邓小平讲话实录
Author: 邓小平讲话实录编写组
Date: 2020-11-30 23:00:00+00:00
Publisher: 北京新华先锋出版科技有限公司

总目录

邓小平讲话实录·会谈卷
邓小平讲话实录·会议卷
邓小平讲话实录·演讲卷

目录

第一部分 与外国首脑会谈录
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 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的谈话）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 1980年5月5日，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的谈话）

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 1982年5月6日，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的谈话）

中国的对外政策 1982年8月21日，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的谈话）

一心一意搞建设(1982年9月18日，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的谈话)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 1988年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的谈话）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 1988年12月21日，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的谈话）

压倒一切的是稳定 1989年2月26日，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的谈话）

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1989年3月23日，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的谈话）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1989年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

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 1989年10月26日，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的谈话）

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 1989年10月31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的谈话）

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 1990年7月11日，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的谈话）

第二部分 与记者访谈录
会见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新闻代表团 1964年9月28日）

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新闻代表团友好谈话 1973年8月27日）

会见尼日利亚新闻工作者 1973年8月28日）
会见委内瑞拉记者 1973年9月2日）
会见刚果布）新闻代表团 1974年5月20日）
会见日本记者代表团 1974年6月3日）
会见扎伊尔新闻代表团 1974年6月18日）
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新闻代表团(1974年8月16日)

会见《读卖新闻》编辑局长谷川实雄一行 1974年8月20日）

会见加拿大新闻代表团 1974年10月1日）

会见日本共同社加盟社社长访华团 1974年10月12日）

第一次会见法国地方大报集团代表团 1974年10月16日）

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和美联社董事长保尔·米勒 1975年6月2日）

会见日中记者会友好访华团 1975年7月21日）
会见新西兰新闻代表团 1975年9月5日）
会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 1977年9月6日）
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 1977年9月29日）

第二次会见法国地方大报集团访华团 1977年10月26日）

在尼泊尔答记者问 1978年2月4日）
会见美国《号角》编辑部代表团(1978年5月2日)
会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访华代表团 1978年5月19日）
会见日本广播协会代表团 1978年6月5日）
会见泰国记者访华团 1978年6月7日）
再次会见扎伊尔新闻代表团 1978年6月14日）
会见奥地利中国研究会访华代表团 1978年8月6日）

会见日本新闻界各社评论负责人访华团 1978年9月6日）

会见泰国新闻代表团 1978年10月3日）

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 1978年10月10日）

在日本出席记者招待会(1978年10月25日)
会见日本新闻代表团 1978年11月2日）
在曼谷出席记者招待会 1978年11月8日）

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 1978年11月27日）

会见美国记者亚奇·斯蒂尔 1978年11月28日）

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和《时代》杂志驻香港分社社长克拉克(1979年1月24日)

在美国会见各媒体记者 1979年1月31日～2月3日）
会见日本时事通讯社代表团(1979年5月16日)
会见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 1979年10月15日）

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弗兰克·吉布尼 1979年11月26日）

会见埃及报社访华团 1980年1月7日）

会见日本《读卖新闻》代表团 1980年3月29日）

接受美联社驻京记者约翰·罗德里克采访 1980年4月11日）

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1980年4月17日)
会见美国报界妇女俱乐部访华团 1980年4月20日）
接受卢森堡电视台的采访 1980年4月29日）

会见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董事会访华团 1980年4月29日）

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和美国战略新闻中心联合访华团 1980年6月3日）

会见美国和加拿大社论撰写人访华团 1980年6月5日）

会见印度《勇士》杂志主编克里相·库马尔 1980年6月21日）

第一次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 1980年8月21日）

第二次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 1980年8月23日）

接受法国电视台记者采访 1980年10月17日）
接受南斯拉夫记者采访 1980年11月7日）
接受西班牙记者采访 1980年11月24日）
会见随密特朗来访的法国记者 1981年2月12日）

会见日中友好协会全国本部访华代表团 1981年5月3日）

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 1981年7月18日）

答丹麦记者问 1981年10月22日）

会见南斯拉夫记者达拉·雅奈科维奇 1981年11月13日）

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 1983年6月26日）

会见美国新闻界人士组成的“重访中国团” 1985年3月25日）

答比利时记者问 1985年4月17日）

接受出席“两会”的港澳记者的采访 1984年5月25日）

会见培格曼出版公司总经理马克斯韦尔 1985年8月2日）

再次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弗兰克·吉布尼 1985年9月10日）

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及记者 1985年10月23日）

接受《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 1986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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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与外国首脑会谈录

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
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的谈话）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就“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的主题进行了谈话。

1978年12月，党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进程，确定了以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为新时代的政策和目标。邓小平认为，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随后，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以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第一次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50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70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说明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有了比较准确的定位。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把“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中的“人均收入”修正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此作为衡量国民经济提高的标准，并明确要提高经济水平，必须要坚持改革开放，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说：“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300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

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大平正芳就中国未来的规划问：中国的现代化蓝图究竟是如何构想的？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邓小平就中国将来的发展目标胸有成竹，他回答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这是邓小平首次阐述中国现代化建设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小康”目标的定位，把本来很抽象的社会经济目标形象具体化，使这一现代化的目标更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同时，它采用世界上通用的衡量标准，将中国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世界各国进行比照，有较好的参考性，可以依照对照情况适时调整相关政策和措施，对中国共产党完善现代化发展战略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针对“小康”目标的阐述，邓小平进行了形象贴切的解说，它既是“四个现代化最低目标”，又可以让人民“日子好过”，使“社会存在的问题比较顺利地解决”。邓小平客观冷静地分析国情，并不盲目冒进，他指出：“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因此，他认为把目标放低一点好，可以轻易实现目标并超越目标。同时，邓小平强调：“目标定低一点是为了防止产生急躁情绪，避免又回到“左”的错误上去。”

邓小平指出，“小康”的现代化，是根据中国国情制定的可行目标，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它要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充满信心地说：“如果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1000美元,那我们的日子比他们2000美元还要好过。”

邓小平这次提出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后，又对这个目标作过深入调查研究，进行了多次调研、论证、思索，进一步明确小康目标。1980年6、7月间，邓小平先后到陕西、四川等地进行考察。7月22日，邓小平在听取河南省委工作汇报后说：“对如何实现小康，我作了一些调查，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份，一个省一个省地算账。我对这件事最感兴趣。8亿人口能够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为了实现目标，邓小平在考察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作精心设计和规划，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

在1981年11月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力争用20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消费达到小康水平。到那时，我们国家的经济就可以从新的起点出发，比较快地达到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

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时，对“小康”目标的描述更为明朗:“我们提出20年改变面貌,不是胡思乱想、海阔天空的变化,只是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变化,这是有把握的。小康是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美元,人均800美元。社会主义制度收入分配是合理的,赤贫的现象可以消灭。到那时,国民收入的1%分配到科学教育事业,情况就会大不同于现在。”

邓小平对实现远大的目标充满信心，他认为先要打好基础，循序渐进，随后要加快发展的步伐，他说：“搞了一二年，看来小康目标能够实现。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跑得快一点。”

邓小平着眼于中国国情，随后于1987年，创造性地设计出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步骤、具体要求，到20世纪80年代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美元；20世纪末达到1000美元；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完整地描绘出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这一百年间，中国国民经济不断增长、国民生活水平由最初的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再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就此，邓小平确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实施步骤。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
1980年5月5日，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的谈话）

1980年5月5日，邓小平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进行了“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谈话。

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曾明确提出，在国内战争完结以后，要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从建国一直到1956年，党中央在领导全国人民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改造的同时，还努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打基础。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大力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主要任务。

然而，从1957年夏季起，国内的整风反右斗争让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在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甚至批评了八大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

对于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偏差，使得党的工作发生了重大失误，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年间，我国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善，“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更是雪上加霜，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

1975年，邓小平得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方方面面的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努力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便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

其后，中国在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各项政策不断完善，对外开放取得了初步成效，国家经济水平得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出实现“三步走”的宏伟目标，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使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最初解决温饱的基础上，首先达到小康水平，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认识到，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持续增长，使国家整体经济水平稳步提高，当务之急是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为了为发展增加有生力量，邓小平提倡“科技兴国”。他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迅速恢复高考制度，教育领域的变革为生产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于1980年4～5月期间，就“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为主题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邓小平分析中国国情，认为革命的概念不仅仅包括阶级斗争，在新的历史时期，革命的内容包括生产力方面的革命，而且，生产力方面的革命已经成为最重要、最根本的革命。

邓小平指出，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地域广的大国，应该在国际上起到更多作用。但由于本身力量有限、经济状况落后，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并强调，这是主要的、压制一切的标准。

中国建国三十年，农业、工业及其他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初步进展，但不能否认，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损失了大量人力财力，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的迹象，生产力得不到有效发展和提高，速度缓慢，这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起点很低，必须要全国人民能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极其艰难的状况下，珍惜时间，全力以赴大力发展社会生产。

邓小平一方面充分地了解国民经济的情况，一方面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只要政策和措施得当，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逐渐提高，国家就能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

然而，对于邓小平的主张，一些人存在异议，更有一些人借题发挥，宣扬“宁肯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对此，邓小平严肃指出，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并非必须贫穷。他说：“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高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注意两点：一是不要超越社会主义现实发展阶段搞“左”的东西，那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二是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1980年4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从去年起，我们就把工作着重点转到了建设上。我们要把这条路线一直贯彻下去，决不动摇。经济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问题，要付学费。现在我们正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们相信这方面是有希望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在1980年4月21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中国将在总结建国三十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既不能脱离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左”的办法，另一方面就是提倡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他说：“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正确的方法。不能否认，非洲好多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而中国也因为十年浩劫，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国民经济停滞倒退的恶果。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寻求正确有效的方法，制定出利国利民的政策。

在这次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的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申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正确的。中国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其中有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制定适合国家发展的政策，要考虑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

“例如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些地区过去粮食能够自给，后来却不行了。当然，城市人口增加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脱离了当地的客观经济现实，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就不能调动积极性。”邓小平在谈话中举例说明，“最近一二年来，我们强调因地制宜，在农村加强了生产组的与家庭的生产责任制，取得明显效果，生产成倍增加。”

邓小平认为：“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改造农业方面我们提倡建立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粮食生产得到增长，农民积极性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采取赎买政策，一方面把它们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长期允许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根据自愿的原则，其中大部分组织成合作社，实行集体所有制。由于我们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这些方式的，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

邓小平在全面总结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一系列成绩时，也汲取了失误提供的经验教训：“后来，在1958年，我们犯了错误，搞大跃进，开始不尊重经济规律了，这就使生产下降了。以后经过三年的调整，发生了变化，又较好地发展起来。但接着就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邓小平客观公正地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不得不进行几年的调整，总之，我们现在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在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并指出：“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邓小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指明党的政策要集中力量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把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重心。这一理论恢复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在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邓小平还进一步阐明：“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那是一个物质极为丰富的社会，不发展生产力，物质极为丰富从哪里来？所以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邓小平充分注意到了历史提供的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提醒全党：“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

邓小平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四个现代化作为衡量功过是非的标准。他说：“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在他后来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谈到怎样估计改革开放时，又进一步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是否有利于”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会带动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邓小平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和基石，也成为党的基本路线和制定系列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

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
1982年5月6日，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的谈话）

1982年5月6日，邓小平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进行了主题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的谈话。

中国自粉碎“四人帮”之后，短短几年中，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并且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定反响，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十分好奇和赞赏，利比里亚等多个国家来访中国，目的就是共同探讨、交流经济建设的经验。

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自力更生为主的经验，是对我国三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最深刻的总结。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作自力更生。”“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毛泽东的这些主张，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艰苦奋斗中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面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诫，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在建国初期，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曾予以中国很大帮助。然而赫鲁晓夫上台后，为和美国争霸，想控制、指挥中国，甚至不惜采取威胁手段，双方关系急剧恶化。在这一时期，美国也敌视中国。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二十几年里，中国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孤立状况。但是，中国人民硬是靠自力更生进行经济建设，并成功地研制出原子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业，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经济建设路线。

邓小平讲道：“我们向第三世界朋友介绍的首要经验就是自力更生。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争取外援，而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这样，就可以振奋起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把人民团结起来，就比较容易克服面临的各种困难。”

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并不意味着要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建立起一套相对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国家在装备、工艺、技术和经营管理等方面，总体来说还比较落后，而且国内资金缺乏，不能在短时期内改变这种状况，所以，必须正确引进国外的资金及科学技术，正确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在本次谈话中，邓小平说：“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

在谈到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时，邓小平客观地指出：“中国对第三世界尽的力量还不多，这是因为中国地方虽大，但很穷，还有许多困难。”他进一步做出阐释，建国以后，虽然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工业方面建立了较好的基础，但仍然很落后，所以，中国仍要继续一心一意搞建设，力争经济有较快的发展。

在60年代初期，毛泽东曾说：“农业是基础。”邓小平在谈话中也强调要重视发展农业。为什么呢？邓小平指出，这是由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农业是提供生活资料的主要部门,是人类生存和一切生产的先决条件和基础。“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农业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得以独立化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只有在农业满足本身需要之外，还能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时，才会有一部分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其他事业，才能使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从农业中独立出来。当一些生产部门从农业中独立出来之后，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也还是要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

我国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更加显著。农业的发展状况如何，对整个国民经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只有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才能为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工业原料、劳动力和更广阔的市场，使整个国民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否则，农业上不去，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也上不去，即使暂时上去了，最终也要下来。

我国三十多年来经济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些，邓小平系统地进行了总结之后，主张必须坚持以农业为基础，重视发展农业。

当时，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都比较低，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薄弱，特别是人多耕地少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二大把农业作为战略重点,是完全正确的,这对于实现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对于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都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改变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缩小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别,加强工农联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推行了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利益直接、责任明确、方法简便等特点，保证了农民在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克服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特点，把小规模的分户经营与专业化、社会化生产结合起来，使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和家庭经营的积极性结合起来，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中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

邓小平认为，从我国的经验来看，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实行正确的政策，推行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邓小平在谈话中强调，必须把粮食生产抓得很紧很紧。针对我国人多耕地少的情况，邓小平建议重视利用山区、丘陵、草原、水面的丰富资源，在保证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和保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营，以此容纳更多劳动力，满足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在本次谈话中，邓小平再次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只有把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放在重要的位置，把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并鼓励农民学习和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才能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因地制宜，有效地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因此，邓小平主张，从中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重视农业发展、重视科学技术的同时，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

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也发生过几次大的曲折。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外，都是由于脱离我国实际，没有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在指导方针上要求过急过高所造成的。急于求成必然会破坏积累和消费之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不但不能加快反而会延缓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根据这些客观事实，在谈话中涉及工业经济建设内容时，邓小平认为搞工业，规模也不要太大，可搞些中、小项目。他在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现在要发展经济,还是要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这个原则。”

量力而行，必须从国情出发。当时，中国的国情是怎样的呢？邓小平总结说：“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

这样的国情决定了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必须要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由于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调整、改革的任务十分繁重，所以，邓小平认为：“八十年代的经济发展不会太快,每年只能增长百分之四、五,主要是打好基础。在本世纪的最后十年,我国将很有可能开创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经济发展速度会更高些。”

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重视发展农业、搞工业规模不要太大、要立足于中国国情量力而行，这是邓小平在谈话中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经验的几个方面，给利比里亚等第三世界国家以极好的借鉴，对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回顾，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的对外政策
1982年8月21日，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的谈话）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就“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与之进行了会谈。

邓小平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1974年，他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的演讲；1978年，邓小平得以再次主持中央工作。他不辞劳苦接待多国来宾，出访过很多国家，制定相关的对外政策和方略，不断调整和完善中国的对外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通过长期对世界形势的深入观察，以及对当今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透彻分析，指出当前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对外政策进行了战略性的调整：改变了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将外交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进一步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上。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得以提高，国际影响也逐渐扩大，对外关系突破了基本孤立的局面，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让邓小平在面对联合国秘书长时，不卑不亢地说出了以下的话：“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这里的坚持原则，主要就是独立自主，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

8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旧交替，时局动荡不安，冷战依旧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继续威胁着世界和平和稳定，各国因民族、宗教和领土等因素，时常发生矛盾冲突。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下，邓小平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持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抓住时机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设。

邓小平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此外，他还一再强调，这样的政策是基于中国发展的需要，因此是“不会变，变不了”的一项长期政策。

霸权主义的受害者是谁？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受害者既不是美国、苏联，也不是欧洲、日本、大洋洲、加拿大一些发达国家。受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其中包括中国。所以，关乎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国家是真正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

邓小平认为，中国并不悲观，但能清醒地看到战争的危险性，虽然霸权主义还想继续横行下去，但他们像过去那样随意主宰世界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第三世界国家尽管穷困落后，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已经得到提升，而中国的力量和作用都还有限，会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但不会当头头。

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最希望和平，中国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要一心一意搞经济、搞建设。中国在新的起点上，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内，争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邓小平也声明，维护世界和平并非一厢情愿的事。如果国际上有人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也不会害怕，无非将目标拖延几年，打完仗接着搞建设。

邓小平在谈话中还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的准则。他还多次强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能给世界带来不稳定、不安宁。历史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有生命力的。因此,我们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3年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完整体现，是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邓小平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和反复实践，以及对国际形势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客观分析之后，制定出既符合世界人民共同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外交政策。

应该说，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都在寻求国家利益的目标，外交政策应该立足于国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来决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家利益因此成为各国制定相关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归宿。因此，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从国家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同样，中国制定外交政策也必须立足于本国利益。

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在重申中国上述外交政策时进一步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邓小平强调：“一个国家和民族走何种道路或选择何种社会制度,别国无权干涉。”

在东欧剧变时，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朋友要交,但要心中有数。别国的社会制度我们管不了,但无论这些国家如何变化,我们都要与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正是在这种“不搞意识形态争论”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在两极格局解体后，同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与国外政党建立和发展了新型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同时，也加强了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

1989年， 国际风云突变，少数西方国家联合对中国施压，邓小平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全面分析后指出，对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抓紧时间，进一步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在这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影响下，中国现已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开展了经贸、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可以说，现在中国的朋友遍天下。

一心一意搞建设(1982年9月18日，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的谈话)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进行了主题为“一心一意搞建设”的谈话。

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虽然局部地区依然动荡不安，但战争的格局已经向和平发展的趋势转变，中国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顺应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大力实行改革开放，全面进行经济建设，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可喜成绩。

1982年9月1～11日，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致大会开幕词。大会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方针政策，确定了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争取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

这次与金日成的谈话，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不久之后进行的。邓小平在谈话中说：“十二大以后，我国政治形势更加稳定，可以更好地一心一意搞建设了。”

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二十年是从1981年算起，到本世纪末。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邓小平强调，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

接着，邓小平在谈话中，对十二大的会议内容进行了总结，他说：“十二大对过去犯了错误的同志做了审慎的处理，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坚持“左”的政治路线，又提出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叫作‘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指的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如果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更不用谈别的问题了。粉碎“四人帮”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应该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工作。随后，他多次同党内同志谈话，说明“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邓小平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同年9月19日，他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因此，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又再次强调， 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受到华国锋等人的压制，但由于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支持，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这场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动全党全军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产生重大作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邓小平在谈话中总结这场讨论：“我出来工作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当时有人抵制这个讨论。我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政治路线的分歧，而且也是思想路线的分歧。我从朝鲜回来后，在东北三省沿路讲这个问题，一下子传到全国。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

当时，邓小平认为，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做好破和立。破，就是要肃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立，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恢复与发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整顿领导班子和领导作风，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恢复到革命战争年代的水平。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做艰苦奋斗和实事求是的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

对于中国为什么要一心一意搞建设，邓小平在谈话中做出解答：“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指出，只有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才能战胜资本主义。他说：“到了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经济高度发展了，物资极大丰富了，才能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

邓小平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教训。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论断，是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

随后，邓小平在多次的谈话中，都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建设。

其后的几年间，中国在正确的政策方针的指引下，加强经济建设，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

1990年3月，邓小平在提醒全党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时指出：“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他还从国际斗争的角度来强调这个问题，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快发展的必要性，他阐述了几个重要观点：“第一，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现在，周边一些围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第二，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邓小平再三告诫全党“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多次提到，党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就是建立在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分析和科学判断上的，这样才能做到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并一再强调：“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

邓小平对面临的机遇作了透彻的分析：“一方面国际形势对我国的发展是有利的，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世界大战短期内打不起来，世界向多极方向发展，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改善，我国可以‘下决心一心一意搞建设’。而且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国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国有利的条件存在着。另一方面是国内形势更为有利，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又是经济发展，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完全能够加快发展。”

“一心一意搞建设”的谈话内容对我国制定正确的发展政策起到积极作用，中国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国家日新月异，稳步走向富强、民主、文明之路。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
1988年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的谈话）

1988年9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应邀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邓小平会见了胡萨克，并把这次会晤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老战士之间的见面”。

当天上午，胡萨克刚刚走进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便迅速健步向前，同胡萨克热烈拥抱，互相问候起来。兴致高昂的邓小平同随行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后，又同胡萨克一起笑容满面站在一大群摄影记者前拍照。后来，两位领导人愉快见面的镜头也广为流传。在他们坐定后，两位老一代革命家像拉家常似的越谈越高兴。当看到邓小平掏出烟卷时，胡萨克马上拿出打火机给邓小平点烟。他对邓小平说：“我知道您的名字至少已经有50年了。”给邓小平点烟是为了向他“表示敬佩”。

胡萨克在会见中表示，我们为共产主义都已奋斗了50多年，其中有好的经历，也有不好的经历。这时候，邓小平马上插话说：“我们要把经历过的好的时期记住，坏的时期忘掉。”胡萨克完全同意邓小平的意见，他说：“对，这样才能保持永远乐观。”

中国同捷克斯洛伐克建交后，两国政府来往密切，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捷两国关系发展迅速。身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的胡萨克1933年就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并于1944年组织领导了斯洛伐克反法西斯民族起义运动。

1950年，担任斯洛伐克行政委员会主席的胡萨克被指控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被解除党内外职务。第二年在被捕后被开除出党。随后，更是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60年5月，才大赦获释。1963年12月，他恢复名誉和党籍后便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国防委员会主席等多个职位。他的政治生涯跟邓小平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都经历过大落大起。两人可以说是惺惺相惜。

邓小平在会见中坦率地告诉胡萨克他自己“三下三上”的经历。邓小平说：“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如果从1922年算起，我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已经工作了六十多年。这期间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一些错事。”邓小平表示：“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从1954年起，我就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

20世纪70年代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和人民粉碎，一些重大历史性课题却并没有随“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得以回避。如何去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

邓小平在这个方面一直是积极主张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但他同时也多次表态要始终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我们党的历史。1975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就此拉开了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序幕。1977年4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次年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并特别强调：“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邓小平在这次会谈中特别就总结历史、开辟未来的问题发表了重要的看法和意见。邓小平说：“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在同胡萨克的谈话中，邓小平特别提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指出：“这个决议就是根据我刚才说的立场与观点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的。如何评价党的历史这个问题，我们有，你们也有。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事实上，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就曾明确指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邓小平说：“不能把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同志身上。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生前自己也承认有错误，他说过，我死后如果能够得到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评价就满意了。从1921年建党到1957年，三十六年内他做的好事了不起，是他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

邓小平指出：“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在邓小平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都是我们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后制定的。

胡萨克称赞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工作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邓小平说：“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我们这个领导集体是坚持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我们相信，现行方针政策一定会继续下去。就我个人来说，对这一点有信心，也感到愉快。”

在80年代后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当时很多外国记者要来采访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并要为其写传，但都被邓小平婉拒了。邓小平向胡萨克表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人总是要死的。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这位共产党的老人面对同为“共产主义运动老战士”的胡萨克，表露了自己的心声，他说：“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1997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我也想去台湾看看，不过看来1997年以前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

在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在午宴招待上同胡萨克交流说：“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邓小平指出：“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好处。”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进步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愈加显著，以科技进步为主要支柱和主要动力的经济、军事、国家实力的竞争在国际社会也日趋激烈。

邓小平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他说：“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胡萨克对此表示赞同。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
1988年12月21日，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的谈话）

1988年12月19～23日，印度共和国总理拉吉夫·甘地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这也是1962年，中印边境爆发武装冲突，双方撤回了大使后，34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华。12月21日上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拉吉夫·甘地。

在1962年中印关系趋于冷淡前，1954年拉吉夫·甘地的母亲曾经陪同他的外祖父，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到中国访问。

拉吉夫·甘地的家族在印度政治地位显赫。包括拉吉夫·甘地的母亲，被后人成为“印度铁娘子”的英迪拉·甘地在内，连续三代都曾经担任过印度总理。中印两国是重要的邻国，有着被西方列强侵略的共同历史遭遇，新中国成立后，印度迅速在1950年与中国建交，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1954年尼赫鲁总理访华时，两国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期。邓小平在此次会见拉吉夫·甘地时也提到：“那时候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中间相当一段时间的情况是彼此不愉快的，忘掉它！一切着眼于未来。”对此，拉吉夫·甘地表示同意说，希望两国关系能恢复到以前那样。

拉吉夫·甘地此次访华，印度国内高度关注。他从印度起程来华的前一个月，当时的执政党印度国大党对拉吉夫·甘地的访华寄予了厚望，包括“促进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之外，开始一个两国关系恢复元气的富有活力的进程”和“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因为防止边境地区出现紧张局势对两国都有好处”。此外，印度其他各政党也表示支持拉吉夫·甘地改善对华关系的外交行动。

邓小平在会见中回忆说：“我1978年访问尼泊尔时，曾见到了你们的外长，我请他带信给你母亲：我们应该改善关系，我们没有理由不友好，没有理由不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以后，两国之间就有了一些接触。但真正开始改善关系的，是你这次来访，所以要谢谢你。”英迪拉·甘地领导印度期间的政治方针相当硬朗、立场坚定，但她并没有在对华关系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如若不是其弟弟山齐·甘地在一次空难中丧身，这位原本想成为一名飞行员的印度小伙也不会勉强进入政坛，而恰恰是这个“误打误撞”的“毛头小伙”却与时俱进地让中印两国关系得以“破冰”。毕竟此前的印度总理都是些老人，拉吉夫·甘地的出现给这个职位带来了一股年轻的力量。

1984年，拉吉夫·甘地的母亲英迪拉·甘地在任期间被刺杀，当时中国政府派特使姚依林副总理赴印参加葬礼，并会见了包括拉吉夫·甘地总理在内的多位印度政要，当时姚依林传达的政治信息是，中印两国并不存在相互威胁的问题。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中国对改善两国关系既表达了诚意，也有信心。印度方面也表达了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

中印两国的边境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大难题，也使得中印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不过，在姚依林副总理传达了中国对印度的友好态度后，印度方面却在1986年和1987年连续两年出现了对华的强硬政策。先是印度议会通过了一项涉及中印边界问题的法案，给渐有改善的两国关系造成消极影响。而后，两国边境地区的局势也出现了不太平静的情况。但拉吉夫·甘地却表现出积极的对华态度。1987年6月，印度外长蒂瓦里顺道访华时转达了拉吉夫·甘地总理的口信：印度希望和中国重建两国的友好关系。双方应该消除过去的误解和怀疑，以便找到两国关系的新开端。而后，中印两国高级官员频繁接触，印度政府方面表现出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态度。里程碑的事件自然就是此次拉吉夫·甘地的访华。

在与邓小平的会见时，拉吉夫·甘地表示：“印中之间多年的分歧并没有减少我们之间的共同纽带，我们两国曾进行了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现在又正在进行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

邓小平对此回应说：“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现实情况是当今世界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他四分之三的人口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叫不发达国家。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我们两国是上述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行列里的最大的队伍。”

邓小平说，中印两国共有十八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两国对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要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邓小平表示自己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亚太地区如果不算美国，就是日本、‘四小龙’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比较发达，人口顶多两亿，即使把苏联的远东地区、美国的西部地区和加拿大包括进去，人口也只有三亿左右，而我们两国人口加起来就有十八亿。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这就像巴西不发展就不是拉丁美洲世纪一样。”

邓小平表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的良好政策。”

对于中印两国未来的发展，邓小平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他说：“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争取在五十到七十年时间内发展起来。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也正是在这个伟大的目标下，中国政府提出，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

拉吉夫·甘地说，“现在世界上的紧张局势虽然有所减少，但仍然存有霸权主义、集团政治。国际政治新秩序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现在的经济秩序是附属关系，是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秩序，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领域里，我们也可以共同努力。”邓小平对此表示赞同。谈到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时，邓小平认为这些已经行不通了，那么应该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他认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邓小平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首先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要遵循这些原则，而且我们同各自的邻国之间的关系也要遵循这些原则。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两国同邻国的关系应该做些调整。我提出这一建议，请阁下考虑。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赞成的人会有不少，但只要有高度的智慧和战略的胆识，就一定可以完成。我想，我们就首先在阁下来访的新闻公报中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邓小平坦诚地表示：“由于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国内的各种事情都在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他说：“我想你们也会遇到这个问题的。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

拉吉夫·甘地此次访华中也表示，现在是向前看，把目光转向未来，恢复两国关系的时候了。与中国一样，印度也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最佳办法。他说：“我们希望在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时遵守这些原则。边界问题已成为一个大问题，必须在相互理解对方观点的基础上，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这符合双方的利益。”

拉吉夫·甘地的访华取得了重要成果，是中印两国关系在改善和发展进程中一个新的起点。正如在与邓小平会见后那个下午，拉吉夫·甘地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多年来印中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没有任何接触。但是，幸运的是在这期间双边贸易依然存在。我们将能够填补这段空缺，能够找到许多可以继续努力的共同基础。”

压倒一切的是稳定
1989年2月26日，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的谈话）

1989年2月25日，乔治·布什刚刚就职美国总统一个多月，就对中国进行了40个小时的工作访问。25日布什抵达北京当天，邓小平便会晤了他，就共同感兴趣的国际问题和中美双方关系交换了看法。26日，邓小平又在人民大会堂正式会见了布什总统。邓小平在会见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失掉。”

这不是邓小平第一次强调“稳定”的重要性，从80年代初开始，他就多次提出，必须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987年3月8日，他接见外宾时就曾指出，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6月29日，他又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邓小平在1985年5月20日同陈鼓应教授的谈话中也曾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在各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涌现出一些问题，各种新旧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社会上屡次出现不稳定的局面。邓小平在与布什的会见中也谈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形势，并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作了说明。他说：“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做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邓小平表示：“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总的来说，中国人民是支持改革政策的，绝大多数学生是支持稳定的，他们知道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

正是及时地抓住当时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反复强调政治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他多次指出：“中国人民，吃够了十多年动乱的苦头。动乱一下，就耽误好多年，不是三年五年能恢复起来的，动不得、乱不得啊！”当时正是发展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邓小平认为我们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不可能的。

作为中国的“老朋友”，布什自然是能感受到中国“稳定”对经济带来的极大好处的。1974年，当时布什在杰拉德·福特担任总统期间，出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驻华期间，他和夫人就经常骑车来往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可以说，在美国政坛中，布什是最为熟悉和了解中国的。1975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布什也随同基辛格一起，在两天内同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举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交谈。后来布什在回忆录中对这次会谈也用了较为生动的笔触描述：“邓小平是那种在同外国领导人交谈中强硬和和蔼都运用得恰如其分的人。但在同基辛格的会谈中，他明显地倾向于强硬。邓像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对美国面对同苏联的冷战所采取的政策方向十分关注。他指责美国的对苏政策同英、法在1938年慕尼黑采取的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十分近似。‘这是绥靖政策。’邓说。基辛格有些生气，但仍泰然自若。国务卿回答说：‘一个国防开支1100亿美元的国家不能说是追求慕尼黑精神的。我提醒你，当你们和苏联还是盟友的时候，我们就在为了你们而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布什曾多次访华，并与邓小平多次会面，他们称呼对方为“老朋友”。1982年布什再来到中国时，他的身份已变成美国副总统，这一次他是中美关系因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而面临危机的背景下来的。会见开始时，邓小平对布什说：“你是比较了解中国的。你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我们衷心欢迎你。我们希望通过你这次到北京来，能够把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阴影，一些云雾一扫而光。”同时，面对这位老朋友，邓小平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向台湾卖武器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阴影，而且今天来说是一个潜伏的危机。如果两国关系中的这个疙瘩能够解开，将对全球战略很有利。而后，布什和邓小平单独会谈了一个小时，终为中美最终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又称《八·一七公报》）铺平了道路，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89年2月，布什再次应邀对我国进行工作访问时，当时的中美关系正处于紧张时期。邓小平与布什谈到中美双边关系时说：“十年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平稳的，尽管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在布什总统任期内，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邓小平对美苏达成《中导条约》表示欢迎，并希望美苏两国的战略武器谈判也能取得进展，他说：“我们希望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希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取得成功。我们也希望美国和苏联改善关系。”

当时布什已经在1988年当选为美国第41任总统，他对邓小平关于两国关系的看法完全赞成。他说：“在世界发生重大变化、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的时刻来华访问，是非常有意义的。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巨大的潜力。在美国，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支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

在谈论稳定问题时，邓小平几乎都是将稳定与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说：“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的同时，必须时刻维护稳定这个大局，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成为后继者在改革开放中发展经济的重要支撑，稳定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创造条件。

在各国政府首脑人物中，布什可称得上是与邓小平接触较多者之一。邓小平百年诞辰时，布什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如今这个开放、欣欣向荣和更加自由的中国与我当年曾经生活和了解的那个封闭的中国真有天壤之别。中国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这一评价是对邓小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重要地位的肯定。

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1989年3月23日，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的谈话）

1989年3月2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

在谈到中国的建设经验时，邓小平说：“中国过去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封闭状态，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直到1978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这个问题恰当地解决了。从那时到去年年底的十年里，中国有了可喜的成就，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不过，邓小平坦承：“发展中也出现了新的失误，但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成就，这是我们的根本观点。”

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翻了一番，邓小平将此归功于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归功于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他说：“我们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大错误没有犯，小错误没有断，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要摔跟头，今后也难以避免。”

但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当时亟须解决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准备用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的一条经验是，发展顺利时要看到出现的新问题，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总之，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把错误纠正过来，就能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我看我们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货膨胀比我们厉害，只要全国人民思想统一，治理也不难。对到本世纪末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我们是有信心的。”

邓小平还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他承认，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邓小平认为，只有坚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他说：“我们现在还不富裕，在财力上对你们帮助不大，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朋友们，这也是一种帮助。”

艰苦奋斗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号召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了艰苦奋斗的思想。1955年12月，毛泽东为《勤俭办社》一文写按语，提出了“勤俭经营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在这份按语中，毛泽东提出：“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第二年的11月，他又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邓小平第三次返回中央工作后，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历史背景下，他再次强调了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意义。1980年，他又在多个场合重申了艰苦奋斗的思想，包括：“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们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还很穷，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创业，就是要吃点苦，否则不可能有今后的甜。人民生活只有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才能得到逐步改善。”他分析当时中国的形势和任务时说：“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我们拥有各种有利条件，一定能够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但是也要认识到，为了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能不提倡和实行艰苦创业。”

1989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十年。这年的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同心同德，艰苦奋斗——1989年元旦献词”的社论。这篇社论重新论述了艰苦奋斗对当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社论指出：“在改革的第十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社论认为：“改革是一场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革命，理想化的方案是没有的，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一改就灵。”社论说：“当前最需要的是，认真总结经验，提高对改革的规律性的认识，从而坚定改革的信心，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振奋精神，艰苦奋斗。”

乌干达也是一个饱受强国欺凌的国家，从1981年到1986年，历经了长时间的内战。出生在乌干达南方省安科莱区基亚马特镇的穆塞韦尼就是在1981年2月创建人民抵抗军，后于1986年1月29日出任该国总统。当时摆在穆塞韦尼面前的国情是：贪污腐败、宗派主义色彩浓厚、社会秩序无法重整、政府公信力低下。

邓小平在会见穆塞韦尼时，将艰苦奋斗这一国内经济发展的经验分享给他。而在谈到国际问题时，邓小平表示，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这个任务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

邓小平说：“反对霸权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49年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取得了一个资格：人们不敢轻视我们。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总是欺侮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常干预这些国家为摆脱控制、发展经济、争取政治独立与自主所作的努力。他们对中国也是这样。有的大国的议会今天通过这样一个决议，明天通过那样一个决议，干涉我们的内政。但是中国是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些干涉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可以置之不理，也可以提出抗议。我们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没有解决，仍然面临着完成国家统一的任务。所以说，连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都还有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务，可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主权的任务还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因此，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奋斗。”

中国非常关注非洲的发展与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纷纷独立，这为发展获得了最好的条件。经过多年奋斗，当时的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邓小平指出，非洲国家要利用这一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搞好民族团结，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使经济得到发展。他对穆塞韦尼说：“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在这方面，你们做对了。总之，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

基于对世界总体形势科学分析，邓小平提出了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思想。这一思想也使得中国未来三十年在“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1989年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

1989年5月15～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邓小平与他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

中苏两国关系从合作到恶化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邓小平认为，讲清历史问题可能对解决和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所以在他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他特别谈到了这个问题：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

“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中国有很多地方被日本划为它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在北方，很多大城市有日本租界。1931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932年在中国的东北搞了个‘满洲国’。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打了八年。最后，由于中国抗战，由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共同战斗，包括苏联出兵，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彻底失败了。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账，日本欠中国的账是最多的。但是由于日本战败，中国收复了所有被它侵占的地方，它在中国没有占去一寸土地。悬案是一个钓鱼岛，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上面没有人烟。我访问日本时，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同类的纠纷，后来我们提出了一种设想，就是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

“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1922年12月30日以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外高加索联邦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而成的苏联，在当时世界上是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占有东欧的大部分以及几乎整个中亚和北亚；陆地与挪威、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国、蒙古及朝鲜接壤；与瑞典、日本、美国及加拿大隔海相望。尽管其宪法规定苏联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由15个平等权利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盟共和国）按照自愿联合的原则组成，但其政府权力高度集中，并奉行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及计划经济政策，由苏联共产党一党执政。

“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

新中国成立的过程中，苏联曾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7年10月5日起苏联始提供武器弹药，其对华一系列的军事等方面的物质援助，从一个方面将使中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迅速壮大。但在这个过程中，苏联也以“老大哥”的身份，获许了许多在华特权。“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划定了边界。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邓小平指出，“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那个时期，美苏争霸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外国的威胁。中国是个贫弱国家，但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何方？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后来还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

中国在当时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打压和封锁下，生存空间受到压迫。另一方面，在与美国争霸上，苏联也是不遑多让，其大国沙文主义也逐渐露头，不断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甚至还大兵压境，对中国的主权和人民生命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邓小平在会谈中尖锐地指出：“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债，我们提前两年还清了。”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恶化。邓小平总结说：“60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1963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邓小平在第三次上台后，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苏联的状况，在他亲自过问与指导下，中苏关系改善的时机越来越成熟。

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年初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发表讲话，传递了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邓小平得知这一讲话内容后，立即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要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这年夏天，邓小平同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外交部领导开会时，就中苏关系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方针。邓小平表示，要采取一个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是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要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邓小平指出，在改善关系时，要将现实问题置于首位，要将重点从意识形态争论转向国家利益的考虑。

邓小平为1989年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确立了主题：“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首先提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在回顾中苏两国交往历史时，邓小平谈道：“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戈尔巴乔夫对此坦诚地表示：“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现实证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事实上，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邓小平一直没有停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他在1985年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罗伯特·穆加贝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邓小平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

对苏联模式的弊端，邓小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认为：“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如何开辟中苏两国的新未来？邓小平表示，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他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邓小平最后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

这次会见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它宣告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终实现。邓小平的谈话，也是对后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原因的最深刻的揭示。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依据此次会见确定的国家关系原则迅速发展。

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
1989年10月26日，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的谈话）

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会见了时任泰国总理的差猜，并与差猜进行了“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的谈话。谈话中，邓小平面对东欧、苏联的变化，表达了对中国未来前景的坚定信心。

1989年6月4日，波兰团结工会上台，苏东社会主义垮台出现第一道突破口。成立于1980年8月31日的波兰团结工会由莱赫·瓦文萨所领导，也是华沙条约签约国中第一个非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它将波兰国内的天主教徒及反共左翼人士组织结合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反共主义社会运动。团结工会的出现及持续的存在，不只是在长期由波兰统一工人党一党专政的波兰前所未见的，也是那些在实际上由苏联统治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前所未见的。团结工会发起了广泛的反共非暴力社会运动，巅峰时联合了约一千万名成员。1981年9月全国大会前，团结工会总人数达到950万，达到波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1981年，波兰的共产党政府曾实施戒严，而后进行了为期数年的政治打压，试图摧毁团结工会，但未能如愿。最终，由团结工会领导的反对派，与政府进行圆桌会议谈判，最后协议于1989年举行半自由选举，成功促使波兰共产党垮台。

在这次事件中，邓小平面对国内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提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他在会见差猜时指出，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

东欧局势的变化，邓小平一直是以敏锐的目光时刻关注着。在波兰事件发生10多天后，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等中央同志谈话时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邓小平做出的判断，揭露了西方世界的狼子野心。他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即要“顶住逆流”、要“旗帜鲜明”，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

邓小平对局势的变化以深思熟虑著称，在与差猜的谈话中可见一斑。中国和泰国本就是近邻，有着近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新中国成立后，1975年中泰建交，也是由于当时周恩来总理的外交破冰之旅。邓小平在谈话中说：“我们两国的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典范。最近一个时期，我多次向国际上的朋友们说，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我特别推荐50年代由我们亚洲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作为今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我们两国自70年代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可以说真正遵循了这个原则。”

和平共处，是邓小平在外交上坚持的基本准则。在他与差猜会见的一个月前，9月3日，邓小平在与身边人员谈国际问题时就指出：“切不要打旗，不要去干涉别国的事情。关键是自己要搞好，自己搞好了，本身就是对国际共运的贡献，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这也是邓小平首次提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不要打旗”的忠告。他认为，苏东剧变不能就简单归结为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而应该寻找深层原因，特别应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下功夫。邓小平指出，经济社会发展良好，人心就容易安定，一般来讲是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的；反之，经济如果发生停滞，人心开始骚乱，稍有风吹草动都可能发生问题。早在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三次会议讲话中邓小平就指出：“据说苏联是百分之二十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为什么它翻不起身来，就是负担太沉重。”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再次谈到国际形势时，对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还要很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邓小平强调：“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东欧剧变后，邓小平的认识是，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邓小平对差猜说：“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就体现出来了，就是在这个会上决定制裁中国，他们使用经济手段，也使用政治手段，如高级官员不接触。这个东西对中国有什么影响？美国也好，法国也好，他们的决策人至少有两点对中国认识不清。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国家随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不但国内没有人有这个本领，国际上也没有人有这个本领，超级大国、富国都没有这个本领。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

当时美国正以“人权问题”对中国进行攻击。不过，美国总统老布什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正在等待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发出能导致两国关系改善的“适当信号”。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了白宫发出的缓和信号，他在会见差猜时指出：“事实表明，那些要制裁我们的人也开始在总结经验了。总之，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这是我讲的怎样认识中国的话。”

邓小平说：“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邓小平指出，“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 ，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

中国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在波兰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反复重申这样一个话题。他在1989年9月16日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也指出：“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思考，以及“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的观点，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了信心，为继续深入地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创造了条件。事实证明，改革开放给我国经济体制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中国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改革开放不行。

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
1989年10月31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的谈话）

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会谈初始，邓小平就高度评价了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二十三年间，中美关系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尼克松就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就想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力量，他感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他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开展“均势外交”，并调整其亚洲政策，多次做出寻求“与中共改善关系”的姿态，包括主动建立了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与中国互传口信的渠道。

20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中国同样需要美国来扼制苏联。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曾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著名记者斯诺夫妇，以此传达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第二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拉开了“乒乓外交”的序幕。这场以“小球”推动“大球”的外交也在全球引起了轰动。1972年，尼克松在2月27日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正式建交，同时尼克松还表示，如果他连任，将在下一个任期内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是，“水门事件”的发生，尼克松被迫辞去了总统职务，也使得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大大推迟了。

1979年，当时尼克松已经从总统变成前总统，而卡特作为美国总统在华盛顿举行了盛大国宴，欢迎邓小平一行。宾客中有两个人物是邓小平特别向卡特总统提出邀请的——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这是邓小平和尼克松的第一次见面。

邓小平访美，标志着中美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尼克松当年的愿望没有能在他的任期内得以实现，但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对这位中美关系的“奠基者”，邓小平还特意在宴会的答词上说：“我们两国曾在30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怀念生前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们也自然想到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所做的努力。”

“水门事件”发生后，尼克松在1974年离开了白宫，这一次受邀也是他5年来第一次回到白宫。后来，美国前总统卡特也在他的回忆录《保持信心》一书中谈道：“果然不出所料，尼克松在白宫的出现震惊了华盛顿的新闻界。尼克松总统虽然并不认识中国的现任领导人邓小平，但在短时间的招待会上，他却同他们津津乐道他以前的中国之行。从他们私下的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始终是中国人的一位受敬重的朋友，他们并没有把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指控看得很重。”

此后，尼克松多次访问中国，几乎每次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尼克松在1989年访问中国，既不是总统的特使，也不是政府的官员，而只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到中国的。这是尼克松第6次访问中国，也是最后一次同邓小平会面。

邓小平在会谈中表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所以，你1972年的中国之行，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非常勇敢的行动。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如果说70年代尼克松访华解除了中美敌对时期的警报。那么20世纪80年代末期，因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美关系再一次处于严峻的状态。这个时候，尼克松访华显得尤为特殊。他后来在回忆这一次的会见时说：“我在1989年对中国进行的第6次访问可能是在我17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论的访问。这一次，几乎我的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极力劝我不要去。他们预言：批评我的人会无情地对我进行谴责。但是，我相信，为了尽一切努力来恢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势头，自己的形象遭受危险也是十分值得的。”

在会谈中，尼克松对邓小平说：“我对中美关系仔细观察了17年。在这种关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危机，因为这一次感到关切的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中国的朋友。在我们的会谈中，我们必须研究这些分歧，并弥补美国国内对中国友好的人因对一些中国领导人尊敬而遭受到的损害。”而邓小平也真诚地对尼克松说：“我们在同苏联和东欧国家改变几十年不和关系的时候，总是首先肯定应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现在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们同美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他坦诚地告诉尼克松说：“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

邓小平指出中国当时的情况是稳定压倒一切，他表示：“稳定才能搞建设。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我不说西方国家的政府，但至少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针对美国新闻媒体报道的大量假新闻，邓小平还提出批评：“‘美国之音’太不像话，一批撒谎的人在干事，连起码的诚实都没有。”他表示：“如果美国领导人根据‘美国之音’定调，制定国策，要吃亏的。”

面对美国的“人权”攻势，邓小平的应答游刃有余。他请尼克松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邓小平还着重地说：“这是我讲的真话。”

邓小平说：“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外国的干涉在某个时候可以给我们造成困难，甚至造成动乱，但动摇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

阐述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不要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后，邓小平强调，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他肯定地告诉尼克松：“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十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

邓小平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

会谈最后，邓小平再次强调：“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时，邓小平表现出了足够的沉着和冷静。这也使得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角斗场上》中评价此次会谈说：“我离开中国时，对未来抱审慎的乐观态度。我之所以乐观，真正原因是我重新认识到，在采取一些必要的紧缩措施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将会继续下去，从而必然会重新出现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压力。”他说：“我遇到的每一个领导人都表示坚决支持邓的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一些较年轻的领导人。他们都知道走回头路再搞教条主义只会走进死胡同。中国由于其巨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不可避免地会在下一个世纪成为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那时，我们需要中国作为我们的朋友。”

尼克松在后来评价邓小平时说：“在我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历时3小时的毫无限制的会谈结束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
1990年7月11日，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的谈话）

1990年7月11日，邓小平会见了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在会见中，邓小平就“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的话题与特鲁多进行了会谈。

这位20世纪加拿大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是非常有远见的。他在1968年4月出任加拿大总理时就曾表示，在对华关系上要摆脱美国的控制，要干一些“美国不同意的、同时也不喜欢的事。就算是老虎尾巴，我也要扭它一下”。他说，在对华关系上，加拿大已经等待美国15个年头了。他上任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六次谈及新内阁的对华政策。这样的执着或许源于他1948年的中国之行。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当时才29岁的特鲁多正好在中国，身处上海的他看到了中国新政权的希望之光，但由于战争的原因没有能继续进行考察。后来通过努力，他于1962年从罗湖桥进入中国，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考察游历。在这两个月中，他对新中国又有了新的理解。在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地的所见所闻，跟他接触到的西方社会对新中国的描述有很大的差异。从政后的特鲁多力图改变这种状况，于1970年10月13日冲破美国阻挠，推动中加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983年，邓小平在第一次会见特鲁多时就表达了中国采取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他说，从60年代我们就一直赞赏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独立自主的政策。在70年代，我们认为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当时我们同西方，包括美国、欧洲采取了更接近的政策，这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近几年有点变化，苏联还是咄咄逼人，但美国最近的几手表明，对美国也不能忽略。对美国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这几年它搞的几手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认为，有资格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没有别人。这是近几年我们对事物观察后的看法。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有利于争取和平。

在这次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1989年以来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是没有资格的。邓小平说：“实践证明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受了一些影响，但影响不大。事实上，制裁正在逐渐消失。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抗制裁是够格的。所以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

在对外关系上，中国始终坚持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在维护国家主权上面，邓小平从来都是不妥协的。他表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

邓小平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政治不安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所以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邓小平在这里指的干涉别国内政的就是超级大国——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将“人权外交”的矛头转向中国。当时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让美国认为以“人权外交”为核心的“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战略取得巨大成功。中国在美国抗衡苏联方面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已经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建立单极世界霸权体系的野心急剧膨胀，并先后在世界上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和“人权无国界”等新干涉主义的论调。

而对于人权问题，邓小平在1943年2月20日《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的讲话中就曾作了分析。他说，我们在政治上，不仅要保障群众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还要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在群众运动中不能提倡侮辱地主人格的行为，如打人、唾口水等。尤其在党的领导上，应防止这些现象成为风气，因为这些做法，会失掉社会同情，有碍团结地主抗日，也妨碍争取落后群众卷入斗争。削弱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去的经验证明，地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非常重视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减租减息他们还比较容易接受些，一触及到政权问题，就要遇到他们的严重反抗。所以没有群众自觉地参加政治斗争，要想削弱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不可能的。

1985年，邓小平再次谈到了人权问题：“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在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再次指出：“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

事实上，讲到人权问题，1972年尼克松第一次访华时，中国仍处在“文化大革命”灾难之中，连邓小平本人的人权也说不上。邓小平在1990年5月13日会见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时就表达不满说：“为什么那时美国不谈人权问题；现在中国搞改革、开放，致力于发展和摆脱贫困，美国却提出人权问题，这是什么道理？无法理解。可见人权问题是个借口。请布什从中国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中国不能再让了，再让就乱了。中国不同于东欧；中国政治形势是稳定的。一个国家要动乱很容易，一夜之间就可以乱起来。寻求较长期的稳定却需要花很多心血、很多时间，而且要有正确的政策。”

在这次与特鲁多的谈话中，邓小平特别谈到，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他说：“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东欧事件发生后，我跟美国人说，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现在东欧的问题尚未解决，再捅别的乱子干不得！”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邓小平认为，“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

邓小平认为：“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什么人权、民权问题，都管不住这个问题。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中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引起大家警惕，是为了提醒各国决定对华政策时要谨慎。”

1984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就曾表示，中国是信守诺言的。而这次他与特鲁多的谈话，不仅再一次表达了维护中国主权，而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将继续信守承诺，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第二部分 与记者访谈录

会见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新闻代表团
1964年9月28日）

1964年9月2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会见了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新闻代表团。这两个新闻代表团，都是应我国新闻界的邀请在9月23日来到中国参观访问的。它们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一个来自越南《学习》杂志。

这一年，中国迎接了18个国家和地区29批次共85名新闻界的客人。这些新闻界的访客，是来看一个他们以前从不熟悉的中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国家即开始了对中国的封锁。面对艰难的外交困局，毛泽东很豪气，他认为首先要“另起炉灶”，即是否认之前国民党政府与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建立符合新中国要求的和平外交；然后，他认为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是我们正好利用封锁的时间来进行建设，等国家建设好了，再请国际朋友们来参观。

此时全国上下各方面的建设正进行得热火朝天，中国于是积极主动地开门迎客。眼光敏锐的外国新闻界对这个神秘的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好奇，便陆续趁着这个契机访问中国。

不过邓小平此次会见的两个新闻代表团，却是中国的老朋友了。印度尼西亚自1961年与新中国签署了第一个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后，两国的文化交流就日益增多，每年都有不少代表团互访。越南则是较早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长期的掠夺和战争的创伤，让越南同样在贫困线上艰苦挣扎。

面对两国朋友,邓小平诚恳地分享了新中国的建设经验：“过去我们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把指标定得太高了。我们从农民身上拿走过多粮食，伤了农民的元气。搞加快工业化，伤害了基础。事实提醒了我们，于是我们搞了三年的调整。今后，在农业方面，我们要做些扎实的工作。”

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黑暗中独自摸索着成长。邓小平的这段话，说的是中国刚刚经历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

1953年，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国内工农业生产大幅提高。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1958年至1960年间，急于求成的中国共产党公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运动。在“赶英超美”的口号下，全国各地开始大炼钢铁，大办万头猪场万鸡山，浮夸风泛滥，人民生活变得异常艰难。

八届八中全会后，“反右倾”斗争愈演愈烈，各地在粮食不断告急的情况下，仍不断追加钢年产量指标。铁矿不足，全民就不下地耕作上山采矿，燃料不足，就扔掉锄头上山伐树，不少农民甚至拿出自家的铁器用于炼铁。大量的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粮食产量急剧减少，天灾加人祸，大量农民被饿死。直到此时，中央领导才如梦初醒。

中国的建设，一切都是重新开始的，一路上难免有错误。在邓小平的观念里，有错误不怕，只要勇于寻找正确的途径，就能把事情越做越好。经济建设是这样，教育也是这样。

邓小平告诉客人：“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有一部分是照抄资本主义的，有一部分是照抄苏联的。我们要发展半工半读学校，培养学生们的劳动习惯。在工厂、农村，让工人、农民也学习文化，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距缩小。”

这样的设想，虽然有过于理想化的成分，却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在邓小平看来，这种探索可以出现在任何领域，而且每一次的探索，都应找到其具有借鉴意义的方面。当时正在全国积极推广的探索，便是工业战线学大庆，农业战线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

邓小平对此介绍说：“学解放军，是学政治思想第一。大寨、大庆最大的特点是干部与群众密切联系，直接参加劳动和革命干劲加科学精神。革命，是革大自然的命，革技术的命。在政治思想领域里，是革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命。但是，单有革命干劲还不够，还要有科学精神。干部参加劳动，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的一个标准。劳动能改变人的思想。干部参加劳动，就不会变懒，就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去工作和斗争，与群众的关系就会更密切，对生产的领导就会更具体，实现领导与技术的结合，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干部有了劳动的习惯，就不会去贪污、浪费、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是毛泽东在1964年发布的一项指示。工业建设中，石油是必不可少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勘察石油资源、发展石油工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1963年年底，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人，经过三年的奋战，终于完成大庆油田的探明和建设，结束了中国依靠洋油的日子，大庆从此成为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而大寨，是地处太行山腹地、人称“穷山恶水”的一个小山村。农村合作化后，社员们治沟平地、改良土壤、修田储水，粮食产量竟增加7倍。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大寨甚至一度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直到1980年11月，曾经被极“左”思潮利用过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经历了16年的热潮后，被指出犯有“左”的错误，卸下了神圣光环。

从现在来看，邓小平的话一语成谶。“单有革命干劲还不够，还要有科学精神”。被极“左”思潮利用的大寨成为盲目和浮夸的借口，不讲求科学，再美好的开始最终难以避免郁郁的终结。

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新闻代表团友好谈话
1973年8月27日）

1973年8月27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由穆罕默德·阿里·拉巴迪率领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新闻代表团。应我国邀请，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新闻团于8月23日来到中国。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坚定支持者，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在美苏争霸中的立场与中国也基本是相同的。

虽是复出后首次接待外国新闻团，邓小平依然保持了他健谈的风格。

面对这个与中国有着相似主张的国家，邓小平很谦虚地介绍了中国的国情：“第一条是人口很多；第二条是地方很大；第三条是经济还很落后，是正在发展中的国家；第四条我们还是第三世界的朋友；第五条，作为地广人多的国家，我们对世界应当有自己的贡献，但我们自己还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的国家，贡献还很小，不相称。”

这是实话。事实上，就是这样一个落后的、发展中的国家，却在建国后对外施予了大量的国际援助。对此，毛泽东的指示是：“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于是，中国对“第三世界”的兄弟们，几乎是有求必应，即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大批粮食也在源源不断运往国外，对第三世界的国家提供援助。

这种无私的行为，为中国争取了大量的友好国家。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将台湾当局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结果，该提案以压倒多数票得到通过。其中，投赞成票的76个国家中，就有51个来自亚非拉国家，而且它们大多数都为中国的受援国。

对此，邓小平说：“毛泽东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援助是相互的，没有单方面的援助。离开国际的革命的援助，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能设想的。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国际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在我们的建设中间，也同样取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我们能进入联合国，也包括了你们的支持在内。至于政治上、道义上的支持，从来都是相互的，不能说哪个多，哪个少。”

一方是经济的援助，一方是政治的援助。这里面有的是双方互利互惠后得来的友谊。正如毛泽东在评价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过程时所说：“我们是被黑人朋友抬进去的。”

然而，对于贫穷的中国而言，这样慷慨的国际援助却最终成了国家的负担。到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创下了历史之最，竟达国家财政支出的6%～7%。而国内的民众却过着贫困的日子。直到1977年，中央才在外援一事上开始刹车。

会见尼日利亚新闻工作者
1973年8月28日）

1973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了尼日利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尼日利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是应我国新闻界的邀请来到中国进行访问。

尼日利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抵达期间，首都体育馆举行了第一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来自世界三大洲的86个国家和地区乒乓球代表团参加了这次邀请赛，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一次友好切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冷战政策。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也提出了要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的基本战略。50年代后期起，随着经济军事实力逐渐强大，苏联与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开展军备竞赛，导致国际局势几度紧张。而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受到经济危机的重创，又在侵越战争中严重受挫，军事力量被苏联赶超，只好在争霸中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整个国际形势就像波诡云谲的八月天，十分微妙和复杂。

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很大程度上殃及了发展中国家。美苏剑拔弩张的另一边，是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对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的渴望。1961年9月，为了对抗两大军事集团的霸权扩张，25个国家的代表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首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不与美苏任何一个强国结盟的外交政策，支持各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斗争。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当时奉行的外交政策不谋而合。

在60年代，苏联一度对中国推行霸权主义，企图控制中国，致使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而美国也继续对中国推行敌视政策。虽然中国在1972年与美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但在这种大分化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仍然在夹缝中举步维艰。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中国一方面及时调整了外交政策，同苏联进行长期而坚决的反控制斗争；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在两大阵营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寻求伙伴，争取亚非拉国家的支持。

外交政策的契合，使中国与亚非拉各国一拍即合。1970年，毛泽东在接见非洲客人的时候，第一次明确指出亚非拉是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这次的乒乓球邀请赛，便是借助乒乓球的亲和力，来联系亚非拉世界，增进相互的友谊。

8月25日，邓小平出席了乒乓球邀请赛的开幕仪式，此时的邓小平刚刚从“文革”初期打压中复出，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不仅担任了副总理的要职，更在国际事务中大展手脚。在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的指导下，团结第三世界成为邓小平对外工作中的一个重点。

借着乒乓邀请赛的契机，邓小平就将8月28日下午会见的谈话重点，锁定寻找两国之间的共同点，谋求进一步的合作与发展上面。

在与记者们的谈话中，邓小平首先强调了中国的立场：“我们不相信武器现代化就能战胜一切。但准备是很重要的，有备无患。不称霸，这是我们立国的原则。我们中国现在说不上是超级大国，就是将来发展起来了，按照毛主席教导也永远不称霸。我们的愿望是，我们第三世界国家都发达起来，很好地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斗争。”

中国与尼日利亚共同面对的历史任务，便是在经济上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国家主权，变革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永不称霸、永远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的主张，则让中国与尼日利亚的友谊能够在更长远的时空中一直持续下去。

同时，邓小平也提出：“我国同尼日利亚一样，都是发展中国家。经过24年的努力，有一点成绩。但工业现代化水平、科学技术现代化水平，比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恐怕要差20年左右，相当于西方世界50年代的水平。要使我国成为一个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几十年时间。”弥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同样也是两个国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相似的处境，让中尼两国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而邓小平的一片真诚，则使两国之间的感情进一步增强。

会见委内瑞拉记者
1973年9月2日）

1973年9月2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来自委内瑞拉的记者圣地亚哥·巴莱罗和胡利奥·纳瓦罗·马尔索。

此时的委内瑞拉还没有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中国对全世界向往和平的国家所发出的诚挚邀请，使两国之间逐渐建立起了一些非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一次委内瑞拉的记者便是带着好奇的眼光，来参观这个他们还不怎么了解的国度。

与邓小平的会见中，委内瑞拉的记者提出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很尖锐。当时，中国与苏联之间的盟友关系已经名存实亡，两个号称着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开始针锋相对。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有了不同的答案。这个问题直指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根基。

对这个问题，邓小平沉了沉面孔，严肃地表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根本的就在于它是不是坚定地相信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劳动人民；在于它在国内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坚持彻底地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并且不断地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前进；在于它在国际政策上是不是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即要坚持和援助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而不要去控制人家，剥削人家，把别的国家和人民看作是低人一等，自己当老子，别人都是儿子。不要到处去扩张，把军队派到世界各地方去耀武扬威，在别的国家派驻军队，建立军事基地。要看是不是坚持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当然，还有其他的。符合这样的，就叫真马克思主义，不符合这样的，就是假马克思主义、真修正主义。”

邓小平的这番话，说的不仅仅是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更是中国的政治立场，并毫不客气地批判了美苏的霸权主义。对于美苏的霸权主义，委内瑞拉记者感同身受，这样的回答迅速获得了他们的共鸣。

大约一年后的1974年6月28日，委内瑞拉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两个国家从陌生到熟悉，逐渐生出了相互包容和接纳的情谊来。

会见刚果布）新闻代表团
1974年5月20日）

1974年，在刚果共和国与我国建交10周年之际，应我国新闻界的邀请，刚果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于4月30日到达北京，开始对我国进行参观访问。

20世纪60年代，面对着美国和苏联两个方面的威胁，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指出，外交工作的重点是争取亚非拉国家的支持。中国和亚非拉国家都曾经历殖民和剥削，因此双方更能理解那些历史的苦难，也更能理解独立建国的不易。通过外交联系，能将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联系起来，相互支持。

于是，刚于1960年独立的刚果，在1964年就与我国签订了友好协议。两个都曾经遭受过殖民和剥削的国家，有着不少的共同话题，友谊便在这样的相近、相同中萌生。经过10年的交往，刚果也算是中国的老朋友了。

虽然在尼克松访华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升，但整体的国际形势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始终把自己与亚非拉国家摆在同一阵营。尤其在中苏关系恶化达到顶峰后，中国需要更多的外部援助。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举世闻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对于“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不仅十分赞成，还在多个场合做出明确的解释。因此与刚果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会面，就主要围绕着国际形势来谈。

刚果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由刚果新闻部长洛朗·芒恩率领，团员包括阿尔方斯·孔巴-布卡、吉尔贝·马拉佩、帕斯卡尔·阿梅亚-恩古亚、吕克·马隆加、让·马坦扎拉。他们在1974年5月20日上午，见到了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对于两国的关系，邓小平觉得非常和谐。他说：“我们都是发展中的国家，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们两国在国际斗争中互相合作得很好，相互合作，相互支持。以后的事情还很多，还要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而提到曾经的盟友苏联，邓小平犀利地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在50年代末期，实际上已不存在了。苏联同东欧的关系，是阵营内正常的关系吗？不是。是掠夺与被掠夺、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赫鲁晓夫上台后，对中国的关系，也要变成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的手段就是威胁。现在一百万军队放在中国边境也是想要起这个作用。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中国并不在乎这一点。”

从1964年开始，苏联就在以往没有驻军的中苏、中蒙边境布置重兵，总数达到54个师，约100万军队，并配备包括核导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进入70年代，苏联除了继续增加在中苏、中蒙边界的军事力量，还继续增强在远东地区的战略部署，对中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对于苏联的勃勃野心，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向外国朋友谈道：“我们主张大家联合起来，协调我们的行动，协调我们的战略，来对付这个霸权主义。”

实行霸权主义的不仅有苏联，还有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不仅进行着军备竞赛，更暗地操纵他国进行相互对抗。几个月前发生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打算收复六年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突然袭击以色列。事实上，这场领土之争，敌对双方分别由一个超级大国充当武装的支持。以色列因英美两国的坦克在沙漠战争中占据绝对优势，却也因苏联提供的萨姆导弹的袭击而损失惨重。

第四次中东战争持续了20天后以平局结束，不过该地区仍然维持着一触即发的紧绷局面。为了报复美国支援以色列的行为，石油输出国组织里的阿拉伯国家一度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由此造成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这场战争也严重破坏了美苏两国刚刚发展起来的缓和气氛，美国曾下令军队进入戒备状态，苏联勃列日涅夫甚至威胁说要采取“单方面行动”。

对于中东的局势，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从两霸争夺的形势来看，中东问题一下子解决不了。就阿拉伯人民、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来说，如果以色列不从所有占领的地方退出去，如果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得不到解决，中东问题也是解决不了的。特别从战略上讲，中东、波斯湾是两霸争夺欧洲的一个侧翼。两霸争夺，不争夺欧洲是不可能的。欧洲的经济地位是最发达的，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总的军事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

在邓小平看来，只要两个超级大国还存在，这样的争斗就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中国和刚果都不曾卷入类似的战争中，但也应该小心不要被其利用，被拿来当枪使。

会见日本记者代表团
1974年6月3日）

1974年6月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日本记者友好访华代表团。此时，距中日两国互设大使馆，刚好一年半。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居，中日之间总是不断地上演着恩怨情仇的戏码。内外交困的新中国，此时需要的是与这个邻居搞好关系。于是，在新闻界的邀请下，日本的记者代表团也来到了中国。故而见到这些日本代表，邓小平没有在战场上的威严，反而多了亲切与和蔼。

在60年代，毛泽东曾对国际局势进行了一番分析，他认为美苏两国的大战并非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任何一方想要进攻另一方，都必须拉拢中间地带。这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及日本。而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发展到70年代，即为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而就在一个月前的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第一次正式向全世界阐明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由于邓小平这个著名的发言，也使得这个由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观点闻名天下。

面对这些曾经与中国敌对的国家来客，邓小平便拿这“三个世界”的划分来分析两个国家的新关系。他指出：“三个世界的划分同过去两个中间地带的划分是一致的，但也有变化。过去所谓中间地带就是讲两个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两个阵营，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现在都变了。社会主义阵营变了，但是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不存在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也变了。同样，超级大国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在内）之间的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同样存在欺负与被欺负、掠夺与被掠夺，特别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美苏两霸争夺世界不仅威胁着第三世界，同样威胁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番话说得很中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不仅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瓦解了，日本也与美国有着不可忽视的矛盾。

在国际关系上，日本同美国是最亲密的盟友。作为美国在亚洲对抗苏联的武器，日本在经济上得到了美国很大的扶持。战后的日本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发展经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日本的崛起虽然与美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慧眼的邓小平看来，包括日本在内的所谓的发达国家，都在政治或经济上不同程度受着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剥削，而所谓的盟友，实际是被置于附庸的地位。而事实上，崛起后的日本，已不再甘于俯首帖耳接受美国的支配，邓小平一贯重视在对敌斗争中争取中间势力，这一点恰好是两国在国际关系中共同利益的交汇点。

自从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并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后，中日两国的交流就不断加强。两国发展睦邻友好的关系，在整个世界紧张的局势来说，不说维护了世界和平，至少也缓和了亚洲局势。

所以，邓小平对中日关系透露出了极大的信心：“我们对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所做的努力，给予积极的评价。我们的愿望，田中和大平也有这个愿望，就是早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达成各项业务协定。既然日本大多数人民拥护中日友好，事情虽然会有曲折，但总会成功的。”

在战后的世界，和平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邓小平看来，中日两国的和平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更是和整个世界“和平”的主旋律相契合。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一直致力于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围棋外交、兰花外交、乒乓外交、芭蕾外交，一系列外交活动逐渐融化了中日关系的坚冰，直至田中首相访华而《中日联合声明》发表。

同样复杂曲折的，还有与东南亚五国之间的关系。由于历史与政治的原因，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五个国家既有唇齿相依的历史、地理渊源，又经历着复杂曲折的外交关系。

面对这些难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多年来，中国想同东南亚五国建立关系或改善关系。他们也都存在这样强烈的愿望。他们过去怕中国有两大问题。（一）华侨问题；（二）是中国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问题。华侨问题，中国十多年前就确定了对华侨的方针，就是不赞成双重国籍，鼓励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愿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中国要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同时，劝告这些华侨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支持革命斗争，这是中国历来的国际主义原则。如果哪一个国家同中国建交，拿这个做条件，那是不行的。所谓支持，无非是道义上、政治上支持，怕什么呢？至于国内人民要武装斗争，或者造反，那是它的内政。任何一个国家采取什么制度，那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中国与东南亚五国长期以来能在总体上保持和平稳定的关系，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合理的华侨方针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政策。也正是这种和平共处的外交理念，让中日两个曾经敌对的国家建立起了外交关系，给予了发展中的新中国支持的力量。

邓小平向日本客人展现的，不仅是中国的包容和愿望，更有中国的坚持。这是中国柔中带刚的太极哲学的具体体现。

会见扎伊尔新闻代表团
1974年6月18日）

1974年6月1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扎伊尔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而在一年半前，扎伊尔的总统蒙博托成功访华，成为中国与扎伊尔曲折的外交关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说起中国与扎伊尔的外交关系，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扎伊尔独立时，叫作刚果共和国。它的独立，比起相邻的另一个刚果共和国要早几个月，是1960年6月30日。其独立后，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便分别致电卢蒙巴政府表示祝贺和承认。然而此时的刚果共和国内部动荡，政府又与台湾有外交关系，所以虽然中国在1961年2月与刚果共和国建交，仅几个月后，便又中止。

为两个国家外交关系带来转机的，是1971年10月27日刚果共和国改名为扎伊尔共和国，第二年中国和扎伊尔之间就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其后总统的访华，更是为两个国家的关系锦上添花。到邓小平接见扎伊尔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两国的关系可以说还在蜜月期。

值得一提的是，在1997年，扎伊尔又改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为了区分两个相邻的刚果，国际上便将其首都的首字缀在其国名后以示区别。扎伊尔即是后来的刚果（金），其邻国则为刚果（布）。

面对这个尚还贫困的国家，邓小平谈到了农业问题。他骄傲地向记者们介绍中国的农业现状：“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只能说是克服了旧中国饿肚子的现象，粮食够吃了。我们的人口多，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确实不是很容易的。”

他还展望道：“我们的农业发展潜力很大，但还需要我们作很大的努力。例如，我们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很低，我们的化学肥料使用也很低。使工业供给农业更多的机械、更多的化肥。就这么一件事，够我们奋斗许多年。”

这一方面是介绍，另一方面却也带着鼓励的意味。或许邓小平希望用最为民生的方式，来拉近两个同样为粮食而努力的国家之间的感情。

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新闻代表团(1974年8月16日)

1974年8月16日，正值赞比亚和中国建交10周年之际，邓小平会见了应首都新闻界邀请而来的赞比亚共和国新闻代表团。

赞比亚是位于非洲中南部的一个内陆国家，于1964年10月24日宣布独立。刚刚独立的赞比亚，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当时，它的邻国中就有三个处在白人的统治之下，这就使得赞比亚与邻国的关系高度紧张。尤其是赞比亚同罗德西亚（现津巴布韦）的关系，十分恶劣，到了关闭两国边界的地步。

在赞比亚宣布独立的五天之后，中国与赞比亚建立起了外交关系。中国积极地支持着赞比亚独立的、反殖民的愿望，甚至援助赞比亚修建了坦赞铁路。这条东起坦桑尼亚，西到赞比亚中部的铁路，是东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大干线，是东非的交通动脉，为深在内陆的赞比亚提供了新的出海通道。作为中国最大的成套援外项目，坦赞铁路成为了中赞乃至中非友好的丰碑。

中国与赞比亚的关系，在中国的无私援助下，发展至亲密的伙伴。其总统卡翁达在其任期内，就先后四次到中国来访问。他把中国看作他“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1974年，卡翁达第二次来到中国。毛泽东于2月22日会见了他，并首次在外交场合谈到了“三个世界”的划分。毛泽东把美苏看作第一世界，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中间力量是第二世界，亚非拉则属于第三世界。毛泽东对卡翁达说，中国和赞比亚都是第三世界。中国由于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原因，不能跟富国、大国比，所以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事实上，也只有这些刚刚脱离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国家，才能理解中国的苦难，才可能在相互的支持下，共同发展，共同对敌。这样的共同点，让卡翁达坚持认为：中国是我们的老朋友和好朋友，我们始终将中国当作自己的好邻居。

就在两国亲密相交的背景下，赞比亚共和国新闻代表团的到来，则更多的是抱着向援助了他们的友国学习的态度。所以，当赞比亚的代表谈到要向中国学习时，邓小平谦和地说：“谈到学习，应该是相互学习。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自己的短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别人值得学习的东西。至于援助，也是相互援助。”

这样的谦和，让身为援助方的中国没有显出高高在上的施舍者的样子，更多的是如朋友般互惠互利的交流。中国也正是用这样的外交态度，在国际上交到了越来越多的朋友。

会见《读卖新闻》编辑局长谷川实雄一行
1974年8月20日）

1974年8月20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自日本的《读卖新闻》新闻代表团。

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对阵，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一直处于相互敌视的状态。直到1972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访华，并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后，两个国家才开始有了正常的交往。田中角荣的中国之行，成为中日关系的破冰之旅。

虽然田中角荣的行为是看在战后两国民间交流日盛，中国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交往日多，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开始攀升的基础上，顺应时局而为，但在日本国内，不理解的人大有人在。田中角荣曾说，在他出访中国前，抱着的是可能遭到暗杀的心态。虽然他并没有遭到暗杀，但在回国之后却遭到了持续的攻击。在参众两院大会上，议员们对他进行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攻击”，连他所在的自民党，也有许多议员把他骂作“国贼”。

事实上，虽然日本对中国怀有敌意，但在战后美国通过对日本施压，迫使日本与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田中角荣的行为，便是毁坏了与台湾的关系，这就让日本政府中亲台反共的人士极为不满。当局也不断地给田中角荣施压，以期改变其决定。但田中角荣坚持己见，最终创造了对台采用民间往来，对大陆采用官方交往的新形式。

虽然两国发布了《中日联合声明》，但是要把双方的关系确定下来，还需要一系列的法律程序。于是，在田中角荣访华后，日本派代表到中国进行《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谈判的内容，涉及中日之间的贸易、航空、海运、渔业等方面的具体协定，同时也把日台之间的民间关系用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复出后的邓小平，便主持这些协定的谈判和签订。但日本国内的反对让这个谈判变得异常艰难，不仅谈判条件毫不相让，还屡屡停止谈判。这让期盼中日关系快速发展的邓小平十分忧心。

于是，当邓小平会见《读卖新闻》的编辑局长谷川实雄一行时，就恳切地谈到,在田中首相、大平前外相访华时，签订中日两国联合声明，建立了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田中首相、大平前外相的这个行动是具有政治远见的，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首先是符合日本人民利益的。近两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是良好的，是正常的。当然，障碍是有的，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只要两国政府坚持联合声明的立场，两国关系是会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两国政府只要采取相互理解、互相尊重、共同协商的态度，剩下的问题会得到解决的，麻烦的事情总可以克服的。从中国方面来说，希望两国的关系再发展得快些。

此时的《读卖新闻》虽然还不是后来的日本第一大报，却已经是东京第一大报了。报纸初期虽然是以市井为特色，但办报方针却是“要敢于同左右两翼独裁思想作斗争”。这样的理念，让《读卖新闻》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故而能发出不同于一般舆论的言论来。这样的胆气和魄力，终使《读卖新闻》成为了日本第一大报。而后，《读卖新闻》甚至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一反国内只是悼念亡魂的做法，尖锐地提出“首相不应参拜合祀了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主张。他们旗帜鲜明地承认历史上的对华战争为侵略战争，痛斥政治家罔顾历史的做法。

正是这样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事件的做法，让《读卖新闻》在日本国内政治界普遍排中，中日和平协议谈判进行困难的情况下，来到了中国，并积极地与中国领导人对话。它将真实的中国带回了日本，让更多的日本国民看到了正在为中日建交而努力的中国，让日本政客用更客观的态度来看待正在发展和崛起的新中国。

会见加拿大新闻代表团
1974年10月1日）

1974年10月1日上午，在中加两国正式建交的第三年，邓小平会见了由加拿大通讯社主席罗斯·芒罗率领的加拿大新闻代表团全体成员。

加拿大是美国的邻邦和重要的盟国，其历届政府都把对美外交关系看作他们的外交基石。所以，当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后，加拿大就率先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中美发表联合声明后的第二年，即1973年10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这也是自两国建交后加拿大最高领导人的首次访华。这一行动使得两国关系更进一步。此后，两国高层交往也不断增多。故而加拿大新闻代表团的来访，更多地带着对中国的热切关注。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时遇到的热点问题。对此，邓小平严肃地说：“台湾总是要回到祖国怀抱的。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这一辈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这一辈不能解决，我们下一辈总要解决。在国际上我们历来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谬论。尼克松总统到中国来访问，中美发表了上海公报，里面就有这条原则，就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美国赞成这样一个根本的立场，我们双方才达成建立联络处的协议。联合国也是在驱逐了蒋介石的代表之后，我们才进入的。至于用什么方式实现统一，我们当然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和平方式不能解决怎么办？恐怕只有非和平方式，不能放弃非和平方式。至于什么时间解决，我们没有时间表，还要看。”

这是中国关于主权的底线，也是中国的历来立场。中国历来把台湾看作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故而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论调，一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而今，联合国对中国的承认，更让中国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中国的立场也更加坚定。

就在不久前的9月，第七届亚运会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中国不仅首次参加了，还取得了33金、45银、28铜的骄人成绩，为日本、伊朗之后的第三名。但直到此时，中国还没有参加过奥运会。所以，中国是否出席奥运会的问题十分引人瞩目。

而影响中国参加奥运会的依然是台湾问题。1952年，中国曾组队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办的奥运会，但可惜的是，由于接到邀请的时间太晚，以至于中国代表队抵达赫尔辛基时，奥运会已经接近了尾声。而1956年，中国代表队再次兴致勃勃地准备前往莫斯科参加奥运会，却听说了奥委会同时批准了台湾加入的消息。这让维护国家尊严的中国断然切断了与奥委会的关系，至此再没有参加。

邓小平对此斩钉截铁地说：“这不取决于我们。只要不取消蒋帮在奥运会的代表权，我们就不进去。如果今天早上9点驱逐蒋帮代表，10点我们就进去。那时就参加奥运会的全部活动。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参加亚运会也是这个立场。”这一坚定的立场，使奥委会在1979年做出决定，让台湾以“中国台湾”的名义加入，中国才再一次进入了奥运会的大家庭。

加拿大新闻代表团对于中国领导人的接班人问题，也非常感兴趣。但当时毛泽东还健在，也并没有指定具体的接班人，这个问题就变得棘手起来。不过邓小平聪明地玩起了太极，他说：“这是个重要问题。所谓接班人不仅高级领导，各级领导都有这个问题。毛主席过去规定了接班人的条件，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选择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不仅领导上要考虑，更重要的是由群众鉴别，从思想上、政治上来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从组织上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就是各级领导机构采取老中青相结合。老中青相结合是我们长远的制度，要坚持这个制度。”

一两句话，邓小平就巧妙地将这个敏感的话题转移为了整个政治结构各阶层的接班人确定问题。这种避重就轻的智慧，让这场会面得以圆满结束。

会见日本共同社加盟社社长访华团
1974年10月12日）

1974年10月12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由日本《神户新闻》社社长光田显司率领的日本共同社加盟社社长友好访华团。

日本共同社，又称为共同通讯社，是日本最大的通讯社。它有加盟到共同社的众多报社，加盟社之间共享第一时间的新闻资讯。共同社的出访，往往都是带领加盟社一起组团出访，以加强实力。

这是继日本《读卖新闻》社访华后的又一支日本新闻媒体访华团。与《读卖新闻》不同的是，共同社是通讯社，是为新闻媒体提供新闻服务的机构。因此，为了及时获得新闻讯息，共同社与中国的新华社早就有合作关系。从1956年起，两个通讯社开始了互换新闻图片的合作。但1970年，共同社在“亚洲通信社联盟”中制造“两个中国”，新华社愤然中断了与共同社的合作，中国外交部也取消了共同社在常驻中国记者的资格。直到1972年，时任共同社社长的福岛慎太郎访华，才又与新华社签订了关于加强两社合作关系的备忘录，供两社使用的北京—东京专线也由此建立了起来。

这样的一个通讯社，对中国的了解比普通的日本国民要多得多。但它们所关心的问题，仍然脱不去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担忧。比如，它们担心中国变强大。中国之所以不跟日本计较之前战争的损失，原因是新建立起来的中国实力虚弱，所以此时不是计较得失的时候，而是结交朋友的时候。在日本看来，如果中国变强大了，就有可能一报当年侵华之仇。所以，社长访华团的问题大多集中在中国的发展和在世界地位的定位上。

邓小平了解这些媒体人士的忧心，他在谈论国内情况时强调，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解放后，长期以来，北方的粮食要依靠南方的支援。现在基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不过，农业、工业还是落后，所以我们属于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不过有希望就是了。

中国把自己定位为第三世界国家，正是基于当时的穷困，加上这些国家都有相似的反帝反殖民背景，中国很快就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邓小平还不断鼓励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要坚持国家主权，不仅要政治独立，还要经济、文化独立。邓小平屡屡向第三世界国家介绍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宣布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完全平等互利的中国对外援助8项原则，以通过相互的援助和支持来获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共同对抗大国的霸权主义。

但中国的做法让一些国家感到忧虑，觉得中国是想当第三世界国家的老大了。这一次的社长访华团也专门提出了中国是不是要成为第三世界的领导者的问题。邓小平对此诚挚地说：“中国宣布是第三世界的一员，永远不充当第三世界的领导。领导当不得啊！现在我们没有条件当什么领导、什么超级大国。我们只有一点点钢，粮食刚够吃，科学技术水平很低。问题是中国从2200万吨钢发展到一亿吨的时候，中国翘不翘尾巴。毛主席教导我们，永远不要称霸，这是根本。”

事实上，中国的外交政策历来是反霸权的。这个反霸权，不仅是对美苏等大国，也是对自己的要求。1972年中日建交时，中国就要求在联合声明中沿用中国与美国签署的《上海联合公报》中的反霸条约：“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无法反对这一条约，但是为了不影响日本收回北方四岛的谈判，日本要求在这一条款前面加上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说明。这本来是皆大欢喜的协议，但在进行《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时，日方的立场却发生了变化，以双边协议不涉及第三国为借口，反对再提反霸问题。这一做法让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侵略，中国人民还记忆犹新，如果没有反霸条款的约束，中国人民很难接受不自我反省的日本。故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遇到了阻碍。

代表团来访时，正是谈判遇阻无法进行的时候。邓小平的话，不仅是在表明中国不称霸的立场，更是在敲着边鼓提醒日本。

第一次会见法国地方大报集团代表团
1974年10月16日）

1974年10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法国地方大报集团代表团。

这一年是中法建交十周年。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就发表了联合公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虽然中法建交是通过中法先宣布建交，其后法国才同台湾断交的方法，但这一事件是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重要突破口。

20世纪60年代，法国是一个在全球范围敢于睨视美国霸权的国家。当时的总统是戴高乐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带领自由法国政府抗击德国，并在战后成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他非常有自己的主见，不愿意附和他人的意见。因此，在美苏冷战期间，他提出了东西方应该缓和并合作，还注重与苏联、东欧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他还支持发展核武器，制定了泛欧洲外交政策，尽一切的努力来减少美国和英国的影响。

而此时的中国也不再听苏联老大哥的指挥，成为了脱离苏联霸权的自由国家。对权威的睨视，使中法之间拥有了先天的惺惺相惜。当1963年10月，戴高乐将军授权法国前总理携带他的亲笔信来中国商谈两国建交事宜时，两国一拍即合。法国以这一次的“外交核爆炸”，让美国封锁、扼杀新中国的策略破产了。匈牙利著名政论家萨波·伊斯特万就此说：“法国不管美国的公开威胁和抗议而承认人民中国，给了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

法国地方大报集团在中法建交十周年的来访颇为有意义。面对他们感兴趣的中国国防问题，邓小平对主席让·雅克·基洛茨表示：“中国的国防方针，除了建立一支有效的国防军外，主要是立足于全民皆兵。”

这里的全民皆兵，其实源自中国对国际战争局势的认识。在一开始，毛泽东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但在朝鲜战争之后，毛泽东等领导人一致认为世界大战不再是一触即发的危险了，于是决定用这可能的和平时期来重点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然而在1964年以后，中国周边局势开始紧张起来。1969年，中国与苏联因珍宝岛的归属问题在岛上发生了武装冲突，虽然最终中国获得了胜利，但也导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中央觉得即便不是世界大战，这中苏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了，而美国、王明、蒋介石都会乘机作乱。于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备战。

除了加强解放军的实力外，民兵也是新中国积极备战的重要力量。其实，在革命时期，民兵就是中国共产党凭据的重要力量之一。当时，民兵不但配合部队展开游击战争，还是补充和扩大军队的重要来源，更是支援前线的战争勤务力量，还在后方起着保卫和巩固根据地的作用。这样的经验让中央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不仅仅是依靠部队的实力，民间力量的支持同样至关重要。

所以在解放后，民兵成为了国防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1949年9月公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有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兵制度，保卫地方秩序，建立国家动员基础……”到了195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将民兵制度法定为国家的一项军事制度。而民兵的组成，则是服兵役以外的所有中青年中国男性公民。这些人便是未来战争的预备力量，也是“全民皆兵”这一国防规划的具体体现。

邓小平还提到了中国国防的另一个特色：“中国的国防开支，在国家财政预算上的比重不大。中国军队搞生产，搞建设，比如修铁路、桥梁等，好多工程由军队来做。中国很多数量的部队，粮食可以自给，副食品可以自己生产。军队自己劳动，收入也不少。除了经济意义，节省国防开支外，更大的意义就是同群众结合，军队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事实上，由于当时随时都可能打仗，国防经费占国家财政的比例并不算小。1953年到1980年，中国的国防开支占财政支出的18.5%，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不过那时的中国实在太穷，国家所给的经费并不足以支撑起国防军，而过多的国防经费又给经济建设和发展带来阻碍。为了破解这样的困局，中国的军队就有了自己的特色。

中国的军队会去搞生产、搞建设，一方面可以帮助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另一方面也是在练兵。而这也是解放军从革命时期传下来的传统：为了体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自革命时期起，军队就会帮助地方建设。这便是部队来自人民，亦要服务于人民。部队不是高高在上的战争机器，而是人民的子弟兵，为的是保家卫国，建设家园。

中国的军队还会自给自足，在自己的驻地种植作物，养殖牲畜，自己养活自己。在战时，解放军就有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的传统，即便拿了也要付钱。这样的传统到了新中国，便是部队自己劳动，减少国家和地方的负担。这样的劳作，也能让部队不忘自己劳动人民的本色，戒骄戒躁。

中国军队的这两个特点，在其他国家的军队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它们却在国力有限的中国成为了可能，更成为了让邓小平感到骄傲的特色。

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和美联社董事长保尔·米勒
1975年6月2日）

1975年6月2日，邓小平会见了由《圣彼得堡时报》主编尤金·帕特森率领的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以及美联社董事长保尔·米勒。

美国报纸主编协会，是由美国各大报和有影响的中小报纸的主编和编辑部负责人组成的一个全国性的新闻组织，几乎包括了在美国支持两党或分属两党的主要日报，故而与官方的关系密切，是非常强的舆论制造组织。而美联社，就是美国联合通讯社，是美国最大的通讯社，也是国际性的通讯社之一。这两个新闻机构的来访，代表着美国最强实力的舆论媒体的访华。

此时，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有意访华。针对这一提议，邓小平说：“我们抱着这样一个态度：福特总统要来，我们欢迎，来谈问题也可以，不谈问题也可以，谈得拢也可以，谈不拢也可以。至于福特总统的访问是否带来中美关系的某种前景，这是要由福特总统去考虑、去决定的问题。”邓小平的一番话说得极为机智。福特总统想来，想来干什么，我们都欢迎，至于结果如何，则都要看福特总统。

当时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虽然已经由1972年2月尼克松的访华给破冰了，但要真正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却还有一系列的谈判要进行。可就在这一年6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受到调查，相关的谈判活动没有进行下去。1974年，尼克松被迫辞职后，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继任总统，之后才有了他意欲访华，重续尼克松当年与中国的友谊的一幕。

中国政府并不清楚杰拉尔德·福特访华的真正意图，毕竟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美国国内的各方政治势力往往各执一词，没有一个共同的意见。中国政府自然希望趁着与尼克松共同发布的《上海联合公报》的热劲，让中美关系正常化起来。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美国的话语权最大，如果能解决与美国的关系，那么与其他国家改善关系也将是水到渠成，这对于中国的发展将会产生不小的推动作用。

中国有自己的发展计划。邓小平就曾说：“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国家，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把中国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这些方面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体系，使各方面都有比较好的发展。第二步是在这个世纪的末期达到现代化水平。所谓现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当然不是达到同等的水平。在这个时期内还办不到，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情况，首先是人口比较多。但还有25年的时间，我们有信心达到比较接近通常说的西方的水平。”

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却并不容易。邓小平也坦诚地说：“要做到这一步，我们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为此，我们当然要有国内的条件，我们也希望有比较好的国际条件。”这比较好的国际条件，当然包括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可这友好的前提，却是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源自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对台湾的保护。1950年，杜鲁门总统就将第七舰队派遣到台湾海峡，第十三航空队则进驻台湾。1954年，美国甚至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例》，以保护台湾。这样的针锋相对，让台湾问题成为中美两国间最大的争端。从1955年开始到1970年，中国与美国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议，但在台湾问题上始终没有得到任何进展。

就此，邓小平指出：“中美之间的分歧点当然很多，但也有若干共同语言。中美两国之间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我们的立场很清楚，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问题只能采取日本方式解决，具体地说，就是美国从台湾撤军，同台湾废约、断交。其他方式，我们不能考虑。如果美国政府考虑还不成熟，我们也可以等一等。总之，‘两个中国’、‘一个半中国’和‘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立场，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变相形式的这种立场，我们也不能接受。我们也知道，有的人有这么一种设想，就是把台湾在美国的大使馆变成一个联络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形式，这个我们不能考虑。台湾问题是中国统一的问题，这是一个主权问题。不能设想中国人民会同意以任何形式把台湾从中国国土上分割出去，这不可能。中美之间的关系，一定要遵循《上海公报》的原则，中国只有一个，不能采取别的立场，不能从上海公报的立场后退。至于用怎样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一个内政问题。我们尽力采取和平方式解决。”

所以，中美关系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谈。要怎么谈，谈的结果怎样，都要在这个的基础上。中国守着自己的底线，在此之上，中国欢迎一切形式的交流活动。至于怎么谈，谈不谈，都成了对方头疼的问题。

事实上，围绕台湾问题，国际形势以及中美两国的态度自20世纪70年代初就有所改变。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力，并驱逐了台湾的代表，美国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接下来才有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访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在1972年的《上海联合公报》上，美国公开表明美国政府不否认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这算是中美就台湾问题上的一大进步。

1975年12月1日，邓小平在机场迎接了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并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举办了欢迎宴会。在宴会上，邓小平特意回忆道：“《上海联合公报》是一个独特的国际文件。这一公报的发表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特总统则表示：“我们将探索共同点，并且谋求在双方观点分歧的地方增进谅解，我们将继续坚定地致力于在《中美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建立我们两国正常关系。”福特总统访华的意向就此明朗化。

第二天，邓小平与福特总统正式会谈时，福特则表明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按照“日本方式”，但因美国国内形势的原因，要推迟到1976年以后才能采取行动。“日本方式”，即是要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这一表态，表明了美国政府有极强的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

虽然1976年大选中，福特没有得到连任，但中美的正常化谈判却得以顺利进行。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并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

会见日中记者会友好访华团
1975年7月21日）

1975年7月21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日中记者会友好访华团。这一次的会见，正是在中日两国进行《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性谈判之后。

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其实是与国际局势紧密相关的。会见初始，邓小平就很幽默地提到了当时的国际局势：“当前国际形势概括起来讲就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这天下大乱，当然指的是美苏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作为超级大国，美苏的霸权主义面孔越来越明显，他们不断地想要扩张，并牢牢抓住自己的盟友。但是，之前附属在美苏霸权之下的国家，都纷纷开始寻求独立的道路。不仅第三世界国家在谋求独立发展，就连第二世界的国家也开始努力减少控制，并增加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流。于是，以前形如两块铁板的国际局势，现在却出现了分崩离析的趋势。这即为天下大乱。

然而，这种大乱对于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国家而言，却是形势大好。这些国家正在逐渐脱离霸权主义的掌控，开始有自己的力量和发展轨迹。在毛泽东的划分中，日本属于第二世界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这两个世界的国家，原本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站在不同的阵营，但现在，却有了站在一起讨论合作的机会。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此即为形势大好。

日本不仅属于第二世界，更是依附于美国；中国则属于第三世界，过去依附于苏联。然而一衣带水的邻里关系和渴求自由发展的心态，让两个国家的人民产生了心理上的共鸣，终于让国家高层做出了打破壁垒，发展外交的决定。故而中日两国因为这天下大乱和形势大好走到了一起。邓小平也对此感慨地说：“中日友好是大势所趋。”

