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史/（德）蒙森著；李稼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1427-1

Ⅰ．①罗…　Ⅱ．①蒙…　②李…　Ⅲ．①古罗马-历史　Ⅳ．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3545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罗马史

〔德〕特奥多尔·蒙森　著

第一、二卷

李稼年　译　李澍泖　校

第三、四、五卷

李稼年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427-1

2015年8月第1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张121　插页6

定价：398.00元

Theodor Mommsen

RÖMISCHE GESCHICHTE

（History of Rome）

Band 1，2，3，4，5

（J．M．Dent and Sons Ltd．1920）

根据慕尼黑德意志袖珍书籍出版公司1976年德文版翻译

校订时参考了伦敦登特父子有限公司1920年英译本

献给

我的朋友——柏林的莫里茨·豪普特

目录

第二版前言

第三版至第九版前言

第一卷　迄至罗马王政的废除

第一章　引论

第二章　最早迁入意大利的移民

第三章　拉丁人的定居

第四章　罗马的起源

第五章　罗马的原始政制

第六章　非公民与经过改革的政制

第七章　罗马称霸拉丁姆

第八章　翁布里萨贝利族　萨谟奈人的起源

第九章　埃特鲁斯坎人

第十章　希腊人在意大利　托斯坎人和迦太基人的海上霸权

第十一章　法律与司法

第十二章　宗教

第十三章　农业、工艺和商业

第十四章　度量衡和文字

第十五章　艺术

第二卷　自罗马废除王政至意大利统一

第一章　政制改革　行政长官权力的限制

第二章　平民保民官和十头政治

第三章　等级平等运动和新贵族政治

第四章　埃特鲁斯坎人势力的衰亡　凯尔特人

第五章　罗马征服拉丁人和坎帕尼亚人

第六章　意大利人反抗罗马

第七章　皮罗斯王对罗马的斗争和意大利的统一

第八章　法律、宗教、兵制、国民经济和民族性

第九章　艺术和科学

第三卷　自统一意大利至征服迦太基和希腊诸国

第一章　迦太基

第二章　罗马与迦太基争西西里之战

第三章　意大利扩展至其天然疆界

第四章　哈米尔卡和汉尼拔

第五章　汉尼拔战事至坎尼之战为止

第六章　汉尼拔战事——自坎尼之战至扎玛之战

第七章　西方自汉尼拔合约至第三期结束

第八章　东方诸国与第二次马其顿战争

第九章　罗马对亚细亚王安条克之战

第十章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

第十一章　政府与被治者

第十二章　土地和资本管理

第十三章　信仰和礼俗

第十四章　文学和艺术

第四卷　革命

第一章　属国——迄格拉古兄弟时代

第二章　改革运动与提比略·格拉古

第三章　革命与盖乌斯·格拉古

第四章　复古政治

第五章　北方民族

第六章　马略的革命企图与德鲁苏斯的改革企图

第七章　意大利属国的叛乱与苏尔皮奇乌斯革命

第八章　东方与米特拉达特斯王

第九章　秦纳与苏拉

第十章　苏拉体制

第十一章　共和国及其经济

第十二章　民族性、宗教和教育

第十三章　文学和艺术

第五卷　军人君主制的创立

第一章　马尔库斯·雷必达与昆图斯·塞尔托里乌斯

第二章　苏拉的复古政治

第三章　寡头党的倾覆和庞培主政

第四章　庞培与东方

第五章　庞培出外时期的党争

第六章　庞培的隐退和争权者的联合

第七章　平定西方

第八章　庞培和恺撒的共治

第九章　克拉苏的死和共治者的决裂

第十章　布隆迪西乌姆、伊莱尔达、法萨卢斯和塔普苏斯

第十一章　旧共和与新君政

第十二章　宗教、教育、文学和美术

第二版前言

新版《罗马史》与前一版有很大不同。这主要指头两卷，其所包括的时间为罗马国家的最初五百年。在实史开始之处，它就由于自身的缘故，决定和安排了表述的内容和形式。对较早时期，由于史料出处的研究并无界限，以及史料的时间难以确定和互无联系，历史学家所遇到的困难在于，他很难使别人满意，肯定也不能使自己满意。尽管本书作者曾努力于认真克服研究和表述上的这些困难，但是，他在将本书呈献于公众之前，在这里仍需做许多事情，多处需要修改。一系列新的研究，如关于罗马臣民的国家法地位，关于创作艺术和造型艺术的发展，已按其成果之大小纳入这个版本。此外，许多小漏洞已经弥补，行文普遍改得更为鲜明，内容更为丰富，整个布局更清楚，更加一目了然。还有就是在第三卷中，迦太基战争期间罗马民社的内部关系，不像在第一版中那样，仅做概述，而是依据事物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给予应有的详尽描述。

公正的评判者，也许首先是那个已承担解决类似任务的人，将对此懂得去说明这种弥补原是在所必需的，从而对此请求谅解。无论如何，作者怀着感激的心情承认，公众的评判没有强调本书那些显而易见的漏洞和不足之处，而是相反，无论赞赏还是异议，都是针对其中已告结束或已经完成的那些部分。

此外，作者已把本书尽力在外表上安排得更为妥善。瓦罗的罗马城纪年保留在正文之中；页边的符号
(1)

指相应的公元前某年。在年份对比时，罗马城1年相当于公元前753年和奥林匹亚年6，4；尽管考虑到年的开端不尽相同，罗马的太阳年始于3月1日，希腊年始于7月1日，据更为准确的计算，罗马城2年相当于公元前753年的最后十个月和公元前752年的头两个月，还相当于奥林匹亚年6，3的最后四个月和奥林匹亚年6，4的头八个月。罗马钱与希腊钱一律按如下方式换算，阿司镑和塞斯特、第纳尔和阿提卡的德拉克马均视为相等，所有100第纳尔以上的款项均以相应重量的现今黄金价值为基准，所有100第纳尔以下的款项均以相应重量的现今白银价值为基准，则罗马钱1镑（＝327.45克）等于4000塞斯特，故根据1:15.5的金银比率，罗马镑换算为304 1/2普鲁士塔勒（Talern），第纳尔据白银价值换算为7普鲁士格罗申（Groschen）。第一卷所附的基佩特地图把意大利的年事统一表示得更明显，较叙述为优。页边标示的内容提要使读者易于综览。按字母排列的目录将附于第三卷
(2)

，因为作者兼有其他职责在身，无法如愿以偿地迅速进行这项工作。

1856年11月于布累斯劳

作者感到有必要在第二和第三卷再版时做出的种种更动大部分源出于新发现的李锡尼阿努斯的残稿。由于编者卡尔·佩尔茨先生的好意，作者在它出版以前就得以在校样中看到的这些片段，对于从皮德纳战役至雷必达反叛这一时期我们知识上存在的漏洞而增添了一些并非不重要的补充，当然也增添了不少疑团。

1857年5月于布累斯劳

————————————————————

(1)
在德文版的正文中，印为斜体字。中译本已列入正文中。——编者

(2)
地图、集中在一起的内容提示和《目录》（作为第一卷至第五卷的索引），均见于第八卷。

第三版至第九版前言

人们将会发现，从整体上看，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版同前两版没有很大的不同。公正的和内行的评论家都不会认为，像本书这样一部著作的作者必须为自己的新版本而利用，亦即重复在此期间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每一成果。在此期间，即是自从第二版问世以来，在别人或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凡是作者认为是弄错或失误的，均已如实做了陈述。大段大段的改写，客观上并无必要。在第三卷第十四章中，曾就罗马编年史的依据做了阐述，后来又根据材料，以适当的方式做了全面的论述，写成专文（《迄至恺撒时期的罗马编年史》，第二版，柏林，1859年），因此，现在仅限于对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成果做个概述即可。此外，布局并未更动。

1861年2月1日；1864年12月29日；

1868年4月11日；1874年8月4日；

1881年7月21日；1887年8月15日；

1902年10月1日，于柏林

第一卷　迄至罗马王政的废除

远古之事因日久年深已无法详加查考；可是，据我在审核时确认为大体可靠的证据看来，我相信，无论就战争或其他方面而言，它们都是微不足道的。

——修昔底德

第一章　引论

地中海及其深入大陆的各个分支构成大西洋最大的海湾；海面有时由于岛屿峙列或陆地延伸变窄，有时又四面扩展，显得十分辽阔，既把旧世界的三个部分分开，又把它们连成一片。在古代，这个内海周围居住着许多民族，从人种学和语言史的观点来看，这些民族不属于同种，但就历史而言，他们却构成一个整体。这个历史整体惯常被不甚恰当地称为古代世界史，实则是地中海各民族的文明史；它在我们面前陆续展现四个大的发展阶段：南岸的科普特人或埃及人的历史；阿拉米人或叙利亚人的历史，这个民族占据地中海东岸，并深入广布于亚洲腹地，远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希腊人的历史；意大利人的历史；后两个民族本是一产双生，承受欧洲地中海沿岸一带为其遗产。以上四个民族的历史在初期都与其他知识范畴和历史发展周期相联系，但是不久以后，便各自分道扬镳。住在这个广大范围四周的各民族有些与他们是异族，有些与他们是同宗。这些非洲的柏柏尔人和尼格罗人，亚洲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欧洲的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都曾与住在地中海沿岸的民族多方接触，但是在各自的发展上既没有给这些民族以真正决定性的影响，也没有从这些民族受到真正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如果文化范围果真可以划分，则这个以底比斯、迦太基、雅典和罗马之名代表其顶峰的文化范围可以视为一个整体。这四个民族，各自遵循自己的道路达到独特的宏伟文明以后，彼此的关系极为纷繁复杂，人性的一切要素都得到精深的研讨和丰富的发展，直至连这个范围也满盈起来。一些新的民族以前不过像波浪冲击海滩那样，冲击着地中海各国的领域，到现在便从两岸泛滥开来，以前他们曾在历史上把南岸同北岸分开，此时却把文明重心由地中海移到大西洋。所以，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别并不是纯粹偶然的，也不是纯粹为了编年上的便利。所谓近代史，实际上是一个新文化范畴的形成；从它的几个发展时期看来，新文明与将亡或已亡的地中海各国文明相连续，正如地中海文明与印度日耳曼族的原始文明相连续，但新者与旧者一样，也命定要走完自己的轨道，要充分经受各民族的祸福，即经过发育、全盛和衰老各时期，享受它在宗教、政治和艺术上努力创造的成果，以及物质和精神财富上获得的安适；或者，有朝一日也会在因达到目标而志满意盈之际，创造力归于枯竭。然而，这个目标只是暂时性的；最伟大的文明体系有自己的行程；但是，人类却不是这样，人类每当似乎达到目标的时候，旧课题便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和更崇高的意义上被重新提出。

我们的课题是，表现这宏大的世界历史剧的最后一幕，即从北边的大陆伸入地中海的三个半岛中位于中央的那个半岛的古代史，这个半岛由西阿尔卑斯山向南分出的山系即亚平宁山脉所构成。亚平宁山脉位于地中海西面那个广阔的海湾和东面那个较狭的海湾之间，先是走向东南，然后在接近后一海湾之处，逐渐升高，在阿布鲁齐山中达到它的最高峰，但还没有达到终年积雪的高度。亚平宁山脉自阿布鲁齐山继续向南伸展，起初既没有分支，又很高峻，到后来稍稍凹落，形成一个丘陵地带；然后分成两支：一支走向东南，成为一带较为平坦的高山，另一支走向正南，成为较为陡峭的山岭，两支在结尾处形成两个狭窄的半岛。

在北部的阿尔卑斯山与亚平宁山之间向南扩展至阿布鲁齐山的平原，在地理上原与南部山地和丘陵地不相连接，就是在历史上也是到了很晚时，彼此才发生联系。这些南部的山地和丘陵地，也就是意大利，我们在这里要研究的正是它的历史。从锡尼加利亚到里米尼一带的沿海，到罗马纪元七世纪时，波河流域则到第八世纪时，才并入意大利。意大利古代的北界不在阿尔卑斯山，而在亚平宁山。亚平宁山没有在哪一侧升高为陡峻的山脉，只是占地很广，其中有很多由易于通过的隘口连接起来的山谷和高原，很适于人类居住，在东、南、西三面与之相连的山前丘陵地和沿海各地尤其如此。诚然，东岸的阿普利亚平原有阿布鲁齐山为其北部屏障，除孤耸的加尔加努山脊横断其间以外，全境平坦，海岸与河流都不甚发达。但是，南岸介于亚平宁山脉尾部的两个半岛之间，有广大的低地与内陆的丘陵地带相连接，港湾虽少，却水多土肥。最后，西岸是一块辽阔的地方，有大河特别是台伯河流贯其间，因洪水泛滥和往日众多火山的作用，该地山谷交错，港湾和岛屿星罗棋布。埃特鲁里亚、拉丁姆和坎帕尼亚都在这里，形成意大利国土的核心。坎帕尼亚以南，山前丘陵地渐渐消失，第勒尼安海的波浪几乎直接拍击到山脉。不但如此，西西里之属于意大利，犹如伯罗奔尼撒之属于希腊；西西里岛是地中海里最大最美的岛，腹地多山，间有荒原，但环岛边缘，尤其东、南两面都是极美的宽阔海滨，大半由火山作用而成。从地理方面看来，西西里的群山既然是亚平宁山的余脉，几乎并未被那只是一条窄缝的海峡所隔断；所以，就历史而论，正如伯罗奔尼撒是希腊的一部分，西西里在古代确是意大利的一部分，两地既是同样一些种族必争之地，又是同一高尚文明的发源地。意大利半岛与希腊半岛相似之处在于山丘不高，气候温和，空气清新宜人，在平原和山谷中，一般也是如此。在海岸的发育上，意大利却不及希腊；意大利半岛尤其缺少那种使希腊人成为航海民族的、岛屿众多的海洋。可是意大利也有优于其邻国之处，它的冲积平原物阜民丰，山坡土质肥美，野草丰茂，足供发展农业和畜牧所需。意大利同希腊一样，也是块好地方，它激发和酬报人类的积极性，对于不肯安息的雄心，这里有通达远方的道路，对于安于宁静的人们，这里也有留守家园、获利谋生的途径。但是，希腊半岛倾向东方，意大利半岛则倾向西方。伊庇鲁斯和阿卡纳尼亚沿海一带，对于希腊只有次要的意义，正如阿普利亚和梅萨皮亚沿海一带，对于意大利也是如此；希腊历史赖以发展的阿提卡和马其顿两地都面向东方，而埃特鲁里亚、拉丁姆和坎帕尼亚却面向西方。这样看来，这两个半岛虽然挨得很近，如同比邻，形同姐妹，但却仿佛相背而立。虽则用肉眼从奥特朗托可以望见阿克罗科劳尼山，但是，最初意大利人与希腊人的密切接触却经由其他途径，而不循这条经由亚得里亚海的捷径。一个民族所占的地势往往足以预示它的历史使命，这里也是如此；古代世界文明所赖以成长的这两个伟大民族在投射它们的阴影时，如同散布它们的种子时一样，乃是一个向东，一个向西。

这里所要叙述的是意大利的历史，而不是罗马城的历史。虽则从正式国家法的观点看来，罗马的城市民社先取得意大利的统治权，然后取得世界的统治权，但从较高的历史意义来看，这个意见不能成立。寻常所谓罗马人征服意大利，更确切地说，应是把意大利所有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罗马人诚然是这些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但只不过是一支而已。

意大利历史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是意大利人在拉丁民族领导下归于统一的内部历史，另一部分是意大利人统治世界的历史。这样，我们将要叙述的是，意大利民族如何定居于这个半岛；他们的民族的和政治的存在如何受到威胁，开化较早的异族，即希腊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如何把他们部分地征服；意大利人如何起而反抗外族，把他们消灭或征服；最后，意大利两大民族，即拉丁族和萨谟奈族，如何为争夺这半岛的霸权而斗争，到公元前四世纪（罗马纪元五世纪）末年拉丁族如何获得胜利。以上是头两卷的内容。第二部分从布匿战争开始，所述内容包括：罗马国的疆土突飞猛进地扩展到意大利的天然界线，而后又越过这条界线，罗马帝国时代的状态历久不变，以及这个大帝国的土崩瓦解。这些将在第三和以后各卷加以叙述。

第二章　最早迁入意大利的移民

人类最初迁入意大利的情形如何，没有史料，甚至也没有传说可考。相反地，古人却普遍认为，意大利同别处一样，最早的居民也是土生土长的。然而，不同种族如何起源，种族的发生演变与不同水土有何关系，当然要留给博物学家去解决。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确定一国最早见于记载的居民究系土著，抑为移民，既不可能，也不重要。但是，史学研究者却有责任把各国人民如何陆续分化加以叙述，以便从尽可能早的时代起，追溯文明如何从不完美逐渐进入完美，以及无力发展文化的或文化较不发达的民族如何为文化较高的民族所压制。

然而，意大利却特别缺乏原始时代遗留的古物，在这方面意大利与其他文明地区截然不同。根据德意志考古学研究的结果，在印度日耳曼族尚未定居于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之前，有一个民族，也许是楚底（tschudischer
）族，曾在以上各地居住过，或更确切地说是漫游过；他们以狩猎和捕鱼为生，用石头、陶土或骨头制造器具，以兽牙和琥珀为装饰，但不识稼穑和金属用途。与此相仿，印度日耳曼族人居于印度以前，印度也住着一种不甚开化和皮肤黝黑的居民。但在意大利，我们不但没有见到一个被逐出的民族的遗址，如凯尔特-日耳曼人领域中的芬兰人和拉普人，以及印度山区中的黑色种族，而且迄今仍没有发现已经灭绝的原始种族的遗物遗址，如同德意志古代的所谓石器时代的异样骸骨、会餐场所和埋葬地所曾昭示的那样。据我们设想，在意大利知道稼穑和冶金以前，必曾有人类在该地居住，但迄今尚未发现支持这种见解的确实证据；人类如果在意大利境内确曾处于文化的原始阶段，即我们常说的野蛮状态，则这阶段也已毫无踪迹可寻。

民族的独立单位，即各族，乃是构成最古历史的成分。日后见于意大利的民族，有些是迁来的移民，例如希腊人，有些是同化的异族，例如布雷提人和萨宾地区的居民，在历史上都得到了证实。除这两类外，还有若干民族，它们移来的情形不能再凭史料来证明，至多只能以演绎法去推测，而且它们的民族性是否因为受过外来影响而发生剧变，也不能予以证明。我们的研究首先要确定这些民族的个性。进行这个研究，如果我们只依靠纷乱如麻的民族名称和号称历史的杂乱传说，我们就不免认为这个工作没有希望而予以放弃。其实这些传说不过是有文化的旅行者写下的一点可用的游记，以及一批多半毫无价值的、往往被不懂历史和传说的人拼凑起来并按常规俗例记载下来的传闻。但是，传说还有一个源泉，由这个源泉得来的知识虽则残缺不全，却真实可靠。这个源泉就是自古以来意大利境内的各民族的本地语言。这些语言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但发展的痕迹非常深刻，后来的文化却不能把它完全磨灭。虽则意大利的语言为我们所深知的只有一种，但是其他几种还留有若干残余，为我们研究那些语言和那些民族之间的差别，它们之间有无亲缘关系，这些关系的远近如何，提供了足够的根据。

这样，我们由语言学的研究可以分清三个原始的意大利语系：（一）耶皮基语，（二）埃特鲁斯坎语，（三）我们所谓的意大利语。最后一系分为两大支，一支是拉丁语，又一支则为翁布里人、马尔斯人、沃尔西人和萨谟奈人所用的方言土语所属的语言。

关于耶皮基人，我们的资料极少。在意大利东南端的梅萨皮亚或卡拉布里亚半岛曾发现大量用一种业已绝灭的特殊文字
(1)

写成的铭文，无疑这是耶皮基方言的残余，而且流传材料也很明确地把他们与拉丁人、萨谟奈人加以区别。由可信的陈述和众多的形迹看来，可以断定这种语言是阿普利亚的土语，这个民族是阿普利亚的土著。关于这个民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已足以断定他们与其他意大利人不同，但不足以确定这个民族和这种语言在人类历史上应占有的位置。铭文还没有读解，而且很难希望有读解的一日。所有格的形式aihi
和ihi
与梵文的asya
、希腊文的oιo
相当，由此可见，这种语言似乎属于印度日耳曼语族。又有其他形迹，如使用送气的辅音，不用字母m
和t
做尾音，都可以表明耶皮基语与意大利语绝不相同，而在某些方面与希腊方言相近。耶皮基人与希腊人关系特别密切，这个假定得到进一步的印证：耶皮基铭文中常见希腊神祇的名字，耶皮基人容易希腊化，与其他意大利民族的迟疑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蒂迈欧时代（罗马纪元400年即公元前350年
(2)

），阿普利亚仍被描写为蛮荒之地，到了罗马纪元第六世纪，该地便已经完全希腊化，虽然希腊人并未直接到这里来殖民，甚至野蛮的梅萨皮亚人也在许多方面表现了类似发展的端倪。耶皮基人与希腊人有一般的亲族关系或特殊的亲密关系，但仍不足以把耶皮基语看作一种粗俗的希腊方言。我们的研究至少在现时不得不就此止步，等到有更明确、更可靠的结果再说。
(3)

然而，这个缺陷不很严重，因为，当我们的历史起始时，这个民族正在趋于没落，在我们面前呈现出的，唯有退缩和消失的迹象。耶皮基人缺乏抵抗精神，容易融合于其他民族，有人假设这个民族是最早进入意大利的移民，或者就是意大利有史以来的土著。他们在地理上的位置使这个假设似乎可信，他们的民族性又恰好与这个假设相吻合。因为，无可怀疑，民族移徙最初全都经由陆路，向意大利迁徙的尤其如此，因意大利的海岸只有熟练的水手才能靠近，所以，就是在荷马时代仍不为希腊人所知。但是，如果古代移民曾越过亚平宁山而来，那么，历史学家就可以像地质学家根据山岳的层次来推测山岳的起源那样，敢于假定南行最远的民族才是意大利最古老的民族，而我们正是在意大利的东南端遇见耶皮基人。

根据可靠的传说尽可能远地往上追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半岛中段住着两个民族，或更确切地说，住着一个民族的两支，这个民族在印度日耳曼族中的地位，较之耶皮基人，更容易确定。我们理应称呼这个民族为意大利人，因为这个半岛的历史意义有赖于这个民族。这个民族分为两支，一支是拉丁人，一支是翁布里人及其南支，如马尔斯人、萨谟奈人，以及在有史时期由萨谟奈人分出的移民等。对以上各民族的方言土语所做的语言学分析表明，这几种语言全都是印度日耳曼语系的一环，而且直到较晚之时，它们仍属一个整体。在它们的发音体系里，有特殊的摩擦音f
，这与埃特鲁斯坎语相同，但与希腊族和半开化的希腊族的语言迥异，与梵文也不相同。反之，希腊语始终保留了送气音，埃特鲁斯坎人也保留了较硬的送气音，而意大利语本来就没有这种音，所以遇到这种情形，在他们中间用这些音中的一个成分来代替，不是用带声破裂辅音，就是用单送气的f
或h
。希腊人尽量避免用s、w、j
等轻摩擦音，意大利语却几乎完整无损地保留了它们，有时甚至加以发展。重音向后移动，因而语尾遭到破坏，这种现象是意大利人与某些希腊人，以及埃特鲁斯坎人所共有的，可是在意大利人中间，这种现象比在希腊人中间厉害，而比在埃特鲁斯坎人中间轻微。翁布里语语尾非常混乱，这在这种语言的固有本质中并无基础，而是后来讹用的结果，罗马也有这种倾向，不过没有这样严重而已。因此，在意大利语中，尾音的短母音经常被略去，长母音也往往被略去；可是，语尾的子音在拉丁语里常常牢固地保持着，在萨谟奈语里尤其如此，而翁布里语则连这个也略去，与此相关，意大利语很少有半自动态的痕迹，另以加r
所构成的特殊被动态代之，而且时态大半都以es
和fu
的语根合组而成；希腊语语尾则较为丰富，又有增音的办法，因而大致能不用助动词，意大利语与埃奥利亚方言相似，也废除了双数。夺格在希腊语中已经失去，但在意大利的语言中仍普遍存在，方位格也大部分没有失掉。意大利各民族具有严格的逻辑，似乎不喜欢把复数的概念分为双数和多数，可是，他们仍然很精确地用变位和变格来表示各个词的关系。变动词为动名词，使动词有名词的性质，这是意大利语的特色，就是梵文也没有，意大利语把这种方法实行得比任何其他语言都彻底。

以上例证由极多的类似现象中选出，足能确定意大利语言体系的个性，与印度日耳曼系的其他语言有所不同，同时也说明意大利人在语言上是希腊人的骨肉至亲，正如在地理上是他们的近邻。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是亲兄弟，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都是意大利人的堂兄弟。一切意大利的语言和种族在本质上相同，一切希腊的语言和种族也是如此，这必然早已为两大民族所明了，因为，在罗马的语言里，有一个来历不明的古词，这就是用来称呼每一个希腊人的Graius
或Graicus
；同样，希腊人也用类似的名字'Οπικó

称呼他们早年所见的拉丁人和萨谟奈人，但绝不用来称呼耶皮基人或埃特鲁斯坎人。

在意大利语系中，拉丁语又与各种翁布里-萨谟奈方言显然不同。诚然，就这些方言而论，我们只略知其中的两个，即翁布里方言和萨谟奈方言或奥斯坎方言，并且我们的知识极不完备，极不确定。其余有些方言，如马尔斯语和沃尔西语，传到现在支离破碎，所剩无几，不足以据此了解它们的特性，或明确无误地为那些方言土语分门别类；别的语言如萨宾语，现在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少数痕迹，作为方言特色，保存在地方拉丁语之中。然而，把语言和史实结合起来看，则以上种种方言无疑都属于意大利大语系中的翁布里-萨谟奈支系，此支系与拉丁语的关系虽则比较接近，与希腊语的关系比较疏远，但却与拉丁语绝不相同。遇到代名词和其他情形，罗马人用q
之处，萨谟奈人和翁布里人往往用p
，如quis
作pis
，这正是关系极密切的两种语言常有的不同之处，例如布列塔尼和威尔斯的凯尔特语中所特有的p
，以及盖尔语和爱尔兰语中特有的k
。在母音中，双母音在拉丁语和一般北部方言里似乎受到很大损害，而在南意大利方言却很少受影响；与此相关的是，在构词中，罗马人把平时严格保持着的语根母音予以软化，这是关系相近的语群中所没有的。以a
结尾的字词的所有格，在这个语群里，也像在希腊语里那样，结尾as
，在发展成熟的罗马语里，语尾作ae
；以us
结尾的词的所有格，在萨谟奈语里作eis
，在翁布里语里作es
，在罗马人中间作ei
；方位格越来越多地从罗马人的语言意识中消失，而在其他意大利方言中却仍充分应用；间接受事格以bus
为语尾的复数式，仅存于拉丁语之中。翁布里-萨谟奈语以um结尾的不定式在罗马语中很陌生，奥斯坎-翁布里语仿希腊语方式，用es
为语根所造成的将来时态（er-est
如同λ

γ-σω
），在罗马人当中已差不多消失，或者完全消灭，取而代之的是简单动词的希求式，或类似的fuo（amabo）
构造。然而，在许多这种实例（如格的形式等）中，这两种语言到了发展成熟之后才产生差异，而在开始时彼此却是一致的。情况似乎是意大利语独立存在于希腊语之旁；而在意大利语内部，拉丁方言与翁布里-萨谟奈语的关系，有点像爱奥尼亚语与多里斯语的关系，与奥斯坎语、翁布里语和关系相近的各方言的区别也可比拟于西西里和斯巴达的多里斯方言的特点之间的区别。

这些语言现象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历史事件所造成的结果，也是证明它的凭据。从这些现象，我们可以准确无疑地断定，把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祖先共同包括在内的一个种族源自一个同文同种的母体；以后从这个种族中又分出意大利人，以后意大利人又分为东、西两支，再往后东支又分为翁布里人和奥斯坎人。

这几次分离究竟起于何时何地，自然不是语言所能昭示的；这些巨变中最早的，无疑是在意大利人的祖先尚未越过亚平宁山来移民以前便早已发生了；至于这些巨变的经过如何，我们实在不敢大胆地去想象，冒昧地去揣测。另一方面，语言的比较，如果妥善和谨慎地去做，却使我们可以大体上得知，在民族发生分离时，文化业已达到何种程度，因而使我们得知历史的肇始，而所谓历史不过是文明的发展而已。因为语言是已经达到的文明程度的真实写照和表达工具，尚在形成时期的语言尤其如此；技艺和风俗上的巨变保存在语言中就像保存在档案库里一样；对于那些全无直接传闻可资查考的时代，后世必能从语言的记载中去寻找材料。

当现今散处四方的印度日耳曼民族还是一个语言相同的种族时，他们已经达到某种文化程度，并具有与之相应的语汇。这种语汇由各个单独的民族当作共同财富接受下来，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加以使用，并以此为基础去进一步独立地发展。在这种语汇中，我们不仅发现有表示存在、动作和知觉的最简单语词如sum、do、pater
，这是外在世界在人们心中所形成的印象的原始反应。我们还发现一些能表达文化的字词，这种字词无论从语根去看，还是从约定俗成的形式去看都是如此，它们是印度日耳曼族的共同财富，这些文化语词既不能用发展一致来说明，也不能用后来的互相借用来做解释。这样，我们由固定不移的家畜名称获得远古畜牧生活发展的证据：牛在梵语作gâus
，拉丁语作bυs
，希腊语作
；羊在梵语作avis
，拉丁语作ovis
，希腊语作

；马在梵语作açvas
，拉丁语作equus
，希腊语作
ππο

；鹅在梵语作ha

sas
，拉丁语作anser
，希腊语作χ

ν
；鸭在梵语作âtis
，拉丁语作anas
，希腊语作ν

σσα
；同样，pecus
（牲畜）、sus
（猪）、porcus
（豕）、taurus
（雄牛）、canis
（犬）也都是梵语中的词。由此可见，从荷马至今，人类智力所赖以发展的那个民族，在远古时便已超越文明的最低阶段——渔猎时期，而且至少已经达到居住较为安定的地步。另一方面，这时究竟是否已有农业，我们迄今还缺乏证据。对此，语言更多的是加以否定，不是肯定。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谷物名称都不见于梵语，仅有
一词在语言学上与梵语的yavas相当，可是在印度语指大麦而言，在希腊语却指赤小麦（spelt
）。我们当然必须承认，家畜名称大致相同，而作物名称竟如此迥异，这不能绝对排斥农业上的同源。在原始情况中，植物较动物难于迁移和驯化；印度人种稻，希腊人和罗马人种小麦和赤小麦，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种裸麦和燕麦，都可以追溯到一种共同的原始农业。但是，另一方面，希腊人与印度人有一个谷物名称相同，至多只能证明印度日耳曼族在分离以前，曾经采集美索不达米亚野生的大麦和赤小麦谷粒
(4)

用以果腹，而不能证明他们已经栽培谷物。可是，我们虽然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得不到决定性的结果，下面的观察却使我们有所进展：在梵语里看见一些与这方面有关的极为重要的文化语词，不过它们的意义都较为一般。印度入用agras
一词泛指草地，用kûrnu
表示磨碎了的东西，用aritram
表示桨和船，用venas
泛指悦人的东西，特别是悦人的饮料。因此，这些词都很古旧，但是，在民族最初分离时，还没有把它们更确切地应用于田地（ager
），应用于待舂碎的谷物（granum
），应用于像破浪的船那样使土地翻起犁沟的工具（aratrum
），应用于葡萄汁（vinum
），因此无怪它们以后的用法有时非常不同。例如，要磨的谷和磨谷的磨石（哥特语作quairnus
，立陶宛语作girnôs
），都从梵语kûrnu
一词得名。据此，我们可以大概肯定：原始的印度日耳曼族还不知道农业；我们也可以认定，即使他们已经知道农业，农业在他们的经济里绝对居于很低的地位；因为当时农业所占的地位，如果也像日后它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间那样，那么，农业在语言里必会留下更深刻的印记。

反之，关于印度日耳曼人的房屋和茅舍建筑，有下列各词为证：梵语作dam（as）
，拉丁语作domus
，希腊语作δóμο

；梵语作veças
，拉丁语作vicus
，希腊语作
；梵语作dvaras
，拉丁语作fores
，希腊语作
。再者，有桨船的建造有小船的名称为证——梵语作nâus
，拉丁语作nuvis
，希腊语作
；桨的名称，梵语作aritram
，拉丁语作remus、tri-res-mis
，希腊语作
；用车和驯养动物拉车运物，梵语作akshas
（车轴和车），拉丁语作axis
，希腊语作
；梵语作iugam
，拉丁语作iugum
，希腊语作ξνγóν
。还有衣服的名称，梵语作vastra
，拉丁语作vestis
，希腊语作
；缝纫和纺线，梵语作siov
，拉丁语作suo
；梵语作nah
，拉丁语作neo
，希腊语作
；可见这方面在印度日耳曼族各种语言中都相似。然而，论到较高的技术——织布，就不能这样说
(5)

。反之，用火烹饪食物和用盐为之调味的知识是印度日耳曼各族从原始时代流传下来的，甚至关于最初使用金属作器具和装饰品的知识，同样也是如此。至少铜（aes
）和银（argentum
），或许还有金的名称仍可追溯于梵语，人类如果不是先知道提炼矿石并加以利用，就不会有上述各种名词产生；梵语的asis
，拉丁语的ensis
，均显示远古时已使用金属武器。

印度日耳曼族各国最终所赖以发展的基本观念也同样可以最终追溯到这个时期，如夫妻的相互地位，氏族制度，家长的祭司资格，以及独特的祭司等级和各种姓的划分的全然没有，合法的奴隶制度，每逢新月和月圆之日在地方上公开举行的审案日。另一方面，明确规定地区的组织制度，解决王国与地方的统治权之间、王室和贵族世袭特权与国民在法律上的无条件平等之间存在的问题，均属较晚的时代。甚至科学和宗教的基础成分也有同源的痕迹。

数字由一至一百都相同；一百在梵语作çatam，êkaçatam
，拉丁语作centum
，希腊语作
，哥特语作hund
。一切语言中的月亮都因为人类用它来计算时间而得名（mensis
）。像神的概念本身（梵语dêvas
，拉丁语deus
，希腊语
）一样，也有许多最古老的宗教概念和自然象征都为各民族所共有。例如，人把天看作万物之父，把地看作万物之母，诸神在节庆日乘自己的车沿着平坦大道巡行各地，人死后灵魂像阴影似的长期存在，这不但在希腊和罗马是神话的基本观念，就是在印度也是如此。恒河上的个别神灵甚至连名称都与在伊利索斯河和台伯河畔受崇敬的神灵相同，希腊人的乌拉诺斯（Uranus）就是婆楼拿（Varunas）。同样，宙斯（Zeus），就是约维斯·巴特（Jovis Pater），迪斯庇特（Diespiter）就是《吠陀经》中的朱斯·庇达（Djâus Pitâ）。最近对于古代印度神灵的研究，使我们无意中得以了解希腊神话里许多使人莫名其妙的形象。鬓发灰白、充满神秘的埃林努复仇女神（Erinnyen）的形象，并不是希腊人所创造，而是随着最古老的移民由东方迁来的。印度猎犬萨罗摩（Saramâ）为天帝看守金色的群星和阳光，又替他把天牛（即富于营养的雨云）赶到一起去挤奶，不但如此，它还忠实地领着已死的善男信女前往极乐世界；这个神灵到了希腊人那里就成为萨罗摩的儿子萨罗梅耶（Saramêyas），即赫尔梅耶（Hermeias）；那个令人难解的盗窃太阳神牛的希腊故事，无疑与罗马的卡科斯（Cacus）传说有关系，现在看来，这就是那种充满幻想和意义深远的古老自然观的最后反响，但其意义再也不能为人们所理解。

如果说，决定印度日耳曼族在分离以前所达到的文化程度属于上古世界通史的事，那么，意大利史的特殊任务就是尽可能弄清希腊意大利民族在分为希腊和意大利两个民族时处于何种状况。这绝不是一桩多余的工作；借着这种研究，我们可以找到意大利文明的起点，也就是该民族历史的起点。

一切迹象指出，印度日耳曼人大概过着牧人的生活，只知道野生谷物，而希腊意大利民族却是一个种植谷物乃至葡萄的民族。这事的证据不仅在于两个民族都共同从事农耕本身，因为总的说来，我们不应当因为两个民族都务农，便做出这些民族同源的推论。印度日耳曼族的农业与阿拉米人、中国人、埃及人的农业有历史上的关系，这是难以否认的；然而，这几个民族不是同印度日耳曼族在种族上毫无瓜葛，就是在确实还没有农业时就与印度日耳曼族分离。另一方面，较进步的民族自古就如同在现代一样，彼此经常交换农具和农作物；中国编年史论到中国农业的起源，总说某王某年引入五谷，这话至少一般地叙述远古文化时期所存在的关系，自属正确无疑。两个民族共有农业，就像共有字母、战车、紫色颜料和其他器具和装饰品一样，使我们更多地经常推测出两个民族的旧有来往，而不是他们的同源同种。但说到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这两个民族的相互关系我们知道得比较多，因而认为意大利的农业，如同文字和钱币那样，最初均由希腊人传来，这是完全不可靠的。反之，两民族共同具有农业上种种最古的用语，则可证明两国农业必有极密切的关系：ager
与
；aro aratrum
与
；ligo
与
并存；hortus
与χóρτο

，hordeum
与
与
rapa
与
，malva
与
，vinum
与
并存。希腊和意大利在农业上的相同，下列情况也可以为证：刻在古阿提卡和古罗马碑碣上的犁形状完全相同，两国都选用的最古谷类均为黍、大麦和赤小麦等；两国习惯都是用镰刀割谷穗，把谷穗铺在平滑的打谷场上，用牲口把谷粒践踏出来；最后，两国烧饭的方式也相同：puls
与
；pinso
与
；mola
与
，因烘烤之法起于后世，所以，罗马祭祀不用面包而经常用生面团或面糊。“酒国”（
）的名称似乎可追溯到希腊最早的航海者抵达之时，可见意大利栽植葡萄也必定始于希腊人移入以前。由此看来，印度日耳曼族由畜牧生活过渡到农业，或更正确地说，农业与旧有的畜牧业的联结，必肇始于印度人离开各民族的母体之后，但在希腊人与意大利人解除旧有的共同关系之前。不但如此，农业肇始时，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不仅仍是一家，而且似乎与这个大家庭的其他民族也是一家；以下至少是事实：最重要的耕作语词虽为亚洲的印度日耳曼人所不知，却为罗马人和希腊人以及凯尔特、日耳曼、斯拉夫和立陶宛等民族所共有。
(6)

在风俗和语言方面，各民族所继承的公产和以后他们各自所挣得的私产之间远不能就其分类和分阶段的一切复杂性来进行充分的区别。现在几乎还没有开始从这方面去研究语言。历史叙述原始时代时，主要不是向丰富的语言宝藏去取材，而偏重于从大部分仅为废物的传说里去搜寻。因此，我们在目前只得满足于指出印度日耳曼家族最早聚居时代的文化与希腊意大利族尚未分离而仍共处时代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文化成就有的是欧洲印度日耳曼各民族所共有的，而对亚洲印度日耳曼各族来说却是没有的；有的是前者中的个别族群，如希腊-意大利族群和日耳曼-斯拉夫族群自己所缔造的。这两者的文化成就即使有加以区别的可能，也必须等待语言学和历史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之后才能办到。但是，对于希腊-意大利民族，以及其他一切民族，农业确实是民族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萌芽和核心，并且这种认识在民族意识里永远存在着。农人建筑房屋和固定的炉灶，以取代牧人的简陋茅舍和迁徙无常的火炉，这在精神领域中得到表述；在女神维斯塔（Vesta或
）身上得到理想化，这女神是唯一不是印度日耳曼族所共有，而是一开始就为希腊、意大利两族所共有的。最古的意大利民族传说之一把该民族从畜牧生活转变为农业生活一事，归功于国王意大卢斯（Italus），或者（如意大利人必定曾经说过的）维塔卢斯（Vitalus）或维图卢斯（Vitulus），并且巧妙地把最初创立意大利法制一事也同他相连。对此的另一种说法是，萨谟奈人的民族传说把一头耕田的公牛当成他们原始定居地的领袖，或者，在最古老的拉丁民族名称中，把这个民族称为“刈谷人”（Siculi
，亦作Sicani
）或“耕田夫”（Opsci
）。所谓罗马肇始的传说具有与神话不符的特征，如传说中出现一个渔猎民族创建一座城市的话。传说和信仰、法律和风俗，无论在意大利人或希腊人那里，始终与农业相联系。
(7)

与农业一样，在这两个民族中测定土地面积和决定地界的方式，也建立在同一基础上，因为我们不能想象，田地不经过测量，哪怕是简陋的测量，就可以进行耕种。奥斯坎人和翁布里人以一百平方英尺为一佛苏（Vorsus），正与希腊人的普列特隆（Plethron）相同。定界的原则也相同。量地人对准一个基点取一个方位，然后先画两条线，一条自北而南，另一条自东而西，他立在两条线的交叉点（templum
）上，然后再按固定的距离画若干条与以上交叉线相平行的线，于是画成许多矩形的地块，在每块的四角上，各立一界桩（termini
）为记。埃特鲁斯坎人也应用这种定界法，但这种方法未必起源于他们；罗马人、翁布里人、萨谟奈人也都应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又见于塔兰托的希拉克略特人（Herakleoten）的远古记载中，这既不会是意大利人从塔兰托人那里学来的，也不会是希拉克略特人从意大利人那里学来的，这乃是古代的公共财富。反之，罗马人独具的特色是顽强地实行正方形原则，就是在有海岸和河流为天然疆界的地方，他们也不以它为界，分配土地的时候，最后一块也必须划成正方形。

然而，希腊人与意大利人的关系特别密切，不仅见于农业，在人类其他最古的活动范围内也是彰明较著的。荷马所描述的希腊人的房屋与意大利一向保持的模式无甚差异。拉丁人房屋的主要部分和原供居住的整个内房叫作Atrium，就是“黑室”的意思，家宅祭坛、合婚床、饭桌和炉灶都在这里；而荷马诗中所说的Megaron也正是这样，里面也有家宅祭坛、炉灶和烟熏的黑色天花板。至于造船，则又另当别论。划桨船是古印度日耳曼族的公产，但从划桨船到帆船的进步就很难说是希腊-意大利时期的事，因为，这两个民族的航海名词，除印度日耳曼族共有的以外，根本就没有相同的。然而，意大利农夫有共进午餐的古老风俗，神话把这风俗的起源与农业的传入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则把它同克里特人共进正餐的风习（Syssitien）相比拟，而且古罗马人又与克里特人、拉科尼亚人有一点相同，就是坐下来吃饭，不像这两个民族后来那样斜倚在长榻上吃饭。用两片不同的木头互相摩擦来取火，是一切民族都通用的方法；但是，两片取火木的名称，在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中却是相同的，这并非偶然：“摩木”分别称为
和terebra
，“垫木”称为
和tabula
（大概由tendere
和
变来）。同样，两个民族的衣服也大致相同，Tunika
与Chiton
完全相同，Toga不过是一件比较肥大的Himation。甚至在变化多端的武器上，这两个民族至少也有下列相同之处：他们的主攻击武器都是标枪和弓箭；而就罗马方面来说，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最古老的战士名称（pilumni-arquites
）之中
(8)

；那些主攻击武器适合于最古老的战斗方式，并未考虑到近战。这样在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语言风俗中，一切与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有关的事物，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要素：当他们还是一个民族的时候，已经把世界对人类提出的最古老的问题共同解决了。

精神领域中的情况却又不同。人类如何跟自己、跟自己的同类、跟他所属的整体过自觉的和谐生活，这个大问题可以有许多解决方法，不啻恒河沙数；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在性格上的差异都表现在这里，而不在物质方面。在希腊-意大利时期，这种内心差异的动因必然还未显露，到了希腊人与意大利人分离后，这个深刻的精神差异才显现出来，其影响直到现在还在继续不断。在希腊如同在罗马一样，家庭和国家、宗教和艺术在发展中各有特色，而且具有如此彻底的民族性，以致这两个民族在这方面所凭借的共同基础都犹如藤木植物蔓生满墙，几乎不可复见。那种希腊人的特色为：他们为个人而牺牲全体，为一个城镇而牺牲一个国家，为一个市民而牺牲一座城镇；其人生理想是善美生活，只耽于舒适的怠惰；其政治发展加深各区原有的地方独立性，后来甚至闹到地方政权的内部瓦解；其宗教观起初使神具有人性，然后又否认神的存在；它允许青少年赤身裸体地运动，自由舒展四肢，使最壮丽和最可怕的思想得以自由发挥。那种罗马人的特色为：他们严令其子敬畏父亲，公民敬畏君主，让他们都敬畏神祇，除了有效益的行为外，无所要求，什么也不尊重；强迫每一个公民在短暂的一生中无休止地劳动，片刻也不休息；穿衣蔽体以遮羞，已成为男童应尽的义务；谁要是与众不同，便视为不是良民；国家至高无上，扩张国土乃是唯一不受轻蔑嘲笑的崇高理想。追根溯源，谁能想到，这种思想上的尖锐矛盾竟渊源于最初的统一，因为它团结、培育和缔造了这两个民族。要想揭开帷幕，未免荒诞愚妄；我们要从事的，只是概述意大利民族的起源和它与古代的联系，以便给明辨有识者的判断指引方向，而不是把这种判断行诸文字。

在希腊如同在意大利一样，在国家中一切可以称为家长制的要素都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属于此类的首先是对社会生活做出道德上和体面上的安排
(9)

，即要求为夫的信守一夫一妻制，为妻的如有不贞将受重罚，为母的在家庭范围内享受崇高地位，借以承认男女平等和婚姻神圣。反之，不顾人性而极力粗暴地扩展夫权，尤其是父权，这是希腊所没有而意大利所特有的现象；道德上的服从首先在意大利变为合法的奴役制。同样，奴隶在法律上毫无权利地位，此乃奴隶制本质使然，罗马人严守这一原则，毫不容情，并把奴隶制的一切后果加以发挥；反之，在希腊早就有宽容奴隶待遇的事实和法律，例如承认奴隶婚姻为合法。

氏族，即同一个祖宗所生的子孙的共同体，系以家族为基础；在意大利如同在希腊，国家由氏族而来，可是，由于希腊政治的发展薄弱，氏族仍拥有与国家相对的社团势力，这种势力一直保持到有史时代以后很久；意大利的国家则一经出现便相当完备，因为面对国家权威，氏族完全失去作用，国家不是氏族的共同体，而是公民的共同体。反之，在希腊，与氏族相对的个人所获得的精神自由和独特发展，远较意大利为早，也远较意大利完美，这种情况非常明白地反映在希腊和罗马的人名上，两族的姓氏起初很相似，后来却完全不同。在希腊较古的人名中族姓常常作为一个形容词附于个人名字之后，与此相反，罗马的学者已经知道他们的祖先原来仅有一个名字，即日后本人的名字。在希腊作形容词用的族姓早就绝迹，但是，不仅在罗马人名里，而且在意大利人名里，族姓却成为人名的主要部分，个人的本名反而成为它的附属物。诚然，意大利人尤其是罗马人的个人名字既无甚意义，又为数甚少，而且有逐渐缩减之势，相形之下，希腊人的名字却颇为丰富，饶有诗意，这种情况似乎形象地向我们昭示，在前者那里，个性趋于拉平划一，而另在后者那里却得到自由发展，原因在于民族性不同。

我们可以设想，在希腊-意大利时期，家族共同体在族长领导下过着共同生活，这种共同生活看起来可能与日后意大利和希腊的政体很不相同，但是必定已经有日后双方立法的萌芽。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仍然实施的“意大卢斯王的法制”可以说明这两个民族的体制大致相同。关于共同体内部治安的维持和法律的执行，对外战争的编制和军法的制定，族长的统治，元老会议，能战的自由人的集会和某种宪法，必定已包含在这种政体内。审判（crimen
，
）、赎罪（
）、报复（
），都是希腊-意大利时期的概念。债务人为还债首先以其人身担保的严酷债务法是意大利人和诸如塔兰托的希拉克略特人所共有。罗马政制的基本思想，如王政、元老院以及一个仅有权认可或否决国王和元老院交议的提案的全民大会再没有像亚里士多德论述克里特的古代政制一文中说得那样透彻的了。几个原来各自独立的部族（Symmachie，Synoikismos）在政治上和睦相处以至于融合为较大联邦的萌芽同样也是两个民族所共有的。对于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政治基础的这种相同性，应予以特别重视，因为这是其他印度日耳曼各族所没有的，例如日耳曼人的地方组织绝不像意大利人和希腊人那样是从民选君主政体开始的。可是，意大利和希腊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发展出如何不同的政体，两个民族的政治发展全过程又如何为其中的每一个民族所独有
(10)

，将在下文中予以说明。

宗教方面也是这样。在意大利如同在希腊一样，表述于比喻和寓言中的自然观乃是奠定民众信仰的共同基础；因此，罗马和希腊的神鬼世界大致相似，这种相似情况在以后的发展阶段中颇为重要。也在许多单个的概念中，在前已提过的宙斯狄奥维斯（Zeus-Diovis）和赫斯提亚维斯塔（Hestia-Vesta）的形象中，在神殿（
，templum
）的概念中以及在许多祭献和庆典中，可以看出两民族的崇拜仪式彼此相仿，诚属偶然。可是，在希腊如同在意大利，这些仪式似乎采取完全独特的民族形式，以致他们的古代保存下来寥寥无几的遗产至今仍可辨认，并且就是这一部分也往往未被人理解，或甚至被误解。这确实不能不这样，因为正如两个民族本身的巨大差别在希腊-意大利时代并未发展，只是并存共处，但是，他们分离之后就明显地发展起来，因而在他们的宗教里，概念和形象也就发生分离，而以前它们在灵魂中却是浑然一体的。那些古代农人看见天上行云被驱赶而掠过天空时，可能会发表这样的议论说，诸神的母狗在把一群惊散的母牛赶往一处。希腊人忘记了，母牛其实只是云霞，却把原来仅为个别目的而设想出来的神狗之子变成听候诸神做种种差遣的机灵使者。山中雷声隆隆，他就见到宙斯在奥林匹斯山上挥舞尖劈；青天重又笑逐颜开时，他便看见宙斯的女儿雅典娜璀璨夺目的眼睛；希腊人自己创造的形象给自己如此强烈的影响，以致不久之后便把这些形象看成是人，只是这些人被赋予自然力的光辉并蒙受其照耀。然后，他就按照美的规律随意对这些形象加以创造和修改。意大利民族却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其宗教热忱，但表现并不稍弱。他固守概念，不允许概念被形象所掩蔽。希腊人献祭时举目望天，而罗马人却蒙头盖脸，因为希腊人的祈祷是瞻仰，罗马人的祈祷是默思。在整个自然界，他所崇拜的是精神的和万有的东西。对于宇宙万物，不管是人是树，是国家是仓廪，无不承认其有神灵，神灵与实物同生其灭，成为自然现象在精神界中的反映。男子有阳性的保护神（Genius），女子有阴性的保护神朱诺（Juno），疆界有界神（Terminus），森林有林神（Silvanus），周而复始的年岁有岁神（Vertumnus），依此类推，各从其类。在行动和办事时，每一步都被神化，例如，在为耕田人做祈祷时被呼叫的神，计有休耕神、犁田神、犁沟神、播种神、覆土神、耙掘神，以及收运神、贮藏神、开仓神等。同样，结婚、生育以及其他每一自然事件无不被赋予神圣的生命。但抽象观念所包括的范围愈广，神的地位便愈高，人的敬畏也就愈甚。例如，朱庇特和朱诺代表抽象的男性和女性，荻雅女神（Dea Dia）或凯雷斯（Ceres）代表创造力；密涅瓦（Minerva）代表记忆力；菩娜女神（Dea Bona）或萨谟奈人的居普罗女神（Dea Cupra）代表善神。在希腊人看来，一切事物都是具体和有形体的，而罗马人却只能应用一目了然的抽象公式；因此，希腊人废弃原始时代的神话宝库的大部分，因为嫌它们把观念表现得过于明显；罗马人更不能保留它们，因为神圣概念稍微罩上—点寓意的薄纱，便过于隐晦。连最古老和最普遍的神话，例如在印度人、希腊人，甚至闪米特族人中间颇为流行的关于洪水泛滥后遗留下来的目前人类的共同始祖的故事已在罗马人当中找不到一点踪迹。罗马人的神祇不能像希腊人的那样结婚生子，它们不能隐形匿迹地遨游于凡人之中，它们不需要琼浆玉液。然而，它们的灵性，对于拙劣的理解力来说是平淡无奇的，很能影响人的性情，其影响力之大或许超过那依照人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希腊神祇；这虽不见于历史，却有罗马人代表信仰的Religio一词为证，Religio意即为“约束”，这个词和这个概念都是希腊所没有的。正如在共同的文化遗产中，印度发展出形形色色的神圣叙事诗，伊朗却发展出玄妙的曾特古经（Zendavesta），希腊神话中以人为主，罗马神话中以概念为主，前者重自由，后者重必然。

最后，凡适用于真实生活的，也适用于笑话和游戏里所模仿的生活，任何地方的笑话和游戏，尤其是生活既充实又朴素的远古时代的笑话和游戏，都不排斥庄重的成分，只是予以掩饰而已。在拉丁姆和希腊，最简单的艺术要求完全一致：威严的战士舞蹈；“跳跃”（triumpus
，
）；“饱食者”的化装舞会（
，satura
），参加者各披绵羊皮和山羊皮，玩笑取乐，以为节庆的结束；最后是笛子，它以合适的曲调来控制或伴随肃穆或欢乐的舞蹈。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特有的密切关系大约没有表现得比这更明显的了，可是，两个民族的发展在其他方面都没有显露出那样大的分歧。拉丁姆的青年教育仍囿于家庭教育的狭隘范围；在希腊，人们渴望用种种不尽相同的，却又和谐的教育去锻炼人的身心，于是创造出健身术（Gymnastik）和教育学（Paedeia）这两门科学，全国和个人，都以此为最高福祉而加以研习。拉丁姆就其艺术发展的贫乏而言几乎处于无文明的民族的阶段；希腊却很神速地从宗教概念里发展出神话和神像，再从这些发展出一个诗歌和雕刻的神奇世界，这种神奇世界在历史中再也没有重现过。在拉丁姆，只有聪明、财富和努力是公私生活中的权威；至于感受那令人欢欣的美的强大魅力，以似有情欲又似有理想的热忱去侍候娈童情侣，以神圣歌手的战歌再去唤起颓丧的士气，这却是希腊人的独擅专长。

古代文明在这两个民族中都达到登峰造极，可是，这两个民族既渊源相同，又发展悬殊。希腊人的优胜之处比意大利人易被人们较为广泛了解，其余晖较为壮丽；但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的深切情感，个人的献身和牺牲精神，对自己的神祇的笃信不移：这些都是意大利民族的瑰宝。这两个民族都获得片面的发展，而达到各自完满的地步；因为雅典人不懂得像法比氏（Fabier）和瓦勒里氏（Valerier）那样去建国而去责备雅典人，或者因为罗马人不曾学会像斐迪雅斯（Pheidias）那样去雕刻和像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那样去写诗而去责备罗马人，这都是褊狭见地。希腊民族如不同时把自己的政体改为专制政体，便不能从民族统一进入政治统一，这正是因为他们具有这些至善的独特性格。美的理想境界对于希腊人来说是至关紧要的，并且多少能补偿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所欠缺的东西。希腊每逢出现统一倾向，这总是并不直接基于政治因素，而是基于竞技和艺术：只有奥林匹亚的竞技赛会，只有荷马的诗歌，只有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使希腊人团结起来。反之，意大利人为了自由坚决放弃个人意志，学会听从父命，以便自己善于服从国家。在这种服从中，个人可能得不到发展，最美好的人性的幼芽可能枯萎，可是，意大利人却因此而得有祖国和热爱祖国的感情，这是希腊人所未曾有的。在古代一切文明民族之中，意大利人独能依凭以自治为基础的政制而获得民族的统一；意大利既归于一统，于是，不但四分五裂的希腊民族的主权，而且全球的主权都终于落入意大利人之手。

————————————————————

(1)
有些墓志铭可以使人推知它的发音，例如θeotoras artahiaihi bennarrihino
和dazihonas platorrihi bollihi。

(2)
前为罗马纪元年，后为公元纪年。余同。——译者

(3)
有人假定耶皮基语与今日阿尔巴尼亚语有亲缘关系，不过比较语言所根据的论点无论如何不够，而且对于这样重大的事实更是绝对不够。如果这种种族亲缘关系能够得到证实，而且由于阿尔巴尼亚人也属于印度日耳曼族，原与希腊人、意大利人同辈，希腊半开化民族的遗迹遍于希腊各地，尤以北部各省为多，因此，如果从另一方面说，阿尔巴尼亚人是希腊半开化民族的残余，那么，我们就可以证明先于希腊人的民族就是先于意大利人的民族。但我们目前仍不能据此推断耶皮基人曾渡亚得里亚海而迁入意大利。

(4)
大麦、小麦和赤小麦共同野生于幼发拉底河右岸的阿那哈（Anah）西北（阿尔封斯·康多尔，《分类植物地理学》，巴黎，1855年，卷2，第934页）。巴比伦史家贝鲁苏斯（Berosus）也说过，大麦、小麦一同野生于美索不达米亚（见于乔吉奥斯·辛克洛斯，第50页，波恩）。

(5)
如果说拉丁语的vieo，vimen
与德语的weben
及其他相近的语词同根源，那么，当希腊人与意大利人分离时，该词必定仍有一般“编织”的含义。这个含义到后来很可能在互不相属的地区才转变成“织”的含义。种亚麻之事虽然古远，但还不能上溯到这个时期，因为印度人虽熟知亚麻，但至今仍然仅用它来做亚麻油。意大利人知道苎麻大概比知道亚麻更晚，至少cannabis
一词看起来很像是一个日后假借来的词。

(6)
所以，aro、aratrum
又见于古日耳曼语的aran
（犁耕，土语作eren
）、erida
，斯拉夫语的orati、oradlo
，立陶宛语的arti、arimnas
，凯尔特语的ar、aradar
，因此，拉丁语的ligo
相当于德语的Rechen
，拉丁语的hortus
相当于德语的Garten
，拉丁语的mola
相当于德语的Mühle
，斯拉夫语的mlyn
，立陶宛语的malunas
，凯尔特语的malin
。

面对这些事实，人们便将不能承认，住在希腊各地区中的希腊人只是以畜牧为生。希腊和意大利都以牧畜，而不以土地为一切私产的基础和标准，这不是因为农业开始较晚，而是因为农业初兴时还实行土地公有制。此外，不言而喻的是，希腊民族和意大利民族分离以前，任何地方还没有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畜牧业与之相结合，多少是因地而异，其范围则比后来广阔得多。

(7)
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最古文化时期，农业与婚姻以及与建立城市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直接与婚姻有关的神，在意大利是凯雷斯和（或？）泰卢斯（TelIus）（普鲁塔克，《罗慕洛传》，塞尔维乌斯，《论埃涅阿斯纪》，4，166；A．罗斯巴赫，《关于罗马婚姻的研究》，斯图加特，1853年，第257、301页），在希腊是得墨忒尔（Demeter）（普鲁塔克《婚俗》，前言）；古希腊的套语中称得子为“Ernte
”（收获）（见下文第32页注①）；诚然，罗马最古的婚礼形式Confarreatio
（献麦饼），其名称和仪式都从种谷物得来。建城时用犁，是人所共知的。

(8)
双方最古的武器名称，没有一个可以肯定地显示出有亲缘关系，虽然意大利的lencea
毫无疑问与λóγχη
相关，可是lencea
在罗马词里出现得晚，也许是从日耳曼人或西班牙人那里借用来的。

(9)
甚至在细节上也表现出这种一致性，如合法婚姻称为“为生育合法子女而缔结的婚姻”（matrimonium libterorum quaerendorum causa）。

(10)
人们当然不可忘记，无论何处，相似的条件总是导致相似的制度。例如，罗马的平民阶级先是在罗马国家内部成长起来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居民团与市民团同时发展起来，便有与罗马相似的制度。不言而喻，偶然的机缘对此有时也起触发的作用。

第三章　拉丁人的定居

印度日耳曼族的故乡原在中亚的西部，从这里出发，一支向东南扩展到印度以外，又一支向西北扩展到欧洲以外。我们很难把印度日耳曼族的原始住处确定得更为精确，但这个地点必定在内地，离海遥远，因为亚洲和欧洲的印度日耳曼族没有共同称呼的“海”字。由许多迹象看来，这地点当在幼发拉底河一带，所以很奇怪，世界最重要的两个文明种族——印度日耳曼族和阿拉米族的原始家乡几乎在同一个地方。这种情形可以证明这两个种族曾有共同关系这种假设，可是这种共同关系，几乎都处在有史可考的文化发展和语言发展以前。对于他们的发祥地的考定，我们不能做得更精确，同样，对于各民族进一步如何迁移，我们也无法追随。欧洲的那一支，在同印度人分手以后，似乎曾久久流连于波斯和亚美尼亚，因为，从种种迹象来看，那一带确实是农业和葡萄种植业的起源地。大麦、小麦和赤小麦都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土产，葡萄原生于高加索山和里海以南，李子、胡桃和其他易于移植的果树也原生于此。还有值得注意的，欧洲大多数民族，如拉丁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等，都共用一个词来称呼海；他们分离以前必曾一同到过黑海或里海的海滨。意大利人从这一带经过哪条路线走到阿尔卑斯山脉，他们单独与希腊人结合时，可能曾在何处定居，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确定希腊人经由哪条路线走到希腊，是从小亚细亚出发的呢，还是从多瑙河流域出发的呢？意大利人正像印度人那样，从北方迁入他们的半岛，这当然可以视为定论。翁布里-萨贝利族自北而南，沿意大利中部山脊前进，此次迁徙至今仍昭然可考；迁徙的最后几个阶段完全属于有史可考的时期。拉丁人迁徙所经由的道路，人们知道得却比较少。大概拉丁人在萨贝利族动身以前早已取同一方向沿西海岸前进。低地水满以后，洪流才涌上高坡。我们必须设想拉丁人已定居于海岸，才能说明萨贝利人为什么甘心居住在崎岖的山区；他们以后才由山里出来，只要有可能，就挤进拉丁各族聚居之地。

众所周知，从台伯河左岸至沃尔斯克山一带有一支拉丁族居住，可是最初迁入时，拉丁姆和坎帕尼亚的平原仍可容人迁居，所以，沃尔斯克山地似乎未受重视；从沃尔西人的铭文看来，后来占据该山地的居民与萨贝利人的关系较近，而与拉丁人的关系较远。反之，拉丁人大概在希腊人和萨谟奈人移入以前，就居于坎帕尼亚，因为意大利的名词Novla
或Nola
（新城），Campani Capua，Volturnus
（此词起源于volvere
，如Iuturna
起源于iuvare
），Opsci
（田夫）确实早于萨谟奈人的入侵；由此可见，希腊人创建库迈城之时，据有坎帕尼亚的欧松人是意大利人的一支，或许就是拉丁人的一支。后世卢卡尼亚人和布雷提人居住之地的原始居民，即意大利人（Itali
，雄牛国居民），据最精明的观察家看来，应列为意大利族，不应列入耶皮基族；我们不妨认为他们属于拉丁族，虽然在意大利尚未发展成为国家以前，该地即已希腊化，后来萨谟奈部落又蜂拥而至，所以，这里古代民族的遗迹就荡然无存了。古老传说把同样归于绝灭的悉库尔人（Siculer）与罗马联系起来。例如，意大利最古的史学家叙拉古的安提奥科斯说，一个名悉开洛的人从罗马避难投奔意大利亚（即布雷提半岛）国王摩格斯（Morges）。这位史学家认为，悉库尔人与拉丁人同种，所以就以此作为叙述的根据。还在修昔底德时期，意大利仍有悉库尔人。西西里岛希腊语中个别的方言语词与拉丁语亲缘关系极为明显，大概是因为古时罗马人与西西里岛的希腊人曾有商业来往关系，而不是因为悉库尔人与罗马人自古语言相同。此外，就一切迹象来看，远古时，不但拉丁姆，就是坎帕尼亚和卢卡尼亚等地方、介于塔兰托湾和劳斯湾之间的意大利亚本部以及西西里岛的东半部，大概都是拉丁族各支所居之地。

拉丁族各支的命运彼此截然不同。那些定居于西西里、大希腊和坎帕尼亚的人与希腊人发生接触的时期，尚不能抵抗希腊人的文明，因此，他们如果不是特别像在西西里岛那样完全希腊化，就是变得十分衰弱，以致面对生气勃勃的萨宾部落时未做特殊抵抗就灭亡了。所以，悉库尔人、意大利人（Italer）、摩格特人和欧松人都没有在这个半岛的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

在拉丁姆却是另一种情形，这里没有创立过希腊殖民地，这里的居民艰苦奋斗，竟能抗拒萨宾人和北方的邻居，自保其地。我们对这块地方考察，它大有影响于古代世界的命运，非他处所能及。

太古时候，拉丁姆平原已是自然界最伟大的斗争场所，水流缓慢的缔造力和大火山的屡屡喷发把土地层层堆叠，这块土地就是以后解决天下谁主沉浮之地。拉丁姆东部被属于亚平宁山脉的萨宾山和埃基山所封锁；南部有高达四千余英尺的沃尔斯克山，沃尔斯克山与亚平宁山主脉之间隔着赫尔尼基人的故土，萨河（即利里斯河支流特累鲁河）高原，沃尔斯克山从这里往西延伸，止于台拉辛那岬；西部濒海，沿岸港湾甚少；北部渐次融入埃特鲁里亚的广大丘陵地，这四界之内铺开一片壮丽的平原，台伯河和阿纽河流贯其间，台伯河发源于翁布里山区，有“山溪”之名，阿纽河发源于萨宾山区。在这平原上，像岛屿那样耸立着的有峻峭的石灰岩，如东北部的索罗克特山，西南部的基尔刻岬，罗马附近较低矮的雅尼库鲁姆山；也有火山隆起的高地，业已熄灭的火山口已成湖泊，这种湖泊有的至今仍在；其中最重要的是阿尔巴山，这座山突起于四周平地之上，屹立于沃尔斯克山和台伯河之间。

定居在这里的民族就是历史上被称为拉丁人的民族，后来或称为古拉丁人（prisci Latini
），以示其不同于建立在拉丁姆境外的拉丁民社。可是他们占据的地方，即拉丁姆地区，只是意大利中央平原的一小部分。台伯河以北各地，对于拉丁人，都是外国，甚至是敌对地区，他们同这些地方的居民不能结成长久的联盟，不能维持地区间的和平，而且双方相约休战，似乎总有期限。台伯河自古以来便是北面的疆界，这个意义重大的界线划分是如何和何时确定的，这在历史上和较可靠的传说里都无记载或记忆了。我们的历史开始时，阿尔巴山以南的平坦沼泽地带是在翁布里-萨贝利族的鲁图尔人和沃尔西人手中；阿迭亚和维利特雷不复属于拉丁原始城市之列。拉丁姆本土只在这块地方的中央，以台伯河、亚平宁山支脉和大海为其四界，面积不过约三十四平方德意志里，略大于现今的苏黎世洲，人们由加佛山的高处俯视，它是一片“平原”
(1)

，这个地区虽是平原，但并非一畴平川。除一部分为台伯河所冲积的海岸沙滩外，这个平原遍布着凝灰岩丘陵，虽不甚高，可是往往很陡峭，又有深罅介于其间。地面上丘壑交错，彼此之间在冬季常潴水为潭，潭内腐烂的有机物质到夏季炎热时便发出恶臭，成为使人致病的疠疫瘴气。这种气体无论古今都使这里的居民感染疾病。罗马共和最后一个世纪和教皇治下的政治腐败曾造成农业凋敝。如果以为瘴气是农业凋敝所致，那就错了。瘴疠的起因主要在于积水未能排泄，其影响直到现在，与千百年前并无差异。可是，精耕细作确实可以消除瘴气至一定程度，原因何在，到如今还没有充分查清，不过一部分原因在于修整地表可以使积水速干。稠密的农业人口竟发生在现今健康居民不能繁荣生息、旅客不愿留宿过夜的拉丁姆平原、西巴利斯和梅塔蓬特低地等地区，总是一件对我们说来感到奇怪的事情。我们必须切记，在文化处于较低阶段，人们对于自然界的索求一般地易于觉察，并且对其支配也比较地容易适应，或许他们的体格富于弹性，能顺应水土。在撒丁岛，农业至今仍在完全相似的自然条件下进行，这里也有瘴气，可是农民在穿衣、吃饭和选择耕作时间上小心谨慎，竟能免于瘴气的影响。实际说来，避免瘴气最切实的办法无过于穿兽毛的衣服和燃起熊熊旺火；罗马农民出门所以常穿厚毛布的衣服，永不许他的炉火熄灭，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至于其他方面，这个地区必曾为移居的农民所喜悦；这里的土壤易于用锄和耙来耕作，就是不施肥料也能生产，可是用意大利的标准来看，这种土地的收获并不特别丰硕；小麦平均可以种一收五
(2)

，好水不多，所以居民把所有清新的水源都很看重，视为神圣。

在后来因拉丁人而得名的地区里，他们的垦殖地是如何产生的，现在已无文献可考；我们几乎不得不只是依靠推论了。然而，用这种方法，有一些可以得到认识，或至少可以做一些似属可能的臆测。

远古时期，罗马领土内分若干氏族村落，后来这些氏族村落形成最早的乡区（tribus rusticae
）。据传说，克劳狄区起源于居住在阿纽河畔的克劳狄亚氏族的垦殖地；对于最初划分的其他地区，从它们的名称便可断定，情况也是如此。后来设立的地区都借用本地的名称，上述区名则不然，它们都由氏族名称而来，无一例外；这样用自己的名称作为最初罗马境内各乡区名称的氏族，只要尚未全归绝灭（如同迦米利氏、伽勒里氏、勒蒙尼氏、波利氏、普庇尼氏、沃尔提尼氏那样），都是罗马最古的贵族世家，例如埃米利氏、科内利氏、法比氏、贺拉提氏、梅涅尼氏、帕比里氏、罗密利氏、塞尔吉氏、沃图利氏。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氏族中，没有一个可以证明是后来才迁往罗马的。每个意大利地区，而且毫无疑问，每个希腊地区也都与罗马的地区相仿，也各分为同在一地并且同属一氏族的若干集团；氏族所居之地就是希腊人所谓的“家”（
），他们的村落（Komen）和邻里（Demen），一如罗马的部落（Tribus），往往导源于这个“家”。与“家”（vicus
）或“区”（pagus
，源自pangere
）的意大利语名称同样清楚表明了氏族人的聚居，而且在日常语言中不难理解这两个词后来转意为小村或村落。如同每家有一块田地，所以氏族家园或村落也有专属于它的氏族田地，以后所看到的这种田地直到较晚时，还是按家族共管田地的办法来管理，也就是按土地共有制来管理。氏族家园是否在拉丁姆本地发展为氏族村落，或者说，拉丁人是否在迁入拉丁姆时已经结合成氏族共同体，这个问题我们很难答复，因为我们不能决定，这样一种组织所要求的集体经济如何在拉丁姆形成
(3)

，氏族除了依赖世系以外，在多大程度上还收容或结合了与它没有血统关系的外人。

可是，这些氏族从来就没有被人当作独立的单位，而被人当作政区（civitas，populus
）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个政区起初是以若干同种族、同语言和同风俗的氏族村落的总体面目出现，彼此相约共同遵守法律程序、给予法律协助并负有集体攻防义务。这样的一个区如同这个氏族，在当地不设一个固定的地方中心，不过氏族中的人，亦即一个政区的成员既然都住在村里，政区的中心便不能是狭义的城邑或聚居之地，而是一个共同的集会场所，内有法庭和该区的神庙，每隔八天，区民为了交往和娱乐到这里来聚会，遇有战事，他们自己带着他们的牲口来此躲避入侵之敌，比在小村里更为安全；平时这个集会场所全无居民或者居民只是寥寥无几。颇为相似的古代避难所至今在瑞士东部山地几个山峰上仍可看到。这种地方在意大利称为“高冈”（capitolium
，即希腊语
的“山巅”或“要塞”［arx
，源自arcere
］）；它还不是一个城镇，而是一个未来城镇的基础，因为房舍自然聚集在城堡四周，以后又有围墙（urbs
，与urvus、curvus
或orbis
有关）把它环绕起来。城堡与城镇的表面区别在于门数的多寡，城堡的门尽可能地少，城镇的门却尽可能地多，通常每座城堡只有一座门，每个城镇则至少有三座门。意大利形成城镇前的政区组织法就以这些城堡为基础。在意大利有些省份后来才达到城镇集居的程度，有些省份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如马尔塞兰和阿布鲁齐山的小区就是如此；在这些地方，古代政区组织多少还可辨认出来。直到罗马的帝国时期，埃奎库尔人仍不住在城市，而是住在没有围墙的无数小村落里，他们那里有若干古色古香的团城，这些“荒城”，连同一些庙宇使罗马的和当今的考古学家深为惊奇。罗马考古学家认为这里可能居住过原始居民（aborigines
），近代考古学家则认为这里可能居住过佩拉斯吉人。如果不把这些建筑物视为有围墙的城镇，而视为本区居民的避难所，必然更接近于事实，即古代这些避难所必定曾遍布意大利境内，尽管建筑形式不那么精巧。同一时期，那些进而聚居于城市的族系在城镇四周筑起石墙，而那些仍旧居住在没有围墙的乡村的村民也筑起石墙来代替城堡的土墙和木栅，这是自然的事。以后在全国太平时期，人们不再需要这些城堡，于是这些避难所被人们遗弃，不久之后，便成为后世人们的疑团。

因此，上述的区既各有城堡为其中心，且各个包括若干氏族在内，便成为意大利历史起始的原始政治单位。这些政区在拉丁姆何处和多大规模形成，这是难以确定的，也并不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与世隔绝的阿尔巴山是拉丁姆的天然屏障，给予移民以最洁净的空气、最清冽的水源和最安全的地势，新来的人当然抢先居住于此。阿尔巴位于帕拉佐拉上方的狭窄高地之上，伸展于阿尔巴湖（即卡斯台洛湖）和阿尔巴山（即加佛山）之间；这里被认为是拉丁族的原始居住地，它不但是罗马的，而且也是古拉丁其他聚落的母城；拉丁远古的区中心如拉努维乌姆、阿里齐亚和图斯库鲁姆也都位于这里的山坡上。这里也发现了几座远古的建筑物，这些通常标志文明的发端，仿佛向后世证明，雅典娜现身时确已长大。同样，在阿尔巴下方，向佩拉佐拉方向去，巉岩峭壁林立，加佛山山势险峻，在往南方向构成天然屏障，人迹罕至，而自北边来亦难以接近该地，只有东、西两面的隘口可自由来往，狭窄得易守难攻。最重要的是一条地下大隧道，这条隧道贯穿六千英尺厚的坚固火山岩壁，达一人之高。穿过这条隧道，阿尔巴山旧火山口所形成的湖水得以排泄，并降到现今的水位，于是山上本身得以拥有大片可耕之地。

萨宾山的余脉诸峰是防守拉丁平原的天然堡垒，后世堂皇美观的城市提布尔和普雷内斯特都起源于当时政区的城堡。在阿尔巴山、萨宾山与台伯河之间的平原上，还有拉比奇、伽比和诺门图姆；台伯河上的罗马、海滨的劳伦图姆和拉维尼乌姆或多或少地都成为拉丁族移民中心；至于其他许多不大著名的，有些差不多已被人遗忘的垦殖地，这里就不论述了。在最远古时，这些州郡在政治上都曾独立自主，且各由其诸侯治理，有元老会和战士会议协作。然而，同语同种的感觉不但普及于他们全体，而且同样表现在一个重要的宗教和政治制度之中，即在所有拉丁族州郡的永久同盟之中。按意大利人或希腊人的一般习惯，盟主权力原归于同盟集会所在的州郡，如上所述，阿尔巴被认为是拉丁州郡中最古老和最尊贵的，所以阿尔巴是它们的盟主。最初，有权参加这个同盟的共有三十个州郡，三十这个数是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说到构成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时极常用的一个数。哪些地方可以算作这三十个古拉丁民社之内，或者它们在就其对于阿尔巴的首府的权利来说被提到时，哪些地方最初算作三十个阿尔巴殖民地，则未有记载流传，再也无法查考。例如，彼奥提亚人和爱奥尼亚人的类似同盟有过泛彼奥提亚节和泛爱奥尼亚节，这个同盟的聚会叫作“拉丁节”（feriae Latinae
），地点在“阿尔巴山”（mons Albanus
，即加佛山），日期每年由理事会指定，到了那天，合族杀一头雄牛祭“拉丁神”（Iuppiter Latiaris
）。凡参加典礼的民社各须交纳定额的牲口、牛乳和奶酪，以供祭祀之用，并领受一块献祭的烧肉作为报酬。这些习俗一直沿用到后世，而且非常驰名。关于这种联系在法律上比较重要的影响，我们几乎只能加以臆测。自远古以来，与在阿尔巴山上进行宗教节庆活动相联的，还有各民社代表在附近的菲伦提那河源（在马里诺附近）处拉丁裁判所举行的集会。一般说来，这样一个同盟而没有一个管理同盟的某种高级行政机构和一个没有对整个地区都适用的法律制度，是不可想象的。同盟对触犯同盟法有审理之权，并且在这种案件中甚至可判以死刑。这是传说，并是可信的。以后各拉丁民社有着共同的法律，一定程度的通婚，这可以被认为是原始同盟法律的一部分，所以，任何一个拉丁男子与一个拉丁女子所生子女都是合法子女，可以在拉丁姆境内任何地方获得地产，经营商业和交通运输。此外，这个同盟可能还设立一处同盟仲裁法庭，解决各州郡之间的相互争执，但是，没有证据说明的是，对于各民社宣战和媾和的主权，同盟曾加以限制。同样，毫无疑义的是，同盟组织法必曾规定，同盟可以进行防御战或甚至进攻战；当然，此时少不了会有一个公爵当统帅。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设想，遇此种情形时，每个民社均需派兵从征，或者反过来说，禁止一个盟员国为自己的利益去攻击另一盟员国。可是有迹象表明，拉丁节庆活动期间实行过“神命休战”
(4)

；而且正在交战的各部落这时似乎也相互保证安全通行。确定盟主的州郡享有特权的大小更不能定；我们只可以断言，没有理由把阿尔巴在拉丁姆的首要地位看成是一种真正的政治霸权，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它在拉丁姆这种首要地位不会超过埃利斯在希腊的名誉盟主地位。
(5)

总之，这个拉丁同盟的范围和法律内涵大概松散而且多变；可是它过去不是，后来也不会是彼此多少有点陌生的不同民社的偶然结合，而是拉丁民族关系的正当而必要的表现。如果说，拉丁同盟未必永远包括了一切拉丁人的民社，那么，它也未曾把加盟的权利许给非拉丁族。它在希腊的对应物不是德尔斐的庙邻会（Amphiktyonie），而是彼奥提亚同盟或埃托利亚同盟。

这些概括的轮廓该已够了。如果把线条描绘得更为清晰，形象只会是不真实。作为最古老的政治单元，各州郡在拉丁姆如何同气相求，异声相拒，这种纷繁的活动，由于没有善于执笔记载的人为之作证，终于成为陈迹，它只有满足于领会如下的唯一不朽的事实：那各州郡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但并未牺牲自己的统一，它们仍保持和增进民族彼此的共属感；从而为从州郡地方主义向民族统一的进程准备条件。每一民族历史以州郡地方主义开始，而且必然以此为开始，每一民族历史又以民族统一为归宿，而且必然以此为归宿。

————————————————————

(1)
如同latus
（边）和
（平）两词；因此，它指平地，有别于萨宾的山地，正如Campania
也指“平原”而言，有别于萨谟奈。Lātus
，从前作stlātus
，与此无关。

(2)
法国统计学家杜罗·德·拉·马勒（《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第2卷，第226页），以法国奥维涅省的利马涅与罗马的坎帕尼亚相比。利马涅也是一块不平坦的广袤原野，地形错综复杂，表土为火山石和火山灰分解而成，这全是死火山的遗迹。人口每十六平方公里至少有两千五百人，这在农业地区可算是人口最密的一个地方；地产分而又分，小到极点。耕田几乎全赖人工，耕具为铁锹、双齿耙或锄头，有时代以轻犁，由两头母牛去拉，但这只是例外；农妇往往亲自负轭曳犁，以代替其中一牛。这两头牛既能供乳，又能耕田。农人每年收获两次，小麦一次，蔬菜一次，田地终年并不休耕。熟田每亩年租一百法郎。假使这里土地不是这样，而是分属六七个大地主，由管家和短工去经营，以代替小自耕农，那么，一百年以后，利马涅必成为荒凉寂寞的苦地方，与今日的坎帕尼亚无异。

(3)
在斯拉沃尼亚，直到今天还存在着父权制家庭、全家住在一起，常常达到五十口人甚至一百口人，听命于一个由全家选出而终身任职的家长（Goszpodár）。主要由牲畜构成的家产由家长管理；剩余按各支分配。私人由工业和商业所得的收入仍旧是私产。也发生离开家庭的事，甚至男子也离开家庭，比如说，入赘到一个异族家庭（查波洛维奇，《斯拉沃尼亚与克劳地亚》，佩斯，1839年，第1卷，第106、179页）。这种情况可能与最古罗马人的情况相去不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家庭与民社相近似。

(4)
拉丁人的节庆直截了当地称为“休战日”（indutiae
，马克罗比乌斯，《农神节》，1，16，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4，44），在节庆期间，不许开战（马克罗比乌斯，同上）。

(5)
阿尔巴曾以攻守同盟的形式统治拉丁姆的说法，往往古今都有人提出，可是仔细研究起来，却没有充分的证据。一切历史都不始于民族的统一，而是始于民族的分立，拉丁姆统一的问题，罗马经过几百年的奋战才解决，阿尔巴绝不会早先就解决了。还值得注意的是，罗马虽然继承了阿尔巴，却从来没有以拉丁各民社的共主自居，仅以名誉盟主为满足；罗马有了实力，实行统一以后，这名誉盟主的地位便使它有口实，以伸张其霸权的要求。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举不出真正的证据，而菲斯图斯的《论执政官》（praetoz
，第241页），以及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3，10中的几段，绝不足以使人认为阿尔巴是拉丁人的雅典。

第四章　罗马的起源

自台伯河口上溯约二十二公里（三德意志里
(1)

），两岸耸起不甚高的丘陵，右岸的稍为峻峭，左岸的稍为低矮。至少二千五百年以来，罗马人的名字就与左岸的群山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个名字如何起源，何时起源，这就不清楚了；可靠的只是，据我们所知的最古形式，该地居民原来叫做“罗马纳人”（Ramner），不叫做“罗马人”（Romaner）。这个名字在较古的语言时期是常用的，可是，在拉丁语的早期就已被废弃了。
(2)

所以，这个名字的音变可以雄辩地证明，它起源于太古时期。更为确切的推论已无法列举出来，也许“罗马纳人”就是“河畔居民”的意思。

可是，住在台伯河岸丘陵上的这些人不只是罗马纳人。在最古老的罗马公民的结构中，还有一种痕迹表明，这个结构是由罗马纳人、替提人（Titier）和卢克雷人（Lucerer）这三个似乎原来各自独立的州郡融合而成的一个统一体，换句话说，罗马的synökismus（并区为城）与雅典起于阿提卡的情形相同。
(3)

民社三分法多么古远
(4)

，最清楚地表现在如下事实中，即特别在有关国家法方面，罗马常用tribuere
（三分）和tribus
（三分之一）等词来表示“划分”和“部分”的概念，而且tribus
一词像我们的quartier
那样，早就失去原来示数的含义。在合并以后，三个以前的民社，现在却是一个整体的三个部分，仍各占公地的三分之一，并且均匀地派人参加民军和元老会。在祭献方面，几乎最古老的团体，诸如贞女团、舞蹈团、田夫团、狼神团、鸟占团等，其成员人数多半都是用三的除数，这似乎也导源于三分法。人们曾把罗马原始公民团一分为三来附会种种荒谬绝伦的议论。说罗马民族是混合民族，这一不合理的意见就以三分法为佐证，持这种见解的人曾用种种方法来证明远古的罗马是意大利三个种族所构成。这个民族把语言、国家制度和宗教发展得很纯，很有民族特色，不像其他民族很少能做到，可是这个民族却被变为由一堆由埃特鲁里亚人、萨宾人、希腊人，甚至还有佩拉斯吉人的废料组成的杂乱无章的混合物。在废弃了部分矛盾的、部分无根据的假设之后，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叙述构成罗马最古老的共同体的各个成分的民族性。罗马纳人属于拉丁族，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因为新的罗马共同体就因他们而得名，所以这个联合起来的民社的民族性也主要取决于他们。关于卢克雷人的来源，只能说，他们不难像罗马纳人归入拉丁民族之列。然而，人们一致认为这民社中的第二个来自萨宾那，这个说法至少可以追溯到替提祭司团所保存的传说，据说替提人在加入联合民社时，为保存萨宾人的特殊祭献仪式创立了这个祭司团。因此，可能在远古时，拉丁人与萨贝利人的语言风俗还不如后来罗马人与萨谟奈人那样相差悬殊，萨贝利人的一个民社可能曾加入拉丁人的州郡同盟，也许因为在可信的古代传说中，替提人往往毫无例外地据有优先于罗马纳人的地位，似乎入侵的替提人曾强迫较为古老的罗马人接受并区为城（Synökismus）的做法。这里确实发生过不同民族的混合，可是，这一混合产生的影响难以比几百年后萨宾人阿图斯·克劳苏斯（即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率领他的党羽和受庇护者迁入罗马为大。不能因为以后罗马人容纳克劳狄人而说罗马人是混合民族，同样也不能因为古代罗马纳人容纳替提人，而可以把这个民社列为混合民族。也许除了在教仪中流传下来的个别的民族规矩以外，在罗马的萨贝利成分已无处可考；尤其是拉丁语毫无证据足以证明这种臆说。
(5)

如果说，有一个与拉丁人有极密切的亲缘关系的个别种族的民社来加入，拉丁人的民族性就受了明显的影响，那就真是咄咄怪事了；对此我们首先必须切记，在替提人与罗马纳人同居共处时，拉丁民族是以拉丁姆而不以罗马为基础的。这个新的三合一罗马共同体，尽管有某些原属萨贝利族的成分，其实不过是罗马纳人的民社，即拉丁民族的一部分。

早在台伯河畔的城市聚居地兴起以前很久，罗马纳人、替提人、卢克雷人可能先各自而后联合据有罗马山丘上的城堡，并从周围的村庄出发去耕种他们的田地。昆克提人在帕拉廷山旁举行的“狼神节”（Wolfsfest）或许就是从这些原始时代传下来的遗风；狼神节是农人和牧人的一个节日，它保存宗法时期的纯朴娱乐最多，而且说来很奇怪，以后在改奉基督教的罗马，这个节庆比一切其他异教节庆都保持得更长久些。

以后的罗马城就是从这些聚居地发展出来的。当然绝对谈不上像传说中原来假定的那种建城：罗马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可是，罗马如何能够在那样早的时候，在拉丁姆境内达到极优越的政治地位，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而据土地状况来看，我们只能料到与此相反的结果。罗马城的所在地不及大多数老拉丁城市那样肥沃和卫生。罗马城周围的葡萄和无花果树都生长得不甚茂盛，又缺乏丰富的水源。卡培纳门（Capenisches Tor）前面的甘美的卡美尼泉（Born der Camenen）以及后来圈在图里亚努姆（Tullianum）监狱里的卡庇托尔水井，水量都欠丰富。此外，河流时常泛滥，由于河床极为平缓，雨季山洪暴发，不能迅速泄水归海，于是丘陵间的谷地和低地汪洋一片，变为沼泽。对于移居来此的人，这个地点确是一无可取。在古代，就已有人认为在这个得天独厚的地区里，只有此地土壤硗薄贫瘠，不适卫生，最初迁徙的农人择地定居时，必非出于自愿；在这里建城，必是出于不得已，或由于特殊的缘故。甚至传说已经流露出以此为奇之意；一群从阿尔巴逃出来的人在阿尔巴诸侯的两个儿子罗慕洛和雷穆斯率领下建立罗马城的故事，不过是太古稗史上的一种天真尝试，想借此说明该城起于条件如此不利之地的奇事，而且还想把罗马的起源与拉丁姆的一般首府联系起来。这些故事自命为历史，其实只是不甚聪明的粗糙解释，历史的首要任务恰恰在于排斥它们；但历史或许还会采取进一步的步骤，先忖量当地的特殊情形，不谈该城如何肇始，而专就其日趋繁荣的惊人迅速发展以及它在拉丁姆所处的特殊地位提出一个积极的假说。

我们先来看看罗马领域最早的边限。东面最近的城镇有安滕尼、费登尼、凯尼那和伽比等，有些地方距塞尔维城墙不到八公里，罗马区的边界近在城下。南面二十五公里处有图斯库鲁姆和阿尔巴这两个强大的民社，在这里罗马城的范围似乎不曾超越距城八公里的克琉利亚壕沟（Fossa Cluilia）。同样，在西南方面，罗马与拉维尼乌姆交界之处也不过在第六块里程碑旁。向内陆方面，罗马区虽然这样处处不能越出尽可能狭窄的地方，可是，向海一面，它自古以来就可以沿台伯河两岸扩张，毫无障碍，在罗马与海岸之间，没有任何以古老的州郡中心著称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古老的州郡界线的痕迹。对万事万物都能说根道源的传说，自然也会宣称，台伯河右岸的罗马领土即“七小村”（Septem Pagi）以及台伯河口的大盐场都是罗慕洛王从维爱人手中夺来的，又传说安库王曾在右岸的雅尼库鲁姆山修造了桥头堡，在左岸修建了“河口”的海港城市（奥斯提亚）作为罗马的庇雷阿（Peiräeus）
(6)

。但我们有比传说更为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埃特鲁斯坎人那边的河岸必曾属于罗马的最古老边区，因为罗马的生殖女神（荻雅女神）的丛林以及罗马农作节和田夫祭司团的最早主要活动场所都在此地，即位于日后通到海港的大道上的第四个里程碑处。实际上，自荒古以来，可能为罗马各氏族之长的罗密利氏正是卜居于此，而雅尼库鲁姆则是罗马城的一部分，奥斯提亚则是一个市民聚居地，换句话说，是一个郊区。这种情形绝非偶然。台伯河是拉丁姆的天然商道，这一带海岸缺乏港湾，它的河口就成为航海家必不可少的下碇之所。而且自从远古以来，台伯河就是拉丁民族防止北邻入寇的边防线。作为内河贸易和海上贸易的集散地，作为拉丁姆沿海的边防要塞，罗马再适宜不过了。罗马位置优良、利于坚守，又紧靠河岸，这两种优点兼而有之。沿河两岸，直抵河口，都在它的控制之内；对于沿台伯河或阿纽河下行的内河船夫和对于驾驶当时并不十分大的船只的航海者来说，它都很便利。对于防御海盗，它比紧靠海岸之地，能提供更大的保障。所以，如果罗马的产生不是由于它的商业上和战略上的优势所致，至少它的重要意义是由此而来；关于这一点还有许多蛛丝马迹可循，其重要性是历史小说中的记载所无法比拟的。因此，罗马很古就与凯雷发生关系，凯雷之于埃特鲁里亚恰似罗马之于拉丁姆，所以，凯雷就成为罗马最接近的邻国和商业伙伴。因此，台伯河上的桥梁，以及桥梁的建造在罗马共同体中都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于是，划桨船就成了罗马的城徽。因此，古罗马对于进入奥斯提亚的货物所征收的港口税，一开始就仅对兜售的物品（promercale
）征税，对于船员自用的物品（ustiarium
）则免税，所以，港口税实际上是一种商业税。以后罗马就先有相当早的硬币，并与海外国家缔结商约。就这种意义来说，罗马很可能像传说里所假定的那样，是一个创建，而不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城市，在拉丁各城市中出现最晚，而不是最早。毫无疑问，这个地区的土地已稍经耕种，城堡已雄踞于阿尔巴山和坎帕尼亚的其他许多高地，然后拉丁姆边界上才有商业中心兴起于台伯河岸。至于罗马城是由于拉丁同盟的决定，还是由于一个无名氏建城者的眼光远大，抑或由于交通状况的自然发展而产生，对此任何一种假设都是不行的。但是，关于罗马在拉丁姆居于商业中心地位的提法大概与另一种意见有联系。在历史的黎明开始在我们面前出现时，面对拉丁各民社的联盟，罗马是统一设防的城市。拉丁人住在没有设防的乡村，只有在节日、集会或特别必要时才利用公共城堡；这种拉丁人风俗很可能在罗马地区比在拉丁姆其他地方更早地受到了限制。罗马人似乎并不是不去亲自经营农场，也不是不真正以农庄为家，但坎帕尼亚的空气恶劣，势必使罗马人尽可能卜居于更加通风和更加卫生宜人的城镇山丘。除农夫外，自远古以来必有很多不务农的外地人和本地人卜居于此。原因是古罗马地区人口稠密，面积至多为三百一十平方公里，部分为沼泽地或沙砾地。按最古的城市法竟能建成一支由三百二十名自由人组成的民防军，所以该城的自由居民至少有一万人，但原因不仅如此。熟知罗马人及其历史的人无不知晓：罗马人的公私活动的特色奠基于城市生活和经商之道，罗马人与其他拉丁人和一般意大利人的区别首先是城市人与乡下人的区别。罗马诚然不是像科林斯或迦太基那样的买卖城，因为拉丁姆主要是一个农业地区，而罗马最初是，以后仍然是一个拉丁城市。可是，罗马所以不同于许多其他拉丁城市的，当然是由于罗马在商业上的地位，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罗马市民的精神。由于罗马是拉丁各区的商业中心，所以以下一点便易于了解：罗马在发展拉丁农业同时，奋力迅猛发展一种凌驾于农业经济之上的城市生活，并进而以此奠定它的特殊地位。研究罗马城这种商业上和战略上的发展过程，较之分析远古时代那些无足轻重而又大同小异的民社而难于收到成效的事情来，显得更加重要，更切实可行。有关这个城市的发展过程，我们在叙述罗马逐步形成的筑城和设防的传说里多少仍可辨认，筑城和设防过程必然与罗马共同体日趋发展为城市的重要性是同时并举的。

罗马在几百年的建城过程中成长为城市，由可信的证据看来，其最初城址仅包括帕拉廷山丘，因为帕拉廷山丘呈正方形，故后来又名罗马为“方形罗马”（Roma quadrata
）。这个原始的环城的城门和城墙直到帝国时代仍然清晰可见；我们现在仍然知道其中两座门的故址，一座是靠近维拉布罗地方圣乔治的罗马门（Porta Romana），一座是提图凯旋门所在的慕吉奥尼门（Porta Mugionis）；塔西佗曾亲自考察帕拉廷的围墙，至少看到它朝阿文廷山和凯利乌山的那两面，并执笔予以叙述。许多遗址表明，这里曾是城市聚居地的原址和中心，在帕拉廷山上，有这个聚居地的神圣标志，即所谓“贮藏室”（mundus
），最初移来的人在这里储存所有充裕的家用必需品，再加上一块可爱的故乡土壤。这里还有一座建筑，在其中所有的家族联盟（Kurien）在供祭神和其他用途的各自的灶旁聚集一起（curiae veteres
）。这座山上也有舞蹈祭司团（curia saliorum
）的聚会所，同时是战神的神圣盾牌保存地，“狼神”（lupercal
）圣地和朱庇特祭司的住所。罗马建城的传说主要来自这座山上及其附近：罗慕洛的茅屋，他的养父浮斯图卢斯的牧人小屋，神圣的无花果树（一对孪生兄弟就是在木箱里漂流到该树跟前），一株小茱萸树（这树是从这位建城者从阿文廷山上投出的一把飞越竞技场谷地、落在这座围墙里的长枪的枪柄里长出来的），还有其他类似的圣迹，均呈现在善男信女们的面前。真正的庙宇当时还没有，因此帕拉廷山没有原始时代的这类遗址。但是，民社的集会所很早就移到他处，所以渺无踪影。人们只能猜测：储藏室周围的空地，即后世所称的阿波罗广场，是最古老的公民团和元老院的集会场所，在储藏室上面搭起的台子可能就是罗马民社最早的审判场。

但是，“七山节”（septimontium
）保留了人们对帕拉廷山四周渐渐形成的扩大的居住地的纪念。这些居住地也就是罗马的郊区，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各具特色。它们有比较单薄的围墙保护，此围墙依靠着帕拉廷原有的围墙，一如在沼泽地带，外堤依靠着大堤那样。所谓“七环圈”就是指帕拉廷山本身；切玛卢山，即帕拉廷山坡，它面对着古时绵亘于它与卡皮托尔山之间并向河岸倾斜的一片低地；维利亚，即把帕拉廷山与埃斯奎林山相连的山脊，以后由于帝国时期从事各种建筑，它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法古塔尔、欧庇阿乌和基斯庇乌，均为埃斯奎林山的三座山峰；最后，苏库萨（又名苏布拉），这是一个要塞，建在卡里纳山上用以保护新城的那堵土墙之外，位于埃斯奎林山与奎里纳尔山之间的凹陷地带的文柯利（Vincoli）的圣彼得寺下方。在这些显然逐步发展起来的建筑中可以在—定程度上清楚地想见帕拉廷罗马最古老的历史，人们把后来根据这些最古老的划分而建立起来的塞尔维区划与此相联系起来观察时尤其如此。

帕拉廷山是罗马民社的最早所在地，它的围墙是最古的，原来是独一无二的。可是，罗马城的居住地的兴建同别处一样，起初不是在城堡里面，而是在城堡脚下；我们所知道的最古的居住地，即以后按塞尔维区划属于第一、二城区之地，都位于帕拉廷山周围。同样如此的还有切玛卢山坡上的居住地，连同那条托斯坎人巷，该处令人追忆大概在帕拉廷罗马时代凯雷人与罗马人频繁通商的往事，以及维利亚山脊上的居住地，两者后来在塞尔维城中同城堡所在的山丘一起合建成一个区。此外，还有后来构成第二区的那个部分：凯利岛山上的郊区，该郊区可能仅包括大剧场（Colosseum）上方该山的尖顶；卡里纳山上的郊区，即由埃斯奎林山伸向帕拉廷山的山梁；最后则是苏布拉山山谷和前堡，全区都由它而得名。这两区合起来构成这座初期的城市，该城的苏布拉区，即在城堡脚下，从君士坦丁凯旋门一直伸展到文柯利的圣彼得寺，并跨越其下的山谷，一直向该处伸展，因此它似乎比后来按塞尔维体制并入帕拉廷区的各居住地要威武显赫一些，可能也比它们更古老，因为说到各区的排列，苏布拉区总是在帕拉廷区的前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往事使人回忆起这两个城区的抗争，仍保存在后世罗马一种极古的宗教习俗中：每年在大校场上举行十月马祭典：直到后来，每逢这个节日，苏布拉区的人与神圣之路（Via Sacra）的人竞相争夺马头，视此方或彼方得胜而定。苏布拉人得胜，马头便钉在苏布拉区的麻密利塔（旧址已无法可考），神圣之路的人得胜，马头便钉在帕拉廷山下的王宫。古城的两半就是这样平等地互相竞争的。因此，那时埃斯奎林山（这个名称的狭义用法不包括卡里纳在内）是名副其实的“外层建筑”（ex-quilial，inquilinus
相同，均源于colere
），即郊区；在后来城区划分中它属第三区，总被人看得不如苏布拉区和帕拉廷区那样重要。附近的其他丘陵，如卡皮托尔山和阿文廷山，可能也曾为七山民社所占据；尤其是搭在台伯河沙洲上的天然桥墩上的“桩桥”（pons sublicius
），那时必已存在，仅造桥祭司团就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人们也不会把埃特鲁里亚岸边的桥头堡耶尼山高地置于度外，可是罗马人还没有把这两处置于他们的防卫圈内。桥必须用纯木而不能用铁拼接的规定成了规矩，直到很晚时还为人们所遵循，这显然表示该桥原作浮桥之用，随时易于折断或焚毁。我们由这一点可以认识到，在多么长久的时间内，罗马民社对于河上渡口的控制总是不稳定，而且常常中断。

这些逐渐形成的城市居住区与罗马国家自远古以来按国家法划分的三个民社的关系已无从查考。由于罗马纳人、替提人和卢克雷人原来似乎是独立的民社，它们最初必定也各有其居住地，可是它们在七山上的确并非各居一城；不论古今对此虚构传说，明达有识的学者必定会把塔庇亚（Tarpeia）的悦耳故事和帕拉廷之战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反之，苏布拉和帕拉廷这两个最古的城区以及郊区均分为罗马纳人、替提人和卢克雷人等三个部分，可能与此相联系的是，以后不但苏布拉区和帕拉廷区各有三对阿格尔庙（Argeerkapellen），后来添加的城区也是如此；帕拉廷的七山城也许自有其历史；关于此事的传说，除了有关存在的事物外，至今未有流传。可是，情况就像林中的树叶落下不被人注意，但它们总要落下来并让位于春天，这个湮没无闻的七山之城也让位于有历史性的罗马了。

帕拉廷城并非自古以来唯一被圈入后世塞尔维城墙范围内的城。在它的对面，与它紧邻的还有位在奎里纳尔山上的第二座城。“旧堡”（Capitolium vetus
）有朱庇特、朱诺和米涅瓦的圣殿，以及公开保存国家条约的信义女神庙，它显然是日后卡皮托尔山的对应事物。卡皮托尔山上也有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的神庙，以及同样似乎用作国际法档案库的罗马信义庙；这确实证明，奎里纳尔山曾是一个独立民社的中心。这个事实，我们从帕拉廷山和卡皮托尔山双双崇奉战神一事中也可以推知，因为战神是勇士们的楷模，也是意大利民社最古的主神。与此有关的另一情况是：它的祀奉者，即“舞蹈团”和“狼神团”这两个远古的祭司团，都是双双并存于日后的罗马，除帕拉廷舞蹈团之外，又有奎里纳尔舞蹈团，除帕拉廷的昆克提“狼神团”之外，又有“法比狼神团”
(7)

。它的圣地很可能就在奎里纳尔山上。所有这些迹象本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又记得，帕拉廷的七山城可以确知的范围，原不包括奎里纳尔山在内，以后在塞尔维的罗马城，头三个区与昔日的帕拉廷城相当，又以奎里纳尔和附近的维米纳尔作为第四区，那么，这些迹象就更加意义重大。坚固的苏布拉外寨之所以筑在城墙之外，位于埃斯奎林山与奎里纳尔山间之峡谷中，就不言自明了；这里是两国交界之处，帕拉廷人占领低地以后，必须在这里筑一座城堡以防御奎里纳尔人。

最后，奎里纳尔人用以自别于其紧邻帕拉廷人的名称，也至今犹存。正如帕拉廷城自称为“七山”城，帕拉廷的公民自称为“山人”（montani
），山字虽然也应用于该城所属的其他高阜，但首先指帕拉廷山而言，所以，并不低于帕拉廷山而且比它稍高的奎里纳尔山峰以及附近的维密纳尔山，除按严格的语言习惯取得山丘（collis
）这一名称外，未尝有其他名称。在祭祀记录中，称奎里纳尔为山丘的不少，不加其他名称。同样，这高阜通向别处去的门常常被称为“山丘之门”（porta collina
）；住在这里的战神祭司名为“丘僧”（salii collini
），以别于帕拉廷（salii Palatini
），由此区构成的第四个塞尔维城区，称为“丘区”（tribus collina
）
(8)

。最初与本地相联系的“罗马人”的名称，可能为“丘人”与“山人”所共有，而“丘人”或许自称为山丘罗马人（Romani collini
）。两座相邻的城的这种差异，可能在于种族不同，可是，足以说明在拉丁土地上建立的一个民社为外族所建，就奎里纳尔民社来说，其证据是全然不足的。
(9)

这样，在当时的罗马共同体的所在地，有帕拉廷的罗马山人和奎里纳尔的罗马丘人这两种人，他们的共同体彼此分立，并且确实时常互相攻击、互相对立，与今日罗马之孟提加尼族（Montigiani）与特拉斯太维里尼族（Trasteverini）的关系有点相似。以后七山城的新城和郊区扩展得更大，并且罗马丘人不得不在塞尔维规划中安于较低的地位，我们由此可以确切地知道，七山的民社很早就已凌驾于奎里纳尔的民社之上。可是，即使在帕拉廷城内，也难于把这个居住地的各个不同的成分完全真正地融合起来。苏布拉和帕拉廷这两区如何每年争夺马头，上文已经加以叙述过了；各个山甚至各个区仍然觉得它们是分离多于联合，这里还没有公共的城灶，各区的区灶虽然共处于一地，但却是并列的，所以，整个罗马城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城，不如说是一些城市聚居地。从许多迹象看来，旧日的豪强家族的邸宅都建筑得状似堡寨，足以防守，这当然出于需要。相传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曾修建过这座雄伟的城垣，不仅把帕拉廷和奎里纳尔两座城，而且把原来不在它们范围内的阿文廷和卡皮托尔两山地都圈在一个单一的大城墙之中，于是创建了新罗马，世界史上的罗马。但在着手这件伟大工程以前，毫无疑义，罗马与周围地区的关系无疑已有完全的改观。因为当时罗马七山上的农夫像拉丁姆其他山上的农夫那样，从事耕耘，只有平日空着的各个山顶避难所才可能有比较固定的居住地的雏形，这个时期相当于拉丁族的没有商业活动的远古时代；后来帕拉廷山和“七圈环”日渐繁荣，有人到此定居，这与罗马民社占据台伯河口同时发生，一般地也与拉丁人获得进展，从而得以进行更活跃而自由的来往并达到城市文明，尤其是在罗马，而且还在单个国家中，如同在联盟中一样，均取得更巩固的政治联合，这也是同时发生的。所以，成为一座统一的大城的基础的塞尔维城垣的建立是同这样一个时代相结合的：在这个时代里，罗马城能够争取拉丁同盟的霸主地位，并终于取得了这个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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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德意志里＝7420米。——译者

(2)
以下的字来自古远形式，均显示出字音的变化：pars portio，Mars mors，farreum，horreum
的古式，Fabii Fovii，Valerius Volesus，vacuus vocivus。

(3)
Synökismus（并区为城）并非真使各区人民合居一处，每区人民仍居故地，不过此后全城仅有一个议事会和公务所（修昔底德，2，15；希罗多德，1，170）。

(4)
有鉴于雅典的
，翁布里人的trifo
，人们不免要提出疑问，民社的三分法是否即为希腊-意大利所取的根本形式。如果情形是如此，罗马民社的三分法便不能追溯到若干往日独立的部落的融合。但是要提出一种与传统的说法相反的见解，三分法必须在希腊意大利区域内比上述情形显得更为普遍，必须到处都均匀地出现这种根本形式。翁布里人用tribus
（部）一词，或许只是在受罗马统治的影响下才有的；在奥斯坎语中，肯定不能确证。

(5)
旧说把拉丁语视为希腊语与非希腊语成分混合而成，此说现已被各方面所摈弃。但竟有明达的学者（例如，施维格勒：《罗马史》，第1卷，蒂宾根版，1853年，第184、193页）仍然假定拉丁语为关系密切的两种意大利方言混合而成。但我们遍查语言学或历史学上的事实，绝不见有做此假定的必要。如果一种语言表现为其他两种语言的中介，那么，每一个语言学家都知道，这个现象也许往往更多地基于有机的发展，而不是外部的混合。

(6)
庇雷阿（Peiräeus），雅典的商港，原在法勒隆湾的东北角。——译者

(7)
传奇作家谓昆克提族出于罗慕洛，法比族出于雷穆斯。由此可见，昆克提的“狼神团”位于法比“狼神团”之上（奥维德，《时日篇》，2，373及下一页，奥理略·维克托，《论起源》，22）。法比族在奎里纳尔山丘上献祭（李维，5，46，52），无论这祭祀是否与“狼神节”有关，均可表明法比族系山丘罗马人。

此外，昆克提狼神团的狼神在铭文中（奥雷利，2253），称为Lupercus Quinctialis Vetus（老卢佩尔库斯·昆克提阿利斯）；人名Kaeso（见《罗马研究》，第一卷，第517页）很可能与狼神的崇拜有关，这人名仅在昆克提族与法比族中有之。所以，著述家通用的Lupercu Quinctilius和Quinctilianus都是误用，昆克提团并不属于晚近的Quinctilieren，而属于远较古老的昆克提。又书中说到阿尔巴各氏族，如提到Quinctier（李维，1，30）或Quinctilier（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3，29）时，则应取后者为宜，Quinctische应视为古罗马的一个氏族。

(8)
“奎里诺山丘”以后虽常用以表示山丘罗马人所居住的高阜，我们却不必因此便认Quirinus一词原为奎里纳尔人的专称。因为一方面，如上所述，从一切最古的迹象看来，他们似乎均称为“丘人”（collini
），另一方面，确实无疑的是，奎里人（Quiriten）始终仅指“有正式市民权的市民而言”，与“山人”和“丘人”的区别毫无关系（比较下文第五章）。后来奎里纳尔人的名称是基于执战矛的死神（Mars quirinus
）本为帕拉廷和奎里纳尔所共同祀奉的，在后世所谓奎里努斯神庙中出土的古铭文仅称此神为Mars（战神），但到后来，为表示区别起见，特称山地罗马人的神为Mars（战神），而称山丘罗马人的神为Quirinus（奎里努斯）。奎里纳尔山有时称为“祭丘”（collis agonalis
），这只表示它是罗马丘人祭祀的中心。

(9)
对拉丁领土内有外族居住一说，人们（例如参见施温格勒，《罗马史》，第1卷，第480页）提出的论据大致基于瓦罗（Varro）所倡言的关于语源学与史学的假说，后人照例附和他的说法，以为拉丁文的quiris
和quirinus
与萨宾城名Cures（库雷斯）有密切关系，所以奎里纳尔山丘为库雷斯人所居住。就语言而论，这两字即或确有亲缘关系，可是要从这里推出历史的论断，显然是不足为据的。从前有人说这山上的古老圣地。除此以外，这里还有一个“拉提阿尔山丘”（Latiarischer Hügel）是萨宾族的，但未获证明。Mars quirinus，Sol，Salus，Flora，Semo Sancus或Deus fidius诚然都是萨宾人的神祇，但也是拉丁人的神祇，他们显然形成于拉丁人与萨宾人尚未分开居住的时期。Semo Sancus这种名称与后来逐渐衰退的奎里纳尔的圣地有关（参见由此而来的Porta
Sanqualis），此外，在台伯河的沙洲上也可遇到这种名称，每一个公正的学者只应把这一点视为此种崇拜由来极古而非其借鉴于邻国的明证。这并不能否认古老的种族区别对此不起作用，可是，情况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在我们看来，古老的种族区别已归于消失。当代人关于罗马国民里有萨宾人成分的常见说法仅仅有助于严肃警告人们不要凭空进行像这样的研究。

第五章　罗马的原始政制

凡在母性未因多妻制而丧失其独特地位的地方，父母、子女、家宅、奴仆和器具都是组成家庭的天然成分，别无二致。但这样的家庭，具有较高文化能力的各民族发展各不相同，对这些天然差别的理解和处理有深有浅，有更多地注意道德方面，也有更多地注意法律方面。在自然界本身所昭示的律法关系的实施方面，谁都不如罗马人那样朴实，那样毫不容情。

家族是一个单位，指父死后已能独立自主的自由男子，还有那个经过祭司以神圣盐粉（Confarreatio）与夫庄严婚配、共尝甘苦的妻子，还有他们的儿子和合法的儿媳及他们的未婚女儿和孙女，以及家中各人所有的一切财物。然而，女儿的子女却排除在此家族之外，因为，如他们是婚生子女，便属于男性家族，如是非婚生子女，就根本上不属任何家族。在罗马公民的心目中，人生的目的和精髓就在于自有家室和儿孙满堂。人死并非祸患，因为死是必然的；可是，一个家族或是一个氏族的绝灭却是一场灾难，所以，即使民社自古以来也替无子女的人开辟一条避免祸害的合法途径，允许他们收纳他人的子女作为自己的子女。从一开始，罗马家庭组织负有较高文化的条件，家人间相互以伦常为纲纪。仅男子可为一家之长。女子在获得资财方面，并不亚于男子；在继承家产时，女儿与她的兄弟平等，母亲与其子女平等。可是妇女必定永远属于这个家，不属于民社，即使在家她也不得不居于从属地位，女儿听命于其父，妻子听命于其丈夫，
(1)

无父的处女则听命于其最近的男性亲属；必要时问罪成年女子的正是这些人，而不是国王。然而，在家庭内，成年女子却不是女仆而是主妇。按罗马人的观念，舂谷烹饪是奴隶的事，罗马主妇免除这种工作，主要只监督女仆，兼搞纺织，纺织之于女子，如同耕耘之于男子。
(2)

同样，罗马民族对父母对子女的道德义务，有充足而深刻的认识，如果为父的不管教子女，或放纵他们为非作歹，甚至荡尽家产，贻害儿孙，均被认为是重大罪过。可是，从法律观点来看，“一家之父”（pater familias
）的意志是唯一全能的意志，全家都要绝对听他的指示和引导。在家庭中一切对他来说全无权利可言，不但牲畜、奴隶如此，妻子、儿女也如此，处女既为其夫所自由选择而成为他的发妻，故所生子女抚养与否，也要听他随意决定。这个准则的成立并非因为对家庭冷漠所致；恰恰相反，罗马人念念不忘这一信念，即成家立业和生儿育女乃是道德上的必要性，也是公民的义务。在罗马，民社对于家庭扶助也许是仅有的一例就是这项规定，即如遇一产三孩之情况，便应救济其父；他们在宗教上禁止遗弃男婴（因出生致残的例外），以及至少包括头胎的女婴，由此可见他们对弃婴的见解。不论弃婴看来对公众多么有害，对弃婴一事很快就从法律惩罚变为宗教谴责；因为，首先父亲在家中拥有无限权力；一家之父不仅执行纪律极严，用以约束家人，而且对他们有制裁的权利和义务，用他自己认为适当的死刑、肉刑惩治之。成年的男儿可以另立门户，或如罗马人所说的，从父亲手里得到分给他们的“自己的牲口”（peculium
），但在法律上，男儿所得的一切，无论是自己劳动所获或他人所赠，无论在其父之家或在自己家里，仍属父亲的财产。父亲在世一日，在法律上从属他的人便一日不能自有其财产，因此，不得到他的委托，财产不能出让或继承。就这方面而论，妻儿的地位完全与奴隶相等，奴隶时常获有自营家业的许可，若奉主人之命，也有转让财产之权。诚然，父亲可以将儿子当作财产转让给第三者，与出卖奴隶无异。如果买主是外国人，这儿子就成为他的奴仆；若买主是罗马人，由于罗马人不能成为另一罗马人的奴仆，这个儿子对买主来说至少成为奴隶的替代物。就这方面而言，除上文所述关于弃婴权的限制以外，父权和夫权在法律上受限制的只是在既受法律惩罚，也受宗教诅咒的几种最坏的恶行上；涉及这些恶行的有出卖其妻或已婚之子；父亲尤其是丈夫行使家庭裁判权时，若不先与本人或其妻的血族近亲商洽，便不得对他的妻儿判罪；这种做法是根据家族习俗贯彻实行的。可是，这后一种规定在法律上并未削减父权或夫权，因为行使家法时所召集的血族近亲不是为审判而来，而是供进行审判的家长咨询。家主的权力在本质上不但漫无限制，不对尘世间任何人负责，而且家主在世之时，其权力是既不更改，又不可摧毁的。按照希腊和德意志法律，实际上独立的成年儿子在法律上不依赖父亲而自立；在罗马家主健在时，他的权力不能因为他老髦、疯癫或甚至自甘情愿而被取消，只有执掌权力的人可以更换，因为儿童由于过继而转入另一个父亲的权力支配之下，此乃当然。女儿经合法的婚姻脱离父亲而归于丈夫之手，离开自己的宗族和神祇的保佑而加入丈夫的宗族，受其神祇保佑，自此以后就听命于丈夫，一如往日之听命于其父。根据罗马法，奴隶从主人方面获得解放比较容易，儿子从父亲方面求得自由却很难；解放奴隶之事自古就不乏其例，形式颇为简单；儿子求得自由却到很晚才见诸实行，手续煞费周折。诚然，如果主买其奴，父鬻其子，买主把他们一齐解放，则奴隶获得自由，可是儿子解放之后，照旧归其父管辖。罗马人厉行父权和夫权，毫不容情，始终一贯，于是这种权力变成真正的所有权。然而，家主对妻子的权力虽然近似他对奴隶和牲畜的所有权，可是家属与家产之间却大有区别，不但事实上如此，而且法律上亦然。家主的权力，姑不论其有效范围仅限于一家之内，实是暂时性质，也稍有代理性质。如同财产专为财主而存在，专制国的臣民专为君王而存在，但罗马的妻子儿女却不仅仅为了家父而存在。他们固然是权利的对象，可是同时却也自有其权利，他们不是物而是人。他们的权利未见行使，尚在潜伏，因为为了维持一家的团结，一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代表来主持；可是家主一旦死去，其子就成为家长，其父一向对妇孺、财产所行使的权利现在都归他掌握。反之，主人之死都丝毫不能改变奴隶的法律地位。

然而，家族的团结非常坚固，以致家主死后，家族并不完全瓦解。儿女因丧父而得以独立，可是在许多方面仍自认为一体；确定继承次序和许多其他关系，特别是调整寡妇和未婚女子的地位方面，都应用这个原则。按较古老的罗马观点，女子不能管辖他人，也不能管辖自己，她所受的管辖，或用一个较委婉的词，对她的监护权（tutela
），仍属她所在的这个家，在家主死后，此权则由最亲近的男性亲属整体行使，所以儿子通常监护寡母，兄弟监护姊妹。从这种意义来说，家族一旦创立，便永久不变，直到始祖的男系后裔绝灭为止；只是一代一代往下传，彼此的关系势必日益疏远，最初本是同根一体，到了后来就无法证明了。家族与氏族，或者用罗马人的用语Agnaten
与Gentilen
，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此，也仅仅在于此。这两字都表示男系，可是家族只包括同一个共同始祖的后代子孙，他们一代一代向上追溯，能指明世代的次第；然而，氏族却包括一切自命为一个共同始祖的后裔的人，但是不能充分指出中间的环节，所以，不能确定亲疏远近。这在罗马的人名里表现得十分明白，例如人名里有“昆图（Quintus），昆图之子，昆图之孙……昆图氏（Quintier）”，把祖先一个一个地追叙，这是家谱；家族叙毕，便补叙氏族，表示这些人共同出于一个祖先，“昆图的子孙”之名由他传给一切子孙。

此外，并不属于这种紧密团结的、集合于一个在世的家长统治下的，或由于这样的家族分裂而产生出来的家族和氏族单位的，还有那些虽是宾客，但系另外的相同阶层的成员，他们只是暂居他人之家，也不是奴隶，由法律看来，奴隶被视为家庭的财产，而不是家庭的成员，但大概是门客（clientes
，源自cluere
），门客虽不是某一民社的自由公民，却在这个民社的保护下享有自由。这种人有些是离开故土的逃亡者，在他乡寻求收容和保护；有些是奴隶，主人对他们暂时放弃权力的行使，给他们以实际上的自由。这种关系就其特有性质而言，与主宾关系或主奴关系不同，并非严格的法律关系；门客仍然不是自由人，只是信义和习惯使他们的不自由得以减轻。因此，一家的门客与狭义的奴隶构成听命于“恩主”（patronus
，如同paticius
）的“仆从”（familia
）。因此，按照原始的权利，恩主有权收回门客全部或一部分财产，遇有事故时，有权把他重新贬为奴隶，甚至处死；只因事实上存在着区别，所以恩主对门客不行使这种家法，像对待真正的奴隶那样；另一方面，主人在道义上有责任赡养和保护自己的下属，由于门客的地位实际比奴隶为自由，所以恩主对门客的道义责任意义重大，对于奴隶来说，这一意义就较轻微。特别是门客事实上的自由必然接近法律上的自由，因为这种关系已经历过几代。如释免者和受释免者都去世了，释免者的法定继承人要求对被释免者的子孙实施主子的权利，而不能不蒙受大不虔敬的恶名。这样，家庭的内部逐渐造成一群居人篱下的自由人，他们与奴隶不同，与氏族中享有平等权利的人也有区别。

在成分和形式方面，罗马国家以这种罗马家庭为基础。罗马民社总是源于罗米利氏、沃尔提尼氏、法比氏等古氏族的联合（不论这种联合如何形成）。这些氏族的土地结合在一起就是罗马的领域。属于这些氏族的每一个人都是罗马公民。凡在此范围内按常规缔结的婚姻都是真正罗马人婚姻，其子女享有公民权。凡非法婚姻所生的或者非婚生的子女，均被排除于民社之外。因此，罗马公民都称自己为“有父之子”（patricii
），因为据法律看来，只有他们有父。所有氏族及其所有汇集其中的家族都不改原状地合并成一个国家。家庭和氏族集团永存于这个国家之中，可是，人在家庭和氏族集团中的地位并不只对国家起影响，以致儿子在家听命于父，可是在政治义务和权利上仅次于家父。当然被保护人的地位会发生某些变化，以使每一恩主的释免奴和门客因他的意志而在全民社内得到容忍。他们固然最初仍直接依赖所属家族的保护，但此事的本质说明，民社成员的被保护人当然不得享有公民应有的权利，也不必尽公民应尽的义务，可是却不能完全被摒弃于宗教仪式和节庆活动之外。这道理更可适用于全体被保护人。由此可见，国家如同家族，均由原属于它的人和投奔于它的人所构成，即由“公民”和“客民”所构成。

因为以家族为基础的氏族是国家的组成部分，所以国家这个共同体形式事无巨细无不模仿家庭。家庭有个父亲，他是天然的家长，家庭由父亲而产生，也随他一起消亡。但是，人民的民社却永存于世，在民社中却没有天然的主人，至少在罗马民社是这样，它由自由平等的农人组成，可能为没有天赐的贵族而自豪。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成为他们的领袖（rex
）以及罗马民社这个大家庭的家长，一如后来在其住宅内或住宅附近总见一个长年不熄的炉灶、锁闭严密的民社库房、罗马的维斯塔女神和家宅守护神，所有这些表现了这个至高无上的、包括整个罗马的大家庭的显然可见的统一体。王位一旦空缺，继位人得到指定，君主职权便依法即刻开始履行；但国王召集能服兵役的自由人开个大会，正式要求他们宣誓效忠，然后民社全体才对他负有绝对听命的义务。那时他才有全权在民社中发号施令，一如家长在家庭中那样，并且也一如家长，实行终身统治。他同民社神祇来往，征询神意，平息神怒（auspieia publica
），指派男女祭司。他用民社名义与异邦所缔结的条约对全体人民具有约束力，可是在其他情况中，民社成员绝无信守同非该民社的成员所订协约的义务。他的“谕令”（imperium
），无论在平时或在战时，总是雷厉风行，所以，他每次因公出现，便有“扈从”（lictores
，因荷有束棒，即licere
）手执斧钺和笞鞭随处在前开路。他擅自有权向国民讲演，保管公库锁钥的也是他。他一如家父有惩戒之权和审案之权。对于扰乱秩序的人，他处以刑罚，尤其是对于犯兵役罪的人，他必予以鞭笞。他对一切私法和刑事案件一概开庭审理；他可以独断决定生死，一如决定自由权那样，以致他可以将一个公民判给另一个公民，充当奴仆。或下令将此人卖身成为不折不扣的奴隶，驱逐出境。在判处死刑以后，他有权允许诉诸民众请求宽恕，可是他没有必须这样做的义务。他遣使百姓征战，而且他统率军队；但他遇有火警照常必会亲临火场。

家主不仅是家中最大的权威，而且是唯一的权威，所以国王不仅是国家第一位掌权者，而且是唯一的当权者。他可以从特别熟谙教律和政务的人中组成专家小组并要求他们献计献策；为方便行使权力计，他可以将个别职权委托他人，如向公民通告、发布征战命令、审判不甚重要的案件、审理罪状等；如果他不得不离开城区，他可以留下一个“守城使”（praefectus urbi
），委以全权，代理国王；可是，一切除王权以外的官职都由此而来，任何官吏只有受国王任命才能就职，得国王的欢心才能长期留任。远古时期的一切官吏，特命守城使以及步兵队（milites
）和骑兵队（celeres
）的统领（tribuni
，源自tribus
，即部分）都是国王委任官员，不是后来所谓的官吏。王权没有也不能有对外的法律制裁；在民社内部，对民社统治者来说，没有法官，正如对在家庭内的家主无法官一样。他的权力只有死后才宣告结束。新王的选举权在元老院，遇王位空缺时，空缺期（interresonum
）的王权归元老院执掌。自由民在提名后才正式参加国王的选举。从法律上来说，王权有赖于持久性的父老（patres
）团，该团通过空缺期权力的执掌者使新王就任其终身职位。“名扬四海的罗马依赖崇高的神佑而得以建立”，于是这一神佑便由第一个接受神佑的国王承继不断地传授其继任人，当权者虽有人事上的变动，但国家的统一却永葆不变。罗马人民表现在罗马狄奥维斯（Diovis）的宗教领域上的这一统一在法律上以君主为其代表，所以国王的服饰与至高无上的神无异；城里人人步行，只有罗马国王单独乘车，他手执象牙鹰杖，脸上涂以朱红胭脂，头戴黄金檞叶冠，这都是罗马神祇与罗马国王所共同的，可是，如果我们因此便认为罗马政体为神权政治，却是大谬，意大利人对神和国王的观念从来不像埃及和东方那样，混为一谈。国王不是人民的上帝，而是一国之主，这才较为允当。所以，人们根本不知有某一氏族的特别的神恩或有某一种神秘力而使国王据以可能具有不同于凡人的材料。贵家出身，与旧君有亲属关系，固然是可取的有利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任何罗马人只要成年，身心健全，在法律上便能充当君主之位。
(3)

国王不过是一个寻常公民，只因他有业绩或鸿运，又因一国不可一日无君，如同一家不可一日无主，所以才把他置于他的同辈之上，做他们的主人，如同一农夫位于众农夫之上，一武士位于众武士之上。如同儿子绝对服从其父，但并不自以为卑于其父，所以公民也听命于其王，但并不认其为王优于自己。王权在道德上和事实上所受到的限制就在于此。国王固然可以做出许多不公道的事而不违国法；他可以克扣战友应得的一份战利品，施加过重的徭役于公民，或者以苛捐重税蛮横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可是他这样做时，却忘了他的全权并非来自上帝，却是在上帝的许可下来自人民，因为他代表人民；如果人民也忘了忠于他的誓言，更有何人保护他？但王权在法律上的限制在于国王仅有权执行法律，而无权改变它；国王每欲偏离法律，必须事先取得人民会议和元老院的赞同，否则，这事便不生效力，以致成为无效的暴政行为。于是，无论从道德和法律看来，罗马的王权与现代的君权根本不同，罗马家庭或罗马国家在近代生活中实无其耦。

罗马公民的划分以族区为基础。族区即curia
（此词或与curare
＝coerare
，指亲缘关系），十个族区构成一民社（Gemeinde）；每个族区出步卒一百人（故mil-es
如同equ-es
，均有“千步队步兵”之意）、骑兵十人、议员十名。几个民社合并时，每一民社自然成为整个民社（翁布里语和奥斯坎语称之为tota
）的一“部”（tribus
），基数随着各“部”之数目增加而增加。这种分法虽然起先与组成公民的人数有关，但在土地分配时，这种分法也就运用于地界。罗马的区名传到后世的很少，这少数之中有几个似乎源于族名，例如Faucia
，另有几个却源于地名，例如Veliensis
，所以“部”有地，区也有地，无甚可疑。在公有土地的远古时代，这些区中的每一个都包括若干氏族土地在内，关于这一点上文业已谈过。

这个政制的形态至为简单，
(4)

它同以后由于受罗马影响而产生的拉丁民社或市民民社的模式不谋而合；这些民社一律各有一百个议员（centumviri
）。在罗马城三个部的最古老的传统中，拥有三十个族区、三百骑兵、三百元老院议员、三千步卒。这个额定数字是屡见不鲜的。

这种最古老的政制模式并非始于罗马，它是拉丁阖族共有的原始制度，甚至也许在部族分立以前早已有之，这样说是最为准确不过的了。关于此类事情，有关罗马政制的流传史料十分可信；它关于公民团体的其他各种划分法都有史可述，唯独认为区的划分始于罗马建城；与此完全吻合的是，族区体制不但见于罗马，而且在新发现的拉丁民社的政制模式中，也显示为拉丁城市法的主要部分。

反之，这种模式的核心一向在于区的划分。因此，“部”不能是重要因素了，因为它们的发生和它们的数目纯属偶然。凡有部之处，它们确无其他意义，仅在保存对它们原为整体的一个时代之忆念而已。
(5)

在流传史料中不曾提及每部各有其特殊的办事机关或特殊的集会；极可能说明，为了保持共同体的统一起见，融入此团体的各部实际上不允许继续存在。连在军队里，成双成对的步卒统领之数固然与“部”数相当；可是每一对这种军团保民官并非统率一个“部”的兵卒；而是每一军团保民官同全体军团保民官一道统率全体步军。各氏族分布于各个族区，氏族和家族的界限是由自然界划定的。立法权可以干预这些集团，起到修正的作用；它可以使大氏族分支，把它当作两族计算，也可以将若干小族合并，这种情况在罗马的流传材料中已无影踪可寻。无论如何，这种情况的发生极为有限，氏族亲缘的根本特点并未有所变。因此，不可以认为氏族之数由法律所定，更加不可以认为家族之数也如此。由于区应出步兵一百、骑兵十人，所以每家出一步兵、每个氏族出一骑兵之说既无传闻，也不足信。在最古老的政制机构里，唯一起作用的环节是族区，族区共十个，或者在有若干“部”之处，每“部”分为十个族区。每一个这种“责任区”都是真正的协作单位，它的成员至少要集会，举办共同的节庆；节庆各由一位特设的负责人（curio
）管理，并且自有祭司（flamen curialis
）；毫无疑义，征兵和课税也按区办理；法庭开庭审判时，公民也分区集会，分区表决。可是，开创这种制度的原意不在于表决，因为，如原意如此，区的分法肯定会用奇数。

公民对待非公民并不友好，但在公民内部各人的权利却完全平等。罗马人严格执行这两个原则，毫不苟且，也许非其他民族所能及。荣誉公民制是一个古老的制度，原意在于调和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矛盾，罗马人对这制度的态度也许最足以明白表示他们区别这两者之间矛盾的严谨性。经民社议决，允许一个异乡人加入公民团时，此人虽然可以放弃从前的公民资格，然后完全加入新的公民团，但是新旧公民资格，他均可兼而有之。这是最古老的习惯，在希腊，这一情况始终如一，到后来，同一个人往往同时成为几个民社的公民。但在拉丁姆，发展得更为活跃的民社感情不能容忍一个人同时成为两个民社的公民，所以，一个新选入的公民如果无意放弃他旧有的民社权利，这有名无实的荣誉公民资格的含义仅为殷勤待客的情谊和保护客民的义务，别无其他意义，而对于异邦人的情谊自古就是如此。

可是，在对外人严加限制的同时，成员间的权利不平等却被绝对排除在罗马民社圈子之外。上文已提到，家庭内存在的种种差别当然不能被废除，可是在民社里却至少不被注意；儿子在拥有财产方面从属于其父，但他以公民的资格也会遇到有权支配其父的情况。但罗马没有等级特权；在次序上，替提人先于罗马纳人，这两族又先于卢克雷人，这并不有损于他们在法律上地位平等。当时的公民马队被使用于前线进行单独交战，有时骑马，有时甚至步行，与其说是特殊兵种，不如说是一支精兵或后备军，所以马队兵员总是生活最富裕、器械最精良、训练最熟练，其威望自然高于公民步兵，但这纯系实际差别；毫无疑问，任何世家出身者皆可参加马队。引起法律差别的，仅仅是依照政制对公民所做的区分。此外，一切民社成员在法律上的平等甚至也显示在外表上。就服装而言，民社的首领诚然与民社成员相同，有从军义务的成年人与不能入伍的童子不同，除此以外，人无论贫富贵贱，出外时须一律穿那白毛料做的朴素长袍（toga
）。公民权如此完全平等，无疑这起源于印度日耳曼族民社的政制，但了解得这样细致，执行得这样确切，却是拉丁民族最能说明问题和最有影响的特性之一。人们也许还记得，在意大利，我们未尝遇见移来较早、文化较低的种族臣服于后至的拉丁移民，因而也就缺少印度种姓制度、斯巴达的、色萨利的、大概是希腊的贵族，也许还有日耳曼人的等级差别与之相联系的主要机缘。

维持国家财政依赖全体公民，这是不言而喻的。公民最重要的义务是服兵役，因为从军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公民才有。公民同时又是战士团（populus
，与populari
；“破坏”，同源）；在古祈祷文中，人们祈求战神降福于“长矛兵团”（pilumnus poplus
），这个兵团以及国王向他们谈话时所用的称呼“长矛兵”（quiriten
）
(6)

均被视为战士的标志。作战队即所谓军团（legio
）的编制如何，已见上文叙述。由三部组成的罗马民社里，一个军团有骑兵（celeres
，即“快队”或flexuntes
，即“包抄队”）的三个“百夫队”（centuriae
），由三个骑兵大队统领（tribuni celerum
）率领
(7)

，还有步兵（milites
）的三个“千夫队”，由三个步兵队长（tribuni militum
）率领；步兵大概自始就是民社所征兵丁中的精锐。此外，也许再加若干在行阵以外作战的轻装兵，尤其是弓弩手
(8)

。国王通常自任主帅。除服兵役外，公民或许还须服他种徭役；如承办平时战时国王交办的事宜，服耕地或兴建公共设施等劳役。试看罗马城垣常名为“徭役”（moenia
），即可见建城工程对全民社的负担多么沉重。但罗马没有经常的直接税，国家也没有经常的直接支出。支付民社的必要支出，不必课税，因为国家对于兵役、征工或一切公务一概不给报酬；就是给报酬，也由直接课税的有关地区或由不能或不愿自服徭役者付给服徭役的人。公祭神祇需用的牲畜祭品由诉讼捐项下筹款购买；普通讼案的败诉人按所争议财物价值的多寡拿出一种所谓“牲畜罚款”（sacramentum
）交给国家。公民经常送给国王的馈赠未见有记载。此外，向国王却缴纳港口税和领地税，特别是驱牛到公共牧场放牧应交的牧捐（scriptura
）以及国有土地承租人以其产品的一部分（vectigalia
）交付的租金。此外，还有“牲畜罚金”、没收财物和战利品。遇有需要，便强行摊派捐款（tributum
），可是罗马人把它视为强行借款，以后时局好转时便被归还；该捐是否由公民分担，还是只摊在居民身上，还不能断言，但后者的可能性较大。国王管理财政。据典籍说，罗马最后一家王族塔昆氏的地产极多，可是国王私产必然不断扩大。但是国有财产与国王私产不同，特别是战时夺得的土地似乎永远被认为是国有财产。国王管理公产是否受习俗的限制，多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已无可考了，不过，以后的事件发展表明，遇习俗所不容，从不与公民商讨，关于强派捐款额和分配战争所得土地习惯上与元老院磋商。

可是，罗马公民看来不仅纳捐和服役，也参与公务。因此，如果国王召集所有民社成员向他们通报情况（conventio，contio
），或者严令他们在第三周（in trinum noundinum
）集会（comitia
），逐区了解情况，那么这时全体民社成员除妇女和不能当兵的儿童外，即所有被称为“长矛兵”（quirites
）的人都集合在裁判所。这种正式的公民大会由国王指定按期开会，通常每年两次，一次在3月24日，另一次在5月24日。此外，国王认为必要时还可以随时召开。可是他们召集公民，不是为了请他们发言而是让他们听训，不是为了让他们提问，而是要他们答问。除国王或他认为可以允许发言的人以外，会上无人发言；公民发言只是对国王所提问题做简单答复，不做讨论，不陈述理由，不提条件，也不将问题条分缕析。可是，罗马公民团，一如德意志的公民团，或许也如同远古的印度日耳曼公民团，却是主权国家思想的真正的和终极的支柱；但在平时，这主权静止不动，或仅见于公民团自愿表示效忠于其首长。因此，国王即位以后便向集会的各区询问，问他们是否愿对他尽忠效力，是否愿按照常规和他的使者（lictores
）一样承认他；对这一问题肯定不许有否定的答复，正如与此相仿，一位世袭君主必受崇敬，无人可以拒绝。公民既是执掌主权的人，便不当在平时参与国事，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只要公务仅限于实施现行法规，那么至尊的国家权力便不能也不应进行干涉：治国的是法律，而非立法者。现行法规若有变更的必要，或甚至在某一情形中需要稍稍背离现行法规时，那就另当别论了；每遇这种情形，公民按罗马政制采取行动，所以，无上的国家权力的这一种行动由公民与国王或摄政王（Zwischenkönig）之间协作做出。正如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间的法定关系以口头问答的契约方式获得认可那样，民社行使领导权的行动也无一不使用发问法（rogatio
），由国王向公民发问，而大多数区对此给予肯定的答复。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无疑也可以不表示赞同。所以，对罗马人来说，法律首先不是如同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并非国王对于所有民社成员发布的命令，而首先是构成国家的各权力代表以说明和反驳的方式所缔结的契约
(9)

。根据法律，凡不合法制常规的事一概需要这种立法契约。依照法律常规，任何人均可将财产任意赠予他所愿赠的人，不过这种方式是以立即移交为条件；财产暂时仍留在财产主手中，死时才转归他人，这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事，除非民社许他这样做；关于这事，不但在市场上公开集会的公民，而且列阵临战的公民可得到允许。这就是遗嘱的起源。依法律常规，自由乃是自由人的财产，既不能转让，也不能失去或放弃，所以，谁不隶属于家主的人，谁就不能再隶属于另一家主而居于人子的地位，除非民社予以许可。这就是收养义子（Adrogation）。依法律的常规，公民权只能在出生时获得，既得之，便不可复失，除非民社授予贵族地位或允许放弃这一地位；毫无疑问，起初，若无区的决议，这两者便不能生效。依法律的常规，一个罪人当受死刑，国王或他的代表如果已按判决和法律宣判，这人便当处决，毫不容情，因为国王只能裁判，不能赦免，除非被判死罪的公民向民社请求开恩，而审判官给他求赦的机会。这是上诉（provokation）之始，主要指，被认定有罪的犯人若不认罪，便不许上诉；犯人若肯认罪，举出请求宽大的理由，便许他上诉。依法律的常规，与邻国缔结的永久性条约不可破坏。除非是，由于受到损害，全体公民认为不必再受该条约的束缚。所以，要想发动侵略战争，非与他们商讨不可，但是他国如果破坏条约，本国作防御战，或战后媾和，则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然而，遇此类问题，似乎不是径直向寻常的公民大会提出，而是向军队提出。所以，就一般看来，国王每次拟定改革，变更现行国法，皆需征求公民的意见；就此点而论，立法权自古即不属于国王，而属国王和民社。在这一事例和其他类似事例中，国王的行动如果不得民社的赞助，在法律上便不能生效；仅国王宣布某人为贵族，此人仍旧不算公民，这无效的行为仅能产生事实上的影响，而无法律上的效力。在这方面来说，公民大会尽管似乎受有限制，常遭掣肘，可是它自古以来就是构成罗马国家的一个要素，并且在法律上不与国王平行，而在国王之上。

但是，除国王与公民大会外，在罗马最古的民法政制里还有第三个基本权力；它与国王不同，原不为行政而设，也与公民大会不同，原意不在立法；可是它与二者平行而立，而且在它的权限内，位于二者之上。这就是元老院（senatus
）。毫无疑问，元老院起始于氏族组织：据古代流传材料，在原始的罗马，元老院由所有家长组成，由国家法看来，此说仅在以下情形中有理：后来的氏族只要不是晚近才迁入罗马的，无一不自谓渊源于原始罗马城的家长，并认此家长为自己的祖先和始祖。罗马或至少拉丁姆可能曾有一个时期，国家的每一基本组成成分，即氏族，与国家无异，即各有一种类似君主政体的组织，各为一个长老所统治，此长老由氏族中的人或由其前任所推选，或由世袭制度而来，因此，在这同一时期中，元老院不外乎是氏族长老的总称，从而成为一个独立于国王和公民大会的机构；而且它与公民大会不同，公民大会由全体公民直接组合而成，元老院却由人民代表组成，略有代议制性质。拉丁民族必在荒古时期已越过每族实际各为一独立国的阶段、由氏族组织发展为民社时，废除族长乃是应采取的是第一个，也是最难的一个步骤；罗马开国前很久，拉丁姆或早已渡过这个难关。据我们所知，罗马氏族常无明显的族长，所有氏族中的人均出于或自称出于一个共同的始祖，可是在世的氏族中的人却无人声称代表这个共同始祖，所以，遇继承遗产和监护妇孺的事，若因家长死亡而传袭于氏族，此事就落在氏族全体身上。然而，由于元老会议的原始性质，许多重要的法律后果往往传给罗马元老院。简言之，荷马叙述过，有诸侯和人主在国王的四周坐而议政，昔日的元老院于此并无二致；因此，元老院的地位与纯粹的国务会议不同，而且也高于国务会议，因为此会议不过是若干亲信开会，以备国王咨询而已。只要原始元老院系由全体氏族首领组成，其成员之数就不可能固定，因氏族之数也不固定。因为在远古时，也许在未有罗马之时，元老院成员的数目对于民社来说并不考虑当时实有的氏族数字而定为一百，因此，在三个原始民社合并之后，元老院议席便增至三百，三百便成为固定的正常数额，从国家法来看，其结果乃势所必然。此外，无论何时，元老被召入院，便终身任职；到了后世，此种终身任期多为事实上如此，而不是依法律如此，元老名录时时修改，以便排除不称职的或不受欢迎的元老，这种办法可以证明是逐渐演变而来。自从再也没有族长以后，元老的选择当然权在国王，但在较古时期，只要氏族的独特性仍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之中，国王选择元老时通常在一个元老死后，从那个元老的同一氏族里委任一个年高识广的人进行补缺。大概后来随着融合的程度逐渐提高和民社内部的渐趋统一，这种习惯才作废，选择元老一事才悉由国王自行裁决，以致遇有元老出缺，而国王不择人递补，任其空悬，此事被视为有亏职守。

这个元老院的职权所依据的是如下见解：民社由氏族构成，民社的统治权依法应属全体族长，虽然这个统治权按照在院内业已如此明确的君主制基本观念，目前总由元老中之一即国王来执掌。因此，元老院的每个成员在行使权力上不是全国的王，可是在职权上却是如此，所以他的标志虽然亚于国王，却与之相似。国王穿红鞋，他也穿红鞋，只是国王的红鞋略高，也较元老的考究。并且也因为这个缘故，如上文所述，在罗马民社中，王权绝不会虚悬。如果国王去世，众元老便即刻代替他行使王权。可是，依照一时仅能有一人为王的金科玉律，所以此时他们只有一人执掌政权，这种“摄政王”（interrex
）与选任终身的国王的区别只在任期的长短，而不在权威的大小。摄政王的任期对于掌权者来说规定每人不得逾五天；据此，众元老轮流为王，每位摄政王任期告终时，各按抽签所定的继任次序，将职位移交给任期为五天的继任人，直至终身国王的空缺再有人充任为止。民社不对摄政王宣誓效忠，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摄政王不但有权力，也有义务去执行平时一切属于国王的职能，甚至可以推举一位终身任职的国王，不过第一个被他们指定的人例外地没有后一种权利，大概是因为第一人非前任所推举，故被认为其任命欠周。所以，这一元老会议终究是罗马国家统治权（imperium
）的执掌者和神佑（auspicia
）的蒙受者，是那万世不绝的罗马国家及其君主制度（但不是世袭的君主制度）的保障。所以，据以后的希腊人看来，元老院似乎是众王会议，这实不足为奇，元老院本来就是这样一个机构。

但是，元老院会议不仅是永恒王权的活生生的体现，而且也是罗马民社政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元老会议诚然无权干涉国王的政务活动。国王每逢不能亲自带兵或解决法案时，他历来从元老院中物色自己的代理人，因此高级军职以后常付托给元老，同样也在任用陪审员时优先起用元老。但在带兵和司法方面，元老院却未尝以团体资格受到咨询，所以，日后的罗马元老院并无带兵和裁判权。另一方面，元老会议可以视为现行体制的合适的保护者，甚至可以监察国王和公民的违法事件。对公民应国王提议而通过的一切议决案，元老院都负有审查之责，如果议决案似乎违反现行法律，元老院便不予批准；换句话说，按章需要民社议决时，如每次修改政制、接纳新的公民、为侵略他国而宣战等，元老院对之都有否决权。当然我们不可以为公民与元老院均有立法权，略如现代立宪国家的两院制；元老院是守护法律的机关，不是创制法律的机关；它仅在民社做出的决定似乎超越职权、违反对神祇或对外国的现行义务，或妨害了民社本身的机构制度时才能宣告废止这种决定。但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仍然是，例如，罗马国王已提出宣战案而全体公民已将这议案升格为决议时；又如，外国似应支付赔偿而该要求不能达到时，罗马使者便恳请神灵监察这事的不公平并在结束时说，“可是关于此事，我们想请问国内的元老，我们该怎样才能实现我们的权利”；只有元老会议赞同了，公民团所决定而为元老院所批准的战争才能正式宣布。这条准则的用意和后果肯定不是使元老院永久干涉公民团的议决案，以及用这种监护行动来剥夺公民团的最高权力；可是，正如尊位虚悬时，元老院保持民社政制于不坠，所以，我们从中也觉得元老院此时面对国家最高权力成为法纪的保护机构。

最后，也许与上述做法相联系的，还有一种似乎是很古的做法，君王要提出议案付公民表决，必须事先将议案交给元老院，使所有成员依次对此表示意见。元老院既有权废止已做出的决定，国王当然明白，事前应设法使自己不必担心会被否决。一方面，决定重要的事而不先与他人商讨，也与罗马的习俗不合；另一方面依其组织，元老院应成为民社统治者身边的政务咨询机构。以后元老院的广泛权力更多的是由这种咨询习俗发展而来，而不是由于上文所述的职权。但这一习俗起初原无足轻重，其意义实际等于元老院有咨询之权。遇到既非司法又非军旅的大事，例如，除提交公民大会的议案外，还有课税、服役以及支配征掠所得土地等事，国王也许常先征求元老院的意见，但事先的征询虽习以为常，却非法律所必需。国王可随心所欲地召集元老会议，将问题交付讨论；元老未被询问，不得发表意见，元老不被召集，更不得开会；可是只有一个例外，遇王位虚悬时，他们必须开会，以决定摄政继位的次序。并且除元老外，国王有权任意召请他的其他亲信共商国是，这一点是极为可信的。意见不是命令，国王可不听其言，不从其计，元老院也就无计可施而实现其意图，只有上述绝不普遍应用的否决权才行。“我选你们，不是叫你们来领导我，而是叫你们听从我的吩咐。”这是后世一位作者假罗慕洛王之口所说的话，这话所表述的元老院在这方面的地位大致上是对的。

现在让我们把以上的结果做一总结。据罗马人的见解，主权天然属于罗马民社，但它绝无单独行动之权，遇有不属成规的事，民社仅与他人通力合作。与民社并立的有任期终身的民社元老会议，这会议俨然具有王权的官吏团，如遇王位出缺，便须以其成员摄政，直至王位有定主而后已。这会议也有权推翻民社做出的不合法的议决案。萨卢斯特（Sallust）说：王权既无限制，又受法律制约（imperium lcgitimum
）。所谓无限制，指王命无论合乎正义与否，首先必须无条件执行，所谓受制约，指命令如果违反惯例，非经过真正的主权执掌者即人民的核准，便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罗马的最古老的政制略似倒置的君主立宪政体。在君主立宪政体中，国王是国家全权的执掌者和代表；因此，例如，只有他才能宣告特赦，而治国施政却归于人民的代表和对人民代表负责的官员，所以在罗马政制中，民社行使的职权颇与英王相似：在英国，大赦权是国王独有的特权，在罗马却是民社独有的特权，罗马一切政权都握在民社的首脑手里。

最后，如果我们考查国家及其各成员的关系，我们便得知，罗马国家既远非纯为防卫而结合起来的散漫联盟，也绝不类似近代所谓绝对专制的强权国家。民社在征收赋税和惩罚犯罪行为方面自有统治公民个人之权；不过任何特殊法律对某一个人因其做了并非人人认为有罪的行为而绳之以法或以惩罚威迫之，即使形式上无瑕可指，但对罗马人来说似乎总被认为处置武断和不公。财产权和宗族权更多的是重合，而不是互相关联，民社对它们的干涉更为有限。罗马家族制度还未完全消灭，民社尚未牺牲家族而得以壮大，就会一如在来库古（Lycurgus）
(10)

的警察国家那样所作所为。国家可以将公民戴上镣铐或绞杀，却不可夺去他的儿子或田地，或甚至不可向他长期征税，这是最古老的罗马政制中的一个最明确和最堪注意的准则。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中，民社本身在对待公民方面受到限制，不得侵犯公民的权利，这种法律上的限制不只存在于概念之中，而且在元老院依法行使否决权中有其体现和实际应用，因为它对违反这种基本权利的民社议决案确有加以废止的权力和职责。在自己的范围内，罗马国家的擅权专制绝非他国所能及，但行为无玷的罗马公民在法律上却能享受绝对的安全，对国人的侵犯和国家的干涉皆不足虑，此非他国所能及。

罗马民社就是这样自治其国的：罗马人是一个自由民族，它懂得服从，并明确拒绝一切祭司的神秘骗局，在法律面前和彼此之间绝对平等，有自己的鲜明的民族性，同时却又明智豁达，大开同外国交往的门户（这一点将在以后叙述）。这体制既非人为所造，亦非假自他国，它是在罗马人民之中产生并随着罗马人民共同发展。它当然基于更古的政制，有意大利人的，有希腊意大利人的，也有印度日耳曼人的；但荷马史诗和塔西佗关于日耳曼的纪实中所描写的体制，必曾经过长久绵延的政治发展阶段，才能达到最古老的罗马民社制度。希腊人的欢呼喝彩，日耳曼人的敲打盾牌都寓有表示民社主权的意味，但这种形式与拉丁族区会议的那种有条不紊的职权和循规蹈矩的发表意见，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还有，罗马国王的紫袍和象牙节杖确实来自希腊，而不是埃特鲁斯坎人，还有他的十二名扈从和其他种种表面排场更多地借鉴于外国。但罗马政制的发展确乎属于罗马，或至少属于拉丁姆，其中仅有些微像借自外国，只看其全用拉丁人所造的词来表示其政制观念，便可显见。

这个政制实际奠定了此后罗马国家长期所根据的基本思想，因为罗马民社只要存在，无论其形式如何变更，可以肯定，行政长官就有绝对号令权，元老会议为国家的最高权威，每一非常议决案必须获得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即民社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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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但旧的宗教婚姻（matrimonium confarreatione
）是这样，就是世俗婚姻（matrimonium consensu
）也是这样，原来虽然未规定丈夫对妻子握有财产权，由于这种正式惯例（coemptio
）和时效（usus
）等法律观念很容易应用于这种婚姻，从而为丈夫获得此权大开方便之门，丈夫获得此权之前，尤其在迄至时效告终了的时期内，妻室（正如日后先行试婚［causae probatio
］而后结婚）还不成为“妻室”（uxor
）而是未婚妻（pronxore
）。罗马法有一原则，妻室不受丈夫支配就不成其为已婚妻，只是有名无实之妻（uxor tantummodo habetur
，西塞罗《辩谬篇》，3，14）。这原则直至罗马法臻于完备时仍不变。

(2)
下面的墓志铭虽已是较晚时期的，但值得在此一述。墓铭如下：

过客啊，我的献词很短，请伫足细读。

这墓石绝不精美，底下却埋着一位美人，

双亲称她为克劳迪阿；她挚爱夫君，心不二移，

她生有二子，其一仍留世上，另一葬在地下，

她谈吐悦耳动听，举止优雅文静，

她操持家务，并自纺羊毛。我话完毕，请君上路。

原文为拉丁文，（见《拉丁铭文大全》，1007）纺羊毛也算在纯粹德行之列，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可是这在罗马墓志铭里却屡见不鲜。奥雷利4639：最好、最美、从事纺织，虔诚、知廉耻、端庄、贞淑、足不出户。奥雷利4860：她端庄、正直、知耻、柔顺、从事纺织、勤奋、忠贞，酷似其他贤妇，足可与之媲美。图里亚墓志铭1，30：知耻、柔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勤纺织、有信仰而不迷信，衣着朴素，服饰不求观瞻，实乃善良的家庭一员。

(3)
狄奥尼修斯说（5，25），跛足者不得居最高职位。罗马公民资格不但是居王位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充当执政官的必要条件，这是不可言喻的，因此，对库雷斯（Cures）公民的奇谈，实不值得去明白地予以驳斥。

(4)
简单的十区体制早已绝迹，可是这一制度即使在罗马也有实际上的应用，而且最惊奇的是，它的应用竟见于盐饼礼（Confarreatio），我们有其他理由认为，在我们法律的史料中所提到过的所有正式仪式中，此典礼最为古老。行此礼时，十证人制与十区制之间的关系似乎确与三十扈从与三十区制之间的关系相同，殆无疑义。

(5)
从他们的名称中也可看出这一点。如法学家所知，所谓“部”（tribus
）不外是既往的或将来的“整体”，所以现在并无实际意义。

(6)
古人把quǐris quirītis
或quirinus
解释为“长矛兵”，此词源于quǐris
或cǔris
（长矛）和ire
。就这方面来说，与samnis，samnitis
和sǎbinus
相一致，甚至古人也以为此词源于σαúυιου
（希腊文，长矛）。与此相近的有arquites
（带弓人）、milites
（千夫队士兵），pedires
（徒步兵），equites
（骑兵），velires
（无甲可披，只着斗篷的兵），即使词源不确，它却是与罗马对于公民概念的理解密不可分的。同样，Juno quiritis，（Mars）quirinus，Janus quirinus
，都被设想为“挥舞长矛的神”；quiris
用来称呼人的时候，意谓“战士”，就是说，正式公民。这与语言惯用法相符。是凡说到地点，绝不用Quritens
一词，而用urbs Roma，populus，civis，ager Romanus
（罗马和罗马人）等词。因为quiris
与civis
或miles
相同，都没有地方含义。恰恰基于同一理由，这些词不能混用。人们不说civis
quiris
，因为两词虽然观点不同，却表示同一法律概念。反之，在庄严宣告公民葬礼时，说“这个战士已随死神离开”（ollus quiris leto datus
）；同样，国王用这名字称呼集会的公民。他开庭断案时，也按照可执戈防卫的自由民的法律（ex iure quiritium
，与后世的ex iure civili
完全相同）进行宣判。populus Romanus，quirites（populus Romanus quiritium
一词未有充分证明）意谓“全民社与各个公民”，因此，在一句古老的套语（李维，1，31）里，populu Romanus
与prisci Latini
相对，quirites
与homines prisci Lutini
相对（贝克尔，《手册》第2卷，第20页及下一页）。以上的事实既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如果仍坚持以下说法，仿罗马马民社曾与相似的奎里特（Quirite
）民社对峙，在这两个民社合并后，在教仪和法律习惯用语方面，被合并的新民社的名字代替了合并他人的那个民社的名字。那么，除不知语言也不知历史以外，便没有其他原因可寻。

(7)
狄奥尼修斯（2，64）在列述努马（Numa
）的八个宗教机构时，先叙述Curiones
和Flamines
，然后第三才列出骑兵统领。据普雷内斯特历书，3月19日在大会场（Comifiuvn
）举行一个节庆［adstantibus pon］tificibus et trib（unis）celer（um）
。瓦勒里·安提阿斯（Valerius Antias
，见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1，13；参见3，41）给最古的罗马骑兵指定了一个统领，名为celer
和三个百夫长，而在《名人传》1中，又称celer
为百夫长。此外，布鲁图（Brutus
）在罗马诸王被逐时，据说曾充任tribunus celerum
之职（李维，1，59），而且据狄奥尼修斯说（4，71），他甚至利用他的职位，建议放逐塔昆族。最后，庞波尼乌斯（Pomponius
）以及可能部分引用狄奥尼修斯之说的利杜斯（Lydus
）也说tribunus celerum
就是安提阿斯所说的celer
，就是共和时代独裁官的magister equitum
，帝国时代的Praefectus Praetorio
。

现存文献中论及tribuni celerum
的只有这些，其中最后一说不但出于晚近甚不可靠的典籍，而且与tribuni celerum
的含义不合，这名词只能有“骑兵队长”的意义。但共和时代的骑兵统领仅首先在非常时期被推举，而且到后来不再被推举了，tribuni celerum
每年必须主持3月19日的庆典，所以他的官职是常设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彭波纽斯之说显然全由布鲁图逸事而来，此逸事愈久愈失其真，我们可以置而不论；可以得到的简单结论是：在数目和性质上，tribuni celerum
完全与tribuni militum
相当，他们是骑兵大队长，所以与骑兵统帅（Reiterfeldherr
）大不相同。

(8)
可以对此说明的是如下显然是古远的词组，velites
和arquites
以及以后的军团编制。

(9)
Lēx
，意为约束（源出lēgare
，对某事负有义务），如众所周知，一般指契约，可是其附带的含义为，此契约的条件由提议人决定，对方只能接受或拒绝，这种情形正如当众拍卖那样。在罗马社会公约（Lex publica populi Romani
）里，提议者为罗马国王，接受者为人民；对于后者有限的协作，在文字上也有简明扼要的规定。

(10)
来库古（约公元前390—约前324年）： 雅典政治家和演说家，以理财有方和严惩贪污闻名。——译者

第六章　非公民与经过改革的政制

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尤其是意大利的历史，都是大规模“并区为城”的历史。据我们所知，最古的罗马已采取三合一的形式，仅到了罗马精神完全僵化的时候，类似的合并才得以告终。原始罗马纳人、替提人和卢克雷人的合并，我们仅知有其事，详情一无可考。除此以外，丘民的归并于帕拉廷罗马，也是这类合并最古的例子。这两个群落将合并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它们的组织大致相似；由于要合并而产生的问题应做如下设想，它们不保存二元体制，必须废除其中之一，而将剩下的另一组织推行于整个联合民社。关于圣地和祭司团，他们完全采用第一策。自此以后，罗马民社有两个舞蹈团、两个狼神团，因为有两种战神，所以通常有两种为该神祭司的祭司，一种是帕拉廷祭司，以后常称为战神祭司，又一个是山丘祭司，被称为奎里努祭司。罗马的所有古拉丁祭司团，如鸟占团、造桥团、维斯塔团、执法团等，都同样源出于帕拉廷和奎里努两民社的联合祭司团，这是可信的，虽然现在已无法考证。此外，说到地方分区，帕拉廷城原有三区，就是苏布拉区、帕拉廷区以及城郊区，现在又加上奎里努丘城作第四区。说到最初“并区为城”时，加入的民社在合并以后，至少被认为是新公民团的一部分，因此，在政治上一定程度仍然存在；在涉及罗马丘人方面以及在以后的合并过程中，这种做法都没有重现。合并以后，罗马民社仍分为迄今的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各有十区；罗马丘人无论以前自分为若干部分与否，当时必曾被安置在已有的部分和区内。其安置办法可能是每个部分和区各容纳新公民若干，可是新公民在这些部分和区内未完全与旧公民相互融合，以后那些部分都分为两级，替提人、罗马纳人和卢克雷人又各分为第一级（priores
）和第二级（posteriores
）。罗马民社的机构体制处处都各自成双，也必与此种分法有关。神圣贞女的三对显然表示三“部”的代表，第一、第二级各一人；每条街道崇奉一对守护神（Laren），大概也可以作类似的理解。在军队里，这种安排尤为显著：合并以后，三合民社中每半“部”出骑兵一百，于是罗马公民骑兵增为六个“百夫队”，骑兵队长大概也由三人增至六人。关于步兵的相应增加却无遗闻可考；但以后征发军团总是每次两个，大概就是导源于此；指挥军团的分团司令官通常不是原先的三个，而是六个，这也许由这种加倍征兵制而来。元老院的议席确未增加，三百元老的原始数目直到罗马纪元七世纪仍为常额。但是以下假定也是合乎情理的：一批新参加的民社中的显要人物必被接纳到帕拉廷城的元老院。关于行政长官之职也按同样办法，即使联合起来的民社也只有一个国王，他的主要副手，并无变更，特别是守城吏。我们看到，丘城的宗教体制似乎照旧；在军事方面，公民人数加倍，于是兵力也加倍了。此外，奎里努城并入帕拉廷城就等于使前者隶属于后者。我们依理推测，可知起初的时候，帕拉廷旧公民与奎里努新公民的区别等于替提人、罗马纳人和卢克雷人第一级与第二级的区别，所以奎里努城的各族为第二级或称“次等”。这区别当然更多的是声誉上的优先，而不是法律上的优先，在元老院举行表决时，必先问旧世族元老，而后问“次等世族”的元老。同样，山丘城区的地位甚至在帕拉廷城郊之下，奎里努战神祭司也位居帕拉廷战神祭司之下：奎里努的舞蹈团和狼神团也在帕拉廷的两团之下。因此，通过“并区为城”，帕拉廷民社合并了奎里努民社，故此举乃处于承先启后阶段，即处于罗马先由替提人、罗马纳人和卢克雷人互相融合的最早阶段和以后的其他阶段之间。加入的民社不可再成为这一新的整体中的自己的一部分，可是在每个部分中至少自成一部，其宗教体制不但得以存在（此事以后还续有发生，例如，在攻克阿尔巴之后），而且它上升为联合民社的体制，这种情况以后却未再重现。

两个大致相同的民社合而为一，结果民社的形体增大，可是内在的性质并无多大变更。另有一种合并进行较缓，效果却远为深邃，其初步也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我们所指的就是公民与客民（Insassen
）的混合。在罗马民社中，一向除公民外，还有受保护的人，因为他们是个别公民家族的依附者，他们称之为门客（clientes
），又因为他们没有政治权利
(1)

，所以贬称为平民（plebes
，源于pleo，plenus
）。这种人介于自由人与奴隶之间，如上文所述，早已存在于罗马家庭之中；但在民社里，无论就事实和法理而言，这个阶层的地位都渐趋重要，其原因有二。第一，民社本身也可以像拥有奴仆那样，拥有半自由的门客，尤其是一城被征服，城邦瓦解，战胜的民社往往认为不宜将大部分公民正式卖身为奴隶，而允许他们依然享有事实上的自由，所以他们仿佛以民社释免奴的资格与家族或者与国王建立门客关系。第二，公民在法律上对门客仍有管辖权，由民社本身的性质和它约束公民的权力看来，门客应受保护，免遭滥用在法律上继续存在的主人管辖权之害。在难以回想的远古时代，罗马法即已创立了一条客民全部法律地位肇源于此的原则：主人在公开从事法律行为，如成立遗嘱、提起诉讼或陈报财产状况时，若言明放弃或默认地放弃他主要的管辖权，此后他本人或他的法定继承人便无权擅自撤销其针对被其释免者本人或甚至他的后裔所做的弃权行为。门客及其子孙既无公民权，也无宾客权，因为他要享有此权，须由民社正式颁予，但他作为宾客必须具有在与罗马民社缔约的民社里原有的公民权。门客所得的是一种有在法律上受保护的自由财产，可是按法律上说仍非永久自由。所以，经历了较长时期以后，他们的一切财产法关系与奴隶的相同，而奴隶则被视为其恩主的法律关系，在程序上恩主必须代表门客；并且恩主遇有必要，可向他们征收捐款，他们如果犯罪，恩主可追究责任。可是，这些客民渐渐解脱羁绊，他们开始用自己的名义买卖产业，不经恩主正式调停，便可向罗马公民法庭提出要求；并获得权利。关于婚姻和继承遗产，法律很早就允许外籍人与公民权利平等，可是对于不属于任何民社的、实际为不自由的人们，法律上的许可却很晚才有；但法律不能禁止后者在自己的范围内缔结婚姻，也不能禁止他们拥有由此而来的法律关系，如夫权、父权、父系亲属（Agnation）权、宗族权、继承和监护权，对于这些法律关系，也都按着公民法来办理。

部分地导致类似后果的就是实施外侨法，外侨得久居罗马，成家立业。在这一方面，自原始时代以来，罗马所推行的原则必是极为放开。罗马法既不涉及遗产性质的区别，又不涉及地产的查封。罗马法一方面允许一切有能力处理的人在有生之年处置其财产，毫不限制；另一方面，据我们所知，对于一切有权与罗马公民交往的人，甚至对于外侨和门客，也允许他们在罗马获得动产，毫不限制，并且自从不动产可以成为私产以后，又允许他们在某种条件下在罗马获得不动产。正是这样，罗马是一个商业城市，其初期重要性皆赖于国际贸易，所以它对于每个由不平等男女结婚所生之子、每个释免了的奴隶和每个放弃祖国权利而迁至罗马的异邦人一概宽宏地给予居留权。

所以，起初公民实际上是保护人，非公民是被保护人；在所有民社中，只允许外人移入而不开放公民权，这法律关系便很快难以与实际状况相调和，即使在罗马也日益困难。交往日益频繁，由于拉丁同盟的缔结，拉丁人在私法方面都获得完全平等的地位，其中包括地产的取得，随着日益繁荣而解放奴隶之事日多，其结果甚至在太平年代客民的数目也必剧烈增加。邻邑被罗马武力征服，与罗马合并，沦为村落，其大部分人民无论迁入城中或仍居乡间，通常舍弃自己的公民权而换取罗马的客民资格，于是客民之数更多。而且战争义务专由旧公民负担，旧贵族的子孙日益减少，客民却分享胜利的果实，且不必付出流血的代价。

在此种情形之下，奇怪的只是罗马贵族的消亡还并不像实际情况那么快。外国望族离乡背井，迁居罗马，或其城为罗马所克，罗马人便给他们公民权；可是罗马较长时期所以仍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民社，却不能用此事来说明，因为从一开始这种特许似乎并不多见，而且罗马公民权以后价值日增，特许就似乎变得更为稀罕。更有力的原因必是倡导世俗婚姻制，男女皆为公民，父母同居虽未举行献糕式婚礼
(2)

，所生子女也有完全公民权，与经过献糕式婚姻所生的子女无异。世俗婚姻在十二铜表法以前即已存在于罗马，可是确非罗马的创制，其输入罗马或许至少旨在防止贵族的消亡。
(3)

又有几种措施与上述的有连带关系，古代罗马最初即加以采用，以使各家子孙繁盛。

可是，客民之数总是有增无减，而公民之数却在最佳年景时不减，所以客民不知不觉地渐渐获得另一种较自由的地位。非公民不再只是那些需要保护的外侨和被释奴隶；其中有在战争中被征服的拉丁民社的旧公民，尤其是拉丁移民，他们在罗马的生活不依赖国王或任何一个公民的恩惠，而以联盟权利为根据。他们在产业上不受法律限制，便可在新的故乡赚钱买地，并效法公民把田园地产传给子孙。投靠一个公民家庭，寄人篱下，原是一件苦事，这种关系乃渐归废弛。被解放的奴隶或移来的外人，如果仍在国家内居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到了他们的子嗣时，尤其到了他们的孙辈时，便不复如是，就因为这种情形，他们与恩主的关系便越来越不如以前。如果说古时门客单单依赖恩主调停以获得法律的保护，那么以后国家日益巩固，氏族联体和家庭的重要性便日益削减，所以各门客若受损害，甚至无恩主调停，也常可以由国王方面获得昭雪和补偿。很多非公民，尤其是已解体的拉丁民社的成员，如前所述，或许自始就不是国王或其他豪门大户的门客，他们顺从国王，大致与公民相同。归根到底，国王管辖公民的权力须视臣下的善意为转移，因此，他自然乐于从仰赖于他的警卫人员中建立一个更愿顺从于他的组织。

于是，罗马除公民团外，又发展出一个与它平行的集团，门客变为平民。这名称的改变是有典型意义的。在法律上，门客与平民无别，“从属者”与庶民无别，实际上却有很重大的区别，这一名称显示其依赖某一个在政治上具有权势的社会成员的保护关系，只显示其缺乏政治权而已。自由客民既不若从前有特殊依赖的感觉，便情不自禁地感到他们在政治上受到轻视；只是国王对全体一视同仁地进行统治，这就阻止了有权阶层与无权阶层之间发生政治上的冲突。

这两部分人的互相敌对，似乎有酿成革命之势，可是他们由分而合的初步却未用革命方式进行。所谓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国王的体制改革，就其历史的起源而论，诚然暧昧不明，我们所知事件发生的时期，全赖后世制度供我们追溯推测，而无历史遗闻可据，所以，以往的一切自难免隐晦难辨。按其性质看来，可以显见这改革绝不是平民所要求的，因为新体制只给他们义务，却未给他们权利。新体制更可能源于一位罗马国主的明智或公民团的切望，他们不愿再独负兵役的责任，希望非公民都来分担，部分地分担税捐，也就是国家紧急需要时负担捐输（tributum
）的义务，以及服徭役，应征入伍。两者在塞尔维体制中都有概述，但是很难同时实行。争取非公民参加也许是由于经济负担所致。这些早就扩大到有地产的业主（locupletes
）或“恒久”定居者（adsidui
），只有完全无产者即“生儿育女者”（proletarii，capite censi
）才可豁免。其次就是让非公民参加服兵役，这在政治上比较重要。这个义务今后不落在公民团而是落在土地所有者（tribules
）身上。而不问其为公民还是仅为客民，于是，兵役由人身的负担变为地产捐的负担。这一制度的细节如下。每个定居者，凡年在十八岁至六十岁的，包括世居父老的同族子弟，不问其出身如何，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所以就是释免奴，如果例外地拥有地产，也必须服役。拥有地产的拉丁人也要服役，只要他们在罗马定居，毫无疑问，他们多半是这样的，至于其他外国人是不得在罗马取得地产。有战斗能力的人，按照他们所有田地的多寡，分为全服役者或整胡符地产的拥有者（vollhufener）
，
(4)

他们必须带着全副盔甲去应征，并且由此看来，作战军队（classis
）主要由他们构成。以下四级小地主，就是只有农户田产常额四分之三、一半、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一的地主，也须服兵役，但不必带全副盔甲，也就是说，他们处于全额（infra classem
）以下。按当时田地分配的情形，拥有整胡符地产的业主几乎占了农户的半数。其余各级业主拥有整胡符地产的四分之三、一半和四分之一的，均不及全数八分之一，而拥有整胡符地产八分之一的业主却占客民的八分之一。所以，国家规定步兵的征发比率，有整胡符地产的业主每人出兵八十名，以下三级须各出兵二十名，最低级出兵二十八名，以此作为定制。骑兵也照此同样办理：骑兵队数字增加了三倍，与步兵唯一的区别即在于原有六队仍沿用旧名（tities，Ramnes，Luceres primi und secundi
，即替提—罗马纳—卢克雷的第一、第二队），可是，十二个新队主要由非公民组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或在于：当时步兵每次出征辄重行编制，班师以后，即行解散。骑兵则由于军事上的考虑，太平时期也聚集一处，按期操练，这种操练成为罗马骑士的庆典，到最晚时期仍然不变。
(5)

所以，骑兵队一旦编制就绪，名目便一成不变，就是经这次改革也沿用旧名。为使每一公民都可参加骑兵，未婚妇女、未成年的孤儿，只要他们拥有田产，便须供给兵士马匹（每兵两匹）和喂马的草料，以代替本人服役。总的说来，骑兵与步兵成一与九之比，可是骑兵不被轻易用于实际作战。

非客户中人（adcensi
，指名册上仅次于有义务服兵役者）须为军队出工匠和乐师，又须出若干补充兵，补充兵随军出征，并无武装（velati
），在战场上遇有兵士患病或阵亡，补充兵便补其空缺，使用他们的武器。

为便于征集步兵，罗马分为四部（tribus
），由此，旧日的三分法至少在地方上就失去意义。所谓四部就是帕拉廷部，包括同名的高地和维利亚（Velia）；苏布拉部，同名的街，以及卡里纳和凯利乌均属于此；埃斯奎林部；科林部，合奎里努和维米纳尔而成，此乃“山丘部”，以别于卡皮托尔和帕拉廷的“山部”。这几个城区的形成，早在上文已叙述过，并说明了这些区如何由古时帕拉廷和奎里努两城合并而来。至于每个客户公民为何属于其中的一个城区，则就难以说清了，但情况却是如此，四个城区的兵额相同，可见每区人数大致相等。这种划分法最初仅着眼于土地，以后推而广之，只着眼于地主，其用意完全在行政方面，绝不带有宗教意义，每一城区有神秘的亚盖尔庙若干座，这城区并不因而变为教区，亦如每街有一守护神祭坛（Larenaltar），这街并不因此成为宗教街。

这四个征兵区所出的兵各占总兵员的四分之一，因此每区都应提供一些分队，以便每个区在各军团和各百夫队里的兵额一律相等，旨在把氏族和地方性的差别融合在一个共同的全国征兵制之中，尤其要利用军队倾向平等精神使客民与公民融为一个民族。

在军事方面，全国男子能操武器的分为第一和第二类征兵，第一类自十八岁开始至四十六周岁，称为“少壮兵”，这一类大多数用于野战，而“老兵”则用于守卫国内的城垣。步兵单位仍是现在的双军团，每军团六千人，成一密集方阵队，阵势和武装全仿古代多里斯人的形式，纵深六层，以一千重装兵守正面，并附有“徒手兵”（velites
）二千四百人。每一方阵兵的前四层，即classis
，都是一等全副武装的重装兵，都是拥有整胡符地产的业主；第五层、第六层是第二、第三级装备微薄的农人，最后两级或附随于方阵队之尾作为殿后，或作战于方阵队之旁作为轻装兵。方阵队若偶尔有空隙，最为不利，所以需有即刻加以补缺增援的准备。如是每一军团有百夫队八十四队，即八千四百人，其中六千人为重装兵，内有第一级的四千人，下两级各一千人；还有轻装兵二千四百人，内有第四级一千人，第五级一千二百人；每征兵区为每一方阵队提供士兵二千二百人，为每百夫队提供士兵二十五人。这个方阵队乃是用于出征的军队，同样的兵力被留下来当作城市卫戍部队的老人兵。所以步兵的常额共一万六千八百人，分为百夫队，一级的八十队，其次三级的各二十队，殿后的队伍二十八队；又有补充兵两个百人队，以及工匠和乐师数队，姑不具论。骑兵分配在各军团，共一千八百匹马组成，可是出征时，通常每军团仅配有骑兵总数的三分之一。所以罗马第一、二类征兵的常额近二万人，此数将肯定与实行新制时罗马能从军的人的战斗力大致相符。以后人口增加，百人队数目不增，只是各队增加额外兵力，于是兵力加强而不失基本数目。诚然，罗马一切团体都有一定限额，往往借收容额外人员的手段回避它们所受的限制。

同这一新军制相辅而行的，国家较为严格清查地产。地籍册或许这时才实施，或至少这时才规定得较前严密。各地主须将他们的田地及其附属物、特权、奴隶、曳车和负重的牲口都正式登记入册。转让若不在证人之前公开举行，便宣告无效；地籍册同时也是征兵册，规定每四年修改一次。因此，依法购买（Manzipation）和财产登记（Zensus）两种制度都由塞尔维军事体制而来。

这一整个制度显然一开始是具有军事性质的。这在全部详细计划中，凡涉及百夫队使命之处，无不显示其为纯粹军事性质；对于此类事惯于深思熟虑的人，只根据这个理由，便足以断定百夫队经过日后的革新才能说明其政治的用途。很可能，在远古时期，一个人年过六十就可离开百夫队；如果百夫队一开始便与区会相似和并行，也可代表公民团，那么这就毫无意义了。可是，创建百夫队制度的目的虽然仅在于以容纳客民来提高公民的战斗力；如果说，所谓塞尔维体制实为施财权政治于罗马，此乃莫大的错误，那么居民负担当兵的新义务，反过来却对于他们的政治地位大有影响。有当兵义务的人，只要所在的国家不腐败，必然也有当军官的可能；这时罗马的平民必也无疑能被推任为百夫长和军团司令官。此外，区会迄今代表的公民团所独享的政治特权，并未因百夫队制而有所削减，可是公民团迄今不当作区会而是当作公民征募活动去行使的那些权利，现在就不免归于兼有公民与客民的新百夫队。自此以后，国王要发动一场侵略战争，必先征得百夫队的同意。因此我们要了解以后的发展过程，必须注意百夫队参与国事的最初表现，但百夫队初获这种权利，多由于自然结果，并非由于处心积虑，塞尔维改革以后一如其改革以前，区会仍被认为是正式的公民团，公民团对国王表示服从，全民必须向他效忠。与新定居的正式公民并立的，还有来自结盟的拉丁姆的外国居留者，他们也参加公共负担，如兵役、捐输和劳役（因此有municipes
一词），那些不在“部”内的非久居客民，不必服兵役，没有选举权，仅被视有纳税的义务。

如果说，罗马民社成员迄今只分为公民和受保护的门客这两个阶级，那么这时却有了三个政治阶级，它们以后数百年间决定了罗马的国家法。

罗马民社这个新的军事组织何时创立，如何创立，我们仅能加以猜测。这制度创立以前必先有四个区，换句话说，塞尔维城垣必先已建立，然后才有这种改革。可是，罗马领土必已超越古界甚多，所以它才能有八千个拥有整胡符地产的人和同数拥有部分胡符地产的人或其子孙。我们虽然不知道罗马的完整农户地产的亩积如何，但不能认为它在五十公亩以下
(6)

。如果我们取最低数，以一万胡符计算，全国应有熟田四百九十二平方公里的地面，这样算来，如果我们适当估计牧场、庐舍占地、非耕地等，上述改革施行之时，全国面积至少达一千零八十八平方公里，或更大于此。如果根据传说，我们假定罗马有八万四千公民为定居者能胜任兵役，因为塞尔维乌斯首次调查户口，据说确得此数。可是我们一看地图，便知此数为无稽之谈；这不是真实的传说，而是揣测性的计算；罗马步兵队正常能服兵役者为一万六千八百人。每户以五人计算，公民数似可达八万四千人，其结果是把此数与能服兵役的人数混为一谈了。可是就按上述的较低标准估计，领土约一万六千胡符，人口中能服兵役的约二万人，妇孺老少和无田的人和奴隶至少三倍于此数，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假定在塞尔维体制确定以前，罗马不但已得台伯河和阿纽河之间地区，而且也已经征服阿尔巴地区，这一点与传说相符。至于贵族与平民在军队中的比率如何，我们则无从考证。

总之，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塞尔维体制并非由等级冲突而来。事实适得其反，这制度一如来库古、梭伦（Solon）和查卢库（Zaleukos）的体制，也带着变法家的印记。另一方面，它们是在希腊的影响之下产生的。希腊、罗马个别类似之处，如古人所已强调指出的，可能会贻误别人，例如，在科林多，寡妇孤儿也有提供骑兵马匹的义务；但罗马采用希腊的重装步兵的装备和编制，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在罗马纪元二世纪时，下意大利的希腊各邦自纯粹氏族体制进到经过改良的氏族体制，使有产者取得优势，
(7)

于是，我们将看到塞尔维乌斯的改革在罗马所引起的推动力，这种变法与希腊人的变法基于同一基本观念，不过罗马国家施行严厉的君主政体，故其体制改变所由之道也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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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buit plebem in clientelas principum descriptam
（西塞罗，《论国家》，1，2）。

(2)
献糕式婚礼系古罗马最隆重的结婚仪式，由大祭司主持，向朱庇特献奉斯佩尔特小麦糕。——校者

(3)
十二铜表法关于习俗（usus
）的条款明白表示，那时已有世俗婚姻。从以下事实可以同样清楚看出世俗婚姻由来已久，世俗婚姻与宗教婚姻相同，必须包含夫权。它与宗教婚姻的区别仅在取得夫权的方式不同。宗教婚姻本身作为依法取得财产的必需形式是针对妻子而言，反之世俗婚姻尚有在另一种取得财产的普及方式，即由享有权利的移交或规定时效时，才能成立有效的夫权。

(4)
Hufe（胡符），古代面积单位，大小不一，因地而异，据《自然与故乡》（Natur und Heimat
）一书，Hufe（胡符）的面积相当于一个农夫及其家人所能耕种的土地（转引自《现代德语词典》，柏林，1973年）。——译者

(5)
由于同一理由，山丘罗马人加入后，骑兵队征兵额成倍增加，但步兵每次征发两个军团，不是一个。

(6)
在480年前后，已出现接受七摩根（Morgen）（瓦勒里·马克西穆斯，3，3，5；科卢梅拉，1《序言》，14，1，3，11；普林尼，《自然史》，18，3，18；十四摩根；伪奥理略·维克托，33；普鲁塔克，《王政和帝政时代的格言》，第235页，迪布纳版；普鲁塔克的《克拉苏传》2，即据此改正）的无土地者，嫌地少。

以日耳曼的情况与之相比，结果亦同。尤格（Jugerum）与摩根（约合25.53公亩）原来主要是计人工的，不是量面积的，故可以认为二者最初相似。日耳曼人的一“胡符”原等于三十，有时等于二十或四十摩根，农家占地常为一胡符的十分之一（至少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如此），考虑到气候的不同和罗马世袭地产（Heredium）为两个摩根的永业田面积，故假设一胡符等于二十摩根，与当时情形并无不合。遗憾的是，我们并无流传下来的材料。

(7)
所谓塞尔维体制与雅典对待客民的办法相似，也值得特别指出。雅典与罗马相同，较早就对客民实行开放，以后也要求客民共负国家重担。我们越是不能设想雅典与罗马与这事有直接关系，就越是可以肯定，无论何地，只要原因相同（人口集中城市和城市日趋发达），必会造成相似的结果。

第七章　罗马称霸拉丁姆

意大利人勇敢而有激情，不乏自相寻仇和修怨邻国之事，以后国土繁荣，文明日进，寻仇必然逐渐变为战争，侵袭抄掠逐渐变为攻城夺地，于是政权开始形成。这些最古的械斗和出外行劫足以陶铸和表现民族的性格，犹如儿童的游戏和远行均足以陶铸和表现成人的意向。可是意大利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荷马形象，所以这些最古的景象未能流传于后世。拉丁各州邑力量对比的外部消长，我们依据历史传说，连近似正确的判断也不能获得。关于罗马，至多我们只能多少追寻它的权势和领土扩张的状况。罗马联合民社可以查考的最古疆界已详见上文，向内陆方面，这疆界平均距邑城八公里，只是向海岸方面才延伸到台伯河口（奥斯提亚），距罗马城约二十四公里。斯特拉波描写原始的罗马人说：“新城四周住着许多部落，大小不等，有些居于独立村落，不臣属于任何民族联盟。”罗马最初开拓疆土时，似乎首先吞并这些同种族的邻邑。

位于台伯河上游以及在台伯河与阿纽河之间的拉丁民社——安登尼（Antemnae）、克鲁斯图美伦（Crustumerium）、菲考尼（Ficulnea）、梅都里亚（Medullia）、凯尼那（Caenina）、考尼库鲁姆（Corniculum）、卡梅里亚（Cameria）、科拉提亚（Collatia）——最靠近罗马城，使它大受威胁。由于远古时罗马人使用武力，它们似乎早就已失去独立。在这个区域，以后能保持独立的只有诺门图姆（Nomentum），它或许是由于与罗马联盟才不致失去自由。台伯河左岸的菲登尼（Fidenae）是埃特鲁斯坎人的桥头堡，拉丁人与埃特鲁斯坎人（即罗马人与维爱人）争夺此地，胜负交替。伽比（Gabii）占据阿纽河与阿尔巴山之间的平原。为争夺该地之战，久久不分胜负，直至后世，伽比服装仍被视为军服的别名，伽比之地被认为敌国的原型。
(1)

有了这些攻占地，罗马疆土可能扩大到约七十二平方公里。罗马人另有一件很古的武功，虽然带有奇谈色彩，却比那些失传的战史更为煊赫，使世人永志不忘：罗马攻克拉丁姆的神圣古都阿尔巴，并把它摧毁。冲突因何而起，如何解决，对此没有什么传说，所谓罗马一胎三兄弟与阿尔巴一胎三兄弟交战只不过是一种拟人之说，用以说明强大而又亲缘关系密切的两邑之间的斗争，两邑中至少罗马是三部合成。我们仅知罗马征服和毁灭阿尔巴的事实本身，但不知其详。
(2)

所谓罗马立足于阿纽河畔和阿尔巴山上的同时，后来称霸于邻近八个地方的普雷内斯特以及提布尔等其他拉丁民社也正从事开拓疆土，奠定以后颇为强大的权势，此说纯属臆测。

关于拉丁人远古时征战的史实，我们已感到难以详加考察，关于这些征讨活动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后果，我们尤其深感缺乏精确材料。整个来说，不能怀疑对待这些攻占地盘的办法必与罗马民社的合三为一的那种合并办法相同，罗马原始三城区新联合成民社以后，各城区仍保持一种相对的独立性，而只是受武力强迫而合并的各城区在新联合的民社里并无独立性，而在整体中消失得毫无踪迹。在拉丁权势所及之处，在最古远时代，它不允许在固有的首都之外再有政治中心，它自己不创建独立的居留地，像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所做的那样，造成一时仰赖母国保护而将来与母国争雄的殖民地。在这方面，罗马对待奥斯提亚的方法最值得注意，人们不能也不愿阻止一城在此处兴起，可是不许该地有政治上的独立，所以不给移居该地的人以当地的公民权，在他们已经拥有罗马普通公民权以后，允许他们保持这种权利。
(3)

有些小郡因迫于武力，或出于自愿而归附大郡，它们的命运也依据这一原则来决定。该郡的堡寨被夷为平地，它的疆域归于战胜国，它的居民和神祇在战胜国的首府里另立乡里。正式将战败人民迁入新都，如同东方建城时通常所做的那样，在这里当然不可以做绝对的理解。那时拉丁姆的城镇不过是农人的堡寨和每周一次的市集，所以，只要把市场和裁判所迁到新都，大致便可令人满意。甚至神庙往往仍留在原处，只要看看阿尔巴和凯尼那的例子便可明白，两城灭亡之后，在宗教方面似乎仍然保持表面上的独立。即使被平毁的地方形势险固，非把居民迁出不可，但为耕植土地，也往往使他们仍留原地，住在不设防的村落里。可是，被征服者无论全体或一部常被迫迁居新都，罗马国法有一条可为此事充分佐证，故较拉丁姆传说时代的个别故事更为可靠；罗马国法规定，只有曾扩张地区疆界的人才有权扩展城垣（Pomerium）。当然，被征服的人民，无论被迁与否，通常在法律上被迫居于受保护的客民地位
(4)

；但个别氏族偶然也有被赠予公民权的，换句话说，被赠予贵族身份。阿尔巴灭亡以后，各氏族加入罗马公民团，到帝国时代时，人们仍能辨认出它们；其中有尤利族（Julier）、塞尔维利族（Servilier）、昆克提族（Quinctier）、克罗利族（Cloelier）、格加尼族（Geganier）、库里阿提族（Curiatier）、密提利族（Metilier）；它们的阿尔巴家祠里还留有对他们家世的纪念，博维拉（Bovillae）地方的尤利族家祠，在帝国时期又享有盛名。

几个较小民社集中到一个较大民社，当然不是罗马人所特有的观念。不但拉丁姆和萨贝利族围绕着全国的集权与地方独立之间的矛盾而发展，而且希腊人的发展亦是如是。拉丁姆的罗马和阿提卡的雅典都是由许多区联合而成为国家的；爱奥尼亚诸城的联盟横遭威逼，智慧的泰勒斯（Thales）的联盟建议，为了援救这个民族唯有行合众城为一国的一法。但正是罗马坚守这统一原则，始终一贯，毫不苟且，其成效之卓著非意大利其他州郡所能及。正如雅典的优越地位是它早先实行集权制的结果，所以罗马实行此制的努力更胜一筹于雅典，它的强盛完全由此制所赐。

如果说，罗马在拉丁姆所进行的征服可以大致视为对其疆土和民社采取同样方式直接进行的扩充，那么征服阿尔巴一事却另有其特殊意义。阿尔巴的幅员不明，其殷富亦出于臆测，传说对攻克阿尔巴大书特书，却不仅因为它那可疑的国大民富。阿尔巴被视为拉丁联盟的首府，属于它领导的共三十个有权民社。阿尔巴既被灭，同盟本身当然还未解散，正如底比斯（Thebens）被灭，彼奥提亚同盟也未解散；
(5)

罗马完全依据拉丁军法的严格私法性质，自以为是阿尔巴的法定继承人，要求充当同盟的盟主。在承认这种要求的前后是否有事变，或者有怎样的事变，我们是无法列举的。就整个而言，罗马在拉丁姆的霸权似乎迅速而普遍地受到承认，即使有个别民社，如拉比奇（Labici），尤其是伽比，可能暂不承认。甚至就在当时，罗马对于陆地具有海上优势，它对于乡村是个城市，它对于同盟是个统一国，那时，拉丁人唯有与罗马联合，借助罗马才能抵抗迦太基人、希腊人和埃特鲁斯坎人防守其海岸，才能在陆上保持和扩张其疆界，免受好战的邻居萨贝利人的侵犯。罗马征服阿尔巴所得的实利是否大于攻取安登尼或科拉提亚所增的势力，今无查考。罗马所以成为拉丁姆的最强民社并非由于征服阿尔巴才这样，而是很久前早已如此了；可是它通过征服阿尔巴，才得到主持拉丁节庆的地位，从而为罗马民社控制整个拉丁同盟的未来霸权打下了基础。重要的是，对这样具有决定性的关系，必须尽量加以叙述清楚。

就整体而言，罗马称霸拉丁姆所采取的形式；一方面是罗马民社与拉丁同盟结为平等的同盟，另一方面，因此而在全境建立永久和平和永久的攻守同盟。“罗马人与拉丁各部应和睦相处，与天地共存；他们不得交战；不得引敌入境，也不得允敌人假道；对被进攻者应予援助，全力以赴；共同作战所得应平均分配。”关于贸易和交易、商业信用和继承遗产，罗马人与拉丁人一律有经书面确认的平等权利，势必造成繁复的商业往来关系。这些民社已因同语同俗而有联络，现在又加上纷繁的商业关系，使它们的利益交互错综，更甚于以前，因此其结果同现时代破除关税壁垒相似。在形式方面，每一民社当然各自保留其律法，迄至同盟战争，拉丁法未必与罗马法全相一致，例如我们知道订婚申诉权在罗马早已作废，而在拉丁民社内却仍继续执行。但拉丁法的纯朴和保持民族特色的发展，以及力求保持法律权利平等所做的努力，终于使全拉丁姆的私法无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基本相同。最明显的是，公民在个人自由的丧失和恢复的条例中，法律上享有平等权利。根据拉丁族一条很古的令人敬重的法律条文，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内已拥有自由，便不能变为奴隶，也不能在该国丧失公民权；如果他受罚而丧失自由和公民权（自由就等于公民权），他必须被逐往国外，在异邦沦为奴隶。这条法规现在推广到同盟全境，加盟各邦成员不得在同盟境内作为奴隶生存。这一原则的应用可见于十二铜表的条文：无力还债的人，如果债主要卖他，便须把他卖到台伯河界以外，换句话说，把他卖到同盟疆域以外。罗马与迦太基第二次签订的条约内有一条款：罗马同盟国的人若被迦太基人所俘，这人一进入罗马海港，便获得自由。虽然普遍通婚在同盟内部似乎并不存在，但是，如上文所述，不同民社间互相通婚则是经常发生的。每个拉丁人起先只在他加入国籍的所在地行使政治权利，可是任何一个拉丁人可以在拉丁人境内的任何地方居住，或用现代术语来说，除各民社的公民权以外，还有一种在同盟范围内的普遍定居权，这一点在私法上符合权利平等的精神实质。自从平民在罗马被承认为公民以后，对于罗马来说，这项权利就转化为迁徙上的完全自由。可以理解的是，首都只是在拉丁姆必须提供城市交通、城市利益和城市享受，这种情况对首都大有裨益，而且自从拉丁地区与罗马永久和平相处以后，在罗马的客民数字迅速增长。

就法制和行政而言，只要不涉及联盟义务，这些民社就不但仍独立自主，而且更重要的是，三十个民社联盟对于罗马仍保持自治权地位。如果保障了阿尔巴对于联盟各民社的地位居于罗马之上，而且在阿尔巴被灭亡之后，各民社都得到了自治，那么，完全可能的是，由于阿尔巴实质上是联盟成员，罗马就一开始有别于联盟，自成独特国家，而不是处在这个国家之内。但可能是，犹如莱茵河同盟（Rheinbund）各国都是正式主权国家，而德意志帝国各邦国却有一个君主，所以阿尔巴的盟主地位大概与德意志皇帝相似，实际是一种名誉权。罗马的保护权自始就是一种统治权，很可能与拿破仑的相似。实际上，阿尔巴似曾行使过主持同盟会议之权，而罗马则使拉丁代表在他们当中选出的主席由他领导举行会议讨论，而自己则满足于，在同盟举行节庆为罗马和拉丁姆献祭时，充任名誉盟主，以及在罗马建立第二个同盟圣庙，即阿文廷山上的狄安娜神庙，以致此后在罗马境内为罗马和拉丁姆举行祭祀，也在拉丁人境内为拉丁姆和罗马举行祭祀。罗马人与拉丁姆所订的条约也一样尊重同盟的利益，罗马人自誓不与任何一个拉丁民社单独结盟，从这一条款可以明显看出，同盟各邦对这个强大的盟主怀有疑惧，这并非事出无因。在军事方面，罗马的地位不在拉丁姆之内，而与拉丁姆平起平坐，这表现得极为明显；在后来的征兵方式上无可争辩地表明，同盟的战斗部队由两个势均力敌的集团构成，即罗马队伍与拉丁队伍各居其半。最高统帅永远由罗马入充任。年复一年，拉丁同盟会议先委托罗马人观鸟卜兆并探知神灵所喜悦的统帅人选后，拉丁军队开到罗马城门之前，在那里向被选出的司令欢呼致敬，奉他为本军的统帅。同样，在同盟作战中所得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由罗马人估量，并在同盟成员中分配。在对外关系方面，罗马拉丁同盟只由罗马去代表，这一点还不能有把握肯定。盟约并不禁止罗马或拉丁姆为自己利益而发动侵略战争；如果同盟共同作战，无论系遵照同盟会议的议决或由于敌人的侵犯，关于战争的进行和结束，拉丁同盟的议事机构依法参与。实际上当时的罗马必已是盟主，因为凡是一个统一国与一个联邦发生永久关系时，优势总之归于前者。

阿尔巴灭亡以后，罗马不仅是较大疆域的统治者，它大概也是拉丁同盟的主宰，罗马的直接和间接的领土更为扩大。对此我们已无法查考。与埃特鲁斯坎人，首先是与维爱人发生的械斗，尤其是菲登尼的争夺，始终持续不停。菲登尼位于拉丁方面的河岸，这个前哨距罗马不过八九公里，是进攻罗马的危险根据地。可是，罗马人看来不能永据此地，也不能从这里把维爱人逐出。另一方面，罗马人却似乎未经战斗，就据有雅尼库鲁姆山和台伯河口两岸之地。对于萨宾人与埃奎人（Aequer），罗马似处于较有利的地位。日后罗马与远方的赫尔尼基人（Herniker）关系这样亲密，至少起始于王政时期。拉丁人与赫尔尼基人联合，两面夹攻其东邻，以制止其活动。但是，南部边疆，即鲁图尔人地区，尤其是沃尔西人地区，都是长久的战场。拉丁地区最早的领土扩展都发生在这一方向，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罗马和拉丁姆在敌境拓土殖民，成立拉丁同盟的自治成员，即所谓拉丁殖民地，最古殖民地似可追溯至王政时期。王政时期告终，罗马人征服的地区幅员多大，无法断定。关于罗马人与邻近的拉丁人以及沃尔西人等的战斗，在王政时期的罗马年鉴里，有不厌其详的叙述，可是确含有史实的，只有几条支离破碎的记载，如夺取彭丁（Pomptine）平原的苏埃撒一事。罗马王政时期不但奠定了罗马的政治基础，而且对外也奠定了它的权势基础，此乃无可置疑；罗马城对拉丁同盟的地位比它在拉丁同盟内的地位更早在共和初期时已很坚定，由此可见，罗马力图向外扩张权势必定早就发生在王政时期。不错，显赫的功业，非凡的胜利已经烟消云散，可是胜利的光辉有如远方的夕照，却仍映射着罗马的王政时期，尤其是塔昆王室，不过轮廓有欠分明而已。

拉丁人如今正在罗马领导之下走向统一，同时又扩张其疆土于东、南两方，但罗马城本身则因幸运垂青和国民努力，由一个农商兼营的热闹城市变为一个繁盛地区的强大中心。罗马军制的改造和脱胎于新军制的政治改革，即著称于世的所谓塞尔维体制，实与罗马民社的内部变化有密切关系。但是，在外部方面，大量资源流入，需求随之日增，政治视野渐趋扩大，罗马城的性质也不得不因之而变。在所谓塞尔维改革发生之际，奎里努小民社与帕拉廷民社合并一事必已就绪；自从民兵组织在改革中形式上已统一和巩固，各山丘陆续盖满了房屋，公民不复满足于在各山丘建城设防，在台伯河的沙洲和对岸高地上据守，以控制河道。拉丁姆的首都需要另一种完备的防御系统，于是人们便进而修筑塞尔维城垣。新城垣连绵不绝，起于阿文廷山下的河岸，并且将此山圈入，晚近（1855年）在此山的两处，一为西麓临河的地方，一为对面的东麓，发现原始城堡的巨大遗址，断垣之高不亚于阿拉特里（Alatri）和菲伦提诺（Ferentino）的城垣，用凿成大方块的凝灰岩砌成，层次高低不等；这座重见天日的遗址昭示了一个雄伟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建筑永存于这些石垣之中，它的精神业绩的影响更加深远，甚至非这些城垣所能及。围垣又进而圈入凯利乌山以及埃斯奎林、维米纳尔和奎利努的整个地区，这里有一段城垣在不久前（1862年）才大规模出土，重见天日。城垣外面是椒色岩砌成的，前有护城河；城垣里面成一向内倾斜的土垒，至今仍是巍巍壮观，这城垣足以弥补天然防御之不足。城垣自此走向卡皮托尔山，以卡皮托尔向练兵场（marsfeld
）的绝壑构成城垣的一部分，然而又在台伯河沙洲的上流直抵河岸。台伯河沙洲及其木桥和雅尼库鲁姆山不属于罗马城本部，但后面的高地大概是罗马城的外寨。迄至那时，帕拉廷山为罗马的城堡，如今这个山丘已开放，任人建屋；反之，寨山四面孤悬，幅员褊小，易守难攻，罗马人在这山上造一新寨（arx，capitolium
）
(6)

，内有寨泉、精心设计的泉舍（tullianum
）、府库（aerarium
）、牢狱和最古的公民团集会场所（area Capitolina
），以后在这里按期公布月出时辰。古时寨山上不许有永久性的私人住宅
(7)

；这山的两峰之间是凶神（Ve diovis
）的圣地，即以后希腊化时期所谓的避难所。这里满山林木丛生，而且原意可能指：遇有洪水泛滥或战事爆发，农人及其牲畜不能在平原生存时，可以此作为自己的收容之所。卡皮托尔不但在名称上是罗马的“卫城”（acropolis
），实际上亦复如是。它是一座独立的堡寨，即使城陷，这堡寨仍可防守，寨门大概朝向后建的市场。
(8)

阿文廷山似乎也同样建有工事，可是不那样坚固，并且禁止人们居住。有一事与此相关联，为处理市政事务，如分配引来的水，罗马居民分为本市居民（montani
）以及居住在大城垣内、但并不属于本城的各区居民。
(9)

新城垣圈入之地，除旧日的帕拉廷和奎里努两城外，还有卡皮托尔和阿文廷两座联合城寨，又有雅尼库鲁姆山
(10)

；帕拉廷作为原有的最老城市拥有其他山头，山上花团锦簇般地把它围拱起来，城垣便沿那些山头而起，此外尚有两座堡寨使其夹居于其中。可是，罗马人既这样孜孜努力保护其国土，防御外寇，他们如果一日不能排除其水患，他们的工作便一日不能告成。帕拉廷和卡皮托尔之间有连绵不断的积水充塞于谷地，居民常赖渡船往来，故卡皮托尔与维利亚之间和帕拉廷与阿文廷之间，都成为一片沼泽。那些用美观的方块石砌成的泄水阴沟至今犹存，极为后世惊异，叹为罗马王政时期的奇迹，不过这工程应认为后期之作，其所用材料为石灰华，共和时期的新建筑往往可以为此作证；可是它的布局虽或晚于塞尔维城垣和卡皮托尔堡寨的营造，却必属于王政时期无疑。沼泽借阴沟泄水而成为干地，这样得来的公地可供兴建新的大市区之需。罗马各民社人民的集会场所一向在卡皮托尔堡寨内的广场上，如今移到一片平地上，这地由山寨渐向城内倾斜（comitium
），从该处在帕拉廷与卡里纳之间向维利亚方向伸展。罗马举行庆典和人民举行集会时，元老院成员和本城的宾客都坐在会场面向堡寨的一侧的荣誉席上，座位都在堡寨的城墙上，高踞于会场之上，有如阳台。后来，在集会场所的原址上建筑了元老院，该院后称霍斯提利会堂。放置法官座椅的平台（tribunal
），向公民演说用的讲坛（即以后的rostra
），都设在场地。会场向维利亚延伸的那个部分即成为新市场（forum Romanum
）。在此市场的一端，在帕拉廷山下，兴盖了民社、屋宇，内有国王的官邸（regia
）以及全市的公灶，即维斯塔神庙的圆屋。南面距市场不远处又建了一座圆形建筑，附属于前者，这是民社的府库或家神（Penates）之庙，至今犹存，成为圣科斯马和达弥诺教堂（Santi Cosmae Damiano）的前厅。这个新城的结合方式与昔日移居“七山”时大异其趣，它有一个意义重大的特点：帕拉廷罗马仅满足于把那三十区灶集合于一座建筑物之中，而塞尔维时代的罗马却在这些区灶之外和之上，为全城建立一个统一的市灶。
(11)

肉店和其他商贩的摊子沿着市场两侧排列。在帕拉廷和阿文廷两山之间的谷地，有一个用木桩围成的圆圈，供举行赛马之用；以后成为赛马场（circus
）。牛市设在靠近河岸的地方，以后不久成为罗马人口最密的城区之一。所有山头都建立了庙宇和经坛，最重要的是阿文廷山上的祭奉狄安娜的同盟圣庙，在山寨绝顶之处也建了远近共睹的天父狄奥维斯庙。狄奥维斯已赐给他的人民这一切壮丽的事物，现在罗马人既已凌驾于四周的民族之上，他也与他们共同凌驾于那些战败者的归顺的神祇之上。

指令在罗马城营造这些宏大建筑的人，与那些在最远古的罗马战役中指挥、战斗并赢得胜利的人相同，他们的名字几乎全已湮没无闻。传说故事诚然把每件工程都一一归于历代国王，把元老院会堂归功于图卢斯·霍斯提利乌斯，把雅尼库鲁姆山和木桥归功于安库斯·马基乌斯（Ancus Marcius），把规模巨大的阴沟、赛马场、朱庇特神庙归功于老塔昆，把狄安娜神庙和城垣归功于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这些提法有可能是对的，以日期和创始人而言，新城围墙的建筑与新军制并列，实际上新军制与持久防守城垣的考虑有关，这显然不是偶然的。但通盘看来，我们由这些传说能知下列不言自明的事，即可自以为满足；罗马的第二个创举与它准备称霸于拉丁姆和彻底改编民兵有密切的关系。这一创举虽然渊源于同一个伟大计划，但究竟并非一人或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业绩。我们毫不怀疑，希腊人对这次罗马民社体制的改造有很大的启发，可是我们同样也不能指明这种作用的方式和程度。上文已经说过，塞尔维军制实质上是希腊式的，后文还要说明赛马场中的竞技均以希腊式作为楷模。新王府连同市灶完全是希腊的城市管理局（Prytaneion），坐西向东的，甚至未经占卜官举行落成礼就启用的圆形维斯塔庙，全按希腊而不按意大利的法式营造。关于这一点，如同流传材料所记述的，小亚细亚爱奥尼亚联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罗马拉丁同盟的榜样，因此，阿文廷山上的新同盟圣殿曾模仿以弗所（Ephesus）的阿尔特米斯神庙似乎绝非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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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诅咒伽比和菲登尼的语词都很有特色（马克罗比乌斯，《农神节》，3，9）。可是对于这两城市是否也像对维爱、迦太基和弗雷格莱（Fregellae）那样，这两城的所在地实际上也在历史上的诅咒之列，这就无法考证了，也似乎是绝无可能。我们可以想见，罗马深恨两城，用旧有的诅咒文来咒它们，后世博古家便以这些诅咒文为历史文献。

(2)
灭阿尔巴之事实际为罗马所为，古今都有可敬的学者对此表示疑问，但似无确据。诚然，阿尔巴灭亡的详情只是一些荒谬之谈，不足以信，也不可能；但从来每一个与传说掺杂一起的史实也是这样。对于罗马与阿尔巴的斗争，拉丁姆其余各地的态度如何，我们不能置答，但这一问题本身就提得虚妄，因为尚无证明拉丁同盟条约绝对禁止拉丁两民社进行单独的交战。阿尔巴有一批家族被罗马人纳入罗马公民团，我们更不能证明这与罗马灭阿尔巴一事相矛盾。卡普亚既有罗马党，阿尔巴何以不能有罗马党？可是，在宗教和政治方面，罗马声称是阿尔巴的法定继承人，此事似应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这种要求不能以几个氏族迁入罗马，只能以征服此城为根据。而实际上也是以此为根据的。

(3)
由此发展出海上殖民地或公民殖民地（colonia civium Romanorum
）的国家法概念；这殖民地事实上与祖国分立，可是法律上不独立或没有意志；殖民地与首都融为一体，亦如儿子的财产与其父的财产融为一体，而且殖民地的人是常备军人，所以免在军团服兵役。

(4)
十二铜表中有一条无疑是指此而言：Nex
〔i mancipiiqne
〕forti sanatique idem ius esto
，意即，在私法事件中，“好人”与“归正的人”应是权利平等。这里并未考虑拉丁同盟盟员，因为他们的法律地位系同盟条约所规定，十二铜表却只涉及罗马法。所谓“归正的人”就是Latini prisci cives Romani
，即被罗马人强迫加入平民阶级的拉丁民社的人。

(5)
博维拉（BovilIae）民社似由阿尔巴领土的一部分所构成，它取代阿尔巴而列入拉丁诸自治城市之中。它渊源于阿尔巴一事，尤利族的祭仪和Albani Longani Bovillenses
这一名称可以作证（奥雷利亨岑119，2252，6019）；其自治地位，可以据狄奥尼修斯（5，61）和西塞罗之说（《为普兰齐奥辩》，9，23）为证。

(6)
两个名称以后用作地方专名。capitolium
指临河寨山之巅，arx
指邻近奎里努山的寨山之巅，起初却是通名，恰与希腊语
和
相当；每一拉丁城各有其capitolium
。罗马寨山的地方专名为mocs Tarpeius。

(7)
ne quis patricius in arce aut capitolio habitaret
（任何公民不得在子城或山寨居住）的规定，大概仅禁止将土地化为私产。住宅的修造却不在禁止之列。比较W．A．贝克，《罗马城风土志》（贝克，《手册》1）。莱比锡，1843年，第386页。

(8)
因为这里的主要街道即神圣路，它从此通到山寨，那向寨门拐弯处，即这大街向塞维鲁牌楼（Severus bogen）向左拐弯处，至今仍可辨认。后世在克利乌（Clivus）大兴土木，寨门本身必是因此而消失。卡皮托尔山最陡之处也有一个所谓寨门，名为雅尼库鲁姆门或农神门，或名“不闭之门”，在战争时这门须常开而不闭。此门显然仅有宗教意义，绝非真门。

(9)
这种公会（Gilden）有四个见于载籍:1）卡皮托尔公会（Capitolini
，西塞罗，《致昆图兄弟书》，2，5，2）自有其会长（magistri
），（亨岑，6010，6011）和一年一度的竞技（李维，5，50）；对照《拉丁铭文大全》，I，805；2）墨丘利公会（Mercuriales
），（李维，2，27；西塞罗，前引书，普雷勒，《罗马神话》，柏林，1858，第1卷，第597页），也自有会长（亨岑，6010），公会位于赛马场谷地，该地有墨丘利神庙；3）阿文廷乡民公会（pagani Aventinenses
），也自有会长（亨岑，6010）；4）雅尼库鲁姆山乡民公会（pagani pagi Ianiculensis
），也自有会长，（《拉丁铭文大全》，Ι，801，802）。这种公会在罗马只有这四个，可是这四个却隶属于全不在四部落之列，可是却被圈在塞尔维城垣内的两座山丘（即卡皮托尔和阿文廷）以及同属一个防御工事的雅尼库鲁姆山，这绝非偶然；又有一事与此有关，montani paganive
（山乡居民）一语，用来指罗马的全体城市居民。对照西塞罗《从平民升至大祭司》28，74，特别是关于城市水渠的法律，见费斯图斯，sifus
，第340页。所谓“山民”（montani
）原为帕拉廷城三区居民的通称，现在用于此处，系以归纳法表示本城四区的全体居民。所谓“乡民”（pagani
）必是不包括在各部落内而住在阿文廷和雅尼库鲁姆山的百姓，卡皮托尔和赛马场谷地的两公会的人也在此数。

(10)
“七山城”一词，从其本义和宗教含义来看，始终指狭义的老帕拉廷罗马。七山节（septimontium
），甚至在帝王时期，人们仍很热心地举行庆祝，只是到罗马衰微时，七山节才开始被认为全城的节庆。塞尔维城垣所圈入的高地中，究竟哪几个算是七山，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古老的作家没有一个曾列举我们所熟悉的七山：帕拉廷、阿文廷、凯利乌、埃斯奎林、维米纳尔、奎里努、卡皮托尔，它们是从关于罗马城逐渐兴起的传统故事中拼凑出来的（约尔丹，《古代罗马风土志》。第2卷，柏林，1885年，第206页以下），但雅尼库鲁姆山被略而不提，否则就会得出八山，可是最早举出七个山（montes
）之名的，却是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罗马城志。城志列举帕拉廷、阿文廷、凯利乌、埃斯奎林、塔庇乌、梵蒂冈和雅尼库鲁姆山；该志以奎里努和维米纳尔为小丘（colles
）而置之不论，另以台伯河右岸的两山代之，其中甚至添入位于塞尔维城垣以外的梵蒂冈。塞尔维乌斯（《埃涅阿斯纪》注疏，6，783），维吉尔所著《农事诗》（2，535）的伯尔尼注释和利都斯（Lydus，mens
，第118页，贝克尔），还列出其他更晚的名单。

(11)
两庙的位置和狄奥尼修斯的明言（2，25）：“维斯塔神庙在罗马方城以外”，均足以证实这些建筑与帕拉廷城的创始无关，而与第二次建城（塞尔维城）有关。后世以为这王宫及维斯塔神庙是努马所规制，不过这种假设的由来极为明显，我们不必予以重视。

第八章　翁布里萨贝利族　萨谟奈人的起源

翁布里人开始迁徙似较拉丁人为晚，这个民族与拉丁人一样，也向南行，可是更多地沿着半岛的中部，偏向东岸。说到此族，令人伤心，因为它的遗闻逸事传到现在，无异一座沉沦海底之城所发出的钟声。据希罗多德说，翁布里人曾扩张至阿尔卑斯山，远古之时，他们或据有整个意大利北部，东部伊利里亚族人之地，西部利古里亚人的居所，也未可知。关于利古里亚人，他们与翁布里人的斗争见于传说，在远古时代他们向南发展，这或许可以从个别地名中得出推论，如岛名（Ilva伊尔瓦，即埃尔巴［Elba］）与利古里亚语的Ilvates相似。波河流域最古的居留地，如阿特里亚（Atria，黑城）和斯庇那（Spina，棘城）等，都显然是意大利语的地名；同样埃特鲁里亚南部有许多翁布里人的遗迹，如翁布罗（Umbro）河，Camars（加莫尔）为Clusium、Castrum Amerinum的旧名等。两者或许都起源于翁布里人全盛之时。这些形迹都表示在埃特鲁斯坎人到来之前，这里住的是意大利人，而埃特鲁里亚南部即基米尼森林（在维特尔博的下方）与台伯河之间就有这种形迹。据斯特拉波之说，埃特鲁里亚接近翁布里亚和萨宾国之处，有一座边城，叫法勒里（Falerii），该城的语言与埃特鲁斯坎语不同；晚近又在这里发现了几段铭刻，更可见其说不谬，这语言的字母和语法虽有与埃特鲁斯坎语相近之处，却大致类似拉丁语。
(1)

当地崇拜仪式中也显示出一些萨贝利人的特色，属于同一范畴的还有凯雷与罗马的远古宗教关系。埃特鲁斯坎人或许先占基米尼森林以北之地，过了很久才从翁布里人手中夺取那些南方之地；就是在托斯坎人
(2)

征服此地之后，翁布里人仍留下来。罗马征服埃特鲁里亚以后，其南部迅速拉丁化，而其北部固守埃特鲁里亚的语言风俗不变，这一点也许在此找到它的最终理由。翁布里人经过顽强抵抗之后，从西、北两方被逐出，回窜亚平宁山两支山脉之间的狭隘山地，以后即据有此地，这事可表现在他们所居的地理位置，正如今日瑞士的格劳宾登和西班牙的巴斯克人的地理位置那样表明了他们曾有过类似的遭遇。传说也提到，托斯坎人曾掠夺翁布里人的城邑三百座；此外，翁布里族中的伊古温人（Iguviner）有一种全民祷词，至今仍在。该祷词诅咒与他们相仇的种族，尤指托斯坎人为公敌。

大概就因为受了这种从北方来的侵逼，翁布里人向南挺进，因为平原已为拉丁人占据，他们一般地沿着山脉行进，可是必常掠夺和侵占拉丁人的领土，两族既属同种，那时语言风俗的差异又不如以后我们所见的那样显著，所以更易于互相混合。传说讲到雷阿提尼人（Reatini）和萨宾人侵入拉丁姆，与罗马人相争，就是那一类事；沿着整个西海岸，这种现象必曾屡见不鲜。总的看来，萨宾人占有山中之地，前者达到那个从此因他们而得名并以拉丁姆为邻的地方，以及沃尔西人居住之地，大概因为这里没有拉丁人，或者拉丁人口不如他处稠密；而另一方面，平原人口繁殖，遇到外族侵入，也能更好地抵抗，可是他们遇有孤群散族来居，却不能或不愿一概拒绝如替提人和以后克劳狄人（Claudii）进入罗马。这样，这里的不同种族就到处混居，沃尔西人如何与拉丁人发生纷繁复杂的关系，以及以后这个地区和萨宾那何以那样早和迅速拉丁化，都可以用这个道理来说明。

可是，翁布里族的主支自萨宾那向东迁徙，进入阿布鲁齐山以及毗连的南方丘陵地带。他们在这里也像在西岸那样，占据了山区，该地居民稀疏，遇外族移来，不是忍让，就是臣服；反之，在阿普利亚沿海的平原，古时的土著雅皮基人却大致能自保其地，虽然不时卷入战斗旋涡，尤以在北边卢凯里亚（Luceria）与阿尔皮（Arpi）附近的边界上。这些迁徙起于何时，已无法断言，估计与罗马的王政时代约略相当。据传说，萨宾人受翁布里人侵逼，于是立誓“奉献一个春天”，意即发誓献出战争之年所生的子女，俟他们一旦长大成人，便弃置不顾，把他们遣送境外，由神祇任意毁灭或在外国给他们新的住处。有一伙人由战神的雄牛率领，就成为撒菲尼族（Safini）或萨谟奈族（Samnites），他们先据有萨格鲁（Sagrus）河畔的山地，后来从那里出发，占住马特斯山以东，蒂弗努河源头附近的锦绣平原。他们无论在旧地新地，都用那引路的雄牛之名“博维亚努姆”（Bovianum）称呼其审判场所，在旧地，那场所在阿尼奥内（Agnone）附近；在新地，那场所在博雅诺（Bozano）附近。另有一伙人由战神的啄木鸟率领，就成为皮塞努姆族（Picentes，啄木鸟族），居于今日安科纳（Ancona）之地。第三伙由狼（hirpus）率领，进入贝内文托（Benevent），就成为希尔皮尼族（Hirpini）。其他小支部族也依此例从本族分出。如特拉莫（Teramo）附近的普拉图提族（Praetuttii），大萨索（Gran Sasso）山附近的维斯提族（Vestiner）、基埃蒂（Chieti）族，阿普利亚边界上的弗伦塔尼族（Frentani），马耶拉山（Majella）附近的佩利格尼族（Paeligni），最后福齐诺湖（Fucinersee）畔的马尔斯族（Marser），他们都与沃尔西人和拉丁人发生接触。据这些传说，以上各族显然表现了他们的相互亲缘的感情，以及祖籍均为萨宾地区。翁布里族既在强弱悬殊的斗争中归于灭亡，其西支亦同化于拉丁人和希腊人，但萨贝利族却在闭塞的僻远山地中日臻繁盛，埃特鲁斯坎人、拉丁人、希腊人都相隔甚远，不至于发生冲突。他们未曾发展到城市生活，即使有也甚微。他们的地理位置使他们不能从事大商业，山巅和堡寨足供防守的需要，而农人则安居在毫无防御的小村落，或者人人所爱的水泉、森林或牧场所在之处。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制度止步不前，一如情形相同的古希腊的阿卡底亚（Arcadia）人，他们的部落永未合成民社，他们至多只能组成松散的联社。特别在阿布鲁齐山中，山谷幽深，各州郡受其阻隔，既与外界断绝交通，亦不能互相往来。因此，这些山间州郡绝少相互连络，永与意大利其余各地完全隔绝，其居民虽然骁勇，可是在意大利半岛的发展史上，其影响不及其他意大利人。然而，在政治上，意大利东部各族中以萨谟奈人发展最高，一如意大利西部各族以拉丁人为最盛。自古以来，或许自从他们最初迁居开始，萨谟奈民族就有相对坚固的政治纽带，维系着他们的团结，给他们一种力量，使他们以后争霸意大利时得与罗马并驾齐驱。我们不知这纽带何时以及如何缔造，正如我们不了解其联盟政制那样。可是昭然若揭的是，萨谟奈没有一个独占优势的民社，更没有一个阖族共仰、全国团结所系的中心城邑，如罗马之于拉丁族那样，而此国的力量存在于农民大众，政权掌握在农民代表大会之手；这大会遇有急难推举一名联军统帅。由于他们的政制如此，这一联盟的政策不如罗马那样从事侵略，而是限于自卫边境；只有在统一的国家，权力才能这样集中，热情这样强烈，以致才能有计划地开拓疆土。因此，两民族殖民制度的截然相反，预示出他们将来的全部历史。罗马人无论得何利益，受益于国；萨谟奈人的征服所得，归于自愿结合的群伙，他们四出掳掠，他们的吉凶祸福，本国均不闻不问。萨谟奈人征服第勒尼安海和爱奥尼亚海沿岸各地却是后世的事。在罗马王政时期，萨谟奈人似乎才据有他们日后所居之地。在因萨谟奈人迁徙而引发的邻近各民族的移动中，有一事件叙述，罗马城纪元230年即前524年，意北海域的第勒尼人与翁布里人和陶尼亚人（Daunier）袭击了库迈。叙述固然带有很多传奇色彩，假如我们能信以为实，入寇者似乎与被逐者联合为一军，埃特鲁斯坎人与其敌翁布里人联合，那些被翁布里移民逐向南迁徙的雅皮基人又与他们联合，这原是此类远征战中常有的事，这里当然也是如此。然而，这事竟归失败，至少这次因希腊人战术较优，僭主阿里斯托德莫斯（Aristodemos）勇敢善战，终于击退进攻这美丽的海港之城的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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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字母表中的r特别值得注意，它采取拉丁语的形式（R），而不是埃特鲁斯坎语的形式（D），z（
）亦复如是；这种形式仅能渊源于原始的拉丁语，且必很忠实地表述了这一点。表达形式也与最古拉丁语相近：Marci Acarcelini he cupa
就是Marcius Acarcelinius heic cubat；Menerva A．Cotena La·f…zenatuo sentem…dedet cuando…cuncaptum，就是Minervae A（uius？）Cotena La（rtis）f（ilius）…de senatus sententia dedit quando
（大致等于olim
）conceptum
。除诸如此类的铭文外，同时还有其他不同文字的铭文出土，这必是埃特鲁斯坎语无疑。

(2)
托斯坎人（Tusker）为埃特鲁斯坎人的别名。——译者

第九章　埃特鲁斯坎人

埃特鲁斯坎人自称拉斯人（Ras）
(1)

，此族不但与希腊人迥异，而且与拉丁人和萨贝利族的意大利人也大不相同。就体格来说，两者也截然有异，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身材颀长，体态匀称，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形象是短小精壮、头大臂粗。关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就我们所知，该氏族原与希、意两族具有深刻的和起始上的不同，特别是他们的宗教；托斯坎人的宗教富于混沌离奇的色彩，并且喜欢充满神秘的数字游戏，以及骇人、荒诞的见解和风俗。这宗教既与罗马人的清晰唯理主义相去甚远，也与希腊人那种近人的偶像崇拜大相径庭。由这些事实推得的结论又有最重要的民族性证据为之证明，这就是语言。埃特鲁斯坎语的残余传到现在的虽然很多，能帮助人们理解这种文字的依据亦复不少，可是它却完全陷于孤立，以致迄今无人能确定埃特鲁斯坎语在语言分类里应占的地位，更不用说对其残存部分做出解释。这一语言的发展明显地分为两个时期，最初的时候，韵母完全读音，两声母的相遇几乎一概避免。
(2)

以后韵母和声母的语尾都被废除，韵母被减弱或略去，这种温柔悦耳的语言逐渐变得佶屈聱牙，生硬难忍。
(3)

例如，ramuvaf
变为ramva，Tarquinius
变为Tarchnaf，Minerva
变为Menrva，Menelaos，Polydeukes，Alexandros
变为Menle，Pultuke，Elchsentre
。埃特鲁斯坎人很早不分o
与u，b
与p，c
与g，d
与t
，由此可以最明显地看出这一语言的含混重浊。同时它的重音一概前移至第一音节，与拉丁语和较粗鲁的希腊方言相似。关于送气的音母，亦复如是；意大利人除送气的b
或f
外，一概不用送气音，希腊人与意大利人相反，除这些音外，还保存其余的送气音，如θ、∮、χ
等，埃特鲁斯坎人却废弃其中最温柔悦耳的∮
，仅借用的外来语为例外，而不问其适当与否，极其广泛地用其余三音；例如：Thetis
变为Thethis，Telephus
变为Thelapke，Odysseus
变为Utuze
或Uthuze
。埃特鲁斯坎语的语尾和单字，意义已经考定的不多，其中与希意语绝不相似的占去了大半；如用al
语尾表示世系，常常表示母系，例如Canial
一词在丘西（Chiusi
）的对照铭文中译为Cainia natus
；女名有sa
语尾表示她夫家的氏族，例如Licinius
氏某人之妻称为Lecnesa。Cela
（或作Clan
）变格为Clensi
，意为儿子；sex
意为女儿；ril
为年；神名Hermes变为Turms；Aphrodite变为Turan；Hephaestos变为Sethlans；Bakchos变为Fufluns。除这些奇形和怪音外，埃特鲁斯坎语诚然还有个别与意大利语相似之处。埃鲁特斯坎语固有词的构造大致与意大利语的普通规则相仿。常用的族名语尾enas
或ena

(4)

又见于语尾enus
，后一语尾也是意大利语，尤其是萨贝利语的族名语尾颇常见，如埃特鲁斯坎语人名Maecenas和Spurinna，与罗马的Maecius和Spurius完全相似。若干神名被认为属于埃特鲁斯坎语，见于埃特鲁里亚碑铭或著述，它们语根的形式全似拉丁语。因此，如果这些名字一开始就是埃特鲁里亚的，那么，这两种语言必有密切的关系；如Usil
（太阳和朝霞与ausum、aurum、aurora、sol
等有关）、Minerva（menevare）、Lasa（lascivus）、Neptunus、Voltumna
。可是，这些类似之处也许源于日后埃特鲁斯坎人在政治和宗教上与拉丁人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引起的相互和解和模仿；所以，这些类似点不能推翻我们的结论，我们根据其他观察到的结果，推知托斯坎语与希意语迥乎不同，一如凯尔特语或斯拉夫语与希腊语相去甚远。至少罗马人听来确是如此；“埃特鲁斯坎和高卢语”是蛮族的语言，“奥斯坎语（Oscan）和沃尔西语”只是农人土话。可是，不但埃特鲁斯坎人的语言与希意语相差如此悬殊，连他们的种族也至今无人能说出它与其他已知种族的关系。要发现不同的方言与埃特鲁斯坎语的关系，时而用简单的问题，时而用复杂的问题去提问，但一概都是徒劳的。巴斯克民族的地理位置自然使人首先想到它，巴斯克语与埃特鲁斯坎语是否有决定性的类似之处，却并未证实。利古里亚语流传到现今的残余很少，只是一些地名、人名，同样也说明不了它与托斯坎语有何关系。古代托斯坎海中各岛，尤其是撒丁岛，有一种今已绝灭的民族，他们建筑了成千墓塔，名为Nurhagen，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就是这个民族也不能与埃特鲁斯坎人相联系，因为在埃特鲁里亚没有出现过一个性质与此相同的建筑物。至多仅能说明，由几个似乎可靠的形迹看来，埃特鲁斯坎人大致可以包括在印度日耳曼人种内。因此许多古铭文开端所用的mi
必等于希腊语的
是声母语根veneruf的所有格，这词也曾在古拉丁语中有，丝毫未变，与古梵语的语尾as相当。埃特鲁斯坎语中的宙斯名为Tina
或Tinia
，或与梵语的dina
有关，dina
意为“日”，希腊语
与其同义词diwan
有关。可是，即使我们承认这几点，埃特鲁斯坎民族的孤立似乎依然如故。从前狄奥尼修斯早已说过：“埃特鲁斯坎人在语言和风格上与别的民族都不相同。”对于这句话，我们无可补充。

埃特鲁斯坎人由何地迁入意大利，同样难以决定。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并无大害，因为无论如何，这种迁移必发生在民族的幼稚时代，而这一民族的发展却始终是在意大利。最为人们热心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按着考古学家的那种准则，首先研究既不可知，也不值一知的问题，如提比略皇帝问：“谁是赫卡巴（Hecabe）的母亲？”埃特鲁斯坎人最古、最大的城市位于内地深处，我们实未见埃特鲁斯坎人有一座紧靠海岸的名城，仅波普罗尼亚（Populonia）例外，但我们确知此城不在十二古城之列。此外，埃特鲁斯坎人在有史时期内既是由北而南迁移，所以他们迁入意大利半岛似乎必遵陆路。诚然，我们最初发现这一民族时，他们的文化处在低水平阶段。如果假设他们由海路移来，必与其文化水平不符。甚至在最古之时，各民族渡一海峡等于渡一条河，可是在意大利西岸登陆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我们必须在意大利以西或以北，寻找埃特鲁斯坎人较早的故乡。埃特鲁斯坎人很可能是越过里提亚（Raetia）的阿尔卑斯山而来到意大利的，因为格劳宾登和蒂罗尔最古老的、可考证的居民就是里提亚人，他们至有史时期仍讲埃特鲁斯坎语，并且他们的名称使人想起拉斯人，这种人当然也可能是波河流域埃特鲁斯坎人移民的残部，但至少同样可能是埃特鲁斯坎人留居故乡的一部。

但是，伴随这一简单而自然的见解却又出现一个与此截然相反的故事，埃特鲁斯坎人是由亚洲迁来的吕底亚人（Lyder）。这故事很古，甚至希罗多德的著作里也如是说，后人又有无数的增添和抬高，重见于后世的著作。可是，有几个明察的学者如狄奥尼修斯等已郑重声明并且指出，无论在宗教、法律、风俗或语言方面，吕底亚人与埃特鲁斯坎人绝无丝毫相似之处。也可能是，一群单独行动的海盗从小亚细亚来到埃特鲁里亚，以他们的奇遇同这个故事联系起来；可是，这个故事更可能由于一词之误。意大利的埃特鲁斯坎人，又名Turs-ennae
（因为希腊语的
，翁布里语的Turs-ci
，罗马的Tusci
和Etrusci
两词，似乎都源于Turs-ennae
）。吕底亚有一城名
，所以吕底亚民族又名
或作
，Turs-ennae
与此名相似。实际说来，这两民族名称的偶合似乎就是那个起源极古、并不格外可信的假设的唯一基础，后世又在此基础上虚构了一座历史的空中楼阁，将埃特鲁斯坎人的远古海上贸易与吕底亚人的海盗活动相提并论；然后又不问是非，将托雷比（Torrhebi）的海盗与在海上四出劫掠并以四海为家的佩拉斯吉人（Pelasger）混为一谈（修昔底德是最初这样做的），于是在历史传说里造成最不能挽救的纷乱。第勒尼人（Tyrrhener）一名，有时指吕底亚的托雷比人，最古的记载如荷马史诗就是这样；有时第勒尼佩拉斯吉人，指佩拉斯吉民族而言；最后，有时又指意大利的埃特鲁斯坎人，可是埃特鲁斯坎人却与佩拉斯吉人或托雷比人绝无持久的接触，也与他们没有同宗的关系。

另一方面，埃特鲁斯坎人的古代考证的居住地何在，他们离此地后又往何处迁移？解决这两个问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凯尔特人在该地区大举入侵之前，埃特鲁斯坎人居于波河（Padus
）以北一带，东沿阿迪杰河（Etsch
，即Adige）与伊利里亚族（阿尔巴尼亚人？）的维尼特人（Veneti）接壤，西与利古里亚人为邻，这是很可相信的。尤其可以为此作证的是，上文已言及，里提亚阿尔卑斯山中的居民至李维时代仍操一种粗俗的埃特鲁斯坎方言，又曼图亚（Mantua）到很晚时仍用托斯坎语。在波河之南，以及该河口一带，埃特鲁斯坎人与翁布里人混居一起，前者是统治种族，后者则渊源较早，曾创建阿特里亚和斯庇那两座商业古城，而托斯坎人也似曾创建菲尔辛那（Felsina，即以后的博洛尼亚［Bologna］）和拉文纳（Ravenna），凯尔特人过了很久才渡过波河，所以，埃特鲁斯坎人和翁布里人很早就放弃了波河左岸，他们在右岸扎下的根远较在左岸为深。可是，亚平宁山以北各地迭为不同民族所据，易手太速，所以，在这里不能有绵延不断的民族发展。

从历史观点看来，托斯坎人卜居于至今仍以他们得名的地方，是一件更重要的事。如果说利古里亚人或翁布里人虽或曾有一时卜居此地，那么他们在此的遗迹却几乎全被后来的埃特鲁斯坎人的占据和文明所磨灭。此地自比萨（Pisae）至塔昆尼（Tarquinii）沿海一带，东有亚平宁山为屏障，埃特鲁斯坎民族得以在这里获得久居之地，他们坚毅不拔地直至罗马王政时代自保其地。托斯坎本部以阿奴（Arnus）河为北界，阿奴河以北至马克拉（Macra）河河口和亚平宁山一带都是争议边区，有时为利古里亚人所占，有时为埃特鲁斯坎人所据，因为这个缘故，那里不能发展成为较大移民区。南界最初成为基米尼森林，绵亘于维特尔博以南的一串小山，以后这界线才移至台伯河。上文已经说过，埃特鲁斯坎人先占领基米尼山脉与台伯河中间地区，包括苏特里乌姆（Sutrium）、尼培特（Nepete）、法勒里、维爱和凯雷等城市，长久以后，很可能在罗马纪元二世纪内才被埃特鲁斯坎人所占据，当作地处较北的行政区。而且原居此地尤其在法勒里一带的意大利人虽处于附属地位，但能坚持下来。

自从台伯河成为埃特鲁里亚与翁布里亚和拉丁姆的分界以后，此地大致太平无事，疆界似无重大变化，至少对于拉丁人是这样。罗马人虽深感埃特鲁斯坎人是异族，拉丁人是同胞，可是他们却不甚畏惧来自右岸的侵犯和威胁，而甚怕其同族，例如，在伽比和阿尔巴等地的人的进攻和威胁；这是当然的，因为罗马人与埃特鲁斯坎人之间不但有宽广河流为天然疆界屏障，而且埃特鲁斯坎人的大城无一直接濒临此河，如罗马城在拉丁沿岸那样，这种情形对于罗马城的商业和政治发展有极重大的关系。维爱人距台伯河最近，罗马和拉丁姆最常与之发生激烈的冲突，特别是为争夺菲登尼。雅尼库鲁姆山既是罗马人在台伯河右岸的桥头据点，菲登尼也是维爱人在台伯河左岸的桥头据点，时而为罗马人所据，时而落入埃特鲁斯坎人之手。反之，罗马距凯雷较远，两国的关系，以当时邻国的关系而言，总的说来，远为和睦友好。固然也有些远古模糊传说拉丁姆与凯雷之间的争斗之事；例如，凯雷国王梅曾提乌斯（Mezentius）曾大胜拉丁人，向他们强征酒税云云。传说这两城古时交战，但它更明确地昭示我们的，却是拉丁姆和埃特鲁里亚的通商和航海中心曾有过极为密切的关系。所谓埃特鲁斯坎人循陆路渡台伯河一事，无可信的遗迹。在罗马纪元230年即前524年阿里斯托德莫斯在库迈城下歼灭的蛮族大军中，埃特鲁斯坎人诚然名居前列，但即使我们认为此言句句可信，也不过表示埃特鲁斯坎人参加了一次大规模的掠夺远征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在台伯河以南，无法查证曾有沿陆路建立的埃特鲁斯坎人的移民村之存在，也迄未发现埃特鲁斯坎人曾横加压迫于拉丁民族。据我们所知，雅尼库鲁姆山和台伯河口两岸仍握在罗马人之手，无人与之争夺。至于埃特鲁斯坎人成群迁入罗马一事，我们有从托斯坎史书中引来的一段孤立的记载：沃尔西尼（Volsinii）的凯利乌斯·维文那（Caelius Vivenna）率领过一群托斯坎人，他死后由他的忠实伙伴马斯塔那（Mastarna）继续率领，来到罗马。我们可以相信此说并不虚传，虽然这个以凯利乌斯命名的凯利山的由来显然是语言学上的杜撰，而且下文又说马斯塔那做了罗马王，取名为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这里所添加的只是，考古学家模仿用传说来牵强附会，以至于发生这种荒唐的揣想。帕拉廷山麓有一地名为“托斯坎区”，也表明在罗马有埃特鲁斯坎移民定居。

最后统治罗马人的塔昆王族（Tarquinier）也发祥于埃特鲁里亚，这也是无可置疑的；至于传说称这家族源出于塔昆尼，或者因为晚近塔克那斯（Tarchnas）家族坟茔发现于凯雷，断定这家族源出于凯雷，我们暂且置而不论。那穿插在传说里的女名Tanaqil或Tanchvil虽非拉丁文，却常见于埃特鲁里亚。仅有一个相传的故事说，塔昆的父亲是个希腊人，其子由科林斯迁居塔昆尼，以客民的身份在罗马居留：这故事既非历史，又非传说，事件的历史性联系显然纠缠不清，而且全遭割裂。隶籍托斯坎的一个家族竟然握有罗马的王权，这只是个简单的事实，实际上是无关重要的，如果除此以外还要从传说里推测出某种结论，我们认为这个托斯坎籍的人入主罗马，不应视为托斯坎人统治罗马，或托斯坎某民社统治了罗马，也不能反过来认为罗马统治了南埃特鲁里亚。实际上，两种假设的根据都欠不足，塔昆家的历史进程在拉丁姆。不在埃特鲁里亚；据我们所知，在罗马王政时代，埃特鲁里亚不但对于罗马的风俗，就是对于罗马的语言，始终都没有重大的影响，绝未妨害罗马国家或拉丁同盟的均衡发展。

埃特鲁里亚对其邻国拉丁姆抱着比较消极的态度，原因大概一部分是埃特鲁斯坎人与波河上的凯尔特人的斗争，历代罗马诸王被逐出之后，凯尔特人才渡过波河；还因为埃特鲁斯坎人倾向航海和夺取海上和海岸霸权，例如他们在坎帕尼亚开辟的移民地可以说明这种倾向，这事当在下一章中较详尽叙述。

希腊人和拉丁人的政制以向城市方面发展的民社为基础，托斯坎人的体制亦复如是。古时托斯坎人倾向于航海、贸易和制造业，所以在埃特鲁里亚真正的城市共同体似乎发生较早，而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则发生较晚。意大利的城市见于希腊记载的以凯雷为最先。但是，就总的来说，埃特鲁斯坎人不如罗马人和萨贝利人那样，能战和好战，意大利人没有用雇佣兵代战的习惯，埃特鲁斯坎人却很早就用雇佣兵。各民社最古的政制必与罗马政制大致相似。国王或贵人（Lucumonen）统治国家，其服饰与罗马国王的相似，像罗马国王也执掌类似权力。贵族与百姓之间界限甚严。氏族制度的相似可以人名的类似为证，不过埃特鲁斯坎人比罗马法更重母系的出身。他们的联盟体制似乎很散漫。这联盟并不包括整个民族，而是北部的和坎帕尼亚的埃特鲁斯坎人自行组织起来，建立联盟，一如埃特鲁里亚本部的各民社那样。每一联盟包括十二个民社，他们共同拥戴一个首都，尤其为了祭神的目的，还拥戴一个联盟领袖，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祭司长，但是在权利上似乎大致平等，可是至少几个部分非常强大，以致单独一部不能建立霸权，中央政权也不能达到统一。埃特鲁里亚本部的首都是沃尔西尼，关于其余十二城，我们由可信的传说，仅知有佩鲁西亚（Perusia）、维图洛尼乌姆（Vetulonium），沃尔西（Volci）和塔昆尼。可是，埃特鲁斯坎人很少通力合作，拉丁同盟则不然，通常一民社进行战争，竭力鼓动邻社，使他们对战争发生兴趣，有时也有例外，联盟决议作战，属下个别城市竟常置身事外。埃特鲁斯坎联盟似乎自始就缺乏一个强固和有权威的最高领导机关，较之类似的意大利种族同盟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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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as-ennae
带有下文所提到的异族语尾。

(2)
例如，凯雷族陶器上的铭文也属于这时期，如：minice νumamima νumaramlisiaiν ipurenaieνeeraisieepan mineνunastavhelefu
，或：mi ramuνas kaiufinaia。

(3)
我们由大佩鲁西亚铭文可略知当时埃特鲁斯坎语的发音：eulat tanna larezu amevaxr lautn velνinase stlaafunas slelevcaru。

(4)
如Maecenas，Porsena，Vivenna，Caecina，Spurinna。尾前音的韵母原为长音，但因重音提前，常变为短音，甚至省略。所以，我们是Porsěna与Porsēna并用，Ceicne与Caecina并用。

第十章　希腊人在意大利　托斯坎人和迦太基人的海上霸权

古代各民族的历史是逐渐明朗起来的；在这方面，黎明也正在东方升起。当意大利半岛处在暗淡的晨曦之中时，地中海东部各地便已扬辉焕彩，各方面已显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大多数民族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大都注定要找一个出身相同的兄弟，拜他为师，听他号令，意大利各族人民的命运尤其如此。可是，这种影响囿于意大利的地理位置不能由陆路及于半岛。古代曾使用意大利与希腊之间的崎岖陆路，现已无迹可寻。自从邃古之时，或已有由意大利通至阿尔卑斯山外的商道，琥珀贸易的最古路线起于波罗的海，到波河河口与地中海相衔接，因此希腊传说波河三角洲为琥珀原产地；这条路与横越半岛经亚平宁山而至比萨的一条路交叉。可是，意大利人不能从这些地方得到文明要素。意大利古代所吸收的外国文化，都由东方的航海民族带来。

地中海沿岸最古的文明国是埃及，埃及人还没有漂洋过海，所以对意大利并不产生影响。关于腓尼基人，同样也可以这样说，他们源自地中海极东岸的狭隘故乡，在已知的所有民族中，他们固然首先不避艰险，漂泊于地中海，初以打捞鱼贝为生，不久后就从事贸易，首先开辟海上商业，在早得难以置信的时代，他们便已横越地中海，远达极西之端。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岸的航站几乎无不早于希腊人，甚至在希腊本土，在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在埃及、利比亚和西班牙是这样，在意大利以西的海上也是这样。修昔底德说，在希腊人来到西西里以前，或至少在他们大批定居于此以前，腓尼基人已在该岛周围地岬和小岛上处处建有商馆，其意不在开疆拓土而是在与土人贸易。可是在意大利大陆，情形就不同。意大利大陆是否曾有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迄无可靠迹象可考，仅凯雷附近的一座布匿商馆为例外，这商馆未被遗忘，一部分因为凯雷沿海有一小村名叫普尼库（Punicum），一部分因为凯雷城又名阿吉拉（Agylla）；有人虚构说阿吉拉源自佩拉斯吉人，其实不然，这是一个腓尼基词，意谓“团城”，由海上望凯雷，恰是这样。这腓尼基商馆，以及在意大利沿海可能建立的类似机构，无论如何都不甚重要，而且存在并不久，早已被埋没，几无遗迹可寻。但是，没有丝毫理由可以认为，这种商馆早于同一海岸上的希腊殖民地。至少拉丁姆认识迦南（Kanaan）人，必首先通过希腊人介绍，他们的拉丁文名称Poeni（Pöner）一词出自希腊语，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证据。诚然，意大利人与东方文明的一切最古关系主要仰赖希腊；关于腓尼基人在凯雷设立商馆，我们不必追溯到前希腊时期，只用后来人所共知的凯雷商业国家与迦太基的关系，便足以很透彻地说明。实际上，我们如果回想到最古的航海主要沿岸行驶，而且历久不变，便可以明白，对腓尼基人来说，在地中海沿岸几乎没有一块地区会比意大利大陆更远的了。他们仅能由希腊西岸或西西里到达此地；非常可信的是，希腊人的航海术发达得很早，他们在亚得里亚海和第勒尼安海的航海，很可能早于腓尼基人。所以，我们绝无理由假定，意大利人最初受腓尼基人的直接影响。至于以后腓尼基人拥有西地中海的霸权，与居住在第勒尼安海沿岸的意大利人发生的关系，将在以后叙述。

在东地中海居民中沿意大利海岸航行的，看来似乎以希腊船员为最早。可是，希腊航海家何时来自何地，关于这两个重大问题，仅前者可以有稍为精确详尽的答复。小亚细亚的埃奥利亚（Aeolia）和爱奥尼亚（Ionia）沿岸乃是希腊海上交通首先大规模发展之地，希腊人由此出发，一路探测黑海深处和勘察到意大利沿岸。伊庇鲁斯与西西里之间的海域至今仍称爱奥尼亚海，希腊人从前称亚得里亚海为爱奥尼亚湾，这两个地名至今仍是对爱奥尼亚航海家发现意大利南岸和东岸的纪念。希腊人在意大利最古的殖民地是库迈，我们由它的名称和传说知道，创建它的是阿纳托利亚（Anatolia），海滨的同名城市。据可靠的希腊传说，小亚细亚的福凯人（Phokäer）是最先远航西海的希腊人。小亚细亚人既开路于先，其他希腊人不久便继之于后：纳克索斯（Naxos）岛和优卑亚（Euböa）岛上的喀尔基斯（Chalkis）的爱奥尼亚人，阿喀亚人（Achäer）、罗克里人（Lokrer）、罗德人（Rhodier）、科林斯人（Korinther）、梅加尔人（Megarer）、梅森尼人（Messener）、斯巴达人。美洲发现以后，欧洲的文明国家争先恐后派队远征，在那里殖民定居；新移来的人民住在蛮人之中，他们对于欧洲文明的休戚与共的感情比在他们的故乡体会得更加清楚。向西航行和在西土移居的特权并非是一个希腊人某个地区或某个种族所独有，而是希腊全民族的公产；正如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德意志人的殖民地互相混杂和渗透而造成北美洲的新世界那样，希腊的西西里和“大希腊”也是希腊各族共有，混合为一体，常常无法辨认。但有些较为孤立的殖民地，如罗克里人的殖民地及其殖民城市希波尼翁（Hipponion）、梅达马（Medama），又如福凯人到这个时期将终时才创立的居留地海莱（Hyele，又作维利亚［Velia］、埃利亚［Elea］），概括地说，可以分为三大组：原始爱奥尼亚组可用一总名，称为喀尔基斯城市，在意大利有库迈和维苏威（Vesuv）、雷吉翁（Rhegion或雷吉乌姆［Rhegium］）等希腊殖民地，在西西里有臧克尔（Zankle，即后世的梅萨那［Messana］）、纳克索斯、卡塔那（Katane）、列昂提尼（Leontini）和希梅拉（Himera）。阿喀亚组包括绪巴里斯（Sybaris）和大希腊的大多数城市。多里斯组包括叙拉古（Syrakus）、盖拉（Gela）、阿克拉加斯（Akragas）和西西里的大多数殖民地；可是，在意大利，只有塔拉斯（Taras，即塔兰托）及其殖民城市赫拉克利亚（Heracleia）属于此组。整个看来，在移民中占优势的是那些较早的希腊移民，如爱奥尼亚族，以及在多里斯人迁居以前就已定居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民族。在多里斯人中，首先只有民族混杂的民社，如科林斯和梅加拉等参加移民运动，纯粹的多里斯人区域仅居于附属地位。这结果当然在意料之中，因为自古爱奥尼亚人就是经商航海的民族，而多里斯人只是较晚才从腹地山区来到海滨，他们一向从未参加海上贸易。各组移民的区别很鲜明，尤以其货币成色为甚。福凯移民所铸硬币的成色都仿照在亚细亚流行的巴比伦钱。喀尔基斯各城在最古时仿造的爱琴钱币，也就是原来通行于欧陆希腊全境的钱币，也就是我们在优卑亚重新发现的那种经过改造的爱琴硬币。阿喀亚民社用科林斯的标准铸钱；最后，多里斯民社的钱币按照罗马纪元160年即前594年梭伦在阿提卡施行的钱币，仅塔拉斯和赫拉克利亚为例外，这两地的主要钱币均采用邻国阿喀亚人的钱币，而不用西西里多里斯人的钱币。

较早的航程和移民暗昧难知，大概将永无显现之日。我们虽不能认识某种前后次序，但希腊人最古的文献荷马史诗，一如其与西方最古的交通，也属于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人所创，在该诗中，眼界几未超出东地中海以外。水手遇暴风雨而漂到西海，回到小亚细亚以后，或许报道西方有陆地，也许还会谈到海中的旋涡和岛上火山喷发的情景；但在荷马史诗时代，就是在希腊最早与西方往来的地区，关于西西里和意大利也无任何可靠的报道；于是东方的故事传说者和诗人便肆无忌惮地把他们的空中楼阁塞进那个空荡无物的西方，犹如那时西方人对荒诞无稽的东方那样。在赫西俄德（Hesiod）的诗篇里，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轮廓较为明晰；两地的民族、山岭、城市的土名也稍稍为人所知；可是在他们心中，意大利仍旧是一个群岛。反之，在赫西俄德以后的文献中，西西里，以至意大利的全部海岸，至少就一般而言，似乎比希腊人出名。希腊人移居的次第也有一定把握可以得到考证。对修昔底德来说，库迈显然是驰名的最古西方殖民地，他的意见确属不谬。诚然，对希腊水手来说，可以登陆的地点有些比库迈更近，可是要想躲避暴风雨和防御野人，却没有比伊斯基亚（Ischia）岛更好的了，库迈城最初便设在这个岛上。这些考虑尤其在这种移居中起了主导作用，这从嗣后为此目的而在大陆上选择的地点中仍可看到这个设防的陡峭危崖，它至今仍带着阿纳托利亚母城的享有盛誉的古名。意大利各处不乏小亚细亚神话中的古迹，而以库迈一带的最为生动真切；在那里，最早西航的水手一心记着神话中那些西方的奇迹，起初登上传说中的奇境，就把他们意欲漫游于其间的那些神话世界的遗迹留在塞壬岩（Siren enfelsen）和能通向阴间的阿奥诺斯湖（Aornos see）。此外，如果说，希腊人在库迈起初与意大利人为邻，那么不难理解，嗣后几百年间，希腊人何以常用住在库迈周围的意大利人的族名（奥皮克人，Opiker）用来称呼一切意大利人。另有一个可信的传说，希腊人移民卜居库迈，经过相当长时间后才大规模迁入下意大利和西西里，而在后期移民中，喀尔基斯和纳克索斯的爱奥尼亚人又率先走在前面。相传西西里岛上的纳克索斯是为专务殖民而创立的希腊城市，无论在意大利或西西里都以它为最早；阿喀亚人和多里斯人的殖民活动继之而起，可是为时较晚。

然而，要确定这些事件较可靠的年代，即使大致无讹，也似乎不很可能。阿喀亚人于罗马纪元33年即前721年创立绪巴里斯城，多里斯人于罗马纪元46年即前708年创立塔拉斯城，这可能就是意大利史中最古的年代记载，它们的准确性至少可以视为大致可信。但更古的爱奥尼亚殖民地又创立于这时代以前，究竟早若干年，这与赫西俄德的，甚至荷马的诗歌所产生的年代一样，很难加以确定。希罗多德所指的荷马时代如果不谬，则罗马创建以前一百年（前850年）时，意大利对希腊人来说还并不知道。可是这样所定的年代，正如一切其他关于荷马生前时代的所定的年代，并非得到考证，而是一种推测的结论；谁要是考虑到意大利文字母的历史，以及如下令人瞩目的事实，即在古希腊民族上升之前，意大利人就已经知道有希腊民族（Griechenvolk），以及意大利人对希腊人的称呼源于古希腊（Hellas）早就灭绝的部族Grai或Grae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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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就会倾向于认为，意大利人与希腊人的最古的交往应在更早得多的远古时代。

意大利希腊人和西西里希腊人的历史虽然不属于意大利史，但希腊移居西方的殖民者始终与其祖国保持最密切的关系，参加希腊人的民族节庆，分享希腊人的权利。可是，希腊人在意大利的殖民地性质有所不同，应着重指明；至少希腊殖民化有某些主要特点使它们对意大利产生不同影响，也应予阐述，这对于意大利来说也有重要关系。

在希腊殖民地当中最努力、最闭关自守的，要算产生阿喀亚城市同盟的殖民地，加盟的城市有西里斯（Siris）、潘多西亚（Pandosia）、梅塔布（Metabus，又名梅塔蓬图姆［Metapontum］）、绪巴里斯和它的分支波塞多尼亚（Poseidonia）和劳斯（Laos）、克罗顿（Kroton）、考洛尼亚（Kaulonia）、特梅萨（Temesa）、特里那（Terina）、皮克苏斯（Pyxus）。大体看来，这些移民同属一个希腊民族，他们都坚持其特有的与多里斯方言关系极近的方言，长期固守古老的希腊民族书写方式，不采用他处通用的新字母，并且用联盟体制的坚强有力的约束来保存其特有的民族性，以区别于蛮族和其他希腊人。波利比乌斯论伯罗奔尼撒的阿喀亚军事同盟所说的话，也可以应用于意大利的阿喀亚人。他说：“他们不但友好相处，休戚相关，而且共用相同的法律、度量衡和货币，也共有相同的长官、参议员和审判官。”

这个阿喀亚城市联盟原是殖民地组织。这些城市没有港湾，仅克罗顿有个简陋的碇泊所，也没有自营的商业；绪巴里斯是一个礁湖城，该地的人以终生不越过城桥而自豪，所有买卖都由米勒西人（Milesier）和埃特鲁斯坎人代劳。可是，这些希腊人在这里不但据有滨海的窄地，而且还统治着海上的酒国（Weinland）和牛国（Rinderland），又名“大希腊”；土生土长的农民被迫当他们的客民或甚至农奴，替他们耕田，向他们交租。绪巴里斯是当时意大利的最大城市，统治着四个野蛮部落，二十五座城邑，并且能在另一海岸创立劳斯和波塞多尼亚两城。克拉提（Krathis）和布拉达诺（Bradanos）的低地异常肥沃，给绪巴里斯人和梅塔朋提人生产丰足有余的粮食，谷物也许最初是为出口而培植。这些国家在难以置信的极短期间就达到全盛地步，这由他们唯一流传至今的艺术品，即硬币，最生动地予以证明。这些意大利阿喀亚人铸成的硬币，做工严谨，古色古香，特别是在意大利具有艺术和文字的最古纪念碑，可以查证在罗马纪元174年即前580年已开始铸造。这些钱币证明，西方的阿喀亚人不但参加当时在母国欣欣向荣发展的造型艺术，而且他们的技巧十分高超。当时希腊本土和意大利的多里斯人所用银币颇厚，往往仅一面刻有花纹，两面大致均无铭文，唯意大利的阿喀亚人以独特的奇技，用两个相似的模型，一面刻成阳文，一面刻成阴文，铸造大而薄的银币，每个均具铭文；当代常有以银箔镶箱的伪造货币，所以，他们在镌刻的方式上精工细作，对赝造甚为防范，这更可显示一个井然有序的文明国的实况。

可是，这迅速开放的花朵却没有结果。希腊人生活不费气力，其生存并未受到当地土人的有力顽抗也未经自己的艰苦劳动而受到了考验，他们的身心很早便失去振作的力量。在艺术或文学方面，意大利的阿喀亚人没有一个为国增光添彩的名人，而西西里却名人辈出，甚至在意大利，喀尔基斯人的雷吉翁也能举出伊比科斯（Ibykos），多里斯的塔兰托也能举出阿奇塔斯（Archytas）的名字。说到这个民族，他们经常在炉灶里烧烤禽肉，可是，他们从来除拳术外一无所长。严厉的贵族阶级早就在几个民社里掌权，必要时还能获得同盟力量的援助，因此不致有僭主兴起。但是，贤人政治有一变而为寡头政治之虞，尤其各民社的豪门巨族如果联合一致，互相扶助，就会有这种危险。以毕达哥拉斯命名的互相盟誓的“朋友”团体，就为这种倾向所左右。它规定，统治阶级应“受尊敬有如神祇”，奴仆阶级应“服役有如牛马”，这种理论和实践激起一种可怕的反应，结果毕达哥拉斯“朋友会”以毁灭告终，古老的联盟体制得以恢复。可是，仅仅激烈的派系争斗、大规模的奴隶造反、形形色色的社会弊病、不切实际的政治哲学的实施，总之，种种伤风败俗的文明污毒在阿喀亚各民社里猖獗不止，以致政权彻底瓦解。

所以，移居意大利的阿喀亚人对于意大利文明的影响不如其他希腊殖民地，这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本是个务农的民族，传播文明于政治领域以外，他们自不如经商民族那样胜任。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则沦土人为奴隶，摧残意大利民族发展的萌芽，同时又不用完全希腊化的政策来为意大利人开辟一条新路。于是，希腊特性虽在别处迭遭政治上的挫折，但仍不失其蓬勃生机，但在绪巴里斯和梅塔蓬图姆、克罗顿和波塞多尼亚却比别处消失得更为迅速、更为彻底、更为威信扫地；以后由残存的意大利土人和阿喀亚人以及祖籍萨贝利族的较晚移民产生出的双语混血民族，却永不能达到真正的繁荣。然而，在时间上说，这场灾难还属于下一个时期。

其他希腊人的殖民地属于另一种类型，对于意大利的影响也迥然大异。他们并非轻视农业，也并非不去掠取领土；希腊人不像腓尼基人那样，在蛮人之国建立起巩固的商馆就已满足，这不是他们的习惯，至少在他们国力已充足的时候是如此。但他们所创立的一切城市都首先以贸易为目的，所以这些城市完全与阿喀亚人的不同，一律建立在优良港口和最佳口岸之侧。这些城市的建立起源各殊，原因不同，时代也各异，可是，他们中间却有某种新式的字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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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他们通用多里斯语言风格，这种语风甚至在一些原用温柔的爱奥尼亚方言的城邑里，例如库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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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早便流行起来。就其对于意大利的发展而言；这些殖民地的重要程度大小不一：我们现在只要提及那些对于意大利诸民族的命运曾发生过决定影响的地方就够了，如多里斯人的塔兰托和爱奥尼亚人的库迈。

在意大利的一切希腊殖民地中，最光辉的角色曾落在塔兰托人肩上。它的海港极佳，是整个南部海岸唯一的良港，因此该城就成为意大利南部商业的，甚至也是亚得里亚海部分运输的天然仓库。海湾丰产的捕捞业，优质羊毛的加工生产及其染色，所用染料为塔兰托紫螺的液汁，这种紫螺堪与推罗（Tyre）所出产的相媲美，这两种工业均由小亚细亚的米利都（Miletos）引进，所雇用工人以数千计，成为转口和出口商业之补充。希腊人在意大利殖民地以塔兰托造币为最多，而且所铸的钱币中有许多是金币，时至今日这仍是该地商业兴隆发达的证明。当塔兰托与绪巴里斯仍在下意大利的希腊城市中争雄之时，它的广泛的商业网必已形成，但塔兰托人似未模仿阿喀亚诸城的方式，致力于大力开拓疆土，故无持久成效可言。

如果说，意大利最东的希腊殖民地迅速发扬光大，那么最北的殖民地在维苏威附近也日渐繁荣，但略有逊色。库迈人从肥沃的埃纳利亚岛（Aenarlia，即伊斯基亚岛）渡海而至大陆，在近海的一个小丘上建立起第二故乡，又从该地出发，创立了第凯阿基亚港（Dikäarchia，即后世的浦泰俄利［Puteoli］）和拿波里（Neapolis）的“新城”。他们的生活，一般与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喀尔基斯人的城市无异，都遵守卡塔尼的卡隆达斯（Charondas）于罗马纪元100年即前650年所定的法律，他们的政体是民主政体；可是因为有高额的赋税限制，致政制趋向温和，政权便落在由最富有阶级选举产生的议会之手；这个体制持久存在，而且大体上能使这些城市免于暴君和暴民的肆虐。关于坎帕尼亚希腊人的对外关系，我们所知甚少。无论由于强制或自愿，他们永远局限于一个狭小区域，甚至比塔兰托人的领域更为狭隘，他们由这里出发，本无征服他地和欺凌土著之意，却有与彼辈和平相处、互通贸易之心，所以他们既使自己得以兴旺发达，同时又在传播希腊文明于意大利的民族方面居于最前列。

如果说，在雷吉乌姆海峡两边，在大陆一侧，南岸的全部和北至维苏威的西岸，在另一侧，西西里岛东岸的大半，都是希腊人的领域；那么在意大利自维苏威以北的西岸和整个东岸，情况就大不相同。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沿岸没有一处是希腊殖民地，在对面伊利里亚沿岸和近海各岛屿上，希腊殖民城市为数较少，意义较小，显然与上述情形有关。罗马王政统治时期，在这海岸距希腊最近的地方，创立了两个商业大城，一名伊庇丹努斯（Epidamnos）或名都拉奇乌姆（Dyrrhachion），即现在的都拉斯（Durazzo），创立于罗马纪元127年即前587年，一名阿波罗尼亚（Apollonia）在阿夫罗那附近，创建于约罗马纪元167年即前627年；但更往北些，我们不能指出古希腊的殖民地，仅有无关重要的黑色克尔基拉（Schwarzkerkyra，即库尔佐拉［Curzola］，创建于约罗马纪元174年即前580年），或为例外。在这方面，希腊的殖民地何以如此贫乏，迄今还没有满意的解释。就天然的形势来说，希腊人似应循此方向发展，而在实际上自古以来科林斯与那里就经常有商业来往。罗马创立后不久（约罗马纪元44年即前710年），希腊人创立克尔基拉（Kerkyra，即科孚［Korfu］），它与那里的商业更繁盛；在意大利沿海，这种商业活动以波河口的斯庇那和阿特里亚为集散中心。亚得里亚海的风暴，至少伊利里亚沿海的荒凉和土人的愚昧显然不足以说明这个事实。可是，东方文明因素并未直接影响到意大利东部地区，而是仅借西部各地为媒介始对东部发生了影响，这对意大利来说都有最深远的后果。甚至大希腊最东边的商业城市，多里斯人的城市塔兰托，与科林斯和克尔基拉一起参与了亚得里亚海上商业来往，该城由于据有赫德拉斯（Hydrus，即奥特朗托［Otranto］）在意大利一侧扼亚得里亚海的入口。因为除波河口的海港外，当时全部东岸无商业中心可言，安科纳的兴起更在以后，布伦迪西乌姆的兴起更在其后，所以可以理解的是，伊庇丹努斯和阿波罗尼亚的水手常在塔兰托卸货。塔兰托人也从陆路与阿普利亚有很频繁的交通，意大利东南所有一切的希腊文明都由他们而来。可是，那种文明当时却仍在初期阶段，到了较晚时期，阿普利亚的希腊文化才发扬光大。

然而，在远古时，意大利西岸自维苏威以北必为希腊人常到之地，并且在那里的海岛和地岬上必有希腊人的商馆，这是毫无疑义的。奥德修斯在第勒尼安海岸航行的神话传说是此种航行最古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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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们在利帕里（Lipari）群岛重新发现埃洛斯人（Äolos）所居的岛，在拉锡尼（Lacinia）山角指出有仙女卡利普索（Calypso）所居的岛，在密塞努姆（Misenum）山角指出有海妖塞壬所居的岛，在基尔凯（Circeii）山角指出有基尔克（Circe）所居的岛，在特腊契纳（Tarracina）的陡岬辨认出爱尔佩诺（Elpenor）的高冢，巨人莱斯特里贡（Laestrygonus）栖息在凯埃塔（Caieta）和福密亚（Formiae）附近，奥德修斯与基尔克所生二子（一名阿格里奥［Agrios，即“野人”之谓］，另一名拉提诺［Latinos］）统治着第勒尼人，居“圣岛最深处”，或据较晚的说法，拉提诺算是奥德修斯与基尔克所生之子，欧松（Auson）算是奥德修斯与卡利普索所生之子，那么这个爱奥尼亚水手的古老航海的故事表达他们在横渡第勒尼安海时想念自己的家乡，爱奥尼亚人吟咏奥德修斯航海的诗歌，充满了高雅美丽的生动感情，现在将这些诗歌故事流传在库迈水手常到的地方，这种感情也就昭然可见了。

属于这些最古老的航海的其他遗迹的，有以希腊语为名的埃塔利亚岛（Aethalia，即伊尔瓦［Ilva］或埃尔巴［Elba］），这岛似乎是希腊人最早占据的地点之一，仅次于埃纳里亚（Aenaria），埃特鲁里亚的海港特拉蒙（Telamon）的名字也许也属于这种遗迹；此外，凯雷沿海两城，一名皮尔基（Pyrgi，在圣塞韦罗［S．Severo］附近），一名阿尔西翁（Alsion，在帕洛［Palo］附近），它们的希腊渊源不但可以由名称上确定无疑，而且皮尔基城墙建筑特殊，与凯雷和一般埃特鲁里亚城市的城墙性质迥异，因此也可见希腊人远古航海的遗迹。埃塔利亚（火岛）盛产铜矿，尤富铁矿。该岛成为这种商业来往的大埠，这里的外国人甚至可以在此聚居，同土人的互通贸易往来成为中心，尤可见于这森林贫乏的小岛，该岛如果不与大陆交通便无法炼矿砂。埃尔巴岛对岸的波普罗尼亚（Populonia）地岬蕴藏银矿，也许早为希腊人所知并被他们开发。

如果说，那时外国人除了从事贸易还在海上和陆上进行掠夺，不失时机地洗劫土人，并把他们俘为奴隶，那么土人也会行使报复之权；拉丁人和第勒尼安人较居住在意大利南部的邻人更加热衷于并更加幸运地实行报复，这不但有传说可据，而且也有实际成果为证。在这些地带，意大利人竟能抗拒外人，不但不失其固有商业城市和海港的主权，而且能保持其控制领海之权，或至少很快恢复了主权。希腊人入侵，南意大利各族被压服，丧失了民族性，中意大利各族却大背其业师的初衷，致力于航海和创立城市。意大利人最初舍弃木筏和小舟而采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荡桨大船，必定是在这个区域。也是在这个区域，最初我们看到大商埠，特别是南埃特鲁里亚的凯雷和台伯河岸边的罗马；如果从这两座城的意大利语名称和距海稍远的位置来判断，它们确非希腊人所创立，而为意大利人所自建，与波河口完全同类的商业城市斯庇那和阿特里亚以及更南的阿里米努姆（Ariminum）殊无二致。我们难以陈述意大利民族最早对外患的反应的历史进程；可是我们仍然可以想见，这种反应在拉丁姆和南埃特鲁里亚所循的途径，与在托斯坎本土及其邻近各地所见的大相径庭，这对意大利的进一步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传说本身以其特有的方式说明拉丁人与野蛮的第勒尼安人不同，台伯河口的平静海滩与沃尔西人的险恶海岸不同。但这不能说明，意大利中部有几个地区容忍希腊人的殖民化而在其他地区是不许可的。在有史时期，维苏威以北绝无希腊人的任何一个独立民社存在，如果皮尔基曾是一个这样的地方，那么这必是在有史以前回归于意大利人之手，也就是在凯雷人之手。可是在南埃特鲁里亚、拉丁姆、东海岸，同外国商人的和平交往是受到保护和奖励的，这却与他处的情形不同。凯雷的地位尤其令人瞩目。斯特拉波说：“凯雷人骁勇正直，虽然十分强劲，却不行劫，颇受希腊人敬仰。”这话绝不是指海盗行为而言，因为说到海盗业，凯雷商人也以此为业，正与他人无异。但是凯雷却是希腊人的自由港，也是腓尼基人的自由港。上文已说到腓尼基人的商站（后世名为普尼库）和希腊人的两个商站，皮尔基和阿尔西乌姆。凯雷人不去劫掠这些海港，毫无疑问，凯雷人就是因为抱这种宽容态度，所以虽然仅有一个劣等的碇泊所，邻近又无矿产，竟能很早达到高度繁荣，而且在最古的希腊商业上具有比位在台伯河口和波河口那些意大利人的天然形成的商业中心更为重要。我们才说过的城市，似乎都曾与希腊有过原始宗教方面的来往。在所有蛮族当中，第一个供献物品于奥林匹斯山的宙斯的，是托斯坎王阿里穆诺斯（Arimnos），此人也许是阿里米努姆的一个君主。斯庇那和凯雷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里都自有其库藏，与其他同该庙有经常关系的城邑无异；并且德尔斐圣庙如同库迈的神托所，与凯雷的和罗马的最古传说有着交互错综的关系。这两座城的意大利人和平从政，与外国商人亲睦通商，于是两城昌盛富强，卓绝一时。它们不但是希腊商品的市场，而且对于萌芽中的希腊文明，它也是适当的库场。

“野蛮的第勒尼安人”那里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台伯河右岸和波河下流沿岸各地或仅为埃特鲁里亚的藩属，而非狭义的埃特鲁里亚本土的邦国，同一原因在这些地方和拉丁姆能使土人摆脱外国人的海上霸权，在埃特鲁里亚本土却发展出海盗行径以及独自的海上霸权，不论是出于其他原因，或者出于倾向于诉诸暴力和劫掠的不同民族性。人们将希腊人逐出埃塔利亚和波普罗尼亚仍不甘休；甚至各个商人似乎也不为所容，不久以后，埃特鲁里亚的海盗船便在海上到处横行，使希腊人闻第勒尼安人之名而丧胆。希腊人认为铁爪篙为埃特鲁斯坎人所发明，称意大利的西海为托斯坎海，并非无故。犷悍的海盗船迅猛激烈地在海上四处活动，尤以在第勒尼安海上，这就极明显地表明他们已立足于拉丁姆和坎帕尼亚沿岸。虽然拉丁人坚守拉丁姆本部，希腊人坚守维苏威，但在两地之间，以及在两地之侧，埃特鲁斯坎人掌握着安提乌姆（Antium）和苏伦图姆（Surrentum）的统治权。沃尔西人属于埃特鲁斯坎人；他们的森林为埃特鲁斯坎人的桨船提供龙骨；因为安提乌姆人的海盗活动到罗马占领安提乌姆时才告终，所以希腊水手称南沃尔西人的海岸为莱斯特里贡海岸，这就不难理解了。从高耸的索伦托（Sorrento）地岬以及从那个更高更陡又无港湾的卡普里悬崖俯瞰，那不勒斯湾与萨勒诺（Salerno）湾之间的第勒尼安海一览无余，恰能瞭望海盗船，早被埃特鲁斯坎人所占据。相传他们甚至在坎帕尼亚曾创立自己的“十二城联盟”，并且到史实十分确凿时，在坎帕尼亚内地仍有操埃特鲁斯坎语的民社。埃特鲁斯坎人称霸于坎帕尼亚海面并在维苏威与库迈人争雄，这些殖民地大概就是从称霸和争雄的间接结果而来。可是，埃特鲁斯坎人绝不专事劫掠。至少自从罗马纪元200年即前550年以来，埃特鲁里亚各城，尤其波普罗尼亚，都仿希腊式样，按希腊成色标准，铸造金银钱币，这可为埃特鲁斯坎人与希腊城市的和平往来作证。并且这些钱币并非仿照大希腊的模式，而是仿照阿提卡甚至小亚细亚的钱币压印，或许也可表示埃特鲁斯坎人对意大利的希腊人抱有敌对态度。实际上，他们在商业方面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比起拉丁姆居民远为优越。埃特鲁里亚人地跨两海，在意大利西海控制着大自由港，在东海控制着波河河口和当时的威尼斯，还控制着自古以来从第勒尼安海滨的比萨至亚得里亚海的斯庇那的陆路；此外，在意大利南部，他们还控制着卡普亚和诺拉（Nola）的肥沃平原。他们掌握意大利最重要的出口货物，埃塔利亚的铣，沃拉帖雷（Volaterrae）和坎帕尼亚的铜，波普罗尼亚的银以及由波罗的海运来的琥珀。他们的海盗业不啻一张粗陋的航海特权状，在它的保护下，他们的商业自必蒸蒸日上。不足为怪的是，埃特鲁斯坎商人与梅勒西商人在绪巴里斯竞争，以致他们兼营的海盗业与大商业造成淫奢无度的风气，使埃特鲁里亚的元气早就衰竭。

如果说，在意大利，埃特鲁斯坎人抗拒希腊人，部分人视之为仇敌，拉丁人在一定程度上也这样，那么这种对抗势必稍稍影响当时充塞在地中海商业和航业中的争雄，影响腓尼基人与希腊人的争雄。在罗马王政时期，这两大民族如何在地中海的所有海岸，在希腊和小亚细亚，在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在非洲、西班牙和凯尔特海岸相互争霸，此处不加详述。这些斗争并不直接发生于意大利本土，可是意大利受它的影响却很深远。后起的竞争者不仅精力充沛，而且富有才干，所以他们起初处处得利。希腊人不但在其欧亚两洲的故乡铲除了腓尼基人的商馆，而且将他们逐出克里特和塞浦路斯，立足于埃及和昔兰尼（Kyrene），并占据了下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东部的大半。腓尼基人的小商站无处不为希腊人有力推动的殖民事业所压倒。塞利努斯（Selinus，于罗马纪元126年即前628年）和阿格拉加斯（Akaragas，即阿格里根图姆［Agrigentum］，于罗马纪元174年即前580年）创建于西西里岛西部；骁勇的小亚细亚福凯人已航行到西海的较远之处，马赛利亚（Massalia）已建立于凯尔特岸边（约罗马纪元150年即前600年），西班牙海岸已被探测。但到罗马纪元二世纪中叶时，希腊人的殖民事业忽然止步不前。停止的原因必为当时迦太基的骤盛无疑；迦太基乃是腓尼基人在利比亚最强大的城市，希腊人的侵略显然有危及腓尼基各族之势。腓尼基民族曾开辟地中海的航海贸易，独霸地中海的西半，据有地中海东西之间的两条交通线，垄断东西之间的运输业，于是为后起的竞争者所逼迫而丧失了这些势力，可是东方人在撒丁和西西里以西的海上主权至少仍可挽救；阿拉米族素有坚毅不移和慎重力行的特性，迦太基就尽量利用这种特性来保持它在西部的海权。腓尼基的殖民和腓尼基人的抵抗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较古的腓尼基殖民地，如修昔底德所述的西西里殖民地，都是些商站；迦太基所征服的却是臣民众多、城池强固的广大地区。如果说，腓尼基殖民地一直各自对希腊人单独抵抗，那么现在这个强大的利比亚城市却将全族一切兵力集中一处，它的毅力在希腊史上堪称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这种反应在后来影响最重大的事件中，莫过于较弱的腓尼基人与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土人结成亲密关系，用以抵抗希腊人。大约在罗马纪元175年即前579年，当克尼德人（Knidier）人和罗德人企图在腓尼基人在西西里的殖民地中心利利拜乌姆（Lilybäon，即lilybaeum）定居后，塞格斯塔（Segeste）的埃利米人（Elymer）协同腓尼基人将他们再次逐出。大约罗马纪元217年即前537年，当福凯人卜居与凯雷相对的科西嘉（Korsika）岛上的阿拉利亚（Alalia，即阿勒里亚［Aleria］）时，埃特鲁里亚和迦太基的联合船队，计帆船一百二十艘，便驶来把他们驱逐出去；虽然在海战（这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若干次海战中的一次）中，仅为敌军之半的福凯人的船队取得了胜利，但迦太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却达到了他们进攻的目的：福凯（Phocaeans）人放弃了科西嘉，而择较有保障的卢卡尼亚海岸上的海莱（维利亚）作为居留地。埃特鲁里亚与迦太基之间签订的一个条约不仅确定了入口货物和权利申诉的条例，而且还包括军事同盟条款，这同盟意义的重大，只要看一看阿拉利亚一战，便可见一斑了。凯雷人在他们城里的市场上投掷石子击打福凯人俘虏，然后又派使者朝拜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以赎其罪，这事足以典型地说明凯雷人所处的地位。

这些排斥希腊人的敌对行为，拉丁姆并未参加；反之，在很古时候，罗马人与海莱地方和马赛利亚的福凯人互相亲善，据说阿迭亚人（Ardeates）甚至与查金提人（Zakynthier）共同在西班牙建立一个殖民地，即后世的萨贡图姆（Saguntum）。可是，拉丁人更不偏袒希腊人；可以为此作证的是，罗马与凯雷常保持亲密关系，拉丁人与迦太基人古时交往也留有遗迹。罗马认识迦南种族是由希腊人作媒介的，因为罗马人常以希腊名称来称呼他们，已见上文所述；可是，罗马人说迦太基城
(5)

既不借用希腊语，也不借用阿弗里（Afrer）那个民族名
(6)

，还有古罗马人称来自推罗的货物为萨兰货（sarrahische waren），“萨兰”一词
(7)

排除希腊人从中居间的可能；以上种种都指明，古时拉丁姆与迦太基有直接的商业交通，后来缔结的条约也同样证明此事。

意大利人与腓尼基人的联合力量实际上基本保住了他们在地中海西半部的势力。西西里的西北部，连同其北海岸的索卢斯（Soloeis）和帕诺穆斯（Panormos）两大海港，以及位于遥向非洲海角的莫提亚（Motye），也仍直接或间接归迦太基人所有。大约在居鲁士（Kyros）和克鲁索斯（Croesos）时期，智士毕亚斯（Bias）力劝爱奥尼亚人自小亚细亚倾巢出动迁居撒丁（罗马纪元200年即前554年），迦太基的将军马尔库斯（Malchus）乃先发制人，出兵攻占了这个重要海岛的大部分，五十年后，撒丁全部海岸似乎全部毫无争议地归于迦太基民社所有。反之，科西嘉连同阿拉利亚和尼西亚（Nikäa）两城都落在埃特鲁斯坎人手中，土人以其贫瘠海岛的出产——沥青、白蜡和蜂蜜，向他们纳贡。此外，埃特鲁里亚和迦太基的联军称霸于亚得里亚海，以及西西里和撒丁以西海域。虽然希腊人并不放弃这种斗争，但那些被利利拜乌姆逐出的罗德人与克尼德人定居于西西里与意大利之间的岛屿上并在那里创立利帕拉城（罗马纪元175年即前579年）。马赛利亚虽然处于孤立地位，却很繁荣，不久便垄断自尼斯（Nizza）至比利牛斯山（Pyrenäen）的商业。就在比利牛斯山脚，从利帕拉出发又分建了罗达城（Rhoda，今称罗萨斯［Rosas］）；据称查金提人卜居于萨贡图姆，甚至在毛里塔尼亚的丁吉斯（Tingis，即坦吉尔［Tanger］），那里受希腊王朝世代统治。可是，希腊人不再向前发展了；他们创立阿格拉加斯（Akragas）之后，无论在亚得里亚海或在西部海洋，他们的领土都未能再有重大扩张，西班牙的海域和大西洋都没有他们立足之地。年复一年，利帕拉人与托斯坎“海盗”激战，迦太基人与马赛利亚人、昔兰尼人激战，而最重要的是每年与西西里的希腊人激战；但双方都没有获致持久性的重要结果，战事历时数百年，就全部看来，结果只是维持原状而已。

由此可见，意大利至少在中部和北部地区即使只是间接地得到腓尼基人之助，不但没有沦为殖民地，而且就在这里，特别在埃特鲁里亚，发展为一个全民族的海上强国。可是，海上霸权常不免引人互相嫉疑，腓尼基人即使不对他们的拉丁盟友表示嫉疑，至少对海权较强的埃特鲁斯坎同盟引以为戒，这是不乏形迹可寻的。相传迦太基人禁止埃特鲁斯坎人殖民于加那利群岛（Kanarische Inselu），是真是假，都足以昭示此事有利害冲突存于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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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腊人（Graeker）这个名称是否最初源自伊庇鲁斯内地和多多那（Dodone）地方，还是相反，属于更早以前，为一直扩展到西岸的埃托勒人（Ätoler）所专用，可姑且搁置勿论。它大概在更远古时，属于一个希腊本土的杰出种族或种族集团所专用，然后才由此推广及于整个民族。这个名字在赫西俄德的漫长时代中，仍为旧日希腊民族的总名，可是作者显然故意把它搁置一边，使它隶于Hellenes（古希腊）名下。Hellenes一名尚未见于荷马，可是不但见于赫西俄德，而且还见于大约罗马纪元50年前704年阿基洛科斯的记载，而且或许还有更早得多的记载（M．L．东克尔，《古代史》，柏林，1852—1857年，第3卷，第18、556页）。所以，此时以前，意大利人对希腊人必已熟悉，以致在希腊早已消灭的名字却在他们那里被用来称呼整个希腊民族，甚至当这个民族走上别的道路时仍然如此。外国人比这些人自己更早也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希腊氏族乃同属一个民族，因此，这个总名称在这里比在他们那里更明确地固定下来，这是合乎常理的。同样合乎常理的是，这个总名称并非假借子那些颇有点名气的邻邦希腊人。但有一说法，罗马建城前一百年，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仍全然不知有意大利，此说如何与前一说法协调，却是个难题。关于字母，我们在下文中再加讨论；它的历史也产生非常类似的结果。我们如果根据这些理由，扬弃希罗多德关于荷马年代的说法，或许被讥笑为轻举妄动，可是关于这问题，如果我们只听从传说，岂不也是胆大妄为？

(2)
由于东方旧式的i（
），l（
）和r（
）三字母易与s，g，p相混淆，早已有人提议用ι
三种符号取代；在阿喀亚殖民地仅用或主要用旧式字母，而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人却不分种族仅用或主要用新式字母。

(3)
例如，库迈瓦罐上有如下铭文：

(4)
奥德修斯曾至第勒尼安海航行的神话，在最早的希腊文献中，见于赫西俄德的《神谱》中的一个较晚的断片，然后又见于较亚历山大时代稍早作家的著作，如埃福罗斯（Ephoros），以及所谓斯基拉克斯（Scylax）所著的书。至于所谓斯基诺斯（Scymnos）实取材于埃福罗斯的书。在这些出处中的最早者所属的时代，对希腊人来说意大利仍是群岛，因此这些出处肯定很古；据此，这些神话大致可以确定为罗马王政时期所出。

(5)
腓尼基语为Karthada，希腊语为Karchedon，罗马语为Cartalgo。

(6)
Afri
一名在恩尼乌斯（Ennius）和加图（Cato）时已经流行，该词确非希腊语，很可能与希伯来人的名称有亲缘关系。

(7)
自古以来，罗马人便用“萨兰”这一形容词来表示推罗的紫颜料和笛子；Sarranus
也用于姓氏，至少从汉尼拔战争时起是这样。在恩尼乌斯和普劳图斯的作品中出现的城名Sarra
，或由Sarranus
变来，而非直接来自其土名Sor
。希腊语的Tyfus，Tyrius
，在阿弗拉尼乌斯（Afranius，见于费斯图斯，第355页M）以前，未曾见于任何罗马人著作。参见F．K．莫维尔斯，《腓尼基人》，波恩/柏林，1840—1856年，第2卷，1，第174页。

第十一章　法律与司法

民族生活极其纷繁复杂，仅历史本身无法将它叙述清楚；历史只能满足于表述它的总的发展。个人的行事处世和思维创造，无论它们多么受民族精神的倾向所约束，都不属于历史范围。即使是笼统地勾画出这些状况的轮廓的尝试对于那个在历史上几近于湮没无闻的最远古的时代来说，似乎是必要的，因为那个把我们的思想感情同古老文明的民族截然分开的深邃鸿沟在这个领域本身多少可以令人感知。我们时代的传说及其纷繁的民族名称和暗昧不明的神话恰像一堆枯叶，我们难以认识其昔日青葱的状态。我们不去让那枯燥无味的话语穿越这些枯枝败叶低声诉说，也不必对人类中的零星群落细分为寇恩人（Choner）和欧诺特雷人（Oenotrer）、悉库尔人和佩拉斯吉人等，而是提出如下问题也许更加恰当：古意大利在法律交往中的人民的实际生活究竟如何形成，在宗教方面人民的理想生活究竟如何形成，他们如何耕田，如何经商；各民族从何处得来文字和其他文化要素。在这方面，我们所知不多，对罗马人，特别对萨贝利人和埃特鲁斯坎人更是所知很少，可是我们却能借这点残缺不全的少量材料向读者介绍这些民族古代生活的实况，而不是仅仅知道一个空名。姑且在这里先说一下，这种见解的主要结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意大利人，尤其是罗马人的原始状态所留下的遗迹比其他任何印度日耳曼民族所留下的少得多。弓箭、战车、妇女的产权、鬻买妻室、原始葬式、杀人报仇、氏族体制与民社权力的冲突、活生生的自然象征主义——所有这些和无数类似现象必定被假设为意大利文明的基础，与他处无异；可是意大利文明对我们大白于世的时候，这些现象的陈迹即已荡然无存；我们只能以相近的民族比较，才领略到这类事件的昔日存在。在这方面，意大利史开端时所处的文明阶段远较希腊史和德意志史为晚，它一开始即显有比较近代的色彩。

意大利各氏族的法律大半已经沦亡。只有拉丁国家的少许法律材料尚存于罗马法律中而流传到我们这个时代。

一切审判权均操在民社之手，亦即操在君王之手；在“审判日”（dies fasti
），君王登上审判场所的“法官坛”（tribunal
），坐在“车座”（sella curulis
）
(1)

上审判案件或发布命令（ius
）：他的扈从在他两旁，被告或“两方”（rei
）站在他面前。虽然裁决奴隶之权直接属于主人，裁决妇女之权属于父亲、丈夫或最近的男性亲属，但奴隶和妇女却都不作为民社成员。遇有从属于家族的子孙，家父权便与君王裁判权并立共存，可是家父权并不是真正的裁判权，而只是父亲对子女所有权派生而来的。至于属于氏族本身的裁判权，或任何不需假君威而行事的任何司法权，都无遗迹可寻。至于自助权，特别是杀人报仇的权利，也许仍然有一条律法在传说中留下回响，那个规定就是一人被杀，被害者的亲属便可名正言顺地杀死凶手或任何非法保护凶手的人；可是正是这些传说对这条律令加以谴责。
(2)

据此看来，罗马似乎很早就已厉行国法，禁绝杀人报仇。同样，据古代日耳曼法，一人被控，同伴和在场的人都有权对宣判施加影响，可是这种影响在最古老的罗马法里并无丝毫遗迹可寻；人只要有意志和能力，便可手执武器维护权利；这在司法上被认为是必要的，或者至少是容许的，这在古代日耳曼法中很常见，但在最古的罗马法中也是一无所见。诉讼程序按国王本人干预还是依据被害人的上诉而分为公私两种。第一种仅应用于破坏公共安宁的案件，即首先是叛国或通敌和犯上作乱等案件。但凶杀犯（Parricida）、鸡奸犯、强奸（处女或妇人）犯、纵火犯、伪证人，还有用妖术摧残禾稼者，或夤夜窃割诸神灵及人民守护的田禾者也都是破坏公共安宁的人，所以也同对待叛国犯那样对待他们。国王宣布审案开始，并主持案件的审理，他在与召来的元老磋商之后进行宣判。可是，国王在提出一案之后，可以将此后处理和判决此案之事交给他的代表，此代表通常选自元老院。后来的特命代表，审判叛逆（duoviri Perduellionis）的两名委员以及后来的常任代表，即“凶手缉捕使”（qualstores parricdii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缉拿杀人凶手，即采取一定程度的警察行动，他们都不属王政时期的人，但可能与王政时期的某些机构有联系。通常在预审期间拘留被告，可是被告也可保释。逼供的刑罚只用于奴隶。凡破坏公共安宁业经定性的，都处以死刑。死刑的方式不一，例如犯伪证罪的投诸寨岩之下，盗窃田禾的处绞刑，纵火的被烧死。国王不能赦免罪人，只有民社握有此权，可是准许罪犯请求宽大处理（prorocatio
），与否之权却在国王。此外，法律还承认神祇有权代罪人居间调停。向朱庇特祭司下跪的人当日不再受到鞭挞，受桎梏的人一入朱庇特祭司之家，便须解其束缚，罪人赴刑场途中，若偶遇神圣的维斯塔贞女，则可免死。

如对国家犯有扰乱秩序或犯违警罪，国王可以量刑课以罚款；罚款不外定数的牛羊（故有multa
之名）。对于鞭笞之刑，国王也有宣判之权。

其他一切案件，如果受害的仅系个人，公共安宁未受破坏，国家只对被害者的申诉受理，受害者强使对方或在必要时扭送对方同见国王提起诉讼。如果双方出庭，原告口头提出要求，而被告也口头予以拒绝，那么国王或审查此案，或委托副手以国王名义办理此事。敦促双方相互妥协乃是弥补过失的常法；如果侵犯者不给被侵犯者以充分补偿（poena
）而使之满意，如果有人将其财产扣押，或者对他的正当要求不予满足时，那么国家只能补充地出面干预。

在这个时代，失主有权向窃贼要求何物和盗窃何时才可被认为是赎罪，已经无法考证。但失主对于当场抓获的窃贼理应要求的赔偿比对事后的被破案者较重，因为失主所平息的怒气在前一例中比后一例为盛。如果盗窃行为似乎难以赎罪，或窃贼无力偿还失主的要求和法官所准许的数额，那么法官便将窃贼判给失主作为奴隶。

在人身或财产损害（iniuria
）的案件中，如果损害情况较轻，受害者便须无条件接受赔偿；但是，如果因此造成伤残，伤残者便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提出要求。

由于罗马人的耕地久用共耕制，相当晚时才行分田耕作，所以财产并非在不动产上，而最初是只在“奴隶和牲畜”上（familia pecuniaque
）发展起来的。强者的权力并非是财产的法律依据，反之，一切财产多半被视为民社提供各个公民专门享用的财物；所以只有公民以及民社在这方面认为与公民地位相等的人才能拥有财产。一切财产都可自由易主。自从私有财产的概念扩及于不动产以来，罗马法仍不甚区别动产与不动产，也不承认子女或其他亲属对于父产或家产拥有绝对的既定权利。可是，父亲不能擅自剥夺子女的继承权，因为他既不能取消父权，又不能立一个经过整个民社许可的遗嘱，因为这一许可也会遭到拒绝，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常常遭到拒绝。在他在世时，虽然父亲可以做出不利于其子女的规定，因为法律对于产业主本人的限制是克制的，而且大致允许任何成年男子拥有自由处置其财产的权利；可是，有规定，如有人出卖其祖产并剥夺儿女对祖产的享用权益，那么官厅方面便视之为疯人而加以监护，这一规定可能起始于分地耕作，从而使私有财产普遍对国家变得较为重要之时。这样，两个对立的原则，一是产业主有无限的支配权，二是家产应保全不散，在罗马法里就尽可能实现结合。对财产的物权限制是绝不允许的，只有耕作所必需的特许权作为例外。永佃权和物权地租依法是不能存在的；不实行抵押，抵押依法也同样不予承认，财产作为抵押品即刻交给债主，只能是把债主视若买主，然后债主担保（fiducia
）在要求到期以前不得出卖抵押品，并在借款偿清后将抵押品归还原主。

国家与公民所定的契约，特别是承担向国家交款（praevides，praedes
）的担保人责任，都不必再经其他手续，即依法有效。可是，私人之间所缔结的契约一般地无权向国家方面请求法律上的援助；保障债主的唯有欠债人的诺言，而这种诺言依商人的惯例甚被重视，诺言之外又常加上起誓，背誓者害怕神诛，所以畏惧神诛也是债主的一种保障。依法可以诉讼的只有婚约，因此，如父亲许婚后不把已许配新娘遣嫁，他就必须道歉和赔偿，此外购买（mancipatio
）和借贷（nexum
）亦然。当卖主将货交给买主（mancipare
），买主同时在证人面前将议定的价钱交付卖主，那么，买卖依法完结。自从铜代替牛羊成为通常衡量价值的正式本位之后，就出现了公证人执掌天平，以此称出议定之铜量。
(3)

在这些前提下，卖主必须保证本人即是物主，此外卖主与买主均须履行一切特别商定的条款，不履行条款的一方须赔偿对方的损失，一如他盗窃了对方的物品那样。但买卖总是只有在双方一步一步实现时，诉讼才起作用；信用买卖与产权的得失无关，不能作为诉讼依据。借贷也用同法办理，债主在证人面前将商定的铜量交给债务人，债务人必须负偿还之责（nexum
）。除本金外，债务人必须支付息金，平常年息可达百分之十
(4)

。那时偿还贷款也采取同一形式。如果债务人对于国家不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国家可径直将他所有的一切卖掉；国家提出要求，足以证明债务属实。反之，如果私人向国王诉告侵犯财产（vindiciae
）或借债不还，那么，这就需要视情况是否需要确证而定，产权诉讼案通常属于这种情况，或需视案情真相是否已经大白，关于借贷案件，只要通用法律条文由证人证明，起诉依据便不难确定。确定实情，采取赌注的方式，双方各付一笔押款（sacramentum
），以备败诉。案情如果重大，所争之值超过十只牛，押款便需五只牛，案情如果较轻，押款只需五只羊。然后由法官裁定谁胜诉，于是败诉一方的押款就归祭司，以供公共献祭之用。败诉一方逾三十日仍不给对方满意答复，而且欠债者的还债义务自始即已确定，又无证人来证明自己已偿还，那么这种人便要受到缉拿（manus iniectio
）归案的判决，原告在任何地方遇见他，可将他捉拿扭送法庭，以催他偿还业已承认的债务。被捉的人不得辩护，第三者虽可替他说项，并把这种暴力行动说成无理（vindex
），从而审讯停止，但是说项人由于出面说项对此负有个人责任，因此，无产者不可能为纳税的公民去说项。如果既未偿付，又无调停，那么国王便将被捉的人判给债主，债主能把他带走并像奴隶把他扣留。如果六十天后，债主将欠债人三次放在市场上，公开询问有无怜悯他的人，而过期仍无结果，那么众债主有权将他处死分尸，或者将他和他的儿女、财产一齐卖给外国做奴隶，或者把他留在家里做奴隶；按罗马法，只要他仍在罗马民社境内一日，他自然不会成为绝对的奴隶。所以，罗马民社对每一个人的财产都厉行保护，免于偷盗和侵害，免于被人不法占有和被人无力还债夺走。

同样，对于不能从军因而不能自保其财产的人，如未成年的人、疯人，尤其是妇女，其财产得到保护，人们可请最亲近的继承人担任其监护人。

一个人死后，他的财产归最近的继承人所有，凡权利相等的人，包括妇女，均可平分，寡妇及其子女也可按人头分得一份。要免除继承权，只有人民大会可以核准，由于继承权附有宗教义务，所以事先还要征求祭司的意见。可是，自古以来这样一种免除似乎屡见不鲜；如果不得免除，仍可略施补救之法，因为每人在世时都有完全自由支配其财产之权，他可将自己全部财产转交一位朋友，本人死后由他的朋友按照死者心愿将财产加以分配。

解放奴隶未见于最古老的法律。主人当然不禁止行使他的所有权，但主奴之间不能互负义务的状况却不因而废除，奴隶对于民社来说更不能取得宾客或公民的权利。所以解放奴隶起初必只是事实，不是法律，对主人永不能废弃其重新把被释免者任意作为奴隶对待的可能性。然而，如果主人不仅对奴隶而且对民社自告奋勇地让奴隶保有自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是法律对于主人却没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约束形式，这充分证明，起初并不存在所谓解放奴隶，而是法律另外提供为此所利用的那些方法，如遗嘱、诉讼和课征重税等。如果主人在人民大会上立遗嘱，宣告他的奴隶自由，或者主人允许他的奴隶当他的面在法庭面前要求自由，或者让奴隶记名于课税名册上，那么这个释免奴虽然不能算作公民，可是对旧主人及其后嗣却可以算作自由人了，以此他起初被认为受保护的客民，然后可被认为是平民。解除父子关系比解除主奴关系的困难更大，因为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是偶然的，所以能任意解决，而父子关系永远存在。因此，后来，为子者要脱离与其父的关系，先置身于奴隶地位，然后从这一地位中谋求解放；但在当代时期，根本还不能存在一种独立解放。

根据这种法律，公民和客民在罗马循此生活。据我们所知，在他们之间自始即存在完全平等的私法权。然而，一个外国人若不投靠一个罗马庇护人，赖以作为门客生活，他本人以及他的财产便不受法律保护。他的财物宛如海滩上任人拾取的无主贝类，罗马公民从他手里夺走任何物件，都算是正当收获。对罗马界外地产，罗马公民虽可实际据为己有，可是，从法律的意义来看，他不能被视为地产主，因为公民个人无权拓展民社的疆界。在战争时，这就另当别论了。凡士兵在招募下作战所得的东西，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都不能归于士兵所有，而属于国家，所以扩大或归还疆界，也取决于国家。

除这些一般原则外，通过特殊的国家条约也产生特殊情况，条约对外国民社的成员在罗马民社内允许享有某种权利。在罗马与拉丁姆之间的永久盟约首先声明罗马人与拉丁人所订契约一概在法律上有效，同时规定他们的案件可在宣过誓的“弥补使”（reciperatores
）面前作为速决民事诉讼案处理。其他案件按罗马习惯都由一名法官裁决，而这种案件却不然，开庭时总有数人同坐，成单数，我们可认为他们是受理商事的法庭，由两国的法官和一名审判长组成。他在缔结契约之处开庭判决，而且最迟须于十日内结案。罗马人与拉丁人相互交往的形式，当然就是一般贵族与平民相互交往的形式，因为转让法和借贷法原不只是官样文章，而是法律概念的具体表现，这些法律概念的势力至少遍及操拉丁语人地区。

罗马人与狭义外国人进行交往形式不同。早在远古之时，罗马人必须与凯雷人及其他友好民族订立通商和诉讼程序的条约，并成立国际私法（ius gentium
）的基础，该私法渐渐与国法并行发展于罗马。从一种值得注意的变易法（mutuum
，源于mutare
；如同dividuus
）可看到这种法律形成的踪迹；变易法（wandel
）是一种借贷方式，与借贷法不同，借贷法以借债人在证人面前明言守约为本，变易法却仅以金钱易手为本，借贷法起于国内贸易，变易法则显然起于对外贸易。因此，其特点是，此词重见于西西里希腊语的μοîτον
；拉丁语的carcer
重见于西西里的
，也与这有关。由于这二词源自拉丁语，并在语言学上已成定论，所以它们在西西里的方言中的出现是一个重要证据，证实拉丁舟子在此岛交易频繁，交易促使他们在岛上借债，但在古代任何地方的法律对于借债不还的人都处以监禁，所以拉丁舟子当时也有因债务而被监禁的。叙拉古的监狱名为“采石场”，古时罗马扩大的国家监狱借用其名，称为lautumiae
。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些体制的整体。罗马习惯法记载于王政废除后约五十年间，这些体制便从这些习惯法的最古记录中得来；它们在王政时期的存在虽在个别问题上可疑，但在整体上是不容置疑的。它们堪称既一贯开明而且农商业又颇为先进的城市的法律。就这方面来说，惯用的象征语，例如像德意志法律条文所显示的那样，业已完全绝迹。毫无疑问，这样一种象征语必定也会在意大利人那里出现过。明显的例子如抄家的形式，按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的习惯，搜索者在抄家时必须不穿上衣，只穿内衫露面，尤其是原始拉丁人宣战的表现方式，其中至少出现两个象征（至少在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那里也这样）：一个是“纯种草”（herba pura
，法兰克语作chrene chruda
），象征本土，另一个是略略烧焦的血污棒，象征开战。但有少数例外，其中在宗教上的考虑维护了古代习俗，如婚礼用盐饼和宣战由执法团（Fetialenkollegium）进行。除这些少数例外，据我们所知，罗马法一概彻底和有原则地废弃象征并要求在一切事例中只把意愿充分而清晰地得到表现。交付物体，传唤作证，缔结婚姻，双方只要明示他们的用意便告完成；固然，把物件递交新主手中，传唤证人扯他耳朵，结婚时蒙住新娘的头并在隆重礼仪中将她引入新郎之家，这都是很寻常的；可是，早在罗马人最古的法律里，所有这些原始做法在法律上已是不屑一顾的习俗。与此完全相似的是，罗马在宗教上废弃一切讽寓以及所有的人格化，所以在法律上把种种象征彻底废除。同样，希腊和日耳曼制度所显示那种最古老的状况，即民社权力仍与较小的，已融合于民社的氏族的或州郡社团的权威相斗的状况，已在罗马法中全部消除；不存在旨在补充因相互攻守而造成不完善的国家救助的国家内部的法律联合体，也不存在报复血仇或限制个人处置家产权的显明痕迹。在昔日意大利人那里必曾有过这种制度，其遗迹或可见于宗教法的个别机构内，例如一人犯了误杀罪，必须以一只山羊赎罪，给予死者最近的亲属；可是，仅仅在我们所知的罗马最古时期，这是一种早已过时的见解。在罗马民社内，氏族和家族虽未消灭，可是在国境内，除国家所给予和保证给予公民的自由之外，国家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无限权威却不再受氏族或家族的限制。无论何地，法律的最后基础是国家：自由只是体现最广义的公民权的另一个词汇；一切财产无不奠基于民社向各人的转让，无论这种转让出于明言还是默许；条约如无民社的代表证明便不生效力，遗嘱非经民社批准也不生效。公法与私法的范围相互区别得这样明确而清晰：对危害国家罪，国家法庭须立即判决，而且不免常处以死刑；对公民或客民的侵犯罪，先由罪人向被害者赎罪赔偿或满足要求，经过调解解决，而绝不抵命，至多丧失自由。一方面最大地宽容交往，另一方面执法极严，这两方面结合进行。正如今日在商业国家，人人都有开汇票之权，同时却严格履行汇票手续。公民与门客交往，完全平等；国家条约对客民允有广泛的法律平等权利；妇女在法定资格上同男子完全平等，尽管妇女在买卖方面受到限制；甚至几未成年的儿童对其财产就有极广泛的处置权；而且谁拥有处置权，那么他在自己范围内就如同在国家的公共事业范围内拥有主权地位。最有特点的是信贷制度。以田地抵押债款的事并不存在，债务人不用抵押债务方法而用现代抵押程序的最后一步，即债务人即刻将财产移交债主。反之，私人放款有着最广泛的保障，保障过分之处姑且不论，立法者允许债主用对待盗贼的手段来对待无力还债的人，夏洛克
(5)

几乎诙谐地向其不共戴天之敌提出条件，竟以立法从严待人；对于割肉逾量这一点，罗马法却比这位犹太人所做的更加小心地以附加条款予以防止。法律不能明白表示它的用意在于，它想建立独立但又不负债累累的农业和商业信用业，同时想严厉取缔一切冒名的所有权和一切背信弃义的行为。如果我们举出早已承认一切拉丁人拥有的移居权和早已宣布世俗婚姻的合法性，那么我们将认识到这个国家对其公民要求的最高准则和提高个人服从整体的观念，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是它却这样做了并且能够这样做，因为它自行拆除了交往的障碍，并且解除了国家束缚他们自由的桎梏。法律无论准许或禁止，永远是绝对的。不受保护的外国人犹如被猎的野兽，所以客民与公民是平等相处。契约平常不足为起诉的依据，但只要债主的权利得到承认，权利的力量便莫之能御，以致穷人无处得救，无人对他表示慈悲或为他伸张正义。这好像法律乐于处处显露锋芒，乐于引起极端的后果，乐于逼使最迟钝的人感受法律观念的残酷无情。日耳曼的法令盛行诗歌体，行文明了生动，读之甚为悦耳，对罗马人是陌生的；在罗马法里一切都明晰干脆，不用比喻，没有过多的说教。罗马法并不残忍，它只是完成一切必要的事，繁文缛节一概免去，甚至执行死刑也是如此；自由人不受刑讯，在罗马法内是一条基本条款，其他民族却为之不得不奋斗几千年。可是，这种法律的严酷无情却是可怕，我们通过人类实践不可过于宽容地去想象，因为它确是人民的法律；这种法律比威尼斯的牢狱和刑讯室还要令人胆寒，那是一排排的活人坟墓，身临累累债务中的穷人眼见它们在张开大口。但是，罗马人民自定并忍受一项法制，因为在这一法制中，自由和管辖的、所有制和法律程序的永恒原则曾经不折不扣地、毫不容情地起着统治作用，而且直到今日仍然如此，罗马的伟大正是存在于此并奠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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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车座（wagenstuhl）之名——在语言学上无其他可能的解释（参阅塞尔维乌斯，《埃涅阿斯纪》注疏，1，16），可最简单地说明如下：只有国王有权在城内坐车，以后每逢大典给予最高长官的特权就源于此，再者最初未有高出地面的讲坛之时，国王原系乘车赴会场，或他想去的其他地点，从车座上居高临下进行宣判。

(2)
如普鲁塔克所述（《罗慕洛传》，23，24，），关于塔提乌斯（Tatius）王之死的故事，说到塔提乌斯的亲属杀了来自劳伦图姆的使者，死者的亲属投诉于塔提乌斯，要求偿命，塔提乌斯拒绝这一权利，于是他们把塔提乌斯处死。罗慕洛认为由于凶杀已被另一次凶杀抵偿了罪行，就开释了杀死塔提乌斯的人；但因神灵对两城同时进行裁判，于是两个凶手在罗马和劳伦图姆事后俱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故事很像是为了废除杀人报仇而做出来的史话，与贺拉提（Horatii）基于创立清教（Provokation）的神话相似。这故事在别处有几种说法，固然出入甚多，不过它们似乎都混杂不清或经人修正过。

(3)
产权转让（Mancipatio）的充分发展必在塞尔维改革之后，而且为确定农民产权而对可转让物品所作的选择可为此作证，而且传统必是认可的，因为传统使塞尔维成为天平的发明者。但产权转让的起源必然很古，因为它最初只适用于可以用手握住的物品，而且它源于财产主要由奴隶和牲畜构成的那个时代的最古方式之中。因此，应被转让的物品的点数应是塞尔维的一项革新；转让本身以及天平和铜的应用却较早于此。无疑转让原是一种普通的购买形式，甚至在塞尔维改革以后，仍是各种物品的通用办法；后世却误解其意，以为某些物品必须用转让的规则，便认为只有这些物品能转让，而其他的不行。

(4)
即一年若以十个月计算，息金等于本金的十二分之一（uncia
），也就是息金以十月为一年计，等于八又二分之一；以十二月为一年计，等于百分之十。

(5)
夏洛克（Shylock），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犹太放债者，以冷酷刻毒著称。——译者

第十二章　宗教

如前所述，罗马的神祇世界是来自人间罗马在一个更为崇高的和更为理想化的静观境界中的反映，事无大小都精确地重现于这个世界之中。国家和氏族，个别的自然界现象，如同个别的心灵活动、每个人、每一地方和每一事物，甚至罗马法范围内的每一行动，无不再现于罗马的神祇世界之中；正如尘世事物永远来来往往，长流不息，神祇世界也随其变化无常。主宰每一行动的保护神与这一行动共存共灭；各个人的保护神也与人同生同死；同类的行动和同样的人永远生生不已，所以同类的神灵也永远层出不穷；只有这样，这些神祇才总是重现。犹如罗马的神祇主宰罗马民社那样，主宰外国民社的也有其自己的神祇；公民与非公民、罗马神与外国神可能截然对立，所以，外国人和外国神祇经民社决议才能被引进罗马，而且当罗马攻克一城，将该城公民引进罗马居住时，该城之神祇也被引进罗马安置新居。

关于最初罗马未与希腊人有任何接触时的神祇界的情况，以我们所知的材料来自罗马民社的公共节庆日的节日表，这个表留存在历书中，无疑是罗马古代传给我们的最古文献。在节日表中居首位的是朱庇特和战神以及与战神相貌酷似的奎里努斯神。所有月亮满圆之日（idus
）都是朱庇特神的圣日，此外，一切酒节和其他节庆属于此神，对这些节庆日容后再叙；5月21日祭（agonalia
）奉献给他的对立面“恶神约维斯”（Vediovis）的。反之，属于战神的有3月1日的新年节和该月的盛大的战士节，3月即以此神得名；这个节始于2月27日的赛马（equirria
），3月间，有铸盾节（equirria
或Mamuralia
，3月14日），审判会场上的兵器舞（quinquatrus
，3月19日）和击鼓圣仪（tubilustrium
，3月23日）等隆重节日。倘若作战，开战以此节日开始，至秋季战事结束后，又举行一次战神庆祝，即兵器节（armilustrium
，10月19日）。最后，对第二战神即奎里努斯的节庆在2月17日举行。其余节庆日是以有关耕作和种植葡萄为主，畜牧业的节庆居于次要地位。特别是4月内，春节庆祝日很多，属于此类的有，15日的祭司滋长万物的地神特卢斯（Tellus）是为孕牛祭典（fordicidia
），19日祭司专为植物萌芽的女神凯雷斯（Cerialia），21日祭司专为繁殖牲畜的女神帕列斯（Parilia）；23日祭司朱庇特，因为他保护葡萄以及那天打开的去年收获酿成（vinalia
）的葡萄酒酒桶；25日祭司破坏禾稼的蟊贼黑锈病（Robigus：Robigalia
）。同样，在田间工作完毕、作物顺利收获后，便举行成双重节庆，祭司入仓和收获的男神孔苏斯（Consus，源于condere
）和女神欧普斯（Ops），第一次在收割完毕后即刻举行（Consualia
在8月21日，Opiconsiva
在8月25日），第二次在仲冬，那时粮食丰收特别明显（Consualia
在12月15日，Opalia
在12月19日）；安排节日的古人思考周密，又在上述后两个节日之间加入一个播种节（Saturnalia
，源自Saёturnus
或Sarturnus
，在12月17日）。同样，新酒酿成，又有新酒节，人以为新酒有治病功效，所以又名酒疗节（Meditrinalia
，在10月11日），祭司酒神约维斯，而第三个酒节（Vinalia
，在8月19日）的起源则不明。除以上节日外，至年终又有牧人祭善神孚努斯（Faunus）的狼节（Lupercalia
，在2月17日）和农人的界碑节（Terminalia
，在2月23日），还有与林神（Silvani
）有关的夏季圣林节（Lucaria
，在7月19日和21日两天），泉水节（Fontinalia
，在10月13日）和迎新太阳的最短之日的冬至节（An-geronalia，Divalia
，在12月21日）。

此外，还有意义不小的节庆，如海神节（Neptunalia
，在7月23日），港口节（Portunalia
，在8月17日），台伯河节（Volturnalia
，在8月27日）等海员的节庆，这都是在拉丁姆的港口城市总是期待举行的。然而，在这些神祇界，只有火神兼冶炼神武尔加努（Vulcanus）代表手工和技艺，除以此神为名的节日（Volcanalia
，在8月23日）外，击鼓节庆（tubilustrium
，在5月23日）第二个节日也是献给这种行业的；或者卡门提斯节（Carmentalia，在1月11日和15日）也代表手工和技艺，卡门提斯原来是司符咒和歌咏的女神，只是后人用以引申而把她尊为保护生育的女神。

代表家居生活的，有家神维斯塔（Vesta）和仓库神佩纳特（Penaten）的节日（Vestalia
，在6月9日）；生育女神节（Matralia
，在6月11日）
(1)

，献给利贝尔（Liber）和利贝拉（Libera）的儿童祈神节（Liberalia
，在3月17日），先灵节（Feralia
，在2月21日）和持续三天的鬼神节（Lemuria
，在5月9、11和13日）；而有关市民关系的只有对我们不清楚的两个节日：一是国王出奔节（Regifugium
，在2月24日），二是黎民出奔节（Poplifugia
，在7月5日），我们至少只知后者专门献给朱庇特的，还有七山节（Agonia
或Septimontium
，在12月11日）与此也有关。对于创始神雅努斯（Janus）也专有一个祭日（agonia
，在1月9日）。其他几个节日，如孚里节（Furrina
，在7月25日）和献给朱庇特和阿卡·拉伦提亚（Acca Larentia）的拉伦达节（Larentalia
，在12月23日），后者也许是拉尔神的节日（Larenfest
，在12月13日），其真正性质，迄今已无法考证。

这表完全是固定的公开节庆；即使自远古以来除例行固定节日以外，肯定还有可以变动的和临时举行的节庆，可是由这文献所谈的，以及它所略而不谈的，我们却能几乎洞察原始时代的机会。这节日表形成时，古罗马民社虽然与罗马丘民已合并，因为奎里努斯和战神同见于此表，但是该表拟定时，卡皮托尔庙仍未存在，因为表中没有朱诺和米涅瓦，阿文廷山上的狄安娜圣庙还未建立，希腊人的迷信概念并未被移植到此。由一切迹象看来，在意大利氏族仍独居于意大利半岛时，那时罗马的宗教仪式以毛尔斯（Maurs）或马尔斯（Mars）作为中心，即意大利的一般宗教仪式亦复如是。毛尔斯是杀神
(2)

，主要被敬奉为市民的保护神，它挥舞戈矛，保卫牲畜，殄灭敌人。当然在方式上，每个民社各有其战神并被奉为最坚强、最圣明的神灵，所以每个神圣的“献新团”（Lenz
）在前往建立新民社时，总是在其战神保护下整队前进。罗马的月历几乎没有神祇，但第一个月却奉献于战神玛斯，不但罗马历如此，其他拉丁族和萨贝利族的历法大概也如此；罗马人一般也不以神为名，只有Marcus、Mamercus、Mamurius却很古就见于流行的人名；意大利最古的预言与战神及其神圣的啄木鸟相连；狼是战神的神兽，也是罗马公民团的象征。罗马人能以想象力创造出来的神圣氏族传说无不追溯到战神和与他相貌类同的奎里努斯。诚然，在固定节日表中天父狄奥维斯是罗马民社性质的一种较纯粹的、比好战较文雅的反映，所占的地位比战神要大，正如朱庇特祭司位居战神的两种祭司之前，但战神在这个节日表里仍居显要的地位，甚至完全可以相信，在固定次序上，约维斯与战神并列，如同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与密特拉（Mithra）并列那样，而且在好战的罗马民社崇奉宗教的真正中心当时仍是这位尚武的死神及其三月节，而人们同时认为司“增欢酒”的神便是天父约维斯，而不是以后由希腊人输入的“排忧之神”。

详细考察罗马众神非本章课题，可是在历史上也有重要意义的是突出了它们那种独特的、既低级的、同时又亲密的特性。希腊神话以抽象和人格化为本，罗马神话亦复如此；希腊神祇原奠基于一种自然现象或一个概念，罗马神祇亦然，而且无论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任何一个神灵总是作为凡人出现的。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他们认为神祇也有男有女，他们向全然不知的神呼唤：“无论你是男神还是女神，是男人还是女人”，而且为此也能证明的是，他们深信民社自己的保护神的名字绝不外传，以使不会有一名敌人晓得他，呼唤他的名字，将他诱至界外。意大利最古老又最富有民族色彩的战神尤其带有这种感染色彩很浓的见解的残余。但如果说，任何宗教赖以为基础的抽象力图在别处扩展，达到更广泛的概念，总是深研万物本质，那么，罗马的信仰观点却停滞在观察和理解的难以置信的低级阶段上。如果说，对希腊人来说，任何一个重要意向迅即扩大成为群像和内容类同的传说和思想库，那么在罗马，基本思想却停留不前，原形僵直毕露。阿波罗教荣显尘世的道德，狄奥尼修教有神授的陶醉力，冥神（Chthonos
）教和秘义教寓意深刻，充满神秘，而罗马独特的宗教却对之毫无相似之处。罗马宗教固然也有一个“恶神”，也有种种显灵和鬼（lemures
），以后又有专司浊气、寒热、疫病或甚至盗窃诸神，可是它对人心所向的充满神秘的敬畏感不能加以激发；它对自然界和人类中不可领悟的和邪恶的东西不去深究，而这些东西对宗教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整个人要融化于宗教之中的话。在罗马宗教里，除城神和家神之名外，几无秘密，即使这些神祇的本质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昭然若揭。

罗马的民族神学处处都想使重要的现象和性质弄得清晰易懂，用神学名词来表示它们，有条有理地予以分门别类，最初也以私法为基础来区分人与事，以便以后可以正确无误地祈求诸神或群神，以便能把它正确无误的祈求方式指示（indigitare
）给庶民。这些概念都由外界抽象而来，极为简朴，有时可敬，有时可笑，罗马神学大体就是由这些概念所构成。播种（saeturnus
）和耕作（ops
）、土地（tellus
）以及界石（terminus
）等概念都被尊为最古老、最神圣的罗马神灵。在罗马诸神形象中，也许以那双头的雅努斯神最为奇特，罗马为崇拜他构想出一种富有意大利色彩的偶像，可能只此一例。在他身上又体现了一种观念，就是每一个行动开始应先得唤呼“开幕之神”，罗马人的胆怯的宗教感情由此而来的观念即可显见；而最重要的，此神体现这种深沉的感觉，即把罗马神祇概念非变成群列不可，如同希腊人的较人格化的诸神必须各自独立
(3)

。在罗马所崇拜的神灵中，最深入人心的神也许无过于管辖家庭和仓库的守护神了，在公共的祈祷仪式中持奉的是维斯塔和佩纳特神，在家庭崇拜中持奉的是林神和田神西尔凡（Silvane），特别是狭义的家神拉司（Lasen）或拉尔（Laren），各家定期在开饭时必向他们献祭，甚至到（老加图）
(4)

时期，家长自外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想到祭拜这些神灵。可是在群神的位列中，这些家神和田神并不居于前列，被摆在后面；最能强化虔诚之心的不是最广博、最普遍的抽象，而是最单纯、最富个性的抽象，对于一种宗教舍弃一切理想化，这是势所必然的。

罗马宗教漠视理想因素同求实际、重功用的倾向相结合，这正如在以上所讨论的节日表里已经讲得够清楚的了。通过耕田种地、畜牧牛羊和航海、经商以增财富，这正是罗马人对诸神的祈求；信义神（deus fidius
），机遇和幸运女神（fors fortuna
）和商业神（mercurius
）均来自日常交往，虽还不见于古时的节目表，却已很早受到罗马人的崇拜，这也与上项见解相吻合。严格履行节约和经商投机在罗马人的本质中太根深蒂固，为了不使其神灵反映也透进最深邃的核心。

关于鬼神世界是鲜有可述的。死人的灵魂，即所谓“善灵”（manes
），隐隐约约地继续存在，出没于其葬身之地（dii inferi
），吃饮生人祭品。他们孤独地住在地下深处，自地下到地上人间或上至神境，均无桥梁沟通。希腊人的英雄崇拜对罗马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虚构创建罗马城的神话幼稚拙劣，罗慕洛王变为奎里努斯神一说就已昭然若揭了。正如提修斯（Theseus）在雅典那样，努马（Numa）在罗马传说中享有最古和最受尊敬的名声，在罗马却未享有作为神的光荣。

最古的民社祭司团都与战神有关：首先是终身任职的民社神坛祭司和“舞蹈僧”（Salii
），前者因献燔祭而取名为“战神的点火僧”（flamen Martialis
），后者是一班少年十二人，每年3月表演兵器舞，伴以歌咏，祭祀战神。丘地民社与帕拉廷部民社合并，使罗马的战神祭司倍增，于是又为战神添设一种祭司，称为“奎里努斯点火僧”（flamen Quirinalis
），以及另一个舞蹈团，即“丘部舞蹈团”（salii collini
）。上文已详述此事。

此外，还有其他公开祭祀，论其起源，其中一部分可能大大早于罗马城的创建，为举行这种祭祀，或延聘祭司，如伺奉卡门提斯神和武尔加努神，以及港口神、河神的祭司，或委托一团体或氏族以人民的名义行祭。十二人的田夫团（fratres arvales
）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团体，他们在5月间祈祷荻雅女神（dea dia
），保佑禾苗茁壮成长，该团以后在王政时代特受崇敬，当时是否如此，却是疑问。此外，还有替提兄弟团（Titische Brüderschaft），它继承和举办罗马萨宾族的特殊崇拜，此外，还设三十名“地区点火僧”（flamines curiales
），专司三十个地区的炉灶。前述的狼神节（lupercalia
）是在2月间奉祭“吉利神”（faunus
）的，为祈求保护牛羊群，司祭的是昆克提（Quinctier）氏族人和法比（Fabii）人，罗马丘地人进入罗马后，法比人加入昆克提氏族人才共同庆祝；这个节庆纯系牧人的狂欢节，扮演狼的人裸体跳跃，腰束山羊皮，手执皮鞭，遇谁打谁。同样，在其他氏族的祭典中民社也同时被考虑可派员参加。

除这些罗马民社最古的宗教祭典外，后来逐渐增加了一些新的祭祀。新结合起来的罗马城大规模建造城垣和寨堡，实际上无异于第二次建造这座城市，有关新城的祭祀都是其中最重要的。护佑罗马人民的乃是至高无上的卡皮托尔山的约维斯守护神，他在一切罗马神中居首位，自此以后，掌祭此神的点火僧（Flamen Dialis
）与战神的两祭司合为三位一体的神圣祭司团。对新统一的“城灶”即对维斯塔贞女的崇拜，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全民社家神的崇拜也起源于同时。六位贞洁处女不啻是罗马人民自己的女儿，从事这项虔诚的祭典，她们必须保持社灶的炽烈火苗，使其永远熊熊燃烧不息，给公民们树立榜样，并奉为象征。这种家庭和公共的宗教礼仪在罗马最为神圣，正因为如此，后世基督教禁止邪教时，这种崇拜的消除也排在最后。此外，狄安娜代表拉丁同盟，阿文廷山分属于她，可是也未设特殊罗马祭司团为她执掌祭祀；民社逐渐习惯于采用一定的方式通过一般庆典和特为举行这种祭典而设立的代理祭司来崇奉其他众多的抽象神祇。它对各个祭典，如百花女神（Floru
）和果实女神（Pomona
）的祭典，大概也任命专门的点火僧，从而点火僧的数目最终多达十五人。但是，我们在三大点火僧（flamines maiores
）与众僧之间慎加区别，直到最晚时，三大僧仍只能从老市民当中选出，正如帕拉廷和奎里努的古舞蹈团永远位在其他祭司团之上。如果那些必要的明定祭典，凡社神应享的，民社便一劳永逸地交给指定的祭司团或常任的祀奉者主持；祭祀的费用也许相当可观，部分由拨给各寺庙的地产中筹措，部分由罚金支付。

其他拉丁民社的，甚至萨贝利民社的公共祭典大致都与此相似，这是不容置疑的。无论如何，可以指证的是，点火僧、舞蹈团、狼神团和维斯塔贞女都不是罗马特有的设施，而为拉丁各族所共有，至少前三种团体似乎也见于与之同类族人的其他民社，并非仿效罗马而形成的。

最后，正如国家对其神祇界那样，每一公民可在他自己个人范围内采用类似的规定，对其神祇不仅敬献祭品，也可供奉他们以场所和祭祀者。

于此可见，在罗马不乏祭司团和祭司。可是，有求于神的人们却不找祭司，而径去求神祇。每个祈求者或询问者亲自向神灵祈求，民社当然以国王为喉舌，如同区（kurie
）以区长（curio
），骑士团以其团长为喉舌；没有一种祭司的居间可以掩盖或湮没这种原先的简单的关系。同神祇的交往确非易事。神表达自己有其特有方式，这方式只有对神熟谙的人才能懂得。可是，谁若正确了解他，谁就不但探知神意，而且引导神意，甚至在必要时可智胜和强迫他，所以，拜神者自当常向内行者请教，听其劝告，于是始有熟悉宗教事务者结成的协会，这完全是意大利民族独创的机构，它在政治发展上的影响远远超过各个祭司或祭司团。常被人同这种祭司与祭司团混为一谈，实不公正。祭司团掌有一定神祇的祭祀，这种团体所掌的却是保持普通宗教典礼的成规，典礼举行得正确无讹，需有相当的知识，所以国家为其本身利益计，须设法使这种知识世世相传而不改原状。这种资格严谨的协会，遇有缺额，自行从公民中补充，这样它便成为技艺和知识的储藏之所。按罗马制度和一般拉丁民社的制度，这种团体原来只有两种，一个是占卜团，一个是造桥团
(5)

。六个“鸟卜者”懂得从观察鸟飞探知神意，这种解释术的推广极为庄重，而且被引入类同科学系统的地步。六名“造桥者”（pontifices
）的取名来自他们同样神圣的政治意义重要的职务，即执掌建造和拆毁台伯河桥。正是这些罗马工程师熟谙度量和数目的奥秘，所以由他们负责执掌国家历法，向人民宣告每月的朔望和各种节庆日，他们负责每个宗教典礼或司法事务在恰当日期举行。由于他们对整个宗教典礼较其他人全面了解，所以必要时，如在结婚、立遗嘱、接纳义子等事上，人必先向他们咨询拟议中的事务是否有触犯神律之处；他们规定和公布祭典的通俗戒律（称为“王法”）。这样他们就获得罗马宗教祭祀和与此有关的总监督权，尽管在废除王政以后这种职权才得以充分发展。试想更有何事不与此无关呢？他们甚至把“神和人间事务的知识”称为他们知识的典范。实际上，宗教法学和世俗法学的和史学的初步也源于这个团体，因为撰史不能离开历法和年鉴，所以诉讼案和法律原则，按罗马法庭的学说，都不能渊源于传说，在传统上均必须保存在造桥团，有关开庭日期和宗教法学问题，只有这个团体才有权提出意见。

几乎这两个最古、最有威望的团体由熟谙宗教事务的专家所组织，还有二十个国务使（Staatsboten，拉丁文fētiales
，词源不明）组成的团体略可与之并列，该团体的任务是，作为活档案馆把与邻国所订的各种条约保存，永志不忘，对声称侵犯条约权利的行为做出权威性的意见，必要时协助要求赔偿和宣告开战。他们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与造桥团在宗教法的地位相同，所以他们也与造桥团相似，虽有明示法律之权，但无执法宣判之权。

但是，这几个团体名望虽高，所掌职能虽重要而广泛，却从不忘其职责之所在，尤其居于最高地位者更丝毫不忘他们的职责不在于发号施令，而是在于提出专家意见，不直接祈求神灵的回答，而在向询问者做出解释。所以，最高的祭司也不但排位低于国王，而且未蒙垂询，不可向他进言。国王决定是否和何时要观察鸟飞，由他决定；占卜师只站在其侧，必要时才向国王说明天使的示意。同样，除非想起此事的人要求他做，国务使和造桥师不得干预国家法和全国通用法。人们虽然虔诚笃信，但都要严守一项原则，即在这个国家祭司应毫无权力，不得发号施令，无异于每一个其他公民，即使对最低的行政官必须唯命是从。

拉丁人的敬神主要基于人类享有尘世乐趣，而基于对狂暴的自然力的畏惧仅居次要地位；因此敬神活动主要表现欢乐、高歌欢唱和竞技舞蹈，但最主要的还是摆设筵席。各处耕农部族所吃的通常不外蔬菜，在那里杀牲不但供家宴，也供祭祀，在意大利也是如是；猪之所以是祭神的最佳祭品，只是因为它通常用作节日烤肉。但罗马人性格温和有节，—切靡费无度和欢乐过分的事都与他们的性格不合，原始拉丁宗教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神节约有度。通过这个民族自身律己的道德规范，使想象力的自由驰骋得到严格约束。所以，与这种过分行为相连的种种弊端对拉丁人来说永不沾边。也在拉丁宗教最深的本质里，蕴藏着人的深沉的道德品格，把尘世的罪恶和尘世的惩罚联系至神灵世界，视前者为对神的罪孽，视后者为对神赎罪。对判处死刑罪犯的正法是一种表示一种向神赎罪的祭祀，正如在义战中杀敌一样；贼人夜间窃取田里的粮食，获罪于凯雷斯，须受绞刑以赎罪，正如顽敌在战场上获罪于地母和善神那样也须赎罪。替代的深邃而可畏的观念也见于此：如果社稷众神对无法抓获确定的罪人愤怒，那么，有一个人自愿舍身（devovere se
），也可平息神怒；平地开裂，毒气外溢，一个勇敢的公民自愿舍身赎罪，跳入深坑而深坑复闭；战事将败，一个勇敢的公民自愿舍身赎罪，冲入敌阵，于是转败为胜。神圣的春神（Lenz
）也奠基于类似见解：在定期内所生的子息，无论牲畜还是人，一概奉献诸神。如果这种行为可称为“以人供祭”，这种人祭当然属于拉丁人信仰的精髓；可是我们不得不附带说明，我们所观察的上达远古，这种以人供祭的事，就牺牲性命而言，只限于提交公民法庭受判的罪人，以及无罪而自愿赴死的人。用其他方式以人供祭是与祭祀的基本观念背道而驰的，至少在印度日耳曼氏族各地来说，产生以人供祭之事是在后来较晚时期的蜕化和野蛮化所造成的。罗马人对此从未容许过；这里即使在极为危急的各个时期，迷信和绝望也几未例外地在残暴肆虐中呼救。关于迷信鬼怪、害怕魔力或神秘等事，在罗马人那里所见的遗迹很少。神谕和预言在意大利从未像在希腊那样受到重视，从未能严重左右公众或私人的生活。但从另外一方面看，拉丁宗教不免陷于非常单调乏味之中，很早在祭仪上令人感到枯燥无聊，难以忍受。意大利人敬神，如上文所述，最重要的是以神为工具，达到非常具体的世俗目的，因为意大利人面向明显的和真实的事物，他的宗教观自然也倾向这个方面，而且在意大利人当今的圣人崇拜中显然也有不少表现。神之于人正如债主之于债户；每一个神各有其正当权利，可以要求人们做出某种成绩和贡献，尘世有多少事，天上就有多少神，对任何一神的祭祀和祈求如有疏忽或不当，报应便见于与之相应的事中，所以仅仅领悟自己的宗教义务，也是一件艰难而令人担忧之事，于是熟谙神法的并将其告示他人的祭司，即造桥师，必然能获得非凡的影响力。正直的人以商人恪守信用的态度尽其尘世职责，也以同样态度履行神圣礼仪的规定，而且也做额外的事，如果神那方面这样做了的话。也有人对神从事投机：无论就事实还是就名义来说，立誓就是人与神缔结的一项正式契约，以此人向神保证，如神在某一件事上给以保佑，他便给神以某一种回报，而且，罗马法有这条原则，任何契约绝不能由代表来缔结，在拉丁姆，人的宗教事务之所以绝不许祭司居间代庖，这未必不以此为重大理由。也如罗马商人受权只按字面履行契约而无损于他那种惯常的合法性那样，人与众神交往，按照罗马神学家的教导，授受不以事物而以模拟物。他们拿葱头和罂粟头供献天神，为的是使神的闪电不射向人头，只射向葱头和罂粟头；对台伯河神须每年祭祀，为交付他所索要的牺牲，每年用灯草编扎成木偶三十个，投入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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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神性慈悲和神的和解观念，与虔诚的奸诈之心相混合，难以区分，人的奸诈之心是想用虚假的补偿来抚慰和满足那可怕的天主。所以，罗马对神的敬畏大有影响于人民的心理，可是，为泛神教和一神教教义奠定基础的，绝不是对主宰一切的自然界和万能的神祇的那种恐惧，而是对一种颇为世俗式的恐惧，而且几乎同这样一种胆怯无本质区别，这种胆怯有如罗马债务人接近他的有理的，但十分苛刻的，又很强有力的债主那样的感受。很明显，这样一种宗教仅能窒息艺术的和思辨的见解，而不能培育它们。希腊人把原始时代的单纯思想化为有血有肉的人，这样造成的神的概念不但蔚为造型艺术和诗歌艺术的要素，而且获得普遍性和灵活性，这是人性的最精深的特征，因此也是世界所有宗教的精髓。通过它，人类对自然界的简单见解得以向宇宙观深化，简朴的道德观得以向普遍的人性观拓展；而且经过长期岁月，希腊宗教得以包罗自然的和形而上学的见解，概括民族的全部思想发展，并随着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增长得以扩展，直到幻想和思辨冲破培育它的容器而后已。但在拉丁姆，神的概念的具体表现总是这样明朗洞彻，以致艺术家和诗人没有能因此而造就自己，而且拉丁宗教对于艺术总是抱有疏远的、甚至敌视的态度。因为神祇只不过是，也只能是一种尘世现象的神灵化，所以它在这个尘世的对应图像中找到自己的场所（templum
）及其影像；人为造成的墙壁和偶像似乎只能约束和扰乱神灵思想。因此，原始的罗马宗教祭祀没有神像，也没有神的居屋；虽然在拉丁姆，可能仿效希腊在古时就有供奉神像并且为神建造一个小屋（aedicula
），但是这一图像的表现视为与努马法背道而驰的，简直被视为不纯洁的和异国化的。罗马宗教没有一个表现自己的特有的神像，只有双头的雅努斯神算是例外；甚至瓦罗，还讥笑过渴望偶像和肖像的人们。过去和现在，罗马的诗歌，尤其是罗马的思辨哲学之所以极其贫乏，其根本原因同样在于罗马宗教缺乏所有生产能力。

然而，这种区别也显见于实践的范围。罗马的祭司，尤其是造桥僧，逐步研写了一部道德法典，与律令并行不悖，这就是罗马宗教为民社造成的实利。这道德法典一方面在国家尚不能对公民进行警察监督的时期，起警察法规的作用，另一方面，将违德负义之事诉之于神并使之受到神诛。属于前一类条例的，除了以宗教方式告人谨守节日，并按农技要求耕耘田地和种植葡萄（这在下文将详加叙述）外，还有其他事项，例如与卫生管理的考虑有关的灶神和家神崇拜，尤其是火葬，而火葬很早已为罗马人所采用，其时希腊人却远远还未采用。它是以对生死有一种合理的认识为前提的，正如它在原始时代，甚至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还是陌生的那样。拉丁人的国教竟已能实行这些以及类似的改革，不应予以轻视。可是它在道德上的影响却更为重要。如果夫卖妻或父鬻其已婚之子，如果子殴其父或媳殴其翁，如果恩主对食客或依附者背信弃义，如果非义的邻居擅自移动界石，或者窃贼在夜晚掠取赖公共安宁得以生长的谷物，那么神诛将会降到罪人的头上。这种获罪于神的人（sacer
）并不会被剥夺公民权；革出社会与所有公民的常规相违背，这样一种革出社会仅在罗马等级交争时期偶尔用之，但较宗教上的革出教门更为严厉。执行这种神诛不在公民个人或毫无权力的祭司的权限之内，被逐者首先不应由凡人去判罪而由神去惩罚。可是这种神诛的基础是人民的虔诚信念，这一信念能够约束轻浮和邪恶的人；可是，惩罚并不以此为限，更确切地说，国王有权而且也有义务执行神诛，而且在把法律据以判定惩罚的那些事实由他凭心深思不疑地肯定下来以后，便把那个损害神祇的犯人，像宰杀一只供祭的动物那样处死（supplicium
），从而为民社清除各种罪害。如果罪责较轻，犯罪者可以不杀，只需提供一只供祭的动物或类似的供物即可赎罪。因此，归根结蒂，全部刑法都是奠基于赎罪这一宗教思想上的。

但除了这类促进社会秩序和维护道德风尚以外，宗教在拉丁姆没有做出其他成绩。在这方面，希腊不可明言地远胜于拉丁姆；不但希腊所有的精神发展，而且它的民族所能达到的统一都是归功于它的宗教；希腊生活中的一切伟大之处和希腊民族的一切共同财富都是围绕着神的晓谕和神的节庆、围绕着德尔斐和奥林匹亚、围绕着信仰之女缪斯女神运行。然而，正是在这一点，拉丁姆也有优于希腊的长处。拉丁宗教既降至常人所能见闻的程度，人人对之都能完全明了，人人都能与之接触，所以罗马民社能保存其公民平等；而在希腊，宗教已达到优秀者思想的顶峰，它自远古时期起就处在知识贵族的祸福之中。正如任何其他宗教起源于无穷无尽的信仰深化过程那样，拉丁宗教也是如此。只有对于那种因河水清澈而低估河流深度的表面见解来说，才会浅现其清澈可见的神界。这种内心的信仰在时代流逝过程中当然会消失，必如朝露在旭日高高挂起之前必会消失，拉丁宗教在后世也必干枯衰退；可是拉丁人对他们那种单纯的信仰比大多数民族保持得更为长久，尤其比希腊人长久。正如色泽是光照的效果，但它也能使光变暗，艺术和科学不但是信仰的产物，也是信仰的蟊贼；在这种发展同时又毁灭中颇起支配作用的是必然性，可是通过同一个自然规律，对于纯朴的时代来说却也留下了一定的成就，后人却对此着力追求而徒然未得。正是希腊人在智力上的巨大发展造就他们在宗教上和文学上始终并非完美的统一，使他们不能在政治上达到真正的统一；以此他们丧失了纯朴性、顺从性、献身精神和构成政治统一条件的凝聚性。所以，一股脑儿地废弃那种以为欲褒罗马而必贬希腊、欲褒希腊而必贬罗马的幼稚的历史观已是时候了。正如橡树可在玫瑰花旁挺立，人们就不应褒贬古代所产生的这两个雄伟的机体，而应理解它们的长处与短处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民族的不同有其最深和最根本的原因，无疑在于希腊在形成时期适与东方发生接触，而拉丁姆则不然。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尽管极其伟大，但不可能独自创造希腊文化的奇迹和后来的基督教文化的奇迹，正当阿拉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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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思想渗入印度日耳曼人的土壤时，这一闪光才能创造出这一历史。但如果说，希腊因此而成为纯粹的人文发展的原型，那么，拉丁姆也不愧为古今民族发展的楷模，我们后人对两者应一律推崇和学习。

罗马宗教在其纯粹而未受阻碍的、具有彻底的民族特色的发展过程中，它的过去和它的影响就是这样。自从远古以来，便有宗教祭仪方式和制度从国外输入，这并不妨害其宗教之为民族宗教，正如罗马国家把公民权授予个别外国人并不妨害其国家的民族性那样。不言而喻的是，罗马人自古以来就与拉丁人交换货物和神祇。更值得注意的是，非本民族的神祇和祭祀也移植罗马。上文已述及替提人保持萨宾人的特殊祭典之事。是否也有来源于埃特鲁里亚的神祇概念，这还是个疑问；因为护身神旧名拉斯（Lasen，源于lascivus
），记忆女神名密涅瓦（Minervu，源于mens、minervare
），虽有人常把这两神视为原属埃特鲁斯坎人的，但是从语言角度看，他们更多地从属于拉丁姆土著的神祇。希腊宗教信仰在罗马所受到的重视比任何其他外国的宗教信仰较早较广，这无论如何是比较确切的，我们也符合从罗马的交往中所知的情形。希腊神谕所提供的哲言最古。整个来说，罗马神谕仅限于“是”和“否”，至多限于抽签示意，抽签法
(8)

似乎渊源于意大利，而自远古以来，较饶舌的希腊神祇虽曾受东方影响，但已道出真正的箴言。罗马人很早就已努力储存这些警言，因此，在阿波罗神庙卖卜的女祭司，即库迈的西比拉（Sibylle）记在树叶上的神谕抄本，成为坎帕尼亚的希腊人到罗马做客时，奉为的至宝赠品。为阅读和解释这部天书，罗马很早就设立了一个特殊的祭司团，地位仅次于占卜团和造桥团，院内置学士二人，另由民社雇用两名通晓希腊语的奴隶，供祭司团使用。人们为避免灾祸临头而需进行宗教祭典活动时不知向何神祭祀，应用何种祭礼，他们在疑惑不解时就去询问这些执掌神谕的人。但很早时求神问卜的罗马人也有亲自至德尔斐祈求阿波罗神的。除上文述及这种既往的传说外，还有其他见证：与德尔斐神谕有密切关系的thesaurus
一词，却见于我们所知的一切意大利语言；另一方面Apollon（阿波罗）这个名字的最古的罗马字形是Aperta（开启神），这是多里斯语Appelon在语源学上的一种歪曲，该词的粗俗显见其来源甚古。希腊的赫拉克勒斯（Herakles）也很早在意大利作为Herclus、Hercoles、Hercules落户并在那里被人以独特方式加以理解，似乎起初把他当作冒险获利之神和暴发致富之神；所以，将帅获得战利品或商人获得财物，常以其十分之一在牛市的主祭坛（ara maxima
）上奉献给他。因此，他就成为司一切商务合同之神，因为在古时，这种合同常常在这个祭坛上缔结，并立誓为证，而且还把他与古拉丁的信义之神合而为一。对赫拉克勒斯的崇拜很早就流传极广，引用一句古代作家的话，他在意大利的每一地方无不得到崇拜，在城市里弄和乡间道路上无处不设有他的祭坛。此外，水手之神卡斯托尔和波吕丢克斯（Kastor und polydeukes），即罗马语波律斯（Pellux），商业之神赫尔默斯（Hermes）即罗马人所谓墨丘利（Mercurius），医神阿斯克拉皮奥斯（Asklapios或作Aesculapius）都早被罗马人知晓，虽然到后来才为公众所崇奉。“善女神”（bona dea
）的节日名damium
与希腊语的
或
相当，同样可以追溯到这一时代。罗马人的古神Liber pater以后被理解为“救星爷爷”，与希腊人的酒神“拯救者”（Lyäos）合而为一；还有罗马的幽冥之神，即“施财神”（普路托，Pluto——Dis pater），其妻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因词首变音和概念转义而变为罗马的普洛塞庇娜（Proserpina），即滋生女神，这些情况均必基于古代的借用词所致。甚至罗马拉丁同盟的女神，阿文廷的狄安娜似乎也仿效小亚细亚爱奥尼亚人的联盟女神，以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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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阿耳忒弥斯（Aftemis）而成；至少此神在罗马神庙中的雕像是仿以弗所的模样而作。东方思想早已渗入阿波罗、狄奥尼索斯、普路托、赫拉克勒斯和阿耳忒弥斯的神话之中，到了这个时代，阿拉米的宗教只有遵循这一途径，通过这些神话才对意大利施以一些遥远而间接的影响。我们清楚地看到，希腊宗教的输入如何首先仰赖于商业往来，以及如何首先由商人和航海者将希腊神祇带到意大利。

因此，个别的从外国的借用只不过居于次要地位，但原始时代自然象征的残余，如卡库斯（Cacus）的雄牛传说也许可以算其中的一例，几乎完全绝迹。整个来说，罗马宗教是罗马民族的有机创造，我们就是在他们那里发现它。

我们从很少材料中判断，萨贝利人和翁布里人的宗教崇拜所凭借的基本观念与拉丁人的完全相同，只是色彩和形式因地而异。它与拉丁人有别，只看罗马有一个特殊的团体专门保存萨宾的礼俗，这就显然可见了，但是它也给我们一个有教益的例子，说明两者的差别何在。对这两个民族来说，观察鸟飞是通常问卜于神的方式，但替提人观察的是一种鸟，罗马占卜师观察的是另一种鸟。我们无论在何地进行比较，都会发现情况类似。两个民族都把神祇视为尘世事物的抽象，不含人性，所不同的是表现和礼仪。可以理解的是，对于当时的宗教崇拜，这些差别显得很重要。我们对于这种即使存在的一种特有的差别再也不能领悟了。

但是，从埃特鲁斯坎人传到今日的宗教祭礼的残余中所表达出来的是另一种精神，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暗淡无聊的神秘主义、数字游戏、占卜术以及那种对纯属谬论的大力推崇，后者在任何时代均能找到听众。我们虽对埃特鲁斯坎宗教的认识远远不如对拉丁宗教那样完备和纯粹，但是，即使后人的苦思冥想可能把某些东西掺入其中，可能主要传给我们的恰恰是那些暗淡和想入非非的、多半离拉丁宗教很远的教义，这两点实际上是无可怀疑的，但是，留下来的还不少，足以把这种崇拜的神秘主义和野蛮风尚认定为植根于埃特鲁斯坎人的最深邃的特性之中。

我们对埃特鲁斯坎人关于神的观念的认识很不够。它与意大利人的关于神的观念有何内在的不同，对此无法加以概述；但是在埃特鲁斯坎人的神祇中居于前列的，肯定是心怀恶意和幸灾乐祸的神祇，正因为祭礼残酷，特别是包括以俘虏做牺牲，所以他们在凯雷杀戮被俘的福凯人，在塔昆尼杀戮被俘的罗马人。拉丁人所想的是离世“善灵”居于和平主宰阴曹地府的静谧世界，但埃特鲁斯坎人则不然。这里出现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狱，可怜的幽灵被勾魂的鬼差带到这里来领受大锤和毒蛇的折磨，鬼差身生双翼，手执巨锤，乃是半人半兽的白发老人形象。以后在罗马举行格斗赛会中，必有一人专从格斗场运走被杀者的尸体，此人衣着模仿这一勾魂的鬼差。地狱的惩罚同鬼魂的这种状况如此密切相关，以致从中甚至有一种解救方法，即做过某种神秘的献祭以后，可怜的幽灵便可升天，与诸神为伍。值得注意的是，埃特鲁斯坎人为充实阴间起见，很早就引用希腊人凄惨可怕的见解，如有关阿刻隆（Acheron）和卡隆（Ch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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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训诫，它们在埃特鲁斯坎人的智育中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埃特鲁斯坎人特别愿意花心思去解释预兆和奇迹，罗马人大概也在自然界领悟神祇之声；不过，罗马的占卜师仅能解释简单的预兆，只是一般地知晓这一行动是否会带来凶吉或灾祸。自然界所发生的反常现象对他来说被视为凶兆，而且会阻碍这一行动，例如，暴风雨时雷电交加，公民大会便立即散会；他还力图消除反常之事，例如生了怪胎，便赶快杀掉。但在台伯河的彼岸，人们却不以此为满足。深思熟虑的埃特鲁斯坎人能从闪电和献祭牲品的内脏中向善男信女详细道出他们的未来命运；神语越是神奇，征兆和奇迹越是异乎寻常，他就越有把握地宣告神示和得以解脱凶祸的办法。这样出现了闪电学、肠卜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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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析异法，所有这些的扩展伴以荒唐理智的整套咬文嚼字，尤以闪电学为甚。一名叫塔格斯的侏儒，形同儿童，但白发苍苍，他在塔昆尼附近被一农夫从地里挖出（人们该以为他自身的那种稚气同时又衰老的举止已做了自我嘲弄），所以塔格斯先是向埃特鲁斯坎人现形，然后就立即死去。他的弟子和后继者教导，何神常掣闪电，人们如何按天上的方位和色彩辨认任何一个神的闪电；闪电预示是一种永久状态还是单个事件；如果只指这一事件，此事件是否是一件不可更改的指日可待之事，还是可用人力展期到某种界限；人们如何将击中的雷电导入地下，或者如何强使来势凶猛的闪电劈去，以及诸如此类的神奇法术，从这些法术中有时还可觉察到收取钱财的强烈愿望。这种骗术同罗马人的本性背道而驰，这表现在后世罗马人对之即或利用，也从未想把它移植过来；在这个时代，罗马人大概还是以其本土的和希腊的神谕为满足。

埃特鲁斯坎人从罗马人所全无的东西中，亦即从那披着宗教外衣下的思辨中至少发展出一点萌芽，就这点而论，他们的宗教比罗马人高出一筹。蒙面的神灵主宰着世界及其群神，连埃特鲁斯坎人的朱庇特也要请教他们；但是那个世界是有限的，他既有创始，经过分为若干世（Saecula）的一定时期之后，又会衰亡。对埃特鲁斯坎人的宇宙论和哲学所具有的精神内涵，我们却难以判断；不过，一种枯燥无味的宿命论和一种平庸乏味的数字游戏似乎从一开始就为他们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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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似乎是“晨母”（Mater matuta
）本身；我们可以忆及与此有关的一事，即晨时诞生被视为吉利，如Lucius，尤其Manius等人名可以为证。Mater matuta
可能到了后世受了琉科忒亚神话（leukotheamythus）的影响，才成为海洋和港口女神；然而，尊这一女神的多为妇女，原来她被视为港口女神。

(2)
maurs
是流传下来的最古的字形，由这个形式，u经过种种不同的读法，发展出mars，Mavors，mors
；u过渡到ǒ（似Paula，Pola等）也见于复式的Mar-Mor
（参见
）与Mar-Mar
和Ma-Mers
并行。

(3)
对雅努斯来说，门户和早晨（ianus matutinus
）是神圣的，祷告时，它总是在他神之前，甚至在一批钱币里，它也刻在朱庇特等神祇之前，这无疑表明他是开启和发端的象征。面向两边的双头是与向两面开合的门有关。不可把他视为日神和岁神，因为原以他为名的月份原是11月，而非1月，这月所以得名，似乎因为此时正当仲冬休息已毕，田间工作又周而复始。可是，一岁之始也被列入雅努斯的权限之内，特别自从Januarius（1月）居于岁首以后，这就不言而喻了。

(4)
老加图（公元前234—前149年），罗马政治家、演说家，第一位重要的拉丁散文作家。他在公元前184年当选为监察官，全力维护罗马“古风”，同一切希腊的影响作斗争。——译者

(5)
此事最明显的证据是：在依拉丁模式组成的民社里，占卜团和造桥团处处可见（例如，西塞罗，《论土地法》，2，35，96，以及许多铭文），在劳伦图姆的国务使团的pater atratus
也是如此（奥勒里，2276），可是其他团体则否。前者与十区制、点火僧、舞蹈团、狼神团同为拉丁民族最古老的世袭遗产；其他如两学士院（Duovirn sacris faciundis
）等团体，如同三十区、塞尔维部和百人队等制度一样，均起源于罗马，所以，始终限于罗马一地。只是第二个团体造桥团的名称，如果不是因为罗马的影响而得以进入一般拉丁模式，以代替更老的、也许变化更多的名称，那么就是因为pons
原义不指“桥”，而指一般的“道路”，所以pontifex
意为“修路者”，这种情况在语言中不少。

关于占卜师最初的数目，众说不一。有人说占卜师一定是奇数，西塞罗曾予以驳斥（《论土地法》，2，35，96），李维（10，6）并未如此说；仅谓罗马占卜师之数应是三的倍数，所以必以奇数为基础。据李维（同上出处）说，迄奥古尔尼立法（Ogulnisches Gesetz）之时，其数为六，西塞罗（《论国家》，2，9，14）也这样说，罗慕洛设四个占卜师，努马设两个。关于造桥团的数字，参见《罗马法》，第2卷，第20页。

(6)
只有不假思索的人才会从中发现古代人祭的残余。

(7)
阿拉米人是古叙利亚闪族人，其语言是古代西亚通用语言。——译者

(8)
sors
原自serere
。神签（sortes
）可能是排列在一根绳子上的一些小木片。每次投掷可以造成种种不同的图形，这令人联想起古代北欧的字母。

(9)
以弗所系希腊爱奥尼亚城市，故址在土耳其伊兹密尔省塞尔柱村附近，位于欧亚大陆商道西端，主要以阿耳忒弥斯庙著名。——译者

(10)
据希腊传说，阿刻隆是一条冥河。卡隆是引渡亡灵进入冥府的艄公。——译者

(11)
古代罗马根据祭神牺牲的肠子进行占卜。——译者

第十三章　农业、工艺和商业

农业和商业与国家的政制和外部历史都有极密切的关系，所以叙述到前两者的时候，必须常更多注意到后者。我们在这里试图要做的是，在概述和补充意大利的，尤其是罗马的经济情况时，将联系到这些观点。

上文已经说过，意大利人迁入半岛以前已由畜牧经济过渡到农业经济。农业始终是意大利各民社的基本支柱，这不但对于拉丁人是如此，就是对于萨贝利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也是如此。在有史时期，意大利没有纯粹的游牧民族，不过各处种族当然多少会因地而异，兼营畜牧与农业。他们每建一座新城时，必先沿着将来城圈的所在地犁出一条田沟，这个美俗说明，人们如何深切地感觉到每个民社的存亡都仰赖于农业。只有罗马的农业情况才多少可以准确地谈及：塞尔维改革最清楚地说明，尤其是罗马最初不但以农立国为主，而且还一向努力确保定居者的整体而使之成为民社的核心。罗马地产大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落入非公民之手，于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不复以有定居权为依据。此后，经过改革的政制不但一时而且永远祛除这种不合理状况及由此而面临的危险，同时对民社成员，不论他们的政治地位，只要他们是定居的，都一劳永逸地吸引过来，把服兵役的共同负担落在定居者身上，他们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然接着享有共同的权利。罗马人的战争和征服政策，一如其政制，也以定居权为基础，因为只有有定居者对国家才有价值，战争的目的在于增加定居的民社成员。被征服的民社被迫完全融合于罗马的农民之中，或者，如果事情不至如此之甚，它不必交纳战费或定额的贡献，而须割让领土，通常为可耕边区的三分之一，于是罗马人的农庄就通常在那里出现。许多民族也曾如罗马人那样战胜敌人，掠夺土地，可是没有一个民族能像罗马人那样使其以血汗所得之地据为己有，以锄犁保全干戈所夺来的土地。凡用战争赢得的，可以由战争再次夺走，可是用锄犁赢得的却不然。罗马人打过许多败仗，但他们媾和时却几未把罗马的土地割让给人，所以他们把这点归功于农民坚毅不拔地保住农田地产。人和国家的力量在于对土地的统治；罗马的伟大奠基于公民对土地拥有最广泛而直接的统治权和这些深深扎根的农民的牢固团结。

前已述过，在最古之时，农田实行共耕制，可能以氏族为单位，每一氏族自耕其田，然后将收成分配于族中各户人家。共耕制与氏族社会诚然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在后世，共有产权者共居一处和共同经营在罗马依然屡见不鲜。
(1)

甚至流传下来的罗马法资料还记载过，财富最初不外由牲畜和土地使用权构成，后来才将土地分给公民，成为他们的私产
(2)

。对此说较好的证据是，财富最初称为“牲畜数”（pecunia
）或“奴隶数和牲畜数”（familia pecuniaque
），家庭儿女和奴隶的私产名为“小牲畜”（peculium
）；最古的财产所得是以“手握”（mancipacio
）的方式，这只适用于动产；特别是“世袭田”（heredium
，源于herus
，主人）的最古度量单位只有两个尤格（Jugeren，相当于普鲁士的摩根［Morgen］），这只能指庭园土地而言，不是指耕地。
(3)

耕地何时始行分配，如何分配，现已不再有考证定论。在历史上可以断言的是，只有最古的政制不是以居留权为前提，而是以代替此制的氏族集体制为前提的，反之，塞尔维体制即以所分田地为前提的。由这同一体制中出现了许多中等农庄的地产；它可供一家耕作和糊口，豢养耕畜和使用锄犁是许可的，这种罗马的一整“胡符”土地平常有多大面积，还没有精确的考证，不过如上文所示，绝不能少于二十摩根。

农业经济以种植谷物为主。通常种的谷类是赤小麦（f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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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也勤于培植种种豆类、萝卜和蔬菜。

培植葡萄并不是通过希腊移民传到意大利的，这只要从罗马民社的节日表便可看出，因为该表是在希腊人来此之前就有了，内有三个葡萄酒节并为“约维斯爷爷”而不是为后来借用希腊的酒神“救星爷爷”庆祭的。依据一个相当古的传说，凯雷斯王梅曾提乌斯向拉丁人或鲁图尔人征收酒税；一个流传甚广并有许多不同说法的意大利故事，说促使凯尔特人跨越阿尔卑斯山的原因是他们知道了意大利盛产珍贵水果，尤其是葡萄和酒；由此可见，鲜艳的葡萄是拉丁人所引以自豪而为邻国所羡慕的东西。古时拉丁的祭司即已普遍教人精心培植葡萄。在罗马，民社最高祭司即朱庇特的点火僧若未予许可，未率先开收，大众便不得收采葡萄；在图斯库鲁姆亦复如是，法令禁卖新酒，俟祭司宣布开坛节以后，始得出卖。属于这一类的证据还有，不但祭礼普遍奠酒，而且罗马祭司宣布作为努马王法的一条规矩，说祭奠神祇，不可用未剖开的葡萄所酿的酒，正如他们为推广有益于人的晒谷习俗，便禁用未干的谷物来献祭。

橄榄树的种植输入较晚，而且首先肯定由希腊人传到意大利。
(5)

据说罗马城在罗马纪元第二世纪末叶首先在西地中海开始种植橄榄树；的确，在罗马祭礼中，橄榄枝和橄榄比起葡萄汁的地位大大逊色。距库尔特池塘不远之处的城市市场的中央，植有葡萄和橄榄树各一株，可见罗马人对这两种珍贵的树重视到了何等程度。

罗马人所植的果树以富于营养的无花果树为主，这树可能土生土长于意大利。在罗马市场上有几株老无花果树
(6)

，罗马创始的传说与这些树有交互错综的密切关系。

正是农夫及其儿子，他们扶犁耕作，并做各种农活；寻常的田间劳动使用奴隶或自由的短工来做，是不大可能的。雄牛或乳牛曳犁，马、驴、骡则用于负重、运载。为取得奶乳或食肉的一项独立的畜牧业至少在氏族所有制的土地上并不存在，或者只是规模很有限；不过，大概除在公共的牧草地上放牧的小牲口外，农家场院也养猪和家禽，尤其是鹅。一般而论，人们把田地一耕再耕，不感疲惫；一块田的垄沟，若不犁得密切相接而必再用耙破土去草，便视为耕作欠佳；但是，这种耕田法过于精细，而不太明智；犁铧不佳，收割和打谷的方法欠完备，故农耕之业依然不见改进；造成这种结果大概由于合理的机械知识不甚发达，并非由于农人的墨守成规，因为意大利人注重实际，对于那种祖传耕作方式的迷恋是陌生的；农业上的改良是显而易见的，如种植刍秣，灌溉草地，可能很早从邻近民族那里采用，也许由自己发展的；就是罗马的文学也是以论述耕作理论而开始的。继勤勉而适度的劳作之后，带来的是喜悦的休息；甚至在这方面，宗教也发挥其权利，通过休息和较自由的活动间歇，减轻即使是下层人的生活艰辛。农夫每月入城四次，平均每八天一次（nonae
），从事买卖和其他事务。但真正的休息仅在各个节庆日，尤其是完成冬播（feriae sementivae
）后的节庆月；在此期间，依照神命锄犁停止，在节庆期内不但农夫，而且奴隶和耕牛共享闲暇乐趣。

罗马人远古时代习常的农田管理大致这样。对经营不善的继承人，除对所继承的产业任意挥霍的人犹如一名疯子那样使其权利受到管束外，不予其他保护。妇女基本上无亲自处理财产之权；如果她们结婚，通常由别人指定氏族的一个人为其夫婿，以保留财产于本族之中。法律控制地产债台高筑，常用两种方法：如果债款以田产为抵押，便勒令将抵押品的所有权暂时由债务人移归债主；如果是一般借贷，便严厉执行强制手续，迅速导致事实上的破产；可是，如后果所示的，后—方法不能完全达到目的。对于财产的自由分割在法律上是不加限制的。在对遗产实行不分割方式占有的共同继承也受人欢迎，但最古的法律也对任何一个共享者保留随时把这一共同体解体之权；如兄弟和睦共居，固然是好，可是对罗马法的自由精神来说，绝不强使兄弟共居。而且塞尔维体制也表明，在罗马王政时期已不乏园林工人和园林主，他们以鹤嘴锄替代犁来耕地。对地产分割过甚之弊，自有习俗和健全的民智予以防止；在这方面人们未尝有失，田产通常保持完整，这证明罗马的普遍风俗是以固定的个人姓名命名田产。民社只是通过移民垦殖间接地进行干预，这通常导致一批新的全份“胡符”地产（Vollhufen）的出现而且经常也因派小地主去移民垦殖而招致一批小田产归于消失。

要了解较大田产的情形，就困难得多。这样不小的大地产并不少见，从骑士等级的早期发展来看，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也不难解释的是，一则氏族地产的分配，因各氏族所有参加分配的人数必不相等，所以它本身必然会造就一个较大的地主等级，二则大批商业资本流入罗马所致。但是所谓大农业依靠为数可观的奴隶等级，我们以后在罗马看到，在这一时期还不能设想其存在。更确切地说，在此所应用的是，按古老定义所称的元老为父将田地分给微贱小民，有如父之于子；而且起初地主把自己不能亲自耕种的一部分田地，甚至全部产业划成小份，分给依附他的属下人耕种，正如今日在意大利仍通行这种做法。受田者可能是出租田产者的同族子弟或奴隶；如果他是自由人，那么他的地位等于后世所谓的“默许占有”（precarium
）。只要出租者情愿，受田者可以保持这种占有，在法律上却无保障；确切地说，租田者随时可以任意将他驱逐。按这种关系，土地使用者不必向土地所有者交租，但交租却屡见不鲜，而且可能通常缴纳部分收成。这种关系与日后的租佃相近，可是永远与租佃有异，一则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最终限期，二则因为双方均不能起诉，租佃权的法律保障全赖业主有驱逐佃户之权。这办法显然非赖双方互守信义不可，信义关系若无宗教上视为神圣的强有力的惯例予以辅助，便不能存在，但在罗马却不乏这一信义关系。门客制度绝对兼有道义和宗教的性质，归根结蒂，它无疑奠基于这种使用土地的分派办法。这种办法也绝非通过废除共耕制才是可能的，因为共耕制废除后，个人许可属下共用其地，共耕制废除以前，氏族自身也许可其属下共用其地。与此必然有关的是，罗马的门客资格不属个人性质，门客及其氏族自始即仰赖恩主及其氏族的保护，对他们宣誓效忠。罗马大地主中间为何产生土地贵族而不产生城市贵族，可从罗马庄园经济的这种最古形态来说明。由于罗马人对经纪人这种有害制度一直很生疏，所以罗马地主羁身于田地的情形不亚于佃户和农人；他对于一切事务无不照管，亲身参加，所以罗马富人得到的美名叫好庄稼汉，自以为无上荣誉。他的家就在乡间，他在城里只有一处寓所，供自己在城内办事，或在盛暑季节在那里呼吸新鲜空气。然而，尤其重要的是，这种状况在显贵与庶民的关系上建立了一种道义的基础，从而使庶民的危险大为降低。出身于破落农家的、依附者和释免奴的自由的默许佃户构成无产者的主力，他们对地主的依赖程度并不甚于小佃户必然对大地主依赖的程度。无疑的是，为主人耕作的奴隶为数大大少于自由佃户。在迁徙民族来即奴役大批土人的各地，奴隶最初似乎仅居少数，因此自由劳动者在国内所起的作用与我们从中所知的情况完全不同。较古时期，在希腊也反复出现“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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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奴隶，而且在一些民社，例如在罗克里人那里，迄至有史时期仍无奴隶制。但奴隶通常出身于意大利人的；沃尔西人、萨宾人或埃特鲁斯坎人的战俘对其主子的关系，必定与后来叙利亚人和凯尔特人的关系不同。对此，他作为佃户虽然在法律上没有田地和牲畜、妻室和儿女，但实际上却一概都有，与地主无异，而且自从有了自由释放办法后，对他来说，取得自由劳动的可能性为期不远了。如果说，最古时大地产状况是这样，那么，它绝不是一种民社裂开的伤口，而对民社却有最大的利益。它不但像中、小地产那样，使许多家庭相应筹得他们的生计，即使不很丰裕，而且正是也在位居相对高和自由的地主中，产生出民社的天然领导者和统治者，但在从事耕作的却又无产的默许佃户中，产生出适应罗马殖民政策的材料，没有这种材料，殖民政策必然不能有所成就，因为国家虽可给无田者以田地，但对那些非耕作者不给以运锄掌犁的勇气和力量。

牧场的土地不受土地分配的影响。公共牧场被认为由国家所有，而不是由氏族团体所有。牧场的一部分用于国家自身豢养牲口、用于供祭祀和其他目的所需的牛羊，而且通过牧畜捐献常使牛羊养得肥壮；一部分是允许牧主把牲畜赶到公共牧场上放牧，收取微薄费用（scriptura
）。公地放牧权最初可能与土地占有有过某种事实上的联系。反之各个“胡符”农田（Ackerhufe
）与公共牧场一定的部分使用之间在法律上存在的一种联系在罗马从未能有过。因为庶民亦能置产，但只有通过国王恩施才会破例地许给庶民使用公共牧场。然而，在那个时代，公地似乎在国民经济中仅居于次要地位，因为最初的公共牧场大概不甚广大，从征服得来的领土可能却大部分立即在各氏族中分配，以后又在个人中作为农田进行分配。

农业是罗马人最早和最普遍的职业，但是其他各业也不少，这是由于在拉丁人的这个商埠中，城市生活早期发展的结果，而且实际上，在努马王的制度下，也就是说，在罗马自远古以来就有的制度下，计有八种手艺行会：这就是吹笛人、金匠、铜匠、木匠、浆布匠、染匠、陶器匠、鞋匠的行会。以此人们在远古时期还不知烘制面包和制药工艺，而家庭妇女自己纺羊毛、成衣，这一为别人承担风险订货而工作的行会圈子将包揽一切。值得注意的是，铁匠没有自己的行会。这再次证实，铸铁加工业在拉丁姆开始得较晚；所以，迄至很晚时期也在祭礼时（例如为神犁和祭司所用的剃刀）通常只可使用铜器。在最古时期，这些行会对于罗马的城市生活及其对于拉丁地区的态度必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远非后世的情形可比：后世成批工匠奴隶为主人制作器具或者替他干活，奢侈品的输入大增，使罗马手工业深受其害。罗马最古的歌曲不但歌颂勇敢无比的战神马默尔斯（Mamers），也歌颂制兵器的巧匠马穆里乌斯（Mamurius）；据说神盾的样品从天而降，马穆里乌斯竟会为国人仿造此盾，与神盾无异；火神和锻冶之神武尔坎已见于罗马古代的节庆表。因此，在最古时期，罗马与他处相同，铸制犁头和铸剑的技术与使用犁头与挥刀舞剑的技艺已并行不悖，以后产生的那种傲然鄙视行会之风当时却从未有过。然而，自从塞尔维制度专使定居者服兵役以后，工匠虽不在法律上，但大概因其通常是非定居者的身份而在事实上排除服兵役的权利，仅由木匠、铜匠和某些乐师中按军事编制，组织一支队伍，附属于军队。后人在道义上鄙视并在政治上歧视行会，或许就导源于此。无疑，行会制度的目的与祭司团无异，两者的名目也相似；专业人才自相团结，以便使传统保存得更为久远，更为牢固。技术欠精的人以某种方式被拒于会外，这是很可能的；然而，垄断的倾向或预防劣质产品的办法却无踪迹可寻。可是，所有关于罗马人民生活各方面的资料，以行会情况最为缺乏。

最古时期，意大利的商业局限于意大利人之间的来往，自不待言。商品交易会（mercatus
）在拉丁姆历史久远，与寻常每周一次的集市（nundinae
）有别。它们最初可能与国际间的聚会和节庆相衔接，也许在罗马与阿文廷山上的同盟庙会有联系；拉丁人每年8月13日来赴罗马赶庙会，也许同时乘此机会在罗马办些私事，买些需要的东西。与罗马庙会一样或更重要的，有埃特鲁里亚每年在沃尔西尼境内的沃尔图姆那（Voltumna，也许在蒙泰菲亚斯科尼［Montefiascone］附近）的神庙旁举行集会，这庙会同时也是商品交易会，罗马商贩通常前来参加。但意大利人最重要的商品交易会，却是在费罗尼亚（Feronia）丛林中的索拉克特（Soracte）举行，该地最适于作三大民族交易商品的场所。这座孤独耸立的高山位于埃特鲁里亚与萨宾交界之处，该山似乎大部属于萨宾人，自然界似乎把它立在台伯河平原之中，为旅行者做个目标，无论由拉丁姆或翁布里亚走来，都不难到达此地。罗马商人常常到这里来，他们受到侵犯，屡与萨宾人发生争执。

希腊或腓尼基的第一艘船进入西海以前，毫无疑问人们在这些商品交易会上早已进行过物物交换和买卖活动。收成欠佳时，在这里，各区以粮食相互救济，摆脱困难；此外他们在这里交换牲畜、奴隶、金属以及在那个远古时代认为必要或想要的一切物品。牛羊是最古的交易媒介，十只羊等于一头牛。人们确定牛羊为普遍代表价值的法定物品，换句话说，就是以它为货币；或者确定大小牲畜之间的比值，如同这两者尤其在德意志人那里重现的那样，不但可以追溯到希腊意大利时代，而且还可追溯到纯畜牧经济的时代。
(8)

此外，意大利人制造农具和甲胄，普遍需要大量金属，可是他们只有少数地方出产所需的金属，所以铜（aes
）很早就已出现，成为牛羊以外的第二种交易媒介；因此，对缺铜的拉丁人来说，估价一物甚至称为“aestimatio
”
(9)

。意大利人把铜定为一切物品的等价物，全半岛无不行之有效；下文将详加叙述意大利人所发明的最简单的记数符号以及十二进位法，这些遗迹提供了意大利各民族最古老的、闭关自守地相互来往的情况。

海外贸易以何种方式对依然独立的意大利人发生影响，这在上文做了概述。萨贝利人几乎全不受其影响，因为他们只有一条狭小偏僻的海岸，而且他们从外部各民族传来的事物，例如字母表那样，只有通过托斯坎人和拉丁人媒介才能得到；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城市不发达。塔兰托人与阿普利亚人和梅萨皮亚人的来往在这个时期似乎还不频繁。沿西海岸则另当别论，在那里，在坎帕尼亚，希腊人与意大利人和睦共处；大规模的货品交换在拉丁姆成为常事，在埃特鲁里亚尤甚。对最早输入的商品，我们所得知的来源有三：一部分是从极古的坟墓中的出土文物，尤其是在凯雷出土的文物；一部分是在罗马人的语言和制度中所保存下来的遗迹，也有一部分最重要的是意大利手艺所接受的启示，因为他们当然是长时期来购进舶来品，然后才开始仿造。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在各族分离前手工业已发达到何等程度，而以后意大利在依靠自力的那个时期重又繁荣达到何种程度，同时对意大利的浆布匠、染匠、硝皮匠、陶器匠，受希腊或腓尼基的推动到如何程度和独立发展到如何程度，暂且搁置不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罗马自荒古以来就有金匠业，此业在海外商业已经开始以及金首饰已经相当广泛行销于半岛居民之中以后才兴起的。所以，我们也在埃特鲁里亚的凯雷和沃尔西和拉丁姆的普雷内斯特的最古的坟墓中发现印有飞狮图形的金箔以及巴比伦制造的类似装饰品。关于个别的出土文物也许可以争论，究竟是由海外输入的，或是本地的仿制品呢？可是，整个来说，古时意大利西海岸几乎无处不自东方输入金属制品，殆无疑义。意大利在建筑术，如同黏土和金属雕塑一样，很早受希腊影响而有强大的推动，即最古的工具和模型都来自希腊，关于这一点，将在以后谈到艺术运用时将会更清楚地加以阐明。在刚刚提到过的墓室内，除金饰外，还有用淡蓝珐琅或淡绿陶土制成的器皿；根据材料和形式以及在其上压印的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来推断，这些器皿必来自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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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石膏石做的香料瓶中，有几个雕成伊西斯（Isis）女神形象；鸵鸟蛋上画着或刻着狮身人面兽或狮身鹰头兽；以及玻璃珠和琥珀珠。最后几件物品或由北方经陆路而来；但其他物品证明各种香料和装饰品来自东方。麻布和紫颜料、象牙和乳香正是从那里来的；古人用的亚麻带子、紫色王袍、象牙节杖、祭祀所焚的乳香皆可为证；还有古时借用的外国名称（
līnum
；
purpura
；
，scipio
；
，ebur
；
，thus
），也可为此作证。属于这类的同样有一批关于饮食物品的词也是借用的，特别是油和壶罐的名称（
cratera
），宴会（
，comissari
），佳肴（
obsonium
），面糊团（
，massa
）和各种糕饼（
，turunda
）；反之，拉丁语的碟（patina，πατáυη
），猪油（arvina

）则进入西西里的希腊语。后来有一种习俗，人死安葬，必以阿提卡、克尔基拉和坎帕尼亚产的陶瓶置于尸体旁，这证明古希腊陶器很早畅销于意大利，如同这些语言上的证据所证明的那样。希腊皮革制品也输入拉丁姆，至少皮铠甲是如此，拉丁人以希腊语中的皮这个词（
）来称呼盾（scutum
，如lorica
源于lorum
）。最后，由下列种种事实，我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拉丁语从希腊语借用了许多航海名词，虽然令人惊讶的是，主要名词如帆、桅和帆桁等都是纯粹拉丁词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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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希腊语中的信札（
）、标记（tessera
，源于

(12)

），天平（
）、定钱（
）等词都常见于拉丁语；反之，西西里的希腊语采用意大利语的法律名词；还有钱币、度量衡名词的交换，容后叙述。这些借用的名词分明表现其粗俗，而且以目的格为主格的特色尤为粗俗（
以statera
＝
），这就最明显地证明它们的来源极古。对通商神（Mercurius）的崇拜似乎一开始受希腊思想的影响；这神每年的节日，似乎因为希腊诗人歌颂他为美丽女神迈雅（Maia）之子，所以定在5月15日。

由此可见，上古意大利正如帝国时期的意大利，先由东方进口奢侈品，而后按照从那里输入的样品试行仿造。但意大利除所产的原料外，没有可与东方交换的东西；原料尤以铜、银、铁为最著，但奴隶和造船木材、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以及海外发生歉收时输出的粮食。

至于意大利的贸易在拉丁姆和在埃特鲁里亚何以采取截然不同的方式，前已从货物需要以及对此应付的等价水平中做了说明。拉丁人缺乏一切主要输出品，所以只能经营消极的贸易，甚至在最古之时，便不得不以其牛羊或奴隶向埃特鲁斯坎人换得他所必需的铜，正如上述古时在台伯河右岸贩卖奴隶那样。反之，在凯雷和波普罗尼亚，在卡普亚和斯庇那，托斯坎入的商业必曾获利甚丰。所以，这几个地方发展迅速，繁荣昌盛，在商业上实力雄厚，而拉丁姆却始终是一个以务农为主的地区。这些差别也一再表现在它们以下各自的关系方面：在凯雷可以找到古坟墓的构造和装饰是仿希腊式的，只是其穷奢极侈却非希腊人所有的，只有普雷内斯特居特殊地位，是一个例外。它们似乎与法勒里和南埃特鲁里亚有极密切的联系，而在拉丁地区，来自国外的死人饰物却极少，在较古时期简直没有一个真正称得上是奢侈豪华的坟墓。在这里如同在萨贝利人那里那样，通常在尸体身上覆盖草皮而已。最古的钱币按时代来说落后于大希腊钱币并不多，属于埃特鲁里亚，特别是波塞罗尼亚的；在整个王政时期，拉丁姆曾勉力按重量使用铜，甚至并未输入过外国钱币，因为这种钱币（例如，一种波塞多尼亚的钱币）在拉丁姆出土极少。至于建筑、造型艺术和浮雕细工，埃特鲁里亚和拉丁姆受到这些同样的影响，可是只有在埃特鲁里亚资本才同这些影响结合，产生出广大的工场和日益精湛的技术。大概正是在拉丁姆和埃特鲁里亚，人们买卖和制造的商品大致相同，可是说到交往的频繁，南方却远逊于北方。与此相关联的，正是在埃特鲁里亚仿造希腊样品制造出奢侈品也在拉丁姆，尤其在普雷内斯特，甚至在希腊走俏，而拉丁姆却未曾输出过同类商品。

拉丁人与埃特鲁斯坎人在商业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差别，这就是他们通商途径不同。关于埃特鲁斯坎人在亚得里亚海的古代商业，我们只能凭臆测这样说，他们的商业由斯庇那和哈特里亚出发首先到达克尔基拉的。上文已述及，在西边的埃特鲁斯坎人胆敢冒险进入东部海域，不但与西西里通商，而且也与希腊本土贸易。在比较晚近的埃特鲁斯坎人的坟墓里，出土的阿提卡的陶器极多，当时输入此物并非如上文所述作为坟墓饰物之用而有其他用途，这足以证明埃特鲁斯坎人与阿提卡在古代已有来往；反之，第勒尼安的青铜烛台和金盘是古时在阿提卡的抢手货，更明显地表示这种来往的还有钱币。波普罗尼亚银币是模仿一种很古的银币铸成的，其上一面镌着蛇发女妖（Gorgoneion
）的图形，另一面仅有一个压印的方块。这种钱币出土于雅典和古代琥珀之路上的波森（Posen）地区，很可能就是奉梭伦之命在雅典敲铸的。上文同样已经提过，也许主要从埃特鲁里亚与迦太基发展海上联盟以后，埃特鲁斯坎人与迦太基人就做起交易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凯雷最古老的坟墓里，除了土产的青铜和银质器皿外，主要出土了东方物品，这些物品固然可以认为由希腊商人所运来，但更可能是腓尼基商人的输入品。然而，我们不可过于重视这种腓尼基商业，我们尤其不可忽视如下事实，即字母表和其他促进本地文化而使之得以滋长繁荣的东西，都是由希腊人而不是由腓尼基人带到埃特鲁里亚的。

拉丁人的来往却遵循另一个方向。我们对罗马人与埃特鲁斯坎人在吸收希腊文化方面很少去做比较，可是在可能进行的比较中表明，这两个民族相互之间是完全不依赖的。这点在字母表上最为清楚的了。对埃特鲁斯坎人来说，希腊字母表是从在西西里或坎帕尼亚的喀尔基斯人与多里斯人的殖民地那里传入的，拉丁人也是从这方面取得希腊字母表的，可是这两者却相差甚远；所以，这两个民族虽从同一源头汲取文化，在时间和地点上却不尽相同。在一些语词里也一再出现这种同一现象：罗马语的Poltux和托斯坎语的Pultuke都是Polydeukes之讹，但两者互不相干；托斯坎语的Utuze或Uthuze是Odysseus（奥德修斯）的变体，罗马语的Ulixes正是在西西里常见的人名形式；同样，托斯坎的Aivas与此名的古希腊体相符，罗马语的Aiax与另一可能也由来自悉开洛语的变形相当；罗马语的Aperta或Apello和萨谟奈语的Appellun都由多里斯语的Apellon而来，托斯坎语的Apulu却来自Apolln。因此，从拉丁姆的语言文字看来，拉丁商业单纯面向库迈人和古西西里人。其他由远古时期留下来的痕迹无一不使人得到同一结论：如出土于拉丁姆的波塞多尼亚钱币，罗马歉收时向沃尔西人、库迈人和西西里的希腊人（当然也向埃特鲁斯坎人）购买粮食，而最重要的是，拉丁姆与西西里在币制上的关系。多里斯喀尔基斯方言称银币为
，西西里的一种量名
；这两词传入拉丁姆变为nummus
和hemina
，意义仍旧；反之，意大利的重量名称如libra，triens，quadrans，sextans，uncia
，在拉丁姆出现时，用来称呼供衡量按重量代替钱用的铜，在罗马城第三世纪时已传入西西里，讹错混杂，以

等形式，进入普通用语。诚然，在所有希腊人的衡制和币制中，只有西西里的衡制和币制对意大利使用铜构成的体制确定一种固定比例，不但银价依习惯或也依法律定为铜值的二百五十倍，而且也依此比例敲铸成等于西西里一磅铜（阿提卡的塔兰特的一百二十分之一，罗马磅的三分之一）的对等银币（
，意即“一磅铜的银”），古时尤以叙拉古敲铸的为著。据此毋庸置疑的是，意大利的铜条也在西西里代替钱流通，这正好与以下一种假设相符合，即拉丁人对西西里的商业属消极性的，从而使拉丁的钱流向这里。在西西里与意大利之间的古时来往还有其他证据，特别是西西里方言采用意大利语中的商业贷款、牢狱和碗的名称，相反地，意大利语所采纳的西西里名词已见于上文。拉丁人与下意大利的喀尔基斯人的城市库迈和拿波里，以及与埃利亚和马萨利亚的福凯人古时来往也有一些踪迹可寻，尽管它们不很确定。然而，这种来往远不及与西西里希腊人的那样频繁，这有如下尽人皆知的事实为证，就是古代传到拉丁姆的希腊词一概呈多里斯语形式，只要忆及Aesculapius、Latona、Aperta、machina
等词就够了。如果说，同原属爱奥尼亚人的城市（如库迈）和福凯人的移民地的交往与同西西里的多里斯人的交往相等，那么，爱奥尼亚语的形式至少会与其他语的形式并行出现，尽管多里斯语风很早传入这些爱奥尼人的移民地，并且这种方言在此非常不稳定。可是，从一切事实结合起来看，可证实拉丁人一般地与西海的希腊人特别是西西里人的贸易频繁，但对与亚洲的腓尼基人的一种直接交往的痕迹却殊难发现，而且文字材料和出土文物得以充分肯定了他们与非洲的腓尼基人的交往，这种交往对拉丁姆文化状况的影响仅居次要地位。特别可以为此作证的是，如果（把几个地方名称除外）拉丁人与操阿拉米语的民族的古时交往在语言里毫无凭证可考。
(13)

如果我们继续问到这种商业首先是如何进行的，是否意大利商人在外国经商还是外国商人在意大利经商，那么前一假设最富可能性，至少在拉丁姆是这样。在拉丁语中表示货币和商业贷款的名词，如果仅仅因为西西里商人到了奥斯提亚，并用装饰品换来铜，才进入西西里岛居民的通用语言之中，那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说到在意大利从事这种商业的人物和等级，罗马没有发展出一个对地主阶级持独立态度的特殊高等商人等级。这个怪现象的原因是，拉丁姆的批发商业一开始即操在大地主的手里；这一假设看起来并不这样令人新奇。在一个有几条河互相交错的、皆可通航的地方，大地主从其佃户手里收取应得的实物并且很早就占有船只，这是很自然的，而且可以印证。海外商业原为商人所自营，因为只有大地主有船和供出口的物产，所以这种商业势必落入大地主的手中。实际上，较早时期的罗马人不知有土地贵族与资本贵族的对立；大地主一向是投机家兼资本家。在商业十分繁盛时，这种数业兼营就不能行之有效；仅如迄今所示，只要拉丁地区的贸易集中于罗马，那么该地的这样一种商业较旺盛，罗马绝不是一个以商业为主的城市，如同凯雷和塔兰托那样，而是它始终是一个务农民社的中心。

————————————————————

(1)
日耳曼人共耕制出现的把田分给氏族成员为私产租实行氏族共耕结合，这种结合在意大利是难以存在的。如果说，在意大利也像在日耳曼人那里那样，每一个氏族成员在公田的每一个分割经营的那部分耕地上被视为某一耕地的所有者，那么必会产生以后在被分割地亩上的个体经营。单单这一事实是适得其反；罗马地亩的各个人名表明，最古的罗马个人地产实际上是作为整体的。

(2)
西塞罗（《论国家》，2，9，14；参见普鲁塔克《罗马论丛》，15）叙述说：那时（在罗慕洛时代）财产是牛羊和土地，所以他们被称为富于牛羊和土地——努马初将罗慕洛所征服的土地分给公民大众（以上原文为拉丁文）。同样，狄奥尼修斯谓罗慕洛曾分地为三十个库里亚区，说努马曾立界石，创界神节（1，7；2，74；据普鲁塔克《努马传》，16）。

(3)
由于此说还有争议，只以数字来说明。后来的罗马共和国和王政时期的农民都以平均小麦五罗马斗即可播种一尤格罗田地，种一收五。依此计算，如果不计住宅和宅院所占之地，视其全为耕地，并且不计休耕的年数，一块世袭田的产物共计五十罗马斗，除去种子，共计四十罗马斗。据卡托（《论农业》，第56章）估计，一个勤劳的成年奴隶每年吃小麦五十一罗马斗。由此看来，一块世袭田能否维持一个罗马家庭，任何人都能从中做出解答。试用的反证所依靠的材料是，稍晚时期的奴隶较之较早时期的官田农更加单纯依靠谷物为生，而且对于较早时期谷物种一收五的估计过低；两者也许都是对的，但是两者都有一个限度。毫无疑问，尤其是古代，耕地和公共牧场的副产品，如无花果、蔬菜、牛乳、肉类（特别是古代精心从事的养猪业的产品等），都应计算在内，但古罗马的畜牧业虽不很重要，可是仍居次要地位，而且民食总是以谷物为主。此外，人们还可能由于较古的耕作精细，而尤其把纯收获量大大提高，而且这一时期的农民无疑从他们土地取得的收成大于后来的共和时期和王政时期庄园主的收成。但是，在这里也应有度量，因为问题在于取平均值，以及经营农业并不合理，又无巨额资金。假定平均收获量不是五倍，而是十倍，这就是最大限度，而这个限度却是远远不够的。而据这些估价计算，世袭田的产量与一家的需要量相差极远，仅赖耕种法优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弥补这一巨额亏空的。如果能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举出一个合理而有系统的计算法，证明以蔬菜为主要食物的人民平均一家人有二摩根耕地的产物就足以维持生活，那么事实上，这一反证才可行。

虽然现在有人说，即使在有史时期创立的无地者的殖民村，每户也有二摩根地的，但仅有此例的是在罗马纪元336年拉比奇（Labici）殖民村（李维，4，47）。此事在学者看来，这肯定不属于详细史载的可靠传闻之列，对于他们是值得认真思考的，这个例子还有甚为费解之处。诚然，在给全体公民（adsignatio voritana
）的非殖民田地指示中，有时只把少量摩根土地分出来，这是对的。然而，这里也绝不是为建立小块土地的新农制，而是通常更多地为从新征服的土地中增加新的小块土地（参见《拉丁铭文集成》，第88页）。无论如何，任何其他假设都比福音书中的五块面片和两条鱼相似的凭空假设更好一些。罗马农人远不如他们的历史学家那样谦虚。如上文所述，农人以为，分得七个摩根的土地，或者说年产一百四十罗马斗的粮食，仍不能养活自己。

(4)
尽管过去的尝试难以找到依据，但最近有人尝试证实二个摩根土地能养活一个拉丁人农家，主要依据是瓦罗（《农村经济》，1，44）计算一摩根土地播种小麦需五斗种子，可是播种赤小麦则需十斗，并依此估计产量，人因而推论种植赤小麦，其产量即使不倍于小麦，至少比小麦高得多。可是，事实却相反，所谓多种多收只因为罗马人储藏和播种的小麦都已经除去外壳，赤小麦却带着外壳（普林尼，《自然史》，18，7，61），用打麦的方法无法分离谷粒和外壳。也因为这个缘故，现今播种赤小麦需比小麦加倍，收成按斗量起来，也比小麦加倍，可是去了外壳，就比小麦少。据G．汉森给我的符腾堡统计材料，该地一摩根的小麦，播种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斗，可收获三斗，每斗平均重二百七十五磅（等于八百二十五磅）；至于赤小麦，播种二分之一至一又二分之一斗，产量至少为七斗，每斗平均重一百五十磅（等于一千零五十磅），若除去皮壳，降至四斗左右。因此，与小麦相比，赤小麦的总产量倍于小麦，若土壤同样肥沃，或可三倍于小麦，可是以重量计，去壳以前比小麦所多不到一半，去壳以后成为麦仁，却少于小麦之半。上文以小麦为计算的基础，并非如人所说由于错误，而是因为这种几世相传的算法适用于这种计算；这估计可以成立，因为移用于赤小麦，还是大致不差，产量是减少而不是增加。种小麦须慎择气候和土壤，种赤小麦则否，所以种赤小麦所冒的风险较小，可是通盘来看，特别我们计及去壳的费用不轻，小麦的净产量高于赤小麦（按莱茵河上巴伐利亚的佛兰肯塔尔五十年的平均数字，小麦每一马尔特值十一盾三十克罗策）。南德意志土壤适宜，人们愿种小麦，农业愈益进步，小麦有取代赤小麦之势，所以意大利农业从种赤小麦过渡到种小麦，是个进步，无可否认。

(5)
Oleum
和Oliva
源于ěλαιου
，
，而amurca
（油渣）源于
。

(6)
说农神庙前的无花果树于罗马纪元260年即前494年被伐去（普林尼，《自然史》，15，18，77），但此说并无史料根据；在一切手抄的精本书中均无纪年CCLX字样，这可能是按李维，2，21插入的。

(7)
指按日计酬的雇工，也有临时工之意。——译者

(8)
如众所周知，牛羊的法定比价是从以下事实中得知的：牲畜罚款改为金钱罚款，一只羊折合十阿司，一头牛折合一百阿司（菲斯图斯，v．peculatus，第237页，参见第34、144页；格利乌斯，11，1；普鲁塔克，《普布利科拉传》，11）。按冰岛法律，十二只公羊折合一头乳牛，也是依同一规定。不过，德意志法常以十二进位法取代古时的十进位法，此处亦非例外。

在拉丁人和日耳曼人那里，牲畜的名称（拉丁语pecunia
，英语fee）转而表示金钱，已为人所共知的了。

(9)
拉丁文，意即对财物的估价。作者此处用德文“Kupferung”，意即含铜量。——译者

(10)
不久前在普雷内斯特发现一个银质的调合罐，上有一种腓尼基的和一种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铭文（蒙森，《铭文集》，X，第32块），这显然说明，在意大利出现的埃及事物，经过腓尼基人的中介，才到达那里。

(11)
Velum
（帆）肯定原为拉丁字；malus
（桅）也是拉丁字，特别是这字不但指桅，而且一般指树而言；antenna
（帆桁）也源于
（anhelare，antestari
），tendere
＝supertensa
。反之，源于希腊语的有gubernare
（
驾驶）；ancora
（
锚）；prora
（
船头）；aplutre
（
船尾），anquina
（
系船桁的绳索）；nausea
（
晕船）。四种主要的风：东北的山外风名aquilo
（鹰风），东南风名voIturnut
（来源不明，或谓“雕风”），西南干热风名austez
；自第勒尼安海吹来的西北“顺风”名favonius
，以上都是与航行无关的土名；但拉丁其他风名一概是希腊语，例如eurus
（东南风）和notus
（南风），否则是由希腊迻译的，例如solanus
（
）和Africus
（
）。

(12)
首先指兵营勤房中的标志，
（波利比乌斯，6，35，7）；值夜的四个更次使标志得名。守夜的四分法既为希腊人所有，也为罗马人所有；希腊人的兵法，可能是通过皮罗斯（李维，35，14）而影响了罗马兵营中的安全措施。非多里斯形式的采用说明该词被采纳得比较晚。

(13)
除了Sarranus、Afer
和其他地名之外，拉丁语似乎没有一个古时直接从腓尼基语传入借用的词。极少数从腓尼基语的词根起变化的词，特别如arrabo
或arra
，以及murra
和nardus
等词，显然最初是从希腊语来的借用词，希腊语里这种源于东方的词相当多，可以证明希腊人与阿拉米人远古时的交往。所谓
和ebur
同样来自腓尼基语，有时带冠词，有时不带，亦即每一个词均独立构成之说，在语言学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腓尼基语的冠词却是ba
，而且也不是这样用。此外，那个东方的原始语词迄未找到。关于那个谜一样费解的词thesaurus
也是这样；无论它源于希腊语或系希腊人自腓尼基语或波斯语把它借用来的，该词无论如何是从希腊语借用来的拉丁词，它仍保持送气音，可以为此作证。

第十四章　度量衡和文字

度量术使人类得以控制世界；书写术使人类的知识不至于像人自身那样，易于泯灭；这两者把自然界不能给予人类的全能和永恒给予人类。历史有权利和义务，也沿着这些途径探索各国人民。

为了进行度量，首先必须阐明时间、空间和重量单位的概念，以及由等分构成整体的概念，这就是数字和数字系统。为此自然界提供了依据，关于时间，有太阳和月亮的周期循环，或称为一日一月；关于空间，有以人足作为长度，以人足度量较以手臂度量为易；关于重量，有以手臂平伸时手能掂其分量（librare
）的重物，即所谓“砝码”（libra
）。至于积等分为整体的概念，最易于给人以这种暗示的，无过于一手五指或两手十指这一事实；十进位法便以此为基础。上文已说过，这些计算和度量的要素不但上溯到希腊和拉丁两民族分离之前，而且远及最古的原始时代。以月亮计时的方法存在多久，语言对此做了证明；甚至计算月亮盈亏消长间的日数，不是由其最近出现的月相顺推，而是由预料即将出现的下一月相逆测，这种算法至少起于希腊人与拉丁人分离之前。

所有印度日耳曼语系里的数字，迄至一百的数字而且含一百在内，无不相同，这是人所共知的，这对印度日耳曼人使用十进位法的年代以及最初的专用性提供了最肯定的证明。就意大利而言，十进位法是普遍渗透于所有最古的关系之中：只要想一想这个普通的十数用于证人、抵押品、使者和官吏以及法定一头牛等于十头羊、一个州分为十个区、沿袭的十人长、时效、在献祭和农业上的十分取一、十一税以及姓氏等就够了。对于这种最古的十进位法在度量衡和文字范围内的应用，最初以意大利的数字令人瞩目。在希腊人与意大利人分离时，显然还没有惯用的数码。另—方面，我们看到，I、V或∧、X，用以表示一、五和十这三个符号，显然模仿伸出的手指或者张开的一只手和双手，这是三个最古老和最不可缺少的数码，这并非从希腊人或腓尼基人那里借用来的，而是由罗马人、萨贝利人和埃特鲁斯坎人所共同使用的。正是这些符号是形成意大利民族文字的开端，同时也证明古意大利人最古的、早于海外贸易的内陆交往的兴旺发达。但意大利各族中发明这些符号的究为何族，借用它们的究为何族，当然已无查考了。纯粹十进位法的其他遗迹在这个领域内已很少；属于这方面的有：萨贝利人以一百平方尺的面积为一弗苏斯（vorsus
）以及罗马人以十个月为一年。另外，在那些与希腊标准无关的并在与希腊人接触之前也许由古意大利人发展的意大利度量衡制方面，通常占主导地位的是把“整数”（as
）分为十二个单位（uhciae
）。最古的拉丁祭司团、舞蹈团和田夫团（Arvalen）以及埃特鲁里亚的城市同盟皆按十二数字来组织。这个数在罗马的重量和长度制中也居主导地位，如磅（libra
）和尺（pes
）通常分为十二份；罗马的面积单位以一百二十平方尺为一“逐”（actus
）
(1)

，兼用十进位法与十二进位法。在容量单位中，类似的规定已归于消失。

如果说，我们考虑十二进位法以什么为基础，如何会除十以外早从各数的相同序列中普遍出现十二，那么，这种渊源大概只能在太阳运行与太阴运行的比较中才会找到。双手有十指和太阳运行一周约合太阴运行十二周；这两件事，尤其是后者，最先使人类产生合十二为一的深奥概念，于是始有一种数字系统的观念，也就是数学思想最初的开端。这一观念发展成为牢固的十二进位法，似属意大利民族所创，而且产生在与古希腊人最初接触之前。

希腊商人终于开辟了前往意大利西岸的道路，可是面积的度量未受新国际交往的影响，而是长度、重量，尤其是容量受其影响，如果没有这些标准，要进行商业和交往是不可能的。最古的罗马尺已经无影无踪；我们所知道的罗马人最早使用的罗马尺是从希腊借用来的，除了新的分为十二等分的罗马制以外，又有按希腊制分为四掌阔（palmus
）和十六指阔（digitus
）的。此外，阿提卡的重量通行于西西里岛全境，在库迈则否；罗马和阿提卡的重量有固定的比例，这是对拉丁人的交往主要转向此岛的又一个重要证明；罗马四磅折合雅典三米纳（minen
），或罗马一磅折合西西里一利特（litren
）有半或半米纳。但是最奇特的最庞杂的是罗马的容量，一方面表现在名称上，这些名称从希腊名称通过蜕变（amphora
和modius
仿
，congius
源于
、hemina、cyathus
），或通过翻译（acetabulum
，源于
）而产生的；反之，
是sextarius
之伪；另一方面，表现在比率上。两国的度量衡制不尽相同，可是最通用的却完全相同：对于液体有congius
（又名chus
）、sextarius
和cyathus
，后二者也用于干货；罗马的amphora用作液体容量的单位，等于雅典的塔兰特，同时对希腊的metretes
成三与二的固定比率，对希腊的medimnos
成二与一的固定比率。对于一个能善于阅读这种文字的人来说，在这些名称和数字里充分显示了西西里人与拉丁人交往的活跃和重要。

罗马人没有采用希腊数码；不过希腊字母传到他们那里时，他们可能曾加以利用，把希腊字母里对他们所不用的三个送气音用作五十和一千，也许还有一百的数目词。在埃特鲁里亚，至少数目词一百似乎就是这样得来的。以后这两个邻近民族的记数法照例趋于同化，在埃特鲁里亚，大致采用了罗马制。

同样，罗马的历法开始独立发展以后，后来又受希腊的影响，意大利的历法大体上可能都是如此。关于时间的划分，太阳起落和太阴的盈亏都是周而复始，最能直接引起人们注意，所以，日和月不取决于周期的计算，而以直接观察为准则，故日和月久已成为计时的唯一标准。直至晚期，罗马的公共宣告人仍在该城市场上宣告太阳的起落，同样，可以猜测到从前由祭司在发生四个月相
(2)

的日子里，每天都宣告月相开始到最近之日的日数。所以，拉丁姆计时的方式是用日数，与此相似的，不仅在萨贝利人那里，而且在埃特鲁斯坎人那里，也是用日数计算，正如上文所述，日数不从发生的月相最近之日顺推，而从预期的下一次月相之日逆测；用太阴周计算，则一周长短不一，在七、八日之间，平均七又八分之二日；用太阴月计算，则一月有时为二十九日，有时为三十日，朔望月平均日数时间为二十九日十二小时又四十四分。对古意大利人来说，日为最小的时间单位，月为最长的时间单位，经若干时期而不改；到了后来，他们才把昼夜各分为四个部分，又到了更晚时，他们才用小时的划分法；一些在其他方面关系密切的民族在规定一日的开始时却用不同的方式，罗马人以半夜为一日之始，萨贝利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却以正午为一日之始，其原因即在于此。至少在希腊人与意大利人分离时，年历尚未编定，因为年和一年各部分的名称由他们各自单独确定。然而，在前希腊时期，古意大利人即使未有固定的历法，似乎至少已进至制定一种双重的、间隔较大的时间单位这一步。罗马人常运用以十进法化繁为简，按太阴月份计时，以十个月为一期，名之曰一“环”（annus
）或一整年，从一切迹象看来，这种简易算法起源于远古。以后，但也还在很早，而且无疑未受希腊影响以前的年代里，如上所述，十二进位法在意大利得到了发展，因为此法正是由于人类从观察太阳一周期等于太阴十二周期而来的，所以此法必首先用于计时。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月名只能在人类以月为太阳年的一部分之后才产生的，而在意大利各族中，各月之名都相似，尤其是三月和五月，但不是指意大利人和希腊人的月名相似，而是指意大利各族的月名相似。制定一种对于太阳和太阴都能适应的实用历法，这可能是一个难题，就某种意义而论，这是可与圆形求面积相比拟的课题，经过数百年以后，人类对此才认为不能解决而加以放弃；所以，意大利用心解决这一问题，可能在与希腊人接触以前，不过这种仅限于一个民族的尝试已被人遗忘。关于萨贝利人和埃特鲁斯坎人的计时法在各个地方都没有史料流传下来。据我们所知，罗马和其他几个拉丁城市确以最古的希腊的年制为基础。按其原意，希腊年制既欲合于太阴的盈亏，又欲合于太阳年的四季；他们造这一历法基于：假定太阴周期为二十九日又二分之一，太阳周期为十二个太阴月又二分之一，即三百六十八日又四分之三，又假定三十日的大月与二十九日的小月，十二个月的年与十三个月的年，这些都循序更番替换，同时他们又擅自裁减和增添，使历法与实际的天象大致不差。这种希腊年历最初在拉丁人当中原封不动地被应用，这是可能的。可是，有史可考的是，最古老的罗马计年方式却与其希腊楷模迥然不同，其差异不在周期的结果，也不在十二个月的年与十三个月的年轮番更迭，主要在各月的命名和长短。罗马的一年始于早春；其正月是唯一以神命名的月，由战神玛斯（Martius）得名，以后三个月则以发芽（aprilis
）、滋长（maius
）和茂盛（iunius
）命名，自五月以下至十月皆以其在时序中的地位而得名（quinctilis、sextilis、september、october、november、december
），十一月以始业（ianuarius
）命名，可能想到在仲冬休息季节之后农事又周而复始，十二月通常为普通年份中最后的一月，以扫除（februarius
）得名。以上各月互相衔接，又轮番更迭，此外，在闰年终结即十二月以后，又加一无名的“劳动月”（mercedonius
），加在二月之后。罗马历的月名可能系采用本民族原有的古名，同样，罗马历各月的长短也各是独立拟定：希腊历以四年为一周，每年有六个三十日的月，六个二十九日的月，每一年加一闰月，二十九日的闰月与三十日的闰月相间（354＋384＋354＋383＝1475日）；罗马历则不然，也以四年为一周，可是每年有四个三十一日的月——即一、三、五、八月——和七个二十九日的月；此外，三年的十二月各为二十八日，第四年的十二月却为二十九日，每二年加一个二十七日的闰月（355＋383＋355＋382＝1475日）。同样，一月原分为四星期，一星期有时为七日、有时为八日，也与这历法不同；它规定一年到头，每周八日，并不考虑历法的其他情况，如同我们的星期日那样，把每周的市集安排在它的开始日（noundinae
）。这历法永久规定，一月若为三十一日，则第一星期定在第七日，一月若为二十九日，则第一星期定在第五日，前者的望月为第十五日，后者则为第十三日。月份的过程既已固定下来，从这时起需要做的只是，宣布在新月和第一星期之间的日数，因而新月之日得名为“宣告日”（kalenadae
）。一个月的第二个时段一律各为八日，其开始日按罗马将前星期末日并计在内的习惯称为“九日”（nonae
），望日则仍用旧名idus
（也许即“分界日”之意）。罗马人之所以将历法改得这样离奇，其根本动机似乎主要在于他们相信奇数带来福祉之力
(3)

；特别以数的神秘而活动的毕达哥拉斯的学说。当时在下意大利具有强大魅力；如果说，罗马历一般以希腊最古的年历为基础，那么，它与希腊的不同之处肯定是受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影响。可是其结果是，这种罗马历本身虽然有明显的迹象，欲兼顾太阳的运行与太阴的运行，但它实际上并未与太阴运行相符，不如它的希腊楷模；希腊历至少尚能大致与此相合。但与太阳周期符合，正如最古的希腊历那样，只能采取擅自削减日月才能办到，而且因为人们对历法的运用很难会比初创时更为明智，至多只能是很不完善的。在坚持以月计年中或者以十月为一年这种算法中，存在对罗马远古太阳年的无规律性和不可靠性的一种可以理解的默认。这种罗马历按其主要模式至少可视为一般拉丁人通用的历法。由于一年之始和月名一般地都易于发生变动，在算法和命名方面的较小偏差与同出一源的假设大致相符。同样，拉丁人既然有这种实际上不顾太阴运行的那种历法，所以他们自易于把大体按年节擅自划分月份的长短，例如在阿尔巴历法中，各月自十六日至三十六日不等。所以，希腊的三年一期制（Trieteris）可能很早就从下意大利传入，至少传入拉丁姆，也许传至其他意大利各族，然后各个城市的历法中也做各种微小的变更。

为了计算几年时期，人们能使用历届国王在位的年数；但在最古时期，在希腊或在意大利是否出现过这种东方常用的纪年法，这是令人怀疑的。另一方面，似乎与罗马四年一度的闰年和民社与此相关的户口普查和祓除不祥，有密切联系的是一种大祓（Lustren
）年，论其设置，它与希腊的奥林匹亚运动会的四年一度的计年相同。然而，不久，户口普查受阻，时序混乱，这种计年法早就又失去了在纪年上的意义。

音标文字晚于度量术。古意大利人和古希腊人本身未曾发展此术，尽管在意大利数字符号中以及在未受古希腊的影响而自发采用的古代小木片抽签中，可以发现这一发展的萌芽。语音的连缀这样千变万化，最初区别语音必甚艰难；唯一的一套字母表由一个民族传至另一民族，由一代传至下一代，已足供整个阿拉米、印度、希腊、罗马和近代文明之用，而且今日仍足供此用，这一事实最能说明区别语音之艰难；而且人类智慧的这个重要产物也是阿拉米人和印度日耳曼人共同创造出来的。闪族语系的元音居从属地位，绝不能居一字之首，正因为如此，闪族语系易于区别辅音；所以，第一个的字母表也就在这里被创造出来，可是这个表的元音尚付阙如。以后阿拉米的辅音文字因通商而传入印度人和希腊人中间，这两个民族最初各自独立地用极不相同的方法加入母音，创造出完整的字母表；其法是加入以希腊人所不用的辅音符号成为a、e、i、o四个元音字母，又加入新造的一个u的符号，也就是把音节用于文字，代替纯粹使用辅音，或如帕拉米德斯（Palamedes）在欧里庇得斯的剧作里所说的：

在开治疗健忘药方之际，

我把无声和有声的符号添入音节，

于是为凡人发明了书写之术。

这种阿拉米希腊字母表也传到古意大利人，也就是通过意大利的希腊人，但不是通过大希腊的农业殖民地，而是通过库迈或塔兰托的商人，他们最初把字母表传入拉丁姆和埃特鲁里亚的国际贸易的古商埠，传入罗马和凯雷。古意大利人所得的这个字母表绝非最古的希腊字母表，这个字母表已屡经修改，尤其是ξ、∮、χ
三字母的增添和ι、γ、λ
三字符的改变。
(4)

上文曾说过，埃特鲁斯坎文和拉丁文的字母表不是由互相传授而来，两者都是直接导源于希腊字母表的；就形式而言，传至埃特鲁里亚的希腊字母表与传至拉丁姆的字母表大不相同。埃特鲁里亚字母表有两个s
（s
和sch
），仅有一个草写k

(5)

，r
则仅有旧式的p
；据我们所知，拉丁文中只有一个s
，可是有两个k
（k
和q
），r
则几乎只有新式的R
。最古的埃特鲁里亚文似不知有行有列，写起来蜿蜒如蛇；较晚时期的行文用平行线断开由右至左的行列。从最古的碑文看来，拉丁文只有后一种平行行列，最初由左至右或由右至左均可随意，但后来罗马人采用由左至右的写法，法利斯克人则用由右至左的写法。传入埃特鲁里亚的标准字母表虽经相当的改造，但仍起源极古，可是究在何时，却无法确定。s
和sch
两个齿音在埃特鲁斯坎语里常用为两个不同的音，并行不悖，所以，在传入埃特鲁里亚的希腊字母表里，作为活的发音符号，两者并存；可是我们所知的希腊语的铭文中，却无一处同时并用s
和sch
的。整个来说，我们所知的拉丁字母表确有出世较晚的特征；但是，可能的是，在拉丁姆不同于在埃特鲁里亚，接受影响不是仅限于一次，而是拉丁人由于他们与希腊人邻居交往频繁较久地与在那里通用的字母表保持平衡并追随它的变化。例如，据我们所知，旧式字如/W，P

(6)

和∑对罗马人是不熟悉的，可是在通用中却以较晚的M，R
和
代替它们；可资说明此事的只能是，拉丁人书写本国语言的文字及他们的希腊文字体均使用希腊原有字母表甚久。所以，如果说，我们在罗马所见的那个希腊字母表较新而传入埃特鲁里亚的希腊字母表较老，因而得出结论，认为埃特鲁里亚使用文字早于罗马，这也未免令人怀疑。

获得字母珍宝的人心中会产生多么强烈的印象，他们深知这几个貌不惊人的符号蕴藏着多么大的活力；一件值得注意的陶器对此做了证：凯雷有一座在拱门发明前所建的古墓，墓中藏有一个陶器，上有传入埃特鲁里亚的古希腊标准字母表，也画着埃特鲁斯坎语的缀音表，此表可与帕拉米德斯的相媲美，显然是一件证实拼音文字传入埃特鲁里亚和在那里得到适应的一件圣人遗物。

字母表的借鉴对于历史也同样重要，它在意大利发展的经过甚至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借此一窥意大利内陆交往的情形，这种交往虽暧昧不明，但它远远超过沿海的对外来往。在埃特鲁斯坎文字的最古时期里，人们主要采用未经更改的传入字母表，其应用似乎只限于在波河流域和今托斯卡纳居住的埃特鲁斯坎人。这个字母表显然来自哈特利亚和斯庇那，随后沿东岸向南传入阿布鲁齐山区，往北传入维尼特人那里，以后甚至到达阿尔卑斯山中和山外的凯尔特人那里，以致它的最后派生物竟远及蒂罗尔（Tirol）和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晚期以改革字母表开始，它主要扩及改行书法，字母o
音的压缩在说话时与字母u几无区别，以及新字母f
的引入，但在流传下来的字母表中已找不到与它相应的符号。这一改革显然起源于西埃特鲁斯坎人，它虽不为亚平宁山外的人所奉行，却为一切萨贝利族所采用，尤以翁布里人为甚。以后在阿诺河上和卡普亚周围各支埃特鲁斯坎人以及翁布里人和萨谟奈人中间，这个字母表经历了种种不同的遭遇，中介音（medial
）往往部分或全部消失，而他处又发展出新元音和辅音。可是，那个西埃特鲁斯坎语的字母改革不仅与埃特鲁里亚最古的坟墓同样古远，而且大大远在其前，因上述在古墓中出土发现的拼音表已经是显现出一种大经修改和革新的改良字母表；由于改良字母表本身与原始字母表相比是相对年轻的，所以，这个字母表究于何时传入意大利，几乎无法追溯了。

因此，如果说，字母表由埃特鲁斯坎人在意大利半岛的北部、东部和南部传播的，那么，拉丁字母表相反地只限于在拉丁姆传播，而且整个来说，它在这里根深蒂固，大致无变；只有γκ
和ζσ
的发音渐趋一致，于是两种同音符号各有一个（κζ
）从文字中消失了。可以查证的是，这种符号在罗马城的四世纪末以前即已作废
(7)

，在我们所有流传下来的碑文和文献中都看不到它们，只有一个例外
(8)

。我们如果想到，γ c
和κ k
的区别在最古的简缩词里还经常保持着的，
(9)

想到这些音发出同音之时以及前述的简缩词定形之时必远在萨谟奈战争爆发以前，最后又想到文字传入以后必然经历很长久时间，简体的惯例才能确立，那么，无论说到埃特鲁里亚和拉丁姆，我们必须将书法开始的时间推到接近公元前1321年，即埃及有史以后的天狼星时期之初，而不应推至接近公元前776年，即希腊奥林匹亚纪年开始之时。
(10)

尚有许多明白的迹象足以证明罗马书法的古老。王政时期已有典籍文献，它有充分的证据：一名塔昆王（此王可能是非同名的末代国王）与伽比订立了特别条约，订约时曾杀一雄牛为祭。该条约书写于牛皮之上，藏在奎里纳尔山丘的圣库斯神庙（Temple des Sancus）。该殿可能未毁于高卢人的兵燹，殿中许多古物收藏得以保存下来。又一证据是，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国王与拉丁姆缔结的盟约，此约以后为狄奥尼修斯所见，它原刻在铜表上，藏于阿文廷山的狄安娜神庙中。然而，狄奥尼修斯所见的盟约可能是兵燹以后借助一个拉丁范本写成的重抄本，因为王政时期不一定有镌刻在金属的事。王政时期的创立文书，在提到该神庙的创立文书时，把它当成这一类最古老的罗马文书以及各类文书的共同典范。可是在那时，人们刻凿（exarare，scribere
与scrobes

(11)

关系密切）或描画（linere，littera
即由此词而来）在叶片（folium
）、内皮（liber
）或木片（tabula，album
）之上，以后也在皮革和麻布上。萨谟奈人和阿那尼亚（Anagnia）祭司团的神圣文书都是写在麻布卷上，藏在卡皮托尔的记忆女神（Iuno moneta
）庙的罗马最古的官员名录也是如此。至于其他证据，如对牧放的牛羊所加的古老印记（scriptura
）元老院中的称呼：“入册父老”（patres conscripti
）以及邃古的神谕书、族谱和阿尔巴以及罗马的历书等，几乎都不必再去追忆了。如果说，据罗马传说，早在罗马共和国最初时期，市场上已设有课堂，教贵家子女书写读书，那么，这种说法也许是杜撰的，却不能断定其必属子虚。我们丧失了罗马的最古历史的资料，不是因为罗马人不懂文字或甚至缺乏文献而使我们得不到最远古时期的罗马史知识，而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的无能，他们受命研究历史去整理档案史料，他们为写最古远的时代热衷于搜寻有关动因和人物的描述、战役记载、革命故事；而忽略了它们乃属臆测编造，对严谨的学者来说，流传下来的现存史料对此并未加以剔除。

意大利文字的历史首先证明，希腊人的气质对萨贝利人的影响微弱而间接，不同于对更偏西的各族的影响。萨贝利人从埃特鲁斯坎人而不从罗马人那里接受字母表，大概可以从中做这样的解释：他们沿亚平宁山脊迁徙之前必已获得字母表，萨宾人和萨谟奈人自祖国出发前往新住地时必曾带了字母表去的。另一方面，文字的历史又含着一种对臆说的有益警告，这种臆说传播了罗马的晚期的、沉溺于埃特鲁里亚的神秘教义和古代文化的陈词滥调的文化教育并使所谓罗马文明的胚胎和核心来自埃特鲁里亚的。现代甚至近代的研究反复加以复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里必会首先显现一种踪迹。可是，事实适得其反，拉丁书法的胚胎是希腊文的，其发展如此带有民族色彩，以致埃特鲁斯坎文中很适用的符号f
也未被采用
(12)

。诚然，凡是出现借用之处的，如数码，借用者正是埃特鲁斯坎人，他们至少从罗马人接受了“50”这个数码。

最后，别具特色的是，希腊字母表在意大利各族中的发展首先发生在它的败坏的过程之中。例如有声裂音在特鲁埃斯坎人的所有方言中消失，而翁布里人的γ
d
、萨谟奈人的d
和罗马人的γ
均告消失，对罗马人来说d
与r
趋于同化。同样，埃特鲁斯坎人早将o
与u
合而为一，拉丁人甚至也犯有同一讹误之势。说到齿音，情形几乎与上相反；埃特鲁斯坎人保存z、s
和sch
三个符号，翁布里人不用最后那个sch
而发展出两个代替它们的新齿音；与此同时，萨谟奈人和法利斯克人却和希腊人一样，仅用s
和z
，甚至较晚期的罗马人只用s
。人们看到，传入字母表的人都是熟谙两种语言的文化名人，当必深知字音的精细区别，可是在民族文字完全脱离古希腊母体字母表以后，有声破裂音与无声破裂音渐趋一致，齿音与元音便陷于混乱。从它们的辅音转移或语音破坏中，特别是第一种完全是非希腊语的了。变格、变位和派生的形式横遭破坏，与这种语音混乱是同步并进的。一般说来，文字所以变得这样俗野，其原因只能是，任何语言的进展，如果没有文学和理性予以节制，则必然导致讹误层出不穷，任何一种语言就会不断受其侵蚀；他处已无踪迹，独此处尚留了语音中可作考证的踪迹而已。意大利各族受到这种语言俗野化影响的，以埃特鲁斯坎人为最烈，这表现了他们文化素质低下的许多证据。如果在另一方面说，在意大利人中受到同一种语言败坏这一影响的，似乎以翁布里人为最重，罗马人次之，而南萨贝利人最少，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那边与埃特鲁斯坎人交往比较频繁而这边与希腊人交往较密切所致。

————————————————————

(1)
“逐”（actus
）和更为常见的另一词“尤格”（iugerum
＝25000平方米——译者）与德文的摩根（Morgen
）相同，最初不是面积单位，而是劳动量的计算单位，后者表示一日的劳动，前者表示半日的劳动，这考虑到意大利人以农人的午休为一日的明确分界。

(2)
月相指人们所看到月亮表面发亮部分的形状。主要的月相有四个，即朔、上弦、望、下弦。——译者

(3)
由于同一理由，所有的节庆日均为奇数，每月都重现的（初一的kalendae
，初五或初七的nonae
，十三或十五的idus
）是这样，上文已述过的四十五个年节的日数也是这样，只有两个例外，这种情况甚至演变成这样：遇一连多日的节庆时，偶数日暂停，例如，卡门提斯节在1月11日和15日，丛林节在7月19日和21日，亡灵节在5月9日和13日举行。

(4)
在古希腊人那里，字母表的历史主要是这样的：对于共有二十三个字母的原始字母表，即既有元音又增加一个u
音的腓尼基字母表，人们曾提出过种种补充和改进的各种建议，而每个建议又自有其沿革。这些建议中的最重要建议，对于留心研究意大利文字史的人颇有意义，兹概述如下：

第一，引入表示ξ ∮ χ
等音的特殊符号。这个建议极古，除台拉（Thera）和米洛斯岛（Melos）和克里特岛以外，一切希腊字母表和一切源于希腊语的字母表都显然受它的影响。最初，它甚至把
附在字母表末尾。希腊大陆除雅典和科林斯外都采用此式，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希腊人亦复如此。反之，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和克里特、多岛海（Archipelago）各岛的希腊人以及大陆上的科林斯人似乎在此建议传到他们那里后，皆已用腓尼基字母表（Samech）的第十五个符号
来代表
一音；所以，在三个符号里，他们用∮
也代表
，但用χ
代表
，而不代表
。第三个符号原为代表
而创造的，可能大多被淘汰不用了；只是在小亚细亚大陆上，人们还保留着，可是作为
。小亚细亚采用的书写方式也为雅典所奉行，只是雅典不但不用
，也不用
，而是用双子音的写法，一如过去那样。

第二，如果不是更早，那么人们同样早地努力避免i

和s

等形式容易产生的混淆情况，因为我们所知的所有希腊字母表均有力图另写和更明确区别两种符号的形迹。但早在远古时，必定有两种修改建议，各有其独自的传播范围。人们对齿音的应用，如腓尼基字母表有两个齿音符号，即应用第十四个符号M
代表sch
，第十八个符号
代表s
，
在发音上代表齿音较为合宜，较早时期在东方各岛、科林斯、克尔基拉和意大利的阿喀亚人那里就是这样书写的；或者以一竖｜来代替i
，这在当时极为通行，至少不久以后，就普遍使用起来，以致i
在各地消失了，虽然个别民社保留把
写成M
形式，与｜并行。

第三，以
来代替易与Γγ
相混淆的λ

则是较晚的事了，我们在雅典和彼奥提亚遇到这种情况，而同时，科林斯和依附科林斯的民社以半圆形C
代表γ
，而不用那种钩形了。

第四，代表p
的r
和代表γ
的P
亦很容易混淆，于是把后面的p
改为R
以示区别；只是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克里特人和意大利的阿喀亚人以及其他少数地区的人对新式字母是陌生的，可是无论在希腊本土和大希腊以及西西里，新式字母都很占有优势。可是在这里，旧式γ（P）
仍不如旧式ι那样早已全部消失；所以，这种改革无疑发生在较晚时期。

第五在较早时期，长、短e
和长、短o
之间的区别，仍仅限于小亚细亚和爱琴海各岛的希腊人。

所有这些技术改进各自兴起于一定时间和一定地点，而后各有其传播的方式，各有其特殊的发展，所以这些改进的方式相同，由历史观点看来，价值也相同。对古希腊字母表的历史原甚暧昧不明，赖有基希霍夫（A．Kirchhoff，《对希腊字母表的历史的研究》，居特斯洛，1863年）的精湛研究，而后真相才大白于世，对于古希腊人与古意大利人最早的关系，他也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材料，特别是埃特鲁斯坎语字母表的发源地以前未有定论，后来才由他予以肯定，已属无可争辩的了。可是，他过于重视这些建议中之一，不免有偏颇之弊。如果要在这里分立系统，那么人们不可把字母表按X之读为ξ或χ而分成两类，而是应区别二十三字的字母表与二十五或二十六字的字母表，或在后者再进一步区别小亚细亚—爱奥尼亚普通字母表与较早的普通希腊字母表，因为较晚的通用字母表是由小亚细亚—爱奥尼亚字母表产生出来的。然而，对于改革字母表的种种建议，各地所循的途径大致可以自由选择，所以一处采纳此种，他处采纳彼种；希腊字母表的历史所以饶有教益即在于它能告诉人们，在手工艺和艺术中，希腊各地区的各集团如何交换革新的做法，而他处则没有这种交换关系。至于专就意大利而言，阿喀亚人的农业城市与喀尔基斯和多里斯人较重商业的殖民地的对立值得注意，这在上文已令人注意到了；前者处处保守原始字体而不改，后者却采纳改良字体，甚至采纳来自各方面的、在一定程度上互为矛盾的字体，如Cγ
与
1并用。据基希霍夫所示，所有意大利字母表全出于意大利的希腊人所用的字母表，实际上，即由喀尔基斯多里斯人的字母表而来；但埃特鲁斯坎人和拉丁人却未以字母表相互授受，而是这两民族直接从希腊人那里接受字母表的，只要看一看不同形式的r就无怀疑的了。上述与意大利的希腊人有关的四种改革字母方案（第五种仅限于小亚细亚），其中头三种在传到埃特鲁斯坎人和拉丁人以前便已实行，当它传入埃特鲁里亚后，p
和r
还未有区别，反之，在传至拉丁人后，两字母的区别至少已经开始；所以，埃特鲁斯坎人完全不认得R
体是r
；然而，在拉丁人或法利斯克人那里，除了德雷塞尔陶器这个唯一的例外以外，只看到较晚的字体。

(5)
埃特鲁斯坎人始终没有k
（koppa
），似无疑义，因为不仅他处无k的踪迹可寻，而且在加拉西（Galassi）陶器的标准字母里亦付阙如。有人要证明它见于这种陶器的拼音表，这无论如何不妥，因为那拼音表只考虑或只能考虑到那个日后通用的埃特鲁斯坎字母的拼音，而k显然不在此列。而且置于字母表末尾的记号，由其位置看来，只是相当于f
，而f
也确是埃特鲁里亚文的末一字母；这拼音表所展示的是埃特鲁斯坎字母表与其标准的差异，绝不能将f
省略。k
在喀尔基斯多里斯字母表里保持其地位甚久，而竟不见于传入埃特鲁里亚的希腊字母表，诚属怪事；但情况也许是，其字母首先传至埃特鲁里亚的那个城市才具有这种地方特色。无论何时，字母中冗赘符号的存废都有武断和偶然因素的影响在内；因此，阿提卡字母表失去腓尼基的第十八符号，而保存字母表中其余业已从注音写法中消失的字母。

(6)
不久以前才为人知晓的普雷内斯特金发夹（RM2，1887），在拉丁语和拉丁文的可读的文物里，以它最为古旧。这个发夹显示m的较晚形式，暧昧莫解的奎里纳尔陶器（A．德雷塞尔发表于Aa I 52，1880），则显示r
的较晚形式。

(7)
十二铜表上的记载留待以后罗马语言学家去研究，我们现在仅有其片断，这些记载应归属这个时期。毫无疑问，这部法典在它产生时，就已被人书写下来，但那些学者并未向原始文本而是向在高卢人焚烧罗马以后才正式书写的抄本去追寻它的原文，这是关于当时恢复铜表一事的叙述所证实了的，由此也可以容易地说明：它的原文根本未显示出他们所熟知的最古老的正字法，尽管在一个这样还被青年用来背诵牢记的文献中，不可能有准确的语言学史料。

(8)
这是被引用的1，227号普雷内斯特发夹上印刻的文字。但是，甚至在菲科隆箱柜上，C已相当于后来的K。

(9)
如C
为Gaius，CN
为Gnaeus；K
则代表Kaeso
。至于较晚的简缩词当然不在此例；较晚时，γ
不用C
而用G
为代表（GAL＝Galeria
），κ
普遍用C
为代表（C＝centum，COS＝consul，COL＝collina
），在a之前，则用K为代表（KAR＝karmentalia；MERK＝merkatus
）。人们有一个时期用k
表示aeo
前面的x
，用C
来表示所有辅音前面的x
音，反之在a
之前用k
，在u
之前用koppae
的旧符号。

(10)
如果此说不谬，荷马诗歌的起源（当然未必与我们现有看法相同）必远早于希罗多德所述的荷马创作盛期（约罗马建城前一百年）；因为古希腊字母表传入意大利，如同古希腊人与意大利人的来往开始，都在荷马以后的时代。

(11)
正如古撒克逊文的writan
原为“撕扯”之意，以后才变为“书写”。

(12)
拉丁人为何用希腊文中相当于υ的符号来代替声音完全不同的f，这个谜已为普雷内斯特发夹所解决。它以fhefhked代替fecit，从而同时证实拉丁字母源自下意大利的卡尔基底人的殖民地。在一个属于同一字母表的彼奥提亚铭文中，在fhekadamoe
（古斯塔夫·迈尔，《希腊文法》，§244 a．E）一词中，也有同一的音结合，而送气的υ
在发音上可能接近拉丁文中的f
。

第十五章　艺术

诗歌是激情的语言，声调灵活，独具一格。就这点而言，任何一个民族莫不有自己的诗歌和音乐。但属于具有独特诗才的民族中，意大利民族过去和现在都不在此列。意大利人内心缺乏热情，他们缺乏使人情理想化和赋予无生命之物以人性的渴望，这恰恰是诗艺的精髓之所在。他们的锐敏目光和他们的优雅机智使他们擅长讽刺，具有讲述故事的语调，正如我们在贺拉斯
(1)

和薄伽丘
(2)

那里读到的那样；这还使他们富于幽默地谈情说爱和开怀歌唱，正如卡图卢斯
(3)

的诗和优美的拿波里民歌所表现的那样；这使他们尤其编演粗俗喜剧和滑稽剧。在意大利土地上，古时曾产生过模拟讽刺的悲剧，近代又产生诙谐的英雄诗歌。在修辞学和舞台艺术方面，古今是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同意大利人比拟的。可是在完美的艺术类型上，他们很难超过精湛艺术的地步。他们的任何一个文学时代未尝产生出一首真正的史诗或一个地道的戏剧。意大利产生的最佳文学作品，如但丁《神曲》一类的宗教诗，如萨卢斯特、马基雅维里、塔西佗和科勒塔（Colletta）的史书，其中包含的修辞多于纯朴的热情。甚至在音乐创作中，无论古今，出现的真正创造性的天才，大大少于技艺，这种技艺迅速升华为高超技巧，并且代替那种真正的内在艺术而把一种空洞无物的、令人心智枯竭的偶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不是艺术的内在领域，如果艺术可以区分内外的话，因为它作为自己的领域已归于意大利人所有；为了使他充分感到美的力量，必须经过他的感官，将它摆到他的眼前才行，只凭观念不能感动他的心灵。因此，意大利人极精于建筑、绘画和雕刻，在古文化时期，意大利人在这些方面是希腊人的高足弟子，到了近代，意大利人成了所有民族的大师。

由于文献残缺，我们不能探求意大利个别民族的艺术观念的发展，尤其不能再谈论意大利的诗歌，只能谈论拉丁姆的诗歌。拉丁诗歌艺术，有如其他每一个民族，始于抒情诗，或说得更确切些，起于原始的节庆行乐，那时跳舞、演奏和歌咏还融为一体，不可分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最古的宗教习惯以跳舞为主，演奏次之，歌咏则甚少。罗马举行胜利庆典，以盛大节庆游行开始，除神像和武士外，庄严和欢快的舞蹈者居于首位；舞蹈分为成人、青年和幼童三队，一概衣着红袄，束铜带，佩长刀，执短矛，成人戴头盔，披挂全副武装；这些人又分为两组，绵羊组穿绵羊皮，罩有杂色斗篷，山羊组则上身裸露，腰围山羊皮。同样，舞蹈团也许是所有祭司团中最古老和最神圣的，在一切公众的游行，尤其是丧礼中，跳舞队必不可少，所以，甚至在古时，跳舞即已成为一种习常职业，但跳舞队出场之处，也就是乐师或笛人出现之地，最古时乐师就是笛人。笛人也是祭祀婚丧所必有，于是笛人行会与古老的公共舞蹈团并立，二者同样古远，可是笛人的地位却低得多。笛人实为江湖乐师一类，他们在每年的节日演出中，无论罗马警察如何森严，仍保持他们由来已久的特权，戴着假面具，酣饮甘酒在街头来回游荡。如果说，舞蹈作为高贵行当而演奏居于其次但仍属必要的活动，因而两者都成立了公共团体，那么诗歌的出现，无论是自发产生或者作为舞蹈团跳舞时的陪衬，似乎是一种偶然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无足轻重的产物。

在罗马人听来，林间万籁俱寂，树叶自吟，乃是最古老的歌曲。孚努斯
(4)

在丛林窃窃私语，悠扬吹笛，时而大声呼啸，长于谛听的人以铿锵有节奏的语言（casmen
，后变为carmen
，源于canere
）重现于人类。与这些为神灵感通的男女们的预言歌同源的，有真正的符咒、消灾治病的咒语，还有止雨息雷或引种子移植的凶歌，不过做这些事时，从一开始就有字诀和音诀并见于世
(5)

。像舞蹈团和其他祭司团的歌舞连祷，在传说中也一样根深蒂固，由来已久：这种连祷辞只有一种传到现在，这是一首由田夫团歌颂战神的舞歌，为赓唱迭和而作，值得抄录在这里：

Enos，Loses，iuvate！

Ne velue rue，Marmar，sins incurrere in pleores！

Satur fu，fere Mars！limen sali！sta！berber！

Semunis alteinei advocapit conctos！

Enos，Marmar，invato！

Triumpe！

(6)

向众神说

家神啊，保佑我们吧！

战神，战神啊，千万不要让

死亡和毁灭侵袭万民！

该满足了吧，可畏的战神！

向单个的祭司说｛跳向门槛，站住，踩它！

向全体祭司说｛你们先喊，再喊，一齐喊塞蒙尼！

向神说｛战神，战神啊，请保佑我们！

向单个的祭司说｛跳吧！

奥古斯都时代的学者们把这首歌和萨利亚人歌谣的同类片段作为他们母语的最古老的文献。这些诗歌的拉丁文之于十二铜表的拉丁文，无异于尼贝龙根（Nibelungen）语言之于路德语言；无论就其文字还是就其内容来说，这些令人尊敬的连祷文大概可以与印度的吠陀经媲美。

赞颂歌和讽刺歌已属于较晚时期的了。即使没有古代警卫反对讽刺歌的措施来确证此事，但我们从意大利人的民族性可以推知，古时讽刺歌谣在拉丁姆已盛行。但赞美歌却渐臻重要。如果一位公民死后出殡，那么，随灵柩之后有一位女眷或女友在笛人的伴奏下跟随唱着哀悼死者的挽歌。同样，那时外出赴宴时，按当时习俗也有男童随从其父。在宴会席上，男童轮流唱赞歌，时或伴以笛声，时或朗诵歌词，没有伴奏。成年男子在宴会中轮流歌咏的习俗大概是后来从希腊人那里借用来的。关于赞祖歌更详细的情况，我们所知不多；可是不言而喻的是，他们描写叙述，或与诗情要素并行发展史诗，或者从中发展史诗的特色。

在原始的、无疑可以追溯到各民族分离之前的万民狂欢节、欢乐舞蹈或称萨图拉娱乐活动中，其他的诗歌因素也起着作用。在这种场合下，总是不乏歌唱；但这些因地制宜的娱乐活动在公共节庆和结婚时和首先在切合实际的欢乐场合举行。在这些场合，几个舞人或几组舞人队在表演，互相交错穿插，边歌边演，其动作不免掺杂一种当然以戏谑为主的并往往带有放荡不羁的色彩。这样不但产生了更番轮唱的歌曲，如后世所谓的费斯肯尼诗歌，而且还培植了一种民间喜剧的要素，意大利人对于外在的和滑稽可笑的事物很敏感，而且喜好手势表演和化装舞蹈，所以，民间喜剧在意大利，可谓正是培植在最适宜的土地上。

罗马叙事诗和戏剧的这种萌芽现已荡然无存。祖德诗由历代相传而来，自不待言，只看儿童常朗诵这种诗歌，便足以证明此诗的盛行；可是，即在老加图时代，这种诗和剧也已完全绝灭。但当时和很久以后，喜剧，如果人们可以名之为喜剧，却全是即景之作。因此，除节拍、伴奏的音乐和合歌的舞蹈，或甚至假面具之外，这种民众诗歌和民众乐曲却无一传到后世。

我们所称的韵律是否存在于远古时代，尚存疑问；田夫团祭司的连祷未必顺从于一种由外界所定的诗韵模式，在我们看来，不过是一种生气勃勃的诗歌朗诵。另一方面，我们以后遇见一种很古的格律；所谓萨图拉
(7)

或孚努斯曲调，这是古希腊人所无，推测这种诗体与最古的拉丁民歌同时兴起的。下列当然属于远为较晚时期的这首诗可令人从中窥其一斑。

Quod ré suá difeidens—ásperé afleicta

Paréns timéns heic vóvit—vóto hóc solúto

factá poloúcta—leíbereís lubéntes

Donú danúnt

se vóti—crébro

唯恐灾难降临——将福祉重重损害，

祖父心忧发誓——誓言如蒙应验，

愿捐什——供祭祀设宴——子孙心甘情愿

奉献赫拉克勒斯——他的劳苦功高；

同时他们恳求你——请你常常倾听他们的禀告。

戏谑歌和颂赞歌都似乎用萨图宁曲调齐声唱出，当然有笛子伴奏，大概唱歌时，每行的停顿都特别明显，在轮唱时，第二个歌手大概在此续唱诗行。萨图宁诗体一如其他见于古罗马和古希腊的诗体，都以声音的长短为基础；可是在远古各种诗律之中，不仅或许以此体为最粗陋，因其大多不拘格律，而且最大幅度地将短音任意省略，其结构不很完美，半行用短长律，半行用长短律，两半对立，极不适于发展一种能满足比较高一级的诗作所需的诗韵体裁。

拉丁姆的民间音乐和合唱跳舞的基本要素必定确立于此时，但现已泯灭无闻；只是我们听说拉丁人的笛子短而细，只有四个眼，如其名称表明，它原是用某种动物的小腿骨制成的乐器。

最后，有人把日后的拉丁民间喜剧或所谓阿特兰那剧（Atellane）的固定角色，如丑角玛库（Maccus）、老饕布科（Bucco）、慈父帕浦斯（Pappus）、智者多塞努斯（Dossennus）等所用的面具均为最古的民间艺术所有；与意大利傀儡喜剧中的两仆潘达龙（Pantalon）和多托雷（Dottore）相比，既巧妙又确当，但说这些面具属于拉丁最古的民间艺术，自然还未有充分的证明；然而，在拉丁姆，民间戏剧对面具的应用早在荒古时代，而在罗马的希腊戏剧却在建城后一百年才采用，而且这些阿特兰那面具确是起源于意大利，且是即景所作，如没有固定的面具从而给予戏子在全出戏里的长久地位，戏剧的产生也就不可思议的了，这样，我们将固定面具与罗马话剧相联系，或者确切地说，可以把固定面具视为罗马戏剧的开端。

如果说，我们对拉丁姆最古的土著文化和艺术所知很少，那么，我们对最古罗马人最早在这方面受到的外来启示知道得更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在此提到的外国语，尤其是希腊语的知识当然对于拉丁人来说一般地生疏的，正如有关西彼拉神谕的指示对此证实的那样；但在商人里却不乏其人，而且与希腊密切有关的写读知识也被拉丁商人同样学到了。然而，古代世界的文化却不是以外国语知识和基本的熟练技能为基础的，比这些传说更重要的是，拉丁人很早从古希腊人得到音乐艺术的基本知识，这对拉丁姆的发展有影响。在这方面，正是古希腊人对于意大利人发生影响，而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则否，意大利人在音乐方面所受的激励在迦太基和凯雷都未有其踪迹。腓尼基人和埃特鲁里亚人的文明形式可大致认为是混种型的，因而也就是不能再生育型的
(8)

，可是希腊的影响却不能不产生结果。希腊的七弦琴，即所谓“弦”（fides
，源于希腊文的“肠”；又称barbitus
来自希腊文的
）与拉丁姆土制的笛不同，在那里一向被视为外来乐器；可是，琴的希腊名称横受歪曲，而且琴甚至应用于宗教仪式
(9)

；可见它被拉丁姆吸收必是很早时候了。拉丁人愿接受与其奠基于民族诗库的表现相结合的希腊雕刻作品，可见，在此期间希腊神话早已传入拉丁姆。古拉丁人把Persephone
讹为Prosepna
，把Bellerophontes
讹为Melerpanta
，把Kyklops
讹为Cocles
，把Laomedon
讹为Alumentus
，把Ganymedes
讹为Catamitus
，把Neilos
讹为Melus
，把Semele
讹为Stimula
，从这些讹误，可见拉丁人在如何久远之时即已闻听复述这些故事了。但最后特别要说的是罗马的主要节庆即罗马城市节，即使它不导源于希腊，它后来的设置大概也受希腊的影响。作为特殊的感恩节庆，定期以一位将帅出征前向神所作的誓言为依据，并因此通常在国民军秋季回国时向卡皮托尔的朱庇特和与之同置一殿的众神祭祀。在节庆游行中，民众结队前往竞技场，该场位于帕拉廷山和阿文廷山之间，四周竖木桩为界，内有比武场和观众台：整个游行队伍前列是罗马的男童，按国民军骑兵队和步兵队的编制排成队伍，其次是竞技选手和前已述过的舞蹈团，每团各有独特音乐；再其次是侍奉神祇的人，手持香炉和其他法器，最后是载着神像的车。献技表演本身与原始时代作战情形一般无二，有乘战车作战，也有骑马和步行的竞赛。首先是战车急驶，每车按荷马所描述的样子，载着一名掌车手和一名斗士，随后斗士们从马背跃下，然后出现骑士们驰骋，按罗马格斗方式，每人骑一马，手牵一马；最后出现的是步兵斗士，束以腰带，上身裸露，相互竞走，相互角逐和斗拳。每一种竞技仅举行一次，而且竞赛者不超过两人。胜者获得花冠，花冠由朴素的树枝编成，法律规定，允许胜者死后将花冠置于灵柩之上，引以为荣。这个节日只有一日即告完毕，除竞技外，大概还有充分时间举行狂欢会，各跳舞队显艺，特别表演他们的滑稽剧，也许还有其他表演，如男童骑术竞赛。
(10)

在实战中赢得的荣誉在这一节庆中也起了作用；这一天，勇猛的战士以被杀敌人的装备供人展览，怀有感激心情的民社给戴上花冠，如同对竞赛得胜的人。

这就是罗马胜利节或城市节的情形，我们也可想见罗马的其他公共节庆与此相似，即使规模较小。举行公葬时有舞蹈表演，如果还有其他表演，则是赛马；遇有这种情形，常事前由公共宣告人特邀各界公民前往参加。可是，这种城市节虽与罗马人的风俗习惯关系密切，但在基本上却与希腊人的民族节庆相符；尤为重要的是，宗教大典与战士的角力表演合并举行这种基本思想；所选择的各种竞技相同，据品达（Pindar）的见证，奥林匹亚赛会一开始就有竞走、扭斗、拳斗、赛车、投枪、掷石；胜利获奖情况也相同，无论在罗马还是在希腊民族节庆时，花冠不奖给车夫，而奖给畜力车主；最后，一般的爱国举动及奖赏也列入普通的民族节庆活动之中。这样的吻合绝非出于偶然，而是远古时代民族共同体的—种残余部分，或是最古时期国际间相互交往的一种结果；后一种假设的可能性较大。我们所知这样一种形式的城市节绝不是罗马最古设施之一，因为竞技场本身是王政时代后期所营建；正如当时罗马改革宪法是在希腊的影响下进行的，所以同时在城市节中，希腊的各种竞走与旧式娱乐一并举行，如跳跃（triumpus
）或甚至秋千（秋千在意大利渊源久远，在阿尔巴山的节庆里仍长期沿用），以致在某种程度上有将旧式娱乐排挤之势。此外，用战车实际作战，在希腊还有些踪迹可找，但在拉丁姆却已没有了。最后，希腊名词竞走场（多里斯语为
）很早就传入拉丁文，成为Spatium
，意义相同；甚至对此还有一个明显的见证，罗马人的赛马和赛车从图里（Thuriner）人那里借用来的，反之，还有说法，是从埃特鲁里亚那里传来的，这样，除音乐和诗歌受古希腊人的启示外，罗马人似乎也在体操竞赛上获得希腊思想的教益。

因此，在拉丁姆不但存在希腊文化和艺术赖以成长的同一基础，而且它们本身很早大大影响于拉丁姆。拉丁人不但懂得体操锻炼的基础知识，因罗马男童都像每个农家子弟那样，学会骑马、驾车、狩猎，罗马每位民社公民同时又是战士，而且舞蹈艺术自古为公众所重视，以后随着古希腊的竞技传入，很早就获得有力的推动。在诗歌方面，古希腊的抒情诗和悲剧从类似歌谣中成长，如同罗马节庆歌曲的表演那样；颂祖歌含有史诗的萌芽，面具滑稽剧含有喜剧的萌芽，这两者均不乏希腊的影响。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种子不都能萌芽滋生或变得衰败。拉丁少年的体育始终是茁壮而熟练，但是距离古希腊体操追求体格健美培养的思想很远。古希腊人的公众竞技传入意大利以后，并未改变它的规程，而改变了它的本质。竞技应是公民参加的竞技，而且最初在罗马必也如此，但以后却变成了特技骑师和特技格斗者的竞赛；如果说，参加希腊节日竞赛的首要条件是证明其出身于自由的希腊人，那么，罗马的节日竞赛却不久便落入释免奴和外国人之手，甚至落入奴隶之手。因此，参与竞赛者变成了旁观的观众，而得胜者的花冠原来被称为希腊的真正标志，而以后在拉丁姆却几乎无人再提起它了。

诗歌及其姐妹的遭遇亦类似。只有希腊人和德意志人拥有自发流淌的诗歌泉源；但缪斯女神金瓶里的水却只有几滴洒到意大利的绿色土地。在意大利没有创造出真正的神话。意大利的群神都是而且一直是抽象的观念，从未升华到真正人化的形态，或者可以说，从未隐形于人。同样，对意大利人来说，人即使是最伟大和最高尚的，但总是凡人，毫无例外；他们不像在希腊那样，在眷恋的回忆和挚爱缅怀的往事中，升华为民众心目中神化了的英雄。但是最重要的是，民族诗歌在拉丁姆没有得到发展。文艺，尤其是诗歌，能打破各民社之间的隔阂并从各部落中缔造出一个民族，从各民族中缔造出一个世界，这就是它们最深厚和最高尚的效用。正如当今在我们的世界文学中和通过它能消灭文明民族之间的差异那样，同样，希腊诗歌艺术也曾将家族狭隘自私的观念化为希腊的民族意识，并将它化为人文主义。可是，在拉丁姆却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在阿尔巴和罗马也有诗人，但没有产生拉丁史诗，甚至更可想见的，并未出现像赫西俄德
(11)

的《工作与时日》一类的农人问答诗。拉丁联盟节很可以变成希腊人的奥林匹亚赛会和地峡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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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民族艺术节。正如围绕征服伊利昂（Ilion）展开许多传说的话题那样，与阿尔巴的沦亡相关的传说大概也会是这样；拉丁姆的每一个民社、每一个望族无不可以从中重新发现自己的发祥故事，或将此故事编入这些传说。但这两种情况都未发生，意大利始终没有民族诗歌或民族艺术。

从中势必得出推论，拉丁姆艺术的发展是一种枯萎，而不是一种繁荣，这已由流传下来的史料确定无疑地证实了。无论何地，诗歌多为妇女所开创，而不是男子；符咒歌和挽歌首先属于她们的创作，无怪拉丁姆的诗歌女神加斯美内和卡门提斯，一如希腊的缪斯女神，也被目为女性。但是，在希腊有过这个时期，诗人代替女歌手，阿波罗成为缪斯女神之头目；拉丁姆却没有出现过民族的诗歌之神，古拉丁文也没有代表诗人这个名称。
(13)

在拉丁姆诗歌的势力相当薄弱而且很快萎靡不振。音乐艺术的运用在这里很早只局限于妇孺以及行会内外的手工艺匠。上文已经说过，妇女唱挽歌，男童唱酒宴歌。宗教连祷也多半由儿童朗诵。乐师属行会职业，而舞蹈者和受雇哭灵的妇女则属非行会职业。如果说，在希腊，跳舞、演戏和歌唱始终是受人尊敬的行当，它为公民和其所属的民社增添光彩，在拉丁姆原先也是如此，那么，以后在拉丁姆多数公民认为这些艺术乃空洞无益之事，日甚一日地疏远它了，艺术愈是公开表演并受外国影响愈深，这种状况也就愈烈。吹土著的笛子尚为人所容，可是弹希腊竖琴则遭歧视，民族面具戏是容许的，但外国的扭斗比赛似乎不但被人漠视，而且被认有伤体面。正当希腊艺术逐渐成为希腊每个人的和希腊人全体的共同财富，因而从中发展为一种普遍教育，但在拉丁姆，艺术却在全民族意识中逐渐幻灭；它们既沦为各方面微不足道的手艺，同时在这儿也未发展出一种传教青年的普遍的民族教育思想。青年教育始终仅限于最狭隘的家庭生活。男童不得离开其父而陪伴他手执锄犁镰刀在田间作业，而且如父被邀做客或去元老院，随他到朋友家或同去会议场所。这种家庭教育大概适合于完全为家为国培养人。父子长久共同生活，成长中的青年敬畏成熟的长者，成熟的长者敬重天真烂漫的青年，在这些基础上建立家庭和国家传统的牢固性、家庭关系的亲密性，罗马生活殷实的严肃态度和守礼重德的性格。实际上，这种青年教育也是一种创制，含有平凡质朴而几乎不是自觉的智慧，既单纯而又深邃。可是，这种创制尽管令人欣羡，但不可因此忽略这一点：只有牺牲本来意义上的个人修养和完全放弃缪斯女神的既可爱又危险的秉性，这种做法才能实行和办到。

对于埃特鲁斯坎人和萨贝利人的音乐艺术的发展，我们所知很少。
(14)

至多只能提及埃特鲁里亚的跳舞者（histri，histriones
）和笛人（subulones
）很早（也许比罗马还早）从自己的艺术中发展为职业，他们不但在本地演出，而且还到罗马公开献技，所得报酬甚微，所得荣誉更少。更值得注意的是，埃特鲁斯坎人举行的民族节系由一名联盟祭司代表全部十二个城去筹办，竞赛与罗马城市节的无异；然而，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即在达到一种民族的、凌驾于几个民社之上的音乐艺术上，埃特鲁斯坎人在多大程度上优于拉丁人。对此，我们不再能得到答复。另一方面，大概在埃特鲁里亚已在较早时期就已奠定了深奥的，特别是神学和占星术方面的废弃物的基础。以后托斯卡人通过这一基础在腐朽学说从全面衰败中盛行起来时竟与犹太人、迦勒底人和埃及人一起把这种学说奉为神明智慧的原始渊源而引以为荣。

至于萨贝利人的艺术，我们所知的也许就更少，可是由此推论说萨贝利人的艺术同其邻近各族的艺术相近，这当然不妥。可是相反地，就我们一向所知的意大利三大民族的性格而言，我们可以推知，在艺术天才上萨谟奈人与希腊人最相近，埃特鲁斯坎人可能距希腊人最远；对这一假设有如下事实为证，罗马诗人中最为重要和最富有特色的，如奈维乌斯、恩尼乌斯、卢奇利乌斯和贺拉斯都生于萨谟奈人所居之地，而在罗马文学里，有阿勒提人迈凯纳斯，此人在所有心智衰退的、玩弄词藻的宫廷诗人中最令人作呕；还有沃拉帖雷人佩尔修斯，此人十足狂妄自大，意志薄弱，是热衷于作诗的青年。除他们外，几乎无人能代表埃特鲁里亚了。

如前所述，建筑艺术的初步知识乃是各族的古老的共同财富。建筑术是以营建住宅为开端，在希腊人和意大利人那里并无二致。一个四方形居室以木材建造，上盖一个茅草的或木板条的尖顶，屋顶开一孔（cavum aedium
），以泄出烟气，并引进阳光，这孔正对着地上一个盛雨水的洞。在这个“黑屋顶”（atrium
）底下，一家做饭吃饭；家神也在这里祭祀，合婚床和棺架也都放在这里，主人也在这里会客，主妇也坐在这里纺织，未婚女儿环绕着她。屋无门廊，除非我们把屋门与街道之间的无遮蔽的地方当作门廊，称之vestibulum
，这是穿衣处，之所以得名，因人在室内走动时常穿衬衣，只在外出时才披上长袍。住室四周或有寝室和储藏室，除此以外，宅内没有分隔房间，更没有楼梯和楼层。

是否和多大程度上从这些开端中兴起一种意大利民族的建筑，对此我们不能断言，因为在这方面，希腊影响在最早时期即很强大，而且，即使以前已有初步的民间建筑，也几乎全被压倒。据我们所知，最古的意大利建筑，其所受希腊建筑的影响也不亚于奥古斯都时代的建筑。凯雷和阿尔修姆的原始坟墓以及最古老的、不久前才发现的普雷内斯特坟冢，恰似奥科美诺斯和米凯奈的宝库，坟顶也以逐层渐进的石块砌成；而以一块大石封顶。在图斯库鲁姆城垣边，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其屋顶亦属此类，卡皮托尔山麓的井舍（tullianum
），原来也是这样，后来它的屋顶由于在上面修造建筑物而被拆。阿皮努姆（Arpinum）和米凯奈的城门建筑方法相同，形式也相似。阿尔巴湖的排水渠与科派湖的极为相似。所谓凯克罗普式的环城常见于意大利，尤其常见于埃特鲁里亚、翁布里、拉丁姆和萨宾等地；虽然现存的城墙大半也许是很晚的建筑，有几座确是罗马纪元七世纪所建，可是按其设计，这种环城必为意大利最古的建筑物。它与希腊的无异，有时用未经加工琢磨的大石块极粗糙地砌成，镶以小石块以填补空隙，有时以正方石块横砌累层
(15)

，有时以琢磨过的多边形石块互相密砌。至于选择哪种方式，大概通常要视材料而定，正因为如此，在罗马未有过多边形建筑，因为最古之时罗马建筑只用凝灰岩作建筑材料。第一、二种较简单的方法很相似，对此，我们推断其所用材料和建筑目的；可是，尚很难被认为属于偶然的是，多边形石墙的工程精美，城门一概有向左转弯的门道，以使进攻军队没有掩护的右侧而暴露于守军的攻击之下；这两点均为意大利和希腊的城堡所共有。又有一个重要暗示寓于如下事实之中：在意大利，只有在既未为希腊人所征服、仍同他们交往频繁的地方才有这种石墙工程；在埃特鲁里亚，多边形石头建筑仅见于皮尔基以及距离它不远的科撒（Cosa）和萨图尼亚（Saturnia）两城；皮尔基城垣的营造法式，尤其是它那有意义的名称“谯楼”，正如提林（Tiryns）的城垣，均可确切地归功于希腊人；这座城垣至今仍屹立于我们面前，意大利人学造城墙，十之八九是以这种城垣为模式。最后说到庙宇，庙宇在王政时期称为托斯卡尼式，而且是被认为在格局种类上与希腊各种庙宇结构相协调的。不但大致与希腊庙宇相似，而且也是一块通常由方形墙围绕着的空间（cella
），其上覆盖着一个由围墙和柱子支撑着的、向下倾斜的屋顶；而且在各细节上，特别是柱子的本身及其建筑特点，也完全依从希腊模式。根据这一切，有可能而且本身可信的是，在意大利与希腊人接触以前，其建筑术原仅限于木棚、鹿寨和土石堆砌的假山，以后仅因效法希腊人的榜样，并有希腊人的精良工具，罗马人才用石建筑。几乎无可怀疑的是，意大利人从希腊人那里才学会用铁，也由希腊人那里得到制造灰浆法、机械、测量杆和精巧的格子细工。所以，我们几乎不能说意大利特有的建筑术。但在意大利住宅的木工建筑中除了接受希腊影响而产生的变动外也保存和发展出许多特色，而这些住宅建筑又复影响于意大利的庙宇建筑。但意大利的房屋建筑的发展源于埃特鲁斯坎人。拉丁人，甚至萨贝利人，仍固守其祖传的木棚房和一种很古的习俗，即仅给鬼神一块圣地，而不给他们建一间圣所，但那时埃特鲁斯坎人已开始用艺术方式改造其住宅，然后按照人类住宅的模式为神修庙，为鬼建立墓穴。拉丁姆受了埃特鲁斯坎人的影响才迈向这种豪华奢侈的建筑；最古的神殿建筑格式和最古的房屋建筑格式均称为托斯卡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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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明证。至于说到这种转借性质，希腊神庙可能也模仿帐篷或住宅的一般轮廓，但它是主要用细方石建造成，上盖瓦顶；在使用石料和陶土所决定的比例中，为它发展出必然和美的规律。另一方面，在木造的人类住宅和石造的神庙之间的这种希腊式的明显区别，对埃特鲁斯坎人来说，始终是生疏的。托斯卡尼式神庙独具的特色是，平面布局接近正方形，山墙较高，各圆柱间的距离较大，特别是屋顶坡度增大，屋梁显然突出于支柱以外，在总体上，这都是由于神庙较近似住宅和木建筑的特性所致。

造型和绘画艺术的起源比建筑为晚，房屋必须先造，而后进行装饰山墙和四壁。在王政时期的意大利，这些艺术大概还没有真正兴起，只有在埃特鲁里亚，由于那里商业和海盗业早已积累了巨大财富，故艺术，或者说是手工艺（如果你愿意这样说）极早就得以立足。希腊艺术曾影响到埃特鲁里亚，它那时仍处于颇为原始的阶段，正如当时仿希腊艺术的作品证明了这一点，埃特鲁斯坎人可能在不很晚的时期就向希腊人学到制陶冶金之术，他们那时还从希腊人那里借用字母表。可确定为此时期作品的，只有波普罗尼亚的银币，这种银币给人的印象是，当时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技巧似乎不很高超。然而，在埃特鲁斯坎人最佳的青铜作品中为后世艺术行家所极为推崇的，正是属于这个原始时期的；还有埃特鲁斯坎人的赤土陶器也不可小视，因为罗马神庙中所陈列的最古陶制品均为维爱人所造，如卡皮托尔山的朱庇特神像和庙顶的四驾马车；此类置于庙顶的大装饰品被后世的罗马人通称之为“托斯坎作品”。

另一方面，那时意大利人的土著雕刻和图案还只是初见于世，不但萨贝利人的如此，拉丁人的也是如此。最重要的艺术作品似乎都是在异国制造的。前已述及所谓在维爱制造的陶像。据最近的挖掘表明，埃特鲁里亚所造的青铜器，刻有埃特鲁里亚铭文，即使不在拉丁流行，但至少在普雷内斯特流行过。阿文廷山上罗马拉丁盟庙里的狄安娜像被认为是罗马最古的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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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似马赛利亚地方厄斐索斯的阿尔忒米斯女神像，或许也是埃利亚或马赛利亚的作品。罗马自古以来就有陶工、铜匠和金匠的行会，这几乎是唯一证明罗马人自己的雕刻和图案的存在；但关于他们的艺术观点，今天再也无法具体说清。

如果我们要从最古老的艺术史料和艺术实践的档案材料中取得合乎历史的结论，那么，首先最明显的是，意大利的艺术，如同意大利的度量衡和意大利的文字，显然不是在腓尼基人的影响下，而是在古希腊人的影响下发展的。意大利艺术的各个方面，无一不是以古希腊艺术为其明确的楷模；就此而论，制作彩陶像必是意大利最古的艺术无疑。它始于三位希腊艺人，雕塑家欧克尔（Eucheir）、装修家狄奥普（Diopos）和绘图家欧格拉摩（Eugrammos），此传说可谓完全有据；不过，这种艺术是否从科林斯直接传来，是否直接传至塔昆尼，仍是非常可疑。对独立发展的艺术形式固无踪迹可寻，对直接模仿东方模式也无从考证。如果说，埃特鲁里斯坎人石工原先墨守埃及的圣虫或甲虫模式，但在埃及，这些圣虫在很早时期是被模仿雕刻的，因为在埃吉纳就有这样一种刻有极古希腊铭文的石甲虫出土，所以，这种圣虫很可能经希腊人之手传到埃特鲁斯坎人那里。意大利人或许从腓尼基人那里买来，但他们只是向希腊人学习。

最初传给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模式，究竟从哪一个希腊种族来的，这是另一个问题，对此还没有肯定的答复，可是埃特鲁里亚艺术与最古的阿提卡艺术之间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关系。埃特鲁里亚的三种艺术，即墓画、影像画和石刻，至少在后世的埃特鲁里亚流行甚广，但在希腊却流行得极为有限，迄今受到重视的只在希腊本土的雅典和埃吉纳。托斯坎的神庙既不与多里斯式的，也不与爱奥尼亚式的完全相似；但在重要的特点上，如庙内四周的柱列以及每一柱下置一基脚，埃特鲁里亚式却仿效较晚的爱奥尼亚式。正是这种还充满多里斯色彩的爱奥尼亚—阿提卡式的建筑风格，就一般营造法式而言，在一切希腊建筑风格中与托斯坎建筑风格最为相近。对拉丁姆来说，在艺术史上肯定的交往踪迹几乎是没有的。但确切地说，不言而喻的是，如果一般通商往来的关系也对艺术模式的输入有决定性作用，那么，就可以确认，坎帕尼亚的和西西里的希腊人，在字母表方面，而且也在艺术方面，都曾是拉丁姆的导师；阿文廷山的狄安娜女神与厄斐索斯的阿尔忒米斯女神的相似，至少与这个假设不相矛盾。此外，埃特鲁斯坎人较早的艺术自然也是拉丁姆的楷模。但对萨贝利各族来说，希腊字母表以及希腊的建筑艺术和造型艺术也很熟悉，虽然它们只经过更西边的意大利民族的中介才得以传来。

但如果最后要判断意大利各民族的艺术才能，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当然在艺术史较后的各阶段上突出地显示出埃特鲁斯坎人虽从事艺术实践较早，有过较大规模和较富有成果的劳动，但他们的作品在目标正确性和有用性上、不少也在心智和审美上，都不及拉丁人和萨贝利人。诚然，时至今日，这种情形仅见于建筑。多边形石墙工程既合用而又美观，实常见于拉丁姆及其内陆，而在埃特鲁里亚却很少见，甚至凯雷的城垣也非多边形石块砌成。拉丁姆的宗教拱门和桥梁为人所推崇，在艺术史上也为人值得注意
(18)

，可以预料罗马的水道和罗马的执政官大道于是出现了。另一方面，埃特鲁斯坎人既仿效希腊人的瑰丽建筑，同时也败坏其风格。他们既借用石料建筑的成规于木材建筑，又没有变通使用的完美技巧。他们的低屋顶和间隔很宽的柱列，引用古建筑家的话来说，使他们的神庙具有一种“沉重、鄙俗、散漫、笨拙的气象”。拉丁人讲究彻底的现实主义，在希腊丰富的艺术宝库中投其所好的很少，可是一经他们采纳，他们便切实诚恳地取为己有；就多边形石墙建筑的发展而言，他们也许是青出于蓝。人以机械的方式获得技巧，又以机械的方式保守它，埃特鲁里亚艺术就是这种情形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可是，这艺术与中国的艺术一样，都不是善于博收众长的证明。学者既久已不再从埃特鲁里亚艺术中汲取希腊的艺术，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也不得不决意将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从意大利艺术史上的首位降至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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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贺拉斯（公元前65—前8），罗马杰出诗人，著有《诗集》，该著和《论诗艺》对西方诗歌有很大影响。——译者

(2)
薄伽丘（1313—1375），欧洲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先驱。著有《田园诗》等重要作品。——译者

(3)
卡图卢斯（约公元前84—约前54），古罗马最杰出的抒情诗人。——译者

(4)
孚努斯系罗马的森林和田野之神，畜群和牧人的庇护者。——译者

(5)
老加图（《农业志》，160）举出一种治疗扭伤筋胳的有效咒语：hauat hauat auat ista pista sista damia bodannausfra
，我们固然莫名其妙，那发明此咒语的人可能也莫名其妙。除此以外，当然还有其他咒语，如有人求助治疗痛风，空腹心想另一人，三番几次地抚摸地面，口吐唾沫，并念念有词：“我想你，请帮我治治脚。让灾归于大地，让健康归于我。”（terra pestem tenneto，salus hic maneto
．瓦罗，《农事诗》，1，2，27）

(6)
Nos，Lares，iuvate！Ne veluem（＝malam luem）ruem（＝ruinam），Mamers，sinas incnrrere in plures！Satur esto fere Mars！In limen insili！sta！verbera（limen？）！Semones alterni advocate cunctos！NOS，Mamers，iuvato！Tripudia
！头五行重复三次，结尾的呼声重复五次，译文很没有把握，尤其是第三行。

奎里纳尔陶器上的三行文字是这样的：ioue sat deiuosqoi med mitat nei ted endo gosmis uirgo sied—asted noisi ope toitesiai pakariuois—duenos med feked（＝onus me fecit）enmanom einom dze noine
（可能＝die noni
）med malo statod
，肯定可以理解的只是个别的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前我们以为是翁布里和奥斯坎语的形式，如形容词pacer和相当于et的不变词einom，在这里似乎是古拉丁语。

(7)
此名大概仅意谓“歌律”，因为Satura
（萨图拉）原是万民狂欢节所唱的歌曲。播种之神Saeturnus
或Saiturnus
，后改称Sāturnus
，其名也出于同一语根；他的祭节名Saturnalien
（农神节），确是一种万民狂欢节，滑稽剧原来可能主要在这个节日表演。但萨图拉与农神节的关系无证据可考，把农神诗律与农神直接联系起来，从而把第一音变成长音，大概是到后世才有的。

(8)
说到从前罗马男童曾受过埃特鲁斯坎文化的教育，后来他们又受希腊文化的教育（李维，9，36），此说与罗马青年教育的原始性质不合，也没有看到罗马男童在埃特鲁里亚学的何物。甚至近代最拥护塔格斯教的人士也不承认学习埃特鲁斯坎文当时在罗马所起的作用，犹如我们现代学习法文一样。对一个非埃特鲁斯坎人来说，欲了解埃特鲁斯坎人的占肠术为自己所用，这是可耻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可能的（K．O．米勒，《埃特鲁斯坎人》，布累斯劳，1828，第2卷，第4页）。旧籍载有实用主义式的故事，如说到斯凯佛拉（Mucius Scaevola）与波森那（Porsena）的谈话，便说斯凯佛拉幼时曾学过埃特鲁斯坎文；也许这是罗马共和国末期崇拜埃特鲁斯坎文化的考古家从那些故事编造出来的（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5，28；普鲁塔克，《普布利科拉传》，17；参阅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3，70）。不过，曾有一个时期，罗马对意大利实行统治时，需要过高贵的罗马人多少能懂些当地语言。

(9)
对祭礼用琴可以作证的有西塞罗《论演说术》，3，51，197；《图斯库鲁姆谈话录》，4，2，4；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7，72 ；阿庇安《布匿战记》，66；以及奥勒里的铭文2448，vgl 18030；挽歌（nenien
）也用琴（瓦罗，见于诺尼乌斯，在nenia
和praeficae
项下），可是弹琴仍为无礼的举动（西庇阿，见于马克罗比乌，《农神节》，2，10等）。罗马纪元639年，政府禁奏音乐，只把“拉丁人吹笛人同伴唱歌手”排除在外，而奏琴者却不在此列；筵席上的宾客唱歌只能用笛子伴奏（加图，见于西塞罗的《图斯库鲁姆谈话录》，1，2，3；4，2，3；瓦罗，见于诺尼乌斯，在assa voce
项下；贺拉斯，《歌集》，4，15，30）。昆体良所说的（《演说教育》，1，10，20）却与之相反，他把西塞罗叙述的神宴谈话误用到私人的宴会。

(10)
这个城市节原是只能一日即毕，因为公元前六世纪，该节仍以四日演舞台戏，以一日进行竞技表演（F．W．里赤尔，伯勒尔加论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莱比锡，1845年，第1卷，第313页）；舞台戏仅系后来所加，人皆知之。每种竞斗原只举行一场之说出自李维，44，9，如果说，竞赛一日多达二十五对车相继驰骋（瓦罗，见于塞尔维，《农事诗》，3，18），那么，这是一项革新。罗马任何时代举行赛车，参赛的车数常与所谓“帮”（Faktion）数相等，而最初的帮只有两个，一为白帮，另一为红帮；由此可知竞赛的车只有两辆，而且骑手和角力士也各有两名。竞技表演中有贵族青年的骑术比赛，即所谓Troia，后为恺撒所恢复，这是人所熟知的；这种游戏无疑必与狄奥尼修斯所述（7，72）男童国民军马队的表演有关。

(11)
赫西俄德（创作时期公元前8世纪），希腊最早的史诗诗人之一。著有《神谱》等，后来成为诗人歌手。——译者

(12)
地峡赛会系每五年在科林斯举行的敬神竞技会。——译者

(13)
Vates
一词初时或指“领唱者”而言（因为舞蹈团的Vates
应如此理解），以后在古老的语言用法中与希腊文的
相近，此词属宗教礼仪中所用的词，后来用它来指诗人时，始终保存其附带的意义，即“充满灵感的歌手”，亦即缪斯女神的祭司。

(14)
Atellanen（阿特兰笑剧）和Fescenninen（费斯肯尼诗歌）不属于坎帕尼亚和埃特鲁里亚艺术，而属于拉丁艺术，我们将在适当时候展示。

(15)
塞尔维城垣就是这种形式。它一部分由加固的山坡构成，在它的前面筑有一堵四米厚的挡土墙；另一部分由在中间空间地区内修筑的一堵土墙构成，尤其是在维米纳尔和奎里纳尔两山丘一带，在那里从埃斯奎林城门至科林尼城门并无天然屏障。此土墙外侧以一道类似的挡土墙隔开。据古人的可靠记载，壕沟深三十尺（长度），宽一百尺，在土墙前延伸，挖沟的土就用来筑墙。胸墙已没有一处保留。挡土墙则在后世已被发现有广泛的遗迹。火山石块凿成长方条石，平均高和宽六十公分（等于二罗马尺），长则从七十公分至三米不等，未使用灰浆，交替地一层长边向外，一层仄边向外，多行平行累砌。

1862年在内格罗尼别庄发现了塞尔维城垣接近维米纳尔门的一段，它用大块火山石作基础，每块长、高和宽约为三至四米，外墙就是在这样的根基上耸立。墙后所筑的土墙，顶面宽约十三米，足有四十罗马尺。它的材料是同类质地和同样大小，如同筑墙时所通用的。整个墙的防御工事，连用方石块修筑的外墙计算在内，宽度达到十五米或五十罗马尺。用铁钩钉连起来的椒色岩块，是后来维修时添加的。与塞尔维城垣很相似的是，在帕拉廷山坡向卡皮托尔山一侧的Vigna Nussiner
以及帕拉廷山其他地方发现的城墙，据约尔旦（《古罗马城的地貌》，第2卷，柏林，1885年，第173页）所说，这是帕拉廷罗马的寨墙的遗址，大致不错。

(16)
Ratio Tusanica；Cavum aedium Tuscanicum
．

(17)
如果瓦罗（见于奥古斯丁，《上帝之城》，4，31，参见普鲁塔克，《努马传》，8）说，一百七十余年之间，罗马人敬神未曾用过神像，那么，他显然想到的是这种远古的雕像，因为据惯常的编年史推算，这种雕像奉献于罗马纪元176年和219年即前578和前535年之间，而且瓦罗手头的典籍说到奉献第一个神像之事，此神像无疑应是第一个神像。

(18)
到此处，德文版已结束，以下文字至本卷结束据英译本校补。——校者

第二卷　自罗马废除王政至意大利统一

历史学家不应以恐怖故事震惊读者

——波利比乌斯

第一章　政制改革　行政长官权力的限制

在一切民社事务中，民社要团结一致，无所不能，这一严肃概念是意大利政制的首要准则；它把令人畏惧的权力赋予个别终身任职的元首，国家的仇敌必然感受到这一点，可是公民却也同样深切感受到这一点。于是暴虐和压制就势不可免，其必然后果是，有人会致力于削弱这种权力。可是，罗马的这些改革尝试和革命的伟大之处在于，罗马不想限制民社本身，或者仅仅夺去其相应的机构；罗马人未尝向民社争所谓个人的天赋权利，而是把攻击的矛头完全指向那代表民社的政体。自塔昆氏时代起至格拉古时代止，罗马进步人士所呼吁的，不是限制国家的权力，而是限制官吏的权力；同时，罗马人从未忘记，人民不应进行统治，而是应当接受统治。

这种斗争是在公民内部进行的。与此并行的，还发展着另一种运动，这就是非公民要求政治平等的呼声。其中包括着平民、拉丁人、意大利人和其他被释奴的鼓动，他们不论是被称为公民的平民和被释奴，还是未被称为公民的拉丁人和意大利人，都缺乏政治平等，都要求这种平等。

第三种矛盾更为普遍：这就是富人与贫人的矛盾，特别是富人与财产被夺者或财产受威胁者的矛盾。罗马的法律和政治状况造成为数众多的农人的兴起，其中部分是仰赖财主恩赐的小业主，部分是仰赖地主恩赐的小佃户。这些关系还常常夺去个人或整个民社的田产，但不侵犯个人自由。因此，在很早之时，农业无产阶级已经甚为强大，以至于能大大影响民社的命运。城市无产阶级则到了很晚的后世，才在政治上取得重要地位。

这些矛盾不但决定罗马的内部历史，而且也同样决定意大利其他久已湮没无闻的民社的历史。在享有充分特权的公民内部发展着的政治运动，排斥者与被排斥者的斗争，有产者与无产者的社会冲突，凡此种种虽然多方相互交错，相互纠缠，并且往往导致离奇的联盟，但有着性质上和根本上的差异。

塞尔维乌斯改革使客民在军事上处于与公民平等的地位，其改革似源于行政上的考虑，而非本于政治上的党派倾向，所以我们可以假定，这些矛盾中那首先造成国内危机和政制改变的矛盾，可以视为是导致限制行政长官权力的那种矛盾。这一罗马最古的反对派运动的最早成绩是废除国家元首的终身任期制，即废除国王。这就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在意大利人和希腊人世界的范围内如何进行着相似的体制改革，事物如何必然顺应自然的规律发展下去。不但在罗马，而且在其他拉丁民族，以及萨贝利族、埃特鲁斯坎族、阿普利族，而且一般而论，在一切意大利人的民社中，我们都发现，如同在希腊人的民社中那样，终身在位的人后来无不被每年一任的统治者所取代。例如卢卡尼亚的镇邑确有在平时实行民主政治的证据，只在战时众长官才任命一个国王，就是说，任命一个类似罗马独裁者那样的官吏。同样，萨贝利人的城市民社，如卡普亚和庞贝的城市民社，也听命于一个年年更换的“国主”（medix tuticus
），我们又可以假定，其他意大利民族的和城市的民社也有同类的设置。所以，罗马的国王何以变为执政官，其理由无须解释。古希腊和意大利的政治机构，出于某种自然的必需，自动地演变，对元首的终身任期制施以限制，任期普遍缩短，多半缩短为一年。然而，这种改革的原因虽甚简单，途径却不一而足：在一个终身国君去世后，人民决定不再另选一个，相传罗慕洛死后，罗马元老院曾试图如此；或一个国君自动退位，据说这正是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用意所在；或君王暴虐，人民起而造反，将他逐出。

罗马王政正是以最后一种方式结束的。塔昆王家的末主“高傲者”被逐的故事，无论穿插着多少逸事，发挥成多少传奇，它的主要轮廓却无可置疑。据可信的传说，人民造反的原因在于：国王应与元老洽商而不洽商，应补缺额而不补；不与顾问商议便宣判极刑。籍没财产；他的仓廪积谷如山，他还额外要求公民服兵役和工役。人民的愤怒可以种种事实为证：他们相互庄严宣誓，为自己，也为子孙，嗣后再也不容有国王，从此罗马人一提起国王的名字便火冒三丈，但是最重要的规定是：“献祭王”不可充任其他职务，在罗马官吏之中，此人虽然地位最高，权力却最小，人们相信应当立这样一个王，以免诸神失去他们常有的居间人。王族所有的人与末主同被逐出，当时氏族关系的密切可见于此。塔昆氏迁居凯雷，这也许就是他们的故乡，他们的族茔晚近就在这里出土。罗马人废除了一个任期终身的统治者，另立两个每年一任的执政官，来领导罗马民社。

关于这件大事，可认为史实的已尽在于此。
(1)

我们不难想象，在一个像罗马这样统治地域辽阔的民社里，王权，尤其是累世握于一家的王权，必比在小国里更有抵抗力，因而斗争比在小国里更加激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没有迹象表明外国曾对此干涉。罗马与埃特鲁里亚的大战，由于罗马编年史上的时序混乱，被排列在紧挨着塔昆氏被逐之后。此战不能认为是埃特鲁里亚见其国人在罗马受害，便实行干涉，去援助他们；此说有充分的证据，因为埃特鲁斯坎人虽然大获全胜，可是既没有恢复罗马王政，也没有把塔昆氏带回罗马。

我们虽然无从知悉这件大事的历史联系，但对于政制中所做的改革，我们幸而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王权绝未作废，可以为此作证的是，遇有遗缺时，仍旧推举一个“临时国王”（interrex
），这只是以两个“一年王”，来代替一个终身王。后两王自称将军（praetores
）、法官（iudices
），或仅称同僚执政官（consules
）
(2)

。同僚性和年度性的原则乃是共和与王政的区别所在，也是我们在这方面首次碰到的。

后来那第三个最通用的名称，实起源于同僚性原则，但在此却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出现，最高权不是一起移交给两位长官，而是每一执政官均完全而充分地拥有和行使最高权，与国王无异；当然职权从一开始就可能有分工，如这一个执政官带兵，另一个执法，但这种分工绝没有约束力，每一执政官权限以内的事，另一执政官依法可以随时任意干涉。所以，有时最高权与最高权对抗，一个执政官发号施令，却被另一执政官所禁止，于是两执政官的号令便互相抵消，这种相互竞争最高权力的制度，即使非罗马人所特有，也是拉丁人所独具；在罗马国家中，已证明它是大致实际可行的，但在其他比较大的国家里，却难见其匹。这制度的渊源显然在保存王权，使之在法律上保持完整无缺，因此，王权不可割裂，不可以把它由一个人移交给一个团体，只是可以倍增成双，以便在必要时，使王权自发地抵消。

对于规定期限，过去的五日制临时王位可以作为法律依据。正式的民社元首，自其就职之日算起
(3)

，在位不得超过一年；随着一年期限的终了，如同临时王那五天期限终了时那样，他就不再任职；由于规定了最高期限，故国王事实上的不负责现象，对于执政官来说，已不复存在。在罗马国家内，国王固然一向服从法律，并不凌驾于法律之上，可是据罗马人的见解，最高法官不能在自己那里受到控告，所以，国王若有犯罪的事，既没有审判他的法庭，也没有惩治他的刑罚。至于执政官，如果他犯了杀人或卖国之罪，只是在任职期间受其职位的保护，他一旦离职，便与寻常公民无异，也受寻常刑律的追究。

除了这些主要的和原则性的改革以外，另有一些次要的，更多地属于外部的，可是有些还是颇深远的限制。国王用公民劳力耕其私田之权，全体客民对于国王所依附的特殊受保护的关系，现在由于既无终身职，这两者也就随之自然消灭。

迄今为止，在刑事诉讼中，涉及罚金和体罚时，不但案件的侦查和裁判属于国王的权限，就是决定是否允许被判罪的人上诉求宥，也在国王的权限以内。此时（罗马纪元245年即前509年），按瓦勒里法律规定，宣判极刑或体罚若不以军法从事，则执政官须允许罪人上诉；后来又有一条法律（日期不明，但颁布在303年即前451年之前）将瓦勒里法律推广到重大的财产罚金。从前执政官的扈从手持斧钺，原表示执政官握有刑事裁判权。现在作为象征，执政官以法官资格而不是以将军资格出场，他的扈从不持斧钺。然而，如果长官不许罪人上诉，法律对他的惩处不过是加以恶名，而按当时情况而论，恶名不过是道德上的污点，至多只能使蒙恶名的人不得为证人而已。在这里，作为基础的是如下见解：在法律上旧日的王权不能削减；掌握最高政权的人在革命后所受的限制，严格说来仅具有事实和道德上的价值。因此，执政官如果行事不超越旧日国王的权限，他可能犯错误，但不算犯罪，所以不受刑事裁判。

民事审判也发生了一种趋势相同的限制。很可能的是，执政官甫一就职，就被夺去据自己的权衡去决断私人间的诉案的权力。

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改革同有关将职权移交副手或继任人的一般规定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昔日国王有委任代理人的绝对自由，而未尝被迫为之，那么，现在执政官行使转移职权的方式却根本不同于往昔。最高官员离城时，为执法计，他应指定一名法官，这个规定对于执政官也是有效的，同僚地位并不扩大到代理人，相反，最后离城的那位执政官负有这种指定权。执政官在罗马城期间，委托权很可能在设置这一职位时，立即受到限制，也就是，执政官在某些情形中有委托权，而在其他未规定的一切情况中，就无此权。如前所述，整个司法制度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规定的，执政官在极重大的诉案中可以如此行使刑事审判权：他可将他的判决呈交给公民，由民社肯定或否定。但就我们所看到的，他从未行使此权，也许不久就再也不准行使，也许只是在由于某种原因不必诉诸民社时他才进行刑事判决。人们避免民社最高官员和民社之间发生直接冲突，并对刑事诉讼做如下的安排：民社的最高职务是理论上有权为之，实际上始终由必要的代理人为之，虽然此人乃是他所任命。属于这一类的有两人专门审理暴动和叛国案的非常设审判官以及两个常设的缉凶使。在王政时期，当国王派人代表他审理这种讼案时，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发生。但后一设置的常设性，以及在两者中实行的同僚性原则，无论如何，应属于共和时期。在这方面，后一安排较前一种情形显得颇为重要：第一次在两位常设的高级官吏之旁出现两个助手，他们是每一高级官吏在就职时任命的，理所当然地，在他退下来时也随同他退下，此人的地位，如同那个高级职位，也是按常设性、同僚性和一年性原则确定的。这还不是低级行政官吏制本身，至少不是共和时期与行政官地位相联系的那种意义下所指的，在这方面特派员不是由民社选派的。但这大概就是以后发展成多种多样的低级官吏体制的出发点。

按照类似精神，高级职位也被夺去民事诉讼决断权，而国王派代表审理个别讼案之权则改变为执政官的职责，这就是说，在当事人的身份和控告的对象确定以后，为解决此控告，指派一个由他遴选并由他叙用的私人。

同样地，执掌国库和国家档案库的大权虽然也留给执政官，但是，也许是立即，至少是很早就把常设的助手，以及那些缉凶使分配给他们，在这个活动中缉凶使自然绝对听从执政官。没有他们的预知和参与，执政官无法审案。然而，在没有这一类规定时，在首都的民社首脑就必须亲自参加；例如，在开始审理案件时，他无论如何不能指派别人代替他。

对于执政官的委托权的这种双重约束存在于城市管理之中，首先是司法和财务方面，然而，作为高级统帅，执政官有权将全部或个别归他管辖的事务移交给他人。对于民政和军政权力的转移的不同处置乃是决定下述情况的原因：在纯属罗马民社的事务中，代理职权绝无可能，纯粹的市政官吏永不能由非官吏所取代，但是，军事代理人（pro consule，pro praetore，pro quaestore
）则被排除于一切纯民社事务活动之外。

又，国王绝对拥有指定其继承人的权利，该权绝对没有从新的民社首领的手中收回；但他被限于任命民社指定给他的人。通过这种约束建议权，对正常行政长官的任命在某种意义上实际落入了民社手中；然而就事实而论，建议权和正式推举权仍有大不相同之处。执政官主办选举时，他绝不单纯是一位选举主持人，由于他握有实际上与昔日的国王相似的特权，他可以拒绝某些特定的候选人，不理会他们赢得的选票；他甚至可能一开始就把选择限制在由他所拟定的候选人名单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执政官将由下文即将提到的独裁官补充时，进行补充并不征求民社的意见，而是执政官可以随意任命同僚，一如昔日临时王任命国王那样。

昔日推举祭司之权操于国王，现在却没有移归执政官；而是男祭司团遇有缺额，自行补充，但维斯塔贞女和个别的祭司均由祭司团推举；民社对维斯塔女祭司那种有如家长那样的裁判权也移归祭司团掌握。这些事要处理得当，非由一人独做不可，因此祭司团大约在此时期开始推举一位团长，名为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
）。宗教的和民政的最高权的这种分离——但前述的“献祭王”仅有其名，既无国王的民政权，又没有国王的宗教权——以及大祭司长那种与罗马祭司团的其他特性迥然不同的半官方地位，这都是政治革命的最有意义和最有影响的特色之一，政治革命的目的在于以贵族阶级的利益为重，故限制行政长官的权力。

前面已经说过，王者威风凛凛，令人敬畏，执政官既无王号又无圣职，他的侍从又不执斧钺，故他的外表和排场远不及国王；另外，国王身服紫袍，执政官只在外衣上镶一紫边，以示其与普通公民有别；国王因事外出，经常乘车，执政官都不得不遵守普通规定，与其他公民无异，也在城内步行。

然而，这种职权上的限制，仅适用于正常的民社元首。我们已经说过，遇有非常情势，两元首之旁便出现一个独一的元首，在某种意义上由这独一的元首代替那两个由国家选举的元首，此人就是“陆军统领”（magister populi
），又称“独裁官”（dictator
）。选独裁官时，绝无人民参加，他纯粹是由一位当值的执政官推举的，对此他的同僚或其他官府都无法阻挠。他的判决无可上诉，与国王的无异，除非他有意让步。他一被任命，依法其他官吏便须一概受他管辖。另一方面，独裁官的任期受着双层限制：第一，他既是两执政官的同僚，而且是其中一人所推举的，所以他在位的期限不能超过他们的法定任期；第二，他的任期依规定以六个月为最高限度。独裁官制还有一条特殊规定，“陆军统领”须即刻自选一位“骑兵统领”（magister equitum
），他是陆军统领属下的官佐，与他合作共事，其地位略如执政官之与缉凶使，并且与他同进退，大概因为陆军统领统领步兵，所以依制度不得乘马，这必与上述条件有关。由这些章程看来，独裁官制可以视为与执政官制起于同时，其特殊用意在于一旦有战事，可免除分权之害于一时。王权也暂时恢复，因为尤其在战时，两执政官权力平等乃是令人担忧之源。最初的独裁官主要负军事使命，这不但有确凿的文献可考，而且这个官职及其佐理的最古名称，他的仅限于夏季一次出征的任期，以及对他的判决不服上诉的排除等，均是以此说明。

所以，通盘看来，执政官是最高的行政官、裁判官和统帅，一如过去的国王；甚至从宗教的观点来看，那为民社祈神和献祭，并以民社名义，借助精通神学之人，去探求神意的，是执政官而不是献祭王，献祭王只是因为要保存这个名称才任命的。此外，为应急起见，人们还保留这样的可能性：无论何时均可事先并不征求民意，便充分恢复毫无限制的王权，以便祛除同僚制和特别削减权限所引起的弊端。这样，那些缔造这次革命的无名政治家，以纯粹罗马人的方式，既精明而又简易地解决了在法律上既能保存王权而在事实上又加以限制的任务。

这样，由于政制改革，民社便获得最重要的权利，即有权每年决定民社的元首，以及最后决定公民的生死。可是，那时的民社却不能这样做，因为元老事实上已变为贵族阶级。人民的力量在于平民，平民中已有甚多的知名人士和富有资财者。这群民众虽然分任公家的负担，却仍被摈于公民大会以外，这一事实会得到容忍，只要公民大会本身基本上不干预国家机构的运行，只要王权因其崇高和自由的地位，仍使公民几与客民同畏其威，从而使法律上的平等在全国得以保持。可是，民社本身若须负按期选举和裁判的责任，其元首实际上由它的主人降为它的定期受托者，这种状况便不能再长久保持；在革命之初，国家尚在重新进行改造时，只有公民与客民合作才能济事。于是，民社的扩大必不可免。而此事的完成系用最广泛的方式，全体平民，即所有非公民，均被纳入公民阶级之中。非公民指既非奴隶又非只依客民法卜居于罗马的域外民社的公民。旧公民的区会，无论在法理上或事实上，一向是国家的最高权威，此时在法制上的特权却被剥夺殆尽。在纯属形式的行动或涉及氏族关系的文件（例如，执政官或独裁官就职时人民对他们亦如从前对国王那样宣誓效忠，以及收纳义子或立遗嘱所需要的法律特许）中，区民大会仍保持其旧日的权力，可是自此以后，区民大会不再执行任何纯属政治性质的决议。不久，甚至在区里，平民也有了投票权，从此全体旧公民根本丧失了集会和通过决议之权。因为区民大会实基于氏族组织，而完全纯粹的氏族组织只见于旧公民之中，所以政制一经改革，区的制度便形同无本之木。平民既得加入区会，他们自必可以在法理上自立宗族和氏族，这是他们以前仅能在事实上所做的事。平民从事自立氏族的却仅占其中的一部分，这不但见于古籍，此事本身也可想而知。于是，新区民大会与其最初性质相反，包含许多不属于任何氏族的分子。

公民大会的一切职权——不但推举行政长官，表决法律的可否，而且遇有刑事案件上诉时予以决定，当然刑事案件绝大多数是政治诉讼——均移归那应服兵役者的集会，或则为他们所取得。百人队以前仅负公共的负担，现在也得到公共的权利。于是，塞尔维乌斯体制中规定的微小开端，例如，尤其是将赞同为侵略而宣战之权给予军队，现在却达到很大的发展，以致百人队大会完全而永久地夺去区会的尊显地位，于是人民习惯于把百人队会看成是寄托着人民的主权。百人队会没有辩论，只有主持此会的长官欲亲自发言或令人发言时为例外；遇有上诉案件，当然要听取双方的陈述。一事只要在百人队会里取得大多数，便算决定。

在区会里，有表决权的人一概立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所以，在一切平民加入区会以后，人们就会达到成熟的民主政治，因此，不让区会有议决政务之权，就可以理解。百人队会虽然不使贵族握举足轻重的大权，却把它置于有产者手里；重要的往往实际起决定性作用的优先表决权，却置于骑士亦即富人手中。

元老院没受政制改革的影响。迄今存在的长老团不但是清一色的贵族，它还保持其主要的特权，如摄政的任命权，以及视民社所通过的议案是否符合政制而决定取舍之权。就事实而言，这些职权却因政制改革而进一步扩大，因为以后民社官吏的任命更受制于民社的选择，也要听贵族阶级的元老院来批准或驳回。据我们所知，只有关于上诉的事，不必由元老院批准，因为这种事件所争取的是赦免罪人，拥有主权的人民大会若准许赦免，理所当然地，这决定便谈不上被任何人取消。

但王政既遭废除，虽则贵族的元老院的法制权利反而扩大，不是缩减，可是因为其他事务要在元老院中讨论，而且可以用较为自由的方式来处理，所以，据流传下来的史料，紧跟王政废除之后，元老院便扩大了组织，平民也能加入元老院，结果这整个团体完全改观。从较早的时候起，元老院兼为国务枢密院，可是不专为此，也不主要为此。甚至在王政时期，遇到这种情形，如有非元老参加会议，可能也不得视之为违宪；此时则订定办法，举行这种讨论时，应有若干非公民，即所谓“在册者”（conscripti
）参加贵族的元老院的会议。但两者绝不因此而处于平等地位。平民在元老院并不成为元老院议员，而仍属骑士阶级，不称为“元老”而只是“在册者”，不得用紫边袍、赤履等象征元老地位的标志，此外，不但元老院主管的权限绝对不许他们行使，仅在征求意见、依次询问贵族时，他们也不得不自安缄默，仅在分组表决，即，如骄傲的贵族所说的在“举足表决”时，表示他们的意见，以增加票数。然而有了新法制，平民不但能走入罗马广场，而且进入元老院，于是权利平等这一最困难的第一步，在这方面也做到了。

此外，与元老有关的制度没有重大的变化。不久以后，贵族成员的等级地位上的区分逐渐明显起来，尤其是在普遍征求意见时，以致元老有即将被选为民社最高职务的，或曾任此职的，在登入名单时，都列于其他人之前，表决时先问他们的意见，然后才问其余的人。他们中为首的，即元老院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
）的地位不久就成为极受艳羡的尊位。另一方面，昔日国王不在元老之列，现今在任的执政官也是如此，所以表决时，不把自己的一票计算在内。选择元老院成员，既包括狭义的贵族元老，也包括在册者，现在是执政官的事，正如往日是国王的事；如果说昔日国王对于使氏族在元老院里各有代表一事仍稍为顾及，现在对于平民而言，已经完全没有这个考虑，因为平民的氏族组织没有完备的发展，于是元老院与一般氏族组织的关系日益疏远，此乃在事物常理之中。我们未见执政官从平民中选任元老时，有不得超过某一定额的限制，其实也没有立这规程的必要，因为执政官本人即属于贵族。可是因为执政官所处的地位，他任命元老时，可能自始即实际远不及昔日国王那样自由，他受本阶级的意见和惯例的束缚远较国王为甚。特别有一条规则，如果执政官被选时仍未为元老，这种情况在当时可能会有，那么，他出任执政官以后必然随之进入元老院，成为终身元老；这条规则大概在很早时就已在习惯法上成为定规。同样，有一种习惯似在早年即已成立，元老出缺以后，不即刻予以递补，元老院的名录要等到税户调查时，才予以修改和补充，因而通常每四年才举行一次。对于操选举权的当局，这惯例也是一种重要的限制。元老的总数依然如故，虽然入册者也包括在内，由此我们可以推知贵族元老数目的减少。
(4)

显然，甚至由君主制改变为共和制以后，罗马国家的情况尽可能照旧保持。如果一场国体的变动能够是保守性的，那么，这一次就是如此；构成国家的成分竟无一真正为革命所推翻。这一点足以昭示全部运动的性质。据有些可怜深陷谬误的记载说，塔昆氏被逐是那些激于同情和酷爱自由的人民所为，其实不然，这是两派人所做的事。一派是旧公民，一派是平民，他们已从事斗争，并且深知彼此的斗争将继续不止。他们也像1688年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那样，看见共同的危险势将把国家变为一个暴君掌握下的专制政府，于是暂时联合一致，危险一旦过去，又复意见不合。旧公民没有新公民的合作不能铲除王政，但新公民若想自旧公民之手一举而夺其政权，却绝无充分的力量。这种交易自必用迟缓的讨价办法，得到的只限于微小的相互让步，至于哪一派终占优势，两派将和衷共济抑或仍相敌对，则留待将来解决。所以，仅注目于直接的改革，或可能仅注目于最高官吏任期的改变，便不啻完全误解罗马第一次革命的广大意义；这次革命的间接效果最为重要，而且甚至缔造者亦必未尝预料会如此伟大。

总之，这个时代乃是后世所谓的“罗马公民团”肇始的时代。平民阶级迄今一直是客民，他们须分担纳税和服役的责任，可是在法律看来，实际只是被收容的外国人，他们的范围与真正的外国人之间似乎不必划分明确的界限。现在他们以应服兵役的公民的资格列名于册籍。他们虽然还远未获得法律上平等的地位，虽然旧公民仍独掌法制上属于元老会议的威权，而且仍独具充任民政长官和祭司的资格，甚至得以优先分沾公益，分掌公共牧场。可是，自从平民不再仅有被征从军的义务，而且在民社大会和民社议会里，遇征询意见时他们也有表决权，最贫苦的客民的头颅和脊背现在也受上诉权的保护，与最高贵的旧公民无异，从此走向完全平等的最艰难的第一步就算已经迈出。

贵族与平民融合为新的共同的罗马公民团，其结果之一是旧公民变为氏族贵族，因为贵族已失去其在公共的大会通过法令的权力，而新的家族更不能通过民社的决定就加入贵族之中，所以氏族贵族甚至不能自行填补。在王政时代，罗马贵族界并不如此孤立和封闭，许可新氏族加入之事屡见不鲜。现在这些贵族的真正特征才出现，这就足以预示贵族不久将失去其政治特权及其在民社中所独占的威势。平民虽可以做军官和元老，却被排除于一切民社的官职和祭司职之外，在法律上旧公民不得与平民通婚的规定又被顽固地保持着！两事均足以证明贵族自始就排斥他人而又荒谬地享有特权。

公民的新结合的第二个结果必然是，对于拉丁盟友和其他国的人的居住权规定得更为明确。获得平民权利的条件必须规定得更为确切，扩大了的公民团与此时的非公民的界限必须划清，此种必要主要不是起于百人队会议的选举权，因为这项权利仅属于定居的居民（Ansässigen），而是起于上诉权，上诉权是许给平民的，而不是许给寄居者或外国人的。所以，贵族与平民之间那种令人憎厌的区别，以及罗马公民与外国人那种傲慢和严格的划分，都可以追溯其源，即此时人民的见解和感情。可是，前者的公民区别系暂时性质，后者的政治区别却系永久性质。政治统一感和开始日臻伟大之感，既这样培植在民族的心胸之中，它们具有足够的扩大趋势，足以先破坏那些委琐狭隘的区别，而后以其雄伟的潮流，将它们扫荡无遗。

更有进者，法律与政令的划分也起于这个时代，这种区别实基于罗马国家的精髓，因为在罗马甚至王权也受法律的支配而不凌驾于法律之上。可是，任何有政治能力的民族无不深切而实际地尊敬权威，罗马人也是如此；这种敬畏产生了罗马公法和私法上如下值得注意的准则：长官并无法律根据的命令至少在他任期内有效，虽然任期一满，这命令立即失效。显然可见的是，依这见解，只要长官任的是终身职，法律与政令的分别实际上必然近于消失，公民大会的立法活动也不能得到发展。反之，长官改为一年一换之后，公民大会的立法活动便有了广大的活动场所。下述情况此时也绝不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执政官决断的讼案如无法律效力，其继任者可下令复审此案。

最后，民权和军权的分野也起于此时。在前者中法律为尊，在后者中斧钺至上；在前者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上诉权，以及有控制的委任权，在后者方面，统帅像国王一样握绝对的威权
(5)

，有一个既定的原则：统帅和军队平时不得开进罗马城。另一规定即使不见于法制的条文，却包含在它的精神之中，就是只有在民政当局的监督下才能定出具有永久效力的组织条例。固然也偶有统帅不顾这个原则而在军营中召集部队开公民大会的事，而且此时通过的决定也不是于法无效，可是这种做法不为惯例所许，于是不久便中止，形同被禁。正式公民与兵士的区别在公民心中根深蒂固，日甚一日。

然而，新的共和政体尚需时间发展，才能看出结果。后世虽深切地感受到它们，但在当时的人乍看起来，这革命或许不是这样。非公民诚然由此获得公民权。新公民团在民社大会中获得广泛的特权，但贵族元老院那坚固紧凑的阵势，恰像一个上议院，与Comifia
（大会）对峙，等于取消他们的行动自由。元老院虽不能阻挠公民大会的真诚意志，但仍能以其干涉实际造成纷扰和迟宕。贵族阶级既放弃其独自代表民社之权，在这方面如果所失不致过多，在其他方面确实也有所获。固然，昔日的国王当然是贵族，如同执政官那样，国王有推举元老之权，执政官也有此权，可是国王的特殊地位不但使他位居平民之上，而且也位居贵族之上。他有时不得不依靠民众的支持来抵抗贵族；现在的执政官则不然，他治国的时间甚短，在任期前后他只是一个贵族，明日即须服从他今日所命令的公民贵族，所以他所居的地位绝未脱离他的等级，他内心中的贵族意识必大于他的长官意识。如果有时一个厌恶贵族阶级专政的贵族分子竟然破例地被推举出来主持国政，那么，满腔抱着强烈的贵族精神的祭司团，必与他的同僚共同干涉他的职权，使他无能为力，而且不难用独裁制来中止他的职权。更为重要的是，他缺乏政权的第一要素——时间。一国的元首无论受有何种全权，如果他不能长期主政，便不能取得政权，因为任何统治权无不以时间为必要条件。因此，终身任职的元老院，即并非狭义的贵族元老院，而是贵族与平民合组的元老院，以其处处备长官顾问的职权，必然获得极大的势力，而任期一年的长官却与之相形见绌，以至于恰好颠倒了他们的法律关系，元老院实际上自擅政权，迄今的摄政者却沦为替它主事和执行的长官。每要提交民社表决可否的建议，按惯例应先向元老院全体咨询，得其许可；这事在法制上虽然并非必要，可是在习惯上已非此不可，所以，人们轻易也不愿意将它忽略。关于重要的国家条约，公地的管理和分配，以及其后果超过一年任期的每一项行动，都依此法办理；于是执政官除处理日常事务，民事诉讼的初步手续或战事的指挥外无事可为。又有一种改革，其结果尤为重要：即执政官，甚至在其他情况下拥有绝对权威的独裁官，若无元老院的许可，未经元老院示意，绝不许动用国库的款项。昔日国王亲自管理国库，或至少可以亲自管理，现在元老院却使执政官必须将管理国库之事委托两个常任属员，两人虽为执政官所推举，听命于执政官，可是我们不难想见，两人依赖元老院的程度必远较依赖执政官为甚。这样元老院就把财权揽在手里。罗马元老院对于钱财的审核权，就其效果而言，可以与今日君主立宪政体的赋税审核权等量齐观。

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一切贵族政治的首要条件，都是国家全权不寄托于个人，而寄托于团体。现在一个贵族占优势的团体，即元老院，已据政权为己有，同时执行权不但仍操在贵族之手，而且完全受统治团体的支配。许多不属于贵族的人固然列席于元老院，但他们既不能充任长官，甚至不能参加辩论，因而绝无实际参政的机会，他们在元老院势必处于附属地位；而且还由于存在着经济上甚关重要的公共牧场用益权，因而在经济上也依附于这个团体。贵族出身的执政官至少每四年修改元老院名单一次之权渐为人们所承认，此权对于贵族影响甚小，却很可用来为贵族谋利益，应用此权可阻拦人所不喜的平民进入元老院，或将他们从中排斥出去。

所以，这次革命的直接后果是确认贵族统治；这完全是实情，只是并非实情的全部，当时的大多数人可能以为革命仅使平民遭受更顽固的虐政，我们生在后世的人却认为，自由的嫩芽即在这次革命之中。贵族所得到的并非民社所失去的，而是长官在权力上所失去的，固然，民社仅取得少量范围很窄的权利，远不如贵族所得的那样切实和明显，千人之中可能无一人认识其价值，可是这些权利却成为未来时代的保证。迄今，客民在政治上一无所能，旧公民却无所不能，现在客民也加入了民社，旧公民便归于失败，因为当时的情形虽距民权完全平等甚为遥远，可是决定一座堡垒的陷落的，不是占领最后一个据点，而是打开第一个缺口。所以罗马人民谓其政治生活始于初行执政官制度之时，实属正确不误。

共和革命尽管首先促成了贵族政治，但仍可称为迄今客民或平民的胜利；然而甚至就后者而论，这次革命也绝不带有我们今日所惯称的民主的特征。一人不假门第和财富之力，仅凭个人的才具之长，或能在国王统治下较易得势和受到敬重，但在贵族统治下则较难。在王政时代，法律不禁人加入贵族，现在平民最高的志愿却在于进入元老院，做一个哑口无言的附属品。合乎事物情理的是，据统治权的贵族等级即使容许平民加入，但允许有权列席元老院的当然不是最贤能的人，而大半是有钱有势的平民家族中的为首人物，这样得入元老院的平民家族又就谨守其议席，唯恐为人所夺。所以旧公民团里虽有法律上的完全平等，但新公民团或旧客民阶级从一开始就分成一些享有特权的家族和一群受轻视的人。此时依照百人队会的制度，民社的权力归于这样一个阶级：它自从塞尔维乌斯改革兵制和税制以来，即主要肩承国家的负担，这阶级就是定居的居民（Ansässigen），而且握政权的竟不是大地主或小村民（Instenleure），而是中农等级，此时老一辈的人仍享受特权，人数虽少，拥有的投票表决份额却与年轻的一样多。当旧公民团及其氏族贵族根本灭绝，一个新公民团的基础已奠定时，此公民团中田产和年龄举足轻重，于是一个新贵族阶级的端倪业已在望，这阶级最初以家族的实际名望为基础，这就是将来的贵族。这次共和的国家变革，同时为新的、同样保守的、也同样贵族性的政体勾画出最初的轮廓，显示罗马国家的守旧根性，没有比这个说明得更清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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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著名故事大部分自相矛盾，它大部分由关于别名（Brutus，Poplicola，Scaevola）的说明编造而成。但仔细看来，甚至似属信史的成分显然也是伪撰。属于这方面的有，据说布鲁图曾任骑兵统领（tribunus celerum），并以这个资格提出人民放逐塔昆氏的决定；因为据罗马政制，区区一个军官召集区会是绝不可能的。人们假造此说的用意，显然全在给罗马共和一个合法的基础，而且设想得极不高明，因为他把tribunus celerum与全不相同的magister equitum混为一谈，然后又将地方长官（praetor）才有召集百夫会之权，转而应用于召集区会方面。

(2)
consules
意指一起跳跃者或跳舞者，正如praesul
指跳跃于前的人，exul
指跳出者，insula
指跃入，最初指一块落入海中的岩石。

(3)
就职之日不在岁首（3月1日），并且绝不固定。卸任之日以就职日期为转移，只有一个执政官出缺，另选一个执政官取代其位时（consul suffectus
）为例外；此时他继承原执政官的权利，所以也继承他的任期。可是在早期只有两位执政官之一出缺时才选代理执政官。到了共和末年时，才有代理执政官团。一个执政官的任期在两个日历年内所占的两部分往往不一样长。

(4)
最初几任执政官许平民一百六十四人进入元老院，此说不可认为是史实，却可证明：后世的罗马考古家所能指证的罗马贵族不超过一百三十六家（《罗马研究》，第1卷，第121页）。

(5)
下面的话说来也许并非多余：iudicium legitimum
，如同quod imperio continetur
一样，均以主管长官的号令权（imperium
）为基础，所不同者仅为在前一情形中，号令权受制于Lex
，而在后一情形中，号令权是不受约束的。

第二章　平民保民官和十头政治

通过新的民社组织，旧公民已循合法途径完全掌握政治权力。长官既降为贵族的仆役，贵族借长官之力统治国家，在元老院占有优势，垄断一切官职和僧位，独具神学知识和人间知识，熟谙全部行政惯例，由于为数众多的不同家族的忠诚党羽的支持而在公民大会中富有影响，最后又握有每一公民大会法令的核夺权。贵族能久守其统治实权而不失，正因为他们适时地在法律上放弃单独掌权的要求。平民虽然不免痛感自己在政治上受到轻慢，但民众所要求的不过是公正的统治和实际利益的保障，毫无疑问，只要贵族懂得如何使他们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便不必对于一个纯属政治性质的反对党多所畏惧。实际上，国王被逐以后，我们首先见到的种种措置都是有意或至少似乎有意争取，尤其是从经济方面去争取庶民对于贵族统治的欢心：港口税降低了；国家在谷价昂贵时收买大批谷物，并且将盐业作为国营专卖事业，以便用平价的粮食和食盐卖给公民；最后，将全民节庆延长一日。属于同一类措施的还有前已言及过的财产罚款条例。该条例的用意不仅在普遍限制可怕的长官罚款权，而且主要在于保护贫苦小民。长官在一日内，对于一个人的处罚，不得超过两只羊或三十头公牛，而不许他上诉。这种比率甚为稀奇，其唯一理由或在对于仅有几只羊的贫人和拥有几群牛的富翁，须规定两种不同的最高限额；这条例照顾到受罚人的贫富，近代立法者可以从中学习。

可是，这些法规仅系表面文章，主要的趋势却正与之相反。由于政制的改革，罗马的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发生了全面的革命。昔日国王政府可能有原则地不去助长资本的势力，却尽量提倡农庄数目的增加。新的贵族政府似乎自始即有意破坏中产阶级，尤其是中、小地产，一方面有意发展地主和财阀的统治权，另一方面造就一个农业无产阶级。

降低港口税虽然一般地是人民所欢迎的政策，最蒙其利的却是大商人。然而，更足以大增资本势力的，实为间接管理财政的制度。造成此事的根本原因何在，不易断言，不过可以追溯其起源于王政时期；自从创行执政官制度以来，一方面因为长官更动频繁，一方面因为国库的财政事务扩大到买卖谷物和食盐，所以，私人的中介活动必然更加重要；因而为承包财政制度奠定基础，以后这种制度的发展对于罗马国家关系极大，为害极烈。国家渐将一切间接税，以及一切繁复的付款和交易交给中间人，中间人缴纳或领受一笔整款，然后从事这种业务，以自谋私利。当然，只有大资本家才能参加这种承包，并且因为国家对实物的担保严加注意，参加者必以大地主为最多，于是兴起一班包税人和承办人。这些人财富激增，表面似为国家的奴仆而实有左右国家的力量，其金钱势力的基础既不近情理而又于国无补——从这几方面看，他们与今日证券交易所里的投机家完全相似。

一致商定的财政措施最先和最深切地显示于公地处理中，这些措施简直可以说就是力求造成中产阶级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毁灭。就其性质说来，公共牧场和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一般都是公民的特权，正式法律不许平民使用公家的草地。然而，除变公地为私产或把公地让给私人外，罗马法不承认公民个人拥有应如同财产那样受尊重的固定使用权，所以公地一日仍为公地，则共享公地的允准和限定，完全随国王的意愿而定；毫无疑问，他常利用他的权利或至少他的权力，来做出有利于平民的决定。可是，共和创立以后，人们又严守一个原则，即公共牧场的使用权依法应专属最有资格公民，换句话说，应专属贵族；元老院虽仍旧允许有例外，以博得那些在院中有代表的平民富家的欢心，可是平民阶级的小地主和短工最需要公共牧场，但在共享此权一事中却受到不公平的抑制。此外，迄今人们驱牛到公共牧场放牧的须缴纳放牧税，费用轻微，足以使人仍认为使用牧场是个特权，但却给国库收入可观的款项。现在贵族阶级的财务官征收这种捐税，常抱怠忽宽容的态度，使其逐渐沦于作废。迄今为止，特别是因征略而得到新领土时，照例要分配土地，贫苦公民和客民均由此得到照顾，只有不适于农业的土地才归并于公共牧场。现在人们不敢完全废弃这种分配田地的办法，更不敢偏袒富人；可是，分田之事日少，所分之田日小，而代之以有害的占田制。所谓占田制就是将土地让给最先占用土地的人及其法定嗣续，不给他所有权，不按正式定期的租借办法，而只给他一种留待后命的特种使用权，所以国家随时有权收回这种土地，占田的人须向国库缴纳所收谷物的十分之一，或所产油、酒的五分之一。这只是将上文所述的“许占”法（precarium
）应用于国有土地，这制度在较早时或已应用于公地，作为实行分配土地以前的暂行办法。然而，到了现在，不但这种占用权成为永久，而且除特权者或其受宠者而外，当然无一能分享此权，并且什一税和五一税也征收不力，与征收放牧税的情形无异。这样，中、小地主便遭到三层的打击：他们失去公民的共同享益权；因为国有土地的赋税不再按时流入国库，故赋税负担加重；昔日分配土地的办法停用，它略如今日定期的大规模移民，给农业无产阶级打开一条长久的出路。此外，又开始出现大农庄，它赶走小农业客民，用农奴取代客民，来耕作大农庄的田地；一切政治上篡夺平民权利的做法总合起来，都不及这种打击的难于抵挡和为害之烈。战争使人困苦难堪，或遭败劫，过重的捐税和劳役由此而生，平民的不幸无以复加，于是有田的人或直接失去其田园，即使不变为债主的奴隶，也成为他的仆役，或因为负债累累实际降为债主的临时佃户。这种情形给资本家的投机事业开辟了新的用武之地，这里获利甚丰，既无烦恼，又无危险。资本家有时由这方法广增田产，又有时债务使农人的人身和地产落入他们的掌握，他们把业主的名义和实际占用权留给农人。后者可能是最通行、也是最有害的办法，因为这种办法虽使个人免于完全倾家荡产，却也使农人居于朝不保夕的地位，无时不处于债主的掌握之中。他们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不知所有权为何物，而仅见所有权的重累，还使整个农民阶级都情绪低落，以及在政治上有受到毁灭之虞。昔日立法者不许人抵押财产而规定即刻将财产移交于债权人，意在防止无力还债，并将国家负担转移给土地的真正拥有者，可是严厉的私人贷款制度竟能规避立法者的本意，这制度对于商人或许甚为适宜，用在农人身上，便把农人毁掉。土地可以自由分割，这一情况始终助长一个债台高筑的农耕无产阶级出现的可能性，处此情形之下，一切的负担有加无已，一切解救的途径都闭塞不通，于是忧愁和绝望蔓延于中产阶级，如火燎原。

由这些关系而起的贫富之分，绝不与贵族、平民之分全相一致。殷富地主虽在贵族中占极大多数，平民当然也不乏富家巨室；那时平民在元老院里也许已占大多数，而且监督财政也由元老院负责，甚至贵族出身的长官也不得参与，贵族滥用特权得来的一切经济利益，使全体富人都蒙受其利。所以，当最富才具和最能反抗的人都入了元老院，由被压迫阶级转入压迫他人的阶级之时，落在平民身上的压迫就变得更加沉重，这就可以理解了。

可是，贵族阶级的政治地位所以不能长久保持，正因为这种情势。贵族阶级如果能克己自制，公平为政，保护中产阶级，如同来自他们当中的个别执政官曾试图做过的那样，但由于长官地位低落未能行之有效，那么，他们还可以长期独占这些官职。贵族如果愿把完全平等的权利给殷实和知名的平民，例如，将进入元老院与获得贵族资格结合起来，那么，两阶级都可以安然无虞地长期掌握政权和经营投机。可是，这两种方法都未被采用，心胸狭窄和眼光短浅，乃是一切真贵族政治不可移易的特有本色，在罗马是明显可见的，它们使这个强大的国家分崩离析，陷于既空虚无用，又不光彩的纷争之中。

然而，眼前的危机并非来自那些在等级中受到冷遇的人们，而是来自困苦的农夫。修正过的编年史把政治革命确定在244年即前510年，社会革命在259年即前495年和260年即前494年，这两次革命确似紧相衔接，不过相隔的时日可能较长。据说，当局厉行债务法，激起广大农民的公愤。259年即前495年，战争危急，国家征兵，那些有当兵义务的人不肯应征。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乃暂停债务法的施行，下令释放因债务入狱的人，又禁止再行逮捕。于是农人纷纷入伍，助战获胜。他们努力造成和平，自战场归来以后，和平却又为他们带回牢狱和枷锁。第二执政官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严峻无情地执行债务法，他的同僚有自己以前统率过的士兵前来求援，他不敢起来反对。同僚制的创行仿佛不是保护人民，而是便于背信和施行虐政，然而此事不可移易，人们竟耐心忍受。可是，次年战争又起，执政官的谎言不再生效。马尼乌斯·瓦勒里乌斯被举为独裁官后，农人对他顺服，一方面因为独裁官位高权重，使他们产生敬畏，又一方面因为他们深信此人对人民有同情心，瓦勒里氏在老贵族中是一个以掌政为特权和荣耀，而不想从中取利的氏族。胜利又属于罗马军旗，可是，战胜者归国后，独裁官把变法建议提出于元老院，遭元老院顽强反抗，使他的建议受到挫折。此时军队照例仍在城下列阵。消息传来，酝酿已久的风波便爆发起来，因为有义气和严密的军事组织，甚至气馁和冷漠的人也被带动参加于其中。军队遗弃了他们的将军和营垒，由大多数为平民出身的军团保民官率领着，军容严整，开赴台伯河与阿纽河之间的克鲁斯图美伦一带，在该地占据一座小山丘，准备在罗马这块最肥沃的地方创立一个新的平民城。军队这次开拔行动昭然若揭，使最刚愎的压迫者见到，这种内战也可能以他们在经济上破产告终；于是元老院做出让步。独裁官促进了协议；公民回到城垣之内，表面上恢复了统一。自此以后，人民称马尼乌斯·瓦勒里乌斯为“伟大的人”，称阿纽河彼岸的山为“圣山”。这次革命是群众自发的，没有固定的指导，由偶然产生的将领指挥，又不曾流血。所以，它自有其伟大与崇高之处，罗马公民每回忆及此，都有愉快和自豪之感。革命的效果历数百年尚存在人们心中，平民保民官就始于这次革命。

除临时性法令，尤指为消除最沉重的欠债之苦的法规以及为救济一批农人而在各处建立殖民地的法令以外，独裁官又通过法制手续通过一项无疑旨在使公民违背军中誓约之罪得蒙赦免的法律，为此还使每一民社成员都宣誓遵守，然后藏之于神殿，并由平民中任命两名官员负监管该法律之责，名为“神殿主持”。这项法律于两名贵族执政官之外，又设置两名平民保民官，由按区集合起来的平民来选举。保民官无权反对军中的号令权，就是说，绝不能反对独裁官的权威，也不能反对执政官在罗马城以外的权威，可是，保民官能独立自由地对抗像执政官所行使的那种寻常民政权力，但权力并未因此而分散。保民官获得一种执政官用来针对执政官，但更多地用来针对较低官吏的权力，也就是这样一种权力：一长官发出命令，若蒙其影响的市民自以为受了损害，经他提出，保民官即可及时亲自提出抗议，取消该命令；同样，对于官吏向公民大会提出的每一动议均可斟酌情形予以阻止或取消，这就是干预权，或所谓保民官否决权。

处于保民官的职权范围内的，首先是以下之权：随意阻挠行政和司法工作，使应服兵役的人不听召集而能免受处罚，阻止或取消对欠债者的起诉和对已定罪者进行的刑事起诉及预审羁押，以及诸如此类的特权。为使这种法律援助不致因援助者不在而无法求得，又规定保民官不得在城外夜宿，他的门户须昼夜不闭。此外，处于平民保民官职权范围内的还有：对于民社的决议，保民官只一句话就可予以限制，否则民社就可根据自己的最高权力，收回它直接颁给自由民的特权。

但是，对于忽视这些权利的人，尤其对于违法乱纪的行政官，不给保民官以一种立即生效和不可抗拒的强制权力，那么，这些权利就会不起作用。这些权利在形式上都给予了他：对于行使自己的权利的保民官的违法行事，尤其是侵害他的人身，应为死罪，在圣山上，每一个平民都曾一个一个地为本人也为他的后代发过誓：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要坚决保卫保民官，使他免遭一切损害。这个刑事审判权并不交给民社的行政官，而是交给平民去处置。依其司法职权，保民官得追究每一公民，甚至在位的执政官的责任，他如果拒不从命，便把他逮捕，在预审期间把他监禁或许他交保释放，然后判他死罪或罚款，为达到此目的，同时任命两个平民为助审官员（Ädilen）
(1)

，充保民官的随员和助手，以便执行逮捕，为此平民也对他们的安全做了宣誓保证。这两名官也有司法权，与保民官无异，不过他们处置的只是一些可用罚款了事的小案件。如果对他们的判决不服，提出上诉，但上诉并非诉诸公民全体，因为平民官员不得在各处与公民全体交涉事件，而是诉诸平民全体，遇这种情形，平民分区集会，以多数票最后裁决。

这种处置确乎多含暴力解决的意味而缺少依法裁判的意味，尤其是对于非平民是如此，事实上这种处置法必常用于非平民。保民官不是管公民团的官，而是管公民团内一个团体的官，贵族由这种官追究责任，而且不得上诉于公民团而是上诉于这个团体，这种做法既与法制的条文不合，又与法制的精神相左。起初，这毫无疑问是私刑裁判，但是，自古以来，擅自处置都是以合法形式实现的，自从平民保民官制获得法律承认以来，它就被看成是已获法律许可。

保民官和助理官的这种新裁判权，和由此而起的平民大会裁决上诉案之权，原意必是要他们遵守法律，与执政官和缉凶使的裁判权以及百夫会判决上诉案之权无异。可是，叛国罪和扰乱治安行为的法律概念被民社及其行政官运用于平民及其首领。当时这些概念本身极少定论，对它们给出法律界说非常困难，甚至于不可能，所以，在这两者所实施的司法行政难免带有武断的形迹。自从这时起，法律观念在等级斗争中日趋隐晦，自从双方在法律上的党派首领都有平行并立的裁判权以来，司法审判权必定日益接近纯粹的武断警察行为。这对于长官尤有特殊的影响。到那时为止，依罗马国家法，长官在职一日，便一日可不受任何审判，甚至他退职以后，即使他从前以长官资格在其权限内所行的事应予追究责任时，他也可不受审判。这样，执法权掌握在与他同等级的人手里，最终掌握在他们所属的整个公民社团手里。可是，这时在保民官的裁判权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力，这种权力一方面可以在任期内对最高官吏进行干预，另一方面，它完全由非贵族公民对贵族公民予以运用，由于罪恶和惩罚在法律上没有正式规定，这种权力就更为暴厉难堪，就实情来看，因为平民和民社的审判权平行并立，公民的产业、人身和生命都听任两派大会的随意摆布。

只是在平民十分重视的自由被侵犯的讼案中执政官才被剥夺任命陪审员之权时，平民的创制才对民事裁判权进行干涉，于是此时判决由特别为此指定的十人法官（iudices decemviri
，后称decmviri litibus，iudicandis
）做出。

除了这种相互竞争的审判权以外，在立法动议中也存在着竞争。这一权利以光彩的方式颁给他们，即，平民的独立的集会权和议决权受到法律妥善的保护，不怕民社的行政官的干涉，亦即，不怕民社的干涉。平民取得法律承认的必要先决条件当然是：保民官有权不受阻碍地让平民大会选举产生他们的继任人，并让大会认可他们的刑事判决；召集成员并使之做出决定之权，只是在没有此权时，任何结合均不可想象的情况下，保民权才拥有这种权。伊西利乌斯法（262年即前492年）特别保障这种权利，该法以重罚禁止人打断保民官的发言或令大会解散。显然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不能阻止保民官除了将选举继任人和认可他的判决两事以外，还将其他动议付诸表决。严格说来，这种“民众议决案”（plebi scita
）诚然不是人民制定的有效法令，起初不过相当于我们近代群众集会的议决案。可是，人民大会和群众会议的区别更多地具有形式的性质，至少平民方面认为这种议决案是民社独立自主做出的决议，即刻主张使其发生效力，例如伊西利乌斯法规就是这样立刻通过的。

如是，人民任命保民官，意在使他们保护个人，也领导众人，使他们在审判棘手的刑事案件中拥有无限的权力，以便能令出如山。最后，他们的身体也由明文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如向他们动手逞凶，都被视为不仅当受神诛，而且也被依法判处死罪。

平民保民官导源于军事保民官，其名称也由他们得来，不过在法律上保民官与他们不再有任何关系。然而，就职权而论，平民保民官与执政官不分轩轾。执政官上诉于保民官，保民官对执政官得施否决权，如前所述，完全同于一执政官上诉于其他执政官，以及一执政官对另一执政官得施否决权，两者都不过是如下法律通则的应用：即在两个平等者之间，禁止者优先于命令者。此外，原设员额（固然不久即有增加）、一年任期（保民官于每年12月10日更换），这些都是保民官与执政官共同之点。他们又都有特殊的同僚制，因而每一执政官和每一保民官都有职有权，同僚中若有冲突，便不计票数而使否决居于可决之上。因此，保民官若禁止一事，不管他的同僚如何反对，一个人的禁令便足以济事；反之，保民官若提出控诉，他的任一同僚均可以把他阻住。在刑事方面，执政官和保民官都有充分和对等的审判权，不过说到行使此权，执政官取直接方式，保民官取间接方式。执政官属下有两员缉凶使，保民官也有两名随员辅佐他。
(2)

执政官非贵族不可，保民官也非平民不可。执政官的职权较为充实，保民官的职权则较不受限制，因为执政官须受保民官的禁制和裁判，保民官却不受执政官的支配。因此，保民官的职权乃执政官职权的翻版；但是，两者仍迥然不同。执政官的职权本质上是积极的，保民官的职权本质上却是消极的。只有执政官是罗马人民的长官，保民官则不是，因为执政官是全体公民选举的，保民官只是平民团体选举的。为表示这种情形，执政官出临公众，必用民社官吏应有的服饰和侍从；保民官坐在凳子上而不是坐在“轮座”上，没有官属侍从，没有紫边长袍，没有长官的一般标志，甚至在元老院，保民官既没有主席座，也没有陪席座。这个奇特的制度以最严厉而粗暴的方式，使绝对的禁令去抗衡绝对的命令，解决争端的手段是法律承认贫者和富者的不和而加以节制。

可是，人们打破了全国的一致；全体官吏都受制于一个变化无常而且往往一时感情用事的监察机关；在危急存亡之时，反对党的一个领袖若居高位，即可稍一示意而使行政机关陷入僵局；一切长官都握有执掌刑事的对等权限，不啻将刑事审判权由法律范围放逐到政治之中，将来不免使之腐化；这样做有何裨益？保民官制即使不直接有助于各等级在政治上的和解，也可用为平民手中的有力武器，留待不久以后平民愿意参政时使用，这却是真实可信的。但却不是保民官制的本意。这种制度不是从享有政治特权的阶级而是从殷富的地主和资本家那里夺来的；它的用意在平民得有公正的司法保障，也在于促进实际可用的财政管理。这种目的，保民官制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保民官可以制止个别恶劣的弊端，消除个别触目惊心的苦难；可是症结不在公平的法律做出不公平的事，而在法律本身就不公平，保民官焉能时常阻挠司法的正常运行？即使他能为此，也无济于事，除非能杜绝致贫的渊源，即无理的税法、可恶的贷款制和卑鄙的夺占公地。可是，没有人敢做这种事，显然因为这些弊害不但有利于贵族，而且也有利于殷富的平民。所以，人们设立了这个奇怪的官职，它的明显的救助作用，平民不难懂得，可是它不能实行必要的经济改革。这不是政治上真知灼见的明证，而是殷富贵族与群龙无首的平民之间的拙劣的妥协。有人说，平民保民官使罗马免于僭主政治。如果这是事实，这也无关轻重；政体的改变本不足为人民的祸害，事实恰恰相反，罗马人的不幸就在君主制行得太晚，而且是在民族的物力和智力耗竭以后。可是，这话甚至也欠正确，如已证明的：意大利人国家经常没有僭主崛起，希腊人国家则经常有僭主崛起。其理由不外僭主制度无处不是实行普选的结果，而意大利人比希腊人更长久地把无田产公民排除于民社大会之外。罗马一改变这一政策，君主政治便不免出现，而且与这个保民官职相关联。保民官制度曾起有益作用，其作用在指示反对党采取的合法途径，以及防止许多不平之事，这是无人不承认的；可是在它显示出有用之处，它却被用于与设立这制度的本意无关的其他事情之中，这也是明显的事实。这个鲁莽大胆的试验，即给反对党一种法制上的否决权，并许他们可以不顾后果而运用此否决权，已证明是个足以扰乱国政的策略；用无效的和缓方法来治理社会弊病，这弊病将缠绵不去。

现在内战既已部署好，便继续进行下去。两党各在其领袖之下，屹然对峙，宛如列阵备战。一方力图限制执政官的职权而扩大保民官的职权，另一方必欲消灭保民官职位。平民的武器是使法律不惩抗命之罪；拒绝为保卫国家而入伍；长官如有侵犯平民权利的或仅使平民不悦的，处以罚款或绳之以刑法。贵族对付平民的方法是暴行，并与国家公敌私相勾结，有时也利用刺客的匕首。肉搏战起于街衢，双方不顾长官身体的神圣而加以侵犯。据说许多公民都举家迁往邻国，以求安居乐业，我们当然可以相信这话。足以证明公民具有强烈的公民精神的，不是他们为自己制定了法制，而是他们能忍受法制的拘束，而且尽管有极剧烈的变乱，民社仍能团结一致。

等级冲突中最著名的事件是盖乌斯·马尔西乌斯的故事。他是个勇敢的贵族，以攻陷科里奥利而得其称号。百人队会不许他做263年即前491年的执政官，他很愤怒，有些人说他提议停止出售公仓里的谷物，直至饥民放弃其保民官而后已，另一说是他径直废除保民官制。据说他离开罗马城，然后带着沃尔西军队回来，因受保民官的弹劾，生命恐将不保；他正要替全国公敌攻下他的故乡之城时，他母亲义正词严的劝告打动了他的良心，于是他以第二次叛逆来补偿第一次叛逆，两次均冒死从事。我们不能断言这事有几分真实；可是，罗马编年史家却把这个古老的故事，写得很单纯，很虚伪，竟从中引出爱国光荣来，由这故事我们可以窥见这些等级冲突在道德和政治上如何深切地可耻。又有一件类似的事，294年即前460年有一个萨宾首领，名叫阿庇乌斯·赫尔多尼乌斯，率领一群政治逃亡者袭击卡皮托尔山；他们号召奴隶起事，经过激烈的战斗，又有图斯库鲁姆人急速来援，罗马市民军才战胜“喀提林”乱党。这时代中的其他事件也带着这种急怒欲狂的特色，各族的族谱里有很多虚妄之谈，我们不再能领略其历史意义：如法比氏的得势，269—275年即前485—前479年间，其族人常为两执政官之一，以及由此引起的反动，即法比氏迁出罗马，277年即前477年他们在克雷美拉被埃特鲁斯坎人所灭。更骇人的是保民官格涅乌斯·盖努基乌斯的被杀，他胆敢问两执政官的罪，定期提出弹劾，就在控告那天（281年即前473年）的早晨，他被发现死在床上。这个罪行直接的效果便是普布利乌斯法，这是罗马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法律之一。两种最重要的措施，一个是创立平民的部民大会，另一个是使平民的议决与全民社核准的正式法律有条件地平等，前者肯定可以，后者大概可以溯其源于283年即前471年保民官沃勒罗·普布利乌斯的动议。迄今为止，平民按区通过议决案，结果在这平民阶级自开的特别大会里，表决只问人数而不问财产多寡或是否久居；又因为区民大会即含有氏族人志同道合的意思，故贵族巨室的门客在平民大会里都同气共求。这两种情形给贵族种种机会来左右平民大会，特别是依照他们的意见来操纵保民官的选择；从今以后，行按分区表决的新办法，于是这两种流弊都被祛除。为征兵计，塞尔维乌斯政制成立四个区部，城市和乡村都包括在内，以后或者是在259年即前495年，罗马境内分为二十个区域，头四个区域包括罗马城及其近郊，其余十六个区域则为乡村地方，以最古罗马领土内氏族所居的州邑为基础。除此而外，或仅因为有了普布利乌斯法，以及为使投票组的总数成奇数，以便于表决起见，又加了第二十一部落，即克鲁斯图美伦部，此名源于地名，即昔日平民阶级组织起来及保民官制度建立的地方；自此以后，平民的非常大会不按区而按部落来举行。这些分组全以地产为根据，其中有表决权的只有不动产业主，不过他们的表决没有地产大小的分别，全因他们聚居在大小村落之中。因此，这个部民大会在其他方面都仿效按区成立大会的形式，其实却是独立自主的中等阶级的大会，这个会一方面排除了大多数释免奴和门客，因为他们不是不动产业主，另一方面大地主不像在百人队会里那样占优势。这种“民众大会”不是全体公民大会，它不如平民的区会，因为它不但像后者那样不许贵族参加，而且也不许无不动产的平民参加。可是民众势力强大，竟能贯彻他们的主张，规定民众大会的决定，只要元老院先全体赞成，在法律上便应与百人队会通过的决定有同等效力。最后这个规定，在十二铜表法颁布以前，已具有法律效力，这确系实情；这个规定是否直接始于普布利乌斯公民投票时，抑或先由现已失传的其他章程而来，只是到现在才应用于普布利乌斯公民投票，今已无法查考。这种法律是否把保民官由两人增为五人，或以前已有这种增加，至今也不能确定。

比所有这些派性措施都更为明智的是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的尝试，他想打破富人对财政的垄断，从而堵塞罪恶的真正源泉。他是个贵族，以身份和名望而言，本等级没有一人在他之上。在两次凯旋之后，在他第三次任执政官期间（268年即前486年），他向民社提议清查公地，以一部分出租，以租金入国库，另一部分则分给贫民。换句话说，他想由元老院手里夺去公地的支配权，借公民的扶助，消灭那自私自利的占田制度。他或许以为他个人名望很高，这措施又公平明智，甚至在那群激愤和各有偏好的风波中也可以贯彻。可是他错了。贵族一致奋起；殷富的平民附和他们；因为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要按联盟法和公道，将拉丁盟友应得的土地分给他们，平民也对他不满。卡西乌斯只有死路一条。人们加以篡取王权的罪名，并非全属诬枉，因为他诚然像国王那样，想保护自由的平民，使他们不受贵族侵犯。他的法律与他一同入了土，可是自此以后，那法律的鬼魂连绵不绝地出没于富人眼前，再三从地下起来对他们作祟，直到国家在因此引起的斗争中沦亡而后已。

人们还试过以另一种方法去解除保民官的权力，就是循较为规则而有效的途径，使普通人得享平等权利。292年即前462年，平民保民官盖乌斯·特伦提利乌斯·阿尔萨提议任命一个五人委员会来起草一项通用法，以便将来执政官行使司法权时有所遵守。可是，元老院不肯批准这种提议；十年以后这个动议才得以实现，这样各等级斗争甚烈，战争和内乱使全国骚然。贵族方面顽强阻止元老院对这项法律让步，平民方面也一样顽强地再三让当时的保民官连任。人们屡次想用其他让步来平息这场斗争。297年即前457年，允许保民官由四人增至十人，此举是祸是福尚未可知。伊西利乌斯公民投票法案被视为民社誓守的特权。翌年，通过公民投票，将迄今仅有庙宇和丛林、并无人居住的阿文廷山分给贫苦的市民，作为他们建筑房舍的地皮，可以传给子孙，永久占有。给予民社的，民社接受了，可是他们始终坚持要制定一部普通法典。到了300年即前454年妥协终于达成，元老院在主要方面做了让步。起草普通法典的事议决了，为此，作为一种非常措施，百人队会选出十人，一方面来修订法典，同时又代两执政官充任最高长官，而且不但贵族可被选任此职，平民亦然。规定平民可以做官，这还是第一次。虽然只是做非常任的官。这是进到政治上完全平等的一大步骤，至于十人政治存在期间，平民保民官和上诉权在十人执政期间一律停止，十人仅限于不侵犯平民的誓守自由权，也不是太贵的代价。然而，在此以前，罗马已派使者往希腊，把梭伦的法律和其他希腊法律带回本国，他们回国之后，十人才被选为303年即前451年的长官。虽然可以自由选举平民，可是因为贵族的势力仍旧很大，人选却只落在贵族身上。到304年即前450年又有第二届选举的必要，几个平民才得当选。他们便是罗马民社首次选出的非贵族长官。

人们考虑这些措置，其用意无非要用成文法来限制执政官的权力，以代替保民官的援助。当时的情况不能继续下去，长期的无政府状态既致国于危亡，实际上就对任何人无益；这是双方都深信不疑的。保民官干涉行政，他们行监察官的事，凡有见识的人无不认为绝对有害。有了保民官，平民所得的唯一真正利益便是在其保护之下不致受司法行政偏袒一方之害，他的作用有如复审法庭，能制止长官的任意胡为。无疑的是平民要求成文法典的时候，贵族必定回答，若有法典，保民官的法律保护便属多余，后来双方似曾互相让步。法典修成以后应行何事，则无明文可考，或许双方没有具体协定；对于平民最后放弃保民官制可以不必怀疑，因为平民由于有十人政治，就等于可以通过非法手段重新恢复保民官制。不侵害平民自由权的诺言也可应用于不受保民官影响的平民权利，如同上诉权和阿文廷山的占有那样。那用意似乎是，十人在退休时，应向人民建议，此时不再任意武断，而是本于成文法来进行宣判的执政官应予重新选出。

这计划若能成立，那就是一个明智的计划。双方都义愤填膺，一切都要视他们是否接受这种和平解决而定。303年即前451年的十人政府将他们制定的法律提交人民，得到人民的认可后，就刻在十块铜表上，铜表竖立在罗马广场上的元老院前面的讲坛旁。由于还要做些补充，于是在304年即前450年又任命十人，他们又增加两块铜表；罗马最早的也是唯一的法典于是肇始，这就是“十二铜表法”。这法典起于党派妥协，因此并不包含对于现行法律做次要的、仅仅是实用性的决定范围以外的深刻改动。关于贷款制度所创行的从轻办法不过是，定出大概是很低的最高利率（百分之十），以及对盘剥重利的惩罚重于窃盗罪，这是很独特的。严厉的债务诉讼程序，至少在主要方面依然如故。我们可以想见，关于各等级的权利，更无人想加以改革。相反地，拥有不动产的公民与无产业公民在法律上的区别，贵族与平民结婚于法无效，又在罗马城的法律中重新得到认可。同样，为限制长官的任意胡为和保护市民起见，明文规定较晚的法律一概居于早先的法律之上，以及不得颁布反对任何公民的人民决定。最可注意的是死刑案件不得上诉于部民会议，可是上诉于百人队会议的权利却得有保证。这事或可这样解释，刑事审判权事实上已为平民及其首领所篡夺，十执政官认为，在不伤及其盟誓自由的前提下，他们至少可以废除保民官审判死刑案件的权力，这是这类案件中最严重的。这办法在政治上的真实意义大部分不在判例的内容如何，而在于现今正式确定的执政官责任，即依照这些诉讼形式和法律规程进行裁判，而且还在于法典的公开展示，因此司法事务必须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执政官自当有所顾忌，乃不得不对于人人都施以平等而完全相同的裁判。

十人政治的终局甚为不明。据说，十人未了之事只余公布最后两块铜表，然后就让位于正式的行政官。可是他们把此事搁置；借口法律尚未完成，他们于一年任期届满之后，自行延长任期，这只在以下情形中才有可能：依罗马国家法，为修改宪法而特别委任的长官在法律上并不受对他们规定的最后期限的约束。据说，以瓦勒里乌斯和霍拉提乌斯为领袖的贵族温和派想在元老院里强迫十人政府退位，可是他们的首领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原是一位顽固的贵族，现在一变而为煽惑人心的说客和暴主，在元老院里占了上风，人民竟然顺服。征发两支军队的事居然未遭反对而告成，于是对沃尔西人和萨宾人同时开战。不久，前平民保民官卢奇乌斯·西奇乌斯·邓塔图斯被人发现死在营前。他是罗马勇冠全军的人，曾作战一百二十次，全身有四十五处光荣负伤，现在竟被人谋害，据说系十人政府所主使。这时人们心中酝酿着革命，阿皮乌斯由于审判不公，于是革命急速爆发。百夫长卢奇乌斯·韦吉尼乌斯的女儿是前保民官卢奇乌斯·伊西利乌斯的新娘。此案是关于她的自由问题，阿皮乌斯的判决把这姑娘从她的亲属手中夺去，意欲使她失去自由而为法律所弃，促使其父在公共市场上亲手用匕首洞穿其女的胸膛，使她免受耻辱。民众见这种空前的事，惊以为异，团团围住这美女的尸体，同时阿皮乌斯命他的差役把女父和新郎带到他的法庭，立即治他们反抗他的权威的罪，而他的判决又没有上诉的余地。此时事情已达忍无可忍的程度。群众愤怒欲狂，女父和新郎凭着他们的保护才逃出暴主捕役之手；元老院正在战栗和踌躇之际，两人和许多目睹那可骇事件的见证者现身于两军的营垒中，对这闻所未闻的事做了报道。一切人都觉悟到没有保民官的保护，法律的安全便有缺陷，父辈做过的事情，儿辈又会重复。军队再次遗弃其统帅，列着作战的阵势，穿罗马城走过，再次开到圣山，在这里他们再次任命自己的保民官。十人政府仍不肯放弃他们的权力，军队和他们的保民官来到城里，在阿文廷山上扎起营垒。内战迫在眉睫，巷战无时不可发生，然后十人政府才放弃那篡夺来的无光彩可言的权力。卢奇乌斯·瓦勒里乌斯和马尔库斯·霍拉提乌斯商定第二次妥协，依约恢复平民的保民官制。十人受弹劾，两个罪魁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和斯普里乌斯·奥皮乌斯终于都在狱中自杀，其余八人则被放逐，财产充公。平民保民官马尔库斯·杜伊利乌斯为人谨慎稳重，适时地运用他的否决权，阻止司法机关对这事进一步追究。

这是罗马贵族记下来的故事，不过，即使置种种附带事件于不论，十二铜表法所源自的重大危机的终局绝不能是这样荒唐的奇事和无法索解的政治疑团。废除王政和设立平民保民官以后，十人政治是平民阶级的第三个大胜利；反对党对这个制度及其首领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的切齿痛恨不难领会。凭借这个手段，平民已取得充任全国最高长官的资格和一部普通法典，他们并无理由来反叛新长官和用武力恢复那纯属贵族的执政官政府。这只能是贵族所追求的目标，如果贵族与平民合组的十人政府想在任满以后仍保住其职位，首先起来攻击他们的当然是贵族；贵族乘此机会必不免力主缩小那明文规定给予平民的权利，尤其是保民官一职。如果不久以后，贵族竟能取消十人政府，那就可以理解，在十人颠覆以后，平民又武装集会，从事巩固以前290年即前493年的革命和最近的运动所收的效果；我们仅能认为305年即前449年瓦勒里乌斯霍拉提乌斯法律是这个冲突的一个妥协。

自然，这个妥协确实对于平民很有利益，对于贵族的权力再次加上明显的限制。平民保民官一职恢复原状，从贵族手争得来的城市法应永远固守，执政官应遵照此法办理，这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城市法，部民会固然失去其篡夺来的死罪案裁判权，可是保民官却重新获得此权，找到一种途径，使他们遇到这种案件时，有可能同百人队会谈判。此外，他们仍有权，在罚款方面可任意判决而不受限制，并将裁决提交部民会议，这种做法，足以消灭贵族反对者的公民资格。此外，百人队会根据执政官的建议，规定将来任何行政长官，所以连独裁官也包括在内，在任命时，应承担义务，允许人们享有上诉权，任何人违反此条件推举执政官，他便须以一死抵罪。在其他方面，独裁的权力仍旧，特别是他在职务上所做的事与执政官的不同，保民官不能将他的作为取消。

对执政官的全权还是有一层限制，人民由民社选出两员财务官管理军费金库，首次的推举在307年即前447年举行。两位管理军费的财务官，以及两位管理市库的财务官现在却仍由民社任命；执政官不去选任，而是领导选任工作。选出军事财务官的大会由贵族和平民中的有不动产者参加，按分区投票；这办法也是对平民中的农人的让步，因为他们控制这种大会的力量远胜于其控制百人队会的力量。

后果更加深远广泛的是，允许保民官参加元老院的讨论。容许保民官进入元老院会议厅，在元老院看来，似乎是自损其威望；所以在门口给保民官设了一条长凳，使他们从那里听取正在讨论的事情。可是，自从元老院从一个咨询机构变成一个议决机构以后，保民官的否决权就扩大到全元老院的任何决议，这种情况最初发生在公民投票对全民社都有约束力之时；自此以后，保民官可以参加区民会议中的讨论。元老院的决议的效力与最为重要的公民投票的效力相联系。为确保元老院的决议不致受人篡改或伪造，又规定这些决议不但应由贵族的财务官负责保管，藏之于农神庙，而且还应由平民的市政官负责保管，藏之于凯雷斯庙。这场斗争原为取消保民官权力才开始进行的，结局却再次明确承认了他的权力：他不但能受理含冤人的上诉而取消个别官府的文书，而且能斟酌情形取消国家任何机关的决策。人们以最神圣的誓约和宗教所能呈献的敬畏心，也同样以正式的法律，来保障保民官的人身安全，以及他的同僚的任期永不中断，其人数永无缺额。自此以后，罗马不再有人试图裁撤这种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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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Ädilen plebis”，这种官职原管理档案，后帮助保民官从事审判工作，有审判权，最后成为管营造的市政官员，由于职权历代有变迁，故难以用固定不变的词去译它。——译者

(2)
平民助审官以同样方式仿贵族缉捕使设置，正如平民保民官仿贵族执政官设置，这一点无论对于刑事审判，还是对于档案管理事务，都是很明白的。在刑事审判中，不同的似乎只是两位行政官的倾向，而不是职权。凯雷斯神庙之于助审员，犹如农神庙之于缉捕使，他们从前者得名。饶有意义的是，305年即前449年的法律（李维，3，55）规定，元老院决议应送凯雷斯神庙，由助审官来保管，而按旧有的、后来在等级斗争解决后又重占上风的惯例，如众所周知的，这些决议案送交缉捕使，保存在农神庙。

第三章　等级平等运动和新贵族政治

保民官运动似乎主要起因于对社会状况的不满，而不是对政治状况的不满，我们若假定那些已入元老院的殷富平民同贵族一样反对这种运动，实有其正当的理由，因为这运动所大加攻击的特权正是有利于他们的特权，他们虽在其他方面受人贱视，但是他们似乎以为，当整个元老院的财政特权面临威胁之时，他们不当在此时争官做。共和政体最初五十年间未曾采取直接的步骤，来促进各等级的政治和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可是，贵族与平民的这种联合绝不是永久联合的保证。无疑地，从最初起，平民中的巨室即有一部分附和革命党，部分原因是出于对本等级的人负有正义感，另外还因为一切受贱视的人之间存在着天然纽带，最后还因为他们认识到这事结果必不免对民众让步，如果善为利用，这种让步势必会导致革除贵族的特权，而平民巨室即可在国家里占有决定性优势。当这个信念不可避免地日益流行，而且平民巨族领导本等级起来与贵族斗争时，他们以保民官为合法的内战工具，又以社会疾苦为武器，来进行战斗，以便迫使贵族接受和约条款，然后居两派调节人的地位，为自己争得做官的权利。

十人政治倾覆以后，各派地位就发生了这种转变。平民保民官的不能废除，现已成为昭然若揭的事实；平民巨室的良策无过于取得这强有力的工具，用它来消除本等级在政治上所受的歧视。

氏族贵族与联合起来的平民对垒之时，最足以昭示贵族不能自保的，莫过于下列事实：革命一举推翻十人政治以后，不到四年，这个高贵等级的基本原则（即贵族与平民通婚姻无效），就不堪一击。309年即前445年，卡努莱公民投票法规定，贵族与平民的婚姻应视为真正的罗马婚姻，由这种婚姻产生的子女应从其父的身份。同时又通过一个议案，百人队会应选举军事保民官，在军队未划分为军团以前，其数目为六人，在以后，这种官的数目也以此为准，以代执政官，他们有执政官的职权
(1)

，任期也与执政官相同。其次，原因是军事方面的，那时战争频繁，需要最高将帅的数目超过执政官的体制的准许；但是，这变动对于等级斗争具有重大意义，也许就这种安排来说，那个军事目的更多的是借口，而不是理由。按古代的法律，每一个有服兵役义务的公民或客民皆可达到军官的地位；平民在十人政治时期曾暂时得任最高长官，现在借此原则，范围加广，一切自由出身的市民一律有出任最高长官的机会。问题很明显，贵族现今不得不放弃其独占最高长官之权，又不得在此事上让步，他们仍不肯给平民以最高长官的名义，仍用这种奇怪的方式把执政官职位让给平民，这对于他们究有何益？
(2)

可是，最高长官之职连带着荣誉的权利，这些权利有些是属于个人的，有些是世袭的；如凯旋礼的荣典，依法须视一人是否曾居最高长官之位以为条件，官吏未尝亲自掌过这种职务的，绝不能得到此荣耀；显贵长官的子孙可随意在家堂上立起这个祖先的像，而且在相当时机供众展览，而对其他祖先则否。
(3)

握政权的贵族宁可许人夺去其手中的政权，而不肯给人那与之相连的荣誉权利，尤其是世袭的荣誉权利，实不难索解，可是难以为之辩护。所以，当他们不得不与平民共掌政权之时，他们对于事实上的最高长官，不给以车座长官的法定资格，而仅给以僚属资格，其殊荣纯属个人性质。然而，在政治上有比拒受祖荫之权和凯旋荣典更为重要的，就是出席元老院的平民不得参加辩论，原来的情况是，平民中如有选定为执政官的，或曾任执政官的，必属于被优先咨询的元老之列。由此观之，贵族仅许平民任执政官之职而不许其居执政官之位，确是极关重大。

可是，尽管有些可恼的歧视现象，氏族的特权，只要是有政治价值的，仍为新制度所代替。罗马贵族如果名副其实，他们必放弃这种斗争；可是他们竟不这样。自此以后，合理合法的反抗虽不可能，施展小权术、刁难和诡计以进行隐蔽的反抗却大有余地。这种反抗虽不光荣，在政治上也欠明智，可是就其某种意义而言，却颇有成果。这种情形固然使平民取得一些让步，团结一致的罗马贵族并未轻易就范，反而使内战又延长一百年，又使贵族无视那些法律，继续实际独揽政权，再历几个世代。

贵族所使用的手段，随政治卑鄙伎俩而异。他们不即刻一劳永逸地决定平民可否参加选举的问题，只对于目前即将举行的选举做不得已的让步。如是，关于应推举贵族等级的执政官，或是从两等级中任命拥有执政官职力的军事保民官问题，这种无意义的斗争年年发生，周而复始，这种使敌党疲惫厌烦从而克敌制胜的方法，在贵族所用的战略中证明是颇为有效的。

更有甚者，他们把那一向并未分割的最高职权搞得支离破碎，以便增多攻击的目标而延缓他们的失败。每四年循例确定预算、公民册和税册一次，这一向是执政官的事，到了319年即前435年，把这职务委给两个监察官（censores
）掌理，这两个官由百人队会从贵族中推举，任期至多不得超过十八个月。这个新职逐渐成为贵族的护身符，他的财政势力关系尚小，与之相联系的权却关系重大：他有权补充元老院和骑士团的缺额，在确定名籍时，可将个人从元老院、骑士团和公民团的名册中删去。然而，监察官之职在当时绝没有它后来才具有的那种崇高意义和道德权威。

然而，333年即前421年关于财务官的重要改革足以抵偿贵族的这种胜利而有余。贵族与平民合组的部民会议能够做到允许平民求职者参加财务官的选举，因此是军官，而不是平民首次获得被选出任正式官职的资格和选举此官的权利，其所依据的理由是，至少那两个军营主会计官事实上主要是武官而不是文官，就这一点来说，平民似乎既可出任军事保民官，也可出任财务官。他们觉得自此以后，对于军事财务官或城市财务官，贵族和平民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无怪乎一方以为这是一场大胜，而另一方以为这是一个惨败。

贵族尽管做极顽强的抵抗，只是连战连败，他们的权力愈减，他们的愤怒愈增。无疑地，他们仍有人试图直接侵犯那些平民依协定而取得的权利，不过这些企图多是渴望报复的软弱行动，而不是深思熟虑的党派策略。如同显然不十分可靠的流传史料所记载的，斯普里乌斯·迈利乌斯一案特别是这样。他是个殷富的平民，315年即前439年荒灾惨重，他出售谷物，售价使贵族的仓廪官盖乌斯·密努奇乌斯惭忿交集。盖乌斯控告他意欲谋取王权，这究竟有几分理由，我们不能断言，可是一个连保民官都未尝做过的人真想僭越王权，未免使人难以置信。然而，官府竟认真受理此案，王政的呼救声对于罗马群众所发生作用总是与教皇的呼救声对于英国大众所发生的相似。当时提图斯·昆克提乌斯·卡皮托利努斯第六次为执政官，他推举年已八旬的卢奇乌斯·昆克提乌斯·辛恩那图斯为不许上诉的独裁官，公然违反那郑重誓守的法律。迈利乌斯被他传唤，似有不理传唤之意，独裁官手下的掌马官盖乌斯·塞尔维利乌斯·亚哈拉便亲手把他杀死。死者的房屋被拆毁，仓里的存谷被散给人民，不取分文，人有扬言替他报仇的都被戕害。这个可耻的滥杀案未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实为盲目轻信的民众的耻辱而非阴狠毒辣的贵族党的耻辱，不过贵族党如果想用这种手段破坏上诉权，他们徒然违法，徒然残杀无辜，却无济于事。

选举的阴谋和僧侣的欺诈证明是贵族手里最有效的武器。选举舞弊的事必很流行，322年即前432年似有颁布禁止选举舞弊的法律的必要，最足以见此风之恶劣；这法律当然无济于事。选举人如果不受贿买和威吓，主管选举的长官便干其余的种种勾当，例如允许极多平民进入候选人名单，使反对党的选票分散，或由候选人名单上删去大多数人所要选的人。如果尽管如此，他们所不喜欢的人选竟被通过，他们便向祭司询问，当时占卜或他种宗教仪式中是否有不祥之兆，他们总不免寻出几个这类的征兆。人们不考虑后果，不顾祖先的高明先例，竟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即关于飞鸟示兆和灾异等，长官依法须服从专家祭司团的意见。后者有权以不合教式为理由，取缔国家的任何行动，无论是奉献神殿或其他行政事务，无论是法律或选举。这样一来，平民才可能有被选为财务官的权利，虽在333年即前421年已为法律所规定，而且此后仍继续受法律的承认，可是到了345年即前409年，第一个平民才达到财务官之职；直至359年即前400年贵族几乎完全独占具有执政官权力的军团长官之职，显然，法律取消贵族的特权，平民巨室却绝不因此而真正事实上与上流贵族处于平等地位。这事原因甚多：贵族不屈不挠地反对，在群情激昂时刻，在理论上固然极易让人夺取其位，却极难任人在每年一度的选举中永久把他们压倒。可是主要原因却在于：平民巨室的领袖与农民大众不能在内部团结一致。中产阶级所投的票在大会里起决定性作用；只要他们的要求一概被贵族和平民置之不理，他们就觉得自己不宜优先奉显要的非贵族为领袖。

在这些政治斗争期间，社会问题冥然潜伏，或者没有人努力讨论它们。平民巨室既已获有保民官一职可为己用，公地问题或贷款制的改良问题便无人认真议论，可是不乏新得之地，也不乏贫穷或败落的农人。这时固然也举行分配田地之事，特别是分配新征服的边疆地域，如312年即前442年分阿尔迪亚的公地，336年即前418年分拉比西的公地，361年即前393年分维爱的公地，可是这种分地起于军事原因，而不是为了救济农人，而且其程度绝也不足敷需要。无疑，有几位保民官曾试图恢复卡西乌斯法律：例如，斯普里乌斯·迈奇利乌斯和斯普里乌斯·密提利乌斯于337年即前417年提出一个分配全部公地的建议，可是却遭到自己同僚的反对，也就是遭到平民巨室的反对。这正是当时的情况，他们遭到了失败。有些贵族也想解除共同的苦难，可是其成效并不优于以前的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马尔库斯·曼利乌斯与卡西乌斯同为贵族，又同以武功和骁勇著名，高卢人攻打罗马的时候，他是卡皮托尔城堡的救星；据说他曾为那些受虐待的人民而冲锋陷阵，把他同他们维系在一起的是战友情谊，以及，对于他的政敌、贵族方面的名将和首领马尔库斯·弗里乌斯·卡米卢斯的刻骨仇恨。一位勇猛的军官因债务将被送入狱，曼利乌斯替他斡旋，用自己的钱财把他赎出；同时他表示要出卖自己的田地，他大声疾呼，只要他有一尺土地，便不使这种不平的事发生。他的话足以使政府党，无论贵族还是平民，一致反抗这危险的改革家而有余。曼利乌斯以叛国罪受审，这就是他意欲对王政施行改革所得的罪名，这个叛国案以其由于阴险的魔力而形成的党派性陈词滥调，影响了盲目的群众。群众判决他死刑，他的威名也对他毫无裨益，只是人们以为宜使投票人在不见城寨所立的危岩之处集合，未开这个血腥法庭。这块巨岩无言地提醒人们，使他们忆起他们现在所要交给刽子手（370年即前384年）的那个人，曾如何在千钧一发之时拯救过他们的祖国。

于是改革的企图方在萌芽时即被摧折，同时误解也变得更为昭著；一方面因为屡战屡胜，公有地产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尤其是因为受了348—358年即前406—前396年与维爱苦战和364年即前390年高卢人入寇焚烧罗马城的影响，债务和穷困在农人中间蔓延日广。固然，当维爱战事期间，兵士入伍的期限须延长，他们以往至多在夏天不卸武装，此时整个冬天也得如此，当时农人自料不免完全倾家荡产，正欲表示不赞成宣战，元老院恰好决定做重大的让步。迄今为止，各区以捐款支付兵饷，现在元老院决定兵饷由国库负担，换句话说，由间接税收和公地进款来负担（348年即前406年），只在国库暂时空虚时，国家因为要支付兵饷，才使全国认捐人认为这种捐输乃是强迫借款，以后须由国家归还。这办法实为公平明智，可是，它并无根基，即未能用公地于正途，以裕国帑，于是除兵役的负担渐次加重以外，捐输也层见累出，并不因为官方认为这是借款而非赋税，捐输就不会同样使财力薄弱的人倾家荡产。

在这种情形之下，平民巨室眼见贵族反对和人民淡漠，使他们实际上不能在政治上得享平等，痛苦的农人又无力反对团结一致的贵族，他们当然用双方妥协来互相扶助，抱着这种见解，平民保民官盖乌斯·李锡尼和卢奇乌斯·塞克斯提乌斯向人民大会提出下列的建议：一方面，取消具有执政官权力的保民官，规定至少两执政官之一应为平民；而且，许平民加入三祭司团之一，即保管神谕的祭司团，其员额增至十人；另一方面，关于公地，一个市民不得在公共牧场上养牛一百头和养羊五百只以上，自由占有的土地不得拥有五百尤格（相当于四百九十四普鲁士摩根）以上；此外，地主须雇用若干自由的劳工来做田间工作，其数额须与务农奴隶成比例；最后，已付利息应从本金中扣除，规定过期未还的款项的偿付期限，以减轻债务人的痛苦。

这几条法规的意向不言而喻。它们意在剥夺贵族垄断法官任职之权，以及随之而来的贵族世袭尊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们以为尤其须用法律排斥贵族，使其不得居第二执政官之职。因此，它们意在把元老院中的平民议员从低微的地位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仅仅缄然无言地列席，至少那些曾充任执政官的平民就因此与有执政官资格的贵族一样，在其他贵族元老之前可以同样发表意见。此外，这些法规还意在撤销贵族对于神职的独占权，人们由于明显的理由，把拉丁古代的鸟占祭司团和最高祭司团留给罗马市民，可是老市民须对新市民开放第三个起于晚近而原属于外国宗教的祭司团。最后，这些法规意在使贫寒平民得以分享平民共有的用益权，为债务人减轻痛苦，为失业的短工找到工作。废除特权，平均民权，改良社会。是为三大理想，意在使人承认它们。贵族用尽他们所能运用的一切手段，来反对这些法律建议，可是终不济事，甚至独裁官和年迈的战争英雄卡米卢斯也只能延缓，而不能阻止这些建议的实行。平民百姓情愿把这些建议拆散，只要债务的负担减轻，公地放开，执政官和保管神谕的职位与他们有何相干！可是平民巨室以人民的事为己任，并非毫无所求；他们把各条建议一概包罗在一个法律草案之内，相传在十一年的长期奋斗以后，元老院终于同意，这几个建议便在387年即前367年通过。

第一个当选非贵族执政官的是发起这次改革的人，前任保民官卢奇乌斯·塞克斯提乌斯·拉特拉努斯，此人一当选，无论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氏族贵族即不再属于罗马政治制度范围。这几条法律通过之后，诸氏族的前列战士马尔库斯·弗里乌斯·卡米卢斯，在卡皮托尔山麓，在一块高出旧日公民齐集聚会之地，即会场的所在地，也就是在元老院昔日时常集会的高坛上，建立起和睦圣殿。于是人们欣然相信，这个既成事实使他看出这业已迁延过久的争吵将告结束。这个宿将兼老政治家的最后公事，他那长久的光荣生涯应有的结局，便是以宗教的方式把人民的新和睦供献于神。他并不完全错误，自此以后，氏族中较有远见的人显然认为，他们独有的政治特权从此失落，乃安于与平民巨室共掌国政。然而，在大多数的贵族中，那种不可救药的贵族精神依然未改。古今维护法庭的人总主张他们自有特权，法律合于他们的党派利益，他们才服从法律。罗马贵族即倚仗这种特权，竟敢屡次公然违反约定的办法，推举两个贵族为执政官。可是作为对于411年即前343年的这种选举的报复，人民于次年正式决定，两个执政官职皆得由非贵族充任，贵族懂得这意在言外的警告，他们固然仍愿染指于第二执政官之职，可是不敢再贸然行动。

同样，在李锡尼法律通过时，贵族试图在政治上采用修补的办法，至少保全其旧有特权的残余，可是却损害了自己。在只有贵族才知法的借口下，执政官一职既须对平民开放，他们便使司法与执政分离，因此推举出自己的第三执政官，通称副执政官（praetor
）。同样，又推举两个新市政官掌监督市场和与之有关的违警法庭，以及举办罗马城的节庆，因为他们有经常的审判权，故为牙座市政官，以区别于平民的市政官。可是，牙座市政官转瞬即变为平民也可担任的职位，以致由贵族与平民每年轮番担任。此外，386年即前368年，即李锡尼法律通过前的一年，掌马官已经可由平民充任，398年即前356年，允许平民任独裁官；在403年即前351年，监察官允许平民充任，417年即前337年，副执政官一职也对平民开放，约在同时，即415年即前339年，法律规定两监察官之一应为非贵族，亦与往日执政官的情形相同。427年即前327年，在选举一个平民独裁官时，有一位贵族鸟占官查出一些外行人所不见的隐蔽破绽，并且直至此时期之末（474年即前280年），贵族的监察官在民情调查结束时竟始终不许其同僚献祭，这是毫无意义的，这种狡猾的伎俩于事无补，仅足以证明贵族阶级的心绪不佳而已。对于平民参加元老院的辩论一事，元老院的贵族议长动辄诉苦抱怨，也无济于事；相反地，以下的办法却变成了定规；不是请贵族元老，而是请那些已达到执政官、副执政官、牙座市政官等三个最高正职之一的人，依此次序无分等级差别地发表意见，而那些未曾出任这三种职务的人则甚至到此时仍仅参加分组表决。最后，贵族元老院所拥有的判定民社决议不合政制而予以否决之权——这权大概是他们所不敢贸然行使的，被415年即前339年的普布利乌斯法，以及在罗马纪元五世纪中叶以后才颁布的梅尼（Maenische）法的如下的方式予以撤销：在提出候选人名单或法律草案时，贵族元老在政制上如有异议，他们应即明白提出；其结果就等于事先表示同意。这样，直至共和政治晚年，民社决议的核准权，贵族始终拥有。

氏族保持其宗教特权较久，这是可以理解的。诚然，有几种特权在政治上不关重要，也未尝受人干涉；如唯有贵族才有资格充任三个最高点火僧（Flaminataen），以及入选神职界，如参加舞蹈团。另一方面，祭司团和占卜团对于法庭和平民大会有巨大影响，极关重要，所以不能仍由贵族独占。454年即前300年的奥古尔尼乌斯法律也把这两院向平民开放，最高祭司团由五人增至八人，占卜官由六人增至九人，两院中的位置由贵族与平民平分。

独裁官霍腾西乌斯颁布的法律（465—468年即前289—前286年）终于结束了两百年的斗争。这法律系因一次危险的民变而起，它宣布了平民的法令应与全民的法令立于绝对平等地位，而两者以前的平等地位只是有条件的。当时情势大变，以致此后，市民中的一部分曾单独握有表决权的，不再参加那对于全体市民都有约束力的普通表决方式。

于是，罗马氏族与平民之争大致告一结束。贵族原拥有广大的特权，现在在事实上仍占有两执政官和两监察官职位之一，可是法律又不许他们充任保民官，平民的市政官，第二执政官或第二监察官，也不许他们参加在法律上等于全体市民投票的平民投票。贵族那种乖张而又顽强的反抗，现在受到应有惩罚，他们往日的特权一一变为他们的挫折。然而，罗马的氏族贵族绝不因其徒拥虚名而绝迹于世。贵族的地位和权力愈趋缩小，他们的贵族精神就愈趋纯粹和狭隘。“罗马纳”人尽失其等级特权以后，他们的傲气历数百年仍然存在；他们在坚毅地“力救执政官一职于污秽的平民之手”，以后终于厌恶地认识到这个业绩无法达到，可是，他们至少仍旧粗鲁而顽固地表现他们的贵族作风。要正确了解罗元纪元第五和第六世纪的罗马史，我们切不可忽略这种忿懑的贵族态度；它充其量不过是自寻苦恼和惹人苦恼而已，可是它却是尽力而为的。奥古尔尼乌斯法律（458年即前296年）通过以后，过了几年，便发生一件这类的事。一位贵族妇人与一曾居国家最高官位的显要平民结了婚，因为她下嫁，贵族社会不容她，不许她参加贞节女神的节庆。由于她被排斥，此后罗马贵族和平民各奉一位贞节女神。无疑地，这种躁妄举动毫无重要关系；对于这种可怜的下策，氏族中较有善心的人士完全避而远之，可是这种举动给双方留下了不平的感觉；平民对氏族的争斗，本是一种政治上甚至道德上的必要，可是，这种殿后部队在胜负已决定之后的无谓战斗以及关于身份和地位的无谓口角，这种持续很久的动乱，却使罗马人民的公私生活受到不必要的阻挠和骚扰。

然而，387年即前367年平民两派所达成的妥协的目标之一，即排除贵族，在主要之点上已全部达到。又一问题继之而起，这妥协所要达到的两个积极目标究竟达到了多少？新秩序是否真正制止了社会困苦，奠立了政治平等？二者有极密切的相互关系；如果经济困难毁灭中产阶级，把市民分裂成少数富人和广大受苦的无产阶级，这种情形必致民权平等的消灭，实际破坏共和政治。所以，中产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的保全和增殖，在罗马每一爱国的政治家眼中，不但为一重要问题，而且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更有进者，平民阶级中新近被邀参政的人士，由于他们的既得权利大部为那受苦受难的并希望他们给予援助的无产阶级所赐，所以无论就政治或道义而言，只要用政府措置可以达到救济无产阶级，他们就有循此途径来救济他们的特别义务。

让我们首先看看387年即前367年的法律中与此有关的部分，究竟包含多少真实的救济。自不待言，那为自由短工所规定的条款不可能达到它的目的——即制止那使用奴隶去从事的大规模农业，至少为自由的无产者取得一份工作。关于此事，如果不用一种高瞻远瞩的方式，使当时的社会秩序根本动摇，立法律就无济于事。又关于公地问题，立法者有可能进行变革，可是当时的作为显然不够。关于公地，新办法许人驱大群牛羊到公场去牧放；又关于未辟为牧场的公地，新办法规定了许人占有公地的高标准的最高限额；它允许富人先得公地产物中颇大的或是大得不成比例的一份；根据较晚的规定，保有公地虽然仍须缴纳什一税而且可以随意撤销，因而不啻使占田制得到法律上的认可。更可疑的是，新法律既不以更有效的强制办法去取代征收牧捐和什一税那种显然不充分的现行规定；又不对公地占有权的彻底改革做出规定，也不设立一个官府专门掌执新的法律。分配现存的有主公地，一部以公平的最高额分给执有者，一部则分给无产的平民，二者皆有完全的产权；将来取消占地制；设立一个对将来获得的领土有权立即可以分配的官府，以上都是当时情势所要求的办法，彰彰明甚；而这几个彻底有效的办法竟为人所中断，其原因不在缺乏真知灼见。我们不由得不想起，建议这新办法的人士正是平民巨室，换句话说，正是那有公地使用权的特权阶级的一部分，而且这办法的发起人之一的盖乌斯·李锡尼·斯塔洛，即因为田地越过最高限额而成为首先被罚者中的一个。我们不禁要问，这些立法者是否以光明正大的态度从事于此，他们是否恰恰相反，明知公地这不幸的问题若得解决，可以为公众谋福利，却故意规避解决。然而，李锡尼条约的条文，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可以而且确实大有利于小农和短工，却是我们不想置疑的。此外，我们不得不承认，该法通过以后，当局即刻至少以较为严厉的态度对于最高定额条例的遵守实行监督，而且以重额罚金惩治那牛群过大和占有公地的人。

在税收和贷款制度方面，那时也做了空前绝后的努力，尽可能地利用解放奴隶须按其身份抽百分之五的税，除了不愿释免奴增加这一点以外，它确实是罗马加在富人身上的第一种税。同样，人们又努力解救贷款制度的弊害，惩治重利盘剥的法律原为十二铜表所制定，现在被恢复起来，渐加严密，一年十二个月最高的利率，陆续由百分之十（397年即前357年实行）降至百分之五（407年即前347年），终至（412年即前342年）完全禁止取息。后面这条不明智的法律在形式上始终有效，不过实际上当然没有实施；以后惯常的利率，例如月息百分之一，或按普通民历，年息百分之十二（以古时的金融状况来计算，这利率约等于近代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在此时前后概已定为法律许可的最高利率。较高款额的讼案必被驳回，通过法庭追回借款也许是许可的；而且以盘剥重利而臭名远扬的人被人民法庭传讯，部民会（Quartieren
）即刻课以重罚之事，亦屡见不鲜。更重要的是波埃特科法（428年即前326或441年即前313年）对债务诉讼程序的改革。一方面只要债务人宣誓声明他无力还债，这法律便许他割让财产，以保全他的人身自由；另一方面，迄今因借款欠债未还而实行迅速扣押抵债的规定被取消，另规定罗马市民除非受陪审人员的判决，不得被牵走为奴。

显而易见，这些措施或可在某几点上减轻当时经济上的混乱，却不能将它铲除。困苦仍继续不已。402年即前352年设置了一个银行委员会整顿贷款状况，并负责国库预付款的支付，407年即前347年颁布法定期限付款的规定，尤其是467年即前287年前后有一次危险的民变，人民因在还债方面不能得到的新减免，成群结队开赴雅尼库鲁姆，只是因为国外敌人适于此时前来侵犯和霍腾西乌斯法中包含的让步，社会才得恢复安宁。然而对于遏止中产阶级的贫穷的认真尝试，若因其有不足之处而横加指责，实欠公允。有人认为，用局部的温和剂去医治顽疾，实属无用，因为它们仅能解救其中一部分；这种信条是卑鄙之徒对愚憨者百试不爽的福音，可是仍然难以理论。我们可以追问，这事是否那时就已为阴险的煽惑家所利用，当时是否真正需要那样猛烈而又危险的措施，例如从本金中扣除已支付的利息。我们所有的文献不能决定这里的是非曲直。可是，我们明白看到，在经济上，有恒产的中产阶级仍处于令人忧虑的危险局面；当权的人多方努力想用禁令和展期来解救这种局面，自然徒劳无功。贵族统治阶级支配本阶级各分子的能力长期软弱无力，为本阶级自谋牟利之心仍很重，所以不能用政府的唯一可以运用的有效方法来救助中产阶级，这种方法即是完全彻底地取消公地占有制；尤其是，使人们不致责备政府利用人民的痛苦处境去谋自己的利益。

由于罗马在政治上获得了成功，罗马对意大利的统治渐臻稳固，中产阶级因此得到的补救比政府愿给或能给的更为有效。为保全统治计，罗马不得不建立许多大殖民地，大多数殖民团都在第五世纪派遣出去，农业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得到自有农庄，而留在本国的也因为人口外流，痛苦得到减轻。间接和非常的收入增多，罗马的财政欣欣向荣，政府不必以强制借款的方式向农人征收捐款。较早的小产业或一失而不可恢复，可是由于罗马的福利状况普遍与日俱增，从前较大的土地拥有者就沦为农人，使中产阶级增添了新的成员。贵族主要在新取得的地方占有土地；大量财富由于战争和商业而流入罗马，利率必因此而降低；都城人口增加，使全拉丁姆的农人均得享其利；明智的合并政策使若干从前附属于罗马的邻国与罗马合并，尤其使中产阶级得到增强。最后，光荣的胜利及其伟大成果足以使党派之口趋于沉默。农人的痛苦虽然绝未解除，痛苦之源更未杜绝，可是，到了本时期末年，罗马中产阶级所受的压迫，整个看来，却比国王被逐后第一世纪的压迫要少得多。

最后，387年即前367年的改革及其势所必然的发展，就其某种意义而言，使民权的平等得以获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得以恢复。从前公民事实上全由贵族构成，公民在权利和义务上与贵族立于完全平等的地位，现在与从前一样，用法律的眼光来看，扩大的公民团里并无武断的差别。年龄、智力、教育和财力的不同在公民社会中必然造成不同层次的等级。这种不同层次的等级又必然支配着公共生活，可是公民的精神和政府的政策稳定地产生作用，使这些分野尽可能显露得少些。整个罗马体制都在于把市民都训练成中等人才，而不想让上智的天才得到发挥。罗马人的文化水平的增长与其民社的发展壮大未能齐头并进，而且当局对文化的增长常施以任性的压制而不加以提倡。人有贫有富，这是无法抑制的，可是在一个真正的农民社会里，农人和短工亲自手扶犁掌锄，而且无论贫富都应用一条经济规律，生活无时无处不尚节俭，而最重要的，不可在家里收藏不生利的资金，除盐罐和祭器外，当时罗马家庭不见有何银器。这事并非不关重要。自维爱战事至皮罗斯战争，这一百年间，罗马对外立下赫赫武功，我们在这些胜利中看到，农人今已取贵族的地位而代之；平民出身的德基乌斯之死为平民贵族所同哀，即使贵族出身的法比氏辞世，全国的哀悼也不过如此；执政官之职并未自动地落在最富的贵人身上；萨宾的一个贫寒农人马尼乌斯·库里乌斯竟能在战场上击败皮罗斯王，把他逐出意大利，可是他仍旧是一纯朴的萨宾农夫，自己种烤面包用的粮食。

然而，说到这种堂皇的共和平等，我们切不可忽略一种事实，即所谓平等大事仅系形式上的平等，自最初以来，即有一个特色鲜明的贵族阶级由此而生或包孕在其中。非贵族的富家高门早已自平民阶级析出，与贵族阶级联合，共享元老院的权力，共行与平民阶级不同而且常常与之反对的政策。李锡尼取消了贵族阶级内部的法律差别，改变了妨碍平民参政的壁垒，使之从不可逾越的变成可以逾越的法律障碍，可是障碍事实上却仍是难以逾越的。两个途径都使新鲜血液流进罗马统治阶级，可是政府本身仍是贵族政府。在这方面，罗马是一个纯粹的农人社会，拥有整份胡符地产的富人在外表上与住小茅舍的贫农无甚差异，而且与他们平等地互相交往，可是贵族阶级仍有极大的势力，以至于没有财产的人在城市里升为市长较易，但在乡里升为村长则较难。据新法律，甚至最贫穷的市民也可以充任国家的最高官吏，这固然是重要而有益的收获，可是一个社会下层的人能达到这种位置的
(4)

，却是一个罕有的例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至少在本期将近终了时，当反对派选举获胜时才有可能。

每有一个贵族政府，必有一个与之相当的反对党自行起来同它作对；各阶级的形式平等只改变了贵族，新统治阶级不承继旧贵族，而且与它成为连理枝，最密切地生长在一起，所以反对党便得以继续存在，而且在各方面无不遵照统治阶级的办法行事。现在被贱视的不仅是平民阶级本身，而是普通黎民，所以新反对党自始即自命为微贱小民的代表，尤其是小农的代表；新贵族依附旧贵族，所以新反对派最初的活动即与反抗旧贵族特权的最后几次斗争纠缠在一起。新的罗马人民领袖辈出，最先的有一个名叫马尼乌斯·库里乌斯，他是464年、479年、480年即前290年、前275年、前274年的执政官，482年即前272年的监察官；又有一个名叫盖乌斯·法布里基乌斯，他是471年、476年、481年即前282年、前278年、前273年的执政官，479年即前275年的监察官，两人既无门阀，又无资财；两人都违反贵族的原则，即国家最高长官不得连任的原则，三次经公民投票选举而成为首席长官；两人作为保民官、执政官和监察官，都反对旧贵族的特权，代表小农阶级反对豪门大族逐步萌发的骄横。将来的党派现已判然划分，可是双方面临公众利益的问题时，仍将党派的利益问题暂时搁置。旧贵族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和农夫马尼乌斯·库里乌斯，都是势不两立的私仇，却以他们的智谋和果敢行动共同击败皮罗斯王；盖乌斯·法布里基乌斯任监察官时，虽因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卢菲努斯有贵族思想和贵族习惯而予以惩罚，这事却不妨碍他认为卢菲努斯有将帅之才而帮助他出任第二执政官。鸿沟已成，可是两敌党仍隔着鸿沟握手。

新旧公民斗争的结束、种种比较有成效的救济中等阶级的尝试、一个新的贵族党和一个新的民主党在新获得的民权平等中业已开始创建，上文都已论述过。其余有待叙述的，还有新政府在这些改革中所采取的形式，以及贵族阶级在政治上废除后，共和国的三要素——公民、长官和元老院的相互地位。

公民在他们的正式大会中，仍旧是共和国的最高权威，法定的全国主宰。只是法规规定，除永久由百人队会决定的事务，如执政官和监察官的选举以外，按区表决应与按百人队会表决具有同等效力。关于贵族和平民的联合大会，该规定原为305年即前449年的瓦勒里乌斯·霍拉提乌斯法所引入，又为415年即前339年的普布利乌斯法所扩充，可是关于平民单开的大会规定，却是约467年即前287年的霍腾西乌斯法所做，前已着重提到，总的说来，同一些人得在两个大会里投票，可是除贵族不得参加平民单开的大会外，在普通的各区大会里，一切有表决权的人都立在平等地位。而在百人队会里，表决权的效力却按投票人的财力分为等级。所以，就这点而论，前一改革诚然是一个削平阶级而趋向民主的改革。还有一件远较重要的事，这一时期将近终了时，开始有人对最初以自由产业为条件的表决权表示怀疑。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是罗马史上勇猛的改革家，442年即前312年他为监察官时，不与元老院或人民洽商，便调整公民名籍，使无田产的人愿入何部即归属何部，然后按照他们的财产，把他们归入相应的百人队会。但这种改革超越时代精神太远，所以未能长期实行。紧跟着接替阿皮乌斯的人当中有一个曾征服过萨谟奈人的名将，昆图斯·法比乌斯·鲁利阿努斯，450年即前304年他任监察官时虽未全部废弃改革，却加以限制，结果市民大会的实权仍操在殷富地主的手里。他将一切无田的人都纳入四个城市部落，于是市区四部不居首位而居于末位。另一方面，乡村各部落自367—513年即前387—前241年间，由十七个渐增至三十个，这样，从一开始就占优势，此后始终占优势的大多数选区，按法律规定，即为全体有自由产业的公民所保留。在百人队会里，有自由产业与无自由产业的公民仍然平等，不改阿皮乌斯创制时的原状；这样，就确保了有自由产业者在部民大会中的优势，而在百人队会本身，有产者就起决定性作用。一个因武功，更因平时政绩而无愧于“伟大”称号的人，由于这种明智而中和的办法而得到了安排，把当兵义务理所当然地扩充到无自由产业公民身上，同时又保证了在区大会中，对他们的影响，尤其是对大部分并无地产的奴隶的影响得到抑制，在一个认可奴隶制的国家里，这种抑制竟然是必不可少的。资产调查和编造公民名册渐与一种独特的道德法庭形成连带关系，这种法庭将一切臭名昭著的不肖公民开除名籍，以保护公民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纯洁。

平民大会的职权有逐趋渐长的倾向，可是增长得很缓慢。由人民选举的长官增多，大体上也属于此类；有一件具有特征意义的事，即自392年即前362年以后，关于军团的军事保民官，从443年即前311年起，头四个军团中每一军团的四个军事保民官，都不再为统帅所推举，而为公民所提名。在本期内，通盘看来，公民并不干涉行政，他们仅力争宣战之权，这是合乎情理的；在其他事件中，如与外国不结和约而长期休战，休战期满，虽依法理不得谓为新起战争，而事实上却是如此（327年即前427年）。此外，只有官厅间发生冲突，其中之一征求人民对此事的意见时，行政问题才提交人民。这种冲突屡见不鲜：305年即前449年，贵族温和派领袖卢奇乌斯·瓦勒里乌斯和马尔库斯·霍拉提乌斯以战功应受凯旋荣典，元老院不许；398年即前356年，第一个平民独裁官盖乌斯·马尔奇乌斯·鲁提卢斯也以战功应受凯旋荣典，元老院又不许；459年即前295年的两执政官对于各人的权限问题意见不合；364年即前390年，一个使臣不尽其职，元老院议决把他弃给高卢人，一个行执政事的保民官便把这事移交人民解决。元老院的法令为人民所废除，以此为第一次，人民因而曾付出重大的代价。又有政府因问题难以解决，而请求人民决定的事例：起初，人民已对凯雷宣战，战事尚未实际开始，凯雷求和（401年即前353年），后来元老院欲不听萨谟奈人卑辞乞和，断然拒绝，于是将这事委诸人民（436年即前318年）。到本时期将近终了时，我们才见区民大会对于行政事务的权力大加干涉，特别因为媾和结盟也照例征求他们的意见；这可能始自467年即前287年的霍腾西乌斯法。

然而，尽管市民大会的权力如此扩大，他们在国事上的实际影响，尤其是到本期将近终了时，却渐趋衰退。首先，罗马疆域的扩张使原始大会失其应有的依据。民社自由业主的集会，以前很可能有足数的全体参加，甚至可以不用讨论，即自知其意欲何为，可是罗马的市民团现在已成为国家，不复为一民社。住在一起的人往往情投意合，至少在按地区投票时，当然会把内聚力带给罗马的平民大会，处处带来活力和独立；可是，在寻常情形下，人民大会的构成和决定却取决于主持者的为人或偶然事件，或听任家住首都的市民一手处理。所以下列的情形极易理解：共和政治最初的二百年间，民社有切实而巨大的重要性，以后却逐渐成为主持长官手中的工具。当然，它也是一个颇为危险的工具，因为受命主持会议的长官为数不少，民社的决议又无一不被视为合法民意的终极表示。可是，市民既实际上不及以前那样能自具意志，自取行动，当时罗马既未有名副其实的蛊惑民心的运动，市民宪法权利的扩大自无关重要。罗马当时如果有这种运动，它必不试图扩大市民的权利范围，而会试图铲除那在市民团面前禁谈政治的种种限制；可是，只有长官可以召集市民开会，只有他有权排斥一切讨论和一切关于修正案的提出，像这样的古老规定依旧原封不动。当时政制已萌瓦解之兆，这主要见于下列情形：原始大会根本上采取消极态度，就通盘看来，它们对政府不加干涉，既不予以推动，也不横加阻碍。

长官权力的削减并非新旧市民进行的斗争的目标，但无疑却是这一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等级斗争开始时，换句话说，执政官权力的争夺开始时，执政官一职仍是混一不可分的长官职，具有君权性质；执政官与国王无异，仍有自由选择一切下级官吏而加以任命之权。到了这斗争结束时，执政官的最重要职务——裁判权、街市警察权、元老和骑士的选举权、资产调查和财政管理权都自执政官职中分出，转移到另外几个长官，这几个长官与执政官同，也是人民所推举，他们的地位与他对等而不附属于他。执政官从前是国家平时的唯一长官，现在甚至不复居绝对的首席地位。在新排定的官职等级和普通名次中，执政官诚然高于副执政官、市政官和财务官，可是低于监察官，监察官除掌最重要的财政事务外，又负有确定市民、骑士和元老名籍的责任，因此他对全国和每一市民，无论最尊贵的和最卑微的，都实施一种完全武断的道德控制。限制长官的职权或职责的概念，自原始的罗马国家法看来，似乎与最高官职的概念不合，现在却渐渐有了地位，使“号令权混一不可分”的旧观念遭到破坏，残缺不全。平行常任官的设立，尤其是财务官的设立，是朝着这方向迈进的第一步；李锡尼法（387年即前367年）把此事完全付诸实行，该法律规定三种国家最高长官的职务，头两个负责行政和率兵作战，第三个管理司法。但改革却不止于此。两执政官虽然在法律上地位完全平等，无处不平等，可是自远古以来，他们即在事实上分理不同部门的职务。这在最初只由双方自由协议，或不能协议时，则由抽签决定，可是，其他国家机关对于实际职权的划分渐加干预。元老院常每年确定各种职务的范围，它虽不把职务直接分配给两个平行的长官，却以忠告和请求的形式，对于人事问题，发挥决定性的影响。遇有非常情形，元老院自可取得民社决议，对职权问题做出最后的解决；然而，政府罕用这种危险的办法。再者，最重要的事务，如缔结和约之类，不复属于执政官的权限。遇有这种事务，他们须仰赖元老院，按元老院的训令行事。最后，遇有非常情形，元老院可随时停止执政官的官职，因为有一种习惯在法律上虽没明文规定，可是在事实上却常不违犯，依照此习惯，独裁制的设立仅视元老院的议决为转移，人选的决定虽然依宪法应归于推举事务的执政官，可是在寻常情形之下，实属于元老院。

最后，长官职又受其他严谨的限制：412年即前342年出令禁止正式牙座长官的连任，同年又规定同一个人在寻常情形下须隔十年才得再任同一官职，以后又规定一个人不得两次连任实际最高长官，即监察官之职（489年即前265年）。可是政府仍甚强大，不畏其所用的人，也不因此而不用最有用之才。骁勇的军官不受这些规则所约束
(5)

；而且这类事情仍时有发生，如昆图斯·法比乌斯·鲁里阿努斯曾在二十八年内五任执政官，马尔库斯·瓦勒里乌斯·科尔夫斯（384—483年即前370—前271年）曾为六任执政官，第一任他二十三岁，最后一任他七十二岁，贯穿三代，他始终是本国人的护卫者，敌人的大患，到一百岁时才进坟入土。

罗马长官的地位这样日益彻底而又日益明确地有所变化，由专制君主变为受有约束的受托者和承办人。与此同时，与长官对立的平民保民官也正经受相似的变迁，不过其变迁在内容，而不在外表。在公共制度中，这个官职有两种功用。设保民官的原意在通过其多少具有革命性的援助，来反对长官的粗暴和骄横，以保护位卑力弱的人；以后又用保民官来铲除庶民的受轻视和氏族贵族的享特权。后一目的已达到。最初目的本是民主理想，政治上是不可能的；这个目的为必然且事实上掌握着保民官的氏族贵族所深恶痛绝，这个目的也与新的产生于等级妥协的民社制度全不相协调，后一民社制度比迄今具有贵族色彩的民社制度似乎更为坚决，正如这个目的为氏族贵族所仇视，以及它不见容于贵族的执政官体制那样。可是，他们并不废除保民官，宁愿使他由反对党手中的武器一变而为政府的工具；保民官原来被排斥于政府之外，既不是长官，又不是元老院议员，现在却被吸收入政府当局之列。就裁判权而言，保民官自始即与执政官居于平等地位，在等级斗争的最初阶段中，保民官获得与执政官相同的创制权，对于实际执政当局而言，亦即对于元老院而言，此时他们也取得与执政官平等的地位，但我们不确知其究在何时，大概在等级平等运动之时或在其后不久。迄今以前，他们坐在门旁的木凳上出席元老院的会议，现在他们亦如其他长官一样，在元老院里平起平坐，也取得参加讨论之权。他们没有表决权，那是因为罗马国家法有一条原则，即只有不必行事的人可以献议，一切行政长官在任职的一年内，在民社议事会里仅有出席权，并无表决权。可是让步尚不止此。保民官得到最高长官独有的特权，寻常长官中仅执政官和副执政官有此特权，即召集元老院，与之商议并使颁法令之权
(6)

。这只是理当如此：当政权一旦由氏族贵族移到联合贵族之手时，元老院里平民贵族的首领自当与旧贵族的首领居于平等地位。这个原来不得参加国政的反对党，现在尤其是在市政事务方面，竟成为第二个最高行政长官，并且成为最常用和最有用的政府工具之一，换句话说，他们成了元老院的工具，用来操纵市民，尤其是制止长官的不法行为，因此，就其原来性质而言，保民官之职诚然是被吸收了，在政治上被消灭了，可是这个办法实是迫于必要。罗马贵族的缺点虽昭昭在人耳目，贵族优势的蒸蒸日上之势虽必然与保民官的实际废除相连，可是不可不看到政府里竟有一个当局，它不但毫无目的，实际想用那骗人的空洞援助来敷衍受苦的无产阶级，但同时它确是坚决革命的，它还拥有一种足以阻碍长官权威，乃至阻碍国家权威的无政府主义性质的职权，因此它终究不能长期执政。可是，民主政治的万能和无能都基于笃信一种理想，在罗马人心中，这种笃信与平民保民官之职结合得至为密切。我们不必回忆科拉·黎恩济，便可知保民官给民众的利益虽然空洞无物，却不能把它废除而不致使国家遭一次可怕的变乱。所以，他们出于真正政治家的明虑谨慎，以最不惹人注意的方式，使它成为无用之物，便心满意足。在这贵族专政的国家里，这原有革命性实质的长官职仅存其名，这个空名在当时是个矛盾现象，在日后它是未来革命党手中的危险利器。然而，在当时和以后的长期内，贵族阶级空前强大，完全支配着保民官，所以我们不见有保民官全体反对元老院的形迹，偶然有单独的保民官做绝望的反抗举动，政府不难把他压倒，通常是以保民官压制保民官。

实际统治国家的是元老院，自实行等级平等以来，它的统治几乎无人反对。就是元老院的结构也已非复旧观。氏族代表制废除以后，最高长官有自由行事权，至元首终身制废除之后，此权已受到很大的限制。

元老名册的确定权自最高国家长官移至比其低级的官吏，即自执政官移至监察官，于是元老院脱离长官控制的事又进了一步。诚然，无论在当时或在不久以后，负拟定元老名册之责的长官，有权把那身有污点的元老从名籍中除去，从而把他们逐出元老院，这权力即使不是初创，至少也有了更明确的规定
(7)

；特殊的道德裁判权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监察官的崇高名望大半就是以这种道德裁判为基础。可是，这种谴责，尤其当两个监察官对此意见必须一致时，虽可排除那些有碍元老院名声或反对其主导精神的人士，却不能使元老院本身听长官的号令。

可是，长官自行组织元老院之权，受到奥维尼法的断然限制，该法律的通过似乎在李锡尼法顺利通过后不久，大约在本时期中叶。对于曾任牙座市政官、副执政官或执政官的人士，该法律都即刻在元老院给他一个临时议席和表决权，并且下属监察官须正式将这些候补者列入元老院名册之中，否则至少举出足以罢免一个实任元老的理由，不许他们列入名册。然而，曾任长官的人数绝不足以维持元老院三百人的常额，如果不足此额时，就不可以把他裁减下来，尤其是因为元老院名册同时也是陪审员名册。监察官的推举权常饶有行使的余地；但这些并非由于曾任官职而是由于监察官推举而得任元老的人，往往就是那些曾任非牙座公职的，或以个人骁勇著称，曾在战场杀死一个敌人或曾救一个公民的性命的公民，他们参加表决，可是不能参加辩论。这样，按奥维尼法，元老院的核心，该院总揽政府和行政的那个部分，其组织基本上不再仰赖于一个长官的武断意志，而是仰赖于人民的间接选举。由这个途径看来，罗马国家并未达到近代的伟大制度即人民代议制，但却有其近似之处，同时那些不参加辩论的元老则可以成为一个统治团体所必须建立，却又难以建立的紧密团体，其成员能形成意见，并有权将它发表出来，可是在表决时默不作声。

元老院的职权在形式上毫未改变。元老院避免由于做出不受欢迎的修改宪法或彰明较著的违反宪法，而贻反对党或野心家以可乘之机；它虽不提倡扩大市民政权的民主，却准其如此。可是市民只是外表上得到政权，元老院却在实际上得到政权，它对于立法和官吏的选举有决定的影响，对于国政有支配的全权。

每种新法律草案都必须在元老院先行讨论，一个建议，如未征求元老院的意见，或为元老院所反对，长官很少敢于把它提交给人民。如果他敢于为此，元老院手头也有一套方法，如通过长官的调停和祭司的翻案，趁其所恶的建议方萌时就把它毁掉，或在以后把它除去；遇有极端的情形，元老院既是最高行政当局，便不但掌握着执行人民法令之权，也掌握着拒不执行人民法令之权。在人民的默许下，元老院又主张在情况紧急时，可以不受法律约束，不过以人民须核准此事为保留条件，这个保留条件自始即无关重要，以后渐渐全成具文，到了后世，他们甚至不耐烦向人民提出核准此事的法令。

至于选举，它以前是长官们的事，而且在政治上关系重要，实际上却转入元老院掌握之中。这样，如上文所述，元老院获得任命独裁官之权。对于人民，它诚然须表示更大的尊重；人民有民社官职授予之权，它不能予以撤销；可是上文也曾说过，人们小心翼翼地预防，不使这选举转变为明确职责的授予，战争迫在眉睫时对于最高统帅之职尤其是如此。此外，一方面由于有新起的职权观念，另一方面又由于有元老院实际享有不受法律约束之权，所以一部分重要官吏任命乃落入元老院手中。对于执政官权限的确定，元老院尤其具有影响，这事前已说过。特免权的用处很多，一个最重要的应用是长官可以免受法定任期的约束，因为此事违反国家的基本法律，所以依罗马的国家法，不许在罗马城区内有此事发生，可是在市区以外，至少下列事例可以发生：已延长任期的执政官或续任副执政官在期满之后仍续任其职，是为“续任执政官或续任副执政官”（proconsule，pro praetore
）。当然，延长任期之权，本与推举之权基本上相同，依法仅属于人民，起初实际上操在人民手中，可是在447年即前307年及其以后，照例仅元老院做出决定，将帅的兵权即可延长。最后，除此以外，贵族又用其所占优势和巧为联合的力量影响选举，使之选出政府合意的人，虽不能每次必成，却常常如愿以偿。

最后，关于行政方面的事，宣战、媾和，以及结盟、建立殖民地，分配土地、营建房舍，总之，每一件永久而有深刻重要性的事，尤其是整个财政系统，都绝对属于元老院。元老院每年对各长官发布训令，规定他们的职责范围，指定归每一长官支配的军队和金钱；遇有要事，均需向元老院求教。掌国库的官，如事先得元老院法令的许可，除执政官外，不得向任何长官或任何私人付款。然而，对于日常事务的处置以及司法和军事的特殊管理，这最高统治机关却不加干涉；罗马贵族在政治上极有见识和策略，不愿使领导国家的工作变为对各个官吏的监护，也不愿使工具变为机器。

很明显，尽管一心要保存现状，这个元老院的新政府仍不免彻底改变旧国家制度。市民的自由活动因此竟告停顿，陷于瘫痪。长官竟降为元老院的议长和决议执行专员；一个专司进言的机关竟夺去这两个法定官员的遗产，虽然外貌至为谦卑，却成为全国的中央政府，凡此种种都是革命性和篡夺性的。可是，站在历史法庭的面前，如果单纯的治国能力似可为革命或篡夺辩护的正当理由，甚至铁面无私的历史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机关已及时了解其伟大的任务，而且体面地完成此任务。元老院起而当权，不是偶因门第的虚名，而主要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他们每四年一次由庄重可敬的人进行严厉的道德评判；他们终身任职，所以不受任期届满或民意摇摆不定的影响；他们自从等级趋于平等以来，始终保持紧密团结；人民所有的一切政治才智和实际治国本领，都无所不包于其中；处理一切财政问题，支配对外政策，他们都拥有绝对权，因为行政官任期短促，又因保民官在等级争吵结束后其干预权为元老院所用，他们遂完全控制行政官，所以，罗马元老院实为这个国家最高的表征，因其坚定如一和明达治道，因其团结一致和爱国心切，因其权势强盛和勇敢坚强，罗马元老院实为冠绝古今的政治机构，甚至那时，它仍然堪称“群王会议”，它懂得如何使专制政体的奋发有为与共和政体的舍身为国结合起来。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全盛时代的罗马那样，由元老院作为代表，在对外方面表现得那样坚强而庄重。在内政方面，我们诚然不能讳言，在元老院中充当代表的有钱和有地的贵族，遇到有关其特殊利益的事务时，未免有利己徇私的行为，这个机构的智慧和精力往往未能用在有利于国的方面。尽管如此，那个伟大的在艰苦的斗争中确立的原则：即在权利和义务中，罗马市民在法律面前一概平等，以及由此原则产生的结果，即政治生涯的开辟，也就是允许人人得以进入元老院，除获得灿烂的武功和政绩以外，还获得国家和民族的和谐，使等级差别不致像贵族与平民斗争时那样剧烈和凶狠。由于对外政策的成功，结果在一百多年间，富人有足敷其用的活动余地，不必压迫中产阶级，所以，罗马人民竟能在一个民族所不能得享的长久期间内，在元老院中实现人类最宏大的事业，即明智幸运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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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假定在法律上全面号令权属于贵族的具有执政官权力的军团长官（imperium
），只有军令权才属于平民的具有执政官权力的军团长官，这样的假定不但引起许多不能回答的问题——例如，人选如果完全落在平民身上，这在法律上是可能做到的，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而且首先还与罗马国家法的基本原则相冲突，这原则就是号令权，即所谓以公民社团的名义号令公民之权，在性质上不可分割，除地域上的限制外，不能受任何限制。城镇法有城镇法的领域，军法有军法的领域。在军法的领域里上诉权和其他城镇法中的规定都不适用；有些长官，如代执政官之类，仅可在后者中任职，可是从法律的严格意义来说，既没有仅操司法号令权的长官，也没有仅操军令权的长官。代理执政官在他的领域里与执政官无异，既是最高的司令官，又是最高的审判官，不但可派人审理非公民与士兵间的诉讼，而且还可派人审理公民与公民间的诉讼。甚至随着将军一职的设立，产生了大长官职权的概念，这概念具有更多的实际意义，而不是严格的法律意义；市行政长官诚然原是最高裁判官，可是他也能召集百人队会，至少在某些情形下可以这样做，并且能指挥军队；在城市中，执政官原操最高行政权和最高兵权，可是遇有解决奴隶和收纳义子等事，他也充审判官，所以即便在这两方面也严格遵守那最高长官职务不可分割的原则。军权和裁判权，或者不用本时期罗马法所无的抽象名词而径直称之为职权，似乎都不但属于贵族具有执政官权力的军团长官，而且也属于平民具有执政官权力的军团长官。但，如贝克尔（W．A．Beclcer，《手册》，第2卷，第2137页）所设想的，很有可能，由于同样理由，以后除公共的执政官以外，设立了实际上比较长期地专属贵族的将军职。在具有执政官权力的军团长官任职期间，同僚中的平民分子实际被排除于裁判权之外，专就这点而论，具有执政官权力的军团长官确为以后执政官与将军的实际划分权限做了准备。

(2)
有人为贵族辩护，说贵族所以固执地排斥平民，实因宗教上的成见。这种人误解了罗马宗教的基本性质，把教会与国家的近代分别移到古代。在笃守正统的罗马信徒看来，使非公民参加公民的宗教仪式，当然不得不谓为罪孽；但是，许非公民参加公民社会，纯属国家权衡范围，这样做也会获致宗教平等，对此连最严守正统的人也毫不置疑。一有适当时机就把贵族资格大批地许给平民，所有良心踌躇就会消除，其诚意不容置疑。只有下列一说也许可以为贵族解嘲，王政废除时是实行此事的正当时机，贵族忽略这个时机以后，自己便不再能弥补那次疏忽。

(3)
贵族当中有“显贵家族”与他种家族之分，这种区别是否曾有严重的政治意义，我们既不能稳妥地承认，也不能稳妥地否认；至于本时期，是否真有很多尚未成为显贵家族的家族，我们也同样毫无所知。

(4)
关于当时执政官如何清苦，在以后劝世从善的故事书中颇占重要地位，这些说法大半由一种误解而起，一方面，人误解了古代勤俭持家的风气，勤俭持家与家道殷富并不矛盾，另一方面，人还误解一种优美的古风，即一人生前有功于社会，死后每人出一钱的醵资为他丧葬，这决不是一个贫人的丧葬。用字源学的猜测来解释姓名的办法，给罗马史添加了不少荒谬的泛论，对泛论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5)
只要把412年即前342年，以前和以后的执政官名录做一比较，关于重选执政官确有上述的法律存在一事，当无可置疑；因为在这一年以前，重任原职，特别是相隔三四年以后复职，很是常事；以后相隔十年或十年以上复职也是常事。然而，例外却也很多，特别是战局严重的434—443年即前320—前311年之间。此外，人们也严守不许兼职的原则。正牙座职（李维，39，4）三种（即执政官、副执政官和牙座市政官），没有一人身兼两职的实例；不过，他种兼职的实例，如牙座市政官兼骑兵统领（李维，23，24，30）、副执政官兼监察官（朱庇特神殿年历，a，501），副执政官兼独裁官（李维，8，12）、执政官兼独裁官（李维，8，12）等，确有其事。

(6)
因此，对元老院的行文乃写给执政官、副执政官、平民保民官和元老院（西塞罗，《致友人书》15，2，等等）。

(7)
这个职权，以及诸如拟定骑士和公民名册的职权，法律也许没有正式授予监察官，可是自古以来实际处在监察官的权限以内。给予公民权的不是监察官，而是民社，不过，监察官造名册时，如对一个人在名册中不给予应有的地位或只给予较差的地位，这人虽不失其公民权，却不能行使或者仅能在较低微的地位上行使公民的特权，直至新名册造成为止。元老院中的情形亦复如此，一人如被监察官除名，在名册有效期间，不再出席于元老院，除非主持院务的长官将此名册作废，复用旧册。所以，在这方面，重要问题显然不在于监察官在法律上有何特权，而在于长官既须依他们造定的名册召集人，监察官的权力对于长官有何等效果。因此，我们不难明白，这特权如何渐臻重要；如何由于贵族地位日益巩固，这种除名的事实际成为法官的判决，而且实际被视为法官的判决。至于元老院名册的确定，奥维尼平民法的规定确乎大有影响：监察官应许“各等级最贤明的人”进入元老院。

第四章　埃特鲁斯坎人势力的衰亡　凯尔特人

前已叙述共和国最初两百年间罗马政制发展的梗概，罗马和意大利的外部史又把我们召回本时期的开端。大约在塔昆氏被逐出罗马前后，埃特鲁斯坎人的势力业已登峰造极。托斯坎人和与之密切联合的迦太基人在第勒尼安海上掌握霸权，所向无敌。马赛利亚在持续的苦战之中，虽能屹立不败，但坎帕尼亚和沃尔西地区的海港，以及阿拉利亚一战后的科西嘉岛，却都为埃特鲁斯坎人所有。在撒丁岛，迦太基将军马哥的几个儿子完全征服该岛（约260年即前500年），为其家族和城邦的伟业奠立了基础；在西西里，当希腊各殖民地从事内争，腓尼基人拥有其西半，并无遇到重大反抗。在亚得里亚海，埃特鲁斯坎人的船只同样占据优势，即使在更东的海域，他们的海盗也为人所畏。

在陆上，他们的势力似乎也方兴未艾。只因拉丁人夹在中间，埃特鲁里亚不能与其属地沃尔西各城相连，也不能与其在坎帕尼亚的领土相接，所以，埃特鲁里亚最有决定性的要事就是取得拉丁姆，迄今为止，罗马的势力有如一座坚固的屏藩，足以保护拉丁姆。它扼守着台伯河边界，使之免受埃特鲁里亚的侵犯。可是，罗马逐出塔昆氏之后，国内混乱，国势衰微，现在整个托斯坎同盟在克卢西姆国王拉斯·波尔塞纳领导下，趁机发动较前更为激烈的攻势，竟不再遇到惯常遇到的抵抗。罗马投降，在和约（据说订于247年即前507年）中不但把台伯河右岸的领土一概割给托斯坎各部，也放弃了它独占的制河权，而且还把它所有的兵器悉数交给战胜者，并立誓此后只用铁去铸造犁头。意大利在托斯坎人主宰之下归于一统的局面，似已为期不远。

埃特鲁斯坎人与迦太基人有联合起来征服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之势，幸而原属一家、又同遭患难的希、意两民族互相团结，竟能免遭征服。罗马陷落以后，埃特鲁里亚军队已深入拉丁姆，攻抵阿里西亚城下，库迈人派兵及时赴援，阻遏了他们的胜利进军（248年即前506年）。我们不知战事如何结束，也尤其不知罗马是否撕毁了那脆弱的辱国和约。我们确知的只是托斯坎人这一次也未能永久保持台伯河的左岸。

但不久以后，希腊民族不得不对东西两方的蛮族进行更有决定性的战争。那时正处于波斯战争前后。推罗人与波斯大王的关系，使迦太基遵循波斯的政策，甚至有迦太基与薛西斯结联盟的可信传说，而埃特鲁斯坎人又与迦太基人一致行动。一个最为宏伟的政治联合把亚细亚大军投入希腊，把腓尼基大军投入西西里，意欲把全世界的自由和文明一举毁灭无余。胜利仍归希腊。萨拉米一战（274年即前480年），救了希腊本土，报了希腊之仇；据说，就在同日叙拉古和阿克拉斯的城主格伦和特隆也在希梅拉地方击败马哥之子、迦太基将军哈米尔卡的大军，大获全胜。战事结束，当时腓尼基人并无自取整个西西里全岛的计划，于是又恢复他们迄今采取守势的做法。因为这次战争，格伦之妻妲玛雷塔和叙拉古的其他贵妇捐其首饰来铸造钱币，所造的银币至今仍有留存；到了极晚之时，仍有人感念那高尚而又英勇的叙拉古王，以及西莫尼德斯笔下所歌颂的光辉胜利。

迦太基的屈辱，其直接影响便是与它结盟的埃特鲁斯坎人海上霸权的没落。雷吉乌姆和臧克尔的城主安那西拉斯已派常备舰队封锁西西里海峡，使埃特鲁里亚的私掠船不能通过（约272年即前482年）；不久以后（280年即前474年），库迈人和叙拉古的希耶罗，在库迈附近与第勒尼安舰队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迦太基人来援，亦属徒劳。这就是宾达罗斯在皮提亚赛会第一首放歌行中所歌颂的胜利；至今仍有一顶埃特鲁斯坎人的头盔，是希耶罗送到奥林匹亚的，上面铭文：“希耶罗，戴诺米尼斯之子，与叙拉古人敬献于宙斯，第勒尼安战利品，得自库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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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几次对迦太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所取得的非常胜利，叙拉古遂成为西西里岛希腊各城的领袖；阿喀亚人的绪巴里斯在罗马驱逐塔昆氏诸王时（243年即前511年）灭亡，以后多里斯人的塔兰托兴起，在意大利的希腊人中居无可争辩的优越地位。后来塔兰托军被耶皮基人打得大败（280年即前474年），这是希腊军迄今所遭受到的最惨重的败仗，结果也像波斯人入侵希腊那样，只是使民族精神获得充分的发扬，使民主得到蓬勃的发展。自此以后，迦太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不再称霸于意大利的海域；而是由塔兰托人统治亚得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马赛利亚人和叙拉古人统治第勒尼安海，特别是叙拉古人日益限制埃特鲁斯坎人的海盗活动范围。库迈之战得胜以后，希耶罗就占据埃纳里亚岛（Aenaria，即伊斯奇亚［Ischia］），因而坎帕尼亚与北埃特鲁里亚的交通为之截断。大约在302年即前452年，为彻底制止埃特鲁斯坎人的海盗活动，叙拉古派出一支特别远征军，抄掠科西嘉岛和埃特鲁里亚海岸，并占领埃塔利亚岛（即埃尔巴［Elba］）。埃特鲁里亚和迦太基的海盗虽未完全扑灭，例如，直至罗马纪元五世纪初年，安提乌姆（Antium）似仍为私掠船出没之地，可是，强大的叙拉古却成为一个坚固的屏障，足以抵御结盟的埃特鲁斯坎人和腓尼基人。诚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339—341年即前415—前413年）期间，雅典派海军远征叙拉古，埃特鲁斯坎人是雅典商业上的老友，出动五十桨战船三艘为雅典助战，这种攻势一时似必能打破叙拉古的势力。可是，无论在西方和东方，胜利却属于多里斯人，这是人所共知的。雅典的远征惨败以后，叙拉古遂成为希腊人的头等海权国，无与抗衡，所以在那里当权的人竟欲称雄于西西里和下意大利，以及意大利两侧的海域；另一方面，迦太基人此时看见他们在西西里的统治岌岌可危，乃也不得不以征服叙拉古和平定西西里全岛为其政策的目标，而且确实也这样做了。西西里中等国的衰落，迦太基人在岛上势力的增进，都是这些战事的直接结果，我们不能在这里叙述，仅叙述他们及于埃特鲁里亚的影响。叙拉古新王狄奥尼修斯（348—387年即前406—前367年在位）攻击埃特鲁斯坎人，使其遭受惨重的损失。这位勤于远略的君王特别在意大利以东的沿海奠立了他的新殖民地的根基，该处北部受希腊海权的支配尚以此为首次。大约在367年即前387年，狄奥尼修斯占领伊利里亚沿岸的利索斯港和伊萨岛，以及意大利沿岸的安科纳、努马那和阿特里亚等码头。叙拉古统治这一带偏僻地方的遗迹至今犹存，不仅波河口有一条“菲利斯都运河”，它必定是与狄奥尼修斯友善的那位著名历史学家所修造，此人被放逐时曾在阿特里亚居住多年（自368年即前386年起），而且意大利的东海也因此改变名称，自此以后，这海不用爱奥尼亚湾的古名，而另用至今通用的“亚得里亚海”一名，这可能与此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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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在东海攻击埃特鲁斯坎人的领土和商业交通，狄奥尼修斯尚不以为足，他又直捣埃特鲁里亚势力的中心，攻陷凯雷人的海港皮尔基（369年即前385年），并加以劫掠。受了这种打击，埃特鲁斯坎人的势力一蹶不振。狄奥尼修斯死后，叙拉古城内内乱继起，使迦太基得有较自由的活动余地，其舰队又在第勒尼安海重占上风，自此以后，他们保持优势，甚少间断。可是这种压迫，不但希腊人觉其沉重难堪，即埃特鲁斯坎人也有同感，所以到了444年即前310年，叙拉古的阿加托克勒斯准备与迦太基开战，甚至有托斯坎人的十八艘战船与他会师。当时埃特鲁斯坎人可能仍据有科西嘉岛，或恐其为他人所夺。托斯坎人与腓尼基人的攻守同盟至亚里士多德时（370—432年即前384—前322年）仍然存在，却因此而解散；可是托斯坎人的海上势力以后从未恢复。

正当西西里希腊人在海上攻击埃特鲁斯坎人时，后者如果在陆上并未四面受到极沉重的打击，他们海权的瓦解便很难予以说明。在萨拉米、希梅拉和库迈等战役前后，据罗马编年史记载，罗马与维爱鏖战多年（271—280年即前483—前474年）。在战争进行期间，罗马屡遭大败。法比氏的惨祸（277年即前477年），至今记忆犹存。法比氏因受内乱的影响，自愿离开首都，保卫边疆，抵御埃特鲁里亚入寇，阖族能手执兵器的人竟在克雷美拉小溪上被杀得片甲不留，靡有孑遗。可是，四百个月的休战协定，代替和约结束了战争，对于罗马却是有利的，它至少恢复了王政时期的状态，埃特鲁斯坎人放弃菲登尼和他们在台伯河右岸所取得的土地。这次罗马与埃特鲁斯坎人的战争，与希波战争以及西西里与迦太基的战争究竟有多少直接关系，我们无法考知；可是，无论罗马人是否为萨拉米和希梅拉的战胜者的盟友，利害关系和战争后果无论如何还是一致的。

如同拉丁人一样，萨谟奈人也猛扑埃特鲁斯坎人；库迈一战之后，他们在坎帕尼亚的殖民地与母国的联系即被切断，他们再也不能御山中萨贝利人部落的攻击。其首城卡普亚于330年即前424年陷落，该地被征服以后，所有埃特鲁斯坎人旋即被萨谟奈人消灭或逐出。诚然，坎帕尼亚的希腊人也势孤力弱，在这次萨谟奈人入侵时受害也很重；就是库迈也于334年即前420年为萨贝利人所征服。可是，希腊人也许赖叙拉古人的援助，仍能保持其地位，特别是在拿波里，而埃特鲁斯坎人之名却在坎帕尼亚绝迹于历史，只有几个零碎和被遗忘的埃特鲁斯坎人的群落在这里苟延残喘。

然而，与此同时，更为重大的事件起于意大利北部。一个新民族正在击叩阿尔卑斯山的门户；这便是凯尔特人，首当其冲的是埃特鲁斯坎人。

凯尔特族又名加拉提族和高卢族，与意大利族、日耳曼族、希腊族本是同母姐妹，可是所得的嫁妆却与她们的迥异。凯尔特人虽饶有精明能干的资质，更饶有灿烂的才华，可是人类发展中一切良善伟大的成就都本于道德和政治上的深厚基础，这却是凯尔特人所无。据西塞罗说，一个自由的凯尔特人，以亲自耕田为耻。他们喜过游牧生活，而不喜务农，甚至在肥沃的波河平原，他们还是大半以养猪为业，食所养牲畜的肉，昼夜与所养牲畜同居橡树林中。依恋故土是意大利人和日耳曼人的特征，却不见于凯尔特人；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却喜欢群居于市镇和村落，所以在凯尔特人中间，市镇和村落之蔚为广大和重要，似乎比在意大利更早。他们的政治组织甚欠完备。不但民族的统一仅有一个薄弱的纽带赖以维系，事实上一切民族初时都是如此，而且各个部落也缺乏协调一致，以及固定的制度，缺乏真诚的公德心和始终如一的努力。他们所适应的组织只有军事组织，军纪的约束可使个人免去自我抑制的烦劳。他们的历史撰述者提里说：“凯尔特民族的特长是个人的骁勇，在这方面他们冠绝一切民族；他们有豪爽而热烈的性格，能感受每一个外来的印象；智力非凡，不过同时又极为喜怒无常，缺少恒心，不耐纪律和秩序，好夸耀自己，永远不能与人和睦相处——这都是无限虚荣心所造成的结果。”老加图论到他们时，话语简洁，意见并无二致：“凯尔特人颇重视两事：刀剑格斗和智慧相比。”这些品质——以之当兵则为良兵，以之作公民则为恶公民——可以说明一件历史上的事实，即凯尔特人曾震撼一切国家，但却没有创造一个国家。我们处处看见他们准备漫游，换句话说，准备进军；喜动产而不喜田产，爱黄金甚于其他一切；他们当兵，以之为有组织的劫掠方法，甚或以之为获取佣金的职业，而且成绩卓著，甚至罗马的史学家萨卢斯特也承认凯尔特人在兵戎方面夺去了罗马人的锦标。他们是古时候真正的雇佣兵，正合于图画和记载所表述的形状：身体魁梧，可是筋肉不甚发达；头发蓬乱，髭须甚长——与修剃胡子的希腊、罗马人大异其趣；身穿五光十色的绣衣，在战斗时常将它脱掷一旁；颈上围着宽大的金项圈；不戴头盔，并无任何投射的武器，可是携带绝大的护身盾牌，锻炼欠佳的长刀、匕首、长枪，这一切全部用黄金装饰，因为他们并非不精于冶金。一切事都用于夸耀自己，甚至受伤以后也往往扩大创口，为了能以较大的创痕来夸耀。他们通常徒步作战，但个别的部落骑马作战，如果骑马，每一自由人后面必有两个侍从也骑马跟随着；在太古时代利比亚人和希腊人已用战车，凯尔特人也在早年即用战车。种种特征使我们忆及中世纪的骑士，特别是希腊人和罗马人所无的单骑决战。他们不但惯于在战时先用语言或手势侮辱敌人，向他挑战，而且在太平时，也穿上成套的鲜明衣甲，互相搏斗，拼个你死我活，随后往往摆酒设宴，也就不言自明。这样，无论在本族或外族的旗帜之下，他们总是过着一种不安定的戎武生涯；自爱尔兰和西班牙，以至小亚细亚，这种生涯使他们散处各地，无日不从事于战斗和立所谓英雄业绩。可是，他们的一切作为都像春雪一样消融；他们没有在任何地方缔造出一个大国，或发展出一种自己特有的文化。

以上就是古人笔下所描述的这个民族。它的渊源，我们仅能猜测。凯尔特人与希腊人、意大利人和日耳曼人同出一个发祥地，自必也与他们一起从东方的故乡迁入欧洲。他们在欧洲很早就达到西面的海洋，在现今的法国建立起他们的总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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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北渡不列颠群岛，南越比利牛斯山，与伊比利亚各族争夺那半岛的所有权。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大迁徙。他们沿着阿尔卑斯山前进，以后才分成许多小群由西方各国出发，取相反的方向行动。由于这些迁徙行动，他们渡越阿尔卑斯山和赫穆山（Haemus），甚至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并成为古代一切文明国家的大患，历数百年不息，直到恺撒的胜利和奥古斯都所部署的边防才把他们的势力永远打破。

他们本族关于迁徙的传说大半因李维的书而得以传世；其所记载的较晚的逆行运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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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高卢联盟与恺撒时代无异，也是以比图里吉人的地区（今布尔日四周）为首，在安比阿图王在位时，该地派出移民两批，由此王的两个侄儿率领。一个侄儿名西哥维苏的，渡莱茵河，向黑森林方向前进；另一个侄儿贝洛维苏，翻越格赖阿尔卑斯山（在今小圣伯纳德山口处），下行至波河流域。前者创立多瑙河中游的高卢殖民地，后者在近代伦巴底创立最古的凯尔特殖民地，即印苏布雷人地区，首府为梅迪奥拉努姆（今米兰）。不久以后，又有一批继至，创建塞诺马尼人地区，有布里克西亚（今布雷西亚和维罗纳两城）。自此以后，凯尔特部落川流不息地渡过阿尔卑斯山，进入那锦绣平川，逐利古里亚人，裹胁他们同行，于是埃特鲁斯坎人的领地相继被他们夺去，以至于波河左岸之地尽落他们掌握。已卜居波河河谷的凯尔特人与新来的部落合攻（358年即前396年）埃特鲁里亚的殷富城市美尔彭（可能在米兰境内），美尔彭陷落以后，凯尔特人又渡该河右岸，开始在翁布里人和埃特鲁斯坎人的老家压迫他们。做这事的主要是波伊人，据说他们由另一条路进入意大利，即翻越潘尼山（今大圣伯纳德山口）；他们卜居于今罗马格那，将境内埃特鲁斯坎人的古城菲尔辛那改名波诺尼亚，定为首都。最后来了塞农人，他们是凯尔特人中最后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较大部落；他们卜居于自里米尼至安科纳一带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可是凯尔特人零星的移民群必曾向翁布里亚方面深入很远，直抵埃特鲁里亚的边界，因为凯尔特文的刻石甚至出现于台伯河上流的托迪。埃特鲁里亚的北界和西界日蹙，到了罗马纪元四世纪中叶时，托斯坎民族的领土大致仅限于此后和现今仍用其名的疆域。

这些很不相同的民族，叙拉古人、拉丁人、萨谟奈人，尤其是凯尔特人，仿佛是约好了似的，同时攻击埃特鲁斯坎人。这个民族不久以前在拉丁姆和坎帕尼亚以及意大利两侧的海洋骤然得到极大的发展，现在却遭到更迅猛和更暴烈的崩溃。他们海上霸权的失落，坎帕尼亚的埃特鲁斯坎人的被征服，与印苏布雷人和塞诺马尼人定居于波河畔属于同时；不多几年以前，罗马市民曾受波尔塞那的极端挫辱，几乎被奴役，到了这时，才对埃特鲁里亚采取侵略行动。按照280年即前424年与维爱缔结的休战条约，罗马恢复了它失去的疆土，两国大致回到王政时代的原状。309年即前445年，休战期满，战事又起，但所谓战事不过是边境冲突和入境劫掠，双方均无重大损失。当时埃特鲁里亚仍甚强大，罗马无力对它发动认真的进攻。以后菲登纳特人叛变罗马，逐出罗马的戍兵，杀害罗马的使者，纳降于维爱王拉尔斯·托卢尼乌斯，终于引起较大的战事，结果对罗马人有利；托卢尼乌斯王于战斗中死于罗马执政官奥卢斯·科尔涅利乌斯·科苏斯（326年即前428年）之手，菲登尼被攻陷；至329年即前425年又缔结了两百个月的休战新约。在这次休战期间，埃特鲁里亚的忧患与日俱增，凯尔特人的武功已达到向来得免于难的波河右岸的垦殖地。至346年即前408年，休战期满，罗马人方面决计对埃特鲁里亚发动一次征服战争；这次进行的战争不但要击败维爱，而且要把它打垮。

历史叙述罗马攻击维爱人、卡本那人和法利斯克人，并围攻维爱，据说这次围城与希腊人围攻特洛伊相同，也历时十年之久；维爱战史所述不尽可信。传说和诗歌已利用这些事件，而且不无理由；因为这次空前努力的斗争所要达到的是一个空前的目的。这是罗马军队第一次在战场上历夏过冬，年复一年，直至达到其目的而后已。这也是国家用兵第一次由国库支付兵饷。可是这也是罗马第一次想消灭一个异族国家，用兵于拉丁地区的北方边界以外。战况激烈，但战局却无可置疑。拉丁人和赫尔尼基人也畏惧其邻国维爱，维爱若遭覆亡，他们所得的满足和利益殆不亚于罗马人；所以罗马人得到他们的支援。维爱却为本民族所弃，仅有附近的城市卡本那、法勒里以及塔昆尼派偏师来援。与此同时，埃特鲁斯坎人受凯尔特人的攻击，仅此一事即足以说明北方各国何以不加干涉；然而，又有一说，而且此说毫无可疑之处，谓埃特鲁斯坎人其他各部所以坐视维爱危亡而不救，实直接因为埃特鲁斯坎城市同盟内部存在党争，尤其因为维爱人保存或恢复王政，为其他城市的贵族政府所反对。如果埃特鲁斯坎民族能够而且情愿参加这次战争，罗马人便绝不能成就那硕大无朋的事业，无法攻陷一座坚固的大城，因为当时攻城术极不发达。但维爱虽孤立无援，却仍英勇抵抗至灭亡（358年即前396年）；攻克维爱得力于马尔库斯·弗里乌斯·卡米卢斯的勇毅精神，他最先为其国人征服外域，开辟出一条灿烂之途。罗马这次大获全胜，全市欢腾，其遗响犹见于传到后世的罗马习俗之中；每逢罗马节庆赛会必有“卖维爱人”的戏，以假战利品供拍卖，其中有一个最不幸的残废老人，使他身穿紫袍，佩戴金饰，扮作“维爱王”，为诸戏做个结束。维爱城被毁，其地永沦于荒芜。法勒里和卡本那迅速讲和；当维爱处于垂死挣扎之际，强大的沃尔西虽与之有盟约关系，但迟疑不决，到维爱陷落后才起兵作战，几年以后363年即前391年也同意言和。埃特鲁斯坎民族的两座堡垒同日陷落，美尔彭亡于凯尔特人，维爱亡于罗马人，这也许仅仅是一个悲痛的传说，但无论如何含有历史上的至理。南北两面的夹攻，两座边疆重镇的沦陷，就是伟大的埃特鲁斯坎民族灭亡的开始。