中日两国是在1972年进入邦交正常化的，其后两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发展都很快。然而，两国之间一直没有就和平友好问题签订确定的法律条约，这让两国的邦交缺乏法律的支撑。1975年1月，随着两国对尽早展开《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呼声越来越高，两国进行了预备性谈判。就此邓小平表态说：“现在中日两国关系的焦点就是《和平友好条约》，我们是希望早日签订的。”

但事实上，当时的《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究其原因，是邓小平特别提出的“关键在于是否写进反霸权条款”。1972年两国建交时发表的《联合公报》上有这样一条：“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条是沿用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的反霸权条约，当时为了不影响日本收回北方四岛的谈判，应日方的要求，公报特别在这一条款前面加上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说明。然而在条约谈判时，日本却反对再提反霸权的问题。

这一做法让中国无法接受。邓小平对此尖锐地说：“我们总是把反对霸权当作一个原则，不能让步，因为它有实质的政治内容。把它写进去，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反对写反霸权内容的无非是三种人：一种是想复活军国主义，一种是怕苏联，还有一种是想搞外交权术。”至于日本属于哪一种，邓小平没有具体说，但这样的态度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对于两国关系的看法。

但邓小平仍然相信中日关系有进展的一天。他说：“总有一天要签订这个条约，我个人有这个信心。不仅是中国，而且日本大多数的人也是赞成的。总有一天日本政府会愿意的。实在不愿意，那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等。”这样的信心，来自对两个一衣带水的邻国正在发展经贸关系的展望。以邓小平对经济政治的研究，他相信，经济的交流最终必然会带来政治的交流，只是时间的早晚。有鉴于此，中国将始终抱着自己的底线来等待日本政府态度的转变。这一番话，颇有姜太公钓鱼之妙。

事实上，中日就《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直到国际局势和中日两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后，谈判才出现了转机。1978年，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才得以成功，反霸权主义的条款亦赫然在上。中国用自己的耐心和坚持，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会见新西兰新闻代表团
1975年9月5日）

1975年9月5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新西兰新闻代表团，新西兰驻中国的大使韩瑞思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新西兰与中国于1972年12月22日建立了外交关系。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新西兰和中国有着相似的背景，建交之后不仅双边关系发展顺利，两国领导人还保持着频繁的互访与接触。

新西兰积极的对外政策，源自他们对外贸的重视。这个曾经没有人烟的世外之岛，在人类定居后的一千多年间，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一个土壤肥沃、牧场广袤的发达农业国家。富饶的出产，使得这个国家并不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致力于将多余的物产出口，以获得更现代化的生活。故而，发展对外贸易成为新西兰对外政策的重点。而中国则是新西兰新的外贸伙伴。

然而，中国虽然同为农业国，在外贸政策上却与新西兰大不相同。邓小平对此耐心地向新西兰的记者们解释：“中国情况同别国不同。第一，我们经济不发达，可供我们出口的东西不多；第二，我们采取自力更生的路线，根据每年具体情况，外贸额有高有低，但总的来说有发展；第三，我国国内市场大，首先要作很大努力满足国内需求。”

事实上，在“文革”之前，新中国的外贸也有发展。那时国家建立了统一管理的国营外贸企业，进出口贸易基本由外贸部及其所属的各个专业进出口公司统一经营。这些出口创汇得到的资金则用于进口一些建设需要的技术设备和重要物资。

这种集中管理、集中经营的做法，为的是抗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封锁禁运。当然，封锁使中国的外贸基本只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后来也发展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甚至通过港澳地区来打破封锁，购入禁运物资。

这些做法，不仅仅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了力量，更重要的是，外贸成为中国打破与其他国家外交壁垒的一道利刃。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破裂后，中国的外贸遭受了严重打击，这就使中国不得不从日本和西欧寻找突破，而外贸的突破也最终换来了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

然而这些努力，在“文革”时期却被认为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这使得中国的外贸严重萎缩，甚至于割断了自己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此间，即便有外贸，也仅限于物资平衡和调剂进出口余缺。这是在中新建交中，中国在外贸方面不够积极的原因。

此时已是“文革”末期，中国开始不断地接触外界，在政治、经济方面努力争取着国际社会的支持。所以邓小平以发展的眼光对新西兰记者说：“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一定会发展……等我国轻重工业都发展了，那时的外贸前景就好了。”

在见面会上，记者们还问到了核军备竞赛的问题。此时，正值美苏两国大搞核武器竞赛的时期。这两个超级大国在核武器的研制、运载、分导等多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两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占世界库存总量的97%。

虽然联合国在20世纪60年代就呼吁禁止使用核武器，却并没有阻止美苏两国的核军备竞赛。而此时的中国，不仅有原子弹还有氢弹，甚至拥有了核动力潜水艇。这样的核武实力，在世界上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也让中国在核军备竞赛的环境下备受关注。

面对新西兰记者的提问，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对核武器的立场讲了好多年。第一，我们提出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第二，要使世界各国，不管有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也不管大小，各国平等参加，共同达成协议，彻底销毁核武器。”这是中国对核武器的贯有立场，即：拥有以自保，并逐步达成共同销毁协议。

所以，对于当时国际上要求建立无核区的主张，邓小平觉得不现实。他说：“我们并不提倡核扩散，但我们更反对核垄断。现在世界上都提出建立无核区的主张。但这些主张不如我们的这两条有意义。我个人看，现在反对核武器应把重点放在反对美苏两霸继续拼命搞核军备竞赛方面。”

着眼于实际来展望未来、制定政策，实乃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思想真谛。

会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
1977年9月6日）

1977年9月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这是邓小平第二次会见美联社的董事，这个新闻敏感性极强的媒体，在中国时局发生变化后，很快就接受了新华社的邀请，来了解一个与从前不同的中国。

上一次美联社董事长是在1975年与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一同前来的，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当中。而此时，中国已经走出了“文化大革命”，并召开了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而会见外宾的邓小平，在时局的转变中，又经历了一次升降。

说起来，邓小平在“文革”时期就经历了两次升降。先是在“文革”初期打倒老干部的浪潮中，邓小平首当其冲，失去了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即中央秘书长）在内的一切职务，被下放到江西接受劳动改造。经过六年多的时间，1972年，在中共再一次与国际接轨的情况下，邓小平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得以平反，重新获得了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

随着邓小平在外交上的突出表现，到1975年，邓小平成为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着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他上任后，开始致力于通过全面整顿来纠正“文革”的错误。这一系列举动，很快触及了某些权力的利益，当年年底，就再一次遭到了批判。第二年四月，更是因为在北京发生的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再次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再次沦为平民的邓小平，并没有停止对时局的关注。当“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便积极地评论起这场历时十年的政治运动。其中最为经典的，便是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他首先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但“两个凡是”就有问题了。他指出，在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时候就可以发现，毛泽东的方向和理论都是具有先进意义的。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会随着时间、境况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如果一个过去都行事正确的人做错了事，还凡是依从，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了。所以“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理论是错误的。我们要继承的，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这一具有建设性的意见，直接为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对毛泽东的定性产生了影响。邓小平也在此次会议上，恢复了之前在党政军的全部职务。

而这一次的会见，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与国外的新闻媒体见面。

当说到自己被打倒后的处境时，邓小平无比感慨。他说：“我比较安全。有毛主席保护，专门指定人和部队保护我。我被罢了官后，毛主席为了不让‘四人帮’掌握主要的权力，把华国锋主席提到主要的领导岗位。”在邓小平看来，毛泽东对于当时的时局是有认识的，所以才会派人保护邓小平，又用华国锋来对抗“四人帮”。

可毛泽东为什么不亲自处理“四人帮”，或者说为什么不早一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就此，邓小平理性地分析给美国的朋友们听：“‘四人帮’搞得更厉害了，这就创造了解决问题的条件。现在人们总是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早一点解决？早一点解决不可能，因为‘四人帮’的问题要有一个暴露过程，等他们暴露更充分后，才能解决。毛主席一去世，‘四人帮’就跳出来，这样解决的条件就成熟了。”这在中国的古代，称之为谋略，也是邓小平始终认同毛泽东的原因之一。

但邓小平也清楚地看到了“文革”带给中国的伤害，他指出：“过去‘四人帮’不提倡搞生产，认为搞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就是‘不革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反对按劳分配原则。所谓按劳分配，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群众反对‘四人帮’，主要是反对他们不让劳动，不让提高劳动生产率，不鼓励劳动有贡献的人，不让他们多收入一点，不让那些在艰苦劳动条件下劳动的人多收入一点。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

在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任何一个时期，他都注重经济的发展，并强调发展生产并非是走资本主义路线。这样的思想，与“文革”时期的“四人帮”操纵的思想恰恰相反，这也是邓小平屡屡遭到打压的原因。当邓小平再一次有机会站在领导的位置时，他仍然坚定不移地坚持着自己的主张。故而他说：“现在，我们要恢复按劳分配的原则。”

但是，这按劳分配怎么做？怎么恢复？邓小平细细地说：“我们是实行低工资政策，要实行好多年。随着经济的发展，才能逐步提高工资。我们采取低工资政策还因为有个城乡关系问题，如果工资过高，农村生活水平不能很快提高，会吸引许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即使我们的工业更发达，国家收入更多，也要照顾城乡关系，不能相差太多，当然差距总还是会有的。要按劳分配，要有差别，但差别不能太大。”

还有一点让邓小平痛心的事，便是“文革”时期的教育。他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教育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学生学习质量降低，教材水平大大降低，使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受到相当大损失。”

邓小平历来注重人才的培养，他相信，有人才才能更快更好地搞好革命，搞好经济，搞好建设，搞好发展。故而在他领导的任何一个地区，都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可当他看到“文革”时期被弃如敝屣的教育，就非常痛心。所以，在他复出之前曾与中央的两位负责人谈话，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便是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现今他复出了，恢复教育，恢复行之有效的教育，便是他工作的一个重点了。

就此，他对客人们说：“现在打倒了‘四人帮’，就有可能真正按照毛主席的道路走了。要提高教材质量，现在是认真研究的时候了。从小学到大学都要按照毛主席制定的教育路线真正实践起来，真正能够造就人才，就是不上大学的，也要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

此次美联社董事会访华，除了要来看走出“文革”的中国，还关注中美关系的发展。前不久的8月22日，美国国务卿万斯就来到中国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以期重建中美之间的官方对话与外交关系。

说起来，万斯也算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原本是一名律师，后来成为一名民主党政治家，担任过国会和国防部的法律顾问、陆军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现在则是国务卿。他在约翰逊总统时期，就多次被派驻国外处理棘手的事务，他以其卓越的外交谈判能力，赢得了“美国头号麻烦处理专家”的称号，还获得了美国国家最高奖章——总统自由勋章。卡特竞选总统时，他担任其幕僚，待其当选后，他更成为了国务卿。

在对华政策上，万斯其实是亲中的。他自己曾经说过，从小就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就此，卡特总统将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重任交给了他。万斯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国问题专家小组，致力于研究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的各种对华关系文件。他曾说过：“美中关系如果不设法向前迈进，那就会向后倒退，而倒退将会给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造成严重损害。”于是，在1977年8月22日，他带着自认为最有利于双方的建交方案，来到了中国。

对于美国高层的来访，中国政府是非常欢迎的。就如邓小平所说：“万斯访华有一个成果，就是万斯来了，这是你们美国现政府第一次派高级官员来中国。”虽然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两国的关系就走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但离正式建交还有一定的距离。其后福特总统的访华，仍然没有解决实际的问题。但这种高层访问，始终都在为两国建交而努力。所以对万斯访华，中国政府有着一定的期待，至少它表明了一个良好的态度。

然而，不管万斯心里有多少诚意，他也不可避免地显露着来自美国的霸气。他所提出的建交方案，是在坚持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基础上，还会发表声明来表示美国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强烈关注，并要求中国不能否定此声明，也不能发表任何有关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新声明，甚至还要在台湾设立联络处，并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这样的方案是中国政府绝对不可能接受的。邓小平在对美联社的董事长们回顾这件事时说：“他带来的中美建交的方案，是一个后退的方案，就是‘倒联络处’的方案。美国政府同意我们的三个条件，‘撤军、废约、断交’的前提，但还要在台湾设立相应的机构。所以，我们还是重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有立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无权干涉。中国政府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自己解决台湾问题时会考虑到台湾的特殊条件。”

故而万斯从一开始听到的就是强硬的反对声。8月24日邓小平宴请万斯时，也毫不客气地把万斯的方案驳了回去，这让碰了一鼻子灰的万斯不得不空手而归。但万斯的出访，也让美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对台湾的坚决态度，为其后中美谈判奠定了基础。此后，美国频频派出使团，以期重建中美对话的有效途径。

中美建交不仅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考虑。虽然中国此时的实力有限，但邓小平始终希望能够发展对外贸易。他说：“我们历来提倡自力更生，但并不是像‘四人帮’解释的那样，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搞，连世界上先进的东西都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世界上先进的东西？这是人类共同的成果。”

他还指出：“对外贸易是随着我们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我们历来的态度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贸易还是可以发展的，但中美关系正常化不解决，总有限度。”所以，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关系着当时中国的国际政治问题，还关系着中国的经济发展。

在这些美国新闻界的客人眼中，这个矮小的中国领导人，有着出人意料的谦逊，更有着不可否定的强硬。他的务实，更令人印象深刻。

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
1977年9月29日）

1977年9月29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来自英国的华人女作家韩素音。

韩素音，原名周光瑚，曾经是地道的中国人。她是在民国时期出生在河南的女子，民主的春风让她不仅得以前往燕京大学读书，更获得了到比利时学医的机会。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怀揣着一颗爱国之心，韩素音回到了国内，并与一名国民党军官结了婚。这名军官后来成为了外交官，她便跟随丈夫前往英国攻读医学。哪知回国参加内战的丈夫死在了东北战场，独自留在英国的她最终嫁给了一个出版商，并改名为伊丽莎白·康柏，入籍英国。

韩素音原本是一名医生，曾获得英国伦敦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有多年行医的经验，并开设了自己的药房。但身在异国的她，始终眷恋着国内的生活，文字由此成为了她心灵的寄托。韩素音这个名字，就是她的笔名。

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韩素音得到了回国访问的机会。虽然是国民党遗孀，但她却对新中国充满了兴趣。她开始翻译出版中国及中国领导人的著作，宣传着一个全新的中国。就此，她从一名医生转变为亚洲文化的研究者，后来更是在新加坡南洋大学担任了现代亚洲文化史的讲师。

“文革”的出现，让韩素音回国的机会少了，她开始专心地写作几本传记性著作。尤其是她的《好事多磨》，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生死恋》，并获得了三项奥斯卡奖。这让韩素音名声大噪，从此成为了职业作家。她开始在欧美国家讲学游历，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方方面面。其关于新中国的著作，也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在外国人的眼中，韩素音就是新中国现状的权威发言者，她的外籍身份让她的言论更有可信度，她的女性身份让她的著作有了更多感人的情愫。韩素音这种自发的宣传，更是让国际社会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有了基本的了解。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曾经多次与她深谈，她由此被誉为是继史沫特莱、斯诺以后，第三位与中国结下深厚情谊的外籍作家。

这一次她来到中国，是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此时，正是“文革”结束后的整顿调整期，打倒“四人帮”的十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中国正在从一个混乱而疯狂的状态中复苏。韩素音正是要来看看这样的中国，了解最新的变化。

韩素音是8月底到的中国，已经先后访问了大寨、阳泉、大庆、哈尔滨、成都、重庆、上海等地。注重真实生活的她，去体验了变化中的中国，会见了一些专业画家、工人、农民业余画家。最后她才来到北京。过去与她侃侃而谈的毛泽东，已躺在了水晶棺中，她只能去瞻仰并敬献花圈了。而她所熟悉的中国领导人，此时就只有邓小平了。

面对着邓小平，韩素音最感慨的莫过于“文革”给新中国带来的破坏。邓小平则愤愤地指出，“文革”之所以会让全中国乱，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四人帮”的破坏。他说：“‘四人帮’把老干部都叫‘民主派’，说‘民主派’必然是‘走资派’，‘走资派’必然是反革命。这是他们篡党夺权的第一个纲领。他们还有第二个纲领，即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以上两种人加起来为数就不少了。还有别的帽子，打击面就更宽了。‘四人帮’带给我们的真是一场灾难！”

邓小平在这场运动中，成为被重点关注、重点打击的对象。他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被撤销了所有职务。邓小平之所以没有获得刘少奇、贺龙所遭受的严酷待遇，源自毛泽东的庇护。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大会的发言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邓小平，使得邓小平只是被派去了江西的一家拖拉机场工作、反省。这也是邓小平在二十多天前会见美联社董事会访华团时，说他有毛主席保护的原因。

正是因为毛泽东的庇护，邓小平得以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于1973年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而他的复出，成为“四人帮”独揽大权的障碍。1975年7月初，毛泽东就对邓小平抱怨：“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中旬，毛泽东就发表了要求进行文艺调整的谈话，这让历来飞扬跋扈的“四人帮”变得很被动。但是，“四人帮”就是有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本事，他们仅仅凭借毛泽东的一次文艺谈话，就重新掀起了对邓小平的批斗。这一次的事件，便是批《水浒》。

邓小平对此回忆说：“评《水浒》，毛主席并不是针对任何问题讲的。那时他眼睛不好，找人读书，有一次找人读《水浒》，在读的过程中毛主席有些评论，说《水浒》好就好在暴露了投降派。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实际上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水浒》中有革命派，宋江混进去篡夺了领导权，使农民运动走向投降的道路。《水浒》好就好在这里。金圣叹做了一件坏事，把一百二十回改为七十一回，把暴露宋江投降的一些情节去掉了。所以，如真正了解作者的思想，暴露宋江，应该恢复一百二十回或一百回。毛主席评《水浒》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并不是针对哪个人的。后来，‘四人帮’歪曲毛主席评《水浒》的意思。1975年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江青以批《水浒》为名，实际上就是批‘民主派’、‘走资派’和‘投降派’。她想借此名义转移会议方向。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说：简直放屁，文不对题，不要听她的话。我马上打电话制止了。‘四人帮’就是干这种事情。他们说宋江夺权把晁盖架空，实际上他们首先是说周总理把毛主席架空，后来又说我把毛主席架空。这完全是‘四人帮’自己制造的。”

“四人帮”的野心让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据1977年12月20日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文革”造成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而这个浪费和减收的数字，就是近30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两倍！这样的损失，让中国在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地被其他国家抛在了身后。

邓小平说：“‘四人帮’的干扰，耽误了我们好多时间。60年代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水平差距不大，1964年我国爆炸了原子弹，这是科研水平的集中表现。世界科学技术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科学领域一日千里地发展，一年等于好几年，甚至可以说一天等于几年。一个新东西发明出来，可以带动其他方面走得很远。一个新粒子的发现，一种新的理论的出现，会发生深远的影响。1975年我曾讲过，同日本相比我国落后了50年。那时我老想抓科研，结果不仅没有抓上去，反而我自己被抓下去了。”

认清了问题，重点还是该如何解决。邓小平相信韩素音虽然想要了解“文革”的真相，但更多的是希望看到改变。就此，他在谈到教育和科研时表示，其他方面恢复起来比较容易，教育和科研方面就不是这样，这里存在一个要后继有人的问题。抓科研不抓教育不行，要从小学教育抓起。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么，中国就是有希望的。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中国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没有希望。中国还要吸收世界先进的工业管理方法，要搞科研，搞自动化。中国的设备能力不小，但生产落后，这是一个组织管理问题。过去，中国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中国的潜力很大，但有个组织管理问题，归根到底是科学研究要走在前面。

面对这个一心系着中国的英籍华人作家，邓小平侃侃而谈。会后，他还和邓颖超一起设午宴款待了韩素音。他让这个飘荡在外的游子，不仅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更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第二次会见法国地方大报集团访华团
1977年10月26日）

1977年10月26日上午，邓小平又一次见到了由主席让·雅克·基洛茨带队的法国地方大报集团访华团。

1976年4月，为了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由此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直到1977年7月举行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才得以恢复原来的党政军领导职务。

时隔三年，邓小平再次见到中国的老朋友，仍然健谈。他指出：“中国政府反对霸权主义，有三个办法：第一，有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第二，破坏它的全球战略布局，打乱它的战争时间表。第三，不搞绥靖主义。”

中国与法国，在反霸权上有着共同的立场。法国通过联合遭美国排斥的国家，与其贸易、交流，来防止一方势力的独大。而中国也有自己的“一条线”战略，用以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这个“一条线”，包括了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在内的反苏国家，以及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国家。这些国家的联合，从事实上增加了中国对抗苏联霸权的实力。

中国不仅反对霸权，自己也不会称霸。邓小平就此说：“人们都说中国是个大国，其实只有两点大，一是人口多，二是地方大。就发展水平来说，是个小国，顶多也是个中小国家，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发动战争，中国是没有资格的，中国在若干年后强大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只要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如果那时发动战争，就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论大小，不管它发达到什么程度，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所以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对外政策和路线是永远不称霸。”

自复出以来，邓小平愈来愈意识到，战争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而且党中央一致忧心的战争在国际反霸权的总形势下，爆发的可能也越来越弱，而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才是当前中国的当务之急。为此，他迫切地想要与国际先进的经济力量进行交流。

为此，他谦逊地说：“由于中国还处于发展阶段，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经济贸易方面还要发展，我们不仅同法国而且同国际上的经济往来也会逐步发展。我们想把世界上一切先进成果统统拿到手，但我们历来考虑到自己的支付能力，我们接受延期付款的方式。”邓小平相信，中国现在穷不怕，只要努力争取，就一定会逐步发展起来。

访华团还问到了四个月前发生的劫机、绑架案件。当时，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和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BAF合伙，劫持了由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的法航139航班，并绑架了机上的103名犹太人，以人质为要挟要求以色列释放53名恐怖分子。虽然这次劫机绑架事件以以色列袭击成功、救出人质结束，但法国航空公司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以致此事件备受法国关注。

面对这样的恐怖主义做法，邓小平很干脆地说：“我们从来不赞成。不但我们不赞成，马克思、列宁都是反对这点的。这不是革命，不是马列主义。我们总是谴责这种行动的。”

以正大光明的做法去赢得世界的认同，是中国重要的外交策略。因此，中国历来反对恐怖主义的行径。但世界上总是有阴谋论者揣测着中国的行为。邓小平的话，直接否定了这些揣测的可能性。

在尼泊尔答记者问
1978年2月4日）

1978年2月4日，邓小平在尼泊尔接受了尼泊尔记者和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塔斯社、《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的记者的采访。

这是邓小平出访尼泊尔时进行的一次记者访问。这次为期三天的访问，说起来算得上是周恩来总理的心愿。

中国和尼泊尔，在千年前就有着交往。新中国成立之后，尼泊尔于1955年8月1日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值得一提的是，信奉佛教、不喜争端的尼泊尔作为与中国接壤的邻国，与中国关系和睦，也没有太多领土的纷争问题。所以，自建交以来，两国就有着密切的高层往来，尼泊尔的国王、首相曾多次访华，而周恩来总理也分别在1957年和1960年访问了尼泊尔。

这是一个坐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国家。覆盖着白雪的喜马拉雅山脉连绵不绝，是尼泊尔和中国的天然国界。可周恩来到尼泊尔访问时，中国还没有开通直达尼泊尔的航线。飞跃喜马拉雅山到尼泊尔，就成了周恩来未能实现的心愿。1970年2月，周恩来曾遗憾地向尼泊尔驻华使节说他不能应邀参加尼泊尔王子、公主的婚礼，他还说：“如果飞机能够飞越西藏上空直达加德满都，我去一天也是好的，我一直等待是否有这个机会。”这个周恩来没有实现的心愿，却在八年后由邓小平帮他完成了。

2月3日，邓小平的专机从成都起飞，飞越雄伟壮丽的喜马拉雅山脉。邓小平走到驾驶室，看着外面的一片壮阔，不由感慨万千。这是“文革”之后中国高级领导人出访的第一批国家，而这些国家皆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这个深藏于高原的异国，正是与中国有着坚固友谊的国家。邓小平此次，便带着周恩来总理的心愿再次来访。

邓小平的专机抵达加德满都，迎接邓小平的是首相比斯塔。其后，邓小平又拜会了尼泊尔国王。在与首相和国王的会面中，邓小平都提到了“文革”时期中尼之间的交往误会，称中尼两国今天的友谊是由前任国王和毛泽东、周恩来缔造的，但在“文革”初期，“极左分子破坏中尼关系，伤害了尼泊尔人民的感情”，“那是由于我们方面的原因，是林彪、‘四人帮’干扰造成的，责任不在尼方，尼泊尔没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尼泊尔朋友表示了原谅，我们很感谢。”

中尼关系在“文革”期间发生的问题，源自当时一部分“极左分子”要将“文革”国际化。尼泊尔作为中国的邻国及早期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在“文革”前与中国有着非常好的外交关系。不仅如此，尼泊尔还是中国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文革”发生时，有很多工程技术人员在尼泊尔帮忙修建公路和水电设施。

那时的尼泊尔还是君主制国家，这对于已经推翻了皇帝的中国援助者来说，尼泊尔在政体上是“落后的”。所以“文革”开始后，中方援助人员中的造反派在中尼边境树立起推翻尼泊尔君主制的标语牌，还在尼泊尔积极活动，宣传毛泽东思想。

无论两国有多友好，这种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任何一个政权都难以容忍。因此，尼泊尔政府提出警告，要求中方限制出售毛泽东语录，禁止佩戴毛泽东像章。但这些造反派依然我行我素。

由此，尼泊尔政府搜查了尼中友协，没收了里面的“文革”宣传品，破坏了相关的展览橱窗，还和当时在场的造反派发生了冲突。中方则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指责尼泊尔政府同美国勾结。中方的行为，再次激怒了尼泊尔政府，使其提出要中国撤走部分驻尼泊尔外交人员的要求。这是中尼外交史上一段不太和睦的历史。

邓小平此次到尼泊尔是在“文革”结束后，第一时间到这个友好邻邦道歉。邓小平用真诚的道歉来赢得了友谊。就此，他还在与记者们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希望南亚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互不干涉内政。”

中国与尼泊尔是友好邻邦，不是附属关系。是否实行君主制，是尼泊尔的内政，中国当时的做法确实错了。就像周恩来曾说过的：“做错了事，应该承认，不管是不是大国。”邓小平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强调，不仅要重建中尼两国的友谊，更是要借机获得更多国家的认可。

在中国的邻国中，还有一个国家值得关注，那就是与尼泊尔三面相交的印度。中国和印度的外交矛盾，主要在边界问题上。历史上，中国和印度就像和尼泊尔一样，都是以喜马拉雅山脉作为天然的国界分割线。但当英国占领了印度之后，其政府就有了侵占西藏的想法，将大片中国的土地划入自己的版图。新中国成立后，印度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在1959年达赖逃亡印度后，印度总理向中国提出了领土要求，并挑起了边界武装冲突，最终导致两国在1962年发生了边界大战。中印两国其后虽然有多次交涉，但都没有谈判成功。

在这一次与记者的见面中，邓小平就提到了印度：“我们注意到印度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我们也希望同印度改善关系。中印双边关系的改善需要双方共同作出努力。”这一番肺腑之言，是承继着之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谈的。中国并不喜欢与邻人为敌，友好的关系是中国所乐见的。1976年，两国恢复了互派大使，也算是双方关系的缓和。此后，双方更是逐步在经济上展开了更多的交流和合作。

这种与人为善的外交政策，是邓小平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它让中国得以与更多的国家建立起良好的外交关系，即便过去为仇敌，也能在发展中获得相互的支持。

会见美国《号角》编辑部代表团(1978年5月2日)

1978年5月2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号角》编辑部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号角》是美国革命共产党当时的中央机关报。

在美国，一共有两个共产党。一个是美国共产党，一个是美国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派和中国共产党都有着不小的渊源。

事实上，美国共产党成立得比中国共产党早。早在1919年，美国共产党就已经成立了。它曾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美国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在20年代至40年代的美国劳工运动中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其成员一度达到10万之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美国共产党曾经给予了积极的声援，并在抗日战争期间派遣医疗队援助中国的抗日根据地。但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和苏联之间发生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使得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一度中断。直到1988年6月，美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率团访华，两党的交往才重新恢复。

美国革命共产党则跟中国共产党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它实际上是受中国“文革”影响而成立的政党。这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小党，成立于1975年，但前身“湾区革命联盟”成立于1968年。革命联盟的宗旨其实就是主张在美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暴力革命，以武力来使美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新中国革命的成功，使革命联盟把中国当成效仿的对象，更对当时的“文革”赞誉有加，甚至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他们的指导思想。在“文革”期间，两党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美国革命共产党甚至还频频派出访华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美国革命共产党对此十分重视，他们不仅发来唁电、敬献花圈，还发表专刊纪念毛泽东，为其举行追悼会。追悼会上，其主席说了这样一番话：“毛泽东主席不仅为中国而且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指明了方向。亿万人民将继承毛主席为之战斗并且贡献了全部生命的事业，直到消灭剥削和压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目标。这是我们悼念毛泽东的最好办法。这个事业也是当代工人阶级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要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一发言，竟表明了美国革命共产党决心用实际行动来继承毛泽东的革命遗产。

然而，其后中国局势的发展出乎美国革命共产党的意料。他们开始不认同华国锋的执政，对邓小平的复出也不满意。但是他们并没有马上跟中国共产党断交，还在1977年7月派出访华团，在1977年12月26日《号角》周刊上发表了纪念毛泽东诞辰84周年的文章，称中国“目前形势非常光明。社会主义在中国和在全世界不是完了。事实上，社会主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大，而‘四人帮’之流则遭到失败、陷于孤立，并且狼狈不堪”。

其实，此时的美国革命共产党正在经历内部分裂。对于中国局势的不同认识，使党内分歧严重，最终分道扬镳。1978年3月，对中国局势表示不满的美国革命共产党主席在一次报告中说：“中国发生了修正主义政变，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人遭到了严重打击。走资派不仅还在走，而且他们现在已经篡夺了最高权力，并且正在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推行这条路线的是邓（小平）、华（国锋）等人。”

《号角》编辑部代表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了中国。他们是应《人民日报》的邀请来的，早在3月30日就抵达了北京。在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之后，他们先后访问了北京、胜利油田、济南、上海、杭州、广州、海南岛、大寨、阳泉、太原、延安。当他们再次回到北京时，他们见到了邓小平。

会见中，有人问到了天安门事件的真相。这对邓小平而言，其实是一个敏感话题。毕竟他的第三次丢官就是因为天安门事件。当时，周恩来的去世，激起了群众的自发悼念活动，并打出了反对“四人帮”、否定“文革”、拥护邓小平的口号。对此，“四人帮”极力压制，将其定性为反革命活动，并认定这些活动是邓小平一手策划，为的是篡党夺权。结果邓小平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直到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才得以恢复原职。

就此，邓小平向代表团解释说：“天安门事件是广大群众热爱周总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是合情合理的。天安门事件绝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我是因为天安门事件被撤职的。我出来工作这个事实本身就把结论反过来了。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其实那时候我任何人也没接触过。”

这一番解释，并没有得到美国革命共产党的认可。1978年的国庆，历来都要发来贺电的美国革命共产党，这次没有发贺电。两党自此断绝了往来。

美国革命共产党并没有就此罢休。1979年1月28日到2月8日，邓小平访问美国。美国革命共产党就于1月29日在华盛顿举行示威游行，反对邓小平的美国之行。

在卡特总统的欢迎仪式上，总统刚讲了几句话，记者区就有一个女人高呼：“叛徒！”她只喊了两声就被不远处的美国特工拉走了。随即又有一个男人高呼：“凶手！”“叛徒！”也立马被特工带走了。经审问，这两个人为美国革命共产党的成员，他们是以《工人报》记者的身份进入到欢迎仪式。

由于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两人有暗杀意图，美国警方只能在将其拘留24小时后，罚款释放。其主席阿瓦基安则因此间的活动被逮捕，并被驱逐出境。后来阿瓦基安逃到了法国，跨国领导美国革命共产党。直到现在，他仍然在号召人民在美国进行革命。

会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访华代表团
1978年5月19日）

1978年5月19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合众国际社访华代表团。

美国合众国际社是与美联社一样的通讯社，为美国第二大通讯社，世界四大通讯社之一。它最初本是两个通讯社：合众社和国际新闻社。为了对抗美联社，两个通讯社达成协议，合并成现在的合众国际通讯社。

和半个月前邓小平会见的《号角》编辑部代表团不同，由于《号角》是美国革命共产党的机关报，所以代表团更纠结于历史，而美国合众国际社代表团则更关心未来中国的发展。

正在准备着全力发展国内经济的邓小平，头脑中充满了对未来中国的构想和改革的方法。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他的谈兴很浓。他向这些来自美国的报人说：“我们准备吸收世界先进技术，包括美国在内。这个事情做得好，可以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对正常化也有益处。”

中国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不仅仅具有政治意义，更具有经济意义。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就遭到了经济封锁，但始终在努力发展生产，力求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为此，中国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地进行有限的国际贸易，并有意引进了一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中美两国关系的破冰，为中国获得先进的技术设备提供了条件。而这种经济交流的加深，势必加强中美两国的关系，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变得更为容易。对此，邓小平积极而乐观。

在这众多的技术中，核电是邓小平颇为看重的一项技术。中国虽然早已能够利用核技术制造出原子弹和氢弹，但安全地使用核能对中国却是一个全新的技术。此时，国际上已有公认，核电是环保而高效的能源方式。更重要的是，核电也是一种战略能源技术。发展核电，不仅能解决中国长期性的能源紧张问题，也是和平时期保持战略威慑能力的理想途径。这就让急切发展工业和加强自身实力的中国极为看重。

邓小平就此告诉记者们：“我们自己在搞核电站，也准备买一点技术和设备。我们能源丰富，有油、有煤，水利资源也非常丰富。核电好是好，但很花钱，我们的重点还是发展水电、火电。”

后来中国果断地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同时，自主创新，终于在1991年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核电站——秦山核电站，从而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到今天，中国核电站的运行和管理被公认为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但购买先进的核电技术是非常昂贵的，修建核电站也是相当花钱的。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动乱，国力虚弱，生产凋敝。要发展如此高端的技术，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人民的温饱问题，则是领导人亟需解决的一道难题。

所以，邓小平在回答中国是否进口粮食时说：“现在我们进口粮食，主要是从品种调剂考虑，当然与我们粮食生产还不够发达也有关系。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靠进口粮食解决短缺问题是不可能的。根据品种调剂，在若干年内还会有进有出。”

这个问题，其实是沿袭自周恩来的粮食应对方案。在“文革”时期，粮食始终是困扰周恩来的一个难题。中国粮食产能不足，尤其是北方，灾害频发，只能通过南粮北调来解决问题。当时也有进口粮食，大多用于支援北方。但在“文革”期间，吃进口粮却意味着修正主义，所以是禁区。

率先提出不吃进口粮的是毛泽东。但是面对国内巨大的粮食缺口，必须考虑进口粮食，否则就可能引起经济混乱和社会不安定。然而要动用过多的外汇来进口粮食，却让国家财政感到为难，政府更觉得这种方式有损国家形象，会带来不好的政治影响。在这样的矛盾纠结中，周恩来最终想出了“以出养进”的办法。他发现，通过出口好的大米和大豆，可以换回两倍的小麦，这就既多得了粮食，又赚取了外汇。这种权宜之计确实在国家财力、物力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解决了粮食问题。

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但“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存在，中国的粮食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维持这个“以出养进”的粮食进出口贸易，是邓小平唯一可行的粮食方案。

中国粮食不够的问题，跟人口数量过多有很大关系。中国历来都是人口大国，但耕地面积并不大。地少人多，使得国家负担过重，很难在短时间脱贫。早在20世纪20年代，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邵力子就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后，留在国内的邵力子再次发现了人口问题，并正式提了出来。后来经济学家马寅初也发现了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也提出了计划生育的主张，后来更发表了《新人口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其实，从1955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在考虑节制生育的问题。毛泽东一开始也赞扬计划生育的主张，但大跃进的开始使毛泽东觉得粮食多产了，人口问题也就变得不严重。后来他还对马寅初说，计划生育仍应实施，但现在不严重，可以等到达到八亿时再讲。就此，计划生育的政策被搁置了下来。直到1969年，周恩来才又在全国计划会议座谈会上提出要进行计划生育，还说毛泽东对此讲过至少三次，有两条主张。此后，政府开始免费发放避孕药，并进行晚婚晚育的宣传。只是当时主要是提倡节育，而非强制执行，不过相关政策已在酝酿当中。

所以被问到中国是否要采取措施，限制人口增长时，邓小平说：“这些年来一直在采取措施，节制生育。在这方面，有些地区做得不错，有成绩，但农村差一点。一些节育费用都由国家补贴，比如说一些药品都由国家供应。我们力求每年的人口增长速度小一些，但总还要增长。人多有人多的好处，但人多也有人多的麻烦。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一个有希望的国家。”

在邓小平眼中，中国充满了希望。他相信，只要通过努力，中国定然会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

会见日本广播协会代表团
1978年6月5日）

1978年6月5日，邓小平会见了日本广播协会代表团，日本驻中国大使也参加了此次会见。

日本广播协会又叫作日本放送协会，简称为NHK，是日本第一家根据《放送法》成立的大众传播机构。由于协会为国家出资，所以颇有中央电视台的意味。不过它不止有一家电视台，还拥有广播电台以及各地的放送部门，算是一家大型的广播电视媒体。

到1978年，NHK已经向全国放送全彩色的综合电视节目了，并且能够进行现场直播。广播实现了效果更清晰的超短波广播，而且实现了立体声放送。而此时的中国，电视却还在艰难的普及过程当中。虽然中国已经拥有了电视发射台和转播电视台80座，却还不能覆盖全国。虽然央视一套节目开始了全彩色播出，但拥有电视、尤其是彩色电视的人家，却是少数。中国与日本在广播电视媒介上的差距不小。邓小平就此深有感触地说：“在人民中拥有的电视机数量比较少，要加强这方面的发展。”

拥有更多的电视，邓小平首先想到的是，电视可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人才。影像，是最直观的传播媒介，所以，自有了影像设备后，中国就开始了电化教育。最早的电化教育是在1918年，商务印书馆设立了活动影戏部，主要拍摄风景、时事、教育、新剧、古剧等电影。其后，以影视来进行教育宣传的方式，在中国有了更多的试验和探讨。不过由于技术的限制，电化教育的使用并不广泛。

新中国成立后，即开始重视电化教育，学校中有了专门的电化教育专业，上海有了专门生产科教电影的基地和电影制片厂，北京的各区县也相继成立了电教站。就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现在要解决教育问题，电化教育是一个重要手段。”“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抓紧科学教育不行，科学教育不采用现代化的方法也不行，电化教育这个手段是重要的措施之一。”

确实，在师资力量缺乏的情况下，利用电教设备，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为现代化水平低下的中国培养出一大批拥有新思想和新技术的人才。然而，“文革”的十年却使中国的电化教育停滞了。邓小平说：“‘四人帮’的干扰在工农业上有破坏、有损失，但最大的损失在科学教育方面，这方面耽误了十一二年的时间。”

这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停滞。终端设备的缺乏，让电教缺乏应有的普及。另一方面是教育的停滞。对臭老九的打击，使文化和技术不再受到重视，甚至被蔑视。教育的不施行，使得电化教育更没有了市场。所以，即便电化教育已经开始了多年，邓小平也只能说：“我们的电化教育才开始，我们这方面不发达。”

但1978年却是新中国电化教育重新起步的时期。“文革”结束了，全中国都在邓小平的努力下开始积极的复苏，电化教育也在其列。邓小平觉得什么都能等，但教育不能等，就此他说：“这项工作根据我们现有条件开始做了，我们要采取措施加快步伐。”

在此后的11月，中央决定在广州举办全国性的电教器材使用、维修的培训班，以培养更多的电教技术人员。11月26日至12月3日的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工作会议，还制定出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试行方案》。以此为始，中国的电化教育有声有色地搞起来了。不仅在各省市自治区都拥有了电教学校，各个大学也积极加入了电教行列。这为中国经济的复苏，输送了大批人才。

当然，作为一家媒体，NHK的访问团更注重的是影响两国关系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进程。当团长坂本朝一提出有关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时，邓小平说：“我们双方只要从全球战略和政治的观点出发，《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就比较容易解决。日本人民和日本大多数政治家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两国间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曲折，但我们是休戚相关的，要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在政治上体现出来，就是尽快地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我相信，我们两国发展合作的前景是良好的。我们要向你们学习的地方很多，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朋友的帮助。”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将中国和日本之间和平交往的基础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条约。这个条约的谈判，在1975年就启动过，虽然当时达成了两点共识，但在反霸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导致谈判搁浅。就在NHK访华之时，中日关系随着国际局势和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出现了转机。

在NHK访华后的第二个月，中断了两年多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重新在北京启动。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谈判，中日两国终于在8月12日正式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是中日关系在政治上更进一步的里程碑。

会见泰国记者访华团
1978年6月7日）

1978年6月7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泰国记者访华团。

作为中国邻近的国家，中泰两国历来有着良好的双边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泰国十分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所以只得接受美国不让其与中国建交的要求，并且反共情绪浓烈。但1955年的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泰国政府在周恩来的带动下，开始了解新中国，并背着美国秘密地与中国联系。到1972年中美两国关系破冰之后，泰国开始与中国正式接触，并于1975年7月1日与中国正式建交。

在中泰建交即将三周年之际，邓小平开心地说：“我相信，中泰两国在各个领域里的发展前景都是非常好的。”事实上，泰国是东南亚和中国关系最亲近的国家之一。尤其是泰国王室，与中国政府十分亲近。

东南亚地区有一个组织，叫作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为东盟。由于东南亚国家相对都比较弱小，所以这个组织的成立，为的是保卫自己的安全利益，并与西方保持战略关系。这就让东盟各国之间有了更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合作，并成功地推动了东盟各国经济的发展。

东盟的创始国为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它们迅速发展的经济，使中国不仅想要与泰国保持良好的友谊，更要跟东盟各国都建立友好的关系。邓小平就此说：“中国同泰国、同东盟各国都要发展友好关系。我们一贯支持东盟五国建立和平中立区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好政策。”

由于此时的中国正在邓小平的主持下逐步向西方开放，自身的传统如何在发展中得到保持便成为当下的一大课题。这也是注重传统的泰国所面临的问题。泰国的记者关心中国是否担心会受到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邓小平却乐观地回答说：“不担心这个问题。毛主席过去说过，他开始读孔夫子的书，以后学的是资本主义，但他终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归根到底，要看我们的事情搞得好不好。如果人民都知道我们自己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那么，什么影响也不怕。至于有些人，就是没有外国人来，他也会受影响的。人们的眼界开阔些好，这样鉴别是非的能力只能增强，不会减弱。”

邓小平平和乐观积极的态度，给泰国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次会见扎伊尔新闻代表团
1978年6月14日）

1978年6月14日上午，邓小平再次会见了扎伊尔新闻代表团。

上一次会见扎伊尔的新闻代表团，是在1974年6月18日。四年过去了，邓小平虽然依旧是国务院副总理，但已经经历了艰难的起落。中国也已经走出了“文革”，开始了新的历程。而扎伊尔在此期间也经历了战争的洗礼。

此时的美国正陷入越战无法脱身，苏联就趁此机会推行其霸权主义，非洲便是苏联极力想要掌控的区域。当时，苏联把安哥拉作为它向非洲其他地区扩张的基地，意图控制非洲的中部和南部，而扎伊尔强硬的态度，使苏联把扎伊尔当作了必须拔除的钉子。

1977年3月，苏联和古巴策动前加丹加宪兵组成的雇佣军，武装入侵了扎伊尔的沙巴，这一次的入侵没有取得成功。于是苏联和古巴又在1978年5月再次派遣雇佣军入侵沙巴，仍没有如愿。值得一提的是，刚刚从越战中脱身而出的美国，与法国、比利时的部队都加入了援助扎伊尔的战斗中。

对于这两次保卫国土的战争，邓小平指出，扎伊尔反抗苏、古雇佣军两次入侵的斗争是正义的，蒙博托总统做得对，扎伊尔人民做得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站在扎伊尔一边，坚决支持扎伊尔人民的斗争。世界上支持扎伊尔斗争的国家和人民也是对的。

会见奥地利中国研究会访华代表团
1978年8月6日）

1978年8月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奥地利中国研究会代表团。

中国与奥地利建交其实比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要更早一些。早在建交之前，中国和奥地利一直就有民间的商贸往来。为了加强两国的商贸关系，1964年，两国就签订了关于互设商务代表处的换文。这正是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基础。

1971年5月28日，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年底，一个叫作奥地利中国研究会工作组的组织，在一名叫作卡明斯基的著名奥地利学者的倡导下建立起来。这个工作组的成立，又带动了奥中友协和博尔茨曼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会的诞生。而奥中友协，又成为了西方最早的对华民间友好组织之一，并最早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建立了合作关系。

1972年10月，第一个奥地利记者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自此以后，两国之间保持着新闻代表团的定期交流。这一次来访的奥地利中国研究会访华代表团，也是带着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意图而来。

会谈中，奥地利访华团提到了不结盟运动。这是1961年成立的一个对抗以苏美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为目的的松散国际组织。由于强调不结盟，这个组织不仅没有总部，也没有常设机构，更没有成文章程。因此，不结盟国家的首脑会议就成为该组织的重要活动。

由于苏美两国之间的冷战，两国各自纠集了一批与之结盟的国家相互对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深受其害的埃及、南斯拉夫、印度、印度尼西亚、阿富汗五国率先发起不结盟运动，到今天，一共争取了120个成员国、17个观察员国、10个观察员组织来争取各国的民族独立，捍卫国家的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参加不结盟运动的国家，绝大部分是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都属于中国划分的“第三世界”的范围。虽然在1992年，中国才正式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但在此之前，中国就一直重视与不结盟运动的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也一直与不结盟运动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

所以邓小平对此回答道：“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与不结盟运动没有冲突。我们历来认为不结盟运动是重要的。我们希望不结盟运动发展起来，这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

中国与奥地利最重要的还是商贸关系，此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除了进出口粮食来解决国内粮食的紧张局面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贸易来获得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但中国此时的实力有限，要购买技术和设备，就得多费些心思。对此，邓小平回答说：“吸收外国的技术，一般采取过去很多国家采取的方式，实行国际交往，吸收外国好的东西来发展自己。用银行贷款的方式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购买我们需要的设备和技术，用其他方式也可以。”

然而，要吸收这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关键还要依靠有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奥地利代表团也关注人才的培养问题，关注中国是否将扩建大学及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邓小平就此恳切地说：“我们的学校不但数量少，而且质量低。在这方面，我们要大力发展。现在中国的事情还是科学、教育重要。”

事实上，中国与奥地利在教育问题上早就开始了合作。从1973年起，中国教育部就与奥地利科研院开始互派留学人员。中国的15所院校也同奥地利的8所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形成了相互派遣学者和语言讲师的机制。中奥两国都在相互的借鉴中获益良多。

中国的诸多问题，深究起来还是和人口有关。此时的中国人口数量在向八亿靠近，在当时已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了。人口多，导致国家负担沉重。1978年，中国人均GDP在世界排名为倒数第二。减少人口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但现实却是相当困难。

邓小平主动谈到了中国的这一难题，他说：“这个事情也有一个习惯的势力，特别是农村。中国历史上就以多子多孙为幸福。”“如果能够做到不再增长，这就了不起了。但是，下这样决心的人不算很多，这同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有关。人口增长过快并不反映经济发达，而是反映经济落后。”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就有进行计划生育的意识，但碍于传统意识，并没有强制执行，收效也不大。直到“文革”后期，国家领导人才开始将计划生育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就此介绍说：“我们建国以后就提出了人口问题。现在，我们国务院、各级地方政府有专门的机构管这个事情，包括宣传。我们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节制生育的药品、手术都是免费提供。这个事情我们搞了很多年了，所以现在有一点成绩，但还要努力，还要做很多工作，特别是说服工作，这个事情搞命令主义是不行的。”

邓小平的这次会见，给奥地利代表团的成员以坦诚、恳切的印象。事实上，邓小平与创建奥地利中国研究会的卡明斯基有着不错的交情。自1972年起，卡明斯基访华达70余次，邓小平就会见过他三次。也因为这个有着浓厚中国情结的奥地利学者，邓小平对奥地利也有了更多的亲近。

会见日本新闻界各社评论负责人访华团
1978年9月6日）

1978年9月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来自日本新闻界各社评论版的主编。这些主编来自日本的13家报社、通讯社、广播电视，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第一批来访的日本新闻界朋友。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于1978年8月12日签订，距离中日两国于1972年9月29日发布的《中日联合声明》，足足有5年零10个半月。近六年的时间，其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艰难的谈判期。由此可见，条约的签订有多么的来之不易。

当年，田中角荣来访中国并发布《中日联合声明》，就受到了来自日本国内和台湾的巨大压力。田中角荣在临行前抱着可能遭遇暗杀的决心，在他回国后又遭遇了政坛的集体围攻。所以即便当时有《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但在政治上，两国却没有更进一步的交流。

但中日民间交往却在《中日联合声明》后很快地发展起来。在经济因素的促进下，日本政府开始有更多的人愿意来考虑改善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所以，当1974年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向日本提出尽早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日本很快地做出了回应。当年11月13日，中日缔约谈判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预备会议，就此拉开了帷幕。

然而，随之而来的日本政府换届，使得《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遭遇了困难。首先一个难题便是台湾问题。根据《中日联合声明》，日本在与中国建交后，即应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但是，日本在对台湾的关系上，提出了政经分离。日本与台湾不仅有着紧密的经济关系，更有行使大使馆职能的“亚东关系协会”和“交流协会”。这样的关系，让日本政府对于签订条约，始终抱着游离的态度。

在这里面起着重要作用的，是日本的亲台组织“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和有着黑社会性质的“青岚会”。他们软硬兼施地阻挠谈判，更对从事中日友好的日本人施加压力。“青岚会”更是明目张胆地提出，如果要谈判，就必须满足他们提出的四个要求：1.谋求保全台湾的地位；2.在“反霸条款”问题上，要确立日本的立场；3.要确认尖阁列岛（即钓鱼岛群岛）是日本领土；4.要确认《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已经消失。

其实，在谈判中争议最多的问题，还是反霸条款。这个反霸条款源自《中日联合声明》：“中日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反霸条款最先出现在中美共同发布的《上海公报》，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基本是沿袭了中美之间的反霸条款。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在战后受到美国很多的支持，故而当时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但在条约的谈判中，日本却反复在这一条款上设置障碍。

日本对这一条的担忧主要来自苏联。自中国与苏联的联盟关系破裂后，中国就一直致力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行动。毛泽东还专门指出美国和苏联是当时的两大霸权集团，并且支持反对霸权集团的不结盟运动。美国虽然也是霸权国家，但它与中国的《上海公报》却明确提出了反霸条款。真正对霸权念念不舍的是与中国对立的苏联。日本担心如果接受了中国的主张，就会刺激到苏联。

而就在1975年，苏联明确向日本表示不满其与中国的条约谈判，并声称反霸就是在反苏。苏联不仅阻止日本与中国谈判，还不断督促日本与其签订《睦邻合作条约》。与此同时，苏联开始了针对日本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不断派出军舰、飞机，在与日本有争议的领土上登陆。苏联的强势态度，让日本更不愿意在条约中加入反霸条款。

日本最初的借口是，“霸权”这个词太“生疏”、“不习惯”，所以不能用。后来又说条约是关于两国关系的，不应该涉及或针对第三国。日本的说辞让中国无法接受。鉴于日本的历史，霸权主义恰恰是日本的野心，只有当日本学会自我约束时，才可能被周边国家重新接受。日本显然没有在乎这一点，反而更在乎苏联对这一条的看法，从而毫不退步。

从当年1月到5月，中日两国共进行了20次谈判，都因为反霸条款的问题，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一严重分歧，使得谈判很快停顿。其后日本就反霸条款提出的四条意见，在中国看来，更是一种倒退。虽然年底日本有了重开谈判的意向，但随着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的相继去世，邓小平再次被剥夺职务，以及日本新旧首相间的斗争，谈判一事就被搁置了下来。

到了1977年，随着日本政府的再次换届，新首相福田赳夫表示要重开谈判，民间也就此成立了各种组织来促进谈判。此年，邓小平恢复了职位，得以再次领导条约的谈判。他在与日本相关人员会面时，更是积极主动地要求日本重回谈判轨道。而苏联在与日本的领土争端上毫不让步，并要求日本必须在不讨论北方领土的前提下与其缔结《睦邻合作条约》。这让日本抵制反霸条约来讨好苏联，以期要回其被苏联占领的北方领土的幻想彻底破灭。

最终使日本打消顾虑的是美国。1978年4月，福田赳夫访美时，美国向福田赳夫传达了一个信息：不能让中苏铁板一块。卡特总统还专门对福田说：“希望更积极地推进与中国缔约。”其后，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访华后继续访日，明确地对福田赳夫说：“美国不反对在条约中加进‘反霸条款’，并希望迅速缔约。”

就此，中日终于在1978年5月重开谈判。虽然焦点仍是反霸条款，但经过15轮谈判，终于解决了反霸条款的问题。即在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的同时，还要写明“本条约不影响同第三国的关系”。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最后一道坎是钓鱼岛问题。为了让这长达4年之久的中日缔约谈判取得最后的成果，邓小平当机立断地表明了中国的立场：中日签约不应受钓鱼岛国土争议的影响，双方可搁置争议，将来考虑共同开发。就此，中日谈判终于跨过了最后的难关，于1978年8月12日下午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

中日关系的这一巨大突破，让日本媒体迅速组团来华。面对他们的热情，邓小平开心地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首先是从政治上肯定两国的友好关系，并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新起点。这些年来，两国间的交往相当频繁，经济贸易发展也不错，还签订了航海、航空和渔业等协定，但政治上还有一点缺陷。条约缔结后，这个缺陷就弥补了。其次是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有很大作用。反对霸权主义，对世界也有重大意义。反霸条款确定后，我们的共同语言就更多了。”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后，还需要两国政府对其进行批准，并互换批准书，条约才能正式生效。所以，邓小平将在1978年10月亲赴日本出席批准书的互换仪式。邓小平在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时说：“这次访问，主要是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同时也答谢所有的朋友们。”

在条约的缔结过程中，日本上至首相，下至平民，有不少人为其贡献了力量。特别是中国在“文革”结束后开始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让日本经济界发现了商机，有了与中国进行更多经济交流的动力。在第二次谈判开启前的1978年2月，因为日益增长的经贸关系，中日两国签订了一个长期贸易的协定，并打算进一步签订更高指标的长期贸易协定。积极性高涨的日本经济界，成为推动条约谈判的一支重要力量。就连日本经团联的会长土光敏夫也表示，他不同意日本搞等距离外交。

从1972年两国发布《联合声明》时的关系冷漠，到1978年两国缔结条约时的热情，近六年的时间，中国在日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朋友。这些积极推进中日关系的朋友，最终促进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在此之后，中日两国在经济技术、贸易往来和友好关系方面展开了更多的交流与合作。邓小平将要进行的访日，势必进一步推进两国的友谊，结识更多的朋友。

会见泰国新闻代表团
1978年10月3日）

1978年10月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来自泰国的新闻代表团。就在四个月前，邓小平会见了另一支来自泰国的记者访华团。泰国新闻界访问团的频频来访，源自邓小平即将展开的泰国之行。

1978年，是邓小平频繁展开外交访问的一年。结束了“文革”，准备全力发展经济的中国，需要的不仅是国民的努力，其他国家的支持同样必不可少。于是邓小平开始频频接见外宾、出访他国，通过这种外交策略来加深中国与他国的友谊。

此时，邓小平已经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并计划访问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邓小平是应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的邀请而做出了去泰国访问的决定。这也是中泰两国自1975年建交之后，中国领导人的首次访问。不由得泰国媒体蜂拥而至，来提前了解中国，了解邓小平。

面对这一次新闻代表团，邓小平主要谈了中国正在进行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是新中国为了将中国建成一个强盛国家而提出的战略目标。在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曾经提出过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只不过那时的四个现代化指的是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十年后的1964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明确要求，并将其改为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四个现代化。

中国对现代化认识的变化，源自在实践中的认识。50年代的中国，注重的是学习苏联。他们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标准是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70%。1933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苏联的成绩，使中国一直将苏联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准。就此，工业化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对未来的一个梦想。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三年的恢复和一年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就发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密不可分，并认为实现了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也可以实现国防的现代化。于是全国在一片激情中为工业化而努力，到1959年时，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了74.9%。按照苏联的标准，中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但在周恩来看来，此时的中国并没有真正达到工业化。这样的工业化，只是在国民经济整体落后的情况下实现的数据增长。事实上，中国还没有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周恩来在1956年指出，完整的工业体系，应该是“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仪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

此时的党中央也逐渐发现，要让中国强大，单单依靠工业化是不行的，而且过度强调工业化反而会造成资源消耗过多，从而给整体经济带来负担。所以周恩来提出，工业现代化和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不能孤立地进行，还必须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出发，全面地有计划地按比例地发展。具体来说，就是在建立工业体系的同时，也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加速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

就此邓小平跟记者们解释说：“中国总的面貌还是落后的。解放以后，我们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但不能说农业问题已经解决了，或者比较好地解决了，更不能说已经现代化了。概括地说：农业还落后，我们还要努力。从我们的经验来看，解决农业问题比解决工业问题更难。马克思讲过，农业是基础。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毛主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首先抓农业。我们研究了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什么它们的工业能够发展，主要是它们的农业有基础。农业解决得不好，要拖工业的后腿。特别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靠进口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不行。现在，我们全国学习大寨就是要尽快把农业搞上去。”

大寨，是新中国初期的一个农业神话。它本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这个坐落在穷山沟的贫困山村，不仅土地有限，环境更是艰苦。1953年，农业合作化开始后，这里的社员们一起开山凿坡，修建梯田，竟使粮食亩产增长了七倍。

这一突出的成绩一经报告后，就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当时中国正经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大锅饭使农民的积极性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然而大寨连续十年的粮食增长，却打动了许多的人。究其原因，是周恩来特别总结的“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了让全国农民从大锅饭的疲累中解脱出来，从1964年起，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农业学大寨，确实提起了全国农民的干劲，只是在这场运动中，不动脑筋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比比皆是。有人看到大寨的粮食产量，回去后片面强调粮食的增产，而不管经济作物；有人看到大寨开垦梯田，就回去伐山修田，破坏了林业资源；就连平原地区的一些地方，也去效仿大寨修梯田。这些适得其反的学习方式，反而影响了“文革”时期的农业生产。

邓小平为此感慨地说：“但单是大寨的经验也是不够的，主要学大寨的精神，学大寨的科学态度。既然学它的科学态度，就是要因地制宜。中国这么大，每个省的情况都不同，一个省那么大，各个地区也不同。我们搞农业，主张每个地区独立思考，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搞农业机械化，这个地区的机械同那个地区的机械不同，有它的地区特点，不然就不适用。所以，现在讲解决农业机械化问题同过去的概念不同。”

率先提出学大寨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是万里。他在1978年提出：“农业学大寨到底学什么，这个问题多年来并没有解决。很多地方是学表面，学形式，搞极‘左’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甚至给农业和农村带来了破坏。”当时万里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在1978年年初，就站出来对学大寨说不。后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出现了包产到户，很快就得到了他的支持，并将其在全省农村推广。对于学大寨，万里直接宣布安徽不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再学习大寨。虽然万里的看法并没有在中央得到统一认可，却得到了看到了历史趋势的邓小平的认同。所以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反对学大寨，也在这里提出了要科学地学习大寨，并认为这才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方法。

对于中国以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强国路线，记者们关心中国是否会在强大了之后就改变今日的睦邻友好策略。对此，邓小平耐心地说：“中国现在是名副其实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实现了四个现代化，那个时候是不是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的发展方向决定了我们的国家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根本方向变了，那就是我们变质了，那我们就应公开号召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一起把中国打倒。我们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总之，社会主义同霸权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

在邓小平看来，国民生活富足，国家实力强大，应该是睦邻友好的基础，而非霸权主义的理由。中泰两国，应该是友好邻邦，不应因某一国的富强而起争端。这样的态度，为两国间保持长久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
1978年10月10日）

1978年10月10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闻代表团。就在六年前的1972年10月11日，中德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建交六周年之际，中国首都新闻界邀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闻代表团访华，以加深两国的交往。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德国，分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被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最终被苏联占领的东部，成立了亲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被美、英、法占领的西部，则成立了亲西方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由于民主德国与中国是同一阵营，所以在1949年10月27日，两国就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作为西方阵营的联邦德国，直到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后，才与中国建交。

德国的分裂，带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即是不同经济体制的发展模式孰优孰劣的问题。战后初期，两个德国的经济情况大致相同，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相差不多。但联邦德国却在60年代中期出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虽然经历了三次席卷西方的经济危机，但其经济增长速度始终高于西方其他国家，这让德国成为西方第三大经济强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民主德国的发展其实也不慢，在70年代中期便已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家，成为苏联东欧国家中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比起在西方世界都遥遥领先的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的发展速度却是明显落后的。1990年两个德国重新统一前，民主德国的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生产水平竟达不到联邦德国的一半。

事实上，联邦德国不仅仅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其经济实力更是欧洲的首位，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国。工业是联邦德国的经济支柱，虽然其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并非绝对的高，但其领先世界的工业技术生产出的产品，在国际上深受欢迎，故而有一半以上的产品用于外销。技术的先进性，正是联邦德国发展迅速并立于不败之地的缘由。

面对这样一个技术一流的国家，邓小平非常兴奋。在他的心目中，早就在盘算着如何加快发展中国经济的计划，而科学技术的引进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与拥有先进技术的联邦德国交往，就拥有了许多合作和发展的机会。

说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的成果是显著的。截至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65年翻了一倍多，平均年增长率为6.8%，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也已经建立起来。但关键问题是，这些成就并没有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状况，特别是“文革”的十年动乱，又将多年来辛苦恢复的经济给毁坏了不少。此时的中国，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科技教育均明显落后。就此，邓小平向联邦德国的朋友们介绍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

对于“文革”造成的经济发展落后，邓小平尤为痛心。他说：“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60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10年了，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到本世纪末还有22年，22年以后，世界是什么面貌？包括你们在内的发达国家，在70年代的基础上再向前发展22年，将是什么面貌？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达到你们现在的水平已不容易，要达到你们22年后的水平就更难了。”

这是惊人的差距，而要缩短这个差距，唯一的办法就是低下头来认真学习。所以邓小平谦虚地说：“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这样的做法并不被所有的人认可。多年来，习惯了闭门造车、害怕崇洋媚外的中国人要走出向外学习和借鉴的一步并不容易。然而中国的现状，已经使中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危机和执政危机。这让邓小平感到必须进行改革，才能再次拯救中国。而这个改革，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标志之一的计划经济，逐渐显现出其弊端。而曾经被批判的市场经济，却更好、更快地发展了起来。因此，向世界先进的经济体学习，走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之路，成为中国唯一的选择。

对开放之路持怀疑态度的，不仅仅是国内的保守人士，国外也有不少人怀疑这条路在中国是否能真正进行得下去。所以，当联邦德国的记者问到中国试行开放政策是否与传统相违背时，邓小平向其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我们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至于怎么能发展得多一点、好一点、快一点、省一点，这更不违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其实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必将在向世界先进经济体学习的过程中获得飞跃，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两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从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在日本出席记者招待会(1978年10月25日)

1978年10月25日下午4点，邓小平在日本东京日比谷的记者俱乐部，接受了一次为世人瞩目的记者招待会。这是中国领导人在出访时，第一次采用“西欧式”记者招待会的形式接受采访。

邓小平这一次访问日本，为的是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换文仪式。《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作为中日友好的法律性文书，经历了四年漫长的谈判，终于在距《中日联合声明》发布近六年的1978年8月12日签订。它的签订，不仅仅说明了日本国内对待中国的态度有了缓和，更代表着两国关系的更进一步发展。在将来，中日两国将会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周恩来在世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由他主持。待他去世后，其谈判就一直由邓小平主持。为了促进谈判，邓小平在会见日本相关人员时，曾多次提及条约的签订问题。他一方面表明中国坚守的底线，另一方面抛出始终等待日方谈判的橄榄枝。对于日方提出的问题，他更是在坚持底线的基础上，积极设法，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谈判的顺利进行。可以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能最后签订，邓小平居功至伟。

条约签订之后，还需要两国政府的批准。在交换批准书之后才算正式生效。为了见证中国与曾经敌对的日本之间友谊的开启，邓小平决定随团访问日本，并亲自向那些近几十年来一直为改善中日关系而不懈努力的日本友人表示感谢，同时到日本参观访问，学习现代化的经验。

作为中日邦交历史上，第一位踏足日本并会见日本天皇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虽然当时还不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却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礼遇。他随和、大方的姿态，让全世界顿觉耳目一新。

全世界的目光因此聚集，各国记者都希望采访到这位一手推动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中国领导人。西欧式的公开记者招待会应运而生。可以想象，拥有一个可以自由发问的采访机会，西方的记者们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提出很多尖锐的问题，这对受采访者的应变能力和对全局的掌控能力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尤其是对只熟悉私下采访的中国领导人而言，这种公开的、随机提问的记者招待会因为陌生，更添一份紧张。

出席这次招待会的记者有400多名，他们分别来自时事社、共同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法新社、德新社等著名通讯社。这些在西方自由的新闻体制下培养出来的记者，都不是善茬。他们当然知道这不仅是邓小平的第一次公开记者招待会，也是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于是纷纷带着猎奇的心态，期待着从邓小平的口中挖出更多新闻，并寻找破绽，坐等中国领导人在记者的围攻中慌张失态的好戏。要知道，记者招待会现场不仅有着众多的记者，还有用于转播的电视摄影机。因此，全世界的观众都会在同一时间看到这一场记者招待会。

然而让记者们失望的是，邓小平一入席，就展现出了沉着、自信、充满活力的精神状态。他不像是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新手，反而是个善于把握分寸的外交老手。事实上，邓小平自1974年复出后，有两年的时间是专门负责会晤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其后，他更是频繁接触各国记者，虽然并非公开的采访，但也擅长即席发挥。面对这次记者招待会，他有的并不是紧张，而是兴奋，他觉得这是一个把中国全新的形象告知世界的机会。

记者招待会的开头，邓小平先简短地谈了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意义，还涉及了谈判中争执最多的反霸问题，并重申了中国现在的内外政策。对于反霸问题，他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规定反霸原则，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具有重大的意义。反霸条款首先是中日两国自我约束，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同时也反对其他人谋求霸权，谁谋求霸权就反对谁。这是国际条约中的一个创举。”

他还就此重申道：“中国永远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将来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绝不称霸。这是毛主席生前为我们规定的国策，并已明确载入中国的宪法。我们希望中日双方都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信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反霸原则。”

说完，他对即将开始的提问环节摊摊手说：“如果我的回答有错误，请大家批评。”他的微笑，让现场迅速活跃起来。

率先提问的，是日本时事社的记者。作为日本第二大通讯社，它的记者首先抛出的问题，就有点辛辣。这名记者问：“在刚才的讲话中，您说由于霸权主义存在，就有世界大战的危险。不过，我国采取全方位外交，要同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你认为两国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有没有分歧呢？”

反霸问题，一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中国始终坚持在条约中保持反霸条款，但日本却担心苏联对其的看法，而一直躲躲闪闪。这屡屡成为条约谈判过程中的阻碍。最终，中国按照日方的要求，在条约中加注该条约不涉及第三方国家，才使条约最终得以签订。所以在反霸问题上，中日两国是有一定分歧的。而且这名记者还把反霸与同其他国家的和平交往对立起来，这无疑是挖了个陷阱，让邓小平承认中国对外政策的不平等性。

邓小平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分歧，而是毫不客气地指出：“反对霸权主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因为我们要和平友好，谋求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谋求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不反霸是不行的。”

邓小平话音一转，又说：“按照《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包含的意义来说，我想，如果有人把霸权强加在日本头上，恐怕日本人民也不会赞成。”这一回答，巧妙地站在了日本的立场上，让记者反驳不得。

其后，有记者提到当前亚洲最紧张的局势在朝鲜和越南。邓小平则将此扩大成了国家统一的问题，他表示，人为地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分割开来，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两个越南的问题解决了。尽管越南现在反对中国，但是，它解决自己国家的统一，这是正义的。除“两个朝鲜”之外，还有两个德国，“两个中国”，是不是还有一个一国有百分之一的日本的问题。这些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十年解决不了，一百年，一百年解决不了，一千年总能解决了！这种民族的愿望，这个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这个回答很巧妙。朝鲜、越南的问题在于被分裂而寻求统一，中国的国土也被分裂了，中国也在寻求统一。这种寻求是正义的，不可争辩的。即便是当前与中国敌对的越南，邓小平也认可了他们寻求国家统一的正义性。这个回答，重申了中国寻求国土统一的争议性和不可争辩性。这一由一两个国家的问题，思考至全人类对国家统一的愿望，再涉及中国的统一需要，这样的宏观视角和思辨能力，让日本记者叹服。后来日本《朝日新闻》对此评论说，这个回答充分显示了邓小平作为伟大人物的风度。

然而，提到国土的统一，就不得不提在日本称为“尖阁列岛”的钓鱼岛。钓鱼岛原本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这个自古就属于中国的领土，却在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了日本。所以日本一直将钓鱼岛视作自己的国土，而中国则认为，在列强纷纷归还按不平等条约割让的中国领土的前提下，日本也应该归还钓鱼岛。这一直是中日双方的分歧。即便是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时，也专门向周恩来提出了明确钓鱼岛归属权的要求。而在1978年的谈判中，日方也希望乘着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机会，让中国承认该岛在日本的归属权。

对此，中国并不同意，但中国领导人也明白，这个问题因为历史原因，一时半会也解决不了。为了不妨碍谈判的进行，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邓小平，都采用了搁置的方式。所以，当这个问题被提出来，全场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没想到，邓小平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太多的纠结，他表情自若地解释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

他也指出：“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放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以打太极的方式，把这个最为敏感的领土问题给轻松化解。他的态度让记者们不再纠结在历史的问题中，开始关心起中国的将来。

对于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邓小平说：“中日双方在经济方面合作的余地很大。我们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也会借助于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于资金。我们之间已经签订了一个长期贸易协议，但只有这一个还不够，那是两百亿美元，还要加一倍至两倍。等我们发展起来了，道路更宽广。欧洲的朋友问我：你们和日本搞得这么多，是不是我们就没有事做了？我告诉他们：不要担心。需要他们同日本竞赛一下。”邓小平的幽默，让在场的气氛轻松起来。

经济合作其实是中日邦交的重要基础。正是因为中日两国民间越来越多的贸易和交流，才使得两国都越来越重视与对方的关系，也以此促进了两国的建交。中国从日本方面获得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认同，还有在相互的贸易和交往中，获得现代化的理念，尤其是先进的科技。这对于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很大的帮助。

关于中国的现代化，邓小平有着出人意料的坦诚和果敢。他指出，在本世纪末实现的现代化，是指比较接近当时的水平。世界在突飞猛进地前进，那时的水平，例如日本就肯定不是现在的水平，我们要达到日本、欧洲、美国现在的水平就很不容易，要达到22年以后的水平就更难。中国清醒地估计了这个困难，但是，还是树立了这么一个雄心壮志。

至于这样的困难如何去克服，邓小平指出，要有正确的政策，就是要善于学习，要以现在国际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作为中国发展的起点。首先承认中国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他就此还说了一句颇为风趣的话——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记者们为此哄堂大笑，但邓小平的坦率和务实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才是改进的希望，而邓小平的态度让他们相信，中国有着重新崛起的希望。

也有记者提到中美关系。中国和美国虽然在1972年就发布了《上海公报》，但和之前的日本一样，一直没有签订相关的法律条约，这让两国的关系正常化受阻。邓小平就此说：“中美双方正在商谈这个问题。这恐怕也是大势所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经历漫长的艰难谈判后，都已经缔结成功，他也相信中美缔结条约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记者招待会的最后，邓小平再次感谢了日本人民，并说：“我们是以一片喜悦的心情来到东京，并将以一片喜悦的心情回北京去。”

邓小平的即席发挥，征服了在场的记者们。第二天，日本的各大报纸就都在显著的位置报道了这次记者招待会，并大多用了赞誉的字眼。《东京新闻》对邓小平的印象是：“既诙谐，又善于雄辩，有时还岔开话题，很有谈话技巧——这位‘矮个子巨人’真是名不虚传。”《每日新闻》也说邓小平：“既不显威风，也不摆架子，用低沉而稳重的声调和温和的口吻发表谈话……始终笑容满面地谈日中友好和世界形势。一想起被称为‘长生鸟’一再倒台和上台的坎坷的人生，就令人觉得他是一个多么难得的‘人才’。”

如果说此次访日中邓小平会见各级日本政要是加深了与日本政界的友谊，那么这一次的记者招待会则是加深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切度，更让全世界人们看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风度。

在离开日本前，邓小平再次会见了日本记者。他对记者们高兴地说：“由于日本政府和各界朋友的热情接待和精心安排，我们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友好访问活动，中日双方互换了条约批准书，庄严宣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任务。这次访问，使我们亲身感受到广大日本国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我们也高兴地看到伟大的日本人民在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深信，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双方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取得更广阔的发展。”

会见日本新闻代表团
1978年11月2日）

1978年11月2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日本新闻代表团，领团的是《朝日新闻》社的社长广冈知男。

这一支日本新闻代表团是应中国外交部的邀请来访华的。作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后的第一支来访的日本新闻团队，他们肩负着向国内介绍一个全新的中国的任务。

见到这群记者，邓小平很开心，他甚至发现了在东京访问时遇到的记者。他把这些记者看得像老朋友一样，他高兴地说：“我要借此机会再次感谢日本新闻界朋友们在我访日时给予的照顾。”

邓小平还总结性地讲了他访日期间所获得的成果，以及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问题。他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这是中日关系发展的新开端，两国人民还要继续努力。”他自信、坦诚、谦逊的态度，与访日期间一模一样，这让代表团的记者们倍感亲切。

团长广冈知男就此赞誉说：“邓副总理访问日本是战后访问日本的外国领导人中取得最大成功的一次……这是因为在日中两国人民内心里有着要友好的基础。”

在曼谷出席记者招待会
1978年11月8日）

1978年11月8日晚，邓小平在泰国首都曼谷出席了记者招待会。这是邓小平在访问泰国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也是他出席的第二个记者招待会。在日本面对了记者招待会上庞大的场面和刁钻的问题后，邓小平对于这种公开的记者访问形式，已经驾轻就熟了。

邓小平是在11月5日抵达的泰国，这次为期5日的访问，更多的算是一种回访。自从两国建交之后，泰国领导人到中国的次数多，而中国领导人到泰国的次数少。在这一年睦邻友好外交访问的安排中，泰国是邓小平必然到访的国家之一。这也是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泰国之行。

在与泰国的关系中，华侨问题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作为中国的邻邦，华人到泰国工作、生活甚至慢慢融入到泰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在清代废除海禁之后，中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华人流向泰国。时至今日，在泰国的华侨华人达到数百万，占泰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样的人口比例，使华人经济成为泰国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泰国的华人经济就开始壮大，并向旅游、大型商城和超市、钢铁、汽车装配、房地产开发等众多的行业发展。如何管束这些庞大的华侨华人，使其更好地融入所在国的社会中，就成为了中泰之间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就此，邓小平在讲话中专门提到：“我国政府一向赞成和鼓励华侨自愿选择泰国国籍，凡是取得泰国国籍的，就自动失去了中国国籍，他们就应当尽泰国国民的义务。对那些还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我们希望他们遵守泰国的法令，尊重泰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同泰国人民友好相处。他们的正当权益应当得到保障。”邓小平所强调的是，在一方就要守一方规矩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让华侨华人问题不成为中国与外国邦交中的棘手问题，而这恰恰也是中国数千年形成的礼仪文化的重要体现。

泰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国际身份，即是东盟成员国。东盟是由东南亚的诸多小国联合起来的一个联盟组织，为的是形成一个较大的集团来抱团发展，获得与其他经济体对抗和合作的力量。而泰国便是东盟的发起国之一，东盟的成立大会即是在曼谷举行。

在回答中国对东盟的态度时，邓小平说：“中国人民一贯反对全球性霸权主义，也反对区域性霸权主义。中国一贯支持东盟和平、自由、中立的政策。东盟坚持这个政策、坚持本身的团结，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定的一个因素。”

中国的反霸权主义，反的是如美苏集团一类的霸权国家，对于倡导自由和平的国际组织一直持支持态度。事实上，对抗美苏霸权的不结盟运动，也是中国一直支持的国际组织之一。这样的国际组织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不以某一个国家为主导，不寻求军事霸权，重点关注多边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始终认为，这才是健康的国际关系。故而东盟亦是中国所支持的组织，后来中国甚至成为了东盟的观察员国。

介于中国过去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有记者问，中国是否会向东盟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这个问题颇有点棘手，中国的援助政策在国际封锁的情况下，能够为中国增加国际朋友，但多年来的援助在收获外交成果的同时，也加重了中国的经济负担。在中国准备大力发展经济的时候，再继续对他国的经济援助，就显得吃力了。

面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十分坦诚：“我们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国家很穷。中国过去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是有限的。我们相信，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我们有可能较多地帮助世界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和东盟应该建立互相援助、互相支持的关系，中国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同东盟国家发展贸易和科技方面的交往。”中国要富强，就不能老是充大款。故而邓小平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转了个弯，提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比援助更为重要。这便是邓小平的机智。

记者又问到中国同泰国共产党的关系，这就像挖了个陷阱，无论说好还是不好，都会中招。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没有耍花招，他的回答十分坦诚：“我们不仅在同泰国的关系中，而且在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都存在一个同那个国家的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这样的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既然是历史形成的，就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我们同东盟各国首先是相互谅解，认为这样的问题不妨碍我们建立相互关系、发展相互关系。在这样的谅解下，我们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建立了外交关系。就中国来说，把党和党的关系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别开来，使这样的问题不影响我们发展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事实上，我们正是同泰国政府达成了这样的谅解，才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发展了两国的关系。这是很可喜的。还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将继续加深我们的友谊，加快发展我们之间政治的、经济的、科学文化的和其他领域的关系。中国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之间交朋友，要讲真话，要相互谅解，才能发展相互合作。说假话，虚伪，甚至出卖灵魂，是得不到友谊的。”

这次的记者招待会，泰国的总理江萨也在座。可以想象，正是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在这些棘手的问题上的坦诚态度，才巩固了中泰邦交的基础。

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
1978年11月27日）

1978年11月27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美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

诺瓦克是《芝加哥太阳报》几十年的专栏作家，也曾为美联社、《华尔街日报》、CNN电视台等媒体工作。他有一大特点，无论在家庭餐桌，还是在国会、白宫，他都能深入浅出地谈论问题，将人们引入对政治问题的深思。他的笔墨颇为辛辣，刚入行时就被朋友称为“撒旦”。而他也是第一个披露中情局雇员名字的记者，故而受到了许多批判和折磨。这位有着敏锐政治嗅觉、擅长雄辩的专栏作家来到中国，正是嗅到了新的政治气息。

当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经签署，而这个条约的签署，恰恰是在美国卡特政府的敦促下完成的。中美关系虽然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破冰，但后来因为尼克松被“水门事件”牵扯，而搁置了中美之间正式建交的谈判。之后的福特总统致力于大选，加之中国领导人也在着力解决国内问题，致使中美关系的发展停滞了。当卡特总统上任后，即开始派遣国务卿访华，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行磋商。1978年5月，卡特派出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同月，日本首相福田访美，卡特总统就敦促日本尽快跟中国建交。这最终促使了日本政府下定决心在中美建交前，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就此，日本加快了谈判进度，最终于1978年10月23日与中国缔结了条约。

美国与中国建交谈判重启于1978年7月，罗伯特·诺瓦克来到中国时，中美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诺瓦克十分关注中美关系。邓小平对此却显得很平和，他说：“如果站得高一点看，不管中国政治家或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两国关系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因素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比中日条约的意义更大。”虽然两国的谈判还没取得最后的成果，但作为谈判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却是没有改变的。

就一个还没有结果的谈判来说，是很难问出结果的。所以诺瓦克真正关注的，还是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的发展。他就此问到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面临的主要障碍，邓小平坦诚地指出：“障碍是技术力量不够，管理水平太低。但我们相信中国人不蠢，可以学会。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措施，派尽可能多的人去各国学习。”这就是邓小平的乐观：落后不怕，重要的是我们有干劲！

对于中国正在着手的改革问题，诺瓦克好奇地问，中国是否会考虑对政治制度进行某些改革。他还举出了例子：西方的竞选制度、干部的选举等。这个问题分成两层，第一层的问题很宽泛，也更涉及原则性问题。对此，邓小平说：“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你们叫议会制，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个制度不会改变。”

这个问题的第二层，把改革定义得窄了些，这种局部的改革，却正是中国准备改革的方向。邓小平就此说：“我们现在制度中存在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要改变。工人参加管理的方式要改进，要用经济规律来管经济。我相信，现在的制度如果搞得好，在某些方面加以适当改革，我们这个制度比你们那个制度做起事来要便利得多。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是学苏联的，那些东西看来是落后了。”

不合适的就要改，合适的就要拿来用，这是邓小平一贯的务实风格。所以当诺瓦克问中国是否采用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形式时，邓小平回答说：“国与国的情况有很多不一样，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发展体制。当然，我们要研究他们的经验，但是不能简单地吸收别人的经验，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决定。根本的一点，是要承认自己落后，承认现在很多方法不对头，需要改，要承认这一点，并且找出适当的方法。”

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是南斯拉夫在1949年与苏联彻底决裂后，寻找到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实行更具人道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争取更多国民的支持，南斯拉夫决定采取以集中计划为主导又有很高市场化成分的经济整体协调机制，并制定了《工人管理企业法》。这种经济体制有它的独特性，但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借鉴和学习可以，但最终还是要找到最适合中国的方式。

不盲目崇拜，不盲目学习，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不仅对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大有裨益，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同样适用。当诺瓦克问到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时，邓小平说：“中国人民都知道，没有毛泽东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历史是抹不掉的。毛主席从来就提倡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是照抄照搬某句话。毛主席历来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也是一样。你们大概注意到了，我们提倡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因为有些问题毛主席在世时不可能提出。按照马列主义的原理，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伟大的人物、伟大的领袖每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

不仅仅是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样适用于对其他人的评价。诺瓦克特别提到，当时出现了一些大字报，用于批判某些人，他想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被批判的人将被开除出政治局。对于政治内幕，邓小平自然不会透露，但他讲到了对人评价的大原则：“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只看他一段时间的表现。我们现在开的会主要是议论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但现在也确实想把过去有些冤案、错案和群众不满意的东西清理一下。群众对有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可以进行批评。”

邓小平特别指出：“凡是错误的都要纠正。有些人一提到纠正就怕，好像一提纠正就是针对毛主席的。这个看法就错了。”

这里有个有意思的情况，当时的主席是华国锋，他上任后曾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所谓“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把毛泽东神话的方式，在一开始就遭到了邓小平的批判。邓小平复出后，他不仅不提“两个凡是”，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针锋相对，在不少人眼中，变成了权力之争。

为此，邓小平说：“现在，有人对我们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有议论。我认为，有这些争论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现。你们的报纸有多少不同的议论！我们过去的报纸办得太单调，所以现在一有争论就有人以为是‘权力之争’了。这是过去简单化形成的这么一种印象。”

就与华国锋的关系，邓小平明确地表示，关于天安门事件，搞四个现代化等，他们意见完全一致。当然每个人的思想不能完全一样，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不同……不能要求细节完全一样，这不可能。要求是在大的方面，大目标一致。他们现在就是这样。

只有端正了态度，才能解决问题。所以邓小平说：“这些批评（大字报）我看基本上是对的。我们对有些问题也要清理一下，比如说，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而不是反革命事件。这是我们党中央的意见，全国人民的意见。这个问题清理一下就过去了，目的就是引导全国人民向前看。”

在邓小平看来，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纠结过去。过去的问题在实事求是的态度下解决后，就应该放下，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发展上。这才是国家强大的根本。

会见美国记者亚奇·斯蒂尔
1978年11月28日）

1978年11月2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美联社的记者亚奇·斯蒂尔。斯蒂尔在1946年时，曾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的身份采访过毛泽东。在其后的岁月中，他长期向外界传播中共的观点，算是中国的老朋友了。

这一次，斯蒂尔亦是踩着中美建交的节奏来的。能见到中国的老朋友，邓小平很开心，对于斯蒂尔的问题，也来者不拒，谈兴甚浓。他主动向客人介绍了中国的现状：“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现在最好的现象是，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一心扑向四个现代化。总的方向、大的方针是一致的，至于在一些细节上、具体问题做法上，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是正常的。现在我们恢复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有不同意见，让不同的意见讲出来，这才真正是稳定的表现、有信心的表现。”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邓小平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的焦点恐怕不是三个条件问题。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此时，中美建交的谈判已经重启，但两国争论的焦点仍然在台湾，特别是强调中国不能武力解放台湾。

邓小平这段话，源自1977年卡特总统上台后，派万斯访华时提出的三个条件：一是美国要保留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二是反对废除美台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三是要中国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言论和努力。这三个条件，其实就是在名义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实质上并不改变美国与台湾的关系。

然而，这三个条件让坚持主权自主的中国无法接受。对台湾是使用和平的方式还是武力的方式，是中国的内政，不应该由外界来干涉。这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所以邓小平坚决地说“不行”。

但是在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式上，邓小平表现出了极大弹性和灵活性。邓小平指出：“我们多次讲过，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中华民国’的名称要取消，它可以成为地方政府。根据现实情况，可以保留它的资本主义制度。”

也就是说，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已经在思考“一国两制”的问题了。不过要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台湾要心甘情愿地回归中国，由此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至于在美台关系上，邓小平说：“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上，我们最大的让步就是允许采取日本方式，美国可在台湾继续投资，继续保持它的经济利益。”此时的中国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并给出了最大的让步。中美建交谈判，后来也确实在中国的诚意下，得以成功签署。

斯蒂尔另有一个非常关心的问题，便是西藏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外界很想了解中国对西藏问题以及达赖集团的政策，这也正是邓小平需要对外阐述和宣传的好机会。邓小平对西藏工作高度重视，也非常熟悉。这源于他和西藏之间的深厚渊源。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党中央、毛泽东就将解放大西南的任务交给了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1949年8月1日，中央决定，由邓小平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统筹负责西南工作。这其中就包括解放西藏的艰巨任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西南局的精心部署下，二野十八军出色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任务。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邓小平又做了大量稳定西藏，安定人心的工作。他特别要求进藏的工作组要放缓工作的节奏，要多尊重西藏的风俗习惯，不要过早地搞土地改革，多争取西藏上层人士的支持。他的这些工作，为西藏解放后的汉藏关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52年，邓小平则因在西南局的出色表现，被调回中央任政务院副总理。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简要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到实行民主改革的历史。他说：“毛主席曾经采取了照顾西藏特殊条件的政策。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但那里还存在达赖喇嘛的农奴社会。那时我们就跟达赖喇嘛说，西藏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搞土地改革。我们履行了这个诺言。一直到达赖喇嘛跑了，我们才搞了土地改革。”

对于达赖的归属问题，邓小平表明了我们党的原则立场和博大的胸怀，给达赖指出了一条光明的出路。邓小平指出：“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现在还叫‘独立国的领袖’行吗？对于台湾和西藏的上层人士，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

这就是邓小平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和《时代》杂志驻香港分社社长克拉克(1979年1月24日)

1979年1月24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和《时代》杂志驻香港分社社长克拉克。

美国时代出版公司，算得上是全美最大的消费型杂志出版商，拥有在国际上都知名的《时代》、《财富》、《人物》等周刊。从60年代开始，公司开始出版图书和音像制品，到了70年代，公司又涉足了广播和电视等领域，最终发展成为了一家综合性出版公司。

就在1979年1月1日，《时代周刊》的封面出现了邓小平的头像，其标题为“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文中评价邓小平：“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时代周刊》是全球影响最大的时事周刊，它的封面人物是其最重要的特色。按照《谁在<时代>封面上？》一书的作者所说：“那些经常出现在《时代》封面上的人物，必将被收入历史课本。”

其实，在1976年1月19日的《时代》封面，就曾出现过邓小平的头像。当时的封面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在当时，《时代》杂志就已经看出邓小平会对中国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1978年12月25日，《时代周刊》的封面再次出现了邓小平的头像。不过这一次邓小平的头像是以小框的形式出现在卡特总统公开讲话照片的下方，其标题为“与中国打交道，与以色列免谈”。此时《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已经发布，这一惊动全球的消息，成为卡特政府一道耀眼的政绩。由此而来的，便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集中关注，邓小平更成为了焦点中的焦点。1979年1月1日的《时代》封面，便把邓小平评为了本年度的风云人物。

时代出版社总编及《时代》杂志驻香港分社的社长来访，正值邓小平访美的前夕。而就在邓小平访美的最后一天，《时代周刊》再次以邓小平为封面，标题为“邓来了”。其后，邓小平作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领导人，屡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在1986年，邓小平再一次被评为了1985年的年度风云人物。

这一次的访问，总编多诺万向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美关系和当前国际形势等的问题，邓小平对其侃侃而谈。

多诺万向邓小平提问说，中国是否反对美苏战略核武器协定的签订。这是美苏在冷战中为了进行战略收缩，而进行的旨在限制洲际战略核武器军备竞赛的一系列协议。协议于1969年10月25日达成，并在70年代和80年代屡屡谈判进行修改。

对于这项旨在促进和平的谈判，邓小平说：“我们不反对签订协定。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人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谋求世界和平，签订这些协定不如中美关系正常化，也不如《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

多诺万又提到，在国外有人谈论中国的“非毛化”问题。这个“非毛化”，指的是在毛泽东去世后，刻意否定毛泽东的一切行为的现象。这个现象，不仅在国内有出现，在国际上持此种观点的人也大有人在。

对此，邓小平说：“最近我们多次讲，不论现在还是以后，毛泽东思想仍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许多基本原则还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确定的。毛主席并不是没有缺点、错误。如果要求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不是马列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有许多事情毛主席生前没有条件提出来，我们现在提出来，这本身不是‘非毛化’，根据现实提出问题是完全应该的。我们现在还是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画的蓝图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来实行我们的对外政策。”

多诺万也很关注台湾问题。邓小平则向他介绍了中国对台湾的政策：“我们的政策和原则合情合理。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当局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它自己的权力，就是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军队，同外国的贸易、商业关系可以继续，民间交往可以继续，现行的政策、现在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这个问题可以长期来解决。中国的主体，也就是大陆，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发展起来。总的要求就是一条，一个中国，不是‘两个中国’，爱国一家。”

通过此次会谈，邓小平向多诺万展现了一个在继承前代基本国策的基础上，积极向世界靠拢的全新中国的形象。

在美国会见各媒体记者
1979年1月31日～2月3日）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应美国总统卡特及其夫人的邀请，前往美国进行访问。这是中美建交后，中国领导人的首次访华。访问期间，邓小平和卡特总统分别代表中美政府在科技、文化等领域，签署了一系列利于两国合作与发展的协定。

访美期间，邓小平陆续接受了美国多家媒体的访问。率先访问邓小平的是美国的报刊界。1979年1月31日中午，邓小平在华盛顿宾馆与《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芝加哥论坛报》、《时代》、《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美联社、合众国际社的新闻工作者共进了午餐。

有记者问到，中国正在进行的四个现代化政策是否具有持续性。邓小平回答说：“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政策的持续性，不是由个人因素决定的，关键在于这些政策是否正确，人民是否赞成，对人民是否有好处。如果这些政策是正确的，对人民有好处，又得到人民的支持，政策的持续就有了根本的保证。既然我们现在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可以肯定，这些政策会继续下去。”

事实上，四个现代化的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提出。中国领导人一直希望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强国，现代化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但是，后来由于过于激进的政策，破坏了现代化的进程。“文革”更是让国家生产停滞，现代化进程倒退。走了这么多弯路之后，更多的中国人意识到稳打稳扎地坚持这个政策的重要性，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重提四个现代化，再次将其作为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便是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总结。

在回答中美贸易的方式时，邓小平虽然一直承认中国的贫穷，但对于中国的出产却很自豪。中国丰富的资源，是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资本。在过去的贸易历史中，中国也大多采用以资源换取资金和技术的方式，现在对美国也不例外。

就此，邓小平指出：“中国有许多商品可以出口，我们有煤、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化工产品、轻工业产品。我们同美国如果用补偿贸易的方式，美国提供资金、技术，我们完全可以用我们的产品偿还。”

当天下午，邓小平又接受了美国广播电视界的采访。面对镜头，邓小平谈到了访美头两日的成果。他恳切地说：“我这次访问美国肩负着三项使命：第一是向美国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情谊；第二是了解美国人民，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建设的经验，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第三是同贵国的领导人就发展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我可以告诉美国公众，我同卡特总统和其他美国领导人两天会谈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在华盛顿期间，邓小平不仅与卡特进行会谈，还会见了美国的国会议员。虽然其中一些议员就台湾问题提出了挑衅性的问题，但邓小平始终保持着友好而又坚持原则的态度，并永远准备着寻求双方的共同点。邓小平的睿智，在访美过程中展露无遗。比较有趣的一次是邓小平在布热津斯基家中赴宴时，布热津斯基曾半开玩笑地问邓小平：“卡特总统因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国会遇到麻烦，中国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邓小平立即说：“当然有，在台湾就有不少反对者。”邓小平通过这些机智而又有原则性的回答，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争取了更多的主动性，获得了更多好感。

为了让邓小平了解美国文化，卡特特意为其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演出。在结束了在华盛顿的访问后，卡特又安排其访问了亚特兰大的福特公司、休斯敦的美国载人航天基地、西雅图的波音747飞机生产线等地方。美国人民友好而不失礼貌的接待，让邓小平感触很深。