然而，有一瞬间，这两个民族似将互相残害，他们的合作曾使埃特鲁里亚的生存受到威胁，而罗马的新兴力量似将受野蛮异族的蹂躏。罗马妄自尊大，眼光短浅，时势的转变竟与政治的自然趋势相违反，实为罗马人所自招。

凯尔特大军既攻陷美尔彭，渡过波河，不久即涌入意大利北部，不但达到波河右岸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无险阻地带，而且也达到亚平宁山南的埃特鲁里亚本土。几年以后（363年即前391年），埃特鲁里亚腹地克鲁西乌姆（今丘西［Chiusi］，在托斯卡纳和教皇国交界之处）为凯尔特人的塞农部所围攻；埃特鲁斯坎人现已饱经凌辱，以致托斯坎人的城市在患难中竟求救于维爱的毁灭者。明智的办法或为允其所请，即刻对高卢人用兵，使其成为罗马的藩属，同时保护埃特鲁斯坎人，使他们也成为罗马的藩属；不过这种干预，目标过于远大，必致强使罗马人在托斯坎人的北疆认真作战，当时罗马的政治眼光尚未及此。所以除了绝不干涉，并无他途。然而，他们却愚蠢地谢绝发兵，贸然遣使。使者更为愚蠢，竟欲以傲慢的言辞压服凯尔特人，既归失败，他们又以为对蛮族可以违犯国际公法而无患惩罚；他们加入克鲁西乌姆人的队伍，参与一次小战，作战时罗马一使者刺中一个高卢军官，军官坠马。蛮族这次取温和而谨慎的做法。他们先派人到罗马，要求将违犯国际公法的罪犯交出，元老院也准备听从这合理的请求。可是群众方面对本国人的同情重于对外国人的正义感；人民拒绝赔罪；而且据几种记载说，他们甚至推举这几个为祖国作战的勇士为364年即前3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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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执政事的保民官，这年便成为罗马纪年史上极不幸的一年。于是布伦努斯，即高卢人的“军王”撤克鲁西姆之围，据说有七万人之多的凯尔特全军便转向罗马进攻。高卢人在行军时，不啻是成群结队的武装移民，不耐烦顾及掩护或退路，因这种出征陌生遥远的地域，在他们乃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不过在罗马，显然无人料到，在如此突兀又如此猛烈的袭击中，究竟蕴藏着何种危险。高卢人已向罗马挺进，罗马的军队才渡过台伯河阻挡他们的来路，在离罗马城不及十九公里之处，正当阿利亚小溪流入台伯河之处，两军相遇，于364年即前390年7月18日发生战斗。甚至此时，他们仍很骄傲而鲁莽，出战时不视敌人为军队，而视之如盗匪。他们的将领缺乏经验，卡米卢斯因受等级间的不和，已退隐不问国事。他们要与之作战的不过是蛮族，何必扎营，何必保全退路？然而，这些蛮族却是英勇无双，全不怕死，他们的战术在意大利人看来，不但新鲜别致，而且凶猛可怖；凯尔特人手执刀剑，向罗马的密集队形猛冲，一举把他们击破。罗马军惨败。背水而战的罗马人大部分试图渡河逃跑，沉沦于渡河之际。逃脱者都取道旁侧，奔向附近的维爱。获胜的凯尔特人就把残兵败将同首都隔断。于是，绝望的首都就被放弃，一任侵略者处置；留驻或逃回后方的兵力甚微，不足以守护城垣，战后三日，战胜者即由敞开着的城门进入罗马。他们如果起初便进入罗马，不但罗马城不保，而且罗马国也会灭亡；这短短的时间给罗马一个机会把神器运走或埋藏，更重要的是，占据卫城，在其中将就囤积粮食，以应急需。凡是不能手执戈矛的人一概不许进入卫城，因没有足供全部人马吃用的粮食。那些失去保护的人大部散往邻近城镇，但许多人，尤其是若干有地位的老人不愿生存于城亡之后，他们留在家里坐等敌人的杀害。敌人到来，见人就杀，见财物就抢掠，终于在卡皮托尔山的罗马守军眼前，四面八方地纵火焚城。可是他们不知道攻城术，卫城设在陡峭危岩之上，封锁它是一件迟缓而又困难的事，因为这大军的赡养仅仅仰赖武装劫粮队，而附近的拉丁城镇人民，特别是阿迭亚人，常常奋勇攻击劫粮队，成效卓著。然而，凯尔特人竟不顾其境遇的困难，以无限的毅力，在危岩下坚持了七个月。守军在一个黑暗的夜间遭敌人袭击，只因卡皮托尔神庙里的神鹅

而鸣。英勇的马尔库斯·曼利乌斯偶然惊醒，守军才得幸免于难，可是已渐感乏食断炊之虞。正在这时，凯尔特人听到威尼斯人已侵入波河畔他们塞农人领土，罗马人又愿付赎款以求退兵，他们于是接受了罗马的赎款。高卢人以傲慢的神情掷下他们的刀剑，使罗马付出重于刀剑的黄金，这真足以表示当时的情形。蛮族的铁血业已战胜，可是他们却把胜利卖掉，他们既卖了胜利，便失去胜利。

这次惨败和大火，7月18日和阿利亚小溪等可怕灾难埋藏神器以及击退敌军偷袭卫城的地点——所有这些闻所未闻的事件的细节，由于时人的记忆而激起后世的想象；那些驰名世界史的神鹅显出比站岗的守兵还要警醒，我们实不觉其为两千年前的事。可是，罗马虽然有一条法规，规定将来遇有凯尔特人侵入时，任何法定特权均不得使人免去兵役；纪年虽然由罗马城被陷时算起；这事虽然哄动当时整个的文明世界，甚至见于希腊人的编年史，但阿利亚溪畔一战及其结果却不能算在影响深远的史实之数。此役没有改变政治形势。高卢人既挟着黄金弃城而去；有人说英雄卡米卢斯将黄金夺回罗马，这只是后世捏造的无聊传说。难民既已重返家园，有些远虑和胆怯的政客提出民社迁往维爱的丧心病狂的议论，卡米卢斯一番立意高远的演说打消这种谬见；庐舍从废墟中潦草而纷乱地建立起来，罗马狭窄曲折的街道即导源于此时。于是罗马城又立在它那形势雄伟的旧址之上。诚然，这件事可能大有助于减少罗马与埃特鲁里亚的仇隙，虽然未收立竿见影之效。最重要的是，使拉丁姆与罗马的团结更为密切。罗马与埃特鲁里亚或罗马与萨谟奈的战争是互相制约和互相影响的两个政权间的冲突，高卢人与罗马人的战争则否，这战争有如天灾，有机体遭天灾之后，只要没有灭亡，即刻恢复它的平衡。以后高卢人常常回到拉丁姆：例如，387年即前367年卡米卢斯击败他们于阿尔巴——这是他最后一次的胜利。这老英雄曾六度出任具有执政官权力的军团长官，五度出任独裁官，四度举行结队开赴卡皮托尔山的凯旋礼。至393年即前361年，独裁官提图斯·昆克提乌斯·彭努斯在距城不及八公里之遥的阿纽河桥与他们对垒，但未交战，高卢大军即行开拔，奔坎帕尼亚而去；394年即前360年，高卢人归自坎帕尼亚，独裁官昆图斯·塞尔维里乌斯·阿哈拉与他们交战于科林努门之前；390年即前358年，独裁官盖乌斯·苏尔皮西乌斯·佩提库斯大败高卢军；404年即前350年，高卢人甚至驻营越冬于阿尔巴山，并向沿海的希腊海盗争夺赃物，至翌年名将之子卢奇乌斯·弗里乌斯·卡米卢斯才把他们逐走，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370—432年即前384—前322年）在雅典得闻此事。但这些以劫掠为事的远征虽或可畏和可厌，却是无妄之灾，而非重大政治事件；它们的主要结果是使外国人日益视罗马人为意大利文明民族抗御蛮族进攻的长城，罗马人也日益以此自命——这种见解对于促进其日后建立世界帝国一事，有出乎寻常意料的助力。

托斯坎人曾趁凯尔特人讨伐罗马之际，攻打维爱，因为所出兵力不足，没有成就；然而蛮族尚未离境，托斯坎人就遭拉丁姆重兵的攻击，其兵力不减于前。埃特鲁斯坎人既屡战屡败，南埃特鲁里亚全部，远至基米丘陵地，均为罗马人所据。罗马人把维爱、卡本那和法勒里所辖领土划成四个新区（367年即前387年），建苏特里姆（371年即前383年）和内培特（381年即前373年）两座要塞，以巩固北疆。这个肥沃的区域处处有罗马的垦殖者，于是很快地完全罗马化。大约在396年即前358年，最邻近的埃特鲁斯坎城市塔昆尼、凯雷和法勒里先后奋起反抗罗马人的侵略，只见首次战役中被俘的三百零七名罗马人全被杀害于塔昆尼市场，可见这种侵略在埃特鲁里亚如何惹人深恨；不过这种愤恨只是无能为力的愤恨。在403年即前351年的和约中，凯雷由于距罗马人最近，所受的惩罚也最重，被迫以其领土的一半割让给罗马，所余的残破的领土退出埃特鲁斯坎同盟。成为罗马的属国，这种附属关系最初依附个别的拉丁区镇。把依附的拉丁区镇仍享受着的地方自主权给予这些遥远的异族区镇，似乎并不相宜。所以，罗马不给凯雷人以这种罗马公民权：他们不仅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而且被剥夺自治权，在司法和税收方面，他们没有自己的官吏，而是由罗马人越俎代庖，这是在这里首次出现的一种政治上的从属制度，一个迄今独立的国家变为一个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被剥夺了一切行动自由的社团。法勒里原属拉丁民族，在托斯坎人治下仍保存其民族性。不久以后411年即前343年，脱离埃特鲁斯坎同盟，与罗马结成永久同盟，因此南埃特鲁里亚全境都以某种形式归罗马统治。对于塔昆尼，而且一般地，对于北埃特鲁里亚，罗马人满足于只用一个为期四百个月的和约来长期约束他们（403年即前351年）。

在意大利北部，那些曾经相激相荡的民族也渐渐永久定居于明确疆界之内。越阿尔卑斯山而来的迁徙活动告终，一部分原因是埃特鲁斯坎人拼命死守其穷蹙的本土，以及强大的罗马人的认真抵抗，另一部分原因是阿尔卑斯山北面发生了人所不知的变化。当时在阿尔卑斯山与亚平宁山之间，南至阿布鲁齐山，凯尔特人一概是统治民族，他们尤其主宰着平原和沃野；可是他们的定居方式松散而肤浅，因而他们的统治在新略得的土地上并未根深蒂固，而且绝未采取独占的形式。阿尔卑斯山中的情况如何，凯尔特人与先来的埃特鲁斯坎人或其他民族在该地混合的程度如何，我们无法考知。因为关于后世阿尔卑斯山各民族的民族性没有充足的资料。只有在现今格劳宾登和蒂罗尔地方的里提亚人（Räter）或许可以视为埃特鲁斯坎人的一支。翁布里人保有着亚平宁山的山谷。与他们言语不同的威尼斯人据有波河流域的东北部。利古里亚各部落在西部山区中站住了脚跟，他们住在南至比萨和阿雷佐一带，从而把凯尔特地区本部与埃特鲁里亚隔开。凯尔特人仅住在中间的平坦地带，印苏布雷人和塞诺马尼人在波河以北，其南住着波伊人，在亚得里亚海沿岸，自阿里米努姆到安科纳，即所谓“高卢地区”，住着塞农人，较小的民族就不提了。可是，即使在此处，埃特鲁斯坎人的居住地至少仍有一部分存在，略如以弗所和米利都在波斯人治下仍为希腊人所居。曼图亚位于岛上，易于防守，它至少在帝国时期仍为托斯坎人的城市；波河上的哈特里亚，即许多酒罍的出土地，似乎也保持其埃特鲁斯坎人的本色；418年即前336年前后，在斯基拉克斯名下编纂的《海岸志》称哈利亚和斯庇那区域为托斯坎人之地。只有这样才能说明，埃特鲁斯坎海盗何以到罗马纪元第五世纪已深之时，仍骚扰亚得里亚海，何以不仅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处处设立殖民地，而且据晚近发现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文献所示，甚至雅典也于429年即前325年前后决定在亚得里亚海设立殖民地，保护商船，使之免受第勒尼安海海盗的侵掠。

可是，这些地方虽仍存有或多或少的埃特鲁斯坎特色，这只不过是他们故国盛况的残余而已；私人仍能在这里的和平经商或海战中获利，但埃特鲁斯坎民族却不能再受其益。另一方面，我们日后所见凯尔特人的，以及一般地，阿尔卑斯山各族的文明的萌芽，可能即起源于这些半自由的埃特鲁斯坎人。引用所谓斯基拉克斯的话，凯尔特部众在伦巴底平原放弃其行伍生涯，始行永久定居，其部分原因即在于此，更有进者，伦巴底的凯尔特人，甚至连现今施蒂里亚阿尔卑斯山各族人民的粗浅技术、艺术以及字母表都是经过埃特鲁斯坎人的媒介才学到的。

于是埃特鲁斯坎人失去其坎帕尼亚领土和亚平宁山以北、基米尼森林以南的全部土地以后，疆域就极其局促，他们持强权抱大志的时期已一去不返。该民族的外部衰微与其内部腐败有极密切的相互关系；诚然，它内部的腐败可能已在极早之时种下根苗。当时希腊作家无不连篇累牍地描写埃特鲁斯坎人奢侈无度的生活；在罗马纪元五世纪，下意大利的诗人歌颂第勒尼安酒，同时代的史学家蒂迈欧和提奥彭普都描绘埃特鲁斯坎人的淫乱以及他们的美酒，这些较之拜占庭或法国最甚的伤风败俗毫不逊色。这些记载中的个别细节虽未经证明，至少下列一说确有根据，就是穷凶极恶的角斗堪称罗马末年的，以及一般地，古代末期的积弊，它最早在埃特鲁斯坎人中间流行。大致看来，这些记载至少使人对于这民族深陷腐败一事无可置疑。这腐败甚至蔓延到政治状况。就我们所有的区区资料看来，该国的贵族倾向占优势与同时代的罗马情形无异，不过更为酷烈，更为恶毒。大约在维爱被围之时，埃特鲁里亚各邦似乎皆已废除王政，有几个城因此产生了贵族政府，埃特鲁斯坎联盟的约束素来松弛，自不能制约它们。联盟的约束很少能把所有埃特鲁里亚的城联合起来，甚至为保卫国土计亦不可能；沃尔西尼徒拥盟主的虚名，与拉丁民族由于罗马的领导而获得的伟力，实不可同日而语。罗马对外获得的胜利，如果不能以损害异族为代价，以稍满足那困苦受压的无产阶级的要求，给他们的虚荣心开辟其他出路，则反对旧市民垄断一切官位和享受一切公共权益的斗争，必至陷罗马国家于灭亡；在政治、经济和道德方面毁灭埃特鲁里亚的，就是这种反对氏族贵族独掌政权，以及反对在埃特鲁里亚尤其突出的垄断僧职的斗争。硕大无朋的财富，特别是地产，集中于少数贵族之手，而人民大众却因此陷于贫困；由此而起的社会革命原要解救灾难，却更加深灾难；因为中央政权无能为力，遭难的贵族，如453年即前301年在阿勒提乌姆，488年即前266年在沃尔西尼，终于别无他法，只好求救于罗马人，于是罗马人平息动乱，可是同时也消灭了残剩的独立。自维爱和美尔彭陷落之日起，这个民族的精力即已崩溃。埃特鲁斯坎人仍有一两次确想脱离罗马的统治，可是当事情发生时，激励是来自外面，来自另一意大利民族，即萨谟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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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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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卡陶斯（Hekatäos，卒于257年即前497年以后）和希罗多德（270—345年即前484—前409年）仅知阿特里亚为波河三角洲以及冲刷该三角洲的海（K．O．米勒，《埃特鲁斯坎人》，布累斯劳，1828年，第1卷，第140页；《小希腊的地理学家》，第1卷，第23页）。亚得里亚海一名，就其广义来说，首次见于罗马城纪元418年即前336年前后所谓斯基拉克斯（Skylax）的书。

(3)
语言学专家近来主张，凯尔特人与意大利人的亲属关系甚至比意大利人与希腊人的关系更为切近。换句话说，他们以为人类譬如一棵大树，西欧和南欧的印度日耳曼种族先从该树的一个枝中分出希腊人与意大利凯尔特人，以后很晚又从后者分为意大利人和凯尔特人。由地理观点看来，这个假设颇有可采取之处，现存的历史事实或许能与之相合，因为迄今被认为希、意两族的文明的，也很可能是希腊凯尔特意大利文明，我们对于凯尔特文化的最早阶段实无所知。然而，语言的研究似尚未达到充分的进步，还不宜把它的结果插入各民族的原始历史之中。

(4)
这传说为李维（5，34）和查士丁（Justin，24，4）所传述，恺撒也有意（《高卢战记》，6，24）于此。可是，贝洛维苏的迁徙与马赛利亚的创立相联系，因此将贝洛维苏迁徙的时期定为罗马纪元二世纪中叶，这显然不属于本族固有的传说，因固有传说当然不记年代，而是属于后世编年史的研究，所以不可凭信。个别的入寇和迁徙可以很早就有；可是凯尔特人涌入意大利一事不能置于埃特鲁里亚势力衰落以前，即不能置于罗马纪元三世纪后半叶以前。

同样，有魏克哈姆和克拉默的精细研究以后，我们不能怀疑，贝洛维苏前进的路线与汉尼拔的相似，不越科特阿尔卑斯山（Kottisshe Alpen，即Mont Genèvre），假道于陶里人（Taurini）境内，而是越格赖阿尔卑斯山（Graischen，在小圣贝纳山口处），假道于萨拉西人（Salssi）境内。李维取这山名未必以传说为根据，而是仅凭他自己的猜测。

一说以为意大利的波伊人系经较东的潘尼阿尔卑斯山的隘口而来，此说无论是根据真正传说中的回忆，还是只根据波伊人居于多瑙河北这种假定联系，始终是一个永不能解答的问题。

(5)
按通行的算法，这是公元前390年，可是依事实说，罗马陷落应在希历奥林匹亚年98，1年，即公元前388年，只因罗马历法的混乱，才有所推迟。

第五章　罗马征服拉丁人和坎帕尼亚人

罗马以霸权方式建立的统治乃是王政时期的伟大业绩。至为明显，罗马宪法的改变不能不大有影响于罗马国家对拉丁姆的关系，以及拉丁姆各邦本身的内部组织；以流传下来的史料看，也是如此。罗马的革命使罗马拉丁同盟发生动摇，一个非常绘声绘色的传说可以为此作证：据说独裁官或执政官奥卢斯·波斯图米乌斯（255年或258年即前499年或前496年）得狄奥斯古尔兄弟的援助，击败拉丁人于雷吉卢湖；一个更具体的证据是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第二次任执政官时（261年即前493年），恢复罗马与拉丁姆的永久同盟。然而，两段记载没有将重要的事实昭示我们，即新罗马共和国与拉丁联盟曾有法律关系；对于这种关系，我们由其他史料所得的知识又没有年月，故只能按其近似的可能性，把它安插在这里。

霸权依赖形势的内在因素逐渐演变为统治权，此乃霸权的性质使然，罗马对于拉丁姆的霸权也不例外。这种霸权基于罗马与拉丁联盟在权利上的完全平等；不过，这种一方面为统一国，另一方面为邦联的关系，实际上本身就包含霸权的因素。至少在战争和战利品的处理上如此。按同盟原来的章法，不但罗马而且拉丁同盟的个别城邦很可能都保有对外国作战和缔约之权，即保有政治自决的全权，而且共同作战时，罗马所出的兵额要与拉丁姆的相等。按通例，各方应提供两支八千四百人的“军队”
(1)

；但是，总司令由罗马统帅担任，然后参谋将校，以及军团长官（tribuni militum
）则由罗马统帅自行选择。战事若获胜利，战利品中的动产和所征服的领土由罗马和同盟均分；如果决议在所征服的领土修建堡垒，则堡垒的戍兵和人口应一部分为罗马移民，一部分为同盟移民；不但如此，而且新成立的区镇为拉丁同盟所接纳，成为同盟中的一个独立国，可在拉丁会议中占一个议席，投一票。

这些条款，大概在王政时期，肯定在共和时期，逐渐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同盟，而使罗马的霸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毫无疑问，同盟对外作战和缔约之权必在最先作废之列。
(2)

决定宣战和缔约之权最终必归罗马。拉丁军队的参谋将校在较早之时也同样必为拉丁人；不久以后，参谋将校即使不全为罗马市民，至少也大部为罗马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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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与从前无异，向整个拉丁联盟所要求的兵力不得超过罗马国家所供给的兵力，罗马元帅也不得分散拉丁各国所派出的队伍，每国的援军应视为特派队伍，由本国所派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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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拉丁同盟与罗马平分战利品中的动产和所征服的土地之权，在形式上依然存在；然而，在实际上，战争的实利，甚至在早年时，即已归于居领导地位的国家，这是不容置疑的。甚至在修建同盟堡垒或所谓拉丁殖民地时，罗马人通常可能占移民的大半，占其全部者亦非罕见。他们经此移动；虽然由罗马市民一变而为盟国社团的公民，新设市镇却很可能对他们的实际母国经常保持一种无上的忠诚，这事对于拉丁同盟很有危害。

盟国市民移居同盟所属各城时，从原籍同盟条约中得有的种种权利并未受到限制。属于这方面的尤其是权利平等，如不动产和动产的获得，通商和交易，婚姻和遗嘱，以及迁居的无限自由，所以在一同盟城市中取得市民权的人，不但依法得在任何另一城市居住，而且无论他居住何处，他总能以同享权利者资格，除消极选举权以外，参加一切公私的权利和义务，甚至至少在按地区召开的区大会上享受有限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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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初期，罗马与拉丁同盟的关系很可能如此，然而，何种成分应追溯较早的条款，何种应追溯261年即前493年的修正盟约，却无从考证。

拉丁联盟属下各邦仿罗马执政官制的形式改变其组织，我们可以称之为创新，并在这里以稍有几分的把握加以叙述。各民社虽然很可能各自独立地达到废除王政，可是罗马新的一年王的名称与拉丁姆其他民社的宪法相同，而且各民社都普遍应用独特的同僚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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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表示它们有某种外部的联系。塔昆氏被逐出罗马后，拉丁各国的组织有一个时期必曾按照执政官政体的方案作彻底的改革。拉丁各民社这样仿效主导城市的宪法来调整他们的宪法，固属较晚时期的事，但由内在的可能性看来，我们颇可赞成一种假定，即罗马贵族既在本国废除了终身王制，便要求拉丁同盟各实行相似的宪法改革，尽管一方面有塔昆氏，另一方面有拉丁其他各国倾心王政的党人作激烈的反抗，使罗马—拉丁同盟不稳，他们竟将贵族政治引入拉丁姆全境。正在此时，埃特鲁里亚的势力大盛，维爱人常常来袭，波尔塞那又派兵进攻，拉丁民族或许深受这些事实的影响而坚守昔日已经形成的团结方式，换言之，继续承认罗马的统治权，又情愿为罗马之故同意无疑在拉丁各民社内部多已有所准备的宪法改革，或甚至对扩大霸权一事亦予以忍受。

这个长期团结的民族不但能保持其努力，而且能向四面八方扩张其势力。前已述过，埃特鲁斯坎人仅能在短期内保持其对拉丁姆的最高权威，北边的事态不久又恢复了王政时期的原状；但国王被逐出罗马以后又过了一百余年，罗马在这方面的疆界才有真实的扩张。

萨宾人占据着中央山脉，从翁布里人的边境向下直抵台伯河与阿纽河间之地。在罗马初年，当罗马向拉丁姆推进，一面作战，一面进行征服活动时，罗马人尽管离萨宾人很近，但相对地对他们很少触动。萨宾人很少参加南边和东边相邻民族的绝望的反抗，这甚至从编年史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更重要的是，有许多威震四方的堡垒立于沃尔西地区，在萨宾地区却没有。这种情况也许与下述一事有关：约当此时，萨宾部众正涌入下意大利。他们迷恋于提弗努斯河和沃尔图努斯河河畔风景佳丽之地，故似未参与以台伯河以南之地为战场的那些战斗。

埃奎人和沃尔西人的抵抗却远较激烈和持久。埃奎人住在罗马以东之地直抵图拉诺和萨尔托河流域，以及福齐诺湖的北缘，与萨宾人和马尔塞人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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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沃尔西人则拥有定居于阿迭亚周围的鲁图尔人和向南伸展至科拉的拉丁人以南的滨海之地，直抵利里河口，并包括口外的岛屿和整个利里河流域的腹地。我们无意缕述罗马与这两个民族年复一年发生的斗殴，罗马史书叙这些斗殴的笔法使最微不足道的侵掠活动与后果重大的战争无异，全不顾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我们仅指明垂于永久的结果就够了。我们分明看见罗马人和拉丁人的目的首先在于分离埃奎人和沃尔西人，控制两民族间的交通。在阿尔巴山的南坡以及沃尔西山和彭丁沼泽地之间，拉丁人和沃尔西人最先发生接触，甚至似乎杂处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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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地区，拉丁人迈出了越出他们疆界的头几步，只是在异城建立了几座同盟堡垒，即所谓拉丁殖民地，在平原有维利特莱（据说建于260年即前494年），就在阿尔巴山下，苏埃撒在彭丁低洼地，在山地有诺尔巴（据说在262年即前492年）和席尼亚（据说于259年即前495年加固），三城皆位于埃奎与沃尔西地区交界之处。以后赫尔尼基人加入拉丁人和罗马人的同盟（268年即前486年），更使他们充分达到其目的；后者的入盟使沃尔西人完全陷于孤立，也使同盟得到一座屏藩，以防居于南方和东方的萨贝利部落的来犯，所以这个弱小民族何以能够与其他两个民族有完全平等的发言权和平分战利品之权，其理由并不难知。埃奎人本来比较弱，自此以后，不复可畏，时常遣兵侵掠他们就足以济事。鲁图尔人在滨海平原南部与拉丁姆接壤，他们很早就屈服。他们的城市阿迭亚已于312年即前442年成为拉丁人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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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西人的抵抗比较认真，除了上述提到过的以外，罗马人对他们取得的第一个可观的成就，说也奇怪，乃是361年即前393年基尔克城的创建。因为安提乌姆和特腊契纳自由一日，此城与拉丁姆的交通便一日须经由海道。罗马人屡次想占领安提乌姆，287年即前467年曾一度暂告成功，可是在295年即前459年此城又恢复自由；至高卢人焚罗马之后，经十三年激战（365—377年即前389—377年）的结果，罗马人才在安提乌姆和彭丁取得决定性胜利。在离安提乌姆不远的萨特里孔，于369年即前385年创立了一个拉丁殖民地，不久以后，大概安提乌姆本土，以及特腊契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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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如此，彭丁地区由于建立塞提亚（373年即前381年建立，375年即前379年加固）堡垒而得以确保，371年即前383年及次年划分其地为耕地和城市区。后来，沃尔西人或仍起叛变，可是不再对罗马作战。

罗马人、拉丁人和赫尔尼基人的同盟对于埃特鲁斯坎人、萨宾人、埃奎人、沃尔西人和鲁图尔人所获得的胜利越大，他们便越难取得内部的和谐。部分的原因在于罗马霸权的增进，已如前所述，这是当时局势发展必然引起的结果，可是对于拉丁姆仍为沉重的负担；部分原因还在于主导国家的处事不公，惹人厌恶。属于这种性质的，主要有308年即前446年对于在阿迭亚的阿里齐人和鲁提尔人之间的争端做出可耻的判决；双方谈罗马人公断两国间的一块有争议的边地，而罗马人竟自取其地。这个判决在阿迭亚引起内讧，人民欲与沃尔西人联合，贵族则仍依附罗马；罗马更不顾名誉，以其国内讧为口实，派罗马移民到这殷富城市，把那些反罗马党人的土地分给他们（312年即前442年）。然而，同盟内部的分裂却以公敌已平为其主因；自从他们自以为不再需要对方之日起，一方便不再宽容，另一方也不再信赖。拉丁人与赫尔尼基人公然与罗马人破裂还有其近因：凯尔特人攻陷罗马城，罗马因此暂时衰弱，是为一部分近因；彭丁地区的最终占领和土地的瓜分，是为另一部分近因。不久以后，迄今的盟友便在战场上对起阵来。在安提乌姆人的最后殊死战中，已有众多拉丁义勇军参加；现在最驰名的拉丁城：拉努维翁（371年即前383年）、普雷内斯特（372—374年即前382—前380，400年即前354年），图斯库鲁姆（373年即前381年）、提布尔（394、400年即前360、前354年），甚至罗马拉丁同盟在沃尔西地区所建的几个堡垒，如维利特莱和基尔克等，均须用武力平定；高卢部落又前来进犯，提布尔人竟敢与他们合攻罗马。然而，所有的叛变都不是合谋协力的叛变，罗马不甚费力便将各个城市制伏。图斯库鲁姆甚至被迫放弃其政治独立（373年即前381年），而加入罗民市民团，成为臣服的民社（civitas sine suffragio
），同时该城仍保持其城垣，以及一种多少受限制的自治。从而也就保持了自己的官吏和公民大会，但是作为罗马公民，他们失去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整个公民团作为附属民社被并于罗马国家的第一个例子。

罗马与赫尔尼基人的斗争（392—396年即前362—前358年）较为激烈；首任属于平民阶级的拥有执政官权力的总司令官卢奇乌斯·格努奇乌斯死于此役，可是此次罗马人也获胜利。至396年即前385年，罗马与拉丁联盟和赫尔尼基联盟又重订条约，危局告终。这两种条约的确实内容，我们不知，不过两联盟显然又服从罗马的霸权，条件会较以前尤为苛刻。罗马本年又在彭丁地区设立了两个新的公民区，这是罗马势力又大有进展的明证。

拉丁联盟的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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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于370年即前384年，分明与这次罗马和拉丁姆关系所发生的危机有关，不过此为我们刚才所述的拉丁姆叛变的结果，还更可能是它的原因，我们尚不能确定。按迄今为止的法律成规，每一个罗马和拉丁姆创立的自主城市，均可加入有权参加同盟节庆和同盟会议的地方自治团体；民社与其他城市合并后，在政治上便已归消灭，在同盟中便被除名。然而，同时按拉丁人的惯例，加盟的民社额曾定为三十个，以后固定不变；所以参加同盟的城市有投票权的永不多于或少于三十个；若干城市因入盟较晚，或因无足轻重，或因其所犯罪行而被轻视，都没有投票权。以后，在370年即前384年前后，同盟的情况如下。在拉丁古城当中，除几个下落不明或地点不明的以外，仍享有自治地位和投票权的，计有台伯河与阿纽河之间的诺门图姆；阿纽河与阿尔巴山之间的提布尔、加比、斯卡普提亚、拉比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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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杜姆和普雷内斯特；阿尔巴山脚的科比奥、图斯库鲁姆、博维利、阿里齐亚、科里奥利和拉努维翁，在沃尔西山中的科提，最后，还有沿海的劳伦图姆和拉维尼姆。此外又还有罗马和拉丁同盟所设立的殖民地：在鲁图尔人故里的阿迭亚，以及在沃尔西人故里的萨特里孔、维利特莱、诺尔巴、席尼亚、塞提亚和基尔凯。此外还有其他十七个城市，其名称不能确定，都有参加拉丁节庆之权而无投票权。依据有权参加的城市共四十七个，有权投票的城市共三十个这一实况，拉丁同盟以此垂为定制，永久不变。以后创立的民社如苏特里姆、尼培特、安提乌姆、塔拉齐纳、卡勒等，皆不许加入同盟，以后失去自治地位的拉丁民社，如图斯库鲁姆和拉努维翁等，也不从名单中删除。

拉丁姆地理疆界的确定与联盟的缔结有关。只要拉丁联盟仍然开放，拉丁姆的疆界随着新同盟城市的建立而向前拓展；但因较晚的拉丁殖民地不得参加阿尔巴节庆，它们在地理上不属于拉丁姆。大概因为这个缘故，阿迭亚和基尔凯算是属于拉丁姆，而苏特里姆或塔拉齐纳则否。

可是，不但370年即前384年以后被赋予拉丁特权的地方被摈弃于联盟之外，并且在私权方面，它们也相互隔绝，并无关系。虽然允许每一个民社与罗马通商或也许可以通婚，但却不允许与其他拉丁民社有这种来往。例如，苏特里姆的市民可以在罗马拥有一块土地的完全所有权，可是在普雷内斯特则否；他娶一罗马女子可以生育合法子女，娶一提布尔女子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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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联盟内有很大的行动自由。例如六个老拉丁城市阿里齐、图斯库鲁姆、提布尔、拉努维翁、科拉和劳伦图姆，再加两个新拉丁城市阿迭亚、苏埃撒·波梅提亚，均可共同敬奉阿拉齐亚的狄安为神圣，这种特殊联盟对于罗马霸权颇有危险绝非偶然，所以，在以后，再也没有这种例子。

拉丁民社章程的再行改革，及其与罗马宪法的完全同化，也可以归于这个时期。后来每城除两个长官（prätoren
）以外，还设两员市政官，掌监督市场和大道上的警务和与此相联系的司法行政，是为拉丁人必有的行政官。这些市警职官的设立显然同时起于联盟各城，此乃受罗马启发的结果，所以肯定不能在387年即前367年罗马设立牙座市政官以前，很可能就起于此时前后。毫无疑问，这种监护性的、修正各加盟民社的组织以利贵族政策的措施很多，此乃其中一个环节而已。

维爱既亡，彭丁地区既克，罗马显然自以为力足以加紧其霸权的束缚，使拉丁一切城市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实际上成为罗马的臣民。在这时期406年即前348年，迦太基与罗马结一商约，允不加害于罗马属下的拉丁人，尤其是阿迭亚、安提乌姆、基尔凯和塔拉奇纳等沿海城市；然而，拉丁城市中如果有一个叛离罗马同盟的，腓尼基人便可向它进攻，如果征服了它，他们依约不把它毁灭而把它交给罗马人。由此看来，我们可以洞见罗马究用何种维系来束缚它的属国，以及一个城市竟胆敢脱离本土的保护，它便有何等的牺牲，冒何等的危险。

诚然，甚至到那时，即使赫尔尼基联盟不能保有分得战利品三分之一的合法权利，至少拉丁联盟仍有此权，而且拉丁联盟无疑还有往日其他平等权利的残余，不过他们所明显丧失的甚为重大，足以说明当时愤恨罗马的心情何以盛行于拉丁人之中。不但很多的拉丁义勇军在任何地方见有军队讨伐罗马，便投到外国旗帜之下，对领导他们的民社作战，而且至405年即前349年拉丁联盟本身也拒派其应出的援兵援助罗马。全拉丁联盟再行起事之日，似可预料其已不在远；而正在此时，罗马与另一意大利民族的冲突又迫在眉睫，这民族能够对付拉丁各族的全部力量。北方的沃尔西人既亡，起初竟没有一个重要的敌手抗击罗马于南方，罗马军团一路毫无阻挡直抵利里斯河。早在397年即前357年，罗马人战胜普里维那特人，至409年即前345年又攻占利里斯河上游的索拉。于是罗马军抵达萨谟奈人的边界；意大利诸民族中要算这两个最为英勇，也最为强大，他们于400年即前354年缔结一项友好条约，不啻明示两民族即将争夺意大利的主权——这斗争势将与拉丁民族的危机形成相互错综之势。

塔克文被逐出罗马之时，萨谟奈民族必久已据有那高耸于阿普利亚平原与坎帕尼亚平原之间并控制着这两个平原的丘陵地。萨谟奈民族一面受阻于陶尼亚人，阿尔庇城的强盛即在此时，又一面受阻于希腊人和埃特鲁斯坎人，所以迄今不能进一步发展。可是，第三世纪末叶埃特鲁斯坎人势力的没落；第四世纪希腊殖民地的衰微，给他们以西进和南进的余地，于是大队萨谟奈人络绎不绝地开到意大利的南海，甚至渡过南海。他们先出现于海湾附近的平原上，在那里自罗马纪元四世纪后坎帕尼亚人的名就已有所闻；在那里埃特鲁斯坎人被扑灭，希腊人被局限于狭隘的天地里，前者被夺去卡普亚（330年即前424年）后者被夺去库迈（334年即前420年）。约在同时，或甚至更早，卢卡尼亚人出现于大希腊；至罗马纪元四世纪初年，他们卷入对特里纳人和图里纳的人的战事；至364年即前390年，他们早已立足于希腊人的劳斯。当时他们征兵，共计步兵三万人，骑兵四千人。至罗马纪元四世纪末年，才最初提到布雷提人的单独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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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同于其他萨贝利族人，他们脱离卢卡尼亚人不是要自成殖民地，而是因为一场争执，他们以前就已经与许多外族厮混。下意大利的希腊人想抗拒这蛮族的进逼，阿喀亚人各城于361年即前393年重建他们的城市同盟，议决任一同盟城市如果遭卢卡尼亚人进攻，各城应一齐派兵赴援，所派之兵若不到，其统领应被处死。可是，甚至大希腊的统一也不复有裨于事，因为叙拉古的元首老狄奥尼修斯竟联合意大利人来攻打自己的同胞。狄奥尼修斯夺去大希腊舰队在意大利海上的霸权，同时希腊城市相继为意大利人先后占领或消灭。在难以置信的短时期内，这些森罗环列的城市不是被毁灭，就是变成无人烟之地。像拿波里那样的希腊人居留地能保持其存在和民族性的只有少数，就是拿波里也只能凭借条约而不能凭借武力，才勉强做到这一点。只有塔兰托依然独立和强大，因为它位于较远之地，而且它与梅萨皮亚人久战而不得不常修战备，所以能自保其地。甚至此城也不得不为其生存而经常与卢卡尼亚人交战，被迫到其母国希腊去求盟友和募佣兵。

约当维爱和彭丁平原落入罗马人手中之时，下意大利除几个孤立的希腊殖民城市和阿普利亚和梅萨皮亚的沿海地带以外，全为萨谟奈部众所据有。418年即前336年前后撰写的希腊文的滨海志谈到那操“五种语言”的萨谟奈人，说他们的本土两面濒海，沿第勒尼安海与他们接壤的，北有坎帕尼亚人，南有卢卡尼亚人；布雷提人常包括在卢卡尼亚人之内，在此处亦然。卢卡尼亚人已分得全部沿海之地，自第勒尼安海的佩斯图姆至爱奥尼亚海的图里。由事实说，如果有人把意大利两民族，拉丁人和萨谟奈人在彼此未相接触时所取得的成绩做一番比较，那么，他就会发现，后者的武功似乎比罗马人广阔远甚，辉煌远甚。可是他们武功的特征根本不同。拉丁姆以罗马为固定的中心城市，从这里出发，拉丁民族的权威缓缓向四面八方展开，仅限于一个比较狭窄的范围；但这种统治每进一步，必立定脚根，一方面创立罗马式的设防城市，给它们以附属同盟国的权利，又一方面把所征服的土地罗马化。萨谟奈却不是这样。它没有一个主导城市，所以也没有征战方针。罗马征服维爱和彭丁等地，真正扩充了自己的势力；而坎帕尼亚各城市的蔚起，卢卡尼亚和布雷提联盟的勃兴却未增强，反而削弱萨谟奈的势力，因为每一群落一旦寻求新地并如愿以偿，此后就会自行其是。

萨谟奈各部落占地比较广，却无意完全据为己有。较大的希腊城市，如塔兰托、图里、克罗顿、梅塔蓬特、赫拉克莱亚、雷吉翁和拿波里，虽然日趋衰弱而且往往依附于人，却仍存在；甚至在平原和小镇都容许希腊人居住，所以，举例来说，库迈、波塞多尼亚、劳斯和希波尼翁，虽在萨谟奈人统治下，却依然是希腊人的城市，一如前述的滨海志和钱币所昭示于我们的。于是产生了混杂的人口，特别是操两种语言的布雷提人，除萨谟奈成分以外，还吸收了希腊成分，甚至还有古代土著人的成分；卢卡尼亚和坎帕尼亚必也有同样的混杂，不过规模较小而已。

然而，萨谟奈民族不能抵抗希腊文化的危险魔力，坎帕尼亚尤其无法抗拒，因该地的拿波里早年即与移入的民族友好往来，就是那里的天气也能教化蛮族。诺拉、努克里亚和帖亚努姆（Teanum）的人口虽纯为萨谟奈人，却采用希腊人的礼俗和城市章程；实际上，情况在改观，本地的章程已不可能沿用。坎帕尼亚的萨谟奈城市开始铸造钱币，一部分以希腊文为铭文。卡普亚以商业和农业大小而言，成为意大利的第二大城，就财富和奢侈而论，却居意大利城市的首位。据古人记载，此城的腐败为意大利各城之冠，尤以招募佣兵和斗剑格斗二事特盛于卡普亚，可见其堕落之深。在这文明败落的首邑里。招兵官只见应征者蜂拥而来，人数众多为他处所不及，卡普亚在萨谟奈人前来进攻时，虽不知如何自救，坎帕尼亚的骁勇少年却自选首领，成群结队地出发，特别是前往西西里。这些雇佣兵的远行如何深刻地影响于意大利的命运，我们留待下文指明；雇佣兵和格斗同为坎帕尼亚人的特色。格斗即使并非渊源于卡普亚，至少在这里达到了成熟的地步。成双的格斗士甚至在筵宴时出场，依所请宾客身份的高低而定他们人数的多寡。萨谟奈最重要的城市竟如此堕落，与仍在这里发生影响的埃特鲁斯坎习俗有密切关系，必然对于整个民族具有极不幸的影响。坎帕尼亚的贵族阶级，虽知将侠义的武勇和高尚的智育与极深的道德沦丧合而为一，但是这阶级在本民族中的地位，却永不及罗马贵族在拉丁人中的地位。希腊影响在卢卡尼亚人和布雷提人中所生的效果，与在坎帕尼亚人中大同小异，不过没有那样强烈。普遍在所有这些地方的坟墓中出土的文物，表明此地模仿希腊艺术如何之粗而不精；富丽的黄金和琥珀装饰品，灿烁的彩画陶器现在都已从阴宅里发掘出来，使我们得以猜度，他们如何背离其祖先的古风。他们的文字里还存有他种形迹。卢卡尼亚人和布雷提人已舍弃他们从北方带来的本族古文，而代以希腊文；在坎帕尼亚，本民族固有的字母或甚至语言受了希腊语文的有益影响而变得更为清晰和更为精致，我们甚至也遇到希腊哲学影响的蛛丝马迹。

独有萨谟奈人的本土仍不受这些创新的影响；这些创新虽然有一部分颇为优美和自然，却越来越多地懈弛了该民族原已十分松散的纽带。因为受了希腊习俗的影响，萨谟奈民族内部发生深刻的分裂。山中粗犷的部落不断地深入坎帕尼亚，骚扰那些陷于腐化堕落的老移民，在坎帕尼亚，有文明修养的“爱希腊派”也像希腊人那样，每见他们前来，无不战栗恐惧。罗马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国家，它可以任意支配全拉丁姆的力量；它的臣民也许抱怨，可是唯命是从。萨谟奈民族散居各地，意见分歧，在萨谟奈本部，联盟仍保全其祖先的风俗和骁勇，而且正因其如此，它才与萨谟奈其他部落和城市完全分离。

事实上使罗马人得以渡过利里斯河的，就是平原萨谟奈人与山地萨谟奈人的这种不和。山岳部落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蹂躏帖亚努姆和卡普亚的领土，而且有久居两地的趋势，于是帖亚努姆的西迪奇尼人和卡普亚的坎帕尼亚人遂求救于罗马（411年即前343年），以抵抗本族的同胞。他们愿与罗马联盟，却为罗马所拒；坎帕尼亚使者表示举国愿服从罗国的主权，罗马人竟不能自禁地受其诱惑。罗马人派使者往萨谟奈人之地，通知他们关于新近获得土地之事，并要求他们尊重友邦的领土。此事以后的进展如何，无法详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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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仅发现无论在一场战事之后或先前并无战争，罗马与萨谟奈结一项协约，罗马人依约可以任意处置卡普亚，萨谟奈人任意处置帖亚努姆以及利里斯河上游的沃尔西人。当时塔兰托人极力想除去其邻国萨贝利人，他们为此做出的重大努力说明，萨谟奈人同意此协约。但罗马人与萨谟奈人尽速妥协，也有其正当理由；拉丁人久已气愤不平，现在见拉丁姆南界接壤之地即将移归罗马所有，气愤便一变而为公然叛乱。一切原有的拉丁城市，甚至并入罗马市民团的图斯库鲁姆人，都对罗马宣战，只有劳伦图姆人例外，而罗马在拉丁姆边界以外建立的殖民地，只有古老的沃尔西城市，维利特莱·安提乌姆和塔拉奇纳参加起义。卡普亚人虽然不久前曾自请归服罗马，却锐意利用最早机会重新摆脱罗马的统治，尽管坚守罗马条约的贵族党的反对，民社竟与拉丁联盟通力合作，这是不难理解的；然而，仍然独立的沃尔西人城市，如富恩迪和福米埃以及赫尔尼基人，如同坎帕尼亚的贵族阶级那样，竟未参加此次叛变。罗马处于危急的地位，罗马的兵团已渡利里斯河，占据坎帕尼亚，遭拉丁人边叛变，与本国断了联系，只有一次胜仗能把他们救出来。414年即前340年两军决战于特里法农（在明图纳、苏埃撒和西努埃撒三地之间）附近，执政官提图斯·曼利乌斯·英培略苏斯·托夸图斯猛击拉丁人和坎帕尼亚人的联军，大获全胜。以后两军之间，拉丁人和沃尔西人的几个城市，只要仍行反抗的，都立约投降，或遭攻陷，于是全境沦于附属地位。

这个胜利造成拉丁同盟的解散。这个同盟是一个独立的政治联合体，现在变成一个只为举行宗教节庆而组织的协会；联盟载在约章上的旧有权利，为征兵的最高限额和分享战利品等，作为权利，已与联盟同归于尽，将来即使有这种分别订立永久联盟的条约，充其量取昔日罗马与全拉丁联盟所立的条约而代之。在原拉丁属地之中，被容许享有这种法律地位的，除劳伦图姆以外，还有提布尔和普雷内斯特，它们也不得不将其领土的一部分割让给罗马；在拉丁姆之外成立的享有拉丁权利的民社也获得平等权利，只要它们没有参战。使众城互相孤立的原则，对于370年即前384年以后设立的地方，已成为定制，后来推行于整个拉丁民族。在其他方面，各地仍保持其固有的特权和自治。其他旧拉丁民社，以及分离出去的殖民地全都失去独立，以某种形式加入罗马的公民团。两个最为重要的滨海城市安提乌姆（416年即前338年）和塔拉奇纳（425年即前329年），按照奥提斯亚的模式，以罗马的正式公民充实之，而且只有地方城镇才享有受严格限制的独立地位。迄今为止的公民只要仍拥有地产，就被夺去大部分地产，以利罗马殖民者经营，他们同样被纳入正式公民团。维利特莱的城垣拆毁，元老院全体被逐，被流放于罗马属下的埃特鲁里亚，此城似乎被改建为一个享受凯雷城的权利的城市。新获得的土地——如维利特莱元老院议员的地产，有一部分分给罗马市民；这些个别分地之事与422年即前332年建立两个新的公民区有联系，罗马人立下这种功业，深觉其非常重要，有下列两事为证：在罗马城的罗马广场上，他们为常胜的416年即前338年的市政长官盖乌斯·梅尼乌斯建立纪功柱；又以从不能再用的安提乌姆战船取下船首去装饰市场上的讲坛。

罗马在南部沃尔西人和坎帕尼亚人的领土，以同一方式，实施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富恩迪、福米埃、卡普亚、库迈和一些较小的城镇都成了附属于罗马的民社，享有自治权。为了保住最为重要的卡普亚城，罗马设法扩大贵族与平民间的裂痕，修订了民社的章程，使之有利于罗马，而且每年向坎帕尼亚派遣官吏，以控制市政管理。过几年，沃尔西人的普里佛努姆受到同样处置，该城公民，在富恩迪的骁勇党羽维特鲁维乌斯·瓦库斯援助下，得享为拉丁民族的自由作最后一战的光荣。该城被攻陷（425年即前329年），瓦库斯在罗马狱中被害，于是战事结束。为了在这些地域增加自己的罗马人口，罗马人将在普里佛农和法勒尼地区攻战所得的土地，划分成很多田块，分配给罗马市民，以致几年以后（436年即前318年），他们得以在这里设置两个新的公民区。罗马人把两座城堡建成享有拉丁权力的殖民地，使这新略取的土地域终于有了保障。这两个堡垒，一个是位于坎帕尼亚平原中部的卡勒斯（420年即前334年），由此可以监视帖亚努姆和卡普亚，另一个是弗雷加莱（426年即前328年），由此可以控制利里斯河的渡口。两处殖民地都非常巩固，尽管西迪奇尼人阻碍卡勒斯的设立，萨谟奈人阻碍弗雷加莱的设立，两城都很快就蔚为繁盛之地。罗马又派兵戍守梭拉，此地依条约应归萨谟奈人管辖，萨谟奈人对于此事的抗议自属正当，可是无济于事。罗马坚毅不挠地向着它的目标做去。它用一种无法冲破的政治的和军事的网罗，将所得的疆土包围起来，使他们安全无虞，可见它的治国之策雄厚有力，显示在此处的，甚至比战场上犹有过之。

当然，萨谟奈人不能目睹罗马咄咄逼人的进展而感满意，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可能加以阻遏，可是他们迁延时日，在尚有可为之时，未用时势所需的应有力量，阻住罗马武功的新前程。诚然，他们似已按照与罗马所订条约占领帖亚努姆，派重兵戍守其地；因为较早之时，此城曾求助于罗马和卡普亚，以抗击萨谟奈，到了战争晚期，它却似乎成了萨谟奈势力护卫西疆的屏藩。他们在利里斯河上游一面征战和破坏，一面广为拓展，可是他们却不注意在此树立永久的根基。他们破坏沃尔西城市弗雷加莱，此举恰恰便利了上述罗马在此设立的殖民地，而且使其他两个沃尔西城市法布拉特里亚和卢卡（所在地不明）非常恐慌，以致两城效法卡普亚的先例，归降罗马（424年即前330年）。萨谟奈联盟坐待罗马人对坎帕尼亚征服的完成，然后才对此做出认真的反对；他们所以如此，一部分的原因在于萨谟奈民族与意大利的希腊人同时存在着不和，另一部分原因还在于萨谟奈联盟所遵循的政策软弱无力和轻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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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军原属相等，可见于李维（1，52；8，8，14），以及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8，15）的书，但在波利比乌斯的书中最为彰明较著。

(2)
狄奥尼修斯明言（8，15）：罗马与拉丁姆后来的盟约明文禁止拉丁各区镇私自征兵和单独派兵出战。

(3)
所谓拉丁参谋将校指参将十二名，后来随着古老的方阵队改编为军团和侧翼队，各六人指挥同盟部队的一个侧翼队，正如罗马军队的十二个军团司令官，各六人指挥两个军团。波利比乌斯（6，26，5）说，执政官原仅推举前者，以后也推举后者。今按古法，无论何人有当兵义务即有做军官的机会，依照法律，将帅可任命一拉丁人为罗马军团长官，亦可任命一罗马人为拉丁军团长官，这实际上便造成一种结果，军团司令官全是罗马人，参将至少通常也都是罗马人。

(4)
这些军官便是decurionos turmarum
和praebecti cohortium
（波利比乌斯，6，21，5；李维，25，14；萨卢斯特，《朱古达战争》，69等）。罗马执政官通常依法也是元帅，国家元首在属国里，如果不是绝对地，至少也是常常统率国军（李维，23，19；奥雷利7022）。拉丁长官常用的名称praetores
实表示他们是武官。

(5)
这种客民和真正的市民不同，他们不被分派到一个特定的选区而从此不变，而是在每次投票以前用抽签的方法决定他们这次应属于何选区，他们就在那里投票。实际说来，罗马人不过是特许拉丁人在罗马部落大会上投一票，如此而已，客民不能在百人队会里投票，因为他们先要在某一部落里占有一席之地，而后能在百人队会里有投票权。我们不知这些客民是否曾参加百人队会议的投票，如果曾参加，则对于这些人必定曾规定过类似的抽签法。另一方面，他们必与平民无异，也参加区民大会。

(6)
我们都知道，拉丁民社平时的元首是两位年选的执政官。除此以外，有几个民社，如阿尔巴（奥雷利亨岑，2293）、图斯库鲁姆、拉努维翁（西塞罗，《为米洛辩》，10，27；17，45；阿斯康尼乌斯，《为米洛辩评注》，第32页，奥雷利；奥雷利2786，5157，6086）、康皮图姆（奥雷利3324）、诺门图姆（奥雷利，208，6318，7032，参见W．亨岑，《学会公报》，1858年，第169页）以及阿里齐亚（奥雷利，1455）等，均有单独的长官，在这种情形下，称为独裁官。无选举权的城邑凯雷中的类似独裁官也属于此类（奥雷利，3787，5772；还有加鲁齐，《考古学文集》，第1卷，第31页，虽然误置于苏特里姆）；此外菲登尼也有一个同名的官员（奥雷利，112），所有这些官职，或者由这些官职而来的祭司职（凯雷的独裁官，解释应按李维9，43：Anagninis magistratibus praeter quam sacrorum curatione interdictum
，即在阿那尼亚，除掌祭的以外，长官任期不得超过一年），均为每年一任（奥雷利，208）。马克尔以及据他撰写纪年的人的记载也说，阿尔巴灭亡时统治者已不复是个国王，而是每年一任的独裁官（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574；普鲁塔克，《罗慕洛》，27；李维，1，23），此说或许是由他所熟知的阿尔巴祭司的独裁制度推测而来，因为阿尔巴的祭司独裁无疑的是每年一任；而且作者的偏向民主党或对于其见解颇有影响。这个推论是否正确，就算阿尔巴灭亡时统治者是终身任职的，罗马废除王政一事以后是否可使阿尔巴的独裁官职变为每年一任的官职，也许还是问题。

所有这些拉丁长官职不但在名称上与革命后罗马的制度大致相同，而且在实际上亦复如此，仅以其渊源于相似的政局来说明，理由实欠充足。

(7)
埃奎人的地域不仅包括提布尔上方的阿纽河河谷，日后拉丁人的殖民地卡西奥利（在图拉诺上方）和阿尔巴（在福齐诺湖畔），还包括日后的埃奎库尔人的自治城市，埃奎库尔人不过是埃奎人的残余，埃奎人在被罗马人征服以后，以及大部分领土被指定为罗马人的或拉丁人的殖民地以后，仍保留其自治的独立地位。

(8)
从一切迹象看来，维利特莱虽然位于平原，原属沃尔西人，也就是拉丁人的殖民地，而科拉则位于沃尔西山上，原属拉丁人。

(9)
此后不久，在阿里齐亚森林中建立了狄安娜树丛，据加图记载（《起源》，第12页，约尔旦），此树丛乃是一个图斯库鲁姆独裁官所执修，为了古拉丁姆的城镇图斯库鲁姆、阿里齐亚、拉努维翁、劳伦图姆、科拉和提布尔，以及两个拉丁殖民地（因此它们被放在最后）：苏埃撒·波梅提亚和阿迭亚，没有提到普雷内斯特和古拉丁姆一些较小的民社，这说明，事情也确实如此，并非当时所有的拉丁同盟所属的民社都参加了奉献典礼。典礼发生在372年即前382年以前，证明波梅提亚的参加，而且名单完全与其他地方关于在阿迭亚加入以后，同盟的构成情况所作的记载相符。

这里关于建立年份所流传下来的材料，较之最古老的大部分流传材料更为可信，因为意大利城市的共同纪年abnurbe condira
，从一切迹象看来，由于有直接的流传材料，殖民地的建立年份得以保存。

(10)
作为拉丁区镇，两者都没有出现在372年即前382年前后的所谓卡西目录上，但可能出现在406年即前348年的迦太基条约上；在此期间，这些城市都成为拉丁殖民地。

(11)
狄奥尼修斯所列拉丁同盟的三十个城市的名单（这是我们掌握的唯一名单）如下：阿迭亚、阿里齐亚、博维兰、布本图姆（Bubentum，地点不明）、科尔尼（Corni，不知是否Coraner）、卡文坦（Carventaner，地点不明）、基尔克英斯、科里奥兰、科尔宾特、卡班（Cabani，或即阿尔巴山的Cabenser，《学会公报》，1861年，第205页）、福提奈（Fortinii，不明）、加宾、劳伦图姆、拉努维翁、拉维尼乌姆、拉比齐、诺门图姆、诺尔巴、普雷内斯特、佩丹、奎克图隆（地点不明）、萨特里孔、斯卡普提、塞提亚、提布尔、图斯库鲁姆、泰伦尼（Tellenier，地点不明）、托勒里尼（Toleriner，地点不明）和维利尼。偶尔提及有参加权的民社，如阿迭亚（李维，32，1）、劳伦图姆（李维，37，3）、拉努维翁（李维，41，16）、博维利、加比、拉比齐等（西塞罗，《为普兰基乌斯辩》，9，23）。狄奥尼修斯开列这名单时，正值256年即前498年拉丁姆对罗马宣战之日，所以，根据尼布尔的见解，显而易见，这名单起源于人所熟知的261年即前493年重结的同盟。但这名单系按拉丁字母顺序排列，字母ξ所处地位是它在十二铜表时期确乎没有的，而且它在第五世纪以前尚未居有（拙著《下意大利方言考》，莱比锡，1850年，第33页），所以这名单的渊源必甚晚于重结同盟之时。有一个远较简单的臆说，认为这名单所列的地方后来均视为拉丁联盟的正式成员。狄奥尼修斯根据他的系统整理习惯，把这些地名当作拉丁联盟原有的加盟成员看待。如所预料，这名单所列的没有一个非拉丁的民社；该名单所列举的只是原属拉丁人之地或为拉丁移民所居之地，人们都不视科尔比奥和科里奥利为例外。现在我们如果拿拉丁殖民地的名单来同这个名单做一比较，则372年即前382年以前所建立的殖民地有：苏埃撒·波梅提亚、维利特莱、诺尔巴、席尼亚、阿迭亚、基尔凯（361年即前393年）、萨特里孔（368年即前386年）和苏特里姆（371年即前383年）、尼培特（371年即前383年）、塞提亚（372年即前382年），而以后大约同时设立的三个殖民地中，那两个埃特鲁斯坎的很可能晚于塞提亚，因该城的建立需要一定时间，而我们的名单不可能没有不准确之处。如果承认这一点，则名单就包括372年即前382年以前建立的所有殖民地，其中包括不久即从名单中删去的苏特里姆（毁于377年即前377年），以及维利特莱（416年即前338年，被剥夺拉丁权利）；未列的只是苏埃撒·波梅提亚，无疑被视为毁于372年即前382年以前，以及席尼亚，大概因为在仅列举二十九个名称的狄奥尼修斯的原文中在ΣΗΤΙΝΩΝ之后并无ΣΙΓΝΙΝΩΝ。与此全相协调的是，在此名单中缺乏所有在372年即前382年以后设立的殖民地，所有的地方，如奥斯提亚、安滕纳和阿尔巴，在370年即前384年以前即已加入罗马民社，而合并较晚的地方，如图斯库鲁姆、拉努维翁、维利特莱等，都留在名单上。

至于普林尼名单，其上所列举的在普林尼时已绝迹的三十二城都是昔日曾参加阿尔巴赛会的；我们若从这名单中除去已见于狄奥尼修斯名单中的七城（因为普林尼的Cusutani似即狄奥尼修斯的Corventani），尚余二十五城，它们大都是默默无闻之地，其中一部分无疑是十七个无投票权的民社，大部分均为阿尔巴赛会联盟最老的，以后又丧失其资格的成员。另一部分是联盟中其他衰微的或被排斥的成员，尤其也见于普林尼名单的古代首府阿尔巴也属于后一类。

(12)
李维（4，47）固然有拉比奇于336年即前418年成为殖民地之说。但姑不论狄奥多拉（Diodor，13，6）未言及此事，拉比奇既不可能是一个市民殖民地，因为此城不在沿海，而且以后似仍享有自治地位；它也不可能是一个拉丁的市民殖民地，因为在拉丁姆旧地设立拉丁殖民地的事绝无他例，而且由这些创立的殖民地性质来看，也不能有。这里与他处相同，最可能的是，他特别举出两尤格为所分田产额一是将公家分田给市民一事误与殖民地分地一事相混淆。

(13)
对于充分的拉丁权利的共享关系的限制，最初见于416年即前338年的续约（李维，8，14），但因为续约是以隔离制度为主要部分，这制度最先应用于370年即前384年以后成立的拉丁殖民地，到了416年即前338年才普遍应用，所以我们应在这里叙述这个变动。

(14)
这个名字本身很古；它实是今日卡拉布里亚居民最古的土名（安提奥库斯，片断5，米勒）。那著名的派生词无疑是假造的。

(15)
第一次萨谟奈拉丁战役的记载，凡见于今日或古代的李维、狄奥尼修斯、阿庇安书中的，无不为罗马历史中最失真的一段。其大意如下。411年即前343年罗马的两执政官率兵开入坎帕尼亚以后，执政官马尔库斯·瓦勒里乌斯先打了一次激烈的血战，大破萨谟奈人于高鲁斯山；他的同僚奥卢斯·科尔涅利乌斯·科苏斯经过一个隘口时，几为敌所歼，赖司令官普布利乌斯·德基乌斯率兵舍身援救，始免于难，然后又得一次胜仗。两执政官合兵与敌人激战于苏埃苏拉附近的考迪斯关隘的入口处，这是第三战，也是决胜负的一战。萨谟奈人完全战败，在战场上共拾得他们的盾牌四万个。他们被迫订和约，和约规定卡普亚仍归附罗马，为罗马所有，而将帖亚努姆留给萨谟奈人（413年即前341年）。庆贺由四面八方而来，甚至也有迦太基来的。拉丁人先前一度拒绝派兵助战，而且似在修战备以抗罗马，现在却不用兵于罗马，而转攻佩利尼人，同时罗马留守坎帕尼亚的戍兵结众谋反，罗马人先对付他们（412年即前342年），然后从事攻取普里佛农（413年即前341年）和对安提乌姆人用兵。可是现在双方的地位却忽然起了一个奇怪的变化。拉丁人曾要求取得罗马公民资格和分担执政官之职，均无结果；西迪奇人曾请归服罗马，罗马不许，萨谟奈人来攻，他们又不知如何自救；坎帕尼亚人已厌倦罗马的统治；于是拉丁人联合西迪奇人和坎帕尼亚人，起兵共讨罗马。只有拉丁姆的劳伦顿人和坎帕尼亚的骑士阶级附和罗马人，罗马人自己也有佩利尼人和萨谟奈人的援助。拉丁大军攻打萨谟奈，罗马和萨谟奈军队先开至福奇诺湖，由此越过拉丁姆，而后进入坎帕尼亚平原，与拉丁人和坎帕尼亚人的联军决战于维苏斯。罗马执政官提图斯·曼利乌斯·莫培略苏斯之子不听军令，擅自出战杀敌，军纪动摇，执政官处决其子，恢复纪律。他的同僚普布利乌斯·德基乌斯·穆斯又舍身献祭，平息神怒。罗马征发了最后一批预备军，终于得胜。但是，又经执政官曼利乌斯攻拉丁人和坎帕尼亚人于特利法农的另一战，战事才告结束；拉丁姆和卡普亚都归服罗马，以其领土的一部分充当惩罚。这记载里充溢着种种不可能的事，精明诚挚的读者必能领会。例如，安提乌姆已于377年即前377年投降（李维，6，33），这里又说他们以后又作战；拉丁人独自攻打佩利尼人，明明违反拉丁姆条约的规定；全拉丁姆起兵背叛罗马，罗马军队竟能通过马尔塞人和萨谟奈人的领土，开到卡普亚，做出史无前例的事；至于叙述412年即前342年兵变的文字也一样杂乱无章，感情用事。以及跛足的提图斯·昆克提乌斯，罗马的格茨·封·贝利欣根，如何不得已，而为变兵首领，更不待言。更为可疑的是一事而再现。属于此类的有军团司令官普布利乌斯·德基乌斯的故事与第一次布匿战争中马尔库斯·卡尔普尼乌斯·弗拉马（姑不论他叫作什么）的英勇行为相仿佛，盖乌斯·普劳提乌斯于425年即前329年征服普里佛农一事又重现一次，凯旋录仅记载这第二次征战；众所周知，普布利乌斯·德基乌斯舍身献祭的事，其子又于459年即前295年重演一次。这一段记载与史书中较可信的记载绝非同时之作，也非一人所为。这记载里充满了战争详情的描写，充满了穿插进去的奇事——如塞提亚的将军因胆敢要求执政官职位，竟在元老院的台阶上跌折颈项，以及种种从提图斯·曼利乌斯的姓氏捏造出来的逸闻，此外还充满许多节外生枝的掌故，不但繁冗累赘，而且颇为可疑。属于这一类的有罗马军团的历史（李维书里1，52）有一个注，说塔昆二世将罗马人和拉丁人混合编为一连，这十有八九是伪造的，这显然也是军团史的第二个枝节——对卡普亚与罗马所订条约的谬见（拙著《罗马铸币史》，布累斯劳，1960年，第334页，A．122）；献身救国的定式；坎帕尼亚的第纳尔币，罗马与劳伦图姆的联盟；分配土地时每户得两尤格。狄奥多拉撰史时多采用其他往往较古的记载，他除最后特里法农一战以外，绝不知有这些事，因此，在此情形之下，这一点似乎很关重要。特里法农一战事实上与这记载的其余部分不相调和，若按照劝善惩恶的原则，这记载应终于德基乌斯之死。

第六章　意大利人反抗罗马

罗马人正在利里斯河和沃尔图努斯河畔作战之时，半岛东南部另有战事，骚然不安。商人共和国塔兰托民殷国富，受卢卡尼亚和梅萨皮亚军队的威胁日益严重，当然不敢自恃其武功，乃用甘言厚币以取得母国雇佣兵首领的援助。斯巴达王阿基达摩斯率大队人马前来援助本族同胞，在菲力普攻克凯罗尼亚之日，死于卢卡尼亚人之手（416年即前338年）；十九年以前，阿基达摩斯曾率众参加劫掠德尔斐圣地，在虔信神道的希腊人看来，他的死是个报应。一个更强大的统帅、莫洛斯人亚历山大取其位而代之，此人是亚历山大大帝之母奥林匹亚斯的兄弟。除他所亲自带来的军队以外，他麾下还有希腊各城派来的援兵，尤其是塔兰托和梅塔蓬特的援兵；此外还有波迪库尔人（在卢比［Rubi］即今鲁弗［Ruvo］附近）；这个民族如同希腊人一样，有被萨贝利人侵害之虞；最后甚至还有卢卡尼亚的亡命徒，他们为数甚众，可见联盟内有激烈的动乱。于是他不久便自觉其兵力优于敌人。康森提亚（Consentia，即科森扎［Cosenza］）似乎是大希腊的萨贝利移民联盟的首府，现在落入他的掌握。萨谟奈人来援卢卡尼亚人，也无济于事，亚历山大败其联军于佩斯图姆，并平定西蓬图姆周围的陶尼亚人和东南半岛上的梅萨皮人。他已控制两海之间所有的地方，正要与罗马人携手合攻萨谟奈人于其本土。可是，这样出乎意外的胜利并非塔兰托商人所愿，使他们惊疑满腹。他们和他们的统帅之间终于发生了战争。此人初来时是个被雇的佣兵，而今似乎要仿效他侄儿在东方那样，也在西方创造一个希腊帝国。起初，亚历山大占优势，他夺取了塔兰托人手中的赫拉克利亚，重建了图里城。似曾号召其他意大利希腊人，在他保护之下联合起来，合攻塔兰托人。同时他想使他们与萨贝利族人讲和。可是堕落和沮丧的希腊人并不热心拥护他这个庞大的计划。从前拥护他的卢卡尼亚人又因他被迫变节而对他疏远。他在潘多西亚被一个卢卡尼亚的移民所杀（422年即前322年）
(1)

。他死之后，各事大致恢复原状。希腊各城又觉得孤立无援，又不得不仅仅采取缔约或纳贡，甚或借助外援的办法以自保，只要可行，例如在430年即前314年前后，克罗顿借叙拉古的援兵击退布鲁提人。萨谟奈部落复又得势，竟能置希腊人于不顾，再次把目光转向坎帕尼亚和拉丁姆。

但是，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两地却发生了绝大的变化。拉丁联盟土崩瓦解，沃尔西人的最后抵抗被打垮，半岛最富最美的坎帕尼亚地区为罗马人所有，固若磐石，无人与之争夺，意大利的第二大城遂沦为罗马的属地。当希腊人与萨谟奈人交战时，罗马几乎不战而自跻于强国的地位，半岛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动摇它的势力，一切民族都有为它所奴役的危险。这些民族各自分立，固非罗马的敌手，若能联合一致，齐心协力，未始不可于在锁链未紧固之前把它挣断。但这些民族和城市为数甚多，又迄今大半互为仇敌，或至少关系陌生，要把它们联合起来，非有明达的见识，勇敢的胆量和牺牲自己的精神不可，这几样都绝不可得，或得到时已嫌太晚。

埃特鲁斯坎人的势力既已沦亡，各希腊人共和国既已衰微，以萨谟奈联盟为意大利仅次于罗马的最强大势力，也同时最密切和最直接地受到罗马侵略的威胁，殆无疑义。所以，意大利人既不得不为自由和民族地位而对罗马斗争，萨谟奈联盟自不免在这斗争中居于最前列，负最重大的责任。萨贝利人有许多小部落，如维斯提尼人、弗伦塔尼人、马鲁奇尼人，以及其他居于山中度乡村闭塞生活的小邑，可是同族人若请他们起兵来保卫公有的领土，他们必不致充耳不闻，所以萨谟奈联盟可以指望他们的援助。坎帕尼亚和大希腊的希腊人（尤其是塔兰托人），以及强有力的卢卡尼亚人和布鲁提人的援助固更为重要，可是在塔兰托当权的政客怠忽职务，苟且偷安，此城又为西西里的事所牵缠；卢卡尼亚联盟内部又纷乱不和；最重要的是，下意大利的希腊人常受卢卡尼亚人的残虐，两民族已有几百年的深仇；要使塔兰托和卢卡尼亚与萨谟奈人同心协力，实无异缘木求鱼。萨宾人和马尔塞人是罗马的近邻，久已与罗马和平相处，从他们那里，除软弱的同情或中立以外，他无可望。阿普利亚人是萨贝利人自古以来的深仇，自当为罗马的天然盟友。另一方面，如果首战告捷，远处的埃特鲁斯坎人可望加入同盟，甚至拉丁姆和沃尔西人和赫尔尼基人之地也非不可能发生变乱。可是萨谟奈人不啻为意大利的埃托利亚人，民族的元气在他们身上依然存在。他们仍须大半倚赖其自有力量和坚毅精神来进行这场并非势均力敌的斗争，以便其他民族有深感惭愧、冷静考虑和集合军队的时间，然后一个胜仗即可在罗马四周燃起战争和离叛之火。历史不能不对这雄伟的民族主持公道，承认他们了解自己的责任，并且实践了自己的责任。

罗马与萨谟奈已有几年的争执，因为罗马人不断在利里斯河上肆意侵略，其中426年即前328年设置弗雷加莱是最近和最重要的事件。可是使战事爆发的却是坎帕尼亚的希腊人。自从库迈和卡普亚归属罗马以来，对于罗马人最为明显不过的是，应征服希腊人的城市拿波里。该城还统治着海湾内的希腊岛屿，在罗马势力范围内，只有它仍未被沦为属地。塔兰托和萨谟奈人得知罗马人的计划，决定先发制人，塔兰托人并非不仅因为太懒而且因为太远，未能实行这个计划。萨谟奈人竟派遣一支强大戍兵，入驻拿波里。罗马人即刻宣战，名为针对拿波里人，其实是针对萨谟奈人（427年即前327年），并开始围攻拿波里。围攻一个时期之后，坎帕尼亚的希腊人对商业被扰和外兵入驻感到厌烦；罗马人则用分别订约的手法，竭力使二等国和三等国不去参加那行将订立的联盟，所以希腊人一同意协商，罗马人便急于向他们提出最有利的条件——权利完全平等，免服徭役，对等联盟和永久和平。根据这几个条件，拿波里人用计免除戍兵，然后缔结了条约（428年即前326年）。在战争初期，沃尔图努斯以南的萨贝利城市，如诺拉、努克里亚、赫库拉尼姆和庞贝，都附和萨谟奈；可是他们由于所处位置广阔而暴露，罗马人又施以阴谋，用种种巧计和私利来诱惑这些城市的贵族前来归附，并以卡普亚的先例为其有力的佐证，于是在拿波里陷落后不久，这些城市或宣告拥护罗马，或宣告中立。

在卢卡尼亚，罗马人又取得更大的胜利。这里的平民百姓以其合理的直觉，赞成与萨谟奈人联合，不过与萨谟奈人联合，便不免与塔兰托人讲和，卢卡尼亚的权贵大都不愿停止其有利可图的劫掠行动，所以罗马人竟能与卢卡尼亚结成联盟。这个联盟乃无价之宝，因为，它使塔兰托人有事可做，罗马乃得以倾全力去攻萨谟奈。

这样萨谟奈在各方面都孤立无援，只有东边几个山区遣兵助它。428年即前326年，战事起于萨谟奈本土，坎帕尼亚边界上的几个城市，如鲁弗莱（Rufrae，在维纳弗鲁姆与帖亚努姆之间）和阿利费，皆为罗马人所占领。次年，罗马军深入萨谟奈，且战且掠，直达维斯提尼人境内，甚至达到阿普利亚，受当地人的热诚欢迎，他们无往而不享最明确的利益。萨谟奈人终于丧胆，在萨谟奈的人民大会决定向敌人求和以后，他们送还罗马俘虏，交出他们最骁勇的将军，以取得较宽大的条件。主战派领袖布鲁图卢斯·帕皮乌斯（Brutulus Papius）不愿死于罗马行刑者之手，先行自杀，他们把他的死尸也送交罗马人。可是，这种谦卑而近于哀告的请求竟不得罗马人民大会的垂听（432年即前322年）。于是，萨谟奈人在其新将军加维乌斯·彭提乌斯（Gavius Pontius）麾下，准备竭力拼死抵抗，次年（433年即前321年）的两个执政官斯普里乌斯·波斯图米乌斯（Spurius Postumius）和提图斯·维图里乌斯（Titus Veturius）率罗马军扎营于卡拉提亚（Calatia，在卡瑟大［Caserta］与马达洛尼［Maddaloni］之间）。他接获报告，据说萨谟奈人已将阿普利亚得失所系的重镇卢凯里亚紧密包围，而且该城已在危急之中；许多俘虏的供词证实这种报告。于是他们仓促拔营。如果他们要及时赶到，除穿过敌人境内，无他途可取。以后作为阿皮亚大道（Via appius）的延续，罗马人自卡普亚筑一条路经过这里的贝内文托至阿普利亚。这条路在现今的阿帕雅（Arpaja）和蒙特沙奇奥（Montesarchio，即考狄乌姆）两地之间，经过一片低湿的草地，其地四面高山壁立，林木茂密，除出口和入口的涧底小径外，无路可通。萨谟奈人即在这里屯下伏兵。罗马人已入山谷，未遇抵抗，见出口处为棘篱所阻，防守甚坚；军队退回之后，又见入口也一样阻塞，同时四面山坡上都是萨谟奈人的队伍。他们自知中计，但已嫌太晚，萨谟奈人不在卢凯里亚等候他们，而是在这致人死命的考狄乌姆隘口。他们仍然战斗，可是既没有得胜的希望，又没有具体明确的目标；罗马军队无法动弹，不战而全被征服。罗马将军请降。所谓萨谟奈将军不放走罗马军队便须将他们屠杀，此外别无他法，这不过是荒谬的饰辞；他最妥善的办法莫过于接受所请的投降条件，然后将敌军即当时罗马所能派出作战的全部武力，以及它的两个统帅全都俘虏起来。这种，通坎帕尼亚和拉丁姆的路便可通行无阻，而按当时的形势，沃尔西人和赫尔尼基人，以及大多数拉丁人必将热烈欢迎他，罗马的政治存在必遭严重的危险。可是伽维乌斯·彭提乌斯不这样做，不缔结军事协定，却以为能用一个公平的和约使全部争执立刻告终；也许他像盟友那样渴望和平，去年布鲁图卢斯·帕皮乌斯即因此被害，也许他不能阻止厌战派破坏他的空前胜利。所订条约相当温和，罗马必须拆除那违约建筑的堡垒卡勒斯和弗雷加莱，重与萨谟奈订立平等盟约。罗马将军同意这种条件，由骑兵队里选送六百人为人质，以保证守信践约，两将军和一切参谋将校又都立誓守约，萨谟奈人竟放走罗马军队，不加伤害，可是加以侮辱，因为萨谟奈军得意忘形，喜不自禁，让其所恨的敌人放下武器，并从轭门下面走过，这是一种侮辱人的做法。

可是罗马元老院不顾军官的誓言和人质的生死，取消协定，仅将缔结协定的人交给敌人，认为他们个人应负战约的责任。罗马律师和祭司的是非心认为此事是否合于法律条文，罗马元老院的法令是否违法，这问题在不偏不倚的历史看来无足轻重；从人情和政治眼光看来，这事不能归咎于罗马人。按罗马人的正式国家法，统兵将军是否有权缔结条约而不保留市民批准的余地，也是个比较无关大体的问题。按照宪法的精神与实际，有一条十分确定不移的原则，就是凡国家协定，只要不纯系军事性质，在罗马都属于民政当局的权限，一个将军如未奉元老院和公民之命擅自缔结和约，便是侵权越职。萨谟奈将军以保全军队和逾越全权二者使罗马将军任择其一，他的错误大；罗马将军没有伟大魄力，完全拒绝这种要求他的错误小，所以罗马元老院批驳这种协定，自属当然之理，必然之势。一个大国除非迫于万不得已，绝不交出它所有之物；一切有让步的条约都是承认这种不得已的义务，而不是承认道德上的义务。如果每一民族正当地认为名誉攸关，非用武力把不光彩的条约撕碎不可，那么，考狄乌姆条约显然是一个不幸的将军出于道义而被迫缔结的条约，但是当人民新受耻辱，创伤犹痛，而民族的元气尚未泯灭之时，名誉心何能令他们遵守这种条约？

萨谟奈热心和平的人士妄想由考狄乌姆条约而得休息，却未获得休息，只造成层见累出的战事，每一方都深恨丧失机会，庄严誓约遭受破坏，军誉受到侮辱，战友被遗弃，双方的愤怒都有加于前。因萨谟奈人气度宏大，不肯懈怠于不幸的人，又因他们若收受罗马军官，便不只承认罗马人的托词，即协约仅能拘束立约的人，而不能拘束罗马政府；所以，他们不收受罗马交出的军官。他们甚至慨然饶恕那些依交战规则应当处死的人质，而宁愿即刻用兵。罗马的败残军队尚未整编就绪，萨谟奈人即占领卢凯里亚，袭取弗雷加莱（434年即前320年），萨特里坎人
(2)

转向萨谟奈人一边，可见他们若不失去手中的机会，当有如何的成就。但罗马却只是暂时疲弱，不是力衰国弱，罗马人羞耻和义愤填膺，征集所能得到的一切人为和物力，命久经考验的军人和统帅卢奇乌斯·帕皮里乌斯·库尔索（Lucius Papirius Cursoz），统率新编的队伍。一军分为两路，一半取道萨宾和亚得里亚海沿岸抵达卢凯里亚城下，另一半取道萨谟奈本土，与萨谟奈人交战获胜，追逐他们，也进到卢凯里亚，两路会合于城下，因为罗马骑士被囚于此，所以他们更发愤攻城；阿普利亚人，尤其是阿尔帕尼人（Arpani）给罗马攻城的军队以重大援助，特别是供给粮饷。萨谟奈人要解此城之围，与罗马军交战，被击败，于是卢凯里亚向罗马人投降（435年即前319年）。帕皮里乌斯得享两重喜事，既救出他那些被视为无生还之望的战友，又以考狄乌姆的轭门报复卢凯里亚的戍兵。在以后几年（435—437年即前319—前317年）中，战斗继续进行，战事多不在萨谟奈本土
(3)

，而在附近各处，首先，罗马人在阿普利亚和弗伦塔尼人境内讨伐萨谟奈人的盟友，与阿普利亚的帖亚努姆人和卡努西人（Canusini）订立新条约，同时萨特里坎再次沦为属地，因叛变而受重罚。然后战事移至坎帕尼亚，罗马人在这里征服位于萨谟奈边界上的城镇萨提古拉（Saticula，也许是圣阿加塔德戈蒂［S．Agata de'Goti］，于438年即前316年）。可是，此时战局似乎又有不利于罗马的倾向。萨谟奈人诱卢凯里亚人归附己方（438年即前316年），不久以后，又诱诺拉人来归；在利里斯河上流，梭拉人自动逐出罗马的戍兵（439年即前315年），欧松人（Ausonen）正准备起事，威胁重镇卡勒斯；甚至在卡普亚，反罗马派也蠢蠢欲动。一支萨谟奈军进入坎帕尼亚，在卡普亚城下扎营，希望他们一到，拥护本民族的一派人便可占优势（440年即前314年）。可是，罗马人即刻攻梭拉，击破萨谟奈人的解围救兵，克复梭拉城。叛变尚未真正爆发，罗马人就用酷烈手段平定欧松人的骚动，同时任命了一个特别独裁官，对于卡普亚的萨谟奈派提出政治诉讼，由他判决，以至于最有名望的萨谟奈派甘愿自杀，以免死于罗马刽子手刀下（440年即前314年）。卡普亚城下的萨谟奈军被击破，不得不由坎帕尼亚撤退；罗马人紧追其后，渡马提斯（Matese）河，于440年即前314年冬扎营于波维阿努姆（Bovianum），这就是萨谟奈人的首府。于是，诺拉为其盟友所抛弃；罗马人深谋远虑，以一种与拿波里缔结的条约相似的优厚条约，使此城永远脱离萨谟奈派（441年即前313年）。考狄乌姆之败以后，弗雷加莱落入反罗马派之手，成为他们在利里斯河上的主要屏障，在萨谟奈人占据八年之久，终于陷落（441年即前313年），其公民二百名，即民族派中的最重要领袖，都被押运到罗马，在罗马的公开市场上斩首示众，以儆各处奋起的爱国志士效尤。

于是阿普利亚和坎帕尼亚都在罗马掌握之中。为确保和永久控制所征略的地域起见，罗马又于440—442年即前314—前312年在这里新建几座堡垒；阿普利亚的卢凯里亚，因其地位孤立而暴露，罗马派半个军团永戍其地；蓬提埃（Pontiae，即蓬扎群岛），为巩固坎帕尼亚水域；沙提古拉，在坎帕尼亚与萨谟奈交界处，为防堵萨谟奈入侵的堡垒；最后因特拉姆纳（Interamna，在卡西诺山附近）和苏埃撒·奥隆卡（Suessa Aurunca，即塞萨［Sessa］），位于罗马至卡普亚的大道上。此外，罗马又派兵戍守凯阿提亚（Caiatia，即卡亚佐［Cajazzo］）、梭拉和其他军事重地。由罗马至卡普亚的军用大道，以及为穿过彭丁沼泽地所必需的堤防，都是监察官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ns Claudius）命人建造的，有了这条大道，坎帕尼亚便可确保无虞。罗马人的用意渐渐趋于完善；他们的目的在征服意大利，罗马的堡垒和道路交织如网，把意大利笼络在其中，一年比一年更加紧密。萨谟奈人已两面为罗马人所包围，昔日诺尔巴和席尼亚的堡垒把沃尔西人与埃奎人隔开，现在由罗马到卢凯里亚一线也将意大利南北两部隔开；昔日罗马倚赖赫尔尼基人，今日也倚赖阿尔帕尼人。意大利人不能不看出，萨谟奈如果灭亡，他们的自由都将丧失殆尽，这个英勇的山岳民族以弱敌强，单独与罗马战斗，已历十五年之久，现在是赶紧竭全力援助他们的最后时机。

萨谟奈人的最密切盟友自为塔兰托人；可是际此关系将来命运的时刻，决定权却操在意大利的“雅典”人之手，然而，这就是决定萨谟奈和全意大利的厄运。塔兰托的政体原为老多里斯式的严格贵族政体，自从转变为完全民主政治以后，由于该城居民以舟子、渔夫和工匠为最多，城里的生活变得非常活泼而有生气。人民财富有余，高尚品格却不足，在以趣语隽辞为务的扰攘生活中，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弃绝了一切人生真谛，动摇不定于极大的勇敢进取，极盛的兴高采烈，以及可耻的轻举妄动和幼稚的骗局之间。一些天资高迈、名望素隆的民族都曾遇到这有关生死存亡的危机；在这里，我们回忆一下柏拉图，大概是合适的；距此时六十年前（前389年），他来到塔兰托，据他自己说，他见此城举行酒神节，无人不醉；讽刺的滑稽剧，即所谓“欢乐悲剧”，正创始于萨谟奈战争的前后，塔兰托的文人雅士度这种荒淫的生活，作诙谐的诗歌，正与哗众取宠的塔兰托政客变化无常、妄自尊大、眼光短浅的政策相吻合。他们常常干预与己无关的事，而遇有关系切身利益非取采取行动不可的事，他们反置身事外。考狄乌姆之败以后，当罗马人与萨谟奈人对峙于阿普利亚之时，他们曾派出使者命双方放下武器（434年即前320年）。这种用外交来干涉意大利的决战，按理不能有他种意义，只是宣告塔兰托决心从迄今的消极状况中走出来。塔兰托应有做这事的充分理由，它应卷入这种战争之中，无论这战争对于塔兰托如何艰巨和危险：因为这国家的民主发展已专注于舰队，这个舰队以塔兰托的强大商船队为基础，在大希腊海权国之中首屈一指；他们现在须赖陆军，陆军却以佣兵为主，风纪极为腐败。在这种情形之下，塔兰托共和国参加罗马与萨谟奈的战争，绝不轻松，更不必说罗马还懂得使塔兰托人纠缠于与卢卡尼亚人的纷争之中，这至少是很麻烦的事。可是只要有坚强的意志，这些障碍便不难克服；塔兰托的使者令双方停战，双方都对使者的要求作这样的理解。萨谟奈人较弱，表示愿意遵从；罗马人则以升起战旗作为答复。塔兰托人如若听理性和荣誉心的支配，便应在其使者发出傲慢的命令之后，随即对罗马宣战；不过塔兰托政府既无理性，又乏荣誉心，他们只是以儿戏的态度来对待十分郑重的事。对罗马宣战一事竟不见于实行；他们反而宁愿援助西西里岛各城的寡头，以抗叙拉古的阿加托克勒斯，此人以前曾供职于塔兰托，因失欢而被斥退。他们依斯巴达的先例，派一舰队至西西里岛。这舰队若派往坎帕尼亚海面，其功用必大于此（440年即前314年）。

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各民族，尤因卢凯里亚堡垒的建立，而哗然崛起，行动似更有魄力。埃特鲁斯坎人首先发难（443年即前311年）；403年即前351年的休战协定几年前已届期满。罗马边城苏特里乌姆竟被围两年之久，在城下发生剧战，罗马人常常失利；以后444年即前310年的执政官昆图斯·法比乌斯·鲁利亚努斯（Quintus Fabius Rullianus）来做统帅，情况才有所扭转。此人是在萨谟奈战争中经受考验的将才。他不但恢复罗马军优势于罗马属下的埃特鲁里亚，而且大胆深入埃特鲁斯坎人的本土，到那时为止，由于言语迥异，素鲜交通，罗马人对于该地几乎一无所知。他率兵越过罗马军未曾经过的基米尼森林，劫掠那些迄今免于战祸的富饶区域，于是全埃特鲁里亚无处不起兵反抗。罗马政府原不赞成这鲁莽的远征，并且禁止这猛将越过边境，但时已无及，政府逆料埃特鲁斯坎人必以全力猛扑，慌忙召集新军团来应战。可是恰在此时，鲁利亚努斯得了一个决定大局的胜利，这就是人民久志不忘的瓦狄莫尼湖（Vadimonium）之战，这一战使冒险轻进之举一变而成为驰名的英勇功业，使埃特鲁斯坎人的抵抗瓦解。萨谟奈人支持以弱敌强的战争至今已历十八年，埃特鲁斯坎人却不然，他们最强大的三个城市，佩鲁西亚（Perusia）、科托那（Cortona）和阿雷提乌姆在首战失败之后，即允单独媾和，和约为期三百个月（444年即前310年）。翌年，罗马人又在佩鲁西亚击败其他埃特鲁斯坎人，于是塔昆尼人也同意媾和，和约为期四百个月（446年即前308年），不久以后，其他城市不复作战，于是埃特鲁里亚全境无处不在暂时休战之中。

这些事件进行之时，萨谟奈境内的战事并未停止。443年即前311年的战役与以往的无异，也仅限于围攻萨谟奈人的几处堡垒，可是到了次年，战事转趋激烈。鲁利亚努斯在埃特鲁里亚处境危殆，谣言四布，说罗马军已完全覆没于北方，于是萨谟奈人闻讯鼓舞，再接再厉；罗马执政官盖乌斯·马尔奇乌斯·鲁提卢斯（Gaius Marcius Ratilus）为其所击败，身受重伤。可是埃特鲁里亚的情势忽起变化，他们新起的希望又成泡影。卢奇乌斯·帕皮里乌斯·库尔索又来统率罗马军队，讨伐萨谟奈人，萨谟奈联盟倾其最后余力与罗马人决一死战（445年即前309年），库尔索再次获胜。萨谟奈军的精华——身穿彩色外衣、手持金盾的人和身穿白色外衣、手持银盾的人，全被歼于此处；自此以后，每遇佳节，他们的灿烂军装常常点缀罗马市场上一排排的商店。萨谟奈人的困苦与日俱增，他们的斗争日益无望，翌年（446年即前308年），埃特鲁斯坎人停战；同年，坎帕尼亚同情萨谟奈人的最后一城努塞里亚受罗马水旱两路同时攻击，在优厚条件下投降。萨谟奈人又获得新盟友，在意大利北部有翁布里人，在意大利中部有马尔西人和佩利尼人，甚至在赫尔尼基人方面也有许多义勇队加入他们的行列；不过埃特鲁斯坎人如果仍未息兵，这种行动未始不可大大扭转战局，使罗马蒙受不利，而今则只能扩大罗马胜利的战果，而不能大增其困难。翁布里人有进攻罗马城之势，鲁利亚努斯率领进攻萨谟奈的大军将其截击于台伯河上游。萨谟奈人力衰，竟不能加以阻止；只此便足以击溃翁布里的民军。战事又回到意大利中部。佩利尼人被征服，马尔西人亦然；其他萨贝利部落虽名义上仍为罗马的仇敌，实际上萨谟奈在此地渐趋孤立。但出乎意料，从台伯河方面来了援军。萨谟奈俘虏中有赫尔尼基人，为罗马人所发觉，罗马人问罪于赫尔尼基联盟，联盟遂于此时向罗马宣战（448年即前306年），这大概更多的是由于绝望，而非出于自私的盘算。赫尔尼基人有几个较大的城市自始即避不参战；不过赫尔尼基各城中的佼佼者阿那尼亚却实行了宣战。从军事眼光来看，罗马军方正从事于攻打萨谟奈人的堡垒，后面忽起了这出人意外的叛变，罗马人的境遇一时必定极为可虑。战局再次对于萨谟奈人有利；梭拉和凯阿提亚落入他们手里。可是罗马遣兵攻打阿那尼亚，阿那尼亚迅速败亡，这些军队又援救了驻在萨谟奈的军队；于是一切又成画饼。萨谟奈人求和，没有结果；双方仍不能商定条件。最后的决定尚有待于449年即前305年的出征。罗马两执政官各率军队深入萨谟奈，一军由提比略·米努奇乌斯（Tiberius Minucius）率领，他阵亡后由马尔库斯·福尔维乌斯（Marcus Fulvius）率领，从坎帕尼亚穿过山隘；另一军由卢奇乌斯·波斯图米乌斯（Lucius Postumius）率领，从亚得里亚海沿比菲尔诺（Biferno）上行；然后两军在萨谟奈都城博维阿努姆城下会合。罗马人决战获胜，萨谟奈将军斯塔提乌斯·盖利乌斯（Statius Gellius）被俘，博维阿努姆陷落。全国的首要城堡即告陷落，二十二年的战争便告结束。萨谟奈人撤出梭拉和阿皮努姆的戍兵，派使者赴罗马求和；萨贝利各部落，马尔西人、马鲁基尼人、佩利尼人、弗伦塔尼人、维斯提尼人和皮塞努姆人都依他们的榜样去做。罗马给他们的条件还不算苛刻；他们有些人，例如佩利尼人，却必须割让领土，不过这种割让似乎不甚重要。罗马人与萨贝利各部落又续订平等盟约（450年即前304年）。

可能在此时前后，大概因为萨谟奈和约的关系，罗马也与塔兰托订了和约，两城虽未直接对峙于战场。在罗马与萨谟奈的长期战争中，塔兰托始终袖手旁观，仅与萨伦提尼人（Sallentini）合攻罗马的盟友卢卡尼亚人，使斗争持续下去。无疑，在萨谟奈战争末年，他们曾作发奋有为的表示。一方面卢卡尼亚人进攻不息，使他们陷于窘境，另一方面他们日益不由自主地感到，萨谟奈如被完全征服，他们自己的独立亦将岌岌可危，所以尽管阅历了亚历山大的祸事，他们还是再次信任一个佣兵首领。斯巴达的王子克列奥尼穆斯（Cleonymus）应他们的召请，率五千名佣兵前来；又有在意大利募集的五千名佣兵，梅萨皮人和希腊人各小城的援兵，尤其是，塔兰托的民军二万二千人，都由他一人统率。他手下既有如此可观的大军，便强迫卢卡尼亚人与塔兰托议和，使他们成立一个倾向萨谟奈人的政府，并把梅塔蓬特舍给他们以为酬报。此事发生之时，萨谟奈人仍在作战；一切都未曾阻止这个斯巴达人去援助他们，用其强大的军队和高超兵法去左右战局，以保护意大利各城和各族的自由。可是塔兰托处置的办法不同于罗马人遇此情形必用的办法，而且王子克列奥尼穆斯也绝不是亚历山大或皮罗斯。他逆料这次战事受打击会很多，战利品却很少，于是不急于开战，却宁可与卢卡尼亚人联合攻打梅塔蓬特，并在此城中享受安乐，同时他又高谈远征叙拉古的阿加托克勒斯和解放西西里岛的希腊人。在此期间，萨谟奈人媾和，和约缔结以后，罗马开始对半岛的东南部更加认真关注，例如，447年即前307年，罗马一支军队在萨伦提尼人境内募捐，或谓奉上级命令来侦察；同时斯巴达的佣兵首领却率领部下登舟渡海，往袭科尔基拉岛，因为该岛位置甚佳，利于对希腊和意大利进行海盗掠夺活动。于是，塔兰托人为其将军所弃，同时又丧失意大利中部的盟友，他们以及与他们结盟的意大利人，如卢卡尼亚人和萨伦提尼人，此时别无他法，只好恳求与罗马妥协，罗马似乎答应他们妥协；条件宽和。不久以后451年即前303年，克利奥尼穆斯又来入侵，在萨伦提尼人境内登陆，围攻乌里亚（Uria），为在罗马人援助下的居民所击退。

罗马获得完全的胜利，它也充分利用这胜利。对于萨谟奈人、塔兰托人和一般较远的民族，罗马所给的条件极为宽和，这不是由于战胜者宽宏大量，因为罗马人不懂得宽宏大量，而是由于高瞻远瞩的盘算。首先并不在强迫意大利南部即刻正式承认罗马的主权，而是在于先征服意大利中部；上次战争期间，罗马在坎帕尼亚和阿普利亚修建了许多军用道路和堡垒，为征服意大利中部奠定了基础。它现在应补充和完成这个征服事业，并借此将意大利南北两部的人民分开，使他们成为两个在军事上彼此隔绝，彼此不能直接接触的集团。因此，罗马此后的行动都始终如一地努力向这个目标做去。首先，他们利用或制造一个可乘之机，以除去埃奎人与赫尔尼基人的联盟；昔日台伯河区域原有几个联盟与势孤的罗马人竞争，这些联盟并未完全消除。在与萨谟奈缔结和约之年（450年即前304年），执政官普布利乌斯·森普登尼乌斯·索弗斯向埃奎人发动了战争；在五十天之内，有四十个城镇归降；除了迄今仍带旧民族名称的崎岖峡谷（cicolano
）以外，全境均成为罗马人的属地；翌年，在福齐诺湖的北缘建立了阿尔巴要塞，戍兵六千；从此它成为防止好战的马尔西人犯边的屏障，以及雄踞意大利中部的城堡；同样，两年后，在图拉诺河上游，较近罗马之处，建立了卡西奥利要塞，两者都是享受拉丁权利的盟社。

在赫尔尼基人当中，至少阿那尼亚曾在萨谟奈战争的最后阶段参战，这就为解除旧有的同盟关系提供了所需要的理由。阿那尼亚人的命运远甚于一个世代的前拉丁各民社在同样情形所受到的。他们不仅像凯雷人那样失其自治权，而且不得不安于无选举权的罗马公民地位；此外，在特雷鲁（Trerus，即萨科［Sacco］）河上游，他们的部分领土上分设一个新公民区，同时又在阿纽河下游也另设一个（455年即前299年）。可惜的只是，仅次于阿那尼亚的三个赫尔尼基的大城——阿勒特里乌姆（Aletrium）、维鲁莱（Verulae）和菲伦提努姆（Fruntinum）都没有参加叛变；罗马人请他们自动加入罗马公民团，他们婉言谢绝，又没有强迫他们做这事的口实；所以罗马人只好不但尊重他们的自治，而且甚至允许他们有参加大会和通婚之权，于是古赫尔尼基联盟还影影绰绰地存在。

至于在迄今为萨谟奈人所据的沃尔西地区，罗马人的行动却不受这些理由的约束。在这里，阿皮努姆和弗鲁西诺（Frusino）均成为属地，后者被夺去三分之一的领土；在利里斯河上流，于弗雷加莱之外又加上沃尔西人的梭拉城，此城原有戍兵防守，现在永远成为罗马的堡垒，派有四千人的一个兵团驻守。这样沃尔西人的故地遂全被平定，罗马化进展甚速。至于介于萨谟奈与埃特鲁里亚之间的地域，罗马人筑造两条军用道路进入该地，又修建许多堡垒来保护它们。此路即以后的弗拉米尼亚大道（Via Flaminia），掩护台伯河一线，经过与罗马结盟的欧克利库鲁姆（Ocriculum）之地抵那尔尼亚（Narnia），那尔尼亚原是翁布里人属下内奎努姆（Nequinum）堡垒的故址，罗马人在这里设一军垦地（445年即前309年），给它改这个名称。南路即后日的瓦勒里亚大道（Via Valeria），沿福齐诺湖，经刚刚提到过的卡齐奥利和阿尔巴堡垒。在其境内筑有这些工事的小部落，如翁布里人，他们顽强地守卫着内奎努姆，埃奎人，他们再次攻打阿尔巴，马尔西人，他们袭击卡齐奥利，这些人都不能阻止罗马的进展，罗马几乎未遇障碍就将两条有力的铁闩装在萨谟奈和埃特鲁里亚之间。为永保阿普利亚，尤其是坎帕尼亚的安全，罗马人修了许多大道和堡垒，我们已于上文提及；现在又借着他们的力量，又用许多罗马堡垒，从东西两面把萨谟奈包围起来。埃特鲁里亚较弱，可以为证的是，罗马人以为不必用同样方法，修建一条大路和相当的堡垒去巩固基米尼森林的隘路。在这区域，迄今的边堡苏特里姆以后仍是罗马军用路线的终点；至于通往阿雷提乌姆的道路，罗马只命此路所经各地的民社保护它，使它能供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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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气雄豪的萨谟奈民族感到这种和平的毒害尤甚于杀伤最烈的战争，他们不但有感于心，而且由此发为行动。意大利北部的凯尔特人经长期停战之后，现在重又奋起；这里又有几个埃特鲁斯坎城市仍在对罗马作战；在这里，短时期的休战与不分胜负的激烈冲突更番迭起。意大利中部仍无处不在酝酿着骚乱，一部分且在公然起事；堡垒仍仅在建筑之中；埃特鲁里亚与萨谟奈间的道路尚未全中断。现在挽救自由，或者还不嫌太晚；可是万不可再有迟延；和平延长，攻击的困难便一年比一年增加，而攻击者的力量却一年比一年减弱。上次战事告终还不到五年，萨谟奈乡村在连战二十二年中所受的创伤必定仍未愈合，萨谟奈联盟竟于456年即前298年重又奋起战斗。上次战争，罗马所以获胜，其主因在卢卡尼亚人与罗马人联合，塔兰托因而不能参战。萨谟奈人受这个教训之益，现在倾其全力先行攻击卢卡尼亚人，竟能使该地的萨谟奈派执掌政权，萨谟奈与卢卡尼亚还结一盟约。当然，罗马即刻宣战；这正是萨谟奈人所预料的结果。足以说明当时的民情是，萨谟奈政府通知罗马使者，说罗马人如果践踏萨谟奈人之地，他们不能保障使者的人身安全。

于是，战事再起（456年即前298年），当另一军战于埃特鲁里亚之时，罗马军的主力穿过萨谟奈，逼卢卡尼亚人讲和，使送人质于罗马。次年，两执政官均得以转战萨谟奈，鲁利亚努斯获胜于提佛努姆，他的忠实战友普布里乌斯·德基乌斯·穆斯获胜于马勒文图姆（Maleventum），罗马两军扎营敌国达五个月之久。他们所以能这样做，实因为托斯坎各国已独自与罗马接洽和约。从一开始，萨谟奈人只有联合全意大利以抗罗马，才能有获胜的机会，今见埃特鲁里亚与罗马有单独媾和的趋势，便竭力加以阻止；萨谟奈将军盖利乌斯·埃格纳提乌斯（Gellius Egnatius）终于提议派兵到埃特鲁里亚国里去援助他们，埃特鲁斯坎联盟才同意支持下去，再用武力决一雌雄。萨谟奈尽最大的力，同时遣出三支军队到战场：第一支军保护本国境内，第二支军为侵入坎帕尼亚之用，第三支军人数最多，派往埃特鲁里亚；至458年即前296年，因为萨谟奈人与马尔西人和翁布里人有谅解，埃格纳提乌斯亲率第三支军走过他们的地方，竟能平安到达埃特鲁里亚。在此期间，罗马人在萨谟奈攻下几个强固的据点，破除卢卡尼亚境内萨谟奈派的努力；埃格纳提乌斯率兵出发，他们竟未能加以阻止。消息传到罗马，说要切断南北意大利人民联络的莫大努力已为萨谟奈人所破坏；萨谟奈军开到埃特鲁里亚，竟成为全境几乎处处起兵抗罗马的信号；埃特鲁斯坎各城正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整军备战，并雇用高卢军队。当此之时，罗马城内人心惶惶，释免奴和已婚者都被编入伍，人人都觉得关键时刻将至。然而，458年即前296年似乎是在备战和行军中度过的。次年（459年即前295年），罗马人命其两员最优秀的将军普布里乌斯·德基乌斯·穆斯和年迈的昆图斯·法比乌斯·鲁利亚努斯统率埃特鲁里亚境内的军队，把坎帕尼亚境内不用的军队悉数调至埃特鲁里亚增援，这支兵力至少共有六万人，其中罗马的正式市民占三分之一以上。此外，又编了两个后备队，第一队在法勒里，第二队在首都城下。意大利人会合的地方是翁布里亚，那些起于高卢人、埃特鲁斯坎人和萨贝利人境内的道路都辐辏于此；两位执政官也率主力向翁布里亚挺进，一部沿台伯河左岸而行，另一部沿台伯河右岸而行。同时第一后备队也向埃特鲁里亚移动，使埃特鲁斯坎军撤离主要战场，还保本国。首次接战，罗马人失利；罗马前锋在丘西地方为高卢人和萨谟奈人的联军所败。但是，声东击西的计策竟达到目的。萨谟奈人穿过他们那些遍地焦土的城市而来，以便亲临选定的战场，埃特鲁斯坎人却不及他们慷慨好义，听得罗马后备队侵入埃特鲁里亚的消息；他们派来军队的大半便退出联盟军，以后双方在森提乌姆附近亚平宁山东坡决战之时，埃特鲁斯坎人的队伍已大为薄弱。

然而，这一天战况激烈。在罗马军的右翼，鲁利亚努斯率领他的两个军团与萨谟奈军鏖战，良久不分胜负。在罗马军的左翼，普布里乌斯·德基乌斯任指挥，高卢人的战车把罗马骑兵杀得狼狈不堪，军团也渐渐不支。于是执政官唤祭司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前来，命他把罗马将军的头和敌军献给阴曹地府中的神，然后冲入最密集的高卢队伍，求死而得其死。像他这样一个有名望和受爱戴的将军，做出这死中求生的英勇事，自不能没有效力。逃兵又集合起来，其中最骁勇的随着主帅冲入敌阵，不能为他报仇，便与他回死；正在这时，前执政官卢奇乌斯·西庇阿（Lucius Scipio）奉鲁利亚努斯之命率后备队驰援，恰好此时赶到吃紧的左翼。坎帕尼亚精良的骑兵攻击高卢人的侧面和后面，结果决定了战局；高卢人四散奔逃，萨谟奈人也退却，他们的将军埃格纳提乌斯阵亡于营门。罗马军九千人陈尸于战场，胜利的代价虽高，但是这种牺牲却是值得的。联盟的军队瓦解，联盟本身也随之瓦解，翁布里亚仍处于罗马人掌握之中，高卢人四散，仍未溃散的萨谟奈残军经阿布鲁奇山退归本国。在埃特鲁斯坎战争期间，坎帕尼亚曾遭萨谟奈人蹂躏，战事告终以后，罗马人又予以占领，毫无困难。次年（460年即前294年），埃特鲁里亚求和，沃尔西尼、佩鲁西亚、阿雷提乌姆，以及一般加入反罗马联盟的城市，都应允休战四百个月。

可是萨谟奈人另有主张；自由人的勇气即使不能制伏命运，也能使命运愧赧，萨谟奈人就以这种勇气准备其绝望的反抗。460年即前294年，两执政官率兵入萨谟奈时，他们到处遇到最凶猛的抵抗；马尔库·阿提卢斯（Marcus Atilus）竟败于卢凯里亚附近，萨谟奈人竟能深入坎帕尼亚，蹂躏利里斯河上的罗马殖民地因特拉姆纳。次年，第一次萨谟奈战争英雄之子卢奇乌斯·帕皮里乌斯·库尔索，以及斯普里乌斯·卡维利乌斯（Spurius Carvilius）与萨谟奈军大战于阿奎洛尼亚（Aquilonia）附近。萨谟奈军的精锐——一万六千人的白袍兵，已立下神圣的誓言，宁死不逃。然而，无情的命运既不顾誓言，也不听绝望的哀告，罗马人竟得胜，攻陷成为萨谟奈人避难和藏财之地的堡垒。甚至这次大败以后，萨谟奈联盟军仍以坚毅无匹的精神在堡垒和山地里抵抗日益强大的敌人，有时仍能得到局部的好处。身经百战的老将鲁利亚努斯后又奉命再次出师征讨他们（462年即前292年），盖乌斯·蓬提乌斯（或许是考狄乌姆胜利者之子）甚至能为本国人民争取最后一次胜利，罗马人以后把他擒住，竟不顾道义而把他关在狱中处死（463年即前291年），以报前仇。可是，意大利也没有一点动静，因为瓦勒里于461年即前291年开始的战争实不足称为战争。大概萨谟奈人曾将渴望的目光转向塔兰托，只有它仍能给他们以援助，可是援助不至。塔兰托无所作为的原因仍不外昔日使它按兵不动的原因，即国内政治不良，以及456年即前298年卢卡尼亚又归服罗马；此外还有对于叙拉古的阿加托克勒斯的恐惧，这恐惧并非子虚乌有，因为他当时势力极盛，开始注目于意大利。在克尔基拉岛，克列奥尼穆斯已被围城者德梅特里奥斯（Demetrios）所驱逐，至455年即前299年前后，阿加托克勒斯遂立足于此岛，从此他不但由爱奥尼亚海，而且也由亚得里亚海威胁塔兰托人。459年即前295年，此岛被割让给伊庇鲁斯王皮罗斯，这诚然大大解除了他们所怀抱的忧虑；不过他们仍不能摆脱克尔基拉的事，例如，464年即前290年他们助皮罗斯占据此岛，以防德梅特里奥斯侵犯；同样，阿加托克勒斯的意大利政策也不断使塔兰托人寝食不安。他死于456年即前289年，叙拉古人在意大利的势力与他同归于尽，可是已嫌太晚。萨谟奈经历三十七年的战争，精疲力竭，已于上年（464年即前290年）与罗马执政官曼尼乌斯·库里乌斯·邓塔图斯（Manius Curius Dentatus）媾和，在形式上与罗马再次结盟。这次与450年即前304年的和约相同，罗马人也没有拿羞辱或毁灭性的条件加到这英勇民族的身上；甚至似乎没有割地的事。罗马人的贤明政治宁愿遵守迄今所行的旧路，先使坎帕尼亚和亚得里亚海沿岸各地日益巩固地属于罗马，然后进行直接征服内地之事。坎帕尼亚固已久属罗马，可是罗马的政策眼光远大，为巩固其沿岸起见，认为必须在这里建立两座海岸堡垒，即明图尔那和西努埃萨（459年即前295年），依照应用于沿海城市的成规，两地新市民均得为罗马的正式公民。在意大利中部，罗马统治权的扩张进行得更为有力。如同埃奎人和赫尔尼基人的降伏乃是第一次萨谟奈战争的直接后果那样，萨宾人的降伏与第二次萨谟奈战争的结局有关。最后降伏萨谟奈人的那位统帅，即曼尼乌斯·库里乌斯，于同年（464年即前290年）击破一次短促薄弱的抵抗以后，迫使所有萨宾人无条件投降。被征服的土地大部分为胜利者直接占有，并分发给罗马公民，对于剩下的民社，如库雷斯、雷阿特、阿米特努姆、努西亚，则强迫其接受罗马的臣民权利（Civitas sine suffragio
）。在这里并未建立平等的同盟城市，相反地，整个地区均处于罗马的直接治理之下，罗马领域直抵亚平宁山和翁布里群山。但是，他们以群山内侧的地区为限；上次战争非常明显地表明，罗马对意大利中部的统治权只有从海洋伸展到海洋之时，才能稳固。罗马人立足于亚平宁山外侧始于465年即前289年坚堡哈特里亚（Hatria，即阿特里［Atri］）的修造。它位于阿布鲁齐山临皮森尼平原的山坡上，直贴海滨，因而享受拉丁权利。它离海不远，是劈开意大利南北两部的有力楔形地的核心，与此相仿并更有重大意义的是维努西亚的建立（463年即前291年），迁到此地的殖民者人数空前，达二万人之多。该城位于萨谟奈、阿普利亚和卢卡尼亚交界之处和塔兰托至萨谟奈的大道上，位置强固易守；其使命是作为威镇四周各部落的一座雄堡，最重要的是，截断意大利南部最强大的两个敌人的交通，毫无疑问，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一直修到卡普亚的南大道同时也由那里延长到维努西亚。所以，当萨谟奈战争告终时，紧凑的罗马领域，即几乎纯粹由享有罗马或拉丁权利的民社构成的罗马区域，北至基米尼森林，东抵阿布鲁齐山和亚得里亚海，南达卡普亚，而卢凯里亚和维努西亚则是向东和向南的两个前卫，立在敌人的交通线上，切断他们与各方面的联络。将近罗马纪元第五世纪末叶，当那些凭借神恩和己力各在其本土建成霸业的民族，开始在会议和战场上互相接触之时，罗马已不仅是半岛上的第一个强国，而且已是半岛上的主宰国；正如在奥林匹亚赛会上，暂时得胜者准备再来一次更激烈的奋斗那样，在更大的各民族竞赛舞台上，迦太基、马其顿和罗马此时也开始准备最后决一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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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在这里重温下列一事，也许不算画蛇添足：我对于阿基达摩斯和亚历山大所知，都从希腊的编年史中得来；希腊编年史与罗马编年史所记的事件，对于现今来说，只能是大致确定下来的。因此，意大利西部发生的事，虽与东部发生的事件一般地具有不可否认的关系，我们切不可追究得过细。

(2)
此处所指并非安提乌姆附近萨特里坎地方的居民，而是指另一个在阿皮努姆附近的沃尔西人的城市的居民，该城被建立为罗马民社，无投票权。

(3)
有人说罗马人与萨谟奈人在436、437年即前318年、前317年间存在两年正式休战，这是极不可能的。

(4)
537年即前217年出征时的军事行动，以及更显然的，567年即前187年所遇自阿雷提乌姆至博诺尼亚的大道说明，在此时以前，罗马至阿雷提乌姆的道路已修成可用。可是当时这条路还不可能是一条罗马军用道路，因为就它以后的名称“卡西亚大道”（Cassia）来推断，作为执政官路（Via Consularis），不能早于583年即前171年修造。在罗马执政官和监察官名录里，斯图里乌斯·卡西乌斯是252、261、268年即前502年、前493年、前486年的执政官，所以不会为他所修，在他和583年即前171年执政官盖乌斯·卡西乌斯·朗吉努斯之间，没有叫卡西乌斯的。

第七章　皮罗斯王对罗马的斗争和意大利的统一

在罗马独霸世界的时代，希腊人常说罗马的强大应归因于431年即前333年6月11日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巴比伦死于热病，这使他们的罗马主人怫然不悦。他们追怀往事，既不甚感到宽慰，便久久作并非不快的遐想，想象那个大王如果挥师西指，结果将会如何，据说他死时也确有此意，以其舰队与迦太基人争霸于海上，以其密集队伍与罗马人争雄于陆上。亚历山大曾抱这种念头，并非不可能；为解释这些念头，人们也不必仅仅指出，一个专制君主既好征战而又船多兵众，他征战的范围便难以限定。一个希腊大王保护西西里岛希腊人以抗击迦太基，保护塔兰托人以抗击罗马，平定东西两面海洋上的盗匪：这是无愧他的身份的。意大利的布鲁提人、卢卡尼亚人和埃特鲁斯坎人都遣使者
(1)

与他国的众多使者来到巴比伦，使他有充分机会得以了解意大利半岛的情形，并与它建立种种关系。迦太基及其与东方的许多瓜葛不能不引起这位强人的注意；把波斯王对于这推罗的殖民地的名义主权，变成实际主权，很可能在他的意想之中；亚历山大的近侍随从中竟有一名迦太基派遣的间谍，并非无缘无故，然而，无论这些念头是梦想还是计划，亚历山大并未着手从事西方的事务就死去，他的念头与他一同走进坟墓。一个希腊人一手兼握希腊民族的全部智力和东方的全部物力，只有短短几年。在他辞世以后，他一生致力的工作，即树立希腊文化于东方，绝未失坠；不过他的帝国方告统一，又复分裂，在帝国废墟上建立起的几个国家不断相互倾轧，它们虽未放弃其所负的世界历史使命，即传播希腊文化于东方，但这使命却遭到削弱，并变得枯萎憔悴。在这种情势下，希腊国家和亚细亚埃及国家都不想插足于西方，或转而致力于攻击罗马人或迦太基人。东方和西方的国家体系一时同存并立，在政治上并不与互相侵犯，特别是罗马，在亚历山大去世六将纷争时期中，它基本上不曾介入。只有经济关系建立起来；例如，罗德斯岛自由国为希腊的中立商业政策的杰出代表，所以，也是长期战争中国际交往的居间仲裁者，它于448年即前316年与罗马缔结一项条约，这当然是一个商业协定，一个商业国与掌握凯雷和坎帕尼亚一带海岸的国家自然应有的协定。希腊当时为举世招募佣兵的场所，意大利，尤其是塔兰托的佣兵都聚集于此；就招募佣兵一事而论，政治关系——例如塔兰托与其母国斯巴达的关系——也只有次要的影响。一般看来，招募佣兵只是一种商业交易，斯巴达虽经常以下级军官供塔兰托从事在意大利作战，却不因此而与意大利人卷入战争，正如美国独立战争之时，德意志各邦将其臣民卖给美国的敌人，他们也不因此而与合众国卷入战争。

伊庇鲁斯的国王皮罗斯也只是一个爱冒险的军事首领。他的家谱可上溯到埃亚库斯（Äakos）和阿基琉斯。他如果喜好和平，可以在马其顿宗主国统治下或与世隔绝而独立，一生为山中一个小部落的“王”；可是尽管如此，他仍不失为一个从军求利者。人常拿他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相比；固然，在西方创造一个希腊帝国，以伊庇鲁斯、大希腊和西西里为其核心，控制意大利两侧的海洋，降罗马和迦太基为希腊国家边界上的蛮族，使之与凯尔特人和印度人并列为伍，这一思想就其雄伟和勇气而言，实堪与那个使马其顿王渡过赫勒斯滂海峡的思想相媲美。可是东征与西征的区别不仅在于结局的不同。马其顿军的幕僚尤为优良，亚历山大用他的军队足能与波斯大王抗衡；但伊庇鲁斯与马其顿相比有如后世的黑森（Hessen）与普鲁士，其王由于雇佣兵和基于政治上偶然结合的联盟，才能凑成一支值得一提的军队。亚历山大来到波斯帝国时是个征服者；皮罗斯来到意大利时是几个二等国家联军的统帅。亚历山大离开他的世袭领土时，希腊无条件地服从他，又有安替帕特（Antipatez）率重兵留后镇守，所以他的祖国安如磐石；皮罗斯对于本国的完整除倚赖一个态度明昧不定的邻国的诺言以外，别无保障。两个征服者的计划如果都获得成功，他们本国势必不再为新帝国的中心，可是把马其顿这个军人帝国迁到巴比伦不难办到，而在塔兰托或叙拉古创建一个军人王朝却极难办到。希腊人各共和国的民主政体——虽然具有无穷的痛苦，但再不能强行被人改回成为一个僵硬的军人国家；腓力不把希腊各共和国并入他的帝国，实有其正当理由。在东方，民族的抵抗可料其必无，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久已在那里共存并立，暴君的变换是个与民众无关或甚至使他们满意的事。在西方，罗马人、萨谟奈人和迦太基人可以被征服，可是没有一个征服者能变意大利人为埃及的农夫，或变罗马农夫为向希腊诸侯纳贡的臣属。我们无论从何处着眼，无论就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的盟友或他们敌人的能力来看，马其顿王的计划显然是可以做到的，伊庇鲁斯王的计划却难以做到；前者是执行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后者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失误；前者是一个新国家体系和一个新文明阶段的奠基，后者仅仅是一个历史插曲。亚历山大虽然死非其时，他所创的事业却垂于后世，皮罗斯在去世前已亲见他的一切计划俱成泡影。两人皆有雄才大略和冒险精神，可是皮罗斯只是个当时第一流的将军，亚历山大却卓然为当时天资最高的政治家；英雄与冒险家的区别如果在于洞察一时一事的可能与否，则皮罗斯应属冒险家之列，其不能与其伟大的亲属相比，一如王室总管波旁不能与路易十一相比那样。

可是，这个伊庇鲁斯人之名仍有一种奇妙的魔力——他的名字仍引起一种特殊的同情，他的侠义和蔼的性格当然有些使人同情，可是他更使人同情的却在于他是第一个与罗马人交战的希腊人。古代文明以后的全部发展，近代文明的主要部分基于罗马与希腊的直接关系，而这些关系则自皮罗斯始。希腊方阵与罗马步队之间，佣兵与民兵之间，军人政治与元老政治之间，个人才能与全民力量之间的战斗——这罗马风习与希腊风习之间的战斗，最先以皮罗斯与罗马将军之间的战役打响；战败者以后虽然常常一再诉诸武力以决雌雄，然而，以后每一次战事却使这个判决更加明确。可是希腊人尽管在战场和议会厅里都遭到失败，由这些战斗来看，已可见罗马对希腊人的胜利与其对高卢人和腓尼基人的胜利有别；只到戈矛折断，丢盔弃盾的时候，阿佛罗狄忒（Aphrodite）的魅力才发生作用。

皮罗斯的父亲名埃亚基德斯（Äakides），是莫洛斯人（在雅尼那附近）的领主，因为他是亚历山大的亲属和忠臣，亚历山大对他未加杀害；亚历山大死后，他被卷入马其顿家族政治的旋涡之中，因此先失其国，后丧其身（441年即前313年）。当时皮罗斯只有六岁，为伊利里亚的陶兰替人（Taulantier）的领主格劳齐亚斯（Geaueias）所救，在争夺马其顿的战斗中，他还在童年，围攻者德米特里欧使他得以恢复他那世袭的诸侯国（447年即前307年）；可是几年以后，由于一个反对党施加影响，他重又失其国（452年即前302年），从此在马其顿诸将部下以流亡君主之子的资格，开始其军人生涯。不久，他的人品崭然显露。在安提哥努斯（Antigonus）麾下，他参加了末期的几次战斗，这位亚历山大的老帅喜爱这个天生的武人，据这白头将军的品评，皮罗斯只缺了几岁年纪，否则早已成为当代战士的魁首。由于伊普索斯（Ipsos）不幸的一战，他来到亚历山大城（Alexandreia），为质于拉吉德王朝（Lugidenynastie）开基者的宫廷；在这里，不但他那美男子的魅力得了王家女眷的青睐，虽其面貌粗野、步履沉重亦无妨碍，而且他那英勇和笃实的性格，他那除军事以外蔑视一切的武人精神，也引起那精于治国术的托勒密（Ptoleniäos）王的注意。正在此时，那大胆的德米特里欧又新建另一个国家，这次是马其顿，他的目的当然是要利用马其顿来恢复亚历山大的帝国。为制止他的野心，须使他忙于本国之事，无暇他顾；这个拉吉德人熟知如何善为利用这种热情如火的少年来实施他那锦囊妙计，而这个伊庇鲁斯人正是这样一位少年。他这样不但做了一件使他的夫人贝雷尼凯（Berenike）皇后高兴的事，而且也有裨益于他自己的目标，于是将他的继女安替哥尼（Antigone）公主嫁给这位少年国君，并以自己的援助和威势去支援他，送他的爱“子”归国（458年即前298年）。他回到祖国，不久便无往不利。勇敢的伊庇鲁斯人，即古代的阿尔巴尼亚人，以世代相传的忠贞和新焕发的热情来归附这英勇的少年，即他们所谓的鹰。卡桑德尔（Cassander）死后（457年即前297年），马其顿发生王位继统之乱。伊庇鲁斯王乘机扩张领土，逐步蚕食安布拉基亚海湾一带地方，内有重镇安布拉其亚，克尔基拉岛，甚至还占了马其顿领土的一部分；他以众寡悬殊的兵力与德米特里欧王相抗衡，就是马其顿人也佩服他。诚然，后来德米特里欧在马其顿干了一件蠢事，王位被人推翻，马其顿人便自愿将王位献给他那豪侠的敌人，亚历山大这个亲族（467年即前287年）。其实，除皮罗斯外，没有人更比他适于戴腓力和亚历山大的王冠。在一个道德沉沦的时代，君主渐成为卑鄙小人的别名，皮罗斯私行无玷的人格和道德纯洁的品性却灿然光彩耀目。六将军统治（Giadochhenregiment）在希腊和亚细亚造成道德堕落、勇气消沉的局面。马其顿本土的自由农人数虽已减少，生活日趋贫困，却很少受到沾染；对于他们，皮罗斯似乎正是个天生的王。皮罗斯与亚历山大相仿，在其家中和朋友圈子中，对于人和人的交往无不胸襟磊落，推心置腹，对于马其顿人所最厌恶的东方苏丹式的仪态，永远加以避免；而且他也同亚历山大一样，被认为是当代最杰出的策略家。可是马其顿人的民族观念执拗得离奇，宁愿要一个最卑鄙的马其顿人为王，而不要一个最有才干的外国人；对于任何非马其顿籍的领袖，马其顿军队一概蛮横地反对，亚历山大培养出来的最伟大统帅卡第亚人尤梅尼斯（Eumenes the Cardian）已因此而被害，伊庇鲁斯王的统治不久也因而完结。皮罗斯既未获马其顿人的民心去统治他们，他自己又力量过于薄弱或心地过于高尚，不肯反民意而强为其主，在位七个月以后，竟听任这个国家遭受其本国人的虐政，而返回到他那忠实的伊庇鲁斯人之中（467年即前287年）。可是这个人曾经戴过亚历山大的皇冠，是德米特里欧的姻兄弟，又是拉吉德人和叙拉古的阿迦托克勒斯的子婿，曾经撰作过回忆录和战术论，因而不可能终身从事于下述的例行公务——每年按时考查王家牲畜管理人的账目，亲自领受他那些笃实的伊庇鲁斯人照例进献的牛羊，然后在宙斯祭坛前要求他们再行宣誓效忠，甚至重申信守法律的诺言，为证实这一切起见，与他们宴饮通宵达旦。如果马其顿的御座下能容他，他也决不能停留在本国；他适于居第一位，不甘居第二位。所以，他的眼光转向远方。那些争夺马其顿的君主，虽然在别的事上意见分歧，但对于帮助自己的可畏劲敌自动出国一事，欣然同意；他到何处，他的忠实战友必追随他前往，这点他深信不疑。恰在此时，由意大利的情形看，皮罗斯亲戚、他父亲的堂兄弟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四十年前所拟的计划，以及叙拉古的阿加托克勒斯最近怀抱的意图似乎又复可行，所以皮罗斯决计放弃马其顿方面的企图，而为一己和希腊民族创立一个新帝国于西方。

464年即前290年与萨谟奈签订的和约给意大利一段休战时间，可是为期甚短；此次为对抗罗马优势而形成的新联盟，乃由于卢卡尼亚人所发起。在萨谟奈战争期间，这个民族附和罗马，妨害塔兰托人的行动，对于胜负的决定贡献甚大；罗马人为报答他们的功劳，把他们境内的希腊城市舍弃给他们。所以和约成立以后，他们协同布雷提人陆续荡平这些城市。卢卡尼亚人的统帅斯台纽·斯塔提利乌斯（Stenius Statius）屡攻图里人，图里人极为困窘，请罗马元老院援助他们抗击卢卡尼亚人，正如从前坎帕尼亚人请罗马人助他们抗萨谟奈人那样，并且无疑也同样以牺牲自由和独立为代价。因为维努西亚要塞已建立，罗马现在可无须卢卡尼亚的联盟，所以他们应允图里人的请求，以图里已归降罗马为理由，命其友邦盟国勿谋此城。于是，卢卡尼亚人和布雷提人为其强大的盟国所欺，失去其共同战利品中应得的一份，始与萨谟奈人和塔兰托人中的反对派磋商，组成一个新的意大利联合体；罗马派使者向他们警告，他们便拘留使者，他们对罗马开战时，首先进攻图里人（约409年即前235年），同时他们不但邀吁请萨谟奈人和塔兰托人，而且还吁请北意大利人—埃特鲁斯坎人、翁布里人和高卢人，来加入他们这争取自由的战斗。埃特鲁斯坎同盟居然奋起反抗，招募许多队的高卢佣兵。阿雷提纳人仍忠于罗马，罗马将军卢奇乌斯·凯齐利乌斯（Lucius Caecilius）率兵赴援，在阿雷提城下为埃特鲁斯坎人雇用的塞农佣兵所歼灭，将军及其部下一万三千人全体覆没（470年即前284年）。塞农人原算是罗马的盟友，因此罗马派使者责备他们出兵对罗马作战，并要求交出俘虏，不取赎金。但塞农部酋长布里托马里斯（Britomaris）要向罗马人报杀父之仇，塞农人听从他的命令，竟杀死罗马使者，公然加入埃特鲁斯坎人一边。于是在意大利北部，埃特鲁斯坎人、翁布里人、高卢人无不起兵叛离罗马；如果南部各地也乘此机会，凡没有宣布反叛罗马的都起来宣布，那么重大的胜利是可以得到的。事实上，萨谟奈人无时不准备维护自己的自由，他们似乎曾对罗马宣战，可是他们已臻衰弱，四面都被包围，不能有助于同盟；塔兰托又表现出他们那种遇事迟延的故态。敌人正在商议联盟确定补助金条款和拼凑佣兵时，罗马却采取了行动。罗马人首先要使塞农人感到战胜罗马何等危险。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多拉贝拉（Pub1ius Colnelius Dolabella）率大军侵入其境，塞农人不死于刀兵，便被逐出境外，于是这个民族便被从意大利民族之林中除名（471年即前273年）。对于一个主要以放牧牛羊为生的民族，这种大批驱逐的做法十分可行，塞农部既这样被逐，他们似乎便去投奔高卢大军，不久以后横行于多瑙河流域各地、马其顿、希腊和小亚细亚。波伊部见其紧邻本家塞农部惨遭如此迅速来临的灾难，诚惶诚恐，愤怒万分，即刻与埃特鲁斯坎人联合，埃特鲁斯坎人仍奋战不休，其所用的塞农佣兵现在不复是雇佣兵而是拼命为本国报仇。埃特鲁斯坎人与高卢人结成强大的联军，进攻罗马城，要在敌人的首都报塞农部被歼灭之仇，要从地面上铲除罗马的根株，比昔日塞农酋长所做的还要彻底。可是联军在瓦迪摩湖（Vodimo）附近横渡台伯河时为罗马人所重创，一蹶不振（471年即前283年）。翌年，他们又在波普洛尼亚附近打了一仗，又复不利，于是波伊部背弃同盟，独自与罗马人媾和（472年即前282年）。高卢人原是同盟中最可畏的分子，同盟尚未完成，他们便已被逐个击破，因此罗马对下意大利的行动便不受牵制。在469—471年即前285—前283年间，下意大利的战争并未认真进行。迄今为止，罗马兵力量薄弱，仅勉强能在图里自保，以抗卢卡尼亚人和布雷提人，可是到了现在（472年即前282年），执政官盖乌斯·法布里奇乌斯·卢斯奇努斯（Gaius Fabricius Luscinus）率大军直抵城下，遂解城围，并与卢卡尼亚人大战，把他们击破，俘其将军斯塔提利乌斯。较小的非多里斯人城市视罗马为救星，处处自动归附罗马人。罗马人留兵戍守咽喉要冲之地，如罗克里、克罗顿、图里，特别是雷吉乌姆；对于后者，迦太基人似乎也曾有所企图。罗马显然无往而不获得决定性胜利。塞农人既歼，罗马在亚得里亚海沿岸便取得大片土地。无疑，鉴于对塔兰托的战争有死灰复燃之虞，伊庇鲁斯人的入侵已有朕兆，他们急欲确保这一带海岸和亚得里亚海的安全。他们派出一个市民殖民团（约471年即前283年）到塞那港（Sena，即西尼加利亚［Sinigalia］），亦即昔日塞农行政区的首府；同时，一支罗马舰队由第勒尼安海开入东面海域，其目的显然在亚得里亚海驻防，并保护那里的罗马领土。

自450年即前304年的条约缔结以后，塔兰托人一向与罗马人和平相处。他们曾旁观萨谟奈人的长期痛苦和塞农的迅速灭亡；他们默认维努西亚、哈特里亚和塞那的设置，以及图里和雷吉翁的被占，并未提出异议。可是罗马舰队在由第勒尼安海向亚得里亚海航行，现在到了塔兰托海域，下碇于这友好城市的港口，这时他们久已蕴积心中的愤恨终至忍无可忍。旧日立有条约，禁罗马战船开至拉金山岬以东，现在公民大会里的民众演说家便提起这种条约。一队如狂的群众攻击罗马军舰、军舰忽遭海盗式的攻击、激战以后便告败北，五艘被夺，水兵不被处决即被卖为奴；罗马将军在交战中阵亡。只有归之极端的愚妄无知和暴民政治的肆无忌惮才能解释这种可耻的行径。那些所谓的条约实属久已远去和归于遗忘的时代；它们显然已失去意义，至少在哈特里亚和塞那连立之后是这样；罗马人进入海湾显示信任现存的盟约；诚然，以后事态发展所示，罗马人的利益在于不给塔兰托人以任何宣战的口实。如果说塔兰托的政治家曾想对罗马宣战，那么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他们久已想做的；如果他们宁用破坏条约这种表面上的借口，而不用实际的理由来作为宣战的根据，我们自不能对此表示异议，因为外交永远不屑用明白的语言道出明白的事理。可是他们并未要求罗马海将返回，未预先警告就遽用武力攻击罗马舰队，这不但是野蛮行径，那时道义忽然失去它的指导作用，赤裸裸的卑鄙现象就赫然呈现在我们面前，仿佛警告我们，使我们不要抱一种幼稚的信念，以为文明可以从人性中根除兽性。

仿佛这样做还不够似的，塔兰托人在这件英雄业绩之后，还去攻打图里，那里的罗马戍兵突遭袭击，便立即投降（472—473年即前282—前281年冬）。他们因图里人背弃希腊党、投靠蛮族而重惩他们，其实，正是塔兰托人的政策把这些人抛弃给卢卡尼亚人，从而迫使他们投降于罗马。

然而，蛮族的行动却很温和，由于力量如此，以及经受过的侮辱如此，这温和实可令人惊异。罗马的利益在于尽量长久地保持塔兰托人中立，所以在元老院中少数人士怀着理所当然的愤恨情绪，提议对塔兰托人宣战时，领袖人士却不赞成此议。相反地，罗马人竟把和平的维持与不背其荣誉的最温和的条款联系起来，这就是释放被俘的人，交还图里人，交出袭击舰队的祸首。罗马使团带着这些条件赴塔兰托（473年即前281年），同时为了使他们的言辞显得有分量，由执政官卢奇乌斯·埃米利乌斯（Lucius Aemilius）率罗马军开入萨谟奈。塔兰托人可以接受这些条件而丝毫无损于其独立；鉴于这样殷富的商业城市必不好战，罗马自当以为妥协尚属可能。可是维持和平的尝试竟告失败，其原因也许是由于有些塔兰托人持有异议，认为越早用武力抵抗罗马侵略越好，或仅由于城市刁民的嚣张，以及风行于希腊人中间的傲慢无礼，竟使罗马使者身受侮辱。现在罗马执政官率兵开入塔兰托境，可是并未立即开战，他又提出同样的和谈条件；由于此事又归无效，他才蹂躏田地和乡间庐舍，击败城市民兵。然而，被俘的上流人士都被释放，未取赎金；罗马人原指望战争的压迫使贵族在此城占得优势，以便造成和局，现在仍不放弃这种希望。采取这种克制的办法自有其理由，因罗马人不愿强逼此城，使之投入伊庇鲁斯王的怀抱。此人对于意大利早有觊觎之心，已不再是秘密。塔兰托已派一个使团往谒皮罗斯，没有完成使命而回。伊庇鲁斯王的要求超过使团所能允诺的权限。他们非做出决定不可。民团只知道一见罗马人便逃走，这已有充分证明。现在只余两个办法可供选择；一个是与罗马人议和，罗马人始终愿意协商一个条件公平的和约；另一个是依皮罗斯所认为妥当的一切条件，与他缔约。换句话说，他们或者服从罗马的霸权，或者顺从一个希腊军人的暴政。城中两派几乎势均力敌。结果，优势仍属民族党（Nationalpartei）；他们抱有合理动机，如果非有一个主子不可，他们宁取一个希腊人而不取一个蛮族，除此而外，起作用的还有煽惑家们的恐惧；罗马尽管现在迫于时势不得不温和从事，它必不致忽略适当时机，去报复塔兰托刁民所做的暴行。因此，该城就与皮罗斯结一项条约。他取得元帅之职，统率塔兰托军队和其余武装反抗罗马的意大利人军队，并有权派兵戍守塔兰托，战费由该城负担，自不待言。另一方面，皮罗斯应允，非有必要，不留居意大利，其中可能暗含一个不言而喻的保留条件，即意大利需要他停留多久，应由他自己斟酌决定。尽管如此，这成果仍几乎逃脱他的掌握。当塔兰托使者（无疑都是主战派的首领）离开伊庇鲁斯时，此城因遭罗马人进逼而吃紧，人心起了变化。主帅一职已委托亲罗马的阿吉士（Agis），适值使者带着所订条约归来，皮罗斯的亲信大臣基尼亚斯（Kineas）偕至，主战派得以重掌政权。现在政府以较为坚决的手腕秉政，一洗昔日可怜的游移态度。至473年即前281年秋季，皮罗斯的将军米洛（Milon）率伊庇鲁斯兵三千人登陆，据守塔兰托的卫城。至474年即前280年岁首，伊庇鲁斯王继之而来，渡海时遇暴风，曾溺死多人。他运到塔兰托的军队虽为数可观，却甚为庞杂，一部分是他的家兵，如莫洛斯人、帖斯普罗提人（Thesprotier）、克奥尼亚人（Chaonern）和安布拉基亚人；又一部分是马其顿步兵和色萨利骑兵，这是马其顿王托勒密依约送给他的；另一部分是埃托利亚、阿卡那尼亚和阿塔马尼亚（Athamania）的佣兵。合计起来，他的部下有方阵兵两万人、弓箭手两千人、投掷手五百人、骑兵三千人、象二十只，因此，不甚少于五十年前亚历山大横渡赫勒斯滂海峡时所率的那支兵力。

伊庇鲁斯王来到时，联盟的事务并非处于最佳状态。固然，罗马执政官一见出战的兵并非塔兰托民兵而是米洛的军队，即刻舍塔兰托而不攻，退至阿普利亚；可是除塔兰托领域外，罗马实际上已统率整个意大利。在下意大利，任何地方都没有联盟的军队；在上意大利，仅埃特鲁斯坎人仍拥有武装，上次战役（473年即前281年）中，他们每战必败。伊庇鲁斯王出航以前，联盟各国请他统率一切军队，声言他们能出步兵三十五万，骑兵两万。这些大言却与现实相差天渊。他们命皮罗斯为元帅，这元帅麾下的军队却尚待创建。而当时能用于建军的资源以塔兰托的资源为主。皮罗斯发出命令，由塔兰托出资招募意大利为佣兵，并且征发公民中的壮丁服役。可是塔兰托人对于协定的理解却有所不同。他们想用钱财购买胜利，也像购买其他货物一般；现在伊庇鲁斯王强迫他们自己作战以博胜利，这不啻是破坏协约。米洛初来时，公民得免去充当警卫的烦劳，都很欢欣；对于玩忽命令的人竟须以死罪为恫吓。在一切人的心目中，现在这种结果证明主和派之不谬，甚至有人与罗马暗通消息，或者说似曾有发生联系。皮罗斯对于这种反抗已有准备，即刻像对待被征服的城市那样去对待塔兰托；驻兵于民宅，人民大会和为数众多的俱乐部都中止活动，剧院被关闭，散步场被封锁，命伊庇鲁斯卫兵把守城门。若干领袖人物被运到海的彼岸，扣为人质；其余的人因出奔罗马，得免同遭此厄。这些严峻的措施实属必要，因为就任何意义而言，塔兰托人都是不可信赖的。此时，伊庇鲁斯王据有这重镇为基地，才能在战场开始军事行动。

在罗马，人们也知道将有何等的战事。首先为了使盟友，亦即其属下臣民保持忠诚，城市有不可靠的，罗马派兵去驻防，而且遇有其必要时，对于独立党的领袖或捕或杀，普雷内斯特的元老院议员若干人即曾遭此祸。为了战争，进行了很大的努力，征收了一种战争税，催促一切臣民和盟友交付应出的份额全数；无产者本应免役，现在也被征召从军。有一支罗马军留驻首都，作为后备队。另一支军队在执政官提比略·科隆卡尼乌斯（Tiberius Coruncanius）率下，开入埃特鲁里亚，击溃沃尔西人和沃尔西尼人的军队。主力军当然以下意大利为目的地；此军兼程出发，以期在皮罗斯仍留在塔兰托一带时与他接触，阻止他，使他的军队无法同萨谟奈人以及其他起兵抗击罗马的南意大利军队会合。罗马驻守在下意大利各希腊城市中的戍兵，以暂时防堵皮罗斯王的扩展为己任。可是，雷吉翁驻军乃是一个从坎帕尼亚的罗马臣民中征募的军团，由一个坎帕尼亚军官德基乌斯（Decius）率领，由于该驻军叛变，使罗马丧失了这个重要城市。然而，此城却未落入皮罗斯之手。一方面坎帕尼亚民族对罗马人的仇恨成为兵变的一个原因，殆无疑义；另一方面，皮罗斯因欲保卫希腊人而渡海来此，他不可能把杀死其雷吉翁东道主于其家中的那些军队纳入联盟之中。于是他们始终独处，仅与同族的共犯马默提纳人（Mamertiner）密切联合；马默提纳人是阿加托克勒斯手下的坎帕尼亚佣兵，曾用同样手段占据海峡彼岸的梅萨那城，并为自己的私利而劫掠和蹂躏附近的希腊城市，如克罗顿，在那里他们屠杀了罗马的戍兵，又如考洛尼亚（Kaulonia），他们将该城平毁。可是，罗马人以一支薄弱的兵开往卢卡尼亚边境，协同维努西亚的戍兵，竟能阻住萨谟奈人和卢卡尼亚人与皮罗斯的汇合；同时执政官普布利乌斯·拉维努斯（Publius Laevinus）率一支主力军进攻皮罗斯。主力军兵力似为四个军团，如果真如此，再加以与之相应的联盟军，至少有五万人。

为保护塔兰托的殖民地赫拉克利亚起见，伊庇鲁斯王已将自己的和塔兰托的军队布置在该城与潘多西亚（Pandosia）
(2)

之间（474年即前280年）。罗马人以骑兵为掩护，强渡西里斯河（Siris），一开战即用骑兵猛烈突击，甚为得手；伊庇鲁斯王亲率骑兵作战，被冲落马，希腊骑兵不见主帅，起了恐慌，战场就被丢给敌人的马队。然而，皮罗斯又重新亲自率领他的步兵作更有决定性的拼搏，罗马的军团与希腊的方阵队互相冲击七次，胜负未见分晓，伊庇鲁斯王部下一员良将梅加克勒斯（Megakles）阵亡，因为在这战况剧烈的一天，他穿了皮罗斯的衣甲，军队又以为王已战死，行伍动摇，拉维努斯已觉得胜利在握，率他的全部骑兵猛攻希腊军的侧翼。可是皮罗斯脱去头盔，穿行于步兵队伍之中，他部下低落的勇气重又振作起来。大象迄今一直留在后备队，现在调来抵挡罗马的骑兵；战马见象便惊，兵士不知如何对付这些巨兽，转身奔窜；乱纷纷的骑兵和追击的象军终于冲破罗马步兵的紧密行列，于是象军协同色萨利的精锐骑兵在溃兵中大肆屠杀。当时罗马军有一个英勇的战士名叫盖乌斯·米努齐乌斯（Gaius Minucius），第四军团中的第一长矛手。若不是他刺伤一匹象，因而陷追兵于混乱，罗马必致全军覆没。因此，罗马残军竟能渡西里斯河回去。它的损失很大；罗马人的伤亡在战场上为战胜者所发现的，共七千人，被俘两千人；罗马人自言其损失达一万五千人，大概连被运出战场的伤兵也计算在内。可是皮罗斯军所受的损失也相去不远；他的精兵横尸于战场的将近四千人，他最善战的将领也有几个阵亡。因为他的损失大半都是老于战阵的兵，这种兵比罗马的民兵更难补充得多，而且他的胜利仅赖象军出敌不意的进攻，这战术不可经常反复使用。伊庇鲁斯王是个精于评判战策的人，无怪他以后评述这次胜利，以为无异于一次败仗；可是他不至于糊涂到把这一番自我批评公之于世，把它刻铭在他在塔兰托敬献的一件还愿的礼物之上，这是罗马诗人以后编造的话。在政治上，用何等牺牲换得胜利，在起初是无关重要的；对于皮罗斯，他与罗马首战得胜却有无上的价值。在这新战场上，他用兵的天才已经灿烂地表现出来；如果需要做什么事情能鼓动那奄奄垂毙的意大利联盟，使他们团结一致，发奋有为，那么，非得有赫拉克利亚那样的胜利不可。但这胜利也不乏重大长久而又立竿见影的功效。罗马人丧失卢卡尼亚；拉维努斯收集驻在此地的军队，开往阿普利亚。布雷提人、卢卡尼亚人和萨谟奈人都来与皮罗斯会合，未遭干扰。除雷吉翁受坎帕尼亚叛军压迫志气消沉外，希腊城市一概与伊庇鲁斯王联合，连罗克里也主动将罗马戍兵交给皮罗斯，关于他，他们有理由确信他不致把他们抛弃给意大利人。萨贝利人和希腊人于是都投奔皮罗斯，可是除此以外，这场胜利没有产生效果。拉丁人虽觉得罗马统治沉重难堪，却没有借外国君主的援助去摆脱罗马统治的愿望。维努西亚现在虽四面受敌，却仍依附罗马，毫不动摇。西里斯河一战，豁达大度的伊庇鲁斯王钦佩罗马军的英勇，对于被擒的兵士加以极光荣的待遇，并且建议他们依希腊的风习加入他的军队；可是他才明白，他不是对佣兵作战，而是对一个民族作战。无论是罗马人或拉丁人，没有一个受他雇用。

皮罗斯向罗马人提出和议。他是个极精明的军人，不能不自知其地位之不稳；他又是个极巧妙的政治家，见此时机他正处在最有利的地位，乃不能不善为利用，以缔结和约。现在他希望，在此次大战的最初印象影响下，他能在罗马贯彻他的意见，使意大利的希腊城市得保自由，在他们与罗马之间建立出许多二三等国家，做新希腊政权的附庸；他的要求大体如下：他要求解除一切希腊对罗马的效忠义务，尤其是坎帕尼亚和卢卡尼亚的城市，将夺自萨谟奈人、陶尼人、卢卡尼亚人和布雷提人的土地一概归还，换句话说，尤其要交出卢凯里亚和维努西亚。与罗马人也许难免再战；但最好是在西方的希腊人统一于一个君主的统治下，取得西西里，也许将非洲征服时，才再开战衅。

皮罗斯的亲信大臣色萨利人基尼亚斯带着这种训令前往罗马。时人曾以这位交涉的能手与德摩斯提尼相比，只要修辞家可以同政治家，大臣可以同民众领袖相比的话；他奉有命令，须用种种方法表示，赫拉克利亚的战胜者实敬重他手下的败敌，使人体会出伊庇鲁斯王有亲至罗马的愿望，用那出自敌人口中特为悦耳的赞美，用热烈的谀辞，甚至在有机可乘时用给予适当的馈赠，使人心对皮罗斯有好感，总之，把一切曾在亚历山大城和安条克城试用过的密室政治伎俩都施用于罗马人。元老院迟疑不决；在许多人看来，退后一步，等候这可畏的敌人进一步卷入旋涡，或者与世长辞时再说，似乎是个谨慎的办法。可是白发苍苍、双目失明的前执政官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442年即前312年的监察官，447、458年即前307、前296年的执政官）久已不问国事，却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命人把他带到元老院，用火一般的语言把他自己那雄伟天性中浑然未破的生气灌输给他的晚辈。他们给来使予以骄傲的答复，说外国军队一日尚在意大利境内，罗马便一日不想谈判；这句话在当时仍是初次听见，以后成为国家的金科玉律；为实践他们的话，他们即刻勒令来使出城。使者没有达到他的目的，这巧妙的外交家不但不能以他的雄辩术耸动罗马人，而且他自己见此国遭了这样的大败仍这样刚毅不苟，反而深受感动。他回国后对人说，在他看来，那城里每一市民似乎都是个王；实际说来，这个在朝为臣的人所看到的是一个自由民族。

在这次交涉期间，皮罗斯已进兵入坎帕尼亚，一得到交涉破裂的消息，便即刻向罗马攻进，以便向埃特鲁斯坎人伸出援手，动摇罗马的同盟，威胁罗马城。可是罗马人既不惑于言辞，也不慑于兵威。赫拉克利亚之战以后，传令官即刻发出“补充伤亡，报名从军”的号召，少年人便争先恐后蜂拥从军；现在拉维努斯率新编的两个军团和由卢卡尼亚撤回的军队，以较前强大的兵力，追蹑皮罗斯的进程。他保护卡普亚以免他来侵犯，粉碎他与拿波里互通消息的企图。罗马人的态度非常坚决，所以除下意大利的希腊人外，联盟中稍有名气的国家无一敢脱离罗马联盟。于是皮罗斯转向罗马城进攻。他行经一块富饶的地方，那里的繁荣景象使他惊异。他进袭弗雷加莱，强渡利里斯河，抵阿纳尼亚，此处距罗马城不过二十五公里。没有军队阻挡他的路；拉丁姆城市处处闭门拒他，拉维努斯从容不迫地由坎帕尼亚尾随在他后面，恰好执政官提比略·科隆卡尼乌斯与埃特鲁斯坎人缔结了和约，从北方带来第二支罗马军，罗马城内又有独裁官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Gnaeus Domitius Calvinus）率领后备军积极备战。在这种情形之下，皮罗斯不能有任何成就；国王除退兵外，别无他法。他一时仍留驻坎帕尼亚，在两执政官的联军面前按兵不动，可是没有可予敌以重创的机会。冬天来临时，皮罗斯退出敌国，把军队分散在友好城市，自己在塔兰托过冬。于是罗马也停止军事行动。罗马军驻在皮塞努姆的费尔蒙（Firmum），住在常备的营房里；只有在西里斯河战败的军队，元老院命他们搭帐篷过冬，以为惩戒。

于是474年即前280年的征战便这样结束。埃特鲁里亚在紧要关头单独与罗马媾和，皮罗斯又出人意外引兵退去，完全辜负了意大利盟友们的急切希望，使赫拉克利亚胜利所造成的印象大为减色。意大利人抱怨战争负担过重，尤其抱怨驻在他们家中的佣兵纪律不佳；伊庇鲁斯王则厌倦他那些盟友们无谓争执，以及不明政治，也不合兵法的行为。他开始觉得尽管有战术上的成功，他负责解决的问题在政治上也许无法解决。罗马遣三个前执政官作为使者前来，内有征服图里的盖乌斯·法布奇乌斯，使他一时觉得和平有望；可是不久便知，他们只有磋商赎回交换俘虏的权利。皮罗斯拒绝他们的要求，不过在农神节那天，他凭着战俘的信誓，把他们一齐释放。至于他们信守誓言和罗马使者拒不受贿，后世都以最不伦不类的话加以赞美，这更多地显露后人的无耻，而不足以表彰古人的光荣。

475年即前279年，皮罗斯又采取攻势，开入阿普利亚，罗马军也开到那里迎战。国王希望获得决定性胜利，动摇罗马人在这一地带的霸权。他向他们再次挑战，罗马人来者不拒。两军在奥斯库鲁姆（Ausculum，即阿普利亚的阿斯科利）附近相遇。在皮罗斯麾下，除他的伊庇鲁斯和马其顿军队外，参与这次战事的还有意大利佣兵、塔兰托民团——即所谓的白盾军，以及加盟的卡卢尼亚人、布雷提人和萨谟奈人，共计步兵七万人，内希腊人和伊庇鲁斯人占一万八千人、骑兵八千余人、象十九头。那天助罗马人的有拉丁人、坎帕尼亚人、沃尔西人、萨宾人、翁布里人、马鲁奇人、佩利格尼人、弗伦坦人和阿尔帕尼人。罗马军步兵也在七万人以上，内有罗马公民两万人，骑兵八千人。双方在军事体制上均有所改进。皮罗斯以军人的锐利眼光，看出罗马“连编制”（Manipularordnung）的优长，在他的两翼上现在不用方阵的长战线，而仿罗马营的办法，代之以中有间隔的分营列阵，并且不但由于军事上的或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把塔兰托和萨谟奈的营分插于他自己的队伍之间。只有在中军，伊庇鲁斯军的方阵排成密集队形。为防御象攻计，罗马人建造一种战车，车中伸出铁杆，杆端装有火盆，车中又竖起一根活动的桅杆，杆头为一铁枪头，杆可放下，以后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发挥重大效用的“劫船桥”（enterbücken）有几分是仿这个桅杆建造的。

希腊人和罗马人叙述此战的记载至今尚存，希腊人的记载不像罗马人的那样偏颇；据希腊人说，第一日希腊军不利，他们被迫沿着峻峭而且多沼泽的河岸接战，既不能展开战线，也不能用他们的象军和骑兵作战。然而，到第二日，皮罗斯先发制人，占据横断地形，于是不折一兵而抵达平原，他能在这里摆开他的方阵。罗马人手执刀剑，拼死向马其顿的长枪兵（Sarissen）冲击，无论如何攻打，方阵的战线仍屹立不动，可是方阵也不能使罗马军团退缩让步。以后众多的象卫军用弓箭和投石的轮索把在罗马战车上作战的士兵赶走，割断骈马的缰绳，然后战象又向罗马阵线冲去，罗马阵线才告动摇。罗马战车卫士的逃走不啻是个令全军奔窜的信号，可是这次奔窜丧命的不多，因为营垒就在附近，收容溃兵。罗马的战报只是说，大战方酣之时，伊庇鲁斯人的营垒防务薄弱，罗马主力军遣出阿帕农一支队前去劫营，把它纵火焚毁；不过即使此话属实，罗马人也绝不当说这一战不分胜负。反之，两国记载都一致说，罗马军引退渡河，只余皮罗斯独据战场。据希腊记载，罗马方面阵亡六千人，希腊方面阵亡三千五百零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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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庇鲁斯王本人也在受伤者之列，他一直在战斗最烈之处亲自作战，被一根标枪洞穿他的臂膀。皮罗斯打了一个胜仗。可是他的桂冠是个华而不实的桂冠；作为统帅和军人，这个胜利可以获得赞美，可是于他的政治目的却于事无补。皮罗斯所需要的是一个辉煌的胜利，这胜利须能瓦解罗马军，给那些游移不定的同盟者一个改换营垒的机会。但罗马军队和罗马联盟仍旧完好；希腊军队没有自己的统帅便一无所能，因统帅受伤，竟多时不能行动。他不得不认为出征已经失败，只好入居冬营，国王在塔兰托过冬，罗马人这次在阿普利亚过冬。现在日益明显，用军事眼光看，国王的资源不及罗马人，正如用政治眼光看，这散漫难制的联合与根深蒂固的罗马攻守同盟不可同日而语。希腊人作战的迅猛和统帅的天才或可再得一个胜利，此胜利堪与赫拉克利亚和奥斯库鲁姆的胜利相比，不过每一新胜利都消耗他再行进取的资源，而且很明白罗马人现在自觉是个强者，他们正以无畏的耐性去等候最后的胜利。希腊君主懂得巧妙的游艺比赛，而且惯常实践，这样的战争却不属此类。这民族的后备力量充分而强大，一切战策上的思考只要碰到它就成为齑粉。皮罗斯灼见当时的状况：他厌倦他的胜利，藐视他的盟友，他所以仍然坚定不移，只因为迫于他那军人的荣誉，他必须使那些受保护者安然免于蛮族的侵凌，才能离开意大利。他性情急躁，由此可以假定，只要有借口，他必乘第一个机会摆脱这繁重的义务；西西里的事不久便给他一个离开意大利的机会。

阿加托克勒斯死后（465年即前289年），西西里的希腊人已无任何领袖。在希腊人的城市里，当碌碌无能的煽惑家和僭主此起彼伏之时，昔日主宰西端的迦太基人却在扩张他们的版图，毫无阻碍。阿克拉加斯归降他们以后，他们以为时机已至，现在应取最后的步骤以达到数百年来所抱的目的，使全岛臣服于他们的统治；他们便开始进攻叙拉古。此城昔日曾以其陆军和舰队与迦太基共争此岛的主权，后因内讧迭起，政府软弱，以致不得不寻求城垣的保护和外国的援助以策安全，除皮罗斯外无人能给予这种援助。皮罗斯是阿加托克勒斯的女婿，其子亚历山大当时已十六岁，是阿加托克勒斯的外孙。父子两人都是这个叙拉古王野心勃勃的计划的当然继承人；即使叙拉古的自由告终，它仍不失为一个西方希腊帝国的首都，足以偿其所失。所以叙拉古人一如塔兰托人，并且也在同样情形之下，自愿将他们的主权奉送给伊庇鲁斯王（约475年即前279年）；由于事情的巧合，一切似乎都结合起来，共助皮罗斯那些伟大计划的成功，因为他的计划原是以据有塔兰托和叙拉古为基础的。

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人联合在一人治理之下，其直接后果当然是他们的敌人也更密切地团结起来。迦太基和罗马现在把他们旧日的商约改变为一个对付皮罗斯的攻守同盟（475年即前279年），盟约的大意如下：如果皮罗斯侵入迦太基或罗马领土，未被攻的一方应派援兵往被攻一方的领土，而且应自付援军的费用；在这种情形下，迦太基须供应运输船，并且以作战舰队助罗马，但船上水兵不必在陆上为罗马人作战；最后，两国相约，誓不与皮罗斯单独媾和。罗马人缔结这个条约的目的在于便利他们进攻塔兰托，切断皮罗斯与本国的通路；欲达到这两个目的，非有布匿舰队的合作不可；迦太基人的目的则在于使皮罗斯稽留于意大利，以便他们实行其对叙拉古的企图时，不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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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保卫意大利与西西里之间的海面，是符合两国利益的。一支有军舰一百二十艘的强大迦太基舰队，在海将马哥率领下，自奥斯提亚开往西西里海峡。马哥之所以前往奥斯提亚似乎是缔结那项条约。马默提人曾肆虐于梅萨那的希腊人，以为皮罗斯如果成为西西里和意大利的主宰，他们必受应有的惩处，所以他们很亲密地依附罗马人和迦太基人，为他们自己确保西西里一侧的海峡。同盟国也很想控制彼岸的雷吉翁，只是罗马绝不能宽恕坎帕尼亚戍兵，但罗马人与迦太基人的联军企图以武力攻取此城，未能成功。迦太基舰队从那里开往叙拉古，由海上进行封锁，与此同时一支强大的腓尼基陆军开始由陆路攻城（476年即前278年）。皮罗斯非在此时出现于叙拉古不可；可是意大利现在的局势又少不得皮罗斯和他的军队。476年即前278年的两个执政官，一个是盖乌斯·法布里奇乌斯·卢斯奇努斯，一个是昆图斯·埃米利乌斯·帕普斯（Quintus Aemillu Papus），两人都是久经考验的将军。他们已经发动一个新战役，来势甚猛；罗马人迄今在这战争中虽然有败无胜，可是感到疲惫而渴望和平的却不是他们，而是战胜者。皮罗斯又做了一次尝试，企图取得一个条件尚可的妥协。一个卑鄙小人向执政官法布里奇乌斯提议毒杀皮罗斯，而必以给予重赏为条件，执政官把此人送交皮罗斯。皮罗斯为表示感激，不但把罗马俘虏一概释放，不取赎金，而且深为其英勇敌人的高尚行为所感动，以至于提议缔结一项非常公平而又优厚的和约，作为报酬。基尼亚斯显然又去罗马，迦太基似乎很怕罗马勉强媾和。可是元老院仍不为所动，重申已往的答复。伊庇鲁斯王如果不愿叙拉古落入迦太基人之手，从而使他的伟大计划遭到挫折，那么，他除背弃其意大利盟友，暂时仅限于占据最重要的海港，尤其是塔兰托和罗克里外，别无他途。卢卡尼亚人和萨谟奈人恳求他不要见弃而未果；塔兰托人求他履行其为统帅的义务，否则就应将该城归还给他们，结果也徒劳。对于他们的怨言和责骂，伊庇鲁斯王如果不是以将会有好日子到来的抚慰之言回答他们，就是唐突无礼地遣他们出去。于是米洛留守塔兰托，王子亚历山大留守罗克里；皮罗斯则率其主力于476年即前278年春在塔兰托登船，往叙拉古而去。

皮罗斯既然离开，罗马人在意大利便可为所欲为；在开阔的平野上，无人敢反抗他们，他们的敌人处处不敢越其城寨或森林一步。然而，斗争的结束并不如逆料的那样迅速，部分的原因是山地战和围攻战的性质所致，也由于罗马国力消耗所致，自473—479年即前281—前275年市民名册上人数少去一万七千名，可见其损失如何可畏。还在476年即前278年，执政官盖乌斯·法布里奇乌斯就得以用最优厚的条件，诱塔兰托的重要殖民城市赫拉克利亚单独媾和。在477年即前277年的战役中，战斗起于萨谟奈，罗马人冒昧攻打几座设防的高地，死者甚众；以后意大利南部也有这类战事，卢卡尼亚人和布雷提人均被击败。另外，米洛知道罗马人将袭克罗顿，乃自塔兰托派兵先事预防；不久以后，伊庇鲁斯戍兵竟能击败围攻之军，甚为得手。然而，罗马执政官终能用计诱戍兵开拔出城，而后占据这未有防御的城（477年即前277年）。比这更重要的是罗克里人屠杀伊庇鲁斯戍兵一事，他们以前曾把罗马戍兵送交皮罗斯，现在又以出卖弥补前一次的出卖。于是，整个南部海岸，除雷吉翁和塔兰托以外，全都落入罗马人手中。然而，这些胜利无裨于事。下意大利久已无力自保；不过，只要塔兰托一日在皮罗斯之手，使他能随时再启战端，皮罗斯便一日不算被平定，罗马人便不能心存围攻此城之想。攻城战术经马其顿的腓力和围攻者德米特里乌斯之手，已大改旧观，罗马人与有经验和有决心的希腊猛将相抗衡，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就是姑置此点不论，要攻打塔兰托，必须有强大的舰队；迦太基条约虽允予罗马以海上援助，迦太基本身在西西里的事态使它绝不能给罗马这个援助。

尽管有迦太基舰队阻挠，皮罗斯仍能在西西里登陆，未遇阻碍；他一登陆，这里的形势即刻改观。他立即解了叙拉古之围，不久便把所有的自由希腊城市联合在他手下，听他支配，他统率西西里岛的希腊联军把迦太基人的领土几乎扫数夺去。迦太基舰队在当时握地中海霸权，所向无敌。借舰队之助，迦太基人才勉强保住利利拜乌姆（Lilybäon）；马默提人在经常的袭击下仍能勉强据守梅萨那。在这种情形之下，依475年即前279年的条约，罗马倒是应该出援西西里的迦太基人，而迦太基人则不必以舰队助罗马人攻打塔兰托；可是没有一方很想维护自己盟友的势力，或使之扩张。迦太基人只在真实的危险已成过去之后才给罗马人以援助；在罗马人那方面也未做任何事情，以制止伊庇鲁斯王的撤离意大利，以及迦太基在西西里的势力衰落。诚然，迦太基公然破坏条约，竟向皮罗斯提议单独媾和，只要能据有利利拜乌姆，不受侵扰，他们就愿放弃西西里其他一切领土，甚至愿意提供金钱和战舰供皮罗斯使用，其用意当然在使他渡海返回意大利，再行对罗马作战。然而，迦太基人如果据有利利拜乌姆，伊庇鲁斯王如果离开西西里，迦太基人在这岛上的地位就会与皮罗斯登陆前相去不远；这是至为明显的。希腊城市如果无人援助，便毫无力量，失地必不难收复。所以，皮罗斯拒绝这对双方背信的提议，着手自建一支作战舰队。后世的人对此加以非难，这足见他们的无知和短见，此事不但有其必要，而且以该岛资源，一样易于成就。姑不论安布拉基亚、塔兰托和叙拉古的统治者非有海军不可，他要征服利利拜乌姆，保护塔兰托，进攻迦太基本土，像以前和以后的阿加托克勒斯、雷吉卢斯和西庇阿那样成功，也非有舰队不可。478年即前276年夏，正是皮罗斯最接近得偿所愿之时，他亲见迦太基受了他的屈辱，他统治着西西里，因据有塔兰托而在意大利保有稳固的地位，新创的舰队可以连接、保卫和增进这些功业，它停泊在叙拉古港内，准备随时出发。

就皮罗斯所处地位而言，其真正缺点在于内政的不良。他仿照他所见的托勒密统治埃及的方式来统治西西里；他不尊重地方的规章体制，随时任用亲信做各城的长官，爱让他们做多长久就做多长久。他用朝臣做裁判官而不任用本地的陪审人员，他任意处人以籍没财产、放逐或死刑，甚至那些助他渡海前来西西里岛最为出力的人也不能幸免。他在各城驻兵，他不是作为一个民族同盟的领袖去统治西西里，而是像一个君主。他可能按东方和希腊的见解去办事，自以为是贤明的摄政王，也许他确实如此；可是，在其争取自由的长期殊死斗争中，希腊民族已失其守纪律受约束的习惯，今见皮罗斯把六将军的制度移至叙拉古，遂觉难以耐心忍受。不久以后，在这糊涂的民族看来，迦太基的羁绊似乎差强于这个新军人政府。各主要城市便与迦太基通音讯，甚至与马默提人相联络；一支强大的迦太基军队又敢重来此岛，处处受到希腊人的支持，进展甚速。皮罗斯与迦太基军战，“鹰”照常得胜，可是种种情形都显示此岛的人心态如何，伊庇鲁斯王离此之后，何事可能发生而且必然发生。

除了这第一个主要错误外，皮罗斯又犯了第二个错误；他带了舰队，竟不开往利利拜乌姆而开往塔兰托。鉴于西西里人心浮动，他显然应先把迦太基人完全逐出此岛，从而斩断那些失意者的最后依靠，然后再向意大利；当时意大利并没有什么可虑的，塔兰托十分安全，其他盟友已被遗弃，无足轻重。476年即前278年他离去意大利并不光彩，他的军人意识驱使他荣归故地，一洗前耻，这乃是可以理解的；当他听得卢卡尼亚人和萨谟奈人的诉苦，他未必不深觉痛心。可是皮罗斯一心想解决的问题，只有铁石心肠并能抑制慈悲心甚至荣辱感的人，才能予以解决。皮罗斯却不是这样的人。

在叙拉古登船的不幸事件，发生于478年即前276年行将岁暮之时。在航程中，叙拉古的新舰队须与迦太基舰队激战，损失船只甚多。皮罗斯的离去和初战失利的消息都足以造成西西里希腊国的覆亡。消息传来，各城市无不拒付金钱，拒供军队给这个不在国内的国王。这个堂皇的国家，其灭亡竟迅速于其勃兴；这一方面，因为一切国家都唯人民的忠心爱国是赖，此王已损伤了臣民的忠君爱国之心，另一方面，因为人民缺乏舍身为国的精神，不肯为保全国家而暂时放弃自由。于是，皮罗斯的事业归于破灭，他的毕生计划一坏而不可收拾。自此以后，他变成一个冒险的军人，他自觉当年曾做过一番事业，而今无所作为；他现在作战，不以战争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为的是以狂烈的赌赛来消遣散心，而且有可能时，就在混战中死得像个军人。伊庇鲁斯王来到意大利海岸，首先想占据雷吉翁，但坎帕尼亚人在马默提人的援助下击退侵犯，城下战事方酣之际，他正把敌方一个军官击下马来，自己却受了伤。另一方面，他袭取罗克里，该地居民曾屠杀伊庇鲁斯的戍兵，曾付出惨重代价。他劫掠此地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寺院里的丰盈财宝，以补充他那空虚的财库。于是他来到塔兰托，据说有步兵两万人，骑兵三千人。不过，这些军队不再是从前那些愿经战阵的老兵，意大利人已不再欢呼他们为救星，五年前他们迎接皮罗斯时所抱的信赖和希望今已消逝，他的同盟军人财两缺。

479年即前275年春，皮罗斯出征，志在援救那被逼甚紧的萨谟奈人，罗马人去岁曾在他们境内过冬；皮罗斯趁执政官曼尼乌斯·库里乌斯（Manius Curius）尚未与来自卢卡尼亚的同僚会师之际，强迫他在贝内文托附近的阿鲁西奴原野（Campus Arusinus）应战。他派一支军队攻打罗马军的侧面，该军黑夜行军于森林中，迷失道路，不能在决胜负的时刻到来；鏖战以后，战象军又复决定战局，不过战况却对于罗马人有利，战象军遇到驻守营垒的罗马弓箭手，便惊慌失措，竟向自己人冲击。战胜者占领敌营，获俘虏一千三百人和战象四头，这是罗马城初见大象；此外战利品不计其数，以后罗马把它变卖，以所得之款修筑一条水渠，把阿纽河的水从提布尔引到罗马城。皮罗斯既无扼守阵地的兵，又乏资源；他来意大利时，他的盟友马其顿王与亚细亚的王曾资助他整治装备，现在他向他们告急，可是就是在本国，也无人怕他，他的请求竟被拒绝。既无战胜罗马的希望，又因要求不遂而愤怒，他留兵戍守塔兰托，就在同年（479年即前275年）亲回希腊，由于意大利情况稳定有序，希腊也许会比意大利能更快更早地给这个绝望的投机家以某种机会。事实上他不但很快恢复了自己国家的失地，而且又去夺马其顿的王位，并且不无成功。可是，一方面因为安提戈努斯·贡那塔斯（Ahtigonus Gonatas）采用一种沉静而谨慎的政策，另一方面更因为皮罗斯自己既暴躁，又不能自抑其骄气，他的最后计划又遭挫败；他仍打几次胜仗，可是不能得长久的胜利，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尔戈斯（Argos）死于一次微不足道的巷战之中（482年即前272年）。

在意大利，贝内文托一役结束了战事，民族派人士最后的迷乱挣扎逐渐消逝。那个身兼斗士的君主，以其强大的武力，曾敢夺取命运的掌握权，他仍在人间的一日，他便据有塔兰托一日，去同罗马抗衡，甚至在他离去以后，情况也仍然如此。他离去以后，主和派虽在塔兰托占据优势，但在城内代皮罗斯统军的米洛却仍不听命于它；他让那些亲罗马的市民在塔兰托境内所另建的城堡中，随意与罗马缔结和约，可是不许因此打开城门。但是皮罗斯既死之后，迦太基一支舰队开入港口，米洛见人民即将献城于迦太基人，他宁愿把城堡交给罗马执政官卢奇乌斯·帕皮里乌斯（Lucius Papirius，482年即前272年），因此他和他的军队得以顺利离去。对于罗马人，这是绝大的幸事。根据腓力在佩林特和拜占庭，德米特里乌斯在罗德岛，皮罗斯在利利拜乌姆城下的经验看来，只要一个能自由通海的城市堡垒坚固、防务完善，当时的战术是否能迫它投降，很成疑问。如果塔兰托对于在意大利的腓尼基人的态度，变得有如利利拜乌姆对于西西里的腓尼基人，那么，情势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然而，事已成就，无法挽回。迦太基的海将一见城堡掌握在罗马人手中，便声明专为依约协助盟友攻城而来，然后扬帆向非洲驶去。罗马遣使者到迦太基，对于企图占领塔兰托一事要求给予解释，并提出抗议；使者带回来的答复，仅为立誓旦旦，证明前言之不谬，说这确是出于好意；因此罗马人一时不得不以此为足。可能有移民居间调停，塔兰托人从罗马那里取得恢复自治之权，不过他们须交出武器和船舶，拆毁城垣。

在塔兰托成为罗马属地的那一年，萨谟奈人、卢卡尼亚人和布雷提人也终于归顺罗马。布雷提人有个悉拉（Sila）森林，饶木材之利，对于造船关系重要，现在不得不把一半割给罗马。

十年来藏在雷吉翁的匪帮不但因曾破坏军人的誓言，而且也因曾杀害雷吉翁的公民和克罗顿的戍兵，终于受到应有的惩罚。在这一事中，罗马在此所维护的，也正是希腊人对于蛮族的共同正义事业。叙拉古新主希耶罗因此输饷派兵，以助罗马人攻雷吉翁；他又配合罗马征讨雷吉翁戍兵的军事行动，攻打那些与他们同罪同种的梅萨那地方的马默提人。围攻梅萨那是个旷日持久的事。反之，雷吉翁的变兵虽长期顽抗，罗马终于在484年即前270年攻陷此城，未死的守兵在罗马城的市场上受鞭笞和斩首之刑，旧居民被召还家，尽可能恢复旧有产业。于是，在484年即前270年意大利全境都归顺罗马。独有萨谟奈人反抗罗马最为顽梗，他们不顾正式所结的和约，仍做“盗匪”，继续斗争，以至于到了485年即前269年，罗马又须派两名执政官前去攻打他们。但就是最高尚的民族气节——绝望的勇敢，也有完结的一日；刀剑和绞架也终于为萨谟奈山区带来平静。

为保持这些巨大的略取地，罗马开设一些新殖民地：卢卡尼亚的佩斯图姆和科撒（481年即前273年）；控制萨谟奈、贝内文托（486年即前268年）和埃色尼亚（Aesernia，约490年即前263年）；对付高卢人的前哨阿里米努姆（Ariminum，486年即前268年），皮塞努姆的费尔蒙（约490年即前264年），以及市民殖民地新卡斯特鲁姆（Costrum Novum）。罗马人准备延长南大道，此道在贝内文托堡垒处有一个新的中间站，位于阿普利亚与维努西亚之间，远属塔兰托港和布林迪西乌姆，因为罗马的政策已选定布林迪西乌姆为与塔兰托相竞争的商业中心，且继承其地位，所以也准备在这里殖民建筑这些新城堡和新道路必须侵削小部落的领土，于是又引起小规模的战争；485年即前269年和486年即前268年与皮塞努姆人交战，他们中的一批人被迁到萨勒努姆（Salernum）；487年即前267年和488年即前266年与萨伦丁人（Sallentine）交战；487年即前267年和488年即前266年与翁布里的萨西纳特人（Suzzinates）交战，此族在塞农部被逐后似曾占据阿里米努姆地方。有了这些建设，罗马的领域扩展到下意大利内地和整个意大利的东海岸，大致从爱奥尼亚海直抵凯尔特边境。

意大利便这样统一在罗马的统治下。在叙述其政治制度以前，我们仍须看一看第四、五世纪的海权关系。在这时期，在西部海域争夺霸权的，主要是叙拉古和迦太基。通盘看来，尽管狄奥尼修斯（348—389年即前406—前365年）、阿加托克勒斯（437—465年即前317—前289年）和皮罗斯（476—478年即前278—前276年），在海上曾一时大获成功，迦太基终占优势，叙拉古却日益衰落，沦为二等海权国。埃特鲁里亚已全失其海上的重要地位，迄今属于埃特鲁斯坎人的科西嘉岛即使没有全为迦太基人所占，也处于他们海上霸权的控制之下。塔兰托曾一度扮演重要角色，可是罗马把它占领之后，它的努力便归瓦解。在自己的领海里，英勇的马赛利亚人仍能保持其地位，可是对于意大利领海内的事态，他们不能发生重要的影响。至于其他航海城市，我们还没有必要加以认真的考虑。

罗马也不免遭同样的厄运。它自己的领海也受外国舰队的控制。固然，此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航海城市，在其壮盛的时期，它绝未背弃古代的传统，以至于完全忽视其海军，亦未愚昧到自愿成为一个单纯的大陆国家。拉丁姆出产最优良的造船木材，其质地远胜于下意大利那种名产；罗马又永设有船坞，可见罗马总未忘情于自建一支舰队。然而，国王被逐，罗马-拉丁同盟发生内讧，对埃特鲁斯坎人和凯尔特人的战事的失利，罗马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对于地中海的局势难以多所关注；因为罗马政策日益确定地趋向于征服意大利大陆，它的海军力量便不再发展。迄至罗马纪元四世纪末，除一只罗马战船载运取自维爱战利品中的供献至德尔斐（360年即前394年）外，拉丁战船不见于记载。安提乌姆人诚然仍用武装船只从事商业，而且遇有机会也常做海盗营生；“第勒尼安海盗”波斯图米乌斯（Postumius）可能是一个安提乌姆人，于415年即前339年前后为提摩伦（Timoleon）所擒。不过安提乌姆不在当时海权国之列；由安提乌姆对罗马的态度来看，它如果真是个海权国，绝不能对罗马有利。405年即前349年，正当凯尔特部众横行蹂躏拉丁土地的时候，一支希腊舰队，可能是西西里舰队，也在劫掠拉丁沿海。可见400年即前350年前后，罗马海军力量衰落到如何地步。次年406年即前348年，无疑地，在这些灾祸的直接影响下，罗马人与迦太基的腓尼基人各代表本国和同盟属国，缔结了一个通商航海条约，罗马文献原本传到今日的以此为最古，不过仅是希腊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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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在这条约里应允，除迫于不得已，航行不得超逾邦角（Cap Bon）以西的利比亚海岸。另一方面，在西西里，只要它还是迦太基的属地，他们就取得与土人相同的自由贸易权；在非洲和撒丁岛，他们至少取得依定价出卖商品之权，定价须经迦太基官方赞同和迦太基民社保证。迦太基人似乎已经取得自由贸易权，至少在罗马是如此，也许在拉丁姆全境也是如此；不过，他们表示不凌虐拉丁属国的人民，即使他们成为敌人来到拉丁土地，也不在该地宿夜，换句话说，他们做海盗时不侵入内地，也不在拉丁人的陆地上建造堡垒。罗马与塔兰托缔结的上述条约似可归在这个时期，关于这条约的起源日期，人们只说是在472年即前282年很久以前。依照这条约，罗马人应允，不航行到拉金岬以东，为交换塔兰托方面的何种让步，载籍却无明文。这一条款把他们完全排斥到东地中海之外。

这些失败都不亚于阿利亚河畔的败仗，罗马元老院似乎也把它看成是这样；与迦太基和塔兰托结下这种屈辱条约以后，情况对于罗马转趋顺利，元老便全力利用这个时机来改进他们那受压抑的海上地位。最重要的沿海城市无不有罗马的殖民地；凯雷的海港皮尔基（Pyrgi）的殖民地可能即成立在这个时期；此外，415年即前339年设殖民地于安提乌姆，425年即前329年设殖民地于塔拉奇纳，441年即前313年设殖民地于蓬提亚岛（Insel Pontia），由于阿迭亚和基尔凯以前已接受殖民者，因此在鲁图尔人和沃尔西人的地区，一切知名海港现在都成为拉丁殖民地或市民殖民地；在奥陉克人地区，459年即前295年，设有明图尔纳和西努埃萨殖民地，481年即前273年，在卢卡尼亚沿海，设立佩斯图姆和科撒殖民地；在亚得里亚沿海，471年即前283年前后设立塞那·加利卡（Sena Gallica）和新卡斯特鲁姆殖民地，486年即前268年设立阿里米努姆殖民地，此外还有在对皮罗斯战争结束后即刻占领的布林迪西乌姆。这些地方都是市民殖民地或沿海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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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多数地方的青年都免服兵役，专门从事防守海岸。同时，在下意大利，对于希腊人，尤其是对于拿波里、雷吉翁、罗克里、图里和赫拉克利亚等大城镇，给予优惠，而对于邻近的萨贝利人则否，以及同样的和在同样条件下允准的免向陆军提供支援部队的豁免权，使罗马在意大利沿海的罗网变得完整无缺。

罗马共和国的领袖人物的稳健政治家眼光足资后世人借鉴。他们以这种眼光看出，如果不把海军重新建立在令人不得不予以尊重的基础上，则这些沿海堡垒和沿海哨位就必然是难以济事的。征服安提乌姆（416年即338年）以后，罗马人把许多可用的战船带到罗马城的船坞，为重建海军奠定一个基础；同时颁布的一条法令规定，安提乌姆人应放弃一切海上通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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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彰明昭著地刻画出罗马人当时觉得自己在海上是何等软弱，他们的海上政策如何着重占据沿海地点。后来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市，先是拿波里（428年即前326年），在接受罗马的保护时，每一个城市依照盟约应向罗马交出若干战舰作为支援战争之用，这些战舰至少为罗马舰队的重建开了一个头。此外，在433年即前311年，依市民大会特别通过的议案，任命了两名水师统帅（duoviri navales
）。在萨谟奈战争中，这些海军曾参加围攻努凯里亚。提奥弗提斯托斯（Theophrastos）在447年即前307年前后所著的植物史中提到罗马曾派遣一支由二十五只船组成的船队到科西嘉岛开设殖民地，甚至这件可注意的事也许就属于这个时期。可是，由448年即前306年与迦太基所订的新条约看来，我们可见这一切准备没有多少立竿见影的成绩。406年即前348年条约中关于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条款仍旧未改。现在罗马人却不但不得航行于东部水域，就是以前允许他们航行的大西洋现在也成为禁地；罗马人又不得与迦太基在撒丁岛和非洲的属民通商，并且很可能也不得在科西嘉岛上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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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只有西西里的迦太基属地和迦太基本土仍对他们的商业开放。我们在这里可以见到，随着罗马逐步扩张其沿海领土，海上霸主的嫉妒心也随之增长。迦太基强迫罗马承认它的这种禁止制度，使罗马俯首帖耳地被排斥于东西两方的生产基地（有一个故事与此有关，据说有个腓尼基船夫不惜牺牲自己的船只，在大西洋引诱一只尾随他的罗马船，使后者搁浅在沙洲上，因此受公家的奖赏），并且依约使罗马人的船只仅限于航行在狭隘的西地中海——这一切都是为使自己的海岸免遭掠夺，并保护他们与西西里的重要商业关系。罗马人不得不顺从这些条件，可是他们却努力不懈，想把他们的航海业从无能为力的状态里拯救出来。在这方面采取的一个深刻有效的措施是，于487年即前267年设立海军司令四人（quaestores classici
）：第一个驻在罗马的港口奥斯提亚；第二个驻在罗马属地坎帕尼亚的首府卡勒斯，监督坎帕尼亚和大希腊的港口；第三个驻在阿里米努姆，监督亚平宁山后面的港口；第四个的管辖区域不明。这几个常任新官的设置，用意不在使他们独任防海的事，而在他们协理海防，并组织一支保护海岸的海军。罗马元老院的意图是彰彰明甚的：恢复他们在海上的独立，截断塔兰托的海上交通，对来自伊庇鲁斯的舰队封锁亚得里亚海，摆脱迦太基的制海权。在已经说明过的上次意大利战争中，他们与迦太基的关系就有这种蛛丝马迹可寻。皮罗斯固然曾逼迫这两个大城再缔结这最后一次的攻守同盟，可是对这个同盟的缺乏热心和背信弃义，迦太基人想占据雷吉翁和塔兰托，战事告终后罗马即刻占领布林迪西乌姆，这些都分明表示他们两方的利益已如何互相激烈地冲突。

罗马当然想从希腊的海权国家中寻求援助，以抗迦太基。它与马赛利亚密切友好的旧关系仍未断绝。罗马人征服维爱以后，送供献于德尔斐，供品即存储在马赛利亚人的宝库中。凯尔特人攻陷罗马以后，马赛利亚募集款项以赈济遭火灾的人，市财库率先带头；为报答起见，罗马元老院给马赛利亚商人以种种商业上的优惠，举行赛会时，使马赛利亚人坐上座（Graecostasis
），位于罗马广场上元老院议员所在的高坛之侧。与此同类的有两个通商友好条约：一个是448年即前306年罗马人与罗德岛缔结的，一个是不久以后与伊庇鲁斯海岸上的重要商业城市阿波罗尼亚缔结的；特别是皮罗斯战争告终后罗马与叙拉古之间随即发生的密切关系，这对于迦太基有很大的危害。

意大利海上霸权的危机即将达到紧急关头；陆上竞争的胜负已经决定。意大利在罗马民社统治之下首次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罗马这次撤销意大利其他民社的何种政治权柄而将它们一手独揽，换句话说，罗马这种统治权究与何种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提到过；对于这种概念还缺乏一种更具特色、更考虑明智而又普通有效的表述。
(9)

特权可以证明属于罗马的，仅有作战权、缔约权和造币权。没有一个意大利民社可以对外国宣战，或与外国交涉，或铸造货币流通于世。反之，每次宣战，每个国家条约，只要为罗马人民所议决，便在法律上有约束意大利其他民社的效力，罗马的银币依法流通于意大利全境。为首的民社的明述权限似乎不再进一步扩大。可是这几种权利实际上同广泛得多的统治权联系在一起。

意大利人与为首的民社所处的关系，具体地说来，显出很大的不平等。由这方面来看，除罗马的正式市民外，有三种臣民阶级可分。首先是那样一种，它尽可能地扩展，而对于罗马民社来说，城市共和体的观念又不致完全抛弃。旧的市民领域迄今主要是因个人分得土地而扩大，以致南埃特鲁里亚迄至凯雷和法勒里，以及从赫尔尼基人那里夺来的沿萨柯河和阿纽河的地段，萨宾地区的大部分，以及前沃尔西人的大片地区，尤其是彭丁平原，都被改变为罗马农耕地，对于其地居民也多半建立起新的市民行政区。同样的情况在沃尔图努斯河畔、从卡普亚分出去的法勒纳尔行政区中已发生过。所有这些住在罗马以外地方的市民缺乏自己的公共组织和自己的行政机关，在指定的地区，最多出现过市集点（forat Conciliabula
），被派往上述提到过的所谓沿海殖民地去的市民所处的境况也相去不远，他们仍然保有罗马的正式市民权，而他们的自治机构并无多大意义。在本时期将近结束时，罗马民社似已开始对于同一民族或血缘相近民族的、最邻近的非正式公民社团，给予正式市民权。这种情况大概最先发生在库斯图鲁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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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拉丁姆本部，其余的非正式市民社团大概也如此，在本时期终了时（486年即前268年），这种情况也扩大到萨宾城市，这些城市在当时无疑已经大部拉丁化，而且在最后几次苦战中已充分表现其忠诚。按照以前的法律地位应当属于这些城市的有限自治权，在它们被接纳入罗马公民团以后，仍然保留给它们。存在于罗马正式市民内部的特别公共组织，更多地是从它们当中，而不是从沿海殖民地中形成，从而罗马的自治市制度也逐渐形成。因此，在本时期结束时，罗马的正式市民团向北扩大到凯雷附近，向东到亚平宁山，向南直抵塔拉齐纳，虽然这里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界线”，虽然有些加盟城市如提布尔、普雷内斯特、席尼亚、诺尔巴、基尔克都在这条界线以内；在这条界线以外的居民，如明图尔纳的西努埃萨的、法勒尼地区的、塞那·加利卡城的，以及其他地方的居民也都有正式罗马公民权；此时罗马农家可能已遍布意大利，有的孤立独处。

在臣属的民社中，非正式公民（cives sine suffragio
），除选举和被选举权以外，就权利和义务而言，与正式公民相同。他们的法律地位由罗马人的大会，以及由年选执政官为他们颁布的规范来决定，此时毫无疑问主要是以迄今的制度为依据的。为他们审理案子的是罗马执政官，或者每年派到各城镇去的“代表”（praetecti
）。它们中情况较好的，例如卡普亚城，可以保持自治，从而可以继续使用本地语言，保有专管征募和征税的官吏。权利较差的城市，如凯雷，自己的自治权被剥夺，毫无疑问，在各种臣属形式中，以这种最为压抑。如上所述，在本时期终了时，已经显现出至少把那些事实上已经拉丁化的民社纳入正式公民团的做法。

在臣属的民社之中，以拉丁各城的民社最受优待，最为重要。罗马在意大利内外所创立的自治民社即所谓拉丁殖民地获得为数可观的增长，而且由于同样性质的新殖民地的设立而更有增无已。此等起源于罗马而享有拉丁权利的新城市民社日益成为罗马统治意大利的主要支柱。然而，这些拉丁人却不是那些在雷吉尔湖畔和特利法努姆与罗马人作战的拉丁人。他们不是阿尔巴联盟的旧成员。那些拉丁人从一开始就自以为即使不比罗马民社更好，也与它相等，他们还觉得罗马的统治是一种难堪的压迫；如同对皮罗斯开战之初针对普雷内斯特颁布的非常严厉的安全保障措施，以及那些可以证实为长期反复不已的冲突，尤其是与普雷内斯特人发生冲突所证明了的。这个古老的拉丁姆，从本质上说，如果不是被淹没了，就是融合于罗马，除了普雷内斯特和提布尔例外，只有少数非常微不足道的在政治独立的民社。共和晚期的拉丁姆又几乎全为自始即尊罗马为其首都和母国的民社组成，它们在语言不同、特性各异的地区中，仍依恋那同语言、同法律、同风俗的罗马；作为四周乡曲中的小僭主，他们无疑须依赖罗马才能生存，一如前哨须依赖中军；最后，因为罗马公民资格的实例与日俱增，他们与罗马人平权，范围虽有限制，所得利益却始终甚为重大。例如罗马通常把领土分给他们一份，专归他们使用，他们与罗马市民同享租佃国家土地之权。当然，一种危险也由此而生，成为罗马人的威胁。我们据罗马共和时代维努西亚的铭文，以及不久前出土的贝内文托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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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维努西亚如同罗马一样，也有平民阶级和保民官；以及至少在汉尼拔战争前后贝内文托的长官也挂执政官衔。这两个民社都是最近设置的拉丁殖民地，享有较古老的权利；我们知道，五世纪中叶时曾有何种奢望使他们骚然不安。这些所谓拉丁人源出于罗马市民团，自觉在一切方面与他们平等，今见自己在联邦中权利较低，不能不心中不悦，力争完全的平等。因此，元老院竭力削减拉丁殖民地的权利和特权，不论它们对罗马如何重要，并尽可能地把它们的地位由同盟变为臣属，只要不致泯灭它们与意大利境内非拉丁民社的界限。拉丁联盟本身被废，各民社丧失其政治上最重要的特权，以及旧日的完全平等权利，上文已经叙述过。意大利完全被征服以后，罗马人又采取一个步骤，开始限制迄今未受触动的拉丁个人的私权，尤其是他们自由移居的重要权利。486年即前268年创立的阿里米努姆民社和以后设立的一切自治民社，其优于其他臣属的特权仅限于在私权方面即在买卖、交换和继承遗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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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与罗马民社的市民平等的权利。大概在同一时期，对迄今以前设立的拉丁民社所给予的完全迁徙权，逐步演变而成为允许它的每一个公民由于移居罗马而取得完全的市民权，对于以后设立的拉丁殖民城市，仅限于在本乡本土曾充任最高职务的公民；只有这些人才允许，以他们的殖民地公民权换取罗马的公民权。罗马的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此清晰可见。当罗马仍与意大利的城市民社为伍的时候，尽管它居首位，它只是许多个中的一个，甚至有民社参加罗马那无限的公民权时，人们仍公认那个接纳的民社获得利益。罗马给非市民一切便利使他们获得这种公民权利，但往往把这种权利强加在他们身上作为惩罚。可是自从罗马民社成为唯一主宰，其他民社一概成为它的奴仆以来，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罗马民社开始慎守它的公民权，于是先停止迁徙完全自由的旧权利；可是当时的政治家很明智，至少仍使地位最高的臣属民社的达官显宦可以公开依法获得罗马公民权。这种做法使拉丁人觉得，罗马以前主要依靠他们才能征服意大利，现在已不复像往日那样需要他们。

最后，非拉丁的同盟民社的境况，不言而喻，受约束于各种各样的规范，而规范又由各种盟约所确定。许多这种永久盟约，如与赫尔尼基各民社的盟约已转变为与拉丁民社一样，地位完全平等。其他的盟约，情况就不是这样，如拿波里、诺拉和赫拉克利亚的，则给予比较广泛的权利。另一些其他的，如与塔兰托和萨谟奈所订的条约，则可能接近专制。

作为一般性原则，我们可以假定，不但拉丁人和赫尔尼基人的民族联盟，而且所有意大利人的民族联盟，尤其是萨谟奈人和卢卡尼亚人的联盟，都依法解散，或至少被削弱到无足重轻的地步，并且一般而论，意大利任何民社都无权与其他民社交往或通婚姻，或甚至进行共同商议和做出决议。此外，罗马已采取种种办法，使意大利一切民社的防卫能力和纳税能力一概由为首的民社处置。虽然一方面市民民兵，另一方面有“拉丁名称”的分队被视为罗马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他们这样大致仍能保持其民族性而不失，因此不仅罗马的非正式公民也被召参军；而且，毫无疑问，非拉丁的加盟民社，如希腊人的民社，也负有须供应战船的义务，或者，如对于阿普利亚人、萨贝利人和埃特鲁斯坎人立刻规定的或逐步规定的，把他们列入有遣兵助战义务的意大利人名册（formula togatorom
）。就一般而言，这种派兵支援义务与拉丁民社的无异，似乎都是固定的，可是遇必要时，为首的民社可以做额外的要求。这同时也含着一种间接税，因为每一民社须自备援兵所需的武装和粮饷。因此，下列各事并非出于偶然，最贵的作战必需品主要由拉丁民社或非拉丁的同盟民社来负担；海军大部分由希腊人的城市来维持；而在骑兵方面，同盟民社须供给三倍于罗马市民兵的数额，至少以后是如此；至于步军，同盟援兵不得超过市民军队的老规矩的原则，仍长期有效。

具体结合和维系这种组织结构的制度，由传至今日的寥寥记载很难加以确定。甚至三个臣属类别彼此间的数量之比，及其与正式公民的数量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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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能做出比较近似的断定；同样，各类别在意大利地理上的分布，我们对之也只有一知半解。另一方面，这个结构所根据的主导思想却极为昭著，不必特别详加叙述。首先，如前所述，罗马民社是个城市民社，这个执政民社可以通过安置非正式公民，以及授予非正式公民权利，来尽可能扩大其直接范围而不使罗马民社失其中央集权的地位。合并制度的进展既达其天然极限，也许还超过此极限，后加入的民社便不得不屈就臣属地位，因为纯粹霸主关系在内部根本不能永久保持。于是，并非由于横暴无理的垄断统治权，而是由于时势必然的重要因素，在执统治权的市民阶级以外，又生出一个臣属阶级。罗马为政治的首要策略，在于分化被治者，借助于解散意大利人的联盟，然后设立可能多的较小民社，按臣属种类的不同而定其统治压迫的轻重。正如加图治家，慎防奴隶彼此过于友善，故意在他们中间鼓动不睦和制造帮派，罗马民社也大规模实行此策。这个策略自欠完美，可是颇有成效。

罗马又扩大这个策略的用途，按照罗马的模式改造每一附属民社的法制，设置富家豪族的政府，这政府当然或多或少激烈反对民众，为物质利益和地方公益而指望罗马的援助。在这方面，最堪注意的例子是卡普亚所受的待遇；在意大利可能与罗马竞争的只此一城，罗马自始即以猜疑防范的手段对待它。坎帕尼亚的贵族取得特殊的法庭审判权，单独的集会场所，以及在一切方面与众不同的地位；他们甚至还获得不小的恩俸——其中一千六百人每年各得四百五十斯塔特（stateres），均由坎帕尼亚的财库负担。414年即前340年拉丁人与坎帕尼亚人共叛罗马，声势浩大，坎帕尼亚骑士拒不参加为叛变失败的主因；459年即前295年森提努姆一战也赖他们的骁勇搏斗而决定战局，使胜利为罗马所有；而在皮罗斯战争中，驻在雷吉翁的坎帕尼亚步兵却是首先背叛罗马的军队。489年即前265年沃尔西尼的遭遇就足以说明罗马人惯于乘属国内各等级的不和，通过袒护贵族阶级的做法为自己牟利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例。在那里也必然像在罗马那样，新旧市民互相对立，后者必然用合法手段来取得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因为这个缘故，沃尔西尼的旧市民请求罗马的元老院为他们恢复旧法制；在该城当权的一党当然认此事为叛国，于是对请愿者依法惩处。然而，罗马元老院却偏袒旧市民，该城却不肯顺从，元老院便不但用武力摧毁沃尔西尼那公认有效的民社法制，而且还铲平这埃特鲁里亚的故都，使意大利人目睹罗马专制的骇人明证。

可是欲垂古制于永久，专制君主却非宽和不可，罗马元老院饶有智慧，不至于忽略这个事实。因此，它对于属国的民社任它们保有或向它们授予一种自治，在其中有独立的影子，能分享罗马军事上的胜利和政治上的成绩。最重要的是，在其中还包含自由民社的法制。然而在意大利同盟所及之地，并无希洛特人的民社（helotenemeide
）。也因为这个缘故，罗马以史无其匹的聪明豁达，自始即放弃最危险的政府权力，即向臣民课税之权。它至多仅曾勒令所属凯尔特人各邑纳贡；意大利同盟所及之地并无需要纳贡的民社。最后，也因为这个缘故，从军义务虽一部分由臣属负担，但占支配地位的公民却绝未免除兵役；由人口比例来看，后者可能远较同盟军为多，而在同盟军中，一般拉丁人被征入伍的可能远过于非正式公民，或至少远过于非拉丁的同盟民社。因此，分拨由战争得来的利物时，罗马第一，拉丁人次之，也可以说是公平合理的。

罗马中央政府如何对那些须出援兵的意大利民社保持其监督和控制，其实是个困难问题，它一面设立四个意大利财务官（Quästuren），一面把罗马监察官的职权扩大到一切附属城市，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舰队财务官除有其直接任务外，兼掌向新获领土征税，管理新同盟的捐输。罗马官吏依法律的指定，住所和辖区均在罗马城外，以他们为最早，他们是必要的中间一级，居于罗马元老院与意大利各民社之间。此外，如较晚的市法制所示，在每一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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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无论官府的名称为何，每四五年须举行财产估计一次；这个制度必然来自罗马的建议，其唯一目的只能在于，以全意大利人力和财力的状况供元老院参考，与罗马的人口调查相当。

最后，住在亚平宁山以南迄至耶皮基地岬和雷吉翁海峡的各民族，在军事和行政上既全归于统一，他们因此新得一个通用名称——即“穿长袍的人”（togati
），这是罗马国家法中最古老的命名，又称“意大利人”，这原是希腊人所用的，以后成为普通流行的名称。居于这些地方的各民族所以最初能自觉和自认为一致，因为他们同与希腊人有别，而且首先还因为他们共抗凯尔特人；尽管一个意大利民社虽常与凯尔特人联合以对付罗马，并乘机争取恢复独立，可是久而久之，健全的民族观念必然得势。直至后世，高卢区域在法律上仍与意大利有别，所以“穿长袍的人”这个名称也与凯尔特“穿长裤的人”（bracati
）有区别；抵抗凯尔特入侵一事，在成为罗马一手掌握全意大利兵力的理由或借口的过程中，大概起过重要作用。因为罗马人一方面领导着伟大的民族斗争，另一方面强迫埃特鲁斯坎人、拉丁人、萨贝利人、阿普利亚人和希腊人在于下文即将叙述的边界范围内集合在他们的旗帜下作战，而迄今动摇不定的、主要表现在内部的团结却获得了牢固的、国家法上的稳定；而意大利（Italia）这一名称最初仅属于今日的卡拉布里亚，甚至罗马纪元第五世纪希腊作家，如亚里士多德时仍这样沿用，现在却引申到“穿长袍的人”的全境。

这个由罗马领导的大防务同盟即新意大利，其最古边界在西海岸抵达阿努斯河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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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里窝那区域，在东岸抵达安科纳上方的埃西斯（Aesis）。在这个界线以外的意大利殖民地，如亚平宁山外侧的塞那·加利卡和阿里米努姆，以及西西里的梅萨那，在地理上都不算在意大利境内，即使它们如同阿里米努姆那样是联盟的成员，或甚至如同塞那那样，是罗马市民的民社，也不算是在意大利境内。亚平宁山外的凯尔特各邑，尽管也许有几个现已受罗马保护，更不能算到“穿长袍的人”那里。

于是，新意大利在政治方面成为一体，在民族方面也正在成为一体。占统治地位的拉丁民族业已同化了萨宾人和沃尔西人，并且使单个的拉丁民社遍布意大利全境；这些萌芽发荣滋长，以致后来一切有权穿拉丁长袍的人莫不以拉丁语为国语。罗马人惯于把拉丁名字推广到提供援兵的意大利同盟体
(16)

，可见他们已明确认识到这个目的。不论从这个宏伟的政治结构中还可得出什么认识，都足以证明那无名的营造设计师的高明的政治见解；组成这个同盟的分子如此众多，如此多样，而以后遇到最沉重的震撼时，竟仍非常团结，可见成功对于他们的大业颇有影响。这个覆盖意大利的罗网张得既巧妙又坚固，自从它的纲维集中于罗马民社之手以来，罗马民社便成为一个强大国家。在最近几次战争中，它取代塔兰托、卢卡尼亚和其他国家，脱离那些业已泯灭的中小国家政权的行列，而进入地中海国家的体系之中。481年即前273年，埃及遣使由亚历山大城至罗马，罗马也遣使至亚历山大城，由于这两次的郑重遣使，罗马的新地位不啻得到正式承认，使者的任务原来仅在调整商业关系，但双方彼此通使却无疑是政治联盟的先驱。当时迦太基正与埃及政府争夺昔兰尼，不久以后又与罗马政府争夺西西里，马其顿也与埃及争夺希腊霸权，并且也就近与罗马争夺对亚得里亚海的统治权。新斗争在四面八方酝酿着，不能不互相影响；罗马既是意大利的主人，便不免被牵入这辽阔的范围，这个范围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胜利和计划为他的继承人所选定的角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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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马也曾遣使赴巴比伦谒亚历山大的故事，起源于克里塔库斯（Kleitarchos）的证言（普林尼，《自然史》，3，5，57），其他谈及此事的证人（阿里斯托斯和阿斯克莱皮阿德斯，见于阿里安，7，15，5；门农，第25章），无疑也引用于此。克里塔库斯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过他所著的亚历山大传却只可称为历史传奇，而不足称为历史；而且鉴于可靠的传记著作（阿里安等；李维，9，18）不谈此事，以及其叙述的详情饶有传奇的色彩，例如谈到罗马人献一金冠于亚历山大，亚历山大预言罗马日后必强盛，因此，我们只好把这个故事列为被克里塔库斯引述到历史中去的许多其他点缀品那一类。

(2)
此地在今安格洛那（Anglona）附近，不可与科森扎地区中那个更为著名的同名城市相混淆。

(3)
这些数目似属可信。罗马记载指明双方各损失一万五千人，可能把伤亡并计在内；较晚的记载竟谓罗马方面死五千人，希腊方面死两万人。旧说可加核对的寥寥无几而此为其一。我们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些记载，为的是表明列举的数目殆无处可信，这些数目经编年史家之手，虚妄迅速增多，有如滚下山来的雪球。

(4)
后世罗马人对于这个同盟的说法，似乎以为罗马故意不要迦太基人来援意大利，现今的罗马人也持这种说法。这不合于理，而且也与事实不符。马哥所以不在奥斯提亚登陆，只因为拉丁姆绝未受皮罗斯的威胁，因此无须迦太基人援助，而非因为罗马人有此预见；迦太基人确曾在雷吉翁城下为罗马人作过战。

(5)
在波利比乌斯史籍中提到的文件，我把他归在406年即前348年，而不归在245年即前509年，其理由已述于拙著《迄至恺撒时代的罗马编年史》（Die Römiche Chronologie bis auf Caesar
），第2版，柏林，1859年，第320页以下。

(6)
指皮尔基、奥斯提亚、安提乌姆、塔拉奇纳、明图尔纳、西努埃撒、塞那·加利卡和新卡斯特鲁姆。

(7)
此说既甚分明（李维，8，14，iuterdictum mari Antiafi populo est
），本身又甚可信赖，因为安提乌姆不但有殖民者居住，而且那些在仇恨罗马情绪中成长的旧公民仍住在这里。此说自与希腊的记载不合，希腊记载谓亚历山大大帝（卒于431年即前323年）和围城者德米特里乌斯（卒于471年即前283年），均曾因安提乌姆海盗的事向罗马提出抗议。关于亚历山大的话与罗马遣使至巴比伦的话性质相同，来源或亦相同。围城者德米特里乌斯未尝见第勒尼安海，用一纸敕令压服那里的海盗，这倒很像是他的想法；安提乌姆人成为罗马公民以后，不顾禁令，一时暗中仍操旧业，这并非不可以设想；可是对于第二种说法，不可甚加信赖。

(8)
据塞尔维乌斯（Servius，《埃涅阿斯纪》注疏，4，628）说，罗马与迦太基的条约里规定，罗马人不得践踏（更确切地说是“占据”）迦太基土地，迦太基人也不得践踏（更确切地说是“占据”）罗马土地，但科西嘉应继续中立于两国之间（uf neque Romaniad litora Carthaginiensium accederent neque Carthaginienses ad／utora Romanorum—Corsica esset media inter Romanos et Carthaginienses
）。这里所述似与此有关，罗马殖民科西嘉一事似为此条约所阻。

(9)
臣属民族有义务“以友好的方式维护罗马人民的主权”（maiestatem Populi Romani Comiter Conservare
），这个条款的确是这种最和缓的臣属关系在文字上的提法，但可能到很晚时期才见出现（西塞罗，《为巴尔博辩》，16，35）。私法上的“受保护者”一词（Klientel），意义模糊但恰能表示这个关系（查士丁尼，《法律汇编》，49，15，7，1），较早时很难正式应用于此。

(10)
库斯图鲁姆最先获得非正式市民权，它又最先以此换得正式市民权，此事本身是可能的，大约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不是那个原因，该城被西塞罗（《为穆伦那辩》，8，19）称为munieipium antiquissinum
（最古的自治市）。

(11)
V．Cervio．A．f．cosol dedicavit and Iunonei Quritei sacra，C．Falcilius L．f．consol de dicavit．

(12)
据西塞罗的证明（《为凯齐那辩》，35），苏拉（Sulla）把从前给阿里米努姆的权利给予沃尔特兰人（Voltarraner），这位演说家又说，这些权利指“十二殖民地”的权利，即他们没有罗马公民权，可是充分享有与罗马人通商的权利。所谓十二殖民地的权利究指何地而言，这问题比任何事都费周折，可是其答案却不必求诸远处。在意大利和在阿尔卑斯山内侧的高卢，几个不久又归消失的地方姑置不论，一共设置拉丁殖民地三十四处。最近设立的十二处——阿里米努姆、贝内文托、费尔蒙、阿塞尼亚、布林迪西乌姆、斯波勒提姆（Spoletium）、克雷蒙那（Clemona）、普拉森提亚（Placentia）、科庇亚（Copia）、瓦伦提亚（Valentia）、波诺尼亚（Bononia）和阿奎莱亚（Aquileia），——就是这里所指的十二城。因为阿里米努姆在它们当中是最古老的城，而且这些新制度就是为它而建立的，也许还因为它是在意大利境外第一个设立的殖民地，所以这些殖民地的城市权利就被恰当地称为阿里米努姆权利。这同时又证明：阿奎莱亚设立以后，在意大利所设立的广义的殖民地一概都属市民殖民地一类，根据其他理由，这也是极有可能的。

与较早的拉丁城市相比，较晚的拉丁城市的权利究被削至何等程度，我们不能完全断定。通婚并非不可能，但当然未最后确定（狄奥多罗·西库卢斯，《文库》，第590页，62；梵蒂冈残篇，第130页，Dind），如果通婚为原来同盟平等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较晚设立的拉丁殖民地却无论如何也未能再得到此权利。

(13)
关于这个比数，我们竟不能提供满意的情况，实可惋惜。罗马王政末年能从军的市民，我们可以估计为两万人。然而，自阿尔巴的陷落至维爱的征服，罗马的直辖领土没有很大的增加；我们所知的事实全与此相符，259年即前495年前后初立二十一部，并没有扩张罗马疆域的事，迄于367年即前387年罗马未尝成立新部。一个地区的狭窄疆土不过区区三十平方英里，而据民情调查的流传记载，第三世纪下半叶，罗马能从军的市民约在十点四万与十五万人之间；362年即前392年，关于此年有个特殊记载，为数竟达一百五十二人和五百七十三人。即使出生超过死亡再加上移民和释免奴，我们无论如何从宽计算，仍绝对不能使二者相调和。这种数目与塞维民情调查所列市民八十四人，七百人同属一类；所有以往四次五年一次的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人口调查的旧清单，均附有极多数目字，不过是貌似文献的流传材料而已，它们喜欢详列数目，可是即由此露出马脚。

到了第四世纪下半叶，罗马才开始大规模扩张领土，于是市民人数突然大增。据可靠的流传材料，416年即前338年前后，罗马市民共计十六点五万人，这是真实可信的，并且有一种记载说，十年前国民兵扫数被征召以抗击拉丁姆和高卢，第一次征兵共十个军团，即五万人；二说甚相吻合。第五世纪，罗马在埃特鲁里亚、拉丁姆和坎帕尼亚大拓疆土以后，能服兵役的市民数平均为二十五万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前夕，达二十八九万。这些数目很确实，不过因为另一理由而完全不能用于历史，这理由就是，他们无疑把罗马的正式公民，以及那些像坎帕尼亚人那样不在自己的军团中服役的“无选举权公民”，例如凯雷人，都混算在一处，其实后者应当算作臣属（《罗马研究》，第2卷，第396页）。

(14)
不但每一拉丁城市如此；因为监察官之职或所谓“五年一任官”（Quinquennalität），也见于那些法制不按拉丁体制的民社，这是人所共知的。

(15)
标志着最早的疆界的，可能是位于两端的两个小地方，一个在阿勒佐以北，在通往佛罗伦萨的大路上，另一个在距里窝那不远的海岸上。里窝那稍南的瓦达溪与谷（Bach und Tal Von Vada）现仍称Fiume della fine，valle della fine
（Targioni Tozzetti，Viaggi
，第4卷，第430页）。

(16)
诚然，从严格的正式用语来说，不是这样。意大利的全名见于643年即前111年的土地法第二十一行。同样，在该法律的第二十九行，Latinus
与peregrinus
有区别，而在元老院的决定中关于568年即前186年的酒神节，这样说：ne quis ceivis Romanus neve nominis Latini neve socium quisquam
。可是在普遍应用中，这三项中的第二或第三项常常被略去；除罗马人以外，有时只提到他们的Latini naminis
，有时只提到socii
（W．魏森博恩，对李维，22，50，6所作的注释），而意义却并无二致。homines nominis Latini ac socii Italici
（萨卢斯特，《朱古达战争》，40）这个名称，本身虽不甚精确，在正式用语中很陌生，那里用的是Italia
而非Italici
。

第八章　法律、宗教、兵制、国民经济和民族性

说到这个时期罗马国内法律所获得的发展，其最重大的具体改革要算是独特的对道德风尚的监督，它业已由民社本身，以及在属下的一级中，由任职官吏开始实施于单个的市民。官吏有权对扰乱秩序罪处以财产罚款（multae
），就是此事的萌芽。国王被逐后，凡超过两只羊和三十头牛的财产惩罚，或依324年即前430年民社法令，将牛羊罚处额折为现金以后，凡超过三千零二十利布拉拉森（Libralassen，一利布拉拉森约三十镑）的罚款，其决定权不久便经起诉而落于民社之手，从而使违法审判获得它们前所未有过的分量。扰乱秩序一词语义含混，人可以把任何罪状归入其中；罚款等级很多，人可以用高额罚款达到任何目的。这种武断的办法有危险性，于是又加上一个补救条件，凡罚额未经法律明文规定的，财产罚款不得逾被罚者财产之半，可是危险性不但未因此而被消除，且更显而易见。治安法即属于此类，自古以来罗马共和国即有极多的治安法。十二铜表法的几条禁令即是治安法，如不得雇人给死人涂油，不得附送一床以上的垫褥，或三层以上的紫边盖被，以及金器或迎风摇曳的花冠，火葬堆不得用加工过的木料，火葬堆上不得加焚乳香或洒没药酒，送葬队的吹笛人不得过十名，不得用妇女代哭，丧事不得设筵宴——就某种意义而言，这是罗马最古禁奢侈的法律。有些法律源于等级斗争，如禁止高利贷，禁人过分使用公共牧场，以及据过多的可占公地为己有。诸如此类的惩罚律至少明言罪状，且往往确定罚额；可是尚有比这些更为危险的，即每一操审判权的官吏通常都有特权来惩罚扰乱秩序罪而课人以罚款，如果罚款达到可供起诉理由的数目而被罚者不服，官吏又有将此案提交民社的特权。罗马纪元第五世纪期间，已确立准刑事的程序，来惩治男女不道德的生活方式，惩治垄断谷物、妖术和其他类此的事。与此近似的是，起于此时的监察官准裁判权。他们利用有权确定预算和市民名册之便，一方面任意课奢侈税，这税只在形式上与惩治奢侈罚款有别，另一方面市民有被告做了有伤风化的事情的，监察官可削减或撤销他们的政治特权。这种监视已达到何等广泛的程度，可以从下述事例中概见：一个人对于自有的田地怠忽耕种，也受此责罚；像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鲁菲努斯（464、477年即前290、前277年的执政官）那样的人物，因拥有价值三千三百六十塞斯特（三十镑）的银餐具，竟被479年即前275年的监察官从元老名籍中删除。固然，按照一般适用于长官法令的原则，监察官的判决仅在其任期间有法律效力，即一般在以后五年内有效，其继续有效与否，则听下任监察官随意决定。然而，监察官的特权非常重大，以至于借这种特权，他的官职原是罗马一个地位和威望均属卑微的低级官吏，却一变而成为所有罗马民社官吏中最高。元老院的统治主要以这种双重的高级与低级的警视监察为基础，对民社及其官吏进行监察。这种专制统治常带来许多利益，也发生许多弊端，罗马元老院的统治亦复如是；人以为它弊多而利少，我们也无意加以反驳。可是我们不可忘记，在那虽实属表面但乃属严正和有力的道德之中，在那专属于这一时代并力行发展的公德心之中，这些制度尚未沾染任何下流的弊病；即使它们是压制个人自由的主要手段，它们也竭力维持罗马民社的公德心和旧有良好风俗和秩序的制度。

与此同时，人道化和近代化的趋势也缓慢而颇为明晰地见于罗马法律的发展。十二铜表中大多数的条款，只要是与梭伦法律相一致，因而有理由可以视为具体地革新的，都带有这种特征：例如对于自由结社权和根据此权而来的团体的自治所给予的保障；禁止犁平田间的界埂；减轻窃盗罪的惩罚，使此后未被当场擒获的窃贼付双倍赔偿即可自免于原告的诉讼。出于与此相仿的精神，债务法由珀特尔法予以减缓，可是还在一百年以后才实现，按照罗马最古的法律，财产主健在时有自由处置其财产之权，他死后的处置权须以民社同意为条件，现在这个限制已被取消，因为据十二铜表法或其解释，私人遗嘱与那经区会（kuria）核准的遗嘱有同等效力。对于取消氏族制，对于充分实行个人财产自由处置权，这都是一个重要步骤。一条法规对非常专制的父权予以限制，即人子若三次为其父所卖，便不再受他管辖，此后即得自由；不久以后，由于一个严格说来当然是这荒谬的法学推论，便有产生一种与此相联系的可能性，以为父亲可以经过解放而自动放弃他对儿子的管辖权。在婚姻法中，允许人行普通婚礼；真正的普通婚礼虽然与真正的宗教婚礼无异，必与完全夫权不可分离，可是在婚姻上许人没有夫权即可结成婚姻关系，却是松弛完全夫权的第一步。卡米利乌斯初入政界，出任351年即前403年的监察官时，创行老鳏夫税（uxorium
），这是用法律迫人结婚的第一步。

司法行政制度在政治上更为重要，而且也较易于改变，它经受了比法律本身更为彻底的变革。首先，习惯法写成法律条文，高级司法权受重大限制，自此以后，无论民事或刑事诉讼，官吏断案不再按变化无常的习惯而按照条文的字句（303、304年即前451、前450年）。罗马于387年即前367年任命一个专掌司法行政的最高长官，同时又设立几个专司警务的官厅，所有拉丁民社在罗马影响之下，也纷纷照此设立警官，因此裁判得更为迅速，更为稳妥。同时，这些警务长官，即所谓市政官（Ädilen）当然立即取得某种裁判权。一方面，在公开市场上，特别是牲畜和奴隶市场上所做的买卖，平时都由他们做正式民事裁判官；另一方面在出钱息事和罚金案件中，他们常做初审裁判官，或做监察官，这在罗马法没有分别。因此，罚金法的掌握以及同样无限制但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的课罚金之权，大部归他们掌管。罗马又于465年即前289年开始任命三员夜警官（tres viri nocturni
或capitales
），其职也相仿，不过居次要地位，特别针对贫民阶级而设；他们掌夜间关于火灾和公安的警务和行刑的监督，不久以后，或甚至可以说自从一始，某种即决裁判权即与行刑监督相联结
(1)

。最后，罗马民社的范围即日益扩大，为顾及诉讼人的方便，须有胜任的裁判官驻在较远地方，至少处理较小的民事案件。这办法常普遍应用于无选举权的公民民社，也许甚至还推行于较远的正式公民民社
(2)

——这是罗马——自治市镇司法权与严格罗马市司法权平行发展的最早萌芽。

按当时的观念，民事诉讼包括大多数对本国人所犯的罪。在民事诉讼中，一件诉讼案往往分为两段来处理：先在长官面前确定法律问题（ius
），然后由长官任命一个私人断定事实问题（iudicium
）。无疑地，甚至在较早期，这种分法已成惯例，到王政废除以后，便为法律所规定。罗马的私法所以在逻辑上明白清晰，在实行上精确无讹，多半是这种区分之赐。
(3)

关于财产诉讼，关于“占有”状况，迄今听长官任意独断，以后渐渐依照法律的条规，于是除所有权外又立定一个占有权，有了这个步骤，当权长官又失去其权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庭迄今实行赦免特权，现在却成为受法律保障的上诉法庭。一个被告如果在审判后被长官定了罪而诉诸人民，这案情便在公众集会中讨论三次，宣判的长官为他的定谳辩护（anquisitio
），如果他在三审以后，仍在民社面前重申他的要求，那么，在第四次审讯期，由人民对于定谳加以可否。减缓在所不许。同样的共和精神也存于几个原则之中；住宅是市民的保障，逮捕只能在门外执行，在侦查期间须避免置人于狱，每一被控而尚未定罪的市民可放弃其公民资格，以避免宣判的后果，只要后果仅涉及他的人身而无关他的财产。这些原则固然未制成正式法律，因而在法律上不能约束监察官，可是他们在道德上势力很大，所以极有影响，特别是对于死刑的限制。但即使罗马刑法引人注目地证明这时期的公德心很强，人道主义增长，可是另一方面，在实行上却颇受等级斗争之害。对于刑事案件，一切民社官吏都有对等的最初裁判权，结果，罗马刑事诉讼不复有办理起诉的固定官吏，也不复有任何郑重的预审侦查。并且因为刑事的终审裁判取立法方式，也经由立法机关，绝不否认其出于赦免特权的渊源，又因为宣告违誓罚款与刑事诉讼在外表上甚为相似，因而对它很有不利的影响，于是刑事案件的宣判不按固定法律，而视法官的无常好恶以为断。这种结果不是由于舞弊，而多半是由于法制所致。这样，罗马刑事诉讼毫无原则可言，而沦为政党的玩物和工具，因为这种诉讼虽首先为政治罪本身而设，却也适用于杀人放火等罪，而结果更不能使人原谅。而且那种诉讼法还很笨拙，它同共和时期对于非市民的傲然藐视结合起来，影响所及，于较正式的诉讼程序外，又容许对于奴隶和下贱人等实行一种速决的刑事诉讼程序，又称违警诉讼程序。在这里，关于政治诉讼的激烈论争也越出天然界限，创为几种制度。罗马人所以在司法行政中逐渐离弃固定的道德准则，大半是这些制度所促成。

这一时期罗马人在宗教观念上的进步如何，我们不能详加考证。一般说来，他们一心固守其祖先的单纯信仰，既不流于迷信，也不流于不信。罗马宗教的基础本在化人间一切事物为神灵，到本期之末，这种观念仍活泼泼地盛行，这可以新“银神”（Argentinus
）为证，这个神的产生大概是485年即前269年开始用银币的结果，它自然是较老的“铜神”（Aesculanus
）之子。

罗马与外国的关系与前无异，可是在这里，尤其是在这里，希腊的影响却与日俱增。就在此时，罗马城才开始建崇奉希腊神祇的庙宇。最古的是卡斯托尔神庙，这是雷吉尔湖一战中许下的愿，于269年即前485年7月15日奉献。有一段神话与此相连，据说有人见罗马队伍里有两个魁梧少年参战，秀美迥异凡人，战事既毕，他们即刻牵着他们那汗流不已的战马到罗马广场旁边的尤图拿（Juturna）泉去饮水，同时报告大捷；这故事全无罗马的色彩，无疑是在很早时期模仿狄奥斯库尔神（Dioscuri）显灵的驰名故事编造而成。相传约一百年前，克罗顿人与罗克里人酷战于萨格拉斯河时，狄奥斯库尔神曾现身。罗马人不但也问卜于德尔斐的阿波罗，一切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民族无不经常这样做，而且不仅在特别胜利，如攻陷维爱以后，以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此神（360年即前394年），而且在罗马城里为他修建一庙（323年即前432年，于401年即前353年重修）。本期将近终了时，阿芙罗狄忒也受这种崇奉（459年即前295年）。人们莫名其妙地认为她即是古罗马的园圃女神维纳斯（Venus）
(4)

；由伯罗奔尼撒的埃庇达罗斯（Epidaurus）祈求并隆重地引导到罗马的阿斯克拉皮奥斯（又称埃斯库拉皮乌斯）神（463年即前291年）也受这种崇奉。罗马遇危难之时，常听有人发出零星的怨恨声，说外国迷信侵入罗马，所谓外国迷信大概指埃特鲁斯坎人的占卜术（如同326年即前428年），不过遇有这种事件，警察必然给予应有的注意。

另一方面，埃特鲁斯坎民族在政治上微不足道；人民富裕而怠惰，贵族所垄断的神学、无耻的宿命论、荒唐无意义的神秘主义、占算和乞食卖卜等都逐渐走向日后的高度发展。

据我们所知，祭司制度并无深刻的改变。465年即前289年前后，罗马制定较严厉的法规，规定抽收诉讼税以支付公家祭祀费之用，可见国家的宗教预算有加于前，这是增加国家神祇和庙宇的必然结果。上文已经说过，等级不和造成恶果，其一就是人们开始让祭司团体取得过大的势力，并利用他们来取消政治行动，一方面动摇人民的信仰，另一方面使祭司有害地干涉国政。

在兵制方面，这一时期有全盘的改革。最古老的希意民族的军事组织大概与见于荷马时期的无异，以选拔最有名和最有力的通常为在马上作战的勇士为基础，造成一种特殊的先锋队；在以后的战争时期，这种古老的军事组织就被多里斯人大概纵深八层的重装步兵的方阵队取而代之。此后方阵队负战事的主要责任。骑兵则布置于两翼斟酌情形，或骑马或下马步行，多半留作预备队之用。大约同时，由这种阵法发展出马其顿的长矛方阵和意大利的分连队形，前者使横列加密加深，后者则分散横列，使之增多。首先将八千四百人的组成旧式legio
（大军团）分为两个各四千二百人的legiones
（军团）。古代多里斯人的方阵完全以近战为基础，以长刀，尤其是长枪为武器，投射武器在战斗中却只居次要的附属地位。在分连队形中，戳刺用的长枪只限于第三队，第一和第二队不用长枪而用意大利特有的投射武器，即标枪（pilum
）；这是一根或圆或方的木杆，长约一公尺半，装一个三角形或四边形的铁尖。这武器的发明也许最初为防守营垣之用，可是不久即由后队移至前队，前进阵线距敌一二十步时将它们投向敌军队伍。同时长刀成为重要武器，其重要超过方阵兵的短剑远甚，因为一阵标枪的投射只是为长刀的砍杀先开一条路。此外，方阵好比是一根长枪，须即刻向敌人猛冲上去，故在意大利的新兵团中，比较小的单位在方阵体系中固然存在，但在战斗阵容中联系坚固而不可分离的小单位，在战术上却又是彼此分离的。这种密集方阵不仅如前所述，分为势均力敌的两半，而且这每一两半在纵深方面分为三队，第一队为前卫（hastati
），第二队为中军（principes
），第三队为殿后（triarier
），每队都不甚深，通常大概只有四层；正面配置分为十连（manipuli
），连与连之间和队与队之问各留有一个明显的空隙。这不过是一种个别化程序的推广；缩小了的战术单位的集体战斗退缩，单人的战斗处于显要地位，这从上述提到过的交手战和长刀战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中可以显见。军队驻扎的地方，即使只驻扎一夜，也必须一无例外地有一堵正规的围墙，把那地方改建为一座堡垒。另一方面，骑兵没有任何变化，它在方阵里原居次要地位，今在分连队形中仍居次要地位。军官任用制度也大致没有变更，只是现在统率正规军中的两个军团中的每一个军团的，都是同样多的军团司令官，与迄今指挥整个陆军的相同。因此，幕僚军官增加了一倍，下级军官与军团司令官的明白区分大概也起于此时；下级军官原系手持长刀的普通士兵，须立战功才得居连长之位，由低级连长逐步升到高级连长；军团司令官则为整个军团的统帅，每军团各六人——他们无所谓升迁，他们通常都从上流阶级中挑选。往日不但下级军官一律为将军所推举，即幕僚军官亦然，而到了392年即前362年以后，幕僚中的几个职务由市民选举人员充任；在这方面，这必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最后，旧日非常严厉的军中纪律依然如故。统帅仍旧可自由斩决任何在他帐下服役的人，不但可以笞打普通士兵，而且可以笞打幕僚人员。这种惩罚不仅施于犯了普通罪恶的人，而且如果一个军官违背所受的命令，或一队人马为敌所袭或临阵脱逃，也都受这种惩罚。另一方面，对于昔日的方阵部队，密集是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毫无经验的新兵可以行伍不乱，新兵制所需的训练却远较方阵制的严格和长久。然而，因为没有兴起一个特殊的军人等级，而军队仍旧是市民军，要做到长久严格的训练，最重要的方法是废除以前按财产多寡分士兵等级的办法，而按服役年限定其次序。现在罗马新兵入伍，先加入轻武装的散兵（reraii
），专用投石的轮索在阵线外作战，由此一步一步地先升到第一队，而后升到第二队，终至服役既久，经验甚丰以后，加入殿后部队，该队人数最少，可是品格和精神却堪为全军的模范。

罗马民社所以在政治上能占优势，根本有赖这种优良的军事组织，这组织的优良则大半有赖军事上的三大原则，即保持后备军，近、远距离战法并用以攻守兼施。以前骑兵的用途已开后备军的端倪，可是现在分一军为三队，留精锐的老兵做最后决胜负的突击，后备军的发展才达到完满的地步。希腊方阵已受近战训练，东方骑兵队用弓箭和投掷轻枪，已受远攻训练，罗马人并用重标枪和长刀，其结果有如上述，无异于近代战争用刺刀和步枪所生的结果；标枪齐发为刀剑相接的先驱，正如现代战争先是步枪齐发而后用刺刀冲锋。最后，罗马人精于构筑营垒体系，所以能兼收围攻战的利益，能斟酌情形避战和应战，如果应战，能在营垒掩护之下作战，不啻凭堡寨垣墙的掩护作战。罗马谚语说，罗马人安坐而制胜。

显然，这个新军制，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由罗马人，至少是意大利人，把希腊方阵战术加以发扬光大而来。如果后备队体系和小单位的个体化已见于希腊晚期的战略家，尤其是色诺芬（Xenophon），这只表示他们感到旧制的缺点，可是无法加以消除。在皮罗斯战争中，分连队形制似已充分发展；至于此制起于何时，产生于何种情形之下，是突然还是逐步发展出来的，今已不复可考。罗马人所遇到的第一个与古意希式根本不同的阵法，便是凯尔特人的长刀方阵。长刀方阵只有首次突击最为可畏；罗马人分其军为许多小单位，前列各连之间留有间隔，这种阵势未必不是意在抵抗凯尔特人的首次突击，而且竟能如愿以偿；以下一点也与此相符；马尔库斯·弗里乌斯·卡米卢斯是高卢时代罗马第一个名将，种种散碎的记载都推他为改良罗马兵制的人。又有许多与萨谟奈战争和皮罗斯战争有关的流传材料，既未充分得人公认，也不能定其相当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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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事情本身看来似有可能的是，罗马与萨谟奈的长期山地战，对于罗马士兵的个别发展，以及伟大的亚历山大锻炼出来的第一流战略专家之一所作的斗争，对于罗马兵制中的技术改良，都曾产生长久的影响。

在国民经济方面，农业一向是罗马民社和新意大利国家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民社大会和军队都由罗马农夫组成，他们当兵用刀剑夺来的东西，他们又作为垦殖者用耕犁去保全它。中等地主债台高筑，在国内引起第三、四世纪时的可畏危机，在这危机之中，这新兴年轻的共和制似乎要灭亡。第五世纪拉丁农民阶级的复兴，部分原因是大规模分配土地和吞并他国，以及利率降低和罗马人口增加，这与罗马势力的大发展互为因果。皮罗斯以军人锐利的眼光，当然认识罗马农庄的繁荣景象实为罗马在政治和军事上占优胜的原因。可是罗马人大规模农业的兴起似乎也在此时。古时固然也有比较大的田产，可是管理方法却并非大规模农业制，而只是众多小块田地的经营。另一方面，387年即前367年的法律规定，地主于奴隶之外须按比率雇用若干自由人，这法律固可适用于较早的经营法，可是尤其适于晚期的经营法，无怪人以为这是晚世田产集中耕作的最古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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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当它初见于世时，这种经营法就仰赖于奴隶。它是如何兴起的，这问题只有搁置待决；也许迦太基人在西西里的种植场可能做过罗马古时地主的楷模，也许甚至除二粒小麦出现之外，又有小麦见于农业（瓦罗列此事见于十人执政时期的前后），此事与改变经营方式有关。这种农业方法在本时期已流行至何等程度，更无可考；不过据汉尼拔战史看来，这方法尚未成为常规，也尚未能吸收意大利的农人阶级，殆无可置疑。然而，凡是在这方法盛行的地方，它就消灭了以“默许占有”（precarium
）为基础的旧佃客，正如近代消灭农民的份地，化胡符份地为庄园土地。毫无疑义，小农阶级的困苦大部由这种农业佃客所受的限制而来。

关于意大利人的国内贸易，文字记载未置一词，仅有古钱给我们一点启发。在上文说过，在罗马最初三百年间，除希腊城市和埃特鲁斯坎人的波普罗尼亚外，在意大利没有造币之事，交易的媒介先为牛羊，而后为以重量计算的铜。在本时期内，意大利人才由物物交换制过渡到货币制，他们的货币起初自当仿希腊人的典范。然而，意大利中部，由于环境条件所致却不用银而用铜作为造币的金属，钱币单位先以往日的价值单位为基础，即铜镑；所以他们造钱不用打印法而用铸造法，因为那样大而又重的铜块没有合适的印模可用。铜和银的比价（250∶1）似乎自始即有，铜币的发行似乎即照这种比率，所以，例如在罗马，大铜币（as
）的价格等于银一斯克鲁普（skrupel
，一镑的二百八十八分之一）。在历史上更堪注意的是，即意大利的造币极可能始自罗马，而且恰恰是在十人执政之时，他们在梭伦立法中获得管理币制的依据；造币由罗马传播开去，达列拉丁人、埃特鲁斯坎人、翁布里人和意大利人的若干民社，罗马自第四世纪之初即占优势地位，就是明证。因为这些民社一概平行并列，在形式上各自独立，所以铸币的成色依法完全为地方性质，每一城区各有其币制。然而，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铜币标准却可分为三组，每组内普遍流通的钱币都被认为相同。所谓三组即：一、基米尼森林以北的埃特鲁斯坎和翁布里各城的钱币；二、罗马和拉丁姆的钱币；三、东海岸的钱币。我们已在上文说过，罗马钱币按重量与银成比率；另一方面，自古以来，意大利南部即流通一种银币，意大利的移民，如布鲁提人、卢卡尼亚人和诺拉人，北区域的拉丁殖民地如卡勒斯和苏埃撒，都用这种银币的标准，甚至罗马也用它作下意大利属地的标准，我们见意大利东岸的银币与这种银币也成立了确定的比例关系。因此，意大利内地的商业必分成与钱币相当的区域，他们以对异民族的方式彼此交易。

在海外商业方面，前已述过的西西里与拉丁姆、埃特鲁里亚与阿提卡、亚得里亚与塔兰托的关系，到本时期依然存在，或毋宁说属于本时期；我们叙述这类事实，通常不言日期，为易于综览第一个时期起见，我们把这些事实归并在一处，所以这些说明一样适用于本时期。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当然也是钱币。埃特鲁斯坎人依雅典的成色标准铸造银币，意大利尤其是拉丁的铜币流入西西里，既证明前两次的通商活动，所以我们刚才说大希腊的银币与皮塞努姆和阿普利亚的铜币等值，再加以许多其他迹象，也足以证明下意大利的希腊人特别是塔兰托人与意大利东岸有繁盛的贸易。又在较早时期，拉丁人与坎帕尼亚的希腊人之间也许有过更为兴隆的商业，以后萨贝利人迁来，这商业似被干扰，所以，在共和初期的一百五十年间，它似乎不甚重要。343年即前411年，罗马大饥，卡普亚和库迈地方的萨谟奈人不肯以粮食接济罗马人，这可视为拉丁姆与坎帕尼亚的关系已发生变化，至第五世纪初叶，罗马的武力才使旧日的往来得以恢复，并有新增长。

详言之，我们可就罗马商业史载有年月的寥寥数事中择述其一，它保存在阿迭亚编年史中，454年即前300年第一个理发匠由西西里来到阿迭亚；我们又可略述那些用为墓中装饰品的彩陶，这大部分是由阿提卡，但也有的是由克尔基拉和西西里运到卢卡尼亚、坎帕尼亚和埃特鲁里亚的，关于这种商品的贸易情况我们知道的，偶然多于其他海外贸易的商品。这种输入品大概始于塔克文氏被逐时期，因为最古式的酒罍在意大利很是罕见，其上的图饰大概绘于罗马纪元第三世纪下半叶，而朴素雅致的酒罍则较为多见，属于罗马纪元第四世纪前半叶，其最精美的则属于罗马纪元第四世纪后半叶；还有他种酒罍极多，往往特为华丽硕大，可是制作精良的却很少见，大致须归在下一世纪意大利点缀坟墓的风俗无疑是从希腊人得来；可是希腊人财力不充，尚淡雅风格，使他们在这方面局限于极窄的范围，意大利人则豪富奢侈，把这风俗扩张到粗野的地步，超过其原来正当限度远甚。然而，有一个很可注意的情形，即在意大利，这种奢侈仅见于稍沾希腊文化的地方。古人谓埃特鲁斯坎人和坎帕尼亚人富而且骄，其所有的粗浅文化因而熄灭；任何能了解这种记录的人，必能在埃特鲁里亚和坎帕尼亚的坟墓，亦即我们的博物院发掘文物之地，能看见对古人记载所做的生动说明。另一方面，萨谟奈人情性质朴，始终不曾沾染这种奢华；他们的墓中没有希腊陶器，这同毫无萨谟奈钱币一样，都足以明示这个地区商业往来和城市生活的不发达。更有值得注意的，拉丁姆对于希腊人的亲昵并不亚于埃特鲁里亚和坎帕尼亚，而且与他们来往最密，可是几乎全不用这种墓中装饰。尤其有鉴于独特的普雷内斯特的坟墓中情况完全不同，非常有可能的是，我们在此可以重新看到罗马严守道德的影响，或者可以说，罗马严厉的警察的影响。与此密切相关的，有上文所述的禁令，十二铜表法厉禁灵柩用紫色罩布和置金饰于死者身旁做陪葬品；罗马家庭除盐罐和祭盘外，不用一切银器，至少禁奢法律和畏惧监察官谴责的心理能使人做到这一点；甚至在建筑方面，我们将于下文中再现这种对于无论高低的奢侈品所抱的仇视态度。然而，罗马尽管由于这些影响，仍能自上而下地保存某种朴素的外表，保存得比卡普亚和沃尔西尼更为长久，除农业外，它的繁荣自始即赖工商业，它的工商业不能算是不可观，对于罗马新霸主地位的影响，也不能算是不敏感。

罗马始终没有发展出一个名副其实的城市中等阶级，一个独立的工商群体。除早期资本的畸形集中外，此事的主因在于使用奴隶。古代有个通例，这实是奴隶制度必然的结果：主人常常使奴隶为工匠或商人，在城市中做小生意；释免奴也做小生意，主人不但常供给他资本，而且一律立约分利，往往达赢利之半。罗马的小企业和小商业无疑与日俱增，由这种种证据看，那些出产奢侈品供大城市用的工艺开始集中于罗马，例如菲柯罗（Ficoron）饰盒为罗马纪元第五世纪普雷内斯特的工匠所设计，而且销售普雷内斯特，然而却在罗马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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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甚至零售业的纯利也已大部分流入巨室的钱柜，所以零售业虽日增，工商业中等阶级的兴起却不能达到与之相当的地步。大商人和大工业家也未与大地主截然分划出来，自成一个阶级。反之，自古以来，大地主即身兼商人和资本家，一手兼营抵押贷款、大商业、供应货物和为国家营造工程。另一方面，罗马国家在道德上极看重土地的占有，土地占有为政治特权的唯一基础，只在本期终结之时这个基础才受到限制。这时期幸运的投机家无疑地必投一部分资本于地产。释免奴只要握有自由田产，国家便在政治上给他优惠；由此看来，罗马政治家显然以无田产的富人阶级为可畏，而设法要减少他们。

罗马虽没有发展出一个殷富的城市中等阶级，也没有发展出一个紧密的资本家阶级，但它的大城市特色却日增月盛。这种情形的明证是蜂拥于首都的奴隶日益增多，335年即前419年极为严重的奴隶密谋即可证明。更大的明证是大群释免奴日渐变得不便和危险起来；397年即前357年对释免奴课以重税。450年即前304年对释免奴的政治权利予以限制。我们由此推测释免奴逐渐增多。不但当时的情势暗示，大多数被解放的人非从事于工商业不可，而且在罗马人中，解放奴隶，如上文所述，不仅是一项义举，它更是一种产业投机，主人常觉得与释免奴共享工商业的赢利于己有利，而斤斤于要求占有奴隶所获的全部利润，未必于己有利。所以，解放奴隶事件的增加势必与罗马人工商业活动的日盛同时并进。

城市警务大大发展，也足以表示罗马城市生活的日益重要。下列情况大概多半发生在本时期；市政官四员分罗马城为四个警区，对遍布于罗马的大小阴沟网，以及公共建筑和广场，负责既重要而又繁难的维修工作；妥善地扫除街道，铺筑路面；防止败屋颓垣，危险动物或臭气的妨害公众；除晚间和夜间外，移去大道上的货车，以及做一切疏畅交通的事；以物美价廉的粮食源源供应首都的市场；毁去不合卫生的物品，禁用伪造的度衡；严加管理浴堂、酒馆和妓院。

关于建筑方面，王政时期的成绩，尤其是武功极盛时期的成绩，大概多于共和成立后的最初二百年。建筑物如卡庇托尔山和阿文廷山上的庙宇和大竞技场等，既为本城那些节俭的父老所不喜，又为服工役的市民所厌恶。值得注意的是，萨谟奈战事以前，共和时期最大的建筑物即竞技场内的凯雷斯神庙，是斯普里乌斯·卡修斯所建（261年即前493年）；他在许多方面设法恢复王政时期的遗风。更有进者，当权的贵族阶级厉禁私人奢侈，王政如果再持续下去，禁奢必不致这样严厉，可是形势比人强，久而久之，即元老院也终于不能再行抵抗。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任442年即前312年的监察官期间，开创了一个除旧布新的时代，他废弃那节用蓄财的村野陈腐办法，教他本国人用公家的资财做有益的事。他创始普利万民的一系列公共工程，如果有什么事可以从各民族的福利的观点去为罗马武功辩解，这些工程就可以这样做；而且就是时至今日，这些工程都已成为断壁颓垣，却仍能使成千累万未尝读过一页罗马史的人得见罗马伟大的一斑。罗马国家受此人之赐，才有第一条军用大道。罗马城受此人之赐，才有第一条给水渠。罗马元老院步克劳狄乌斯的后尘，用道路和堡垒组成一张笼络全意大利的罗网，它的建造已见上文；由一切军事国家的历史来看，自阿契美尼王朝（Achaemenides）至辛普隆（Simplon）大路的创造者，没有这种道路和堡垒的网，就没有一个军事霸业可以存在。曼尼乌斯·库里乌斯继克劳狄乌斯的事业，变卖皮罗斯战争的战利品，以所得之款建首都第二条给水渠（482年即前272年）。几年前（464年即前290年），他已用萨宾战争所获利益，在特尔尼（Terni）上方，维利诺（Velino）河流入涅拉（Neca）河之处，为维里诺河开一条较宽的河道，即此河今日仍流经的河道，其目的在排泄美丽的里提河谷的水、露出空地，以便为市民建立一块殖民地，也为自己取得一个微小的田庄。由智者的眼光看来，与这种工程相比，壮丽而无当于用的希腊神殿必至黯然失色。公民的生活方式现在也有改变。在皮罗斯时代前后，银器开始出现于罗马人的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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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记木瓦屋顶之绝迹于罗马始于470年即前284年。意大利的新首都渐渐摆脱其乡村景象，现在开始把自己点缀起来。每克一城便剥夺该城内各庙宇的装饰以点缀罗马，固然在当时尚未成风；可是，安提乌姆桨船的船首陈列在罗马市场的演说坛旁；遇到公共节庆的日子，从萨谟奈战场带回的镶金盾牌也展现在罗马广场商棚一带。罚金所得之款特用于铺筑本城内外的大道，或用于建造和装饰公共建筑物。沿着罗马广场的两旁，原来都是屠户的木棚，以后朝帕拉廷的一侧先改为钱商的石室，而后向着卡里纳（Carinen）的一侧也是如此；于是这地方成为罗马的交易站。在卡皮托尔山或罗马广场，以往的名人、国王、祭司和神话时期的英雄以及据说曾为十执政官解说梭伦法律的那位希腊宾客，都立有雕像；那些征服维爱人、拉丁人、萨谟奈人的伟大市长，那些舍力而不辱命的国家使节，那些身后把财产遗赠公用的富妇，甚至驰名的希腊贤哲和英雄，如毕达哥拉斯和阿尔基比德斯（Alkibiades），都立有荣誉碑和石柱纪念他们。于是，罗马民社既成为一个大强国，罗马也成为一个大城。

最后，罗马以罗马—意大利同盟的盟主资格，不但进入那希腊化国家系列，而且也进入希腊的币制系列。迄今为止，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各民社仅造铜币，很少例外；南意大利却清一色铸造银币；意大利有多少独立自主的民社；便有多少法定的成色和钱法。在485年即前269年，所有这些造币厂都受限制，仅铸造辅币；通货成色标准颁行于意大利全境，造币事务集中于罗马；独有卡普亚以罗马名义仍自铸银币，不过所用成色标准不同。新币制基于那久已确立的两金属法定比率。货币的普通单位是当十的阿司，它不再是一罗马镑，而是缩减为一镑的三分之一，即第纳尔，此钱若为铜制，重三又三分之一镑，若为银制，则重七十二分之一镑，稍重于雅典的德拉克马。最初所造之币仍以铜币为主，第纳尔银币的制造大半为下意大利和对外贸易之用。正如罗马战胜皮罗斯和塔兰托以及遣使聘亚历山大城，不能不牵动当时希腊政治家的心思那样，精明的希腊商人一见这罗马造的新德拉克马币，也要深思。这种币平滑，质朴而单调，比之于皮罗斯和西西里希腊人当时非常精美的钱币，似乎难看，粗拙而不足取；但是并非如同古代蛮族人的钱币那样，它并非盲目模仿的、重量不一，成色不同的，而是自最初起就独立而认真地铸造的，足与任何希腊钱币相媲美。

我们看到政制的发展，看到由塔克文氏被逐到萨谟奈人和意大利希腊人的降服，为争统治权和自由权而使全意大利，尤其是罗马，骚然不安的民族斗争；当我们转过眼来，再看人类生存那较为宁静而却无处不为历史所主宰和渗透的领域，我们的眼光便无往而不遇到伟大事件所发生的影响；由于这些影响，罗马市民冲破贵族的束缚，使意大利种种丰富而充实的民族文化渐渐融化而充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民族。如果说一个历史家不可一一缕述大事过程中那些无数的详情细节，可是，他如果抓住那些散漫零碎的流传材料中的一鳞半爪来揭示本时期意大利民族生活中所起的变化，却也不算是侵权越职。在这种研究之中，罗马的生活所以比前期更为突出，其原因不仅是我们的流传材料偶有漏洞所致；拉丁民族所以日益使意大利其他民族黯然失色，其实是罗马政治地位发生改变所引起的一个主要结果。前已指出过，在这时期中，邻近各地，如南埃特鲁里亚、萨宾、沃尔西人地区，都开始罗马化，可以为此作证的是，这些地方几乎全没有用古老的地方方言写成的文献，而且存在着很古的拉丁铭文。在本时期末，接纳萨宾人并使之享有完全的公民权，这说明意大利中部的罗马化已是当时罗马政策的自觉目标。为数众多的分给个人的地产，以及遍布于意大利全境的新设的殖民地，不但从军事眼光看，就是用语言和民族的眼光看，它们都是拉丁民族的前哨。诚然，那时罗马政策的目标还很难说是在于意大利人的拉丁化；反之，罗马元老院似乎故意维持拉丁人与其他民族的区别，例如，还不允许坎帕尼亚的非正式公民民社用拉丁文为法定语言。然而，时势竟强于最有力的政府；随着拉丁民族取得优势，它的语言和风俗在意大利也共享有这种优势，并已开始破坏其他意大利人的民族性。

同时，又从另一方面来了一种基础迥异的优势向这些民族进攻，这便是希腊文化。此时正是希腊文化开始自觉其心智高于他种民族而向四面八方传播之时，意大利不能始终不受其影响。这种现象最堪注意的是阿普利亚，此地在罗马纪元第五世纪以后废弃它的粗俗方言，不声不响地接受希腊化。这种变化如同在马其顿和伊庇鲁斯那样，非由殖民化所造成，而系输入文明所致，输入文明似乎与塔兰托的内陆商业同时并进。至少这个臆说有下列事实为证：波迪库尔人（Poediculi）和陶尼亚人与塔兰托人相亲善，他们所居之地希腊化进行得比较彻底，而萨伦丁人所居之地虽距塔兰托较近，可是无时不与他们龃龉，所受希腊化就较差；而且受希腊化最早的城市，如阿尔皮并不位于沿海。希腊文化对于阿普利亚的影响所以大于对意大利其他区域，部分原因是阿普利亚的位置，另一部分原因是阿普利亚固有的文明不甚发达，此外还因为他们这个民族比其他意大利人较近于希腊人。前已提醒读者注意，南方的萨贝利族虽然最初曾与叙拉古的僭主联合打击大希腊的希腊文化，同时却也与希腊人接触和融合，结果他们中有些人如布鲁提人和诺拉人，于其本地语言之外，还兼采用希腊语言，又有些人如卢卡尼亚人和一部分坎帕尼亚人，则至少采用过希腊文字和希腊礼俗。埃特鲁里亚出土本期酒罍可媲美于坎帕尼亚和卢卡尼亚的酒罍，也表明开始出现与上相似的趋势；拉丁姆和萨谟奈虽与希腊文化更为疏远，希腊文化在两地日益增长的初步影响，却不乏踪迹可寻。在各方面，如立法和造币、在宗教、在缔造民族神话，本时期罗马的进展无处不有希腊的痕迹；特别是自从第五世纪初叶，换言之，自从征服坎帕尼亚以后，希腊文化对于罗马生活的影响似乎一日千里地增加不止。第四世纪时，有建“希腊座位”（Graecostosis）之事，该词的形式颇堪注意，这是罗马广场中一个平台，专给希腊贵客，首先是给马赛利亚希腊人坐的。到下一世纪，年鉴上始见罗马上流社会的人物带有希腊名号，例如Philipus、Philon、Sophos和Hypsaeos。希腊习俗逐渐得势；如镌铭于墓以尊死者并非意大利人的习惯，456年即前298年的执政官卢奇乌斯·西庇阿的墓志铭是我们所知的最古例子；未奉民社议决而在公共场为祖先树立丰碑，这种风气也是意大利人所无，大改革家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带了个头，命人把那刻有他的祖先遗像和颂赞的铜盾悬挂在贝洛那的新庙（442年即前312年）；461年即前263年开始在罗马人民节庆，将棕树枝分给竞技家；最重大的要算是膳食上的希腊礼俗。以往进膳时，人都坐在凳上，今改为斜倚卧榻；正餐由正午移至我们计时法的下午两三点钟；每逢宴会，普通用掷骰子的方法，由众宾客中选出一位酒令官，然后由他规定宾客饮酒的种类、方式和时间；宾客依次唱膳歌，在罗马唱的不是宴享歌（skolien
），而是唱赞美祖先的颂歌——凡此种种都不是罗马的原始风俗，而是在很古时仿效希腊人的。因为在加图之时，这些习惯已经颇为通行，且有上部分又已废弛，所以我们把它们输入罗马的时间至迟置在这一时期。另一件具有特征意义的是，在萨谟奈战争时期奉皮提亚的阿波罗神之命，为“希腊的大智大勇者”竖立雕像于罗马市场。人们选择毕达哥拉斯和阿基比德斯（Alcibiades），后者是西方希腊人的救星和“汉尼拔”。至第五世纪，通希腊文的风气已流行于罗马上流人士之间，其程度如何，罗马遣使聘塔兰托可以为证。罗马的传言者即使不能操纯粹的希腊语，至少无须用舌人，基尼亚斯奉使聘罗马也可为证。不容置疑，自罗马纪元第五世纪以后，献身国事的青年普遍都能学会这种流行于时的世界语和外交通用语。

于是，希腊文化在知识领域不可阻挡地获得进展，如同罗马人征服世界那样进行不休；次要的民族如萨谟奈人、凯尔特人和埃特鲁斯坎人等，均两面受敌，不但在内部他们的元气日益沦丧，并且在外部他们的疆土也日益局促。

当这两大民族都发展到鼎盛地步之时，它们开始在相互仇恨或相友善的接触中交互渗透，它们鲜明的对照也同时赫然显露出来。意大利人，尤其是罗马人，他们全无个性品格，而在希腊文化中种族、地域和人的色彩却表现得无穷，丰富多彩。在罗马史里，自成立共和至征服意大利的时期是国力最盛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内外，共和国的基础均已奠定；在这个时代，意大利归于统一；在这个时代，国法和国史的传统根基已经形成；在这个时代，标枪和分连制、修路和修水利建设、地产和金融业的经营已被创始；在这个时代，卡庇托尔的母狼被铸造，菲柯罗宝盒被绘制出来。可是，那些各献一石于这个巨大建筑并将它结合起来的人士都已去世，踪影毫无。意大利各民族却完全与罗马民族融合，无异于一个罗马市民与罗马民社的完全融合。正如坟墓不分尊卑贵贱一律把人埋葬，微不足道的小贵族也与伟大的政治家毫无分别地并列于罗马市长的名册。从本时期流传到现今的文字记载已寥寥无几，其中最可敬重同时又最富特色的无过于卢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的墓志铭；西庇阿是456年即前298年的执政官，三年后又参加森提努姆的决战。在一口八十年前还封存着萨谟奈征服者的遗骸的高雅的多里斯式的美丽石棺上，刻有下面的简练词句：

科尔涅利乌斯·卢奇乌斯—西庇阿·巴巴图斯，

元老格涅乌斯之子，智勇双全，

体态优美，品德高洁，

这里长眠的是个执政官、监察官，也是个市政官，

在萨谟奈，他攻下陶拉西亚和西绍拿，

还征服整个卢卡尼亚，带走人质。

不但对于这位罗马政治家和军人，还有无数其他曾领导过罗马民社的人，都可用出身高贵、智勇双全、体态优美和为人聪慧等词语来赞颂，可是除此之外，无他可记。在这些科尔涅利氏、法比氏、帕庇里氏等之中；我们竟无处遇到一个具体描述的形象，这不仅是流传材料之过。这位元老被认为与其他元老不相上下，无分优劣，也绝无与他们不同之处。无论就光彩夺目的银器和希腊文化或非凡的才智和卓越程度而言，一个市民不必也不宜超越其他市民之上。前者拥有过多，监察官予以谴责，至于后者，宪法中没有他们的余地。这时期的罗马不属于任何个人；每一市民都应当彼此相似，这样每一个人才能像国王。

无疑，此时希腊式的个性发展已经显著起来，那表现出来的天才和冷酷，如同相反的趋势一样，都充分具有那个伟大时代的烙印。我们在此只能指出一个与此有关的人，可是这一个人却不啻是进步思想的化身。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442年即前312年的监察官，447年即前307年和458年即前296年的执政官）为十执政官中那个同姓者的玄孙。他出身于旧贵族，常以祖系县长自豪，可是他却废掉那仅自由业主得享国家完全公民权的限制，并且还破除旧财政制度。不但罗马的水渠和大道始于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罗马的法学、雄辩术、诗歌和文典也源于此人。诉讼法大全（Klagspiegel）的发表，记录下来的讲演词和毕达哥拉斯名言录，甚至还有改良写字法都归于他的名下。我们不可因此便称他为民主派，或把他归在以曼尼乌斯·库里乌斯为代表的反对党；反之，在他身上有一种有力的古今贵族君主的精神——即塔克文氏与恺撒的精神；在这两者之间，在那常人立非常之功的五百年王位虚悬时期，他是个继往开来的人物。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积极参政一日，他在执行职务和一般生活举止上便一日置法律和习惯于度外，其果敢孟浪有如一个雅典人；后来在久已脱离政治舞台以后，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于危急存亡之秋，像由坟墓重归人世似的，又在元老院里制伏了皮罗斯国王，第一次正式宣布罗马对意大利的完全统治。可是，这位天纵英才出世不是太早就是太晚；诸神因为他睿智而生非其时，使他失明。统治罗马和借罗马以统治意大利的，不是个人的天才，而是一种不可移易的、在元老院中世代相传的政治观念，元老之子随其父辈往元老院，在会议厅门口谛听众元老的高明议论，预备有朝一日居此等人之位，这时他们已浸润于这种政治观念的主旨之中。如此，莫大的成功实是用无量的代价换取而来，因为奈刻（Nike）女神也有她的涅墨西斯（Nemesis）跟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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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民社并不特别倚赖任何一人，既不倚赖兵士，也不倚赖将军，在其道德警察的严厉纪律底下，人类性格的一切特点都被消灭。罗马达到古代任何国家所未达到的伟大；可是，它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代价是牺牲了希腊生活那种可爱的丰富多彩、令人恬然自得的闲适，以及内心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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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人以为，这三个夜警官属于最古时期，实为不确，因为最古的国家制度没有奇数的长官团（《迄至恺撒的罗马编年史》，第2版，柏林，1859年，第15页注释12）。公认可信的记载说，465年即前289年才推举这种官吏（李维，11），此说可以径直保留；造作伪书的利奇纽斯·马克尔（Licinius Macer，见李维，7，46）通常可疑的推论，450年即前304年以前已经提到此事，应予径直摒弃。无疑，起初时，三个夜警官由高级长官推举，后来其他大多数低级长官必也是这样。帕庇尔的公民投票把推举他们的权移归民社（费斯图斯，见《押款》，第344页）；该法律的颁布无论如何总在设立Fremdenprätur（外交督办）一职以后，最早也在罗马纪元第六世纪中叶，因为他称长官（prätor）为“在公民中断状的人”（qui inten civis ius dicit
）。

(2)
这种推论是由于李维的记述，他说安提乌姆殖民地建立二十年以后又有改组之事；不过罗马人虽然可迫奥斯提亚居民到罗马去解决一切讼案，却不能在安提乌姆和塞那一类地方运用同样的办法，这是不言自明的。

(3)
世人惯于称赞罗马人，说他们是富有法学天才的民族，把他们那高超的法律赞叹为神秘的天赐；这未尝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法制毫无价值而想借此解嘲。健全民族有健全的法律，病态民族有不健全的法律；以此语为过于简单的人，只要略看一看罗马人那种变化无常和甚欠发达的刑法，也可见这些混乱的观念的毫无根据。法学往往倚赖而且尤其倚赖一般政治状况，这一点姑且不论。罗马民法的优良以两事为其主因：其一，原被告均须说明要求和拒绝要求的理由，并且用正当而负责的形式把理由具体表示出来；其二，罗马人设立一个发展法律的永久性机构，并且把它即刻与实践联系起来。用前一种说法，罗马人防止律师的讼棍行径；用后一种方法，他们铲除无能的立法，只要这种事可以堵截；二者联合使用，他们尽可能满足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即法律永远固定，以及法律永远须与时代精神相符。

(4)
维纳斯以后成为阿芙罗狄忒，大概初见于本年奉献的神庙举行献神礼之时（李维，10，31；W．A．贝克尔，《罗马城风土志》，莱比锡，1843年，第472页；贝克尔，《手册》，1）。

(5)
据罗马流传材料，罗马人原佩方盾，以后仿效埃特鲁斯坎人的重装步兵的圆盾（cenpeus
），再后又仿效萨谟奈人而改用晚期的方盾（scutum
）和标枪（veru
）（狄奥多罗斯，梵蒂冈片断，第54页；萨卢斯特，《喀提林阴谋》，51，38；维吉尔，《埃涅阿斯纪》，7，665；费斯图斯，见《萨谟奈人》，第327页；米勒及在马夸特《手册》，3，2卷，第241页所引用材料）。重装步兵的盾，或换言之，多里斯式方阵的兵法，不是由埃特鲁斯坎人，而是直接由希腊人学来，可以视为确定而无疑。至于方盾，那凸圆筒式的大皮盾，在方阵散为分连制时，自必取代那平坦的铜盾；只是因为Clupeus
一词源自希腊语，所以此物源自萨谟奈人也有可疑。罗马人的轮索也自希腊人得来（funda
源于σφευσóυη
，如同fides
源于σφíδη
）。古人认为标枪完全是罗马人的创造。

(6)
瓦罗（《农村经济》，1，2，9）显然以为他自己亲自经营他那广袤的地产，他就是李锡尼土地法的创始人；虽然这故事是很容易杜撰，以便解释那个绰号（stolo
）。

(7)
在罗马为丁狄娅·马科尔尼亚制造宝盒的匠人名诺维乌斯·普劳提乌斯，有人猜度他是个坎帕尼亚人；此说已不能成立，因为普雷内斯特晚近出土了许多古墓碑，碑上除其他马科尔尼和普劳提乌斯外，也有一个卢奇乌斯·马古尔尼乌斯，普劳提乌斯之子。

(8)
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鲁菲努斯（464、477年即前290、前277年的执政官）因有银器而受监察官的谴责一事，已见上文。法比乌斯（Fabius）说罗马人陷于奢侈始于征服萨宾人以后，这奇谈显然是同一事的另一说法，因为征服萨宾一事在鲁菲努斯首次任执政官期间。

(9)
在希腊神话中，奈刻为胜利女神。涅墨西斯为主祸福的女神，凡过分幸福的人，她必给他带来灾祸。——译者

第九章　艺术和科学

在古代，艺术的发展，尤其是诗歌艺术的发展，与民族节庆的发展紧密相连。罗马民社在前一时期主要受希腊影响而举办的感恩节，即所谓“大赛会”或“罗马赛会”，原是临时性的庆典，到了本时期，庆祝的期限较前延长，娱乐种类也较前加多。这个节庆原本仅限于一日；245、260和387年即前509、前494和前367年的三次革命成功之后，每次增多一日，所以至本期末这个节庆已是为期四天的活动。
(1)

更重要的是：牙座市政官自始即负有筹备和监督这种节庆的责任，大概自从此官职设置（387年即前367年）以后，感恩节就失去其非常的性质，不复与一个将军的誓愿有关，而列在例年举行的正规节庆活动里，居于首位。然而，政府仍依常例，只许表演活动本身，即作为赛会的主要项目的赛车，在节庆结束时举行一次。在其余几日里，首先允许民众自备娱乐，可是每逢这个节庆，乐师、舞师、踏索的、变戏法的、说笑话的和诸如此类的人，无论受雇与否，都必然会来。可是，到390年即前364年前后，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与也许是同时发生的事，即与规定和延长这个节庆有关。节庆的最初三天，政府出钱在竞技场上搭一座板台，准备表演适当的节目来娱乐大众。然而，为使这事不致做得太过分，国库一次拨出二十万阿司（二千零五十五镑）的一笔固定款项，直至布匿战争时期并无增加。市政官支付须以此款额为限；如有不敷，便不得不自解私囊；他们捐输私财的事大概不常见，为数也不多。新舞台的建造通常受希腊的影响；有它的名称scaena
为证。这个舞台最初只供各种乐师和小丑使用，其中最出色的大概是随笛声起舞者，尤其是驰名当时的埃特鲁里亚的这种舞蹈者；不过，罗马现在已有一个公共舞台，并且它也向罗马诗人开放。

拉丁姆不乏这种诗人。拉丁“行吟诗人”或“鬻歌者”（grassatores，spatiatores
）逐城逐户地走去，演唱他们的歌谣（saturae
），同时随着伴奏的笛韵手舞足蹈。他们的韵律自为当时唯一的韵律，即所谓农神体。这些歌谣没有一定的情节作基础，似乎也不是对话的形式。我们可以想象它们似乎有时是即景而作，有时是背诵出来的单调民歌和蜘蛛舞（tarantelle
），如今日在罗马旅馆里所能听得的。因此，这种歌曲很早便登上公共舞台，自然也就成为罗马戏剧的最初萌芽。罗马的戏剧不但与他处的无异，其开端简陋卑微，而且自始即被人诋毁责骂。十二铜表法敌视那有损无益的歌咏，不但念咒词的被处重罚，而且作讽刺国人的诗或在他们面前诵这种诗的，竟也不免处重罚，又禁止在丧葬时请妇人代哭。可是这艺术初行于世时所受的道德诅咒较其所受的法律约束严酷远甚，胸襟狭窄的罗马人以认真的态度指斥这些轻浮和意在牟利的职业。加图说：“诗人这个职业，从前不受尊重；如果有人从事这种职业或沉湎于宴会，人便称他为游手好闲者。”可是到了此时，因为社会反对卖艺谋生的心理日益坚决，任何人为获取金钱报酬而表演跳舞、音乐或唱歌，便要备受污辱。所以有固定角色的面具滑稽戏原系本地习以为常的娱乐，若有人参加表演，仅被视为青年人嬉戏，情有可原；若有人为金钱的缘故，不戴面具，径直现身舞台，就被认为无耻之尤；由此看来，社会把歌咏家和诗人与跳绳人和丑角等量齐观。司风俗的官吏常宣布这类人不能服役于市民军，或在市民大会里投票。此外，不但指导舞台视为警察的权限，仅此事本身就能说明问题，而且大概就在此时，警察对于职业舞台艺术家已有特别的专断权。不但警官老爷在演奏告终时可以裁判优劣，此时有丰盛的酒筵供技艺高超的演员享用，又有鞭挞落在技术欠佳的艺匠身上，而且一切市内长官对于任何伶人都依法有权随时随地施以体罚和拘禁。这种做法必致跳舞、音乐和诗歌，至少以见于公共舞台的为限，落于最下流的人之手，尤其是外国人之手；当时诗歌虽仍居全不重要的地位，以致外国艺术家未肯从事于它，可是另一方面，却有人说罗马一切音乐，无论圣乐和俗乐，其实都是埃特鲁斯坎音乐，这话可谓已能适用于这个时期；也就是说，拉丁古代的吹笛术显然曾一时甚受尊重，现在却为外国音乐所压倒。

文艺创作不见于记载。无论面具戏或舞台朗诵都没有明确固定的底本，反之，此等表演由演员按当时的需要临时自行创作。至于本期作家的作品，后世只能指出《工作与时日》一类的书。这是一个农夫教子的训词。
(2)

此书以及上文所述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的毕达哥拉斯诗，罗马仿希腊体而作的诗歌以此为最早的发端。除一二首农神诗体的墓志铭外，本期的诗歌已全部沦亡。

如同罗马戏剧的开端那样，罗马史著的撰述也始于此时；无论就时人记载当时的大事而言，或就依传统方式对罗马民社的前史作出定论而言，都是如此。

当时的史著编纂与长官的册籍有密切的关系。录有最古事迹的册籍，晚出的罗马学者犹可及见，我们也可间接得见，这种材料似源自卡庇托尔山朱庇特神庙的档案库；因为执政官马尔库斯·霍拉提乌斯（Marcus Horatius）于其在位之年9月13日奉献此庙于神，该册籍记有他以下罗马民社每年长官的名字。又记有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Publius Servilius）和卢奇乌斯·埃布提乌斯（Lucius Aebutius）为执政官时（按现在公认的算法，应为罗马纪年291年即前463年），在罗马大疫时对神立誓：愿自此以后，每历一百年必在卡庇托尔庙垣上揳入一钉。以后擅长测量和文字的民社学者，换言之，即大祭司，掌记录每年最高长官之名，从而把以前的月历和年历结合在一起。两者以后都概括在“吉日”（Fasti
）这个名目之下，所谓“吉日”原专指宜于开庭之日。这种做法的采用可能在废除王政以后不久，因为就事实而言，要决定公文的先后次第，关于每年长官的官方记录乃是急迫的，实际所不可缺少的。可是即使有一个这样古的民社长官的正式记录，它大概也早就被高卢人付之一炬（346年即前390年）；卡庇托尔神庙的册籍未遭此祸，以后尽可能根据这个册籍追溯，并从中取材，以弥补大司祭团名录的残缺。我们现有的长官名录虽然在旁枝细节方面，尤其是在族谱的叙述方面，曾用贵族世系表作为补充，可是就其大体而言，自始即以可靠的当时记录为根据，这是不容置疑的。但长官名录表示的历书年度既欠完备，又不精确，因为民社长官的就职不在新年，也不在一个一成不变的日期；反之，因为种种缘故，就职日期来回变动不已，又新旧两执政官之间常有虚位的时期，按任职年度计算时完全不把它计算在内。所以，历书年度如果用执政官名录来计算，便须注意每一执政官班子就职和卸职的日期，再加上可能遇到的虚位时期；这事早已见于实践。可是，除此以外，人还把年选长官名录与历书年度相配合，又同调整的方法给予每双执政官某个历书年度。如果名录有不足之处，便加入闰年，在以后（瓦罗）的表中用378—383、421、430、445、453等数字表示它们。自291年即前463年以后，罗马执政官名录是可查证的，虽然在详细处未必与罗马历相符，在大致上却与它没出入，于是在历法本身缺陷所许可的限度以内，这名录在编年顺序上确实可靠。在那一年以前的四十七年已无法考究，但至少在主要方面是正确的。
(3)

就编年史而言，在245年即前509年以前均永归遗忘。

例常公用的纪元法并未建立，可是遇有宗教方面的事，年代从卡庇托尔山朱庇特神庙的奉献之年算起，长官名录也起于是年。

我们自然可以想到，长官在位时所发生的大事也与长官之名一同记录下来；由这种附记在长官名录上的资料，兴起了罗马编年史，正如由附记在复活节表上的材料，兴起了中古时期的编年史。可是到了较晚时，大司祭才拟定一个正式编年史（liber annalis
）的计划，这编年史应逐年记载一切长官的名字和大事。在351年即前403年6月5日项下面记载的日食（大概指354年即前400年6月20日的日食而言）以前，较晚的编年史所记日食无一是由观察而来；其所列关于人口调查的数目，到了第五世纪初年才可听信；提交人民面前审处的罚金案件，以及为民社禳解的妖异现象，似乎只到第五世纪下半叶初年才经常载于年史。由各迹象看来，纂修一部井井有条的编年史书，以及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前已讨论过的编写较早的长官名录，为便于计数年份起见，于编年上有其必要之处加入闰年，这事似必起于第五世纪上半叶。可是，自从有了定规，大司祭长应逐年记载征战和殖民、疫疠和饥荒，日月食和灾异、祭司和其他知名人士的死亡，在早年也会附有传记材料。罗马任何名人的丧事都不能没有纪念死者的演说，这种演说通常由死者最近的亲属发表，不仅主要列举死者的美德高才，而且还申述他的祖功宗德；所以，就是在最早之时，这种演说词想必口耳相传，世世不坠。许多有价值的记载可以由此而得以保存，不过流传材料里也有许多经人大胆颠倒事实和改窜事实之处。

可是，真正史书撰写的开端既属于此时，记载罗马史前史和对它的惯常歪曲，也始于此时。对此的史料来源自然到处都是一样的。孤立的人名，如国王努马、安库斯、图卢斯的名字，其姓氏大概是以后加给他们的，以及个别的史实，如塔克文王战胜拉丁人，以及塔克文王族的被逐，大概都继续存在于真实传说之中，以后口耳相传，流布甚广。另外，有些史料系来自旧贵族氏族，如关于法比氏的种种故事。又有许多逸闻对于原始的民族制度予以象征性的历史说明，对于法律状况则叙述得有声有色。雷穆斯之死的故事中城垣的神圣化，塔提乌斯王（Tatius）覆亡的故事中血族复仇的废除，在霍拉提乌斯·科克勒斯（Horatius Cocles）的传说中有关椿桥规章的必要性
(4)

，霍拉提氏（Horatier）和库里阿提氏（Curiatier）的美妙故事中民社特赦判决的起源，塔克文氏的阴谋与奴隶温狄奇乌斯（Vindicius）的故事中有释放奴隶和释免奴公民权的起源，就是如此。创立罗马城的故事也属于此类，其用意在于把罗马的原始与拉丁姆和全拉丁人的首都阿尔巴联结起来。罗马名人的别名都附有历史的注释；例如普布利乌斯·瓦勒里乌斯（Publius Valerius）的别名“人民公仆”（poplicola
），就有一圈这类逸事辐辏于它。最重要的，罗马城中的神圣无花果树，以及其他名胜地也都与许多这一类渔樵故事连在一处，例如说一千余年以后，此地又会生出一座奇城（Mirabilia Urbis）。确定七王的顺序，依世代的年数推定王政时期应为二百四十年，
(5)

而且甚至把这些假定的事开始作官方的记载，把这些不同的逸事贯串起来叙述的做法大概也起于这个时期。故事的梗概，特别是它那似是而非的年代，出现在较晚的传说里，极为固定，不可移易，因为这种缘故，他们的固定必不在罗马有文字的时代，而必在此以前。如果在438年即前316年时，表现双生子罗慕洛和雷穆斯吸吮母狼乳头的黄铜铸像已立在神圣无花果树之旁，那么，那些征服拉丁姆和萨谟奈的罗马人必曾听人讲过关于其故国的发祥史，与我们从李维书中所读到的必然大同小异。所谓初民，即“自始就有的人”，乃是拉丁族历史臆说所依据的天真概念，已见于465年即前289年西西里作家卡利阿斯（Kallias）的书。一部编年史出于其本质，当然不免把史前史假说附在历史之中，在努力去探本溯源时，即使不上溯开天辟地，至少也溯至民社的起源；我们由明证而得知大司祭的表确曾指出罗马城创立之年。因此，我们可以假定，第五世纪上半叶，当大司祭团着手筹划一部正式编年史，以代替往日那种通常仅限于长官姓名的简略记载时，它也以王政及其废除的历史去弥补其开端的不足，并且把共和的成立定在奉献卡庇托尔神庙之日，即245年即前509年9月13日，于是在不系年叙述和系年叙述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这种叙罗马起源的最古记载必系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结果，毫无疑义。关于原始的和以后的居民，以及关于畜牧生活早于农业，凡人罗慕洛变为奎里努斯神的臆说，看来很有希腊味道；虔诚的努马和明智的埃格里亚（Egeria）原是罗马民族的真典型，只因掺杂些外来的毕达哥拉斯的原始哲理，便失其本色，这显然不是构成罗马史前史的最晚成分。

与叙述民社开初的历史相似，贵家民族的家谱照此经人补充，以受人欢迎的纹章学方法，一概上追其显祖。例如，埃米利氏、卡尔普尔尼氏（Calpurnier）、庇那里氏（Pinaner）和彭波尼氏（Pomponier）都自称系出自努马的四子：马梅库斯（Mamercus），卡尔普斯（Calpus）、庇努斯（Pinus）和彭波（Pompo）；埃米利氏上溯得更远，竟自谓出于毕达哥拉斯之子，号称“能言善辩者”的马梅库斯。

可是，尽管有这些处处可见的希腊遗响，相对地说，罗马民社和巨族的史前史仍可称为本国的产物，一方面因为它起源于罗马，另一方面因为它的倾向原不在联络罗马与希腊，而在联络罗马与拉丁姆。

负责联络罗马与希腊的却是希腊的故事和诗作。希腊神话始终表现出一种与日渐扩大的地理和知识同步前进的努力，以及一种借着无数航海家和移民的故事来对地理做生动活泼的概述的努力。然而，在这样做时，它很少表现出天真幼稚。最早提到古罗马的希腊史书是叙拉古的安提奥库（Antiochos）的《西西里史》（终于330年即前424年），该书记载一个名叫西凯洛（Sikelos）的人从罗马迁移到意大利亚，即布雷提半岛；像这样的记载只以历史的形式表明罗马人、悉库尔人和布雷提人的亲族关系，不带一毫希腊的色彩，实为罕见。通盘看来，这神话无处不充溢一种愈晚愈甚的倾向，想表示整个蛮族世界如果不是源于希腊人，便是曾被希腊人所征服；在这个意义上，希腊神话很早就把西方也网罗在他们的故事里。尽管赫卡泰奥斯（卒于257年即前497年以后）已知赫拉克勒斯石柱，并曾把阿尔戈（Argo）船由黑海开到大西洋，由大西洋开到尼罗河，这样回到地中海，可是，对于意大利、赫拉克勒斯和阿尔戈英雄（Argonanten）等神话的重要，却不及那与伊利昂（Ilion）的灭亡相连的归国航程。世人对于意大利开始有一点粗浅的知识，狄奥米德斯（Diomedes）即开始遨游于亚得里亚海，奥德修斯即开始遨游于第勒尼安海；诚然，第勒尼安海至少与荷马的神话故事十分切近。直至亚历山大时代，第勒尼安海各国在希腊故事里均属于奥德修斯神话的范围；埃福罗斯（Ephoros）所著史书终于414年即前340年，所谓斯基拉克斯的书（418年即前336年前后）仍大体遵照他的说法。较早的诗歌全不知有特洛伊人航海一事；在荷马史诗里，伊利昂陷落后，埃涅阿斯（Aeneas）统治那些留居本国的特洛伊人。

精于改写神话的斯台西科罗斯（Stesichoros，122—201年即前632—前553年）在他的“伊利昂的毁灭”中把埃涅阿斯带到西方，想通过特洛伊英雄与希腊英雄的对抗，来使他的故乡西西里和择居地下意大利的神话世界充满诗情画意。这神话诗的轮廓始于此人，并从此固定下来，尤其是英雄率领下的那一群人，他如何携妻带子、扶着背负着家神的老父，离开一片大火的伊利昂一事，以及认定特洛伊人即为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初民，此乃至为重要；此事在特洛伊的吹号人密森努（Misenos）即密森努姆（Misenum）岬的埃波尼莫斯身上尤为显著。
(6)

此时引导这老诗人的是这样一种感情，他觉得意大利的蛮族不像他种蛮族那样与希腊人相去甚远，并且从诗中看来，希腊人与意大利人的关系有如荷马的阿喀亚人与特洛伊人。这种新特洛伊神话不久便与以前的奥德修斯神话相混淆，同时在意大利流布更广。据希拉尼科斯（Hellanicus，350年即前400年前后从事写作）之说，奥德修斯和埃涅阿斯经色雷斯和摩洛提亚（即伊庇鲁斯）而至意大利，他们携来的特洛伊妇女在这里把船烧掉；埃涅阿斯既创立了罗马城，便以其中的一个特洛伊妇女的名字作为城名。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有一队阿喀亚的船只漂流到拉丁海岸，被特洛伊女奴放火烧掉，于是阿喀亚人不得不留居此地、与特洛伊妇女结婚；拉丁人就源自他们的后裔。以后又有许多本地的神话与这些事相混合，由于西西里与意大利交通繁盛，意大利神话遂远播于西西里，至少到本期将近终了时已传到该岛。西西里人卡利阿斯于465年即前289年前后所载关于罗马起源的故事，已把奥德修斯、埃涅阿斯和罗慕洛的神话交织在一起。
(7)

可是真正使这个特洛伊人迁居的说法趋于完善，并成为后世流行的形式的，却是西西里岛陶罗美尼翁（Tauromenion）的蒂迈欧，他的史书终于492年即前262年。据他说，埃涅阿斯先是创立拉维尼乌姆（Lavinium）及其特洛伊家神的庙，然后才创立罗马；他也把提尔公主爱丽莎（Elisa），又称狄多（Dido）穿插在埃涅阿斯的神话里，因为在他看来，狄多是迦太基的开创人，他说罗马和迦太基创建于同一年。引起这些新的更改的动因是，除了以在蒂迈欧著书的当时当地，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正酝酿着一场危急存亡的斗争以外，某种关于拉丁风俗习惯的传闻已经到达西西里。然而，就主要方面而言，这故事却不能来自拉丁姆，而只能是这位好搜集闲话的老翁的无聊杜撰。蒂迈欧已听得拉维尼姆有个家神庙；可是他竟说，拉维尼姆人认这些家神为特洛伊家神（Penaten），是埃涅阿斯的从人由伊利昂带来，这一说确是他个人所添加，正如罗马的十月马与特洛伊的马相同，以及拉维尼姆所有圣物的准确清单也都是他个人所添加；据我们这位可敬的证人说，这些圣物就是传令官的铜、铁杖和特洛伊制造的陶土花瓶；以后几百年间，这些特洛伊家神都没有给任何人看过；不过有些史家知之甚详的事物无过于那些不可知的事物，蒂迈欧就是其中之一。波利比乌斯认识蒂迈欧，劝人千万不要信任他，尤其在他引证文献之处，像现在这个例子，更不可信任他；这主张实不无理由。就事实而言，这位西西里的雄辩家，自称能指出修昔底德在意大利的坟茔，他盛赞亚历山大的伟绩莫过于他征服亚洲要比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写成他的“颂赞”更快些；要把古代的质朴的虚构故事捏成杂乱的一团，实非此人莫办，而这杂乱的一团竟因缘时会而得享罕见的盛名。

有关希腊人关于意大利事物的臆测之谈最初起于西西里，此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传入意大利，难以精确考证。我们以后看见图斯库鲁姆、普雷内斯特、安提乌姆、阿迭亚和科尔托那（Cortona）的开创传说都与奥德修斯史诗有联系，这种联系大概始创于本时期；就是罗马人源出特洛伊男子或女子的信念，应确定在本时期末的罗马，因为罗马与希腊东方初次有据可查的接触是，472年即前282年元老院为“有亲族关系的”伊利昂人出过力。尽管如此，埃涅阿斯的神话仍不失为意大利出世较晚的神话，与奥德修的神话相比，它极少确指地点，便是明证；这些故事的最后修订及其与罗马起源神话取得一致，无论如何是以后的事情。

在希腊人那里，史书撰述，或者被这样称谓的东西，以其自有的方式，专注于意大利的史前时代，然而它对同时代的意大利史却几乎弃置不问；这既表示希腊史学的衰落，又使我们深感遗憾。开俄斯的提奥朋普（Theopomp Von Chios）所著史书（终于418年即前336年），仅顺便记载凯尔特人陷罗马一事；亚里士多德、克莱塔科斯（Kleitarchos）、泰奥弗拉斯托斯、本都的赫拉克莱德斯（Heraclides von Pontos，卒于450年即前300年前后），都偶然说到关于罗马的事件。卡地亚的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 of Cardia）写关于皮罗斯的史书，也描写到他的意大利战争；到了此人，希腊的撰史学才兼为罗马史的渊源。

在科学方面，303年即前451年和304年即前450年罗马城把它的法律写成文，为法学奠下一个极可贵的基础。这个法典名十二铜表法，或许是可以称之为书的最古罗马文献。所谓“王法”，其核心大概不甚晚于十二铜表法。王法是一些训条，大半系宗教规矩，以累世相传的习惯为基础，大概由大司祭团以国王诏令的形式布告公众，此团有明法之权而无立法之权。此外，自本期开端之时起，元老院最重要的法令大概经常有文字记载，而人民法令则经常没有；在最早的等级斗争里，关于如何保存法律，已起过争执。

成文法的文件既在量上有新增加，法学本身也就有了巩固的基础。长官每年更换，陪审员选自民间，他们都必须求助于顾问，顾问谙悉法律程序并且能提出一个合乎往例的判断，遇无例可援时，则依情理提出一个判断。关于开庭日期和有关祭神的一切疑难和法律文件问题，大祭司常备人民咨询；关于其他法律问题，在有人询问时；他们也发表忠告和意见，这样，便在大祭司团内发展出一种成为罗马私法基础的惯例，尤其是对于每种案件所应采用的诉讼程式。450年即前300年前后，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或其司书格涅乌斯·弗拉维乌斯（Gnaeus Flavius）把一套包罗各种诉讼程序的手册，连同一种详列开庭日期的历表，向人民公布出来。然而，法学当时尚不自知为科学，这种想把它表述为科学的企图，完全是一种孤立的行动，长久不见其继。

就在这个时期，熟谙法律和阐明法律已是博得民心和取得官职的手段，这是不难设想的；可是有个故事说，首任平民大祭司普布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索夫斯（Publius Sempronius Sophus，450年即前304年的执政官）和首任平民大祭司长提比略·科隆卡尼乌斯（Tibius Coruncanius，474年即前280年的执政官），都受法律学识之赐而荣居显赫僧职，这故事大概出于后世的猜测，而非古代流传的记载。

拉丁文和意大利其他语言的正式创始，无疑是在此时以前，而且拉丁文在此时期之初即已大体完备，这由十二铜表法的残文可以显见；然而此残文半属口头传授，因而已受近代化的影响。它们含有若干古字和粗俗的连接，特别由于省略不定主语而来；不过它们与阿瓦歌（Arvalied）不同，并无真难索解之处；与古祈祷文相比，它们显然更多地接近加图所用的语言。如果罗马纪元七世纪初的罗马人难以了解罗马纪元五世纪的文献，这困难无疑仅由一事而来，即当时罗马没有真正的研究工作，更没有研究文献的工作。另一方面，这时期是阐明和纂辑法律的发轫时期，罗马实用事务文体的成立必始于此时。这种文体，至少就其已臻发展的形式而言，其千篇一律的程式和文词，喋喋不休地枚举细节，冗长的句法，比之近代英国的法律文体，毫无逊色；这种文体明白精确，为内行人所喜，而那些不了解它的外行人则视其性格和心情的不同，听了它有的肃然起敬，有的不能宁耐，有的烦恼不安。此外，这个时期对于本国语言始有合理的处置。本期开初前后，有如上文所述，萨贝利人和拉丁人的土语有沦为粗陋的趋势，无处不有语尾删节、韵母含混和精细声母的现象，正如公元第五、六世纪罗曼语系内也如此。可是，后来发生了一次变动；奥斯坎语的d
音已与r
音合而为一，拉丁语的g
音已与k
音先合后分，每一音各有其相当的符号；o
音和u
音在奥斯坎字母里自始即无单独的符号，在拉丁语里原系分立，可是已有合而为一的趋势，现在又判然分开，欧斯坎语甚至把i
分成两个音形各异的符号；最后，写法又渐渐紧依发音，例如罗马人在许多地方以r
代替s
。由年代学的迹象看来，五世纪是发生变动的时期：例如在300年即前450年，拉丁语还没有g
，可是大概在500年即前250年前后却有了g
；帕庇里氏的始祖中第二个自称Papirius
而不自称Papisius
的，他是418年即前336年的执政官；世人谓以r
代s
一事始于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449年即前312年的监察官）。此时在意大利事务的各个领域，希腊文明无处不有日增月盛的影响，发音趋于精细准确，无疑必与此种现象有关。正如卡普亚和诺拉的银币远较同时代的阿迭亚和罗马的阿司币完美，坎帕尼亚文字语言变为循规蹈矩，似乎也较拉丁姆的迅速而圆满。尽管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到本时期末年，罗马的语言文字如何仍未臻确定，第五世纪流传至今的铭文可以为之作证；这些铭文里任意武断的风气极盛
(8)

，关于尾音m、d
和s
的加减，音节中间n
的加减；以及关于韵母o
与u、e
与i
的分别，尤其如此。在这些方面，同一时期的萨贝利人进步较大，而翁布里人则受希腊人革新力量的影响，进步甚微。

由于法学和文典取得这种进步，初等教学虽不是初创，不免也有某种进步。正如荷马史诗是最古的希腊书，十二铜表法是最古的罗马书，两者在本国都成为教学的重要基础，罗马儿童教育即以熟读这种法政问答为主要课程。自从每一政治家和商人非通希腊文不可的时代以来，除拉丁的“写作教师”（litteratores
）外，当然还有希腊文的“语言教师”（grammatic

(9)

），一部分是兼为府邸教师的奴隶，一部分是私馆教师，他们在自己或学生的寓所，教人读希腊文，讲希腊语。当然，鞭挞不但在练兵和警务上有其作用，就是在教学上也有其作用。
(10)

然而，本时期的教学尚不能超过初等程度，在社会方面，受过教育的罗马人与未受教育的罗马人毫无重要的差别。

罗马人无论何时未尝以数学和机械科学见长，这是人所熟知的；就本时期而言，只有一事确可供我们引以为证，这就是十执政官调整历法一事。罗马以前的历法以甚欠完善的旧三午历（triteris
）为基础，现在十执政官想用当代雅典所行的八年历（octaeteris
）代替它；八年历仍用二十九日半为一太阴月，但以365 1/4日而不以368 3/4日为一太阳年，所以不改变三百五十四日为一年的常年，而每八年置闰九十日，以代旧历法的每四年置闰五十九日。出于同样的想法，改良罗马历的人想在其他方面保存通用的历法，仅在四年一度、八年两度的闰年里不缩短闰月，而把两个二月各缩短七日，因而在闰年中，把原为二十九天的二月定为二十三天，把原为二十八天的二月定为二十一天。但由于数学上缺乏准确性和宗教上有所顾忌，特别是因为每年的界神节正落在二月那几天，使拟议中的改革竟陷于紊乱，以致闰年的二月成为二十四天和二十三天，于是罗马的新太阳历实际每年达366 1/4日。这个历法引出的实际弊病有一种补救的办法，即现在的月份长短不一，依历法上的月份或十个月来计算的方法已不适用，他们把它废掉，而在需要精确规定之处，依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太阳年，每年十个月来计算，即以三百零四日分为一年，每年十个月来计算。除此以外，意大利早已通用一种欧多克索斯（Eudoxus，盛年366年即前388年）特为农业而设的农家历，这历法基于埃及人的太阳历，以365 1/4日为一年。

建筑艺术和绘画艺术与机械科学有密切关系，由意大利人在这两种艺术上的成绩看，他们在这两方面的能力不为不高。在这方面虽然没有真正的创造可言，可是，意大利的造型艺术无处不带有模仿的痕迹，使其艺术趣味因此而减少，但更为生动的历史趣味却附着于它；因为一方面，只有这种艺术为各族间的交往保存了最显著的证据，否则这交往就会泯灭无闻，另一方面，除罗马人外，其他意大利人的历史差不多全都趋于湮灭，几乎只有这种艺术把半岛上各民族从事各种活动的情况并列起来，加以表述。本时期没有新奇的事物可言；可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更为精确允当地申明前已概述的意见：即来自希腊的激励从不同的方面强烈地影响埃特鲁斯坎人和意大利人，从埃特鲁斯坎人中间唤起一种比较丰富而又蓬勃发展的艺术，从意大利人中间则在其发生影响之处，唤起一种较为明智而深刻的艺术。

意大利各地的建筑，就是在最早时期，也无处不被希腊成分所充分渗透，这事已见上文。它的城垣、它的水渠、它那方锥形的墓顶和埃特鲁斯坎式的神殿都与希腊最古的建筑并无差别或重大差别。埃特鲁斯坎人本时期在建筑上的进步，没有遗迹可寻，我们既不见这民族接受任何新的事物，也不见他们有何独创，除非我们认为那些华丽的坟墓即属于此类；例如，瓦罗描述过丘西地方的所谓波尔塞那（Porsena）的坟墓，这使人联想到埃及金字塔那种奇怪而毫无意义的雄伟气象，宛然如在目前。

在共和国的一百五十年间，拉丁人的行动大概也完全遵循原有的途径；我们上文已经说过，共和制成立以后，艺术活动不但没有起色，而且趋于衰落。属于此时的拉丁建筑，没有一个因其在建筑学上重要而值得一提，只有261年即前493年在竞技场内修建的谷神庙为例外，帝国时代的人认为这是托斯坎式的范例。可是到了本时期将近终了时，一种新精神出现于意大利的建筑，尤其是罗马的建筑；于是宏丽的拱门建筑始见于世；而且我们不可称拱门和穹隆圆顶为意大利的发明。据详加考察的结果，我们知道在希腊建筑创始时，希腊人尚不知有拱门，所以，建筑庙宇不得不满足于平天花板和倾斜屋顶；不过拱门很可能是希腊人较晚的发明，由更合科学的机械知识而来。希腊人的流传材料把这些发明归在物理学家德摩克里托斯（Democritus，294—397年即前460—前357年）名下。希腊人建筑拱门既在罗马人之前，与这一点相符的是那经常提出而且也许提得有理的假定，即罗马大阴沟的穹顶和以后盖在卡庇托尔古井舍上的方锥形屋顶，乃是现存应用拱门原理的最古建筑；因为这些拱门建筑很可能不属于王政时代，而属于共和时代，王政时代的意大利人极可能仅知有平屋顶或重叠屋顶。但无论世人对于拱门发明本身有何意见，大规模地应用一个原理，至少与最初提出这个原理同等重要，在各处如此，在建筑中尤其如此；而这种应用是罗马人的事，毫无疑义。罗马纪元五世纪初年才开始有城门、桥梁和水渠的建筑，它们主要以拱门为基础，自此以后，拱门永与罗马的名字密切相连，不可分离。与此相似的，有那上复穹窿屋顶的圆形庙宇的发展，这种建筑不见于希腊，却为罗马人所特喜，他们把它应用于他们所特有的崇拜，即对维斯塔女神的非希腊崇拜。
(11)

这个范围内还有种种次要但并非不重要的成绩，类似的话也可适用于此。这些成绩自不得谓为有独创性，不得视为艺术活动；不过罗马那种衔接牢固的铺路石板，不可毁坏的大道，叩之铿然的宽面坚瓦，建筑上经久耐用的灰浆，都表示罗马那坚实不破和勤勉不懈的特性。

造型和绘画艺术也不是因受希腊刺激而成熟，而是由于希腊种子滋生于意大利的土地；在这一点上，它们与建筑艺术相同，也许可能更加如此。我们已经说过。这两种艺术的出世虽较建筑术为晚，可是即在王政时期，至少已开始发展于埃特鲁里亚；不过，它们在埃特鲁里亚的主要发展却属于此时，在拉丁姆则更是如此；埃特鲁斯坎人有许多地方在四世纪时为凯尔特人和萨谟奈人所夺，在这些地方，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活动便毫无遗迹可寻，可以为此说的明证。埃特鲁斯坎人的造型艺术最先从事的，以陶土工、铜工和金工为主；埃特鲁里亚的丰富陶土层、铜矿和商业交易，供给艺术家以所用材料。埃特鲁斯坎庙宇的废墟至今仍在，它们的垣墙、山墙和屋顶往昔曾装饰着无数陶制的凸花和雕像作品，而且埃特鲁里亚与拉丁姆之间买卖这种作品的交易有史可考，可见埃特鲁斯坎的陶土艺范制业的隆盛。铸铜业也不落后于它。埃特鲁斯坎艺术家敢于铸造高达十五公尺的巨大雕像铜柱，沃尔西尼乃是埃特鲁斯坎人的德尔斐，据说在489年即前265年前后，该地有铜像两千座。再者，大概无论何处，石料雕刻的兴起总较铸铜业迟晚远甚，埃特鲁里亚也是如此，它的发展不但限于内在的原因，而且限于材料缺乏；卢那（Luna）的大理石矿当时尚未开采。任何人看过埃特鲁里亚南部坟墓里那些丰富而优美的装饰品，便不难相信第勒尼安金杯甚至在阿提卡也被人珍视这样的记载。玉石雕刻虽起源较晚，在埃特鲁里亚也有种种的应用。埃特鲁斯坎的绘图家和画家也同样依赖希腊人，可是在其他方面完全与造型艺术家不分轩轾，他们大力制作金属物上的轮廓画和单色的壁画。

以意大利人的本土与埃特鲁里亚相比，骤然看来，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丰富，而意大利人则显得贫乏。可是仔细看去，我们必然发现萨贝利人和拉丁人有超过埃特鲁斯坎人远甚的艺术才能和技巧。固然，在萨贝利人的本土，在萨宾，在阿布鲁齐，在萨谟奈，绝不见有何艺术作品，甚至钱币亦付阙如。可是，那些移居第勒尼安海或爱奥尼亚海沿岸的萨贝利各族，不但学到了希腊艺术的外表，就像埃特鲁斯坎人那样，而且或多或少地掌握了希腊艺术。维利特拉过去是沃尔西人的地区，沃尔西人的语言和特色保持极久，就在这里也有彩色陶偶出土，表现着生气蓬勃，独具一格的作风。在下意大利，卢卡尼亚不甚受希腊艺术的影响，可是在坎帕尼亚和布雷提人之地，萨贝利人和希腊人却不但在语言和种族上完全混同，而且在艺术上尤其如此；就艺术作风而言，坎帕尼亚和布雷提的钱币与当时希腊的钱币完全一致，它们的区别只有铭文不同。

有一种不甚显著可是仍甚确凿的事，即拉丁姆的艺术虽然不及埃特鲁里亚的丰富众多，可是在审美力和实际技巧上却不亚于埃特鲁里亚艺术。显然，五世纪初，罗马人占据坎帕尼亚，变卡勒斯城为拉丁殖民地，变卡普亚附近的法勒努区域为罗马市民区，坎帕尼亚的艺术技巧才为罗马人所得知。奢华的埃特鲁里亚对于玉雕业致力甚勤而罗马则全无这种艺术；埃特鲁斯坎的金匠和陶人从事供应外国的需求，拉丁的作坊则不见有这种事的形迹。诚然，拉丁庙宇不像埃特鲁斯坎庙宇那样堆砌着青铜和黏土制成的点缀品，拉丁坟墓也不像埃特鲁斯坎坟墓那样充溢着黄金的装饰品，拉丁墓壁也不像埃特鲁斯坎墓壁那样涂着五彩缤纷的油画；然而，把一切权衡起来，优胜却不属于埃特鲁斯坎民族。雅努斯神像同雅努斯神一样，都可以认为是拉丁人的发明，这种发明不为不巧，而且它的独创性高于任何埃特鲁斯坎的艺术品，那母狼和双生子合成一组的美丽造像，或系根据希腊的发明而来，可是它的塑造即使不是在罗马城，但它确实是罗马人所构想，并且可注意的是，这一组像最初见于罗马人在坎帕尼亚为该地所造的银币。在上述的卡勒斯城，在罗马设立殖民地以后，似乎不久就创出一种带有造像的陶器，上有工匠姓名和制造地，流布甚广，远属埃特鲁里亚。晚近在埃斯奎林山出土了带有造像的烧陶小神坛，其造型和点缀与坎帕尼亚庙中的祭献品一般无二。可是这并不排除有希腊名手为罗马工作。雕刻家达摩菲洛斯（Damophilos）曾协同戈尔加索斯（Gorgasos）共制谷神古庙内的彩陶像。这个达摩菲洛斯似乎就是希美拉的德摩菲洛斯（Demophilos von Himera，300年即前454年前后），他是佐克西斯（Zeuxis）的业师。最有教益的是这样一些艺术分支，在其中我们根据古代的证据和凭着自己的观察，能对它们用比较的方法下个判断。拉丁的石雕作品，现在仅存罗马执政官卢奇乌斯·西庇阿那口多里斯式石棺，它制作于本时期末叶，可是它的高雅朴素使一切同类的埃特鲁斯坎作品饶有愧色。从埃特鲁斯坎人的坟墓里，曾发掘出许多风格古朴严谨的美丽青铜作品，特别是头盔、烛台和诸如此类的物品，可是，这些作品有哪一件能及得458年即前296年用罚金在罗马市场鲁米纳无花果树之旁建造起来的青铜母狼雕像？它至今仍为卡庇托尔神庙中的最佳饰品。斯普奇乌斯·卡维利乌斯（Spucius-Carvilius，461年即前293年的执政官）曾销熔萨谟奈人的武器，铸成卡庇托尔山上那座硕大无朋的朱庇特神像，以其凿下的铜屑即足以铸成立在巨像下面的那位胜利者的铜像，可见罗马铸铜匠的不畏艰巨的工作，并不亚于埃特鲁斯坎人；这座朱庇特像，甚至从阿尔巴山也可以望见。铸成的铜币以拉丁姆南部的为最精美，罗马和翁布里的尚可，埃特鲁斯坎的则几乎全无造像，而且往往确属粗劣。卡庇托尔山上的幸福神庙落成于452年即前302年，内有盖乌斯·法布利乌斯所作的壁画，就是奥古斯都时代受希腊熏陶的艺术赏鉴家也赞美他的绘图和设色；帝国时期艺术爱好者推凯雷、罗马和拉努维翁的壁画为绘画杰作，予以着力赞赏。金属镌刻在埃特鲁里亚用为手镜的装饰，在拉丁姆则为高雅的梳妆盒的装饰，这艺术在拉丁姆的应用远不如在埃特鲁里亚的广泛，而且几乎全限于普雷内斯特一地。埃特鲁里亚的铜镜当中，以及在普雷内斯特的梳妆盒中，都有几件艺术精品，可是后一类作品中有一个梳妆盒，极可能出于这时期一位普雷内斯特匠人的作坊
(12)

；对于此物，我们可以有理由这样说，古代雕刻艺术的作品中可以称得上不仅在美的表现和特征刻画上完美无缺，而且在艺术的纯朴和认真上也完美无缺的，无过于这个菲科罗宝盒（Cista
）。

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品，就其一般特征而言，一方面是材料上的浪费无度和风格上的过于浮夸，一方面是全无独出心裁的发挥。在希腊师傅轻描淡写之处，埃特鲁斯坎学徒却孜孜不倦地下功夫；希腊作品材料轻巧，形体适中，埃特鲁斯坎作品则不然，他们显然以作品的巨大昂贵，或甚至以稀罕相夸耀。埃特鲁斯坎艺术每有所模仿，无不变本加厉；在他们手里，严肃变为残酷，文雅变为荏弱，可畏变为可恶，丰满变为淫猥；原来的激励愈形衰退，埃特鲁斯坎艺术自赖其力时，这些特色便愈臻明显。更奇怪的是墨守沿袭相传的形式和作风。这种现象的主因，或在起初希腊人与埃特鲁里亚有亲善的接触而得以散播艺术种子于此地，以后两国相仇，希腊较晚的艺术发展不能输入埃特鲁里亚，或者更为可能的，一种心智上的停滞迅速传遍全国。可是无论这现象的主因何在，埃特鲁里亚的艺术大体上止步不前，停留在发轫时的原始阶段。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原是希腊艺术不长进的女儿，其所以长期被认作希腊是艺术之用，即以此故，这是人所共知的。埃特鲁斯坎艺术的精神消失得如何迅速，不但见于其墨守较老的艺术成规，而且更可见于其极不善运用较新的艺术，尤其是石料雕刻和将铸铜术运用于造币之中。同样，富于教益的是，埃特鲁斯坎晚期坟墓中有极多的彩绘酒罍出土。此等酒罍如果与饰有轮廓画的金属盘或彩陶同时流行于埃特鲁里亚，他们必能学会在本国大量制造酒罍，而且至少在品质上相当良好；可是，这种奢侈品兴起时，他们却已全失其独立仿造的能力，刻有埃特鲁斯坎铭文的酒罍偶尔一见，可以为证，于是他们只好以买代制。

可是，就在埃特鲁里亚，南北方艺术的发展又有显著的不同。南埃特鲁里亚，特别是凯雷、塔昆尼和沃尔西等地，它们保存着无数的艺术瑰宝，尤其是壁画、庙宇点缀品、金饰和彩画酒罍。北埃特鲁里亚则远较落后，例如，丘西以北不见彩画的坟墓。埃特鲁里亚最南的城市维爱、凯雷和塔昆尼，在罗马传说里，据说是埃特鲁斯坎艺术的主要发祥地；最北的城市沃拉泰雷在埃特鲁斯坎诸民社中领域最大，也最与艺术无缘。南埃特鲁里亚还有一种半希腊文化，北埃特鲁里亚毫无文化。这种显著差异的原因，一部分在于民族性的不同，这民族性在南埃特鲁里亚也许与非埃特鲁里亚成分广泛地混杂一起，另一部分在于希腊影响的强弱不同，特别在凯雷，影响甚为显著。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因此，罗马早年征服埃特鲁里亚南半部，以及埃特鲁斯坎艺术很早就罗马化，为害更烈。埃特鲁里亚在艺术上能独立做出何种成绩，有铜币为证，铜币大半部属于此地出品。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埃特鲁里亚转向拉丁姆。诚然，拉丁姆没有创造新艺术；罗马从拱门题材中发展出一种与希腊不同的建筑，然后与建筑相和谐，发展出一种雕刻和绘画上的新风格只是这还有待于久远的将来。拉丁艺术无独创之处，而且往往无关重要，不过清新的感觉和有分寸地选取外国的长处，在艺术上也是难能可贵的。拉丁艺术不易流于野蛮；在技术上，它最佳的作品完全与希腊的并驾齐驱。埃特鲁斯坎艺术当然早于拉丁艺术，拉丁艺术至少在起始阶段有倚赖埃特鲁斯坎艺术之处，这是无可否认的。瓦罗以为，在希腊艺术家造谷神庙的陶偶以前，只有托斯坎的造像点缀罗马庙宇，他的意见或许不谬；不过，不言而喻的是，无论如何，希腊人的直接影响决定了拉丁艺术，这些陶偶以及拉丁人和罗马人的钱币都是明证。甚至埃特鲁里亚专用金属镌刻术于梳妆镜，拉丁姆专用之于梳妆盒，也可以表明两地所受艺术启发的不同。然而，拉丁艺术绽出最鲜艳花朵之处不在罗马；以精美和艺术趣味而论，罗马的阿司币和第纳尔币远不如拉丁铜币和罕见的拉丁银币；绘画和图案的杰作大半都属于普雷内斯特、阿迭亚和拉努维翁。这与上述罗马共和的现实和客观的精神完全吻合，这种精神在拉丁姆其他地方必不能这样盛行。但在五世纪期间，尤其是在其下半叶，罗马的艺术活动颇为活跃。这是罗马始造拱门和道路的时代，这是卡庇托尔母狼一类艺术品起源的时代，这是罗马旧贵族氏族里一位名人拿起画笔来装点一座新庙而荣膺“画家”别名的时代。这不是偶然的事。每一个伟大时代必然把握住整个的人；罗马的风俗虽然很顽强，罗马的警察虽然严厉不苟，可是因为罗马市民成为意大利半岛的主人，或更确实地说，意大利首次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的繁荣也显见于拉丁的尤其是罗马的艺术繁荣之中，正如埃特鲁斯坎民族在道德和政治上的衰败也显见于埃特鲁斯坎艺术的堕落。拉丁姆既以其雄伟的民族力征服较弱的民族，它也把它那不可磨灭的痕迹印在青铜和大理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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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拉丁节，狄奥尼修斯有新记载（6，95，参见B．G．尼布尔，《罗马史》，第2卷，第40页），在他的另一段已为普鲁塔克所引用的叙述里，也有所记载（《卡米卢斯传》，42），我们应认为这些记载系指罗马赛会而言，非指拉丁赛会，因为姑置其他理由不论，我们只要把普鲁塔克所引一段与李维的记载（6，42，F．W．里奇尔，《帕雷尔加论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莱比锡，1845年，第1卷，第313页）相比，便昭然若揭。狄氏有错误时常坚持到底，他误解ludi maximi（大赛会）的含义。

此外，有一个流传材料说，人民节庆并非源于第一个塔克文王的征服拉丁人，像通常所说的那样，而是说它源自罗马人战胜拉丁人于雷吉尔湖一役（西塞罗，《论预言》，1，26，55；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7，71）。从法比乌斯著作中的最后段落中保存下来的重要记载，实际上说的是普通感恩节，而并非特别的还愿典礼，这说明此处明系指此节每年举行一次，并且其所举出的用款数目与阿斯康尼乌斯（Asconius）书所举的恰好相符（伪阿斯康尼乌斯，第142页，Or）。

(2)
这书的一个断片至今尚存：

“冬季干燥春潮湿，孩子呀，你的小麦会有好收成。”至于后世何故视此为最古的罗马诗，我们不得而知（马克罗比乌斯，《农神节》，5，20；费斯图斯，EP．V，Flaminius
，第93页；M．塞维乌斯，《农事诗》，1，101；普林尼，《自然史》，17，2，14）。

(3)
只有名录开头几处使人怀疑，也许为后人所添加，以便使国王出逃和罗马大火之间，恰为一百二十年之数。

(4)
由老普林尼（《自然史》，36，15，100）之说看来，这神话的用意昭然若揭。

(5)
他们似乎以三个世代为一百年，把233 1/3算成240的整数，正如他们把由国王出逃至罗马大火这一期间算成120年的整数。如何能获致这些数字，例如，从前已讨论过的面积度量的确定即可显见。

(6)
修昔底德、伪斯基拉克斯和其他著作都提到西西里的：“特洛伊殖民地”，赫卡泰奥斯称卡普亚为特洛伊人所创立；两者均源起于斯台西科罗斯，以及他确认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土著就是特洛伊人一事。

(7)
据他说，一个妇人名罗美（Romé）的由伊利昂逃至罗马或者，她的同名女儿，与土著居民之王拉提诺斯（Latinos）结婚，生下三子：一名罗莫斯（Romos）、一名罗米洛斯（Romylus）、一名芝勒哥诺斯（Zelegonos）。后一人见于此处，必为图斯库鲁姆和普雷内斯特的创立者无疑；他属于奥德修斯神话，已是人所熟知。

(8)
在456年即前298年执政官卢奇乌斯·西庇阿和495年即前259年同名执政官的两个墓志铭里，词格的语尾变化通常缺少m
和d
，可是Luciom
和Gnaivod
各见一次；主格的cornelio
和filios
并见；cosol
和cesor
与consol
和censor
也并见；aidiles
，dedet
，ploirume（=plurimi
）、hec
（主格、单数）与aidilis，cepit，quei，hic
也并见。变s
为r
，业已全部实行；我们发现duonoro
（等于bonorum
），Ploirume
已不似在跳舞祭祀团的歌里那样作foedesum
和plusima
。一般看来，现存的铭文都不在改s
为r
的时代以前；更早的s
只有零星的遗迹可寻，例如，以后honos
和labos
与honor
和labor
并见，以及晚近在普雷内斯特出土的墓志铭上的女名Maio
（即maios maior
）和Mino
。

(9)
写作教师与语言教师的关系，略等于我们小学教师与外语教师的关系；按较早的语言习惯，后一名称只属于希腊语教师，而不属于本国语教师。Litteratus
一词起源较晚，其意不指学校教师而指有教养的人。

(10)
普劳图斯（《酒神祭尼》，43）描写可敬的旧式儿童教育，所举的例子至少是罗马的一幅真正景象：

……如果随后你便回家，

你身穿小外套，脸向老师，坐在凳上；

你读书给他听，若读错一个音，

他便把你的脊背打得五色斑斓，有如小儿的围嘴。

(11)
昔人以为圆形庙宇系模仿最古的住宅而作，当然不确；反之，住宅建筑一律始于正方形。按罗马后世的神学，地球或宇宙环绕太阳，成一球状（费斯图斯，v，retundam
，第282页；普鲁塔克，《民数记》，11；奥维德，《岁时记》，6，267以下），圆形与这种观念相联系。事实上圆形的应用应归因于，圆形被认为是最安全和最便于圈入和守护的空间。希腊人的圆形宝库，罗马仓房的圆形建筑（即家神庙），皆以这种原理为根据。炉灶（即维斯塔祭坛）和龟房（即维斯塔神庙）当然也造成圆形，正如蓄水池和井栏（putal
）的造法也如此。圆形建筑本身与方形建筑同为希腊与意大利民族所共有的形式，仓库用圆形而住宅则用方形；不过，在建筑和宗教上，简单的穹窿屋顶发展为有支柱和圆柱的庙，却是拉丁人的成绩。

(12)
诺维乌斯·普劳图斯也许只是铸造了盒脚和盒盖上的群像，盒的本身也许是一个较早的艺术家所制，不过他绝不能不是普雷内斯特人，因为这些盒的应用只限于普雷内斯特人。

第三卷　自统一意大利至征服迦太基和希腊诸国

叙史为难

——萨卢斯特

第一章　迦太基

闪米特族居于古典世界各民族之中，可是不在它们之列。闪族的中心在东方，古典世界的中心在地中海；战争和迁徙虽可变更各民族的畛域，使它们成交互错综之势，但深刻的异族之感过去和现在始终深入人心，把印度日耳曼族与叙利亚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截然分离。说到那向西散布最广的闪族——腓尼基人，也是如此。他们的发祥地在一条狭窄的海岸边上，位于小亚细亚、叙利亚高地和埃及之间，称为迦南（Kanaan），意谓“平原”。这个名称是该民族自用的唯一名称，就是在耶稣纪元时期，非洲农人仍自称为迦南人。但希腊人称迦南为“紫颜料产地”或“红人之乡”，红人指腓尼基人；意大利人也惯称迦南人为布匿人（Phöniker），我们仍惯称他们为腓尼基人或布匿人。此地颇宜农业，可是那优良的港湾以及丰富的木材和金属却最利于商业发展；东边的大陆非常殷富，地中海浩瀚无垠，岛屿星罗，港湾骈列，所以人类初见大规模商业的曙光，或者就在这海陆相接之处。腓尼基人把所有一切勇气、机智和热心，都用在发展商业和随之俱来的航海术、制造业和殖民事业，使东方和西方得以连成一片。在早得难以置信的时期，这种人已见于塞浦路斯和埃及、希腊和西西里，甚至大西洋和北海。他们的商业范围西起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和康沃尔（Cornwall），东至马拉巴（Malabar）海岸。他们经手的，有东方的黄金和珍珠，推罗的紫颜料，非洲腹地的奴隶、象牙、狮皮和豹皮，阿拉伯香料，埃及麻布，希腊的陶器和美酒，塞浦路斯的铜，西班牙的银，英格兰的锡和厄尔巴岛的铁。每一民族所需要或能购买的物品，腓尼基水手无不一一供给；他们漫游各处，可是他们爱乡心切，总以其狭窄的本土为归宿。

在历史上，腓尼基人实堪与希腊民族和拉丁民族齐名，不过古代民族力量的发展各偏一方之说，又由他们得到新的证明，或且是最有力的证明。在精神境界中，高尚而永久的创造起于阿拉米民族的，无一是由腓尼基人而来。就某种意义而言，信仰和知识首先是阿拉米人的特产，其传到印度日耳曼人那里的乃是来自东方；可是据我们所知，在阿拉米族的宗教、科学和艺术之中，腓尼基的却无一占独立的地位。腓尼基人的宗教概念粗糙而简陋，他们的崇拜似乎意在助长淫欲和残暴，而无意加以节制。对于其他民族的宗教，腓尼基宗教毫无特殊影响的痕迹可见，至少在历史昌明时期如此。腓尼基建筑或造型艺术，堪与意大利相比的绝不可见，更不必说与艺术发祥地相比。最古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际应用都起源于巴比伦，或者就在幼发拉底河一带地方。人类最初追寻星宿的轨道，大概就在这里；他们最初分别语言的声音而形之于文字，也是在这里；他们开始对时间、空间，以及在自然界发生作用的力量进行思考：天文学、纪年学、字母和度量衡的最古遗迹莫不指向此一地区。无疑，腓尼基人为自己的工业利用了巴比伦精美巧妙的手艺，为他们的航海业利用了观星术，为他们的商业利用了表音的文字，以及各有等差的度量衡制，他们销售他们的货物，同时也散播了许多重要的文明种子。可是，字母或人类智能的其他产物，都无法证明为此族所特有，而他们传给希腊人的宗教的和科学的思想，颇类飞鸟的漫撒谷种，而不类农夫的撒播种子。希腊人，甚至意大利人，一与能受文明的民族接触，便能使蛮族受到教化，并使之与己同化，腓尼基人却全无这种能力。在罗马武功所及之处，伊比利亚人和凯尔特人的语言都为罗曼系的语言所消灭；今日非洲柏柏尔人所用的语言，仍是汉诺（Hannos）和巴尔基底（Barcides）时代所用的语言。

最重要的，与印度日耳曼族相反，阿拉米族缺乏建国的本能，以及争取自治自由权的独创思想，腓尼基人亦复如是。当西顿（Sidon）和推罗的全盛时代，统治幼发拉底河的国家与统治尼罗河的国家长期交争腓尼基人之地，该地有时属于亚述人，有时属于埃及人。希腊人城市的力量仅及其半，竟能自治独立；而西顿人则虑事审慎，他们以为东行的驼队商路或埃及的海港若被封闭，其所失必远远多于最重要的贡献，所以他们宁愿按时纳税，应时势的转移，或纳之于尼尼微（Nineveh），或纳之于孟斐斯（Memphis），在别无他法之时，甚至拿船舶去给两王助战。腓尼基人在国内既耐心忍受统治者的凌虐，在国外也绝不放弃和平经商之业另采争城夺地之策。他们的居留地只是商馆。由他们的眼光看，获得远方的广袤领地而在那里费力而持久地推行殖民事业，不如与土人互市交易的重要。他们甚至对于自己的竞争者也避免兵戎相见；在埃及、希腊、意大利和西西里东部，他们都任人排挤出来，几乎毫无抵抗；古代争西地中海霸权的大海战，如阿拉利亚（217年即前537年）和库迈（280年即前474年）两战，都是埃特鲁斯坎人在攻打希腊人之战中身负重担，而不是腓尼基人。争斗如果可以避免，他们总竭力妥协从事，腓尼基人从来没有征服凯雷或马赛利亚的企图。腓尼基人发动侵略战自然也就更少。在较古之时，他们只有一次出师进攻——即非洲的腓尼基人遣军大征西西里之役，终于在希梅拉地方为叙拉古的格伦所击破（274年即前480年）——只因他们是波斯大王的顺民，并且要避免参加对东方希腊人的战事，所以他们对西方的希腊人出兵挑战，正如本年他们的叙利亚同胞，事实上不得不在萨拉米与波斯人共遭败绩。

这不是怯懦的结果；驾武装船只行在陌生的海洋，需要有雄勇之心，而雄勇之心，只有到腓尼基人中间去寻找，这事实已屡为他们所证实。这更不是缺乏坚韧性和独特的民族性所致；事实适为其反，阿拉米族不但以其精神武器，而且也以其鲜血保卫他们的民族性，以抵抗希腊文明的一切诱惑和东、西方暴君的一切压迫；他们抵抗之顽强实为印度日耳曼族一向所不能及，由我们西方人看来，其顽强有时似超乎人性，有时似不如人性。这是缺乏政治意识的结果；尽管他们有极深沉的种族观念，极笃实的依恋祖城的心肠，但这缺点却表示腓尼基人最独特的本性。他们不以自由为可爱，不以霸权为所愿；《士师记》中说：“他们像西顿人那样安静地生活着，喜悦而无忧，拥有财货。”

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发达最速而最稳妥的，莫过于推罗人和西顿人在西班牙南岸和非洲北岸所建立的殖民地；波斯大王的武力，希腊水手的危险竞争，都达不到这一地带，在这里土人与外来人的关系无异于在美洲印第安人与欧洲人的关系。沿着这些海岸，腓尼基人的城市欣欣向荣，为数众多，其中最为尊显、远胜他城的就是“新城”迦塔达（Karthada），即西方人士所谓迦太基（Karchedon或Carthago）。迦太基不是腓尼基人在这个区域的最早殖民地，它或许是受邻近的腓尼基人在利比亚的最古城市乌提卡（Utica）保护下的一个城市，可是由于地势无比便利和居民勤勉异常，它不久便凌驾于邻国，甚至凌驾于祖国之上。巴格拉达河（Bagradas，即梅杰尔达［Mejerda］）流经北非产粮最丰之地，迦太基所处位置距此河的旧河口不远，位于一片涨起的肥沃冲积地之上；该地至今仍建有农舍，橄榄林和橘林遍布，地势向平原缓缓倾斜，在海岸处终于一个海水环绕的地岬。它居北非大港突尼斯湾的中心，在这良港最适于大船寄碇之处，岸边即有可供饮用的泉水，所以此地对于农业、商业，以及两者的交易非常便利，以致不但此处的推罗殖民地是腓尼基人第一个商业城市，而且就在罗马时期，迦太基城一经恢复，即刻成为帝国第三大城，至于今日，这里的情势远较以前不利，地址远不如以前选得精当，却仍是一座拥有十万居民的繁盛城市。占有这种地位，又居住着这样多人口的城市，其在农、工、商业上的繁荣自不待言；但有一个问题尚待解答：这个殖民地在政治上何以能达到腓尼基其他城市所达不到的权势地位？

甚至在迦太基，腓尼基人在政治上仍采取消极政策，这事实不乏明证。就是在它达到隆盛时代以后，迦太基仍向土著马克西尔（Maxyer，即Maxitaner）部落的柏柏尔人缴纳此城所占地面的地租；此城虽受大海和沙漠的保护而不忧东方各国的侵犯，却似乎仅徒托虚名地承认波斯大王的主权，并且常向他纳贡，以保全其与推罗和东方的交通。

可是，腓尼基人尽管甘于俯就屈从，却有一种情势发生，使他们不得不采取更强有力的政策。希腊移民的洪流势不可挡地向西奔腾而去，它已把腓尼基人排挤出希腊本土和意大利，开始在西西里、西班牙，甚至在利比亚也这样做。如果腓尼基人不愿全被消灭，便非据守一地起而反抗不可。这次他们所要抵抗的不是波斯大王而是希腊商人，昔日他们只要帖然从命，纳税进贡，便可继续经营其工商业，此时却不然。马赛利亚和昔兰尼已经创设，西西里东部全落入希腊人掌握，这是腓尼基人认真抵抗的最后时机。迦太基人负起这个责任，长期的艰苦战斗之后，他们遏住昔兰尼人的进展，于是希腊文化不能侵越的黎波里（Tripolis）沙漠以西。此外，西西里西端的腓尼基移民在迦太基人援助下，抵御希腊人的侵凌，甘愿受其同种族的强盛城市的保护。这些胜利发生于罗马纪元第二世纪，腓尼基人因此能保有地中海的西南部，缔造这些胜利的城市也因此得以成为全国的霸主，同时也改变了它的政治地位。迦太基不再仅仅是个商业城市，因为它志在统治利比亚和地中海的一部，因为它不得不如此。佣兵制的兴起大概也大有助于这些胜利。约在罗马纪元第四世纪中叶，佣兵制始风行于希腊，可是在东方人中间，尤其是在卡雷人（Carians）中间，这制度的兴起远较此为早，始行此制的或许就是腓尼基人。当外国的募兵制度把战争变为大规模有利可图的投机事业时，这便与腓尼基人的性格习惯十分相投。

大概因为在国外得了这些胜利，迦太基人才改变了他们在非洲的地位，由佃户变为业主，由被人容忍变为征服他人。迦太基商人素来须向土人缴纳地租，似乎到了300年即前450年前后，他们才把这地租废除。这种变化使他们能经营大规模的农业。腓尼基人无时不汲汲于利用他们的资本兼为地主和商人，并且用奴隶或雇工实行大规模的农业；大多数犹太人都挣着工钱为推罗的富商大贾在这方面效力。现在迦太基人始能用一种与近代种植园相近的制度，毫无限制地吸取利比亚丰饶土地的产物。带锁的奴隶从事耕作——我们见一个公民竟拥有奴隶两万人。不但如此，四周地区的农村——很早时候，大概在腓尼基人移来以前，农业即已输入利比亚，这大半是埃及人所为——也被武力征服，利比亚的自由农民变为佃户（Fellahs），须把土地所产的四分之一贡献地主，并且受按时征兵制的支配，编成迦太基本土的军队。迦太基人与边界上游牧部落（
）的战争无时或息，可是一串屏障保住游牧部落所环绕的地方，于是游牧部落被驱回沙漠和山岳，或被迫承认迦太基的主权，缴纳贡献，供给援兵。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前后，他们的大城德维斯特（Theveste，即特贝萨［Tebessa］，在梅杰尔达河发源之处）为迦太基人所克。这就是见于迦太基国家条约的“臣属市镇和部落（
）”；前者是不自由的利比亚村落，后者是臣属于迦太基的游牧部落。

此外还有其他居于非洲的腓尼基人，即所谓利比腓尼基人（Libyphöniker），也在迦太基统治之下。利比腓尼基人一方面包括由迦太基分出的小殖民地，在非洲北岸全部和西北岸一部——西北岸并非不重要，因为仅就大西洋岸而言，一度曾有这种殖民三万人——另一方面包括腓尼基人的老殖民地，在今日康士坦丁省（Constantine）和突尼斯的贝力克（Beylik）沿海的为数尤多：如希波（Hippo，以后改称雷吉乌［Regius］，即博纳［Bona］）、哈德鲁梅顿（Hadrumetum，即苏萨［Susa］）、小列波蒂（Little Leptis，在苏萨南，为腓尼基人在非洲的第二大城）、塔普苏斯（Thapsus，也在此区）和大列波蒂（Great Leptis，在的黎波里附近）。这些城市如何成为迦太基的附庸——究系因赖迦太基的保护以抗昔兰尼人和努米底亚人（Numidians）的攻击而自愿为附庸，或系出于强迫——今已无法考证；所能确定的只是就在官方文书中他们也被称为迦太基的臣民，他们须拆毁他们的城墙，他们须纳贡和出兵助迦太基。然而他们不必服兵役和纳田赋，而只出定额的人员和金钱，例如小列波蒂每年缴纳巨款达三百六十五塔兰特（合九万镑），并且他们在法律上与迦太基人平等，两方以平等资格互通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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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乌提卡得免此难，保住它的城墙和独立，这或许不由于乌提卡自己的力量，而由于迦太基人对于这旧保护主的虔敬；腓尼基人对于这种关系确实怀着非常的敬意，与希腊人的淡漠完全相反。甚至与外国交际，“迦太基和乌提卡”也永远联合着提出条件，缔结约章；这种情形却不妨害远较重要的“新城”在事实上对于乌提卡行使霸权。如是，这个推罗商馆变为北非一个强大的帝国，奄有自的黎波里沙漠至大西洋之地，在西部（摩洛哥［Marokko］和阿尔介［Algiers］）仅稍为肤浅的占据沿海一带而止，可是在东方较富饶的部分（今康士坦丁和突尼斯），它的势力却伸入腹地，它的疆界南进不息。迦太基人，如古代一个作家饶有意味的话，变为利比亚人。腓尼基文明盛行于利比亚，正如在亚历山大出征之后希腊文明盛行于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不过二者深浅不同而已。游牧酋长的宫廷都操腓尼基语，用腓尼基文，较文明的土人部落用腓尼基字母写他们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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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要把他们完全腓尼基化，却不合于这民族的精神，也不是迦太基的政策。

迦太基何时变成利比亚的首都，因为这变化必是由渐而至，其时代更不易断言。上述作家指汉诺为此国的改革家。如果这指与罗马首次战争时在世的汉诺而言，他便仅可被视为完成新制的人，新制的实行大概在罗马纪元的第三、第四世纪。

与迦太基的兴隆同时并进的有腓尼基祖国大城的衰落；西顿如是，推罗尤其如是，这城的繁荣半毁于内乱，半毁于外患，它遭罗马第一世纪的萨尔马纳撒（Salmanassar）、第二世纪的奈布科德罗索（Nabukodrossor）、第五世纪的亚历山大三次围攻，受祸尤烈。推罗的贵族和老店大部迁到那安全隆盛的迦太基，把他们的才智、资产和遗风一同带去。腓尼基人与罗马发生接触之时，迦太基已确为迦南人的首城，一如罗马已为拉丁各民社的首城。

可是利比亚的帝国仅是迦太基势力的一半，在同一期间，它的海上霸权和殖民地的统治也有一样强大的发展。

在西班牙，腓尼基人的首府是推罗人的原始殖民地加的斯（Gades，即Cadiz）。除此以外，他们在此地的东西两方有一串商馆，在内地有银矿区，所以他们所占的地方略当于近代安达卢西亚（Andalusien）和格兰那达（Granada）两省，至少相当这两省的沿海一带。他们不务从凶悍的土人手里取得内地；他们只占据矿区、交通站、采贝和其他渔业的场所，甚至在这些地点，他们也不易保持地位以抗拒附近的部落。大概严格说来，这些地方不算是迦太基属地，而算是推罗属地，加的斯不在迦太基的进贡城市之数；可是在实际上，西方一切腓尼基人都奉迦太基为霸主，加的斯也是如此，迦太基派兵援加的斯人抵抗土人，并且设立商业殖民地于加的斯以西，可为明证。而且就在早年，埃布苏斯（Ebusus）和巴勒利（Balearen）群岛已为迦太基人所据，一方面用为渔场，一方面用为对马赛利亚的前哨，在这些地方他们与马赛利亚人作凶狠的战斗。

同样，在罗马纪元第二世纪末叶，迦太基人已据有撒丁岛，他们以利用利比亚的方式利用这岛。土人退居岛内多山的腹地，以免受农奴制的束缚，正如非洲的努米底亚人退居沙漠边缘；于是腓尼基的殖民团被派到喀剌里（Karalis，即喀格利亚里［Cagliari］）和其他重要地点，沿海肥沃地带有利比亚的农夫来耕种，成为农产丰饶之区。

在西西里，梅萨那海峡和占全岛大半的东部已在早年落于希腊人手；可是腓尼基人得迦太基人的援助保持附近较小的岛屿：埃加底（Aegates）、梅里达（Melita）、高洛（Gaulos）、科西拉（Kossyra）等，马耳他岛（Malta）的殖民地尤为殷富繁荣；他们也据有西西里的西岸和西北岸，由这里先借着牟提亚（Motya）后借着利利拜乌姆与非洲维持交通，借着帕诺穆（Panormos）和索隆顿（Soluntum）与撒丁岛维持交通。西西里的腹地仍为土著的埃里密人（Elymer）、西喀尼人（Sikaner）和西塞里人（Sikeler）所据。希腊人既已被阻而不能再进，全岛便入于较为和平的状态，以后迦太基人受波斯人的唆使，兴兵攻岛上邻国的希腊人也没有永久破坏和平，以后和平仍大致继续存在，直至雅典远征西西里（339—341年即前415—前413年）而后已。这两个互相竞争的民族决计互相容忍，双方大致各保其境。

这一切殖民地和领土本已甚为重要，但就它们成为迦太基海上霸权的栋梁而言，则更形重要。北非海岸的主人既据有西班牙南部、巴勒利群岛、撒丁、西西里的西部和梅里达，又禁止希腊人殖民于西班牙东岸、科西嘉和锡儿第沙洲（Syrtes）地带，他们的领海成为对外锁闭的海，西方的海峡为他们所垄断。只有在第勒尼安海和高卢海，腓尼基人不得不许外国与他们竞争。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在这两海互相抗衡一日，这种情形便可忍耐一日；迦太基人认为前者的竞争为患较轻，甚至与之结一共御希腊人的联盟。可是到了埃特鲁斯坎人覆亡，而迦太基人按照这种勉强联盟的惯例不竭力加以挽救，阿尔西巴底的大计划又归失败，于是叙拉古卓然成为希腊人的头等海权国，莫能与争，这时不但叙拉古的统治者自然始想统治全西西里，而且迦太基也被迫采取更为振奋的政策。他们与其强大而无耻的敌人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348—389年即前406—前365年）作持久顽强的战争，其直接结果是那些介于其间的西西里国家不沦亡即变弱——双方都以造成这种结果为务，于是叙拉古人与迦太基人分据西西里岛。此岛最兴旺的城市——塞利努斯（Selinus）、希美罗、阿格里根图姆、盖拉和梅萨那——都在这些不幸的战争中为迦太基人所毁灭；狄奥尼修斯见希腊文明在那些地方被毁或被禁，未尝不欣然而喜；这样，他倚赖募自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的外国佣兵，便可以统治那些一片荒凉或立有军事殖民地的省份，他的政权更为稳固。迦太基将军马哥在克罗宁（Kronion）一战（371年即前383年）得胜，所结和约把希腊城市狄尔美（Thermae，即古代的希美罗）、塞介斯达（Segesta）、赫拉克利亚·密诺亚（Herakleia Minoa）、塞利努斯和阿格里根图姆所领直抵哈力古（Halyko）河的部分都归在迦太基治下。这交争此岛的两国都认为此约不过是暂时的和解；双方以后仍互相排挤不休。迦太基人前后共历四次——老狄奥尼修斯时代的360年即前394年、帖茂良（Timoleon）时代的410年即前344年、阿加托克里时代的445年即前309年、皮罗斯时代的476年即前278年——为西西里全岛的主人，仅余叙拉古的坚城作梗；叙拉古人在强悍的领袖如老狄奥尼修斯、阿加托克里和皮罗斯之下，也差不多有这些次似乎将要把非洲人逐出岛外。可是优势日益倾向于迦太基人方面，他们通常发动攻势，虽其坚毅不挠的精神不及罗马人，可是因为希腊人城市困于党争，四分五裂，他们的攻势却有条有理，奋力以赴，远胜于希腊人的守势。腓尼基人按理可以期望他们掌握中的利物不致永为疠疫或佣兵头目所夺；而且当时至少在海上胜负已经决定：皮罗斯想恢复叙拉古舰队一事是最后一次的企图。这次失败以后，迦太基舰队控制西地中海全部，没有敌手；他们想占领叙拉古、雷吉纳和塔兰托，可见他们势力的强大和他们目标的所在。又有一个与这些同时并行的努力，就是他们要日益垄断这区域的海上贸易，使外国人和属国臣民都不得染指；任何暴行是凡能助其达到目的的，迦太基人未尝有所畏缩。地理学的开山祖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479—560年即前275—前194年）生当布匿战争之时，谓外国水手驶向撒丁或加的斯海峡的，若落于迦太基人之手，无不被投在海中；事实与其说完全相合：据406年即前348年的条约，迦太基明言西班牙、撒丁和利比亚的港口对罗马船只开放，而据448年即前306年的条约，迦太基却禁罗马船只行驶这些港口，只有迦太基港为例外。

亚里士多德之死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前约五十年，他说迦太基政体原为君主制，以后改为贵族制或倾向寡头政治的民主制，因为亚氏说到他们的政体，常并用两种名称。治国理政之权直接寄在元老会议，这机关与斯巴达的元老会议（Gerusia）相似，也有两个由公民每年推举的国王和二十八名元老，元老似乎也是每年由公民推举。这个会议是处理国事的主要机关——例如筹备战争、下令征兵入伍、推选将军、派若干元老辅佐将军而充任副将；公文也向元老院投递。至于这小组会以外是否还有一个大会与它并立，尚属疑问；无论如何，大会必不关重要。国王似乎也没有特别势力；他们是最高的裁判官，而且常因此得名（Shofetes，praetores
）。将军的权力较大。伊索克拉底（Isocrates）与亚里士多德同时而年较长，谓迦太基人在国内行寡头政治，在战场行君主政治；如是，罗马作家称迦太基将军为独裁，或属不诬；不过在实际上他属下的元老至少必限制他的权力，他卸职以后又须受正式的考核，这是罗马人所无的。将军没有固定的任期，因为这个缘故，他与每年一任的国王不同，亚里士多德也明示国王与将军的区别。然而迦太基以一人而兼数职之事数见不鲜，所以一个人既是将军又兼国王，也不足为奇。

可是迦太基寡头政治的主脑却是一百零四人（取整数称为百人会）的组织，又名士师团，元老会议和长官都隶属于它。迦太基的宪法里原无这种组织，不过与斯巴达的监国（Ephorate）无异，它起于贵族对宪法中那些君主成分的反抗。因为公职可用钱买，最高会议的人员又不多，迦太基一个富甲全国功业无双的家族马哥氏，有独揽平时和战时的国政和司法行政之势。约在罗马的十人执政时期，这情形造成宪法的改革和这种新组织的设立。我们晓得，一个曾任法官的人都有入士师团的资格；不过尽管如此，候补人却须经过一个自选的五人会（Pentarchies）推举，并且士师虽依法应年年改选，实际上却在职不止一年，甚至终身任职，因此希腊人和罗马人常称他们为“元老”。详情虽暧昧不明，我们却能洞见这团体的性质，它是贵族联合举出的寡头理事会；迦太基于公民所用的普通浴室外还有专供士师用的特别浴室，这个孤证可以表明士师团的特别性质。设立士师，原欲使他们做政治陪审官，他们特有传讯将军之权，遇有必要情形必也能传讯国王和元老，使他们在退位时做一清算，甚至处以死刑，而且往往极为暴虐无道。无论何处，行政官吏若受另一机关的节制，则受节制者实权必至移归节制者之手，此处当然也非例外；所以一方面士师团如何渐至干涉一切政事——元老会议把重要公文先提交士师然后提交人民，另一方面迦太基的文武官吏惧国内节制机关的按功罪行赏罚，如何不敢擅自划策行事，都不难明了。

斯巴达的公民团受有明文限制，在国事上抱消极的旁观态度，迦太基的公民团虽不如是，它们对于国事的实际影响却也似乎很少。选举元老时，以公开纳贿制为常规；推举将军时，也咨商于人民，不过这在由元老建议而实际上推举已毕之后；他种问题，只在元老以为相宜或无他法取得一致时，才提交人民。有裁判权的人民大会不见于迦太基。公民无权的主因大概在其政治组织；有人说迦太基的制度有聚食会（the mess-associations），与斯巴达的聚会（Pheiditia）相似，这大概是由寡头政治操纵的公所。甚至有人说“市民”与“手工业者”的区别，我们由此可以推知手工业者居很低的地位，或且与奴隶相差无几。

综观其种种因素，迦太基的政体似乎是个资本家政府；一个民社没有殷实的中流阶级，一方面是城市里的无产群众谋朝不保夕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大商人、大地主和上流阶级的监管人员，当然产生这种政府。有一种朘削人民而使破落贵族致富的方法，即派他们到属国去充课税员和监督——这是腐败寡头政治的民社必有的现象——在迦太基也不乏其例；亚里士多德说这是迦太基政体所以经试验而能垂久远的主因。迄于他那时代，迦太基没有值得挂齿的革命，无论是起于上流阶级或下流阶级的。因为对于一切有大志或贫穷的贵人，握政权的少数人都能给予物质利益，大家常无领袖，于是仅由富人的盛馔拾些残羹冷炙如选举时的贿赂等，即觉得心满意足。对于这种政府自不免有提倡民主的反对党发生，不过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时，反对党仍十分微弱。到了后来，一部分受战败的影响，反对党的政治势力似乎与日俱增，而且其增进的迅速远过于同时罗马反对党的势力；人民大会始对于政治问题有最后的决定权，摧毁迦太基寡头政治的万能。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后，由汉尼拔建议，竟制成一种法令，规定士师会会员不得连任两年，于是迦太基始行完全民主政治，在当时情势之下，如果仍不嫌迟，这诚然是救迦太基的不二法门。反对派为爱国和变法的激烈热情所左右，不过他们立在腐朽的基础上，却是不可抹杀的事实。迦太基的公民团，多闻的希腊人曾比之于亚历山大城的人民，非常嚣张难制，因此很应当没有政权。像迦太基这种由流氓助成的革命究有何益，甚成疑问。

由财政的观点来看，迦太基在各方面都居上古各国的首位。据希腊第一位史家的证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这个腓尼基城市在财政上超越希腊一切国家，其收入与波斯大王相仿佛；波利比乌斯称此城为世界最富的城市。迦太基农业的精明——将军和政治家都不惜亲以科学方法管农业和以之教人——有马哥的农业论著为证，后世的希腊人和罗马论农村的作家无不奉此书为合理农业的金科玉律，不但把它译成希腊文，而且罗马元老院命令发行这书的拉丁文本，并由官方把它推荐给意大利的地主。腓尼基农业的一个特点是它与资本的密切联系；腓尼基农业有一句曾被引用的主要格言，即一人所有的土地切不可过多，以至于经营难周。其国盛产马、牛、绵羊和山羊；因为利比亚人行畜牧经济，这些富源或如波利比乌斯所说，为当时全世界之冠，很有利于迦太基人。迦太基人既以土地利用法为罗马人之师，又将利用属地臣民的方法传给他们；迦太基用这种方法间接收得“欧洲最佳部分”和北非殷富地方——内有几部分如毕查基第（Byzacitis）和小锡儿第河上等地物产极丰——的地租。在迦太基，商业永远被视为高尚职业，航运业和制造业都因商业而茂盛；甚至仅顺自然的趋势，此城的居民即可由经商而获丰厚的利益；上文又已指明他们如何巧于运用日益广大的垄断制度，不但把西地中海的对外贸易而且把内地商业和东西之间的航运业，都日甚一日地集中于这一个港口。

迦太基有如以后的罗马，其科学和艺术虽似依希腊影响为转移，却不为人所忽。腓尼基人有相当多的著作，迦太基城灭亡以后，人发现其所藏艺术品甚丰——这固然不是迦太基人所创造而是掠自西西里庙宇的——和不少的藏书。但在迦太基，就是心智也是资本的仆役；迦太基作品中彰明较著的，以农学书和地理书为主，例如已见上文的马哥书和水师统帅汉诺航行非洲西岸记，此书原由公家藏在迦太基一神庙中，其译本至今尚存。甚至说到某些学识的普及，特别是外国语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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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迦太基大概与帝国时期的罗马不相上下，迦太基人使希腊文化趋向完全实用方面，可以此为明证。在这个上古的“伦敦”，积累的资本究有多少，我们绝对不能想象，不过至少由一种事实，我们可以略窥其国的岁入：迦太基整军备战的方略尽管所费不赀，它管理国家财产的方式尽管欠谨慎和忠实，可是属国贡献和关税却足敷支出，不必向公民征收直接税；再者，甚至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国力已衰，仅赖稍加谨严的财政管理，不必征收任何赋税，即足敷经常费用和每年纳给罗马的四万八千镑，并且与罗马讲和十四年以后，迦太基竟提议一次付清下欠的三十六次付款。但能表明迦太基财政上的优势的不仅是岁入的总额。在上古大国之中，我们仅在迦太基一地见到以后进步时代的经济原则。据说迦太基有国家贷给外国的借款，币制除用金银外，据说也用一种本身无价值的代用货币——这是上古他处所不用的通货。就事实而论，如果政治化为一种商业投机，则迦太基解决这个问题，实有灿烂的成绩，非其他国家所能及。

现在让我们把迦太基和罗马的国力做一比较。两城都兼营农业和商业，此外一无所事；大致看来，艺术和科学在两城同居次要的地位，同具实用的性质，不过迦太基在这方面比罗马为进步而已。可是在迦太基，富豪强于地主，而在当时的罗马，则地主仍强于富豪；迦太基的农业家一概是大地主和蓄奴隶的人，而同时罗马的公民则大多数仍亲耕其田。罗马人大都执有财产，所以守旧；迦太基人大都没有财产，所以易于接受富人的金钱和民党要求改良的口号。在迦太基，商业大城所独具的一切豪富现象已到处流行，而罗马的风俗和警察制度至少在表面上仍维持古代严正节俭的遗风。迦太基使者自罗马归国，告语同僚说，罗马众元老之间关系的亲密，出人意想之外，一套银器竟足供全元老院之用，使臣每被邀赴一家，必重见这套银器。这种讥诮足以表示两国经济状况的不同。

两国的政体都是贵族政治，士师会统治迦太基，一如元老院统治罗马，两者同用警察监视制。迦太基各个长官均受这统治机关的控制，每事必奉命唯谨，公民绝对不许学希腊语，非由公家译员为媒介，不得与希腊人来往：这政策的原意与罗马政府制度的相同，不过迦太基的国家监护制残酷严刻，近于荒唐；与之相比，罗马的罚金制和谴责制似属宽和合理。罗马元老院容才能出众的人参加，最能代表国民，也能信任国民，不必对各长官有所畏惧。迦太基的元老院则不然，其基本政策为假手于政府以猜忌态度监察行政，其所代表的纯为大家巨室；其特色为对于在其上下的人无不猜疑，所以它既不能确信人民唯其马首是瞻，又不免忧虑长官的篡夺权位。因此，罗马的政策能坚持到底，遭不幸而未尝后退一步，遇幸运也未尝以怠忽或淡漠而坐失良机；迦太基人则于最后再一努力或可挽回全局之时停止奋斗，厌倦或忘掉立国的大业，使之半途而废，不可收拾，数年之后，再从头做起。因此罗马的贤能长官常与其政府情投意合；迦太基的贤能长官则往往与国内当局互相水火，不得不用非法的手段抵抗他们，与反对政府的改革派相联合。

迦太基和罗马都统治着同族的民社和许多异族的民社。可是罗马容各地陆续获得公民资格，甚至使拉丁民社依法得有这种资格；迦太基却自始即保持独占，甚至不许属地抱有一日得居平等地位的希望。罗马每获胜利，必把所得的战果分给同族民社一份，尤其是夺得的领土；并且以实利给予富人贵族，想在属国里至少牢笼一派于己有利的人士。迦太基则不但把持战胜的收获为己有，而且竟剥夺最享特权的城市的自由贸易权。罗马就是对于最下等的属国也不完全夺其独立，并且对于任何属国绝不课以固定贡献；迦太基则无往而不派有监督，甚至腓尼基古城也须担负沉重的贡献，而附属部落实际上受国有奴隶的待遇。这样，在迦太基非洲国范围之内，除乌提卡外，无一民社不可因迦太基的覆亡而获得政治和物质的利益；而在罗马意大利国的范围内，政府力避侵害属国的物质利益，至少绝不用极端办法向政治上的反对派挑战，任何民社背叛这个政府，必致所得远不偿其所失。迦太基的政治家若以为属下腓尼基各民社因更畏利比亚人的叛变而拥护迦太基的利益，一切地主因代用货币而与迦太基共其利害，则不啻把商业打算用在他所不适用之地。由经验看，罗马的霸业尽管维系似嫌散漫，却能抗皮罗斯而固若金城；反之，敌军一旦涉足于非洲土地，迦太基的霸业即土崩瓦解。阿加托克里和雷古卢斯登陆于非洲，结果如是，佣兵战争结果亦复如是；流行于非洲的精神为何，可以一事为证：利比亚妇女自愿把饰品捐给佣兵以助其对迦太基人作战。只有在西西里一地，迦太基人似乎为政较为宽和，而且正以此故，结果较佳。对于此岛的属国，他们给予较自由的对外贸易权，并且大概自始即特许其以金属货币来经营内地商业，他们一般所获得的行动自由远较撒丁人和利比亚人所得的为大。如果叙拉古落于迦太基人之手，他们的政策必致迅速改变。可是结果竟无其事，因为迦太基政府刻意宽和，西西里的希腊人又不幸扰攘纷争，所以西西里竟有亲腓尼基人的一派，例如甚至到此岛已移归罗马之后，阿格里根图姆的菲里努斯（Philinus）仍以十足的腓尼基人精神著作这次大战的历史。虽然，大体看来，西西里人无论其为属国或希腊人，必深恶其腓尼基主人，至少与萨谟奈人、塔兰托人痛恶罗马人不相上下。

由财政观点看，迦太基的国家岁入自当远在罗马岁入之上；不过这个优势却为一件事实所抵消，即迦太基的岁入来源不外贡献和关税，其枯竭远较罗马的财源为迅速，而且正在最感需要之时遽行枯竭；迦太基作战的方式也远较罗马的费用浩大。

罗马人和迦太基人的军事资源迥然不同，可是在许多方面却可谓势均力敌。迦太基被征服时，其公民共计七十万人，包括妇孺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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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纪元第五世纪之末，大概至少也有此数；在这世纪期间，遇必要时，他们能出四万重装步兵的公民兵。在第五世纪之初，罗马遇同样情形，曾派出同数的公民兵作战，在这世纪罗马大拓疆土之后，能服兵役的完全市民至少必增加一倍。可是有比能服兵役的人数重要远甚的，就是罗马公民兵效力的优良。迦太基政府虽力劝公民参加兵役，却既不能使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工人有农夫的体力，又不能克制腓尼基人憎恶战事的天性。在第五世纪，西西里军中尚有迦太基“神圣军”两千五百名做将军的卫队；到第六世纪，除军官外，迦太基军中（例如在西班牙的迦太基军）竟不见一个迦太基人。反之，罗马农夫不但列名兵籍，并且置身战场。两民社的同族属国亦复如是；拉丁族为罗马建功立业，不亚于罗马公民兵；利比腓尼基人则与迦太基人同其不善作战，而且不难设想其尤不愿作战，所以他们也绝迹于军队；负有派兵义务的城市大概以付款履行义务。上述西班牙军共一万五千人，仅有一个四百五十人的骑兵队里有利比腓尼基人，并且这种人仅居其一部。迦太基军队的精华是利比亚人，这种新兵经贤能军官训练，可成为精锐步兵，其轻骑无出其右。此外有利比亚和西班牙那些多少有点独立的部落的队伍，有巴列利群岛那些介于属国援兵和佣兵之间的驰名轮索队；最后遇有必要，又有在海外招募的佣兵。专就数目说，这种军队殆不难任意扩充；而以军官的才力、知兵和勇敢来看，这种军队也可以与罗马军相抗衡。可是不但佣兵于急需时须经贻误戎机的长期准备始能就绪，而罗马的公民兵则能随时出战，而且更重要的，迦太基军除军誉和货利外没有能使其团结的维系，而罗马军则同属于一个祖国，有使他们合为一体的一切联系。一般迦太基军官视佣兵甚至利比亚的农奴，甚似近代军人之视炮弹；因此有358年即前396年迦太基将军希米尔科（Himilco）欺卖利比亚军的丑事，继有利比亚人起而叛变的危局；因此又有“布匿人的信义”一个口碑，使迦太基人受害不浅。农奴军和佣兵军对于一个国家所能造作的祸害，迦太基人莫不饱尝，深知他们雇用的农奴较敌人为害尤烈。

迦太基政府不能不见这种兵制的缺点，他们诚然用一切可用的方法补救这种缺点。他们坚持使金库长裕、武库常满，以便随时能供佣兵的装备。他们甚注意于那些在古代等于今之炮队的事物——机械的制造。我们见迦太基人所制机械一律在西西里人的以上，象军的使用，这在象军代昔日战车作战以后：迦太基窟堡内有足容三百头象的象厩。他们不敢修筑属国的城垣，任何敌军在非洲登陆，他们不得不任其占据毫无防御的乡间和城邑——这与意大利的情形迥异，这里罗马的属国大都仍保有城垣，罗马的堡垒又连成一串，控制整个半岛。可是关于首都的防御，他们却不吝一切财力和工巧，其国不亡有几次端赖城垣的坚固；反之，在政治和军事上，罗马城居极安全的地位，未尝受过正式的围攻。最后，迦太基的主要国防在海军，他们倾其全力于海军。说到造船和操舟，迦太基人胜于希腊人；建造三排桨以上的船舶就始于迦太基，此时迦太基的战船大都为五排桨的帆船，通常比希腊的船优良；摇桨人均系公家奴隶，受有甚佳的训练，永不离船一步；船主都是有经验有胆量的人。在这方面，迦太基人确胜于罗马人，罗马以其属国希腊人的少数船只和本国更少的船只，甚至不能出现于大海之上以抗迦太基舰队，迦太基舰队当时却称霸于西地中海，没有敌手。

总之，我们既比较两大国的国力，若把其结果做一结算，或可见一个精明公正的希腊人所下论断为不谬，即通盘看来，在斗争开始之时，两国势均力敌。不过我们不能不再加一句说，迦太基为筹备人为的攻守方法，已竭其心智和财富所能尽的全副力量，可是它根本缺乏自有的陆军和以自助为本的霸权，且不能加以任何妥善的补救。要认真攻击罗马，只有攻之于意大利，要认真攻击迦太基，只有攻之于利比亚：这是无人不知的；迦太基到底难逃这个攻击，也是无人不知。在那航海术的幼稚时期，舰队还不是永久的传国之宝，任何地方只要有树木、铁和水，便可建造舰队。显然地，甚至强大的海权国也不能阻止较弱的敌人登陆，这在非洲已屡试不爽。阿加托克里既已导其先路，一个罗马将军便可步其后尘；在意大利，敌军侵入仅为战争的开端；而在利比亚，敌军侵入却为战争的结束，化战争为围攻；若无特殊意外的事偶发于其间，就是最倔强、最英勇的人士最后也必为围攻所制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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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这一重要阶级最明白的话见于迦太基的条约，条约里一方面示其与乌提卡人有别，又一方面示其与利比亚属国有别，称之为“那些适用同等法律的迦太基属国”（

）。他处又称他们为同盟市（
）或纳贡市。他们与迦太基人的通婚权见于狄奥多罗斯（Diodorus），而所谓“同等法律”自含有财产权。腓尼基旧殖民地也包在利比腓尼基人以内，可以称希波为利比腓尼基城为证；另一方面，关于由迦太基分出的殖民地，汉诺的周航志有云：“迦太基人决使汉诺航行至赫尔克勒斯柱之外，并创立利比腓尼基城市。”大致看来，迦太基人用“利比腓尼基”一词，不用为一个民族的名称而用为宪法中代表一个阶级的名词。这见解完全与一种事实相合，即由文法看，这名称代表与利比亚人混合的腓尼基人；由事实看，至少在设立孤悬异域的殖民地时，利比亚人常与腓尼基人同居共处。在名称和宪法关系上，罗马的拉丁人与迦太基的利比腓尼基人的相似，实属明确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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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谓利比亚或努米底亚的字母，指柏柏尔人自古至今用以书写其非闪族语的字母而言，字母导源于原始阿拉米字母的不可胜数，而此居其一。利比亚字母固然有几个形式比腓尼基字母尤近于阿拉米字母，可是我们绝不能因此便谓利比亚文字不源于腓尼基人而源于更早的移民，正如意大利字母有一部分形式较古，我们也不能因而谓其非导源于希腊字母。我们毋宁假定，利比亚字母起源于腓尼基字母之时，早于腓尼基文今存的记载的书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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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乡庄的家仆虽是一个奴隶，可是据迦太基著农业书的马哥说，却也应当能读书和有点知识。在普劳图斯（Plautus）所作波埃努卢斯（Poenulus）的序幕，对于主人公有下列一段话：

而且他通各种语言，却假作有自知之明，

他显然仍是波埃努，多言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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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质疑于这个数目的确否，以可用的地面计算，可容居民的数目最高不过二十五万。除这种计算难以确定尤其是商业城市的房屋高达六层外，我们须切记此数是以政治的意义而言，不是以居于此市的意义而言，正如罗马民情调查册上的数目；如是，一切迦太基人无论居迦太基城或其邻近，居属国或外国的，都包括在这数目之内。说到迦太基，这种离城在外的当然为数甚多，例如在加的斯，因为这个理由，市民册上所示的人数恒远多于定居当地的人数，见于明文。

第二章　罗马与迦太基争西西里之战

一百余年以来，迦太基人与叙拉古的统治者寻求交斗，使美丽的西西里岛遭其糜烂。双方均以政治招徕为进行战争的武器，迦太基与叙拉古反政府的贵族共和派保持交往，叙拉古君主则与迦太基属下希腊城市的民族党维持关系。双方均雇用佣兵为之作战——帖茂良和阿加托克里如是，腓尼基的将军亦复如是。双方既用相似的手段，其作战也同样不顾体面，不顾信义，为西方历史所仅见。叙拉古较弱。在440年即前314年的和约中，迦太基的要求仍限于赫拉克利亚·密诺亚和西美罗以西的全岛三分之一，明言承认叙拉古对于以东各城的霸权。皮罗斯被逐出西西里和意大利以后（479年即前275年），西西里岛的大半特别是大城阿格里根图姆均落于迦太基的掌握，叙拉古所余的仅陶罗门宁（Tauromenion）和岛东南部而已。

东岸的第二大城梅萨那（Messana，即墨西拿）已为一伙外国兵所占领盘踞，既不属于叙拉古，也不属于迦太基。这些统治梅萨那的新人物原是坎帕尼亚的佣兵。在移居卡普亚及其周围的萨贝利人中间，荒淫的习惯盛行，因此到罗马纪元第四、五世纪时，坎帕尼亚成为全世界的招兵场，君主和城市均求佣兵于此处，一如后世的埃托利亚、克里特和拉哥尼亚。坎帕尼亚的希腊人曾在这里造成部分的文明，卡普亚和坎帕尼亚的其他城市都流于穷奢极欲的生活，罗马的霸权又使他们在政治上毫无力量，可是其严厉尚不致全夺去他们处置己身的权——一切都驱使坎帕尼亚那些青年群趋募兵官的麾下。当然，这种肆行无忌的卖身行为，结果与他处的无异，必致使他们疏远乡土，养成军人横暴不法的习惯，视破坏忠节如弁髦。这些坎帕尼亚人以为一伙佣兵只要能守住一个交给他们保卫的城市，便未始不可把它据为己有——萨谟奈人的占领卡普亚，卢卡尼亚人的陆续占领各希腊城市，其方式不比这个更荣耀很多。一地的政治关系足以鼓动这种冒险事业的，无过于西西里。坎帕尼亚的佣兵首领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时来至西西里，今已用这方法立足于恩特拉（Entella）和埃特那（Aetna）。一伙坎帕尼亚人前曾隶于阿加托克里的麾下，阿加托克里死后（465年即前289年），他们自营盗匪事业，于是占据了梅萨那；这是西西里希腊人的第二大城，在此岛仍属于希腊人的部分，这又是反叙拉古的总部。此城公民不遭杀戮，即被逐出，他们的妇孺房屋都被分给兵士。此城的新主人自号“玛末丁人”即“玛斯人”，不久便成为岛上第三强国；他们乘阿加托克里死后的纷乱时期，荡平西西里的东北部。迦太基人自欣然乐观这些事件，因为成立于与叙拉古接壤处的国家是叙拉古的新劲敌，而非与之同族并且常与之同盟或为其属国的城市。玛末丁人以迦太基人之助，得不为皮罗斯所灭，皮罗斯不当去而去时，他们又恢复其全部势力。

玛末丁人以背信犯罪而夺得政权，历史既不当为之辩护，那因一代作孽而罚及第四代的上帝，历史也不当忘却他不是史神。人有以裁判他人罪孽为务的，也许归罪于人；为西西里着想，一个尚武而属于此岛的政权在岛上初具规模，却未必非福——这政权已能派八千人出战，并且在希腊人尽管战无虚岁，却日益不谙武事，不能再胜对外斗争之任的时候，这政权渐渐努力自强，能于适当时机用其一己的力量担任对外人的战争。

然而最初之时，局势又一转变。叙拉古一位青年军官系出介洛之族，与皮罗斯王有切近的亲属关系，又在皮罗斯的征战里立有军功，不但博得叙拉古军界的景仰，而且引起国人的注意，这人是希罗克里（Hierocles）之子希耶罗（Hiero），当军队与公民不和之时，受军人的选举而被命为军帅（479—480年即前275—前274年）。叙拉古的公民已惯见他们的暴君最可耻的非法举动，希耶罗却为政谨慎，品格高尚，见解平和，不久便获得他们的欢心和西西里一般希腊人的爱戴。他铲除——固然用背弃信义的方式——跋扈的佣兵军，恢复公民兵团，起初以将军的称号而后以国王的称号，力图用他的国民兵和新募役制的佣兵，复兴这沉沦已深的希腊国家。迦太基人已协同希腊人共逐皮罗斯于岛外，一时叙拉古人与迦太基人和平无事。叙拉古人的肘腋之患是玛末丁人。他们与叙拉古晚近铲除的佣兵为同族，他们曾残杀那些容纳他们的希腊人，他们曾侵削叙拉古的领土，他们曾欺凌劫掠若干小希腊城市。那时罗马人正遣兵征雷吉乌姆的坎帕尼亚人，玛末丁人与这等人同盟同族而且同恶相济，所以希耶罗与罗马人联合，转旆而攻梅萨那。叙拉古人大获胜利，于是希耶罗被拥戴为西西里人之王（484年即前270年），他竟把玛末丁人围困在城内，围攻几年以后，玛末丁人自觉陷于绝境，以他们自己的力量，不能再守此城以抗希耶罗。显然地，他们投降，绝不能得到优厚的条件；在罗马，刽子手的斧锧已落在雷吉乌姆的坎帕尼亚人身上，在叙拉古，他们的斧锧也在等候梅萨那的坎帕尼亚人。他们唯一的解救方法在献此城于迦太基人或罗马人，两国必皆极愿取得这个重要城市，置一切疑虑于度外。至于把城献给腓尼基人或意大利的主人翁，何者较为有利，尚成问题；长期犹豫之后，坎帕尼亚籍的大多数市民终于决定把他们这个制海的坚城献给罗马人。

玛末丁人的使者出现于罗马元老院之时是世界史上一个最关重要之日。因渡过这条狭窄海峡而起的一切，当时固无一人能加以逆料；可是无论有何决定，其所发生的后果较之元老院迄今所议定法案的结果将迥不相同，而且重要远甚，这种情势必为集议一堂的罗马元老所共见。诚然，守正不阿的人也许要问，对于此事何能有所迟疑，人何能竟有所建议，使罗马人不但对希耶罗背弃盟约，而且正在严惩雷吉乌姆的坎帕尼亚人之后，却许西西里那些共犯同罪的人与罗马结盟为友，因而得免其应得之罪。这种不义的举动不但将供敌人以指责的口实，而且必为一切有是非心的人所痛恶。可是甚至不以道德为虚言的政治家也可以反问，罗马市民破坏军人誓言，谋杀罗马的同盟，人何能拿他们与外国人相提并论，这些外国人虐杀外国人，况且无人请罗马人做一方的裁判官，做他方的报仇人？问题如果仅在梅萨那究应由叙拉古人统治，或是由玛末丁人统治，则对于任何一方的统治，罗马当然皆可默认。罗马正力图占据意大利，迦太基正力图占据西西里，两国的计划当时只限于此。但就是因为这种情形，所以两国各欲在边境上保留一个中介国家——例如迦太基人以塔兰托为中介国，罗马人以叙拉古和梅萨那为中介国——如果此策不行，两国各宁欲收这些邻近地方为己有而不欲其为大敌所据。雷吉乌姆和塔兰托将为罗马所占领之时，迦太基曾企图收这两个意大利城市为己有，只因偶遇阻碍，其事不果；罗马现有并西西里的梅萨那为属国的机会，如果罗马人弃此机会，便休想此城仍旧独立或为叙拉古所有，他们将使其投入腓尼基人的怀抱。他们要想据有意大利与西西里之间的天然桥头据点，然后以确实可靠的英勇戍兵固守它，这是个绝不再来的时机，他们是否有任其消逝的正当理由？他们若放弃梅萨那，便委弃东西两海间最后自由航海的控制权，牺牲意大利的商业自由，他们是否有这样行事的正当理由？诚然，除这政策在良心和正义上所启的疑窦外，还有其他反对占领梅萨那的理由。此事必将引起对迦太基的战争，却是个最小的理由；这种战争虽属严重，罗马未必有所畏惧。可是还有更重大的理由在：罗马若渡过海峡，便将乖离其一向遵行的纯意大利和纯大陆的政策；他们将放弃其祖宗奠立罗马伟业所用的策略，而另取一种成败莫卜的策略。这是个计穷智竭的时候，这时的人唯有深信其本身和国家的命运，才有勇气握住那从冥冥的未来向他们招徕的手，然后不知所往地随着他走去。两执政官建议率兵往援玛末丁人，元老院长久郑重地加以讨论，没有得到断然的决定。他们把此事提交市民，市民已以其本身的力量奠立罗马的政权，却深感国力的伟大。罗马人征服意大利，一如马其顿人征服希腊，普鲁士人征服西利西亚（Silesia），使他们敢在政治上取一新路。罗马曾自命有保护一切意大利人之权，现在就以此为正式口实，来援助玛末丁人。海外意大利人都被收入意大利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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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执政官的建议，公民议决派兵援助他们（489年即前265年）。

罗马干涉西西里的事，两个迄今在名义上与罗马联盟的西西里国家均受其直接影响，它们对于这种干涉所持的态度甚关重要。罗马人以梅萨那为其新同盟，要求希耶罗对它停止战争，希耶罗应付这要求的办法正如萨谟奈人和卢卡尼亚人应付罗马占领卡普亚和图里的办法，以宣战答复罗马人，他自有其充分的理由。然而他如果仍是孤立无援，这种战争便系愚妄举动，由他那审慎平稳的政策看来，假若迦太基倾向和平，可望他对于无可避免的事默然承认。这似乎非不可能。现在（489年即前265年）于腓尼基舰队企图占据塔兰托一事已逾七年之后，罗马遣使至迦太基质问那件事的理由。那些不无根据可是半归遗忘的不平之鸣又复腾于口耳——在修整其他战备之中，以开战理由补充外交武库，以便在将来的宣言中能按罗马的惯例自命为受害的一方，似乎不是多此一举。我们至少可以十分公平地说，双方对塔兰托和梅萨那的举动，以其用意和托词而论，完全没有二致，所不同的只是偶然的成败而已。迦太基避免公然决裂。迦太基那曾对塔兰托有所企图的水师统帅否认其事，罗马使者归国，把他的否认和必要的虚伪誓言一并带回。迦太基人方面当然也不乏反诉，反诉故意取和缓的态度，不明言以欲侵西西里一事为开战理由。然而这事确是开战理由，因为迦太基视西西里的事正如罗马视意大利的事，认为是一个独立国家不能任人干涉的内政，而且决计依次而行。可是腓尼基人用很柔和的方式推行其政策，不带公然开战的态度。罗马派兵往援玛末丁人的准备正在进行，拿波里、塔兰托、维里亚和罗克里等国战船合组的舰队和罗马军事保民官盖乌斯·克劳狄乌斯（Gaius Claudius）所率罗马陆军的前锋已出现于雷吉乌姆（490年即前264年）；当此之时，惊人的消息自梅萨那传来，说迦太基人已与当地的反罗马派达成谅解，以中立国的资格斡旋希耶罗与玛末丁人的议和，因而梅萨那之围已解，迦太基的舰队泊在梅萨那的海港，迦太基的戍兵驻在梅萨那的子城，二者皆受水师统帅汉诺的指挥。玛末丁的公民今在迦太基影响之下，告罗马统兵官说，谢谢同盟军给他们这样迅速的援助，幸喜他们已不再需援助。尽管这样，罗马前锋的统兵官心灵胆壮，仍带着部下扬帆渡海。可是迦太基人警告罗马船，请他们退回，甚至捉去几只为战利品，不过迦太基的水师统帅奉有严令，切不可予人以开战的口实，现在他忆起命令，把被捉的船送还彼岸的好友。这差不多好像罗马人在梅萨那面前无故地出乖露丑，与迦太基在塔兰托面前无异。可是克劳狄乌斯不为威武所慑，再试一次，渡海竟告成功。他一行登岸，便召集公民大会，迦太基的水师统帅也应他的请求，出席会议，仍以为可以避免公开决裂。可是在大会中罗马人把他捉住，子城里腓尼基的戍兵懦弱无能，又乏领袖；汉诺胆小如鼠，竟发令退兵，其部下也胆小如鼠，竟服从这被擒的将军的命令，与他一同退出城外。如是，西西里岛的桥头据点落在罗马人的掌握。迦太基政府当然深怒其将军的暗弱，把他正法，对罗马人宣战。特关重要的是恢复那已失的地方。汉尼拔之子汉诺率迦太基一个强大的舰队出现于梅萨那的海面；这舰队封锁梅萨那之时，由舰上登陆的陆军开始攻打北面。希耶罗仅候着迦太基进攻，即对罗马开战，他的军队还未撤退，又被调来攻梅萨那，担任攻打南面。

可是就在同时，罗马执政官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考狄克斯（Appius Claudius Caudex）率主力军来到雷吉乌姆，不顾迦太基的舰队，竟于黑夜渡海成功。罗马人得力于勇敢和幸运，联盟军未准备罗马全军来攻，因而未曾会师，罗马军自城中出击，把他们各个击破，于是梅萨那之围解。罗马军全夏据守战地，甚至图取叙拉古；可是此举归于失败，埃契特拉（Echetla，在叙拉古与迦太基交界处）的围攻又损兵折将，必须放弃，罗马军于是回到梅萨那，留强大部队戍守此地，然后回意大利。罗马人第一次出意大利的战事，所得结果大概不全合国内人士的预期，因为执政官没有行凯旋礼；然而罗马人在西西里的奋力勇为却不免深撼西西里希腊人的心。次年，两执政官率加倍的军队又入西西里，未遇阻碍。一个执政官名马尔库斯·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Marcus Valerius Maximus），后因这次战事称为“梅萨那英雄”，他大破迦太基和叙拉古的联军。此战以后，腓尼基军不敢再拒罗马人于战场，阿列萨（Alaesa）、森图里帕（Centuripa）和小希腊城市一概归附战胜者，希耶罗也背迦太基而与罗马讲和结盟（491年即前263年）。他行一种明智的政策，一旦罗马人似以诚意干涉西西里的事，而他尚有不割地不牺牲而能博得和平的时间，他便归附罗马人。西西里的中介国家叙拉古和梅萨那不能自行其政策，只能就罗马和迦太基中择奉其一以为盟主，他们必宁取前者；因为罗马人大概还没有将征服此岛列入已有的计划，而仅求其不为迦太基所得；无论如何，可望罗马以其较公平的待遇和对于商业自由的相当保护代替迦太基所行的暴虐和垄断政策。自此以后，在西西里岛上，希耶罗永是罗马人最重要、最坚定、最受尊重的同盟。

如是，罗马已达到其眼前的目的。因为他们与叙拉古和梅萨那两国联盟，牢握全部东岸，所以能安然登陆于西西里，并能安然做到素来很难做的驻兵此岛，于是从前危机莫测的战争现在失去其危险性的大半。因此，罗马人对于此战的努力不过如对于萨谟奈和埃托利亚的战争；次年（492年即前262年）派往岛上的两个兵团协同西西里的希腊人，即足以处处把迦太基人驱入堡垒。迦太基的元帅吉斯戈（Gisgo）之子汉尼拔率其精兵入保阿格里根图姆，要死守这个迦太基人在内地最重要的城市。这样的坚城，罗马人不能攻取，于是掘长壕，筑复垒，把它封锁起来；被围的共五万人，不久就苦于供应匮乏。为解围起见，迦太基水师统帅汉诺率兵登于赫拉克利亚，也切断罗马攻军的饷道。双方都大感困苦。后来终于决定交战，以结束这个窘迫不安的状况。在这一战，努米底亚骑兵显然优于罗马骑兵，正如罗马步兵优于腓尼基步兵；步兵决定了胜负，不过就是罗马人也伤亡很多。战争告终以后，战胜军纷乱疲敝，被围的军队竟能逃出围城而与舰队相会，使罗马战胜而不得收完满的效果。尽管如此，这胜利却关系重要，阿格里根图姆落在罗马人手里，于是全岛除沿岸城堡外都在他们的掌握，迦太基将军哈米尔加（Hamilcar）继汉诺为统帅，在沿海处处深沟高垒以自保，无论武力或饥饿都不能把他逐出。此后继续的战事不外迦太基人常自西西里城堡中突围而出和袭击意大利海岸而已。

实际说来，罗马人今始感到此战的真正困难。据说战争发动以前，迦太基外交人员曾警告罗马人，切勿致此事于决裂，因为他们若不情愿，一个罗马人就是要在海里洗手也不可能；如果这话是实，则其恫吓绝非虚言。迦太基的舰队独霸海洋，不但保持西西里沿海各城的相当服从，和供给他们以一切的必需品，而且有袭击意大利之势。492年即前262年之所以须留一个执政官率兵镇守意大利，即以此故。迦太基人并未大举入侵，不过他们的小队人马登陆于意大利海岸，向罗马的同盟国勒索贡献，又有更恶于此的，就是他们把罗马及其同盟的商业完全破坏。这种办法如果继续不改，只要历时不久，便足以毁灭凯雷、奥斯提亚、拿波里、塔兰托和叙拉古，同时迦太基却不难以索得献纳和私掠船劫得的丰富利物弥补其在西西里所失的贡献。罗马现在得到昔日狄奥尼修斯、阿加托克里和皮罗斯所得的教训，即逐迦太基人出战场甚易，而征服迦太基人却甚难。他们晓得一切有赖于建造舰队，便决定成立一个舰队，要有三排桨战船二十艘，五排桨战船一百艘。然而要实行这个黾勉的决定，却非易事。一种渊源于雄辩学校的描写，要使我们相信当时罗马人初次举桨划水，这必系孩提的谰言无疑；意大利的商船队在此时必已甚为庞大，甚至也不乏意大利的战船。不过意大利战船都是旧时通用的三排桨战船，海战新术大半来自迦太基人，差不多专用五排桨的战船，而这种战船却尚未见制造于意大利。所以罗马人采用的方略甚似今日一个海洋国家欲由建造风帆巡洋舰和单桅艇一跃而建造战舰；而正如现在遇有此事，如果可能，必以外国战舰为模范，罗马人也命他们的造船大匠依迦太基一只搁浅的五排桨船来仿制。无疑地，罗马人如果愿意，可借助于叙拉古人和马赛利亚人以达其目的，可是罗马政治家极为精明，不愿以不属意大利的舰队保卫意大利。然而海军军官和水兵却大部取材于意大利的同盟各国，军官多出于意大利商船队，水兵名socii navales
，可见一时专由同盟供给，以后除此而外又用国家和富户所供的奴隶，不久以后又用贫苦阶级的市民。在这种情形之下，假若我们持平而论，一方面计及当时造船术的不发达，另一方面计及罗马人的黾勉，则所谓罗马人在一年内解决了拿破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把一个陆权国变为一个海权国，竟于494年即前260年春天使一百二十艘的舰队下水，并无不可置信之处。固然，以数目和海中效能而论，这舰队绝非迦太基舰队的敌手，而且因为当时海军战术大致以运动阵势为主，所以这两点更形重要。在当时的海战中，重装步兵和弓手必由甲板上作战无疑，投射的机器也由甲板上猛向敌人发射，可是通常真能决定胜负的战法却是直撞敌船，因为这个缘故，船头皆装有铁做的重船嘴；作战的船只常互相旋绕着行驶，直至一船能撞入敌船而后已，胜负常以此而决。因此希腊一只寻常的三桨船，船员约两百人，其中仅有士兵十人，可是划船的却有一百七十人，每层甲板五十至六十人；一只五排桨船的船员中划船的约三百人，士兵比例与上述相当。

罗马人得一妙计，他们的将士没有实际经验，必缺乏运动能力，为弥补这个缺陷，又在海战里给士兵一个较重大的职任。他们在每船的头部置一飞桥，桥可向前方或左右放下，桥两旁均有短墙，前面足容两人。敌船向罗马船驶来撞击，或罗马船闪避撞击而敌船横靠其侧之时，甲板上的飞桥忽然放下，用一条钩篙钉住敌船，这不但可阻敌船的冲撞，而且使罗马水兵能由飞桥走到敌船的甲板，以陆战的方式攻取敌船。罗马未编制特殊水兵队，需要时仅以陆军充这种兵。有一次大海战之时，在每艘船上作战的陆军达一百二十人，然而在这一次，罗马船上同时也载有登陆军队。

这样，罗马人创造了一个足与迦太基抗衡的舰队。说到这次罗马舰队的建造，有人拿它当作一个神怪故事来叙述，他们不但错误，而且失其本意；我们必先明白此事，而后能加以赞赏。罗马人的建造舰队不过是全民族的一件伟业，他们灼见其所需要和所能行，用其创作的天才，发挥其能断能行的力量，终能从那初未见及的危局中把国家挽救出来。

尽管这样，最初罗马仍告失利。罗马执政官格涅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Gnaeus Cornelius Scipio）为水师统帅，率十七艘最先造成的船驶向梅萨那（494年即前260年），途中忽想能用奇袭夺取利帕拉（Lipara）。可是罗马舰队泊在此岛的港湾时，迦太基驻在帕诺穆（Panormus）的一支舰队封锁港口，罗马舰队全部连同执政官都不战而被擒。然而舰队的主力却不受此事的妨碍，一行建造就绪，便即刻驶向梅萨那。舰队沿意大利海岸行驶，遇迦太基一支较为薄弱的巡逻舰队，幸而能使其大受损失，足以偿罗马人的损失而有余，于是这舰队建功得胜，入梅萨那港，第二执政官盖乌斯·杜伊利乌斯（Gaius Duilius）代其被俘同僚为统帅。汉尼拔率迦太基舰队自帕诺穆前进，遇罗马人于梅萨那东北的密莱岬（Mylae），在这里罗马人初次受到大规模的试验。迦太基人见罗马船驾驶拙劣，运转不灵，以为不难将其毁灭，于是行阵不整，向前进攻，可是罗马人新发明的登船桥证明十分有效。敌船每来一只，罗马船便把一只钩住夺取，敌船一由前面或侧面驶近罗马船，那可畏的桥便落在敌船的甲板上。战事已毕，迦太基被沉或被掳的船约五十艘，几达全舰队之半，其手有水师统帅汉尼拔的坐船，前曾属于皮罗斯。获利固大，可是精神上的影响尤大。罗马忽然成为一个海权国，并且对于这个似将永无绝期而致意大利商业于毁灭的战争，手握着用力把它结束的方法。

罗马人有两条路可走。他们可攻迦太基人于意大利岛屿，陆续夺取其在西西里和撒丁沿海的城堡，若海陆有完善的联合行动，此策或可实行，若能完成这个计划，便可拿割让这些岛屿作基础与迦太基议和；这种条件如果不为迦太基人所接受或证明不满人意，便可移战事的第二阶段于非洲。另一条路是置那些岛屿于度外而即刻倾全力往攻非洲，不取阿加托克里的冒险方式，烧毁留在后路的船只，以一支决死队为孤注之一掷，却以一个强大的舰队保护侵非军与意大利的交通；果如是，最初几次得胜之后，敌人必致惊惶，预料罗马人可结一个不甚苛刻的和约，否则他们如果情愿，可以做到极端，迫使敌人完全投降。

最初，他们采取第一种战略。密莱一战之次年（495年即前259年），执政官卢奇乌斯·西庇阿（Lucius Scipio）陷科西嘉的阿勒里亚港（Aleria）——这位将军的墓碑言及这次战功，至今犹在——把科西嘉作为攻撒丁的海军站。罗马人企图在撒丁北岸的奥尔比亚（Olbia）立足，因为舰队没有登陆的军队，归于失败。翌年（496年即前258年）再举，结果较佳，沿海无防御的村落受劫掠，可是罗马人却不能永久盘踞。西西里的战事也没有较大的进步。哈米尔卡指挥战事，勇力与智谋兼施，不但用武力于海上和陆上，而且用政治的招降办法。众多小乡镇，每年有些背叛罗马，罗马须煞费周折才能从腓尼基人的手中把它们收回；而在沿海城堡，特别是在其首府帕诺穆和新堡垒德雷帕那（Drepana），迦太基人据地称雄，莫能与争，德雷帕那易于由海上防御，所以哈米尔卡把埃利克斯（Eryx）的居民迁至此处。两国海军又在丁达利岬（Tyndaris）海面大战，各自鸣其胜利，大局却不因此而转移。如是，战争毫无进展，这或由于罗马军号令不一，频易将帅，使一些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极难集中统制，或由于此役一般的战略关系，以当时军事学的状况而论，战略关系诚然不利于攻军，尤其不利于仍未窥科学战术之堂奥的罗马人。同时，意大利沿海虽不再遭劫掠，意大利商业受害之烈仍不亚于罗马建舰队以前的情形。

既厌用兵的无功，又急于结束战事，元老院决计改变战略，攻迦太基于非洲。498年即前256年春间，战船三百三十艘为一舰队，扬帆驶向利比亚海岸，至西西里南岸之希美罗河口，两执政官马尔库斯·阿提利乌斯·雷古卢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和卢奇乌斯·曼利乌斯·弗尔索（Lucius Manlius Volso）均系富有经验的将军，率登陆军四兵团由此上船。迦太基水师统帅容敌军登舟，但罗马人续向非洲航行时，见布匿舰队已列阵于埃克诺穆（Ecnomus）海面，以保其本土而抗侵军。战事遂起，这次海战人数之多为古今所罕见。罗马船三百三十艘，船员至少十万，另有登陆军约四万；迦太基船三百五十艘，其船员至少与罗马的相等，所以参加这次两大民族的决战的，差不多达三十万人。腓尼基人列成一条松散的单阵线，左翼以西西里沿海为根据。罗马人列成一个三角阵势，以两执政官的坐船为旗舰，置于顶点，第一、二队向左右排开，成两斜线，第三队拖着为运输骑兵而造的船只，成为三角形的底边。他们就这样用密集的队形向敌军而进。第四队为预备队，缓缓随在后面。这个楔形阵的攻势自不难突破迦太基的阵线，因为首当其冲的迦太基中军故意退避；战事便分为三处，分别进行。罗马旗舰率领两翼的两队追击迦太基的中军，与之逼近接战，而第三队则为拖船所累，不能追随其他二队，迦太基沿岸布阵的左翼却转过来攻第三队，用优势的兵力加以急击，迫使靠岸，同时迦太基的右翼在大海上绕过罗马预备队，由背后攻打它。三处之中，第一处的战事转瞬告终，迦太基中军与罗马两舰队交战，显然强弱悬殊，即行逃遁。同时罗马另外两个舰队与兵力较强之敌苦战，但逼近接战时，可怖的飞桥对于他们很有裨益，他们因能固守阵地，以待两旗舰率其舰队到来。两旗舰既来到，罗马预备队得救，迦太基右翼见敌军兵力优越而退去。现在这战事已断然有利于罗马军，他们便倾其仍留在海上的船只攻迦太基左翼的后路，迦太基左翼正乘胜逐利，穷追不舍，竟为罗马军所围，几无一船得脱。其他损失，两军殆属相等。罗马舰队沉没二十四艘，迦太基舰队沉没三十艘，被掳去六十四艘。

迦太基舰队尽管损失重大，却不放弃非洲的保卫，因此回到迦太基湾，以为此处必为罗马人登陆于环抱此湾的半岛之西部而登陆于其东部，那里有克鲁皮亚（Clupea）湾是一个殆可避一切风暴的宽阔港口；其城滨海，位于由平原崛起的扇形高地上，又为此港的绝好防卫。罗马军在此舍舟登岸，未遇敌军阻挠，即据守山巅，不久筑成一座深沟高垒的海军营，于是陆军始可自由行动。罗马军横行各地，勒索贡献，他们竟能取得两万名奴隶，送至罗马。凭借千载难逢的幸运，这奇计竟一举成功，而且牺牲甚少；所愿似乎已遂。在这方面，罗马人深觉自信，元老院决议调回舰队的大半和陆军的一半，独留雷古卢斯一人率四十艘战船一万五千名步兵和五百名骑兵驻在非洲，可见他们自信力之强。然而他们的自信似乎并非过分。迦太基陆军士气沮丧，不敢来至平原，却在森林险隘之地，不能施展其两种最良的武力——骑兵和象军之处，坐待挫败。各城一齐投降，努米底亚人起而作乱，在无防御的地方到处横行。雷古卢斯或许希望，下次出征以攻迦太基首都开其端，因此他在极近迦太基首都的突涅斯（Tunes）扎营度冬。

迦太基人志气消沉，于是求和。可是罗马执政官所提的条件不但要求割让西西里和撒丁，而且要求与罗马结个不平等的盟约，约定迦太基人须放弃其海军而供应船只助罗马作战，这些条件必置迦太基于拿波里和塔兰托之列；迦太基舰队一日还在海上，其首都一日屹立不动，便一日不能接受这种条件。

东方民族，就是最堕落的，每遇大难将临，其宏伟的热诚常发为熊熊的烈焰，现在迦太基人遭极端的困窘，于是勃然激发热诚，做一些非所望于一个经商民族的努力。哈米尔卡曾在西西里对罗马人作游击战，甚著功勋，今率西西里军的精锐来到利比亚，此军为所募新兵的绝妙核心。除此以外，迦太基人以其关系和金钱招致成群结队的努米底亚骑兵和许多希腊佣兵，希腊佣兵中有名将斯巴达人赞第普（Xanthippus），他长于组织，善于战阵，对于他的新主人大有裨益。
(2)

冬季期间，迦太基人这样进行准备之时，罗马将军却屯兵突涅斯，无所举动。他或未预料那日益险恶的风波已在临头，他或恐有损于其个人的威名而不敢应情势的要求来行事——他不放弃其甚至连尝试都不具备条件的围攻，不闭门坚守克鲁皮亚的堡垒，却率人数寥寥的军队逗留于敌国首都的城下，甚至忽略了保全那通往海军营的退路，忽略了自备——这是他最需要而且若与叛迦太基的努米底亚部落交涉便极易取得的——一队精良的轻骑兵。如是，因为他的鲁莽，他自己和部下都陷于昔日阿加托克里孤注一掷时所遇的情况。

499年即前255年春季到来之时，局势大变，迦太基人首先出师向罗马人挑战。因为一切要看他们能否于意大利援兵来到之前铲除雷古卢斯军以为断，他们当然如此。因为同一理由，罗马人应该推延战事，可是他们自恃其野战的无敌，尽管众寡悬殊，——双方步兵虽几乎人数相等，迦太基却有骑兵四千名，战象一百头，占决定的优势——尽管迦太基人大概布阵于距突涅斯不远的平原广野，地形不利于罗马军，他们却即刻应战。这天赞第普指挥迦太基军，先调骑兵攻那照常列在战线两翼的罗马骑兵，罗马骑兵甚少，遇众多的迦太基骑兵，不啻如落叶遇到秋风，顷刻溃散，于是罗马步兵两翼被包围，四面受敌。罗马兵团不因处于显然危殆的境地而动摇，进攻敌军，那保卫敌军前方的战象方队虽阻住罗马的右翼和中军，罗马左翼竟通过象队，攻敌军右翼的佣兵步队，把他们完全击败。可是这个胜利乱了罗马的行阵。其主力前面受象队的突击，两翼和后方又受骑兵的攻打，固然列成方阵，英勇自卫，可是这密集队终归破灭。迦太基的中军仍属生力军，罗马得胜的左翼与之相遇，利比亚的步兵也在这里给他预备下同样的厄运。因为地势不利，敌骑众多，这一支兵不被砍倒，便被擒获；只有两千人，那开始即被击溃的轻兵和骑兵必居其大半，于罗马兵团束手待毙之时，得及早逃走，勉强达到克鲁皮亚。那位执政官也在少数俘虏之列，以后死于迦太基；他的家属以为迦太基人未按战争习惯法对待他，以后残酷的手段泄愤于两个为罗马所擒的迦太基贵人，以至于就是奴隶也动了怜悯之心，告知保民官，保民官便制止这可耻的暴行。
(3)

噩耗传到罗马，罗马人首先注意的当然是拯救那被困于克鲁皮亚的军队。罗马由三百五十艘战舰组成的舰队立刻出发，在赫美岬（Hermaean）大破迦太基的海军，迦太基损失战船一百一十四艘；那时罗马败军残部正固守克鲁皮亚，被围甚急，这舰队恰好到来，及时施救。这舰队如果在祸事发生以前即派出去，或可转败为胜，一胜大概便可结束布匿战争。可是现在罗马人却毫无见识，在克鲁皮亚城下得一胜仗之后，竟命全军登船，扬帆归国，自动退出那易于防守而保证其能登陆非洲的重要据点，舍弃其在非洲的众多同盟，一任他们毫无保护地受迦太基人的报复。迦太基人自不坐失这种机会，以充裕他们空虚的国库，使他们的臣民洞见反叛的后果。他们征收额外贡献银一千塔兰特（合二十四万四千镑），牛两万头，曾造反的各部酋长一概被钉在十字架上，据说达三千人；迦太基当局这样穷凶极恶，实为几年后起于非洲的革命奠下基础。最后，罗马人现在的灾难亦如其往日的幸运，似乎还在方兴未艾，其舰队在归途中遇暴风，船只和船员同归于尽的达四分之三之多，抵港的仅八十艘（499年即前255年7月）。船长曾预告此祸的将临，可是罗马的临时水师统帅却悍然不顾，发令开船。

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以后，迦太基人又能恢复那久已停顿的攻势。汉诺之子哈兹德鲁巴（Hasdrubal）率一支强大军队在利利拜乌姆登陆，此军特赖象军极盛——共一百四十头战象——之力能在战场上抵敌罗马人：上次一战已明示象军和马队能稍补精良步兵之缺乏。罗马人也再从事于西西里的战争；以退出克鲁皮亚一事看来，罗马侵军的被歼即刻使另一派在元老院里重占优势，此派反对在非洲作战，仅以逐渐征服各岛屿为己足。可是欲为此事，也需要一个舰队；那在密莱、埃克诺穆和赫美岬得胜的舰队今既毁灭，他们便建一新舰队。二百二十艘新战舰即刻安放了龙骨——他们迄今未曾同时建造这样多的船——在短得难以置信的三个月内，战船竟皆造成，只待出海。500年即前254年春，新船居其大半的三百艘罗马舰队，出现于西西里北岸，帕诺穆是迦太基人在西西里最重要的城，罗马人由海岸攻打得手，将其占领，于是那里的小地方索伦图姆（Soluntum）、塞法洛迪乌姆（Cephaloedium）和廷达里斯（Tyndaris）也落于罗马人手中，以至于沿西西里岛北岸的全线只有狄尔美一地尚为迦太基人所有。自此以后，帕诺穆成为罗马人在西西里的一个主要兵站。尽管这样，陆上战事却无进展；两军对垒于利利拜乌姆城下，可是罗马统帅不知抵敌象队的方法，不想迫敌人作正式的交战。

翌年（501年即前253年），两执政官不追求确有把握的利益于西西里，却宁可远征非洲，意不在登陆而在剽掠沿海城市。他们未遇阻碍，如愿以偿，不过舰队在其领港人所不谙的小锡儿第险恶沙滩上搁浅，煞费周折，始得脱险，又于西西里与意大利之间遇暴风，损失战舰一百五十余艘。此次领港人也陈请取道沿岸，两执政官不听，下令自帕诺穆渡大海，直航奥斯提亚，领港人不得不奉命。

现在罗马城的元老深感志气消沉，他们决定削减战船至六十艘，海战仅以防守海岸和保护运输为限。幸而正在此时，西西里停滞的陆战又有较顺利的转变。502年即前252年，迦太基人在北岸的最后据点狄尔美和重要的里帕拉岛都落在罗马人之手，次年（503年即前251年夏季），执政官盖乌斯·凯西利乌斯·梅特路斯（Gaius Caecilius Metellus）在帕诺穆城下大破迦太基的象军。罗马人置轻兵于城壕内，迦太基人不慎，使象军出战，为轻兵所伤，有的落在城壕，有的反奔本军，其军纷纷乱窜，与象队蜂拥向海岸而逃，以待腓尼基船的拯救。被掳的象达一百二十头，赖象军以称强的迦太基军现在不得不再守城堡，闭门不出。不久以后，埃利克斯为罗马人所得（505年即前249年），迦太基人在岛上的领土仅余德雷帕那和利利拜乌姆。迦太基又复请和，可是梅特路斯的胜利和敌人的力竭，使强硬派在元老院占据优势。

罗马人谢绝和议，决定封西西里那两座城厉行攻打，因此再派两百艘战舰出海。对利利拜乌姆的围攻在罗马所从事的大规模正式攻城中尚属首次，在历史上也是最坚毅不挠的一次，罗马人一开其端，便获得重要的胜利，他们居然能把舰队驶入此城的港口，从向海一面将其封锁。然而攻军却不能完全封闭海道。他们尽管凿沉船只，树起木栅，他们尽管极力严防，熟悉浅滩和水道的灵巧水手却仍驾快艇，行驶于城内被围军队与德雷帕那港的迦太基舰队之间，维持经常的交通。实际上，不久之后，迦太基一支五十艘的舰队竟能驶入港口，运大批给养和增援一万人入城，然后平安无事地回去。陆上攻城的军队也不甚顺利。他们最初用常法攻城，竖立机械，短期内以炮机击毁城垣侧面的六座城楼，以致不久以后造成一个可以通行的缺口。可是迦太基良将希尔米科命人在缺口之后再筑一层墙垣，遏住攻势。罗马人企图与守军达成谅解，又功败垂成。迦太基人首次突围出击，意欲焚毁罗马人的机械，为所击退，以后在一个风狂雨骤的夜间，他们竟得行其志。此后罗马人不再准备攻城，仅以水陆两面封锁此城为事。这样一来，如果他们不能完全防止敌船入港，成功的希望诚属渺茫；因为攻军的饷道常被迦太基既众且勇的轻骑所截断，攻军的境况并不甚优于围城内的军队。那地方又不适于卫生，疠疫丛生，罗马人感染此疾，行伍寥落。然而攻取利利拜乌姆一事甚为重要，足以使人耐心坚持，以便这艰苦工作可望有如愿以偿之一日。

可是在新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Publius Claudius）看来，保持利利拜乌姆的长围似乎是件太琐屑的事，他宁可再易战略，率他部下新补充的大批船只忽然袭击那停在邻近德雷帕那港的迦太基舰队。他带着封锁舰队的全部，船上载着陆军兵团里的志愿兵，于半夜前后出发，右翼整整齐齐地傍岸而进，左翼在大海上航行，至日出时安抵德雷帕那港。腓尼基水师将领阿达巴（Atarbas）是这里的统帅。此事虽出他意料之外，他却方寸不乱，也不让敌人把他封在港内；港口系向南开，形如镰刀，罗马船由一边入港之时，他便由仍可通行的对面把他的船撤出，在港外列成阵线。罗马的统帅现在别无他法，只好尽快召回最前面的船离港，也在港口之前列成阵势。不过由于这种退却的行动，他失去选择陆地的自由，不得不就在一条战线上应战，一方面他的侧翼暴露竟达五船之远——因为战船没有时间于出港之时充分展开，另一方面战船在近岸处非常拥挤，既不能退，又不能驶至阵后，互相援助。罗马舰队不但未战先败，而且完全落入圈套，几致全军覆没。执政官固然逃出，因为他第一个逃走，可是罗马的九十三艘战船，逾封锁舰队的四分之三，连同载在船上的陆军精华，都落在腓尼基人之手。迦太基人与罗马人海战而获大胜，以此为首次，也以此为仅有的一次。利利拜乌姆向海一面之围实际已解，罗马残余舰队虽复其原位，却孱弱不堪，不能认真封锁那未尝全闭的港口，遇有迦太基战船的攻击，只能赖陆上军队的援助以自卫。由于一个将官缺乏经验，心粗气浮，以一次的轻举妄动，把这长期攻城苦战所艰难获得的一切都付于流水，而且不久以后，未毁于他那狂妄举动的罗马战船，又毁于他同僚的愚昧。第二执政官名卢奇乌斯·尤尼乌斯·普卢斯（Lucius Junius Pullus），他奉命在叙拉古装载供应利利拜乌姆陆军的物品，而后率罗马由一百二十艘战舰组成的另一舰队，沿岛南岸护送运船；他不集合各船同行，却犯了错误，使第一批运船先开，不加护送，而仅率第二批随其后。那时迦太基水师副统帅喀达尔哥（Carthalo
）率精良战船一百艘正封锁罗马舰队于利利拜乌姆港，得知了这个消息，便进至岛南岸，冲入罗马两批船舰之间，截断他们相互的联络，迫使他们分头逃避于盖拉和加马里那（Camarina）两处险恶海岸的避难港。诚然，若干时以来，罗马人已在沿岸一带处处筑有炮台，此处自非例外，他们借海岸炮台之助英勇击退迦太基人的攻击，可是罗马人既难望做到两队会合和继续航行，喀达尔哥可一任狂风暴雨完成其工作。因此，下一次大风便把停在恶劣碇泊所的罗马两舰队全部消灭，同时腓尼基水师统帅以其驾驶有方的轻舟却不难在大海上免于风浪之灾。然而罗马人却能救出大部的船员和载货（505年即前249年）。

罗马元老院束手无策。如今战事已到第十六个年头；而在第十六年，他们距其目标似乎比在第一年尤为遥远。这次战争，四个大舰队已沉海底，其中三个载着罗马兵团；第四支陆军精锐部队已为利利拜乌姆的敌人所消灭，姑不论小海战、陆战、西西里的游击战和疠疫所造成的许多损失。此战生命的损失如何浩大，可见于下列一事：只是502—507即前252—前247年之间的公民名册就少了四万人左右，合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而这并不包括那些在海战独当其冲，在陆战又至少与罗马人负相等责任的同盟国。关于财政损失，我们无从着想，不过船只和装备的直接损失以及因商业凋零而起的间接灾害，却必非常巨大。更大的祸害还在于，一切想结束战争的方法已竭尽无余。他们已试用生力军乘全胜之势登陆于非洲，结果完全失败。他们已从事于逐一攻取西西里的城市，小地方已告陷落，可是利利拜乌姆和德雷帕那两个海军大堡垒却屹立不动，较前益强。他们将如之何？事实上，他们有某种程度的胆怯。罗马城的元老们意志消沉，他们明知一个旷日持久、无目标也无止境的战事对于意大利为害较烈，而倾全部的人力和财力尽快结束战事为害较轻；可是在巨大牺牲已同虚掷以后，他们缺乏勇气和民族自信心，也不相信自己的运气，而只有这些才能激励他们再接再厉做出新的牺牲，罗马人既无这种勇气和信心，所以对于此事只好任其自然发展。他们废除舰队，至多奖励私掠，因此把国家的战船交给那些愿自营劫海战事的盗酋，听其处置。陆上战事，因为他们别无他法，仍有名无实地继续进行，不过他们仅限于看守西西里的城堡，一味以保全所有为事——既无舰队，这种策略需要很多陆军和极靡费的预备。

如果迦太基有能挫其大敌之一日，此日今已来临。它当然也必稍觉得财源耗竭，不过在当时情形之下，腓尼基财政绝不至紊乱到不能继续努力而取攻势战的地步，因为除金钱外，他们在战事上所费无几。然而迦太基政府却不积极从事，而适为其反，若非轻而易举便获取稳得的利益或极其危急的形势逼迫他们起而行动，他们便甘于懦弱和懒惰。他们因解除了罗马舰队而感到欢欣的同时，竟愚蠢地使他们自己的舰队也沦于衰朽，又效法敌人的榜样，海陆军事行动仅以西西里岛内及其周围的小战为限。

如是，随后便是六年无精打采的战事（506年—511年即前248—前243年），不但在罗马本世纪的历史上这是最沉闷的时期，就是在迦太基人方面，这时也乏善可陈。然而迦太基却有一人，独具异于其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哈米尔卡号称“闪电”（Barak或Barca），是一个饶有希望的少年军官，于507年即前247年被任为西西里最高统帅。他的军队与一切迦太基军队无异，缺乏可靠的惯战步兵，政府或能创造这种部队，无论如何总有做一尝试的义务，可是他们却仅坐观败衄，至多不过把败将钉在十字架上。哈米尔卡决计自行设法。他深知部下佣兵对于迦太基或罗马同样淡漠，他又不能望政府给他腓尼基或利比亚的征兵，政府至多只能以无所耗费为条件许他用自己的部队依照他的方法来救国。可是他也自知，他也知人。他的佣兵对于迦太基漠不关心，但一个真将军能以本人代国家来受部下的爱戴，这位少年统帅便是这等人。他先在德雷帕那和利利拜乌姆两城下的斥候战使部下惯于抵敌罗马的兵团，然后率他们占据埃儿克替山（Ercte，即帕勒莫［Palermo］附近的小佩勒格里诺山［Monte Pellegrino］），此山控制邻近地方，宛如一座城堡；他使部下携带妻子居于此地，由平原地区征收贡献，同时腓尼基的私掠船劫掠意大利沿海，直抵库迈。这样，他不向迦太基人要钱，便能以丰富的物品供其部下，又与德雷帕那保持海路交通，有袭取近在咫尺的重镇帕诺穆之势。罗马人不但不能把他逐出堡垒，而且埃儿克替的斗争经过一时之后，哈米尔卡又在埃利克斯造成同样的局势。此山山半有一同名的城，山巅有一座阿芙罗狄忒庙，一向都在罗马人手中，罗马人据为骚扰德雷帕那的基地。哈米尔卡夺去他们的城，攻打庙宇，同时罗马方面也封锁他通往平原的路。迦太基军有凯尔特人叛降罗马，罗马人以此庙为孤立据点，派他们驻守，这些人是一伙横行的强盗，在这次围攻期间，劫掠庙宇，无恶不作，如今鼓起勇气，死守山顶；可是哈米尔卡不令人再把他们逐出城外，他与舰队和德雷帕那戍兵间的海路交通无时不保持畅达。西西里战争似乎转变得日益不利于罗马人。在这一战，罗马政府丧失了金钱和人员，罗马将军丧失了威望；显然地，罗马将军无一能敌哈米尔卡，甚至迦太基佣兵的敢与罗马兵团较量优劣，也可计日而待。哈米尔卡的私掠船出没于意大利沿海一带，日益肆行无忌：一伙迦太基海盗登陆意大利，罗马一位将军已不得不出师往剿。再过几年，哈米尔卡用他的舰队，或可由西西里做成了其子日后由西班牙陆路所要做的事。

然而罗马元老院固守其不取行动的政策；此时怯懦派在这里竟占多数。后来若干智勇双全的人士终于立下决心，不管政府的法令为何，自行救国，结束这祸国殃民的西西里战事。私掠船队远征的得手，即使不能提高民族的勇气，却已唤起一部分人民的努力和希望；他们已互相联合成一支队，焚毁非洲沿海的希波，并且在帕诺穆海外与迦太基人海战获胜。用私人捐输的办法——这办法曾用于雅典，不过规模没这样大——爱国的殷富罗马人以那为私掠而造的船只和这些船上熟练的海员为核心，装备了一个战舰队；通盘看来，这舰队的营造极为精备，远胜于素来罗马政府的造船。

苦战至第二十三年，若干公民竟能自动以战船二百艘和水兵六万人献给国家，这在史籍上或是个无与伦比的事。执政官盖乌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Gaius Lutatius Catulus）荣膺率此舰队驶往西西里海洋之任，一路殆未遇阻碍；哈米尔卡所用以远航侵掠的迦太基船仅两三艘，今因遇优势敌军而绝迹，罗马人几乎未遭抵抗，即占领利利拜乌姆和德雷帕那的海湾，现在由水陆两面，力攻两城。此举完全出乎迦太基人的意外，就是这两座坚城也因粮饷不足，十分危殆。迦太基在国内配备了一个舰队，可是他们尽管火速从事，已届岁终之时，尚无一艘迦太基船出现于西西里海面；后来到了513年即前241年春间，这些仓促造成的船只终出现于德雷帕那海外，它们仅可名为运输船队，而不足称为准备作战的战舰队。腓尼基人希望登陆无阻，卸下所装的货，然后能装载海战所需的军队；可是罗马船只截住他们，他们要由希耶罗岛（Hiera，今马里提马［Maritima］）驶往德雷帕那时，罗马迫其应战于埃古萨小岛（Aegusa，今法维格纳诺［Favignano］）（513年即前241年3月10日）。结局绝无顷刻可疑；罗马舰队制造和驾驶俱佳，贤能的将军普布利乌斯·瓦勒里乌斯·法尔托（Publius Valerius Falto）因执政官卡图卢斯在德雷帕那城下受伤卧病，代做指挥，甚为得宜，一举而击破那些装载沉重、驾驶欠佳、人员不足的敌船，沉其五十艘，掳其七十艘，战胜者带着战利品驶入利利拜乌姆的港口。罗马爱国志士最后的大努力已得结果，这努力赢得胜利和继胜利而来的和平。

迦太基人先把那不幸的水师统帅钉在十字架上——这步骤无济于事——而后给西西里将军无限的媾和权。哈米尔卡见其七年惨淡经营的伟业竟毁于他人的过失，慨然顺受这无可奈何的事，绝不因此而牺牲他的军人荣誉、他的民族或他自己的计划。西西里诚然不可保，因为罗马人现在掌握着海权；迦太基政府库藏空虚，想在埃及募国债以为补充而不果，自难望其再做企图以击破罗马舰队。所以他交出西西里。另一方面，迦太基国家和领土的独立完整却照常得到明文的承认。罗马约定不与迦太基同盟单独联盟，迦太基也约定不与罗马同盟单独联盟——就是说，不与对方的臣属或附庸民社联盟，一国不得在他国领域内作战、行使主权或招募新兵。
(4)

次要条款当然包括免费送运罗马的战俘和付一笔战费；可是卡图卢斯要求哈米尔卡交出武器和罗马逃兵，却为哈米尔卡所断然拒绝而不果。卡图卢斯不再要求第二项，允腓尼基人付区区每人十八个第纳尔（四德元）的赎金，自由离去西西里。

如果迦太基人不愿意继续战争，他们对于这种条件应感满意。罗马将军或者怀着使祖国不但得胜而且得和平的自然愿望，追念雷古卢斯和变化多端的战局，以为爱国努力虽终于决定了胜利，却不能应命而至，亦且可一而不可再；或许也想到哈米尔卡个人的性格，他受了这些影响才肯让步到那种程度。诚然，罗马城的人不满于和约的条件，人民大会起初必受到组成最后舰队的爱国人士的影响，拒绝批准和约。我们不知此举的用意何在，所以不能断定那些反对和议的人将它舍弃，实际上还是仅欲要求敌人再多让步，或是他们记起雷古卢斯曾要求迦太基人放弃其政治独立，于是决心继战不休，必达到那目的而后已，以至于这不再是和约问题而是征服问题。如果他们的拒绝起于前面的见解，可谓错误；与获得西西里相比，其他让步均无足轻重，而且鉴于哈米尔卡的决心和创造才能，若以确保主要利益为博得次要目的之赌注，实甚为冒险。另一方面，反对和平一派如果认为只有迦太基在政治上完全消灭，战争才算达到使罗马民社满意的目标，他们可谓卓有政治明见，预瞩未来的事；不过罗马国力是否足以重演雷古卢斯的远征，并足应需要而尽量再接再厉，不但要打破腓尼基雄城的勇气，而且要攻陷它的城垣，却是今人无敢加以可否的另一问题。

罗马终于把这个重大问题交给一个委员会来解决，他们须到西西里去，就地决定。委员会核准了所提条约的主要部分；不过迦太基应偿的战费增至三千二百塔兰特（合七十九万英镑），其中三分之一须即行交付，余数分为十批，年付一批。条约定本除交出西西里外，还包括割让西西里与意大利间的岛屿，不过这只能视为修正时在细节上所做的改变；因为迦太基既交出西西里，则不能望保留那久已为罗马舰队所据的里帕拉岛，不言而喻；有人揣度条约里关于撒丁和科西嘉故意用含混的条款，这是一种既欠允当，又不可能的疑心。

如是，两国终归同意。一个战败民族的不败将军，走下他防守甚久的山岳，把那至少四百年来一向握在腓尼基人手里的堡垒，希腊人每攻其城无不败退的，交给此岛的新主人。西方遂有了和平（513年即前241年）。

此战把罗马的领域扩张到环绕意大利半岛的海域以外，让我们稍停片刻以论此役。罗马所从事的战争以此为最长最烈的一役；此战开幕时，许多参加决战的士卒远未诞生。然而此役尽管一再发生无比的英勇事件，可是无论从军事和政治的观点来看，我们在罗马所曾从事的战争中，却举不出一个这样措置拙劣、游移不定的战役。这是不能不如此的。这斗争起于罗马政治制度的过渡期间，它正从不再足用的意大利政策过渡到尚未成熟的大国政策。为实行纯粹的意大利政策，罗马元老院和罗马军事体系皆有极佳的组织。这种政策所引起的战争纯是大陆战争，首都位于半岛中央，战争恒倚首都为用兵的主要基地，倚罗马属下一串的堡垒为次要基地。当时要解决的问题以战术问题而非战略问题为主；行军和运动仅居次要地位，交锋接刃却居首要地位，攻城战尚在幼稚时期；海战绝未经人考虑。一个评议会何以能指挥这种军事行动，任何做市长的人如何皆可统率军队，我们不难了解——特别是如果我们不忘当时的战争以白刃战为主，实以交手仗决定胜负，我们更不难了解。这一切都突然改变。战场伸展到远不可见的地方，到另一大陆人所不知的区域，到一片汪洋大海之外；每一波涛是敌人的一条大路，每一港湾可驶出一支进攻的舰队。攻打坚固地点，尤其是攻打沿海堡垒，希腊第一流的战术家曾屡试屡败，现在罗马人始须加以尝试。陆军和国民兵制度不复足应需要。他们须创建舰队，更难的是他们须使用舰队，他们须寻觅真正攻守地点之所在，集合和指挥大群的人，筹划长时间、远距离的征战，并且调整各远征军的合作；如果对这些事不加注意，就是在战术上远较薄弱的敌人也不难击破一个实力雄厚的对方。在这种情势之下，又何怪政权脱离了评议会和带兵市长之手？

显然，战争初起时，罗马人不自知所事为何，只是在战斗进程之中，他们制度的缺陷才前后相继地迫使他们注意——无舰队，无固定的军事领袖，将军不才，海军统帅无用。这些弊病的一部分有奋力和幸运加以补救，例如缺乏舰队一事。然而这个伟大的创造不过是个大规模的急救方，而且永远如此。一个罗马舰队形成了，可是仅有国立之名，罗马人始终以非我族类的心看待它；比之服务于陆军兵团的荣显，海军业仍受人贱视；海军士官多为意大利的希腊人；水兵是属国人或甚至奴隶和流氓所编成。意大利的农人无时不畏惧海洋，加图有三件恨事，其一就是他于可以陆行之时竟取海道。这一部分是当然的结果，因为船只都是划桨的低身船，划桨不能成为高尚职业；不过罗马人至少可组织单独的海军兵团，设法养成一班罗马的海军将校。他们乘着全国的奋力，应立定宗旨，逐渐成立一支不但人数众多而且航力和训练皆不可侮的海军；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有在久战中发展出来的私掠事业为一个可贵的核心，可是政府对于这类的事却毫未举行。尽管这样，那庞大笨重的罗马舰队仍不失为此战中最高天才的创造，它既在战争伊始时把战局转变得有利于罗马，在战事告终时亦复如是。

又有难克服远甚的缺陷，非改变宪法不能补救。元老院中各党交争，元老院随着党派的强弱而改变其作战方法，铸成令人难信的大错，如退出克鲁皮亚和一再废弃舰队；某一年的将军围攻西西里城市，继任人不促其投降，却宁可去劫掠非洲沿岸或拼一海战；无论如何，最高统帅应依法每年更换——这些弊病非牵动宪法问题不能废除，而宪法问题的解决却难于造一舰队，可是这些弊病若不废除，又不能适合此种战争的需要。再者，最重要的，元老院和将军无一能适应作战的新方式。他们如何非常地墨守着优势战术决定一切的观念，可以雷古卢斯出征一役为例。将军像那样似有幸运把胜利投在他们怀里的，极为少见；在498年即前256年，他所处的地位恰为五十年后西庇阿所处的地位，所异者他没有汉尼拔和惯战的军队与他对阵而已。可是元老院一确知罗马人在战术上占优势，便撤回一半军队；那将军也盲目信赖这种优势，停留原地，在战略上先告失败，而后敌人挑战即行应战，在战术上又告失败。而因雷古卢斯是一员久历戎行的良将，此事更堪注意。那征服埃特鲁里亚和萨谟奈的乡农战法却正是突涅斯平原惨败的根由。“每一公民皆堪为将军”的原则，在其范畴内自甚切当，而今却不复适用；新式战争须用受过军事训练而具有军事眼光的将军，而任何市长都没有这等才力。然而更有恶于此者，即舰队元帅一职被视为陆军元帅一职的附属物，任何偶为罗马市长的人便自以为不但能充陆军将军，而且能做水师统帅。此役罗马所遭最惨的灾祸，非由于狂风急雨，更非由于迦太基人，而实由于罗马那些市民水师统帅的无知妄作。

罗马终于得了胜利。可是她所得的利益却与她起初所要求的甚至敌人所愿给的，都相差甚远，而她竟以为足，并且和约在罗马遭遇强烈的反对，都足以表示这胜利和这和平的肤浅而不彻底。罗马虽是战胜者，她的胜利一部分固应归功于神恩和人民的奋力，可是更应归功于其敌人战略上的错误——其错误甚至大于罗马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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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玛末丁人被许加入意大利同盟，其对罗马所处的地位相当于意大利各民族的地位，约定供应船只，在钱币方面，无造银币之权。

(2)
据谓迦太基所以得救，皆因赞第普的军事天才，此说大概是浮夸之谈；迦太基的军官必不待外国人的指教而后知非洲的轻骑宜用于平原而不宜用于山林地带。这些故事是希腊卫兵室里闲谈的遗响，甚至波利比乌斯的书里也不免有这种故事。一说赞第普于战胜之后为迦太基人所杀，这也与事实不符；他系自动离开，或许去加入埃及的军界。

(3)
关于雷古卢斯的末路，我们所确知的不过如此；甚至他奉使至罗马一事——有时置在503年即前251年，有时置在513年即前241年——证据也很嫌不足。后世罗马人仅由其祖先的祸福寻求学校文课的题材，把雷古卢斯作为落难英雄的典型，一如把法比里奇乌斯（Fabricius）作为贫寒英雄的典型，传播了许多以他为名的逸事——这都是不伦不类的点缀，与庄重朴素的史实相形见绌。

(4)
一说迦太基人须应允不派战船到罗马同盟的领域——所以不到叙拉古或甚至不到马赛利亚——此说似甚可信；不过条约本文对于此点却未置一词。

第三章　意大利扩展至其天然疆界

由罗马纪元五世纪危机而起的意大利同盟——或可谓意大利国家——把亚平宁山和爱奥尼亚海之间种种公民民社和邑聚民社都联合在罗马霸权之下。可是在五世纪告终以前，两面的界线即已俱被超越，属于这个同盟的意大利民社已起于亚平宁山外和海外。在北方，罗马共和国为报复其旧恨新仇，已于471年即前283年灭了凯尔特人的塞农部；在南方，经过490—513年即前264—前241年的大战，罗马逐腓尼基人于西西里以外。属于以罗马为领袖的联合体，北方除市民殖民地塞那外有拉丁城阿里米努姆，南方有梅萨那的玛末丁人民社，二者既在种族上皆渊源于意大利人，所以二者皆共享意大利同盟公有的权利，也分担其义务。意大利同盟所以有此等扩张，可能由于一时事势的推移，而非由于任何远大的政治计划；可是时至今日，对迦太基已获大胜之后，政府受这半岛自然形势的昭示，始憬然于一种崭新广大的政治见解。无论就政治和军事的观点来看，罗马当然应把北界自低平易越的亚平宁山，移至分欧洲为南北两部的巍巍大山阿尔卑斯山，当然应使半岛东西两海和岛屿的主权与意大利的主权合而为一；现在腓尼基人既已被逐出西西里岛，此事最难的部分已告成功，种种情形又联合而来，使罗马政府不难竟其全功。

对于意大利，西海较亚得里亚海重要远甚，依罗马与迦太基的和约，西海中最重要的地点巨大肥沃而富于港湾的西西里岛，已大部分归罗马所有。固然，叙拉古王希耶罗在战事最后的二十二年间一向遵守罗马盟约，坚定不移，颇有要求扩张领土的权利；可是，开战之时，罗马的政策既决定仅容岛上有次等国家，战事告终之时，罗马人便断然欲取西西里为己有。希耶罗的疆域——除叙拉古的直接领域外尚有埃洛鲁（Elorus）、内顿（Neetum）、阿克雷（Acrae）、良第尼（Leontini）、梅加拉（Megara）和陶罗美宁——及其对外国的独立关系，罗马人没有加以剥夺的口实可借，仍任其规模依旧，希耶罗对此可以知足；并且两个交战的大国俱未完全覆灭，所以西西里的中介国家至少仍有继续存在的可能，希耶罗对此更可知足。于是在西西里所余的绝大部分，在帕诺穆、利利拜乌姆、阿格里根图姆、梅萨那，罗马皆成立了永久殖民地。

罗马人所恨的，只是仅有这个美丽岛屿而撒丁岛仍属于迦太基，不足以化西海为罗马的内海。然而不料媾和不久之后，罗马人竟有自迦太基夺取这地中海第二大岛的希望。在非洲，与罗马一结和约，腓尼基的佣兵和属国即刻联合叛变。这次凶险的叛变，迦太基政府实应负其咎的大半。战事最后几年间，哈米尔卡不能如往日再以其个人的资财发付其部下西西里佣兵的饷项，他请求由本国寄款，结果无效；政府对他说，他可以把军队调到非洲，给资遣散。他遵命而行；不过他深谙兵士的性格，先谨慎从事，把兵士分为小组，分船装运，以便当局按队资遣或至少可使他们各自分开，然后放下他的统帅权。可是他一切预防的措置皆成画饼，其原因不在府库空虚，而在官僚式的办事方法和政府的愚昧。他们俟全军再集于利比亚，然后想削除那许给士卒的饷项。队伍当然起而哗变，当局又犹豫畏葸，使变兵知可冒险一试。他们大都来自迦太基治下或附属的地域；雷古卢斯远征之役以后，迦太基政府曾下令屠杀此等地方的人民，又强制他们纳重税，激起他们的愤慨，此为变兵所明知；政府一向言而无信，不赦人罪，亦为变兵所明知；如果他们带着哗变索来的饷金散伙回家，则将有何遭遇，更为变兵所熟知。迦太基人久已掘地埋雷，现在自使一班必致地雷于爆炸的人群处其中。于是革命如火燎原，自一戍所蔓延至另一戍所，自一村传到另一村；利比亚妇女捐出她们的首饰以充佣兵的薪饷；若干迦太基公民，内有西西里军几个最有名望的军官，为狂暴的群众所杀；迦太基城已两面被围，自城内出击的迦太基军因统帅不良，指挥失误，完全败溃。

罗马人今见其所恨而仍可畏的敌人陷入那比对罗马作战所致的尤为危险的境地，他们始日益悔结513年即前241年的和约——这事即使在实际上不嫌鲁莽，至少时至今日，人人皆以为鲁莽——始忘其国当时如何精疲力竭，其敌迦太基人如何强大。固然，他们耻与迦太基的叛党公开联络，事实上他们特许迦太基人为此战募兵于意大利，并禁止意大利航海家与非洲叛党交往。可是我们怀疑罗马政府对于此等友善举动是否甚具诚意，因为政府尽管禁止，非洲叛党与罗马航海家的来往却依然如故；迦太基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召回哈米尔卡为军帅，他捕捉若干与此事有关的意大利船主，投之于狱，罗马元老院竟向迦太基政府代为说项，使他们获得释放。叛党也似乎认罗马人为其天然同盟。撒丁岛守军亦如其余的军队，声言拥护叛党，知不能据守此岛以抗未被征服的内地山民的攻击，自请把此岛的所有权交给罗马（约515年即约前239年）；甚至乌提卡也参加这次叛变，今为哈米尔卡的武力所迫，也有这种请求。乌提卡人的请求为罗马人所拒，无疑地，其主因不外罗马人若允其请，必致勤远略于意大利的天然疆界以外，因而超越罗马政府当时所愿达到的限度；反之，他们对于撒丁叛党的建议表示同意，由其手接收迦太基人所据撒丁岛的部分（516年即前238年）。此次尤甚于昔日容纳玛末丁人之时，罗马人当然不免受人唾骂，以为一个得胜的大国不羞与一伙有罪的佣兵结交，共同分赃，其自制力之薄弱竟至不顾正义和荣誉之所示而唯一时的利益是图。罗马人占领撒丁之日正值迦太基祸难方殷之时，他们对于这种无理的暴行暂守缄默；可是事有出人意外，大概也非罗马人所希望的，贤能的哈米尔卡竟挽救了迦太基人的灾难，他们又恢复其在非洲的完全主权（517年即前237年），于是迦太基使者即刻出现于罗马，要求交还撒丁。但罗马人无意交出赃物，答以无谓或至少无干的不平之鸣，说迦太基人曾加罗马商人以种种损害，并且急忙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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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公理视强权为转移”的原则于是裸露其寡廉鲜耻的真面目。迦太基人为义愤所激，固当不辞一战，如果五年之前卡图卢斯坚持须割让撒丁岛，战争可能连绵不绝。可是到了现在，两岛俱已沦落，利比亚在扰攘之中，国家经二十四年的对罗马战事，又经将近五年的激烈内战，他们不得不屈服。腓尼基人一再吁请，又约定付给罗马一千二百塔兰特（合二十九万二千英镑）以偿其有意寻衅的军事准备，然后罗马人勉强停战。如是，罗马人殆不战而得撒丁岛，此外又加以科西嘉岛，此岛原为埃特鲁斯坎人的旧属地，自上次战事以来，罗马可能常有孤军戍守此地。然而在撒丁岛尤其是在崎岖的科西嘉岛，罗马人正如以往的腓尼基人，仅以占领沿海为限。他们与内地的土人交战不休，或毋宁谓以捕野兽的方式加以猎取，他们以犬行猎，把捉得的土人运至奴隶市场，可是不真正从事于征服。他们不是为两岛本身之故而加以占领，而为的是意大利的安全。现在意大利同盟据有三座大岛，第勒尼安海可谓为其所有。

罗马既获得意大利西海的岛屿，国家行政上便起了一种区别，这区别似仅源于希图方便，几乎出自偶然；可是尽管如此，其将来的后果却极为重大，这就是大陆行政与海外行政的区别，或用后来通行的名称来说，就是意大利与行省的区别。迄今为止，罗马民社的两位首长——执政官——俱无法定权限，罗马政府势力所及之处就是他们行使权力之处。然而在实际上，他们二人当然分掌职务，也当然在其职务的一切部门须受有关该部门的现行法规的约束；例如管理罗马公民的审判权须一概留给副执政官行使，在拉丁或其他自治民社，现存条约应受尊重。自487年即前267年以来罗马分设财务官四人于意大利各地，他们至少在昔不削执政官之权，因为在罗马此四人被认为隶属执政官的佐理官，在意大利亦复如是。这种行政方式起初似亦推行于取自迦太基的领土，西西里和撒丁也在执政官监督之下由财务官治理。不过不久以后，罗马人必已实际上深信海外区域非有特别任命的高级长官不可。正如罗马民社扩大，他们不得不放弃那集罗马审判权于副执政官一身的制度，两派代理审判官至较远的区域，所以到了现在（527年即前227年），集行政和兵权于一身的执政官制度也须放弃。海外新区域——即西西里、撒丁以及与之合并的科西嘉——各有一个特别任命的佐理执政官来治理，此官在阶级和称号上卑于执政官而等于副执政官，可是在其他方面却如往昔设置副执政官以前的执政官，他在其自有的权限内，既是元帅，又是长官，也是最高裁判官。这种新设的官只无直接管理财政之权，亦如执政官自始即无此权，他们属下各有一两个财务官，财务官在一切方面隶属他们，由官方看来，俨若将军家的儿辈，可是他们特以管理财政为务，卸职后须将其政务情形报告元老院。

大陆领土与海外领土的差别只有这种最高行政权上的差别。在其他方面，罗马所用为组织意大利属国的原则也移用于意大利以外的地方。当然，这些民社都失其对外关系的独立，无一例外。至于内部交际，自此以后，行省之人无一能在本省本民社之外获得合法的财产权，或甚至不能缔结合法的婚姻。另一方面，罗马政府至少在西西里见各城的联盟组织不足为患，任其存在，甚至一般西西里的会盟以及其不害事的请愿权和申诉权亦为罗马政府所优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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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货币办法，事实上不能立即宣布罗马通货为唯一的法币；不过罗马通货似乎自始即有法定的流通；同样，罗马属下西西里各城铸造贵金属货币之权似乎也被收回，至少常例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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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不但全西西里的地产不改原状——意大利以外的土地依宣战权应归罗马人所有的原则尚未见于本世纪——而且一切西西里和撒丁的民社都保有其自理行政之权和某种自治。无疑地，民主政体在一切民社皆被废弃，每城的政权皆移归一个代表公民贵族的会议；至少西西里的民社每五年须举行总调查一次，与罗马的民情调查相似。可是这两种措置俱为隶属罗马元老院的必然结果；罗马元老院实不能用希腊的国民会议（ecclesiae
）以为治，也不可不灼知每一属国在财政和军事上的资源；关于这两方面，意大利各处所施行的政策与此并无二致。

但是除这种大致平等的权利外，又在意大利民社与海外民社之间成立了一种区别——这区别固然仅系事实上的区别，可是却有重大的影响。海外民社不出兵参加罗马的陆军或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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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失去用武的权力，他们仅在应罗马将军的征召以保卫其家乡时始能用武，并且罗马政府可随意派意大利军入各岛，至少由此看来，可谓无用武权。作为代替出兵的条件，罗马征收西西里土产物的什一税和西西里各港埠一切出入口商品的百分之五从价税。两种税本身均非新创。波斯大王和迦太基共和国所征收的税大致与什一税性质相同；希腊久已效东方的前例，这种税法在这里与僭主政治不可分离，又常常与霸主制度结不解之缘。特别是西西里人久已纳什一税于叙拉古或迦太基，又久已代他人征收关税。西塞罗说：“我们接收西西里各民社为我们的门客，加以保护，使他们仍受治于昔日所行的法律，使他们以昔日服从其长上的态度服从罗马民社。”这一点固当不被忽略，可是不废虐政即等于自行虐政。属国仅更换了主人；我们若不由对属国的关系着眼而由对新主人的关系来看，则罗马舍弃那既明智而又高尚的政治原则——即罗马只受属国的出兵相助，而绝不受其代替出兵的偿金——实为绝大的不幸，与此相比，税率和课税方式的一切减轻以及一切细节上的例外均不足道。这种例外自属屡见不鲜。梅萨那即刻得加入“斗篷人”的同盟，依意大利的希腊人之例，出兵参加罗马的舰队。其他各城——塞介斯达和哈里恺（Halicyae）为迦太基属下最先加入罗马联盟的西西里城市，森都利波（Kenturipa）为岛东部的一个内陆城市，负有监视其邻国叙拉古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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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岸的阿列萨（Alaesa）为最先归附罗马的自由希腊城市，而最重要的则为帕诺穆，此城迄今为迦太基属下西西里的首城，今在罗马属下亦为西西里的首城——这五座城虽不得与于意大利军事同盟之列却除其他优待外得有免纳贡献和什一税之权，以致由财政观点来看，它们的地位较意大利各民社尤为优良。如是，罗马人把他们政策的古原则用在西西里，将属国细分为高下不等权利各异的种类；不过通盘看来，撒丁岛和西西里岛各民社不在同盟属国地位，而居公认的纳贡称臣的属国地位。

诚然，出兵民社全异于纳贡或至少不出兵的民社，在法律上未必即等于意大利与行省的差别。海外民社亦可属于意大利同盟，例如玛末丁人实际与意大利的萨贝利人同等，甚至设立享有拉丁权利的民社于西西里和撒丁亦如设之于亚平宁山外，毫无法律障碍。大陆民社亦可丧失其武备权而成为纳贡国，这已是波河上几个凯尔特人地方的成例，且以后推行甚广。可是就实情而论，出兵的民社在大陆上确占大多数，而纳贡民社确在各岛上占大多数，罗马人虽不想在有希腊文明的西西里或撒丁设意大利殖民地，罗马政府却必已不但决心征服亚平宁山和阿尔卑斯山外的蛮族之地，而且决计随着征战的进展，在那里成立些源于意大利而享意大利权利的新民社。如是，他们的海外领土不但被夷为臣属，而且将永为臣属于未来；而执政官行使职权之地新近经法律划定的，即等于罗马人的大陆领土，这地方将成为范围较广的新意大利，自阿尔卑斯山至爱奥尼亚海。固然，最初之时，“意大利”这个地理概念并不完全等于“意大利同盟”这个政治概念，一部分较为广阔，又一部分较为狭隘。可是就在当今，罗马人即已认远至阿尔卑斯山的一切地方为“意大利亚”，就是说，这些地方都是“斗篷人”现在或未来的领域，而且正如北美洲过去和现在的情形，疆界按地理的意义暂为划定，以便随殖民事业的进展逐渐以政治的意义占领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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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得里亚海的门户，罗马人于对迦太基战事结束之前毕竟创设了那重要而久经图谋的布隆迪西乌姆殖民地（510年即前244年）；罗马在此海的霸权自始即确定无疑。在西海，罗马曾不得不铲除敌手；在东海，希腊人互相水火，希腊半岛的任何一国因而不能取得或保持强大。其中最大的国家马其顿受埃及的影响，被埃托利亚人逐出亚得里亚海的上游，被阿喀亚人逐出伯罗奔尼撒，甚至不能保其北边以抗蛮族。罗马人如何深愿抑制马其顿及其天然同盟叙利亚王，他们如何密切地参加以此为务的埃及政策，由一个甚堪注意的建议可以概见：埃及王托勒密三世因贝伦尼斯（Berenice）的被杀，与叙利亚王塞琉古二世（SeleucusⅡCallinicus于507—529年即前247—前225年在位）交战，马其顿可能与叙利亚联合作战，罗马于迦太基战争结束之后自请于埃及王，愿助他与叙利亚作战。一般说来，罗马与希腊化的各国关系较前密切，元老院甚至已与叙利亚交涉，并且因为认伊里翁人为同族而向上述的塞琉古代为说项。

罗马现在未直接干涉东方各国之事，只因为罗马没有为己事而行干涉的必要。阿拉图斯（Aratus）褊狭的朋党政策阻遏了阿喀亚同盟的繁盛，埃托利亚同盟为一伙投机军人的共和国，马其顿帝国又沦于衰微，这三国互相牵制，无须罗马插足其间而使之如此；当时的罗马又不但不求海外领土而且加以避免。阿加那尼亚人以其在希腊人中独未尝参加灭伊里翁之役为理由，吁请埃涅阿斯的后裔助抗埃托利亚人，元老院诚然试为外交的调解；不过埃托利亚人以其傲慢的方式裁书作复，罗马元老院虽喜博古，却绝不为此所激而作一场使马其顿人得去其世仇的战争（约515年即前239年）。

在当时情势之下，海盗业当然是亚得里亚海唯一兴隆的职业，意大利的商业大受其害，可是甚至对于海盗之害，罗马人也以非常的耐性加以容忍——这忍耐与其种族的性恶海战和海员拙劣有密切的关系。不过这祸害终至过于昭彰。马其顿不欲再尽其制止亚得里亚海盗而保护希腊商业的旧职以利其敌，斯科德拉（Scodra）的君主受其赞助，诱伊利里亚各部落——约与今日的达尔马提亚人（Dalmatians）、蒙台内革林人（Montenegrins）和北阿尔巴尼亚人相当——合伙共营海盗业，做大规模的远征。以其成群结队的两排桨快船，即驰名的“利伯尼亚（Liburnian）艇”，伊利里亚人对海上和沿岸的一切人作战。这一带的希腊殖民地，伊萨（Issa，即利萨［Lissa］）和法罗（Pharos，即勒西那［Lesina］）两岛城，伊庇丹努斯（Epidamnus，即都拉佐［Durazzo］）和阿波罗尼亚（在阿奥斯［Aous］河上的阿夫洛尼［Avlone］附近）两重要港埠当然特受其祸，屡遭蛮族的围困。再则海盗更向南进，盘踞于伊庇鲁斯最繁盛的城市腓尼斯（Phoenice）；半由于自愿，半由于勉强，伊庇鲁斯人和阿加那尼亚人与外来的盗匪结成不合情理的同盟；海岸不靖之地直达埃里斯（Elis）和梅萨那（Messene）。埃托利亚人和阿喀亚人集合其所有的船舶，欲以制止此祸，亦属徒然：在公海上的一战，他们为海盗及其希腊同盟所击败，海盗竟至夺据那富饶而重要的科西拉岛（Corcyra，即科孚［Corfu］）。意大利的水手声诉，罗马旧同盟阿波罗尼人呼吁援助，被围的伊萨人急切陈请，罗马元老院于是被迫至少派使者往斯科德拉。盖乌斯·科隆加尼乌斯（Gaius Coruncanius）及其弟卢奇乌斯（Lucius）行至彼处，要求其王阿格隆（Agron）禁绝此害。王答以按伊利里亚人的国法海盗业系合法职业，政府无权禁止私掠；于是卢奇乌斯·科隆加尼乌斯回答说，果若是，罗马将以创行较良法律于伊利里亚为事。这种答语自不甚合于外交辞令，两使者之一因此在归国途中被杀，罗马人谓此系奉王命而行之事，要求交出凶手，竟被拒绝。现在元老院别无他法。525年即前229年春，由两百艘船只组成的舰队载着登陆军队出现于阿波罗尼亚海外，海盗船遇舰队，望风败溃，同时登陆军队捣毁海盗的堡垒；阿格隆王死后，其子平纳（Pinnes）尚未成年，其后条达（Teuta）秉政，今被围于最后的避难所，不得不接受罗马提出的条件。斯科德拉的君主又复在南北两方局促于其狭窄疆土的原界，不但须放弃一切希腊城市，而且须放弃达尔马提亚的阿第埃人（Ardiaei）、伊庇丹努斯附近的帕狄尼人（Parthini）和北伊庇鲁斯的阿丁达尼人（Atintanes）；伊利里亚的武装船将来不许驶至里苏（Lissus，即阿勒西奥［Alessio］，在斯库塔里［Scutari］与都拉佐之间）以南，非武装船结伴驶至该地以南的不得过两艘。罗马以最可赞美最有效力的方法迅速扑灭海盗之害，争得亚得里亚海的海上霸权。

可是罗马人又进一步，占据东岸。斯科德拉的伊利里亚人被判为罗马的纳贡国，法罗王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由服侍条达国而改事罗马人，现在被扶植起来，以属国之君和罗马的同盟身份，治理岛屿和达尔马提亚的沿岸；希腊城市科西拉、伊庇丹努斯、阿波罗尼亚以及阿丁达尼斯和帕狄尼两民社均以宽和的联盟方式附属于罗马。这些在亚得里亚海东岸所获之地不甚广大，不必为它们任命一个特殊佐理执政官，科西拉似仅派有次等官吏，或许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这些领土的监督权，似委之于治理意大利的首要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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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亚得里亚海最重要的航站亦如西西里和撒丁之例，受罗马的统治。试想何能有他种结果，罗马在亚得里亚海上游缺乏一个优良海军站，而其在意大利沿岸的领土不能应此需要；她的新同盟尤其是希腊商业城市视罗马人为其救星，无疑地，竭力以求永有这样强大的保护；在希腊本土，无一人能阻挡这种运动；反之，众口啧啧称赞这个解放者。阿喀亚同盟在希腊军备最强，有战船十艘；现在蛮族部下二百艘的舰队竟代那十艘战船驶入希腊人的港埠，把希腊人所应做而做得极为失败的事业一举完成，这时在希腊惭愧与欢乐二者孰多，或许是个问题。可是即使希腊人以本国人被虐须外国拯救为可耻，他们却至少和颜悦色地接受这种援救，他们不免肃然收纳罗马人于希腊民族之列，许他们参加地峡运动会（Isthmian games）和埃琉西祭典（the Eleusinian mysteries）。

马其顿默无一言；它不能以武力反抗，又不屑以口舌抗议。罗马未遇抵抗。尽管如此，罗马既夺得邻国的锁钥，便化邻为敌，这敌国如果恢复其势力或遇可乘的机会，可料其必厉声发言，打破沉寂。如果那雄才多智的安提古努斯·都松（Antigonus Doson）得延数年之寿，他无疑地必接受罗马人的挑衅而不辞；因为数年之后，法罗君主德米特里乌斯脱离罗马霸权，违背条约而与伊斯特利亚人（Istians）合营海盗业，征服那已为罗马人宣称独立的安丁达尼人，安提古努斯与他结成同盟，德米特里乌斯的队伍在安提古努斯的军中参加塞拉西亚（Sellasia）的一战（532年即前222年）。可是安提古努斯竟死（533—574年即前221—前220年冬季），其嗣腓力（Philip）尚在童年，竟任罗马执政官卢奇乌斯·埃米利乌斯·鲍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攻马其顿的同盟，毁其都城，逐之离国出奔（535年即前219年）。

塔兰托覆亡之后，意大利本部的大陆，在亚平宁山以南的，深为平静无事：对法勒里的六日战争（513年即前241年）不过是个插曲。可是在北方，在同盟领域和意大利天然疆界——阿尔卑斯山脉——之间仍有不绝对属于罗马的广大区域。在亚平宁山以外，罗马人所有的只是一条狭小地方，自安科纳以上的埃西斯（Aesis）河至塞色那（Cesena）以下的卢比孔（Rubico）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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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等于近代福里（Forli）和乌尔比诺（Urbino）两省之地。波河以南，凯尔特人的强大部落波伊部仍据有其自帕尔玛（Parma）至博洛尼亚的故地；与它们并立的，东有林哥尼部（Lingones），西有阿那雷部（Anares）——二者都是凯尔特人的小邑，可能是波伊部的附庸——居于平原。平原西端的利古里亚人既与孤立的凯尔特人混合，定居于阿雷佐（Arezzo）和比萨之西的亚平宁山上，始占据波河的发源地。波河以北平原的东部，大抵自维罗那至海岸，为维内替人所有，维内替人异于凯尔特人，可能出自伊利里亚人。这些地方与西山之间，在布雷西亚（Brescia）与克雷默纳（Cremona）附近，有塞诺马尼（Cenomani）部，此部鲜与凯尔特民族共同行动，可能大半与维内替人和茵苏勃儿（Insubres，在米兰附近）互相来往。茵苏勃儿是意大利境内最大的凯尔特城邑，不但与散在阿尔卑斯山谷那些半是半非凯尔特族的小民社常相往还，而且与阿尔卑斯山外的凯尔特城邑相交通。阿尔卑斯山的门户，通航三百七十公里的大河，当时欧洲文明区域最大最肥沃的平原，均仍握在意大利的世仇之手，他们虽曾受挫折，势力衰弱，可是甚至在虚名上也仍不属罗马，而且仍为邻国之患；他们固守其野蛮风俗，仍以牧畜和劫掠为业。我们可预卜罗马人必急于夺取这些地方；而尤其促罗马人为此的，则为凯尔特人渐忘471年即前283年和472年即前282年的败衄，又复跃跃欲试；而且有更危险者在，即阿尔卑斯山外的凯尔特人又复出现于阿尔卑斯山以南。

实则波伊部已于516年即前238年再开城衅，其酋长阿提斯（Atis）和加拉塔斯（Galatas）虽未奉全国大会的命令，已号召阿尔卑斯山外的高卢人来与他们共同举兵。高卢人应召的很多，至518年即前236年，一支意大利久已不见的凯尔特军扎营于阿里米努姆城下。罗马人当时兵力太弱，不能作战，与他们结一休战协定，为迁延时日计，许凯尔特人遣使赴罗马，使者竟敢在元老院要求割让阿里米努姆——布伦努斯时代似乎重见于当今。可是正式战争尚未开始，即有一件意外之事阻住战事。波伊部不满意于那些不召而来的同盟，可能惧其本土有失，与阿尔卑斯山外的高卢人起了争执。两伙凯尔特人竟公然开战；波伊部的酋长为其部下所杀，然后阿尔卑斯山外的高卢人重返故土。如是，波伊部被置于罗马人的掌握，罗马人可随意效仿驱逐塞农部之例把他们逐出境外，然后至少进到波河；不过罗马人宁可许波伊部讲和，以为其割让几处地方的酬报（518年即前236年）。他们这种作为，或因正在此时他们预料对迦太基的战事又将爆发，可是此战却因割让撒丁岛而得免，罗马政府若实行其真政策，便须尽快完全占领直抵阿尔卑斯山之地。所以凯尔特人无日不忧罗马人这样入侵其国，实有其充分的理由。然而罗马却不急速从事；于是凯尔特人自开战端，这事的原因或在罗马人行班田制于东海沿岸（522年即前232年），此虽非意在与他们直接为难，却使他们惧祸之将至；或因为他们见到为争伦巴底（Lombardy）总不免与罗马一战；而最可能的原因则为凯尔特人天性急躁，又复厌倦安居的生活而欲拿起武器，再去征战。除塞诺马尼部与维内替人共同行动声援罗马人外，意大利一切凯尔特人均加入此战，又有罗讷（Rhone）河上游的凯尔特人，或可谓他们属下的若干投机武人，在其首领康科里达努斯（Concolitanus）和阿涅罗斯图斯（Aneroestus）的麾下，与他们会合。
(9)

凯尔特人的酋长带着步兵五万人，骑兵或车兵两万人，进至亚平宁山（529年即前225年）。罗马未尝虑及此方被侵，也未尝逆料凯尔特人不顾东海岸的罗马堡垒，轻视其同族人的保护，竟能直进而攻首都。不久以前，有与此相似的一伙凯尔特人以与此正相似的方式蹂躏希腊。这危险严重，而且由外表来看，比实际尤为严重。一种信念普遍流行于罗马城的民众中间，以为罗马这次难逃毁灭，罗马土地已注定为高卢人所有，以致政府为缓和群众的荒谬迷信计，不惜行出更荒谬的事，竟活埋高卢人男女各一名于罗马广场，以应宿命的定数。同时他们做更严肃认真的准备。当时两执政官各率一军，每军约有步兵二万五千人，骑兵一万一千人，一为盖乌斯·阿提利乌斯·雷古卢斯（Gaius Atilius Regulus）所率，驻在撒丁岛，一为卢奇乌斯·埃米利乌斯·帕普斯（Lucius Aemilius Papus）所率，驻在阿里米努姆。两军俱奉命急速开赴埃托利亚，此地的危机迫在眉睫。塞诺马尼部和维内替人既系罗马的同盟，凯尔特人已不得不留兵守其本土，现在翁布里的征兵又奉命走下其所居的山岳，进入波伊部的平原，肆行损害敌人于其本土。埃特鲁斯坎人和萨宾人的民兵应扼守亚平宁山，如果可能，应堵塞山路以待正规军的到来。罗马城编了一个五万人的后备队。意大利此次始见罗马城为其真正的保护主，全国无处不有能胜兵役的男子报名从军和搜集军需和战具之事。

然而这一切需要时间。这一次罗马竟陷于措手不及，至少要救埃托利亚，已嫌过晚。凯尔特人见亚平宁山的防务薄弱，便如入无人之境，劫掠埃特鲁斯坎区那久已不见敌人的殷富平原。他们已至克鲁西乌姆，距罗马城仅三日的路程，帕普斯所率的阿里米努姆军适出现于他们的侧翼，同时埃特鲁斯坎民兵渡过亚平宁山以后已集合于高卢人的后方，追踪敌人的进路。忽然一日晚间，两军俱已扎驻营盘，燃起营中之火，凯尔特的步队又拔营而去，向菲苏莱（Faesulae，即费索尔［Fiesole］）撤退；当夜马队居前哨，翌晨也随主力而去。托斯坎民兵所扎之营原密迩敌营，当其发觉敌人离去时，以为敌军开始溃散，急行追赶。这结果正不出高卢人之所料，他们的部队已得休息，排成整齐的行列，在一个精选的战场，等候罗马民兵，罗马民兵急行而来，精力已疲，行列紊乱。一场恶战之后，民兵死达六千人，其余已被迫逃避于山上，有全军覆没之势，幸而执政官所率的军队及时赶到，迫使高卢人撤退还家。他们想阻罗马两军的会合，把较弱的一军单独歼灭，这妙计仅一部分成功；现在据他们看来，应以保全其大批战利品为首务。为取较易行军的路线，他们由其所在的丘西出发，行抵平坦的海岸，然后沿岸而进，不料半途遇到阻碍。这就是撒丁军，此军已在比萨（Pisae）登陆，因到达太晚，来不及阻塞亚平宁山路，便即刻从事行动，按与高卢人相反的方向沿海岸行进。在台拉蒙（Telamon，在翁布隆［Ombrone］河口）附近，他们与敌人相遇。罗马的步兵以密集的前线沿大路而进，同时执政官盖乌斯·阿提利乌斯·雷古卢斯亲率骑兵转趋侧面以攻高卢人的侧翼，使帕普斯所统的另一罗马军急速知其已至。于是发生了一场骑兵恶战，雷古卢斯与不少的罗马勇士皆阵亡；可是他不虚此一死，他的目的已达。帕普斯得知这个激战，判明当时的情势，他急忙把他的军队列成阵势，现在凯尔特人受罗马人的两面夹攻。凯尔特人勇猛不屈，摆开阵势，分头应战，以阿尔卑斯山外的高卢人和茵苏勃儿人对帕普斯部下，以阿尔卑斯山内的陶利斯奇人（Taurisci）和波伊人对撒丁军；骑兵则自行交战于侧翼。以人数而论，双方兵力不可谓不相匹敌，并且高卢人处于绝境，不得不做极顽强的抵抗。可是阿尔卑斯山外的高卢人仅习于肉搏，遇罗马轻兵的投射武器而败退；在交手战中，罗马的军械锻冶较佳，高卢人居不利的地位；最后，罗马得胜的骑兵攻打敌军侧翼，决定了战局。凯尔特马队遁走，步队一面阻于海，三面陷入罗马的重围，无法脱逃。凯尔特人被擒的达一万人，其王康科里达努斯亦在其内；阵亡的达四万人；阿涅罗斯图斯及其侍从的人则依凯尔特风习而自杀。

罗马人大获全胜，于是坚决地想完全征服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凯尔特人，以免再遭这种奇袭。次年（530年即前224年）波伊部不抵抗而与林哥尼部一同投降，又次年（531年即前223年），阿那雷部亦归降，于是波河以南的平原均落于罗马人手。征服波河以北，则需要一场较为激烈的斗争。531年即前223年，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Gaius Flaminius）在新取的阿那雷部境内（约在皮亚琴察［Piacenza］附近）渡河，可是在渡过一半时他受了很重大的损失，在保持立足地于彼岸时受了更重大的损失，觉得背水为阵极为危险，竟至向敌人结约投降，以便得到自由退兵之权。茵苏勃儿人昧然许可。然而他一脱免，便至塞诺马尼部境内，与他们联兵，又由北方攻入茵苏勃儿邑境。高卢人今始灼见罗马人的目的何在，但已嫌太晚；他们由其女神庙里取出那名为“不可动摇”的金旌，发动全国五万兵力，向罗马人挑战。罗马人处于危急存亡的境遇：他们的驻所背面是一条河（或为奥格利奥［Oglio］河），他们与本国间是敌人领域，他们只能依赖塞诺马尼部不可恃的友谊以获得作战的援助和退路。然而他们别无他法。罗马人把随军作战的高卢人置在此河左岸，把罗马兵团置在右岸，面对茵苏勃儿人，把河桥拆断以免受其可疑的盟友攻击，至少保住后路。

这样，无疑地，这条河截断他们的退路，他们的归途须经过敌军所在之地。可是优良的罗马武器和罗马纪律造成胜利，罗马军且战且行，竟夺路而出；这一次罗马的战术又补救了将军的过失。这次胜利应归功于士卒和军吏而不应归功于将军，将军得行凯旋礼，只是由于人民违反元老院的公平法案而偏袒将军。茵苏勃儿人自欣然愿结和约，可是罗马人要求他们无条件降服，而事势却尚未到这个地步。茵苏勃儿人想借北方同族的援助以维持其地位；次年（532年即前222年）罗马两执政官又率兵自塞诺马尼部侵入其地，他们由北方同族和本国募得佣兵三万人来抵抗。狠斗不一而足；茵苏勃儿人想分罗马的兵力，攻波河左岸的罗马堡垒克拉斯提迪乌姆（Clastidium，即卡斯泰焦［Casteggio］，在帕维亚［Pavia］以下），此役执政官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Marcus Marcellus）亲斩高卢王维尔度马鲁斯（Virdumarus）。可是在凯尔特人先小胜而罗马人终获全胜的一场决战之后，执政官格涅乌斯·西庇阿（Gnaeus Scipio）攻下茵苏勃儿的都城麦迪奥拉努姆（Mediolanum）；此城和科蒙（Comum）的陷落结束了他们的抵抗。如是，意大利的凯尔特人全被征服，而且正如以往罗马人在海盗之战示希腊人以罗马海权与希腊海权的不同，现在也昭然揭出罗马守意大利门户以抗陆盗的方法与马其顿守希腊门户之道悬殊；而且意大利尽管内讧，对于公敌却显出一条联合战线，希腊人则仅有纷纭和争斗可见。

波河上的平原广野或被夷为罗马属国，或如塞诺马尼和维内替的土地为同盟属国所居，以此而论，阿尔卑斯山的疆界可谓已经达到。然而要由这场胜利获得结果，做到这块地方的罗马化，却尚需时日。关于此事，罗马人所行的办法种种不一。在多山的西北意大利，在阿尔卑斯山与波河之间的较远区域，通盘看来，他们容以往居民继续居住；特别是那些号称对利古里亚人所作的战争（始于516年即前238年），似乎不足称为战争，而只是捕捉奴隶的行猎，邑聚和乡村虽往往服从罗马，罗马在此方的主权却通常仅有虚名。罗马远征伊斯替利亚（533年即前221年），其志也似乎不仅在毁灭海盗的最后巢穴，建立意大利的罗马征服地与其在对岸的领土间的交通。另一方面，波河南的凯尔特人势必被灭，无可挽救；因为凯尔特民族团结不坚，北方凯尔特邑聚除非贪图金钱，无一肯与其在意大利的族人合作；罗马人不但视意大利的凯尔特人为民族仇敌，而且目之为夺其天然遗产的匪徒。522年即前232年的班田已使皮塞努姆至阿里米努姆处处皆是罗马的殖民；同类的步骤也见于实行，像凯尔特人这种半野蛮的人民，仅一部分务农，又缺乏筑有城垣的城市，不难被人歼灭和驱逐。北大路约于八十年前已经过奥特利科里（Otricoli）修到拿尔尼（Narni），不久以前（514年即前240年）又延长到新建堡垒斯波勒提乌姆（Spoletium），现在（534年即前220年）又经新市镇福罗·佛拉米尼（Forum Flaminii，在佛利格诺［Foligno］附近），渡佛尔洛（Furlo）隘口而至海岸，由此沿岸经法努姆（Fanum，即法诺［Fano］）而抵阿里米努姆，名与佛拉明大道（Via Flaminian）；这是第一条越过亚平宁山而联络意大利两海的人工道路。罗马人以极大热心使罗马市镇遍布于那新得的膏腴之地。在波河上，他们已建立坚强堡垒普拉森提亚（Placentia，即皮亚琴察［Piacenza］）以掩护此河的渡口；他们又已经营克雷默纳于左岸；右岸则在得自波伊部的领域内穆提那（Mutina，即莫德那［Modena］）地方，筑城工程已大有进展；罗马人已准备再行班田和续修大路，突然来了一件事，使他们暂时不能收获胜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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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13年即前241年的和约命迦太基人割让西西里与意大利间的岛屿，撒丁不在割让之列已是一个确定的事实；不过一说以为媾和三年之后罗马借口和约而占据撒丁岛，却是无稽之谈。他们如果这样行事，不但在政治上不顾廉耻，而且在外交上也不免愚昧无知。

(2)
我们一方面由“西沽里人”（Siculi）出面控诉马尔凯卢斯，一方面由“全西西里各民社联合请愿”，又一方面由熟知的类似事件，可以推知这是实情。我们绝不能因为各市之间无财产权，便断定其无集会权。

(3)
在各行省，罗马垄断造金银钱币之权不如其在意大利那样严格，这显然因为不按罗马本位铸造的金银钱币不甚重要。不过通常看来，就是在各省，造币厂无疑也仅限于铸造小铜币，至多不过铸造小银币；甚至罗马属下西西里最受优待的民社，例如玛末丁、森都利波、阿列萨、赛介斯达和帕诺穆，其所造的钱币也均以铜币为主。

(4)
希耶罗说：“他知道罗马人仅用罗马的或意大利的步骑，用‘外国兵’，至多不过作‘轻装队伍’。”这话即含有此意。

(5)
我们略考地图或看那允许森都利波居西西里任何部分的奇特规定，便即刻明了此事。他们既为罗马做侦探，便须有极大的行动自由。再者，森都利波似在首先归附罗马的城市之列。

(6)
意大利为罗马的本部或执政辖区，与海外领域或将军辖区截然有别；这区别似乎在罗马纪元第六世纪时即已见于种种应用。祭仪中有某种祭司不得离开罗马的规定，据说其意在不准他们渡海。又有一条旧章规定，执政官仅能在“罗马土地”推举独裁官，544年即前210年有人为这一规定进行解释，谓“罗马土地”包括全意大利，此说把上述区别表示得更为明确。在阿尔卑斯山与亚平宁山之间的凯尔特地方特设一个省区，以别于执政官辖区而另属于一个长官，这是苏拉（Sulla）所为。当然此说绝不是反对下面的见解，即在罗马纪元第六世纪加里亚（Gallia）或阿里米努姆已常常被称为一个执政官平时的“辖区”（provincia
）。我们熟知，在古文里，provincia
一词的意义不是我们现今所谓的province
，不是分给一位常任长官的一片明确地域，而仅是法律、元老院的法令或协议所规定某一长官应尽的职分；就这种意义而言，诚然可谓一个执政官负治理北意大利之责，这事甚且为一时的常规。

(7)
罗马有一个常驻科西拉的统兵官，明见于波利比乌斯书（李维书内的译文有误），又有同一例见于李维书叙伊萨之事。此外我们有与之相类的praefectus pro legato insularum Baliarum
和Pandataria
的太守。所以任非元老的太守治理远方岛屿，似为罗马政府的成规。可是依理而言，这些“代理官”势必有更高级长官来推举和监督他们，而当时这更高级长官只能是执政官。以后马其顿和阿尔卑斯山南的加里亚（Gallia Cisalpina）两省既立，便委任两个省长之一执行更高级的行政管理权；现在谈到的地域即以后罗马的伊利里库姆省（Illyricum）的核心，一部分属于恺撒的辖区，这是人所共知的。

(8)
据晚近最精密的地方考查，卢比孔河即是在萨维格那诺（Savignano）附近的菲乌米奇诺（Fiumicino）河，可是此河上流今已改道。

(9)
波利比乌斯称这种人为“阿尔卑斯山和罗讷河的凯尔特人，他们因做佣兵被称为Gaesati”（佣兵），卡庇托尔的纪年称他们为Germani。当代编年史家用这名称或系专指凯尔特人，而恺撒和奥古斯都时代的历史研讨才使编辑纪年的人视他们为“日耳曼人”。另一方面，如果年代纪中提到的日耳曼人以当代的记录为本——果若是，这便是这个名称的最古称述——我们须认为这名称所表示的不是以后所谓的“日耳曼种族”，而是凯尔特人的一个部落；而且据第一流语言学家的意见，Germani一名原非日耳曼语而系凯尔特语，或有“呼喊者”的意义，上列臆说更形可取。

第四章　哈米尔卡和汉尼拔

由513年即前241年与罗马缔结的和约，迦太基人得有和平，可是他们所付出的代价甚昂。西西里最大部分的贡献不再流入迦太基人的币藏而入敌人的府库，这是他们这次损失的最小部分。他们所最感痛心远甚的，却是他们原希望能垄断东西地中海间的一切交通线，正当这希望即将实现之时，他们竟不得不将其放弃。他们现在眼见其整个的商业体系土崩瓦解，西南地中海原是他们独手控制的区域，自从失去西西里岛以后，却变为万国的通衢，意大利的商业因此竟全不倚赖腓尼基人。然而素爱和平的西顿人或可安然默认这种结果。他们业已受过同样的打击；他们曾被迫与马赛利亚人、埃特鲁斯坎人和西西里的希腊人分享其昔曾独占的事业；甚至到了今日，他们所存的领土非洲、西班牙和大西洋的门户也足以使之强大繁荣。可是实际说来，谁能保证他们至少能常保此地呢？

雷古卢斯的要求以及他的几乎得其所求，只有自愿遗忘的人始能把它遗忘；罗马往昔由意大利举行的事已大获成功，现在她若由利利拜乌姆再行此事，除非有敌人失策或特别幸运居间解救，迦太基必致覆灭，无可疑者。固然，他们现在有一纸和约，可是这和约的批准曾系千钧于一发，他们深知罗马舆论对于缔结这和约的条款有何意见。罗马或许尚未想到征服非洲，以据有意大利为己足，不过迦太基的存在若须视罗马的知足为转移，则前途实形暗淡；谁能保证罗马甚至为其意大利政策的方便计，不觉得应灭其非洲邻国而不夷之为属国呢？

总而言之，迦太基只能视513年即前241年的和约为一种休战协定，再战既不可免，他们不能不利用这和约来备战；他们的志向不在报兵败之仇，甚至也不直接在恢复损失，而在自求一种不赖敌人善意的生存。但是一场毁灭战虽无定期却必将来临一个弱国之时，较为明智果敢而忠贞的人士常立刻准备那无可避免的斗争，遇到有利时机便不辞一战，以攻势战术掩护其守势政策；而偷惰怯懦的大众、拜金者、老者、弱者、无深谋远虑者却只愿迁延时间，在和平中终其天年，不惜任何牺牲以延缓最后斗争之来临，永为明智忠勇人士的障碍。所以迦太基也有一个主和派，一个主战派，两派当然各自附于保守党和改革党已有的政治分野。拥护主和派的是行政部、元老会议、百人会议，以号称“伟人”的汉诺为领袖；拥护主战派的是民众领袖，特别是负重望的哈兹德鲁巴和西西里军的将吏；西西里军在哈米尔卡领导之下大有成功，此等成功虽无其他结果，却至少使爱国人士见一种似可望解救其所遭大难的方法。两派之间大概已有长久的激烈斗争，值利比亚战争忽起，他们的争斗暂息。我们上文已述此战的缘起。政府党既以不善为政而激起兵变，使西西里将吏的预防措施归于无效，又行其不人道的政策化兵变为革命，终于以其不善用兵，特别是他们那葬送军队的领袖汉诺不能用兵，使国家濒于灭亡；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政府亲请埃尔克特山的英雄，绰号“闪电”的哈米尔卡·巴尔卡来拯救它，使其得免于其过失罪恶所致之祸。他接受了兵权，甚至政府又任命汉诺为其同僚，他也豁然大度地不辞其职。诚然，愤慨的军队遣汉诺归国，哈米尔卡却徇政府的恳求，又让给他一部分的兵权；而且尽管有仇敌，尽管有这种同僚，他以其对于叛党的感化力，以其善于应付努米底亚的佃户，以其无双的组织天才和将才，竟能在非常短促的时间，完全荡平叛变，使造反的非洲再矢尽忠（517年即前237年之末）。

在这次战争期间，爱国党保持缄默，而今却大声疾呼。一方面由于这次的灾难，当权的寡头政府那种极端的腐败，贻害无穷，他们的无能，他们的结党营私，他们的倾向罗马，均已暴露无遗。另一方面，由于撒丁岛的被夺，由于罗马当时所取的威吓态度，甚至最下贱的人也分明晓得罗马的宣战有如达摩克利斯（Damocles）之剑，无时不悬在迦太基的头上，如果在现今情势之下，迦太基与罗马开战，腓尼基人在利比亚的统治权必致失坠。迦太基人灰心于其国的前途而谋迁往大西洋诸岛的，或不在少数；谁能责备他们？可是侠肝义胆的人士却不屑专为自救而置其民族于不顾，大人物的特长就在由众善士皆认为无望的境遇，独能取得灵感，激发热情。罗马提示的新条件，他们一一接受，现在别无他法，只好屈服，加新仇于旧恨，拳拳地加以培养——这是被害民族的最后本领。于是他们采取措施进行政治改革。
(1)

他们已充分明了一班当权人的不可救药；这班人的无耻几达于无知之域，他们现在竟控告哈米尔卡未得政府认可，擅许金钱于西西里士卒，说他是佣兵战争的祸首；由此观之，可见甚至在上次战争期间秉政的大佬们既未忘其旧怨，也未获得新知。如果这伙军官和民众领袖要推翻这腐朽恶劣的政府，在迦太基本国不至于遇到困难，可是迦太基的政府首领已与罗马保持近于卖国的关系，在罗马，这势必遭遇较猛烈的障碍。在其他一切困难之上又加以一种困难，即他们所创的救国方法须不使罗马人和他们那亲罗马的政府确知其所为何事。

所以他们对于宪法不加变动，又任政府首领充分享受其独享的特权和公产。一个议案一经提议，即被通过，即利比亚战役结束时，汉诺和哈米尔卡二人同为迦太基军的统帅，今应罢免前者，任命后者为全非洲不限任期的元帅。设法使哈米尔卡对秉政团居于独立地位——他的仇敌名之为不合宪法的君主，加图称之为独裁——只有民众大会能罢免他，传讯他。
(2)

甚至继任人的选择权也不寄托在首都的当局，而寄托在军队，就是说，寄托在充长老或军官于军中的迦太基人，这些人的姓名与将军的姓名同列在与将军所立的契约中。当然，核准权保留在民众大会。无论这是不是一种篡夺行为，主战派视军队为其特别势力范围，却由此而昭然若揭。

由形式看来，哈米尔卡的职责似无惊人之处。迦太基对努米底亚部落的战事从未停止，仅在不久以前，内地的“百门城”德韦斯替（即特贝萨）即为迦太基人所占领。非洲新元帅的指定工作是继行边疆战事，此事本不甚重要，所以那仍许在其直接权限内为所欲为的迦太基政府，见民众大会通过关于此事的法案，不妨默然伪作不知，罗马人对于此事的意义或也毫无所知。

如是，在西西里和利比亚两战役，哈米尔卡已以事实证明如果命运决定有一人将成为迦太基的救主，则救主便非他莫属，现在被举为元帅的却正是他。人类与命运的英勇斗争殆没有比他这斗争更英勇的。军队为救国之用，可是所谓军队指何种军队而言？在利比亚战争中，迦太基的国民军受哈米尔卡的指挥，战绩不劣，可是他深知一座城非常危急时，率城内的商贾工人背城一战是一件事，把他们造成精兵却是另一件事。迦太基城的爱国党可充绝佳的军官，不过在爱国党里有代表的当然纯是受过教育的阶级。他没有国民兵，至多不过有几队利比腓尼基的骑兵。他的工作是用利比亚的征兵和佣兵编成一支军队，这工作在哈米尔卡一流将军的手里自能做到，可是甚至要他能做到此事，也非有个条件不可：就是他能按时发给部下饷项，而且饷项优厚。但由于其在西西里的经验，他晓得迦太基的国家岁入都开支在迦太基本城，用在极紧急的事项，无款来发付与敌作战军队的饷项。因此，他所从事的战争须自给自足，他须把已在佩勒格里诺山（Monte Pellegrino）小试的方法大规模地实行。但是更有进者，哈米尔卡不只是个军事领袖，而且是个党魁。寻仇不止的政府党，热心可是耐性地等候把他推倒的机会，他既与此党为敌，便须求助于国民；无论国民领袖如何纯洁高尚，民众却是腐败的，因为不幸有行贿制度，他们惯于不得钱不卖力。固然，特别是遇到危急之时，必要和热情可以卓著效力，处处如此，就是贪贿腐化最深的也无例外；不过哈米尔卡的计划只能实行于数年之后，他若欲使迦太基全国永久拥护他的计划，便须按期拨款给本国朋友，以保持群众的欢心。如是，因为要拯救一群不热心而贪贿赂的民众，不得不向他们请求或买取做这事的许可；因为欲行其志，不得不以忍辱吞声为代价，向他所恨而常常击败的骄傲敌人换取一个必不可少的喘息机会；因为自命为祖国主人的都是些被人唾弃的卖国贼，不得不对他们掩饰他的计划和蔑视——这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孤峙于内外敌人之间，绝少与他同志的朋友，利用一方或他方的犹豫不决，既蒙蔽他们又不顾他们只为的是取得与一国较量之资，即金钱和兵士；而且即使军队作战的准备已就绪，此国仍似难以达到，更不能征服。他尚在少壮之年，不过三十岁；可是当他准备远征之时，他似得一预兆，自知要达到其工作的目的，或不由远望而能见其所欲至之地，均为势所不许。离开迦太基时，他命其九岁之子汉尼拔在至尊神的坛前宣誓永与罗马之名为仇；他在军营中教养此子以及较幼二子哈兹德鲁巴和马哥——他呼他们为“一窝小狮子”——使他们继承他的计划、他的天才、他的仇恨。

佣兵战争结束后（或在518年即前236年春间），利比亚的新元帅立即离开迦太基。他似乎欲往征西方的自由利比亚人。他的军队有战象特多，沿海岸而进；海军则与陆军并进，由其忠实同志哈兹德鲁巴率领。忽然传来消息，说他已在赫尔克勒斯柱渡海，登陆于西班牙，与当地土人作战——迦太基当局抱怨说他未奉政府之命，擅与未曾害他的人民作战。无论如何，他们不能抱怨他忽略非洲的事；努米底亚人又复叛乱，他的副官哈兹德鲁巴给他们一个极有效的打击，以后多年，边境晏然，几个迄今独立的部落纳贡归附。他自己在西班牙所为何事，我们不能知其详。他死后三十余年，老加图在西班牙见其遗迹犹新的成绩，他尽管恨迦太基人，却不禁赞叹说，无一国王可与闪电哈米尔卡相提并论。由他所立功业的效果，我们仍能看见，至少一般地看见，哈米尔卡为军人和政治家，在其余生的九年中（518—526年即前236—前228年）成绩如何，他在壮盛之年，英勇搏斗于战场，竟如香霍斯特（Scharnhorst），洽殒命于其计划将达完成之时。以后八年间（527—534年即前227—前220年），他的女婿哈兹德鲁巴继承他的职位和计划，依其宗师的精神，进行哈米尔卡创始的事业。在西班牙沿岸，迦太基原只有一个转运货物的小口岸和加的斯保护地，而这小口岸被视为利比亚的属地，现在代替这小口岸，哈米尔卡的将略在西班牙创造了一个迦太基人的王国，哈兹德鲁巴的巧妙政治手腕又把这王国加以巩固。城市创建起来；最重要的，西班牙南岸只有一个良港，哈兹德鲁巴建“西班牙的迦太基”迦太基那（Kartagena）于其上，创建人的壮丽“王宫”即在其中。农业发达，而由于侥幸发现迦太基那银矿，矿业更为发达，一百年以后此矿每年的产量逾三十六万镑（三千六百万塞斯特）。达至埃布罗（Ebro）河，各民社多半成为迦太基的属国，向之纳贡。哈兹德鲁巴用一切巧妙手段，甚至通婚，使各酋长与迦太基成利害相通的关系。如是，迦太基在西班牙获得商业上的好市场；此省岁入不但能赡养军队，而且仍有盈余寄回迦太基，留作将来之用。同时，此省编练军队；正式征兵制实行于迦太基的属地；战俘并入迦太基军团。属国供给援兵和佣兵，要多少便有多少。兵士久历戎行，视军营为第二家庭，以忠于军旗和钟爱其伟大的领袖代爱国心。步兵无日不与骁勇的伊比利亚人和凯尔特人相冲突，成为可用的兵，足以与绝佳的努米底亚骑兵相配合。

专就迦太基而言，闪电派可以进行无阻。公民不被时时勒捐，反而由新地获得利益；在西班牙，商业恢复了在西西里和撒丁所受的损失；西班牙战争和西班牙军队以及其灿烂的胜利和重大的成功不久便为人所共赏，以致在特别危急之时，如哈米尔卡阵亡以后，甚至能做到把大批非洲援军调到西班牙；政府党无论喜与不喜，不得不保持缄默，至多不过谈到鼓煽人民的军官和群众时，彼此相对诉苦或向其在罗马的朋友鸣不平而已。

罗马也未举行一事足以大有影响于西班牙的事态。罗马人所以无所举动，无疑是以不谙这荒远半岛的情形为主因——哈米尔卡所以择西班牙为实行其计划之地而不择在其他方面可能中选的非洲当然也以此为主因。罗马派员至西班牙就地搜集情报，迦太基将军向他们说明，并保证这一切作为只为供给速偿罗马战费之用，元老院对这种话绝不能置信。可是他们大概仅灼见哈米尔卡计划的直接目的，即迦太基在各岛丧失了贡献和贸易，要取偿于西班牙；他们以为迦太基人会作侵略战，特别是由西班牙攻入意大利——从含有此意的明文和此事的全貌看来，昭然若揭——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迦太基的主和派当然有许多人眼光较远，不过无论他们意见如何，他们必不甚愿以将临的风波告知罗马友人，因为迦太基当局久已不能阻遏风波的来临，这步骤不但不能挽回危机，而且必至促危机的速发；并且即使他们告知罗马人，这出自党人口中的告密，罗马当然以很戒慎的态度接受它。固然，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其强大快速的逐步扩张令人不可思议，不能不引起罗马人的注意，唤醒他们的疑虑。实在开战以前的最后几年间，他们确曾欲限制这种扩张。约在528年即前226年，他们念念不忘其新起的希腊风，与西班牙东岸两个希腊或半希腊城市缔结联盟，一个是查辛都（Zacynthus）又名萨贡图姆（Saguntum，即莫维德罗［Murviedro］，距瓦伦西亚［Valencia］不远），一个是安波利埃（Emporiae，即安普里亚斯［Ampurias］）；他们以此事通知迦太基将军哈兹德鲁巴时，乘机也警告他莫拓地于埃布罗河以外，他允许照办。罗马人这种作为，目的不在防范他由陆路入侵意大利——任何条约也不能束缚冒险为此的将军——而意在见西班牙的迦太基人渐形可畏，欲以此限制他们的实力，又在既将埃布罗河至比利牛斯山的自由民社收归罗马保护，如遇有登陆作战于西班牙的必要，便可用这些民社为军事行动的基地。至于即将到来的对迦太基战争，元老院未尝不见其无可避免；对于西班牙发生的事件，他们所担忧的不便却不过是或将被迫派几个兵团前往，敌人的金钱和兵力将较无西班牙时略为充足；无论如何，他们毅然决定，如538年即前216年的作战计划所示而且诚然非如此不可，下次战事要起于非洲，终于非洲——这办法同时也可决定西班牙的命运。此外尚有其他的迟延理由，在最初几年的理由为迦太基应分期付赔款，此款一遇宣战，便将中断；以后的理由为哈米尔卡逝世，其友其敌俱因此而以为其计划将与他同归于尽。最后，在较晚几年，元老院确渐忧虑迟迟不战的失策，当时又有一个很易明了的志愿，要先铲除波河流域的高卢人，因为他们见灭亡将临，可料罗马一旦从事大战，他们必利用时机，再诱阿尔卑斯山外部落来意大利，再发动那仍为大患的凯尔特人的转徙。罗马人所以不取行动，不是扼于顾虑迦太基和约或现存条约，这是不言而喻的；再者，他们如果愿战，西班牙的争斗随时皆可作为现成的口实。由此看来，罗马的行为绝非不可索解；可是也有不可否认的，即罗马元老院处理此事的方法显示其眼光短浅、懈弛无力——在其同时处理高卢事件的方式上，这种缺点尤为情无可原的显著。罗马的政策恒以坚固不移、变诈多端和始终一贯见长，而不以伟大的构思或迅速的组织力卓著——在这种特性上，罗马的敌人自皮罗斯至米特拉达特梯（Mithradates）往往非她所能及。

如是，命运佑人，哈米尔卡的妙计得以见于实行。战争的实力得到了——军队人数众多，习于战胜攻取，府库无日不充实；可是要觅得作战的良机和给军队一个正确指导，尚须有个领袖。那个在危急存亡之秋，处于灰心丧气的民族之中用其心智开辟救国救民之路的人，却在甫能行其计划之时，遽然与世长辞。他的继任哈兹德鲁巴不肯从事攻战，这究由于他以为时机未至，或由于他是政治家而非军事家，自度不胜指导战事之任，我们不能断言。至534年即前220年初，他为刺客所害，西班牙的迦太基籍军官便召哈米尔卡的长子汉尼拔继其位。他仍在少年——他生于505年即前249年，所以现在只有二十九岁，可是他的生平业已富有形形色色的经验。他回忆初年，仍记得他父亲作战远方和在埃尔克特山克敌制胜的景象；在卡图卢斯的和议、在饮恨归国、历惨酷的利比亚战争，他始终与其不败的父亲同甘共苦，哀乐一致。尚在童年时代，他便随其父于营中，且不久便显露头角。他身轻体健，因而非常善于竞走和剑术，而且骑马驰骋无惧色；失眠对他不生影响，他也知如何饱食，如何忍饥，与士兵无异。他虽度其少年时期于营中，却有当时腓尼基人所有的修养；关于希腊文，似乎自他为将军以后，他受挚友斯巴达人索西卢斯（Sosilus）的指导，进步极大，以至于能用希腊文写作公文。他既长大成人，便加入他父亲的军队，在其父眼下初次施展武艺，又亲见其父战死于其侧。自此以后，他在姊夫哈兹德鲁巴的麾下统率骑兵，不但以惊人的勇敢见长，而且以善于将兵著称。现在他的同伴异口同声地叫他这年虽少却经验丰富的将军做元帅，他现在可以实行他父亲、他姊夫所终身致力的计划。他取得遗产，并且不辜负它。他同时代的人想用种种的罪名污蔑他的人格；罗马人骂他残忍，迦太基人骂他贪婪；诚然，他的怀恨方法只有东方人能领略；一个永不缺乏金钱和积蓄的将军不能不贪财好利。可是他的历史虽由愤怒、嫉妒和卑鄙所书写，它们却不能损害他纯洁的贵族形象。除拙劣的杜撰自相矛盾，几种罪行是他的副将，特别是汉尼拔·蒙诺马古（Hannibal Monomachus）和萨谟奈人马哥假他的名义做的，姑置不论外，载籍上关于他的叙述无一不可证其适于当时的情势，合于当时的国际法；众人一致地说他兼具冷静头脑和热心，审慎而又敢为，无人能及。腓尼基人的一个主要特性是奸诈，他也特以独出心裁的奸诈著称；他好取奇异难料的路线；谙悉埋伏和一切奇计，他非常细心地研究敌人的性格。以一种无双的侦探制度——他甚至常有侦探驻罗马城内——他时刻晓得敌人的计划；常有人见他亲自改装易服，戴假头发，以采访关于某事的情报。当时历史无一页不证明他为将帅的天才；而他做政治家的才具也同样昭然在人耳目；他与罗马结和约以后革新迦太基的宪法，他亡命外国以后，又能以无比的影响左右东方各国的内阁。他驾驭众人的能力可见于其空前控制一个种族不同、语言各异的大军——就是在最恶的时期，这大军也未对他讹变。他确是个伟人，无论他走到何处，众目睽睽都盯到他的身上。

汉尼拔被推举后（534年即前220年的春间），立即决定开战。凯尔特人之地仍在鼎沸中，而且罗马与马其顿的战争似乎迫在眉睫；他现在理应即刻揭开假面具，在罗马人随其本身的方便而登陆非洲发动战事以前，选择他所欲攻的地方径往攻战。他的军队不久便有了出征的准备，他的府库由几次抄掠而颇为充盈，可是迦太基政府却表示极不愿对罗马宣战。哈兹德鲁巴在迦太基为爱国的民族领袖，在西班牙为元帅，他在迦太基的地位甚至比他在西班牙的地位尤其难乎为继；主和派如今在本国占了优势，以政治罪名迫害主战派的首领。当局业已删削破坏哈米尔卡的计划，绝不愿使这现在统兵于西班牙的无名少年妨害政府以行他的爱国；汉尼拔又不敢公然违抗正统当局的意思自行宣战。他想挑动萨贡图姆来破坏和平，可是萨贡图姆仅止于向罗马申诉。罗马人接到他们的陈诉，派出一个考察团，汉尼拔对他们无礼，想逼他们宣战，可是考察人员灼见实情：他们在西班牙默不一言，想要向迦太基提出诉状，并想把汉尼拔备战和战事迫在眉睫的消息寄回本国。如是，光阴荏苒，安提古诺·都松的死讯已至，他的暴死约与哈兹德鲁巴同时；在阿尔卑斯山内的高卢，罗马人以加倍的速度和努力续建堡垒；罗马准备于次年春间从速荡平伊利里亚的叛乱。一日值千金；汉尼拔立下决心。他寄一个简短通告到迦太基，说萨贡图姆人正在侵犯迦太基属国陶尔包勒特人（Torboletes），所以他须攻打他们；他不待回音，便在535年即前219年春间开始进攻这与罗马联盟的城，换句话说，与罗马开战。我们由约克（York's）结约投降一事在某几方面所造成的印象，可以大约推知当时流行于迦太基的意见和言论。据说一切“君子”不赞成“未奉命令”的进攻；相传有否认其事或交出悍将之说。可是，究因为迦太基议会畏那离国较近的军队和群众尤甚于畏罗马；或因为他们见事已至此，无可挽回；或仅因为他们陷于惰性，不能有任何具体的行动；他们终于决计不做一事，虽不准备认可战事，却任其进行。萨贡图姆的自卫是只有西班牙城市能做的自卫；如果罗马的努力仅及其附庸的十分之一，而在萨贡图姆被围的八个月不浪费时间于对伊利里亚股匪的琐屑战争，则他们既是海洋和便于登陆地方的主人翁，便可免去那说保护而不保护的耻辱，或许远可以转移战局。可是他们迟延耽搁，这个城终于被人攻陷。汉尼拔把战利品遣送到迦太基分发，爱国心和战争热起于素无此感的众人心中，于是这次分发战利品打断了一切与罗马和解的希望。因此，萨贡图姆灭亡之后，罗马使团来在迦太基，要求交出将军和身在军中的长老，迦太基人要为此事辩护，罗马发言人打断他们的谈话，停止讨论，撩起衣服，声言他把和战置在衣中，长老会议可任择其一，此时长老们便鼓起勇气答道，他们听罗马人选择；罗马发言人请战，他们便受而不辞（536年即前218年春间）。

因萨贡图姆人顽强抵抗，汉尼拔费了一年的时间；535—576年即前219—前218年的冬季，他照常休整于迦太基那，一方面准备进攻意大利，一方面筹划西班牙和非洲的防务；因为他与其父和其姊夫无异，为两地最高统帅，所以筹备祖国防务之事也传到他身上。他的全部武力共约步兵十二万人，骑兵一万六千人，他又有战象五十八匹，有装备的五排桨船三十二艘，无装备的十八艘，另有战象和船舶留在首都。除轻兵队里有少数利古里亚人外，这个迦太基军没有佣兵；除几队腓尼基人外，这军队里大都是由迦太基属国征来服兵役的人民——即利比亚人和西班牙人。这位将军深知他所应付的人，为确保西班牙人的尽忠计，准他们一概全冬请假，以示信任；腓尼基人的爱国不免褊狭排外，他却不然，他向利比亚人宣誓，许他们如果能战胜归非洲，必给他们迦太基的公民资格。然而这个大军只有一部分为远征意大利之用。将近两万人被调到非洲，其中小部开至首都和腓尼基人的本土，大部则开往非洲西端。为保卫西班牙计，把一万二千名步兵、二千五百名骑兵和半数的战象留在后方，此外还有驻在那里的舰队；至于西班牙的主要兵权和行政权，都委托汉尼拔之弟哈兹德鲁巴执掌。迦太基直接领域的防御较弱，因为遇必要时，首都有充分的财力；同样，因为在西班牙容易征得新兵，少数步兵即足供西班牙一时之用，而非洲特有的武力——马军和象军——却大部留在西班牙。汉尼拔极注意西班牙与非洲间交通的安全；因此留舰队于西班牙，以一支很强大的军队保卫西非洲。为保持队伍的忠心起见，他不但由西班牙民社取人为质，把他们拘留在萨贡图姆的堡垒中，而且把兵士由招募之地调到他处：东非洲的民兵大半被调到西班牙，西班牙的被调至西非洲，西非洲的被调至迦太基。如是，防务有了充分的筹划。至于进攻计划，他派二十艘的五排桨船载着一千人，由迦太基驶往意大利西岸劫掠，另一队二十五艘，如果可能，去重占利利拜乌姆。他决定亲率主力军攻入意大利，这无疑是哈米尔卡原有计划的一部分。只有在意大利才能对罗马做决定性的攻击，一如只有在利比亚才能对迦太基做决定性的攻击；罗马当然以后者为下次战争的第一招，所以迦太基自应起初不自限于西西里一类的次要军事目标，也不应只限于守势——如果战败，则无论如何均不免于灭亡，可是如果战胜，便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可是如何能攻意大利呢？他由海由陆俱可走到这个半岛；可是他的计划如果不只是一场拼命的冒险，而是一个有战略目标的用兵远征，他便需要一个比西班牙或非洲切近的军事基地。因为罗马今握有海上霸权，汉尼拔不能倚赖舰队或设防港湾的支援。意大利同盟境内也没有任何可据守的基地。如果在迥异于今的时代，尽管同情于希腊人，意大利同盟受皮罗斯的震撼而竟不动摇，则望其现在于腓尼基将军来到之后土崩瓦解，实不可能；无疑地，一支入侵的军队一遇罗马的堡垒网或团结坚固的同盟必遭破灭。拿破仑征俄罗斯之役与汉尼拔征意大利之役相似；对于汉尼拔，仅有利古里亚人和凯尔特人之地能有波兰对于拿破仑的功用。这些部落的独立斗争尚未完结，仍觉得创巨痛深；他们与意大利人种族不同；罗马堡垒和大路织成的联合封锁正以其第一批圈套束缚他们，使他们有危及生存之感；所以这些部落不能不认那有许多西班牙凯尔特人的腓尼基军为救星，做他们可靠的支援——一个筹饷募兵的源泉。腓尼基人已与波伊部和茵苏勃儿部缔结正式条约，他们约定派向导迎迦太基军，为之取得其同种部落的殷勤招待和沿途供应，迦太基军一到意大利他们即起兵攻罗马人。最后，罗马人与东方关系的状态使迦太基人也趋向此方。马其顿在塞拉西亚一战而胜，因此已重建其主权于伯罗奔尼撒，与罗马不和；法罗王德米特里乌斯背罗马之盟而与马其顿联合，其国为罗马人所夺，他亡命于马其顿宫廷，罗马人要求马其顿把他交出，马其顿不许。如果瓜达尔奎维尔（Guadalquivir）河与加拉苏（Karasu）河的军队能会在一处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则非在波河上会师不可。如是，一切使汉尼拔趋北意大利；524年即前230年，罗马人遇迦太基侦察队于利古里亚，极为诧异，可见其父已注目于此方。

汉尼拔取陆路而舍海路，原因不明；罗马人的海上霸权和他们与马赛利亚的同盟，无一能防止敌人在热那亚（Genoa）登陆，这事显而易见且有后事为证。此问题的满意解答须赖几个要素，而这几个要素却不见于我们的典籍，又不能由猜测而得。汉尼拔须就两害之中择取其一。由他看来，与其冒犯航海和海战那些变化莫测更不可逆睹的危险，不如接受波伊部和茵苏勃儿部那无疑出于诚意的保证，而因军队即使登陆于热那亚仍须爬山越岭，他更以遵陆路为得计；至于热那亚的亚平宁山的险阻，如何远逊于阿尔卑斯山的主系，他却无法确知。无论如何，他所取的路线是原始凯尔特人的路线，许多更大的人群皆曾由此渡过阿尔卑斯山；凯尔特民族的盟友和救星自可无所畏惧，毅然由此过山。

所以在利于行军的季节之始，汉尼拔便把将参加大军的队伍集合在迦太基那，有九万名步兵和一万二千名骑兵，其中三分之二为非洲人，三分之一为西班牙人。他们携战象三十七匹，大概为使高卢人起敬而非为正式作战之用。赞第普所率的步兵须隐身于象队之后，汉尼拔的步兵不复如是；象队是两面有刃的武器，不但可使敌人败北，而且可陷本军于败北，这位将军十分明智，绝不轻易贸然地使用这一武器。536年即前218年春，汉尼拔带着这个军队由迦太基那出发，向埃布罗河前进。他把他所做的措置，特别是关于他与凯尔特人所成立的联络和这次远征的资源和目的，都告知他的队伍，以至于就是久经战场习于军事的普通兵士，也深感其领袖眼明手稳，而怀着绝对的信任，随着他到陌生辽远的地方去；在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中，他向他们阐明国家的地位和罗马人的要求，他们亲爱的故乡必将沦为奴隶之域，他们被诬为能献出所爱的将军及其干部的耻辱，这番话在一切人的心中激起一种武士爱国的热情。

罗马政府现在的境况，是甚至稳固而明达的贵族政府所易有的境况。罗马人无疑地自知所愿完成之事，而且也采取了种种步骤；可是无一事做得妥当，无一事做得适当其时。他们很久以前，已可掌握阿尔卑斯山的门户，荡平凯尔特人；现在后者却仍然可畏，前者仍然洞开。他们如果顾名誉而守513年即前241年的和约，很可以与迦太基有友好关系，他们如果不愿和平，很久以前，他们即可征服迦太基；和平已实际因夺取撒丁而被破坏，他们却许迦太基的力量不受骚扰地恢复，历二十年之久。罗马并不甚难与马其顿维持和平，可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利益，他们竟丧失了马其顿的友谊。这时必缺乏一位领袖政治家来博观国事的情况；在一切方面，不是不及，便是太过。如今战事开始于他们任敌人决定的时间和地点，尽管他们饶有根据地自信军力优于敌人，却对于最初行动的目标何在和遵循何道，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有五十万以上的可用之兵听其调遣，只有罗马的骑兵不及迦太基的精良和众多，罗马骑兵约占其出战总兵额的十分之一，迦太基骑兵占八分之一。罗马舰队有五排桨船二百二十艘，方由亚得里亚海驶回西海，这次受战事影响的国家没一个有与此相当的舰队。这个压倒对方的优势武力，其天然而正当的用途不言而喻。战事应以登陆非洲为始，是久已决定的战略。以后事势转变，罗马人不得不把同时登陆西班牙包括在计划中，主要目标在使西班牙军不能至迦太基城下。按照这个计划，最重要的，他们应于535年即前219年初汉尼拔攻萨贡图姆实际开了战衅的时候，在此城陷落以前，派一支罗马军入西班牙；可是他们不但忽略了声誉之所要求，也忽略了利益之所明示。萨贡图姆守城八个月，竟属徒劳；罗马甚至尚未把登陆西班牙的军队装备起来，此城已归迦太基人掌握。然而自埃布罗河至比利牛斯山之地仍是自由地带，其地各部落不但是罗马人的天然盟友，而且与萨贡图姆人同由罗马使者得有迅速施援的诺言。由意大利汛海而至加泰罗尼亚（Catalonia），不比由迦太基那遵陆至此多费很多的时间；如果罗马人于其间正式宣战之后，仿腓尼基人所为，于4月出发，则汉尼拔也许就在埃布罗河战线上遇到罗马的兵团。

到了后来，罗马陆军海军的大部固然完成了远征非洲的准备，第二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奉命往埃布罗河；可是他从容就道，遇波河上有叛乱，他让人把那准备登船的军队用在那里，再编新兵团远征西班牙之用。所以汉尼拔虽遇激烈抵抗于埃布罗河，这抵抗仅出自土著人；而且在现今情形之下，由他看来，时间贵于部下的血肉，所以他于数月之内打破障碍，损失其军队四分之一，竟达比利牛斯山一线。罗马在西班牙的盟友将因此迁延而再被牺牲，自是意料中的事，而这次迁延实属不难避免；可是在536年即前218年春间罗马必未预料迦太基将进攻意大利本土，如果罗马人及时出现于西班牙，就是这种进攻抑或尚可挽回。汉尼拔绝无意牺牲其西班牙“王国”，以亡命徒的方式向意大利孤注一掷。他费许多时间用于攻萨贡图姆和荡平加泰罗尼亚，他留下很多队伍据守埃布罗河至比利牛斯山的新克土地，足见如果有一支罗马军队与他争西班牙的所有权，他必不能怡然退让；又有主要之点在，如果罗马人能使他仅再迟几个星期出发，则在汉尼拔抵阿尔卑斯山隘之前，冬天必已将山路封闭，远征非洲的军队便可顺利无阻地出发至目的地。

既抵比利牛斯山，汉尼拔遣一部分军队归国；他自始即决定行此一策，一则使士卒知将军如何自信其必胜，二则欲消除一种疑虑，即他的冒险事业是个有去无归的事业。他率着五万名步兵和九千名骑兵的大军，一概都是久经战阵的兵，毫无困难地渡过比利牛斯山，然后取道海岸，由拿彭（Narbonne）和尼姆（Nimes）经凯尔特人之境；一部分由于事先造成的联络，一部分由于迦太基的黄金，一部分由于武力，迦太基军在这一带通行无阻。至7月底，军队行抵阿维农（Avignon）对岸的罗讷河，始似乎要遭遇严重的抵抗。在往西班牙的航程中，罗马执政西庇阿登陆于马赛利亚（约在6月底），在这里始知他来得太晚，汉尼拔不但已渡埃布罗河，而且已越比利牛斯山。罗马人听到这些消息，才恍然见到汉尼拔的途径和目标，执政官暂放弃远征西班牙一事；这里的凯尔特人部落素受马赛利亚人的影响，因而也受罗马人的影响，西庇阿与他们联合，决定待腓尼基人于罗讷河，阻其渡河和入意大利之路。天佑汉尼拔，在他要由之渡河的地点对岸，当时只有凯尔特的普通民兵，罗马执政官及其部下二万二千名步兵和二千名骑兵仍在下游距此四日程的马赛利亚。高卢民兵遣人奔告罗马执政官。汉尼拔的目的是要在敌人的眼下，在西庇阿到来以前，把他的军队以及其众多的骑兵和战象运到急流的彼岸，他一只船也没有。他立刻下令，以任何代价收买罗讷河附近一切船户所有的船只，船只不足，则伐木造筏补其缺，要在一日之内把这人数众多的军队悉数运过河去。此事进行之时，波米尔卡（Bomilcar）之子汉诺率兵向上流急进，在距阿维农二日短程之处，到了一个适于渡河的地点，见其无备。他们在这里用仓促造成的木筏渡河，欲遵左岸沿河而下，攻那防止主力军渡河的高卢人后路。汉尼拔先与所派军队约定举火为号，迦太基军抵罗讷河后的第五日，即汉诺去后的第三日，清晨汉尼拔正在切望之时，烽烟起于对岸。高卢人见敌方船队开动，正急忙占据河岸之时，他们后面的营垒忽然烈焰飞腾。事出不意，兵力分散，他们既不能抵抗敌人的攻打，又不能阻遏其渡河，便慌忙溃逃。

同时，西庇阿开战事会议于马赛利亚，讨论据守罗讷河事宜，甚至凯尔特首领火速告急，他也不因而采取行动。他不信他们的报告，他止于派一小队罗马骑兵去侦察罗讷河左岸。这支兵见敌方全军已运至左岸，正从事于搬运那独留右岸的象队；他们仅为完成其侦察工作计与迦太基的队伍激战于阿维农区域——是为此战中罗马人与腓尼基人的首次接触——然后匆匆回到总部报告。现在西庇阿才十分仓皇地率全军向阿维农进发，可是他到那里的时候，就是迦太基留在后面以掩护象队过河的骑兵也已于三日之前离去，执政官只得率疲惫的兵无功而返回马赛利亚，痛骂布匿首领的“抱头鼠窜”而已。如是，罗马人第三次纯因疏忽而放弃其盟友和一条重要防线；不但如此，他们也牺牲了补救错误的真正法门；他们初次错误之后，便由失之太缓变为失之过急；几日以前确有把握的事，现在已毫无成功的希望，他们却仍想去做。汉尼拔一到罗马这边罗讷河上的凯尔特人境内，罗马人便不能再阻其达到阿尔卑斯山；不过西庇阿若在初得报告之时便率全军向意大利进发——经热那亚而至波河七日可达——与波河流域的薄弱队伍会合，他至少可准备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可是他不但把宝贵光阴浪费在进兵阿维农，而且他虽在他事上颇有能为，却或乏政治上的勇气，或乏军事上的明智，不能应时势变化的要求改变他军队的目的地。他派其弟格涅乌斯（Gnaeus）率主力往西班牙，他自与数人归比萨。

渡过罗讷河以后，汉尼拔集合其军队，向部下说明远征的目的；凯尔特首领马吉鲁斯自波河流域到来，他请这人用一人做翻译，亲向军队致辞，同时他继续进兵，一路无阻，达到阿尔卑斯山的山道。这些山道，他应何所选择，虽则他没有时间绕道，也没有时间决斗，却不能以路线长短或居民向背为标准，而即刻决定应取的路线。他所择的路线必须适用于他的众多骑兵和他的象队，而且沿这条路军队要能用友谊或武力取得充分的给养，因为汉尼拔的军队尽管损失甚大，却仍将近五万人，他虽有用驮兽随军运粮的准备，但仅足供军队数日的需要。沿海路线为汉尼拔所不取，这不是因为罗马人阻路，而因为此路将使他离目的地更远；置此路而不论，上古由高卢越阿尔卑斯山而通至意大利的著名路线仅有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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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是通至陶利尼部（Taurini）的科提阿尔卑斯山道（Cottian Alpe，即热内夫尔山口［Mont Genèvre］，此道经苏撒或腓尼斯特莱斯而至都灵）；另一条是通至萨拉西部（Salassi）境内的格雷阿尔卑斯山道（Graian Alpe，即小圣伯纳德山［Little St．Bernard］而至奥斯塔和伊弗里亚）。前一路线较短；不过离开罗讷河谷以后，此路蜿蜒于难行而贫瘠的德拉克（Drac）、罗曼契（Romanche）和上杜兰斯（Duriance）诸河谷，经过崎岖贫苦的山乡，需要至少七八日的攀山越岭。这里的军用道路为庞培（Pompeius）所创修，以使阿尔卑斯山内与阿尔卑斯山外的高卢省交通得一捷径。

小圣伯纳德的路线稍长；可是越过罗讷河谷的东界第一层阿尔卑斯山壁以后，此路沿伊塞儿（Isère）河上游的河谷而行，此谷自格勒诺布尔（Grenoble）经香贝利（Chambéry）直至小圣伯纳德山麓，换句话说，此路沿较高的阿尔卑斯山系而行，在阿尔卑斯众谷中，这一带地势最为宽阔，地味最为肥美，人口也最为众多。更有进者，阿尔卑斯山一切天然的山道虽不以小圣伯纳德山道为最低，却以它为最易通行远甚的路；1815年，这里虽未造有人工道路，奥地利一个军团带着炮兵队却能由此路越阿尔卑斯山。最后，此路仅经过两个山脊，自最古以来即为由凯尔特至意大利的军事大道。如是，迦太基军实无可选择。还有一件幸而偶合可是不影响汉尼拔的决策之事，即意大利与汉尼拔同盟的凯尔特部落适居于直抵小圣伯纳德山之地；他若取日内瓦山的路线，必直接至陶利尼部境内，而陶利尼部自古即与茵苏勃儿部为仇敌。

所以迦太基军先沿罗讷河而上向伊塞儿河谷走去，我们或可假定他们取最近的路线，自瓦伦斯（Valence）沿下伊塞儿河的左岸上行而至格莱诺布尔，其实不然，他们穿过阿洛布罗根部（Allobroges）的“岛屿”，这是一片肥沃的低地，就是在当时也是人烟稠密之区，有罗讷河环绕其西北两面，伊塞儿河萦绕其南，阿尔卑斯山障其东。这个行动自有其理由在：他们若由最近的路线，须走过崎岖贫瘠的山地，“岛屿”则为一片平原，十分肥饶，与上伊塞儿河谷只隔一层山壁。这次行军沿罗讷河入“岛屿”而后穿过“岛屿”至阿尔卑斯山麓，凡十六日而毕：这事并无困难，在“岛屿”之内时，适值阿洛布罗根部两酋长反目，汉尼拔巧妙利用他们的内讧使一个最重要的酋长归附他，这酋长不但护送迦太基人走过整个平原，而且供应他们的粮饷，给兵士武器和衣履。可是远征军攀越阿尔卑斯山第一个山脉之时，几乎不免于毁灭，这山脉矗立如壁，只有一条可用以过山的小路（在切维鲁［Chevelu］村附近过沙山［Mont du Chat］）。阿洛布罗根部以强大的武力占据这条山路。汉尼拔早知其事，得免被袭，扎营山麓，待日落后凯尔特人散至附近城内的家室，而后在夜间取得此路。如是他达到山巅；不过自山巅下通布尔日湖的道路极为陡峻，骡马行其上不免失足跌落。凯尔特人见军队行走，处处加以攻击，攻击本身并不足为大患，可是因其造成混乱，却极为可恼；汉尼拔率轻兵自上面攻击阿洛布罗根人，诚不难驱他们下山，使他们伤亡甚众，不过战斗的声音使混乱尤其是勤务的混乱更烈于前。所以汉尼拔大受损失，来到平原之时，他立刻攻打最近的城邑，以惩戒蛮族，使之知惧，同时尽量补充他们的驮兽和马匹。在香贝利怡人的谷地休息一日以后，迦太基军继续溯伊塞儿河而进，在河谷仍然宽广肥美时未尝受缺粮或被攻的阻碍只到第四日，他们入森特隆部（Ceutrones，在今塔朗泰斯［Tarantaise］）之地，河谷渐狭，他们才有更加戒备的必要。森特隆部持树枝和花圈欢迎迦太基军于界首（约在孔夫朗［Conflans］附近），以食牛、向导和人质供给他们；迦太基人行经县境内，不啻走过友邦。然而当队伍行抵阿尔卑斯山麓之时，路径离开伊塞儿河，沿雷克鲁斯（Reclus）溪而上，蜿蜒于狭隘崎岖的深涧之侧，直抵圣伯纳德山的峰巅，在这里森特隆部民兵突然出现，一部分在军队之后，一部分在夹道左右的巉岩之顶，意欲截断勤务队和辎重。可是汉尼拔的机警百无一失，他洞察森特隆部的一切礼数不过是个既免贻害境内又可得丰富利物的计策，已预料有这番攻击，派辎重和骑兵先行，用其全部步兵掩护军队的开行。这样一来，他挫败了敌人的计划，可是敌人沿着与步兵进路相平行的山坡行动，投石或滚石来打他们，使他们受很大的损失，他却不能制止。一个白垩高岩峙立于圣伯纳德山麓，控制登山的路，名为“白石”（今仍名la roche blanche），汉尼拔与其步兵扎营于此，以掩护那终夜劳于登山的马匹和驮兽；在无时或息的血战之中，他终于次日达到山隘的顶峰。这里有一片安全的高原，广袤达四公里，中有一小湖，为多利亚河的源头，汉尼拔使其军队休息于此。兵士已渐感沮丧。道路日益难行，粮饷匮乏，行军所经隘路常暴露在他们所不能及的敌人攻击之下，行伍痛感稀疏，散兵和伤兵处于绝境，除热心的领袖和他的亲近干部外，一切人都以为目标不啻水月镜花——以上种种就是非洲和西班牙的老兵也开始受其影响。可是将军的信念依然如故；众多的散兵又复归队；友好的高卢人即在近处；分水岭到了，使登山人快意适情的下山路已豁然在望：短期休息之后，他们准备做最后最难的工作——行军下山。下山时，军队并未大受敌人的困扰，不过天时已晚——已在9月——下山的困难不亚于上山时受蛮族攻击所生的困难。多利亚河沿岸的山坡陡峭光滑，道路为新降的雪所埋没，人畜行其上，不免迷路滑跌，坠落于深涧中。事实上在第一日行程完毕之时，他们走到一段两百步长的路，路在克拉蒙（Cramont）山的悬崖之下，山上积雪常崩坠于其上，若遇夏日天寒，积雪终年不消。步兵走过了；可是骑兵和象队却不能渡过这一片平滑而只盖着薄薄一层新落的雪的冰，于是汉尼拔与辎重、骑兵和象队在这难行地点的上方扎营。次日，骑兵孜孜努力来挖掘，造成一条马匹的驮兽所行的路；可是他们再轮班做三日的苦工，而后能把那些饿得半死的象牵引过去。如此，耽搁四日之后，全军又聚会在一处；他们又沿多利亚河谷走了三日，河谷日益宽阔，土地日益肥饶，河谷的居民萨拉塞部为茵苏勃儿部的附庸，欢迎迦太基人，呼之为盟友和救星，于是约在9月中旬，这大军行抵伊弗里亚（Ivrea）平原；疲乏的队伍寄寓于各乡村，善为保养，休息半月，以便恢复体力于无比的辛劳之后。罗马人很可在都灵附近的一个地方屯三万准备作战的完全生力军，即刻逼敌人作战；果能如是，则汉尼拔大计划的前途必甚为可疑；天佑此人，罗马人又不在其应在之处，敌军极需休息，他们也不加以骚扰。
(4)

目的是达到了，可是损失重大。迦太基军越比利牛斯山之时有久经战阵的步兵五万和骑兵九千，其中一半以上今已牺牲在战斗行军和渡河过程中。据汉尼拔自己说，他现在所有的不过是步兵两万人——其中五分之三为利比亚人，五分之二为西班牙人——骑兵六千人，一部分无马可骑：骑兵的损失较轻，一方面可见努米底亚骑兵的优良，一方面又可见将军的爱惜骑兵，不轻用这样精锐的队伍。这八百四十六公里的行军，即约三十三日的中等行程，只因未曾预料的偶然事件和更未预料的敌方错误而得以继续和完成，这行军虽未遭大规模意外的特别不幸，却不但以这样牺牲为代价，而且使军队身体疲劳、精神颓丧，以致非长期休息不能再适于作战——这个军事行动的价值殊属可疑，汉尼拔本人是否认此举为成功，颇成疑问。不过我们不可因此便无条件地责备将军；我们深知他所遵的行动计划饶有缺点，可是他是否能预知这些缺点——他的路线经过人所不知的蛮族区域——他种计划例如取道海岸或在迦太基或迦太基那乘船渡海，是否使他所冒的危险较少，我们却不敢断言。无论如何，他的小心谨慎和执行详细计划的巧妙手腕值得我们赞赏，结果无论由何而来——究大部由于天幸或大部由于将军的技巧——哈米尔卡的宏伟思想，即与罗马接战于意大利的思想，现在见于事实。汉尼拔的才智筹划出这次远征；因为斯泰因（Stein）和香霍斯特的工作较约克和布律歇（Blucher）的工作更为难能可贵，所以历史的记载以其可靠的判断力，每叙述这一大串准备步骤的最后一步即渡越阿尔卑斯山一事时，辄大加赞赏，而叙述特拉西美涅湖（Trasimene）和坎尼（Cannae）平原两战时反不那样的揄扬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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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这些事件，我们所有的记载不但残缺不全，而且是一面之词，因为罗马编年史家所采的说法当然是迦太基主和派的说法。然而就是在我们所有的残缺失真的叙述中，各派的关系却亦显然可见（最重要的记载见于波利比乌斯（iii．8），阿庇安（《罗马史》第4章）和狄奥多罗斯（xxv．p．567）等人的著作中对法比乌斯的论述）。关于敌党用以污蔑“革命党”的卑鄙流言可于奈波斯（Nepos）书中得见一斑，此等流言或不易有其匹敌。

(2)
闪电家族能缔结最重要的政治条约，行政部的批准只是一种形式。罗马向他们和向元老院提抗议。在许多方面，这一家对迦太基的地位类似奥兰治王家（Orange）对三级会议（States-General）的地位。

(3)
到了中古时期，经塞尼斯山（Mont Cenis）的路线始成为军路。东边诸道在这里自不成问题，例如越波宁阿尔卑斯山（Poenine Alps，即大圣伯纳德山）的道路，恺撒和奥古斯都才把它变为军路。

(4)
关于这次著名的远征，多曾讨论的地形学问题，经威康（Wickham）和克莱默（Cramer）的巧妙研究可谓已告澄清和大体解决。关于也有困难的年代学问题，或可特别让我们在此处说几句话。

当汉尼拔行抵圣伯纳德山巅之时，“山峰已开始为深雪所掩”，路上的雪或大部不是新降的雪，而为崩落的积雪。圣伯纳德山的冬季始于圣密克尔节（Michaelas，9月29日），降雪始于9月；上述英国人于8月底过山，他们不见路上有雪，可是夹道两旁都为雪所遮盖。如是，汉尼拔显然在9月初行抵山隘：这与他“在冬季将至时”到此之说相合，——因为波利比乌斯的记载（iii．54）“
”的意义不过如此，绝不指昂星团与太阳同时出没之日（约在10月26日）。

如果汉尼拔于9日后所以约在9月中旬抵意大利，自此时起至12月底特雷比亚（Trebia）之战止，中间种种事件便有发生的余地，特别是把开往非洲的军队由利利拜乌姆运至普拉森提亚。这臆说又与另一说相合，即大军齐集，宣布以将近春季（
）即在近3月底为启行之期，行军历时五个月（据阿庇安说是六个月）。如果汉尼拔这样于9月初在圣伯纳德山，他必在8月初走到罗讷河——因为他由罗讷河走到那里历时三十天——如果这样，则西庇阿的登船在初夏，所以至迟在6月初，他显然在航程费时甚多，否则非常怠惰，长期逗留于马赛利亚。

第五章　汉尼拔战事至坎尼之战为止

迦太基军一出现于阿尔卑斯山内的罗马城，时局便突然改观，罗马的战略瓦解。罗马有两个大军，一军已登陆西班牙，与敌人交战于彼处，不能再召回本国。第二军为执政官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所率，以非洲为目的地，幸而仍在西西里，就此事而论，罗马的迟延毕竟也有一次有用。迦太基有两支舰队，一队以意大利为目的地，一队以西西里为目的地，第一队为飓风所吹散，有数艘在梅萨那附近为叙拉古人所掳；第二队企图袭取利利拜乌姆无功，以后在此港海外的海战中被击败。可是敌人的舰队留在意大利的海面，甚足为患，所以执政官决定先占据西西里周围的岛屿，逐走迦太基攻意大利的舰队，而后渡海到非洲。他征服梅里达（Melita），追逐敌舰队，敌舰队袭击维堡（Vibo，即蒙泰莱奥内［Monteleone］）附近和抄掠布鲁提亚沿海时他料定必可觅得之里帕利群岛，并且采集关于登陆非洲的适当地点的情报：这样便把夏季度过；所以当元老院的命令到来，要他们尽快回师保卫本国时，陆军、海军仍在利利拜乌姆。

如是，罗马两个大军，每一军的人数即等于汉尼拔的全军，都逗留在距波河流域甚远的地方，罗马人绝未防备那方面被攻。无疑地，甚至在迦太基人来到之前，因为凯尔特人发生变乱，那方面已有罗马军队。罗马创立普拉森提亚和克雷默那两座堡垒，每处屯殖民六千人，尤其是罗马准备在波伊部境内创立穆提那，已迫使波伊部不待到与汉尼拔约定的时期，便于536年即前218年春间起兵造反，茵苏勃儿部立刻与他们联合起来。已移居穆提那境内的殖民者突遭攻击，避入城内。将军卢奇乌斯·曼利乌斯（Lucius Manlius）为阿里米努姆主帅，部下只有一个兵团，他便率这兵团急往援救被围困的殖民者；可是他在森林中被袭，大受损失，他无可奈何，只得据守一个小山，被波伊部围困于此，以后将军卢奇乌斯·阿提利乌斯（Lucius Atilius）率另一兵团由罗马开来，始能解军队和城市的围，一时扑灭高卢人的叛乱。这次波伊部的起兵过早，一方面延缓了西庇阿往西班牙的行期，对于汉尼拔的计划大有裨益；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此事发生，汉尼拔必见波河流域除堡垒外全无驻兵。可是罗马军队只有两个伤亡惨重的兵团，不满两万人，他们忙于制止凯尔特人，无暇虑及把守阿尔卑斯山的隘口。到八月间，执政官西庇阿由马赛利亚返回意大利而没有带回军队之时，罗马人只知山隘受有威胁，甚至即在此时，他们或亦不甚注意于此事；因为，不消说，只是阿尔卑斯山本身就可以摧毁这鲁莽的举动。如是，在具有决定性的时刻，在具有决定性的地点，甚至一个罗马哨兵也没有。汉尼拔饶有休养士卒的时间，陶利尼部闭门拒他入内，他三日将其攻下，又利诱和威胁波河上流一切利古里亚和凯尔特民社与他联盟，而后就波河流域统帅的西庇阿才与他相遇。

西庇阿率着人数相差甚远而骑兵很薄弱的军队，负担很困难的工作，一方面须阻止敌方优势兵力的前进，一方面须扑灭凯尔特人处处蔓延的叛变；他大概在普拉森提亚渡波河，沿河上行，迎击敌军，同时汉尼拔沿河下行，援救茵苏勃儿部和波伊部。罗马骑兵与轻装步兵大队前进侦察，在提西诺（Ticino）与塞西亚（Sesia）两河之间的平原，距佛塞里（Vercelli）不远之处，遇见也为此事而出动的布匿骑兵，双方都由主帅亲自指挥。西庇阿不管敌人兵力的优越，敌人挑战，他便应战；可是他那置在前列的轻装步兵一受敌人重骑兵的攻击，便四散逃走；迦太基重骑兵攻罗马骑兵主力的正面，努米底亚轻骑先冲开罗马步兵的破碎行列，而后攻罗马骑兵的侧翼和后路。这便决定了此战的胜负。罗马人损失很大。罗马执政官以搏斗弥补其缺乏将才，身受重伤，其得免于难，全由于其十七岁的儿子的忠诚，其子奋勇冲入敌阵，逼其部下人马随着他，救出他的父亲。由此一战，西庇阿始知敌人的力量，自觉以较弱军队背水列阵于平原的失策，决定在敌人目睹之下回到波河右岸。军事行动缩到较狭的范围，他那罗马无敌的幻觉舍之而去，他在军事上的雄才大略一时为其少壮敌人的冒险计划所压倒，现在始恢复其作用。汉尼拔正在准备一场阵地战之时，西庇阿以迅速定策而稳妥办理的行军，竟能达到他在不祥之日所放弃的波河右岸，拆毁其军后路的波河桥梁；然而罗马一支兵六千人奉命掩护破坏行动的，却被敌人截断，成为俘虏。可是因为此河上流在汉尼拔之手，罗马人不能阻其走到河的上流，借浮桥渡河，数日后又与罗马人相遇于右岸。罗马人已据普拉森提亚前面的平原；不过罗马营内的一队凯尔特人哗变，高卢人又在四面八方起兵，执政官不得不退出平原，据守特雷比亚河后面的小山。因为派往追击的努米底亚骑兵耗其时间于焚掠罗马人退出的营垒，所以罗马这次退兵，所受损失不大。在这个强固据点，左翼倚着亚平宁山，右翼凭着波河和普拉森提亚的堡垒，前有特雷比亚河为屏障——在那个季节并不为小——西庇阿固不能救克拉斯提迪乌姆的充盈仓库，敌兵切断了他这据点与彼处的交通，也不能制止叛变运动几普及于一切凯尔特部落，只有塞诺马尼部与罗马人友善；可是他完全阻住汉尼拔的进展，迫使他与罗马对垒。更有进者，西庇阿所守的据点和塞诺马尼部的威胁茵苏勃儿部边境，使高卢叛党的主力不能与迦太基人直接联合，同时罗马第二军已自利利拜乌姆抵阿里米努姆，因而得乘机经叛乱区域无甚阻碍地到达普拉森提亚，与波河的军队会师。

如是，西庇阿成绩斐然地完全解决了这个难题。罗马军现在将达四万人，虽在骑兵方面仍非汉尼拔之敌，至少在步兵方面与之相等，只要留驻原地，即可迫使敌人不于冬季渡河劫营，即须停止前进，以冬季驻营的艰苦生活试验高卢人那种多变的性格。然而这虽显而易见，还有同样明显的情形在：时已12月，行此计划，罗马或可得胜，可是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却不能得胜，他因西庇阿受伤而独握兵柄，他的任期在几个月内即将届满。汉尼拔深知此人，便用一切方法诱他接战。一些仍效忠于罗马的乡村惨遭蹂躏，引起双方骑兵的冲突，汉尼拔让他的敌人自夸得胜。不久以后，在一个寒冷的雨天，一场非罗马人所料的大战到来。自最早的清晨起，罗马轻兵即与敌人的轻骑交手，轻骑缓缓而退，罗马人热望地追过高涨的特雷比亚河，以期完成既得的胜利。忽然之间，敌骑止步；罗马前哨当面看见汉尼拔的军队在其自择的战场上列阵备战，如果主力不快速渡河来援，这支轻兵便要覆没。罗马人饥疲潮湿，开到前面，仓促列成阵势，骑兵照常为两翼，步兵为中军。双方俱以轻兵为前哨，轻兵开始战斗，可是罗马人与敌骑交战时几已用尽其投射武器，现在即刻不支。同样，两翼的骑兵前面受象队的重大压迫，左右两面又为远较众多的迦太基骑兵所包围，也就不支。可是罗马步兵毕竟名不虚传，在战斗开始时，他们与敌军步兵战，显然优于敌人；甚至罗马骑兵退却，敌人的骑兵和轻兵转而攻罗马的步兵，他们虽不再前进，仍不屈不挠，据守阵地。在这阶段，汉尼拔之弟马哥率领迦太基一队精兵两千人，半为步兵，半为骑兵，由埋伏地方突然出现于罗马军的后方，攻击这陷入重围的大军。遭此一击，罗马军的两翼和中军的后队纷纷溃散，同时前队一万人以紧密的队形冲出迦太基人的阵线，杀开一条斜贯敌军的血路，使敌步兵尤其是高卢叛党大受损失。这一队勇士只遇薄弱的追击，便到了普拉森提亚。余众于企图渡河时，大部为象队和敌人的轻兵所屠戮，只有一部分骑兵和数队步兵涉水渡河，能抵营垒，迦太基人不追他们，于是他们也到了普拉森提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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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罗马兵士增光的战事无过于特雷比亚一战，同时暴露罗马统兵将帅的罪状的，也无过于这一战；虽则坦白的批评家，不忘定期任满的元帅不是合于兵法的制度，而且种蒺藜必不能得桃李，我们仍抱着这个意见。这次胜利就是对于得胜者也代价很大。战争的损失虽大半落在凯尔特叛党身上，可是那天是凛冽潮湿的冬天，汉尼拔的老兵受感冒而生疾病，以后死于此病的很多，所有战象除一匹外，均丧了命。

入侵军这第一胜仗产生效果，凯尔特民族的叛变遍起于凯尔特全境，毫无障碍地组织起来。罗马波河军的残部入保普拉森提亚和克雷默那两座堡垒，他们与罗马的交通全被切断，不得不经河道取得给养。执政官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带了一队薄弱的骑兵为护卫，往罗马去办选举，似有神佑，仅得免于被俘。汉尼拔不愿危害其队伍的健康，在这种严寒的天气不再行军，便在其当时所在之处驻营度冬；因为认真攻打较大的堡垒必致毫无结果，他止于攻普拉森提亚的河埠和罗马的其他小据点，以骚扰敌人。他的主要工作为组织高卢的叛党，据说凯尔特人加入他的军队的有步兵六万人以上和骑兵四千人。

罗马对于537年即前217年的战役，并未格外努力。元老院以为尽管战事失利，他们的地位却无严重危险——这种见解不无理由。除派海岸防军到撒丁、西西里和塔兰托，派增援部队往西班牙外，两执政官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Gaius Flaminius）和格涅乌斯·塞尔维利乌斯（Gnaeus Servilius）所得的兵仅足恢复四兵团的足额，只有骑兵的兵力有加于前。两执政官须保护北方边境，所以驻扎于两条通往北方的大道，当时西北大道终于阿雷佐，东北大道终于阿里米努姆，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据守前者，格涅乌斯·塞尔维利乌斯据守后者。他们命波河堡垒的队伍来此——可能经水路——与他们会师，俟利于用兵的时节开始时拟先取守势，占据亚平宁山的隘口，而后再取攻势，进入波河流域，在普拉森提亚附近一地会师。可是汉尼拔绝无防守波河的意思。他知罗马或深于罗马人的自知，很晓得他如何确实地弱于敌人，而且尽管在特雷比亚河上得到辉煌的胜利，他仍不失为较弱的一方；他也知道罗马人桀骜难屈，要达到他那终极的目标，即挫辱罗马，不能仅赖威胁或奇袭，只有完全征服那座骄恣的罗马城始能如愿。显然，就政局的巩固和军事的资源而言，意大利同盟胜于其敌人不知凡几，这敌人仅从本国得有不定的额外接济，他在意大利起初唯反复无常的凯尔特人援助是赖，腓尼基步兵尽管受汉尼拔的惨淡经营，却在战术上仍远逊于罗马兵团；西庇阿的守势行动和特雷比亚河上已败步兵的赫赫退却完全证明了这项事实。由这种信念生出两条基本原则，这两个原则决定汉尼拔在意大利的全部方法——即一、战事的进行应稍带冒险方式，常常改变方略和战场；二、战事的胜利结束，却须求之于政治上的成功，使意大利同盟渐趋散漫，终至解体，而不当求之于军事上的成功。这种作战方式实为必要，因为汉尼拔遭逢多种不利，却仅有一物与之抗衡，即他的军事天才，只有时时刻刻用出乎意外的联合挫其敌人，他的军事天才始能发生充分的影响；战事如果变成停滞的战事，他便完了。这方针是正当策略命他采取的方针，因为他虽是个百战百胜的伟人，却分明见到他每次征服的是罗马将帅而非罗马城，而且每次新打一仗之后，罗马人仍优于迦太基人，正如他本人优于罗马的统帅。汉尼拔就是当其全盛之时，在这点上也未尝自欺：这事比他最能惊人的战事尤为可惊。

如今汉尼拔所以似乎放弃其新得的攻意大利的基地，而移战场于意大利本土，就源于这些动机，而非由于高卢人请求他保全他们的乡土，他们的请求不至于对他发生影响。离此以前，他令人把一切俘虏带到他的面前。他令人把罗马人另置一处，使他们披枷戴锁如奴隶——一说汉尼拔把在此地和他地落入其手的罗马人能胜兵役的，一概处死，无疑地，这至少是极为过甚之词。另一方面，一切意大利同盟的人均被释放，不需赎金，并奉命向其本国报告，说汉尼拔不是对意大利作战而是对罗马作战，他许每一意大利民社恢复其旧日的独立和旧有的疆界，这位救星将随着他所释放的人而来，将解脱和报复带给他们。所以，冬季告终以后，他便由波河流域出发，寻求一条通过亚平宁山险隘的路线。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率埃特鲁斯坎军，当时仍在阿雷佐，意欲俟天时一行许可，即由此点趋卢卡（Lucca），以保护阿诺河谷和亚平宁山隘口。可是汉尼拔先发制人。在尽量偏西，就是说，尽可能距敌遥远的地点，他未遇多大困难即渡过亚平宁山；可是塞尔奇奥（Serchio）与阿诺两河之间的低洼沼地为融雪和春雨所泛滥，以致此军须涉水行军四日，夜间无干地可资休憩，只得休息于堆高的行李和倒毙的驮兽上。此军受不可言喻的艰苦，特别是高卢步兵行于迦太基人之后，沿着已弄得不可通行的路径走，所尝痛苦尤甚；他们怨声载道，如果没有马哥所率的迦太基骑兵使人无法脱逃，他们必致溃散得靡有孑遗。马蹄染病，倒卧山积，兵士死于种种疾病，汉尼拔本人也因患眼炎症而一目失明。

可是目的达到了。那时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仍在阿雷佐，等候道路可通时加以封锁，汉尼拔已扎营于费索尔。执政官的兵力或足以防守山隘，可是罗马的防守地位既这样转变了，当然不能在旷野上抵敌汉尼拔；他的最善之策莫过于静待那在阿里米努姆全归无用的第二军到来。然而他本人却别有企图。他是一个政党领袖，以致力于限制元老院的权力而跻身荣显；在他当执政官期间，贵族阴谋对他不利，他因此深恨政府；他反对偏执成见和墨守故辙，自亦有其理由，可是他却矫枉过正，对于遗风旧俗一概视为粪土；他沉湎于盲目爱平民，也一样盲目地痛恨贵族党；又加之以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即他自以为是个军事天才。531年即前223年他征茵苏勃儿部一役，由无成见的批评家看来，只能证明善战的兵往往能补救不称职的元帅的错误；可是由他和他的同党看来，却是个铁证，证明罗马人只要命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统率军队，便可把汉尼拔迅速解决。这种言论已使他得为第二任执政官，这种希望今使渴想分赃而手无寸铁的人士成群结队地来随营效力，据冷静史家的保证，其数多于兵团的人数。汉尼拔的计划一部分即根据这种情形。他不攻击他，却率兵走过他的近旁，使那些熟谙抄掠的凯尔特人和他的众多骑兵劫掠四周一切地方。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曾誓使大众发财，如今在这位英雄目睹之下，大众竟被劫掠，不免声屈抱怨；敌人又声言不信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于其同僚来到之前有做任何事的能力或决心；于是这个人不得不施展他的用兵天才，给他那粗心傲气的敌人一个深刻教训。

计策没有比这个更成功的，敌人绕过阿雷佐，缓缓行经契阿那（Chiana）河谷，趋佩鲁吉亚，执政官急率兵追蹑其后。他在考托那（Cortona）区内赶上他们，汉尼拔得到敌人进兵的准确信息，已有充足时间在这里自择战场——战场是一条狭窄的峡道，夹在两座悬崖绝壁的山间，出口有一座高山，进口有特拉西美涅湖把他阻塞。他率军中的精锐堵住出口，把轻兵和骑兵埋伏在两旁。罗马纵队毫不迟疑，进入无人据守的山路，晨雾浓密，他们不见敌军的位置。罗马先锋行近高山，汉尼拔便发出作战的号令；骑兵由高山后面前进，封锁了山隘的进口，同时雾气滚滚飞散，罗马人始见沿着左右的山峰，处处皆是腓尼基队伍。于是没有交战，只有溃败。仍留在隘路外面的罗马人被骑兵驱入特拉西美涅湖。主力被歼于隘口以内，几乎毫无抵抗，其中大多数连执政官本人在内均在行列中被砍死。罗马先锋为步兵六千人，他们从敌军步兵中杀开一条血路，又证明罗马兵团的无敌；不过他们与其余部队断了联络，不知他们的吉凶，于是冒昧前进，占据一座小山，次日即为一队迦太基骑兵所包围，而且汉尼拔不许他们自由退去的投降条件，他们全被当作俘虏看待。罗马人阵亡一千五百人，被俘的相若，换句话说，他们全军覆没。迦太基军损失轻微——仅伤亡一千五百人——而且大半落在高卢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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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似乎这还不够，格涅乌斯·塞尔维利乌斯已派盖乌斯·森特尼乌斯（Gaius Centenius）率阿里米努姆军的骑兵四千人来援其同僚，其本人则缓缓而进，特拉西美涅湖一战以后，这支骑兵也即刻为腓尼基军所围，一部被杀，一部被俘。全埃托利亚均已沦陷，汉尼拔可以一路无阻地进攻罗马。罗马人准备最恶劣的情势，他们拆毁台伯河上的桥梁，命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为独裁官来修缮城垣，指挥防务；又编制一个预备军为防守之用。同时他们又召集两个新兵团以补覆没兵团之缺，又因罗马如果被围，舰队必有重大作用，把舰队也整顿起来。

可是汉尼拔比皮罗斯王眼光远大。他不进攻罗马，甚至也不进攻格涅乌斯·塞尔维利乌斯；格涅乌斯·塞尔维利乌斯是一员良将，他凭借北路堡垒之助以保其军，至今无恙，或能坚守阵地抵抗敌军。汉尼拔又做了一次完全出人意外的行动。他想奇袭斯波勒提乌姆（Spoletium）而无功，于是越过此地，经翁布里亚，用可怕的方式蹂躏那遍地是罗马人田庄的皮塞努姆，然后屯兵于亚得里亚海沿岸。他的人马受春季征战的惨痛影响，至今尚未复原，他在这里休息多时，让他的军队在怡人的地方，晴好的时季恢复其体力，并且仿效罗马的方式改编他的利比亚步兵，战利品中有大批罗马武器给他做这件事的工具。再者，他与本国的音讯断绝已久，由这地点，他重与本国通消息，把他的捷报由水路递至迦太基。后来他的军队既已充分复原，并且受了使用新武器的充足训练，他才拔营，从容沿海岸而行，入南意大利。

他择定这个时期改编步兵之时，他已有正确的计算。其敌人无时不预料首都的被攻，他们的诧异许他至少有四星期不受骚扰的间暇，以实行其空前大胆的试验，用仍较敌军为小的部队，在敌国的腹地，完全改变其军制，使非洲兵团抵敌意大利无敌的兵团。可是他希望意大利同盟现在开始解体，却不能如愿。埃特鲁斯坎人作最后独立战争时，所用的大半是凯尔特佣兵，所以在同盟里，埃特鲁斯坎人不甚关重要；意大利同盟的精华，尤其是用军事眼光看，除拉丁人外，是萨贝利民社，汉尼拔现在来到他们的附近，自有正当的理由。可是一城复一城都对他闭门不纳，没有一个意大利民社与腓尼基人联合。这个结果对于罗马大有利益，而且实在是个高于一切的利益。尽管如此，首都的人却觉得使同盟的忠诚受这种试验而无罗马军队常在战场，实为失策。独裁官昆图斯·法比乌斯合并阿里米努姆军与在罗马城编成的两个补充兵团；汉尼拔走过卢凯里亚的罗马堡垒时，罗马旌旗出现于其右侧的埃加（Aeca）。然而此军统帅的行径却与其前任的不同。昆图斯·法比乌斯是个年老的人，他的审慎和坚定，有不少的人认为是迟延和顽梗。他热心崇奉的是往日的盛世，元老院的政治万能和市长的号令，他视有条不紊的作战为救国手段，仅亚于祭祀和祈祷。法比乌斯为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的政敌，因为盖乌斯借战争煽动人民的手段引起反动，他被召主持国政，前往军营；正如他的前任决定不惜任何代价地做一场对阵战，所以他也一样坚主不惜任何代价以避免一场对阵战。无疑地，他深信罗马军一日完全无恙地与汉尼拔对垒，按兵法的基本原则，汉尼拔便一日不敢前进，所以罗马人不难用小规模战事削弱敌军，而因敌人赖抢粮供给养，罗马人不难使他们绝粮。

汉尼拔在罗马城和罗马军中的间谍善尽其职，所以他即刻获悉当时的情势，又照常按敌帅的性格调整他的作战方略。他越过罗马军队，渡亚平宁山脉，入意大利腹地，趋贝内文托，在萨谟奈与坎帕尼亚交界之处攻陷不设防城市特雷西亚（Telesia），由此转攻卡普亚，卡普亚是罗马属下最重要的意大利城市，而即因此故，受罗马政府的压迫虐待尤甚于其他民社。汉尼拔已在那里结有联络，这使他希望坎帕尼亚人或将背叛罗马盟约；不过他的希望竟成画饼。所以他由原道折回，取路往阿普利亚而去。在迦太基军取这个行动的期间，罗马独裁官寸步不离地沿着高处追蹑其后，他部下的士卒目睹努米底亚骑兵处处劫掠罗马的忠实同盟，满布平原的村庄烟焰冲天，却不得不手执武器伤心惨目地在旁观看。罗马军忿懑不平，渴欲攻打敌人，后来法比乌斯终于给他们开辟了一线希望。汉尼拔已开始退兵之时，法比乌斯在加西里农（Casilinum，今卡普亚）附近截断他的路线，一方面派重兵守弗尔图尔努斯（Volturnus）河左岸的城，以主力军占据那保护右岸的高地，同时使一队四千人扎营于沿河岸的道路上。可是紧接在道路的旁边便有高地耸峙着，汉尼拔命部下轻兵攀登高地，赶着一群角上燃起柴把的牛，看起来，迦太基军仿佛是在夜间借炬光遁走。罗马塞路的军队以为敌军已遁，不必再把守这条道路，于是向侧面行动，也到那个高地上。这样，这条路可通行无阻，于是汉尼拔率其兵的大半由此退去，未遇敌军，翌晨，他解脱了他的轻兵，把他们撤回，毫无困难，可是罗马人伤亡很重。然后汉尼拔向东北方继续行军，无人阻挡；由一条迂曲甚远的路线，经过赫尔皮尼人（Hirpinians）、坎帕尼亚人、萨谟奈人、佩里格尼人和弗伦达尼人的境内，向他们征取贡献，无人敢抗，然后带着丰富的战利品和充盈的库藏，正在秋收将始之时，又回到卢凯里亚区域。在他辽阔的行程中，他未在一处遇到积极的反抗，可是也未在一处寻得同盟。他明知现在别无他法，只有在旷野度冬，于是始着手一件难事，以他自有的人力，由敌人的田地，收集军队所需的冬季给养。为达此目的起见，他选定北阿普利亚广阔而大部平坦的地区，其地能供应丰富的粮草，并且可完全受他那精良骑兵的控制。他在卢凯里亚以北四十公里的格鲁尼乌姆（Gerunium）建一座深沟高垒的兵营。他每日派出部下队伍三分之二收取军需品，同时率其余军队屯在一个据点，以保护他的兵营和派出的队伍。

罗马骑兵将军马尔库斯·米努奇乌斯（Marcus Minucius）在独裁官离营时暂代统帅之职，认为这是进而紧逼敌军的适当机会，于是在拉里那特人（Larinates）境内造一营垒，一方面，他在这里，敌人便不敢派兵出去，敌军因而不能取得粮草；另一方面，他的队伍与腓尼基的零星队伍甚至与汉尼拔本人屡次交锋得胜，把敌人由其前进据点逐出，迫使他们集中于格鲁尼乌姆。这些胜利的消息当然在传述中毫不减色，所以一到首都，便发生了反昆图斯·法比乌斯的风潮。这不是全无理由的。坚持守势，大部以断敌人的生活所需为制胜之道，在罗马方面虽属得计，可是一个取守势断敌粮的方略竟许敌人在人数相等的罗马军目睹之下劫掠全部中意大利而无人反抗，并且用井井有条、规模最大的抢粮方法取得足度一冬的粮草，这方略却属罕见。普布利乌斯·西庇阿在波河上统兵时并未采取这样一种守势，他的继任人在卡西利努姆想模仿他，极为失败，以致贻罗马城里的嘲笑者以丰富的笑料。汉尼拔把腓尼基的优越和罗马援助的无效，这样彰明地昭示意大利各民社，而他们竟不动摇，煞是奇事；不过可望他们能历多久忍受这双重战事的负担，让自己在罗马队伍和他们本地军眼见之下被人侵掠呢？最后，人不能借口于罗马军的状况迫使将军采用这种作战方式。固然，罗马军有一部分是应急征集的民兵，但军中精华却是惯于征战的阿里米努姆兵团；他们远未因最近的败绩而丧气，而是因为其主将“汉尼拔的仆人”分派给他们甚不荣耀的工作而感到气愤，并大声疾呼，要求把他们带去杀敌。在人民大会中，最激烈的攻讦都加在这顽固的老人身上。他的政敌以前任将军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为首领，抓住这个争执——我们要明白这场争执，须不忘这独裁官实际为元老院所任命，这个职位被视为守旧派的护符——并且与不平的兵士和家业被劫的产主相联合，他们通过一个荒谬而不合宪法的人民议决案，独裁官之职原欲以在危急时解除分掌兵权之害，现在他们议决用给予昆图斯·法比乌斯以独裁官职位的方式，也给予那曾充法比乌斯的副将的马尔库斯·米努奇乌斯
(3)

以独裁官职位。如是，罗马军在其分为两军团的危险刚有相当补救后，又复分而为二；不但如此，而且两位以战略完全相反著名的将帅分统两个部队。昆图斯·法比乌斯当然固守他那有计划的不战主义，尤甚于前；马尔库斯·米努奇乌斯不得不在战场上自证其堪为独裁官，便以不足的兵力急忙进攻，如果他的同僚不及时率生力军挽救了更大的不幸，他必致全军覆没。最近事势的转变稍稍证明消极抵抗的不谬。可是就事实而论，汉尼拔在此次战役中已完全做到了武力所能做到的事，无论他的敌人鲁莽或审慎，都没有挫败他任何一个重要行动，他的劫粮虽然不是未遇困难，可是大体甚为成功，以至于军队能毫无怨言，在营里度过冬季。救了罗马的并不是那位迟迟不进的将军而是意大利同盟的坚实结构，而西方人士对于腓尼基这位英雄的举国痛恨，其功或亦不在意大利同盟之下。

尽管遭了这些挫折，罗马的傲气与罗马的盟主权同样屹然峙立，毫不动摇。叙拉古王希耶罗和意大利的希腊城市自愿致馈赠于罗马，以助下次的征战——这些城市所受战事影响轻于意大利的罗马同盟，因为他们不出兵参加陆军——罗马竟加以谢绝；罗马通告伊利里亚的酋长，不许他们忽略纳贡；甚至又复要求马其顿王交出法罗的德米特里乌斯。晚近事件虽使法比乌斯的迟延战略似乎合法，元老院的多数派却以为这种战略将陷国家于缓来可是必至的毁灭，决计加以放弃；如果那民选的独裁官行其较为亢奋的战略已告失败，他们归咎于所取步骤不足达到目的，他们给他的兵太少，实属不无理由。他们决计避免这种错误，所装备的军队大于罗马往昔任何时期所派的军队——八个兵团，每兵团大于常额五分之一和人数与此相当的同盟军——这足以压倒那兵力不及其半的敌人。除此以外，将军卢奇乌斯·鲍斯图米乌斯（Lucius Postumius）率一兵团往波河流域，以便如果可能，把服务于汉尼拔军队的凯尔特人吸引还乡。这些决定是明智的；一切皆视一件事为转移，即关于最高统帅问题，他们是否也能达到这样明智的决定。昆图斯·法比乌斯态度强硬，激起民众领袖的攻击，于是一般说来，独裁官和元老院较前更失民心，一种愚妄的传闻流行于民间，而且不乏人民领袖的明知故纵，说元老院有意拖延战事。所以既不能考虑推举独裁官，元老院便拟使适当的执政官当选；可是其结果仅完全引起人的猜疑和固执。元老院煞费气力才能使其所举候补人之一卢奇乌斯·埃米利乌斯·鲍卢斯通过人民大会，此人于535年即前219年指挥伊利里亚的战事，颇有见识；公民极大多数却举民党候选人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为其同僚，他是一个无能的人，他所以著名，只因他激烈反对元老院，并且是建议选马尔库斯·米努奇乌斯为同独裁官的主要发起人；他所以为民众所赏识，只因为他出身微贱，粗鄙无耻。

这些对下一战役的准备正在进行之时，战争已开始于阿普利亚。天时一许他离开冬营，汉尼拔照常决定战事的进程，采取攻势，由格鲁尼乌姆出发南进，行经卢凯里亚，渡奥非杜（Aufidus）河，取坎尼堡（Cannae，在卡诺萨［Canosa］与巴勒塔［Barletta］之间），此堡垒控制卡努西乌姆（Canusium）平原，迄今为罗马人的一座主要武库。自法比乌斯依照宪法于仲秋辞去独裁官职务后，罗马军现任统帅为格涅乌斯·塞尔维利乌斯和马尔库斯·雷古卢斯，他们先任执政官，后为地方总督，竟无法挽救这种不能不觉得的损失。无论就军事或政治的理由而言，以一场对阵战阻遏汉尼拔的进展，现在比以前更加重要。因此，两位新元帅鲍卢斯和瓦罗奉元老院明示此意的命令，于538年即前216年夏初来到阿普利亚。他们带来四个新兵团和人数相若的意大利分遣队，罗马军增至步兵八万人，市民兵和同盟兵各半，骑兵六千人，市民兵占三分之一，同盟兵占三分之二；而汉尼拔军有骑兵一万人，可是步兵仅四万人。汉尼拔所愿的莫过于一战，不但因为上文所述的理由，而且特别因为阿普利亚平原广大，他的骑兵有发挥其全部优势的余地；又因为敌军密迩，其兵力比他的大一倍，并且有一串堡垒可资凭借，他尽管有极佳的骑兵，但不久便将难于供应其众多军队的给养。如上文所述，罗马军的领袖也对于接战的一般问题已有成算，而且即以此为志进逼敌人；可是其中较聪明的见汉尼拔阵地，便欲先行等候，仅屯兵于敌人的近旁，逼他后退而接战于对他较为不利的场所。汉尼拔扎营于奥非杜河右岸的坎尼附近。鲍卢斯扎营于沿河上流的两岸，主力驻在左岸，可是一支强大队伍驻在右岸直对敌军之处，以便扰乱敌人的饷道，或也威胁坎尼。对于汉尼拔，一切皆系于速战，所以他率其军的主力渡河，在左岸挑战，鲍卢斯却不接战。不过民主党执政官不以此种拘迂兵法为然；常言道：兵士出征不是去站岗布哨而是去挥刀舞剑；他下令无论何时何地一遇敌人即行攻击。按一种被人愚昧地固守的旧习惯，在作战会议中，两元帅须按日更番操决定权，所以他们翌日不得不服从他，让这位铺路英雄为所欲为。敌人优势的骑兵在左岸的平原广野有充分用武之地，他当然也不在这里作战；不过他决定把罗马全部兵力集结于右岸，在这里列阵于迦太基营垒与坎尼之间，严重威胁敌营，向敌挑战。罗马军只留一万人驻在大营命他们于交战时袭取敌营，以便截断敌人渡河的归路。按未经修正的历法那天是8月2日，按修正的历法那天约在6月间，此河在这时节水浅而不甚有碍行军；罗马主力军于拂晓时渡过此河，列阵于坎尼以西罗马的小营附近。迦太基军也随他们渡河，罗马军的右翼和迦太基军的左翼均倚河为固。罗马骑兵分在两翼，鲍卢斯指挥较弱的市民队，在距河最近的右翼，瓦罗率较强的同盟队，在面向平原的左翼。步兵为中军，排成非常纵深的行列，由前任执政官格涅乌斯·塞尔维利乌斯指挥。汉尼拔把他的步兵置在罗马中军的对面，排成一个新月形，凯尔特和伊比利亚队伍各披其本国的衣甲为前列的中军，利比亚人却用罗马式的武装，为殿后的两翼。哈兹德鲁巴率全部重装骑兵驻在距河最近的一面，努米底亚的轻骑则驻在面向平原的一面。双方轻兵交手不久以后，全线便行接战。迦太基轻骑与瓦罗的重骑兵交锋，因努米底亚人不断冲锋，胜负久而不决。另一方面，罗马中军的兵团把首先与他们相遇的西班牙和高卢队伍完全击破；战胜者赶紧进逼，乘胜穷追，可是就在同时，右翼的战局已对罗马不利。汉尼拔的目的只在牵制敌人左翼的骑兵，以便用哈兹德鲁巴所率的全部正规骑兵先攻敌人较弱的右翼，把他击破。一场英勇抵抗之后，罗马骑兵不支，未被砍倒的都被追渡河，在平原上溃散，鲍卢斯受伤，驰至中军，欲挽救兵团的厄运，不成则与之同归于尽。为更便于乘胜穷追敌人的前列步兵计，这些兵团已把前线阵势变为进攻的纵队，成一楔形，冲入敌人的中军。他们在这个地位之时，利比亚步兵由左右两方转过来向他们两面夹攻，很是激烈，于是一部不得不止步自卫以抗侧面的攻击；因此他们的前进被阻，步兵集团先已过于拥挤，如今不复有展开阵线的丝毫余地。同时，哈兹德鲁巴击破鲍卢斯一翼既毕，已重行集合整顿其骑兵，率领他们攻瓦罗一翼于罗马阵后。瓦罗的意大利骑兵对付努米底亚人已感手忙脚乱，今在双重攻击之下迅即溃散，哈兹德鲁巴让努米底亚人去追击败兵，第三次集合其马队，率他们攻罗马步兵的后路。这最后一次的冲锋毕竟决定了战局。脱逃既不可能，求饶又不见许。这样庞大的军队在战场上这样全被歼灭，而敌人的损失又这样轻微，如罗马军在坎尼的情形，或属得未曾有。汉尼拔的损失不及六千人，而且其中三分之二落在那首当罗马兵团之冲的凯尔特人身上。反之，罗马参加战阵的兵原为七万六千人，阵亡的竟达七万人，执政官卢奇乌斯·鲍卢斯和前任执政官格涅乌斯·塞尔维利乌斯，官员的三分之二，八十名元老级的人物均在其内。只赖决策迅速和坐下良马，执政官马尔库斯·瓦罗得免于难，抵达维努西亚，身经这场灾难，仍觍着脸苟活于人世。罗马营垒的一万名守兵大部分成为战俘，只有几千人，一部分为守营队伍，一部分为战场队伍，逃到卡努西乌姆。不但如是，罗马似乎在本年有全灭之势，本年将终时，派往高卢的兵团也中了埋伏，全军为高卢人所覆灭，其将军卢奇乌斯·鲍斯图米乌斯已被举为次年的执政官，却死于此役。

汉尼拔为一个政治上的大联合而来意大利，这个空前的胜利似乎终使联合臻于成熟。固然，他原以他的军队为计划的基本；可是既确知敌人的力量，他规定这军队仅做前锋，西方和东方的力量将逐渐与之相会合，以造成那骄傲城市的灭亡。然而似乎最为可靠的援助，即由西班牙派来的增援，却因罗马派到那里的将军格涅乌斯·西庇阿的骁勇坚定而成画饼。汉尼拔渡过罗讷河以后，西庇阿即乘船至安波利埃，先占领比利牛斯山至埃布罗河一带的海岸，而后击败汉诺，又成为内地的主人（536年即前218年）。次年（537年即前217年），他在埃布罗河口完全击破迦太基的舰队，其兄普布利乌斯即防守波河流域的英雄率援兵八千人来会，他甚至能渡埃布罗河进至萨贡图姆。哈兹德鲁巴于次年（538年即前216年）得非洲的援助，固然遵其兄命，企图率兵越比利牛斯山；不过西庇阿兄弟阻其渡过埃布罗河，约在汉尼拔战胜于坎尼之时，完全击破哈兹德鲁巴的军队。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强大部落和许多西班牙部落都归附了西庇阿兄弟；他们控制海洋和比利牛斯山各隘口，而且借忠实的马赛利亚人之力控制高卢海岸。所以如今汉尼拔得西班牙援助的希望尤较往日为小。

在迦太基方面，他们给予其在意大利的将军的援助，是凡可望做到的均已做到。腓尼基舰队威胁意大利和罗马属岛的海岸，并且守非洲海岸以防罗马人登陆，不过如是而已。更为切实的援助却不能做到，主因不在汉尼拔行踪不定和缺乏一个在意大利下船的港口，而在西班牙军多年来惯于自给自足，而最重要的原因却在主和派的啧有烦言。汉尼拔痛感这不可原谅的无为的影响；他尽管节用他所带来的金钱和士卒，他的库藏却渐见空虚，兵饷陷于积欠，行伍中老兵渐形稀疏。可是现在坎尼的捷报传来，甚至本国的反对派也弄得无话可说。迦太基元老院议决拨款项和援兵听这位将军随意支配，援兵一部分来自非洲，一部分来自西班牙，中有努米底亚骑兵四千人和战象四十只，并议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一概努力继续作战。

迦太基与马其顿的攻势同盟久经讨论，先因安提古努斯突然死去，后因其嗣君腓力犹豫不决，他和他的希腊同盟又不合时宜地对埃托利亚人作战（534—537年即前220—前217年），这件事竟被延搁。直到现在，坎尼一战之后，法罗的德米特里乌斯割让伊利里亚领土于马其顿的建议——无疑地这种领土须先由罗马人手中夺来——始为腓力所愿闻，直到现在，佩拉（Pella）的宫廷始与迦太基商妥条件。马其顿承诺派一支进攻的军队登陆于意大利东岸，而得一保证以为报，即罗马在伊庇鲁斯的领土应归还马其顿。

在西西里的和平时期，希耶罗王在不失其安全的限度内尽量保持中立政策；在迦太基与罗马结和约后的危急时期，他有意予迦太基人以方便，特别是送谷物供应他们。无疑，他见迦太基与罗马又复决裂，极为痛心，不过他无力加以挽救；决裂既已发生，他便以经过熟虑的忠尽依附罗马。可是不久以后（538年即前216年秋），这个在位五十四年的老人即与世长辞。继这位精明耆宿的为其孙希耶罗尼穆斯（Hieronymus），此人年少无能，即刻与迦太基使者开始谈判；因为使者先不反对他凭条约取得西西里之地远至迦太基与西西里的旧界，而后当他的要求更加狂妄之时，甚且不反对他取得西西里全岛，他便与迦太基缔结盟约，命叙拉古舰队会合迦太基那来此示威的舰队。罗马在利利拜乌姆的舰队已须应付驻在埃加提群岛的迦太基第二舰队，至是忽然陷于很危急的地位，同时罗马准备登船到西西里的军队又因坎尼之败改充其他更为紧急的用途。

最重要的是一件有决定性的事实：罗马同盟的组织经两年苦战的震撼而不动摇，至是终于兆崩坏之端。投归汉尼拔一面的有阿普利亚的阿庇和梅萨庇亚的乌赞顿（Uzentum），两个大受罗马殖民地卢凯里亚和布隆迪西乌姆之害的古城；布鲁替人——他们为首——的一切城市，只有佩台利尼人（Petelini）和康森替尼人（Consentini）为例外，被攻而后降服；卢卡尼亚人的大半；移居萨勒农区的庇森替人；赫尔皮尼人；彭特利人（Pentri）以外的萨谟奈人；最后而最重要的，意大利第二大城卡普亚，它能出步兵三万，骑兵四千，其附近阿台拉（Atella）和卡拉提亚（Calatia）两城皆因它叛罗马而亦叛罗马。固然，贵族党处处与罗马利害相联，在卡普亚尤其如此，自极力反对这种变节，于是关于这个问题起了顽强的内讧，结果汉尼拔由此等叛变所收的利益为之大减。例如卡普亚贵族党一个领袖德西乌斯·马吉乌斯（Decius Magius）甚至在腓尼基人入城以后仍固执其联罗马的主张，汉尼拔不得不把他执送迦太基；如是，可见迦太基将军才向坎帕尼亚人郑重担保的自由和主权无甚价值，这对于汉尼拔甚为不便。反之，南意大利的希腊人固守罗马盟约——这个结果的造成，罗马的戍兵固亦与有力，可是更由于希腊人一方面极坚决地不喜腓尼基人及其卢卡尼亚和布鲁提亚的新同盟，另一方面因罗马人每遇时机辄热心表现其希腊精神，而且待遇意大利的希腊人非常宽厚，所以亲附罗马。如是，坎帕尼亚的希腊人，特别是拿波里人，英勇抵抗汉尼拔的亲征；在大希腊，雷吉纳、图里伊、梅达朋顿和塔兰托尽管处境极危，却也如此。反之，克罗顿和罗克里为腓尼基和布鲁提亚的联军所袭取，一方面被迫，才结约投降；于是克罗顿的公民被押送至罗克里，而布鲁提亚的移民占据这个重要海军站。南意大利的拉丁殖民地如布隆迪西乌姆、维努西亚、裴斯顿、科萨和加勒当然对罗马保持忠尽，毫不动摇。这些城市是战胜者控制异域的堡垒，处在异族环居的地方，与其邻邑常在争斗，如果汉尼拔实践诺言，恢复每一意大利民社的旧界，他们必首先受其影响。全部中意大利，即罗马最早行使统治权之处，亦复如是；这里拉丁风俗和语言处处占有优势，人民不自觉为其统治者的臣属，而为其统治者的同伴。迦太基元老院中反对汉尼拔的人士不免引此为例，说罗马公民或拉丁民社无一自投于迦太基的怀抱中。罗马权力的这个基础有如赛克洛普（Cyclopean）的城墙，只有一块复一块地拆去其石头，才能将其毁坏。

坎尼一战，死了意大利同盟将士的精英，意大利能胜兵役的全人数七分之一，其结果如是。平心而论，不但一些愚昧或卑鄙的人，而且罗马民族本身都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战就是惨酷而公正的责罚。适用于一座小乡镇的宪法不再适用于一个大国；在这种战事里，罗马城的军事领袖问题简直不能年复一年地听任那祸胎乱源的投票盆去决定。因为宪法的根本修正即使可能，横竖不能现在着手，所以别无他途，只好把实际监督战事，特别是颁给和延长统帅权一事，即刻委托那唯一能胜其任的官府——即元老院——仅把形式上的核准权留给人民大会。西庇阿兄弟在西班牙那种艰苦的战场竟获得辉煌的胜利，可见这种办法可收何等的效果。可是政治上的枭雄主义已腐蚀宪法中贵族政治的基础，握得意大利战事的管理权。一种无理的控告说贵族与国外敌人通谋，已深印在“人民”的心坎上。由于政治上的迷信，人民盼望盖乌斯·弗拉米尼努斯和马尔库斯·瓦罗两位英雄能救国，两人都是极为纯粹的“新人”和人民之友，他们在罗马广场于民众赞许之中说明战事的计划，所以民众委托他们去执行其计划；结果便是特拉西美涅湖和坎尼两战。现在的元老院知其所当为，当然不是由非洲撤回雷古卢斯军之半时可比，以职任而言，他须掌握国事的支配权，反对这种有害的行动；可是第一次战败之后，元老院暂时执掌政权，他的行动仍不免拘于党派利益的偏见。昆图斯·法比乌斯虽与那些罗马的“克里昂”（Cleons）不可同日而语，他也不纯以军事领袖资格指挥战事，而特以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的政敌身份坚持其守势的顽强态度。并且在应付他与部下的争执上，当需要协调之时，他却竭力激发人的怒气。结果是：第一，罗马人圣明的祖先交给元老院供此用途的最要工具——独裁制——坏于其手；第二，至少间接地，坎尼之战。可是罗马势力的一落千丈不是由于昆图斯·法比乌斯或马尔库斯·瓦罗的过失，而由于政府与被治者的互相猜疑——即由于元老院与市民的不和。救国和复兴如果尚属可能，工作须始于重建国内的一致和互相信赖。洞见此点，更重要的，付诸实行；而且实行时，免去一切即使因正当理由而发的攻讦，这是罗马元老院光辉不朽的荣耀。坎尼一战以后，一切统兵的将军只有瓦罗一人回到罗马，罗马众元老到城门迎接他，感谢他的不灰心于救国：这并不是以堂皇字句掩饰心实怀怒的虚文，也不是对一个可怜虫的刻薄嘲笑，这是政府与被治者缔结和约。面对着严重的时局，又面对着这种严肃的呼吁，人民领袖的烦言归于沉寂；自此以后，罗马人唯一的怀抱便是如何能共挽这个共同的危局。在这存亡所系的一刻，昆图斯·法比乌斯的勇毅比他一切的武功尤有益于国家，他和其他有名的元老领导一切行动，使公民恢复其信赖自己和信赖将来的能力。使者从四面八方赶到罗马，报告战事失利、同盟离叛、据点和仓库失陷，在意大利被放弃而罗马城几无守兵之时，请派兵增援波河流域和西西里，元老院却仍保持其坚定不屈的态度。民众大会不得在各城门开会；旁观者和妇女被遣回家；为战死者服丧不得逾三十日，以便快乐神的祭典，衣丧服者不得参加的，不致中断太久——因为阵亡将士极多，无一家不要哀悼死者。同时，两个贤能的军事保民官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和小普布利乌斯·西庇阿已把战场生还的残军集合在卡努西乌姆。一切青年贵族流于偷惰，既感救国的无望，便欲逃至海外，小普布利乌斯·西庇阿英勇的态度及其同志的挥刀舞剑，设法改变了他们的见解。执政官马尔库斯·瓦罗率少数人与他们相会，渐集于此处的军队约两个兵团；元老院下令把他们改编，使他们戴罪服役，不领兵饷。至于那位不才的将军，遇有相当的口实，他便被召还罗马，副执政官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凯卢斯曾在高卢战役中富有经验，原定随舰队由奥斯提亚往西西里，至是就元帅职。罗马人以极大的努力编制一个能出战的军队，招拉丁人出兵援助，以救共同的危亡。罗马人以身作则，征发一切童年以上的男子，把债务农奴和罪犯都武装起来，甚至国家购置奴隶八千人编入军队。因为缺乏武器，他们取出神殿里的旧战利品，处处发动作坊和工匠。胆怯的爱国人士力劝用拉丁人补元老院的缺，他们不听，而用最有身份的罗马市民。汉尼拔请罗马出库款赎回俘虏，罗马人加以拒绝；迦太基使者与俘虏代表同来，罗马人拒其入城；由任何事情来看，元老院毫无想到和平的迹象。他们不但不使同盟国相信罗马人有开谈判的志愿，甚且使最卑贱的公民都明了他和一切人均不得和平，仅在胜利中才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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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波利比乌斯叙述特雷比亚河上之战，十分明白。普拉森提亚若在特雷比亚河右岸流入波河之处，而战场在左岸，罗马的营垒却在右岸——这两点皆曾引起争论，可是今已无争论的余地——罗马兵要达到普拉森提亚和达到营垒，自必渡过特雷比亚河，可是渡河抵营的兵必先走过他们本军的散乱部队，冲过那迂回到他们背后的敌军，而后几与敌军打交手仗，强渡过河。另一方面，罗马人在追势渐缓以后，才能在普拉森提亚附近渡河，敌人距战场有几英里之远，已达到一座罗马堡垒的范围内；这地点或有一座跨河的桥梁，彼岸的桥头或有普拉森提亚的兵驻守，亦未可知，不过无法证明而已。显然的，第一次过渡很困难，第二次过渡很容易，所以波利比乌斯既是一个军事批评家，说到那一万兵，很有理由的仅言其排成密集纵队，杀开一条血路而至普拉森提亚，而不言渡河一事，因为此次渡河未遇困难。

李维把腓尼基营垒移至特雷比亚河右岸，把罗马营垒移至左岸，他的见解错误晚近屡经有人指出。我们只再加一句。说克拉斯提迪乌姆的故址，今已由铭文确定。

(2)
据未修正的历法，此战的日期是6月23日，据修正的历法，必约在4月间，因为昆图斯·法比乌斯于6个月后卸独裁官职，时在仲秋，所以他就职时必约在5月初。甚至即在此时，罗马的历法也很混乱。

(3)
新独裁官于格鲁尼乌姆战胜后致供献于赫尔克勒斯胜利神，其铭文Hercolei sacrom M．Minuci（us）C．f．dictator vovit
于1862年出土于罗马的圣洛伦佐（S．Lorenzo）附近。

第六章　汉尼拔战事——自坎尼之战至扎玛之战

汉尼拔远征意大利的目的在打破意大利同盟，三战以后，这目的只要能达到的均已达到。显然地，意大利的希腊民社和拉丁或拉丁化的民社既不因坎尼一战而动摇其忠节，可见他们不为威吓所屈，而只能为武力所服；甚至孤立于南意大利的小乡镇如布鲁提亚的佩台利亚等也奋勇拼命，保持其对腓尼基人的绝望防御，玛斯人即玛末丁人和拉丁人对他们将如何，可以此为明白的预示。汉尼拔如果想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成就，甚至能率拉丁人反罗马，这种希望已成泡影。可是在其他方面，意大利同盟似乎也未造成汉尼拔所预期的结果。卡普亚即刻提出一个条件，规定汉尼拔不得有强迫坎帕尼亚公民当兵的权力；公民不忘皮罗斯在塔兰托的办法，他们痴想能同时退出罗马和腓尼基的统治。萨谟奈和卢凯里亚的境况已不复如往昔皮罗斯王想率萨贝利少年入罗马之时。不但成串的罗马堡垒处处切断此地的神经和筋肉，而且继续多年的罗马统治已使居民不习武事——他们仅出不多的队伍参加罗马军——已平息了他们的旧恨，且已处处赢得若干人为上国谋利益。诚然，在罗马似乎大势已去之后，他们与战胜罗马的人相联合，不过他们觉得问题不再是自由问题，这只是以一个腓尼基主人替换一个意大利主人，萨贝利各民社所以投入战胜者的怀抱，不是热心而是灰心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之下，意大利的战事不免懈弛。汉尼拔控制北抵佛尔突奴（Volturnus）河和加迦奴（Garganus）河的半岛南部，他不能像放弃凯尔特人之地那样放弃此等地方，他现在有须扼守的边界，若任其无所庇荫，必遭其害；而为据守已得的地方，以对付处处反抗他的堡垒和自北进攻的军队，同时又对中意大利再取攻势，他的兵力——不算意大利属国所出的兵，约四万人——十分不足。

最重要的，他现在所遇的敌人与往日的截然不同。罗马人受了凶险经验的教训，采取一种较明慎的作战方略，只命宿将负统兵的责任，而且至少在必要时使他们统兵期间较为长久。这些将军既不仅立在山头旁观敌人的行动，也不无论何处一遇敌人辄行攻击，他们于不取行动和鲁莽从事之间保持真正的中道，他们驻扎在堡垒城下有壕堑的营里，他们只在胜可收功败可不灭的地方应战。这种新式战术的主脑便是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凯卢斯。坎尼一战惨败以后，元老院和人民都不期然而然地注目于这位骁勇干练的军官，即刻委托他做实际的最高统帅。在西西里对哈米尔卡的苦战中，他受到训练；在最近对凯尔特人的战争中，他的领袖才能和个人的骁勇都有辉煌的事实可证。年龄虽已早过五十，他仍性如烈火与最年轻的兵士无异，仅在数年前他为将军时，曾斩敌军一个骑在马上的将军——罗马执政官能立这种功劳的以他为第一人，也仅有他一人。他把他的一生献给两个神祇，即荣誉神和勇敢神——在卡佩尼门（Capene Gate）替他们修建了两座壮丽的庙宇；救罗马于万分危急之中，其功虽不属于任何一人，而属于全体罗马公民，尤属于元老院，可是对于公众事业的贡献却没有一个人能多于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凯卢斯的。

汉尼拔已由战场转往坎帕尼亚。古今有一班愚人以为进攻敌国首都即可结束战争；汉尼拔却深知罗马，非愚人可比。固然，近代战争在战场上决定胜负，可是在古代攻城术远不及守城术发达的时候，战场上最完满的胜利因首都城垣的抵抗而归于无效的，不可胜数。迦太基的议会和公民与罗马的元老院和人民不可同日而语；雷古卢斯第一战役以后的迦太基较之坎尼一战以后的罗马，其危急的程度大至无限；然而迦太基人凭城固守，竟完全获胜。我们能有何种理由能望罗马现在将钥匙移交战胜者，甚或接受一个公平的和约？所以汉尼拔不为这种空洞的表示而牺牲切实重要的成功，也不浪费时间来攻那困在卡努西乌姆城内的两千罗马败兵，他乘罗马戍兵开入以前即刻前往卡普亚，意大利这第二大城于长期犹豫之后竟因汉尼拔的前进而与他联合。他大概希望据有卡普亚以后，便能夺得坎帕尼亚的一个港口；本国的反对党已因他的大胜而不得不给他增援，他希望可以在这港口把增援卸下船来。

当罗马人闻知汉尼拔的行踪时，他们也离开阿普利亚，只把一个弱小部队留在那里，把其余的兵都集结在佛尔突奴河的右岸。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率坎尼遇救的残部两兵团进至帖亚努姆·西底西努姆（Teanum Sidicinum），当时可供调遣的队伍来自罗马和奥斯提亚在这里与他相会，同时有独裁官马尔库斯·尤尼乌斯（Marcus Junius）率仓促编成的主力军缓缓随后而来；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进到佛尔突奴河的加西里农，意欲如可能时拯救卡普亚。他见此城已为敌人所控制；可是另一方面，敌人对于拿波里的企图已为公民的英勇抵抗所挫，罗马人仍有派兵入守这重要港口的时间。另外两座沿海大城库迈和努塞利亚也同样忠实地依附罗马。在诺拉，对于归附迦太基或归附罗马一问题，人民党与元老党发生争斗，仍未解决，马尔凯卢斯听说人民党渐占优势，便在卡亚提亚（Caiatia）渡河，沿苏伊苏拉（Suessula）的高处进兵以绕过敌军，他赶到诺拉，饶有固守以抗内奸外敌的时间。有一次出击，他甚至能击却汉尼拔亲率的兵，使之大受损失，这个胜利是汉尼拔首次遇到的败仗，其精神上的效力比物质上的结果重要远甚。在坎帕尼亚，诚然有努塞利亚、阿凯莱（Acerrae）和受顽强的围攻延至次年（539年即前215年）始下的加西里努姆（佛尔突奴河的钥匙）为汉尼拔所征服，这些依附罗马的城市的元老院均受极重的惩罚。可是威吓不是劝人归化的利器，罗马人以较小的损失竟度过他们最初孱弱的危险时期。坎帕尼亚的战事归于停顿，然后冬季到来，汉尼拔驻兵于卡普亚，他的军队三年来未尝居于户内，卡普亚的奢侈对于他们绝无益处。次年（539年即前215年），战局又形改观。宿将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为续任执政官，去年担任独裁官的骑兵统领战功卓著的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和老将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为执政官，统率将来包围卡普亚和汉尼拔的罗马三军；马尔凯卢斯驻兵于诺拉和苏伊苏拉，马克西穆斯据佛尔突奴河右岸的加勒附近，格拉古据海岸附近的利特努姆（Liternum），掩护拿波里和库迈。坎帕尼亚人进至距库迈五公里的哈迈，欲袭库迈人，格拉古把他们完全击破；汉尼拔亲来库迈城下以雪此耻，在一场搏斗中身蒙不利，他欲做对阵战而被拒绝，于是怏怏回到卡普亚。如是，罗马人不但在坎帕尼亚守住他们已有的领土，而且克复了康普尔特里亚（Compulteria）和其他小邑，同时汉尼拔听得他东方同盟的讹然怨诉。罗马将军马尔库斯·瓦勒里乌斯（Marcus Valerius）已率兵据卢凯里亚，一方面可以会同舰队监视东岸和马其顿人的行动，一方面可以协同诺拉的陆军向那些叛变的萨谟奈人、卢卡尼亚人和赫尔皮尼人勒索贡献。为解救他们起见，汉尼拔先转旆攻击其最活动的敌人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可是马尔凯卢斯在诺拉城下对腓尼基人打了个不小的胜仗，腓尼基军未雪此耻，即不得不去坎帕尼亚而往阿儿庇，以便终能制止敌军在阿普利亚的进展。提比略·格拉古率军追蹑其后，罗马其他两军在坎帕尼亚的则筹划于翌年春间从事于攻卡普亚。

汉尼拔并未为胜利所眩惑而失其清晰的眼光。日益凸显的是他未倚赖他们以达其目的。那些敏捷的行军，那种往来倏忽的冒险作战，汉尼拔所大部赖以获胜的，今已告终；敌人已较前聪明；因为既得之地不免有加以把守的必要，再行进取殆不可能。攻势非意想所能及，守势是困难的，且有每过一年更加困难的趋势。他不禁见到只靠他自己和意大利盟友的武力，他不能成就其大业的后半，即平拉丁人和克罗马。要成就这个大业，须视迦太基议会，迦太基那的总部和佩拉及叙拉古的宫廷以为断。如果非洲、西班牙、西西里和马其顿的一切人力物力现在都认真对共同敌人发挥出来；如果下意大利成为西方南方和东方海陆军大会合的场所；他便可希望这先锋队在他领导之下既有了这样灿烂开端的事业，能得个胜利的结局。最自然最容易的方法当为本国给他充分的援助，迦太基政府几乎仍未受到战事影响，他由于一小组果敢的爱国志士自取行动，自冒危险，才从沉沦衰微的地步复兴起来，跻于几近全胜的地位，这政府必能为此无疑。一个大小任意的腓尼基舰队必能在罗克里或克罗顿造成登陆，在叙拉古港口对迦太基人仍旧开放和驻布隆迪西乌姆的舰队为马其顿所牵制的时候，尤其如此约在此时，鲍米尔卡自迦太基带非洲兵四千人渡海来援汉尼拔，在罗克里下船，未遇阻碍，可为明证；特别是到了全盘皆已失败时，汉尼拔竟能登船泛海，未受干扰，尤可为明证。可是坎尼胜利的最初印象既归于幻灭，迦太基的主和派原无时不愿牺牲其国家以换取其政敌的覆亡，又得无远见而习于偷惰的公民忠实拥护，当将军请求更重大的援助时，他们用半直爽半狡猾的话答复他，说他既真是战胜者，实无须援助；如是，他们拯救罗马之功不甚在元老院以下。汉尼拔生长于军营中，不谙人民党派的机构，他的父亲有可靠的人民领袖哈兹德鲁巴相援助，他却没有；他的祖国饶有救国的工具，他却不得不求之于海外。

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倚赖而至少较有成功的希望的，是西班牙爱国军队的领袖，他在叙拉古所结的联络和腓力的参战。一切端赖由西班牙、叙拉古或马其顿调新军到战场来以抗罗马；为达到或阻挠这个目的起见，西班牙、西西里和希腊都有战事进行。此等战事不过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人予以较此为大的重要性，实为错误。专就罗马而言，这些战事本都系防御战，他们固有的目的在扼守比利牛斯山的隘口，牵制马其顿军于希腊，保卫梅萨那，断绝意大利与西西里的交通。当然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罗马人以攻势手段进行守势战争；因为情势利于这种战略的扩大应用，这战争才至于把腓尼基人逐出西班牙和西西里，解散汉尼拔与叙拉古及腓力的联盟。意大利战事本身已暂时演变为争夺堡垒的冲突和一些抢劫性的袭击，这对于战争的主要结果没有决定性的影响。然而腓尼基人一日保持其攻势，意大利便一日不失为军事行动的中心目标；汉尼拔孤立于南意大利，一方想解除这种孤立，一方想使他继续孤立，一切努力莫不针对于此，一切注意也莫不集中于此。

如果在坎尼一战以后，汉尼拔认为可恃的一切力量能即刻发动起来，他对于胜利便可略有把握。可是埃布罗河一战以后，哈兹德鲁巴在西班牙的地位非常危急，以至于迦太基公民因坎尼胜利而踊跃提供的金钱和兵士大半用在西班牙，当地的局势却不以此而大有进步。次一战役（539年即前215年），西庇阿兄弟把战场由埃布罗河移至瓜达尔奎维河；在安达卢西亚，正当迦太基固有的领土中心，他们获得伊里突吉（Illiturgi）和茵替比里（Intibili）两次赫赫的胜利。在撒丁岛，迦太基人与土人的交通有使他们成为此岛主人的希望，这岛是西班牙与意大利间的中继站，颇为重要。可是提图斯·曼利乌斯·托夸图斯（Titus Manlius Torquatus）奉命率一支兵往撒丁，完全击破迦太基的登陆部队，保证罗马人据有此岛，不受干扰（539年即前215年）。由坎尼派往西西里的兵团以其勇敢，竟能据守此岛的北部和东部以抗迦太基人和希耶罗尼穆，获得胜利；至539年即前215年将终之时，希耶罗尼穆死于刺客之手。就是在马其顿，批准盟约一事也遭延搁，主要原因是派到汉尼拔处的使者在归国途中为罗马战船所擒。因此，罗马所惧的东岸被侵暂告终结；罗马人得有时间先用其舰队而后用其在格拉古到来以前从事保护阿普利亚的陆军，来巩固那甚为重要的军站布隆迪西乌姆，甚且准备一旦宣战便侵入马其顿。意大利境内的战事既这样陷于停顿，在意大利以外，迦太基人却无所作为以加速新陆军或海军的开赴战场。罗马人又极力在处处修守备，在这防御态度中，作战大半得有良好结果。如是，坎尼战胜在迦太基唤起的爱国心历时不久即告消逝；这里所编的军队为数不少，或因党派的反对，或因欲调和议会中发表的不同意见，都被浪费于无用之地，以至于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真益处，只有很小一部达到他们最为有用的地点。到了539年即前215年底，罗马深思熟虑的政治家可以感到急迫的危险已成过去，英勇开始的抵抗只要在各点继续努力，即可达到其目的。

最先，西西里的战事告一结束。汉尼拔的原来计划本不想在这岛上引起战事，可是一半由于偶然，主要由于不智的希耶罗尼穆幼稚虚骄，一场陆上战事起于此地；迦太基议会却特别热心从事这个战事，无疑的是因为汉尼拔无此计划。539年即前215年底希耶罗尼穆遇刺以后，叙拉古公民是否仍行他所循的政策，似乎大成疑问。如果一个城市按理应附罗马，这城市必为叙拉古；迦太基人对罗马得胜以后，势必至少为全西西里的主人，至于迦太基向叙拉古人所作的诺言，无人真信其必被实践。一部分以这个理由为动机，一部分见罗马人那种咄咄逼人的准备而惊骇——这重要的岛为意大利至非洲的桥梁，罗马竭其全力要使它再完全受其控制，而今派最良将军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来西西里以备于540年即前214年出征——叙拉古公民表示愿及早恢复与罗马的同盟关系以取得不咎既往的待遇。可是希耶罗尼穆死后，有人企图恢复此城旧有的人民自由，又有多人要求补王位之缺，突然起事，使此城迭遭骚扰，同时外国佣兵的头目却为此地的真主人；在这种极端的混乱中，汉尼拔灵巧的密使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埃庇恺底斯（Epicydes）得有摧毁和平计划的机会。他们假自由的名义煽动群众；良替尼人（Leontines）新近又为罗马人所荡平，据说受了可怖的惩治，无限铺张的叙述甚至在上流公民中也引起疑问；要恢复他们与罗马的旧关系是否已嫌太晚；同时佣兵中众多罗马逃兵，大半系由舰队脱逃的荡桨人，不难相信公民与罗马的结和等于宣布他们的死刑。于是主要官吏被处死，休战协定被破坏，希波克拉底和埃庇恺底斯担任统治此城的职责。除从事围攻外，罗马执政官无他途可循；可是此城巧于守御，叙拉古工程师阿基米德（Archimedes）以精究数学驰名，在此次守城特著功绩，罗马人攻城历八个月之后，不得不变围攻为海陆封锁。

同时，迦太基一向只用舰队援助叙拉古人，今听得他们又起兵抗罗马的消息，便遣希米尔科率强大陆军往西西里，此军未受阻碍即在赫拉克利亚·密诺亚登陆，立刻占领重要城市阿克拉加。因为要与希米尔科会师，骁勇善战的希波克拉底率军由叙拉古冲出，马尔凯卢斯处在叙拉古守兵与两支敌军之间，境遇渐形危急。然而一些援兵自意大利到来，他借他们的助力保持其在岛上的地位，继行封锁叙拉古。另一方面，罗马人在岛上的行为非常残酷，特别是他们疑恩那（Enna）的人民谋反，驻恩那的罗马戍兵便大肆屠戮，因此而非因敌军，内地小城多半被迫投归迦太基人。到了542年即前212年，叙拉古城中举行一个佳节。守兵离去一段外郭，围军乘机攀援而上，竟能深入自“岛”部和市本部（Achradina）沿海伸向内地的郊区。犹利亚鲁斯（Euryalus）的堡垒位在郊区西端，保障郊区和内地通叙拉古的大道的，于是沦于孤立，不久即告陷落。攻城的战局始这样变得对于罗马人有利的时候，希米尔科和希波克拉底所率的两军进援叙拉古，企图同时攻打罗马人的阵地，加之迦太基海军企图登陆，叙拉古守兵企图突围出击；可是各方面的攻势均被击退，两支救兵只得在城下扎营，驻于沿阿那普斯（Anapus）河的低湿沼地，夏秋盛暑之时，此地疠疫丛生，逗留此地的人都有生命的危险。这种疠疫昔曾拯救此城多次，甚至非公民的武勇所能及；在狄奥尼修斯一世时代，腓尼基军两次围城，都这样覆灭在城垣之下。现在命运把此城的特别防御变为毁灭它的工具；马尔凯卢斯的军队驻在郊区，受害不大，疠疫却迫使腓尼基人和叙拉古人放弃了营地。希波克拉底丧了命，希米尔科和大多数的非洲人也丧了命，两军残余的人大都是西西里土人，他们四散逃到邻近的城市。迦太基人又企图由海洋方面援救此城，不过罗马舰队向水师统帅鲍米尔卡挑战，鲍米尔卡便退去。埃庇恺底斯统兵于城内，至是也以为此城无望，把他放弃，逃到阿格里根图姆。叙拉古人未尝不欣然愿向罗马人投降；交涉业已开始。可是罗马逃兵又阻碍交涉，兵变再起，主要长官和若干有身份的公民被杀，外国兵把政府和城防交给他们的首领。马尔凯卢斯现在与一个首领举行交涉，结果城内仍有的两自由区之一即“岛”部落于马尔凯卢斯之手，以后公民又自动向他开放了市本部的门（542年即前212年春）。这个城显然没有自取行动的自由，而且屡次最挚诚的企图解脱外国兵的虐政，如果宽恕尚有可用之处，则甚至按照罗马政治法对待背信民社那种甚不可嘉的原则，也应施行宽恕于此城。然而不但马尔凯卢斯玷污了他的军人荣誉，许兵士大掠这殷富的商业城市，以至于阿基米德和许多其他公民在大掠中被杀，而且后来叙拉古人控告这位名将，罗马元老院也置若罔闻，既不归还私人的财产，也不恢复此城的自由。叙拉古和归属于它的各城被置于罗马纳贡民社之列——只有陶罗梅宁和内顿（Neetum）得到与梅萨那相同的特权，而良替尼的疆域成为罗马的领土，其昔日的业主变为罗马的佃户——自此以后，叙拉古公民无一得居“岛”部，即市区内控制海港的部分。

如是，西西里似乎已非迦太基人所有，可是汉尼拔的天才甚至能自远方播其影响于此处。汉诺和埃庇恺底斯率迦太基军逗留于阿格里根图姆，不知所为，无所作为，汉尼拔派利比亚骑兵官穆丁（Mutines）到那里，此人接任努米底亚骑兵统领一职；罗马的暴政已在全岛上激起痛恨，他用部下的游击队把这痛恨煽成熊熊的烈焰，发动一个规模极大结果极佳的游击战；以至于迦太基军与罗马军相遇于希美拉河之时，他竟能与马尔凯卢斯本人相持，几次交锋均获胜利。然而汉尼拔与迦太基议会的关系重见于此，不过具体而微而已。议会任命的将军心怀嫉妒，排挤汉尼拔派来的将官，坚持不用穆丁和努米底亚人而与马尔凯卢斯一战。汉诺的志愿实现，他被完全击破。穆丁并不因而改弦易辙，他自保于内地，占据几个小城，不少的援兵由迦太基来与他相会，他竟能渐渐扩大他的军事行动。他立下赫赫之功，以致元帅没有他法阻止他功出己上，只好立即将他革职，任命自己的儿子为轻骑统领。这个努米底亚人两年以来为其腓尼基主人保全此岛，而今受了这种待遇，忍无可忍。他和部下不肯服从小汉诺的骑兵，向罗马将军马尔库斯·瓦勒里乌斯·莱维努斯（Marcus Valerius Laevinus）接洽，把阿格里根图姆献给他。汉诺乘船逃回迦太基，向上峰报告汉尼拔部下军官的卑鄙叛国。城内的腓尼基戍兵均为罗马人所杀，公民被卖为奴隶（544年即前210年）。为确保此岛不再有540年即前214年敌人突然登陆之事，城内屯驻了一个罗马殖民团，旧日光荣的阿克拉加变为罗马的堡垒阿格里根图姆。全西西里既这样被征服，罗马人便努力使这扰攘的岛稍稍恢复平静和秩序。出没内地的股匪成群被逐，解往意大利，以使他们由其在雷吉乌姆的总部可以焚掠汉尼拔各盟国的领土。西西里的农业已完全荒废，政府竭其所能提倡农业的复兴。迦太基议会不止一次谈到派舰队往西西里，再兴那里的战事；不过计划仅止于计划而已。

对于时局，马其顿原可比叙拉古发生更有决定性的影响。当此之时，人既不能望东方各国协助，也不必怕他们作梗。安条克大王（Antiochus the Great）是腓力的天然同盟，537年即前217年埃及人在拉非亚（Raphia）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他由偷惰的菲洛波托（Philopator）获得保持战前状态的和约，便不得不自以为幸。他一方面有拉吉德（Lagidae）与他竞争，无日不忧战事的复发，另一方面国内有僭伪起事，小亚细亚、大夏（Bactria）和东方各省有种种冒险举动，所以他不能参加汉尼拔心目中的反罗马大同盟。埃及的宫廷毅然拥护罗马，于544年即前210年与罗马再结同盟，可是人也不能期望托勒密·菲洛波托除载运粮食外再以他法援罗马。因此，除了他们自己不和外，无一事阻碍希腊和马其顿把决定胜负的力量用在意大利的大战，如果他们有自制力，能在少数几年之间互相援助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们便可拯救希腊人的名誉。这种思想无疑在希腊风行一时。
帕克托的阿基劳斯（Agelaus of Naupactus）有一句预言，说希腊人如今在国内所举行的比武恐怕不久即可成为过去；他切实告人向西注目，莫使一个强国把和平加在一切交战国，把他们夷为同等的奴隶——这一席话对于促成腓力与埃托利亚人的媾和（537年即前217年）大有贡献，而且埃托利亚同盟立刻举阿基劳斯为其将军（strategus
），又足为这和平趋势作个饶有意义的证明。

民族的爱国心在希腊亦如在迦太基那样勃然突起，一时似能煽起一个希腊民族对罗马的战争。可是只有腓力一人能充这种征战的元帅，只有热心而信赖民族的人才能领导这个战事，腓力却缺乏这两种性质。他原是希腊的压迫者，如何把自己变为希腊的护法，这是他不知如何解决的难题。他与汉尼拔结盟的迟延败坏了希腊爱国人士最初最高的热情；到了他真与罗马交战的时候，他作战的方式更不足以感发同情和信任。就在坎尼一战那年（538年即前216年），他首先企图占据阿波罗尼亚，结果失败得近于可笑，因为腓力接到一个完全无稽的报告，据说罗马一支舰队正向亚得里亚海驶来，便仓皇转身回去。此事发生在与罗马正式决裂以前；决裂既终于发生，友人、敌人均逆料马其顿人必登陆于下意大利。自539年即前215年以来，罗马一支舰队和一部陆军即屯在布隆迪西乌姆备战，腓力没有战舰，便建造伊利里亚的轻艇一小队以运兵渡海。可是需要认真行事的时候，他却无勇气与那为人所畏的五排桨船相遇于海上，他曾向他的同盟汉尼拔做试行登陆的诺言，现在他背弃诺言；为仍有所作为起见，他决定攻其应得的一份战利品，即罗马在伊庇鲁斯的领土（540年即前214年）。就是遇到最佳情形，这事也不会有结果，可是罗马人深知攻势保护优于守势保护，绝不如腓力可能的逆料，甘心坐视来自彼岸的攻击。罗马舰队由布隆迪西乌姆运一支陆军至伊庇鲁斯。由腓力手里夺回奥利库姆（Oricum），置戍兵于阿波罗尼亚城内，攻陷马其顿的营垒。自此以后，腓力由半动变为完全不动，汉尼拔欲把自己热烈果断的力量注入腓力那种迟疑短见的政策，终属徒劳，他尽管鸣不平，腓力仍使几年的光阴在按兵不动的状态中荏苒过去。

再开战衅的并不是腓力。由于塔兰托的陷落（542年即前212年），汉尼拔在最便于马其顿军登陆的海岸上得有一个绝好的港口，罗马人因此欲从远处防御这个打击，使马其顿人忙于本国的事，以至于无暇想到攻意大利。希腊民族的热心当然久已烟消云散。借着对马其顿的旧仇和腓力新犯的狂妄横暴的罪恶，罗马海军统帅莱维努斯不难把中等国和小国在罗马保护之下组成一个反马其顿的联合。这个联合以埃托利亚人为领袖，他们开公会时，莱维努斯亲自到场，应诺把他们久已对之垂涎的阿喀那尼亚人领土给他们，博得公会的拥护。他们与罗马结一个体面协定来共同掠夺希腊的人民和土地，土地应归埃托利亚人，人民和动产应归罗马人。希腊本部欲反马其顿或毋宁谓欲反阿喀亚的国家也加入这个联合；特别是斯巴达，它的陈腐宪法约在此时新为一个勇悍的武人梅恰尼达（Machanidas）所推翻，其王裴洛普（Pelops）尚未成年，他加入这个联合，为的是假借国王名义行使其暴主的权力，成立一个为佣兵部队所支持的投机军人政府。再则有马其顿的宿仇，即半野蛮的色雷斯和伊利里亚各部落的酋长，也来加入；最后又有波加蒙王阿塔鲁斯（Attalus）加入，此王在环绕其侧的两希腊大国毁灭之中，竭智奋力地追求他自己的利益，甚至时在今日，他也有很锐敏的眼光，于其援助尚有价值时自结于罗马，做个附庸。

缕述这场漫无目标的战争的变化，既不是快意的事，也不是必要之举。腓力虽优于每一敌人，奋其精力和个人的骁勇击退各方面的攻击，可是一切光阴和力量都消耗于那种无益的守势战。忽而埃托利亚人，协同罗马舰队歼灭了不幸的阿喀那尼亚人，威胁罗克里和德萨莱，他须抵抗他们；忽而蛮族入侵，他驰援北方各省；忽而波加蒙王阿塔鲁斯和罗马海军统帅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奇乌斯（Publius Sulpicius）率其联合舰队威胁东海岸，或运兵登陆于优卑亚。因为缺乏舰队，腓力的一切运动均不灵便；他甚至向其同盟比提尼亚的普鲁西亚（Prusias of Bithynia）甚至汉尼拔请拨战船。只是到了战事将终之时，他才决定——他最初就当做的——下令造战船一百艘，然而即使这命令见诸实行，这些战船也未见使用。这次不幸的战事使希腊以其最后的力量自相残害，使全国的繁荣化为乌有，一切了解希腊的情势而对它同情的人莫不痛心；商业国家如罗德斯、契欧、密泰林、拜占庭、雅典，甚至埃及都屡次企图居间调停。就事实而言，和解对双方均有利益。埃托利亚人最为罗马联盟所倚重，他们与马其顿人无异，也大受战事之害；特别是阿达马尼（Athamanes）小王受腓力的笼络以后，埃托利亚内地便门户洞开，受马其顿人的侵掠。许多埃托利亚人也渐渐觉悟罗马盟约使他们充卑污毒害的角色；及至埃托利亚人协同罗马人把整批希腊公民，如安替凯拉（Anticyra）、欧略（Oreus）、代美（Dyme）和埃吉那（Aegina）的公民卖为奴隶，骇愕的呼声遍于希腊全国。可是埃托利亚人已不复为自由人，如果他们自动与腓力结和，他们所冒的危险很大；罗马人仅用寥寥几只战船从事此战，而战争的负担和损害却大半落在埃托利亚人身上，他们觉得罗马人绝不愿停战，特别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局势正变得对于罗马有利以后，尤其不愿。然而埃托利亚人终于决定听各城市的调停，尽管罗马人尽力作梗，希腊各国竟于548年即前206年与549年即前205年间的冬季商订一个和约。埃托利亚人已把一个过强的盟友化为危险的仇敌，可是罗马已臻疲乏，元老院此时正在竭国家一切的力量供远征非洲决一胜负之用，所以认为对于背盟这不是表示愤慨的适当时机。埃托利亚人既已退出，罗马人要进行对腓力的战事，不能不自做很大的努力；由罗马人看来，他们若也以和约结束战事，似乎对自己较为便宜，和约规定实际恢复战前的状态，罗马特保有伊庇鲁斯沿岸的领土，只有阿丁达尼人（Atintanes）毫无价值的领土为例外。在这种情形之下，腓力得有这种条款，自可引以为幸；可是据事实的明示——这诚然是不能再掩的——希腊经十年惨无人道的战争，忍受了不可言喻的苦痛，竟属徒然；那尽情尽理的伟大联合为汉尼拔所计划而全希腊一时所加入的，现已土崩瓦解，不可收拾。

在西班牙，哈米尔卡和汉尼拔的精神势力雄厚，战斗较烈。随着地方特殊的性质和人民的习惯，战事的进展特多非常的变化。埃布罗河的谷地优美，安达卢西亚地味膏腴，物产丰富，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丘陵起伏的高原地带，许多林木蓊蔚的山脉经行其处；这里的农夫和牧羊人不难应一般的号召而集合从军，可是要率领他们抵抗敌人或使他们常聚不散，却是难事。城市居民，虽然每遇有人压迫他们，他们便隐身城墙之后向他倔强叫战，也同样不能联合起来取坚毅一致的行动。对于罗马人和迦太基人，他们都似乎无所别择于其间；占据埃布罗河流域的人和占据瓜达尔奎维河流域的人同是讨厌的外客，他们领有半岛部分的大小，由土人看来，大概是个很不关重要的事；因为这个缘故，西班牙那种党派团结的特色不显见于此一战争，只有零星的例外如萨贡图姆的党于罗马人，阿斯达帕（Astapa）的党于迦太基人而已。可是因为罗马人和非洲人都没有带来充足的兵力，战争势必成为双方争取党羽的斗争，这种斗争决定于实心归附的很少，而决定于恐惧、金钱或偶然的较为常见；斗争在似乎结束之时，仅变为层出不穷的攻打堡垒和做游击战，不久之后，战事却又死灰复燃。军队忽隐忽现有如海岸上的沙丘；昨日小山峙立的地点，今日不见小山的踪迹。一般说来，罗马方面占优势，半因为他们最初来西班牙时是解除腓尼基暴政的救星，半因为他们幸而择得好将帅，将帅又带来可靠的队伍做坚强的核心。然而传到今日的载籍甚为残缺，而且——特别在年代方面——甚为混乱，我们不能对于这样进行的战事做一个满意的描写。

罗马在这半岛上的两位续任执政官格涅乌斯和普布利乌斯·西庇阿——两人俱是良将和绝好的行政官，尤以格涅乌斯为最——能尽其职，立下最显赫的功绩。他们不但能固守比利牛斯山的关塞，用血战摧毁了敌军元帅与总部重建那已断的陆路交通的企图；不但仿照西班牙的新迦太基，以广泛筑垒修港的方法，在达拉哥（Tarraco）创造了一个西班牙的新罗马，而且在539年即前215年罗马军已战胜于安达卢西亚。次年（540年即前214年），他们又远征此地，所获胜利尤大。罗马人的武力几达赫尔克利斯柱，他们扩充南西班牙的保护区，最后又克复并重建萨贡图姆，因而获有自埃布罗河至迦太基那路线上一个重要兵站，同时也尽可能履行了罗马人应尽的旧义务。西庇阿兄弟既这样把迦太基人差不多逐出西班牙去，又设法在西非洲鼓动一个危险敌人攻击他们，这人就是西非洲的强大君主赛法克斯（Syphax），他统治近代欧兰（Oran）和阿尔吉儿两省地，约在541年即前213年与罗马建立关系。如果罗马能以一支军队供他使用，必可望大见功效，不过当那时候，意大利无一人可调遣，西班牙军又太薄弱，不能分兵。尽管这样，赛法克斯的直属部队由罗马军官训练和指挥的，仍能在迦太基的利比亚属国中激起严重的骚动，以致西班牙和非洲的副元帅哈兹德鲁巴·巴尔卡须亲率西班牙军的精锐往非洲。他的到来大概确使此事发生另一转变，格拉王（Gala）——在今日康斯坦丁省（Constantine）——及其骁勇的儿子马西尼萨（Massinissa）击败赛法克斯，迫他媾和。关于这次利比亚战争，见于叙述的不过是迦太基人在马西尼萨胜利之后如何照常以残酷的报复加诸叛徒一事而已。

非洲的事有了这种转变，对于西班牙的战事影响很大。哈兹德鲁巴又能前往西班牙（543年即前211年），不久以后，大量的增援和马西尼萨都继他而来。敌帅离开此地的期间（541年即前213年至542年即前212年），西庇阿兄弟仍在迦太基领域里劫掠和招降，现在出于意外，为优势的兵力所攻，他们不得不退守埃布罗河，否则募兵于西班牙。他们选用后策，雇用凯尔特伊比利亚人两万，然后为更能抵挡敌人的三军——哈兹德鲁巴·巴尔卡、吉斯戈（Gisgo）之子哈兹德鲁巴和马哥各率一军——起见，他们也把军队分开，甚至他们的罗马军也不留在一处。这样，他们实自开灭亡之路。格涅乌斯所率的军团包含罗马军三分之二和全部西班牙队伍，扎营于哈兹德鲁巴·巴尔卡对面，巴尔卡不难用一笔钱诱使罗马军中的西班牙人撤退——或者由他们当佣兵的道德观念看来，这事似乎不是背信弃义，因为他们并未投归其雇主的敌人。罗马将军无可奈何，只得仓皇开始退却，敌人紧蹑其后。同时，普布利乌斯率第二军团，遭吉斯戈之子哈兹德鲁巴率腓尼基其他两军猛击，马西尼萨的骁骑使迦太基人占决定的优势。罗马人的营垒几为敌人所包围，已在途中的西班牙补助兵如果到来，罗马人便将全被包围。这位续任执政官毅然决定乘那前进的西班牙人尚未出现，封锁线的缺口尚未塞住之时，用精锐部队攻他们，结果失利。罗马人诚然起初得胜，可是努米底亚骑兵迅即奉派追击，不久便赶上他们，使他们既不能乘着既得一半的胜利追击敌人，又不能引兵退回，后来腓尼基的步兵来到，将军阵亡，不利的战事终于变为败衄。缓缓退却的格涅乌斯抵御迦太基的一军已感棘手，现在普布利乌斯既阵亡，他见敌人三军忽然一齐来攻，努米底亚骑兵又切断他们的一切退路。被围困在一座甚至无处扎营的秃山上，全军的人不被杀死，即被捕掳。至于格涅乌斯的生死如何，却无确实消息可得。只有盖乌斯·马尔奇乌斯（Gaius Marcius），一个格涅乌斯式的绝好军官，率领一小队人马安抵埃布罗河的彼岸；副使提图斯·方泰（Titus Fonteius）也能带着普布利乌斯军留守营垒的部队安抵此处；甚至散在南西班牙各处的戍兵也大多数能逃到这里。现在腓尼基人统治埃布罗河南岸的西班牙全部，无人抵抗；而且渡埃布罗河、打通比利牛斯山、恢复与意大利的交通的时日似不在远。可是罗马营里的急难使适当的人得为统帅。兵士不推选资格较老而不乏能力的军官，而要求盖乌斯·马尔奇乌斯为全军领袖；他的妙计，和或者与此功效相等的，迦太基三位将军的互嫉不和，使他们不能由其重要胜利得到更多的战果。迦太基人已渡河的都被逐回，同时埃布罗河一线被扼守，以待罗马得有时间派新军和新元帅。幸而卡普亚陷落，意大利的战局转变，此事可以做到。续任副执政官盖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Gaius Claudius Nero）率一个强大兵团——一万二千人——来到，恢复了双方兵力的平衡。次年（544年即前210年），罗马人远征安达卢西亚，极为得手；哈兹德鲁巴被包围，只是运用卑鄙的诡计和公然背信，才得免于立约投降。可是尼禄不是西班牙战事的适当统帅。他是个良将，但为人严厉暴躁而不得人心，他不善于重修旧好或成立新交；西庇阿兄弟既死之后，迦太基人对待南西班牙的人，无论敌友，一概用暴戾恣睢的手段，已使一切人对他们愤恨，尼禄也不能利用这种情势。

关于西班牙战事的重要和特性，元老院有正确的判断，又由为罗马舰队所获的乌提卡人得知迦太基正大大地努力，派遣哈兹德鲁巴和马西尼萨率大批军队渡比利牛斯山，他们便决定派新军和一个高级的特别将军到西班牙，他们认为应把推举这位将军的权交给人民。据说许久的时候，无人声明愿就这个繁难危险的职务，可是到了最后，一个二十五岁的少年军官普布利乌斯·西庇阿（即阵亡于西班牙的同名将军之子）曾为军事保民官和市政官的，自愿为候补人。一个这样重要的选举，元老院在其所召集的大会中竟委之子机会，实不足信；而且雄心和爱国心竟这样绝迹于罗马，以致没有一个宿将自荐来充这个重要职位，也不足信。反之，这位年少多才而饶于经验的军官，曾在特雷比亚河和坎尼两次鏖战中获卓著辉煌的功绩，可是他的官阶仍不足充候补人，以继曾为副执政官和执政官的人之后；元老院如果注目于他，便当然采取这个办法；用这办法，他的资格尽管不够，人民本其和顺的心不得不承认这唯一的候补人；远征西班牙一事无疑地很不为人所喜，这办法使大众不得不爱护此人此事。据说这候补一事未经预先筹划，他的效果若是先有成算的，此事可谓完全成功。九年之前，儿子在特雷比亚河救了他父亲的性命，现在去报杀父的仇恨；这个长头发的少年美男子，谦卑腼腆的自请若无更适当的人，愿就这危险的职位；百夫会的选举把一个只是军事保民官的人立刻升到最高长官之列——凡此种种在罗马公民和农夫心中造成奇异而不可磨灭的印象。西庇阿实是一个自具热情而又能感发他人热情的人。少数人以其魄力和铁的意志，强使世界入一新路，历数百年之久，或至少操命运的支配权多年，直至时运过身而后已；西庇阿却不是这样一个人。普布利乌斯·西庇阿秉承元老院的训示而战胜攻取；借着所得军事光荣的力量，他也在罗马政治家中取得一个显要地位；可是这样一个人与亚历山大或恺撒相去甚远。就他为军官而言，他对于国家的功劳至少不多于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就他为政客而言，他虽或不明知其政策的以私害公，他的军事才对于国家至少利与害相等。然而有一种特殊魔力停留在这位美貌英雄像的四周；西庇阿半虔诚半灵巧地造成明确的灵感气氛，这气氛缭绕着他的形象，有如一团耀眼的光轮。他的热心足以感召他人的热心，他的计谋又足以使事事听命于理智，同时又不置庸俗者流于度外；大众相信他受有神灵的感发，他的天真既不至使他同具此心，他的直爽又不至使他加以排斥，可是他却暗中深自信为特受神恩的人——质言之，即真有先知性的人；他超然在人民之上，而且也不在人民之列；这个人坚守承诺，性情如一王者，以为他若采用王者常有的称号，便是自贬身价，不过他不解共和的宪法如何能拘束他；他对于自己的伟大非常自信，以至于不知有嫉妒或仇恨，恭而有礼地承认他人的功绩，慈悲地原谅他人的过失；他是个绝好的军官，炉火纯青的外交家，而不带两种职业使人生厌的特色，他把希腊文化与罗马最完满的民族感合而为一，言谈既见才气，举止又甚风流——所以兵士和妇女、本国人和西班牙人、元老院中的政敌和比他伟大的迦太基敌人，对于普布利乌斯·西庇阿无不心悦诚服。他的姓名不久便有口皆碑，他就是似将为祖国造成胜利和平的明星。

普布里乌斯·西庇阿于544年即前210至545年即前209年前往西班牙，随行的有续任副执政官马尔库斯·西拉努斯（Marcus Silanus）；他将继尼禄的职位并为少年元帅的助理和谋士，又有他的亲密朋友盖乌斯·莱利乌斯（Gaius Laelius）为海军统帅，所带的有强大异常的一个兵团和充盈的金库。他一来到战地，立即有历史上一个最大胆最侥幸的奇袭表示他的到来。迦太基三位将军，哈兹德鲁巴·巴尔卡驻在塔古斯河（Tagus）的源头，吉斯戈之子哈兹德鲁巴驻在塔古斯河口，马哥驻在赫尔克勒斯柱；他们距腓尼基首城新迦太基最近的也有十日的行程。忽然之间，在545年即前209年春季敌军开始行动以前，西庇阿率全部几近三万人的陆军和舰队向此城进发，沿海岸路线经埃布罗河口，几天之内，来到那里；腓尼基守城的兵共一万人，受他海陆并进的奇袭。这座城位于伸入海港的舌形陆地，三面同时受罗马舰队的威胁，第四面受罗马兵团的威胁，一切救援都在远处。然而统兵官马哥毅然自卫，因为兵不足供守城之用，把公民武装起来。他突围出击，可是罗马人不难把他击退，而且不耗时间于正式的围攻，开始攻打向陆的一面。攻军沿着通往城市的陆路猛烈推进，新队伍时时与疲乏的队伍更番迭进，薄弱的守兵完全精疲力尽，可是罗马人没有得利。西庇阿也未尝希望得利；攻打只是一个计策，诱守兵离开距海港最近的一面；他听说在潮落时海港一部成为干地，于是想在那里进行另一次攻击。当向陆一面战事方酣之际，西庇阿派一支军带着梯子走过浅滩，“那里有海神亲给他们引路”，他们竟遇幸运，见那一地点无备。如是，这座城在第一天便被攻下，以后马哥在子城里立约投降。与迦太基首城一同落于罗马人手里的，有解除武装的战船十八艘，运输船六十三艘，军需品全部，大批谷物，军库里的存款六百塔兰特（合十四万余镑），迦太基属下一切西班牙同盟的人质，俘虏一万人，内有迦太基元老或士师十八人。西庇阿约定各民社一与罗马结盟，便许它们的人质回国，并且用此城的资源来增强和改进部下军队的状况。他命新迦太基的工匠，为数两千人，替罗马军工作，允许他们于战事告终时得到自由，他又由残余民众选出精壮的人做舰队的桨手。可是此城的市民却被赦免，仍保有其自由和旧地位。西庇阿了解腓尼基人，知道他们必将帖然听命，并且有一事甚为重要，即要保全一个拥有东岸唯一良港和丰富银矿的城市，应不仅用驻兵戍守一策。

如是，这莽撞的冒险事业竟得胜利的结果——这事是莽撞的，因为西庇阿非不知哈兹德鲁巴已接到政府要他向高卢进兵的命令，而且正从事于实行，又因为西庇阿若迟迟不归，守埃布罗河的薄弱军队不能认真抵抗这个行动。可是在哈兹德鲁巴出现于埃布罗河以前，他又到了达拉哥。这位少年将军放弃他的主要任务而去实行大胆的一击，他所做的是行险侥幸的事，借着西庇阿与海神协同得胜的神话，这事的危险性才被掩饰起来。罗马本国对于这不凡的少年曾有种种期望，现在攻取腓尼基首城这件神奇的事足证一切期望的不谬，以至于无人敢吐露任何反对的意见。于是西庇阿的统帅任期无限延长，他自己决定他的努力不再仅限于守比利牛斯山隘的工作。由于新迦太基的陷落，不但埃布罗河以北的西班牙人业已全部归顺，而且甚至埃布罗河彼岸最强大的君主也脱离迦太基而受罗马的保护。

西庇阿利用545—546年即前209—前208年的冬季来解散他的舰队，并用这样得来的人丁增加他的陆军，以便同时把守北方和较前更有力的取攻势于南方；至546年即前208年，他进到安达卢西亚。在这里，他遇到哈兹德鲁巴·巴尔卡，此人在实行他那久蓄于心的计划，正向北往援其兄。两军交战于贝古拉（Baecula），罗马人自鸣胜利，据说捕掳一万人；可是哈兹德鲁巴虽牺牲一部分军队，却达到他的目的。带着他的金库、他的战象、他最大部分的军队，他且战且行，到了西班牙的北海岸；沿海岸而行，他又达到比利牛斯山西部似无守兵的隘口；在恶劣天气开始以前，他到了高卢，在这里驻营度冬。显然地，西庇阿原奉命保持守势，他却决定攻守并用，这战略既欠斟酌，又不明智。这位将军率领着人数众多的军队，既胜而骄；西班牙军所担任的直接工作，不但他父亲和叔父而且甚至盖乌斯·马尔奇乌斯和盖乌斯·尼禄都能以远较弱小的兵力把它完成，他却以为不足；547年即前207年夏季汉尼拔合攻罗马的计划终于实现之时，罗马所以陷入极端危急的境遇，大半应由西庇阿负其咎。可是受神灵庇护的人所犯的过错，自有神灵用桂枝替他遮掩。在意大利，这危险幸而度过；罗马人欣然接受贝古拉一战可疑的捷报；当胜利的新消息又自西班牙传来时，他们便不再忆及他们在意大利曾不得不抵敌最良的将军和西班牙、腓尼基军的精锐部队。

哈兹德鲁巴·巴尔卡去后，留在西班牙的两个将军决定暂时引退，吉斯戈之子哈兹德鲁巴退到卢西塔尼亚（Lusitania），马哥甚至退到巴勒利群岛；在来自非洲的增援开到以前，他们仅留下马西尼萨的轻骑，仿穆丁在西西里所行有成效的方略，在西班牙作继续无常的战斗。如是，整个东海岸落在罗马人的掌握。次年（547年即前207年），汉诺率第三军来自非洲，而后马哥和哈兹德鲁巴也回到安达卢西亚。可是马尔库斯·西拉努斯击破马哥和汉诺的联军，俘获汉诺。于是哈兹德鲁巴放弃驻兵旷野的念头，把他的队伍分扎在安达卢西亚各城，在本年中，西庇阿仅能攻取其一，即奥林吉（Oringis）。腓尼基人似乎已被征服；可是次年（548年即前206年），他们又能派出一个大军到战场，有战象三十二匹、骑兵四千人、步兵七万人，固然大部都是仓促征募的西班牙民兵。两军又在贝古拉一战。罗马军为数不过敌军之半，西班牙人也占多数。西庇阿一如在同样情形的威灵顿（Wellington），把部下西班牙人置在不能参战的地方——这是唯一可能使他们不致溃散的方法——同时他反使罗马人部队首先冲击西班牙人。尽管这样，两军的搏斗仍甚激烈，可是罗马终于得胜；当然，腓尼基那种军队一败便等于完全瓦解——哈兹德鲁巴和马哥分头逃至加的斯。现在罗马人无敌于半岛，寥寥几个不愿屈服的城市一个一个地被征服，有几个受了重罚。西庇阿甚至能到非洲海岸访赛法克斯，而且与他甚至与马西尼萨成立联合以准备远征非洲——这是一个冒险投机的事业，其报告虽可大悦本国首都好奇的人士，却无相当目标为其正当理由。现在只有加的斯一城有马哥在这里统兵，仍属于腓尼基人。西班牙人往往抱着一种期望，以为腓尼基人的统治结束以后，他们也能摆脱罗马客人，恢复他们旧有的自由；罗马人既承继腓尼基人的遗产，他们便大失所望，西班牙一时似将有全国叛罗马的事爆发，罗马昔日的同盟首先发难。罗马元帅患病，部下一支兵又因多年欠饷而哗变，对于叛变都有裨益。可是西庇阿的复原早得出乎意外，他用巧妙手段压服兵士的骚动；于是在叛乱蔓延以前，首倡全国起事的民社立被剿灭。迦太基政府见这种运动毫无结果，加的斯又不能久守，便命马哥把所有的一切船只、军队和金钱都汇集起来，而且用这些东西，如果可能，再给意大利战事一个转变。西庇阿不能阻止此事——他卸除舰队的武装，现在受了报应——他负保卫国家的责任，现在是第二次不得不把抵御叛乱的防务委诸他的神灵。哈米尔卡的末子离开西班牙半岛，未遇阻碍。他去了以后，腓尼基人在西班牙最早和最后的领土加的斯得到优厚条件，投降于新主人。在十三年的斗争之后，西班牙由迦太基的领土变为罗马的领土；这里对罗马的冲突虽仍连绵不绝达数百年之久，每次起事，必被压服，但未尝被灭绝，可是在当时这里却没有与罗马对立的敌人。西庇阿乘着假和平的最早机会，辞去统帅职务（548年即前206年底），亲在罗马报告他所赢得的胜利和他所夺得的省份。

如是，马尔凯卢斯结束了西西里的战事，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奇乌斯结束了希腊的战事，西庇阿结束了西班牙的战事，当此之时，大战正在半岛上进行不辍。在这里，坎尼一战既毕，此战结果的为利为害逐渐判明，在战事第五年度540年即前214年之初，罗马人和腓尼基人对抗的阵容如下。北意大利于汉尼拔去后又为罗马人所据，有三个兵团保护它，两兵团驻于凯尔特人境内，第三兵团为预备队，驻于皮塞努姆。下意大利远至迦加奴山和佛尔突奴河，除堡垒和多数港口外，都握在汉尼拔之手。他率主力军驻在阿儿庇，提比略·格拉古率四个兵团与他对垒于阿普利亚，依卢凯利亚和贝内文托以为固。布鲁提亚地方所有居民均已完全归附汉尼拔，甚至此地的港口，除雷吉乌姆受罗马由梅萨那所加的保护不计外，均为腓尼基人所占据，这里驻有汉诺部下腓尼基的第二军，当时不见有敌军当前。罗马主力军四个兵团在两执政官昆图斯·法比乌斯和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的麾下，正谋克复卡普亚。此外，罗马方面还要加上驻首都的两个兵团，驻在一切海港的戍兵——因为恐怕马其顿人在塔兰托和布隆迪西乌姆登陆，有一个兵团增援两地——最后还有强大舰队控制海洋，莫敢与争。如果我们再加上在西西里、撒丁和西班牙的罗马军队，罗马全部兵力，甚至不计下意大利堡垒的守兵为本地殖民团所自备的，约计不下二十万人，其中三分之一为本年新入伍的兵，约半数为罗马公民。我们可以假定，一切自十七岁至四十六岁能服兵役的男子一概准备作战，凡在战事许他们耕田的地方，田地均由奴隶、老人和妇孺耕种。当然，在这种情形之下，财政极感窘迫，田赋是主要岁入，现在田赋仅有极不规则的收入。然而尽管在人员和金钱上有这些困难，罗马人——固然迟缓而须奋其全力——却能恢复其骤受的损失；他们的军队每年增加，腓尼基人的军队却每年减少；汉尼拔的意大利同盟坎帕尼亚人、阿普利亚人、萨谟奈人、布鲁提亚人既不能如下意大利的罗马堡垒那样力足以自保，汉尼拔的薄弱军队也不能给他们充分的保护，罗马人对他们的势力却年年进展；最后，罗马人用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所创的兵法来发展军官的才能，发挥罗马步兵的全部长处。汉尼拔无疑仍可望得胜利，不过不能再希望得到特拉西美涅湖和奥非杜河上那种胜利；公民元帅的时期已成过去。他别无他法，只得等待腓力实行其久已许诺的攻意大利，或他的兄弟自西班牙来与他会合，同时使他本人、他的军队和他的附庸尽量免害和喜悦。他昔日以殆无其匹的勇猛急进取攻势，现在却从事固执的守势，我们殆不能认识这是同一将军所做的事；一个人竟能做成定要做的极端相反的两种工作，而且做得同样尽善尽美，这不但由军事观点看是神奇的，而且由心理学的观点看亦复神奇。

最初，战事主要转向于坎帕尼亚。汉尼拔及时赶到救此地的首府，使其不致被围，可是罗马人以强大戍兵据守其坎帕尼亚的城市，他却不能从他们手里夺取，除若干不甚重要的乡镇外，他的佛尔突奴河渡口的屏障加西里农，在固守后竟为两执政官的军队所陷，他也不能阻止。汉尼拔企图取得塔兰托，其特殊目的在得一个供马其顿军登陆的安全地点，亦竟无成。同时，汉诺所率驻布鲁提亚的迦太基军与阿普利亚的罗马军屡次在卢卡尼亚搏斗，提比略·格拉古得胜，在距贝内文托不远处得胜后，因被迫当兵的奴隶兵团在此役卓著战功，他以人民的名义把自由和市民权赐给部下的奴隶兵。

次年（541年即前213年），罗马兵潜入殷富重要的阿儿庇，公民与他们合攻迦太基的守兵，罗马人就克复了阿儿庇。一般说来，汉尼拔结成的盟约束缚正在解体，若干首要的卡普亚人和布鲁提亚的几座城市叛归罗马，甚至腓尼基军的一队西班牙人听西班牙密使述说其家乡各事的情况，也由迦太基军转投罗马军中服务。

因为罗马人又犯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汉尼拔又不失去利用这种错误的机会，所以542年即前212年，战事较不利于罗马。汉尼拔与大希腊所保持的联络没有产生重大的结果；只有一件事为例外；塔兰托和图里伊的人质被拘在罗马城，为汉尼拔的密使所诱，贸然图逃，在逃不久又为罗兵哨兵所获。可是罗马人露出那不智的报复精神，这对于汉尼拔的利益大于他的诡计；一切图逃的人质均被处死，于是罗马失去一种有价值的保证；自此以后，愤怒的希腊人便想开门纳汉尼拔。由于汉尼拔与公民成立谅解和罗马统兵疏于防范，塔兰托竟为迦太基人所据；罗马戍兵煞费气力才能自保于子城。赫拉克利亚、图里伊和梅达朋顿都效法塔兰托，罗马人须撤出梅达朋顿的戍兵以救塔兰托的子城。这些胜利使马其顿人登陆的危险性大增，罗马人殆已完全不注意于希腊战事，至是不得不对于这个战争再加注意，重做努力；幸而叙拉古被攻陷，西班牙战局顺利，她有为此事的可能。

在主要战场坎帕尼亚，战事产生很不一致的结果。驻在卡普亚邻近的罗马兵团并未认真围城，可是大大阻碍了耕植和收获，以致这人口众多的城市迫切需要外边的供应。汉尼拔于是收集大批粮食，命坎帕尼亚人在贝内文托领取，不过他们迟迟不至，两执政官昆图斯·弗拉库斯（Quintus Flaccus）和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得有时间来到，大破守护粮饷的汉诺，夺去他的营垒和一切军实。然后两执政官围卡普亚，提比略·格拉古则驻于阿庇亚大道以阻汉尼拔来援。可是一个卢卡尼亚人背信，这位骁将中了他的奸计而死，他的死亡便等于完全败衄，因为他的部下大半是他所解放的奴隶，他们所爱的首领既死，他们便四散逃去。所以汉尼拔见卡普亚的路通行无阻；两执政官刚开始封锁此城，汉尼拔便出其不意地来到，他们不得不解围。汉诺和巴斯卡尔（Bascar）原率腓尼基骑兵驻防于卡普亚，汉尼拔未到以前，他们和同样优点的坎帕尼亚骑兵已完全击破罗马骑兵。马尔库斯·森特尼乌斯（Marcus Centenius）原是由下级军官滥升到将军的，他所率的正规军和义勇队全军覆没于卢卡尼亚；将军格涅乌斯·福尔维乌斯·弗拉库斯（Gnaeus Fulvius F1accus）骄傲疏忽，在阿普利亚也同样完全败衄；这件事结束本年一长串的灾祸。可是罗马人的坚忍不拔又复抵消汉尼拔速得的胜利，至少在有决定性的一点如此。汉尼拔一转身离卡普亚而往阿普利亚，罗马军队便又集中于此城四周，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率一军驻于普托里和佛尔突农，昆图斯·福尔维乌斯率另一军驻于加西里努姆，盖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率第三军驻于诺拉路。三座营垒都是墙高池深，用设防的路线互相联络，使人不能行近卡普亚，如果外援不到，只是包围便能迫这个缺粮的大城于不远的时日非投降不可。在542—543年即前212—前211年的冬季告终之时，此城粮食将竭，急如星火的使者仅仅能偷越罗马的封锁线，请汉尼拔火速来援，当时汉尼拔在塔兰托，正从事攻打子城。带了战象三十三匹和他的精锐部队，他由塔兰托急赴坎帕尼亚，掩捕加拉提亚的罗马哨兵，扎营于与卡普亚密迩的替法达（Tifata）山，深信罗马将军必将如去年那样撤围。可是罗马人已有时间把营垒和战线修成要塞，现在毫不移动，当坎帕尼亚骑兵在一面、努米底亚骑兵在另一面突击他们的阵线时，他们从壁垒上恬然坐视。汉尼拔不能做正式攻打的计划，他能逆料：在这受了有系统的劫掠的地方，即使罗马其他队伍未至以前他不因缺粮而被迫离开，他的进兵也必将吸引罗马军队随他而来。这方面毫无办法。

汉尼拔又试行另一计策，他那创造天才所有的最后计策，以救这重要的城。既把他的用意通知坎帕尼亚人，勉励他们固守，他率援兵由卡普亚出发，取道往罗马。又以他表现于意大利初期战事的骁勇善战，他带着弱小军队冲过敌军和敌垒之间，率兵穿过萨谟奈，沿瓦勒里路，经台伯河而抵阿诺河桥，他走过桥在对岸驻营，距罗马八公里。罗马时人的孙辈听人说“汉尼拔在门前”这句话仍战战栗栗；真正的危险却是没有。罗马邻近的乡间田舍为敌人所蹂躏，城内两个兵团出城迎击，此城才免于被围。而且汉尼拔并未拟出其不意，袭击罗马，如不久以后西庇阿对新迦太基所做的事，更不想认真围攻罗马；他只希望在最初告急之时，卡普亚围军有一部分开到罗马，于是给他一个打破封锁的机会。因此，小住之后，他便离去。罗马人见他撤退，为有神灵以神力调停于其间，当罗马兵团确实不能逼走恶人的时候，神灵用预兆和幻想迫他离去；在汉尼拔距罗马最近的地方，在卡佩尼门前阿庇亚大道上的第二里程碑，感恩的信士建筑一座“却敌护国”神（Rediculus Tutanus）的祭坛。其实汉尼拔的退兵是因为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向卡普亚开去。可是罗马将军未犯其敌人所预期的错误，罗马各兵团仍留在卡普亚周围的一线，毫不移动，汉尼拔向罗马进兵的消息传来以后，只有一个弱小队伍被派出去。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加尔巴（Publius Galba）不慎，由罗马追蹑汉尼拔之后，汉尼拔迄今避不与战，今知罗马围卡普亚的军队不动，便转攻加尔巴，把他击破，攻陷他的营垒。

可是这不足以抵偿卡普亚今无可免的陷落。此城公民，尤其是上流阶级，早已忧心忡忡，料到正将来临的事，元老院和市政机关殆全在反罗马的民党领袖之手。现在不论贵贱，不论坎帕尼亚人和腓尼基人，都满腔绝望。二十八名元老宁愿自杀，其余的把这城交给愤怒无情的敌人，听其随意处置。当然，残酷的报复必继之而来，所争的只在手续的长短问题：穷究叛逆的枝节到卡普亚以外，还是以迅速处决了却此事，何者较为明智和适当？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和罗马元老院欲用前策，后策或许不甚违背人道，却占上风。以续任执政官昆图斯·弗拉库斯的命令而且在他眼前，卡普亚文武官吏五十三人被鞭挞斩首于加勒和台努姆的市场，其余元老被监禁，成群的公民被卖为奴隶，富家的财产充公。阿特拉和加拉提亚也受到相似的惩罚。这些惩处实为严酷，可是鉴于卡普亚背叛对罗马关系重大，鉴于当时虽不正当却属惯用的战争习惯法，这种惩处并不难索解。卡普亚的公民一行离叛，便把当时在卡普亚的罗马公民一概处死，这不等于为自己宣判吗？可是罗马也有不合理处：意大利这两个最大城市久已暗中互争雄长，罗马人不当乘此机会满足其好胜心，而且由政治观点来看，也不当废除坎帕尼亚这个城市的宪法，以灭其所嫉恨的对手。

卡普亚的陷落产生绝大的影响，又因其非由袭击所致，而是不管汉尼拔如何努力而继续围攻两年的结果，所以影响更大。几年前卡普亚的叛归汉尼拔，足证罗马失势于意大利，现在卡普亚的陷落也完全证明罗马又复得势于意大利。汉尼拔想夺取雷吉乌姆或攻陷塔兰托子城以抗这个消息在盟友上所生的影响，竟属徒劳。他率兵急进往袭雷吉乌姆，毫无结果。塔兰托与迦太基联合舰队封锁海港以后，塔兰托子城大感饥荒之苦，可是因为罗马人以其远较强大的舰队切断那舰队的饷道，汉尼拔所控制的地域又不足供其部下的饷粮，距海最近一面的攻军所受苦痛不亚于被困于子城内的罗马人，他们终于离开海港。现在的企图一事无成；命运之神似已舍迦太基人而去。卡普亚陷落的结果——在意大利同盟中汉尼拔一向享受的尊敬和信任现在深感动摇；每一民社只要不是陷溺太深的都力图以宽容的条件再加入罗马同盟——这种结果伤汉尼拔的心，尤甚于直接的损失。他须就两条路中择取其一：或置戍于不稳的城市，他的军队已太嫌薄弱，这样一来将更为薄弱，并且他的可靠军队有分头被歼或中人奸计的危险，544年即前210年萨拉皮亚（Salapia）城背叛时努米底亚骑兵五百人就这样被人处死；或把不可靠的城市毁坏焚烧以免其落入敌手，这办法必不能提高意大利属国的精神。卡普亚既陷落，罗马人又复对于意大利战事的最后结果自觉确有把握；因西庇阿兄弟阵亡，西班牙的罗马军有覆没的危险，他们派遣大批增援到西班牙；自开战以来，军队尽管一年比一年更难招募，总额却逐年增加，终达二十三个兵团之多，至是他们首次敢于裁减军队。因此，次年（544年即前210年），虽有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于西西里战事告终时再任主力军的统帅，罗马人进行意大利战事却较以前松懈；马尔凯卢斯从事攻打内地的堡垒，与迦太基人只有不分胜负的冲突。争塔兰托子城的战斗也仍没有决定性的结果。在阿普利亚，汉尼拔击破续任执政官格涅乌斯·福尔维乌斯·森都马鲁斯（Gnaeus Fulvius Centumalus）于赫尔多奈（Herdoneae）。次年（545年即前209年），罗马人设法收复那叛投汉尼拔的第二大城塔兰托。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仍以其惯常的顽强和魄力亲与汉尼拔搏斗，在两日的战斗中，第一日战败，第二日得胜，可是代价很大，死伤很多；卢卡尼亚人和赫尔皮尼人反复无常，又受执政官昆图斯·福尔维乌斯的引诱而叛变，献出腓尼基戍兵；罗马人自雷吉乌姆策动灵巧的袭击，布鲁提亚人告急，汉尼拔不得不赶紧赴援；当此之时，老将昆图斯·法比乌斯第五次担任执政官职和连带的克复塔兰托的任务，他牢牢占据邻近的梅萨庇亚地域，塔兰托守兵一部分为布鲁提亚人，以此城向他投降。这些愤激的战胜者做下残酷的暴行。他们把全部守兵和能遇见的公民一概处死，他们搜劫住宅。塔兰托人被卖作奴隶的据说达三万人，送到国库的款据说有三千塔兰特（七十三万英镑）。这是八十岁老将所立的最后一功，汉尼拔到来救此城时，一切业已完毕，他退到梅达朋顿。

汉尼拔这样失去他最重要的领土并且逐渐被回在半岛的西南端以后，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被举为次年（546年即前208年）的执政官，他希望与他的贤能同僚提图斯·昆提乌斯·克利斯皮努斯（Titus Quintius Crispinus）合作，能以断然的一击结束战事。这位老战士年已六十岁，却不把他的年迈放在心上；不论睡时和醒时，他心中只存着击败汉尼拔和解放意大利一个念头。可是命运把这项胜利花冠留给较年少人的眉宇。两执政官在维奴西亚区域从事于一个不重要的侦察时忽然受一队非洲骑兵的攻击。马尔凯卢斯作这众寡悬殊的战斗，与四十年前他对哈米尔卡，十四年前他在克拉斯提迪乌姆无异，直至身死落马而后已；克利斯皮努斯得脱，不过在交战时受伤，以后因伤毙命（546年即前208年）。

现在是战事的第十一年。几年前威胁国家生存的危险似乎已告消逝，可是罗马人因此更觉得这无穷战事的沉重负担，而且负担的压迫一年重似一年，国家财政受了无量的损害。坎尼一战（538年即前216年）以后，设立了一个特别财政委员会（tres viri mensarii
），以最尊显的人为委员，这是艰苦时期一个缜密监督财政的永久机关。这机关大概竭其所能；不过事势如此，一切理财的智能都不济事。开战的时候，罗马降低铜币和银币的标准，把银币的法定价格提高三分之一，发行一种远较金价为高的金币。转瞬之间，这办法即嫌不足；他们不得不由包商赊取货品，因为非有包商不可，不得不纵容他们，后来中饱盛行，监察官终于向人民弹劾几个罪魁以昭惩戒。向富人呼吁实是常事，而且并非无效，其实他们正是受害比较多的人。高级兵士和下级军官以及骑士阶级全体或出于自愿，或为团体精神所迫，都谢绝报酬。国家把奴隶武装起来，于贝内文托一战后把他们解放，财政委员会要拿报酬给奴隶的主人，他们回答道：愿缓付此款，至战事结束之日为止（540年即前214年）。当国库无钱举行国庆和修理公共建筑之时，一向包办这些的团体声言愿一时继续服务，不受报酬（540年即前214年）。正如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情形，甚至富人自愿贷金装备一个舰队（544年即前210年）。他们用去未成年人的款项，终至在攻克塔兰托的那一年，他们动用了最后一笔久留备用的款项（合十六万四千英镑）。然而国家仍不能应付最需要的开支，兵饷积欠到可忧的地步，尤其是在较远的处所。可是国家的困窘还不在最恶劣的物质灾荒之列。田地处处荒芜，就是未受战事破坏的地方，也缺乏锄田割草的工人。五罗马斗半（medimnus
）谷的价格涨到十五个第纳尔，至少为首都平均价格之三倍；如果没有埃及的供应到来，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西西里农业的复兴制止灾荒的登峰造极，许多人必至因绝对乏食而死。这种情势毁坏小农，消耗劳苦获得的积蓄，使繁荣村落变成乞丐和盗贼的巢穴，由留有详细记载的相似战事看来，其效力可以显见。