他开心地告诉记者：“卡特总统已接受华国锋总理的邀请，在适当的时候正式访问中国。”

在休斯敦时，邓小平再次接受了美国西南地区的报纸、杂志主编和发行人的访问，和他们共进了早餐。邓小平愉快地对记者们说，他感受到了美国人民的热情友好，对会谈结果也非常满意。他更加确信，中美之间的友好往来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肯定会得到发展。而对于休斯敦，其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认为，美国有很多东西是中国可以学习的。

对于记者们关心的中美两国贸易前景问题，邓小平指出：“中美贸易不是几百万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甚至是几百亿美元的事。”邓小平对于两国的贸易前景非常自信，最后他还透露说：“目前中国同美国政府和公司在石油工业和其他领域的合作问题的谈判还在进行中，进展并不算慢。”

在过去的贸易中，中国为了缓解国内的粮食危机，曾进口过大量的农产品。就此邓小平说：“在近期内，至少在三五年内，中国还要增加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的进口。这有利于中国农业现代化。”事实上，调剂粮食品种、以粮换粮的粮食进口方式，是此一时期中国粮食进出口的重要策略。

虽然访问过程事务繁多，但邓小平始终保持着坦诚、乐观、坚持原则的态度，这给记者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多年之后，参与过邓小平访美报道的记者威廉·林格尔提起了一件邓小平访美的逸事。就在访美第二天的国宴上，美国著名影星雪莉·麦克雷恩与邓小平同席。为了拉近距离，雪莉对邓小平提到了她在几年前访问中国农村的经历。其中，她提到一位正在“五七”干校劳动的大学教授告诉她，他很高兴与贫下中农在一起，因为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原本还谈笑风生的邓小平，突然严肃起来。他对雪莉说：“这位教授在撒谎。”他告诉雪莉，“文革”让无数知识分子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实际上是对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

邓小平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让记者们看到了一个跟他们印象中完全不同的中国领导人形象。

会见日本时事通讯社代表团(1979年5月16日)

1979年5月1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日本时事通讯社代表团。

作为与共同通讯社齐名的日本第二大通讯社，时事通讯社此次派代表团访华，一方面是来中国获得新闻资讯，一方面则是来与新华社联系，商谈合作事宜。所以此次会面中，新华通讯社的社长和副社长都一同出席。第二年，两社正式签订了新闻合作协定。

在会谈中，邓小平向客人指出：“国际上很关心中国提出的经济调整问题。人们提出疑问：这个调整是不是改变了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方针？是不是改变了我们的经济开放政策？所谓开放，是指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可以明确地说，这个调整方针是为了更加稳妥和更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好地执行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方针和政策。我们除了吸收国际资金、先进技术外，还要学习国际上的管理经验。中国的经济必须要照顾到农业。我们中国人口将近80%在农村，农业不前进，一定要拖工业的后腿。工业内部有轻工业同重工业的关系，重工业内部也要有适当的比例才能发展。比如，我们现在的电力、燃料、动力工业不发展，其他工业就遇到困难；交通不放在优先的地位，也是不行的。所谓调整，主要是调整工业和农业、工业内部的关系，调整得好些，相互比例关系更恰当一些，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比较快地前进。我们国内经济有个先搞什么，后搞什么，哪些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的调整问题。我们吸收外国先进技术，用在哪些方面，也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什么都干也不行。”

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经济调整，事实上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国的领导人为了快速发展生产力，做法过于激进，提出了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使国民生产中出现了冒进和虚假的问题；继续推行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运动，使不结合实际的教条主义模仿大量产生，浪费了人力物力；在不顾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强调提高人民公社公有化水平，大大削弱了人民积极性；强调短时间内实现农业机械化，则进一步增加了农村的压力；盲目扩大基建规模，大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则超过了实际的需要和国力的负担能力。这些失误的政策，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最终导致重工业比例过重、农业和轻工业比例过轻，燃料、动力工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加工工业，积累过重、消费过轻等一系列问题。在此恶劣的基础上，企业还缺乏合理的经营管理体制，导致国营企业内部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调整便势在必行。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正式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决定》，为期三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自此展开。

在1979年到1981年的三年期间，国家增加了粮食进口，并提高了粮食收购的价格，使得农民得以休养生息；以创新的方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调动起了全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过去进行的农业基础建设开始发挥作用，加上这几年气候较好，农村经济就此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

在城市方面，由于大力压缩了基本建设的规模，突出抓农业和轻工业，市场上出现了更多符合人民需要的商品，促进了消费品供应状况的改善。随着积累率连续几年的降低，人民生活质量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经济调整事实上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

有记者提到了之前曾和邓小平一起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刘少奇，问中国是否打算恢复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名誉。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一个决定，即是撤销“文革”中成立的中央专案组。1966年5月，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临时机构。而这个临时机构随着“文革”的深入，逐渐扩大为对更多人进行调查并定性的专案组。和当时著名的中央“文革”小组不同的是，这个中央专案组是秘密的，它专门负责做出是否进行揪出、批斗、逮捕、关押等决定。更令刘少奇没想到的是，这个他一手成立的专案组，最终为他定了性。

“文革”结束后，为了清理左倾错误的遗毒，中央在撤销中央专案组的同时，令其将所有材料移交给中央组织部，就此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中央批准平反的重大冤假错案就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了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恢复党籍的共产党员有47万，更有数以万计受到株连的干部群众得到了解脱。

对于“文革”最大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邓小平明确地说：“过去给刘少奇加的罪名不实。叛徒，现在材料证明没有这回事；工贼，没有这回事；内奸，也没有这回事。这些问题都要实事求是，在适当的时候作出正确的结论。”

刘少奇一直是以毛泽东的接班人形象出现的。在1949年9月，他就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6年9月，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但大跃进一开始，刘少奇就和毛泽东出现了一些意见分歧。大跃进结束后，刘少奇和邓小平一起研究如何调整国民经济，转变浮夸的风气，推行实用的经济政策。这样的做法，让毛泽东感觉刘邓在挑战他的政治权威。就此，三人的关系开始破裂。很快，刘少奇就遭到了软禁，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继而被开除党籍，被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最后，其在关押中，因遭受虐待而病倒，终因治疗不及时，引起多种并发症而病逝。

“文革”结束后，随着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风潮，对刘少奇的平反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1980年2月24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不仅为其平了反，还恢复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在其后为刘少奇举行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了悼词，并在全国下半旗致哀。

记者们也很关心改革开放的度，他们提出，中国是否会考虑在中国实行“自由化”。所谓“自由化”，是指之前的政府限制或规定的放松。它跟民主化不同的是，它并非是由民主引发的，而是政治上的放任。虽然它可能带来民主，但更有可能因为失去约束而带来危害。

所以邓小平严肃地否定了这个问题：“我们从来不提‘自由化’。我们从来都提民主集中制，现在这样提，以后也是这样提。过去民主缺乏，民主不够，以后要着重发扬民主，因为没有充分的民主，就没有很好的集中，但不能够搞无政府主义。民主集中制和发扬民主不矛盾。‘四人帮’搞无政府主义，搞得一切都没有秩序，乱七八糟，那是灾难。现在有些闹事的，实际上是‘四人帮’的思想体系，照他们的搞法，又要搞乱的。我们现在需要安定团结，把大家团结起来，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我们要发扬民主，也要加强法制，中国吃了十年动乱的苦头。反对少数人的胡作非为，是得人心的，人民是很拥护的，人民不满意他们乱搞。世界上所谓人权问题，各有各的解释。”

这是邓小平的肺腑之言。十年“文革”，是为了夺权导致的“自由化”。受其危害的，不仅仅是他和刘少奇，更有亿万中国人民。他相信，只有民主集中的方式，才有利于将正确的政策制定并实施下去，才能最终带来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会见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
1979年10月15日）

1979年10月15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一个由作家、电影制作者、消费问题专家、科学幻想小说家、博物馆负责人、非洲问题专家等组成的英国代表团，并接受了电视采访。

英国其实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早在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6月17日，英国和中国开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到1972年3月13日，两国升级为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英国与中国的关系与香港密切相关。由于英国需要就香港问题与中国对话，所以一直保持着外交关系。这也算是中国与西方大国之间难得的外交接触。而这样的接触，也使英国国内的诸多人士，对这个神秘的东方之国充满了兴趣。这次访问团的团员们，就针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控制人口增长、环境保护、中国经济发展情况、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以及对未来中国的展望等方面提出了问题。

邓小平对这些客人说：“我们建国以来历来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当然，我们也进行无神论的宣传。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像宗教这样的问题不是用行政方法能够解决的。林彪、‘四人帮’破坏了我们一贯的宗教政策，我们现在开始恢复老的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涉及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作为人类对自身起源和对世界的理解的信仰，自人类诞生就一直伴随。即便社会主义宣扬无神论，但要改变所有人的信仰，是不现实的。所以，中国对宗教的态度是信仰自由，即每个人都有信不信宗教的自由，信哪种宗教的自由，信哪个教派的自由，什么时候信的自由。但也必须遵循三个原则：合法的原则，宗教与国家教育制度分离的原则、独立办教的原则。

但在“文革”时期，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被破坏殆尽。当时的红卫兵强行禁止信教群众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更对宗教界人士和群众进行专政，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他们甚至还把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当作宗教迷信来强行禁止，并打砸破坏宗教建筑、物品，甚至文物。这不仅对中国宗教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更伤害了不少宗教人士。

直到“文革”结束后，这一错误的做法才得到纠正，中央领导再次重申宗教信仰自由。将宗教信仰自由再次以政策的方式固定下来的，是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念和基本政策》。该文件提出，要积极地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党和政府对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坚定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巩固和扩大各民族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加强对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奋斗。”

只要知错能改，中国的前途就一片光明。所以，当客人问到中国的前途时，邓小平说：“我们有自己的信念，我们希望永远保持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正在用这样的信念教育我们的后代。理所当然的是，我们要增加我们的国民收入，使人民的生活一步步好起来。但是，绝不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产生新的剥削制度。在国际上永远实行国际主义，不搞霸权主义。我们希望若干年后，在下个世纪不长的时间，作为社会主义的、比较富的中国，能够对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尽到符合我们自己身份的国际主义义务。”

这是中国对自己的规划，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持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现在所做的，虽然有借鉴西方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地方，但这些都不能影响最根本的国体。中国致力于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但达到这个目的走的不是霸权之路，而是和平之路。

在中国的强国之路上，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口问题。面对客人们的提问，邓小平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把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凡是保证只生一个孩子的，我们给予物质奖励。”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学者提出计划生育的建议，毛泽东也赞成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但由于解放后二十多年来，国家没有制定明确的生育政策，再加上在群众中封建传统生育文化影响较深，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很好落实。随着经济的复苏，中国的人口开始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尤其是在1962年到1970年间，中国人口净增了1.6亿，达到了8.3亿。从1971年开始，中国开始将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当时国家的要求是晚育、拉开生育间隔、少生孩子，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

然而，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口的问题，人口增长率仍然居高不下。这就让政府在70年代末开始考虑只生一个孩子的可能性。为了谨慎起见，中央在1980年召开了5次座谈会，讨论“只生一个”政策可能带来的问题。最终，“只生一个”的政策被确定下来，并在当年9月25日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自此，中国开始了“只生一个”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在坚持了近20年后，终于遏制了人口的高增长。到1998年，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了千分之十。

对于中国的强制政策，有人感到疑虑。西方自文艺复兴后，就一直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对强制政策尤为反感，觉得仿佛回到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所以西方一直对中国政策的一个诟病，就是政策过于强制性，缺乏人权。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被西方普遍认为是没有尊重人们生育的自由权利。

听到个人自由这个问题，邓小平予以了非常有针对性的回答，他说：“如果说个人自由同国家的自由和大多数人民的自由相矛盾，这种自由不能提倡。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人们也还要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这与自由是不矛盾的。现在的问题是，对人权问题、自由问题，在青年中有一种误解，实际上把这些变成无政府主义，甚至变成极端个人主义。这个问题我们要通过教育的方法来解决。”

这是自由与义务的辩证。邓小平认为，中国的政策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而片面理解自由与人权，恰恰是剥夺他人自由与人权的罪魁祸首。

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弗兰克·吉布尼
1979年11月26日）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弗兰克·吉布尼。与吉布尼一起的，还有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主任林达光等人。

《不列颠百科全书》又叫作“大英百科全书”，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知名、最权威的百科全书。由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国、各学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撰写条目，囊括了人类各重要学科的发展成果，其学术性和权威性为世界所公认。吉布尼的这次访华，便是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洽谈合作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有关事宜。

吉布尼不仅是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他更是一位记者、编辑、作家和学者。在此之前，他曾是《新闻周刊》的编辑，后来撰写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争的书。因此，他对于中国有浓厚的兴趣。

在提问中，吉布尼首先表示了对中国的敬意：“我们想，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多少年来，对美国来说是关闭的，现在要这样高速度实现现代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挑战，确实像重新开展一场革命似的。”

吉布尼的赞誉打开了邓小平的话匣子，他纵情地介绍起中国的情况来：“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我们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就是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问题现在是比较清楚了。过去‘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那是荒谬的。”

在否定了“四人帮”的错误认识后，邓小平又仔细分析了中国过去失败的原因：“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十年。中国60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60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

对于中国利用现有条件发展四个现代化，邓小平相当有信心，他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定了这个目标，要靠我们的努力，靠我们的方针政策对头，靠具体的措施有力，才能实现。现在人们怀疑，中国能不能实现现代化目标，问我们提出这个目标有什么根据。我们的根据可以讲有四条：第一条，我们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地方大，在能源方面，在矿藏方面，无论是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还是稀有金属，中国没有的很少。这些资源要是开发出来，就是了不起的力量。”

事实上，中国的稀土、钨、锡、钼、锑、菱镁矿、萤石、重晶石、膨润土、石墨、滑石、芒硝、石膏等矿产，仅探明的储量就位居世界一二位，人均占有量超过了世界的人均水平。煤、铌、铍、汞、硫、磷、石棉等矿产的探明储量，也居世界二三位。丰富的资源，正是中国与国外贸易的资本。

邓小平接着说：“第二条，30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我们现在有200多万台机床，石油年产量超过一亿吨，煤炭超过六亿吨，只有钢才3000多万吨。总之，我们还是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虽然“文革”使中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加强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基本建设关键期，一些大的工程、项目都是在这个时期内完成的。此时，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能源建设的投资，使中国在“文革”十年间能源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2%。为了加强国防而开展的三线建设，事实上发展了中西部经济。从1965年到1979年，各地的新建企业数目翻了一番，公路、铁路、航空、桥梁的建设基本覆盖了全国。这些都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数据上看，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3624亿，比1965年的1716亿翻了一倍多。

邓小平还说：“第三条，我们相信中国人不笨。有十来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充分发挥智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提倡解放思想，重申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目的就是创造条件调动全民的积极性，使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充分地发挥出来。我们现在加强民主、发展民主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发展民主，有人误解是提倡无政府主义。实际上林彪、‘四人帮’的时候才是搞无政府主义。在无政府主义状况下不可能搞建设。你们如果是50年代、60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渡过的。林彪、‘四人帮’把这种社会风气彻底破坏了。现在北京有个‘西单墙’，就是那些不劳动的人，经常闹事的人，‘四人帮’思想体系中毒很深的人在那里活动，有的还搞特务活动。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尽管有错误，还是好意的，但是，里面实际上是‘四人帮’思想体系统治着。他们搞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种青年是极少数，但是能量比较大。我们对这些人采取严肃的态度，是为了教育年轻一代。所以我们提出在加强民主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解放思想，也要恢复我们长期已有的好的社会风尚。我们说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来实现四个现代化，也有个条件，就是要实现安定团结这样一种社会政治局面。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培养人才的问题。多年来我们放松了科学研究和教育，这方面损失是很大的。我们要加强科学教育事业，要发现人才，很好地使用人才。归根到底，就是要发挥积极性，只要把人们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邓小平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即是民主的开放，而非无政府的混乱。他认为“文革”的问题就在于搞无政府主义，最终导致部分人压制了多数人的利益。他相信，只要能用制度帮助更多的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就能改变“文革”时的那种混乱与无序，从而让整个社会都变得积极、主动。

对最后一点，他说：“第四条，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个条件过去没有，后来有了，但一段时期没有利用，现在应该利用起来。”

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封锁中国。到“文革”初期，中国又开始自我封闭。但在“文革”后期，中国加快了对外交流，跟更多的西方国家建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有了这四条，邓小平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他说：“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实际上没有真正地做起来。粉碎‘四人帮’之后，要花很大的精力处理‘四人帮’干扰造成的许多问题。去年开始我们才真正地把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一定会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还会不断地遇到困难。比如，我们现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比如，我们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可是人才不够。比如，我们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们现在基本上有了，但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我们参加国际合作，在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方面，也还要摸索经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现在走的路是正确的。这些障碍，这些困难，这些不足，我们相信是可以逐步解决，逐步克服的。这三两年内可能看不出突出的成绩，过几年面貌会看得更清楚。现在尽管人们还有怀疑，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是有信心的，是相信这个事业能够成功的。”

吉布尼又问道：“美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看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候，把它看成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中国开始的时候是否确实也有这方面的思想混乱，即完全模仿和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采取一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对此坚决地否定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但是，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在这些方面我们改革起来还有许多困难。”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革命道路，就和苏联不一样。苏联是注重工人阶级的城市战略，中国却是因为农村人口更多，而选择了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总结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方式。待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所走的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中国一开始也有向苏联学习，但其中也掺杂了很多的中国元素。及至在实践中发现苏联的那一套在中国走不通后，中国的领导人更是铁了心走自己的路。而此时的改革，也正是在探讨如何走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

吉布尼对中国人的勇气赞叹有加：“我看到中国人民的积极性正在被调动起来，是很了不起的。”他接着问：“但是不是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虽然中国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范围之内，在继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发展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

这个问题非常大胆，它即是在问社会主义制度内是否可能出现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里是否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内容。这样的问题，在以前没有人敢提，但它的答案却在邓小平的心中考虑过很多遍。早在邓小平在太行山地区的时候，他就尝试过将各种制度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的执政方式。对他来说，利于民生的制度，即是好的制度。所以他从来都不排斥市场经济的运作方法，甚至认为它能为民众带来利益。而这样的想法，正是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中思考的新内容之一。

就此，邓小平说：“这个只能是表现在外资这一方面。就我们国内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国内还是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也还可能包括一部分华侨的投资，这部分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但是绝大多数华侨都是带着爱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愿望来的，与纯粹的外国投资不同。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中国这样搞‘四化’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现在，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资本家还有，他们的成分已经改变了。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

邓小平部分的肯定，让在座的人都感到兴奋，随同一起访问的林达光即刻追问道：“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

林达光的问题突出了一个概念：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大多数人看来，市场经济是只属于资本主义的。但这个问题抛出了一个设想：市场经济，或许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点，他就此坚定地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宣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次会见也因此成为邓小平经济思想发展的一次重要对话，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会见埃及报社访华团
1980年1月7日）

1980年1月7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埃及报社访华团的记者。

中国与埃及的关系历来不错，埃及更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并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非洲国家。两国首脑间保持着互访的习惯。特别是穆巴拉克总统，曾先后9次访问中国，前两次访华时，他还只是副总统。高层间的访问，为中埃两国带来了最为亲密的外交关系。

1980年1月5日，时任埃及副总统的胡斯尼·穆巴拉克来到了中国。这是穆巴拉克作为埃及副总统的第二次访华之行。随穆巴拉克前来的，还有《金字塔报》等报社的记者。他们不仅要随时报道穆巴拉克访华的进展，更要向埃及展示一个和他们一样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家的新面貌。

访华团中最为有名的报纸，莫过于《金字塔报》。这是世界最早出现的报纸之一，也是最早创办的阿拉伯报纸。作为一家严肃的政治性报纸，《金字塔报》在埃及拥有最大的发行量，在整个中东都有着较大的影响。所以，以该报为主的访问，主要是以政治话题为主。

会谈中，邓小平谈到了苏联军队正在对阿富汗的大规模入侵。阿富汗的地理位置，濒临苏联在中亚的成员国，所以阿富汗一直都是苏联想要争取的国家。如此，苏联一则可以扩大华约国家的范围；二则可以以此为凭据来进军中东，控制石油；三则可以进一步对中国进行合围，以起到威慑的力量。

从1919年阿富汗独立以来，苏联就开始了对阿富汗政权的干涉。1973年成立的阿富汗共和国，就是达乌德在苏联的支持下发动的政变。但达乌德坐上总统宝座后，开始试图摆脱苏联。于是苏联于1978年另支持以塔拉基为首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成立了亲苏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但塔拉基并没有坐稳，不到一年就被时任政府总理的阿明在政变中处死。就此，苏联于1979年12月27日，派遣了8万多人的军队入侵阿富汗，占领首都喀布尔和其他大城市，处死了阿明，重新扶持了一个亲苏政权。

邓小平强烈谴责苏联的行径，认为这是非常粗暴地赤裸裸地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和占领，是国际关系准则绝对不能允许的。他还强调，阿富汗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苏联霸权主义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同它在中东的所作所为，和它通过越南对柬埔寨实行军事侵略和占领，具有同样性质。

此次会见时，美国的国防部部长也正在中国访问。邓小平就此表示，他还没有见到布朗部长，准备明天同他会谈。他们的会谈将会涉及加强中美两国关系的问题，也会谈到阿富汗问题。双方将会协商对阿富汗事件的态度。

当记者问到中国和埃及的关系时，邓小平才放开了之前严肃的表情。他指出，两国的关系是非常友好的，两国人民对于彼此的了解是很深的。埃及政府同中国政府对国际事务的许多看法是一致的，或者是近似的。埃及和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有自己应该负的责任，尤其是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今后需要进行广泛的合作。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将会不断发展。

对于记者提到的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邓小平说：“开放政策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也符合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中国人民是赞成的。如果中国能够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将在国际事务中，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支持阿拉伯人民、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中，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的发展，不但符合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

对待敌我，邓小平有着相当鲜明的态度。

会见日本《读卖新闻》代表团
1980年3月29日）

1980年3月29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应《人民日报》邀请而来华访问的日本《读卖新闻》代表团的记者们。代表团团长渡边恒雄集《读卖新闻》总裁及总主笔于一身，在日本被誉为“一代政治记者”、“终身主笔”，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非同一般。他本人反对日本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致力于揭露日本的战争历史。

在回答记者们关心的国际局势时，邓小平着重谈到了苏联。1978年年底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这是苏联在一次次在世界面前展现它的政治野心。

就此，邓小平表示，苏联要争霸全球的长远战略目标是既定的、决不会放弃的。它不需要经过议会辩论，一有机会，就可以马上下手。

他还提议说，对苏联的长远战略目标，大家都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挫败它的争霸世界的战略部署。

这一时期，邓小平在几乎所有的会谈中都义正词严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为了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邓小平在外交途径上进行着不遗余力的努力。

接受美联社驻京记者约翰·罗德里克采访
1980年4月11日）

1980年4月11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美联社驻北京的记者约翰·罗德里克。

约翰·罗德里克是一位老牌的美国记者，他的出名与中国密切相关。1945年，罗德里克成为了美联社驻重庆记者。为了了解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罗德里克前往延安，与毛泽东等领导人一起生活了7个月。关于中国的报道，让罗德里克成为了著名的记者。

罗德里克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但冷战却使他不得不离开中国。1971年美国派出乒乓球队来到中国参加比赛时，罗德里克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随队重返中国，与美国乒乓球队一起展开了著名的“乒乓外交”。

1979年，罗德里克恢复了美联社驻中国记者站，并成为北京分社的首任社长。眼看着中国的变化，罗德里克对领导这一切的邓小平充满了兴趣，他开始准备采访邓小平。1980年4月11日的上午，他终于见到了这位正在改变中国的中国领导人。

看到这位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邓小平非常开心，他相信罗德里克是理解中国的。当年罗德里克亲眼见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在怎样艰难的环境中革命的，中国领导人的才思也一直是罗德里克所敬佩的。

邓小平向罗德里克介绍了中国的领导经验：“我们强调集体领导，是鉴于国际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延安的经验是很好的，那时是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并不排除某一个主要领导人的特殊作用，毛主席就是这样突出的典型。毛主席是非常尊重集体领导的，当然后来有某些缺点。”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正是集体领导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正是毛泽东对集体领导的推崇才赢得了革命。然而“文革”的发生，是毛泽东对集体领导的遗忘，这个错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很大的伤害。这也是邓小平一直在强调集体领导的原因。

对于在“文革”时期兴风作浪的“四人帮”，邓小平说：“我们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对他们进行审判。‘四人帮’横行时期，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受到很大损害。他们负有非常严重的法律责任。把罪大恶极安在他们头上是不会错的。”

在谈到中美关系的发展时，邓小平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他说：“美国越来越多的政治家逐渐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而且不少政治家已感到中美关系不是一个时期的、不是为了某一个时期的利益打出一张什么牌的问题，而是一个战略决策。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比较好。中国方面，从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时候就下决心同美国改善关系，这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而是从战略上考虑的。现在，我们总的对外政策还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制定的。世界总的格局还是循着毛主席、周总理生前所判断的方向发展的。”

罗德里克也提到了中断了的中苏谈判。中苏谈判指的是中国和苏联之间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就希望苏联能归还历史上因不平等条约而被划走或是被俄罗斯掠夺了的中国土地。在没有经过谈判的情况下，中国在出版的地图上，将一些实际为苏联占有的领土，划入了中国的版图。而这些领土的归属问题，成为后来中苏边境谈判的主要内容。

中苏边境谈判始于1964年，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加上毛泽东强硬的态度，谈判没有获得成果。1969年，中苏两国关系空前紧张，为了缓和局势，两国政府都有为解决边境问题而谈判的心思，于是中苏边境谈判得以重启。这场谈判一谈就是9年，从1969年10月20日到1978年6月27日，中苏就边界问题共举行了15轮谈判。可这个拉锯战的结果仍然是不了了之。其重要的原因，便是苏联支持越南在东南亚称霸，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

当罗德里克提到中国是否要恢复谈判时，邓小平说：“这要看阿富汗形势，也要看越南问题如何发展。中苏谈判不能只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因为两国关系恶化的因素不是孤立的。我们提出改善中苏关系首先要消除障碍，所谓障碍就是指苏联驻扎在中苏边界的一百万军队和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驻军，另外还包括越南支持苏联入侵阿富汗、搞印支联邦、侵略柬埔寨和老挝。”

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1980年4月17日)

1980年4月17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代表团之前，会见了随其来访的记者和意大利驻京的记者。

意大利共产党是西欧最大的共产党。在其成立的第二年，国家法西斯党上台，意大利共产党就此成为了意大利政党中唯一坚持反法西斯的政党。在墨索里尼垮台后，纳粹德国入侵意大利，是意大利共产党率先组织起武装反抗。由于在政治上长期居于反对党，意大利共产党更多地倾向于从内部逐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与意大利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两个政党其实是同一年成立的，并且在成立之后，都加入了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成为了共产国际的支部。正是因为这种兄弟般的情谊，使两党在革命时期相互支持和声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两党也依然保持了友好的关系。

两个政党关系的破裂，源自1956年。这一年的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阐述了一些国际局势新观点，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个体系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战争也是可以避免的，甚至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也不一定采用十月革命的形式，而可以通过议会的道路。同时，赫鲁晓夫还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赫鲁晓夫的新观点，中意两党持完全相反的观点。意大利共产党完全赞成赫鲁晓夫，而中国共产党则觉得赫鲁晓夫的提法不妥。

虽然毛泽东并不喜欢斯大林，但他认为赫鲁晓夫的批判完全否定了斯大林的功绩，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他认为斯大林有七分功、三分过，总的来说他还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关于是否采取武装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权，毛泽东则认为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对于附庸赫鲁晓夫的意大利共产党，毛泽东不仅不满，甚至点名批判。两党之间就此有了隔阂。

1957年，为了统一思想、加强团结，苏联利用十月革命40周年的契机，在莫斯科举办庆祝活动，全世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派出了代表团参加。中国的代表团是由毛泽东率队，他在会议上发表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讲话，大意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能共存，仗一定要打，对此我们不应该害怕。毛泽东的话一出，与赫鲁晓夫站在同一阵线的都觉得十分疯狂。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和中共完全不顾时代的发展变化，是标准的“教条主义”。

而毛泽东和中共则认为这些人都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走的是“修正主义”的道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十分复杂，在东欧有不少国家都想摆脱苏联的模式，西欧的共产主义政党也想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波兰、南斯拉夫、意大利的共产党。中共对这一情况极为反感，认为这是在瓦解社会主义的阵营。事实上，这样的情况也是苏联不愿意看到的。尤其是南斯拉夫，他们不愿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摆脱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就使苏联在1958年开始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中共对此积极响应，并将其定义为“现代修正主义”，与苏联一起发起了一场在全世界范围内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的斗争。

意大利共产党的某些观点是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不谋而合的，所以在批判中，意共虽然也站在苏联一边，但始终留有余地，并与南斯拉夫保持着党际关系。而中共则在批判中，彻底破坏了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关系，不仅两党之间断了交，两国之间也由大使级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外交关系。对于在批判中逐渐软化的苏联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中共非常不满。

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同时爆发。然而苏联就中印边境冲突批判中国“冲动”、“好战”，而中国将苏联向古巴偷运导弹批判为“冒险主义”，将苏联背着古巴与美国达成妥协批判为“投降主义”和“抛弃各国人民独立的事业”。对此，意大利共产党在其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点名批判中国在这两件事上的错误，并就核战争的问题、和平共处的问题、结构改革的问题发表了完全不能让中共接受的观点，丝毫不顾及参加了此次会议的中共代表团。意共的做法惹火了毛泽东，加上当时中共正在与苏联论战，毛泽东决定与苏共和意共进行公开辩论。

在论战中，毛泽东指桑骂槐的方式，使意共成了毛泽东主要批判的对象。论战的级别不断升级，最后两党都撕破了脸。随着中共与苏共关系的破裂，意共与中共的关系也很快在60年代中期破裂了。

然而，随着苏联霸权面目的暴露，中共和意共重新有了一些共识。苏联入侵推行本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时，中共和意共都发出了强烈谴责。意共等西欧共产党的联合反苏，与同样反苏的中共有了相互的理解。

两党之间真正的转机，是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会上，邓小平指出中意两党的论战中，中共的一些观点和做法不妥，指责意共为“现代修正主义”是错误的，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是西欧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应该值得尊重。这样的讲话，让中意两党的紧张气氛得到了缓和。从1978年开始，两党的党报、工会、青年组织，重新开始接触。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得以应邀访华。

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是中共在邀请了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华后，再一次邀请曾经竭力批判的“修正主义”政党访华。到了1981年，中共又邀请了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密特朗来访。这三次来访，代表着中共对外政策的调整，从此中国不再是积极备战，而是更注重与外界的和平共处，甚至是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

所以，在会见意共总书记贝林格前，邓小平很开心地接见了意大利的记者们。邓小平首先对记者们说：“你们来了这么大的一个记者团，这证明大家非常关心中意两党恢复中断多年的关系。对这件事，中国共产党很高兴，中国人民也很高兴，我相信意大利人民也是高兴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争取人类进步。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争取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两党在现在这个时刻恢复良好的同志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们很重视贝林格、巴叶塔同志率领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我们两党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也有不同的意见，但这不要紧，重要的是寻求更多的共同点。”

有记者问：“意大利舆论对意共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是满意的。作为记者，我想问一下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促使意中两党恢复了关系？”

邓小平指出，两党面临着共同的国际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所谓“大家”，不光是指共产党。

又有记者问：“请你谈谈对欧洲共产主义的看法。”

邓小平则搬出了他的实践论，说这是一个在探索中的问题。欧洲的共产党也在探索中。亚洲同欧洲相隔万里，了解不够。中国很有兴趣对新事物进行探索，事物总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的。

有记者接着问了一个刁钻的问题：“您刚才说中意两党有不同观点，您是否可以说说你们之间有哪些分歧？”

邓小平表示，分歧是有的。但肯定比过去少。今天先把分歧摆在一边。

记者不依不饶地追问说：“当中国反击越南时，你是否注意到意共对你们持攻击的立场？”

邓小平把手一摆，坚定地表示：那没有关系。

记者把问题引到了两党曾经论战的重要命题：“中国领导人是否认为战争不可避免？”

邓小平表示，总有一天要打起来，但是争取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中国希望至少20年不打仗。可以争取国际局势的缓和，问题是采用什么方法。总之，（20世纪）80年代不好过。

记者的问题回到了中国领导人的任命问题：“中国人大刚刚通过任命赵紫阳为国务院副总理，他是否会担任总理？”

邓小平不置可否地讲道，这不是个人可以回答的问题。赵紫阳现在是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常务副总理。

记者这次提到了苏联：“您对中国同苏联的争论有什么看法？”

邓小平严肃地指出，中苏关系已经超出争论的范围。苏联把一百万军队摆在中国边界，还在中国周围闹事，例如在越南、在柬埔寨、在老挝、在阿富汗。中国现在面临着苏联的严重威胁，这不是一般争论问题。

最后，记者问到了中美关系：“你们同美国发展关系是暂时性的还是长远的？”

邓小平表示，中国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政策。

这时，贝林格率领的意共中央代表团到来了，记者的访问就此结束。从邓小平的回答可以看出，此时中国已经展开了积极的对外交往，中国不再希望以战争来维系社会主义的存在方式，并认同了他国探讨符合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做法。

在其后贝林格的会见中，邓小平着重向贝林格说了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贝林格完全同意邓小平的观点，两党从此一笑泯恩仇。

会见美国报界妇女俱乐部访华团
1980年4月20日）

1980年4月20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美国报界妇女俱乐部访华团。美国报界妇女俱乐部是应《光明日报》的邀请访华的，时任美国《亚美新闻社》驻白宫记者、华盛顿新闻俱乐部第一副主席朱莉·穆恩任该访华团团长。朱莉·穆恩在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曾在华盛顿等地随同采访。能再次见到老朋友，邓小平很开心。

邓小平首先高兴地欢迎美国妇女朋友来访，认为这对发展中美两国关系很有必要。朱莉·穆恩一行也很激动。作为新闻媒体人士，她们对当前的国际局势，以及中国的态度非常关注，迫切想要了解中国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逐步增强的国家，究竟如何看待目前国际热点难点问题。邓小平的接见，意味着她们能站在领袖的肩膀上更清楚地了解国际局势。于是，她们毫不客气地提问，内容涉及亚洲、太平洋、中东地区的形势和中美关系等问题。

面对美国媒体朋友的殷殷目光，邓小平毫不回避，一一作答，展现了中国推行的“走出去”外交战略，表明了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协商与解决的态度。

阿富汗问题是当时各国关注的焦点。1979年，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阿富汗人民开始了长期的圣战。苏联的侵略，遭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强烈谴责。1980年1月，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要求外国军队无条件和全部撤出阿富汗》的决议。世界各国形成了一致对苏联谴责的态度。但在具体运作上，却仍然各有打算，无法统一。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宣称：任何外部势力控制波斯湾的任何意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重大利益的侵犯，这种侵犯将遭到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回击，“使任何侵略者为其侵略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然而，西德、法国等西方国家，却认为采取军事手段稍微过激了，他们还是倾向于坚持缓和政策，西方的一些共产主义组织甚至认为卡特的所作所为根本就不像一个政治家，更像一个正在参加竞选的候选人。

在这种局势下，邓小平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讲明了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态度：“在阿富汗问题上，我们的立场很清楚，我们坚决谴责苏联这个侵略行动。阿富汗是我们的近邻，苏联侵略阿富汗的行动对世界构成威胁，当然也包括对中国构成威胁。我们谴责这个行动，支持世界上一切反对苏联侵略阿富汗的行动。”

这次会谈还讨论了关于妇女地位及妇女作用的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女权运动的高涨期。美国妇女为了争取两性的平等，进一步扩展女性的权利，开始了有组织的女权运动。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966年“全国女性运动”组织的成立。美国女权主义运动最早反对的是选美。在1968年，美国女性运动的活跃分子在游行时为一头羊加冕，并设置了自由垃圾筒，将乳罩、腹带、紧身褡、假睫毛一类的东西扔进垃圾筒，以表明她们的态度。随后，这项运动发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大学，课堂上的女学生人数猛增；政治方面，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平等权利修正案》，雪莉·奇斯和姆成为第一位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黑人妇女；在文化方面，关于女性的书籍和杂志也成为大热，不少女权运动的词语被收录进了词典。

作为女权运动的支持者，访华团的代表们很想听听邓小平关于妇女地位问题的看法。

邓小平说：“确实，妇女是半边天。就是在革命战争当中，妇女的作用也很大，男的都到前线去了，后方的很多担子都落在妇女身上。现在人类社会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解决男女平等问题。但是，这件事情总有一天要实现。生产力发达了，科学技术发达了，这方面的事会解决。”

这是一次轻松愉快的会谈，双方都觉得意犹未尽。最后，美国报界妇女俱乐部访华团代表与邓小平合影留念，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得以被记录下来。

接受卢森堡电视台的采访
1980年4月29日）

1980年4月29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卢森堡电视台制片主任鲍利、音响师努斯鲍姆、摄影师桑蒂尼一行，并接受了卢森堡电视台的采访。

中国和卢森堡于1972年11月16日建交，两国关系发展良好，随后互设大使馆，双方领导人的互访更是频繁。中国的变化，让卢森堡的记者很感兴趣，他们尤其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形势、国际共运等问题，特别是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正在摆脱瘫痪、半瘫痪状态。但是由于想要快速发展的良好愿望，导致建设中出现了冒进的势头。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没有周密考虑，过多过急地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甚至大举外债。各部委也是纷纷派团出国访问，想要借助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经验，迅速实现现代化。一些部门与行业甚至将发展计划建立在巨大规模的引进上。

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很明确地回答：“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我们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两个基本特点。中国既然是个大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就是立足于自己，也要照顾自己的特点，完全按照别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发展。我们欢迎国际资金来帮助我们发展。你们叫多国公司，我们叫合资经营，这种方式，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当然，这个法律通过以后，据国际反映，认为还不充分。这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以后还要逐步充实起来。我们希望外国朋友不要等我们法律完备以后再同我们合作。在合作中，逐步使我们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完备起来。”

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这样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固定不变的发展模式，各国的现代化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各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因此，当卢森堡电视台制片主任鲍利等询问他关于欧洲共产主义发展问题的看法时，邓小平表示：“至于欧洲的情况，我们了解不多。欧洲共产主义是一个新事物。我们历来认为，凡是新事物都要通过今后的实践去检验。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尊重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共产党自己的选择。他们应该根据自己国家或地区的特点，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欧洲共产主义现在究竟怎样，将来实际结果怎样，要通过他们自己的实践检验得出结论。”

在了解了中国当前的发展思路后，鲍利又将问题引到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上。当时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正在努力树立自己的国际形象，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了营造一个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在一开始就采取和平外交政策。

邓小平在会谈中明确表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处理同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我们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道义上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随意输出或输入的。”

采访结束后，鲍利先生将自己两次访华后拍摄的一部可放映40分钟的电视纪录片的拷贝，当场赠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也通过这次采访，将新中国推向了国际舞台，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相信中国。

会见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董事会访华团
1980年4月29日）

1980年4月29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了以艾伦·纽哈思为团长的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董事会访华团。

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是美国报界历史悠久、成员众多、影响最大的组织。它创立于1887年，有1400家成员报纸，甘乃特报业集团、奈特-里德报业集团等20家美国最大的报业集团所控制的报纸都是它的成员。该协会曾主持过对印刷法的研究，曾就新闻纸纸价、报纸印刷费、邮费等问题与有关方面进行谈判，也曾向国会要求报业免税，其影响力非同一般。这次来中国访问的24位美国客人，都是这一协会的高层人士。

来访的发行人中有些来自去年邓小平访问过的城市，邓小平当即与他们聊起了去年访问美国的事情。那是邓小平第一次访美，距离中美建交公报公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当时中美建交的谈判是秘密进行的，卡特总统只是在发表建交公报前几小时才向国会领袖打招呼，致使国内反对呼声非常高。为了使刚刚建立起来的仍然十分脆弱的两国关系发展顺畅，让美国民众增加对中国的了解，邓小平干脆决定主动出访。

在长达八天的访问中，邓小平出席了众多活动。不仅与卡特总统进行了深入坦诚、极具建设性的会谈，还走访了国会，会见了国会两党领袖，与国会议员共进早餐，并接受了美国三大电视网和公共广播公司的采访。他告诉美国民众，希望中美两国人民能够千秋万代地友好下去，能在维护和平与发展经济这两个方面进行合作。邓小平的出访是一次成功的沟通，不仅宣传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消除了一些人对中国的误解，使中美关系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强劲的动力。在邓小平访问期间，两国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随后，两国高层互访十分频繁。仅在1979年一年中，两国政府就签订了27项条约和协定，中美关系的内容迅速丰富起来，关系也进一步向前发展。

因此，当双方谈及中美关系时，邓小平说，我们对1972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是满意的，尽管双方之间也有些小的不同的看法。

纽哈思也表示，在美国，人们在对外政策等问题上的看法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有一点是大家一致的，那就是尽力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关系。

当时，美国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还是存在一些分歧的，尤其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里根。他在大选期间一直攻击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并表示如果他当选，他将支持重建与台湾的“官方关系”，继续称台湾为“中华民国”。

里根的言论，遭到邓小平义正词严的批评，他说：“我们对里根先生在最近一个时期发表的一些政见和共和党的执政纲领感到不安。不管你们哪个党执政，都涉及中美关系是停滞、前进还是后退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历来阐述的观点是，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他问题不能代替。”

里根不负责任的言论，也引起了卡特政府的不安。在1980年8月2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美国同台湾之间的关系是“非官方的、非政府的”关系。同时，也指责了里根的建议。

随后，美国客人又问及有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问题，邓小平说，我们正在寻求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我们不仅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要学习他们的管理经验，但是要同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他希望这些有影响的美国报界人士在中国各地多看一看。他认为，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中美才可以更好地发展互相之间的关系。

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和美国战略新闻中心联合访华团
1980年6月3日）

1980年6月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和美国战略新闻中心联合访华团，双方就国际战略问题交换了意见。

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是美国著名“冷战”思想库之一，规模不大，却颇重要，很受当时参与总统竞选的里根赏识，访问团团长罗伯特·法兹格拉夫还是里根竞选总统时的防务和对外政策顾问。

当时，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政府改变了对苏联的态度，加强了同苏联在中东波斯湾一线的争夺，并提出了武力保卫波斯湾，遏制苏联南下扩张的“卡特主义”。“卡特主义”的问世表明，美国政府开始修正对苏策略，从过去强调缓和、裁军转为强调竞争、对抗，对苏联挑起的地区性冲突从消极回避开始转为积极应战。

美国态度的改变，使得国际局势骤然变得紧张，世界大战似乎一触即发，中国对此的态度与看法也变得尤为重要。而作为专门研究国际形势和美国对外政策中面临的根本问题的机构，以罗伯特·法兹格拉夫为团长的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和美国战略新闻中心联合访华团尤为关注这个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指出：“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确确实实存在。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战略是放在美国、日本、苏联以及其他国家一起进攻我们的基点上来设想和进行准备的。因为当时中美关系很坏，中苏关系也破裂了。到了7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我们的威胁不是来自日本、欧洲，也不是来自美国，只来自苏联了。正是基于这个全球战略的考虑，毛主席提出从日本、中国、欧洲到美国，包括这一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霸权主义。现在西方，包括日本，有这样一种议论，说80年代中期是一个危险的时期。这个提法，我们赞成。”

邓小平的回答很中肯，国际局势的确不是一天天趋向缓和，而是一天比一天更加激荡，并且存在战争的危险，战争不可避免。但同时他又向罗伯特·法兹格拉夫表明，虽然战争的危险存在，战争不可避免。但同时，他也认为战争打不起来，争取一个相当长期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战争可以延缓。他说：“我们还有一个观点，那就是如果我们准备得好，80年代不一定会爆发战争。中国考虑问题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的。如果不从战略全局来考虑，不从全球战略的观点来估价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争取并协调一致行动，那就可能带来灾难。也就是说，不能把柬埔寨、印度支那这样的问题只看作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或者认为是一个只同某些国家有关的问题，而是要把它放在全球战略的角度来考虑，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采取正确的行动。”

在80年代伊始，面对异常严峻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审时度势，准确地把握了时代风云的变化，适时地对战争做出了新的判断，做出了世界将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和平与发展的时期的预见。正是他这一前瞻性的预见，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对战争形势的估计问题。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迫切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来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而邓小平做出的关于战争的预见，给当时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前提性和全局性的战略判断和理论依据，为中国经济的跨越性发展与和平崛起提供了逻辑起点和历史坐标。

可以说，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会见。它对我国的对外、对内政策以及整个国际关系、国际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会见美国和加拿大社论撰写人访华团
1980年6月5日）

1980年6月5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以克拉克·托马斯为团长的美国和加拿大社论撰写人访华团，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有关中美关系、国际形势和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等方面的问题。

关于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很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就指出，在农业方面，我们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在工业方面，我们也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但是，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尽管有了这个基础，但我们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说形势好，有希望，大有希望，但是，头脑要清醒，要鼓干劲，不仅路线要正确，而且要政策正确，方法正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中国的这一特点就看得更清楚了。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强调：“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1980年1月16日，他在《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走“捷径”。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我们只有长期的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

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一直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中国的这一特点，并提出要根据中国的特点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

因此，当客人问及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问题时，邓小平再次强调：“我们讲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因为我们必须认识中国的现实，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来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也要根据现在中国的薄弱基础来决定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非常艰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每个人增加1美元的收入，就需要10亿美元。尽管30年来，我们建立了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的初步基础，但毕竟底子薄，管理水平也低。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科学、教育方面的损失很大，耽误了一代人，缺乏人才。这就是现实。我们要正视这个现实，所以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不能定得太高，定得太高了办不到。”

至于“四人帮”的问题，邓小平表示：“对‘四人帮’我们要进行审判，对我们国内来说，是一种公开的审判形式。但审判‘四人帮’会涉及我们国家大量机密，所以，我们不准备对外公开。至于什么时候审判，这要看准备的程度。对‘四人帮’的罪行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叫‘罪大恶极’。他们的破坏极大，我们损失极大。”

客人又问及将来中国的新闻界会不会在报纸、广播、电视上展开更严厉的批评报道时，邓小平说：“揭露工作中的缺点是有益处的，但要区别那种带有破坏性的批评。我们取消‘西单墙’，是因为它要破坏我们刚刚取得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它实际上已经破坏了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鼓励揭露妨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和事，并为开展这种批评创造条件。”

会见印度《勇士》杂志主编克里相·库马尔
1980年6月21日）

1980年6月21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了印度友好人士、《国防新闻社》主办的印度《勇士》杂志主编克里相·库马尔。

中国与印度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历史上的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相处的关系。然而，自1962年两国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后，两国关系从此交恶。直到70年代中期，随着中印两国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印关系才开始逐步改善。

邓小平在与库马尔的交谈中说：“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众多的亚洲国家，我们都需要发展各自的国家，我们之间没有理由不发展两国的关系。”当时，中国正在积极谋求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但是，由于中苏关系交恶，苏联又在美国战败撤出越南后，趁虚而入，加强了与越南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企图在亚洲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在苏联的威胁下，邓小平在注重与美、日发展关系的同时，也很强调与邻国，尤其是与印度改善关系，以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在1978年至1979年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华国锋、李先念、黄华等先后出访缅甸、孟加拉国、尼泊尔、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等国，目的都在于遏制苏联的扩张。

印度是南亚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大国，又是中国近邻，中印双方有着长达两千公里的边界线。改善与发展中印关系，对两国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1977年的印度大选中，印度人民党获胜，组建了独立以来第一个非国大党政府。新政府积极调整外交政策，谋求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尤其是中印关系。双方的共同努力，推进了双边关系的改善。1978年，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率代表团访问印度，受到印度总理德赛、外长瓦杰帕伊的欢迎。1979年，印度外长瓦杰帕伊访华，双方关系进一步加强。1980年1月，英·甘地重新上台，进一步谋求改善中印关系。这年的6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访问印度，与英·甘地总理亲切会晤，双方就边界问题和经贸文化交流进行了会谈。

邓小平一直密切关注英·甘地总理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他对库马尔说：“我们注意到印度总理甘地夫人最近多次谈话，表示要改善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接着他又说，“改善和发展中印两国关系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此后，从1981年到1987年，中印共举行了8轮边界谈判。虽然谈判在边界问题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仍然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第一次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
1980年8月21日）

历史上，邓小平曾两次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访问。这场访问中，提问者一针见血，每每开口都锐利非常，受访者来者不拒，所作应答发自肺腑，率真睿智，整个过程让人快意而惊叹，让当时的世界第一次拨开神秘的面纱，领略到中国领导人真实的风采。

这场访问是一次顶尖思想的撞击，迸发出许多光彩，但它的到来却并不容易。

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正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国内外都对中国的政治现状和未来走向议论纷纷，邓小平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也已经逐步确立了下来，大家纷纷把关注的目光聚集到他的身上。许多记者都想采访邓小平这位传奇人物，做出震撼的访问，但迫于中国国情，都遭到了拒绝。

其中，有位很有名的意大利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她以撰写著名政治人物的访问记录稿成名，也对邓小平生出浓厚的兴趣，但遗憾的是，她两次申请到中国访问邓小平，都遭到了拒绝。直到1980年，时值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访问中国，而法拉奇的父亲与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是世交好友，法拉奇便央求佩尔蒂尼卖自己一个人情，向中国举荐她这一位记者对邓小平进行专访。佩尔蒂尼念及私下交情深厚，而法拉奇也的确是世界知名的政治记者，于是，总统亲自向中国大使去电，告知中方这次访问出自严肃认真的态度，而记者法拉奇对中国在国际问题的处理上也甚是赞同，对中国充满了向往和好感，请中方同意让法拉奇对邓小平进行单独访问。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接到电话以后，丝毫不敢怠慢，将信息很快报告给了邓小平。当时的中国正当要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示给省军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们进行讨论，正需要一个契机对外表明自身的立场，让公众了解中国共产党对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态度，让公众明白拆除毛泽东塑像和语录牌的用意。于是，邓小平很快便同意了法拉奇的专访要求，新闻司接到批复后立即向法拉奇发出邀请函。

法拉奇访华一事这才得到转机，她很快出发，于1980年8月18日抵达北京。

法拉奇为这次来之不易的访问，做足了功课，到了1980年8月21日上午10点，法拉奇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118厅，信心满满地准备开始她对邓小平的第一次访问。

落座以后，法拉奇自然地将录音机放到面前的茶几上，随后十分自然地向邓小平打招呼：“明天是您的生日，我祝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朗朗一笑，说他从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即使明天是他的生日，也不应该得到祝贺，因为这意味着他已经76岁了，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了。

正式的采访就在这样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法拉奇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毛主席像的，她直截了当地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这个问题一点也不轻松，邓小平回答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接下来，法拉奇便更加深入直接，将话题直指毛泽东，她说：“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听到这个问题，没有任何迟疑，对法拉奇作出了理性的分析：“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法拉奇还不尽兴，问题还是围绕着对毛主席的个人评价和“文化大革命”展开，她说：“你们对‘四人帮’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与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在这个时候，邓小平特意指着法拉奇的笔，认真地对她说：“请你把这句话记下来！”

针对毛主席像、毛主席纪念堂会不会被拆除的问题，邓小平还补充道：“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

“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在访问完邓小平对毛主席看法这个问题后，法拉奇将话题引到邓小平本身、四个现代化、私人投资这几个问题上。法拉奇提出“小资本主义”，邓小平回答说：“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

法拉奇不愧是有名的政治记者，她从容淡定，提出的问题深入浅出，又十分到位，而邓小平也胸怀坦荡，回答问题直截了当，双方的交流十分畅快。按传统，邓小平会见客人的时间一般是在吃饭前结束，这次谈话却一直持续到12时10分才结束。

最后，出乎法拉奇意料的是，邓小平主动提出：“怎么样，到吃饭时间了，肚子要闹革命了。看来你的问题还没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她听得这话雀跃不已，连声说好。于是，便有了第二次访问。

第二次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
1980年8月23日）

1980年8月23日上午，邓小平第二次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这一次的采访，话题依然十分尖锐。邓小平的回答却是举重若轻，删繁就简，他很少用行话、套话等让听众不明白的复杂语言。在表达意见、传递信息的同时，也传递给对方“兴趣”。

采访开始没多久，法拉奇便抛出一个令全场气氛凝重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这大概是邓小平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他爽朗地大笑起来，然后平静地讲道，在西方，他们称自己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他很熟，他同赫鲁晓夫打了10年交道，很了解这个人，把他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邓小平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中断援助项目，干涉中国内政，企图控制中国，要求在中国设军事基地等。他知道这些例子不一定能说服法拉奇，继续争论就显得毫无意义了，于是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我们不谈赫鲁晓夫了。”

法拉奇虽然不再提赫鲁晓夫，但仍然对改革开放会把中国引向何处表示不解。她问邓小平：“您是否认为资本主义不都是坏的？”她觉得邓小平关于保留农村的自留地与共产主义理论的主张有矛盾。

邓小平明确地回答了法拉奇的问题：“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他认为，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生产管理，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应学习，是没有阶级性的。他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

随后，法拉奇把话题转移到邓小平“两次遭贬”以及受迫害的历史上来：“邓先生，我确实感到困惑，因为一方面您谴责他(指毛主席)，另一方面您又维护他。而且，在他的批准下，您曾经两次被贬下台。”

邓小平表示，不是两次，是三次，也不是毛主席批准的。他经历过三下三上。他向法拉奇详细地说明了三次事件：第一次是被王明的“左”倾路线整下去的；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和“四人帮”痛恨他；第三次是“四人帮”篡权时，又把他打下去。邓小平自嘲性地解释，为什么会三下三上？就是因为他喜欢说点实话。

法拉奇很想知道邓小平是怎样评价自己的。邓小平坦然地回答：“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邓小平指着法拉奇的笔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第二次谈话结束了，邓小平高兴地起身与法拉奇握手告别，他幽默地说：“怎么样，我考试及格了吧？”法拉奇说了一句极少对采访对象说的话：“您的讲话精彩极了！”

这是一次历史的谈话，又是一次伟大的采访。

邓小平在三天之内，先后接受了同一记者的两次采访，这是从来没有的先例。邓小平似乎想通过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向世界传达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向世界表明，中国将客观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保持团结稳定的局面。

法拉奇采访之前，世界上10家大报纸：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意大利《晚邮报》、英国《泰晤士报》、南斯拉夫《政治报》及德国、加拿大的报纸等，已经同法拉奇签订了用稿协议。因此，邓小平访谈录第一部分，首先发表在1980年8月31日《华盛顿邮报》社论专栏版上。（美国报业的规矩，由于人物访谈只呈现了单方的声音，不能算作“新闻”，而是“评论”的一种形式，只能发表在评论类专版上。）第二天，邓小平访谈的第二部分，与另一篇关于中国金融政策改革的新闻报道组合成专题，发表在《华盛顿邮报》头版。

题为“邓小平说要清除毛的封建主义错误”的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世界各大报纸纷纷全文转载，有的将转载题目改为“世界第一次对这个矮个领导人和他的事业有了全面认识”。国际舆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的报社评论称“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判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法拉奇访谈文章的刊登，使得中国的影响得到了几何级数的放大，中国架起了与世界沟通的新桥梁。

在采访记的前言中，法拉奇写道：“我问的所有问题，包括最尖刻、最无礼的问题，邓都微笑着坦率地予以回答。”她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非常得意地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我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后来，她又说：“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

这次谈话在国内也产生了巨大反响。不久，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为这次采访，邓小平对法拉奇也有了深刻印象，他认为“这个记者很有意思，提出来的都是些关键性的问题”。甚至，当他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会见佩尔蒂尼总统时，他对佩尔蒂尼说：“你们意大利有一位很伟大的女性，一个很伟大的法拉奇！”

接受法国电视台记者采访
1980年10月17日）

1980年10月17日上午，邓小平与来访的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会谈结束后，接受了法国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当时，世界关注的焦点是阿富汗问题。虽然世界各国一致谴责苏联，但是苏联不为所动，坚持往阿富汗增兵，导致国际局势愈发紧张。法国虽然也谴责苏联，但不赞同采取武力的方式。1980年年初，法国总统德斯坦在对记者谈话时声称，苏联干涉阿富汗应该受到全世界的谴责，但美国的态度绝对是过激的，苏联的入侵也许既不是事先安排，也不是预先策划的，有可能是由阿富汗内部的局势引起的，那种认为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是苏联向海湾国家进军的一个阶段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卡特冻结在参议院表决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会谈协议不是意外的，因为伊朗人质危机的出现，卡特就想这么做了。

随后，法国发表了《法国政府对阿富汗局势的声明》，《声明》中强调，法国不准备放弃对缓和的寻求，缓和是相互利益所在，它的反面就是回到冷战。2月8日，法国总理巴尔声称，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是不能接受的，是对缓和的严重打击，但是，法国既不会怯懦地采取姑息的态度，也不会无条件地采取与其他国家一致行动，法国不希望由于采取极端的态度而使得冷战复活。

与此同时，法国积极谋求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企图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建立均势，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提出要在国际上发展“多极政治”取代“两级政治”。他所提出的“多极政治”就是为了推动法国能在国际舞台上取得发言权和掌控权。因此，法国也努力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加强双方的互访与合作。

当时的国际局势变化，是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邓小平也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当前世界是更不安定，更加多事，这是肯定的。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使大家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延缓世界大战的爆发，维护世界和平。”

法国电视台的记者也很关心这次会谈的结果，邓小平表示，这是一次愉快的会晤，他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进行了自由的、亲切的交谈，双方有许多观点都是一致的。

双方谈话的中心是全球战略问题。这一点，双方都有共识，都看到“当前国际形势确实是一种风雨飘摇的状态，很需要中国、日本、欧洲、美国以及这一条线上的第三世界各国合作，协调行动，而这只有在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才可能”。这意味着，虽然两人都对当前的国际局势感到不安，但同时也很有信心。

另一位记者想了解邓小平是如何看待法国在国际上的作用的，又问：“你认为法国在国际上能起什么作用？”

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说：“法国应该起很大的作用。”他高度赞扬了法国人民和法国革命对人类做出的贡献。他说：“中法两国的关系渊源很深，两国人民是相互了解的。我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相互访问，交换意见，我们两国的关系一定会加深，两国人民的友谊一定会增强，两国的友好合作一定会发展。”

这次采访，中国向法国展现了自己的风采，让法国重新认识了中国，推进了两国的友好交往与合作。

接受南斯拉夫记者采访
1980年11月7日）

1980年11月7日上午，邓小平接受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电视台记者采访。贝尔格莱德电视台记者是随同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韦塞林·久拉诺维奇出访我国的。

自1977年秋，铁托总统以85岁高龄，不辞长途跋涉，对我国进行了历史性的友好访问后，中南两国人民、两国政府和两党的友好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第二年，华国锋主席回访南斯拉夫。中南领导人的互访，为两国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中南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相互的了解和友谊不断加深，双方的全面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然而，20世纪80年代，是南斯拉夫“全面危机的年代”，生产发展停滞，外贸逆差巨大，外汇储备锐减，通货膨胀，外债和失业人数剧增，以久拉诺维奇为首的政府可谓举步维艰。偏偏此时，德高望重的铁托总统与世长辞，久拉诺维奇这个来自南斯拉夫地区中最小的联邦主体黑山的领导人，周旋于几个强大的共和国（主要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之间，工作十分困难，其领导的联邦政府所提出的经济措施，往往无法实行。

即使面临如此糟糕的国内环境，韦塞林·久拉诺维奇仍接受了我国总理赵紫阳的访华邀请，来到中国。

关于久拉诺维奇政府在铁托逝世后所采取的举措和付出的努力，邓小平是高度赞扬的。他在接受贝尔格莱德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时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人民在铁托同志逝世后，坚持了铁托同志的事业，而且坚持得非常好。你们的国家和人民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对南共联盟和人民表示热烈祝贺。”久拉诺维奇在担任南联邦总理期间，大力推行以联合劳动为中心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国家经济，加强全民防御和社会自卫，贯彻集体领导和集体负责的原则，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同时，在国际关系中奉行独立、不结盟政策，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外来干涉，使南斯拉夫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贝尔格莱德记者也很关心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问题，迫切想要了解中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以期对国内的经济建设有所借鉴。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说：“我们有有利的条件，也有不利的条件。有利的条件就是，我们的人民是好的，是勤劳的、勇敢的。还有一个好条件，就是我们的自然资源确实较丰富，再加上我们建国31年来也打下了初步的经济基础。我们也有不利的条件，就是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低，管理水平低，加上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犯了一些错误，遗留下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机构重叠、官僚主义等。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顺利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其他困难也不少。我们要在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克服和解决这些问题并改进工作。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同时也要加强法制。中国在历史上是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也是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只讲民主，不讲法制不行。中国有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在青年一代中，发展了无政府主义，发展了极端个人主义，所以我们在提倡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也要加强法制。”

接受西班牙记者采访
1980年11月24日）

1980年11月24日上午，邓小平接受了西班牙记者的采访。采访是在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和由他率领的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之前进行的。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应中共中央邀请，于11月10日至25日对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西班牙共产党可谓多灾多难。它成立于1920年，是一个由工人社会党的一个青年组织形成的激进左翼政党，后来卷入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因在内战中失利，许多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被迫流亡国外。唯一继续坚持领导西班牙共产党活动的，就是卡里略。正是在卡里略的不懈努力下，当时西班牙的储君胡安·卡洛斯一世与卡里略私下达成协议，只要在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共产党不采取暴力革命，他将给予西班牙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一样的合法地位。在卡里略平息了一次由西班牙共产党内部分裂分子制造的仇杀事件后，他们终于赢得了合法地位。1977年4月，当时的西班牙首相苏亚雷斯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并将参加6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此后，由卡里略领导的西班牙共产党以合作的反对党身份，配合和推动了西班牙的民主进程。这次，卡里略率领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赴中国访问，使得中断了近20年的中西两党关系得到正式的恢复。

自1978年6月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索菲娅访问中国后，两国关系进入了平稳发展期。西班牙记者很关心邓小平对中西两国的关系的看法。邓小平表示，我们对于近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是满意的。卡洛斯国王访问中国以后，两国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我相信两国关系还会继续发展。国王胡安·卡洛斯也曾高度赞扬邓小平，称“邓小平是打开中国未来希望之门的领导人”。可以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和王后索菲娅访华，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后，西班牙记者提及中西两党恢复关系的意义，邓小平说，西班牙共产党是一个在西班牙人民中有广泛影响的党。西班牙近年来在欧洲事务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两党关系的恢复表明我们的事业在前进。这件事对于当前的国际政治有着重大的意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有益处的。

这时，邓小平已经开始在总结处理党与党之间关系的经验与教训，探索不同政体的国家，以及党与党之间的交往原则问题。他在与卡里略谈到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时着重指出：“有两条原则一定要坚持。第一条原则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第二条原则是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自己去判断，犯错误也是他们自己犯，他们自己去纠正，不要拿我们的观点、模式强加于人。过去我们党对第一条是清醒的，也是受害者。父子党关系，要控制人家，我们是深有感受的。后来我们就强调，国家无论大小，党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但对于第二条原则，应该说，我们觉悟得比较晚。现在回过头看，我们过去并不都是对的，错误也不少。这方面我们自己是有经验的，但还没有总结好。”

西班牙记者随后提出中国如何看待西班牙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邓小平说：“我们不反对西班牙加入北约组织。我们历来希望有一个联合的、团结的、强大的欧洲。”

一位记者又问起中苏关系的前景。邓小平说：“每当我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我总是反问一句：苏联的霸权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会不会变？只要它这个政策不改变，中苏关系也不会变。你们可以研究一下苏联的政策会不会变。”

会见随密特朗来访的法国记者
1981年2月12日）

1981年2月12日，邓小平会见了随密特朗来访的法国记者。密特朗是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该党当时正处于上升时期。密特朗此次率团来中国，正是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准备在三个月后的总统选举中与前总统德斯坦一决雌雄。因此，密特朗很重视此次访华，随行的还有该党的元老加斯东·德费尔，以及来自法国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的28名记者。

法国的记者们很重视密特朗的这次访华。他们密切关注着代表团的一举一动，及时地将代表团当天的情况发回巴黎。当他们听说邓小平将同他们见面并接受他们的采访后，记者们都非常兴奋。

下午，28名随团记者，以及法国方面常驻北京的记者很早就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外等候。这时，邓小平正在福建厅同密特朗会晤。记者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福建厅的门，生怕错失了邓小平迈步走出的身影，失去了在第一时间领略他风采的机会。门终于开了，邓小平神采奕奕，迈着稳健的步子，微笑着走出福建厅。记者们顿时活跃起来，争先恐后地拥到邓小平的身边，把他团团围住，连珠炮似的提问。

有记者询问邓小平对这次密特朗访问中国的看法，邓小平说：“密特朗1961年访问过中国，时隔20年又来中国访问，对增进中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是有益处的。”

也有记者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否打算同法国共产党进行接触时，邓小平说：“就我们来说，所有法国的政治力量我们都愿意接触。”

甚至有记者问及西哈努克亲王最近提出的愿意同柬埔寨其他爱国力量联合的建议，邓小平回答说：“我们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新的态度。他表示要同民主柬埔寨进行联合。这是一个新的姿态，带有积极的意义，我们表示欢迎。”

至于说到如果苏联武装入侵波兰，中国将如何反应的时候，邓小平说：“这种危险始终是存在的。从道义上来说，我们不赞成，是反对的。总的来说，对于任何国家侵犯别人的主权，我们都是反对的。苏联侵占阿富汗也是同样的性质。”

在回答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始终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席在晚年确有错误，但是，就他一生来说，他对中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功劳是第一位的，而他的错误，尽管我们要讲清楚，但毕竟是第二位的。”

在回答如何看待西方对江青被判刑的反应时，邓小平说：“各种反应都有，有人认为判轻了，有人认为判重了，但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中国人民认为这样判是恰当的。”

从密特朗访华到中国共产党与法国社会党的关系，从国际问题到“四人帮”的审判，对于记者们提出的种种问题，邓小平都从容地一一作了回答。记者们不停地记着，把话筒伸过来，把这历史的声音录下来。有时邓小平风趣地作答，引起了现场记者的阵阵笑声。现场的气氛热烈活跃，记者们也无拘无束。

会见结束后，记者们便迅速向法国发回了有关会见情况的报道。他们也毫不吝啬溢美之词，对邓小平表示了极大的敬意与赞美。《巴黎晨报》记者说：“邓小平很机敏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他脑子很清楚，至少还可以掌权10年。”法国社会党党刊《团结报》社长、社会党中央指导委员克·埃斯迪说：“我们感谢邓小平副主席会见我们，并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世界报》记者说：“如果这次听不到邓小平的答记者问，就等于白来北京一趟。可惜时间太短了，要是两个钟头就好了。”法国电视三台记者说：“法国听众愿意听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中国的观点是举足轻重的。”

会见日中友好协会全国本部访华代表团
1981年5月3日）

1981年5月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宇都宫德马率领的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全国本部代表团。日中友好协会创立于1950年10月1日，后于1966年分裂为主流派的日中友好协会全国本部和非主流派的日中友好协会。

宇都宫德马，时任参议员，也是日中友好协会全国本部会长。邓小平曾盛赞宇都宫德马是日中友好事业的“掘井人”。宇都宫德马在“二战”后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运动，积极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呼吁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他不满日本政府对金大中事件和洛克希德事件的处理，宣布脱离自民党，并辞去议员职务。他创办的《裁军问题资料》月刊杂志，被称为日本和平运动的象征。他曾访华50多次，多次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中日友好而奔走呼号，被中国人民对外友协授予“人民友好使者”荣誉称号。

这次会见在友好而热烈的气氛中进行，邓小平同日方友人亲切地交谈了有关中国经济情况和当前国际形势中的一些问题。谈及中国奉行的外交政策时，邓小平精辟地指出：“中国对外政策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一是反对霸权主义，二是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不担心日本对中国有什么威胁，但日本要复活军国主义，我们是要反对的。我们也理解日本应该有足够的自卫力量。现在国际形势看不出有什么缓和。所以我们说，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不过我们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反对霸权主义的力量联合起来，可以延缓战争爆发的时间。如果我们反对战争有力，对付霸权主义有力，延缓战争爆发甚至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讲联合反霸就是为的这个目的。”

在谈到朝鲜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整个朝鲜人民包括南朝鲜人民都希望国家的统一。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状态迟早要解决。这种民族的情感没有办法用别的方式解决，10年不能解决，100年总要解决。我看现在金日成主席提出的纲领比较好，就是采用联邦的形式来解决统一问题。这种形式不改变南北双方的社会制度，不影响各自的经济，不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影响各自的自主权。它合情合理，但也不是短时期内就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希望它取得成功。”

邓小平和金日成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交往，二人有着长达40多年的深厚情谊和革命感情，邓小平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为自己“亲密的战友和同志”，高度评价他的一生“是为朝鲜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献身的一生，也是为缔造和发展中朝友好奋斗的一生”。

中东问题，也是双方比较关心的，因为它攸关整个世界的和平。谈到中东问题时，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战争的第一个爆发点是中东。战争真的爆发，受害的首先是阿拉伯人民。美国的中东政策不改变，中东问题只能更加复杂化。”

当时的里根政府，面临着一大难题，那就是在中东地区谋求建立抗苏“战略一致”与解决阿、以冲突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里根政府上台初期，强调在中东地区建立抗苏的“战略一致”是其“最优先考虑的战略问题”，从而将阿、以问题置于从属的地位，并为此建立了一套设想，但是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抵制。里根政府不得不改变论调，宣称建立抗苏的“战略一致”和解决阿、以问题是相辅相成的。但从美国政府当时的整个言行来看，其重点依然放在优先建立抗苏“战略一致”上。由此，邓小平才提出了“美国的中东政策不改变，中东问题只能更加复杂化”这一看法。

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
1981年7月18日）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即武侠小说家金庸。此时，邓小平刚刚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而这次的会见，是邓小平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香港同胞，故而在当时引起了世界轰动。

查良镛与邓小平虽然相见恨晚，却是神交已久。查良镛可以说是邓小平的铁杆粉丝。邓小平屡遭大难之时，查良镛都是坚定地站在邓小平一边，为他摇旗呐喊。“文革”期间，邓小平被流放到江西农村。查良镛在《明报》上为邓小平打抱不平，强烈抨击“文革”的不合理，并且不断地支持彭德怀等人，赞扬周恩来倡导的“四个现代化”。正因为如此，林彪、“四人帮”将其视为香港的头号“反动文人”。1976年春，邓小平再次被逐出政坛。查良镛却在社评中表示邓小平不久就会重返权力舞台中心。他的预测在一年后即得到证实。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查良镛更是在《明报》上大力赞扬邓小平的经济主张，认为邓小平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令人佩服。他曾感慨地说：“几十年啦，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他真像我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

对于查良镛，邓小平也是非常了解的，他曾托人从境外买过一套查良镛的小说，非常喜爱。而查良镛走访“金门”前线，发出的“我这一生如能亲眼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的爱国之叹，也让邓小平意识到，查良镛是两岸极好的传话人。于是，邓小平在恢复工作后，主动邀请查良镛回大陆访问，查良镛提出想见邓小平。邓小平接到报告后，当即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在邓小平看来，会见查良镛可以向海内外传递中共新的对台工作信息。因为刚召开不久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党的工作中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而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也成了正式议题。

会见那天，查良镛郑重其事，西装革履，与妻子儿女一起，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彼时，邓小平已在福建厅门口迎接。一见查良镛，邓小平立即上前，握住他的手，热情地说：“欢迎查先生。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

查良镛满面笑容，微微躬身行礼，握着邓小平的手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见到您，感到荣幸。”随后，查良镛将家人一一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连忙说：“欢迎！欢迎！”在有关同志的指引下，邓小平和查良镛全家在迎客松的巨幅画下合影留念后，便走进福建厅会谈。邓小平见查良镛身穿西装，就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咱们不用拘礼。”

一个是饱经忧患、深受人民爱戴的中共领导人，一位是写了二十多年社评、著作等身的政论家，俩人坦诚交谈，涉及不少尖锐问题。其中谈论最多的，就是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初就是因为这个《决议》没写好，六中全会召开的时间也推迟了。《决议》经过了反复讨论，最大的一次讨论会有4000人参加。

为什么要起草这个《决议》？邓小平说明了原因：“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因为在党内、人民当中，接触中国的历史，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一个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主席的问题，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有影响，特别是第三世界，在毛主席的影响下进行革命，主要是进行民族革命，当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要总结经验，对历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分析。不这样的话，思想统一不起来，认识统一不起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写这个决议的目的。有了一个统一的结论性的东西，今后对历史问题就不再说了，一心一意搞建设。”

但是搞经济建设，并不意味着要放松党的领导，邓小平说：“‘四个坚持’不搞不行，‘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党的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底子这样薄，怎样取得革命胜利，怎样把国家建设好，离开了党的领导毫无出路。中国近代历史什么时候真正统一过？一百多年来，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除台湾外，国家真正统一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世界上站起来，只能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共产党也要善于领导。要坚持领导，还要善于领导，这是我们过去没有解决好的，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接着，邓小平又讲道，十一届六中全会后，还有三件大事：一是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是搞好经济建设。查良镛说：“我觉得在国家统一这件事上，大陆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最基本的因素。”邓小平赞同他的话，并表示，三件大事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最重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好，其他两件事就有基础，经济建设是根本，目前的经济需要调整。

在谈到经济调整时，邓小平严肃地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情况十分严重，不调整不行。如果不调整，物价控制不住，人民在粉碎‘四人帮’后得到的利益就要失掉。从现在的情况看，调整进行得比较好，比我们预料的好。但短时间内不可能把比例失调的情况纠正过来。我们宁可把调整的时间放长一些，把调整期间的发展速度放慢一些，稳一些。如果这个时候的基础打好了，以后发展速度会快。基础不牢，想快也快不了，欲速不达。我们现在搞长远规划，目标放在本世纪末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那时我们是12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1万亿美元。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我们相应地把教育经费提高2%到5%，教育事业就能更快发展，人才就多了，科学事业也就能更快发展。如果再抽出适当的比例来搞国防现代化，国防发展也就快了。人民的生活也会因此逐步提高。”

很快，一个小时过去了，查良镛起身告辞，邓小平亲自送他离开。俩人边走边谈，到了大厅外，还站着谈了一会儿，邓小平握着查良镛的手，希望他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当晚，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邓小平与查良镛会谈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可谓轰动一时。

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谈。邓小平通过会见查良镛，让港、澳、台以及海外同胞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背景了解得更详细，广泛地团结了海内外的中国人，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海内外同胞建设祖国的热情。

这年9月，《明报月刊》同时发表查良镛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该书出版后三天就全部售完，不得不连续加印两次。而这次会见对查良镛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他回港后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他说：“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答丹麦记者问
1981年10月22日）

1981年10月22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了丹麦首相安高·约恩森后，回答了丹方随行记者的提问。

当时，中国台湾问题可谓举世关注。这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表示“我们还要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而邓小平在7月18日会见查良镛先生时，向海内外表达了中国和平统一台湾的决心。9月30日，在共和国三十二个国庆节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全面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对台方针，这就是“叶九条”。其要点包括：（一）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二）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四）统一后，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以担任全国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正是在这样一个现实下，丹方随行记者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中国什么时候能够统一台湾？邓小平表示：“很难说出一个确切的时间，因为这不是由我们一方决定的，还要看台湾当局怎么想。我们提出的九条方针政策是合情合理的，台湾没有不能接受的理由。和平统一需要时间，最根本的是海峡两岸先接触起来。”

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其实很早就开始思索了。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就表明了解决台湾问题要尊重台湾现实的思想。

1978年10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说：“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投资，我们正视这个现实。”

1979年1月1日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进一步明确表示，解决台湾问题，“一定要考虑台湾的现实情况”，“尊重台湾的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方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

就在同一天，邓小平在同美国参议员会面时也明确指出：“台湾的社会制度可以根据台湾的意志来决定。要改变可能要花一百年或一千年，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指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不会用强制的办法来改变这个社会。”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于1982年首次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此后，1982年12月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从此，“一国两制”的构想正式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实行“一国两制”有了宪法的保障。

会见南斯拉夫记者达拉·雅奈科维奇
1981年11月13日）

1981年11月1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达拉·雅奈科维奇。

这次会见主要讨论了毛泽东的功过问题。此前，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功过，特别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做出了官方的基本评价。因此，邓小平明确地表示：“我们一直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我们党和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时代，从哲学到政治、经济以及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有很大的创造。但是很遗憾，他晚年犯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本身也违背了他过去的思想。”

他强调：“现在我们所做的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强调的是集体领导。特别是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新情况，提出新问题，是有些新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当然，也不否认个人的作用，比如说我个人在里面起了我自己应该起的作用。许多具体政策、具体问题，有的是这个同志提出的，有的是那个同志提出的，并不都是我一个人提出的。可以这样说，问题都经过集体讨论，最后是集体决定的。我们也有一条经验，个人干预问题过多并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也与此有关。”

此外，邓小平还谈论了中国现有的建设道路问题。他说：“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病中，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我主持起草的。这是一个转折，即要把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方面来。过去由于各种干扰，特别是政治运动的干扰，始终没有贯彻下去，形成了历史上的曲折。现在我们说，除了国际风云发生激烈变化，例如发生战争之外，我们始终要一心一意搞建设。这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情，至少要三四代人来干这件事。这个转折到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才实现。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转折，而是整个党、国家和人民的转折。”

他向达拉·雅奈科维奇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并反复强调，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须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新变化，各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更多地关注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在内的新的综合安全思想。

此后，达拉·雅奈科维奇又谈及中国为什么不是不结盟运动成员时，邓小平说：“中国一贯支持不结盟运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世时就是这样做的。中国是最不结盟的国家，但不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我们考虑在外面支持不结盟运动比当其中的一员更有利，对不结盟运动更有好处。”

说到中南两国的关系时，邓小平说：“中南两国历史上的一些纠葛统统过去了，剩下的就是很好地发展两党和两国关系，发展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我们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没有任何障碍。”

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
1983年6月26日）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全面阐述“一国两制”的伟大设想，并首次提出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六条主张，这就是当时引起海内外普遍关注的“邓六条”。

杨力宇是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曾长期研究邓小平，收集了各类资料，撰写《邓小平传》。1981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指出，邓小平自1977年第三度复出后，小心谨慎，为中国及世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认为邓小平目光尖锐，眼光远大，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及世界的危机，为中国的内政外交确定了应有的方向，是“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

在会谈中，杨力宇强力批评中共对台政策的两大主轴：对台的武力威胁及在国际上孤立台湾。他通过冗长的分析，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北京一方面在国际上打击台北并坚持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却要求台湾展开两岸的三通，台湾因而决不可能做出积极的回应，抵制是必然的。北京必须在武力及外交两大问题上展现善意。邓小平听后，立即做出回应。针对中共对台用武的问题，邓小平强调，如果北京放弃对台用武的可能性，中国将永远不可能统一；而中共的武力并非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台湾的分裂势力及外国对台的野心，特别是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

在谈到实现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一些设想时，邓小平表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做出贡献。

对于台湾提出的“完全自治”的主张，邓小平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的地方政府以至自治区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所谓的“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邓小平也明确地指出，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

邓小平表示，他不赞同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认为这是不现实的。他说，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所以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两人对问题的看法时有不同，常常是针锋相对，但在整个会谈过程中，邓小平表现得非常耐心，他知道台湾问题的严重性及复杂性，但自始至终展现出中共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的信心和决心。

会谈中，邓小平称赞对杨力宇教授当年3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他说：“你们做了一件很好的事。”邓小平表示，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的。如果他们能完成这件事，蒋氏父子以及一切致力于中国统一事业的人，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要多接触，增进了解。我们随时可以派人去台湾，可以只看不谈。也欢迎他们派人来，保证安全、保密，我们讲话算数，不搞小动作。

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邓小平说，最近中美关系略有好转，但是，美国当权派从未放弃搞“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美国把它的制度说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是一个说法，刚上任时又是一个说法，中期选举是说法又变了，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换了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他表示，我们已经实现了真正的安定团结。我们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有关政策是逐渐完备起来的，我们将坚持不变。

这次会见，给杨力宇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邓小平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更使杨力宇感到由衷的钦佩。

会见美国新闻界人士组成的“重访中国团”
1985年3月25日）

1985年3月25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由蒂尔曼·德丁等19位美国新闻界人士组成的“重访中国团”。代表团一行包括原《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夫妇、原美新处人员、曾任《纽约时报》记者的汉克·利伯曼夫妇、原《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菲利普·波特夫妇、原《芝加哥每日新闻》、合众社记者艾伯特·拉文霍特夫妇、原美军观察组成员赫拉夫·恰克夫妇、原《时代》和《生活》杂志记者安娜丽·贾克比·法迪曼、原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原《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休·迪恩、原《每日新闻》副主编夏璧尔、大学教授、著名女记者、作家斯特朗的侄外孙特雷西·斯特朗、原哈瓦斯通讯社（法新社前身）记者洛伊生夫人、作家彼得·兰德以及爱泼斯坦等。

“重访中国团”的成员中大多是曾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国做战地报道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尽管他们先后都离开了中国，但他们对中国都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中国也记住了他们当年在战火硝烟中，客观而真实地向世界展示中国时的英勇身姿。邓小平非常热情地欢迎了这批来自远方的老朋友，并就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等问题，与他们进行了友好而亲切的交谈。

1985年，国际上的“冷战”还没有结束，但是邓小平凭借自己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洞见，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走出了当时世界普遍坚持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从“深挖洞、广积粮”及“支援世界革命”等口号中跳出来，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这一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论断，在十三大后被我们党概括为“时代主题”，帮助我们党改变了对世界主题与时代特征的根本判断，为我国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本路线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同时还成为我们党观察和处理问题、制定和调整政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会见中，邓小平毫不掩饰中国目前的经济现实，他说：“中国太穷了，同我们这个拥有10亿人口的国家的地位不相称。”但是，邓小平也向在座的人士表明了中国的决心：“我们有个雄心壮志，从80年代起，到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小康社会。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800至1000美元，说准确点是800美元或稍多一点。这还并不富裕，但日子好过些。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达到1万亿美元，在国力上就有较多的增强。那时我国的人口将达到12亿左右。这个目标达到了，就为我们的继续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再用30到50年的时间建设，我们就可以接近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办好这件事，要花70年的时间，但这是我们坚定不移要做的事情。如果在本世纪末，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达到1万亿美元，中国就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多一点贡献。如果再花5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对人类的贡献就更大一些。我们有信心做好这件事情。”

邓小平还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中国解决了发展问题，就是对人类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他说：“对人类做出贡献，我是从两方面来讲的：一是我们摆脱了贫困，表明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做到了这件事，就可以给人类做更多贡献。这种贡献，包含对不发达的国家提供如何发展自己国家的经验，也可以对他们的发展提供比较多的帮助。二是中国每发展一步，就使国际的和平力量增加一分。中国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力量。我们最需要和平，不希望战争。我们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不行的。因此，我们真诚地希望和平。我们希望至少20年内不打仗，更希望70年内不打仗，可以从从容容地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

当然，邓小平也并没有完全否定战争的可能。他认为，即使战争爆发，但是发展仍是未来世界的主题。他说：“如果打起来了，怎么办？那就打完了再搞建设。现在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动态、新的情况，那就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平的力量在发展。”

正是在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理论依据下，我党在1985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决定，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由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建设轨道上来。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百万。国防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大大降低，达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最低水平，而更多的财政收入则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正是邓小平洞察国内外形势的远见卓识，使得我国经济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能保持10%左右的年增长率，为世界各大国之冠，这与军事战略的转变有着直接关系。

会谈中，邓小平还表示：“从我们制定战略目标起，就把我们的建设叫作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经常讲四个现代化，往往容易忽略了主词：社会主义。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其中最大的政策是两个开放，即对内和对外的开放政策。开放政策现在已经开始见效了。我们对内对外实行开放会出现一些不健康的因素，但是比较起来，最大的益处是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会见结束时,美国朋友请邓小平签名留念。一位记者朋友问邓小平用了什么办法使他的身体保持得这样健康。邓小平笑着回答说：“乐观主义。我不怕天塌下来,天塌下来,有人顶着。”

这一年的邓小平，后来被《时代周刊》评为1985年度风云人物。《时代周刊》说，这一次是因为邓小平对中国持续不断的改革比1985年发生的其他所有事件都更有可能改变历史进程。事实正是如此。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答比利时记者问
1985年4月17日）

1985年4月17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比利时首相维尔弗里德·马尔滕斯之前，回答了比利时记者提出的关于中苏关系的问题。

中苏关系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恶化，1969年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使得两国交恶，关系紧张到了极点。两国于1969年10月20日开始边界谈判，一直持续到1978年6月，进行了15轮，终是无功而止。1979年12月27日晚，苏军突然入侵阿富汗，直接威胁中国西部边境。在中国北部，百万苏军重兵压境。在中国东部，苏联太平洋舰队频繁举行大规模的海陆空联合演习，自海参崴至越南金兰湾一线，对中国构成月牙型半包围之势。这一段时间，邓小平在与各国首脑、记者的会谈中，不断强调“应该尽一切努力使大家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积极与苏联对抗。

此后，苏联在与美国的争斗中，渐感力不从心，被迫实行战略性调整，其中一个重大步骤就是希望缓解同中国的关系。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突出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磋商双方都可接受的改善关系的措施。对于苏联的转变，邓小平主张“听其言，观其行”。直到这年夏天，邓小平才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的想法，并派人赴莫斯科，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与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进行了会谈。

会谈推进了两国外交改善的进程，此后，苏方在8月20日做出正式答复，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开幕前，中苏双方商定由两国副外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第一轮磋商于1982年10月在北京举行。这不仅标志着当时两国间只对抗、不对话状态的结束，而且预示着两国关系将由长期对抗转向缓和。

此后，两国高层也开始了对话。即使在长达7年、共12轮的马拉松式谈判中，苏联又有两位领导人相继逝世，中国也进行了人事更迭，这种高层间的对话一直没有中断。中苏双方都希望在彼此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可以逐步恢复正常。

但是，中苏之间一直存在着三大障碍，一是边境问题，二是阿富汗问题，三是越南侵柬问题。只要这三个问题没有解决，双方就无法建立友好和平的外交关系。因此，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问题。

比利时记者问邓小平：“到目前为止，阻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问题中，你认为哪一个最难解决？换句话说，对你们来说在哪个问题上你们最坚持？”邓小平不失灵活、变通，并且现实地考虑到苏联的利益，提出了有效和缓中苏关系的具体措施：中苏关系要真正实现正常化，必须逐步消除这三个障碍，因为它们构成了对中国的威胁。如果说，同时消除这三个障碍在苏联方面有困难，我们认为可以逐步来消除，可以先从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做起。看来，对苏联来讲，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是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样做对苏联没有任何损害，苏联仍然能保持同越南的关系。如果苏联方面抱着明智的态度，就可以先从这件事情做起。

后来，邓小平在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会谈中明确表示：“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如果能办到，我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晤。”两国关系开始进入平缓的磋商恢复期。

接受出席“两会”的港澳记者的采访
1984年5月25日）

1984年5月25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出席“两会”的港澳记者，申明中国在香港驻军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

从1982年开始，中国就香港主权问题与英国开始了交涉。邓小平第一次在北京与撒切尔夫人会晤，双方就香港问题进行了交谈。来中国之前，撒切尔以为，对中国进行说服或是压服，可以让中国不收回香港。她甚至还让幕僚研究，看能不能把联合国拉进来搞公民投票，将香港弄成国际共管，或者弄成新加坡第二。最后的研究结果是，英国提出了以主权换政权的一套方案。倘若这条也不行，那就把名誉主权交给中国，但要求中国同意英方继续管制香港30年、50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

撒切尔夫人带着这样的目的与邓小平会晤，双方的交谈很不愉快。涉及主权问题，邓小平丝毫不肯让步，很强硬地表示，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以两年为期，如果两年谈不拢，那中国就单方面公布决定。如果在此期间，香港出现大的动乱，那么中国就会考虑在另外的时间采取另外的方式来解决香港的问题。也就是说，不等到97，也不用和平的方式。这一句一句重逾千斤的话，掷地有声，当时就把撒切尔夫人搞蒙了。

在邓小平的强势坚持下，撒切尔夫人表示不打算挑战中国的主权。但是英国的态度，决定了香港回归的艰巨与艰难。在后续的谈判中，英国仍不断试探，提出了一些损害中国未来主权的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香港国防外交的管辖权。中国坚持“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英国企图阻止中国管理香港的国防，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荒谬的反对理由，甚至动员香港的舆论，称“不要驻军，驻军以后，老百姓就被吓坏了，都要移民了”。

就在两国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相持不下之时，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香港报纸却点燃了邓小平的怒火。邓小平接见政协、人大港澳代表的当天下午，刚好看了22日出版的这份报纸，报上刊载前国防部长5月21日出席湖南省人大代表小组会议时，就香港问题表示“中国军队将来不会驻在香港，而香港人也无须负担军费”！本来关于中国驻军的问题就已经引发了香港人的恐慌，而这篇报道不但不能起到安稳人心的作用，反而使得香港驻军问题为英方所利用，情况更加复杂化。

面对复杂的香港局势，邓小平不打算退让。24日晚，港澳记者便接到通知，第二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有“重要人物会见”，记者们猜测可能是邓小平。果不其然，翌日一早，记者们集合出发时，便获得正式通知，邓小平将会见出席这次会议的港澳政协人大代表并与他们拍照留念，港澳记者亦躬逢盛会。记者们很兴奋，你一言、我一语，拟好了四个问题，打算见到邓小平时派代表发问。但是大会事先来打招呼，只合影不提问，并说邓小平接见代表时，记者不得入内。眼见希望化成泡影，记者们正欲惆怅离去，突然大会又临时通知记者可以入内拍照五分钟，但仍不得提问。

照片拍得差不多时，一直坐着不发一言、神色凝重的邓小平却打破沉默，开口说话了：“有这机会，我和记者讲几句话。”

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消息，记者既惊且喜，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邓小平吐出一口粗气，毫不客气地说，中央对香港问题的发言，除了他本人和负责具体问题的姬鹏飞等人之外，所有其他的发言人都无效，都不算正式的。

这时，坐在邓小平左边的“中国记协”副主席、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插口：“5分钟了，够啦，够啦！”想要制止邓小平再说下去，可邓小平却不愿就此打住，他继续说：“香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呢？这个英国外相和我会谈时，他也承认，他也说：当然希望中国不驻军，用另外一种形式，但是他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香港主权，有权在香港驻军。这个明确得很，难道连这一点权力都没有吗？那还叫中国领土？”

说到这里，邓小平可能过于激动，咳嗽连声，似乎还想说话，但给咳嗽打断了。这时在场的人士都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费彝民乘机催促记者赶紧离场，工作人员也来帮腔。而平时撵不走的记者，此刻也是一反常态，当即三步并两步地离开会场，神色慌慌张张。

当时的香港的确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香港人在英国的煽动下，对中国驻军有一种恐慌情绪。一旦将邓小平的强硬讲话发布出去，极有可能给香港社会带来冲击。记者们在离开会场后，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就在大会堂的台阶上，又听了一遍邓小平的讲话录音，大家深感棘手，有记者甚至担心“香港要陆沉了”，也有记者提议不要急着将这消息发出去，但为时已晚，有两家电台已经将消息发了出去。尽管如此，记者们却不愿意看到香港发生“地震”，仍热心地聚在一起商讨对策。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守候在会场门口，待会见结束，拦截姬鹏飞、吴学谦这两位正式发言人，请他们就邓小平刚说过的话作进一步解释及补充。

一看到费彝民出来，记者立即围了上去，请他转述记者离场后邓小平的发言。费彝民表示，关于香港驻军，邓小平明确指出，驻军人数不必太多，大概三五千就够了。军队只是负责防御、防止暴乱的工作，不管具体治安，不会干涉香港内部事务。费彝民的补充，记者们当时便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也正是因为这番补充言论，才使得邓小平的谈话没有在香港引起舆论大哗。

当天下午，负责处理香港记者采访事宜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编辑韩力，向记者们发来一份书面讲话，转述了邓小平在会见他们的过程中的谈话。记者们从各种消息来源证实，邓小平在记者离场后曾指出：“驻军是象征性的，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象征。港人治港是最广泛的自治啦，除了驻军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象征了。”还说，“应当估计到九七年后会有人捣乱，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乱不可能不出现，不出现才怪，有了军队就不能胡作非为了。等到乱了再派军队，就不同了。”

至此，香港记者惴惴不安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原先的担忧也如冰雪消散。

从国家主权的角度讲，中国对香港的人、物和事情享有排他性的管辖权。治权又是主权的具体表现，包括官员设置、军事指挥和财政支配等，因而中国在香港驻军是理所当然的。但港英方面通过舆论媒介传出不希望、甚至反对中国政府在香港驻军的意向，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自然引发了具有极强原则性的邓小平的怒火。但是，也正是因为邓小平这一怒，英方明白了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

邓小平的发言在关键时刻推动了香港的顺利回归以及一国两制政策顺利实施的进程。英国最终不得不收敛了嚣张的态度，再也没敢提中国在港驻军的问题。

会见培格曼出版公司总经理马克斯韦尔
1985年8月2日）

1985年8月2日，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了英国出版印刷界著名人士、出版英文版《邓小平文集》的培格曼出版公司总经理、《镜报》集团董事长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当时，马克斯韦尔是久负盛名的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总经理，世界第三大科学刊物出版巨头，欧洲第一大印刷老板。就纯利润而言，培格曼公司居全球出版业之首。马克斯韦尔又是报业大王，身兼《镜报》集团的董事长，该集团每天发行报纸达100多万份。自20世纪50年代起，马克斯韦尔一直热心于代销中国的图书和其他出版物，为中英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在他的策划下，《邓小平文集》得以在西方出版。邓小平的理论，也由此引起了西方舆论界的广泛关注，并对西方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会见伊始，马克斯韦尔将一本羊皮烫金精装的英文版《邓小平文集》赠给邓小平。这套《文集》的出版殊为不易。早在70年代末，马克斯韦尔就决定策划出版一套世界领袖丛书，他把邓小平的文集列入了计划之内，并与中方进行了接触，表达了意愿。邓小平爽快地答应了马克斯韦尔的请求并允诺要亲自为文集写个序言。邓小平一向淡于著书立说和写回忆录，也不热衷于搞什么文集。他之所以答应马克斯韦尔，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虽然国门已打开，但是世界对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还不十分了解。用英文出版自己的著作，特别是1976年以后自己的一些带方向性、政策性的讲话，将有助于外国人重新审视中国。