比物质的灾荒尤为危险的，就是意大利同盟日益厌恶罗马的战争，因为这战争消耗同盟的生命财产。固然，说到非拉丁民社，这还不甚重要。由战事本身看，可见只要拉丁民族助罗马，他们即无能为力；所以他们憎恶心的多寡无关轻重。然而到了今日，拉丁姆也开始动摇。埃特鲁里亚、拉丁姆、玛斯人的领域和北坎帕尼亚——正在意大利受战事直接损害最少的区域——各民社于545年即前209年向罗马元老院声明，自此以后，他们既不派兵，也不助饷；战争原为他们的利益，现在他们让罗马人自付战费。罗马大起恐慌，不过当时对于不受约束的民社，无法加以强迫。幸而拉丁民社不皆如是。反之，高卢人地域皮塞努姆和南意大利的殖民地，以强大而爱国的弗雷吉莱为首领，宣称它们更密切更忠实地依附罗马；它们当然明明看到，它们的存亡，如果可能，较首都的存亡尤系于这个战争，这不只是为罗马而战，而是为拉丁人在意大利的霸权而战，实际说来，是为意大利民族的独立而战。局部的离贰当然不是叛国，而仅是短见和力竭的结果；毫无疑义，这些城市必将愕然拒绝与腓尼基人联盟。可是罗马人与拉丁人之间仍有一种不睦，这对于此等地方的属国人不能不发生有害的影响。严重的骚动起于阿莱提乌姆；埃特鲁斯坎人中间产生了一个利于汉尼拔的阴谋，被人发觉，情势危急，以致罗马队伍奉命开到那里。军队和警察压服了这个运动，未遭困难，不过这是一个彰明较著的预兆，表示一旦拉丁堡垒不能再令人畏惧，则将有何事发生。

在这种困难和紧张的局势之中，忽然消息传来，说哈兹德鲁巴已于546年即前208年越比利牛斯山，罗马人须准备次年与哈米尔卡的二子作战于意大利。汉尼拔不枉历这些长久艰难的岁月固守其阵地而不退，本国的反对党和短见的腓力不给他援助，他的弟弟毕竟正在把援助带来；他的弟弟与他无异，也大有乃父哈米尔卡的遗风。八千名利古里亚人受腓尼基的金钱而入伍，已准备与哈兹德鲁巴会师，如果他第一战得胜，他可望与其兄一样使高卢人或且使埃特鲁斯坎人起兵抗罗马。更有进者，意大利已不复如十一年前的景象；国家和人民都已精疲力竭，拉丁同盟已呈动摇，他们最良的将军新没于战场，汉尼拔还未被荡平。实际说来，西庇阿已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如果他的神恩能挽回这错误所生的后果，使之无害于他本人和祖国，他便可赞颂他所受的神恩。

一如大难临头之时，罗马又征发二十三个兵团。义勇军被召入伍，法定免服兵役的人也在被征之列。尽管如此，他们仍措手不及。哈兹德鲁巴抵意大利这边的阿尔卑斯山时（546年即前208年），远较其友或其敌所预料为早；高卢人今已见惯军队过境，甘愿得钱开放他们的隘口，并且供给军队的所需。如果罗马人有意据守阿尔卑斯山隘的出口，他们又复太迟，他们闻知哈兹德鲁巴在波河上，他正在号召高卢人起兵，与往日他的长兄一样成功，普拉森提亚被围。执政官马尔库斯·李维乌斯（Marcus Livius）火速前往北方军中，他的到来不容再缓。埃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都在沉闷骚动之中，两地志愿兵增强腓尼基军。他的同僚盖乌斯·尼禄召副执政官盖乌斯·赫斯提利乌斯·图布卢斯（Gaius Hostilius Tubulus）由维努西亚与他会师，而后急率四万人堵截汉尼拔的北进。汉尼拔集合部下一切军队于布鲁提亚境内，沿着自雷吉乌姆通至阿普利亚的大道前进，在格鲁门图姆（Grumentum）与执政官相遇。两军顽强交锋，尼禄自称得胜，不过汉尼拔虽稍有损失，至少仍能用他那巧妙的侧进方法闪避敌军，一路无阻地到达阿普利亚。他逗留此地，先在维努西亚，然后在卡努西乌姆；尼禄紧蹑其后，在两地与他对垒。汉尼拔系自动停留而非罗马军阻其前进，似乎不容置疑；他所以恰好驻在此处而不再北进，必视他本人与其弟商妥的办法或揣测其弟行军的路线而定，不过我们对此事毫无所知。两军这样对垒不动之时，汉尼拔营中所切盼到来的羽檄却为尼禄的前哨所截获。檄中说哈兹德鲁巴拟取道弗拉明路，换句话说，即先沿海岸然后在法努姆转弯越亚平宁山，向那尔尼亚（Narnia）进发，他希望与汉尼拔相遇于此。因为那尔尼亚被选为腓尼基两军会师之地，尼禄即刻命首都的后备队开往此处，同时原驻卡普亚的队伍开到首都，首都又编成新后备队。尼禄深信汉尼拔不知其弟的意旨，必将仍在阿普利亚候着他，便决定大胆冒险率由七千人组成一小队精锐疾行北进，如果可能，要逼哈兹德鲁巴接战。他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留在后面的罗马军仍甚强大，如果汉尼拔来攻，此军足以据阵地抵抗，如果他离去，此军足以随他同行，与他同时到达决战的场所。

尼禄见他的同僚马尔库斯·李维乌斯正在辛那·加里加等候敌人；两执政官即刻率兵进攻哈兹德鲁巴。正值他从事于渡梅陶鲁（Metaurus）河。哈兹德鲁巴欲避战，用侧进法闪过罗马人，可是他的向导遗弃了他；他在陌生的地方迷失道路，终于在行进中为罗马骑兵所攻，不能向前，以致罗马步兵到来，非战不可。哈兹德鲁巴置西班牙人于右翼，以战象十匹当其前，高卢人为左翼，留在后面。右翼的战局长久在飘摇之中，执政官李维乌斯指挥右翼，陷于窘境，后来尼禄又把战略行动应用在战术上，让对面不动的敌人留在原地，却引本军迂回而攻西班牙人的侧面。这便决定了战局。这血战力争而后得的胜利是个全胜，没有归路的敌军被歼灭，营垒也被攻陷。哈兹德鲁巴眼见这指挥甚佳的战事归于失败，便如其父那样求得一个光荣武士的死。无论做军官和做人，他都不愧为汉尼拔之弟。战后一日，尼禄又出发，在离开阿普利亚不过十四日之后，他又回来与汉尼拔对垒，汉尼拔未得消息，也未有动作。罗马执政官把消息带来；这就是汉尼拔弟弟的头，罗马将军命人把此头掷入敌人的前哨；他的伟大敌人不屑与死人作战，曾给鲍卢斯、格拉古和马尔凯卢斯举行过体面的丧葬，竟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汉尼拔自知其希望已成画饼，一切都完了。他放弃阿普利亚和卢卡尼亚甚至梅达朋顿，率兵退到布鲁提亚，这里的港口是他回国的唯一归路。由于罗马将军的奋力，更由于遭逢非常的幸运，罗马得免于一次危难，这危难之大足证汉尼拔应坚守意大利而不失，而且与坎尼的危难相比毫无逊色。罗马人无限欢腾，按和平状态重理旧业，人人以为战争的危险已经消逝。

然而罗马人却不急于结束战事。政府和人民的能力遭了精神和物质上的过度紧张，不免精疲力竭，人们欣欣沉湎于苟且偷安。陆军和舰队都裁减了，罗马和拉丁农人重返荒凉的家园；国库因卖去坎帕尼亚一部公地而见充实。国家的行政又经整顿，对于流行的纷乱有了补救，战时自动贷给政府的款项开始归还，欠款未还的拉丁民社被迫履行他们的义务，缴纳重息。

意大利的战事没有进展，此后四年之久汉尼拔竟仍能在布鲁提亚地方保持阵地，其敌人尽管占优势，却不能逼他闭城自守或登船而去，这昭然证明汉尼拔的军事天才和现在与他对阵的罗马将军的无能。诚然，他不得不退得愈来愈远，不过不是因为与罗马人不分胜负的接战，而因为布鲁提亚盟友日益难制，终致他仅能倚赖他驻兵戍守的城市。如是，他自动放弃图里；经普布利乌斯·西庇阿的提议，由雷吉乌姆出发的远征军克服罗克里（549年即前205年）。迦太基当局素来阻挠他的计划，现在他们虑及罗马人实行预料中的登陆非洲，似乎深以他的计划为然，自动地把他们重新提起（548年即前206年，及549年即前205年），派援兵和提供财政补贴给意大利的汉尼拔和西班牙的马哥，命他们重振意大利战事，以使利比亚乡间别墅和迦太基商店心惊胆战的主人再有些喘息的余地。一个使团又奉派往马其顿，劝腓力再结盟约，登陆意大利（549年即前205年）。可是已嫌太迟。腓力已于数月前与罗马结成和约；迦太基在政治上将遭灭亡，绝不为他所喜，可是他至少不采取公然反抗罗马的步骤。马其顿兵一小队往非洲，据罗马人说兵费由腓力开支；这也许是实情，不过如以后情况如示，罗马人至少没有证据。至于马其顿人登陆于意大利，则并未计及。

哈米尔卡最幼的儿子马哥从事于此较有热诚。他先率西班牙军的残部至密诺加（Minorca），然后于549年即前205年率兵登陆于热那亚，毁坏此城，号召利古里亚人和高卢人起兵。现在无异于往常，金钱和新奇的冒险使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归附他；在埃特鲁里亚，政治犯的检举尚未停止，马哥甚至与此地处处成立联络。可是他带来的队伍数目太少，不能正式进攻意大利本部；汉尼拔也力量太弱，他在下意大利的势力衰落已甚，不容他有可望成功的进取。迦太基的统治者于国尚可救时不愿救国；如今他们愿意救国，可是国已不复可救。

迦太基攻罗马的战事已告终结，罗马攻迦太基的战事今须开始，对于这层，罗马元老院里也无人置疑；可是远征非洲虽在所不免，他们却不敢着手准备。要做这事，最重要的是他们须有一个受人爱戴的贤能领袖，他们却没有。他们最良的将军不是已战死于沙场，就是如昆图斯·法比乌斯和昆图斯·福尔维乌斯那样太嫌老迈，不适于做这全新而或须持久的战争。辛那的战胜者盖乌斯·尼禄和马尔库斯·李维乌斯或可胜此任，不过他们两人都是极不得民心的贵族；他们是否能获得兵权——当时事态已至才力本身仅在国有大患时始能决定人民的选择——还是问题，而这两人是否能刺激这班精疲力竭的人民，使他们再做努力，更成问题。普布利乌斯·西庇阿终于自西班牙归来，这位为群众所喜的人已赫赫完成了民众交给他的工作。至少似乎如此，即刻便被选为次年的执政官。他在西班牙时已筹划远征非洲，他今一就职（549年即前205年）便毅然决定现在实现他的计划。然而元老院里，不但主张依兵法作战的一派不赞成于汉尼拔尚在意大利时远征非洲的计划，而且大多数对于这位少年将军本人也绝无好感。罗马城的父老严肃而稍为粗鲁，他的希腊风采，他的近代修养和见解，都不合他们的脾胃；对于他在西班牙的指挥战事和他部下军队的纪律，他们都有严重的怀疑。有人反对他，说他对部下军官过于宽容；不久以后，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在罗克里的肆行无忌证明此说如何有据，西庇阿以极可耻的方式疏于监管，自不能不间接负其咎。在元老院商讨非洲远征军的组织和此军统帅的任命时，新执政官每遇习惯或宪法与其私人见解相冲突，便不惜排除这些障碍，他明示遇不得已时有意借助于其个人的名望和人民爱戴来抗政府。凡此种种不能不使元老院烦恼，而且引起严重的忧虑，恐怕在将临的决战和可能的与迦太基人议和之时，这样一位将军会不遵所受训令的约束，而他远征西班牙时的独断独行绝不适于消弭这种忧虑。然而双方都卓著明智，不为已甚。元老院不能不见远征非洲为必要的事，不可无限延期；元老院不能不见西庇阿是个很干练的军官，以此而言，很适于为这种战事的领袖，如果有人能使人民视必要而延长他的统帅任期，并且发挥他们最后的力量，西庇阿便是这人。多数派达成一个决议：西庇阿往昔，至少在形式上，既不忽视这最高行政机关应得的尊重，事先便屈从元老院的政令，现在他愿得这个职务，不可拒绝他。西庇阿应于本年赴西西里，监督舰队的营建，攻具的制造和远征军的编制，然后于翌年登陆于非洲。为行此事，西西里军——仍然是坎尼残兵所编成的两个兵团——归他调遣，因为弱小的戍军和舰队即甚足以供保卫此岛之用；他又得在意大利募志愿兵的许可。显然地，元老院并未筹备这次远征，不过仅予以许可：西庇阿所得的不及昔日供雷古卢斯调遣的一半，他所得的军队正是元老院多年来故意加以贬责的军队。由元老院的多数派看来，非洲军是被贬队伍和志愿兵组成的敢死队，无论如何，国家对于这种兵的伤亡不甚有痛惜的必要。

除西庇阿外，任何人或者会宣言非洲的远征若不用他法来做，便宁可不做；可是西庇阿十分自信，仅为获得他所垂涎的兵权，便接受这种条件。他小心翼翼，尽量避免加直接负担于人民，以免远征失去人民的欢心。远征的费用，特别是营建舰队的庞大费用，一部取自埃特鲁斯坎各城的所谓乐捐——就是说，阿雷蒂内和其他倾向腓尼基人的民社被罚缴纳的战费——另一部分则由西西里各城市负担。水手队之外又加以志愿兵，七千名志愿兵由意大利各处应那得民心的军官号召而来。于是在550年即前204年春季，西庇阿扬帆驶往非洲，带着两个大兵团（约三万人）的老兵，战船四十艘，运输船四百艘，丝毫未遇抵抗，即顺利登陆于乌提卡邻近的美丽岬。

最近几年，罗马舰队常常远来劫掠非洲的沿岸，迦太基人久已预料这种劫掠必继之以较严重的入侵，不但为抵御起见企图使意大利与马其顿再起战事，而且在本国也做了迎击罗马人的武装准备。柏柏尔人的两王争雄，塞尔达（Cirta，即康斯坦丁）的马西尼萨是马西利亚人（Massylians）的君主，西加（在奥兰以西塔夫那河口）的赛法克斯是马塞西利亚人（Massaesylians）的君主，后者远较强大，并且迄今与罗马人友善，迦太基人用条约和同族关系竟使他亲附迦太基，同时弃掉赛法克斯的旧敌和迦太基的盟友马西尼萨。马西尼萨于拼命抵抗之后，为迦太基人与赛法克斯的联合力量所压倒，不得不任其疆土为后者所攫夺，他自己却带了少数骑兵在沙漠中流离转徙。除可望赛法克斯出兵以外，还有迦太基军两万步兵，六千名骑兵，战象一百四十头——汉诺专为此事被派去猎象——准备为保卫首都而战，由在西班牙得有经验的吉斯戈之子哈兹德鲁巴任统帅；海港里泊有一个强大舰队。索帕特（Sopater）所率的马其顿人一队和凯尔特伊比利亚兵一队都可望即刻到来。

不久以前，马西尼萨曾在西班牙为西庇阿的敌人，与他对战，如今既接到西庇阿登陆的报告，便即刻来到他的营里；可是这个失国的君主起初带来援助罗马的，除其个人能力外别无他物。利比亚人虽则满心厌恶征兵和助饷，却已在同类事件中得有极苦痛的经验，所以不立即响应侵军。这样，西庇阿开始这个战役。他每次仅遇迦太基弱小部队的抵抗，自无不占上风；骑兵几次小战得胜以后，他竟能进而围攻乌提卡；可是赛法克斯到来，据报告说带来步兵五万和骑兵一万，他不得不撤围，在乌提卡与迦太基之间易于掘壕筑垒的岬上，造一座设防的海军冬营。在这里，罗马将军度550年即前204年至551年即前203年的冬季。到了春天，他处于颇不愉快的地位，他用一次成功的奇袭摆脱了这种地位。西庇阿以不名誉的诈术向非洲人提和议，使他们不虞被攻，在同一夜间偷劫了他们两处营垒；努米底亚人的芦草房舍烈火飞腾，迦太基人急来援救，他们自己的营垒也遭此厄；逃亡的为罗马军所杀戮，毫无抵抗。这次夜袭的破坏力尤大于多次的战争；然而迦太基人不令勇气消沉，胆怯或可谓明智的人主张召回马哥和汉尼拔，他们甚至不纳其议。正在此时，他们所望的凯尔特伊比利亚兵和马其顿的补助兵到来，他们决定在距乌提卡五日行程的“大平原”再作一次对阵战。西庇阿急往应战，他的老兵和志愿兵不难击溃迦太基人和努米底亚人仓促募集的乌合之众，凯尔特伊比利亚人不能期望西庇阿宽恕，顽强抵抗，都被杀死。在这双重败衄以后，非洲人不能再据守战场。迦太基舰队攻罗马的海军营，虽不失为胜利，却绝非决定性的胜利；这事的重要远不及赛法克斯的被擒，西庇阿遇非常的幸运，俘获此人，因而马西尼萨与罗马人的关系变为最初赛法克斯与迦太基人的关系。

迦太基主和派已闭口沉默了十六年，如今在这样兵败之后又能抬起头来，公然反抗巴尔卡族（Barcides）和爱国党的政府。吉斯戈之子哈兹德鲁巴不在城内时，政府判他死罪，并且企图由西庇阿取得停战协定和约。西庇阿所要求的是割让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属地和地中海各岛屿，移交赛法克斯的王国于马西尼萨，把他们的战船除二十艘外悉数交出，支付战争赔款四千塔兰特（约一百万英镑）——这些条款似乎非常有利于迦太基，以致人不能不发生疑问：西庇阿提出这几个条款，究为他自己的利益，还是为罗马的利益？迦太基的全权大使接受这些条款，以得双方当局的批准为保留条件；所以迦太基派使团往罗马。可是迦太基的爱国党却无意这样轻易地放弃奋斗；他们笃信其高尚的主义，信赖其伟大的领袖，甚至感于罗马所立的榜样，发奋坚持而不屈，至于和平成立以后反对党势必重握政权，他们势必沦于灭亡，则可置而不论。在人民中，爱国党占优势；他们决定让反对党议和，同时却准备做一个有决定性的最后努力。政府发令给马哥和汉尼拔，要他们尽速赶回非洲。三年以来（549—551年即前205—前203年），马哥致力于造成北意大利反罗马的联合，此时适在茵苏勃儿境内（米兰附近）为远较优越的罗马两军所击败。罗马骑兵已被迫不支，步兵已被冲乱，胜利似乎将为迦太基人所得，这时一队罗马兵大胆攻敌人的战象，最重要的，迦太基人所爱戴的贤能领袖受了重伤，于是战局转变。腓尼基军退至利古里亚沿海，他们在这里接到要他们登船的命令，遵令办理；可是在航程中，马哥因伤殒命。

汉尼拔与腓力最近的磋商使他发生一种新希望，以为他在意大利服务，比在利比亚更能有利于国，如果不因为这一层，汉尼拔可能不待命令即行回国；他的总部晚近设在克罗顿，他在这里一接到命令，便毫不迟疑，遵命行事。他使人杀死战马和不肯从他过海的意大利人，走上久已在克罗顿泊船处备用的运输船。这个利比亚的巨狮，甚至到了现在也无人敢逼他离去，竟这样自动地舍意大利土地而去，罗马公民感到心胸舒畅。罗马将军历国难时期而享有荣名的，现在只有年近九旬的老将昆图斯·法比乌斯尚在；当此机会，元老院和市民奉敬他一顶草冠。按罗马人的习惯，一位将军拯救了一支军队，那军队便赠给他一顶草冠，从全民社手里受下这顶草冠，一向是罗马公民的无上殊荣，也是这老将的最后荣誉，他就死在本年（551年即前203年）。无疑，汉尼拔不是受停战协定的保护，而只由于他的行动迅速和遇有幸运，一路无阻，行抵勒普蒂斯（Leptis）；哈米尔卡那“一窝小狮子”的最后一个，于去国三十六年之后，又踏上本国的土地。他去国时，差不多仍是个童子，便走入那崇高可是全无结果的英雄途径，在这条路上他先向西出发，而后在迦太基的海上绕了一个胜利的圆圈，由东回国。现在，他想预防的事，如蒙许可便能预防的事，竟见于实行，他被召来援，可能时从事拯救；他服从命令，既无怨言，也不责备。

他来到以后，爱国党公然挺身而出；哈兹德鲁巴所受的可耻判决被取消；由于汉尼拔的巧妙手腕，与努米底亚酋长又结成新联络；不但人民大会拒绝批准那实际已定的和约，而且因为在非洲沿岸搁浅的罗马运输船队受劫掠，一艘载着罗马使者的战舰甚至被捉捕，停战协定也被破坏。西庇阿当然愤慨，他由突涅斯营垒出发，经过巴格拉达河（Bagradas，即梅杰尔达）的肥饶谷地，不再许各市镇投降，而使人把村镇的居民一齐掠来出卖。他已深入内地，正在拿拉加拉（Naraggara，在西卡［Sicca］之西，今伽弗［Kaf］地），汉尼拔由哈德鲁梅顿（Hadrumetum）率兵前进，与他相遇。迦太基将军企图取得较佳的条件，与罗马将军亲开会议；可是西庇阿已让步到极点，绝不能于停战协定被破坏之后允许再行让步；汉尼拔取这个步骤，除向民众表示爱国党非绝对反对和平外，不会另有其他目的。会议没有结果。

于是两军在扎玛（Zama，可能距西卡不远）做一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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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把步兵列成三线：第一部为迦太基佣兵，第二部为非洲民兵和腓尼基国民兵以及马其顿队伍，第三部为自意大利随他而来的老兵。战线之前，列战象八十头；骑兵置在两翼。西庇阿按罗马人的惯例也把他的兵团列成三部，把他们摆成能任战象纵横驰突而不破的阵势。不但这种阵势完全成功，而且战象横冲，也搅乱了两翼上迦太基骑兵的行列，以致西庇阿的骑兵——并且因为马西尼萨的队伍来到，罗马骑兵比敌军优越远甚——不难把他们击溃，不久便从事追击。步兵的战斗较为猛烈。双方第一部的激战历时甚久；后来在极酷的肉搏战中，双方都陷于混乱，不得不求援于第二部。罗马人得到这种援助；迦太基的民兵却显出动摇不稳的状态，以致佣兵自以为被欺，于是与迦太基国民兵起了争斗。可是汉尼拔现在把前两线残余的兵撤到两翼，使他的意大利军精锐部队沿全线向前推进。另一方面，西庇阿把第一线仍能作战的少数兵集合在中军，使第二、第三两部密集于第一部的左右两侧。于是在同一地方再做一场更为凶猛的激战；尽管敌人较为众多，汉尼拔的老兵绝不动摇，后来罗马和马西尼萨的骑兵追击败窜的敌骑归来，把他们四面包围。这不但结束了这场战斗，而且歼灭了腓尼基军；十四年前，这些兵士曾在坎尼败退，如今在扎玛报复了他们的战胜者。汉尼拔带着少数的人逃到哈德鲁梅顿。

此战以后，只有傻子才劝迦太基继续作战。另一方面，罗马将军却能即刻开始围攻迦太基首都，此城既无保护，又无存粮，除非有出人意料的事调停于其间，西庇阿现在能即刻使迦太基遭遇汉尼拔所欲加于罗马的厄运。西庇阿却不这样做；他允许和议，可是不再本着以前的条件。除上次交涉为罗马和马西尼萨的利益已要求的条件外，又加以下列各条：迦太基人须于五十年间每年纳贡二百塔兰特（四万八千英镑）；他们须约定不对罗马或其同盟作战，甚且绝不在非洲界线以外作战，在非洲，不请得罗马的许可也不在他们自有的领土以外作战——这条的实际效果是迦太基成为属国，失去它政治上的独立。迦太基似甚至约定，在某种情形之下以战舰供给罗马的舰队。

有人指责西庇阿，说他唯恐须把结束罗马最烈战事的光荣连同他的兵权交给继任人，所以许给敌人过于优厚的条件。如果第一次的提议见于实行，这个罪状也许有些根据；关于第二次的提议，此说却似乎没有佐证。他在罗马居于受人民爱戴的地位，在扎玛的胜利以后，不至于深以被召回国为忧；这次胜利以前，已有人企图夺他的职位，元老院商之市民，市民决然予以驳斥。这些条件本身也不足证实这个罪状。迦太基城的行动既这样受了束缚，一个强邻既被置于其侧，迦太基以后甚至未尝企图脱离罗马的霸权，更未尝与罗马起竞争；再则，是凡愿知的人无不知这刚刚完结的战事是汉尼拔所为而非迦太基所为，爱国党这个绝大的计划绝对不能复活。在好报仇的意大利人眼里，毁于烈焰的只是交出来的五百艘战船而非他们所恨的城市，似嫌不足；乖张和乡绅式头脑的可以主张歼灭敌人才算真正征服敌人，可以认为使罗马人战栗是个罪恶，而指责那不屑严治此罪的人。西庇阿却不这样想；我们没有理由所以也没有权利来假定，说这位罗马人做此事，不是受了他性中也有的高尚动机的影响，而是为卑鄙心所驱使。这位自恃自信的英雄迄今每做一事，必有使人难信的成功，他所以不完成这不幸城的毁灭，并不是因为虑到他自己可能被召回国或时运的变化无常，也不是因为怕马其顿战事在当然不远的时日爆发：灭迦太基一事于五十年后由其孙儿奉委实行，现在自然也可一样地实行。更可能的是这两个伟大将军现在负解决政治问题的责任，用这种条件把和平互相授受，其目的是一方面对战胜者的凶恶报复，又一方面对战败者的倔强愚妄，都立下一个公平合理的限制。这两个互相敌对的伟人都具有高尚品格和政治才略，不但见于汉尼拔的慨然忍受那不可避免的事，也见于西庇阿的明智禁止滥用胜利来凌辱敌人。试想这样一个慷慨豁达的人能不扪心自问：现在迦太基城的政治势力既已沦亡，完全毁坏那农商业的古都，恶意地推倒当世文明的一个主要柱石，对于国家有何利益呢？将来罗马的领袖人物不惜自以毁坏邻国的文明为务，妄想洒一滴闲泪便能从自己身上洗去民族千秋万世的骂名；现在尚非其时。

第二次布匿战争或按罗马人较允当的名称又叫做汉尼拔战争，历时十七年，自赫勒斯滂至赫尔克勒斯柱的大陆和岛屿无不遭其蹂躏，于是告终。此战以前，罗马政策的最高目的，不过是对于意大利半岛天然疆界以内的大陆以及意大利岛屿和领海取得控制；媾和之时他们对待非洲的办法，昭然证明他们结束战事时也怀着一种印象，以为他们不是奠定了统治地中海各国或所谓世界帝国的基础，而是解除了一个危险敌人的毒害，使意大利有了和善的邻国。无疑，战事的结果，特别是征服西班牙，实与那种计划不合；可是他们的成功使他们超出原来计划以外，并且实际上罗马人的获得西班牙，可谓出自偶然。罗马人取得意大利的统治权，是因为他们的努力争取；至于地中海各地的霸权以及由此而生的统治权，则有几分系由时势的推移而落入罗马人手中，他们并无求取的意思。

意大利境外战事的直接结果是：西班牙变为罗马的两省，然而两省常在叛乱中；叙拉古一向为属国，今与罗马的西西里省合并；努米底亚最重要的酋长受罗马的保护以代迦太基的保护；最后，迦太基由一个强大的商业国变为一个无防御的经商城市。换句话说，这一战使罗马在地中海西区成立了人莫与争的霸权。更有进者，第一次布匿战争仅预示东西两系国家的断然接触，此战却实现了这种接触；因而致使罗马以密切果断的态度干涉亚历山大系各君主国的冲突。

在意大利，如果凯尔特人的命运以前尚未决定，他们现在是最先注定必亡的国家，这种宿命的实现仅是个时间问题。在罗马同盟以内，此战的效果是：拉丁统治民族更形尊显，其内部的团结已因受危难的试验而证明，虽间或有动摇的事，这民族却大体能忠实协力，克服危难；非拉丁民族，尤其是埃特鲁斯坎人和下意大利的萨贝利人，更被压制。最重的惩罚或可谓报复，一部分加在汉尼拔最强大的同盟身上，又一部分加在他最早也是最后的同盟身上——即卡普亚民社和布鲁提亚人之地。卡普亚的宪法被废，卡普亚由意大利的第二大城降为第一村落；甚至有划去其城而夷之为平地的主张。元老院宣告此城的土地除外国人或亲罗马的坎帕尼亚人的少数产业外，一概作为公地，所以把他们分给小地主，使他们暂时租佃。西拉鲁（Silarus）河上的皮塞努姆人也受同样的待遇；他们的首城被夷为平地，居民散往四围的村庄。布鲁提亚人的厄运更加惨酷；他们全体变成罗马人的一种佃奴，并且永不许带武器。汉尼拔的其他同盟也须用重价来赎罪。希腊城市除少数坚附罗马的如坎帕尼亚的希腊人和雷吉乌姆人外，无不大受其害。阿儿庇人和其他阿普利亚人、卢卡尼亚人和萨谟奈人的众多民社亦将受到不甚轻的惩罚，他们大半丧失其领土的一部。罗马以这样得来的土地一部分设立新殖民地。如是，560年即前194年，罗马陆续派市民殖民团至下意大利最佳的港口，其中可指名的为锡彭顿（Sipontum，在曼弗雷多尼亚［Manfredonia］附近）和克罗顿，还有置于皮塞努姆人故地以防范他们为事的萨勒努姆（Salernum），最重要的是普托里，这地方不久以后成为时髦别墅生活的中心和亚洲埃及奢侈品的贸易场。图里成为一座拉丁堡垒，改名寇庇亚（Copia，560年即前194年），布鲁提亚的殷富城市维博（Vibo）改名瓦伦提亚（Valentia，562年即前192年）。萨谟奈和阿普利亚一部分被分成小块田地，由非洲胜利军的老兵分别居住，其余留为公地，罗马贵族的畜牧站代替了农人的田园。再者，在半岛一切民社中，不服罗马的名流当然都被铲除，只要政治手续和没收财产能做到的均须做到。意大利各处的非拉丁同盟无不自觉他们是有名无实的同盟，自此以后他们是罗马的臣民；人以为战胜汉尼拔就是第二次荡平意大利，战胜者一切的愤怒和骄横都特别向着意大利同盟的非拉丁族发泄出来。甚至本期无色彩的喜剧，虽受过严密的检查，也带有这事的痕迹。在罗马的滑稽剧里，卡普亚和阿特拉两个被征服的城市任人横肆嘲弄，毫无拘束，以致阿特拉成为滑稽剧的大本营；其他喜剧作家用戏谑的口吻说：在致人于死的空气中，甚至最耐苦的奴隶叙利亚人也奄奄待毙，坎帕尼亚的农奴却学得在这里生存之法；这种无情的嘲笑反映出战胜者的揶揄，也反响着被蹂躏的民族的苦难。以后马其顿战争继起，元老院在战争期间显然以戒慎恐惧的心情监视意大利，并且罗马派兵增援最重要的殖民地，554年即前200年至维努西亚，555年即前199年至那尼亚，557年即前197年至科萨，570年即前184年前不久至加勒；当时情势的如何，由此可见。

战争和饥荒在意大利人民大众中造成何等的孔隙，姑以罗马市民在战时减少四分之一为例，可以概见。所以一说意大利人死于汉尼拔战役的达三十万人，似绝非过甚之词。当然，这种损失大半落在市民的精华身上，他们实为战士的核心和大部。坎尼一战以后，元老院减至一百二十三人，为填补缺额起见，勉强另外推举元老一百七十七人，始恢复常态；特别是元老院的人员如何大为稀疏，由此可见。再者，这十七年的战事同时进行于意大利的一切区域和海外的一切方面，结果必使国民经济根本动摇，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我们由旧闻看，不足以见其详。国家无疑地由没收财产获得利益，特别是坎帕尼亚土地此后为国家岁入的无穷富源；可是公田制度这样推广，国民繁荣所受的损失当然略等于往日分割国有土地时所得的利益。大批乡邑——计四百座——都被毁为丘墟；勤苦积蓄的资本归于乌有；人民因习于军队生活而道德堕落；上自首都下至最小的乡村，市民和农民的世传美俗都受了暗伤。奴隶和亡命徒啸聚为盗，仅阿普利亚一地在一年之间（569年即前185年）犯劫案而被判罪的达七千人，由此可见盗匪的猖獗；牧场扩张，牧场里是些半野蛮的畜牧奴隶，助长了这种化文明地域为野蛮的恶现象。西西里和埃及运来的粮食能代替罗马人自收的粮食，赡养罗马人民，首由此战而证明，这证据危及意大利农业的存在。

然而上帝许其经巨战而仍存的罗马人，却可以追怀既往，觉得自豪，瞻望将来，觉得自信。错误是犯了许多，可是苦痛也受了不少；十年之久，这个民族一切能执武器的青年几乎未尝放下剑盾，对自己的过失，他们自可多加原谅。不同的民族虽保持相仇的态度，却能和平友善地并存于世，这似乎是近代民族发展的目标，却非上古时期所有。上古之时，不做铁砧，便非做铁锤不可；在战胜者的最后斗争中，胜利终属于罗马人。他们是否有明智来善用这个胜利——以更密切的联系使拉丁民族亲附罗马，逐渐把意大利拉丁化，以统治臣民的方式统治各省属下的人民而不以虐待奴隶的方式虐待他们，改革宪法，重振和扩充那摇摇欲坠的中产阶级——尚未可知。如果他们有技巧做出这些成绩，意大利便可希望有个快乐时代，这时人各努力在顺境中造成繁荣，政治上对于当时文明世界握最确定的统治权，因此大团体的每一分子均有正当的自信力，每种大志均有适宜的目标，每种才能都有立身之道。如果他们不能善用其胜利，那无疑地便另当别论。可是怀疑的意见和悲观的忧虑一时却都默然；武士和战胜者由四面八方转回故乡；谢恩和娱乐以及报答兵士和市民，都是每日的常事；被释的战俘由高卢、非洲和希腊被送还家；最后，年少的战胜者，在壮丽的游行队中，走过首都点缀起来的街市，去把他的桂冠安放在那个神灵的庙宇，据信士私语相告，这个神灵曾以其直接的感召指导他的计谋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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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的地点和时间均无正确的定论。地点可能就是著名的扎玛·雷吉亚（Zama regia），时期可能是552年即前202年的春季。有人因日食的缘故定那天为10月19日，不可凭信。

第七章　西方自汉尼拔合约至第三期结束

罗马拓地到阿尔卑斯山，或正如当时罗马人的说法到意大利疆界，组织凯尔特领域而殖民于其中，都因汉尼拔战事而受阻。这工作现在必将在中断处再行着手，是不言而喻的；凯尔特人也深明此事。就与迦太基媾和的那一年（553年即前201年），战事又起于最受直接危险的波伊部境内，他们与罗马仓促集合的民兵战，获一最初的胜利；又加以马哥征北意大利时曾留下一个迦太基军官哈米尔卡，从事游说，于是到了次年（554年即前200年），一个普通的叛变蔓延到波伊和茵苏勃儿两个直接感受威胁的部落以外。利古里亚人见危机日迫，不得不起兵；甚至塞诺马尼的少年，此次也不听他们那些谨慎的头领的意见，而听从那些在危亡中告急的同族人。罗马人为制止高卢人的寇掠计，曾筑了两座堡垒，一为普拉森提亚，一为克雷默那；现在普拉森提亚被洗劫，其居民逃得性命的不过两千人，克雷默那被围。罗马兵团急来竭力营救。一场大战起于克雷默那城下。腓尼基领袖的巧妙策略和专门技术也不能弥补部下军队的缺陷，高卢人不能抵抗兵团的进击，战死沙场的很多，迦太基这位军官也在其中。然而凯尔特人仍奋斗不止；次年（555年即前199年），主要由于统帅的疏忽，这战胜于克雷默那的罗马军几为茵苏勃儿部所歼灭；到了556年即前198年，普拉森提亚始有一部分能重建起来。可是共做这个拼命斗争的部落联盟，却遭内部不和之害；波伊部与茵苏勃儿部发生争执，塞诺马尼部不但退出民族联盟，而且以出卖本国人的卑鄙行为换取罗马人的饶恕；茵苏勃儿部与罗马人交战于闽奇乌斯（Mincius）河上，塞诺马尼部竟乘机攻其后，助敌人毁灭自己的同盟和战友（557年即前197年）。这样受挫被弃，茵苏勃儿部在科莫（Comum）陷落后，也同意单独媾和（558年即前196年）。对于塞诺马尼部和茵苏勃儿部，罗马人所指定的条款当然比他们惯于许给意大利同盟各分子的较为苛刻；特别是他们注意用法律确认意大利人与凯尔特人间的鸿沟，规定这两个凯尔特部落的人永不能获得罗马公民资格。可是这些波河外的凯尔特区域却得保其存在和本国政体，他们不成为郡县而为各部落的邑聚，并且他们似乎没有负担贡献。罗马人的用意在使他们充当波河以南罗马殖民地的藩屏，使意大利免受北方游徙部落的寇掠，免受阿尔卑斯山内那些惯常抄掠此地的匪徒的侵略。再者，拉丁化作用在这些地方进展甚速；凯尔特民族性的抵抗力显然不及较为文明的萨贝利和埃特鲁斯坎民族。著名的拉丁喜剧诗人斯达提乌斯·恺西利乌斯（Statius Caecilius）死于586年即前168年，就是个脱籍的茵苏勃儿奴隶；波利比乌斯于罗马纪元第六世纪将终时来游这些地方，据说此方仅有阿尔卑斯山内的少数村落仍为凯尔特人，这或者不无过甚之词，反之，维内替人似乎保其民族性较久。

罗马人在这些地带的主要努力，当然着重在制止阿尔卑斯山外凯尔特人的迁徙，使那划分半岛与大陆内地的天然障壁也成为半岛的政治界限。罗马的声威已如何深入阿尔卑斯山外邻近的凯尔特邑聚，可以一事为证：不但阿尔卑斯山内的凯尔特人被歼灭或征服之时，山外的凯尔特人保持完全消极的态度，而且更明显的，凯尔特的孤立人群有想越阿尔卑斯山而安居罗马这面的，罗马使者向阿尔卑斯山外各邑——这个名词想必原来用在赫尔维替部（Helvetii，在日内瓦湖与美因河之间）和又名陶利锡部（Taurisci）的加尔尼部（Carni，在加林西亚［Carinthia］和施蒂里亚［Styria］）——诉说此事，他们都正式表示不以为然，并且加以否认。与此有同等意义的是这些移民先低首下心地来罗马元老院请求赐一块田地，然后遵元老院的严命回到阿尔卑斯山外去（568—575年即前186—前179年），毫无抗议，让他们已建立在距阿奎莱亚不远的城又被拆毁。元老院以严明的态度不许下列原则有一例外：即自此以后阿尔卑斯山的门户应对凯尔特民族锁闭起来，意大利的罗马臣民若有教唆这种移民计划的，必受重罚。一次凯尔特人经亚得里亚沿海最幽僻的地方，遵一条罗马人迄今不知的路线，做迁入意大利的企图；而更重要的，马其顿王腓力似有一个计划，要效仿汉尼拔自西侵入，由东方侵入意大利；因此，罗马人在意大利东北极端的角落建筑了一座堡垒——即最北的意大利殖民地阿奎莱亚（571—573年即前183—前181年）——建这座堡垒的用意不但要永远对外人封闭这条路线，而且也要掌握这特便于航行的海湾的控制权，制止这里海上仍未肃清的海盗。阿奎莱亚的设立引起对伊斯特里亚人（Istrians）的战事（576年即前178年，577年即前177年），罗马人袭取了几座要塞，伊斯特里亚王埃普洛（Aepulo）阵亡，战事遂告结束，此战可注意的事只有少数蛮族偷袭罗马营垒，舰队和全意大利听得这个消息惊慌失措而已。

罗马元老院决定把波河以南地带合并于意大利，因此所采用的方法与以上的不同。波伊部直接受这种步骤的影响，他们决死自卫。他们甚至渡过波河，企图鼓动茵苏勃儿部再起兵戎（560年即前194年）；他们把一个执政官围困在营内，他眼看着就要覆没；普拉森提亚无日不为愤激的土人所攻打，勉强仅能自保。末后，双方在穆提那作最后一战，战事长久而惨烈，可是罗马获胜（561年即前193年）；自此以后，斗争不复是个战争，不过是猎取奴隶而已。不久以后，罗马营垒成为波伊境内唯一的避难所；仍存的人民大半始来此避难，战胜者竟能不甚夸张地报告罗马说：波伊部除老人和儿童外今已靡有孑遗。如是，这个民族不得不顺受为它指定的命运。罗马人要求它割让领土的一半（563年即前191年），这要求不能拒绝；甚至在留给波伊部的缩小区域中，波伊人不久也便绝迹，与他们的征服者混合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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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森提亚和克雷默那遭最近几年的骚乱，居民多半不被扫荡即四散而去，罗马既已这样逐去外人，自取其地，便重整两个堡垒，派新移民到这里来。新建设的城邑，在塞农部故地或附近的有波登提亚（Potentia，在雷卡约蒂［Recanati］附近，距安科纳不远，建于570年即前184年）和皮扫鲁姆（Pisaurum，即佩萨洛［Pesaro］，建于570年即前184年），在新得的波伊部区域的有鲍诺尼亚（Bononia，565年即前189年）、穆提那（571年即前183年）和帕尔玛（Parma，571年即前183年）；穆提那的殖民地设置于汉尼拔战事之前，可是尚未完成，即因战事而中辍。筑堡垒永与修军路相连，这次也非例外。弗拉明大道由其在阿里米努姆的北端延长到普拉森提亚，名为埃米利亚大道（way Aemilian）。再者，由罗马到阿莱提乌姆的卡西亚大道或早已是一条属于自治市的路，大概在583年即前171年为罗马民社所接管重修；到了567年即前187年，自阿莱提乌姆越亚平宁山达鲍诺尼亚的路线远至埃米利亚新路，均已整顿就绪，作罗马与波河堡垒间的交通捷径。由于这些广泛的步骤，亚平宁山实际不复为凯尔特与意大利的疆界，而代之以波河。自此以后，流行于波河以南的，以意大利人的公民政体为主，流行于波河以外的则为凯尔特人的部落政体，如果亚平宁山与波河之间的区域仍称为凯尔特地（ager Celticus），这不过是个空名而已。

意大利西北部的山地大半为种类纷繁的利古里亚人所居，罗马人在这里所循的途径与以上无异。那些直接住在阿诺河以北的人都被彻底铲除。遭遇这个厄运的以阿普阿尼人（Apuani）为主，此族居于亚平宁山与马格拉（Magra）河之间，一方面比萨之地，另一方面鲍诺尼亚和穆提那之地均不断受其侵掠。这里的人不牺牲于罗马人的刀下的，都被解到下意大利的贝内文托一带（574年即前180年）；利古里亚人曾攻陷穆提那殖民地，至578年即前176年，罗马人须克服此地，奋其精力，把住在波河与阿诺河的分水岭中的利古里亚民族完全毁灭。577年即前177年建在阿普阿尼故地的卢那（Luna，距斯培西亚［Spezia］不远）堡垒，其保边疆以抗利古里亚人正如阿奎莱亚的保边疆以抗阿尔卑斯山外的凯尔特人，并且罗马由此得一个绝佳的港口，自此以后，这个港口成为渡海到马赛利亚或西班牙的埠头。有一条自罗马至卢那的沿海路又名奥雷利亚（Aurelian），又有一条自卢那经佛罗伦萨而至阿莱提乌姆的横路，这两条路的建造大概都属于此时。

更西的利古里亚部落据有热那亚的亚平宁山和沿海的阿尔卑斯山，罗马人与他们有不断的冲突。他们是讨厌的邻居，惯在海上、陆上行劫；由于他们的侵掠和海盗行为，比萨人和马赛利亚人受过不小的损害。可是在这战无虚日之中，没有得到永久结果，或甚且志不在得到永久结果；不过显然有个例外，罗马人于海上正式路线外，还想对阿尔卑斯山外的高卢和西班牙有一条陆上交通线，所以他们肃清自卢那经马赛利亚而至安波里（Emporiae）的沿海大道，至少远届阿尔卑斯山——至于阿尔卑斯山外，则有马赛利亚人负责使沿岸航驶的罗马船只和沿海行走的陆上旅客，都能畅行无阻。内地有不可逾越的山谷，巉岩峭壁上的山寨，其居民贫苦可是灵敏而狡猾，罗马视这种地方为一军事学校，用作教训和锻炼将士之所。

罗马人对利古里亚人的所谓战争系这种性质，对科西嘉人和更甚的对撒丁内地居民所作的战争，也属于类似性质；撒丁内地居民因罗马人远来劫掠他们，便突袭沿海各地以为报。577年即前177年提比略·格拉古征撒丁人一役特为人永志不忘，这并不因为此役使这省得到“和平”，而是因为他说杀死或捉得岛人八万之多，从这里把大群奴隶牵到罗马，以致“价廉如一撒丁人”成为谚语。

在非洲，罗马的政策大致归总于一个念头，一个眼光既短浅而心胸又褊狭的念头：即她应使迦太基的势力一蹶不振，因而应使这不幸的城永受压迫，永有罗马宣战一事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似的悬在她的头上。按和约规定，迦太基人应保有其领土而无所减削，可是关于她的邻人马西尼萨或其先人在迦太基境内曾有的领土，她却应给她一个保证；这个条件的被插入，其用意似乎在激起而不在防止争执。此说也适用于和约加在迦太基身上的一种义务，即不对罗马的同盟作战的义务；所以按条约的字句说，他们竟不许把邻国努米底亚人由确属他们自己的领土内驱逐出去。既有这些规定，非洲一般的疆界关系又变化无常，迦太基对着一个既强大而又肆无忌惮的邻国和一个既是仲裁又是当事人的宗主国，她所处的不能不是个苦恼的地位；可是实情尤劣于最劣的意料。早在561年即前193年，迦太基便被以各种虚假借口侵犯，她最肥美的一块领土，即小锡儿第河上的安波利省，一部分为努米底亚人所劫掠，一部分竟被他们夺去不还。这种侵占行为屡见不鲜，平坦地方尽入努米底亚人之手，迦太基人勉强能在大城邑里保其地位。迦太基人于582年即前172年声明：仅在最近两年中，又有七十个乡村被违约夺去。使者被派至罗马的前后相继，迦太基人恳求罗马元老院准其武装自卫，或设立一个有权执行判决的仲裁法庭，或再把疆界调整，使他们至少对于应损失若干一目了然；否则即刻使他们成为罗马的臣民，犹胜于这样逐渐把他们交给利比亚人。可是罗马政府在554年即前200年已直接允许其附庸扩大领土，受损失的当然是迦太基，他们似乎并不反对马西尼萨自取约定归他的利物。利比亚人今对于旧日荼毒他们的人，充分报复了往昔所受的苦痛，有时过于猛烈，罗马人固然加以节制，可是罗马人所以指定马西尼萨为迦太基的邻国，根本就为的是加以磨难。一切请求和申诉都无结果，只有罗马委员来到非洲，彻查之后，无所可否；或则在罗马举行交涉，马西尼萨的使者佯称未奉训令，事遂搁置，只有素著耐性的腓尼基人能低三下四地顺应这种局势，甚且能向当权的人，无论他求与不求，表示一切的殷勤和敬礼，久而不倦。他们特别要讨罗马人的欢喜，运给他们粮食。

然而战败者这种柔顺的态度却不纯是忍耐和屈服。迦太基仍有一个爱国党，此党的领袖便是那无论命运把他置于何处仍为罗马所畏的人。罗马显而易见地将与东方诸国发生纠纷，爱国党并未放弃乘着此等纠纷再行奋斗的计划；因为哈米尔卡及其诸子的大计失败，主要都在迦太基的寡头政府，所以主要目的是刷新内政以备新的奋斗。生于患难的改良力量，和汉尼拔清晰高尚而威风凛凛的精神，造成政治和财务上的改进。寡头政府对这位伟大的将军提出刑事诉讼，加以故意不取罗马城和盗用意大利战利品的罪状，他们的愚顽恶贯今已满盈；由汉尼拔的提议，那腐败的寡头政府被推翻，一个合于公民状况的民主政府创立起来（559年即前195年之前）。追缴欠款和盗用的公款，设立较佳的监察制度，财政迅速整理就绪，以致能支付对罗马的贡献而不必使人民负担额外的赋税。罗马政府当时正将与亚细亚的大王发动一个危险的战争，见此等事的发展，我们不难想象，不免担忧；罗马兵团在小亚细亚作战之时，迦太基的海军可以登陆于意大利，第二次汉尼拔战役可以起于此处：这种危险并不是空中楼阁。所以罗马人遣使至迦太基（559年即前195年），其使命多半是要求交出汉尼拔；我们不能因此而咎罗马人。迦太基那些挟嫌怀恨的寡头政客发出一封又一封信到罗马，向民族的仇敌控告那推翻他们的英雄，说他与反罗马的国家暗通声气；这种人自系卑鄙可耻，可是他们的情报却大概不虚。这次遣使不仅赤颜承认这样强大的民族畏惧迦太基一个贫贱士师，确属实情；那位心高气傲战胜于扎玛的人在元老院里反对这可耻的步骤，也是理之当然深堪钦佩的事；虽则如此，罗马人所承认的仍不失为单纯的事实，汉尼拔是个非凡的天才，除感情用事的政客外，罗马人无一能容他再主持迦太基的国事。罗马政府这样给他的特殊承认，并非出乎他的意料以外。因为进行上次战争的是汉尼拔而非迦太基，所以须受战败者的厄运的也就是他。迦太基人不能不顺从，他们所引以为幸的是汉尼拔免去他们把他交出的大辱，迅速而明智地逃往东方，只把较小的耻辱留给祖国，这就是把它最伟大的公民永远逐出祖国，没收他的财产，划平他的住宅。有一句意义深远的话，说神灵给予无限快乐和无限忧愁的人，就是神灵所宠的人：这话就这样在汉尼拔身上充分证明了。

罗马政府所负的责任要比迫害汉尼拔尤为严重的，是他们在汉尼拔去后仍继续猜疑凌虐此城而不懈。各党各派仍在这里纷纭扰攘；可是自从那位几乎转移世运的豪杰引退以后，爱国党在迦太基的重要性不比在埃特鲁里亚或阿卡亚大许多。当时流行于这不幸城市的思想种种不一，而其最为合理的，无疑就是依附马西尼萨，把腓尼基人的压迫者变为他们的保护主。可是爱国党无论其为民族派或亲利比亚派，俱未得政权；反之，政府仍在亲罗马的寡头党之手，这一党就是不置将来于度外的，也全抱着一种观念，就是在罗马保护之下保全迦太基的物质繁荣和民社自由。对于这种情形，罗马人很可以放心。可是民众和一般的当权者均不能排遣汉尼拔战争所造成的重忧深惧；罗马商人以妒忌的眼光见这个城失去政权以后仍有广大的商业顾客，仍有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财富。在567年即前187年，迦太基政府即已自请一次付清553年即前201年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期款；可是罗马人重视迦太基纳贡的义务，远过于贡金数额的本身，当然拒其所请；他们仅由此得一信念，以为尽管他们已煞费苦心，这座城却依然未毁，并且不能毁。关于无信的腓尼基人的谣言，永远层出不穷，传遍罗马。一次，据说有人见推罗的阿里斯托（Aristo）在迦太基，做汉尼拔的密使，使公民准备亚细亚战船队的登陆（561年即前193年）；又一次，谣传议会在医神庙里开秘密夜会，曾接见波尔修（Perseus）的使者（581年即前173年）；又一次，有人谈到迦太基正在装备强大的舰队，参加马其顿战事（583年即前171年）。诸如此类的谣传大概至多都不过起于个人的疏忽，可是他们仍不失为罗马在外交上再肆凌虐的信号，也是马西尼萨再做侵略的警钟；而非有第三次布匿战争不能解决迦太基问题的观念，愈缺乏意义和理由，便愈牢不可破。

如是，腓尼基人的势力在其卜居之地趋于衰落，正如其很久以前在故乡一蹶不振；同时一个新国在他们旁边发展起来。自远古以来，就有一个自称锡拉人（Shilah）或达麻吉人（Tamazigt）的民族住在非洲北海岸，至今仍住在这里；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之为诺马德人（Nomades）或努米底亚人（Numidians），即“游牧”民族，阿拉伯人称之为柏柏尔人，可是也有时称之为“牧羊人”（Shâwie），我们惯名之为柏柏尔人或迦比里人（Kabyles）。这个民族，就经今人研究的语言看来，与其他已知民族均无关系。在迦太基时代，这些部落除直接居于迦太基四周或直接靠近海岸，大致均保持其独立，并且也大都保存其牧羊和骑马的生活，一如现今阿特拉（Atlas）山居民的生活；可是他们非不知腓尼基字母和腓尼基的一般文明，并且也不乏柏柏尔酋长使其子求学于迦太基和与腓尼基贵族通婚之例。罗马人的政策不想在非洲获得直辖属地；他们宁愿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强大应不足以脱离罗马的保护，可是仍足以压倒今仅限于非洲的迦太基势力，使这受桎梏的城市绝不能自由行动。他们在土人君主里得其所求。约在汉尼拔战争之时，有三个霸王统治北非洲的土人，每一霸王，按照当地的习惯，有一大群义当随侍着他的小王：毛利（Mauri）王包卡儿（Bocchar）统辖自大西洋至摩洛卡特河（Molochath，今姆鲁伊亚［Mluia］，在摩洛哥与法国领土的交界）之地；麻塞西里亚王赛法克斯统辖自上述地点至所谓“钻孔岬”（Seba Rûs，在德吉耶里［Djidjeli］与博纳［Bona］之间），在今奥兰和阿尔及尔两省地；马西里亚王马西尼萨统辖自钻孔岬至迦太基边疆之地，在今康斯坦丁省。其中最强大的锡加王赛法克斯已在上次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中兵败被擒，解往罗马死于幽囚。他的广大领土大部归于马西尼萨；赛法克斯之子佛明那（Vermina）虽以卑辞祈请由罗马人手里收回其父领土的一小部分（554年即前200年），可是罗马人的老盟友却是优先的迦太基压迫者，他不能夺其位。

马西尼萨成为努米底亚国的开创人；无论由于选择或偶然，这样一个完全适合其位的人实属千载难逢。身体强健灵活，到极老而不衰；饮食有节如一阿拉伯人；能吃苦耐劳，能自晨至晚立在一地而不动，能骑在马上历二十四小时；在其少年时变化靡常的冒险生活和在西班牙的战场，无论为战士或将军，他都有过阅历；并且他也一样擅长更难的技术，不但能在他那人口众多的家室里维持纪律，而且能在他的领土内保持秩序；无论拜跪于强大护主的膝下或蹂躏其孱弱的邻国，他都一样愿为，毫不犹豫；加以他曾在迦太基受教育，出入于最高贵族的宅第，所以他既确谙迦太基的情形，又对于本身和本民族的压迫者满心怀着非洲人的痛恨——他那民族似将濒于灭亡，这个非常之人成为复兴民族的主脑，他仿佛就是这民族的优点和缺点的化身。他事事遇有佳运，在假以时日完成其事业上特遇佳运。他死时年九十岁（516—605年即前238—前149年），在位已六十年，始终体力充盈，神智旺盛，留在身后的是一个一岁的儿子和美名，据说他是当时最强壮的人，最贤能也最幸运的君主。

罗马人管理非洲事务，如何明示他们故意偏向马西尼萨，马西尼萨如何热心有恒地利用这种默许，以剥削迦太基来扩充他的领土，都已见于上文的叙述。整个内地直至沙漠的边缘都仿佛出于自动地落在土著君主之手，甚至巴格拉达河上流的河谷连同殷富城市伐加（Vaga）也归在这位君主的治下；在迦太基城以东的沿海地带，他也占据了西顿人的古城大勒普蒂斯和别的地方，以至于他的国家西达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n）的边界，东至昔兰尼加（Cyrenaean）的边界，把迦太基的领土由陆上面面包围，处处在最切近的地方压迫腓尼基人。他视迦太基为他将来的首都，是不容置疑的；迦太基的利比亚派就有此意。可是迦太基所受的损失不只是疆域缩小一事。这位大王把他的游牧民族变成另外一种民族。国王开垦广大的土地，以大量地产传给每个儿子；上行下效，他的臣民也开始定居务农。他既化其牧羊人为安居的公民，也化其劫盗群为兵士，罗马人认为这种兵堪与罗马兵团并肩作战；他传给后嗣的是丰盈的国库，训练精良的陆军，甚且有个舰队。他的驻所塞达（康斯坦丁）成为一个大国的热闹首都，腓尼基文明的一个主要中心，柏柏尔王的宫廷热心培植这种文明，或许鉴于将来迦太基与努米底亚合并为一国，特意加以培植。如是，素受压制的利比亚人自觉地位增高，本地的风俗语言，甚至流入腓尼基人的古城，例如大勒普蒂斯之类。柏柏尔人在罗马卵翼之下，始自觉与腓尼基人平等，甚且在腓尼基人之上；迦太基在罗马的使者不得不静听腓尼基人在非洲是外国人，非洲属于利比亚人的话。就是到了帝国划夷异俗的时期，北非洲的腓尼基民族文明所以依然生气盎然，精力蓬勃，马西尼萨之功实大于迦太基人远甚。

在西班牙，沿海的希腊和腓尼基城市如安波利、萨贡图姆、新迦太基、马拉加和加的斯均极愿受罗马的统治，因为若听他们自恃其力，他们必不能自保以抗土人；因为同样理由，马赛利亚虽比上列各城强大远甚，较能自卫，也不忘求取强大的援助以备不时之需，亲附罗马人；在罗马方面，此城为意大利与西班牙的中间站，对他们甚为有用。反之，土人却使罗马人疲于奔命。诚然，伊比利亚半岛不乏一种初步的民族文明，可是我们对于这文明的特点不能得一个明白的观念。在伊比利亚人之中，我们发现一种流行甚广的民族文字；这文字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埃布罗河流域的文字，一类是安达卢西亚文字，每类又可能再分为种种小类。这种文字似乎起源甚古，追溯其源，实出于古希腊字母，而非出于腓尼基字母。据旧闻相传，突德达尼部（Turdetani，在塞维利亚［Seville］附近）有远古流传下来的短歌、一部六千行的谙文法律书，甚且有历史记载；无论如何，在一切西班牙的部落中，这部落据说是最文明的，同时也是最不好战的；诚然，这部落常用外国佣兵作战。波利比乌斯描写西班牙的一段话大概也指这一地带而言，他说这里农业和畜牧业甚为隆盛，以致在无出口机会之时以极低价钱即可买得粮食和肉类；又说王宫壮丽，有金银瓶满盛着“大麦酒”。再者，罗马人带来的初步文化，至少为西班牙一部分人士所热心采用，以致在海外各省中，西班牙的拉丁化较他处进展迅速。例如，就在此时，土人渐渐使用意大利式的热水浴。罗马的钱币似乎不但在西班牙的流通也远较他处为早，而且有西班牙的钱币加以模仿，这里的丰富银矿多少可以说明这种现象。所谓“奥斯加（Osca，今阿拉贡［Arragon］的韦斯卡［Huesca］）的银币”就是有伊比利亚文的西班牙第纳尔，于559年即前195年见于记载；西班牙的造币不能甚在此时以后，因为这种银币的印纹是由罗马最古的第纳尔模仿而来。

可是，在东方南方各省，土人的文化或为罗马文明和罗马统治的开路先锋，使其不遭重大的困难，反之，西方北方和整个内地却为程度不齐的众多野蛮部落所居，他们不知任何文明——例如到了600年即前150年，茵特加提亚（Intercatia）尚不知用金银——而且他们相互的关系不比对罗马人格外友善。这些自由西班牙人有一种特性，即男子有侠义的精神，而女子的侠义精神至少不亚于男子。一个母亲送子出战之时，口诵他祖先的武功，激励他的精神；最美的女子不经请求即自愿与最英勇的男子结婚。单人决斗是寻常的事，既用以判定武功利物的谁属，又用以解决诉讼的曲直；甚至君主的亲属对于继统问题有所争执，也用这方法来决定。常有一个著名的战士面向敌人的队伍，呼着一个敌人的姓名对他挑战；而后战败的武士把他的斗篷和佩刀送给敌人，甚且与他发生友谊，加以款待。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二十年，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小民社冈普勒加（Complega，在塔古斯河源头附近）送一封信给罗马将军，说他若不为战死者每人送一匹马、一件斗篷和一把刀来，他便将遭不幸。他们以军人荣誉自豪，往往被人缴械以后，不能忍辱偷生；然而西班牙人却愿追随任何约他们来效劳的人，愿在任何外国战争赌他们的性命。一群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受突德达尼人的雇用，对罗马人作战，罗马将军熟悉当地的习惯，便送一个通知给他们，要他们或回家去，或加入罗马军而领双饷，否则择定交战的日期和地点——这个通知可以代表这种人的特性。如果没有募兵官到来，他们便自动结成无主的队伍，意在劫掠好和平的地方甚且夺据城市，很有坎帕尼亚人之风。罗马人视被派到迦太基那以西的内地为重罚，在群情激愤之时，远西班牙省的罗马将官所带卫队竟达六千人之多：内地的野蛮和危险由此可见。希腊人与其居于安波利城的西班牙邻人有一种奇怪关系，更足以昭示这种情形。安波利为希腊人与西班牙人共居的城市，希腊移民居于一个半岛上，向陆一面与西班牙人居地有一墙相隔，希腊人小心翼翼，每夜以民兵的三分之一守这堵墙，并使一位高级长官不断监查唯一城门的守兵；西班牙人不许至希腊城，希腊人仅在结成大队保护周密之时始运货物去给土人。

这些土人好动善战，充满了席德（Cid）和唐·吉诃德（Don Quixote）的精神，罗马人现在要使他们驯服，并且如果可能，使他们变为文明人。由军事观点看，这事并不困难。诚然，不但在婴城自守或受汉尼拔领导之时，而且就是自赖己力和在野外战场之时，他们都显然不是可侮的敌人；手执两刃的短剑，即罗马人以后采自他们的短剑，列成凶猛的进攻纵队，他们甚至能使罗马兵团动摇，不止一次。如果他们能服从军事纪律和政治团结，他们或可摆脱那加在他们身上的外国统治。可是他们的骁勇是游击队的而非战士的骁勇，而且他们毫无政治的眼光。于是西班牙没有重大的战争，可是也没有真正的和平；西班牙人，如恺撒后来责备他们的极公允的话，在和平时永不见其安静，在战争时也永不见其奋勇。一位罗马将军虽不难击散一股反叛，罗马政治家却难拟出一个适当的方法使西班牙真跻于和平和文明。实际说来，他只能用缓和办法来应付他；因为真正有效的方法唯有广建拉丁殖民地，这方法却与当时罗马政策的目的不相符合。

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所得的西班牙领土，自始即分为两块——一块是往日属于迦太基的省份最初包括今安达卢西亚、格拉那达（Granada）、穆西亚（Murcia）和瓦伦西亚各地；一块是埃布罗河省，即近代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上次战争时罗马军设总部于此。这些疆土形成罗马的远西班牙（Further Spain）和近西班牙（Hither Spain）两省。内地约相当于近代两卡斯蒂利亚（Castiles）的地方，罗马人总名之为凯尔特伊比利亚（Celtiberia），想渐渐把它夷为属地；至于对西方各地的居民，尤其是对现今葡萄牙和现今西班牙的埃斯特莱马杜拉（Estremadura）的卢西达尼亚人，他们仅止于防御他们侵入罗马领土；至于北岸各部落：加莱西亚部（Gallaecians）、阿斯图利亚部（Asturians）和坎达布利亚部（Cantabrians），罗马人尚决未与他们发生接触。然而这样获得的领土若无戍兵，便无法维持和保全，因为近西班牙的长官每年忙于制伏凯尔特伊比利亚人，远西班牙的长官每年也忙于逐退卢西达尼亚人。所以年复一年，罗马不得不在西班牙保持四个大兵团（约四万人）的军队；此外在罗马所占领的地方常须举行总动员以加强兵团的力量。这事极关重要，因为有下列两种理由：在西班牙，驻兵一地，至少大规模的驻兵一地，始成为绵延不绝的事，因此在这里的兵役也成为永久的兵役，罗马的旧习惯是何处一时战事紧急，需要派兵，便派兵到何处去，并且除非在严重大战期间不使征来从军的人一年以上不解甲；现在觉得这种习惯与保持海外那不靖而遥远的西班牙各省不能相容。要从这些地方撤兵，是绝对不可能的，甚至大规模的瓜代，也很危险。罗马市民始知统治一个外国人民，不但对于做奴隶的是个烦恼，对于做主人的亦复如是，他们深恶到西班牙去从军，怨声雷动。新任将军根据正当理由，不许现有军队全部瓜代，兵士便哗变，声言如不许他们退伍，他们将自行退伍。

罗马人在西班牙所做的战事，本身仅居次要地位。西庇阿一去，战事即起，汉尼拔战事持续一日，这战事也绵延一日。到迦太基缔和（553年即前201年）以后，这半岛的战事才停，不过这仅是个短期休战。到了557年即前197年，两省又起了全部叛乱，远西班牙的统帅大败被杀。认真从事于战争，实属必要，同时，贤能的将军昆图斯·米努西乌斯（Quintus Minucius）虽控制住最初的危机，元老院仍于559年即前195年议决派执政官马尔库斯·加图（Marcus Cato）亲往西班牙。在安波利登陆以后，他果然看见叛党已蔓延近西班牙全境，那个海港和内地的一二堡垒勉强支持，始能仍为罗马守住。叛党与罗马执政官的军队做一场对阵战，一人对一人的狠斗以后，罗马人善用兵，终于以最后预备队决定了此战的胜负。于是近西班牙全部递书请降；然而这种降服并无诚意，所以一有了执政官已还罗马的谣传，叛变即刻复起。可是谣传不实，加图迅即荡平那些再起叛变的民社，把他们一齐卖作奴隶；然后他规定解除近西班牙省一切西班牙人的武装，发出命令，自比利牛斯山至瓜达奎维河，一切土人城市须在同一日内把城墙拆毁。这命令范围如何，无人晓得，并且没有成立谅解的时间；大多数民社遵命办理；少数抗命的民社，在不久以后罗马军来到城下时还敢静候攻打的，也不多见。

此等强有力的措置自不能没有永久的效果。然而罗马差不多年年须荡平“和平省”的某山谷或山寨，卢西达尼亚人常侵入远西班牙省，结果是罗马人有时大败。例如在563年即前191年，一支罗马军受了重大损失，不得不放弃他们的营垒，疾行回到较安谧的地方。565年即前189年副执政官卢奇乌斯·埃米利乌斯·鲍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
(2)

得一胜仗，569年即前185年勇猛的副执政官盖乌斯·加尔普尔尼乌斯（Gaius Calpurnius）又在塔古斯河外对卢西达尼亚人得一更大的胜仗，然后才有一些时的安宁。在远西班牙，罗马素来徒有统治凯尔特伊比利亚各部落的虚名，到了573年即前181年昆图斯·福尔维乌斯·弗拉库斯（Quintus Fulvius Flaccus）把他们打得大败，而后逼迫至少附近的邑落降服，才把这统治变为比较切实；他的继任人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575—576年即前179—前178年）不但用武力征服了三百个乡镇，而且更重要的，他善于适应这淳朴骄傲民族的眼光和习惯，在这方面尤有不朽的功绩。他劝诱凯尔特伊比利亚的名流到罗马军中任职，于是造成一班依赖者；他授田给游徙部落，使他们聚居城市——西班牙城格拉古利（Graccurris）仍保存这个罗马人之名——于是他们的劫掠习惯大受限制；他们公正明智的条约调整各部落对罗马人的关系，于是尽可能杜绝了将来的乱源。西班牙人感激他，把他的姓名永志不忘，自此以后，凯尔特伊比利亚人虽往往仍不耐羁络，西班牙却较为平静无事。

两西班牙省的行政制度与西西里撒丁省的相似，可是并不相同。两省的监督权同寄在两个助理执政官之手，在557年即前177年，罗马初次任命这两个官，就在本年，规定两省的疆界和具体的组织。巴比亚法律（Baebian law，562年即前192年？）有西班牙将军任期永为两年的明智规定，由于对最高长官的位置竞争日烈，更由于元老院对于长官的权力监督甚严，这规定没有认真实行；在西班牙，除遇非常情形而有变动外，罗马人也固守每年更换省长的制度——在这样遥远而难知的省份，这制度特为有害。附属民社一概是纳贡民社，可是罗马人正如往日的迦太基人，在西班牙征收各城市和部落的定额款项或他种捐输，以代在西西里和撒丁所征的什一税和关税；由于西班牙人的申诉，元老院于583年即前171年定一法令，禁止用兵征收这些款项。除非得有报偿，他们不供应粮食，并且就是省长给价征收粮食，所取的也不得过二十分之一；并且按最高当局的上述法令，他须用公正的方式调整报偿。另一方面，西班牙属国有出兵参加罗马军的义务，这义务的重要性至少与在太平的西西里的大不相同，这义务在各条约里也有严格的规定。西班牙城市也似乎常常得有按罗马本位铸造银币之权，在这里，罗马政府似乎绝未如在西西里那样力争造币的垄断权。罗马在西班牙极需取得属国，所以不得不以尽可能的谨慎温和的态度成立和实行省宪法。罗马特加优待的民社有希腊人、腓尼基人或罗马人创立的沿海大城，如萨贡图姆、加的斯和达拉哥，此等城市为罗马统治这半岛的天然柱石，所以得与罗马联盟。总而言之，不但由财政而且由军事的观点来看，西班牙是罗马共和国的重负而非利益；一个问题自然发生：罗马政府当时的政策显然不想获得海外的领土，它何以不舍弃一块这样累人的领土呢？西班牙不为不大的商业瓜葛，她那重要的铁矿、她那更重要的银矿在上古即已驰名于远东
(3)

的——罗马亦如迦太基自理开矿之事，马尔库斯·加图特别整顿银矿管理——无疑必共同使罗马人保持此地；可是罗马人所以保持这半岛为其直接领土，主要原因还是凯尔特人之地有马赛利亚共和国，利比亚有努米底亚王国，西班牙却无与他们性质相似的国家，于是他们若放弃西班牙，势必使任何冒险家能复兴“闪电”（Barcides）族的西班牙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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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斯特拉波所述，这些意大利的波伊人为罗马人所逐，越阿尔卑斯山而去，至奥古斯都时代，盖塔人（Getae）渡多瑙河，攻那居今匈牙利的新居湖（Neusiedlersee）与平湖（Plattensee）之间的波伊人居地，把他们歼灭，这居地就是由意大利波伊部而来，可是以“波伊沙漠”的名称贻留此地。此说与罗马编年史上信而有征的说法甚不相合；据罗马编年史说，罗马人止于割得其领土的一半；并且要解释意大利波伊部的绝灭，我们实不必假定其受暴力的驱逐——凯尔特其他部族所受战争和殖民的损害比波伊部轻微远甚，也几乎同样迅速和完全绝迹于意大利各国之列。另一方面，有人说往日在日耳曼部落逼他们南下之前，凯尔特民族的主支原居于巴伐利亚（Bavaria）和波希米亚，平湖上的波伊部由此而来。我们在波尔多（Bordeaux）附近，波河上和波希米亚都发现波伊部，他们是否真为一个民族的四散分支，抑为仅系名称相似，很成问题。斯特拉波的假设也许仅根据名称相似，进行推测——古人往往无正当理由便妄事推测，如关于辛布里人（Cimbri）、维内替人和其他的推测皆然，这个推测也属于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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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副执政官卢奇乌斯·埃米利乌斯·鲍卢斯的法令，晚近在出土于直布罗陀附近的一块铜表上发现，今藏于巴黎博物院：

将军埃米利乌斯令：住在哈斯登修（Hastensium，即哈斯达·雷吉亚［Hasta Regia］距杰雷兹·德·拉·弗隆特拉［Jerez de la Frontera］不远）的拉斯古达那堡垒（Lascutana，由钱币和普林尼书知有此地，不过地址不详）的奴隶应予自由。他们现时所有的田地和村落，若罗马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同意，应仍为他们所有。

订于营次（564—565年即前190—前189年1月21日）这是我们所知最古老的罗马原本文献，其写成之年比568年即前186年执政官关于酒神节的著名法令尚早两年。

(3)
马加比书（Maccab．）第一卷第八章第三节：“犹太听说罗马人在西班牙所做的，就是成为那里银矿和金矿的主人。”

第八章　东方诸国与第二次马其顿战争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工作，在罗马人得一立足地于他称为已有的领土以前，已开始一百年，嗣后时移世易，这工作虽仍大致固守“东方希腊化”的根本大计，却经变化和扩大，成为缔造一系希腊、亚细亚国家的事业。希腊人喜移徙拓殖的习性百折不回，因此他们往日的商人曾至马赛利亚和昔兰尼、尼罗河和黑海，现在他们也能保持亚历山大之所得而不失；在长矛队保护之下，希腊文明安然遍布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古帝国全境。几个军官瓜分了那伟大统帅的遗产，逐渐解决了他们的争执，于是成立了一个均势体系，这体系就是时起动摇，也有某种规律性可见。

属于这个体系的头等国家共有三个，即马其顿、亚细亚和埃及。马其顿王腓力五世自534年即前220年以来即居王位，在他治下，此国至少在外表上仍与在腓力二世治下之时无异——一个紧凑的军事国家，财政井然。在此国的北方边境，高卢洪水的浪头滚滚流去以后，一切都恢复原状；边境的守兵不难防御伊利里亚的蛮族，至少在平时如此。在南方，不但全希腊依赖马其顿，而且希腊的太部——包括自奥林匹斯山至斯波丘（Spercheius）河和马格内西亚（Magnesia）半岛最广义的色萨利全部，重要大岛优卑亚、罗克里、浮西斯和多里斯等地，最后还有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的若干零星据点如苏灵岬（Sunium）、科林斯、奥秋美奴（Orchomenus）、赫拉亚（Heraea）、特里非里亚（Triphylian）地方——都直接属于马其顿，并且屯有马其顿戍兵；尤为重要的是三座堡垒，即马格内西亚的德摩特利亚斯（Demetrias）、优卑亚的喀尔基斯和科林斯，名为“希腊人的三副脚镣”。可是此国的力量，最重要的，却在其世传的土地，即马其顿地。固然，这辽阔地域的人口非常稀疏；马其顿倾其全力，所出的兵额尚不逮罗马一个常额执政军的两个兵团；由于亚历山大的出征和高卢人的入侵，此国人口大减，显然至今尚未复原。可是，在希腊本部，人民的道德力和政治力已衰，民族的盛时似乎已成为过去，人生似乎不值得努力，甚至这里的优秀人士也以饮酒、舞剑或黄卷青灯来消磨岁月；在东方和亚历山大城，希腊人固能在稠密的土著人口中散播富于效果的文化种子，传布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利口喋喋，他们的科学和假科学于此处，可是在人数方面他们仅足充这些国家的军官、政客和塾师之用，并且就是在各城市里，也因人数太少，不能形成一个纯希腊式的中流阶级；当此之时，古代强悍的民族性，产生过马拉松的战士的，独仍存其大部于北希腊。因此，马其顿人、埃托利亚人和阿喀那尼亚人得有自信力，无论走到东方何处，便深信不疑地自命为优种人，而他人也视之为优种人，所以他们在亚历山大城和安条克的宫廷中居优越的地位。一个故事有特为深长的意味，说到一个亚历山大城的人久居马其顿，已仿效此国的礼俗和服装，回到他本国以后，把自己当作人，却把亚历山大城的人当作奴隶来看待。这种坚强的力量和健全的民族精神特有助于马其顿人，使他们成为北希腊最强大最有组织的国家。这里的旧宪法多少承认种种阶级，如今无疑地出现了违反旧宪法的专制政体；可是在马其顿，君主与臣民相互的关系与在亚细亚和埃及的君臣关系迥不相同，人民仍觉得自己独立和自由。就其奋勇抵抗任何名义的公敌而言，就其对祖国和世袭政府抱不可动摇的忠贞而言，就其在最严重的患难中不屈不挠的勇气而言，上古史的任何民族没有比马其顿人更近似罗马民族的；而在高卢人入侵之后，此国竟有几近奇迹的复兴，实给它的领袖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增加不可磨灭的荣誉。

第二大国亚细亚不过是改头换面和希腊化的波斯——此国之主常以既见其骄又示其弱的方式自称“王中王”，这就是“王中王”的帝国——其自命统治由赫勒斯滂至旁遮普（Punjab）与波斯同，其支离破碎的组织亦复与波斯无异，它是一些多少附属于它的属国、不听号令的藩镇和半自由的希腊城市所合成。在小亚细亚，这种情形特为明显；在名义上，小亚细亚包括在塞琉古帝国版图以内，可是北海岸全部和东方内地的大部实际都在本地王朝或由欧洲侵入此地的凯尔特部落之手，西方一大部分为波加蒙王所有，岛屿和沿海城市有些属于埃及，有些是自由城市；所以大王所余的不过是西利西亚、弗雷吉亚（Phrygia）和吕底亚的腹地和一大批对自由市和王侯不易实现的权利——完全与往日德意志皇帝在其世袭领土以外的统治权性质相似。这帝国想把埃及人逐出沿海各省，结果无功；在边境上与东方民族安息人（Parthians）和大夏人（Bactrians）斗争；在小亚细亚与居于境内、为害地方的凯尔特人寻仇构衅；时刻力阻东方的州郡和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达到独立；家庭纷争和伪主起事：这帝国的力量就这样消耗无遗。亚历山大继承人所创的国家固然无一能免于这种事变，也不能免于衰世专制君主政体所必致的其他祸乱，可是在亚细亚国，这种祸乱比在他处为害尤烈，因为这帝国组织散漫，这些灾难常使特别省份长期或短期地与它分离。

与亚细亚显然相反，埃及是个团结统一的国家，拉吉德王朝的始祖明达治术，善于利用民族和宗教上的古代前例，已在这里成立了一个完全专制的内阁政府，甚至最坏的虐政也不能激起独立或分裂的企图。马其顿全国的忠君亲上本于个人的感情，也是个人感情在政治上的表现；埃及的乡村人民却迥乎不同，他们完全是被动的；反之，首都却是万能，而那个首都又是宫廷的附庸。所以在埃及，统治者若怠忽偷惰，比在马其顿和亚细亚更能陷全国于麻木；反之，埃及若由托勒密一世和托勒密·犹尔吉提斯（Ptolemy Euergetes）一类的人掌政权，这种政治机构证明极为有用。埃及与其两大敌国相比，有一个特殊的优点，就是它的政策不捕风捉影而追求可以达到的具体目标。马其顿是亚历山大的故乡，亚细亚是他建都的所在，这两国永远自视为亚历山大帝统的直接后继，并且大呼小叫，提出主张，以为他们即使无权恢复这个帝统，至少有权为其代表。拉吉德王朝却未尝想创立个世界帝国，也未尝梦想征服印度，不过为补偿计，把印度与地中海之间的全部贸易都由腓尼基的港口吸引到亚历山大城，使埃及成为当代首要的商业航海国，成为东地中海及其沿岸和岛屿的主人。有一件饶有意味的事，托勒密三世犹尔吉提斯自愿把他所攻取的地方除安条克外一概归还塞琉古·加里尼古（Seleucus Callinicus）。一半由于用这种手段，一半由于处形势便利之地，埃及对那两个大陆强国，达到攻守俱佳的军事地位。埃及几乎在任何一面均非陆军所能接近，敌人就是乘全胜之势也不能给埃及严重的威胁，同时埃及人却能经由海路不但占领昔兰尼，而且夺据塞浦路斯岛和希克拉底群岛，腓尼基—叙利亚沿海，小亚细亚的全部南岸和西岸，甚至欧洲色雷斯的刻尔松尼斯（Chersonese）。他们以空前的技能开发尼罗河流域的沃壤以直接增益国库的收入，又以既勇且智的财政制度挚诚灵巧地增进物质的利益，所以亚历山大城的朝廷甚至以金钱势力凌驾其敌国。最后，当时有一种热心研究一切部门的可能性和知识的趋势，拉吉德王朝以明慎的厚赏加以奖励，深知如何把这种研究限制在专制君主政体的范围以内，把学术研究与专制政体的利益联结于一处；这事不但直接有补于国，由其船舶和机械的制造可见，亚历山大城研究数学的裨益，而且这王朝使这种智力的新发展——希腊民族在政治的分崩离析以后所产生最大的发展——只要可供人用的，一概为亚历山大城的朝廷效力。如果亚历山大的帝国依然存在，希腊科学和艺术必能得到一个堪容而且能容它们的国家。现在希腊民族已土崩瓦解，学术的世界主义蔚起于其中，不久便为磁石一般的亚历山大城所吸引；这里有无穷尽的科学器械和收藏，这里的人君写作悲剧而大臣加以注解，这里的私立学校和学园甚为繁盛。

由上面的叙述看来，三大国的相互关系如何，显然可见。海权国控制海岸，独霸海上，在第一次大胜使欧亚两大陆在政治上分离以后，当然把进一步的努力用在削弱大陆上的两大国，因此保护几个小国；而马其顿和亚细亚虽互相仇视，却共认埃及为公敌，联合起来或至少应联合起来对付它。

在次等国家之中，请先说那些自里海南端至赫勒斯滂一带，居于小亚细亚内地和北海岸的国家；专就东西两方的接触而言，这些国家仅有间接的重要性：阿特罗巴坦（Atropatene，在里海西南，今阿塞拜疆［Aderbijan］地），其次为亚美尼亚、小亚细亚内地的卡帕多奇亚（Cappadocia）、黑海东南岸的本都和黑海西南岸的比提尼亚。这一切都是波斯大帝国的残余，都在东方王朝，大半在波斯旧王朝的治下——特别是阿特罗巴坦的僻远山地为旧波斯制度的真正收容所，甚至亚历山大的远征军横扫此地，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一切都对那代替或欲代替亚细亚大王的希腊王朝居于暂时表面上的属国关系。

在一般关系上较为重要的，是小亚细亚内地的凯尔特人国家。此国介于比提尼亚、帕弗拉哥尼亚（Paphlagonia）、卡帕多奇亚和弗雷吉亚之间，住有三个凯尔特部落——托里斯托包吉部（Tolistobogi）、特克托萨吉斯部（Tectosages）和特罗克密部（Trocmi）——他们既不放弃其本土的语言风俗，也不舍其政体和劫盗业。三部落各分为四群落，每群落设一小领主，这十二个小领主和他们的三百人议事会组成全国的最高当局，在“圣地”（Drunemetum）开会，特别是宣告死刑时如此。凯尔特人的群落组织，在亚洲人看来，既形罕见，这些侵人的北方人又以冒险和劫掠为习惯，一方面每遇战事必以佣兵供给其不好战的邻国，另一方面在四围各地从事劫掠或勒索捐输，在他们看来，必也一样奇怪。这些粗野可是强悍的蛮族为四周柔弱民族所共畏，就是亚细亚大王也怕他们；凯尔特人既歼灭几个亚细亚军，甚至其王安条克一世·索特也死于对他们的战事（493年即前261年），大王终于允向他们纳贡。

由于大胆反抗高卢部落并且获得成功，波加蒙一个殷富公民阿塔鲁斯（Attalus）从他本城人的手里受下王号，传之子孙。这个新朝廷是具体而微的亚历山大城的朝廷。这里的日常事务也是增进物质的利益，培植艺术和文学，政府行谨慎沉静的政策，其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削弱它两个可畏的大陆敌国，另一方面是在小亚细亚西部建立一个独立的希腊国家。充盈的国库大增波加蒙统治者的重要。他们以大批款项贷给叙利亚王，以后罗马所提的和约便有偿还此款一条。他们甚至能用这种办法取得领土，例如在上次战争，罗马人和埃托利亚人由腓力的同盟阿喀亚人夺得埃基那，按条约所规定，此地应归埃托利亚人所有，埃托利亚人便以三十塔兰特（七千三百英镑）的代价把此地卖给阿塔鲁斯。可是朝廷和王号尽管富丽堂皇，波加蒙共和国却永远稍有一点都市性质，在政策上常与自由城市携手同行。阿塔鲁斯本人是上古的一位洛伦佐·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终身为一殷富市民，阿塔鲁斯的家庭也不因有王号而失其和睦亲爱，与较为贵族的王朝那种荒淫污秽行径不可同日而语。

在欧洲的希腊，除西海岸的罗马领土——最重要的地方特别是科西拉似驻有罗马官吏——和直接属于马其顿的疆土外，多少能自行其政策的国家，在北希腊有伊庇鲁斯、阿加那尼亚和埃托利亚，在中希腊有彼奥提亚和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有阿喀亚、拉西第孟尼亚、梅森那和埃里亚（Eleans）。其中伊庇鲁斯、阿加那尼亚和彼奥提亚等共和国都以种种方式与马其顿密切结合，尤其是阿加那尼亚有为埃托利亚所灭之势，只赖马其顿的保护始得免于灭亡；它们没有一个是重要的国家。它们内部的状况很不一致。其情形可以一事为例证：在彼奥提亚——这里的情形固然坏到极点——有一个惯例，是凡不传给直系子嗣的财产一律移归公餐会；遇有公务长官的选举，当选的首要条件为誓不许债主尤其是外国债主控告欠债人。

雅典人惯受亚历山大城的帮助以抗马其顿，并且与埃托利亚有密切联合。可是他们也没有丝毫力量，并且除了雅典诗歌和艺术的光辉外，无一物足使往日光荣的不肖代表与若干同样的小城有何差别。

埃托利亚同盟的势力较为持久。在此地，北希腊人的强悍性格虽已堕落到蛮横不耐纪律和管制的地步，却仍完好无恙。埃托利亚有一条国法：一个埃托利亚人可以当佣兵对任何国家作战，甚至可以对一个与本国联盟的国家作战；其他希腊人恳求他们矫正这种怪事，埃托利亚公餐会声言埃托利亚人宁可被逐出埃托利亚，也不能删去法典里这条规定。埃托利亚人本可以大有功于希腊民族，只因他们操有组织的劫盗业，根本仇视阿喀亚同盟，又不幸反对马其顿大国，所以反而更有害于希腊民族。

在伯罗奔尼撒，阿喀亚同盟集合希腊本部的精华，结成以文明、民族精神和和平备战为基础的联盟。可是这个同盟尽管有向外的扩展，阿拉图斯（Aratus）那自私的外交却破坏了其繁荣，尤其是其战斗力。他不幸与斯巴达起了争执，更可惜的是他召马其顿人来干涉伯罗奔尼撒，以致阿喀亚同盟完全奉马其顿为上国，自此以后，此地的主要堡垒屯驻马其顿的戍兵，并且在这里每年向腓力宣誓效忠。

伯罗奔尼撒各弱国如埃利斯（Elis）、梅森那和斯巴达的政策，决定于他们对阿喀亚的旧仇恨——关于边界的争执特助长这种仇恨——，他们的倾向是亲埃托利亚而反马其顿，因为阿喀亚人与腓力协力合作。此等国家中只有尚武的斯巴达君主国有些重要，此国自马迦尼达（Machanidas）死后，已入于一个叫纳比斯（Nabis）的人之手。纳比斯日益蛮横，倚仗流氓游勇的支援，不但把公民的田宅赐给他们，而且把公民的妻子也分给他们。克里特岛是佣兵和海盗的庇护所，他孜孜不倦地与该岛保持联络，甚至与它成立一个共营海盗业的协会，岛上有几个地区属他所有。他那陆上的行劫队和养在马勒亚岬（Malea）的海盗船威震遐迩；他本人卑鄙残暴，为人所恨，可是他的统治却渐趋扩大，约在扎玛战役的时候，他甚至能取得梅森那。

最后，在中等国家中，希腊的自由商业城市在普罗波恩蒂（Propontis）海的欧洲沿岸、小亚细亚全部海岸和爱琴海各岛屿的，都居最独立的地位；同时，希腊系的国家呈混乱庞杂的景象，它们是这景象中最光彩的分子。特别是其中三个城市于亚历山大死后重获完全的自由，凭着海上的贸易活动，已得到相当的政治势力，甚至得到很多的领土；这三个城市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主人拜占庭，因征收过境税和与黑海各地经营粮食业而臻于富强；普罗波恩蒂斯海亚洲方面的塞齐古（Cyzicus）为米利都的女儿和继嗣，与波加蒙朝廷保持极密切的关系；最后也最重要的是罗德岛。亚历山大一死，罗德岛人即刻逐走马其顿的戍兵，因为所处地位便于商业和航海，已取得整个东地中海的运输业；其舰队运用得宜，在450年即前304年著名的围攻中，其公民的勇气经过试验，所以在这混战不休的时代，罗德岛成为中立商业政策智勇双全的代表，遇必要时，并为这种政策的护法。例如他们用武力迫拜占庭让罗德岛船舶免纳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过境税；他们不许波加蒙王封闭黑海。另一方面，他们尽量避免陆上战事，可是他们在喀里亚（Caria）对岸已获得不少的领土；在战争无可避免之处，他们用佣兵进行战事。他们与四周的邻国——对叙拉古、马其顿、叙利亚尤其是埃及——都有友善的关系，在这几国的朝廷上，他们都很受尊重，以致大国交战，他们往往被央来调解。可是他们特别关心的是沿海希腊城市的利益：这种城市甚多，星罗棋布于本都、比提尼亚和波加蒙等国沿海一带，以及埃及夺自塞琉古王朝的小亚细亚沿岸和岛屿；例如西诺培（Sinope）、赫拉克利亚·蓬提卡（Heracleia Pontica）、乞欧斯、郎萨科（Lampsacus）、阿卑多斯（Abydos）、米提利尼（Mitylene）、奇奥斯、士麦那、萨摩斯、哈利卡那苏斯等。这些城市大致都是自由市，除请其确认特权和至多纳轻微的贡献外，与当地的君主没有关系；君主每欲加以侵犯，他们辄用妙法招架，有时用谄媚，有时用武力。遇有这种情形，罗德岛人是他们的主要援助；例如罗德岛人奋力支持西诺培以抗本都的米特拉达特斯。在这些君主的争执中而且就是利用他们的不和。小亚细亚这些城市如何稳固地奠定其自由，可以一事为证：在此后数年，安条克与罗马人的争执不在这些城市的自由本身，而在他们是否须请安条克核准其凭照问题。就一切方面尤其是就其对当地君主的特殊地位而言，这个城市同盟是个正式的汉萨（Hanseatic），罗德岛为首领，为它自己和同盟商订条约。这同盟扶助城市的自由以抗君主的利益；当他们城外四周战事方酣之时，爱国心和城市繁荣在城内得所庇荫，较为平安，艺术和科学欣欣向荣，既不惧为凶暴军队所扑灭，亦不虞为朝廷风气所沾染。

在东西两方的政治隔阂被打破而东方各国以马其顿的腓力为先导干涉西方关系之时，东方的情形如此。我们已稍述这种干涉的来源和第一次马其顿战争（540—549年即前214—前205年）；我们已指明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腓力本可有何成就，汉尼拔一切正当的期望和算计，真实现的如何地少。一切无把握的事没有比世袭专制君主制度更无把握的；这句至理名言又得到一个新证据。腓力不是能应马其顿当时需要的人；然而他的天资并非卑不足道。他是个真君主，无论就此词最好最坏的意义而言均是如此。他的基本特性是渴欲自理国事，不假人助，他以其王权为荣，而且他以为荣的尚不止于此，他实有引以为荣的理由。他不但有战士的骁勇和将军的见识，而且他每次办理国事，他那马其顿人的荣誉一被触犯，便表现出他的豪侠气概。饶有理解力和机智，他使一切他所愿牢笼的人心悦诚服，尤其是最贤能最风雅的人物如弗拉米尼努斯和西庇阿等；他是一个怡人的酒友，并且不仅由于他的爵位，也是个难却的情人。可是他同时也是那无耻时代产生的一个最骄横凶暴的人。他常说除神灵外，他一无所畏，他的神灵殆似乎就是他那水师统领狄迦阿古（Dicaearchus）按时致祭的神灵——无神（Asebeia）和无法（Paranomia）。在他眼里，他的谋士和赞助他的计划的人，其生命都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也不惜毁坏可敬的纪念物和驰名的艺术品以泄他对于雅典人和阿塔鲁斯的愤恨；有人引用他的为政箴言，有一句是“杀其父者必并杀其子”。严格地说，他或许不以残暴为乐事，可是他对于他人的生命和苦痛漠不关心；只有慈悲心能使人宽容大度，他那残忍刚愎的胸襟却无慈悲心。他粗率地厉声高叫“一个专制君主不受任何许诺和道德律的拘束”，以至于他的计划因此受了极大的阻碍。他有聪明有决断，是无人能否认的，可是他的聪明决断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与因循姑息相联合；这或许可用下列事实来说明：他十八岁时就登基专制王位，每逢有人用反辩或驳议扰乱他的专制行动，他必对之怒不可遏，因此一切有独立精神的谋臣都裹足不前。第一次马其顿战争时，他那无能无耻的作战法由何等原因辐辏而来，我们不知。这或由于偷惰骄矜，非有燃眉的危险，他不肯用其全力；或由于计划本非他所拟定，他对之淡漠，汉尼拔的伟大使他自愧弗如，他怀着嫉妒心。确实无疑的是，他以后的行为丝毫不像那个因他怠忽而败坏了汉尼拔的大计的腓力所为。

腓力于548—549年即前206—前205年与埃托利亚人和罗马人结约时，他的真正用意是与罗马建立长久和平，将来专致力于东方的事。不容置疑地，他见迦太基迅速屈服，未免恼悔；或有汉尼拔望马其顿再行宣战和腓力暗以佣兵增援迦太基最后军队之事。可是同时他在东方所着手的庞大事务，以及所谓援助的性质，特别是罗马人正在寻觅战争的口实，竟完全不谈这种破坏和平的举动，使我们深信腓力在551年即前203年绝无意补做他十年前应做的事。

他的眼光已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区域。埃及王托勒密·菲洛帕特已死于549年即前205年。其嗣君托勒密·埃庇方尼（Ptolemy Epiphanes）是个五岁的幼童，马其顿王腓力和亚细亚王安条克联合对他，以根本发泄这两个大陆君主国对海洋国所抱的旧仇。两国要瓜分埃及土地，埃及和塞浦路斯应归安条克，昔兰尼、爱奥尼亚和希克拉底群岛应归腓力。完全以腓力对此等考虑付之一笑的精神，两王不但没有理由，也没有借口，“正如大鱼吞小鱼”，开始战事。并且同盟所料不误，腓力尤其不误。埃及忙于对近在叙利亚的敌人从事自卫，不得不于腓力进攻其小亚细亚和希克拉底群岛的领土时，任这些地方防务空虚。在迦太基与罗马结约的一年（553年即前201年），腓力命属下各城市装配一个载运军队的舰队，沿色雷斯海岸航行。马其顿军在这里由埃托利亚戍兵之手取得里西马乞亚（Lysimachia）；波林都（Perinthus）对拜占庭居于附庸地位，也被占领。如是，对拜占庭的和平遭了破坏；至关于埃托利亚人，他们新与腓力媾和，友好关系至少也受了妨害。渡海到亚细亚并非难事，因为比提尼亚王普鲁西亚（Prusias）是马其顿的同盟。作为回报，腓力助他荡平他境内的希腊商业城市。喀尔西顿（Chalcedon）降服。契欧抵抗，被攻陷而夷为平地，居民沦于奴隶——这是无谓的野蛮举动，普鲁西亚本欲保全此城以为己有，也不悦此举，而且这事激起全希腊世界的大愤慨。埃托利亚人的都统曾将兵于契欧，罗德岛人企图调停，遭腓力卑鄙狡诈的手段而归于无效，这两国特为愤怒。

可是即使不是这样，全希腊商业城市的利益也系于此事，他们绝不能让马其顿的暴虐政治排除那宽和而几乎纯属虚名的埃及统治，市民自治和通商自由与马其顿的暴政绝不能两立；由契欧人所受的可怕待遇看来，可见要赌的不是各城市凭照的核准权而是单个和全体的生死存亡。朗萨古业已陷落，塔索斯（Thasos）已受了与契欧相同的待遇。现在刻不容缓。罗德岛的英勇都统德欧费里斯古（Theophiliscus）励勉公民共行抵抗以排除这共同危险，不要让城市和岛屿纷纷成为敌人的利物。罗德岛立下决心，对腓力宣战。拜占庭与罗德岛联合，波加蒙老迈的国王阿塔鲁斯在私人和政治方面都与腓力为仇敌，也与罗德岛联合。同盟国的舰队正集于埃奥利亚海岸，腓力命一部分舰队往取契欧和萨摩斯。他亲率另一部分出现于波加蒙的城下，然而他围此城却属徒劳；他不得不仅止于横过平坦地域，使马其顿的骁勇留其痕迹于神庙，把广大区域内的神庙都毁掉。忽然之间，他舍陆登舟，以与在萨摩斯的舰队会合，可是罗德岛和波加蒙的联合舰队追蹑其后，强迫他在契欧海峡应战。马其顿有甲板的船为数甚少，可是无甲板的船很多，足以补其缺陷，腓力的兵又很骁勇地作战。可是他终被击败。他那有甲板的船二十四艘几乎全被击沉或掳去，马其顿阵亡水兵六千人和陆军三千人，水师统领德摩克拉底（Democrates）也在其内，被俘者两千人。联军为这次胜利所付的代价不过八百人和六艘船而已。可是说到联军的领袖，阿塔鲁斯与他所率舰队的联络被切断，他被迫使他所乘的船在埃利特里亚（Erytrae）搁浅，罗德岛的德欧费里斯古既以其爱国心决定了作战问题，又以其骁勇决定了战争的胜负，竟在战后一日因伤而死。如是，当阿塔鲁斯的舰队归国，罗德岛的舰队暂留于契欧之时，腓力伪称得胜，竟能继续航行，转趋萨摩斯，意欲占领迦利亚各城。在喀利亚沿海，这次无阿塔鲁斯的援助，罗德岛人再与赫拉克里底（Heraclides）所率的舰队交战于米利都港口前面的小岛拉德（Lade）附近。双方又各自鸣胜利；因为罗德岛人退到明都（Myndus），又由明都退到科斯（Cos），马其顿人占领米利都，又有埃托利亚人迪迦阿古（Dicaearchus）所率的一支舰队占领希克拉底群岛，这次胜利似为马其顿人所得。腓力同时进取罗德岛在喀里亚大陆上的领土和希腊各城。如果他愿亲攻托勒密，如果他不愿自限于获得他那一份利物，他如今便能想到远征埃及。在喀里亚，马其顿人未遇军队抵抗，腓力通过此地，自马格内西亚至密拉萨（Mylasa），毫无阻碍，可是此地每一城市是个堡垒，围攻的工作旷日持久，没有任何实际利益可得或可望。吕底亚太守宙克西斯（Zeuxis）不热心援助其君主的同盟，正如腓力不热心促进叙利亚王的利益，希腊各城市又非迫于武力或威吓不肯施助。军队的粮饷日益困难，腓力有时不得不劫掠晚近曾自愿供其所需的地方，有时又须勉强向他们再卑辞请求。如是，本年的良好季节渐将告终，罗德岛人在此期间已增强其舰队，阿塔鲁斯的舰队又与之会合，以致两国在海上占确定的优势。他们殆似乎将断腓力的归路，迫他于本国局势，尤其是埃托利亚人和罗马人有将行干涉之势，急需他归国之时，驻营度冬于喀里亚。腓力见到这种危险；他留下共达三千人的戍兵，一部分驻在迈里那（Myrina）以防止波加蒙，一部分驻在密拉萨周围的小邑——耶素（Iassus）、巴吉里亚（Bargylia）、犹罗穆（Euromus）和裴达萨（Pedasa）——为他保护喀里亚的良港和登陆处；由于联军对海面疏于防范，他竟能率其舰队安抵色雷斯海岸，于553—554年即前201—前200年冬季之前到了本国。

实则西方正酝酿着一场对腓力的风波，不许他继续侵掠那不能自卫的埃及。罗马在本年终能以自定的条款与迦太基缔和，始郑重注意到东方这些纠纷。人常谓罗马人于平定西方以后即刻进行征服东方；深思熟虑可得到更确当的判断。只有固执成见的笨伯不见此时的罗马并未攫取地中海各国的主权，反而只愿在非洲和希腊有不为害的邻国，马其顿实不能为罗马的祸害。它的势力诚然很是不小，548—549年即前206—前205年的和约使马其顿保持其全部的完整性，罗马元老院显然很勉强地予以许可；可是罗马如何对马其顿不怀真正的疑惧，在其下次作战所用的区区兵额上最为显见，罗马素不强迫军队对优势敌军作战。元老院无疑地欣然愿见马其顿遭到挫败，不过这种挫败若以罗马军在马其顿陆上作战来取得，代价便未免太大；因此，在埃托利亚人退出以后，元老院自愿以现状为基础即刻缔和。所以若谓罗马政府缔和时就有待更便利的时机再行开战的具体计划，实为无稽之谈；很确实的，当时国家已完全精疲力竭，公民极不愿进入第二个海外斗争，所以罗马人甚不欢迎马其顿战争。但是这个战争现已无可避免。他们以549年即前205年的马其顿为邻国，或可感觉满意；可是他们万不能允许它取得亚洲希腊的最大部分和关系重大的昔兰尼，压服中立的商业国家，因而倍增它的势力。再者，埃及的覆灭和罗德岛的挫败或降服不能不重创西西里和意大利的贸易，意大利对东方的商业被弄得依赖大陆上两个大国，罗马何能袖手旁观？更有进者，自从第一次马其顿战争以来，阿塔鲁斯素为罗马的忠实同盟，罗马对他有个荣誉攸关的义务要履行；腓力已把阿塔鲁斯围困在首都，罗马须防止他把阿塔鲁斯逐出其国以外。最后，罗马主张有把它的保护伸张到一切希腊人之权，绝非空谈；拿波里人、雷吉纳人、马赛利亚人和恩波利人均能证明罗马人真诚地给人这种保护，并且有一事不成问题：罗马人当时与希腊人关系的密切非任何民族所能及，罗马关系不比希腊马其顿人的关系格外疏远。契欧人和塔索斯人受了可耻的待遇，罗马人不但同情希腊人而且同情人类，竟有人不承认他们应对此发生反感，宁非怪事。如是，以实情而言，一切政治的、商业的和道义的动机一致使罗马从事第二次反腓力的战争——这是罗马所作的最为义战之一。足为元老院增光的是它即刻决定它的办法，不因国力耗竭或人民不喜这种宣战而不敢做必要的准备。早在553年即前201年，续任副执政官马尔库斯·瓦勒里乌斯·莱维努斯即率其三十八艘西西里战舰出现于东方的海面。

然而政府却不知如何寻出一个假托的战争口实，即使他们不是非常明智不至于像腓力那样轻视开战的合法理由，他们为使人民满意起见，也需要一个口实。据说腓力与罗马缔和以后，曾许迦太基人以援助，这事显然无法证实。固然，多时以来，伊利里亚的罗马臣民已怨诉马其顿的侵犯。551年即前203年，一个罗马使者率伊利里亚的民兵把腓力的队伍逐出伊利里亚境外；因此，元老院于552年即前202年向腓力的使者声称，他若寻求战争，便将于他所不喜的早时间得到战争。可是这些侵犯只是腓力施于邻国的寻常暴行；现在若为他们起交涉，结果必是腓力道歉赔罪，而不至于引起战争。在名义上，罗马与东方各交战国均有友好关系，可以许给他们援助以抵御腓力的攻击。罗德岛和波加蒙当然不能不求助于罗马，可是在形式上他们却是侵略国；亚历山大城的使者虽请罗马元老院为其童子国王的监护人，埃及却似乎不急于央罗马人直接干涉，这种干涉固能消除它一时的困难，可是同时也要对西方的大国开放东方的海洋。再则要援助埃及必先援之于叙利亚，这样，罗马必陷于与亚细亚和马其顿同时作战，而因罗马人坚持其不干预亚细亚事的决心，当然更不愿为此。此时别无他法，只有派一使团往东方，意在第一，取得——在此种情形下不难做到——埃及的认可，许罗马干涉希腊的事；第二，把叙利亚放弃给安条克王以慰其心；第三，尽量加速对腓力的破裂，促进希腊、亚细亚各小国的联合反抗腓力（553年即前201年底）。在亚历山大城，他们不难达其目的；埃及朝廷无取舍权，罗马元老院派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为“国王监护人”，在不用实际干涉而能做到的范围内，维护国王的利益，朝廷也不得不接待他。安条克不解散其与腓力的联盟，罗马人所欲得的具体说明，他也不给他们；然而在其他方面——无论由于疏忽，或由于听得罗马人宣称不欲干涉叙利亚而受其影响——他向叙利亚进行他的计划，而对希腊和小亚细亚的事置之不理。

同时，554年即前200年的春季已到，战事已重开。腓力再次向色雷斯进军，占据这里沿海的一切地方，特别是马诺尼亚（Maronea）、埃奴（Aenus）、埃卢（Elaeus）和塞斯都（Sestus）；他欲使其欧洲属地无罗马人登陆的危险。然后他攻亚洲沿岸的阿卑多斯；取得此地对他很关重要，因为他据有塞斯都和阿卑多斯，便更能与其同盟安条克密切联络，便不必再忧联盟国舰队截断他往来于小亚细亚的海路。自马其顿较弱小的舰队撤退以后，联盟国的舰队即控制爱琴海；腓力在海上的军事行动只限于驻兵戍守希克拉底群岛，安德罗（Andros）、乞特诺（Cythnos）和帕罗（Paros）的三个岛，和装配私掠船。罗德岛人进至契欧，由契欧至特内杜斯（Tenedos）；阿塔鲁斯已在埃基那度过冬季，已消磨其光阴于听雅典人说书，至是率其舰队与他们相会于特内杜斯。阿卑多斯人英勇自卫，联军未尝不能及时赶到予以援助；可是他们不动，所以在一切能胜兵役的人已阵亡于城下之后，此城终至投降；居民一大部分于约降后自杀，战胜者的慈悲是许阿卑多斯人三日的时限以便他们寻个自尽。罗马使团在叙利亚和埃及事毕以后，便往访希腊各小国，施以游说；他们在这里，在阿卑多斯营中遇见腓力，便提出元老院命他们提出的建议；就是：马其顿王不得对任何希腊国家作侵略战，应把夺自托勒密的领土归还原主，关于加在波加蒙人和罗德岛人的损害，应许人付诸仲裁。元老院原想激怒腓力，使之正式宣战，结果并未达到目的；罗马使者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得自此王的不过是恭而有礼的对答，说因为使者年轻貌美，又是个罗马人，他原谅使者所说的话。

然而在此期间另一地方已具备罗马所欲得的宣战理由。雅典人狂妄残忍，因为两个不幸的阿喀那尼亚人偶然误入他们举行秘密教仪的所在，便把他们处决。阿喀那尼亚人当然愤怒，请腓力替他们报仇，他不能拒绝最忠实的同盟所请，便许他们在马其顿招兵，没有正式宣战，即以马其顿兵和他们自己的兵侵入阿提卡。按战争二字正当的意义来说，这诚然不是战争，加以马其顿队的队长尼加诺（Nicanor）一听得当时在雅典的罗马使者发言恫吓，即刻发令命他的队伍撤退（553年即前201年底）。可是这已经太晚了。雅典派一个使团往罗马，报告腓力攻击罗马人古同盟国的事；由元老院接待使团的方式，腓力洞见将来的情形；所以他即刻就在554年即前200年春季命他在希腊的将军菲洛克里（Philocles）蹂躏阿提卡境内，使雅典城陷于困窘。

现在元老院得偿所愿，在554年即前200年夏间，他们向人民大会提议宣战，“因为一个与罗马联盟的国家受了攻击”。起初，这提议差不多被人民一致拒绝；愚昧或怀恶意的平民保民官，抱怨元老院不使人民休息；不过战争势必不免，而且严格地说，业已开始，所以元老院万不能撤回议案。市民为游说和让步所诱，始肯听从。可注意的是这些让步多不利于意大利同盟。高卢、下意大利、西西里和撒丁的戍兵专取自同盟所出的现役兵——这与罗马人的往日原则大相背谬。另一方面，一切公民队伍自从汉尼拔战争以来未尝解甲的都被解散；据说政府只招志愿兵来进行马其顿战争；不过以后才发现所谓志愿兵大半是由强迫而来——到555年即前199年秋季此事在阿波罗尼亚引起一次凶险的兵变。新征的兵编成六个兵团，其中两兵团留守罗马，两兵团驻于埃托利亚，只有两兵团在布隆迪西乌姆登船往马其顿，由执政官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奇乌斯·伽尔巴（Publius Sulpicius Galba）统率。

如是，又一件事又复得个明证：即握主权的市民大会往往仅依偶然事件为转移而做眼光短浅的决定，罗马的胜利造成广大而繁难的关系，大会的议决绝不复适于应付此等关系；国家机构的工作受大会干涉之害，以致在军事上属于必要的措置，受到危险的修改，而待拉丁同盟国如下国，尤为危险的办法。

腓力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东方各国原当取一致行动以抗罗马的干涉，并且在他种情形之下，大概也会取一致行动，但主要由于腓力的失策，他们互相怨怼，以至于对于罗马的侵犯无意加以阻止，甚且有意加以赞助。腓力最重要的天然同盟国是亚细亚，它已置之度外，并且此国为埃及争执和叙利亚战事所牵累，此刻不能做积极的干涉。埃及的急务在使罗马舰队不入东方海洋，就是到了现在，一个埃及使团仍在罗马明示，亚历山大城的朝廷愿为罗马代劳，干涉阿提卡的事。可是亚细亚与马其顿结有瓜分埃及的条约，这个重要国家因此完全投入罗马的怀抱，亚历山大城的内阁不得不宣称，只有得到罗马许可才干预欧洲希腊的事。希腊商业城市以罗德岛、波加蒙和拜占庭为首领，也处于相似可是更甚的窘境。在他种情形之下，他们无疑会竭力封锁东方海洋以抗罗马人；可是腓力所行的残暴毁灭的征服政策，迫使他们作以弱敌强的斗争；在斗争中，为自存计，他们又不得不用尽方法取得意大利这个强国的干预。在希腊本部，罗马奉命在那里组织另一个反腓力的联盟，却见敌人已大致替他们布置就绪。至于反马其顿派——斯巴达人、埃里人、雅典人和埃托利亚人——腓力或许能笼络其中的埃托利亚人，因为548年即前206年的和约大伤其与罗马的友好联盟，至今尚未恢复原状；但昔日马其顿曾把色萨利各城——埃契诺（Echinus）、拉利萨（Larissa）、克雷马斯（Cremaste）、法萨卢斯（Pharsalus）和弗斯奥提斯（Phthiotis）的底比斯（Thebes）——撤出埃托利亚联盟，与埃托利亚发生争执；即置此种争执不论，里西马乞亚和契欧的埃托利亚戍兵被逐，也在埃托利亚人的胸中产生对腓力的愤慨。如果他们迟迟不加入反腓力联盟，其主因无疑在于他们仍与罗马人有恶感。

还有更可忧的情形在：甚至与马其顿的利益相固结的希腊国家——伊庇鲁斯人、阿加那尼亚人、彼奥提亚人和阿喀亚人——也只有阿加那尼亚人和彼奥提亚人援助他，毫不动摇。罗马使者与伊庇鲁斯人交涉，结果不无成就；阿达马尼（Athamanes）王阿密南德（Amynander）特别依附罗马。就是在阿喀亚人中间，腓力杀害阿拉图斯一事也一方面激起许多人的愤怒，另一方面为同盟重辟一条更自由发展之路。在菲洛波门（Philopoemen，502—571年即前252—前183年，第一次为将军546年即前208年）领导之下，阿喀亚同盟已改组其兵制，又战胜斯巴达人，恢复了自信心，不再如阿拉图斯时代那样盲从马其顿的政策。由腓力的好大喜功，阿喀亚联盟无利可图，也无即刻的危害可虞，所以在全希腊，他独能以不偏不倚的希腊民族观点看这个战事。这联盟深知一件不难知的事：这样一来，希腊民族，罗马人希望或愿欲他们投降，便会自投罗马；于是它企图调停于腓力与罗德岛人之间，可是已嫌太迟。爱民族的心情昔曾结束联邦的战事，大有助于造成马其顿与罗马的首次战争，现在已归沉寂；阿喀亚的调停无效，腓力亲访各城各岛，想唤起民族的热忱，结果徒劳——他的冷淡无情正是契欧和阿卑多斯的果报。阿喀亚人既不能改变时局，又不愿施助于任何一方，便仍守中立。

554年即前200年秋季，执政官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奇乌斯·伽尔巴率两个兵团和努米底亚一千名骑兵登陆于阿波罗尼亚，甚至有得自迦太基战利品的战象偕来；腓力接到消息，便由赫勒斯滂回到色萨利。可是一半由于岁时已晚，一半由于罗马将军患病，本年在陆地上无所作为，只有一次大规模的侦察，罗马人在其间占领了附近各地，特别是马其顿的殖民地安提帕特里亚（Antipatreia）。罗马人约定北方各蛮族于次年合攻马其顿，特约定的有当时统治斯科德拉的普洛拉都（Pleuratus）和达尔达尼（Dardani）王巴图（Bato），他们当然热心乘这有利的机会来牟利。

罗马舰队的作为较为重要。此舰队共有甲板船一百艘，轻艇八十艘，一队停泊在科西拉度冬，盖乌斯·克劳狄乌斯·森图（Gaius Claudius Cento）率其余一队进至庇拉优斯（Piraeeus），援救那被困危急的雅典人。可是森图见阿提卡的境内已有充分的保护，不虞科林斯戍兵和马其顿私掠船的劫掠，便继续航行，忽然出现于优卑亚的喀尔基斯，喀尔基斯是腓力在希腊的主要堡垒，他的仓廪、武库和俘虏均在此地，这里的统兵官索帕特（Sopater）绝未预料罗马人来攻。城垣无守备，罗马人攀援而登，杀戮戍兵，释放俘虏，烧毁积聚；可惜军队无多，不能把守这个重要据点。接到这奇袭的消息以后，腓力勃然大怒，即刻由色萨利的德摩特利亚斯出发赴喀尔基斯，结果除一片焦土外不见敌人的踪迹，他便继进至雅典，要行报复。可是他想偷袭此城的企图却归失败，甚至他亲冒生命危险去攻打，也是无效；盖乌斯·克劳狄乌斯将自庇拉优斯来到，阿塔鲁斯将自埃基那来到，他不得不离去。腓力仍在希腊稍事逗留，不过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他都很少成功。他想劝诱阿喀亚人起兵相助，结果徒劳；他攻埃琉西（Eleusis）和庇拉优斯，又再攻雅典，结果同样无功。他别无他法，只好以无聊的方式满足他那当然的忿怒，蹂躏乡间，毁坏阿迦德穆（Academus）的树木，而后回到北方。

如是，冬季过去了。555年即前199年春季一到，续任执政官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奇乌斯自阿波罗尼亚率他部下的兵团取最短的路线侵入马其顿的本土。这自西而来的主要攻击须与三个次要攻击相辅而行；北有达尔达尼人和伊利里亚人入侵，东有罗马和同盟国集合在埃基那的联合舰队来攻，最后，南有阿达马尼人进兵，如果劝埃托利亚人参战而能成功，他们也自南进兵。伽尔巴既渡过阿普苏（Apsus，今贝拉提诺［Beratinó］）河所横断的山岭，行经达萨雷代（Dassaretae）的肥沃平原，到了伊利里亚和马其顿中间的界山，再逾此山，便进入马其顿的本土。腓力率兵迎击，不过在马其顿这些地广人稀的区域，两方互觅不见；以后他们终相遇于林塞斯替（Lyncestis），一片膏腴可是卑湿，距西北边界不远的平原，两军相距不满一千步的地方扎住营寨。遣往扼守北方隘口的兵与腓力相会以后，他的军队共计步兵两万人，骑兵两千人；罗马军的兵力差不多与之相等。然而马其顿人却有大大的便利；他们在本地作战，熟谙大路和间道，他们不难取得给养；同时他们驻营于距罗马人极近之处，以致罗马人不敢分兵远出去抢粮。执政官再三请战，可是这位国王坚辞一战，罗马人虽在轻兵的决斗中稍为得手，这种决斗却不能造出重大的变化。伽尔巴不得不拔营而去，在十三公里以外的奥克托洛孚（Octolophus）另立一个营垒，他想在这里较易取得粮饷。可是在这里，派出去的军队也为马其顿的轻兵和骑兵所破灭；罗马兵团不得不来援，于是马其顿太深入的前哨被逐回营，损失甚重；腓力本人在作战时也丧失了他的马，皆因他部下一名骑兵的慷慨牺牲，才得保全性命。伽尔巴命联军做次要攻击，较为得力，或由于马其顿兵力薄弱，罗马人才能脱离危险的境域。腓力虽在他的境内实行尽量的大征民兵，并且招募罗马的逃兵和他种佣兵，可是除小亚细亚和色雷斯的戍兵外，他能带到战场的兵却不过就是他现在所亲率以对抗罗马执政官的车队；并且为编成这个军队，他不得不听任裴拉哥尼亚（Pelagonian）的北方隘口无兵守卫。为保护东海岸，他所恃的，一部分是下令把斯乞亚图（Sciathus）和裴帕雷图（Peparethus）等岛可为敌舰队的碇泊所的，都毁成一片瓦砾；另一部分是驻兵戍守塔索斯和海岸，又一部分是在德摩特利亚斯编成的舰队，由赫拉克里底率领的。至于南方边界，他不得不全仗着埃托利亚那甚为可疑的中立。埃托利亚人现在却忽然加入反马其顿的联盟，即刻协同阿达马尼人侵入色萨利，同时达尔达尼人和伊利里亚人则蹂躏北方各地，卢奇乌斯·阿普斯提乌斯（Lucius Apustius）所率的罗马舰队驶离科西拉，出现于东方海面，在那里阿塔鲁斯的舰队，罗德岛人和伊斯特利亚人的战船与之会合。

听得这个消息以后，腓力自动放弃他的据点，向东退去；这种行动的用意究在击退埃托利亚人那大概出其意外的侵犯，或在诱罗马人追来以便把他们歼灭，或在随机应变择用二者之一，我们自不能断言。他的退却，做得极为巧妙，伽尔巴采取鲁莽策略，追蹑其后，竟至不见他的踪迹，腓力却能用一种迂回行动达到并见扼守林塞斯替和欧尔代亚（Eordaea）两省交界的狭小隘口，意在候罗马人来，在这里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战事起于他所选定的地点，可是马其顿人的长矛证明不适于树木丛生的崎岖地带。马其顿人一部分退回，一部分溃散，伤亡很多。

可是，自这次失利以后，腓力的军队虽不能再阻罗马人的前进，罗马人却恐在这难于通行的敌国再遇不测的危险，于是先蹂躏上马其顿那些肥沃的地方——欧尔代亚、埃里梅亚（Elymaea）和欧雷斯替（Orestis），而后回到阿波罗尼亚。欧雷斯替最大的城开勒特隆（Celetron，今卡斯托里亚［Kastoria］，在同名的湖的半岛上）已向罗马人投降，马其顿城开门延入罗马人的只此一个。在伊利里亚人之地，在阿普苏斯河上游汇流处，有达萨代人的城裴琉（Pelium）被攻陷，屯驻强大的戍军，以供将来作这种远征队的基地之用。

罗马主力军在退却时，腓力不加以骚扰，可是他转而被迫急行，往攻埃托利亚人和阿达马尼人；他们以为腓力正忙于应付罗马军，便肆无忌惮地劫掠裴臬河（Peneius）的肥沃各地，腓力把他们完全击破，所有未阵亡的都被迫孤身由熟识的山间小径逃窜。有此一败，这同盟的实力大减，又为埃及募兵甚多，同盟的实力更大减。腓力的轻兵统领亚滕那哥拉（Athenagoras）不难驱回达尔达尼人，使他们受重大损失。罗马舰队也没有很多成就；他把马其顿的戍兵逐出安度罗，巡行优卑亚和斯乞亚图，而后攻喀尔基斯半岛，可是驻在门德（Mende）的马其顿戍兵奋勇把他们击退。由于马其顿守军的果敢防御，优卑亚的奥列乌斯（Oreus）久攻不下，现在罗马人以夏季的所余时间攻取这个地方。赫拉克里底所率的弱小舰队仍泊在赫拉克利亚而不动，不敢与敌人争海权。这个舰队早早地驶往驻冬的地方，罗马人赴庇拉优斯和科西拉，罗德岛人和波加蒙人返回本国。

通盘看来，这一战竟能有这样的结果，腓力很可引为幸事。罗马军做了一场极繁难的战事，到了秋季仍在春季的原来地点，并且若不是有埃托利亚人及时参战，又在欧尔代亚隘口意外获胜，罗马全军或至无一人能重视罗马疆土。四路合攻之策处处不能达到目的，到了秋季，腓力不但见他全境敌人肃清，而且竟能企图夺取埃托利亚人的坚城陶马基（Thaumaci，位于埃托利亚与色萨利交界处，控制裴臬河流域的平原），可是归于失败。腓力向神灵祈祷安条克来援，竟属枉然，如果安条克在下次战争与他会合，他便可预想获得大胜。安条克似乎一时有意为此；他的军队出现于小亚细亚，占领了阿塔鲁斯属下的几个地方，阿塔鲁斯请罗马人派兵保护。然而罗马人不急于在这时把这大王逼得与他们破裂；他们派使者，使者居然达到使敌军撤出阿塔鲁斯领土的目的。由这方面，腓力无可希望。

可是最近一战既有这种幸运的结果，腓力便因此勇气百倍或可谓趾高气扬，他牺牲了几处坚城以再保阿喀亚人的中立，又牺牲了人所憎恶的水师统领赫拉克里底以再保马其顿人的忠贞，而后于明春（556年即前198年）取攻势，进至阿丁达尼人境内，意欲在亚乌（Aous，即维奥萨［Viosa］）河蜿蜒于埃罗普斯（Aeropus）和阿斯瑙（Asnaus）两山之间的隘道，造一座城高池深的营垒。在他对面，驻扎着新获援兵的罗马军，先由去年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维利乌斯（Publius Villius）统率，而后自556年即前198年夏季起由本年执政官提图斯·昆克提乌斯·弗拉米尼努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统率。弗拉米尼努斯是个年方三十岁的才子，属于青年一辈，这一辈渐把先人的爱国心连同先人的习惯一并抛弃，他们虽非不关心于祖国，却更关心于他们本身和希腊文化。他是个熟练的军官，又是更优秀的外交家，在许多方面，甚适于处理希腊那种繁难的事务。然而假使人选落在一个不这样满心同情于希腊的人，如果罗马派到希腊的元帅不受巧妙谄谀的诱惑，不受刻薄讽刺的激怒，不在追怀往日的文学和艺术中遗忘了希腊各国政体的可怜状态，既能按希腊的功罪对待希腊，又能使罗马人不至于追求那难以实现的理想，如果这样，对于罗马和希腊或俱能有较好的结果。

两军对垒无所动作之时，新元帅与腓力即刻开了一个会议。腓力提议讲和，他愿把他自己侵占的一切领土归还，关于加在各城的损害，愿听从仲裁；可是人要求他放弃马其顿的旧有领土，特别是色萨利，交涉便归于停顿。两军驻在埃乌河的隘谷中达四十天，腓力不肯退，弗拉米尼努斯不能决定究应下令进攻，抑或置腓力于不顾而重演去年的远征。后来伊庇鲁斯素对马其顿人怀善意的几个头目，特别是喀罗普部（Charops）的头目忽而背叛，罗马将军得其助，竟脱窘境。他们引导罗马军步兵四千人和骑兵三百人由山间小径走到马其顿营垒以上的高处；执政官攻敌人的正面，罗马支队出敌不意，由控制阵地的山上冲下来，决定了战局。腓力丧失营垒壕堑和将近两千人，仓皇退到唐培（Tempe）山隘，这是马其顿本部的门户。除堡垒外，他抛弃了一切，那些他所不能守的色萨利城市，他一概加以破坏；只有菲雷（Pherae）闭门抵拒，得免被毁。一方面由于罗马军的这些胜利，一方面由于弗拉米尼努斯的贤明宽厚，伊庇鲁斯首先背叛马其顿联盟。一听得罗马胜利的消息，阿达马尼人和埃托利亚人立刻侵入色萨利，罗马人不久继至；旷野不难越过，可是亲附马其顿尼亚而受腓力援助的坚城，只在英勇抵抗后才告陷落，或甚至能抗拒优势的敌人——特别是裴臬河左岸的阿特拉克（Atrax），这里密集队立在缺口以代城墙。如是，除这些色萨利的堡垒和忠实的阿加那尼亚人疆土外，北希腊全部都落于联军之手。

另一方面，喀尔基斯和科林斯两堡垒，假道亲马其顿的彼奥提亚境，维持相互的交通；因为有这两座堡垒和阿喀亚人的中立，南方大致仍在马其顿人控制之下；因本年为时已晚，不能进入马其顿，弗拉米尼努斯决定命陆军和舰队先攻科林斯和阿喀亚人。罗德岛和波加蒙的船舶又已与罗马舰队会合，迄今从事于攻取优卑亚两小邑埃勒特里亚（Eretria）和喀利斯图斯（Carystus），加以劫掠；然而此时以后，两邑和奥里乌斯皆被放弃，又为马其顿在喀尔基斯的统兵官菲洛克里所重占。联合舰队由此处进到科林斯的东面港口森克雷（Cenchreae），以威胁这个强大堡垒。在另一面，弗拉米尼努斯进入浮西斯，占领其地，这里只有埃拉提亚（Elatea）一邑受到长期的围攻；罗马人择此区域特别是科林斯海湾上的安提塞拉（Anticyra）为驻冬的地方。阿喀亚人见罗马兵团将至，罗马舰队已在他们的沿海，便抛弃了他们那在道德上可敬、在政治上却不足取的中立，狄密（Dyme）、梅伽洛波里（Megalopolis）和阿尔哥斯等城最亲附马其顿，它们的代表离开公会以后，公会便议决加入反腓力的联合。乞克里亚底（Cycliades）和马其顿党的其他领袖逃奔国外，阿喀亚的军队立刻与罗马舰队相联合，急由陆上包围科林斯；科林斯原为腓力用以对付阿喀亚人的要塞，罗马曾保证把他给阿喀亚人以为他们加入联军的报酬。然而不但马其顿守兵有一千三百人之多，大部为意大利逃兵，立志扼守这几不可破的坚城，而且菲洛克里也由喀尔基斯率一千五百人来到，先解此城之围，而后侵入阿喀亚人境内，与亲马其顿的人民协力夺得他们手里的阿尔哥斯。可是腓力对于这种忠诚的报酬，却是把忠实的阿尔哥斯人交给斯巴达施行恐怖政策的纳比斯。纳比斯原为罗马人的同盟，阿喀亚人加入罗马联合以后，腓力希望诱纳比斯来归附；因为纳比斯所以加入罗马联盟，实以抗阿喀亚人为主因，并且自554年即前204年以来他甚至与他们公然交战。可是腓力的事已陷于绝望的状态，现在无人愿与他联合，纳比斯从他手里受下阿尔哥斯，可是欺骗这背信的人，仍与弗拉米尼努斯联盟；弗拉米尼努斯今与两个互相战斗的国家联盟，左右为难，便在此时替斯巴达人和阿喀亚人商订了一个休战四个月的协定。

于是冬季到来，腓力又复利用这时机，尽可能地求取一个公平的和约。双方在马里亚古（Maliac）湾的尼西亚（Nicaea）举行会议，腓力亲自到会，力求与弗拉米尼努斯达到谅解。他以高傲而文雅的态度拒绝那些躁妄骄横的小酋长，视罗马人为唯一与他平等的敌人，对他们特示尊重，他想由他们取得尚佳的条款。弗拉米尼努斯也与腓力一样渐知那些同盟的可鄙，他饶有修养，见战败的国王对他本人恭而有礼而对同盟却倨傲，自己深觉荣幸；不过他的权力不甚大，不能使腓力如愿以偿。他许给腓力两个月的休战，以报他的退出浮西斯和罗克里；关于主要问题，他却指示腓力向罗马政府请命。罗马元老院久已认为马其顿应放弃一切国外领土，所以当腓力的使团来在罗马之时，只问他们是否有全权允许放弃全希腊，特别是放弃科林斯、喀尔基斯和德摩特利亚斯，他们答以没有全权，于是交涉作罢；元老院决定努力进行战事。以平民保民官的协助，元老院竟能阻止易帅之事——这是屡经证明有害的事——竟能延长弗拉米尼努斯为元帅的任期；弗拉米尼努斯得到大批增援，而且两个前任统帅普布利乌斯·伽尔巴和普布利乌斯·维利乌斯都奉命受弗拉米尼努斯的调遣。腓力又复决定赌一场对阵战。现在希腊各国，除阿加那尼亚人和彼奥提亚人外，一概举兵叛腓力；为保全希腊计，他增加科林斯戍兵至六千人；他本人倾马其顿最后的力量，把幼童老叟都编入方阵的行列，竟能调动约二万六千人的兵到战场，其中一万六千名为马其顿的方阵兵。

于是第四战役即557年即前197年的战役开始。弗拉米尼努斯派一部分舰队攻阿加那尼亚人，把他们围在路卡（Leucas）；在希腊本部，他用诡计占领了彼奥提亚的首都底比斯，因此彼奥提亚人被迫至少在名义上加入反马其顿的联盟。既这样断绝了科林斯与喀尔基斯的交通，他便以为足，向北进发，只有在北方才能给马其顿一个决定性的打击。在一个大部荒凉的敌国，军队给养大感困难，军事行动常常受其阻碍，现在舰队陪着陆军沿海岸进行，载着非洲、西西里和撒丁运来的供应，随在陆军的后面，给养的困难遂告消灭。然而决定性打击之来却早于弗拉米尼努斯之所料。腓力素性急躁而自恃，不耐在马其顿尼亚边界上等候敌人，他已在狄穆（Dium）集合军队，便由唐培进兵，入色萨利，在斯科图萨（Scotussa）遇着前来与他会战的敌军。

阿波罗尼亚人和阿达马尼人所出的助兵、纳比斯派来的克里特人，特别是一大队埃托利亚人已来增援罗马军，所以马其顿军和罗马军在兵数上大约相等，每军约二万六千人；然而罗马的骑兵却占优势。在斯科图萨前面迦拉达（Karadagh）高原上，在一个黯淡的雨天，罗马先锋队无意中遇见敌人的先锋队，敌人盘踞在两营之间一座高峻陡峭的小山上，山名奇诺斯法莱（Cynoscephalae）。罗马先锋队被逐回平原，营中派轻骑兵和埃托利亚的精良骑兵一队来援，现在反逼得马其顿先锋队退到山上，逃过山去。可是在这里，马其顿人又得全部骑兵和大部轻步兵的援助；罗马人冒险轻进，大受损失，几乎被追到他们的营垒，如果埃托利亚骑兵不延长平原上的搏斗以待弗拉米尼努斯调来他部下仓促列队的兵团，他们便会完全逃窜。马其顿得胜的队伍大声疾呼，要求继续战斗，将军和兵士却都未预料此日交战，腓力听从他们的要求，急忙把重装兵列成作战的阵势。小山上一时全无一兵，占据小山是件重要的事。腓力亲率方阵的右翼及时赶到山上亦难列成作战行列；左翼尚未来到，马其顿的轻兵为罗马兵团所击走的，便冲上山来。腓力急使这一群逃回的兵挤过密集队，归入中军；尼迦诺率密集队的另一半随后而来，较为迟缓，腓力不俟他来到左翼，便命密集队的右翼斜捻长矛，下山向兵团冲击，同时轻步兵已重整队伍，绕过兵团，攻其侧面。在这样有利的地势，密集队的攻击势不可挡，把罗马步兵击破，把罗马军的左翼也完全击败。尼迦诺在另外一翼，见其王发动攻势，便命密集队的另一半赶快前进；这些动作陷其军于混乱，前列已急随胜利的右翼下山，因地势不平而更陷于紊乱，后列才到山顶。在这种情形之下，罗马右翼不久便解决了敌军的左翼；单是列在此翼的战象就重创马其顿的零落队伍。一场可怖的屠杀正在此处进行之际，罗马一员勇将集合兵士二十排，率他们攻马其顿得胜的一翼，这翼追击罗马左翼，前进太远，以致罗马右翼反在其后。密集队对于来自后面的攻击无法抵御，于是这个行动结束了战事。由于两个密集队完全瓦解，我们很可认为马其顿的损失达一万三千人，一部被俘，一部阵亡，可是阵亡的占大多数，因为马其顿人投降的表示是高举长矛，罗马兵不知。战胜者的损失轻微。腓力逃到拉利萨，把一切文件都焚毁，以免使他人遭连累，然后退出色萨利，回到本国。与这个大败同时，马其顿人在其仍占据的一切地方遭受挫败；在迦利亚，罗德岛佣兵击败驻在那里的马其顿军，迫使他们困守斯特拉托尼恺（Stratonicea）；科林斯戍兵为尼科斯特拉图斯（Nicostratus）及其部下的阿喀亚人所败，损失重大；阿加那尼亚的路卡于英勇抵抗后被攻陷。腓力完全失败；他最后的同盟阿加那尼亚人听得奇诺斯法莱一战的消息以后，也投了降。

罗马人完全握有指定和约的权力，他们使用其权力，却没有滥用它。亚历山大的帝国可能被灭；在同盟国的一次会议中，埃托利亚人实提出这种建议。可是这办法除拆毁那保障希腊文化以抵御色雷斯人和凯尔特人的屏藩外，还能有何效果？在新结束的战争期间，繁荣的里西马乞亚（在色雷斯的刻尔松尼斯）已全为色雷斯人所毁，这对将来是个严重的前车之鉴。弗拉米尼努斯已洞见希腊各国间的深仇痛恨，即使优雅侠义的腓力未博得他对希腊的同情，埃托利亚人自称为“奇诺斯法莱的战胜者”的夸张未触犯他那罗马人的民族意识，他也绝不许罗马大国执行埃托利亚同盟的泄忿计划。他答复埃托利亚人说：罗马没有灭战败国的习惯，他们可自由行动，他们若能灭马其顿，便可任意做去。腓力备受可能的尊礼，他既声明现在愿接受往日所提的要求，弗拉米尼努斯便同意给他一个期限颇长的停战协定，以为他付一笔款和交纳人质的报酬，王子德摩特里乌斯也在人质之列。腓力为驱退达尔达尼人，很需要这个停战协定。

希腊的事纠纷甚多，罗马元老院把最后整理权委诸一个十人委员会，弗拉米尼努斯又是这委员会的首长和主脑。由这个会，腓力所得的条件与许给迦太基的相似。他丧失一切在小亚细亚、色雷斯、希腊和爱琴海诸岛屿的国外领土；他保有马其顿本部，无所减削，只有边界上几处不重要的地方和奥列斯提斯郡为例外，奥列斯提斯宣告自主——这一条很使腓力痛心，可是罗马人不能不这样规定，因为此地人民已背叛腓力，人既知腓力的性格如何，便不能任他随意处置这里的人民。马其顿又约定若不先通知罗马必不与外国结盟，不派戍兵到国外；再则她又约定绝不对文明国或罗马的同盟国作战，她除五千人外不保持军队，不养战象，有甲板船不逾五艘；其余的都交给罗马人。最后，腓力加入罗马人的同盟，他有一受要求即派兵助战的义务；诚然，以后马其顿的队伍立刻与罗马兵团并肩作战。更有进者，他付战费一千塔兰特（二十四万四千英镑）。

马其顿既已这样沦于毫无政治力的地位，所余力量仅敷守希腊边境以御蛮族的需要，罗马人便进而处理腓力所割让的领土。正在此时，罗马人由西班牙的经验渐知海外属地是个很可疑的利益，他们开战之时又绝无获得领土的志愿，所以他们对于战利品一无所取，他们的同盟也不得不适可而止。他们决定宣告希腊往日属于腓力的国家一概自主；弗拉米尼努斯被委于希腊人群集于土腰赛会之时（558年即前196年），向大众宣读依此意制定的法令。思深虑远的人士无疑地或会发问：自由是不是一种可以这样授予的幸福，没有团结和统一，自由对于一个民族有何价值；可是罗马元老院有给人自由的诚意，所以欢声雷动，发于挚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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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一般原则仅有下列的例外：伊利里亚自埃庇丹努斯以东各区均落于斯科德拉君主普勒拉图斯（Pleuratus）之手，使这海陆盗匪的国家，一百年前为罗马人所制伏的，又在这一带成为一个最强的小君主国；西色萨利几个地方为阿密南德所占领，许他保留；帕罗（Paros）、塞罗斯（Scyros）和茵布罗（Imbros）三岛赠给雅典，以偿其多遭患难和更多的道谢以及种种殷勤。罗德岛人当然保持其迦利亚的属地，波加蒙人保持埃基那。其余同盟国仅获得间接的报酬，各同盟都有新解放的城邑加入。阿喀亚人虽参与反腓力的联合最晚，却受最优的待遇，显因希腊一切国家之中以这个联盟为最有组织，最可敬重。腓力的一切属地在伯罗奔尼撒和地峡，因而特别是科林斯，均被并入这个同盟。反之，对于埃托利亚人，罗马人却毫不客气；他们得到许可，把浮西斯和罗克里收入他们的同盟，可是他们企图把同盟也扩张到阿加那尼亚和色萨利时，却一部分被断然拒绝，一部分被延搁，色萨利各城组成四个独立的小同盟。罗德岛城市同盟的收获，是塔索斯、朗诺和色雷斯以及小亚细亚的城邑均得解放。

希腊各国事务的整理，无论关于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它们的国内情形，都有困难。最急迫的，是自从550年即前204年以来斯巴达人与阿喀亚人进行的战争，调停这个战争的责任当然落在罗马身上。可是，阿尔哥斯城原属于阿喀亚同盟，腓力把他交给纳比斯，现在罗马人用种种方法企图使纳比斯就范，特别使他放弃阿尔哥斯，纳比斯却恃人所共知的埃托利亚人对罗马人的怨恨和安条克的将入欧洲，坚持不肯；弗拉米尼努斯别无他法，只得使人向这梗顽的区区盗酋宣战。于是全希腊在科林斯开一个大会，向纳比斯宣战，弗拉米尼努斯入伯罗奔尼撒，舰队和罗马同盟的陆军与他偕行，内有腓力派来的助战兵，和斯巴达正统国王阿吉西波里（Agesipolis）所率的拉西第孟流亡人一队（559年即前195年）。他们要用压倒的优势兵力即刻击破敌人，调到战场的兵不下五万人；他们置其他城邑于不顾，即刻包围首都，可是未达到所欲的结果。纳比斯已派一个大军到战场，共一万五千人，其中五千人为佣兵；他又完全实行恐怖政策以保他的政权，把全国的官吏人民是凡他所疑忌的，一律处死。罗马海陆军初得几次胜利以后，他决定投降并接受弗拉米尼努斯所提出的较优条件，可是就是此时，“人民”即纳比斯收容在斯巴达的匪党却不无理由地恐怕胜利后要受报应，又加以种种误传，说和约的性质如何，埃托利亚人和亚细亚人如何进攻，他们为其所欺，便拒绝罗马将军所提的和约，于是斗争再起。两军战于城下，城墙为敌军所攻；罗马人已登城，守兵纵火焚烧已陷的街市，攻军被迫后退。

顽强的抵抗终于停止。斯巴达保持其独立，不必容纳流亡人，也不必加入阿喀亚同盟；甚至现有的君主政体和纳比斯本人都一仍旧贯而不动。另一方面，纳比斯须割让其国外属地；阿尔哥斯、梅森、克里特各城和全部海岸；须约定不与外国结盟、不作战，除两只轻舟外不保持战船；最后，交出他所掠的一切，交人质给罗马人，并且赔给他们战费。拉科尼亚（Laconian）沿海各城邑归斯巴达流亡人所有，这个新民社自称为“自由拉科尼亚人”，以自别于君主政治下的斯巴达人，并且奉命加入阿喀亚同盟。流亡人未收回他们的财产，因为分给他们的地方便算是财产的抵偿；另一方面，按条约的规定，他们的妻子应听其去留任意。由于这种办法，阿喀亚人得有自由拉科尼亚人和阿尔哥斯加入同盟，可是他们仍深觉不满；他们曾期望废除其所畏所恨的纳比斯，送回流亡人，扩大阿喀亚同盟到伯罗奔尼撒全境。然而胸无成见的人士不能不见，在两个俱犯有不公不平罪的国家互相对立的场面，弗拉米尼努斯办理这种棘手的事，已尽可能做到又公又平的地步。斯巴达人与阿喀亚人既有深沉的旧仇，若把斯巴达并入阿喀亚同盟，便等于把斯巴达置在阿喀亚的羁络之下，这是既欠公平又不明智的办法。使流亡人复归本国，恢复已废了二十年的政府，势必仅为以暴易暴；弗拉米尼努斯采用的是个适当的计划，正因为这种计划不能满足各走极端的双方。人们似乎终于做了一个彻底的规定：斯巴达海陆行劫的制度应即终止，斯巴达那种不过如是的政府应仅骚扰其本国的臣民。弗拉米尼努斯深知纳比斯的为人，不能不觉得如何宜于把他废除；他所以不做这一步，可能只因为他愿速了此事，不愿纠纷无限延长，损害他所立功业的美好印象；再者，他可能要保存斯巴达，以使其在伯罗奔尼撒牵制阿喀亚同盟的势力。可是前一异见仅关于一个次要之点；至关于后一见解，罗马人绝不屑于对阿喀亚人有戒心。

于是希腊各小国实现了和平，至少表面如此。可是各民社的内部状况也有需要罗马仲裁之处。彼奥提亚人公然表示其倾向马其顿，就是马其顿被逐出希腊以后依然不改；弗拉米尼努斯应他们的请求，已许服务于腓力的彼奥提亚人回国，可是一个最坚决的马其顿党布拉奇拉斯（Brachyllas）却被选为彼奥提亚同盟的主席，又有种种其他事件触弗拉米尼努斯之怒。他以无双的耐性加以容忍；可是亲罗马的彼奥提亚人知罗马人去后他们必将遭难，决定杀害布拉奇拉斯；他们认为须请弗拉米尼努斯许可，弗拉米尼努斯至少没有禁止他们，所以布拉奇拉斯被杀；事后，彼奥提亚人不止于检举凶手，而且暗地等候罗马兵单身或小队经过他们境内时，杀死他们约五百人，这事太大，不能容忍；弗拉米尼努斯罚他们为每个士兵支付一塔兰特的罚款；他们不付，他便集合最近处的队伍围攻科罗尼亚（Coronea，558年即前196年）。现在他们改用恳求，又有阿喀亚人和雅典人从中调解，弗拉米尼努斯实行罢休，仅向有罪的人勒取很不重的罚款。马其顿党虽在这小国里继续掌权，罗马人对于他们那种无谓的抵抗却只以上国的宽厚态度来应付。在希腊其余的部分，弗拉米尼努斯仅止于行下列政策：在不必用武而能做到的范围内，用他的势力影响各民社的内政，尤其是新解放民社的内政；把参议会和朝廷置于较富人士之手，使反马其顿派当权；把每民社依战事法应归罗马人所有的物品，一概加在该民社的公产上，以使市府国家尽力依附罗马。这种工作完成于560年即前194年的春季；弗拉米尼努斯又复在科林斯集合希腊一切民社的代表，勉励他们以合理适中的态度使用那赠给他们的自由，并且请求他们于三十日内把在汉尼拔战争期间意大利被卖到希腊的俘虏都送给他，作为罗马所施恩惠的唯一报酬。然后他退出最后一批驻有罗马戍兵的堡垒：德摩特利亚斯、喀尔基斯连同其属下在优卑亚和阿克罗科林苏斯（Acrocorinthus）的小堡垒——这样，埃托利亚人所谓罗马由腓力承继了希腊的“脚镣”，证明是无稽之谈——率一切罗马军队和被释的俘虏回国。

只有卑鄙不堪或病态感情用事的人，不能洞见罗马人十分诚意地谋希腊的解放；那样存心高尚的计划竟造成这样可怜的结构，其唯一原因是希腊民族道德和政治上的完全解体。罗马人惯于视希腊为其原始的家乡，为其智识和其他高等兴趣的圣地，一个大国竟能以其大力忽然使此地得有完全自由，竟能以免去外国的征税驻兵和无限自治权赐给这里的每一民社，诚非细事；有人以为这不过是政治上的计策，徒见其鄙陋而已。政治的计策以解放希腊的可能性昭示罗马人；对希腊的同情，在当时罗马有强大莫名的势力，而在弗拉米尼努斯为尤甚，所以可能性一变而为事实。如果罗马人应受批评，这批评就是：一切罗马人，尤其是打破元老院那种确有根据的顾忌的弗拉米尼乌斯，都为希腊声名的魔力所迷，因而不能见当时希腊各国的全部可怜状态；无能为力的厌恶心鼎沸于一些民社的内部关系和相互关系之中，他们因而既不知如何行动，也不知如何不动，罗马人竟仍听其进行不息。就当时情势而言，实须有个永在当地的优越势力把那既可怜又有害的自由一举打消；这种感情用事的软弱政策表面虽似仁慈，实较最严厉的占领残忍远甚。例如在彼奥提亚，因为罗马人已决定由希腊撤兵，于是不能禁那亲罗马的希腊人用当地常用的方式自谋补救，所以罗马人即使不曾主使，至少允准一件政治的凶杀案。可是这种狐疑的结果使罗马本身也受其害。若不是因为在政治上犯了解放希腊的错误，罗马与安条克的战争便无由而起；若不是因为在军事上犯了把戍兵由欧洲境上主要堡垒撤退的错误，这战争便不致危急。历史对于每一罪孽都有果报，对于无能力而妄想自由如是，对于不明智的侠义亦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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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金币至今尚存，这种金币镌有弗拉米尼努斯的头像和T．昆克提乌斯（T．Quinctius）的铭文，在希腊解放者的治下造于希腊。拉丁文的使用是个饶有意义的恭维。

第九章　罗马对亚细亚王安条克之战

在亚细亚王国，自531年即前223年以来，塞琉古王朝始祖的玄孙安条克三世即头戴此朝的王冠。他与腓力同，也在十九岁即位，并且显出充分的勤奋和胆识，特别是在他早年东征的时候，以致足当宫廷口吻所称的“大”字，而无戏谑失礼之嫌。他已做到——可是多由于他敌人尤其是埃及王菲洛帕特的疏忽，而少由于他自己的能力——稍恢复这王国的完整，先把东方的米底（Media）和帕廷（Parthyene）两郡，而后把小亚细亚陶鲁斯山（Taurus）此方亚凯（Achaeus）所创的独立国又收归王室。叙利亚沿海的沦丧使他深感痛心，他想由埃及人手中夺回此地；在特拉西美涅湖之战那年，他的初次尝试在拉菲亚（Raphia）遇到菲洛帕特的迎头痛击，大败而归；这个人虽则是个懒人，他居埃及王位一日，安条克便一日力戒再与埃及争衡。可是菲洛帕特死后（549年即前205年），灭埃及的正当时机似乎已到；安条克抱着这个见解，与腓力结成协定，腓力攻打小亚细亚各城邑时，他猛扑科勒叙利亚（Coele-Syria）。当罗马人干涉此地之时，安条克一时似将与腓力同心协力地对付他们——这不但是盟约所规定，也是时局所要求。可是安条克眼光不远，不即刻竭力拒绝罗马人对东方事务的任何干涉，却以为最善之道无过于利用罗马人征服腓力的机会（这是易于料到的）来取埃及，他昔曾愿与腓力共分埃及，现在他想把它独吞。罗马尽管与亚历山大城的朝廷和受它监护的国王关系密切，元老院却仅为它的名义“监护人”，而无意成为它的实际“监护人”，便断然决定除非万不得已，不关切亚细亚的事，把罗马的势力范围限制在赫尔克勒斯柱和赫勒斯滂以内，让亚细亚大王自由行动。征服埃及本部，言之易而行之实难，他大概没有为此的诚意，可是他想陆续征服埃及的国外属地，所以立刻进攻西利西亚以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埃及属地。到了556年即前198年，他在约旦河源附近的巴宁（Panium）山，大破埃及将军斯科巴（Seopas）的兵，这一战不但使他完全占据那个地域，直抵埃及本部的边境，而且使幼主的埃及监护人非常惊恐，以致为预防安条克侵入埃及起见，他们委曲求和，并且使埃及王与安条克之女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订婚，以为和约的保证。既这样达到他的第一目的，他便于次年即奇诺斯法莱之战那年，率甲板船和轻舟各一百艘的舰队进至小亚细亚，要占领小亚细亚南岸和东岸那些原属于埃及的地方——这些地方当时实际在腓力之手，埃及政府可能已在和约里把它们割给安条克，并且把埃及一切的外国属地都舍给他——并且要把小亚细亚全部的希腊人都收复回来。同时，一支强大的叙利亚陆军在萨底斯（Sardes）集合。

这种举动是对罗马人的间接反抗；罗马人自始即向腓力提出条件，要求他把戍兵撤离亚洲，让罗德岛人和波加蒙人安然无恙地保其领土，让各自由城市安然无恙地保其旧宪法；他们现在竟眼看着安条克代替腓力，把此等地方占领。如今阿塔鲁斯和罗德岛人见到安条克对他们的直接威胁正是几年前逼他们对腓力作战的威胁；他们既已把罗马人卷入新结束的战事，当然也想把罗马人牵连在这次战事之中。在555—556年即前199—前198年，阿塔鲁斯即已请求罗马的军事援助以抗安条克，因为阿塔鲁斯的军队从事罗马的战争时安条克曾占据他的领土。罗德岛较为强硬，557年即前197年春间，安条克的舰队出现于小亚细亚的海岸外，他们甚至对他声明说，这舰队若驶至喀里多尼亚群岛（Chelidonian，在利西亚［Lycian］海岸外）以外，他们将认为宣战；安条克不理这种恫吓，他们新接到奇诺斯法莱的战报，勇气倍增，即刻开战，竟能抗安条克，保全迦利亚最重要的城邑考奴（Caunus）、哈利卡纳苏斯和明都以及萨摩岛。半自由的城邑大半均归附了安条克，可是有几个尤其是士麦拿、亚历山大里亚·特罗亚（Alexandria Troas）和朗萨科等重要城市一听得腓力的败讯，便也奋勇抵抗叙利亚人；他们的急迫请求与罗德岛人的联合为一。

不容置疑，只要他能做一决断而依以行事，安条克已立下决心，不但要使埃及在亚洲的属地归在他的帝国版图，而且要自行在欧洲开疆拓土，因此即使不求与罗马一战，至少要冒与罗马一战的危险。既然这样，罗马有一切理由应允他同盟的请求，直接干涉亚洲的事，不过他们显然不愿为此。他们不但在马其顿战事未了时迟疑不决，仅给阿塔鲁斯外交的保护（迄今为止这种保护证明起初有效），而且就是在得胜以后，他们固然口称那些曾在托勒密和腓力手中的城邑不应为安条克所占领，并且亚洲各城阿卑多斯、契欧和密林那的自由也显见于罗马的文件，他们却毫不采取实行步骤，让安条克乘着马其顿撤退戍兵的良机，派他自己的军队去填防。就事实说，558年即前196年春季，安条克登陆于欧洲，侵入色雷斯的刻尔松尼斯，占领这里的塞斯图斯和马第都（Madytus），费很多时间来征讨色雷斯的蛮族和修复被毁的里西马乞亚，他已择定此城为其主要堡垒和新设的色雷斯郡的首府；罗马人竟至于对此加以容忍。弗拉米尼努斯受了委托来办理这些事务，诚然派使者往里西马乞亚见亚细亚王，使者谈到埃及领土的完整和一切希腊人的自由，可是毫无结果，亚细亚王在对答中谈到他的祖先塞琉古曾征服里西马库斯（Lysimachus）古国，他对于此地自有法定的权利；并且解释说，他不是夺取领土而仅是保持他世传领土的完整，至于他与属下小亚细亚各城的争执，他谢绝罗马人的居间调停。他又能正当地加上一句说，对埃及的和约业已缔结，因而罗马人没有施行干涉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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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谣传埃及的幼主已死，又由此起了登陆塞浦路斯或甚至亚历山大城的计划，安条克忽然回到亚细亚，所以会议中断，即未得到任何结论，更未产生任何结果。次年即559年即前195年，安条克率增强了的舰队和陆军回到里西马乞亚，从事于经营这个新郡，拟把他传给其子塞琉古。汉尼拔已被迫逃出迦太基，到以弗所来投奔他，这个流亡人所受非常尊荣的招待，实不啻对罗马宣战。然而在560年即前194年春季，弗拉米尼努斯却把罗马一切戍兵撤离希腊。在当时状况之下，即使这不是明知故犯的罪行，至少也是个很坏的荒谬举动；因为我们不禁以为弗拉米尼努斯的目的在把完全结束战事和解放希腊的光荣丝毫不减地带回本国，所以仅止于把叛变和战争未熄的余烬一时在表面上加以掩盖。罗马的政治家声明说，任何使希腊直接受罗马统治的企图，罗马人对于亚洲事的任何干涉，都是政治上的错误，这话也许不谬；可是希腊沸腾的反对党，亚细亚王的虚骄，罗马人不共戴天之仇已唤起西方的兵抗罗马的，如今驻在叙利亚的大本营——凡此种种都是希腊东方再动干戈的明兆，其目的当然至少是把希腊由罗马的附庸变为反罗马国家的附庸，这目的一旦达到，便将立刻扩大其行动的范围。罗马不但任此事发生，彰彰明甚。弗拉米尼努斯忽略了这一切确凿的战兆，撤退希腊戍兵，可是同时向亚细亚王提出要求，又无意用军队为要求的后盾，他未免言语太多而行动太少；他怀着虚荣心，要享以和平赠给罗马人、以自由赠给两大洲的希腊人的荣誉，只顾逞他个人的虚荣心，却忘了他那为将军、为公民的责任。

安条克获得意外的喘息时间，便先用来巩固他在本国的地位和对邻国的关系，然后开战——敌人愈形延宕，他愈决心作战。现在（561年即前193年）他把先已订婚的幼女克利奥帕特拉嫁给埃及的幼主。据说他同时允归还那些夺自其婿的疆土，以后得到埃及方面的确认，不过似乎是无稽之谈；无论如何，土地仍实际为叙利亚国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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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美尼斯（Eumenes）已于557年即前197年继其父阿塔鲁斯为波加蒙王，如果他放弃罗马的盟约，安条克自愿归还那些由他手里夺来的城邑，并且也嫁给他一个女儿。同样，他把一个女儿嫁给卡帕多奇亚王阿利亚拉底（Ariarathes），用馈赠牢笼加拉提亚人，同时用武力剿平那常常叛变的庇西底亚人（Pisidians）和其他小部落。他给拜占庭广大的特权；关于小亚细亚各城，他宣布准许罗德岛和乞契古一类的自由古城独立，其他各城仅须在形式上承认他的主权，他便满意；他甚至明白表示愿听罗德岛人的仲裁。在欧洲的希腊，他能安稳地倚赖埃托利亚人，他希望使腓力再动干戈。诚然，汉尼拔的计划得到安条克的赞成，依这计划，汉尼拔应由安条克领得船一百艘战舰队和由一万名步兵和一千名骑兵组成的陆军，用这个兵力先在迦太基引起第三次布匿战争，而后在意大利引起第二次汉尼拔战役；推罗的密使赴迦太基，在那里布置用武的准备。最后，西班牙的叛乱在汉尼拔离开迦太基时正在登峰造极，可望有良好的结果。

反罗马的风波在广大区域中正在酝酿时，与此举有干系的希腊人虽最不关重要，他们却采取最重要的步骤，做极暴躁的行动，每次如此，这次也非例外。埃托利亚人愤怒骄横，渐自以为击败腓力的不是罗马人而是他们自己，甚至不能等待到安条克进入希腊之时。他们政策的一斑见于他们的都统回答弗拉米尼努斯的话：以后不久，弗拉米尼努斯要一份对罗马的宣战书，他答道：埃托利亚军扎营于台伯河畔时，他将亲递给他。埃托利亚人充叙利亚王的希腊代办，对双方行欺骗，对安条克表示一切希腊人都认他为真救星，伸开两臂等候迎接他，对希腊那些愿听其言的人说安条克的登陆将较实际为早。如是，他们竟做到诱使愚顽的纳比斯破坏和平，在562年即前192年春间弗拉米尼努斯去后两年时再在希腊燃起战争的火焰；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失去了目标。拉科尼亚的吉庭（Gythium）是依上次条约归并到阿喀亚同盟的一个自由市，纳比斯把它攻陷；可是阿喀亚久历戎行的都统菲洛波门在巴博斯替尼（Barbosthenian）山中把他击败，这位暴君仅带原有部下的四分之一回到首都，菲洛波门把他困在城内。因为这种开端不足以使安条克来欧洲，埃托利亚人决定自取斯巴达、喀尔基斯和德摩特利亚斯，以取得这些城市来劝亚细亚王上船。首先，他们想用个计策成为斯巴达的主人，使埃托利亚人阿勒札美奴（Alexamenus）率一千人诈称依盟约带兵来助战，而后乘机铲除纳比斯，占据此城。这计策见于实行，纳比斯在阅兵时被杀，可是埃托利亚人四散劫掠此城时，拉西第孟人却有了集合的时间，把他们杀得一个不剩。然后斯巴达受菲洛波门的劝诱，加入阿喀亚同盟。如是，埃托利亚人这个妙计不但当然失败，而且得到恰好相反的结果，使反对党几乎统一伯罗奔尼撒全部于其掌握。在喀尔基斯，他们也没有较佳的结果，因为优卑亚的埃勒特里亚（Eretria）和迦利斯都（Carystus）的公民亲罗马，喀尔基斯的罗马党召他们及时来援，以抗埃托利亚人和喀尔基斯的亡命徒。反之，德摩特利亚斯的占领却告成功，因为此城原被分给马格内西亚人，他们不无理由地恐怕罗马人已把此城许给腓力，以为其助抗安条克的报酬；并且反罗马党首领犹利洛库（Eurylochus）被召回国，埃托利亚几队骑兵以保护他为借口，设法潜入此城。如是，马格内西亚人半出于自动，半由于强迫，投归埃托利亚方面，埃托利亚自急于使塞琉古王朝受此事的影响。

安条克立下决心。他尽管用外交上遣使的计策力求拖延对罗马的破裂，这破裂已不能再免。弗拉米尼努斯在元老院里仍对东方事务有决定的发言权，早在561年即前193年春间，他已向安条克的使者梅尼普（Menippus）和海吉西那斯（Hegesianax）表明罗马的最后条件，即安条克或退出欧洲而随意支配亚洲，或则保留色雷斯而任罗马保护士麦拿、朗萨古和亚历山大里亚·特罗亚。以弗所是此王在小亚细亚的主要堡垒和总部，到了562年即前192年春间，安条克又与元老院的使者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奇乌斯（Publius Sulpicius）和普布利乌斯·维利乌斯（Publius Villius）讨论这种要求；他们分手时，双方均深信和平解决已不复可能。自此以后，罗马也决定开战。就在562年即前192年的夏季，奥卢斯·阿提利马斯·塞拉努斯（Aulus Atilius Serranus）率罗马战舰三十艘的舰队载着三千名士兵出现于吉庭的海外，他们的来到加速了阿喀亚人与斯巴达人的缔结条约；西西里和意大利的东海岸都派有重兵戍守，以便对任何登陆的企图有备无患；一支陆军可望于秋季到希腊。562年即前192年春间，弗拉米尼努斯已奉元老院的指示赴希腊，为的是抵制反对党的阴谋，尽量消弭那非其时而由此撤兵的恶果。埃托利亚人已做到在公会里对罗马正式宣战的地步。可是弗拉米尼努斯使五百名阿喀亚人和五百名波加蒙人进入喀尔基斯戍守，竟能为罗马人保存这个城市。他也想恢复德摩特里斯，马格内西亚人起了动摇。虽然小亚细亚几个城邑是安条克想在开战前征服的，现在仍固守不屈，可是除非他愿使罗马人恢复其两年前撤退希腊戍兵时所抛弃的利益，他的登陆不能再迟。他收集船只和现兵——他仅有甲板船四十艘和步兵一万人，再加骑兵五百人、战象六匹——便由色雷斯的刻尔松尼斯出发赴希腊，在562年即前192年秋季登陆于帕伽赛（Pagasaean）湾的普台琉（Pteleum），即刻占领那与之毗连的德摩特利亚斯。约在同时，罗马副执政官马尔库斯·巴比乌斯（Marcus Baebius）率罗马军约二万五千人登陆于阿波罗尼亚。于是双方开战。

安条克挺身而出，做这规模宏大的反罗马联合的首领，一切皆系于这个联合能实现至何等程度。第一，关于在迦太基和意大利鼓动罗马敌人的计划，汉尼拔的不幸就在为器量偏小、性格卑鄙的人规划豪迈侠义的策略，处处如此，在以弗所朝廷上也是如此。关于这种策略的实行，除连累了几个爱国志士外，却一事无成；迦太基人无选择的余地，只好对罗马绝对服从。迦太基当局所不要的正是汉尼拔，此人过于胆大，使朝中朋党太感不安；他们既试用了一切荒谬的计策，例如罗马人以这位将军之名恐吓小儿，他们却诬赖他与罗马使者有默契，竟做到使安条克大王——这位君主与一切不足道的君主无异，甚以其特立独行自豪，最易于动其心的无过于怕受人控制——恍然大悟，以为他不当让这样鼎鼎大名的人高出己上。因此，在郑重的会议中议决：这个腓尼基人将来仅可用在次要事业和进言献策——当然以不听其言为保留条件。汉尼拔对这些狐群狗党施报复，有所差委，无不承受，一切差事，无不做得很精彩。

在亚洲，卡帕多奇亚亲附大王；反之，比提尼亚王普卢萨仍旧参加强者方面。尤美尼斯王仍信守其家族的旧政策，这政策到现在终于为他产生了真结果。他不但坚拒安条克的提议，而且无日不力劝罗马人作战，他期望由这个战事扩大他的国家。罗德岛人和拜占庭人也与其旧同盟合作。埃及也归附罗马，愿供饷出兵，然而罗马人不受。

在欧洲，结果如何，要大半视马其顿王腓力将取何种态度而定。他的上策或为不咎既往，不念缺憾，与安条克联合一致。可是腓力的行为素常决定于爱憎而不决定于这种顾虑；这个不忠实的盟友曾听他独挡公敌，仅求夺取个人应得的战利品，成为他在色雷斯的可厌的邻国；战胜者却尊重他，向他敬礼；腓力当然对于其盟友的仇恨多，而对于战胜者的仇恨反较少。加之安条克扶植那妄想夺马其顿王位的伪主，又用铺张的方式把暴露在奇诺斯法莱的马其顿人白骨掩埋起来，因此深深得罪了那性如烈火的腓力。所以腓力以真心诚意，把他的全部兵力置在罗马人支配之下。

希腊第二大国阿喀亚同盟不亚于第一大国，也坚决固守罗马的盟约。至于各小国，色萨利人和雅典人依附罗马；雅典爱国党为数众多，弗拉米尼努斯调阿喀亚兵入驻其子城，爱国党始可理喻。伊庇鲁斯人力求如果可能仍与双方和睦相处。如是，除埃托利亚人和与邻邑一部分波希比亚人（Perrhaebians）相结合的马格内西亚人外，支持安条克的只有下列几国：阿达马尼的弱小国王阿密南德，他妄想马其顿的王位，利令智昏；彼奥提亚，反罗马党仍掌此国的政权；伯罗奔尼撒的埃里人和梅森人，他们惯于与埃托利亚人共攻阿喀亚人。这真是个有希望的开端，埃托利亚人又赐大王以全权元帅的尊号，似乎是辱上加辱。双方正无异于寻常，都曾用欺诈手段。大王带来的军队还不逮罗马执政官常带的一军，而不是亚细亚无数的队伍；希腊人没有全体张开双臂来欢迎这使他们脱离罗马羁绊的救主，与大王称兄道弟的不过是一两股希腊匪徒和几群放荡的人民而已。

在希腊本部，安条克诚然比罗马人着了先鞭。喀尔基斯有罗马同盟军戍守着，拒绝最初的号召，可是安条克率全军前进时，这个堡垒便投了降，罗马的一支小分队来得太迟，不及据守此城，在德琉（Delium）地方为安条克所歼灭。如是，优卑亚非罗马人所有。到了冬季，安条克又与埃托利亚人和阿加那尼亚人合谋，想攻取色萨利；塞莫皮莱（Thermopylae）被占领，菲雷（Pherae）和其他城邑陷落，可是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由阿波罗尼亚率两千名士兵来到，解救了拉里萨（Larisa），加以据守。安条克倦于冬季出征，宁愿回到喀尔基斯，在他那怡人的驻所里行乐度日，此王虽则年已五十，志在用兵，却甚至娶了一个喀尔基斯的美女。562—563年即前192—前191年的冬季就这样度过，安条克所做的不过是忽此忽彼的传檄于希腊各地；一位罗马军官说，他用笔墨作战。

563年即前191年初春，罗马将领来到阿波罗尼亚。元帅是曼尼乌斯·阿奇利乌斯·格拉布里奥（Manius Acilius Glabrio），一位出身微贱的人，可是为部下和敌人所共畏的良将；水师统领是盖乌斯·李维乌斯；军团长官中有西班牙的征服者马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和卢奇乌斯·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虽则他们都曾任执政官，却守罗马的旧习惯，不辞再入军队，做无位的军团长。他们随身带来了增援的船只和兵丁，包括马西尼萨派来的努米底亚骑兵和利比亚战象，又带来元老院的许可，他们可以由意大利境外的同盟领受多至五千人的助战兵，所以罗马全部兵力增至四万人。春初时，安条克曾至埃托利亚，由此漫无目的地远征阿加那尼亚，听得格拉布里奥来到，始回他的大本营，认真开战。可是由于他本人和他在亚洲的摄政难以想象的疏忽，没有增援来到，所以他除了去年秋季所率登陆于普台琉的薄弱军队外，一无所有；而今在放纵的冬营里，疾病和逃亡又减去他的军队的大半。埃托利亚人曾声称将调遣一支庞大的军队出战，现在他们的援助关系重大时，他们带给元帅的不过四千人。罗马队伍已在色萨利开始行动，罗马前锋队与马其顿军联合，把安条克的戍兵逐出色萨利各城，占领阿达马尼人的疆土。执政官率主力军继其后，罗马全军在拉利萨集合。

样样占优势的敌人当前，安条克不赶快回亚洲，退出战场，却决定在他所占领的塞莫皮莱婴城自保，在这里等候来自亚洲的大军。他自己据守主要隘路，那条昔日薛西斯（Xerxes）所经由以包围斯巴达人的山路，则令埃托利亚人据守，可是埃托利亚的助兵仅有一半以为应听元帅的命令；另外两千人却进入邻邑赫拉克利亚，除在战事进行中谋袭劫罗马营垒外，未在这里参加战事。就是驻在山上的埃托利亚人也以玩忽勉强的态度尽其职责，他们在迦里得罗穆（Callidromus）山上的据点竟受加图的奇袭，同时罗马执政军攻亚细亚密集队的正面，把他击溃，赶下山来的罗马兵又攻其侧翼。安条克既毫无防备，又未想退却，他的军队便一部分被杀戮在战场，一部分被杀戮在逃窜的途中；一小队勉强来到德摩特利亚斯，安条克本人率五百人逃到喀尔基斯。他急登船到以弗所；除色雷斯的属地外，欧洲一切皆不复为他所有，甚至堡垒也不能再守。喀尔基斯降于罗马人，德摩特利亚斯降于腓力；腓力正攻拉密亚（Lamia），城陷在即，又受执政官之命把它放弃，为赔偿计，罗马人许他统治色萨利本部一切曾叛归安条克的民社，甚至许他统治与埃托利亚交界的地方，即度洛庇亚（Dolopia）和阿裴朗沙（Aperansa）。一切曾响应安条克的希腊人都急于讲和；伊庇鲁斯人低声下气地求人饶恕其狂妄行为；彼奥提亚人无条件投降，埃托利亚人和梅森人都随顺了阿喀亚人，不过后者略作挣扎，而后屈服。汉尼拔曾向安条克预言，希腊人对任何战胜者都愿屈服，人绝不能倚赖他们：这话应验了。甚至埃托利亚人，当他们被困在赫拉克莱亚的队伍于顽强后被迫立约投降时，也想与痛恨他们的罗马人讲和；不过罗马执政官提出苛酷的条件，安条克又适于此时寄来一笔款项，他们始又敢停止交涉，在瑙帕克图斯（Naupactus）受两整月的围攻。此城已沦于绝境，陷落或投降已不能再缓，弗拉米尼努斯无时不援救任何希腊民社，使免于其自己痴迷所造的最恶后果，和他那较为鲁莽的同僚的严酷待遇，便在此时调停，先以尚可的条件商订一个停战协定。此事结束了希腊的一切抵抗，至少一时如此。

在亚洲，一场较为重大的战争迫在眉睫，这个战争似乎很是凶险，原因并不在敌人如何，而在路途甚远，与本国的交通又不安全，然而因为安条克的执迷不悟，除攻敌人于其本国外，却无结束战事的良策。罗马人的首务是取得海上的安全。在征希腊期间，罗马舰队担任的工作是切断希腊与小亚细亚的交通，约在塞莫皮莱之战时，已能在安德罗附近捕获亚细亚一个强大运输船队，此后即以准备次年运罗马人至亚洲为务，而以把敌人舰队逐出爱琴海为首务。敌人的舰队停泊在奇苏港（Cyssus），在由爱奥尼亚伸向契欧的舌形地南岸；盖乌斯·李维乌斯率罗马舰队驶到那里去搜寻他，专就其甲板船而言，计有罗马船只七十五艘、波加蒙船只二十四艘、迦太基船只六艘。叙利亚的水师统领波里森尼达（Polyxenidas）是个罗德岛的移民，仅有甲板船七十艘与罗马舰队相对抗，不过因为罗德岛的战船尚未来与罗马舰队相会，又因为波里森尼达恃其船较良，推罗和西顿的船尤良，所以他即刻应战。开头时候，亚细亚人竟能击沉迦太基船一艘，可是当他们互相搏斗之时，罗马人以骁勇占上风，敌人端赖荡桨和驾驶的迅速，损失才不至于过二十三艘。在追击中，罗德岛船二十五艘来与罗马舰队相会合，于是罗马人在那些海洋上的优势倍加确定。自此以后，敌人舰队永远躲在以弗所港内，因为不能诱他再冒险一战，罗马与同盟的舰队散伙过冬，罗马战船驶往波加蒙邻近的迦恩（Cane）港。

在冬季，双方都忙于准备下次的出战。罗马人欲诱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归己；亚细亚王曾企图据有士麦拿，士麦拿坚韧不拔，加以抵抗，现在自以热诚欢迎罗马人；又在萨摩斯、契欧、埃利特雷（Erythrae）、克拉佐美尼（Clazomenae）、浮西亚、库迈等地，罗马党都占优势。安条克决定，如果可能，阻挡罗马人渡海至亚洲，因此他热心经营海军，使波里森尼达装配和增加那驻在以弗所的舰队，使汉尼拔在利西亚、叙利亚和腓尼基装备一支新舰队；同时他由他那广大帝国的一切地区，调集一个强大的陆军到小亚细亚。次年（564年即前190年）年初，罗马舰队再取行动。罗德岛舰队三十六艘船今年来得很早，盖乌斯·李维乌斯把他留在以弗所海面以监视敌人的舰队，率罗马和波加蒙船舰的大半依训令开往赫勒斯滂，以夺取那里的堡垒，为陆军渡海开辟道路。塞斯都已被占领，阿卑多斯已濒绝境，适值罗德岛舰队战败的消息传来，李维乌斯不得不回兵。罗德岛的水师统领鲍西斯塔图斯（Pausistratus）听其同国人欲叛安条克的表示，为其所惑，疏于防范，竟在萨摩斯港内受了敌人的偷袭，他本人战死，除罗德岛船五艘和科恩（Coan）船两艘外，他所率的舰队全被毁灭；萨摩斯、浮西亚和库迈一听到这个消息，便投归塞琉古，塞琉古在那些地方为其父治下的陆军元帅。但罗马舰队一部自迦恩，一部自赫勒斯滂来到，以后又有二十艘罗德岛新船在萨摩斯与之会合，波里森尼达便又被迫固守以弗所港。他既谢绝罗马给他的海战，并且因为罗马兵少陆路进攻也不可能，罗马舰队别无他法，只得也照样屯在萨摩斯。同时，罗马一支队驶至利西亚沿海的帕达拉（Patara），其目的一部分是使罗德岛人免受由那里向他们发动的讨厌攻击，主要目的是阻挡汉尼拔料将带来的敌人舰队，使不能入爱琴海。奉派往攻帕达拉的支队一事无成；时新水师统领卢奇乌斯·埃米利乌斯·雷吉卢斯（Lucius Aemilius Regillus）已自罗马率战舰二十艘来到，在萨摩斯岛继盖乌斯·李维乌斯之位，闻知此事，便勃然大怒，率全部舰队前往；途中，他部下军官煞费力气，始能使他了解主要目的不在攻克帕达拉而在控制爱琴海，劝得他回到萨摩斯岛。同时在小亚细亚大陆上，塞琉古已开始攻打波加蒙，而安条克率其主力军蹂躏波加蒙的领土和米提利尼（Mytilenaeans）岛的陆上属地，他们想在罗马人来到以前灭掉所恨的阿塔鲁斯王朝。罗马舰队驶往埃勒亚（Elaea）和阿德拉米提乌姆（Adramyttium）港以援助他们的盟友，不过因为水师统领缺乏军队，他无所成就。波加蒙似已不可挽救；可是敌人的围攻松懈疏忽，因此尤美尼斯能使狄欧芳尼（Diophanes）所率的阿喀亚援兵冲入此城，狄欧芳尼又大胆出击而获胜，高卢佣兵曾受安条克的托付来攻城，现在不得不解围。在南方海洋，安条克的计划也遭挫败。汉尼拔所装配率领的舰队遭连日不止的西风，停留甚久，然后试行开入爱琴海；可是在犹利梅顿（Eurymedon）河口，在潘菲利亚的阿斯本都（Aspendus）海面，这舰队与犹达穆（Eudamus）所率的罗德岛舰队相遇，双方随即交战；罗德岛战船和海军官佐极佳，汉尼拔虽善于战阵，并且在数量上占优势，罗德岛却得胜利。这是迦太基英雄的首次海战，也是他对罗马的末次战争。罗德岛舰队得胜后停泊在帕达拉，在这里阻挡亚细亚两舰队所希图的会合。在爱琴海，波加蒙船只被分派到赫勒斯滂去援助已至该处的陆军，因而驻在萨摩斯的罗马、波加蒙舰队实力大减，较波里森尼达的舰队少九艘，反为所攻。564年即前190年，按未修正的历法在12月23日，按修正的历法在8月底，双方交战于泰奥斯（Teos）与科洛丰（Colophon）之间的迈翁尼苏岬（Myonnesus）；罗马人冲破敌军的战线，把敌军左翼完全包围，以致被他们掳获或击沉的船达四十二艘。为纪念这次胜利起见，罗马人在玛尔提乌斯场（Campus Martius）建筑了一座海神（Lares Permarini）庙宇，庙上题着一首萨图宁体的诗，以后数百年，这个铭文总在昭示罗马人，亚细亚人的舰队如何在其王安条克和全体陆军的眼前被击破，罗马人如何就这样“解决了这场大斗争，征服了众君主”。自此以后，敌人的战船不敢再露面于大海，不再企图阻挠罗马陆军的渡海。

罗马选扎玛的战胜者来指挥亚细亚大陆的战事；其兄卢奇乌斯·西庇阿（Lucius Scipio）为名义上的元帅，此人智力不高，且无军事才，所以普布利乌斯·西庇阿实际代其兄行使最高统帅的权力。预备队迄今驻在下意大利，现在被派往希腊，格拉布里奥麾下的军队被调到亚细亚；元帅的人选传出之后，汉尼拔战役的老兵五千人自愿入伍，要在他们所爱戴的首领麾下再行作战。在罗马历的7月，但按正历则在3月，西庇阿兄弟来至军中，以发动亚细亚的战事；可是他们不料先要与拼命的埃托利亚人卷入无穷的斗争，又惊又恼。元老院见弗拉米尼努斯把对希腊人的无限体谅做得太过，已向埃托利亚人提出条件，或付极为过分的战费，或无条件投降，听其自择，于是逼得他们再动干戈；这种山中堡垒的战事何日可告结束，无人能知。西庇阿与他们商订六个月的停战协定，才解除这讨厌的障碍，而后动身往亚细亚。因为敌人的一个舰队仅被封锁在爱琴海，另一舰队尽管有罗马分舰队奉命拦截，却日日可到爱琴海，所以西庇阿似宜取陆路，经过马其顿和色雷斯，而后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在这一方，可料没有真正的阻碍；马其顿王腓力完全可靠，比提尼亚王普卢萨与罗马联盟，并且罗马舰队不难占据海峡。沿着马其顿和色雷斯的海岸，罗马人做长途劳苦的行军，终底于成，并无重大损失；腓力一方面筹备供其匮乏的方法，一方面设法使色雷斯的蛮族善待他们。然而他们所费的时间却甚多，约在迈翁尼苏之战时，他们才达到色雷斯的刻尔松尼斯。可是西庇阿的神奇幸运，如今在亚细亚无异于往昔之在西班牙和非洲，扫除了在他路上的一切困难。

听得迈翁尼苏一战的消息以后，安条克全失其判断力；在欧洲方面，里西马乞亚戍兵强大，存粮甚丰，人民对复兴此城的亚细亚王一心尽忠，他却令这里的戍兵和居民撤退，可是埃奴（Aenus）和马罗讷亚（Maronea）也有戍兵和充盈的仓库，他却忘掉撤退戍兵、毁坏仓库；在亚细亚沿岸，他对于罗马人的登陆毫不抵抗，反而于罗马人举行登陆时，在萨迪斯（Sardes）耗其光阴于诅咒运命。只要他能筹备据守里西马乞亚到那已不再远的夏末，使他的大军前进到赫勒斯滂，西庇阿必被迫在欧洲海岸上驻营度冬，殆无疑义，而无论由军事或政治的眼光看，这个地位都甚欠安全。

罗马人既在亚洲海岸下船之后，停留数日，一方面休养将士，一方面等候他们那为履行宗教义务不克前来的首领，大王派使者来他们营里议和。安条克愿出一半战费，割让欧洲属地和小亚细亚一切已归降罗马的希腊城市；可是西庇阿的要求却是支付全数战费，交出全部小亚细亚。他说，如果军队仍在里西马乞亚城下，甚或仍在赫勒斯滂海峡的欧洲方面，前种条件或可接受；可是现在战马已知衔辔，甚且识其乘客，那种条件已嫌不足。大王想按东方的办法用一笔款由敌人买和平——他愿付出其岁入之半——当然失败；西庇阿之子被俘，大王把他送还，不受酬谢，这位高傲的罗马市民却报以友谊的忠告，劝他以任何条件结和。实则这可不必；如果大王抱有延长战事的决心，退入内地，诱敌来追，他未始不能得个有利的结果。西庇阿可能故作骄横之态，安条克为所激怒，又懒于做持久不懈的战事，便火速使他那庞大、庞杂而无纪律的乌合之众抵挡罗马兵团的突击。

564年即前190年晚秋，罗马军与敌人相遇于赫尔穆斯（Hermus）河谷的西庇鲁斯（Sipylus）山麓，在马格内西亚附近，距士麦拿亦不远。安条克的兵为数将近八万人，内有骑兵一万二千人；罗马人连同来的阿喀亚人、波加蒙人和马其顿志愿兵共约五千人在内，尚远不及敌军之半，可是他们自信必胜，他们的元帅抱病留居埃拉亚（Elaea），他们也不等候他复原，由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Gnaeus Domitius）代他统军。为便于使他的巨大军队列阵起见，安条克把他们分成两部。第一部大半为轻兵，有轻盾队、弓手、轮索手，密塞人（Mysians）、达赫人（Dahae）和埃里迈人（Elymaeans）的骑射兵、骑单峰驼的阿拉伯人和镰车。在第二部，重骑兵（Cataphractae，一种披甲骑兵）列在两翼；骑兵后面是夹在中层的高卢和卡帕多奇亚步兵；在方阵中心是全军的精锐一万五千人，其装备为马其顿式，可是在这狭窄的空间，他们没有用武的余地，不得不列成双重队伍，纵深三十二层。战象五十四匹列在两部中间的隙地，分属于方阵和重骑兵的各中队。罗马人仅把少数几队骑兵置在左翼，倚河为固；骑兵大部和轻兵全部都置在尤美尼斯所率的右翼；罗马兵团立在中央。尤美尼斯于开战时派他部下的弓手和轮索手攻镰车，命他们射击驾车的马；顷刻之间，不但镰车陷于混乱，而且离得最近的驼兵也被冲散，甚至立在后面的第二线重骑近左翼也被搅乱。尤美尼斯现在率全部罗马骑兵三千人，猛扑那列于第二线，在方阵与重骑兵左翼之间的佣兵步队，步队退走时，行列已陷紊乱的披甲骑兵也就逃窜。方阵刚容轻兵穿过阵去，正预备进攻罗马兵团，为敌骑的侧击所困扰，不得不停止，在两侧排成战线——其阵势的纵深适于做这种运动。如果亚细亚的重骑兵就在近旁，这战事或者尚可挽回；不过左翼已瓦解，安条克亲率的右翼已去追击对面的罗马小队骑兵，直抵罗马营垒，罗马人煞费力气始挡住这个攻势。这样，在决定胜负的俄顷，骑兵竟不在场。罗马人谨慎，不用兵团攻方阵，却派弓手和轮索手去攻他，对于这密密拥挤的群众，他们的投射武器无一不发生效力。然而这方阵徐徐退去，秩序井然。后来站在中间隙地的战象受了惊骇，冲破行列，于是全军四散乱窜，守营企图也告失败，仅使阵亡和俘虏的人数更多。安条克的损失据估计为五万人，以那种无限的混乱而论，并非不足信；罗马兵团并未参战，他们由这场胜利取得第三个大洲，所费不过是骑兵二十四名，步兵三百名而已。小亚细亚降服；就连以弗所和朝廷所在的萨迪斯也在其内，亚细亚水师统领连忙把舰队撤离以弗所。

亚细亚王求和，并且同意所提出的条件，这些条件照例正是战前所给的条件，所以也把割让小亚细亚包括在内。条约批准以前，军队留驻于小亚细亚，费用由亚细亚王负担；他为此事花费的钱不下三千塔兰特（七十三万英镑）。安条克本人素性懒散，不久便淡忘那失其国土之半的痛苦；他明言感激罗马人，因为免去他统治一个太大帝国的烦劳，这正是他这等人所说的话。可是自从马格内西亚一战以后，亚细亚便失其大国的地位，一个强国衰落得迅速、彻底而可耻，或未有如这安条克大王治下的塞琉古王国的。不久以后（567年即前187年），他到波斯湾头的埃里迈，却劫掠一座贝尔（Bel）庙，想以其财宝补充他空虚的库藏，激起居民的愤恨，为其所杀。

得胜以后，罗马政府须整顿小亚细亚和希腊的事务。如果罗马要在这里把统治权奠定在坚固的基础上，仅是安条克放弃其前亚洲的宗主权，尚嫌不足。上文已述此地的政治关系。爱奥尼亚和埃奥利亚沿海的希腊自由城市以及与它们大致相同的波加蒙王国，诚然是罗马新主权的天然栋梁，并且罗马在这里也实际挺身而出，为同种的希腊人做保护主。可是小亚细亚内地和黑海北岸的君主却久已不真正服从亚细亚王，罗马人仅与安条克一人订条约，不能得到控制腹地的权力。当时的急务实为把此后罗马领导权的势力范围划出来。因此，最关重要的是亚洲希腊人与那居此已一百年的凯尔特人的关系。这些凯尔特人已正式瓜分小亚细亚，三邑各在其焚掠区内征求定额的捐税。固然，波加蒙的市民，在其因此得跻于世袭王位的领袖强力指导之下，已摆脱这种可耻的羁绊，而希腊艺术近来重见于世的美丽花朵，就渊源于这最后一次民族爱国心所激发的希腊战事。但这不过是个强大的反击，没有决定性的结果；波加蒙人为保全其城的平安，须再三用武力抵御东山蛮族的攻击；其余希腊城市多半或仍旧独立。如果罗马对于希腊人的保护在亚洲也不徒有其名，则其新附庸对凯尔特人的纳贡义务必须解除；因为罗马当时的政策不许在希腊、马其顿半岛，更不许在亚洲自有领土和连带的派兵常驻其地，所以实际别无他途，只好把罗马武力推到罗马势力范围所及之处，以武功建立新宗主权，在小亚细亚一般地方如此，而在凯尔特人的各邑尤甚。

罗马派格涅乌斯·曼利乌斯·弗尔索（Gnaeus Manlius Volso）到小亚细亚接替卢奇乌斯·西庇阿的职位，新元帅所做的正是此事。他因此受了严厉的指责；元老院有些人不喜政策有这种新转变，他们既不见此战的理由，也不见此战的目的。第一个特为针对此战而发的批评实为理由；罗马政府既那样实际干涉希腊的关系，这战事是政策的必然结果。至于保护全体希腊人的政策，在罗马是否适当，诚然可疑；可是由弗拉米尼努斯及其所领导的多数派现在所持的观点看来，剿平加拉提亚人，实是个不但名誉攸关而且智者必为的义务。另一个批评是当时没有对加拉提亚人开战的正当理由，此说较为有理，因为他们并未真与安条克联盟，不过仅依他们的习惯让他在境内招募佣兵。可是另一方面，有一种决定的重要情形在：只在完全非常的情势之下，人始能向罗马人民要求派罗马军队到亚细亚，而这种远征若系必要，他们便即刻赞成一切，并且用那已在亚洲的得胜军队执行一切。

弗尔索由以弗所出发，无故向迈南德（Maeander）河上游和潘菲利亚的君主和城市勒索无量的战费，然后转而向北，攻凯尔特人。凯尔特人最西的托里斯托包吉部已携其财产退居奥林匹斯山，中央的特克托吉部退居马伽拔（Magaba）山，希望能在此自保，以待冬季到来，外国人不得不退。可是罗马弓手和轮索手的投射武器——他们常决定战局使不识此物的凯尔特人遭受不利，略如近代火器的不利于野蛮部落——猛攻高山，凯尔特人战败；他们以前在波河上和以后在塞纳河（Seine）上屡遇与此相似的覆败，不过这次在亚洲的覆败，与这个北方人种出现于希腊和弗里吉亚等民族之间的整个现象却同样稀奇。两地被杀戮的人为数甚众，俘虏为数更众。残余的人逃过哈里斯河，往归第三部落特罗克密部，罗马执政官不扰他们，因为西庇阿与安条克所订的初步条约已商定疆界，他不敢越过。

罗马人整理小亚细亚事务的方法，一部分是与安条克缔结和约（565年即前189年），一部分是设立一个委员会，由执政官弗尔索主持，发布法令。安条克须纳人质，与他同名的少子居其一；他须付战费——其数与亚细亚的财富成比例——一万五千优卑亚塔兰特（三百六十万英镑），其中五分之一须立即缴纳，其余按十二年摊付。他须割让一切欧洲属地，小亚细亚领土在整个哈里斯河和陶鲁斯山以西的也须一概割让，陶鲁斯山是西利西亚与利考尼亚（Lycaonia）中间的界山，所以他在安那托利亚（Anatolian）半岛仅余西利西亚。他对于小亚细亚各国和诸侯的保护权当然作废。甚至在罗马疆界以外，不但卡帕多奇亚对亚细亚或叙利亚取独立的态度，叙利亚是现在塞琉古王国较为通用也较为适当的名称；而且亚美尼亚两郡阿达西亚（Artaxias）和扎里德里（Zariadris）的郡主，即使不确依罗马的和约必是在罗马影响之下，也变成独立国王，创立了新王朝。叙利亚王丧失了对西方国家做侵略战之权，并且就是作防御战，也没有在缔和时由他们获得领土之权。除载运使者、人质或贡品外，他的战船不得航行至西利西亚的迦里喀德奴（Calycadnus）河口以西；除非做防御战，所有甲板船不得过十艘；最后，不得在西方各国招募佣兵，也不得在他宫廷里收容这些国家的亡命政客和叛人。他放弃定额以外的所有战船、战象和投靠他的亡命政客。这位大王受了“罗马共和国之友”的称号，作为补偿。如是，无论在陆上和海上，叙利亚国永被完全逐出西方；一切为罗马所击破的大国，唯有塞琉古王国于首次破败以后永不再兴兵决战，由此可以显见这个王国组织的薄弱和散漫。

卡帕多奇亚王阿里亚拉底（Ariarathes）的国土在罗马所定保护范围之外，以罚金六百塔兰特（十四万六千英镑）了事；以后经其婿尤美尼斯居间调停，罚金减至半数。

比提尼亚王普卢萨保持其原有的领土；凯尔特人亦然，不过他们须允诺不再遣武装人群到境外，小亚细亚许多城市向他们纳贡的丑事因此作罢。如是，罗马把一种真实恩惠赐给亚洲的希腊人，他们不忘以金冠和虚幻的赞颂来报恩。

在小亚细亚西部，领土状况的调整不无困难，又因为尤美尼斯在那里所行的王朝政策与希腊城市同盟的政策相冲突，尤为棘手。他们终于达到一个谅解如下：一切希腊城市在马格内西亚一战之日原系自由城并与罗马会师的，他们的自由均受确认；这些城市除以前向尤美尼斯纳贡的以外，将来一概免向各诸侯纳贡。如此，达尔达奴城和与罗马有上追埃涅阿斯时代的古代亲谊的伊里翁城，连同奇密、士麦拿、克拉松美尼、埃利德雷、契欧、科洛丰、米利都和其他自古闻名的城邑，都变为自由城。浮西亚立约投降后曾遭罗马舰队兵丁的劫掠，却能收回其领土和自由，虽则这不在条约所指定的范围以内。希腊、亚细亚的商业城市同盟多半都获得新增的领土和其他利益。罗德岛所得的报酬当然最多；它得有特尔密苏（Telmissus）以外的利西亚和迈南德河以南的迦利亚大部；此外，安条克保证罗德岛人在其王国内的财产和权利，以及他们素来享受的免税权。

其余一切，占战利品绝对最大的部分的，均归于阿塔鲁斯王朝；此朝自昔以来即忠于罗马，尤美尼斯在此战中又饱尝患难，而且他个人在这决定性战争的结果上立有功劳，所以罗马给他的报酬为任何君主报答其同盟的所不及。尤美尼斯所得的：在欧洲是包有里西马乞亚的刻尔松尼斯；在亚洲，除他已有的密西亚（Mysia）外，是赫勒斯滂海峡上的弗里吉亚，包有以弗所和萨迪斯的吕底亚，包有特拉勒（Tralles）和马格内西亚的迦利亚北区直抵迈南德河，大弗里吉亚和里考尼亚连同西利西亚的一部，弗里吉亚与利西亚之间的密里亚（Milyas）区域，利西亚境内作南海港口的特尔密苏城。以后关于潘菲利亚究在陶鲁斯山内或山外，因而此地究应谁属的问题，尤美尼斯与安条克起了争执。另外，他对未得绝对自由的希腊城市得有保护权，受他们的贡献；可是这里有个条件，即各城应保其特许状，贡额不得提高。再者，安条克须约定付尤美尼斯三百五十塔兰特（八万五千英镑）以偿还欠其父阿塔鲁斯的债款，又须付他一百二十七塔兰特（三万一千英镑）以补偿积欠的粮食供应。最后，尤美尼斯得有安条克交出的御用森林和战象，但不得其战船，战船被焚毁，因为罗马人不容另一海权国与他们并立。这样一来，阿塔鲁斯王国在东欧和亚洲的地位变成努米底亚在非洲的地位，一个行专制政体而附属于罗马的强大国家，以控制马其顿和叙利亚为使命，又能尽其使命，除非遇到非常情形不需罗马的援助。权谋所要求的是创造这种势力，对共和政治和对希腊的同情以及虚荣心所要求的是解放亚洲希腊人，罗马人已尽可能地把二者联合为一。至关于较远的东方在陶鲁斯山和哈里斯河以外的，他们断然决定置之度外。他们对安条克的和约条款是此意的明证，罗德岛人代西利西亚的梭利城（Soli）请罗马保证其自由，元老院加以峻拒，更是此意的铁证。他们也一样忠实地坚守不取海外属地的原则。罗马舰队既已远征克里特，解放了被卖到那里做奴隶的罗马人，海陆军便在566年即前188年夏季将尽之时离开亚细亚，这次陆军又经过色雷斯，因为将军的疏忽，为蛮族所攻，大受损失。罗马人仅载荣誉和黄金回国，即在此时，致谢辞已取实用的形式，常把荣誉和黄金合为一物，成为金冠。

欧洲希腊也曾为这场亚洲战争所激荡，需要改组。埃托利亚人尚未知自安于无足重轻；在564年即前190年与西庇阿结休战协定以后，他们不但以其在塞法伦尼亚（Cephallenian）的海盗船使希腊与意大利间的交通困难危险，而且或在休战尚未期满之时，他们便为亚洲事的谣传所欺，其愚竟至于再扶阿密南德为阿达马尼王；腓力已占据埃托利亚和色萨利之间的区域，他们在这里与他进行混战，其间腓力屡遭挫败。此后，罗马当然以执政官马尔库斯·福尔维乌斯·诺比洛（Mareus Fulvius Nobilior）的登陆答复他们的请和。他于565年即前189年春季来至军中，围攻十五天以后，以对守军有光荣的降约，占领了安伯拉西亚（Ambraeia），同时马其顿人、伊利里亚人、伊庇鲁斯人、阿加那尼亚人和阿喀亚人都对埃托利亚人猛烈进攻。这里谈不上狭义的抵抗，埃托利亚人再三求和，罗马人终于停战，许给条件，鉴于敌人那样的可鄙和狠毒，这些条件可谓不苛。埃托利亚人失去一切在其敌人手中的城邑和领土，特别是安伯拉西亚和厄尼亚底（Oenia［dae］），以后因为罗马酝酿着不利于马尔库斯·福尔维乌斯的阴谋，安伯拉西亚成为自由独立的城市，厄尼亚底则被赠给阿加那尼亚人；他们也割让了塞法伦尼亚。他们丧失了宣战和媾和之权，在这方面视罗马的对外关系为转移。最后，他们缴纳巨款。塞法伦尼亚用自己的力量反抗这个条约，至马尔库斯·福尔维乌斯登陆此岛，它才降服。萨美（Same）居民恐怕他们这地位优良的城将为罗马殖民团所夺，实先降后叛，被围攻四个月；然而此城终被攻下，全数居民均被卖为奴隶。

关于此事，罗马也固守其原则，自限于意大利和意大利所属的岛屿。那些战利品，除塞法伦尼亚和查金都（Zacynthus）两岛外，她一无所取；这两岛是科西拉属地及亚得里亚海其他海军站的补助，为罗马人所欲得。其余领土的利益都归于罗马的同盟。可是有两个最重要的同盟腓力和阿喀亚人很以分给他们的战利品为不足。腓力心怀不平，并且不无理由。他很可以说，上次战事的主要困难非源于敌人的特性，而源于距离遥远，交通难保，多半赖他的忠实协助，这些困难才得消除。元老院承认这个事实，豁免他积欠的贡献，送还他的人质，可是他却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领土增加。他所得的是马格内西亚人的土地，连同他取自埃托利亚的德摩特利亚斯；此外多洛庇亚（Dolopia）、阿达马尼亚和色萨利的一部也是他把这里的埃托利亚人逐出的，所以也留在他的掌握。在色雷斯，内地仍在马其顿保护之下，可是关于沿海城市以及实际在腓力手中的塔索斯（Thasos）和雷蒙诺（Lemnos）两岛却无规定，而刻尔松尼斯竟被明文给予尤美尼斯；他不难见到，尤美尼斯所以得有欧洲属地，只因为遇必要时他不但可以控制亚洲，而且可以控制马其顿。这位骄傲而且在许多方面有武侠气概的国王当然愤恨不平；然而罗马人所以采取这种办法，并非由于奸诈，而实由于政治上不可避免的必要。马其顿原是一个头等大国，又曾以平等资格与罗马交战，现在须赎其罪；罗马人防备马其顿再跻于强大地位，比防备迦太基更饶有正当的理由。

阿喀亚人却另当别论。他们久已蓄意要把整个伯罗奔尼撒囊括在他们的同盟中，在对安条克战事的进程中，他们已得偿夙愿；先有斯巴达，亚细亚人被逐出希腊之后又有埃里和梅森都多少有点勉强地加入他们的同盟。罗马人不过问此事，甚至容忍他们那故意不顾罗马的做法。梅森声明愿顺从罗马人而不愿加入同盟，同盟便武力从事，那时弗拉米尼努斯不免劝告阿喀亚人说，要支配战利品的一部分，这种单独行动的办法本身就不公平，并且就阿喀亚人对罗马人的关系而言，这办法实不止于失礼；然而他对希腊人抱很不智的姑息态度，大致让阿喀亚人为所欲为。可是问题尚不止于此。阿喀亚人苦于以弹丸之地而渴欲富强，他们在战时占领普勒隆（Pleuron），便不肯放手，强使它加入他们的同盟；他们由故主阿密南德的摄政之手收买了查金都岛，并且也乐于取得埃吉那。他们勉强把查金都舍给罗马，弗拉米尼努斯善言相劝，要他们以伯罗奔尼撒为已足，他们听了极为不悦。

阿喀亚人愈缺少国家的独立，他们便愈以为应表示其国家的独立；他们谈到战争权利，谈到阿喀亚人在罗马战争中的忠实援助；在阿喀亚公会中，他们质问罗马使者说，阿喀亚不问卡普亚的事，罗马为何干预梅森的事；说这话的爱国壮士便博得喝彩，在选举中不愁无票。如果这一切不是十分可笑，便可谓很正当，很高妙。罗马虽竭诚努力要扶植希腊人的自由，要挣得他们的感激，然而他们所给的却无非是纷乱扰攘，所得的无非是忘恩负义，这里面有个深沉的公理，又有个更深沉的悲痛。希腊人憎恶那保护他们的大国，这种憎恶必渊源于高尚情感无疑，而且几个领导这运动的人物，其私行无玷也毫无可疑。虽然这样，阿喀亚人这种爱国行动仍不失为愚妄，一幅历史上的滑稽画。尽管抱着那种雄心，尽管有那种民族的敏感，全国由最高到最低的人无一不极为彻底感到无能。人人恒在听取罗马的意见，自由人无异于奴隶；他们所惧的法令未曾颁布，他们便感谢上苍；元老院表示他们最好自动顺从，以免有加以强迫的必要，他们便怒容可掬；不得不做的事，他们如果可能常以罗马人所不喜的方式去做，“以保存面皮”；他们报告、解释、拖延，到这一切都不中用的时候，才叹一口爱国的气，服从命令。如果他们的领袖决心作战，如果他们宁愿全国玉碎而不为奴隶，他们的行为即使不能博得赞许，至少也可以要求宽容；可是菲洛波门和利柯达（Lycortas）都不想做这种政治上的自杀——他们的愿望是尽力取得自由，可是他们最高的愿望却是生存。更有进者，他们所畏的罗马干涉希腊内政，并不是罗马人所致，而永是希腊人自己祈求的结果，希腊人有如童子，把他们所怕的鞭锤招到自己的头上来。希腊和后希腊时代的学者大众不厌烦絮地反复申说，责罗马人想在希腊鼓动内讧；研究政治的学者常虚构最荒谬的论调，此说实居其一。不是罗马人把争执送到希腊——果若是，便实际等于“把枭鸟送到雅典”——而是希腊人把他们的不和送到罗马。

特别是一心想扩大领土的阿喀亚人，竟完全不悟弗拉米尼努斯若不把亲埃托利亚的城邑并入他们的同盟，他们便将如何受益匪浅；在拉西第孟和梅森，他们获得的无非是层出不穷的内争。两民社的人川流不息地在罗马恳求解除他们这讨厌的联系；而且最可奇的是，其中竟有受阿喀亚人之赐始得归国的人。在斯巴达和梅森，阿喀亚同盟不断从事于改革和复旧的工作；两地最荒唐的亡命徒指示公会的政策。斯巴达在名义上加入同盟后四年，竟至有公然开战和不顾理性彻底复旧的事，由纳比斯得有公民资格的奴隶一概又被卖为奴隶，以其价款在阿喀亚的城市梅伽洛波里建筑一座柱廊；斯巴达的财产权也复其原状，以阿喀亚的法律代来库古的法律，城墙被拆毁（566年即前188年）。最后，各方面都向罗马元老院呼吁，请其公断全案——元老院行感情用事的政策，这苦恼的工作正是它所应得的报应。元老院对于这些事绝不过事干预，不但以可为模范的泰然自若，忍受那自负的阿喀亚人讽刺，甚且遇有最甚的暴行也表示不正当的冷淡态度。复旧以后，消息来自罗马，云元老院曾指责此事，但没有把它注销，阿喀亚便举国欢腾。罗马没有为拉西第孟人采取行动，只是骇于阿喀亚人枉杀六十至八十个斯巴达人，才剥夺公会对于斯巴达人的刑事审判权——这真可谓对于一个独立国的内政施行万恶的干涉。这种无谓的叫嚣，罗马的政治家尽量置之不理，其最大的明证就是怨言四起，说元老院断事肤浅、矛盾而含糊；实则四派人同时来自斯巴达，互相攻讦于元老院之前，何能期望他断事清明？再则这些伯罗奔尼撒人，其大多数的私人品格在罗马造成不良的印象：一日，其中一人指点弗拉米尼努斯做某种跳舞的方法，次日又与他款谈国家事务，就是弗拉米尼努斯也不以为然。此等情势愈演愈烈，以至于元老院终失其耐性，告伯罗奔尼撒人说不能再听他们的话，他们可以任意去做（572年即前182年）。这很合乎人情，可是不合乎道理；罗马人既处在那种地位，他们负有道德上和政治上的义务，应真诚一贯地矫正这种可悲的情势。阿喀亚人迦里克拉底（Callicrates）于575年即前179年往元老院，说明伯罗奔尼撒的状况，要求持久一贯地干涉；以此人的品格而论，他或者不及他同国那创造爱国政策的主要人物菲洛波门，可是他的主张却属不谬。

如是，罗马民社的保护范围现在包有自地中海东端至西端的一切国家。无论何处，没有一个罗马认为值得畏惧的国家。可是还有一个罗马赐以这种殊荣的人在——那无家可归的迦太基人，他先激起整个西方而后又鼓动整个东方起兵攻罗马，或者只因在西方遇到无耻的贵族政治，在东方遇到愚昧的宫廷政治，他的计划竟成画饼。安条克曾不得不在和约里负责交出汉尼拔；可是他逃去，先到克里特，而后到比提尼亚，
(3)

现在居于比提尼亚王普卢萨的朝中，以襄助其对尤美尼斯作战为事，仍旧是海陆俱捷。有人说他也想鼓动普卢萨对罗马作战；这种痴想，由其传说的形式看来，似乎很不可信。更为确定的是，罗马元老院认为把这个老人逐出他最后的避难所，未免有失元老院的尊严——旧说归罪于元老院，似不足信——，弗拉米尼努斯的虚荣心不甘宁息，寻求立大功的新机会，他既使希腊得免于缧绁，现在便自己担当使罗马免受汉尼拔危害的责任，即使不做不合乎外交的事，亲执匕首杀死这当代第一伟人，至少磨刀霍霍，指向着他。亚洲可怜的君主以普卢萨为最，罗马使者含糊其词地请他施点小小的恩惠，他自乐于给予；汉尼拔见他的住处为刺客所包围，便服毒自尽。他久已准备这样做，一个罗马人附带地说，因为他深知罗马人，也深知君主的信义。他死的年份不详，他大概死于571年即前183年下半，享年六十七岁。他诞生时，罗马正在争夺西西里的所有权，成败尚不可知；他的寿命正使他及其整个西方被征服，并且他的祖城也变为罗马的属国，在他最后对罗马人的一战，他竟与他祖城的战船交锋；然后他不得不袖手旁观，看罗马如何也把东方压倒，有如暴风雨压倒一只无人掌舵的船，心中却觉着只有他一人能充领港，使这船从暴风雨中平安渡过。他死时，已不再怀着可遭挫折的希望，但是他经过五十年的奋斗，却能精诚地保持他幼年所发的誓愿。

约在同时，可能就在同年，罗马人惯于称为克服他的普布利乌斯·西庇阿也死了。命运使他的敌人处处失败，却不吝给他一切的成功——这些成功有的确属于他，有的却不属于他，他把西班牙、非洲和亚细亚都加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他曾见罗马仅是意大利的第一民社，到他死时，罗马已是文明世界的主人。他本人拥有很多的胜利尊号，以至于他的兄弟和堂兄弟得分享其剩余。
(4)

然而他的晚年也过得十分苦恼，自动离国，在不过五十岁之年死于他乡，给他的亲属留下命令，不要把遗体葬在他一生为之尽力而他的祖墓所在的城。何事把他逐出此城，我们不能确知。人把贪赃和盗用公款的罪名加在他身上，更加在他兄弟身上，其为控词诬告自不待言，实不能为这种愤怒的充分说明；可是有足见此人的特性的，他不直用账簿辩明自己的无罪，却在人民和控诉人面前把账簿撕得粉碎，号召罗马人陪他到朱庇特庙去，庆祝他的扎玛战胜纪念日。人民让控诉人站在原处，随着西庇阿往卡庇托尔；不过这是这个人杰最后的光荣日子。他的傲气，他自以为与众不同才冠一世，他那很确定的家庭政策，特别是他的兄弟卢奇乌斯原是个丑陋的“稻草人”，却被养成一个英雄——凡此种种伤了许多人的感情，并且不无理由。真正的自尊心能保护心胸，妄自尊大却使人心暴露在每种打击、每种刺激之下，甚至原有的高尚精神也被其腐蚀。再者，像西庇阿这种真金与灿烂金箔混合而成的怪性情，全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色，即他们须有幸运和少年的光彩才能发挥他们的魔力，这种魔力一旦衰微，最痛感这种变化的却是魔术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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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耶罗马穆谓叙利亚公主克利奥帕特拉于556年即前198年与托勒密·埃庇方尼订婚，他的明确证据再加以李维书和阿庇安书中的暗示，而且有561年即前193年完婚的实事，则罗马人此次干涉埃及的事务，在形式上实无此必要，毫无可疑。

(2)
关于此事，我们有波利比乌斯的话为证，他的话又由续犹太史完全证实；尤西比乌斯误以菲洛梅特（Philometor）为叙利亚王。我们诚然见叙利亚的包税商于567年即前187年缴款于亚历山大城，可是此事并不妨害主权，只因为克利奥帕特拉的嫁资是由这些岁入来负担；以后的争执可能就起于这种情形。

(3)
有个故事说汉尼拔往亚美尼亚，应其王阿达克其亚（Artaxias）之请，在阿达克西（Artaxes）河上建立阿达克沙达城（Artaxata），这当然是个捏造的故事；但是汉尼拔几与亚历山大无异，竟混迹于东方故事中，实是个深堪注意的事。

(4)
克非洲者、克亚细亚者、克西班牙者。

第十章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

罗马人与安条克缔和以后，马其顿王腓力很不满他们给他的待遇，以后世事的推移也不适于平息他的怒气。他在希腊和色雷斯的邻国，多为昔日闻马其顿之名而战栗——如今日闻罗马之名而战栗的民社，自从腓力二世以来即受马其顿的侵害，现在这强大国家衰落了，自然以对他报复为事。当时希腊人的虚骄和反马其顿的廉价爱国心，都发泄在各同盟的公会中和向罗马元老院源源递送的诉状。腓力受罗马人的许可，保有他取自埃托利亚人的领土，可是在色萨利，只有马格内西亚同盟曾正式与埃托利亚人联合；色萨利另有两个同盟——一个是狭义的色萨利同盟，一个是波希比亚同盟——腓力曾由埃托利亚人手中夺得他们的几个城邑，他们要求归还，其理由为腓力仅解放而未征服这些地方。阿达马尼人以为可以请求自由，尤美尼斯要求以前属于安条克的沿海城市，尤其是埃奴斯和马罗讷亚，可是在对安条克的和约中以明文许给他的只有色雷斯的刻尔松尼斯。这一切由腓力邻国来的不平声和无数的琐屑怨言，关于他助普卢萨攻尤美尼斯、关于商业竞争、关于破坏契约和强夺牲畜，都向罗马滚滚而来。马其顿王须让这群自主的流氓在罗马元老院面前控告他，并且接受元老院任意给他的判断，无论其公平与否；他须眼见判断永远于己不利；他须咬紧牙关，撤退驻在色雷斯沿海和色萨利城邑和波希比亚城邑的戍兵；罗马的委员来视察是否一切均已遵命办理，他须恭恭敬敬地予以招待。罗马人对腓力并不如对迦太基那样痛恨，实则在许多方面，他们甚至对这位马其顿王怀有好意；他们在这里不像在利比亚那样任意地不顾体面；可是马其顿的地位根本与迦太基的大体相同。然而腓力的为人却没有腓尼基人的耐性来忍受这种折磨。他既性如烈火，自兵败以后，却不甚恼怒他那可敬的敌人，而深恨他那毫无信义的盟友；并且他久惯行那只顾自己而不顾马其顿的政策，这个盟友曾寡廉鲜耻地把他遗弃和出卖，所以他只认为罗马与安条克的战争是报复这盟友的绝好机会。他达到了这个目的；可是罗马人知道得很清楚，马其顿王的动机不是对罗马的友谊而是对安条克的仇恨，并且他们素不以这种爱憎之心决定政策，所以慎避给予腓力重大的利益而宁可施惠于阿塔鲁斯王朝。自从他们登基以来，阿塔鲁斯王朝即与马其顿争斗甚烈，并且无论在政治和私人方面都最为腓力所痛恨；在击破马其顿和叙利亚，扩张罗马在东方的保护权上，他们的贡献为东方各国之冠；在上次战争，腓力自动而忠实地拥护罗马，他们却因为生存的缘故不得不与罗马联合。罗马人已利用阿塔鲁斯王朝来重建利西马库国——灭亡此国是亚历山大以后的马其顿君主最重大的成就——在马其顿旁边建立一个力量与之相等而受罗马保护的国家。在这种特殊情形之下，一个专心为人民谋利益的明智君主或将决计不与罗马再作强弱悬殊的斗争，可是在腓力的性情中，最强大的高尚动机是荣誉心，最强大的卑鄙动机是复仇心，他不听怯懦或逆来顺受的论调，在他心的深处仍抱着再决雌雄的定策。色萨利各公会常痛骂马其顿，他接到又有此事的报告，便以德欧克利都（Theocritus）的一行诗为答复，说“末日的太阳尚未落山”。

腓力在筹划和隐瞒他的计策上显出沉着、精诚和坚忍，如果他在盛时能把这等性质发挥出来，或者会改变世界的命运。特别是他对罗马很柔顺，以柔顺换取达到目的所不可少的时间；对于他这种凶猛高傲的人，这是重大的苦难，然而他竟能毅然忍受此苦——他的臣民，和无辜的争执目标如不幸的马罗讷亚，都大受他这郁结的怒气之害。早在571年即前183年，战事就似乎非起不可；可是他的少子德摩特里乌斯（Demetrius）在罗马为质已数年，甚得恩宠，奉腓力之命，竟能使其父与罗马达成和解。罗马人当然非不知腓力的努力；元老院，特别是办理希腊事务的弗拉米尼努斯，想在马其顿组织一个罗马党，以阻碍他的努力，便选定这位热诚依恋罗马的少年王子为党魁，或也选定他为将来的马其顿王。抱着这个宗旨，他们明白表示，元老院因其子之故原谅其父；这事自然使王家发生内讧，王长子波尔修（Perseus）虽是非耦婚姻所生之子，却为其父所预定的嗣子，他想害他的兄弟，以免将来与他争位。德摩特里乌斯似乎未尝于闻罗马的阴谋；只在无罪而妄被嫌疑时他始被迫犯罪；就是在那时候，他也似乎除逃往罗马外别无用意。可是波尔修注意以相当方式使其父晓得德摩特里乌斯的计划，加以弗拉米尼努斯寄给他的一封信中途被人截留，其父遂下令把德摩特里乌斯处死。到了已嫌太晚之时，腓力始知波尔修所设的诡计；他正在深思如何惩治这杀弟之人，使他不得登王位，便突然去世。他于575年即前179年死在德摩特利亚斯，享年五十九岁。他留在身后的是一个破碎的国家和一个纷纭的家庭，他以悲痛的心情，自认一切辛苦、一切罪恶皆已成空。

于是其子波尔修得握政权，在马其顿和罗马元老院均未遭遇阻碍。他是一个状貌堂堂的人，擅长一切运动，生长于军营中，惯于发号施令，盛气凌人如其父，不拘泥于选择手段。醇酒妇人常常使腓力怠忽政事，却不能诱惑波尔修；其父心粗气浮，感情用事，他却稳健有恒。腓力童年为王，在初即位的二十年间无往不利，受命运的娇惯，为其所毁；波尔修三十岁登王位，因为在童稚时即同遭对罗马的败仗，因为在屈辱的印象和国家即将复兴的念头中长大成人，所以他把他父亲那些忧患、仇恨和希望连同王国一齐继承下来。真的，他极为坚决地着手续做他父亲的工作，较前更为热烈地准备对罗马作战；再加以他戴马其顿的王冠绝非罗马人之赐。高傲的马其顿民族常见他们的君主亲率他们的青年出征作战，以他为荣，他本国的人和许多古民族的希腊人皆以为解放战争在即，他们在他身上见到这个战争的适当元帅。可是他们实际与他的外表不符。他没有腓力的高才和腓力的能屈能伸，二者是君主的真本领，遇幸运则隐晦黝暗，可是一遇到厄运的磨砺，便又光彩焕发。腓力放荡自恣，对一切事听其自然，可是一旦有了必要，他自有所需的力量来采取迅速热烈的行动。波尔修筹划博大而精微的计策，坚忍不倦地依计行事，可是一旦采取行动的时机到来，他所经营缔造的，真正活现于他的前面，他便骇愕于他自己的工作。器量褊狭的人常以手段为目的，他也是如此；他为与罗马作战计，把财宝积了又积，罗马人侵入其国时，他却不能割舍钱财。有一事足以明示人的性格；其父败后急忙毁灭密室中可以连累他的文书，其子败后却先取他的财宝箱而后登船。在寻常的时候，他或可做个平凡的君主，与其他凡主相等或略胜；可是若遇到一个冒险事业，非有不凡的人来策动便自始无望的，他却不适于担任领导。

马其顿的力量绝不算小。全国对安提哥尼德王家的忠心依然无恙；只有这一国，民族意识不受政党交争的败坏。君主政体有一个大优点，即每易一君，旧日的仇恨和争执辄行作废而另一班人和新鲜希望的新时期代之而兴。这位君主已聪明利用这优点，一登王位，便行大赦，召回破产逃亡的人、豁免积欠的赋税。如是，其父招人怨恨的苛政不但为其子的利益，而且为其子取得人民的爱戴。马其顿人口的缺额，经过二十六年的太平岁月，一部分自行补充，一部分由政府认真设法补救国家的创伤。腓力督促马其顿人结婚育子，他把沿海居民迁到内地，而把忠勇可靠的色雷斯人屯驻在那些地方。为一举永遏达尔达奴人的蹂躏侵掠起见，他在北方造成一层关塞，把马其顿边境与蛮族地方交界之处化为一片荒凉，又在北方各省创立许多新城。总之，后日奥古斯都重奠罗马帝国基础时所行的方法，他那时已逐步行之于马其顿。军队众多——不计助战兵和佣兵尚有三万人——少年人在边境对色雷斯蛮族的经常战事中受到纯熟的训练。可怪的是腓力没有像汉尼拔那样仿罗马的形式编制军队，可是我们一想到马其顿人珍视他们的密集队，这种队伍虽屡次战败却仍被认为常胜军，便可了解此事。由于腓力在矿产、关税和什一税上所辟的新财源，由于农业和商业的茂盛，他竟能把他的国币、谷仓和武库补充起来。以后开战之时，马其顿国币里的金钱足付现兵和一万佣兵的十年饷金，在公家仓库里有足支十年的积谷（一千八百七十万公石）和足供三倍于现兵用的武器。真的，现在的马其顿全非第二次对罗马开战时措手不及的马其顿。此国的实力在一切方面至少增加了一倍；汉尼拔以件件远逊于此的实力曾能震撼罗马，使他根本动摇。

马其顿的对外关系却没有这样顺利。按理马其顿应重振汉尼拔和安条克的计划，把一切被压迫的国家联合起来，反抗罗马的霸权，而自居于这个联合的首领地位；皮德纳的朝廷诚然与各方面都有联络，可是联络的成效却甚微。固然，有人说意大利人的忠节已在动摇，可是无论敌友都不免见到，萨谟奈战事绝不能即刻复发。马其顿代表与迦太基元老院深夜会谈，马西尼萨在罗马所告发的，即使很可能不尽属子虚，也不致使庄重明达的人士吃惊。马其顿朝廷想用通婚方法使叙利亚王和比提尼亚王归附马其顿，可是毫无结果，只有使这想以婚姻手段达到政治目标的外交又复暴露其千古不变的痴愚，供人讪笑而已。马其顿若想牢笼尤美尼斯，必致贻人笑柄，波尔修的代办自乐于把他铲除；他在罗马做不利于马其顿的活动，回国途经德尔斐，他们要在这里杀害他，不过这个妙计竟告失败。

更为重要的是鼓动北方蛮族和希腊人反叛罗马。马其顿的旧仇达尔达奴人居今塞尔维亚地方，多瑙河左岸有一个较达尔达奴人尤为野蛮的日耳曼种部落巴斯登人（Bastarnae），腓力已拟订计划，用巴斯登人来扑灭达尔达奴人，然后亲率这些人和为此所推动如雪崩一般的全数民族，由陆路到意大利，侵入伦巴底，他已派间谍去勘察通到该地的阿尔卑斯山路——这个大计划不愧为汉尼拔所拟，无疑地必受有汉尼拔渡阿尔卑斯山的直接提示。多半因为这个缘故，罗马于腓力晚年（573年即前181年）创立阿奎莱亚堡垒，而且这个建设与罗马人在意大利他处建堡垒时所行的制度不合。然而达尔达奴人和邻近有关的各部落拼命抵抗，这计划竟遭挫折；巴斯登人不得不退，还家途中踏着多瑙河上的冰层而过，层冰塌陷，全部溺死。而后马其顿王想至少把他的保护权推广到伊利里亚地方的酋长，这地方在今达尔马提亚和北阿尔巴尼亚。其中一个酋长阿迭陶鲁（Arthetaurus）忠实地亲附罗马，死于刺客之手，此事波尔修不无知情。最强大的酋长是普洛拉都（Pleuratus）的嗣子甘提乌斯（Genthius），在名义上与其父同为罗马的同盟；可是达尔马提亚一个岛上的希腊城市伊萨有使者告元老院，说波尔修与这位年少柔弱而酗酒的王子有默契，甘提乌斯的使者在罗马充波尔修的间谍。

马其顿东面向多瑙河的一带地方有色雷斯最强大的酋长寇提斯（Cotys），这人智勇双全，为奥德利西亚人（Odrysians）之主，并为东色雷斯之王，其领域起自马其顿在黑勃鲁（Hebrus，即马里扎［Maritza］）河上的边境直抵满布希腊城市的海岸边缘，他与波尔修结成最密切的联盟。至于这里附罗马的小酋长，有一个萨伽人（Sagaei）的君主阿布鲁波里（Abrupolis），因远行侵掠斯特利蒙（Strymon）河上的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为波尔修所击败，被逐出国。腓力曾由这些地区吸收了许多移民，并且这里的佣兵随时可得，不拘数目。

对罗马宣战之前，腓力和波尔修都久已在不幸的希腊民族中间热烈进行双层的宣传战，一方面想诱民族党，又一方面想诱——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名词——共产党（the communistic party）归附马其顿。当然，无论是亚洲和欧洲的希腊人，其民族党如今都心向着马其顿；并不是因为解放他们的罗马人偶尔做事不公，而是因为一个外国复兴希腊民族，说起来未免自相矛盾，并且到了现在实嫌太晚之时，始无人不知马其顿最可恶的统治为害于希腊较小，而可敬的外国人以最高尚的居心创立的一种自由政体却为害于希腊甚大。全希腊最贤能正直的人反对罗马，自在意料之中；倾向罗马的只有贪贿的贵族和分散各地而独不以民族的现状和将来自欺的诚实人。这种情形最使波加蒙的尤美尼斯感到痛苦，在希腊人中他是主张依外国而获自由的主要人物。他以种种体谅对待他属下的城市，结果徒劳；他以悦耳的话和更为悦耳的金钱想取得各民社、各公会的欢心，结果徒劳；他痛心疾首，听说他的馈赠被人璧还，全伯罗奔尼撒奉公会的法令同时把从前为他竖立的石像一概打碎，把尊崇他的铜表一概熔毁（584年即前170年）。波尔修的名字又复有口皆碑；就是往日反马其顿最坚决的国家如阿喀亚人，现在也考虑废除反马其顿的法律；拜占庭虽位在波加蒙王国境内，却不向尤美尼斯而向波尔修请求并且获得保护和戍兵以抗色雷斯人；同样，赫勒斯滂的郎萨古也投归马其顿；强大精明的罗德岛人用他们整个宏伟的舰队由安条克——因为叙利亚战船不许到爱琴海——护送波尔修王的新娘，载着大量的赐物尤其是造船的木料荣归故里；亚细亚各城市的委员因此就是尤美尼斯的臣民，在萨摩色雷斯（Samothrace）与马其顿的代表举行秘密会议。派遣罗德岛舰队一事至少有示威的模样；波尔修又以在德尔斐举行宗教典礼为口实，展示他本人和军队于希腊人的眼前，其目的当然也在示威。此王想用民族运动来支持当前的战事，自属理之当然。可是他乘着希腊可怕的经济紊乱，想把一切愿改革产权和债务的人吸引到马其顿，却是错误。欧洲希腊的各人和各邦——在这方面伯罗奔尼撒情形略佳，算是例外——如何空前地债台高筑，我们实难为适当的想象。一城仅为掠取钱财而侵略他城的事屡见不鲜——例如雅典人攻奥罗普（Oropus）——并且在埃托利亚人、波希比亚人和色萨利人中间有产者与无产者正式开战。在这种情形之下，必有最恶的暴行，不言而喻；例如埃托利亚人宣告大赦，制定新公安法，专为的是诱若干移民落网，把他们处死。罗马人企图居间调停，可是他们的使者无功而还，声言双方罪恶均等，他们的相仇不受约束。在这里除用警察和刀斧手外实无其他解救的方法；感情用事的希腊主义自始即为人所笑，现在始惹人厌恶。这一党——如果堪称为党——的人本来无物更无名誉可失，然而波尔修王要抓住他们，不但颁发有利于马其顿破产人的诏书，而且使人在拉利萨、德尔斐和提洛等地张贴告示，号召一切因政治或他罪或因债务而被逐的希腊人来马其顿，并且保证把他们往日的爵位和财产完全复旧。我们不难设想，他们来了，并且北希腊处处酝酿着的社会革命现在公然爆发出来，那里的民族社会党遣人请波尔修来援。如果只用这种手段来拯救希腊民族，我们尽管尊敬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菲迪雅斯（Phidias），却大可发问，这目的是否值得付出这种代价？

元老院见其迟延已嫌过久，现在到了制止这种行为之时。与罗马联盟的色雷斯酋长阿布鲁波里被逐，马其顿与拜占庭人、埃托利亚人和彼奥提亚部分城市联盟，都同样违反557年即前197年的和约，已足供官方的开战宣言之用：开战的真正理由却是马其顿想把形式上的主权变成真正主权，想代替罗马成为希腊人的保护主。早在581年即前173年，罗马使者就在阿喀亚公会里说得很明白：与波尔修联盟即等于抛弃与罗马的联盟。在582年即前172年，尤美尼斯带着连篇累牍的诉苦表亲来罗马，向元老院陈明整个时局的状况；然后元老院开了个秘密会议，出人不意地决定立刻宣战，派戍兵驻防伊庇鲁斯各港口。为保存形式计，罗马派使团到马其顿，可是他们所奉使命的性质使那自知不能后退的波尔修答复说，他愿与罗马订立真正平等的新盟约，不过他认为557年即前197年的条约业已作废；他并命使者限三日内离马其顿。如是，两国实际宣战。这事在582年即前172年秋季。如果他愿意，波尔修可以占领全希腊，使马其顿党处处当权；当时格涅乌斯·西奇尼乌斯（Gnaeus Sicinius）率五千名罗马军驻在阿波罗尼亚，他可以击破这支兵，与罗马人争登陆。可是此王已见事态严重而战栗，与其所招待的宾客前执政官昆图斯·马尔奇乌斯·菲力普斯（Quintus Marcius Philippus）从事谈判，以为罗马宣战实是轻举妄动，因此决定暂缓进攻，再努力与罗马讲和；元老院唯一的答复，可以预料，是令一切马其顿人离开意大利，遣兵团登船出发。无疑，守旧的元老指摘他们同僚的“新智”和非罗马所当行的诡计；可是目的达到了，冬季过去了，波尔修方面没有任何行动。罗马外交家更热心利用这个时间来削夺波尔修在希腊的党援。他们对于阿喀亚人确有把握。就是他们的爱国党——他们既不赞成那些社会运动，所表示的也不过是一种谨守中立的愿望——也无意投入波尔修的怀抱；又加以这里的反对党现在借着罗马的势力，取得政权，于是绝对依附罗马。埃托利亚同盟无疑地曾在内乱中请求波尔修援助，可是新统领莱西斯古（Lyciscus）在罗马使者的监视下被选，其亲罗马尤甚于罗马人。在色萨利人中间，罗马党也保持其优势。甚至自昔即亲马其顿并且财政陷于极端紊乱的彼奥提亚人，也没有以全体名义公然宣布拥护波尔修；然而至少其中的三城，一个是狄斯贝（Thisbae），一个是哈利亚都（Haliartus），一个是科罗尼亚，却自行加入波尔修方面。罗马使者发出怨言，彼奥提亚同盟便把诸事的情形通知他，他声言如果各城分别在他面前宣布他们的决定，则何城附罗马，何城不附罗马，便水落石出；于是彼奥提亚同盟即刻瓦解。所谓埃帕密农达（Epaminondas）的大体系为罗马人所毁，并不足信；实则他们还未动手，这体系即已解体；如此，其他团结更坚的希腊城市同盟的解散，实以此兆其端。
(1)

甚至在罗马舰队出现于爱琴海以前，罗马使者普布利乌斯·伦图卢斯（Publius Lentulus）即率彼奥提亚亲罗马的各城军队，围攻哈利亚都。

喀尔基斯驻有阿喀亚的兵，奥列斯提斯地方驻有伊庇鲁斯的兵，达萨雷泰（Dassaretae）和伊利里亚的堡垒在马其顿西界上的，驻有格涅乌斯·西奇尼乌斯的军队；船只一行复航，拉利萨也屯驻了戍兵二千人。这一切事进行期间，波尔修始终不动，除其本国外没有占据一寸土地，到了583年即前171年的春季即官历的6月，罗马兵团登陆于西岸。即使波尔修勤勉从事而不这样懈怠，他是否能得到重要的盟友，还是疑问；情势既然如此，他当然完全孤立，那长期的宣传至少在当时毫无结果。迦太基、伊利里亚的甘提乌斯、罗德岛和小亚细亚的自由城市，甚至迄今那样与波尔修亲善的拜占庭，都献战船给罗马，然而罗马不受。尤美尼斯出动他的陆军和船舰。卡帕多奇亚王阿利亚拉底未经要求即送人质于罗马。波尔修的姻兄弟比提尼亚王普卢萨二世仍守中立。全希腊无一人采取行动。叙利亚王安条克二世，按朝廷体制称“神圣光武”的尊号以别于其称“伟大”的父亲的，固然奋起，可是在这次战争期间仅从那完全无力的埃及夺取叙利亚沿海的地方。

可是波尔修虽几乎孤立，他却不是一个可侮的敌人。他的陆军共计四万三千人，其中密集队二万一千人，马其顿和色雷斯骑兵四千人，其余大半为佣兵。罗马在希腊的军队计有意大利兵三四万名，此外又有努米底亚、利古里亚、希腊、克里特，尤其是波加蒙的助战兵一万余人。再加以舰队，因为敌人没有舰队与之相抗——罗马条约禁波尔修造战船，波尔修正在德萨洛尼迦（Thessalonica）建立船坞——所以仅有甲板船四十艘，可是这舰队既以助攻为要务，船上载有军队一万名。盖乌斯·卢克雷提乌斯（Gaius Lucretius）为舰队的统帅，执政官普布利乌斯·李锡尼·克拉苏（Publius Licinius Crassus）为陆军的统帅。

罗马执政官把一支强大军队留在伊利里亚，以便由西面侵扰马其顿，而亲率主力军照例由阿波罗尼亚向色萨利进发。他们的艰苦行军，波尔修不拟加以骚扰，他仅止于进入波希比亚，据守附近地方的堡垒。他在奥萨（Ossa）等候敌人，双方骑兵和轻兵的首次冲突发生于距拉利萨不远之处。罗马人毫无疑义地被击败。寇提斯以色雷斯的骑兵击破意大利骑兵，波尔修以马其顿骑兵击破希腊骑兵；罗马人阵亡了步兵两千人、骑兵两百人，骑兵被俘的六百人；他们未遇阻碍而渡过裴臬河，可以算是幸事。波尔修利用这次胜利，请以往日腓力所得的条件来讲和，他甚至愿付同额的款。罗马人却拒绝了他的请求；他们永不在兵败后缔和，并且在这种情形缔和，必继之以丧失希腊。

然而可怜的罗马统帅不知如何进攻，军队在色萨利往返行动，未做成任何重要的事。波尔修可以取攻势；他见罗马人指挥不良，行动迟缓；希腊军第一战获得灿烂胜利的消息，野火一般地传遍希腊；若再得一胜仗，爱国党便可以到处起事，发动游击战，产生不可计量的效果。可是波尔修虽善战，却不如他父亲那样善于将兵，他从前准备的是个守势战，现在形势一变，他觉得似乎半身不遂。第二次骑兵交锋于法拉那（Phalanna）附近，罗马人得个小胜利，他便借此为由，显出褊狭固执的人的本色，回复他的最初计划，退出色萨利。这当然等于放弃全希腊起兵的一切念头；尽管如此仍有伊庇鲁斯人叛罗马一事，可见若不如此便当有何种成绩。自此以后，双方均无重大成就。波尔修征服了甘提乌斯王，讨伐了达尔达奴人，并且借寇提斯之力把亲罗马的色雷斯人和波加蒙军逐出色雷斯。另一方面，西面罗马军取得伊利里亚几个城邑，罗马执政官忙于肃清色萨利的马其顿戍兵，扼守安伯拉西亚以防备好乱的埃托利亚人和阿加那尼亚人。可是罗马人奋其英勇，受祸最烈的是亲波尔修的彼奥提亚城市：狄斯贝一见罗马水师统领盖乌斯·卢克雷提乌斯出现于城下，即刻不战而降，哈利亚都对他闭门不纳，被他攻下，两地的居民都被卖为奴隶，科罗尼亚尽管立约投降，执政官克拉苏却以同样手段对待它。罗马军纪律的败坏从没有像这两个统帅麾下的军队的。他们把军队弄得凌乱不堪，甚至到了下次584年即前170年的出征，新执政官奥卢斯·赫斯提里乌斯（Aulus Hostilius）不能想做任何重大的事，特别因为新水师统领卢奇乌斯·霍滕修（Lucius Hortensius）显得与他的前任一样无能，一样肆无忌惮。舰队巡行色雷斯沿海各城市，没有结果。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所率的西面军以达萨雷泰境内的莱契尼都（Lychnidus）为大本营，屡战屡败；此军既远征马其顿而无功，马其顿王便在初冬深雪阻塞一切山路之时率南境不再需要的军队取攻势，由阿皮乌斯之手取得许多地方和俘虏，与甘提乌斯王成立联络；他竟想攻埃托利亚，同时阿皮乌斯在伊庇鲁斯攻一座堡垒不下，又反为守兵所击败，罗马主力军两次想深入马其顿：第一次越坎布尼（Cambunian）山脉，第二次经色萨利各隘口；可是两次都计划不周，两次俱为波尔修所击退。

这位执政官主要的工作是整顿军队，这事的必要当然高于一切，不过须有个比他严厉和有名望的将官。退伍和请假可以贿买，所以军队永不能达到足额；士兵在夏季住在营里，将领既做大规模的劫掠，所以士兵也做小规模的劫掠。友邦人民受到可耻的猜疑；例如拉利萨那次可羞的败仗，据说系因埃托利亚骑兵的谋反所致，罗马人归罪于他们，做出没有前例的事，把他们的军官解到罗马去受刑事裁判；伊庇鲁斯的摩洛西亚人为虚妄的猜疑所迫，索性叛变。同盟国也须负担战费，——若他们是被征服的国家，如果他们诉诸元老院，他们的公民便被处死或卖为奴隶，例如在阿布德拉（Abdera）有此事，在喀尔基斯也有相似的事。元老院认真干涉；他下令释放那些遭难的科罗尼亚人和阿布德拉人，禁止罗马官吏未得元老院许可便向同盟国索战费。盖乌斯·卢克雷提乌斯受市民一致的谴责。但这些步骤不能改变事实，即这两次出征的结果在军事上等于零，在政治上也成为罗马人的污点；罗马人与希腊政府的秽德彰闻相反，他们素以道德纯洁和健全著名于世，他们在东方所以能取得非常的胜利，得力于这种声名的并不为小。如果现在统兵的不是波尔修而是腓力，这战事可能一行发动，便把罗马军毁灭，使多数希腊人离叛；可是罗马人十分幸运，他们犯错误，敌人却恒比他们更犯错误。波尔修仅止于深沟高垒，自保于马其顿——马其顿向南和向西两面实固若金汤——无异于守一座被围的城。

上文已述为波尔修贵客的昆图斯·马尔奇乌斯·腓力，他便是罗马派到马其顿的第三个元帅，于585年即前169年到任，绝不胜任这很不容易的工作。他有大志，有进取心，不过不是一个良将。他那冒险的计划，由唐培之西的拉帕图（Lapathus）隘路渡奥林匹斯山，把一支兵留在后面防守此路，自率主力军经那难通的峡道而至赫拉克隆（Heracleum）；其成功也不能证其不谬。不但有少数勇士即可堵住路线，果若是，后退便不可能；而且就是过山以后，他前面有马其顿的主力军，后面有唐培和拉帕图两座防御坚固的山寨，他揳入一条海岸上的狭窄平原，既没有粮草，也没有掠得粮草的可能；他所处地位的毫无希望，不亚于他第一次为执政官也这样被围困在利古里亚山峡中——此山峡以后即以其名为名——之时。可是那次有一件意外的事救了他，这次也有波尔修的无能救了他。波尔修仿佛不能设想除阻塞隘路外尚有抵御罗马人的方法，一见罗马人到了隘路的这面，便很可怪地以为自己必败，无可挽救，仓皇向皮德纳逃窜，下令把他的船只焚毁，把他的财宝沉在水中。然而就是马其顿军的自动退却也不能使这执政官脱离艰苦的地位。他诚然前进无阻，可是行军四日以后，不得不因缺粮而退回；以后波尔修醒悟，急忙取回他所放弃的阵地，如果坚不可拔的唐培不适在此时投降，把丰富储藏交给敌人，罗马军必陷于极大的危险。这样一来，罗马军与南方的交通有了保障；可是波尔修在小小的埃尔庇（Elpius）河岸边昔日所选的优良阵地，借着坚固的防御以自守，罗马人到这里不能再进。所以自夏季余日以至冬季，罗马军始终停滞在色萨利最远的角落。渡过隘路诚然是个胜利，而且是此战中首次的重要胜利，然而这不是由于罗马将军的贤能，而是由于马其顿将军的失策。罗马舰队空企图攻取德摩特利亚斯，未立丝毫功绩，波尔修的轻艇大胆地游弋于希克拉底群岛间，保护开往马其顿的粮船，攻打敌人的运输船。至于西面军，情况更为恶劣；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以其减少的军队不能有所作为，他向阿喀亚人要求派兵助战，为嫉妒他的执政官所阻，助战兵不能来到。更有进者，波尔修允许以大批金钱赠甘提乌斯，诱他与罗马破裂，他竟听其言，囚罗马使者；然而以后这节俭的国王以付出所许的款为浪费，因为如今即使没有金钱，甘提乌斯也不得不放弃他迄今所持的骑墙态度，而代之以断然仇罗马的态度。因此罗马于己历三年的大战外又加上一个小战。实则波尔修如果能不吝钱财，他很不难唤起比甘提乌斯更为危险的罗马敌人。克隆迪库斯（Clondicus）部下的一股凯尔特人——骑兵一万人，步兵相若——自请在马其顿为他效力；可是关于饷金问题双方不能一致。希腊也起了很大的骚动，只要有一点巧妙的手腕和充实的财源，便不难发动一个游击战；可是波尔修既不愿出钱，希腊人又无钱不干，所以希腊平静无事。

罗马终于决定派遣适当的人到希腊。这便是卢奇乌斯·埃米利乌斯·鲍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即死于坎尼一战的同名执政官之子；他系出旧贵族，可是家境贫寒，所以在人民大会里不如在战场上那样成功，在西班牙战场上他曾卓著战功，在利古里亚战场上尤其如此。人民因为他的功劳，于586年即前168年第二次选他为执政官——这在当时是罕有的，例外的。他在一切方面都是个适当的人：他是一个旧式的良将，无论对于自己和部下都很严厉，尽管年已六旬，却仍健壮；他是一位不受贿赂的长官，当代人谈到他，说他是“人不能送给他钱的当时少数罗马人中的一个”；他又是一个有希腊修养的人，为元帅时，乘着机会遍游希腊，参观其地的艺术品。

新将军一到赫拉克隆营次，便在罗马前哨与马其顿人小战于埃尔庇河的河床，以牵制敌人之时，命普布利乌斯·那西卡（Publius Nasica）出敌不意，袭取无备的庇修（Pythium）隘口；如此，罗马人绕到敌人的后面，敌人不得不退到皮德纳。在这里，在罗马历的586年即前168年9月4日，即儒略（Julius）历的6月22日——那天有月食，罗马一个知天文的军官预告军队，不可以此为凶兆，使我们能确定此事的时日——前哨正在午后饮马，偶然陷于冲突；双方原想把交战延到次日，现在决定即刻交战。头发斑白的罗马将军不戴头盔，不持盾牌，亲出入于行列之间，布置他的部下。他们刚列成阵势，凶猛的密集队便向他们攻打；这位屡经苦战的将军以后也承认他那天未免战栗。罗马前锋溃散；一个佩里吉尼人的中队覆败，几致全灭；兵团本身也仓皇退却，直至逼近罗马营垒的小山而后已。战局在这里一变。地面不平，追赶甚急，使密集队行伍零乱，罗马军各中队分头乘隙突入，由两侧和后面攻打密集队，马其顿现在只有骑兵能施援助，可是他们却恬静地袖手旁观，不久便一齐逃走，国王居最前列；如是，马其顿的命运不到一小时就决定了。密集队的三千精锐给敌人砍杀得一个不剩；密集队在皮德纳的一战是他末次的大战，他本身也仿佛愿灭亡于此地。这次覆败很惨，两万马其顿人陈尸战场，一万一千人成为俘虏。鲍卢斯就元帅职后第十五日，战事告终，全马其顿于两日内归顺。国王携带他的金钱出奔——他箱内仍有六千塔兰特（一百四十六万英镑）以上的钱——到萨摩色雷斯，有少数忠实的侍从随着他。可是侍从之中有一个，克里特的伊凡德尔（Evander），应以主使谋杀尤美尼斯的罪被传讯，马其顿王亲手把他杀死，于是他的侍从和所余的伴侣也弃他而去。一时之间，他希望避难权可以作他的护身符，可是他不久便见所靠的是个冰山。他企图逃依科提斯，又归失败。所以他写信给罗马执政官，可是执政官不受，因为他在信内自称为王。他承认了他的命运，带着儿女和财宝向罗马人无条件投降，怯懦啼哭，甚至惹起战胜者的厌恶。感到严肃的愉快，心念命运的无常而不念及他目前的胜利，这位执政官接待俘虏，这是罗马将军曾带回国的最显赫的俘虏。波尔修为国有俘虏，几年后死于福西奴湖上的阿尔巴，
(2)

以后其子在这个意大利乡镇里做书记谋生。

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曾征服东方，把它希腊化，他死后一百四十四年，这帝国竟这样地沦亡。

再者，为使这幕悲剧不致缺乏做陪衬的笑剧，同时将军卢奇乌斯·阿尼奇乌斯（Lucius Anicius）对伊利里亚“王”甘提乌斯的战事也自始至终不过三十日。海上行劫的舰队被捕，首都斯科德拉被陷；两位国王，一个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后嗣，一个是普勒拉都的后嗣，并肩入罗马城，俱为俘虏。

弗拉米尼努斯那种不合时宜的宽和态度已惹出祸害，危及罗马，元老院决定此祸不可再有。马其顿被灭。在斯退蒙（Strymon）河上安菲波利斯的会议中，罗马委员团下令以希腊各同盟为模范，把这团结统一、行彻底君主制的国家，分成四个共和联邦制的同盟：即东部各州的安菲波利斯同盟，带有喀尔基斯半岛的德萨洛尼迦同盟，色萨利边疆上的佩拉（Pella）同盟和内地的佩拉哥尼亚同盟。男女不属于一个同盟的，其通婚作为无效；一个人不得在一个以上的同盟为自由业主。一切曾在国王治下为官的人和长成的王子均须离国前往意大利，违者处以死刑；罗马人仍恐怕旧日忠君亲上的心时时发作，而且确非无因。国法和旧制在其他方面仍然有效；长官当然由每一民社用选举方式指定，各民社以及各同盟的政权都置在上流阶级的掌握之中。王家的地产和王家的特权均未被许给各同盟；各同盟特被禁止，不得开采那为全国主要富源的金银矿；不过到了596年即前158年，他们又得有许可，至少能开采银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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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的输入和造船木料的输出均被禁止。以前纳给国王的田赋现在停征，各同盟和民社均得自征赋税；不过他们须把旧日田赋的半数交给罗马，按一成不变的定额，每年共计一百塔兰特（二万四千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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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永远解除武装，德摩特利亚斯的堡垒夷为平地，只有在北方边境须保留一串据点以防御蛮族的侵袭。至于交出来的武器，铜盾被运往罗马，其余皆被焚毁。

罗马人达到他们的目的。马其顿地方仍有两次起兵响应旧朝王子的号召，可是在其他方面，自那时直到今日，此地始终没有历史。

伊利里亚也受到类似的待遇。甘提乌斯王国分裂为三个小独立国。在这里，自由业主也须把往日田赋的一半纳给新主人；只有各城市为例外，它们昔已归附罗马，现在得到免税的报酬——在马其顿没有造成这种例外的机会。伊利里亚的海盗舰队被没收，转赠给沿海一带声名较好的城市。伊利里亚人借着他们海盗船之力无日不为邻国之患，此患就这样被铲除，至少在一个长时期如此。

色雷斯的科提斯处于鞭长莫及的地方，而且可供防御尤美尼斯之用，所以得到宽宥，领回他那被擒的儿子。

如是，北方的事解决了，马其顿也至少脱离了君主政治的羁绊。希腊实比以前自由，无论何处不复有个国王。

可是罗马人不止于切断马其顿的神经和筋肉。元老院决定立刻使希腊一切国家，无分敌友，都永不能再为祸害，把他们一概降到同为属国的地位。其所行的政策本身或可谓为不谬，可是其对于较强大的希腊属国行此政策的方式却与一个大国的身份不合，可见法比乌斯和西庇阿们的时代已告终结。

交战国在地位上有了这种变化，最受其影响的无过于阿塔鲁斯王国；罗马所以创造培植这个王国原欲以控制马其顿，现在马其顿既已灭亡，这王国当然不再为其所需。尤美尼斯精明谨慎，要觅得一个差可的口实夺去他的优先地位而使他陷于屈辱，却非易事。忽然之间，约在罗马人驻扎于赫拉克隆之时，一种关于他的奇谈甚嚣尘上，说他暗通波尔修；他的舰队好像被风吹去，突然不见；他若不参战，人许给他五百塔兰特，他若居间致成和议，人许给他一千五百塔兰特；只因波尔修吝啬，所以协约瓦解。关于波加蒙的舰队，尤美尼斯于拜谒执政官之后，便在罗马舰队驻冬之时把他的舰队带回本国。关于受贿一说，这当然与今日报纸上的讹传一样子虚；这位有钱有智而且始终如一的阿塔鲁斯氏，原先以582年即前172年的一次旅行致使罗马与马其顿破裂，而即因此故几为波尔修的匪徒所刺，现在到了战争的真难关已被克服——并且他对于此战的最后结局从没有真正的疑惑——之际，他竟为几个塔兰特把他那份战利品卖给那谋杀他的敌人，竟以多年的工作来赌这可怜的东西；这不但是个谎言，而且是个很不高明的谎言。无论在波尔修的文件中或他处都寻不出此事的证据，自属确凿无疑，因为就是罗马人也不敢把这种疑心声张出去。可是他们的目的达到了。罗马人的用意何在，可见于其贵族对尤美尼斯之弟阿塔鲁斯的行为。阿塔鲁斯曾统率波加蒙在希腊的助战兵，他们在罗马热诚欢迎这位英勇忠实的战友，请他不为其兄而为他本人提出要求——元老院将欣然给他一个自有的王国。阿塔鲁斯要求的不过是埃奴斯和马罗讷亚。元老院以为这仅是初步的要求，很客气地允其所请。可是他不复有何要求便离开罗马而去，元老院始知波加蒙王家庭中的相互关系异于王家所常有的相互关系，于是宣布埃奴斯和马罗讷亚为自由市。波加蒙人没有从马其顿的战利品获得一尺领土；战胜安条克之后，罗马人对腓力尚保存体面，他们现在却故意伤感情，施侮辱。尤美尼斯迄今与安条克争潘菲利亚的所有权，约在此时，元老院似已宣布潘菲利亚为独立国。更重要的是，自从尤美尼斯用武力把本都王逐出加拉提亚，并且在讲和时迫他应许不再与加拉提亚各君长相勾结，加拉提亚大体为尤美尼斯所控制，现在加拉提亚即使未受罗马人的直接怂恿，也无疑地倚仗尤美尼斯与罗马人的不和，起兵叛尤美尼斯，蹂躏他的国土，使他陷于大大的危险。尤美尼斯求罗马人调停，罗马使者声言愿任调停，不过那统率波加蒙军的阿塔鲁斯最好不要陪伴他，以免激起蛮族的恶感。很奇怪，他竟一事无成；他回来以后说，他的调停仅使蛮族愤怒。过了不久，加拉提亚人的独立得到元老院明白的承认和保证。尤美尼斯决计亲往罗马，到元老院进行此事。可是元老院仿佛内疚于心，忽然发出一道法令，以后不准任何国王再到罗马，并派一个财务官到布隆迪西乌姆迎接他，向他面陈元老院这道法令，问他有何愿望，而且向他表示愿见他迅速离去。此王半晌无言，最后说他不再要别的，又复登舟。他看出当时的局势；半强制半自由的联盟时代已告终，无力的臣属时代已开始。

罗德岛人也受到相似的待遇。他们曾蒙特殊的优待，他们对罗马的关系不真是所谓联盟关系，而是友谊和平等的关系，他们不被禁结任何种盟约，他们也不被迫应罗马人的要求而出兵助战。可能就因为这种情形，他们已有些时与罗马伤了和气。第一次与罗马意见不合系因利西亚人的叛变而起；安条克败后，利西亚人被交给罗德岛，罗德岛人拿他们当作叛臣，用暴虐手段把他们降为奴隶（576年即前178年）。然而利西亚人主张他们不是罗德岛人的臣民而是他们的同盟，请罗马元老院决定和约的疑义，以这理由把罗德岛人说服。可是他们受了横暴的压制，罗马人当然寄予同情，同情心或居这个结果的大半；至少罗马人方面不再有所作为，他们对此事和其他希腊争执一概听其自然。对波尔修的战事发作，罗德岛人无异于一切有见识的希腊人也认为憾事，特别归咎于教唆此战的尤美尼斯，甚至罗德岛举行太阳神节时，不许他派来参加庆祝的使团到场。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依附罗马，不使那处处皆有而罗德岛也有的马其顿党得掌政权。585年即前169年，罗马许他们由西西里输出谷物，可见他们与罗马的友好关系尚未断绝。忽然，在皮德纳一战以前不久，罗德岛使者出现于罗马大本营和元老院，声言此战有害于罗德岛人的马其顿商业和他们的港埠收入，罗德岛人不再容忍这个战事，他们愿对拒绝结和的一方宣战，因此他们已与克里特和亚洲各城结为同盟。一个由人民大会主政的共和国自可能有许多反复无常的举动，可是一个商业城市竟做这样狂妄的干涉，而这干涉只有在罗德岛晓得唐培隘口陷落以后才能决定，这实有特加说明的必要。一个确有证据的报告可为这个疑问的解答：据说罗马执政官昆图斯·马奇乌斯，那“新式外交”的能手，曾在赫拉克隆营中，所以在占领唐培隘口之后，对罗德岛使者阿吉波里斯（Agepolis）表示隆重的优礼，暗地请求他斡旋和议。共和国的虚荣心和愚妄补其不足；罗德岛人以为罗马人已抛弃得胜的一切希望，渴欲即刻充四个大国的调解人；他们与波尔修建立联系；罗德岛同情于马其顿的使者说出不当说的话；于是他们落了圈套。元老院大部分的人无疑地不知有这种阴谋，听到这种奇怪的宣言，当然愤怒，欣然愿乘这个便利的机会来挫辱这骄横的商业城市。一个好战的将军甚至向人民提议对罗德岛宣战。罗德岛使者再三下跪，恳求元老院念一百四十年的友谊，不要想这一次的罪过，结果无效；罗德岛人把马其顿党的首领送上断头台或罗马，结果无效；他们又送来一个厚重的金花圈以为感谢不宣战的信物，结果也是无效。固然，可敬的加图指明：严格说来，罗德岛人没有犯罪，并且问罗马人是否欲对于愿望和思想施行惩罚？各国恐怕罗马一旦不再有足畏的人，她便将任意横行，无所不为，罗马人是否应当因此归罪于各国？他的议论和警戒又都无效。元老院夺去罗德岛人在大陆上的属地，这些属地每年收入一百二十塔兰特（二万九千英镑）。又有更重的打击加在罗德岛的商业上。禁运食盐入马其顿和禁运造船木料出马其顿，似乎都是对罗德岛而发。罗马又在提洛设自由港，更直接影响罗德岛的商业；罗得港税收入迄今每年达一百万德拉克马（四万一千英镑），很短时期以后减到十五万德拉克马（六千一百八十英镑）。一般说来，罗德岛人不复能有行动自由和开明勇敢的商业政策，这个国家始渐衰弱。就是它最初所请求的联盟也遭拒绝，到了590年即前164年，经过屡次的请求，罗马才与它重订盟约。克里特犯同等的罪，可是没有力量，受严厉的申斥了事。

对于叙利亚和埃及，罗马人可以迅速从事。此两国已开战，科勒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又为争执之所在。据埃及人说，叙利亚的克利奥帕特拉结婚时，那两省即已割给埃及；然而实际握有这两省的巴比伦朝廷却驳斥此说。这个争执显然起于以科尔叙利亚的税收负担她的嫁资，叙利亚方面有理；战事的爆发系581年即前173年克利奥帕特拉之死所致，付款最晚当在她死时终止。此战似由埃及开衅，不过安条克、埃庇方尼王欣然趁此机会做最后一次的努力，要在罗马有事于马其顿之时，达成塞琉古王朝世传政策的目的，即取得埃及。命运似乎对他很好。当时埃及王为克利奥帕特拉之子托勒密四世·菲洛梅托（Ptolemy　Ⅳ　Philometor），尚未逾童年，谋臣不良；安条克在叙利亚、埃及边境上大获胜利，而后在罗马兵团登陆于希腊的那年（583年即前171年）进入他外甥的领域，不久以后，埃及王便为他所控制。安条克仿佛要假菲洛梅托之名而取全埃及为己有；于是亚历山大城闭门拒他，把菲洛梅托废掉，拥立其弟犹儿提斯二世（Euergetes　Ⅱ），绰号“肥王”的代他为王，叙利亚王因本国有乱，由埃及被召归国，他又回到埃及时，见两兄弟于他离去的期间达成谅解，于是他对两人继续作战。皮德纳之战（586年即前168年）以后不久，他正驻在亚历山大城下之时，罗马使者盖乌斯·波皮利乌斯（Gaius Popillius）来到；他是一个粗暴的人，把元老院的命令通知安条克，要他把所攻取的地方一概交还，并且在定期内退出埃及。安条克要求考虑的时间，可是这位前任执政官用他手里的杖在国王周围画个圆圈，吩咐他在走到圈外以前表明志愿。安条克答以愿遵命办理，便率兵而去，回到他的首都，在那里他可以用罗马人的习俗，以他那“神圣光武王”的名义，举行征服埃及的庆祝，并且以可笑方式模仿鲍卢斯的凯旋典礼。

埃及自动地愿受罗马保护，于是巴比伦各君主的最后努力以维持对罗马的独立的，便也罢休。马其顿有波尔修所从事的战事，塞琉古王朝也有争科勒叙利亚的战争，两国同尽其最后努力来恢复早年的势力；可是有一点足以明示两国的不同：排难解纷的在前者为兵团，在后者为一个外交家的粗鲁辞令。

在希腊本土，彼奥提亚两城市既已受到过多的责罚，波尔修的同盟只有摩洛提亚人尚待征讨。鲍卢斯依元老院的密令行事，纵兵劫掠伊庇鲁斯，一日之内被劫的地方达七十处，把居民卖为奴隶，为数达十五万人。因为态度不明，埃托利亚人丧失了安菲波利斯，阿加那尼亚人丧失了勒迦（Leucas）。雅典人却仍扮演其阿里斯托芬的行乞诗人，不但获得提洛和莱蒙诺斯以为赠，甚且不耻于请求哈利亚都的荒废故址，因此这地方被分给他们。如是，罗马人为缪斯做了些事，可是还要为公道再做许多事。每个城邑都有马其顿党，所以希腊无处不举行叛逆罪的审判。是凡曾在波尔修军中服务的人均被即刻正法；是凡受此王的文件或群来告密的政敌所牵累的人均被解往罗马；阿喀亚人迦里克拉底和埃托利亚人李西斯古（Lyciscus）以操告密业著名。这样一来，色萨利、埃托利亚、阿加那尼亚、勒斯博等地方彰明较著的爱国志士均被迁离本土；特别是一千多阿喀亚人被这样处置——取这个步骤，用意不在检举被解去的一干人而在平息希腊人的反对论调。阿喀亚人照例不得其所预期的答复不甘心，无时不要求元老院进行侦查，元老院感到厌烦，终于直爽地对他们声明，有干系的人应留在意大利，以待后命。他们被安置在意大利内地的乡镇，所受待遇尚好；可是若企图脱逃便被处死刑。往日的官吏被迁到意大利的，其情况大概与此相似。这个策略虽然粗暴，在当时情形之下却仍是最宽厚的；希腊人中愤激的罗马党对被处死的人不多，很不满意。因此，李西斯古以为在开公会时，应把埃托利亚的爱国党首要人物约五百人尽行杀死，罗马委员有用这人的地方，任此事过去，不加惩戒，仅责备他不当用罗马兵执行希腊的国法。然而我们可以相信，罗马人所以设立把人拘禁于意大利的制度，一部分就为的是防止这种惨事。因为在希腊本土，就是像罗德岛或波加蒙那样重要的国家也没有，所以没有再加以挫折的必要，所作所为的仅是行使公道，当然是罗马人所谓公道，其目的在预防党争那种最可耻最昭彰的发作。

如是，一切希腊化的国家已完全受罗马的保护，亚历山大大帝的整个帝国皆已落在罗马共和国之手，正像此城由他的后嗣把这个帝国继承下来一样。国王和使者由四面八方成群结队地来罗马，向她致贺，显见谄谀的下贱不堪，无过于君主在客厅中之时。马西尼萨王只因受明令挡驾，才不亲来罗马，命其子声明：他认为自己只是使用其国收益的人，罗马人才是其国的真主人，他们愿留给他的，他永远对之感觉满足。这话至少含有真情。可是比提尼亚王普卢萨须赎其守中立之罪，却在献媚的竞赛中得到优胜，他被引入元老院时，俯伏在地，向那些“救苦救难的神”行敬礼。他既这样下贱不堪，波利比乌斯说，他们给他一个客气的答复，把波尔修的舰队赠给他。

此刻至少是适用这种敬礼的时候。波利比乌斯叙述罗马世界帝国的完成，自皮德纳一战算起。一个文明国家以平等大国的资格与罗马对抗于沙场的战事，实以此为最后一次；日后一切的战斗都是叛乱，或是对罗马、希腊文明范围以外的民族即行所谓蛮族作战。自此以后，整个文明世界承认罗马元老院为最高法庭；各国王各民族间若有争执，最后听元老院的委员决定；为学得罗马的语言习俗，外国王子和贵族青年来居罗马。以后明目张胆真想铲除罗马统治权的尝试实仅有一次——系伟大的本都王米特拉达特斯所为。更有进者，皮德纳一战也是元老院仍守旧国策的最后一次；所谓旧国策就是，如果可能，他们应不在意大利海以外据有属地，保持戍兵，而应以纯粹政治的主权使他们众多的属国遵守秩序。他们这种政策的目的，在使那些国家既不衰落到极端孱弱而混乱的地步，如希腊仍遭遇的情形，也不能由他们半自由的地位跻于完全独立，如马其顿已尝试而未成功的情形。他们不许任何一国完全灭亡，可是也不许任何一国用自己的力量来立国。因此，在对罗马外交家的关系上，被征服的敌人至少与忠实的同盟相等，且常胜于忠实的同盟；他们使战败的敌人复其原位，可是企图自复其位的却遭贬黜；这是埃托利亚人、亚细亚战争以后的马其顿、罗德岛和波加蒙由经验得来的教训。可是不但保护者的这种职务瞬即使主仆同感厌烦，而且罗马的保护制有如西西弗（Sisyphian）的苦工，永须周而复始，徒劳无功，显见得是个根本毫无足取的制度。皮德纳一战以后，马其顿君主国的被灭，明示制度的变更，中等国家，就是仅有其所能有的独立的，罗马也不愿容它们与她并立。希腊各小国施行恶政，政治上和社会上陷于混乱，罗马人对于其内政的干涉日益频繁，日益难免；马其顿被解除武装，至少那里的北边急需异于哨兵站的防御；最后，马其顿和伊利里亚始行向罗马缴纳田赋的制度：以上种种都表示罗国的附庸即将变为臣属。

要之，如果我们回顾罗马自统一意大利至割裂马其顿的过程，则罗马的世界帝国绝不似扩大领土的无厌贪心所画定和实行的大计，却似乎是罗马政府不愿甚至违愿而被迫接受的结果。固然，前一见解是自然呈露的见解。萨卢斯特使米特拉达特斯说，罗马与各部落、各城市、各君王的战事都导源于一个主因，即对于领土和财富的贪得无厌，萨卢斯特自属不谬；不过这是忿怒和争执所形成的判断，我们若引之为史实，便不免谬误。任何人只要观察不失于肤浅的，无不明见：在此期间罗马政府始终除意大利的主权外一无所望，一无所欲；他们仅不愿有太强大的邻国与他们并立；他们——非由于对战败者讲人道，而由于抱着一种正确的见解，以为不当使帝国核心受皮壳的重累——真心反对先把非洲，次把希腊，终把亚细亚纳入罗马的保护范围，直到每次的时势逼迫他们，或至少以不可抵御的力量提示他们，才把那范围扩大。罗马人总力言他们不行开疆拓土的政策，他们永远是被侵者而非侵入者；无论如何，这话不纯属空言。除关于西西里的一战外，他们的大战实全为被迫而战，或迫于直接的侵略，或迫于现存政治关系的空前变动，对汉尼拔和安条克的战争如此，对腓力和波尔修的战争又何尝不如此；所以在战事初起时，他们通常措手不及。得胜以后，他们特别为意大利本身的利益计应适可而止，他们却不如是：例如由意大利的政策看，保持西班牙、担任非洲的监护职务，而最重要的是那半属空幻的计划想给处处的希腊人以自由的，都是重大错误；这是十分明白的。可是这些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盲目地畏惧迦太基，另一方面是更盲目地醉心于希腊的自由；当此期间，罗马人绝无贪得领土的欲望，反而对于攻取土地的结果表示很明智的戒心。罗马的政策始终不是由一个雄才大略的头脑拟订而世世相传的计划；这是一个很有能力而胸襟稍嫌褊狭的议会的政策，这议会太缺乏规划伟大结构的能力，太富于要保全他们本国的天然欲望，所以不能以一位恺撒或一位拿破仑的精神来拟订计划。归根结底地说，罗马的世界帝国实以上古政治的一般发展为基础。上古世界不知有各国的均势，所以每一国家已达到内部统一，便致力于征服邻国如希腊各国之所为，或至少致力于使邻国不能为害如罗马之所为——当然，这种努力最终也以征服为结局。上古大国认真行均势政策的或仅有埃及一国；因为与之相反的政策，塞琉古与安替哥奴，汉尼拔与西庇阿发生冲突。上古其他天赋丰厚而发展远大的一切国家竟均须沦亡以充实其中的一国，仿佛它们生存的究极目的仅在助成意大利的伟大和同实而异名的意大利的衰落；此事虽似可悲，然而历史的公道仍须承认：这种结果非由兵团在军事上优于密集队所致，而是上古一般国际关系的必然结果；所以结局不决定于痛苦的偶然事件，却是实践一个不可变更所以可忍耐的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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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然而彼奥提亚同盟的依法解散不在此时，而在科林斯灭亡之后（Paus．7，14，4;16，6）。

(2)
有个故事说，罗马一方面要守那保其性命的诺言，一方面又要向他报仇，便用夺其睡眠的方式置之于死；这当然是妄言。

(3)
卡西奥多鲁斯（Casiodorus）说，马其顿各矿于596年即前158年重行开采，我们借着钱币得到此说的正确解释。马其顿四国的金币没有存到现在的，所以不是金矿仍旧封闭，就是开出的金沙变为金条。反之，我们确有第一马其顿国（即安菲波利斯）的银币，安菲波利斯即为银矿之所在。在铸造银币的短时间内（596—608年即前158—前146年），所造钱币非常之多，这证明采银矿的很努力，或是旧王家的货币大批改造。

(4)
波利比乌斯说，罗马人“免马其顿共和国的封主捐税”，我们不必因此便假定以后豁免这些赋税，要解释波利比乌斯的话，只要假定以往的封主税现在变为国税就够了。鲍卢斯允许马其顿省继续用旧制度，至少直至奥古斯都时代，诚然也与免税相合。

第十一章　政府与被治者

贵族的覆亡绝未使罗马共和国脱去其贵族政治的性质。我们已在上文表明平民党自始即与贵族同含有这种性质，并且就某种意义而言，较贵族更确定地含有这种性质；因为旧市民团里权利无处不绝对平等，新宪政却一开端便区分享受特殊市民权和使用权的元老家族和其他公民大众。所以贵族一废除，市民平等一建立起来，即刻就形成一个新贵族像接木似的插入灭亡的贵族，因此新进步党的最初运动与旧平民反对党的最后运动混合起来。这两个新党的形成始于罗马纪元第五世纪，可是到了下一世纪它们才有明确的规模。这个变迁的进展仿佛为大战和胜利的喧嚣所淹没，所以它的形成较罗马史其他事物的形成隐晦难见。正如一层冰不知不觉地凝结在河面，不知不觉地把河面封冻得愈来愈紧，罗马这个新贵族静悄悄地发生出来；一样地不知不觉，有如藏在冰下慢慢增涨的水流，与新贵族对抗的新进步党也发生出来。这两个相反的运动当时尚未达到任何昭著的实际灾变，要把它们几种单独看来无关重要的迹象总括起来，成为历史上一个概观，甚为不易。可是共和国里素所享受的自由受下暗伤，将来的革命立下根基，却都在此期间；如果我们不略示那表面坚冰的厚薄和强弱，不稍述那预兆大破裂将临的怒号和噼啪声，则这两事的叙述和罗马一般发展的叙述便仍欠完备。

在形式上，罗马贵族固守那些属于贵族时代的古制度。罗马人曾充国家平时的最高官职的，不但当然自始即实际享受较高的。尊荣，而且在早年时即获得与其地位相连的某些荣誉特权。最古的特权，无疑地就是允许这种长官的子孙于其荣显的祖宗死后把他们的蜡像供在家堂，沿着绘有系谱的墙壁陈设，并且遇有家口死亡出丧时，把这些蜡像运出游行。要领略这种荣典的重要，我们须回忆，由意大利、希腊的眼光看，崇拜偶像与共和政体不符，因此罗马的国家警察绝不容许陈列生人的像，并且严厉监督死人像的陈列。种种外面的标志与这个特权相连，由法律或习惯保留给这种长官及其子孙；男子短袄上的紫条和手上的金戒指，少年人的镶银佩饰，童子斗篷上的紫边和盛符箓的金盒
(1)

——这些固然都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可是这个民社表面上那样严守公民的平等，这个民社就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因为一个市民在公共场所违法头戴玫瑰花环而把他逮捕，囚在狱中多年，这些小物在这里却仍关重要。
(2)

贵族政府时代，这些荣典可能已大部存在，贵族家门一日还有品级高下的区别，这些荣典便一日用作高门的外面标志。可是只因有387年即前367年的宪法改革，这些荣典始得到政治上的重要性；由于这次改革，达到执政官资格的平民家始与贵族家同享平等的特权，这些贵族家现在大概都可运祖像出丧。更有进者，由现在的规定，国家官职有此等世袭特权的，不包括低级或额外的长官职，也不包括平民保民官，而只包括执政官、与执政官地位平等的副执政官和有坐贵族座特权的市政官；市政官参与公众司法行政，因此也参加行使国家主权。
(3)

这种平民贵族，按这名词的狭义来说，虽然只能形成于贵族官职向平民开放以后，可是即使不是自始已然，至少在不久以后便显出固结的组织——无疑地，因为这种贵族的萌芽久已存于旧平民元老的家族。所以李锡尼法律的结果实等于我们今日所谓册封一批贵族。现在赖有贵族祖先而成为贵族的平民家与贵族家既合为一体，在共和国里获得特殊地位和优越权力，罗马人又达到他们原来的出发点，不但又有了一个握政权的豪族阶级和一个世袭的贵族阶级——二者实未尝绝迹——而且又有了一个世掌政权的贵族阶级，于是把持政府的贵族与起而反抗他们的平民之间不能不再起斗争。事势不久便达到这个地步。名誉的特权比较无关重要，贵族阶级不以此为满足，而力求一手独揽政权，想把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元老院和骑士阶级——由共和国的机关变为平民、贵族合成的豪族的机关。

罗马共和国的元老院，特别是那贵族与平民合成的较大元老院，依法附属于长官，可是这种关系迅即懈弛，实则附属变为独立。244年即前510年的政变始置公家长官于政治会议之下，征召人民的权力由执政官移归监察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法律承认曾任最高级长官的人在元老院中有出席权和表决权；元老院原是个高级行政长官所召集的会议，在许多方面附属于高级行政长官，现在变为实际独立的统治团体，并且由某种意义说，自行补充其员额；因为元老入院的两种方式——一个是选充高级官职，一个是监察官的征召——都实际受政治会议本身的支配。无疑地，本期的市民仍旧很有独立的精神，不许非贵族完全被摈于元老院之外，并且贵族阶级或也仍甚谨慎，甚至不愿如此；可是因为元老院里有严格的豪族等级——曾任高级长官的元老，各按其执政官、副执政官和市政官的等级，与那些未曾任高级官职而入院所以不得参加辩论的元老截然有别——所以出席元老院的非贵族虽可能人数众多，他们在元老院的地位却无关轻重，势力较为薄弱，于是元老院大体成为贵族阶级的栋梁。

骑士制度发展为贵族阶级的第二个机关，其重要次于元老院，可是绝非不关重要。新世袭贵族既无力篡取人民大会而把它独占，他们势必极愿至少在民社的代表中取得特殊的地位。在部民大会中，此事无法做到；可是塞尔维乌斯编制下的骑士百人队却似乎正为此事而设。民社所供给的一千八百匹马
(4)

依宪法也应由监察官支配。无疑，以其职责而言，监察官应根据纯军事背景选取骑士，在检阅时，骑士因年老或他故而不能胜任或全不中用的，监察官应坚持使他交出公家的马；可是这制度的本质里就含有骑士的马应特别发给富人的意义，并且要使监察官不注重高贵出身而注重能力，不许一度入选的贵人尤其是元老保留其马至相当时间以外，却绝非易事。因此，元老便在十八个骑士百人队会里享有表决权，骑士百人队会的其他位置也大致分给贵族阶级的少年人，实际成为常规。军制当然受其害，原因不在兵团马队中不适于当兵义务的不在少数，而在这种改革破坏军队里的平等；贵族少年日益退出步兵役，兵团马队成为一个不许外人加入的豪族队伍。在西西里战争期间，执政官盖乌斯·奥列里乌斯·科达（Gaius Aurelius Cotta）命骑士与兵团士卒共同掘壕，他们何以竟不听命（502年即前252年），加图在西班牙为统帅时何以感到有严厉申斥马队的必要，我们由上面的情形略可明其原因。可是这种变市民马队为贵族卫骑既决然有害于共和国，也决然有利于贵族阶级，这阶级由十八个骑士百人队会所得的选举票不但与众不同，而且为众表率。

与以上性质相似的是，在国庆之日把元老阶级和其余民众的指定看戏场所正式分开。这是560年即前194年西庇阿第二次担任执政官时所行的改革。国庆与那因为表决而召集的百人队会同为人民大会；那次国庆并无法令颁布，所以宣告统治阶级与全体臣民的区别——分坐一事即含有此意——更有意义。因此，就是统治阶级也很非难这种改革，因为他滥分畛域，徒招怨尤，无所裨益，又因为豪族中明智之士努力以公民平等的形式掩饰他们的独占政府，这个改革与他们的努力显然互相矛盾。　　这种情势可以说明许多事实：监察官一职何以成为共和晚期宪法的枢纽；这个官职原不重要，与财务官居平等地位，何以竟拥有那不当属于它的服饰，享有贵族共和国中全无其比的光荣，被目为循吏宦途的极峰和结局；反对党每次企图以他们的人充此职，甚至每次企图令监察官在任期内或以后对人民负责，政府何以视为攻其护符，而用联合战线抵抗这种企图。在这方面，我们只述一事就够了：加图为监察官候补人，激起一场风波，550年即前204年的两位监察官皆不为人所喜，反对党要对他们进行法律诉讼，元老院竟以非常蛮横而违反一切程式的手段加以阻止。可是政府既增大监察官职的光荣，却又连带着对他们这最重要而即因此故也最危险的工具特为猜疑。监察官无条件地支配元老院和骑士阶级的人员组织，实为根本的必要；因为排斥权不甚能与征召权分而为二，而这种排斥权宜保持不废，其目的不在铲除元老院里反对党的贤能人士——当时圆滑的政府慎避此事——而在保存贵族政治的道德光辉，这种政治一旦失去其道德光辉，必致不久成为反对党的牺牲。拒绝权也被保持，不过他们所最需要的是这柄白刃的光华闪灼——他们畏惧白刃的锋芒，刻意使之变钝。监察官职有其天然的约束——豪族阶级的名录以前随时可以更改，在监察官之下，只能每隔五年更改一次——并且政府赋予监察官的同僚以否决权，赋予其继任以取消权，限制他的行动；除此以外，尚有另外一种很有效的节制：有一个等于法律的习惯，监察官把任何元老或骑士开除名籍时，他在职责上须用书面列举这种决定的根由，于是通常采用与裁判手续相同的办法。

在这种政治地位——以元老院、骑士阶级和监察官之职为基础——贵族阶级不但能大致霸占政府，而且能按他们自己的意旨改造宪法。他们政策的一部分，就是为维持公家长官的重要计，尽可能地少加长官职的数额，在领土扩大、事务增多之后，仍使长官数额远不逮所需要的数额。为应付最急迫的需要起见，他们于511年即前243年把迄今一个副执政官所担任的司法职务分给两个法官——一个审理罗马市民之间的诉讼，另一个审理非市民之间或市民与非市民之间的诉讼——又任命四个助理执政官管理海外四省：西西里（527年即前227年）、撒丁与科西嘉（527年即前227年）、近西班牙和远西班牙（557年即前197年）。罗马城提出诉讼手续的方式太嫌简易，官吏干部的势力日增，或皆大部由于罗马长官职的数额不敷实际需要所致。

政府所创的改革——这些改革虽不改现行宪法的文字而仅改其实行，却仍不失为改革——最著名的是军官和文职长官的任用不按宪法文字所许可而其精神所要求的办法，不仅视其功绩和才能如何，而且视其门第高低和资历深浅以为断。关于干部军官的任命，形式上虽不如此，实际上却是如此。前一时期，干部军官的任命即已由将军移至人民；在本时期，每年经常征兵的全体干部——四个常备兵团的二十四名军团长官——都成为部民大会所推举的人员。如是，下级军官与干部之间，划出一条日益不可逾越的鸿沟，下级军官以敏捷卓越的劳绩得将军的提拔，干部却以运动市民而得其特权的地位。为易于制止这方面最恶的弊端并为预防少不更事的人任这种要职起见，一件事便成为必要：即要求若干年服兵役的证件以为给予干部任用的预备。然而军团长官一职为罗马军制的真柱石，此职一旦被指定为少年贵族入政界的阶梯，服兵役的义务便难免常被规避，于是既有民主政治的竞选运动，又有贵族政治的排斥他人，军官选举因此不免流弊丛生。遇有严重的战争（如583年即前171年），人们以为必须暂停民主方式的军官选举，而再把干部的任用委诸将军，这是对新制度的严厉批评。

说到文官，改革的首要目的在限制一人重行当选为最高长官。如果每年一任的国王主政制不是徒有其名，这事诚属必要；就是在前一时期，一个人做执政官以后未逾十年，也不许再被选为此职；至于监察官一职，则完全禁止重行当选。本时期没有再通过其他法律，不过这条法律的应用却较以前严格；在意大利战事的持续期间，十年间隔法虽于537年即前217年暂停应用，战后却不复加以通融，并且至本期将终时，重选极为罕有，这是应用较严的明证。再者，本期将终之时（574年即前180年）颁布了一个人民法令，勒令公家长官的候补人按规定的次第申请，要遵守一人前后任期的一定间隔和年龄的一定限制。固然，习惯早已把这两层加以规定，不过使习惯所定的条件升为法定的资格，便是显而易见地限制选举的自由，于是选举人不复有在非常时期不顾这种资格的自由。一般说来，统治阶级各族的人，不问其有能力与否，元老院无不开门延入，同时不但一班贫贱的人全不得入政府任职，而且不属于世袭贵族的罗马人也一律被拒，他们未必不得入元老院，却不得充任那两个最高的长官职，即执政官和监察官。在曼尼乌斯·库里乌斯之事以后，我们不能指定一个不属于社会贵族的人充任执政官，可能全无此例。可是自汉尼拔战争起至波尔修战争告终为止的半世纪里，首次见于执政官名录和监察官名录的氏族数目极为有限，而这些氏族的绝大多数，如弗拉米尼氏、特伦提氏（Terentii）、波尔奇氏（Porcii）、阿西里氏（Acilii）和莱利氏（Laelii），都源反对党的选举，否则源于与贵族有特别瓜葛。例如564年即前190年盖乌斯·莱利乌斯（Gaius Laelius）的当选显然是因为西庇阿兄弟之故。无疑，贫寒阶级被摈于政府之外，实为应时势的变化而不得不如此。今罗马既已不复为纯粹的意大利国家，又已吸取了希腊文化，不能再从耒耜之间取一个农夫，把他置在民社的首长地位。可是当选的人全限于传统贵族的狭隘范围，殆无例外，“新人”只能用一种僭夺的方式始能进这个范围，这却既非必要，又属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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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不但元老院制度自始即以代表氏族为基础，有某种固有的世传性质，而且因为一般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常由贤父传到贤子，并且显赫祖先的精神感召也能煽动人心一切高尚的火花，使之迅速发出更灿烂的火焰，所以一般贵族自然也有其固有的世传性质。就这种意义而言，罗马贵族无时不是世袭贵族；这贵族很坦白地把他的世传性质表现在旧习惯上；元老携其子往元老院，公家长官仿佛预祝似的，把最高官爵的荣典标志——前任执政官的紫衣边和凯旋者的符箓金盒——赏给其子。可是在较早时期，世袭的表面尊严尚略有继承的内在德性为其佐证，元老贵族治理国家，所凭的原不是世袭的权力，而是最高的代表权——即人杰所以异于庸人的权力——到了本期，贵族由其原来的崇高地位，民社中最饶划策和行事经验的团体地位，沦为一个以世世相承补其员额，实行册党比周的虐政的贵族阶级；到汉尼拔战事以后他们堕落得尤为迅速。

诚然，本期事势已达到一个巅峰，由寡头政治的毒害生出几个特殊家族擅权那更恶的毒害。我们已说到扎玛战胜者的家族政策，并说到他努力以自己的名望遮盖其弟的无能和可怜，竟不幸而成功；弗拉米尼乌斯任用亲戚，如果可能，比西庇阿尤为无耻可恶。选举的绝对自由实为这种朋党所利用的机会特多，而为选民所利用的机会却绝少。马尔库斯·瓦勒里乌斯·科尔孚斯（Marcus Valerius Corvus）二十三岁当选为执政官，无疑是为国家谋利益；可是现在西庇阿二十三岁时得为市政官，三十岁时得为执政官，而弗拉米尼乌斯不满三十岁便由财务官升到执政官，这种办法不免陷共和国于严重的危险。世事竟到这种地步，以致要制止一家专政及其后果，非由严格的寡头政治里寻不出有效的防范；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甚至在其他方面反对寡头政治的人也同意加限制于绝对自由的选举。

统治阶级的精神既有这种逐渐的改变，政府自带有这种改变的形迹。诚然，本期对外事务的管理仍饶有一贯和强力的精神，与往日建立罗马民社的意大利主权时无异。在西西里战争那大受磨难的期间，罗马贵族也逐步登其新地位的绝顶；如果贵族违背宪法，把只有长官和人民大会可共享的政权夺给元老院，他们为此事辩护说：在汉尼拔那场惊风骇浪和由此而起的纷扰中，贵族曾以其固然不甚辉煌而却稳妥坚定的手腕为国家掌舵，他们并且昭示世界，使知只有罗马元老院能统治范围广大的意大利、希腊各国，并且由多方面看来，也只有罗马元老院配得上统治他们。可是我们虽承认罗马主政的元老院以可钦佩的态度抵抗外敌，因而终有最可贵的成绩，我们却不可忽略一个事实：在那不如此显著可是远较重要远较困难的内政管理上，元老院处理原有设施和新制度的办法却透露一种与此相反的精神，说得更确切些，表示出那与此相反的趋势已在这里占优势。

第一，政府对各个市民的关系非复往日之旧。“长官”这个名词原指“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如果他是民社的仆役，他即以此故便为每一市民的主人。可是严紧的管制现在变为宽缓。凡在朋党和竞选盛行的地方如当时的罗马，众皆慎避严厉的言辞和直率的行动，以免丧失同人的情谊或大众的欢心。如果往往见有长官显出昔日的庄肃和严厉，他们普通都是科达（502年即前252年）和加图一流的新人物，不是由统治阶级中间出身的。鲍卢斯被举为讨伐波尔修的元帅，不照常例致谢于市民，却向他们声明说：他断定因为他们认为他最长于发号施令而选他为元帅，所以要求他们不要助他发号施令而只是静默从命；人甚至以此为怪事。

罗马在地中海各地的主权和霸权大都基于其严肃的军纪和司法。当时希腊、腓尼基和东方各国全陷于混乱，殆无例外；无疑，在这两方面，她大致胜于那些国家不知凡几；然而重大的恶习已见于罗马。我们前已指出，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罗马元帅的拙劣无能如何危害国家的利益，不但由反对党所选出的民众领袖如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和盖乌斯·瓦罗如是，即身为真正贵族的人亦复如是。司法偶尔的情况如何，可见于执政官卢奇乌斯·昆克提乌斯·弗拉米尼乌斯（Lucius Quinctius Flaminius）在普拉森提亚营中的一件事（562年即前192年）。一个为他所宠的少年随侍着他，因而失去往观首都决斗戏的机会，为偿其损失起见，这位大人命人把一位来罗马营中投靠的波伊部贵族召来，然后在筵席上亲手把他杀死。与此相似的例子可举出很多；可是还有更恶于此事本身的，便是不但凶犯未被传讯，而且监察官加图因此把他从元老名籍上开除时，他同院的人却在剧场中请这被革除的人重坐在元老的座位上。无疑地，他是解放希腊者的兄弟，并且是元老院中最有势力的党魁之一。

本时期罗马民社的财政系统也有退步而无进展。他们的岁入额诚然有显而易见的增加。间接税——罗马无直接税——因罗马疆域的扩大而增加，例如在555年即前199年和575年即前179年，因税务加繁，不得不在埃帕尼亚和布鲁提亚沿海的普特奥里、迦斯特拉（Castra，即斯奎拉切［Squillace］）和他处设立新税局。也因为这种缘故，550年即前204年盐税的新税则规定意大利各区域的食盐售价表，因为现在罗马市民散居全境各地，政府不复能以同一价格的食盐供应他们；可是罗马政府即使不减价大概也照原价以食盐供应市民，这个财政方略却不能为国家生利。公地收入的增加更为可观。诚然，人被许占用意大利的公地，理应向国库缴纳田赋，可是此项田赋既无人征收，又无人缴付。反之，不但牧场税（scriptura
）存而不废，而且晚近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所得的公地，尤其是卡普亚和里昂提尼领土的大半，政府不许人占用，却把它分割，租给短期的佃户；这次若有人企图占用公地，政府便极力反对，因此国家获得一个巨大可靠的财源。国家的矿产，特别是西班牙的重要矿产，也都用出租取利。最后，海外属国的贡献也足以增加岁入。本时期有巨大款项由额外的财源归入国库，特别是与安条克之战，战利品的收入达两亿塞斯特（二百万英镑），与波尔修之战，战利品的收入达两亿一千万塞斯特（二百一十万英镑）——后者为现金一次入罗马国库的最大数目。

可是上述的岁入增加大半为开支增加所抵消。各省，西西里或为例外，经费可能几与其收入相等；领土愈广，大路和其他建设的费用愈大；又有苦战时期所收自由管业（freeholder
）市民的贷款（tributa
）今须归还，为罗马国库多年的重负。此外再加以最高长官办理不善、做事疏忽或明知故纵，造成岁入上很大的损失。关于官吏在各省的行为，关于他们耗国币以营奢华生活，关于他们盗用公款尤其是战利品，关于新萌芽的行贿和勒索手段，我们将在下文叙述。国家招人包收捐税和订立供应以及建筑的合同，其一般情形如何，可由一事来推测：587年即前167年因为矿坑的租户不是劫夺人民，便是欺骗国库，元老院议决停止开采那些归于罗马的马其顿矿坑——这个理事会真正坦白地自认无能，宣告对于自己的批评。他们不但如上所述，许占用公地的田赋不声不响地归于废止，而且听任首都和他处的私家建筑侵占公产，让公家渠道的水转供私人用途。有一次监察官对这些侵犯公益的人取严峻的步骤，强迫他们或停止霸占公产，或付出地基和用水的法定代价，激起大大的不满。罗马人的良心在其他关于经济的事件上那样拘谨，可是一与国家有关系，便显得非常懈怠。“行窃于市民的人，”加图说，“终其年于桎梏，但行窃于民社的人却终其年于金紫。”罗马官吏和投机家尽管侵盗民社的公产，肆无忌惮，逍遥法外，波利比乌斯却仍力言罗马罕有盗用公款之事，而希腊则不能举出一个不窃取公款的官吏；又力言罗马的委员或长官管理巨额款项，只要一言承诺，便诚实无欺，而在希腊则最微细的款项也须封缄公文十件，觅取证人二十名，但仍是人人诈骗。如果波利比乌斯这样说，他的话不过暗示社会上和经济上的颓风在希腊远甚于罗马，直接而明显地侵吞公款在罗马不如在希腊盛行而已。我们由公共建筑和库存金额最可洞瞩财政上一般的成绩。我们知道用在公共建筑的款在平时占岁入五分之一，在战时占十分之一，在当时情形之下，这似乎不是很大的经费。用上述款项和不直接缴库的罚金，来修补首都内及其附近的公路，筑造意大利的主要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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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建公共建筑，无疑地必有不少的成绩。最重要的建筑工程，已知其属于本期的，或为全市阴沟网的大修和延长，大概在570年即前184年订立这工程的合同，即刻便为此事留下专款二千四百万塞斯特（二十四万英镑），我们可以假定那至今仍在的残余阴沟至少大部分属于这次的工程。然而即使置急迫的战争而不论，本期在公共建筑方面似无一处不逊于前期的末叶；在482—607年即前272—前147年之间，罗马未尝造新阴沟。国家的财富无疑多于往日；545年即前209年他们不得不动用最后的储备时，存款仅有黄金四千磅（十六万四千英镑），而到本期告终（597年即前157年）以后不久，国库所存的金银将近八十六万英镑。可是在汉尼拔战争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间，罗马国库有巨大的额外收入，如果我们计及这笔收入，则我们不讶后数之大而怪其小。我们所有的记载极为不足，就这些记载所许谈到的结果而言，罗马国家的财政无疑显出收入多于支出，不过其总计却不见得辉煌。

罗马民社对待意大利内外那些臣民的办法最能明白显出政府精神的改变。往昔意大利有四种不同的臣民：普通同盟民社、拉丁同盟民社、无选举权的罗马市民和有完全公民权的市民。在本期中间，四种中的第三种归于消灭，因为被动市民的民社要么因汉尼拔战争而丧失其罗马公民资格——特如卡普亚——要么陆续获得了完全公民权。所以到了本期之末，除了一些孤立的人因特殊缘故而不得有选举权的而外，罗马已无被动的公民。

另一方面，新起了一种地位特别下贱的臣民，他们的城市特权和武装权均被剥夺，并且大略被视为几与公家奴隶（peregrini dedicii
）无异；特别是旧日坎帕尼亚、皮塞努姆和布鲁提亚那些曾与汉尼拔联盟的民社都属于此类。此外还有被容留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凯尔特各部落，他们对意大利同盟的地位固然不能详知，可是在他们与罗马所订的盟约中却附有充分示其卑贱的条款，即此等民社的人永不许获得罗马的公民资格。

如上文所述，因为汉尼拔战争，非拉丁同盟的地位受了对它们大大不利的改变。属于此类的民社只有少数如拿波里、诺拉和赫拉克利亚曾在那次变化无常的战事期间始终站在罗马方面，所以能保其同盟国的旧有权利而不改；其中绝大部分曾投归敌方，罗马人把原有条约修正得对他们不利，他们也不得不服从。非拉丁同盟国的衰落情形可以其人民迁往拉丁民社为证：577年即前177年萨谟奈人和佩利格尼人向元老院请求削减其助战兵额，他们的请求基于下列理由，即近几年来萨谟奈人和佩利格尼人四千户已迁居拉丁殖民地弗雷吉莱。

“拉丁人”这个名词现在表示古拉丁姆未合并于罗马市民团的少数地方如提布尔和普雷内斯特，与它们平等的同盟城市如赫尔尼基人的几个地方，和散布于意大利全境的拉丁殖民地。此时拉丁人仍居较优的地位，他们的名称就含有此意，可是按比例说，他们受害之烈也不亚于他人。他们的负担无理地增加，兵役的压迫日益由市民身上转嫁到拉丁和其他意大利同盟。例如在536年即前218年，同盟被征发的兵额几乎是公民的一倍；汉尼拔战争完结以后，公民兵一律得到退伍，同盟兵则不尽然；同盟兵大部用于戍守任务和在西班牙服那可厌的兵役。577年即前177年的凯旋劳军，同盟兵不像往常与公民兵平分犒赏，却仅得公民兵的半数，以至于在那兵士狂欢节的无限欢乐中，被这样贱视的队伍随在胜利车后面，怏怏地一声不响。在分配北意大利的土地，公民每人受耕地十尤格，非公民每人三尤格。上文已言488年即前266年以后创立的拉丁民社不许再有移居的自由。较老的拉丁城市却依法仍有这种自由，可是此等城市的人民群往罗马，当地长官抱怨各城的人口日减，在这情形之下不能供给应出的助战兵；因此，移民把子女留在家乡以后，罗马始许他们行使移居权；按照这个原则，首都警察大举驱逐移来的人（567—577年即前187—前177年）。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办法，不过自由移居权是与同盟城市订约赋予的，此举仍不免使人感觉是对自由移居权的重大限制。再者，本期将终之时，罗马在意大利内地所创立的城邑始得有完全公民权以代拉丁权利，以前只有沿海殖民地才得有这种公民权；拉丁集团一向因有新民社加入照例进行扩大，这扩大于是告终。阿奎莱亚的建立始于571年即前183年，这是罗马属下得拉丁权利最晚的意大利殖民地，约在同时派出的殖民团往波滕提亚、庇骚隆、帕尔玛、穆提那和卢那等地的，都得有完全公民权（570—577年即前184—前177年）。此事的原因显然在于拉丁公民权衰微而罗马公民权兴盛。在送往各殖民地的人民中，罗马市民被选的永居多数，现在比以前更居多数；就是罗马市民的贫苦阶级也不复有一人，甚至为获得很大的物质利益，情愿以其市民的权利换取拉丁人的权利。

最后，说到非公民——无论其为民社或个人——他们取得罗马公民权的门路几乎全被杜绝。约在400年即前350年，罗马人废止合并臣属民社于罗马民社的旧办法，以免罗马公民团因过度扩张而太为分散，因此设立半公民的民社。现在他们又放弃了民社集中的办法，一方面许半公民的民社得享完全公民权，又一方面有许多远处公民殖民地加入其列，可是不再用旧日的合并方法。意大利全被征服以后，我们甚至不能指出一个意大利民社由同盟变成罗马公民，可能自当日以后，真正没有一个获得公民权。可是甚至单个的意大利人在此时获得罗马公民权，也较以前困难多多，特别是自由移居的限制依法与被动公民权合为一事；一个意大利人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殆全限于拉丁民社的长官，还有创立公民殖民地时，非公民以个人资格受特殊优待，被许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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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否认，意大利臣民关系在事实和法理上的种种改变，至少表示密切的联络和一致性。各级臣民的地位始终恶化，在旧存等级中地位愈低的恶化愈甚；政府昔曾努力缓和各级的区别，规定由一级过渡到他级的方法；到了现在，中间联系处处被废，连接其间的桥梁也被拆断。正如在罗马公民团内，统治阶级自与人民分离，一致规避公家的负担，一致取富贵利达为己有，所以公民方面也力主他们与意大利同盟有别，日益排斥同盟的人使不得共享政权，同时在共同的负担上却把两三倍于己的义务转嫁给他们。豪族对平民既回复到衰微贵族那种深闭固拒的态度，于是公民对非公民亦复如是；平民阶级已因受其制度的厚赐而滋大，现在拳拳取膺于贵族那牢不可破的准则。被动公民的取消，其本身无可非难，并且专就致成此事的动机而言，可能属于将见下文的另一种类，不过由于被动公民的取消，一种中间的联系化为乌有。然而更有危险远甚于此者在，即拉丁民社与意大利其他民社的区别也告消失。拉丁民族在意大利占特权地位，是为罗马政权的基础；拉丁城市一旦觉得他们不复受特许来参与那与之同种的强大民社的统治权，而与其他民族无异也在实质上是罗马的臣民，一切意大利人一旦见到他们的地位同样难于忍受，那个基础便形崩溃。诚然，区别仍然是有的：布鲁提亚人及其同遭患难的伴侣受正如奴隶般的待遇，于是也做出正如奴隶般的行为，例如他们在舰队上充划桨奴隶，能脱逃时便乘机脱逃，欣然为罗马的敌人服役；凯尔特臣民和最甚的海外臣民又成一类，其被压迫尤甚于意大利人——政府故意把这类的人弃给意大利人，使他们受其贱视和虐待。可是这种区别虽含有臣民分等的意义，却当然不能补偿以前同族意大利人与异族意大利人的不同。于是强烈的愤懑遍布于意大利同盟的全境，只有恐惧使之不敢发泄于外。坎尼一战以后，有人建议以罗马公民权和元老院议席给予每一拉丁民社的两个人，这建议提出不得其时，当然被拒；不过就是在那时候，统治阶级的人已见拉丁姆与罗马的关系而怀忧，由此可见。如果现在有第二个汉尼拔转战到意大利，他是否再遇拉丁名下那种对外人统治的坚决抵抗，也许是个疑问。

可是本期罗马共和国创始的最重要制度是新设省长职，同时最明确最不祥的乖离旧道的制度也是新设省长职。罗马的古政治法不知有纳贡的臣民：被征服的民社或被卖为奴隶，或合并于罗马共和国，或许其为同盟，他们以同盟资格至少得有民社独立和免税。可是迦太基在西西里、撒丁和西班牙的属地与希耶罗的王国皆曾向其旧主纳贡和什一税；如果罗马愿保持这些属地，据眼光短浅的人看来，最明智也无疑最方便的办法无过于全按当地一向遵行的规则来治理新获领土。因此，罗马人仅保留迦太基-希耶罗的行省建制，并且也按这种行省建制组织那些自蛮族夺来的各省，如近西班牙省。他们由敌人承继下来的却是个害人兼害己的制度。毫无疑问的是，罗马政府最初向臣民课税，用意不全在自富其国，而只在抵补行政和防守的经费；可是他们使马其顿和伊利里亚纳贡而不担任那里的政务和边防，实有乖此道。他们在课税上仍不失其节度，然而这与变主权为牟利特权相比，却是无关重要；无论窃取一只苹果或掠夺全树，其为堕落实无二致。

责罚继过失而来。既有新省制，必须任用省长，省长的地位不但与省民的福利大相水火，而且与罗马宪法根本互相矛盾。各省的罗马民社既代替当地旧有的统治者，省长在那里自俨然居国王的地位；例如西西里将军住在叙拉古王希耶罗的宫室。固然，省长仍受法律的约束，须按共和国的诚实和节俭来为政。加图为撒丁省长时，徒步走到他治下的城邑，仅有一个仆人拿着他的外衣和祭勺跟随着；他为西班牙省长，归国时先把他的战马卖掉，因为他自以为不可使国家负担运马的费用。罗马的省长像加图那样把廉洁做到悭吝可笑的地步的虽然是凤毛麟角，却有许多以其尊祖敬宗，以其充塞于集会中那种谦恭的沉静，以其比较正直的为政和司法，尤其是以相当严厉的态度对付那些最虐待省民的人——罗马的包税商和银行家——一般说来，以其凝重庄严的举止，使臣民大为敬佩，特别使那些轻浮多变的希腊人大为敬佩。省民觉得他们的统治差强人意。省民往昔并未受到迦太基省长和叙拉古主人的纵容，他们不久以后便有一日回忆到当时的鞭棰与将来的毒螯相比尚可感谢：罗马纪元第六世纪，由后世看来，何以似乎是省政的黄金时代，不难了解。可是无论长短的时间不能既行共和而又有君主。罗马统治阶级充当省长，结果极为迅速地败坏了他们的品行。在那种情形之下，省长对省民骄横无礼，是理所当然，所以这不成为一个省长的罪状。可是一个省长两袖清风地由省归来，已为罕见，又因为政府拘泥于不予公家官吏薪给的旧制，此事更为罕见；皮德纳的战胜者鲍卢斯不要钱，论者称为奇事。以“荣誉酒”和其他“自愿的”礼物馈送省长的恶习惯，似乎与省制同时并起，或许是迦太基人的遗风；就是加图于556年即前198年为撒丁省长时也不得不以节制和减少这种常例钱为止足。长官和一般因公出差的人员皆有免费住宿和免费搭车乘船之权，此权已被用为勒索的口实。省长又有一个更重要的权力，即照平价向辖境内征发谷物——一部分为赡养他自己和侍从（in cellam
），一部分为遇有战事或其他特别事故时充军粮之用——此权已被滥用得臭名远扬，以至于在583年即前171年西班牙人提出申诉时，元老院不得不撤销省长为这两事而规定粮价之权。自此时起，甚至为举行罗马城的人民节庆，也向臣民征发物品；市政官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须备办一个庆典，向意大利内外各民社苛敛无度，引起元老院的公开干涉（572年即前182年）。到本期之末，罗马长官不但对不幸的臣民任意胡为，而且对罗马属下的自由邦和王国亦然，盖乌斯·孚尔索在小亚细亚的侵掠，特别是波尔修战争期间在希腊的丑事都是明证。

政府对这种任意胡为的军事管理既无认真检查、制止，自不当诧为怪事。司法的管制固然不完全需要。有一个普遍可是远为可疑的规则，即不许人控告任期未满的元帅。按照这个原则，罗马的省长虽然在平时只能于恶事已成之后才被传讯，但他可以受无论刑事或民事诉讼的制裁。为提出刑事诉讼起见，罗马有刑事审判权的某长官须受理此案，然后把他提交人民的法庭；至于民事诉讼，主管该将军职务的元老把案件交给一个陪审团，陪审团系按当时法庭的组织法，由元老班中选派出来。所以在两种情形之下，管制权都操在统治阶级之手，统治阶级仍充分地正直廉洁，不至绝对弃置确有根据的诉状，甚至元老院有几次应被虐待者的呼吁，竟垂顾下情，令提出民事诉讼；然而贫人和外国人若控诉统治阶级有势力的人，因为审判官和陪审员都距出事地点甚远，并且即使未犯同罪，至少与被告属于同一阶级，所以他们把诉状递交此辈，自始即须按其罪过的明白昭著与否以计成败；控诉若无成效，灭亡殆成定局。臣属城市和行省常与他们的征服者和其他与他们发生接触的罗马人建立世袭的门下关系，由这种关系，被虐者无疑可以得到一种扶助。西班牙行省省长觉得无人能虐待加图的门下人而不受罚；西班牙人、利古里亚人和马其顿人均为鲍卢斯所征服，他死后，三民族的代表不肯放弃那把他的灵
抬到火葬堆的特权，这是颂扬这崇高人物的最崇高的挽歌。可是不但这种特别保护使希腊人有机可乘，在罗马施展其在主人面前卑躬屈节的全副本领，以其敏捷的奴颜婢膝败坏主人的品行——马尔凯卢斯既毁灭和劫掠叙拉古，叙拉古人向元老院控诉他的行为而无效，然后颁布尊崇马尔凯卢斯的法令，叙拉古的历史本已甚欠体面，此事实为其史上最丑陋的一页——而且与家庭政策的祸害相连，这种保护制度在大家巨族方面亦有其政治上的危险。这样一来，结果是罗马长官稍稍畏惮神灵和元老院，大半不行劫太过，可是他们仍然行劫，如果能遵守此项节制，便可逍遥法外。于是一个常规成为定例：小小的勒索和不太甚的暴行多少是罗马长官理所当为的事，他在法律上不受惩处，所以受虐待的人须保持缄默；由这个定例，后世不能不收得恶果。

然而，即使法庭严峻而不宽缓，有罪难逃法网，却也仅能制止最甚的罪恶。善良政治的真保障在于最高行政当局严厉不懈的监督，元老院却全未筹备这种监督。在这方面，同僚政治的松弛和一筹莫展，实最先赫然显露。按理说，省长所受的监督应比那足以应付意大利市政府的，远较严厉和专门；现在帝国拥有海外领土，政府所赖以自握全国监督权的设施也应有相当的扩张。在这两方面，事实都适得其反。省长的统治实际无异于君主，而意欲为监督全国之用的最重要机关，即帝国的监察官，仅被扩充到西西里，而不到以后取得的各省。最高行政官这样脱离了中央的权力，不只是危险而已。罗马的省长率领国家的军队，拥有大量的财源，仅受一种松懈的司法管制，势必把他个人和治下人民的利益与罗马民社的利益分为二事而目之为互相冲突，这个省长甚似波斯的一位太守而不像萨谟奈战争时罗马元老院派出的一个委员。再者，一个人方才在外国施行法律认可的军人暴政，不易再回复到那只分发令者与服从者而不分主人与奴隶的普通市民的平等地位。就是政府也觉得，在此事上，他们的两条基本原则——贵族阶级内的平等，长官权力隶属于元老团体之下——始在他们手里发生动摇。政府不喜取得新省和全部省制；设立省财务官以便至少夺去省长的财政权；延长这种官职的任期本系很明智的办法，他们竟把它取消：凡此种种都足以明见罗马较有远虑的政治家已深忧这样播种所结之果。可是诊断不是治疗。豪族的国内政府仍顺着往昔给它的方向行去，于是行政和财政的腐败——将来的革命和篡夺的预兆——坚定不移地遵其道而行，即使不是无人注意，也是无人拦阻。

新豪族虽不及旧氏族贵族的界限森严，并且关于共享政权，一个仅在法理上侵害其余的市民，一个仅在事实上如此，可是即以此故，第二种劣势却比第一种尤难忍受，尤难摆脱。固然，人屡次企图摆脱。反对党倚赖人民大会的支持，一如豪族倚赖元老院；为了解反对党起见，我们须先述本期公民的精神和他们在共和国的地位。

罗马的公民大会不是整个机构的动力而是它的坚固基础，我们所能要求于一个这种大会的一切性质——对于公众利益有真知灼见，对于正当领袖有精明的崇敬，无论处境顺逆总有坚定不移的精神，而最重要的，能为全体的幸福牺牲个人，为将来的利益牺牲现时的安乐——在罗马民社无不有卓越的表现，以至于我们概观他们的全部行为，一切指责都消失在敬佩之中。就是到了现在，明达事理和善应时变仍旧占完全的优势。市民对政府和反对党的一切行为都很明白地显出，那雄伟的爱国心甚至迫使雄才大略的汉尼拔放弃其战场的，仍盛行于罗马的人民大会。他们固然常犯错误，可是他们的错误不源于一伙乱民的恶意冲动，而源于市民和农夫的褊狭见地。然而市民所借以影响国事进程的机构诚然日益庞大，他们又因自己立下丰功伟烈，而置身于他们绝无能力应付的时势。我们已在上文说过，本期中间，旧日被动公民民社的大半和许多新设立的殖民地都得到完全的罗马公民权。到了本期之末，罗马市民团为一个相当紧凑的集团，拥有最广义的拉丁姆、萨宾和坎帕尼亚的一部分，所以它在西岸之地北抵凯里，南达库迈，此区只有少数城市不在其中，如提布尔、普雷内斯特、西格尼亚、诺尔巴和弗伦提努姆。此外又加以意大利沿岸那些一律有完全罗马公民权的沿海殖民地，最近设立而亦须予以公民权的皮塞努姆和亚平宁山外各殖民地，和未组成狭义的市民民社而散居意大利全境市集和乡村（fora et conciliabula
）的众多罗马市民。这样组织的公民民社庞大难用，关于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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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的事务，上述的代理法官可稍稍加以补救；以后小市民社在罗马城大共和国内的组织法，此时或至少已见其雏形于沿海及皮塞努姆和亚平宁山外的殖民地。可是关于一切政治问题，只有在罗马广场举行的大会有行动权，往日一切有投票权的人能在早晨离开田舍，去行使其公民权，当日晚间回家；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现在无论就其组织或集体行动而言，这个大会已非复往日之旧。再者，政府——终究由于缺乏见识，或由于疏忽，或由于一种奸谋，我们不知——不把513年即前241年以后得到公民权的民社再编为新部落，而仅把他们归入旧部落；所以每一部落渐为散在罗马全境的不同村落所组成。像这种部落，平均各包含有投票权的人八千名——城市部落人数较多，乡村部落较少——没有地方的联络，也没有内部的团结，自不复能受具体的指导，也不复能有满意的事先商议；因为表决之前没有自由讨论，人们必更感到这种不便。更有进者，市民很能够洞悉本城的利益，可是若把一个统治世界的大国须解决的最高最难的问题，交给一群存心良善可是萍水相逢的意大利农夫，让那些对于法令的前因后果皆不了解的人民最后决定任命将军和缔结国家条约等事，实为不智而且绝对可笑。因此，在一切超过市政的事务，罗马人民大会是个幼稚甚且愚蠢的角色。通常人民站在会场，对于一切议案无不赞同；遇有例外情形，他们情不自禁地拒绝认可，如554年即前200年对马其顿宣战之际，广场的政策确对国家的政策做出一番可怜的反抗，可是也得到可怜的结果。

那伙门客终于在独立市民阶级之侧取得形式上与之相等而实际上甚至往往较优的地位。门客起源于极古的制度。自从荒古以来，罗马贵族即对其脱籍奴隶和依赖者行使一种管理权，他们一切重大的事都须向他请示；例如禁止门客未得护主的同意便为子女完婚，并且护主常常直接安排这种婚姻。可是贵族既变为特殊统治阶级，不但权势而且财富都集中在他们的手中，门客便成为寄生虫和乞丐；富人门下的这些党羽无论在外在内都成为市民阶级的蛀虫。贵族不但容忍这种门客制度，而且在理财和政治上运用他们以谋自己的利益。例如，古老的集资活动，其举行素来多半因为宗教目的，或与有功的人的殡葬相连，现在却为地位很高的贵族所利用——首次利用这制度的是卢奇乌斯·西庇阿，时在568年即前186年，以计划举行人民庆祝大会为借口——意欲在额外时期由公众征收一笔捐款。馈赠特被列为受法律限制之事（550年即前204年），因为元老始以这种名义向门客征收经常贡献。可是对于统治阶级，一群侍从的门客最有用之处，却在其为控制人民大会的工具；这个依赖贵族的群众在此时已如何强有力地挫折了独立中等阶级的势力，可明见于历届选举的结果。

以上种种事实足以指明首都的群众增加得特为迅速，用他种方法也可以证明此事。脱籍奴隶人数和重要性的日增有下列各事为证：关于他们在人民大会中的投票权，前世纪已发生了很郑重的讨论，本世纪仍继续进行；在汉尼拔战争期间，元老院采纳了一个议案，准有身份的脱籍女奴参加公家募捐的事，又许脱奴籍之父所生合法子女用那素属于自由人子女的服饰。大多数卜居于罗马的希腊人和东方人可能不胜于脱籍奴隶，因为前者带有民族的奴隶性，后者带有法律上的奴隶性，同属不可磨灭。

可是不但这些天然原因有造就首都群众的作用；关于故意培养群众而使之滋长，尽力以谄媚人民和更坏的事伤害旧有的公德心，无论豪族和人民领袖也均不能辞其咎。就其全体而言，选举人仍很可尊敬，不致有大规模的直接贿选出现；可是那些间接向有选举权的人献媚取宠的方法却甚不足取。长官特别是市政官历来有使粮食能用平价买得和督办赛会的义务；现在局势每况愈下，终至酿成帝国时代城市人民的可骇口号“面包不要钱买，赛会永远不停”。大批谷物或由外省长官交给罗马市场官吏随意处置，或是外省不取分文自行送到罗马，来巴结某某罗马长官的恩典，于是自从第六世纪以后，市政官能以很低廉的代价供应首都人民的粮食。加图以为“无怪市民不再听善言——肚子没有耳朵”。

人民的娱乐增加得惊人。五百年以来，这民社总以一年一度的节庆和一座竞技场为止足。罗马第一个专业的人民领袖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增设第二个节庆和第二座竞技场（534年即前2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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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以这种建设——新节庆名为“平民赛会”，就足以明示其旨趣——赢得人民允许他在特拉西美涅湖接战。此路一开，弊害便迅速进展。穑利女神为平民阶级的保护神，祭穑利的节庆即使果晚于平民赛会，也不甚在其后。再者，应西比林和马尔斯预言的指示，543年即前211年增设第四个节庆以祭阿波罗，550年即前204年“为纪念大母”新从弗里吉亚移至罗马，又增设第五个节庆。这几年是汉尼拔战争的严重时期——第一次举行阿波罗赛会时，市民由竞技场上被召从军；意大利特有的迷信热烈激昂；乘机散播西比林和先知师的神签，借着神签的内容和主张以自荐于人民的不乏其人；政府既不得不要求市民做那样大的牺牲，我们不能以对这事让步责备政府。可是一次让步，便须继续让步；果然，甚至在较为太平的年月（581年即前173年）又增添一个节庆，虽然是个不甚重要的祭春神弗罗拉的节庆。以上新节娱乐的经费由分头承办各节庆表演的长官以其私财来支付；如是，市政官除原有的国庆外尚有神母节和弗罗拉节；平民市政官有平民节和穑利节，市长有阿波罗赛会。那些认可此等新节的人或许在自己心中有以自解，认为这些节庆无论如何总不是国库的负担；但究其实，使公家预算负担若干无益的开支，其害尚小，准许供给人民娱乐在实际上变为取得国家最高官位的条件，其害却远较重大。不久，将来执政官一职的后补人始在这些赛会的花费上互相竞赛，使其费用有难以置信的增加；如果想做执政官的人除这种仿佛法定的贡献外再加上一个自愿的“表演”（munus），自己出钱举行一个角斗戏给公众看，这当然无损于他的利益。选举人渐以赛会的华丽为标准，来衡量执政官候补人的适当与否。豪族实须以重价买他们的爵位——一场具相当规模的角斗戏须费七十二万塞斯特（七千二百英镑）——可是他们情愿付这重价，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把不富的人完全排出政界。

然而腐败不限于罗马广场；它甚至传到军营。旧日的公民兵只要能把战功的酬报，如果得胜，能把一点作为战胜纪念的赏赐带回家乡，便自以为幸运。新式将军以西庇阿为首，不但把战利品的价款而且把罗马的钱财都毫不吝惜地散给各队伍。在远征汉尼拔于非洲的最后战争期间，加图就因此事与西庇阿发生争执。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和亚细亚战争的老兵，归国时已处处成为富人；甚至一位将军不全把外省人的馈赠和战利品取为一己和亲随所有，并且他的营中有不少的人身带黄金、许多人身带白银回国，也博得上流阶级的称赞：人们开始忘记属于动产的战利品是国家的财产。卢奇乌斯·鲍卢斯又按旧日方式处置战利品，他的兵士，尤其是受前途丰富的掳掠物诱惑而成群投效的志愿兵，几至不肯核准那给皮德纳战胜者一个凯旋荣典的法令——但任何人征服利古里亚三个村落，他们却不惜滥给他这个荣典。

由于战争化为行劫的生意，市民的军队纪律和尚武精神受到何等的损害，可见于对波尔修的战争；气馁胆怯之风流行甚广，在伊斯特里亚那次微不足道的战争期间（579年即前175年）有几乎出丑的表现。一次有个琐细的冲突被谣言无限地扩大，罗马人的陆军、海军甚至国内的意大利人都闻风逃窜，加图竟不得不向其国人发表一篇特别责其胆怯的训辞。在这事上，贵族少年也先开其端。在汉尼拔战争期间（545年即前209年），一些应在骑士队里服兵役的人怠于从军，监察官有加以重惩的必要。本期将终之时（574年即前180年？），一项人民法令规定一个人须有服十年兵役的证件始有充任长官的资格，旨在强迫贵族子弟从军。

可是足以明示真正的自尊心和真正的荣誉心无论是在上在下一律趋于衰落的，无过于猎取名器一事，此事见于一切流品和阶级，其表现的形式虽殊，其性质却大体相同。旧制规定只有平时的长官在公开战争里发扬国威，始得予以凯旋；这规则固然往往使建有最大勋业的人不得享此荣典，可是现在凯旋荣典的要求非常急迫，以致旧制难于维持。将军有向元老院或市民请求凯旋而不得的，或没有得到凯旋的希望的，便自做凯旋游行，至少走到阿尔巴山（第一次在523年即前231年），这时便非予以默认不可。与利古里亚或科西嘉部落人的一次决斗，也不太嫌微细，竟能成为要求凯旋的口实。为制止573年即前181年的执政官那种不战而凯旋的把戏起见，政府规定须呈出一次对阵战至少杀死五千名敌人的证据，始准举行凯旋；不过常有人用虚伪的战报规避这种证明——贵家邸宅里已可看见敌人的衣甲闪烁，这种衣甲却绝非来自战场。往昔一年的元帅以次年进入其继任人的职员之列为荣，现在前任执政官加图在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郎古斯（560年即前194年）和曼尼乌斯·格拉布里奥（Manius Glabrio，563年即前191年）的麾下充当军团长官，却被目为对新式的妄自尊大表示反抗。往昔人们为国家效劳，只有民社的一次感谢即以为足，现在每人做一件有功的事，似乎都要要求永久的优待。密勒一战（494年即前260年）的胜利者盖乌斯·杜伊里乌斯已得特殊许可，允许他在晚间走过首都的街衢时，前面应有一人擎着火炬，又有一人吹着号笛。雕像和纪念碑常由受其光荣的人自己出钱建造，十分普遍，以至于有人嘲弄地说，这只是与一无所有的人的一种区别。可是这种仅属个人的光荣不能久满人意。一种习惯成为时尚：战胜者及其子孙皆由其所获的胜利取得一个永久的别号——这习惯大体为扎玛战胜者所创，他使人称他为非洲英雄、他的胞弟为亚洲英雄、他的堂弟为西班牙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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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的人所立的榜样，在下的人便加以仿效。统治阶级既不辞规定各级人民的丧礼，命曾为监察官的人以紫色布作装裹，他们便不能怨脱籍奴隶至少欲其子能被赏穿那很可羡慕的紫边衣。长袍、戒指和符箓盒不但区别市民夫妇与外国人和奴隶，而且区别自由出身的人与脱籍的父母之子，自由出身的父母之子与脱奴籍的父母之子，骑士和元老之子与普通市民，传统贵族的子孙与普通元老——在公民平等造成其一切伟大和优良的民社里竟至有此等事！

民社中的分歧争执反映在反对党的行伍。倚赖农夫的支持，爱国派高呼改革；倚赖首都群众的支持，人民派开始工作。两种趋势虽在种种方面密切相连而不容完全划分，我们却须分别加以讨论。

改革派仿佛化身为马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520—605年即前234—前149年）而出现。旧派思想仅以意大利为限，憎恶世界帝国的计划，加图是这派最后一个有名的政治家，而且即以此故后世称他为古式真罗马人的典型；更公允地说，罗马中流阶级对那希腊化、世界化的新贵族的反抗，可以他为代表。他生长于耒耜之间，邻近有位地主名卢奇乌斯·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Lucius Valerius Flaccus）的，在不与时俗同流合污的少数贵族之列，劝诱加图入政界。这位正直的贵族认这质朴的萨宾人为时代潮流的适当砥柱，他的估量果然不谬。在弗拉库斯庇荫之下，在进言和行事上按古风事奉其国人和国家，加图向上奋斗到执政官之职和一次凯旋，甚且达到监察官的地位。十七岁加入公民兵，他经过整个汉尼拔战争，由特拉西美涅湖之战到扎玛之战；他曾服务于马尔凯卢斯和法比乌斯·尼禄和西庇阿的麾下；无论在塔兰托和辛那，在非洲、撒丁、西班牙和马其顿，他为士兵、担任军官和统帅，无不显出同等的才干。他在罗马广场，无异于在战场。他那敏捷勇敢的演讲，他那粗鲁然而尖刻的乡人隽语，他的谙悉罗马法和罗马事，他那惊人的勤勉和铁一般的体格，先使他在邻近的市邑惹人注目，而后在他终于出现于较大的比赛场即首都的罗马广场和元老院时，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辩护士和论政家。罗马政治家中，曼尼乌斯·库里乌斯是他的理想人物，他步武此人所首倡的基本政策，在其长寿的一生中，他始终以尽诚竭智抨击各方面流行的堕落为务，甚至年已八十五岁时，他仍在罗马广场与当时的新精神搏斗。他貌绝不美——据他的敌人说，他有碧眼红发——他并不是个伟大人物，更不是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关于政治和道德的见解十分褊狭，古代盛世永不离他的心目和口吻，他对于一切新的事物抱有顽固的鄙夷。他生活严肃，便自以为可对一切事一切人严厉苛刻，不稍宽恕；他正直廉洁，可是除警务的纪律和商业的信实外，绝不见有任何义务；他不但敌视一切奸邪和粗俗，而且敌视一切奇才和文雅，最重要的，他以怨报怨；他从不想杜绝病源，他一生仅对病症尤其是对人作战。秉政的贵族无疑以高傲鄙夷的态度藐视这卑贱吵闹的人，并且不无理由地自信比他高明远甚；可是时髦的腐化人士在这共和国趾高气扬的道德监察官面前，在这身经汉尼拔战争满身创疤的老兵面前，在这保护农人很有势力的元老面前，不免暗中战战兢兢。他公然当着他那些同僚的面，把他们一个个的罪状列举出来，自然不十分斤斤于证据，说到那些曾妨害或触犯他的人，也自然特别地津津有味。公民每次新做一件不公平的事，每次新有一件扰乱秩序的行为，他动辄加以谴责和当众申斥，一样无所畏惧。他那愤怒的抨击惹出许多仇敌，他与当时最强大的贵族朋党，尤其是西庇阿氏和弗拉米尼努斯氏，常在公开而不可和解的仇恨中度日；他被人当众控告四十四次。可是农人——在罗马中流阶级中间，那使他们能经坎尼一战而不亡的精神仍如何强盛，可以此为证——绝不让这主张改革的严厉护法缺乏他们投票的支持。诚然，570年即前184年加图和与他同志的贵族同僚卢奇乌斯·弗拉库斯申请任监察官之职，并且预先宣布他们意在一任此职便彻底澄清一切流品、一切阶级，那时豪族尽管努力，这深可畏的两个人竟膺市民之选；大规模的澄清竟而发生，除其他多人外，非洲英雄的胞弟被开除骑士名籍，希腊解放者的胞弟被开除元老名籍，那时豪族也不得不忍受。

这种对个人的攻击和以法律和警察压制时代精神的种种企图，即使其用意可敬，至多只能短期间防止腐化的潮流；可注意的是加图不顾那潮流或可谓借着那潮流竟能尽其政治上的职责，同样饶有意义的是他不能排除反对党的领袖，反对党的领袖也不能把他排除。他和他的同志在市民面前提出的详细诉讼一概与对他的反诉同样无效，至少关于重要政治案件如此。本期颁布的警务法非常繁多，特以取缔奢侈和推行节俭整肃的家政为目的，我们下文述国民经济时仍当论及；这种法律发生的效力也不甚大。

以间接方法抵制腐化的蔓延，却远较切实有益；其中居首位的无疑是分配公地以立新农场一法。由第一次至第二次迦太基战争期间，分配公地甚多，规模甚大，由第二次迦太基战争至本期将终之时亦复如是。其中最重要的是522年即前232年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分配皮塞努姆属地；560年即前194年设立新沿海殖民地八处；尤其是536年即前218年和565年即前189年至577年即前177年大规模殖民于亚平宁山与波河间之地，设立普拉森提亚、克雷默纳、博诺尼亚和阿奎莱亚等拉丁殖民地，和波滕提亚、庇骚隆、穆提那、帕尔玛和卢那等市民殖民地。这些可贵的建设有绝大部分可归功于改革派。加图和他的同志要求用这种办法，一方面指出意大利遭汉尼拔战争的糜烂，农场和一般自由意大利人减少得令人吃惊，另一方面指出贵族在阿尔卑斯山内的高卢、在萨谟奈、在阿普利亚和布鲁提亚等地占有广大的土地，这土地与其自有的产业一起被占。罗马的统治阶级虽可能没有充分依从他的要求，可是他们对于这样一个精明人的忠告却不至充耳不闻。

与以上性质相似的是加图在元老院的建议，即设立新骑士位置四百个，以补救市民骑兵的衰微。国库不至于缺乏做这事用的经费；可是豪族阶级立意排斥他人，力图把非骑士而仅为骑兵的人驱逐出去，所以加图的建议似归失败。另一方面，战事非常急迫，罗马政府不久便试行仿东方办法，由奴隶市场募集军队，幸而没有成功；于是不得不修改一向服务公民军的必要条件，即至少有财产一万一千阿司（四十三英镑）和自由出身。他们除容那些有产四千阿司（十七英镑）至一千五百阿司（六英镑）的人和一切脱籍奴隶在舰队服务外，把兵团兵的最低财产额也减到四千阿司（十七英镑），遇必要时，应服务舰队的人和财产一千五百阿司（六英镑）至三百七十五阿司（一英镑十先令）的自由人都被编入公民步军。这种新制可能属于前期末叶或本期初叶，无疑与塞尔维乌斯的兵制改革同非源于党派的努力；可是新制给民主派一个重大的推动力，因为担负公民义务的人势必要求而终于获得平等化的公民权。贫人和脱籍奴隶自他们为国服务之日起始在国家里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大半由于这种原因，发生了本期最重要的宪法改革——即森都里亚大会的改组，此事多半起于西西里战事完结的那年（513年即前241年）。

按森都里亚大会迄今沿用的表决顺序，自由业主虽不再——如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变法以前那样——是唯一的投票人，富人却仍占优势。骑士（换言之，即贵族与平民兼有的豪族阶级）先行投票，而后财额最高的人（换言之，即向监察官证明至少有值十万阿司［四百二十英镑的财产的人］）再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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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若意见相同，便可决定每次表决的结果。其下四级人的表决不一定有效力；财产在最低级标准（即一万一千阿司，合四十三英镑）以下的人，其表决权实际是水月镜花；解放人则全无表决权，很少例外。按新办法，骑士虽仍自成一组，他们在表决上的优先权却被撤销，人由第一级里用抽签法选出一个表决组，而后把优先权移归此组；解放人和自由人居平等地位；最后，五个等级各得同数的票，
(12)

所以即使市民都同意，只有第三级的表决才能决定大多数。新反对党由贵族阶级赢得的重要宪法改革，以森都里亚大会的这种改良为最早，民主政治本身的胜利也以此为首次。于是新反对党所得的，一方面是取消贵族已得的优先表决权，又一方面是选举权的平等化。贵族的优先表决权即谓为最关重要亦不为过，特别是在贵族对一般市民的势力实际日增月盛的时代。就是贵族本身在本期也仍强大，以致能专用他们的团体中人充任那依法向贵族和平民一律开放的第二执政官和第二监察官之职，关于前者，这种情形直至本期之末（到582年即前172年为止）而后已，关于后者，这情形更延长三十余年（到623年即前131年为止）；实则在罗马共和所经的最危急的时刻——在坎尼一战以后的危急存亡之秋——贵族鲍卢斯战死，执政官出缺，平民马尔凯卢斯在一切方面都是最贤能的军官，受正当合法的手续选为执政官，他们只因他是平民出身，竟把他取消。同时，甚至这个改良的性质也有很饶意义的表征：即只有贵族的优先表决权被撤销，财产额最高的人则否；这个权利由骑士百人队撤去的，不被传给从全体市民中用抽签法偶然选出的一组，而专被传给第一级的人。至少在理论上尤为爽快的是对于有财可估计的人，无论其贫富，无论其为自由人和解放人，都予以平等的选举权，结果最高财产额人仍有的票不占全部票数之半，而仅约占其五分之一。这些新法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或者实际上最为重要的项目，就是解放人与自由人的平等化，可是二十年之后（534年即前220年），改革派一个最有声望的人监察官盖乌斯·弗拉米尼努斯把它废弃，于是解放人被排出百人队会——五十年之后（585年即前169年），监察官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即造成罗马革命的格拉古兄弟之父，见解放人又常闯入森都里亚大会，便恢复这个办法，加以执行。所以几个世纪的改革的永久效果，除取缔骑士阶级特权的法律外，就是对于拥有最低估额以上的财产的公民，在政治上废除其财产区别——公民只要有选举权，其选举权即一律平等。大体就用此法，一切自由出身的自由业主公民久已在部民大会里享平等选举权，而部落共三十五个，非自由业主和解放人的票都被塞入其中的四部，所以他们的票在部民大会中实际毫无价值。因此，一般结果是按部民大会里已被承认的原则改造森都里亚大会；这个改革所以可取，实因为选举、建议法律、刑事案件和一切需要公民合作的事务渐一致提交部民大会，而较为繁重的百人队会议则召集甚稀，只有在选举监察官、执政官和副执政官或决定一场侵略战争，依宪法非召集此会不可之时，才召集。由此观之，这种改革并未把任何新原则加入宪法，而仅把那久已支配一种人民大会——这大会实际上较常举行、较关重要——活动的原则拿来普遍应用。其趋向民主政治而绝非趋向枭雄政治，可明见于一事：即每个真革命党必以无产阶级和解放人为支援，而这些人现在不但在百人队会而且在部落里仍居卑下的地位。因此，说到这种表示投票顺序的改革支配着人民大会，我们不可把它的实际意义看得太高。新选举法无疑在理论上完成了公民平等，可是未能预防或甚至未能大碍当时一个新政治特权阶级的形成。旧闻无疑地必有缺漏，可是我们所以不能在政事进程上指出那屡经讨论的改革发生实际影响之处，当然不仅因旧闻的残缺不全。我们可以附加一句说，这个改革使有权投票的公民都有平等的选举权，这与上述无选举权的罗马民社被废而渐合并于完全市民的民社一事，其间实有密切的关系。进步党以其平等化的精神提倡公民团内部区别的取消，同时公民与非公民间的鸿沟却更加深邃，更加广阔。

考察本期改革派的目标和成绩，我们见此派无疑抱着爱国心并且勤勉努力以制止腐败——尤其是农人阶级的衰落和严肃节俭古风的陵替——的蔓延和新贵族的政治优势，并且稍获成功。可是我们不能发现更高超的政治目标。群众的不满、优秀人士的义愤无疑在这个反对党里有适当而强烈的表现；不过我们既不见有人洞瞩病源，也不见任何明确广大的疗病计划。这一切的努力在其他方面都甚可敬，只是有些漫无宗旨，保守者的纯取守势也是结局欠佳的预兆。这病是否可用人力医治，仍是颇成疑问；本期罗马的改革家似为优秀公民而非优秀政治家，他们指挥旧市府主义与新世界主义的大斗争之时，精神似稍嫌不足，稍嫌褊狭。

可是本时期既有群众起而与公民并立，所以也有谄媚人民的煽动家起而与有身份有裨益的反对党并立。加图已熟识一些以煽动为业的人，这种人有讲演癖——如他人有酒癖或睡癖；如果不能用别的方法觅得自愿的听众，他们便雇人听讲；人民听他们讲演，如听广场承宣人的呼喊，不注意他们的词句，需要救助时也不肯自托于他们的照拂。这位老人以其尖酸的口吻描写这些仿希腊市场演说家而造成的时髦人物，说他们卖弄戏谑和词锋，唱歌跳舞，无所不为；据他的意见，这种人除在游行队里表演小丑和与大众斗口外一无所长——他愿为一点面包出卖他的言谈或缄默。这些煽动家实是改革的最恶敌人。当改革家无处不最注重整顿道德之时，煽动家却反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扩张公民的权力。

在限制政府权力一项之下，最重要的革新是实际取消独裁制。独裁制自始即不为人民所喜，537年即前217年昆图斯·法比乌斯和其得民心的敌党造成危机，这制度受了致命打击。以后有一次，在坎尼战役的直接影响下，政府任命一个独裁官，赋予他统兵的实权，可是在较和平的时期，不敢再这样做。以后又有几次（末次在552年即前202年），政府为处理市内事务任命一个独裁官，有时公民先指示应任命的人；不过此职在形式上虽未取消，在实际上却归于废弃。罗马宪法的构造本来不很自然，由于独裁制的停止使用，这宪法的特点即同僚长官制便失去一个矫正；政府本独掌设立独裁官（换言之，即停用执政官）之权，并且平常也可以指定应任独裁官之人，这样一来，政府便失去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自此以后，元老院自谓有权在非常紧急时期，特别是叛变或战争突然爆发之时，把半独裁官的权力暂时给予最高长官，命他们“为共和国的安全便宜从事”，于是造成与近代下戒严令相似的情势；元老院的这种权力实不能完全代替独裁制。

又有一事与这个改革并行：关于任命长官以及政府行政和财政各问题，人民的权力受有可危的扩张。按古代习惯，僧侣团——特别是在政治上最关重要的学术院——自补其班位的缺额，如果这种团体有首长，也自举其首长；实际在这种以世传神道知识为务的机关，互选是唯一适合其精神的选举法，所以下列一事虽在政治上不甚重要，却足示共和制度的初步瓦解：此时选人加入学院的步骤仍旧不改，可是由此等团体的同人中指定首长——族长和桥师——之权却由学院移至民社。然而罗马人在这里以其笃守形式的真性，为避免错误起见，仅使少数部落所以不是“人民”来完成这种选举事务。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那些属于军政和对外政策范围的人员和事务问题，日益受公民的干涉。属于此类的事有上述把普通干部军官的任命权由将军移至公民；选举反对党领袖为元帅以抗汉尼拔；537年即前217年那不合宪法并且不合理性的人民法令，使不得民心的元帅与其得民心的副将分任最高统帅一职，副将不但在国内与元帅作对，在营中亦然；以马尔凯卢斯那样的将官，保民官竟向公民控诉他处理战事失策舞弊（545年即前209年），马尔凯卢斯因此不得不由营次回到首都，在公众面前证明他的军事才能；更丑陋的是想不许皮德纳的战胜者以公民法令举行凯旋礼；以非常的执政官权力给予——固然是元老院提议的——一个在野的人（544年即前210年）；西庇阿那有危险性的恫吓，说如果元老院不肯给他非洲统帅之职，他将寻求公民的认可；一个野心勃勃几至发狂的人想违政府之意志，强迫公民全无理由地对罗德岛人宣战；又在宪法里加入一条新定理，即每种国定条约非由人民核准不得发生效力。

市民在为政和统兵上采取联合行动，危险甚大。可是他们干涉国家财政，危险更大；这不但因为独管公产是政府最古、最重要的权力，攻击这个权力就等于砍伐元老院权力的根本，而是因为把属于这种性质的最重要的事——分配公地——置在公民大会之手，势必陷共和国于危亡。让人民大会决定把公产无限地纳入私囊，不但不合情理，而且开覆亡之端；最怀好意的公民因而败德丧行，建此议的人因而取得与自由共和国势不两立的权力。虽则分配公地系有益的事，虽则元老院未自动分配被占的土地以断绝这最危险的煽动武器，应加倍负咎，然而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于522年即前232年向公民提议分配皮塞努姆公地时，共和国因为他用这种手段而受的损害必多于他达到目的所收的利益。二百五十年前，卡西乌斯必也曾提议此事；然而这两个议案虽在字句上无异，可是全不相同，因为卡西乌斯把这影响民社之事提交给一个仍在生气勃勃、自理政事的民社，而弗拉米尼乌斯却把公众问题提交给一个大国的人民大会。

不但政府党，就是改革党也当然视管理军事、行政和财政为元老院的法定权限；人民大会必不免于内部分裂，他们慎戒拿那赋予人民大会的合法权利充分应用，更不必说使它增长。就是限制最严的立宪君主政体，其分给君主的职分也不如给这至尊的罗马人民的职分那样全等于零。由多方面看来，这固然是个缺憾，不过人民大会机构当时的情形既是那样，甚至由赞成改革的人士看来，这也是势所必致。因此加图和他的同志从不把妨碍狭义政府的问题提交给公民，并且从不直接或间接以人民的法令强迫元老院行他们所愿的政策，例如对迦太基宣战和班田。元老院的统治或者欠佳；人民大会却全不能统治。并不是一班怀恶意的多数人在大会里占优势；反之，显贵人物的意见、荣誉心强烈的要求、必要性更强烈的要求，通常在大会里仍被听纳，因而最有害、最可耻的结果得以避免。马尔凯卢斯向公民辩明他的讼案，公民把控告人责辱遣去，举被告人为翌年的执政官；他们也肯听从那必须对腓力作战的劝告，以选举鲍卢斯结束对波尔修的战事，并且把鲍卢斯应得的凯旋给予鲍卢斯。可是要有这种选举和这种法令，却非有某种特殊的刺激不可；一般说来，大众没有自己的意志，一受冲动，便随之而去，于是决断听命于痴愚或偶然事件。

在任何有机体，一个不能再发生机能的器官必有害于健康，在国家亦复如是。至尊的人民大会毫无效用，这里面就含有不少的危险。元老院里的任何少数派依宪法都可以控诉多数派于人民大会。任何人只要有不难能的本领来游说未聆教训的听众或仅挥金如土，他便有门路获得地位或取得有利于他的法令，而长官和政府则受法定的约束不得不尊重这种地位或法令。因此产生了那些公民将军，他们惯于在酒馆的席面上筹划战争的计策，凭着他们的天赋将才，以同情的眼光藐视正规的将士；因此产生了那些干部军官，他们由于在首都钻营竞选而得军职，一遇到局势严重，便须立刻全体请假；也因此产生了特拉西美涅湖和坎尼两次战事和对波尔修战事那种可耻的措置。政府步步为公民那不可解的法令所掣肘和贻误，并且我们可以料定，在政府最正当之处，所受的掣肘和贻误也最甚。

可是削弱政府和削弱民社本身，还是奸雄主义产生的较小危险。个人野心演变成激烈的党争，在公民的宪法权力保护之下，更直接地向前推进。名为国家最高权威的意志而正式发表的，实则常常仅系动议者的个人志愿；一个国家的战争与和平、将军及其属官的任免、国库及公产都依那反复无常的群众及其偶然的领袖为转移，这个国家将遭何等的命运？大雷雨尚未发作，可是朵朵乌云愈聚愈密，偶然间雷霆声已隆隆于闷热的空气中。更有进者，在目的和手段皆极端相异的情形下，一些显然相反的趋势互相会合于一处，实是个危险倍增的情势。家庭政策和奸雄主义以相似而同等危险的手段，争先恐后地眷顾和崇拜群众。后一辈的政治家认为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和——我们可以附加一句——以后民主、君政的革命都源于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所开的途径。可是普布利乌斯·西庇阿虽为贵族树立了妄自尊大、猎取名号和招徕门客的风气，却因为私人和几可谓王朝的反元老院的政策，也求助于群众，他不但以其人品鲜明夺目的印象迷惑群众，而且以施赠粮食贿买群众；他求助于兵团，用一切无论是非的手段向之献媚取宠；最重要的，他求助于一群依赖他的无论高低的门客。这位非常人的魔力和缺点大部都基于一种如梦的神秘主义，他深信他不过是罗马第一公民，并且深信他愿做的也不过是罗马第一市民，他所以永不能摆脱这信念而得觉悟或虽有觉悟而不充分，只因为这种神秘主义不容许他。

断言和否认一种改革的可能性，同样不免孟浪；只有这是确凿无疑的，即国家一切部门都急需彻底改正，任何方面却都没有郑重的企图实行改正。在细节上，不但得民心的反对党做了种种改革，就是元老院无疑亦复如是。两方面的大多数人仍存善意，两党尽管隔着一条鸿沟，却仍共同努力来铲除最坏的弊病。可是他们既不杜绝病源，存心良善的人士愁听洪水高涨的沉重汩汩声而修筑堤坝，亦属徒劳。他们仅以用缓和剂为已足，甚至用缓和剂——最重要的，例如改良司法和分配公地——也不能适当其时、恰合其分，于是为其后代人预备下不幸的日子。在正当时节忽略了犁田垦土，他们就是不愿野草丛生，野草自当丛生。在后世经革命风波而仍存的一辈人看来，汉尼拔战争以后的时代似乎是罗马的黄金时代，加图似乎是罗马的模范政治家。实则这时代是狂风以前的无风时期，也是庸人主政的时期，与英国的瓦尔波尔（Walpole）主政时期相似；罗马却没有一个查塔姆（Chatham）把新力量注入那停滞的民族生活。我们无论着眼何处，这古建筑上的洞穴和裂缝都在张开大口，我们见工匠有时从事填补，有时从事扩大，可是我们未见何处有准备加以重修或改造的痕迹，问题不在这建筑是否将倾，而在这建筑何日将倾。在形式上，任何时期的罗马政制未有如自西西里战争至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和以后三十余年间那样稳固的；可是政制的稳固却不是国家健康的表征，而是初期疾病的征候和革命的先驱，处处如此，这里亦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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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标志可能最初仅属于贵族本身，即属于牙座长官同族的子孙；可是依这种徽章的常态，经过相当时期以后，此类标志一概都推广到较大范围。金戒指可为明证：在第五世纪，仅豪族阶级戴金戒指，在第六世纪，每一元老和元老之子都戴它，至第七世纪，骑士阶级人人可戴，到了帝国时期，每一自由人都戴一个。银佩也是如此，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这仍是豪族阶级独有的标志；斗篷的紫边亦然，最初只有牙座长官之子才许穿紫边的斗篷，以后推到骑士之子，再后推到一切自由人之子，最后——然而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时——甚至推到解放人之子。短袄上的紫条（clavus
）仅能证明是元老和骑士的标志，前者的紫条宽而后者的紫条窄；同样，盛符箓的金盒（bulla）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仅被称为元老儿女的标志，到西塞罗时，被称为骑士阶级的标志，而卑贱阶级的儿女则仅佩革符（lorum
）。不过此等似乎都是旧闻的偶然缺漏，紫条和符箓金盒似乎在最初也为狭义的贵族所特有。

(2)
戴冠出外之权由军功而得，所以无相当身份而戴冠与今日无相当名义而僭用军人勋章相似。

(3)
如是，行使执政官权力的军事保民官、续任执政官、财务官、平民保民官和其他官职仍被摈于外。至于监察官一职，监察官尽管坐在牙座，似乎不算是牙座官职，然而到了后来，只有具执政官身份的人能为监察官，这问题在实际上便无关重要。平民市政官诚然原不算在牙座长官之列，然而到后来或也算是一个牙座长官。

(4)
通行的臆说以为单是贵族的六个百人队骑兵就有一千二百名，因而骑士队全部兵力共计三千六百名，此说不能成立。用编年史家所举的倍数来决定骑士数目的方法是错误的；实则这两种见解各有其渊源，也各有其解释。可是第一数没有根据，因为此数仅见于西塞罗书中的一段，就是拥护这个意见的人也承认这段错误；第二数也没有根据，因为此数全不见于古典作家的书中。反之，我们先有非为古书而为制度本身所示的数目，与本书所陈的臆说相合：因为一个百人队确为一百人，骑士百人队原有三队，后有六队，最后在塞尔维乌斯变法之后则有十八队。古书只在表面上与这个意见相左。唯一不自相矛盾的旧闻不把贵族与平民混成的十八个百人队，算作一千八百人，而把那六个贵族百人队算作一千八百人，李维和西塞罗显然都遵此说。可是同时西塞罗又很明白地表示，他的话指当时一般罗马骑士的现在数目而言。编年史家不甚喜熟虑的，常有将后做先的事，所以全体的数目便因此而移为其最显要的一部分的数目；同样他们指定基本民社有三百骑士而非一百骑士，实因为预期其包括提提人和卢塞人的助战兵在内。最后，加图建议把骑士队的马数增为二千二百匹，这既明白证实上面提出的意见，又明白驳倒反面的意见。

帝国时期的骑士团的情形，我们所知的与上说甚相符合。骑士团分成班（turmae
），每班有三十至三十三人。骑兵不但有分班同时也有分部的某些痕迹，这却不能有满意的解释；班与百人队的关系也不甚清楚，可是我们非设想三班为一百人队不可。于是便有五十四个班，罗马一切骑士既确都分为班，此数无疑不是太大而是太小。再者，我们这里所论的仅是标准数目，自不待言；以后增加了额外人员，骑士的数目超过标准数目远甚。旧闻未举出班的全数；因为碑铭虽仅表现次序在先的数目直至第五第六为止，这几个数目所以特著仅以第一班名望特高一事即可解释——在碑铭上，我们仅见tribunus a populo
和laticlavius
和iudex quadringenarius
，而不见tribunus rufulus
和angusticlavius
或iudex ducenarius
可与此事相比拟。若假定总数为六个班，实乏合理的根据，尽管如此，这仍是常用的臆说，只因为以班长的名称（seviri equitum Romanorum
）来推测他们所率的班数，这推测全无理由。罗马的公民骑兵确一时有六个百人队，由六个百人队长（tribuni celerum
）各率一队；不过我们即使假定六队增为十八队以后仍保存这个数目，按理我们不能视seviri equitum Romanorum
即是这些tribuni celerum
，因为在碑铭上他们的出现始终不与一般骑兵发生关系，而与各班发生关系，如seviri eq．Rom．turmae primae
等，在希腊文为
，所以不能用百人队组织而须以班组织来说明。因此我们在班组织里得其所求——军事组织规定每班六个军官，即加图所称的decuriones
和optiones
必正是这几个seviri
，所以seviri
的数目必为骑兵中队数的六倍。亨赞（Henzen
）所持异议，即奥列里乌斯（M．Aurelius
）名班长赛会为sevir“cumcollegis”
绝不妨碍我们所假定的众多seviri
，因为所谓同僚实甚可仅为同班的同僚。我们甚至认下列一事为可能：第一班班长享有殊荣，所谓principes iuventutis
只是任第一班班长的帝室亲王；班长赛会，我们可以猜测，专归此班办理。到较晚的时候，也可能只在第一班有正式编制，设有班长，而在其他国有骑兵团中，这个细类已作废。

姑置意大利境内境外属国的助战兵而不论，只有国有骑兵团或骑士兵团组成罗马军的平时骑兵；是凡遇有“私人骑士团”之外，这名词代表义勇队或被贬的队伍。

(5)
由执政官和市政官的纪年，我们可以明见罗马贵族阶级尤其是世袭贵族的稳固性。我们熟知，由388—581年即前366—前173年，每年有一个贵族和一个平民共任执政官（只有399—501年即前355—前353年、403年即前351年、405年即前349年、409年即前345年和411年即前343年等两执政官均为贵族是为例外）。再者，在瓦罗算法的奇数年份至少晚至第六世纪，地位至高的市政官团纯为贵族所组成，他们之可知者共十六年，即541年即前213年、545年即前209年、547年即前207年、549年即前205年、551年即前203年、553年即前201年、555年即前199年、557年即前197年、561年即前193年、565年即前189年、567年即前187年、575年即前179年、585年即前169年、589年即前165年、591年即前163年和593年即前161年。就其氏族而言，这些贵族执政官和市政官分布如下：

如是，高级贵族十五六家，当李锡尼立法时代在国家里拥有势力的，以后仍保持其相对的数目历经以后两个世纪，实际至共和结束，无大变动；无疑地，他们一部分用过继法保持其数目。新氏族必时时加入平民贵族范围，可是在平民纪年里，旧家如李锡尼氏、福尔维氏、阿提里氏、多米提氏、玛尔西氏、尤尼氏也占很决定性的优势，历数三百年。

(6)
然而修路的费用大概多半由附近居民负担。征发人民服劳役的旧制度没有废除，地主手下的奴隶必常被唤去从事筑路。（加图，《论农业》，2）

(7)
如是，众所周知在创设波滕提亚和庇骚隆两处市民殖民地时，鲁迪（Rudiae）的恩尼乌斯（Ennius）受市民权于三头之一福尔维乌斯·诺比里奥尔（Q．Fulvius Nobilior），因此按人所熟知的习惯，采用诺比里奥尔的姓氏（西塞罗，《布鲁图》，20，79）。非公民被派去参加公民殖民地的设立，虽然他们常要求罗马公民权，却不因此事而在法律上获得此权，至少在本期如此（李维，34，42）；不过每次设立殖民地，与此有关的人民法令辄有规定公民权的一条，负设立殖民地之责的长官得依此把公民权赠给若干人士（西塞罗，《为巴尔博辩护》，21，48）。

(8)
加图的农业论著，人所共知，原是关于维那弗鲁姆（Venafrum）地方的一份产业，论文里以法律见地讨论可能发生的诉讼，诉诸罗马的只有一个具体案件，即地主把冬季牧场租给一群羊的主人，于是须对付一个通常不住在本地的租户（加图，《论农业》，149）。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寻常情形之下，与住在本地的人缔结契约，就是在加图的时代，可能发生的讼案也不在罗马裁判，而提交本地的裁判官判决。

(9)
建筑竞技场一事确有实据。平民赛会的起源未见于上古旧闻；不过因为平民赛会在弗拉明竞技场举行，并且首次举行确在其建筑后四年即538年即前216年（李维，23，30），上文所述也便有充分的证明。

(10)
这种别号最早的实例是491年即前263年执政官曼尼乌斯·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Manius Valerius Maximus）的别号，此人曾征服梅萨那，便以梅萨拉（Messalla）为别号。人谓401年即前353年的执政官仿此称为Calenus却系错误。瓦勒里乌斯氏马克西穆斯的别号不与法比乌斯氏的同一别号完全相似。

(11)
关于罗马估计民富的原比率，不易有何具体的可写。到了后来，人所共知，十万阿司被视为第一级最低的富额，其他四级的富额与第一级的成四分之三、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九分之一等比率，至少大致如此。可是这些比率，波利比乌斯和一切较晚的作家都认为指轻阿司（第纳尔的十分之一）而言；虽则考诸沃克尼安（Voconian）法案，此数按重阿司（第纳尔的四分之一）计算，我们显然仍须固守这个见解。可是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于442年即前312年始不以土地而以金钱表示财富额，却不能用轻阿司为本位，因为到了485年即前269年始有轻阿司。所以他或者是用重阿司表示这些数额，以后钱币减轻时，始把它们折合轻阿司，或者他所建议的是日后的数目，以后钱币尽管减轻，数目仍旧不变，因而分级比率不免降低一半以上。两种臆说都引起重大的疑问；不过前者似乎较为可信，因为在第五世纪之末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会有这样过分的进步，也不会仅是行政手段难免的结果，并且此事也不能丝毫不见于旧闻。再者，罗马一全牛犁田或等于二十尤格，十万轻阿司即四万塞斯特，按理可视为与一全牛犁田相等，所以由此看来，估计民富所用的比率大致仅在用语上有改变，在价值上却无改变。

(12)
五级的财富数额经调整为十万、七点五万、五万、二点五万、一点一万阿司（四百二十、三百一十五、二百一十、一百零五、四十三英镑）并有每级票数相类的臆说，这暗示财富数额较高一级特别是第一级人的总数可能多于下一级有投票权的人数。可是这个疑惑虽本身不无理由，却不甚关重要，因为监察官在规定投票各组时，行动武断，在我们看来，实为可惊；我们可以猜测，他们遇有这种情形，把高一级财富数额最低的人加在下一级的名册上，至人数至少相等为止；第一级的财富数额所以有时说是十万，有时说是十一万，又有时说是十二点五万阿司，大概即以此故。这个政策的趋势无疑是把同等的选举权给一切有投票权的人，尤其是为首的三级。

第十二章　土地和资本管理

到了罗马建城的第六世纪，我们始得有资料来做各事略相连贯的当时历史；也就在这个世纪，罗马的经济状况始更明确昭著地表现出来。就在这个时代，大规模的农业和钱业始奠立其后世盛行的方式和范围；至于这里面有何者导源于较古的风习，何者导源于模仿开化较早民族特别是腓尼基人的农业和钱业，又有何者导源于本民族的资本增多和智力发达，我们却无法加以精密地区别。描述这些经济关系的梗概，可使我们对罗马内政史的了解更加精确。

罗马农业
(1)

或从事于经营田庄，或从事于占据牧地，或从事于耕作小产业。在加图的描写中，我们很明白地见到其中的第一种。

罗马田庄，就其为较大的产业而言，一概范围有限。加图所述的田庄有二百四十尤格的面积；很通用的面积单位是所谓的“顷”（centuria
），合二百尤格。在辛勤从事于种植葡萄之处，农业单位更小；加图在那种地方假定其面积为一百尤格。人们要多投资于农业的，并不扩大一处的田庄，而是取得几处田庄；一人可拥有的田产以五百尤格为最高定额，因而这个数量在想象中代表两三处田庄的面积。

世袭租佃不为法律所承认，代用的终身租佃只见于民社公地。短期租佃，或以金钱为代价，或商订条件，由承租人负全部耕作费而得产物的一份通常为一半以为报，
(2)

并非没有，不过这是例外，是权宜之计；因此，意大利没有发展出一个佃农阶级。
(3)

所以地主通常自行监理田产的耕作；然而严格说来，他却不亲自管理，只是时常亲临田庄，以决定工作计划，视察计划的实行，审查奴仆的账目。这样，他便能一方面经营若干处田庄，同时又一方面应时势的要求，专心致力于公家事务。

所培植的谷类特以硬壳麦和小麦为多，稍有大麦和黍稷；芜菁、萝卜、蒜、罂粟都见种植，又有羽扇豆、菜豆、豌豆、大果菜和他种有荚植物，特用为牲畜的饲料。播种通常在秋季，仅遇非常的情形始在春季。灌溉和排水工作甚见积极，阴沟泄水的方法应用甚早。供给干草的草地也不缺乏，就是在加图之时这种草地已常用人工施以灌溉。橄榄和葡萄在经济上即使不比谷类更重要，也与它们同等重要；橄榄植于禾稼之间，葡萄则植于专栽此物的葡萄园。
(4)

无花果树、苹果树、梨树和他种果树都受人栽培，榆树、白杨树和他种多叶的乔木和灌木亦然，一部分供砍伐木材，一部分因为树叶可用作褥草和牲畜的饲料。另一方面，在那时意大利人的经济上，饲养牲畜的地位远不如现时的重要，因为蔬菜是一般的食品，肉食只在例外情形之下始见于餐桌；如果餐桌上有肉食，那便几乎专是猪肉或羊肉。古人虽未尝不见农业与畜牧业的经济联系，特别是出产肥料的重要性，近代培植谷物和饲养牲畜的合营法却非上古所有。只是因为耕田需要牛，他们才养牛，他们不在专供此用的牧场上养牛，却在全夏和冬季的大半把牛养在牛栏里。又有田禾既已收割，羊被驱往其间牧放，加图估计二百四十尤格可牧羊一百只。然而产主宁愿把冬季牧场租给一个有大群羊的人，或把他的羊群交给一个租户，与他分享产物，言明以交纳若干羊羔和若干乳酪和羊乳为条件。加图谓那份大田产应有十个猪圈；猪、家禽和鸽都畜在田园，有必要时便加喂养，并且遇有机会还建筑小小的兔棚和鱼池各一个——以后巨大规模畜野味和养鱼的事业以此为滥觞。

田间的工作用牛和驴来做，牛用在犁田，驴特别用在运肥料和推动石磨。或者也养一匹马，显然为供主人之用。这些动物不在田庄畜养，而系由购买而来；至少牛马都普遍地被阉割。加图指称一百尤格的田庄养牛一对，二百尤格的田庄养牛三对；以后一个著书论农业的人萨塞那（Saserna）则谓二百尤格的田庄养牛两对。按加图估计，小田庄须用驴三头，大田庄须用驴四头。

农场上的人工一律用奴隶来做。管家（vilicus
，源于villa
）为田庄上那群奴隶的领袖，这人收支款项、买卖物品、向地主请示，地主不在时，发号令、施惩戒。在他下面，有管家婆（vilica
）管理住宅、厨房和食料室、家禽场和鸽棚，有若干田夫和普通农奴；又有一个驴夫，一个牧猪人，在养羊群之处，还有一个牧羊人。当然，人数视所行的耕作法而有不同。据估计，一个有两百尤格耕地而无果园的田庄需要两个田夫和六个农奴；一个与上相同可是有果园的田庄需要两个田夫和九个农奴，一个二百四十尤格带有橄榄园和羊群的田庄需要三个田夫、五个农奴和三个牧人。葡萄园自然须费更多的劳力：一个一百尤格带有葡萄园的田庄备有一个田夫、十一个寻常奴隶和两个牧人。管家所处的地位当然比其他奴隶自由；马哥的论著劝人允许管家结婚生子和拥有自己的资本；加图劝人使管家与管家婆结婚，只有他一人如果品行优良可有从主人方面取得自由的希望。在其他方面，全体共成一户。奴隶与牛马无异，也不是生长于田庄，而系在其能做工的年龄由奴隶市场买来；他们一旦因年老或疾病而不能工作，便又与其他废物同被送到市场。
(5)

农场建筑（villa rustica
）同时备有养牲畜的厩舍、储存粮食的堆栈和管家及奴隶所住的房屋；还另有一所专供主人用的乡间别墅（villa urbana
）也常建在田庄。每一奴隶甚至管家，其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有人按定期、依定量替主人发给他；他须靠着这些维持生活。他这样得到由市场买来的衣履，受衣履的人只须把他们勤加修理；每月领小麦若干，每人须自行磨制成粉；也领得食盐、橄榄或咸鱼以调和他的食物和油酒。数量视工作而定；因此管家因工作较普通奴隶的轻松，所得的数量也较普通奴隶的少。管家婆照管一切烘焙和烹饪，一切人都吃同样的食物。把锁链加在奴隶身上，不是常例，不过一个奴隶遭责罚或有图逃的嫌疑，这人便被迫戴锁工作，夜间被关在奴隶牢中。
(6)

通常这些属于一个田庄的奴隶足敷所需；遇必要时，邻人当然以奴隶互相帮助，按日支取工钱。否则人不常雇用外来的工人；只有在特别不适于健康的地方，人觉得限制奴隶的数目而雇人代替他们为有利，或在收获禾稼之时，农场的常备劳工不敷所需，才有例外。收谷割草的时候，他们取用雇工，雇工没有工资，而得所收割的禾束六分之一至九分之一，或者他们如果也做打谷工作，便得有所收粮食五分之一：例如翁布里工人每年大批地到利替（Rieti）的谷地，助人收割那里的禾稼。葡萄和橄榄的收获通常交给人承办，承办人借着手下人——被雇的自由工人或自己或他人的奴隶——之力，在地主为此事派定的人监临之下，做收果和榨汁等工作，然后把产品交给主人；
(7)

地主常常把树上或枝上的产物出卖，让买主照管收获的事。

这整个制度充溢着资本势力所特有的毫无顾忌。奴隶和牲畜受同等的看待；罗马一个著农业书的人说，一个看家的好狗不可与其“同侪奴隶”过于和睦。奴隶和耕牛能做工一日，便一日受相当的饲养，因为让他们饿死实不经济；他们一不能做工，便与破烂犁头一样被卖掉，因为再留他们也不经济。较早时期，宗教的顾虑曾发生减轻痛苦的影响，在规定为庆祝和休假的日子，奴隶和耕牛得免工作。
(8)

最足以代表加图及其同志的精神的无过于他们教人在形式上举行节庆而在实际上加以规避，他们劝人在这些节日诚然须让耒耜停工，可是就在此时，奴隶也应不息地从事于他种未经明文禁止的工作。他们在道义上不许奴隶有丝毫的行动自由——加图有个格言说，一个奴隶须不做工便睡觉——绝不设法以人类同情为约束，使奴隶依恋田庄或所事的主人。法律条文赤裸裸地毕露其狰狞面目，控制这种关系，罗马人对于此事的结果并不为幻觉所惑。“有多少奴隶，便有多少仇敌”，一句罗马谚语说。治家有个守则，即奴隶间的不和，应鼓励而不应抑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本着与上相同的精神告诫蓄奴隶的主人说，莫把同国籍的奴隶聚在一处，以免他们发生同国人的联合或谋反；地主的师表迦太基人马哥也同样强烈地以此为戒。上文业已说过，地主管理其奴隶正如罗马民社统治“罗马民族的乡间田庄”即外省的臣民；世界由经验而知这个统治国的新政治制度系以蓄奴隶者的方法为模范。再者，如果我们把思想提高到无可艳羡的地步，以至于对于一种经济事业只珍重投到里面的资本，我们便不能不赞美罗马经营田庄的方法首尾一贯、勤奋敏捷、节俭坚实。加图所描写的理想管家就是一个健全切实的农夫的写照。在田庄上，他起床最早，就寝最晚；他对待自己与对待手下人一样严厉，他特别晓得如何使管家婆守秩序，而且也顾到他的工人和牲畜，特别顾到曳犁的牛；他常常拿手做工，并且做一切工作，可是从不如一个奴隶那样做得疲倦；他永在家中，从来既不向人借贷，也不借贷给人，不开宴会，除灶神、土地神外不萦心于他种崇拜，与挚诚的奴隶无异，也把对待神灵和对待人类的事留给主人；最后又最重要的是他对主人和顺，并且忠实单纯地遵奉主人所发的训令既不疏忽，又不过于小心。一个人买自己田里所能种的东西，不是个好农夫；一家的父亲若非天气恶劣，把在灯光下能做的事白天着手去做，不是个好父亲；更不好的是他在工作日做休假日可做的事；最不好的是在良好天气他许人在户内而不在露天做工。人对于高等农业也不乏特别的热心；以下便是所定的金科玉律：把田地给农夫，不是让他擦磨打扫的，而是让他播种收谷的，所以农人应先栽种葡萄、橄榄，而后仅在不太早的年龄再为自己建筑一座别墅。这制度以某种鄙野风气为特色，并且不用理性研求因果关系，却引用乡村经验中人所熟知的成规；然而这里显然有采取他人经验和外国产物的努力；例如希腊、非洲和西班牙的品种见于加图的果树种类名录。

小农的农业所以异于田庄主人的农业，仅在或多半在其规模较小。在这种情形，主人及其子女与奴隶共同工作，或自做奴隶的工作。牲畜的数目较少，并且在一个田产不复能供买犁和曳犁的一对牛的费用之处，便以锄为代用品。橄榄和葡萄的培植不那样占显要的地位，或全付阙如。

在罗马和其他消费大城也有注意灌溉的花园和菜园，略如我们今日在拿波里四周所见的情形；这些园子产生很丰厚的赢利。

畜牧业的经营，其规模比农业的大得远甚。无论何处，一个牧畜田庄（saltus
）势必有甚大于耕地田庄的面积——最低定额为八百尤格——并且为谋事业的便利，这种田庄可以无限地扩大。在气候方面，意大利的情形是夏季山间牧场与冬季平原牧场能互相补助；这时期正与当今无异，可能也沿着同一路径，牛羊群在春季已由阿普利亚被驱往萨谟奈，到了秋季，又由萨谟奈回到阿普利亚。然而冬季牧场，如上所述，却不全限于留供此用的土地，而一部分为满布禾根的牧场。马牛驴骡所以受人豢养，只为的是供给地主、脚夫、兵士等人所需要的兽类；成群的猪和山羊也不为人所忽。可是穿羊毛布料衣服，几为普遍的习惯，所以养羊业远较富于独立性，也有远较高超的发展。这种经营操在奴隶手中，大致与耕地田庄的经营法相似，畜主（magister pecoris
）居管家的地位。牧羊奴隶全夏季大半不住在室内，而常住在距有人居之处若干里的棚和羊圈；所以要做此事，须选最精壮的人，须供给他们马匹和兵器，并且许给他们的行动自由须比许给耕地田产上的奴隶的大得远甚。

为约略估计这种农业制度的经济结果起见，我们须检讨本期的物价情形，特别是粮价情形。平均看来，物价低得惊人；而这种情形大都由于罗马政府的失策；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政府陷于极大的错误，其故不在见识短浅，而在抱有一种不可原谅的偏心，想牺牲意大利农人以施惠于首都的无产阶级。这里主要的问题是海外粮食与意大利粮食的竞争问题。外省人民向罗马政府缴纳粮食，有时不取分文，有时仅取低廉代价，政府把这种粮食一部分用在赡养当地的罗马官吏和罗马军队，一部分舍给什一税的承办者，其条件为付一笔款为代价，或承担把若干粮食运交罗马或其他任何需要粮食的地方。自从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以后，罗马军队恒以海外粮食为给养，这虽可裨益罗马的币藏，却断绝意大利农人一个推销产物的重要市场。然而这还是祸害的最小部分。政府久已做按理应做的事，小心谨慎地注目于粮价，一有饥荒的威胁，便及时在海外购粮防范；而今臣民向罗马政府纳粮，政府每年握有大量的粮食——可能多于和平时期所需的数量——并且遇有用贱价取得几无限量的粮食的机会，政府自然为所诱惑，以这种粮食过量地供给首都市场，按极低的价格把它抛售，就其本身来看，或与意大利的价格相比，这是使人破产的低廉价格。在551—554年即前203—前200年间，西班牙和非洲的小麦六牟第（合五公斗半）已按二十四或十二阿司（一先令八便士或十便士）的价格卖给罗马公民；第一次似为西庇阿所提议。数年以后（558年即前196年），西西里的粮食八万七千余公斗按后面那种有名无实的价格分给人民。加图痛骂这种短见的政策，徒劳无功；奸雄主义的勃兴与此有关；政府或长官个人以低于市价的价格这样额外地把粮食分配给人民，或系很常有的事，成为以后谷物法的胚胎。可是即使在那海外粮食不这样以奇特的方式达到消费者之处，这个政策也有害于意大利农业。不但国家卖给什一税承办人的粮食，在寻常情况之下，他们无疑买得很便宜，以致转卖时卖价可低于生产价格；而且一般说来，在外省特别是在西西里——一部分由于土壤适宜，一部分由于盛行迦太基式的大规模农业和蓄养奴隶——生产价格可能比在意大利的低得多，而西西里和撒丁的粮食到拉丁姆的运费，即使不低于由埃托利亚、坎帕尼亚或甚至北意大利到那里的运费，至少也与之相等。所以顺着自然的趋势海外粮食不能不流入半岛，降低半岛所产粮食的价格。可叹的奴工制造成不近情理的扰攘关系，在这种情形之下，若能课税于海外粮食以保护意大利农民，或不失为正当办法；可是所取的途径却似乎适为其反，并且为便利海外粮食运入意大利起见，似乎有在外省应用禁粜制的事——因为罗德岛人虽特受优待，得由西西里运出一批粮食，可是大致看来，由各省运出粮食或只有运往意大利的可以自由，于是海外粮食必为母国的缘故而被人垄断。

这个制度的结果昭然若揭。一个非常丰收的年岁如504年即前250年，首都人民买五公斗半的硬壳麦，所费不过五分之三第纳尔（约五便士）；干无花果五公斤半、油二公斤、肉二公斤、酒二公斗也各卖五分之三第纳尔；这种丰年因系特殊情形，不能算数；可是别种事实把这种情形表现得更为明白。就在加图之时，西西里已被称为罗马的谷仓。在丰稔的年岁，西西里和撒丁的粮食按运费的价格在意大利的口岸脱售。在半岛产谷最丰的地方——近代的罗马涅和伦巴底——在波利比乌斯之时，旅馆的房饭费平均每日半个阿司（三分之一便士）；这里五公斗半的小麦值半个第纳尔（四便士）。后面这平均价格约为他处通常价格的十二分之一；
(9)

由此看来，我们可明见意大利生产粮食的人全无销售产品的市场，因而意大利的谷物和谷田几至毫无价值。

在一个工业国家，农业不足以赡养人口，这种结果或可认为有益，至少不被认为绝对有害；可是在意大利，制造业不足挂齿，专以农业立国，这个国家竟遭这样有系统的破坏；首都人民根本不能生产，对这种人，面包愈贱愈佳，为这种人的利益，竟以极可耻的方式牺牲了全民族的利益。罗马宪法如何无用，这所谓共和黄金时代的行政如何无能，或没有像这件事表示得这样明白的。任何代议制度，无论如何简陋，至少可以做到申诉和洞见病症之所在，可是在那些集合的市民大会中，除爱国人士的先见外，任何议论都即刻得人听纳。任何名副其实的政府必自动干涉此事，可是元老院忠厚易欺，视粮价低廉为人民的真正幸福，西庇阿兄弟和弗拉明兄弟果真有更重要的事做——解放希腊人，行使共和国王的职务。所以这只船冲向暗礁，毫无阻碍。

小地产既不复生产任何真实明显的利益，农人便一蹶不振，而且因为他们渐渐地，虽则比其他阶级迟缓，丧失共和初期那种端正风气和节俭习惯，所以更加一蹶不振。意大利农人的牛犁田如何迅速地经过购买或放弃而与较大田产合并，现在仅是个时间问题。大地主自保的能力较优于农人。大地主不依旧制把田地租给临时的小佃户，而依新制使其奴隶耕田，他的生产价格可比农人的低廉。因此，甚至在起初未采用这种办法的地方，意大利地主为西西里奴隶生产粮食的竞争所迫，也不得不采用此法，使无妻无子的奴隶做这工作，以代有家眷的自由劳工。更有进者，地主较能借着耕种法的改良或改变，对于竞争者保持其地位；农人既无资本，又乏知识，仅有其生活所必需，地主则比他们能以田地的较小收益为满足。所以罗马地主，相对地怠忽了种植谷类——在许多地方，种谷似仅限于出产劳工所需的数量
(10)

——日益注意于生产油、酒和繁殖牲畜。在意大利那种适宜的气候，这两种事业不畏外国的竞争；意大利酒、意大利油、意大利羊毛不但控制本国市场，而且不久便被输往海外；波河谷地不能为其谷物觅得销路，却以猪和咸猪肉供给半个意大利。关于罗马农业成绩的记载传到今日的与上述情形极相吻合。我们颇有理由假定土地投资计可生息百分之六，这似乎与当时的平均利率相合，当时平均利率约倍于此数。大致看来，畜牧业所得的成绩优于耕植业：耕植业以葡萄园生利为最厚，其次为菜园和橄榄园，而草地和谷田则生利最少。
(11)

我们当然要假定每种耕植的进行都在与之相宜的条件和适合其性的土壤。上述各事本身已足以使大规模耕作制渐渐取代小农人的耕作业，要用立法来抵制这种情形，实为不易。可是下文将述的克劳狄法案（在536年即前218年以前不久）造成一种恶果，这法案禁止元老家们经营商业，因而以不自然的方式强迫他们投其绝大资本于土地，换句话说，以耕地管家所经理的田庄和豢养牲畜的牧场代替农人的旧田园。再者，与农业有别的畜牧业虽远较有害于国家，却有特殊情形为其发展的助力。只有这样由土地抽取利润——实系须大规模经营才能获利的唯一方式——始能符合绝大资本和当代资本家的企业精神。一个耕作田产虽无须主人永久在场，却需他时常到临；事势又不甚容许他扩大田庄，并且除限于狭隘范围外也不能兼有许多田庄，而畜牧田庄却容许无限扩大，并且不甚需主人照料。因为这个缘故，人们已开始化良田为牧场，就是受有经济损失亦在所不顾——法律（此法起于何时，我们不知，或距此时不远）禁止此事，可是不甚有效。占据公地也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这种被占的土地既本来很大，不但此制所造成的殆尽为大田庄，而且公地可由国家任意收回，永无法律的保障，占据公地的人不敢多投资于此种土地的耕植——例如种植葡萄或橄榄。结果是这些土地都被利用为牧场。

关于罗马的钱业经济，我们不能做与上相似的概括叙述，一部分因为罗马上古没有传下有关这问题的特别著作，一部分因为这种经济的性质比耕种业复杂远甚，就所能确知的而论，其特点或比农业的更非罗马人所独有；反之，这些原则是一切上古文明的公产，上古大规模的经济当然正与今日的无异，也是处处相似。在钱业，商业制度似乎先特为希腊人所建立，而后仅为罗马人所采用。然而把这制度实行得那样精确，举办得规模那样博大，却是罗马人的特色，以至于在钱业上罗马经济的精神和伟大，无论其为利为弊，都非常昭著。

罗马钱业的出发点当然是放债业；罗马人最热心从事的商业无过于职业放债者（fenerator
）和钱商或银行家（argentarius
）的业务。资本制度发达的特征是把较大的银钱收支由资本家个人转移到为媒介的银行家，银行家为顾主收支款项，投资或举债，代办他们国内外的银钱交易——在加图之时，这事已完全见于实行。然而银行家不但为罗马富翁司出纳，而且处处钻入小事业，而且卜居于外省和属国的日益增多。在帝国全境对需款者放款的事业，始可谓为罗马人所垄断。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企业范围的广大无限。间接办事法深入罗马全部的交易。国家为先导，把一切较繁复的征税、一切供应、业务和公共建筑，都以收支一笔定额款项为条件，包给资本家或资本家团体。可是私人也一致立约包办任何可以契约来办的事——建筑、收获禾稼，甚至为继承人瓜分遗产或为一个破产的田庄办理清算：清理破产的田庄时，承办人通常是个银行家，一方面受下所有的资产，另一方面负责解决债务的全部或若干成，然后按情势的要求付出余款。

海外商业在早年罗马民族经济上已占如何显著的地位，上文在相当之处业已论及。意大利关税在罗马财政系统里日益重要，可以证明本时期的海外商业更有一日千里之势。关于海外商业重要性增长的原因，我们不必再加说明，除这些原因外，还有意大利的统治民族在外省所取的特权地位，以及可能即在此时许多属国依条约而让给罗马人和拉丁人的豁免关税权，都是促进海外商业的人造方法。

另一方面，工业仍较不发达。工艺当然不可缺少，并且似乎略有集中于罗马城的痕迹；例如加图劝坎帕尼亚的地主在罗马城购办所需的奴隶衣履、耒耜、大桶和锁头。由毛织品的畅销看，织布业规模必大，获利必丰。
(12)

可是罗马人显然未企图把埃及和叙利亚的工业移至意大利，甚或未企图用意大利的资本经营这种工业于海外。意大利诚然种植亚麻，也制造紫颜料；不过至少紫颜料工业属于希腊城市塔兰托，并且就是在这时期，输入的埃及麻纱和米利都或推罗的紫颜料可能在处处凌驾本地出品之上。

然而罗马资本家在意大利境外租购田产以便大规模经营农业和畜牧业，却也多少属于这个范围。这个以后发展为那样大规模的营业，大概即开始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时期；特别是在西西里，罗马把商业限制加在西西里人身上，即使其宗旨不在给不受此限制的罗马人一种独享土地赢利之权，也至少有这个倾向。

这一切部门的事业一致用奴隶来进行。放债人和银行家在其营业的全部范围内，添设办事处和分行，以他们的奴隶和解放人指导业务。承租国家关税的公司大半任命其奴隶和解放人在每一税关收税。谁承办建筑，谁就购买长于建筑的奴隶；谁替主管人员承办游艺或决斗比赛，谁便购买或训练一班善于作戏的奴隶或一队熟习斗术的农奴。商人以奴隶或解放人料理其自有的船只，输入货物，也用同一方法按批发或零卖把货物销售出去。至于矿坑和工厂的工作全由奴隶进行，不待赘言。无疑，这些奴隶的地位绝对无可艳羡，并且全劣于在希腊的奴隶；不过我们若置矿坑和工厂的奴隶而不论，工业奴隶的地位大致尚佳于乡村的奴隶。他们多半自有家眷，并有个实际独立的家计，取得自由和自有财产之日并不在远。所以此等地位实为自奴隶阶级养成暴发户的真正训练所，这些人以其奴隶的美德，也常以其奴隶的罪恶，自跻于罗马公民之列，且往往达到豪富的地位；在道德、经济和政治上，他们实助成罗马共和国的毁灭，其罪至少不在奴隶以下。

本期罗马的商业完全与当时政治力量的发展并驾齐驱，而其超群绝伦的宏伟亦复不相上下。我们要洞瞩罗马与他国交易的茂盛，只须打开当时的文学尤其是喜剧，其中有操腓尼基语的腓尼基人上台，对话中充满了希腊语和半希腊语的字句。可是借着钱币和币制的关系，我们最能灼见罗马商业的范围和势力。罗马的第纳尔与罗马兵团齐头并进。上文业已说过，罗马征服西西里，西西里的造币厂——最后的是542年即前212年叙拉古的造币厂——均被封闭，或至少仅限于铸造小货币；在西西里和撒丁，第纳尔取得法定的流通权，至少与旧银币一同使用，可能不久即成为唯一的法定货币。西班牙有大银矿，并且以前实际上没有本地的货币，罗马银币即使不更为迅速，至少也同样迅速地深入此地；在很早的时候，西班牙各城市甚至始按罗马的本位铸造钱币。通盘看来，因为迦太基造币有限，西地中海一带除罗马造币厂外，没有一个重要的造币厂，只有马赛利亚人的为例外，伊利里亚境内阿波罗尼亚和狄拉丘希腊人的造币厂或亦如此。因此，当525年即前229年前后罗马人初占领波河一带之时，这些造币厂均服从罗马的本位，它们虽仍有造银币之权，却一致——特别是马赛利亚——须使其德拉克马适应罗马那四分之三第纳尔的重量；罗马政府始造这种钱币，原欲以供上意大利之用，名为“胜利钱”（victoriatus
）。这个以罗马币制为基础的新币制盛行于马赛利亚、上意大利和伊利里亚的全境；此等钱币甚至深入北方蛮族的区域，例如马赛利亚的钱达到沿罗讷河整个盆地的阿尔卑斯各地，伊利里亚的钱达到近代的特朗西尔瓦尼亚（Transylvania）。地中海的东半尚未归罗马的直接统治，所以罗马的钱币尚未达到此地；可是黄金能补其缺，成为国际和海外贸易上正当而自然的媒介。诚然，罗马的成规是在本国和意大利的铜币外仅造银币，罗马政府依其严格守旧的性质，除在汉尼拔战争期间因财政拮据暂造金币外，固守这个成规；不过商业已达到无货币时可用计重量的黄金来营业的程度。597年即前157年在罗马国库里的现款，银币或生银不及其六分之一，六分之五为金条；
(13)

无疑，罗马大资本家的一切钱柜里，所存贵金属的比例亦必大致如此。所以在大交易上，黄金已居首位，由此可以推测，罗马对外国特别是对东方保持贸易的优势，因为自腓力和亚历山大大王以来东方即采用黄金通货。

罗马资本家由这些巨大营业所得的全部赢利，终久必总汇于罗马城，因为他们虽然常到海外，却不易定居于海外；他们早晚必归罗马，或把所获的财产换成现钱而在意大利投资，或以罗马为中心，用这种资本和他们既得的联络继续营业。因此，对文明世界的其余部分，罗马在金钱上的确占优势，完全不亚于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确占优势。在这方面，罗马对他国的关系略如今日英国对大陆的关系；例如一个希腊人论及小非洲英雄西庇阿说，“就其为罗马人而言”，他不算富。当时罗马所谓的富意义如何，我们可由下列各事见其一斑：卢奇乌斯·鲍卢斯有值六十塔兰特（一万四千英镑）的产业，并不算是殷富的元老，一份五十塔兰特（一万二千英镑）的嫁奁——如老非洲英雄西庇阿的每一女儿所得的——被认为一个贵家女郎应得的嫁资，而本世纪最富的希腊人也不过有三百塔兰特（七万二千英镑）的资产。

因此，无怪这民族为商业精神所把持，或可谓——因为这在罗马不为新奇——罗马各方面、各阶级的生活无不沉浸淹没在资本家精神之中；于是农业和国政始成为资本家的企业。财富的保持和增多确实成为公私道德的一部分。加图作处世箴言以训其子，有云：寡妇的财产可以减少，男子却须增加其财产；一个人死时，他的账簿若表明他所得的多于他所继承的，这人便值得称赞，富有神圣的灵气。所以在任何授予与报偿互相对立之处，每件成交的业务，虽无任何正式手续，亦被认为有效；遇有必要，即使法律不许负屈者有诉讼权，至少商业习俗和司法惯例容许他；
(14)

可是没有相当手续的赠物诺言，不但在法理上不生效力，在实际上亦然。在罗马，波利比乌斯说，非不得已，无人以物贻人，非到期，无人付出一文钱，甚至在亲近家属之间亦如此。就是立法也赞成这种商业道德，认为一切无报偿的施与皆属浪费；馈赠、传授遗产和代人作保，在本期均受人民法令的限制，并且不归最近亲属的世袭产业至少须纳税。与这种见解有最密切关系的是，罗马人的生活无处不有商人的精细、诚实和体面。每一常人在道义上须备一本记收入和支出的账簿——因此每一秩序井然的家宅都单有一间纪录室（tablinum
）——每人慎戒去世时未立遗嘱；加图声明他生平有三件憾事，一天未立遗嘱即居其一。按罗马的习惯，法庭里普遍认这些家庭记录为有效的证据，差不多如我们承认商人账簿的证据。声名无玷的人的一言，无论对他本人利与不利，均被认为有效；要解决两个正人君子之间的争执，最常用的方法是一方要求发誓，另一方便向他发誓，这个解决方式就是法律也承认其有效；又有一个由来已久的规则：陪审员在缺乏证据时，若一方声名无玷，另一方声名较劣，则宣判须利于前者，仅遇两方声名不分上下，宣判始利于被告。
(15)

有体面的人不当因为私人服务而受报酬，这个规则日益严格地见于实行，特足以昭示罗马人顾全体面的风习。因此，不但长官、职员、陪审员、监护人和一般有体面的而担任公职人士，除至多在开销上得有补偿外，都服务而不受酬；而且相知的人（amici
）互相效劳的事，如作保、代理诉讼、保管（depositum
）、出借不想出租的物件（Commodatum
）、一般的办理和照料事务（procuratio
），也用同一原则来处理，所以人不当为这些事受报酬，甚至即使约定给酬，也不许提起诉讼。罗马人如何完全蜕化为商人，或最显见于一事：在本期罗马人的生活中以付钱和起诉代替决斗，甚至代替政治上的决斗。要决定个人的荣誉问题，常用的方式如下：侮辱者和被辱者赌那侮辱言辞的真伪，把事实问题编成一个要求赌注的诉讼，按法律上的一切手续提交陪审员；侮辱者或被辱者所提议的这种赌博应否接受，正如今日对于决斗要求的接受问题，在法律上没有规定，不过荣誉攸关，人罕能加以拒绝。

这种商业精神以非商人不能想象的强烈程度表现出来，其最重要的一个结果便是会社异常地增多。在罗马，因为政府采用上文屡述的经纪人制来做事，会社组织特别得到促进，事业范围广大，资本家当然不以个人而以合股的方式承办这些租佃和合同，并且国家为求更大的稳妥，可能常规定他们如此。一切大规模的营业都仿照这种企业制来组织。甚至会社组织的特色——几个互相竞争的公司联合起来建立垄断的价格——也有发生于罗马的痕迹。
(16)

特别在航海和其他大有危险的营业，合股制应用极广，以致实际代替上古所无的保险业。最普通的无过于所谓“航海借款”即近代的“船舶押款”，把海外商业的损失和盈余按比例分配到船只和载运货的所有者以及为这次航行而放款的一切资本家。然而罗马的经济有一条通则：一个人宁愿参加许多投机事业的小股份，而不独营投机业；加图劝资本家勿以资金专配备一只船，而应协同另外四十九个资本家派出五十艘船，收取每艘船的赢利达五十分之一。这样，营业必更趋繁复，罗马商人以其敏捷的努力工作和用奴隶以及解放人的营业制度却能胜繁巨——由纯粹资本家的观点看，这种营业制度远胜于我们的账房制度。于是这些商业公司以其满百的支派大有影响于罗马每个上流人的经济。据波利比乌斯的证明，罗马富人无一不以署名或匿名的股东资格参与承租国税的事；每人必更以其平均很大的一部分资本投在一般的商业会社。

罗马财富的持久性由这一切奠定了基础，其持久性较其宏伟尤堪注意。罗马有个或属盖世无双的现象，即大家巨室的状况历数百年殆无改变，上文已唤起对于此事的注意；他们用那稍嫌狭隘可是坚实的原则经营商业资产，可为这种现象的说明。

罗马经济既偏重资本，所以不免有那与纯粹资本主义经济不可分离的弊病。

公民平等已因贵族统治阶级的兴起而受了致命伤，又因贫富阶级在社会上的界限划得日益分明，而受了同样重大的打击。向下面，促进这种区分最有效的，无过于上述以做事而受酬为可耻的原则，这原则似乎无关重要，可是实际上含有资本家方面最深沉的骄傲和暴横。这样一来，不但普通短工和手艺人与体面的地主和工厂主之间起了一层隔膜，而且士兵和下级军官与军团长官之间，书记和使者与长官之间，亦复如是。向上面，盖乌斯·弗拉明所建议的克劳狄法案（536年即前218年以前不久）也立起同样的一道藩篱；这法案禁止元老及其子（除供其田庄产物的运输外）拥有航海的船，可能也禁止他们参加公家的招标——总之，禁止他们经营罗马人所谓“投机事业”（quaestus
）
(17)

，这个法规诚然不源于元老院的提倡；反之，这是民主的反对党的事，他们见统治阶级亲与政府做交易的流弊，最初或仅欲防止这些流弊。再者，资本家以后常与民主派联合行动，这次或亦如是，他们乘着这个机会把元老排斥出去，以减少竞争。当然，第一个目标没有完全达到，因为合股制替元老打开了暗地继续经商的门路；不过这个人民法案却在经商的贵人与全不经商或至少不公开经商的贵人之间，划出一条法定的界限，使纯粹的财政贵族与原来的政治贵族平行并立——财政贵族即后世所谓骑士阶级，下一世纪的史册中，充满了这个阶级与元老阶级的竞争。

资本势力偏于一方，产生另一结果，即最无益而在全部国民经济上最乏生产力的行业却非分地显露头角。工艺应居最高的位置，实际上却居最低的位置。商业兴隆，不过普遍是消极的商业。就是在北方边境，奴隶成群地由凯尔特甚且可能由日耳曼境内流入阿里米努姆和其他北意大利市场，罗马人也似乎不能以货物抵补他们的代价；至少早在523年即前231年，罗马政府即禁止把银币输出到凯尔特人境内。罗马与希腊、叙利亚、埃及、昔兰尼和迦太基通商，贸易的差额当然不利于意大利。罗马始成为地中海各国的京都，意大利成为罗马的市郊，罗马人不再他求；每个仅做京都的大城市不得不营消极的商业，罗马人以富翁的恬淡态度乐其如是——他们果真有钱足以购买所需或不需的东西。另一方面，一切营业中最无生产力的钱业和包税业却成为罗马经济的真正中坚。最后，这种经济所含有的要素足以产生繁荣的中等阶级和丰衣足食的下等阶级的，一概为使用奴隶的不幸制度所摧残，或至多只能助长那讨厌的解放人阶级的日增月盛。

可是，最重要的，纯粹的资本经济自然有其根深蒂固的不道德，不道德侵蚀到社会和国家的腹心，以绝对自私代替了人道和爱国。民族优秀分子洞见腐化的根苗藏在这种投机事业之中；大众出自天性的怨恨以及善意政治家的不满都以放债业为标的，此业久已为法律所不容，现在就法律的条文看，仍应受惩处。本期一篇喜剧里有下列的话：

我真看着娼家和你们放债人完全一样；

他们秘密卖身，你们在公开市场上卖身。

他们用妓馆，你们用利钱，一同剥削人民

因为你们的缘故，市民已公布法规不少；

你们破坏市民公布的法规，总有法脱身。

你们把这些法规只当作变冷了的热水。

改革派的领袖加图说得比喜剧家更为有力。“贷款取息，”他在农业论的序言里说，“有种种可取处，可是欠体面。所以我们祖先规定并且载在法典说：窃贼须付两倍的偿金，而放债取利的却须付四倍的偿金。”他在别处又认为放债人与杀人犯相去不远；我们须承认他的行为足以配合他的言论——他为撒丁省长时厉行法规，直把罗马银行家逐出境外。握政权的元老阶级大多数憎恶投机制度，在外省时，他们的品行不但大致比这种资本家的正直可敬，而且往往对他们加以抑制。然而最高长官常常更动，他们执法的方式难免参差，所以抑制这种营业的努力必然遭到顿挫。

再者，罗马人见到不难见到的事：把整个国民经济导入另一方向，远较以警察监管投机事业为可靠；加图一流人就大半本着这种见解，用教训和榜样宣传农业。在上面引用的序言里，加图继续说：“我们祖先嘉奖一个贤人，总称赞他是个好农人和好地主，一个人受了这种褒拍，别人便以为他受了最高的称誉。至于商人，我认为他在求利上努力勤奋，不过他的职业太易于遭到危险和厄运。反之，最英勇的人和最能战的兵士都出自农人，没有一种职业能像他们的那样可敬、安全和不惹人怨的，并且以此为业的人最不易发生恶念。”他常自谓他的财产全来自两项根源，即农业和节俭；虽然这话说得既不甚合于论理，也不切合于实情，
(18)

可是当时和后世把加图当作罗马地主的典型，却非不公允。不幸有一个既堪注意而又可痛心的事实：他们确以最大诚意极力赞美农业为救治法，这种农业本身却也弥漫着资本制度的流毒。说到畜牧业，这情形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畜牧业最为公众所喜，却最为欲改良道德的一派人所恶。可是农业本身的情形如何？自罗马纪元第三世纪至第五世纪，资本对劳工作战，以贷款取息剥夺力田农人的土地收入，使他们落在不耕而食的资本家之手；以后大部因为罗马经济扩大范围，存在拉丁姆的资本被移到全地中海的商业活动，劳资战争才告解决。到了现在，甚至这个扩大的商场也不复能容纳大批增加的资本又有一个荒谬的立法，一方面致力于以不自然的方法逼迫元老投资于意大利田产，另一方面致力于以干涉粮价的手段故意贬低意大利农田的价值。于是开始了第二次资本对自由劳工或——在上古大致相同——对小农制度的战争；第一战虽则凶恶，然而较之第二战却尚似宽和仁爱。资本家不再对农人贷款取息——因为小地主不再产生重大的盈余，这办法现在已不适用，并且也不是充分简单和根本的办法——他们收买了这些农场，至多把他们变成用管家经理而用奴隶耕作的田庄。这也称为农业，实则这根本是把资本制度应用在土地利益的生产。加图所做的农人写照很好，并且完全正确；不过这个写照是否适合于他所描写推荐的制度？一个罗马元老拥有如加图所述的四处田庄，必非不常见的事，果若是，则古代通行小产业时这个面积能赡养农人一百户至一百五十户，而今同一面积却为一户自由人和多属未婚的奴隶约五十人所占据。如果这就是治疗国民经济衰落的方法，这药方便不幸极似病症，以致难于辨认。

这种制度的一般结果不幸竟昭然显著于人口比例的改变。诚然，意大利各处的状况很不一致，有几处甚至可谓繁荣，罗马殖民于亚平宁山至波河一带时设立了很多农场，这些农场不那样迅速地消灭。本期告终以后不久，波利比乌斯来游此地，称赞其人口众多，貌美体健；只要关于谷物有公平的立法，无疑，波河盆地而非西西里可成为罗马的谷仓。同样，由于522年即前232年弗拉明法案所分配的公地，皮塞努姆和所谓高卢地获得大批农民——然而在汉尼拔战争期间这批农民的数目有惨痛的减少。在埃托利亚，附属民社的内部情形不利于自由农人阶级的兴隆，在翁布里或亦如是。拉丁姆所享首都市场的利益不能全被夺去，并且通盘看来此地未遭汉尼拔战事的殃及，境况较佳；在马尔斯人和萨贝利人的深山穷谷中亦然。另一方面，南意大利在汉尼拔战争中受了可怕的蹂躏，并且除若干较小的地方外，最大的两个城市卡普亚和塔兰托均被毁灭，从前两城均能派兵三万人出战。萨谟奈经过第五世纪的恶战，现已复原，据529年即前225年的民情调查，此地能出的壮丁可当一切拉丁城市的一半，并且可能是当时半岛上除罗马地外最繁荣的区域。可是在汉尼拔战争中，此地重遭糜烂，这区域的土地被分给西庇阿部下兵士的虽然很多，大概仍属得不偿失。坎帕尼亚和阿普利亚一向都是人烟稠密的地带，在这次战争中，所受敌人和友人的待遇尤为恶劣。在阿普利亚，无疑地，以后也行班田制，可是设在这里的殖民地却没有成功。在坎帕尼亚的锦绣平原，人口仍较为众多，可是卡普亚和其他民社的领土在汉尼拔战争中被分裂，成为公产，占有这种公产的一律不是地主而是暂时的小佃户。最后，卢卡尼亚和布鲁提亚全境在汉尼拔战争以前已是地广人稀，这次又遭到惨重的战祸和继之而来的惩治；罗马方面也不大从事于复兴这里的农业——或者除瓦伦提亚（Valentia，即维博［Vibo］，今蒙泰莱奥内［Monteleone］）外，设在此方的殖民地没有一个达到真正的繁荣。

各处政治和经济的情形尽管参差不齐，有几处尽管比较繁荣，然而通盘看来，退步仍显而易见，并且最无可非难的证据已证实意大利一般境况的退步。加图和波利比乌斯异口同声地说，在第六世纪末叶意大利的人口较之第五世纪末叶稀疏远甚，绝不能再如第一次布匿战争时出那样大的军队。征兵日益困难，服务兵团的资格有降低的必要，同盟因须出高额助战兵而抱怨：凡此种种都足以证实他们的言论；至关于罗马市民，数字也表示这种情形。在502年即前252年，雷古卢斯远征非洲以后不久，罗马能服兵役的市民共计二十九万八千人；三十年以后，在汉尼拔战争发动以前不久（534年即前220年），他们降到二十七万人，即减少十分之一；又过二十年，在此战结束以前不久（550年即前204年），降到二十一万四千人，即减少四分之一；又在三十余年之后——其间没有遇到非常的损失，而且特别是北意大利平原上大殖民地的设立使人口有明显额外的增加——罗马市民也没有再达到本期初年的数目。如果关于意大利一般人口我们也有这类的数字，这数字毫无疑义地必表示比较更大的短绌。民族体力的衰落不这样易于证明，可是农业著作家作证说，肉类和乳类日益绝迹于平民的膳食。同时，自由人口既减少，奴隶人口却增加。即在加图之时，阿普利亚、卢卡尼亚和布雷提人之地的畜牧业必已凌驾农业，半野蛮的畜牧奴隶在这里是真正的主人。他们把阿普利亚闹得很不安宁，以至于须在那里屯驻强大的兵力；569年即前185年，这里的奴隶拟订一个规模极大而与酒神节庆混合的造反计划，被人发觉，被判罪的人几达七千名。在埃托利亚，罗马军队也不得不出发对一群奴隶作战（558年即前196年），甚至在拉丁姆也不乏其例，如塞提亚和普雷内斯特一类的城市竟有为一群逃亡农奴所袭击的危险（556年即前198年）。这个民族的萎缩显然可见，自由市民的民社分化为主人和奴隶的组织；虽然最初使公民和同盟受屠戮和毁灭的，是对迦太基的两次长期战争，然而说到意大利民族体力衰弱、人口减少，罗马资本家在这上面的贡献却无疑不在哈米尔卡和汉尼拔的以下。政府是否能施挽救，无人能言；不过可骇可耻的是，在那大都怀好意和有魄力的罗马贵族界，竟不见一人把时局的严重性洞瞩无遗，把危险的程度尽行料定。有一位属于高等贵族的罗马妇人，其兄于第一次布匿战争时在许多公民水师统领之列，陷国家舰队于毁灭；有一天，她被挤在罗马市场的人丛中，当着四周众人的面厉声说：现在是个适当时机使其兄再率一个舰队，重流公民的血，以免市场的拥挤（508年即前246年）。这样想这样说的人当然占极少数；然而整个富贵世界都以极淡漠的态度蔑视普通公民和农人，这种恶言仅是淡漠态度的一个强烈表现而已。他们并不真愿人民毁灭，不过听其自然；于是意大利无数自由而欢乐的人民方在享受不多而应得的幸福，他们这富庶之地竟一日千里地变成一片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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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真正了解古意大利的情形，我们须牢记近代耕作在这里造成的大变化。属于谷类的，上古不种植裸麦；帝国时代的罗马人熟知燕麦为一种野草，见日耳曼人以之煮粥，诧为奇事。稻在15世纪末叶始种植于意大利，玉蜀黍则始于17世纪初年。马铃薯和番茄都是由美洲传来的；百叶草似仅为朝鲜蓟的一种，为罗马人所知，可是因培植而养成的特性似乎起于晚近。又有扁桃即所谓“希腊果”、桃即所谓“波斯果”和所谓“软果”（nuxmollusca），虽则原为意大利所无，却至少在公元前150年见于意大利。椰枣树由希腊传入意大利，亦如由东方传入希腊，实为东西两方原始商业和宗教的交通的活证，这种树在公元前300年已在意大利培植，可是目的不在此树的果实，而正如今日仅因为它是个美丽植物，并且公众节庆要用椰枣树叶。樱桃又名“黑海上开刺苏（Cerasus）的果子”，传入较晚，到西塞罗之时始植于意大利，可是野樱桃却是此地的土产；杏树又名“亚美尼亚梅树”或者来得更晚。香橼树到帝国晚年始植于意大利，橘树则仅到十二、十三世纪始由穆儿人传入，龙舌兰（Agave Americana）至16世纪始由美洲传入。在欧洲种棉的最初为阿拉伯人。又有野牛和蚕都属于近代意大利，而不属于古意大利。

显然，意大利原来没有的物产大半正是我们认为真正意大利的物产；如果近代德意志与恺撒所游的“德意志”相比，可称为“南土”，意大利自彼时以来也同等地获得更“南方”的景象。

(2)
据加图说（《论农业》，137，vgl．16），如行分收的租佃制，田地的总物产先除去耕牛所需的饲料，而后由地主与佃产按议定比例来分配。因其与法国的“租牲畜制”（bail à cheptel
）和相似的意大利的“平分租制”成类比，又绝无其他分法的痕迹，我们可以推知两方通常各得其半。我们若引“打谷人”（politor
）为例，便陷入错误；打谷人得所打的谷五分之一，如果在打谷以前分配，便得每束的九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他不是分物产的佃户，而是在收割时期被人取用的劳工，他按伙友契约领得每日的工钱。

(3)
这种出租制就是在法律上也没有适当的形式；因为有一个用于租房而不用于租地的规则，即承租人非用金钱交租不可，这规则明明表示租约最初应用在租房，以后才移用在租地；因此，在罗马人中间，产品租佃制归在实际生活的偶然事件一类，而不在法学理论范围之内。罗马资本家在海外得到大规模的地产之时，租借制才有真正的重要性；实在到了临时租借延续至几世之久，他们始知租借的价值（科路梅拉，《农业志》，17，3）。

(4)
葡萄树各株间的隙地不植谷类而至多种些易于在阴处生长的刍秣植物，这由加图的书（《论农业》，33，vgL．137）看来可以显见；所以科路梅拉（3.3）说到葡萄园，除卖出的幼苗外，不计算其他附带的利益。反之，果园里却种小麦与麦田无异（科路梅拉，2，9，6）。只有把葡萄蔓架在活树上之处，中间隙地始种植小麦。

(5)
马哥或其书的译者（瓦罗，《论农业》，1，17，3）劝人勿自行繁育奴隶，而购买不到二十二岁的奴隶；加图必也意在这种办法，虽然没有这样说，由他那模范农场的人员看，可以显见。加图明明劝人出卖年老有病的奴隶（《论农业》，2）。科路梅拉（1，8）所描写的繁育奴隶办法，即女奴有三个儿子的得免劳动，有四个儿子的甚至可得解放；无疑，他的描写是他个人独立的臆说而不属于管理田产的常法——与加图所做的买奴隶加以训练而后再出卖的营业相似。这段里所说的特别捐税可能指真正的奴隶群（familia urbana
）而言。

(6)
由这种严格的意义而言，使奴隶甚至家子戴锁链，是很旧的制度，所以加图说到戴锁耕田的劳工，认为例外；对于这种奴隶，因为他们不能自行磨面，人须给以面包以代谷物。甚至在帝国之时，主人有时使奴隶戴锁，那确实是加之以罪，管家使奴隶戴锁，也是暂时加之以罪。尽管如此，以后用戴锁的奴隶耕田却形成一个特别制度，劳工狱（ergastulum
）——一间地下室，窗洞很多然而很窄，由地面不能及——却成为农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由下列事实而来：乡间农奴境况较他种奴隶艰苦，所以被置在这种境况的大部分是犯过罪或似乎犯过罪的奴隶。再者，残暴主人无故而使奴隶戴锁，我们无意否认实有其事；并且有一件事明示此意，即律书所规定适用于奴隶犯罪的惩罚，并非对戴锁奴隶而发，而是对半戴锁的奴隶而发。至于烙印，亦正是如此；严格说来，其用意在惩罚，不过全群家畜却都有印记。

(7)
关于酿葡萄酒，加图并未明说这话，不过瓦罗却明明这样说，并且就事理来看，不言而喻。按收获工作的标准来规定一处地产的奴隶数目，实不经济；果如是，则葡萄在树上时便抱来出卖，实为最不经济；然而人却常做这事（加图，《论农业》，147）。

(8)
据科路梅拉（2，12，9）计算，每年雨日和假日平均共四十五天；特图里安（Tertullian）说：基督教由复活节至降灵节的假期有五十天，异教节日还不及此数，与科氏相合。此外还要加上秋季播种以后的仲冬假期，按科氏的计算，为三十日。无疑，不定期的播种节（feriae sementivae
）一概在这时期之内。这一个月的休息不可与收获和酿酒期间的开庭假日混为一谈。

(9)
首都至少罗马纪元第七、八世纪的中数粮价可以假定为一罗马斗（牟底）值一个第纳尔，即小麦一蒲式耳值二先令八便士，按1816—1841年勃兰登堡（Brandenburg）和波美拉尼亚（Pomerania）两省的平均价格，小麦一蒲式耳值三先令五便士。罗马物价与近代的小有差异，究由于谷价提高，还是由于银价低落，我们不能断定。

罗马此时或以后粮价的波动是否甚于近代，或属甚为可疑。如果我们以上述的价格即四五便士买一个半蒲式耳，比之于最甚的战时缺粮和饥馑——如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同量的粮食涨到九先令七便士，在内战时涨到十九先令二便士，在奥古斯都时代的荒年竟涨至二十一先令三便士——相差诚然甚巨，不过这种极端情形不足为训，今日在相似的情似下，两极端的事均可再见。

(10)
因此，加图概称那两处他所描写的田庄为“橄榄园”（olivetum
）和“葡萄园”（vinea
），虽则两处不但出产油、酒，而且出产粮食和其他物品。诚然，他命葡萄园主准备盛八百库赖（culei
）的桶，如果这八百库赖为一年酿酒的最高量，则一百尤格所值的必全是葡萄，因为每尤格产八库赖殆为空前的产量；可是瓦罗显然有正当理由，以为这里指一个未卖出旧酒而须酿新酒的葡萄园主而言。

(11)
我们由科路梅拉的书，推知罗马地主所获的平均利率为百分之六。至于费用和产物的精密估计，我们只有关于葡萄园的数字，据路梅拉计算，葡萄园每尤格的费用如下：

地价

一千塞斯特

耕作奴隶价（与尤格成比例）

一千一百四十三塞斯特

葡萄秧和木桩

二千塞斯特

首二年利息的损失

四百九十七塞斯特

共　计

四千六百四十塞斯特

等于四十七英镑

据他计算，物产至少为六十安非罗（amphorae
），至少值九百塞斯特，这样便表示获利百分之十七。可是这话稍涉虚妄，因为即置歉收不论，物产收获费和葡萄秧、木桩以及奴隶的维持费在估计上都付阙如。

又据科氏估计，草地、牧场和林场的总产量至多每尤格值一百塞斯特，小麦的总产量所值有少无多；实际说来，每尤格平均产小麦二十五牟底，按首都每牟底一第纳尔的平均价格，总值不过一百塞斯特，并且在原产地，总值必更低于此。据瓦罗的计算，较大田产每尤格得一百五十塞斯特的总赢利，就是普通最大的利率。与此相当的经费估计没有传到现在；当然，这里的经费较葡萄园的省得多。

再者，以上这些估计一概在加图死后一百年或一百年以上。加图只有笼统的话，说畜牧业的赢利胜于农业；这话当然不含有处处宜把耕地变为牧场的意义；他的意思是相对的，他说：投资在山间牧场或其他相宜的场所以畜养牛羊群，若与投资于耕植相宜的麦田相比，获利较丰。这计算或也顾及一种情形：地主的缺乏精力和知识在畜牧业上为害甚微，而在高度发展的植葡萄和橄榄的事业上则为害甚大。据加图说，在一个耕地田庄，土地赢利递降的等级如下：（1）葡萄园；（2）菜园；（3）杞柳丛，因栽植葡萄而有大利；（4）橄榄园；（5）产刍草的草地；（6）麦田；（7）树林；（8）伐木林；（9）饲牲畜的橡林。这九项一概包括在加图的模范田庄经营计划之内。

又有一事可证明植葡萄所得的净利较种麦为多；637年即前117年，热那亚城与属下各村落起了争执，仲裁宣判，使热那亚城收取酒六分之一和粮食二十分之一，以为免役税。

(12)
由漂布匠在罗马喜剧里居显著地位，可见罗马织布业在经济上的重要。加图也证明，漂布池有利可获。

(13)
那时罗马国库里有黄金17410罗马镑，生银22070镑，银币18230镑。金对银的法定比率为金1镑等于4000塞斯特，即1∶11.91。

(14)
购买、出租和合股所以可以起诉，即以此为根据，并且一般说来，非正式而可以起诉的学说皆以此为根据。

(15)
关于此点的主要出处是格利乌斯（Gellius
）书中引加图书的残余。关于“文字的约束”（obligatio litteris
），即完全以债主记在账上的债务为根据而要求的权利，甚至在一方的证据与其本人有关之处，法律也承认这一方个人的可信，这法律的承认是说明的钥匙；所以到了后世，这种商业信誉已不见于罗马生活，文字的约束虽未真被取消，却自归废止。

(16)
加图那可注意的出租橄榄收获的模范契约里有下列一段：

“〔出租时愿订约之人〕，无一得因欲把采榨橄榄出租更高价格而退约，除非〔共同出价人〕即刻声称〔另一出价人〕为其同伙。若似违背此项规定，〔立约公司的〕一切同伙应地主或其所派的监理人的要求，须宣誓说〔他们未尝这样同谋来防止竞争〕。他们若不宣誓，约定的价款便不支付。”这里默然假定，接收契约的不是个人资本家而是一个公司。

(17)
李维仅说到关于航海船只的法律，可是阿斯科尼乌斯（Asconius）和狄奥（Dio）说法律也禁元老承办国家企业（redemptiones
），并且据李维说，“一切投机事业均非元老所宜为”，克劳狄法案可能不止于如他所说。

(18)
加图与其他一切罗马人无异，以其财富的一部分投资于畜牧业、商业和其他事业。可是他不常直接违法；他既不营承包国税的投机事业——他身为元老不得为此——也不营放债取息。关于后者，人要加以言行不符的罪名，实欠公允；他诚然从事于航业贷款，这不在法律所禁止的放债取息之列，实则这是租船运输业的主要部分。

第十三章　信仰和礼俗

罗马人生活于严厉的拘束之下，他的地位愈高，他愈不是个自由人。习惯能左右一切，把他的思想和行动限制在狭隘的范围以内，他的光荣是过庄敬严肃的生活，或用拉丁文特有的语句说，过忧伤凝重的生活。每人须在他的家室里维持纪律，在公众事务上忠于其献议和行事的职守，不可太过，也不可不及。可是个人既不愿也不能不是民社的一员，每一市民都觉得这民社的光荣和势力为其私人之所有，应与其姓名和家园一同传给他的后裔；这样，一辈复一辈既入坟墓，后一代便以其新得的加到旧存的荣誉，于是罗马贵家的综合意识继长增高，成为强烈的市民自尊心，这种自尊在世界上或未见其匹，这种自尊的形迹既新奇而又雄伟，每与我们的耳目相接，辄仿佛有天外飞来的气概。固然，这种强烈的爱国心也有一个特色：市民中牢不可破的质朴和平等，虽不压制这种心情，却使人不得不在有生之时把它沉默地闷在胸中，到了死后，始能把它发泄出来；可是在举行贵人的丧葬时，这种心情却有极为显著的剧烈表现，所以罗马生活的一切现象，都不及这个典礼更适于使生在后世的我们略窥罗马人那种神奇的精神。

那是一个奇特的游行队，公家的传宣人呼唤公民来参加：“那边有一位战士去世，能来的务请前来伴送卢奇乌斯·埃米利乌斯；他已被抬出家去。”开头是一群哭丧的妇人、音乐队、舞蹈团，一个舞人化装戴假面具，扮成死者的形状，并且必也作态表演，使大众宛如再见其所熟识的人。后面跟着就是这典礼中最壮丽最特别的一部分，即祖宗队——与此相比，其余的炫耀均有逊色，所以真正的罗马贵人常遗命嗣子把丧礼的铺张专限于此。上文业已说过，一家里的祖先曾充高级市政官或其他常置的高官的，都留有假面具，假面为蜡制，染有彩色，尽量模拟生人的容貌，可是模拟往古王政时代或以前的也不缺乏；这种假面具常置于家堂沿壁一带的木龛中，被视为家宅最贵重的陈设。一旦族中有人死去，相当的人，特别是演员，便戴上这种面具，穿起相当的公服，参加丧礼；于是这班祖宗每人身穿生时最高的服色，凯旋者穿他的金边外套，监察官穿他的紫外套，执政官穿他的紫边外套，带着他们的仪仗队和其他表示官职的徽章，都坐在车上为死者做最后的扈从。灵
上铺着绣金紫色的厚重罩布和细麻纱，死者卧于其上，也穿着他所居最高官爵的全套服装，他所杀敌人的衣甲和他游戏或认真赢得的花冠都陈列在他四周。灵
后面走来一律穿黑衣而不戴饰品的送葬人，蒙着头的孝子，不戴面罩的孝女，亲属和同族，契友、门客和解放人。这样，游行队向前走去，直抵广场。在这里，死尸被扶起直立；祖宗下车，坐在贵族座椅上，死者的儿子或最近的同族亲属走上讲台，以简单的诵述，先把那些围坐在四周的每个人的名字和功业，最后把那死者的名字和功业，报告给集合的大众。

这或可称为野蛮的习俗，一个有美感的民族当然不能容这种死人复活的怪现象继续存在于文明很发达的时代；不过就是很冷静而不惯于起敬的希腊人如波利比乌斯，也为这种壮丽天真的葬仪所感动。罗马生活的严守礼仪、行动一致和傲然自尊都必然含有一种概念：即去世的人仿佛仍以肉身来往于生人之间，并且一个饱尝艰苦和荣誉的市民将与祖宗相会之时，祖宗应亲临广场，欢迎他来团聚。

可是罗马人现在到了一个转折点。如今罗马不止限于意大利，向西向东都拓地很广，意大利固有的旧风俗已成过去，一种希腊化的文明代之而起。诚然，意大利自有史以来，即受希腊的影响。上文业已表明，早年的希腊和早年的意大利均以其一些天真和独创力，在心智的促进上有所取与；以后罗马以偏重外表的方式致力于取得希腊人的语言和发明以供实用。可是本期罗马人的希腊风，无论就其原因和结果而论，都根本非复旧观。罗马人始觉得需要一种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并且对其本身的毫无精神文明，觉得惊惶；如果甚至像英国人和德国人那样有艺术天才的民族，在他们暂停创作的期间，竟不耻利用可怜的法国文化以补其缺，则当时意大利民族以火一般的热诚，服膺希腊人的精神发展，无论灿烂的珍宝和污秽的粪土，并加采纳，又何足怪。可是有一个更深刻入骨的情形，使罗马人不能自禁地卷入希腊的旋涡。希腊文明固然仍自命为希腊的，不过实际上不复如是，反之，这却是人文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文明。在心智的领域里，这文明已把那陶铸大批不同民族为一体的问题完全解决，在政治的领域里也把这问题解决到某种限度；而今这个工作范围扩大，传到罗马手里，罗马把希腊文明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其他遗产一同接收下来。所以希腊文明不再仅是一种刺激或次要的事；这文明透入意大利民族的骨髓。自然，意大利生气勃勃的土风挺身抗拒这外来的风气。只是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以后，意大利的农民始把战场弃给首都的世界主义者；并且正如在德国人中间，法国式的上衣招出德国式的长袍，罗马对希腊文明的反动也激起一种趋势，用前几世纪所无的方式在主义上反抗希腊的影响，因此，屡屡完全陷于愚妄可笑之中。

人类的行为和思想，无一不是这新旧风气交斗的场所。甚至政治关系也受其牵制。罗马人想解放希腊人的妙计，上文已述其遭到应得的失败；他们又想联合各共和国以抗各国的君主，这与以上同类，也是个希腊的观念；他们又欲传播希腊政制以抗东方的专制政治——例如对待马其顿的方式即为上述两原则所支配——凡此种种都是新派的固定观念，正如畏惧迦太基是旧派的固定观念；如果加图把反迦太基的宣传做到可笑的地步，亲希腊派也往往流于至少同等愚妄的举动——例如战胜安条克的将军不但把自己作希腊装束的雕像立在卡庇托尔，而且不自称为好拉丁文的Asiaticus
却取那意义和语法都乖谬可是壮丽而近似希腊文的别号Asiagenus。
(1)

主权国对希腊文明抱这种态度，其更为重要的结果是，拉丁化作用，除在遇有希腊人之地，处处占有优势。意大利的希腊人城市，只要未毁于战事的，仍行希腊风俗。罗马人诚然对于阿普利亚漠不关心，希腊文明的完全弥漫此地似乎就在这时，这里的地方文明似乎曾与希腊衰落的文明并驾齐驱。旧闻对于此事一字不提；可是各城造的钱币甚多，一概具有希腊文的款识，并且意大利只有这一带仿希腊式制造那些生动鲜艳有余而雅致不足的彩罍，可见阿普利亚已完全接受了希腊习俗和希腊艺术。

可是本时期希腊文明与本国文明对敌，其战场却在信仰、礼俗、美术和文学；这场主义上的大斗争固然千头万绪，难有一目了然的观察，可是我们不可不对其试做一番叙述。

意大利人的敬神问题曾引起当代希腊人的赞叹或诧异，由此观之，旧日单纯的信仰仍活跃于意大利人之间，昭然若揭。与埃托利亚人发生争执之时，据说罗马元帅在战争中专事祈祷和献祭，如一祭司；而波利比乌斯则以其稍嫌陈腐的明智，请他同国的人注意这种敬神的政治效用，并且训诲他们说，一个国家不能仅有智士，为大众计，这等仪式甚为适宜。

可是民族宗教在希腊早已成为古董，如果意大利仍有个民族宗教，这宗教却已显而易见地化为僵硬的神学。信仰始陷于麻痹，或最显见于祭神和僧团在经济关系上的变迁。公家祭神的典礼不但日益庞大，而且最重要的，也日益靡费。在558年即前196年，除旧有的鸟占院、造桥院和神签院外，又加了第四个有三位“司宴官”（tres viri epulones
）的僧院，专为掌神灵筵宴这件大事。公平地看，不但神灵应行宴乐，僧侣亦然；然而为这事新设机关，却可不必，因为每一僧院都竭诚尽智地从事于宴会。僧侣阶级的免税权不免随僧侣阶级的宴乐以俱来。甚至在财政甚感拮据之时，僧侣也主张有免纳国税之权，只是经过很烦恼的争辩以后，他们始被迫偿付积欠的税款（558年即前196年）。不但在民社，虔诚日益成为奢侈品，就是在个人亦复如此。捐赠财产的习惯，和一般为宗教目的而负担永久金钱义务的习惯，盛行于罗马人之间，亦如其盛行于今日罗马公教国家。这些捐赠——尤其是自从国家最高宗教权威兼最高法律权威的造桥师认为捐赠是不动产税，依法应由每一嗣子或其他继承财产的人负担以后——始成为财产上极为沉重的累赘；“无献祭义务的遗产”是罗马人的一句谚语，略如我们所谓“无刺的玫瑰花”。献财产十分之一的事极为寻常，以至于每月以其所得能在罗马牛市（Forum Boarium）举行两次公宴。东方的神母崇拜输入罗马，许多虔诚的恶习随之俱来，其中有每年一次挨户敛钱的惯例（stipem cogere
）。最后，下级僧侣和卜人也按公平办法，非给钱不卖力；在罗马戏剧的夫妻帷中谈话里，敬神账与厨役、产婆和其他馈送账并列，这种描写无疑系由实际经验而来：

丈夫，给我过明娥娃节须致送的礼物，

赠给庙祝、给占卦的、给圆梦的和算命的；

还有尼姑，我也须送给她一份很像样的礼，

请看她如何瞧我一眼，我若一无所与，岂不丢脸！

罗马人往昔曾创出一个银神，现在没有创出一个金神；然而无论最高级和最低级的宗教生活却均实际上为金神所主宰。拉丁民族宗教旧日引以自豪的——经济的要求有限——已一去而不复返。

同时这宗教也失去其单纯性。理性与信仰非法配合而生神学，这神学已专务把它那累赘无谓的繁文缛节加入民族的旧信仰，因而把这信仰的精神排挤出去。举个例说，朱庇特祭司的职责和权利有一详表，很可以在犹太教经典里占个地位。只有毫无破绽的宗教仪式始为神灵所歆享：这是一个天然的规律，他们把这规律实行得太过，以致一个祭祀因屡犯错误，须连做三十次之多；赛会也是祭礼的一部分，主持赛会的长官如果在言语举动上有何失错，甚至音乐如果非时停顿，这赛会便被视为无效，须从头再做，往往连做几次，甚至做到七次之多。

在这种过分的矜慎之中已有宗教心陷于麻木的状态在，其所引起的反动——淡漠和无信仰——也接踵而来。甚至在第一次布匿战争（505年即前249年）中，就有执政官公然以临战问卜为儿戏——这名执政官自然出自那与众不同而无论善恶总为当代前锋的克劳狄家族。本期将终之时，已有人大声抱怨鸟占术为人所忽，我们引用加图的话，因为学院的怠惰，若干古鸟占术和卜术陷于遗忘。像卢奇乌斯·鲍卢斯那样的鸟占官以这个僧职为学术而不仅以之为名号的，已属凤毛麟角；政府既日益公然断然利用卜兆以遂行其政略，换言之，据波利比乌斯的意见，政府既视民族宗教为可用以欺蒙一般公众的迷信，无怪民族宗教衰落到此地步。此路一开，希腊化的反宗教精神便有自由驰骋的余地。罗马人对于美术的嗜好初见萌芽，因而早在加图之时，富人已用神灵的圣像点缀居室，与其他家具无异。新兴的文学给宗教一个更危险的创伤。固然，文学不敢公开攻击宗教，其对于宗教观念的直接增益，例如恩尼乌斯（Ennius）仿希腊的乌朗诺（Uranos），由罗马的萨图宁造出一个凯卢斯（Caelus），虽则属于希腊化性质，却不甚重要。可是埃庇查穆斯（Epicharmus of Megara，约生于280年即前474年前后）和尤希梅鲁斯（Euhemerus of Messene，约在450年即前300年前后）的学说流传到罗马，却有重大的后果。晚期毕达哥拉斯派由西西里古代喜剧家埃庇查穆斯的著作里撷取其诗意的哲学，或可谓假借他的名义以传播这种哲学，至少大部如此；这种哲学视希腊神祇为自然界的实物，宙斯为大气、灵魂为太阳的微尘，依此类推。这种自然哲学亦如后世的斯多葛派（Stoicism），在最普通的轮廓上，与罗马宗教相近似，因此适于化罗马宗教为寓言。尤希梅鲁斯著有《神圣志》（Sacred Memoirs
），始宗教一个历史的分析，本书为游记体，叙述作者游历外国所经的奇事，对于所谓神祇的传说加以彻底精确的考察，所得结论是古往今来，未尝有神。要表明此书的特性，我们只须举一个例就够了：此书解释克罗诺（Kronos）自噬其子的故事，以为源于上古所有而为宙斯王所废的食人之风。此书尽管平淡无奇而且有败坏风俗的倾向，甚至正因其如此，却在希腊侥幸成功，与当地风行的哲学联合，葬送了已死的宗教。宗教与新哲学彰明较著地互相水火，又见于一件深堪注意的事，即恩尼乌斯把埃庇查穆斯和尤希梅鲁斯那些以破坏驰名的著作译成拉丁文。译者或可在罗马警察面前自为辩护，说这种抨击仅对希腊神祇而发，非对拉丁神祇而发；可是其为遁辞，不难灼见。加图不分皂白，一见这种倾向，便以其特殊的严厉态度加以攻击，他甚至称苏格拉底为败坏道德、忤犯宗教的人，由他个人的观点看，他完全不谬。

如是，旧日的民族宗教显而易见地趋于没落，正如原始森林的大树既被拔起，荆棘和前所未见的杂草便满地丛生。五光十色的本地迷信和外国骗术互相混合、互相竞争、互相冲突。这种化旧信仰为新迷信的事，意大利各民族无一得免。埃特鲁斯坎人修持内脏卜术和闪电卜术，萨贝利人尤其是马尔斯人盛行观鸟和咒蛇的艺术。甚至在拉丁民族，实则就在罗马，我们也遇见相似的现象，虽则比较而言这些现象没有那样显著。例如普雷内斯特的神签和573年即前181年努马王墓及其遗著的出世奇事都属于此类。据说遗书教人行完全前所未闻的新奇教仪；不过除这一层和书似很新外，渴想奉教的人却一无所知，不免抱憾，因为元老院把这件宝物抓在手里，命人急速把这几卷书付之一炬。本国的制造已很足以应愚人合理的需求，不过罗马人却绝不以此为满足。当时的希腊文化已失其民族色彩，沾染东方的神秘主义甚深，这文化不但把不信神灵输入意大利，而且也把最可恶最危险的迷信带来；而这些邪术所以特有魔力，正因其来自异域。

罗马纪元第六世纪，迦勒底的占星术和算命术已传遍意大利全境；可是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一件在历史上开一新时代的事——就是接迎弗里吉亚的神母入罗马民社公认的神灵界；在汉尼拔战争最后的几年，人心惶惶，政府不得不同意此事（550年即前204年）。一个特别使团专为此事奉派到裴西奴（Pessinus），这是小亚细亚凯尔特人境内的一个城市；于是当地的祭司指田边一块粗石头为真神母开比尔，慷慨地把它献给罗马人，罗马民社用空前的盛礼加以领受。因为要把这件喜事永志不忘，上流阶级设立俱乐部，会员轮流着互相招待，新兴的结党运动似乎大受此事的促进。开比尔教既这样受到许可，东方人的神灵崇拜便在罗马获得合法的地位；政府虽坚持新神的阉人祭司应永久为所谓凯尔特人（Galli
），罗马市民不得献身于这种敬神的阉人生涯；然而“大母”穷奢极侈的仪仗——祭司团身穿东方的华丽服装，以阉人头目为前导，吹打着外国的笛鼓音乐，结队沿街游行，挨户乞化——以及其半尘俗半修道的全部活动，却在人民的感情和见解上，必发生极重大的影响。

其效果不幸显露得太为迅速可怕。几年以后（568年即前186年），极其骇人的教仪上达罗马当局的听闻：一种夜祭巴库的秘密庆祝初由一个希腊祭司传入埃托利亚，而后如炭疽一般蔓延四播，不久便到了罗马，遍布意大利全境，处处拆散人的家庭，引起穷凶极恶的罪过、空前的淫乱、假造遗嘱和置毒杀人。因此而被处罚的人达七千名，大部分受死刑；政府又颁布严峻的法规以警将来，可是却不能控制这种风气；六年以后（574年即前180年），主管长官抱怨说，又有三千余人被判刑，可是这种罪恶仍不见绝灭。

当然，对于这些既荒谬而又贻害社会的邪教，有理性的人一致加以指斥；笃信旧教的和赞成希腊文化的都异口同声，对这种迷信嬉笑怒骂。加图给他的管家一个训令，有下面的话：“除在家庭炉灶和祭路节的路旁祭坛外，若无主人的知晓和命令，他不可致祭，也不可让别人代他致祭，并且不可向那些看内脏的、算卦的和迦勒底人问休咎。”一个祭司遇到他的同业，如何能设法忍住发笑？这个尽人皆知的问题就起源于加图，原指看内脏的埃特鲁斯坎人而言。恩尼乌斯以大致相同的精神，用真实埃特鲁斯坎式的口吻指责乞化的卜人及其党羽：

这些迷信的祭司，这群无耻的卜人，

疯子和惰夫，迫于饥饿的人，

要把他们自己找不着的路指给别人，

他们向一个人讨钱，却说送财宝给他。

可是在这种时候，理性自始就敌不住非理性。政府固然加以干涉；借神惑众的人遭警察的惩罚和驱逐；任何外国宗教未经特别核准的一律被禁；就是比较无妨的在普雷内斯特求签问卜，也于512年即前242年为官方所禁止；并且如上文所述，那些假神惑众的人都被严厉地究办。可是人心一旦根本失其常态，高级当局的命令也不能加以矫正。由上述的情形看，政府让步若干，并且至少让步若干，昭然若揭。罗马的习惯，国家遇有某事发生便问卜于埃特鲁斯坎的圣人，所以政府设法使埃特鲁斯坎法术在埃托利亚世世相传而不坠，又加以许人秘密崇奉德美特（Demeter），这并不妨害道德，且仅限于妇女：罗马古代曾采取外国无妨而较不重要的教规，这种习惯或亦在其列。可是神母崇拜的被承认却是个凶兆，足见政府遇到这种新迷信时自觉如何软弱，甚至可见政府本身如何深为此种迷信所沾染；同样，政府只在这样迟的时候，甚至已到此时仍因为偶然得有报告，才干涉酒神节庆一类的举动，这不是无可原谅的疏忽，便是尤为恶劣的现象。

按当时罗马体面公民的观念，罗马人应如何度其私生活，我们由老加图留给我们的写照可以见其梗概。加图虽是个活跃的政治家、法律顾问、作家和商业投机家，他却永以家庭生活为生存中心，他以为做个好丈夫胜于做个大元老。他的家中纪律严肃。奴仆不奉命令不得擅离本宅，也不得向外人谈说宅内的事。较重的惩罚不能随意滥施，经一番类似的裁判手续之后，始宣判执行；一个奴隶未奉主人的命令擅行购买，事为加图所闻，这奴隶竟至自缢，治罪的严峻由此可见。因为小过，例如在侍膳时犯有错误，到了饭后，这位前执政官常手执皮条亲笞罪人若干下。他管理妻室和子女也同样严厉，不过方法有异，因为用打奴隶的方式来打妻室或长子的子女，据他解释，是个罪孽。至于择妻，他不赞成金钱婚姻，劝人注意良好的出身；可是他自己在老年却娶下他一个穷门客的女儿。再者，关于丈夫节欲，他所取的态度与一切蓄奴地方的相似；他也完全仅视妻室为不可免的恶物。对那喋喋不休、酷好装饰而不受管束的女性，他的著作充满诟厉的话；这位大老以为“一切女人都是烦絮虚骄的”，又以为“人类如果没有女子，我们的生活或不至于这样目无神祇”。另一方面，抚养正式婚姻所生的子女却是他的心事和荣誉攸关的事，并且在他眼里，妻室的存在真是专为子女。她通常亲自乳养他们，假若她让女奴乳养她的子女，她也让她们的子女吃她的奶以为报；少数形迹显示欲以人情的维系——共同母性和乳兄弟关系——来减轻奴隶制度的苦痛，此为其一。儿童洗浴和身处襁褓的时候，这位老将一有可能便亲自临视。他戒慎恐惧地注意他们的孩气天真；他向我们保证说：他在子女面前如在维斯塔圣女面前，唯恐口出一句失礼的话，并且从不当着他女儿的面拥抱她们的母亲，只在迅雷暴雨使她惊骇时始有例外。他的活动种类繁多，多属可敬的事，其中最可赞美的或为教子一事。这位老战士的准则是，双颊泛红的幼童胜于面色苍白的幼童，他谨守这条准则，亲自指导其子的一切体操，并且教他角力、骑马、游泳、拳术和忍受寒暑。可是他也很正当地觉得，一个罗马人只做好农人和兵士即可满足的时代已成过去；他又觉得，他的男孩若以后晓得那骂他罚他而得他敬仰的师傅只是一个奴隶，儿童的心情必不免受到有害的影响。所以他亲自把罗马人常学的读、写和国法知识教给他的男孩；甚至到了暮年，他仍努力学习希腊人的一般文化，以至于能用本国语，把他认为这文化对于罗马人有用的部分传给他的儿子。他的著作原一概为其子而作，并且他亲手用清晰的大字母写他的史书以供其子之用。他的生活朴素节约。他厉行节俭，不容在奢侈品上有所耗费。一个奴隶身价不许超过一千五百第纳尔（六十五英镑），一件衣服的价钱不许超过一百第纳尔（四英镑六便士）；他家里不见地毯，他的屋壁很久没有粉刷。在平时，他与奴仆吃一样的饭食，一餐之费不许超过三十阿司（两角一分）；在战时，甚至酒类也总被摈于筵席之外，他饮用清水或按照情形饮用与醋混合的水。另一方面，他却不反对款待宾客；他在城内喜与他俱乐部中的同人，在乡间喜与邻近的地主开筵久坐；并且他那五花八门的阅历和机警敏捷的词锋即使他成为可喜的伴侣，他也不以掷骰子和饮酒为耻；他的农业著作里列有许多方单，其中甚至举出一个治伤食和病酒的验方。他的一生直到极高年龄永远活动不休。每时每刻无不被分配出来做一件事；每晚他必在心里把一日所闻所言或所行的事重想一遍。如是，他不但有顾及朋友和国家以及料理私事的时间，而且有谈话和行乐的余暇；事事都迅速做成，不必多言；以他那真好动的精神，所恨的无过于忙碌和小题大做。

据当时和后世看来，加图是罗马真正典型的市民，他仿佛是罗马那——固然稍嫌乖僻——勤奋和正直的现世化身，以对抗希腊的怠惰和希腊的不道德，而他的生活如此；以后一位罗马诗人说：

外国习俗除千方百计的诈骗外一无所有；

世界上行为端正的人莫过于罗马市民；

据我看，一个加图胜于一百个苏格拉底。

这个判词，历史不能无条件地加以采纳；不过任何人只要看一看本期希腊的堕落文化在罗马人生活和思想上造成的革命，他必须加重那对于外国习俗的责难，而不愿予以轻减。

家庭关系瓦解得非常迅速。侍女和娈童的罪恶蔓延四布，有如瘟疫，并且在当时情形之下，绝不能在法律上采取重大的措施加以制止。加图为监察官时（570年前184年），曾对这种万恶的供奢侈用的奴隶课重税，此税不甚被重视，况且一两年以后即与一般财产税同归于尽。独身——早在520年即前234年即有关于独身的重大怨言——和离婚自然按比例来增加。可骇的罪恶发生在最高等家庭的骨肉之间，例如执政官盖乌斯·卡尔波尼乌斯·皮索（Gaius Calpurnius Piso）为其妻及其妻前夫之子所毒杀，其目的为促成执政官的补选，借以使前夫之子取得最高长官一职，而这个奸谋竟告成功（574年即前180年）。再者，妇女的解放已肇其端。按旧日习惯，已婚女子依法应服从与父权相等的夫权，未婚女子应服从她本族最近男亲属那与父权相差无几的监护权；妻室不能自有财产，至少处女和寡妇没有管理财产之权。可是现在，妇女始力求在产权方面获得独立，一部分用律师的规避方法，特别是用假婚姻，摆脱族人的监护而取财产的管理权为己有，一部分业已结婚，也用不甚较佳的手段，脱离那依严格的法律所不能免的夫权。大批资本集中于妇人之手，在当时的政治家看来，似乎十分危险，以至于他们取过甚的策略，以法律禁止遗嘱命妇人为继承人（585年即前169年），甚至用一种很武断的方法，要把妇女那些无遗嘱而落到她们手里的旁亲遗产夺去大半。同样，家庭对于妇女的裁判权，与夫权和监护权有连带关系，在实际上日趋废弛。就是在公众事业上，妇女也已渐有其自己的意志，有时，据加图说，“统治那些统治世界的人”；她们的影响可见于人民大会，甚至罗马贵妇的雕像已在外省竖立起来。

关于衣服、装饰和器具，建筑和饮食，奢侈之风日增月盛。特别是亚洲、希腊人的奢侈原流行于以弗所和亚历山大城，564年即前190年罗马远征小亚细亚以后，这种奢侈便将其崇尚虚文和费钱费时而扫兴的拘泥琐屑都传到罗马。在这件事，也以妇女为先导；坎尼一战（539年即前215年）以后不久，通过一个人民法令，禁妇女戴金饰、穿彩衣或乘车，与迦太基结和（559年即前195年）以后，加图尽管痛骂，她们竟能促成这法令的废止；激烈反对她们的人士无法可想，只好对这些物品加课重税（570年即前184年）。大批新奇而多半无谓的物品，如形状精美的银器、青铜作架的餐榻、所谓阿塔鲁斯式的衣装和厚重识金锦缎的地衣，都得其门而入罗马。最重要的，这种新奢侈以膳食为中心。罗马人素来每日只进一次热食，毫无例外；如今第二餐（prandium
）也摆设热食物的，屡见不鲜；往日一次主餐只有两道菜，现已不复足用。家中妇女素来亲自料理烘面包和烹饪；只在招待宾客时才雇用一个职业厨师，他兼管烹饪和烘面包。现在则不然，科学的烹饪术始行于世。上流人家都养一个专门厨师。分工成为必要，于是烘面包业由烹饪业分出来——罗马城第一个面包店起于583年即前171年前后。歌咏美食术的诗连篇累牍地列举最可口的鱼类和其他海产，不乏读者；并且此事不止于空谈。外国的美味，如本都的沙丁鱼和希腊的酒等，始在罗马为人所贵；加图有一个方单，用卤水使本国常酒有科斯酒味，这未必能使罗马酒商受重大的损失。旧日宾客和童子那种可敬的高歌朗诵，现在代之以亚洲弹箜篌的女子。迄今为止，罗马人每次晚餐，或者饮酒很多，不过狭义的酒席却未尝有；现在正式的饮酒宴会蔚成风尚，席上用很少或全不掺水的酒，酌以大杯，并且以阖座须依次敬酒为主，即罗马人所谓“希腊的饮酒法”（Graeco more bibere
）或“仿希腊人”（pergraecari congraecare
）。掷骰子戏自然久已流行于罗马人之间，因为有这种酣饮风气，这个赌博达到非用立法取缔不可的程度。畏劳动而喜游荡的风习显见地日甚一日。
(2)

加图建议用尖石头铺筑广场的地面，以制止闲游的习惯；罗马人对这个诙谐付之一笑，仍去享受游惰和左顾右盼的乐趣。

上文已述本期人民娱乐的惊人增加。本期之始，除几次不关重要的竞走赛车可算是宗教仪式外，仅有9月举行的一次普通国庆，历时四日，经费不得超过规定的最高额。至本期之末，这个国庆至少历时六日；此外还有4月初的神母节，即所谓“大母节”（Megalensia），4月将终时的穑利节和花神节，6月的阿波罗节，11月的平民赛会，以上各节日的庆祝，似乎都不止一日。此外又加以一种赛会屡屡重演——在这事上，虔诚矜慎大概往往只是用为借口——和不断举行的额外庆祝。额外庆祝中最显著的为上述由还愿什一税项下开支的宴会神灵宴会、凯旋庆祝和丧葬典礼，最重要的，埃特鲁斯坎-罗马的宗教划分几个长时期，即所谓Saecula
，每期之末举行一番庆祝赛会，第一次在505年即前249年。同时，家庭节庆也有增加。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贵族场中始行上述神母入国纪念日的欢宴（550年即前204年以后），下等阶级中间始行与之相似的播种节（537年即前217年以后）；二者的兴起都受有此后密切相联的两种势力即外国祭司和外国厨师的影响。当时的情形很接近理想状况，即每一惰夫晓得每日能在何处消磨时光；而这种情形竟见于行动为往日每一人和一切人的生存目标，愈益不但为法律所不容也为习惯所不许的社会！更有进者，在这些庆典之中，恶劣败德的成分日益获得优势。诚然，赛车仍旧是精彩的压轴戏；据本期一位诗人很生动的描写，执政官将发出开车信号时，群众都凝神注目地向着执政官。可是旧日的娱乐今已不复足用，人民想望新鲜而种类更多的游戏。现在希腊竞技家与本国的角力家和拳师并肩出场（首次在568年即前186年）。至于戏剧表演，我们留待下文叙述；希腊的喜剧和悲剧传入罗马，虽或是个价值可疑的利益，不过无论如何，却是当时最佳的收益。罗马人或许久已举行当众逐兔和猎狐的游戏，现在这种无妨的行猎变为正式的挑逗野兽，于是他们耗费重资，把非洲的野兽、狮子和豹子——据可考的而言，始于568年即前186年——运至罗马，为的是使它们杀人或被杀以饱首都游隋人士的眼福。那尤为可恶的决斗戏原盛行于坎帕尼亚和埃特鲁里亚，现在得入罗马，490年即前264年，人初次为游戏而流血于罗马广场。这些败坏道德的娱乐当然也遭到严厉的责骂。486年即前268年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索弗斯（Publius Sempronius Sophus）因其妻往观丧葬赛会，便送给她一封离婚书；政府设法通过一个人民法令，禁止把野兽运到罗马，并且厉行决斗士不得在公众庆祝时出场的规定。不过在这里，政府也或缺少相当的权力，或缺少相当的魄力，似乎只能取缔挑逗兽类，却不能阻止决斗队出现于私家庆祝，特别是出现于丧葬典礼。政府更不能防止公众舍悲剧家而取喜剧家，舍喜剧家而取走索人，舍走索人而取决斗士，也不能防止戏剧界偏好游荡于污秽的希腊生活。舞台表演和艺术表演所含的修养成分自始即被人遗弃；罗马主持庆典的人，用意绝不在借着诗歌的力量把整个观众提高——即使仅是暂时的提高——到能领略至善的程度，如希腊戏剧在其全盛时期所行的；也不在供给上流社会一种艺术的娱乐，如我们的戏剧所企图的。在罗马，导演人和观众的性质如何，可以一事来表明：在587年即前167年的凯旋赛会，第一次有希腊笛人吹笛，他们的音乐不能悦人，导演人便命他们不要吹奏而互相拳击，然后欢呼声不绝于耳。

不但罗马风俗已受希腊传染而腐化；反过来说，学生也始败坏师傅的德行。决斗戏原为希腊所无，叙利亚王安条克·埃庇方尼（575—590年即前179—前164年）以模仿罗马人为事，始演决斗戏于叙利亚朝廷；希腊公众较罗马人仁慈而富审美力，最初对这种游戏只觉厌恶，不感快乐，然而这游戏却保持其地位，日渐成为时尚。

当然，经济革命随生活和风俗的革命以俱来。人日益居于首都，居首都的费用日益昂贵。房租高涨到空前的程度。新奢侈品所费不赀：一桶黑海的沙丁鱼卖一千六百塞斯特（合十六英镑），竟昂于一个乡村奴隶；一个美童卖二万四千塞斯特（合二百四十英镑），竟昂于许多农人的家园。所以上上下下都以金钱和只要金钱为口号。无钱不做事的风气久已行于希腊，希腊人自己也以不足取的坦白态度加以承认；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以后，罗马始在这方面也模仿希腊人。体面须备有法律的保障，例如人民法令禁止法律顾问收费服务；只有法学家为例外，不必有人民法令的逼迫，就能固守那进善言而不受报的清高习惯。如果可能，人不直接行窃；可是一切赶快致富的诡计却似乎无所不可——抢劫和乞讨、承办人行欺诈、投机家用骗术、钱商和粮商盘剥重利，甚至利用纯粹道义关系如友谊和婚姻为发财的手段。婚姻特成为双方投机的营业；金钱婚姻是寻常事；夫妇互相馈赠的礼物，似有不许其在法律上生效的必要。在这种情形之下，当局发觉四面纵火烧首都的计划，这不必诧为奇事。人既不复在工作中寻快乐，却只为尽可能速得快乐起见而工作，则他不成为罪犯，仅系偶然。命运毫不吝惜地把一切辉煌的富强赠给罗马人；可是说老实话，潘多拉（Pandora's）的盒子未必是一件可贵的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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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钱和金石证明马格尼西亚的英雄及其子孙原号称Asiagenus
；卡庇托尔的纪年却称他为Asiaticus
；有几个痕迹表示纪年曾经后人修改，此为其一。前面的称号只能是
的讹写——即后世作家所用以代替原来称呼的——这词的意义不是“亚洲征服者”而是“生在亚洲的人”。

(2)
普劳图斯的象鼻虫（Curculio
）有一首进前和歌（parabasis
），描写首都大街通衢当时的情状，或许缺乏风趣，可是因此更为逼真：

让我指引你们在什么地方找什么人，

以便不浪费你们的光阴，无论你们愿对谁谈话

正人和邪人，好人和坏人。

你要找一个发假誓的吗？我把你送到大会场。

找一个撒谎的和吹牛的吗？请到克露亚辛那（Cloacinae）。

〔在商场里可以找到殷富潦倒的丈夫；

就是娈童和惯做小生意的也住在那里〕。

不过醵钱一块儿喝酒的却在鱼市。

忠厚的富翁往来于下市

真骗子却出没在附近的沟渠间。

无耻多言的和恶棍同立在水池边；

他们用傲慢口吻无故骂人

实在自陷于罪，惹人惩治。

借贷取息的坐在维台利布（Veteribus）；

有些人坐在卡斯托（Castoris）庙，不可贸然向他们借贷；

卖身的在图斯科（Tusco）街；

在维拉布罗（Velabro），有面包匠，有屠户，也有算命的僧侣，

有借钱还债的，有放债使人得免破产的；

殷富潦倒的丈夫在琉卡底亚·欧庇亚（Leucadiam Oppiam）家。

括弧内的诗句是后世罗马第一个商场落成后（570年即前184年）加入的。此时面包匠（pistor
，直译为磨面师）的营业已包括售卖珍馐和为宴饮的人办供应，肉商亦然。琉卡底亚·欧庇亚大概开着一座妓院。

第十四章　文学和艺术

罗马文学发展所赖的刺激全属他国所无的特殊性质。要正确估计这些刺激，我们必须首先考察本期的民族教育和民族消遣。

一切精神文化均以语言为根本，在罗马尤其如此。这个民社那样重视演说和文书，其公民在现代观念仍认他为童稚的年龄，便已得有自管产业的无限权力，并且间或有向人民大会高声演讲的必要，所以这民社不但一向很看重本国语流利精雅的应用，而且早已努力使人在童年时获得运用本国语的能力。在汉尼拔时代，希腊语也已普遍流行于意大利。希腊语为上古文明世界一般交通的媒介，在意大利的上流社会，希腊语的知识久已屡见不鲜；现在罗马地位转变，罗马与外人和异域的来往激增；对于商人和政治家，希腊语的知识即使非属必要，却可想而知其甚关重要。意大利的奴隶和解放人有很大部分属于希腊籍或半希腊籍，因此希腊语和希腊学术也有些深入下层人民，尤其是首都民众。由本期的喜剧看，可见甚至在首都下贱阶级中，脍炙人口的拉丁语也非通希腊语不能正确了解，正如不通法语便不能正确了解斯特恩（Sterne）的英语或魏兰德（Wieland）的德语一般。
(1)

然而出身元老家的人士不但用希腊语向希腊听众演说，而且也用希腊文发表他们的演讲稿——提比略·格拉古（577—591年即前177—前163年）就用希腊文发表他在罗德岛的演讲——并且在汉尼拔战争时期用希腊文写他们的史书，此事当详见下文。希腊人尊崇弗拉米尼努斯，用罗马人的文字示敬意，他也回敬；这位“埃涅伊德苗裔的大将”按希腊方式，用希腊的对句，把还愿祭品献给希腊神祇。
(2)

加图又指斥另一元老，说他在希腊宴会中以相当的抑扬顿挫作希腊的朗诵，不以为耻。

在这种情形的影响之下，罗马的教育发展起来。人以为上古初等学识远不及今日普及，这是个偏见。甚至在下流阶级和奴隶中间，也饶有读写算的知识；例如说到一个奴隶管家，加图依马哥的先例，认为他当然有写读的能力。此时以前，罗马必早已大规模地举办初等教学和教授希腊语。可是本期才创始一种教育，以不但供给表面上的训练而且灌输真实的精神修养为目的。迄今一个罗马人通希腊语，在公民生活和社会生活上并不因此而占优势，或如今日在德语瑞士的小村中一个人不因能通法语而占优势。最初用希腊文写史书的人，在元老中所居地位大概无异于今日荷尔斯泰茵（Holstein）沼地一位先读书、然后晚间耕罢回家仍取读架上的维吉尔（Virgil）书的农人。一个人若因通希腊语而妄自尊大，便被目为不爱国的妄人；诚然，就是在加图时代，一个人不善操希腊语或绝不操希腊语，仍能做个领袖人物，成为元老和执政官。可是现在已改旧观。意大利民族性内部的分解作用，特别是在贵族中间，已有很大的进展，以致就是在意大利，也不免用普遍的人性修养代替国民性；并且意大利人对于较高文明也已经起了强大的渴望。希腊语的教学仿佛自然而然地适应这种渴望。希腊古典文学《伊利亚特》，尤其是《奥德赛》一向就是这种教学的基础；希腊艺术和科学那些充盈的珍宝已由此而罗列在意大利人的眼前。教学没有真正地改变外形，便自然发生一种结果，即语言的实验教学一变而为高等的文字教学，与这种文学相联的普通修养被传给学生的日益加多，这些学生又利用这样获得的知识钻研那主宰时代精神的希腊文字——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和梅南德（Menander）的喜剧。

同样，拉丁文教学也获得较大的重要性。罗马上流社会始感觉即使不必舍国语而用希腊语，至少须琢磨国语，使之适合于业已改变的文化状况；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也觉得在各方面须向希腊人请教。按罗马人的经济组织，国语的初等教学工作，与其他一切不重要而雇人来做的工作无异，大半寄予奴隶、解放人或外国人之手，换句话说，大半寄予希腊人或半希腊人之手；
(3)

因为拉丁文字母差不多与希腊文的相同，二者又有密切显著的关系，所以这事没有多大困难。不过这还是微乎其微的一端；对于拉丁文教学，希腊文教学在形式上的意义有甚深于此的影响。人只要晓得为青年的高等智力修养求适当教材和适当形式，是如何不可言喻的难事，废弃已经求得的教材和形式又是如何难上加难，他便能了解罗马人缺乏高等拉丁文教学法时，何以不用他法为补救，却只知把希腊语文教学所有的问题解决法移用到拉丁语教学。今日在我们亲眼目睹之下进行着一个完全与上相同的过程，即移死语言的教学法，用在活语言。

可是这种转移的主要条件不幸阙如。罗马人自然能用十二铜表法来学习拉丁文的读法和写法，不过要有拉丁文的修养，必先有个拉丁文学，罗马却没有这种文学。

此外又加上另一缺陷。上文已述罗马人民娱乐的增多。舞台久已为此等娱乐的重要部分；这一切娱乐自无不以赛车为主导，不过赛车始终仅在一日即末日举行，而前数日大致都从事于舞台表演。可是在长久期间，舞台表演多半不外跳舞和幻术；遇有表演，临时编唱的歌曲既无对话，又乏情节。到了现在，罗马人始四处寻觅一种真正的戏剧。罗马的人民节庆完全受希腊人的支配，希腊人擅长娱乐和消遣，罗马人当然命他们承办游艺。但在希腊，民族娱乐没有比戏剧更得人欢心、更花样繁多的；罗马办节庆的人和他们的助理势必迅速注目到戏剧。罗马古代的舞台歌曲诚然含有戏剧的萌芽，或有发展的可能性，不过要使这萌芽蔚为戏剧，诗人和听众均须有传授和领受的天才，罗马人中却绝无这种天才，在本时期尤其如此；即使有这种天才，那奉委办民众娱乐的人急躁不耐，必不给这珍贵果实安宁和闲暇，以使其臻于成熟。这里也有一个表面的缺陷，本国无法加以弥补；罗马人愿有戏剧，剧本却付阙如。

罗马文学就奠立在以上各种因素之上，其缺陷自始就是这个起源的必然结果。一切真艺术都植根于个人自由和欢欣的生活乐趣中，而意大利并不缺乏这种艺术的种子，但罗马在发展中既以公义感和责任意识代替了自由和欢欣，艺术便无喘息的余地，不但不发荣滋长，而且必致凋谢。罗马发展到全盛之日正是没有文学之时。到了罗马民族性渐趋崩坏，希腊的世界主义渐占势力，文学始继之而出现于罗马。所以自始以来，罗马文学就迫于内在的必然性，站在希腊的立场，与罗马的特殊民族精神为劲敌。特别是罗马诗歌并非直接源于诗人内心的感触，而起于外面学校和舞台的要求，学校需要拉丁文教本，舞台需要拉丁文剧本。然而二者——无论学校和舞台——却均为彻底反罗马的革命制度。旧式罗马人庸俗严肃，勤事好动，极憎恶剧场中那种张口凝视的惰态；又因为罗马社会有一个最深远、最伟大的思想，即在罗马市民团内不得有主人和奴隶，也不得有富翁和乞丐，最重要的是一切罗马人均须包括在同一信仰和同一文化之中，所以学校和必被垄断的学校教育远较剧场可畏，并且极有破坏平等感的力量。学校和剧场成为新时代精神最有效的动力，因为所用的为拉丁文，所以效力更大。人或可说希腊语、写希腊文而仍不失为罗马人；可是在这里，他们惯说罗马语，他们的心性和生活却无一不宗希腊。在罗马这个守旧主义的辉煌时代，希腊文化竟能深植其根于不直属政治的全部精神领域，大众的游艺主任和塾师竟能密切联合创出一种罗马文学，实非当时一件极可喜的事，不过这事极堪注意，并且在历史上极足以昭训诫。

罗马最早一位作家仿佛便具有后世发展的胚胎。希腊人安多罗尼科（Andronikos，生于482年即前272年以前，死于547年即前207年以后，日后成为罗马市民，改名卢奇乌斯·李维乌斯·安多罗尼库斯——Lucius
(4)

Livius Andronicus）于482年即前272年方在童稚之时即与塔兰托被俘的人同来罗马归辛那的战胜将军马尔库斯·李维乌斯·萨里那托尔（Marcus Livius Salinator，535年即前219年和547年即前207年的执政官）所有。他的奴隶工作一部分是演戏和抄书，一部分是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他主人的子女和本宅内外其他殷实父母的幼童均受他的教诲。他在这方面卓有成绩，结果主人给他自由；政府当局也常用他做事——例如547年即前207年汉尼拔战事好转之后，命他作一首谢神歌——因为敬重他，把阿文廷山上明娥娃庙内一块地方赠给诗人和伶人公会，作为他们公共祭神之所。他的写作生涯便源于他的兼做两事。他做教师，把《奥德赛》译成拉丁文，以便根据拉丁文本教拉丁文，一如他根据希腊文本教希腊文；这种最古的罗马教本竟能在教学上保持地位，历数百年。他做伶人，不但与其他伶人无异，自写剧本，自行上演，而且把剧本编书问世，就是说，他当众诵读，并把抄本广为流传。更重要的，他用希腊戏剧代替旧日舞台上以抒情为主的诗歌。514年即前240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一年以后，第一部戏剧在罗马的舞台上演。此番创出的是罗马语的史诗、悲剧和喜剧各一部，而且创造者与其说是希腊人，不如说是罗马人，这是历史上一件大事；至于这些著作有何艺术价值，却不能说。这些作品绝未以创作自命，然而当作翻译看，却未免粗野，而因为这些诗歌不率真表现其本身的质朴，却自炫博雅，勉强模仿邻国高超的艺术修养，所以其粗野更为彰明较著。他们与原作的大相径庭并非由于不守原文，却由于模仿的粗疏；论述有时淡而无味，有时小题大做，文字生硬古怪。
(5)

据古代文艺批评家说，除在学校里强迫阅读外，无人重读李维的诗：我们不难相信这句话。然而在种种方面，这些作品却为后世的模范。这些作品开罗马翻译文学的端倪，把希腊诗歌的韵律移植到拉丁姆。李维既用本国的萨图宁体写《奥德赛》，何以只在戏剧里用希腊韵律，其理由显然在悲剧和喜剧的短长格和长短格易于用拉丁文模仿，而要用拉丁文模仿史诗的长短格，却困难远甚。

但是文学发展不久就跨越了这个初步阶段。后世认为——无疑地完全不谬——李维的史诗和戏剧有如代达罗斯（Daedalus）的呆板雕像，既不生动，又乏表情，与其称之为艺术品，不如称之为古董。可是基础一经奠定，到了下一世代，便有抒情诗、史诗和戏剧艺术建立在这基础上；考察这种诗歌的发达，就是以历史的观点来看，也甚关重要。

无论就创作的范围和对于公众的影响而言，戏剧总占这个诗歌发展的首位。上古之时，没有收定额入场费的永久剧院；戏剧的出现，只是每年一度或额外举行的公民娱乐的一部分，在希腊如是，在罗马亦复如是。政府见人民节庆的日益扩大，当然引以为忧，便用种种方法加以抵制或企图加以抵制，其中有不许建一石屋以充剧院一事。
(6)

代替石剧院的，是每逢节庆便用木板搭起的一座台子，带有伶人的舞台（proscacnium，pulpitum
）和加上点缀的背景（scaena
），在舞台之前用木桩圈成一个半圆形的观剧场所（cavea
），此处仅为一无阶梯无座位的倾斜面，所以观众没有自带椅凳的，都蹲踞、斜倚或立在那里。
(7)

在早年间，妇女可能与男子分开，仅能占最高最劣的地位；此外迄560年即前194年为止，法律没有规定地位的分别，本年以后，有如上述，始把最低最佳的位置留给元老。

观众绝非高雅之流。固然，上流阶级并不回避人民的一般娱乐，遇有此等娱乐，罗马城的父老似乎因为礼貌关系有到场的义务。可是所谓公民节庆根本就含着“奴隶被摈于外，外国人或亦如是，而市民及其妻室儿女却无一不得免费入场”的意义；
(8)

因此，观众与今日见于烟火表演和免费展览的，无甚差异。所以诸事的进行自然不甚有秩序：儿童啼号、妇女闲谈喊叫，有时一个妓女设法挤到舞台；警察以维持秩序为职务，遇到这些节庆，绝无休假可得，且常有在这里没收一件外衣，在那里使用鞭棒的机会。

希腊戏剧既入罗马，演戏人员的需要有加于前，干练的演员似乎并不供过于求；有一次因为缺少演员，不得不用票友扮演奈维乌斯（Naevius）的一出戏。可是艺术家的地位却不因此而有所变更；诗人（即当时所谓的“作家”）、演员和编剧家不但仍旧属于被佣做工的下贱阶级，而且仍旧极显然地为舆论所不容，受警察的虐待。一切顾及名誉的人士当然望着这种职业而却步。戏班的经理（dominus grcgis，factionis
，又名choragus
）通常也是主要的演员，大概是个解放人，戏班中人通常都是奴隶；编剧家有姓名传到现在的，一概都不是自由人。报酬不但微薄——给一个戏剧家八千塞斯特（八十英镑）的酬金，在本期告终不久以后的人看来，就算非常之高——而且只在演戏未遭失败之时，筹办节庆的长官始付酬金。报酬一经付出，一切便告结束；戏剧竞赛和名誉奖品，如阿提卡所举行的，在罗马尚谈不到；此时的罗马人似乎仅做我们所做的喝彩和叱斥，并且每日只表演一出戏。
(9)

艺术为按天计算的工钱而出卖，艺术家不但得不到相当的荣誉，反而受人凌辱；在这种情形之下，罗马人的民族新剧院不能有独创性或任何艺术性的发展；最高尚的雅典人以其高尚的竞赛已产生了雅典戏剧，而罗马戏剧，通盘看来，却仅能抄袭希腊戏剧，画虎类犬；可诧异的只是这种戏剧竟能在细微处表现那样多的优美和机智。

在戏剧界，喜剧远较悲剧占优势，开演的戏剧若非观众所预料的喜剧而为悲剧，他们便皱起眉头。所以结果是本期诚然有专事喜剧的诗人如普劳图斯和凯基利乌斯（Caecilius），而不见专事悲剧的诗人；本期戏剧的名目传到今日的，每有一个悲剧，必有三个喜剧。当然，罗马喜剧作家（或宁可名之为翻译家）先着手于当时主宰希腊舞台的剧本；于是他们感到不得不局限于
(10)

雅典新喜剧，尤其是这喜剧著名的诗人西利西亚的菲勒蒙（Philemon of Soli，394（？）—492年即前360—前262年）和雅典的梅南德（Menander，412—462年即前342—前292年）。这种喜剧不但对于罗马文学的发展关系重大，就是对于罗马全民族的发展亦然，所以历史也有详论此事的理由。

剧本千篇一律，令人生厌。情节总是帮助一个少年，破费他父亲或某妓院主人的钱财，以取得一位确有美貌而未必有妇德的爱人，殆无例外。恋爱达到成功的路总经过某种骗钱事件，狡诈的仆人供给所需的款项，实行必要的诈骗，同时情人伤悼他那情场的苦痛和经济的艰窘：这是剧本的真正发条。剧中对于恋爱的悲欢、洒泪分手的情景、因为伤心而以将行自戕为言的情人，都不乏感想；恋爱或毋宁谓为好色，古代的艺术批评家说，是梅南德诗的生命。结婚成为不可免的结局，至少在梅南德的作品中如此；结婚之时，为给观众更大的启迪和满意起见，女主角的节操常显得即使不是完全清白，也无异于未受玷污，而女主角又证明她是某富翁迷失了的女儿，于是由种种方面看，她都是个适当的配偶。除这些求爱剧外，还有同情剧。以普劳图斯的喜剧为例，其中有《缆绳》（Rudens
）叙述船舶失事和避难权，有《三元钱》（Trinummus
）和《俘虏》（Captivi
）不含恋爱，所描写的却是一个人为朋友慷慨牺牲，一个奴隶为主人慷慨牺牲。人物和境遇直至琐细末节无不屡屡重复，有如地毯上的图案；我们总无法摆脱隐身窃听者的私语、大门上的剥啄声、受着某项差遣的奴隶沿街疾走。常备的面具有某种规定的数目，例如老人的有八种，奴仆的有七种，至少在平时，诗人只须在这里面选择，这更鼓励印板式的写作法。这种喜剧殆必废弃旧喜剧的抒情成分即合唱，并且自始就局限于谈话，至多限于朗诵，不但没有政治成分，而且缺乏一切真热情和一切高妙的诗意。这些戏剧尚属聪明，不妄想产生伟大或真饶诗意的效果，它们引人入胜之处原在不但以其题材而且特以其描写琐事的工巧，使人的心智有事可做。关于题材，新喜剧与旧喜剧有别，不但就内容说，较旧喜剧更加空洞，而且以外表说，情节也较旧喜剧错综复杂。关于描写琐事的工巧，犀利精雅的对话特能使诗人得意而使观众大悦。混乱和误甲为乙甚适于配合荒诞而常流于放荡的笑剧，例如《迦西那》（Casina
）的结局为两位新郎与一位由兵士假扮的新娘退休，真有浮士塔夫（Falstaffian）的风味；就是在本时期雅典的筵席上，混乱和误认、戏谑、笑话和谜语也于缺乏真实谈话时作娱乐的主要资料，这些喜剧也大部分充满了这些资料。幼波里（Eupolis）和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写戏剧，这些喜剧的作家却不然，他们为受过教育的一个社团写剧本，这个社团与有才智而陷于无所用其才智的人士相仿，也以猜画谜和拆字游戏消磨光阴。所以这些喜剧不表现当代的景象，当时历史和精神上的大运动在这些作品里无迹可循，我们须追忆始悟菲勒蒙和梅南德实与亚历山大大王和亚里士多德同时。可是上述作品却是雅典上流社会既精美而又真实的写照，喜剧甚至未尝走出这个社会范围以外。我们所以得知这些戏剧，主要赖有拉丁文的摹本，就是在模糊不清的摹本中，原作也未全失其可爱。这些诗人以梅南德为最饶天才，特别在模仿他的作品中，诗人由其经历和目睹的生活，多取厚道、友善的日常生活而少及错乱乖戾之事，作为怡人的写照。家庭中父女、夫妇、主奴的和睦关系以及他们的恋爱和其他小小趣事都描写得合于普遍的真实，就是到了今日仍不失其动人的力量；例如《斯提库斯》（Stichus
）结尾有个奴仆宴会，以其有限的关系和两男恋一女的和谐而言，同类中没有比这更优美的。更为动人的是，风骚的妓女敷香泽，戴首饰，头梳时髦的发髻，身穿杂彩绣金而长裾拂地的衣裳，现身于舞台，甚至在舞台上理梳妆。跟在她们后面的是鸨母，有时极为粗鄙，如见于《象鼻虫》的那个，有时是歌德的老巴巴拉（Barbara）一流的伴娘，如《摩斯台拉琉》（Mostellaria
）里的斯迦发（Scapha）；并且也不乏情愿帮忙的弟兄和伴侣。扮演老人的角色甚为丰富，种类繁多：依次出现的父亲有严厉贪婪的，有溺爱情深的，有宽容圆通的；又有好色的老翁，安适的老鳏夫，怀嫉妒心的老太太带着一个助主妇以抗主人的老女仆。反之，少年人的角色却相形见绌，初恋的情人和时时遇见的模范贤子却无一很关重要。奴仆界——奸猾的亲随、严肃的管家、挚诚的老教师、蒜臭熏人的农奴、唐突无礼的小童——已渡到很多的职业角色。其中固定的人物是逗笑者（parasitus
），因为富人许他在筵席上共同饮宴，他须说笑话、演拆字戏以娱宾客，或有时破酒壶掷在他头上，他也须忍受。在当时的雅典，这是一种正式的职业；剧中有个这种帮闲者居然以谐语录和逸事集预习他的工作，当然不纯是诗人的虚构。还有几个得人爱好的角色：厨师不但晓得如何以绝世的汤汁自夸，而且知道像干练的贼那样行窃；无耻的妓院主怡然自得地承认他所做的种种罪恶，《说谎者》（Pseudolus
）的巴利奥（Ballio）是这种人的典型；口出狂言的军人确示亚历山大继承人时代的佣兵风气；职业的骗子或谄媚者、卑鄙的钱商、道貌岸然的庸医、僧侣、舟子、渔夫等类的人。最后还有描写真正性格的角色，例如梅南德的《迷信人物》和普劳图斯的《奥卢拉里亚》（Aulularia
）里的守财奴。本国风兼希腊风的诗歌，甚至在他这最后的创作，仍保其不朽的塑造力而未失，不过这里的描写心灵多系就外表来模拟，而不是抒写内心的经验，工作愈接近真实的诗，情形愈是如此。有一件饶有意味的情形，在上文所述描写性格的角色，心理的真实大半以论理的抽象推断为代表；这里的守财奴收集他剪下的指甲，惋惜所流的眼泪为浪费的水。可是性格描写竟至这样欠深刻，新喜剧全无诗意和德性，其咎不在喜剧家而在全民族。每种特殊属于希腊人的事物无不沦胥以亡：祖国、民族信仰、家族生活、一切高尚行动和情感均已消逝；诗歌、历史和哲学也都呈中干之势；雅典人所剩下的只有学校、鱼市和妓院。以光耀人生为使命的诗歌，竟仅能把这种生活化成梅南德喜剧所表现的景象，实不足为奇，殆也不足责备。同时又有一件很可注意的事：本期的诗歌，只要在可以稍离雅典腐败生活而不陷于有意模仿之处，便即刻在理想上转弱为强，气象一新。本期戏弄英雄的喜剧今仅存一残本，即普劳图斯的《安菲特利昂》（Amphitruo
），剧中的空气始终纯洁而富诗意，为当代舞台的其他残本所不及。以略带讥讽的笔墨表现的忠厚神祇，来自英雄世界的高贵人物和可笑的胆怯奴隶，显出最可惊的相互对照；滑稽情节完毕以后，神祇之子便在轰雷闪电中诞生出来，造成一个几乎至高无上的终局效力。可是与描写当代雅典生活的寻常喜剧相比，这种嘲弄神话的工作还可谓较为纯洁、较有诗意。由历史道德的眼光看，我们不能特别归罪于一般诗人，也不能因为某一诗人立在他那时代的水平线上便指责他个人；腐败风习控制了民族生活，喜剧不是此种风习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可是在这一切精雅和华丽的气象之下张开了一口陷阱，特别为了正确估量这些喜剧对罗马民族的影响起见，我们很有指明这口陷阱的必要。关于粗野和淫秽，梅南德诚然稍事避免，在其他作家却屡见不鲜，这还是微乎其微的事。更甚于此的是人生那可怖的一片沙漠，其中的绿洲只有恋爱和饮酒；那骇人的乏味生活，其中只有骗子因自作诈骗而失其常度，行骗时尚有几分高兴，似乎与热心相去不远；尤其是那不道德的道德，梅南德的戏剧特别以此为点缀。罪恶遇到责罚，善行得到酬报，一切小罪，只要在结婚时或婚后改邪归正，便可遮盖起来。有些戏剧里，如普劳图斯的《三元钱》和泰特伦提乌斯的几种，一切角色下至奴隶都含有一些美德；许人代为行骗的诚实人，酌量情势而行动的守贞少女，均得人助竟能聚会的情人，蜂拥于一切戏剧；道德上的常谈和关于伦理的俏皮话车载斗量。一个言归于好的结局，如两篇《巴契》（Bacchides
）的那样，行骗的儿子和被骗的父亲一同赴妓院去饮宴，所表现的道德腐败甚足与科泽布（Kotzebue）媲美。

罗马的喜剧就由这种基础和这些成分发展出来。在这里，不但因为缺乏审美的自由，而且似乎特别因为遭警察的控制，创作无立足之地。这种汗牛充栋的拉丁喜剧，为我们所知的，无一不自称系拟某一希腊范本而作，把希腊剧本的名称和作者附加起来，剧名始告完备；并且如果有时关于一个戏剧的新旧问题起了争执，所争的只是这剧本是否先已译过。喜剧不但常把出事地点设在外国，而且为必要所迫，不得不然；这种艺术的总名（fabula palliata
）即因其置出事地点于罗马以外，常在雅典，剧中人物皆系希腊人或至少非罗马人而来。就是在细微之处，特别在未受教育的罗马人也能洞察其不同之处，这些喜剧也厉行外国的服装。如是，罗马和罗马人两个名词均被避讳，提到它们的时候，总用纯粹希腊语称之为“异族”（barbari
）；同样，剧中常见钱财货币的名目，罗马钱却未尝一见。我们如果认为此等做法系作者自由选择的结果，便对于奈维乌斯和普劳图斯那样伟大而多方面的天才，不免造成离奇的观念；罗马喜剧所以这样拙笨而奇怪的布景于外国，无疑是与审美顾虑大不相同的原因所造成。把雅典新喜剧所一致描写的社会状态移到汉尼拔时代的罗马，必致直接危害罗马公民的秩序和道德。可是因为本时期的戏剧表演一律为市政官和副执政官所主办，市政官和副执政官又完全附属于元老院，甚至额外的庆典，例如丧事的赛会，也非有政府许可不能举行；又因为罗马警察对任何事不惯客气，对喜剧最不惯客气；那么，甚至在其被承认为罗马民族娱乐的一种以后，这喜剧何以仍不得在舞台上扮演一个罗马人，仍仿佛被摈到外国一般，其理由不言而喻。

编剧家更断乎不得指名道姓地褒贬一个活人，也不得用微词暗指时事。普劳图斯时代和普劳图斯之后的全部喜剧，据我们所知，绝无引起一件赔偿损失案的资料。同样，如果我们把几个完全无害的戏谑置而不论，我们殆不见任何谩骂一个民社的痕迹，意大利人爱本城的心很盛，这种谩骂必发生严重的结果；只有公然嘲弄那不幸的卡普亚人和阿台拉人，更可注意的，多方讽刺普雷内斯特人的狂妄和不善拉丁文，是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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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普劳图斯的戏剧没有论及当时事件或情形的话，只有下列各端为例外：祝愿战争朝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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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和平时期到来；粮行钱业的盘剥重利奢侈、候选人的行贿、凯旋礼的屡屡举行、以催收判处的罚款为业的人、包税商的扣押财产、油商的高抬价格，都是一般攻击的目标；有一次——在《象鼻虫》——一段较长的文字里，痛诋了罗马广场上的行为，颇似雅典旧喜剧的进前和歌，不至于干人之怒。可是甚至在此种警察认为极正常的爱国努力，诗人也把他的话头打断说：

不过我为国家担忧，不是傻吗，

这里既有当局以忧国为事？

通盘看来，我们难以想象还有比第六世纪罗马的喜剧在政治上更驯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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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罗马最古的著名喜剧家格涅乌斯·奈维乌斯（Gnaeus Naevius）是个可注意的例外。他所作的罗马喜剧虽不确属创作，可是他传到今日的少数残余剧本却满纸言及罗马的情况和人物。他敢出言无礼，不但指名嘲笑一位画家提奥多图斯（Theodotus），甚且写下面一首诗来攻击扎玛的战胜将军：

然而这位常常一手做成光荣大事的人，

他的功劳永垂不朽，他是超群绝伦的人，

他的父亲却曾把他一衫蔽体地从姘妇家里找回来。

像他所说的：

今天我们在自由节要说自由话，

他或者常常写违犯警律的话，提出危险的问题，例如：

这样强大的一个国家何以竟被你们毁灭得这样迅速？

然后他列举政治上的罪过以为答复，例如：

新演说家出现了，一些无知的少年。

不过雅典警察以舞台的谩骂和政治的丑诋为特权所许，罗马警察却无意为此，甚至无意加以容忍。因为诸如此类的责骂，奈维乌斯被关在狱里，不得不留在狱中，至其另作喜剧公开表示悔过和道歉而后已。这事似乎使他不得不离乡背井，可是在他以后的人都以他为前车之鉴——有一个人很明白地表示绝不愿如其同业奈维乌斯那样受强迫钳口之刑。于是一种结果造成了——其古今无两不亚于战胜汉尼拔——在一个全国最热烈激昂的时代，竟兴起了一个全无政治色彩的民族舞台。

可是在习俗和警察这个辛勤划定的严密限制之中，罗马诗歌没有喘气的余地。奈维乌斯不无理由地称道，诗人在拉基德王朝和塞琉古王朝治下的地位，较诸在自由的罗马，实可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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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个人，其成功如何自然视其所模仿的原作和编剧家本人的天才而定；不过个人之间尽管大有差别，全盘的译本，在某些主要之点，必均归一致，因为一切喜剧都适应相似的表演情形和相似的观众。无论全篇或细节的做法一概非常自由，并且非如此不可。原作是一个人群的写照，也在那个人群的面前演出，其主要的魔力即在于此；本期罗马的观众却与雅典的观众迥异，他们甚至不能正确了解那异域的世界。对于希腊人的家庭生活，罗马人既不谙其可爱之处和人道主义，也不谙其感情用事和虚饰外观。两国的奴隶世界截然不同；罗马的奴隶是一件家具，雅典的奴隶是一个仆人。遇有奴隶结婚或主人向奴隶说温存话之处，罗马的翻译家便说这在雅典是常有的事，请观众不要见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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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作家始写罗马装的喜剧时，他们须废去狡猾仆人这个角色，因为罗马公众见这种奴隶监察和指导主人，不能容忍。那些代表职业和特性的角色本是以较粗重而滑稽的笔墨雕琢出来的，受迁移的影响尚小，而日常生活中那些精雅角色则受迁移的影响甚大；不过就是关于前者，罗马编剧家也不得不废去其中的几个——而这几个或可谓正是最优美最独到的，例如梅南德的泰斯（Thais）、媒婆、咒月女巫和托钵僧——而偏重那些因为希腊珍馐已普及于罗马而为观众所熟识的外国职业。普劳图斯的喜剧描写职业厨师和逗笑人，所以那样生动和偏好，其原因就在希腊厨师当时已每日自请效劳于罗马广场，而加图认为甚至有把禁养逗笑人一项记载在致管家训令中的必要。同样，原作中精美的雅典会话，很大部分为翻译家所不能用。罗马市民或农人对于雅典那种精致的酗酒和渔色，甚似一个小乡镇的德人对于王家剧院的神秘戏。编剧家未尝想到狭义的烹饪学；在罗马的拟作中，宴会固然仍旧很多，不过罗马简陋的烤猪肉处处凌驾那种类繁多的烧肉以及精制的酱油和鱼肴。猜谜和饮酒歌以及希腊的修辞和哲学都在原作中占重要的地位，在罗马的拟作中，我们却仅偶然遇见一点稀疏的痕迹。

罗马编剧家为顾念观众起见，不得不残害原作，因此必不免用那与艺术结构绝不相宜的删节法和混合法。他们通常不但抛弃原作的整段戏文，而且由原作家甚至由他一作家的他种喜剧中取来戏文以补其缺；因为原作的结构在外表上合于理性，其中固定的角色和情节又屡次重见，这种办法当然不全如表面上的那样坏。再者，诗人可以用极奇特的方式随意编造情节，至少在初期如此。《斯提库斯》在其他方面都很美妙，其情节却为有两姐妹的父亲力劝她们遗弃出外的丈夫，她们却如彭纳罗佩斯（Penelopes）那样守贞，以后丈夫归家，载着经商所得的赢利和一个赠给岳父的美女。《迦西那》很得观众的特别喜爱，剧由新娘得名，剧情也以新娘为枢纽，可是这新娘竟全不露面，收场语却直说结局“将在内里演出”。大致看来，交互错综的情节突然中断，联络的线索失落，和诸如此类表示艺术未臻成熟的情形都很常见。这事的原因，似乎不当求之于罗马编剧家的缺乏技巧，而应求之于罗马观众对于美学规律的淡漠。然而鉴赏力逐渐养成。普劳图斯晚期的戏剧已显然格外注意戏剧的结构，举例来说，《俘虏》、《说谎者》和两篇《巴契》都是同类中的杰作。继其后的凯基利乌斯无一作品传至今日，据赞美他的人说，他的特长在以更合艺术的方法处理戏剧的题材。

关于处理详细的节目，诗人极力欲使各事活现于罗马听众的眼前，警察的规章却令戏剧不失其外国的特性，二者造成极奇怪的对照。罗马的神祇以及罗马在祭祀、军事和法律上用的名词出现于希腊世界，显得稀奇；罗马的市政官和夜巡三官与希腊的市正和百户长混为一谈，显得不伦不类；原在埃托利亚或伊庇丹努斯布景的戏剧毫不迟疑地把观众送到维拉布隆和卡庇托尔。这样用泼墨的方式把罗马的地方色彩加在希腊的质地上，已化纯粹为芜杂；可是此项填补在其质朴的方式上虽然常甚可笑，却尚可容忍；还有远较此为难容的，就是为适合绝无雅典修养的观众起见，编剧家认为有把文雅戏剧完全化为粗野的必要。固然，甚至新雅典的诗人也有几个在粗野方面无以复加，如普劳图斯的《驴子喜剧》（Asinaria
）那样无比乏味和粗俗，不能专归咎于翻译家。然而在罗马喜剧里，粗野的情节却很占优势，所以翻译家必曾把它们加入剧本，或至少取材甚为偏颇。其中无量数的挞楚和永久悬在奴隶背上的鞭子使我们明见加图式的治家之道，正如其无穷尽的毁谤妇女使我们洞瞩加图式的反对妇女。罗马编剧家自创笑谈，认为可用以调和精美的阿提卡对话，其中几个的无谓和粗野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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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以运用韵律而言，诗句大致灵活响亮，深足为编剧家的光荣。短长格的三节句为原作的主要格律，并且只有这种体裁适合那温和的会话口气，拉丁文的改编本很常代之以短长格或长短格的四节句；这事的原因不在编剧家的缺乏技巧，因为他们都深知如何运用三节句，而在罗马观众缺乏审美的修养，他们就是在不宜用长句之处，也喜爱长句的声音洪亮。

最后，演戏的布置也显出导演和观众都漠视美学上的要求。希腊人的舞台，因为剧场广大又在白昼演戏，所以放弃真正的“作戏”，用男子扮演女角，并且绝对需要以人为的方法增强演员的声音。这种舞台在布景和发声方面全赖使用扩音的假面具。在罗马这已为人所共知，票友演戏时，演员都戴假面具，毫无例外。可是演员要演希腊喜剧时，他们所必需而当然更具艺术价值的假面具却付阙如；这事，其他姑且不论，再加以剧场声音设置的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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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迫使演员过分用力发声，而且迫使李维应用一种极不合艺术可是难以避免的策略，使不属于本戏班的歌人唱那要唱的戏文，而应唱此段的演员却仅默然随着歌声做些姿态。在点缀和机构上，罗马主办节庆的人也不愿多费钱财。又雅典舞台一概表现一条以房屋为背景的街道，并没有可以更换的点缀；可是除其他种种的装置外，特有一个机械把一座代表室内的小舞台推到大舞台上。然而罗马的剧场却没有这种设备，所以即使一切事甚至生育都在街上举行，我们也不能因此归咎于诗人。

这就是第六世纪罗马喜剧的性质。希腊戏剧移到罗马的经过，明示两民族文化程度的差异，在历史上这幅图画是无价之宝；不过用美学和道德的眼光看来，原作已不高明，拟作尤其低劣。罗马编剧家无论如何蒙物品清单之惠，努力于承受贫贱人民的世界，这世界却在罗马呈出孤苦陌生的景象，其精美的特色仿佛被人废弃；喜剧不复站在现实的基础上，而有如玩纸牌戏，似乎任意或不经心地把人物和事件混成一团；在原作是写生，在拟作变成滑稽画。导演竟能宣告一个有吹笛、歌舞队、悲剧组和角力家的希腊竞技会，而终于把竞技会变为拳术比赛；观众，据晚期诗人抱怨说，如果有斗拳的或走索的或甚至决斗的可看，便一齐舍戏剧而逃去；在这种导演之下，又在这种观众之前，诗人如罗马编剧家那样的——地位下贱的雇工——不得不甚或违反其本来较高的见识和鉴赏力，多少迁就那盛行于世的痴迷和粗野。然而尽管如此，在这班人中，很可能起来几个清新活泼的才子，他们至少能排除诗歌的异国和矫揉造作的情调，在已定的路线上产生悦人甚至重要的创作。

在此等人中，格涅乌斯·奈维乌斯居于首位，他是第一个不愧称为诗人的罗马人，并且以关于此人的现存记载及其不多的残著许我们做一判断的而言，由一切方面看，他在罗马文学的全部领域中似乎都是一个最可注意、最关重要的才子。他与安德罗尼库斯同时而较年少——他的作诗始于汉尼拔战争以前很久，似乎到战后才告结束——并且一般看来，受到安德洛尼库斯的影响；各种文艺，无论叙事诗、悲剧和喜剧，是凡他前辈曾提倡的，他依人造文学的常规，无不从事，并且紧守前辈的格律。然而这两个诗人和他们的诗却大有天渊之别。奈维乌斯既不是个解放人，又不是个塾师，也不是个伶人，而是个公民，虽非出身贵族，却是身家清白，可能属于坎帕尼亚的一个拉丁民社，并且曾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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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维恰好相反，奈维乌斯的文字平易明白，绝不生硬和矫饰，甚至在悲剧里也似乎避免惹人哀伤，仿佛故意如此；他的诗句尽管有母音冲突和其他几种后世所不许的破格，却还流利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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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那似是而非的诗颇与德意志戈特希德（Gottsched）的相似，纯由外表的冲动而来，完全赖希腊人的牵引来进行。奈维乌斯却解放了罗马的诗歌，用诗人真正的魔杖打开那能涌出意大利本土诗歌的唯一源泉——民族历史和喜剧。史诗不复止于供塾师一种教本，现在却能自树立以投听众和读者的嗜好。为舞台编剧一如为舞台制服装，迄今为伶人的副业或由助手代做的事业；奈维乌斯一反旧日的关系，现在伶人成为编剧家的仆役。他的诗歌活动全部带有民族的特性。这特性最显见于其庄重的民族戏剧和待下文再述的民族史诗，可是也见于他的喜剧；以他的全部诗歌成绩看来，喜剧似乎最适合他的才华，并且也最为成功。有如上文所述，他所以在喜剧中那样坚守希腊的原作，可能纯因为外在的理由；这却不妨碍他在清新的诙谐和丰富的现世生活方面远胜于那些继其后的诗人，或甚至远胜于乏味的原作；诚然，以某种意义而论，他又回到阿里斯托芬喜剧的途径。他深知自己对于祖国的关系，并且在墓志铭里表现出来：

神祇如果可以哀悼凡人，

神圣的缪斯必哭诗人奈维乌斯；

因为在他去世归阴以后，

罗马人将忘掉说拉丁文。

这个人、这个诗人的自负很与他的身份相合，他曾亲见并且身经那对哈米尔卡和汉尼拔的战斗，又为那深受感动、狂欢鼓舞的时代求得一种诗歌的表现，诗格即使不是至高，却是健全而灵巧的本国产物。上文已述他因此与当局陷于何等的争执，他如何或因此故被迫离开罗马，在乌提卡终其余年。说到这件事，也是为团体幸福牺牲了个人生活，为功用牺牲了美。

提图斯·马尔库斯·普劳图斯（Titus Maccius Plautus，500—570年即前254（？）—前184年）与奈维乌斯同时而较后，他的社会地位和对于诗业的概念似乎远在奈维乌斯以下。他是小邑萨西那（Sassina）的人，此邑原属翁布里亚，可是到了此时或已受拉丁化。他在罗马谋生，初为伶人，而后既把演戏所赚的钱赔在商业投机上，他又为戏院的编剧家，改编希腊喜剧，不从事他种文学，或且不自命为真正的作家。在当时的罗马，这样以编喜剧为业的人似乎很多；可是他们的姓名，特别因为他们或通常不把作品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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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已归遗忘；而这套戏剧留存于今日的，到后世便共用当时最脍炙人口的普劳图斯之名以行于世。下一世纪的文学研究家计算这些“普劳图斯剧本”共达一百三十种，不过其中仅系经普劳图斯修正或与他无关的至少占大部分，其精华至今尚存。然而在原作无存之处，要对编剧家诗歌的特色下一个正当的判断，即使非不可能，也很困难。编剧家不分别原作的美恶一概加以重编；他们不但对观众而且对警察处于附属和服从的地位；他们的漠视美学上的要求不亚于观众，为取悦观众计把原作降到笑闹粗俗的格调：这些指责适用于全部的翻译品，而不适用于各个改编家。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普劳图斯特色的有：善于运用文字和繁复的格律，非常巧于安排和利用剧情以收戏剧的效果，他的对话殆无时不妙，有时可谓绝妙；特别是他那雄浑而清新的诙谐，以其欢快的玩笑、字眼丰富的别号、不断创造的新词、刻薄而往往戏拟他作的描写和叙事，造成一种势不可当的滑稽效果——由以上的妙处，我们似乎认识了往日的伶人。固然，就是在这些方面，编剧家也多系保存原作的佳处，而罕自行创造。剧中那些能确定是翻译家所作的部分，就是从宽判断，也不免凡庸；不过普劳图斯何以一成不变地为罗马真正的民族诗人和罗马戏剧界的真正中心，甚至到了罗马世界沉沦之后，戏剧界何以屡次恢复他的剧本，我们从这些部分可以见其理由。

对于本期第三个也是末一个——因为恩尼乌斯虽然也写喜剧，他的写作全不成功——著名喜剧家斯达提乌斯·凯基利乌斯（Statius Caecilius），我们更不能有特殊的意见。以其生活状况和职业而言，他与普劳图斯相似。他生于阿尔卑斯山内高卢的梅迪欧拉努姆（Mediolanum），与茵苏勃儿的战俘一同被解到罗马，先为奴隶，后为解放人，以改编希腊喜剧为生计，直至其可能的早死（586年即前168年）为止。他的文字驳杂不纯，由他的出身看来，这个自在意中；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他致力于较为严谨的结构。当代的人不甚欢迎他的戏剧，后世的观众也弃凯基利乌斯而取普劳图斯和特伦提乌斯。到了罗马文学真正昌明的时代——瓦罗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批评家论编纂希腊喜剧的罗马人，都推凯基利乌斯为其魁首，不过这种判断似基于凡庸的鉴赏家喜取那与己相似的凡庸之辈而不取有特长的诗人。这些艺术批评家所以卵翼凯基利乌斯，大概只因为他比普劳图斯循规蹈矩，比特伦提乌斯气势雄厚；尽管如此，他或远在二人以下。

所以文学史家如果既充分承认罗马喜剧家很可敬的天才，同时却不能在他们纯属翻译的全副作品中，认识一种在艺术上关系重大或在艺术上纯正无疵的作品，则关于道德方面，历史对他的判断势必远较严厉。这种喜剧所根据的希腊喜剧在道德上无足轻重，因为希腊喜剧的腐败直是与其观众不相上下；可是当此之时，罗马人正游移于旧的严肃与新的腐败之间，罗马的舞台便成为传播希腊文化兼散布恶习的大学校。这种雅典、罗马的喜剧，以其僭称恋爱的出卖肉体和灵魂——无耻和伤感同样的不合道德——以其可厌的不近情理的侠义，以其对于荒淫生活的一致赞赏，以其混合乡村的粗野和异国的文物于一处，是宣传罗马、希腊颓风的一个无尽的课程，人也深感其如是。此说的证明见于普劳图斯所作《俘虏》的收场语：

看官，这出戏完全合乎礼法，

剧中没有过行，没有恋爱，

没有调换儿女，没有诈骗金钱；

剧中多情的少年也没有瞒着父亲赎出一个妓女。

一个诗人很少写这样的喜剧

使好的更好。现在你们如果喜欢，

你们如果喜欢而不嫉恨我们，请做出一个表示。

谁愿为礼法出奖赏，谁就鼓掌！

我们在这首诗里看见改良道德派对于希腊喜剧所抱的意见，并且可以附带地说，甚至在那凤毛麟角的道德喜剧中，那种道德也仅适用于欺骗无知之徒。说这些戏剧事实上促进颓风，谁能不信？一位作家在亚历山大大王面前诵读他的这种喜剧，亚历山大不感兴趣，诗人为自己解嘲，说咎不在他而在大王，又说要能赏识这种戏剧，一个人须愤于开宴饮酒以及为一个少女的缘故打人和被打。这人深谙他的本业，所以如果罗马市民对于这些希腊喜剧渐渐养成嗜好，我们见到为这事付了何等的代价。罗马政府应负其咎，不是因为对这种诗人不加赞助，而正是因为对这种诗加以宽容。恶习就是没有讲台固然也有势力，不过建立一座讲台以宣扬罪恶，却不能以此自解。说阻止希腊喜剧与罗马人民和制度直接接触，这是个遁辞，而非严正的防御法。实则他们如果许喜剧自由发展，以至可以化诗人为高尚职业，发展出一种差能自立的罗马诗歌，喜剧或不至于那样败坏道德；因为诗歌也是一种道德势力，诗歌既能使人身负重创，也很能疗治重创。当时的情势既是那样，政府在这方面也犯了太过和不及的毛病；罗马民族所以遭到迅速且惊人的瓦解，政府监督舞台的人在政治上游移不定和在道德上矫饰虚伪也与有力焉。

可是政府虽不许罗马喜剧家描写本城的情景或在舞台上扮演本国的人，却未完全杜绝本国拉丁喜剧的兴起；因为当时的罗马市民尚未与拉丁民族成为一体，诗人可以随意把剧中情节安置在享拉丁权的意大利城市，正与安置在雅典或马赛利亚无异。原来的拉丁喜剧（fabula togata
）实由此道而兴，
(21)

这种戏剧的编造者最早可知的是提提尼乌斯（Titinius），他的盛年似在本期末叶的前后。
(22)

这种喜剧也以新雅典的爱情剧为基础；然而这却不是翻译而是拟作；剧中布景在意大利，演员上场时身穿本国衣服，即斗篷。拉丁生活和习俗在这里主宰一切，特有新鲜气象。此等戏剧描写拉丁姆中等城邑的人民生活；剧名如《箜篌女或斐伦替农的处女》（Psaltra
或Ferentinatis
）、《吹笛女》（Tibicina
）、《女律师》（Iurisperita
）、《浆布匠》（Fullones
）等都表示此意；并且许多特别故事，如邑民使人依阿尔巴王鞋的样式替他做鞋，更证明此意。深堪注意的是男角退居女角之下。
(23)

诗人以纯粹的民族自负的心情，回忆皮罗斯战争的时代，藐视新兴的拉丁邻邑：

是凡说奥斯坎语和沃尔西语的，便是不谙拉丁语。

这种喜剧属于首都的舞台正无异于希腊喜剧，不过乡下人那种反对大城风气和恶习的态度见于当代的加图和以后的瓦罗的，或有些弥漫于这种喜剧之中。德国喜剧出自法国喜剧大致如罗马喜剧出自雅典喜剧，德国喜剧中的丫鬟丽子（Lisette）既然转瞬就变为小女奴佛郎兹斯加（Franziska），所以拉丁喜剧也起于首都希腊化喜剧的近旁，即使二者诗歌的力量不等，至少趋势一致，成功或也相似。

在本期中间，不但希腊喜剧传到罗马，希腊悲剧亦然。与喜剧相比，悲剧的获得较为可贵，并且由几方面看，较为容易。希腊史诗尤其是荷马史诗是悲剧的基础，这种史诗并非罗马人所不知，且已与他们自己的民族传说交织起来；大致看来，这个善感的外国人觉得在英雄神话的幻境中安适自在，胜于在雅典的鱼市中远甚。然而悲剧却也助长那反对本国而接受希腊化的精神，不过没有那样突兀、那样鄙俗而已。由此说来，当时希腊的悲剧界大半受欧里庇得斯（274—348年即前480—前406年）的支配，是件确属最关重大的事。这位非常的人和他那及于当代和后世的更非常的影响，本书不能加以详尽的叙述；不过希腊晚期和希腊、罗马时期的精神运动受他的影响极大，所以我们非至少略举他的特性的梗概不可。有些诗人诚然把诗歌提高一等，可是在进行时，他们对于“当然”的真知灼见却远胜于他们在诗上实现这“当然”的能力，欧里庇得斯就在此等诗人之列。“动作即是热情”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可谓把全部悲剧艺术一语道尽，不但在诗上如此，在道德上亦复如此；这句话当然也适用于上古的悲剧，上古的悲剧表现动作的人，可是不真正表现他的个性。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人类与命运的斗争完成得宏伟无比，这种宏伟大体由于悲剧仅着想每种斗争势力的整体而来；普罗米修斯和阿伽门农的人性仅稍微带点诗的个性化色彩。索福克勒斯诚然把握住人性的普遍类型，国王、老人、姐妹；可是他的人物无一表现人类小宇宙的一切方面——个人特性的全貌。此处，达到了高尚的目的，可是尚未达到最高尚的目的；描写整个的人和把各个自成完整的人物组成一个更高的诗的整体，实为一种极峰，因此与莎士比亚相比，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都代表未臻完美的发展阶段。不过欧里庇得斯既然以表现人类的真相为事，这只是逻辑上的进步，以某种意义而言也是历史上的进步，而不是诗歌上的进步。他能破坏古代的悲剧，却不能创出近代的悲剧。他处处停在半途。精神生活的表现因用假面具而仿佛由特殊变为普遍，上古的类型悲剧非此不可，特性悲剧却与之势不两立；可是欧里庇得斯仍用假面具。旧悲剧有其非常的敏感，因不能让戏剧成分有自由的发挥，便永不表现纯粹的戏剧成分，而永远用抒情的合歌和由神祇和英雄的超人世界取用史诗的材料，以给戏剧成分一点束缚。人觉得欧里庇得斯不耐受这种束缚；至少在材料上他降到半有史的时期，他的合歌极不重要，以致后世上演他的剧本时往往略去合歌而或无伤于戏剧；可是他却不把人物全置在现实的基础上，也不全废合歌。从一切方面看，他完全是一个时代的代表，这时代一方面进行着最雄伟的历史运动和哲学运动，另一方面，一切诗歌的源泉——纯洁朴素的民族性——却已成为泥淖。旧悲剧家的敬畏神祇仿佛以上天的回光照耀他们的剧本；旧希腊人所受眼界狭小的限制有使听众满意的效力；欧里庇得斯的世界却在苍白蒙眬的冥想中出现，既乏神性，又理智化，于是沉郁的愤气如电光一般闪过灰色的阴云。旧日具有深意的命运信念今已绝迹，命运之神以一种外来的暴力资格支配世界，于是奴隶咬牙切齿地披枷戴锁。不信仰就等于失望的信仰，以莫之能御的势力表现在这位诗人的著作中。所以这位诗人势必永达不到一个使他不能自已的创作概念，也永达不到一个真富诗意的整个效果；因此，他有点忽略悲剧的结构，甚至在这方面往往完全戕害了他的悲剧，使之在情节和人物上皆无中心点——欧里庇得斯实首倡一种苟且的作风，先以开场语编造剧情，而后用神灵显现或其他本事加以阐明。他的一切效果都在详情细节之中；诗人为掩饰那不可补救的诗意残缺起见，以确属伟大的技术由一切方面发动一切的详情细节。欧里庇得斯善于运用所谓效果；一般说来，这些效果带有恣情纵欲的色彩，并且常用特别强烈的调和刺激情欲，例如把凶杀或乱伦穿插在有关恋爱的材料里。他描写那自愿身死的波里森那（Polyxena）和那苦于秘密相思而憔悴的斐德拉（Phaedra），特别是他以生花之笔摹绘那些受神秘的感动而狂欢的巴克教徒（Bacchae），均属美丽绝伦；不过无论就美学和道德而言，这些都欠纯洁，阿里斯托芬责备这诗人不能绘出一幅佩内洛普图，绝非虚语。与以上性质相近的是欧里庇得斯把普通同情加入悲剧。他那些哀伤的男女角色如安多罗玛契（Andromache）、贫农之妻埃莱克特拉（Electra）、患病破产的商人特勒福斯（Telephus）、《海勒那》（Helena
）里的梅内劳斯（Menelaus），都不是可厌就是可笑，通常是既可厌又可笑；反之，有些剧本较限于普通实际的环境，由悲剧过渡到动人的家庭剧或几乎近于感伤的喜剧，如《奥利斯的伊菲吉尼》（Iphigenia in Aulis
）、《爱翁》（Ion
）、《亚尔塞斯提斯》（Alcestis
），在他的鸿富作品中或最有悦人的效果。这位诗人也一样频繁地想激动理智的兴趣，可是成功较逊。属于此类的有复杂的剧情，这与旧悲剧不同，不想激动感情，而欲激起好奇心；有辩证锋利的对话，使我们这些非雅典人觉得绝对难以忍受；有遍布于欧里庇得斯剧本的格言，正如娱乐园里的花卉；更有欧里庇得斯那种不基于直接的生活经验而基于逻辑思考的心理学。他的美狄亚（Medea）在动身以前自当有人给她旅费，这一层诚然是描写人生；不过关于母爱和嫉妒在心灵里的交斗，不偏执的读者却不甚能在欧里庇得斯的剧中见到。可是最重要的，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以道德上或政治上的目的代替诗歌的效果。他不直接讨论当日的问题，他所着眼的完全是社会的而非政治的问题，可是由他推理所得的内在结论看来，他却与当代政治和哲学上的激进主义相吻合，世界大同的新学说破坏了雅典旧有的民族性，他就是这种学说第一个主要的宣传家。这位无神无雅典的诗人所以遭到当代人的反对，其故在此；少年人和外国人所以非常热烈地献身于这位宣扬同情和博爱、标语和方针、哲学和人道的诗人，其故亦在此。在欧里庇得斯的手里，希腊悲剧逾越其自有的范围，因而归于崩坏；可是这位世界主义诗人的成功却只以此故而更高，因为同时希腊民族也逾越其自有的范围，也归于崩坏。阿里斯托芬的批评或许在道德上和诗上均恰合实情，不过诗歌影响历史，不与其绝对价值成比例，而与其预示时代精神的能力为比例；在这方面，无人能超过欧里庇得斯。于是其结果为亚历山大大王勤读他的著作，亚里士多德阐明悲剧诗人的观念时特别以他为参考，阿提卡最晚的诗歌和造型艺术仿佛都渊源于他，因为新雅典喜剧不过把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变成喜剧形式，我们在晚期酒壶的图案上所见的一派画家不再取材于旧史诗，而取材于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最后，旧希腊愈衰，新希腊主义愈盛，这位诗人的声名也愈大，而海外的希腊生活，无论在罗马和埃及，都大半直接或间接地受欧里庇得斯的陶冶。

欧里庇得斯的希腊主义由很多途径流传到罗马，其在这里间接发生的效果或许比直接翻译所生的更为迅速，更为深远。悲剧在罗马的兴起不必晚于喜剧，不过观众的性质既如彼，在舞台上演一出悲剧又所费远较巨大——人必重视这个理由，至少在汉尼拔战争期间如此——所以悲剧的发展受了阻碍。普劳图斯的喜剧不甚常暗示悲剧，而此种引用或大都取自原作。本期第一个也是唯一有影响的悲剧家是与奈维乌斯和普劳图斯同时而较年少的昆图斯·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515—585年即前239—前169年），他的剧本已为当代喜剧家所歪曲，后世表演和朗诵他的剧本，直至帝国时期。

关于罗马人的悲剧，我们的知识远较关于喜剧的为少，通盘看来，我们在喜剧上所见的特色也见于悲剧。悲剧剧本大半也是由希腊剧本翻译而来。题材都尽先取自围攻特洛伊和与之有关的传说，显然因为只有这套神话是学校里的教材，为罗马公众所熟知。其次，惊心怵目的情节居多数，如《攸美尼底斯》（Eumenides
）、《阿尔克梅翁》（Alcmaeon
）、《克里斯芳提斯》（Cresphontes
）、《梅拉尼裴》（Melanippe
）和《美狄亚》等的弑母和杀害婴儿，《波勒森那》、《埃莱克提底斯》（Erechthide
）、《安多罗梅达》（Andromeda
）和《伊菲吉尼》等的杀处女以祭神——我们不禁想到这些悲剧的观众惯看决斗戏。女角和鬼怪似乎给人最深的印象。罗马改编本与原作最显著的差异，除废弃假面具外，尚有关于合唱一事。希腊剧场有一个特别的跳舞处（orchestra
），其中央有一祭坛，为演奏合唱之地，罗马剧场大概首先为无合唱的喜剧而设，缺乏这种设备，或毋宁谓罗马人把这块地方作为池座之用；所以那种编排精雅而音乐与朗诵交织的集体歌舞，在罗马必被删去，合唱即使仍存，也不关重要。至于细节方面，当然不乏格律的更动、删节和割裂，例如在欧里庇得斯的《伊菲吉尼》，拉丁文本把女子的合唱——或取法于另一悲剧，或由改编者自出心裁——变为兵士的合唱。以我们的眼光看，第六世纪的拉丁悲剧自然不能说是好翻译，
(24)

然而恩尼乌斯的悲剧虽不全肖欧里庇得斯的原作，尚远不如普劳图斯的喜剧那样不合梅南德的原作。

希腊悲剧在罗马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完全与希腊喜剧相似；两种戏剧的体裁各异，悲剧中所表现的希腊化倾向势必较为纯洁，较富灵性；果若是，则本期的悲剧及其主要代表恩尼乌斯所表现的反民族和故作宣传的倾向，可谓更为明确远甚。恩尼乌斯虽非第六世纪最重要的诗人，却是本期最有影响的诗人，他不生于拉丁姆，以祖籍言，是个半希腊人。他系出梅萨庇亚，受希腊教育，至三十五岁始卜居于罗马，初为外侨，自570年即前184年起为公民，生活在艰窘状况之中，一部分赖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一部分赖其所编戏剧的收益，一部分赖罗马贵人的捐赠以自给；如普布利马斯·西庇阿、提图斯·弗拉米尼努斯和马尔库斯·福尔维乌斯·诺比里奥等贵人都有意提倡新希腊主义，这位诗人歌咏他们本人及其祖先的赞美诗，甚至随他们几个人到战场，仿佛以预定的桂冠诗人资格去歌颂他们将建立的大功，他们自愿给他报酬。他曾以风雅的笔墨自述这种职业所需要的门客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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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始就是个世界主义者，就其全部的生活状况看，也是个世界主义者，他善于采取与他共处各民族——希腊人、拉丁人，甚至奥斯坎人——的特色而不专致力于任何一个；较早罗马诗人的希腊主义是他们从事诗歌的结果而非从事诗歌时有意识的方针，因此他们至少有点采取民族立场的企图；恩尼乌斯却不然，他很明白知道他那革命的倾向，并且显然致力于使新名词所表现的希腊观念成为意大利人的时尚。他最合用的工具是悲剧。由他所残留的悲剧看来，可见他熟谙全部希腊悲剧，特别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所以他竟取欧里庇得斯为他大多数剧本和一切名著的模范，绝非偶然的结果。在选择和处理上，他当然一部分受到外在理由的决定。不过只是外在理由不能说明下列各事：他很分明地表现出欧里庇得斯著作中的欧里庇得斯特色；他比原作更忽略合唱；他比希腊人更注重感觉的效果；像《泰斯提斯》（Thyestes
）和因受阿里斯托芬不朽的嘲笑而驰名的《特勒福斯》以及其王者之忧而怀忧王者一类的剧本，甚至像《女哲学家梅那里裴》（Menalippa the Female Philosopher
）那样全部情节都以国教荒谬为主题的剧本，他竟加采取；他以物理学家的见地与国教为敌的意向昭然若揭。对于信神的意念他处处射出极锋利的箭和热骂，并且有一部分在能证明是插入的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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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列一段：

天神自然是有的，我常说并且我再说；

可是他们绝不，我想，关切人类的命运，

善人应善报，恶人应恶报，实际却不然。

我们几乎诧异罗马的舞台检查何以竟许这类的话通过。

上文已述恩尼乌斯自作一首垂训诗以科学方式宣扬反宗教的观念；他的自由思想显然出自热诚。与此完全相合的有下列各事：他到处在政治上表示带有激进色彩的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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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歌颂希腊的筵宴乐趣，特别是他废弃拉丁诗歌最后的本国成分萨图宁体而代之以希腊的六节句。这位“变化多端”的诗人把这些工作无一不做得同样精巧；他用一种绝不合长短格的语言制出六节句，他安然自在的行文于素所不惯的节奏和形式中而不妨碍他那自然流利的风格——凡此种种都明示他有非常的、其实不属于罗马人而属于希腊人的熔铸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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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惹人厌恶之处，其咎不常在罗马本的生硬而多在希腊本的双声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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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个伟大诗人，不过是个风流活泼的才子，为一个有强烈感觉力的诗人，当然要踏上悲剧的靴子始自觉为诗人，可是完全缺乏喜剧的情调。这位希腊诗人以自负的态度蔑视那些粗俗的曲调：

从前林中之鬼与行吟诗人同歌此调，

又以热情歌颂他自己的雅诗：

诗人恩尼乌斯万岁！他把如火的诗

灌到尘俗人的骨髓里。

他的自负和热情，我们都能了解。恩尼乌斯也自知他一帆风顺：希腊悲剧始为拉丁民族所有，并且自此以后永为拉丁民族所有。

有一位更勇敢的水手，经过较少人行的途径，乘着不那样顺利的风，追求一个更为高尚的目标。奈维乌斯不但与恩尼乌斯相同——虽然其成功远不逮他——也为罗马舞台改编希腊悲剧，而且企图不依赖希腊人而自创一种庄重的本国戏剧（fabula praetextata
）。这里没有外界的障碍阻路，他不但由本国当代史而且由罗马的传说获取题材，在本国的舞台表演。属于此类的，有他的《罗慕洛和雷穆斯的乳养》，又名《狼》，剧中有阿尔巴王阿穆利乌斯（Amulius）上场；又有他的《克拉斯提迪乌姆》（Clastidium
），歌颂532年即前222年马尔凯卢斯征服凯尔特人的胜利。奈维乌斯仿他的例，在《安布拉其亚》（Ambracia
）里描写他的恩主诺比里奥围攻此城的事。可是这种民族戏剧永远为数不多，这种著作不久便绝迹于舞台：罗马的传说欠丰富，罗马的历史无色彩，不能与希腊神话做持久的竞争。关于这些剧本的诗歌价值，我们不复有法判断；不过我们如果可以概论诗歌的目的，像创造一种罗马民族戏剧那样的独创计划在罗马文学里实不多见。只有在最古时期、在人类觉得接近神灵时的希腊悲剧家，只有弗赖尼库斯（Phrynichus）和埃斯库罗斯一流的诗人，敢于把亲身经历的大事拿到舞台上与神话时期的大事一同表演；此处有位诗人与埃斯库罗斯一样，曾亲打过他所歌咏的战争，并且迄今为止仅有神灵和英雄惯在舞台上出现，他却把国王和罗马执政官带上舞台；如果我们能在某处见布匿战争为何事以及其效果如何，宛然如在目前，则非在此处不可。

诗朗诵也在本时期起于罗马。古人有一种风俗与我们的出版居同等地位，即作者当众诵读他的新作；李维把这风俗传入罗马，至少做到在他学校诵读的地步。这里写诗既不是为面包，至少不直接如此，这类诗歌便不像舞台剧本那样遭舆论的指斥：到本期将终之时，甚至一两个罗马贵人也公然这样以诗人资格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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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修持朗诵诗的人大半是以编剧为业的诗人，两事相较，前者居次要的地位；实则在当时的罗马，诗歌仅能有很有限的读者。

特别是抒情诗、垂训诗和讽刺诗甚少代表作。宗教的节庆歌——作歌者的姓名，本时期的年史确已认为值得举出——以及庙宇和坟墓那些一律用萨图宁体写的碑铭，殆皆不属于真正文学。小诗即使出现，也被归在“杂作”（satura
）名下，早在奈维乌斯之时即已如此。杂作这个名词原用在旧日没有动作的舞台诗，自李维之时起这种诗即被希腊戏剧排出舞台，可是这名词用在朗诵诗时，略与我们的“杂诗”相当，也与“杂诗”一样，这名词不表示任何确定的艺术种类或风格，而仅表示不属于史诗或戏剧的诗，可随作者的意愿，运用任何多半系主观的材料，写成任何形式。加图的“谕德诗”（poem on Morals）或按前人试作本国垂训诗的例，也是用萨图宁体写的，容下文再述；此外尚有恩尼乌斯的小诗也属于此类，恩尼乌斯在这类著作中作品丰富，一部分发表在他的杂诗集，一部分系单独发表。其中有简短的叙事诗，述传说时代或当代的本国史；有经他改编的尤希梅鲁斯（Euhemerus）的宗教传奇，假埃庇查穆斯（Epicharmus）之名以行的自然哲学诗和论高等烹饪术的诗人阿切斯特拉图斯（Archestratus of Gela）的美食学；又有“生死对话”、伊索寓言、道德格言集、戏拟文字和琐屑的讽刺著作——这些都是小物，可是足以表示这位诗人不但有宣扬新名词的倾向，而且多才多艺，他在审查所不能及之处，显然极自由地畅所欲为。

改年史为诗体的企图应在诗歌和历史上占较重要的地位。这里也是奈维乌斯由传说时代和当代的历史，取其能连贯叙述的材料，做成诗的形式；他特别简明地记录第一次布匿战争的事，直述真相，不鄙任何事为非诗，不务以任何方法提高诗意或甚至加以藻饰，特别在描写有史时期如此——他的叙述自始至终用现在时和本国半散文式的萨图宁体。
(31)

上文关于这位诗人所作民族戏剧的话，大体适用于我们现在讨论的工作。希腊人的史诗一如其悲剧，完全出入于英雄时代；用诗歌的光彩照耀现世，实系一个全新而且至少以计划言值得艳羡的壮志。以实行而言，奈维乌斯的史颂可能不甚优于中世有韵的史书，二者在种种方面性质相似，然而这位诗人以此为其特别得意之作，却诚然有其正当的理由。在一个除官家记载外绝无史书的时代，取当时和往日的事迹为本国人编一种连贯的叙述，又把他们历史上最伟大的功业做成戏剧给他们看，这事非同小可。

恩尼乌斯立志要做的工作与奈维乌斯的相同；可是民族诗人和反民族诗人在政治和诗歌上自有差异，题材的相似仅使二人的差异更为昭著。奈维乌斯为新题材求得新形式，恩尼乌斯却把新题材配合或压成荷马史诗的形式。六节句代替了萨图宁体；荷马派力求塑造逼真的藻饰风格代替了质朴的历史叙事。在任何可以适用之处，人直接翻译荷马的诗，例如仿帕特罗克洛斯（Patroclus）的殡葬描写在赫拉克莱亚阵亡将士的殡葬，军事保民官马尔库斯·李维乌斯·斯托洛（Marcus Livius Stolo）征伐伊斯特里亚人，潜伏在他头盔里的不是别人而是荷马的阿贾克斯（Ajax）——甚至不使读者得免于荷马的呼吁缪斯。史诗的机构全体出动，例如坎尼一战之后，朱诺在众神会议中赦免罗马人，朱庇特得其妻同意以后，允许他们最后战胜迦太基人。“年史”也绝不能不显露作者创新词和希腊化的意向。只是用神灵世界为装饰品一事已带有这种特色。此诗以一场可注意的梦幻开端，用纯毕达哥拉斯派的口吻，报告今日住在昆图斯·恩尼乌斯的灵魂昔曾住在荷马，更早曾住在一只孔雀，而后以真自然哲学家的口吻说明万物的本性和身心的相互关系。甚至题材的选择也以此为目的——至少一切时期的希腊文学家皆以整理罗马史为特别正当的口实，以行其希腊、世界主义的意向。恩尼乌斯注重罗马人：

坚持其为希腊人，并且惯于追述其希腊的先人。

我们既在上文泛论这位诗人的长处和短处，不难估计这负有盛名的年史的诗歌价值。恩尼乌斯是一位同情心旺盛的诗人，布匿战争的大时代提高了意大利的民族意识，他自然也觉得兴高采烈；他不但常能模仿荷马的质朴，而且更常能使他的诗句动人心魄地响应罗马人庄严好义的特性。可是他的史诗也自然地结构欠佳；诚然，诗人竟能插入一卷特殊的补遗以取悦于他处遗忘了的英雄和恩主，这诗的结构必很松懈和拙劣。通盘看来，年史是恩尼乌斯最失败的著作，毫无疑义。他做一本《伊利亚特》的计划不啻自认其过。恩尼乌斯在这篇诗里第一次把顶替史诗和历史的怪物纳入文学，从此直到如今这怪物永远像个鬼魂似的出没于文学，既不能生，又不能死。可是此诗诚然也有其成功。恩尼乌斯自命为罗马的荷马，尚比克洛普斯托克（Klopstock）自命为德意志的荷马，较为公允，与他同时的人也这样看待他，后世更这样看待他。一代复一代的人尊敬这位罗马诗歌之父，甚至文雅的昆体良（Quintilian）也说：“让我们如尊敬一个古老神圣的丛林那样尊敬恩尼乌斯，林间的千年橡树并不美观，却是可敬。”任何人如果对此有惊异之感，他可以追想相似的现象，想《埃涅伊德》（Aeneid
）、《亨利亚特》（Henriad
）和《弥撒亚德》（Messiad
）的成功。这民族若有伟大的诗歌发展，则不难摆脱官方以恩尼乌斯的“年史”比肩荷马的《伊利亚特》那殆属可笑的事，一如我们已摆脱以迦辛（Karschin）比肩萨福（Sappho）和以威拉莫夫（Willamov）比肩品达（Pindar）；可是罗马却没有产生这种发展。由于贵族特别对于这种题材感兴趣，诗人又富有造型的才能，“年史”永不失为罗马最古的自创诗歌，在后世有修养的人看来，仍属可读或值得一读的；如是造成一个奇怪的结果：这位半希腊文学家的完全反民族的史诗，在后世竟被尊为罗马诗的真正模范。

散文文学起于罗马，不甚后于诗歌，不过方式很不相同。罗马诗歌太早受了学校和舞台的揠苗助长，勉强发展，特别是罗马的喜剧受严格的舞台审查人为拘束，罗马散文却既未被助长，也未受拘束。再者，这种文学活动自始即未受“唱曲人”所受的污名而为上流社会所不容。所以散文文学虽远不及同时诗业的广大和活泼，却有远较自然的发展。诗歌殆全在卑贱阶级之手，罗马贵人无一在当时著名诗人之列，可是当时散文作家却无一不属于元老阶级；这种文学完全出自最高贵族界，出自曾任执政官和监察官的人——法比乌斯氏、格拉古氏、西庇阿氏。当然，这种散文写作比诗歌适合于守旧和民族的倾向，可是在这里，特别在这种文学最重要的一门，即历史著作，希腊化的倾向也在材料和形式上有强大的影响，实际上有优越的影响。

直至汉尼拔战争时期，罗马未尝有历史著作，因为市志的记载都属于档案性质而非文学，本不以显示各事的联络为务。罗马特性有一个著名的例证：罗马政权尽管伸张到意大利以外甚远，罗马贵族尽管常与充满了文学活动的希腊人相接触，可是到了罗马纪元第六世纪的中叶，他们始欲用写作的方式把关于罗马民族功业和命运的知识传给当世和后世。他们终于感到这种需要之时，罗马历史既没有现成的文学形式可用，也没有现成的读者大众，而创造二者，须有大才和长久时间。因此，他们起初或用本国文而写成诗体，或写成散文而用希腊文，结果稍稍避免了这些困难。上文已述奈维乌斯的诗体年史（约作于550年即前204年）和恩尼乌斯的诗体年史（约作于581年即前173年）；两者都属于罗马人最古的历史文学，奈维乌斯的年史可视为罗马一切历史著作中最古之书。约在同时，昆图斯·法比乌斯·庇克托
(32)

（Quintus Fabius Pictor，在553年即前201年以后）做了一部希腊史，此人系出贵族，在汉尼拔战争期间曾积极参与国事；普布利乌斯·西庇阿（约死于590年即前164年）也做了一部希腊史，此人为非洲英雄西庇阿之子。他们若用本国文做诗体的历史，便须利用那稍已发达的诗歌艺术，供读诗的大众阅读，这种读者并不完全缺乏；他们若用散文做希腊文的历史，便见有现成的希腊体裁，他们材料上的兴趣既远超过拉丁姆的范围以外，他们自当以受有教育的外国人为对象。平民作家采用前一计划，贵族作家却采用后一计划，正如在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时期，一种法文的贵族文学与牧师和教授的本地德文著作并肩而立，格莱穆（G1eim）和兰勒（Ramler）一流的人用德文写战歌，国王和将军却用法文写战史。诗体历史和罗马人写的希腊史都不是真正的拉丁历史著作；拉丁历史著作实始于加图，他的《起源》（Origines
）的问世不在本期告终之前，既为最古的拉丁文史书，也是罗马文学中第一部重要的散文著作。
(33)

以上这些作品当然不合希腊人的历史概念，
(34)

然而与那仅系零星记载的市志相比，却为诸事互相蝉联的历史，叙述既首尾一贯，结构亦多少整齐。就我们所知而言，它们均包括自罗马建城至作者生时的本国史，虽然以名称而言，奈维乌斯之书只关于第一次对迦太基战争，加图的书只关于古史。如是，这些史书自然分为三段：传说时代、古史和当代史。

在传说时代史，罗马城的起源叙述得甚为详细；此处须打破一个特别的难关，即如上文所述，有两种完全互相矛盾的说法流行于世；一个是本国的说法，至少在主要轮廓上似已载入市志；一个是提迈乌斯（Timaeus）的希腊说法，不能仍为这些罗马史家所不知。前者的目的在使罗马与阿尔巴发生联系，后者的目的却在使罗马与特洛伊发生联系；所以在前者，罗马城为阿尔巴王子罗慕洛所建，而在后者却为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所建。合两说而为一的事属于本时期，可能不是奈维乌斯就是庇克托所为。阿尔巴王子罗慕洛仍是罗马的创建人，可是同时为埃涅阿斯之孙；埃涅阿斯未尝创建罗马。可是据说他把罗马的珀那忒斯（Penates）带到意大利来，建拉维尼乌姆（Lavinium）为此等神的庙宇，其子阿斯卡尼乌斯（Ascanius）又创建阿尔巴·朗加，是为罗马的母城和拉丁姆的古都，这一切都是拙劣可怜的杜撰。人素信罗马最初的珀那忒斯保存在罗马广场的珀那忒斯庙，现在又说不在此庙而在拉维尼乌姆，这不能不触罗马人之怒；希腊的虚构结果更劣，因为据此说法神祇只把他们断给祖父的事物赏给其孙。可是这种编辑法却足达其目的；他不全否认罗马原始于本民族，却迁就希腊化的倾向，稍稍认可那在本期已盛行的与埃涅阿斯的攀亲；于是关于这伟大民社的起源，此说成为固定不移的史实，并且不久便成为公家的史实。

除罗马城起源故事外，用希腊文做史的人甚少或全不关心于罗马民社，结果要叙述本国史再进一步的历程，必多半取材于本国的来源。可是传至今日的资料不见丰富，我们不能由此洞瞩除市志外尚有何种旧闻可供最早史家自由使用，以及他们可能添入何种自己的资料。那些由希罗多德书中取来插入的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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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仍与此等最早史家无关，并且也无法证明有直接假借这一段的希腊材料之事。所以不但把罗马与希腊连成一气，而且谓意大利民族与希腊民族原为一体的倾向，竟处处极为彰明较著，甚至在希腊文化的敌人加图亦复如是，更堪注意。由这种倾向，我们得有原始意大利人或土人系希腊的移民，以及原始希腊人或皮拉斯基人游徙而入意大利的说法。

流行的故事叙述整个王政时期直至共和的建立，虽然只有薄弱疏松的线索，尚稍形连贯；可是一到此点，传说的源流便告枯竭，要由长官名录和附于其下的些微记载来做成任何连贯而可读的叙事文，不但困难，而且全不可能。诗人最感到这种缺陷。奈维乌斯似乎因为这种缘故由王政时期即刻过渡到争夺西西里的战争；恩尼乌斯在他那共十八卷的书中第三卷仍叙述王政时期，却在第六卷便达到对皮罗斯之战，他对于最初两百年的叙述必极为概括简略。至于用希腊文写史书的人有何办法，我们不知。加图采用一种特殊方法。他自己说，“报告造桥大师家中铜表所载的事件：麦子涨价几次和何时曾有日月食”，他不感兴趣；所以他用他那史书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专述意大利其他民社的原始及其加入罗马联盟。编年史在当年长官的条目下，一年一年地记载事件，加图这样便摆脱编年史的束缚；据说加图的历史著作“分段”叙事，必指他这种特点而言。在罗马著作中竟有这种对于意大利其他民社的注意，虽属可怪却与作者的政治态度有关系，作者始终赖意大利各市的援助，以反抗首都的行动；并且自塔克王被逐至皮罗斯战争的罗马史既付阙如，这种办法以其自有的方式表现这段历史的主要结果——意大利统一于罗马霸权之下——也可以作为代替品。

反之，当代史却写得前后贯串、详细无遗。奈维乌斯以其所知描写第一次对迦太基之战，法比乌斯也以其所知描写第二次对迦太基之战；恩尼乌斯至少以其十八卷编年史的十三卷专述自皮罗斯至伊斯特里亚战争时代；加图在他那史书的第四卷和第五卷，叙述自第一次布匿战争至征波尔修之战的所有战事，并且在似乎改变计划而取材较丰的最后两卷，他叙述其平生最近二十年的事件。关于皮罗斯战争，恩尼乌斯或许用提迈乌斯或其他希腊文的史料；不过通盘看来，所有的叙述都一部分根据亲身的观察或目睹者的报告，一部分根据其他史家的叙述。

演讲文学和书信文学与历史文学同时并起，而且就某种意义而言，为历史文学的附庸。这也始于加图；因为罗马人以前所有的只是几篇丧葬演说词，其中大多数或系后世由家庭储藏室里发现出来的，例如昆图斯·法比乌斯的演说词，他与汉尼拔为敌，身经百战，老年时丧其年方少壮之子，于是为其子做了一次讲演。加图则不然，他经历长久而繁忙的官宦生涯，做过无数次的演说，到了老年，择其在历史上重要的写出来，成为一种政治回忆录，一部分发表在他的史书中，另一部分似乎成单行本问世，为史书的补编。他又有一个信札集。

对于非罗马的史书，罗马人所关心的仅在其被认为博雅罗马人所不可少的某项知识；甚至老法比乌斯据说也不但熟知罗马的战事，而且熟知外国的战事，并且加图勤读修昔底德和一般希腊的史书，确有明证。不过我们若置加图的逸事和格言集而不论，这个集子是他自编的读书心得录，则这个领域内的文学活动便毫无踪迹可寻。

不言而喻，一种不介意、不批评的态度通行于这些初次试做的历史全体；作者和读者对于内容或外表的矛盾均不易发怒。塔克王二世虽然在其父死时已长大成人，到三十九年以后始即位，然而在登位时却仍是少年。毕达哥拉斯于罗马王被逐前约三十年来到意大利，然而据罗马史家的记载，他却是哲王努马的朋友。262年即前492年派往叙拉古的国使与老狄奥尼修斯办交涉，此人却于八十六年之后（348年即前406年）始登位。在处理罗马的年代时，这种天真不批评的态度特为显著。因为按罗马的计算法——此法的轮廓或已定于前一时期——罗马的创建早于奉献卡庇托尔庙二百四十年，又早于高卢人火焚罗马城三百六十年，后一事见于希腊人的史书，据云在雅典执政官派尔金（Pyrgion）的执政那年，即公元前388年，是为第九十八届奥林匹亚纪年的第一年，所以罗马建城应在第八届奥林匹亚纪年的第一年。埃拉托斯提尼（Eratosthenes）的编年已为当时所公认，依他的计算，此事在特洛伊陷落后四年；然而普通故事仍谓特洛伊人埃涅阿斯的外孙创建罗马城。加图既如一优良理财家审计这个算法，当然在此处使人注意其矛盾，不过他似乎未尝提出解除这种困难的任何方法——以后根据这种观点而加入的阿尔巴王名录确非出自他的手笔。

不加批评的态度既盛行于古史，也多少盛行于有史时代的描写。叙事确都带有强烈的偏袒色彩，无一例外，波利比乌斯因法比乌斯论第二次对迦太基战争的起源带有这种色彩，便以其所特有的冷酷笔墨加以指责。然而在这里，我们应怀疑而不应责备。要期望与汉尼拔同时的罗马人对于其仇敌有公正的判断，实有几分可笑；可是首创罗马史的人，尚未经证明有故意误述事实之罪，所有的只是激于天真的爱国心而不能免的误述而已。

科学修养甚至与之有关的写作业也起于本时期。素来的教学大体仅限于读写和国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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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罗马人与希腊人的接触较前更为密切，罗马人渐知有一种更普遍的修养，因此孜孜努力，即使不想把希腊修养直接移至罗马，至少想依希腊的模范把罗马修养稍加修正。

首先，本国语的知识始形成拉丁文法；希腊的语言移用于意大利那与之相类的方言，文法的积极研究与罗马的写作事业差不多始于同时。约在520年即前234年，一位教写作的塾师名斯普里乌斯·卡尔维利乌斯（Spurius Carvilius）的，似乎曾整理拉丁文的字母，以前拉丁字母无g
，现在他把g
置在作废的z
的位置——在西方字母中，g
至今仍保有这个位置。罗马塾师必无日不从事于整理缀字法；拉丁文的缪斯也不拒绝他们那学究派的希波克伦（Hippocrene），对于诗歌和缀字法无时不兼攻并习。特别是恩尼乌斯——他在这方面也类似克洛普斯托克——不但常以亚历山大城的方式用叠韵作词源学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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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始用希腊文更精确的重叠写法，代替那一向通用的代表双子音的单一符号。关于奈维乌斯和普劳图斯，我们固然不知其有此类的事；诗人常不注意缀字法和词源学，罗马的通俗诗人对此必也漫不经心。

本时期的罗马人仍不知修辞学和哲学。他们的演说确乎是公众生活的中心，所以非外国塾师所得参与；真演说家加图把那满口的怒骂发泄在伊索克拉底的愚妄，说他永学演说，却永不能演说。希腊哲学虽然由垂训诗特别是悲剧诗的媒介得以稍播其影响于罗马人，然而人却以村农的无知和忧惧的天性各居其半的疑虑态度看待希腊哲学。加图直称苏格拉底为一个多言者和革命家，他违犯本国的宗教和法律，死得不冤；甚至爱好哲学的罗马人对哲学抱有何种态度，或可见于恩尼乌斯的话：

我要谈哲学，可是简略而非全部的哲学，

浅尝她是好的，沉溺于她便坏了。

然而见于加图著作中的谕德诗和演说指南可认为罗马人由希腊哲学和演说术提取的精华，或毋宁谓为希腊哲学和演说术的糟粕。说到谕德诗，加图的材料除不言而喻地赞美先民的淳朴风俗外，或直接取自毕达哥拉斯论道德的著作；说到演说指南，他的材料大概直接取自修昔底德书中的演说词，特别是德摩斯提尼的演说，二者均为加图所热心研读之书。演说术有个金科玉律，“置思于资料而让字句自行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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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为后世所引用而不常为其所遵守，由这条规律看来，我们可以稍知这些手册的精神。

加图又编辑与上相似的指南书，皆系普通初步性质，所论的为医术、军事学、农学和法学——一切这些学科也都多少受有希腊的影响。罗马人虽不甚学习数学和物理学，与二者相关的应用科学却受人某种限度的注意。这话最适用于医学。535年即前219年，第一个希腊籍医生伯罗奔尼撒人阿查迦图（Archagathus）来居罗马，以其外科手术在这里获享盛名以致国家拨给他住宅一所，赠给他公民权；自此以后，他的同业成群结队地来意大利。加图不但以宜用于更佳处的热心辱骂外国行医的人，而且以其自己的经验，或也一部分采取希腊的医书，编成他的医学小册，欲借此复兴古代一家之父也是一家之医的美俗。医生和公众都不大关心他那顽强的攻击，自属理之当然；至少医业为罗马一种最有利的职业，仍为外国人所垄断，几百年间，罗马城除希腊医生外没有医生。

罗马人素来以不开通的淡漠态度对待计时法，可是现在情形至少稍有进步。491年即前263年，第一个日晷在罗马广场上竖立起来，希腊时始行于罗马；然而事有凑巧，罗马人所立的日晷却原为位在四度以南的迦达那（Catana）而造，罗马人遵其指导，整一百年。本期将终之时，我们见有几个罗马贵族注意关于数学的事物。曼尼乌斯·阿奇利乌斯·格拉布里奥（Manius Acilius Glabrio，563年即前191年的执政官）想用一种法律遏止历法的纷乱，依法许造桥院任意加减闰月；如果这个办法不能达到目的，甚至使弊害愈烈，这失败大概多由于罗马神学家的肆无忌惮而非由于他们的缺乏才智。马尔库斯·福尔维乌斯·诺比里奥（565年即前189年的执政官）是个有希腊修养的人，他努力于至少使罗马历法更为大众所周知。盖乌斯·苏尔皮奇乌斯·加卢斯（Gaius Sulpicius Gallus，588年即前166年的执政官）不但预言586年即前168年的月食，而且计算月与地间的距离，又似以天文学作家的资格显于世，因此与他同时的人都视他为一个又勤勉又聪敏的奇才。

当然，农学和军事学原视传统的和个人的经验标准而定，这在加图两篇农业论那传至今日的一篇中极为明显。可是希腊、拉丁文甚至腓尼基文既被应用于高等学术范围，自也被用到这些低级学术范围，因此关于这些学术的外国书不能不引起一点注意。

另一方面，法学仅稍微受外国成分的影响。本期法学家仍大都专事答复那些征询他们意见的团体，和教授听讲的年轻人；可是这种口头的教导有助于造成一种传统的基本规则，并且著作事业也不全付阙如。法学上有一种比加图那概论更重要的著作，即塞克斯图斯·埃利乌斯·佩图斯（Sextus Aelius Paetus）所发表的论文，此人别号“智者”（catus
），为当世实用法学的泰斗，因为他在这方面努力为公众谋利益，升至执政官（556年即前198年）和监察官（560年即前194年）的地位。他的论文即所谓“三部曲”（Tripartita），系一种论十二铜表法的著作，把原文每句——大概以古老和难解的字句为主——加一个解释和与之相当的诉讼办法。这种注释虽确乎表示希腊文法研究的影响，论诉讼法的部分却根据阿皮乌斯较古的搜罗以及民族习惯和先例所发展的一般诉讼法。

本时期学术的一般状况如何，很显明地见于加图为其子所编的手册集，这是一种百科全书，意在用格言阐明一个“正人”（virbonus
）做演说家、医生、农业家、武士和法学家应当如何。现在科学的研究尚不分初步与专门；不过人以为必要或有用的科学程度却为每一真罗马人所不可少。这著作不包括拉丁文法，所以这一门尚未能达到真正科学的语文教学所必有的正式发展；这本书又不列音乐以及全套属于数学和物理学的科学。此书所论列的始终仅是科学上那些直接有实用的成分，论列时又力求简短。希腊文学当然被采用，不过只为的是从那堆秕糠和粪土拣选几句有益的格言；加图得意的话是：“希腊书籍不可不看，不过不可熟读。”传播必要知识的家用便览于是由此而起，这些书既删去希腊的析入毫芒和晦涩难解，当然也排除了希腊的锐敏和深入，可是正因其有那种特色，他们却陶冶了一切时代的罗马人对希腊科学所取的态度。

如是，诗歌和著作与世界的统治权一同来到罗马，或用西塞罗时代一位诗人的话：

当我们战胜布匿人时，步履如飞地来了

缪斯到罗慕洛那强悍好战的人民中。

在用萨贝利语和埃特鲁斯坎语的区域，同时必也不乏学术的活动。埃特鲁斯坎语的戏剧见于记载，带有奥斯坎文款识的陶器表明造陶器者晓得希腊喜剧。因此发生一个问题：在阿奴斯河和佛尔突奴斯河上，与奈维乌斯和加图同时，是否也有一种类似罗马那希腊化文学的东西正在形成？可是一切关于此点的资料荡然无存，历史在这里只能指出漏洞。

我们现在能加评判的只有罗马文学；虽然由美学批评家看来，其绝对价值或有问题，可是在愿意了解罗马史的人看来，这种文学却因反映第六世纪意大利的内在精神生活而具无与伦比的价值，在这干戈扰攘而决定未来命运的第六世纪，意大利生活的特殊发展告终，意大利始进入古代文明那更为广大的发展。在本时期，分裂现象处处弥漫于民族的全部生活中，为过渡时期的特色，这种现象也流行于罗马文学。对于希腊化的罗马文学，心无成见而不为二千年的古色古香所误的人必不能不见其缺点。罗马文学立在希腊文学之侧，正如一座德国橘树园立在西西里一个橘树林之侧，二者都可以给我们乐趣，可是我们不能想象二者的相似之处。这话既适用于拉丁人本国语的文学，便——如果有更为明确的可能——更明确地适用于罗马人的外国语文学；前者极大部分全非罗马人所做，而为外国人即半希腊人、凯尔特人和不久以后甚至非洲人的作品，他们的拉丁文知识仅由学习而得。在本期以诗人资格问世的人中间，有如上述，不但无一可证明为贵人，而且无一可证明为生于拉丁姆本土的人。就是诗人的名称也是外国词，甚至恩尼乌斯也极力自称为poe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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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种诗歌不但属于外国性质，而且在塾师成为作家而大众成为观众之处所见的缺点，在这里也不能免。我们已指明喜剧如何为顾及大众起见在艺术上降格相从，甚至陷于粗俗；我们又已指明罗马最有影响的作家有两个是先做塾师，仅到后来始成为诗人，希腊语言学仅起于民族文学衰落之后，纯以遗骸为实验之用，拉丁文法却与文学同时奠基，偕行并进，与近代布教于异教徒之事殆相似。实则我们如果以无成见的眼光看第六世纪的这种希腊化文学——那本身毫无生产力的机械诗歌、那一致模仿最肤浅的外国艺术、那一套翻译、那顶替鬼似的史诗——我们不禁要把这种文学全算在本时期的病症征候之列。

可是这种判断即使不欠公道，也只是很片面的认识。我们须先考虑，这种人为的文学起于一个不但毫无本国的诗歌艺术而且永不能达到这艺术的民族。上古不知有近代那种属于个人生活的诗歌，上古创造性的诗歌事业多半落在一种神秘的时代，即一个民族正在为生长而忧而喜的时代；无伤于希腊史诗和悲剧作家的伟大，我们可以声明，他们的诗歌大体是由那些关于人性的神和神性的人的原始故事改编而来。上古诗歌的此等根基在拉丁姆全付阙如；在神灵世界仍无形状、神话仍属空虚之处，诗歌的金苹果也不能自动地欣欣向荣。此外尚有第二个而且更为重要的理由。罗马素赖排斥一切高等和个人的精神修养以保持其民族性，如今意大利内在精神的发展和外在政治的演化皆已达到不能再保存罗马民族性和抗拒希腊文化的程度。希腊文化传播到意大利，诚然有一种革命和破坏民族性的趋势，可是要使各民族在精神文明上达到必要的平等化，这事绝不可少：罗马、希腊化文学在历史甚至在诗歌上的正当理由就特别以传播希腊文化于意大利为基础。从这文学作坊出来的无一新鲜纯粹的艺术品，不过这文学把希腊精神文明的水平线扩张到意大利。即使仅就其外表来看，希腊诗歌也假定听者有某些明确的知识，那种自具首尾的完备性；举个例说，是莎士比亚戏剧一个最主要的特色，却非上古的诗歌所有，一个人若不谙那套希腊神话，便不能看出每段史诗和每一悲剧的背景，甚且往往不能明白其普通的意义。如果罗马本时期的大众，如普劳图斯的喜剧所明示，稍知荷马史诗和关于赫拉克勒斯的传说，并且至少熟悉其他流传较广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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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这种知识必原系由舞台和学校传到大众，于是至少向领会希腊诗歌迈出了第一步。可是把希腊的诗歌用语和希腊诗律移植于拉丁姆，其效力却更远为深沉，上古最聪明的文学批评家注重此事，实属正当。如果“战败了的希腊以艺术战胜她的征服者”，那么这种胜利特别由于把僵硬的拉丁方言炼成一种高雅的诗歌用语，结果代替那单调而陈腐的萨图宁体，短长格的三节诗汩汩流出，六节诗汹涌而来，并且雄浑的四节诗、欢乐的短短长格和巧妙混合的抒情节奏都以本国语触动拉丁人的耳鼓。诗歌用语是诗中幻境的钥匙，诗歌的节奏是诗歌感觉的钥匙；人若有耳不闻娓娓动听的形容词，有目不见栩栩如生的比喻，长短短格和短短长格不能唤起他内心的响应，荷马和索福克勒斯便算白替他作了诗。不要说诗歌感觉和节奏的感觉出于自然。观念的感觉当然是自然种在人心的，可是他们须有好阳光而后能发芽滋长，特别是在未受诗歌感动的拉丁民族，这种感觉需要外界的培养。也不要说希腊文知识流布一广，希腊文学便足供罗马那富于感受性的大众之用。语言对于人类有神秘的魔力，诗歌用语和节奏只是增高这种魔力，这种神秘的魔力不寄托于任何偶然学得的语言，而仅寄托于本国语。由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对于本期罗马人的希腊化文学，尤其是对于诗歌，可以做个更为公平的判断。如果这文学的趋势是把欧里庇得斯的激进主义移到罗马，把神灵化成死人或心理概念，把无民族性的拉丁姆与无民族性的希腊相提并论，把一切有纯粹和强烈发展的民族特色都浸没在普遍文明那可疑的观念中，那么，人人都可以随意褒贬这种趋势，可是无人能怀疑其历史的必然性。由这个观点看，罗马诗歌的缺点虽不可否认，却可解释，所以也略可为之辩护。固然，其中处处皆是琐碎而且常被肢解的内容与较为完美的形式迥不相称，不过这诗歌的真意义却正在其形式上的特色，尤其在用语和诗律的特色上。不美的是罗马的诗歌大半操在塾师和外国人之手，并且主要的是翻译和模拟之作；不过诗歌的根本目的若仅是搭一座由拉丁姆到希腊的桥梁，则李维和恩尼乌斯诚然有在诗歌上成为罗马造桥师的使命，并且翻译文学是达到这目的最简单的方法。更不美的是罗马诗歌偏好依据最冗长琐细的原作；可是由这个见地看，这正与其目的相合。无人想把欧里庇得斯的诗与荷马的诗等量齐观，然而用历史眼光看，世界主义的希腊文化以欧里庇得斯和梅南德为圣经，全无异于民族主义的希腊世界以《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圣经，由此观之，新派代表特把这一套文学介绍给大众，实有其正当的理由。罗马编剧家又自然而然地感到自己诗才有限，因而大致固守欧里庇得斯和梅南德而置索福克勒斯甚至阿里斯托芬于不顾；因为诗歌虽根本是民族的产物，难于移植，可是欧里庇得斯以及梅南德的诗歌皆以聪明才智为基础，聪明才智却在本质上四海如一。再者，有一件永久值得尊荣赏识的事：第六世纪的罗马诗人不依附当时的希腊文学或所谓亚历山大主义文学，却专在较旧的古典文学中寻求模范，虽则未真正求之于其最丰富或最纯洁的领域。通盘看来，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虽然能指出无数谬误的适应和不合艺术的过失，但希腊文化的宣传家做很不纯洁的宣传工作，自不免有此等过失随之而来；由历史甚至美学的观点看，那与宣传事业不可分离的信仰热诚，已略足以抵偿此等过失。关于这福音的价值，我们也许与恩尼乌斯的意见不同，不过说到信仰，如果“所信为何”不如“如何信仰”关系重大，则我们不能不感谢和佩服第六世纪罗马的诗人。他们对于希腊那种世界文学的势力具有新鲜强大的感觉，对于把这株奇树移植到外国抱着神圣的热望，二者皆弥漫于第六世纪的诗歌，并且特与那时代全然高贵的精神相吻合。以后净化的希腊文化以几分轻侮的态度藐视本时期的诗歌成绩；它或毋宁尊仰这些诗人，他们尽管有些缺点，却与希腊诗歌有密切的关系，比那些较文雅的后辈更接近真正的诗歌艺术。这时代的诗人那种勇于见贤思齐、那种响亮的节奏，甚至那种对于本业的非常自负，其中都有赫赫的壮观在，非其他时代的罗马文学所能及；就是不惑于这种诗歌的弱点的人，也可以把恩尼乌斯歌颂自己的豪语应用在这种诗歌上：

诗人恩尼乌斯万岁！他把如火的诗

灌到尘俗人的骨髓里。

本期希腊-罗马文学既大体有一种主导的倾向，其反对方即当时民族派的著作业同样拥有一种主导倾向。前者的目的既不多不少地恰在创造一种在文字上为拉丁而在形式和精神上却是希腊的诗，以消灭拉丁民族性，拉丁民族最优秀最纯粹的人士便被迫把希腊化文学连同希腊文体本身一齐排斥，并且置之于法律保护之外。加图时代的罗马人反对希腊文学，甚似恺撒时代的罗马人反对基督教；解放人和外国人为诗歌界的主力，一如以后他们为基督教民的主力；本国的贵族特别是政府不但视基督教徒而且视诗歌为完全敌对的势力；罗马贵族置普劳图斯和恩尼乌斯于莠民群众之列，罗马政府处死使徒和主教，其所据的理由殆属相同。在这方面做领导的，当然也是那代表本国力抗外人的加图。据他看来，在那连根腐烂的希腊民族中，希腊的文学家和医生是最危险的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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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他以不可言传的侮蔑对待罗马的“唱曲人”。他和他的同志常因此受人严厉的指责；可是仔细想来，我们不但须承认他在单独之点大体不谬，而且须承认民族派反对党在这方面较胜于在其他方面，已越过那不足济事的纯粹消极的守势。与他同时而年较少的奥卢斯·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Aulus Postumius Albinus）以其可厌的希腊化，甚至贻笑于希腊人。举个例子说，他竟编造希腊诗，并且在他所著史书的序言里说他是罗马生人以为其希腊文欠佳做辩护；那么，问他是否被司法当局判决来干预其所不知的事，不是个正当的问题吗？两千年前专以译喜剧为业的翻译家和为谋生和庇护而歌颂英雄的诗人，是不是比现在的尊荣？诺比里奥把恩尼乌斯——我们可以附带说，这位诗人在诗中赞美罗马当权的人，不问其为谁，甚至对加图以过分的称颂——带到安布拉其亚以歌咏他将建立的功绩，加图没有因此指责他的理由吗？加图在罗马和雅典所认识的那些希腊人，他没有骂他们为一群不可救药的东西的理由吗？这反对当代的文化和当日的希腊文化，甚为正当；可是加图绝不应负那反对一般文化和一般希腊文化的罪名。反之，民族派最大的长处就在他们也洞晓创造一种拉丁文学和以希腊文化促进拉丁文学的必要；不过由他们的目的看来，拉丁文学却不当只是模拟希腊文的范本和冒犯罗马的民族性，而应既受希腊影响的促进，又依意大利的民族性来发展。他们以天赋的本能（这本能虽不足以表示个人的明智，却足以证明当时一般人的热烈激昂），见到罗马因早先全未产生诗歌，要发展一种特殊的精神生活，历史是唯一的材料。希腊不是个国家，罗马却是个国家；奈维乌斯胆敢用历史试做罗马的史诗和罗马的戏剧，加图创造拉丁散文，皆因深切感到这事而来。诚然，以罗马的国王和执政官代替传说中的神灵和英雄，无异于巨人想叠起山岳以攻苍天；没有神话世界，便没有上古的史诗，也没有上古的戏剧，诗歌又不知有代替品。加图较为明慎，他认为真正诗歌已无可挽救，便把诗歌本身留给敌党；不过他试拟古代罗马的作品——阿皮乌斯的谕德诗和咏农诗——用本国的格律创造一种垂训诗，其用意仍是关系重大，值得敬重，即使其成功不逮其志向。散文给他一个较为有利的场所，因此他以其特有的全副多才多艺和勤奋，创造一种本国语的散文文学。这种努力，因为以家庭为对象而且当时只有他为此努力，所以更饶有罗马的本色，更值得敬重。于是有了他那原史，他那记录下来的论政演说，他那论专门科学的著作。这些书诚然弥漫着民族精神，运用民族材料，不过绝不反对希腊文化；实则它们大体发生在希腊影响之下，可是与敌党的著作也发生在希腊影响之下，其意义当然不同。他那主要著作的观念甚至标题都由希腊文的“开创史”（κτίσειs
）假借而来。他的演讲著作也适用此说；他嘲笑伊索克拉底，可是他想由修昔底德和德摩斯提尼获得教益。他的百科全书大体是他研究希腊文学的结果。特别是这位勤勉爱国的人所作所为，无一比他的文学活动更有效果，更有益于其国家，虽则比较而言，他或者不加以重视。在演说和科学的著作，他有众多可贵的后继者；他的“原史”可与希腊的散文史书相比，虽则以后无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为之继，却有一个原则由他建立起来：即一个罗马文人从事于应用科学和历史，不但适当，而且光荣。

让我们略述建筑、雕刻和绘画的情形以为结束。就建筑而言，奢侈日增的痕迹在公家建筑不如在私家建筑那样显著。至本期将终之时，尤其是自从加图为监察官（570年即前184年）以后，罗马人在建筑上始不但顾及公众的急需，而且顾及公众的便利；用石块砌成受渠水的水槽（lacus
）（570年即前184年）；建筑柱廊（575年即前179年）；特别是把雅典作法庭和办公用的厅堂传入罗马，即所谓basilicae
。这种建筑略与我们近代的商场相似，其第一座为570年即前184年加图所建的鲍西亚（Porcian）厅或银匠厅，位于元老院之侧——不久以后，其他厅堂与之联合，终至沿着罗马广场各面，这些壮丽的列柱厅堂渐渐代替了私人的商店。然而日常生活却更深受家庭建筑革命的影响，这种革命至迟须归在本时期。住室（atrium
）、庭院（cavum aedium
）、庭园和绕园柱廊（peristylium
）、文书储藏室（tablinum
）、神堂、厨房和寝室陆续齐备；至于内部装置，圆柱始应用于庭院和住室以支持开通的屋顶，也作为庭园的柱廊；这些布置可能全系模仿或至少利用希腊模范而作。然而建筑材料仍属简陋；瓦罗说：“我们祖先住在砖屋，仅设低低的石基以防潮湿。”

关于罗马的造型艺术，或者除蜡制凸出的祖先遗像外，不见任何踪迹。画家和绘画较常被提及。曼尼乌斯·瓦勒里乌斯于491年即前263年在梅萨那海面大破迦太基人和希耶罗，使人把战绩画在元老院的侧壁，是为罗马最古的壁画——以后继起的同类壁画甚多，这种图画在绘画艺术界的地位等于民族史诗和民族戏剧不久以后在诗歌界所占的地位。我们所见被称为画家的有一个名德欧多都，如奈维乌斯嘲笑他的话：

围着盖被，坐在神龛里

用牛尾画那开玩笑的灶神；

有为牛市的赫尔克勒斯庙作画的布隆迪西乌姆人马尔库斯·帕库维乌斯（Marcus Pacuvius），他就是在老年以编希腊悲剧著名的人；又有小亚细亚人马尔库斯·普劳提乌斯·利科（Marcus Plautius Lyco），为阿迭亚的朱诺庙作美丽的画，因而得到此城的公民权。
(42)

可是以上各种事实不但明示艺术业在罗马全居次要地位，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手艺，而且也明示这艺术或比诗歌尤专操在希腊人和半希腊人之手。

另一方面，在普通人中，以后业余艺术家和收藏家所表现的鉴赏力始有踪迹可寻。他们赞赏科林斯和雅典庙宇的壮丽，蔑视罗马庙宇屋顶上那些旧式的陶偶；就是像卢奇乌斯·鲍卢斯那样同情加图而不同情西庇阿的人，也以鉴赏家的眼光批判菲迪亚斯的宙斯像。罗马人攻克一个希腊城市，便掳去其艺术宝藏，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攻陷叙拉古（542年即前112年），始大规模地实行这种习惯。受过旧式教育的人对这种办法有苛刻的批评，例如攻陷塔兰托时（505年即前249年），严厉的宿将昆图斯·法比乌斯命人不得侵犯庙内的雕像，让塔兰托人保持其愤怒的神。然掳掠庙宇成为日益常见的事。特别由于两位代表罗马-希腊文化的主要人物，即提图斯·弗拉米尼努斯（560年即前194年）和马尔库斯·福尔维乌斯·诺比里奥（567年即前187年），以及卢奇乌斯·鲍卢斯（587年即前167年），罗马的公共建筑充满了希腊雕刻的杰作。在这里，罗马人也渐渐晓得艺术兴趣与诗歌兴趣同为希腊修养的主要部分，换句话说，同为现代文明的主要部分；可是没有某种诗歌活动便不能获得希腊诗歌，在艺术上仅用观赏和取为己有却似乎已足，所以罗马虽以人为的方法造出本国文学，竟无发展本国艺术的企图。

————————————————————

(1)
一套分明的希腊成语如Stratioticus，machaera，nauclerus，trapezita，danista，drapeta，oenopolium，bolus，malacus morus graphicus，logus，apologus，techna，schema
等在普劳图斯用语里成为很大的特色。这些希腊词不常附带译文，只在我们上面所列各词以外的才带译文，例如在Truculcntus
——可是在一句或系后加的诗里——我们得到说明：
est sapientia
。零星的希腊文也屡见不鲜，如在迦西那：

Ⅱ
— Dabo
，ut opinor
．

希腊的双关语也有，如在巴契教徒里：

opus est chryso Chrysalo

恩尼乌斯也同样假定Alexandros和Andromache的原意为观众所周知。最显明的是半希腊的构造，如ferritrilax，plagipatida，pugilice
等词，或如在光荣军人（Miles Gloriossus
）：

Euge！euscheme hercle astitit sic dulice et commoedice！

真的！他立在这里何等的美，像个说笑话的，演喜剧的！

(2)
这些在弗拉米尼努斯名下的短诗有一首如下：

狄欧斯库利，请听啊！你们欢乐的马师！

宙斯之子，请听啊！斯巴达亭达雷的主人！

埃尼雅的提图斯奉敬你们盛大的礼物，

一如他赠给希腊民族自由。

(3)
例如老加图的奴隶基隆（Chilo）以教授儿童为其主人挣钱。

(4)
以后解放人须从恩主姓氏的习惯，在罗马共和时代尚未实行。

(5)
李维的一出悲剧有下面一行：

Quem ego né frendem alui lácteam immulgéns opem．

我挤出一个无牙兽的乳汁，替他无限地乳养他。

荷马的诗（《奥德赛》Ⅻ、ⅩⅥ）：

不过塞斯不是不知

我们从阴间回来，她急速

来这里候着，两个使女给她带来

大量面包肉类和灿烂深红的酒。

译成这样：

急急忙忙，我们来到塞斯的家

同时人们把货物先运到船上，

并且装起千百种的其他物品。

最可注意的不是译笔的生硬而是译者的粗心；译者不使塞斯（Circe）往就犹里西斯，却使犹里西斯往就塞斯。又有一个更可笑的错误，把
（《奥德赛》ⅩⅤ．373）译为lusi
（Festus，Ep．υ．affatim
，p．Ⅱ，Müller
）。由历史眼光看，这些特点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我们由这些可以认识罗马最早诗人塾师的教育程度，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安德罗尼库斯虽生在塔兰托，希腊语却不能原是他的本国语。

(6)
无疑，这个剧院建在弗拉明竞技场以为575年即前179年举行阿波罗赛会之用，不过不久以后，这剧院可能又被拆毁。

(7)
599年即前155年，剧场仍无座位；不过因为不但普劳图斯开场语的作者而且普劳图斯本人皆有几次暗示就座的观众，大多数观众必自带凳子或坐在地上。

(8)
妇孺似乎无时不可入罗马剧场，可是在法理上奴隶应被排除在外，外国人亦必如是，国宾坐在元老中间或其侧，自属例外。

(9)
由普劳图斯的开场语（《迦西那》，17，《安菲特利昂》，65）推测，未必有发奖品之事，甚至《三元钱》（Trin
.，706）那段也很可以属于希腊原作而非译者之笔；上古剧名录和开场语以及一切旧闻全未言及给奖和奖品，足为铁证。

观众在开演一出戏时由家里走来看戏，到演完这出时回家，我们由此推知每日只演一出戏。如几种著作所示，他们在第二次早餐后往剧场，到中午又在家吃中饭，如是，演剧时间，按我们的计算，自近午时起而至两点止；普劳图斯的一出戏，各幕间加奏音乐，可能差不多占这样长的时间。塔西佗的书里有一段说观众“整天”在剧院，系指较晚时期而言。

(10)
所谓中期的雅典喜剧罕见采用，由历史观点看，这无须注意，因为这种喜剧不过是不甚发达的梅南德喜剧而已。更古的喜剧毫无被采用的痕迹。无疑地，罗马文学史家称罗马悲喜剧——依普劳图斯《安菲特利昂》的典型——为“林宗戏”（fabula Rhinthonica
）；不过新雅典喜剧家也做这种戏拟文章，罗马人做翻译时何以取材于林宗而不取材于较近的作家，实难索解。

(11)
一般看来，奈维乌斯也不这样拘泥，他嘲笑普雷内斯特人和拉维农人。普雷内斯特人与罗马人有某种争执的迹象屡见不鲜，皮罗斯时代的杀戮和苏拉时代的事变确乎与这争执有关。无妨的笑谑（如Capt．，160，881）的当然不受责难的通过。《迦西那》（Ⅴ．4和1）对于马赛利亚的恭维值得注意。

(12)
如是《小箱》（Cistellaria
）的开场语以下面的话为结束，因为当代文学传到现今的只有这段提到汉尼拔战争，这里可以给他个地位：

情形既是这样，再会吧！鼓起勇气

打胜仗，还像你以前那样；

保住你那新旧同盟的盟友；

按着你正当的判断增加助战的兵；

诛除为众所恶的人，博得桂冠和赞美，

这样获胜，予布匿人以惩罚。

第四行所指的是550年即前204年加在不勤职贡的拉丁殖民地的义务。

(13)
因此我们在假定普劳图斯暗指时事时，无论如何谨慎亦不为过。晚近的研究已把这种误用聪明的结果废弃甚多；不过《迦西那》（Ⅴ．4，Ⅱ）暗指酒神节的话不至于遭到谴责吧？我们或可反过来说，由《迦西那》和其他剧本描写酒神节的话，推知这些剧本写作时，谈酒神节尚无危险。

(14)
《塔兰托的少女》（Tarentilla
）那可注意的一段话不能有他种意义：

在这里舞台上给我赢得正当赞赏的，

任何处的君王也不敢反对——

那里的奴隶多么胜于这里的自由人啊！

(15)
近代希腊对于奴隶的意见，举个例说，可见于欧里庇得斯的一段：

那唯一为奴隶的羞辱的

只是名称，此外一切不恶于

自由人，只要是个品行好的奴隶。

(16)
例如在普劳图斯的《斯提库斯》，父亲与女儿研究一个贤妻的德性，这段在其他方面都很优雅，不过插入一个不相干的问题——娶个处女与娶个寡妇，二者孰优——只为的是可以得个同样不相干的回答，而且这回答是个不利于妇女的套话，绝无出自那谈话女子口中之理。可是与下文相比，那还是细事。在梅南德的《项圈》（Plocium
）里，一个丈夫向朋友诉苦：

A．
我娶了富有遗产的拉密亚，你晓得吧？

B．
当然晓得。

A．
她呀，这所房屋是她的，

还有田地和这里附近的其他一切。她想什么，

天知道！一切苦恼只有这个最叫我们难受；

她是一切人和每个人的累赘，不但是我的，

而且是儿子尤其是女儿的。

B．
真的，我知道，确是这样。

这段因为很朴实所以这样优雅，在凯基利乌斯的拉丁文改编本里却变成下面粗俗的对话：

B．
那么你的太太脾气不好，是不是？

A．
是的，不要说！

B．
为什么？

A．
我懒得听这话。如果我回到家中，我一坐下

她即刻给我一个冷淡的接吻。

B．
是的，好，她这接吻本身是适当的

她要你把在外面喝的吐出来。

(17)
希腊建筑家用扩音器辅助伶人的努力，就是在罗马人建筑了石剧院之时，这些剧院也没有扩音器。

(18)
关于奈维乌斯个人的记载非常混乱。因为他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打过仗，他不能生在495年即前259年以后。他在519年即前235年表演戏剧，可能是他最初的戏剧。人通常说他死在550年即前204年，瓦罗怀疑此说，确有正当理由；如果此说是实，他必曾在汉尼拔战争期间逃到敌国。那首讥刺西庇阿的诗不能写在扎玛之战以前。我们可以把他的一生置在490—560年即前264—前194年之间，所以他与543年即前211年阵亡的两位西庇阿同时，比安德罗尼库斯小十岁，或者比普劳图斯大十岁。他出生于坎帕尼亚，有格里乌斯为证，他的拉丁祖籍如果需要证明，有他自作的墓志铭为证。有人假设他不是个罗马公民而可能为坎帕尼亚的加勒斯或其他拉丁城市的市民，罗马警察所以对他那样横暴，得此说而更易解释。无论如何，他不是个伶人，因为他服兵役。

(19)
例如以李维的诗与下面奈维乌斯悲剧《来库古》（Lycurgus
）的一段相比较：

那些看守你这御体的人，

将即刻把你安置在枝叶茂密的地方，

那里的树木自然生长，不待种植。

或与赫克托（Hector）在《赫克托告辞》（Hector Profisciscens
）里向普利亚谟（Priam）所说的名言相比较：

我爱听，父亲，你常被赞美的人赞美。

再与《塔兰托的少女》里可爱的诗句相比较：

她对这人点头，对那人凝眸；心想着这个，手抱着那个。

(20)
这个假设似有必要，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古人对于普劳图斯剧本的真假不能那样猜疑；罗马古代名副其实的作家，任何人的著作权没有像他的这样难以确定的。由外表上看，普劳图斯与莎士比亚有最可注意的相同处，在这方面亦然。

(21)
在法学和一般专门用语上，Togatus
一词表示意大利人，不但与外国人相对，而且与罗马市民相对。如此，特别是有当兵义务而不在兵团服役的意大利人，其名册称为formula togatorum
。阿尔卑斯山内高卢被称为Gallia togata
，初见于赫尔提乌斯（Hirtius），不久以后又绝迹于习惯用语，这名词大概表示这个区域的法律地位，因为665—705年即前89—前49年之间，此地大多数的民社都有拉丁权利。维吉尔把gens togata
与罗马人相提并论，似乎也指拉丁民族而言。

据这个意见，我们便须认为拉丁戏是布景于拉丁姆的喜剧，一如希腊戏布景于希腊；二者同转移出事地点于外国，喜剧作家不得把罗马城或罗马市民在舞台上表演出来。实际上拉丁戏只能把情节安置在有拉丁权利的城市，此说有一事为证，即提提尼乌斯和阿夫拉尼乌斯（Afranius）的剧本，据我们所知，其布景所在的城市，如塞提亚、佛伦提努姆、维里特雷、布隆迪西乌姆等直至同盟战争时都可证明为有拉丁权的城市。公民权一扩张到全意大利，喜剧作家便失去其剧本所托的拉丁地点，因为山内高卢虽在法理上代替了拉丁民社，在首都的戏剧家看来却嫌距离太远，所以拉丁戏也似乎实际绝迹于世。可是还有在法理上被灭的意大利民社如卡普亚和阿特拉补其缺，于是阿特拉戏（fabula Atellana
）便有点为拉丁戏的后继。

(22)
关于提提尼乌斯，全无文献可考，只有据瓦罗书的残片来判断，他似乎老于特伦提乌斯（558—595年即前196—前159年）；因为大致看来，我们不能再从那段多事推测，那段所比较的两班人，虽则第二班（Trabea，Atilius，Caecilius）大致老于第一班（Titinius，Teientius，Atta），少年班中最老的却未必小于老年班中最小的。

(23)
提提尼乌斯的喜剧，我们所知的共十五种，六种以男角命名（baratus？coecus，fullones，Hortensius，Quintus，varus），九种以女角命名（Gemina，iurisperita，prilia？privigna，psaltria或Ferentinatis，Setina，tibicina，Veliterna，Ulubrana？），其中两种（iurisperita和tibicina）显然是对于男子职业的讽刺。女角在残篇中也居多数。

(24)
为比较起见，我们把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原著开头几行和恩尼乌斯的译文附在这里：

我愿亚果船没有驶过科尔奇

那个黑暗的辛浦勒伽底，

裴亮山峡森林的松树也没有

砍下来，那些为裴里亚取金羊毛的

勇士也没有划这只船！那么，我的主母，

那为耶孙而害相思病的美狄亚

便不会被带到依欧尔沁的碉堡。

恩尼乌斯的译文：

我愿裴亮森林的松树

没有被斧斤砍倒在地，

也没有用它造这只船，

我们现在叫她做亚果，

因船上有亚果的精良水手，

奉裴里亚王之命往科尔奇

用计寻取金色的羊毛！

这样，我的主母美狄亚

便不会伤心害相思病

从她的家移步到这里。

译文与原文的出入颇饶意味；译文不但同义反复和纡曲冗赘，而且删去或说明那些不甚习见的神话名词，如辛浦勒伽底（Symplegades）、依欧尔沁国（Iolcian land）和阿尔戈（Argo）。可是恩尼乌斯罕有真误解原文之处。

(25)
编年史第7卷有执政官把他的亲信人唤来一段，古人认为是这位诗人的自述，自属不谬无疑：

他喜欢同这个人

常常共食交谈和讨论他的勾当，

当他倦于大事回到家来的时候，

因为在广场和可敬的国政会议

他已做过了大半天的议事决策；

他也告诉他大事小事以至笑谈，

同时尽量把人所说的善言恶语

都对他倾吐，放心大胆地信托他；

他与这人共享家内家外的大乐；

轻浮或恶意的毁谤不能使得他

错待这个人，此人见闻广、心地忠，

对人和善、言谈便捷、知足而常乐，

在适当的时刻说适当的话，明智简短，

在交际中风度潇洒，精通散佚的旧闻，

因为年岁的关系，他晓得古今的习俗，

也晓得天道和人理的繁杂事物，

他听一段话，不但能报告，而且能缄默。

(26)
欧里庇得斯把占算家解释成这样一个人：

凑巧时他的话多假少真，

即不凑巧，也可以通得过。

拉丁翻译家把他译成下面对于算命家的攻击：

他观测天上星宿的示兆，注视

约维的山羊或龙虾或某兽的光芒出现；

他不见眼前之地，却仰观天象。

(27)
在《特勒福斯》，他说：

平民公然抱怨，是有罪的。

(28)
下面的诗内容和形式无一不佳，见于改编的欧里庇得斯的《凤凰》：

但是一个有勇气的人自当做真道德的生活，

一个自省不疚的人自当大胆地向仇敌叫战；

人人的心纯洁而安稳之处就有自由，

否则罪恶的行为潜伏在黑暗的深夜。

下面那描写如画的诗句见于《西庇阿》，此剧或被收入杂诗集中：

〔约维指点〕茫茫穹苍，处处万籁俱寂，

海神严命咆哮的海涛止息，

日神收住他那骏马的飞蹄，

河水停在高潮，枝间不见风吹。

这后面一段使我们略窥这位诗人独立创作的方法。这不过是扩充《赫克托的解放》（Hectoris Lustra
，原作或为索福克勒斯所著）悲剧中的字句，即旁观者看Hephaestus和Scamander的决斗时所说的话：

看啊！斯伽曼德停住了，枝间不见风吹。

其情节全由《伊利亚特》（ⅩⅪ，381）而来。

(29)
如是《凤凰》中有下面一句：

人若贪欲渴欲而欲得其欲，便是个愚人。

这样连用双声，这还不是最可笑的例。他也有藏头诗。

(30)
除加图外，我们在本期另见有两位“曾任执政官的诗人”——一个是昆图斯·拉比奥（Quintus Labeo，571年即前183年的执政官），一个是马尔库斯·波皮利乌斯（Marcus Popillius，581年即前173年的执政官）。他们是否曾发表他们的诗，仍难断言。甚至关于加图，这事也属可疑。

(31)
由下面几个片段，我们可以略知这诗的情调。关于第铎（Dido），他说：

她温柔巧妙地问道：埃涅阿斯如何离开特洛伊城。

又说到阿穆利乌斯（Amulius）：

阿穆利乌斯王举手向天，赞颂众神。

又有演说词的一部分，其间接的意义颇可注意：

可是弃这些勇士于危难中而不救，

那将是民族世世的羞耻。

关于498年即前256年在马耳他岛的登陆：

罗马人驶到马耳他，把这岛

完全焚掠残毁，把敌人歼灭。

最后关于结束西西里战争的和约：

又同意以馈赠物品向卢达提乌斯

赎罪，他也提出条件：他们须把

许多俘虏连得自西西里的在内

一齐放还，并且派遣人来为质。

(32)
这种最古的散文罗马史书是用希腊文写的，狄奥尼修斯和西塞罗对此已有定论，毫无可疑。昆体良和以后文法家所引用的亦名拉丁编年史，实属难解，并且因为他们又以同书名称引用一种详论桥师法的拉丁文作品，困难益增。不过任何人只要曾考究罗马文学有关这方面的发展，必不把后一种书归在汉尼拔战争时期的作家；那时是否有人写拉丁编年史，似有问题；不过古编年史家是否被人与较晚编年史家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塞尔维里亚努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 Servilianus，612年即前142年的执政官）相混淆，或者法比乌斯、阿西利乌斯（Acilius）和阿尔比努斯的希腊文年史都有较古的拉丁文本，或者有两个编年史家皆名法比乌斯·庇克托，必永为一个莫衷一是的问题。那用希腊文写的史书归在与法比乌斯同时的人卢奇乌斯·辛西乌斯·阿利门图斯（Lucius Cincius Alimentus）名下的，似为奥古斯都时代所编的伪书。

(33)
加图全部的文学活动皆属于他的老年；甚至《起源》最初几卷也不作于586年即前168年之前，而或在此年不久以后。

(34)
那热烈赞赏一切希腊事物的阿尔比努斯曾努力写一部有系统的历史（

）；波利比乌斯所以请人注意此事，显然是要与法比乌斯做一对比。

(35)
例如采用希罗多德书中佐庇鲁（Zopyrus）和僭主斯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的逸事以编成围攻加比（Gabii）的故事；婴儿罗慕洛的被弃于野系仿希罗多德所述居鲁士（Cyrus）少年的故事而做。

(36)
普劳图斯提到为父母的，说他们教子女读书、法权和法律，普鲁塔克也证实其说。

(37)
所以在他咏埃庇查穆的诗中，说朱庇特以“助人”得名，塞莱斯以“产生果实”得名。

(38)
Rem tene，verba sequentur．

(39)
poeta
一词源于希腊俗语
而非源于
——如陶工用
一词——可见其特征。我们可以连带地说，poeta
一词在学术上仅指史诗或朗诵诗的作者，而不指编舞台剧本的人，当时称这种人为scriba
。

(40)
甚至特洛伊和赫拉克勒斯传说中的次要角色也出现于世，例如Talthybius，Autolycus和Parthaon。再者，底比斯和阿尔戈（Argo）船员的传说，Bellerophon，Pentheus，Procne和Philomela的故事，萨福和法昂（Phaon）等，其最普遍的轮廓必已为人所知。

(41)
加图对他的儿子马尔库斯说：“关于这些希腊人，我将在相当之处把我在雅典得到的经验向你告知，我将证明，看他们的书是有益的，可是不要熟读他们的书，他们是个根本腐败和不受拘管的种族——请你相信我，这话同神签一样真实，如果那民族把他们的文化带到这里，会破坏一切，尤其是他们派医生到这里来。他们图谋以其医术歼灭一切蛮族，尽管这样，他们却仍收费，为的是使人信任他们，他们更易于把我们毁灭。他们也把我们叫作蛮族，竟用一个更鄙俗的名称欧庇坎人（Opicans）骂我们。所以我禁止你与行医的人有任何来往。”

欧庇坎人之名在拉丁文里含有恶意，在希腊文里却无恶意，并且希腊人用这个名词称呼意大利人，最无恶意：加图激于热情，不知此事。

(42)
普劳提乌斯是本期或下期初叶的人，因为写在他肖像上的题跋是六节诗，他不能甚老于恩尼乌斯；阿迭亚因同盟战争而失其独立，所以阿迭亚赠给他公民资格一事必在同盟战争之前。

第四卷　革命

你如此疯狂地驱赶我；

恐怕我要崩溃了。

上帝也不是每个周末

都要痛饮一番的。

——歌德

第一章　属国——迄格拉古兄弟时代

马其顿王国既废，罗马的统治权不但西自赫尔克勒斯柱东至尼罗河口和奥隆特斯河口成为既定的事实，而且仿佛受命运的最后决定，以定数难逃来全力压迫各国，使各国不亡于绝望的反抗，即亡于绝望的忍耐，此外无选择的余地。西班牙各省已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非洲、希腊和亚洲各地仍被视为罗马的保护国，两种地方都有强者与弱者的斗争，战局的转变虽形色繁多，却是千篇一律；如果历史不当力使诚挚的读者与她共尝甘苦，共历春光和冬景，则史家或欲规避这种乏味的工作，不考究这些战局的转变。可是此等冲突，单独地看，虽似无关重要而居附属地位，合起来看，却有深沉的历史意义在；特别是我们要明白本时期意大利的情形，非先晓得外省对于母国的反动不可。

本期之始，除可视为天然属于意大利的各区外——然而这些地方的土著仍未全被征服，利古里亚人、撒丁人和科西嘉人仍给罗马人“征村落而奏凯”的机会，不甚为罗马的光荣——罗马的主权仅正式成立于西班牙的两省，这两省包括比利牛斯山外半岛的东部大半和南部。上文已述此半岛的情形。伊比利亚人与凯尔特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这里杂然并陈，蔚为奇观。种类迥异和高下悬殊的文明在这里同时存在，在许多点成交互错综之势，伊比利亚人的古文化与极端的半开化状态并立，腓尼基和希腊商业城市的文明状态与拉丁化文化的发展并立，银矿所雇用的众多意大利人和驻防此地的大军都特别促进拉丁文化的发展。在这方面，罗马市镇意大利迦（Italica，在塞维利亚附近）和拉丁殖民地迦泰亚（Caiteia，在直布罗陀湾）值得一述——后者仅次于阿格里根图姆，为最早操拉丁语而行意大利制的海外市府。意大利迦是老西庇阿离西班牙以前（548年即前206年）为部下愿留在半岛的老兵创设的——不过可能原非市民民社，而仅为一个交易场所。
(1)

迦泰亚的创立在583年即前171年，为营中所生的大批儿童——罗马兵士与西班牙奴隶所生之子——而设，这些儿童长大成人，在法律上为奴隶，在事实上却为自由的意大利人，现在为国家的缘故得到解放，与迦泰亚的旧居民组合成一个拉丁殖民地。大体看来，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整顿埃布罗省（575年即前179年，576年即前178年）以后，虽有一两次征讨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和卢西塔尼亚人的事见于记载，西班牙各省却安享太平无事的福，几三十年。

较严重的事件发生于600年即前154年。卢西塔尼亚人在一位首领布尼库斯（Punicus）的领导之下，侵入罗马领域，罗马两省长官联合抵抗，为其所败，军队死者甚众。维托内人（Vettonen，在塔古斯河与上杜罗［Duero］河之间）为此事所动，与卢西塔尼亚人联合，卢西塔尼亚人得其支援，竟能把行动范围扩大，远至地中海，甚且劫掠距罗马省会新迦太基不远的巴斯图罗-腓尼基人之地。国内的罗马人极为重视此事，以至于议决派一位执政官往西班牙，这是自从559年即前195年以来未尝采取的步骤，并且为加速派援起见，甚至把新执政官的法定就职日期提早两个半月。因为这个缘故，执政官就职的日期由三月十五日改到一月一日；我们现在仍用的岁首就这样形成了。可是执政官昆图斯·弗尔维乌斯·诺比利奥尔尚未带兵来到，远西班牙省长官副执政官卢奇乌斯·穆米乌斯（Lucius Mummius）就与卢西塔尼亚人大战于塔古斯河右岸，现在布尼库斯已战死，统率卢西塔尼亚人的是继任人恺撒鲁斯（Caesarus，601年即前153年）。起初，战局有利于罗马人；卢西塔尼亚兵败，营垒被陷。不过罗马人在进军中已感疲乏，又在追击时乱了行阵，终为已败的敌人所乘，全被击破，阵亡九千人，除敌营外，本营也告失陷。

现在战火蔓延甚广。塔古斯河左岸的卢西塔尼亚人在考凯努斯（Caucaenus）率领之下，猛扑罗马属下的凯尔提西人（Celtici）在阿连特茹（Alentejo），取其城邑科尼斯托尔吉（Conistorgis）。卢西塔尼亚人把夺自穆米乌斯的旌旗送给凯尔特伊比利亚人，一方面宣告胜利，一方面要求起兵，并且这民族中也不乏骚动。有两个部落，一个是贝里部（Belli），一个是帖替部（Titthi），与强大的阿雷瓦恺部（Arevacae，在杜罗河和塔古斯河的源头附近）为邻，两部决定共同卜居于境内一个城邑塞介达（Segeda）。他们正在从事建筑城垣，罗马人命他们停工，因为森普罗尼乌斯的条约禁止属国随意建城，同时又要求他们缴纳按条约应缴纳但多时未经征取的款项和人丁。对这两个命令，西班牙人都不肯服从，声言他们仅在从事扩展而非建城，至于贡献，罗马人不但已把它停止，而且已把它豁免。此后诺比利奥尔即率兵近三万人来到近西班牙省，内有努比底亚的骑兵和战象十匹。新城塞介达的城垣尚未竣工，居民大部降服。可是最有决断的人士却携妻带子逃到阿雷瓦恺部，请他们共抗罗马人。阿雷瓦恺部见卢西塔尼亚人战胜穆米乌斯，胆力大增，便同意此事，并推选塞介达难民中的迦鲁（Carus）为统帅。这位英勇的领袖被选的第三日便死于疆场，不过罗马军被击破，罗马市民战死的达六千人；自此以后，罗马人永不忘八月二十三日火神节（Volcanalia）的悲痛。然而阿雷瓦恺部因统帅殒命，退入最坚城邑努曼提亚（Numantia，在瓜尔莱［Guarray］，位于杜罗河上索里亚［Soria］以北，相距约五公里）。诺比利奥尔追至此处。第二战发生于城下，罗马人起初以战象把西班牙人驱回城内，可是在进行此事时，一象受伤，他们陷于混乱，敌人由城内出击，罗马军又败于敌人之手。此事和其他不幸事件——如罗马派骑兵一队往征助兵，为敌所歼——使罗马人在近西班牙的情势极形不利，以致罗马兵库和粮台所在的奥西利（Ocilis）堡垒投归敌人，此时阿雷瓦恺部竟至想向罗马人提示和约，不过无功。然而穆米乌斯在南方的胜利却差可与这些失利相抵。他的军队虽因遭挫折而力衰，可是能乘卢西塔尼亚人失策而分散于塔古斯河右岸之时，予以击破，然后渡到左岸；卢西塔尼亚人原已蹂躏罗马全部的领土，甚至抄掠到非洲，现在他把南省的敌人肃清。

翌年（602年即前152年），元老院以诺比利奥尔无能，派大批增援和一位新元帅来代替他，新元帅为执政官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凯卢斯（Maceus Claudius Marcellus）。586年即前168年他为将军时既于西班牙取卓著功绩，此后两次为执政官，皆证明他有做统帅的本领。他的领袖才能尤其是他的仁慈迅即转移时局；奥西里即刻向他投降；阿雷瓦恺部希望略付罚款即可得和，马尔凯卢斯准其所请，甚至此部也得休战，派使者往罗马。如是，马尔凯卢斯便能进至南省；南省的维托内人和卢西塔尼亚人于将军马尔库斯·阿提利乌斯（Marcus Atilius）在其境内时表示服从，可是他一旦离去，他们便又叛变，侵伐罗马的同盟。这位执政官到来，此地恢复平静状态，他在科度巴（Corduba）过冬时，整个半岛停战。同时，对阿雷瓦恺部的和约问题则在罗马城讨论。有足以明示西班牙人的相互关系的，就是阿雷瓦恺部的罗马党遣密使来陈说：罗马人若不愿牺牲亲附罗马的西班牙人，便只能每年派一执政官带相当兵力至西班牙，否则须乘今之时施重惩以儆效尤，此外无他途可循；罗马所以拒绝和议，此为其主要原因。即以此故，阿雷瓦恺部的使者未得确定的答复即被遣归，罗马决定努力进行战事。于是翌年（603年即前151年）春季，马尔凯卢斯被迫再对阿雷瓦恺部作战。可是罗马统帅听闻继任人不久将至，不愿把结束战事的光荣留给后任，或更为可能的，他与格拉古主张相同，以为欲得永久和平，首须善遇西班牙人。他竟与阿雷瓦恺最有势力的人士举行一个秘密会议，在努曼提亚城下结成条约，阿雷瓦恺部依约向罗马人无条件投降，不过承诺出钱和遣质子以后，又得恢复其旧条款所列的权利。

新元帅执政官卢奇乌斯·卢库卢斯（Lucius Lucullus）来到大本营时，见和约已正式缔结，他前来督导的战事业已告终，他原希望由西班牙取得荣名尤其是钱财回国，如今希望似乎化为泡影。可是这种困难有法克服。卢库卢斯自动攻击阿雷瓦恺部的西邻瓦迦人（Vaccaei），这是个仍为独立的凯尔特伊比利亚民族，且与罗马人有极友善的关系。西班牙人请问何罪见攻，罗马人便忽然攻打考迦城（Cauca，即科卡［Coca］，在塞哥维亚［Segovia］西，相距约四十公里），以为答复；这座惊慌的城邑牺牲巨款，以为已买得一个降约，罗马军队却开入城内，捕居民为奴隶或加以屠戮，毫无借口。罗马军既做出这件英勇事业，据说因此丧命的达二万人，便再向前进。一片广大区域的村镇或被放弃，或闭门以拒罗马军，如强固的茵特迦提亚（Intercatia）和瓦迦人的首城帕朗提亚（Pallantia，即帕伦西亚［Palencia］）。贪婪者自食其报；无一民社敢与这背信的元帅缔结降约。因居民一致逃窜，不但无物可掠，而且在这四面楚歌之地，他几至不能一朝居。有一位得人敬重的军团长官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Scipio Aemilianus），是皮德纳战役胜利者之子，扎玛战役胜利将军的义孙，他在茵特迦提亚之前，当元帅的诺言不复济事之时，竟能以一己的诺言为担保，劝居民结一协定，罗马军借此受有一批牛羊和衣服，而后离去。可是罗马军攻帕朗提亚，却因缺乏粮饷，不得不解围，退兵之时，瓦迦人追蹑其后，直至杜罗河。于是卢库卢斯进至南省；本年在南省的将军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奇乌斯·伽尔巴（Servius Sulpicius Galba）已为卢西塔尼亚人所败。二人在相距不远之处度过冬季——卢库卢斯在图尔德塔尼人（Turdetani）境内，伽尔巴在科尼斯托尔吉斯人境内——翌年（604年即前150年），他们合攻卢西塔尼亚人。卢库卢斯在加的斯海峡附近略获小胜。伽尔巴的成绩较大，因为他与塔古斯河右岸的三个部落结约，许把他们移到较佳的居地；于是这蛮族因欲得地而来归他的达七千人，伽尔巴把他们分为三队，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一部分掳去为奴隶，把另一部分杀戮。人以背信、残忍和贪婪来作战，未有如这两位将军之甚的；然而凭着造罪得来的财宝，一个免予判罪，另一个甚至免予弹劾。耆宿加图年已八十五岁，距死期仅数月，想传讯伽尔巴于市民之前；可是这位将军啼哭的儿女和带回本国的黄金竟能向罗马人民证其无罪。

不是因为卢库卢斯和伽尔巴在西班牙得到不光荣的胜利，而是因为第四次马其顿战争和第三次迦太基战争爆发于605年即前149年，罗马人始暂把西班牙的事又交给寻常的省长。伽尔巴的背信未挫卢西塔尼亚人的锐气，反而激起他们的愤慨，于是他们即刻又蹂躏图尔德塔尼亚肥沃之地。罗马的省长盖乌斯·维提利乌斯（Gaius Vetilius，607—608年（？）即前147—146年
(2)

）率兵向他们进攻，不但击败他们，而且把他们全军赶得向一座山逃窜，他们似乎陷入无可挽救的绝境。降约业已实际订妥，那时维里亚都（Viriathus）警告同国人说：罗马人的诺言不可信，他们若肯从他，他必能把他们救出。维里亚都是个出身微贱的人，从前他年少时，曾英勇保卫他的羊群以抗野兽和盗贼，今在重大的战争中成为可畏的游击队长，那些经伽尔巴背信痛剿的西班牙人能偶然逃得性命的只有少数，维里亚都实居其一。他的言辞和榜样深有效力，军队推他为最高统帅。维里亚都命他那军队的大部分头各取一路向指定的聚会处前进，他自选马最良而人最可靠的骑兵一千人编成一队，亲率他们掩护其余部队出发。罗马人缺乏轻骑，不敢在敌骑监视之下分兵追击。维里亚都和他那队人马制止罗马全军整整两日，他忽然在夜间离去，急向聚会处而行。这位罗马将军追他，可是陷入一个巧设的埋伏，折了全军之半，并且他本人也被捕杀，其余的队伍勉强逃到海峡附近的殖民地迦泰亚。百忙之中，西班牙民兵五千人由埃布罗被派往援助罗马的败军，可是此队仍在途中，便为维里亚都所毁灭，于是他完全控制卡本塔尼亚（Carpentania）的整个内地，罗马人甚至不敢到那里来寻他。现在维里亚都被承认为全卢西塔尼亚的君主，他既有王位的全副尊严，又知如何不失其牧羊人的朴素习惯。他没有与普通兵士不同的标志；他的岳父是罗马属下西班牙的王子阿斯托尔帕（Astolpa），摆设富丽堂皇的结婚筵席招待他，他未曾动用金器和丰盛的肴馔，便起身离座，把新娘提到马上，携着她向他的山中驰去。每有战利品，他所取的未尝多于他所分给每个战友的一份。兵士所以认识元帅，只因他身材高大，隽语惊人，最重要的，他的节制和操劳为部下任何人所不及，就寝时永穿全副衣甲，作战时永立在最前列。仿佛在这个根本平淡无奇的时代，一位荷马诗中的英雄复生于世；维里亚都在全西班牙名闻遐迩；这英勇的民族受异族统治的桎梏，以为在他身上毕竟见到一位行将打破桎梏的人物。

以后两年（608—609年即前146—前145年），他的领导在西班牙的南北两部均著非常的成效。维里亚都既毁灭将军盖乌斯·普劳提乌斯（Gaius Plautius）的先锋，又竟能施巧计把他诱到塔古斯河的右岸，在那里大破其兵，以致这位罗马副执政官在仲夏时驻营度冬——因此他以贻羞罗马民社的罪被控于人民之前，不得不出居异域。同样，省长——似为近西班牙省的省长——克劳狄乌斯·尤尼曼努斯（Claudius Unimanus）的军队也被毁灭，盖乌斯·内吉狄乌斯（Gaius Negidius）的军队被击破，大片平原被劫掠。表胜观高筑在西班牙山中，饰以罗马省长的官徽和兵团的武器，罗马城内的人听得蛮族胜利，惭愧与惶恐交集。现在一位较为可靠的军官被委来指挥西班牙的战事，此人就是执政官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埃米利亚努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 Aemilianus），为皮德纳战胜将军的次子（609年即前145年）。可是永经战阵的老兵正由马其顿和亚细亚归来，罗马人却不敢再派他们前往西班牙，做其所恶的战事，马克西姆斯带来的两个兵团都是新征的兵，不比那士气不振的旧西班牙军更为可靠。最初几仗又利于卢西塔尼亚人，后来在本年的所余月日中，这位慎重的将军把全军集中于乌萨（Ucsa即奥苏纳［Qsuna］，在塞维利亚东南）营内，敌人讨战，他不应战；到了次年（610年即前144年），他的部下已由小战适于打仗，然后能保持优势，于几次胜利之后，到科度巴驻营度冬。可是接代马克西姆斯的将军昆克提乌斯（Quinctius）怯懦无能，罗马人又连战连败，时当仲夏，其将军即闭城自保于科度巴；同时维里亚都却横行于南省（611年即前143年）。

他的继任人昆图斯·法比乌斯·塞尔维利亚努斯（Quintus Fabius Seivilianus）系马克西姆斯·埃米利亚努斯的义兄弟，被派带两个新兵团和十匹象来到半岛，他努力深入卢西塔尼亚人之地，可是几次交锋，不分胜负，罗马营垒被攻，勉强把敌人击退，他觉着不得不退回罗马境内。维里亚都追入省境，不过他的部队依西班牙叛军的惯例，忽然化为乌有，他不得不回到卢西塔尼亚（612年即前142年）。次年（613年即前141年），塞尔维利亚努斯再取攻势，穿越贝提斯（Baetis）河和阿那（Anas）河上的地域，然后进入卢西塔尼亚，占领许多城邑。大批叛党落入其手，为首的约五百人都被处决；由罗马境内叛归敌方的皆被断手，其余众人均被卖为奴隶。可是在这一次，西班牙战事却也不失其变化无常的特性。在这一切胜利以后，罗马军在攻打埃利萨内（Erisane）时为维里亚都所击破，被追至一座危岩，完全落入敌人的掌握。然而维里亚都与昔日萨谟奈将军在考迪尼山隘时一样，仅止于与塞尔维利亚努斯订一和约，约中承认卢西塔尼亚自主，并承认维里亚都为卢西塔尼亚王。罗马势力的增加与民族荣辱感的衰微相等，首都人士乐于解脱这讨厌的战争，元老院和人民竟批准此项条约。可是塞尔维利亚努斯的胞弟昆图斯·塞尔维利乌斯·恺庇欧（Quintus Servilius Caepio）继其兄位，深不满于这种姑息态度；元老院懦弱，竟至于先允许这位执政官暗中谋害维里亚都，而后至少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坐视他毫无借口，公然背信。于是恺庇欧侵卢西塔尼亚，穿越其地，远至维托内人和伽莱西人（Gallaeci）之境；维里亚都不肯与占优势的兵力交锋，用巧妙行动闪避敌人（614年即前140年）。可是到了次年（615年即前139年），恺庇欧重行进攻，同时马尔库斯·波皮利乌斯（Marcus Popillius）率北省可调的兵来卢西塔尼亚援助他，维里亚都不计条款，请求议和。罗马人要求他把一切由罗马辖境投归他的人，连他的岳父在内，一概交出；他遵照办理，罗马人下令把他们处决或断手。可是这还不够，罗马人不惯于把战败者将来的命运一次和盘托出。

命令络绎不绝地传到卢西塔尼亚人，每次要求均较前次更为难堪，终至勒令他们缴出武器。昔日卢西塔尼亚人为伽尔巴所缴械的遭到厄运，维里亚都有鉴于此，再动干戈；可是已嫌太迟。他的犹豫不决已在其左右近臣中种下谋反的根苗，他的亲信，来自乌萨的奥达斯（Oudas）、狄达尔科（Ditalco）和米努奇乌斯（Minucius）等三人以为无再获胜利之望，取得国王的许可，再与西庇阿开和议，借此把卢西塔尼亚英雄的生命卖给外人，以换取个人免罪和其他报酬的保证。他们回营后，向国王力称交涉结果顺利，次夜便乘他在帐中入睡，把他刺死。卢西塔尼亚人用无与伦比的葬礼崇敬这位功名赫奕的领袖，二百对武士在丧事宴会中比武；又用更高的方式崇敬他，他们不放弃战事，却推举陶塔姆斯（Tautamus）为元帅以代那殒命的英雄。维里亚都曾计划夺取萨贡图姆于罗马人之手，这计划自属十分大胆，不过新元帅既无其前任那种适可而止的明智，又缺乏他那种军事本领。远征完全失败，军队在归途渡贝提斯河时为敌所攻，被迫无条件投降。如是，卢西塔尼亚非亡于光明正大的战争，而实亡于外国人的奸谋和暗杀。

维里亚都和卢西塔尼亚人祸害南省之时，另一严重不逊于此的战争爆发在北省的凯尔特伊比利亚各族之中，未必不受前者的扶助。610年即前144年，阿雷瓦恺部见维里亚都的辉煌胜利而生心，起兵叛罗马；执政官昆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原被派援救马克西姆斯·埃米利亚努斯于西班牙，因此故不往南省，却移兵攻凯尔特伊比利亚人。他以此等人的战斗，尤其是他攻打那被认为坚不可摧的城池康特雷比亚（Contrebia），都显示他的本领不减当年战胜马其顿伪主之时；经他治理两年（611—612年即前143—前142年）之后，北省慑服。只有特曼提亚（Termantia）和努曼提亚两城尚未向罗马人打开城门，可是他们与罗马人的降约也即将结成，并且西班牙人已履行大半的条件。然而西班牙人素以执有一柄得心应手的刀剑自豪，罗马人一命他们缴出武器，他们便与维里亚都一样，也为这种真纯的自尊心所阻，决定服从勇悍的梅伽拉维库斯（Megaravicus），继续作战。这事似属愚妄。613年即前141年的执政军为执政官昆图斯·庞培（Quintus Pompeius）所统率，其兵力四倍于努曼提亚能胜兵役人丁的总数。可是这位将军毫不知兵，在两城的城墙下大遭挫败（613年即前141年，614年即前140年），以致他终愿用交涉方式取得他所不能强取的和平。与特曼提亚的协定必已成立。至关于努曼提亚，罗马将军释放他们方面的俘虏，暗中允许给他们以优待，要求这民社无条件投降。努曼提亚人厌战，对此同意，将军竟把他的要求限制在无可再小的程度。战俘逃兵和人质均已交出，议妥的款项已付出大半，适值615年即前139年新将军马尔库斯·波皮利乌斯·莱那斯来到营中。按罗马人的观念，庞培所结的和约未免辱国，他一见统兵的责任移到他人肩头，便为避免还罗马城后遭到查究起见，心生一计，不但自食其言，而且不认其曾为此言；努曼提亚人来缴最后一笔款项，他当他们的和本国的官员之面，简直否认有缔结协定之事。此事便提交罗马元老院判决。元老院加以讨论之时，努曼提亚城下的战事归于停顿，莱那斯从事于远征卢西塔尼亚，促成维里亚都的灭亡，并抄掠努曼提亚邻邑的卢松人（Lusones）。元老院的决定终于到来，大旨谓应继续战争——如是，国家附和庞培的无赖行径。

努曼提亚人勇气不衰，愤慨有加，再行作战；莱那斯攻打他们而无功，他的后任盖乌斯·霍斯提利乌斯·曼奇努斯（Gaius Hostilius Mancinus）也不较为顺利（617年即前137年）。可是他们遭遇挫折，其故不在努曼提亚人的武力，而在罗马将军的军纪废弛，以及——其自然的结果——罗马兵士的放荡、跋扈和畏怯与年俱增。仅是谣言且是无稽的谣言传来，说坎塔布里部（Cantabri）和瓦迦部正来解努曼提亚之围，罗马军未奉命令即弃营宵遁，自保于十六年前诺比利奥尔所筑的寨栅。努曼提亚人听得他们忽然离去，急起追奔逐北，把他们包围起来，罗马军除持刀杀出敌阵，或依努曼提亚人所替定的条款结和外别无他途。这执政官个人虽系讲信誉的人，却软弱无能，又不甚知名。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这时在军中为财务官，因其父节制埃布罗省甚为贤明，世世为凯尔特伊比利亚人所敬仰，素有左右他们的势力，现在劝努曼提亚人，使他们以全军属僚所共誓守的公平条约为已足。可是元老院不但立即召还将军，而且在长期讨论之后，竟使人以一项建议提交市民大会，说他们对待这个协定应与往日对待考迪尼协定无异，换句话说，他们应不予核准，卸责于结约者身上。按正理说，所谓结约者应包括一切曾誓守此约的人；可是格拉古和他人均因有瓜葛而得免；只有曼奇努斯不属于最高贵族界，须为他个人和他人的过失而受罚。这位罗马的执政官被褫去公服，解往敌人的前哨，努曼提亚人不肯接受，以表示他们那方面不承认条约无效；这位执政官身穿衬衣，背剪着手，在努曼提亚门前整整立了一日，无论敌友莫不见而生怜。然而他的同僚执政官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却似乎对于这惨痛的教训毫不在意。罗马城中讨论曼奇乌斯条约之时，雷必达正仿十六年前卢库卢斯之所为，借故攻打自由民族瓦迦部，始与远西班牙省的将军会同围攻帕朗提亚（618年即前136年）。元老院以一道法令要他停战，然而他借口时势已有变迁，继续围攻。这样一来，可见他不但不是个良民，也不是个良将。他屯兵于这座既大且坚的城下甚久，以致军队在这崎岖的敌国里粮饷不继，不得不留下患病和受伤的士兵而退却，帕朗提亚人追蹑其后，歼其兵一半，罗马军已全趋崩溃，如果敌人不停追太早，必致全军覆没。因为此项过失，这位贵族将军归来时，被科罚金。他的后任卢奇乌斯·福里乌斯·菲卢斯（Lucius Furius Philus，618年即前136年）和盖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Gaius Calpurnius Piso，619年即前135年）又须与努曼提亚人战，因为他们无所作为，他们幸能全师归国。

就是罗马政府也毕竟渐知这种情形不能再行继续，他们议决把荡平西班牙这座小城当作非常之事，委罗马第一流的将军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来办理。固然，作战所需的经费发放得非常吝啬，他请求征兵，竟遭到直接的拒绝——其故或在朋党的阴谋和恐加重负于握主权的人民。可是大批亲友和门客自愿与他偕行，其中有他的胞兄，即几年前曾率兵讨维里亚都有功的马克西姆斯·埃米利亚努斯。这群忠实的人成为将军的卫队，西庇阿借着卫队的助力，始能整顿那风纪荡然的军队（620年即前134年）。首先，随营人众须离去——内有营妓多至二千人，占卜人和各种僧侣无数——兵士如果不能用来作战，他至少须掘壕和行军。在第一个夏季，将军避免与努曼提亚人冲突，他仅止于毁坏四乡的积聚，惩罚卖谷给努曼提亚人的瓦迦部，强迫他们承认罗马的主权。将近冬季，西庇阿始集合其军于努曼提亚的周围。除努米底亚王子朱古达（Jugurtha）所率的步骑兵及战象十二匹和西班牙众多的助兵外，尚有四个兵团，共达六万人，围困一座能胜兵役的公民至多不过八千人的城邑。尽管如此，被围者却时常挑战。不过西庇阿明知多年的纷乱非一朝所能整理，不肯应战；被围者出击，每次引起冲突，罗马兵便抱头鼠窜，将军亲临战场，始被勉强制止，这不幸而证明他所用战术的不谬。将军贱视其部下未有甚于西庇阿贱视那围攻努曼提亚的军队的；他不但以刻薄的言辞而且更重要的以其所用的方法表示他对于部下的意见。罗马人在可以自行决定用刀与否的场所，竟用锄锹来作战，实以此为首次。此城周围约五公里，罗马人筑一道两倍于此的双层长围，备有墙垣、楼橹和壕堑；最初，大胆的船夫和潜水夫可以奋力由杜罗河运点粮食入围城，这河也终被封锁。如是，由一切方面看来，他们所不敢攻打的城必至因饥荒而陷落，又因其公民于去夏未曾积蓄粮食，更当如此。努曼提亚人不久便感到样样缺乏之苦。一个最勇敢的人名雷托吉尼（Retogenes）的带着几个伴侣杀出敌军的战线，苦苦哀告说勿令同族人死亡而不救，这话至少大大感动了阿雷瓦恺部一个城邑卢提亚（Lutia）。可是卢提亚人尚未达到决定，西庇阿即由此城的罗马党得到情报，率重兵临城下，迫当局交出这种运动的首领，于是在罗马将军命令之下，英俊少年四百人均受断手之刑。努曼提亚人既这样失去最后的希望，就派人向西庇阿磋商归降事宜，并以好汉惜好汉呼吁；不过使者归来，声言西庇阿要求无条件投降，群众大怒，把他们碎尸万段，又过一个时期，饥馑和疠疫始竟其全功。努曼提亚人终于送第二个信息到罗马大本营，说此城今愿无条件投降。罗马人训令邑民次日齐集城门之前，他们请缓期数日，以使那些决定与自由共存亡的人有就义的时间。所请得蒙照准，利用之者不在少数。最后，可怜的遗民来到门前。西庇阿选出其中最尊显的五十人参加凯旋游行队，其余均被卖为奴隶，城垣被夷为平地，领土被分给邻近各城邑。此事在621年即前133年秋季，在西庇阿就统帅职后十五个月。

努曼提亚既陷落，各处仍存的反罗马活动断了根株，耀武扬威和征课罚款即足以使近西班牙承认罗马的上国地位。

在远西班牙，卢西塔尼亚既灭，罗马统治的力量加强，范围增广。执政官德西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Decimus Junius Brutus）来代恺庇欧之位，使卢西塔尼亚的战俘居于萨贡图姆附近，并依迦泰亚的例，给他们的新城瓦伦提亚（Valentia，即瓦伦西亚［Valencia］）一个拉丁体制（616年即前138年）；他又（616年即前138年）由各种方向行经伊比利亚西岸，为罗马达到大西洋岸的第一人。卢西塔尼亚人无论男女均固守其所居的城邑，他把他们全数荡平，又与素来独立的伽莱锡部（Gallaeci）大战一场，据说此部阵亡了五万人，然后把它并入罗马行省。现在瓦伽部、卢西塔尼亚部和伽莱锡部既皆被征服，整个半岛除北岸外至少在名义上均服从罗马人。

一个元老院的委员团奉派到西班牙，以便协同西庇阿，依罗马的模范，组织新克服的省境；西庇阿竭力消除前任那种顽钝无耻政策所致的后果。例如十九年前他为军团长官时，不得不坐视考迦人受卢库卢斯可耻的虐待，现在他请考迦人复还其城，加以重修。西班牙又复渐入佳境。海盗潜伏于巴利阿里岛内险恶的地方，631年即前123年，昆图斯·凯西利乌斯·梅特路斯（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占领了这个群岛，剿平海盗，非常有益于西班牙商业的繁荣；在其他方面，这些岛屿土地肥美，居民稠密，土人有用轮索的绝技，得之甚有价值。西班牙的拉丁人三千名卜居于新获群岛的两城即帕尔玛和波伦提亚（Pollentia，即波伦扎［Pollenza］），可见就是在这时候，西班牙操拉丁语的居民如何众多。尽管重弊丛生，罗马在西班牙的政事却大致保存加图时代尤其是提比略·格拉古所形成的规模。诚然，北方和西方的众部落仅半被荡平或全未征服，罗马的边境受其糜烂不小。特别在卢西塔尼亚人中间，贫苦少年常相聚为群盗，结成大夥，由本国人或邻国人勒索捐纳，以故就是在很后于此的时期，这一带孤单的庐舍都建成堡垒式，遇必要时，可资防守；在这些蛮荒而几乎无路可通的卢西塔尼亚山地，罗马人也没有做到铲除这种行劫的风俗。可是以前堪称为战争的，日益变为土匪行劫的性质，每一略有能干的长官均能用其平常的力量把它扑灭；尽管边界上有那些灾害，罗马的属地仍以西班牙为最兴盛最有组织的地方；当时尚不知有什一税和经纪人的制度；人口众多，其地饶于粮食和牲畜。

罗马与迦太基、马其顿和叙利亚作战，因而把非洲、希腊和亚洲的国家纳入罗马霸权的范围，这些国家的境遇在形式自主与实际附属之间，较西班牙的状况尤为难堪。一个独立国家在无可避免之时受战祸而不辞，为了独立，无论付出何等代价，亦不为过；一个已失其独立的国家尚有保护主保证它与邻国的相安无事，至少可以略偿所失。可是罗马这些属国既无独立，又无和平。在非洲，迦太基与努米底亚有连续不绝的边境战事。在埃及，罗马的仲裁已解决托勒密·菲洛梅托与其弟胖托勒密（Ptolemy the Fat）的争位问题；然而埃及和昔兰尼的新主仍为争塞浦路斯而战。在亚洲，不但大多数国家——比提尼亚、卡帕多奇亚、叙利亚——也因为争位的内战和争位所引起的邻国干涉而四分五裂，而且阿塔鲁斯王朝对伽拉提亚人、阿塔鲁斯王朝对比提尼亚王，甚至罗德斯对克里特均有形形色色的恶战。同样，在希腊本部，惯见于此的蛮触之争仍然余烬未熄；就是往日那样平静的马其顿现在也因新行民主政体而消耗其力于内战。这些国家竟把它们最后的生活力和最后的繁荣都耗费在这等无谓的斗争上，上国和属国均不能辞其咎。属国应知一个国家若不能与每一国家作战，便绝不能作战，又应知它们所享有的领土和权力实际上既都在罗马保证之下，则遇有争执，除与邻国和解了事或请罗马人做仲裁外，别无他法。罗德斯人和克里特人力请阿喀亚的公会给以同盟的援助，阿喀亚公会竟郑重讨论派兵问题（601年即前153年），不过是一场笑话而已；当时亲罗马派立下一条原则“阿喀亚人未得罗马许可，不复能随意开战”，当然，这原则不幸正表现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属国的形式自主仅限于形式，若欲化空名为实事，必至连空名也难保全。可是上国比属国尤应负其咎。一个人不易自安于无足重轻，一个国家亦然；上国的义务和权利即在或放弃其威权，或发挥其优越的实力以迫属国委身听命。罗马元老院却置此二者而不为。元老院既受一切方面的吁请和敦促，便不断干涉非洲、希腊、亚洲和埃及事务的进展，不过它的办法反复无常、有欠谨严，结果每欲解决一事，辄仅使纠纷益增。这时盛行委员团制。元老院无日不派委员往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城，往阿喀亚公会和西亚洲各君主的宫廷；他们调查、制止、报告，可是遇有最重大的事往往不通知元老院或违元老院的意旨即取决定的步骤。例如元老院把塞浦路斯划给昔兰尼王国，可是此岛仍在埃及手中；叙利亚一个王子借口已得罗马人的许诺，登位继统，实则元老院曾明言不准其请，并且他本人也违反元老院的禁令始得逃出罗马城；罗马一位委员奉元老院的命令以保护人资格管理叙利亚的政事，被人公然杀害，罗马竟予以宽容，毫不惩治。亚洲人明明晓得他们不能抵抗罗马的兵团，可是他们也同样晓得元老院无意令罗马市民开到幼发拉底河或尼罗河。于是此等远方国家的状况宛如塾师出外或管教不严的学塾；在罗马统治之下，各国既丧失了自由的幸福，又不得享秩序的益处。更有进者，罗马人本身也受这种局势的危害，因为这种局势有点使罗马北方和东方的边疆陷于危境。在这些地方，凭借罗马霸权所不及的内地，或可建立国家以与罗马所保护的弱国为敌，罗马人不能直接或迅速加以干涉，又可发展出一个威胁罗马的强国，迟早要与罗马争雄。无疑，沿边各民族的情形——处处四分五裂，无一处便于大规模的政治发展——差可为防御这种危险的保障，然而我们读东方历史，却很分明地看到，此时幼发拉底河已不复有塞琉古的方阵兵来据守，可是尚无奥古斯都的兵团来保卫。

要消除这种不定的局势，现在是个不可错过的时机；可是唯一可能的方法却是化属国为罗马行省。罗马行省制度仅把兵权集中于罗马省长之手，而行政权和司法权则大半仍为各民社所保持，至少意欲使其为各民社所保持，于是旧日政治上的独立性只要能存在的无不尽量保存，成为各民社的特权；所以化属国为罗马行省的事更不难做到。这个行政改革的必要昭然若揭，唯一的问题就在元老院是否将拖延害事，抑或有胆有力地洞瞩时势之所需而黾勉实行当时必要的事。

让我们先看非洲。罗马人在利比亚建立的制度大体以马西尼萨治下游牧国与迦太基城的均势为基础。在马西尼萨精勤明智的统治之下，这游牧国蔚为强大文明的国家，迦太基却仅赖太平无事又恢复他国势最盛时的旧观，至少在财富和人口上如此。罗马人见其旧敌的繁荣似乎牢不可破，他们的妒忌和恐惧便不禁流露出来；他们素来既不许给它真正的保护以抗马西尼萨层出不穷的侵犯，现在他们始公然以袒护马西尼萨的态度，施行干涉。小锡儿第斯湾上的恩波里亚省（Emporia）是迦太基境内一块最肥美的地方，迦太基与马西尼萨争此地的所有权，已历三十余年，仍为悬案，现在罗马委员（约在593年即前161年）终把此案判决，大意是迦太基人应退出那些仍在其手的恩波里亚城邑，并应给马西尼萨五百塔兰特以为非法享有此地的赔偿。结果，马西尼萨立刻夺据迦太基西境的另一区域，即突斯迦（Tusca）城和巴格拉达斯河附近的大平原；迦太基人无法可想，只好再在罗马起一个无望的诉讼。经过长久而必是故意的迟延以后，第二个委员团来到非洲；可是委员团对于权利问题并未真做初步的调查，便想以仲裁资格宣判，迦太基人不愿无条件地受判决的束缚，力主彻底讨论权利问题，于是各委员不再客气，径归罗马。

如是，迦太基与马西尼萨的权利问题仍未解决，可是这次的遣使引起更为重要的决定。委员长是老马尔库斯·加图，他或为当时元老院中最占势力的人物；因为他是经过汉尼拔战争而尚存的老将，所以对于腓尼基人仍然是满腹痛恨和深惧。加图目视罗马世仇的繁盛状况，乡村富庶，街道拥挤，武库存贮无数的兵器和丰富的造船材料，便感到惊异和猜忌，在精神中他已见有第二个汉尼拔运用这些资源攻罗马。以其诚实、刚强而心胸褊狭的想法，他断定迦太基绝迹于世，罗马始能得安；他一回国，便在元老院发表他的意见。那些思想较为开明的人士，尤其是西庇阿·那西加（Scipio Nasica），反对这种卑劣政策，甚为激烈；他们指明，坐拥一座商业城市的腓尼基人日益不习战争的技术和观念，对这城市怀畏惧，如何愚昧，这个殷富商业城市的存在如何与罗马的政治优越完全不相矛盾。就是化迦太基城为罗马行省的一邑，也未始不可实行，并且比之腓尼基人的现状，甚且未始不为人所欢迎。然而加图所愿望的，不是这可恨城市的屈服，而是它的灭亡。他的政策殆必有人赞助，一部分是政治家，他们想使这些海外区域成为罗马的直接属地，一部分特别是势力雄厚的罗马银行家和大资本家，这座钱业和商业的殷富城市被灭之后，其遗产势必传到他们。为尊重舆论起见，多数党须等候时机，第一个时机一到，他们便决定促成对迦太基的战争，或毋宁谓促成这座城的毁灭。

他们不久便得到所愿的时机。马西尼萨和罗马人的侵权举动激起愤怒，使爱国党的哈兹德鲁巴（Hasdrubal）和迦达洛（Carthalo）得掌迦太基的政权，此党固然非如阿喀亚人那样想背叛其上国罗马，可是至少具有决心，遇必要时，用武力保护迦太基人的约定权利以抗马西尼萨。爱国党下令，把最显明的马西尼萨党驱逐出国，使人民立誓决不再许他们回国；同时，预料马西尼萨或来攻，为抵抗他起见，他们把无主的努米底亚人编成大军，隶在赛法克斯（Syphax）之孙阿科巴查尼（Arobarzanes）的麾下（在600年即前154年前后）。然而马西尼萨现在谨慎，不动干戈，关于巴格拉达斯河疆土的争执，只是服从罗马人的判决，毫无条件；如是，罗马人可以有所借口，说迦太基人的武备必系以罗马人为对象，坚决要求他们即刻遣散军队，毁坏海军用品。迦太基的元老院愿予同意，可是此项法令执行时为群众所阻，罗马使者把这种命令带到迦太基的，现在有生命的危险。马西尼萨遣其子古路萨（Gulussa）到罗马，报告迦太基人仍在海陆备战，并催促从速宣战。罗马又派十人的使团证明迦太基确在整军经武的话（602年即前152年），然后不听加图那无条件宣战的要求，却在秘密会议中决定，迦太基人若不同意解散军队和焚毁海军造舰材料，便应宣战。同时，冲突已起于非洲。马西尼萨遣迦太基人所驱逐的人士复回此城，命其子古路萨护送他们。迦太基人闭门不纳，并且杀死几个回来的努米底亚人，马西尼萨便调动军队，迦太基的爱国党也准备战事。可是迦太基人惯用无能之辈为将军，这次受他们的推举，统率军队的哈兹德鲁巴依旧是这样的人；他身穿元帅的紫衣，高视阔步地往来于各地，有如舞台上的君主，就是在兵营，这个肥胖的人也饱食甘脂；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即使有哈米尔卡的才略和汉尼拔的善战，也未必再能有补于事，这个好虚荣的笨汉自不适于济困扶危。当时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做西班牙军的军团长官，奉派到马西尼萨处为主帅取非洲的战象，在这时“如宙斯由伊达（Ida）山上”，由一座山上俯视战争，就在他的眼前，迦太基人与努米底亚人打一大仗，迦太基军虽有马西尼萨的失意军官带着六千骑兵来增援，并且兵多于敌，竟被击破。兵败以后，迦太基人情愿向马西尼萨割地付款，西庇阿受他们的请求，企图结成一个协定；可是迦太基的爱国党不肯交出逃兵，和平计划成为画饼。然而哈兹德鲁巴被敌军紧紧包围，不得不对敌人的要求一概允诺——交出逃兵、被逐者回国、缴出武器、由枪拱门下走出去，以后五十年每年缴款一百塔兰特。不过就是这个协定，努米底亚人也不遵守，迦太基被缴械的残军在归国途中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罗马人曾刻意不用适时的调停防止这个战争，现在他们得其所愿：即一个适用的宣战口实——因为条约规定迦太基人不得与罗马的同盟作战，也不得在其境外作战——和一个先已战败的敌人。意大利的助战兵调到罗马，船只集合起来，宣战书随时可以发出。迦太基人想避免这临头的打击，不遗余力。可是就在同时，利比亚腓尼基人的第二大城乌提卡也有使者到罗马，他们有全权把那民社整个献给罗马，与这种殷勤恭顺相比，迦太基人仅止于不待吩咐即下令处决其最尊显的人物，便似乎近于傲慢。元老院声言迦太基人的解说实嫌不足；那么，如何始能满足，这问题所得的答复是迦太基自己知道。当然，他们也许知道罗马人的愿望，可是他们似乎不能相信他们所爱的祖城已届末日。迦太基的使者——这次为数三十人，并且有无限权力——又奉派到罗马。他们来到时，战事业已宣布（605年即前149年初），两执政官的军队业已登船。甚至到了现在，他们还想借着完全顺从以消弭这场风波。元老院回答道：两执政官刚向西西里出发，如果迦太基民社能在一个月内把贵族子弟三百人送到执政官所在的利利拜乌姆为质子，并且能遵行执政官依所受训令而再发布的命令，罗马便愿对迦太基民社保证它的领土、它的市府特权、法律、它的公私财产。人尝以为这答语措辞含糊，其实大谬不然，就是当时有灼见的迦太基人也曾指明此点。迦太基人所能请求的，除本城一项外，样样都有保障，并且关于停止运兵到非洲的话一字不提，这很明白地表示罗马人的用意何在；元老院的手段非常苛刻，可是不假作让步。然而迦太基人仍不觉悟，又没有一个政治家力能左右城中那些多变的民众，或使他们完全抵抗，或使他们彻底死心。他们听得可怕的开战令，同时又听得尚可忍受的索质要求，便立刻遵办后者，因为事先向势不两立的仇敌屈服，听其随意处置，他们没有勇气来充分领略这事的意义，所以仍抱着希望。两执政官把质子由利利拜乌姆送到罗马，并且告迦太基使者道，将来的事在非洲再说。登陆完成，未遭抵抗，所要求的粮饷也不乏供应。迦太基的元老院全体到乌提卡的总部来听新命令，两执政官首先要求迦太基解除武装。迦太基人提出问题：果若是，甚至对他们自己的亡命徒——哈兹德鲁巴以逃走得免死罪，听率军队已增至两万人——谁来保护他们？答复是罗马人将筹备此事。因此，迦太基议会奴颜婢膝地来到两执政官面前，献出全部的造舰材料、公仓里的一切军用品、私人所有的一切武器——石弩达三千具，衣甲二十万套——，并问是否尚有其他要求。于是执政官卢奇乌斯·马尔奇乌斯·森索里努斯（Lucius Marcius Censorinus）起立，向迦太基议会宣布说：据元老院所发的训令，这座现存的城市须拆毁，居民在其领土内可随意移居，不过须在距海至少十六公里之处。

这个可骇的命令激起腓尼基人的全部热心——雄伟呢？还是狂激呢？——与往昔推罗人对亚历山大，以后犹太人对维斯帕西安（Vespasian）所表现的无异。这民族虽以盖世无双的耐性忍受奴役和虐政，可是现在所争的不是国家和自由而是他们所钟情的祖城土地、他们所景仰尊重的海滨家乡；这航海经商的人民便发出盖世无双的震怒。希望和解救都谈不到；若依健全的政策，就是到了今日，他们仍应无条件地屈服。少数人以为事已无可避免，主张顺受，可是如飓风中引港人的呼声，他们的议论为群众的愤激叫嚣所淹没；群众愤怒欲狂，把本城主张交出质子和武器的官吏捕捉在手，使胆敢把消息带回本国的无辜人士为噩耗抵罪，肢解偶寓本城的意大利人，以预先报复——至少在此等人身上——祖城被毁之仇。至于自卫的方法，却无所决定；他们既无武器，自当如是。他们关闭城门，把石头搬运到业已拆去石弩的雉堞上，委马西尼萨之孙哈兹德鲁巴为元帅，宣告全体奴隶自由。迦太基全境除东岸各邑，即哈德鲁梅图姆（Hadrumetum）、小勒普蒂斯、塔普苏斯（Thapsus）和阿丘拉（Achula）以及乌提卡城为罗马人所占领外，其余全在逃将哈兹德鲁巴所率的叛军之手，迦太基人吁请他们当此危急存亡之秋，莫对国家拒绝援助。同时他们以真正腓尼基人的方式，用谦卑逊顺来掩饰无限的仇恨，想借此欺骗敌人。他们通知两执政官，请求休战三十日，以便遣使至罗马。迦太基人深知两将军不愿也不能允许这已遭拒绝的要求，可是两执政官自然设想此城毫无防御，绝望一行发作，便将屈服，迦太基人的请求使他们自信益坚，于是缓期进攻。迦太基人却利用这宝贵的期间来造石弩、制衣甲；一切不分老少男女，昼夜从事于装配机械、打造武器；公共建筑被拆毁，以取其木料和金属；妇女剪断头发以供石弩所不可少的弓弦之用；在难以置信的短期内，城墙和兵士又复武装起来。这种神奇的举动起于真诚的其实超于人力的举国同仇；两执政官距此城不过数里，这一切作为竟能丝毫不为他们所知，也可谓神奇举动中非同小可的奇事。后来两执政官终于不耐守候，由乌提卡拔营而进，以为必能梯登那赤裸裸的城墙，他们却发现雉堞上又冠有石弩，他们原希望像占领一座不设防的村落那样占领这人口众多的大城，而今却发现它能够而且准备扼守至最后一人，于是又惊又惧。

迦太基原为天然形胜之地，
(3)

居民又常常赖城墙为保障，加以人工的经营，所以坚固异常。突尼斯湾水面宽阔，西有法里那角（Cape Farina），东有崩角（Cape Bon）为之界限，一条东西方向的地岬伸入湾内，地岬三面临海，仅西面与大陆相连。地岬最狭处仅阔三公里左右，大体平坦，向海湾逐渐扩张，在湾内达到尽头，成为两座高地，一名札贝尔-哈维（Jebel-khawi），一名席底·卜赛伊（Sidi bu Said），两高地之间伸展着埃尔·莫萨（El Mersa）平原。平原南部尽于席底·卜赛伊，是为迦太基城之所在。这高地向海湾之处崖岸颇陡，又多礁石浅滩，所以此城近海一面得自然的地利，这里有一道简单的围墙即已足用。反之，向西即向陆一面没有天然的屏障，所以对于这一方面的城墙，种种设施只要是当时的筑城术力所能及的，无不应有尽有。此城晚近出土的遗址与波利比乌斯所叙述的若合符节，由其遗址看来，此城有一层厚六英尺半的外郭，外郭背后有极大的棱堡，可能沿外郭全线处处如是；棱堡与外郭之间有宽六英尺的甬道一条，若不把棱堡前后各宽三英尺的墙计算在内，棱堡便阔十四英尺
(4)

。这座巍峨的墙垣全以凿来的大石块砌成，除睥睨和四层高的碉楼不计外，其高达四十五英尺，
(5)

，棱堡下部为能容三百匹象的象厩和刍秣房，上部为马厩、武库和兵房。
(6)

子城所在的山名比儿萨（Byrsa，叙利亚文birtha
，意即子城），系一座较大的石岩，高一百八十八英尺，底部周围足有三千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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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墙南端相连，正如克庇托尔的石壁与罗马的城墙相连。山巅有宏伟的医神庙一座，庙基周六十步。城南临水，一部分是西南方浅水的突内斯湖（Tunes），因有一条狭窄舌形的低陆由迦太基半岛向南行去，
(8)

此湖殆全与海湾隔绝，一部分是东南方的公开海湾。后述地点即为此城两港之所在；两港均为人工所造，外港即商港，呈长矩形、短边向海，入口处仅阔七十英尺，沿两岸一带皆为宽广的码头，圆形内港即军港名科松（Cothon）
(9)

，中有一岛，海军统帅的官邸在其上，欲至此港，必经外港。城墙由比儿萨折而向东，行经两港之间，截舌形地和外港于外，而包军港于内，所以军港的入口想必如一层门，能加封闭。距军港不远就是市场，有狭窄的街道三条与子城向市区的一面相连贯。本城之北，市区之外，为近代埃尔·莫萨那块甚大的空地，当时名马加利亚（Magalia），就在当时，别墅和富于水利的园圃已占其大半，此地自有一重围垣嵌入市区的城墙。在半岛上与此相对的地点，即近代伽马特（Ghamart）村附近的札贝尔·哈维，为墓地（necropolis
）之所在。这三部分——老城、市郊和墓地——合起来，充塞地岬靠海湾一面的全宽，只有两条大路沿着狭窄舌形地通往乌提卡和突内斯的，可达比儿萨城；舌形地虽无城垣缭绕，可是军队列阵拒敌，欲与首都互相保卫，在此却最得地利。

要攻克一座防务这样完善的城，已为难事，又有使此事难上加难的，就是这大城仍拥有八百市邑的领域，大都或为出亡派所控制，或为敌对马西尼萨的全独立或半独立的利比亚众部落所据有，此城本身的资源再加以其领域的资源，使迦太基人能婴城自守，同时也能派大军出战——因为出亡派舍生忘死的性格，努米底亚轻骑兵的善战，攻城者不能轻视这个大军。

所以两执政官现在既觉得非举行正式围攻不可，其工作绝非容易。曼尼乌斯·曼尼利乌斯（Manius Manilius）率陆军扎营于子城对面，卢奇乌斯·森索里努斯则率海军驻于湖上，在那里的舌形地带开始军事行动。哈兹德鲁巴率迦太基军驻于湖的对岸、内菲里斯（Nepheris）堡垒附近，以便由此地阻挠罗马派兵伐木以造攻具的工作，特别是骑兵良将希米尔克·法密亚（Himilco Phameas）斩杀罗马人甚多。森索里努斯在舌形地配制大攻城槌（battering-rams
）两架，在这里城垣最弱之处打开一道缺口，但因为时已黄昏，攻打势须延缓。在夜间，守军竟做到填塞缺口的大部，并且突围出击，毁坏罗马的攻具，以致到了次日，攻具不能使用。尽管这样，罗马人仍奋勇进攻；不过他们见缺口及其附近一带的城垣和房屋守军强大，他们又贸然前进，以致败退，伤亡甚重，若非军团长官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预料这次鲁莽攻击的结局，把他的部下集合在城垣前面，于是能阻截士兵的逃亡，否则罗马人必受更大的损失。曼尼利乌斯攻那坚不可拔的子城，更无成就。如是，围攻之事旷日持久。夏季炎热，疠疫丛生，较有能力的将军森索里乌斯又离去，马西尼萨久已垂涎于迦太基，极不愿见其落于罗马人之手，现在心中不悦，按兵不动，不久以后（605年即前149年底），他以九十之年去世——凡此种种使罗马人的攻势全归停顿。他们无暇他顾，只是保护船舶以免遭迦太基的火攻，保护营垒以免受夜袭，筑一座港埠城堡并在附近劫粮以取得人马的食物。罗马人两次攻击哈兹德鲁巴均无功，实则第一次因领导乖方，地势崎岖，结果几至正式败北。不过战局虽为元帅和全军之耻，军团长官西庇阿却在此建立奇功。一次，敌人夜袭罗马营垒，他率几队骑兵出击，攻打敌人的后路，使敌人不得不退。第一次往攻内菲里斯时，元帅不听其言，率兵渡河，几至陷全军于覆没，退兵时，他奋勇攻敌人的侧翼，解脱了本军所受的压迫，又以忠肝义胆气把一支已陷绝境的兵救出来。迦太基许多城邑和党魁有意与罗马人接洽，见罗马军官尤其是执政官背信食言而止，独西庇阿能做到使一位最贤能的党魁希米尔克·法密亚率骑兵二千二百投归罗马军。最后，马西尼萨临终时遣命请西庇阿把他的国土分给三子，即密奇普萨（Micipsa）、古禄萨和马斯塔那巴（Mastanabal），西庇阿遵命办理，把古禄萨这个不忝厥父的骑兵将领罗致到罗马军中，于是前此所深患的缺乏轻骑得以补救。他的举止既文雅而又单纯，酷肖其生父而不类其所由得名的义父，甚至能制伏他人的嫉妒，于是在军营中与在首都无异。西庇阿的名字有口皆碑，加图素不厚施赞美，甚至他也在去世之前数月间——他死于605年即前149年底，不及见其一生愿望，灭迦太基终底于成——引用荷马的诗句，加给这位青年军官及其无能的同僚：

只有他是个活人，其余的都是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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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正在进行之时，岁尾已届，将帅因而更换；执政官卢奇乌斯·皮索（Lucius Piso）姗姗来迟，接统陆军，卢奇乌斯·马奇努斯（Lucius Macinus）则负指挥舰队的责任。可是如果说他们的前任成绩甚少，他们便可谓毫无成绩。皮索不继续围攻迦太基或荡平哈兹德鲁巴，却从事于攻打腓尼基人沿海的小城邑，并且大半无功。例如克路庇亚把他击退，他在希波代亚利都（Hippo Diarrhytus）前面虚掷了全夏的光阴，攻具两次被毁，终于不得不含羞退兵。他固然攻取了拿波里，不过背信弃誓而劫掠此邑，却对于罗马武力的进展并无特殊的裨益。迦太基人的勇气勃然而兴。努米底亚一位地主比狄亚斯（Bithyas）率骑兵八百投归迦太基；迦太基的使者竟能企图与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的君王甚至与马其顿的伪王菲力普进行接洽。时局所以没有更利于迦太基的转变，或系内部的倾轧——逃将哈兹德鲁巴因为那与他同名而率兵守城的将军与马西尼萨有亲属关系，施行离间，使他在元老院中被杀——而非罗马人的勤奋所致。