这部文集收录的主要是邓小平从1956年到1979年24年间发表的一些关于政治、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重要讲话。邓小平也在1981年2月14日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为题为这本文集写了序言。在这篇序言中，邓小平满含深情地写道：

“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悠久文明，但也经历过多方面的痛苦和灾难，进行过坚持不懈的斗争，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今天，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并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并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之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的正义事业。我深深地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

邓小平写的序言，文字朴实，感情真挚，成为文集的点睛之笔。

但是，这本文集直到1984年12月6日才得以出版。期间，马克斯韦尔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一拖再拖，我方一直催促未果，多次协商也是无功而返。到1982年12月，马克斯韦尔又提出希望在《文集》中补充新内容，后来又加入了邓小平同志于1982年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致的开幕词。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文集》的出版又拖了时日，到1984年12月6日才最终问世。

《文集》英文版出版以后，在世界各大城市广为发行。后来，培格曼公司寄来这部书的稿费，邓小平同志将全部稿费捐赠给宋庆龄基金会，用作兴办小学教育的经费。这部英文版《邓小平文集》不久又再版，在欧洲、美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扩大销售，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思想广为传播，其影响与日俱增。

看到这部《文集》，邓小平很高兴，马克斯韦尔对邓小平说：“英文版《邓小平文集》第一次印刷的一万册已售完，又重印了二万册。这说明你的书是丛书中最受欢迎的。”

邓小平谦虚地说：“我的东西很平凡，里面没有什么惊人的言语。”

马克斯韦尔被这位老人的谦虚和真诚感动了。他激动地说：“但你的著作是诚实、直率的，是建立在事实和经验之上的。”

随后，两人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见中，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英关系等问题。

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核武器数量和质量都处于均势，走入军备竞赛的死胡同。美国想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太空武器竞争，把苏联的经济和政治拖垮，正在搞“星球大战”。这是美国总统里根在1983年3月23日的一次讲话中宣布的。他说，为了确保美国及其盟国在可能发生的美苏核大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美国已经制订了《总统战略防御倡议》，将通过建立以定向能武器为主的反弹道导弹多层综合防御系统，用以在可能发生的核大战中拦截并击毁对方发射过来的弹道导弹，保护美国及其盟国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这一计划于1985年1月4日由美国政府立项开发，计划于1994年开始部署。“星球大战”计划的出笼，标志着美苏核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加剧。

面对这样的国际局势，邓小平毫不客气地批评了美国这一行为。他说：“‘星球大战’干不得，它会使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发生质的变化。因为‘星球大战’同增加几个核弹头，改换几个新型号的导弹有着质的不同。”

双方也谈到了中英关系问题。邓小平说：“中国和英国的关系是良好的。双方正在努力扩大合作领域。双方对相互间的合作都抱积极的态度。我们很愿意同欧洲发展经济关系。如果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技术转让方面采取更开放的态度，中国同它们的经济关系将会有更大发展。”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邓小平又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道理很简单，如果中国不能从西方包括欧洲在内取得技术，因而生产出能适合这些国家市场的产品，那么相互间的贸易是不能发展下去的。”他还希望欧洲会有更多资金投到中国市场来。

随后，邓小平又向马克斯韦尔介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计划。他说：“中国农村的体制改革三年见效。城市的体制改革差不多已有八九个月了，势头不错。估计再过三年，可以看到城市体制改革的初步见效。总的来说，我们定的目标并不高。目标定得太高，不符合实际。我们开始面临一个速度太快的问题。今年上半年总的增长速度超过10%，工业的增长速度超过20%，听起来可喜，但有不健康的因素。我们现在在压低这个增长速度。增长速度太快容易造成人为的紧张，经济领域会丧失平衡，这是不利的。现在看来，到本世纪末，平均年增长率达到7.2%就够了。”

再次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弗兰克·吉布尼
1985年9月10日）

1985年9月10日上午，邓小平再次会见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弗兰克·吉布尼。

吉布尼上次访华是在1979年，目的是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洽谈合作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有关事宜。在此期间，他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此次再见，他已经成为了邓小平的老朋友了。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出版协议是在1980年签署的，之后为了出版这套多达十卷本的百科全书，相关人员开始了漫长的翻译、编辑工作。作为全世界最权威的百科全书之一，这套书的出版可以说意义非常重大。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年轻时，就将《不列颠百科全书》视为资料宝典。当他得知其中文简明版要在中国出版时，即刻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和支持。同样关心这套书出版情况的，还有邓小平。

1985年9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第一卷至第三卷终于出版了，吉布尼专门到中国来参加这套书的出版发行仪式。关心此事的邓小平再一次会见了他。而此次，邓小平不仅收到了一套新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他还收到了吉布尼专门为他准备的特殊礼物——1768年出版的英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版的第一卷至第三卷的复制本。

接过这两件意义非常的礼物，邓小平开心地说：“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部工具书非常有用，是知识库。我们可以从这部书和其他方面获得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还缺乏的知识。”

吉布尼也很开心地说：“这本书的出版是美中合作的象征。这说明两国不仅能在政治、经济领域里合作，而且也可以在教育、文化方面进行合作。”邓小平对此表示赞同，这正是他想看到的中国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仅仅是一场出版界的知识盛宴，更代表着中美合作的成就。这让邓小平赞叹道：“中美合作是有成就的。”

除了自身的合作外，吉布尼还很关心中美的经济合作。他问：“美国在进一步发展美中关系方面还应该做些什么？”

邓小平说：“最重要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这件事美国经济界比较热心。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对这件事情应该更热心一些。总的讲，中美关系的发展还是不错，只是还有不足。”

邓小平主动向吉布尼介绍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我们的开放政策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是要真正取得更可喜的成就，还要看我们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体制改革的开始标志着全面体制改革的开始。如果这件事情做好了，可以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在今后三十年至五十年里持续稳定地发展。”

他还说：“我们正在制订第七个五年计划。看来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速度不要太高，希望能保持在7%或8%，实际执行的结果可能会超过。我们不追求发展速度，发展速度太快了不利于均衡的发展，更不利于持续的发展。”

吉布尼就此表达了他的惊喜：“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比外界预料的要好。”但他也有一定的疑虑：“中国搞改革采用一些市场经济的办法会不会改变其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

邓小平坚决地否定道：“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遵循两条最重要的原则：第一，我们的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第二，我们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先发展起来的地区有责任帮助落后地区也发展起来。例如，近三年来，我们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像西藏那样的比较落后的地区。我们相信再过两年或三年西藏一定会赶上来。”

他还强调说：“我们的改革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我们欢迎外商到中国投资，允许一些个体经济存在，不会影响走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说，上一次会见吉布尼是邓小平第一次公开讲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那么再一次会见吉布尼，就是邓小平在打消世人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的顾虑。

在邓小平两次会见吉布尼的五年间隔期间，“六五”计划已经完成。“六五”是“文革”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以经济调整为主，开始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六五”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基本解决了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六五”的经验，让邓小平对自己的理论越加自信。之后的“七五”，中国更是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及记者
1985年10月23日）

1985年10月2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以亨利·格隆瓦尔德为团长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应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邀请来我国访问的，成员中除了大企业、公司、金融机构的董事长、总裁，还有大学校长、前部长、前大使和时代公司董事长及高级记者等。

格隆瓦尔德十分关注中国的发展，对邓小平尤为佩服，他此次率团访华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深度报道。格隆瓦尔德以职业记者的方式，直截了当地提问：“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要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现在经济改革，你们教育人民要致富，出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你们准备采取什么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简明地答道：“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也不可能靠几个人讲几句话就见效。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有能力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这些消极现象。”

格隆瓦尔德语锋犀利，紧追不舍：“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

邓小平却很坦然，十分明确地回答：“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

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一个固有观念，认为资本主义就是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就是搞计划经济，而邓小平早在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时，就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正是在邓小平这一“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想指导下，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随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国人忧惧的眼光中，在西方质疑的声音中，蹒跚起步，从农村到城市，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自我改革之路。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在全国普遍实行，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转折。其他方面的改革试验也逐步开始。城市开展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推行两步“利改税”，逐步推进“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改革，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被废除，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政策，明确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决定》指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变到城市。

邓小平又讲道：“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当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总之，我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化’建设。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结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

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麦克亨利，又询问邓小平对当前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变动是否满意，是否会继续执行改革政策时，邓小平回答：“我们的政策是否有连续性，主要看两条。首先是看政策本身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政策对，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使人民生活逐步好起来，这种政策本身就保证了它的连续性。其次要看执行政策的人。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有一批勇于探索、精力较好的人。”

这时，美国《时代》杂志海外版编辑普拉格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今后你不在了，你希望人民如何怀念你？”

邓小平说：“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阐明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其中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

接受《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
1986年9月2日）

1986年9月2日上午，邓小平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邓小平回答了华莱士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的统一、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华莱士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电视节目的著名记者。他于1918年出生在美国波士顿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年轻时的华莱士多才多艺并且爱好广泛，尤其酷爱新闻事业。他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广播中心和底特律广播电台就职。1968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担任《六十分钟》电视节目主持人，他以追求新闻的真实性、实践追踪式报道和揭露社会问题的深刻性而闻名，在世界传媒领域被誉为“新闻怪杰”。他所主持的这一节目也在竞争激烈的美国电视界获得极高的收视率，并多次赢得大奖。“华莱士”这个名字，同他主持的《六十分钟》节目一样，在美国家喻户晓，他也因此跻身世界一流记者行列。

作为一名新闻节目的特派记者，华莱士踏访了世界各地，采访过水门事件、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他也单独采访过约翰逊、尼克松、霍梅尼、巴列维国王、里根、萨达特、贝京、威斯特摩兰将军等十多个世界风云人物。许多接受过华莱士采访的知名人士，都称赞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记者”，所提出的问题往往尖锐深刻，令人难以回答。

这次的会见，是华莱士第一次采访邓小平，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一年，华莱士已经68岁。但是，他仍然不满于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把采访的目标瞄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当时，邓小平是许多中外记者想要采访的对象。他传奇式的人生经历，引起了世界对他的关心与关注。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他与刘伯承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令日、伪军闻风丧胆，国民党军望风而逃的历史，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后，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即使历经三落三起，仍坚定不移地大胆探索，解放思想，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领导中国在短短几年时间，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实，都令世界为之惊叹。1986年第一期的美国《时代周刊》推选邓小平为1985年世界新闻人物，使得邓小平继1979年后，再度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新闻人物。

至于为什么推选邓小平为1985年度新闻人物，《时代周刊》在1986年第一期的出版者序言中作出了解释：

“从1927年以来，《时代周刊》总要对上一年里的重要人物或重大事件作一番评选，不论是好是坏，只要对世界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均在评选之列。在评选第五十九年度的新闻人物时，编辑们曾考虑把诸如朝气勃勃的新任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被监禁的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为赈济非洲灾民而举办音乐会进行募捐的鲍勃·格尔多夫这样的人作为头版的新闻人物。但是，他们最后冲破了纷繁复杂的日常新闻的束缚，重点考察了对历史有着巨大潜在影响的事件：中国正在进行的全面经济改革。这场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派的挑战，是对十亿中国人的生产力的一次解放。有鉴于邓小平给中国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变革，这位中国领导人成为了《时代周刊》1985年度的新闻人物。”

美国如此赞许邓小平，而邓小平却希望美国人民能更好地了解他，了解中国。于是，在知道了华莱士的采访请求后，邓小平同意了。而华莱士听闻此消息，更是兴奋异常，当即开始了准备工作。

为了此次采访，华莱士做了大量的准备。他仔细阅读了他能够找到的所有与邓小平有关的文字材料。其中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写的《在江西的日子》一文，文中描述了邓小平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他还请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提供了一些有关邓小平的革命经历和工作、生活方面的影视资料，如邓小平与刘伯承在解放战争中指挥战斗、邓小平在十二大等场面。他还根据电视采访的特点，提出把采访地点定在中南海，方便观众欣赏到具有中国传统的古典建筑，也借此机会让美国人一睹中国领导人办公场所的风采。

万事俱备，9月2日清晨，秋高气爽，阳光明媚，中南海迎来了美国客人。这一天，邓小平特意穿了一套新制的十分合体的黑色中山装，脚着一双擦得锃亮的黑色皮鞋，迈着稳健的步子走进紫光阁。

等候在阁内的华莱士一看见邓小平，急忙迎了上去，与邓小平紧紧握手。

双方入座后，华莱士激动地说,我把今天同您的交谈看成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像您这样的人物，我们记者不太容易得到专访的机会。”

邓小平听后，微微笑了一下，诚恳地说：“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小时对您是有趣的。”华莱士又说道。

邓小平接着说：“我这个人讲话比较随便，因为我讲的都是我愿意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在我们国内提倡少讲空话。”

一阵寒暄后，华莱士拿出预先准备好的提纲，就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及中国国内情况等逐一开始提问，三台摄像机在六名美国电视技术人员的操纵下开始运行。

华莱士首先询问的就是人们最为关心的中苏关系问题。“您对最近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何看法？”华莱士说。

华莱士之所以开门见山地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当年的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就苏联的亚洲政策和中苏关系发表讲话。苏联明确表示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而且苏联愿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甚至关于从蒙古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戈尔巴乔夫也作出了承诺。但是中方的反应不冷不热。没有批评也没有欢迎。华莱士是希望邓小平能代表中国政府就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作出正式答复。

邓小平从容地回答：“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内部就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听完邓小平的回答，华莱士点了点头，然后又问：“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邓小平说：“没有。”

华莱士又追问道：“您是否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

邓小平回答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进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谈到这里，华莱士却放弃了继续追问邓小平怎么与戈尔巴乔夫见面，在什么地方见面，转而问起越南对中国的态度问题。这使得站在电视监视屏幕前“督战”的节目制作人焦虑不安。正好，没一会儿，第一盘录相带用完了，节目制作人抓住停机换带的机会，赶紧提醒华莱士。

采访继续进行，华莱士赶紧问道：“邓主任，刚才我的节目制作人要我再问一下邓主任是否愿意会见戈尔巴乔夫。”

邓小平坦诚地回答说：“我刚才说了，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我再说一次，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82了，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中苏关系的要害问题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这恰恰是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中所回避的问题。这段对话，被认为是这次采访中最精彩之处。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高度评论说：“邓小平巧妙地在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从戈尔巴乔夫手里夺走了舞台中的位置。”

由于时间紧迫，华莱士没有在中苏关系问题上耽搁过多的时间。随后，话题转向了中美关系。华莱士告诉邓小平，里根夫妇都很喜欢看他主持的《六十分钟》节目，不知道邓小平有什么话要问候里根总统。

邓小平听了华莱士提出的这一富有人情味的问题，高兴地说：“在里根总统和夫人访问中国时，我们认识了。我们相互间的谈话是融洽的和坦率的。我愿意通过你们的电视台，转达我对里根总统和夫人的良好祝愿。我希望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中美关系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邓小平刚一说完，华莱士就将话题转到关键问题上来。他说：“目前中美双方是否存在大的分歧问题？”

邓小平坦率地说：“有。如果说中苏关系有三大障碍，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美国有一种议论说，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即台湾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这个话不真实。因为美国历来是介入的。在50年代，麦克阿瑟、杜勒斯就把台湾看作是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

邓小平对美国插手中国台湾、干涉中国内政提出了批评，同时又希望美国在对待台湾问题上采取明智的态度，为促进中国统一履行自己应承担的义务。

华莱士似乎不太明白邓小平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统一，他继续追问：“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

邓小平以极大的耐心，从三个方面阐明了实现中国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是民族感情问题。凡是炎黄子孙都希望中国统一；二是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说不定哪一天台湾就有可能被别的国家夺去；三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对台湾人民没有损失。虽然海峡两岸经济状况有差距，但是，这是暂时的，就发展趋势和整体力量来说，大陆比台湾强得多。

随后，华莱士又询问了一些关于中国国内的情况。诸如外资引进中出现的房租太高、谈合同争吵不休、名目繁多的各种税收、劳动力太贵及贪污、受贿等问题。

邓小平点点头，平静地说，中国确实有这种现象，不过，中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相信会逐渐得到解决的。

华莱士又问：“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实际上他是问为什么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中国的方针政策有如此大的不同。

邓小平听完提问后，喝了一口茶，然后含蓄地批评了“文革”时期“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错误。他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因此，“致富”不是罪过，我们讲的“致富”，是指共同富裕，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与资本主义不同。

接着，华莱士又问了邓小平一些其他的问题，邓小平都一一作了回答。

这次采访超过了原定时间，实际上将近80分钟。邓小平幽默地说：“我犯了一个大错误，违反了只谈一小时的协议。”

9月7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了华莱士采访邓小平的全过程。世界目睹了邓小平的风采，一时间全轰动了。几乎所有的新闻机构都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邓小平接受华莱士采访的消息。在电视播放后一周多的时间里，邓小平的谈话一直是世界舆论评论的中心。华莱士在全球又制造了一股“邓小平热”。

目录

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

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39年7月3日～8月25日）

参加八路军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1941年5月15日）

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1943年1月26日）

主持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1948年4月25日）
出席“九月会议”（1948年9月8～13日）
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5～13日）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1949年8月4日）

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1949年9月21～30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1949年10月1～20日）

参加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1950年5月16日）

参加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1950年12月8～21日）

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统一战线工作会议（1951年3月26日）

出席全国粮食工作会议（1953年10月10～13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9月15～27日）

参加山西省直机关干部和太原市机关干部、厂矿企业负责人大会（1957年3月18日）

参加甘肃省、兰州市干部会议（1957年4月5日）

参加西安干部会议（1957年4月8日）

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1957年5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1958年4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1958年8月17～30日）

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1960年10月1～22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的工作会议（1961年3月15～23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工作会议（1961年8月23日～9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62年5月11日）

主持工业决定起草委员会会议（1963年8月20～24日）

出席中共中央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1975年3月5日）

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1975年6月24日～7月15日）

出席农村工作座谈会（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

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1977年8月8日）

出席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78年10月11日）

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1978年10月22～29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2月13日）
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日）
出席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讨论会（1979年1月1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979年6月15日～7月2日）

出席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1979年11月2日）

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1980年2月29日）

主持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27～29日）

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9月1～11日）

出席《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1984年12月19日）

主持刘伯承的追悼会（1986年10月16日）

出席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1987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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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

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被派回国，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由于不了解中国抗战的实际形势，他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他在领导长江局期间，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了一些包含错误观点的宣言、决议和文章，推行他的错误主张，在党内造成了不小的思想混乱，严重影响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针对王明领导期间所犯的错误，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也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和那种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区合法运动的错误。

而在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这不仅使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开幕时，被推选为全会主席团成员，更使全会最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路线，以此来克服王明所带来的错误影响。这也就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邓小平是在1938年9月11日到达延安的。抗战时期，延安是革命人眼中的圣地。邓小平有过不同寻常的三次延安之行，第一次就是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而邓小平是以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

一二九师大约有一万三千兵力，师长是刘伯承，但主要是由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的余部组成。邓小平是在1938年1月被任命为该师的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到达时，该师已深入到太行山区。于是，依托山区，刘、邓开始建立根据地，致力于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

但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前后，反共投降倾向越来越明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企图打击共产党的发展。当时，华北是八路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也是国民党进行反共摩擦的主要地区。由此，邓小平领导的太行山根据地的建设，遭到一定的阻碍，但是他并没有气馁，而是积极地想办法，以巩固根据地。

于是，1938年10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一次会议上，根据自己的前线作战经验，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在大会的发言上，邓小平首先谈到了国民党问题。国民党的发展，主要是采取特务工作方式。利用新叛徒反共，我党应给予制裁。对国民党的斗争方针是在某种条件下，联合旧派（又称“旧军”，指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指挥的晋绥军）来抵制。抵制方式主要用群众力量，教育群众来反对国民党。

所以在华北问题上，邓小平指出：“现在主要任务是巩固。发展由上至下是可以的，但巩固必须由下至上，否则无法巩固。”

对于在华北建立政权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应淘汰一部分坏分子，提高对政权工作的注意。一切政权的改革及参议会的建立，应完全把握在党手里，但不应排挤同情分子，应好好安置同情分子。

而军队的建设，则应该学习晋冀察整军精神，要注意实质，应放下架子，先充实基干，然后缩制变小。军区的整理，应采取这样的方式充实主干，抽出一部分干部学习。部队补充应依靠军队本身的努力。军队应协助地方党工作，将军队与地方党的关系搞好。

当时，一二九师主要进行的是游击战。对此，邓小平结合实际坚决贯彻执行。他认为应从坚持华北抗战着眼来开展游击战。应以分支袭扰，结集主力出击。补充主力部队的方式仍应依靠游击队，但不应一口吞完。枪支问题，应由平原回来部队来调剂。地方武装、政府武装与正规军要改善双方关系，要真打游击。地方部队应出动，正规军指挥他们必须经过合法手续。

邓小平的发言，相当务实。由此在大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成为这次会议不可或缺的亮点。

10月29日，邓小平又在会上作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阐述敌后根据地的建党、建政、武装斗争等问题。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推动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都提出了中肯而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见。

11月5日，毛泽东为全会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中，他专门提出，1933年在中央苏区对邓小平等同志的打击也应取消。邓小平所受的那次打击，与他对毛泽东的支持分不开。

1932年7月，邓小平被调任为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并兼任江西军委第三分区政委。在这里，邓小平不仅工作成绩卓越，还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一起抵制左倾教条主义，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军事冒险主义，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反对不平均的土地分配政策，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他们鲜明的态度，与当时的左倾临时中央水火不容。

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军事“围剿”。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会昌一带由于兵力空虚，寻乌县城很快就被广东军阀占领。邓小平在分析了形势后，及时组织了退却，却最终被王明等领导人认为是“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是“可耻的”“右倾退却逃跑主义”。

以此为开端，从1933年春天到夏天，中央苏区开始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很多干部和党员都被发动起来，开展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的批斗。邓小平被批为“毛派头子”，最终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被发配到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

后来，在王稼祥的坚持下，邓小平复出，担任了总政治部秘书长。但他很快发现这个秘书长是个闲职，根本就无事可做。他只在这个职位上待了两三个月，就主动请辞，于是被分配到了总政治部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重操旧业，当上了《红星》报的主编。

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沉浮，他却成功地将《红星》报办成了革命根据地广受欢迎的报纸。在他的主持下，《红星》报销量大增，仅江西革命根据地在1933年的销量，就达1.7万余份。

长征开始后，《红星》报成了党中央和政府唯一的报纸，邓小平就带着工作人员，挑着印刷设备跟随中央军委昼夜行军。他坚持在长征路上办报，使《红星》报成为红军战士的重要精神食粮。1934年年底，他以优异的工作成绩，当选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分别担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直到此次会议，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邓小平才真正得以平反。1938年11月9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邓小平与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应、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一起，当选为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

中共中央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北方各省的代表机关，主要负责领导华北敌后抗战、根据地建设及敌占区党的组织。邓小平在此次大会上当选为北方局委员，意味着其进一步受到中央的重视，也为其开展革命工作提供了更大的舞台。

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39年7月3日～8月25日）

1939年7月3日～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到延安参加了会议，这也是他抗战时期的第二次延安之行。这一次，他在延安工作生活了四个多月。

1938年10月开始，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一方面原因是，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另一方面，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而更为广大的农村则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

为此，日本改变了侵华方针，不但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很快，日本的政治诱降策略有了效果，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方面有了动摇。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公开的文件说要继续坚持抗战，但蒋介石在内部的讲话中却表示“抗战到底的底”，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会议还制定了反动的“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具体办法，专设“防共委员会”，加紧其反共活动。

为此，国民党采取各种手段压制共产党，阻碍共产党的民主抗日活动，严密监视、一再打击共产党。3月以后，国民党秦启荣、张荫梧、杨森等部先后在山东、冀中、湖南一再制造屠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反动军事摩擦事件。

一系列的事件都表明了国民党方面的态度，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再次遭到破坏。中共中央认识到必须对抗战作一次全面的总结，针对战局的变化，也需要调整出新的战略方针。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举行扩大会议。

1939年3月14日，邓小平接到通知，准备到延安参加这次扩大会议。4月底，邓小平到达延安。经过一年多在战争前线的工作，邓小平感触良多。他正好借这次的机会，与毛泽东等人交流。他还把华北战区的经验和教训，写成了《在敌后方的两个战线》一文，发表在5月30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

7月3日，会议正式开始。会议召开的第五天，是抗日战争两周年纪念日。此日，距“卢沟桥事变”刚好两年。这两年来，无数将士冲锋陷阵，为抗击日本军队牺牲了宝贵的生命。逝者已矣，生者坚强。为告慰死去的同胞，也为了鼓舞国人的抗日决心和信心，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开展抗战两周年纪念活动。

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在这份宣言中，中共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为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

邓小平在公祭阵亡将士的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上，面对会场里激情澎湃的军民，走上主席台作讲演。他针对当时国民党表现出的反共投降主义倾向，义正词严地指出：八路军两年战斗不下数千次，千万民族战士，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八路军在华北牵制住了敌人九个师团，连伙夫都深明大义，所以八路军是坚决抗敌的。

最后，他满怀信心地表示，八路军一定要把日寇驱逐出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邓小平激动人心的讲演，使全场群众热血沸腾，赢得了阵阵掌声。这场演讲，鼓舞着延安和全国人民，并对反对国民党投降主义及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树立起更大的信心。

7月16日，邓小平又在出版的《群众》周刊（重庆版）上发表了《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一文。他在文章中充满激情地写道，谁都知道八路军的武器是最坏的，生活是最穷困的，但它却能与装备最现代的日寇进行顽强的斗争，并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钳制了敌人的九个师团，即占全国寇兵的四分之一的兵力，给予日寇以严重的打击与消耗。它配合了华北友军，协助了当地政府，动员与组织了广大的华北人民，从日寇、汉奸手上夺回广大的国土，创立了许多块的抗日根据地。它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土，没有一天不在与敌人战斗。它不断地打破敌人对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并坚持着广大平原的游击战争；它始终至诚地执行着三民主义和统一团结的方针，实行了一些进步的措施。启发了民众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依靠着这些，给了华北抗战以新的生命。因此，活跃的华北战线，给了全国各个战线以很大的助力，特别是在保卫西北的任务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此抗战两周年纪念之际，八路军和华北人民献给全国同胞的，不但是它的光荣战绩，更主要的，还是它的一颗赤诚为国的心。华北的斗争日愈严重，它将一如过去两年，准备在任何困难环境中，为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奋斗。

邓小平的文章在延安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邓小平的激情和信念，让不少人对华北战区有了新的认识。

会议在8月25日结束，其后邓小平便与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工作的卓琳结了婚。邓小平和卓琳是由保安处的邓发介绍的，邓小平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洋溢着青春的女孩。那时卓琳23岁，还没有结婚的打算，可邓小平的诚恳打动了她。于是，他们很快恋爱结婚了。

1939年9月，邓小平带着卓琳离开了延安，回到了一二九师。他带着他的信念和新婚的喜悦，开始了他新的战斗历程。

参加八路军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1941年5月15日）

1941年5月15日，为了鼓舞八路军根据地军民的信心，驻扎在太行地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进行了一场模范宣传队的比赛。时任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在初赛上作了《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

此时，正值根据地受到重压的艰难时刻。百团大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原本想要快速灭亡中国的计划，这也导致了日军战略的改变。就此，日军将战略调整为相持阶段，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然后集结重兵，对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抗日根据地进行“围剿”。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不仅表现在军事方面，在文化方面，日军也进行了一系列行动，想要在思想上消灭民众的抗日之心。

邓小平就此愤慨地指出，日军想要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其文化工作方针是施行奴化政策，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他们毁灭中国的文化机关，焚毁中国的民族典籍，屠杀与监禁爱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建立汉奸文化机关，豢养一批汉奸文人，鼓吹东洋文化，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等奴化思想，培养奴化人才”。

在天津，日军成立了“天津治安委员会”、“新民会”等汉奸组织，推行“以华治华”政策。日本一边抓捕爱国人士，残杀无辜百姓，实行高压统治，一边又宣传“大东亚共兴共荣”等迷惑人心的言论，在文化、教育上也时时不忘去华存日，规定学生必须学日语，在日本工厂上班的人必须用日语交流，在街上遇到日本人要鞠躬行礼等。

面对日军用心歹毒的文化侵略，以及日益复杂的对敌斗争，邓小平认为，应该首先在根据地做好文化工作，丰富根据地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只有根据地的民众拥有坚定的文化信仰，才能对抗日军的奴化教育，根据地的工作才可能顺利展开。

就此，邓小平组织一二九师进行了一场全师范围的模范宣传队比赛。他要把军队变成宣传队，让根据地民众感受到最亲近的文化氛围。为了给战士们打气，邓小平在初赛上作了题为《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

邓小平首先给战士们明确了文化工作的目的，即是“文化工作服从于政治任务”，即“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

现在党的政治任务，就是在政治上主张团结抗战到底，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文化上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华民族解放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是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理论，这曾经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邓小平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极大的文化优越性，这是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是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因而他总结出了“坚决反对殖民地文化，反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而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的结论。

就此，他坚决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顽固派。他认为这些人在政治上具有抗日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在文化上鼓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是相对于中小地主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而言的，大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依靠剥削地租和剩余劳动价值占有大量的财富，同时这些人还兼营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官商勾结，极尽一切手段压榨剩余财富。大资产阶级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依附于帝国主义，甚至直接为其服务，垄断资本，操纵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统治权。这些人的思想腐旧，对外奴颜婢膝，对内则反对进步，摧残新思想新文化，镇压人民抗日思想，宣传反共。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依靠帝国主义的势力，掠夺社会资源、投机倒把、哄抬物价……故而这种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政策起了帮助的作用，对民族前途危害至大，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邓小平指出，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标，一二九师的文化工作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就是总政治部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中指出的“在抗日战争中，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是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求得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团结友军，瓦解敌军，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邓小平分析敌人文化侵略的阴谋，在于敌人文化侵略的方法是多样的，其特点是善于迎合落后群众与农民的心理，善于以数量掩盖其质量上的（即政治上的）基本弱点，善于不厌其烦地重复宣传某几个中心口号，善于利用时机，抓住某些具体问题来进行欺骗宣传。我们应足够估计其危险性和毒辣性，与敌展开激烈的思想战是今天的严重任务。

因此，即将展开的文化斗争必然是一场激烈的思想战。在这场思想战中，重点即是民族的爱国宣传教育，不仅要在根据地内展开爱国宣传教育，更要向敌占区的人民宣传根据地的一切善政和进步设施。同时还要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

这种宣传，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头和一时，更重要的是，应该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要了解人民大众的问题，并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要帮助地方文化教育工作的推行；要启发指战员对文化宣传工作的热忱，使其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宣传教育部门应协同统战部门，进行文化统一战线工作。”

邓小平还提出，在对敌占区的宣传工作中，还应该供给友军书报和宣传品等文化食粮。也应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

对于宣传队的工作，邓小平更做出了具体的要求：“（一）组织部队的文化娱乐工作，帮助政治机关检查连队政治工作，帮助宣传教育部门检查连队宣教工作。要面向连队，深入连队，了解连队，加强实际工作的锻炼。（二）要进行战时宣传鼓动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不间断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三）要推动并帮助连队不间断地进行对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四）要与地方文化工作者、小学教员等取得密切联系，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推动与帮助地方的文化运动。（五）要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文化水准，提高工作技能，不断增进新的知识。”

邓小平的这篇演讲内容，于同年6月16日在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出版的《抗日战场》第二十六期刊物上刊载，当时斗争形势严峻，这次演讲犹如一盏明灯，给一二九师的文化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1943年1月26日）

1943年1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太行山涉县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太行分局所属的军政首长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报告。

太行分局是在1942年建立的，邓小平被任命为该分局书记，成为太行分局的最高领导。这一事件，是一二九师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太行山纵贯山西、河北、河南三省边界，山高势险，易守难攻，在华北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作为战略要地，中央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决定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于是，一二九师在1937年10月中旬进入太行山地区，与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及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一起在此建立政权和武装，进行抗日的组织工作。

当时，带领一二九师的是刘伯承。由于敌我的悬殊，一二九师的战斗以游击为主。在太行山初期，刘伯承就在敌后成功地组织了几次突袭。1938年年初，邓小平来到一二九师部就任政委，正式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此时，日军行动过快导致了后勤补给不畅的情况，这给了一二九师很大的发展空间。邓小平一方面带动士兵，一方面又到老百姓中进行宣传。这为一二九师的游击战，取得了有老百姓支持的生存空间。

但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日军转移了战略重点，开始了对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全面进攻。1939年9月，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上任后，在各抗日根据地推行“囚笼政策”。所谓“囚笼政策”，就是把铁路看成铁柱，把公路看成铁链，把各个据点和碉堡当作铁锁，就此在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周围，形成一个铁笼，然后以重兵对根据地进行“扫荡”，以消灭八路军，摧毁根据地。

根据这个政策，到1940年年初，日军依托平汉路向东扩张，相继修成石家庄至南官、内丘至矩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和许多支线，把冀南根据地分成若干小块。在太行、太岳山区，日军抢修白晋和临（汾）邯（郸）铁路，妄图将太行、太岳区分割成小块。同时，日军还在乎汉线西侧增筑据点和公路，严密封锁太行、冀南间的交通。

为了打破“囚笼政策”，刘伯承和邓小平就领导一二九师与敌人展开了“交通大战”，即破坏敌人的交通线。

1940年4月5日，一二九师部署了首次大规模破击敌人铁路、公路的作战计划。为了让全区军民对破击战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邓小平还在战前亲自草拟了《破击白晋铁路作战的政治训令》，强调和重申了全军必须遵守的政策和纪律。

白晋战役打响后，伴随着战斗的展开，一二九师指挥所开始转移，刘伯承、邓小平轮流驻守在指挥所的电台旁，一刻不敢停歇地指挥着战斗。仅在一日两夜之间，我军就把白晋铁路彻底破坏了100多华里，50多座大小桥梁被摧毁，一列火车被炸毁，还消灭了警备队长峰正荣以下日军350多人，并且敌军兵站储存的大批军用品也被我军夺取和烧毁了。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囚笼政策”对敌后根据地轮番的扫荡、蚕食，加上国民党顽固派也火上浇油，不断制造反共摩擦，致使根据地的部分战士与群众产生了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的情绪，对抗战胜利失去了信心。

不打一次大胜仗就不能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就不能制止国民党的投降反共活动，就不能坚定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从8月起，在朱德、彭德怀的指挥下，包括一二九师在内的八路军，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的破击战役，这即是著名的“百团大战”。

战斗从8月20日，持续到12月5日，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场战役不但彻底粉碎了日寇的疯狂扫荡，打破了日军推行的“囚笼政策”，还有效地减轻了国民党军对根据地制造反共摩擦的势头。晋冀鲁豫区建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刘伯承和邓小平乘着这个形势，大力发展根据地，取得了相当好的成果。太行分局就在这样的利好中建立了，邓小平也因出色的工作表现，而成为太行分局的最高领导。

但“百团大战”的胜利，导致日军将矛头更加对准了共产党的边区，这给各个根据地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即使是原本相对牢固的太行地区，在1941～1943年间，也遭受了重创。为了恢复和再发展，邓小平主持召开了这次太行分局的高级干部会议。

此时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就如黎明前的黑暗，尤为艰苦和重要。为了冲破这最后的黑暗，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对过去五年华北地区对敌斗争的优点和不足进行了总结，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同时也提出了今后对敌斗争的主要方针。

邓小平将华北地区的战斗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抗战开始到武汉陷落（1938年10月25日），这是敌人进攻作战阶段。此时的敌人把重点放在正面进攻上，即是对徐州、武汉等重要城市进行会战。对此，邓小平总结，敌人在军事上开始采取“突贯攻击”，继之转变为“分进合击”的战术，进行了三次大的“扫荡”，在“扫荡”中烧杀甚惨。

由于当时日军打的是闪电战，在华北的兵力不算多，也缺乏经验，更对共产党的实力估计不足，这就给了八路军发展的机会，在华北建立起了抗日根据地，开创了自己的抗战局面。邓小平就此回忆道：“当华北中央大军南撤的时候，我党我军即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基本口号，确定了坚持敌后斗争的基本方针。这一阶段的对敌斗争，是环绕在打开局面，创造根据地与求得大发展的任务之上。”

邓小平还骄傲地细数了当年的成就：“1937年我们先以一部在同蒲路北段作战，如在阳明堡火烧飞机，随即全部沿正太线作战，如七亘村、黄崖底、广阳战斗，都是在敌侧背配合正面友军防御作战；只有在太原失守之后，才是本师单独作战，如在正太路粉碎敌人六路围攻。1938年进行了三次反‘扫荡’作战，其中尤以敌人调兵会攻徐州之前九路围攻晋东南之被粉碎为最激烈，我大部分力量使用于邯长大道的伏击作战，打退了黎涉沿线敌人，光复了长治地区，伸向道清路活动，扩大了我们的影响，形成了晋东南根据地的局面；同时于1937年末，即对冀南派出东进小支队，做侦察式的活动，1938年春夏正式进入冀南，形成了冀南根据地的局面；当徐州、武汉会战之际，我们组织了平汉线津浦线的破击作战，尤以在平汉线的十余次大破击，给了正面的国军以很大的助力。”

此时的日军，除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外，还提出了“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口号。敌人在政治上，着重于恢复“治安”，首先建立治安维持会，招回流亡人民，实施小恩小惠，欺骗人民回家，大肆收编土匪、散兵及封建武装，建立皇协军，开始组织爱护村，提出“一人护路万人享福”的口号。在经济上，掌握与没收占领地带之工厂、矿山，实行军事管理，1938年春成立伪联合准备银行，大发伪钞，吸收法币，并开始强征壮丁，1938年全年出关壮丁50万人以上。

面对如此的政治欺骗，只有通过政治的宣传和坚持，才可能对抗。邓小平说：“在政治上，我们的‘坚持华北抗战’的方针，打击了敌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我们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爪牙，打坍了晋东南、冀南广大地区的维持会及为敌利用的封建组织，如会门、自卫团、联庄会等，建立了广大地区的抗日政府；消灭了六七万皇协军及伪化了的土匪会门等封建武装，普遍成立了抗日游击队，发展了正规军数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日宣传和民族教育，激发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打击了敌人‘招回流亡、恢复治安’的欺骗人民的诡计；游击队不断地在铁路两侧活动，相当程度上打击了敌人的护路计划。”

华北战场的第二阶段，是武汉失守到百团大战（1940年年底）。“这是敌人‘治安肃正’阶段，也可说是其‘总力战’的实施阶段。”军事上，敌人占领了冀南所有城市。政治上，敌人又挑拨国共关系，配合反共顽固派对我进攻；加强宣抚工作，扩大特务活动，采用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加强伪军组织，改皇协军为“剿共军”，建立治安军、伪县警备队、警察、保甲自卫团及爱护村民的连坐法等，组织民众团体，掌握封建迷信组织，建立新民少年团、护路队、妇女队等，设立佛教会。敌人通过这些手段，来加强对敌占区人民的控制。

在经济上，敌人则封锁物资，隔断平原与山地物资交流；大量发行伪钞，破坏法币；强占矿产资源、掠夺粮食、棉花等经济作物；建立日本商店、倾销毒品等。在文化上，敌人又改县志，改编学校教材，强行普及日语，组织留日学生和组织赴日参观。这些行为用心险恶，敌人不仅在军事上进行侵略，还企图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敌占区进行同化和控制。

这些毒辣的经济政策，导致民生凋敝，给军队的供给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在1939年，共产党并未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在敌占区征集资财几乎没有成绩。直到1940年，经济问题才成为抗日斗争中的重要部分。邓小平说：“在根据地注意生产和节约民力，在敌占区反对‘把敌占区变为殖民地’的观点（结果又形成了完全不到敌占区工作的偏向），根据地民众才缓过气来。同时，1939年发行了冀南钞票，加强了经济斗争力量，军需才有了保障。但在此期间对敌经济斗争的成效，则甚为微弱。”

华北战场的第三阶段，是1940年到现在。邓小平认为：“这是敌人‘治安强化’阶段，也可以说是其‘总力战’的强化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因百团大战而产生的影响。1940年8月20日至12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发生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这场战役共攻克了2900余个据点，歼灭的日伪军超过了4万5千人。受到沉重打击的敌人，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战略方针，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取消了“剿共灭党”的口号，而专致力于“剿共”。

面对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根据地积极加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于是与敌人的斗争进入了空前尖锐化的阶段。邓小平总结说：“在军事上，我们进行了19次大的反‘扫荡’作战和515次反小‘扫荡’与袭扰，两年作战达7976次之多；我们于1941年初即强调了军区建设工作，纠正了对地方武装的编并与放任的错误，县区基干队建立与逐渐健全了，不少正规兵团地方化了。”

为做好下一步的抗日工作，在政治上共产党也做出了相应调整。“在政治上，1940年底北方局指示了一套明确的政策，1941年成立了临时参议会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抗日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有了显著的进步；唯1941年对于发动与组织群众的工作，仍在忽视之列，所以民主建设等工作，还是架在云端之上而无确实的成就。”

不过，邓小平说：“在文化宣传上，我们曾于1941年进行了对敌三次政治攻势，在敌占区做了广泛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在打击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振奋人民抗日情绪上，起了不小作用。”

经济方面，这一时期八路军极为困难，可以说是最穷困的时期。直到1942年，才掌握了一些经济斗争经验，取得了一些较大的胜利。但冀南、太岳两处，在经济斗争上仍处于劣势。

当时敌人对根据地的破坏活动，可以说是不遗余力，进行了很多次特务活动，但一直到黎城离卦道暴动、柴关暴动等事件发生后，党和军队才注意到特务活动的破坏性。就此，邓小平提出了反特务斗争工作的重要性。他不留情面地指出：“在反特务斗争上，我们只做了些防御工作，故敌人的特务政策仍有相当成就。”

就此，邓小平提出，还是应该注重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在他看来，敌占区组织工作的基本内容是“打入”工作，是在敌占区建立党和群众组织的基础，是在伪军伪组织内部发展革命工作，是革命两面政策的正确运用。

这样的打入工作，之前不是没有进行过。曾经有部门抽调部分干部到敌占区进行打入工作，但除了少数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外，大多数都失败了。之所以会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派出的干部与当地的环境和人员缺乏联系，这种生硬的方式，自然得不出什么结果。

邓小平就此指出：“我们一般不善于从广大的敌占区或伪军伪组织内部去物色打入人才，不善于争取敌占区的知识分子、开明进步人士去实现打入工作，不善于争取伪军伪组织内部的两面派成为革命两面派，变为我们的打入干部，不了解只有他们才与敌占区或伪军伪组织具有密切的联系，只有他们才具备打入工作的现实条件。”

他建议，要真正地完成敌占区的打入工作，不仅要打入到敌占区的群众中去，伪军、黑团、帮会、土匪等都是要打入的对象。打入工作的任务，就是长期埋伏。为此，他指出，打入人员在长期的埋伏中，应该“进行隐蔽的、巧妙的、谨慎的宣传组织工作，积蓄力量，提高自己和革命者、抗日分子的地位，以待时机，配合反攻，适应革命的需要”。

在目前根据地面临困难的情况下，邓小平重申了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他指出过去有人错误地把革命两面政策当作退却方针，其实革命两面政策是一种灵活的政策，形式多样。如对敌的游击战；在敌占区开展“打入”工作，建立党和群众组织的基础。这些都属于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范畴的政策，是一种进攻政策。

事实上，在敌占区开展游击，建立根据地，不仅能推动抗日战争的进行，还能为抗日战争积蓄力量，同时还要尽一切努力保护中国人的利益。邓小平说：“我们的游击队、武工队工作人员在敌占区的活动，必须以保护中国人利益为前提，这是保存国力与积蓄力量的问题，是在敌占区发展革命工作的起点。”

在政策方面，邓小平觉得宽大政策与镇压政策的运用要分清：“我们镇压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和对抗战危害很大而为群众最痛恨的破坏分子、借刀杀人分子和坚决反动的叛徒。对于那些胁从分子、次要分子，应采取争取的方针，给以回头的机会。”

在结尾，邓小平指出，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抗日斗争形势必然都是复杂且严峻的，明确我方的政策，灵活运用不多的方式，在敌占区及非敌占区进行斗争活动，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为了给干部们打气，他的语调又坚定起来：“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北方局和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对于敌后坚持的原则，历来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指示。我们基本上执行了这些方针和指示，所以我们有几年来的成绩。”

关于这个报告，薄一波曾说过，通过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和总结，我们对建设根据地与对敌斗争的关系，建设根据地与发动群众的关系，抗日战争过程中抗战与建国的关系，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根据地建设中武装、政权、群众、党几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自觉的理解。

这次会议总结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历史经验，又在全区深入开展了整风运动，还为今后的工作制定了基本方针，是晋冀鲁豫地区进入恢复与再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太行分局的骨干。这些人都是从最艰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太行分局的发展过去是靠他们的努力，未来也是靠他们的坚持。

这年秋，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邓小平接替彭德怀，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留在太行山，主持北方局和晋冀鲁豫区的全面工作。

主持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1948年4月25日）

1948年4月25日，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主持下，召开了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所谓联席会议，就是指沟通联系各个团体和组织开展会议，通过相互学习借鉴彼此的经验，从而研究和探索新的经验和方法。而这次的联席会议，是联席豫陕鄂地区前线委员会和后方委员会的会议，是刘邓大军发展的一个重要历程。

在解放战争初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全面战略进攻，共产党一直处于全面防御阶段。但到了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阶段到来了。首先，刘邓的12万大军于1947年6月底，出敌意外地南渡黄河，转战鲁西南，歼敌九个半旅。紧接着，大军突然在8月中旬向南越过陇海铁路，穿过遍地泥淖的黄泛区，在国民党重兵堵截追击下，抢渡沙河、汝河、淮河，在8月下旬进入长江北边的大别山区，实施战略展开，创建了鄂豫皖边根据地。

几乎与此同时，陈谢大军（四纵、九纵及三十八军）从晋南南渡黄河，切断陇海铁路，进军陕南、豫西，实施战略展开，创建了豫陕鄂边根据地。陈粟大军（华野外线兵团）在鲁西南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接着在9月下旬分路越陇海铁路南下，在豫皖苏边实施战略展开，也创建了根据地。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经过半年多的战略反攻作战，成功地击破了国民党在中原战场的全面防御体系。当时邓小平已于1947年5月担任了中原局的书记，但中原局却因为没有固定的后方支援场所，而只能跟随刘邓大军在大别山中转战。为了巩固战局，邓小平认为必须寻找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作为联系各战略区的中枢，以协调指挥各野战军的作战，统一领导中原解放区的建设和各项工作。

当时的豫西，是中原各战略区中战局最稳定的地区。陈谢兵团挺进豫西后，迅速解放了伏牛山大部分地区，建立了39个民主县政权，开辟了以鲁山为中心的豫陕鄂解放区，在鲁山成立了豫陕鄂解放区行政主任公署、豫陕鄂军区。

鲁山县位于河南省中部，伏牛山东麓，北依洛阳、南临南阳、东接平顶山。此地地势险要，古今均被兵家视为战略要地。西部山区利于屯兵布防，开展游击战争。东部平原利于机动和补充给养。西南之三鸦关和西北之歇马关，是豫西名城洛阳通往豫西南重镇南阳的咽喉，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因此，刘邓率中原局和中原各野战军决定以豫西为稳固的后方。刘邓计划于1948年4月中下旬，率大军向豫西转战。

1948年春，邓小平从大别山来到豫西的鲁山，召开了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以为即将到来的转战工作做准备。

在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即《邓小平鲁山报告》。

有研究者认为，《邓小平鲁山报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发端，是邓小平最早提出“市场与人民生计”的文献资料，是邓小平早期经济思想比较集中的反映。

邓小平是为了建立中原局的稳定后方而到鲁山的。他在1948年4月13日从叶县来到豫陕鄂后委驻地鲁山，以为后续的转战工作，了解后方部队和当地情况。

在鲁山，邓小平常在工作闲暇时，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市场上走一走，转一转，串大街，过小巷，亲自向商贩、摊主询问生意的经营状况，了解当地市场的发展情况。这让邓小平很快发现，他关注的这个小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地变化：有的商店关门了，有的商贩的东西被没收了，有的人因怕批斗不敢在市场上做生意了，市场上正常营业的商贩越来越少，商贩们怨声载道。

当时，鲁山正在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运动，但这种激情迅速地就蔓延到了市场中。“左”倾思想使一些干部不讲政策，随意没收商贩、厂家的东西，造成往日红红火火、经营有序的小市场变得越来越混乱，越来越凋敝。

这些情况让邓小平皱眉。要知道，鲁山市场的凋敝不仅仅是鲁山这一个市场的问题，还代表着整个豫西甚至所有中原新区工商业被破坏的现状，如果这种“左”的倾向不迅速纠正，就会很快危及众多老百姓的生计，危及在中原作战的几十万大军的军粮供应，危及刚刚建立的解放区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后果不堪设想。

针对这种现象，邓小平在1948年4月25日召开的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说：“像鲁山街上这个小市场，如果倒闭了，起码有一万人失掉生计，马上向你伸手要饭吃。我们这个区有三万人靠种植烟草生活，如果纸烟厂垮了，不能出口，这三万人马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究竟是打倒了资本家，还是打倒了老百姓？我看这不是打倒了资本家，而是打掉了人民的生计。官僚资本是指的四大家族那个集团，不是官僚加资本，不然县长开个店也得没收了。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所以要解决好工商业政策问题。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

在邓小平看来，这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离不了市场，更是要稳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资关系。而这样的论断，很容易让人觉得他是走了资本主义路线，让下面的干部想不通，改变不了现状。为此，邓小平不得不苦口婆心地为干部们分析如何正确看待资本剥削劳动的问题。

他说：“资本家做生意，当然要赚钱，而且要有剥削，但是一个商号倒闭了，或者我们把它没收了，要影响到比资本家剥削所得多得多的人民的生计。我们要看看自己的脚究竟站在哪里，怎样做才是更好地为群众。说不让资本家剥削，听起来是革命思想，一算账就知道这不是革命思想，并可使革命遭受失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革命为的是思想，还是为的是人民？如果革命为的仅仅是思想，那就是要建立一个绝对理想的乌托邦，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就必须得牺牲大部分老百姓的利益。而这，又恰恰跟解放人民的口号相违背了。邓小平是重实际的，这种重实际就是看怎样才能让群众获得最大的好处，让革命的果实得到最大的巩固。所以在他看来，资本家在现在不仅不能打倒，他们还有很大的存在价值，甚至还需要保护。

他认为，要允许给商人贷款，允许商人入股。为了尽快地恢复与发展工商业，政府银行应根据实际情况，大量举办工、农、商业贷款，第一步主要是工业贷款，重点是那些对人民生计和军需有密切关系的部分。他说，要和商人讲统一战线，要争取他们的支持。我们给商人贷款，让商人入股。

他指出，要利用私人工商业，组织自己的经济。他说：“在新区，不管哪方面的工作，如果不知道利用私人工商业，就不可能解决供应问题。新区和华北不同，华北有大批的公营合作社，有将近10年积蓄的力量，6年以上的经验，新区则没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所以我们要善于利用原有的私人工商业，逐渐组织自己的经济。在群众运动中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一律不准没收，不准停业，如群众分了的，要赶快组织恢复生产。”

当然他也认为，组织经济不是一天的事，要不断检查税收标准和工商政策，把着眼点放在战争供应和人民生计上面。反对投机垄断，也要允许商人赚点钱。没有一定的政策，现实问题就不能解决。在新区，经济毫无基础，开始必须利用私人工商业来稳定物价，巩固本币，同时逐步组织公营经济。

邓小平主张尽快发行解放区自己的货币。他说，刚到中原时，由于新区环境不稳定，部队筹粮军需一直使用银洋，以免因发行新钞引起市场混乱，物价波动，影响民心。现在根据地较为稳定了，群众也发动起来了，发行新货币正是时候。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原局很快就发行了中州农民银行钞票——中原局所辖各区统一的本位币，一切财政税收、公私交易，供给制度，均以中州钞为本位币。鲁山市场也很快得以恢复，豫西和中原各区工商业的发展也取得了成就。如鲁山县豫民铁工厂在得到鲁山县政府的100万元贷款后，就很快恢复了生产，他们生产的犁铧、锄头、镢头等农具，以及后来铸造的手榴弹壳，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和前线。

邓小平在鲁山提出的允许资本家做生意赚钱，用市场保护人民生计，利用私人工商业支持战争需要的思想和做法，对他几十年后成功地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形成一整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着重要影响。

按照邓小平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安定工商业者生活的指示，鲁山市场很快得以恢复，豫西和中原各区工商业的发展也取得了成就。这都为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后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北京邓小平理论研究会等大批专家学者多次在鲁山召开研讨会，对邓小平1948年在鲁山所作的报告作了深入研究，一致认为，这就是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雏形，鲁山就是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萌发地。鲁山报告，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纲领性文献，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

2008年，鲁山县委将邓小平昔日考察过的鲁山西关大街，定名为“邓小平市场街”，以示纪念。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专门为此街题写了街名。

出席“九月会议”（1948年9月8～13日）

1948年9月8～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史称的“九月会议”。邓小平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进驻西柏坡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迁驻工作是在1948年5月中旬完成的，中共中央将这里定位为解放全中国、筹备新中国的指挥中心。由此，西柏坡成了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之所以要进行迁驻，源自1947年秋天中共中央将解放军的战略防御改为战略进攻的决策。当时是解放战争的第二年，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经增加到了195万。实力的增加，使中共中央认为解放军已经有了正面作战的能力。于是，在中共中央的指挥下，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着晋冀鲁豫野战军向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大别山进攻。

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很像一次军事冒险。1947年8月，刘邓大军义无反顾地向大别山挺进，像一把利刃插进了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地。

自此，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大别山建立起了拥有三千多万人的战略游击区，直接威胁着南京和重镇武汉。这是解放战争的重要历史转折点，它使解放军占据了一个有利的攻击位置，为将来与华东野战军实现东西夹击的大规模战役合围，提供了可能，为后来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挺进大别山前，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挺进大别山后的1948年5月，邓小平不仅被任命为中原局第一书记，更担任了新建立起来的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的政治委员。1948年7月，他收到了要他去西柏坡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

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全党全军实力大增的情况下召开的。此时的解放军已由解放战争初期的120余万人增加到了280万人，解放区面积已扩大到235万平方公里，党员也由七大时的121万增加到了300多万。而大别山根据地已建立一年，拥有着绝好而稳定的战略位置。据此，中央认为真正战略反攻的时机已到，必须召开一次统一思想和认识的会议，为后面的战略进攻做准备。

经过讨论，会议明确提出了要建设500万解放军的任务，并在1951年7月左右解放全中国。为此，必须每年歼灭国民党的100个旅（师），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准备好3～4万名干部以随时接管新解放区，并要快速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以支援战争。这就是说，这次的会议，已经确定了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并且有计划地开始为建立新中国而布局了。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来到西柏坡，他在关于加强纪律性、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制度方面发了言。他认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条方针中，加强纪律性极端重要，是保障革命胜利的重要一环；而加强纪律性与发展党内民主又是相连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上级、在区党委、在党的高级干部。

这样的发言，完全是邓小平在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一个地区能够从敌占区真正转变为根据地，关键是后期的管理，因此党和军队的纪律就非常重要。在大别山时，邓小平曾遇到过老乡误以为解放军抢牛的事。结果调查发现是土匪抢了财物，被解放军追回了，正准备召开群众认领会。是一件件有组织、有纪律的事实，才最终让解放区人民从心底里认可了解放军，认可了共产党，成为保障胜利的根基。事实上，后来邓小平领导的战役，地方和百姓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其原因就在于纪律性所带来的信任。

会议结束后，邓小平没有停留，便回到了前线。仅半年后，邓小平就带着淮海战役所取得的胜利，再次回到了西柏坡。他的部队，歼灭了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顺利完成了任务。

虽然邓小平只到过西柏坡两次，但这两次都对他极为重要，可以说西柏坡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对解放战争有意义，对邓小平也充满着意义。后来邓小平亲自为西柏坡纪念馆题写了馆名，为这个诞生了新中国的小山村，留下了墨迹。

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5～13日）

1949年3月5～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邓小平作为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一次的会议，是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均取得胜利后召开的。1947年8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决定。此决定之后，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军进攻国民党统治区的序幕。

此后的刘邓大军，与另外两支相继南下的野战大军，以“品”字形阵形分布在了中原地区。这一举动，成功地将战场从黄河西北，推进到了长江北岸。此时的中原地区，不再是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后方，而成了战场。这为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役，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随着中原地区的胜利，中原局也得以扩大。1948年5月，邓小平担任了辖区扩大了的中原局第一书记及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作为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战略性决战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后，1948年11月6日，第二个战役淮海战役打响。中共中央任命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将领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线委员会，邓小平任书记。

当时，蒋介石为了扳回败局，在淮海战役中先后集结了80万军队，而邓小平所能调动的解放军只有60万。而武器装备，自然是国民党军的更为精良。总前委面对的，是巨大的压力。

为了在第一时间掌握战争动态，总前委决定实行24小时轮班制。可制订的计划却并没有得到实施。尤其是邓小平，常常坐以待旦地思考问题、讨论战局。一向注重仪表的他，竟然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没有修过一次面。

要想以小博大，以弱胜强，就要走险棋，靠智谋。经过反复思量，淮海战役总前委最终按照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一步一步扳回了战局。经过66天的奋战，解放军以伤亡十余万的代价，歼灭了55万国民党军，成为三大战役中歼敌最多的战役。更重要的是，淮海战役使蒋介石在南线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解放军已直逼长江，仿佛一把直指国民党统治核心江浙沪地区的矛头。

很快，平津战役也取得了胜利。自此，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隔着长江对阵的局面。而三大战役共歼灭了国民党军队154万，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根基。乘着胜利的局势，中共中央在1949年2月又制定了渡江战役，准备在国共和谈失败后，横渡长江，解放全国。淮海战役总前委自然就成了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仍然担任书记。

在与国民党谈判期间，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七届二中全会，以在这个全党全军都无比激动的时刻，整顿思想，布局未来。就此，会议在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举行的。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来到西柏坡。据上次来这次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只有半年多。但就这半年，邓小平已经从一个一直带领着打游击战的部队的政委、书记，成为攻陷了国民党最精锐力量的战役的总前委书记，更成了未来决定性战役的总前委书记。

在胜利的大前提下，此次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此时的中共中央，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彼岸，因此会议所讨论的，就不仅仅是如何迅速取得胜利，更有在胜利后，如何建设新中国的若干方针政策。

会议决定，未来将仍然主要以战斗消灭敌军的方式来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不过在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后应该将工作的重点从乡村转向城市。会议更制定了取得胜利后，针对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

3月7日，邓小平发了言。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休会一天，邓小平便随毛泽东等人一起听了东北航校领导常乾坤和王弼关于培养航空技术人才情况的汇报。

针对渡江战役，邓小平要求：前一个时期，在多个战场有力的配合下，淮海前线把一块硬骨头啃下来了，那真是一大块很难啃的骨头啊！大军渡江还需要多路野战军的有力配合。

大会后的月底，邓小平就写好了渡江战役的纲要，并最终取得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肯定。其后，邓小平就领导总前委开始为渡江战役做准备。4月20日，国共谈判破裂的当日，渡江战役打响，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仅仅一个多月，解放军就解放了南京、杭州至上海一线。整个战役基本没有遭遇大的抵抗，解放军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胜利。

这两次战役，是邓小平军旅生涯中最辉煌的一笔。这最后的胜利，却是他在艰苦战役的经验之上，用心准备的结果。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未来的布局，更是激励着解放区军民为最终胜利而努力。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1949年8月4日）

1949年8月4日，赴京参加开国大典的邓小平，来到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向诸位代表作了《从渡江到占领上海》的报告。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进京，而且是以开国元勋的身份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的工作虽然出色，但也只是一个部队或一个局的书记，但是到了1948年人民解放军的总攻时期，邓小平的地位就被提升了起来。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以这三大战役来摧毁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而就在194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线委员会，简称“总前委”，由邓小平任书记，指挥淮海战役。这一任命，事实上是把南线作战的指挥权交给了邓小平。

而就在淮海战役进行之时，中共中央军委就开始酝酿渡江战役，这一战役将是彻底解放全国的关键战役。为了方便战争的调度和配合，1949年2月至4月，人民解放军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分别被改编为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邓小平任第二野战军的政委，仍然与任司令员的刘伯承搭档。与此同时，渡江战役的指挥权也交到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手上。

为了保证渡江战役的胜利，邓小平不断地召开总前委和华东局会议，以讨论渡江的问题。他把对这次战役的想法，写成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反复与相关人员逐条讨论。为了确定渡江的时限，邓小平专门查阅了长江近十年的水文气象资料。他发现，长江每年5月初便会水位上涨，淹没两岸，这无疑将对渡江造成困难。于是，他与陈毅商议，认为渡江的时限应在国共谈判的最后期限，即4月20日。

这个纲要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定下一旦国共谈判破裂，即由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南进，以解放全国。于是，就在国共两党和谈之际，邓小平率领二野和三野积极备战，并于国共谈判破裂的当晚，横渡长江，南进直取国民党的巢穴。

4月23日，解放军便攻占了南京，邓小平和陈毅跨入了蒋介石居住多年的总统府。5月3日，杭州解放。5月16日、17日，武汉解放。5月22日，南昌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在中国统治了22年的国民党政权的垮台。

邓小平对这次渡江战役总结称：“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一个月零七天，消灭敌人四十余万。我方伤亡二万五千人，其中在占领上海时伤亡一万七千人，在渡江时遭敌机轰炸等共伤亡八千人。我们曾有一个兵团俘虏了敌人六万，自己损失一千一百人，比较起来我们的代价花得很少。”

这一次战役，可以说是最有胜利意义的一场战役。它的胜利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经过了东北的辽沈战役、华东的淮海战役、华北的平津战役，国民党反动派剩下的最大的军队就是放在长江以南这一战线上，他们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有组织的军队了。渡江歼灭了敌人四十多万，就表示国民党再没有有力的抵抗了。这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将再不会遭遇更严重的抵抗了，肃清残余敌人的时间不远了，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

带着胜利的喜悦，邓小平进京了，他将面对更多的荣耀和荣誉。这首先而来的，就是给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代表们发表一次关于渡江战役的演讲。

所谓新政治协商会议，是对旧的政治协商会议而言的。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曾在重庆谈判，最终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组建新的政府。1946年1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但仅仅过了十个月，国民党就单方面撕毁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宣布召开“国民大会”，这就使得政治协商会议被迫解体。

但政治协商会议这种形式，却一直被中国共产党所认同。早在1941年，邓小平就本着各党派人士协商治理的原则，而提议组建了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这种模式，能极大地发挥社会各级力量的积极性和能力。所以，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就提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有别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模式，立刻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当时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外华侨都积极响应，准备参加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

真正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是在1949年6月15日于北京开幕的，来自23个单位的134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此后，这个筹备会就一直在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而努力。虽然这群人并非都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却是一群有理想、有激情的社会精英。他们为胜利而激越，并努力保障着胜利果实。面对这些人，邓小平极其乐意地分享了他胜利的经验和喜悦。

对于这次的演讲，邓小平说得很谦虚。他说：“这次从上海到北平，应该向各位作一个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是要讲我们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以及到上海后的情况和工作。”在邓小平看来，他所面对的这群代表，是在组建未来新中国的重要任务，做的是全局的把控。而他只是这些工作中的一环，所以他的演讲没有功臣的傲慢，反而像是在作一次述职报告。

当然，取得胜利的邓小平也有他的骄傲。最大的一点，便是“快”。他说：“假若有人问，你们渡江花了多少时间？我们肯定地回答，先头船只最快的一刻钟。我们从4月20日夜里开始，24小时内大体上30万人全部过了江。”

这样的速度，是国民党根本没有想到的。当时，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每船可载8～12人，大者50人，最大者100人），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对这样的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

然而，胜利往往就在于认真的准备上。邓小平颇为得意地说：“然而我们克服了。渡江的时候，敌人不明白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我们的办法叫作掘渠。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最长的有60里）的小河沟。为了掘渠翻坝，曾使用了2100万个人工。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师长、团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劳作才完成的。”

当时渡江使用了大约一万只船，要让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如果没有水上的本领是不行的。邓小平引用曹操的例子说：“我们的人是北方人，北方人怕水。曹操吃亏就在这个地方。为了在水中不发晕，为了能应付各种情况，我们在巢湖北部做了多方面的准备，白天夜晚进行演习。在水中习惯了，有把握了，又考虑到船在江心中弹怎么办？许多战士想出了用草圈做救生圈的办法。草圈比橡皮圈好，橡皮圈一打就破了，草圈不怕打……最后我们在内河演习……从实际体验中，我们知道了渡江并不困难。”

在这艰苦的准备中，最让邓小平感动的，莫过于群众的支援。他说：“有的游击区我们过去有过工作，有些地方过去没有过，但人民都一致支援我们。掘渠翻坝有一半是人民的劳作。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结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所需粮食一亿五千万斤，其中80%是沿江的人民拿出来的。他们把家里的粮食尽量拿出来，并且表示只要渡江，饿着肚子也不要紧。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言地拆房子给我们当柴烧。其他的战勤工作都很繁重，如修路、运粮、找船工。船工一半来自民间，一半是临时训练的战士。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我们曾开过江去一支部队，埋伏了10天，敌人还不知道。”

事实上，当时的国民党把长江当作天险，并没有想到解放军会真的渡江而来。就如邓小平所说：“在渡江前，蒋介石集团以为我们给他们宽大是表示人民的软弱，以为长江天险不可突破，他们就押这个宝。”虽然国民党在湖口至上海段布置了45万人，但当解放军渡江时，“在漫长的一千多里的战线上，所有部队都无例外地顺利地完成了渡江任务……我们采取宽正面的渡江方法，分了几十个点渡江，绝大部分都没有遭遇到强大的抵抗。”

解放军的队一过江，敌人就混乱了，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如何逃出包围。这种几乎没有抵抗的战役，解放军所做的，几乎就是追击。解放军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追击……占领杭州、温州、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宁波，一直到闽北、赣东北这条线。此后，部队就准备进攻上海……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在5月27日占领了上海……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一个月零七天。

这场势如破竹的追击战，还要攻在渡江部队的一鼓作气上。“从渡江到追击最远的地方，即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前进一千五百里。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走这么多里路，并且还遇到小的战斗和下雨，能有这种惊人成绩，是靠指战员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这种英勇精神过去表现在战场上，这次主要表现在脚上。敌人在这样的追击下，没有可能整理队伍。甚至我们的第一梯队已过去五六百里，第二、第三梯队还要消灭被第一梯队甩在后面的敌人。”就这样，解放军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胜利。

战役胜利后，便是军事占领区的接管工作。仅三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基本完成了接管工作。这样的效率，首先取决于有先解放地区的经验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我们从华东调来的两万多干部都或多或少地经过了政策的教育。与各方联系，开了许多会议。“虽不完全周到，特别是上海情况复杂，但是主观上是遵循着这个方向来与各界人士通力合作的。在上海，陈毅同志几乎每天参加一个会，甚至两个会，来说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要求通力合作。像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工作，更增加了各方面的支持。”

更令人欣慰的是，渡江后可以看到，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分厌恶，对共产党各种政策表示热烈欢迎，尤其是工人、学生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的积极性。不仅是工人、学生，还有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都采取了与我们合作的态度。如南京的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自愿帮助接收上海，参加部队等。即便对国民党曾有幻想的人，都觉得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事情了。谁都觉得人民的胜利是肯定的了。这是大势所趋。国民党的旧机构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不走。因为他们不走，把机关、学院、科学研究机构保护得较好，甚至在渡江以前许多人就为保护机构做了很多事情，使接收工作减少了很多困难。

就在邓小平向代表们侃侃而谈时，他并没有提到自己的情况。虽然他带着部队势如破竹地取得了胜利，但他却很快累倒了。为此，中央特批他休息一个月。而这次到北京，对他而言也是难得的休息。此时的休息，不仅是生理的，更是心理的。多年的战斗，他终于可以歇一歇。

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1949年9月21～30日）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拉开了序幕。这为期十天的会议，是诞生新中国的重要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政治协商会议，其实源自国民党时期。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在重庆举行了一次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这个协定的目的就是争取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的社会，以避免内战。根据这个协定，国民党在1946年1月10日，召集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队和社会贤达，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组建一个民主的新政府。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它代表着从此打破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模式，其他政党乃至于社会上的知名人士都有机会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来，它将有很大的希望改变国民党专政时期制造的诸多问题。

事实上，早在1941年，邓小平就在晋冀豫边区尝试过这样的多党合作。邓小平认为，共产党执政与国民党执政的不同在于，共产党能够敞开胸怀来接纳更多的党派，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形式。就此，他提议组建了临时参议会，参与其中的，就是晋冀豫边区内的党派、组织和贤达。虽然这其中摩擦是存在的，但这一形式却让社会各个团体都有参与到政治中来的积极性。

然而，1946年召开的这个颇具意义的政治协商会议，却在十个月后，因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而被解体。这第一次有益的尝试，就此夭折。

经过三年的努力，中国共产党终于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国民党残余则随蒋介石逃窜了。一个新的中国，必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于是，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组建一个全新的民主联合政府，在1948年4月30日被提出。这个消息一经提出，就获得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外华侨的积极响应。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在北京拉开了帷幕。来自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全国总工会、解放区农民团体、产业界民主人士、文化界民主人士、民主教授、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民主人士的134位代表，开始商讨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组建问题。

1949年9月21～30日，来自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共计662人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由于此时还没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次的会议就代行了立法的职权，其中，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另外，此次会议还决定了新中国的名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为北平，并将其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国际公认的公元纪年；国歌暂时定为《义勇军进行曲》；国旗为五星红旗。

这次会议，将毛泽东选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邓小平则成为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的一员。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1949年10月1～20日）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紧接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闭幕而召开。邓小平作为刚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出席了这一次的会议。

此时，由于还没有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出了1名政府主席、6名副主席、56名委员、1名秘书长，共同组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就成了中央人民政府的首脑机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一职能，直到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才终止。

这第一次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要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员任命问题。分别任命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等机构的官员。周恩来便是在这次的会议上，被任命为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总理。

当天下午3点，邓小平作为开国元勋，随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证新中国诞生的历史时刻。站在共同奋战的战友身边，看着下面30万军民，听着毛泽东洪亮的开国宣言，邓小平心情无比激越。开国大典后，他挥笔写下：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了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

但奇怪的是，虽然我们都知道邓小平参加了开国大典，但在开国大典的照片中，却没有他的身影。直到2004年，中宣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文化部、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决定在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展览，筹备展览的人员才意外地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电影胶片中发现了邓小平的身影。胶片中，邓小平一身戎装站在陈毅和贺龙身后。筹展人员费心将其制作为照片，才算弥补了这一历史遗憾。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这军事委员会是新中国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管辖并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被任命为了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副主席和委员的人选，则是在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任命的。

这个任命，使邓小平的职位主要还是在军事上。此时虽然已经成立了新中国，但中国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解放。国民党军队的残余纷纷退到了华南、西南、台湾及沿海岛屿上。而蒋介石则不甘心失败，亲自在重庆布置了90万人的战略防御，想以此为反攻基地。就此，解放大西南成为解放全中国的关键。

毛泽东早在渡江战役接近尾声时，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刘伯承和邓小平。可那时第二野战军根本没有力量长袭西南。从1947年8月起，这个部队就从太行山挺进到了大别山，又从大别山打到了长江边。这一路的征程，艰苦劳累，伤亡惨重。第二野战军不得不利用新中国成立的这段时间，休整以待。

此时，要从华东到西南，便是有几千里的路程，那蜀道想起来就令人却步。而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更是身处崇山峻岭，稀少的人烟让补给变得尤为困难。为了不打无准备的仗，一向做事井井有条的邓小平与刘伯承在稍事休息后，就开始了政治动员到补充干部、后勤运输到少数民族地区问题的进军准备工作。

1949年10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邓小平和刘伯承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都参加了会议。当天，第二野战军即从南京出发，开使了西征之旅。第二天，邓小平和刘伯承也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根据9月12日毛泽东为邓小平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南下的途中，一边制造大军向北进军的烟雾弹，一边指挥大军从东西横跨500公里的区域多路夹击四川，立马就打乱了蒋介石的防御布局。

11月23日，邓小平受命组建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任第一书记。11月30日，第二野战军解放重庆。12月27日，解放成都。其后，又相继解放了贵阳、西昌、西康、云南。西南战役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西藏的解放，则较为艰难。在遇到抵抗的情况下，第二野战军发起昌都战役，消灭了西藏分裂主义势力控制的藏军主力。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得以和平解放。

在此期间，邓小平不仅担任着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职位，还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他领导着整个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剿匪、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等工作，把西南地区搞得有声有色。

毛泽东谈起邓小平在西南地区的成绩时，曾无比赞扬地表示，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在这新中国的建立之初，邓小平就以醒目的成绩向党和国家交出了一份傲人的答卷。

参加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1950年5月16日）

1950年5月16日，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参加了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

这一次会议是在西南局宣传部的主持下召开的，为的是传达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精神，并结合西南地区实际情况，讨论如何加强西南地区的新闻与宣传工作。西南局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建立起来的新局，干部也都是从各地调派的，故而在工作中需要诸多的摸索和磨合。新闻媒体由于有着舆论导向的作用，在西南区的建设和发展上，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次的会议，也就是想要找出一些具体可行的经验和方法，以加强新闻工作的宣传力度。

说到新闻宣传，这倒是邓小平的老本行。想当年在法国，邓小平就参加了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赤光》的编辑，有油印博士的称号。1933年，他成为中共江西省宣传部部长，干的虽不是新闻工作，却是宣传工作。其后，他被罢职，成了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主编。其后的长征中，《红星》报成了联系党和部队思想的重要媒介，这一成绩使他在1935年成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在抗战初期，邓小平成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他从长征中《红星》报所起到的凝聚和宣传经验上发现，越是战火纷飞的环境，越是需要通过宣传的力量增加信息的传递，宣扬共产主义的信念，增加群众的支持力度。所以，他非常重视新闻宣传。他十分重视随军记者的能力发挥，要求他们“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

1940年，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出版了《前线月刊》，邓小平便是编委之一。1943年，邓小平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时，令该区的新闻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各种报刊杂志共计七八十种之多。1947年，邓小平和刘伯承率大军挺进大别山时，遇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困难，他却明确指出，越是艰苦越不能丢弃宣传。他要求，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队、剧团、部队指战员的宣传、政府出布告、开大会、开座谈会、演讲会、画展，等等），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可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造成新区的新气象。1949年的渡江战役胜利后，他更是迅速在南京、上海等地出版了宣扬共产党声音的报纸。

自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就到西南负责征讨国民党残余和解放西南，并就任了新成立的西南局第一书记。就此，邓小平在《开国一年在西南》中说道，从11月初发起战斗到12月27日止，前后不过57天，就基本上结束了这个战役。在此期间，人民解放军前进了两千里到三千里，消灭了敌军90万。

在迅速胜利之后，接收工作尤为繁重。首先是40万起义或投诚的原国民党军的改造，然后是对剩余匪特的清剿。这些其实是战争的扫尾工作，在全面胜利的局面下，虽然有些麻烦，但也不算难。

社会秩序的巩固稍微复杂一点。新中国的建立，不是简单地换了个朝代，更重要的是，要换一种新的思想。于是政府开始有组织地对工人、学生、青年、妇女及其他群众开展政治学习运动，让这些深处内陆的人们了解到新的思想，学会用新的观念来看待新的中国。

由于战争，西南地区的经济在新年前后出现了大的波动，在经过一番努力后终于变得稳定起来。工商业得到了调整，失业工人得到了救济，失业现象在减少，农村的苛捐勒索被免除了，城乡交流变得顺畅。

然而，相对于其他地区，西南区的工作进展并不太让人满意。究其原因，是源自西南解放得较迟，干部力量不够充足。这个情况下，如何才能让西南区的工作更为有效率，邓小平想到的是加紧新闻宣传。

于是，他直接领导策划了西南地区的新闻出版工作。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0日，西南版的《新华日报》就问世了。他不仅亲自过问报社的工作，还亲自审阅修改重要的言论，甚至审阅修改过不少新闻稿件。如为了稳定物价，他就曾指示《新华日报》要每天公布米、盐、油的牌价。而他在审阅新闻稿时，经常删掉自己的讲话，理由是“新闻要短些”。正是他的亲力亲为，让西南区的新闻部分充满了活力。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是为了贯彻中央的新闻工作意见而召开的。面对西南区的诸多问题，当时的参会人员提出了不少问题，希望由邓小平给出指示。作为曾经的《赤光》杂志编辑、《红星》报主编，邓小平有相当丰富的新闻宣传经验，他很快就整理出了思路，在会上给大家作了一次如何利用新闻宣传来搞好工作的演讲。

邓小平认为：“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所以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

正因为领导的重要性，所以在报告的一开头，邓小平就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从《红星》报的经验来看，当年即便在最艰苦的长征途中，《红星》报仍然坚持出版，其原因就是在于能帮助凝聚更多的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领导手段。所以后来邓小平在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时，就大力发展报刊；进入大别山后，也要求积极利用各种形势来进行宣传；渡江战役胜利后，更是迅速在南京、上海等地出版具有共产党声音的报刊。解放重庆后，也是他一手促成了西南版《新华日报》的出版。

为此，邓小平颇有感慨地说：“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

那些具有领导意义的文章，最好是领导写。因为“领导同志具备这个条件：了解情况比较多，看问题比较全面、正确”。然而，并不是每个领导都能写。就此，邓小平严肃地批判道：“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他认为，“技术方面的问题是次要的，自己努力，别人帮助，慢慢就会提高”。

但与会的都是新闻部门的同志，有些时候，即便他们软磨硬泡，领导还是不写或者写不了文章。领导没有相关的觉悟或能力，新闻的宣传工作却不能耽搁。邓小平指出，新闻工作者应该更积极主动地配合领导的工作，“领导同志不愿意写文章，新闻工作同志要主动去做工作。他不愿写……那就主动找他，‘你讲我写’，或者找接近领导而又能写的同志来写……这样就可以逐步解决领导机关、领导同志运用报纸、领导报纸的问题”。

一份好的报纸，不仅要凸显出领导的作用，更要结合实际。比如，我们的报纸要登中央发的一般消息，但作为地方报纸，新华社总社的广播稿不一定全用，要适当选择、改编、压缩、提炼，要考虑对象，能不能看那么多，看了懂不懂。又比如，领导同志和办报同志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当地新闻上，要大量刊登本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办报方针。

结合实际的同时，还应该合时宜。“现在报纸的影响比过去大了，有些不正确的东西在报上一表扬，就糟了……前几年很多干部不看报，现在不同了，报纸有威信，看到报纸讲什么就要照着去做。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社会上很多人看报，看共产党什么态度，人民政府政策如何，要从报上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解决自己的问题。正因为干部群众都重视报纸，我们就要很慎重。”“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或者写个东西，说这个好，但也存在哪些危险性，使群众从另一方面再考虑，这也就是领导。”

就西南区的实际来说，当下的主要任务一共有四点：“一是剿匪，二是完成征粮、税收、公债任务，三是领导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四是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人员。”这些，都是报纸要主要报道的方面。但怎样报，却应该结合实际，进行合时宜的宣传。

比如剿匪，四川剿匪有很多好经验，报纸要报道，但又不能让土匪完全了解我们的战术。所以，在实际的报道中，要总的说，剿匪见效。重点应是宣传剿匪政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

在征收公粮方面，各地都出现了一开始轰轰烈烈，后来却很难的情况。邓小平便推荐万县的做法：“好好介绍、表扬……报纸要用评论、社论加上一连串的报道来领导交公粮。”

领导生产方面，当前农民是有积极性的。但邓小平也指出，不要鼓励开荒、砍树，因为四川的树少。从佃富农处调剂部分土地给贫农，即便是自愿的也不能报道、表扬。在恢复生产的时候，不要乱动，以免产生错误的引导。

调整工商业方面，邓小平强调要“调节劳资，两利兼顾”，才能立于国民经济。他认为，应该扶植进步的、有前途的私营企业，没有前途的要指导转产。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把关税壁垒搬到三峡来，再来个封建割据。

此外，还有失业问题要妥善安排、救济；为即将要进行的土改和减租做思想准备工作。这些报纸要组织学习、讨论，使党内党外都知道。

这些西南区的重点工作，即是报纸报道的重点，亦是报纸实现领导的任务。在具体的做法上，应该是在突出的方面要集中力量，有的时候用整版来登，用一个月时间，发表一连串的评论、社论来宣传和贯彻。这样人民就注意了。有没有力量，不仅是质，也有量的问题。质是要准确性，量也要加大，各方面围绕于此，才有力量。

邓小平还特意提出，新闻宣传还应注意批评与自我批评。“过去报喜不报忧，现在也报忧了，这就可以医治自满和麻痹。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还要求，“领导上，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要鼓励说话。”“对有些与事实不符的批评，必要时也要提醒和说明。”

最后，邓小平总结说：“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报纸办好了，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

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不仅直接指导了西南区的新闻宣传工作，更成为一篇关于新闻宣传的重要论述。

参加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1950年12月8～21日）

1950年12月8日，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在重庆召开，邓小平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兼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进行了总结报告。

中国共产党能取得胜利，其途径跟俄国截然不同。俄国的经验是走城市路线，依靠的是工人的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依靠的是农民的力量。当初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听苏联老大哥的指挥安排，才让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生出了罅隙。

然而，习惯了在农村中工作、跟农民打交道的中国共产党干部，在面对城市时，却明显的水土不服。在管理时，干部们往往会用过去习惯了的成熟经验来进行管理。可这些习惯和经验，却是针对农民的、针对农村的、针对军队的。用这样的方法来管理工厂、管理城市，就明显感觉力有未逮。不少干部由此变得急躁，觉得工人落后，意见过多，不好管理，而对城市的经济动荡更感吃力。

这是在全中国都面临的一个情况，虽然中央也对一些工作有指示，但却还没有对城市工作加以系统研究，城市工作的进展普遍缓慢。

但邓小平却是个抓经济的好手。早在太行山和大别山中，他就显露出了对经济的调节和把控能力。他在面对问题时，往往不是生硬地搬教条，而是更多地研究如何才能让事情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他来到西南后一年，他发现城市工作中的诸多问题，都需要一一通过探讨来改变干部们的想法，于是就有了1950年年末的这次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

所谓城市工作会议，探讨的自然是如何管理城市的问题。当时在西南城市管理中最中心、最薄弱的问题就是工厂管理、工会工作、工人阶级中的建党问题等。会议一开始，干部们的情绪并不高。这些干部不少都是随邓小平部队一起来的，他们都曾经在过去的革命根据地创造过好的成绩，但现在在西南地区的水土不服，让他们颇为泄气。不少干部颓丧地认为，我们没搞出什么，别处也没搞出什么。

然而在经过参观、汇报讨论、大会发言后，干部们的情绪开始高涨起来。事实上，虽然西南区的城市工作的成绩不如农村工作的成绩显著，但也解决了不少问题。特别是七月以后的整风和民主运动，让干部们开始实事求是地摸索属于西南城市的工作方法，在建立革命秩序、完成税收任务、恢复或维持工业生产、稳定金融物价、救济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改造旧人员的时事学习运动、恢复和维持学校教育、组织工人学生、开各界代表会议、开展统一战线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这些城市工作的经验教训中，最明显的一条就是关于对工人的态度。由于与城市工人接触不多，有的干部们在情感上跟工人存在一些隔阂。甚至有的干部还认为，工人过去曾经造枪炮来打了自己，从心底抵制工人。于是工作中就容易忽视工人的重要性，不但忽视争取大多数工人参加工会，甚至有的干部不理睬工人的入党申请。这样的情绪直接导致了工人权利得不到认可，合理的建议得不到采纳，应有的福利得不到重视，甚至有压制工人活动的情况发生。

然而城市毕竟是以工人为多数。当时的重庆、成都两座城市中的工人及其家属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即便是昆明、万县、贵阳这些城市，也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工人和家属。对工人的漠视，就直接导致了城市工作的进展缓慢，甚至成了工作的阻碍。

对此，邓小平毫不客气地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批评：“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做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

在当时的工作中，不少干部是不喜欢工人的。毕竟这些干部大多出生农村，战争时期也主要依靠的是农民，而工人则是为敌对势力造了枪炮来打击革命。所以不少干部反感工人好于农民的生活条件，认为工人思想落后，不好管等。甚至有干部有利用工人的观点，他们在困难时依靠，顺利时就不依靠；需要时依靠，不需要时就不依靠；口头上依靠，思想上并不依靠。他们要求工人的多，给工人的少。甚至有个别地方还在虐待工人，因而有的工人说：“国民党时候我们是牛和马，现在是马和牛。”

就此邓小平认为：“不依靠工人，就不可能团结职员；一般职员总是在工人起来之后，才逐渐向我靠拢的，而且要工人在生产方面有了一些成绩的时候，才会开始心悦诚服地积极起来。”“不依靠工人就无法搞好工业生产，就不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

他要求：“必须把工人的最大多数组织到工会中去，并依靠工会去教育工人，启发其阶级觉悟，发挥其生产积极性。忽视工会工作，就谈不上依靠工人阶级。”“用高度的热忱去关怀工人阶级的各方面，从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物质福利上去关心他们，不要忽略有利于工人的‘小事’。”“依靠工人阶级必须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必须贯彻到各部门中去。不能把它看作只是工会和工厂的事情。”

邓小平指出：“我们城市工作今天最薄弱的环节，则正是最中心的生产管理问题。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加以努力。因为不搞好生产事业，特别是不搞好工厂管理，就不可能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

要管理好厂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实行“管理民主化”。邓小平忧心地说：“所谓管理民主化，必须具体体现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之中，尤其是具体体现到工会、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这三种组织形式中，否则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化，就没有民主的内容。现在许多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形式的。工会或者不起作用，或者被工人称为‘军事代表的尾巴’。职工代表会一般只在困难时开，很少环绕生产任务和职工福利这些问题去开，尤其很少定期召开，即使开了这些会议的，也多半是由军事代表等训话一番。”

当时西南的工人有160万，但真正被组织到工会中的只有30万。即便如此，“起作用的、真正联系工人群众的工会组织是不多的”。其原因是“工会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和形式主义。关门主义的根源是不相信工人。形式主义则表现在工会生活不民主，不面向生产，不重视工人的福利，因而得不到工人的信任”。

就此，邓小平提出：“必须进一步地组织工人到工会中来。”“必须坚决地吸引本地本厂的工人积极分子到工会各级领导机关中来，以加强工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改变工会脱离群众的现状。”“建立工会的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工会一经初步整理，就应开代表大会或会员大会，选举工会领导机关。工会必须充分听取工人的意见和建议，并做认真而妥善的处理。”“必须加强工人中的文化教育工作。就长远来说，工人教育应以文化技术为主；就目前情况来说，仍应着重政治教育，同时注意文化技术教育。”“必须重视工人的劳保和福利。”他还提出了“城市发展党员主要在工人中”的意见。

重庆二十九厂、二十四厂、沙市纱厂等几个工厂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成了城市工作的先进典型。通过参观、交流、座谈，干部们渐渐端正起心态，面对具体的方法，也渐渐感觉有信心起来。

为了让城市工作能够确实落实下去，邓小平还要求，1951年每两个月，各省（区）辖市委及重要的企业党委就要做一份综合报告给西南局。以总结和监管的方式，来督促各个单位认真执行，以使城市工作的效率得到真正的改善。

对于城市工作中的其他方面，邓小平也一一作了指示，只是在这次报告上他只讲了要点，说得并不具体。其实邓小平在城市工作方面，花了不少心思。过去他在太行山和大别山时，就对如何保护和发展经济有所心得，现在掌管整个西南片区，过去的经验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首先，为了稳定人心，邓小平让重庆市军管会发出安民告示：以100元人民币比1银圆收兑银圆券。这银圆券是1949年迁到广州的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种新货币。邓小平说：“银圆券是国民党掠夺人民的工具，随着反动政权的崩溃，自然是废纸。按说，我们是可以不管的。但是，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对人民负责，所以我们决心收兑，以减少人民的损失。”

此外，邓小平还发动群众开展“拥币拒银”活动，加强金银监管，打击投机活动，以稳定混乱的金融秩序。邓小平还特别推出一条新政：如果用人民币抵缴公粮，将给予九八折的优惠。这一举措，让人民币很快在农村中流通了起来，这为平抑物价、稳定金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了恢复遭到破坏的城市经济，邓小平让银行给濒临倒闭的公私企业贷款，并以收购、订货、加工等方式来扶持。这一举措，让重庆的工商业渐渐得以恢复，市场也随之活跃起来。

一个更重要的发展城市经济的决定，是兴修成渝铁路。在邓小平看来，这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开工。这条铁路在两年后才竣工，邓小平亲自为其题写了贺词。

在邓小平的带领下，西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更出现了第一例将私有财产上交国营。西南成了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大实践的重要地区，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1年1月8日，西南局关于城市工作会议的报告递交给了中央。这一份报告让毛泽东很满意，他专程写信给邓小平：方针正确，成绩很大，甚慰。还要求西南局在五一前再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主要探讨工会工作、工商业的领导方向和城市政权，为五月的四中全会的工会工作讨论准备材料。

这一批复，算是对邓小平所领导的西南局城市工作进展的肯定。

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统一战线工作会议（1951年3月26日）

195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了第一次统一战线工作会议，邓小平在此次大会上作了讲话。

这一会议的召开，正值1950～1951年间三大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这一大运动是抗美援朝。1950年10月25日，在朝鲜战争开始后四个月，为了保护中国免遭战火，中国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支持金日成。这次战争与人民解放军之前进行的所有战争不同的是，这次战争的补给既不能取之于敌，也不能就地补给，而完全要靠国内进行战略后方组织供应。由于这是新中国第一次组织的现代化战争，物资的消耗特别巨大，这让组织保障变得十分艰难。虽然东北为抗美援朝的总后方基地，但全国都要在此事上出力，因此国内市场的稳定，生产力的恢复就至关重要。

另一运动是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于是从这一年冬天起，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其实这一政策，有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的意思，一方面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是为恢复和发展生产。

还有一个运动则是镇反运动。在蒋介石坐镇重庆开始，国民党就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潜伏特务的训练和准备，最终在国民党撤出大陆后，留下了大批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这些反革命分子，进行着各种破坏活动，如炸毁工矿、铁路、桥梁，烧毁仓库，抢劫物资，杀害干部。在他们眼中，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势必会被颠覆。而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更是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也即将反攻大陆。从1950年春天到秋天，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就有四万多干部群众被杀害。这不仅让社会秩序混乱，也让新生的政权感到严重威胁。于是，在1950年3月，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以彻底镇压反革命分子。

这三大运动都为的是国家稳定，经济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单单依靠共产党就能办到的。在中央看来，只有联合全中国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才能有效巩固新生政权。而这些可以联合的力量，则是在战争时期便被共产党一致团结、依靠的统一战线力量。

为了联合统战力量，1950年3～4月，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召开。1951年1月，第二次统战工作会议再次召开。1951年2月28日，则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重庆的这一次统战工作会议，则是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指示而召开的。

重庆的统战部门是在1950年4月组建的，同月还成立了工商联筹委会。对于统战部和工商联，邓小平都相当关注。尤其是在整个西南经济动荡、社会不安定的时期，他更是看到了统战部门和工商联将会起到的稳定作用。1950年11月，《重庆工商》杂志创刊时，邓小平就为其创刊号专门题写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题词。

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的讲话。所谓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为了对抗敌人而组织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来统一抗击敌人的战线，是中国共产党赢得最终的胜利的重要依靠。所以邓小平感慨地说：“我们革命的胜利是和统一战线工作分不开的，没有统一战线，仗不会打得那样好，即使打胜了，工作也不会做得那样好。”“在历史上，统一战线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之一。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我们有的部队同志把胜利只看作枪杆子打出来的，这是不全面的。从历史来看，党中央、毛主席对统战工作一直很重视，做得很精心。我们的胜利，一方面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和统战工作分不开……我们由于得到了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的支持，理直气壮，士气很高，才打胜了。”

然而，在革命胜利之后，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很多干部作为功臣，便觉得用不着依靠统一战线的力量了，有做事只抓工农就行了的思想。但邓小平认为：“工农确实是我们依靠的基本群众，但是，只做工农群众的工作解决不了全部问题。例如，处理公私关系不做私方的工作，处理劳资关系不做资方的工作，行吗？再如，在减租退押中，我们动员一些民主人士、开明士绅下乡（如去川北、川西等），往往僵局容易打破，任务容易完成。而不这样做的地方，运动的进展就比较慢，发生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假如没有民主人士、民主党派的人回城写文章介绍农村的情况，城里的人一定以为农村‘漆黑一团’、‘无法无天’，那我们就会孤立。我们有些同志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作用认识不够，不懂得各民主党派都是有代表性的，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就喜欢听他们的话，相信他们，看他们的宣言比看我们的够味。”

骄傲的情绪，让干部们不真心重视统战工作，即便做也是被动的。西南地区土匪闹得厉害、物价波动大的时候，部队和地方的干部就想起了统一战线的好处，便积极地联系开明人士以及工商界，要粮要支援。然而，当土匪肃清了，公粮征完了，干部们就懈怠了，不再做这方面的工作。即便做，也少了。邓小平就此反问：“为什么要团结更多的人一块来剿匪、来征粮呢？这里反映了一个事实，在困难的时候需要他们一起来做工作，说明这些人是不可少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争取了一切可能争取的朋友，孤立了敌人。”