非洲的局势引起不安，为改变这种局势计，罗马人采用非常的措置，当时只有一个人一向由利比亚平原载誉归国，而且就是他的名字已足为担任这次战事的荐书，他们就把指导此战的权交给这人。西庇阿原为候补市政官，他们不命他为市政官，却不待例行期间的届满，不顾与此相反的法律，便给他执政官的职位，并且以特殊法令委他指挥非洲的战事。他来到乌提卡之时（607年即前147年），正是十分紧急之日。皮索命海军统帅曼奇努斯有名无实地继续攻打迦太基城，有一座距居民区甚远而几无守御的危岩，在郊区马加利亚那几乎无路可通的靠海一面，他已把此地占据，把他部下那原不甚多的兵几乎都集中在这里，希望能由此深入外城。实则攻军已一时进到外城的门内，随营的人已蜂拥前进，希望有所掳获，这时他们又被逐回危岩，并且既无粮饷，又几被切断联络，陷于极大的危机。这是西庇阿遇见的局势。他刚刚来到，便派他所带来的队伍和乌提卡的民兵由海道开往那吃紧的地点，竟能搭救守兵，把住危岩。既已转危为安，这位将军才往皮索的营中接任统帅，把军队调回迦太基城。哈兹德鲁巴和比狄亚斯乘他不在，把他们的兵营移到上面紧靠城市之处，并且重行攻打马加利亚前面危岩的戍兵；可是西庇阿率主力军的先锋队及时到来，足以施救于此据点。然后迦太基的围攻又复开始，并且更为认真。西庇阿首先肃清营中大批的随营人众和小贩，把已告废弛的纪律又复整顿起来。不久以后，他恢复军事行动，再接再厉。一次，罗马人在夜间攻打郊区，竟由一座碉楼——在城垣前面，高与城齐——度到城堞，打开一重小门，全军便由此入内。迦太基人放弃郊区和城门前面的营垒，把达三万人的城防军交给哈兹德鲁巴统率。新元帅先表现他的振奋，下令把罗马一切俘虏带到城堞，加以残酷的非刑，然后在攻军目视之下把他们投出城外；不赞成此事的呼声一起，他便也对本城公民施行恐怖政策。同时西庇阿既把守军团在城内，便设法完全断绝他们与外界的交通。他在迦太基城与大陆相连的地脊上设立大本营，尽管迦太基人以种种企图扰乱他的行动，他仍筑成一座横跨土腰的全宽的大营，把此城向陆的一面完全遮断。然而运粮船仍能入港，一部分是为厚利所诱的大胆商船，一部分是比狄亚斯的船只，他利用每次的顺风，由突内斯湖一端的内菲里斯运粮入城；现在无论城民受何种苦痛，守兵仍备有充足的粮饷。所以西庇阿筑一道阔九十六英尺的石坝，由舌形地经湖海之间，伸入海湾，于是港口封闭。迦太基人起初认为此事不能实行，加以讥笑，及至此事告成，迦太基城似已不可救药。可是奇事之来，无独有偶。当罗马工人筑坝之时，迦太基港内已进行了两个月的昼夜工作，就是逃归敌军的人也说不出守军的用意何在。忽然之间，正值罗马人造成横阻港口的堤坝之时，迦太基的三层战舰五十艘和若干小船轻艇由那座港里行驶出来，进入海湾——敌人正堵塞港南的旧口，迦太基人却以一条向东开凿的运河取得一条新出路，因为此处海水甚深，这条路绝不至于为敌人所封。迦太基人如果不仅以示威为止足，而立刻毅然决然猛扑那半卸武装并且全无准备的罗马舰队，则罗马舰队必至覆没；他们到第三日又来挑战，见罗马人已有准备。交战结果不分胜负，可是迦太基船只于归途中在港口内外自相冲撞，造成损失，等于战败。现在西庇阿向外码头实行攻击，外码头位于城垣之外，仅有一道新筑的土垣为应急的保卫。机械安置在舌形地，一个缺口不难打开，可是迦太基人以空前的骁勇，涉过浅滩，进扑攻具，驱去作掩护的队伍——这队伍狼狈逃窜，以致西庇阿不得不命他随身的马弁砍杀他们——破坏机械。如是，他们得有填塞缺口的时间。西庇阿重建机械，纵火焚毁敌人的木质楼橹；这样一来，他占据了码头，外港也一同为他所有。他在这里筑一道高与城齐的墙，因为内港非由外港不能达到，此城现在终于在海陆两面全被封锁。为确保封锁的完全无缺起见，西庇阿命盖乌斯·莱利乌斯（Gaius Laelius）攻打内菲里斯的兵营，这里握兵权的今为迪奥吉尼斯（Diogenes）；罗马人以巧计陷此营，聚集于此的无数人众不遭杀戮，即被俘虏，无一幸免。现在冬季到来，西庇阿暂停军事行动，让饿馑和疠疫完成他那已开其端的工作。

当此期间，哈兹德鲁巴仍说大话、贪美味，这两项伟大势力却做出如何可怕的破坏工作，一到608年即前146年春间罗马进攻内城之时，便灼然可见。哈兹德鲁巴下令焚毁外港，又预料罗马人必攻科松，亲做抵抗的准备，可是守军饥饿，已不复能守城垣，莱利乌斯竟得在更上面的地点攀登，于是穿入内港。城市陷落，战斗却绝未停止。攻军占据小港切近的市场，沿着那三条由此通往子城的狭隘街道缓缓推进——缓缓的，因为许多巍峨的六层大厦须逐一攻取，兵士在高覆街衢的屋顶和横梁上，由一座这种堡垒式的建筑穿入相连或相对的另一座，遇人便杀。这样过了六天，对于城中居民是恐怖的，而对于攻军也无处不是困难和危险；他们终于攻到子城所在的危岩之前，哈兹德鲁巴和残余的军队已退居此地。为取得较宽阔的进路起见，西庇阿下令把攻下的街道付之一炬，把断壁颓垣夷为平地，这时不能作战而藏匿于室内的若干人都遭惨死。然后子城内挤作一团的劫后遗民终于请求开恩。他们只被饶了性命，来到战胜者面前，男子三万名，妇女二万五千名，不及旧有人口十分之一。只有罗马逃兵九百人和元帅哈兹德鲁巴及其一妻两子自保于医神庙，对于他们——对于临阵脱逃的兵和杀害罗马俘虏的人——毫无条件可讲。可是其中最果敢的人不胜饥饿，纵火焚庙，哈兹德鲁巴不能忍受当前的死，单身逃归战胜者，屈膝乞命。命是饶了他的，不过他的妻室和两子与其余的人同在屋顶上，见他跪在西庇阿足下，贻羞于她那亲爱而将亡的祖国，她气胀了骄傲的心胸，于是以沉痛的辞句请她丈夫慎保生命，先把两子投入烈焰，而后纵身入火。战斗告终。兵营和罗马城中无限欢乐，只有最高尚的人士见本国最近建立的功业，暗觉惭愧。俘虏大半被卖做奴隶，有几个则任其苟活于狱中；最显贵的人物哈兹德鲁巴和比狄亚斯被解往意大利内地，为罗马的国囚，待遇尚可。动产除金银和祭献品外，均委诸兵士，听其劫夺。至关于神庙宝藏，迦太基盛时由西西里各城掠来的，现在都物归原主；例如法拉里（Phalaris）的牛又还给阿格里根图姆人；其余的皆归于罗马国家。

可是此城远较广大的部分仍旧屹立未动。我们可信西庇阿愿加以保存；关于此事，他至少曾向元老院特别呈文请示。西庇阿·那西加又复企图使人听从理性和荣誉的要求，可是结果徒劳。元老院命这位将军把迦太基城和马加利亚郊区夷为平地，对于一切始终依附迦太基的地方同样办理；然后用耒耜犁平迦太基城的故址，用法定形式消灭此城的存在，并且永久诅咒这块土地和故址，使房屋和谷田不再出现于其上。这命令被准确地照办了。残垣败屋焚烧达十七天；晚近迦太基城垣的遗址被人发掘，见城垣上盖着四五英尺深的灰层，处处是半焦的木块、铁片和投射武器。五百年来勤勉的腓尼基人所忙碌经商之地，此后竟成为罗马奴隶替远方主人放牧牛羊之所。然而西庇阿原是个要做高尚事业的人，不至于做刽子手，现在眼见他自己的作为，心惊胆战；胜利者不但没有胜利的欢欣，而且忧虑萦心，以为这种罪孽必不免有报应追随其后。

此地将来的组织仍待部署。旧办法是把所得的海外领土赋予罗马的同盟，现在这办法不复为人所喜。密奇普萨及其弟兄大体仍保持旧有的疆域，包括新由迦太基人手中夺来的地方，如巴格拉达河上和恩波里亚的几个地区；他们久已抱定的取迦太基为首都的希望今已永成泡影；代替这个，元老院把迦太基的藏书送给他们。迦太基末日所有的疆域——即非洲沿岸一条与西西里直接相对的狭窄边缘，由突斯加河（Tusca．即加利塔［Galita］岛对面的塞纳河道［Wadi saine］）至德奈（Thenae，在卡贡阿［Karkenah］岛对面）——成为罗马的一省。在内地，马西尼萨的侵占已使迦太基疆土日蹙，瓦迦、扎玛和布拉均已属于努米底亚，现在努米底亚人仍保持其所有。可是努米底亚国三面包围罗马这一省，罗马把其间的疆界慎为规定，可见她许人施于迦太基的事，决不容人施之于己；另一方面，新省名为阿非利加，似表示罗马决不以现在划分的界线为定界。新省的最高行政权寄在一位以乌提卡为治所的罗马省长。新省的边疆无须经常的防御，因为新省与沙漠居民之间处处隔着罗马同盟努米底亚的国土。关于赋税，罗马的措施大致不为已甚。那些自开战以来即归附罗马的民社——即仅乌提卡、哈德鲁梅图姆、小勒普蒂斯、塔普苏斯、阿丘拉和乌萨利斯等沿海城市和内地的修达利斯（Theudalis）城——都保有它们的旧疆土，成为自由市；又有新创的逃兵民社亦复如是。迦太基城的疆土——除一段赠给乌提卡的土地外——和其他被毁城邑的疆土成为罗马的公田，拿来出租。其余城邑也在法律上丧失其土地所有权和市府特权；可是它们的土地和宪法，却容其暂时存留，以待罗马政府之后命；土地既为罗马所有，使用此项土地的民社须每年向罗马缴一笔定额的贡献（stipendium
），筹措贡献的方法是向那些义须纳税的个人征收产业税。然而西方第一商业城市的毁灭，真受其益的却是罗马的商人；迦太基一成灰烬，他们便成群结队地往乌提卡，由这个作为他们总部之地，他们始不但经营这个罗马省份以获厚利，而且利用以前不容他们闯入的努米底亚和盖图利亚（Gaetulia）以牟利。

马其顿差不多与迦太基同时丧失其国家地位。罗马元老院以其明智，把这个古王国分割成四个小联盟，这几个联盟既不能各在境内自安其生，又不能和平相处。有一件偶见记载的事发生于法库斯（Phacus），由于一个名叫达马西普斯（Damasippus）的人主使，四联盟中之一的全体政府委员均被杀于此，可见这里的情形如何。元老院派委员前来（590年即前164年），马其顿人按希腊方式邀请外国人如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603年即前151年）做仲裁，都不能建立尚可人意的秩序。忽然之间，一个少年人出现于色雷斯，面目酷肖马其顿王波尔修，自称为波尔修与叙利亚公主劳荻斯（Laodice）所生之子腓力。他少年时，在米西亚（Mysia）的阿德罗米提乌姆（Adromytium）度日，他在那里自言尚保有其荣显家世的确证。既在本乡求人承认而不得，他便拿这些确证去找叙利亚王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称他为母舅。竟有人相信或阳为相信这阿德罗米提乌姆人的话，劝叙利亚王助他恢复祖国，否则把叙利亚王位让给他，因此德米特里乌斯为制止这种愚行起见，把伪王子捉住，解往罗马。但元老院对此人极不重视，把他拘留在一个意大利城里，却不设法对他严加看管。这样，他便逃到密勒部，密勒部的市当局又捉住他，问罗马委员，这个犯人应如何处置。罗马委员叫他们释放他，他们遵办。如今他在色雷斯再赌运气。说来很奇怪，他在这里不但由巴萨巴（Barsabas）及姑父色雷斯蛮族酋长泰雷（Teres）方面，而且由明慎的拜占庭人方面，都得到承认和支持。以色雷斯人的援助，这位假腓力侵入马其顿，虽则先遭挫败，不久以后便在斯台蒙（Strymon）河外的奥多曼提斯（Odomantice）区域与马其顿的民兵战，得一胜利，以后又在此河之西得一胜利，于是全马其顿为他所有。他的话虽则听起来荒诞无稽，虽则波尔修之子真腓力已在十八岁时死于阿尔巴，此人绝非马其顿王子而是阿德罗米提乌姆的浆布匠，确有实据，可是马其顿人习于王政太甚，所以对于法统一层即刻确信，欣然回复古道。色萨利人的使者到来，声言伪王已入他们境内；罗马委员那西加以为仅做一番抗议便可止住这种冒昧行动，元老院派他不带军队往马其顿，他不得不征发阿喀亚和波加蒙的军队，并且尽可能用阿喀亚人保卫色萨利以抗优越的敌人，至将军尤温提图斯（Juventius）率一个兵团来到而后已（605年即前149年）。尤温提图斯以其区区兵力攻马其顿人，他的队伍几至全军覆没，色萨利的大半都落入假腓力的掌握，他在这里和马其顿都以残暴骄横的态度施行政事。以后昆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率较强的兵力来到战场，又有波加蒙的舰队为之助，进入马其顿。在第一次的骑兵战斗中，马其顿人仍占优势，可是不久以后，马其顿军中起了分歧和离散，伪王又犯了错误，分散兵力，派一半往色萨利，于是罗马人不难获一决定性的胜利（606年即前146年）。腓力逃归色雷斯酋长拜齐（Byzes），梅特路斯追到那里，又得到一次胜利，伪王投降。

马其顿的四个联邦并未甘愿服从伪王，而是屈于武力。所以按一向遵行的政策，马其顿人经皮德纳一战而未失的残余独立，罗马人不应当把它夺去；然而现在元老院却命梅特路斯把亚历山大的王国化为罗马一省。这件事明示罗马政府已改变其法度，决计把附属关系变为臣属关系，所以马其顿四联盟的消灭，所有属国无不觉得是对于他们全体的直接打击。昔日罗马初得几次胜利时曾使伊庇鲁斯的几个地方脱离马其顿。此后爱奥尼亚群岛以及阿波罗尼亚和伊庇丹努斯两港一向都在意大利官吏的治下，现在罗马人又把这几处与马其顿合并，所以马其顿可能早在此时便西北达到斯科德罗（Scodro）以外伊利里亚的边界。罗马自命对于希腊本部有保护权，这保护权当然也传到马其顿新省长的身上。如是，马其顿恢复统一和与它最盛时相差无几的疆域。然而它却不复有一国的统一而只有一省的统一，它的市组织仍旧，县区组织似乎也仍旧，不过受一位意大利省长和财务官的统治，他们的姓名与地方名称同见于本地的钱币。贡赋仍为昔日鲍卢斯所定的低廉地税，即以一百塔兰特为总额。按固定比例由各民社分摊。可是此地不能忘其旧日光荣的王朝。假腓力平定以后数年，又有一个人冒波尔修之子亚历山大的名字，在涅斯图（Nestus，即卡拉苏［Karasu］）河上举起叛旗，不久便聚集了一万六千人；不过财务官卢奇乌斯·特雷梅利乌斯（Lucius Tremellius）不难制止叛变，追那逃窜的冒名人，远至达尔达尼亚（Dardania，612年即前142年）。二百年前，马其顿高傲的民族精神曾在希腊和亚细亚做成大事，这是此种精神的最后活动。自此以后，关于马其顿人，殆无他事可述，只有他们仍从这地方得有省组织之日起（608年即前146年）计算他们屈辱的年岁而已。

自此以后，马其顿北边和东边的防务，换句话说，希腊文明对蛮族的防务，传到罗马人身上。他们办理这种防务，未用充足的兵力，或通盘看来，未用相当的努力；可是最初为达到这军事目的起见，他们筑了一条埃及大道，这条路早在波利比乌斯时即已由西岸两大港口阿波罗尼亚和都拉奇乌姆（Dyrrhachium）横贯内地而至德萨洛尼卡（Thessalonica），以后又延长至赫布（Hebrus，即马里特扎［Marit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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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省成为天然的军事基地，由此地一方面对好乱的达尔马提亚人采取行动，一方面对那些移居希腊半岛北部的伊利里亚人、凯尔特人和色雷斯人各部落做远征，这些事我们将于下文在其有历史关系之处加以阐明。

比起马其顿来，希腊本部较有以蒙上国施恩而自庆的理由；罗马的亲希腊派大概以为波尔修战事的遗毒已渐消灭，希腊的一般情形已渐有进步。现在优势党中最激烈的煽动家如埃托利亚的李锡斯库斯、彼奥提亚的穆那西普（Mnasippus）、阿加那尼亚的克雷玛达（Chrematas）、伊庇鲁斯的恶人恰罗普（Charops），体面罗马人甚至不许其入门的，皆已陆续入了坟墓；另一辈人长大，旧忆念和旧仇恨已归消灭。元老院以为大宥大赦的时期已至，阿喀亚的爱国志士已被囚在意大利十七年，阿喀亚公会无时不要求释放他们；到了604年即前150年，罗马人把尚未死的开释。然他们却错了。罗马人尽管亲爱希腊，却如何不能真正与希腊的爱国精神成立和解，最明显的表示无过于希腊人对待阿塔鲁斯王朝的态度。国王尤美尼二世系罗马人之友，在希腊极遭嫉恨，可是他才与罗马不睦，便忽然成为希腊的人望，希腊怀抱希望的人士预料外国羁绊的解脱现在必来自波加蒙，一如往日来自马其顿。如今罗马听任希腊各小国自理其事，社会的日益崩坏特别显见于这些小国之中。这地方成为一片荒凉，非由于战争和疠疫，而由于上流阶级日益不愿为妻子所累；另一方面，犯罪者和浪人大半仍群趋希腊，以候招兵官来此。各民社日趋下流，债台越筑越高，在经济上名誉扫地，因此信用荡然；有些城市，特别是雅典和底比斯，在经济困难时直接从事于盗匪业，劫掠邻国。各同盟内部的不睦——例如阿喀亚同盟的情愿分子与不情愿分子的不睦——绝未平息。罗马人似乎以愿望为事实，信赖那昙花一现的平静，果若是，他们不久便和，从任何方面看，希腊的后辈绝不佳于前辈或智于前辈。希腊人立即觅一机会向罗马人挑衅。

约在605年即前149年，阿喀亚同盟现任主席狄亚厄斯（Diaeus）为掩护一件恶事起见，在公会里发表主张，谓拉凯戴孟人为阿喀亚同盟一分子，同盟让与他们的特权——即免受阿喀亚的刑事裁判和有单独派人使罗马之权——并未经罗马人的保证。这是无耻的谰言，可是公会当然以愿望为事实，阿喀亚人表示要用武力证明其说之不谬，斯巴达人力弱，暂行屈服，或更正确地说，阿喀亚人所要求交出的人士离城往诉于罗马元老院。元老院照例答以将派委员团调查此事；可是两方使者不报告答语，却在斯巴达和阿喀亚一同宣布元老院已做利于他们的判决。现在阿喀亚人更觉得既为罗马的同盟，便与罗马居平等地位，又因为罗马人攻假腓力于色萨利时阿喀亚同盟曾施援助，所以更自觉在政治上的重要；他们遂于606年即前148年派将军达摩克利图斯（Damocritus）率兵入拉科尼亚。罗马派往亚洲的使者路过此处，听梅特路斯的提议，警告他们维持和平，候元老院委员到来，结果无效。一场战事发生，斯巴达人阵亡了将近一千，如果达摩克利图斯为将与从政不是同样无能，则斯巴达必被攻陷。达摩克利图斯遭罢免，继任人狄亚厄斯系煽起这全部祸害的人，热烈继行战事，同时他向那为人所畏的马其顿司令保证阿喀亚同盟的十足忠实。人所期望已久的罗马委员团旋即出现，以奥勒利乌斯·欧勒斯特斯（Aurelius Orestes）为领袖；现在停战，阿喀亚公会在科林斯集会，以听取委员团的通告。这通告的性质出人意料，并且令人极感不快。把斯巴达并入阿喀亚的各国同盟，本是悖理强迫的举动，罗马人已决定把它取消，并且对阿喀亚人一概采用强硬的行动。数年前（591年即前163年），阿喀亚人曾被迫使埃托利亚的普勒隆（Pleuron）城脱离同盟，现在他们又奉命放弃自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以来所得的一切领土——即伯罗奔尼撒的科林斯、奥科美努斯、阿哥斯和斯巴达以及欧埃塔（Oeta）附近的赫拉克利亚——，把他们的同盟降到汉尼拔战事结束时的状态。阿喀亚的代表一闻此事，甚至不待罗马人毕其言，便即刻跑到市场，把罗马的要求通告群众；于是在朝在野的暴徒异口同声地决定，立即把在科林斯的拉凯戴孟人尽行逮捕，因为他们遭场灾祸，不是斯巴达招来的吗？因此，捕人时的情形极为混乱，以至于一个人有拉科尼亚的姓名或一双拉科尼亚的鞋，似乎都足为被捕的理由；真的，拉凯戴孟人避难于罗马使者的寓所，阿喀亚人竟入内把避难人捉走，向罗马人发出激烈的言论，不过没有逮捕他们。罗马人愤愤回国，在元老院里苦苦陈诉，并且不免言过其实；可是元老院对希腊人的一切措施总是不为已甚，所以起初只限于建议。用极温和的形式，受了侮辱而几乎不谈赔偿，塞克斯图斯·尤利乌斯·恺撒（Sextus Julius Caesar）在埃吉乌姆（Aegium）的公会里重申罗马人的命令（607年即前147年春间）。可是阿喀亚的领袖人物以新将军克里托劳斯（Critolaus，607—608年即前147—前146年为将军）为首长，他们都是精通国事、熟谙政术的人，他们仅由这种事实得一推论，以为罗马对迦太基和维里亚都的地位必甚不利，他们便立刻欺侮罗马人而不已。他们请求恺撒商洽在台介亚（Tegea）开一个双方代表会议，以解决这个问题。他照办了，可是恺撒和拉凯戴孟的代表枉在那里等候阿喀亚人很久，克里托劳斯才单独出面，通告他们说，只有阿喀亚人的大会有处理此事的资格，此事只能在公会中，换言之，就是在六个月后，才能解决。于是恺撒回到罗马。由克里托劳斯的建议，阿喀亚的新国民大会正式向斯巴达宣战。就是到了现在，梅特路斯仍试用和善的方法解决争执，派使者往科林斯；可是国民大会的分子大半是这座殷富工商业城市的百姓，他们的叫嚣压倒了罗马使者的声音，迫使他们离开讲台。克里托劳斯宣称愿罗马人做他们的朋友而不愿罗马人做他们的主人，这话受到不可言喻的欢迎；公会会员欲加干涉，他却是群众所敬爱的人，群众保护他；当时有“富人大逆不道”，“需要军事独裁”等讽刺，以及“众多民族和国王即将背叛罗马”等神秘的暗示，都博得赞赏。有两个决议明示此种运动的动机：一个是一切俱乐部都应永久存在，一个是一切债务诉讼都应搁置到恢复和平的时日。

如是，阿喀亚人有了战事，他们甚至也有了真同盟，即底比斯人和彼奥提亚人，还有喀尔基斯人。欧埃塔附近的赫拉克利亚已遵元老院的法令，脱离阿喀亚同盟，608年即前146年年初，阿喀亚人为使其就范，进兵入色萨利。元老院决定派执政官卢奇乌斯·穆米乌斯（Lucius Mummius）往希腊，尚未到任，所以梅特路斯负责用马其顿的兵团保护赫拉克利亚。阿喀亚-底比斯的联军一听得罗马人进兵，便不再谈作战，他们只想用最好的方法再回到安全的伯罗奔尼撒；军队急急忙忙地退去，甚至弃德摩庇莱（即温泉关）这据点而不守。但梅特路斯加速追赶，在洛克里斯的斯迦法亚（Scarpheia）附近追及希腊军，把他们击破。希腊军被俘和战死的很多，损失重大，克里托劳斯从此无声无息。残余的败军散为孤单的队伍，流浪各地，无处肯加以收容；帕特莱（Patrae）军覆没于福基斯，阿迦第亚军团覆没于契罗尼亚（Chaeronea）；北希腊全无敌踪，只有小部阿喀亚军和底比斯人结队奔逃，到得伯罗奔尼撒。梅特路斯欲以最宽和的手段使希腊人放弃其愚妄的抵抗，例如他下令除一种例外，一切底比斯人都准享自由。他这善意的努力所受的阻碍，不在人民的黾勉，而在那些首领忧虑自身的安全，拼命抵抗。克里托劳斯死后，狄亚厄斯重为元帅，号召一切能胜兵役的人到土腰，并下令把希腊籍奴隶一万二千名都编入军队；富人被勒缴贷款，爱好和平的人士是凡不肯纳贿于暴主以赎命的，都受到残酷的迫害，人数减少。于是战争不息，战争的情况也不异于前。阿喀亚的前锋四千人隶阿尔迦美尼斯（Alcamenes）的麾下，驻在梅伽拉，一见罗马的旌旗便即刻溃散。梅特路斯正要下令进攻土腰上的主力军，适值执政官卢奇乌斯·穆米乌斯带少数从人来到罗马大本营，接任统帅。同时，阿喀亚人乘罗马前哨太欠戒备，进攻得胜，胆气益壮，遂在土腰上的琉科庇特剌（Leucopetra）向兵力约多一倍的罗马军挑战。罗马人毫不迟疑，起而应战，罗马骑兵六倍于阿喀亚的骑兵，一开始，阿喀亚的骑兵便全体溃逃；重装步兵抗拒敌人，直至罗马精兵的侧击使他们队伍凌乱而后已。这便结束了抵抗。狄亚厄斯逃回家去，先杀其妻，而后服毒自尽。一切城市都投了降，毫无抵抗；甚至那坚不可破的科林斯，穆米乌斯因为怕有埋伏，迟疑三日不敢入其城内，也不战而为罗马人所占领。

现在由十位元老组成的委员会协同执政官穆米乌斯负重整希腊事务之责，穆米乌斯在这被征服的地方留下大致尚佳的名声。因为武功和胜利，他自称“克阿喀亚者”（Achaicus）并且千恩万谢地为“战胜者赫尔克勒斯”建一座庙，无疑地，这至少是他的无知妄作；可是因为他不是在贵族的奢华和贵族的腐败中长大的，而是一位“新人物”，并且比较清寒，他似乎是个正直而宽大的行政官。据说除狄亚厄斯外阿喀亚未死一人，除庇提亚（Pytheas）外，彼奥提亚也未死一人，这是修辞上的浮夸语；特别在喀尔其有惨无人道的举动；不过通盘看来，施行惩戒时尚遵守中庸之道。有人建议把首创阿喀亚爱国党的菲洛波门的造像推翻，穆米乌斯不听；各民社所被科的罚金不归于罗马库帑而归于被害的城市，并且后来大都豁免；叛徒有父母或子女的，其财产变卖后不归公用，而交给他们的家属。只有科林斯、特斯庇亚（Thespiae）和其他城市的艺术品被掠走，一部分竖立在首都，一部分竖立在意大利的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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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几件赠给上腰德尔斐庙和奥林匹斯庙。希腊的具体组织，一般看来，也表现出中庸之道。固然，既改用省制，那些特殊的同盟，特别是阿喀亚同盟，因此都被解散，各民社茕茕孤立；又有一条法规防范他们的互相往来，即一人不能同时在两民社置地产。更有进者，各城的民主宪法全被废除，每民社的政权都置于富人组成的会议之手，如弗拉米尼努斯已试行的。每一民社须向罗马付定额的田赋；它们都隶属于马其顿省长，他以最高军事长官的资格监督行政和司法，举个例说，他可以判决较重大的刑事诉讼。然而希腊各民社仍有“自由”，就是说，仍有形式上的主权——当然，这主权受罗马霸权的影响，徒有其名——，这主权包括土地所有权和自有其特殊行政和裁判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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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后，不但旧同盟又得到许可，若有若无地存在着，而且那限制转让地产的苛政也被废除。

底比斯、喀尔基斯和科林斯等民社受到更为苛刻的待遇。前两城被解除武装，拆毁城墙，变为不设防的村落，这都无可非难；可是繁荣的科林斯系希腊首屈一指的商业城市，竟遭到全不必要的毁灭，在罗马史上留下一个阴森的污点。奉元老院的明令，罗马人捕捉科林斯的公民，他们不被杀戮，便被卖为奴隶；罗马人不但把此地的城垣和子城拆毁——如果罗马人不想永久驻兵戍守此地，这办法诚然在所不免——而且把它夷为平地，以常用的诅咒方式禁止在这荒凉故址上的一切重建；此城疆域的一部分给与西乞昂（Sicyon），使之代科林斯负支付土腰赛会费用的责任，不过大部分被宣告为罗马的公地。如是“希腊的眼睛”被灭，昔日希腊陆地上城市密布，而今最后的一颗珍宝也沦胥以亡。然而我们如果评论全部祸难，公平的史家必承认——当时的希腊人自己也坦白承认——罗马人并不负战争本身之咎；反之，希腊人愚妄背信，力弱而逞强，使罗马人不得不干涉。废除各同盟的虚伪自主和一切与之相连的浮泛而有害的梦想，却是此地的幸福；马其顿的罗马元帅统治此邦，无论如何不满人意，仍胜于往日希腊同盟和罗马委员的混乱和虐政。伯罗奔尼撒不复为佣兵的大渊薮；有人断言希腊受罗马的直接统治以后，无处不稍稍恢复以前的安稳和繁盛，此说不难置信。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的警句说“灭亡救了灭亡”，当时希腊人把这话应用到希腊的丧失独立，并非毫无理由。甚至到了此时，罗马人仍对希腊人特别宽大，只要与当时罗马人对待西班牙人和腓尼基人的行为相比较，这种态度便可以洞瞩靡遗。对异族施残暴似乎未尝不可，但是此时的罗马人有如以后的皇帝图拉真（Trajan），认为“把雅典和斯巴达仍保存的些许自由夺去，未免残忍和野蛮”。更可注意的是，这种普遍的宽和与对科林斯的恶毒待遇迥乎不同——此项待遇，甚至替毁灭努曼提亚和迦太基辩护的人也不以为然；就是按罗马的国际法，科林斯的街巷对罗马代表口出恶言，也绝不是为施行这种待遇的理由。然而此事绝非出自任何个人，更非出自穆米乌斯，而出自罗马元老院所考虑和决定的方略。如果我们认为此事系商人党所为，我们不至于有误；就在这样早的时候，商人党即已开始与原来贵族比肩干政，毁灭科林斯便可铲除一个商业上的敌人。如果罗马的大商人在整顿希腊上有何意见发表，我们便可明白罗马人何以独选出科林斯来施惩处，罗马人何以不但毁灭当时的科林斯，而且禁止将来有人移居那块特适于商业的地址。自此以后，罗马商人竟有很多在希腊，伯罗奔尼撒的阿尔哥斯成为他们的荟萃处。然而关于罗马的批发商业，提洛岛却更为重要；早在586年即前168年，提洛即为罗马的自由港，吸收了罗德斯大部分的营业，现在也同样承受了迦太基的遗产。由东方运至西方的商品常以此岛为主要市场，历时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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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洲距离较远，罗马在那里的统治不如在非洲和马其顿希腊各国发展得那样圆满，因为此等地方与意大利仅隔着一条狭窄的海面。

在小亚细亚，塞琉古王朝被逐出以后，波加蒙王国成为第一大国。阿塔鲁斯王朝不为亚历山大城君王的传统所诱惑，明智而淡泊地放弃不可能的事而不为，保持宁静；他们既不想扩张国土，也不想退出罗马的霸权，而在罗马人所许的限度以内尽量增进其帝国的繁荣，提倡和平的艺术。然而他们仍不免受罗马的疑忌。既据有普罗彭提斯（Propontis）的欧洲沿岸、小亚细亚的西海岸以及远至卡帕多奇亚和西利西亚边界的内陆，又与叙利亚各君主有密切的关系——叙利亚王有一个名安条克·埃庇法尼斯的（590年即前164年死）曾借阿塔鲁斯王朝的援助登位——，波加蒙王尤美尼斯（Eumenes）二世以其威力——马其顿和叙利亚日益衰落，他的威力更赫然可观——，甚至使创立它的人怀抱忧虑。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之后，元老院如何想用无礼的外交手段挫折和削弱这个盟国，已见于上文的叙述。波加蒙君主对国内全自由或半自由商业城市的关系，以及对边疆上蛮族邻国的关系，当已感到难于应付，现在又遭上国的不悦，纠纷更多。按565年即前189年的和约，潘菲利亚和庇西底亚（Pisidia）的陶鲁山高地究属于叙利亚抑属于波加蒙，意义不明，所以英勇的塞尔金人（Selgians）似乎名义上承认叙利亚为上国，在庇西底亚那几不可通的群山中，对尤美尼斯二世和阿塔鲁斯二世做持久奋力的抵抗。亚洲的凯尔特人曾有一时以罗马的许可，委节于波加蒙，以后也背叛尤美尼斯，并与阿塔鲁斯王朝的世仇比提尼亚王普鲁西亚斯联合，在587年即前167年前后，突然向他开战。波加蒙王无暇招募佣兵；他的全副智勇不足以遏止凯尔特人击败亚洲的民兵，蹂躏他的领土；罗马人如何俯听尤美尼斯的请求做奇特的调处，已见上文。可是他一得有时间，便凭借他那充盈的库帑，招募一支能战的军队，迅即把野蛮部落驱出境外；虽则加拉提亚一失而不可复得，虽则他在那里保持地位的自强不息的努力，遇到罗马势力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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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他的邻国和罗马人向他用尽了明枪和暗箭，他死时（约在595年即前159年）仍留下一个威力无减的王国。尤美尼斯之子尚未成年，本都王法那斯（Pharnaces）欲夺取监护权，尤美尼斯之弟阿塔鲁斯二世·菲拉德尔福斯（Attalus Ⅱ Philadelphus）以罗马之助把他逐退，代其侄摄政，如安提戈努斯·多森（Antigonus Doson）那样为终身的监护人。此人富于才智，能屈能伸，不愧为一阿塔鲁斯氏，元老院多疑，他竟能设法使他们深信往日所怀的忧虑毫无根据。反罗马派指责他专务为罗马守土，并且受罗马人的百般侮辱和勒索而不辞；可是确定了罗马的保护，他能断然干涉叙利亚、卡帕多奇亚和比提尼亚的继统争执。比提尼亚王普鲁西亚斯二世，别号“猎人”（572年—605年即前189—前149年），以一身而兼具野蛮和文明的一切恶习，对阿塔鲁斯二世开战；甚至在这场危急的战争中，罗马的干涉也救了他——不过他已被困在都城，普鲁西亚斯置罗马的初次警告于不顾，甚至加以讥笑，罗马人始行干涉（598—600年即前156—前154年）。但他所监护的阿塔鲁斯三世·费洛梅托（Attalus Ⅲ Philometor）一登王位（616—621年即前138—前133年），国民君主和平宽大的政治就一变而为亚洲苏丹式的暴政。例如新王因其父之友屡进对他不便的言论，想加以祛除，便召集他们来宫，命他的佣兵先杀死他们，而后杀死他们的妻孥。他既行这些娱乐，同时又写文章论园艺，栽培有毒的植物，制造蜡质模型，终至猝然殒命。

阿塔鲁斯王家与他同归于尽。遇有此事，按至少在罗马属国有效的宪法，末主可用遗嘱处理继统问题。他竟用遗嘱把他的王国传给罗马人；末主如患狂疾似的一生痛恨其臣民，现在这个念头是否即以痛恨臣民为动机，抑或他的行动只是进一步承认罗马的实际主权，我们不能断定。遗嘱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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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接受这份遗产，于是在罗马互相冲突的政党之间，阿塔鲁斯王家的土地和财宝问题忽成为一个引人争竞的金苹果。

在亚细亚，这御制的遗嘱也激起了内战。尤美尼斯二世的私生子亚里斯托尼库斯（Aristonicus）见亚洲人即将受外族的统治，凭借他们对于外族统治的嫉恨心，他出现于士麦那与浮开亚（Phocaea）之间的一个小城琉开（Leucae），要求王位。浮开亚和其他城市都归附他，但埃菲苏人（Ephesians）见到只有与罗马团结不解始能保全他们的特权，便在海上把他击破，他不得不窜入内地。人们以为这运动已告消灭，他却忽然率领着“太阳城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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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率领着他所整批招来享自由的奴隶，占据吕底亚的城市泰亚提拉（Thyatira）和阿波罗尼斯（Apollonis）以及阿塔鲁斯王朝属下的一部分城市，并且号召色雷斯的佣兵投他麾下。这斗争实为严重。亚洲没有罗马军队，亚洲自由城市及比提尼亚、帕弗拉哥尼亚（Paphlagonia）、卡帕多奇亚、本都、亚美尼亚等属国君主的助战兵均不能抵挡争位者；他以武力深入科洛丰、萨摩斯和明都（Myndus），至623年即前131年终罗马军登陆亚洲之时，他父亲的王国几已全受他的统治。罗马军的元帅是执政官兼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
）普布利乌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穆奇亚努斯（Pullius Licinus Crassus Mucianus），他是罗马一个最富也最有修养的人，在演说和法学上均著盛名。他将围攻争位者于琉开，可是准备此事时过于轻敌，竟遭敌人袭击，兵败，身为色雷斯的队伍所擒。但他不许这种敌人把罗马元帅作为俘虏陈列出来，自鸣得意；擒住他的蛮族不知他是何人，被他激怒，把他处死（624年即前130年初）。他已身死，人始识得他是执政官。卡帕多奇亚王阿里亚拉德（Ariarattes）似乎与他一同覆没。可是这场胜利后不久，亚里斯托尼库斯为克拉苏的继任人马尔库斯·波裴那（Marcus Perpenna）所攻，他的军队溃散，他自己被围在斯特拉托尼西亚（Stratonicea），为罗马人所俘，以后不久，便在罗马城被处死。波裴那猝死以后，罗马人委任曼尼乌斯·阿奎利乌斯（Manius Aquillius）平定最后仍行抵抗的城市，并且确实地整顿此地（625年即前129年）。罗马所循的政策与在迦太基境的无异。阿塔鲁斯王国的东部被划归属国君主，以免罗马人守边因而须在亚洲常驻戍军的必要；台尔密苏（Telmisus）归于吕基亚同盟；其在欧洲的领土色雷斯合并于马其顿省；所余领土组织成罗马的一个新省，此省一如迦太基的领土，也不无计划地以其所在的大洲之名为名。此地昔日向波加蒙缴纳的赋税全部豁免；所受待遇与希腊和马其顿所受的一样宽和。如是，小亚细亚最大的国家成为罗马的一省。

西亚细亚洲其余众多的小国和城市——比提尼亚王国、帕弗拉哥尼亚和高卢的诸国，吕基亚、迦利亚和潘菲利亚诸同盟，西齐库斯（Cyzicus）和罗德斯等城市——仍守着往昔有限的关系。

在哈里斯河外，卡帕多奇亚王阿里亚拉德斯五世菲洛帕托（591—624年即前163—前130年）与其借助于叙利亚的弟兄赫洛佛尼斯（Holophernes）争位，多赖阿塔鲁斯王朝的援助，始能保其地位，以后卡帕多奇亚大体遵循波加蒙的政策，不但绝对效忠于罗马，而且倾向于希腊文化。此时以前，卡帕多奇亚差不多是个野蛮地方，阿里亚拉德斯始输入希腊文化，同时也输入希腊文化的荒淫无度，如崇奉巴克楚（Bakchos）和游行演戏团——即所谓“艺术家”——的放荡行径。与波加蒙伪王战争时，此王因忠于罗马而丧生，为报答其忠节起见，罗马人不但保护其年幼的嗣子阿里亚拉德斯六世以抗本都王的篡夺企图，而且给他阿塔鲁斯王国的东南部莱考尼亚（Lykaonien）和其东边前曾属于西利西亚的一地。

最后，在小亚细亚东北部的远处，海上的“卡帕多奇亚”，或简称为“沿海国”，即本都，其疆域和重要性都有加于前。马格尼西亚之战以后不久，本都王法那斯即扩大其领域至哈里斯河外的远处，达到比提尼亚边疆上的提岛（Tius），特别是他占据了殷富的西诺培，把这座希腊的自由城市改为本都王的驻所。因此受这种侵占之害的邻国以尤美尼斯二世为首领，对他作战（571—575年即前183—前179年），在罗马调停之下，他被迫许诺退出伽拉提亚和帕弗拉格尼亚；但由事实的经过看来，法那斯及其嗣子米特拉达特斯五世尤厄格特斯（Mithradates Ⅴ Euergetes，598—634年即前156—前120年）在第三次布匿战争和对阿里斯托尼库斯之战中都是罗马的忠实同盟，他们不但仍据有哈里斯河外之地，而且实际对帕弗拉格尼亚和伽拉提亚的诸国仍保持其保护权。只有在这个假定之下，我们才能说明下列事实：何以表面上因为他在对阿里斯托尼库斯之战英勇立功，实则因为他纳巨额款项于罗马将军，阿塔鲁斯王国瓦解之后，米特拉达特斯竟能由罗马将军之手领得弗里吉亚地方。另一方面，此时前后，本都王国向高加索和幼发拉底河源方面扩张到何等限度，我们不能断定；但亚美尼亚西部恩得雷斯（Enderes）和迪维里基（Diwirigi）附近之地即所谓小亚美尼亚似乎已包括在本都王国之内，为其属郡，至于大亚美尼亚和梭芬（Sophene）则自成独立的王国。

小亚细亚半岛上的政治既大体受罗马的支配，虽则有许多不愿或违反罗马志愿的事，占领的方式却也大致由罗马来决定，可是陶鲁斯山和幼发拉底河上游以外下至尼罗河谷的辽阔地域，则多半仍听其自主。诚然，565年即前189年调整东方时所本的原则，即哈里斯河和陶鲁斯山应为罗马藩属的东界，并未为元老院所遵守，而且以其性质而言，也无法遵守。自然界的地平线是个幻觉，政治上的地平线也一样是个幻觉；如果叙利亚王国可有的战船数和战象数均为和约所规定，如果叙利亚军听罗马元老院的吩咐，退出那已半入其手的埃及，此中便有完全承认霸王与属国的关系在。因此，叙利亚和埃及的继统争执也都请罗马政府来解决。在叙利亚，安条克·埃庇法尼斯死后（590年即前164年），塞琉古四世之子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os，以后改名梭托［Soter］）正为罗马质子，与前王安条克·埃庇法尼斯未成年之子安条克·尤帕托（Antiochos Eupator）争王位；在埃及，自584年即前170年以来，托勒密·菲洛梅托（573—608年即前181—前146年）即与其弟托勒密·尤厄格特斯二世，别号“肥王”的（死于637年即前164年）共掌国政，至590年即前117年菲洛梅托被其弟逐出本国，亲到罗马谋复位。元老院处理这两件事，完全用外交方法，并且大致以罗马的利益为准绳。在叙利亚，德米特里乌斯较为有理，却遭废弃，于是安条克·尤帕托被承认为王；元老院使罗马元老格涅乌斯·屋大维（Gnaeus Octavius）担任幼王的监护，我们可想而知，他为罗马的利益来施政，按565年即前189年的和约来削减海军和象军，有完成此国的军事毁灭之势。在埃及，不但菲洛帕托的复辟告成，而且——一方面要消灭两兄弟的争端，一方面要削弱埃及那依然巨大的势力——把昔兰尼由埃及分出，作为尤厄格特斯的分地。不久以后，一个犹太人写道：“罗马人愿使何人为王，便立何人为王；他们不愿何人为王，便把何人逐离其国土和人民。”可是往日罗马与腓力、安条克和波尔修发生纠纷时，元老院一概显出才能和魄力，这次用同样的才能和魄力毅然干涉东方的事，却是长久期间中的末次。虽则政府内部的腐败最晚影响到外事的处理，可是终久必影响外事。政治动摇无定；他们让那才入掌握的纲纪归于废弛，几至失坠。叙利亚的监国被害于劳第恺亚（Laodikeia），被废的伪王德米特里乌斯竟逃出罗马城，胆敢以得有罗马元老院的充分许可为口实，废去幼君，篡夺其祖国的统治权（592年即前162年）。不久以后，埃及王与昔兰尼王争夺塞浦路斯岛，双方开战，元老院先把此岛断归长兄，后又把它断归幼弟，结果与罗马最近的裁判相反，此岛终于仍属埃及。如是，在罗马政府权力极盛之时，在国内外极为太平之日，其政令却为东方弱国所讪笑，其声名受人侮辱，其所监护的人和委员均被杀害。七十年前，伊利里亚人曾这样杀害罗马使者，当时的元老院曾为殉难人立碑于市场，并以陆海军问杀人者之罪。此时的元老院也命人按旧习惯为格涅乌斯·屋大维立碑，可是他们不运兵到叙利亚，却承认德米特里乌斯为叙利亚王。现在，当然他们十分强盛，似以自保声誉为多事。同样，不但不顾违反元老院的法令，埃及仍保有塞浦路斯，而且菲洛梅托死后（608年即前146年），尤厄格特斯继其位，因此两国又合而为一，元老院对于此事也听其发生，不予反对。

此等事发生以后，罗马在这些国家的势力实际土崩瓦解，于是这里世事的推移现在与罗马无关；不过为正确了解下文起见，我们务须不全忽略近东甚至远东的历史。埃及四面阻塞，现状不甚容易改变；至于亚洲，无论是幼发拉底河的东面或西面，在罗马暂停其监督期间，一部分民族和国家大改旧观。亚历山大以后不久，在伊朗大沙漠之外，华氏城国（Palimbothra）在旃陀罗笈多（Tschandragupta，即Sandrakottos）的治下勃兴于印度河畔，强盛的大夏国（Baktrien）勃兴于乌浒（Oxus）河畔，两国均由当地文化与希腊文化的最东支相混而成。

两国以西，首为亚细亚国；在安条克大王治下，此国虽已缩小，却仍庞然由赫勒斯滂迤至米底亚和波斯各省，包有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全部盆地。此王仍耀武扬威于安息和大夏境内；只是在他治下，这泱泱大国始渐瓦解。不但西亚细亚因马格尼西亚一战而失去，而且两卡帕多奇亚和两亚美尼亚——即东北的亚美尼亚本部和西南的梭芬地带——完全解放，由叙利亚的属国一变而为独立国，也在此时。这些国家，特别是大亚美尼亚在阿达克西亚王家（Artaxiaden）治下，旋即达到强大的地位。又有使其帝国受害尤烈的，即其嗣子安条克·埃庇法尼斯（579—590年即前175—前164年）施行荒谬的划一政策。虽则他的国家诚然有如众地的总合而不类一个单纯的国家，臣民中民族性和宗教的差异成为政治最大的障碍，可是把希腊-罗马的风俗和崇拜输入全国，使各种不同的民族不但在宗教上而且在政治上归于一致，这无论如何是个荒谬举动；而况就其个人而言，这位变本加厉的“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绝不配做这样伟大的事业，至于是用最坏的方式，极大规模的劫掠神庙和极无理的迫害异教徒来推行其政策，更不必论。

这种政策造成一个结果，与埃及交界的边省居民即犹太人以前原是柔顺得卑躬屈节、非常活泼和黾勉的人民，至是遭到有计划的宗教迫害，竟至公然叛变（约在587年即前167年）。此事闹到罗马元老院；当时元老院正饶有理由地怀怒于德米特里乌斯·梭托，又忧虑阿塔鲁斯王家与塞琉古王家联合，同时在叙利亚与埃及之间成立一个中等国家，无论如何，总利于罗马，所以元老院不难即刻承认这叛变民族的自由和自治（约在593年即前161年）。然而除不劳而成的事以外，罗马没有替犹太人做任何事；尽管罗马人与犹太人所结的条约有后者若受攻击罗马人誓必援助一款，尽管罗马人禁叙利亚王和埃及王在犹太境内行军，罗马人当然完全听任犹太人自守其土以抗叙利亚王。对于他们，有比强大盟国的一纸文书更有裨益的，马迦白氏（Makkbäer）一门英雄，既勇敢而又明慎地领导举兵；叙利亚国内又四分五裂。当叙利亚两王特利枫（Triphon）与德米特里乌斯·尼迦托（Demetrios Nikator）交争的期间，把自治和免税正式许给犹太人（612年即前142年）；不久以后，马迦白氏的族长名马塔提亚（Mattathias）之子西蒙（Simon）的，为全国和叙利亚大王所承认，做以色列的大祭司和君主（615年即前1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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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这次以色列人叛变更饶后果的是当时东部各省的运动，运动的起因或亦与上无异。安条克·埃庇法尼斯洗劫波斯神庙一如其洗劫耶路撒冷的神庙，当然对待阿胡罗摩子陀（Ahuramagda）和密多罗（Mittra）的信徒不优于其对待耶和华的信徒。正如在犹太——不过范围较广，规模较大——，结果是本地风俗和本地宗教反抗希腊风气和希腊神祇；促进这运动的人是安息人，由这种运动兴起了强大的安息帝国。

安息人（Parthwa，即帕提亚［Parther］）早见于涵容在波斯大帝国的无数部落之中，最初居于里海东南近代呼罗珊（Khorasan）之地，至500年即前250年后，始出现为一独立国，受塞种人即图兰人（Turan）的安息王朝（Arsakiden）的统治。然而一百年后，此国始由隐而显。安息王朝第六君米特拉达特斯一世（Mithradates Ⅰ，579—618年即前175—前136年）是大安息国的真正开创者。大夏帝国本比它强大远甚，但半因为其与图兰塞种的马队和印度河上的诸国寻仇构衅，半因为内部混乱，国基已呈动摇，竟为米特拉达特斯一世所灭。在大沙漠以西各地，他也有几乎相等的成功。当时叙利亚帝国，一方面有安条克·埃庇法尼斯企图希腊化而失败，又一方面有他死后发生的继统之乱，极为骚扰不安，内地各省正进行与安条克和沿海地带脱离关系。例如在卡帕多奇亚边界上，叙利亚极北一省科马干（Kommagene）的省长托勒密（Ptolemäos）自行独立，幼发拉底河彼岸北美索不达米亚即俄斯隆（Asrhoene）的埃迭萨（Edessa）王子，重要的米底亚省省长提马尔克斯（Timarchos）亦然；后者的独立竟得罗马元老院的核准，并有同盟亚美尼亚为助，其领域南达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凯亚（Seleukeia）。这种骚乱在亚细亚帝国中无时不有；各省在其半独立或全独立的省长治下不断起兵造反，首都桀骜顽梗的群众与罗马城和亚历山大城的群众无异，亦复骚动不息。邻国君主成群结伙——埃及王、亚美尼亚王、卡帕多奇亚王、波加蒙王——干涉叙利亚事不已，助长继统的事执，以至于同室操戈和实际由两个以上的争位者分握政权，殆成为此国永不可疗的痼疾。罗马居保护主地位，即使不怂恿这些邻国，也不免袖手旁观。此外再加以新安息帝国不但挟其物质的力量，而且以其民族语言和宗教以及民族军制和政制的全副优势，由东方进逼这侨居异地的叙利亚国。对于这亡后复兴的“居鲁士”帝国，这里尚非加以叙述之所；我们仅略举一个事实就够了：希腊风气虽为构成此国强有力的成分，可是与塞琉古国相比，安息国却以民族上和宗教上的反动为基础：伊朗古语、僧侣阶级、密多罗的崇拜、东方的封建制度、沙漠中的骑兵和弓箭，最初皆以优越的势力复与希腊文化相遇。叙利亚王遭此一切，实处于可怜的地位。塞琉古王家绝不像，举个例说，拉吉德王家那样懦弱，其中几人不乏勇气和才干；叛徒、伪王和多管闲事的人难以数计，他们诚然能使其中一二人就范；不过他们的政权极乏坚固的基础，以至于就是仅想暂时遏止无政府状态，也办不到。其结果是必然的结果。在无保护甚至起兵造反的省长治下，叙利亚东部各省沦为安息的臣属；波斯、巴比伦和米底亚永久脱离叙利亚帝国；安息新国横跨大沙漠的两旁，由乌浒河和兴都库什山至底格里斯河和阿拉伯沙漠——一如波斯帝国和一切亚洲古代大国，又复纯是个大陆君主国，也正如波斯帝国，又复一面对图兰民族，一面对西方民族，永久战争不已。叙利亚国除沿海地带外，至多只能包有美索不达米亚，于是多由于内部的混乱而少由于疆域的缩小，此国永远丧失其大国的资格。如果安息人屡次濒于全灭其国而竟未果，这不是由于塞琉古王家末期君主的抗御，更不是由于罗马的影响，而是由于安息国内的种种不靖，尤其是草原人民的入侵东部各省。

这次亚洲腹地各民族关系的剧变是上古史的转折点。迄今民族运动的高潮系自西方流向东方，以亚历山大王为其最后最高的表现，现在继其后的却是低潮。安息国一经建立，不但仍或能保存于大夏和印度河畔的希腊文化沦胥以亡，而且西伊朗也重蹈数百年来已废而尚未泯的故辙。罗马元老院把亚历山大政策的首要结果牺牲掉，因此引起倒退的运动，这运动最后蔓延到格兰那达（Granada）的红堡（Alhambra）和君士坦丁的大回教寺而后已。由拉盖（Ragä）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至地中海的一带地方，只要仍隶属于安条克王，罗马的势力便也能伸张到大沙漠的边缘；安息国永不能居地中海帝国的属国之列，并非因为它甚为强大，而是因为它的中心在亚洲内地，距海岸辽远。自亚历山大时代以来，世界专听命于西方，东方对于西方的关系，似乎只是以后美洲和澳洲对于欧洲人的关系。有了米特拉达特斯一世，东方便复入政治活动的场所。世界又有了两个主人。

还有当时海上的情形需加以考察；不过除了处处不复有一个海权国存在外，殆无可言。迦太基沦亡，叙利亚的战舰队依约毁灭，埃及昔日那样强大的海军，今在其偷惰君主的治下陷于衰落。小国尤其是商业城市诚然有几只武装运船，可是这些船甚至不足以担任地中海上的难事——剿除海盗。罗马既为地中海的领袖大国，此事必然落在它身上。一百年前，罗马人曾以可嘉的特殊果决态度挺身来做这事，并且以后行保护公益的海上警备为其称霸东方的开场，而正在本期之始这种警备竟完全无效，由此可以显见，贵族政府非常迅速地趋于衰落。罗马不复自有舰队，她仅止于在似有必要之时向意大利、小亚细亚和他处的沿海城市征发船只。结果所届，海盗业当然成为有组织有联合的事业。在罗马势力能直接达到之处，在亚得里亚海和第勒尼安海，或稍有剿办海盗的事，不过尚嫌不足。本时期罗马人远征达尔马提亚和利古里亚海岸，即特以剿办意大利两海的海盗为务；也因为这个缘故，631年即前123年，罗马人置戍兵于巴利阿里群岛。反之，在毛里塔尼亚和希腊的洋面，沿海居民和舟子只得设法与海盗自谋妥协，因为尽可能地置远方于度外，是罗马政策所遵守的原则。这样，沿海各国无人照料，其离乱破产的民社当然成为海盗的渊薮；尤其是亚洲不乏这种渊薮。

在这方面，克里特岛上的状况最为恶劣，此岛既得地利，又遇东西两方的大国软弱或宽纵，在希腊人所有的居留地中，独能保其独立。罗马委员当然也在这岛上来往，可是他们在这里的成就甚至比在叙利亚和埃及的尤为稀少。这好像命运把自由留给克里特人，专为的是表明希腊人独立的结果如何。那是一幅可骇的景象。古代多利安式严格的民社制度，正如在塔兰托一般，已变为荒淫的民主政体，人民的豪侠心肠已变为好战喜劫掠的蛮性；一位体面的希腊人宣称唯有在克里特，一事只要有利，便不认为可耻；甚至使徒保罗也用赞成的口气引起克里特一位诗人的话：

克里特人一概是骗子、懒骨头、污秽的畜生。

尽管罗马努力求取和平，这“百城古岛”上的内战却连绵不绝，繁盛的都市相继化为瓦砾堆。其居民流浪于国内国外，水上陆上，成为盗贼；自募兵的秕政不复见容于伯罗奔尼撒之后，此岛成为四周各国的招兵场，尤其是海盗业的适当处所；例如此时前后，西弗诺斯岛（Siphnos）被克里特的海盗舰队洗劫一空。罗德斯自失去大陆上的领土，商业上受了打击以后，虽不能再振，却自以为不能不对克里特人作战，把最后的力量都用在剿除海盗的战事（约在600年即前150年）；罗马固然欲加调停，可是缺乏诚意，似乎也缺乏成功。

不久以后，西利西亚始与克里特并列，成为海盗业的第二场所。这里的海盗得势，不但因为叙利亚王的无力，而且因为僭王狄奥多图斯·特利枫（Diodotos Tryphon）自奴隶起家为叙利亚王（608—615年即前146—前139年），欲用海盗以固其王位，竭力奖励海盗业于其主要的巢穴，即险阻的西利西亚。海盗既为捉捕奴隶又为出卖奴隶的主要人物，与海盗交易非常有利，所以在商人大众之中，甚至在亚历山大城罗德斯和提洛岛，海盗都得享某种的容忍，就是政府也至少以不取行动参与某事。这种弊害极为严重，以至于在611年即前143年前后，元老院派它最贤能的人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赴亚历山大城和叙利亚，以便就地考察应付的方法。可是外交上的抗议不能化柔弱政府为强有力的政府；现在别无他法，只有直接在这些海上保持一个舰队；要做这事，罗马却又缺乏精力和毅力。所以一切事都一仍旧贯，海盗舰队是地中海唯一的大海军，掳掠人口是地中海唯一兴隆的商业。罗马政府是个旁观者；可是罗马商人既为奴隶市场最大的主顾，海盗头目又在提洛岛和他处为此种货品最重要的批发商，所以双方维持频繁而友善的交易。

罗马和整个罗马-希腊世界对外关系的转变，由皮德那之战起至格拉古兄弟时代止，自塔古斯河和巴格拉达河至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我们已略述其梗概。罗马负统治这罗马-希腊世界之责，不免遇到一个艰巨的问题，他们未尝完全误解这问题，不过没有把它解决。加图时代的思想主张把国家范围限在意大利，仅用保护制统治意大利以外之地，后一辈的领袖人物诚然已看出这思想不足取；立刻以罗马的直接统治代替保护制而保留各民社的特权，他们也诚然承认有此必要。可是他们不坚毅迅速而一贯地实行这个新办法，却为机会、意气、次要的利益和偶然的事件所诱，兼并了这些孤立的省份，而大部分的属国却仍居旧日那不可忍受的不安地位，或竟至叙利亚那样，脱离罗马的势力。就是政府本身也日益陷于懦弱而短见的自私主义。他们仅由今天秉政到明天，即以为足，只是遇有必要，才办理日常事务。他们对于弱者是严厉的主人翁。623年即前131年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克拉苏要求迦利亚的自由城迈拉萨（Mylasa）送一根梁木给他，以供造撞城机之用，梁木与他所要的不合，此城长官便受鞭挞之刑。克拉苏并非恶人而是一位严正的长官。另一方面，在当用严厉之处却不见严厉，例如对待边疆上的蛮族和海盗。中央政府既对于外省事务放弃一切督导和监察，便不但把百姓的利益也把国家的利益完全舍给当日的省长。那些发生在西班牙的事虽本身无关重要，却在这方面足以启人心智。在那里，政府不如在其他省份那样能自限于旁观资格，罗马省长不但简直地视国际法如土芥，以无与伦比的食言弃信，肆无忌惮地破坏降约和条约，屠杀已降的人民，唆使他人行刺敌方的将军，使罗马永远名誉扫地，而且违背罗马最高当局的明令，擅自开战媾和，以稀有的合刚愎与无耻而为一，把无关轻重的事件，例如努曼提亚人的抗命，扩大为国家存亡所系的危机。而对于这一切事，罗马城竟无人想加以重罚。关于最重要职位的补缺和最重要政治问题的处理，不但元老院各党各派的同情和竞争有助于其决定，而且就在此时，外国君主的钱财已找到罗马元老的门路。叙利亚王安条克·埃庇法尼斯（死于590年即前164年）的使臣狄麻古（Timarchos）据说是试行纳贿于罗马元老院而成功的第一人；不久以后，外国君主向有势力的元老送礼物，成为常事，以至于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在努曼提亚城下营次收到叙利亚王的馈赠，把它投入军需库，人皆诧为异事。“统治的报酬专在统治，统治既是个权利和利益，也同样是个义务和责任。”这个古老原则已全遭废弃。如是，一种新财政学兴起，这财政学不注目于向市民课税，而却认臣民阶级为民社肥渥的产业，一方面为民社的利益剥削臣民，一方面把臣民交给市民去剥削。不但罗马商人那肆无忌惮的贪婪行为受到非法的纵容，在省行政上得有自由活动的余地，而且罗马商人所不喜的商业对手，政府就用国家的军队加以铲除；于是邻国最壮丽的城市并未牺牲在残酷的贪权，而牺牲在远较凶狠的残酷投机。古代军制确乎加重负于市民，国家又毕竟唯其兵力优越是赖，古军制一旦毁坏，国家便不啻自坏其栋梁。他们让舰队趋于消灭，陆战组织沦于难以置信的衰颓。他们把保卫亚洲和非洲边境的责任卸给属国；凡不能这样卸责的，例如意大利、马其顿和西班牙的边防，都办得非常恶劣。

上流阶级始在军队中甚不多见，以至于西班牙军所需的军官已难召集满额。罗马人特别厌恶西班牙兵役的心与日俱增，又加以征兵时长官态度偏私，所以到了602年即前152年，他们不得不废止旧制，即听任军官由应服兵役的男子中自由选取所需的兵士，而代之以用抽签法由应服兵役的男子中拔取兵士——这当然不利于军队的团结精神，也不利于每队兵的作战效率。当局不以严厉态度求贯彻，却把献媚人民的可怜行径推广到这里；每逢一位执政官恪尽其职，厉行征兵往西班牙服役，平民保民官便运用其宪法上的权力制止他（603年即前151年，616年即前138年）。上文已述，西庇阿要求许他征兵一次以进行努曼提亚的战事，元老院立予驳斥。因此，罗马围攻迦太基或努曼提亚的军队，已使人忆及那面包师、厨师、伶人及其他非战斗员五倍于所谓兵士的叙利亚军队；罗马将军的覆军本领已不亚于其迦太基的同业；战争无论在非洲或在西班牙，无论在马其顿或在亚洲，开头总是败仗；格涅乌斯·屋大维的被害现在不声不响地过去了；维里亚都的遭暗杀现在成了罗马外交的杰作；努曼提亚的攻克现在是一件大功。曼奇努斯以其忠心爱国自豪，亲自使人在罗马竖起他赤身被缚的造像，这一针见血地表明罗马人的民族自尊心和个人自尊心已如何荡然无存。我们无论着眼何处，都看见罗马的内部精力和外部势力同在迅速地没落中。由巨大斗争赢得的地盘，在这和平时期并未加扩，甚且未能保持。全世界的统治难于达到，更难于保持；罗马元老院已做成前者，可是一遇后者，便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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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庇阿原欲使意大利迦成为意大利所谓forum et conciliabulum civium Romanorum
，以后高卢的阿奎-塞克斯提亚（Aquae Sextiae）也有同样的起源。海外市民民社的设立仅始于较晚时期的迦太基和纳博（Narbo）；可是有可注意的，在某种意义上，可说西庇阿已朝那方向走了第一步。

(2)
关于维里亚都战事的年代，尚无定论。所可确定的，是维里亚都的出现始于对维提利乌斯的冲突，还有他死于615年即前139年；他掌权的时间据估计为八年、十年、十一年、十四年或二十年。第一个估计有些可能性，因为在狄奥多罗斯和奥罗西乌斯（Orosius）书中维里亚都的出现均与科林斯的毁灭相连。与维里亚都作战的罗马省长有几个必属于北省，因为维里亚都的活动虽大半在南省，却不全在南省，所以我们不可以省长的数目计算他为领袖的年数。

(3)
在许多世纪的过程中这条海岸线已大改旧观，所以古代当地的关系仅能在旧址上约略辨识。此城的名称仍保存于迦太基角（Cape Cartagena）——因此处有一座圣贤墓，所以又名拉斯·席底·卜赛伊（Ras sidi bu Said）——一名中，此为半岛伸入海湾的东岬，其最高点海拔三百九十三英尺。

(4)
柏勒（Beulé）所举的尺寸合公尺和希腊尺（一希腊尺合零点三零九公尺）如下：

外墙

二公尺即六点五英尺

走廊

一点九公尺即六英尺

地窖前墙

一公尺即三点二五英尺

地窖房舍

四点二公尺即十四英尺

地窖后墙

一公尺即三点二五英尺

城墙共厚

十公尺即三十三英尺

或如狄奥多鲁斯所云，全厚二十二肘（Ellen，希腊一肘合一点五英尺），李维和阿庇安似乎根据另一种不甚正确的波利比乌斯书一段，谓城墙厚三十英尺。阿庇安所谓三层城墙指外墙和地窖的前后墙而言。这种巧合并非偶然，这里所说的正是那驰名的迦太基城墙的遗址，这是有目共睹的；戴维斯（Davis）的指责只表现着，就是以最高的热忱也不能驳倒柏勒的主要结论。不过我们必须主张，一切古代学者的话，我们现在所引用的，都不指子城的墙而指向陆地一面的城墙而言，因为沿着子城山南面的墙也是城墙的主要部分。与这个见解相合，发掘子城东、北、西三面，没有发现堡垒的痕迹，而在南面，却发现了这大城垣的遗址。这些遗迹，我们绝不当视为与城墙有别的子城墙的遗迹；我们可以假定，再进一步的发掘达到相当深度——比儿萨出土的城基在现今地面下五十六英尺——必能沿着整个内陆一面发现相同或至少相似的墙基；不过在有围垣的郊区马加利亚与主要城墙相连之处，堡垒也许自始便甚薄弱或早已为人所忽略。城墙的全长不能确定，可是必甚绵长，因为这里有容三百匹象的厩舍，还有刍料房和其他空间以及城门都要计及。比儿萨既包在里城之内，城郊区马加利亚又另有城墙，为与马加利亚分别起见，里城本身当然有时也称为比儿萨。

(5)
这是阿庇安所说的高度，已见上文；狄奥多罗斯谓高度达四十肘即六十尺，或包睥睨而言。现存残垣仍高十二至十六英尺（四至五公尺）。

(6)
在发掘时，此处曾发现马蹄形房舍，深十四希腊尺，阔十一希腊尺，入口的宽度不详。这些尺寸和走廊的大小是否足使我们认之为象厩，尚待更精确的研讨，才能决定。各房间的隔墙厚一点一公尺即三点五英尺。

(7)
十足的二千步即——波利比乌斯必如是说——十六斯达典（Stadien）约合三千公尺。现在圣路易（st．Louis）礼拜堂立在子城山上，此山顶周围约为一千四百公尺，山半周围约为二千六百公尺，山足周围的这种估计必不致误。

(8)
迦太基半岛上现有郭勒达（Goletta）炮台。

(9)
这个腓尼基词的意义是“挖成圆形的盆子”，由狄奥多罗斯书和希腊人用此词表示“杯子”，可以明见。如是，此词只适用于迦太基的内港，斯特拉波等人用此词，也是这种意义。阿庇安谓科松前面的长方港为科松的一部分，不甚确当。

(10)

．

(11)
甚至伪亚里士多德的《奇物志》（De mirabilibus
）的作者，也晓得这条路是亚得里亚海和黑海间的商路，即科西拉的酒罍半途遇到塔梭和勒斯博的酒罍的道路。就是到了现在，此路大体仍沿同一方向自杜拉佐（Durazzo）在奥克利达（Ochrida）湖渡过拔哥罗山（Bagoro）经过蒙那斯提（Monastir）而至德萨洛尼卡。

(12)
在萨宾的村落、在帕尔玛，甚至在西班牙的意大利迦，都曾出土泐着穆米乌斯名字的石像座，这些像座上从前必都置有转赠的战利品。

(13)
608年即前146年时希腊是否成为罗马的一省，这问题大半流于字面的争执。的确，希腊各民社始终不失为“自由”民社。可是又有同样的确者在：当时的希腊为罗马人“所占有”；自此以后，每一民社向罗马纳定额的贡献，例如小岛介亚鲁（Gyarus）每年纳贡一百五十德拉克马；自此以后，罗马省长的“木棒和斧头”统治希腊；自此以后，罗马省长对于各城的宪法，有时也对于刑事审判，行使监督权，正如元老院素来的作为；最后，马其顿省的纪元也在希腊使用。这些事实并没有互相矛盾之处，至少所有矛盾不过是一般自由城市所处地位的矛盾，这些城市有时说起来似乎是不在省范围之内，又有时说起来似乎是隶属于省。罗马在希腊的领域诚然只限于科林斯的疆土，可能还有优卑亚的几部分，这里绝没有狭义的所谓臣民，然而如果我们考察希腊各民社与马其顿长官实际的关系，则希腊可谓包括在马其顿省内，一如马赛利亚包括在纳博省内，都拉奇乌姆包括在马其顿省内。我们甚至还发现比这更进一步的事例：665年即前89年以后，阿尔卑斯山内的高卢只有市民民社或拉丁民社，然而苏拉把它改设一省；在恺撒时，我们遇见纯为市民民社所组成而仍不失为省的区域。在这些事例中，罗马provincia
的基本观念甚为显而易见；这原不过指“部下”而言，所以司令官所有一切行政和裁判的职务原来都是他那军职的附属责任和自然结果。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注目于那些自由民社形式上的主权，我们必须承认，希腊并未因608年即前146年的事而改变其地位。阿喀亚各个民社现在替代阿喀亚同盟分别在罗马属下为纳贡而受保护的国家；在马其顿设置一个罗马行省以后，此省代办首都当局监督希腊属国的工作：这些都是事实上而非法理上的区别。所以我们是否可认希腊为马其顿属下的一部分，须视事实观点与形式观点孰占优势而定；但是前者当然较为重要。

(14)
此说一个深可注意的佐证就是用来代表希腊细青铜器和紫铜器的名称，在西塞罗时代，这种铜器无论来自何处，统名“科林斯的”或“提洛的”铜器。铜器在意大利的名称当然不源于制造地，而源于出口地；可是我们自然无意否认科林斯和提洛也造同样的酒罍。

(15)
波加蒙王尤美尼斯二世和阿塔鲁斯二世写给裴西努斯（Pessinus）祭司——始终名为阿提斯（Attis）——的信札，近来有几封复见于世，这些信札明示此等关系。其中最早的一封也是唯一有年月的一封写在尤美尼斯在位第三十四年终了以前七日，所以在590—591年即前164—前163年，这封信自请给这祭司以军事援助，以便由裴松吉亚人（Pesonggians，不见于他处）夺回为其所占的圣地；次一封信也是尤美尼斯写的，表明这位君主参加裴西努斯祭司与王弟爱奥里克斯（Aiorix）的争斗。罗马常得有报告，谓尤美尼斯企图再干涉加拉提亚的事，扶助他在那里的爪牙；无疑地，上述两事必都在590年即前134年及以后所报告于罗马的事件之列。另一方面，由其嗣君阿塔鲁斯二世的一封信看来，可见时移世易，他的愿望便也低落。祭司阿提斯似乎在阿帕米亚（Apamea）的会议中又由阿塔鲁斯得到武力援助的许诺；可是以后此王写信给祭司说，在为此事而召开的政治会议里，出席的人有阿忒纳乌斯（Athenaeus，当然就是人所共知的王弟）、索桑德（Sosandros）、米诺格内斯（Menogenes）、科洛鲁斯（Chloros）和其他亲属（
）。长时犹豫之后，大多数终于赞成科洛鲁斯的意见，即未先与罗马人商洽，不可有所举动，因为就算得到成功，他们也将有失其所得和引起疑忌的危险，“罗马人对于他的长兄（尤美尼斯二世）也抱着这种疑忌”。

(16)
就在这遗嘱里，波加蒙王把“自由”给予他的波加蒙城，所谓“自由”就是
，就是城市的自治。依据一个在那里晚近出土而深可注意的文献，在开读遗嘱之后，可是在罗马人核准遗嘱之前，这样组成的市民团体决定对于人民中一向被剥夺公民权的阶级，尤其是详列在户籍的（Paröken）和住在城市和乡村的兵士以及马其顿人，一律给予市民权，以便在全国人民中造成一种善意的谅解。这个民社把广泛调整的既成事实摆在罗马人面前，他们意在乘罗马统治尚未开始之时，自行团结，使入主的外国人不能利用人民内部权力的不均，来破坏民社的自由。

(17)
据一位朋友对我说的似属有理的见解，我们若假定这批解放了的奴隶自命为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的公民，此城之名不见于他处，也许仅存于想象中，系由叙利亚所最崇拜的太阳神而得名，则这些奇怪的“太阳城人”便不难索解。

(18)
古钱镌有“以色列的歇克尔”（Shekel Israel）和“圣耶路撒冷”或“郇山解放”的日期的，都由此人而来。又有相似的古钱镌着以色列王（Nessi）西蒙的名字的，却不属于他而属于哈德良（Hadrian）时代的叛党首领拔·科克巴（Bar-ko-chba）。

第二章　改革运动与提比略·格拉古

皮德纳之战以后的三十余年间，罗马国家享极端平静的幸福，无论何处，表面上几乎不见一点微波。罗马领域横跨三大洲；罗马势力的辉煌和罗马声名的光荣有增无减；一切人注目于意大利，一切才智、一切财富都流向意大利；一个享太平的幸福和精神的生活乐趣的黄金时代似必始于此地。当时的东方人惊异佩服，彼此以西方这个强大的共和国相告：“此国灭了远近各地的许多国家，以致人一听得它的名字无不战栗；可是它对于友邦和属国，却维持善意的和平。罗马人既有这样的光荣，却无一人自戴王冠，无一人炫耀紫袍；他们每年无论使何人为国主，便无人不听国主的命令，他们之间既没有嫉妒心，也没有冲突。”

由远处看，似乎如此；由近处看，局势便迥然不同。贵族的政府大有自毁其成绩的趋势。并不是坎尼败者和扎玛战胜者的子孙这样完全不肖其父和祖父；这区别不甚在出席于元老院的众人而在时代。在数目有限、拥有固定财富而世负政治声望的旧家执政之处，当危急之秋，他们必显出无可比拟的坚韧一贯和英勇的自我牺牲，而在平静时也必显出无可比拟的眼光短浅、自私自利、怠忽政事——二者都在本质上脱胎于世袭制和同僚制。病根久已存在，可是须有幸运高照，始能发荣滋长。加图的问题：“罗马若不复有足畏的国家，则将成何状态？”实有深长的意义。现在他们已达到这种地步。每个可以使它畏惧的邻国都已在政治上沦胥以亡；而且那些生长于旧制度之下、受过汉尼拔战争的严格锻炼、一息尚存仍发出伟大时代的遗响的人士，已被死神一个又一个地召了去，到后来，其中最末一个老加图的声音也终至不复闻于元老院和罗马广场。一辈少年当权，对于那位爱国老人所提出的问题，他们的政策却是个恶劣的答复。在他们治下，属国的统治和对外的政策如何，已见上文。在内政上，如果可能，他们更听任国家随风飘荡；如果我们认为内政不只是办理日常公事，则本期的罗马可谓毫无政治。统治阶级唯一的念头便是维持其所篡夺的特权，并且如果可能，把它增大。国家无权取得适当而最贤的人充任最高官吏，可是每一朋党中人都有居国家最高职位的天赋权利——同阶级者不公平的竞争或被排斥者的侵越都无损于这种特权。因此，这个朋党决定以限制再度当选执政官和排斥“新人物”
(1)

为其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到603年即前165年前后，竟能取得禁止前者的法令，自安于使贵族无能之辈掌握政权。无疑地，就是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的不取行动，也与贵族这种排斥平民和不信任本阶级各个分子的政策有关。平民的功业是他们的贵族证，欲使平民不能入纯粹贵族界，可靠的方法莫过于不使任何人立功；对于一律凡庸的现政府，就是征服叙利亚和埃及的一位贵族也可以十分不便。

诚然，现在也不乏反抗，而且反抗竟也稍有效果。司法行政得到改善。元老院对各省长官有行政裁判权，由元老院亲自行使，或偶然由特殊委员团行使，这种裁判权公认为不敷所需。有一种改良对于罗马民社的全部公共生活关系重大，即605年即前149年，依卢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Lucius Calpurnius Piso）的建议，设立一个永久的元老委员会（quaestio ordinaria
）以便用司法方式审问省民控告罗马官吏勒索的案件。人们努力于解放人民大会，使之脱离贵族的优越势力。罗马民主政治的“万应丹”是市民大会中的秘密投票，最初关于选举长官的，始于伽比尼乌斯法（Gabinische Gesetz，615年即前139年），以后关于民众法庭的，始于卡西乌斯法（Cassische Gesetz，617年即前137年），最后关于表决立法建议的，始于帕皮里乌斯法（Papirische Gesetz，623年即前131年）。同样，不久以后（约在625年即前129年），一道人民法令命元老于入元老院时交出马匹，于是放弃其在十八骑士百夫队的投票权。这些措置意在解放选举人，使之不受贵族统治阶级的支配，在建议的一派人看来，这或可为复兴国家的初步；实则罗马民社的合法最高机关那种空虚无用和缺乏自由，并未因有这些办法而丝毫改变；的确，那种空虚无用反而更昭然为与此有关或无关的人所共见。与此同属饰外观而无意义的事，是因为承认市民的独立自主，便把市民大会的集会场所由元老院下面的旧会场移至罗马广场（609年即前145年）。

但这种形式上的民权对实际而永久的宪法的冲突，系似是而非的性质。各党派的口号甚嚣尘上，在真正直接的实事上，党派本身却无迹可循。历整个的罗马纪元第七世纪（即公元前一世纪），每年民社选举市民长官，尤其是选举执政官和监察官，成为当日经常的问题和政治活动的焦点；不过只在单独而罕有的情形下，不同的候选人才代表相反的政治主张；在平时，这纯粹是人的问题，大多数选民归附恺西乌斯氏或科尔涅利乌斯氏，与国事的进行无关。如是，罗马人缺乏那足以抵偿政党生活之害的事——即民众自由普遍，向所认为正当的目标运动——，他们却专为便利主政派的小小游戏而忍受这一切。罗马贵族以财务官或平民保民官的资格较易进入宦途，可是他要达到执政官和监察官，却非多年大为努力不可。彩头很多，不过真值得一提的却很少；竞赛的人，一位罗马诗人曾说，好比竞走于一条起点很宽而渐渐变狭的跑道上。在长官职是所谓“荣耀”，而长于军事、政治或司法的人共争这难得的桂冠之时，这自属正当；可是现在贵族实际上垄断政界，竞争没有利益，所余的只是竞争的弊害。属于掌权门第的少年人几无例外，都蜂拥着入政界，他们抱着躁进和过早的野心，不久便在谋公众利益的有用行动之外寻得更有效的方法。强有力的瓜葛成为入宦途的首要条件，所以这一途非如往日那样的始于军营，而始于有权人士的前厅。从前只是门客和解放人做的事，即清晨来侍奉主人，随着他出现于公共场所，现在都移到新兴的上流门客。可是民众也是个大主人，因此也要受人尊敬。群众始当作他们的权利来要求：将来的执政官应承认街头每一衣衫褴褛的人为至上人民，加以敬礼，每一候选人在游行（ambitus
）中应称姓名招呼每一投票人并同他握手。上流阶级欣然赞成这种屈辱的求官方法。道地的候选人不但在宫中胁肩谄笑，在街头亦然；他们向群众自荐的手段是献殷勤、示宽容和或雅或俗地讲客气。高唱改革和鼓动人民都受到利用，以博得公众的注意和爱护；他们所攻击的愈是个人而非事物，他们便愈收效果。按照习惯，生长名门的无须少年为入政界时显得光彩起见，常以其幼稚口才表现不成熟的情感，重演加图的把戏，以国家的律师自命，如果可能，控诉一个地位很高而很不得民心的人；罗马竟听任刑事审判和政治纠察那些严肃制度成为一种求官的工具。备办壮丽的人民娱乐，而更坏的，先承诺举行这种娱乐，早已成为取得执政官职的先决条件俨然如法定的事；现在选民的票始直接用金钱来收买，595年即前159年前后，发布的对于此事的禁令可以为证。当权的贵族经常献媚于民众以求其爱护，其最恶的结果成为乞求和谄媚的行动与政府对被治者应处的地位不相符合。如是，政府原是人民之福，现在一变而为人民之祸。他们不复敢依需要来支配人民的财产和生命，以谋国家的利益。他们让市民习于一种危险的念头，以为市民依法应免纳直接税，甚至贷款式的直接税——波尔修之战以后，政府不再要求人民贷款。他们宁可让军备衰落而不强迫市民服这可恶的海外兵役；一二长官企图按法律的严格条文实行征兵制度，他们的结果如何，已见上文。

在本时期，罗马既有一种腐败的寡头政治，又有一种尚未发展而萌芽已遭腐蚀的民主政治，两股祸害交织而成为凶险的定数。两党的名称此时已见于载籍，一个是欲行上流人士所愿的“贵族党”（optimaten
），一个是欲行民众所愿的“平民党”（popularen
），可是实际说来，那时的罗马既没有真实的贵族，也没有真能自觉的民众。两党所争的都是水月镜花，两党所有的分子都不过是些痴迷者或伪君子。两党均不免腐败，两党实同样空虚。两党当然都不得不拘泥现状，因为任何一方都没有超越现状的政治理想，更无论政治计划，所以两党完全一致，在手段和目的上也步步相同，党派的变迁多系战略的转移而非政治主张的改变。如果贵族政治直接创行一种世袭轮流制以代市民选举，或者民主政治自己产生真正人民领袖的政府，则全国必受其利。但是第七世纪初年的贵族和平民相需甚殷，彼此不做生死的赌斗，他们不但不能相灭，而且即使可能，他们也必不愿为。同时，在政治和道德上，国家日益解体，渐濒于完全崩溃的地步。

罗马的革命起于一种危机，这危机却不源于上述琐屑的政治冲突，而源于经济和社会的情形；罗马政府简直听任一切事自由发展，对于经济和社会情形亦复如此，于是这种情形得有机会使酝酿已久的病症以可惊的速度和强度臻于成熟，毫无阻碍。自达古以来，罗马的经济既基于两个永远相求却又永远相争的因子，一个是小农人的农业，一个是资本家的金钱。后者与大规模的地产所有权密切联合，已对农民阶级作战了几百年，这场争斗似非终于先毁灭农民而后毁灭全国不可，可是因为罗马屡战屡胜，使广大的公地分配成为可能，所以争斗的胜负未决，即告停顿。上文已经指明，贵族（patrician
）与平民改变名称复行对立之日，即为资本过分堆积、准备再攻农业之时。诚然，这次的方法不同。往昔残害小农人的是贷款，贷款实际把他降为债主的管家；现在把他压倒的是海外粮食尤其是奴隶生产的粮食的竞争。人们与时俱进；资本向劳动即向个人的自由作战时，永远遵守最严格的法律形式，现在也当然如此，不过不再取那使人难堪的方式，因债务而把自由人变作奴隶，却根本用正式收买和价购奴隶的方略；昔日首都放债的老板应时变形，成为大农场的主人。可是两者究竟的结果却无异，都是降低意大利农民的地位；先在各省的一部分而后在全意大利，以大地产代替小农业；以意大利的地产畜养牛养和种植橄榄葡萄，蔚成风气；最后，不但意大利以奴隶代替自由劳工，各省亦然。正如显贵族比贵族更为可畏，因为贵族可随宪法的变动而被废，显贵族则不然，所以资本的新势力比第四、第五世纪的资本势力更为可畏，因为改变国法，对他们仍是无可奈何。

我们在叙述第二次劳资大冲突以前，须在这里略示奴隶制度的性质和规模。我们现在所说的不是旧日那种不甚有害的农村奴隶制度；在那种制度之下，农民或与其奴隶共同耕田，或有田过多，不能亲自管理，便使一个奴隶管一份田产，奴隶不是做管家，便是做缴纳一部分产物的租户。固然，这种关系无时不有——例如在帝国时期，科穆（Comum）周围仍以此为准则——，但这是例外情形，只见于特受优待的地域和慈心经营的地产。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大规模的奴隶制度，在罗马一如昔日之在迦太基，这制度起于资本的占得优势。较早之时，战争获得的俘虏和世袭的奴隶身份已足维持奴隶的数目，现在的奴隶制度却与美洲的制度相似，以有计划地猎取人口为基础；因为人们使用奴隶时不顾及其生命和繁殖，所以奴隶人口永在减少，战争固常以大批新奴隶供给市场，甚至战争也不能补其不足。是凡有这种猎物可打的地方无一得免于难；甚至在意大利，一个可怜的自由人被雇主置在奴隶之列，也绝不是件罕闻的事。不过当时的黑奴产地却在西亚细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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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和西利西亚的海盗即专以猎取奴隶和出卖奴隶为业的人，劫掠叙利亚的沿海和希腊的岛屿；罗马的包税商与他们竞赛，也在这一带的属国里举行掳掠人口，把所掳的人并入他们的奴隶群。这事的规模非常广大，以致650年即前100年前后，比提尼亚王声言不能派遣所需的补助兵，因为一切能做工的人都已被包税商曳出境外。德洛斯的奴隶大市场是小亚细亚卖奴隶的商人向意大利投机家脱售货物的所在，在这里，一日之间据说早晨下船的奴隶多至一万，不到晚间即一概卖出——这既足以证明运来的奴隶如何众多，又足以证明奴隶仍是供不应求。这不是怪事。上文叙述第六世纪的罗马经济，我们已说明它与上古的一切大事业无异，也以使用奴隶为基础。无论投机事业的方向如何，总以在法律上降为牲畜的人为工具，毫无例外。手工业大部用奴隶来做，所以利益为主人所有。低级国税的征收也经常由社团的奴隶办理。奴隶的手从事于采掘矿产，制造沥青和其他同类的事；送一群奴隶到西班牙矿场，早已蔚成风气，矿场的理事欣然收留他们，并且愿出高额租金。意大利葡萄和橄榄的收获并非由田庄的人自办，却由拥有奴隶的人立约包办。放牧牛羊普遍是奴隶的工作。上文已述意大利大畜牧区那些武装而常骑马的畜牧奴隶。不久以后，这种畜牧业也成为罗马在各省投机时所喜的对象——例如达尔马提亚刚被征服（599年即前155年），罗马资本家便按意大利的方式在这里从事大规模的畜牧业。可是还有在任何方面较此恶劣远甚的，就是田庄制度——用一群奴隶耕田，奴隶常身烙铁印，足戴脚镣，白日在监工督察之下做田里的工作，夜间一齐被关在常位于地下的工人牢里。这种田庄制度由东方传到迦太基，迦太基人似乎把它输入西西里；田庄制度在西西里似乎比在罗马领土的其他部分发展较早也较为充分，或者即因此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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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翁蒂尼（Leontinische）的疆土共有可耕之地约三万尤格，监察官把它作为罗马公地出租，在格拉古兄弟以后数十年，我们见分租这块土地的不过四十八人，那么，每人平均拥有三百六十尤格，而其中仅有一个莱翁蒂尼人；其余都是外国的投机家，罗马人居大多数。由这个例，我们可见罗马投机家以如何的热心步前人的后尘；罗马的和非罗马的投机家在这座美丽的岛上遍设牧场和田庄，用西西里的牲畜和西西里的奴隶做如何广大的生意。然而大体看来，现在意大利仍能暂免于这种最恶劣的奴隶经济。在意大利，埃特鲁里亚为田庄制首先出现之处，至少四十年后为此制流行最广之处，虽则此地现在已极可能不乏劳工狱（ergastula
），可是意大利本时期做农业工作的仍大半是自由人，至少仍是不戴枷锁的奴隶，而较大的工作常用合同交给包商去做。有一件事极明白地表示意大利奴隶制度与西西里奴隶制度的不同，玛末丁民社的奴隶行意大利式的生活，在619—622年即前135—前132年的西西里奴隶之乱，只有玛末丁的奴隶不曾参加叛变。

这悲惨绝伦的无产阶级不啻是一片苦海，展开在我们的眼前，谁敢向这样深的地方看，我们便让谁加以探求；与罗马奴隶的苦痛相比，黑奴一切苦痛的总和很可能只是沧海中的一粟。这里与我们有关的不是奴隶所受苦难的本身，而是苦难对于罗马国家造成的危局，和政府应付这种危局的举动。很明显的，这个无产阶级不是政府所造成，也非政府所能即刻废除；要做这事，只有用比疾病尤为有害的治疗，始能有成。奴隶劳动阶级有威胁国民生命财产的危险，政府的责任一方面是以严厉的保安警察制排除这种直接的危险，另一方面是提倡自由劳工以达到尽量限制无产阶级。我们试看罗马贵族如何实行这两件事。

警察办得如何，可见于到处爆发的奴隶叛变和奴隶战争。在意大利，昔日混乱的情形是汉尼拔战争一种直接的余痛，现在似又复起；忽然之间，罗马人不得不在首都捕杀奴隶一百五十名，在明图尔纳捕杀四百五十名，在西努萨（Sinuessa）捕杀的竟达四千名（621年即前133年）。我们可以想见，各省情形更为恶劣。在提洛岛的奴隶大市场和阿提卡的银矿，奴隶几乎同时叛变，罗马人不得不用武力把他们剿平。那次小亚细亚阿里斯托尼库斯及其“太阳城民”的战争，实质上是地主对叛奴之战。可是最恶劣的情形当然见于田庄制的圣地西西里。盗匪业久已成为此地的经常祸害，在内地尤甚；现在盗匪业始蔚为反叛。恩那（Enna，即卡斯特罗焦万尼［Castrogiovanni］）有一个殷富的田庄主人名达摩菲洛（Damophilos），他在实业上所投的活动资本足与意大利的贵族相抗衡，因为触怒了他的农村奴隶，被他们攻击杀害；于是这一群暴徒冲入恩那城，又把那事在城里大规模地重演一次。奴隶一齐起来反抗主人，把他们杀戮或夷为奴隶，并且请来一位叙利亚阿帕米亚（Apamea）的魔术家率领这已甚强大的叛军。这位魔术家善于吐火和预言休咎，昔为奴隶时名恩奴（Ennus），今做叛党的首领，号称叙利亚人之王安条克。这有何不可？几年以前，叙利亚另有一个奴隶，他还不是个先知师，竟在安条克城内头戴塞琉古王家的王冠。希腊奴隶亚恰（Achaeus）为新王的骁勇“将军”，横行全岛，不但野蛮的牧人由远近各地群集于他的麾下，而且自由劳工因为对田庄主人不怀好感，也与叛变的奴隶联合起来。在西西里另一个地方，一个西利西亚的奴隶名克里昂（Cleon）的，昔在本乡时曾为悍匪，现在也按照成例，占据阿格里根图姆；各首领既取得相互的谅解，他们便先获得种种的小胜，而后终能把将军卢奇乌斯·希普塞乌斯（Lulius Hypsaeus）亲率的军队——大部系西西里的民兵——完全击破，并且攻陷他的营垒。这样一来，差不多全岛都落在叛党的掌握之中，按最低的估计，叛党能战的兵据说有七万人之多。罗马觉着不得不在连续的三年中（620—622年即前134—前132年）派执政官和执政军往西西里；在几次不分胜负甚至失利的战斗以后，罗马人终于攻下陶罗梅尼乌姆和恩那，平定叛乱。叛党中最果敢的人入守恩那，他们对于救援和赦免一概无望，只是守住这难于攻克的据点以自保；而执政官卢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和普布利乌斯·卢皮利乌斯（Publius Rupilius）屯兵于城下两年，最后多赖饥馑之力而非赖武力，始把它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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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和各省，罗马元老院及其官吏运用保安警察制，其结果如此。要消灭无产阶级，政府须尽力竭智地去做。就是这样，不幸的是也常不能达到目的；反之，任何大国用警察压伏无产阶级，却较易为力。如果无产阶级对于国家的危害不过如熊罴豺狼对它的威胁，实为国家的幸事；只有怯夫和借着民众的无故惊慌以牟利的人，会预言普通秩序将为奴隶叛变或无产阶级起事所毁灭。不过尽管时局极为太平，国家拥有无穷的财力，罗马政府却仍不足以做那较为容易的工作，即管束被压迫的民众。这就表示它的软弱，可又不仅仅表示它的软弱。按理罗马省长应负责肃清道路，把落网的盗贼，如果他是奴隶，钉在十字架上；他当然如此，因为没有恐怖手段，奴隶制度便不可能。在这时期的西西里，当道路上太不平靖之时，省长必偶然举行一次清剿；但是为不得罪意大利的田庄主人起见，当局常把捉得的盗贼送交原主，让他们随意惩治；那些主人都是吝啬之徒，如果他们的畜牧奴隶要衣服穿，他们的答复是一顿箠笞和一句问话：经过此地的行人是否都是赤身裸体的？因此，这样纵容的结果是，平定奴隶之乱以后，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卢皮利乌斯命人把生擒的奴隶——据说在两万以上——一概钉在十字架上。现在要顾惜资本，诚然不复可能。

政府注意提倡自由劳工因而注意限制奴隶无产阶级，这事可望有远较难得也远较可贵的结果。不幸在这方面一事未做。在第一次社会危机时，政府曾以法律勒令地主按其奴隶劳工的数目，雇用相当数目的自由劳工。现在经政府的鼓励，一本论农业的布匿著作，无疑的是迦太基式田庄经营的指导书，译成拉丁文，以供意大利投机家使用——元老院鼓励的写作事业以此为创例，也以此为唯一的例。这种倾向也见于一件更为重大的事，换句话说，见于罗马的生存问题——即殖民事业。人不必用特别的智慧，只须回忆罗马第一次社会危机的经过，便可见对于农业无产阶级的唯一地道验方是广大而经常的移民政策；罗马的对外关系给这事一个最顺利的机会。实际看来，迄第六世纪将终时为止，意大利小地主的不断减少总有新分田的不断成立与之相抵。固然，这事没有做到能做和应做的程度，不但自昔为私人所占的公地没有收回，而且新得的土地也准人再行占据；其他很重要的新获领土如卡普亚的土地，虽未任人占据，却也不拿来分配，仅作为可享收益的公地出租。然而分田制却饶有降福人民的作用——它拿救助给许多人，拿希望给一切人。但在创设卢那（Luna）城（577年即前177年）以后，除597年即前157年在奥克西姆（Auximum，即奥西莫［Osimo］）设立皮琴尼亚（Picenian）的殖民地外，却长久不见再行分田的形踪。原因很简单。罗马征服波伊部和阿普亚人以后，除甚不可爱的利古里亚山谷外，未尝在意大利获得新地，所以除租借的和被占的公地外没有土地可供分配；动用这种公地，我们不难想象，现在正如三百年前，必为贵族所不愿。要把在意大利境外获得的领土拿来分配，因为政治上的缘故，也在所不惜；意大利须永为上国，意大利主人和外省奴仆的界限不可打破。除非政府愿抛弃高远政策的顾虑甚至抛弃他们阶级的利益，现在实无他途，只好坐视意大利农民阶级的毁灭，于是这种事竟至发生。资本家继续购买小地主的产业，他们若仍然顽抗，也好，便不要买契，把它夺去；遇到这种情形，我们可以假定，结果不常是和平了事。一种特为人所爱用的手段是乘着农民正在田间，把他的妻室子女赶出家外，而后用“既成事实”的理论使他让步。地主仍旧大部不用自由劳工而用奴隶，因为奴隶不能像自由劳工那样被征去从军；如是，自由的无产阶级也陷于与奴隶一样悲惨的地步。他们仍旧仅按贱得可笑的价格出卖西西里奴隶所生产的粮食，把意大利出产的粮食排出首都市场，把它在全半岛的价格贬低。在埃特鲁里亚，早在620年即前134年，本地旧贵族与罗马资本家相联合，便做到当地不复有一个自由农民的地步。在首都的市场上，人可以厉声说，兽类各有其巢穴，可是市民除空气和日光外却一无所有，以世界的主人见称的，不复有一个土块在他名下。罗马市民的调查册给此说一个注释。由汉尼拔战争末年至595年即前159年，市民的数目永在增加。究其原因，大半在不断地大量分配公地；反之，595年即前159年的调查得能胜兵役的人三十二万八千名，以后即经常减少，在600年即前154年的名册，能胜兵役的人共三十二万四千名，在607年即前147年为三十二万二千名，在623年即前131年为三十一万九千名——在国内外极为太平之时这是骇人的结果。如果长此不变，市民团将分解为田庄主人与奴隶，罗马国或将终须到奴隶市场去买兵丁，如安息国一般。

以上是罗马内外的情形。当其国祚始入第七世纪之时，人无论向何处看，所见的无非弊病和腐败，每一明智仁厚的人都不禁有一个念头突起于胸中：这里是否有法挽救或改良？罗马不乏这种人士，可是最适于做这种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大事业的，似无过于非洲英雄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570—625年即前184—前129年），此人系埃米利乌斯·鲍卢斯的爱子，伟人西庇阿的义子，他不仅凭借继承权也凭借他个人的权力，戴上他义父“非洲英雄”的徽号。与其父无异，他为人饮食有节，十分健康，永无疾病缠身，对于即刻必要的行动永不犹豫。就是在少年时，他已远避新入政界者的常业——即在高贵元老院的前厅伺候和作法律上的演说。另一方面，他爱打猎——十七岁时，他在其父麾下参加对波尔修的战争，功绩卓著，他所要求的报酬是在四年无人过问的马其顿王的鹿苑中自由打猎——，他特别喜好以余暇享受科学和文学上的乐趣。由于他父亲的照管，他早年已有纯粹希腊文化的门径，所以他超脱于粗俗希腊化的那种时髦皮毛的文明之上；这位罗马人能严格而又恰当地辨识希腊风气的好处和坏处，又有贵族的仪表，所以东方的宫廷和好施讥笑的亚历山大人都钦佩他。他那言谈中精妙的讽刺和他那典雅的拉丁文，是我们特别认识他的希腊风的所在。他虽不是个真正的作家，却有如加图，把他的论政演说词写下来——这些演说词和他义姊妹（格拉古兄弟的母亲）的书札同为后世文学家所珍重，认为模范散文的杰作——并且喜欢交结罗马、希腊的优秀文人；元老院那些专赖高贵门阀以为荣的同僚见他与平民互相往还，当然疑心不小。他在道德上坚贞可靠，无论对朋友和仇敌一概守信；他远离建筑和投机；在金钱事务上，他的行为不但诚实无私，而且仁慈慷慨，由他同时人那种商业精神看来，这似乎是件怪事。他善于作战和领兵，由非洲戴荣誉冠回国，按照习惯，此冠只赠给那些奋不顾身以救国民于危难的人；他以军官身份开始的战争，他又以主帅的身份把它结束；时势没有给他机会，使他遇到真困难的工作，一试其做主帅的本领。西庇阿的父亲不是天才，西庇阿本人也不是天才——他特喜好那位沉着军人和工稳（correct
）作家色诺芬（Xenophon），就可以为证——他却是诚实忠贞，似乎特适于实行根本改革以遏止初步的腐败。更饶意义的是他竟舍此不为。诚然，遇到他有力量和机会的时候，他助人纠正或防止弊害，特别致力于司法的改良。主要由于他的帮助，那位谨严正直有古人风的贤人卢奇乌斯·卡西乌斯（Lucius Cassius）始能冒着贵族党极猛烈的反对，通过他那投票法，在那仍包括刑事审判最重要部分的人民法庭创行秘密投票法。同样，他虽不愿参加童子举行的弹劾，到壮年时，却把贵族中最有罪的几个人拉到法庭去受审。在迦太基和努曼提亚城下统兵时，他以同样的精神把妇女和僧侣逐出军门，使那群乌合的兵再受旧军纪的严厉约束；为监察官时（612年即前142年），他肃清贵族中那些颏下无须的纨绔子弟，用热烈的言辞勉励国民更笃守祖先诚实的习惯。可是无人不见，他自己更不能不见，对于国家所患的膏肓之疾，司法的加严和偶尔的干涉甚至不足称为初步的治疗。对于这些膏肓之疾，西庇阿没有动手。盖乌斯·莱利乌斯（Gaius Laelius，614年即前140年的执政官）是西庇阿的长辈朋友，并且是他的政治导师和心腹，曾拟出一个计划，建议把那未曾发放而暂时被占的意大利公地没收，然后把这种公地分配出去，救济那些显见衰落的意大利农民；可是他看到将惹起何等的风波，便放弃了他的计划，从此得到“达人”的称号。西庇阿的意见与他一致。他十分深信弊害的巨大，以一种可敬的勇气，撇开人的问题，加以无情的攻击，在他以一己为孤注之处，也能达到目的；不过他也深信只有以第四、五世纪因改革问题而起的那种革命为代价，始能援救国家；并且无论他的见解是否正确，在他看来，这种治疗更恶于病症。所以他和他的少数朋友居贵族与民党之间的中介地位。贵族因为他拥护卡西乌斯法，永不饶恕他；至于民党，他未尝使他们满意，也未尝愿使他们满意；他在世上时孤立无援，死后却受两党的赞美，有时做贵族的护法，有时做改革的赞助人。迄他那时代为止，监察官卸任时，常吁请神灵给国家更大的威力和光荣：监察官西庇阿却祈祷神灵降恩保国。他的全副宗教信条尽在这一声苦痛的呼吁之中。

可是在这位曾两次率罗马军由沉沦而跻于胜利的年长人灰心之处，一个没有勋业的少年人却敢自命为意大利的救主。他的姓名是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591—621年即前163—前133年）。他的父亲（577年即前177年和591年即前163年的执政官，585年即前169年的监察官）与他同名，是罗马贵族的真正典型。他那辉煌的市政官赛会，非肆虐于属国不能成其壮丽的，曾惹起元老院严厉而正当的申斥；西庇阿氏对他有私仇，不幸被控，他出面干涉，可见他的侠义心肠，或也可见他的阶级观念；他做监察官时对解放人雷厉风行，可见他的守旧性格。再者，他做埃布罗省长时，他的骁勇尤其是他的公正替国家立下永久的勋业，同时又在属国人心中挣得不可磨灭的敬爱忆念。

他的母亲科尔涅利娅（Cornelia）是扎玛战役战胜者的女儿，只因那次慷慨侠义的调停，他选昔日的对手为子婿；她本人是个高雅不凡的女子，在那远较年老的丈夫死后，曾拒绝埃及王的求婚，为纪念她的丈夫和父亲，抚养她那三个尚存的子女。二子中的长子是提比略，为人善良守礼，面貌温和，性情沉静，表面上似乎最不适为民众的煽动家。就他一切的关系和见解而言，他属于西庇阿一派，西庇阿在希腊文化和本国文化上的精深造诣为他和他的弟兄姊妹所同具。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既是他的表兄弟，又是他的姊夫，十八岁的提比略在他麾下即已参加迦太基的攻城战，以其英勇挣得那位严肃将军的褒奖和军士的荣誉。国家自上至下无不腐败是这派人流行的见解，提高意大利农民的地位是这派人的理想。这位聪明的少年人当然以他青年时期那活泼而又太嫌严刻的全副精神接受他们的见解和理想，并且加以发扬光大；可是对于莱利乌斯的不敢实行他的改革主张，认为非但有欠明达而且未免懦弱的，不仅少年人而已。曾任执政官（611年即前143年）和监察官（618年即前136年）的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在元老院里居最受敬重者之列，他以克劳狄乌斯氏家传特有的激烈态度指斥西庇阿派的骤然放弃其分配公地计划；又显然因为他与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在竞选监察官时发生冲突，所以指斥得更加厉害。还有当日的大祭司，普布利乌斯·克拉苏·穆奇亚努斯，他是元老院和国民一致崇敬的人物和法学家，也表示同样的意见。甚至他的弟兄普布利乌斯·穆奇乌斯·斯恺弗拉（Putlius Mucius Scaevola），那首创科学的法学于罗马的，似乎也不反对这个改革计划；又因为他有点不沾党派，所以他的意见更为有力。征服马其顿和阿喀亚的昆图斯·梅特路斯也有相似的见解，可是他的受人尊敬，却不甚因为他的战功，而因为他无论在家庭或公众的生活上总是旧礼法和旧习俗的典型。提比略·格拉古与这班人特别与阿皮乌斯和穆西亚努斯有密切的关系，他娶阿皮乌斯的女儿为妻，他的弟弟娶穆西亚努斯的女儿为妻。无怪他怀抱一个志向，想一旦身居一种在宪法上许他创制的地位，必亲自执行那个改革计划。私人的动机也许加强了这种决心。617年即前137年，曼奇努斯与努曼提亚人所结的和约实质上是格拉古的工作；元老院竟把它作废，那位将军竟因为它的缘故被交给敌人，只因格拉古较受市民的爱护，他和其余的高级军官始免同遭此难：此等事不会使这年少公正而自负的人更对掌政权的人发生好感。他喜欢与希腊修辞家米蒂利尼（Mytilene）人狄奥法尼斯（Diophanes）和库迈人盖乌斯·布洛修斯（Gaius Blossius）谈论哲学和政治，他们在他心灵里培养他所孕育的理想；他的志向知者渐多，不乏加以赞许的论调，许多公开的揭帖请非洲英雄的外孙垂念贫民和拯救意大利。

620年即前134年12月10日，格拉古就平民保民官之职。历来失政所造成的可骇结果，市民在政治、军事、经济和道德上的腐败，正昭然为有目共睹。本年的两位执政官，一位在西西里对叛变的奴隶作战，不能取胜，另一位是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数月来所从事的不是征服而是剿灭一座西班牙的小乡镇。这种时局使每个爱国志士满腹莫名的忧虑，如果格拉古仍需要一种敦促来实行他的决策，这就是个敦促。他的岳父允诺在议论和行动上给他帮助；不久以前，法学家斯恺弗拉已被选为621年即前133年的执政官，他的支持也有可望。所以格拉古在就职之后即刻提议制定一种土地法，就某种意义而言，这法律不过是387年即前367年李锡尼-塞克斯法的翻新。按这法律，一切国有土地被占有和被管业者无代价利用的——出租的公地如卡普亚的疆土不受这法律的影响——均须为国收回；不过有个限制，即每一占有者得自留五百尤格并为每个儿子留二百五十尤格（但总数不得超过一千尤格），作为永久而有保障的产业，否则得要求相当土地的报偿。关于以前占有者所做的改良如建筑和田庄等，政府似乎准予补偿。这样收回的公地应分成若干份，每份三十尤格；这些土地一部分应分给市民，一部分分给意大利盟邦的人，不作为他们自有自主的产业，而作为不能转卖的市传租地，执有这种土地的须负责用之于农耕并负责以小额租金缴纳国库。收回和分配土地的事务由三人共同负责办理，三人被目为日常永久的国家官吏，每年由人民大会选举；以后除收回和分配土地外又加上一个重要繁难的职务，即依法决定何者为公地，何者为私产。所以分配土地依计划要进行不息，直至意大利那极辽阔而又难于辨认的公地全部整理就绪而后已。与李锡尼-塞克斯的土地法相比，森普罗尼乌斯土地法的创新是：一、有利于世世占有者的条款；二、建议享有新分地应以世世相传、不得转卖为条件；三、尤为重要的是永久性的执行机关，旧土地法所以终无长久的实用，主要因为缺乏这种机关。

这样一来，不啻是对大地主宣战。大地主的喉舌，现在亦如三百年前，还是元老院。经过多时，又有一个长官挺身而出，严厉反对贵族政府。政府应战的方式是应付这种事件常用的方式，即以长官职本身制止长官的侵越权限。格拉古的同寅马尔库斯·屋大维（Marcus Octavius）是个坚毅的人，深信现在建议的公地法毫无可取，当这法律将付表决之时，他提出抗议，因此依照宪法，把这建议打消。格拉古这方面现在停止行政和司法，用他的印章封闭国库；政府默然忍受——这自属不便，不过一年也有走到尽头的日子。格拉古不知所措，又把他的法案提出表决；屋大维当然再提抗议，他的同寅和故友力劝他不要阻碍拯救意大利的工作。他或可答道，关于如何拯救意大利这问题，意见不一，可是他对他同寅的建议运用否决权，却毫无疑义的是他在宪法上应有的权利。现在元老院企图为格拉古开一条尚可的退路；两位前任执政官要求他再在元老院讨论此事，这位保民官热烈赞成。他想把这个提议当作元老院对分配公地已在原则上让步的表示；不过提议既不含此义，元老院也绝无意让步，讨论终于没有结果。宪法的途径已穷。往昔遇有这种情形，人们无妨今年暂把建议搁置，以后年年再把它提起，直至要求的不止和舆论的压迫打破抵抗而后已。现在的人较为急躁。格拉古自以为已到一种地步，他若不完全放弃改革，便须起来革命。他选择后者。他来到市民面前，宣称他和他的同寅屋大维必须有一人引退；至于二人中市民愿把谁罢免，他要求屋大维把这问题付市民表决。屋大维当然拒绝这种奇怪的决斗，否决权所以存在正为的是给同寅意见不合的余地。于是格拉古不再与他的同寅讨论，向集会的群众提出一个问题：平民保民官做反对人民的事是否应当免职？人民大会久惯赞成一切向他们提出的建议，并且他们大部分是由乡间蜂拥入城的农业无产阶级，对于通过这种法律有切身的利害关系，所以他们几乎一致地做肯定答复。格拉古命法警把马尔库斯·屋大维由保民官座位移去，然后在全场欢呼中，土地法通过了，首次的分地官员也选了出来。当选的是这个法律的制定者，还有他的年仅二十的弟弟盖乌斯和他的岳父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这种一家当选更增加贵族的愤慨。新长官照例向元老院请发购买设备和供日用钱的款项，前者遭拒绝，日用钱按二十四阿司给他们。争斗蔓延日广，仇恨更深，对私人的攻击更甚。解释、没收和分配公地的繁难工作把这争斗传播到每一市民民社，甚至传播到意大利盟邦的城市。

贵族并不讳言，他们虽然或因不得已而默认这种法律，这位越职的立法家却不能逃脱他们的报复；昆图斯·庞培（Quintus Pompeius）宣称他要在格拉古退职那一天弹劾他。对这位保民官发出来的恫吓，这还绝不是最厉害的。格拉古或者具有理由，以为他个人的安全岌岌可危，没有三四千人的扈从他不再出现于罗马广场，因此他不得不在元老院里听到怨言，甚至那不反对改革的梅特路斯的怨言。全盘看来，如果他原想他的土地法一经通过，便达到终点，现在他必晓得他刚刚站在起点。“人民”对他应当感激；不过假使他除人民的感激外没有别的保障，假使他不永为人民所不可少的人，用其他更广大的建议使他自己与日新月异的利益和希望相结合，则必致生命难保。正在那时，阿塔鲁斯王家的疆土和财富依波加蒙末主的遗嘱归于罗马人；格拉古向人民建议波加蒙的财宝应分配给新业主，以供购置所需农具和牲畜之用，并且违反成例，他完全主张，并于新省，市民有做明确决定之权。据说他曾草拟更进一步的利民方案：缩短兵役时间，扩大上诉权，取消元老独充市民陪审员的特权，甚至许意大利盟邦的人为罗马公民。他的计划实际到如何程度，我们不能断言；只有一件事是确实的，即格拉古晓得为他的安全计，只有使市民在第二年仍给他这保身的职位，并且为做到这种不合宪法的延长起见，他使人希望更进一步的改革。如果他在起初自冒危险来救国，他现在不得不以国为孤注来谋他自己的安全。

部民集会选举次年的保民官，起初表决，人民都投格拉古的票；可是敌党终用否决权取得优势，至少使大会无结果而散，延到次日再做决定。次日，格拉古运用一切合法与不合法的手段：他身穿丧服出见人民，把他的幼子托付他们；预料选举必再为否决所扰乱，他准备用强力把贵族的党羽由卡庇托尔庙前的会场驱逐出去。于是第二日的选举来到，表决的结果与第一日无异，否决又继之而来，骚动突然发作。市民散去，大会实际解散，卡庇托尔庙门关闭；城中有时谣传提比略已废除所有的保民官，有时谣传他决定不经再选，继续任职。

元老院在朱庇特庙近旁的信义神（Fidelity）庙集会，最激烈反对格拉古的人在会中发言；在人声鼎沸之中，提比略举手指前额，向人民表示他有生命的危险，他们便说他已向人民要求头戴王冠。有人劝执政官斯恺弗拉立刻置这卖国贼于死地。这位执政官是个温和人，绝不反对改革的本身，所以愤然拒绝这既无理而又野蛮的要求；于是前任执政官普布利乌斯·西庇阿·那西加，一位残忍凶暴的贵族，号召他的同志尽量身带武器，随他之后。乡间几乎无人来城里选举；城里的人见贵族怒目横眉、手执凳脚和木棒冲来，便胆怯逃散。格拉古与少数从人企图逃走。可是在飞奔中他跌倒在卡皮托的山坡，追赶的狂徒有一个——普布利乌斯·萨图雷乌斯（Publius Satureius）和卢奇乌斯·鲁孚斯（Lucius Rufus）以后互争杀人的光荣——用木棒打他的太阳穴，一棒把他打死在信义神庙七王像的前面；另外有三百余人与他一同被害，一个也没有受铁器伤。到了晚间，死尸被投在台伯河中；盖乌斯请领他哥哥的尸首来埋葬，没有结果。罗马从未见过这样的日子。在第一次社会危难的期间，党争亘一百余年，却没有引起第二次开始时这样的惨剧。贵族大部分的人或许对这事深恶痛绝，可是不复有退步的余地。他们不把大批最忠实的党羽舍给群众的报复，便须全体负这种暴行的责任，只有这两条路可供选择；他们便采用后者。他们正式承认格拉古欲取王位的说法，引用阿哈拉的原始罪案证明这最近罪案的正当；真的，他们竟委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追究格拉古同党的责任，并命委员长普布利乌斯·波皮利乌斯（Publius Popillius）刻意判决大批下级人的死罪，以便在格拉古的凶杀案上追加一种法律的形式（622年即前132年）。群众特别表示要向那西加报复，那西加至少有胆量在人民面前公然自认他的作为并且加以辩护，贵族借一个冠冕堂皇的托词派他赴亚洲。不久以后（624年即前130年年），在他离国期间，任命他为大祭司。在这些事上，温和派也未与其同僚分裂。盖乌斯·莱利乌斯参加追究格拉古同党的事；普布利乌斯·斯恺弗拉曾企图防止凶杀，以后又在元老院替它辩护；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由西班牙回国（627年即前132年）以后，人们要求他当众宣布他是否赞成他妹夫的被杀。他的回答至少模棱两可，说道：就提比略想居王位而言，他应当被杀。

让我们对这些关系重大的事做个论断。一个官府须运用国家所能支配的一切意大利土地，广泛成立新的小地产以消弭农民阶级缩小之害，这个机关的设立当然不是民族经济上一个健全的现象，不过在当时政治和社会情况之下，这是个适宜的举动。其次，公地分配本身不是政党问题，这事可以实行到最后一块土地而不改宪法或毫不动摇贵族的统治。在这里，我们也谈不到侵犯权利。大家公认国家为被占土地的主人；执有此项土地的只是受容忍的占有者，通常甚至不能自谓有真正的租地所有权，如果他是例外，能自谓有此权利；还有一件事对他作梗，即依罗马法，时效不能与国家相抗。分配公地并非取消财产权而是运用财产权；关于这事在形式上的合法，一切法学家都意见一致。可是分配公地虽不违现行宪法，亦无侵犯权利之事，这却不能在政治上证明此次实现国家的合法权利之不误。当今之世，一个大地主若突然维护法律上属于他而事实上久未提起的权利，毫不让步，常引起我们的非难；我们对于格拉古的提案也可用同样而更为确切的非难加以反驳。无可否认的，这些被占的公地有一部分为私人所世世掌有，已历数百年；就其本质而言，国家的土地所有权比私人的较易丧失其私法性质；对于这些土地，国家的所有权实已荡然无存，并且现时业主的所有权一概由购买或其他繁难的营求而来。法学家可以信口开河；由实行家看来，这种办法却不啻是逐出大地主以利农业无产阶级，任何政治家都不能加以他种名称。加图时代的领袖人物如何对待那发生于他们时代的类似事件，很明白地表示他们也抱同样的见解。543年即前211年，卡普亚及其邻邑的疆土辟为公地，在以后不靖的期间，大部分为私人所占有。到第六世纪末叶，人们为各方面特别是加图的影响所左右，政府的约束加紧，市民议决收回坎帕尼亚的土地，把它出租，以裕国库（583年即前172年）。这种产业也以占有为基础，占有的理由不是事先的要求而至多只是当局的默认，占有的时间没有很超过一世的；然而城市副执政官普布利乌斯·伦图卢斯（Publius Luntulus，约589年即前165年）仍奉元老院的命令向业主支付一笔赔偿费，始取其土地。
(5)

新分土地为世世相传的租借性质，不可转卖，这种规定或许不那样可疑，不过仍是不无可疑。罗马所以滋大，因其有最宽大的关于买卖自由的原则；现在这些新农民受严厉的束缚，必须以限定的方式经营其所分得的田地，政府对于他们的分地又规定取消权和与限制买卖相连的一切管理条例：这与罗马法制的精神极不相符。

上述对于森普罗尼乌斯土地法的非难，必被认为不可轻视。然而此等非难却没有决定作用。这样实际上夺取公地业主的产业，当然是件大恶事，可是农民阶级的没落却是件更大得多甚至能直接毁灭国家的恶事，要防止至少长久防止这个大患，实以此为不二法门。所以我们不难了解，何以最负名望的爱国人士甚至属于守旧派的，在盖乌斯·莱利乌斯和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领导之下，都对于分配公地本身表示赞成和愿意。

可是虽则大多数的明智爱国者以提比略·格拉古的目标为正当而有益，有名望或爱国心的人士却没有，也不能有一个赞许他所采取的方法。在本时期前后，元老院统治着罗马。任何人反对元老院的大多数，通过一个行政方案，便是举行革命。格拉古把公地问题提交人民，这是对于宪法精神的革命；保民官的否决权是国家机构的调节器，元老院的统治受到干涉，可以借这种权利依宪法来解除它，现在格拉古用不合宪法的手段黜退他的同寅，又用不伦不类的诡辩为此事辩护，因而不但一时而且将来永久摧毁保民官的否决权：这是对于宪法条文的革命。然而格拉古的行为在道德和政治上所犯的错误尚不在此。历史上没有定型的叛国案，任何人鼓动国内一种势力与他种势力相冲突，他就当然是个革命家，不过他同时也可以是个明智可嘉的政治家。格拉古革命的主要缺点厥在一个不幸常遭忽略的事实——即当时市民大会的性质。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的土地法与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法内容大致相同，目的也大致无异，可是二人行动的差别却与罗马市民团今昔的差别相等，昔日罗马市民与拉丁人及赫尔尼基（Hernici）人共分弗尔斯契（Volscian）的战利品，今日罗马市民则把亚洲和非洲设为行省。前者是个城市民社，能在一处聚会和共同行动；后者是个大国，把此国的分子集合在同一大会，并且把决定权交给它，其所产生的结果不免既可怜而又可笑。上古政治的根本错误即在其不能由城市制度充分进到国家制度，换句话说，即在其不能由全体大会制进到议会制，这种错误在这里自食其果。假使英国的最高会议不是代表而是英国全体选民聚在议院里开会，便与罗马的最高会议无别——一个庞大的群众，受一切利害关系和一切感情的狂烈激荡，没有丝毫理智；这个群众既不能综观全局又甚至不能自做决断；尤其是在这群众中，姑不论罕见的例外情形，偶然由首都街市拉来的一两百或一两千人便可以用全体市民名义采取行动和做表决。市民普遍觉得，他们在部落会（tribes
）和百夫会（centuries
）里的实际代表足以代表他们，在区会（curies
）里依法代表他们的三十名法警也差不多同样的足以代表他们；正如所谓区会法令不过是召集法警开会的官吏的法令，所以大体看来，当时部落会和百夫会的法令也不过是提出议案的官吏的法令，由一些不得不唯唯诺诺的人们认可的。可是这些表决大会（comitia
）虽对于资格问题不大认真，出席的大致只是市民；反之，在纯粹的人民大会（contiones
），是凡有两条腿的，无论他是埃及人或犹太人，流氓或奴隶，一概有出席喊叫的权利。用法律的眼光看，这样的“会”当然没有意义；它既不能表决，也不能议定。不过它实际上统治街市，街谈巷议在罗马已是一种势力，所以这群叫嚣之徒对于所听的报告静默或喧哗，对于演讲人拍掌欢呼或叱斥吼叫，都有点重要关系。人有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那种勇气来制伏群众的实居少数；群众听到他对于他妹夫惨死所发表的言论，加以叱斥，他便说：“你们，意大利不是你们的生母而是你们的继母，你们应当闭口！”群众怒吼更烈，他又说，“你们难道以为我会怕那些人解放出来，那些我锁起来送到奴隶市场的人？”

表决大会的陈腐机构竟作为选举和立法之用，已甚有害。可是这种群众——主要的是表决大会，实际也是人民大会——竟可以干涉行政，元老院借以防御这种干涉的器具又被夺去；所谓全体市民竟可以用法令由公帑里把土地及其附属品拨给自己；任何人只要乘着时势，利用个人在无产阶级的势力，控制街市数小时，便能在他的计划上加盖最高人民意志的法定印记：这样一来，罗马所处的地位已非人民自由的开端而是人民自由的末路，罗马所达到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君主政治。因为这种理由，前一时期的加图和他的同志未尝把这些问题向市民提出，而只在元老院里加以讨论。因为这种理由，与格拉古同时的西庇阿一派的人认为522年即前232年的弗拉米尼乌斯土地法——那走入祸灾之途的第一步——是罗马由盛而衰的开端。因为这种理由，他们让那分配土地的祸首覆没，仿佛以他的惨死作为抵御将来同类企图的堤防，可是他们竭力保持和利用他所实行的分配公地法——罗马的情况非常悲惨，以至于正直的爱国志士不得不做可骇的伪君子，一方面弃罪人而不顾，一方面却取其罪行的结果为己有。也因为这种理由，就某种意义而言，格拉古的反对党控告他想戴王冠，并非诬赖。至于他自己可能不怀着这种念头，却是他另外的一个罪状而不足为他辩护。贵族政治那样彻底腐败，若有一个公民能废元老院而自代其位，他对于国家或许利多而害少。

不过提比略·格拉古不敢这样孤注一掷。他是一位略有才干的人，满腹怀着好意，以守旧的态度爱护国家，简直不晓得他所为何事；他十分相信所号召的是人民，却唤起了一个嚣张的群众，他手攫王冠而不自知，以至于无情的事势以莫之能御的力量逼他走上奸雄、暴主的途径。于是一家任职、干涉公家财政、迫于迷惘沮丧而不得不做更进的“改革”，由街市选拔扈卫和在街市上起冲突，这位可哀的僭主一步一步地对他自己和他人昭然露出真相，终至脱了羁绊的革命精神把这无能的术士拿来一口吞下。那可耻的屠杀置他于死地，既自定己罪，也定了行凶的一伙贵族的罪；可是舍身殉道的光荣，一向点缀着提比略·格拉古这个姓名的在这里也照例是张冠李戴。他同时最高明的人所抱的见解与此有异。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一听得这件惨案，便诵荷马的话道：

每个人做这类的事，必得这样的死！

提比略的弟弟似有再蹈覆辙的倾向，他自己的母亲写信给他道：“那么，难道我家的疯狂没有穷尽吗？到何处是个止境？我们已经把国家搅得乱七八糟，还不够可耻的吗？”说这话的不是一位担忧的母亲而是征服迦太基者的女儿，她深知灼见一个比儿子死亡还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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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37年即前217年，那限制再度当选执政官的法律在意大利战事未完期间（所以直至551年即前203年）停止使用。可是到了546年即前208年马尔凯卢斯死后，如果我们不把592年即前162年退位的执政官计算在内，再度当选执政官的事只见于547年即前207年、554年即前200年、560年即前194年、579年即前175年、585年即前169年、586年即前168年、591年即前163年、596年即前158年、599年即前155年、602年即前152年等；所以这五十六年中的再度当选不多于401—410年即前353—前344年的十年。其中只有一次即最后一次违反那前后须隔十年的规定；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在588年即前166年和599年即前155年为执政官，又被选为602年即前152年的执政官，这件奇事的详细情形我们不知，它却无疑促成全禁再度当选执政官的法律；尤其因为这个建议曾得到加图的支持，必在605年即前149年以前提出。

(2)
甚至那时就有人说那地方的人类有特别的忍耐力，所以最适合做奴隶。普劳图斯称赞叙利亚人说：“他们比任何别种人都和气。”

(3)
希腊文一个指工艺所而言的混成词（ergastulum
，依stabulum
和operculum
的例，源于
）可以表示这种营业由用希腊语的地方传到罗马，可是在还未达到完全希腊文化以前的时候。

(4)
甚至今日在卡斯特罗焦万尼（Castrogiovanni）的前面山坡最不陡绝的地点，还常找到罗马人发射的武器，上面镌有621年即前133年执政官的姓名。

(5)
这件事一向仅略见于西塞罗书，现在有李锡尼（Licinianus）书的残本把它证实。两书的叙述联合起来如下：伦图卢斯夺去占有者的产业而按他所自定的数目赔偿他们；可是对于真正地主，因为他既不可夺他们的产业，他们又不肯把它出卖，他却一事无成。

第三章　革命与盖乌斯·格拉古

提比略·格拉古死了，可是他的两种工作：分配土地和革命，却不与其创始者同归于尽。在奄奄待毙的农业无产阶级面前，元老院能冒险行凶，可是不能利用这凶杀来取消森普罗尼乌斯土地法；由于这次激烈党争如狂的发作，土地法本身不但未被动摇，而且更加强固远甚。贵族党倾向改革、公然赞成分配公地的人士——以普布利乌斯·斯恺弗拉和当时（623年即前131年）正做监察官的昆图斯·梅特路斯为首领——协同至少不反对改革的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一派人，甚至在元老院里也一时占得优势；元老院一个明令命三委员开始工作。按森普罗尼乌斯法，三委员应每年由民社推举，这事或见于实行；不过由于他们工作的性质，中选的屡次是那几个人，只在旧人身死出缺时才有真正的新选举。如是，当选代替提比略·格拉古的是他弟弟的岳父普布利乌斯·克拉苏·穆奇亚努斯；到了624年即前130年，穆奇亚努斯阵亡，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也死了，行动党最活跃的两个领袖，一个是马尔库斯·福尔维乌斯·弗拉库斯，一个是盖乌斯·帕皮里乌斯·卡尔博（Gaius Papirius Carbo），与年少的盖乌斯·格拉古共同办理分配土地的事。这两人的姓名就是个保证，那收回和分配被占公地的工作必进行得热烈有力；并且由事实看，也不乏这方面的证据。早在622年即前132年，那年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波皮利乌斯，即主持检举提比略·格拉古同党的，已在一座公共纪念碑上记载着，他“首先由公地逐出牧羊人而纳于农夫补其缺”；另外有个传说，说分地之事普及全意大利，在旧有的民社中田园的数目无处不见增加——因为森普罗尼乌斯土地法的目的就在不以创造新民社而以加强固有民社来提高农民阶级的地位。罗马量地术有许多方法都由格拉古分田制而来，可见这种分配的规模和深远效果；例如界石须安置在相当地位以免将来的错误，这似乎首创于分配土地和格拉古的勘界法庭。可是市民清册的数字举出最明白的证据。623年即前131年公布的民情调查可能实际举行于622年即前132年的岁首，据调查结果，能服兵役的市民不过三十万九千人，而在六年以后（629年即前125年），不但不像以前的缩减，人数反增到三十九万五千人，即增加七万六千人——毫无疑义，这完全由于分地委员会替罗马市民所做的工作。至于这种工作是否也按同一比例增加意大利人的田园，却属可疑；无论如何，其所达到的结果已可谓伟大而多利。固然，做到这个结果，对于可尊重的利益和现存的权利不无种种的侵犯。分地委员会系最坚决的党人所组成，并且绝对独断独行，进行工作时，未免不顾一切，甚至骚扰纷乱；他们发出公告，要求人人尽力对公地的范围各举所知；他们追溯旧地籍，毫不留情；不但被占土地不分新旧一概收回，而且往往有真正的私产，因业主不能充分证明他的所有权，也被没收。怨声虽高并且大都确有理由，元老院仍让分地委员继续进行工作；显然地，如果公地问题要解决，没有一些这类不客气的鲁莽行动，便不能贯彻。

不过这种容忍有其限度。意大利公地不全握在罗马市民之手；人民和元老院的法令已把大块公地划给特殊的同盟民社，让他们独享其收益；拉丁市民也不论许可与否占有其他部分。三委员终于对这些占有地也着手没收。由重形式的法律看，仅为非市民所占有的部分可以收回，元老院法令甚至国家条约所交给意大利民社的公地大半也可以收回，因为国家并不因此而放弃所有权，并且由一切方面看，对民社无异于对私人，租借单以收回为条件。可是这些同盟或附属民社发出怨言，说罗马不遵守现行有效的条约；罗马公民受分地委员的侵害而发怨言，人简直可以置若罔闻，同盟或附属民社所发的怨言却不可置之不理。以法律而言，同盟或附属民社的怨言未必比公民的更为有理，可是后者是本国人民私人利益的问题，而关于拉丁人的占有地却另发生了一个问题：这些民社在军事上那样重要，并且受法律上和实际上的蔑视甚多，已对罗马很有贰心，现在又以这种物质利益上的严重损害伤他们的感情，在政治上是否相宜？决定权操在中间派之手；格拉古覆亡以后，此派与格拉古派联合，维护改革，抵抗寡头政府，现在只有此派能协同寡头政府来限制改革。拉丁人亲谒此派最尊显的人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请他保障他们的利益。他允许照办；625年即前129年，主要由于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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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民法令撤销分地委员会的裁判权，把何为公地、何为私产的决定权交给执政官，在无特殊法律另做规定之处，这种决定权依宪法应属于执政官。这不啻是停止再行分配公地，不过取一种缓和的形式而已。执政官图狄塔努斯（Tuditanus）在见解上不是格拉古派，不愿从事于管制土地的困难工作，乘着机会往伊利里亚军中，没有完成那交给他办的任务。分地委员会固然继续存在，可是公地的司法管制既陷于停顿，分地委员会也被迫停止活动。改革党深为愤慨。甚至普布利乌斯·穆奇乌斯和昆图斯·梅特路斯一流人都不赞成西庇阿的干涉。

其他各界的人却不以表示不赞成为己足。不久以后的一天，西庇阿宣布要讲演拉丁人的状况，次日早晨，有人便发现他死在床上。他只有五十六岁，身体十分强健，前一天他曾当众讲演，以后到了晚间，为预备次日讲演的纲要起见，他比平常早回寝室。毫无可疑，他已成为政治暗杀的牺牲品；不久以前，他自己也曾当众说起有人谋害他的话。这位当代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夜间死于何种刺客之手，永没有追究出来；当时罗马城谣诼纷起，历史若重述这些传到今日的谣言，或从事一种孩气的尝试要从这些材料探求真相，便不成其为历史。只有这是彰明较著的，此事的主使人必属于格拉古一党；西庇阿的遭暗杀是平民党对于贵族那次在信义神庙所做的血案的报复。法庭不加干涉。平民党当然恐怕他们的领袖盖乌斯·格拉古、弗拉库斯和卡尔博，无论有罪与否，或被检举牵连，所以对于举行侦查极力反对；西庇阿死后，贵族不但失一盟友，并且去一敌人，所以也非不愿息事。民众和温和派都大吃一惊，而以昆图斯·梅特路斯为尤甚；他原来不赞成西庇阿的干涉改革，可是现在却骇然背弃这样的同志，命令他四个儿子把他那伟大政敌的灵
抬到火葬场。丧葬忽忽了事；扎玛战胜者一家的最后苗裔被蒙着头抬出去，先不许一人看见死者的面目，而后火葬场的烈焰把这大人物的遗骸和罪恶的踪迹一齐烧化。

罗马史里所见的人物比西庇阿富于天才的实繁有徒，可是说到道德纯洁、在政治上毫不自私、赤心爱国，却没有一个及得他，宿命使人扮演的角色也没有一个比他所扮的更饶有悲剧性。他自觉用意极佳，才具不凡，却迫于定命，不得不眼见本国的陷于毁灭；因为分明晓得救国仅使灾祸更烈，不得不压伏他胸中救国的热忱；他不得不既赞成像那西加所做的那类暴行，又对杀人者保护被杀者的工作。然而他可以自谓不虚此生。罗马公民所以能添加将近八千块的新农田，他的功劳至少与森普罗尼乌斯法的制作者的完全相等；土地分配已产生其所能产生的利益时，也是他制止了土地分配。固然，土地分配是否已届结束之期，就是善意的人士也一时议论纷纷；可是按森普罗尼乌斯法可分配而尚未分配的占有地，盖乌斯·格拉古并未认真把它们收回，这很可证明西庇阿的作为大致切合时宜。两次的法令都是从政党手里夺来——第一次夺自贵族，第二次夺自改革派；两次法令的创制者都为它们付出生命的代价。西庇阿的定命就是在许多战场上为国征战，归来无恙，以便在本国死于刺客之手；可是如果他死在迦太基城下是为罗马而死，死在静谧的室内也同样是为罗马而死。

土地分配告终，革命却在进行。革命党仿佛以分地委员会为其法定的领导，甚至在西庇阿生存之时即已常与现存政府起冲突。特别是卡尔博，他是当时最著名的演说家之一，623年前即131年为平民保民官时给元老院不少的麻烦；他通过一个议案，规定在人民大会未用秘密投票之处也采用秘密投票；他甚至提出一个饶有意义的建议，要使平民保民官随意重行候选下一年的同一职位；这样一来，便扫除了那使提比略·格拉古失败的主要障碍。这个计划那时为西庇阿的抗拒所阻，几年以后，似乎是在他死后，这个法律又被提出和通过，不过加了一些限制的条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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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党的主要目的却在恢复分地委员会那事实上已归停顿的活动；领袖们郑重谈论，要给意大利人公民权以免他们阻挠这种计划；他们就大致向这方面活动。到了628年即前126年，为抵制这种活动计，元老院使平民保民官马尔库斯·尤尼乌斯·裴努斯（Mareus Junius Pennus）建议把首都没有市民资格的人一概逐出；民党尤其是盖乌斯·格拉古尽管反抗，这可恶的法令尽管在拉丁民社引起骚动，这个建议竟得通过。次年（629年即前125年），马尔库斯·福尔乌斯·弗拉库斯为执政官，以另一建议为报复，他提议给盟邦的人取得罗马公民权的便利，并且就是对于未获得此权的人，也准许他们在受刑事判决之时上诉于人民大会。不过他几乎处在孤立的地位——当时卡尔博已改变色彩，现在是一位热心的贵族党，盖乌斯·格拉古任撒丁的财务官，不在罗马——，市民不甚愿把他们的特权再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于是这计划不但遭元老院而且遭市民的抵抗，竟告失败。弗拉库斯离开罗马，担任征讨凯尔特人的最高统帅；这样一来，他能借着阿尔卑斯山外的胜利筹备民党的大计划，同时他又能退出窘境，不必手持武器去打他本人鼓动起来的盟邦。

弗雷格莱位于拉丁姆与坎帕尼亚的交界处，当利里斯河的主要渡口，居一大片肥沃地域的中央，在当时或可谓意大利的第二大城，并且遇有对罗马的交涉常为全体拉丁殖民地的喉舌；因为弗拉库斯所提出的建议被拒，此城对罗马开战——这个反对罗马霸权的重大叛变非由外国所促成而起于意大利的，实为一百五十年来的首次。可是这一次火势尚未蔓延到其他的同盟民社，便被成功扑灭。非由于罗马武力的优越而由于一个弗雷格莱人昆图斯·努米托里乌斯·普卢斯（Quintus Numitorius Pullus）的变节，这座叛城很快地落在将军卢奇乌斯·奥皮米乌斯（Lucius Opimius）的掌握中，于是这城丧失其市自治权和城垣，与卡普亚无异，成为一个村落。630年即前124年，罗马人以其领域的一部分建法布腊泰里亚（Fabrateria）殖民地，把其余的土地和城址分配给四周民社。这个迅速而可畏的惩罚震惊了同盟各邦，并且罗马人不但对于弗雷格莱人而且对于罗马平民党的领袖一概用无穷尽的弹劾治其罪，因为贵族党当然以他们为这次叛乱的同谋。同时，盖乌斯·格拉古又出现于罗马。贵族起初想用不照例派人接替的手段把他们所怕的人留在撒丁，然后当他不顾这一层而竟归来之时，传讯他主使弗雷格莱叛变的罪（629—630年即前125—前124年）。不过市民却把他释放；于是他现在也不辞一战，成为平民保民官的候选人，在到会人非常众多的选举大会中当选为631年即前123年的平民保民官。战争就这样宣布了。平民党一向缺乏贤能的领袖，不得不实际休息了九年；而今休战状态告终，这次领导的人比卡尔博正直，比弗拉库斯才高，由一切方面看来，适于居领袖地位。

盖乌斯·格拉古（601—633年即前153—前121年）与比他约大九岁的长兄很不相同。他与其兄相似，也不喜鄙俗的娱乐和鄙俗的行为；他也是个极富修养的人，又是个骁勇善战的武士；他曾在努曼提亚城下受他姊夫的指挥，以后又在撒丁，均立有战功。可是说到才略、性格，尤其是热情，他确实在提比略以上。这位少年人以后制定很多的法律，要见诸实行，他自须做极庞杂的工作，他在工作繁忙之中仍显出神志清明、态度镇定，可见他有地道的政治天才；他的亲密朋友热烈忠诚地依恋他，至死不变，可见这位英才的可爱。他受过患难的磨炼，在最近九年之间又被迫韬光养晦，这都增长他意志和行动的能力；对于那毁坏国家而且与他有杀兄之仇的一党，他的愤恨深深地抑郁在胸中，在那里光焰不减，而只是更加炽烈。由于这种凶猛热烈的情感，他成为罗马所有演说家的魁首；若没有这种情感，我们或可把他算在古今第一流的政治家之列。在他那稀少残缺的讲演笔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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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就像现在的破碎，仍不失其感动人心的力量；我们很可以想见，无论谁听了甚或读了这些讲演，如何为他那字句的狂流所激荡而心动神移。然而他虽擅长辞令，他自己却往往为怒气所控制，以至于这位灿烂的演说家有时语无伦次或格格不吐。这正足以反映他在政治上的作为和烦恼。他长兄那种有点多情善感却很欠远见而含混不清的忠厚心肠，想用央求和眼泪劝化一个政敌的，非盖乌斯天性中所有；盖乌斯十分坚定地走入革命一途，力求达到报仇的目标。他的母亲写信对他说：“我也以为美丽光荣的事无过于对仇人施报复，只要这事不至于毁灭国家。可是如果这不可能，那么，我们的仇敌可以仍其旧贯，这比使国家覆灭胜过千倍。”科尔涅利娅深知她的儿子；他的信条正与她的相反。他要对这可怜的政府报仇，不惜任何代价来报仇，就是他自己甚至国家因此覆灭亦在所不顾。他忧虑他自己也像他哥哥那样的必遭厄运，这只驱迫他赶快进行，犹如一个受了致命伤的人猛扑其仇敌。他母亲的思想较为高尚；可是后世对于这个儿子，这个深受刺激、热情高涨而具有纯粹意大利性情的儿子，却少加非难而多致哀悼；后世的判断实属不谬。

提比略·格拉古向人民提出一件行政上的改革，盖乌斯在一套建议里分别提出的，不啻是一个全新的宪法。新宪法的第一块基石似乎就是前已通过的新法，即平民保民官应随意请求下一年的再度当选。这个步骤既使人民领袖能得到一个护身的永久位置，次一目标便是使他取得实权，换句话说，就是使首都民众——那些时时来到城市的乡民已充分证明其毫不可靠——的及时利益与人民领袖固结不解。为达到这个目的，第一，始在首都施行分配粮食。以前国家由各省什一税所收的粮食已时常以极低的价格分给市民。格拉古规定此后每一亲到首都的市民得每月由公仓里规定量的粮食——似乎是五牟底（modii，即罗马斗，相当于四点五四六公斗［bushel］）——每牟底价六点三阿司，不及平均廉价的一半；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建筑森普罗尼乌斯新仓，以扩张公仓。这种分配不免把住在首都以外的市民除外，势必把全体的无产市民一概吸引到首都；首都的无产市民一向大半倚赖贵族，这种分配的用意就在使他们变为行动党领袖的门客，因此，国家的新主人不但得到一班护卫，而且在人民大会中握着稳固的大多数。更有进者，为使后者更加稳固起见，他取消那仍存于百夫大会里的表决次序，即每部落按财产分成的五级依次表决的办法，而代之以新法，即将来一切百夫会须依每次抽签所定的先后次序来表决。这些规程的用意，虽大致在借市内无产阶级之力，使国家的新领袖能完全统治首都因而完全统治国家，使他们能极为自由地支配人民大会的机构，使他们能在必要时对元老院和官吏施行恐怖，同时这位立法家也当然着手救治现存的社会弊害。固然，就某种意义而言，意大利的公地问题已告解决。提比略的土地法甚至分地委员会在法律上仍旧有效；盖乌斯所通过的土地法不能有新规定，只把委员会所失的裁判权归还原主而已。由公民清册看来，629年即前125年和639年即前115年的人数完全相等，可见这事的目的仅在保全一个原则，就是真有重行分配公地之事，所做的也只是甚为有限。无疑地，盖乌斯不再进行此事，因为他哥哥所要分配的公地已大体分配完毕；至于拉丁人所享用的公地问题，如果重提，便非连带着重提扩大罗马公民权那很困难的问题不可。另一方面，他又取一个超出提比略土地法以外的重要步骤，他建议设立殖民地于意大利——特别在塔兰图姆，尤其是在卡普亚——，这些公地为国家所出租，迄今不在分配之列，现在这样一来，这些公地也一同被拿来分配，然而这次分配却不按那不想创立新民社的旧章而按殖民制度。这些殖民地既由革命而获得生存，便应永久援助那保护革命的工作。又有一事更饶意义，也更为重要，即盖乌斯·格拉古首先在国家的海外领土替意大利的无产阶级筹生计。他派六千移民到迦太基的故址，这批人不仅选自罗马公民，也选自意大利同盟，他把罗马公民殖民地的权利给这新城朱诺尼亚（Junonia）。这个创设关系重要，可是它所奠定的海外移民原则却更关重要。这事替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开一条永久的出路，实是个不只限于暂时的救济；可是迄今有效的政治法，那专视意大利为统治国、专视各省为被统治地的，却当然归于废弃。

当时的宪法既陈旧而又苛刻，一般趋势是注重较为宽大而合时宜的原则，所以除上述直接有关无产阶级大问题的法令外，又添加一套源于这种趋势的规程。属于此类的有军制的改革。关于兵役的年限，古代法律除“公民未满十六岁或已满四十六岁的不得服兵役”外，没有其他限制。以后因为戍守西班牙，兵役始成为永久性质，那时似乎首次制定一种法规：任何人已连续出战六年，便因此有退伍的权利，不过这次退伍不能保他以后不再被征发。更在以后或在本世纪初年左右，又兴起一条规则，即一个人在步兵队服务二十年或在骑兵队服务十年，应免再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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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不到十七岁不得从军”的规则或许常常大受破坏，格拉古又把它恢复起来；他似乎也把全免兵役所需的战役数目加以限制。此外还有兵士的衣装费迄今由兵饷里扣除，自此以后，国家供给军服，不取分文。

属于此类的又有一个常见于格拉古立法中的趋势，就是死刑如果不废，至少须受尤甚于往日的限制；甚至在军事审判，这种趋势也有一部分势力。自始行共和制以来，官吏即失去不问民社而加公民以死刑之权，只有用军法时为例外。因为在格拉古时代以后不久，市民上诉权似乎在军营中也可应用，并且将军执行死刑的权利似乎仅限于对待盟国和属国的人，这种变化的渊源可能就在盖乌斯·格拉古的上诉法（de provocatione
）。民社对于死刑的判决权或宁可谓为核准权也间接可是根本地受了一种限制，即关于最常引起死刑判决的普通罪——一般毒杀案和凶杀案——，格拉古撤销市民的审判权而把它交给永久的法庭。这些法庭异于人民法庭，不能因保民官的干涉而解散；这里不但没有由此上诉于民社之权，而且他们的判决一如古代传来的民事陪审团的判决，也不能为民社所推翻。固然，在人民法庭里，尤其关于狭义的政治案件，早已有一条规则，即被告在受审期间仍然自由，他若放弃他的市民权便至少可以保全他的生命和自由；然后被放逐的人也可以遭到没收财产和民事判决。不过关于这种案件，预先扣押和完全执行定谳至少有法律上的可能性，并且就是对达官贵人仍然有时生效；例如612年即前142年的副执政官卢奇乌斯·霍斯提利乌斯·图布卢斯（Lucius Hostilius Tubulus）因犯了重大的死罪而被控，人不许他得到放逐权，便把他逮捕处决。另一方面，这些法庭导源于民事诉讼，似乎自始就不能干犯公民的自由或生命，至多只能宣告放逐；对于被判有罪的人，放逐一向是个减刑办法，现在始成为正式的惩罚。然而这种强迫出境与自愿出境无异，被放逐者的财产，只要在满足赔偿和罚金的要求以后仍有盈余，得由原主保存。

最后，关于债务，盖乌斯·格拉古诚然没有革新；可是据很可重视的记载，他使负债者有减低或蠲免要求的希望；如果此说不谬，这也可以算在激进的利民法令之列。

格拉古既这样倚赖民众的援助，使民众地位的确实改善一部分在期望中，一部分已得到手，又用同样的力量从事于摧毁贵族。他明知一国元首的权力若专靠着无产阶级，这权力便如何不稳，所以特别致力于分裂贵族，吸引其一部分做他的同志。这种分裂的要素已经存在。富豪贵族起来反抗提比略·格拉古时似为一体，其实是两个迥不相同的集团所合成，这两个集团略可与英国的爵位贵族和城市贵族相比。一个集团包含那一班实际垄断政权的元老家族，他们置身于直接投机事业之外，把他们的无量资本一部分投在地产，一部分以匿名社员的方式投在大商号。另一集团的核心是投机家，他们以这些商号的经理资格或为本人的利益，在罗马霸权所及的全部范围内办理大规模的商业和钱业。后一阶级，特别在第六世纪，如何渐与元老贵族并驾齐驱，格拉古的先驱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创制克劳狄乌斯法令，在法律上不许元老经营商业，这法令如何在元老与商人和钱业家之间划了一道表面上的界限，都已见上文。在本时期，商人贵族始以“骑士”（equites
）的名义在政务上发生决定的力量。这个名称原来专属于现役的市民骑兵，以后渐被移用于——至少在平常的语法如此——一切拥有至少四十万塞斯特财产、普通有当骑兵义务的人；于是罗马社会的整个上流阶级，无论其为元老与否，一概包括在这个名称之内。可是在格拉古时代以前不久，法律已宣告元老院的一席与充当骑兵不能两全，于是元老与能当骑兵的人判然划分；因此，整个看来，骑士阶级，与元老院相对而言，可视为代表投机家的贵族。然而未入元老院的贵族分子，尤其是少年分子，却并非不再充当骑士，所以也非不再用这个名称；实则市民骑兵本身——就是说，那十八个骑兵百夫队——因为是监察官编制的，仍大半由元老贵族的少年人来补充。

这个骑士阶级——大体看来就是富商阶级——与握政权的元老院发生许多不客气的接触。尊显的贵族与赖金钱而取得地位的人彼此间有天然的反感。当权的贵族，特别是其中较优秀的分子，置身于投机事业之外，正如专务实利的人漠然于政治问题和党派纠纷。两党已常常发生激烈的冲突，在各省尤甚；因为省民虽远较罗马资本家有抱怨罗马官吏不公的理由，可是元老院当权的贵族却不迁就贪婪不法的钱商的愿望而完全绝对地助他们剥削属国的人。这两党尽管认提比略·格拉古为公敌，一致抵抗，有爵贵族与有钱贵族之间却赫然开着一条深沟；盖乌斯的才能在他哥哥以上，他把这条深沟扩张起来，以至于联盟解体，商人阶级站到他这方面来。隶骑士籍的人以后享有外表的特权以示其与众不同——戴金戒指而不戴普通的铁戒指或铜戒指，在市民节日独居较佳的位置——，据说最初是盖乌斯·格拉古赠给骑士阶级的；这不是定论，不过非不可能。因为无论如何，这些特权必起于此时前后；把这些素来大半属于元老的特权推广到他所提拔的骑士阶级，既完全合于格拉古的作风，所以他的目标也正是使骑士有一种介于元老贵族与平民大众之间的阶级的特色，对外也不开放，也有特权；这些阶级标志本身虽属琐细，许多骑士阶级的人虽或不用它们，它们却很能有助于达到目标，非许多在本身上更为重要的法规所能及。可是实利派虽不藐视这些荣典，仅用这些荣典却不能罗致他们。格拉古深知此党当然归于出价最高的人，可是所出的价也要巨大而坚实；所以他把亚洲岁入和陪审法庭献给他们。

罗马的财政管理制度是无论间接税和公田赋税都由经纪人经手征收，这制度本身就牺牲义当纳税的人而给罗马资本阶级莫大的利益。可是直接税却有两种，一种见于大多数省份的是民社应缴的定额款项——这根本不容罗马资本家居间——，另一种见于西西里和撒丁的是什一田赋，每一民社的田赋征收权各在本省出租，所以本地的什一税一律由本省富人承租，也常常由纳赋的民社自己承租，因此挡住了凶险的罗马经纪人。六年前，亚细亚省落在罗马人手里，元老院曾大体按照第一种制度把它组织起来。盖乌斯·格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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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用一道人民法令推翻这种办法；这省以前差不多全免赋税，他却不但使它负担最广泛的间接税和直接税，而且规定全省的赋税应公开拍卖并且在罗马拍卖；这个规则实际使省籍人士不得参加，又把一批经营亚细亚省的什一税、放牧费和关税的经纪人造成一个规模极大的资本家会社。再者，格拉古力使资本阶级不依赖元老院，他的企图特见于下列规程：元老院不得再如以前随意允许免纳租金的全部或一部，这事应在具体的条件之下依法办理。

一个金矿既这样替商人开发出来，新会社的社员又形成一个使政府也起敬的财政大势力——一个“商人元老院”——，同时他们又在陪审法庭里得有参加公共事务的确定场所。刑事诉讼程序按理应在人民面前办理，在罗马人中，它的范围自始就很狭窄，而如上文所述，格拉古使它的范围更为狭窄。大多数的诉讼，无论是普通刑事诉讼或民事案件，不是由一个陪审团判决，便是由一部分经常、一部分特殊的委员会判决。前后二者的人员素来都专从元老院里遴选；格拉古把陪审的任务——无论在狭义的民事诉讼或在经常和特殊的委员会——移到骑士阶级，命人每年仿照骑士百夫队的办法，从一切有骑士资格的人士里编造出一个陪审新表，这个表直接把元老排出法庭，又借着某种年龄限制的规定把元老家门的少年人也排出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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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件未必不确的事：陪审人员的选择大半使大商业会社尤其是亚细亚等地包税商人的领袖入选，正因为这班人对于出席法庭有切身的利害关系；这样，陪审团的名录与包税商会社的名录在首领方面归于一致，我们因此更能明了这样组成的反元老院有何意义。这事的真实效果是，国家一向只有两种权威，政府代表行政权和监察权，市民代表立法权，法庭分属于二者；现在金钱贵族不但在物质利益的坚实基础上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紧密而享有特权的阶级，而且以司法和监察的权威资格参加国政，立在秉政的元老院旁边，几乎与它平等。自此以后，商人对于望族所怀的一切旧仇势必在陪审团的判词中得到可惜过于实际的表现；特别是各省长官受责问时，元老须听候大商人和银行家决定他的市民生活，而不复如往日听候于其同列。罗马资本家与罗马省长的斗争现在由省政府转移到责问手续的险地。不但富豪贵族分裂为二，而且有人刻意使双方的争端层出不穷，容易表现。

用这样准备就绪的武器——无产阶级和商人阶级——，格拉古进行他的主要工作，即推翻秉政的贵族。所谓推翻元老院，一方面是用立法上的改革夺去他们的重要职务，另一方面是用一种个人性质的临时规程摧毁当时的贵族。格拉古两样都做。特别是行政权一向专属于元老院，格拉古从他们手里夺去此权；他的办法是：一、以人民大会通过的法律，换句话说，实际凭着保民官的谕旨来解决最重大的行政问题，二、在例行事务上尽可能使元老院受限制，三、把范围极广的公事揽到自己手里。属于第一类的法规已见上文。这位新国主分配粮食使国家财政上加了永久而沉重的负担，这是他不问元老院便干预国帑；他不按照往日的例以元老院和人民的法令而单以人民的法令派出殖民团，这是他干预公地；他以一个人民法律推翻元老院给亚细亚省的财政制度而用完全不同的制度代替它，这是他干预省行政。元老院最重要的例行事务是任意规定两执政官的权限，这种事诚然未被夺去；可是最高官吏素来受这种办法的间接压迫，现在元老院奉命在有关的执政官选出以前先规定他们的权限，于是这种压力归于消灭。最后，盖乌斯以无比的黾勉把政府最庞杂、最繁复的职务集中在他的一身。他亲自监督着粮食分配，亲自选择陪审人员，他尽管做依法不许离罗马城的官职，却仍亲临创立殖民地，整顿公路业务，缔结建筑合同，主持元老院的讨论，解决执政官的选举——总而言之，他使人民习见一切事都由一个人为首，他那强有力而灵巧的个人统治使元老院那松弛迟缓的同寅政治黯然失色。

格拉古干涉元老院的裁判万能比干涉行政更加猛烈。他废除元老充陪审员的资格，已如上述；元老院为最高行政当局，原在例外案件上操裁判权，现在这种裁判权也被废除。他哥哥被杀以后，元老院下令设立一个惩治叛逆的特殊委员会来裁判他哥哥的同党，现在盖乌斯用重罚禁止——似乎在他所恢复的上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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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类的事。这些法令的效果是，元老院完全失去监察权，至于行政权，它所保持的也只有国家元首认为可以留给它的那些。可是这些关于组织的法令尚嫌不足；当时秉政的贵族也受到直接的攻击。他取一个纯粹报复的行动，使上述的法案有追究既往的效力，因此强迫普布利乌斯·波皮利乌斯——那西加死于此时，现在民党所恨的以这个贵族为主——离开国境。可注意的，是这个建议仅以十八票对十七票在部落大会通过——这表示贵族的势力在民众中仍有何等的能为，至少在有关个人利益的问题如此。又有一个与上相似可是理由远较薄弱的法令：他意在攻击马尔库斯·屋大维，建议“无论何人因人民法而被免职便永不能任公职”，以后他听从母亲的请求把这法令撤销；如是，他得免于公然蔑视法纪和对一位大丈夫施卑鄙报复的耻辱；因为这个法令是化显然违反宪法为合法，屋大维又未尝说过一句怒语来攻击提比略，只是依照宪法和职责——他所谓职责——行事而已。可是盖乌斯有一种计划，其重要性迥异于这些法令，当然未见实行：他想用三百位新元老，即几乎与旧元老数目相等的人加强元老院，并且使人民大会从骑士阶级里选举他们；这是个规模极大的册封贵族的办法，结果必致使元老院完全依赖国家的首领。

这就是盖乌斯·格拉古所计划的政治体制，在他为保民官的两年中（631—632年即前123—前122年），这体制最主要之点已见于实行，据我们所知，未尝遇到值得称述的抵抗，也不必用武力就达到他的目的。至于这些法令通过的次序则因传至今日的记载残缺不全，我们不能再加辨认，并且许多切近的问题，我们也不得不置而不答。可是虽有缺漏，许多重大的要素似乎未逃出我们的洞鉴；因为关于主要事实，我们有十分可靠的史料，盖乌斯也不像他哥哥那样受时事潮流的驱迫而欲罢不能；他显然有一个仔细考虑的详密计划，并且把这计划的精髓完全表现在一串特殊的法律中。

许多古代和近代的忠厚人以为盖乌斯·格拉古愿把罗马共和立在民主的新基础上，现在由森普罗尼乌斯的宪法本身看，每一能见而且愿见的人无不明明看到他绝无此意；反之，他却想废除共和制而代之以僭主制（tyrannis
）——用近代语来说，就是不用封建式或神权式的君主政体而创行拿破仑式的专制君主政体——，其形式为经过连年重选而终身任职的官，其权力因绝对控制那形似至尊的人民大会而成为专制，这就是一位威权无限、终身任职的平民保民官。真的，格拉古如果像他的言语所明示、他的行为所更明示的，志在推翻元老院的统治，则在贵族政治覆亡以后，在一个已不适用全体大会而尚未知议会政治的国家，除僭主制外还有何种政体可用？像他前任那样的梦想家，像后世所生的恶棍，或许不以此说为然；可是盖乌斯·格拉古却是个政治家，虽则这位大人物替他那大事业所规划的定式没有传到今日，我们对它可以有很不同的看法，然而他却毫无疑义地自知其所事为何。他想篡取君主权的志向昭然若揭。一个人只要能综观全局，也不至于因此指责格拉古。专制君主政体是一国的大不幸，可是专制寡头政体却是个更大的不幸；一个人使国家受小害以免其受大害，历史不能责备他，对于盖乌斯·格拉古那样热诚、那样不沾一毫鄙俗气的人，历史更不能加以责备。不过尽管这样，历史却不能隐讳一个事实，即他的全部立法无处不有一种为害极大的矛盾现象；因为在一方面，他的立法以公众福利为目的，而在另一方面，却作为统治者达到私人目的甚至为他个人报仇之用。格拉古热心努力地想寻出一个良方来救社会的弊病，制止那日益蔓延的贫穷状态，然而他同时却以分配粮食的方法故意在首都培养出一班最坏的街市无产阶级，粮食分配原欲给一切懒惰而饥饿的城民做奖金，而竟成为他们的奖金。格拉古用极刻薄的话指元老院的纳贿，他特别以无情的严正态度揭穿曼尼乌斯·阿奎利乌斯（Manius Aquilius）与小亚细亚各省所行的可耻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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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使首都的至尊民众赖全体属国人民的赡养以酬报其关心政治，却也是这个人的作为。格拉古热烈反对那种侵渔各省的无耻行径，不但使人用有益的严峻手段干涉单个的事件，而且，因为元老法庭全不敷用，就是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赌他全副的名望欲把极确定的罪犯拉到那里去受罚，也终于无效，格拉古把这法庭废除。然而他同时却设立商人法庭，把各省的人民缚住双手，交给实利派，因而把他们交给比贵族政治更无忌惮的虐政；他又在亚细亚行一种税制，与之相比就是仿迦太基的模范而在西西里建立的税制也可谓宽大仁慈——正因为一方面他需要财阀，另一方面需要广大的财源以供他的粮食分配和其他财政上新加的负担。无疑地，格拉古愿有巩固的行政和正规的司法，如许多明智的法规所明示；可是他的新行政系统却基于一连串仅表面上得到认可的篡夺行为；每一井井有条的国家无不竭力使司法系统，即使不超然于政党之上，至少离开政党，他却故意把司法系统拉到革命的旋涡中。固然，盖乌斯·格拉古这些矛盾的倾向，其咎不在他个人而大部分在他所处的地位。这里，正在僭主政治的开端，他便遇到一个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凶险窘境，就是同一个人同时既须以可谓匪首的资格保持他的地位，又须以国家第一公民的资格领导国家——，伯里克利、恺撒和拿破仑也都须对这种窘境做重大的牺牲。可是这种必要不能完全说明盖乌斯·格拉古的行为；除必要外还有猛如烈火的愤怒、炽热的报仇心驱迫他，使他自料必死，把火种投到仇人的家里去。对于志在分裂贵族的陪审法规和其他法令，他曾亲自表示他的意见，他称呼这些法令为匕首，他把这些匕首投在罗马广场，以便公民——当然是上流公民——用它们自相残杀。他是一个政治上的纵火犯；不但从他开始的百年革命，只要是一个人的作为，就是他的作为，而且那可畏的城市无产阶级受上流阶级的谄媚和金钱的，也特以他为真正的创始人；这个无产阶级群集于首都——这是布施粮食的当然结果——，因而既完全丧失其道德，又自知其具有威力，以其有时愚妄有时狡猾的要求，以其贪得无厌的人民至尊权，好像一个恶魔附在罗马国家的身上，历五百年之久，仅与之同归于尽。可是这个政治上的罪魁却是个复兴祖国的功臣。罗马君主政治的积极观念几无不导源于盖乌斯·格拉古。由他而来的有一个定律，即属国的全部土地应视为国家的私产；就某种意义而言，这定律必基于古代相传的战争法精义，可是它在这时所有的范围和实际应用却为古政治法所无；这定律原来的用途是证明国家有随意征税于属国土地之权，如在亚细亚，或证明国家有用这项土地设立殖民地之权，如在非洲；以后在帝国时代，这定律成为法律上一条基本原则。由他而来的又有奸雄和僭主所用的策略，他们应用这个策略，凭借实利派的援助，打破当权的贵族，可是后来一概以严明的政治代替往日的失败，因而化政体的改革为合法。特别是君主政体一行建立起来，罗马与各省必不免归于平等，这事的初步也由格拉古而来；迦太基既与意大利竞争而被灭，他企图重建此城并开一条意大利向各省移民的路，是为那一长串重要而多利的事件的第一着。在这位奇人和这灿若列星的政治奇观里，合法与非法、幸与不幸呈交互错综之势，无怪历史应当在这里做不当常做的事，把判断保留起来。

格拉古既大致完成了他替国家计划的新政体，他便从事于第二个困难工作。关于意大利同盟的问题仍是悬案。民党领袖对这事的见解如何，上文已说得十分明白。他们当然愿尽量扩大罗马的公民权；如是，则不但拉丁人所占的公地可以拿来分配，而且特别是这伙无数的新市民可以用来加强他们的党羽；有特权的选民团可以日益扩大，因而人民大会的机构可以日益完全受他们的控制；总之，他们要废除因共和颠覆而今已全失其真意义的一种区别。不过在这里，他们遭到抵抗，这抵抗来自他们的同党，特别来自那往常对于懂与不懂的一切都欣然给个至尊许可的一伙人。原因却很简单：据这些人看来，罗马公民资格好像是一个股东资格，使他们能分享种种直接和间接的利益，所以他们绝不愿扩大股东的名额。629年即前125年，福尔维乌斯法的被否决和因此而起的弗雷格莱人的叛乱都是前车之鉴，既足见那统治市民大会的一部分人如何坚持己见，又足见同盟国如何迫不及待。格拉古第二次为保民官，将近任满之时（632年即前122年），他或迫于对同盟所负的义务，冒险做第二次的尝试。马尔库斯·弗拉库斯虽是前任执政官，现在为通过他往日提议而未成功的法案起见，又就平民保民官之职；格拉古与他协同提出一个建议，把完全公民权给拉丁人，把拉丁人以前所享的权利给意大利其他盟邦的人。可是这个建议遭到元老院和首都群众的联合抵抗。执政官盖乌斯·凡尼乌斯（Gaius Fannius）向市民演讲，反对这建议，由偶得保存的零星演说词，我们可以彰明较著地看见这种联军的性质和战略。这位贵族说：“那么，你们想，如果你们把公民权给予拉丁人，能像现在站在我前面这样，在市民大会、赛会和民众娱乐里找到位置吗？你们不宁可相信一切地点都要被那些人占去吗？”第五世纪的市民能一日把公民权赠给全体萨宾人，如果有人对他们这样说，他们或许报以嘘气；第七世纪的市民却觉得他的道理非常明白，格拉古给他们的代价是分配拉丁公地，他们觉得这代价太低得远。元老院请准在投决定票的日子以前先把非市民一概逐出城外，竟得通过，由此可见盖乌斯的建议将遭如何的命运。付表决以前，格拉古的一个同寅李维乌斯·德鲁苏斯（Livius Drusus）否决这个法律，人民对这个否决的态度使格拉古不敢再进，甚至也不敢用对待马尔库斯·屋大维的手段对待德鲁苏斯。

似乎就是这次的成功使元老院胆气更壮，试行推翻这胜利的奸雄。攻击的武器与格拉古往日所运用的大致相同。格拉古的力量基于商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尤其后者在这双方都没有武力支持的冲突中，可说是处于军队的地位。很明显，元老院的力量不足以夺去商人或无产阶级的新特权；任何侵犯粮食法或新陪审制度的企图必致惹出街市上的暴动，无论其形式稍为粗暴或稍较文明，元老院对于它毫无自卫的能力。不过也一样明显的是，格拉古本人与这些商人和无产阶级只因相互的权利而团结起来；实利派乐于由任何他人手里领受位置，狭义的民众也乐于由任何他人手里领受做面包的粮食，正与乐于由格拉古手里领受一样。格拉古的制度，至少在一时，屹然卓立，不可动摇；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他自己的元首资格。后者有个弱点，就是在格拉古的政体里首领与部下之间完全没有矢忠的关系；新政体虽有其他一切适于生存的要素，独缺乏一个要素，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道德维系；没有这个维系，任何国家都不啻立在泥土的基础上。允许拉丁人享公民权的建议被否决，这分明表示民众实未尝为格拉古投票，而永是仅为他们自己投票。贵族拟订计划，要在这首创布施粮食和分配土地的人的得力处，对他挑战。

当然，元老院献给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但等于格拉古在粮食和他物上已向他们担保的利益，而且更多。平民保民官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奉元老院的命令，建议使受田于格拉古的人免纳所负担的租金，并且宣布他们的分田为自由而可以出让的产业；更有进者，为赡养无产阶级起见，不在海外而在意大利设立殖民地十二处，每处殖民三千人，人民可以指定相宜的人实行此事，不过德鲁苏斯本人——与格拉古氏的一家委员完全相反——谢绝参加这种光荣的任务。行这计划时被牺牲的可能指定为拉丁人，因为现在的意大利似乎除去拉丁人所享用的公地外，没有很大的被占公地。又有德鲁苏斯定的几个法规——举个例说，有一条规定，鞭挞之刑只许拉丁军官而不许罗马军官施之于部下拉丁兵士——由一切方面看来，它们似乎意在补偿拉丁人的他种损失。这计划并不十分精细。竞争的企图太鲜明；他们以联合肆虐于拉丁人为手段，努力使贵族与无产阶级间的美妙联系更加紧密，这种努力太显而易见；一个疑问也太容易引起来：现在意大利的公地已经大部分发放出去，就算把分给拉丁人的全部公地一概没收，半岛上何处可以找到被占的公地足供十二批众多而稠密的新公民团的需要呢？最后，德鲁苏斯宣称他绝不参加执行他所制定的法律，这话狡猾得非常讨厌，以致几乎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可是对于他们所要捕捉的蠢物，这种粗笨的陷阱却十分适用。又加上一件或许有决定性的事：一切都依赖格拉古个人的影响。这时格拉古却正在非洲建设迦太基殖民地，他在首都的代理人马尔库斯·弗拉库斯暴躁而无能，给敌人一个有利的机会。因此，人民欣然核准李维乌斯法，正如其往日核准了森普罗尼乌斯法。于是他们为报答其最近恩人起见，照例给较早恩人一个轻轻的打击，他第三次候选633年即前121年的保民官，他们不肯再选他；然而在这一次，据说主持其事的保民官与格拉古有旧怨，所以做事不公。这样一来，他那君主专制政体的基础土崩瓦解。执政官选举又给他第二个打击，这选举的结果不但一般地不利于民党，而且使卢奇乌斯·奥皮米乌斯为国家元首，这人做632年即前122年的将军时曾征服弗雷格莱，他是狭义贵族党中最坚决最横暴的一个首领，他毅然决定乘最早的时机铲除他们那个危险的敌人。

不久就有了这个机会。632年即前122年12月10日，格拉古交卸了平民保民官的职务；633年即前121年1月1日，奥皮米乌斯就职。第一个攻击目标当然是格拉古那个最有用，也最不得民心的法规，即重建迦太基。海外殖民地一向只因人们为意大利殖民地所惑而受到间接的攻击，现在相传非洲的鬣狗掘出迦太基新立的界石，罗马祭司应人们的请求，证明这种灾异和预先应为一个炯戒，示人不可在神所诅咒的地址上重建城市。元老院于是觉得受良心的驱迫，不得不建议一个法律，禁止设立朱诺尼亚殖民地。格拉古与其他被指定创设这殖民地的人士正在挑选移民，到表决这法律的一天，他们来在市民大会的召开地点卡庇托尔，意欲用同党的力量达到废弃此法。他愿避掉强暴举动，以免亲贻敌人以其所觅的口实；可是他的忠实党徒不忘提比略的惨祸，并且深知敌人的计策，所以格拉古不能阻止他们大部的武装到场；在双方非常愤激的时候，争斗在所难免。执政官卢奇乌斯·奥皮米乌斯照例在卡庇托尔的门庭献火祭，陪祭的一个法警名昆图斯·安图利乌斯（Quintus Antulius），手里拿着神圣的脏腑，傲然命令“坏公民”离开门庭，似乎甚至要向盖乌斯动手；于是一个热烈的格拉古党抽出刀来，把他砍倒。一场可骇的骚乱起来了。格拉古企图对市民说话，想替自己解脱这侮慢神灵的凶杀责任，结果无效；他只贻给敌人一个正式的新罪状：一位保民官正向人民演讲，格拉古在混乱中打断他的话头而不自知——这个罪过，按一条起于古代阶级交争之时而今已作废的法律条文，应受最严厉的处罚。贵族故意称本日的事为倾覆共和政体的叛变，执政官卢奇乌斯·奥皮米乌斯采取用武力剿平叛乱的步骤。他本人在罗马广场的卡斯托尔庙内过夜；天刚破晓，卡庇托尔庙里便满是克里特的弓手，元老院和罗马广场里满是政府党的人——元老和归附他们的一部分骑士——，这些人奉执政官的命令一律武装出场，每人有两个武装奴隶跟随着。贵族无一不到，就是年高可敬的昆图斯·梅特路斯，虽倾向改革，也拿着盾牌和刀来了。一个有才能并且在西班牙战争中有经验的军官，名德奇姆斯·布鲁图斯（Decimus Brutus）的被奉委为武装部队的统帅；元老在元老院里集会。灵车载着安图利乌斯的尸身停在元老院前面，元老们似乎吃了一惊，全体走出门来看死尸，然后再回去决定办法。民党领袖已由卡庇托尔回家；马尔库斯·弗拉库斯彻夜在街市上准备战事，而格拉古则似乎不屑与运命争。次早，他们听得敌人在卡庇托尔和罗马广场的准备，两人前往阿文廷山，这就是昔日贵族与平民斗争时民党的堡垒。格拉古默然无语，不带兵器，走到那里；弗拉库斯号召奴隶武装起来，固守戴娅娜庙以自保，同时又派他的幼子昆图斯（Quintus）到敌营，以便如果可能，商量一个和解办法。昆图斯归来，声言贵族要求无条件投降；同时，他从元老院带来传票，召格拉古和弗拉库斯到元老院去解释他们侵犯保民官威严的罪。格拉古愿依传票行事，不过弗拉库斯阻住他，而后再度做那既错误而又示弱的尝试，想劝说这样的敌人成立和解。两个被召的首领不到，只有少年的昆图斯再来，执政官便视他们的拒不见面为公然背叛政府的开端，命人拘押来使，发出攻打阿文廷山的号令，同时使人在街市上传呼说：任何人把格拉古或弗拉库斯的头拿来，政府愿给他与人头不差毫厘的黄金，并且任何人在开战前离开阿文廷山，政府担保给他完全的赔偿。阿文廷山上的队伍不久就稀疏了；英勇的贵族联合克里特人和奴隶猛攻那几天防御的山，见人便杀，杀了二百五十人，大都是下级人。弗拉库斯与他的长子逃到一个藏匿的地方，不久以后便被寻出杀死。格拉古在战事开始时退入弥涅尔瓦（Minerva）庙，在那里要用刀自刺，他的朋友普布利乌斯·莱托里乌斯（Publius Laetorius）抓住他的臂膀，恳求他竭力保身待时。格拉古受他的劝告，想逃到台伯河的彼岸；可是他急忙下山时跌倒在地，扭伤足骨。他的两个从人为给他逃脱的时间起见，转身抵挡追兵，让自己遭砍杀，马尔库斯·庞波尼乌斯（Marcus Pomponius）死在阿文廷山下的退介明门（Porta Trigemina），普布利乌斯·莱托里乌斯死在台伯河桥上，就是相传昔日霍拉提乌斯·科克里斯（Horatius Cocles）单身拒埃特鲁斯坎军队的地方；所以格拉古只有他的奴隶尤波鲁斯（Euporus）跟随他，达到台伯河右岸的城郊。在这里弗里那（Furrina）的丛林中，以后发现这两人的尸体，这看来似乎是奴隶先杀死主人而后自杀。两个已死领袖的头遵命交给了政府，贵族卢奇乌斯·塞普图穆勒（Lucius Septumuleius）交出格拉古的头，得到约定的赏金而有余，反之，杀死弗拉库斯的却是些下贱人，空手被人遣散。死尸都被投在河里，首领的住宅都被舍给群众，任凭他们去劫掠。于是对格拉古党的诉讼战开始，规模极大；狱中被绞死的据说有三千人之多，中有十八岁的昆图斯·弗拉库斯，他未尝参加战斗，因为他年少可爱，人人都哀悼他。往昔国内和平恢复以后，卡米卢斯曾在卡庇托山麓的空旷处奉献了一座神坛，以后遇到相类的时机，人们又在这里为和睦神建了几处祠宇，现在这些小庙都被拆毁；被杀或被判罪的国贼的产业全遭没收，甚至妻室的嫁妆也不能免，执政官卢奇乌斯·奥皮米乌斯奉元老院的命令以这种产业建一个壮丽的新和睦神庙和附属于庙的廊房。现在扎玛战胜将军的三个孙子——最先是提比略·格拉古，其次是西庇阿·埃米列亚努斯，最末是最年少，也最雄健的盖乌斯·格拉古——都已葬身于革命，在三人的遗迹上铲除旧和睦的标志而建设新和睦的纪念，诚然符合时代的精神。格拉古氏的纪念永为官方所禁，科尔涅利娅甚至不得为她的末子穿丧服。不过在这两位杰出的昆仲，尤其是盖乌斯生存之时，很多人热烈地眷恋他们，在他们死后，这些人的眷恋也以动人的方式表现为几不亚于宗教的崇敬；尽管警察极力防范，民众仍对于他们的纪念和他们丧生的地点，永远致其崇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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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属于此事的有他的演说词Contra legem Judicianiam Ti．Ghacchi
，人常以为这演说词指刑事审判（Quästionengeciehte）的一种法规而言，其实不然，所指的却是他所建议的土地法的附加条例：ut triumriri Judicrent，qua pullious ager，qua priritus esset
。

(2)
“无其他适当的候选人时始得连任”的限制不难规避。这法律本身似不属于较古的法制而为格拉古派所首创。

(3)
他宣布他的法律建议时，其语如下：“如果我向你们说，向你们请求，因为我出身高门，为你们的缘故丧失了我的哥哥，现在除了我和一个男孩外，非洲英雄普布利乌斯和提比略·格拉古的后嗣无一存者，请许我暂时休息，使我们的宗族不致绝灭，使此家仍存一支，那么，你们对于这个请求，或将欣然许可。”

(4)
如是，阿庇安的话“一个人服六年的兵役便可以要求退伍”，或可不与波利比乌斯有名的说法相冲突，关于此事，马夸特（Maquardt）所见不谬。两种修正起于何时，我们不能确定，我们只知道第一个可能在603年即前151年即已存在，第二个当然早在波利比乌斯的时候。格拉古减少兵役的法定年限一事似乎是根据阿斯克尼乌斯（Asconius）推断而来。

(5)
这个法律的制定者非提比略而是他，现在有弗隆托（Fronto）致维鲁（Verus）的信件为证。

(6)
原来法官的人选既有变更，关于勒索事件也制定了新规程，新规程名塞尔维利乌斯法或阿奇利乌斯法的《关于勒索钱财法》（de repetundis
）。

(7)
这个或者就是ne quis iudicio circumreniatur
法。

(8)
关于这次弗里吉亚领土的交易，格拉古的一篇演说词仍有一大段存在。罗马人合并阿塔鲁斯王国以后，曼尼乌斯·阿奎利乌斯一向比提尼亚王和本都王兜售弗里吉亚领土，结果后者出价最高，买得此地。在这个演说词里，他说没有一个元老关心国事而无所贪图，又说关于现在讨论的法律（即关于把弗里吉亚让给米特拉达特斯王的法律），元老院可分为三派，一派是赞成的，一派是反对的，又一派是缄默的；第一派受了米特拉达特斯的贿赂，第二派受了尼科弥底（Nikomedes）的贿赂，第三派最狡猾，因为他们收了两国王的使者所赠的金钱，使两方各以为他们为他的利益而守缄默。

第四章　复古政治

盖乌斯·格拉古树立的新体制，在他死后即呈土崩瓦解的局面。诚然，他的死无异于他哥哥的死，原只是一种报复举动；不过在君主制正成立之时，君主本人遂丧其身，所以他的死同时也是趋于政体复旧的重大步骤。现在的情形尤其如此，因为格拉古既遭惨祸，奥皮米乌斯又厉行彻底的迫害，当时与已死国主有关系或才能出众的人，绝对没有一个自以为依法可以企图取得遗缺。盖乌斯去世而无子，提比略遗下的儿子又未成年而夭折；整个的所谓平民党简直无一人可被推为领袖。格拉古的体制类似一座没有主帅的堡垒；城垣和守兵依然无恙，可是将军则付阙如；除了以前被推翻的政府外，无人能承其乏。

所以这事果然发生。盖乌斯·格拉古死而无后，元老院的政府仿佛自动恢复旧位；又因为严格说来，盖乌斯未尝正式把这政府废除，而只是以例外举动使它实际等于虚设，这事更属势所必至。然而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复旧不过是政治机构又陷入数百年来践踏成蹊的故道，我们便大错特错。复旧永远也是革命；可是就比例而言，所恢复的却不是旧政治而是旧统治者。僭主政治已被推翻，寡头政治出现，新佩上僭主政治的军装。元老院既已用格拉古的武器把格拉古打出战场，所以它在最重要的地方仍用格拉古的制度来治国；不过他们确是心存暗想，即使不全废格拉古的制度，至少要在相当时候把它那真与掌权贵族不相容的成分彻底肃清。

起初，这种反动大抵以私人为目标。政府取消有关普布利乌斯·波皮利乌斯的法令，把他从放逐中召回（633年即前121年），又发动对格拉古同党的检举战；反之，卢奇乌斯·奥皮米乌斯解职之后，平民党企图治他叛逆的罪，却遭政府党的反对而失败（634年即前120年）。贵族在见解上如何渐进于明达，我们由此可以灼见这个复古政府的特性。盖乌斯·卡尔博原为格拉古弟兄的同党，早已变节，只在不久以前，他还显出他的热心和有用，为奥皮米乌斯做辩护。可是他始终是个叛徒；平民党控告他的罪状与控告奥皮米乌斯的无异。政府却并非不愿让他覆败，卡尔博见两党均不相容，自杀而死。如是，在个人问题上，反动派显然是纯粹的贵族。反之，分配粮食、亚细亚省的课税和格拉古关于陪审团和法庭的法令，反动派却不立即加以攻击，他们不但饶恕商人阶级和首都无产阶级，而且仍如昔日提出李维乌斯法时那样崇奉这两种势力，特别是他们对于无产阶级的决然尊崇，胜于格拉古弟兄所行的远甚。他们采取这种办法，不仅因为格拉古弟兄的革命余波远长久激荡于同时人的胸中，足以保护其所创的事业，贵族的至少促进和爱护群众的利益，实完全合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行这种政策，所牺牲的不过是公众福利而已。

盖乌斯·格拉古为增进公众福利而规定的法令——正是他所立法律中最好的，不过不难想象，也是人所最不喜的——，贵族都使它们作废。其中受最迅速最有效的破坏的，无过于他那最宏伟的计划，即先使意大利与罗马市民团，而后使各省与意大利在法律上归于平等；这样一来，国内仅从事统治和消费的人便与仅从事服役和工作的人没有分别，同时又用历史上最广大、最有系统的移民政策解决社会问题。寡头政府既复其位，便尽量发挥其衰老残年的乖戾执拗性情，再厉行已往各代的原则于当日——即意大利须永为主国，罗马城须永为意大利的主城。当格拉古生存之时，意大利盟邦的要求已被断然拒绝，海外殖民的大计划已受很严重的攻击，格拉古覆败的近因即在于此。在他死后，政府党不难废弃那重建迦太基的计划；可是那里已经分配的各块土地仍留在受地人之手。诚然，平民党又在他处成立一个同类的殖民地，他们不能阻止；马尔库斯·弗拉库斯始从事于征服阿尔卑斯山外之地，至636年即前118年，在进行此事时，设立了纳博（Narbo，即纳尔傍［Narbonne］）殖民地，这是罗马帝国最古的海外市民城，尽管受政府党的多方攻击，尽管元老院直接建议把它取消，此城大概受分享其利的商人势力的保护，却仍永久存在。可是若把这个因孤立而不甚重要的例外置而不论，政府对于分配意大利境外土地的防止，无不成功。

意大利的公地问题，也以相似的精神解决了。盖乌斯设立的意大利殖民地，特别是卡普亚，都被取消；其中业已成立的又被解散；只有塔兰图姆的殖民地存而不废，新城与旧希腊民社并立，名为内普图尼亚（Neptunia）。公地非因殖民而分配的仍为受田人所保留；格拉古顾到国家的利益，对他们加以限制——收地租和禁转卖——，这些限制已为马尔库斯·德鲁苏斯所废除。另一方面，关于那些凭占领权而仍为人所据的公地——除拉丁人享用的公地外，大部分必都是田庄主人依格拉古法的最高额所保持的土地——，政府决定使一向的占有者确保这项土地，并且杜绝将来分配的可能性。无疑地，德鲁苏斯所承诺的三万六千块新农田必多半要由这些土地来形成；不过何处可寻那千千万万尤格的意大利公地，他们却不屑置问，于是悄悄把那已尽其用的李维乌斯殖民法束之高阁，只有一个小殖民地斯科拉基乌姆（Scolacium，即斯奎拉切［Squellace］）或源于德鲁苏斯的法律。另一方面，平民保民官斯普里乌斯·托里乌斯（Spurius Thorius）奉元老院的指示通过一种法律，依法于635年即前119年废止分地委员会，对占有公地的人征收定额租金，以这项收入嘉惠首都的民众——分配粮食似以此款为其一部分基金；更进一步的建议或是增加所施的粮食，被拒于明达的平民保民官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八年以后，即643年即前111年，他们采取最后的步骤，一个新的人民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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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被占的公地直接变为原占有者不纳租的私产。他们又加上一条，将来的公地或拿来出租，或开放为公共牧场，绝不得有人占据；若开放为公共牧场，他们规定一个很低的限度，大牲口至多不得过十头，小牲口至多不得过五十头，以使大牧群主人不至于实际排挤小牧群主人。占地制度久已作废，在这些明智的规程里，官方终于承认其有害，可是不幸这制度已夺去国家公地的大半，官方始采用这些规程。如是，罗马贵族既自谋己利，使仍在其手的占有土地变为他们的私产，同时也抚绥意大利盟邦，所用手段当然不是使盟邦人，尤其是他们的市府贵族得有其所享拉丁公地的产权，而是使他们关于公地的权利受有条约的保证的，仍得保持无恙。反对党最大的不幸，就是在最重要的实际问题上，意大利人的利益正与首都反对党的利益相冲突；真的，意大利人与罗马政府成立了一种联合，请求并获得元老院的保护，以抗许多罗马奸雄的狂妄计划。

复古政府虽这样用心根绝格拉古制度中所有进步的萌芽，可是对于格拉古所唤起而不为全国之福的敌对势力，它却毫无能力。首都的无产阶级仍有公认的得食权；至于由商人阶级遴选陪审团，贵族中较高较傲的一部分人虽深恶这种束缚，元老院却仍予以默认。贵族所受的羁绊有害于其庄严，可是我们不见贵族郑重其事地谋摆脱。632年即前122年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斯考鲁斯（Marcus Aemilius Scaurus）的法律至少实行对解放人表决权的宪法限制，这是长期内元老院政府再想控制暴民政治的唯一举动，也是很无魄力的举动。骑士法庭创立后十七年（648年即前106年），执政官昆图斯·恺庇欧（Quintus Caepio）提出一个建议，要把审判权归还元老院的陪审团，这明示政府的愿望所在，可是也明示政府的能力如何，当问题不在滥施公地而在对一个有力阶级通过法令之时。在这事上，政府竟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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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能摆脱那与它共掌政权的可恼伙伴，可是掌权贵族与商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间原没有真诚的谅解，这些法令更有助于破坏他们的谅解。商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深知元老院做一切的让步，无不由于畏惧，出自勉强，而阶级既无感戴心又无利害关系使之永久依附元老院政府，所以任何另外的主人对他们所施较多或甚至相等，他们也很乐于侍奉，并且对于乘机欺骗和妨碍元老院的事，绝不反对。如是，复古政府的统治既仍遵正统贵族的志愿和意见，又沿用僭主政治的法制和手段。这种政府不但与格拉古的同立在一个基础上，而且它的有欠稳固与格拉古的不相上下，甚且过之；它与民众联合起来推翻有用的制度时强健有力，可是它对付街市群众和商人势力时却毫无力量。这政府坐在空虚的宝座上，良心不安，希望分歧，痛恨其治下国家的制度，然而竟不能有计划地破坏它们，在一切行动上游移不定，它对自己和反对党的无信、内部的自相矛盾、极可怜的无能、极卑鄙的自私，均不愧做个榜样——一个不善为政的绝妙模范。

这是势所必至；全国人的智力和道德都在堕落，而以上流阶级为尤甚。在格拉古弟兄时代以前，贵族中的人才诚然并不太多；一群怯懦浪荡的贵族挤满了元老院的座位；然而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盖乌斯·莱利乌斯、昆图斯·梅特路斯、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普布利乌斯·斯恺弗拉和很多可敬的才智之士却都坐在那里，一位抱着善意的观察者或以为元老院在违法害理中还保持一点分寸，在失败中还保持一点体面。贵族被推翻而后又复位；自此以后，他们便永不能摆脱复位的遗毒。往昔贵族专诚治国，历一百余年之久，未遭任何可见的抵抗，现在他们经过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像黑夜里一道闪电，使他们灼见在脚前面张开的无底深坑。又何怪旧家豪族的贵族为政，永远特著愤恨，并且在他们敢行恐怖政策之处也特著恐怖手段？又何怪统治阶级成为团结一致的党，以远较苛刻横暴的态度对待那非统治阶级的民众？又何怪家庭政治现在又复流行，正如贵族专政最恶劣的时代，以至于，举个例说，十五年内（631年—645年即前123—前109年）昆图斯·梅特路斯的四个儿子和（可能的）两个侄儿——除一人外都是无足轻重的人，而且有几个受命为官，正因为他们的鄙陋——都达到执政官之职，除一人外，也都得到凯旋，至于子婿等等还不具论？又何怪他们同党的任何人对敌党的态度愈凶狠横暴，便愈受人断然的尊敬，对于真正贵族，一切罪行、一切无耻均在饶恕之列？又何怪统治者与受治者之间只有一端不似交战的双方，即他们的战争不承认任何国际法？不幸而太嫌明显的是，旧贵族如果是用棍棒敲打人民，这个复旧的贵族便可说是用毒蝎惩治人民。贵族回来了；可是他们回来，不比以前明智和优良。复古时期介于格拉古的革命与秦纳的革命之间；自古以来，罗马贵族未有如在此时期这样全无为政和将兵的人才的。

足为此事明证的是当时元老院党的党魁马尔库斯·埃米利马斯·斯考鲁斯。他的父母是高等贵族，可是不富，所以他不得不运用他那不低的天资，进身到执政官（639年即前115年）和监察官（645年即前109年）的职位，久为元老院的首领和本阶级的泰斗，他的名垂不朽，不但因为他是个演说家和写作家，而且因为他是本世纪所造几座主要公共建筑的发起人。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他那大受歌颂的功业不过如下：他做将军，在阿尔卑斯山攻打乡村，得到几次便宜的胜利；他做政治家，制定关于表决和奢侈的法律，对当时的革命精神也赢得差不多一样重大的胜利。他的真本领就在他虽则和蔼可亲、不辞贿赂、与其他可敬的元老毫无二致，却颇有机智，能体察出危机将起的时刻，尤其是他有赫奕庄严的外貌，在公众面前能装出法布里奇乌斯的模样。由军事的观点看，我们诚然见有几个可钦佩的例外，属于最高贵族的良将；可是就常例看，当贵族领主将要率兵时，他们便急忙读希腊的兵书和罗马的年史，以搜集些军事谈话所必需的材料，然后在军营时，最好把指挥的实权交给一个出身微贱可是经过考验的贤能军官。实际说来，如果二百年前元老院类似一个众君的集会，这些继承他们的人做王子的本领并不为劣。可是复位贵族的无能完全不亚于他们在政治和道德上的卑鄙。即使宗教状况（待下文再续）不映出本期荒淫生活的真相，即使本期对外的历史不昭示罗马贵族的极端堕落为历史最主要的一个元素，单是那些最可骇的罪行络绎不绝地见于罗马的最高社会，便足以表示这班人的性质。

对内和对外的政治状况在这种政府之下可想而知。意大利的社会破产蔓延日广，速度可惊；自从贵族使人在法律上许他们收买小业主的产权，自从他们在新有的骄横中任意驱逐小业主的事日益屡见不鲜，农田便如雨点落在海里一般，消灭不见。经济上的寡头制度至少与政治上的寡头制度齐驱并驾，有650年即前104年前后卢奇乌斯·马尔奇乌斯·菲力普（Lucius Marcius Philippus）的话为证。这人的见解属于温和的平民党一流，他说，在全体市民中富户不到两千。奴隶叛变是这种情形的实际注解，在辛布里人战争的最初几年，意大利年年发生这种叛变，例如在努塞里亚、在卡普亚、在图里境内。最后这一次的叛乱极为重大，以至于罗马城市副执政官须率一个兵团出发征讨，可是平服叛乱，不是用武力而是用奸诈的背信。并且有一个严重的现象，即这次叛变的首领不是一个奴隶而是罗马骑士提图斯·维提乌斯（Titus Vettius），他为债务所逼，采取疯狂的步骤，把他的奴隶解放而且称为奴隶之王（650年即前104年）。自611年即前143年以后，便有人替罗马政府经营维克图姆莱（Victumulae）的淘金事业，由与此有关的预防法规看来，可见政府如何忧虑大批奴隶聚在意大利，承租人起初约定所用劳工不得超过五千名，以后奉元老院的法令把这事业完全停止。在现今这样的政府之下，如果——这是很可能的——有一支阿尔卑斯山外的军队侵入意大利，号召那些大都与他们同种的奴隶起兵，实在尽有可畏。

比较起来，各省受害更大。假设英国的贵族与当日罗马的贵族相似，我们试想东印度的状况将如何，便可知当时西西里和亚细亚的情形。立法把官吏的监察权交给商人阶级，使官吏不得不多少与商人朋比为奸，以对省内资本家无条件的纵容，换取他们横征暴敛的无限自由和免受弹劾的保障。这些官方和半官方的强盗以外，又加上陆盗和海盗劫掠地中海的一切地方。特别在亚细亚水面，海盗的暴行非常厉害，以至于到了652年即前102年，罗马政府也觉得非派一个舰队往西利西亚不可，这舰队的组织以属下商业城市的船只为主，隶在副执政官马尔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麾下，他们给他总督的权力。这舰队不但夺得若干海盗船，毁坏几座要塞，而且罗马人竟做久居此地的计划；海盗的主要巢穴在险阻的西西利西亚，为扑灭他们于此处起见，罗马人占据强固的军事据点——是为成立西利西亚省的初步，自此以后，这地出现于罗马省份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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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用意可嘉，计划本身也很合适，可是在亚细亚尤其是西利西亚的海面，海盗的祸害依然如故，而且尤甚于前，这不幸而表明由新获据点攻打海盗的力量如何不足。

可是在奴隶无产阶级的叛变上，罗马各省行政的无能和乖谬特别赤裸裸地暴露无遗；奴隶叛变的恢复原状似乎以贵族的复位正在同时。这些由暴动而扩大为战争的奴隶叛变，起于620年即前134年前后，正是格拉古革命的一个原因，或最近的原因。现在死灰复燃，并且千篇一律地再三重演，令人伤心。又像三十年前那样，罗马帝国的全体奴隶处处骚动。上文已述意大利的纠众造反。阿提卡的银矿工人起而叛变，占据苏尼昂（Sunion）岬，从这里去劫掠附近的地方，历时颇久。他处也有相似的运动。最重要的，这些可怕事件的主要出事地点又是西西里，那有田庄和小亚细亚奴隶群集的西西里。一次，政府企图制止蓄奴人最不公平的举动，这竟成为新叛变的直接原因，可见祸害之大。在这方面，西西里的自由无产阶级并不良于奴隶，已有他们在第一次奴隶叛变时的态度为明证；他们被荡平以后，罗马投机家施行报复，把本省的大批自由人降为奴隶。因为元老院于650年即前104年发布一个严禁此事的法令，西西里当时的省长普布利乌斯·李锡尼乌斯·内尔瓦（Publius Licinius Nerva）在叙拉古设立了一个审判自由权的法庭。这法庭认真工作，在短期内判决了八百个案件，都不利于蓄奴人，并且悬案的数目与日俱增。田庄主人起了恐慌，急忙赶到叙拉古来，强迫罗马省长废止这种破天荒的司法制度；内尔瓦懦弱，受了他们的威胁，便用粗暴的言语向请求裁判的不自由人说：他们应放弃这种关于正义和公理的烦难要求，谁自称为他们的主人，他们便应回到谁的家里去。那些被他这样发放的人，不遵他的命令行事，却定计造反，往山里去。省长没有准备军事办法，甚至岛上可怜的民兵队也不近在手头；所以他与岛上一个最著名的匪首结下联盟，以赦免他个人的诺言，诱他出卖反叛的奴隶，使他们落在罗马人的掌握中。这样，他把这群人控制住。可是另外一群逃亡的奴隶竟能打败恩那的一支守兵，这个初步胜利使叛徒得到他们特别需要的东西——武器和援兵。他们的敌人阵亡或逃走，遗下的武装成为他们军队组织的基础，不久以后，叛党的数目增加到几千名。这些寄居异地的叙利亚人与他们的前人无异，自以为不愧受君主的统治，如他们同国的人在本土一般，并且戏拟本土那位褴褛君主，甚至戏拟到他的名字，他们立一个奴隶名萨尔维乌斯（Sarvius）的为首领，称他为特利枫王（König Tryphon）。这些股匪的大本营设在恩那与莱翁蒂尼（即伦蒂尼）之间，这一带的乡间完全落在叛党的手里，莫甘蒂亚（Morgantia）和其他有城垣的城市已为他们所围攻，这时罗马省长带着仓促集合的西西里和意大利队伍突然来到莫甘蒂亚前面，袭击奴隶军。他占据了无备的兵营；不过奴隶虽被奇袭，却拒战不退。战斗发生，本岛的民兵不但一交锋就退却，而且因为奴隶放行每一抛弃兵器的人，不加阻碍，民兵都乘这个好机会逃走，几无例外，于是罗马军全部溃散。如果莫甘蒂亚城内的奴隶愿响应他们在城门前面的同伴，这座城便会失守；可是他们宁愿由主人领受合法的解放，以他们的英勇助主人保全这座城市——主人原来以郑重的诺言许给予奴隶自由，事后罗马省长宣布这项诺言系由违法胁迫而来，在法律上无效。

叛变既这样惊人地蔓延于西西里岛的内地，同时又有一个叛变爆发于西海岸。这叛变的首领是阿泰尼翁（Athenion）。他从前正如克里昂，在他本乡西利西亚时是个可畏的匪首，被人由那里运到西西里，做了奴隶。也正如克里昂，他用预言和其他训世的谰言取得希腊人尤其是叙利亚人的归附。他虽然善战而明智，却不像其他领袖那样把大批来归的人全部武装起来，而只把能战的人编成一个有组织的军队，同时指定其余的人做和平的事业。因为他以森严的纪律制止他部下军队里一切的游移和抗命举动，又因为他对待和平的乡民甚至俘虏都很温和，所以他得到迅速而重大的成功。罗马人希望两个领袖不睦，这次却失败了；阿泰尼翁自动地服从那才略远不及他的特利枫王，于是保住叛党的团结一致。他们不久便以等于专制君主的威力统治平原地方，平原上的自由无产者又增或多或少公开的归附奴隶；罗马当局不能与他们野战，不得不止于用西西里的民兵和急忙调来的非洲兵来保护城市。城市的状况极为可惨。全岛的司法处处停顿，武力是唯一的法律。因为城内的农夫不敢再出城门，乡下人也不敢再入城，极可怕的饥荒发生了，这个岛往日赡养意大利，现在罗马当局须运粮来赡养此岛城市的居民。再者，无论何处，遇有叛变奴隶攻城之时，城市奴隶即有在城内发动叛变之势；甚至梅萨那也险些为阿泰尼翁所克。

罗马这时正对辛布里人有严重的战事，政府虽不易派第二支军队出征，却不能不在651年即前103年，派副执政官卢奇乌斯·卢库卢斯（Lucius Lucullus）率一支军队往西西里，此军有罗马兵和意大利兵一万四千名，海外民兵不在此数。奴隶联军驻在斯奇亚迦（Sciacca）上面的山中，卢库卢斯向他们挑战，他们便应战。罗马人的军事组织较佳，获得胜利；阿泰尼翁留在战场，人以为他已阵亡，特利枫不得不入守特里奥迦拉（Triocala）山案，叛党郑重讨论能否继续再战。可是有一派断然主张坚持到最后一人，他们仍占优势；阿泰尼翁以神奇的方式得救，又来到他的军队里，他们衰颓的勇气又振作起来；最重要的，不知何故，卢库卢斯竟毫不采取乘胜进攻的步骤；真的，据说他故意解散军队，烧毁辎重，为的是遮掩他在治军上的毫无成绩，并且使自己不至于对后任相形见绌。无论这话真实与否，他的继任人盖乌斯·塞尔维利乌斯（Gaius Servillius，652年即前102年）也没有得到更好的结果；两位将军后来均以溺职受检举和判罪——当然，这绝不是他们有罪的铁证。特利枫死后（652年即前102年），阿泰尼翁独掌兵权，做一个大军的首领，屡打胜仗；到653年即前101年，曼尼乌斯·阿奎利乌斯（Manius Aquillius）为执政官兼省长，他去年在马略部下，对条顿人作战，功绩卓著，现在奉命指挥西西里战事。两年苦战以后——据说阿奎利乌斯曾亲自与阿泰尼翁作战，在单身决斗中把他杀死——，罗马将军终于打平那拼命的抵抗，并且用断绝粮道的方法把最后藏匿处的叛党制伏。岛上的奴隶被禁佩武器，西西里又恢复太平，换句话说，旧暴主接替了新暴主；在本时期许多有魄力的强盗官中，这位战胜将军特别占一个显赫地位。第二次西西里奴隶战争历五年之久，若有人仍要求复位贵族内部情形的证据，我们可以请他看这次战争的起源和领导。

可是在罗马行政的广大范围内，我们无论向何处着眼，都看见同样的原因和同样的结果。如果西西里奴隶战争表明政府如何连控制无产阶级这个极简易的事都不能做，非洲当时发生的事件又显出罗马人现在统治属国的伎俩。约当西西里奴隶战争爆发的时候，一幕戏剧，表演在惊以为异的世人眼前：一个强大的共和国曾以其雄伟的臂膀一举打碎了马其顿和亚细亚两个王国，现在一个不重要的属国君主竟能不用武力而仅因为上国人的卑鄙可耻，对这个共和国实行了十四年的篡夺和背叛。

努米底亚王国位于摩洛恰特河（Molochat）与大锡儿第斯湾之间，一面与毛里塔尼亚的丁吉斯（Tingis，近代的摩洛哥）交界，另一面与昔兰尼加和埃及接壤，由西、南、东三面围绕着那一条狭窄的海岸，即罗马的阿非利加省。除努米底亚酋长的旧有土地外，这王国又拥有迦太基盛时所有非洲领土的绝大部分——包括几座重要的老腓尼基城市，如希波-雷介（博纳）和大勒普蒂斯等——，全是北非洲肥美海岸最大最好的区域。毫无疑问，努米底亚是次于埃及的罗马最大属国。马西尼萨死后（605年即前149年），西庇阿曾把这位君主的职务分给他的三个儿子，照这个分法，长子密奇普萨王取得首都和国库，次子古禄萨王担任军事，三子马斯坦那巴王管理司法。现在两弟已死，马西尼萨的长子密奇普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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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掌政权，他是一位孱弱好静的老人，宁愿研究希腊哲学而不愿从事国政。因为他的儿子尚未长大，政柄实际操在他的私生侄儿之手，这人就是王子朱古达（Jugurtha）。朱古达不愧为马西尼萨的孙儿。他是个美男子，又是个娴熟而勇敢的骑士和猎人；他同国的人很景仰他是个清明的行政家，他又以努米底亚助战队的统领资格，在努曼提亚的前面，在西庇阿的眼底下，表现了他的军事才能。他既在国内占那样的地位，又借着许多朋友和战侣有运动罗马政府的力量，密奇普萨王以为应该把他认为义子（633年即前121年），并且在他的遗嘱里，规定他两个亲生长子阿德赫巴（Adherbal）和希穆普萨（Hiempsal）应与义子朱古达三人共同继承和统治这个王国，正如他自己与他两个弟弟所行的那样。为更加可靠起见，他把这种规定置在罗马政府保证之下。

不久以后，在636年即前118年，密奇普萨王去世。遗嘱发生效力；不过密奇普萨的二子认为他们的堂兄是闯入正统的人，不久便与他陷于争执，激烈的希穆普萨比他的哥哥软弱尤甚，以至于三王合治的念头必须放弃。他们试行瓜分遗产；可是对于土地和财宝的份额，三个君主互相争执，意见不能一致，决定权按理应属于握保护权的国家，此国却照例不管这些事。他们竟至决裂，阿德赫巴和希穆普萨欲目其父遗嘱为私造品，完全不承认朱古达的共同继承权，另一方面，朱古达起而要求全国的领土。瓜分交涉仍在进行之时，希穆普萨为雇用的凶手所刺杀，于是一场内战起于阿德赫巴与朱古达之间，努米底亚全国参战。以其为数较少可是纪律和指挥较佳的队伍，朱古达克服和夺得全部国土，那些依附他堂兄弟的酋长受极暴虐的迫害。阿德赫巴逃到罗马省境，往罗马去诉冤。朱古达已料到这事，并且已经做好准备以应付将来的干涉。昔日在努曼提亚的营中，他从罗马学得的已不只是战术；这位努米底亚的王子被介绍到罗马的贵族社会，也被传授了罗马各党的阴谋诡计，他从源头上探求由罗马贵族方面有何事可以预期。甚至就在那时，在密奇普萨死前十六年，他已与高贵的罗马友伴就努米底亚的继统问题做个不义的磋商，西庇阿不得不郑重警告他说，外国王子应与罗马国家友善，而不当与罗马公民订私交。现在朱古达的使者来到罗马，带来的不只是言辞：由结果看，可见他们已选得外交游说的适当手段。阿德赫巴有其正当的权利，拥护这权利最热烈的人现在也以难信的速度被说服，以为希穆普萨因暴虐而为臣民所杀，继位战争的祸首不是朱古达而是阿德赫巴。甚至元老院里的领袖人物也为这丑事吃一惊；马尔库斯·斯考鲁斯想加以制止，可是徒劳无功。元老院默然不问既成的事实，发个命令说：两个见于遗嘱而尚生存的继承人应平分国土，为防止新争执起见，分割应由元老院一个委员团负责办理。他们来了，前任执政官卢奇乌斯·奥皮米乌斯以扑灭革命的功劳著名，现在乘着这个机会领取他爱国的酬报，使人推他为委员团的首长。分割的结果完全对朱古达有利，对委员团也没有不利；首都锡尔塔（Cirta，即康斯坦丁［Constantine］）与其海港鲁斯喀特（Ruscate，即菲力普维尔［Philippeville］）诚然分给了阿德赫巴，不过正因为这样，落在他手里的一份是此国的东部，这块地方几乎尽是沙漠；反之，朱古达却分得富庶的西部，即以后的毛里塔尼亚恺萨里亚和西蒂非（Sitifensische und Cäsariensische Mauretanien）。

这是不好，不久又变得更坏。为的是能假装自卫，以夺阿德赫巴的分地，朱古达向他挑战；可是这软弱的人由阅历学得聪明，却让朱古达的马队蹂躏他的领土，不加阻止，仅以在罗马提出控诉为止足，于是朱古达不耐烦顾到繁文缛节，竟至无所借口，便开战衅。在今日的菲力普维尔区，阿德赫巴完全被击破，入守他那即在近旁的首都锡尔塔。锡尔塔城中住着很多意大利人，他们防守此城比非洲人尤为努力。罗马元老院接到阿德赫巴第一次的控诉之后，派一个委员团到非洲，围攻正在进行，朱古达的军队正在天天与意大利人交锋，这时委员团来到；当时政府恒用少不更事的人担任国家的普通使命，这个委员团的组织当然也是如此。使团对朱古达的要求是准许他们入城，因为他们是上国派到阿德赫巴那里的，可是一般的要求是停战和接受他们的调停。朱古达率然拒绝这两项要求；这使团本是一群孩子，现在也像孩子一样，急回本国，向罗马城的父老报告。父老听了这番报告，便让他们在锡尔塔的本国人随意久战下去。一直到围城的第五个月，阿德赫巴的一个使者始偷偷度过敌人的壕堑，阿德赫巴一封充满极迫切的请求的信始达到元老院，以至于元老院抖擞精神，居然议决——不是宣战，如少数人所要求的，而仅是派一个新使团——，然而这使团的首领却是马尔库斯·斯考鲁斯，是那征服陶利斯克人（Taurisker）和解放人的将军，贵族阶级的堂堂英雄，他只要一露面，便可以使那位抗命的国王幡然悔悟。就事实说，朱古达遵命来到乌提卡，以便与斯考鲁斯办理交涉；他们举行了无限的讨论，到会议终于结束时，竟毫无结果。使团回国，没有宣战；国王回去，又复攻打锡尔塔。阿德赫巴自知陷入绝境，不再希望罗马的援助；更有进者，锡尔塔的意大利人也倦于久受围攻，并且以为罗马的威名必能保他们的安全，力促投降。于是这城便立约投降。朱古达下令把他义弟在残酷的刑法中处决，把城中的成年男子，不问他是非洲人或意大利人，一概用刀杀死（642年即前112年）。

一片愤慨的呼声传遍了全意大利。元老院里的少数派和元老院外的一切人都异口同声地责骂政府，说政府把国家的荣誉和利益只当作货物出卖；商人阶级的责骂声最高，因为锡尔塔的罗马商人和意大利商人被屠杀，他们受到最切身的损害。诚然，元老院的多数派现在仍然挣扎；他们诉诸贵族的阶级利益，发动同僚制的一切阻挠法和拖延法，意欲再行保持他们所爱的和平。可是盖乌斯·梅米乌斯（Gaius Memmius），一位活泼而有口才的人，被选定为次年的平民保民官，他把这事向大众提出来，并且恫吓说要以他的平民保民官资格把罪大恶极的人传到法庭问罪，元老院始准许对朱古达宣战（642—643年即前112—前111年）。他们似乎认真做事。朱古达的使者不得觐见，即被遣出意大利；新执政官卢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贝斯蒂亚（Lucius Calpurnius Bestia）至少在他本阶级中以明达和敏捷著名，努力从事备战；马尔库斯·斯考鲁斯自任非洲军的一个统帅之职。不久，一支罗马军来到非洲，沿巴格拉塔（Bagrada，即梅遮达Medscherda）河上行，开入努米底亚国境内，那些离京城最远的城邑如大勒普蒂斯等自动上书请降，同时毛里塔尼亚王博库斯（Bocchus）虽系朱古达的岳父，也向罗马人自请修好结盟。朱古达本人也失去勇气；遣使往罗马总部请求停战。战争的结束似不在远，并且来得比人所预期的尤为迅速。罗马与博库斯订约的事失败了，因为这位国王不谙罗马的习惯，以为这条约对于罗马人既这样有利，他可以不费分文便把它订妥，所以他的使者不曾带着与罗马联盟的市价。朱古达固然较比明了罗马的制度，没有忘记用相当的金钱辅佐停战的请求，可是他也受了蒙蔽。初步交涉以后，他才知道在罗马的总部里不但可以买得一个停战协定，而且可以买得一个和约。御库里仍饶有自马西尼萨以来的积蓄，双方不久便商得同意的条款。为顾到形式起见，罗马人先把条约提交一个军事会议，在一场不规则而极为潦草的讨论以后，得到会议的同意，而后结成条约。朱古达无条件投降，可是战胜者施恩，把他的王国丝毫不灭地归还他，而以他支付一笔小额赔款、交出罗马逃兵和战象为条件（643前即前111年）；以后朱古达又与罗马的将帅和军官个别交涉，把战象大半赎回。

这和约的消息传来，罗马城的风潮又复发作。和约如何得来，全世界无人不知，就是斯考鲁斯也不辞贿赂，只不过他的价格高于普通元老的平均价格而已。和约的合法性在元老院里大受攻击；盖乌斯·梅米乌斯宣称，如果朱古达真是无条件投降，便不能拒绝亲来罗马，所以元老院应把他召来，听取缔约双方的口供，以便查究这违法议和的真相。他们依从这不便的要求；可是同时他们给朱古达一张护照，这是违法的，因为他来罗马，不是个敌人而只是一个投降人。于是朱古达果然来到罗马，立在集会的人民前面听审，人民要把这在锡尔塔杀戮意大利人的凶手当场碎尸万段，经人劝解，才勉强尊重护照。可是盖乌斯·梅米乌斯刚向朱古达提出第一个问题，他的同僚便用他的否决权施干涉，命朱古达闭口。在这里，非洲的黄金也强于至尊人民和最高官吏的意志。同时，关于这样缔结的和约是否有效一问题，元老院进行讨论，有人建议取消和约，新执政官斯普里乌斯·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Spurius Postumius Albinus）热烈赞成，希望这样一来，非洲元帅一职便会落在他手。因此，马西尼萨一个孙儿马西瓦当时住在罗马，便向元老院要求补努米底亚王国的遗缺；于是朱古达王一个亲信名鲍密尔迦（Bomilcar）的，必受有他的指使，刺杀了主人的仇敌，他因此罪被控时，又借着朱古达的帮助，逃出罗马。

这个在罗马政府目视之下所犯的新罪，至少足以使元老院取消和约，并遣国王离开罗马（643—644年即前111—前110年冬季）。于是战争又起，执政官斯普里乌斯·阿尔比努斯受任为统帅（644年即前110年）。不过非洲军自上而下直到最低阶层都极为混乱，在这种政治和军事的督导之下，自当如是。不但纪律荡然，在停战期间，掳掠努米底亚的城邑甚至罗马省境成为罗马兵的主要事务，而且有不少的军官和士兵以及他们的将帅竟与敌人成立默契。我们不难见到，这种军队在战场上任何事也不能做，以后罗马人在法庭里数朱古达的罪，说他贿买罗马将帅，使之按兵不动，果若是，他实在是多此一举。所以斯普里乌斯·阿尔比努自安于不做一事。反之，他去后，他弟弟奥卢斯·波斯图米乌斯（Aulus Postumius）暂时代理元帅。他是个既鲁莽而又无能的人，在仲冬时候，忽想以大胆的袭击夺取国王的财宝，财宝藏在那既难行近更难攻克的苏图尔城（ Suthul，以后改名卡拉马［Calama］，今名盖尔马［Guelma］）。军队向那里出发，走到那个城市；不过围攻不能取胜，并且没有取胜的希望。朱古达先率兵在城下停留了一时，而后进入沙漠，罗马将军竟采用追击的策略。这正合了朱古达的用意；一次夜袭，努米底亚人得力于地势险阻和朱古达与罗马军中一些人的默契，攻陷了罗马的兵营，罗马人有许多未带武器，受敌人的追逐，全军溃散得极为可耻。结果是订约投降，其条件为罗马军自牛轭下走去，即刻退出努米底亚全境，恢复元老院所取消的条约。这些条件都是朱古达所指示，罗马人都加以接受（645年即前109年初）。

这事太难堪了。非洲人欢声雷动，他们曾认为推翻外族统治殆不可能，现在这事忽然露出了一线希望，于是众多自由和半自由的沙漠人部落都闻风投归这得胜王的麾下；同时意大利的舆论也对那既腐败而又有害的掌权贵族沸腾起来，爆发为一场起诉风潮；愤怒的商人阶级又推波助澜，结果是最高贵族界有一班人被刷去，做了牺牲。经平民保民官盖乌斯·马米利乌斯·李梅塔努斯（Gaius Mamilius Limetanus）的建议，尽管元老院有阻挠刑庭的胆怯企图，一个特殊陪审委员团还是成立，追究那有关努米底亚继位问题的卖国事件。陪审团的判决把两位前任元帅，一个是盖乌斯·贝斯蒂亚，一个是斯普里乌斯·阿尔比乌斯，还有领导第一次非洲委员团并且杀死盖乌斯·格拉古的卢奇乌斯·奥皮米乌斯，连同许多不甚知名、有罪或无罪的政府党人一概放逐。由于无人敢攻击那罪魁祸首，那狡猾而有势力的斯考鲁斯，我们灼见这些起诉的用意只在牺牲几个最有干系的人以平息激昂的舆论，尤其是资本家方面的舆论，并且其中毫无人民愤怒，起而反抗那无法无耻的贵族和贵族政府本身的形迹。反之，正在这时前后，斯考鲁斯被选为监察官，并且说起来似乎难信，他也被选为治卖国罪的特殊法庭的一个主席。至于干涉政府的职权，甚至没有人做这种企图，他们一任政府用对贵族最温和的方式制止努米底亚的丑事，因为这事的不容再缓，就是最有贵族习气的贵族大概也开始晓得了。

元老院首先又取消第二次和约——三十年前的办法是把结约的元帅送交敌人，现在按照条约神圣的新观念，这似乎不复必要——并且这次真心诚意地决定再战。他们当然委一个贵族担任非洲的最高统帅，可是由军事和道德的观点看来能胜此任的贵族寥寥无几，他们所委任的却是其中之一。中选的就是昆图斯·梅特路斯。他出自有权有势的家庭，全家皆是以严酷横暴为原则的贵族，他本人自亦如是；他做官吏，当然把雇用刺客以利国家当作光荣，他可能讥笑法布里奇乌斯对皮鲁斯的行为，谓为迂腐荒唐，但他却是个既不知惧又不受贿的强硬政治家，又是个有见识有经验的军人。在这方面，他也摆脱他那阶级的成见，不选贵族而择取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孚斯（Publius Rutilius Rufus）和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做他的副将；鲁孚斯是个绝好军官，以他那足为模范的练兵和首倡一种改良操法，为军界所重；马略是个出身拉丁农家、起自行伍的勇士。有这两个和其他贤能官佐陪伴着，梅特路斯在645年即前109年，以执政官和元帅的资格，来到非洲军中。他见到非洲军非常混乱，以至于统帅一向不敢率领他们入敌境，并且除罗马省份的不幸居民外无人畏惧这种军队。这军队经过严厉而迅速的整顿，到了646年即前108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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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路斯率领他们越过努米底亚的边界。朱古达一见时势转变，便自觉大势已去；战事尚未开始，他便恳切提出和解的建议，到了最后，他所要求的不过是保证他的生命。然而梅特路斯却立有决心或甚至受有指示：除非这大胆的属国君主无条件投降而被明正典刑，便不停战；实际看来，只有这个结局才能使罗马人满意。利比亚人受他们所恨的外族的统治，自从朱古达战胜阿尔比乌斯以来，他被认为使利比亚脱离这种统治的救主；因为他肆无忌惮，狡黠难信，罗马政府又行动不灵，他可以在任何时候，甚至在和约结成之后，重开战衅于其本地；朱古达若不死，和平便不可保，非洲军便不能去。公开地，梅特路斯对朱古达的建议给予推诿的答复；暗地里，他却怂恿使者把他们的主人，或死或活，献给罗马人。可是罗马将军若欲在行刺上与这非洲人比赛，他却遇到了宗匠；朱古达看穿这种计策，并且因为别无办法，所以他准备拼命抵抗。

罗马人入内地的路线经过一条完全光秃秃的山脉，过了山脉，便是一片宽三十公里的大平原，直抵与山脉平行的穆图尔河。除在紧靠河流的地方，这平原无水无树，只有一道由许多丘陵排成的山脊把它纵断为二，上面荆棘丛生。朱古达在这山脊上等候罗马军。他的兵列成两个集团：一个是一部分步兵和象队，由鲍密尔迦指挥，布阵于山脊与河流相接之处；另一集团为步兵的精锐和全部骑兵，布阵于面对山脉的较高处，以荆棘为掩蔽。罗马军开出山岭之后，见敌人的阵地完全控制他们的右翼，他们又绝不能停留在光秃无水的山岭，并且非达到河流不可。这时他们须解决一个难题：他们在敌方骑兵监视之下，本军没有轻骑兵，却要走过这宽三十公里全无遮蔽的平原。梅特路斯派鲁孚斯率一支队一直向河走去，以便在那里安营下寨；主力军却由山岭的出口斜趋山脊，目的在把敌人逐出此地。可是这种在平原上的行军有陷全军于覆没之势，因为罗马人一走出山口，在罗马军后路的努米底亚步兵便把山口占据，罗马进攻的纵队见敌军蜂拥的骑兵从山脊上冲下，四面八方一齐来攻。成群的敌军突击不休，阻罗马军的前进，战事有化为若干分头混战的趋势，同时鲍密尔伽率领所部牵制住鲁孚斯麾下的队伍，使其不能急行赴援那吃紧的主力军。然而梅特路斯和马略带领二千人，竟能达到山脊的脚下，罗马兵团以急行军的步伐向山上仰攻，防守山巅的努米底亚步兵虽人数较多而且得有地利，却几乎没有抵抗，即行逃窜。努米底亚的步兵抵御鲁孚斯的，也一样不能据守阵地；罗马军一加以突击，他们便四散逃走，战象在平地上也或被砍杀，或被捕捉。罗马两军各自获得胜利，各忧另一军的命运，到深晚时始在两战场的中间地带相遇。这一战既可证明朱古达非常善于用兵，又可证明罗马步兵的坚不可破，这次战略上的失败翻为胜利，全赖这种步兵。战后，朱古达派他军队的大部回家，他以后只以做游击战为限，他的游击战也打得很是巧妙。

罗马两个纵队，一队由梅特路斯率领，一队由马略率领——马略的门第和班位虽极卑微，自穆图尔河上一战以后却在高级干部里占第一位——遍历努米底亚领土，占据城邑，遇有任何不愿开城门的，便把那里的成年男子一概处死。不过巴格拉塔河谷的最大城扎玛对罗马人做严重的抗拒，朱古达又努力加以支持。他甚至能奇袭罗马的营寨，罗马人终于觉得非解围而入冬营不可。为更易于赡养他的军队计，梅特路斯留兵戍守所克的城邑，而把大军移至罗马省境内，利用停战的机会来举行新交涉，表示欲给朱古达一个尚好的和约。朱古达欣然同意，他已约定缴纳白银二十万磅，甚且献出他的战象和人质三百名以及罗马逃兵三千名，逃兵立即被处死刑。可是就在同时，梅特路斯却说服了这位国王最亲信的大臣鲍密尔迦；他原是杀马西瓦的凶犯，现在不无理由，恐怕和议一旦告成，朱古达会把他献给罗马法庭，梅特路斯保证免他那次杀人之罪并且许给他重赏，诱他承诺把国王无论死活交到罗马人手里。但那公开的交涉和这种阴谋却无一达到所望的结果。梅特路斯一提出国王应舍身为俘虏的要求，国王便中止交涉；鲍密尔迦的通敌被发觉，被捕正法。这些最卑鄙的外交诡计无可辩护，可是罗马人却有一切理由以获得敌人的正身为务。战事已达到进退两难的地步。努米底亚的民心如何，可见于646—647年即前108—前107年冬季瓦伽（V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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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叛，这是罗马人所占据的最大城市；在这次，罗马所有戍兵将士，除司令官提图斯·图尔皮利乌斯·西拉努斯（Titus Turpilius Silanus）外，一概被杀；以后西拉努斯因与敌人有谅解，罗马军事法庭判他死罪，把他正法；至于正当与否，我们不得而知。此城于背叛之次日就遭到梅特路斯的奇袭，受尽残酷的军法；不过，如果巴格拉塔河岸上交通便利而且较为驯顺的居民竟有这样的民心，则再入内地到沙漠地带的游徙部落中，其情形将如何？朱古达是非洲人的偶像，他们以他为民族的解放者和报仇者，欣然志其两次杀弟之事。二十年后有一个努米底亚兵团在意大利为罗马人作战，当朱古达之子出现于敌军时，罗马人不得不急忙把这兵团遣回非洲；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他本人在他的人民中间有何等伟大的势力。在一个地域，特殊的人民与特殊的地势打成一片，使一个曾得全国同情的领袖能把战事拉成无尽无休的游击战，甚或暂时休战以便在相当时刻有新力量重整旗鼓，在这种地域，如何能有结束战事的希望？

到了647年即前107年，梅特路斯再出兵征战的时候，朱古达绝不据守一地抵抗他；他有时出现于一地，有时出现于相距辽远的他地；仿佛他们若欲制伏这些沙漠中的马队，与制伏狮子一样困难。一次仗打了，一番胜利获得了，可是胜利有何裨益，却属难言。国王已遁到渺茫难知的远方。在近代突尼斯（Tunis）的内地，紧靠大沙漠的边缘，流泉汩汩的绿洲中间有一座坚城，名为达腊（Th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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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古达已带了他的子女、他的财宝和他的精锐部队退到这里，以待较好的时机。梅特路斯胆敢横渡那须从七十四公里外用皮囊带得水来的沙漠，追击这位国王；罗马人到了达腊，围攻四十天以后，把城攻陷；可是不但罗马逃兵于城陷时自焚，把他们所在的建筑物和最有价值的战利品一并烧毁，而且更重要的，国王朱古达也带了他的子女和宝藏逃脱。固然，努米底亚差不多全在罗马人的掌握中，可是他们不因此而达到目的，战争反似乎只是日益扩大其范围。在南方，沙漠中独立的介都尔部（Gätuler）响应朱古达的号召，对罗马人发动了民族战争。在西方，罗马人昔曾藐视毛里塔尼亚王博库斯的友谊，现在博库斯似乎不无与其婿联合抵抗罗马人之意；他不但收容朱古达，而且把他那无数马队与朱古达的队伍并在一处，然后率领着他们开到锡尔塔，即梅特路斯安营度冬之所。双方开始谈判；显然，朱古达如今在他这里，他手中握有罗马人的真正战利品。可是他的目的何在，是待高价把他的女婿卖给罗马人呢，还是与他的女婿共同从事于民族战争呢？罗马人不晓得，朱古达不晓得，或者就是博库斯本人也不晓得；他又绝不急于放弃他这暧昧的态度。

嗣后梅特路斯为一道人民法令所迫，把省政移交他从前的副将而今为执政官的马略，离开这省；在下次648年，即前106年的战役中，马略担任最高统帅。他的得任此职，多少受到一番革命之赐。倚仗他所立的功劳同时又信赖那向他宣示的谶语，他决定出头，做执政官一职的候选人。这位能干的人绝没有反对政府的意思，他的候选既合宪法又在其他方面完全合理，如果贵族予以支持，结果不过是在执政官表中登记一个新兴的家族而已。而竟不然，这位非贵族出身而想居最高尊位的人遭到整个贵族阶级的辱骂，说他是个无耻的维新派和革命党，正如昔日贵族对待平民的候选人那样，可是现在却无正式的法律根据。梅特路斯用尖刻的言辞讥笑这位英勇的军人——他告马略说，他的候选可以候到梅特路斯那年幼无须的儿子能做他的同僚之时——差不多到了最后一刻，才极不客气地允许他到首都去做647年即前107年的执政官候选人。在首都，他对他的将军大报其所受的耻辱；他在一群无业游民的面前，以不合军人身份而且极不公平的口吻，指责梅特路斯在非洲的作战和行政，甚至不齿于向那群亲爱的民众——这民众无时不在交头接耳，谈论高贵主人方面那些极空前而又极确凿的阴谋诡计——进献平凡的谣言，说梅特路斯故意延长战事，以便尽可能久做元帅。对于街市上的游民，这事完全昭然若揭；许多人因为正当或不正当的理由而与政府为敌的，尤其是那当然愤慨的商人阶级，正想望找个机会来伤害贵族最敏感的地方，这正是个再好没有的机会。于是马略不但被绝大多数人选为执政官；而且，往常按盖乌斯·格拉古的法律，两执政官的权限由元老院决定，元老院命令梅特路斯留任，人民法令却把命令取消，把非洲战事的最高指挥权给予马略。

于是马略在647年即前107年继梅特路斯的职位，担任次年战事的统帅；不过他那自信的诺言，说他的成绩必优于前任，他必把朱古达缚住手脚而尽速送到罗马城，却说得容易，实践很难。他与介都尔部做时发时止的战斗，他攻下几座未被占领的城市，他远征此国东南极边的迦普撒（Capsa，即迦弗萨［Cafsa］），其困难更甚于远征达腊，他以约降取得此城，却不顾协定，把城内的成年男子一概杀死——要预防这座在沙漠里的辽远城市的再叛，这当然是不二法门。摩洛恰特河划分努米底亚与毛里塔尼亚的疆界，朱古达已把他的财宝运到这条河上的一座山寨，马略攻打此寨；正当他感到成功无望，要停止围攻时，几个大胆的人攀登袭击，幸而取得这易守难攻的坚城。如果他的目的只在以大胆的寇抄来训练军队，为士卒取得战利品，甚或以更远的行军使梅特路斯的沙漠行军相形见绌，这种战术或可不受非难；可是这样一来，主要的目的，即梅特路斯所坚持到底的捉拿朱古达，便全被抛在脑后。梅特路斯的远征达腊是切合这种目的的冒险，马略的远征迦普萨是无目的的冒险，可是他的远征摩洛恰特河，即使不穿过毛里塔尼亚的边疆，也须沿着那里走去，却是直与目的相反的举动。使战事得到对罗马人有利的结束或延长到无尽无休，其权操在博库斯王的掌握；他现在与朱古达订立一个条约，朱古达把一部分国土割给他，他承诺积极援助朱古达来抗罗马。罗马军正由摩洛恰特河归来，一天晚间，忽见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的无数骑兵把他们团团围住；他们须就着队伍原有的地位和形式来作战，不暇列成正当的阵势，也不暇听从统帅的指挥军队伤亡很重，他们居然能到两座彼此相距不远的小山上，夜里得有一时的安全，便引为幸事。可是非洲人为胜利所迷醉，全不为备，因而丧失了胜利的效果；在夜间，罗马军多少经过一番整理，到晨光熹微、非洲人沉睡的时候，乘其不备来袭，侥幸把他们击溃。于是罗马军继续前进，这次秩序较佳，戒备较严；可是他们又复四面同时被攻打，甚为危急，后来骑兵官卢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先击溃当前的敌骑，而后再追赶他们的时候迅速折回，遇见朱古达和博库斯亲率兵攻打罗马步兵的后面，又就地向他们猛扑。如是，这场攻势幸被打退；马略率兵回锡尔塔，在那里驻营度冬（648—649年即前106—前105年）。

对于博库斯王的友谊，罗马人起初加以蔑视，以后至少没有特别追求，到了博库斯发动战事以后，罗马人始极热心努力地加以争取；这事似乎奇怪，可是当然不难了解。这样一来，罗马人所得的利益是毛里塔尼亚王不正式宣战。博库斯王非不愿恢复他旧日那种暧昧的态度；他不取消与朱古达成立的协定，也不把他遣去，便与罗马将军举行交涉，谈判与罗马联盟的条件。当双方得到同意或似乎如此时，博库斯王要求马略派卢奇乌斯·苏拉到他那里去，以便缔结条约、接收被擒的朱古达；一部分因为苏拉往日曾以元老院的使者资格来在毛里塔尼亚的宫廷，又一部分因为苏拉曾于毛里塔尼亚使者往罗马的途中，对他们效劳，他们称赞他，所以他为博库斯所知并且中博库斯之意。现在马略处在困恼的地位。他若拒绝这个要求，或致引起破裂；他若接受这个要求，便把他部下最高贵族勇敢的军官送在一个太不可靠的人手里，这人，如众所周知的，对罗马人和朱古达一律反复无常，他拟定这个计划，似乎差不多意在取朱古达和苏拉为双方的人质。可是结束战事的愿望重于一切别的顾虑，马略请苏拉担任这件危险的工作，苏拉同意，便以博库斯王之子弗卢克斯（Volux）为向导，奋勇出发，甚至弗卢克斯引导他穿过朱古达的兵营，他的决心也不动摇。他的随从请他逃走，他拒绝这个胆怯的提议，与王子并肩前进，经过敌人中间，竟未受害。与国王讨论时，这位大胆的军官也显出一样的坚决，终于使国王郑重选择应取的途径。

朱古达做了牺牲。阳为准许他一切的要求，他的岳父诱他到一队伏兵里，他的从人被杀，他自己也被擒住。如是，这个大奸贼亡于他至亲骨肉的奸计。卢奇乌斯·苏拉锁住这狡猾好乱的非洲人，把他连他的子女一同带到罗马大本营，于是七年的战事告终。这场胜利大部归在马略名下；650年即104年1月1日，朱古达王入罗马城，身穿王者的服装，系着锁链，同他的二子在得胜将军的凯旋车前行走；几天以后，由于马略的命令，这位沙漠子孙死在地下的城牢中，这城牢就是古代卡庇托尔山的井房（Tullianum），就是这位非洲人走进门庭，不被绞杀便须冻饿至死时所谓“浴冰室”。不过我们不能否认，在真实成绩上，马略的功劳最少；征服努米底亚直抵沙漠边缘是梅特路斯的功劳，擒获朱古达是苏拉的功劳；在二人之间，马略所居的地位颇有损于这位野心暴发户的体面。他的前任采用“征服努米底亚者”的称号，马略勉强加以容忍；以后博库斯王在卡庇托尔奉献一件黄金雕刻，做把朱古达交给苏拉之状，马略勃然大怒；然而由无成见的批评家看来，这两人的功绩实使马略的将略大为减色——特别是苏拉那辉煌的沙漠远征，使这元帅和全军都承认他的镇定、他的明智和他的领袖才能。就其本身而论，这些军事的竞争无关轻重，如果其中不混杂着政党的冲突，如果反对党不以马略代替元老院的将军，如果政府党不故意惹人恼怒，赞美梅特路斯而更赞美苏拉为军界泰斗，偏爱他们而不喜那徒有其名的得胜将军。这些敌对行为的恶果，我们须在下文叙述内政史时再加阐明。

在其他方面，这次努米底亚藩国的叛乱过去了，在一般政治关系上甚至在阿非利加省的政治关系上，没有产生任何可注意的变化。罗马人违背当时在别处遵行的政策，不把努米底亚改成罗马的一省，这显然因为若无军队保护边疆以御沙漠的野蛮人，此地便不能守，罗马人又无意在非洲保持一个常驻的军队。所以他们仅止于把努米底亚最西的区域，大概是由摩洛恰特河至萨尔代港（Saldae，即布吉［Bougie］）一带地方——即以后毛里塔尼亚恺萨里亚（Mauretanien von Caesarea，即阿尔及尔省［Provinz Algier］）——合并在博库斯的王国，把这样缩小的努米底亚王国交给朱古达的异母弟高达（Gauda），高达是马西尼萨最后一个仍存的合法孙儿，身心俱欠健全，他在646年即108年，就听马略的劝说，向元老院要求他的继位权。
(8)

同时，非洲内地介都尔各部落被容纳在与罗马订有条约的独立国之列，作为自由同盟国。

朱古达战争或毋宁谓朱古达的叛乱，其政治的效果虽常被过于重视，却调整非洲属国尤为重要。固然，在这次战事中，政府的一切弊病赤裸裸地暴露无遗，现在有一件不但驰名而且好像法定的事实，即在罗马当权的贵族中间，无论和约和调停权、兵营的壁垒和士卒的生命，一切都是出卖品；那位非洲人的话不过是单纯的实话，当他离开罗马时，宣称只要他有充足的黄金，他负责购买这座城市。不过这时期全部对内对外的政治都沾染着这种卑污鬼祟的色彩。在当时军务和政治的事件中，非洲战役有较佳的记载，使我们看得格外亲切，因此对于我们，这种偶然情形揭露了当时的真相；至于当代的人，这些启示所昭告他们的不过是人人早已晓得、每个爱国勇士早已能用事实证明的事情。然而这些事情现在却有了几个更有力、更无法辩驳的新证据，证明复位的元老政府卑鄙龌龊——其卑鄙龌龊仅亚于其无能；如果那时有使政府不得不应付的反对党和舆论，这种情形也许关系重大。可是这次战争不但揭露政府的腐败，也显出反对党的完全无用。政治的恶劣无过于637—645年即前117—前109年复古政府的政治；缺乏武备和孤立无援也无过于645年即前109年的元老院；如果罗马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党，就是说，有一个愿意并且力主根本改革政体的党，现在这党必至少要企图推倒那复位的元老院。这事竟未发生；政治问题化为个人问题，将军被更换，一两个无用而不重要的人被放逐。这样造成的定局是：所谓平民党本身既不能治国，又不愿治国；罗马只能有两种政体，一种是僭主政体，一种是寡头政体；只要凑巧没有一个即使不甚重要却甚为知名的人物足以自跻于国家元首的，最恶的失策至多危害到寡头政府的个人，却从不危害到寡头政体；另一方面，这种僭主一旦出现，便没有比摇劝那些腐朽法座更容易的事。在这方面，马略的出头饶有意义，正因为这事本身的毫无来由。如果在阿尔比乌斯战败之后，市民便攻打元老院，这即使不算正当，也还可解；可是在梅特路斯转变努米底亚的战局以后便再谈不到措置乖方，更谈不到对于国家的危害，至少在这方面如此；然而第一个才能出众的野心军人竟能做出老非洲英雄往日对政府所要做的事，违反政府党明白表示的意志，自行取得一个主要统帅的地位。在所谓平民党手里，舆论是无用的，可是一到了罗马未来君主的手里，舆论便成为一个不可抵御的武器。我们不是说马略有做僭主的意思，至少当他运动人民选他为非洲最高统帅时是这样；可是无论他对于自己的行为了解与否，当人民大会机构开始任命将军，或者，差不多相同的，每个得民心的军官都能以合法的形式自荐为将军之时，这复位的贵族政府便显然到了末日。这种初步的转机只出现了一个新要素，这就是军人和武力加入了政治革命。马略的挺身而出，是再想以僭主政体代替寡头政体的直接序幕呢，还是如种种相类的情形，只是偶尔侵害政府的特权，没有更进一步的结果便过去了呢？现在尚无法断言；可是有很可预知的就是，如果第二次僭主政体的这些根苗得以发展，为这政体的领袖的必不是一个像盖乌斯·格拉古的政治家，而是一个军人。同时，马略编制他部下要到非洲的军队，创行改革的军制，他不顾一向要求的财产资格，甚至极贫的人，只要在其他方面堪服兵役，也可以入兵团为志愿兵——始创者计划这种改革也许纯由于军事见地，不过尽管如此，政治上却因此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即军队不复如往昔以多有资财，或甚至如近代以稍有资财、可受损失的人来构成；军队渐变成除武装和将军所给他们的东西外一无所有的人群。贵族在650年即前104年专制国政，正与其在620年即前134年无异；可是惨祸将临的预兆已日积月累，在政治的天平线上，刀剑始与王冠一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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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法令至今犹存，以三百年来讹传的名目“托里乌斯土地法”（Thorischen Ackergesetzes）。

(2)
以后的事，如人所熟知的证明此种情形。有人反对这种见解，注重瓦列里乌斯·马克西姆斯（Valerius Maximus）书中昆图斯·恺庇欧被称为元老院的恩主一事，可是一方面，这段的证明不够，另一方面，这里所叙的与648年即前106年的执政官不相合，所以不是人名有误，便是所述的事实不确。

(3)
许多人假定西利西亚省的设立只在676年即前78年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Pullius Servilius）远征西利西亚之后，此说不确；因为早在662即前92年有苏拉，在674—675年即前80—前79年有格涅乌斯·多拉贝拉（Gnacus Dolabella）为西利西亚省长——因此除置此省的成立于652年即前102年外别无他法。这个见解又有一事为证：此时罗马的远征海盗——例如巴勒利群岛、利古里亚和达尔马提亚等处的远征——似乎无不以占据海盗所自出的沿岸地点为务；这是当然之理，因为罗马人既无常备的舰队，占据海岸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再者，我们须切记，provincia
（省）一字的意义不绝对包含着据有其地的意义，其本身的含义不过是一个独立的军事统制权；很可能的，罗马人起初在这些险恶的地方，除航站和兵站外没有占据任何地方。

直至征梯格兰（Tigranes）之时，东西利西亚的平原一向属于叙利亚帝国；陶鲁斯山北各区往昔算是属于西利西亚的——即所谓卡帕多奇亚的西利西亚和迦陶尼亚（Kataonien）——都属于卡帕多奇亚，前者始于阿塔鲁斯王国瓦解之时，后者或甚至始于与安条克结和之时。

(4)
下表显示努米底亚君主的世系：

(5)
萨卢斯特对这一战有饶趣味而又多妙语的描写，可是在描写中他太忽略了年代。此战终于649年即前105年夏季；如果马略于647年即前107年始以执政官的资格指挥这个战事，他在那里便为三个战役的元帅。不过仅有两个战役见于他的描写，这自属正当。由一切方面看，梅特路斯早在645年即前109年即已来到非洲，可是因为他到得迟并且军队的整理耗费时间，他只到次年始做军事行动；同样，马略也因为筹备军务在意大利耽搁多时，他若不以执政官资格在647年即前107年末季即战役结束之后才就元帅职，便是仅以续任执政官资格在648年即前106年就元帅职；所以这样一来，梅特路斯的两次战役在646年即前108年和647年即前107年，马略的两次战役在648年即前106年和649年即前105年。有一事与此说相符，即梅特路斯凯旋于648年即前106年。又有一事与此说相符，即穆图尔之战和扎玛的围攻，由其与马略候选执政官的关系看来，势须置在646年即前108年。无论如何，作者对于有欠精确的罪都不能辞；例如，甚至在649年即前105年，他便已称马略为执政官。

萨卢斯特所云元老院延长梅特路斯的元帅任期，由这话所在的地位看，仅能指647年即前107年而言；当646年即前108年夏间，按森普罗尼乌斯法应确定当选为647年即前107年执政官的权限时，元老院指定的是其他两省，这样便把努米底亚留给梅特路斯。萨卢斯特所述的人民法令推翻这个元老院的法令。下面由两家最精抄本流传的残阙文字，Sed paulo… decreverat：ea res frustra fuit
必系列举元老院指给执政官的省份——大概是sed paulo〔ante uti consulibus Italia et Gallia provinciae essent senatus〕decrverat
——或按福尔伽达（Vulgatha）抄本来补其阙漏：sed paulo 〔ante senatus Metello Numidiam〕deereverat
。

(6)
今为梅热达河上的贝贾（Beja）。

(7)
这地点不复可考。我们以前假定其所指的为泰勒普特（Thelepte，即在菲里亚那［Feriana］附近），迦普萨（卡斯帕［Caspa］）以北，未免武断；认此地就是今日在迦普萨以东亦名达腊（Thala）的地方，也没有适当的根据。

(8)
萨卢斯特叙述朱古达战争的这幅写生画——在本时期那些完全褪色而变白的传说中只有这幅画仍保存其鲜明的色彩——终于朱古达的覆灭，忠于他那是诗歌而非历史的作风；他处对于努米底亚所受的待遇也没有连贯的叙述。高达成为朱古达的继位人，见于萨卢斯特和他的书中，有伽达介那一个铭文为证，铭文称他为王，并称他为希穆普萨二世之父。由恺撒书和以后的省组织看来，可见在东面，努米底亚对罗马属下阿非利加省和昔兰尼加的疆界仍旧不变；另一方面，由事理和萨卢斯特的话看来，博库斯的王国大为扩张；毛里塔尼亚原限于丁吉斯（Tingis，今摩洛哥）一地，以后伸展到恺萨里亚（即阿尔及尔省）和西蒂非（Sitifis，即今康斯坦丁省的东部）等地，必与此事有连带关系。毛里塔尼亚两度为罗马人所扩大，第一次在交出朱古达以后的649年即前105年，第二次在分裂努米底亚以后的708年即前46年，第一次扩大所增加的大约是恺萨里亚，第二次扩大所增加的大约是西蒂非。

第五章　北方民族

自从罗马纪元第六世纪末年，罗马民社就统治着由北大陆伸入地中海的三大半岛，至少大致如此。然而就在这里——在西班牙北部和西部、在利古里亚的亚平宁山和阿尔卑斯山谷、在马其顿和色雷斯的山岳地带——，全自由和半自由的部落仍反抗那松懈的罗马政府。再者，西班牙与意大利和意大利与马其顿间只是极肤浅地成立了陆上交通，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和巴尔干山脉以外的地方——罗讷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的盆地——，大半都在罗马人的政治范围以外。现在我们须叙述罗马在这方面取何步骤以巩固和完成她的帝国，同时在这圆屏似的大山背后，大批循环起伏的民族如何开始敲打北山的门户，不客气地警告希腊-罗马世界说，他们自以为独掌大地，即是错了。

让我们先看自西阿尔卑斯山至比利牛斯山的一带地方。马赛利亚是罗马属下一个最早、最忠实、最强大的同盟民族，罗马久已假手于这个藩属城市来控制地中海这部分的海岸。马赛利亚的海站，向西有阿伽达（Agatha，即阿格德［Agde］）和罗达（Rhoda，即罗萨斯［Rosas］），东方有陶伦提乌姆（Tauroentium，即西约塔［Ciotat］）、奥尔比亚（Olbia，即耶尔［Hyères］）、安提波利斯（Antipolis，即昂蒂布［Antibes］）和尼凯亚（Nicaea，即尼斯［Nice］），巩固自比利牛斯山至阿尔卑斯山的沿海航业和陆路；马赛利亚在商业和政治上的关系远达内地。600年即前154年，一方面应马赛利亚人的请求，另一方面也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罗马人举行远征，入尼凯亚和安提波利斯以上的阿尔卑斯山，讨伐利古里亚的奥克西比部（Oxybier）和德奇替部（Dekieten）；战事激烈，有几次伤亡很多，然后这个山区被迫以后向马赛利亚人常遣质子，年年纳贡。约在此时，这个区域模仿马赛利亚的榜样，种植葡萄和橄榄甚盛；据说现在为意大利地主和商人的利益计，在阿尔卑斯山外马赛利亚属下的整个地域，葡萄和橄榄的种植都同时被禁，此说未必不确。
(1)

又有一场战争也以财政的投机为特色：611年即前143年，因为维图穆莱（Vietumulae）的金矿和淘金场，执政官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率罗马兵对萨拉西人作战。这些淘金场规模甚大，以致夺去下游居民灌田的水，先引起调停的企图，而后惹得罗马人武力干涉。在这时期，罗马人在开战时常打败仗，这次虽亦如此，最后却平定萨拉西人，把产金区割给罗马国库。几十年之后（654年即前100年），罗马人在这里所取得的领土上设立了埃波雷底亚（Eporedia，即伊夫雷亚［Ivrea］）殖民地，主要目的大概是控制阿尔卑斯山的西方孔道，一如阿奎莱亚控制阿尔卑斯山的东方孔道。

到了盖乌斯·格拉古的忠实同志马尔库斯·福尔维乌斯·弗拉库斯为629年即前125年的执政官，就这方面的元帅之职，阿尔卑斯山的战事才较为严重。他第一个从事拓地于阿尔卑斯山外。这时凯尔特民族四分五裂，比图里吉邑已失其真霸权，而徒拥盟主的虚名；自比利牛斯山至莱茵河，自地中海至大西洋，实际做首领的是阿维尔尼邑，
(2)

所以有人说此邑能出战的兵达十八万人之多，似乎并非十分过分。在这里，埃杜伊人（Häduer，在欧坦［Autun］附近）与阿维尔尼人争霸权，势力不敌，同时高卢东北部苏埃西翁人（Suessionen，在苏瓦松［Soissons］附近）的君主统一比利其（Belgen）部落同盟，领域跨海而至不列颠。关于阿维尔尼王卢埃里乌斯（Luerius）的壮丽宫廷，当时希腊旅行家多所称述：华丽的本族侍从，手牵成群猎犬的虞人和行歌的诗人如何簇拥在他前后左右；他如何乘一辆银镶车遍历国内的城市，把满手的黄金撒在群众中间，特别用这阵光闪闪的雨取得诗人的欢心。在一块一千五百双步见方的广场里，他公开设宴，任何人路过此处，皆被延入座。这段叙述使我们想见喀马科（Camacho）的结婚筵席，历历如在目前。

然而弗拉库斯先攻打的不是阿维尔尼部而是阿尔卑斯山与罗讷河之间一带地方的小部落，这里土著的利古里亚人已与后至的凯尔特部落互相混合，产生一种可与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相比的凯尔特利古里亚人。他战胜（629年即前125年，630年即前124年）埃克斯（Aix）和迪朗斯河（Durance）流域的萨利耶部（Salyer或Salluvier），和他们的北部沃康蒂都（Vocontier，在今沃克吕兹［Vaucluse］和德龙［Drâme］两省地）；弗拉库斯的继任人盖乌斯·塞克斯提乌斯·卡尔维努斯（Gaius Sextius Colvinus，631年即前123年、632年即前122年）也战胜阿洛勃罗根部（Allobrogen），此部是伊泽尔（Isère）河肥饶流域凯尔特人的强大部落；萨利耶王图托莫图卢斯（Tutomotulus）既出奔，此部应他们请求来助他克复国土，可是在埃克斯地方为罗马人所败。虽然如此，阿洛勃罗根人拒不交出萨利耶王，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Gnaeus Domitius Ahenobabus）继卡尔维努斯之位，深入他们的境内（632年即前122年）。迄今为止，凯尔特的领袖部落对于其邻国意大利人的侵略一向袖手旁观；阿维尔尼王贝退图斯（Betuitus）为上述卢埃里乌斯之子，其东各邑，或对他有散漫的藩属关系，他似乎很不愿因为这种关系而从事冒险的战争。可是当罗马人有攻阿维尔尼人于其本土之势时，他便提出调停，调停被拒，他随即调出全副兵力来援阿洛勃罗根部；埃杜伊部则依附罗马方面。罗马人得了阿维尔尼人起兵的消息，便派633年即前121年的执政官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与阿赫诺巴布共御来临的攻势。在阿洛勃罗根邑的南边伊泽尔河与罗讷河交汇之处，在633年即前121年8月8日，两方交战，决定了南高卢的主权。贝退图斯王见属下部落无数的队伍经跨越罗讷河上的浮桥向他开来，又见不及其数三分之一的罗马军列阵与他们对抗，据说曾大声喊道：罗马人尚不足以喂饱凯尔特军的狗。然而马克西姆斯是皮德那战胜将军的孙子，却得到一个决定的胜利；因逃兵众多，浮桥折断，阿维尔尼军大半覆没。阿维尔尼王向阿洛勃罗根部说不能再援助他们，并劝他们与马克西姆斯媾和，阿洛勃罗根部便降于这位执政官；自此以后，马克西姆斯被称为“克阿洛勃罗者”（Allobrogicus）。于是阿维尔尼战争结束之日不远，他回意大利，他留下阿赫诺巴布办理结束事宜。阿赫诺巴布因为贝退图斯王使阿洛勃罗根人向马克西姆斯投降，而不向他投降，私人对他怀恨，用奸计捉住贝退图斯王，把他解到罗马，元老院虽不赞许背信弃义，却不但留住这被陷遭擒的人，而且命令把此人之子康贡纳提亚库斯（Congonnetiacus）也解到罗马。阿维尔尼战争已近结束，其所以复发，似乎就因为这个缘故，于是在索格（Sorgue）河与罗讷河汇合之处文达利乌姆（Vindalium，在亚维农［Avignon］上游）地方再决一次胜负。这次的结果无异于第一次，这次击溃凯尔特军，多赖非洲象队之力。于是阿维尔尼部屈服讲和，凯尔特人之地复归平静。
(3)

这些军事行动，结果在沿海阿尔卑斯山与比利牛斯山之间设一新省。阿尔卑斯山与罗讷河之间的一切部落无不成为罗马人的属国，因为他们不向马赛利亚进贡，现在大概也成为向罗马进贡的国家。在罗讷河与比利牛斯山之间的一带地方，阿维尔尼部仍不失其自由，没有向罗马人进贡的义务；不过他们须把直接或间接领土的南部割给罗马——即由塞文（Cevennes）河南抵地中海，由加龙（Garonne）河上游至托洛萨（Tolosa，即图卢兹［Toulouse］）之地。罗马占领这些地方，既以建立自意大利至西班牙的陆路交通为主要目的，所以此后即刻筹备修筑沿岸的道路。为达到这个目的，罗马人把由阿尔卑斯山到罗讷河的一条宽一点六公里至二点七公里不等的海岸地带，割给马赛利亚人，马赛利亚人已在这里沿岸有一串航站，罗马人使他们负维持这条道路的责任；同时罗马人又自修一条军用大路，自罗讷河至比利牛斯山，以其创始者阿赫诺巴布之名称之为多密提亚（Via Domitia）。

新堡垒的修建照例与筑路并进，在东部，罗马人所选的地点是盖乌斯·塞克斯提乌斯击破凯尔特人的地方，那里风景宜人，土壤肥沃，又有温泉和冷泉多处，使他们乐于居住——一座罗马城市起于此地，这就是“塞克斯提乌斯浴场”阿奎-塞克斯提亚（Aquae Sextiae，即埃克斯）。在罗讷河之西，罗马人殖民于凯尔特的古城纳博，此城位于可以通航的阿塔克斯（Atax，即奥德［Aude］）河上，距海不远，已见于赫喀泰俄斯（Hecataeus）的叙述，甚至在被罗马人占领以前，已是一个与马赛利亚争雄的热闹商埠，并且参加不列颠的锡矿贸易。阿奎没有得到市权，仍旧是个常设的军营；
(4)

反之，纳博在创设时虽原来也是一个对凯尔特人的前哨，后来却以玛斯市（Mars' town）的资格成为罗马的市民殖民地，阿尔卑斯山外凯尔特地的新省，或用更常用的名词说，纳博省，常以纳博为省会。

这些在阿尔卑斯山外扩张领土的事，原是格拉古党提议的，他们显然想在那里开辟一块无限大的新土地来行他们的殖民计划——这块土地与西西里和非洲有同样的便利，并且由土人之手夺取这块土地，易于由意大利资本家之手夺取西西里和利比亚的农庄。无疑地，盖乌斯·格拉古的覆败在这里也造成对于略取领土的限制，更造成对于创设城市的限制；可是这项计划虽没有尽量实行，却至少也没有完全成为泡影。所获的领土，而更重要的，纳博的创设——元老院想使纳博殖民地与迦太基殖民地遭同样的厄运，结果徒劳——仍屹然为未完成的结构的两部，劝勉将来继承格拉古的人继续经营。显然，罗马商人阶级只能在纳博与马赛利亚竞争高卢-不列颠的贸易，所以保护这殖民地，使免受贵族党的攻击。

意大利东北有与西北相类的问题，也须处理；这问题也同样没有全被忽略，可是解决得比西北问题更欠圆满。阿奎莱亚既经设立（571年即前168年），伊斯特里亚半岛为罗马人所有，罗马人久已统治伊庇鲁斯的一部和斯科德拉君主的领土。可是他们的统治却无一处达到内地；甚至在海岸上，他们的统治也不过徒有其名；自伊斯特里亚至伊庇鲁斯一带海岸地势险恶，一层高似一层，梯子般的山峡错综森列，既没有河谷也没有沿海平原横断其间，又有成串的石岛綒逦于沿海，不但不是意大利与希腊的联络；而且是两地的隔阂，这里德尔米尼乌姆城（Delminium，在特里格尔［Trigl］旁边的科提纳［Cottina］河上）是德尔马提亚（Delmater）或达尔马提亚（Dalmater）联盟的中心，这民族风俗的粗野不亚于他们所居的山岳。邻近的民族已达到高度文明之时，达尔马提亚人却仍不识金钱为何物，对于土地不承认任何所有权，每隔八年把他们的土地重新分给民社各分子一次。陆盗和海贼是土人唯一的职业。在早年，这些部落与斯科德拉的君主有散漫的属国关系，因此罗马征讨条达（Teuta）女王和法罗的德米特里乌斯时，他们也受了惩戒；不过根条（Genthios）王即位以后，他们背叛，于是马其顿帝国灭亡时南伊利里亚受其连累而遭厄运，他们独得脱免，永久为罗马的属国。这地方极不可喜，罗马人欣然听其自便。不过罗马属下的伊利里亚人，特别是住在达尔马提亚人綒南纳伦塔河（Narenta）上的道尔西人（Daorser），和在大陆上有特拉吉里乌姆（Tragyrion，即特劳［Trau］）和埃佩甸（Epetion，在斯帕拉托［Spalato］附近）两个站大受土人之害的伊萨岛（Issa，即利萨［Lissa］）上居民，都向罗马政府控诉；罗马政府不得不派使团往土人处；他们带回的答复是达尔马提亚人一向不顾虑罗马人，将来也不顾虑。罗马政府又不得不于598年即前156年，派执政官盖乌斯·马尔奇乌斯·菲古卢斯（Gaius Marcius Figulus）率兵往那里去。他侵入达尔马提亚，可是又被逐回罗马境内。到了599年即前155年，菲古卢斯的继任人普布利乌斯·西庇阿·那西加（Publius Scipio Nasica）攻取了大而且坚的德尔米尼乌姆地，这个同盟才就范，自认附属于罗马人。但这块地方贫瘠，只是表面上平定，其重要性不足以独设一省来治理；罗马止于按照伊庇鲁斯较重要属地所已行的办法，与阿尔卑斯山内的凯尔特地一同由意大利治理；就是到608年即前146年，已设立了马其顿省，此省的边界已定在斯科德拉以北，这个办法仍存而不废，至少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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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把马其顿化为罗马直辖的一省，罗马与东北民族的关系便较前重要，北面和东面的边界处处裸露，罗马人须负保卫这个边界以抗邻近部落的义务；同样，不久以后（621年即前133年），罗马又获得原属阿塔鲁斯王国的色雷斯-切索尼斯即加利波利（Gallipoli），于是波加蒙王一向所负的义务，即在这里抵御色雷斯人以保卫希腊人，也传到罗马人身上。波河流域和马其顿成为两个基地，现在罗马人由这些基地向莱茵河的发源地和多瑙河认真前进，占据北方的山岳，至少以南方的安全所需的为限。

那时上述各地最强有力的民族也是凯尔特大民族，据当地传说，这民族原住在西方海洋，以后约在同时，从那里迁徙入阿尔卑斯山主脉以南的波河流域，和阿尔卑斯山主脉以北的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一带。他们部落繁多，赫尔维蒂部（Helvetier）既强且富，占据莱茵河上游两岸，没有一处与罗马人直接接触，所以与他们和平相处，订有条约；这时他们似乎已由日内瓦湖（Genfersee）伸张到美因河，占据了今日的瑞士、施瓦本（Schwaben）和弗兰肯（Franken）。与赫尔维蒂部接壤的是波伊部，他们居住的所在大约在今日的巴恩（Bayern）和波希米亚（Böh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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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伊部的东南，我们遇见凯尔特的另一部族出现，在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区和克恩腾（Kärnten）的名为陶里斯克部（Taurisker），以后改名为诺里克部（Noriker），在夫利奥尔（Friaul）、克伦（Krain）、伊斯特伦（Istrien）的名为喀儿诺部（Karner）。这一带产铁矿，就在此时人已热烈地加以冶炼，他们的城市诺莱亚（Noreia，在克拉根福［Klagenfurt］以北距圣法伊特［St．Veit］不远）即因这些铁矿繁盛起来，远近驰名；这时此地又有丰富的金矿层发现，意大利人更受其引诱而来，直到土人排斥他们，把这当日的“旧金山”（California）收回自管而后已。这些凯尔特部落沿着阿尔卑斯山两边流动的，按照他们的风尚，大半只占据平地和丘陵地；他们未占据阿尔卑斯山本部也未占据埃施（Etsch）河流域和波河下游，这些地方仍留在较古的土著人手里。土著人究属于何种民族，到现在远没有能研究出个确实来，于是他们见于东瑞士和第罗尔山中的名为雷特人（Räter），在帕度亚（Padua）和威尼斯（Venedig）附近的名为攸伽纳人（Euganeer）和维内特人（Veneter）；所以在最后这个地方，两大股凯尔特人几乎互相接触，布雷斯奇亚（Brescia）附近的凯尔特人塞诺马尼部（Cenomaner）和夫利奥尔的凯尔特人喀儿诺部只隔着一条狭窄的土人地带。攸伽纳部和维内特部久已成为罗马的安静臣民，而阿尔卑斯山本部的人民不但仍然自主，而且常常下山寇掠阿尔卑斯山与波河间的平原，他们在这里不以征收战费为己足，并且在他们攻陷的地方做凶暴可怕的事，往往杀死一切男子，下至摇篮里的婴儿——罗马人曾侵掠阿尔卑斯山谷，这大概是对罗马的实际报复。由一个事实可见雷特人的入寇如何危险：660年即前94年前后的一次寇掠，一座大乡镇科蒙成为一片砾场。

这些住在阿尔卑斯山上和山外的凯尔特部落和非凯尔特部落如果已有形形色色的互相混合，那么，在多瑙河下游地势异于偏西的地域，没有高山做天然的阻隔，我们可以想见这里人民的混合更为普遍。伊利里亚的初民，阿尔巴尼亚人，似为其存于今日的最后纯种，处处与凯尔特分子大相混合，至少在内地如此，于是凯尔特的甲胄和凯尔特的战术可能普遍输入此地。与陶利斯克交界的是耶派德部（Japyder），他们的住处在攸里（Julisch）阿尔卑斯山上今日克罗地亚（Kroatien）远至阜姆（Fiume）和曾格（Zeng）——这部落必原是伊利里亚人，可是深与凯尔特相混。与此等部落接壤而在沿海一带的，就是上述的达尔马提亚部，他们那险恶的山地，凯尔特人似乎没有渗入；反之，在内地，特里巴利部（Triballer）原来特为强大，后为凯尔特的斯科底斯克部（Skordisker）所灭，在远征德尔斐的凯尔特人中斯科底斯克部居主要地位；在此时前后，沿萨瓦（Save）河下游一带远至今日的波斯尼亚（Bosnien）和塞尔维亚（Servien）的莫拉瓦（Morawa）河，皆以此部为霸主。他们远远地向默西亚（Mösien）、色雷斯和马其顿侵掠，关于他们那野蛮的胆气和残暴的风俗，有可怕的传说。他们的主要堡垒是那强固的塞吉斯提卡（Segestica，又名西斯奇亚［Siscia］）在库尔帕（Kulpa）河流入萨瓦河之处。当时住在现今匈牙利、锡本贝尔根（Siebenburgen）、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民族仍暂时在罗马人的视野以外；罗马人只在马其顿东界的罗多裴（Rhodope）山脉与色雷斯人发生接触。

若有一个政府强于当日的罗马政府，要对这些广大的蛮区设立一种有组织并且敷用的边防，也必不是容易的事；在复古政府主持之下，对这重要目的，所做的事尚不能赶上最低的要求。远征阿尔卑斯山居民的事似乎并不缺乏；636年即前118年，有征斯托诺部（Stoner）的凯旋，此部或居于维罗那（Velona）以上的山中；655年即前95年，执政官卢奇乌斯·克拉苏（Lucius Crassus）使人广事搜索阿尔卑斯各山谷，杀戮那地方的居民，然而他所杀戮的人还不足以使他举行一番乡村凯旋，使他以战胜者的桂冠配合他那善辩的名望。这种寇抄只是激怒土人而不能使之无害，罗马人仍以此为满意，每次入侵之后似乎都又把兵撤退，所以波河以外地带的局势大致不改旧观。

在色雷斯的边界上，罗马人对于邻国似乎漠不关心，在马其顿与色雷斯交界的山中只是651年即前103年，有对色雷斯人的冲突，657年即前97年有对米底人的冲突，见于记载。

在伊利里亚地方，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冲突，这里的达尔马提亚人嚣张好乱，他们的邻国和亚得里亚海上的舟子无日不对他们有怨言；马其顿的北边全无屏蔽，据一位罗马人饶有意味的话，这条边界以罗马刀枪所及之处为限，沿这条边界，罗马人与蛮族的冲突无时或息。619年即前135年，罗马人远征阿代尔部（Ardyäer，即瓦尔代部［Vardaer］）和普勒雷尔部（Pleräer，即帕拉利［Paralier］部），这个部落原居于纳伦达河（Narenda）河口以北沿海一带，不断在海上和对岸为非作歹；他们奉罗马人的命令由海岸迁居内地，即今日的黑塞哥维那（Herzegowina），他们始在这里耕治土地，可是他们既不惯于经营这种新事业，便在这块贫苦的地方日渐衰萎。同时罗马人又由马其顿攻斯科底斯克部，大概此部曾响应海岸被攻的居民。不久以后（625年即前129年），执政官图狄塔努斯（Tuditanus）与战胜西班牙喀勒克人（Kalläker）的良将德奇姆斯·布鲁图斯（Decimus Brutus）联合作战，挫耶派德部，又于开场战败之后，终能扬罗马的兵威于达尔马提亚的腹地，远至下距阿奎莱亚一百八十四公里的凯喀（Kerka）河；自此以后（635年即前119年），达尔马提亚人又复起兵，又与斯科底斯克人共取行动。执政官卢奇乌斯·科塔（Lucius Cotta）征讨斯科底斯克人，似乎进到塞吉斯提卡（Segestica），同时他的同僚卢奇乌斯·梅特路斯（Lucius Metellus，即克努米底亚者的哥哥以后称为“克达尔马提亚”的）进攻达尔马提亚人，击败他们，在萨洛那（Salona，即斯帕拉托［Spalato］）度冬，此后这座城似为罗马人在这区域的主要堡垒。那条伽比尼大道（Via Gabinia）由萨洛那向东通到安德特里乌姆（Andetrium，在穆赫［Much］附近），由此再通至腹地，这路的修筑未必不在此时。

639年即前115年的执政官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斯考鲁斯（Marcus Aemilius Scaurus）远征陶里斯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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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役，较饶征服战的色彩。罗马人在的里雅斯特与莱巴赫（Laibach）之间渡过东阿尔卑斯山脉最低处的，他是第一个，并与陶里斯克人成立宾主关系，这使罗马人得有非不重要的商业往来；正式降服会把罗马人牵入阿尔卑斯山以北各族的骚乱，这种关系却使他们免受牵累。关于对陶里斯克人这次殆已遗忘的战争，不久以前，有一块罗马纪元636年即前118年的石碑出土于德萨洛尼卡附近，因而一页虽孤立而却明白的历史又见于世。据石碑所记，本年在阿哥斯（Agos，在阿克西奥［Axio］河或瓦尔达尔［Vardar］河上游，距斯托比［Stobi］不远），马其顿省长塞克斯图斯·庞培（Sextus Pompeius）对这些凯尔特人作战阵亡，以后他部下的财务官马尔库斯·安尼乌斯（Marcus Annius）率麾下兵来到，稍能控制敌人；不久以后，这种凯尔特人与米底部（Mäder，在斯特里蒙［Strymon］河上游）的君长提帕斯（Tipas）结合，兵力更大，又复入寇；对于这些侵入的蛮族，罗马人煞费气力仅能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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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特人不久便有咄咄逼人之势，以至于非遣一支执政军往马其顿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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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以后，在塞尔维亚的山中，640年即前114年的执政官盖乌斯·鲍奇乌斯·加图（Gaius Porcius Cato）为上述的斯科底斯克人所袭击全军覆没，他本人却带着几个随从罭然逃去。将军马尔库斯·狄狄乌斯（Marcus Didius）勉强保卫罗马的边疆。他的后任盖乌斯·梅特路斯·卡普拉里乌斯（Gaius Metellus Caprarius，641年即前113年、642年即前112年）、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Marcus Livius Drusus，642年即前112年、643年即前111年）和昆图斯·米努奇乌斯·鲁孚斯（Quintus Minucius Rufus，644—647年即前110—前107年）战运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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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苏斯是第一个达到多瑙河的罗马将军，鲁孚斯沿摩拉瓦河进兵，大破斯科底斯克人。可是尽管如此，以后不久他们又与密第人和达尔达尼人（Dardaner）联合侵入罗马领域，甚至劫掠德尔斐圣地；就在此地，卢奇乌斯·西庇阿（Lucius Scipio）才结束了这三十二年的斯科底斯克战事，把这部落的残众驱逐到多瑙河的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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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上述达尔达尼部（在塞尔维亚）始代斯科底斯克部而兴，称雄于马其顿北边与多瑙河之间一带地方。

可是这场胜利却有得胜者料想不到的结果。多年以来，沿着凯尔特人所占多瑙河西岸地域的北边，已有一种“无定民族”往来游徙，他们自称为辛布里人（Kimbrer），意即“武士”（Chempho），或如其敌人所译“强盗”；由一切方面看来，在他们出发迁徙以前，这名目已成为这民族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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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自北方，就我们所知，首先与他们发生接触的凯尔特人是波伊部，两族相遇的地方可能在波希米亚。至于他们迁居的原因和方向，当时的人没有较为确切的记载，我们也不能用揣测来补其缺，因为那时波希米亚和美因河以北以及莱茵河下游以东的局势完全在我们的知识以外。罗马人起初把辛布里部算在凯尔特民族之列，可是有人以为辛布里部和以后与他们联合的同种条顿部大体都不属于凯尔特民族而属于日耳曼民族，此说有极明确的事实为证：有两个与上同名的小部落，由一切方面看来，他们是留居原处的遗民，辛布里族在今日的丹麦，条顿族在德意志东北邻近波罗的海（Ost see）的地方；亚历山大大帝同时的人皮西亚斯（Pytheas）已在谈到琥珀贸易时提到他们；辛布里部和条顿部均见于日耳曼民族表中，与乔克部（Chaukern）同列在印盖沃内部（Ingävonen）之内；亲见许多辛布里人，以他的见解，把他们包在日耳曼人之内；最后，这两个民族的名称本身和关于他们的体态、习惯以及其他方面的传说，虽适用于一般的北方人，却特别适用于日耳曼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想见，这样一个人群或已流浪多年，他们行近或走入凯尔特人之地，无疑必欢迎每个入伙的武装弟兄，结果必稍有凯尔特分子在内；所以辛布里部竟有用凯尔特名字的首领，罗马人竟雇用操凯尔特语的间谍探听他们的情报，并不足怪。这是一个奇异的运动，罗马人未曾见过这一类的事；这不是一群骑马武士的远行剽掠，也不是一群少年人远逝异国的献身春祭（Ver Sacrum），而是一个迁徙的民族携着妇女和儿童，带着一切所有的东西，去寻觅一个新家。在尚未完全定居的北方民族中，车辆的重要处处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迥不相同，凯尔特人在他们的帐篷中也普遍随带车辆；至于辛布里人，车辆仿佛是他们的家宅，车顶张着皮篷，车篷之下不但有家具什物的地位，而且妻室和儿女甚至看家狗也都有地可容。那些瘦长的身材、深黄色的卷发和光芒四射的碧眼，那些强壮、宏丽、身材和体力皆不亚于男子的妇女和那些——如吃惊的意大利人称呼淡黄头发的孩子——发如老人的北方儿童，南方人见了都称奇道怪。他们的战术大体无异于此时的凯尔特人，从前意大利的凯尔特人作战时光着头，只带长刀和匕首，现在不复如是，他们头戴常有富丽装潢的铜盔，用一种特别的投射武器，名为materis
（标枪）；大刀仍存而不废，他们除狭长的盾牌外可能也身披一领锁子甲。他们不乏骑兵，可是这种武器，罗马人优于他们。他们的阵势仍旧是一种粗糙的方阵，纵行和横列据说数目相等，在危急的战斗中，第一排兵士的金属腰带常用绳索结在一处。他们的风俗粗野。他们常吃生肉。全军之王是个最英勇的男子，如果可能，也是个最高大的男子。他们常常按照凯尔特人和一般蛮族的方式，预先与敌人约定交战的日期和地点，有时也在战斗以前指名叫出一个敌人来单身决斗。战斗开场时，他们用种种丑态侮辱敌人，并且做可骇的声音——男子发出战斗的呼喊，妇孺敲打车辆的皮篷以壮声势。辛布里人勇于作战——他认为人只有死在“光荣床”上才不愧为自由人——，不过胜利以后，他的自慰方法却是极野蛮的暴行，有时预先许下把战胜者得自胜利的一切都献给战神。于是敌人的动产打碎了，马匹屠杀了，俘虏不被绞死，便只留作祭神的供献。举行这种供献的是女祭司，那些头发斑白、身穿白麻纱衣、不穿鞋子的妇人，她们有如斯恺底亚的伊菲格涅娅（Iphigeneia im Skythenland），行此祭礼，以战俘或犯人为牺牲，借着他们流出的血预示将来的吉凶。这些风俗之中究有多少是北方蛮族的普遍习惯，有多少是由凯尔特人传来，又有多少是日耳曼人所特有，我们无法考察；只有军队不用男祭司而用女祭司随从指导的办法可称为日耳曼的习俗。辛布里人就这样向陌生的地方前进——一群来自种种民族的无数人，以波罗的海的日耳曼移民为核心，聚在一处——，这颇与我们今日大批出洋的移民相似，也有那种的负担，也是那样的混杂，并且目标的渺茫也不相上下；他们用久经移从生活所得的技巧，驾着他们笨重的“车寨”逾山渡水；对于较为开化的民族，其凶猛有如狂风巨浪，可是其喜怒无常和不可捉摸亦如狂风巨浪，有时急速前进，有时突然停止，转变方向或退后。他们来击，好像闪电；他们消逝，也像闪电；不幸他们出现在一个呆板的时代，没有一个观察家认为这颗神奇的流星值得精确的叙述。日耳曼人的运动触到上古文明的轨道的以此为首次，这次迁徙不过是一条长链的一环，到后来人们探讨这条长链时，此事的直接而生动的知识早已荡然无存。

这个无家的辛布里民族一向为多瑙河上的凯尔特人尤其是波伊部所阻，不得南进，现在却由于罗马人攻打多瑙河的凯尔特人，便冲破这道障碍；这或是因为多瑙河的凯尔特人吁请其敌人辛布里部的援助以抗进攻的罗马军，或是因为罗马的攻势使他们不能保卫其素所捍御的北边。辛布里部穿过斯科底斯克部的领域，进到陶里斯克部境内，到了641年即前113年，行近阿尔卑斯山的克蓝诺（Krainer）山隘，罗马执政官格涅乌斯·波皮利乌斯·卡尔博（Gnaeus Popilius Carbo）为保卫这个山隘起见，已驻扎在距阿奎莱亚不远的高处。在这里，七十年前，凯尔特人曾想定居于阿尔卑斯山以南，不过遵罗马人的命令，未做抵抗便退出他们已经占领的土地；就是现在，阿尔卑斯山外各民族也很显然地畏惧罗马的声威。辛布里人不进攻；真的，卡尔博以陶里斯克部与罗马有主客关系，命辛布里部退出其境——对陶里斯克部的条约并没有给他发这命令的义务——，他们依命办理，卡尔博派出向导来护送他们出境，他们便随着向导走去。可是这些向导实受有训令，要把辛布里人诱入埋伏，执政官就在伏兵之地等候他们。于是在距现今克恩滕不远的诺莱亚（Noreia）地方起了战斗，受欺的战胜了欺人的，使他大受损失；一阵暴风急雨把交战的双方拆开，否则罗马人必致全军覆没。辛布里人可以立刻向意大利进攻，他们却宁愿转身向西。他们不用武力而与赫尔维蒂部和塞夸诺（Sequanern）部订立条约，便能假道走到莱茵河的左岸，越侏罗山；卡尔博败后不过数年，他们又在那里距罗马疆域极近，加以威胁。

645年即前109年，为保护莱茵河边界和直受威胁的阿洛布罗根部疆土起见，马尔库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Marcus Junius Silanus）率罗马军来到南高卢。辛布里人请罗马人分土地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和平定居——这个请求当然不能允准。执政官以攻击代替答复，他全被击败，罗马营垒也被夺去。这场灾难的结果是征集新兵，新兵的征集已十分困难，以至于元老院做到废止那——大概源于盖乌斯·格拉古——限制从军义务时间的法律。可是辛布里人不乘胜继进，却遣人到罗马城的元老院，重申给田的请求，同时似从事于荡平附近凯尔特人的邑落。

如是，罗马此省和罗马新军得暂免日耳曼人的扰害，可是在凯尔特境内又崛起了一个新敌人。赫尔维蒂部与其东北邻国战无虚日，甚受其害，见辛布里部的榜样而感兴奋，也想在高卢西部寻找较安静而肥沃的居地，或者就在辛布里部行经其地之时；已抱这个宗旨，与他们结成同盟。如今在狄维科（Divico）领导之下，图介诺部（Tougener，位置不详）和提哥里部（Tigoriner，在姆尔登［Murten］湖上）的队伍越侏罗山，达到尼提奥布罗根部（Nitiobrogen，在加龙河上的阿让［Agen］附近）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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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这里遇到执政官卢奇乌斯·卡西乌斯·朗吉努斯（Lucius Cassius Longinus）所率的罗马军。罗马军竟被赫尔维蒂人诱入伏中，将军本人和副将使前执政官盖乌斯·皮索（Gaius Pico）连同士卒的大半均中伏殒命；残兵逃归营垒，以盖乌斯·波皮利乌斯为临时元帅，赫尔维蒂人以罗马军缴纳所带财物的一半并且交出人质为条件，许罗马元帅由牛轭下退去（647年即前107年）。罗马人的局势非常危急，以至于在他们自己的省份，一个最重要的城市托罗萨起兵反抗，把罗马戍兵锁拿起来。

可是因为辛布里部继续从事于他处，赫尔维蒂部又一时不再侵害这个罗马省份，罗马新元帅昆图斯·塞尔维乌斯·恺庇欧有充分时间用奸计克复托罗萨城，并且这里有一座凯尔特人的阿波罗驰名古庙，里面积累着无数财宝，他也能从容不迫地把它们掠取一空。对于拮据的国库，这是一种可欲的收获；可是不幸护卫薄弱，金银器皿在由托罗萨到马赛利亚的途中，被一群强盗劫去，完全失踪；据说执政官本人和他的部下官吏是这次寇抄的主使人（648年即前106年）。同时，对于主要敌人，罗马人只以取极严格的守势为限，用三支强有力的军队看守这个罗马省份，以待辛布里部自愿重取攻势之时。

到649年即前105年，辛布里王鲍里克斯（Boiorix）率领他们来了，这次认真想侵入意大利。省长恺庇欧在罗讷河右岸抵御他们，执政官格涅乌斯·马利乌斯·马克西姆斯（Gnaeus Mallius Maximus）和他的副将前执政官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斯考鲁斯（Marcus Aurelius Scaurus）在左岸共同抵御他们，斯考鲁斯别率一军受马克西姆斯的节制。斯考鲁斯首当其冲，全被击破，他本人被俘往敌人的大营；被俘的罗马将军傲然警告辛布里王，劝他不要率兵冒险入意大利，辛布里王大怒，把他斫死。于是马克西姆斯命他的同僚把军队带过罗讷河；恺庇欧勉强从命，终于来到河左岸的阿劳西奥（Arausio，今奥朗日［Orange］），罗马全副兵力在这里与辛布里军对阵，据说罗马军人数众多，敌心动摇，以至于辛布里部开始商谈。不过两位领袖相处，争执极烈。马克西姆斯出身微贱，又乏才干，他的同僚、省长恺庇欧较为自负，出身较高，可是性情却不较佳，马克西姆斯以执政官的资格，在法律上是恺庇欧的上司；不过恺庇欧不肯与他同住一个军营，也不肯与他共拟作战的计划，仍旧保持他那独立的兵权。罗马元老院派来的代表想使他们和解，徒劳无功；军官们力主两位将军亲自会商，结果只是增广两人的嫌隙。恺庇欧一见马克西姆斯与辛布里的使者商谈，便以为他想独得征服辛布里人之功，于是急忙亲率部下的军队单独攻打敌人。他部下全被歼灭，以至于他的营垒也落在敌手（649年即前105年10月6日）；他既覆灭，罗马第二军也随即一样地完全破败。据说罗马兵死了八万，大群束手无策的随营人员死了四万，只有十人逃出性命。实情是这样，因为罗马人背水作战，两军仅有少数人得免于难。这个灾祸，由物质上和精神上看，远甚于坎尼之战。意大利人对于卡尔博、西拉努斯和朗吉努斯的败衄都淡然置之，未曾在心中留下永久的印象。每战之始，他们惯吃败仗；罗马武力的无敌已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规，所以例外虽多，也似乎不足介意。可是阿劳西奥之战，辛布里军以吓人的方式走近阿尔卑斯山无备的隘口，阿尔卑斯山外的罗马领域和卢西塔尼亚人又都再叛并且声势更加浩大，意大利没有武备，这些事却忽然把他们从梦中惊醒。第四世纪凯尔特人的侵入、阿利亚湖上之战和火烧罗马，还没有尽归遗忘，现在人们又想起那种境况：高卢人之祸便带着最旧记忆和最新恐怖的两重势力来到意大利；整个西方的人民似乎都晓得罗马帝国正在开始动摇。现在也像坎尼战后一样，元老院下令缩短居丧的时间。
(14)

由于再行召兵入伍，人丁的痛感缺乏始昭然若揭。一切能服兵役的意大利人须发誓不离意大利；泊在意大利港口的船只，其船主均奉命不准适于兵役的人登船。如果辛布里部在一双胜利之后即刻前进，经阿尔卑斯山的门户而入意大利，则后事如何，实不可知。可是他们却先蹂躏阿维尔尼部的领域，阿维尔尼人尽力在堡垒中自卫抗敌；不久以后，辛布里人疲于围攻，由那里出发，不到意大利，却向西往比利牛斯山去了。

罗马史饶有神奇的幸事，现在就是一个，危险迫在眉睫，足以激励市民的一切精力和爱国心，然而危险也不那么突如其来，以至于这些力量没有发展的余地；如果罗马政治的麻木有机体还能自己达到一个有利的转机，则这个转机必见于此时。不过四年前在非洲战败后所发生的现象，现在又重演一番。确实说来，非洲和高卢的祸事大致属于同一种类。也许探本究源地说，非洲祸事应由整个寡头政府多负其咎，高卢祸事却由官吏个人负其咎；不过舆论当然由这两件事特别认识出政府的破产，这政府在其进展之中先使国家的荣誉成问题，而后竟使国家的存在也成问题。关于真正症结所在，人们古今如一，绝不自欺，不过他们也是古今如一，竟不试行对症下药。他们深知咎在制度；不过在这一次也仍墨守旧法，向个人问罪。但这第二次的风潮当然在寡头政府身上发泄得更重，因为以规模和危险而言，649年即前105年的灾难大于645年即前109年的。公众原有一种本于良知的确切感觉，以为对待寡头政府，除僭主政治外，没有别的办法，现在这个感觉又复显现，他们每见著名的军官缚住政府的双手，和无论在何种形式之下以独裁制倾覆寡头政治，便欣然同意。

他们攻击的第一目标便是昆图斯·恺庇欧；这是公平的，因为阿劳西奥之败主要由于他的抗命所致，至于他吞没托罗萨战利品的罪案，可能确有根据，但未经证明，姑置不论；可是大使反对党对他怒上加怒的却是他为执政官时胆敢想夺去资本家的陪审员地位。那古道可风的原则，就是即使极坏的人居官位，官位的神圣性也应受尊重，现在为恺庇欧的缘故遭了破坏；昔日造成坎尼败衄的人应受谴责，人把谴责闷在胸中；现在这个造成阿劳西奥败衄的人却被一道人民法令违法革去他的续任执任官之职，并且——自从君主制灭亡以后未曾有过——把他的财产充公（649年即前105年）。不久以后，依第二道市民法令，他被逐出元老院（650年即前104年）。可是这还不够；人还要更多的牺牲者，特别是恺庇欧的性命。若干袒护反对党的平民保民官以卢奇乌斯·阿普莱乌斯·萨图宁（Lucius Appuleius Saturnius）和盖乌斯·诺尔巴努斯（Gaius Norbanus）为首领，于651年即前103年建议为那发生在高卢的侵吞公款和卖国一案，成立一个特殊审判所；尽管先拘禁而后审讯和因政治罪而受死刑的事均已实际作废，恺庇欧仍被逮捕，并且公然有对他宣布和执行死刑的话。政府党想用保民官的干涉来打消这个建议；可是实行干涉的保民官横被逐出大会，在喧嚣扰攘之中，元老院的首领被人投石打伤。他们不能阻止侦查，651年即前103年的检举运动也像六年前那样自由进行；恺庇欧本人和他的同僚最高统帅格涅乌斯·马利乌斯·马克西姆斯以及其他名人甚多都被判有罪；一位平民保民官是恺庇欧的朋友，他煞费力气，牺牲了自己的公民权，才能至少保全主要被告的生命。
(15)

有一个问题比这个报复政策尤为重要：阿尔卑斯山外的危险战事如何继续进行，最重要的，此战的最高统帅一职应交给谁？若由胸无成见的人处理这事，他不难做出适当的选择。与早年相比，罗马固然没有很多的名将，然而昆图斯·马克西姆斯曾率兵立功于高卢，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斯考鲁斯和马尔库斯·米努奇乌斯曾率兵立功于多瑙河区域，昆图斯·梅特路斯、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孚斯和盖乌斯·马略皆曾率兵立功于非洲；并且所要做的事不是击破一位皮鲁斯或一位汉尼拔，而又是对北方蛮族证明罗马武力和罗马战略常经试验的优势——这事不需要一位英雄，而只需要一个严肃而有能力的战士。不过这个时期正是任何事都比行政问题易于解决的时期。政府在舆论中已达到了势所必至的威信扫地，并且朱古达战争已证明它的威信扫地，以至于政府最贤能的将军也须在圆满的胜利途中退位，只要一个有名的军官想起在大众面前毁谤他，并且使他自己以反对党候选人的资格被选居元首的地位。无怪昔日在梅特路斯战胜以后所见的现象，再见于格涅乌斯·马利乌斯和昆图斯·恺庇欧战败以后。盖乌斯·马略又复挺身而出，不顾那禁人充任一次以上的执政官职的法律，做最高官职的候选人；他竟不但当选，当他仍在非洲率兵之时被任为高卢战争的元帅，而且连续五年之间（650—654年即前104—前100年），竟年年被重选为执政官。对于此人，贵族曾尽量表示其愚昧浅见的排斥精神，他的连任仿佛是故意嘲弄这种精神，并且这在共和史上并无前例，实与罗马的自由政治绝对不合。罗马军制由市民军变为募兵队的改革始于非洲战役，马略在他连任五年的最高统帅期间，多因时局危急而非因任期长短，握有无限的权力，于是又继续完成这个改革；特别在罗马军制上，这第一个平民党将军违法任元帅职的事留下深刻的痕迹，永久显然可见。

新元帅盖乌斯·马略于650年即前104年来到阿尔卑斯山外，随他来的有若干富于经验的军官——其中有奋勇擒住朱古达的卢奇乌斯·苏拉，不久又立新功——，又有意大利和盟邦的很多军队。起初，他找不到他所奉命来讨的敌人。这奇怪的民族已战胜于阿劳西奥，同时如上所述，他们既劫掠罗讷河以西的地方，便越过比利牛斯山，这时正在西班牙，与北岸和内地的英勇居民交战；仿佛在他们初见于历史舞台之时日耳曼人便愿表现他们那“不事夺取”的本领。所以马略绰有余暇，一方面迫使背叛的台克托萨根部（Tektosagen）再来归顺，使属下疑贰的高卢人和利古里亚人各部再立忠贞，由罗马省份内外的盟邦与罗马人同受辛布里部之害的，例如马赛利亚人、阿洛布罗根人和塞夸诺人，取得辅助和援兵；另一方面，他以严厉的纪律和对一切人不分贵贱的大公无私，来训练那交给他的军队，以行军和大规模的掘壕来预备士兵做更重的战斗工作——特别是造一条通罗讷河的运河以便利来自意大利的军需品的运输，以后把这运河移交马赛利亚人。他严取守势，不越罗马省份的界线。

似乎在651年即前103年间，辛布里部的波涛既在西班牙遇到土人部落尤其是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英勇抵抗而遭挫折，终于又越过比利牛斯山流回来，似乎从那里沿着大西洋岸北上，于是由比利牛斯山至塞纳（Seine）河，一切都随顺了这里可怕的侵军。到那里，到英勇的比利其联盟的边界，他们始碰到真正的抵抗；不过也正在那里，当他们在维利奥喀塞部（Veliocasser，在鲁昂［Rouen］附近）境内时，有大批的增援到来。不但赫尔维蒂部的三部，内有往日与罗马人战于加伦河上的提哥利诺部和图介诺部，似乎在此时与辛布里部合了伙，而且又有同种的条顿部由他们的王条托包德（Teutobod）率领着与这些部落会师，条顿部原居奥斯特海（即波罗的海）上，为古籍所不载的事件所迫，离开本土，如今出现在塞纳河上。
(16)

但就是这些部落联合起来，也不能制伏比利其部的抵抗。因此，众首领见自己人数这样地增多，决定真心诚意地从事于屡经考虑的远征意大利。为的是不受一向所掠财物的累赘，他们把战利品留在后面，命六千人保护它们，以后这六千人多次流浪，造成桑布尔（Sambre）河上的阿度亚图克部（Aduatuker）。但不知是因为阿尔卑斯山路上难于得食，还是因为别的缘故，这伙人又分成两军；一军是辛布里部和提哥利诺部，他们要重渡莱茵河，经过东阿尔卑斯山那些641年即前113年已经探知的隘口，侵入意大利；另一军是新到的条顿部、图介诺部和安布伦部（Ambronen）——这部落是辛布里军的精锐，在阿劳西奥之战已试其锋——，他们要经过罗马的高卢和西方隘口侵入意大利。就是这第二军于652年即前102年夏季重渡罗讷河，未遭阻碍，先停了将近三年，而后又在左岸与罗马人战斗。在伊泽尔河与罗讷河交汇之处，在一个择地优良而积粮丰富的营垒里，马略候着他们。当时可用的通意大利的军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越过小圣本哈德山的路，一条是沿海的路，马略的阵地正截住经任何一路的蛮族。条顿部攻打这碍路的营垒；连续三日，蛮族像疾风暴雨似的扑罗马人的壕堑，可是他们的大胆蛮干遇到罗马优越的守城战和罗马将军的谨慎小心，竟告失败。既受了重大的损失，这骁勇的联军决定舍此不攻，向前迈过军营，开入意大利。他们连绵不绝地鱼贯而进，历六日之久，这可见他们人数的众多，更可见他们辎重的笨重。罗马将军让他们前进，不加攻击。敌人用侮辱的态度高声询问罗马人有没有信带给他们在家的妻子，他也不为所惑，其故安在，我们不难了解；可是蛮族纵队鲁莽的行径集中在罗马队伍前面，他竟不利用这机会来取攻势，这表明他如何不信任部下未经熟练的士卒。

蛮族的队伍既已过完，他才拔营，追随敌人的脚步，严守秩序，一夜复一夜地留意巩固本军的营防。条顿部奔向沿海路线，沿罗讷河岸下行，抵阿奎-塞克斯提亚地方，罗马人追蹑其后。罗马军的利古里亚轻骑兵于汲水之时，与敌军殿后部队即安布伦人在这里发生冲突；不久，冲突蔚为普通的战斗；一番激战以后，罗马人得胜，把败退的敌人追到他们的车寨。第一战得胜，将军和士卒都精神百倍；战后第三天，马略在山上布起阵势，要做一场决定胜负的战斗，罗马营垒就在山顶。条顿部久已不甘宁耐，想与敌人比拼一番，现在立刻冲向山上，开始交锋。这次战争既激烈而又长久：直到正午，日耳曼人仍像一堵墙似的屹然矗立；不过他们受不惯普罗文卡尔（Provencal）太阳的炎热，精力衰懈，又有罗马的辎重兵原来埋伏在林丛里的现在高声呐喊着跑出来，这个由背后来的虚惊使那动摇的行列不得不完全瓦解。他们全部溃败，并且因为他们身在外国，未免不遭杀戮，即被俘虏。俘虏中有条托包德王；被杀的人有很多是妇女，她们对于前途的奴隶待遇不无知悉，便在车上拼命抵抗，自招杀戮，或者在俘获后，请求舍身事神和做维斯塔的神圣侍女，不获允准，便寻个自尽（652年即前102年夏季）。

如此，高卢免于日耳曼人之患，平安无事；这正是时刻，他们的武装弟兄已到阿尔卑斯山南面。辛布里部与赫尔维蒂部联合起来，未遭困难，即由塞纳河走到莱茵河源地带，已取道布伦诺隘口（Brennerpaβ）过阿尔卑斯山脉，已由那里渡爱萨克河（Eisack）和埃迪杰河南下而入意大利平原。在此地，执政官昆图斯·鲁塔提乌斯·卡图卢斯（Quintus Lutatius Catulus）本应守住隘口；不过既不十分熟识地势，又恐怕侧面受敌，他不敢进入阿尔卑斯山内，仅驻扎在埃迪杰河左岸特兰托（Trient）以下的地方，并且已造成一座桥来保障有万一时通到右岸的退路。然而，当辛布里部由山里蜂拥向前冲来之时，罗马军大吃一惊，步兵和骑兵一齐逃窜，骑兵有向首都，步兵则往最近处似乎可保无虞的高地去。敌人控制着埃迪杰河的上游，已漂下树木和栋梁来撞桥梁，卡图卢斯煞费苦心，用一种诈术，始能在敌人毁桥因而切断罗马军退路以前，至少把他部下的大半带回河岸，渡过河桥。可是这位将军不得不把一个兵团留在彼岸，一个胆小的军团长官率领这个兵团，已有立约投降的意思，这时百夫长，阿提那的格涅乌斯·裴特雷乌斯（Gnaeus Petreius von Atina）把他打翻，然后由敌人中间杀开一条血路，达到埃迪杰河右岸的主力部队。如此，这一军得救，甚至他们的军誉也多少得救；不过忘守隘口和退兵太快所致的结果却仍贻害甚大。卡图卢斯不得不退到波河右岸，让辛布里部掌握波河与阿尔卑斯之间的整个平原，以至于与阿奎莱亚的交通只有用海道来保持。这事发生在652年即前102年的夏季，约与条顿人和罗马人在阿奎-塞克斯提亚决胜负的战事同时。如果辛布里部继续进攻不休，罗马也许陷在一个很危急的局势；可是这次辛布里人也坚守他们冬季休兵的习惯，又因为这里地方富饶，他们——异于寻常——有房屋住，有热水浴，有新鲜而丰富的饮食，为其所惑，享乐一时，所以更坚守冬季休兵的习惯。因此，罗马人取得时间，以联合起来的军队在意大利抵挡他们。征服高卢的计划大概是盖乌斯·格拉古拟订的，若在他时，那位平民党的将军或者要重做中断的事业，现在却非为此之时。军队由埃克斯的战场被调到波河；马略先在罗马城小住一时，人们请他行凯旋礼，他说非尽灭蛮族不行此礼，而后亲到联军里去。653年即前101年春季，执政官马略和省长卡图卢斯率罗马军五万人又渡波河，进攻辛布里人，辛布里人似已沿河上行，意欲在发源之地渡此大河。

两军相遇于韦尔切利（Vercellae）南面距塞西亚（Sesia）河流入波河处不远的地方，正是昔日汉尼拔初次作战于意大利的场所。
(17)

辛布里人愿战，按他们的习惯，遣使与罗马人商定战期和战地；马略准其所请，指定次日——就是653年即前101年7月30日——和劳底（Raudiseh）平原，这是一片旷野，便于罗马优势骑兵的运动。在这里，罗马人攻打那期待着他们的敌人，可是敌人却措手不及；因为在浓厚的晨雾中，辛布里骑兵尚未料到被攻，便忽觉与较强的罗马骑兵肉搏起来，因此被驱回步兵的阵地，步兵正在排列作战的阵势。罗马人伤亡不多，获得全胜，辛布里人被歼。作战阵亡的居多数，英勇的包奥利克斯王也在其内，他们还算幸运；有些人以后在绝望中自杀，或须在罗马奴隶市场里寻个主人，而因为北方人胆敢未到其时便贪得美丽的南国，个人受到主人的报复，这些人至少比他们更为不幸。提哥利诺部逗留在阿尔卑斯山的隘口，意欲将来再追随辛布里部，一听到兵败的消息，便逃回本土。这伙人像雪山崩坠似的闹了十三年，自多瑙河至埃布罗河，自塞纳河至波河的一切民族无不因这事担惊受怕，现在这伙人或长眠于地下，或做奴隶的苦工；日耳曼移徙运动的先锋已尽其职；辛布里部无家的人及其伙伴均已一去不回。

世界史伟大篇章的第一页展开了，罗马的政党却不介意这伟大的篇章，甚至也不流露一种纯正的感觉来承认这一天罗马贵族和平民都能尽其职，反而在死尸上继续他们那无聊的争吵。战事一过，两位将军的竞争——两人不但是政敌，而且因为去年两场战役的结果迥异，在军事上也互不甘心——立刻极可恶地发作起来。卡图卢斯可以公平主张，他所率的中军决定了胜负，他的队伍夺得旌旗三十一面，而马略的队伍却只获得两面；他的兵甚至带领着帕尔玛城的代表走过死人堆，以便指示他们，说马略杀人以千计，卡图卢斯却杀人以万计。尽管这样，马略被目为真正战胜辛布里人的将军，并且不谬；不但因为他的班位较高，在决胜的一战握最高指挥权，以军事天才和军事经验而言确在他同僚之上，而且特别因为就事实看有第一次阿奎-塞克斯提亚的胜仗，才能有第二次韦尔切利的胜仗。不过在那时期，救罗马于辛布里人和条顿人之难的光荣所以归在马略名下，却非因为上述的理由，而是因为政党的关系。卡图卢斯是个文雅聪明的人，是个很悦耳的演说家，以至于他那和美的词句听起来近似雄辩，又是个过得去的传记家和偶吟一首的诗人，又是个极高明的艺术鉴赏家和艺术批评家；但他绝不是属于平民的人，他的胜利又是贵族的胜利。反之，那位粗俗的农夫是平民抬举起来的，并是率领着平民去打胜仗，他的战事不但是辛布里部和条顿部的失败，也是政府的失败。系在这些战事上的希望绝不是希望能不受扰害，再到阿尔卑斯山的彼方经营商业，再在山的此方从事耕田。自从盖乌斯·格拉古血淋淋的尸首被投在台伯河里，到现在已二十年；二十年来，人无日不忍受和咒骂那复兴的寡头政府的统治，替格拉古报仇的人，第二个大匠（master
）继续他所创始的建筑的，仍不见兴起。许多人怀恨和想望，有许多是最好的国民，也有许多是最坏的国民；晓得如何报仇和偿愿的人，毕竟见于这个阿尔皮努姆的短工身上吗？他们真行近他们所很畏惧又很想望的新革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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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塞罗使非洲英雄早在625年即前129年说这话，他若无意自陷于时代错误，则本书所举的见解或仍是唯一可能的见解。这个法规不适用于北意大利和利古里亚，因为在637年即前117年热那亚人还种植葡萄，可以为证；这法规也不适用于马赛利亚的直辖地。七世纪时，油和酒由意大利大量输出到罗讷河区域，是人所共知的。

(2)
在奥弗涅（Auvergne）。他们的都城纳梅图姆（Nemetum，又名纳莫苏斯［Nemossus］）距克勒蒙（Clermont）不远。

(3)
李维书提要的作者和奥罗斯（Orosius）把文达利乌姆之战置在伊萨拉河之战以前，可是弗洛鲁斯和斯特拉波所主张的次序却与之相反；相反的次序有两件事为证：按李维书的节要和普林尼的《博物志》（Historia Naturalis
），马克西姆斯为执政官时战胜高卢人，更重要的是按卡庇托尔的年历，马克西姆斯的凯旋不但早于阿赫诺巴布的凯旋，而且前者战胜阿洛布罗根部和阿维尔尼部的战事必早于独对阿维尔尼部的战事。

(4)
如李维所云，阿奎不是个殖民地而是个堡垒（Castatlum）。意大利迦和其他地方亦复如是，例如文多尼萨（Vindonissa）在法律上未尝不是个凯尔特村落，也是一座罗马设防的营垒，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5)
德林（Drin）河流域的庇鲁登部（Piruten）属于马其顿省，可是流浪到邻地伊利里库姆去行劫。

(6)
塔西佗说：“赫尔维蒂部居于荷恺尼亚森林（Hercynia Walde，大概就是罗亨亚尔伯［Rauhen alb］）莱茵河和美因河；再远就是波伊部所居之地。”波赛冬（Poseidonios）说：波伊部击退辛布里部之时，住在荷恺尼亚森林，就是由罗亨亚尔伯到别麦森林（Bomer wald）一带。恺撒把他们移到“莱茵河外”，与上说并不冲突，因为他在那里以赫尔维蒂部的观点说话，他很可以指勃登湖（Boden see）东北之地而言。斯特拉波谓昔日波伊部之地滨临勃登湖，与上说亦完全相合，所不合者只是斯特拉波不甚精确，说波伊部居于勃登湖时，与文底利克部（Vindeliker）并称，因为文底利克部只在波伊部退出之后才把此地占据。甚至在波赛冬以前，所以在650年即前104年以前，玛科曼部（Marcomanen）和其他日耳曼部落已把波伊部逐出这些地方；在恺撒时代，波伊部的别支流浪于喀儿登（Kärten），由那里走到赫尔维蒂，入西高卢；另一伙在普拉登湖（Plattensee）上创立新居留地，到了700年即前54年为盖塔部（Geten）所灭。可是那个区域——即所谓“波伊沙漠”——仍保存着这最受侵害的凯尔特民族之名。

(7)
在凯旋年历，他们似名为Galli Karni，在维克托（Victor）书中名为Ligures Taurisci（因为沿用的Liguresent Caurisci应照这样改正）。

(8)
为祝贺马其顿财务官马尔库斯·安尼乌斯，勒特城（Lete，即埃瓦蒂［Aivati］在德萨洛尼卡西北一公里）于省历二十九年，罗马历636年即前118年立这个石碑，马尔库斯·安尼乌斯之名不见于他处；这个碑说到将军塞克斯图斯·庞培的阵亡，这庞培不能是他人，必是与恺撒争权的庞培之祖父，又是诗人卢奇利乌斯（Licilius）的姻兄弟。敌人名为
。碑文谓安尼乌斯为体恤省民起见，不征发他们的补助兵，专用罗马军队击破蛮族。由各方面看，马其顿在那时即已需要实际常驻的罗马军队驻守。

(9)
如果执政官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埃布尔努斯于638年即前116年赴马其顿，他必在那里吃西塞罗在皮松所说的败仗：ex（Macedonia）aliquot practorio imperio， consulari quidem nemo rediit， qui incolumis fuerit， quin triumpharit
。因为马其顿的凯旋见于这时期的凯旋表的，只有643年即前111年梅特路斯，644年即前110年德鲁苏斯和648年即前106年米努奇乌斯所举行的。

(10)
据弗隆提努斯、维莱乌斯（Velleius）和尤特罗皮乌斯（Eutropius）所说，米努奇乌斯所战胜的部落是斯科底斯克部；弗洛鲁斯言希布罗部（Hebros，即马里扎部［Maritza］）而不言马尔哥部（Margos，即摩拉瓦部［Morawa］），只能认为是弗洛鲁斯的错误。

(11)
关于这次灭斯科底斯克部而准米底部和达尔达尼部与罗马订约，阿庇安有所叙述；实际自此以后，斯科底斯克部不复见于此地。如果最后的胜利发生在第一次征凯尔特后三十二年，这似乎只能认为罗马人与斯科底斯克部打了三十二年的仗，开战的时候大概在设立马其顿省（608年即前146年）以后不久，上文所述战事（636—647年即前118—前107年）为其一部。据阿庇安的叙述，这次征服显然在意大利内战爆发不久以前，或至迟发生于663年即前91年。如果这次继以凯旋，这胜利在650—656年即前104—前98年之间，因为此时前后的凯旋记录都完备无缺；可是因为一种人所不知的缘故而不行凯旋，亦属可能。战胜者不见于他处；或者这不是别人而就是671年即前83年的执政官，因为受秦纳与马略之乱的影响，这位执政官当然延期就职。

(12)
据说北海岸上大片的土地被洪水冲去，因此辛布里部全体迁徙；记录此说的人以为是荒唐话，我们固然不这样想，不过此说的根据是传说还是揣测，却不能断言。

(13)
寻常假定图介诺部和提哥里部与辛布里部同时并进，侵入高卢，这种见解不能用斯特拉波为佐证，又与赫尔维蒂部的单独出现也不相符。而且这一战的传统记述非常破碎，所以正如坎尼战争那样，一个连贯的历史叙述只能求其大致不差。

(14)
无疑地，狄奥多罗斯的残书所叙的与此有关。

(15)
大概在阿劳西奥之战（649年即前105年10月6日）以后，人民大会立刻宣布省长恺庇欧被革职，连带着把他的财产没收。从这次革职到他真正的倾覆，中间还隔着一些时候，试看650年即前104年针对恺庇欧而发的建议，即革职的人应丧失元老院的议席，便显然可见。现在李锡尼（Licinianus）的残书告诉我们说，卢奇乌斯·阿普莱乌斯·萨图宁所提议的法案造成这个祸害。这显然就是阿普莱乌斯法损害罗马国威罪的法律，就是萨图宁建议设一个特殊委员团来调查辛布里部作乱时的卖国行为。调查托罗萨黄金案的委员团源于阿普莱乌斯法，正如侦查那可恶的贿买法官案的特别法庭——那一段又举出来——源于613年即前141年的穆奇乌斯（Mucius）法，侦查维斯塔圣女案的特别法庭源于641年即前113年的裴杜凯（Peducae）法，侦查朱古达战事案的特别法庭源于644年即前110年的马米利乌斯（Mamilius）法。我们拿这些案件互相比较，也看到这些特别法庭——在这方面与普通法庭不同——甚至可以施行有关生命和身体的惩罚，并且常常施行。他处又有一说，谓平民保民官盖乌斯·诺尔巴努斯发动对恺庇欧的控案，以后因此事而受审讯；此说与上文所列的见解，并不冲突；因为建议照例由几个平民保民官提出，以后到贵族党能想施行报复之时，萨图宁已死，所以他们便拿住他的同僚。至于第二次即最后一次惩治恺庇欧究在何时，寻常假定为659年即前95年即阿劳西奥之战十年以后，这个假定很欠考虑，已归废弃。这假定的根据仅是克拉苏为执政官时，所以就在659年即前95年，曾替恺庇欧说好话；然而他做这事，显然不是替他辩护，而是当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奇乌斯·鲁孚斯问诺尔巴努斯659年即前95年害恺庇欧的罪案之时。往昔我们把第二次控诉列在650年即前94年，现在我们晓得这事源于萨图宁的建议，我们只能在两个年份上有所踌躇：一个是他第一次为平民保民官的651年即前103年，一个是他第二次任此职的654年即前100年。我们没有史料来把这一点完全确定，可是以很占优势的可能性说来，在前的年份较妥，一方面因为这一年距高卢的败仗较近，一方面因为萨图宁第二次为保民官时，记载颇详，并未言及老昆图斯·恺庇欧和对他所做的暴行。侵吞托罗萨战利品一案判决以后，款项缴回国库，萨图宁在其第二次为平民保民官时曾要求把这笔款充作他那殖民计划的经费；这事本身没有决定性，并且这种情形或不难由萨图宁第一次的非洲法律误转到他第二次一般的土地法。

以后诺尔巴努斯受弹劾，而他所受的弹劾正以他参加提议的法律为理由：这是本时期罗马政治的诉讼常有的笑话，我们不当为这事所误而以为阿普莱乌斯法与后日的科尔涅利乌斯法一般，也是治卖国罪的通用法律。

(16)
此处发表的意见大半都根据李维书节要和戒律书（Obsequens）中较为可靠的叙述；至于较不重要的典籍，谓条顿部出面与辛布里部合作较早，有的如阿庇安竟谓其早在诺莱亚之战的时候，我们置而不论。恺撒的记载与此有连带的关系；因为所谓辛布里部侵罗马省份和意大利只能指652年即前102年的远征而言。

(17)
我们不当违背传统的记载而把战场改到维罗那（Verona）；那样一来，我们便遗漏了一件事实，即埃迪杰河之战以后，经过一个全冬和许多军事运动才到了决战，并且据明白的叙述，卡图卢斯退到波河的右岸。人谓辛布里部败于波河上，又谓他们兵败之地就是后来斯提利科（Stilicho）击败盖塔部之处，就是说在塔那罗（Tanaro）河上的切拉斯科（Cherasco），此两说虽都欠精确，至少指韦尔奇利而不指维罗那。

第六章　马略的革命企图与德鲁苏斯的改革企图

盖乌斯·马略是一个贫苦短工的儿子，于599年即前155年生在当时属于阿尔皮努姆的村落恺雷太（Cereatae），这村落以后改为恺雷太-马里亚奈（Cereatae Marianae），获得市自治权，到现在仍名为“马略之家”（Mariusheimat， 即卡萨玛尔［Casamare］）。他生长在耒耜旁边，家境非常贫寒，以至于他似乎连阿尔皮努姆市的官职也不得充任；他在早年便学得——甚至他为将军时还加以实行——忍耐饥渴，忍受炎夏和寒冬，睡在坚硬的地上。他一到相当的年龄便入军队，在西班牙战争的艰苦历练中迅速自跻于军官地位。在西庇阿的努曼提亚战役中，他当时年二十三岁，不但在作战时骁勇，在营中行事可敬，而且把马匹和兵器都弄得清洁整齐，引得那位严厉将军的注目。他带着光荣的创痕和武士的勋章回到本国，极力想在他光荣开始的前程上自树声名；不过按照当时的情形，一个人即使功劳极高，没有钱财，没有姻亲，也不能得到那唯一能度到高等军职的政务官职。这位少年军官以侥幸的商业投机取得钱财，以婚娶古贵族尤利氏（Juli）的女子取得姻亲。于是借着大大的努力并且先遭多次的失败，他在639年即前115年竟能达到副执政官之职，做副执政官时，他为远西班牙省省长，又复有表现其军事才能的机会。他以后如何不顾贵族，于647年即前107年领执政官职，以续任执政官资格（648年即前106年，649年即前105年）结束非洲战事；如何在阿劳西奥败衄以后，他被召为对日耳曼人战事的最高统帅，自650年—653年即前104—前101年连任执政官四年，开共和史上未有的先例，结果在阿尔卑斯山外的高卢破灭了辛布里部，又在阿尔卑斯山内的高卢破灭了条顿部——均已在上文叙述。他做军官时，人见他是个勇敢正直的人，执法不偏不倚，处置战利品非常公正无私，可想他必不纳贿；人见他长于组织，整顿那稍嫌腐朽的罗马兵制机构，使之又复可用；人见他善于将兵，能保持士卒的纪律，但也能保持他们的欢心，同时又与他们往来如伙伴，赢得他们的友情，可是对于敌人却悍然正视，择相当的时机与他们交锋。就我们所能判断的来说，他不是个才能卓越的军事家；不过在当时情况之下，他所有的那些可敬的品质很足以替他博得这样一个名誉，靠着这种名誉，他在执政官和“凯旋将军”之中居尊荣无比的地位。不过这种情形不能使他更适于处那辉煌的场面。他的声音永远是粗大的，他的面容永远是凶猛的，仿佛他眼前仍是利比亚人和辛布里人而不是温文尔雅、芬芳四溢的同僚。他的迷信无异于一个纯粹的佣兵；使他第一次候选执政官的不是天才的驱迫，而主要的是一个埃特鲁斯坎人的预言；他与条顿人作战时，有一个叙利亚的女先知以神谶辅助作战会议——这些，严格地说，并非不合贵族身份；在这种事上，社会的最高层与最低层殊途同归，一切时代如此，当时也是如此。但政治修养的缺乏却不可恕；他有击破蛮族的本领，固属可嘉，可是若一位执政官那样不懂礼节，以至于身穿凯旋的装束到元老院里来，则人当以为何如！在其他方面，他也不脱平民的色彩。他不但——按贵族用语——贫寒，而且更坏的，他也知足，并且誓与一切行贿和通同作弊为敌。他依军人习惯，不甚考究饮食，欢喜喝酒，到晚年尤甚；他不晓得设宴请客，养一个恶劣的厨师。又有一件坏事，这位前任执政官除拉丁语外一概不懂，不得不谢绝希腊语的谈话；他的厌倦希腊戏剧可以宽恕——厌倦希腊戏剧的可能不只他一个——，可是自认他的厌倦，便不免幼稚。如是，他终身是个误入贵族群中的乡下佬，听得他同僚刻薄的讽刺和更刻薄的同情；他虽藐视他们，却没有藐视这种话语的自制力，未免懊恼。