在抗美援朝刚开始的时候，一些民主人士、工商界和知识界人士感到疑惑，不明白为什么要抗美援朝。在通过统战工作之后，情况才有了改观。邓小平说：“各界都赞成、拥护，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资产阶级也出来游行，这样就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我们有的同志不了解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意义，以为照例是官样文章，但是各阶层的人民很重视。这个宣言表明了抗美援朝是举国一致的。如果不要统一战线，内部不团结，能够抗美援朝吗？”

所以邓小平说：“目前重视统战工作的同志还是少数，多数同志没有真正认识它的重要性和原则性。”“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邓小平的讲话，主要是在解决干部为什么要重视统一战线的问题。

关于统一战线，党内有几种态度。一种态度认为，既然现在在土改，那统战工作在土改完成后就没有了。邓小平则坚定地认为：“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后，资产阶级没有了，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阶层存在，这里面绝大部分是我们的朋友，还有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只要有敌人，有朋友，就得团结朋友，孤立和打击敌人，就还得有统战工作。因此，统战工作一直要做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

另一种态度认为，统战工作只是用来分化敌人的。就此，邓小平指出：“统一战线有两面，一面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这是主要的；另一面才是分化敌人，使敌人营垒中一部分人转到人民方面来。”

还有一种态度虽然赞成统战工作，但认为统战工作只属于统战部门，与自己无关，或者觉得麻烦，不愿用心做。重庆在镇压反革命时，就因为没有做好统战工作，让有的民主人士恐慌，致使工作变得被动。所以，邓小平说：“加强统一战线是我党长期的工作，并涉及各个方面，不仅仅是统战部门的事。各个部门都有统战工作。例如，工业部门的工程师、职员不都是共产党员，政权机关中也有党外干部，还有大量的非党文化人士、教师、医师、技术人员等等，对他们都要很好地团结、教育，同他们一道走到社会主义。”

邓小平把统战工作当作工作制胜的法宝之一，就此还语重心长地说：“实际上，统战工作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是要贯彻到底的。这不是为了安定人心，而是真的。”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西南地区在土改中再次组织民主人士参加。这一次先后动员了数万名，不仅使土改进展顺利，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些事实再一次证明了统战工作的重要性。

出席全国粮食工作会议（1953年10月10～13日）

1953年10月10～13日，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召开。

这个会议的召开，源自当时的粮食紧张问题。作为中国国民经济基础的粮食，在建国后发展非常缓慢。在1953年上半年粮食增长率开始大幅降低的情况下，全国粮食的供销矛盾也变得十分紧张。当时的情况是，收购上来的粮食远远供应不了销售出去的粮食，这严重制约了国家的经济建设。

粮食收购不上来，首先是因为当时的粮食市场还是自由贸易，农民缴纳公粮后剩下的粮食是可以拿到市面上去卖的。自由买卖能够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农民自然更愿意去卖粮，而不是缴粮。可即便是在粮食市场，农民贩卖粮食的也并不多。中国农民自古就有存储粮食的习惯，不是到了很缺钱的时候，一般不会出去卖粮。所以，即便通过粮食市场，粮食也很难收购上来。

当时，除了农民和国有经营的正规粮食公司、供销合作社在经营粮食买卖外，还有大量的私人粮食经营商。作为商人，总是有唯利是图的本性，粮食一旦短缺，商人就会首先想到囤积居奇，然后再高价卖出，有时甚至为了制造价格波动，而耍小动作。这些都让粮食流通遭遇了困难，让原本就短缺的粮食市场，变得更为艰难。

此时的邓小平已被任命为了政务院副总理，并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粮食问题就成了摆在邓小平面前的一道难题。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分析：只要粮价一波动，搞粮食投机的一个晚上就可以增加几十万；如果波动两三个月，粮贩子可以增加到几百万。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助长了农民不肯卖粮的情绪。

这是城镇人口粮食供应严重不足的大难题，邓小平理解陈云的担忧。陈云就此提出，实行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办法，在全国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来解决粮食紧张问题。这就是说生产粮食的农民要根据国家统一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字，将余粮售给国家，然后再由国家按规定的计划供应范围，向县以上城市，农村集镇，缺粮的经济作物产区，一般地区缺粮户，灾区的农民供应粮食。

邓小平深知这项举措将会在全国造成很大的影响。但他更知道，在人多物少的中国，粮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农民增收、农村稳定都是国之根本。他权衡利弊后，对陈云的建议表示支持。

就此，政务院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以讨论陈云的提议，并统一思想。为期三天的会议中，不可能提出什么新的方案，所以重点是将陈云提议的利弊分析清楚，找到具体的、有效的实施方式。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案有实施的难度，要推行这个方案，就一定要把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做通。所以，邓小平认为，这场会，一定要开，还要开到实处才有效果。

在会议的第一天，陈云就作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粮食购销形势，论证了统购统销的必要性，并详细分析了全国粮食问题的严重形势。其后他指出，现在只能实行农村征购，城市配售之一法，其他办法都不行。如果大家都同意这样做的话，就要认真考虑一下会有什么毛病，会出什么乱子。全国26万个乡，100万个自然村，如果10个自然村中有1个出毛病，就是10万个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大家出钱，但农民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他说他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他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陈云进一步分析：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实行征购，一个是不实行征购。如果不实行，粮食会出乱子，市场会混乱；如果实行，农村里会出小乱子，甚至出大乱子。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跟农民结成了紧密的关系，如果大家下决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而且，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

这确实是一个两难选择，即便确定了实行征购，也存在很大的工作难度。于是在第三天的会议上，陈云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些新意见：农村的征购面，今年控制在50%左右，而重点又是这50%中的50%，即占农村总户数25%左右的余粮较多的户；“征购”、“配售”的名词可否改一下，因为日本人搞过这个事情，这两个名词吓人；征购要照顾农民的需要，不要把余粮都收走，还要留点给他；今冬明春农村工作仍然以生产为中心，粮食征购在春节前基本办完；要特别注意做落后乡的工作。

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征购是要实行的，只是由于实行的难度大，所以应该先从局部做起，并且不能对农民征得太绝，这只是临时措施，重点还应该是在发展生产上。这个确定要施行的粮食政策，就此被称为“统购统销”。

事实上，这个粮食政策已经在四川进行了试点。其结果是，不仅仅是农民对这个不理解，农村干部的抵触情绪也很大。而且这些有抵触情绪的，更多的是出现在县、区，甚至省级的干部当中。

为此，邓小平在其后的发言中，专门提到了如何统一思想的问题。他说：“从今年3月以来，毛主席主要是做了一件事，即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昨天晚上毛主席交代，要我给大家讲一次，让同志们弄清楚一个道理，就是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去讲……你讲征购，不联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无法使全党同志赞成这个东西。”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1952年时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所提出的，它要求党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它的实质是解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成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粮食的私存私卖，属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而粮食的征购，正好符合了总路线将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的方针政策。有总路线为纲，粮食征购的要求就更加容易被接受。

经过讨论，大家均表示接受同意中央的决策。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经过粮食会议讨论、邓小平修改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给的命令》等文件。同时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粮食统购宣传要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四个组成部分，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

从1953年7月1日到1954年6月30日，连同农业税在内，国家共收入粮食709亿斤，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这一年度内，全国实际粮食收购入库达到784.5亿斤。

自此，粮食流通体制进入了长达31年的统购统销时期。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9月15～27日）

1956年9月15～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的政协礼堂举行。邓小平作为大会的筹备人员和大会秘书长，参加了这次大会，并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八大是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这就使八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次的盛会，聚集了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

八大所要讨论的，是中国在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之后，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使八大成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一个新起点。而如何开好这个会，就成为这个新起点走得好不好的关键。

此时的邓小平，担任的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部长，他理所当然地负责起了筹备召开八大的整个组织工作和部分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

八大的文件非常繁多。就现存的八大政治报告各种修改稿，就有80多份；党章草案的修改本，也有50多份。而这其中的重大文件，都经过了邓小平的反复审阅和修改。他都是逐字、逐句、逐段、逐页推敲，在反复修改后，才送给中央书记处书记修改、定稿。

在筹备阶段，要产生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为此，邓小平是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对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作了解释；接着他又在其主持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讨论了名额的安排；其后的中央秘书长会议上，又屡次讨论代表的选举和名单等问题。邓小平对代表的审查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并给出了具体执行的步骤。邓小平在此事上的谨慎、细致和认真态度，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

作为八大重要内容的党章修改，也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进行的。党章的修改，是从1955年就开始了。其后，邓小平多次主持会议讨论党章修改的问题，采纳各方面的意见，以形成新的党章草案。在此同时，邓小平还主持了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个报告重点分析了党在执政情况下面临的各种新考验，邓小平突出地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的问题。

作为八大主要议程的代表发言，亦是在邓小平的精心组织下进行的。大会上，罗瑞卿、谭震林、徐向前、彭真、邓颖超、刘澜涛等人的发言稿曾由邓小平审阅或修改。邓小平的修改，不仅提高了发言稿的质量和水平，还保证了其正确的政治方向。

为了让发言生动、广泛，邓小平还在会前提出要求：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短小，讲话内容要涉及不同的方面，内容则主要讨论建设整个重点，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20分钟，发言人数则争取尽可能的多。结果这次的会议，有一百多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发言，发言的人既有中央领导，也有地方和部门的负责人，还有来自基层的负责人和普通党员。其发言人数之多，代表面之广，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都是少见的，就此让大会展现出空前的民主气氛和政治热情。

在邓小平等人的周密筹备下，八大于1956年9月15日隆重召开。邓小平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委员、主席团常务委员、大会秘书长。这就使得邓小平在会议期间，必须承担非常繁重的工作。他既要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要参加八大主席团、主席团常委会议，还要主持八大秘书处的工作，讨论代表们的发言、其他国家代表团的致辞、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发言等次序安排，讨论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的预选选举安排，以及讨论、研究和组织协调一系列的会务工作。

14天的会议，邓小平全程参与，还包括其中的12次全体会议。

这次的会议，总结了七大以来的历史经验，并提出了未来的建设方向。其中，把经济建设作为了重点来研究。之所以将其作为重点，是源自当时经济上的冒进倾向。

从1955年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开始，国内出现了层层抬高指标、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规模地急速发展，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加速进行。其后，毛泽东又提出凡是办得到和能够办的都要争取办，并要争取多、争取快、争取好，社会主义建设要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的思想。社会中弥漫着膨胀的空气。虽然这使国内各个行业都出现了增产，但过高的指标和过大的建设规模，使国家财政紧张，各种建材严重不足而不得不动用国家的物资储备，并造成了国民经济的紧张和混乱。为此，周恩来和陈云等人不得不提出一系列措施来遏制冒进的势头。

1956年5月，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确定了中共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这个方针在八大上再次得到了肯定。也正是这一系列的政策坚持，才使得中国的经济在这个时期保持了稳步的前进。

这次会议中最引人瞩目的人事调整，是邓小平从上一届政治局的最后一名上升到这届政治局的第六名。同时，邓小平的头衔，也从中央书记处的秘书长，变成了总书记。虽然此时的政治局已经取代了先前的书记处，成为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但书记处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处理机构，仍然具有很大的实权。

当时，毛泽东非常欣赏邓小平，认为他“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因此他就成了毛泽东心目中书记处总书记的不二人选。但邓小平当时并不太愿意当选，表示自己“一不行，二不顺”。最后是在毛泽东的反复动员下，才最终同意当选。

从八大的筹备到会议的组织，可以说邓小平是最忙的人。八大的胜利召开，邓小平功不可没。

参加山西省直机关干部和太原市机关干部、厂矿企业负责人大会（1957年3月18日）

1957年3月18日，邓小平参加了山西省直机关干部和太原市机关干部、厂矿企业负责人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报告。

面对这些山西的重要干部和厂矿企业负责人，邓小平首先强调了党的领导问题。他指出：“搞建设，不要党的领导不行。不要党的领导就学不会建设，就要栽大跟头。”但如何领导，却也有技巧问题。就此，他强调：“党的威信建立在党的正确领导的基础之上。党的领导的好坏，关键在于能否依靠群众，能否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克服我们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如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看不起群众，遇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同非党人士商量，天天看领导的脸色，将来一定要栽大跟头。我们要提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工作中遇到困难要向群众说真话，讲清道理，使群众明了情况。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少犯错误。”

但依靠群众，不等于不领导群众。当下出现的群众问题，正是领导薄弱的问题。邓小平不客气地指出：“群众闹事大体上是由于党的领导薄弱，我们的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对群众正当的要求不闻不问，应该解决又可能解决的问题，也不去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也不向群众解释，使群众了解真相。因此，群众一肚子气，就闹起来了。”

针对怎样处理群众闹事的问题，邓小平说：“避免群众闹事的根本办法是加强教育，扩大民主。加强教育，主要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群众闹事就不可避免。”他还解释道，“扩大民主，主要是指经常的民主生活。要避免群众闹事这种‘大民主’，就必须搞好经常的民主生活这种‘小民主’。没有‘小民主’，一定发生‘大民主’。”

这里的大民主，指的是自发的游行示威，甚至罢工。但在当时，毛泽东却是对此颇为赞成，他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大民主是普通群众表达他们希望党改变方法的一个途径。对此邓小平并不赞同，在他看来，小民主的意义，大过大民主。只有在细致工作中去做好每一件事，才能避免社会的动荡。

要做好民主，那就要执行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邓小平就此说：“每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都应该了解，没有监督不得了，独断专行非犯错误不可。监督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党内监督，第二是人民监督，第三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科学家的监督……从各个角度考虑问题，总比从一个角度考虑问题有好处。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好得很。”在邓小平看来，这些监督，其实就是小民主。这些小民主不仅能够团结群众和各个战线，还能完善党的内部和工作。

最后，邓小平还谈到了台湾问题，说：“我们的政策是，回来就无罪，回来就算一功。台湾问题复杂得很，不是短期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总是这个政策，实在不愿改变台湾现在的制度，也可以暂保留；军队不愿改编，我们不改编……”邓小平的话，基本代表了当时中央对台湾问题的看法。

参加甘肃省、兰州市干部会议（1957年4月5日）

为了做好全党整风的思想发动工作，宣传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同时也为了了解“一五”计划建设情况，邓小平于1957年3月中旬到4月中旬，先后到山西、甘肃和陕西作了20多天的考察。4月4日到达兰州。5日在甘肃省、兰州市领导干部会议上作报告。

邓小平首先谈到了1956年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事件首先爆发于1956年6月28日。当时，波兰中西部城市波兹南发生了一次针对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的大规模罢工事件。波兰政府对此事件的镇压，导致了至少74人死亡，800人受伤。而此事件也引起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反思，认为应该尽快克服党和政府之前所犯的错误和缺点，尽快改善人民生活，并加强政治经济生活的民主化。更出人意料的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撤销了当年反对苏联干预波兰的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哥穆尔卡因斯大林以“民族主义偏向错误”为由授命解除职务的错误决定，不仅让他担任党的第一书记，更建议当时任波兰国防部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回苏联。波兰的行为导致了苏联的不安，赫鲁晓夫要求对此进行磋商，却遭到了拒绝。赫鲁晓夫调动军队包围华沙，并亲自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突然飞抵华沙，要求参加波兰政党的八中全会，但仍然遭到了拒绝。波兰群众举行集会和游行以支持政府，而赫鲁晓夫在与波兰政党会谈后，确定了波兰不会脱离华约组织，才认可了哥穆尔卡的上台，并同意了罗科索夫斯基的回国。但这也成为波兰逐渐摆脱苏联政治控制的里程碑。

在波兰事件之后，匈牙利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受到了鼓舞，他们不仅在1956年10月22日的集会上提出了以反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十六点要求”，同时还决定在第二天以静默游行的方式声援波兰。23日布达佩斯的游行一开始只有一万多名学生，但随着游行的进行，当队伍来到目的地时，人数已经高达20万人。当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在电台上发表严厉讲话，把这些游行的示威群众称为“匈牙利人民的敌人”。这一行为激怒了游行人群，愤怒的人群不仅推倒了斯大林广场上的斯大林铜像，还向电台发起了攻击。10月24日和11月4日，苏联两次派兵镇压，才最终平息了这次事件，但却造成了2700名匈牙利人的死亡。

波匈事件的爆发，引起了中共严重关注。中共中央本着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愿望，深刻总结了这两次事件的经验教训。对此，邓小平说：“我们利用波匈事件，批判了事件暴露出的大国沙文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教条主义、修正主义错误，结果使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团结，使我们的事业从思想上、政治上更加巩固。世界形势总的是好的。就大势而论，争取20年左右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

邓小平其实在乎的是这种和平的环境，他强调说：“我们的政策就是争取这个和平环境搞建设。”事实上，中国正是在努力地利用和平来建设国家。邓小平对此说：“国内大势也不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设、农业生产，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当然有些缺点，基本建设搞多了些，工资发多了一些，工人阶级的队伍扩大得多了一些。但不管怎样，去年总是建设了许多东西，总是办的好事。”

总结这几年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邓小平认为最关键的，还是党的领导问题。他说：“搞建设我们还没有入门，能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学会搞建设，不犯大的错误，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党能否依靠群众，不断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是共产党执政后，干部中逐步开始出现的一些不正之风。它们的出现，源自骄傲自满，源自对过去传统的背离。就此邓小平毫不客气地说：“近年来，在我们共产党员中，包括部分高级干部，对‘群众’两字模糊了，或者看不见了，与群众的联系少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打胜仗，就是靠不脱离群众，现在忘记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是致命伤。不要以为我们共产党是金字招牌，如果脱离群众，党的威信是靠不住的。脱离了群众，任何英雄也办不成事情。共产党员要与群众同甘共苦，这是我们的老章程。”

这里所说的群众，不仅仅指一般的老百姓，还指那些过去需要统战的人士。邓小平指出，去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变得突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比解决斗争更复杂，如果继续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非犯错误不可。

为了解决这个人民内部的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2月，专门作了一个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的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强调说，我们党内多数同志不理解这十六个字，心里边想不通，不大赞成。这很危险。没有民主党派的监督，没有人民的监督，共产党单独处理问题，总是要出毛病的。“世界上的事物是变化多端的，社会是越发展越复杂，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思想就会简单化，就跟不上世事、社会的发展变化。”

邓小平语重心长的讲话，表达了对基层干部的担忧。也是他连续在三个省的干部会议上强调的重点。

参加西安干部会议（1957年4月8日）

1957年4月8日，西安干部会议在西安召开，邓小平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题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报告。

邓小平这一次到西安，其实是他视察西北的一部分。从这一年的3月14日起，邓小平就开始了在西北的工作视察。他先是到了山西太原，首先会见了太原市的部分厂矿企业的厂长和党委书记，与他们聊到了去年党的八大确定的权力下放方针，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权力下放是党的八大为了促进经济活力的一种尝试。为了让各部门更有积极性，中央实行了将经济权放给各部门的做法。这种做法能够减少开支，使各部门更好地进行自我管理，也使开支更为合理。所以，邓小平认为，这权力下放的结果应该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节约开支。

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是党的八大制定的新方针。邓小平又指出，除此之外，还有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度，这是民主集中制在企业中的具体运用。这个新制度的产生，源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不断出现的官僚主义。中央希望用这个制度，来克服这一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情况。

其后，邓小平飞到西安视察工作，检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1957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而事实上，在1956年中国就宣布提前完成了计划规定的任务。陕西在“一五”计划中是西部的重点。国家将其作为新工业区之一，进行了重点建设，并直接对其投资。当时苏联帮忙建设的156项重点建设的项目，就有24项在陕西，居全国第二位。国家也在陕西安排了一大批大中型配套建设项目。到1957年，已建成或基本建设投产的达到了一百多项，中央投资完成18.257亿元。这不仅使陕西奠定了新兴的工业基础，更使西安迅速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西安的改变让邓小平非常有兴致。当他视察了属于156项工程的昆仑机械厂、红旗机械厂、庆安机械厂等大型航空军工企业，还坐飞机鸟瞰了西安市区后，不由感慨西安的变化实在大。他表示，西安，他是1952年年底来过的，那时和现在就不能比，现在好多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建立起来了。

有成绩，就有问题的存在。由于当时盲目照搬苏联的模式，致使其经济结构上出现了一些影响后续发展的情况：如大中型骨干企业多，小型企业少；重工业多，轻工业少；中央企业多，地方企业少；工业企业建设多，城市基础建设少。这些情况在当时却造成了领导干部心理上的优越感。

在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及陕西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在了解了陕西省的基本建设情况后，还谈到了生产中的浪费问题。他指出，我们现在的缺点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没有竞争，反正是国家的钱，毫不心疼。而这个话题，也成了十天后邓小平重回西安召开干部会议时的主要议题。

邓小平在报告的一开始就明确地告诉干部们，现在的时代跟以前不同了，不再是一个干革命的时代，革命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建设。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旧的体制下破而再立的，所以其前期的工作，都主要是革命，革过去旧的体制的命，继而改造由旧的体制沿袭下来的一些制度。但革命基本完成了后，就需要根据需要来重建被破坏掉的或者落后的部分。而这就是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任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

邓小平认为，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他严肃地说：“这个任务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搞革命不能说我们没有本事，我们把革命干成功了，搞建设我们还说不上有多大的本事。”

对于“一五”计划所展现出来的建设速度，邓小平进行了肯定。他认为，虽然“有些事情是搞多了搞急了”，“使得我们今天甚至明天还会有些被动。但是总的来说，去年一年的成绩是最突出的。去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设也发展得很快，农业遇到了那样严重的灾荒，由于实现了合作化，顺利地渡过了灾荒。总之，过去几年我们各方面的成绩是很大的，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

但是，一旦只看到优点而忽视了缺点，人就容易自满。当时全国的宣传整体都有点浮夸，大多都只说好的，不说坏的。把时下的中国描写得无比美好，仿佛过去存在的所有问题都烟消云散了，全国人民都可以就此享福了，甚至“有些干部脑子里想的是，我革命这么多年，国家现在也建设起来了，应该满足我的要求了”。但事实上，中国的困难还很多，面临的问题也更复杂了。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现在还很穷，远没有到可以享福的地步。邓小平强调说：“这就是说，需要有勤俭建国的本领。”

为了戒除干部中的自满情绪，邓小平指出：“我们党，我们中国人民，过去在阶级斗争中的本领是不错的，否则怎么能把革命干成功了呢？从整个来说，阶级斗争这门科学，我们党、我们的干部是学会了。但在改造自然方面，这门科学对我们党来说，对我们干部来说，或者是不懂，或者是懂得太少了。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人才，但这些人才是很少的，很不够用的，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是很低的。从过去几年的建设来看，证明我们的知识很少，还没学会勤俭建国的本领。”

对于这个陌生的领域，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过去干革命是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学会的，并且其中犯过大错误。“现在我们搞经济建设，是不是可以不要花二十几年的时间而花更短一点的时间学会，并且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对毛泽东的这两句话，邓小平理解为：“如果我们不好好搞，在建设问题上也会栽大跟头，犯大错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犯大错误，栽大跟头，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以为在建设问题上不会栽跟头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结果正如邓小平所担心的那样，过于冒进的思想让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陷入了他所说的误区，以背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方式，最终栽了大跟头。

就毛泽东要求的花更少的时间来学习经济建设，邓小平认为是有可能办到的。毕竟那时国际形势比较缓和，加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行经验和帮助，可以使新中国少走很多弯路。加上新中国自己七年多的经验，也可以获得很大的助益。

针对苏联的经验和帮助，邓小平指出：“当然不是说苏联在帮助我们的过程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没有缺点。但总的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成绩。我们要继续学习苏联，还要会学。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这种辩证的思想，属于邓小平的“黑猫白猫理论”形成的雏形。为此他还指出：“当然我们也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有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学。但首先是学习苏联，因为现在只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帮助我们，美国对我们搞禁运嘛！”

能不能利用好这些有利条件来避免犯大错误的关键，邓小平认为是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党是不是善于学习，学习得好就可以避免犯大错误，就可以少花一点钱办很多的事；关键在于党能否依靠群众，不断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革命当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会使我们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在建设中如果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也会使我们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会使我们不能达到勤俭建国的目的，会使我们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搞好建设。”

邓小平又接着强调说：“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倾向，是值得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比如在我们同志的头脑中，对建设总是贪新贪大，这种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吃了亏。新的大的东西要不要呢？肯定要，而且新的大的是我们建设的骨干，像鞍钢及西安一些大的企业就是骨干企业。不搞新的，没有这样的骨干企业，更高级的技术问题就解决不了，今后还要搞一些大的新的企业。但是不能什么都是大的新的，尤其不能认为凡是新的就好，凡是大的就好。不一定。讲到形式问题，形式也要，凡是能够注意的就应该注意，但不能陷入形式主义，不能因为讲形式而浪费国家的资金，不能因为讲形式使工作不利。”

邓小平指出，现在企业浪费的现象非常多。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有一些中央企业起了带头作用，气魄大，牌子大，公子少爷的味道足，把一些地方工业带坏了。比如原来是省上的一个煤矿，成本低，交给中央的煤炭管理局后，成本就高了。在地方上还算一算账，归了中央管理，账也不算了，认为反正亏本不碍事，国家贴得起。苏联并不是这样的，美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这样的，甚至国民党也是不敢这样搞的。”

办企业是否就应该节俭？邓小平说：“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很多都是艰苦奋斗出来的，他们办企业比我们高明。上次我到这里来，听说有十三个公私合营厂，他们厂房是旧的，职工宿舍是旧的，厂长住的也很简单，我建议市委组织国营企业的同志去看一看。我向省委同志建议，最好去上海看一看，那里有些企业确实是艰苦奋斗出来的，搞得既经济又实用，参观后可以改变一下观念，那里可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宝贵经验。”他提出，在建设中应当“提倡因陋就简，经济节约，艰苦奋斗”。

节俭不仅在厂矿的建设，城市规划也同样需要节俭。邓小平说：“规划是必需的，不规划是不妥当的，问题是怎样规划。规划也有指导思想问题，规划得不好会造成大的浪费。”他举了两个情况，一个是西安的城市规划图纸，表面上看起来摆得满满的，但其实却很空，建设占地面积大，花费也大。另一个是他在兰州看到只花了十万元就盖起了的漂亮戏院，还可以放电影。他觉得那些大的漂亮的少盖一个，就可以盖很多小的简易的，分布也会更匀称一些。他认为，我们如果本着这样的精神，今后搞一些简陋的东西，“肉”的问题（生活类建设）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把钱用到最急需的方面去。

就此，邓小平提出了建设的指导思想。一是要面对国家的现实。即不要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经验，而是要结合中国贫穷的国情，来进行经济、实用、美观的建设。二是要面对群众的需要。即不要去追求那种“装潢得很富裕”的东西，而是要从群众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建设的规划和实施。

为什么建设一定要面对现实，面对群众？邓小平指出了不面对现实和群众的后果：“应当说我们党领导建设事业过去是做得好的，近几年来有些削弱，在花钱方面没有面对国家的现实，也没有面对群众的需要。我们的宣传也总是讲我们国家多么漂亮，多么阔气。有些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闹事，就是因为总觉得国家给他们的太少了，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国家对不起他们。干部也有这种情绪，在城里工作后，就不愿意下乡了。我们本来很穷，但却装潢得很富裕。”他说：“所以我建议西安有意识地搞一些简陋的东西放在高楼大厦周围，可能对于教育青年有所帮助。总之，我们搞建设，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

最后，邓小平给干部们鼓劲儿说：“从现在来看过去，第一条，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今后要搞得更好一点。第二条，缺点也是难免的，我们不是消极的批评，不要灰心。错误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说错误的责任首先在中央。我们花钱要买到经验，经验这个东西很贵，今后还要花钱买经验，要力争花很少的钱买更多的经验。”

邓小平的这番讲话，是他提倡节俭的重要文献。他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就已经发现了建设中的问题，可这些问题直到现在还存在着。故而，他的这番讲话，在今日也很有教育意义。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也是这个报告中的部分内容。

所谓监督，就是为了克服党内干部的一些问题，为了让党能更好地领导，而必须进行的一种民主活动。这是党的八大特别强调的问题，毛泽东也特别强调要为此制定一套章程。

但很多党员想不通，共产党打下了天下，领导全国人民，为什么还要受别人的监督？邓小平就此分析：“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

邓小平所说的“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邓小平说：“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

群众方面的监督，邓小平认为就是扩大各方面的民主，比如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厂矿企业中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就连农村办合作社也要民主，学校则要搞教职员工会、学生会。邓小平说：“只有加强上下团结，事情才更好办嘛。实际上群众参与的事情，即使遇到困难，即使有的搞错，他们也能忍受，很少埋怨；相反，实行命令主义，搞对了群众也不满意。所以，扩大各方面的民主生活，扩大群众的监督，很重要。”

但在现实中，命令主义却非常盛行。邓小平举了个晋南的例子，那里有领导机关规定，每年的八月初五要对棉花进行打顶尖，还规定了尺寸，不够尺寸的不能打顶尖。为了执行这个命令，干部就拿着尺子到地里量着打顶尖。结果听话照办的亩产40斤，不听话的却能亩产50斤。在邓小平看来，这不是在推广先进经验，而是在滥用权威。这种情况如果长此以往，必然会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在党派方面的民主，主要是毛泽东提倡的各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思想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十六个字。但是很多党内人士对此想不通。邓小平就此分析这十六字方针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是这样，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

就此，他再次提出了大民主和小民主的关系：“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有小民主。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群众的意见，不外是几种情况。有合理的，合理的就接受，就去做，不做不对，不做就是官僚主义。有一部分基本合理，合理的部分就做，办不到的要解释。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要去做工作，进行说服。总之，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有小民主就不会来大民主。群众把气出了，问题尽可能解决了，怎么还会有大民主呢？怎么还会有罢工罢课呢？”

联系到波兰和匈牙利因游行引发的武装冲突事件，邓小平说：“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吃亏的还是人民。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所以，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有了这样的民主工作，即使又遇到闹事，“这也不要紧，遇到这种情况要沉住气，要善于面对群众，依靠群众，耐心地去做工作，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

邓小平认为，态度决定一切。他指出：“如果像刚才说的那样去做，我们的党是能够领导的，是不会被打倒的，因为我们同群众在一起，不是用宗派主义的态度对待群众、对待党外人士，不是用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群众，不是用主观主义的态度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党过去能领导好，今后还是能领导好。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这决定于我们党自己。人家承认不承认是另外一回事，不承认也不要紧。如果你合格，人家不承认也合格；如果不合格，人家承认了也还是不合格。归根到底在于我们自己。”

对于党能不能领导学校和科学的问题，邓小平说：“照毛主席的话，就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政治领导，宪法上规定了，看起来还可以，但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行。如果共产党用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态度领导人家，再说共产党能领导也领导不起来。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思想去领导，就会领导得起来，团结得起来。至于哪一个部门的科学，当然是不懂的了。不懂，就团结大家来搞嘛。总之，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

这个话就是万变不离其宗。所以邓小平最后总结说：“只要党和党员不脱离群众，只要党和党员接受监督，只要党和党员虚心学习，只要党和党员不断地进行工作，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党就一定能同过去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学会建设，学会管理经济，把我们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西安期间，邓小平还去参观了位于西安古城中的城隍庙。这座庙已经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由于以庙设店的特色，而使它所处的西大街成为西安的商业重心。在解放初期，这里就百货琳琅，应有尽有。所以这里也是游人和市民穿梭如织的地方。

邓小平在参观过城隍庙后指出，为什么不多搞几个“城隍庙”呢？他希望西安能多办一些购物商店、理发馆、学校一类的公共设施，还应该修建一些文化娱乐的场所来满足群众的娱乐需要。邓小平的意见，及时纠正了西安在经济建设中忽视人民群众生活建设的问题，体现了他关心民生的殷殷之情。

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1957年5月15日）

1957年5月15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许多党和国家及有关部门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开幕式。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并代表中共中央为大会致了祝词。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起源自1922年5月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49年4月，改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而这一次的大会，则再次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个名字，也表示共青团的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团结全体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以便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邓小平指出，这个任务就是我们今后一个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绝不比过去的革命任务来得容易和轻松一些。必须了解，我们国家原来的经济落后，广大人民的生活还是贫苦的，而帝国主义还在包围着我们，我们的困难还是很多的。我们如果不能把全国人民都团结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最充分地发挥起来，克勤克俭，艰苦奋斗，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邓小平还指出，要创造幸福的生活，就必须靠极为艰苦的劳动。他提倡共青团员去参加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他认为，体力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大多数人民要担负的光荣义务。他把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认为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残余，是阻碍新社会前进的障碍。所以，他把在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青年，看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急先锋。

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中央对全国青年的希望，第一个要求就是青年们应积极参加建设祖国的生产劳动，首先是体力劳动。他说：“从事脑力劳动的青年，也应该经过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这对于他们的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是必要的。青年团的干部如果没有必要脱离生产，就应该不脱离生产；如果是必须脱离生产的，也应该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体力劳动，这对于联系群众和锻炼自己，都有很大的利益。”

接下来，青年们还要结合建设祖国的实践，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其他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这样才能带动更多的人，去学习建设国家的本领。

共青团员还应该学会如何团结青年。“我们不只是要善于团结先进的青年，而且还要善于把一切爱国的青年、包括还不赞成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爱国青年，都团结起来，共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共产主义青年团应该克服自己队伍中任何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的倾向，努力使自己成为中国全体爱国青年的知心朋友和核心力量。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特别提倡谦虚，反对骄傲自大，就要要求每一个青年团员努力去帮助别人，而不要怕自己吃亏。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这些任务是艰巨的，这就要求共青团员和青年们要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邓小平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的顺利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一代，是朝气勃勃的，但是也有弱点。这就是他们中间不少人往往把事情看得很容易，往往害怕困难，不愿吃苦耐劳，或者在改善物质条件方面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这就需要党和共青团做更多的教育工作，以让他们看到未来的道路，并努力改变自身的缺点。

最后他鼓励青年们：“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在这个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中，青年团员的模范行动和创造精神将起重大的作用。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史上写下青年们的光辉的一页，我们就一定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戒骄戒躁，克勤克俭，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用艰苦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我们要学习世界各国人民的长处。我们要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要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在一起。”

邓小平的这番祝词，不仅肯定了过去，也展望了未来；不仅指出了青年当中的问题，也指出了改正的方法；不仅提出希望，还给出了具体措施。这一番话，对当时的青年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1958年4月7日）

1958年4月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此时的邓小平，不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还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部门。它最早成立于1934年1月。其工作，主要是服务于政治局，并在其方针指导下处理和决定一些日常性的问题。

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这就使中央书记处有很大的权力。

从1956年到1966年，中央设置了总书记的职位，由邓小平担任。一开始邓小平并不愿意担任此职位。在此之前，邓小平是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认为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党龄、资历、威望都在自己之上，怕工作不顺。但邓小平德才兼备、军政皆优，毛泽东很看重他，所以反复做工作，终于在八大的时候将其选为总书记。

1958年4月7日的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中小学的教育问题，力求集中纠正教育中过于重视劳动而降低教学质量的现象。

邓小平首先赞扬了当前做得好的教育方面：“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的情况很好，勤工俭学劲头很大，职业中学发展很快。”但他也指出，应该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调整和解决。而最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普及和提高的问题。

在邓小平看来，教育的普及和提高都是不能偏废的。因为，只普及不提高，科学文化不能很快进步；只提高不普及，也不能适应国家各方面的需要。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文化的劳动者，所有劳动者也都需要文化。教育普及了，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了，发明创造就会多起来。

教育的普及，是毛泽东非常重视的问题，尤其是对广大的农村学生。农村学生的教育问题，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过去农村的基础教育做得不够多，农民子弟有钱入学的也不多，所以农村中基础学校的量少，能容纳的学生也少。加上农村学生大多祖辈都在务农，很少有文化背景，接受和学习知识也就比城市学生慢，导致农村学生在成绩上明显低于城市学生。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教育制度完全学习苏联，对分数的重视，使很多农村学生无法升学。这些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出于对教育公平性的关注，他更希望让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子弟能更多的读上书，并读到更高的阶段。他不断要求在农村多建学校，在录取学生时向农村学生倾斜。毛泽东对教育的普及思想，其实能更多地向中国的未来输送更多的人才。

但是，从“一五”计划开始，全国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建设热潮，人们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滋生出了较为严重的冒进心理。这些心理在教育界，便是在建设更多面向农村的学校时，教学心理也农村化了。不但实行教育模式的农村化，还降低了整体的教育质量。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普及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比较难的是如何提高”。

五十年代中期，中央开始批判反冒进的言行，这进一步促进了党员干部的冒进的心理，更直接促成了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当时，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了以勤工俭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学生们开始进行大量的生产劳动，以至于忽视了课堂教学，甚至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导致教育质量极大地降低。

这让邓小平十分忧心。虽然邓小平也非常重视劳动，并鼓励青年们去干体力劳动，但作为国家未来的人才，如果把主要精力用于劳动而非学习，势必降低这部分青年的知识能力，减少人才的产生。所以在邓小平看来，对于青年们的劳动，应该适量，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进行，才能起到好的作用。

邓小平强调，无论什么情况下，也不应该降低教学质量。在普及教育的过程中，学校肯定会多招学生，但这不意味着就应该降低教学质量。他要求学校挖掘教学潜力，以保质保量地进行教学。

他提到了当时无论什么学校都在搞的勤工俭学，认为这是需要注意的问题。他认为，勤工俭学是好事，尤其是职业中学，搞半工半读是肯定的，城市中还应该发展一批职业中学，这类学校很多可以做到半自给或者自给。但他又指出，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除了对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提出要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以外，对其他学校都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只要求学生参加劳动。

对于劳动，他认为这是一种教学活动，是政治思想课。他非常赞成这种教学活动，认为对学生思想有很大的好处。他还建议：“普通中学可以根据现有的条件搞一些小农场、小作坊，学生轮流参加生产，或者到农村参加义务劳动。学校要把劳动定到课程中，每周规定半天，主要是使娃娃们养成劳动习惯，加强集体观念。”所以，在他看来，进行劳动教育是必需的。

但针对当时有些学校把劳动的比例拉得过大，占用了大量教学时间，而致使教学质量下降的现象，邓小平指出学生参加劳动应该适当，以不影响学习为主。他还建议说：“劳动有了收入，也可以拿来帮助贫苦学生，但是不能把劳动搞成社会职业，不要以赚钱为目的，一提倡赚钱，就容易计较个人利益。”而对于没有条件搞的学校，不搞也是可以的，“城市中学的学生年龄小，又没有好多门路，不可能实行半工半读。个别中学如果有条件能够做到半自给或者自给的，也可以搞，但是不要影响学生的学习”。

针对教育经费的问题，邓小平说没有减少。但在当时进行普及教育的阶段，教育经费如果不增加，那么经费分到各个学校的时候，就会略显紧张。邓小平就此强调说：“各省再想想办法，争取拿这么多钱办更多的事，但要保证原有的教学质量。必要的教学器材不能减少。经费使用不宜过紧。我们节约经费有个原则，不能因为节约经费而影响教学质量。如果教学质量降低了，过几年就能看出来，那时大学招生就要发生困难。”

针对师资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正规大学、中学现有的师资质量不能降低。至于近几年大量发展起来的学校，现在不要强调其师资是否合格，办起来就是好事，以后慢慢调整和提高。当然，这么多职业中学办起来了，牵涉到以后高等学校如何办的问题。有的国家中小学质量差，吃了亏。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有一批学生基础课学得好，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在各方面注意保证教学质量，但全国轰轰烈烈的势头，很难让人冷静地思考这一点。就此，邓小平说：“还是毛主席的话，心要热，头要冷。现在主要不是抓指标，而是抓措施。只要措施是积极的，就不是机会主义……只要心热，措施积极，迟一两年完成也可以。”

对于整体教育的发展，邓小平则指出：“教材、教育制度，教育部要出主意，提方案，还要注意抓典型，总结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样做，就能够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其后“文革”爆发，邓小平被剥夺了职务，中央书记处也就此被撤销，直到1980年2月才重新恢复。其后，总书记这一头衔，成为党的最高领导职务。而中央书记处虽然仍负责党政军的日常工作，却不再设立总书记一职。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1958年8月17～30日）

1958年8月17～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的负责人。邓小平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讨论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

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大跃进”运动已经全面地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这一运动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八届三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反冒进，提出要恢复1956年的“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40条和“促进委员会”，从此开始发动“大跃进”运动的进程。1957年年底，毛泽东提出了十五年内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修正公布了指标过高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审定和批准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批判了反冒进，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群众性的酝酿和舆论宣传。

此后，在1958年上半年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越发严厉地批评反冒进，大幅度提高了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提出了中央和地方的计划分别实行两本账的办法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业产值在五到十年内超过农业产值等任务。而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对反冒进做出完全否定的结论，正式指定了严重忽视客观规律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和确定了一系列高指标，不切实际地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破除旧的规章制度，“插红旗”、“拔白旗”。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普遍开展起来。

由于“大跃进”运动中夏收前后农业上的高指标和虚报浮夸，致使毛泽东错误估计了现实，他以为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便要求各级领导把工作重心由农业转向工业，并确定了1070万吨的钢产量指标，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定，从而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农业上的浮夸风也助长了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思想的发展。一些领导人认为合作社的规模和公有程度已经可以实现早日向共产主义发展的需要。1958年3月成都会议后，农村中就广泛开展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7月中旬，有的地方便形成了并大社的高潮。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在视察河南、山东时表示，还是人民公社好。各地出现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有的地方还把办公社与试行“共产主义”直接联系起来。

在毛泽东的赞同下，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又对建立人民公社的历史条件作了不切实际的分析和估计，错误地认为，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并指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决议还对人民公社的规模、并社的办法、并社过程中若干经济政策问题等作了详细的规定。

会议还讨论了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两个党组提出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通过了高指标的《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会议指出，1959年是全国人民苦战三年的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在1959年，要求我国的工业和农业继续用1958年的速度或者比1958年更高的速度前进。这样就可以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彻底解决我国粮食、棉花、油料的生产和供应问题，并在最短时间根本改变我国工业落后的状态。

会议指出，在1958～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会议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1962年）产钢8000万吨为第一方案，1亿吨为第二方案。产粮1.5万亿斤或者更多一点的“二五”计划指标。

北戴河会议是中共内“左”倾思想发展的新高峰，是1958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而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议后，却开始了比较密集的各地调研和视察。他奔波在一线积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同时也在不断思考和探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具体做法。

1958年9～11月，他先后到东北、河北、天津、广西、云南、四川等地视察工作，调查了解工业生产、人民公社及人民生活等情况。东北、华北、西南的这三次视察，既是一种调研，同时也是在一线对各地“大跃进”工作进行指导。在调研视察过程中，他发表了不少讲话，指导当地的经济建设工作和领导方法。

9月24日，他在视察鞍山钢铁厂时就表示，社会主义大家都在搞，但是怎样搞，还有个方法问题，是多快好省呢，还是少慢差费。搞什么都要有个攻击目标，应该定出哪一项东西能赶上哪一国，哪一项东西哪国好就超过哪一国。要选择尖端作为攻击目标。别人没有的，我们可以有；别人不好的，我们可以好；别人办不到的，我们要能办到；别人的目标，我们可以超过。要把这一点作为主导思想，作为各级领导人的主导思想。

他还认为，要想挖掘潜力增加生产时，离不开思想解放。他表示，鞍钢应大搞技术革命，大企业、现代化企业要自力更生，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但是，技术革命不容易，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首先得敢想，来个思想上的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就不可能有技术革命。

10月10日晚，他在听取石家庄地委和专署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农业生产要采取不断革命的精神，要敢想敢做。要善于揭示自然秘密，揭示物质的秘密。只要人的思想解放了，就能更多地掌握科学技术，充分发挥和挖掘物质的力量。在邓小平看来，搞“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哲学依据，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但是具体到手段和方法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底如何搞？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实际上都在不断探索，各地也都在不断探索。邓小平在辽宁省和沈阳军区中共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谈到人民公社时就曾表示，农村的人民公社，辽宁的架子搭得比较早，全国最先成立人民公社的就是辽宁和河南。但是搭起架子，不等于事情就了结了，还要很好地做工作。公社一定要在一个充分的物质基础上才能搞得很好。他强调，办人民公社要体现出公社和集体化的优越性，要不断积累经验，不能搞得太死板。

10月25日晚，他在同云南省委负责人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指出，办人民公社，现在还在积累经验。现在不能肯定徐水是成功的，但也可能是好东西。总之，要多种试验。在任何情况下，不是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问题的，把人们搞得那么死板不行。这里有个人、集体、全民的关系问题。不能由省或县搞一个办法，一律实行。他还强调要经常考虑显示优越性，强调要多种试验。10月26日下午，他在四川成都视察时指出，公社的食堂要办得好一些，使农民感到比过去在自己家里还吃得好，这样才能显示出公社和集体化的优越性。显示优越性，这应该是我们经常考虑的问题。

在视察调研中，邓小平也初步发现了一些问题。如，在东北考察时，他发现各地人民公社都在搞公共食堂、搞供给制，但是群众到食堂吃饭的却很少。在西南考察中，邓小平也一直在注意并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后来在同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他指出，鞋袜都穿一样的，食堂做什么就吃什么，行不行？恐怕有问题。不然，为什么叫“各取所需”呢？后来，他又去了贵州遵义县大风暴公社视察，谈到社员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时，他表示，各人有各人的喜好，要允许人们有选择的自由。要有点自由主义，大集体，小自由。

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1960年10月1～22日）

1960年10月1～22日，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和14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出席此次大会。

自苏共十二大之后，中苏两党的分歧日益扩大。1960年6月，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带头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这次会议成为中苏两党关系的转折点。同年7月，苏联将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上，单方面召回苏联专家，撕毁两国在经济技术方面签订的合同和协定，同时逼迫中国归还经济援助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欠下的债务。此后两国边境纠纷和事件不断发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派，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

出发前，邓小平对代表团全体人员说，这次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原则问题不能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上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别国的错误做法。

起草委员会从10月1～10日，举行了七次会议，各党代表作了一般性发言。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苏共代表提出了这次会议的文件——莫斯科会议声明的草案，与会各党代表同意以此草案作为讨论的文本。起草委员会成立了秘书处，与会各党派两人参加，负责修改文件草案。中共代表团由康生和胡乔木参加。我代表团对苏共提出的草案提出了修改方案，提交秘书处。邓小平同志在10月5日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发言，针对国际共运的分歧问题和苏共草案中影射攻击中共的提法，阐明了我党的观点。

他在发言中就时代、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党所处的形势、任务和策略、和平过渡、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问题阐明了中共的立场，批评了苏共草案中影射攻击中共所谓“滚到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民族主义”、“不依靠相互援助和单干”、“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等提法；阐明了中共一向坚持反对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大国沙文主义；阐明了社会主义各国关系准则和兄弟党的关系准则；指出兄弟国家之间应相互援助、相互支持，不能把这种援助看作是恩惠，当作是施加压力的手段；反对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意见强加给别的国、父子党；反对不平等的父子国、父子党；反对对有不同意见的党不坚持协商的原则，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的党，给别的党戴上“少数派别”的帽子，等等。邓小平表示，中共代表团是本着真诚加强团结的愿望来开会的。目前国际共运中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大家都是马列主义政党，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希望通过协商，起草一个好的大家都能接受的马列主义文件。

为了攻击邓小平的发言，苏方在其发言后大肆活动，组织各代表团发言，反对中方讲话中指责苏联为大国沙文主义，并指责中国报纸不发表赫鲁晓夫在联合国支持中国合法权利的讲话。中共代表团决定，准备第二次发言，把全部问题说出来，与苏方作坚决斗争。在起草委员会10月10日召开的第七次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前天他已经表示要作第二次发言，对有些同志的发言应表示中共代表团的观点，特别是对苏斯洛夫的发言。如果同志们允许中共代表团说，当然欢迎，但如果大家通过不作第二次发言，中共代表团也同意用书面形式交出。苏斯洛夫对此表示，有意见可以交书面的，当然不是号召大家都如此。最好今明两天开秘书处会议，以后再看如何去进行。

此后，中共代表团提交了邓小平的书面发言。邓小平在书面发言中重申中共代表团将为完成一个好的、有利于团结、大家都能接受的声明草案而努力，并针对苏共代表团苏斯洛夫和部分兄弟党代表团所作的批评作了简要的回答。他进一步阐明了中共对于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人民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等问题，关于“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苏共提出的“没有武器，没有世界战争”的口号的看法。他表示，团结是大家共同的生命，分裂是大家和世界人民的灾难。中共代表团对草案中显然不是为了巩固团结而是制造分裂的段落提出的意见，苏共代表团完全没有考虑，对此中共代表团表示遗憾。

邓小平说，中苏两党分歧的严重化和表面化，以致被敌人所觉察和利用，不是苏斯洛夫所说的从今年6月开始，而是从去年的9月9日塔斯社发表的中印边界事件声明开始。在这以后的几个月中，苏共领导人接连多次在公开言论中发表攻击中国的言论。而且这种对中国的攻击是同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大肆歌颂、同对时代的实质提出各种背离马列主义的论点同时进行的。这种混乱状况迫使中方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

针对被苏共大肆宣扬的所谓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事件，邓小平实事求是地说明，在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期间，中国同志之所以同少数兄弟党负责人交换意见，是由于对当时重大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围绕这个事件的争论，实质仍然是在于究竟要不要在工人运动中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和莫斯科宣言的方向。同志们可以不同意中共代表团的文章，也可以不同意中共代表团对工联组织中负责党员所说的一切，中共代表团愿意对这些进行同志式的讨论。但是无论如何，这决不能成为召集一次正式发动反对中国党的国际性运动的会议的理由。布加勒斯特会议，根据苏共中央的建议，本来是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的一次兄弟党会谈，结果却突然变成了一次一部分兄弟党经过事前预谋共同激烈地、全面地谴责中国党的会议……经过这次会议，苏联同志把去年9月以来的反对中国的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国际性的阶段，正式指责中国党是教条主义、不要和平和和平共处、民族主义和派别活动的阶段，把思想争论扩大成为国家关系的危机的阶段。发表了几百篇文章，片面地召回了全部专家，片面地停止了友好刊物的出版和发行，用外交照会提出了边界问题，在某些兄弟国家中某些交往方面实际上已经用对待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方法来对待中国。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秘密，有些同志比我们中方知道的多得多。

邓小平再次反对苏共声明草案中关于“单干”、“民族共产主义”的提法。他指出，苏联同志自己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兄弟互助的准则之后，反而责备中国是“单干”，是“民族共产主义”，是要走上南斯拉夫的道路。这种责备如果听其成立，只能成为委员会工作和我们整个事业中的一个污点。让大家及时地抹掉这个污点吧，现在并没有什么困难。

他认为，苏联在对待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方面，总的来说，是国际主义的。正因为这样，中共代表团上次发言首先对苏联表示感谢，重申必须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但是，绝不能因此就说，在这些方面苏联同志已经没有任何错误，在党内指出这些错误就是“诽谤”。苏联同志如果冷静下来，总不能相信，在处理像撤走援助中国的专家这类问题上，也是国际主义的，合乎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

他表示，对于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这样一种完全新型的而又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要解决得完全正确是不容易的。中方愿意不断警惕自己应负的责任，对于同志们的指责也不见怪，但是希望苏联同志能够警惕自己所负的更伟大的责任，伟大的列宁曾经多次号召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克服这种倾向是一个长期的曲折过程，有时在这一方面克服了，别的时候另一方面又会表现出来。1956年中方曾经对苏联同志提出过这方面的问题，得到过积极的结果。现在又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心情并不比别的同志轻松。我们不希望夸大彼此的缺点，但是为了我们共同斗争的利益，我们认为，同志式地提出这个问题是必要的，是建设性的，也一定是可以有帮助的。它不是为了扩大争吵，而是为了从根本上减少争吵，使我们伟大的国际主义队伍蒸蒸日上。也许我们的立场一时不会被一部分同志所理解，他们甚至痛恨和痛骂我们，但是不要紧，我们相信，历史会做出证明。

邓小平说，苏联同志不止一次说过，大家既然承认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就不应该对苏共进行批评，就不应该怀疑苏共任何决议的正确性和国际意义，认为这就是破坏苏共的威信，甚至是争夺领导权。中方在此郑重声明，关于争夺领导权的说法是一种纯粹的无稽之谈。苏共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它在保卫和平和推进人类进步事业中的作用是任何别的党所不能代替的。但是批评如果是正确的，并且限于一定的范围，决不能认为是破坏威信，决不能认为是同承认为首、承认为中心不相容。在国际性的重大问题上，一个党无论怎样有经验和有威信，都应该同有关的兄弟党协商以后做出决定。

最后，邓小平再次声明，这次会议不应当是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继续发展，那次会议的道路决不是我们的道路。希望仍旧能像1957年那样，不依靠多数强制少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依靠同志式的平等的协商来解决问题，留下来比勉强解决要好。我们的事业是长期的，时间会帮助我们消除分歧，因为不正确的认识总是要被实践所否定的。一时性急造成的损失，事后再弥补就困难得多了。

起草委员会的秘书处从10月10～21日举行了十一次会议。会议上争论十分激烈，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诸如当前时代的性质、资本主义总危机、战争与和平、裁军、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势和共产党、工人党的任务、和平过渡、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规律、民族解放运动、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评价、个人迷信、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准则、协商一致原则、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等等。围绕苏共草案影射攻击中共的提法，如“民族主义”、“单干”、“集团派别活动”、“分裂活动”等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共代表团康生、乔木在会议上逐章逐段地提出修改意见，苏共代表、会议主持人波诺马廖夫和支持苏共观点的一些与会党的代表对中共代表团的意见提出反驳，而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日本、印尼、澳大利亚等党的代表除阐明他们党的观点外，对中共代表团提出的重大修改意见都表示支持。与会的各党代表团也对文件草案提出许多修改意见，他们的观点不尽一致，争论也激烈。会议上多次成立小组委员会，就某一分歧问题在会场外进行磋商。这样，大会套小会，每次都开上七八个小时，甚至十多个小时。

10月22日，在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发言肯定了经过与会者参与修改的草案比原来的有所改善，但他表示还是有三个重大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团结问题，没有重申各国共产党协商一致的原则；二是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的做法，中方不同意；三是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中方还有保留意见。

就这样，起草委员会结束了。会上提出的莫斯科会议声明的草案没有即席通过。直到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仍然在讨论这个草案。

出席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的工作会议（1961年3月15～23日）

1961年3月11～13日，中共中央分别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了“南三区”会议（即华东、中南、西南）和“北三区”会议（即华北、东北、西北）。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毛泽东主持了“南三区”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主持了“北三区”会议。两个会议都是讨论和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3月15日，两个会议在广州合并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农村工作问题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简称《农业六十条》）。

这次会议是为了在总结过去三年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把农村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解决。在反思三年“大跃进”的背景下，毛泽东当时大兴调研之风，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分别到各地基层调查研究。在调查中，毛泽东等发现人民公社存在着“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一是生产大队内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二是生产队内部社员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于是他决定3月15～23日再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农业问题。

会议就当前农村中各种焦点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重点集中在公社体制与规模、两个平均主义、农村劳动与人口、《农村六十条》、农村商业体制与流通、粮食问题以及调查研究等方面。其中，讨论最多的是公社规模与体制。同时，会议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对农村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规范。《农业六十条》规定，为避免在分配上把经济水平差别过大的生产队拉平，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不宜太大，特别是生产大队的规模不宜太大。现阶段的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大队所有制为基础的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在供给制和工资制上实行三七开，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

《农业六十条》的公布实施，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在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农村摆脱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迈向60年代中期新发展的转折点。

会上，邓小平就反对平均主义等问题作了发言。早在1954年，邓小平就针对城市职工工资分配中存在的平均主义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在1954年7月9日召开的讨论教育工作的发言中对教师待遇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前几年，全国的工资提高了很多，但有些平均主义……将来工资的差距要拉大一些，真正有本领的人，对国家贡献很大的人，工资应该更高一些。”他还指出，“中小学教员中间，工资也应该有很高的，他付出的劳动多，贡献大嘛。我们不能讲平均主义。”邓小平反对平均主义，与他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是分不开的。他的反对平均主义思想，既不是根据个人的主观臆断，也不是出于对马克思经典的教条式理解，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提出的，而他的这一反对平均主义思想也在随后的调研中越加丰富与完善起来。

这次会议是自公社化以来比较有效地解决农业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是几年来第一次坐下来讨论农村政策问题的一次会议。会议的重要成果是在全党重新掀起调查研究之风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会议结束后，不仅常委分赴各地调查，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中央局、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以及中央、省、市、自治区的一些负责同志，也大都深入到县、社队进行重点调查。当时，邓小平和彭真带着广州会议的精神，率领五个调查小组来到京郊农村，听取群众意见，了解情况。

在调查中，邓小平发现，群众对公共食堂很不满意。了解实际情况以后，邓小平说，吃不吃食堂都自愿，两个自愿；吃不吃食堂都好，两个都好；吃不吃食堂都给方便，两个方便。

在供给制问题上，邓小平对农村实行的供给制和工资制三七开，提出了意见。他说：“三七开供给制不能搞了。补助五保户、困难户。基本制度是按劳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彻底改掉死分死记。只要按劳分配，方法可以多种多样。”

这次调研后，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调查情况。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的其他调查组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在一大批来自实践、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面前，党中央统一了认识，后来在《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上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并取消了供给制。

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工作会议（1961年8月23日～9月16日）

1961年8月23日～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北京工作会议的延续。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时，提出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整错的人都要平反，并做了自我批评。三个月后，中共中央又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与国计民生生死攸关的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继续纠正“大跃进”、“反右倾”以来中央与地方工作的严重失误。

庐山会议持续了25天，会议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明确表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虽然已经提出一年多，但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能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以致调整工作不能有效地进行。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必须退够。并指出，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三年内，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中共中央认为，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才能建立新的平衡，才能逐步地巩固、充实和提高，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在这个方针指导下，1961年钢产量降至850万吨、煤产量降至2.74亿吨；1962年，钢产量降至750万吨，煤产量降至2.5亿吨。这个《指示》是开始纠正“大跃进”错误的重要文件。

粮食问题是主要议程。但解决粮食问题的首要环节，仍然是重工业“高指标”问题。作为庐山会议的筹备者，邓小平为了保证重工业的调整更符合实际，曾专程赴东北调研保证鞍钢冶炼设备开工三分之二的措施问题。他在听取宋任穷汇报后表示，以钢为代表的重工业，产量从一千八百万吨减到一千万吨是个限度。保鞍钢是个战略问题，保鞍钢三分之二生产能力是个界限。现在讲农轻重，“农、轻”是上，“重”是下。要保证逐步地上，逐步地下。过去是“重”一马当先，现在不要又在另一方面过分突出，要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但受原料、燃料的限制，全国工业生产形势仍呈下滑趋势，钢产量指标只完成了45%。中央书记处听取国家计委1962年计划控制数字的汇报时，邓小平提出，去年钢完成了1840万吨，还是一马当先，影响了八字方针的贯彻。今年又是高指标，1800多万吨钢，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还是影响八字方针的贯彻。他指示：要确实贯彻八字方针。

会上，中央在重工业“高指标”退够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李富春在庐山会议上作了《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他回顾了三年“大跃进”发展的三个阶段，对经验教训作了全面梳理。他认为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主要发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到1960年北戴河会议这段时间。他提出，1960年定了以1840万吨钢为纲的工业生产指标，并提出了“开门红”、“满堂红”、“第二本账”，基本战线拉得更长。1960年计划内和计划外基本建设投资为384亿元，比任何一年都大得多。到去年第四季度，仍孤立保钢，使各方面都绷得很紧，这就加重了国民经济的不平衡。李富春表示，这几年计划指标过高，国家计委，特别是我应负主要责任。他再次提出，重工业“高指标”，要退下来才能调整，要退够才能调整。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赞成李富春的意见，认为只有退够，调整好比例关系，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虽然中央领导在重工业“高指标”退够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但是在形式分析和困难成因问题上却存在分歧。毛泽东在3月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表示，现在局势已经是有所好转。但现实却是各地粮食供求关系紧张，特别是城市工矿区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从省以下的情况看，都在考虑如何使农民多吃点，农业恢复点，对于城市想得少了。而中央在庐山会议上确定的第四季度上调的32亿斤粮食的任务，却令各省领导苦不堪言。如，江西表示，到现在为止，灾情仍比较严重，如果外调粮食超过七亿五千万斤以上，势必要挤农民的口粮，或者过多压缩其他用粮，挤得过分了，就可能出问题。上海市要压缩2亿斤粮食供应意味着市区每人要压缩30斤左右，包括郊区每人也要压缩20斤左右。有人提出：当前粮食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国家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面对粮食征购的两难境地，刘少奇在会上表示，如果现在即使没有饭吃，有充分的煤，头脑还是不会这样清醒的。如何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呢？刘少奇提出：灾区要早下手，开放一些政策，搞自力更生还来得及，灾区应该苦一点，该上山的上山，该下河的下河，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打算，做个安排，这样不会打击积极性，又保护了收成好的地区的积极性。城市减人要抓紧，现在减人还可以赶上秋收秋种。你们讨论一下，搞一个减人方案，各部部长都在这里，大家当面商量，定下来后马上行动，以后要人时再请。在这个问题上要下狠心。一些同志提出：方针是大调整。如何调整？大家认为要根据两个东西，一是人吃的粮食；一是工业吃的粮食——煤炭。整个国民经济的安排，要看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食。有多少粮食能够养多少非农业人口，就办多少企业、事业。有多少煤炭，就办多少工业，以粮食为基础，以煤炭为基础。

这些既尖锐又实在的意见，既反映了国民经济形势的窘迫，也表明了大挫折后的大调整思路逐步接近了实际。

会上，中央还承担了三年“大跃进”缺点错误的主要责任，并研究了怎样教育基层干部的问题。庐山会议贯彻了毛泽东关于“教育干部”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于9月15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文件指出：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决定对全党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采取短期训练班的方式，普遍地进行一次轮训”。轮训的对象主要是“县委书记和相当于这一职务以上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县委以上各级党委的书记和相当于县委书记以上各方面（工业、交通、财贸、农业、文教、外事等）党委书记。地委、县委的第一书记和相当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的厂矿企业党委书记，必须参加这次轮训”。文件特别要求“应该使干部在这次学习中能够冷静地考虑一下，自己在近几年来的工作中和党的生活中，有无忽视或违反党规党法的思想行动，有无忽视或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说假话、侵犯群众利益等错误行为，以便接受经验教训，改进今后的工作，并不断加强自己的党性训练”。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为当时整顿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及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纠正对知识分子过多过火的错误批判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62年5月11日）

1962年5月7～1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后称“五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谭震林、王稼祥、李雪峰、杨尚昆、罗瑞卿；各中央局书记，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国务院工交、农林、财贸、文教、科学各口的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共105人。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主要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早在2月21～23日，为了解决当时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在中南海西楼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

在那次会议上，陈云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在财政经济工作中克服困难的六点具体办法：减少城镇人口，制止通货膨胀，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计划机关的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生产和通货膨胀方面来。西楼会议后，中央财经小组成立，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任副组长。

3月7日，财经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的中心是综合平衡问题，陈云强调，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综合平衡。他认为制订计划，指标必须可靠，必须留有余地；长期计划的指标，更要注意留有余地；要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4月初，中央财经小组召集国务院财经各部的党组负责人开会，讨论国家计委关于调整1962年计划的报告。4月下旬，周恩来、李先念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以下简称《报告》）。

这个报告分析了当前的财政经济形势，指出我国的国民经济虽然经过近一年多的调整，工业和农业之间、工业内部各部门和各环节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以及文教事业的规模、行政管理的机构同经济水平之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仍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按照1962年的调整计划，同1957年相比较，农业总产值将减22%，主要农畜产品的产量，绝大多数将不低于1952年的水平；轻工业的总产值将增长9.6%，而其中六种食品将减少39%；重工业总产值将增长42%。就农副产品的产量而论，无论如何也供养不了现在这么多城镇人口，农、轻、重之间的矛盾还很尖锐。

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报告也作了详尽的分析，其表现在：一是粮食供应很紧张，经济作物还在继续减产，整个农业经济的恢复，不可能很快。估计粮食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尚需三五年时间，其他方面尚需更多的时间。二是工业生产要上去，没有农业的恢复不行，没有工业内部的大调整也不行。三是基本建设规模缩小以后，必须踏步两三年，做好调整工作，才能创造条件，继续前进。四是短途运输的能力严重不足。五是职工人数大大超过了目前的经济水平，特别是农业的生产水平。六是市场供应的情况，特别是吃的和穿的，在今后三五年内很难有大的改善。七是外汇收入不可能增加，支出的一半左右必须用于进口粮食。八是财政严重亏空，货币发行过多，主要商品挖了库存，生产资料大量积压。

针对现有情况，《报告》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要退够；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大力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努力恢复农业生产三大重大具体方针性措施，要求切实地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为此，会议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果断措施。

为了更好地实施，《报告》提出本年度调整方案着重注意以下四点：一是尽可能地挤出一部分材料来增产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二是尽可能地安排较多的原料、材料和燃料，增加日用品的生产。三是根据农、轻、重的方针和实际的可能，绝大部分的工业产品指标分别降低5%～20%。四是基本建设投资由1961年的120.3亿元，减少到1962年的67.6亿元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

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政治局四位常委，分别就会议期间提出的问题讲了话。

周恩来讲了经济形势、方针、任务、粮食、外汇、市场、精简等问题，强调指出，调整时期要作为一个阶段。宁可承认对困难估计还不够大，还要多看一看。但决不会在困难面前低头、泄气，反而会使大家在困难面前更加团结、齐心协力战胜它。

邓小平讲了减少城市人口、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甄别平反工作和加强党委各级领导核心等问题。他估计全国需要甄别平反的约有1000万人，一个人影响一家，全国受到影响的就有几千万人。他提出采取一揽子甄别平反的方法比较主动，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帽子，就是有一点点还对的，都不要留尾巴，一次解决。

朱德讲了农村工作问题，指出，农业是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基础。毛主席早就提出农、轻、重的次序，但是过去实际是重、轻、农，这条道路走不通，要转。朱德强调指出，在农业上，正业、副业都要搞，自留地是真正救命的，要解决农民安居乐业这个主要问题。

刘少奇讲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强调要充分认识当前的困难。他表示，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当前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一个人，充分估计了困难，但不害怕，还是干劲十足地挺起胸膛前进，这是勇敢的。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革命家的气概，马克思主义者的气概，应该是这样。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精减城镇人口，决心要大，行动要快，但是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进行，不能慌慌忙忙一股风。要注意方式，“要做普遍、深入的群众工作，使我们的思想跟群众的思想统一起来，然后才能够统一行动”。

为了使各地能迅速贯彻会议关于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精神，会议印发了《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精减问题的讲话要点》。

会后，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个《指示》和《报告》，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就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为实现中共中央在1962年年初提出的“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除加强银行信贷和财政管理外，还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销售的办法。到1962年八九月间，国民经济开始明显好转。

主持工业决定起草委员会会议（1963年8月20～24日）

1963年8月20～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业决定起草委员会会议。

工业决定起草委员会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成立的。其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963年夏，毛主席就提出，把1963～1965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作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三年过渡之后，搞一个十五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十五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但是，由于在“二五”计划中，许多经济指标均未达标，甚至出现了经济倒退的现象，急需国家出台正确的工业政策，调整发展方向。于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工业决定起草委员会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1963年8月13日、1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决定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参加。

8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工业决定起草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立足现实，瞻望前途》的发言。这篇发言，是邓小平对当时工业发展的整体战略思考。邓小平一开始就说：“关于工业的发展问题，我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立足现实，瞻望前途。”一下子就命中核心，抓住了解决重大战略问题的关键。

长期以来，我们党一直面临着如何根据国情，又快又好地发展经济，使我国尽快富强起来的问题。我国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这是我们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原因。加快国家建设步伐，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愿望。但是，怎样才能又快又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立足现实，瞻望前途”的思想，就是邓小平总结我国经济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头七年，我们的路线和方针比较实事求是，顺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本做到了又快又好。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党的部分领导人在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前，失去了清醒的头脑，党内和部分群众中出现了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情绪，盲目夸大主观努力的作用，不顾客观条件，不顾国情国力，追求过高的目标，要求过快的速度，结果使得我国经济工作遭受重大损失，国家的发展遭遇重大挫折。

邓小平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在制定新的工业发展规划时，提出了“立足现实，瞻望前途”的主张。

邓小平认为，要想搞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分析现实，根据对现实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制定政策，进行工作。他在讲话中说：“现在我们的基础如何，要有清醒的估计，估计得过高或过低都不好。摸清了现在的基础，从现实出发，总结本国的经验，吸取外国的经验，工业发展就可以做到多快好省，实现总路线的要求。”

没有深入地调查研究，不作科学的分析，要做出正确的决策是不可能的，邓小平认为，认识和了解现实要全面，这个现实“不仅是工业基础，还有个农业基础”。“总之，制定发展工业的方针和规划，要考虑农业基础，工业基础，科学技术基础，加上管理水平。”邓小平所说的“立足现实”，是指对我国的工业情况要有个基本的估计，尊重客观事实，清醒地看到我国工业的实际发展水平，从而才能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实事求是地发展我国工业。而摸清工业的现实，还必须对农业、人口等情况有确切的了解。就是说，要摸清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认为，只有摸清了现在的基本情况，才能根据实际，有的放矢，制定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工业发展的正确规划。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的人口总数就已经占世界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而人口总数的80%在农村。陈云曾说，在中国办一切事情都不要忘记八亿农民这个最大的现实。因为这是最根本的国情。经济发展落后是又一突出表现。人口多，底子薄，工业基础相当薄弱，门类也不健全，科学技术水平相当落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也很低。而且，比起许多国家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低得很。总的来说，中国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讲话中，邓小平还提出了关于奋斗目标的问题。在他看来，制定工业发展规划，不但要从现实出发，总结本国的经验，还要瞻望前途，提出切合实际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我国的工业发展要确定一个总的、长远的目标，这就是要“经过40年努力走到世界前列”，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几个工业强国之一。他甚至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出有效的意见：“我设想，是否先提一个近期的目标，如再经过五年至七年的努力，初步或基本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我们好好精打细算，合理规划，争取在1970年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不行，加一年两年。我们基本建成或者说是初步建成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也就是为工业、为农业、为国防建设的更快发展打下基础。”邓小平认为，只有在对现实做出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对前途或奋斗目标做出可靠的、正确的估计的基础上，把求实的态度和雄心壮志结合起来，才能扎扎实实地而又不失时机地实现远大的目标。

邓小平提出的发展工业的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是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周恩来在23日的会上发言，表示同意邓小平提出的把“立足现实，瞻望前途”作为研究我国工业发展方针的出发点。一年之后，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宣布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所提出的精神，基本上是在邓小平讲话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周恩来表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并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很关键，这个时期的工作做好了，再经过大约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我国就有把握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后来，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道，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可见，邓小平关于发展我国工业的设想，为四个现代化任务的提出，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在指明了工业建设的奋斗目标与实现途径之后，又详细说明了工业体系建设目前应从哪几方面入手，他说：“第一要抓吃、穿、用的问题。农业除开化肥、农药以外，要着重解决水利问题，包括排涝在内。要想办法多搞点轻工业，增加积累，重要的是要发展经济作物。今后几年宁肯继续进口粮食，也要加快发展经济作物。第二要抓基础工业。要建设新的铁路。第三要抓国防尖端技术。常规武器的问题仍然需要注意解决。这就是我们的纲。是否如此，不防提出几个方案，几种做法，大家来讨论。总的提法还是四个现代化。”

他进一步指出：“今后建设新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建必要的大企业。搞中小企业，管理水平也提高得快。”“改变管理体制，搞托拉斯，大工业市直属中央，是否如此，请各大区同志考虑，要推敲一下矛盾在哪里。”“文件中要讲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即投资比重问题。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他还讲到干部政策的问题，说：“要提一下干部政策。总的是又红又专，红专结合，管工业的一定要专。”“这样，我们就会有一批又红又专的强的领导骨干，我们的管理水平就会大大提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前途，在组织上要采取这个政策。”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稿，在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出台。不过邓小平的这个发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丰富的思想，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出席中共中央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1975年3月5日）

1975年2月25日～3月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简称“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经过与会者讨论，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1975年第9号文件），文件在3月5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当天下发，要求全国所有铁路单位必须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实行以铁道部为主的管理体制。重申全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集中指挥，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整顿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确保运输安全正点。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可当时铁路混乱，已经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铁路系统派系复杂，派系之间的斗争时起时伏，一直没有停息，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冲击。“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一些地方武斗再起，甚至发生抢占铁路分局机务段、拦截车辆、抢劫公共财物等现象。1974年，全年运输减产53%，货运量比上年下降12%。许多铁路局处于半瘫痪状态。列车运行常因铁路堵塞而晚点。进入1975年，情况更加严重。1月份，客货列车正点率只有68.6%和70%。无法正常运行的铁路系统，不仅影响到煤炭、电力的供应，还影响到钢铁、化肥等工业部门的生产。许多生产部门因铁路运输跟不上而频频告急，不少企业甚至停工停产。铁路运输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倘若铁路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整顿、发展就没有希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临危受命的邓小平一开始主持全面工作就非常关心铁路问题。1975年1月铁道部部长万里上任没多久，邓小平就几次约他讲述情况，研究、解决铁路问题。在了解了铁路的情况后，他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体制问题，应当实行铁路运输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权力集中到中央，铁道部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二是干部管理问题，由铁道部统一管理，调配使用，与地方脱钩。三是运输生产问题，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保证安全正点。当万里说到铁路派系问题严重，估计至少要半年时间才能解决时，邓小平表示，不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他立即指示铁道部为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并口授了文件的主要内容。这就是1975年3月5日下发的著名的中央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落实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前特别要把交通运输和煤炭、钢铁生产抓上去。这份文件首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句话。

随后，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召开。会议期间，邓小平发表题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讲话。

面对工业战线的领导干部，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第九个年头，也是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全面主持党和中央工作的头一年。这时，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引发的各种矛盾仍在激化，许多地区、部门和单位长期存在的派性，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重新泛滥。一些地区甚至经常发生武斗，甚至发生抢夺枪支、组织民兵进行武斗的严重事件。特别是“四人帮”及其党羽插手的地区，派性、武斗等问题更加严重。我国整个的政治、经济、文化局势依然是十分严峻的。

邓小平深刻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危害，他看清了当时的形势，明白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是派性严重、社会动荡和工农业生产停滞、国民经济混乱、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于是提出了实现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整顿目标，并重申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第二步也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我国“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工农业生产几乎停滞不前。提出这样一项宏伟目标，需要很大的勇气。当时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科学技术水平也很落后。邓小平同志充分地考虑到了这些情况，吸取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所带来的深刻教训，提出实现四化必须至少花二十多年的时间分两步走而不是仅仅用几年的时间一步到位的战略目标。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决策是符合我国当时的国情的，也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搞好国民经济，意味着要抓生产，然而很多人迫于“四人帮”的淫威，“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甚至说“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针对这种荒谬认识，邓小平不客气地指出，这是大错特错的。他认为，目前工业生产形势值得引起严重注意。“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认真抓这个问题。”

至于如何搞好国民经济，他看到当时最严重混乱的是工业交通尤其是铁路运输，已经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于是，他把铁路运输的整顿作为整个工业交通整顿的突破口。他在讲话中说：“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当时的铁路运输，可谓乱象横生。

如何解决铁路运输问题，邓小平认为，方法“还是要加强集中统一”。他说：“对铁路工作，中央从来是强调集中统一的，但是近几年这方面实际上大大削弱了。这些年铁路职工和机车、车辆、线路等装备都有增加，可是由于削弱了集中统一领导，铁路运输总是上不去。现在每天只装四万多车。据有的同志讲，按现有的实际能力装五万五千车是没有问题的。”

邓小平还认为“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也是很有必要。他认为，必要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是保证社会秩序稳定的起码条件。而铁路事故的发生与规章制度的缺位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很有必要重申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当时的铁路事故非常惊人，仅1974年一年就发生了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755件，比事故最少的1964年的88件增加好多倍。而这些事故多数都是责任事故，包括机车车辆维修方面的责任事故。很多司机忽视老规矩，随便下车吃饭，耽误发车点；值班喝酒，发生扳错岔道，火车相撞事故，等等。

那么，如何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呢？邓小平指出关键是建立责任制。当时许多地方都存在无人负责的现象，积重难返，非突出抓一下不可。同时，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使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邓小平深知在当时真正恢复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的任务是十分艰巨和复杂的，会有很多困难和阻力，因此特别强调要严格执行，要采取有力的措施。他在很多场合都强调,执行规章制度要严一点。要有一点精神，不要怕挨批判，不要怕犯错误。你不严，规章制度就恢复不起来。

此外，邓小平也意识到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外部条件，因此，邓小平提出要反对派性，从增强党性入手，坚决同派性作斗争。

派性是“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产物。在“文化大革命”中，派别组织遍布全国，派别活动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有些地区甚至是派别专政。搞派性的人，用派别利益取代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制造事端，破坏团结，不顾大局，我行我素。而“四人帮”又正是利用一些人的派性，结党营私，以售其奸。派别活动普遍频繁，成为社会动乱的主要表现之一，又是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的重要根源。闹派性已经影响了“四化”建设的大局，成为全面整顿工作首先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恰恰就是在这段时间，徐州铁路发生了暴乱。2月26日，徐州市委第一书记汪冰石召开会议，在传达中央5号文件时，铁路分局“踢派”头头带人冲进会场企图捉住他。汪冰石趁混乱之际从后门溜走，藏身于煤矿之中，得以逃脱。“踢派”分子由于没有抓到第一书记，便于2月28日把市委副书记王铁民抓了起来。他们一行人押着王铁民，对市民兵指挥部进行攻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由于寡不敌众，“踢派”惨遭失败，一方面王铁民被救回，另一方面他们的大本营也被捣毁。面对失败，“踢派”展开了新一轮斗争。他们首先大造公共舆论，并致电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朱德，控诉民兵指挥部的暴行；同时抢了17辆汽车和200多个铁耙，准备开展武力活动。一时间，徐州铁路局的局势和气氛达到空前紧张。

面对猖獗的派系斗争，邓小平在3月5日出席会议时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他在讲话中点了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

他提出，要把铁路上和地方上搞派性的人之间的联系割断，要把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开，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他要求解决问题不能拖。

邓小平还对闹派性的人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闹派性的人大概有这样两种：一种是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打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另外一种是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浑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

对派性问题，邓小平是非常重视的。解决派性问题，始终贯穿于邓小平1975年的工作中。他在很多场合都强调反对派性，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增强党性，并明确提出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同日，党中央发出1975年第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它旗帜鲜明，态度坚定，措施具体有力。要求全国所有铁路单位必须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实行以铁道部为主的管理体制。重申全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集中指挥，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整顿运输秩序，抵制各种破坏行为，确保运输安全正点。邓小平认为，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这个文件要求：全国铁路实行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铁路的管理、运输的指挥、职工的调配、政治工作都由铁道部统一管起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这份文件不仅是铁路整顿的纲领性文件，而且对其他领域的整顿也起到了指导性作用。

这次会议效果深远。会议结束后，万里同江苏省委负责人首先到达徐州市。徐州市大街小巷贴出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通告，正告徐州市大搞打砸抢的极少数人，限在两天内退出强占的一切公用房屋、归还抢走的车辆和其他公共财物；策划和指挥上述破坏活动的首要分子，必须立即到公安机关交代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随后，对搞打砸抢的帮派核心人物采取惩治措施。

接着，万里和江苏省、徐州市负责人来到以“乱”而著称全国的徐州铁路分局，分别召开了铁路分局党委会、全体职工大会、家属大会和各种座谈会，传达中央9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到会人数之齐、秩序之好、震动之大，都是几年以来少有的。

中央整顿铁路问题的决心很快便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一个贯彻中央9号文件的局面在徐州铁路分局和徐州市形成。徐州铁路分局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有效地保障了运输的安全正点。仅半个月时间，徐州铁路分局的生产情况开始好转。到4月28日，分局提前三天完成了月度生产计划，结束了连续21个月完不成生产计划的混乱状况。徐州市也结束了混乱局面，工业生产得到恢复，治安状况恢复正常。4月份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提高了3.2%，5月上半月比去年同期提高了36%，徐州煤矿的产量也有大幅度增加。

徐州铁路的整顿取得成效后，万里又将铁路整顿的重点移至南昌、长沙、昆明等铁路局。到4月底，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的所辖路段全部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中有19个超额完成计划。全国铁路日装车平均达到53700多车，比2月份多一万余车；煤炭日装车达到17800多车，五年来第一次完成生产计划。

在铁路整顿的带动下，整顿工作迅速开展起来。随着整顿工作的开展，全国工业生产开始打破停滞不前的局面，原油、原煤、化肥、水泥、发电量、内燃机、铁路货运量都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1～4月份，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74年同期增长19.4%。

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1975年6月24日～7月15日）

1975年6月2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从6月24日到7月15日，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各总部领导人，各大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等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防工办各一位领导人，共计76人参加。会议由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1961～1971年十年间没有召开过，在那段时间，中国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都遭受了严重干扰。这个时期，正是林彪把持军队的阶段。面对林彪的种种行为，毛泽东是有察觉的，“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应该及时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研究解决林彪把持军队后出现的种种问题。

“林彪事件”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也企图插手军队。毛泽东清醒地明白他们的企图，并阻止了他们。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国际环境中外交空前孤立，内部的国民经济又处于崩溃边缘。这时如果军队再出乱子，国家拿什么来保障稳定？安定团结成为当时社会和中央的共同期盼。

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判断。邓小平指出，毛主席向来就说，要准备打仗，战争推迟三年、五年有好处。过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争取了十年时间，还可能再争取五年，甚至更多的时间。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军队整顿的任务》的重要讲话，用五个字精准地概括了当时军队面临的问题：肿、散、骄、奢、惰。军队的整顿，一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二是要加强纪律性。

肿。林彪从1959年主管军队工作，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这个乱的原因，自然是不言而喻。只有乱，他才能夺权。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人民解放军的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邓小平在1975年1月25日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军队的臃肿，人数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就是军费开支的加大，这无疑让当时财政困难的中国雪上加霜。人多并非力量大，军费支出更多的钱是花在军队人员的吃穿上面，解放军的战力没有通过占国家预算比重越来越大的军费开支得到有效改善，军队不精干，打起仗来也就不行，反而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累赘。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

散。林彪主管军队的乱，还体现在闹派性上。邓小平尖锐地说：“军队里总有少数人喜欢垒点山头，喜欢搞那么一个小圈子，喜欢那些吹捧自己的人、听自己话的人，任人唯亲。其实，那些常常吹捧人的人是特别值得打个问号的。但是，我们有的同志就喜欢别人吹自己、捧自己，不善于搞五湖四海，不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山头就是这样不自觉地垒起来了。在北京，有的单位就有这样的同志，有的甚至还是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就喜欢这样搞，经过‘艰苦奋斗’，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弄走，找一些听他话的人，搞这样的班子。这不是垒山头吗？这不是搞宗派吗？讲落实政策，讲了多少年，好多政策不能落实，闹派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些部队的派性回过来又影响到地方，使地方的派性问题也不能解决。支左部队撤出地方，人走了，影响还在。所以我们说，地方的问题与军队有关。”

“过去军队组织纪律性是很强的，命令一下，二话不说就行动嘛。现在不行，不只是个人，甚至有的单位也违抗命令。”邓小平认为，军队的散还体现在组织纪律性差上。他说：“组织纪律性差同派性有关。他们考虑的不是革命整体的利益，而是他们那一派的利益，个人利益、小宗派利益高于一切，要名，要利，要地位，不满足就不高兴，甚至不服从调动。”另外一方面，军队有相当多的散班子，也有相当多的懒班子，恐怕软班子占得更多。中央政策久久落实不下，政治纪律太差。

骄。“骄的问题我们军队历来就有。战争年代军队出力大，牌子硬，名誉好，就容易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骄”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军队支左，权力大得很。大权在握，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在军队一部分人中，滋长了骄气。有的甚至不只是骄气，而是骄横。有的人喜欢指手画脚，把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也丢掉了。现在，军队的团结，军政、军民的团结，都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部队内部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邓小平说，“有个战士坐车，一位妇女抱着娃娃，他不让座，娃娃哭了他也不理。旁边有位老人说，雷锋叔叔不在了。从这个事情上是可以看出问题的。我们军队在这方面本来有很好的传统。现在，不讲团结，不讲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少有某种程度的丧失。有的人发展到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丢掉了。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如果认为这些都无关重要，没有警觉，那是很危险的。”

奢。军队搞奢侈，有好多的事是违反政策的。有些人从地方上随便拿东西，或者低价购买。有的拿了东西连个手续都没有。

对此，邓小平表示：“军队执行毛泽东同志的五七指示，办了不少农场、企业，这是好事。但要提醒同志们注意，必须真正执行五七指示的精神。现在有的农场、企业赚了钱，随便开支，有的领导干部还互相争批条子的权力。这种情况要整顿。地方的房屋、土地，军队占得太多，地方很有意见，该还的就应该还嘛。有的房屋、土地，因为过去地方没有用，军队就拿过来了，但也有是霸占的。”

惰。惰性，不只是在一些人身上存在，甚至有些机关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邓小平在讲话中，对懒惰的例子列举得比较多：有些高级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节。有的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这是思想懒惰。“这些问题的产生，除了个人的思想原因之外，组织上支持帮助不够也是一个原因。”邓小平同时还鼓励干部要敢字当头，要敢办事，敢讲话，不要害怕讲错了挨批。他认为：“所谓帮助，也包括批评，批评也是帮助。中央有责任帮助各省，军委有责任帮助各军区、各军兵种。要敢于负责，不要怕。错误难免，有错误应该批评，改了就好。”

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要重拾过去优良的作风。这是邓小平讲话的中心思想。整顿军队的同时，另外一个实际的工作是：要准备打仗。这次会议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但是，三五年内打不起来，有可能推迟。而中国军队建设正是要利用这三五年时间取得长足的进步，首先的一点就是把建设工作转移到国民经济上来。国民经济搞上来了，才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国防建设。中国军队的进步是要依靠尖端的科研，科研需要更多的经济投入。中国的士兵不能再像过去一样，背着几十斤的装备去战斗。科研的提高，就是装备的进步。“现在是合成军队作战，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里也有，不是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了。”

邓小平解释说，现在当个连长，同过去的连长可不一样了。过去的连长，驳壳枪一举，就是“冲啊”！现在连长的知识要求比过去多得多，更不用说连以上的干部了。打起仗来，给你配几辆坦克，配一个炮兵连，还要进行对空联络，你怎么指挥啊？邓小平认为，这需要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对我们指挥作战的水平不能估计高了。如果不注意军队训练，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还要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现在我们的干部不大会管理部队。比如，连队的伙食普遍不好，花钱很多，吃得很差，这就是管理问题。管理问题还多得很。为了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管理水平，增加他们的知识，要好好办学校，包括各总部、各军兵种、各级的学校，都要办好。不打仗，除了搞演习以外，办一点学校，这总是一个办法。”

当时，整编中的干部问题是两个：一是在军队内部的处理问题，一是在地方的安置问题。邓小平看来，在军队内部的问题，就是谁留谁去，谁在职谁不在职。有几十万干部转到地方，地方要承担起来，把他们安置好。这也是我们军队自己的事情，所以军队对地方要支持，要帮忙。在步骤上，邓小平建议首先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

他说：“我们解决地方问题，包括企业单位的问题，就是首先解决领导班子。领导班子要有威信，敢字当头，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能很好地工作。否则有些工作没有人去做，都要中央派人，或省、市、自治区派人，那怎么行啊？军队也一样。配备班子的时候，首先要把一、二把手选准，要选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的。现在强调一下艰苦奋斗的作风特别重要，有了这一点，好多事情都会变化，都会好起来。所以现在选干部，特别是选高级干部，要选艰苦奋斗或者比较艰苦奋斗的。”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在军队中贯彻实施好？邓小平把责任安排到了军队高级干部身上。邓小平说：“过去几十年，军队总的是很好的，我们是出了力的，功劳是有份的。现在军队一些不好的现象能不能克服，几十年的优良传统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主要靠我们这些老同志的传帮带。”他希望大家带头努力，做到毛泽东同志说的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军队问题不难解决。

军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和通过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等相关情况的报告。会议强调，“编制就是法律”、“兵贵精不贵多”是今后的建军原则，并提出三年内将军队人数减少60万人。叶剑英指出，由于林彪一伙的干扰破坏，军队编组混乱不堪，很不适应打仗的要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毛主席、党中央确定军队进行精简整编，这是加强我军建设，准备打仗的一项重大措施。在这一问题上，邓小平也有类似理解。他认为，搞编制，就是整“肿”字。但不只是整“肿”，同时还要注意“散”、“骄”、“奢”、“惰”，要联系起来解决。解决“肿”的问题，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中央成立领导小组对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国防科委等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自此，继铁路和钢铁工业等整顿后，邓小平推行的军队整顿又取得了相应的成绩。

出席农村工作座谈会（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

1975年9月23日～10月21日，农村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讨论的是陈永贵于8月14日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

1975年年初开始的大半年间，邓小平已经在铁路、钢铁、军队和党组织建设上，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并取得了一些成就。在这种状况下，邓小平再次提出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性。

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所在县）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则是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召开的。两个针对农村整顿的会议互相配合，都是为了抓当时的农业生产。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成了农村工作座谈会的前奏，是邓小平为了抓农业生产而提议开的一次会议。在“文革”中，这样大规模抓生产的会议是空前的，当时还有中央部长、副部长一级的领导干部，各省市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作重要报告。他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在农业方面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但我们仍然很落后很贫穷，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国的工业和农业都还要几十年时间。邓小平十分赞成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方针。他说：“周总理在四届人大讲了毛主席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就是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要干成这样一件伟大的工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邓小平认为，这其中最为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在这个建设中，头脑要清醒，要鼓足干劲，不仅路线要正确，而且要政策正确，方法正确。

邓小平指出：“类似大寨型的县、社、队，各地都有，但是很不平衡，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即使是个别的情况，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社员收入有的很少，有的还倒欠账。这种状况，我们能够满意吗？总之，形势要求我们走快一些。”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如何解决中国六亿多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一直是我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作的重心，“农业学大寨”最大的目的是要发展国民经济。然而，大寨型的县、社、队发展不平衡，也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个弊端。

1963年，毛泽东发布一项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当时缺乏政府投资的情况下，这项运动将农民组织起来，利用劳动力兴建了许多重要的农田水利设施，对当时的农业生产的确是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在运动中，一些地方出现了问题，在追求运动形势下，许多地方政府浪费劳动力，却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如为了好看，垒坝必须将石头凿成正方；有的地方还提出“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进行农业学大寨”，也就是可以向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施加罪名。这种“批斗”式的发展方式，让农业学大寨运动走向歧途。

当时邓小平和党中央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些问题。邓小平认为，如果农业搞不好，很可能拉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说各方面都要整顿。他指出：“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他说：“这半年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有个‘老大难’单位，过去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后来下了决心，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四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

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邓小平认为整党的办法肯定应当不同于过去：“请各省根据自己的特点，搞出个规划来。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农村包括公社、大队一级的，工厂包括车间一级的，科研机构包括研究室一级的，这样解决问题比较快。领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他说：“要在整党的基础上挑选干部。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一个县，选好了一、二把手，整个领导班子就带起来了。特别要抓好县委一级，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县委可是重要啊！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并不容易，要有全面的领导经验，对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都能抓得起来。这跟当个厂长只管一个工厂情况不同。县委书记当好了，到地委、省委工作就比较容易，比较顺手。现在有些省提拔个省委书记都感到困难，我看不会那样难吧。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一大堆，为什么连个省委书记都找不出来？我想问题恐怕是没有注意或者注意不够。当然，这些人有的不是没有错误，犯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就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嘛。对这些人不能忽略，忽略了是个损失。挑选领导干部，不管老中青，都要看他是不是肯干，是不是能带头吃大苦耐大劳。这是第一条。当然还要有头脑。老中青，现在要着重注意中。这里所说的中，就是现在四十岁多一点的干部。这些人至少有一二十年的工作经验，有些还有上十年的领导工作经验。发现一个好苗子，要让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来，每个台阶可以快一点，比如搞个年把子再上来。这种培养方法好，是对干部真正的爱护。”

如何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成为邓小平此次讲话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作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

邓小平指出，林彪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是割裂毛泽东思想。他说：“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反对的是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并不是不要读书，而是要读得更好。毛泽东同志给少年儿童的题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嘛。”

“毛泽东同志讲了四个现代化，还讲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项基本社会实践。”邓小平指出，“现在却把科学实验割裂出来了，而且讲都怕讲，讲了就是罪，这怎么行呢？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

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是想系统地纠正“文革”的“左”倾错误，当时的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

虽然这次会议并未针对农村形成一些整顿文件和改革方针，但它已经成为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中国正式实施经济改革的前奏。

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1977年8月8日）

科技和教育，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时，主动提出要抓的项目。为了了解“文革”期间受害颇重的科教战线如何开展工作，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解决当务之急的问题，1977年8月8日，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新中国的高考制度起源于1952年，为适应当时国家快速选拔人才的需要，那一年中国建立起全国统一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

然而，1966年“文革”爆发，高考这项制度也在政治斗争中被废止，当时“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在整个社会泛滥成灾，一大批优秀的老师被迫害，推上了批斗场。直到1972年，高等学校开始尝试恢复招生。但条件是，须经过两年以上的劳动锻炼。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并取消文化考试。“工农兵大学生”就是该非常时期的产物。当时的一个特殊人物是，在“文革”十年中唯一一次高考中的“白卷英雄”张铁生。1974年，辽宁知青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他在只答了三道小题的理化试卷背面写了“给尊敬的领导人一封信”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这位“英雄”的出现也影响了当年的大学招生路线，据记载，当年考分越高越没有学校敢要，被录取者多是成绩平平者或者中下者。

直到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中国人才已经出现了十年的断档期。恢复高考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抓教育的重点工作。在1977年他正式复出三天后，邓小平就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中。7月23日，邓小平与一所高校的负责人谈话时表示，我们国家60年代和国际上差距还比较小，70年代差距就比较大了。6天后，他又在听取方毅、刘西尧同志关于教育工作情况汇报时，针对重点大学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应纳入国家计划，重点学校首先要解决教员问题。重点学校教育部要抓，不能把一切都推给下面。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给他们好的学生。好的学生可以分配去搞科研，大学自己也要留点人做师资。

而在此之前，中央已经试图改变“文革”教育中的问题。1977年6月29日，由教育部组织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太原召开。座谈会开了半个月，到7月15日会议结束时，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会议仍决定继续维持“文化大革命”中“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大学招生办法。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报告提出关于试招少数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问题，并要求“不要凭一次考试决定弃取”。由此可见，虽然“四人帮”被打倒了，但“文革”招生制度的总体框架并没有受到触动。

就在这份报告被报送国务院的同时，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现场邀请了33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清华大学的代表在会上反映，清华现在招收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人只有小学水平，还要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听到这里非常气愤，他表示，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邓小平指出，这几年“四人帮”对各行各业的破坏都非常大，对我们国家来说，这些破坏是一个大灾难。要用很大力量，才能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

邓小平毛遂自荐主管科学和教育工作，表示愿当大家的后勤部长。这次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他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他想通过这次座谈会对当时的教育情况整体摸个底。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

当时，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邓小平首先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科学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是提倡，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在1957年以后讲过一些过头话，但在60年代初期，他还是支持科学十四条、高等学校六十条这些的。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在教育方面的主导思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领域的指导思想，应当从总体方面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

邓小平认为：“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

就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方面来说，应该怎样估计呢？他说：“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对社会主义不那么热心的也只是一小部分。当然，历史不断前进，人们的思想也要不断改造。不仅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改造，就是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要继续改造。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要继续改造，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的思想也要继续改造。这是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了的。”

邓小平说：“就今天的现状来说，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强调尊重教师。我国科学研究的希望，在于它的队伍有来源。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我们要把从事教育工作的与从事科研工作的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使他们受到同样的尊重，同样的重视。一个小学教师，把全部精力放到教育事业上，就是很可贵的。要当好一个小学教师，付出的劳动并不比一个大学教师少，因此小学教师同大学教师一样光荣。对于终身为教育事业服务的人，应当鼓励。”

邓小平建议，开个全国教育大会，总结交流办学经验，奖励有成就的大学、中学、小学教师。这样的会多年没有开了。他指出，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

“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毛泽东同志不赞成“天才论”，并不是反对尊重人才。邓小平在讲话中提议，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教育工作者的待遇应当同科研人员相同。假如科研人员兼任教师，待遇还应当提高一点，因为付出的劳动更多嘛。讲按劳分配，无非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邓小平说：“要为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服务，要为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教育工作。后勤工作包括提供资料，搞好图书馆，购置和供应器材、实验设备，建设中间工厂，也包括办好食堂、托儿所等等。搞后勤的要学会管家，学会少花钱多办事。有些问题的解决本来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四人帮’横行时一直无人去解决。一些科研人员到处去跑器材，耽误事情，浪费时间，是一种很大的损失。现在一定要有一批人搞后勤工作。这些人要甘当无名英雄，勤勤恳恳，热心为大家服务。后勤工作也是一门学问，也需要学习，也能出人才，不钻进去是搞不好的。”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毛遂自荐主管科学和教育工作，就已经表示愿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点是邓小平强调要定下来的。事实上，高等院校过去也承担了不少科研任务。随着高等院校的整顿，学生质量的提高，学校的科研能力会逐步增强，科研的任务还要加重。

邓小平认为，各个领域都有要研究的问题，理科、工科、农科、医科都有。文科也要有理论研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济、历史、政法、哲学、文学等等。“我们现在还不能让所有的高等院校普遍加重科研的分量，但是重点大学都要逐步加重科研的分量，逐步增加科研的任务。从科研队伍的数量来说，若干年后，学校的科研机构也许同专业研究机构大致相等。生产部门的科研队伍恐怕是最大的。科学不是划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吗？生产部门也会有搞基础科学的，但要着重搞应用科学；科学院和大学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但也要搞应用科学，特别是工科院校。”

邓小平提议，保证科研时间，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会上提出一周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我加了‘至少’两个字，你们又加上‘必须’两个字。好！科学院文件下发时就加上这四个字。我看，有人一头钻到科研里面，应当允许。有人七天七夜搞科研，为什么不可以？”

在“文革”的时候，将一周中六分之五的时间拿来搞科研，对科学技术人员来说是个奢侈，他们被迫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政治斗争，和那场当时看似漫长的批斗中去。提出至少一周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是中国改革对科技的迫切需求，期望通过科技来提高中国的各项战斗力，搞好国民经济。

教育制度中当时存在很多具体问题，其中的关注点是何时恢复高考。这次会议开始的第三天，当时的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在会上发言语惊四座。他直指当时大学招生制的弊病：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助长了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他建议，必须废除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一套，恢复高考招生，凭真才实学上大学。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

听完査全性的发言，邓小平环顾四座问，当年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一个多月前，也就是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已经在太原组织召开过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但是座谈会开了半个月，到7月15日会议结束时，并没有触动“文革”招生制度的总体框架，会议仍决定继续维持“文化大革命”中“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大学招生办法。而且这个方案已经写好，并准备呈报中央。

看到邓小平的态度，参会的代表们都说来得及，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略一沉吟，邓小平拍板，要求把那份报告“追回来”，并表示，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他斩钉截铁地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特意提出学风问题，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

邓小平说：“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我们要把对待封锁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世界观改造得如何的重要内容之一。凡是搞封锁的，就说明他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有的产品制造技术，国外早就有了，在国内还自己封锁自己，这种现象要坚决克服。”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成为重要分水岭，教育工作出现重大转机。根据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指导精神，8月13日，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历时38天的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的争论点是“两个估计”的禁区，这两顶“四人帮”加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帽子，压在参会人士的心头，招生方案迟迟定不下来。为了尽快修正“文革”时期招生的方法，保护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讨论出的成果，9月6日，邓小平又给中央主要领导写了封信，提出“至少80%的大学生，必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这封信并没有在招生会议上起到很大作用。于是，邓小平在9月19日又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在谈话中严肃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原子弹是1964年搞成功的。氢弹虽然是1967年爆炸的，但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出来的。这些都是聂荣臻同志抓那个1956年制订的《十二年科学规划》打下的基础。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

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邓小平认为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他说：“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采取直接招生的办法，并不是不要劳动，劳动可以在中小学就注意。从青少年起教育他们热爱劳动有好处。到大学以后，重点是结合学习搞对口劳动。到农村劳动也可以搞一点，但不能太多。”

9月19日的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的同志，不久，建国以后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恢复高考已成定局。

资料显示，1977年，全国570万人报考，录取27.3万人。而这批人，正是今天的社会中坚力量。

出席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78年10月11日）

1978年10月11～21日，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有1967人，代表全国5000多万会员。

在很多国家，源于西方工业革命的工会组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属于非法组织，但经过长期斗争，这种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逐步获得政治权利合法化。

工会是广大职工劳动权益的天然代表者，邓小平在这次会上也强调说，各企业的工会，将成为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大会的工作机构。因此，工会再不是有些人所认为的那种可有可无的组织了。

工会工作的好坏怎么样，影响着工人当家做主的权利行使得怎么样，也影响着企业管理的好坏怎么样，影响着集中领导能否顺利进行。这就是说，一个企业管理得好，不仅是企业党政干部的成绩，也是全企业工人群众的成绩，也是工会工作的成绩。

邓小平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谈论过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早在1943年2月20日，邓小平就在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谈到“党与群众团体”，他指出：“党对群众团体，应加强其政治领导，不应在组织上去包办。”

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讲话中表示，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愈是发展。

邓小平曾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工人，1920年在法国当工人。他对工人阶级的工作非常热心。城市工作做什么？依靠谁？他在1950年12月21日的《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的讲话中给出了答案。他转述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示说：“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不依靠工人，就不可能团结职员；一般职员总是在工人起来之后，才逐渐向我们靠拢的，而且要工人在生产方面有了一些成绩的时候，才会开始心悦诚服地积极起来。他强调：“不依靠工人就无法搞好工业生产，就不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依靠工人阶级必须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必须贯彻到各部门中去。不能把它看作只是工会和工厂的事情。”

在1950年邓小平就曾指出，在工会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和形式主义。表现为不相信群众，不面向生产，不重视工人的福利，因而得不到工人的信任。在这次的工会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要求：“必须把工人的最大多数组织到工会中去，并依靠工会去教育工人，启发其阶级觉悟，发挥其生产积极性。忽视工会工作，就谈不上依靠工人阶级……用高度的热忱去关怀工人阶级的各方面，从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物质福利上去关心他们，不要忽略有利于工人的‘小事’。”他还指出，工会组织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使广大工人都感到工会确实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是工人信得过的、能替工人说话和办事的组织，是不会对工人说瞎话、拿工人的会费做官当老爷、替少数人谋私利的组织。

工会要努力保障工人的福利。当时我们的国家还很落后，工人的福利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很大增长，而只能在生产增长特别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增长。邓小平强调，但这决不能成为企业领导不关心工人福利的借口，尤其不能成为工会组织不关心工人福利的借口。在当前条件下，企业领导在这方面还是应该做大量的工作，工会组织要做更大量的工作。工会组织要督促和帮助企业行政和地方行政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居住条件、饮食条件和卫生条件，同时要在工人中间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助活动。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技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讲话中已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时，邓小平在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时，连带回复了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他说：“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

邓小平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重申，经济工作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在他看来，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也是一样，都要围绕经济这个中心，服务大局。他强调有了知识，工人就有了力量。“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

倪志福，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倪志福原是北京永定机械厂的一个工人，发明了当时著名的“倪志福钻头”，因而成了“全国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文革”前在本厂技校大专毕业，晋升为工人工程师。在这次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倪志福的身份也格外引人瞩目——他当选为全国总工会第九届主席，积极推动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陷于瘫痪的工会组织。

在这次大会上，倪志福作了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国工会工作报告》、《关于修改中国工会章程的报告》和《中国工会章程》，选举出执委193人、候补执委85人、常务委员29人，推选了书记处书记7人、候补书记4人。

邓小平在这次会议的开幕式上致辞：《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

1978年，林彪、“四人帮”两大反革命集团虽然被摧毁，但在他们的破坏中工会工作也处于完全瘫痪的状态。他们扶植一批坏人，把持一部分工人团体，使它们成为自己篡党夺权的工具。他们在工人中煽动派性，煽动武斗，煽动停工停产，反对各厂矿企业的革命干部、劳动模范和工会积极分子，并加以野蛮的迫害和摧残。他们制造各企业和整个工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反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破坏劳动纪律。

他们的这一切反革命罪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同时，也在全国工人阶级中引起了极大的革命义愤。各地都有大批先进分子不惧怕他们，同他们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斗争的实践证明，我国工人阶级不愧是久经考验的立场坚定的革命领导阶级。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形势越来越好。很明显，林彪、“四人帮”在工人队伍中所散布的流毒和造成的恶果，还要下很大的功夫去肃清，整顿队伍的工作还要在每个企业中完全落实。邓小平强调：“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已经向全国人民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1978年的具体情况是，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并且为此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组织措施。中央指出：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

这场革命如何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邓小平认为，这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大大加强企业的专业化，大大提高全体职工的技术水平并且认真实行培训和考核，大大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他说：“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

中央相信，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利益，全国工人阶级一定会在这些改革中起大公无私的模范先锋作用，各工会组织一定会用深入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积极协助各企业顺利地实现这些改革，为革命和建设的事业做出新的杰出贡献。工人阶级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同社会化的大生产相联系，因此它的觉悟最高，纪律性最强，能在现时代的经济进步和社会政治进步中起领导作用。邓小平特别指出，希望通过此次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对当前的形势进行深入的讨论，以便团结全体会员，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基础上，为迎接这一伟大任务而斗争。

邓小平指出，工会要教育全体会员认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意义，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管理、技术、文化水平。工人阶级要发扬艰苦奋斗、大公无私、严守纪律、服从调动、爱厂如家的光荣传统，团结一致，克服“四人帮”所煽动的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残余。工人阶级要用最大的努力来掌握现代化的技术知识和现代化的管理知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优异的贡献。任何人对四个现代化贡献得越多，国家和社会给他的荣誉和奖励就越多，这是理所当然的。

当时，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决定，为了表彰先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准备在次年召开工交、基建、农林、财贸、文教、科技战线的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1957年，邓小平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报告中指出：“要搞职工代表大会，加强它的作用，这就是要求我们在厂矿企业里扩大群众的监督。”在这次工会大会的致辞中，邓小平也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工会要教育全体会员积极参加企业的管理。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所有的企业必须毫无例外地实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今后企业的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要由本车间、工段和班组的工人选举产生。企业的重大问题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企业的领导干部要在大会上听取职工意见，接受职工的批评和监督。”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要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工会要教育全体会员维护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领导，维护生产指挥系统的高度权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现在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现象，才能正常地、有秩序地组织生产。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增加利润，同时不断地改善职工生活，从而确实保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

他表示：“对某些严重失职或作风恶劣的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大会有权向上级建议给以处分或撤换。各企业的工会，将成为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大会的工作机构。因此，工会再不是有些人所认为的那种可有可无的组织了。”

在1950年12月的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必须重视工人的劳保和福利。”当时我们的国家还很落后，工人的福利不可能在短期间有很大的增长，而只能在生产增长特别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增长。邓小平就此指出，这绝不能成为企业领导不关心工人福利的借口，尤其不能成为工会组织不关心工人福利的借口。在目前的条件下，企业领导在这方面还是有大量的工作应该做，工会组织有更大量的工作应该做。

工会如何在工人群众中享受更高的威信，为四个现代化做出重大的贡献？邓小平认为，工会要为工人的民主权利奋斗，反对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它本身就必须是民主的模范。工会要教育工人艰苦奋斗、大公无私、严守纪律、服从调动、爱厂如家，工会干部自己就必须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成为模范。“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了，我们不能老是把工作中的问题归之于‘四人帮’的流毒。如果‘四人帮’的流毒老是没有肃清，那么，这个老是没有肃清的状况，责任还是在我们自己。只要我们大家都这样来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理想就一定能够加快实现。”

尽管跟经济等其他事务相比，邓小平对工人阶级和工人的谈话并不算很多，但他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此的殷切希望。他在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激励了工人阶级投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热情。

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1978年10月22～29日）

1978年10月22～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并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全文不足1000字，但从开始酝酿到正式签署，却历时4年多。

中国和日本，两个一水之隔的国家，在历史上有许多渊源。在传说中，就有徐福东渡，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再有唐朝时候，鉴真和尚多次东渡日本……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还是日本的侵华战争。这场战争虽然以日本的失败告终，但在中国人心中仍然留有恶劣的印象。战后，日本在外交上一直追随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对态度。但尼克松访华却给日本政府带来了极大冲击，当时，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复交，成为日本政要首先要做的事情。当时担任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的竹入义胜更是代表日本首相田中访华……经过几次会谈和博弈，1972年9月29日中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邦交正常化后，中日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发展很快，先后签订了航海、贸易等几个业务协定。展开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成为两国政府的共同呼声。1975年1月，两国进行了预备性谈判，并达成两点共识：一、即将缔结的条约是保证两国将来走向友好道路、向前看的条约；二、条约内容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但同时，双方又在“反对霸权”的条款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日方认为，这一条款涉及日本与第三国的关系，会将其摆在“敌视别国”的位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访问墨西哥途经东京，外交部来电告第一线的中国驻日人员，一切以他转达的指示为准。在东京的机场贵宾室里陈永贵传达国内的意见：最高指示：不能让！就是这些。谈判陷入僵局。

中日进行谈判期间，苏联方面却在试图干扰着谈判的正常进行，6月17日，苏联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苏联政府的声明：日本和苏联为维护共同利益，对于第三国根据自己的一孔之见试图给日苏关系的改善设置障碍而采取的任何行动，理所当然地要予以反击。苏联已经采取这一方针，希望邻国日本采取同样的态度。这样极具挑拨性的言语，让日本政府高层陷入左右为难的境界。一方面想要与中国有更加良好的合作，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得罪苏联。

当时，周恩来身患重病，毛泽东决定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其中一项就是主持对日缔约谈判的工作。邓小平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后，做出了冷静的判断：中日关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不要从外交辞令、外交手法考虑。日本一些外交官说什么用中国这个棋子对付苏联，用苏联这个棋子对付中国。这是搞外交手法，不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

然而，随着国际局势和中日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中日缔约谈判实际上宣告中断。

1978年7月，中断两年多的中日缔约谈判在北京重新开始，双方围绕有关联合声明中反霸条款等问题进行多轮艰苦谈判。8月8日，日本园田直外相来华，与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先后举行了三轮正式会谈。

经过“马拉松”谈判，谈判双方终于在8月12日于北京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确认：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持久的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反对霸权主义；发展两国经济和文化关系，促进人民交流等。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次签订的条约：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不断地发展。

10月22～29日，邓小平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对日本进行的首次正式友好访问。在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和夫人三枝在首相官邸举行的宴会上，邓小平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件大事。

10月23日上午，邓小平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在当时的记者会上，邓小平就日方记者提出的钓鱼岛问题作了精彩而高明的回答。他表示，双方确实有分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我们双方也约定不涉及。但是有些人就想借这个事挑一些刺，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谈不拢，避开比较明智。这样的问题摆一下不要紧，摆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的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中日双方互换了批准书的正本，也标志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此生效。中日双方以法律形式正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为两国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随后，邓小平还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和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君津钢铁厂，并在大阪参观了日本松下电器产业公司的茨木工厂。

当时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也是中国国家战略要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走向富强，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如何展开等系列问题。这一访问之旅是邓小平在酝酿中国现代化大战略的过程中所做的一次取经之旅。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2月13日）

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开始以后，来自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212位负责人首先就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认识了“文革”的错误后，党中央和整个中国需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了。同年12月13日，经过前期的酝酿，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就此为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讲话共分四个问题：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指出，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斗志，增强信心，加强团结。

思想解放，是推动中国今后一切发展的前提。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两大反革命集团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任何人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此外，当时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

在邓小平看来，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的规则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此外，人们还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他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怪现象就产生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

邓小平说：“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1978年的中国，虽然打倒“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但经济管理体制、领导权力仍然过于集中，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等四个方面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邓小平提出，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以更多的自主权。当时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

有了自主权，接下来就是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等个人的民主权利，从这点上必须加强法制。

邓小平郑重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作‘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

1975年，邓小平在推动全面整顿的时候，就提出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在管理上加强责任制。三年后，他仍然强调这个问题。当时，在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

在具体如何实施上，邓小平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2.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3.严格考核，赏罚分明。“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样先富带动后富的认知，在邓小平看来是为了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速地富裕起来。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

邓小平还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号召全党重新学习。“文革”期间，全党的主要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邓小平认为，要搞好现代化建设，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

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指出，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

要善于学习，要研究新问题。历时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

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日）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这次会议同遵义会议一样，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被称为“新时代的遵义会议”。新中国成立之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开始长征。当时这种“左”倾思想引发许多干部的怀疑和不满，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

长征开始后，博古等领导人在军事上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红军作战迭次失利。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吸取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经验，开始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遵义会议可以说是应时而开，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长征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经过激烈的讨论，会议最终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1935年的遵义会议，同样还有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在次年8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大，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然而，在华国锋发表的《政治报告》中，却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沿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报告”没有提到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的“左”倾错误，认定“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所谓“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因此，党面临的任务是反“右”，而不是反“左”。十一大结束后，党的工作呈现出在徘徊中前进的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华国锋“两个凡是”的提出，为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戴上了新的精神枷锁。

邓小平在批判“两个凡是”时表示，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毛泽东同志讲过，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邓小平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而“两个凡是”正是站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对立面。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必须打破把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一切是非标准的神学信条。

这次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可以说是党中央决定结束徘徊时期的错误思想，勇敢前进的一次表现。在这次全会前，中央还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这次全会做准备。当时邓小平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的讲话中提到，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他认为，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怎样去审查和解决之前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提到，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这次全会上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的全面拨乱反正，开始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问题。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着重指出了毛泽东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就要求各项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需要坚持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次三中全会再一次果断地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还决定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党中央的领导岗位，这一做法使重新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有了组织上的保证。会议肯定了邓小平在1975年全面整顿时期工作上的巨大成绩，同时为他平反，肯定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革命性质，撤销了当时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中提出，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他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要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工作力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中也提出要保障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

“改革开放”是这次全会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提出的最伟大的方针。这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人民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新中国模仿苏联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非常薄弱。特别是“文革”后，中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温饱没有解决，科技教育落后……要改变这种局面，途径只有一个：改革。

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而后，中国的对内改革从安徽小岗村搞起生产责任制，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涌现了大批的专业户、乡镇企业。中国的对外开放，则集中体现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地试办经济特区，福建省和广东省也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

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之前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的重要论断，是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觉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社会主义事业真正开始向着健康发展的道路前进。

出席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讨论会（1979年1月1日）

1979年1月1日，全国政协举行座谈讨论会。邓小平在座谈会上说：“今天是1979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人民日报》在1979年元旦这天发表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

当时，摆在中国经济战线面前的任务，就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从第一天起就要抢时间，争速度，加快前进的步伐。文章说，解放前，我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解放后，我们用二十九年的时间，走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程。但是，由于我们的底子差，近十年来又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我国的工农业水平，同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对这种状况，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现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主要还是建立在手工操作的基础上，几亿人口搞饭吃，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一年生产的粮食，同美国比较，相差几十倍。

当时我国钢铁工业的生产技术，一般还停留在五十年代的水平。日本炼钢工人平均每人一年生产三百吨钢，我们不过十吨左右。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铁路，早已实现牵引电气化、内燃化，我国的蒸汽机车至今仍占机车总数的80%以上。在一些新兴工业部门，我们同人家的差距就更大。我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多数领域大约相差十五到二十年。我们在赶超，人家也在前进。我们只有用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速度发展，才能实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宏伟目标。

经济落后的国家赶上或超过经济发达的国家，如何实现？《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认为，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上半期，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到了19世纪末期，美国就超过了英国；20世纪初期，德国也赶上了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日本，1950年的生产总值还大大低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到了1968年，就超过了英、法和西德，仅次于美、苏，在经济上跃居世界第三位。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情，无产阶级更应该做到。

邓小平在年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这篇社论也延续了邓小平的这个指导思想，世界上没有一个现代化国家是闭关自守搞起来的。美国经济技术的强大，日本能够后来居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广泛采用世界各国的技术专长，把世界上主要的先进技术集中起来。那种拒绝和外国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做法，是作茧自缚、自我封锁，不是增强而是削弱自力更生的能力。我们不应该拒绝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经验。

1979年，新中国成立30周年。这一年，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邓小平说，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事情能提到具体日程上来，是由于中国在国内和国际的工作中取得重大的成就的结果。

当时，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已经将工作的重心全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党在思想上取得了空前的团结，国民经济也在这种思想下得到稳步提高。此外，外交政策方面，中国已先后与苏联、美国等世界超级大国建交。并且，中国更是与敌对了多年的日本恢复了友好邦交。

中国历史上，曾先后发表过多次《告台湾同胞书》。首次是在1950年2月28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首次提出要完成解放台湾的任务。此后，1958年，毛泽东撰写，彭德怀发表了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其内容是要求台湾共同对付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并指“八二三炮战”为惩罚性质及提前通知停止炮击金门七天。

1979年1月1日的《告台湾同胞书》，是在1978年12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五次会议上讨论通过的，体现了我们对台湾的回归和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基本态度。同时，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徐向前还发表了关于停止自1958年开始对大金门、小金门等岛屿炮击的声明，提出了结束两岸军事对峙、开放“两岸三通”、扩大两岸交流等方针。

在这份《告台湾同胞书》中指出，近三十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发生根本变化。我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作用越来越重要。各国人民和政府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几乎莫不对我们寄予极大期望。每一个中国人都为祖国的日见强盛而感到自豪。如果尽快结束目前的分裂局面，把力量合到一起，则所能贡献于人类前途者，自是不可限量。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希望。

“今天，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告台湾同胞书》中对当时的世界形势做了深刻的分析和判断，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最近《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定，和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更可见潮流所至，实非任何人所能阻止。

《告台湾同胞书》说，目前祖国安定团结，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大陆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同心戮力。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台湾各界人士也纷纷抒发怀乡思旧之情，诉述“认同回归”之愿，提出种种建议，热烈盼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

由于长期隔绝，当时的情况是，大陆和台湾的同胞互不了解，对双方造成各种不便。远居海外的许多侨胞都能回国观光，与家人团聚。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陆和台湾的同胞却不能自由来往呢？我们认为这种藩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告台湾同胞书》中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于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台湾和大陆之间应当充分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这是双方的需要，对任何一方都有利而无害。

这份《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在国内外引发重大反响，是海峡两岸关系由对立走向对话的第一步。

此外，在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发表，结束20多年的对峙，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

邓小平说，1979年的元旦是特别值得高兴的日子。上述三个特点，反映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在国内工作和国际事务中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979年6月15日～7月2日）

197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这是政协成立三十年来人数最多、范围最广泛的一次大会。第五届全国政协2015名委员中就有1734人出席了当天的大会。大会新增补的110名委员中，许多是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后得到平反昭雪的革命老干部、民主党派成员、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还有一部分海外归来的爱国侨胞。

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许德珩在会上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他在报告开始时，总结了五届政协第一次会议闭幕以来的工作情况。他说，多年来被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的人民政协重新恢复活动，工作渐趋活跃；党的各项统一战线政策，已经和正在贯彻落实，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和各方面委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我国的革命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他指出，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在1978年2月24日～3月8日召开的，会议一致选举了邓小平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而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也以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致了题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开幕词，深刻分析了新中国建立三十年中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的根本变化。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动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三十周年。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成立可溯源到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时间来到1954年，当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继续存在。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在这三十年中，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我国农民已经是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邓小平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

他说：“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现在，他们作为劳动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邓小平从很早就强调要学习资本主义好的东西，他1979年3月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时，又强调说在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贡献。邓小平说，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心向祖国，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实现统一祖国大业、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国际反霸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邓小平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上述各个方面的变化表明，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人民政协需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邓小平认为有两点。一是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人民政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邓小平说，我们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二是在坚持对极少数反社会主义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需要在人民内部广泛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政协在这一工作中无疑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要发扬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传统，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工作，帮助各方面的人士和群众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共同基础上不断增强团结，取得新的进步。

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十分有利，1979年元旦已经发了《告台湾同胞书》，《告台湾同胞书》中对当时的世界形势做了深刻的分析和判断，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当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经签订，中国和美国也已经实现关系正常化。祖国安定团结，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台湾各界人士也纷纷抒发怀乡思旧之情，诉述‘认同回归’之愿，提出种种建议，热烈盼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

邓小平在出访美国时，对台湾回归的态度也做了方针上的说明。他明确表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方式，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

邓小平在这次政协会议上指出，人民政协应当积极开展工作，促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爱国统一战线。同时，要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加强同国际朋友的友好往来，为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做出自己的努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7月2日闭幕，会议历时18天，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发展四个现代化，以及当前中国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政协决议指出，邓小平的开幕词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行动纲领。

出席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1979年11月2日）

1979年11月2日，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召开，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

当时，广大群众最为关切的有三大问题：一个是物价上涨，一个是干部特殊化，还有一个是房子紧张。特别是干部特殊化的问题，人民群众，包括党员、干部普遍地对特殊化现象不满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问题闹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的重心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时也将我们党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上摆脱出来，走上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光是封建社会就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在这两千多年中，诞生了许多值得我们传承的灿烂文化，但同时也有着糟粕的部分。封建专制、家长制、特权思想、官本位等在社会中影响面极广，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并不断侵蚀党的肌体。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党的干部以功臣自居，贪图安逸和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引起群众不满。然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利用这种情绪闹事，让整个社会真假不分、黑白混淆。如何恢复党在几十年革命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中央决定发一个《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

邓小平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针对“特殊化”等问题，号召党内的高级干部认真遵守《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这一文件。他说：“我们大家都是从苦里过来的，经历过不少困难的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的时候也是很苦的啊！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

1958年、1959年共产党犯了“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遇到很大困难，不得不把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近三百亿元减到五十多亿元，还下放了两千万职工，关了一些企业。但那一次调整国民经济进行却是比较顺利，是什么原因呢？邓小平认为，就是因为党和群众的关系密切，党的威信比校高，把困难摆到人民面前，对群众讲清道理，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们的干部比较接近群众，所以能够很快渡过困难。

1979年，中国的国民经济经过全面整顿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另外改革开放吹来了快速发展的机会。应该说，当时物质条件比20世纪50年代好一些，人民的生活除了住房以外，都比那个时候好一些。既然这样，为什么群众还有那么多意见？邓小平认为，同我们脱离群众，特别是同高级干部脱离群众有直接关系。当然，这也同我们的工作，包括宣传工作、教育工作都做得不够有关系。

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

邓小平说：“过去我们一个党委书记，比如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有现在这么大的权力吗？没有啊！现在有极少数人拿着这个权力侵占群众利益，搞生活特殊化，甚至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还好像是理所当然。近来上访人员很多，其中确实有少数坏人；也有一部分人反映的问题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但由于当前条件的限制，一时难以解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反映的许多问题，按照党和政府的现行政策，是应该和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对于这些应该而又能够解决的问题，却采取官僚主义态度，漠不关心，久拖不决，个别人甚至违法乱纪，搞打击报复。这就是非常错误和不能允许的了。如果我们高级干部首先把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解决全国在其他方面存在的这类问题。上面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样呢？总之，搞这个生活待遇的规定现在是时候了。”

当时整个党内的情况是，一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邓小平指出，有少数同志在本单位、在其他地方，反映都不大好，很多是由于子女干了坏事，家长背了黑锅。比如“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的、国家的机密保守得比较好，很少泄露出去，现在有些干部的子女可以随便看机密文件，出去随意扩散，个别的甚至向外国人卖情报，送情报。这是我们现在许多事情保不了密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去规定，机密文件不能出办公室，保密员带文件出差要两个人同行，不能一个人出去。现在却有人把机密文件随便放在自己皮包里，随便带到什么地方去。”“好多事情，集体办公一下就解决了，为什么非把文件传过来传过去，尽画圈，这不是官僚主义？有的事画圈画了半年还解决不了，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也不知道。”

“文革”之前，中央曾经提出过，怎样使高级干部同下面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比较接近一点。当时的做法是，把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降低了三次，并且明确规定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不再增加，以后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广大干部和职工的工资，改善群众的生活。邓小平说：“考虑到高级干部在工作上的某些需要，今后他们的工资标准不再降低，但也不能同一般干部和职工差距太大，不能同群众的生活差距太大。不要享受那些特殊的待遇，那些特殊的待遇往往比工资还多。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这样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所以，对于实行这个规定，从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起，大家都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有困难要忍耐一下。只有这样，我们大家才有发言权。”

邓小平指出，实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会带来很多好处，首先官僚主义自然而然会减少一些。这个文件中央政治局还没有正式讨论通过，但是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是知道要得罪人的。会有少数人思想不通，我们就先得罪这少数人。他指出，解决干部生活待遇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要从高级干部着手，选拔接班人更和高级干部有直接的关系。

在年轻干部的选拔上，邓小平倾注了巨大的心血。第三次复出后，他就在1977年12月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提醒：“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了，五年以后，五十岁以下的人，打过仗的就很少了。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志，要认真选好接班人，抓紧搞好传帮带。”在1978年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谈到接班人的问题时，语重心长地表示：“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要积极发挥骨干作用，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

在这次干部会上，邓小平指出，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选得合格，选得好，我们就交了账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路线和方针基本确立。当时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粉碎“四人帮”以来，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了，并且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但是，这批老干部大体上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精力不够了。邓小平指出，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我想同志们都会听到和看到这方面很多事实的。”

当时提出选拔接班人，有个好的条件，就是人们的政治面貌清楚了。叶剑英在国庆讲话里，提出了三条标准：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邓小平提出，从精力上说，能够顶着干八小时工作，这一点切不要忽略。做四个现代化的闯将，没有专业知识是不行的，没有干劲是不行的，没有精力是不行的。不管你的见解多么高明，如果没有精力，要做好工作是很困难的。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

如何去选择合乎上面讲的三个条件的干部做接班人？邓小平指出，首先我们自己的思想要通，要积极主动去做，不能只靠中央组织部，因为他们不懂各行各业，也不会熟悉所有的干部。选拔接班人要越快越好，现在我们工作中真正的骨干大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三十岁左右的骨干还很少，我们应该把这层骨干大胆地提拔起来。“在座的同志过去负重要责任的时候年龄都不大，当团长、当师长的，有的当军长的，也只是二十几岁，难道现在的年轻人比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蠢？不是。是因为被我们这些人盖住了，是论资排辈的习惯势力使得这些年轻人起不来。好多同志在他们没有到领导岗位以前好像不行，其实把他们一提起来，帮助他们一下，很快就行了嘛。”

关于学校和科学研究单位培养、选拔人才的问题，邓小平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要建立学位制度，也要搞学术和技术职称。在学术上，只要有创造，有贡献，就应该评给相应的学术职称，不能论资排辈。在工厂，总要选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比较高的人当厂长，不管他年龄大小，辈数高低，不能讲这个。邓小平在座谈会上讲了一个情况：“我们搞的那个选举车间主任和班组长的制度，在有些单位试行的效果很好，重要的一条是把办好企业同工人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了。凡是工人民主选举的人，都是他们认定可以把企业办好的人，因为办好企业工人有奖金，对国家的贡献也大。现在只解决了选举车间主任和班组长的问题，将来厂长、经理怎么选拔，很值得研究。”

邓小平说：“要抓紧培养、选拔专业人才，才能搞好四个现代化。”

在政治理论上务虚，在实际工作中务实。邓小平给各行各业选拔专业人才都提出了实际可操作的建议。在学校里面，有教授（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三级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这样的职称。在科学研究单位，有研究员（一级研究员、二级研究员、三级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这样的职称。在企业单位，有高级工程师、工程师，总会计师、会计师等职称。邓小平强调，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吃大锅饭。“在一个研究所里，好的研究员的工资可以比所长高。在一个学校里，好的教授的工资可以比校长高。这样才能鼓励上进，才能出人才。我们就是要建立这样一套制度，使那些有专业知识的、年富力强的人，被选拔到能够发挥他们才干的工作岗位上来。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对科学家一般不要用行政事务干扰他们，要尽量使他们能够集中主要精力去钻研业务，搞好科研工作。”“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

这次会议结束后，1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对于解决当时群众对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生活特殊化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密切联系群众。

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1980年2月29日）

1980年2月23～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201人，候补中央委员118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出席会议并讲话。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也就是2月29日，邓小平作了题为《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报告。

报告中，邓小平盛赞了此次大会，认为“这次全会很重要，开得非常好”。而对于此次会议通过的提前召开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增选中央政治局常委、重设中央书记处、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及《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刘少奇平反七项决定，他表示：“这次会议解决的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包括加强中央常委领导的问题，建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提出党章修改草案和制定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问题等，是十分重要的……这次全会为解决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几个决定和文件，都是正确的……我相信，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这次全会的决定是满意的。在国际上，肯定会进一步增加国外的同志、朋友和各种程度的合作者对我们的信任。这一点，对于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于加强国际反霸斗争，都是有利的。”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转变。国际上，苏联入侵阿富汗，世界局势变得动荡不安。但是邓小平凭借其卓越的远见和睿智的经验，在当时就断定虽然国际局势一天比一天更加激荡，并且存在战争的危险，战争不可避免。但同时他也认为战争打不起来，争取一个相当长期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战争可以延缓。正是他这一前瞻性的预见和对战争的判断，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对战争形势的估计问题。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迫切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赢得发展。而邓小平做出的关于战争的预见，给当时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前提性和全局性的战略判断和理论依据，为中国经济的跨越性发展与和平崛起提供了逻辑起点和历史坐标。也正是因为邓小平的审时度势，准确地把握了时代风云的变化，适时地对战争做出了新的判断，做出了世界将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预见。全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在报告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他说：“我们从党的十一大以来，特别是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逐步确定了现阶段党的政治路线。三中全会确立了或者说重申了党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考虑，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早在1979年7月29日，接见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邓小平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关系。他说：“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他还强调，“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并明确指出，“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这次大会，他则明确表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至于组织路线，他认为：“这次全会在组织路线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决策。但是，就全党来说，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还不少，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例如，我们现在的体制就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不过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

邓小平表示，党的政治路线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许多问题，不搞四个现代化解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国防相应地得到巩固和加强，都要靠搞四个现代化。他表示，这次大会讨论的党章修改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关于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表述中增加了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内容……但是不管怎样表述，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请同志们在处理各种繁忙的事务的时候，务必一天也不要放松经济工作。”

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国际国内环境的稳定。国际上，邓小平已经做出了战争虽不可避免，但可以延缓的论断；国内，邓小平认为，会议做出的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刘少奇平反等决定，皆是为了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说：“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60%做的是好事，40%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我们既然说毛泽东同志都会犯错误，少奇同志就没有错误呀？其他同志就不犯错误呀？平反的决议这样评价少奇同志，可以使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是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的。否则不合乎事实。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只是错误有大小轻重的区别。”

关于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从历史的角度，说清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来龙去脉：“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

在邓小平看来，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讲实事求是，不解放思想是不行的。他说：“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要求大家一定要切实想办法，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步伐。他认为：“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那里的党组织对四个现代化就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

关于坚持党的组织路线，其实就是接班人的培养与选拔问题。邓小平意识到，接班人的问题既实际又紧迫，倘若不及早妥善解决，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五年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在座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时再考虑接班人问题就晚了。”他表示，一方面，对那些帮派体系人物，一定要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从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健康、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的同志里面选一批接班人。如果能够花三五年时间解决这么一个大问题，我们的事业就越来越有希望。他甚至提出，下届的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可以选50个五十岁以下的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有相当数量的五十岁以下的人。

同时，他还提出，我们党需要整顿。他说：“3800万党员，相当一部分不合格。这次全会以后，需要结合讨论党章修改草案和贯彻执行党内生活准则，在全党进行一次教育。老干部都要参加，搞个小整风也好，无非是对照条文看合格不合格嘛。一个人十分之九合格，或者十分之七八合格，这就很好。当然百分之百合格的人也有的是。不合格的就要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他们转变。”

关于工作方法问题，邓小平说：“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如何解决，他也说出了自己的意见，那就是既要强调集体领导，又要把分工负责的制度建立起来。即既要发扬民主，同时也需要集中。他具体讲道：“我希望，从重新建立书记处开始，中央和国务院要带头搞集体办公制度，不要再光画圈圈了。书记处和国务院的某些工作，不一定全体成员都参与，有几个人一议，就定了。有些事情可以一面做，一面报告政治局和常委；要上面讨论的事情可以等，备案性质的就不要等。各级都要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比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只管大的政治问题、原则问题，厂里的生产、行政方面的管理工作，就应该由厂长负责统一指挥，不能事无大小都由党委包起来。厂长和几位副厂长也各有专责，有管技术的，有管科研的，有管财务的，有管后勤的，等等，需要商量的事也可以几个人商量决定。上下都要讲究工作效率。这样做，难免有时要犯一点错误，但这种错误比那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拖拖沓沓、长期解决不了问题的错误好得多，也容易纠正。”

他还说：“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情老是议过去议过来，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

最后，邓小平再次表扬了此次大会，认为：“这次会议的效率不算低，几天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而且解决得比较好。中央全会带了个好头，我看我们的事业大有希望。”

主持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27～29日）

1981年6月27～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即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其他常委共同主持了会议。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自1979年11月起，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

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同志负责。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起初，邓小平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觉铺得太宽。他建议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而且要准确。

邓小平认为中心的意思应该有三条：第一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是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进行公正的评价；第三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与起草这一决议的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建议，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证。

邓小平提议在《决议》的整体设计上指出：“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起草小组的同志根据邓小平的建议进行了再次设计和修整，但邓小平看后仍然觉得不够完善，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他再次强调，《决议》的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另外，封建主义残余的问题也要讲一讲，也要讲得恰当。

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党内四千人参加了对《决议》内容的讨论。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再次与负责起草协议的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肯定了决议讨论稿的部分内容，但认为篇幅太长，需要压缩，同意了讨论组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的建议。在关于评价毛泽东同志功过的问题上，邓小平十分重视。他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他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能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应该与整个国家的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要从全局着眼，客观、公正、准确地阐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到1981年3月，决议稿的轮廓已经基本定下来了，邓小平给予了肯定，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建议。他要求把“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写清楚，同时，对“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内容要写得概括一些，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明确地批判。“文化大革命”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随后，陈云同志也对修改决议稿提了两条意见，邓小平转告给起草小组：一是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写党的六十年，全面概括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和历史地位，使坚持毛泽东思想有全面的根据；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另外，结束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至1981年4月7日，决议稿经过几轮讨论和修改，已经比较完善了。到这次会议，这个决议历时一年多的反复修改、订正，中间经过四千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到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已经是第四轮了。

会议中，邓小平就决议的起草过程简要地进行了叙述。接着，邓小平就决议的内容进行了阐明。他指出，这次的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次会议还明确了新中国成立32年来，是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忽视或否认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成功的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对于“文化大革命”，会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限制，并终于战胜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历史表明了人民的伟大、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这些论述，都在《决议》中得到了体现，它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初步确立了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作了基本的总结。

邓小平在会议中指出，这条道路的主要点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目标。

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同时，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这次的会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这次的会议也充分重视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并申明必须加强现代化国防建设。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

其后，在这次会议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由邓小平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29日，邓小平在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指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都取得了拨乱反正的巨大成就；也指出了工作中还存在失误和缺点，以及仍要面临的许多困难；同时还对这次全会解决的两个问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称其解决得非常好。

邓小平指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原来的要求。这对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他要求，今后共产党员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这次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是一次总结经验的会议，以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9月1～11日）

1982年9月1～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600人（出席开幕式1545人），候补代表160人（出席开幕式145人），代表着全国3965万党员。邓小平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

自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并且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为了总结过去六年的历史性胜利，进一步肃清十年内乱所遗留的消极后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回顾党的历史，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1945年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那次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使全党达到了空前团结。那次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此次代表大会和“八大”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和“八大”的时候相比较，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要深刻得多，经验也丰富得多，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也大大加强了。

邓小平在开幕词上说：“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审议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二）审议和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三）按照新的党章的规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完成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就会更加明确，党的建设就能够更加适合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党的最高领导层就能够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成为更加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

在开幕词中，邓小平回顾党的历史，强调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他说：“1945年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那次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那次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接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申明这次代表大会和八大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他指出，“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

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邓小平抱有充足的信心，他豪情万丈地说：“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

在国家的主权独立及发展的方向和策略上，邓小平也概括性地指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邓小平强调要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发展纲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开幕词中，邓小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他要求中国人民现在和将来，都要做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他说：“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在发展道路上，邓小平主张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他掷地有声地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是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

邓小平指出：“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

邓小平对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充满了信心和爱，他在讲话中客观地指出，虽然中国共产党当时已经是一个拥有3900万党员、领导着全国政权的大党。但在全国人民中，共产党员始终只占少数。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

邓小平诚挚地说：“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党，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辛勤劳动的全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保卫祖国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钢铁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党，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党的事业得到了全世界进步人士和友好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加强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加强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

邓小平的开幕词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通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精彩的开幕词拉开了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序幕，也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出席《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1984年12月19日）

1984年12月19日下午17时30分，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由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正式签字。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

《联合声明》圆满解决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问题，也为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份声明决定，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香港将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原有的生活方式，并享受外交及国防以外所有事务的高度自治权。

有评论认为，中英两国政府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这不仅有利于维持香港长期的稳定和繁荣，也使中英友好合作关系更进一步发展，而且有利于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而我们再回顾香港历史会发现，它的回归可谓历经沧桑。

考古发现，早在两千多年前，香港便已有人居住，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东汉。香港在地理位置上与广州唇齿相依，而广州是当时清政府对外开放的唯一商埠。英国在后来的对华贸易中，也发现了香港的重要性，认为如能据为己有，将对其扩大对华及其他远东诸国贸易，有极大好处。因此，1841年，中英鸦片战争后，英国要求战败的清政府割地赔款时，中国的香港岛被割让出去。然而，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的掠夺者，又怎么会满足于现得利益？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再次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了九龙半岛予英国。1898年6月，英国又以租借为名，与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就此取得了新界，为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犯香港，当时的驻港英军无力抵抗，时任香港总督的杨慕琦无奈宣布投降。至此，香港开始了被日本占领的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1945年，本为战胜国的中国理应从日本手中收回香港，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却不敌英国的强硬态度，最后经美国协调，香港仍然被英国接管。

虽然英国政府在香港建立起了相关的殖民制度，但中国大陆的文化传统仍然是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文化继承。当时，香港的很多家庭都是清朝灭亡后，中国连年战乱、政权转换时偷渡到香港的。因而，他们身上有着纯正的中国传统观念，这些观念也随着他们在香港落地生根了。

香港学者在深入研究后发现，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政府并没有像日本对台湾、法国对越南那样在香港实施同化政策。至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英国历史学家弗兰克·韦尔什在《香港史》中归结道——是由于英国当时统治的“漫不经心”。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甚至认为，它是“一个贫瘠之岛，永远不会成为贸易中心”。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漫不经心”地统治的贫瘠之岛，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经济上发生了质的飞跃，人均GDP甚至超过了其宗主国。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促使战后出生的香港一代萌生出了本土意识——香港人对自己的身份开始感到困惑。1966年，香港爆发了“反英抗暴”运动。此时，英国政府才意识到，香港人有了“自我”这个概念。英国政府自然不能允许在其殖民地区域有反叛自己的力量存在，于是开始在香港推行新的教育，想要从文化上割裂香港和内地的关系。

1979年3月，英国派遣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到北京来摸底，妄图延长对新界的租期。3月29日，邓小平会见了麦理浩。麦理浩表示，如果港英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不能超过1997年，那么香港未来的繁荣可能会受到影响。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了英国的意图，他明确表示不同意麦理浩提出的“1997年6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

邓小平随即指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1982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总方案拍了板——谈判方针是：必须在1997年全部收回香港地区和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一切的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架里面做。9月24日，邓小平会见了访华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这一次会见也成为中英就香港问题正面较量开始的标志。撒切尔夫人在会见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她“铁娘子”的强硬，她要求在1997年后继续维持英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管辖不变，并表示，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当时，撒切尔夫人刚刚通过武力手段从阿根廷手中夺过了马尔维纳斯群岛，她自信地认为，中国也必将在香港问题上向她妥协。

世上不会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中国的情况当然是不一样的，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马岛。邓小平随即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邓小平不同意撒切尔夫人关于“中国收回香港，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的论调。他认为，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香港的政策。他相信中国政府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而后，邓小平又说，他担心在香港今后15年过渡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这些人为的混乱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而如果香港在那个时期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邓小平坚定的态度打压了撒切尔夫人的气焰，给对方施加了压力，“铁娘子”败下阵来。后来，在记录这段历史时，媒体的报道中出现了这样一段描述：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落寞地从门口走出，脸色凝重，在走下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台阶时，她摔了一跤。

在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的22次正式谈判中，这是最为关键的一次外交较量。后来，邓小平称这次会谈为“定调子”：第一，中国决心按照“一国两制”的设想，于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第二，希望中英合作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如谈不成，中方将单独采取行动；第四，如出现动乱，就将采取非和平方式提前收回香港。

从1984年9月达成协议，到同年12月撒切尔夫人正式在《联合声明》上签字，中英双方就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整整进行了两年。这两年中，中方在主权问题上毫不让步，而英国方面则是步步为营，丝毫没有放弃“挑战中国的主权”，并企图在1997年后继续插手对香港实行行政管治。1984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中英达成联合声明的文章中表示：这场谈判像是一场双方比胆量的战斗，而英国方面首先败退下来。

香港问题是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解决的。在1984年10月22日召开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评价自己这一年的工作时说，今年他就干了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还有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其他事都是别人做的。

主持刘伯承的追悼会（1986年10月16日）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走完了他94年的人生旅程。16日，刘伯承的追悼大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三千多人聚集在一起，追思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

追悼大会由与他同行近半个世纪、共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卓越功勋的老搭档邓小平主持。早在1975年，刘伯承就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华国锋表示，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刘邓之间的深厚感情可见一斑。10月21日，至为悲痛的邓小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悼伯承》一文，颂扬了刘伯承光荣而伟大的一生。

文章对刘伯承一生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邓小平说：“回顾伯承为共产主义事业所走过的战斗历程，他的卓越贡献，他的坚强党性，中国布尔什维克——这个意味着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他是受之无愧的。”

在文中，邓小平表达了自己的哀思：“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并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他还深情回忆了自己与刘伯承相处的点点滴滴。他说，“我认识伯承，是1931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刘伯承与邓小平的友谊，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他二人尽管同是四川人，但年龄、外表、性格和爱好却完全不同。然而共同的理想、高尚的品德和宽广博大的胸怀使他们成为举世赞誉的亲密战友。多年来，两人形影不离，情同手足，彼此尊重，留下无数佳话。很多人都说，他们二人，一个司令员，一个政委，都是团结共事，患难与共，相互谦让，亲密无间。甚至有人说，刘邓不可分，也分不清。曾任第二野战军新华社社长的李普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邓小平在文中高度赞扬了刘伯承早年戎马一生的辉煌功绩。他说：“在辛亥革命后的护国护法战争中，他就是‘手执青锋卫共和’的一员猛将。我至今保存着他赠给的1915年所摄的照片，那时，他二十二岁，风华正茂，雄姿英发。就在第二年讨袁战争的四川丰都之役，他率部冲锋陷阵，头部连中两弹，失去右眼。他在大半个世纪中，指挥了无数次战役战斗，九处负伤，屡建战功，以足智多谋的‘独目将军’闻名于世。”

在邓小平看来，刘伯承党性坚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他说：“伯承同志党性坚强，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他讲述了刘伯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三个阶段的坚持党性的事迹，称：“伯承这种态度，堪称执行党的各项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典范。”

他盛赞刘伯承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认为“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说伯承同志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恰如其分的”。而刘伯承的战略眼光不仅表现在战场上面，也表现在他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高瞻远瞩。

他称刘伯承是“最早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我军建设战略位置的领导人之一”。他说：“大陆解放不久，他从军事建设的全局出发，给中央写信，恳请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自告奋勇去办陆军大学（后命名为军事学院）。为造就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干部，伯承呕心沥血，在仅剩的一只左眼视力也已严重减退的情况下，还拿着放大镜，将上百万字的外国军事译著和大量的自编教材加以校订和审定。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

邓小平说：“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他还认为刘伯承是“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中重视和善于做政治工作的模范”。他说：“伯承非常重视政治工作，不但对政治委员，而且对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很尊重。他下部队，总要请政治机关派人一起去。不是为了替他写讲话稿，或者为他本人的活动写新闻报道，而是把他们看作政治机关的代表，遇事随时随地同他们商量；在作军事部署的时候，便于他们及时布置政治工作。当他要向部队传达中央指示或作政治动员时，往往把自己起草的讲话提纲送政治机关阅改。他这样做，不只是出于谦虚，更是出于把政治工作看成我军的生命线。他一贯关心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关心政治工作建设。”

此外，邓小平还称赞刘伯承具有崇高的精神和执着的信仰，为实现自己的信仰鞠躬尽瘁，万死不辞。他说：“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从指挥作战到治学办校，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何时何地，客观环境有什么变化，他始终是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服从于党的需要，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之中，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出席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1987年4月13日）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签署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就在这份联合声明签署之前，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葡萄牙总理卡瓦科·席尔瓦时指出：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看来，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问题提供了经验。会见后，邓小平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

同解决香港问题一样，邓小平是把台湾问题与港、澳回归祖国的问题放到一起来构思和统筹考虑的。在他看来，香港问题的解决，将为澳门、台湾做出一个范例。然而，要想在1887年就抢占了澳门的葡萄牙人手中，让澳门顺利回归，中葡双方仍然存在着权益博弈。事实证明，这份看似简单的《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也几经波折。

虽然早在1979年，葡萄牙政府就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并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也对外宣布，澳门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会在适当时期，由中葡两国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然而，这个适当时期的到来，却历时近五年。1984年9月26日，中英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为中葡解决澳门问题提供了范例。

就在这份联合声明发布之后，在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接见了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全体成员，首次公开提出要与香港一样，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澳门问题。同年10月6日，邓小平又接见了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马万祺提出，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发表后，澳门各方面都特别关心澳门未来的前途。邓小平对此解释说：“澳门问题也将按照解决香港问题那样的原则来进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变等等。”而面对澳门各界的不安情绪，邓小平则表示：你们不要着急，目前澳门的情形，是如何继续保持安定繁荣。博彩业在澳门已有相当的基础，也是澳门税收的重要来源，对此，邓小平也特别提到，在回归之后，澳门的赌业仍然可以继续办下去。这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做法。

1985年5月21日，葡萄牙总统拉马略·埃亚内斯访华，这也是葡萄牙国家首脑首次访华。我国古代就有“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之宝也”的说法，而在与拉马略·埃亚内斯的这次会见中，邓小平的“说话”艺术可见一斑。会见时，邓小平明确表达了中方对葡萄牙和澳门问题的态度，他指出：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国建交时已经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

会见结束后，打破以往只把客人送到会见厅门口的惯例，邓小平把拉马略·埃亚内斯一直送到会见的福建厅门外三十多米远的地方。这样的外交礼遇，也客观地反映出澳门问题在邓小平心目中的重要性。这次会见后，中葡双方很快便宣布将举行关于澳门问题的正式外交谈判。

然而，就在中方殷切期盼谈判尽快开始之际，葡萄牙方面传来了不利于解决澳门问题顺利发展的因素。葡萄牙政局发生突变，对澳门问题一直比较强硬的苏亚雷斯由总理升任总统。中葡联合声明规定由葡萄牙政府负责，然而葡萄牙宪法却规定，澳门问题由总统领导。在这一政局突变的情况下，澳门问题的谈判不可避免地与葡萄牙政界的权力斗争搅和在了一起。而此时，葡萄牙外交部部长也频频试探性地暗示，葡萄牙将竭力在澳门问题上与中方讨价还价，使澳门长期充当葡萄牙文化在东方的桥头堡。

在多方的斡旋下，1986年6月30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首轮谈判终于在北京举行。一直到1987年3月，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先后举行了四轮会谈。谈判前期进展得平稳且顺利，前四个月就成立了澳门问题的工作小组。

然而，在中葡谈判进入关键阶段时，双方却在交还澳门管治权时间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葡萄牙方面有人主张对澳门“越晚移交越好”，更妄图将交还澳门的时间拖延到21世纪后期。对此，中方态度坚决。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一直关注谈判进程的他立即发出指示：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决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世纪。面对这样坚决的态度，葡萄牙方面最终同意在1999年把澳门交还中国。

1987年3月26日，中葡双方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与国家主席李先念等出席了签字仪式，对联合声明的各项表示肯定。在这份声明中，中葡两国向全世界宣告：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此后，邓小平在领导推进香港过渡期事务的过程中，也仍然不忘澳门的问题。1987年4月16日，他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全体委员时就坚定地表示：“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做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

1988年，澳门开始着手起草基本法，邓小平接见了出席第一次草委会议的全体成员，并对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做出若干指示。后来，在起草澳门基本法草案时也遵循了邓小平的思想——“宜粗不宜细，宜简不宜繁”、“参考香港基本法，但不是照抄”等。

目录

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1943年11月10日）

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6日）

在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1950年7月21日）

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1月13日）

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54年1月25日）

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3月25日）

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1961年10月23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冶金工业七年规划汇报时的讲话（1961年11月23日）

接见参加全国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1961年12月27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6日）

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7月7日）

在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1962年11月29日）

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4月10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1975年1月25日）

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1975年5月29日）

在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结业见面会上的讲话（1975年7月4日）

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1975年8月3日）

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77年7月21日）
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1977年8月23日）
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2月28日）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4月22日）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79年3月30日）

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79年10月4日）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1月16日）

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3月12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12月25日）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1981年6月22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82年1月1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82年4月10日）

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1982年7月4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3年10月12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1984年10月1日）

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1984年11月1日）
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3月7日）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5月19日）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6月4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1986年1月17日）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1986年6月28日）
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86年9月28日）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年4月16日）

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的讲话（1988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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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1943年11月10日）

1943年11月10日，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的整风动员会上，邓小平作了整风动员讲话。

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中共中央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制定了正确的路线。

可是，这时党内的主要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主要是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长期统治的恶劣影响尚未彻底清算。与此同时，党内广泛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又加上抗战爆发后，党吸收了许多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新党员，他们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这也为党内滋长不良思想作风提供了土壤。大批新党员又带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

这些问题在全党虽然不占统治地位，但妨碍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妨碍全党干部和党员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对于力量还不够强大的共产党而言，只有解决这些问题，统一思想，才可能因团结而强大，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因此，一场共产党内的整风运动，迫在眉睫。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全国局势相对平稳，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这就为共产党集中时间进行整风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党内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之后，逐渐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领导骨干。毛泽东思想日益显现出其高瞻远瞩的正确性，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这些都为延安整风提供了条件。

1942年2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发动了全党整风的动员报告。随后，延安、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了整风学习。

从1942年5月起，邓小平相继担任了中共太行分局总整风委员会主任、一二九师整风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边区和部队的整风运动。在他看来，整风教育是对全党进行思想教育的极好形式，通过整风，可以提高党的战斗力。

但由于边区和部队一直处于对日作战前线，环境艰苦，斗争复杂，所以直到1943年9月以前，晋冀鲁豫边区和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整风运动主要是普遍进行整风文件的学习，并初步联系实际检查思想、工作和作风。

随着晋冀鲁豫边区局势好转，渐趋稳定，整风运动被真正提上日程。1943年1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后，分局决定军队、地方所有干部，都必须参加整风学习，在职地委、县委、专员、县长、各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轮流到分局党校参加整风，然后回到岗位，领导在职干部整风。

虽然此次党内的整风运动开始于1942年2月，但由于边区和部队一直处于对日作战前线，环境艰苦，斗争复杂，所以直到1943年9月以前，主要是普遍进行对整风文件的学习，并初步联系实际检查思想、工作和作风。随着战争局势的好转，作为中共太行分局总整风委员会主任、一二九师整风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决定主持领导边区和部队前面开展整风运动。整风动员会就此召开。

要整风，就要先了解为何要这么做。邓小平认为，从党的历史和经验教训可以看出，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例如，第一次大革命是我党积蓄了力量干出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长时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断送了。又如党在克服陈独秀机会主义统治之后所积蓄起来的力量，又在李立三同志冒险主义的领导之下，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间更长，给予我党的损害也更大，苏区红军和白区党的基础，都在这种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之下，大部弄垮了。

可怎样的领导才是正确的？这也必须从历史的经验来认定。邓小平回忆道：“我党自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9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到这9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深感整风的重要的。”

由此，在党的历史上，只有毛泽东的领导思想被证明为正确的。干部们要学的，便是这正确的思想方法，避免那些被认定为错误的思想方法。这是邓小平首次公开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他是较早使用这一概念的中共领导人。

从思想领导地位对革命的影响可以看出，领导人的思想素质，是革命是否成功的关键。因而在整风运动中，领导干部的学习成效和工作成效，也将决定这次整风运动的效果。邓小平就此强调：“我们一定要克服过去的毛病，认真地贯彻下去，完成整风运动的任务。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致像过去一样半途而废，首先是领导问题。领导上一定要抓得很紧，每个负责干部要亲身参加整风，认真突破一点，积累经验，以指导其他。同时，这次还采取了一些具体办法，如每个部门、每个机关，只留少数人坚持工作，大多数干部集中整风，这种办法比过去半日整风半日工作的办法要好，容易行得通，大家精神也能贯注些。照现状看来，只要不半途松弛，一定会做出成绩的。”

邓小平也清楚，要想把固有的思想习惯改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这时，就需要决心、坚持和帮助。他要求每个同志都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思想作风整好。首先要认识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思想意识有无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然后才会决心改造自己。整风的具体方向，不要只讲道理，应该和检查工作联系起来，才能起到作用。

他还要求每个同志不但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还要有批评的精神，以帮助同志，治病救人。要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对同志、对自己、对上级都应抱有这种态度。对于别人的批评，应该积极接受并采纳。当然，整风中思想上是会感到有压力的。当一个同志在别人的帮助与批评之下苦闷时，要好好地帮助他。

邓小平条理清晰的讲话，是他进行思想工作的基础。但重要的是，邓小平更注重理论在实际当中的运用。他的动员，也由此更具有操作性，更深入人心。自此，整风运动在晋冀鲁豫边区轰轰烈烈地展开。

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6日）

1950年6月6日，中共在重庆市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时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主持西南地区工作的邓小平针对1950年的整风运动，发表了题为《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的重要讲话。

1950年党内整风的主题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邓小平在讲话中批评的“不良倾向”，是指当时西南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问题。居功自傲、脱离群体是任何新政权都会面临的问题，新中国也不例外。胜利，让一些领导干部开始端起了架子，颐指气使；让一些领导干部私欲重了，腰包肥了，权力乱用了。

俗话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历史上很多的新政权，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而来的，可一旦建立了新政权，那些他们所推翻之人的陋习，就迅速出现在了新政权的功臣身上。有一些人会产生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等情绪。

新中国此时也开始面临同样的问题了。就在这百废待兴，更需要党员们兢兢业业建设新中国时，一部分党员却出现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等不良作风，在党内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主要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中更主要的是命令主义。

此时，国家领导早已意识到这些不正之风会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诚信，更重要的是，他们清楚这些作风就是一种倒退，不管是对党的纲领还是革命理想，都是不符的。于是195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极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联系。这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直到同年冬才结束。

1950年的整风运动并不是首次整风运动，在此之前，就曾进行过类似的整风运动。邓小平回忆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进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整风运动，那次整风主要是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目的是把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领导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那次整风为七大做了充分的准备。七大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使我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上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以后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才有了全国的胜利。没有那次整风，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二次整风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即三查三整。邓小平说：“这次整风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战争非常艰苦，又处在接近胜利的关头，正需要我们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以争取胜利，而党内存在着成分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一部分同志有消极失望的情绪和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些现象必须加以克服，才能前进。经过三查三整，克服了党内的混乱思想，团结了全党，进一步联系了群众，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这两次整风运动最大的作用，就是统一思想，在全党范围内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只有当一个军队或政党拥有了统一的思想，才有胜利的可能。因此，邓小平实事求是地说：“当然，在这两次整风中，都有一些缺点，但是不能因为有些缺点，而掩盖了主要是成绩的一面。这两次整风对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正是因为整风运动对党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当新中国的功臣们开始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时，再一次的整风运动就变得重要了。而这次的整风是纠正领导干部的居功自傲、贪污腐败和违法乱纪的问题。就此，邓小平概括了一下1950年第三次整风运动的目的：“这次整风主要是查思想、查作风，看我们的同志对党的革命事业抱什么态度，在各种运动中是否执行了党的政策，是否联系了群众，工作是否做得那样好，是否合乎毛泽东思想，目的是经过整风，克服思想上、政策上的混乱现象，达到思想上的统一，政策上的统一，使工作在已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当时，西南地区有一个鲜明的问题，就是西南地区的三万名干部都是从军队或老区来的。由于这些干部都是初到西南地区，地皮还没熟就需要展开工作，所以他们大多采用了过去的经验，而没有考虑到在新的地方工作会遇到的新问题。结果，许多同志虽然辛苦地工作，却收获不大，缺乏耐心的情况下，官僚作风就出现了。

邓小平就此认为，西南地区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比其他地区更严重。他严肃地说：“这次整风是非常必要的，整风的对象也主要放在这三万人身上，最主要的是克服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

邓小平还指出，干部们现在容易犯两个错误，这首要的就是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所谓统一战线，是在战争期间联合非敌人的绝大多数党外力量，包括各个民主党派、各个团体、各个阶级等。这些力量在战争期间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增强了党的力量。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干部对这些统一战线中的力量就不太看重，有关起门来搞自己的政权的意思。

对此，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各级政府正在进行人事安排，今后会有许多党外人士当部长、科长，如果有些党员同志当副职，一定要接受人家的领导。这同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只要党员正确地执行政策，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即使党员是正职，党外人士是副职，也要遇事商量，真正做到党外人士有职有权。”

在邓小平看来，只有善于团结党外人士去实现共同纲领和执行法令，才能让政权得以稳固。因此，他说：“对旧工作人员也要诚恳地给予帮助，不要口口声声称人家‘旧人员’。要尊重他们，使情感融洽起来，这样才有利于帮助他们进步和改造。”

另一个错误，是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邓小平指出，现在“无论城市农村，贪污腐化现象都很严重。还有一个干部婚姻上的问题，现在到处在闹‘改组’”。这里所说的“改组”，其实就是离婚。当时一些进了城的干部，看到城里年轻美貌的姑娘，就想和农村里的结发妻子离婚。这让邓小平很气愤，他说：“这种人往往引婚姻法作根据，说婚姻法上规定有婚姻自由，于是不管政治条件，不管儿女幸福，不管道德不道德。有的闹得影响很坏，工作也受损失。有的甚至使出流氓威胁欺骗的手段。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

之所以有这么多问题发生，邓小平认为这是由于干部们对于学习的不重视。干部们很容易陷入到事务主义的泥坑，不能经常吸收新的营养。所以要建立起学习的制度。党支部生活其实也是加强干部素质的一种方式，所以邓小平提议要建立和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他还说，中央准备实行党公开，让群众来监督批评。

为了卸掉干部们心中的负担，邓小平又宽慰道：“这次整风要避免过去的缺点，着重启发诱导，通过检查半年来的工作，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根据‘惩前毖后’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犯错误的同志着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只有个别品质极坏的，如严重的贪污腐化及有意识地破坏、抵制党的政策的人，才给予纪律处分。”

他以一种信任的方式，对干部们说：“任何一个革命阶段，总有一些渣滓要沉下来的。但我们绝大多数同志的本质是好的。沾染不良作风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转变思想，纠正错误，继续前进的。”

按照计划，当年年底将进行减租，第二年年底将进行土改。这些工作的有效实施，都必须建立在有一个良好口碑的干部群体上。邓小平要求全部的干部都要积极参加整风运动，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工作。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西南地区的整风运动有条不紊地展开，一直持续到年底。它为西南地区党内的混乱思想指明了道路，令风气焕然一新。

在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1950年7月21日）

1950年7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召开大会，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南访问团的到来。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作《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向访问团团员们介绍了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所管理的，不仅是一片辽阔的疆土，更有其上众多的民族。

1950年春，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央决定向全国各民族聚集地区分别派出访问团。访问团的团员，将对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或各界代表进行个别访问，根据情况召开各种座谈会、各民族代表会或民族联谊会，召开传达中央少数民族政策的群众大会，举办民族干部短期培训班，协助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自治州或自治县。

西南五省，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也是最集中的地区。民族之间的问题，民族隔阂的问题，民族自治的问题，特别繁多。由此，首先被派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即是西南访问团。这个有着120多人的访问团，在出发前，先在国子监集中学习了一个多月，以熟悉民族政策和西南诸省的情况。7月，访问团带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条幅前往西南。

访问团首先来到的是西南局的驻地重庆。在这里，邓小平向他们作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

对待少数民族工作，邓小平抱着十分谦虚的态度。他说：“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一个小学生。”虽然在到西南之前，邓小平没怎么接触过少数民族的问题，但是邓小平善于学习，重视调查研究，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工作，已基本掌握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情况。

他首先提到：“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一个是西北，一个是西南。恐怕西南比西北还多，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

少数民族的问题，主要是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民族隔阂。政治的不平等，经济的落后，文化的贬低，都使得历史上少数民族被屈居在汉族之下，故而形成仇视汉族的情况。邓小平到西南的半年，在少数民族的工作上，最主要的就是在消除隔阂。但千百年的隔阂，不是短期就能解决的。因而他说：“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

邓小平专门举了西康藏族（传统上的康区，现在的甘孜、凉山、攀枝花、雅安、昌都、林芝等地区）的情况为例子。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但过去西康的反动统治也把藏民搞得很苦。所以，当解放军进军西南，宣布了解放西藏的方针之后，藏民的态度就开始发生了转变。尤其是看到解放军真的按照方针在认真执行，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等，藏民们就真的相信了解放军。

但在长征时期，“红军北上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那时，经过西康的红军因为太饿而把藏民的粮食吃光了。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不得已的，但对藏民而言，这些红军和所有的部队没有区别，都是欺负老百姓的。所以在提到这件事时，邓小平说：“现在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藏族人士也很坦白地说，那时把粮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现在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

这样的处理结果，让邓小平相信，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

虽然知道要把民族问题解决好，但难的是对少数民族的不了解，让工作变得异常的困难。所以邓小平一直在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关系搞好……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不盲动，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

过于急躁的工作问题，邓小平在从前的工作中就接触过。一些干部为了尽快出成绩，就快速地组织群众交粮，结果就闹出了乱子。这样的事情即便在汉族地区也会引起反抗，更不用说在少数民族地区了。所以邓小平反复说：“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

但慢不等于不做。“不能因为怕患急性病就睡起觉来，要稳步地做，摸准情况前进。”“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

对于邓小平注重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做法，有些人有顾虑，觉得这会丧失阶级立场。就此邓小平严肃地说：“什么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就是现在不要发动阶级斗争，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这就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依靠上层，而是通过他们慢慢影响各方面的工作。”

即便如此，少数民族的工作细碎，问题也多。比如，纲领宣布了，什么时候实施；自治区的名字，该如何定；康东过去的县，是否保留；少数民族内部的争斗，如何解决；各个民族地区，究竟是实行民族自治，还是建立联合民主政府；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用粮问题，该如何解决；没通汽车的地区如何运输，如何定价；少数民族的贸易中如何免除层层中间剥削，使他们少吃亏；如何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和卫生水平；在确定不在少数民族地区搞减租、土改的情况下，贵州苗族要求减租、土改该怎么办……

面对这些复杂而繁多的工作，需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工作态度。邓小平说：“最近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也要老老实实。我们要主动向他们说清楚，正是因为风俗习惯不同，容易引起误会，容易犯忌讳，可能得罪了人还不知道。有些生活习惯我们想学，但是一下学不会，也勉强不得，请他们原谅。这就叫老老实实。这样容易得到同情。我们做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对于派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做的都是苦差事。如果思想没有搞通，就很容易犯错误。因此，邓小平强调：“派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要少而精，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不准一个人出乱子。”对此，邓小平颇有些骄傲地指出：“这个时期西南在民族问题上还没有出什么乱子，原因就是工作稳当，这就叫成绩。”

邓小平认为少数民族内部的进步青年才是未来最有影响力的人。就此，他寻思着应该开办民族学校来培养民族干部，让那些进步的民族青年最终成为少数民族中巩固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邓小平的提议获得了中央的批准，中央甚至在1950年年底，通过了《培养少数民族工作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就此，中央决定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在西北、西南、中南各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一处。邓小平则在西南地区拟建三所民族学院，分别位于成都、昆明、贵阳。1951年6月29日的《新华日报》报道，这三所民族学院的第一期毕业学员来自46个民族，共计1449名。他们其后成为了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坚力量。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是他关于民族问题的最集中的一次讲话。它后来成为了民族干部必须学习的指导性文章，对实际中的民族工作有着极大的影响。

会后，西南访问团分成三个团，分别深入西康、四川、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向少数民族同胞传达了党和国家的关切，宣传了民族政策，以平等团结的态度，强化了少数民族对国家民族政策的信任。

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在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南访问团进行工作的同时，邓小平也为民族团结，做了相当多的工作。

1950年9月，党中央下令，让各局组织具有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组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到天津、上海等地学习。但当时不少的少数民族对新政府和党都怀着恐惧和戒备的心理，甚至害怕到来后被扣押、杀头。邓小平没有放弃努力，他带领西南局的各级领导，耐心地给这些少数民族人士做工作，解顾虑，终于让他们去到了北京，彻底打消了心中的恐惧、戒备和疑虑。

1950年10月，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解放军渡过金沙江，开始了进军西藏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一直强调：“政治重于军事。”他不仅要求部队学习藏语，还专门指示成立了“政策研究室”，以及时研究西藏的情况以制定出合理的政策。1950年11月8日，刘伯承、贺龙、邓小平还联名颁布了入藏部队要保护好各地的喇嘛庙的布告。对藏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尊重，赢得了藏族人民的信任，使得不少藏族把解放军称为“菩萨兵”。而邓小平所领导的西南局对西藏问题所做出的意见和建议，对中央做出相关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0年10月底，邓小平在与西南局委员们商量少数民族问题时，专门插话提到了土改的问题。他认为，土改“第一不适于藏，第二不适于边界聚居区及聚居区的边沿区”。“在杂居地区原则上应允许搞，但看在什么条件，什么时间。一是真正实行了区域自治或联合政府”，“二是真正在少数民族中举手同意”。“这两条具备了，时间即成熟了。”“在决定方针步骤时，一定要慎重，防止急躁。”在少数民族的工作中，他尤其强调要循序渐进，不能急躁，宁肯慢一点，也不要毫无准备的改革。这种对实际情况的关注，使西南的民族工作，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稳重而有成绩。

1950年11月25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在筹备的八个月中，为了建立起这个自治区，邓小平没有少下功夫。他提出，要充分尊重藏族的习惯和信仰，尊重当地藏族的意愿，多与藏族代表交换意见，恢复发展生产，搞好卫生文化等工作。他的指导性意见和建议，被认真地执行。西康省藏族自治区顺利成立，并成为了大西南民族区域自治权建立的突破口。

访问团则在同时积极参与少数民族的团结工作。为期七个月的访问，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极大地增强了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1月13日）

1954年1月13日至25日，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由财政部召开的年度会议，是为了探讨1954年度的预算问题。

财政预算是政府对于未来一定时期内收支安排的预测和计划。一个政府就如同一个家，有多少钱，要花多少钱，能挣多少钱，都要先算出来，安排好，才不会在后面出现寅吃卯粮的现象。所以，对一个国家而言，财政预算是一项重要的国事，甚至要通过立法程序批准。

这财政预算倒也不是舶来品，但在中国实行现代的财政预算却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开始的。而新中国的第一个财政预算，从1949年8月就开始了。此后，财政预算就成了新中国计划新一年度工作的重要凭据。

在建国初期，中国一穷二白，财政工作便极为困难。当时出现了一个情况，公粮和税收的大部分由各省自行管理使用，而军费、行政费用、经济恢复的费用则由中央支付。但中央财政的来源又不足，这就导致了收不抵支的现象。为此，1950年用了4个月时间来统一全国的财务，实现了全国收支、物资管理、现金管理、贸易等的统一。这一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确实在当时起到了壮大经济、恢复经济的作用。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中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得到了根本好转，工业生产水平也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于是，为了打造一个工业化、现代化的新中国，中央政府决定以五年计划的方式来有计划地发展经济。此时由于尚有苏联的援助，中国对于快速发展经济信心勃勃。

然而，这个信心却是以财政危机为代价的。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全年的总预备费在3月底就全部用光了，8月则打破了收支平衡，出现了21万多亿元的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赤字，就只好向人民银行提款，这又造成了银行信贷资金的紧张，致使银行压缩贷款，而需要还贷的商业部门则纷纷压缩库存、减少收购。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严重影响到了商品的正常流通，使国民经济发展困难。

1953年8月28日，中共中央不得不发出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于是全国开始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最终才得以逐渐消除了财政赤字，保障了财政收支平衡。但这也使政府意识到，如何管理好这个财政工作，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否能胜利完成的关键。

邓小平在1952年7月，就因出色的工作，而被调到了北京，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在这之前，邓小平一直在西南主持工作，并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他不仅领导了西南地方政权的接收工作，而且恢复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秩序，发展了工商业。这样的成绩，来自他在太行山、大别山的工作经验，也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3年9月18日，邓小平因之前经济方面的卓越表现，而临危受命，被要求兼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长。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站在全国的高度来看待经济。

1954年1月13日，是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的开幕式。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部部长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发表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的讲话。

邓小平一上台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财政问题的根源。对于1953年为了应付财政危机而搜刮地方40多万亿的做法，邓小平说：“立国的政策应放在有力量应付外侮和应付万一。‘刮光’了地方上的底子，如出现像抗美援朝这样的战争，或发生严重灾荒，或须紧急兴建一个大工程，或有了新的技术发明要采用，就没有后备力量了。那时就只有加税和减少人头费，就要弄得大家哇哇叫。再一个办法，就是减少必要的开支，把国家工业化的投资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费也刮掉，这样影响就更大，就会动摇根本。”

要解决这一危机，就需要建立一个稳固的财政。邓小平说：“财政后备力量基础的巩固，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上。为了发展经济，保证物价稳定，工商企业须有固定的流动资金，银行须有足够的银行基金，而这些过去是没有的或者不足的，且各大区各级都已没有底子，各方面搞得很枯竭。我们要花几年功夫才能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这就要把后备力量放在各方面，要在各方面打底子。”所以，地方不仅是不能或少去搜刮，还应该去积极补足，才能在未来应付万一。

在这样的认识上，邓小平开始梳理财政关系，并开始着手改革。而他的改革，便浓缩为这次会议上的六条工作方针。

改革的第一点为归口。这所谓归口，就是把预算归到各个部门去。之前的做法是不归口，哪里需要钱，中央就拨给哪里。这样的管理方式，使财政部反而挨了骂。挨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袖筒里谈交易，不给钱挨骂，给了钱也挨骂；另一方面是预算不采取归口的办法，控制不住，干预过多，因而财政部成了被斗争的焦点。

而各级各部没有掌握财政大权，对于财政工作就没有积极性，容易产生不顾经济实际的过快投入。另外，这种方式也可以致使各级各部对本身的工作缺乏积极性。财政部给了钱，工作就积极点。财政部不给钱，工作就消极点。所以，邓小平提出采用预算归口的方式。他认为，通过归口管理，财政就易于控制，预算就容易确定。

当然，归口不等于财政部不管，财政部有干预的权利，要提出意见。财政部提意见，是从全局出发，考虑有钱没有钱，是否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预算不能由各部自行决定，但必须以各部门为主，共同商量。

改革的第二点是包干。所谓包干，其实有点类似于承包的意思。就是说财政部把资金归口给各级各部，各级各部就要保证控制好预算，不能再出现像1953年那样的财政危机。而且各级各部所包的不仅是开支，还有收入。也就是不仅要量入为出，还要努力开源发展。包干的试验在1953年11月已经开始启动了，事实证明包干后，预算稳定，变化不大，非常成功。

第三点是自留预备费，结余留用不上缴。这一条是当时被反对得最厉害的，它很容易让人感觉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倒退。邓小平则说：“没有这一条，大家不可能有积极性，就不可能有归口和包干；有了这一条，大家才能有勇气和胆量实行归口、包干，地方才有力量应付意外开支。”而这自留的预备费，也不是拿来给大家浪费的，而是为了补足地方，打好全国的财政基础。地方则可以用这个钱去做重大的事情。

为了指导正确使用预算资金，邓小平还专门规定：“周转金为预算的3%～4%，预备费为预算的3%～5%，这就是摊了牌，摆在桌子上，大家来过日子，不要再在袖筒里办事，不要突破总预算。”

第四点是精简行政人员，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大政府的弊端，就是开支过大。臃肿的机构，也必然带来效率的缓慢。更可能在此过程中，造成财政的浪费。所以精简人员，也是控制预算的重要一条。

第五点是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规定预算中3%～5%的预备金，是属于救命钱。但过去却没有得到重视，往往很快就被一些不重要的事挪用了。邓小平提出把动用预备金的批准权交给中央政治局，并提醒说：“这一条的好处，是让大家知道要动用总预备费不容易。总预备费是留着解决大问题的，不是用来买烧饼油条的。”

第六点是加强财政监察。由于之前财政缺乏监管，才会出现浪费很大的情况。而一旦收紧，就能节约出很多来。“如国家预算节省10%，就是二十多万亿元。”所以，毛泽东也提出，财政监管是以后财政工作的关键。

邓小平对财政工作的改革，成了新中国对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的第一次冲击。然而，这些主张与传统计划经济观念完全不合，当时就遭到了来自国内和苏联专家的强烈反对。但面对问题，邓小平毫不放手，仍然坚持包干、结余不上缴。他说不管将来如何，至少这六点现在看起来是正确的，所以必须实施。

事实上，邓小平的改革是对中国财政预算体制的完善，它一方面保证了国家财政是建立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又调动了各级政府搞好财政的积极性，另外也让财政预算有了保证发展的后备力量，还保障了财政预算的收支平衡。

这六条方针执行后，很快就起到了明显的效果。1954年和1955年的财政工作，不仅都做到了收支平衡，还略有结余。其中，1954年的结余有16.05亿元。这使财政的后备力量明显增强了，国家财政的基础也比以前更牢靠了。

虽然邓小平的财政部长，只当到1954年6月19日，但在这短短的9个月时间，却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54年1月25日）

1954年1月25日，是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在这一天作了一个总结讲话——《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

1953年所出现的财政预算透支、收支不平衡的情况，其实就是地方与中央协调不一致导致的。这里面当然有高度统一集中的财政制度的弊端，但也跟地方缺乏对中国全局的考虑有关。所以，邓小平在这次会议的开幕日提出财政制度改革之后，又在闭幕日提出了地方要有全局观念的问题。

邓小平说：“过去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常常没有从大的方面出发，没有把战略问题交代清楚，这是过去财政部的工作出了一些问题的原因。”他觉得应首先从思想上解决地方地域思想。

一切的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双方缺一不可。邓小平认为，主导的还是应该是中央、全体、集中统一，否则就会犯错。中央当然要多照顾地方，但如果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地方应服从中央，局部应服从全体，因地制宜应服从集中统一。不如此，就会发生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

邓小平也提到，不仅是地方要顾及全局，服从中央，在财政工作中，还应该有全局观。而这个全局观，就是必须服从总路线，即必须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实现。所谓总路线，其主体是国家工业化，两翼是两个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财政工作就要保证国家工业化和两翼改造所需的资金。

要保证这个大的原则，就需要一方面增加收入，另一方面节约支出。邓小平在节约支出上，特别提到，毛泽东为了全国能够集中力量保证国家工业化和两个改造的实现，规定国家机关经费（包括行政费与军费）不得超过国家预算总支出的30%，社会文教费也要适当控制。所以在掌握开支上，我们就要拿这个道理去说服人，凡属能解决的应给以解决，凡属不解决也能过日子的，即可不解决。我们国家虽然地大物博，但生产比较落后，财力有限，这就要求财政工作人员要善于节约，善于把钱用到主要方面去。

确实，财政工作并非从上至下的工作，须得上下双方的配合才行。只有当各级各部财政部门都拥有了服从中央、照顾大局的全局观，财政工作才能得以顺利开展，中央制定的政策才能得到真正贯彻实施。

邓小平正是以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成功地把控着大局，避免着问题的死角。他的政治经济观点，都很有战略的眼光。

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3月25日）

1960年3月24日至25日，毛泽东在天津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通称天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和华北、东北一些省委领导人。

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讨论1960年国民经济建设、城市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工农业生产、教育、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国际形势和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等17个问题。在毛泽东的指示下，邓小平主持了17个问题的讨论会，并就讨论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汇报时，毛泽东根据讨论情况，对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农业问题、工业问题发表了意见和看法。他表示，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很值得注意。他说：“敢想、敢说、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相对立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没有范围了，那就是绝对的了，就不是辩证的了。”至于农业问题，他则说：“有些地方不能搞粮。比如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他们那个通山县，本来只有小部分地方种粮食，大部分地方的主业是林业，但是因为搞粮食成风，林业就不搞了，统统去搞粮食了。有些地方是搞渔业的，鱼也不打了，就搞粮食了，结果城里人没有鱼吃。这就破坏了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今年我们就要鉴于那个情况，不要搞得天下大乱。”说到1960年钢材分配情况时，毛泽东看到地方分到的数量很少，很感慨：“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可怜。为什么人家轻视我们呢？你看，就这么一点。”

汇报中，邓小平提出一个托拉斯的问题，他说：“中央说了，今天也说了，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邓小平接着说：“在三年规划里面初步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全国搞大大小小各种各色的托拉斯。这是个改组，恐怕快一点搞有利。”大家都十分赞成这个意见。

汇报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谈到了主要矛盾问题。他说：“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最后他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十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

25日上午，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指定，主持这次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四化”、“城乡公共食堂普通化”等十七个问题。在讨论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问题时，邓小平作了关于《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为什么邓小平要强调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因为当时我党内外将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庸俗化的倾向和做法越来越严重。林彪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起，便大搞形式主义，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大肆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在如何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庸俗化、实用主义的提法。例如，他提出把学习毛泽东著作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鼓吹学习毛泽东著作是走“捷径”。他还把“老三篇”、“老五篇”同毛泽东其余大量科学著作割裂开来。随着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被神化，个人崇拜盛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度被破坏，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在实践中无法得到很好的贯彻，从人们的日常思想到党的理论都开始脱离实际。

针对这一倾向和做法，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提出了应当“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认为，当前在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良倾向：“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他强调：“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他表示，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在邓小平看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二者同样重要，应避免在学习过程中把二者割裂开来。

针对当前有些同志提出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问题，邓小平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最近，有些同志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当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有发展的，但是，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讲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都有，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要的发展。所以，不能只讲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否则人家问你研究帝国主义以哪个著作为纲，你怎么答复？扯不清楚。当然，对帝国主义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有发展，例如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但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解决了。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

邓小平强调指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央已经发了一个指示。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得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

邓小平还就毛泽东与中央这个集体的关系发表了看法。在邓小平看来，毛泽东是中央这个集体的一分子，是中央这个集体的代表人，不能割裂毛泽东与中央集体的关系，但也不能将毛泽东置于集体之上。他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毛泽东同志是尊重集体领导的。他昨天讲，提法要合乎实际，不合乎实际就站不住脚。我们应该本着这种精神，去做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

在会上，周恩来赞同邓小平对报刊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庸俗化的批评。

天津会议期间，还谈到要加快准备纪念列宁诞辰的反修文章。这个事情是在一月上海会议上提出来的。后来中共中央决定，要隆重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利用这个机会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了的问题，等等，进行阐述，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会后，加快了文章的起草工作。毛泽东十分重视文章的起草工作，亲自审阅《列宁主义万岁》，并提出修改意见。在邓小平主持下，《列宁主义万岁》、《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三篇文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分别在4月20日《红旗》杂志，4月22日、2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1961年10月23日）

1961年10月4日至26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并于10月23日在会上作了题为《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的讲话。

在讲话中，邓小平赞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对于胡耀邦概括的青年团过去几年的工作要点，他也赞成。他说：“这几年，总的来说不是路线错误。我们有不少成绩，但是也有大量的缺点，而且教训应该看得严重一点，深刻一点，应该吸取。这几年的毛病、责任不是你们担，耀邦同志讲，你们有份，比如刮‘共产风’，你们有份。但是，这几年，各级团组织总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努力做工作。党也一样，你们也一样，是努力的嘛。这些错误，这些缺点，主要不是团的问题。你们检查这一点也好，全党的教训，青年团也吸取嘛，有份无份都要知道嘛。”

讲话中，他主要谈了“青年团本身领导方面的问题”。在邓小平看来，团的工作无非两部分：一是参加全党全国范围内的各种工作，在同级党委领导下面，努力奋斗；一是属于青年团本身的特殊性质的工作，青年团应该有自己的系统领导。那么，党的领导和团的本身的工作是什么关系？党的领导和团的独立性又是什么关系，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说了出来：“所谓系统领导，比如团中央发一个指示，各级团委在具体执行中，还要跟同级党委商量，同级党委根据当地的条件，什么时候做，如何做，统一加以安排。这样，就把团的系统领导和党的统一领导结合起来了。系统领导的做法不能完全像过去那样。比如青年团单独来一个号召，在全国搞一个什么运动，有没有？可能有……我们并不否定团对全国青年可以有单独的号召，问题是这种形式怎么用法，什么时候用，在什么问题上用，哪些用法对，哪些用法不对……不能否定青年有特殊的要求，特殊的问题。既然不能否定，团就有事情干，就应该有自己系统的工作。属于全国范围内的，团中央同党中央商量。属于全省范围内的，团省委同党省委商量。无非得到他们的支持，得到他的同意。他同意，他支持你，你去干，可以干得更好。他不同意的事情，你干也干不好。”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认为，党的领导和团的系统领导的关系是一致的、不矛盾的，党对共青团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党既要领导共青团的工作，又要放手让共青团发挥独立性；共青团可以有自己的系统领导，但也要争取党组织的支持。

邓小平还在讲话中强调共青团的工作要发扬群众路线。在邓小平看来，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是从群众中来的，是反映群众的要求的，是合乎群众的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是能够为群众所接受、能够动员起群众的，同时又是反过来领导群众的，这就叫群众路线。所以，他说：“我们要把大量的工作放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一块生活，一块活动，一块说笑话，一块下棋，然后去做工作。一不要党气，二不要团气。”

他还对共青团工作的一些主要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关于共青团工作要处理好热闹的形式与深入细致工作的关系问题。组织热闹的活动是共青团工作的一种形式。问题是，热闹过后，能够留下东西的很少，难以形成共青团工作的积累。

邓小平又是怎样看待这种工作形式呢？他说：“过去冀鲁豫的工作比太行热闹得多，太行的工作不够热闹，但是精雕细刻。当然，那个时候太行的工作再加点热闹就好了，但是归根到底它是细致的工作，精雕细刻的工作，很深入的工作，结果得益很大，兵就不跑。当然，完全否定热闹的形式，也是不对的。但是只满足于那个形式，缺乏深入的工作，细致的工作，是搞不好的。我们的事业总是要求精雕细刻，没有一样事情不是一点一滴的成绩积累起来的。难道我们的事业就是几个发明创造的人搞出来的？他们有他们的功绩，他们的功绩比一般人来说要大，一个人甚至要起很多人的作用。但是，归根到底，事情总是所有的人一点一滴地搞成的，这是最根本的。”

他还说：“群众路线要采取各种形式，其中包括热闹的形式。我们现在并不取消热闹的形式……但是我们的群众路线，不是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的是要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做人的工作。这是一点一滴的工作，这样的工作积累起来，才有我们伟大的成绩。所以我们要搞得深入一些。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党的传统，有热闹的形式，但是归根到底，我们是实事求是地深入的工作……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到经常工作方面。”

讲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共青团工作方法就是深入细致的方法，精雕细刻的方法，点点滴滴、实事求是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这也就是我们党的传统方法。他说：“为什么我们过去在农村做的工作那样好？就是因为做得很深入。我们甚至做一件事情可以不登报也能搞好。禁鸦片烟，不登报，完成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不登报，完成了。这就是靠家喻户晓。所谓家喻户晓，就是一种又是热闹的事情，又是极端细致的事情。所以，我们主要是做细致的工作，深入的工作。做人的工作也好，做各行各业、各方面的工作也好，种庄稼也好，搞工业生产也好，办学校也好，都要做细致的工作。”

关于发挥青年突击作用和做好经常性工作的关系。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到经常工作方面。那么，还要不要发挥青年突击作用？青年突击作用还是存在的。可不可以提？可以提。当然，是不是经常那么提，也不必。比如一个工厂，为了完成一件‘急、难、新’的事情，组织一个青年突击班，带头突击，我也赞成，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否定这一点……问题是怎么个做法，不是什么事都要普遍那么搞，而是真正按照需要去搞。”

关于青年人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表示，共青团要做更多人的工作。他说：“在各个岗位的工作中，成年和青年一块搞，大量的人一块搞，你们青年团在里头起模范作用，这就是做了更多的事情，起了更多的作用，做了更多人的工作。你们起了模范作用，影响就不同了，首先影响青年，其次是影响成年。”

最后，邓小平还提到了共青团要好好注意青少年中的道德风气问题。他说：“我们的社会风气，应该说，1959年以前是很好的，外国人赞扬，我们也引以自豪。这两年我们再看一看，有好多情况就不那么好。”他认为，现在的社会风气很不好。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要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要多做点工作，多搞点调查研究。他说：“我们有解放后的前十年的经验，那十年，我们的风气相当正。而且那个时候确实有群众监督，是广泛的群众运动，是深入细致的工作。儿童有礼貌，关心集体事业，关心公共秩序，看到不对头的地方就批评。这种好风气，要把它恢复起来。现在提倡做这个工作没有人听，慢慢总有人听。要引导人们向兴旺的道路走。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人穷志不要短，越到困难的时候，越要有志气。在青年里面应该广泛地宣传这些思想。”

会后，团中央和一些地方团委就此问题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并且在广州召开了12个省、市团委负责人座谈会，专门研究了青少年道德教育问题。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冶金工业七年规划汇报时的讲话（1961年11月23日）

1961年11月23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听取了冶金工业七年规划的汇报，其后他作了一番关于要大批提拔年轻技术干部的讲话。

对年轻技术干部的需要，源自工业化的社会进程。当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后，想要振兴百业，于是便学习苏联的经验，准备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了有计划地迅速工业化，便制定了“五年计划”。从1953年到1957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年主要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

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开始实施，到完成计划规定任务只用了四年时间，1956年就宣布提前完成。这一结果给当时的人们极大的信心。所以，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1957年，超额完成任务量时，人民的生活便已经得到了较大改善，这也为新中国进入下一个“五年计划”打下了基础。

然而，当进入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尝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甜头的人们，开始变得冒进。当时，党在经济建设上犯了“左”的错误，盲目地追求工业产品数量的增长，而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只凭着一番热血冒进。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大跃进”时期，看起来处处凯歌，却处处都埋下了危机。此时，“一五计划”的不足之处也显露了出来，即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生产步伐，继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1961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四年。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带来的经济损失，再加上从1959年起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到1960年夏季，在全国范围内，粮食供应前所未有地紧张。

突出的民生问题，也凸显了当时各种工作中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问题。这不由得让邓小平深思。自解放以来，培养出来的工程技术人员人数并不少，但这些技术人员却没有发挥最大的作用。一方面是盲目地生产，一方面是人才的浪费。这种人才的浪费，其实也是在间接地推动盲目生产。邓小平觉得，要制止单有热血没有正确观念的工作现象，不能仅仅靠一道行政命令，让更多有学识的专业技术人员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和主观能动性，才能让他们在工作中发现命令的缺失，方可即时纠正错误。就此，他在听取冶金工业规划报告时，提出了他关于年轻技术干部的任用想法。

对于技术人员的现状，邓小平首先表示了不满：“这几年来，我们对技术干部关心不够，对他们的使用有问题。有许多新生力量，能力未得到很好发挥。好多大学毕业生，工作了几年还当见习技术员，为什么不能大胆提拔当工程师？留学生回来后，使用得又怎样？我们再没有钱，也要把这批人提上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把年轻人提起来，放到重要岗位，管的业务宽了，见识就广了，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要重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世界上的科学家，成名的很多是在三十岁左右。现在再不重视培养提拔年轻人就晚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不行了。”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不仅仅是用心的问题，更是眼界的问题。如果这批有知识的年轻技术人员，没有到领导的位置，他们能做的也只是拧几个螺丝钉，画好几张设计图。对全局把握的缺失，让他们没有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就无法成为工业进程的枢纽，而仅仅是几颗螺丝钉。这种大材小用，人才的低效率化，必将放缓工业化进程，并让工业化进程多走弯路。

他不满地说：“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浪费专业技术力量。绝大多数工厂的技术干部都有窝工现象。有些单位让他们去搞与专业技术无关的行政工作，还有的长期下放劳动或打杂。以后，对大学毕业生的使用，要注意发挥他们的专长。”

技术干部为什么会“窝工”？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根本得不到重视。在重视政治超过重视技术的情况下，这些技术干部即便被放在了干部的岗位上，也没有发言的权力，久而久之，便懈怠了。

就此，邓小平严肃地指出，要大量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并把他们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去。他说：“这次提拔工程师，不是个别的，有多少提多少。我看全国能够提拔几万个工程师。要经过精选、评议。提拔的条件主要是根据专业技术水平，政治条件是不反对共产党，忠于祖国。共产党员专业技术不合格的也不能提。有的人可以破格提成工程师，不一定都要经过见习技术员、技术员再提为工程师。新提的工程师一切待遇都按照工程师的标准，无非一个人增加几十元工资。”

这不拘一格提拔人才的方式，极为大胆。在当时极“左”思想严重的情况下，提出“政治条件是不反对共产党，忠于祖国。共产党员专业技术不合格的也不能提”的条件，可以说相当宽泛，这就为更多的技术人员提供了上升空间。而这种技术干部组成的宽泛性，其实也是在降低绝对权威的力量，希望能就此听到更多的声音。当然，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的务实精神，让他更多地看重这些潜在技术干部们促进工业化进程的能力。

这次讲话对技术人才，尤其是对冶金行业的技术人员给予了极高的重视，为这些工业产业中的骨干力量提供了一个可施展的平台，保证了工业产业中的技术力量。

在邓小平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倡议下，学位条例起草工作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同志牵头负责，具体工作则以国务院科技干部局为主，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等几个有关部门参加，共同进行。

这次学位条例起草工作，经历两次大的修改，分别于1961年11月和1963年10月上报中央。1963年年底，教育部接到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负责同志打来的电话说，学位条例草案已经邓小平同志审阅同意，并报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传阅。当时大家感到非常振奋。

后来，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又开始抬头并泛滥，搞学位被错误地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表现，未能进入国家立法程序，被束之高阁。但这次学位条例起草工作，和第一次林枫同志主持的学位条例起草工作，为以后重新起草学位条例提供了宝贵的工作经验。

接见参加全国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1961年12月27日）

1961年12月10日至28日，全国妇联召开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会议，会议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妇女工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检查了全国妇联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继续高举三面红旗，坚持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邓小平参加会议，听取汇报，并在会上作了题为《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的讲话。

他针对过去几年各行各业都去搞一般性工作的问题，着重指出妇女工作的重心是“做好经常工作”。他说：“妇女工作的经常工作是什么？就是妇联要特别负责做的特殊工作，勤俭持家就是这样的工作。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一定要联起来，只提一个不够，有了强盛的国，家才会富起来。首先是勤俭建国，其次是家要管好。现在搞十年计划，这个口号十年不变，坚持到底，因为我们国家的物质基础就是这么个状况。”

关于勤俭建国的方针，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懒则衰，就不好。”1957年8月14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把这个方针着重提了出来。

召开此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将在当年9月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次大会的主题是讨论进入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妇女工作的方针任务。邓小平对即将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送审稿，进行了讨论总结，他表示：“你们这次大会的指导思想是动员全国各族妇女‘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奋斗’。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妇女工作的长期的方针，你们在大会作的工作报告，就用这个题目，主要讲这个问题。勤俭建国是男女共同的任务：勤俭到家，男子要管，但操持家务，目前主要是妇女，是妇女特别要负责的事情；男女一齐发动，并驾齐驱，克勤克俭，建设社会主义。”报告的重点应放在今后的工作方针任务方面，要从多方面讲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重要性，讲勤俭节约对国家、广大人民以及妇女群众的好处，讲妇女的作用，要讲深、讲透。就这样，“两勤”方针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妇女工作方针得以确立。大会筹备组按邓小平的意见，修改形成了大会报告《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奋斗》。

《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奋斗》的报告在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代表们的衷心拥护，并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此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勤俭持家的热潮。妇联及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通过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展览会以及辩论会，结合“五好家庭”活动进行勤俭节约宣传教育。农村妇女除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外，还积极开展庭院经济生产；城市中配合劳动局、民政局将家庭妇女组织起来，从事纺线、缝袜子、纳鞋底、织毛活、絮被褥棉衣、订本子等分散性生产。广大妇女还精打细算，力争为国家节约一粒米、一寸布、一滴水、一块煤、一度电。妇女们创造了“劣煤优质法”、“旧衣翻裁法”、“衣料套裁法”等许多方法，节省了大量吃穿用品。男女老少怀着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美好未来的心愿，自觉地创造多种多样的方法，过了一个热热闹闹、克勤克俭的春节。

然而，1958年，全国范围内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使得“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情”的方针被认为已经“不能充分体现总路线的精神，不能体现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远景”，“看不出解放妇女的明确方向”，今后妇女工作的任务，应该是发动和组织妇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自此，妇女大规模投入社会生产，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第一次全方位经济参与的高潮。从1958年到1959年上半年，城乡具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几乎全都参加了社会生产活动和社会劳动，大多数地区90%的妇女参加了集体劳动，在一些模范地区甚至达到了100%。1958年以来，女职工人数猛增到700多万，比新中国成立前增加了十倍多。为了解决日用品供应紧张问题，补充国营轻工企业和商业的不足，各省动员大批城镇妇女参加街道工业、商业服务行业的工作。根据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1958年兴建的73万多个民办工业中，85%以上的职工是妇女。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共产主义不久即将到来，妇女解放任务已经实现，妇联组织完成了历史使命，可以取消。有些县已经取消，有些准备取消，后来是因为中央指示“中央同意全国妇联党组的意见，县以上妇联组织，目前不宜撤销。人民公社也应有适当的组织形式来掌管有关妇女儿童方面的一些特殊性质的工作，至于采取什么形式的为好，各地可以自行研究决定。全国妇联党组的意见，望转发至县委”，去掉妇联的错误做法才停止。

直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导致的一系列后果，致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在此背景下，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次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要求加强调查研究，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为响应中央号召，贯彻各项调查政策，全国妇联组成五个工作组奔赴华北、东北、西北、华南、华中等地进行调查，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在1961年召开的妇联主任会上重提“两勤”方针。邓小平在讲话中勉励大会代表哪些事情不妥当，哪些提法不妥当，不要隐讳，实事求是总结起来就妥当了。

邓小平还在会上强调做好妇女工作中的经常性工作。为了做好经常工作，他还提出，经常工作的制度要恢复，没有制度工作搞不起来。他要求妇联要把妇女工作中的经常工作及时向各级党委汇报，经常提出问题，提出主张，做出成绩，争取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忽视突击性工作。他认为，强调经常工作并不一概拒绝突击运动这种形式。邓小平还具体分析了经常工作和突击运动两者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首先，做好经常工作是开展突击运动的基础，没有经常工作这个坚实的基础，突击运动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大量的日常工作是基础，突击运动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最可靠，没有长期的群众工作基础不行。

其次，突击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突击运动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浮夸和搞形式主义。“妇女工作某个时候，某项事情采取一下突击的形式不是不可以”，但“不是一年到头全运动，不是一律的这里运动什么那里也运动什么”，妇女工作中什么时候搞突击运动，突击什么，都要从实际出发，都要以经常工作为基础。“如果一年到头运动就没有劲了，就变成浮夸、形式主义了，实际上违反了群众意志，脱离了群众。”

再次，邓小平主张，提各种口号和方针，必须以日常工作和基层工作做基础。一方面，妇女工作需要提出口号来鼓舞士气，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如果只提口号、发指示，而没有经常工作，口号和指示的作用就难以发挥。

邓小平关于“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的思想，既对做好妇女工作具有特殊意义，又对做好其他工作具有普遍意义。邓小平所强调的“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反映了邓小平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体现了他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是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

妇女工作有其特定的内涵与外延。作为妇女工作的主管单位，各级妇联要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工作性质和任务范围要做到心中有数，邓小平明确提出：“你们管你们这一行，该解决的事情就解决。”他提出：“妇女工作一定要管本行，议大事。”强调妇女工作也要关心政治。他说：“这不单是指做妇女工作的干部，妇女群众也要关心政治。”这就是说，妇女工作不能就事论事，要从平凡工作中发现不平凡的东西。经常工作中有政治、有思想，做好经常工作，就是关心政治的具体表现。

邓小平希望做妇女工作的干部眼光要开阔，不仅要关心国家的大事，而且要关心世界的大事。他说：“妇女干部要看世界，农村妇女也要看世界。”他指出妇女工作的方法要虚实结合，“实”就是扎扎实实地把各项工作做好，做出成绩来。与此同时，也要务虚。开各种会议，要谈形势，听了报告，要发表点议论，养成风气。“这叫务虚，这个虚，实际上是实，思想认识会反映到实际中去，反映到工作劲头上去。”

邓小平的讲话重新明确了1957年妇女三大制定的“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阐明了制定妇女工作方针和任务的原则，对实际工作中引导妇女运动走上健康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大会认真讨论了邓小平的讲话，决定坚持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并将加强“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教育确定为妇联工作的首要内容。

从1962年起，根据邓小平指示，全国妇联、地方各级妇联，一直到城、乡基层妇代会，扎扎实实地深入细致地宣传解释、贯彻执行，因地、因家、因人不同而采取不同措施。随着“八字”方针的实施，国民经济逐年上升。妇女工作方面，贯彻了“两勤方针”，初见成效，群众生活渐趋稳定。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6日）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118人，简称“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报告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认为我们工作中所犯错误除了经验不够的原因外，根本的原因是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书面报告明确指出，造成这些错误、缺点，首先是中央要负责，其次是省委要负责，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要负责。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系统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强调了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极端重要性。他批评一些党委第一书记个人专断、一人说了算的，还就近几年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并强调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邓小平于2月6日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讲了党的建设方面的问题，论述了坚持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意义，透彻地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要在全党恢复和坚持民主集中制。

在讲话中，邓小平首先赞扬这次会议，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会议，并表明自己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虽然，刘少奇的报告中有一大部分是讲党的问题的，但他还是想讲一点意见。

邓小平认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担负起不可逃避的责任，能够在国内领导各方面的工作，是因为我们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的党有好的指导思想，有好的党中央，有大批好的骨干，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有好的信赖党的人民。这样的党，既然能够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也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既然能够把国内工作搞好，也一定能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担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系统总结，很是全面和深刻，对当时和今天党的建设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正是因为我们党有好的传统，所以历来是团结的、统一的，有战斗力的。他指出我们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坚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也看到，近几年党的优良作风受到了削弱，他说：“在这几年的党内斗争中发生了一些偏差。无论反‘左’的，反右的，都有这种情况。这次会议讨论中，同志们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几次运动中，确实发生了一些偏差，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当然，对于那些蜕化变质的分子，是应当斗争并且给予处分的。我们所讲的是伤害了一部分不应当伤害的干部。由于这些偏差的影响，我们党的许多好的传统受到了削弱。例如，实事求是、说老实话，本来是我们党的传统，但是由于没有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运动中斗争过火等种种原因，这几年在我们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有意弄虚作假，是不好的；怕讲老实话，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于弄虚作假，但也是不好的。”

他要求全党把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他认为，坚持党的优良传统，除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及时纠正错误等以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注意健全党的生活。而要健全党的生活，就必须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第二是建立经常工作的问题，第三是培养和选择干部的问题，第四是学习的问题。

邓小平最看重的就是民主集中制问题。他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这一论述，把实行民主集中制同党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反映了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和高度责任感。

因此，在谈到民主集中制深刻意义时，邓小平强调指出：“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不实行民主集中制，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党员群众，而且上级脱离下级，甚至在同级里也势必造成少数人或个人脱离多数、少数人或个人专断的局面。”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不是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一般的组织原则，而是把它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把是否坚持民主制的问题提到了党、国家和党员个人是否变质的高度，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

邓小平认为，发展党内民主，是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他列举了党内生活中所出现的命令主义和少数人的独断专横的现象，说这种现象“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更集中”，但在实际上却“助长了分散主义”。他说：“我们强调加强集中统一和反对分散主义，更应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应该误解，以为强调集中统一，就可以抛弃民主集中制的那个民主。为了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就更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这一方面。有了这一方面，集中就有了基础，就可以真正集中统一起来。”

他还引用了毛泽东对民主和集中的论断：“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的目的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邓小平认为，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既不能实行从群众中来，也不能实行到群众中去。这样，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党员群众，而且上级脱离下级，甚至在同级里也势必造成少数人或个人脱离多数，少数人或个人专断的局面。因此他提出：“我们今后制定具体政策和解决问题，在强调集中统一的时候，更应该运用毛泽东同志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要经过调查研究，把下面的意见集中起来，然后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政策，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计划，再到群众中去贯彻实行，并且在实践中加以检验。解决具体问题，也应该如此。”在他看来，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是能够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能够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

既然我们党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受到了损害，我们党又该如何恢复与发扬呢？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党的各级领导同志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各级领导同志要善于倾听反面意见，倾听不同意见；要听老实人的话，要听老实话。这也是我们的传统。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历来是这样提倡的。”他认为，党的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其威信应该是建立在思想、工作、言论的正确上，建立在民主作风上，建立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上。他强调高级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

邓小平还提出了发扬党内民主，克服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现象的措施。他强调对党的各级领导人必须有监督。他说：“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下级），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他还把党内问题从性质上分为“日常性质的问题”和“重大的问题”，并提出，日常的问题，总是要分工负责，不能每一件事情都由委员会、书记处会议讨论，但重大问题则必须大家讨论，共同决定。

邓小平的讲话在党的建设，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不良作风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影响。

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7月7日）

1962年6月19日至7月9日，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团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08人，列席会议的有团中央各部门及团的省、市、自治区和地委的负责干部75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谭震林、候补书记杨尚昆等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邓小平在会上讲话，其中就国内形势问题着重讲《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问题。

这段讲话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农业问题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1958年的“大跃进”，高级合作社还没有巩固，又搞人民公社化，这一脱离实际、违背群众意愿的做法，给我国农业以至于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危害。为了迅速实现公社化，农村大搞“一平二调”、“大办”工厂，乱改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等，粮、棉、油不但没有增产，反而大幅减产。工业生产，由于摊子铺得太大，乱上项目；又以钢为纲，破坏了综合平衡，严重影响了其他产品的生产；还废除了不少规章制度，造成企业管理混乱，致使轻、重工业都受到严重破坏，不少产品产量直线下降。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建国后，我们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在城市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干得很好。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

“大跃进”和公社化中实行的“一平二调”使农民的个人财产受到极大损害，“共产风”使农民物质利益受损严重，农民非常不满，形容“共产风”是“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上至树梢，下至浮土，什么东西都刮到”。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农村出现大面积的浮肿和非正常死亡。当时震惊中央的“信阳事件”其实并不是孤立案件，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在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而我国是农业大国，80%的人口都在农村。农业问题自然首当其冲。邓小平非常重视农业问题，他在会上说：“我们要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着手。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建国初，土地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广大贫下中农缺乏劳动力和生产工具，因此他们有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意愿。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党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不失时机地引导广大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但后来的农业合作化出现了“冒进”，高级合作社还没有巩固，又搞人民公社，给我国农业以至于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剖析，总结出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在包工包产发展过程中责任不明、干活大呼隆、评工记分繁琐、分配不合理四大弊端。又在这一基础上，设想出“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记工分”的联产到户的责任制办法，并在合肥市蜀山公社南新庄小队搞试点。结果当年粮食包产指标由8.7万斤增至10.7万斤，增长23%。试点尚未结束，邻近的生产队都纷纷要求执行联产到户的责任制办法。

1961年，省委根据试点经验，制定了《关于定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的文件，即“包工包产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简称“责任田”。具体做法是：先按照人口或者劳动力分包田到户，然后逐亩定产，产量归户计算，超产奖励，减产全赔。同时还规定了“五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第二年，这种做法甚至有了扩大的趋势。

然而，安徽省委的这一做法，虽然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却也引来了很多质疑，有人认为“责任田”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安徽省委不得不于1962年3月做出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定。消息一出，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纷纷上书中央和省委，陈述“责任田”的好处。中央也有不少老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责任田”说公道话，仗义执言。邓子恢在1962年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直说“责任田”好，应普遍推广；李富春在1962年6月曾写信给党中央，反映实地考察安徽责任田的情况，表示支持“责任田”。但由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突出强调反对“单干风”、“一片黑暗风”和“翻案风”，致使“责任田”遭到了无情的扼杀。

在围绕“责任田”的争论中，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一直是同情、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在邓小平看来，以实践为准绳，不断把人民的意愿变成合法的行动，才是走群众路线。

1962年6月，中央书记处听取华东局农村办公室汇报，华东局认为安徽搞“责任田”就是单干，是方向性错误。会上，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各占一半。这时，邓小平强调，“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并明确表态，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实际上就是赞成安徽试行“责任田”。

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邓小平的讲话再次表明了自己支持的态度。在邓小平看来，农业问题说到底就是农民问题，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业就不可能发展起来。他认为，国家在制定政策和具体实践中，应该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那如何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呢？他认为，首先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他说：“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可见，在解决“三农”问题上，邓小平是切实执行群众路线的。

此外，他提出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他说：“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这些论述与邓小平同志后来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他认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还需正确处理两个关系：一是处理好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城市人口挤走了农民的口粮，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他说：“城市人口多了，就要挤农民的口粮，就要从农民手上拿出更多的粮食来，这样，农业恢复起来就困难。比如城市里多一千万人，就要增加粮食四十亿斤，多二千万人，就是八十亿斤，多三千万人，就是一百二十亿斤。一百二十亿斤，看起来平均一个人每个月只有三十几斤，实际上却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因为出粮食比较多的地方全国只有那么三百多个县啊！”二是要从体制上解决好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现有关系。他说：“现在一个公社有几百人吃公粮，这个问题很大。公社实际上是一个大乡，人员编制、工作范围、工作性质、工作任务，都可以恢复到大乡那个程度，公社委员会也就是乡人民委员会。大队一级我们设想只要一个人，他可以参加生产，不要从农民手上拿东西，国家补贴一点，这是一个办法。或者是采取老办法，规定一个补贴的数目，从村里出，也可以。将来有些大队可以合并一下，几个大队变成一个村，有一个村长、一个支部书记、一个文书就可以了，文书的工分由国家补贴。这样不但可以把挤占农民的口粮大大减少，而且可以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这是最大的好处。”

在邓小平看来，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但是农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工业的支援，他说：“第一，为农业需要服务的工业生产不能减弱，还要改善。要解决这些工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农业机械，过去搞了这么多年，但如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采用适合的农业机具，长期以来没有很好解决。又如水利建设，这几年国家花钱不少，但是灌溉效益却不高。现在要考虑对原来的水利工程进行修补，有的地方要打一点井。又如肥料生产，哪个地方适用哪种化肥，也要搞清楚。总之，支援农业的工业不能减，而且要搞好。第二，工业要着重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减轻农业的负担。比如穿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从工业方面慢慢地加以解决。本来1957年我们已经决定从国外购买生产维尼纶的资料和设备，后来耽误了。如果把维尼纶厂建设起来，就可以减轻棉花供应的压力，还可以和农民搞一些交换。有了交换，就可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穿是这样，吃、用也是这样。”

邓小平还认为，农业生产的发展除了通过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解决市场问题，他说：“为了恢复农业，还要解决市场和物价问题。市场要管好。”他主张把全国的供销合作社普遍搞起来。他认为搞好供销合作社，不仅有利于交易，而且还可以组织和促进生产，增加市场供应，使农民增加收入。

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当前任务的决议》和《共青团中央给走向农业战线的团员和青年的一封信》。《关于当前任务的决议》主要谈了四个问题，一是继续改进思想教育问题；二是积极参加对各类青年的就业和学习要求的安排问题；三是培养青年的民主集中制的观念和习惯问题；四是认真健全团的基层组织问题。

在《给走向农业战线的团员和青年的一封信》中，谈到加强农业战线的意义以及怎样对待前途、困难等大家关心的问题。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号召青年同志们：“希望你们在农村生根、开花和结果。要像老一辈革命者把革命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那样，也把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你们的终身事业。”

信中还提出了几点希望：“第一，希望你们到农村后好好劳动，踏踏实实地劳动，首先当一个好的劳动者。第二，希望你们和当地的干部、群众，加强团结，同心同德，坚定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积极带头搞好集体经济。第三，希望你们向农民虚心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特别是虚心向老农学习。第四，希望你们把学到的政治文化和技术带到农村去，并且在农村继续坚持政治文化学习，使自己得到不断提高。”

在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1962年11月29日）

1962年10月25日至12月8日，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1月15日至12月11日，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两个会议着重讨论了执政党如何进行建设问题。

两个会议的召开与新时期党的建设问题密切相关。这一年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认为我们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经验不够的原因外，根本原因是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邓小平于11月29日接见了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并作讲话，其中着重讲执政党的干部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党如何管党的思想。

“党管干部”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是干部管理制度一个根本原则。邓小平在讲话中，开宗明义，说：“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这是我党首次提出“党要管党”的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并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我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经验。而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我们党历来都非常重视党员干部管理问题，因为这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共产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根本问题。

邓小平之所以提出“党要管党”的思想，是由于他意识到，我们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之中居于领导地位，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是，执政党的地位，使得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因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得部分党员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为此必须强调“党要管党”，必须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危险。必须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强化制度建设，对党的组织和党员进行严格监督。

那么，党要管党，目前存在的问题又是什么呢？他认为，当前我们党的问题一是机构臃肿。他说：“现在干部数量已经很大，可能多几百万到千把万，包括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就算是多三五百万，也是个大问题。而且干部队伍又是越来越大。每年从大专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出来的至少有二十万。军队每年转业的干部有几万，最近两年还要多一点，每年有十几万。”二是能上不能下的问题。他表示：“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我们面前摆着这个难题，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唯一的出路是要能下。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首先，思想上要弄通。应该说，问题倒还不全是待遇问题，解决待遇问题可以保留原薪原级，问题是职位要能下。现在副职太多，一个军区的副司令员要开两桌饭，一个省的副主席、副主任、省委副书记也要开两桌饭。这个问题，多少年来，中央在考虑，地方也在考虑，但是始终解决不了。”

在邓小平看来，干部能上不能下、机构臃肿等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是长期困扰我们党的一个历史性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要如何解决呢？邓小平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他说：“要说服我们的干部，造成一种能下的空气。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可以不降低。要劝说一批同志去担任荣誉职务，比如在一个县，当个县的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省也是这样。有一部分干部可以到下面去工作，替换一些下面的干部，让他们回到生产中去，待遇不降低。还有一部分完全不能工作的干部，索性就离开职务继续休养，或者担任一个荣誉职务。”“先从基层做起。比如，支部书记当了两届后，就回到生产中去，生产队长当了两年又回去当社员。不是一级一级的总是上，要下，要能上能下。要能领导人，又能被人领导。在被领导时还可以起个帮助领导的作用，老支部书记帮助新支部书记，老生产队长帮助新生产队长。过一两年又可以选他当支部书记或生产队长。相应地，在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

从邓小平讲话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邓小平已经觉察到了执政党面临的新考验，要经受住考验，就要从制度上建设和加强执政党，有责任管理教育、监督约束规范干部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

除了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机构臃肿等问题，邓小平还提出要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在他看来，对干部的监督，不外乎五个方面，即：党的生活的监督、民主集中制的监督、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以及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他说：“首先是党的生活的监督，党员干部要过党的生活。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许多高级干部完全在支部里面过党的生活，监督比较困难。这是多少年的经验了。那个时候提出，一个季度或者半年，可以在一个党委，一个党组，结合讨论工作，过一次党的生活，做点批评和自我批评，看看执行方针政策正确不正确，努力不努力，坚决不坚决。这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也是一种监督，是党的生活的一种形式。对这一部分干部采用这种形式比较好。这已经是肯定了的，现在就是做的问题。至于一般党员、干部，人人都应该经常过支部生活，过小组生活，接受党的监督。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这也是一种监督。还有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监察工作主要是监察干部，包括比较负责的干部，即使不是同级的主要干部，至少也是一些负责干部。”

他再三强调：“要把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工作好好地建立起来，把监察工作好好地加强起来，把干部的鉴定制度恢复起来，这样做极有好处。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经常抓容易解决，搞一次运动费力得很。”这是邓小平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党风、党建问题着眼，提出实行对干部的“鉴定制度”和“党的监察制度”，从制度上加强对干部问题的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

讲话中还谈到了干部的交流问题。邓小平说：“干部交流，是自上而下的工作。”“干部交流不是由下面提出什么比例、数字，而是根据需要。”“干部交流，并不完全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调动，有的是这个原因，有的不是这个原因，就是交流一下对干部有好处。”“干部交流，是为了锻炼干部，便利工作，给各个单位、各级党委创造一个好的工作条件。”

邓小平还强调了学习问题。他不仅自己坚持学习，而且极为重视全党同志的学习，每当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他都不遗余力地倡导全党同志加强学习，以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他说：“干部的学习空气要加强。”要在全党努力“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对于军队提倡干部学习一事，他认为军委的规定是正确的，并要求“地方干部也要读点书”。至于读什么书，邓小平说：“总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内容多极了。”

最后，邓小平谈到了党校和轮训的问题，他非常赞同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党校和轮训分开的意见。他认为，可以把党校分成两部，一部搞经常的党校教育，一部搞轮训，教员也分开。他还强调，各地方也可以研究这个问题，注意这个问题。至于轮训中的“三不”，他认为还是需要的。他说：“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中提出的‘三不’原则，要继续贯彻执行。过去执行‘三不’有一定的缺点，就是只有那个过去挨过批评要出气的人才能出气，而过去批评过别人的人，甚至他的意见是正确的，或者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他也不敢讲，也不能讲。只能讲这一方面的，不能讲那一方面的。既然要‘三不’，就大家都来个‘三不’嘛。总的来说，还是毛主席的四句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这次讲话，可以说是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总结，对当时和今天的干部队伍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一个纲领。他在新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科学有效的措施，对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贡献。

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4月10日）

1974年4月9日，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纽约召开。这次会议是由阿尔及利亚以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执行主席身份倡议召开的，也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大会，因此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百多个国家的赞同和支持。会议为期3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

此次大会，中国派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率团出席。邓小平率团出席这次大会所展现的气度和风范，给参会国家的代表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邓小平能出席此次大会，殊为不易。由于这是中国自1971年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的大会，因此，由谁来担任代表团团长的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由于周恩来总理身患重病，不宜远行。于是，在3月中旬，外交部领导王海容初步设想在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三个人中选出一人率团出席，并将初步方案汇报给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请王海容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3月19日，毛泽东思考了一会儿后，表示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好。但他希望外交部先写个请示报告。

3月22日，外交部向周恩来报呈了《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副总理任团长，乔冠华、黄华同志为副团长出席大会。随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人选进行讨论。会议上，根据外交部的建议，提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大会发言。但是，江青公开表示反对，致使中央政治局第一次讨论人选的会议没有形成结果。第二天，周恩来总理不顾江青的反对，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批示文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

3月24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后，外交部又将此报告送其他中央领导审阅。然而，江青却不死心，她多次给王海容打电话，威逼外交部撤回请示报告。王海容担心江青不断纠缠，遂将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表示：“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的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获悉毛泽东的意见后，迅速将毛泽东的意思转告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并决定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人选。

3月26日晚，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会议伊始，周恩来就阐述了由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理由：第一，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事业；第二，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第三，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周恩来还说：“这次联大特别会议要开三周，小平同志可只出席头一周，除讲话外，与各方重要人物进行接触，创造局面后便回。”可是江青仍不死心，在会议中大吵大闹，即便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但江青仍不罢休，叫嚷着“要重新考虑，我要保留意见，主席是允许保留意见的”。她还企图要周恩来在报告上写上她的保留意见。王海容、唐闻生看到这种情况，连夜将政治局会议及自己当场顶撞江青的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江青：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建议。”江青收到此信后，目瞪口呆，不敢再纠缠此事。同时毛泽东还通过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联合国开会还是小平去，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你们不同意就拉倒！”毛泽东的决策，打破了江青企图阻挠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图谋，迫使她收敛了在政治局嚣张跋扈的气焰。至此，邓小平出席联大一事方尘埃落定。

4月6日，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离京赴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周恩来总理破例亲自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四千多人到机场送行。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都在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因为这是1966年以来，邓小平首次在国际讲坛公开露面。

4月10日下午，在一片关注的气氛中，邓小平健步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面对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众多记者，邓小平从容不迫地开始演讲。

这篇讲话稿是邓小平亲自指导代表团成员准备的。代表团在讨论发言稿时，觉得这篇发言除了明确表示支持第三世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即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提法。代表团把这个想法向邓小平汇报后，邓小平和代表团成员一起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人民大会堂一段一段地讨论，并认真听取每个同志的发言。他还不时地表示：“你们提的这个意见很好。”

会议讨论到最后一段结束语时，邓小平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说完，邓小平又补充道，“就这样写，不必改。”特别是最后一句“全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充分表达了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和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演讲中，邓小平首先指出召开这次特别联大的意义。他说：“联合国成立29年来，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改造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还是第一次。这反映了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政府热烈祝贺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国政府希望会议将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维护民族经济权益，做出积极的贡献。”

随后，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三个世界”理论，是毛泽东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把世界划分为三个部分的理论。毛泽东这一思想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思想，雏形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外交战略，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公开提出这一思想。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邓小平将毛泽东这一思想给予了详尽的阐述，他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揭示出当代世界存在两个最根本问题：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当今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它损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第二是原料和发展问题，即“南北”问题。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剥削，使得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他表示：“两个超级大国为自己设置了对立面，它们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不仅激起了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也激起了第二世界发达国家的强烈不满……无数事实说明，一切过高估计两霸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地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演讲中，邓小平用事实说话，列举了国际经济生活中种种不公平的现象，他坚定有力地说：“我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政治独立，还只是走了第一步，还必须巩固这个独立，因为在国内还存在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还存在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危险。”他还表示，只要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有可能在工农业现代化方面逐步地达到我们的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生产水平。

国际贸易中原料与工业品的不等价交换、发展中国家承受巨大债务和发达国家不愿进行技术转让，以及国际经济生活中其他种种不公正现象，犹如悬在头上的几把利剑，随时可能置发展中国家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对于新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是发展中国家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这点，邓小平也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大事；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应该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该严格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该是无息或低息，必要时可以延期偿付甚至减免；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应该实用、有效、廉价、方便。邓小平还强调：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

他还郑重宣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他最后说：“我们相信，只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且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就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邓小平的讲演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特别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永不称霸的承诺，引起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响和热烈欢迎，在国际上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声望，再次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良好风范。可以说，“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为我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开辟了道路，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

三十多分钟的演讲，中间有多次被热烈掌声打断，场面十分感人。六七十个亚、非、拉国家的外长或常驻代表来到邓小平席位前和邓小平热烈握手，赞扬邓小平发言有独到见解，感谢中国对这次特别联大的全力支持。由于各国的祝贺，大会因此中断了好长时间，这在联合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联合国大会召开时，一般不鼓掌，很少出现中断的场面。中国代表团团长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的首次发言出现过这一盛况，邓小平的发言把盛况推向又一次高潮。

各国媒体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对“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中国永不称霸的承诺，对中国的发言人邓小平，都做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当时舆论评论说，这个站在联合国讲台上的中国人，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最好的代理人”。

会议期间，邓小平还会见了一些重要国家的领导人，阐明我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还进一步强调：“我们一向认为，各国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

邓小平非凡的气度与风采，征服参会代表。一位发展中国家的外长是这样描述他眼中的邓小平的：“讲话言简意赅，击中要害，给人以极深的印象；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深刻实际，引人思索；气度非凡而又随和。”另一位发展中国家的常驻代表认为，邓小平将是中国未来的伟人和外交政策的制定者。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及《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行动纲领》，两份文件中很多地方都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这充分说明，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对此次大会做出了重大切实的贡献。

4月19日，邓小平率代表团回国。当日上午，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小平同志率代表团今日下午五时半到京，欢迎场面同欢送时一样。”下午，周恩来不顾病痛，再次前往机场，以隆重的仪式迎接邓小平一行回国。

邓小平这次率团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不仅增进了各国对中国的了解，而且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同时，也奠定了邓小平作为一名国际政治活动家的重要地位。“邓小平”这个名字从此被国际社会广为关注。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1975年1月25日）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1978年年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

1975年的拨乱反正又首先是从整顿军队开始的。可以说，邓小平《军队要整顿》的讲话是中国改革之春的惊蛰之雷，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民族又一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邓小平在《军队要整顿》这篇讲话中，郑重地向全军提出了“军队究竟怎么搞法”这样一个历史性命题。在新时期治军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对这一历史命题做出了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的回答，形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邓小平是在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20天之后，来到了军队的最高指挥机关，向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发表讲话的。他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深知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军队建设的重托，深知在同江青一伙反党、乱军、夺权阴谋的斗争中，掌握军队、稳定军队的重要性。

1974年，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把斗争矛头指向主持中央和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江青还以个人名义或派人向军队一些单位写信、送材料，企图“放火烧荒”，搞乱军队；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他们又精心策划，大肆活动，阴谋夺取“组阁”大权。毛泽东坚定地阻止了江青一伙的乱军、夺权阴谋，对“四人帮”提出尖锐批评，并于10月20日郑重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邓小平是1973年4月复出的。复出后，他只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国务院协助生病的周恩来工作，实际上，他当时只是周恩来的一个助手。1974年下半年，病情越来越重的周恩来多次向毛泽东推荐邓小平，并亲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邓小平的工作表现。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进入中央高层领导核心。由于毛泽东的提议和周恩来的支持，邓小平是在1975年初的重要历史关头，被推上中国党、政、军领导的中心地位。

在这次讲话中，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这也是他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说的第一句话。接着，他满怀深情地讲起了井冈山：“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经过长期反对军阀主义的斗争，军队内部很团结，联系群众也很好。”

随后，他单刀直入、毫不客气地指出：“可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很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这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

林彪主持军队工作期间，军队建设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和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导思想下，军队编制混乱，人员猛增，臃肿不堪。1971年全军总人数比1959年增加360万，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20%。机关和非作战人员大量超员。军队教育训练严重削弱。林彪大搞形式主义，并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部队用大量时间进行政治学习，院校教学和部队训练的制度被废止。陆军有的野战师连续八年搞生产不搞训练。空军飞行事故增多，大多数的歼击团不能执行复杂条件下的作战任务。125所部队院校被砍掉82所，保留下来的43所也不能正常教学。此外，军队作风更是异常糟糕。部分单位和人员组织纪律松散，思想作风出现骄傲、奢侈、懒惰。一些人以功臣自居，不谦虚谨慎，有的人大权在握，不尊重地方，造成军政、军民关系紧张；有的人把派性带入部队，“垒山头”，搞宗派，不执行上级指示，不服从命令；有的人违反政策，要待遇，图享受；还有的人意志衰退，小病大养，官僚习气等。而国防科研和生产的体制、规划也被搞乱，武器装备研制缓慢，军工生产规章制度被破坏，产品质量低下。

面对这种现状，邓小平强调：“我们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早在1972年10月，毛泽东就提出“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当时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军队进行了初步整顿，但是，遭到了“四人帮”的阻挠。当时，邓小平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此，在他第一次参加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时，他毫不客气地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大问题。这是他“文革”后期复出后的第一个大动作，面对“文革”给军队造成的严重伤害，他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危险，以非凡的气魄，接连推出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整顿举措，军队面貌焕然一新、生机初现，被史学家称为“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开端”。

我们的军队，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血雨腥风中走出来的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持续几十年的武装斗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结束，暴力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的解放军建设面临着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即从主要由战争学习战争，变为主要经过日常的教育训练提高战斗力。这意味着，我军建设从指导思想上和方针上都应该进行相应的转变。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及时提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强大国防军的任务，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提供了这种可能，只需要再加上坚持不懈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毛泽东：《给军事学院的训词》要求我军“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毛泽东：《给总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要求我军“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

根据党中央的决策，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军事工作也随即转入和平建设时期，140余万军队官兵复员转业；国防力量建设开始从基础抓起，组建新的军种、兵种，迅速完成了由单一步兵向诸军兵种合成的转化；兴建各类军事院校和研究机构，培养出大批适应现代化建设的专业人才；基本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和战略后方的布局。短短几年，军队建设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出现了喜人的进步局面。

然而，从50年代后期起，党的政治路线发生了失误，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也出现了偏差。国际上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一直在搞军备竞赛，甚至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粗暴干涉甚至武力镇压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革命斗争。事实上，当时我国周边环境形势是相当严峻的。美国在侵朝战争之后，又于1962年在越南发动“特种战争”，此时，它还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长期在台湾海峡游弋，不断派飞机军舰侵犯我国领海领空，对我国东南沿海造成严重威胁，我军不得不在东南沿海加强战备，并于1962年在东南沿海进行紧急备战。它还在我国周边建立军事基地，缔结军事条约，组织军事同盟，包围和遏制我国，对我国长期实行封锁、禁运和颠覆活动。直至在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签定前，中美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从50年代后期起，中苏关系也紧张起来。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屯兵百万，多次挑起边界武装冲突。这些都对我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使我们不得不加以提防。

与此同时，我军在1957年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反右倾”运动，打击了一批致力于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军队领导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党犯了全局性的长时期的“左”倾错误，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期间，整个军队以“突出政治”取代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使建国后军队取得的伟大成就遭到了严重破坏。整个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步骤被打乱了。加之我们在认识上过重地估计了战争危险，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甚至很快要打起来，因而把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置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上。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好多决策，包括‘山、散、洞’的方针，经济建设的布局搞一、二、三线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而邓小平发表的《军队要整顿》的讲话，恰恰是军队建设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发轫，正是从这个会议开始，邓小平开始逐步形成他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既然要整顿，自然要对症下药，那么军队的症状究竟有哪些呢？邓小平认为，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就是派性问题。他严肃地说：“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我们军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确有少数人热衷于搞派性。他们在军队内部搞，到地方去也搞。”

邓小平认为：“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我们军队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山头，那是由于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而自然形成的。长征到了陕北，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全军提出要克服山头主义倾向。经过延安整风，反对宗派主义，全党达到了新的团结。这是我们打胜抗日战争、打胜解放战争的根本保证。最近这个时期，又钻出了一个派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也一定会削弱。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原来喜欢搞派性的，要觉悟，要改正，改正了就好。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

此外，在邓小平看来，再一个问题就是军队的纪律很差。他说：“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而且专门唱那一条，叫作‘一切行动听指挥’呢？就是强调纪律嘛。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现在提出加强纪律性，首先要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不抓怎么行？所以，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同时，邓小平还指出：“还有一些问题也要解决，如落实政策。现在有好多政策没有落实。各个单位要认真研究，把政策落实好，这样才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有利于安定团结。”

最后邓小平说：“我们总参谋部，顾名思义，就是要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当好参谋，给我们军队的统帅毛主席当好参谋。毛泽东同志过去批评总参不参，这个状态要改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现在的问题成堆。我们总参谋部一定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军事路线、建军原则，好好地清理一下，使我们真正起到参谋的作用。”

邓小平的讲话，观点鲜明、态度坚决，提出了军队整顿的主要任务。这篇讲话是1975年军队整顿的动员令和号召书，也是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开端。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中央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派出干部深入到各部队去，调整班子，选派得力干部到一些部队去任主官。同时，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压缩编制，精简机构，很快，军队就出现了新的面貌。

中共中央更是在2月5日发出文件，通知全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恢复军委常委会，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11人为常务委员，常委会工作由叶剑英主持。2月9日，又召开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议题。虽然“四人帮”极力干扰破坏军队整顿的主题。但是邓小平在会上表示，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应集中解决军队的编制问题，以此达到整顿军队、加强战备、实现安定团结的目的。他和叶剑英的发言，否定了王洪文和张春桥的意见。

此后，在3月21日，中央军委召开步兵编制会议，修改了从连到军的编制。3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调整总部机构。4月14日，中央军委转发解放军三总部《关于院校编制若干问题的报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6月24日至7月15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破坏军队罪行的一次坚决清算，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反党乱军阴谋的一次沉重打击，把全面整顿推向了高潮。

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1975年5月29日）

1975年5月8日至29日，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有1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大钢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先后参加了这次座谈会。邓小平在最后一日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在座谈会召开前，中国钢铁工业正面临严峻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不怕有心人士“揪辫子”，将注意力重点投放在钢铁工业上，体现了大力推进整顿的决心。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钢的国家之一。根据考古发现，炼钢生产在中国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湖南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的墓葬中发掘出一把铜格“铁剑”，通过金相检验，结果证明是钢制的。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中国最早的钢制实物，它表明，在春秋晚期中国已经有“炼钢”生产。当殖民者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政府统治下的旧中国的大门时，中国人开始认识到“钢铁”对国家的重要性。当时，以英国为首的世界强国已经进行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的钢铁产量只有15.8万吨，居世界第26位，不到当时世界钢铁年总产量1.6亿吨的0.1%。

钢铁工业的发展在新中国初期可谓历经波折。1958～1960年“大跃进”时期，开始了全民大办钢铁，急于求成的模式，导致钢铁生产出现了“三年大起，两年大落”的局面。而后经过国民经济第一次调整，钢铁工业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中，生产又逐步恢复，1966年钢产量达到1532万吨的新高峰。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钢铁工业便陷入十年徘徊之中。

1975年年初，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前后，由于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相继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临危受命的邓小平，如何解决摆在眼前的众多问题？首先，他抓住了影响大局的经济薄弱环节作为突破口，那就是“铁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铁路运输长期堵塞。1975年2月，当时全国铁路日装车降为4.2万余车，比实际需要相差约1.2万多，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生活。2月下旬，中央召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后，各铁路局调整和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逮捕了一小撮派性严重、破坏铁路运输的坏头目，初步稳定了铁路运输的秩序。4月份，之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等几条拥堵严重的铁路已经全部疏通；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数创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也大为提高。

当时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引起了“四人帮”的仇视。邓小平领导整顿，实质就是部分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邓小平的推进整顿中，他坚决反对派性，打击和严肃处理派性头头，实质上是打击了“四人帮”在下面的爪牙，“四人帮”必然要在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中捣乱和破坏。他们的破坏其中一个部分便是对当时国家经济的影响，通过几个大型钢厂中他们的“爪牙”争权斗势，造成了群众没有生产积极性，钢铁生产欠产严重。当年1～4月，全国钢铁产量比计划要求少产195万吨，四大钢铁企业欠产占全国欠产总数的一半。

大力推进整顿，邓小平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破坏停下自己的脚步。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而后邓小平又大刀阔斧地将整顿注意力放到钢铁工业上来。1975年5月，邓小平批转冶金部给毛泽东的报告，并请示毛泽东同意后，召开了这一次的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针对当时钢铁工业的情况。邓小平在5月29日的讲话中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办法：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

邓小平说：“现在钢铁生产上不去，主要是包钢、武钢、鞍钢、太钢等大钢厂的生产上不去。”他明确指出，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就是软的，当然还不能说是懒的、散的。软，就要加强一下。各个工厂企业领导班子的情况不完全相同。有的单位领导班子散，与闹派性有关。邓小平心中明白，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烂摊子，而要想整顿好这个烂摊子，不是容易的事情。这其中特别关键的还是人。“四人帮”干扰破坏整顿，眼睛也盯着邓小平，一旦他在整顿工作中有差错，他们就会找到借口，对邓小平进行政治打击和陷害。邓小平也是知道这些的，但他却以大无畏的精神，继续大力地推进整顿。那时，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维吾尔的姑娘辫子多，但我不怕被抓辫子，不怕第二次被打倒。在同万里等领导干部谈话时，邓小平也多次讲到这句话，还鼓励他们：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

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邓小平也鼓励说：“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领导，不能怕这怕那。”当然，邓小平也清楚认识到，这些“胆大”的人也必须要有一定的支持，他说：“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条件是中央支持他们，省委支持他们。没有这一条，扭转不过来。”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冶金部作战就没有力量。有些公司、钢厂的领导班子作战也没有力量。邓小平强调，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不要说带领群众前进，就是开步走都困难。因此，我们首先强调要把领导班子的问题解决好。不光是冶金部，各个公司、厂矿、车间的领导班子，包括职能机构，都要加强。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

对于派性，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邓小平认为，现在还在那里闹派性的是少数人。其中，有的是敌人，他们利用派性来闹事；有的是为了争个人名利而打派仗；有的是打了几年派仗，被派性迷住了心窍。根据铁道部门的经验，徐州和其他地区的经验，在同派性作斗争中，所要打击的也就是那么少数几个人。徐州闹得那么厉害，最后被打击的只有三个人。绝大多数人，包括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都可以挽救过来。所以，实际搞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搞好反派性的斗争。

“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出了不少问题。”邓小平谈到，武钢发生了一天跑两次钢水的大事故。有些事故发生了，还分不清是谁的责任。因此，一定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有的工厂纪律很松弛，职工可以上班，也可以不上班，制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要讲清楚，对这些现象，过去的还可以原谅，现在就不许可再存在了。他说：“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过去有些规章制度比较繁琐，应该改革。我们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必要的规章制度恢复或建立起来。”

这次钢铁工业座谈会决定：国家确定的1975年生产指标不变，欠产的要补上，几大钢厂限期扭转局面。座谈会召开后，中央立即派出了工作组，深入各个钢铁厂蹲点抓整顿，调整软弱的领导班子，把搞派性的头头调离原单位，派性问题严重的，有的撤职，有的法办。同时又建立起了必要的规章制度，严格纪律。

这样的整顿仅仅经过一个月，就已大见成效。6月份，全国钢铁平均日产量达到7.24万吨，超过当时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账。之前因为企业领导班子不团结，少数人闹派性，导致几个大型钢厂的钢铁生产欠产严重问题得到解决，尤其是太钢、武钢、鞍钢，生产形势比之前更好了。

在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结业见面会上的讲话（1975年7月4日）

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这次讲话，他主要是讲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

随着邓小平的二次复出，从1975年年初开始，就注定了这一年的不平凡。毛泽东希望邓小平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根据这一指示，邓小平在1975年开始了全面整顿。从军队、铁路、工业等方面开始，并取得一定成绩后，邓小平随即把目光投向党的整顿。

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成长历程中的课题。在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它又有着特定的内容。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说：“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推动了1941年至1944年开展的整风运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整风运动使全党空前团结，起到了端正广大党员干部革命方向的作用。它为党的建设明确了几个基本原则，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自力更生。邓小平在评价此次整风运动时说：“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

党风与人心向背息息相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党风能在根本上影响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物质上造成了重大损失，财政赤字严重、人民极端困苦，使人们对国家、对党失去信心，当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时时担心是否会遭受迫害的时候，拿什么来谈国家的凝聚力！

这次谈整顿党的作风，邓小平还是从毛泽东的指示出发的。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毛泽东同志去年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文化大革命”九年，中国的情况的确可以用邓小平的话总结为：内外交困。不认真搞好国际关系，导致外交上空前孤立。倒是把“认真”这二字用到了“造反”和“武斗”上，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生活极端困难的中国人民开始对原本坚定不移的信仰产生怀疑。一大批老干部被革职、批斗，党组织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指出，要把受运动伤害的老工人、老干部、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而现在需要调动的则是党内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认为：“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面。”

党的优良作风是什么？毛泽东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报告，根据这一报告总结概括出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邓小平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报告。那时是整顿三风：一是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二是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三是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这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在这一系列党的原则中，反对宗派主义，也就是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是很重要的一条。‘三要三不要’中讲团结，反对分裂，与延安整风时反对宗派主义是一个精神。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这样，党就分裂了，就没有战斗力了。”

延安整风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把全党团结起来。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邓小平指出：“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各方面的红军，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形成各个山头，那是自然形成的。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派也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现在还搞两派，性质就不同了。”

毛泽东讲，要安定团结。让少数人继续在那里闹，能安定团结吗？邓小平特别提醒要注意反对派性，他说：“徐州有那么几个人，就把共产党的市委打入‘地下’，这是什么专政？是派性专政。这根本谈不上什么安定团结。”

邓小平认为，那些坚持搞派性的只是少数几个人，95%以上的人，包括跟着闹派性的群众，是厌恶派性的。“只要把问题讲清楚，群众觉悟了，看清了那些坚持闹派性的人的真面目，就不会跟他们走了。”他说：“闹派性的人大部分是可以教育过来的。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群众中的派性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当然，这中间要有必要的斗争。”

徐州把党的市委打入“地下”并不是个例，“文革”中还有一些老干部被以各种罪名撤职、批斗。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是，1967年4月4日，江青操纵“造反派”在中南海揪斗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抗议说：“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国家领导人都被“拉下马”，这样的行为和举动使党的威信大大降低。中央都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地方了，好多地方的党组织名存实亡，甚至不复存在。

邓小平在讲话中也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首先要认识到当时的问题所在。在“文革”的第九个年头里，中国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邓小平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他指出：“许多事情都拿到中央来解决是不行的。在座的许多同志参加省里的工作，希望你们经过学习，通过自己的工作，把省委的领导建立起来，使省委说话有人听，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做到一不是软，二不是懒，三不是散。”

省委领导会不会犯错误？邓小平认为，那是可能的，甚至肯定会犯。他说：“要求省委每一件事都做得完全对，都那么正确，是不可能的。要允许他们犯错误，改正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他们。中央批评他们也是为了帮助。要维护省委的领导，帮助省委建立威信，使省委对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各项工作都能够领导起来。省委坚强了，敢于领导，就能帮助地委、县委。这样，我们党就能够实现自己的领导了。最近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都讲了加强党的领导问题。我们全党都要做这个工作。”

在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斗争中，邓小平从来都是“敢”字当头的。这番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邓小平始终强调把安定团结作为我党和我国的最高利益，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国民经济才能搞好。他的这次讲话，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党风建设的实质是要为人民服务，为经济发展这一大局服务。

全面整顿，集中反映了与“四人帮”的斗争中，邓小平为中国的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努力。特别是在整顿党的作风上，尤为突出。可以说，整顿党的作风，并不是单纯地改善党组织内部的管理，而是要加强党与人民的紧密关系。改进党风是民心所向，更是国民经济在安定团结的大前提下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1975年8月3日）

1975年8月3日，继中央发布关于解决铁路问题、钢铁生产问题等几个文件，并明确了各项方针政策后，中央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邓小平继续在国防工业企业大刀阔斧地推进全面整顿，他把发展国防科技作为实现国防现代化的战略任务。

国防工业也叫军事工业，它是国防经济的核心，也是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专门研制、生产军事装备的部门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的破坏十分严重。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少数需要进口外，中国的军事装备几乎都已经实现国产化。而在“文革”中，国防工业生产数量少、质量差，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得不到有效提高，已经不能适应当时越来越依靠尖端装备的国际战争环境了。整顿迫在眉睫。

国防工业的发展有赖于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基础工业的发展。在这次会议之前，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方面，已从铁路问题、钢铁生产问题等方面着手推动，并初见成效。所以，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的讲话，就国防工业企业整顿，提出了意见。

在中国古代很长时间，武器都是靠手工生产的，那个“冷兵器”时代，军事并未跟工业挂钩。随着时间的发展，生产力也在不断增长，全球性的战争发生，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国门，中国人才从“泱泱大国”的美梦中醒来，认识到“军事工业”这个词。

邓小平在会上就国防工业企业整顿问题特别提到要坚持质量第一。他说：“在战场上关键时刻有几发炮弹打不响，就可能影响整个战斗。”而事实上，那个时期的中国，军工企业缺乏监督，生产装备得不到有效改善，几百架飞机不能交付，众多的舰艇因质量问题停在港口。但是工厂并没有停工，仍然在生产这些“劣质”产品。这一切的根源还要归结于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夺权所制造的“乱象”。在他们的干扰和破坏下，制订了1971年至1975年期间我国国防科研、生产的第四个“五年计划”，该计划，要求国防军工企业在1975年达到年产飞机3000架、舰艇15万吨，常规兵器和通信设备达到装备500个师……片面追求大计划、高指标的规划，严重干扰了我国国防工业常规武器的研发和生产，同时让岌岌可危的国民经济再次遭受巨大冲击。

这样追求高指标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弊端，国防工业管理体制混乱，多地出现一套机构两块牌子的情况。与此前相比，国防工业企业机构臃肿，机构增加一倍，但生产效率却并未得到提高。派性问题也在国防工业中表现出来，各自为政、争权夺势的情况时有发生，浪费了大量资源。同时，各自为政也使科研和生产无法正常衔接，你生产的我不需要，我不需要的你拼命生产。“买卖”不匹配，工业生产没法高效。

邓小平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只用了一个简单的“敢”字。“老大难”单位，无非是这么个问题。你要斗派性，没有“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就根本不可能；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要落实政策，没有这样的领导班子也搞不成。邓小平也将这个“敢”集中体现到了全面整顿的各个阶段，在鼓励其他干部的时候，也是在激励他自己。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毛泽东的指示，也是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一直遵照的一个目标。如何“搞”？首先需要的是“安定团结”。但当时派性问题正是“安定团结”最大的拦路虎。中央有好的方针和政策，没有人去执行；地方派性斗争严重，争夺权力……都违背了安定团结。国防工业有赖于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发展不起来，哪来资金投入到国防建设上来？邓小平对此也忧心忡忡，他在全面整顿中，一直强调的就是反对派性。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提到整顿钢铁工业时的办法指出，从部到厂要建立起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不能软、懒、散。要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同样是属于新中国的工业，国防工业要谋发展跟钢铁工业是一个道理。

所以，在针对国防工业时，邓小平就说，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他表示：“‘有的人就是一个怕字。过去怕，还有点道理，不能说过去怕的人都不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过去怕也不对，但是还可以原谅，因为有当时的情况。现在中央支持地方，上级支持下级，再怕就只能怪自己，怪自己革命意志衰退，怪自己革命干劲差。”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样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这话说虽然粗糙，可道理不糙。邓小平说：“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这件事不要拖，特别是省里管工业的书记要注意。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以把队伍带起来。要选一些比较有实际经验的稍微年轻一点的干部进领导班子，五十岁的、四十岁的，能有更年轻一点的就更好。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本厂可以找，本厂有困难，外厂也可以找，本地区也可以找，哪里会找不到人！要选有能力的人，选到了要好好培养。”能够办事、敢于办事，是邓小平的处事风格，也是他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极大，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冲击。在中国国防工业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科研人员。很多专家遭受迫害，导致军工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直接受到影响。邓小平认识到科研对军工生产的推动作用，科研人员是国防工业的中枢神经。张爱萍等老一辈国防科研专家的“复出”对当时的国防科研意义重大。曾连续三次成功地组织指挥过我国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张爱萍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斗，并深陷囹圄。复出后，仍有不少有心人士想将其拉下马。1975年5月19日，邓小平在听取国防科委关于科研试验、发展规划的汇报后下达相关指示。他对张爱萍、钱学森等国防科委领导说：“只要你们大胆工作，错了我们负责，我和叶帅负责。”这席话给这些科研专家吃了颗定心丸。

在这次的会议上，邓小平更是要求给科技人员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多科研的发明，也都是因为军事装备的需要，如声纳、雷达、喷气式飞机、导弹、原子弹，以及电子计算机、火箭、核能技术等。新技术在军事上的突破和应用，同时带来了社会的深刻变化，也让人们认识到了科研的重要性。邓小平很希望科研能够赶上去：“也要请管国防工业的同志把科研工作抓紧，因为现在确实有好多军工产品，由于技术没有过关而不能正常生产。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他们有缺点，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

邓小平还关心工业中群众的生活。这虽然一直是我党的一个中心工作，但邓小平认为这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比如钢铁工人劳动那样重，而蔬菜少、肉类缺，基本条件都保证不了，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具体地去研究解决。这一点在工业多的城市要特别注意。他批评一些干部说，与其自己喜欢养鸡、养兔、养鸭，不如把自己关心自己的这个积极性转到关心群众生活方面来。

邓小平说：“我是四川人，经常听到家乡的工人反映，蔬菜少、肉类缺。不仅是四川，还有好多地方都有这个缺乏副食品的问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重庆附近，可以专门划出一部分地种菜，生产的蔬菜首先供应工厂，还可以供应市民。工人有点菜吃，有点肉吃，农民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这对于改善工农关系也有好处。我们正在考虑，是不是调点粮食给一些城市的郊区养点猪，比如调5亿斤粮食，养500万头猪。这些粮食不是全国到处分配，而是搞几个点，专粮专用。甚至还可以考虑用现代化的办法搞些养鸡场。这个问题要研究。最主要的是养猪。发展养猪，既可以使农民增加经济收入，又可以增加肥料，增产粮食。现在搞重体力劳动还很艰苦，不搞好职工生活不行。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话。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

翻开历史发现，党中央在“文革”中对国防工业的初步整顿并非从1975年开始，“九一三”事件后，中央从1972年开始就调整了部分国防工业管理体制，采用的办法就是同行业合并。例如，第三、第五、第六机械工业部领导的35个工厂划归第四机械工业部领导。

1974年5月中央军委下发《关于调整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决定（草稿）》，表明了国家领导人在国防工业管理体制上下了彻底的决心，该决定主要从7个方面调整管理体制，包括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撤销之前的一些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实行部、院结合，厂、所挂钩，让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有步骤地将一些军工企业下放给省、市、自治区管理；各大军区不再设立管理国防工业的机构；电子工业设专门机构统一管理；搞好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学会两套本事。此外，中央同时还对国防工业的领导班子和产品质量进行了整顿。1975年，是在之前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国防工业的整顿。

坚持质量第一。中央在1971年前后要求国防工业产品要定型，不定型就不能投入生产。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更为细致的要求，他强调要注重人们容易忽视的那0.5%。他说：“我最近看到一些材料，说有多少国防工厂完成产值多少，产品质量好的和比较好的达到95%以上。你们切不可满足于这些数目字，这个话以后少讲为好。说产品质量大多数是好的，这不解决问题，有时恰恰在1%甚至0.5%里面，关键产品、关键零件出了问题。”

1975年，中国确定了导弹、核武器的研制规划，要求各国防工业企业按计划完成尖端武器装备生产，并加快研制成功洲际导弹。而在这一年，中国的国防科研和生产的完成情况，也是“文革”中最好的一年。特别是航天技术上面，这一年中成功发射三颗人造地球卫星，有专家把1975年称为“三星高照”。这些成果，是对邓小平进一步推进国防工业整顿的一个肯定。

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77年7月21日）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并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标志着邓小平正式复出。

回顾邓小平的政治人生，可谓“三落三起”。第一次“落起”是在30年代初期中央苏区时，当时29岁的邓小平坚决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坚决反对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央临时政府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邓小平随即遭到批斗，撤销一切职务，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的处分。

第二次“落起”是邓小平一生中最痛苦的阶段，“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打倒并被下放到江西南昌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进行劳动改造。“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恢复工作，并在1975年开始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1975年，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随后，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邓小平再次被错误批到、撤职。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历经“文革”十年动乱的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出现可能。

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1月6日起，通过集会、演讲等形式，人民群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声讨“四人帮”，肯定1975年邓小平推动全面整顿的成绩，强烈要求邓小平复出工作。当时，全国各地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标语。同一段时间，叶剑英、陈云等也在向中央力荐邓小平，但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还是认为时机不成熟，不能“尽快”。为促成邓小平早日复出，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场合向中央或中央主要领导人进言。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发表社论，首次在全国公开“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转党中央，他在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向前推进。”此时，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更加高涨了。华国锋顺应党心民意，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这也使得邓小平第三次迈进中南海。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当时已72岁的邓小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历史序幕。

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则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重要讲话。

“文化大革命”结束，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中国的道路如何走下去？当时，以华国锋为首的部分中央领导仍坚持推行“两个凡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另一方面，邓小平则多次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在这次全会上讲话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这番话，实际上是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体现了他强大的理论勇气。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就已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他说：“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

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并不是否定毛泽东思想，这是邓小平一直强调的。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比如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一个领域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在1975年，还针对‘四人帮’的诬蔑，提出‘老九不能走’。”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关于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历来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人民。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多次反对对他本人的一些不适当不科学的评价，经常教育我们正确理解人民与领导人或领袖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他说：“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

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从毛泽东思想里面的党的学说问题谈起。邓小平强调，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建国以后，党内生气勃勃，生动活泼。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以后又有新的发展。1957年，毛泽东同志概括地讲了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当然，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政治局面不只是讲党，而且是讲整个国家，整个军队，整个人民，就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有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好的党。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都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号召，谁不听哪！谁不是自觉地听哪！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吗？我们能够在建国以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

然而，“四人帮”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给党的建设、党的作风带来了很大的损害。需要重塑党的形象，加强党的领导，增强人民的信心。怎样才能达到上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呢？邓小平认为，就是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建设这个领域里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邓小平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毛泽东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充分信任群众，历来反对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同志们总记得，在延安的时候，生产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为什么提倡生产运动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征粮征多了，群众有怨言。我们好多共产党员听了心里非常不舒服。毛泽东同志看法不同，他说，讲得有道理，群众的呼声嘛！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这样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同志一向非常注意群众的议论，群众的思想，群众的问题。”

为什么邓小平要说实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四人帮”的迫害导致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邓小平说：“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么，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我们要创造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

整党整风，这是很必要的。邓小平提出，我们这些老同志也得整一整风，当然不是人人过关喽。我们现在不搞那个方法，自觉地整一整风也需要吧！给青年党员、干部做个榜样嘛，传帮带嘛，把毛泽东同志建立的党的学说，党的作风，传帮带，带好嘛！那样，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怕，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

在邓小平看来，“四人帮”在那里危害党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可以说99%的干部、党员和人民，都是十分担心，忧心忡忡。他说：“我们有这样好的干部，这样好的党员，这样好的人民，他们觉悟程度很高，对党的事业无限信任，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取得伟大胜利的最可靠的保障，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和同志们一样，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力争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兴旺起来，使我们党的事业兴旺起来，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使我们能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就他的复出，邓小平同参会的同志还讲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他说：“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三落三起”的政治生涯并没有破坏邓小平的形象，反而是让他在这个舞台上更加耀眼。毛泽东曾对这个“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有过中肯的评价：“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实质上是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为什么要批评“两个凡是”，是因为“文革”后，华国锋推行的这个方针引起了党内外群众思想的混乱。在“文革”的长期动乱后，人们有急切的要求——澄清是非，肃清“左”倾的错误；“文革”玷污党的形象，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领导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都让人产生了怀疑情绪。如果这个时候不开展对“两个凡是”批判，难以抑制这种负面情绪，也无法纠正党内和社会上的错误思想倾向。

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1977年8月23日）

197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身份参加了军委座谈会。

在邓小平尚未复职前，1977年3月24日的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针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所带来的恶果，尖锐地提出，当前的部队工作要澄清十个应不应该的问题：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应该不应该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制度；应该不应该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搞好老中青三结合；应该不应该强调军队要稳定；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应该不应该坚持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应该不应该准备打仗。

叶剑英这十个“应该不应该”是中央主要领导人对军队建设的思考和中国未来发展出路的解析，通过对这十个“问题”肯定性的回答，叶剑英澄清了军队建设中的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方向明朗了，接下来就要集中解决如何建设的问题。这时候，邓小平的复出为这项工作的执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8月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作了《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讲话。

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邓小平对军队整顿的要求是解决“肿、散、骄、奢、惰”五大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他认为科技和教育对提高军队战斗力至关重要。时隔两年，邓小平的坚持仍没有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面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长期破坏后，各项素质都明显下降。军队问题众多，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军队现代化，很多部队领导都失去了信心。邓小平指出，军队怎样整顿，怎样准备打仗，怎样把军队搞好。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谈到国防现代化问题。

解决上述问题从何着手呢？邓小平认为，首先要做的是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包括毛泽东同志讲的交流干部。如果没有1975年那一次的调整，陷进帮派活动中去的人会更多，受害的干部也会更多。那次调整，保护了一部分干部。但是那次调整的面太窄，还有些应该调整的没有调整，应该交流的没有交流。他说：“调整、交流是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倡、多次指示的，本来是应该接着做下去的，我们没有来得及做，就停下来了。”

1975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一个原则，就是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他指出：“我们的军队过去是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锻炼成长的，那时提升干部主要靠战场上考验。现在不打仗，你根据什么来考验干部，用什么来提高干部，提高军队的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需要从教育训练着手。邓小平重申，要把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个方针具体化。如何具体？则要从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和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这两个方面去做。

军队的作风，是邓小平一贯强调要重视的。骄的问题我们军队历来就有，战争年代军队出力大，牌子硬，名誉好，就容易骄。军队由于过去一段时期的混乱，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纪律废弛，作风不好，在人民中威信下降。将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方针具体化，邓小平指出需先从部队本身训练开始。他说：“我们解放军要有自知之明，要靠自己恢复名誉。部队要加强政治教育，加强纪律性，要从勤学苦练当中学本领。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也要从苦练当中恢复和培养起来。军队要能打仗，靠提高政治觉悟，靠勤学苦练。不苦练不仅不能提高本领，还会出事故。从战士到干部都要苦练。干部，包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在苦练中增长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比如连队指导员，要在苦练中学会当好指导员。好多事故都要防患于未然。”

邓小平指出：“否则明明问题出来了，连长不懂得怎么搞，指导员不懂得怎么搞，甚至还会使矛盾激化。一个连长、一个指导员，不知道每一个兵的情况，当什么连长、指导员！一个军长，不懂得连队，怎么指挥你这个军！更不要说师、团干部了。所以军、师、团的干部，要下连队当兵，懂得自己的连队。部队训练还包括现代化战争知识、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内容。通过学习、拉练、演习，可以提高各级干部的素质。对连队来说，学硬骨头六连是对的，因为硬骨头六连的作风不只是一个连队的作风，所有的连队以至各级干部都应该像他们那样勤学苦练，有他们那种政治思想。但是，单单学习硬骨头六连还不够，还要努力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和其他许多必要的政治文化科技知识。”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发生了小范围的局部战争，且这些战争越来越呈现依靠科技的趋势。中国军队需要与时俱进，过去小米加步枪的作战方式已然无法适应新的战争模式。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中国人是体会最为深刻的。中国的士兵不能再像过去一样，背着几十斤的装备去战斗。如果不注意军队训练，在战争初期就要倒霉。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就已讲过，现在当个连长，不是拿着驳壳枪喊个“冲”就行了，给你配几辆坦克，配个炮兵连，还要进行对空联络、通信联系，你怎么指挥？一个连是这样，更不用说营、团、师、军了。现在连长的知识要求比过去多得多，更不用说连以上的干部了。他提出：“为了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管理水平，增加他们的知识，要好好办学校，包括各总部、各军兵种、各级的学校，都要办好。不打仗，除了搞演习以外，办一点学校，这总是一个办法。”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再次把军队干部教育问题提到了具体方针落实上来。要先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的观点用毛泽东指出的党的良好作风来归纳，叫善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认为，由于遭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军队的素质确实不如以前了。特别是各级干部的指挥、管理能力弱。指挥现代化战争，包括我们老同志在内，能力都不够。要承认这个现实。邓小平认为：“承认我们哪些方面有缺点，哪些方面还不足，这就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克服弱点、克服缺点的起点。比如我们的国家，承认自己哪些方面落后，这就有希望。我们有一段时间不承认这一点，吃了亏。现在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差很长的一截。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要承认我们军队的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我们军队的素质在战争年代是很好的，在抗美援朝时也是很好的。老实说，有那样的素质，就是用现有的武器，也可以打仗，也可以学会适应现代化战争的条件，打败强大的帝国主义。”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最想抓的事情是科技和教育。他提出，要把原有的学校，除个别的外，基本上恢复起来。把更多的干部放到学校去训练。现在训练政治干部的学校很少，要增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们的军队一直存在政治干部缺失的问题。选军事指挥员比较容易，选政治干部就比较难。邓小平指出，至少过去第二野战军是这样。“我相信这是一个全军的状况。抗日战争时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后来政治干部除了老红军以外，就靠这批人，从这批‘三八式’里边选出的。”随后，他连用三个反问句来表达军队政治干部需求的急迫性。他说：“现在合格的连指导员有多少？合格的营教导员有多少？合格的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有多少？有同志反映：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政治干部上当受骗甚至陷进去的，从数量上说，比其他干部多。这如果是事实，就很值得我们警惕！部队连以上政治干部的数量同军事干部的数量几乎相等，所以，训练政治干部的学校要增加。”

如何增加训练政治干部的学校？邓小平提议一个学校既训练军事干部又训练政治干部，也可以专门办政治学校。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各军兵种的技术专业学校，也都要恢复起来，如果不够，可以增加，有些也可以合并。

学校怎么办？邓小平对学校提出三个要求。第一，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用形象化的语言说，就是各级学校的本身要起到集体政治部的作用，或者说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第二，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不但高级干部要学，连排干部也要学，都要懂得现代化战争。第三，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作风。概括地说，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要在学校里培养这种作风，并把它带到部队，发扬光大。不能像前些年办学校的办法，要讲一点有用的东西。

任何事情都并非一蹴而就的，邓小平并没有想在军队教育这件事情上一口气吃个胖子。按照他的个人设想，办学校要达到上面讲的三个要求，在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要达到一个目的：使干部队伍水平提高，能力加强，比较年轻化，特别是战斗部队的干部更要年轻些，使我们的干部能够掌握一些现代化战争知识，并且有好的作风。通过学校推荐的干部，一是要有现代化战争的军事知识和指挥、管理能力，二是要有好的思想和作风。基本上按这个要求，更新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战斗部队的干部。

学校的区分上，邓小平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大体上学校应该是有各级的：高级，中级，初级。高级的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现在的军政大学要分开。海军、空军也有高级的学校，各特种兵、技术兵种也有高级的学校；还有中级的、初级的。一个师有教导队，训练班长和排干部。大军区训练营连干部。高级学校训练团以上的干部。

办学校需要有什么准备？首先，是办什么学校，办在什么地方。没有校址怎么办？邓小平指出：“校址问题，既然延安窑洞都可以办，为什么我们不能搭起帐篷来办呢？或者用简陋一点的房子来办呢？其次，还要选好办学校的干部，包括教师，这个很重要。这些干部比现职干部还重要，要选最优秀的，特别是能深入实际、努力工作、艰苦奋斗、以身作则的干部。”邓小平看来，办学校的人要了解学员，否则他怎么推荐干部呢？怎么起到集体政治部、干部部的作用呢？办学校的干部要精选，凡是适合办学校的干部，宁肯从现有工作岗位上调出来。

办学校还需要统一教材。邓小平跟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的同志谈过，请他们主持把教材编出来。他对教材的内容的要求是：“要使学员懂得敌人，懂得自己；要重视我们自己的战争经验；要有现代化战争的知识，坦克、飞机，天空、地面、海上，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等等。”总之，一系列东西都要反映在教材里面。

招收什么样的人，调什么干部来学？也是办学校的一个重点。邓小平认为，要调好干部来学。高级学校的训练对象要稍微改动一下。现在军政大学训练的基本上是军师干部，团的干部只占20%。以后团的干部的比重要增加。“我建议高级学校的学员应该以团的干部为主，加上一部分优秀的营的干部，同时训练军师干部。现在有不少的团的干部打过仗，抗美援朝时当过班长，也有当过连排长的。营的干部打过仗的恐怕就少了，但营一级有优秀的干部。特种部队打过仗的营的干部还不少。”

为什么提出学员要以团的干部为主呢？就是为了能使作战部队指挥员年轻化或比较年轻化。按照邓小平的设想，到五年以后尽最大可能达到这一点。政治干部的年龄可以稍大一点，但也不能太大，大三四岁可以。前年他就讲过，连指导员的年龄可以稍大一点，多积累些经验，可以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由此类推，各级政治干部的年龄比军事干部的可稍微大一点。军事指挥员要年轻一点，但不排除个别身体好的人年龄也可以大一点。各级军事学校，教学时间的比例，可以三七开，军七政三。要认真学习军事知识，如飞机、坦克的型号、性能，怎么样对付，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怎样指挥，等等。政治学校，四六开，政六军四。政治干部要学军事。教师很重要，要选好，要有一个好的教学队伍。学校领导干部可以兼课，大军区和所属部门的领导同志也都可以兼课。

破格提拔，是邓小平所提倡的人才选拔方式。他强调：“对于在学校学习得好的，指挥、管理能力比较强的，现代化战争知识学得比较好的，而且思想作风又好的干部，学校可以推荐，营的干部可以提拔到团，团的干部可以提拔到师。当然，大量的干部还要回到原工作岗位，因为我们只有那么多军、那么多师。”

在干部的年轻化问题上，邓小平一直不遗余力。实现军队作战干部的年轻化，邓小平的方法是：“在部队搞两年，再把这一批优秀的师干部、团干部‘回炉’一年，调回来再学习，主要是加深现代化战争知识，然后把好的师的干部提拔到军，好的团的干部提拔到师。这样就可以在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实现作战部队干部的年轻化。”他指出，海军和空军的指挥员也应该这样。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的讲话，重申了和平时期，我军提高自身素质的问题。他的讲话对人民解放军提高对教育训练的认识，推动教育训练的顺利开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次会议，为我军军队教育训练和未来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方向。

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2月28日）

1977年12月12日至31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全体会议。28日，邓小平在会议上讲话表示，这次军委会议，充分肯定了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认为那次会议是正确的，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邓小平以军队的整顿为主题，用五个字精准地概括了当时军队面临的问题：肿、散、骄、奢、惰。当时邓小平的设想是从整顿着手，也就是先从调整配备领导班子着手，把军队整顿好。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再解决装备问题，因为装备问题不抓不行。再就是战略问题，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好多事情都不好办。然而，在“四人帮”的破坏下，军队整顿工作在1976年中断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先后遭受林彪、江青两大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后，教育训练工作被削弱，部队军事素质明显下降。恩格斯说：“如果缺乏训练和组织而仅凭热情，任何人都不能打。”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在8月23日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发表了《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讲话，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次讲话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

这次军委会议上，叶剑英提出了全军的十项战斗任务。并通过了《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等9个决定和条例。解决问题的方面之广，内容之丰富，是过去多少年来没有过的。邓小平评价说：“这次会议，对我们军队几乎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面，都订出了章程。这些章程有些是过去有的，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这次把它们恢复了；有的是新订的。所有这些章程，都是整顿军队、准备打仗所必需的。有了这些章程，我们就有章可循，就能够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作决定，大家举手赞成容易，可是执行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有的事情原则上赞成，一遇到具体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邓小平认为，贯彻执行的关键在于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高级干部办到了，全军就容易办到。高级干部办不到，就会一风吹，一切照旧。

邓小平这次讲话，首先谈了军队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他认为，总体情况是好的，但发展不平衡。邓小平要求：“运动没有搞开的单位，首先是要领导带头，放手发动群众，不要用框框来束缚。因为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你晓得有什么问题呢？运动搞得比较深入的单位，领导就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特别注意掌握政策。对人的处理，要取慎重态度，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定要彻底查清。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军队不搞好，军队干部不纯，祸害很大。所以，这一点对于军队极为重要。”

真正爱护干部，是要帮助他们进行必要的自我批评，把自己的错误向群众讲清楚，取得群众的谅解，然后给以适当的处理。不能因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就不揭不批，让他们滑过去。如果这样，会留下后患，以后还会闹“地震”的。邓小平认为对待犯了错误特别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一定要揭发批判他们的错误，并给他们创造条件，改正错误。对“四人帮”的死党中死不改悔的人，毫无疑问要坚决打击。“四人帮”的死党和他们帮派体系里的人，有的愿意改悔，而又彻底揭发“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罪行，并且证明说的是真话，对这种人应该实行从宽处理的政策。对那些错误严重、态度又坏的人，不能重用，也不应该保留他原有的级别和待遇。

在调配领导班子时，特别是配备一、二把手的时候，只注意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没有牵连的问题还不够。邓小平认为那些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人，当然不能让他们进来。那些风派、溜派以及搞“地震”的人，那些错误严重而又态度很坏的人，那些有问题没有查清的人，也不能让他们进领导班子。此外，搞法西斯专政、称王称霸的；搞打砸抢的；投机钻营、招摇撞骗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好搞宗派活动的；玩弄权术，专门整人的；耍小聪明，搞小动作，不老老实实的；革命意志严重衰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等等，也不能进领导班子或者不能重用。邓小平特别提到：“配备各级领导班子……这里不单是指选老干部，选年轻人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可得要选准，因为将来是他们当家啦。选得不准，教训不少啊。”

邓小平要求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对于那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表现很好，只是在一段时间做了一些错事、讲了一些错话的同志，应该通过适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所谓历史地看干部，不仅要看他过去的历史，也要看他在同林彪、“四人帮”斗争中的表现。有的人先是跟着林彪，后来又跟着“四人帮”干坏事、犯错误，这也是历史嘛！我们军队的老同志很多，总的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非常朴实、正派。当然现在也有少数人有所变化。他感叹：“当然现在也有少数人有点变喽。所以，看人是不容易的啊！一定要在斗争中观察、识别干部，选择得当。”

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要选用什么人呢？邓小平认为，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了，五年以后，五十岁以下的人，打过仗的就很少了。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志，要认真选好接班人，抓紧搞好传帮带。

1975年，邓小平在提出军队整顿时，就要求要整顿领导班子的软、懒、散。经过两年的实践，特别是从同“四人帮”的斗争中看，软，就是怕字当头，丧失原则，顶不住，跟着别人跑；懒，就是意志衰退，不读书，不看报，不动脑筋，不下部队，好吃懒做；散，就是争权夺利，搞不团结，捏不到一起。邓小平毫不客气地指出：“有的人老以为自己一贯正确，闹新的山头主义，任人唯亲，用自己的好恶作标准来看干部，对自己好的就拉过来，不好的就排挤，总想自己搞一帮人，总以为不搞一帮人就办不成事情。这些年，有的人就学了林彪、‘四人帮’这一套。”他要求领导班子要抓紧整顿，迅速改变软、懒、散的状况。

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是邓小平在新时期军队建设中贯穿始终的一个基本思想。1975年在军顿整顿中他也提到了解决军队“臃肿”问题，但因为军顿整顿的被迫停止，当时提出的会议上提出的“兵贵精不贵多”的建军原则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在这次军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强调，以后精简，主要是精简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首先是总部和军兵种、大军区、省军区的机关。他说：“现在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干部，已经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交流，除个别人外，也要稳定一个时期。这次会议后，就要着手调整军师级干部。在总政治部领导下，各大军区、军兵种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这里讲的军师级干部，不单是战斗部队的军师级干部，还有总部、军兵种、各大军区的军师级干部。调整这两级班子时，要特别注意政治机关的干部部门，要选一些好同志，选作风正派、不信邪的人，敢于想问题、讲问题的人。调整时，还要注意选配好这些部门的领导骨干，发挥职能机构的作用。”

1977年，中国的国内外形势都在逐渐变好，特别是国际形势，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一方面有毛泽东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

邓小平在分析形势时，要求不能只看到战争可能延缓爆发这一面，还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他强调，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抢时间。“首先，要抓紧把工事检查一下。要准备弹药。打仗没有弹药毫无办法。过去我们的弹药是从敌人那里缴来的，现在要是打起来从哪里缴？所以自己要搞后勤。不管现在打也好，将来打也好，都要有工事，有弹药。还要抓紧部队训练，提高战斗力，提高士气。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什么都是技术决定，不要完全迷信这个。当然，我们也要讲究技术，不讲究技术是要吃亏的。但是，把电子计算机看成能代替全部指挥职能，那不可能，那样人的能动性也就没有了。经验证明，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以现有武器也可以打，最后也可以打胜。我们有这样多人口，军民团结一致，敌人要消灭我们的人民是不可能的。”

争取更多的时间，在这个阶段把装备搞上去，把部队的教育训练搞好，训练干部学会指挥现代战争，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他说：“我们能够争取比较长一点时间不打仗，对我们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对我们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对我们的备战工作，都是有利的。这里我想说一下，即使能够争取十年二十年时间实现我军装备的现代化，那时我们同敌人比较起来，武器装备也仍将处于劣势。我们在前进，敌人也没有睡觉嘛！因此，到那个时候，如果打起来，我们还是要以弱胜强，这种基本状况还不能够完全改变。我们历来的经验，就是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的敌人，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是人民战争。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

军队的教育训练是邓小平复出后就在8月的军委座谈会上重点谈到的。军队每年有上百万的战士复员，怎样使他们到地方工作更好地发挥作用，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从军事战线转到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如何使他们尽快适应新的任务呢？

邓小平认为，办法就是为他们创造到地方工作的条件。在教育训练上要增加这方面的内容。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就包括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使干部既学到现代战争知识，又学到现代科学知识和生产知识，还要学会做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这样，我们的军队干部既能在军队建设中发挥作用，到地方上也能发挥作用，打起仗来，又可以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就成为军队和地方都合用的干部。

邓小平提出：“这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得一些干部知识很简单，有些还学坏了，到地方不太受欢迎。我们在教育训练中给干部创造到地方工作的条件，这对国家建设有利，对军队建设和战备也有利。当前，有一大批干部要转业到地方。对这些干部，需要办训练班，组织参观，请地方同志介绍经验，让他们接触工业、财贸、政法、文教等方面的知识。凡是要转业到地方的干部，都可以这样做。”

1975年邓小平讲“雷锋叔叔不在了”，“四人帮”对此大肆攻击、诬蔑，其实这不是他的话，是老百姓的话。军队作风出现问题，很多干部相当老大，自己觉得了不起，出现了“骄傲”和“奢侈”的派头，党和军队的优良作风急需抓起来。邓小平指出：“全国刚解放的时候，好多北方的干部到了南方，我们有些连级干部去当县委书记，当得不错嘛。那时有个条件，就是艰苦奋斗，联系群众，作风好，不浮夸，听指挥，能执行上面的指示、命令，即使文化水平不高，工作也能胜任。”针对此，邓小平又强调说：“军队的教育训练要为干部到地方工作创造条件。你不在军队里创造条件，到地方上就不受欢迎。”

邓小平在军队纪律问题上是非常强势的，他强调军队非讲纪律不可，纪律松弛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军队，历来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自觉遵守革命纪律。他指出说：“现在有些干部对上面的指示不执行，命令不服从。这就是不守纪律！有的单位，个别人长期闹派性，有恃无恐，老虎屁股摸不得。为什么摸不得呢！有些干部调动工作，不合乎自己的要求就不服从命令。有个单位1975年要调一批人出去，这些人就是不走，还有个理由：你要我走，先把是非弄清楚。不服从命令，他还‘理直气壮’，还像很有‘道理’！对这种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要他先执行命令，先走了再说。”

“有意见可以提，可以保留。对不执行命令的，不走的，赶！有的开除军籍，有的降级，要执行纪律。”邓小平认为，军队干部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如果军队连这一条都办不到，还叫什么军队！命令是要执行的，指挥是要服从的。首先要从老干部开始，带头遵守纪律。

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团结是胜利的保证。而当时有的人却口头上讲团结，而把党委内部一些不同的意见捅出去，加以歪曲，散布流言蜚语，拉一部分人支持自己。还有一些人喜欢搞挑拨离间。邓小平认为，这些都是破坏团结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

军队要顾大局，这个大局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邓小平的讲话从领导班子调整配备上着手，为保证全军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提供了指导的方向。

1977年的中国正处在拨乱反正、开拓前进的重要新时期。对军队来说，继往开来，就是把我军建设成能够经得起现代战争和任何政治风浪考验的无产阶级军队。这次会议将国家解放军军队建设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了此次大会的开幕式，并作了重要讲话，号召“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这个有6000人参加的全国大会，筹备了九个月之久。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年纪最轻的只有22岁，年纪最大的90岁。这些历经了“文革”迫害、劫后重生的科技精英们，在会上相逢，一时百感交集，激动不已。

1977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召开一次全国科学大会，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并提出规模可以大一些。1977年6月，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成，成员有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方毅以及李昌、武衡、张爱萍等16人。领导小组成立后，迅速抓了包括评选先进集体，先进科技工作者、起草会议主要文件等工作。三个月后，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印发了副主席叶剑英的诗《攻关》：“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与此同时，聂荣臻元帅也为大会赋诗祝贺，体现出中央高层与邓小平已达成共识。

1977年9月18日，中央印发长达12页的《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要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应当恢复技术职称，建立考核制度”，“保证科学研究人员每周至少必须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这个时间上的要求，也是经过考量才提出的，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科技研究人员遭受批斗，并长期要做政治任务，谁要是努力钻研业务，就会被扣上“白专”帽子。而保证“六分之五”，是为了科技研究人员将更多的经历投入到科学实验和提高科技事业中去，以实现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在此次大会上也重审了“六分之五”这点，他提倡，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我们说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也就是说这是最低的限度，能有更多的时间更好。如果为了科学上和生产上的需要，有人连续奋战七天七晚，那正是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忘我精神的崇高表现，我们对于他们只能够学习、表扬和鼓励。无数的事实说明，只有把全副身心投入进去，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畏劳苦，百折不回，才有可能攀登科学高峰。我们不能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读很多政治理论书籍，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

能够举行这样一个在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邓小平认为已经清楚地说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科学技术工作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怀。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活动。青少年中，出现了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新风尚。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

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围绕着要不要四个现代化，我们曾经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他们真是要搞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吗？

邓小平在讲话中停顿了一下，并稍微放大音量，坚定地表示说：“不，完全相反，正是在他们势力最猖狂的一些地方，社会主义遭到严重破坏。‘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从反面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我们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就越加有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地逐步创造物质条件，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首抓的就是教育和科技。在教育上，他实现了拨乱反正，恢复了高考。在科技上，也要如此。邓小平认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全国科学大会，目的就是动员全党全国重视科学技术，制订规划，表彰先进，研究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措施。

邓小平在1975年全面整顿的重点之一就是对科技工作进行整顿。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以及当时中国在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各项问题，邓小平在这次全国科技大会上再次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曾经喧嚣一时，颠倒是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

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在当时，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邓小平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复。他说：“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

邓小平的论断，在当时极大地鼓舞经历了“文革”迫害的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调动了他们参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他分析说：“‘四人帮’把今天我们社会里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歪曲成为阶级对立，正是为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破坏社会生产力，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当时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他提出，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当时的一个严重任务。邓小平说：“甚至在林彪、‘四人帮’那样迫害和摧残知识分子的时候，广大科学技术人员也没有动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科学技术工作。许多人在同‘四人帮’斗争中表现出很高的觉悟。‘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迸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衷心拥护党中央，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加奋发努力工作。这样的队伍，多么难能可贵！这样的队伍，就整个说来，不愧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当时的科学技术队伍发生了青黄不接的现象，这就使加速培养年轻一代的科学技术人才的任务更加迫切了。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他说：“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要确实保证教师的教学活动时间，要关心他们的政治生活、工作条件和业务学习。对于在教学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应该给以表扬和奖励。”

在人才的问题上，邓小平特别强调，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把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我们的科学家、教师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就是对国家的贡献。在科学史上可以看到，发现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对科学事业可以起多么大的作用！世界上有的科学家，把发现和培养新的人才，看作自己毕生科学工作中的最大成就。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国家现在一些杰出的数学家，也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被老一辈数学家发现和帮助他们成长起来的。尽管有些新人在科学成就上超过了老师，他们老师的功绩还是不可磨灭的。

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邓小平认为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中央规定，科学研究机构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这是重要的组织措施。它既有利于加强党委的领导，又有利于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衡量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党委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应当是看它能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基本任务。只有很好地完成这个基本任务，才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真正尽了自己的责任。

邓小平说：“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同时，是通过计划来领导，要抓好科学研究计划，要知人善任，把力量组织好。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这也是党委的工作内容。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讲到这里，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中断了邓小平的讲话。邓小平的这句话说到了在场科技界精英们的心坎上，为各级科技单位和部门党委领导人，给出了一个最准确的定位和示范。

1975年的整顿，是拨乱反正的开始，也是改革开放的预演，科技领域成为改革之初当仁不让的突破口。郭沫若称1978年是“科学的春天”，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这个春天成为华夏大地上新的流行词，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百废待兴的形势下，这次全国科学大会打开了“文革”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开创了一个科技发展的崭新时代。它解放的不仅是人，还有智慧。这次大会，讨论通过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主持起草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根据规划，确定了8个重点发展领域和108个重点研究项目。1982年，规划的主要内容调整为38个攻关项目，以“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形式实施。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4月22日）

1978年3月10日，邓小平出席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说，从十一大到五届全国人大，开了一系列会议。全国科学大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都是非开不可的。经过前期准备，1978年4月22日至5月16日，经党中央批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出席人数达937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教书记、文办主任、教育局长，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副部长、教育局局长，部分学校的负责人等都参加了会议。

为什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非开不可？1977年，高考得到恢复，摒弃了过去错误的教育发展思路，不再坚持“唯成分论”的政治审查。统一的考试，全面考查学生多方面的能力，择优录取。高等教育的拓展给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以平等的方式带来了“好处”，可以说高考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当年，全国就有570万人报考，录取人数达27.3万。教育战线出现了新气象，中国人才培养机制重新步入正轨。然而，虽然成绩喜人，但在教育界和社会上，大家都希望教育工作有更快的进展。

结束十年动乱，全国工作重心转移，教育事业怎样在新形势下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1978年3月8日，邓小平同教育部负责人就起草的《全国教育工作会上的报告草稿》进行谈话：同科技相比，教育的问题更多。10天后，他又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和提高。

1977年中央改革了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批判“两个估计”之后，教育战线出现了许多新气象。但无论在教育界，还是在社会上，大家都希望教育工作有更快的进展。如何尽快发展，摆在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面前的问题还有很多。所以，这是“文革”后新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工作会议，这一年，教育萎靡局面得到了扭转。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主要强调了四点内容：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

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邓小平指出，“四人帮”反对严格要求学生学习科学文化，反对学生以学习科学文化为主，胡说这是“智育第一”，是“脱离无产阶级政治”。他们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并把今天掌握了文化的劳动者及其子弟诬蔑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四人帮”这些谬论的流毒，现在仍然需要大力肃清。

邓小平在教育工作上高瞻远瞩，他认为中国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他还提出：“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

在对考试的认识上，邓小平有着比我们现在更为科学和从容的观点。他说：“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验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当然也不能迷信考试，把它当作检查学习效果的唯一方法。”“对于没有考好的学生，要鼓励和帮助他们继续努力，不要因此造成不必要的精神负担。”

“四人帮”对教育事业的破坏，不仅造成科学文化的教育质量惊人下降，而且严重地损害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败坏了学校纪律，腐蚀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风气。邓小平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各个有关部门的同志，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的进步，把被“四人帮”破坏了的优良革命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毛泽东说过，一万年以后也会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别。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同时，对于严重破坏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又屡教不改的人，也要采取严格措施加以认真的教养改造，不能让这极少数人为害学校和社会。

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这些先进的招生和选拔人才的方式，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他指出，今后不仅是大中学校要如此，各部门招工用人也要逐步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办法，择优尽先录用。

邓小平认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非常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改造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这是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措施。早在八十年前，列宁就说过：“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

邓小平认为，要做到上述的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参加什么样的劳动，怎样下厂下乡，花多少时间，怎样同教学密切结合，都要有恰当的安排。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不可能调动学生学习和劳动的积极性的，也无法满足新的历史时期向教育工作提出的巨大要求。

“有远见”是很多外国政要和媒体对邓小平的评价。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有着极为清晰的大局观和前瞻性。他在讲话中提出，我们的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我们培养训练专门家和劳动后备军，也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周密的计划。我们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我们制订教育规划也应该与国家的劳动计划结合起来，切实考虑劳动就业发展的需要。

邓小平说：“国家计委、教育部和各部门，要共同努力，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计划，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要研究发展什么样的高等学校，怎样调整专业设置、安排基础理论课程和进行教材改革。要制订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这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生产劳动、科学试验和科学研究在学校教育中怎样组织得更有计划，使之更符合于经济计划和教育计划的需要，应该加以深入的研究。为了加速造就人才和带动整个教育水平的提高，必须考虑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的建设，尽快提高它们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统计显示，“文革”十年，为国家少培养了10万名研究生、100多万名合格的大学生、专科毕业生和200多万名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中国经济发展的各项人才都出现了青黄不接、知识匮乏的严重问题。

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特别优秀的教师，可以定为特级教师。邓小平说：“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我们提倡学生尊敬师长，同时也提倡师长爱护学生。尊师爱生，教学相长，这是师生之间革命的同志式的关系。对于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表扬和奖励。”

限于国家经济力量，当时还难以较大地改善教职员工的物质生活待遇。但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仍然强调，必须为提高教师的待遇创造积极条件。他在3月份谈到《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时就指出：“现在小学教员的工资太低，一个好的小学教员，其付出的劳动是相当繁重的，要提高他们的工资。将来，有些教得很好的小学教员，工资可以评为特级。”

全国教育工作会后，中小学教师评定“特级”的工作在全国开展起来。“特级教师”的评定，标志着当时尊师重教风气的重新兴起。教师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提高了，待遇上也得到了改善。我国的基础教育也借此得以快速发展，推动科教等一系列工作的开展。教育改革，在今后30多年时间里影响了3000多万人的命运，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

1978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军以上单位的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等383人参加。6月2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称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继军委会议之后军队召开的又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议。

“文革”造成社会主义的中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四人帮”被打倒后，解决“文革”遗留问题，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当时拨乱反正的关键。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的主政方针。然而，“两个凡是”并不符合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无法将党从极“左”思想教条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开创新的工作局面。针对“两个凡是”，当时未复职的邓小平就以大无畏的求实精神，提出了反对意见。

1977年，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纷纷撰文纪念。他们在文章中响应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的主张，强调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就在全党都陷入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迷障时，事情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突破的契机。

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批准刊发了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文章首先在1978年5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随后，《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又于11日公开发表此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命题，指出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我们要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要研究现实的、确切的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前进。”

这篇文章的刊发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经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转载后，拉开了全国范围内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双方激烈交锋的关键时候，邓小平在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上第一次公开助阵“求是”派。“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多年没有开了，现在开这样一次会议，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很明显，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

邓小平在会上首先讲了实事求是。他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邓小平尖锐地批评：“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支持“实事求是”批判“两个凡是”，邓小平引用了毛泽东的话，他说：“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毛泽东同志讲过：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要着重解决什么问题呢？邓小平指出，从部队存在的问题和实际情况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这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教导，研究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争，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环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对军队来说，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这是个最大的不同。

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根据不同的情况，在具体内容上提出不同要求。开始规定了三项纪律，接着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三项纪律的内容后来也有变化，把“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把“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到1947年重新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上也有修改，“上门板”、“捆铺草”，改为“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改为“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邓小平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精神不能变，也没有变，但怎样贯彻执行，如果不研究不结合新的情况，就贯彻不好。例如“一切缴获要归公”，现在没有打仗，就没有缴获要归公的问题，就要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执行这个原则。

邓小平说：“军民一致，这个原则不能变。但现在我们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的内容。在农村，过去是个体经济，现在是集体经济；部队过去在农村，现在不少部队进了城市，住了营房，这就是新的情况。现在搞好军民关系，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一个军要研究是不是可以帮助一两个公社，附近有工厂的也可以研究如何帮助工厂。我们就是要按照新的情况，从各方面搞好军民关系，正确地解决军民关系问题。”

在当时，军队内部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韦国清在会上作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报告，从部队的组织状况、思想状况等方面的问题已经作了分析。干部有很多新的情况，战士也有新的特点，教育对象不一样了，教育没有新的内容不行。

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我军装备的逐步改善，后勤工作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过去我们是小米加步枪，对后勤依赖还不算很大。邓小平指出，无论是军需给养、武器弹药、装备器材，现在都得靠强大的后方供应。战争物资的储备，也在不断变化。这些都需要认真具体地研究。“过去我们家当比较小，现在家当大了，怎么把整个后勤工作管好，也是个新问题，需要有适应新情况的一系列制度和解决办法，同破坏财务制度、铺张浪费的现象作斗争。”

讲实事求是，讲新的发展时期，讲新的历史条件，就要讲破和立。邓小平认为，破就是要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揭批“四人帮”，要联系揭批林彪，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立，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抓不好这个纲，是非就不明，阵线就不清，班子就配不好，作风就不能转变，团结就没有良好的基础，工作也搞不上去。总而言之，不破掉这些坏东西，就不能立新东西。

邓小平说：“揭批林彪、‘四人帮’，必须联系实际，搞好各方面的整顿。整顿就要有破有立。”

整顿，主要是整顿领导班子，整顿作风。他说：“当前调整好整顿好领导班子是个关键。有的单位问题成堆，老是解决不了，主要是领导班子没有真正调整好。要坚决执行军委会议关于哪些人可以进领导班子，哪些人不能进领导班子、不能重用的规定，抓紧把各级领导班子选配好，整顿好。1975年我们讲过软、懒、散三种情况，现在有些领导班子还是这个问题。要放手发动群众，揭露矛盾，搞清是非，整掉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还必须把派性整掉、搞臭。”

邓小平还提出要通过这次会议，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恢复起来。要做到这点，就要破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立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传统作风，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提高。

培养接班人，是邓小平在新时期下主抓的重要工作之一。他强调，这件事关系到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大局。“年轻干部只要选得准，搞好对他们的传帮带，加强学校的培养，是能够接好班的。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要积极发挥骨干作用，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

治军要严，首先对领导班子要严，对高级干部要严。他要求从严整顿，在这过程中，要严格考核干部，并且把它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上级政治机关对下级党委、政治委员、政治机关的工作，应该进行指导，督促检查。这是我们的老传统。”

政治干部更要强调以身作则，过去在战争年代就是这样。政治干部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条例就规定：“政治指导员进行政治工作全凭本身直接接近群众和熟识红军战士”，“政治指导员不论在执行自己的职务上和个人行动上，均须做全体军人的模范，并且要在言论和事实上来表现”。邓小平认为，要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要靠政治干部以身作则。

邓小平说：“后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也要以身作则，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定要廉洁奉公，当好红管家。要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同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要同假公济私、开后门的现象作斗争。”

他特别强调，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我们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要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主要围绕批判“两个凡是”支持“实事求是”。这次他公开的支持，也防止了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实事求是”在刚开始时就被“两个凡是”派所封杀，经过此次整治工作会议，全军的政治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是分析了政治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出和解决政治工作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这正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完全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既要有总路线、总政策，又要有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指示精神。这次会议还讨论修改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三个文稿，对在分析历史的情况下，解决新问题，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79年3月30日）

1979年1月18日，继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这次务虚会持续时间长达两个多月，主要讨论我们党工作重心转移后的理论工作问题。

什么是务虚会？首先从字面上解释就是跟务实相对而言的。务实是将决策变成现实的过程；务虚则是针对决策环节而言，是决策前对决策的可行性、具体操作、突发情况预案等的分析研究过程，是对事物发展规律与走势进行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务虚会议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会议，指各级政党、政府机关、军队、企事业单位等的决策层就组织机构整体战略或某项具体工作，从政治、思想、政策、理论等诸方面进行讨论，达成共识，创造理论、制定路线、提出纲领、确立原则的会议。

1979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理论务虚会，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后的理论工作问题，邓小平在会上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改革开放拉开大幕。这次会议就是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举行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肯定了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所进行的巨大工作，认为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就全国范围来说已经可以胜利结束，决定把全党的工作的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三中全会解决了党的历史上所遗留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便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

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参会者从1月18日召开开始，就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总的说来，这次会开得是有成绩的。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方针。重要的是，要从实际出发，密切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进一步宣传和贯彻这个方针。

粉碎“四人帮”两年半以来，中共党内和社会上已经基本上摧毁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势力，调整和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党、政、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人民可以信赖的干部手中，党、政、军的工作也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秩序。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和来之不易的成就。邓小平说：“我们已经摆脱了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十年混乱，获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全党的党员，尤其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都要十分注意珍惜和维护这个政治局面。”

安定团结当然是有原则的。经过对林彪、“四人帮”的揭发批判，特别是经过1978年冬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关于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在思想政治方向方面，我们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将永远沿着这个轨道前进。国民经济状况已经好转，各部门的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上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使全党有可能把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就全国范围来说，安定团结的局面正在继续巩固，党内外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正在继续发展；党的优良传统有了很大恢复，党内外的思想有了很大解放，实事求是的作风日益深入人心；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调动了党内外千百万人的积极性；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得到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热烈欢迎。

邓小平着重地指出，两年多来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取到了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从这次越南自卫还击战的国际反应来看，绝大多数人是从心里同情我们的。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当时，中国还有困难，而且有些困难是比较严重的。邓小平认为，不看到这一点，也会犯大错误。

首先，对林彪、“四人帮”长期破坏的我国的经济状况，要有个清醒的估计，要有个统一的看法。十多年来，我国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农业、工业、基建、交通、内外贸易、财政金融，在总的前进的过程中都还需要有一段调整的时间，而调整是前进中的调整，是为了给实现四个现代化打好稳固的基础。他还指出，有些不切实际的和对整个经济害多利少的高指标要坚决降下来，有些管理不善、严重亏损的企业要限期整顿，甚至于停下来整顿。退一步才能进两步。

在经济比例失调的条件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是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的前提。邓小平说：“我们要告诉全国人民，必须这样做才能更好地前进；在调整的过程中，要坚决相信和服从党和政府的安排。我们要看到，这次调整工作同60年代初期那一次相比，既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也有一些困难。那次调整，各级领导力量和党内外的组织性纪律性都比现在好，不像现在这样还存在着某些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安定因素。”

当时，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捣乱所欠下的账和留下的毒，各地的负担很重。主要的问题有哪些呢？一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流毒，同一些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相结合，开始在一小部分人中间蔓延。二是我们有些干部，面对着崭新的历史任务，思想还不够解放，不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三是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的习惯势力，还顽强地纠缠着我们。

邓小平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涉及面很广的调整工作，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集中领导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如果不大力加强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工作和教育，如果不坚决搞好党风，进一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

他说：“现在中央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两同志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中央、国务院和各地领导机构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坚决发扬民主的同时，大力稳定社会秩序，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确保安定团结。中央和各地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经陆续成立，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中央和各地党委搞好党风。我们完全有信心克服前进中的暂时的困难，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去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

当时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邓小平用一句话来概括了：就是搞现代化建设。他认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

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所有人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一切力量。

邓小平同时认识到，要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在讲话中将我们党长期以来尤其是三中全会后，一贯坚持的和实施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原则，科学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

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

列宁所说的这个真理，对中国来说仍然有效。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邓小平指出，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所以不但引起全党而且引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正是因为他们踢开了久经考验并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而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威信在全国人民中所以普遍提高，正是因为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

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认为，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反对他们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粉碎了“四人帮”，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科学面目，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

他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正如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这难道是说个人创造了历史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

在对待“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邓小平严肃地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什么将之提到如此重要的高度？

当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而且提出种种在当时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

邓小平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他说：“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同对敌人的专政分不开，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分不开。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邓小平说：“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作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

什么是我国当时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基本理论问题、工业理论问题、农业理论问题、商业理论问题、管理理论问题等等。“列宁号召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我想，对于这两方面理论工作的比例来说，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不过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邓小平要求，今后从中央起，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思想理论工作放在正确轨道和重要地位上。他说：“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就成了说空话吗？”

对于几个理论工作者的讨论中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也对其中几个比较迫切的问题提出了一点看法。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邓小平认为还是按照毛泽东说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当时的主要矛盾，则是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

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否认了也要犯严重的错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的方式，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邓小平认为，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

“四项基本原则”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为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实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在理论上有了重要支撑。

这次务虚会使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对形势、任务、党的方针政策和自己的工作的认识提高了一步，更紧密地团结在了党中央的周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以及对国家未来发展所进行的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

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79年10月4日）

1979年10月4日至10日，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提出了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的指标问题。邓小平将20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认为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他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

邓小平在1979年3月接见外宾时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对此，在会上邓小平解释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

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1977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第三位是瑞典，九千四百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八千八百多美元。他提出设问：“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邓小平说：“等到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对于“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认为是降低原来的设想，但同时也强调说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讲空话是达不到的。这是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

除了抓经济工作外，邓小平认为各级党委还有很多其他工作，但很多问题都涉及经济方面。比如思想路线问题要深入讨论，这个工作不能搞运动，要插到经常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真理标准问题，结合实际来讨论，恐怕效果好一点，免得搞形式主义。“一个生产队怎样提高生产力，怎样利用每一个山头，每一片水面，每一块耕地，每一处边角；一个工厂如何发展生产，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如何改革经营管理方法，打开市场，如何解决职工的困难，如何避免走后门，这样来讨论问题，解放思想，效果会好得多。”

邓小平提出，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比如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邓小平说：“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要广开门路，多想办法，千方百计，解决问题。我们定下了一个雄心壮志，定下了一个奋斗目标，就要去实现，不能讲空话。还是以前的老话，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后，特别感受到了“科学”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中国与美国相差得太远了。回国后，他迫切地想要从科技上下功夫来提高国民生产力。这次的座谈会上，他提出，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按经济规律办事，就要培养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

邓小平说：“我们需要一些专家、懂行的人，现在不懂行的人太多了，‘万金油’干部太多了。我们的干部有1800万，缺少的是专业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种专业人员。如果能增加100万司法干部，增加200万合格的教员，有500万科学研究人员，再有200万会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较好了。现在的干部结构不合理，不对路。改变这个状况，是一项相当长期的工作。现在就要着手，不然，有好机器、好设备，也发挥不了作用。我们要相信，我们是能够培养这样一批人才出来的。”

邓小平提出：“真正鼓实劲，不鼓虚劲，还要求我们的干劲是对头的。比如完成的指标是没有水分的指标，产品是合格的对路的产品。不对路的产品，生产那么多干什么？没有原材料，你搞什么？材料不合格，你怎么干？真正鼓干劲，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1975年整顿铁路时，遇到一个解决铁路工人主要是火车司机洗澡的问题。工人下工一身脏，要洗个澡，那么大的企业，搞些喷头有什么困难？但是没有人管。这样的例子，我相信全国可能有不少。”邓小平认为，事在人为，只要有人做，就会有效果。一摊子事，索性不解决，那也是一种态度，结果是一事无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提出了对内对外的新政策。对外政策中，除了当时已经做得比较好的友好外交外，还有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

当时陈云分析认为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邓小平表示，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破坏得很厉害的国家，包括欧洲、日本，都是采用贷款的方式搞起来的，不过它们主要是引进技术、专利。邓小平说：“我们现在如果条件利用得好，外资数目可能更大一些。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

至于用的办法，邓小平认为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

邓小平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当时的中国是有这个条件的。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他们判断，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我们有稀有金属，有各种矿藏，有油水。如果没有偿付能力，他不会干的。我们引进每一个项目都要做到必须具有偿付能力。可以先干两件事再说。陈云同志的意见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研究，我赞成这个意见，应该这样来研究。人家来做生意，就是要赚钱，我们应该使得他们比到别的地方投资得利多，这样才有竞争力。我们的劳动力比较便宜，有这个优越条件。但是，特别吃亏的我们不干。”

当时中国的财政体制，总的来说是比较集中的。邓小平指出，有些需要下放的，需要给地方上一些，使地方财权多一点，活动余地大一点，总的方针应该是这样。邓小平肯定地指出，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这有利于发展生产。“过去我们统得太死，很不利于发展经济。有些肯定是我们的制度卡得过死，特别是外贸。好多制度不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对增加外汇收入不利。比如，武钢的产品可以出口，但是按照现在的国际价格，每一吨要亏损四十元。为什么国家不可以每吨补贴四十元出口呢？它能创汇嘛。好多国家都有出口补贴。这是上层建筑里面的问题，是制度、政策上的问题。我们应该鼓励能够出口的东西出口，能搞到外汇就了不起嘛。”

当时有很多人都反映说财政、银行制度不好。有的好项目只花几十万元，就能立即见效，但是财政制度或者是银行制度不允许，一下子就卡死了。邓小平强调，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现在每个省市都积压了许多不对路的产品，为什么？一个原因就是过去我们的制度是采取拨款的形式，而不是银行贷款的形式。这个制度必须改革。任何单位要取得物资，要从银行贷款，都要付利息。

中国当时有9亿多的人口，大家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这是很自然的。邓小平主张采取辩论的方法，面对面，不要背靠背，好好辩论辩论。真理就是辩出来的。有同志已提出这个意见，希望能够把中央各部门的设想，各省市同志的设想都摆出来，这次会议不一定完全能够解决，把这些问题摆出来以后，梳几个辫子，权衡利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切不要以为我们原来脑子里考虑的就是完全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次讲话，是邓小平首次把“人均上千美元”作为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来，这一切合中国实际的奋斗目标，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判断，也成为提出“小康”这一思想的背景。

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这次会议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快一年的时候举行的。对于及时调整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一些问题，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在这样一次次调整和各级领导坦率地面对面，查摆问题中得到更快速的发展的。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1月16日）

198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他明确提出20世纪80年代要做的三大任务：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三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清晰地认识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所面对的国内形势。当时全世界都估计到，20世纪80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国际上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开端就不好，发生了阿富汗事件，还有伊朗问题，更不用说早一点的越南问题、中东问题。这样的问题以后还会有很多。总之，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始终是作为一项严重的任务摆到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就是了。另外一个摆上日程的重大问题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当时提出的是，力争80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

改革开放的重点就是要将所有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科学技术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他指出，如果四个现代化不在80年代做出决定性的成绩，那它就等于遭到了挫折。所以，对于我们的设事业来说，80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

邓小平认为，80年代要做的这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

当时的整个国内形势对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形势发展非常快。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当时打倒“四人帮”已经三年多了，我们党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外交方面发生了转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四人帮”帮派体系和他们的罪行的清算，基本上整顿了全国各级组织的领导班子。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已经得到平反的，据不完全的统计，总数已有290万人。此外，还摘掉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摘掉了全国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帽子。基本上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和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恢复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名誉和传统。

国内和党内的民主生活也已经开始走上了轨道。民主制度一年比一年健全，民主生活一年比一年扩大。邓小平表示，尽管许多重要问题还要深入研究，还要努力兴利除弊，但要看到主流，看到实质。在建国以来的29年中，我们连一个刑法都没有，过去反反复复搞了多少次，三十几稿，但是毕竟没有拿出来。现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通过和公布了，开始实行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严格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希望。

邓小平说：“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正确的解释，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是大家知道的。我们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或者说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公安、检察、司法工作，民族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工人、青年、妇女工作，以及其他许多工作，都开始走上了正轨。”

从经济方面来看，经过两年多的工作以后，党中央对国民经济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八字方针不是偶然提出的，是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分析了当前的情况，为了今后的工作发展得更好、更快而提出的。今天看得越来越清楚，提出这个八字方针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

三中全会在农村工作方面，做出了两个决议，规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决定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三中全会以后，提了职工工资，开辟了相当规模的多种多样的就业门路，1979年一年就安排了社会待业人员七百万人以上。同时，加强了轻纺工业，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实行了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财政体制在逐步改变，其他体制也决定了逐步改变的试行办法。邓小平指出，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今后还要继续调整，还要继续改革。但是应该说，我们在经济方面，这三年，特别是近一年来，成绩是巨大的。“我们看看农村。我们这个国家的特点，现在还是80%的人在农村。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农村面貌一新，农民心情相当舒畅。这不是我们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在发生作用吗？城市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特别是物价方面有些混乱，但是大多数工厂企业的生产秩序有了很大的进步，人民生活由于工资调整、就业增加、住房增加，也开始逐步有所改善。”

当时的中国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邓小平说：“我们付了学费，也吃了一些亏，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积累本领，而且已经开始取得效果。现在需要总结经验，搞快一点、好一点，需要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需要制订长远规划。这些都是大事，我们不能急躁，也不能耽误时间。中央希望经济战线上做实际工作和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和衷共济，通力协作，取长补短，调查研究，反复讨论，少说空话，年内共同拿出几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拿出一个长远规划来，提给中央。”

就外交方面来说，三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对日美两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华国锋访问了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访问了欧洲四国；李先念和邓小平访问了亚洲、非洲一些国家；还有大量各种级别的外事访问，去了五大洲的几十个国家。

邓小平说：“这三年，特别是去年一年，我们外事出访空前多，外国领导人员来访也几乎每月不断。这些活动，奠定了我国外交上的新格局，使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了比较好的国际条件，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也扩大了阵容。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继续增强。”

早些时候的政协座谈会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或者说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是：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当然，这四条不能包括一切，但是它大体概括了我们主要应该做些什么事，指出了当前努力的方向。

叶剑英在1979年的讲话表述政治路线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也是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我们现在的总路线。邓小平认为，这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除非是发生大规模战争，否则我们一定要按照这条路线专心致志地、始终如一地干下去。

邓小平指出，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如果过去没有“左”的干扰，没有1958年的波折，尤其是没有“文化大革命”，不要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吸收世界先进经验，不要说好多的雄心壮志，只要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干，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一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的生活一定有了较大的改善。

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邓小平说：“‘四人帮’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残余还存在。我们不能低估这些残余的能量，否则就要犯错误。派性分子还存在。新生的打砸抢分子也有的是。还有各种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我们要学会使用和用好法律武器。对违法犯罪分子手软，只能危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危害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邓小平指出，真正要巩固安定团结，主要的当然还是要依靠积极的、根本的措施，还是要依靠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同时也要依靠完备法制。经济搞好了，教育搞好了，同时法制完备起来，司法工作完善起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前进。

要求安定团结，是不是会妨碍“百花齐放”呢？邓小平给出了一个坚定的回答：不会。他说：“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所以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有人说，三中全会是放，四项基本原则是收。邓小平表示，这完全是歪曲。共产党员决不能够容忍这种歪曲，而且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歪曲。他说：“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难道我们能够不坚持社会主义吗？不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安定团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三中全会就要求安定团结，就要求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双百’方针当然要为这个最大利益服务，而决不能反对这个最大利益。”

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邓小平认为，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

“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邓小平指出，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

邓小平对于艰苦创业，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了“小康”概念并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到20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金，算个小康水平。

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邓小平指出，反对特殊化是一场严肃的斗争。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197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用于解决当时群众对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生活特殊化问题。邓小平指出，对于违反中央规定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进行认真的教育，教育无效的就要实行组织措施以至纪律处分。

反对特殊化只是艰苦创业中的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杜绝各种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不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和不合质量要求的废品，降低各种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要使大家懂得，我们的资金来之不易，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来之不易，任何浪费都是犯罪。生产有了发展，还要照顾到以后的发展，要搞基本建设，要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补偿多年来的欠账。

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四个现代化，理所当然的，干部队伍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有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要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纪律。邓小平在座谈会上重审，我们的干部队伍务必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说：“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和其他种种原因，加上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外交关系、外贸关系，并且还在发展这些方面的关系，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在这次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再次提到了选拔年轻干部的问题，他指出老同志的最主要的任务，第一位的任务，是提拔年纪比较轻的干部。别的事情搞差一点，这件事情搞好了，我们见马克思还可以交得了账，否则是交不了账的。

邓小平说：“上面说的80年代的三件大事和四个前提，任务都是很繁重的。但是，我认为，只要坚持并且改善党的领导，由此带动其他工作，任务就能够完成。”“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的统一、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踢开党委闹“革命”，党被打乱了，“四人帮”实行的是帮领导、帮统治。邓小平认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是要恢复党的战斗力。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

邓小平说：“关于改善党的领导，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我们历来说，工厂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军队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如果今后继续实行这个制度，那么，工厂的车间是否也要由党总支领导？班组里边是否也要由党支部或者党小组领导？同样，大学的系是否也要由党总支领导？这样是不是有利于工厂和大学的工作？能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可能损害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而不是加强党的领导。”

他说：“共产党实现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是用这种组织形式，还是用别的办法，比如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包括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成为各种专业的内行，并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比一般人负担更多的工作。一个工厂的党委，总必须保证在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成本方面完成计划；保证技术先进、管理先进、管理民主；保证所有管理人员有职有权，能够有效率、有纪律地工作；保证全体职工享受民主权利和合理的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学习条件；保证能够培养、选拔和选举优秀人才，不管是党员非党员，凡是能干的人就要使他们能充分发挥作用。”

邓小平强调，如果能够保证上面这些内容，就是党的领导有效，党的领导得力。这比东一件事情、西一件事情到处干预好得多，党的威信自然就会提高。

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纪律废弛了，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也是党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纪律相当废弛，许多党员可以自行其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决定，党规定的任务，可以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

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必须严格执行这几条。否则，形成不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也就没有资格当先锋队。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邓小平的形势分析为这个时期我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特别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纪律和战斗力的重要性，让我们党更加能够胜任整个国家和各族人民的巨大领导责任。

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3月12日）

1980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京召开。邓小平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出席了这次会议，作了题为《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重要讲话。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指出：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他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是“消肿”，第二是改革体制，第三是训练，第四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四个主要问题中，“消肿”问题是重中之重。

邓小平着眼全球局势，冷静地判断了国际形势，指出：“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针对中国国情，他认为应该多争取时间，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搞好四个现代化的同时，把军队搞精干，提高战斗力，首先应该解决好军队“消肿”的问题。

会议中,邓小平振聋发聩地提问：“我们军队有没有战斗力？一旦有事行不行？……如果从我们面临的更强大的对手来说，衡量一下我们的战斗力，可靠性怎么样？”

他指出，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并指出了“肿”的危害，不利于提高战斗力和工作效率；军费支出大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提高。所以，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而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

对精简下来的干部，邓小平建议组织各种训练班对其进行训练。过去从军队转业到地方，无非去当政治部主任，搞政治工作或一般工作。现在这些人不缺，还有多余的。所以要根据地方需要，按专业办训练班、速成学校等培训干部，解决“消肿”后的干部安排问题。即是老干部准备到哪个行业就专门学习哪一行的业务。如果地方上没有房子，可以利用军队的营房，教员请地方出。

具体到安置的方向，邓小平建议可以同国务院有关各部门商量。像是地方上有比较对口的行业——政法部门。另外，警官、法院院长、法官、律师、检察官、审判员都缺乏。

邓小平认为，也可以安排一批军队转业干部去教书。他们虽然当不了大学教员，但也能当中学、小学教员。大专学校设有军体教员，但名额有限，顶多能容纳几千人、万把人。但中小学教员的需求量大。

另外，各行各业缺乏管理人员。而军队干部指挥部队，也是管理，总有些管理知识。只要经过相关行业的训练，就可以安排一批。

邓小平还指出，这次精简虽然有了一个编制方案，但是还要进一步研究我们的编制、体制。有些同志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很值得我们思考。比如，有的同志提出，根据各战区特点，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这样便于平时合成训练，便于指挥员熟悉特种兵的指挥，能把平时训练和战时使用结合起来，免得临时配属不习惯。这些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做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战斗力的提高，还在于训练。现在已经不是过去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了，所以训练不能总是停留在练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的水平上，每个战士还应该学会怎样对付坦克、飞机等。邓小平认为，训练应该学会把天上地下协同起来，编组合成军，逐步地把部队合成起来，增强各方面的战斗力。

最后，邓小平讲到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他引用了他在清华大学听到的一个报告。他说：“清华大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从到学校的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学校的党团组织和所有的教员都要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这样做很见效，现在学校风气很好。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一个学校都如此，我们军队就更应当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从战士入伍第一天起就注意这个问题。”

他进一步强调，在征兵时就要注意提高士兵的素质要求，从根本上解决兵难带的情况，政治工作人员应切实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提出的“进一步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主张，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可以有效地减少军费开支，争取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加强国家建设，为搞好四个现代化、把军队搞精干、提高战斗力打下良好基础。

会后，邓小平又让有关部门切实实施相关政策与措施。在3月17日下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在提到了军队干部的问题时，他指出，军队选择中青年干部的问题解决得不好，需要抓紧解决一下。

从邓小平的讲话到会后邓小平领导、指示各组织进行的一系列相关政策，对解决军队臃肿及干部培训、安排和各部门编制管理等问题，都具有很好的指导性和良好的实效性。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12月25日）

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出席了会议的闭幕式，并作了题为《贯彻调整方针，改善党的工作，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

这一次的工作会议，主要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这个调整，其实在1979年4月的工作会议已经提出过，就是要停、缓一些项目，以整顿过去冒进的经济政策，休养民生。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为了切实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了大量工作，反复强调经济调整的必要性。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八字方针”，并把落实这一方针作为打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战役来对待。

9月18日，陈云针对1980年计划安排中的问题，指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即经济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基本建设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要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来制订基本建设计划。10月，李先念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强调，明后两年的经济工作，调整是关键。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该减则减，不要再犹豫。

然而，由于全党对调整经济的重要性认识不一致，这些工作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基本建设的总规模没有退下来，22个引进大项目该停的没有停，地方和企业又盲目上了一批重复建设项目。行政管理和各项事业费不但没有收缩，反而又增加了，以致1979年、1980两年分别出现了170亿、127亿元的巨额财政赤字。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积累和消费的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从而导致了货币量发行过大，物价上涨过多等现象。

尽管当时整个经济形势是好的，但邓小平认为潜存着很大的危险。党内对调整的重要性认识不一，出现了项目增加、开支过大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对于潜在的危险，许多人并没有真正认识，以致使调整工作进展得很迟缓。在这种经济情况下，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就旨在进一步讨论当前经济形势，贯彻调整方针，以保证国家安定团结。这一次的会议，需要着重再次强调调整的重要性，落实调整的方案。

邓小平客观公正地分析，由于解放以前的历史状况，也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长期急于求成，国家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以及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对情况没有摸清，到三中全会前后，更发展成为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邓小平认为就必须要对经济作进一步的调整。这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更有利于达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正确决定长远规划。

邓小平说：“如果再不认真调整，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只有某些方面退够，才能取得全局的稳定和主动，才能使整个经济转上健全发展的轨道。”邓小平强调这次调整是进一步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是一次健康、清醒的调整。

为了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进行，邓小平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但要下决心改掉在工作中存在的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毛病，下决心改掉不切实际的设想，去掉主观主义的高指标。

邓小平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在全体人民中，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继续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把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作为第一位的、庄严的职责。

其中，邓小平着重强调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的问题。他点明，别的工作做不好，固然要做自我批评，但这项工作做不好，就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

在具体的实施中，邓小平认为，党的领导还需要改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而这首要的就是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邓小平认为，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决不能加以怀疑和否定。就像对建国以来党的工作的评价，也一定要充分肯定三十一年来的巨大成绩；缺点、错误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决不能说得一团漆黑。

针对党内出现的不正之风，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中央已经下定决心，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全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

邓小平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因此他教育全党同志要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对于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的影响，邓小平要求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并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这些影响。同时，还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

邓小平还要求要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党员同群众的联系，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困难，要耐心恳切地向群众解释清楚。

此外，邓小平还指出，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要大力加强工会工作和妇联工作，大力加强共青团工作、少先队工作和学生会工作。

邓小平认为，要影响和吸引群众，振奋精神，团结一致，专心致志，稳步前进，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就首先要自己坚定信心，然后才能教育和团结群众提高信心。

邓小平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继续巩固还是遭到破坏，是这次调整成败的关键。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果遭到破坏，调整工作就根本无法进行。”因此，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坚决打击和分化瓦解上述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坚决打击和分化瓦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势力，坚决打击和防范制止各种刑事犯罪活动。

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需要向广大人民群众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动员和组织他们自觉地、积极地行动起来，同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进行有效的斗争。邓小平说：“进行这种斗争，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

为了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建议国家机关通过适当的法律法令，规定罢工罢课事前要经过调处；游行示威事前要经过允许，指定时间地点；禁止不同单位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串连；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行。要大力加强政法、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要从基本建设队伍和转业军人中挑选一批好的职工、干部和战士，经过训练，扩大和加强政法公安干警队伍。有些地方闹事严重的，如果确有必要，经过慎重考虑和周密安排，可以按照一定的批准程序宣布戒严，调动经过训练的部队，恢复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对全军指战员都要进行必要的法制教育。

邓小平指出，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组织有关部门做出统一部署，采取得力措施，实行各条战线的总动员，坚决而又稳妥地把保证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工作做好。对各种敌对势力、反革命分子、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实行专政，决不对他们心慈手软。

“我们在坚定不移地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工作继续做下去的同时，要求全党同志、全国人民高度警惕和坚决打击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和刑事犯罪活动。”邓小平在讲话中阐明，要顺利、成功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贯方针，经济上就一定要实行进一步的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的安定。

在邓小平看来，只要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地、有秩序有步骤地前进，就能够更有信心经过二十年的时间，使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小康水平，然后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三十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对经济工作上的“左”倾错误作了比较彻底的清理；对在我国这样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提出了要实行经济发展道路的转轨，并初步指出了新路子的基本特征，从而进一步实现了经济指导思想的根本转折，使“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得到切实贯彻。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1981年6月22日）

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完善建议，并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发表讲话。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进行的。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

决议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三条：一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二是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三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

决议对于统一党内思想及指明国家发展方向，清除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团结一致、一心一意建设四个现代化有重要意义。而决议的起草，就成为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中间经过党内四千多人的讨论，又历经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邓小平与负责起草的中央负责同志多次会谈，对决议进行了反复地修整、完善，到本次六中全会预备会，是第四轮讨论。

邓小平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决议是个好决议，已经相当客观、准确、全面、完善了。他说：“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传达下去之后，有的人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人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对此，邓小平立场坚定地说：“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毋庸置疑，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

邓小平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在决议起草之初就表明：“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思想的旗帜。”

在决议起草、修改的过程中，邓小平多次指出，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邓小平在本次的讲话中，对决议的完善提出进一步的建议，在重申毛泽东同志评价的问题上，邓小平赞扬稿子分寸掌握得好，并举例说明：“比如提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就是个分寸问题。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

邓小平强调决议内容要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他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要加一个恰如其分。”

接着，邓小平就决议中关于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自己的建议。当时，较有争议的问题是，对于这两年华国锋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决议中是否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而“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的仍是华国锋同志的旗帜。虽然华国锋同志本人没有责任，自己也没有搞什么活动，但这些社会动态毕竟涉及华国锋同志，所以，邓小平同意在决议中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他认为：“我们在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对于其他一些问题，比如“文化大革命”原因中提不提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在决议中可以不涉及。如果有必要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行反对，将来可以搞其他文件时再说。“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涉及小资产阶级，也不必照样搬用过去的提法，说每一个错误的根源就一定是三个，一定都有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

决议内容中涉及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的评价，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邓小平也要求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的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正如邓小平在起草之初指明的：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次的会议对进一步完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到了总结、决定性作用，使党和人民的思想认识进一步统一，不再发生大的分歧。吸取过去经验教训，扰乱反正，对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82年1月13日）

1982年1月11日至13日，邓小平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组织机构体系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对此，邓小平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就指出了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等问题。这些不良状况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因而精简机构势在必行。

关于精简机构的问题，早在1980年3月12日的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关于《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讲话中就曾经涉及。军队机构重叠、臃肿，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官僚主义等一些弊端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审时度势，提出通过精简，来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来给军队“消肿”，以把军队搞精干，提高其战斗力。

会后，党中央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军队机构精简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的问题仍然很严重。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工作队伍日趋老年化，这些状况都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在本次会议中，邓小平作了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邓小平先是在会议中指出精简机构的重要性。他申明，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但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的赞同。老干部都要认识到，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

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长期以来，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机构基本上是以计划经济模式设置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健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以，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进行机构改革。

邓小平说：“我们经过粉碎‘四人帮’，又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六中全会，创造了这个条件。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再晚些解决行不行呢？晚解决更困难，问题的本身会更严重，牵扯的问题也更多，牵扯的人肯定一年比一年多。”

革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精简多余的政府机构和人员，通过对政府机构和人员的不断精简、调整实现优胜劣汰，从根本上革除旧体制的束缚和制约经济体制改革的各种不利因素，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扫清障碍。因此，邓小平强调政府机构改革事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邓小平同样认识到，精简机构是一件复杂而重要的大事。他在会议中指出：这个问题要涉及几百万人，问题很大。正因为大，工作就要做细。但是，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他还指出，这一次革命，不但要注意出的问题，还特别要注意进的问题。第一位应该着眼于进。包括军队也是这个问题最重要。选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选贤任能这个话就有德才贤的问题。贤就是德，能无非是专业化、知识化，有实际经验，身体能够顶得住。进，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精简是革命，选贤任能也是革命。出要解决好，更重要的是解决进。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建议政治局原则上批准中央国家机关的精简方案。中央直属机关的方案不够具体，可能减的人还少了。我这里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可能革命精神不够。中央直属机关不是拆大庙，但小庙多得很嘛。还有每个庙的菩萨也太多，很有文章可做的，不要以为没有好多油水。比如群众团体，工青妇现在趁这个机会搞一个精简的方案，搞一个精简的机构，造成一个好传统。过去，工青妇的人也不多的，本来机构并不大，现在相当大。事业单位也不是没有油水。国务院系统精简百分之三十多一点，中央党群系统只精简百分之几恐怕太少了。对中央直属机关的方案也原则批准，但是，应该再去摸一摸，不要以为没有油水。总之，这个方案的革命性还不够。”

在谈到军队精简人数的问题上，邓小平指出，精简方案批准以后就开始着手实行，首先找一两个部门研究编制、定额。部委的精简现在就可以着手。最好先搞一两个部门，有些什么典型经验，有些什么反应，有些什么问题，跟大家见面，这样别的部门进行起来就心中有数，事情好办。精简方案不可能一下子很完备，大体上差不多就行了。原则上是从紧，要放宽很容易。这一次我们紧了之后，硬着头皮不放宽。

在选拔任用中青年干部的问题上，1981年5月8日，陈云在《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和1981年7月2日的《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中明确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几条意见，其主要精神是：从现在起，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他们的年龄应该在50岁左右、40岁左右，而且多数应该是40岁左右的人、40岁以内的人；他们必须德才兼备，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的分子一个也不能提到领导上来。

在本次会议上，邓小平说：“要坚决贯彻陈云同志讲的几条，几种人不能放进去啊！人有的是。进，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当然，可能有个过渡，一两年内，部长还要岁数大一点的同志当，特别是刚精简以后。这是很明白的一个道理。国务院机构缩小，部委的权力就要加大，部委又要加大企业、事业单位的权力。这也是拨乱反正。副部长、司局长要选年轻的，尽量选年轻的。开国时的部长都是年轻的，那个时候差不多都是三四十岁嘛。现在我们好多骨干，就是50年代、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比那个时候我们部长的知识多得多。”

精简机构，新旧交替，是邓小平一直以来都在提倡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不但鼓励老干部做好这个工作，更身体力行，退居二线，让贤让位。他在用他的行动，贯彻着自己的主张。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82年4月10日）

1982年4月10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并发表了题为《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

自建国以来，国务院曾多次制定并实施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政策。1951年至1952年，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又称之为“三反”。另一次是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被称为“五反”。这两次打击活动，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然而，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以来，不到一两年的时间，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少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情况严重的程度，不是过去“三反”、“五反”时能比的。那时，贪污一千元以上就是“小老虎”；贪污六七万元，就要判十五年徒刑。但此时的案子大案较多，性质恶劣，贪污的数额都不止上万元。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都给国家经济带来了严重损失。

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保证，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这场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持久的。

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决定成立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统一研究、筹划和领导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对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打击，正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1月，中央发出了《紧急通知》；2月，中央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批转了座谈会纪要；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1982年年初以来，各地初步揭发和处理了一批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犯罪案件，一些久拖不决的案件正在得到解决，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受到震慑，歪风邪气有所收敛。至此，斗争已经取得了初步效果。

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材料表明，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国内的白银、黄金被大量走私到香港，使国家损失巨额外汇。类似现象层出不穷，如果不及时遏制，将会给党和国家带来难以预计的灾难。

在本次会议的讲话中，邓小平说：“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决定》针对这些经济犯罪活动指出：全党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决不能等闲视之，或者各行其是。党政军全体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务必下定决心，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

应该说，经济领域的犯罪现象具有一定隐蔽性，有些同志看不到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巨大危害性，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开展斗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些人担心这样做会偏离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妨碍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对执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会招致不良影响。

《决定》中明确指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并且是当前对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进行斗争的主要思想障碍。党和政府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听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自由泛滥，现代化建设就无法顺利进行；只有在坚定执行现行各项经济政策的同时，坚决打击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才能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前进，才能使对外实行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得到正确执行。

《决定》中强调，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是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都要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确定的方针政策，妥善安排，精心指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防止任何影响生产和工作的消极因素发生，并且都要把这一点作为检验自己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志。

《决定》指出，为了保卫党的共产主义纯洁性，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各族人民的利益，就一定要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邓小平说：“开头要有点声势，这样至少可以挽救一些人，包括那些自首投案的人。”《决定》中也提到，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决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无论是谁，一律要追究责任。

《决定》中对于打击的范围也作了阐述：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都是犯罪行为，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党章和党内生活准则中都有明确规定，大是大非的界限很清楚。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一定要正确掌握政策。坚决不搞群众运动，更不允许搞人人过关。但对于情节比较复杂、牵涉面比较广的大案要案，一定要充分走群众路线，即在一定的范围内，发动了解情况的群众如实揭发检举有严重犯罪行为的人员。

在打击的力度上，有些同志的思想认识不足，部分同志遇事手软，下不了手。针对这样的情况，邓小平在讲话中质问：“为什么下不了手？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当作一般性质的问题来对待。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讲，至少讲了两年了，还是有些同志下不了手。现在我们不但要发这个文件，而且要坚决地去做。四月、五月每一个省里要抓几个大案。这跟反右倾不同。反右倾容易混淆，容易搞错。哪样叫右倾，哪样叫‘左’倾，往往搞不大清楚。盗窃国家财产，贪污受贿，这是现钱买卖，清清楚楚，不容易搞错。所以，现在刹这个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现在看起来，太重也不行，但是对有一些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给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刹这股风，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这个问题要认真地搞，而且在近期要抓紧，处理要及时，一般地要严，不能松松垮垮，不能处理太轻了。”

《决定》中严正指出，谁如果在这场斗争中消极畏缩，对犯罪分子纵容、姑息甚至包庇，谁就是党性严重不纯，就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更不配做一个担负领导责任的共产党员。对那些抛弃共产主义理想，进行各种犯罪活动，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所谓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都必须分别按照党纪、政纪、军纪和国法给以应得的处分。对一切有严重犯罪行为、必须依法判刑的党员干部，不管党龄长短，地位高低，都应坚决撤销他们的职务，开除他们的党籍。对极少数思想、政治和组织都严重不纯的党政组织，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坚决进行整顿。对极个别确实已经烂掉的党政组织和企业事业单位，要由有关上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派坚强的干部或工作组，在查明情况后予以改组或解散，并做好重新组建的工作。

还有些人对于许多严重破坏经济的大案要案，以“政策不明，不好处理”为借口，避重就轻，对于这些错误，《决定》指出：只要我们严格按照党规党法、政纪、军纪、司法程序和法律规定办事，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预先宣布各项政策界限和严格规定各项工作方法，就一定能够做到稳准狠地打击一切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

这样做了，我们党和政府的面貌将为之一新，人民的精神将为之一振，社会风气将为之一变，党的队伍将更加坚强有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会后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全面开展实施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和反对腐化变质的斗争。

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1982年7月4日）

1982年7月4日，军委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发表了讲话。邓小平肯定了这次会议上关于军队等相关问题的处理，接着讲到怎样将体制改革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次会议之前，邓小平有两次讲话，主要围绕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四个保证：第一是体制改革，目前进行机构改革。第二是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第三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或者叫打击经济犯罪分子。第四是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和作风的整顿。

关于体制改革的问题，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的会议上，进行了综合全面的论述。把精简机构作为一场革命，整顿党和国家组织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等问题。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的相关问题，邓小平在1982年4月1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对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以来的社会形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针对经济犯罪活动的形态、打击力度、打击方法等都作了详细的指示，要求全党提高认识与警惕，力求从快从严从重地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

邓小平之所以这样重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是因为随着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经济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涉及的经济数额庞大，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利益。对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打击，正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1982年1月，中央发出了《紧急通知》；2月，中央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批准了座谈会纪要；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4月，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并全面展开对经济犯罪活动的打击。

本次会议上，在谈到为什么要提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问题时，邓小平说道：“因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对外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的；对内搞活经济，活到什么程度，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这一手。但是为了保证这个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能够真正有利于四化建设，能够不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同时还有另外一手，这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这一手，就没有制约。”

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强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和作风的整顿两个方面，邓小平在各种会议的讲话中多次涉及。这次的会议上，邓小平将这四条综合起来，再次给予全面的分析和指示。

为什么要强调守纪律？邓小平在讲话中申明，“五讲四美”，军队叫“四有、三讲、两不怕”。精神都一样，都是对的。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没有纪律不行。我们过去革命就是靠纪律，而且是自觉的纪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好的风气就是这个。

在谈到为什么要提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问题上，邓小说指出，因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对外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的；对内搞活经济，活到什么程度，也是有问题的。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这一手。但是为了保证这个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能够真正有利于四化建设，能够不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同时还有另外一手，这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这一手，就没有制约。

“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文化领域，都有严重的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四个保证这四件事情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长期搞下去。可以不搞运动，但是，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要坚持四个保证，一天也不要丢掉，要把它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和斗争。这四件事情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有阶级斗争。”

讲到机构改革的问题，邓小平肯定了近期取得的良好成绩：“机构改革，我们走了第一步，开了个头。党政先行了一点，军队后了一点。”

他说：“总的来说，搞得比较顺利。军队经过这个会议，在座的同志思想认识一致了，大家都同意了，这就好办了。现在看，可能第一步目标的完成，军队还会快一些。因为军队的特点是，一行动起来就快。当前，所有党政军机构改革，都叫作第一步。按照体制改革的要求，包括要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工作方法、领导方法，那就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

“不改革，不行。”邓小平进一步强调：“要建立很多规章制度。比如讲责任制，什么责任，归哪个部，归哪个人承担，都要明确。国务院合并这么多部，如果照老的方法可不行啦！副总理减到两个，这就要随着机构改革，加强部委的工作，加强部委处理问题的责任和能力，部里要加强司局的责任和工作能力。相应地，也要加强厂矿企业、一些公司的责任。”

由机构改革的问题上，邓小平联系到军队的相关事宜。他明确地说：“将来军委和各个总部，不简化看来不行。”

邓小平客观地分析军队目前的体制、领导方法、制度，认为不是那么好的，很繁琐。他举了个例子：“过去打仗的时候，负领导责任的，一个野战军几个人，一个兵团几个人，一个军几个人，一个师几个人，有的师还是师长兼政委，有个把副政委，搞得蛮好。一野、三野的司令员和政委都是一个人，彭老总、陈老总，其他野战军都是两个，方便得很嘛！”

所以，他认为，军委、常委、办公会议，然后几个总部。真正来说，就是加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总部的工作责任，上面有一个小的协调机构就行了。领导太繁杂，不但下边不好办，处理问题难，都是些麻烦事情。

在对军队体制改革的问题上，邓小平在杨尚昆同志讲话的基础上，着重补充两点：一是提高工作效率。军队就是提高战斗力，也有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另外一点，体制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有利于选拔人才。

“过去那样臃肿，根本无法培养人才、选拔人才。”邓小平在讲话中阐明：“干部年轻化，军队提了多年，要求选拔比较优秀的、年轻的，台阶可以上快一点。”

邓小平认为，在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的工作上，做得不理想。他严肃地说：“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些人就交不了账。我看在座的，没有六十岁以下的人了吧？这个问题推一年，欠的债就更多。如果拖五年，怎么办？干部年轻化，要当作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目标，军队、地方一样，党政军一样。”

发现人才，选拔一些政治上好又比较年轻的干部，把他们一步步地提升上来，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一些老同志，脑筋里的框子存在局限，一谈干部问题，都还是这个圈圈里的。

对此，邓小平掷地有声地申明：“军队确实有一个传统的习惯，还有‘老上司’这些问题在里面。一大堆老红军压在上面，其中包括我在内。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聂荣臻同志提出步子要稳当，我赞成。他有一个好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从全军来说，现在团以下干部还比较年轻，师以上就不年轻了。这次办公会议准备了一个《军官服役条例》，发给大家征求意见，大家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必须搞，不搞不行。”

邓小平十分重视中青年干部的培养和提拔，他指出，人才是有的，问题是上面的领导平常同下边接触太少，还有些习惯的想法，所以不容易发现。邓小平引用了自己的一个亲身体会，他说：“前年，我同陈丕显同志到第二汽车制造厂，有个副厂长陪着我们参观，我发现这个人不错。我说他不错指什么？一个那么大的汽车厂，他是技术骨干，工作胜任，这是讲能力。他的年龄那个时候是三十八岁，现在四十岁。更重要的一点，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的，他是反对打砸抢的，以后一直是表现好的，包括对待所谓‘反右倾翻案风’这些问题在内。这样的人才特别可喜。这样的人有的是，而且容易鉴别。”

接着，邓小平对选拔人的条件作了指示：“政治条件的标准，必须不是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那‘三种人’。”

最后，邓小平总结：“总之，体制改革，除了反对官僚主义，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这些毛病外，重要的是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干部早点上来，好接班。这件事要放在经常的日程中间。现在耽误不得。”

本次讲话，邓小平重申了“四个保证”，指出：这四件事情不能一次搞完，要长期搞下去。可以不搞运动，但是，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要坚持四个保证，一天也不要丢掉，要把它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和斗争。这对后面工作的开展进行全面部署，有较强的指导性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3年10月12日）

1983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

这次中央全会的主要议题，就是整党。在讲话中，邓小平就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两个问题提出两点意见。

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制定了各方面的适合情况的正确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各项工作的新局面正在逐步打开。广大群众拥护我们党的路线和领导。在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过程中，经过多次重大斗争的考验，证明党的主流是好的，是有战斗力的，是有能力、有办法解决问题的。邓小平以前瞻的目光看待问题，他指出，党现在的状况还远不是都令人满意。

邓小平就党内还存在着不少没有来得及清理和解决的严重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说：“这里有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消极东西，也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消极东西。决定列举了‘三种人’，严重的经济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以权谋私、严重损害党和群众的关系的人，长期在政治上不同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表面上保持一致实际上另搞一套的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党内的危险因素，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

虽然，邓小平指出的这最危险的“三种人”在以往的打击、整治中，已经清查和处理了一部分，但还有相当一批在党内隐蔽下来，这些人是最危险的。

邓小平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在讲话中指出这“三种人”的危险性在于：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

邓小平严正声明：“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邓小平对这些情况感到忧虑，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也感到担心和不满。十二大决定进行全面整党，全党上下、全国各族人民一致拥护，对整党寄予极大的期望。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不负众望，他表示要下定决心，用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次整党，切实解决上述那些必须解决的严重问题，绝对不能走过场，使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失望。

邓小平在讲话中批评一些对错误倾向、坏人坏事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做法，肯定近期在全国范围内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依法实行从重从快的集中打击取得的成绩。

邓小平体恤人民群众的担忧，在讲话中严厉强调，必须坚决克服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在整党中，对于上述的“三种人”和其他各种错误严重、危害严重的人，必须严肃地做出组织处理。该开除党籍的就开除党籍，该给撤职或其他处分的就给这些处分，犯罪的还得法办。对于情节较轻的，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并要他们做出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检讨，做出改正错误的切实保证。这是整党不走过场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对于党内需要整治的人员，邓小平也态度鲜明：整党中需要作组织处理的，在全党，只是很少数。对大多数党员来说，是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要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精神状态上有显著的进步，党员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的觉悟有显著的提高，党和群众的关系有显著的改善。要通过整党，使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能经常开展。要通过整党，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邓小平在讲话中掷地有声地说：“党内不论什么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能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每个党员、每个党员干部、每个党组织，都要对照党章进行检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做出达到和坚持党章规定的合格标准的努力计划，并保证其实现。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起模范作用。这是整党不走过场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邓小平表达了搞好整党工作的决心，倡导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

在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主要从理论和文艺战线上总结了几年来的成绩和错误。他客观公正地肯定了理论界对国家方方面面工作的研究、论证和宣传工作，以及文艺空前的繁荣。肯定文艺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在艺术的表现力上，都有显著的进步。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诗歌、音乐、美术、舞蹈、曲艺等各个方面，都出了一批优秀作品。

但是，不可否认，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十年内乱的消极后果和历史遗留的种种因素，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复杂问题，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各种反映，包括一部分模糊和错误的认识。一些人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

邓小平在讲话中分析了一部分理论工作者中出现的不良现象，如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中一些人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宣传色情、一切向“钱”看等不良现象。

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

邓小平严正指出：“无论在理论界或文艺界，主流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

邓小平强调，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只要我们党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坚决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和自由主义态度，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思想战线的上述种种问题都可以解决，也不难解决。

同时，邓小平也要求，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避免重复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参加讨论和批评的人，首先要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对有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给他们时间认真考虑，让他们进行合情合理、澄清论点和事实的答辩，尤其要欢迎和鼓励他们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有了这种自我批评就好，不要揪住不放。批评或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

最后，邓小平总结，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不仅理论界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或其他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个思想战线的工作都需要加强。

邓小平主张把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各级党委，首先是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密切注视和深入研究思想战线的形势和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改进这条战线的工作。

接着，邓小平提出倡议并满怀信心地说：“我建议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就党的思想战线的工作进行专门的讨论，系统地解决有关的方针、任务、措施、步骤等问题。我相信，只要全党上下重视这项工作，抓紧这项工作，加上全面整党的展开，这方面的现状就一定会大大改观，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的新局面就一定会出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1984年10月1日）

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发表了讲话。

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大阅兵，可以讲在当时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从1949年至1959年共举行了十一次阅兵。此后，连续二十四年没有举行国庆阅兵。直到1984年，根据邓小平提议，中央决定恢复阅兵，并于1984年国庆节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阅兵式。

这次阅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二次阅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装备最新、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次大阅兵。受阅部队的武器装备全部是国产现代化兵器，压轴的海军导弹部队方队、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方队和战略导弹部队方队尤为引人注目。其中战略导弹部队是首次向全世界亮相。

面对着全新的实力，邓小平激动万分。他感慨地回忆起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年来的历程和成就：“三十五年前，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庄严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三十五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陆续实行了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民主法制的基础上，我们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

邓小平历来抱着成就是过去的，发展才能决定未来的思想。就此，他鼓励说：“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

这一未来能否实现，国际形势也非常重要。邓小平坚持他和平而不示弱的外交，以此为国内的建设保驾护航。他重申中国的外交政策：“我国的对外政策是众所周知和持久不变的。我们坚决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裁减军备，首先是裁减超级大国的核军备和其他军备，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我国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主张用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如同我国和英国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一样。现在国际局势并不太平，我们必须巩固国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和能力。”

最后，邓小平就台湾问题说：“我们主张对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实行和平统一，有关的政策，也是众所周知和不会改变的，并且正在深入全中华民族的心坎。大势所趋，祖国迟早总是要和平统一的。希望全国各族同胞，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共同促进这一天早日到来。”

祖国的富强和统一，在邓小平的眼中是最为重要的。就此，他在这短短的开幕词中，寄予了他对未来的梦想和希望。他对国家的热爱，也在其中溢于言表。

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1984年11月1日）

1984年11月1日，包括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十一个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在内的中央军委，聚集在首都京西宾馆会议厅里，举行了中央军委座谈会。邓小平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出席了此次会议。

在与众人打过招呼后，邓小平便轻松地在讲台前坐下来。随后他发表了将近九十分钟的讲话——《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这九十分钟是对中国军队走向现代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九十分钟。

邓小平从1984年国庆阅兵开始讲起，他说：“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随后却话锋一转地表示，这次阅兵有个缺陷——他拿自己的年龄起了个话头。1904年出生的邓小平，1984这一年刚好八十岁，他认为由一个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一个缺陷。八十岁的军委主席！这番话对在座的高级将领们来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军队高层老化问题。邓小平由此问题讲到了军队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实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指出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

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邓小平多次强调的主题，他认为党的政治路线实质上就是搞四个现代化。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邓小平提出的顾全大局，便是整个中国一心一意和平发展的大局。所以，邓小平在1984年的军委座谈会上讲话强调，军队工作要有力支援国家发展国民经济。

他说：“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

国力大大增强了，搞国防建设就容易了。培养军队和地方适用的两用人才，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地方欢迎军队培养两用人才，只有这方面工作真正做好了，部队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才会变得更加容易。军队里面一些有专业技术的人才转到地方各行各业去，对地方来说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援作用。

在军委座谈会的讲话中，邓小平特别提到，为什么这次能够摸“老虎屁股”，进行城市改革？应该说改革是有点风险的，这次北京就出现抢购物资的现象。不仅北京，好多城市都有。我们预料到这点，我们为什么不怕？因为物资比较多，群众一看，又稳定下来了。

邓小平一直对党的十二大承诺的国内经济翻两番很在意，这次的谈话中他也特别提到这个翻两番是肯定能实现的。他认为翻两番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对外经济开放，二是对内经济搞活。邓小平认为，改革就是搞活，也就是开放政策。中国要做到三个方面的开放，对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要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是一个方面。即使国家关系不能够正常化，但可以做生意、搞技术合作，甚至于合资经营、技术改造。最后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邓小平认为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对内经济搞活，改革经济体制，发展起来很有希望。但他也坦率地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会出些问题，但只要我们一步一总结，出现问题赶快改，当然并不是大改，中国大的方针是不会变的。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做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使我军从此走上了一条和平时期建军的道路。

他在阐述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论断之后说：“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随即，他提出要裁军一百万。

在解放军建军史上，曾多次出现精简兵员的活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百万大裁军，却是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大行动。

1984年中国国庆35周年阅兵式，是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继1959年国庆后，25年来第一次举行的盛大国庆阅兵，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次国庆大阅兵是在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形势下举行的，具有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斗志，展示军威和国威的作用。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麾下雄师的，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然而，谁又能想到，在1985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全军裁减员额100万”的设想。幽默的四川方言里，凝聚着邓小平的深思熟虑：“可以‘抖起胆子’下决心了。”这个决心现在看来，百万大裁军既是一次转移也是一次冲锋。

裁军，在国际和国内，都不是新话题。历史上，裁军的提法始于1899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当时为避免自己的军事力量落后于迅速发展的西欧列强，提出召开26国海牙裁军会议。由于与会国都想借助裁军的方式来削弱对方，所以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八年后的1907年，这位俄国沙皇又一次提议召开第二次裁军会议，结果却是——非但没裁下来，反而导致军备竞赛直线上升。而这也最终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灾难中诞生的联合国，一开始就把裁军列为它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口号之一。当时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裁军是当代人类安全与幸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人人都在喊裁军，口头上空喊了40年，反映出的结果却是——越裁越多，各国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世界上的超级大国那里，“裁军”的口号成为了一种心理战，变成了政治把戏和掩盖军备竞赛的烟幕。再反观中国，确实是在用百万大裁军的实际行动，维护着世界和平。

邓小平裁军100万的决心，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是一个让全球震惊的行动。与此同时，这也是在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确是要一心一意谋求和平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相继爆发的几场局部战争呈现出了跟过去完全不同的作战样式和战争形态，而这里面最大的不同，就是对技术兵种的倚重和对各军兵种有效协同的依赖。这些战争中显现出的变化，邓小平自然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在全新的时代背景和科学的军事参照下，他站在世界军事变革的大局上，认为百万大裁军主要精简的应该是步兵。

在“现代战争是合成军作战”这一重要趋势下，中国裁军不是单纯地减人数，裁掉那些技术兵种，而是为了要有强大的空军。此外，也要把海军“搞大一点”。邓小平在精简政变过程中，对技术力量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候：“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

所以，后来百万大裁军正式实施时，人们也注意到了，这次裁军并非简单的人员裁减，而是通过非常科学和适当的方式，让我国解放军实现军队结构上和战略上的大调整。中国也正式从陆军“一军独大”发展到海、陆、空、二炮科学搭配，从单一兵种发展成合成兵种，从各自为战变化为体系作战，解放军各军兵种的比例结构进一步趋向于均衡及合理。

然而，由于种种遗留的历史原因，解放军结构调整却并不顺利。其“臃肿”问题由来已久，如何给军队“消肿”也一直是邓小平在苦思的问题。早在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军委工作时，他就提出军队要把“消肿”作为首要任务。据不完全统计，在1975年到1984年的十年间，邓小平已经就“消肿”问题谈了多达数十次。在这十年间，虽然进行了四次精简整编，军队员额已经有很大缩减，但邓小平的这个“心病”却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对结果仍不满意的邓小平在1982年的整编方案上批道：“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

面对当时最新的作战样式和战争形态，中国军队已经处在兵员多，且结构不合理的严峻情况下。有关资料显示，当时世界几个国家军队的官兵比例是：苏联为1∶4.56；美国为1∶6.15；联邦德国是1∶10；法国是1∶17。而中国则是1∶2.45，平均每个军官领导两个半士兵。邓小平尖刻地说，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这样庞大的机关，不要说指挥打仗，跑反都跑不赢！”

从另一方面说，中国当时正处于一心一意寻求和平发展中，国内经济翻两番的愿景，也与庞大而臃肿的军队不符。“虚胖子”打不成胜仗，该是下决心的时候了，邓小平在1984年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强调说：“我们军队要一切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他还说：“军队大力支援国家建设，争取全国早日实现翻两番这个大目标。国力增强了，搞国防建设就容易了。军队要节省开支，改善武器装备，更要提高军政素质，这就必须减少数量。”邓小平表达的，正是中共中央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深思熟虑之后，集体下定的决心。国家的发展，需要大局观。当时的情况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能兼得，那么就先集中财力、物力先顾经济建设这一头。他果断地表示：“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这位以清醒果断、坚忍不拔和善于处理最复杂局面而著称于世的统帅人物，把最大的决心传达给在座的每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他表示：“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国家的安全保障最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我国当时平均每个军官领导两个半士兵的军队结构该改改了。

现在看来，这个得罪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军队的整体面貌：人员素质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编制构成精干高效；常规武器从过去的长足发展，变成国防尖端技术的重大突破；军队朝着机构精干、智慧灵活、装备精良、反应快速、行动高效、战斗力强的目标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如果说每一次“瘦身”都是一次嬗变，邓小平做出的这个决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让中国军队做了一次“乘法”。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非但没有因为这次裁减员额而减弱，反而变得越来越强，向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目标奋进。而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百万大裁军的决定更是对军费使用与国防建设的效益问题、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的科学处理提供了全新模式。

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建设成果上看，我国坚持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的决定是正确的。国防开支的减少，使军费的分配结构和投向投量趋于科学合理。中国精兵之路越走越宽的同时，国力也在发生质的飞跃。

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3月7日）

1985年3月2日至7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科技体制的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邓小平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发表了题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他说：“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是祝贺你们会议的成功，是表示对科学技术、对知识的尊重。”

七年前，也是三月份，开过一次科学大会，邓小平也发表了讲话，主要讲了两个意思，两句话：一句叫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句叫作“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邓小平表示，他很高兴看到，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未必读过我的讲话。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

“文革”期间，“四人帮”忽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残害了我国的知识分子，导致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科学技术人才出现断层，经济发展受到阻碍。1976年，“四人帮”倒台。次年5月24日，还未复职的邓小平特意就科学和教育工作同中央负责同志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强调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第三次复出后，主动提出要抓科技和教育。教育方面，1977年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就已经实现了拨乱反正，新中国的高考制度也得到了恢复。而科技，则被他提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科技是关键。

邓小平抓住各种机会学习并考察科学技术。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时，应邀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的工厂。他看到，日本的工厂生产系统已经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而中国当时仍然是以人力为主。他感受到了中日之间在科技上的差距。次年2月，邓小平访美参观航空航天局的航天中心。当代世界的科技新成就，更使他增强了紧迫感，更坚定了在中国经济建设中一定要利用新科技实现现代化的决心。

发展科技，说到底是为了发展中国的经济，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文革”后，财政赤字严重的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资料显示，截至1978年，尽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3624亿元，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倍多，年均递增率达到了6.8%，并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是，老百姓依然贫穷困苦，技术仍然落后。

1978年10月，中央决定召开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是中断了二十多年的工会组织首次恢复活动。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10月11日，邓小平参加了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了祝词。在这篇祝词中，邓小平突出了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个主题，并首次提出各条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要改革。一个多月以后，他的这个思想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成为全党的共识。一场势不可当的改革大潮迅速在华夏大地的各行各业中掀起翻天覆地的波澜，科技也趁着这阵改革风潮更进一步地发展。

1975年的全面整顿、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春风吹满了神州大地。科技专家在我国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已经同过去大大不同了。到了1985年的时候，我们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走到工厂，走到地方，到处都受欢迎，到处都请他们谈战略、谈远景、谈规划。科学技术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决策活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邓小平评价说，科技专家的工作做得越好，越有成绩，就会使全国人民越加懂得知识的可贵，推动大家都来尊重知识，学习知识，掌握知识。

十二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第二幕。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邓小平随后在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也谈到，现在的工作，是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他提出解决的办法是双管齐下：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

改革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最重要的以及邓小平最关心的都是人才。他要求各级领导要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科技、教育、人才是三位一体的，这是邓小平对发展科技的战略思考。当他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首先看到的不仅仅是科技成果及转化的速度，更着眼于创造和应用科技的人才力量及其载体。邓小平一直强调，没有知识和人才，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结论是实践做的，是群众做的。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财神爷”这个词，不是邓小平的用语，是农民的发明。邓小平说：“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

邓小平说的这番话在这里也是有特殊含义的。“文革”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受尊重，他们被迫上山下乡去接受劳动改造，这使得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谈战略，谈远景，谈规划，去创造性地工作，去提出科学的想法来改变这个社会和这个民族的命运。而现在不同了，在关心中国科技发展的邓小平的支持下，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不管是科学家、教授还是工程师，他们走到工厂，走到地方，到处都受欢迎。而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科学技术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决策活动，是从来没有过的。

邓小平认为，科技专家在我们国家里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已经同过去大大不同了。他鼓励科技专家说：“你们的工作做得越好，越有成绩，就会使全国人民越加懂得知识的可贵，推动大家都来尊重知识，学习知识，掌握知识。人们正在通过你们的工作，来评价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评价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

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科技工作者的命运的改变，推动着中国改革开放更加科学高效地发展。也正因为实行改革开放，才取得了一批又一批世界瞩目的科技成果，重新书写了中国历史的科技成就。两者可谓相辅相成。改革开放前，受“左”倾教条主义的消极影响，中国的思想文化及学术领域过分去强调政治立场的思想方法被注入学术研究，以政治或直接以阶级斗争覆盖一切的倾向成为其中的主题。许多研究领域被视为“禁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难以用比较宽阔的视角对事物进行全方位的观察。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得到了解放，而后，促使中国的科技发展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国家安全提供重要支撑。在邓小平看来，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他希望大家放开手脚，把经济搞上去，把生产力搞上去。

邓小平在讲话中谈到，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邓小平说：“去年，中央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现在，中央还要作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此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科技体制改革问题，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我们应当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尊重科学技术发展规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科学技术体制进行坚决的有步骤的改革。

邓小平对这点是非常肯定的：“我看是个好文件，这个文件的方向，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他认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当再回顾这份《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不难发现它对运行机制、如何将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等都提出了非常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如谈到运行机制时，《决定》指出要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学技术工作，清除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病；在解决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决定》则表示需促进研究机构、设计机构、高等院校、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并使各方面的科学技术力量形成合理的纵深配置。此外，在人事上，也有了一个全新的制度保障：克服“左”的影响，扭转对科学技术人员限制过多、人才不能合理流动、智力劳动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的局面，造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

对人才的重用，正是邓小平最为关心的。他在谈话中特别强调，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就是人才。他说：“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在当时的会谈上，他就人才问题讲了两点。第一，能不能每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切实实解决，要真见效。第二，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

古语有云，不拘一格降人才。邓小平表示，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而这一点，正是中国老祖宗智慧中所说的，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邓小平鼓励在位的领导者都来当伯乐。他认为，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邓小平自己对一些人才苗子尤为关注，他认为选拔和培养人才极为重要。1978年8月10日，高考刚恢复不久，邓小平在《情况反映》上看到：天津南开大学准备破格录取一位对信息论有创见的人才，但因年龄超过规定，工厂不同意放行。对此，邓小平立即做出批示：“请教育部过问一下。”这位超龄青年终于跨进了大学的校门。

邓小平对人才不能及时地发展和利用，是会动真怒的。那是在1983年11月16日，他看到《情况汇编》上反映：我国一公费留学生于1982年获法国巴黎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5月回国后一直没有适当的工作，一年半后又被派回原来工作的陕西富县广播站做普通工人。邓小平非常生气，随即批示：“请国务院检查。天天讲缺人，有人不能用、不会用，为什么？是谁的责任？如何纠正？需要弄清楚。”在他的强力支持下，不但这位留法博士的情况得到了改善，而且推动了全局性工作。

同年12月20日，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组织、宣传、统战部门在1984年上半年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再进行一次认真检查，边检查边解决问题，真正做到对待知识分子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

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邓小平还发表了即席讲话《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

发表这篇讲话是有时代背景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歪门邪道”。以“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的态度，少数干部打着“改革”的旗号，醉心于“一切向钱看”，完全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行投机倒把等，严重危害了社会主义事业，在党内外和群众中引发愤慨。邓小平针对这种情况，特别在此次会议上论述了新时期坚持理想和纪律的重要性。

他提醒大家，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

邓小平认为，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他表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动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

有评论认为，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不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而且对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下发《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揭开了全面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此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了一个个突破，并带动了一批产业的发展。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5月19日）

1985年5月15日至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宣传（科教、文卫）部长、高教和教育厅（局）长，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有关负责人，部分市、地、县和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代表，各级各类学校的代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以及知名教育家和专家学者共六百多人。这些教育界和热心教育的人士聚首在一起，是为了研究和部署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并讨论中共中央提交会议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

1985年，是中国全面开展教育体制改革的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改革发展尤为重要的第二个时期。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1905年废除科举，中国现代教育开启大幕。然而，在长时间的闭关锁国下，中国的教育如何发展，该往何处发展，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方向。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中国的教育更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读书无用”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不仅严重降低了学生的学业水平，更使得中国的教育事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那十年间毕业的中小学生，实际多数达不到毕业程度，学生极端个人主义十分严重，思想道德水平方面急剧下降。看到“四人帮”闭关锁国，扼杀中国人才，邓小平十分心痛，也更加关心中国教育的未来。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后，邓小平主动提出抓科技和教育。他曾说过，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十年动乱，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如何在新形势下发展教育事业，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在邓小平同志的关心和领导下，党中央开始了教育体制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资料显示，在这份改革文件起草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各方面意见，参加讨论的人数超过一万，稿件改动超过十次。正是在这样一遍又一遍的修改下，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终于成稿。实践也证明了，中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先进的、可以兴国的教育功不可没。

邓小平于5月19日出席了该会议，发表了一次仅有13分钟却意义非凡的讲话——《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

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为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在这个决定草案中，集中体现了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邓小平认为，对这两样的重视程度，可以影响到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他说：“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

这以前，邓小平就说过，他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他对人才的重视可见一斑。当时，中国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为了服务好这个大局，各项工作都开始把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在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一根手指”让军队裁减100万，从教育方面看，邓小平强调，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邓小平在教育方面，是放了狠话的：“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他一直强调，没有知识和人才，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他最关心的，是人才。在之前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他提出的观点是：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人才的培养，而中国的崛起又正是因为人才的优势，邓小平在这方面有着卓越的远见：人才培养依靠教育。而如何来发展教育，邓小平讲话中也提到，关键是在于领导成熟、体制完善和投入的多少。空话、套话在邓小平那里从来都是行不通的，发指示、空话过日子是坏作风。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用我们现在的新名词来说，就是“走转改”，比如说，改革的决定，在你那个地区、那个部门，怎样贯彻落实？校舍和教学设备不够，怎样解决？学校经费不足，怎样筹集？师生的伙食，怎样办得好一点？师资培训，怎样组织？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怎样改进？等等，都在邓小平的讲话中提到。他认为，领导就是用来服务群众的。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经常深入学校，倾听广大师生的意见和呼声，为他们排忧解难。

中国古人的观点“孤阳不生，孤阴不长”，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指导价值。经济的发展依靠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经济也是人才发展的基础。“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教育领域成为重灾区。教育事业的停滞不前，不仅耽误了一代人，而且使教育质量急剧下降。据资料显示，高等学校由1965年的434所减为1971年的328所，减少106所。其中原有政法院校6所被全部撤销，原有财经院校18所被撤销16所。这些被撤销、裁并、搬迁的院校都遭到了严重损失。

十年动乱中，从1966～1969年高等学校有四年停止招生；1970年和1971年虽然开始招生，但是都只是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且每年只招4.2万人。招收的学生中，大多数只有初中水平甚至不到初中文化水平。从学生在校期间所学来说，这几年他们主要的任务都是“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以阶级斗争这门“主课”为内容，怎能学到更多更好的知识？大学毕业生根本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

有统计显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估计为国家少培养了10万名研究生、100多万名合格的大学生、专科毕业生和200多万名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中国人才继而出现青黄不接、知识匮乏的严重问题。

邓小平对我国教育的发展是乐观的。这个乐观，底气何来？从1977年结束“文化大革命”灾难、重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到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教育基本上从一张白纸开始，没有任何的经验可循。然而悲观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当时的中国城乡和社会各界，蕴藏着极大的办学热情，不少爱国侨胞也热心捐资办学。邓小平认为，只要各级领导认真抓教育，扎扎实实抓它几年，中华民族教育事业空前繁荣的新局面，一定会到来。

一个区域的人才竞争优势，要从数量、质量、投入和效能四方面来判断。数量是规模，质量是水平，投入是发展后劲，效能是人才创造出的成果，从这四方面就能表现出一个区域的人才竞争能力。

早在1977年5月，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著名讲话，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新时期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基本价值。他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1980年5月，邓小平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第一次提出了“四有”的培养目标，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1985年，这个表述改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邓小平特别强调：“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而也是这一年，发展教育事业被他上升到更为重要的高度，他要求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

办教育的两条路，就是我们所说的数量和质量。而另一方面，作为教育的发展后劲，投入一项必不可少，这点在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中也有体现，草案规定，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现在，各级都有一些领导干部，宁肯把钱花在并非必要的方面，对于各种严重浪费也不感到痛心，唯独不肯为发展教育而花一点钱，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但是同时必须认识，国家对教育的投资毕竟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当前办学经费困难和教师待遇较低的状况只能逐步改善。

在那个时期，我国进行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让中国消灭贫困，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的改革，这是只看结果的目的导向性。而邓小平则更注重于改革实践的过程，他强调说：“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要真正重视，扎扎实实地抓，组织好施工。”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也于5月迅速颁布了，它是新时期教育的真正起点。有人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认为，1985年的这次会议和《决定》以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针，确立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对于促进教育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经济、科技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教育体制改革，实行基础教育“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改革，对于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关心、支持教育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中小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的落后面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据不完全统计，1985～1992年，短短七年间，社会各方面集资办教育超过1062亿元，基本消除了农村中小学的破旧危房，明显改善了办学条件。这七年的扎实基础，对推进中国范围内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人评价说，如果单纯依靠国家投入，完成这些工作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或许是100年。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6月4日）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本次大会是为了讨论和贯彻我国政府裁军100万的战略决策，并研究制定落实这一决策的措施和步骤。裁军100万，是邓小平提出的，当时他还做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他要求，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这方面来说就要求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转移到现代化上面来，同时也要求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而现实却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一直处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状态，并不适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需要在指导思想上做出战略性的转变。1984年的中央军委座谈会可以说是为次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埋下了一个伏笔，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正式做出了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决定。

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出席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在会议上正式宣布，我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早在一年前，他曾在中央军委座谈上做出过相应的表态，当时他的“一根手指”震惊世界之余，也让人怀疑中国是否真的能实现裁军一百万。当时的表态，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正式以文件的形式落实下来——《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

当时的世界环境虽然以和平为主，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裁军是当代人类安全与幸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裁军人人都在喊，却都是以裁军为幌子越“裁”越多，以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为首各国进行着军备竞赛。邓小平认为，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邓小平判断，虽然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他判断，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

世界和平力量，当时首先是存在于第三世界，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是最不希望战争的。此外，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也都是追求和平的，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虽然这个世界非常大，各种环境和国家之间的交往很复杂，但经邓小平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此外，当时世界的新科技正在蓬勃发展，在世界竞争中经济和科技的地位日益突出，全世界都不得不认真对待这种形式。他定论说：“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过去中国的观点一直是战争很迫近，而且迫在眉睫。邓小平的讲话，阐明了我国对国际形势判断的重要转变。

邓小平此次讲话中阐明的两个重要转变，除上述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外，第二个转变，是中国的对外政策。邓小平认为，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当时，全世界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中国不讲这个话，是对自己力量的清醒估计。但也从这方面看出，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分量是足够的。邓小平指出，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在他看来，现在是给全世界树立中国形象的时候了，树立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他指出，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

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结盟”外交战略，使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取得了超越自身经济实力的国际战略地位。新的时期需要新的战略，在“结盟”的外交战略带来局限性后，必须要寻求改变。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8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战略，这也开创了新中国外交的崭新局面。早在1983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这样的一些国家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十分重要的。”1984年5月，他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独立自主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中国主权独立，不允许任何外来的干涉与侵犯。根据实际情况，我国有权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对内对外的一切事务。中国不同任何国家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赋予了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容。中国珍视自己的独立自主，也尊重他国人民的独立自主和道路选择。坚持独立自主，也积极争取国际支援，发展国际合作，把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与尽量争取外援，加强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原则有机结合和统一起来。他说：“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

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还论证了人民解放军实行改革体制、精简整编的根据和意义。他强调，中国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正在努力创造和维护这个和平环境。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我国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这两方面已经有了重要转变，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就能放心大胆地一心一意地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认为，我们的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但是我们搞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他认为，军队的建设也涉及大局。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虽然四现代化缺一不可，但是，邓小平也给它们做了重要性的排序：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他认为，到20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可以从外国买，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

正是这种硬着头皮都要把经济搞上去的态度，使得中国几十年间完成了几百年才能完成的经济增长。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对世界大势的分析和对周围环境的判断，邓小平把握得十分准确——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维护和平的同时也增强了中国的国力。在对外政策上，它也可表明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邓小平为世界树立了这样一个中国形象，即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而如何从实际出发，让大家都相信中国能担当好这个角色，必须有一定的政策支持。中央制定的《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来的刚刚是时候。方案确定了搞好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是军队今后两年的中心任务。它要求要充分利用大仗打不起来的这段和平时期，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军队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此次会议正式公布大军区整编方案：决定撤销乌鲁木齐军区，机关和部队并入兰州军区；撤销武汉军区，机关和部队分别并入济南军区和广州军区；撤销福州军区，机关和部队并入南京军区；撤销昆明军区，机关和部队并入成都军区。可以说，这样的调整方案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悬念”，很多军队的首长都是收到了“吹风”的。而存在较大争议的是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的合并问题。最开始考虑到昆明军区是当时唯一还有作战任务的军区，所以最初的整编方案是将成都军区撤销并入昆明军区。但后来，中央认为成都离西藏最近、最便利，而且成都也是西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如果军区指挥机关设在昆明，则有鞭长莫及的感觉，不利于部队的机动和调动，也不利于对西藏方向的指挥。所以，在反复论证后，整编方案最后公布时，“撤成留昆”变成了“撤昆留成”。

此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是继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军队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圆满地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高级干部年轻化，二是为机关部队的整编确定了好的方案。

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军队建设向着“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它为中国解放军建设揭开了崭新而又光辉的一页。我军不但从组织上、工作上解决了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减少员额100万的问题，同时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建设的战略性转变。这与邓小平提出的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相呼应，符合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也符合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推动着中国和平时期经济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进程。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9月23日出席此次会议，并讲话。

1985年，正值我国热火朝天地进行改革开放的时期，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很好，安定团结的局面是过去少有的。邓小平在讲话中也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邓小平认为在这个时期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

拨乱反正是邓小平领导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后，拨乱反正大幕也由此拉开。从科教文化领域开始，1977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在“十年动乱”中被废弃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他指出，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自此，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针对“四人帮”提出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谬论，邓小平则强调，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同时期，邓小平已在实际上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正确认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科学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1979年11月开始，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决议》前后写了一年半，中间经过四千人讨论，之后又是几轮的讨论，表现出的是对历史认真和严肃的态度。邓小平在讲话中谈到，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给中国改革开放起了个头，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从农村开始，并取得初步成功，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涌现了大批的专业户、乡镇企业。改革的火种在小岗村点燃，1984年燎原到城市。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开始走向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的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邓小平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邓小平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实现共同富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有先后、快慢次序的，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总是把共同富裕当作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去追求，容不得出现一点先富后富、多富少富的差别。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时期，中国在个人收入分配平均主义上特别明显。而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中国老百姓越来越贫穷，中国越来越贫穷。改革开放，正式打破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邓小平当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求所有人、所有地区同时、同步、同等富裕起来是不切实际的，必须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从而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和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他也坦言，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他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

这次会议通过的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在“七五”时期，中国将继续遵循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总方针，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管理体制由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变。这五年非常重要，如果经过这五年，使改革基本就绪，经济又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我们实现十二大提出的本世纪末的目标就有了充分的把握。邓小平准确评价了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他认为，现在人们说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其实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21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的这种“雄心”何尝不是中国的“雄心”，在世界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当时对中国未来的设想。

邓小平的讲话中，特别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认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这个真理，有些同志已经不那么清楚了。这样，也就很难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对坚持错误、拒绝改正的党员要执行党纪，但是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允许重犯任何简单化、扩大化的“左”的错误。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后认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精髓和本质有着深刻理解与把握，在此基础上他也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了深入而独特的阐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见解，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986～1990年的“七五”时期，是全面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为90年代经济的更好发展准备了物质技术和人才方面的条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对统筹规划和认真做好这五年的工作，实现十二大提出的到20世纪末国内经济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目标，具有指导意义。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1986年1月17日）

1986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这是一次“端正党风”的会议。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及社会风气，一定要狠狠地抓，一天都不能放松，还要从具体的事件抓起。邓小平认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

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形势喜人。但在这其中改革的风气却被一些人坏掉了，经济犯罪的案件开始层出。有些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他说：“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

1986年1月的中央政局常委会，为党风建设定了一个基调：抓党风，不能停留在口头上。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表讲话。这次会议他留给后世两个告诫，一是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二是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

邓小平当时对死刑不能废除的态度，有着重要的历史根据。“文革”十年动乱后，中国的社会治安不好，社会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接连发生，杀人、强奸、抢劫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甚嚣尘上。

虽然早在1982年十二大上，党中央就提出了要抓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争取五年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中央也下了大力气来狠抓这件事情，邓小平曾说自己在1983年只干打击刑事犯罪分子这一件事。然而，情况并没有如当初预计般改善，刑事案件、恶性案件仍在大幅度增加。此外，“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现象的出现，在社会上引发了争议，一些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开始毫无顾忌地横行。1983年，他在北戴河找刘复之同志谈话时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重要的原因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如何进行严打？邓小平指出：“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在劳改劳教中继续传播犯罪技术的惯犯，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持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搞得不痛不痒，不得人心。”

在1984年10月的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说：“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这一件事，是邓小平对社会上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对这些刑事犯罪分子进行严打。

邓小平在问题的处理上，都是以大多数的利益为出发点。他认为，实行“严打”是为了顺应民心。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发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指出：“我们要学会使用和用好法律武器，对违法犯罪分子手软只能危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危害现代化建设的大局。”1982年4月10日，邓小平发表《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他说：“对有一些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给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

虽然经过1983年严打刑事犯罪分子，社会制度有所好转，但恶性案件仍然高发，屡犯仍不在少数。1986年，邓小平再次强调死刑不能废除，说明保留死刑正当性的根据在于保护大多数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他说：“劳改几年放出来以后继续犯罪，而且更熟练、更会对付公安司法机关了。对这样的累犯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搞反动会道门活动，屡教不改的，为什么不依法加重判处？”他在会议上强调，杀人要慎重。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但是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邓小平说：“1952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

死刑可以作为一种教育手段。从中国国情出发，邓小平认为保留死刑，“杀一些人”，是中国国情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邓小平认为，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

当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间并不长，经济正处于“计划”向“市场”过渡的阶段，一些不法分子趁机作乱，经济犯罪的案件一时呈多发高发现象。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一些掌握国家权力的高管和高干子弟，已经懂得将权力伸向“经济领域”，进行“权钱交易”。带来的后果是，发生了全国性的“官倒”和“抢购风”。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邓小平严肃指出，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现在确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而事实上，十年动乱结束后，群众关注度最高的是个别高干子弟犯罪的问题，由于其“特殊身份”，每次案件查完后都不了了之，这就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现象。邓小平针对这一现象，在会上指出：“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

邓小平历来坚持，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在这次会议上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这句名言，至今令人振聋发聩。

总之，作为一次“端正党风”的会议，1986年1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一次表明了中央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的态度，在高级干部和高干子弟犯罪方面，对这些“特殊公民”发出了严正的警告。这对于收拾民心、重塑信心来说意义重大。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1986年6月28日）

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表了《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的重要讲话，并着重谈了改革政治体制的问题。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1986年年初，同样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提出了要“端正党风”。这一次的讲话是他在听取了乔石关于端正党风工作情况的汇报后发表的。他在其中总结到，经过一段时间，端正党风的工作是有一定成效的，但这还是刚刚开始。党中央在这半年中打了“大老虎”，最震惊世界的案件是陈小蒙、胡晓阳案，外媒评价说：这是新中国首次枪毙高干子弟。这次事件也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然而，邓小平并不满足于目前的成绩，他认为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就得干多久，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

在1月的会议上，邓小平还提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这次的会议，他再次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提出《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

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当时，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各项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建设上来。八年多的时间，我国的经济不仅得到了飞跃式的进步，综合国力也得到了增强。然而，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也层出不穷。犯罪现象不断出现，党内腐败现象也在抬头。邓小平认为，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同文化素质太低有关。因此，他强调要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

邓小平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邓小平长期关注中国的科技和教育，“四人帮”倒台后，他主动提出要抓这两项工作，一直强调，没有知识和人才，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而现在，他迫切地认识到教育不仅是知识的多少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还有法制观念的提升。他强调，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在谈到打击犯罪该由谁来负责时，邓小平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打击犯罪、纠正不正之风中属于法律范围、社会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

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就指出：“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十几天后，邓小平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再次就政治体制改革发表讲话，他认为，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并明确提出党政分开和权力下放。

邓小平说：“党政分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善于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恐怕是这样一个问题。”邓小平并不是完全否定当时现存的政治体制，他坚持认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但在这个过程中，党也要善于领导。中国的政治体制需要改革和完善，就需要党不要干预太多。

从1980年至1986年，邓小平没有停止对政治改革的思考。经过六年的时间，他又有了更加成熟的想法。1986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提出，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学、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城市改革首先要权力下放，没有权力下放，就调动不了每个企业和单位的积极性。”一个月后，他又对中共中央负责人再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在当时的中央和地方，有很多同志表现出对党政分开的担心，认为这样提会削弱党的领导。事实上，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在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的前提下，革除它所带来的弊端，使其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政治保证。如何去改革，怎样去改革，并不是凭空想象的。

邓小平在6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党管政府怎么管法，也需要总结经验……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那么如何去改革，怎样去改革，邓小平也认为这不能是凭空想象的。他要求中央的领导同志花时间去调查研究，然后去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还点评了半年来“端正党风”的工作。他表扬说：“这半年端正党风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不要估计太高，现在还刚刚开始。”邓小平强调，“端正党风”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因为在经济上的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

这样的认知，不仅是在当时，对现在中国发展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将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常抓不懈法制教育，让人人都树立法制观念，遵纪守法，主动宣传法律，并用法律知识保护自己的权益。

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86年9月28日）

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以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而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早在1985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就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

社会主义如何区别于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搞好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始终坚持的，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

1986年9月28日，邓小平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在会议上强调的，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他最坚持的。

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在1979年的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启幕，资产阶级自由化竟然也随之露头。邓小平敏锐地洞察了这一问题的实质，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在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5年5月20日同陈鼓应谈话时，邓小平又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共同富裕，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作风，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邓小平强调，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

在这一次的会议上，邓小平特别批评了一些舆论。他表示，自己多次谈到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原因的：“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这种自由化实际上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大在1980年通过一个议案，取消宪法中的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条。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

安定团结是中共一直强调的重点，也是其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支撑。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认为这样的自由化会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正常发展。他说：“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也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入其中，它提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邓小平早就指出：“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认为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他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

由此看来，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坚持，最终出发点仍然是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单纯依靠经济来增强中国的国力显然是不可行的，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需要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不断在建设中进行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强调，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决议》也提到了党组织和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责任。

维系精神文明的第一个手段是教育，但邓小平认为教育也不是万能的，需要法律手段一起配合使用。胡耀邦也曾在中共十二大上的报告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这次代表大会到下次代表大会的五年间，我国要根据上述总任务的要求，从当前实际出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认真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各种场合下，邓小平但凡提到抓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必然就紧随其后。他认为两个文明是内在统一的两个方面，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缺一不可。

全会通过的《决议》是根据我国全面改革发展的要求，回顾和讨论了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制定的。它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是新的历史时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次会议对推动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年4月16日）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体委员。他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工作应怎样正确体现“一国两制”的指导思想，发表了重要讲话。

香港，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全球闻名的国际大都市，是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的世界排名第三的金融中心，与前两者并称为“纽伦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鸦片战争之后，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二战”后，香港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一跃成为富裕发达的城市，更有“亚洲四小龙”的美誉。

1982～1984年，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进行了谈判，并于1984年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决定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方承诺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而香港则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原有的生活方式，并享有除外交及国防之外所有事务的高度自治权，也就是所谓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而此次会议中，邓小平再次重申中方之前承诺的“一国两制”政策。在谈到要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需要的条件时，邓小平指出：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

说不变是两个方面。当时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邓小平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于是很多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收。甚至传出了中国政策要变的流言。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会上明确地说：“香港在1997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

不变的另一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

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

邓小平以前瞻的目光，从大局看问题，在谈到统一与稳定的问题时，引用了一个事例，他说：“美国记者华莱士曾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大陆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台湾，为什么台湾要同大陆统一？我回答说，主要有两条。第一条，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一个半世纪了嘛！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第二条，台湾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一旦台湾同大陆统一了，哪怕它实行的制度等等一切都不变，但是形势就稳定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海峡两岸的人都会认为是一件大好事，为我们国家、民族的统一做出了贡献。”

邓小平坚决捍卫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在解决香港与台湾的问题上，能做到以退为进。他在谈到基本法的起草问题时指出，“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强调，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能片面。不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

邓小平向与会同志表达了自己“不变”的观点，随即便开始阐述中国的政策不变的原因。他说：“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这个目标的完成，需要政局的稳定，现行政策的不变。邓小平在会上语重心长地说：“大家对于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开放政策不变，很高兴，但是一看到风吹草动，一看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说是不是在变了。他们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

在邓小平看来，香港的“一国两制”也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么一个大的主体不变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也就是说，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是“一国”前提下的“两制”。倘若大陆变了，香港的“一国两制”也就完了。他说：“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你们看我这个讲法对不对？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看中国的政策变不变，也要看这方面变不变。老实说，如果这方面变了，也就没有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香港回归后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中英联合声明没有讲得那么具体，而《基本法》的起草就要具体。当时，起草委员会在讨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问题时，被《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里边的英国代理人所鼓动，提出了搞三权分立，搞议会民主，搞立法主导，用这种方式来制定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有一个起草小组，还提出了一份搞西方民主制的草案。

邓小平在讲话中则明确表示：“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这个问题，请大家坐到一块深思熟虑地想一下……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他指出，现在的香港的政治制度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今后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适合的就是最好的，邓小平强调：“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

很明显，邓小平明确提出香港是不适宜搞“三权分立”。此后，无论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及其政治体制专题小组，均未曾再就香港政治体制的模式特征等抽象原则问题展开争论，而是集中于处理具体制度设计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针对“港人治港”问题，邓小平也是毫不含糊，他说：“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

邓小平说：“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

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是有利无害的。如果香港发生动乱，那就非干预不可。这意味着，“港人治港”不是完全自治，而是在《基本法》框架内的高度自治。

《基本法》的起草是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从一开始就主张《基本法》“宜粗不宜细”，以免给未来特区造成被动。这次讲话中，他再次重申了这个原则问题，并说：“‘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基本法是个重要的文件，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律，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它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

这次会议，邓小平指出，“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做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事物。这次会议对促进香港顺利回归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的讲话（1988年10月24日）

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同志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发表了题为《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讲话。在这之前，邓小平就做出“不要再犹豫”的重要指示，敦促建设电子对撞机这一事关我国战略发展大计的工程。

高科技的作用，从经济发展来讲是生产力，从军事角度来看是威慑力，从政治上来说是影响力。因此，高科技的发展水平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因素，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高科技及其产业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性潮流。不仅发达国家，甚至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视高科技及其产业的发展。当时，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欧洲的尤里卡计划等相继出台。日本、法国、韩国、巴西和印度等许多国家也提出了新政策和措施，并制定了各种计划，促进高技术的发展和加强科技和经济的结合。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面临着一次历史性的重大抉择。在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形势下，中国能否有所作为？作为一个决策者，邓小平对战略机遇有着特有的敏感和认识，意识到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他反复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但是，国内外还有一部分同志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发展高科技。他们认为当前中国最薄弱的环节是基础技术，而且传统技术还很落后。发展高科技很费钱，与国外差距又大，没有必要追赶，有需要时，引进就行了。

邓小平却坚信自己的判断，坚持发展高科技。1981年12月22日，他在李昌、钱三强请求批准在北京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报告上批示：“这项工程已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此后，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成为中国拥有高技术研究能力的重要标志。1986年3月5日，邓小平批准中国的“863高科技发展计划”，在中国财政还很不富裕的时候，用大手笔和大智慧为它拨款100亿元，使中国的高技术发展把握住了20世纪后期世界高新技术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开启了新的篇章。

1988年10月16日凌晨，中国第一台高能粒子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24日，为了祝贺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的这一重大突破性成就，邓小平来到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参观，他兴致勃勃地观看，并发表了讲话。

面对20世纪80年代世界高科技迅猛发展的现实，邓小平同志敏锐地做出了“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的论断，提出了“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战略目标，这一著名的讲话，深刻阐述了发展中国高科技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我国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明确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奋斗目标。

讲话的开头，他说了一个小故事：“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他说：“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定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定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他强调：“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邓小平是从长远利益着眼来看待高科技发展的。他说：“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现在我们有些方面落后，但不是一切都落后。这个工程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有李政道和其他国际朋友的帮助，使我们少走弯路。但是这个工程不完全是照搬过来的，中间也还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创造。”

他认为，发展高科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他强调指出我们发展的高科技必须是“自己的高科技”，就是强调高科技的发展也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切实提高知识和技术创新的能力。

他强调：“总之，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