马略站在交际场外，也差不多站在党派以外。他做平民保民官时（635年即前119年），通过几种法规——改良送选举票的监察法以免除由此发生可恨的欺诈，防止滥给人民赏赐的建议——这种法规不带党派的色彩，更不带平民党的色彩，而只表示他嫉恨不公平和无理性的事；这样一个人，论出身是个农夫，论兴趣是个兵士，何能自始即是一个革命家？贵族的敌对行为以后诚然逼他投到反政府党的壁垒；在这里，他骤然见自己先升为反对党的将军，以后或者还有做更高事业的一日。不过这事最大的原因还是时势的逼迫和反对党的普遍需要首领，而非他自己的作为；至少自从647—648年即前107—前106年他赴非洲之后，路经首都时，连一个短时期也没有停留过。到了653年即前101年下半年，他既战胜条顿人，又战胜辛布里人，才回到罗马，现在把他那延期的凯旋礼成双举行——他确是罗马的第一人，但同时在政治上还是一把新手。马略不但救了罗马，而且只有他能救罗马：这是确定的事实，毫无疑义；他的姓名挂在人人的嘴边，贵族也承认他的功绩；在人民中间，他所受的爱戴真是空前绝后，无论他的长处短处，无论他那非贵族的无私和他那乡下人的粗鲁都成为爱戴的对象；民众称他为第三个罗慕洛和第二个卡米卢斯，对他像对神灵似的行祭酒礼。这位农家子受到这一切的光荣，无怪他有时头昏脑晕；无怪他以其由非洲到凯尔特地的行军比拟狄奥尼西乌斯渡越几个大陆的胜利游行，使人按巴库斯（Barchus）酒杯的式样造一只不很小的酒杯供他使用。人民的狂热含有感谢，也含有同等的期望；就是一位比他头脑冷静而有更成熟的政治经验的人，遇到这事，也会误入歧途。在赞美马略的人看来，他的工作绝未完成。丑恶政府的祸国殃民尤甚于蛮族；他既是罗马的第一人，又受人民的爱戴，又是反对党的首领，应当担任重救罗马的工作。固然，对于一个半农夫半武夫的人，罗马城的政治活动似乎非所素习，使人不安；他善于发号施令，却不善于当众演说；敌人的刀枪当前，他还是极为镇定；群众在他面前喝彩或嘘气，他却露出惊慌失措的态度；不过他的倾向，无关重要。期望就是个约束力。他在军事和政治上所处的地位如此，所以他若不想断绝他那光荣的过去，他若不愿辜负本党甚至全国的期望，他若不肯背弃他的责任心，他便须制止那失政害公的行为，废除复旧的政府；只要他有做人民元首的内在本领，他当然可以省去做人民领袖所缺的特性。

他手中握着一个可畏的武器，即新编制的军队。在他以前，塞尔维乌斯制的基本原则——征兵全限于有财产的市民，专依财产的等级规定兵种的区分——已不得不在许多方面任其废弛。最低产额原为一万一千阿司，有这些财产的人便有入市民军的义务，今已降到四千阿司。昔日的财产等级原分六等，各属于不同的兵种，当时已缩为三等；因为，按塞尔维乌斯制，他们从最富的应服兵役人中拔取骑兵，从最贫的应服兵役人中拔取轻装兵，他们却不再按财产等级而只按服役的年限把中产阶级——真正的战斗步兵——编成前卫、中军和殿后三部。再者，他们早已使意大利盟邦大规模地参加兵役；可是说到意大利盟邦，正与罗马民社无异，当兵的义务也大半加在有产阶级身上。然而迄马略时为止，罗马兵制永以原始民兵制为主要基础。不过时移世易，此制不复适用。一则高等社会阶级日益规避兵役，二则罗马和意大利的一般中产阶级渐归绝灭；反之，一方面，意大利以外的盟邦和属国有很大的武力可供运用，另一方面，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只要用得适当，至少可供军事上很有用的兵源。市民骑兵原应由富人阶级来组成的，甚至在马略时代以前，已实际不再服务于战场。最后一次说到骑兵真成个军团，是在614年即前140年的西班牙战役，那次骑兵骄横抗命，把将军逼到绝望的地步，骑兵竟与将军开战，双方在作战时均不顾道义。在朱古达战役中，骑兵已似乎仅是将军和外国君主的一种仪仗兵，此后就完全绝迹。同样，用有相当资格而应服兵役的人来补充兵团，在平常已证明是件难事，所以要保持现行兵役规程，像阿劳西奥之战以后所必要的，或许实在滞碍难行。另一方面，甚至当马略之时以前，特别在骑兵和轻步兵中，罗马已日益兼用意大利境外的属国人——色雷斯的重骑兵、非洲的轻骑兵、灵活的利古里亚人做很好的轻步兵，还有巴勒雷（Baleares）的轮索手——到他们本省以外作战；同时，合格的市民新兵虽然缺乏，不合格的贫寒市民却不待征召，踊跃从军；按实情说，因为罗马市中有大批无业游民或游手好闲的人，又因为服罗马的兵役有很大的利益，招募志愿兵并不困难。所以兵制由征发市民军改为用属国补助兵和招募制，只是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变迁必然的结果；骑兵和轻步兵大半由属国的补助兵组成——例如在辛布里战争中，补助兵的征发远至比提尼亚；至关于战斗步兵，兵役义务的旧制虽未取消，同时却准许每一自由出身的市民自动从军，如647年即前107年马略首创的办法。

此外，使战斗步兵一概平等，这也源于马略。迄今为止，罗马贵族分级的方法也通用于兵团中。先锋、前卫、中军和殿后——亦可谓先锋、第一线、第二线和第三线等四部素来各有其关于财产和服役年龄的特别资格，关于各异的武装也大半如是；每部在战斗序列中各有其永久不变的确定位置；每部各有其确定的行列和自用的旗帜。这一切现在都被分别废弃。任何人只要一入兵团，便可入任何部分当兵，无须再有其他资格；他的位置专靠军官的意见来决定。一切装备的分别都作废，所以一切新兵也都受一致的教练。无疑地，许多源于马略的改良如装配和辎重运输等都与此有关，这些改良足证其深明战斗工作的详细实情和顾念部下的士卒，实堪敬佩；又有马略在非洲战争时的同伴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孚斯（649年即前105年的执政官）拟订一种新操法，尤其如此。饶有意味的是这种操法大大提高各个兵士的军事训练水平，并且所倚赖的是当时常见于军事学校而造成将来角斗士的训练。兵团的编制全部改观。往日的三十连（manipuli
）重装步兵——每连分为两队（centuriae
），一队在第一第二两列各六十人，一队在第三列三十人——素为作战的单位，现在改为十营，每营各有其旗帜，各分为五六队，每队一百人；因此，虽然兵团中的轻骑兵同时作废，节省了一千二百人，可是一个兵团的总额却由四千二百人增至六千人。列成三部来作战的习惯仍存而不废，不过以前每部自成一个战斗部队，将来却听将军的意见来决定麾下各营应属于三线的何线。行列专视兵士和分部的数目顺序而定。兵团各部的四种旗帜——狼旗、人头狐旗、马旗和野猪旗——往日大概举在骑兵和三部重步兵的前面，现在消灭了，新营的旗帜代之而兴，即马略颁给全兵团的银鹰新旗。如是，在兵团中，平民和贵族的旧有区分毫无踪迹可寻，自此以后，兵团各个分子中间只有纯粹军事上的分别；可是几十年前，一些偶然的原因已造成一个与兵团并行而特受优待的部队，这就是将军的亲兵。那时以前，罗马人选盟邦助兵的精良队伍做元帅的卫队，这强大民社的严厉约束不许用罗马兵团中人或甚至自告奋勇的部队来替元帅个人服务。可是努曼提亚战事养成一批空前不守纪律的军队，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奉召制止这种混乱，政府又不能通过召集全新军队入伍，只许他除属国君主和国外自由市的若干队伍听他调遣外，可以由志愿的罗马市民中编成卫队五百人。这营兵一部分来自高等阶级，一部分来自元帅私人的低级门客，有时称为“朋友营”，有时称为“总部营”（praetoriani
），他们在总部（praetorium
）服务，因而得免去筑垒掘壕的工作，并且享受较高的饷金和较大的尊重。

这次罗马兵制的完全革命，大体看来，确似乎起于纯粹的军事动机；并且一般说来，这不是一个人的作为，更不是一个处心积虑的野心家所为，而是已不足取的制度迫于时势不得不变。马略创行的国内募兵制在军事方面救国家于灭亡，数百年后阿波伽斯特（Arbogast）和斯提利科（Stilicho）创行募外籍兵制，也延国祚于一时；二事可能正相类似。尽管如此，这事含有一种十足的政治革命，不过尚未发展而已。共和政体便告完结。新操法势必造成这种结果，因为它借用职业角斗士的课程，使兵役渐成专业。影响远较迅速的是准许——虽然尚有限制——无产阶级参加兵役，尤其是与一条原始法则相关联的事，依这条法则，将军只要不违背很坚固的共和制度便可任意奖赏部下的兵士，多才而有功的兵士得向将军要求共分动产战利品，向国家要求所克土地的一部。在征兵制度之下，被召的市民或农夫认为兵役仅是一种为公益而承受的负担，认为他因服兵役而受绝大的损失，战利品仅是绝大损失的微薄赔偿。从军的无产阶级却不然。不但他全靠饷金，而且因为退伍以后既没有伤兵疗养院甚至也没有济贫院收容他，他当然愿先留在麾下，不建立他的市民地位便不离去。他唯一的家是兵营，他唯一的技术是战斗，他唯一的希望是将军——这事的意义不言而喻。劳底平原交战以后，因为意大利盟邦的两营兵作战骁勇，马略便违背宪法，在战场上把罗马公民资格赠给他们全体；他以后解释说，在嘈杂的战斗声中，不能辨别法律的声音。如果在较重要的问题上军队和将军的利益有一次一致要求违反宪法，谁能担保以后人在叮当的刀剑声中还能听得其他法律的声音呢？他们现在有常备军、有兵士阶级、有亲兵；在军事组织与在民政组织一样，将来君主政体的一切台柱均已树立；所缺的只是君主。十二只鹰绕帕拉廷山飞翔时，把王政呼唤出来；盖乌斯·马略授予兵团的新鹰宣告帝制的来临。

殆无疑义，马略走上他那军事和政治地位替他开辟的一条灿烂的前途。当时是个混乱艰难的时代。人民得到和平，可是得不到和平的乐趣；往昔北方民族第一次猛扑罗马以后，危机一旦过去，人便有恢复健康的新感觉，全副精力又复振作起来，发荣滋长，迅速而十足地弥补了损失；现在的情形不是这样。人人觉得虽然良将还能一再挽救目前的危亡，国家在复古的寡头政府之下却只是更难免于沦丧；可是人人也觉得，遇到这种情形，市民团起而自救的时代已成过去，盖乌斯·格拉古的位置一日虚悬，时局便一日不得改善。那两位打开革命门径的英俊少年去世以后，民众如何深感他们所留下的空隙，他们也确是如何孩气地琢磨任何虚妄的替身，可见于一个人假冒提比略·格拉古之子的事，虽有格拉古的姊妹在罗马广场上公开指责他的欺诈，可是只因为他的冒名，人民在655年即前99年仍举他为保民官。民众也以同样的意义向盖乌斯·马略欢呼，这有何不可！如果有一个适当的人，他似乎就是此人——他至少是第一流的将军，当时最得民心的名人，其勇敢正直为人所公认，他那超脱党争的地位正使他有再造国家的资格，人民以为他是这种人，他也自以为是这种人，有何不可！舆论倾向反对党，极为明确。这有一个明证：609年即前145年，有人建议最高僧院若有缺额应由市民而不由僧院选人替补，政府在人民大会中提出些宗教的疑虑，打消这个建议；到了650年即前104年，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Gnaeus Domitius）把它通过，元老院竟不敢认真抵抗。通盘看来，仿佛只欠一个首领，一个使反对党有固定中心和确实目标的首领；而今这个首领在马略身上发现了。

为实行他的工作，马略有两种办法：他或做带领军队的皇帝，或依宪法所规定的方式改变宪法，都可以推翻寡头政治；他自己的过去趋向前一种办法，格拉古的前例趋向后一种办法。他为何不采用前一种计划，或者竟没有想到采用它的可能，我们不难了解。元老院真是或似乎是那么无力和无办法，那么受人的怨恨和轻蔑，以至于马略自以为单靠他那绝大的声望就可以对付它，无须他种援助；但他希望军队虽已解散，遇有必要，仍可以在退伍候赏的兵士中得到这种援助。共和政体已历四百年，与那组成复杂体系的国家以及形色繁多的习惯和利益已密切结合起来，马略可能鉴于格拉古那容易而好像近于圆满的胜利，又鉴于他自己那远胜于格拉古的实力，误认为这种政体极易推翻。可是马略似乎未深究此事的困难，任何比他加以深究的人便可想到，军队虽正由民兵渡到佣兵，在过渡期间，仍不适用为造成政变的盲目工具，要企图用武力来排除反抗分子，结果可能增加敌党的反抗力。把有组织的武力牵连在这种斗争中，初看，似乎多余，再看，似乎危险；人们正在危机的开端，反抗力还远没有达到最后最短和最简单的表现。

所以马略在凯旋以后，按照现行法规解散他部下的军队，走入盖乌斯·格拉古所标出的途径，就是以担任合宪法的国家官职为手段取得国家元首的地位。要做这事，他觉得须倚赖所谓平民党的援助，并且因为这位得胜将军绝没有控制街市的天才和经验，他更须暂时在平民党的领袖中寻求同志。于是平民党的长期失势以后，忽然又得到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自盖乌斯·格拉古至马略的漫长期间，平民党已大为退步。现在对于元老政治的不满或许不减当年；可是几种希望昔曾吸引人来做格拉古弟兄最忠实的党徒的，此时已被目为幻想，许多人心中同时也起了疑虑，恐怕不满意的人大都不愿遵从格拉古运动所趋的目标。在二十年的迫害和骚乱中，革命初期所表现的新鲜热情、坚如岩石的信念和纯粹道德的努力实已消磨甚多。但如果平民党不复如在盖乌斯·格拉古主持下的光景，在他以后的领袖如今却深居党下，一如昔日盖乌斯·格拉古的高居党上，这是自然之理。直到一个人再起来像盖乌斯·格拉古那样敢攫取国家元首的地位，领袖只能是些充数的人；他们或者是政治上的新手，把年少喜欢反抗的精神发泄出来，而后成为热情洋溢的激烈分子和得人喜好的演说家，受到正式的承认，以多少有点巧妙的方式退到政府的壁垒去；否则他们毫无财产和势力可丧失，并且往往在荣誉方面也绝少所谓得失，只因为私人的仇恨甚或只因为喜欢叫嚣，专以阻碍和搅扰政府为事。属于前一类的，举例来说，有盖乌斯·梅米乌斯和名演说家卢奇乌斯·克拉苏（Lucius Crassus），他们先在反对党之列赢得演说的桂冠，然后加以利用，成为热烈的政府党。

可是约在这时，平民党最著名的领袖是后一类的人。属于此类的有盖乌斯·塞尔维利乌斯·格劳奇亚（Gaius Servilius Glaucia），即西塞罗所谓罗马的海波勃洛斯（Hyperbolos），他是个出身极低的粗俗人，有极无耻的市井口才，可是因为他那尖刻的诙谐，很能动人，甚至超人畏惧；他的同伴卢奇乌斯·阿普莱乌斯·萨图宁比他才德俱优，甚至据他敌人所说，也是个热烈感人的演说家，至少不为卑鄙的自私心肠所左右。他做财务官时，元老院下令把照例应归他管的粮政夺去，这事的原因或不在他的渎职，而在要把这当时正得民心的官职给予政府党的一个领袖马尔库斯·斯考鲁斯，而不给一个不属于权门的无名少年。这位既有大志又有魄力的人遭了这场侮辱，便投归反对党，到了651年即前103年，他做平民保民官，便把他所受的加上利息来施行报复。那时丑事接踵而来。他在市场上公布米特拉达梯王的使者在罗马行贿——此种对于元老院极有关碍的披露几乎送掉这位大胆保民官的性命。克努米底亚的昆图斯·梅特路斯候选652年即前102年的监察官职时，萨图宁激起一场对他的暴动，把他围困在卡庇托尔，直至骑士非不流血地救他出来；监察官梅特路斯施行报复——修正元老名籍时加萨图宁和格劳奇亚以恶名，把他们逐出元老院——，只因梅特路斯的同僚偷惰怠忽，始告失败。萨图宁是主脑人物，冒政府党的激烈反对，通过审判恺庇欧及其同党的特别法庭，652年即前102年重选马略为执政官的事争执极烈，他又与政府为敌，通过此案。萨图宁确是反对元老院最力的人，又是盖乌斯·格拉古以后最活跃最有口才的平民党魁；当然，他的暴横也超越前人，他永远预备下街，以斗殴代替言语来反驳敌党。

所谓平民党的两个领袖如此，他们现在与得胜将军取共同的行动。这是当然的，双方的利益和目的互相吻合；甚至在马略从前候选时，至少萨图宁曾极坚决极有效地拥护他。他们商妥654年即前100年的计划：马略候选第六次的执政官，萨图宁候选第二次的保民官，格劳奇亚候选副执政官，为的是据有这些职位，他们便可以实行所拟定的政治革命。格劳奇亚为害较小，元老院默认他的提名，可是竭力阻止马略和萨图宁的当选，或则至少使马略与其坚决的对头昆图斯·梅特路斯同为执政官。一切手段，不问合法与否，两党无不加以运用，不过元老院不能做到锄乱谋于萌芽之时。马略不耻亲拉选票，据说甚至不耻贿买选票；真的，选举保民官时，政府的名单已有九人宣告中选，一个同样色彩的体面人昆图斯·努尼乌斯（Quintus Nunnius）似已有得到第十席的把握，一群乱民竟把他打杀，据说这群人多半是马略的退伍兵。于是谋乱者得偿所愿，可是用了极强暴的手段。马略被选为654年即前100年的执政官，格劳奇亚被选为同年的副执政官，萨图宁被选为同年的平民保民官；取得第二个执政官职的不是昆图斯·梅特路斯而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卢奇乌斯·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Lucius Valerius Flaccus）；联合派现在可以进行实现他们所拟的第二步计划，完成633年即前121年中断了的工作。

让我们回想盖乌斯·格拉古所追求的目标和他达到目标所用的手段。他的目标是由内外两面打破寡头政治；所以一方面，他要使完全附属于元老院的官职权力恢复其固有的最高权，把元老会议由统治机关再化为评议机关；另一方面，贵族政治分国家为专政的市民、意大利盟邦和属国等三级，他要使那与非寡头政治不合的差别渐归一致，以废除这三个等级。三人党又把这些思想纳入殖民法，萨图宁前次做平民保民官（651年即前103年），已创立这种法律的一部，现在（654即前100）又创立一部。
(1)

早在651年即前103年，中断的迦太基土地分配又复着手进行，主要目的是为马略的士卒——不但市民而且也似有意大利盟邦的人——谋利益，许这些老兵每人在阿非利加省分得一百尤格的土地，约五倍于一份意大利的普通田产。现在为罗马、意大利的移民计，他们不但尽量要求各省已可支配的土地，而且利用一种法律上的借口——即罗马人既征服了辛布里部，按法理说，此部所据的一切土地均应为罗马人所有——要求阿尔卑斯山外仍在独立的凯尔特部落所有的土地。盖乌斯·马略奉召来主持分田事务和因此而似有必要的其他措置；托罗萨庙中被侵吞的财产已由犯罪的贵族赔偿或将来赔偿的，划分新受田人的补助费。阿尔卑斯山外和海外的征服计划原是盖乌斯·格拉古和弗拉库斯拟订的，现在这种法律不但以极大规模恢复他们的计划；而且，意大利人要与罗马人居平等地位的要求虽难于实现，却终究不能拒绝，现在这种法律使意大利人和罗马人共同参加移民，并且无疑地规定一切新立的民社皆为市民殖民地，是为满足意大利人要求的初步。然而最重要的，如果这个法律通过，马略奉命独立施行那拓地授田的绝大计划，他便实际成为罗马的君主，直到计划实现而后已，又因为计划无穷无限，他或可终身为罗马的君主；因此我们可以假定，马略愿年年当选执政官，一如格拉古的年年当选保民官。但大体看来，盖乌斯·格拉古与马略所处的政治地位虽在其他要点均相符合，却因前者纯居公民地位而后者兼居军人地位，授田的平民保民官与授田的执政官实大不相同；二人自跻于国家元首的个人情形仅是这种差别的一部分原因，而非其唯一的原因。

马略和他的同志自拟的目标性质如此；下一问题是他们拟用何种手段来破除政府党的抵抗，那可料必甚顽强的抵抗。盖乌斯·格拉古的斗争曾借用资本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他的继承人诚然不忘向这两种人献殷勤。他们不但让骑士仍据有法庭，而且大增骑士的陪审权：一方面关于惩治国家官吏在各省勒索的常务委员会——这对于商人特关重要——格劳奇亚大概在本年通过一种较严厉的法规；又一方面关于辛布里部作乱于高卢时所发生的侵吞公款和其他渎职行为，经萨图宁的建议，早在651年即前103年无疑地即设立了一个特殊法庭。再者，首都分配粮食给无产阶级，无产者素须付出不及成本的价钱，即每牟底六点五阿司，现在为他们的利益计，减价至每牟底六分之五阿司，这不过是一种“承认费”而已。但他们虽不鄙薄与骑士和首都无产阶级联合，三人党执行政策的真实力量却不在二者，而在马略部队的退伍兵，就因为这个缘故，殖民法才那么过分地替他们谋生计。在这事上也显见此次与上次革命企图的主要区别，就是这次军事性质特占优势。

于是他们进行工作。我们可以想见，粮食法和殖民法遭到政府最激烈的反对。他们在元老院里拿显著的数字来证明，粮食法必使国库破产；萨图宁却不管这事。对这两种法律，他们发动保民官的否决权；萨图宁却令人进行投票。他们通知主持投票的官吏说，听得一声霹雳，按旧信仰，神灵用这种示兆命人民大会散会；萨图宁却对差人说，元老院最好保持安静，否则雷响以后，很容易继之以冰雹。最后，市财务官昆图斯·恺庇欧（大概是三年前被罪的将军的儿子）
(2)

与他父亲一样，也是平民党的激烈对头，带一群忠实党徒用暴力驱散了人民大会。可是这次马略的劲兵成群结队来罗马城投票，迅速集合起来，驱散市内的群众，就在夺回的投票场上顺利完成了阿普莱乌斯法的表决手续。这是一件很可耻的事；可是阿普莱乌斯法的一条规定：法律通过后五日内每一元老应宣誓谨守这个法律，否则受丧失元老院议席的惩处，人们问元老院是否服从这一条，一切元老除昆图斯·梅特路斯宁愿出国外，都举行宣誓。这位最善战的将军也是马略和萨图宁最有本领的敌人，他们并非不愿见他以自甘放逐，离开本国。

他们似乎达到了目的，但由明眼人看来，他们的企图现在已有失败的景象。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不长于政治的将军与市井的奸雄成立不方便的联合，这位奸雄有才，可是激烈得不顾一切，满腹怒气，却无政治方针。只要问题专在他们的计划，他们便极为融洽。可是一旦计划要见于实行，一些情形便很快显露出来：这位名将在政治上只是个无能之辈，他的野心是一个农人而非一个政治家的野心，他要使他的名位赶上贵族，如果可能，超过贵族，而他想望秉政，并非因为他自觉有秉政之才；每种企图与他的政治个性为基础的，就是在最顺利情形之下，也必至坏在他自己之手。

他既不晓得如何劝化他的政敌，又不晓得如何约束他自己的党羽。与他和他的同伴为敌的反对党本来已很强大；因为属于此党的不但有政府派的全体人士而且有大部分的市民，市民用嫉视的态度自保特权，与意大利人相抗；而时事进展所循的途径又迫富人阶级投归政府。金钱贵族并不反对偶尔利用群众来制裁元老院，可是不喜欢街上的骚乱和重大的暴行，萨图宁和格劳奇亚自始就是无产阶级的主人和奴仆，所以与金钱贵族绝不亲善。早在萨图宁第一次做保民官时，他的武装队伍已与骑士有冲突；他当选654年即前100年的保民官时，遇到激烈的反对，可见拥护他的一派人如何寥寥无几。这种同伴的援助实不可靠，马略的本务应为仅少利用他们的援助，并应使人一概相信他们将来不主政，却为主政者的他服务。他所行的正与这个相反，仿佛他的目的不在使一个聪明强干的人主政而在使一群流氓当权，实利派人士见这种混沌的前途吓得要死，便在共同危险当前之时再与元老院密切结合起来。昔日盖乌斯·格拉古深知只用无产阶级不能推翻任何政府，曾特别务使有产阶级归附己方，现在要继续他那事业的人却开场便造成贵族与有产阶级的弃嫌修好。

可是有比敌党的和解更速陷这事业于失败的，就是马略那过于骑墙的行为势必酿成这事业的发起人互相离贰。决定性的建议都由他的同伴提出来，由他的兵士奋斗通过。马略却保持一种完全被动的态度，仿佛政治领袖与军事领袖完全不同，当总攻之际，他不必身先士卒，亲到各处。可是这还不够，他又惧怕他所亲自招来的鬼，加以逃避。他的同伴用君子所不能赞成可是非此实不能达到他们的努力目标的手段，当此之时，他便像不明政治道德的人所常做的，想推卸共同犯罪的责任，同时却收取由犯罪而造成的利益。据一个故事说，这位将军在他家里曾用两间不同的房屋举行秘密商谈，一间是与萨图宁和他的同党商谈的地方。另一间是与寡头政府代表商谈的地方，与前者谈的是打击元老院，与后者谈的是干涉乱事，他用一种合于紧急情势的托辞往来于两个会议之间——这故事的确属虚构或确合实情，只有阿里斯托芬剧本中某一情节可以比拟。关于宣誓问题，马略的骑墙态度是人所共知的。起初，他似乎因为法律的通过不合定式，要亲自拒绝阿普莱乌斯法所要求的宣誓，以后他宣誓，但附带“只要这法律真正有效”的保留条件；这条件等于取消誓言，一切元老在宣誓时当然也都加以采用；结果所届，因为宣誓的方式如此，法律的效力不能得到保障，却反而第一次真成问题。

这位名将做这种蠢笨透顶的事，其结果不久便发展出来。萨图宁和格劳奇亚从事革命，使马略得为国家的元首，并非为的是受他否认，给他牺牲；如果善于诙谐的平民党人格劳奇亚一向把他那怡人口才最怡人的花朵撒在马略身上，现在他编给马略的花圈却绝无蔷薇和紫罗兰的香气。结果是双方完全决裂，两败俱伤；因为马略立足还不十分稳固，不能单独保持他自己也怀疑的殖民法，又不能取得这法律赋予他的地位，萨图宁和格劳奇亚也不能自行继续马略所开始的工作。

可是两个奸雄已陷溺很深，不能引退；他们只有两条路可选，或者照例解职，因而把自己缚住双手献给怀恨的敌人，或者现在就自取王位，虽然自觉不胜其任。他们决定采用后一种办法，萨图宁又出来候选655年即前99年的平民保民官，格劳奇亚虽现任副执政官，非过两年后没有做执政官的资格，却要充执政官职的候选人。就实际而言，保民官选举的结果完全合于他们的意思；假提比略·格拉古求为保民官，马略设法阻止，结果只使这位名人自见其名望的价值；“格拉古”被囚在狱中，群众打开狱门，欢喜如狂地抬着他遍游街市，而后以大多数的票举他为他们的保民官。执政官的选举较为重要，萨图宁和格劳奇亚又用去年试用的手段来排除讨厌的竞争者，以求控制选举；政府党与他们对抗的候选人盖乌斯·梅米乌斯——就是十一年前领导反对党来抵抗他们的——忽遭一群流氓的攻击，竟被打死。可是政府只在候着这样一个显明的事件来用武。元老院要求执政官盖乌斯·马略施干涉，马略现在居然赞成，把他受自平民党而誓为该党使用的刀剑拔出来，给守旧党使用。他急忙征发少年军，配以公共建筑物中的武器，把他们排成队伍；元老们由老领袖马尔库斯·斯考鲁斯率领，也带着兵器来到罗马广场。反对党在街市暴动中或可占优势，但是没有准备受这种攻击；他们不得不尽力自卫。他们打开狱门，号召奴隶来取自由和武装；他们宣告——至少据说如此——萨图宁为国王或将军；在新平民保民官须就职的那天，即654年即前100年12月10日，双方在大市场开战——自罗马建城以来，这是首都城内的第一战。战争的结局一刻也不容置疑。平民党战败，被赶到卡庇托尔山上，水源被人截断，他们不得不降。马略为元帅，自乐于保全那些往日与他联合而今为他所俘的人的性命；萨图宁大叫着说，他的一切建议都是与这位执政官共同提出的。马略这天的行为实为可耻，甚至比他更坏的人也必因此心惊肉跳。可是他早已不是时局的主人。俘虏暂时监禁在罗马广场的元老院里，贵族少年未奉命令，就攀登元老院的屋顶，揭起瓦片，把俘虏用瓦打杀。萨图宁和大多数有名位的俘虏就这样遭了难。这天罗马人民的官吏不经审讯或裁判而死的共有四个——一个副执政官、一个财务官、两个平民保民官——还有许多名人，有几个出自高门望族。尽管这些首领犯了大错，自招杀身之祸，我们还是哀悼他们；他们的死有如前哨的阵亡，前哨既不得主力军的援助，势必在拼命的战斗中无故覆没。

政府党从未得过比12月10日更圆满的胜利，反对党也从未受过比12月10日更重大的败衄。最不重要的是他们铲除了几个嚣张捣乱的人，因为同伙同类的人随时可以补他们的缺；更重要的是当时那唯一能危害政府的人物已公开十足地自取灭亡；而最重要的是反对党的两个元素，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经过这次斗争以后完全分道扬镳。固然，这不是政府的作为；往日盖乌斯·格拉古以一副巧妙手腕拉拢在一起的，现在一部分由于时势的影响，尤其一部分由于他那不肯的继承人笨手笨脚，又复分崩离析；不过从结果上看，无论是计谋或是幸运助成政府的胜利，却都无关重要。事变以后，这位阿奎和韦尔切利的英雄所居的地位可怜得无以复加——又因为人们不禁拿这情形比较数月前环拱着他的光荣，他的地位更形可怜。补充官职时，无论贵族方面和平民党方面没有人再想到这位得胜将军；到656年即前98年，这位六任执政官的英雄甚至不敢候选监察官。他动身往东方去，表面上以到那里还愿为目的，但其实是因为他不愿见他那死对头昆图斯·梅特路斯的荣归。人们任他走开。他又回来，开门待客，他的客厅终日空虚。他天天希望再有冲突和战争，天天希望人民再需要他那业已证明的军事才能；罗马人诚然有厉行干涉东方的理由，他想在那里自觅一个开战的机会。但这与他另外的志愿同归泡影，深沉的和平状态历久不变。然而他那如饥似渴的求荣欲望一旦勃发，愈常遭失望，便愈侵蚀他的心灵。一个旧谶语曾许给他七次执政官，他既是个迷信的人，当然把这话牢记在胸中，悒郁沉思时盘算如何可以实现谶语，如何可以报他的私仇，同时由一切人——只有他自己除外——看来，他似乎无足重轻，不能为患。

比排除这个危险人物更有影响的，是萨图宁的起事遗留下实利派对于所谓平民党的深恨。骑士法庭以无情的严酷态度裁判一切奉反对党主义的人；例如塞克斯图斯·提提乌斯（Sextus Titius）所以被罪，不大因为他的土地法，而多因为他家中有萨图宁的一尊刻像；盖乌斯·阿普莱乌斯·德奇亚努斯（Gaius Appuleius Decianus）所以被罪，因为他做平民保民官时称检举萨图宁为不合法。甚至平民党老早加在贵族的损害，如今贵族也在骑士法庭里要求赔偿，不无成功的希望。八年以前，盖乌斯·诺尔巴努斯曾与萨图宁共逐昆图斯·恺庇欧，现在（659年即前95年）有人依他的法律控告他叛逆，陪审团迟疑很久——问题不在被告是否有罪，而在由他们看，他的同党萨图宁和他的政敌恺庇欧谁最可恨——，结果终于决定释放诺尔巴努斯。人民虽不比以前更爱政府的本身，可是自从觉得——虽然只有一转瞬间——险些陷于真正的暴民政治以后，如今一切有产可失的人都不能不另眼看待现存的政府；这政府以卑鄙害国著名，可是因为他们惶恐畏惧那更卑鄙更有害的无产阶级政府，现存政府便得有相对的价值。当时潮流的趋势如此，所以有一个平民保民官胆敢迟延昆图斯·梅特路斯的回国，群众便把他碎尸万段；平民党为自保计，始与刺客和下毒药者相联合——例如以毒药铲除他们所恨的梅特路斯——或甚至与国贼相勾结，他们有几个已托庇于暗地准备对罗马人开战的米特拉达特斯王。对外关系也显出利于政府的景象。自辛布里战争至同盟战争的期间，罗马人不常动兵，可是每处动兵，均获荣誉。唯一的严重冲突在西班牙，晚近罗马多难的时候（649年即前105年以后），那里的卢西塔尼亚人和凯尔特伊比利亚人起兵抗罗马，非常激烈。自656—661年即前98—前93年间，执政官提图斯·狄狄乌斯（Titus Didius）在北省，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克拉苏（Publius Crassus）在南省，不但凭着骁勇和幸运重建罗马武力的优势，而且铲平抗命的城邑，并且在似有必要的地方移坚固山城的人口于平原。约当同时，罗马政府又转注意于被淡忘三十余年的东方，并且在昔兰尼、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施展出久已不闻的伟大魄力：这些容后文再加叙述。自革命发轫以来，复古政府从未有这样的根深蒂固，这样的受人爱戴。执政官的法律代替了进步法规。萨图宁法当然作废；马略的海外殖民地消灭得只余科西嘉荒岛上一个小居留地。平民保民官塞克斯图斯·提提乌斯——一位滑稽画里的阿尔奇比亚得斯（Alkibiades），长于跳舞和球戏而不长于政治，最出色的本领是夜间捣毁街上的神像——在655年即前99年又提出和通过阿普莱乌斯土地法，元老院竟能以宗教为借口取消新法，甚至无人加以维护；发起此事的人，如上所述，受到骑士法庭的惩戒。次年（656年即前98年），两执政官提出一种法律，把法案自提议至通过须经七日的惯例列为定规，并且禁止把几个性质不同的法案合成一个建议；这样一来，立法创制权的无理扩大至少稍受限制；新立的法律也不致公然使政府措手不及。日益显著的，是格拉古的体制虽未与创始者同归于尽，现在却因群众与金钱贵族不复合作，正在根本动摇。那体制既然以贵族的分裂为基础，所以反对党的分裂必致造成它的覆亡。如果有一个时候可以完成633年即前121年未竟的复古工作，使格拉古的体制与僭主同遭厄运，再使主政的寡头党独揽政权，现在就是这个时候。

一切都系于收回陪审的位置。各省的行政——元老政府的主要基础——原属于陪审法庭，特别属于勒索裁判所，以至于省长统治一省，似乎不再为的是元老院而为的是资本阶级和商人阶级。当问题在对付平民党的时候，金钱贵族永远乐于迎合政府，但政府每图限制他们那无限控制省政的既得权，便遭他们严厉的报复。现在有几个这种的企图；秉政的贵族始又有觉悟，其中最优秀的人士以为人们义当反对各省可骇的失政，至少他们个人如此。做这种事最为坚决的是昆图斯·穆奇乌斯·斯恺弗拉（Quintus Mucius Scaevola），他同他父亲一样，也充任大祭司，又为659年即前95年的执政官，他是当时第一流的法学家，也是当时一个最杰出的人物。亚细亚省最富，弊政也最烈；斯恺弗拉做这省副执政官衔的省长时（656年即前98年左右），与他那年长的同伴——著名的军官、法学家和史家——前执政官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孚斯共同树立严峻骇人的鉴戒。他不分意大利人和本省人，贵人和贱人，一律有诉讼就受理，不但强迫罗马商人和国税包商十足赔偿有证据的损害，而且他们几个最重要最骄横的代办一被判有罪当死，他便不听一切献贿的话，令人把罪犯钉在十字架上。元老院赞许他的办法，甚至以后训令亚细亚省长，要他们采取斯恺弗拉的政治原则为模范；不过骑士阶级虽不敢动这位高贵而有势力的政治家，却传讯他的同事，末后（约在662年即前92年），竟传讯最重要的一个，他的副官普布利乌斯·鲁孚斯，此人仅有功绩和公认的正直为他辩护，而没有亲眷关系。罪名是他在亚细亚省犯了勒索罪；以他这样的人，竟说他肯做这种事，实属可笑，原告又是个名为阿皮奇乌斯（Apicius）的无耻之徒，所以罪名差不多不攻自破；不过骑士不放过这挫辱鲁孚斯的好机会；鲁孚斯鄙弃花言巧语、穿丧服和流眼泪，用简单扼要的几句话略略自作辩护，傲然拒绝那些至尊资本家所欲得的敬礼，他竟被判罪，他那不多的财产被没收，以满足捏造的赔偿要求。被罪者往赴那据说被他劫掠的省份，在那里，一切民社都派代表向他致敬意、示欢迎，他终身受人赞美和爱慕，以优游学问终其余年。并且这可耻的判案虽或是这类事最恶的例，却绝不是唯一的例。这样一位行为无玷但属于新贵族的人滥被裁判，或为元老派所痛恨；而最纯粹的贵族身份不复能掩盖荣誉上或有的污点，更为元老派所痛恨。鲁孚斯刚才出国，全体贵族中最受尊重、二十年来领导元老院的马尔库斯·斯考鲁斯，已届七十岁的年龄，竟以勒索罪被法庭传讯；由贵族看来，即使他有罪，这也不失为亵渎神圣的举动。控告始成为恶人的专门职业，无瑕疪的人格、爵位和年龄均不能再抗御最毒恶最危险的攻击。勒索裁判所原是省民的保障，现在成为他们的灾祸；最驰名的盗贼只要能从容共事，肯让陪审团沾到榨取而来的款项，便可逍遥法外；可是任何人若响应省民在正义和公理上的正当要求，便足以招致罪过。罗马政府仿佛应改隶于监察院，一如往昔迦太基的司法院把持迦太基的国政会议。盖乌斯·格拉古曾说贵族界将用他那柄陪审法的短刀碎割自己的肉，这句有先见的话现在得到可骇的应验。

骑士法庭遭人攻击，在所不免。这种暴虐可耻的政治监察断绝任何秉政治国的可能性，政府党每一个人仍感到治国不仅含有权利而且含有义务的，实则只要是胸中仍有更高尚或更高傲的志向的，必无不挺身反抗。鲁提利乌斯·鲁孚斯被罪的丑事似乎叫人即刻发动攻击，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为663年即前91年的平民保民官，认为这是特别向他挑战。德鲁苏斯的父亲与他同名，是三十年前推倒盖乌斯·格拉古的主要角色，以后又因平定斯科底斯克部而以善于将兵著名。德鲁苏斯与他父亲相似，也抱着严格的保守主义，并且在萨图宁作乱时，业已实际证明他的抱负。他属于最高的贵族界，拥有绝大的财产；在性格上，他也是一个真贵族，一个高傲好强的人，他居官时以佩戴官徽为耻，可是临终时他说像他那样的公民一时不会再有；“贵族身份形成义务”一句嘉言始终是他立身的金科玉律。以他那全副热烈真诚的性格，他不染普通贵族轻浮苟贱的习气；他既诚实可靠而又严守道德，他对平民永远殷勤接待，慷慨解囊，平民却对他有敬仰而无真正的爱慕。他也不是孤立无援。马尔库斯·斯考鲁斯在为自己辩护贪污案时，毅然当众要求德鲁苏斯担任陪审制度的改革者；在元老院里，斯考鲁斯和名演说家卢奇乌斯·克拉苏对于德鲁苏斯的建议都是最热烈的拥护者，或许也是共同的发起人。但秉政贵族大半都不是德鲁苏斯、斯考鲁斯和克拉苏的同志。元老院中不乏资本家一派的坚决党徒，其中特居显著地位的有当日的执政官卢奇乌斯·马尔库斯·菲力普，他现在为骑士阶级奋斗与往日为平民阶级奋斗一样，也是既热心而又明智，又有鲁莽不顾一切的昆图斯·恺庇欧，他所以投归反对党，主要原因是他对德鲁苏斯和斯考鲁斯怀抱私仇。不过有比这些坚决的反对党更危险的，这就是怯懦腐败的贵族大众；固然，他们宁愿单独劫掠各省，可是毕竟不甚反对与骑士阶级分赃；他们对倨傲的资本家不从事严重而危险的斗争，却认为用甘言和偶尔跪拜或甚至用一笔巨款向他们换取免罪，远较斗争价廉而方便。没有这伙人，便不能达到所欲的目标，德鲁苏斯企图挟着他们同行并进，只有结果能显示这事的成就如何。

德鲁苏斯拟出一个建议，主张撤废骑士阶级公民的陪审职位，把这职位还给元老院，同时元老院添加新元老三百名以便应付增多的义务；又为裁判以往和将来犯纳贿罪的陪审员计，设立一个特殊的刑事团。如是，最近的目的达到了；资本家的政治特权被夺去，并且他们可因做事不公而被问罪。但德鲁苏斯的建议和目标绝不以此为限；他的建议不是只顾一时的策略，却是广大而经过熟虑的改革计划。再者，他建议增加粮食分配，为抵补增加的费用，应永久发行相当数目的铜第纳尔与银第纳尔并用；意大利一切仍未分配的耕地——所以特别包括坎帕尼亚的公地——和西西里的大部应定为市民殖民团的居留地。最后，他担任对意大利盟邦最确定的义务，就是替他们取得罗马公民权。这样，往昔盖乌斯·格拉古体制所凭借的政治援助和改革思想如今又见于这里的贵族方面——这是个少有的巧合，但极易了解。僭主对抗寡头，既赖受雇而略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为援助，寡头对抗金钱贵族，当然也赖他们为援助；往昔政府认为以公款养无产阶级是个不可避免的恶事，加以容忍，现在德鲁苏斯想利用他们来抗金钱贵族，至少暂时这样。大多数的贵族往日既赞成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法，现在对于一切改革政策，只要与元首问题无关而仅以革除国家旧弊为事的，也当然乐于赞成。固然，在移民和殖民的问题上，他们不如平民党那样进步；因为寡头政治以自由管制各省为主要基础，一有永久的军事统治，便岌岌可危；使意大利与各省平等和拓地于阿尔卑斯山外等思想均与保守主义不合。不过元老院很可以牺牲拉丁甚至坎帕尼亚以及西西里的公地来提高意大利农民阶级的地位，而仍旧不失其政权；又有进者，要消弭将来的煽动，最有效的方法无过于贵族自身把一切能支配的土地都拿来分配出去，如德鲁苏斯本人所说，除“尘埃和日光”外，一点也不留给将来的奸雄去分配。同样，对于政府——无论是君主政府或是若干权门垄断的政府——，属于公民团的是半个意大利还是整个意大利，实无关宏旨；所以双方的改革家或不能不一致以合宜而及时的方法扩张公民权，并且在人多力大的意大利人中寻求其计划的赞助者，以免弗雷格莱的叛乱变本加厉地再见于当时。关于国家首领问题，两大政党的见解和计划虽截然不同，在行事的手段和改革的趋势上，两党最优秀的人却有许多相同之处；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既可谓在盖乌斯·格拉古的政敌又可谓在他那改革企图的赞助人之列，所以德鲁苏斯也既是盖乌斯的对头又是他的后继和门徒。两位出自高门、抱负不凡的少年改革家有大于乍看时所见的相似处；就他们个人说，二人超脱了乌烟瘴气的政党偏见，怀着较纯洁较高明的见解，也并非不配在爱国努力最重要的行动上前后一致。

要解决的问题是德鲁苏斯草成的法律如何通过。这位建议人正与盖乌斯·格拉古相似，把其中困难的建议——即以罗马公民权给予意大利盟邦——保留起来，最初只提出关于陪审团、分田和分配粮食的法律。资本家方面加以极激烈的抵抗，因为贵族大多数犹豫不决，人民大会反复无常，如果陪审法单独表决，资本家方面必能通过打消此法的建议，应毫无疑问。所以德鲁苏斯用一项法律包罗他一切的建议；这样，因为一切关心于分配粮食和分地的公民也不得不投票赞成陪审法，他竟能借助于他们和意大利人，通过了这种法律；意大利人都极力支持他，只有大地主尤其是翁布里亚和埃特鲁斯坎的大地主，却因为他们的公地占有权受有威胁，成为例外。然而执政官菲力普反抗不已，德鲁苏斯命人把他逮捕，命狱吏把他入狱，这法律始得通过。人民尊德鲁苏斯为恩人，在戏院里起立鼓掌来欢迎他；但表示并没有十分决定战局，不过把战事转移到另一战场，因为敌党当然认为德鲁苏斯的建议违反656年即前98年的法律，所以应告无效。保民官的主要敌人执政官菲力普以此为理由，要求元老院取消不合规定的李维乌斯法，不过元老院大多数都乐于废除骑士法庭，拒绝执政官的建议。后来这位执政官在公开市场上宣称，有这样一个元老院，他无法治国，他要另觅一个政治议会；他似乎意在发动一次政变。因此，德鲁苏斯召集元老开会，激烈商谈之后，元老院对执政官发表申斥和不信任的决议；但多数派的大半见菲力普和大部资本家似有起而革命之势，始暗觉恐慌。恐慌之外又加以他种情形。那次元老院开会以后，绕过数日（663年即前91年9月），德鲁苏斯一个最活跃最重要的同志演说家卢奇乌斯·克拉苏忽然身死。德鲁苏斯与意大利人所成立的联络最初只有少数最亲密的朋友得知，以后渐渐泄露，他的敌人便狂呼他卖国，政府党许多人或大多数都随声附和。他好意警告执政官菲力普，请他在阿尔巴山举行联邦会时提防意大利人的刺客，甚至这个警告也只有使他更受连累，因为这可见他如何深深卷入意大利人所酝酿的乱谋。

菲力普日益激烈地坚持取消李维乌斯法，多数派日益冷淡地加以维护。不久，元老院胆怯而少决断的大众以为复归旧道是唯一的办法，于是李维乌斯法竟因手续不合而被废除。德鲁苏斯不失他的本色，毅然顺从，止于提醒一句说，这样恢复可恨的骑士法庭乃是元老院自做的事；对于取消李维乌斯法的命令，他不使用否决权使归无效。元老院对资本阶级的攻势全被击退，无论情愿与否，他们又忍受旧有的束缚。

可是大资本家还不以得胜为满足。群众常护送德鲁苏斯回家，一天傍晚，他在门庭正要照例辞别群众时，忽然倒在他父亲的刻像前面；一个刺客打中了他，打得非常准确，几小时后，他便殒命。凶手在暮色苍茫中遁去，无人识其面目，法庭也不加以调查；可是在这件事上，贵族自割己肉的短刀实无须调查便可明白。昔日平民党的改革家遭到凶暴可怖的横死，现在这位贵族阶级的改革家也注定必遭此厄运。这里面含着一个深沉而悲惨的教训。贵族的抗拒或懦弱使改革成为泡影，甚至改革企图出自贵族本阶级人中，亦复如是。德鲁苏斯已用他的精力和生命为赌注，来推翻商人阶级的专政，筹划移民，预防将临的内战；他亲见商人更比以前专制，看着他一切的改革计划成空，临终时觉得他的暴死将是一场糜烂意大利胜境的最烈内战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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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者属于萨图宁第一次为保民官之时，何者属于第二次，不能分得精确，又因为他两次都遵循格拉古的方针，所以更不能分得精确。《名人传》（De Viris ILL．
，73.1）把阿非利加土地法具体地置在651年即前103年；这个日期与朱古达战争刚完不久的日期相合。第二次土地法属于654年即前100年，实无可疑。卖国罪法和粮食法的日期仅出于揣测，前者在651年即前103年，后者在654年即前100年。

(2)
一切迹象都趋向这个结论。老昆图斯·恺庇欧为648年即前106年的执政官，小昆图斯·恺庇欧为651年即前103年或654年即前100年的财务官，所以前者大概生于605年即前149年左右或以前，后者生于624年即前130年或627年即前127年左右。前者死而无后一事并不与这见解相冲突；因为小恺庇欧死于664年即前90年，老恺庇欧被逐到士麦那，在那里终其余年，很可能死在他儿子之后。

第七章　意大利属国的叛乱与苏尔皮奇乌斯革命

自皮罗斯败衄、意大利人争独立的最后一战告终以来，换句话说，差不多二百年来，罗马的盟主地位一直屹立于意大利，甚至在最危急的局势之下，也从未受过根本的动摇。满门英烈的巴其底（Barkiden）氏以及继承亚历山大大王和阿契美尼王家的人均曾欲鼓动意大利民族，使之与那太强大的首城战，结果徒劳；意大利人服从罗马，曾出现于瓜达奎维河上和梅热达河上，唐坦（Tempe）隘口和西皮罗斯山等战场，以其最英俊的少年辅佐盟主，打平了三个大洲。同时，他们本身的地位诚然有改变，可是只有变坏而无改良。当然，由物质观点看，他们大致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虽然全意大利的小地主和中等地主都受了罗马不智的粮食立法之害，大地主尤其是商人和资本阶级却都兴旺起来，因而关于各省的财政剥削，意大利人所享的保护和特权与罗马市民的大体相同，因而他们大沾罗马政治优势的实利。一般说来，意大利经济和社会的状况并不直接系于政治上的差别；在许多同盟区域如翁布里亚和埃特鲁里亚，自由农民已大半绝迹，而在他处如阿布鲁奇山谷中，自由农民却仍能保持尚可的地位或几乎未受影响，正如在罗马不同的市民区中也有这种差别可见。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在政治上所受的轻蔑却日益苛刻，日益粗暴。正式公开的侵权举动固然没有，至少在主要问题上没有。民社自由，在条约上以主权名义赋予意大利各民社的，大致受到罗马政府的尊重；受优待的民社原得有占有罗马公地的保证，土地运动初起时，改革派对于此事的攻击不但遭严格守旧派和中立派的激烈反对，而且罗马反对党本身也很快地把它放弃。

不过罗马既为盟主，便有些属于它并且不能不属于它的权利，如军事最高指挥权和监督整个行政等，这些权利行使得很欠高明，简直像是宣告盟邦人为毫无权利的臣民。罗马的军法素来严厉可骇，在第七世纪中多已改为宽和，这些修改仍似乎全以罗马市民兵为限，关于最重要的修改即取消军法的死刑，确是如此；朱古达战争时有这样一件事，拉丁重要军官受罗马军事法庭裁判而被斩首，与他罪状相同的最低市民兵却有呈诉于罗马人民法庭的权利，我们不难设想人们对此的印象如何。市民和意大利盟邦人应按何种比率抽来当兵，当然在条约上没有规定；可是往昔双方所出兵额平均相等，现在人口比率虽然改变，公民有增无减，对盟邦的要求却渐渐过分地提高；结果，在一方面，较重较靡费的兵役大半均由他们负担，另一方面，现在每征一个市民，必征两个盟邦人。与军事最高统帅权相似，罗马政府对意大利属国当然永久保留的监督权——内有与之不可分离的行政裁判权——也大为扩充，结果意大利人也像省民一样被舍给罗马无数官吏的任何人，毫无保障。最大的同盟城市有一个名为帖亚努姆-西迪奇努姆（Teanum Sidicinum），一位执政官夫人要在这里的男浴堂洗澡，市府人员赶走浴客欠迅速，并且她看着浴室不清洁，执政官便命人把本城的长官绑在市场的木樁上，用木棒打他一顿。此类的事曾见于另一个享有最优权利的城市费伦提努姆，甚至见于古老重要的拉丁殖民地卡莱斯（Cales）。在拉丁殖民地维努西亚，罗马一个年少无职的外交人员乘肩舆走过，一个自由农民失口说了一句取笑他那肩舆的话，他便放翻农民，用舆杆把他打死。在弗雷格莱叛变的前后，此种事偶见记载；这类暴行的屡见不鲜，不容置疑；对于这类罪恶，人无处可得真正的补偿，也是不容置疑；然而上诉法——犯了它难逃法网——却至少给罗马市民的生命一些保障。罗马人的聪明祖先曾刻意促进拉丁民社与其他意大利民社中间的不睦，现在因为罗马政府这样对待意大利人，他们的不睦即使不至于消失，至少不能不减轻。罗马的堡垒和为堡垒所胁而听命的区域如今共处在同一压力之下；拉丁人可以提醒皮塞努姆人说，彼此同是“服从斧钺”的人；昔日的管家和奴隶如今对这共同的暴主一致怀恨，联合起来。

意大利盟邦既这样由尚可忍的属国地位变到极难堪的奴隶地位，同时他们取得较优权利的任何希望又被剥夺。意大利平定以后，罗马公民团便禁人加入；以公民权赠给全民社的办法完全作废，以公民权赠给个人的办法也大受限制。现在更进一步；628—632年即前126—前122年盖乌斯·格拉古发动使罗马公民权普及全意大利的运动时，拉丁人移居罗马的权利也被攻击；人民和元老院下令把一切侨居罗马的非公民即刻逐出首都——这个办法既欠大方，又损害私人许多利益，所以既可恨而又危险。总之，往日意大利盟邦人对罗马人的关系一部分是被监护的弟兄关系，受保护而不受统治，并且不永居弱小地位，一部分是奴隶关系，待遇尚可，并且非全无解放的希望；如今他们却差不多一概隶属于罗马主人棍棒斧钺之下，一概毫无希望，至多只敢以特蒙优待的奴隶身份把受自主人的踢打转送给外省人民而已。

以当然之理来说，这些事执为民族一体的感觉和共同克服危难的忆念所遏止，乍出现时是柔和的，并且可以说是客气的，到了后来，嫌隙渐大，于是专以强权为正义的统治者和只因恐惧而服从的被治者之间便露出暴力关系的真面目。629年即前125年弗雷格莱的叛变和毁灭仿佛正式揭出罗马统治的改变性质，在此以前，意大利人的骚动原不带有革命色彩。求平等权利的心情渐由静默的想望蔚为大声的请求，不过请求愈加明确，拒绝也愈加坚决。人们不久便知，情愿的让步是不可希求的，遭拒绝而想强夺的也不乏人；可是以罗马当时的情势而论，他们不能存着实现这种愿望的念头。虽则意大利市民和非市民的人数比率不能加以相当的考究，我们可以断言公民不甚少于意大利盟邦的人；能服兵役的公民约计四十万，盟邦人至少有五十万，可能达六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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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比率之下，只要公民团结一致并且没有值得挂齿的外寇，则分裂成无数孤立的城市和乡邑民社而与罗马有万千公私关系的意大利盟邦必不能达到共同的行动；政府若稍施智谋，一部分借着公民的坚固团结，一部分借着各省所供的很大资助，又一部分借着使各民社互相牵制，必能控制抱怨怀恨的属国。

所以意大利人守静不动，直到革命初震撼罗马的时候；但革命一旦爆发，他们便立刻加入罗马两党的运动和激荡，为的是借这党或那党的力量取得平等的权利。他们先归附平民党而后归附元老党，结果从两党都没有得到益处。他们不得不相信，两党优秀分子虽认他们的要求为公正合理，优秀分子不论是属于贵族党或平民党的，却都无力使本党大众谛听他们的要求。他们也见到，罗马最有天才、最有魄力、最有声望的政治家一出面为意大利人辩护，必为其党羽所弃，因而遭到覆败。在三十年革命和复古的循环起伏中，许多政府成立了又被废除，可是他们的施政计划略有不同，掌权者的见识短浅、心地褊狭却始终如一。

最重要的，由晚近的事看来，意大利人期望罗马注意他们的要求，明明等于望梅止渴。当意大利人的愿望与革命党的混而为一，在后者手里遇到愚昧的大众而成泡影之时，他们还可自慰，以为寡头政府所反对的仅是提出建议的人而非建议本身，以为国家较为开明，仍可容纳这合于寡头政治性质而有益于元老院的办法。不过最近几年，元老院已恢复其濒于专制的政权，罗马寡头政治的用意不幸赫然大白于世。他们不按人所期望的举行改善，却于659年即前95年，发布一道执政官法律，严禁非公民要求公民权，犯禁者有受审讯和惩罚的危险——这个法律使很多极有名望而对于平等权问题极感兴趣的人士由罗马人中重回到意大利人之列，就其在法理上不容异议而在政治上却属荒唐一点而论，与造成北美洲脱离母国的著名法案完全如出一辙；真的，这法律正与那法案相似，也成为内战的近因。更坏的是，这法律的创制者并不属于顽梗不化的贵族党；他们不是别人，就是昆图斯·斯恺弗拉和卢奇乌斯·克拉苏——斯恺弗拉是个人人景仰的智者，有如乔治·葛兰维尔，也是个天生的法学家，命定的政治家，以其既可敬而又有害的正直不阿，先激起元老院与骑士阶级的斗争而后惹出罗马人与意大利人的战事，为害尤甚于他人；克拉苏是个演说家，是德鲁苏斯的朋友和同党，就一般而论，他在贵族党里还算是一个最温和最解事的人。

这法律和许多因之而起的手续引起全意大利的激烈骚动，在骚动中，意大利人似乎又在马尔库斯·德鲁苏斯身上新起了一线希望。一位保守党人承受格拉古兄弟的改革计划，拥护意大利人的平等权利，这是以前认为殆不可能的，现在果有此事；一位高等贵族的人已立志要把政府和自西西里海峡到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同时解放，并且要把他全副的真心诚意，全副可靠的自我牺牲一概用在这些高尚的改革计划。他是否如传说所云真做了一个秘密社团的领袖，这社团的联络遍布意大利，团员誓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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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德鲁苏斯和共同事业而互助的约束，现在不能证明；但即使他不亲手做这样危险而实系罗马官吏所不当做的事，我们却可断定他必不仅止于然诺，并有必有形迹可疑的结合——虽或未经他的同意或违反他的意志——借他的名义组织起来。意大利人听得德鲁苏斯以元老院大多数的同意通过他第一批的建议，很是欢喜；不久以后，全意大利的民社庆祝这位忽患重病的保民官痊愈复原，更加欢喜。可是德鲁苏斯再进一步的计划一旦揭露出来，便起了一个变化；他不敢提出他主要的法律；他不得不迟延，不得不踌躇，旋即不得不退让。据说元老院的多数派游移不定，有背弃他们那领袖的趋势；于是消息前后相继，传遍意大利的民社，说已经通过的法律又被打消，资本家主政比以前更加专制，保民官遇刺，保民官身死（663年即前91年秋）。

意大利人想借着条约以入罗马公民团的最后希望，与德鲁苏斯同归于尽。这位有魄力的保守党人在最顺利的情势之下所不能使其同党采纳的，绝非友好的手段所能达到。意大利人只有两条路可择：或耐心服从，或把三十五年前因弗雷格莱被灭而夭折的事重演一次，如果可能，大家齐心合力地重演一次，以便毁灭罗马而承受其遗产，或至少逼她给予平等的权利。后一决定当然是毫无希望的办法；在当时情形之下，各自孤立的城市民社背叛罗马政府，看起来或真比美洲殖民地背叛英帝国尤为无望；由一切方面看，罗马政府若稍加注意，奋力从事，便可使第二次叛变仍遭前次的厄运。不过安坐不动而听事物的自然，不也一样是毫无希望的办法吗？他们追忆往日罗马人如何惯做无故发怒的事，现在意大利每城最重要的人物都与德鲁苏斯有谅解或据说是有谅解——二者在结果上大致相同——，而这种谅解直接以反对当时得胜的党派为事，理应称为叛逆。他们所可逆料的是什么？一切曾参加秘密社团的，甚至一切有参加的嫌疑的，都别无他法，只有起兵作战，或在刽子手的斧钺之下引颈就戮。

再者，此刻的情形较利于在全意大利普遍起事。罗马人实行解散意大利较大的联盟，已至如何程度，我们不知其详；可是玛斯人、佩利格尼人或甚至萨谟奈人和卢卡尼亚人未必不仍保持其旧日的联盟形式，不过它们已失其政治的意义，一部分可能已退化到专为举行祭赛的会社。如果现在起事，这些联盟仍可为起事的支点，可是正因此故，谁知罗马人要如何及早也把它们消灭呢？那据说以德鲁苏斯为领袖的秘密社团，因德鲁苏斯的死而失去其真实或想望的首领，可是社团本身依然存在，为起事的政治组织做个重要的核心；同时军事组织可以每一同盟城市所有的军备和惯战兵士为基础。另一方面，罗马人没有认真准备。固然，他们听得意大利有不稳的行动，同盟民社彼此常有深可注意的来往；可是秉政的一班人不赶忙召集公民入伍，却止于照常训勉官员小心，派间谍去刺探详情。首都完全无备，以至于玛斯勇将昆图斯·庞培狄乌斯·席洛（Quintus Pompaedius Silo）——德鲁苏斯一个最亲密的朋友——相传拟订一个计策，要率领一队可靠的党徒，把刀剑藏在衣服下面，偷偷入城，袭取罗马。如是，意大利人做叛变的准备，缔结条约，静默而活泼地进行武装，到了后来，照例因为一件偶然的事，叛变发作得稍早于领导人所预定的时日。

罗马行总督事的副执政官盖乌斯·塞尔维利乌斯（Gaius Servilius）听他的间谍说，阿布鲁奇山中的阿斯库鲁姆（Asculum，即阿斯科利［Ascoli］）送人质于邻近民社，他便同他的副官和少数护兵到那里去，当时民众正群集于剧场，举行大赛会，他便声如雷吼地向他们说了一片恐吓话。他们眼见那太嫌熟识的斧钺，耳听那太有诚意的恐吓宣言，几百年来积下的痛恨有如一堆干柴遇到火花。群众就在剧场中把罗马官员碎尸万段，并且仿佛他们志在用一个可怖的暴行断绝任何和解的机会，官吏立刻命人关闭城门，一切住在阿斯库鲁姆的罗马人都被杀死，他们的财产被掠夺。叛变蔓延到整个半岛，如火燎原。玛斯英勇众多的人民为首，联合阿布鲁奇那些小而坚实的同盟——佩利格尼人、马鲁西尼人（Marruciner）、弗伦坦尼人（Frentener）和维斯提尼人（Vestiner）。在这里，上述那智勇双全的昆图斯·席洛是这个运动的主脑。玛斯人首先向罗马人正式宣战，所以此战后来永名为玛斯战争。按这榜样行事的有萨谟奈各民社以及自利里斯河和阿布鲁奇山降至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的一般民社；于是不久以后，中意大利和南意大利全部起兵叛罗马。

反之，埃特鲁斯坎人和翁布里亚人往日既已附和骑士阶级以抗德鲁苏斯，现在也依附罗马。有可注意的，在这两个区域，土地贵族和金钱贵族自古以来即占优势，中产阶级已完全绝迹，而在阿布鲁奇及其附近，农民阶级仍不失其纯粹和新鲜，非意大利他处的农民所能及；所以叛变大体来自农民和一般中产阶级，而自治市中的贵族却至今仍与首都的政府携手同行。我们又不难用这道理说明一种情形，即叛变区域中有单独的民社依附罗马，叛变民社中也有少数人依附罗马；例如，维斯提尼的平那城（Pinna）为罗马受了一番严重的围攻，又在赫平（Hirpiner）境内有一个忠于政府的队伍组织起来，由埃克拉努姆的米那提乌斯·马基乌斯（Minatius Magius Von Aeclanum）率领，辅助罗马在坎帕尼亚的军事行动。最后，享最优权利的同盟民社——在坎帕尼亚的有诺拉和努恺利亚以及沿海的希腊城市拿波里和利基翁，同样，拉丁殖民地至少有一大半如阿尔巴和埃塞尼亚（Aesernia）等——都依附罗马，正如在汉尼拔战争时，拉丁城市和希腊城市拥护罗马，而萨贝利城市则反对罗马。罗马的祖先用贵族的分类做意大利政治的基础，把属国的等级巧为划分，便能以较受优待的民社制伏不受优待的民社，以自治市的贵族制伏每民社内的公民。时至今日，在恶劣无比的寡头政府之下，罗马纪元第四、第五世纪政治家经营缔造的工程始完全证明其如何坚实牢固；这个建筑虽屡经震撼，却仍能抗御风波，屹然不动。当然，所谓受优待的城市未尝一遭打击即背罗马，绝不是说他们现今仍如汉尼拔战争时在大败之后也能久守对罗马的忠节而不移；他们尚未经过这种严酷的试验。

如是，第一次的流血事件发生了，意大利分成两个大兵营。固然，如我们所见，叛变仍迥非意大利同盟的普遍起事，可是它的范围或已超过叛党首领的希望，叛党可以不嫌狂妄，想对罗马政府提出一个公平的和解。他们派使者到罗马去，约定罗马若准他们加入公民团，他们便放下武器；结果徒劳。团体精神久已不见于罗马，现在的问题是以顽固褊狭的心肠抗拒属国那种辅之以强大力量的公正要求，这种精神似乎突然复见。意大利叛变的最初效果正如政府策略往日失败于非洲和高卢以后的情形，也是发动公诉战；操审判权的贵族认为——无论正确与否——政府一些人是这事的罪魁祸首，便利用公诉向他们施报复。经保民官昆图斯·瓦里乌斯（Quintus Varius）的建议，不顾贵族党的抵抗，不顾其他保民官的干涉，设立了一个治叛逆罪的特殊法庭——骑士阶级以公然动武争取这个建议，这法庭当然由他们组成——调查德鲁苏斯所主使而支脉遍于罗马和意大利的阴谋；因为这阴谋是叛变的渊源，现在半个意大利皆已起兵，全体愤怒惊慌的公民一致认为这阴谋确是叛逆，毫无可疑。经这法庭的裁判，元老院的调和派人数大减，除其他名人外，德鲁苏斯的亲密朋友那年少多才的盖乌斯·科塔（Gaius Cotta）被逐出国，龙钟的马尔库斯·斯考鲁斯煞费力气始免此厄。元老中赞成德鲁苏斯那些改革的，都受很大的嫌疑，以至于不久以后，执政官卢普斯（Lupus）由军营报告元老院，说到营中贵族党常与敌人通消息的事；未几，玛斯的间谍被捕，当然证明这种嫌疑的虚妄。就这事而论，米特拉达特斯王所说党争毁坏罗马的国家比同盟战争尤烈，未必没有理由。

然而在起初的时候，叛变爆发，治叛逆罪的法庭施行恐怖手段，至少造成一致和强有力的外表。党争宁息，各种色彩的良将——平民党如盖乌斯·马略，贵族如卢奇乌斯·苏拉，德鲁苏斯的朋友如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奇乌斯·鲁孚斯——都自愿奉政府的差遣。似在此时前后，人民法令把粮食分配大加限制，以便节省国家财力，用在战争；又因为米特拉达特斯王咄咄逼人，亚细亚省随时可落在敌人手中，那么，罗马岁入一个主要的来源将告枯竭，所以限制更属必要。除治叛逆的法庭外，一切法庭都奉元老院的法令暂停活动，一切事业归于停顿，除募兵和造械外，人一概置之不理。

当盟主国这样加紧集中力量以应付将临的苦战时，叛党不得不解决一个更难的问题，即作战期间的政治组织。佩利格尼人的领域位于玛斯、萨谟奈、马鲁西尼和维斯提尼之间，所以正在叛区的中心，这种佩斯卡拉（Pescara）河上的锦绣平原有一座科尔菲尼乌姆（Corfinium）城，意大利人选它为“反罗马城”即意大利亚（Italia）城，把此城的公民权赠给一切叛变民社的公民；又在这里按照相当的比例划出市场和议院的地方。一个员额五百人的元老院负规定政制和监督战事的责任。依元老院的指导，公民由元老班中选出两个执政官和十二个副执政官，他们正如罗马的两个执政官和十二个副执政官，掌战争与和平的最高权。在当时即已流行于玛斯人和皮塞努姆人中间的拉丁语仍做公事用语，可是盛行于南意大利的萨谟奈语却与拉丁语平等并用，交替镌刻在银币上；意大利人始仿罗马的模型，按罗马的本位，以新意大利国的名义铸造银币，于是实际上夺去罗马二百年来所操的货币垄断权。从这些作为看——这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可见意大利人如今不再想从罗马人手中夺取平等的权利，他们的计划却是消灭或征服罗马人，而成立一个新国。从这些作为看，又可见他们在政治制度上，只一味模仿罗马人，换句话说，就是抄袭古来流传在意大利人中间的政制：这是个城市的组织而非国家的结构，有与罗马人民大会一样庞大无用的全民大会，有与罗马元老院一样内含寡头成分的主政团体，有同样由重叠相竞的最高官吏行使的行政权。这种模仿做到无微不至的地步；例如做最高统帅的官吏名执政官或副执政官，意大利人的元帅也在战胜之后改称“凯旋将军”。除名称外实际无所变更；见于叛党钱币的神像与见于罗马钱币的无异，只有款识由罗马（Roma）变为意大利亚而已。这个属于叛党的罗马与原来的罗马只有一种区别——这区别不利于叛党——，后者至少经过一番城市的发展，它那介于城市与国家之间的不自然状态至少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反之，新兴的意大利亚却不过是叛党的会所，只借着法律上的纯粹虚文，半岛居民始被弄成新都的公民。但是有可注意的，这里若干孤独的邑落忽然合成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自当显出近代所谓代议政体的观念，可是这种观念竟毫无踪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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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事实适得其反，他们仅以比往日更为荒谬的方式再造一个市府组织。有一种情形或没有比在这里更显著的：据上古的人看来，要有自由政体，非至尊人民亲自出席于大会不可，即非有城市不可；今日共和立宪国家的伟大基本思想，即用代表会表现人民的至尊权——没有这种思想，自由国家便属子虚——完全是近代的思想。甚至意大利的政制，虽则就其代议式的元老院和不及以前重要的人民大会而言已距自由国家不远，却永未能渡越界限，罗马如是，意大利亚亦复如是。

于是德鲁苏斯死后数月，在663—664年即前91—前90年的冬季，战事开始，如叛党的钱币一枚所表现的，萨贝利的公牛对罗马的母狼作战。双方各做热烈的准备：在意大利亚，大批的武器、粮草和金钱积聚起来；在罗马，所需的供应由各省特别是西西里取来，忽略已久的城垣又修得可资防守，以备万一。双方的军队几乎势均力敌。罗马人一方面增加市民的征兵额和阿尔卑斯山以南凯尔特区居民——几已完全罗马化，单在坎帕尼亚当兵的就有一万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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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征兵额，一方面用努米底亚和其他海外各国的助军，以补充所缺的意大利助兵；又借助于希腊和小亚细亚的自由城市，他们集合了一个战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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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戍兵不计外，双方出战的兵达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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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兵士的能力、战术和装备而言，意大利人绝无不及罗马人之处。

无论叛党和罗马人，一律感到战事很难指挥，因为叛区甚广，很多亲罗马的堡垒星罗棋布于其中，所以一方面叛党不得不既做分散兵力耗费时间的围攻战，同时又须保卫绵长的边界；另一方面，叛党没有真正的中心，所以罗马人也不得不在一切叛区同时对叛党作战。从军事观点看，叛区分为两部：北部由皮塞努姆和阿布鲁奇山至坎帕尼亚的北边，包括操拉丁语的各地方，在这里做元帅的，意大利人方面是玛斯人昆图斯·席洛，罗马人方面是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卢普斯（Publius Rutilius Lupus），二人都是执政官；南部包括坎帕尼亚、萨谟奈和一般操萨贝利语的地方，统兵的，叛党方面是萨谟奈人执政官盖乌斯·帕皮乌斯·穆提卢斯（Gaius Papius Mutilus），罗马人方面是执政官卢奇乌斯·尤利乌斯·恺撒（Lucius Julius Caesar）。两个元帅都有副元帅为辅佐，意大利人方面有副元帅六人，罗马人方面五人，每人各在一个指定地方指挥攻守战事，而执政军则以随地作战和从事决战为务。罗马最有威望的军官，如盖乌斯·马略、昆图斯·卡图卢斯以及两位阅历过西班牙战争的前执政官提图斯·狄底乌斯和普布利乌斯·克拉苏，都自请受执政官的驱遣，充任这些职务；意大利人方面虽没有这样鼎鼎大名的人与他们对抗，可是由结果看来，在军事上，他们的领袖绝不逊于罗马人的。

在这种完全支离破碎的战争中，罗马人大致取攻势，可是在这方面也不见有任何决定性的举动。奇怪的是，罗马人不集中军队，以便用优越的兵力攻打叛党，叛党也不想进入拉丁姆，猛攻敌人的首都。然而我们对于双方的情形所知太少，不能判断他们是否能另想办法，或如何另想办法，也不能判断罗马政府的疏忽和同盟民社联合的散漫，究在战争的缺乏统一指挥上有如何的影响。我们可以领略，用这种战法，胜负固然是有的，可是战事很久达不到一个最后的结局；我们也可以领略，这种战争分成一串战斗，各个队伍忽分忽合，同时动作，从传到今日那些残缺无比的记载，要造出对于此战的清晰印象，实不可能。

当然，首遭攻击的是叛区内依附罗马的堡垒，他们赶忙关闭城门，把他们乡间的动产运入城内。席洛亲自攻打那震慑玛斯人的坚城阿尔巴，穆提卢斯亲自攻打那立在萨谟奈中心的拉丁城埃塞尼亚；在两地，他们都遇到坚决的抵抗。当罗马人尚未集合于叛区的边境和正在集合之时，北方费尔姆（Firmum）、哈特里亚（Hatria）和平那的四周，南方卢凯里亚、贝内文托、诺拉和佩斯图姆的四周可能都有与上相似的鏖战。罗马先派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Marcus Marcellus）和普布利乌斯·克拉苏率少数军队往萨谟奈和卢卡尼亚；664年即前90年春季，南路军在恺撒指挥之下，集合在大半为罗马人所据的坎帕尼亚，置戍兵于卡普亚——此处的公地对罗马财政关系重大——和较大的同盟城市，而后试取攻势，以援助萨谟奈和卢卡尼亚的罗马军。不过恺撒为普布利乌斯·维提乌斯·斯卡托（Publius Vettius Scato）部下的萨谟奈人和玛斯人所击退，损失重大，于是重要城市维纳弗鲁姆（Venefrum）献出罗马戍兵，投归叛党。维纳弗鲁姆位在由坎帕尼亚至萨谟奈的军路上，此城背叛，埃塞尼亚便陷于孤立，这已遭猛攻的堡垒现在端赖骁勇坚毅的守兵和守将马尔凯卢斯。固然，苏拉仍如往年进兵博库斯境内时的勇而多智，完成一次得胜的游击战，一时解救了埃塞尼亚人的急难；不过在顽强抵抗之后，将近年终，他们迫于极端的饥荒，不得不投降。在卢卡尼亚，普布利乌斯·克拉苏也为马尔库斯·兰朋（Marcus Lamponius）所败，被迫固守格鲁门图姆（Grumentum），此城遭持久的攻打，终于陷落。除以上的几个例外，罗马人对于阿普利亚和南方各地不得不全听其自便。叛变蔓延日广；穆提卢斯率萨谟奈兵侵入坎帕尼亚之时，诺拉的公民献城投降，交出罗马的戍兵，穆提卢斯下令把他们的统帅处死，把兵士分配在得胜军中。除努恺利亚一地仍坚附罗马外，整个坎帕尼亚远至维苏威皆非罗马人所有；萨勒努姆（Salernum）、斯塔比亚（Stabiae）、庞贝、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都响应叛党；穆提卢斯竟进到维苏威之北，以他部下萨谟奈和卢卡尼亚的联军围攻阿切拉（Acerrae）。恺撒军中有努米底亚人甚多，他们今始成群结队地投归穆提卢斯，或毋宁谓投归朱古达之子奥赞塔斯（Oxyntas），奥赞塔斯在维努西亚投降时落在萨谟奈人之手，如今穿着王者的紫服，出现于他们的行列；所以恺撒竟须遣送非洲军团还乡。穆提卢斯甚至敢攻罗马的营垒，不过他被击退，萨谟奈人退却时，后路遭罗马骑兵的攻击，遗尸几达六千具于战场。这是罗马人在此战获得的首次大胜；军队宣告将军为凯旋将军，首都消沉的勇气始又振作起来。固然，不久以后，得胜军渡河时为马里乌斯·埃格那提乌斯（Marius Egnatius）所攻而大败，以至于须退到帖亚努姆去整理，可是黾勉的执政官奋力从事，竟能使这支兵在冬季到来以前即恢复战斗力；于是他又据阿切拉城下的旧阵地，穆提卢斯则率萨谟奈主力军继续围攻此城。

同时，中意大利也发生了军事行动，这里阿布鲁奇山和富奇（Fucine）湖区域的叛变是首都的肘腋之患。罗马人派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Gnaeus Pompeius Strabo）率一支独立军入皮塞努姆，为的是凭借弗尔蒙和法勒里奥（Falerio）的援助可以威胁阿斯库鲁姆；可是执政官卢普斯部下罗马北路军的主力却屯在拉丁人和玛斯人领域的边界，因为敌人由那里的瓦勒里大路和萨拉利大路趋罗马，最为近便；两军隔着一条名为托伦（Tolenus，即图拉诺［Turano］）的小河，这河在提布尔与阿尔巴之间经过瓦勒里路，然后在列提流入维利诺（Velino）河。执政官卢普斯不甘宁耐，急欲决一胜负，马略劝他说，部下兵士不惯作战，应先用小战予以训练，他不听这逆耳之言。战斗方始，盖乌斯·波本那（Gaius Perpenna）所率的队伍一万人全被击破，于是元帅褫夺败将的军职，把他部下的残兵与马略所统的队伍合并起来，可是不肯因此停止攻势；他分兵为二，一部由他亲自率领，一部由马略率领，经相距不远的两座便桥渡托伦河。与他们对抗的是普布利乌斯·斯卡托和他部下的玛斯人；他的营盘原扎在马略渡河的地点，不过在罗马军渡河之前，他已退去，留下哨兵守营，却远在沿河上游布置一个伏兵阵地。他在这里乘卢普斯所率罗马另一军渡河时，出其不意地攻打它，把它一部分斫倒，一部分驱逐入河（664年即前90年6月11日）。执政官及其部下八千人皆死。马略终于晓得斯卡托已去，渡过河来，占据敌营，敌人不无损失，可是这不足偿罗马的损失。然而马略渡河，同时将军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奇乌斯（Servius Sulpicius）击败佩利格尼人，玛斯人被迫把防线稍稍向后移动；马略奉元老院令继卢普斯为元帅，至少使敌人不能再获胜利。但不久以后，昆图斯·恺庇欧与马略共任元帅，权力相等，这不是因为他有一次力战得胜，而是因为他热烈反对德鲁苏斯而为当时权倾罗马的骑士阶级所赏识；席洛诡称要把部下军队骗卖给他，诱他入伏，他和所率军队的大部均为玛斯人和维斯提尼人所宰割。恺庇欧既死，马略又独为元帅，坚强抵抗，使敌人不能收得胜的利益，渐渐深入玛斯人的领域。他长久不肯作战；后来他一作战，他那猛烈的敌人便被击破，遗尸多具于战场，马鲁奇尼首领赫里乌斯·阿西尼乌斯（Herius Asinius）也在其列。在第二战，马略的北路军与苏拉麾下属于南路军的队伍合攻玛斯人，使他们吃个更大的败仗，损失六千人；但这一战的光荣属于那较为年少的将军，因为开战得胜的固然是马略，截断逃兵退路而消灭他们的却是苏拉。

当战事这样激烈而互有胜负地进行于富奇湖畔之时，斯特拉波部下的皮塞努姆军也打得时胜时败。叛党首领阿斯库鲁姆的盖乌斯·尤达奇利乌斯（Gaius Judacilius）、普布利乌斯·维提乌斯·斯卡托和提图斯·拉弗伦尼乌斯（Titus Lafrenius）合攻罗马军，把它击败，逼它入守弗尔蒙；拉弗伦尼乌斯围攻斯特拉波于此处，尤达奇利乌斯则进入阿普利亚，劝卡努西乌姆、维努西亚和该区其他仍附罗马的城市响应叛党。不过在罗马方面，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奇乌斯既击破佩利格尼人，便一路无阻地入皮塞努姆，援救斯特拉波；拉弗伦尼乌斯前面受斯特拉波的攻打，后面受苏尔皮奇乌斯的抄击，营垒被纵火焚烧；他本人身死，部下残兵乱窜，逃入阿斯库鲁姆。皮塞努姆的局势完全改观，现在意大利人局促于阿斯库鲁姆正如往日罗马人局促于弗尔蒙，于是战争又复变为围攻。

最后，在本年中间，除南意大利和中意大利两处艰难而散漫的战事外，又加以第三处北意大利的战事。开战后的几个月，罗马的局势显然很危险，于是翁布里亚民社的大部和几个埃特鲁斯坎民社也响应叛党；所以罗马不得不派奥卢斯·普洛提乌斯（Aulus Plotius）往御翁布里亚人，卢奇乌斯·鲍奇乌斯·加图（Lucius Porcius Cato）往御埃特鲁斯坎人。然而在这里罗马人所遇的抵抗较在玛斯和萨谟奈的软弱远甚，他们在战场上保有极确定的优势。

如是，第一年的艰苦战事告终，无论从军事和政治看，本年都留下黯淡的忆念和吉凶未卜的前途。从军事看，罗马的两支兵，无论是北路军和南路军，都受了严重的挫败，力量减少，士气沮丧；北路军不得不特以保卫首都为首务，南路军在拿波里，其交通受有重大的威胁，因为叛党不难由玛斯或萨谟奈的境内冲出来，占据罗马与拿波里中间的地方；因此罗马人须至少在库迈和罗马之间布置一条哨兵线。从政治看，在开战第一年间，叛变无往而不得势；诺拉背叛，强大的拉丁殖民地维努西亚迅速投降，翁布里亚、埃特鲁斯坎人造反，这都是可疑的征兆，表示罗马的霸权正在根本动摇，不能熬过这最后的磨难。他们所要求于公民的已达极点；他们为布置那拉丁姆-坎帕尼亚沿海的哨兵线，已把将近六千名的解放人纳入公民军；他们已要求那些仍然效忠的盟邦做最大的牺牲；若把弓弦张得更紧，必不能不以一切为孤注。

市民的情绪非常消沉。托伦河上一战以后，执政官和许多与他同死的著名公民的尸体由附近的战场运回首都，葬在那里；为表示国难起见，官吏都卸去紫衣和官徽；政府下令要首都居民全体武装；这时不少的人陷于绝望，以为万事皆休。固然，恺撒在阿切拉、斯特拉波在皮塞努姆战胜以后，最甚的沮丧已稍稍消逝；第一胜仗的消息到来，首都的军装便又换成公民服；第二胜仗的消息传来，国难的表示也被解除。不过毫无疑义的，通盘看来，罗马人在这次比武中已告失败；并且最重要的，元老和公民已失去往日支持他们渡过汉尼拔战争的一切危机而达到胜利的那种精神。在开战时，他们诚然仍与往日一样的高傲，可是他们却不晓得如何与往日一样的结束战事；往日的固执成见、坚持到底，现在代之以疏懒和怯懦。在第一年战事以后，他们对内对外的政策突然改变，趋于和解。无疑地，在这事上，他们这种办法最为明智，非他法所能及；然而其原因不在他们迫于目下的武力，不免容忍不利的条件，而在所争执的——罗马人对其他意大利人永保其政治上的优势——对于国家有害无利。在公众生活中，有时一个错误抵消另一错误；这里的怯懦稍补救了顽强所造的罪孽。

664年即前90年之初，叛党所提的和解办法横遭拒绝，检举战又复开始，资本家主张为本国谋私利最为热烈，对一切以倡议温和政策和及时让步而被嫌疑的人施行报复。另一方面，保民官马尔库斯·普劳提乌斯·西尔瓦努斯（Marcus Plautus Silvanus）于同年12月10日就职，通过一种法律，夺去资本阶级陪审团手中的惩逆所，另由部民以没有阶级限制的随意择取法，选出一班人来担任此事；结果，惩逆所由迫害温和派的机关变为迫害极端派的机关；被逐出境的，除他人外，有惩逆所的发起人昆图斯·瓦里乌斯，此人因平民党穷凶极恶的事——毒杀梅特路斯和刺死德鲁苏斯——受公论的指责。

有比这非常坦白的政治翻案更重要的，就是对意大利人的政治方针的改变。自上次罗马被迫依从敌人所吩咐的和平以来，恰好已过了三百年；罗马现在又遭挫折，她既愿望和平，便只可至少承认敌人所提条件的一部。无疑地，对那些已起兵以攻灭罗马为事的民社，仇隙业已太深，罗马不能屈从所要求的让步，并且即使他们屈从，时至今日，这些条款或将为对方所拒绝。但他们如果对那些一向效忠的民社，在某种限制下应许原来的要求，则一方面可以不失其自动让步的色彩，另一方面可以防止意大利同盟的结合——否则结合在所不免——，由此便可以辟一条征服这个同盟的路径。所以罗马公民资格的门户久已对陈请深闭固拒的，现在受刀剑的敲打，忽然洞开；然而就是到了现在，开放仍不十分圆满，出于勉强，使入其门的人仍感不安。执政官卢奇乌斯·恺撒通过一种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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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凡至今未公然叛罗马的意大利盟邦民社，其公民皆得有罗马公民资格；平民保民官马尔库斯·普劳提乌斯·西尔瓦努斯和盖乌斯·帕皮里乌斯·卡尔博又建议一种法律，规定每一有公民资格而住在意大利的男子可于两月内往见罗马官吏，便得到罗马公民资格。可是这些新公民须受与解放人相似的限制，解放人只能在三十五部族中的四部注册，他们也只能在其中的八部注册；这种限制还是止于本人，还是——似乎如此——传到后世，我们却不能断定。

这个法令原只适用于意大利本部，意大利向北的扩张当时还没有越过安科纳和佛罗伦萨。从法律看，阿尔卑斯山内的高卢是个外国，可是从行政和殖民看，久已算是意大利的一部，这里的拉丁殖民地一概受意大利民社的待遇。再者，这里波河以南的地方，旧日凯尔特部落解放以后，土地的大半固然都没有按城市制组织起来，却全属于大都聚居在市镇（foca
）的罗马公民。波河以南少数几个同盟地方，尤其是拉韦纳，还有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一切地方由于665年即前89年执政官斯特拉波所提出的法律，一概按意大利的城市制组织起来；不适用此制的民社特别是阿尔卑斯山谷的民社则归在某一城市，作为附属或纳贡的村落。然而这些新城市民社得不到罗马的公民权，但因法律上的虚文以他们为拉丁殖民地，罗马人把素来属于低级拉丁城市的权利给他们。如是，当时的意大利实际到波河为止，阿尔卑斯山外的地方则被视为境外藩属。这里波河以北的地方除克雷蒙、埃波雷迪亚（Epoledia）和阿奎莱亚外，没有市民或拉丁殖民地，并且波河以北的土人部落尚未如波河以南的那样被逐出去。在这个肥饶而重要的区域，废除凯尔特人的邑落组织而推行罗马人的城市组织，实为罗马化开辟了一条路；往日意大利曾合伙抵抗和防御高卢人，现在意大利已成为他们的主人翁，以上办法却是长久有效的化高卢人为友伴的第一步。

这些让步虽很可观，我们若比之于罗马公民团一百五十余年来所保持的坚强独占，他们绝不含有向真叛党投降的意义；反之，他们的用意一部分是保全那些动摇而势将背叛的民社，一部分是尽量引诱人弃敌来归。这些法律，尤其是其中较重要的——即恺撒的法律——究竟实行到如何程度，我们不能确定，因为我们只能就这法律公布时叛变的范围如何，做个概括的叙述。无论如何，主要的结果是，以前的拉丁民社——不但古拉丁同盟的残余民社如提布尔和普雷内斯特，而且特别是拉丁殖民地，只有少数投归叛党的算是例外——都因此得入罗马公民团。此外，这个法律也适用于埃特鲁里亚尤其是南意大利那些仍守忠节的同盟城市，如努塞里亚和拿波里。我们可以想见，几个素享特权的民社迟疑不肯接受这个公民权，例如拿波里怀疑是否应放弃昔日与罗马所结的条约——条约担保它的公民免服国役，仍用希腊制度，此外或也得有公地上的利益——而接受新公民很有限的特权。因为这些疑虑，罗马与他们订立协约，可能依据协约，拿波里和利基姆或者还有其他希腊城市，甚至在加入罗马公民团之后，仍保持他们的希腊制度，仍以希腊语为公用语。总之，这些法律的效果是，因有散布于自西西里海峡至波河那些多而且大的城市民社加入其中，罗马公民团非常扩大；再者，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地方既得有最惠同盟国的特权，仿佛依法将来有得到十足公民权的希望。

凭借以上对于反侧民社的让步，罗马人重振勇气，再攻叛区。现存的政治制度凡是似有拆毁的必要的，他们皆已拆毁，以阻止火势的蔓延；至少自此以后，叛变不再扩大。特别在埃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叛乱正在开端，便非常迅速地被荡平了，这大概多赖尤利乌斯法的力量而少由于罗马武力的功劳。在旧日的拉丁殖民地，在人烟稠密的波河区域，而今可靠的丰富资源开辟了；有了这些资源，再加以公民自有的资源，他们自能进而扑灭那今已隔绝了的火灾。去年的两位元帅都回到罗马来，恺撒是当选的监察官，马略却因为人指责他作战犹豫迟缓，这位六十六岁的人被称为老朽。这种责难很可能是无稽之谈；马略每日必到竞技场，至少可见他身体的强健；就是做元帅时，在最近的战役，他也似大致不失其旧日的才力；不过他在政治上破产以后，只有辉煌的胜利能恢复他在舆论上的地位，他既没有立下这种战功，所以他这鼎鼎大名的战士便如一把宝刀，甚至做个军官，也被人毫不客气地当作废铁，丢在一边，使他十分痛心。卢奇乌斯·鲍奇乌斯·加图曾在埃特鲁里亚作战有功，现在代马略为征玛斯军的元帅；去年战事的几次极大胜利都得力于恺撒的副将卢奇乌斯·苏拉，他现在代恺撒为征坎帕尼亚的元帅；格涅乌斯·斯特拉波在皮塞努姆区域任统帅，曾立大功，现在做了执政官，仍保持他的兵柄。

第二年度的战事就这样在665年即前89年开始。甚至冬季未过，叛党即开战端，做一个——使人回忆萨谟奈战争的大事——大胆的尝试，派玛斯军一万五千人到埃特鲁里亚，以援助北意大利酝酿的叛变。可是此军须行经斯特拉波的防地，为斯特拉波所截击，全军破败；只有少数人能回到遥远的家乡。罗马军可以取攻势的季节终于来到，加图入玛斯境内，战胜敌人，向前进攻；不过他在富奇湖一带攻打敌营时阵亡，所以监督中意大利军事的责任落在斯特拉波一人身上。斯特拉波所从事的，一部分是继续围攻阿斯库鲁姆，一部分是平定玛斯人、萨贝利人和阿普利亚人的地域。为解救他那危急的祖城起见，尤达奇利乌斯率皮塞努姆的征兵来到阿斯库鲁姆城下，进攻围城的军队，同时守兵也冲出城外，猛扑罗马的战线。据说这次是罗马人七万五千与意大利人六万交战。胜利仍属于罗马人，不过尤达奇利乌斯竟做到率一部援兵冲入城中。围攻又复进行，此城形势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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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不忘城内宣战时的可怖景象，所以久攻不下。经几个月的英勇守御后，尤达奇利乌斯终见立约投降之日已近，便下令把一部分亲罗马的公民用非刑处死，而后自杀。于是城门开启，罗马的刑戮代替意大利的刑戮；一切官吏，一切体面的公民均被正法，其余的被逐出去，沦为乞丐；他们的财产全被充公。在围攻阿斯库鲁姆时和攻陷以后，罗马众多的队伍巡行附近的叛区，劝他们陆续归降。马鲁奇尼人与卢奇乌斯·苏尔皮奇乌斯战于台替（Teate，即奇耶蒂［Chieti］），一败涂地，而后投降。将军盖乌斯·科斯克尼乌斯（Gaius Cosconius）入阿普利亚，取萨拉皮亚（Salapia）和坎尼，围攻卡努西乌姆。马里乌斯·埃格那提乌斯率萨谟奈军来援这不好战的地方，居然逐退罗马人，可是罗马将军竟能乘他渡奥菲都河（Aufidus）时把他击破；埃格那提乌斯阵亡，残军不得不逃避于卡努西乌姆城内。罗马人又进至维努西亚和鲁比（Rubi），占据阿普利亚全部。沿富奇湖畔和在马耶拉（Majella）山中——叛党的主要巢穴——罗马人也恢复其优势；玛斯人向斯特拉波的副将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Quintus Metellus Pius）和盖乌斯·秦纳投降；次年666年即前88年，维斯提尼人和佩利格尼人向斯特拉波本人投降；叛党的首都意大利亚又成为佩利格尼的卑微乡镇科尔菲尼乌姆，意大利元老院的残余人员逃往萨谟奈人的领域。

同时，卢奇乌斯·苏拉现在统率的罗马南路军已取攻势，入敌人所占领的南坎帕尼亚。苏拉亲自攻取和毁灭斯塔比亚（665年即前89年4月30日），提图斯·狄狄乌斯攻下和毁灭赫库拉尼姆，可是狄狄乌斯阵亡（6月11日），似乎死在攻打此城之时。庞培抵抗较久。萨谟奈将军卢奇乌斯·科卢恩提乌斯（Lucius Cluentius）来救此城，但为苏拉所击退；他得到凯尔特队伍的增援，再行一试，可是大抵由于这些不可恃的友军反复无常，他完全破败，营垒陷落，他自己和部下的大半在逃往诺拉途中均被砍杀。罗马军感激将军，赠他一顶草冠，按军营的习惯，一个兵士用他的才智救了一伙同伴，才可以佩戴这个朴素的标志。诺拉和坎帕尼亚的其他城市仍在萨谟奈人之手，苏拉不停兵来攻打他们，立刻进到叛党大本营所在的内地。他迅即攻陷埃克拉努姆，加以极残酷的惩处，于是赫彼奈全境震恐；卢卡尼亚的分遣队已出动来援，他们竟不待其来至便投降，苏拉能不遇阻碍便进到萨谟奈同盟的疆域。穆提卢斯率萨谟奈的防军在隘口守候着他，他却绕过隘口而攻萨谟奈军的后路，把它击破；营垒失陷，将军负伤，逃往埃塞尼亚。苏拉进至萨谟奈区的首城波维亚努姆（Bovianum），在城下又获胜，迫之投降。只因岁月已晚，这里的战事才告一段落。

时局已大改旧观。叛党发动665年即前89年的战事时是那样强大、那样胜利、那样一往直前，经过一年的战事，却弄得深受挫折、处处覆败、完全无望。北意大利全部被荡平。在中意大利，两面的海岸全为罗马所控制，阿布鲁奇几全在罗马人势力之下；阿普利亚远至维努西亚，坎帕尼亚远至诺拉都在罗马人之手；现在仍旧公然抵抗而不屈的只有两个区域，一个是萨谟奈区，一个是卢卡尼亚-布鲁提亚区，罗马既占领了赫彼奈地带，两区域中间的交通便被截断。叛区犹如一片将熄的大火场；纵目四望，处处是灰烬、瓦砾和渐衰的残火，有些地方熊熊的火焰仍见于断壁颓垣之间，可是火势已处处受人控制，不再有可畏的危险。可惜由传到今日的肤浅记载，我们不能再充分明了这种突变的起因。固然，斯特拉波，尤其是苏拉善于领导，罗马兵力较能集中，攻势较为迅速，自都大有助于这种结果，可是叛党势力所以倾覆得非常迅速，却可能是政治原因与军事原因合作而成；西尔瓦努斯和卡尔博的法律意在离间敌人使他们背弃共谋的大事，现在可能已达其目的；这些叛变民社关系本来散漫，常因遭遇不幸而互起争执，这次或亦如此。

我们只见——此事就表示意大利亚必曾有激烈的变乱以致内部分裂——玛斯人昆图斯·席洛自始即为叛变的主脑，在玛斯人投降后，逃到萨谟奈人中间，于是萨谟奈人采用一种纯限于本地的组织，在“意大利亚”陷落之后，以“萨芬人”（Safinen）即“萨谟奈人”的名义继续从事于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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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固的埃塞尼亚原为钳制萨谟奈自由的堡垒，现在变为萨谟奈自由的保障；军队集合起来，据说有步兵三万，骑兵一千，并为增强实力计，解散奴隶两万，编入军队；将军五人负统兵之责，席洛居首，穆提卢斯居第二位。世人愕然看到萨谟奈战事停止了二百年后又复发作，这果敢的民族正如在第五世纪时，当意大利同盟崩溃以后，又想用自己的力量从罗马人手里夺取国家的独立。不过这种决心系由最英勇的绝望而来，不能大变主要的结果；虽则萨谟奈和卢卡尼亚的山地战尚需一些时日和牺牲，可是叛变大致已届末日。

固然，又有一场纠纷起于同时，亚细亚的纠葛使罗马人急需对本都王米特拉达特斯宣战，派定一位执政官率一个执政军明年（666年即前88年）往小亚细亚。如果这个战争早一年发动，半个意大利和最重要的省份同时叛变，必为罗马国家的巨患。现在罗马的神奇幸运又复显见，意大利的叛变迅速瓦解，这个正在开始的亚细亚战争虽则与将终的意大利战争混而为一，却不真正可畏；而因为意大利人请米特拉达特斯予以直接援助而被傲然拒绝，更无可畏。但这事仍很令人为难。昔日他们毫不犹豫地在意大利和海外同时进行战事，那时代已不再见；现在两年战争以后，国库已完全枯竭，在业已出征的军队外再编一个新军，似乎殆不可能。但他们竭力设法。子城上及其附近自古以来就有些空地，政府把这些地基卖给愿意建筑的人，得价九千磅黄金，这就是所需的款项。罗马人并未组织新军，只是指定苏拉在坎帕尼亚所率的军队往亚细亚，南意大利的局势一旦可以不用这支军队，他们便可即刻成行；由于斯特拉波麾下在北意大利作战部队的进展，可望这不久即成事实。

于是在利于罗马的境况之下，第三年即666年即前88年的战事开始。阿布鲁奇山中仍有人做最后的抵抗，斯特拉波把它荡平。在阿普利亚，科斯克尼乌斯的继任人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系克努米底亚者之子，其坚持保守主义和善于用兵无异于其父，现在攻下维努西亚，俘虏武装人员三千，消灭抵抗。在萨谟奈，席洛诚然有克复波维亚努姆的胜利，可是他与罗马将军马莫尔库斯·埃米利乌斯（Mamercus Aemilius）交战，罗马人得胜，并且——比得胜更重要——席洛也在萨谟奈人遗在战场的六千具死尸之中。在坎帕尼亚，苏拉夺取仍为萨谟奈人所据的小地点，围困诺拉。罗马将军奥卢斯·伽比尼乌斯（Aulus Gabinius）也入卢卡尼亚，得到不小的胜利；但在他劫营阵亡以后，叛党首领兰朋及其党徒又复控制广大荒凉的卢卡尼亚-布鲁提亚区域，几无人与之争，他们甚至一度谋取利基姆，但为西西里省长盖乌斯·诺尔巴努斯所挫。尽管有偶尔的失利，罗马人日益接近所欲达的目标；诺拉陷落、萨谟奈降服、大量军队可用于亚洲之日似不在远，不料首都的局势起了转变，将灭的叛变竟至死灰复燃。

罗马城正在汹涌骚乱之中。德鲁苏斯攻击骑士法庭，骑士阶级使他忽遭覆灭，继之以害人兼害己的瓦里乌斯检举战，种下了贵族与中等阶级、温和派与极端派激争苦斗的根苗。所发生的事已完全证明主张让步者的不谬；他们建议应自动赠予的，罗马人已大半被迫让出；可是让步的方式正如往日的拒绝，也带有顽固短见的嫉妒色彩。他们不把平等权利许给一切意大利民社，却只用另一方式表示轻蔑。他们容大批意大利民社入罗马公民团，可是把辱人的污点又加在这样给予的权利上，使新旧公民的关系几等于解放人与自由人的关系。他们以拉丁权利给予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民社，非但不能怀柔他们，反而激起他们的不平。最后，他们不但不把公民权给予大部分而非属最劣部分的意大利人——即先叛而后降的民社——，而且不依法恢复因叛变而作废的条约，却至多以施恩的方式与他们续订可以随意撤销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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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上的没有资格更伤感情，因为在当时人民大会情况之下，表决权毫无意义，并且由每个不抱偏见的人看来，政府假作正经，注意选举人的纯洁无瑕，未免可笑；但这一切限制均饶有危险性，因为这些限制诱使每一别有用意的奸雄由新公民和无公民权的意大利人方面接受其多少有点理由的要求，以遂私图。所以贵族中较明达的人士既不能不与新公民和被排斥的意大利人同感这些不彻底不甘心的让步无济于事，又痛心于同列中被瓦里乌斯惩逆所逐出的众多杰出人才的不在，又因为这班人所受的判决非来自人民而来自陪审法庭，他们更不容易被召回国；人民法令即使属于司法性质的，人也不惜用另一法令把它打消，可是以人民法令废止陪审法庭的判决，据贵族界的优秀人士看来，却是很危险的例。如是，极端派和温和派都不满于意大利事变的结果。但更加深刻的愤气胀满一位老人的胸膛，他抱着新生的希望去参加意大利战争，又不由自主地退伍归来，自知立下新功而所得只是极重的新侮辱，痛感到他的敌人藐视他而不再怕他，报复的念头在他心里作祟，一天比一天狠毒。适用于新公民和被排斥的意大利人的，也适用于马略；他虽然显得拙笨无能，他那众人皆知的名字在奸雄的手里却仍是个可畏的武器。

与以上政治变乱的因素相联合，光荣军风和军事纪律也一日千里地趋于衰落。败坏士气的戡乱争逼得罗马不加别择，许每一能当兵的人入伍。而且更重要的，直接把政治的宣传带到大本营和兵帐；在这时期，无产阶级从军所播下的种子发展得迅速惊人。效果不久便见，军中各级将士的一切维系均告废弛。围攻庞培时，苏拉军攻城司令前执政官奥卢斯·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被部下兵士用石块木棒打死，因为兵士以为将军要把他们卖给敌人；元帅苏拉却止于勉励军队在前敌奋勇作战，以洗刷这事的遗憾。做这事的是海军，自古以来就是最不受尊重的军队。未几，一支大半来自市民的兵团军也效法此例。受了一个市井英雄盖乌斯·提提乌斯（Gaius Titius）的鼓动，这支兵竟殴打执政官加图。由于偶然，他这次得免于死；提提乌斯被捕，可是未受责罚。不久以后，加图竟死在战场，人指目他的军官尤其小盖乌斯·马略为凶手，至于此说确实与否，我们无从考查。

除这样开端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外，又加以或更为可怕的经济危机，由于同盟战争和亚洲乱事，这危机始来侵罗马的资本家。欠债人甚至连利息也付不出，还受债主的逼迫，于是一面请求兼审判长的城市副执政官阿塞利奥（Asellio）准予延期，以便出卖他们的产业，一面寻出已不复用的古利息法，按古代规定的原则，提出诉讼，要求债主照四倍赔偿违法付给他们的利息。这法律仍然存在，阿塞利奥赞成按字句加以附会，照例提出人所要求的利息讼案。因此，愤怒的债主由平民保民官卢奇乌斯·卡西乌斯（Lucius Cassius）领导，群集于罗马广场，这城市副执政官正穿着祭司的服装在和睦神庙献祭，他们把他打死在那里——对于这次罪恶竟连个调查也没有做（665年即前89年）。另一方面，负债人中流行一句话，说要救受苦的大众，非用“新账簿”不可，就是说，非用法律手段取消一切债主对一切负债人的要求不可。现在的局势又复正如阶级斗争时的局势；资本家又复与心怀成见的贵族联合起来，攻击和控诉被压迫的群众和劝人修正严厉法律的中间派；罗马又复濒临那个无底深渊，绝望的负债人有拖债主一同下水之势。不过一座农业大城既变为万国辐辏的首都，从那时起，公民和道德的单纯组织即变为社会分裂，君主与乞丐同陷于败德丧行；现在一切的仇隙都比以前更宽广、更突兀，具有更大得可怕的规模。政治和社会的因素在公民中兴风作浪，同盟战争既使这一切因素互相冲突，便奠下一个新革命的基础。一件偶然的事触发这个革命。

666年即前88年，平民保民官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奇乌斯·鲁孚斯（Publius Sulpicius Rufus）向公民建议：凡一元老负债在两千第纳尔以上，他在元老院的议席便告丧失；公民被非公民陪审法庭判罪的，应释放回家；新公民应分配在一切区部，解放人也可以在一切区部都有表决权。这种建议竟出自他这样人之口，至少有点使人诧异。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奇乌斯·鲁孚斯（630年即前124年生）所以能在政治上居重要的地位，不甚由于他的出身贵家、联姻巨室和累世豪富，而由于他有盖世无双的非常口才。他那洪亮的声音，有时近于演戏的生动姿态和洋洋洒洒、口若悬河的言辞，即使不能说服听众，也能使人感动。就他的党派立场而言，他自始就站在元老院一边，他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659年即前95年）就是弹劾政府所痛恨的诺尔巴努斯。在保守党中，他属于克拉苏和德鲁苏斯一派。他原来为什么营求666年即前88年的平民保民官职位，因而放弃他的高贵贵族资格，我们不知；保守党对他与对一切中立派无异，认为他是个革命党，加以迫害，但他似乎不因此而成为革命党，并且绝不想按盖乌斯·格拉古的意图推翻当时的政体。说得更确切些，属于克拉苏和德鲁苏斯一派的名人，经过瓦里乌斯检举战而未受损伤的只有他一个，他或者自觉负有使命来完成德鲁苏斯的事业，把轻蔑新公民的现行法律毕竟废除，因此他有为保民官的必要。甚至他做保民官时，几件见于叙述的事都显出他的意旨与奸雄的恰恰相反。例如，有一个同僚要用人民法令打消依瓦里乌斯法宣告的陪审判决，他用否决权加以阻止；前任财务官盖乌斯·恺撒（Gaius Caesar）违法跳过副执政官的官阶，成为667年即前87年执政官职的候选人，据说为的是将来可任亚洲战事的指挥，苏尔皮奇乌斯反对他，反对得比任何人坚决和激烈。如是，他完全以德鲁苏斯的精神要求自己和他人持以维持宪法为首务。可是实际上他与德鲁苏斯同不能调和互不相容的事，同不能以严格合法的方式实行他所要做的宪法改革；这改革本身虽属明智，却永不能用和善的手段得自大多数的旧公民。尤利氏是个强大的贵族，尤以盖乌斯的弟兄前执政官卢奇乌斯·恺撒（Lucius Caesar）在元老院很有势力，苏尔皮奇乌斯与尤利氏决裂，又与他们同党的一部分贵族决裂，毫无疑义，这必大有助于使这位易怒的人因私恨而做出始愿所不及的事。

然而他所提建议的性质绝不与创议者的个性和他以前的党派立场相冲突。新旧公民的平等化只是一部分重提德鲁苏斯所拟定以嘉惠意大利人的建议，并且与德鲁苏斯的建议相仿，也不过是履行健全政策的要求。苏尔皮奇乌斯刚好用行动承认陪审判决的不可侵犯；召回经陪审法庭判罪的人，固然牺牲了这个原则，可是大体看来，此事先有利于建议者的同党，即温和保守党；我们很不难想象，这样一个暴躁的人在初现身于政界时断然攻击这种办法，以后因为遭到抵抗而愤怒，竟自行建议这种办法。当上次经济的危机时，权门巨室露出他们那外表尽管风光实际却甚败落的经济状况，苏尔皮奇乌斯禁元老负债的建议无疑因此而起。这固然使人痛心，但就其本身而言，却有补于熟知深晓的贵族利益，因为苏尔皮奇乌斯的建议必使一切不能从速还债的人退出元老院，朋党制的一个主要凭借即在许多元老欠债因而依赖富厚的同僚，若废掉公然纳贿的一部分元老，必能消灭此制。同时，我们当然无意否认，鲁孚斯若与主政朋党的首领没有私争，必不致建议这样用粗暴可恨的方式揭破元老院的丑态，以肃清元老院。最后，对解放人有利的规定必以使建议者控制街市为首务，但就其本身而论，这既非无理由，也不与贵族政体相冲突。自解放人始被拔取当兵以来，他们的要求投票权即属正当，因为投票权与服兵役永远是连带而来的。再者，人民大会既同虚设，在政治上是否再多一条流入沼泽的阴沟，实际无关重要。若许解放人参加人民大会，毫无限制，则寡头党用人民大会治国所感的困难必有减无增，因为解放人在个人和经济方面都甚倚赖权门巨室，如果运用得当，他们正可供政府一个较前更为彻底的控制选举的手段。一切示惠于无产阶级的政策都违背有志改革的贵族的旨趣，这办法当然不是例外；不过这与鲁孚斯的关系无非等于粮食法与德鲁苏斯的关系——这是一种手段，目的在诱无产阶级投归己方，如果所拟真对公众有益的改革遭到抵抗，便用无产阶级的助力把它打破。我们不难预料，这抵抗不会轻微；心地褊狭的贵族和心地褊狭的中等阶级在叛变爆发以前既显出愚昧的疑忌，而今在叛变平定以后必也显出同样愚昧的疑忌；这种部分的让步起于国难最可怕的时刻，一切党派的大多数人必暗地甚或公然称之为不合时宜的屈服，必激烈反对把这种让步加以扩充。由德鲁苏斯的前例看来，可见人若专信赖元老院的多数派以贯彻保守性的改革，则将有何结果；他的同志友人所以要用奸雄主义的方式实行相似的计划以抗多数派，其原因极易索解。因此，鲁孚斯不肯努力以陪审法庭为饵来诱元老院赞成他的意见。他有较佳的后盾，即解放人和武装扈从——据他的敌人说，他有雇人三千名和“反元老院”即身份较高的少年人六百名与他同到街市和罗马广场。

于是他的建议遭到元老院多数派最坚决的反抗，两位执政官卢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和昆图斯·庞培·鲁孚斯都是公然与奸雄主义为敌的，多数派为争取时间计，先劝他们下令举行额外的宗教典礼，人民大会在行礼期间停会。苏尔皮奇乌斯的答复是一场猛烈的暴动，许多人被害，小昆图斯·庞培（Quintus Pompeius）是一个执政官的儿子又是另一执政官的子婿，死于此难，两执政官的生命也受到严重的威胁——据说苏拉只因有马略开门延入，始免于死。他们不得不屈服；苏拉同意撤销已宣告的典礼，现在苏尔皮奇乌斯的建议不再遇到阻碍，竟得通过。不过这并没有决定他们的命运。虽则首都内的贵族也许承认他们的失败，现在——自革命发动以来，此为首次——意大利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就是续任执政官斯特拉波和执政官苏拉麾下两支强大的得胜军队。斯特拉波的政治立场或许暧昧不明，可是苏拉虽暂时屈服于公然用武之下，却不但与元老院的多数派最为亲密，而且撤销典礼之后，即刻动身赴坎帕尼亚，到他部下的军队里去。以执棒的人威吓没有武装的执政官，或以兵团的刀剑威吓没有设防的首都，到头来总是一般无二；苏尔皮奇乌斯预料，他的对头必乘现今他能有为的时候以武力报复武力，率部下的兵团回京，推翻保守党的奸雄和他的法律。他或许错了。苏拉极热心于对米特拉达特斯的战事，可能也极憎恶首都的政治气氛；由他原来的冷淡态度和在政治上无比的漠不关心看来，他很可能未尝想做苏尔皮奇乌斯所逆料的政变；他现在仍从事于围攻诺拉，如果人给他保证，则他一攻下此城，必将立刻率兵赴亚细亚，绝不逗留。

但即使如此，苏尔皮奇乌斯为防备假想的打击起见，拟定夺苏拉最高统帅职的计划，因此，他与马略联合；马略的声名仍为人民所景仰，他若建议把亚细亚战事的元帅一职转给马略，群众必以为似乎有理，万一他与苏拉决裂，马略在军中的地位和军事才能也可以做他的援助。使这个既无能力又想报复又抱野心的老人统率坎帕尼亚军，苏尔皮奇乌斯大约未尝不知其危险；凭着一道人民法令任一个白丁为特殊的最高统帅，苏尔皮奇乌斯大约也未尝不知其极不合法；但马略在政治上的无能已有明证，正足以保证他不能为宪法的大患，最重要的，苏尔皮奇乌斯的地位，如果关于苏拉的计划所料不误，未免岌岌可危，所以他不能再顾到那些理由。当然，这位老迈的英雄遇有任何人用他为佣兵头目，他无不欣然从命；多年以来，他心里总渴望做亚细亚战争的统帅，或也一样渴望有个机会与元老院的多数党彻底清算。所以经苏尔皮奇乌斯的建议，依人民法令，盖乌斯·马略受到特殊的最高权力即所谓续任执政官权力，统率坎帕尼亚军和督导对米特拉达特斯的战争；两个平民保民官奉派往诺拉营次，意在接收苏拉所统的军队。

苏拉不是个听从这种使命的人。如果有人配做亚细亚战事的元帅，这人就是苏拉。几年以前，他曾在那个战场率兵作战，极著勋绩；说到平定意大利的危险叛变，他功盖一世；亚细亚战事发作的那年，他是执政官，按习惯的方式，经那与他有友谊和姻亲的同僚完全赞成，他受任为亚细亚战事的元帅。若想他遵照罗马至尊公民的法令，放弃在上述情形下所承担的统帅职，把它移交一个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旧敌，这人一有军队在手，便不知将滥用他们做何等暴戾荒谬的事，未免所望太奢。苏拉既不是性情和善得甘愿服从这种命令，又不是地位卑微得非服从这种命令不可。他部下的军队——一部分由于马略创始的军制改革，一部分由于苏拉主持下的道德废弛和纪律严肃——不过是一群佣兵，对于他们的领袖绝对效忠，对于政治事务却毫不在意。苏拉本人是个冷酷无情而头脑清楚的人，在他心目中，罗马至尊的公民是一群流氓，阿奎-塞克斯提亚的英雄是个信用扫地的骗子，正式合法只是一个口头禅，罗马是个没有戍兵、墙垣半圮的城，远较诺拉易于攻取。

他按这种见解行事。他召集部下的兵——六个兵团约计三万五千人——向他们说明来自罗马的使命，不免暗示他们，新元帅率往亚细亚的军队必不是这个军队而是由新队伍编成的。高级军官仍系公民而非军人，不肯向前，只有一个肯随元帅往首都；不过兵士依往日的经验，希望在亚洲得个顺利的战争和无限的战利品，现在一听这话，勃然大怒；转瞬间，两个来自罗马的保民官便被碎尸万段，喊声四起，要求元帅带领他们到罗马去。苏拉即刻动身，途中与那与他同志的同僚相会，不理那奉派由罗马赶来想拦阻他的使者，急急开到首都城下。忽然之间，罗马人见苏拉的纵队驻扎在台伯河桥、科林门和埃斯奎林门（Esquiline），然后两个兵团列成战阵，旌旗前导，越过依法禁战争入内的神圣界限。许多更烈的争执，许多重大的争斗曾在这城内得到解决，而未尝有罗马军队侵犯此城的神圣和平；现在主要的为了命这个或那个军官为东方元帅的不幸问题，竟有此事。

入城的兵团进到埃斯奎林山顶；标枪和石块由屋顶雨点一般打下来，兵士不支，开始退却，这时苏拉挥舞一个烈焰飞腾的火炬，兵团用火箭和纵火焚屋的恫吓打开一条道路，达到埃斯奎林市场（距圣玛丽亚马焦雷［S．maria Maggiore］不远）。马略和苏尔皮奇乌斯仓促集合的兵在这里等候他们，以其人数上的优势，击退第一批前进的纵队。但援兵由城门来到，另一支苏拉军准备由苏布拉（Subura）街绕过防守的军队，防军不得不退。在埃斯奎林山始向大市场倾斜处的忒勒斯（Tellus）神庙，马略想再行立足；他恳求元老和骑士以及一切公民抵挡兵团。但他亲手把兵团由公民化为佣兵，他现在自作自受，兵团不服从政府而服从他们的统帅。甚至他以许其自由的诺言号召奴隶从军时，应征的也不过三个。领袖们无可奈何，只可赶快从尚未把守的城门逃出去，几小时以后，苏拉便成为罗马的专制主人。那一夜，兵团的烽火在大市场里燃烧起来。

文事的争竞第一次遭到军事的干涉，这不但充分表示政治斗争已达到一个非公然直接的用武不能解决的地步，也充分表示木棒的威力敌不过刀剑的威力。首先动刀的是保守党，所以到了相当时期，福音书关于首先举刀者的预言也应验在保守党上。在当时，他们十分得志，可以任意表现他们的胜利。苏尔皮奇乌斯的法律当然在法律上宣告无效。法律的创制者及其最有名的党羽皆已逃走；元老院判他们十二人为国贼，应当拿获正法。于是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奇乌斯被捕杀于劳伦图姆，他的头被传到苏拉手里；只在几天以前，苏尔皮奇乌斯还立在罗马广场一个讲坛上，年富力强，雄辩滔滔，现在依苏拉的命令，他的头正挂在这个讲坛。其余被罪的人都有人追赶，刺客甚至尾随老人盖乌斯·马略的足迹。这位将军虽做下一串卑鄙的事，玷污了他往日的光荣，而今他这曾救祖国的人正在逃命之时，却又成为韦尔切利的战胜者，全意大利屏息凝神地倾听他逃难的神奇事迹。在奥斯提亚，他搭上一只船，想开到非洲去，不过遇着逆风，食粮乏绝，不得不在奇尔切奥岬（Circeisch Vorgebirg）登岸，然后胡乱走去，茫无标的。没有侍从，不敢入人家，这位白发的前执政官常苦腹饥，徒步跋涉到加里格利亚诺（Garigliano）河口的罗马殖民地明图尔纳附近。在这里，他看见骑兵自远处追来，煞费气力才跑到海岸，一只商船正泊在岸边，载着他避开追兵；不过舟子胆怯，不久又把他放在岸上，驾船驶去，马略则沿着海滩悄悄地走。后来他藏在明图奈海岸边的沼泽中，泥深没腹，头钻在一堆芦苇里，为追兵所见，他们把他解交明图奈的市当局。市当局把他逮捕入狱，派本市的刽子手，一个辛布里籍的奴隶，去杀他；不过将军昔曾打平辛布里部，而今目光如电，厉声叱问他何敢杀盖乌斯·马略，日耳曼人心惊胆战，手中的斧头不觉落地。明图奈的官吏听得这事，以为马略是罗马的救主，曾陷辛布里人于奴隶地位，现在这些奴隶对他很有敬意，而他本国的公民因他而得享自由的却不敬他，未免惭愧；他们解去他的枷锁，给他一只船和旅费，送他到埃纳里亚（Aenaria，即伊斯基亚［Ischia］）。被罪的人除苏尔皮奇乌斯外都逐渐相遇于这一带的海面，他们在埃利克斯（Eryx）和迦太基故址登陆，但西西里和阿非利加的罗马官吏都不许他们停留。于是他们逃到努米底亚，这里的沙漠给他们一个冬季的避难所。他们想使国王希木普萨二世归附他们，他也似乎一时愿与他们联合，不过他的用意原只在稳住这伙人，现在派人来捉他们。这班逃难的人勉强躲过他的骑兵，到突尼斯沿海一个小岛凯尔基纳（Kerkina，即凯尔凯纳［Kerkena］）上寻得个暂时避匿的地方。苏拉免得杀害克辛布里的将军，他是否因此感谢上苍，我们不知；至少明图奈的官吏似乎未受惩戒。

为铲除现在的阻碍和预防将来的革命计，苏拉提出一套新法规。他不替被逼迫的负债人做一点事，只是厉行最高利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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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还下令设立若干殖民地。元老院经过同盟战争的战斗和诉讼，人数大减，现在收新元老三百人以补其缺，选举元老时当然以贵族的利益为前提。最后，关于选举的方式和立法的创制权，他采取重大的改革。古代塞尔维乌斯的百夫大会投票法规定第一级即有值十万塞斯特或以上的田产的，独占几达一半的票额；到了513年即前241年，又施行一种法规以削减第一级的优势；现在又以前者代替后者。这实际是个为选举执政官、副执政官和监察官而行的民富调查，确实排斥不富的人，使他们不能行使选举权。平民保民官的立法创制权也受一种规则的限制，就是自此以后，他们每有建议，须先交元老院讨论，元老院赞成时，始得向人民提出。

苏尔皮奇乌斯企图革命，执政官苏拉起而做护宪派的剑盾，这些法规既因此而起，自带有完全特殊的性质。苏拉竟敢不问公民或陪审团意见如何，便把十二个首要的人判定死罪，其中有现任官吏和名盖一世的将军，并且公开承认他们为国贼；这事违反古代神圣的上诉法，甚至很守旧的人如昆图斯·斯恺弗拉也加以严厉的指责。他竟敢推翻已历一百五十年的选举法，恢复已作废和被禁的选民调查。官吏和人民大会是立法权的原始机关，他竟敢实际撤销他们的立法权，把它移归另一机关，这机关除备咨询外，在这种事上从未正式得有其他的权力。任何平民党人从未像这位保守党的改革家这样以暴虐的方式行使裁判权，以肆无忌惮的行为毁坏和改造宪法的基础。可是如果我们注意实质而不注意形式，所得结论便迥不相同。无论何处的革命，结果总不能不要一些人做牺牲者，他们战败的过失仿佛是个罪恶，在多少有点假自司法的形式下，他们抵偿自己的过失；在罗马尤其如此。格拉古弟兄和萨图宁败后得胜党提起层出不穷的公诉，我们一回忆那种情形便觉有意赞美埃斯奎林市场的战胜者坦白而较有节制；因为，第一，他毫不客气地称战争为战争，宣告战败者为法律所不容的贼人；第二，他尽可能把牺牲者的数目限于十二人，至少不许人以可恶的凶暴手段对待低级人员。同样的较有节制也见于政治的措置。立法上的革新最为重要，也似乎最为广大，实则只是谋宪法文字与精神的一致。按罗马的立法制度，每个执政官、副执政官或保民官均能随意向公民建议任何方案，不经讨论，便付表决，这制度自始即不合理，又因人民大会日益不生效力，这制度的不合理也日甚一日；它所以受人包容，只因为实际上元老院自命有先受征询之权，建议若未先征询元老院的意见，即付表决，元老院便用政治和宗教的干涉加以制止。革命已冲破这些堤防，所以这无理的制度今始充分发挥其必然的效果，每一放恣的流氓均能以相当合法的方式倾覆国家。元老院的立法权素来用间接方法发生效力，而今在这种情形之下，还有比正式明白承认元老院的立法权更自然、更必要、更合乎保守主义的吗？重行选民调查也有颇为相似的理由。古代的宪法完全以此为基础；513年即前241年的改革也只限制富人的特权。但自那年以来，财政上已发生了一个绝大变化，有了这种变化，便有提高选民最低产额的理由。所以新财阀修改宪法的字句，无非为的是谨守宪法的精神，同时他们用最温和的方法至少试一试阻遏可耻的贿选及其相连的弊端。最后，制定利于负债人的规程和重提殖民计划都是彰明较著的证据，证明苏拉虽不想赞成苏尔皮奇乌斯的激烈方案，却与苏尔皮奇乌斯、德鲁苏斯以及一切较有远见的贵族无异，也倾向于实质改革的本身；另一种情形也不容忽略，他提议这些方案在得胜以后，所以完全出自他的自由意志。此外又加以苏拉不废格拉古体制的主要基础，既不侵犯骑士法庭，也不动摇粮食分配；人谓666年即前88年苏拉的措置大体仍守盖乌斯·格拉古死后一向存在的现状，此说实属不谬；一方面，他只是应时代的要求，改变最能为现政府之患的古来遗法，另一方面，他想竭力挽救当时的社会弊害；只要行此二事而不触动根深蒂固的症结，他便做去。由他的立法，我们处处见到他既毅然蔑视宪法的拘泥形式又洞瞩现行制度的真价值，见识明澈，用意可嘉。可是他的立法也未免有点轻佻和浮浅；我们须特别客气，始能相信规定最高利率就可以解救借贷关系的纠纷，在抵制将来的奸雄行为上，元老院的预先讨论权必胜于往昔的干涉权和宗教。

实际说来，在保守党的一片晴空中旋即浮起朵朵的新云。亚洲情形有日益严重之势。军队受苏尔皮奇乌斯革命的影响，迟迟未赴亚洲，国家已因此受了极大的损害；他们绝对不能再缓登船。同时，苏拉希望留下保障，以使人不再攻击寡头政府，他的保障一部分是按新选举法选出的执政官，一部分特别是从事荡平残余叛党的军队。然而在选举执政官的大会中，中选的却不是苏拉所提出的候选人而是卢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秦纳（Lucius Cornelius Cinna）和格涅乌斯·屋大维（Gnaeus Octavius），前者属于最坚决的反对党，后者是个固守贵族意见的人。我们可以假定，这大半是资本阶级的作为，他们借这选举来报复利息法的发起人。苏拉接受这不快意的选举，宣称喜见公民使用合宪法的自由选举权，他仅止于要求两执政官宣誓信守现行的宪法。至于军队，最足以左右时局的是北路军，因为坎帕尼亚军大半均将调往亚洲。苏拉使人民大会议决把北路军的统帅权移归他的忠顺同僚昆图斯·鲁孚斯，并且以极不伤感情的方式召回格涅乌斯·斯特拉波，又因为斯特拉波属于骑士阶级，在苏尔皮奇乌斯作乱时他的消极态度曾使贵族担忧不小，所以更不可伤他的感情。鲁孚斯来到军中，接代斯特拉波的元帅职；但几天以后，他为兵士所杀，斯特拉波重回他那未曾卸去的元帅职。他被目为凶杀的主使人；据我们所确知，他这人做这种事也在意料之中，他取得这罪行的利益，他仅用言语惩处众所明知的罪人。鲁孚斯死了，斯特拉波仍为元帅，对于苏拉这是新起的大患，然而他没有设法夺取后者的兵权。不久以后，他的执政官职期满，他见自己一方面受他后任秦纳的催逼，促他到那诚然急需他亲临的亚洲去，又一方面他被新任平民保民官传到人民法庭去讯问；即使最迟钝的眼光也能灼见一场对他和他同党的新风潮在酝酿中，他的对头愿他远离罗马。苏拉可以任选两种办法，一个是对秦纳或斯特拉波闹到决裂地步，再来一次进军罗马，一个是丢下意大利的事，听其自然发展，走到另一大陆去。苏拉决定——由于爱国还是由于淡漠，永远无法查考——采用后一办法，把留在萨谟奈的兵交给可靠而有军事经验的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此人代苏拉行下意大利的续任执政官元帅权；他又把围攻诺拉的指挥权交给地方长官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然后于667年即前87年年初，率部下的兵团登船往赴希腊风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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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数字取自639年即前115年和684年即前70年的调查数，能当兵的公民在639年即前115年为三十九万四千三百三十六人，在684年即前70年为九十一万人（据弗莱贡［Phlegon］之说，科林顿（Clinton）和他的同伴误把此数归在668年即前86年的调查；据李维之说，此数应作九十万人）。两期之间的数字我们仅知其一——据希罗尼姆斯，668年即前86年的调查数为四十六万三千人——数目所以这样小，只因为调查举行于革命危机之中。在639—684年即前115—前70年之间，我们不能相信意大利人口会有增加，甚至苏拉的分配土地也至多仅能填补战争所致的残缺，而结果却多了整整五十万能当兵的公民，这必因为这时期有容纳盟邦人为公民的事。但在这些不幸的年代中，意大利人口总数可能有减无增，并且大约如此；能当兵的公民减少数若以十万计，似乎不算过分，那么，在意大利同盟战争时，非公民与公民成三与二之比。

(2)
誓言的格式至今仍在：“卡庇托尔的朱庇特、罗马的维斯塔、宗传的玛斯、造物的太阳、养物的大地、罗马城的神圣创建者和扩大者共鉴，我发誓：谁是德鲁苏斯的朋友或仇敌，也就是我的朋友或仇敌；并且我不惜我个人的生命，也不惜我的儿女或父母的生命，除非为德鲁苏斯和同发此誓的人谋利益。但我若能借着德鲁苏斯的法律成为公民，我必视罗马为我的本国，视德鲁苏斯为我的最大恩人。我将竭力监督我同城的人多发此誓；若我所誓是真，请赐我福，若所誓不真，请加我祸。”但我们引用此说时最好慎重从事，此说不出自菲力普反德鲁苏斯的演讲，便自多出自后来编的与这次罗马乱事有关的刑事诉讼档案；甚至依后一假定，这誓言是由被告在审讯时供出来的，还是栽诬他们的，也仍是个疑问。

(3)
我们的资料大部分由狄奥多罗斯和斯特拉波得来，甚至由这区区资料看，这情形也很彰明较著；例如，斯特拉波明言公民团选举官吏。固然有人说意大利亚的元老院故意要与罗马元老院组织不同，权力各异，可是没有证实。当然，在组织初成时，人必注意使各叛城有略为一致的代表权；但元老依法由各民社派遣的事却不见记载。元老院负拟订宪法的使命，与官吏公布宪法和人民大会核准宪法并无不相容之处。

(4)
由阿斯库鲁姆的铅弹看来，斯特拉波军中也有很多的高卢人。

(5)
自意大利战争初起（664年即前90年）以来，喀利斯都（Calystus）、克拉奏门（Clazomenae）和米利都的三个希腊船主一向忠实尽职，以后解散时，罗马元老院于676年即前78年5月22日以一道法令赐给他们荣典和利益。这道法令至今仍在。门农（Memnon）的叙述也属于同样性质；他说罗马由黑海的赫刺克莱亚征发三层桨的船两只来参加意大利战争，他们在第十一年带了丰盛的荣誉礼品回去。

(6)
由阿斯库鲁姆的铅弹看，可见阿庇安之说并非过分，铅弹上所镌的，除他字外，有第十五兵团字样。

(7)
尤利乌斯法必在664年即前90年末一个月通过，因为在本年的好季节恺撒尚在战场；按保民官建议的常规，普劳提乌斯法大约也在保民官就职后立即通过，所以在664年即前90年12月或665年即前89年1月。

(8)
在阿斯库鲁姆一带现在还有时发现属于那时的铅弹，上面镌着的是投这弹的兵团的名称，有时是诅咒“逃走的奴隶”的话（所以知道这是罗马弹），或“打皮塞努姆人”或“打庞培”——前一种是罗马弹，后一种是意大利弹。

(9)
一种稀有的第纳尔镌着奥斯坎文Safinim
和G．mutil
的属于这个时期；因为叛党一日仍用“意大利亚”字样，一个单独的部落便一日不是主权国，所以不能用自己的名义造币。

(10)
李锡尼书667年即前87年下面载着：dediticiis omnibus 〔ci〕vita〔s〕data；qui polliciti mult〔a〕milia militum vix XV…cobortes miserunt；
这是重述李维书的Italicis populis a senatu dvitas clata est
，不过稍较明确而已。按罗马政治法，所谓“降人”（dediticii
），就是归附罗马但未许结盟的外国自由人。他们不但保其生命、自由和财产，而且可以组成自有其宪法的民社。所谓“无公民权的人”（
，nullius certae civitatis cives
）只是依法律虚文而与降人居同等地位的脱籍人（ii qui dediticiorum numero sunt
，直称dediticii
实属不妥，为高明作家所不取），以及与之相似的liberti Latini Iuniani
。虽然如此，却因按罗马政治法一切投降都必然是无条件的，所以就这个意义而言，降人对罗马国家没有权利，一切明言或默认给他们的权利都只是施恩，因而可以随意撤回；所以罗马国家无论立刻或以后对投降人定什么法令，不能说是侵犯他们的权利。这种无权状态只在缔结同盟条约以后，才算告终。因此，降服（deditio
）与联盟（foedus
）在宪法上是不两立的对比名词；法学家中流行的quasidediticii
和quasi Latini
的分别也正属于这种性质，因为拉丁人正是特著的同盟。

按古宪法，除因汉尼拔战争而丧失其条约的不多几个民社外，意大利没有降人；664—665年即前90—前89年的普劳提乌斯法所谓qui foederatis civitatifs adscripti buuerunt
仍大体包括一切意大利人。但因667年即前87年补受公民权的降人按理不能认为仅包括布鲁提亚人和皮塞努姆人，我们可以假定，一切叛党，只要放下武器而未按普劳提乌斯-帕皮里乌斯法得有公民权的，一概受降人的待遇，或者——与上相同——他们的条约当然因叛变而取消，他们投降以后，也没有依法续订。

(11)
关于此事，666年即前88年执政官苏拉和鲁孚斯的“十二分之一法”（lex unciaria
）如何规定，我们不知；但最简单的假定是认为他们恢复397年即前357年的法律，所以法律所许的最高利率，在十个月为一年时是本钱的十二分之一，在十二个月为一年时是本钱的百分之十。

第八章　东方与米特拉达特斯王

革命层出不穷地报火警和喊救火，使政府提心吊胆，不逞喘息，以至于忽略了一般外省的事务；亚洲属下的东方民族距罗马遥远，素不喜战，不像非洲、西班牙和邻近的外阿尔卑斯各民族那样直接迫使政府注意，所以最被忽略。罗马合并阿塔鲁斯王国之时正是革命方兴之日，自此以后，整整历一世纪之久，不见罗马认真参与东方的事务——只有652年即前102年建立西利西亚省为例外，西利西亚海盗横行无度，罗马人不得不做这事，实则这事也不过是设一个永久兵站供一小支罗马军和东方舰队屯驻而已。到了654年即前100年，马略惨败，复古政府略臻巩固，罗马当局始又对于东方事务稍加注意。

由许多方面看，当时的局势仍无异于三十年前。犹尔吉提斯二世死后（637年即前117年），埃及王国一半在法里一半在事实上与昔兰尼和塞浦路斯两属国分离。昔兰尼归于他们的庶子托勒密·阿庇翁（Ptolemaeos Apion），永远脱离埃及。前王的寡后克娄巴特拉（Cleopatra，665年即前89年死）与前王的二子梭特二世拉代鲁（Soter Ⅱ Lathyros，673年即前81年死）和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666年即前88年死）争塞浦路斯的主权，因此塞浦路斯也脱离埃及，历时甚久。罗马人没有干涉这些纠纷；真的，阿庇翁王无子，依他的遗嘱，昔兰尼于658年即前96年归于罗马人，罗马人诚然未遂谢绝这块新领土，可是大体听其自便，宣布此地的希腊城市昔兰尼、托勒密（Ptolemais）和贝伦尼奇（Berenike）为自由市，甚至把王家土地的使用权也交给他们。因为距离很远，阿非利加省长对这区域的监督权只是有名无实，远不及马其顿省长对希腊自由城市的监督权。这种措置，无疑地，不由于亲希腊的态度，而只源于罗马政府软弱怠忽，其结果大致与在同样情形见于希腊的一般无二：内战和篡夺陷此地于分崩离析，以致到668年即前86年，罗马一位贵官偶临此处，居民恳求他整顿他们的事务，给他们建立一个长久的政府。

在这期间，叙利亚也是改变不多，改良更少。两位异母弟兄——一个是安条克·葛利普（Antiochos Grypos，658年即前96年死），一个是安条克·乞吉古（Antiochos von Kyzikos，659年即前95年死）——为争继位而交战，死后又把战事传给他们的儿子；在二十年的战事中，他们所争的王国几至仅余空名，因为西利西亚的海上王、叙利亚沙漠中的阿拉伯酋长、犹太君主和大城市的官吏通常都比戴冕的人更有发言权。同时，罗马人占据西西利西亚，美索不达米亚确实移归安息人。

约在格拉古弟兄时代，阿萨奇德王朝（Arsakide）经历一个危险关头，主要由于图兰部落的入侵。阿萨奇德王朝第九君主米特拉达特斯二世（Mithradates Ⅱ，又号“大帝”，630—667年即前124—前87年）诚然在亚洲内地恢复其国的优越地位，击退塞种人，向叙利亚和亚美尼亚两方拓展国界，不过到他晚年，新乱迭起，使他的政府无能为力；国内贵族连同他的胞弟欧罗德斯（Orodes）既对他造反，他的胞弟终于把他推翻处死，同时一向不重要的亚美尼亚也勃兴起来。此国自宣布独立以后即分为二，在东北部即亚美尼亚本部有阿塔西亚德王国（Artaxiaden），在西南部即索芬尼（Sophene）为扎里亚德里德王国（Zariadriden），阿达西亚德王梯格兰（Tigranes，660年即前94年即位）始合两部为一国；一方面他的势力倍增，一方面安息政府衰弱，于是这位全亚美尼亚的新主不但能对安息人摆脱他的附属地位，克服往日割给他们的领土，而且竟能为亚美尼亚取得那自阿契美尼德王朝传于塞琉古王朝，又自塞琉古王朝传于阿萨奇德王朝的亚洲上国地位。

最后，在小亚细亚，阿塔鲁斯王国瓦解后成立于罗马影响下的分疆制度大致依然如故。关于属国情形——比提尼亚、卡帕多奇亚、本都等王国，帕夫腊哥宁（Paphlagonien）和加拉提亚等诸侯，许多市府联盟和自由市——起初从外表看，不见有何改变。可是从内容看，罗马政权的性质确无处不有重大的改变。罗马的统治自始即已难堪，以后一部分由于暴虐政治必不免用日甚一日的高压手段，一部分由于罗马革命的间接作用，——我们还记得盖乌斯·格拉古曾没收亚细亚省的地产，罗马人征收什一税和关税，税吏在这里兼营掳掠人口事业——亚细亚所受的压迫极重，以致王位和农舍均不再能保不被没收，每一茎麦似乎都是为罗马什一税生长的，自由农民的每一子女似乎都是为罗马的奴隶牢诞生的。固然，亚细亚人抱着无量的消极态度，连这种磨难也能忍受；不过他所以安然忍受，并非由于耐性和熟虑，而是由于东方人特缺乏创造力；在这些太平地方，在这些柔弱民族中，一旦有个懂得发号施令的人起于其间，也可以发生神奇骇人的事。

本都王国当时在位的君主是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号犹帕托（Eupator，生于624年即前130年左右，死于691年即前63年）。说到他的世系，从他父系上溯，十六代祖是希斯塔斯普（Hystaspes）之子大流士王（Darius），八代祖是本都王国的创业君主米特拉达特斯一世，他母系出自亚历山大王家和塞琉古王家。他的父亲米特拉达特斯·犹尔吉提斯在西诺培遇刺早死，到634年即前120年前后，他受王号，年方十一岁；但王冠只给他招出困窘和危难。他的监护人谋害幼王的性命，甚至他的生母奉父遗命来参与国政，也仿佛要谋害他的性命。据说为逃避他那些保护人的匕首计，他自愿出外流亡，七年之间，每夜换一个宿处，在自己国里亡命，过一种无家可归的猎人生活。如是，这位童子长成个孔武有力的男子汉。我们所有关于这人的叙述虽大体来自当代记载，但东方发生得捷如闪电的传说却早以其“参孙”（Samson）和“鲁斯特姆”（Rustem）的许多特色点缀这位雄主。然而这些特色属于他的个性正如云冠雾冕属于最高山峰的个性；在两种情形下，体态的轮廓只显得更富色彩，更饶幻意，既不模糊，又大致无所改变。米特拉达特斯王身材魁梧，他的合身甲胄引起亚洲人的惊奇，更引起意大利人的惊奇。讲赛跑他能追及最迅疾的鹿，讲骑术他能驯服野马，递换马匹，每日能驰一百八十公里；讲赶车他能驾驭十六马的车，赛车曾得奖多次——当然，在这种运动上夺去国王的优胜，未免危险。至于打猎，他能在纵马疾驰时击中野兽，永不落空。他在筵席上也找人比赛——他大约举行饮食比赛，悬赏奖给最能强食豪饮的人，结果他自己得奖——，后宫之乐也不亚于此，除别的证据外，他文件中有希腊情妇给他的淫乱无度的情书。为满足他的精神需要，他行最荒唐的迷信——圆梦和希腊的秘教仪式占去他不少的时间——，粗鲁地采取希腊文明。他喜爱希腊的艺术和音乐；就是说，他搜集珍贵物品、华丽器具、古波斯和希腊的奢侈品——他的指环室著名于世；他的从人中常有希腊史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宫廷宴会中所悬的奖赏不但给予长于饮食的人，也给予最滑稽的小丑和最优的歌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与近代的苏丹相伯仲。东方君臣的关系多带自然律的色彩而少有道德律的性质，君主残忍而多疑。说到残忍而多疑，米特拉达特斯差不多冠绝古今。在他命令之下，他的母亲、他的兄弟、他那与他匹配的姐妹、他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都因为犯了确实和诬陷的大逆，不被处死即陷于终身监禁。还有或更为可恶的，他对于几个最亲信的臣下预先拟定治他们死罪的判辞，见于他的秘密文件中。还有也是真像苏丹的，后来他只为免得以战利品留给敌人，使人杀死他两个希腊妃嫔、他的姐妹和他后宫里的一切人，对于他的妻室，他只让她们自择死法。他用实验法研究毒剂和解毒剂，以之为政事的重要一门，并且设法使他的身体习于某种毒剂。自早年以来，他就学得先虑每人尤其至亲的人背信和凶杀，也学得对每人尤其至亲的人实行背信和凶杀，其必然的结果是——有他的全传为证——由于他所信任的人弃义背信，他一切的事业无不终归失败。然而他也有几分高尚的公正心，他惩治逆党时，一般只因与罪魁有私人关系而遭连累的人常受赦免；不过这种偶尔的公平举动并非不见于每一野蛮的暴主。在一大群相类的苏丹中，米特拉达特斯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他那无限的黾勉。有一次，他离开宫廷，几个月音信杳然，人们以为他已丧命；以后他回来了，已隐姓埋名地遍游西亚洲，用军事的眼光探访了处处的土地和人民。同样，他不但普通说话流利，而且对他治下二十二个民族能各用其方言断事，无须译人——在语言繁杂的东方，这是勤政君主的重要本领。他为人君的全部活动都带有这种特色。据我们所知（因为我们所有的典籍不幸对于他的内政一字不提），他与别的苏丹无异，也耗费精力于搜集宝物、招募军队——将兵击敌的通常不是国王自己而是希腊的佣兵首领，至少在他早年如此——，于旧郡之外加辟新郡。至于高尚的要素——促进文明、倡导民族抵抗的真领袖才、特殊的创造力——在米特拉达特斯身上却不见有何显著的踪迹，至少据传到今日的记载看来确系如此；甚至我们要把他摆在奥斯曼朝（Osmamen）的雄主如穆罕默德二世（Muhamed Ⅱ）和苏莱曼（Suleiman）之列，也缺乏理由。希腊文化与他不能相称，正如罗马甲胄与他的卡帕多奇亚人不能相称，所以他尽管受有希腊文化，仍不失为寻常的东方人，粗野、人欲横流、迷信、残忍、不顾信义、肆无忌惮，可是精神那样健旺，身体那样生来强壮，以至于他那傲慢的横行和他那不屈不挠的抗拒精神看起来往往像是才能，有时竟像是奇才。就算在罗马共和的垂死挣扎中抵抗罗马，易于在西庇阿和图拉真之时，就算只因亚洲事件与意大利内乱交互错综，米特拉达特斯的抗罗马人始能比朱古达的加倍持久，一种见解仍不失为正确，就是在安息战争以前东方只有他是罗马人的大患，他对罗马人自卫正如沙漠中狮子对猎人的自卫。据我们所知，我们不应认为他的抵抗超越这种自然力的抵抗。

但无论我们对于这位王者的个性如何批评，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总是非常重要。米特拉达特斯战争既结束了希腊对罗马的政治反抗运动，又创始了对于罗马至尊权的反抗，这反抗基于以上悬殊而远较深沉的敌对，即亚洲人对西方人的民族反动。米特拉达特斯是个东方人，他的国也是个东方国；多妻制和闺房制流行于宫廷和一般贵族之中；当地人民和朝臣的宗教均以本国的古信仰为主；这里的希腊文化不甚异于亚美尼亚国梯格兰王朝和安息国阿萨奇德王朝的希腊文化。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或许一时以为他们的政治梦想能得这位王者的支持，实则他在战斗中所争的事迥异于在马格涅西亚和皮德纳两战场上所解决的事。在一番长期休战之后，这是东西两方大决斗的又一回合，东西大决斗已自马拉松之战传至今世，其过去已以数千年计，其未来或也如此。

但这位卡帕多奇亚王的全部生活和行为虽都显然带着怪异而非希腊的色彩，我们却不易确定何种民族性的要素在这里占有优势，或也永不能在这事上得到超于泛常的结论，达到真确的见解。在上古文明的整个范围内，没有一个地方并立和杂居的种族那样众多，那样彼此迥异，那样自邃古以来即屡次互相混合，并且民族关系因此弄得那样不分明，像小亚细亚似的。自叙利亚至塞浦路斯和西利西亚一带，闪族居民连绵不绝，西岸卡里亚（Carian）和吕底亚两省人的原种似乎也属于闪族；西北角的居民是比提尼亚人，他们与欧洲的色雷斯人同族。反之，内地和北岸的居民却大都是与伊朗人有最近亲属关系的印度-日耳曼人（Indo-germanis-chen）。亚美尼亚语和弗里吉亚语
(1)

已证明与古波斯语（Zend）最为相近，卡帕多奇亚语也极可能与古波斯语最为相近；有人谈到米西亚人，说他们杂用吕底亚语和弗里吉亚语，这话表明他们是闪族与伊朗人的混合种，或可与亚述的混合种相比。关于西利西亚里与卡里亚之间的一带地方，尤其是吕底亚，尽管本地语言文字正在这里存留很丰富的遗物，遗物的研究却至今缺乏确实的结果，只知这些种族或当算在印度-日耳曼人之数而不当算做闪族。这乱纷纷的一伙民族如何先罩上一张希腊商业城市的网，而后又盖上因希腊人在军事和学术同占优势而起的希腊风气，上文已加以扼要的叙述。

米特拉达特斯王就统治这些地方，直接统治的是黑海上的卡帕多奇亚即所谓本都国；又因为本都位在小亚细亚的东北端，面向亚美尼亚并与之常相接触，所以我们可以假定伊朗的民族性在这里能维持不坠，混合作用比小亚细亚他部为少。甚至希腊风气也没有深入这个区域。只在沿海一带才有几个原属希腊人的城市——特别是重要商埠特剌培祖（Trapezus）、阿弥苏（Amisos）和尤其重要的西诺培，这是米特拉达特斯王诞生和居住的地方，也是帝国最繁盛的都市——除此以外，这个国仍在很原始的状态。这并不是因为土地荒芜；反之，今日的本都区域既仍然是地球上最肥饶的一地，谷田与野果树林交互错杂于其间，在米特拉达特斯时代，毫无疑义，此地必是农耕盛行、人口较多之处。不过这里绝没有真正的城市，只有堡垒用作农民的避难所和国王保管所收赋税的仓库；仅在小亚美尼亚一区，这种王家小堡垒算来就有七十五座。在促进国内城市的发展上，我们不见米特拉达特斯王有何重大贡献；他既处在虽或不甚自知却实际反抗希腊风的地位，这自不难索解。

他似乎更努力从事的——也决不背东方的作风——是向各方面扩张他的国土，此国当时即已不小，但周围四千三百公里之说或系言过其实；我们见他的陆军、海军和使臣不但向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而且在黑海沿岸活动。但黑海的东岸和北岸给他一个比别处自由而广大的用武之地；当时这里的情形虽则不易甚或不能加以真正显豁的叙述，我们却不可不略看一看。黑海东岸一向不为人所知，米特拉达特斯始打开此地，使渐为众人所知，他从土著君长手里夺得发西斯（Phasis）河上的科尔基斯（Kolchis，即明格雷利亚［Mingrelien］和伊美雷提亚［Imeretia］）区域及重要商业城市狄奥斯库里亚（Dioskurias），把它改为本都的一郡。更关重要的是他在北方的经营。
(2)

那些无山无树的广大草原绵亘于黑海、高加索山和里海以北的，因为它们的自然条件——尤其因为温度悬殊，由斯德哥尔摩（Stockeholm）的气候可变为马德拉（Madeira）的气候，又因为绝对缺乏雨雪，常常可历二十二月或以上——绝不适于农业或定居；这些地方无时不是这样，不过二千年前的气候大约比今日稍为宜人而已。
(3)

种种部落为游徒的欲望所驱迫，走入这个区域，顺从自然界的指示来过游牧生活（到现在还有一部分如此），同他们的牛群或更常有的马群，携带装在车上住室里的动产，变动他们的住处和牧场。他们的武装和战术也适应这种生活；草原上的居民大抵骑马作战，永远散开打仗，军装是皮盔、皮甲和皮面的盾牌，武器是刀枪和弓箭——他们便是今日哥萨克人（Kosaken）的祖先。原居此地的是塞种，他们似属蒙古族，在风俗和体格上与今日西伯利亚的居民相近；以后萨尔马提亚部落——扫罗麻滕部（Sauromaten）、罗克索拉尼部（Roxolaner）和雅奇根部（Jazygen）——由东向西继塞种而来，他们通常被目为斯拉夫人，不过我们可归到他们身上的人名显然与米底亚和波斯的人名较为近似，我们或不如说这些部落属于伟大的古波斯族。色雷斯各部落的移动方向与上相反，特别是盖塔部，其足迹远届德尼斯特（Dniester）河。插入两者之间的有所谓凯尔特人，进到德尼斯特河，巴斯塔奈人（Bastarner）也进到这个区域，波伊基尼人（Peukinen）则进到多瑙河口；这些大约都是日耳曼人大迁徙的支脉，其主体似未接近黑海。没有一处形成真正的国家，每部落在其君主和长老治下各自分立。

希腊人的殖民地与以上一切蛮族迥不相同；在昔希腊商业突飞猛进的时代，特别赖米利都的努力，这些殖民地成立于这一带的海岸，一部分用作商场，一部分用作重要的渔业甚至农业站，因为如上所述，上古黑海西北岸的情形不像今日这样的不宜农业。希腊人在此地一如腓尼基人在利比亚，使用土地时也对土著君长缴纳地租。这些殖民地中最重要的是刻松尼索斯（距塞巴斯托波尔［Sebastopor］不远）和潘蒂卡彭（Pantikapäon，即刻赤［Kertsch］）：刻松尼索斯建在塞种领域的陶里半岛（Taurischen Halbinsel，即克里米亚［Krim］）上，因为制度优良、人民热心公益，虽处于很不利的情况，也能维持相当的繁荣；潘蒂卡彭在半岛对岸，当黑海通亚速夫海（Asowsche meer）的海峡上，自罗马纪元457年即前297年以来即为世袭市长所统治，他们以后又称博斯普鲁斯（Bosporus）王，有阿恺那克提底（Archäanaktiden）、斯帕托琪底（Spartokiden）和裴利萨底（Pärisaden）等王家。由于种植小麦和经营亚速夫海的渔业，此城骤跻于繁盛。在米特拉达特斯时，此城仍奄有克里米亚较小的东半，包括塞奥多西亚城（Theodosia）在内，在对岸亚洲境有法那哥里亚城（Phanagoria）和辛底琪（Sindische）区域。当其盛时，潘蒂卡彭的君主曾在陆上统治亚速夫海东岸和库班（Kuban）河流域的人民，在海上以其舰队控制黑海；不过现在的潘蒂卡彭已非昔比。希腊民族可哀的衰落，没有比这些辽远的边邑感觉得更深刻的。往日雅典隆盛之时，它是希腊能在这里尽其上国职分的唯一国家，雅典人需要本都的粮食，当然特别能领会这种职分。雅典的海权没落以后，这些地方便大致被人遗弃。希腊的陆权国家虽有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和吕西马古（Lysimachos）对此等地方几次试做认真的干涉，却永未成功；罗马人既征服了马其顿和小亚细亚，一种政治上的义务便传到他们身上，在这里希腊文明需要保护之地，他们应做坚强的保护者；可是他们竟把荣誉的要求和利益的要求一概置之度外。西诺培陷落，罗德斯岛衰微，于是黑海北岸的希腊人完全陷于孤立。他们对游牧蛮族所处的地位如何，由奥尔比亚（Olbia，在奥克扎克夫［Očakov］附近，距第聂伯［Dnieper］河口不远）似在米特拉达特斯以前不久所刻的一种铭文中，我们见到一幅栩栩欲活的写真；这里的人民不但每年须致送贡献于蛮族君主设朝的营盘，而且遇到他在城下扎营或只是路过时，也须向他示敬，同样，对于小酋长甚至有时对于整个的蛮族部落也须送礼应酬；如果礼物似嫌太薄，他们便要遭殃。市库已告破产，他们须把神庙的宝物抵押出去。同时，野蛮部落蜂拥于城门之外，领土被蹂躏，田里的工人被整批地拉去；还有最坏的，在他们邻近的蛮族中塞种较弱，受更野蛮的凯尔特人逼迫，要找个安身之处，便企图把这有垣墙的城夺为己有，结果许多公民离去此城，居民现正想把它完全放弃。

这就是米特拉达特斯所见的局势，当时他那马其顿式的方阵兵越高加索山脊而下，来到库班河和台雷克（Terek）河流域，同时他的舰队也来在克里米亚海面。无怪这里所有各地的希腊人一如狄奥斯库里亚已有的情形，对于本都王无不竭诚欢迎，视这半希腊人及其希腊装备的卡帕多奇亚人为救主。罗马在这区域所怠忽的事现在灼然可见。正在此时，潘蒂卡彭君主的贡额抬高到他无力缴纳的程度；卜居半岛的塞种陶里部酋长斯琪路罗（Skiluros）及其子五十人对刻松尼索斯城施行沉重的压迫；前者欣然放弃他们世袭的君位，后者甘愿放弃他们长久保存的自由，为的是保全他们仅有的财产——希腊民族性。这不是徒然。米特拉达特斯的猛将狄奥凡托斯和纽普托勒摩斯（Neoptolemos）及其有训练的军队不难歼灭草原人。在潘蒂卡彭海峡，一部分在水上，一部分在冬季的冰上，纽普托勒摩斯击败他们，救了刻松尼索斯，打破陶里部的碉堡，建筑适宜的堡垒以巩固这半岛上的领土。罗克索拉尼部来援陶里部，狄奥凡托斯因此进攻罗克索拉尼部（在第聂伯河与顿河之间），五万蛮族逃避他所率的六千方阵兵，于是本都的武力远届第聂伯河。
(4)

如是，米特拉达特斯在这里取得与本都王国接壤的第二王国，此国亦如本都，大抵以若干希腊商业城市为基础。此国名为博斯普鲁斯王国，奄有今日克里米亚和对岸亚洲的土岬，每年有金银二十塔兰特入王家的府库，又有粮食一百万公斗入王家的仓廪。自高加索山北麓至多瑙河口的草原部落至少大部与本都王成立属国关系或缔结条约，即使他们对本都王没有别的帮助，至少给他一个取之不尽的募兵场所。

在北方既获得极大的成功，米特拉达特斯同时又向东方和西方开疆拓地。小亚美尼亚原是个附庸诸侯，被他吞并，成为本都国不可少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与大亚美尼亚王成立的密切关系。他不但把他女儿克娄巴特拉（Cleopatra）嫁给梯格兰为后，而且梯格兰大部分仗着他的扶助始能摆脱阿萨奇德王朝的统治，在亚洲占得一个地位。二人似曾结成协定如下：在互相援助的诺言之下，梯格兰应担任占领叙利亚和亚洲内地的事，米特拉达特斯应担任占领小亚细亚和黑海沿岸的事；毫无疑义，米特拉达特斯较为活跃，较有才略，这协定必由他发起，其目的在保护他的后方，取得一个强大的同盟。

最后，在小亚细亚，这位国王注目于帕夫腊哥尼亚的腹地——其沿海地方早已属于本都帝国——和卡帕多奇亚。
(5)

本都要求帕夫腊哥尼亚的理由是皮莱梅尼德朝（Pylämeniden）末主曾遗命把这地方传给本都王米特拉达特斯·犹尔吉提斯；当然，对于这种要求，无论合法与不合法的争位者以及此国本身都提出抗议。关于卡帕多奇亚，本都君主未忘此国与沿海的卡帕多奇亚昔曾合成一国，并且永远怀着再把两地合成一国的念头。于是米特拉达特斯与比提尼亚王尼科弥底（Nikomedes）共同占领帕夫腊哥尼亚，与他共分其地。罗马元老院对这事抗议，米特拉达特斯服从元老院，尼科弥底却给他一个儿子“皮莱梅尼”（Pylämenes）的名号，借这个名义自据其地。两联盟国对卡帕多奇亚的政策又演出更坏的事。卡帕多奇亚王阿里亚拉德六世（Acianathes Ⅵ）是米特拉达特斯·犹帕托的姐夫，为戈尔迪（Goldios）所杀，据说奉有米特拉达特斯的命令，至少也是为他谋利益；阿里亚拉德的幼子只能借他舅父别有用意的援助来抵挡比提尼亚王的侵犯；那时杀他父亲的戈尔迪已在逃，米特拉达特斯向他提议，准戈尔迪回卡帕多奇亚，以作援助的报酬。这提议引起决裂和战争，然而两军对阵将战时，舅父要求先与外甥会议，在会议中亲自杀死这个手无寸铁的少年。于是杀他父亲的戈尔迪在米特拉达特斯指导之下接管政权，虽有愤慨的人民起来反抗，拥戴末主的少子登位，新君也不能长期抗拒米特拉达特斯的优势武力。人民拥立的少主不久即死，卡帕多奇亚王统与这少年同归于尽，因此本都王更有行动的自由。正与帕夫腊哥尼亚的事相类，一个假阿里亚拉德被拥立为名义上的君主，戈尔迪假他的名字，代米特拉达特斯治理此国。

本地君主久已没有像米特拉达特斯这样强大的，他统治黑海的南北两岸，领域远达小亚细亚的腹地。这位君主在海陆两方的战斗力似乎不可限量。自多瑙河至高加索山和里海都是他的募兵场所；色雷斯人、塞种人、扫罗麻滕人、巴斯塔奈人、科尔奇亚人、伊比利亚人（在今日的格鲁吉亚）都麇集于他的麾下；他特别由骁勇的巴斯塔奈人中间招募战士。对于舰队，科尔奇亚郡除亚麻、大麻、沥青和黄蜡外，又供给他由高加索顺流而下的绝好木材。这位王者据说曾率镰刀战车六百辆、骑兵一千、步兵八千入卡帕多奇亚；而他绝没有为这战事集合他的全副兵力。既没有罗马海军或值得称道的他国海军，本都的舰队以西诺培和克里米亚各港口为凭借，自当独霸黑海。

罗马元老院的一般政策是压制多少有点附属于它的国家，对于本都他们也维持这种政策；米特拉达特斯五世暴死以后，他们对于王位易主的态度可以为证。因为米特拉达特斯五世曾参加对阿里斯托尼古的战事，或宁可说因为他广有钱财，罗马人把大弗里吉亚赠给他；以后未成年的童子继父位，罗马把这地方夺去，并入直属罗马的领域。
(6)

可是这童子长大成人以后，肆行侵略，造成堂皇的势力——这势力的发展约历二十年之久，元老院对这种情势却抱完全消极的态度。它的一个属国发展成强大的军事国家，有十万以上的武装兵士供调遣；这一国的君主与东方的新大国结成极密切的联络，新大王一部分倚赖他的援助得居亚洲内地盟主的地位；他借故吞并了邻近的亚洲王国和诸侯，他的借口不啻是嘲笑那消息不灵、距离辽远的保护主；最后，他甚至立足于欧洲，做统治陶里半岛的王者，受他保护的地域差不多达到马其顿-色雷斯的边界；元老院对这些事竟不过问。固然，元老院里曾讨论这些情形，不过关于帕夫腊哥尼亚继位一案，尼科弥底以假皮莱梅尼自解，这崇高团体竟以此为满意，它显然不是受了欺骗，而是感激任何托辞，以免实行干涉。同时，诉状日益繁多，日益迫切。塞种陶里部的君主被米特拉达特斯逐出克里米亚，转向罗马求救；元老院只要仍能想到罗马政策世守的原则，便不能不记得昔日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安条克王渡海而至欧洲，他的军队占据色雷斯的刻松尼索斯，这是亚细亚战争的信号；他们不能不见，现在本都王占据陶里的刻松尼索斯，罗马更不当加以容忍。卡帕多奇亚王国实际重归统一，终于转移大局；并且比提尼亚王尼科弥底原希望利用另一个假阿里亚拉德取得卡帕多奇亚国，现在见本都已立伪主，不容他再立一个，不免力劝罗马政府干涉卡帕多奇亚的事。元老院议决：米特拉达特斯应使塞种君主复位——因为他们以苟且的方式办理国事，所以不得不这样违背为政的正道，以至于今日不助希腊人抗蛮族，反而助塞种抗那与他们半属同种的人。他们宣布帕夫腊哥尼亚为独立国，命尼科弥底的假皮莱梅尼退出此国。同样，米特拉达特斯的假阿里亚拉德也应退出卡帕多奇亚；因卡帕多奇亚的代表拒绝这样给予的自由，应以自由民选的苏拉往迦波多金办法再推举一个国王。这些法令似乎很是有力，不过他们不派兵前去，而命西利西亚省长卡奇乌斯·苏拉用他麾下剿办海陆盗匪的区区兵力来干涉卡帕多奇亚，却是错误。幸而罗马昔日的威力尚在人心，其保卫罗马利益的力量胜于现存的政府，苏拉的魄力和才干又可补元老院二者之不足。米特拉达特斯不敢上前，因为梯格兰对罗马所居的地位比他自由，他止于劝这亚美尼亚大王派兵到卡帕多奇亚。苏拉迅速集合他的军队和亚洲盟邦的助战兵，越陶鲁斯山，把省长戈尔迪和他的亚美尼亚援兵一齐逐出卡帕多奇亚。这事很有效力。米特拉达特斯百依百随；戈尔迪须负卡帕多奇亚乱事的罪过，假阿里亚拉德无影无踪；本都党徒然想运动推选戈尔迪为王，结果当选的却是人所敬仰的卡帕多奇亚人阿里奥巴尔赞（Ariobarzanes）。

苏拉为完成他的远征，进到幼发拉底河，罗马旗帜映在此河的水中尚以此为首次；这时罗马人初与安息人相接触，安息人与梯格兰不和，自当亲近罗马人。双方都似乎觉得在东西两大国初次接触之际有一件颇关重要的事，就是双方均不应放弃世界主权的要求；但苏拉比安息使者更勇敢，他在卡帕多奇亚王与安息使臣的会议中自居上座，并且保持上座。这次幼发拉底河上大受赞扬的会议增加苏拉的声誉尤甚于他在东方的胜利；以后安息使者因这事被他的主人斩首。但在此刻，这种接触未产生别的结果。尼科弥底持罗马人的宠眷，没有退出帕夫腊哥尼亚；但元老院对米特拉达特斯所发的其他法令却见于实行，他至少应承使塞种酋长复位；东方似又恢复往日的原状（662年即前92年）。

据说是这样的，实则毫无真正恢复原状的形迹。苏拉一离开亚洲，大亚美尼亚王梯格兰便攻卡帕多奇亚新王阿里奥巴尔赞，把他赶走，又立本都的假阿里亚拉德来代替他。在比提尼亚，老国王尼科弥底二世死后（约在663年即前91年），他的儿子尼科弥底三世菲洛帕托（Nikomedes Ⅲ Philopator）已由人民和罗马元老院方面被承认为合法国王，王弟苏克拉底（Sokrates）却起而争位，篡夺政权。显然，卡帕多奇亚和比提尼亚乱事的真祸首不是别人而就是米特拉达特斯，不过他不公然参加而已。人人都晓得，梯格兰只是受他的指使来行事；苏克拉底并且率本都兵入比提尼亚，合法国王的生命也遭米特拉达特斯所遣刺客的威胁。甚至在克里米亚及其邻近各地，本都王也不想引退，反而穷兵黩武，前进不已。

阿里奥巴尔赞求救于罗马，尼科弥底且亲来求救，罗马政府派前执政官曼尼乌斯·阿奎利乌斯（Manius Aquilius）往小亚细亚佐省长卢奇乌斯·卡西乌斯（Lucius Cassius），并命亚洲属国尤其是米特拉达特斯遇必要时以武力相助；阿奎利乌斯是经过辛布里和西西里两战的军官，然而他到亚洲的资格却不是率一支兵的将军而是特使。这位罗马将军用亚细亚省长能调遣的小队罗马兵以及弗里吉亚和加拉提亚的征兵完成他的任务：尼科弥底王和阿里奥巴尔赞王重登他们不稳定的王位；米特拉达特斯虽用种种托辞规避出兵要求，却不但没有公然抵抗罗马人，而且下令把比提尼亚的伪王苏克拉底处死（664年即前90年）。

这是个稀奇的纠纷。米特拉达特斯十分相信，对罗马人公开战斗是不能有成的，他绝不可闹到与罗马人公然决裂和开战的地步。如果他不这样决定，开战的机会没有比当时更有利的；阿奎利乌斯进兵入比提尼亚和卡帕多奇亚之时正是意大利叛党极盛之日，甚至弱者也会受鼓动而抗罗马；然而米特拉达特斯却让664年即前90年过去，不加利用。尽管这样，他却又坚毅又活跃地实行他在小亚细亚开疆拓土的计划，一方面以任何代价维持和平，另一方面实行攻城略地，这两种政策奇奇怪怪地联合起来，当然毫无可取，只是又证明米特拉达特斯不能居真政治家之列，他既不晓得如何备战如腓力王，又不晓得如何听命如阿塔鲁斯王，却正像个苏丹的作风，永远徘徊于贪恋战功和自觉无力之间。但即使如此，要了解他的行为，我们也须回忆，米特拉达特斯已由二十年的经验谙悉当日的罗马政策。他深知罗马政府绝不愿有战事，他们鉴于一有名将崛起，他们的政权便岌岌可危，又新记得辛布里战争和马略，所以实在怕有战事，如果可能，比他自己尤甚。他就依此做去。他不惮取一种态度使任何有魄力而不为私心所累的政府饶有宣战的理由和机会，可是他却慎避任何公开的决裂，以免使元老院有宣战的必要。严厉的态度一行出现，他便缩回，对苏拉如此，对阿奎利乌斯亦复如此；无疑地，他希望与他对抗的不永是有魄力的将军，他希望像朱古达那样也遇见他的斯考鲁斯和阿尔比乌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希望不乏理由；不过就是从朱古达的例看来，也可见贿买一位罗马将军和腐化一支罗马军队不可误认为征服罗马人民。

如是，局势介于和战之间，看起来很有长久如此之势。但阿奎利乌斯却无意让它这样；他既不能强迫政府对米特拉达特斯宣战，便利用尼科弥底来做这事。尼科弥底本在罗马将军势力之下，又积欠他战费和许给他个人的款项，是他的债务人，阿奎利乌斯提议他对米特拉达特斯开战，他不能不顺从。于是比提尼亚宣战；但就是尼科弥底的船封锁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以拒本都船，尼科弥底的军队侵入本都边地，蹂躏阿马斯特里（Amasstris）区域，米特拉达特斯仍守他的和平政策而不移，他不逐比提尼亚人出境，却向罗马使者递一诉状，请他们调停，否则许他自卫。但阿奎利乌斯通知他说，他无论如何不得对尼科弥底作战。这事当然很明显。他们对迦太基也正用这种政策；他们让牺牲者受罗马鹰犬的攻击而不准牺牲者对他们自卫。米特拉达特斯以为大势已去，正与昔日的迦太基无异；但腓尼基人因绝望而归顺，西诺培王的作为却适为其反，他集合他的军队和船只。据云，他曾说：“一个必败的人不也须自卫抗贼吗？”他的儿子阿里奥巴尔赞（Ariobarzanes）奉命进兵入卡帕多奇亚；他又遣人送一件文本给罗马使者，把他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步骤通知他们，并要求他们发个最后宣言。宣言的大意果然不出所料。虽则罗马元老院、米特拉达特斯王和尼科弥底王均不愿决裂，阿奎利乌斯却愿决裂，于是战事发作（665年即前89年年终）。

米特拉达特斯既这样被迫比武，便以其所特有的全副精力进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准备。最先，他加紧与亚美尼亚王梯格兰的联盟，得到他派一支助兵的诺言，这支兵应侵入西亚洲，为米特拉达特斯取那里的土地，为梯格兰王取那里的动产。安息王恨苏拉的高傲态度，虽不直做罗马人的仇敌，却也不做他们的同盟。对于希腊人，这位王者努力仿效腓力和波尔修的作为，以保卫希腊民族而抗罗马的异族统治为务。本都使者往谒埃及王和自由希腊仅余的克里特城邦联盟，恳求那些已受罗马桎梏的在这最后一刻的今日起来挽救希腊民族；这种企图不尽无功，至少在克里特如此，克里特人很多入本都军队服务。他们希望较小和最小的保护国如努米底亚、叙利亚和希腊各共和国陆续起兵，又希望各省特别是受无限压迫的西亚洲背叛罗马。他们鼓动色雷斯人起事，甚至鼓动马其顿叛变。海盗先已兴盛，现在被认为是最可欢迎的同盟，处处脱了羁绊，海盗舰队自称为本都私掠船，充斥于地中海的广大区域。人们兴奋欢乐地听得罗马公民内讧和意大利叛党虽败而绝未消灭的消息。然而他们却未与意大利的失意分子和叛党成立直接关系；只是以罗马和意大利的亡命徒为核心在亚洲设立一个按罗马式装备和编制的外国兵团而已。自波斯战争以来，亚洲未尝有米特拉达特斯这样的武力。据说除亚美尼亚的助兵不计外，他出征时有步兵二十五万、骑兵四万，并有本都盖顶船三百只和露顶船一百只航行海上；就一位能支配无数草原人的雄武君主而言，此说似乎不太过分。他的将军，特别是纽普托勒摩斯和阿恺劳斯（Anchelaos）两弟兄，都是老练谨慎的希腊将领；此王的兵也不乏敢死的勇士，穿着金银闪烁的武装和华丽衣服的塞种人和米底人粲然与带着铜钢装束的希腊骑兵混合起来。统一的军事组织把这些五光十色的群众合为一体的固然没有，庞大的亚洲战争机构已常常——最近一次恰是在一百年前的马格涅西亚之战——为优良的军事组织所击破，米特拉达特斯的军队也不过是这种战争机构之一；可是东方仍在武装抗罗马，而帝国西部也绝无太平景象。

罗马对米特拉达特斯的宣战，虽则就其本身而言，是政治上必然之势，但宣战的时刻却选得不能比此时更不相宜；因此，曼尼乌斯·阿奎利乌斯很可能原有自私自利的念头，才适在此时造成罗马与米特拉达特斯的决裂。他们此刻除卢奇乌斯·卡西乌斯部下的小队罗马兵和西亚洲的民兵外，没有其他可供调遣的军队，又因同盟战争陷本国于军事和财政的困窘，在666年即前88年夏季以前，就是情形极为顺利，罗马也不能有一支军队在亚洲登陆。这里的罗马官吏一向处境困难，但他们希望保护这个罗马省份，并能扼守他们所在的地位——尼科弥底部下的比提尼亚军仍在上年所取的位置，即介于阿马斯特里与西诺培之间的帕夫腊哥尼亚境内，卢奇乌斯·卡西多斯、曼尼乌斯·阿奎利乌斯和昆图斯·奥皮乌斯（Quintus Oppius）所率的军队则在比提尼亚、加拉提亚和卡帕多奇亚境内，同时比提尼亚-罗马的舰队仍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

666年即前88年春初，米特拉达特斯采取攻势。在哈利（Halys）河支流安尼亚（Amnias，在今日塔什克普里［Tesch Köpri］附近）河上，本都打前锋的骑兵和轻装队伍遇到比提尼亚军，比提尼亚军虽在人数上很占优势，却一击即破，败兵溃散，营垒和军实皆落入战胜者之手。本都王获得这个辉煌胜利，大都赖纽普托勒摩斯和阿恺劳斯之力。于是驻在后方较远而更劣的亚洲民兵未与敌人交锋便自信必败，米特拉达特斯的将军一来到近处，他们就纷纷四散。罗马一支兵败于卡帕多奇亚；卡西乌斯想率民兵固守阵地，但未拼一战便又把他们解散，带着部下可靠的兵入守梅安德（Mäander）河上的城邑，特别守阿帕迈亚（Apameia）。同样，奥皮乌斯也退出潘菲利亚，入守弗里吉亚的劳底恺亚（Laodikeia）；阿奎利乌斯退却时，在比提尼亚境内的桑伽里（Sangarios）河为敌人追及，一败涂地，以至于失去营垒，不得不逃避于罗马行省的波加蒙。不久，罗马行省也被蹂躏，波加蒙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和泊在那里的船只均落在本都王的掌握。每次得胜，米特拉达特斯便把被俘的小亚细亚民兵一概遣去，民族的同情自始就倾向他，他现在又不遗余力地加以增强。如今小亚细亚远至梅安德河，除少数堡垒外，全在他势力之下；同时消息传来：罗马又起了新革命，执政官苏拉原被指定征米特拉达特斯的，却不登船到亚洲而进兵攻罗马，罗马最著名的两位将军正在交战以决定谁当为亚洲战事的元帅。罗马似乎热心努力于自相残害；无怪虽则就到现在，各处仍有少数人依附罗马，小亚细亚的本地人却大都投归本都。希腊人和亚洲人联合举行欢迎这位救主的庆祝；亚细亚和希腊昔曾为“克印度人者”所统一，今又为此王所统一，所以人惯用“新狄俄尼索斯”的名号恭维他。他每到一处，城市和岛屿均派使者迎接他，请“救世主”光临，公民们身穿礼服，成群结队地到城门前招待他。有几个地方把住在那里的罗马官吏捆绑献出，如劳底恺亚献出该城司令昆图斯·奥皮乌斯，勒斯博斯的米蒂利尼（Mytilene）献出执政官曼尼乌斯·阿奎利乌斯。
(7)

这个蛮子昔曾面见阿奎利乌斯而战慄，现在阿奎利乌斯落在他手，他的全副愤怒便发泄在这不幸而开战衅的人身上。这老人有时步行，锁在一个骑着马的巴斯塔奈人身上，有时缚在驴背，自呼己名，这样被牵着走遍小亚细亚；后来这示众的可怜人又到了波加蒙的王宫，王命人用熔化的黄金灌入他的喉咙——以满足真正造成这次战争的贪欲——，到他死于痛楚之下而后已。

单是米特拉达特斯这以人为戏的野蛮行径已使他不配居豪杰之列，但他还以此为不足。他由以弗所下令，命他属下的一切长官和城市在同一日期把境内住的意大利人，不分男女老少，不问其为自由人或奴隶，一概杀死，并严刑禁止助罪犯逃命；被杀者弃尸喂鸟，他们的财产充公，一半归凶手，一半归国王。这种可骇的命令，除少数地方如科斯岛外，处处均准确执行，于是一日之间，八万（一说十五万）男女和儿童在小亚细亚遭到无情的屠杀；在这场可怕的杀戮中，解除债务的良机和亚洲人愿替苏丹效劳而做刽子手，至少与较为高尚的报仇心有同等的作用。从政治观点看，这策略不但毫无合理的目的——因为以财政而言，不发这道残忍的敕令也可以达到目的，并且小亚细亚人即使自知犯了最恶的血案也不能激发好战的热情——，而且与本都王的目的相反，因为一方面这样一来，罗马元老院只要仍能努力，便不得不努力进行战事；另一方面，这事不但伤害罗马人，也伤害此王的天然盟友，即罗马人以外的意大利人。以弗所的屠杀令根本不过是残忍愚昧的报仇心发为无意义的举动，只因苏丹政治的特色在这里蔚为巨观，所以显出一种虚假的雄伟气象。

大致说来，米特拉达特斯的志愿继长增高；他因绝望而开战，可是胜利出乎意外地容易，他所怕的苏拉又迟迟不来，他的绝望就转变为高入云霄的希望。他把西亚洲当作本土来经营；波加蒙原是罗马省长的治所，他把这城当作新都，把西诺培旧地作为总督辖区，交他儿子米特拉达特斯治理；卡帕多奇亚、弗里吉亚、比提尼亚都改组为本都的州郡。帝国的要人和王的宠臣都受厚赏和封邑，不但一切民社积欠的赋税都蒙豁免，而且有免税五年的诺言——如果本都王想借此博得小亚细亚人的忠心，这种策略便与屠杀罗马人错误相等。

当然，由意大利人财产和其他没收品而来的无量金钱能大裕国王的府库，例如仅科斯一岛就有犹太人存款八百塔兰特，全被米特拉达特斯取去。小亚细亚北部和所属大多数岛屿均在本都王势力之下；除了帕夫腊哥尼亚的几个世袭小君长外，无一地仍附罗马；整个爱琴海都为他的舰队所控制。抵抗他的只有西南部卡里亚和吕底亚的城邦联盟和罗德斯城。在卡里亚，斯特拉托尼西亚（Stratonikeia）固然为武力所荡平，可是梅安德河上的马格涅西亚却抵抗严重的围攻而得胜，米特拉达特斯的良将阿恺劳斯竟在这次兵败受伤。罗马人——中有省长卢奇乌斯·卡西乌斯——逃出亚细亚省的都在罗德斯避难，米特拉达特斯以极优越的兵力由海陆两路来攻。但他的水兵虽在国王监视之下奋勇尽职，却是拙笨的生手，罗德斯舰队竟能击破数倍于他们的本都舰队，并把掳得的船只带回本国。在陆上，攻势也没有进展；工事一部分被毁以后，米特拉达特斯放弃其企图，这重要海岛和对岸的大陆仍握在罗马人之手。

可是不但大部因为苏尔皮奇乌斯革命发作于极不相宜的时刻，亚细亚省几乎没有保卫即为米特拉达特斯所侵占，而且他竟向欧洲进攻。自662年即前92年以来，马其顿北边和东边的邻国便已再来侵扰，非常猛烈和频繁；在664—665年即前90—前89年两年，色雷斯人蹂躏马其顿和整个伊庇鲁斯，劫掠多多那（Dodona）庙。还有更惹人注意的，这些运动又连带着重立一个马其顿伪王的企图，伪王名攸芬尼（Euphenes）。米特拉达特斯由克里米亚与色雷斯人保持联络，不能不熟知这些事。罗马将军盖乌斯·森提乌斯（Gaius Sentius）对这伙来犯的人，固然用色雷斯登特勒特部（Dentheleten）实行自卫；但不久以后，更强大的敌人来攻他。米特拉达特斯因得胜而忘乎所以，立下一个大胆的决心，要仿安条克那样把争亚洲主权的战事移到希腊去决胜负，于是调他的精锐部队海陆并进到希腊去。他的儿子阿里亚拉德由色雷斯侵入防务薄弱的马其顿，沿路略地，把他们分配于本都州郡。阿布德拉（Abdera）和菲力皮（Philippi）成为本都军在欧洲的主要基地。米特拉达特斯的良将阿恺劳斯率本都舰队出现于爱琴海，这里连一只罗马船也没有。提洛是罗马在这一带海面的商业市场，今为本都军所占领，在这里被屠杀的将近两万人，大都是意大利人；优卑亚遭同样的厄运；马勒亚（Malea）角以东的一切岛屿都落于敌手；他们可以进而攻打大陆。本都舰队由优卑亚进攻要地德米特里亚斯，马其顿省长的骁勇副官布鲁提乌斯·苏拉（Bruttius Sura）诚然以其区区队伍和少数仓促集合的船只把他们击退，甚至占领斯奇亚苏斯（Skiathos）岛，但他不能阻止敌人立足于希腊本部。

在希腊本部，米特拉达特斯不但用武力而且用民族主义的宣传进行工作。他的主要工具是一个名为阿里斯提翁（Aristion）的人，论门第他是个雅典奴隶，论职业他本是个伊壁鸠鲁派哲学的教师，今为米特拉达特斯的宠臣。他极擅长游说，曾在宫廷里致身荣显，晓得如何炫惑群众。迦太基已成一片焦土将六十年，他却力向他们保证说迦太基来援米特拉达特斯的兵已在途中，这位新伯里克利的演说饶有效力，以至于少数有见解的人逃出雅典，群众和一二丧心病狂的文学家正式背弃罗马人。于是这旧日的哲学家成为一个专制君主，得本都佣兵队伍的扶助，开始一种卑污残酷的政治，比雷埃夫斯（Peiräeus）变成一个本都港口。米特拉达特斯的军队一在希腊大陆上得一立足地，自由小国如阿喀亚、拉科尼亚、彼奥提亚等远至色萨利便大都与他们联合起来。先由马其顿调来一些援兵，而后进到彼奥提亚，以救被围的塞斯庇亚（Thespiä），在凯罗尼亚（Chäroneia）与阿恺劳斯和阿里斯提翁交战三日；但这些战事不能决定胜负，当本都增援的兵由伯罗奔尼撒来到之时，不得不退去（666年即前88年末，667年即前87年初）。

米特拉达特斯的地位在海上特为优越，所以意大利叛党的使者请他在意大利谋登陆；但在那时，他们的大势已去，本都王拒绝他们的提议。

罗马政府的地位始有岌岌可危之势。小亚细亚和希腊全部以及马其顿大部均在敌人手里；在海上，本都的旗帜称霸，没有对手。又加意大利的叛党，虽大致业已挫败，却仍控制意大利的大块地方，无人与争；又有刚归沉寂的革命时时刻刻有复发而更加凶猛的危险；最后，意大利的内乱和亚洲资本家的绝大损失造成商业和钱业可怕的危机，又缺乏可靠的军队。政府须有三个军队，一个镇压罗马城的革命，一个完成平定意大利叛党的事，一个在亚洲作战；他们却仅有一个，即苏拉的军队；因为北路军为不可靠的格涅乌斯·斯特拉波所统率，只是又多一个祸害。苏拉须于三种工作中选择一种来担任；如我们所知，他决定担任亚洲战事。在国家的普遍利益与他本党的特殊利益相冲突时，前者居然保持其优势，这不是小事，我们或可谓是个大事；苏拉一离开意大利，他的宪法和同党将不免陷于危险，他却一概不顾，竟于667年即前87年春间在伊庇鲁斯海岸登陆。不过他这次前来却异于往日罗马元帅在东方出现的情形。他的军队共五个兵团，至多三万人，
(8)

并不强于一个普遍执政官军；这还是最小一端。往日在东方战争中，罗马永不缺一个舰队，实则无一次不控制海面；苏拉奉派来克复两大洲和爱琴海的岛屿，来到之时，却连一只战船也没有。往日的元帅总随身带来充盈的粮台，他的供应大半均由海道取自本国；苏拉却空手而来——为666年即前88年战役勉强筹出的款项已在意大利用罄——，只见非全赖征发不可。往日元帅的对头只在敌人营内，自阶段斗争结束以来，政党永是团结起来以抗公敌，毫无例外；但现在罗马名人在米特拉达特斯麾下作战，意大利大块的地区愿与他结成联盟，并且平民党是否愿依苏拉所树的好榜样，在他征亚洲王的期间始终对他保持休战，至少还是个疑问。这位神速的将军不得不与上述一切困难相搏斗，但他不惯在完成手头工作之前顾虑较远的危险。他向本都王提出的和平建议大体等于恢复战前状态，建议遭拒绝，他一登陆，便由伊庇鲁斯港口进到彼奥提亚，在彼奥提亚的梯尔孚斯山（Thilphossischen Berge）击破敌将阿恺劳斯和阿里斯提翁，得胜以后，整个希腊大陆除雅典和比雷埃夫斯两堡垒外均为他所有，几无抵抗；阿里斯提翁和阿恺劳斯入守两地，苏拉用奇袭攻打，结果失败。卢奇乌斯·霍尔滕西乌斯（Lucius Hortensius）率一支罗马军占领色萨利，侵掠马其顿；穆纳提乌斯（Munatius）另率一支兵屯在喀尔基斯前面以御纽普托勒摩斯部下驻在优卑亚的敌军；苏拉本人则扎营于埃琉西斯（Eleusis）和迈伽拉，他由这里控制希腊和伯罗奔尼撒，进行围攻雅典城市和港口。希腊各城既永为目前的恐惧所左右，便向罗马人无条件投降，罗马人许他们供应粮草人丁和纳罚款以自免于更重的责罚，他们大悦。

阿提卡的攻城战进行得较为迟缓。苏拉觉得非造各种笨重攻具不可，竟须取阿卡德米（Akademie）和吕克昂（Lykeion）的树木为材料。阿恺劳斯既勇且智地指挥守御，把船上的水手武装起来，兵力既增，乃击退罗马优势兵力的来攻，屡次出城击敌，并且不无胜仗。德罗弥恺底（Dromichätes）率本都军来援，在雅典城下鏖战以后，为罗马人所败，这次苏拉的骁勇副将卢奇乌斯·李奇尼乌斯·穆雷那（Lucius Licinius Murena）特著功劳；但围攻却不因此而有更迅速的进展。同时，卡帕多奇亚人已久占马其顿，丰富的运输船由那里走海道源源而来，苏拉不能切断他们到比雷埃夫斯的路；在雅典，粮食诚然渐感缺乏，但因两城相距密迩，阿恺劳斯屡次试行运粮入雅典，不尽无功。667—668年即前87—前86年的冬季就这样在困苦无成中度过。一到可以用兵的时节，苏拉便猛攻比雷埃夫斯；真的，他用投射器和地道把比雷埃夫斯的坚固城墙打开一个缺口，罗马人即刻冲向前去，但冲锋被击退，再来冲锋时，只见破墙后面已造好月牙形的壕堑，攻军三面受投射器的攻打，不得不退。于是苏拉不再攻城，止于加以封锁。同时，雅典的粮食完全告罄，守军想弄成结约投降；但苏拉遣回他们善辩的使者，声明他站在他们面前，不是个学生而是个将军，他只能接受无条件投降。阿里斯提翁深知他要遭什么命运，迟疑不决，罗马人便用云梯登城，这个几已无人守御的城便被攻陷（668年即前86年3月1日）。阿里斯提翁入守子城，不久以后，在那里投降。苏拉让兵士在陷落的城中杀人劫物，使人把叛党的首领正法；但此城本身又从他手里重得其自由和领土——甚至米特拉达特斯刚赠给他的提洛岛也在内——如是，雅典又复为其先贤所拯救。

这样，伊壁鸠鲁派的塾师覆败了，可是苏拉的地位却仍是极端困苦，甚至可谓绝望。他如今已在战地一年有余，没有一步值得挂齿的进展；他用尽气力不能攻下一座港埠，同时对于亚洲完全听其自然，晚近米特拉达特斯的副将又攻陷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完成征服马其顿的事。日益显著的是，没有舰队，不但不能对敌舰和众多海盗船保障他的交通和供应，甚至不能收复比雷埃夫斯，至于收复亚细亚和众岛屿，更不必谈；然而战船如何得来，却不可知。早在667—668年即前87—前86年冬季，苏拉便派他部下最干练的军官卢奇乌斯·李奇尼乌斯·卢库卢斯（Lucius Licinius Lucullus）到东方海面求取船只。卢库卢斯由罗德斯和其他小国借得无顶船六只，开驶出去，海盗船队把他的船掳去大半，他自己仅幸而得免，一路递换船只，欺蒙敌人，经克里特和昔兰尼而至亚历山大城，请埃及以战船相助，埃及宫廷既客气而又坚决地拒绝了他。昔日埃及王自请以全部海军助罗马人，罗马人加以谢绝，而今甚至由亚历山大城的政客看来，罗马也似乎已经破产，罗马国家的沉沦暴露得没有比在这里更明显的。这一切以外又加上财政困难；苏拉已不得不把众神——奥林匹亚的宙斯、德尔菲的阿波罗、埃庇道罗斯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库藏支用一空，以罚罪没收的底比斯领土一半赔偿众神。但还有更恶于这一切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困难的，就是罗马政治革命的后果，这革命完成得迅速、彻底和猛烈远超过最甚的忧虑。革命党在首都专政；苏拉已被罢黜，他的亚洲元帅职已改委平民党执政官卢奇乌斯·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Lucius Valerius Flaccus）充任，人无日不可望其到来。固然，因苏拉竭力讨兵士的喜欢，兵士依附苏拉；不过金钱和粮饷俱告匮乏，将军被废并且被宣告为国贼，他的继任人已在途中，此外又加以顽敌控制海洋，战事拖延，不知何日结束；那么，还有什么可希望呢？

米特拉达特斯的作为把敌人救出险境。由一切迹象看来，他不赞成他手下那些将军的守势战略，发令教他们尽速克敌。早在667年即前87年，他的儿子阿里亚拉德已自马其顿出发，往希腊本部攻苏拉，只因这位王子进至色萨利的狄萨岬（Tisäischen Vorgbirg）时突然殒命，这个远征才一时作罢。他的后任塔克西勒斯（Taxiles）如今（668年即前86年）以号称步兵十万、骑兵一万的军队追赶罗马驻在色萨利的队伍，来到塞莫庇莱。德罗弥恺底与他会师。阿恺劳斯——似非迫于苏拉的武力而甚迫于主人的命令——也先一部而后全部地退出比雷埃夫斯，到彼奥提亚与本都主力军会合。苏拉先下令破坏比雷埃夫斯及其甚受赞赏的防御工事，而后追本都军，希望在弗拉库斯到来以前能打一个主力战。阿恺劳斯建议不理这事，而只是扼守海面和海岸，对敌人用拖延手段；结果无效。现在正似往昔在大流士和安条克治下之时，成群的东方人有如遇大火而惊骇的群兽，仓促盲目地投身于战斗；这次做得比以前更加愚蠢，因为亚洲人或只须稍候数月，便可以旁观者资格看苏拉与弗拉库斯交战。

668年即前86年3月，两军在距恺罗尼亚不远的刻菲索斯（Kephissos）平原相遇。由色萨利被逐回的一支军已侥幸与罗马主力会合，罗马军甚至连这支兵和希腊助兵在内也是以一敌三；特别是敌军骑兵极占优势，而由战场的性质看，很是可怕，苏拉不得不掘壕以保两翼而抗敌骑，在正面第一行与第二行之间竖立一长串的鹿角以御敌人的战车。战车开始战斗，卷地而来，罗马第一列的兵退到鹿角后面；战车触鹿角而返奔，又受罗马轮索手和弓手的攻打而惊骇，反冲入敌阵，搅乱了马其顿的方阵和意大利亡命徒的队伍。阿恺劳斯急忙把两翼的骑兵调来，派他们攻打敌人以便取得重整步兵的时间。骑兵很凶猛地进攻，冲破罗马的阵势，但罗马步兵迅速列成密集阵，奋勇抵抗四面来攻的骑兵。同时苏拉亲在右翼率部下骑兵攻打敌人暴露的侧翼，亚洲步兵尚未交锋即向后退，他们的后退也陷骑兵于混乱。因敌骑态度游移，罗马步兵得有喘息的时机，举行总攻，决战得胜。阿恺劳斯命人闭营门以阻止兵士脱逃，结果仅使屠杀愈烈，营门终于开启时，罗马人与亚洲人一齐走入。据说阿恺劳斯救出的兵到卡尔奇斯的不及原数十二分之一。苏拉追他到攸里普斯（Euripos），却不能渡过那条狭窄的海湾。

这是一场大胜利，可是效果很小，其原因一部分在缺乏舰队，一部分在罗马战胜将军被迫不追败兵而先对他本国人实行自卫。本都舰队仍独霸海上，现在竟出现于马勒亚角以西；就在恺罗尼亚之战以后，阿恺劳斯还率兵登陆扎靳陀（Zakynthos），企图据此岛为己有。更有进者，卢奇乌斯·弗拉库斯同时率两个兵团竟在伊庇鲁斯登陆，途中曾遇暴风和游弋于亚得里亚海的敌方战船，不无重大损失；他的军队已至色萨利，苏拉不得不先转向那里。罗马两军对垒于奥特里斯利山（Othrys）北麓的梅利台亚（Melitäa），冲突似乎在所不免。但弗拉库斯已有机会深知，苏拉的兵士绝不愿向这全不知名的平民党元帅出卖他们的常胜将军，他自己的前锋反而渐渐逃往苏拉营垒，遇有冲突，由任何方面看，他绝不是苏拉的对手，所以他避免冲突，向北开去，志在经马其顿和色雷斯而至亚洲，在那里荡平米特拉达特斯，以便再进而立功。苏拉竟许他的弱敌无阻退去，不加追赶，回到雅典，似乎在那里度668—669年即前86—前85年的冬季：由军事观点看，这事煞是奇怪。我们或可设想，在这事上他也是受了政治动机的驱使；他抱着不为己甚的爱国见解，想到至少在他们尚须应付亚洲人时他甘愿避免战胜本国人，又想到要使这不幸的纠纷得个差可的解决，最好让革命党的军队在亚洲，寡头党的军队在欧洲，对共同的敌人作战。

669年即前85年春间，欧洲又有了新的工作，米特拉达特斯在小亚细亚继续备战不懈，派多里劳斯（Dorylaos）率一军至优卑亚，此军不甚小于在恺罗尼亚覆没的军队；此军既与阿恺劳斯的残军会合，便渡过攸里普斯海湾而至彼奥提亚。本都王以对比提尼亚和卡帕多奇亚民兵的胜利为测量他那军队能力的标准，自不能明了欧洲局势的逆转；朝臣中已有人耳语阿恺劳斯谋反的事；米特拉达特斯发出严厉的谕旨，命将军立刻以新军再打一仗，务须歼灭罗马人。君命见于实行，即使没有实行战胜，至少言行作战。罗马人和亚洲人再会于奥科弥诺斯（Orchomenos）的刻菲索斯平原。亚洲军骑兵众多而精良，猛攻罗马步兵，罗马步兵开始动摇和退走；危机极为紧急，以至于苏拉取一个军旗在手，一面同他的参将和传令官进攻敌人，一面向兵士厉声高叫道：本国若有人问他们在何处遗弃了他们的将军，他们可以回答说在奥科弥诺斯。这话发生效力；兵团又集合起来，击败敌人的骑兵，骑兵既败，步兵自不难也被击破。翌日，亚洲人的营垒被包围攻陷，极大多数的亚洲人不落在科帕（Kopais）沼泽中即死于该地；能到优卑亚的只有少数人，内有阿恺劳斯。彼奥提亚各民社须受重罚以偿其再叛罗马的罪，有几个甚至灭亡。罗马人现在可以一路无阻，入马其顿和色雷斯；菲力皮被占领，本都戍兵自动退出阿布德拉，全欧洲大陆的敌人都被肃清。在战争第三年（669年即前85年）的年底，苏拉竟能驻营度冬于色萨利，意欲在670年即前84年春间发动亚洲战事，因此他下令在色萨利各海口打造船只。
(9)

同时，小亚细亚的局势也大有变更。虽则米特拉达特斯曾出面做希腊人的解放者，虽则他入主此地时，提倡城市独立，豁免赋税，可是短促的欢腾以后，不幸太速太苦地继之以失望。他极快地露出他那副真面目，始行暴主政治，这种政治远甚于罗马省长的虐政，甚至逼得富于忍耐的小亚细亚人公然叛变。这位君主为应付叛变计又用极激烈的手段。他的法令许归附他的地方独立，给客籍人公民权，许欠债人完全免债，给无田者田地，给奴隶自由；这种被解放的奴隶在阿恺劳斯部下作战的几乎达一万五千人。此种用高压手段推翻一切现行秩序的举动造成极可怖的景象。最大商业城市如士麦那、科洛丰、以弗所、特剌莱（Tralleis）、萨底（Sardeis）等对本都王派来的官吏闭门不纳，或把他们杀死，响应罗马。
(10)

另一方面，本都王的长官狄奥多鲁斯（Diodoros）——一个与阿里斯提翁相似而不同派的著名哲学家，但也一样地肯为人用，做穷凶极恶的事——受他主人的指示，使人把阿德拉穆提甸（Adramytion）的市议员一概处死。开俄斯人有倾向罗马人的嫌疑，先被罚金二千塔兰特，后又认为缴款不符，米特拉达特斯把他们全体装在船上，在他们自己的奴隶监管之下，缚送到科尔奇亚，同时他们的本岛为本都殖民团所占领。本都王下令要在一日内杀尽小亚细亚凯尔特人的首领及其妻室儿女，把加拉提亚改为本都的一郡。以上的屠杀令大都见于实行，实行地或在米特拉达特斯的大本营或在加拉提亚，不过几个漏网的人率领他们强大的部落，把本都王所派的长官攸马库斯（Eumachos）逐出境外。我们不难了解，这样一个君主必有刺客执匕首尾随于后；因这种逆谋而被牵累的达一千六百人，都被王家检察所判定死罪。

本都王正这样用自杀的疯狂举动激得当时的臣民对他起兵背叛，同时罗马人也开始在亚洲海陆并进，对他压迫。卢库卢斯既不能调出埃及舰队来攻米特拉达特斯，便再努力求战船于叙利亚沿海城市，成绩较佳，他这新生的舰队又在塞浦路斯、潘菲利亚和罗德斯的海口得到增援，以至于他自觉其力足以进攻。他巧避与优势兵力争胜负，却获得不小的利益。他占领克尼都岛和半岛，攻打萨摩斯岛，从敌人手中夺得科洛丰和开俄斯。

同时，弗拉库斯已率部下军队经马其顿和色雷斯而至拜占庭，由此渡过海峡，到了卡尔西登（668年即前86年年底）。在这里，发生了对元帅的兵变，据说因为他侵吞兵士的战利品。兵变的主脑是个高级军官，他的姓名在罗马已成为当地群众说客的别名，即盖乌斯·弗拉维乌斯·芬布里亚（Gaius Flavius Fimbria）。此人起初在罗马广场做群众领袖，现在与元帅不和，便把煽动群众的手段用在军营。弗拉库斯为军队所废，不久以后，在距卡尔西登不远的尼科米底亚（Nikomedeia）被处死；依兵士的议决，芬布里亚代弗拉库斯的职位。不消说，他对部下军队体贴备至；例如在友邦乞齐科（Kyzikos），他命公民把所有财产一概交给罗马兵，违令者死，为示儆起见，立刻把两个最有体面的公民正法。然而在军事上，更换元帅却属有益；芬布里亚不像弗拉库斯那样无能，他是个有精力有才能的将军，王子米特拉达特斯为本都郡太守，率兵向他进攻，在密勒托波利斯（Miletopolis，在布鲁萨［Brussa］之西林达库斯［Rhyndakos］河上）的一次夜袭中，他完全击破王子的兵；有了这场胜利，他便开辟了一条路，通到昔为罗马一省省会今为本都王首都的波加蒙，他把本都王逐出此城，迫他逃到相距不远的海口庇坦（Pitane），他想在那里登船。正在此时，卢库卢斯率领他的舰队出现于那一带海面；芬布里亚恳求他相助，以便擒拿本都王。可是卢库卢斯的贵族党习气强于他的爱国心；他扬帆驶去，于是本都王得脱，逃到米蒂利尼。就是这样，米特拉达特斯的处境仍十分困难。在669年即前85年年底，欧洲的领土失陷，小亚细亚一部分背叛他，一部分为罗马的一支军所据；他本人也受这近在咫尺的军队威胁。卢库卢斯麾下的罗马舰队在勒克顿角（Lekton）和忒涅多斯岛（Tenedos）两次海战得胜，在特洛伊沿海一带保其地位，又有苏拉同时命人在色萨利打造的船只驶来相会，他们处于控制赫勒斯滂海峡的地位，自能确保罗马元老院军的元帅来春平安便利地渡海而至亚洲。

米特拉达特斯试行交涉。固然，在他这种情形之下，以弗所杀人令的主使犯绝不能希望罗马许他讲和；不过在罗马共和国的内乱中，当权的政府已宣告奉派往讨米特拉达特斯的将军为国贼，他在本国的同党受政府极残酷的迫害，罗马两位将军对抗可是又一齐抗一个敌人，在这时，本都王希望不但能取得和平，而且能取得有利的和平。至于向苏拉还是向芬布里亚申请，他可以选择，他使人对两位将军一齐举行交涉，可是似乎自始即有与苏拉成立协议的意思，至少据这王者看来，苏拉似乎绝对优于芬布里亚。他的将军阿恺劳斯奉主命，请苏拉把亚洲割给本都王，便可望本都王助他抗罗马城的平民党以为报。但苏拉的冷静精明不诚往昔，他虽因意大利时局之故急欲速了亚洲的事，却认为与卡帕多奇亚联盟，对于他将来在意大利的战争利益甚微，特别因为他是个十足的罗马人，所以不能赞同这样可羞这样有害的让步。

669-670年即前85—前84年冬季，双方在优卑亚对岸彼奥提亚沿海的代立昂（Delion）开和平会议，在会议中苏拉断然拒绝割让一尺土地，但罗马有战胜后不增加战前要求的古风格，他现在理当信守不渝，所以他的要求不外以前所提的条件。他要求本都王归还一切所攻取但未被夺去的土地——卡帕多奇亚、帕夫腊哥尼亚、加拉提亚、比提尼亚、小亚细亚和各岛屿——交出俘虏和逃兵，交出阿恺劳斯部下的战船八十只以增强那仍嫌弱小的罗马舰队；最后，供军队的饷金和粮草，以区区三千塔兰特赔偿战费。开俄斯人被掳到黑海去的应送还本土，马其顿人因亲罗马而家属被掳的也应送其归家，若干战船应交给那些与罗马联盟的城市。严格地说，这和约应把梯格兰包括在内，但若使他参加，必又引起无限的牵涉，为双方所不愿，所以双方对于他都一字不提。如是，本都王不失其战前的领土，他也未受任何损伤名誉的耻辱。
(11)

阿恺劳斯灼见所得的已较预料的为多，再多是不可得的，他便依这些条款结成初步条约和停战协定，使军队撤出仍为亚洲人所据的欧洲地方。

但米特拉达特斯拒绝这个和约，要求罗马人至少放弃交出战船一事，并把帕夫腊哥尼亚让给他；同时他又力言芬布里亚给他的条件比这些优厚远甚。苏拉见他把自己的建议与一个白丁浪人的建议相提并论，又已让步到无可再让的程度，怫然不悦，于是交涉中断。他已利用这个时间来整理马其顿，惩罚达尔达尼人、辛提人（Sinter）、米底人；这样，他既为部下军队取得战利品，又走得距亚洲更近；因为他决定无论如何必到亚洲，以与芬布里亚决个胜负。现在他立即调动驻在色雷斯的兵团和舰队向赫勒斯滂前进。这时阿恺劳斯终能使他那固执的主人勉强对和约表示同意；后来因为这事，宫廷中认为他一手造成不利的和平，对他疑忌，甚至有人告他叛逆，以至于不久以后，他不得不离开本国，逃归罗马人，罗马人欣然把他收留，并且厚加敬礼。罗马兵也有怨言；他们以为这位蛮族君主曾屠杀他们本国人八万，意大利和亚细亚不可名状的痛苦均由他而来，苏拉竟许他携带大半掠自亚细亚的财宝回国，不加惩处；这种愤慨本已饶有理由，但他们所指望的亚洲战利品竟不能到手，当然更是怨言的主因。苏拉本人或者也痛切地感到，从军事观点看，他的工作非常简单，政治上的纠纷却极为可恼地妨碍他的工作，使他不得不在这种胜利之后以这种和平为止足。但他的自制力和明智已见于这次的整个战事，现在又见于这次的媾和；因为米特拉达特斯握有黑海全部的海岸，最近的交涉已显出他的顽强，与这位君主作战，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势下，也仍非多年不为功，而意大利的情形是那样，以至于苏拉用他所有的几个兵团来抵敌那里当权的一党，似乎也已嫌迟。
(12)

然而要做这事，他绝对必须先消灭那率平民党亚洲军队的猛将，因为苏拉现在希望自亚洲归国，扑灭意大利的革命党，所以须使此人不能有自亚洲来援革命党的一日。在赫布鲁斯（Hebros）河上的乞普塞拉（Kypsela），苏拉接到米特拉达特斯批准和约的消息，但罗马军却向亚洲前进不已。据说本都王愿亲与罗马将军相会，与他面缔和约；据我们想来，这不过是移师亚洲以灭芬布里亚的顺便借口而已。

如是，苏拉有他的兵团和阿恺劳斯相随着，渡过赫勒斯滂；他先与米特拉达特斯相会于亚洲沿岸的达尔达诺斯，结成口约，而后命部下军队继进，直抵距波加蒙不远的泰亚提拉（Thyateira），即芬布里亚的营垒所在，把他自己的营垒扎在近旁。在人数、纪律、将帅和能力上，苏拉的兵都优于芬布里亚的远甚，他们贱视那些垂头丧气的队伍和他们未奉任命的元帅。芬布里亚部下的兵逃走的一天比一天多。芬布里亚下令进攻，兵士却拒绝与本国人交战，甚至他要求他们发誓在战斗中忠诚互助，他们也不肯遵命。他想暗杀苏拉，结果失败；他请与苏拉相会，苏拉不来，仅止于派部下一名军官指示他一个脱身法。芬布里亚天性凶横，却不是个懦夫；苏拉愿给他一只船，使他逃到蛮族去，他不接受，他往波加蒙，自刎于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他军中最有干系的人逃依米特拉达特斯或海盗，很受欢迎；大部军队则委身听命于苏拉。

苏拉在前途的战争中尚不能信任这两个兵团；在亚洲的各城各区，这次凶猛战乱的余波历久未息，他决定把他们留在亚洲。这支军队的统帅权和罗马属下亚细亚省的省长一职，他都交给手下最良将领卢奇乌斯·李锡尼乌斯·穆雷那。米特拉达特斯的革命措置如解放奴隶和取消债务等当然作废；在许多地方，这复旧办法竟非用武力不能实行。东面边疆的城市受了彻底的改组，以670年即前84年为其组成之年。他们又按照战胜者所谓公道实行公道。米特拉达特斯最显要的党羽和意大利人被杀案的主使者均处死刑。有纳税义务者须按估价用现金立刻缴纳过去五年积欠的全部什一税和关税；此外他们须赔偿战费二万塔兰特，苏拉留下卢库卢斯征收此款。这些规定苛酷可怕，发生骇人的结果；不过我们若回想以弗所谕旨及其执行的状况，则我们势必以为这些法令是比较温和的报复。其他的诛求也非沉重异常，后来行凯旋礼所摆列的战利品，其金银仅值一百万镑左右，可以为证。另一方面，少数始终不叛的民社——特别是罗德斯岛、吕底亚区域、梅安德河上的马格涅西亚——均受厚赏；波尔修之战以后，罗德斯岛的属地被夺，现在至少有一部归还原主。同样开俄斯人受了苦难，伊利恩人（Ilienser）因与苏拉举行商谈，受了芬布里亚的狂暴虐待，所以苏拉用自由凭照和特别恩惠竭力地补偿他们。苏拉已带着比提尼亚王和卡帕多奇亚王与本都王相会于达尔达诺斯，并使他们一同答应和平相处，亲善邻国；但在这次，高傲的米特拉达特斯以为阿里奥巴尔赞不是王家血胤，称他为奴隶，不许他见面。米特拉达特斯已退出比提尼亚和卡帕多奇亚，盖乌斯·斯克里波尼乌斯·库里奥（Gaius Scribonius Curio）奉命监管两国恢复合法状态的事。

如是，目的达到了。经四年的战争，本都又成为罗马人的藩属，希腊、马其顿和小亚细亚又恢复统一而稳定的政府；利益和荣誉所要求的均已履行，即使履行得不够，却已达到时势所许的最大限度。苏拉不但在作战和将兵上焕然显出他的本领，而且能在阻碍重重的路途上谨守艰难的中道，既不流于鲁莽的固执，又不偏于狡猾的让步。几与汉尼拔相似，他已作战而得胜，为的是以第一个胜利所得的战斗力立刻准备第二个更艰苦的战斗。他既在殷富的西亚洲以奢华的冬营生活稍酬兵士所受的苦劳，便于671年即前83年春间率兵分乘一千六百只船，由以弗所到比雷埃夫斯，由比雷埃夫斯经陆路至帕特雷（Paträ），帕特雷又有船只候着把他们载到布隆迪西乌姆。他未到之前，先寄给元老院一件关于他在希腊和亚细亚战事的报告，作报告的人似乎毫不晓得他已免职。这报告不声不响地宣布复旧运动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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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eus和古王名
两词常被当作弗里吉亚文来引用，人谓
源于古波斯文bagba
=Gott，
源于日耳曼文Mannus
和印度文Manus
，此说无疑是对的。

(2)
本章把这些事归纳在一处，因为它们虽有一部分介于对罗马第一战与第二战之间，却又有一部分落在第一战以前，现今要在这里把它们按时序来叙述，绝对做不到。在这方面，新近发现的刻松尼索斯（Chersonesos）法令没有给我们什么说明。据这个法令，狄奥凡托斯（Diophantos）两次奉命往讨塞种；但塞种第二次叛变与罗马元老院袒护塞种君主的议案是否有连带关系，这文献却没有阐明，甚至未必可能。

(3)
俄罗斯中部和南部昔日的森林稍能保护沿海各地，使不受东北旱风的影响，现在克里米亚和一切这些地方干燥异常，为农业的主要障碍，这很可能是因为森林消灭，干燥性较往日大增。

(4)
晚近发现的刻松尼索斯致敬狄奥凡托斯的法令，完全证实了旧说。由这法令看，我们可见此城受附近的侵逼——当时巴拉克拉瓦港（Balaklava）必在陶里部势力之下，辛罗马普尔（Simferopol）必在塞种势力之下——侵逼一部分来自克里米亚南岸的陶里部，尤其一部分来自塞种，塞种据有半岛的全部腹地和邻近的大陆；我们又可见米特拉达特斯王的将军如何在四面八方解救希腊城市的困厄，荡平陶里部，建一座镇压他们的堡垒（可能是犹帕托里［Eupatorion］）于其境，恢复半岛东西两部希腊人的联络，两败斯琪路罗王家（Skiluros），东克塞种君主扫马古（Saumakos），追击塞种于大陆，终于在一场阵地大战，击破他们和罗西纳勒部（Reuxinalern）——这是此族初露面时的名称，以后改称罗克萨拉内尔［Roxalanel］；古籍也载有此事。希腊城市似未正式为本都王的属国，米特拉达特斯只是个负保护之责的盟友，替希腊城市对那被认为不可胜的（
）塞种作战，这些希腊城市对他们的关系殆如马赛利亚和雅典对罗马的关系。反之，克里米亚的塞种是米特拉达特斯的藩属（
）。

(5)
以下各事的年代只能约略断定。米特拉达特斯·犹帕托的实际亲政似在640年即前114年前后；苏拉的干涉在662年即前92年；米特拉达特斯战争历三十年（662—691年即前92—前63年）之说与此相符。在这期间，有帕夫腊哥尼亚和卡帕多奇亚的继位争执，米特拉达特斯行贿于罗马一事似在651年即前103年萨图宁首次做保民官之时，可能与继位争执有关。马略于655年即前99年离开罗马，在东方未曾久留，他见米特拉达特斯已在卡帕多奇亚，并对他的侵略与他举行交涉；因此，阿里亚拉德六世在那时已被杀害。

(6)
不久以前，在辛那达（Synnada）南面的阿雷斯利（Aresli）村，发现638年即前116年元老院的一道法令，这法令核准此王一生所发布的一切命令，也明示其父死后，如阿庇安所云，大弗吉里亚不但被夺去，而且即刻成为罗马的属地。

(7)
二十五年以后，米特拉达特斯已死，他的儿子法那基（Pharnakes）把执送阿奎利乌斯的主使犯交给罗马人，他们都受到报复。

(8)
我们须忆及：自同盟战争发作以后，罗马兵团不再有意大利助兵相随，所以至多不能有往昔一半以上的人数。

(9)
这些事的年代一如其全部详情，都笼罩在黑暗之中，研究至多只能稍解黑暗，透露曙光。恺罗尼亚之战即使不在攻取雅典之日，至少在不久以后，即在668年即前86年3月间；这是差可确定的。继起的色萨利战役和第二次彼奥提亚战役不但占去668年即前86年的余日，而且消耗了669年即前85年的全年；这事本身已有可能，又因苏拉在亚洲的战役不能历一年以上，所以更有可能。李锡尼也似乎暗示，苏拉回雅典度668—669年即前86年—85年的冬天，在雅典从事检查和惩戒的工作；他然后叙述奥科弥诺斯之战。因此，苏拉渡海入亚洲之事不归在669年即前85年而归在670年即前84年。

(10)
以弗所公民关于此事的决议案已在晚近发现。据他们说，他们慑于“卡帕多奇亚王”米特拉达特斯的兵多将广和他的突然进攻，陷在他的掌握中；但一遇机会，他们便为“罗马人的统治权（
）和一般的自由起见”，对他宣战。

(11)
据说米特拉达特斯在和约中约定那些归附他的城市免罪，从战胜者和战败者的性格看来，此说似乎绝不可信，并且阿庇安和李锡尼都没有这种说法。他们忘记把和约写在纸上，这个疏忽以后留下种种误会的余地。

(12)
亚美尼亚的传说也知第一次米特拉达特斯战争。据科雷尼的摩西（Moses von Khorene）说，亚美尼亚王阿达舍（Ardasches）见自己在波斯（安息）帝国应居第二位，很不甘心，便强迫安息王阿沙干（Arschagan）把至尊权让给他，于是命人在波斯替他建筑一座宫室，命人用他的肖像在波斯造钱。他命阿沙干为波斯副王，王子狄克兰（Dicran，即梯格兰）为亚美尼亚副王，却把王女阿达沙马（Ardaschama）嫁给伊比利亚大君密哈儿达底（Mihrdates，即米特拉达特斯），此人的祖先是大流士的太守密哈儿达底，亚历山大征服伊比利亚人以后，他又受亚历山大的任命为省长，统治北山和黑海彼岸的地方。阿沙干然后擒吕底亚王克罗索（Krösos），平定两大海间的大陆（小亚细亚），率无数船只渡海征西。因为那时罗马有乱事，他所向无敌，不过他的兵士自相残害，阿沙干也为部下军队所杀。阿沙干死后，希腊军（即罗马军）现在反来侵犯亚美尼亚国，嗣君狄克兰率兵抵御；他挡住他们的前进，把马匝格（Madschag，即卡帕多奇亚的马扎卡［Mazaka］）和内地的政权连同一支大军交给姐夫密哈儿达底，然后回到亚美尼亚。多年以后，亚美尼亚各城市的人仍能把名手做的希腊神像指给人看，这都是此战的胜利物。

我们不难在这里认出第一次米特拉达特斯之战的事迹，但整个的叙述显得混乱不清，节外生枝，特别是因爱国而作伪，把他处的事移到亚美尼亚。同样，战胜克拉苏一事在后，也归在亚美尼亚人身上。这些东方故事不纯是民间传说，所以我们在接受他们时更要小心；其中一部分是约瑟夫（Josephus）和犹塞比（Euseblius）的传说和其他流行于第五世纪基督徒中的典籍材料在这里与亚美尼亚的传说相混合，此外，希腊人的历史传奇和摩西本人的爱国幻想也都大有贡献。我们西方的传说虽本不见佳，若在诸如此类的事上求助于东方传说——如那不加别择的圣·马丁（Saint-Martin）所为——只能引起更甚的混乱。

第九章　秦纳与苏拉

667年即前87年初苏拉往赴希腊时，意大利的局势如何紧张和混沌，已见前文：叛党尚未全平，一位在政治上态度暧昧的将军以大半强夺而来的兵权统率主力军，首都纷纭扰攘，阴谋百出。寡头党以武力取胜，尽管不为已甚；或正因不为已甚，弄得各阶级都不满意。罗马遭到空前的财政危机，资本家大受其害，政府却公布利息法，又不能预防意大利和亚洲的战事，所以资本家怨政府。叛党原希望取得与上国公民平等的权利，现在只要放下武器的不但壮志成空，而且丧失自古以来的条约，陷于毫无权利的臣民地位，所以也莫不抱恨。阿尔卑斯山和波河之间的民社也不满于所得的让步，新公民和脱籍人则因苏尔皮奇乌斯法作废而烦恼。全国都在困窘之中，首都的群众自非例外，他们见刀剑政治不再承认合法的棍棒政治，以为不可。苏尔皮奇乌斯革命以后，因为苏拉非常宽大，被罪者的党羽有很多还在首都，他们极力运动使被罪者回国；特别是几个富家贵族的妇人为这事不辞劳苦，不吝金钱。此等怨怼大致属于漫无目标、变动不居的性质，实不见得就引起各党猛烈的新冲突；但他们能助长普遍的不满，鲁孚斯所以被杀，苏拉所以屡遇刺客，667年即前87年执政官和保民官的选举结果所以一部分利于反对党，均已多少有他们的影响在。

失意派推举卢奇乌斯·科内涅利乌斯·秦纳为国家元首，此人除在同盟战争中为将立功外素不知名。在罗马革命党的党魁中，我们关于秦纳的个性和最初计划，所闻独少。由一切情形看，其原因不外这样粗俗透顶而心术非常卑鄙自私的人自始即绝无远大的政治计划。据说他第一次露面，便卖身于新公民和马略私党而得大批钱财，这个罪状似乎很可置信；即使此说不实，萨图宁和苏尔皮奇乌斯没有受到这种嫌疑，独他受到这种嫌疑，也不失为深可注意的事。实则他所领导的运动，无论就其动机或目标而言，都显得毫无价值。这运动与其说是出自一个政党，不如说是出自一伙失意的人，他们既没有真的政治目标，也没有可以挂齿的后盾，主要任务在用不论合法与否的手段实行召回被放逐的人。秦纳被拉来参加这个阴谋，似由于后来的追加，似因为保民官的权力既受有限制，阴谋派需要一位执政官来提出他们的建议，见667年即前87年的执政官候选人中以他为最适用的工具，便推举他做执政官。这运动的次要领袖有几个较富才略的人物；如平民保民官格涅乌斯·帕皮里乌斯·卡尔博以激烈的通俗演说成名，特别是昆图斯·塞尔托里乌斯（Quintus Sertorius），此人是个极善用兵的罗马军官，在一切方面都是个出类拔萃的人，自候选平民保民官以来就与苏拉有私仇，有了这次的争执，他才归到与他性情绝不相投的失意派。前执政官斯特拉波虽与政府不和，却绝未加入这派。

苏拉一日在意大利，这伙人就一日有守静的正当理由。但这为人所畏的续任执政官不听执政官秦纳的劝告，却为东方的紧急时局所迫，登船而去，秦纳得到大多数保民官的支持，立刻把他们同意的法案提出来，对666年即前88年苏拉的复古政治做一部分的反动。其中有新公民和脱籍人的政治平等，如苏尔皮奇乌斯所已提议的，又有因苏尔皮奇乌斯革命而被逐的人恢复原状。新公民成群结队地来到首都，以便与脱籍人共同威赫敌党，遇有必要，加以强迫。但政府党也决定不退让，执政官与执政官对立，格涅乌斯·屋大维与卢奇乌斯·秦纳对立，保民官与保民官对立；在投票那天，双方都大部武装到投票场。元老党的保民官施行否决；对方甚至在讲坛上拔刀相向，于是屋大维用武力对付武力。他那紧凑的武士队不但肃清了神圣路和罗马广场，而且不顾温和的领袖命令，对集会的群众逞其可怖的暴行。在这个“屋大维日”，罗马广场空前绝后地流血满街——死尸以万计。秦纳号召奴隶自取自由，参加战斗；但此次号召也像去年马略同样的号召，结果无效；革命领袖无计可施，只好逃走。乱党首领一年的任斯未满，宪法没有再行追究他们的方法。不过有个忠贞有余而虔诚不足的先知师预言：执政官秦纳和他的同党六个保民官一被放逐，国家便可恢复平静；于是不遵宪法而依那幸为守签者所获的神谕，元老院下号令褫夺执政官秦纳的职位，推卢奇乌斯·科内涅利乌斯·梅鲁拉（Lucius Cornelius Merula）代替他，宣告在逃的首领为国贼。仿佛逃到努米底亚的人再加几个，全部乱事即可了结。

如果元老院不依旧懈怠，忘记将逃亡者尽速逼出意大利去，如果逃亡者不处在为新公民争解放的武士地位，能稍稍重振意大利的叛变以为己利，那么，毫无疑义，这运动必不致再生枝节。逃亡者未遇阻碍，即来到提布尔、普雷内斯特以及拉丁姆和坎帕尼亚一切重要的新公民民社，要求他们出钱出人以实现共同的大事，处处有求必得。以这种援助，他们出现于诺拉的围军中。当时的军队是凡将军未运用个人势力使他们亲附自己的，都倾向平民党和革命；逃亡官吏之中有几个，特别是秦纳和塞尔托里乌斯，曾参加最近几年的战事，兵士仍记得他们的好处，现在听了他们的话，深受感动；平民执政官受了违法的罢黜，元老院干涉至尊人民的权利，这话在普通兵士上发生效果；执政官或毋宁谓新公民的黄金也使军官们明白这是破坏宪法的举动。坎帕尼亚军于是承认秦纳为执政官，每人单独对他宣誓效忠，以这支兵为核心，新公民甚至同盟民社的人成群结队而来。不久以后，这军队虽大半为新兵，却已很是可观，便由坎帕尼亚进趋首都。另一队伍也由北方行近首都。去年被放逐的人应秦纳的号召，已在埃特鲁里亚沿海的台拉蒙（Telamon）登陆。他们只有武装兵约五百名，大部系逃亡者的奴隶和募来的努米底亚骑兵；但盖乌斯·马略去年既愿勾结首都的流氓，所以现在也命人打开此区地主夜间禁闭田夫的牢房，给予这些人争取自由的武器，他们并不嫌弃。既有此等人和新公民的助兵以及由各方面带着党羽来归的逃亡者，他们的兵力增强，鹰麾之下不久就有六千人之多，并有驾驶四十只船的人夫，这些船停泊在台伯河口，追逐那些驶向罗马的粮船。他以这些队伍，自请受“执政官”秦纳的调遣。坎帕尼亚军的领袖迟疑不决；较为明达的人，尤其是塞尔托里乌斯，以为马略凭他的名望必为这个运动的首领，可是尽人皆知他没有丝毫政治的手腕，并且他胸中有疯狂的报仇心作祟，所以极力戒人与他成立太密切的关系；但秦纳不顾这些疑虑，准马略为埃特鲁里亚和海上的最高统帅，行“续任执政官”权力。

如是，险恶的风云屯聚在罗马四周，政府调兵来保首都的事不容再缓。
(1)

但梅特路斯的兵在萨谟奈和诺拉城下，为意大利人所牵制；只有斯特拉波能赶快来援首都。他来了，在科林门驻营；叛党的兵仍属薄弱，以他那强大惯战的军队，他当然可以速把叛党完全歼灭；不过这似乎不在他计划之内。反之，他让叛党实际把罗马包围起来。秦纳率领他自己和卡尔博的部下扎在台伯河右岸，遥对雅尼库鲁姆，塞尔托里乌斯则扎在左岸，面对庞培，背倚塞尔维亚城垣。马略的军队已渐增至三个兵团，并有战船多艘，沿海各地相继为他所占领，终至奥斯提亚也为奸人所赚，落入他手，他竟听任野蛮的军队在这城里凶杀掳掠，仿佛预示恐怖时期即将到来。单是交通梗阻就能陷首都于大大的危险；元老院命人经营城垣和城门的守御，征调公民兵往雅尼库鲁姆。斯特拉波的按兵不动引起一切贵贱人等的诧异和愤慨。有人怀疑他与秦纳暗中交涉，这虽近情理却可能是无稽之谈。斯特拉波曾与塞尔托里乌斯的军队力战；马略得守军一个将领的默契，攻入雅尼库鲁姆，斯特拉波又援助执政官屋大维，竟能击退叛党，使受重大损失：这两事证明他绝不欲与叛党领袖联合，或毋宁谓不颈投在他们麾下。反之，他的计划似乎是把他巢平叛党的助力卖给人心惶惶的政府和公民，而以次年的执政官一职为代价，因而把政柄取在自己的掌握中。

然而元老院却不欲因躲避一个篡位者而投入另一篡位者的怀抱，于是向他处求救。元老院下令，一切意大利民社曾参加同盟战争，业已放下武器，因而丧失其旧有条约的，应把公民权补给他们。
(2)

元老院的用意不啻是要正式表明，罗马在对意大利人的战争中所赌国运以求的，不是一个伟大目标而是自己的虚荣；一遭到片刻的困窘，她便把同盟战争中付了那样昂贵代价而得来的一切，都牺牲掉。真的，有些队伍由享这次让与之利的民社来到罗马；但这不是他们所应承的许多兵团，他们全部的助兵至多不过一万人。更重要的是与萨漠奈人和诺拉人谋取妥协，以便能用十分可靠的梅特路斯的军队来保卫首都。但萨谟奈人提出的要求使人回想考迪乌姆的牛轭——自萨谟奈人掠来的战利品以及俘虏和逃兵均须归还，萨谟奈人掠自罗马人的战利品均须放弃，以公民权给予萨谟奈人和投归他们的罗马人。就是在急难之中，罗马人也拒绝这样耻辱的和约，仅命梅特路斯留下一小支兵，亲率南意大利一切可以不用的军队来罗马，愈速愈妙。他服从命令，但结果是萨谟奈人击破梅特路斯留下的副将普劳提乌斯（Plautius）和他所率薄弱的军队；诺拉的守军走出城来，纵火焚烧与罗马联盟的邻邑阿贝拉；再者，萨谟奈人所要求的，秦纳和马略无有不从——罗马的荣誉与他们什么相干？——萨谟奈的助兵增强叛党的兵力。又有一个重大损失：一次双方战斗，政府军失利，阿里米努姆竟为叛党所据；人原指望由波河流域得到兵丁和粮饷，这样一来，罗马与波河流域的重要交通线也被截断。匮乏和饥荒出现了。这个居民稠密、守兵众多的大城却没有充足的粮食供应；特别是马略刻意逐渐切断此城的粮道。他已用一座浮桥封锁台伯河；陆路仍通，现在他又攻取安提乌姆、拉努维乌姆、阿里奇亚和其他地方，控制了陆路交通；同时任何处遇有抵抗，他便命人把该地一切公民，除或者私自向他献城的人外，一律杀死，以暂平他的报仇心。传染病继艰窘而来，在密集于首都周围的军队中极为猖獗——据说斯特拉波的老兵死于这病的达一万一千人，屋大维的达六千人。然而政府并不灰心，并且斯特拉波的暴死对政府又是一件喜事。他也死于疠疫，
(3)

民众有种种理由对他痛恨，从灵车上扯下他的尸身，拖曳着遍游街市。他部下所余的队伍与执政官屋大维的军队合并。

斯特拉波身死，梅特路斯来到，政府军至少又与叛军势均力敌，可以在阿尔巴山对他们列阵作战。但政府军兵心很不稳；秦纳到他们面前时，他们竟向他欢呼，仿佛他仍是他们的将军和执政官；梅特路斯以为不宜进行战斗而应率兵回营。贵族党本身也发生动摇，陷于互相争执。一派以可敬但顽固而无远见的执政官屋大维为首领，对一切让步坚持反抗，而较为知兵和明达的梅特路斯则想造成一种和解。但他与秦纳的会商引起双方极端派的愤怒；马略称秦纳为懦夫，格涅乌斯·屋大维称梅特路斯为奸贼。兵士原已惶恐不安，屋大维又乏军事经验，兵士对他的领导才能不无怀疑的理由，便建议由梅特路斯担任元帅。他一拒绝，兵士便成群地抛戈弃甲，甚至逃归敌军。公民的情绪也日益沮丧，日益嚣张。秦纳的传令官宣称保证逃来的奴隶得自由，于是奴隶自首都群趋敌营。但有个建议：奴隶有愿从军的，元老院应保证其自由，却遭屋大维的断然反对。政府不能自掩其失败，现在力尽技穷，只好如被制伏的旅客对匪首的办法，尽可能与叛党领袖谋妥协。使者往见秦纳；但他们愚昧，对于承认他为执政官一事持异议，正争执间，秦纳移营于城门附近，兵士逃归叛军的大大增多，以至于不能再商订任何条款。元老院于是向那被宣告为国贼的执政官无条件投降，只附带一个请他不要残杀的要求。秦纳允诺，可是不肯用誓言保证他的允诺；商谈时，马略在侧，悻悻然不发一言。

首都开了城门。执政官率部下的兵团入城；但马略以嘲笑的口吻提到国贼法，要到这法律许可时才肯入城，于是公民赶快集合在罗马广场，通过取消国贼法的法令。于是他来了，恐怖时期便与他俱来。他决定不择个人为牺牲，而把贵族党显要的人物一概处死，把他们的财产一概没收。城门关闭，屠杀继续不止，亘五日五夜；甚至以后每日仍有脱逃或遗漏的人被杀，追捕惨杀遍于意大利全境，达数月之久。执政官格涅乌斯·屋大维是第一个牺牲者。他时常宣布他的主张，说宁死不对法外的人做丝毫让步，他信守他的主张，就到现在仍不肯逃，穿着执政官服色在雅尼库鲁姆等候行凶的人，不久，行凶的人便到。被杀的人中有卢奇乌斯·恺撒（664年即前90年的执政官），以阿恺莱的胜仗驰名，其弟盖乌斯，曾抱不合时宜的野心激起苏尔皮奇乌斯之乱，是个有名的演说家和诗人，又是个可爱的交际家；有马尔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655年即前99年的执政官），卢奇乌斯·克拉苏死后，他是举世无双的律师，人无异言；又有普布利乌斯·克拉苏（657年即前97年的执政官），曾在西班牙战争、同盟战争和罗马被围期间将兵立功；一般说来，死者是政府党里一群最显赫的人，其中富人尤受贪婪刽子手的热心迫害。卢奇乌斯·梅鲁拉的死似乎特别悲惨；他本很不愿继秦纳的位，而今因这事受刑事控告，被人民大会传讯，判罪在所不免，他为先事预防计自把血管割开，因为他是至尊神朱庇特的祭司，先按照火僧将死时应尽的宗教责任，脱下祭司的帽箍，然后死在朱庇特的祭坛上；更悲惨的是昆图斯·卡图卢斯（652年即前102年的执政官）的死，在盛年时，他曾与马略共享最光荣的胜利和凯旋，而今这位老人的亲属哀求马略。马略的答复只是个单音的命令：“他须死。”

以上种种暴行的祸首就是盖乌斯·马略。他指定谁做牺牲者，谁做刽子手——只在例外情形，如对梅鲁拉和卡图卢斯，才顾及法律形式；往往有些人向他问候，他对他们看一眼或默默不语，便成为死谳，无不即刻执行。其至牺牲者身死仍不能满足他的报仇心；他禁止葬埋他们的尸体；他令人——固然苏拉先已做过——把被杀元老的头颅挂在罗马广场的讲坛上；他令人把某几个尸体牵曳过市；盖乌斯·恺撒或曾弹劾昆图斯·瓦里乌斯，他命人在瓦里乌斯墓上把盖乌斯戮尸；安东尼藏在一个地方，他原想亲到那里去搜捕，手刃此人，勉强听人劝阻而止，以后他正坐在筵席上，一个人拿安东尼的头来献，他当众拥抱他。他的奴隶兵团，尤其是一队阿代尔（Ardyaeans）人，做他主要的刽子手，在他们庆祝新自由的欢乐中，不忘到旧主人的家里去劫掠，见人便加以奸淫和杀戮。马略的同事见这种狂暴举动，无可奈何；塞尔托里乌斯恳求执政官以任何代价制止这种行为，甚至秦纳也起了恐慌。但在这种时代，疯狂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人为避免头晕目眩，自投入无底深坑。要拦阻这癫狂的老人和他手下的党徒已非易事，秦纳更没有做这事的胆量；他反而选马略为次年与他同僚的执政官。在恐怖手段之下，得胜党较为温和的分子感觉惊慌，不亚于失败党；只有资本家见另一把手受人利用，把骄傲的寡头党彻底折辱一番，同时因有大规模的没收和拍卖，利物最大部分均落在他们手里，他们不无快意之感；在这恐怖时期，他们从人民方面赢得“囊括者”的别号。

如是，对于手创这次恐怖政策的老盖乌斯·马略，运数已许他达到两个主要愿望。贵族曾使他在得胜时感到苦恼，在失败时感到怨毒，现在他已对这群狗报了仇；他每受一针，便能用一刀来报复。再者，他一入新年，又复做了执政官，神曾许下他做第七次执政官，他十三年来所追求的也是第七次执政官，而今终于实现。神灵已准他如愿以偿；但现在与古神话时代相似，神灵也常借命运来愚弄世人，以成全他的愿望来毁灭他。马略做执政官，前五次是国民的骄子，第六次是他们的笑柄，而今到了第七次，他竟身受一切党派的咒骂和全国的痛恨；他本是个正直、贤能而慷慨好义的人，现在身受恶名，被称为一伙恶贼的疯头领。他自己似乎也感到这层。他宛如在昏迷中度白昼，夜间不能上床安睡，以至于只是借酒浇愁。他得了炽热症，卧床七日，病中胡思乱想，自以为在小亚细亚战场作战，其实此战的桂冠已注定将为苏拉所有；到668年即前86年1月13日，他气绝身死。他死时年逾七十，饶有他所谓的威力和光荣，并且死在卧榻；但果报神变化多端，不永是以流血偿流血。现在罗马和意大利所得这位救国名将的死讯，都长吁一口气。昔日听得劳底平原的战报时也没有这般畅快，这不也是个报应吗？

固然，在他死后，也有几件事发生，仍使人不忘恐怖时期；例如在马略举行屠杀之时盖乌斯·芬布里亚的手比别人染血独多，就在马略的出丧时，他又想杀害那全国所共尊、甚至马略所不敢加害的大祭司昆图斯·斯恺弗拉（655年即前99年执政官），大祭司受伤复原后，他又以刑事控告祭司，他戏谑着说，因为大祭司不愿让人杀害。但尽管如此，肆行屠戮的时节已成过去。塞尔托里乌斯以发饷为名，把马略的匪徒集合在一处，以他部下可靠的凯尔特队伍包围他们，把他们斩尽杀绝，据最低估计，为数达四千人。

僭主政体与恐怖政治同时俱来。秦纳不但连续四年（667年—670年即前87—前84年）为执政官，居国家元首的地位，而且他经常举他自己和同僚，而不问人民的意见如何；这些平民党人仿佛有意藐视至尊人民大会，把它废弃。平民党其他的领袖无论在前或在后的，没有一个在意大利和大多数省份中，握着那样十足的专制权，经那样长久期间，几乎不受干扰，像秦纳似的；但我们也举不出一个人在行政上像他那样毫无价值和漫无目标的。保证新公民和脱籍人与旧公民有平等投票权，原是苏尔皮奇乌斯和秦纳先后建议的法案，现在当然旧事重提，元老院下令正式承认它在法律上有效（670年即前84年）。他们推举监察官（668年即前86年），为的是按这种法律把一切意大利人分配在三十五部——事有非常凑巧，菲力普昔为663年即前91年的执政官时，德鲁苏斯给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计划所以失败，主要由于他的反对，现在因为缺乏合格的人任监察官，他竟当选此职，把意大利人登记在公民名册。苏拉在666年即前88年成立的反动制度当然被人推翻。他们又做几件示惠于无产阶级的事，例如几年前施行的分粮限制现在大约又被解除，盖乌斯·格拉古设殖民地于卡普亚的计划，由平民保民官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建议，在671年即前83年春间真正见于实行；小卢奇乌斯·瓦里乌斯·弗拉库斯制定一种债务法，把私人债权减到原额四分之一，为欠债人取消四分之三的债务。秦纳主政时只有上列几种建设性的措置，但这些全是临时决定的办法，毫无例外；它们不是根据可能错误的计划而来，而是毫无政治计划为根据——全部祸事最可骇的一端或即在此。他们巴结无产阶级，同时又无故不守宪法上的选择规则，很不必要地得罪他们。政府原可由资产阶级方面得到一点援助，但债务法又大伤资产阶级的感情。政府的真正台柱——全没有政府的合作——是新公民；政府容纳他们的帮助，可是萨谟奈人现在虽名为罗马公民，却显然在实际上以萨谟奈独立为战争的真目标和利物，并且为保持独立，仍武装以抗一切，政府却毫无作为来矫正他们的奇怪立场。显要的元老院都被当作疯狗杀戮了，但丝毫没有改组元老院或加以永久威吓的事，以谋政府的利益，所以政府不能确保元老院的帮助。盖乌斯·格拉古要倾覆寡头政府，却无意使新主在他自造的宝座上仿效合法的傀儡君主，为所欲为。但秦纳的跻身荣显，非由于他的志愿而纯由于偶然，又何怪革命的风浪把他冲到何处，他便留在何处，以待第二次风浪再来把他冲走呢？

极疲软无能的人握有极雄厚的全权，这现象也显见于革命政府对寡头党的战斗——根本是它存亡所系的战斗。在意大利，革命政府绝对地掌握政权。旧公民很大部分都在原则上赞成平民政治；更大一伙平静的人虽不喜马略的惨杀，却以为寡头党的复位不过是另一党再来一次恐怖政治。667年即前87年的暴行，大体看来，只有首都的贵族受到影响，全国所得的印象较为轻微；并且经以后三年差为平静的政局，这印象也有点归于磨灭。最后，全体新公民——或为意大利人的五分之三——即使不拥护现时的政府，却也断然反对寡头政府。

与意大利相同，外省也大都归附平民党——西西里、撒丁、高卢两省、西班牙两省均如此。昆图斯·梅特路斯幸免于被杀，逃到阿非利加，想替贵族党守住这块地方；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死于马略的屠杀，他最小的儿子马尔库斯·克拉苏（Marcus Crassus）由西班牙投归梅特路斯，率一队募自西班牙的兵增援他。但二人互相争执，不得不降于革命政府所委任的省长盖乌斯·法比乌斯·哈德良（Gaius Fabius Hadrianus）。亚细亚省为米特拉达特斯所据，因此马其顿省在苏拉所控制的地方仍是逃亡的寡头党避难之所。苏拉的妻室儿女勉强逃得性命，还有不少的元老得脱，都来到此处，所以不久便在他的总部里形成一种元老院。

政府也不忘发布法令来对付寡头党的总督。人民大会剥夺了苏拉的兵权和其他荣典爵位以及法律保障，对梅特路斯、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和其他有身份的逃亡者也是一样；他的罗马住宅被划平，他的乡间庄院被蹂躏。但这种办法还不能了事。如果盖乌斯·马略多活几时，他必亲自率兵到他害热病将死时所幻游的战场；他死后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已见上文。马略既死，小卢奇乌斯·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
(4)

充任执政官和征东的统帅（668年即前86年），他既不善作战，又不善将兵；他的部将盖乌斯·芬布里亚不无才略，却不用命；他们所带的兵，就是按人数来说，也只及苏拉军三分之一。消息陆续传来：弗拉库斯为免被苏拉歼灭计，已越过他而进向亚洲（668年即前86年）；芬布里亚已把他废掉，自代其位（669年即前85年）；苏拉已与米特拉达特斯媾和（669—670年即前85—前84年）。迄今为止，苏拉对于首都主政的当局一言不发。现在他有一封公文来到元老院，报告战事结束，宣布他要回意大利；他声明尊重那些给予新公民的权利，惩罚固然势在必行，但不加在大众而加在祸首身上。这个声明把秦纳由怠惰中惊醒，以前除武装一些军队和在亚得里亚海集合若干船只外，他没有设法抵敌苏拉，现在他决定赶忙渡到希腊。

另一方面，苏拉的文件，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可谓温和已极，因此中立派发生和平解决的希望。由老弗拉库斯建议，元老院的多数派议决进行调解，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要求苏拉在护照的保障下来意大利，并向执政官秦纳和卡尔博提议停止战备，至苏拉回信来到之时。对于这种建议，苏拉并非绝对拒而不纳。他当然不亲身前来，只派使者来声明说：他所要求的不过是使被放逐者恢复原状，依法惩处犯罪的人，并且他不愿人给他保障，而愿人给在国内者以保障。他的使者见意大利的局势有根本的变化。秦纳不复顾元老院的那个法令，元老院一行散会，他即刻走到军队里去，催促他们登船。安科纳大本营的兵本已不满，当时又是不宜航海的季节，秦纳却命他们委身于海上，这个要求激起兵变，秦纳竟为兵变所害（670年即前84年初）；于是他的同僚卡尔博不得不把业已渡海的队伍带回，放弃在希腊作战的念头，在阿里米努姆驻营度冬。可是苏拉的提议并不因此而受欢迎；元老院甚至未许他的使者入罗马，便拒绝他的建议，命令他即刻放下武器。主要造成这种坚决态度的却不是马略的党羽。此党迄今僭居最高官职，现在正当重要关头，他们却被迫放弃这种职位，再筹备选举671年即前83年这决定年的执政官。此次的票一致不举前任执政官卡尔博，也不举一向当权的党人中任何良将如塞尔托里乌斯和小盖乌斯·马略等，却举出两个无能之辈，一个是卢奇乌斯·西庇阿（Lucius Scipio），一个是盖乌斯·诺尔巴努斯（Gaius Norbanus），两人均不知如何作战，西庇阿甚至不知如何演说；只因前者是战胜安条克者的重孙，后者是寡头党的政敌，所以为群众所赏识。马略党非因穷凶极恶而为人所憎恨，却因无能而为人所鄙弃；如果全国弃绝他们，大多数人更弃绝苏拉和寡头党复位。他们力谋自卫。苏拉渡海到亚洲，诱芬布里亚部下的军队归他，以至于其首领自杀；意大利的政府因此再得一年的余暇，用来力修战备；于是在苏拉登陆时，武装抵抗他的据说达十万人，以后且倍于此数。

与这种兵力相抗，苏拉除五个兵团外一无所有，这五个兵团就连一些自马其顿和伯罗奔尼撒征来的补助兵在内，大概也不到四万人。固然，此军在意大利、希腊和亚细亚的七年战争中已与政治绝缘，将军对部下兵士的荒淫无度、禽兽行为，甚至抗拒本官都无所不容，所要求的只是勇敢和忠于主帅，使他们希望一旦得胜必获额外的厚赏，所以军队以全副的武人热忱亲附将军，又因最高尚和最卑鄙的感情常交互错综于一个人的心中，所以热忱更为强大。苏拉部下的军队自动依罗马的习俗以彼此坚固团结相誓，每人自动把私蓄献给将军做战费。但比起敌人的大军来，这坚实而精锐的部队虽则威力甚大，苏拉却深知意大利如果始终一致地坚决抵抗，他便不能用五个兵团把它征服。要结果平民党及其无能的专制首领，并非难事；但他见大群不愿寡头党再行恐怖以复其位的人无不与平民党联合反抗他，特别是全体新公民——为尤利乌斯法所阻而不参加叛党的如此，数年前以其叛变几陷罗马于破灭的亦复如此。

苏拉完全洞悉时局，绝不像他同党大多数人那样胡乱发怒和顽梗不化。当政府烈焰飞腾，当他的友人被杀、他的住宅被毁、他的家属被逐出境之时，他仍尽他的职务，不改常态，直至公敌荡平，罗马边境巩固而后已。现在他以同样爱国而明智的中庸态度处理意大利的事务，竭力抚绥温和派和新公民，竭力防止内战的扩大，使不再蔚为更险恶远甚的旧罗马人与意大利同盟的战争。苏拉致元老院的第一封文书，所要求的无非正当而公道的事，名言放弃恐怖政策。与那文书相合，他现在使一切人，就是至今才背弃革命政府的，都渴望受无条件的饶恕，并且令他部下人人宣誓，誓必完全视意大利人为朋友和国人。他用最富约束力的宣言，保证新公民既得的政治权利；结果所届，卡尔博因此故而欲使意大利每一城邦向他送人为质，他的建议竟引起全国的愤慨和元老院的反对，归于失败。背信弃义盛行于当时，苏拉处境的主要困难实在于此，新公民饶有怀疑的理由，即使不疑他个人的用意，至少要疑他是否能使元老院的多数派在得胜后仍守信诺。

671年即前83年春间，苏拉率领他的兵团在布隆迪西乌姆港登陆。元老院一接到消息，便宣告国家有难，把无限权力交给执政官；但这两位无能的领袖没有戒备，苏拉的登陆虽属几年来所预料的事，却给他们一个冷不防。军队仍在阿里米努姆，港口都无守备，又有令人难信的，沿着整个东南海岸竟没有一个武装的兵。结果不久便见。布隆迪西乌姆是新公民的一个大城，毫不抵抗便对寡头党的将军打开城门，于是全梅萨庇亚和阿普利亚都效法它的先例。军队行经此等地方如过友邦，他们不忘誓言，一致守极严的纪律。散在各地的残余贵族流水一般地来苏拉的营垒。昆图斯·梅特路斯已由阿非利加逃到利古里亚的山峡，他在667年即前87年曾接管总督的兵权，以后革命党把他的兵权夺去，现在他以苏拉同僚的资格，重掌兵权。马尔库斯·克拉苏也由阿非利加来到，带着一小队的武装兵，大多数的贵族当然都以流亡的要人身份而来，要求甚奢，却不喜战，以致不得不静听苏拉的怨言，他说这些达官贵族想望为国保身，却不肯把他们的奴隶武装起来。更重要的，已有人自平民党的总部来归——例如文雅而负众望的卢奇乌斯·菲力普，除一两个以无能著名的人外，前任执政官与革命政府妥协并且受它的官职的只有他一个。他从苏拉方面受到最客气的招待，并且得有尊荣而安适的职责，替苏拉镇守撒丁岛。昆图斯·卢克雷提乌斯·奥非拉（Quintus Lucretius Ofella）和其他可用的军官也被收留，即刻任用；甚至普布利乌斯·恺代古斯（Publius Cethegus）原在苏尔皮奇乌斯事变后为苏拉所逐的元老之列，而今也得到宽恕，并且在军队里任职。

比个人来归更关重要的是取得皮塞努姆，这事大体得力于斯特拉波的儿子，就是年少的格涅乌斯·庞培（Gnaeus Pompeius）。庞培与他父亲一样，本不依附寡头党，他曾承认革命政府，甚至服务于秦纳的军队；但人对于他，却不忘他父亲率兵抗革命党的事；他见自己受种种攻击，甚至被控，追缴他父亲陷阿斯库鲁姆后——不知是真是假——所吞没的战利品，有丧失他那巨大财富的危险。固然，执政官卡尔博与他有私人的友谊，他的保护使庞培免于破产，比前执政官卢奇乌斯·菲力普和少年卢奇乌斯·霍尔腾西乌斯（Lucius Hortensius）的口才尤为有力；不过他仍是愤愤不平。一听到苏拉登陆的消息，他便往皮塞努姆，他在这里有广大的产业，又因为他父亲和同盟战争的缘故，他与此市有极亲密的关系，便在奥克西姆（Auximum，即奥西莫［Osimo］）竖起贵族党的旗帜。这一带的居民大半是旧公民，都归附他；少年人有许多曾与他同服务于他父亲部下的，都欣然投在这位英勇领袖的麾下，他年龄还不满二十三岁，便兼长作战和将兵，在骑兵战斗中，他一马当先，率兵奋勇冲杀。皮塞努姆的志愿军不久便扩充到三个兵团；政府由首都派克洛利乌斯（Cloelius）、盖乌斯·卡尔里那斯（Gaius Carrinas）和卢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达马西普斯（Lucius Junius Brutus Damasip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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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率一军来平定皮塞努姆的叛变，但这位临时元帅能巧妙利用他们中间的不睦，闪避他们或把他们各个击破，竟与苏拉的主力——似在阿普利亚——会合。苏拉呼他为“凯旋将军”，就是说，以本人名义发号令而不居属下却居平行地位的军官，并且以对其他贵客未曾用过的敬礼优待这位少年——大概不无附带的用意，想借此间接纠正他同党的懦弱和无生气。

如是，精神上和物质上均大大增强，苏拉和梅特路斯由阿普利亚，经过仍在叛变中的萨谟奈各地，向坎帕尼亚进兵。敌军主力也向那里前进，仿佛决战必在此处发生。执政官盖乌斯·诺尔巴努斯的军队已在卡普亚，平民党刚在这里以一切的铺张成立了新殖民地，另一个执政官军也正在沿阿庇亚路前进。但此军尚未到达，苏拉已扎在诺尔巴努斯的营前。苏拉试行最后一次的和解，结果只是他的使者被拘留。旧恨加上新仇，苏拉惯战的兵猛扑敌军；他们由蒂法塔（Tifata）山上猛烈地向下冲击，一举击破在平原列阵的敌军；诺尔巴努斯残部入守革命党的新殖民地卡普亚和新公民市拿波里，让自己被封锁在里面。苏拉的队伍因以寡敌众，迄今不无忧虑，得了这番胜利，才充分相信他们在军事上的优越；苏拉不自留攻败军的残部，却令部下围困他们所在的城市，而亲率兵沿阿庇亚大道进攻帖亚努姆，即西庇阿屯驻之处。苏拉也在未开战时再向他提出和议，似乎出于至诚。西庇阿因为力弱，表示赞同，休战协定缔结了；两位将军同属于贵族中的一个氏族，同是有修养而多雅趣的人，并且彼此在元老院为多年的同僚，今在卡勒与忒阿努姆之间见面相会；他们研讨各项问题；他们很有进展，以至于西庇阿派使往卡普亚去，征求同僚诺尔巴努斯的意见。同时，两座营垒的兵士互相往来，苏拉的兵受将军的赏金很多，在饮宴中间，不难劝那些不太好战的新兵，使知彼此为友伴胜于彼此为仇敌；塞尔托里乌斯以为这种交际有危险，力请将军加以制止，也是枉然。妥协似乎近在密迩，却没有实现；西庇阿宣告休战终止。但苏拉主张这已嫌迟，条约业已结成；西庇阿的兵以将军违法弃约为借口，全体投归敌军。结局是大家互相拥抱一番。革命军的指挥官不得不袖手旁观。苏拉使人要求执政官辞职，他便辞职，又要求他同他那同僚由他的骑兵护送到他们所愿去的任何地方；但西庇阿一经释放，便复用他的官徽，又复招募军队，可是不能再有重大的作为。苏拉和梅特路斯在坎帕尼亚驻营度冬，又想与诺尔巴努斯成立妥协，又归失败，便在冬季继续封锁卡普亚。

对于苏拉，第一年战事的结果是阿普利亚、皮塞努姆和坎帕尼的归顺，一个执政官军解散，又一个执政官军被封锁。意大利各民社被迫在两暴主之间分头择一而从，很多已与苏拉有接洽，让寡头党的将军用个别的正式条约保证他们由敌党所得的权利。苏拉抱着明确的期望，并且故意向人炫耀，说他要在来年战役中推翻革命政府，再入罗马城。

但革命党似由绝望而得到新力量，此党最坚决的两位领袖接任执政官职，一个是第三次出征此职的卡尔博，一个是小盖乌斯·马略；后者年方二十岁，依法不能充执政官，但人们不顾此事，一如不顾宪法上其他各点。对于此事和他事，昆图斯·塞尔托里乌斯常加逆耳的批评，他被派到埃特鲁里亚去征集新兵，再由那里往他治下的近西班牙省。为补充国库计，元老院不得不下令熔化首都各神庙的金银器皿；经几个月的战事以后，存款还有四百万德元（黄金一万四千磅，银六千磅），可见收获的重大。意大利仍有大块地方自愿或被迫依附革命党，在那些地方，备战的事仍在努力进行。强大的新编军队来自波河流域和甚饶新公民民社的埃特鲁里亚。马略的老兵应他儿子的号召，很多投到他的麾下。但最热心对苏拉备战的无过于叛变未平的萨谟奈和卢卡尼亚的几个地方。许多补助兵所以自奥斯坎各地来增强他们的军队，绝非因为忠于罗马革命政府，而是因为那里的人深知苏拉一旦恢复寡头政府，便不会像现在懈弛的秦纳政府这样默认此等地方的实际独立，所以在对苏拉的战争中，又激起萨贝利人和拉丁人原始的相疑相嫉。对于萨谟奈和拉丁姆，此战与第五世纪的战争同为一种民族战争；他们所争的不是政权的多寡，而是要歼灭敌人以消久抑的宿怨。所以，无怪此处战事的性质全异于他处，此处没有妥协的企图，没有饶命或被饶的事，追奔逐北必坚持到底。

如是，672年即前82年的战事开始了，双方兵力均比以前强大，仇恨也比以前更深；经卡尔博的建议，罗马人民大会宣布一切在苏拉营中的元老为叛逆。苏拉不发一言；他大概以为他们不啻于先对他们自己宣判。

贵族党分兵两路。总督梅特路斯凭借皮塞努姆叛党的支持，担任进攻上意大利的事，同时苏拉由坎帕尼亚进兵，直趋首都，卡尔博截击梅特路斯，马略则在拉丁姆抵御敌军的主力。苏拉沿拉丁路（Via Latina）前进，在距西格尼亚（Signia）不远的地方遇到敌人，敌人望风退却，直退到所谓“神圣港”（Sacriportus），此处介在西格尼亚与强固的普雷内斯特之间，普雷内斯特是马略党的主要堡垒。马略就在这里列阵应战。他的军队共约四万人，他的狂暴凶猛和匹夫之勇，使他不愧为乃父之子；但他父亲征战时所用的都是熟练的兵，他的队伍却不然，这缺乏经验的少年人更不能与那善战的老将相比。他的军队不久便发生动摇，甚至正在战斗之时，一支兵投归敌方，更促进他的败北。马略军大半阵亡或被俘，残余的兵既不能扼守阵地，又不能达到台伯河彼岸，不得不托庇于邻近的堡垒；政府未注意首都的粮食供应，首都的陷落无法挽回。因此，马略命镇守罗马的将军卢奇乌斯·布鲁图斯·达马西普斯退出此城，可是退出以前先杀尽迄今免死的敌党名人。小马略这道命令尤甚于他父亲的宣告国贼令，也见于实行；达马西普斯托故召集元老院开会，便把预先指定的人或在会议中砍死，或在逃出元老院后杀害。尽管有前次的彻底肃清，被害者仍有几个名人。例如，前市政官普布利乌斯·安提斯提乌斯（Publius Antistius）是格涅乌斯·庞培的岳父；前财务官盖乌斯·卡尔博，他父亲先以拥护格拉古弟兄闻名，以后又反对他们；自从那许多更著才智的人死后，这两人在荒凉的罗马广场上是律师界的泰斗。又如前执政官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尤其是年高可敬的大祭司昆图斯·斯恺弗拉，他不死于芬布里亚的匕首，却在革命最后的骚动中，在他所负责看守的维斯塔神庙走廊，流血而死。群众见恐怖政治末批的牺牲者被拽过街市，投尸河内，吓得哑口无言。

马略的残部入守附近的诺尔巴和普雷内斯特，两者都是新公民的坚城；马略本人带着财宝和逃难者的大半入普雷内斯特。苏拉仍照去年在卡普亚城下的办法，留下一位良将昆图斯·奥非拉围城，命他不要耗费兵力攻打这座坚城，只要用长长的封锁线把它圈住，使它饥饿乞降。他本人却率兵分路进攻首都，只见首都和环城各地均已为敌所弃，他便加以占领，未遇抵抗。他仅抽暇出个安民告示，做最必要的布置，便即刻再向埃特鲁里亚前进，志在协同梅特路斯把敌人逐出北意大利。

同时，梅特路斯已在埃西斯河（äsis，即埃西诺河［Esino］，在安科那与西尼加格利亚之间，为皮塞努姆与高卢省的分界）遇到卡尔博的副将卡里那斯（Carrinas），把他击破；卡尔博亲率优势兵力来到时，梅特路斯不得不停止再进。但神圣港一战的消息传来，卡尔博担忧他的交通线，退到弗拉米尼路，意欲设大本营于此路的咽喉阿里米努姆，由这个地点，一方面可守亚平宁山各隘口，又一方面可扼波河流域。在退却时，不但队伍落在敌人手里的不一而足，而且庞培攻陷塞纳-高卢（Sena Gallica），在一场辉煌的骑兵战斗中击破卡尔博的殿后军；尽管这样，卡尔博却大致达到他的目的。前执政官诺尔巴努斯接收波河流域的兵权；卡尔博本人进至埃特鲁里亚。但苏拉率他的得胜兵团趋埃特鲁里亚，局势因而改观；不久，苏拉部下三支兵由高卢、翁布里亚和罗马互相联络起来。梅特路斯率舰队过阿里米努姆，驶至拉文那，在法文提亚（Faventia）切断阿里米努姆与波河流域的交通，他派一支兵沿着通往普拉森提亚的大道，入波河流域，由苏拉的财务官马尔库斯·卢库卢斯（Marcus Lucullus）率领，这人是米特拉达特斯战争中那位海军元帅的兄弟。年少的庞培和与他同年而互相竞争的克拉苏由皮塞努姆经山间小路入翁布里亚，达到弗拉米尼路上的斯波勒提乌姆（Spoletium），他们在这里击败卡尔博的副将卡里那斯，把他困在城内；但他竟能乘着一个落雨的夜间逃出城去，虽则不无损失，却能夺路到卡尔博的军中。苏拉本人由罗马分兵两路入埃特鲁里亚，一路沿海岸前进，在萨图尼亚（Saturnia，在昂布龙河［Ombrone］和阿尔贝格那河［Albegna］两河之间）击败当前的敌军，另一路由苏拉亲自率领，在克拉尼（Clanis）河流域遇到卡尔博的军队，与他的西班牙骑兵交锋得胜。卡尔博和苏拉在丘西一带做主力战，结果虽未真分胜负，苏拉的乘胜前进却被阻住，就此点而言，可谓有利于卡尔博。

在罗马城周围的地方，局势也似乎转变得较有利于革命党，战事仿佛要再以这一带为主要中心。寡头党正集中全力于埃特鲁里亚之时，平民党却处处尽最大的努力来打破普雷内斯特的封锁。甚至西西里省长马尔库斯·波本那（Marcus Perpenna）也为这事出发，然而他似乎未能到普雷内斯特。卡尔博派马尔奇乌斯（Marcius）率很大一支兵前来，也不成功；这支兵为斯波勒提乌斯的敌军所袭败，又因秩序紊乱、粮食缺乏和士兵叛变，纪律荡然，一部分回到卡尔博那里，一部分赴阿里米努姆，其余的四散奔逃。另一方面，真心诚意的援助来自南意大利。那里有泰勒西亚的彭提乌斯（Pontius Von Telesia）率领萨谟奈人，宿将马尔库斯·兰朋（Marcus Lamponius）率领卢卡尼亚人拔营出发，人莫能阻，到了坎帕尼亚，那时卡普亚仍在固守中，有古塔（Gutta）率守兵一部与他们会合，于是据说人数达七万名，向普雷内斯特进发。因此，苏拉留一支兵对付卡尔博，亲回拉丁姆，在普雷内斯特前面的隘路中占据一个妥当的阵地，截断救兵的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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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兵想冲破奥非拉的阵线，结果徒劳，救兵想逐走苏拉，结果也是徒劳；双方均在强固阵地上停留不动，就是卡尔博派达马西普斯率两个兵团来增强救兵，仍旧如此。

但当埃特鲁里亚和拉丁姆的战事停顿之时，波河流域达到决定的阶段。在这里，平民党的将军盖尔斯·诺尔巴努斯一向占上风，以优势兵力攻打梅特路斯的副将马尔库斯·卢库卢斯，逼其入守普拉森提亚，然后转攻梅特路斯本人。他在法文提亚遇到梅特路斯，当下午很晚的时候，他率远来疲敝的军队即刻进攻，结果一败涂地，他的队伍完全溃散，仅有一千人回到埃特鲁里亚。卢库卢斯一听得这个消息，便冲出普拉森提亚，在菲登提亚（Fidentia，在皮亚琴察与帕尔玛之间）击败卡尔博留下攻他的军队。阿尔比诺瓦努斯（Albinovanus）部下的卢卡尼亚兵结伙投归敌军，他们的首领起初犹豫不决，以后邀请革命党的主要将领来赴宴，命人把他们杀害，作为补救；一般说来，每一能结和的人现在都结了和。阿里米努姆及其一切军实财宝均落在梅特路斯的掌握中；诺尔巴努斯登船往罗德斯岛；自阿尔卑斯山至亚平宁山，无处不承认贵族党的统治。迄今用在这里的队伍现在能移用于攻打埃特鲁里亚，这是敌人仍守阵地的最后处所。卡尔博在克卢西乌姆（Clusium）营次接到这个消息，惊慌失措；他虽则还有一大批队伍听指挥，他却暗中逃出大营，登船往非洲而去。他所遗弃的军队，一部分效法将军的榜样，跑回家去；一部分为庞培所毁灭；喀利那收拾残兵，率领他们到拉丁姆，与普雷内斯特的军队会合。同时拉丁姆没有发生变化，最后的解决却日近一日。喀利那部下的兵为数无多，不足以动摇苏拉的阵地；寡头党以前用在埃特鲁里亚的军队，由庞培率领着，前锋已来到近处；几天以内，平民党和萨谟奈人的队伍就要被包围在网罗里。

于是革命党的军事领袖决定离开普雷内斯特，以其联合的兵力，猛扑仅隔一长日行程的罗马城。从军事上看来，他们这样一做，必遭毁灭；他们的退路是拉丁路，这种行动必使这条路落在苏拉手里；并且即使他们取得罗马城，他们将被困在这座绝不适于防守的城，受梅特路斯和苏拉强大远甚的两支兵夹攻，也必不免被歼灭在这地方。然而说到进攻罗马，问题已不再是求安全，而只是图报复；这是激烈的革命党特别是绝望的萨贝利民族最后一次的发怒泄愤。彭提乌斯对他的部下喊道：要铲除那夺去意大利自由的豺狼，必须毁掉他们所居的森林。他说的是真心话。672年即前82年8月1日，彭提乌斯、兰朋、喀利那、达马西普斯沿拉丁路向罗马进兵；扎营在距科林门约两公里的地方；罗马所遭的危难没有比这次更可怕的。此日的威胁有如365年即前389年7月20日或公元455年6月15日的威胁——即凯尔特人和汪达尔人（Vandalen）陷罗马的日子。现在袭击罗马已不再是件蠢事，攻军在首都内也不至缺乏联络。一队义勇军大都是贵家少年，出城击敌，遇到这庞大的优势兵力，便如糠秕一般，望风溃散。援救的一线希望全寄在苏拉身上。苏拉一听得萨谟奈军向罗马开去，也尽速出发，去救首都。晨间，他最前面的骑兵由巴尔布斯（Balbus）率领着出现了，公民衰落的勇气便重行振作起来；约在午时，苏拉亲率主力军来到，便即刻在科林门前（距庇亚门［Porta Pia］不远）埃利金·阿弗洛狄忒（Erykinischen Aphrodite）庙列阵作战。他部下的军官以为兵士在急行军之后力倦神疲，恳请他不要即刻派兵作战，但苏拉虑到罗马城或将在夜间发生事变，虽在午后很晚时候，他还是下令进攻。这是一场顽强惨烈的战斗。苏拉所率的左翼直退到城墙边，以至于城门不得不闭；散兵甚至向奥非拉报告说，战事已经失利。不过右翼的马尔库斯·克拉苏打败敌人，追击到安登奈，因此左翼又得稍舒喘息，到了日落一小时后，这一翼也渐渐得势。战斗终夜不停，甚至延长到次日早晨；只因有三千人投归敌方并且即刻倒戈攻打旧伴，战事才告结束。罗马城得救了。叛党的军队无处可退，全被歼灭。战后三日，苏拉命人把此战所获的俘虏——为数约三四千人，内有达马西普斯、喀利那和身受重伤的彭提乌斯等将军——都带到玛斯广场的公所（Villa Publica），把他们杀死在那里，一个不留；苏拉正在附近的贝洛那庙里召开一个元老会议，所以他们分明听得叮当的刀枪声和将死者的呻吟声。这是一场可骇的屠戮，不当原谅；但我们却不可忘记，此等死在这里的人曾如一群盗匪来攻首都和公民，如果假以时日，他们必竭其杀人放火的能事，毁灭罗马及其人民。

这样一来，战争大到告终。喀利那和其他将领的首级被隔墙投入普雷内斯特，守兵因而晓得罗马战争的结局，便投了降。他们的首领执政官盖乌斯·马略和彭提乌斯的儿子先图逃不成，然后彼此相砍而死。民众怀着希望，凯代古斯也认可这种希望，以为就是到了今日，战胜者还能对他们施恩。但施恩的日子已成过去。苏拉到最后一刻仍准向他归顺的人完全免罪，毫无条件；越是这样，他越是对那坚持到底的领袖和民社严酷无情。普雷内斯特的俘虏共一万二千人，被释放的有大多数的罗马人、几个普雷内斯特人和妇孺，可是罗马元老，几乎全部的普雷内斯特人和全部的萨谟奈人都被缴械屠杀；这座富饶的城市被劫掠。当然，这事发生以后，尚未归顺的新公民城市便继续抵抗，极为顽强。例如在拉丁城诺尔巴，埃米利乌斯·勒皮都斯（Aemilius Lepidus）用奸计入城之时，公民自相残杀，自焚其城，只为的是使刽子手无法报复，无物可掠。在下意大利，拿波里已被攻取，卡普亚也似乎要自动投降；但到了674年即前80年，萨谟奈人才退出诺拉。意大利人的著名领袖仅余盖乌斯·帕皮乌斯·穆提卢斯，他在饶有希望的664年即前90年曾任叛党的执政官，现在由诺拉逃走，改装潜往忒阿努姆，投奔他的妻室，希望在她那里得个避难之所，她竟不肯收容，他便在家门口自刎而死。关于萨谟奈，这位独裁曾声明，萨谟奈存在一日，罗马便一日不得平安，所以萨谟奈之名应绝迹于世；对于在罗马城下和普雷内斯特被擒的俘虏，他既然用骇人的方式实践前言，所以他也似曾率兵遍历萨谟奈各地，肆行蹂躏，攻陷埃塞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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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年即前80年），把那一向富庶的区域变成至今仍是一片荒凉的地方。同样，翁布里亚的图德（Tuder）也为马尔库斯·克拉苏所攻陷。埃特鲁里亚的波普隆尼乌姆（Populonium），特别是难克的沃拉特莱（Volaterrae）抵抗较久，沃拉特莱收拾失势党的残兵，得军队四个兵团，受了两年的围攻，先是苏拉亲自指挥，以后是前副执政官盖乌斯·卡尔博（Gaius Carbo，系那位平民党执政官的昆仲）指挥，直到科林门战后第三年（675年即前79年），守兵才以自由离城的条件投降。但在这凶恶的时代，军法和军纪一概不值一钱；军士大叫“诈骗”，用石头打他们那太宽容的将军；守兵依约撤退时，罗马政府派一队骑兵把他们杀死。得胜军分驻意大利全境，一切不稳的地方都有强大的军队戍守；在苏拉部将的铁腕之下，无论革命派或民族派的反对党，他们的最后骚动都慢慢归于消灭。

外省还有待做的事。固然，卢奇乌斯·菲力普由革命政府的省长昆图斯·安东尼手里迅速夺得撒丁岛（672年即前82年），外阿尔卑斯极少或绝无抵抗；但在西西里、西班牙和阿非利加，意大利失势党的事业似乎还有可为。忠实的省长波本那替他们守住西西里。昆图斯·塞尔托里乌斯能使近西班牙省的土著亲附他，并且由卜居该地的罗马人中组织了一支不小的军队，先封锁比利牛斯山的隘口；他在这里又举出个新证据来，证明人把他无论置在何处，他总是能尽其职，革命党那些无能之辈只有他是个实际有用的人。在阿非利加，省长哈德良因进行革命太嫌彻底，开始把自由赠给奴隶，当乌提卡的罗马商人作乱时，在官邸中被攻，与其从人均被烧死（672年即前82年）；然而此省仍依附革命政府，秦纳的女婿，年少多才的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阿亨诺巴布斯（Gnaeus Domitius Ahenobarbus）受任为此省的最高统帅。宣传甚至由此地远达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等属国。两国的合法君主，一个是古塔之子希穆普萨二世，一个是博库斯之子博古德（Bogud），都依附苏拉，但平民党的争位者希阿巴（Hiarbas）借秦纳党的援助废掉希穆普萨二世，相类的争斗也弄得毛里塔尼亚扰攘不安。执政官卡尔博已自意大利逃出，逗留在非洲与西西里之间的科塞拉岛（Kossyra，即潘泰拉里亚［Pantellaria］），似乎踌躇不决，不知应逃到埃及，还是应在一个效忠的省份再行奋斗。

苏拉派盖乌斯·安尼乌斯（Gaius Annius）和盖乌斯·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Gaius Valerius Flaccus）往西班牙，前者做远西班牙的省长，后者做埃布罗的省长。塞尔托里乌斯派往比利牛斯山隘口的将军为部下官佐所杀，他的军队于是溃散，因此两人免去用兵打开这些隘口的艰苦工作。塞尔托里乌斯兵力太弱，不堪与敌人对战，便仓促收集驻在最近处的队伍，在新迦太基登船——往何处去，他自己也不晓得，也许到非洲沿岸，也许到加那利群岛（Kanarischen Inseln）——只要到苏拉兵力所不及的地方。于是西班牙帖然随顺了苏拉的官吏（约在673年即前81年），弗拉库斯率兵经过凯尔特人的领域，与他们和凯尔特伊比利亚人交战，皆获胜利（674年即前80年）。

格涅乌斯·庞培奉派以特任副执政官资格往西西里，他率战船一百二十艘和陆军六个兵团来到，波本那不加抵抗，退出此岛。庞培由西西里派一分舰队到科塞拉，捕获居此的马略党军官。马尔库斯·布鲁图斯等人即刻被处决；但庞培命人把执政官卡尔博解到利利拜乌姆来见他，他忘掉昔在患难中曾受卡尔博的庇护，竟把他亲手交给刽子手（672年即前82年）。

庞培又受命由此地再往非洲，阿亨诺巴布斯和希阿巴聚集了不少的兵，庞培以当然远较众多的军队击败他们，然后一时谢绝凯旋将军的称号，即刻发令攻敌营。如是，他在一天之内荡平敌人，阿亨诺巴布斯也在阵亡者之列；以博古德王的助力，希阿巴在布拉（Bulla）被擒斩，希穆普萨恢复祖国；又对沙漠中人大行侵掠，盖图勒（Gätuler）许多部落，马略曾承认其独立的，现在又附属于希穆普萨，于是罗马的威名再振于非洲；庞培在非洲登陆后四十日，一切完毕（674年即前80年）。元老院命他解散部下的军队——暗示他不得行凯旋礼，他既是个额外官吏，照例无权要求凯旋。将军暗里抱怨，兵士大鸣不平，非洲军一时似有背叛元老院的模样，苏拉似将出兵征讨他的女婿。可是苏拉让步，许这少年人夸口说，罗马人只有他未为元老就做凯旋将军（675年即前79年3月12日）；真的，当这少年立下此等不费力的大功而归来时，那位“幸运人”或不无一点嘲笑的意味，称呼他为“大帝”（Great）。

在东方，自671年即前83年春间苏拉登船以后，战事即未见停止。恢复原状和制伏一两个城市，在亚洲如在意大利，也费了多次的血战；特别是对米蒂利尼自由市，卢奇乌斯·卢库卢斯用尽一切温和手段之后，终不得不用武力；甚至罗马人在战场上已获胜利，公民仍顽抗不休。

同时，罗马的亚细亚省长卢奇乌斯·穆雷那又与米特拉达特斯陷入新纠纷。本都王的统治权甚至在北方各省也已发生动摇，自结和以后，他就忙着再巩固他的统治权；他已任命他的贤子米特拉达特斯为科尔基斯的长官以抚绥科尔基斯人；然后又铲除这个儿子，现在准备远征他属下的博斯普鲁斯国。同时，阿恺劳斯被迫往依穆雷那避难，据他说，这些准备意在反抗罗马；穆雷那听了这话，便借口米特拉达特斯仍盘踞卡帕多奇亚的边区，发兵向卡帕多奇亚的科马那（Komana）前进，侵犯本都的边境（671年即前83年）。米特拉达特斯仅止于向穆雷那抗议，结果无效，又向罗马政府抗议。苏拉诚然派员前来劝阻这位省长，但省长不听；他反而渡哈里斯河，侵入确属本都的领域，于是米特拉达特斯决定以武力反抗武力。他的将军戈尔迪须牵制罗马军，以待本都王率着远占优势的兵力到来，强迫穆雷那交战；穆雷那大败，损失甚重，被逐过罗马边界，逃回弗里吉亚，卡帕多奇亚全境的罗马戍兵均被逐出。固然，穆雷那恬不知耻，竟自称战胜，因此自加“凯旋将军”的尊号（672年即前82年）；但他受了这场严厉的教训，又接到苏拉第二次的告诫，终于不再进行此事；罗马再与米特拉达特斯结和（673年即前81年）。

这场愚昧的斗争耽搁了攻取米蒂利尼的事；经过海陆的长期围攻，其间比提尼亚舰队立有大功，而后穆雷那的继任人才能攻下此城（675年即前79年）。

十年的革命和叛乱在西方和东方均已告终；国家又有了统一的政府和国内外的和平。在最近几年恐怖的骚乱以后，甚至这种休息也是个慰藉。至于它是否不止于此，这位非凡的人既能做战胜公敌的难事，又能做荡平革命那更难的事，是否也能胜任做那最难的事——恢复社会上和政府上根本动摇的秩序——却须待将来，才能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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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下全部的叙述均大体以新发现的李锡尼书所记为根据，他的记载示我们许多前所不知的事实，特别使我们能明见这些事件的后果和联系，为以前所不及。

(2)
由西塞罗的Phil
．Xii．II．27看来，此事没有经过人民大会的认可。元老院所用的方式似乎是专延长普劳提乌斯·帕皮里乌斯法的期限，这是习惯所许的办法，实际等于把公民权赠给一切意大利人。

(3)
李维说“adflatus sidere
”，意谓“染患疠疫”，而非如后人所误解的“触雷电而死”。

(4)
纪年所称为668年即前86年执政官的卢奇乌斯·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不是654年即前100年的执政官，而是个较年少的同名人，或是前者的儿子。因为，第一：约603—673年即前151—前81年，禁止重膺执政官的律令仍依法有效，见于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和马略的事，未必也见于弗拉库斯。第二：任何处提到任一弗拉库斯，都没有说他两次为执政官，就是在必要的地方也没有，例如西塞罗pro Flacc
．32，77。第三：那位669年即前85年做元老院领袖因而必为前执政官在罗马活动的卢奇乌斯·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绝不能是668年即前86年的执政官，因为那时后者已出发往亚洲，或且已死。654年即前100年的执政官，657年即前97年的监察官是西塞罗所称667年即前87年一个身在罗马的前执政官；到了669年即前85年，他大概是在世最老的老监察官，所以适于做元老院领袖；他又是672年即前82年的摄政和骑士团领袖。另一方面，死在尼科弥底的668年即前86年执政官是西塞罗所辩护的卢奇乌斯·弗拉库斯的父亲。

(5)
我们只能认此人为所指的布鲁图斯，因为马尔库斯·布鲁图斯为所谓“解放者”的父亲，在671年即前83年为平民保民官，所以不能在战场指挥。

(6)
据说苏拉驻在唯一通到普雷内斯特的隘路，由后事看来，通罗马的路不但对救兵而且也对他开放着。无疑地，苏拉驻扎的地方是在瓦尔蒙托内（Valmontono）向帕勒斯特里那（Paestrina）的十字路，即萨谟奈人所沿以进兵的拉丁路转弯处；如是，苏拉用普雷内斯特路，敌人则用拉丁路或拉比坎（Labicanischen）路，以与首都交通。

(7)
李维书八十九的残句miam in Sammio
不能藏有其他地名。

第十章　苏拉体制

约当罗马人初次与罗马人对阵交战之时，671年即前83年7月6日夜间，那座国王所建，共和初年所献，历五百年风波而无恙的古庙——罗马卡庇托尔的朱庇特庙——竟毁于烈火。这不是预兆，而是罗马政体现状的写真。罗马政体也成为败瓦颓垣，需要重建。革命固然已被荡平，可是这当然绝不等于恢复旧政。大部贵族诚然以为革命党的两位执政官现在已死，只要举行照例的补选，让元老院采取另外似属必要的步骤来酬报得胜军，惩处革命党的罪魁，或也预防同类事件的发生，也就够了。但苏拉因得胜而一时全权在握，他对事对人的见解却较为正确。罗马的贵族，当其最盛时期，也不过既雄伟而又褊狭地墨守遗规；这时期笨重的同僚政治，人如何能望其奋力彻底地实行政治大改革呢？并且正在晚近变乱把元老院的首领几乎一扫而空的此刻，大改革所需的魄力和智能，比从前更难得之于元老院。纯粹的贵族血统如何完全无用，苏拉如何洞悉其毫无价值，可以一事为证，即除昆图斯·梅特路斯为他的姻亲外，他所用的人才都选自往日的中立派和由平民党来归的一班人——例如卢奇乌斯·弗拉库斯、卢奇乌斯·菲力普、昆图斯·奥非拉、格涅乌斯·庞培等。苏拉真心要恢复旧政体，不亚于最激烈的流亡贵族；然而他晓得这复旧工作有莫大的困难，他或许不充分晓得——否则他如何能着手来做呢？——可是至少要比他同党清楚些。据他看来，有两件事非做不可：一件是广大的让步，只要让步而能不伤寡头政治的精髓；一件是成立一种压制和预防的有力制度；他深知当时的元老院必拒绝或削减每一让步，必依议会的习惯摧残每一有系统的改造。在苏尔皮奇乌斯革命以后，苏拉既然在这两方面实行他所认为必要的事，不甚征求他们的意见，所以而今在远较严重而紧张的情势下，他决定不借寡头党的助力，不顾他们，一手恢复寡头政体。

然而苏拉今昔的地位不同，现在他不是个执政官，他只有续任执政官的权力——兵权；他所需要的是尽量严守宪法形式而又属于非常性质的威权，以便强迫无论敌友均接受他的改革。他给元老院一道公文，向他们声明他所认为不可避免的事：他们应把国政的整理交给一个握着无限全权的人，他自以为适于实行这艰难的工作。这建议虽有许多人以为不便，却等于一道命令。奉元老院的指示，首席元老兼摄政老卢奇乌斯·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以至尊权的临时掌管人资格，向公民提出下面的建议：省长卢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过去在执政官和续任执政官任内所办的公事应一概予以承认；将来关于公民生命财产的事，苏拉应有权裁判，不许上诉；他可随便处置官地，任意改变罗马城、意大利和国家的疆界，解散或设立在意大利的城邦，支配各省和属国，代人民大会授予最高兵权，任命续任执政官和续任副执政官，再加以用新法律整理国政；他何时工作圆满，何时认为可以解除非常的官职，应听他自己判定；最后，在他任非常官职期间，常设的最高官职与他这官职并存还是暂时作废，也视他的意见为转移。当然，这建议被人采纳，毫无异议（672年即前82年11月）；新国主迄今身为省长，避免入京，到现在才入罗马城。新职的名称假自汉尼拔战争以来即已实际作废的独裁，但因除了他的武装扈从以外，他还有倍于古独裁所有的仪仗队替他开路，这新职虽名为“制定法律和整理国家的独裁”，实际上却与古独裁截然不同。古独裁在任期和权力方面均有限制，并非不许人向公民上诉，也未废常设的官职。此职更类似那“制定法律的十人组织”（decemviri legibus scribundis
），十人组织也显然是个握有无限全权而取代寻常官吏的非常政府，他们的官职至少实际等于不限时间的官职。或者，我们不如说，这新职既有基于人民法令的专制权，不受固定时间或同僚的限制，无非就是古君主制；真的，古君主制也基于公民自由约定，共拥侪辈中一人为专制君主。甚至当时的人也为苏拉辩护说，
(1)

君主胜于不良的宪法；我们可以假定，人所以择用独裁的称号，只因为要表示古独裁既然有在种种限制下恢复君权的意义，所以新独裁也有完全恢复君权的意义。如是，说来很奇怪，苏拉与盖乌斯·格拉古用意完全不同，可是在这事上二人所循的途径却互相吻合。在这方面，保守党也须模仿敌党；寡头党的保护主不得不自为僭主，以抵御那日益逼近的僭主政体。寡头党这最后的胜利中也含有不少的失败在。

这种繁难惨淡的苦工，苏拉既没有营求，也没有想望，但除了让完全无能之辈去做或亲身担任外，别无他法，所以他奋力从事于这项工作，不顾一切。首先，对于罪人须拟定一个办法。苏拉个人倾向于宽恕。他既属于多血的气质，自能勃然大怒，无怪有人见他眼里放光，面颊变赤，便须小心戒备，但持久的报复心如马略老年愤恨时所特有的，却全不见于苏拉的平易性格。不但在666年即前88年革命以后，他显出较大的宽和，而且就是第二次革命做下那样可骇的罪恶，使他受那样深刻的影响，也没有动摇他的宁静态度。在刽子手把他朋友的死尸拽过首都街市之时，他还想保全杀人犯芬布里亚的性命，芬布里亚自杀以后，他又命人给他个适当的丧葬。在意大利登陆后，他以挚诚的态度自愿饶恕罪人，不咎既往，是凡来讲和的人无一遭他拒绝。甚至在初期胜利以后，他还是照这种精神与卢奇乌斯·西庇阿举行商谈；革命党不但打断商谈，而且后来在他们即将覆亡的最后一刻，又重兴屠戮，并且尤甚于前，竟至与国家的宿仇同谋毁灭罗马城。现在恶贯满盈了。凭借他那新职的权力，苏拉一就摄政之位，便立刻把他与西庇阿订约后（苏拉主张此约缔结得依法有效）仍参加革命活动的文武官员，以及其他显然拥护革命的公民，一律宣告为国贼，摈诸法外。若有人杀死一个国贼，不但像刽子手尽职行刑一般，免受责罚，而且因此可得一万二千第纳尔的赏金；反之，若有人收留国贼，即使是他的最近亲属，也要受最重的惩罚。被罪者的财产充公，与得自敌人的利物无异；他们的子孙禁入政界，可是只要他们是属于元老阶级的，却仍须承受元老的负担。最后这种条款也适用于为革命而战死者的田产和后代——这种办法甚至超过最古法律关于曾对祖国用武者所规定的惩罚。这恐怖政策最可怕的一点就是所列各项均欠明确；元老院即刻对此事抗议，苏拉本人也设法补救，命人把被罪者的名单张贴公布，并且定673年即前81年6月1日为结束罪人表的最后期限。

这个血淋淋的名单日有增加，最后达到四千七百名，
(2)

虽引起民众的当然恐慌，却至少稍能制止刽子手的一味任意妄为。大多数的遭难者至少不牺牲在摄政的私仇下；他所痛恨的只是马略党，即667年即前87年和672年即前82年两次惨杀的祸首。他命人打开阿奎-塞克斯提亚战胜将军的坟墓，把他的尸灰撒在阿尼奥河中，推倒他战胜非洲人和日耳曼人的纪念碑；又因他本人和他儿子已死，不能受苏拉的报复，他的义侄马尔库斯·马略·格拉提狄亚努斯（Marcus Mrius Gratidianus）曾两任副执政官，甚为罗马公民所喜，现在被带到死在马略手里最可悲的卡图卢斯墓上，先受极残酷的刑法，而后斩首。其他最著名望的仇敌也已死去；首领中只有盖乌斯·诺尔巴努斯尚存，他在罗德斯岛，国民会议正讨论把他献出时，自杀而死；卢奇乌斯·西庇阿，因为他无关重要，或也因为他出身贵族，得蒙赦免，准他在避难处马赛利亚平平安安地终其天年；还有昆图斯·塞尔托里乌斯流离于毛里塔尼亚沿海一带，做亡命徒。被杀元老的首级堆集在塞尔维乌斯池（Servilischen Bassin），此地乃尤加里乌斯街（Vicus Jugarius）进罗马广场的入口处，乃独裁命人把他们示众之处。第二流尤其是第三流的人死得最多。一些人曾服务于革命军或曾替革命军做事，有时因贷款给革命军的一个军官，或因与这样人有主客关系，便被不分皂白，列在名籍；除此以外，“窝主”，就是曾坐堂审判元老并曾投机于马略没收物品的资本家，特别受到报复；这种所谓骑士列在罪人名籍的达一千六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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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那些专事控告的人最为贵族之患，他们的职业是在骑士法庭控告元老阶级的人物，现在也非受惩罚不可——一位律师在不久以后问道：“这是为何，他们把法庭留给我们，却杀死原告和裁判官？”数月之久，极野蛮极无耻的愤怒逞凶于意大利，毫无节制。在首都，行刑的事原由一队凯尔特人负责，苏拉的兵士和下级军官也为这事巡行意大利各地；但自告奋勇的也无不受人欢迎，并且无业游民，不问贵贱，也都一拥向前，不但要挣那杀人的赏钱，而且要假借政治的诉讼，满足他们自己的报复心和贪财欲。有时一个人尚未挂名罪人榜，便被凶杀，死后才把他的名姓追加在榜上。由一个例，我们可见执行的方式。在倾向马略的新公民城市拉里努姆（Larinum），有个人名斯达提乌斯·阿尔比乌斯·奥皮尼库斯（Statius Albius Oppianicus），因避杀人罪而逃到苏拉的大营。苏拉得胜后，他以摄政的派员资格回来，罢免本城的官吏，他本人和朋友代居其位，那要控告他的人连同此人的最近亲属和朋友一齐被他宣告为国贼，处以死刑。这样丧命的人不可胜数——内有不少的人是坚决依附寡头党的——，都牺牲在私仇或多财上；有这样可骇的混乱，又加以苏拉在这事一如在每件事上对左右亲近过于纵容，所以甚至有人在纷扰中做下普通的罪恶，也能逍遥法外。

对于没收的财产也是这样处理。因为政治的理由，苏拉设法使上流公民共同收买这项财产；并且他们也有一部分人自动向前，其中最热心的无过于年少的马尔库斯·克拉苏。在现状之下，极端的贬价在所不免；真的，罗马变卖充公产业素依整数现金的方式，势必一部分造成贬价的结果。再者，这位摄政也不忘一己；尤其是他的妻室梅特拉（Metella）和另外一些与他有关系的贵贱人等，甚至脱籍人和酒友，都有时可以不必竞争，购买这项财产，有时竟可免付买价的全部或一部。例如，他的一个脱籍人据说以二千塞斯特买得值六百万塞斯特的财产，又有他一个下级军官据说以这投机方式得到值一千万塞斯特的地产。怨恨纷起，并且确属正当；甚至在苏拉摄政期间，一位律师就问道，贵族所以从事内战，是否专为使他们的脱籍人和奴隶发财？但尽管贬价，没收的财产共得价不下三亿五千万塞斯特，这大半落在富豪之手的充公财产，其范围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这完全是一场可怕的惩处。既不复有任何诉讼手续，又不复有任何宽宥；无声的恐怖像一块铅似的重压全国，在首都和乡邑的市场上，自由言论一概静默无声。固然，寡头党的恐怖政策与革命党的方式不同；马略以他仇敌的血满足他个人的报复心，苏拉则似乎可说是以抽象的眼光看恐怖政策，以为这是创行新专制政体所必需，在他看来，屠杀由他自做或假乎他人，几乎没有分别。但这次的恐怖政策出自保守党，并且多少缺乏感情，所以更显得可怕；两党的癫狂和罪恶等于八两和半斤，于是国家似乎更沉沦得不可救药。

关于调整意大利与罗马城的关系，苏拉——虽在其他方面，对于革命时期的政事，除例行公事外，一概认为无效——却固守一个原则，即意大利每一民社的每一公民，只因其如此，便也是罗马的公民；公民与意大利盟邦人的差别，权利较优的旧公民与权利较为有限的新公民的差别，现在一概作废，并且永久作废。只有脱籍人，他们的无限投票权又被夺去，恢复原状。对于贵族的极端派，这似乎是个大大的让步；苏拉深知须从革命领袖手里夺取这些强有力的工具，又知增加公民的数目不至于大有害于寡头党的政权。

可是与这种原则上的让步相连的，还有极严厉的审判，特殊委员奉派分赴全意大利每一民社，协同分驻全半岛的戍兵，共同办理此事。有几个城市受到报酬；例如布隆迪西乌姆是首先归附苏拉的民社，现在得有对这海港很关重要的免税权；又有几个受了惩罚。罪状较轻的须纳罚金，拆毁城墙，铲平子城；至于顽抗最烈的地方，摄政没收他们领土的一部分，有时甚至全部——无论认他们为举兵叛祖国的公民民社，或是违反永久和约而与罗马作战的同盟国，在法律上，他们的领土当然都可视为没收品。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切被夺去土地的公民——但只限于此等人——同时也丧失其市公民权和罗马公民权，而得有最低的拉丁权以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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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苏拉使意大利享低等权利的属国，不能为反对党的核心；那些被夺去土地的亡国人民势必不久便沦入无产大众。在坎帕尼亚，不但平民党的殖民地卡普亚当然作废，公地复收归国有，而且约在此时，拿波里民社也被削去埃那利亚岛。在拉丁姆，殷富大城普雷内斯特的领土全被没收，诺尔巴或亦如是，翁布里亚的斯波勒提乌姆亦复如是。佩里格尼亚区的苏尔摩（Sulmo）甚至被夷为平地。但有两个力抗到底甚至在科林门战后仍不肯降的地方——埃特鲁里亚和萨谟奈——在摄政铁腕之下特受重罚。在埃特鲁里亚，一些最大的民社如佛罗伦萨、费苏莱（Faesulae）、阿雷提乌姆（Arretium）、沃拉特莱等，都被全部没收。萨谟奈的命运已见上文；这里无所谓没收，可是土地被蹂躏，永远荒芜，繁荣的城市，甚至往日拉丁殖民地埃塞尼亚，都成为丘墟，其地竟陷于与布鲁提亚和卢卡尼亚等相同的地位。

以上关于意大利土地所有权的措置使摄政能支配两种土地：一种是罗马的公地，原交给同盟民社使享收益权，现在因它们的解散而复归罗马政府，又一种是受罚民社的充公领土；他利用这些土地来安顿得胜军的兵士。新殖民地大部以埃特鲁里亚为目标，例如费苏莱和阿雷提乌姆，另外的以拉丁姆和坎帕尼亚为目标，这里的普雷内斯特和庞贝以及其他地方都成为苏拉部下的殖民地。如上所述，摄政不想再殖民于萨谟奈。分田大都按格拉古的方式办理，所以移民均隶属于业已存在的城邦。移民的规模如何广大，可见于分田的数目，据说为数达十二万。然而有些土地另做别用，如赠给提法塔山、戴亚娜庙的土地；其他如沃拉特莱的公地和阿雷提乌姆一部分的公地始终不分；还有其他土地，按照往日犯禁而今复活的恶习，依占田法，为苏拉的宠臣所据。苏拉从事于这种殖民，其所追求的目的不一而足。第一，他用这办法向他部下的兵士履行诺言。第二，他做这事采取的宗旨是改革派与温和保守党一致同意的宗旨，他自己早在666年即前88年也曾按这宗旨规定一些殖民地的设立——这就是政府要打破意大利的大地产以增加小农业主的数目；他如何诚恳地注重这事，有再禁兼并口分田一事为证。最后特须注意的，他把移殖的兵士当作常驻的戍兵，他们保护他们自己的所有权，同时也保护他所建立的新政体。因为这个缘故，在领土未曾全被没收之处，如庞培，殖民团不与城邦合并，旧公民和殖民团成为共住在一座围墙以内的两个公民团。这些殖民地的设立固然依旧以人民法令为基础，但这只是间接的基础。因为摄政根据瓦勒里乌斯法的一款来设立这些殖民地；实则它们源于统治者的全权，因此使人想起往日君权随意处置官产的事。但兵士与公民的区别往日因兵士移殖而消灭的，如今在苏拉的殖民地上，甚至到它们成立以后，仍应有效，并且果然有效，这些殖民团仿佛是元老院的常备军；就此点而论，我们称此等殖民地为军事殖民地以别于旧殖民地，才算正当。

这在实际上设立元老院的常备军，与另一措置有连带关系，就是摄政由被罪者的奴隶中选出一万多最年轻力壮的人，把他们一齐解放。此等新科尔涅利乌斯党公民资格的存否全基于苏拉制度的法律效力，苏拉的用意在使他们充寡头党的一种亲兵，助寡头党控制城里的群众；真的，首都既无戍兵，一切必先视群众为转移。

摄政使元老院多赖这些非常的支持，就是由手创这制度的人看来，它们必也显得薄弱难久，然而除非应用一些——例如正式在罗马城设常备军和其他类似的办法——比奸雄的侵犯尤能加速寡头党灭亡的策略，这却是元老院唯一可能的支持。寡头党普通政权的永久基础当然是元老院，元老院的权力那样增加，那样集中，以至于对无组织的敌人无处不占优势。四十年来所遵行的妥协政策现在告终了。格拉古昆仲的宪法经666年即前88年苏拉第一次改革而仍存的，现在完全作废。自盖乌斯·格拉古时代以来，政府就仿佛许首都无产阶级有权暴动，经常向住在首都的公民散发粮食，使他们不致作乱，苏拉取消这种制度。盖乌斯·格拉古曾在罗马把亚细亚省的什一税和关税出租，造成资本阶级的组织和结合；苏拉废除中间人制，把以前亚细亚人的献纳改为定额的赋税，按照为征收积欠而编造的估价表分派各地的税额。
(5)

盖乌斯·格拉古把陪审职务交给骑士资格的人，使资本阶级得有间接的参政权和共治权，有时它们的力量竟强于官方的行政和统治；苏拉废除骑士法庭而恢复元老法庭。盖乌斯·格拉古，或至少格拉古昆仲时代，曾许骑士阶级在人民节庆中占个特殊位置，如元老久已占有的；苏拉取消这个位置，把骑士贬到平民的座位。
(6)

骑士阶级之为骑士阶级原系盖乌斯·格拉古所造成，苏拉剥夺了骑士阶级的政治生命。元老院应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上行使最高权，没有条件，不可分割，垂之永久，并且在外表的标志上，不但应显出它是个特权阶级，而且也应显出它是唯一的特权阶级。

因此，政府当局特须能自补其缺，自居独立地位。经晚近的丧乱，元老的数目大减。固然，对那些为骑士法庭所放逐的人，例如前执政官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孚斯和德鲁苏斯的朋友盖乌斯·科塔，都给予回国的自由，不过鲁孚斯不利用这种许可；但革命和反动双方的恐怖政策造成元老院的百孔千疮，这不足以弥补其缺。所以按苏拉的指示，有用非常手段补足元老院的事，所添新元老约三百名，由部民大会从骑士名籍中推选；他们推选的当然一方面大都是元老家门的少年人，一方面是苏拉的军官和因最近革命而跻于尊显的人。至于将来，入元老院的方式也有新规定，立在迥不相同的基础上。按宪法的历来状况，人们入元老院，或由于监察官的召请，这是正常的途径，或由于充任三种法座官职之一——执政官、副执政官或市政官——自奥维尼乌斯法通过以来，这几种官即依法在元老院中各有一席和一票。充任低级官吏——保民官或财务官——的人或有在元老院占得一席的实际权利，因为监察官的选拔特倾向这种人，但不是法律上所可预期的事。这两种入院的方式，苏拉以废除——至少事实上如此——监察官来取消前者，并把后者改变，使财务官代替市政官享有入元老院之权，同时每年选举财务官的员额也加到二十名。
(7)

一种权力素来属于监察官，但实际行使起来不复按最初的严厉意义，这就是每隔五年修改名籍一次，届时可举出理由把任何元老除名，这权力也在将来作废；如是，元老一向在事实上的不可罢免终于在苏拉手里成为定规。元老的总数大约一向不甚超过三百名的旧日常额，或且往往不及此数，现在这样一来，元老的数目大增，也许增至一倍
(8)

——因陪审法庭的职务移归元老院，元老院的职责大增，所以员额也非增加不可。再者，无论特许入院的元老和财务官既均系部民大会所选举，元老院迄今间接以民选为基础，现在却完全立在直接民选的基础上；如是，在不背寡头政治本质和上古一般思想的条件下，元老院已尽量接近代议政治。元老院这个机关原是专为向官吏献议而设，现在变为向官吏发号施令的自治机关；元老的选举和除名原来权在官吏，现在从官吏手中夺去此权，也只是向这方面再进一步的发展；于是元老院所站在的法律基础与官吏职权所根据的一般无二。监察官能修改元老名册，随意增删人名，这种过大的权力实与有组织的寡头政体不相符合。现在既备有财务官的选举足为经常的补充，监察官的修正成为多余的事；修正一行作废，寡头党的基本重要原则，即有位有票的统治阶级不受罢免，任期终身，便终于达到巩固的地步。

关于立法，苏拉仅止于恢复666年即前88年的法规，立法创制权久已实际属于元老院，现在至少也在法律上给元老院一个对抗保民官的保障。公民团仍是形式上的至尊；但关于人民大会，摄政虽认为须注意保全它们的形式，却更注意防止它们的真正活动。甚至公民权也极受苏拉的藐视，他或把它让予新公民民社，或把它赠给成群的西班牙人和凯尔特人，毫不为难；真的，经这样的革命以后，公民名册急需修正，如果政府重视那与此相连的法律权利，即当设法加以厘定，现在却绝无此事，似乎不是出于无心。然而人民大会的立法权却未受直接的限制；其实没有这种必要，因为元老院的创制权既有更大的保障，人民自不易违反政府的意志来干涉行政、财政或刑事审判；人民在立法上的合作大致又回复到往日对宪法改革的赞成权。

更重要的是公民参加选举——这种参加似乎必不可废，否则所动摇的便不止于苏拉那轻微复旧所能或所愿动摇的。乱党对于选举祭司的干涉被废除；不但650年即前104年把一般最高祭司改为民选的多米提乌斯法，而且较古关于大祭司和区祭司的同类法律，均为苏拉所取消，于是祭司团收回其原始绝对的自补其缺之权。关于行政官的选举，大致仍保存一向遵行的方式；只有关于兵权的新规定确不免把公民的权利大加限制，甚且稍把任命将军之权由公民移归元老院，这事即将在下文叙述。苏拉从前企图恢复塞尔维乌斯投票法，现在竟不见他再做这事，不知他是否认为分级投票的特别组织无足轻重，还是以为旧法规增长资本家有害的势力。他只恢复了关于资格的规定，并且把它一部分提高。他又厉行那任职所需的年龄限制；另一规定也见于实行，即候选执政官的人应先做过副执政官，候选副执政官的人应先做过财务官，至于市政官则许人跨过。最近常有人企图借着几年连任执政官的方式成立僭主政治，这种弊端，苏拉特别加以严禁；他规定一人先后任两种不同的官职，至少中间须隔两年，一人重任同一官职，中间至少须隔十年。后面的规定恢复412年即前342年的较古法规，而不取最近极端寡头时代为人所喜的观念，即绝对禁止一切人重行当选为执政官。然而通盘看来，苏拉却是让选举自由进行，所企图的只是束缚官吏的权势，以期反复难测的人民大会无论召何人来任职，被选人必不能反抗寡头党。

实际说来，当时国家最高的官职就是平民保民官、执政官［和副执政官］以及监察官等三职。它们经过苏拉的复古以后，权力都大为减缩，特别是保民官一职，据摄政看来，此职对于元老政治固然是个不可少的工具，可是它既为革命的产物，并且永有产生革命的趋势，所以须受严厉永久的束缚。官吏所办的公事可用否决权加以消除，有反对者酌量处罚并使他另受惩戒，是为保民官的职权所由来；这职权仍留给保民官，不过保民官若滥用干涉权，便须受重大的罚金处分，常至于消灭他的公民权。保民官又有随意与人民商讨之权，一部分为的是提出控诉，特别是在人民面前问卸职官吏的罪，一部分为的是提出法案来付表决，这是格拉古昆仲、萨图宁和苏尔皮奇乌斯政治革命所用的工具；这种权力也未被撤销，可是要行使它，大概须请得元老院的许可。
(9)

最后又加上将来任保民官的人不能再就较高的官职——这与苏拉复古的其他法规相似，又回复到古代贵族的原则，并且正如往日准平民充市官以前的状况，也声明保民官职与法座职互相矛盾。这位寡头党的立法家希望用这方法制止保民官的奸雄作风，使一切有大志谋上进的人远避保民官职，可是把这官职保存着做元老院的工具，使它一方面调停于元老院与公民团之间，一方面应时势的要求来制伏官吏；国王和以后共和官吏的治民权，有一句名言表现得最为清楚，即他们独掌公告人民之权；所以今始依法成立的元老院至尊权，也在一件事上最为显见，即人民领袖欲与人民商讨，须请元老院许可。

与本属可疑的保民官相比，执政官和副执政官之职较蒙这位复兴罗马的贵族另眼相看，可是寡头政治素以疑忌其所用的工具为特色，执政官和副执政官之职也不能免。他们所受的限制在形式上较为温和，但是在手段上甚为显见。在这里，苏拉从划分职权做起。本期之始，这方面的情形如下。往日最高官吏的全部职务既均由两执政官负责，所以当时一切设有法定专官办理的公事仍由他们负责。有法定专官办理的，例如首都的司法，按照牢不可破的规则，执政官不可干预；又如当时所有的海外省份——西西里、撒丁和西班牙两省——执政官固然可对它们行使其号令权，却仅系例外。因此，在平时，这六个特殊职权——首都两个审判长职和海外四省——分属于六个副执政官，同时执政官有总揽庶政的职权，首都司法以外的事务管理和大陆属地的兵权均由执政官负责。这总揽庶政之权既由两人执掌，事实上总有一个执政官受政府的支配，因此在平时，那八个任期一年的最高官吏完全足用，甚至绰有余裕。再者，在非常时期，政府保有权力，一方面合并非军事的职务，另一方面把军职延长到任满以后（prorogare
）。屡见不鲜的是委一个副执政官担任两个审判长，命城市副执政官办理平时应归执政官办理的首都事务，但是尽可能避免一人兼任几个统帅的现象。在这事上，有“兵权不可虚悬”的规则为补救，所以兵权虽有法定的期限，却在届期以后仍依法有效，直到继任人出面接收前任的兵权而后已；或者——与上无异——统兵的执政官或副执政官如果已届任满，继任人还未到来，他可以续任执政官或续任副执政官继续办事，并且非如此不可。就习惯而言，依常规行事，或使人稍加变通，均属元老院的权衡，元老院对于划分职权的影响即在于此；若依常规，元老院可使六位副执政官分掌六个特殊职权，执政官管理大陆上非司法的职务；若稍加变通，它可委执政官担任目前特别重要的海外统帅职，或把任何非常的军事或司法职务——例如指挥舰队或查办重要刑事案件——归纳在要分派的职务中，使兼任和连任成为必要。然而在这事上，元老院的作为只是划定每次执政官和副执政官的权限，而不是指定某人应任某职；后者一概由有关的官吏自相商洽或抽签来决定。至于公民，古时遇有继任人不到，事实上非延长统帅的任期不可，有时请他们用特殊的人民法令予以合法承认；但这是法律精神而非法律字句所要求的，所以公民对于这事不久便不再加干涉。在罗马纪元第七世纪的过程中，已有的六个特殊职务之外又逐渐增加六个，即马其顿、阿非利加、亚细亚、纳博和西利西亚等五个新省长官和常设的治贪法庭庭长。再者，罗马政府的势力范围日广，于是也日益频繁地要求最高官吏担任非常的军事或司法职务。然而寻常每年一任的最高官吏却未增加名额；如是，每年选任的八位官吏，其他姑且不论，至少须担任每年要补的十二个特别职务。罗马人竟未创设新副执政官职以一举而弥补这种缺陷，这当然不纯属偶然。按宪法的文字，一切最高官吏应每年由公民推举；按新法或毋宁谓之非法，遇有空缺，大致均以延长任期来补充，元老院通常把法定任期一年的官职再加一年，但也可任意不予增加；国家最重要的肥缺不再由公民选人补充，而由公民举出一批互相竞争的人，再由元老院从中选补。这些位置以海外统帅最为肥美，营救的人特别众多，所以在海外统帅一年任满之后，被委此职的通常是那些在法律上或至少在事实上只能在首都尽职的官吏，这就是两个在罗马城执法的副执政官，也往往是执政官；这办法并不违背延长任期的本质，因为在罗马行使职权和在外省行使职权的高级官吏，他们的职权在关系上虽有不同，但就政治法本身而言，却没有种类上的差别。

这就是苏拉所见的情形，也就是他那新法规的基础。新法规的主要原则是：公民区域的政治权和非公民区域的军事权应完全划分，最高官职的任期应一律由一年加为二年，第一年专司民政，第二年专司军务。以地域言，民政和军事的界限固然早已在宪法上有个划分，民政至城池为止，军事则从城池开端；但最高政权和最高兵权仍并掌在一人之手。将来执政官和副执政官应对付元老院和公民，续任执政官和续任副执政官应统率军队，但在法律上，前者被削去一切军事权，后者被削去一切民政权。第一，这造成北意大利与意大利本部的分离。固然，这两区在民族上素来立在相反的地位，因此北意大利的居民以利古里亚人和凯尔特人为主，中意大利和南意大利的居民却以意大利人为主；但就政治和行政而言，罗马国自海峡至阿尔卑斯山的全部大陆领土连伊利里亚的属地在内，不分公民民社、拉丁民社或非意大利民社，在寻常情况下，莫不隶属于以罗马城为治所的最高官吏，因为罗马所立的殖民地实遍及这个区域的全境。按苏拉的规定，意大利本部，其北界同时由埃西斯河移至卢比孔河，其居民当时均为罗马公民，毫无例外，应隶属于罗马的寻常官吏；于是此区平时不准驻兵和设统兵官的规定成为罗马政治法上一个基本原则。反之，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凯尔特区，因有阿尔卑斯部落不断侵扰，不能不有个军事统帅，所以在这里仿照往日海外统帅的榜样，单设一个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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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每年所选的副执政官既由六人增至八人，分派职务的新办法是每年所选的十位长官，在任职的第一年为执政官或副执政官，专掌首都的事务——两执政官专司统治和行政，有两个副执政官专司民法，其余六人专司改革后的刑法审判——在任职的第二年，他们做续任执政官或续任副执政官，掌一省的兵权；当时共有十省，即西西里、撒丁、西班牙两省、马其顿、亚细亚、阿非利加、纳博、西利西亚和意大利的高卢。上文所述苏拉增财务官的名额为二十人，也与这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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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计划，第一，分派职务有了清楚固定的规则以代那素来酿成阴谋诡计的非法方式；第二，尽量防止官吏的侵权越职，于是最高统治机关的势力大增。按以前的办法，帝国以内仅有一个合法的区分，即圈在城墙内的市区与城外地域的区分；新法以新意大利代替罗马市，以为此后意大利当永久太平，自可脱离常任的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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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意大利相对的是那须置军事统帅的大陆和海外各地，即此后所谓外省。按以前的办法，很常有一个人连任一职二年，往往还不止两年。新法把首都官员和省长的任期一律限为一年，并且特别规定每一省长须在继任人来到后三十日以内离省，不得延误；由这种法规，特别是如果我们把这办法与上述禁旧任官即刻再当选本职或其他公职的法规合起来看，这些规定的意向为何，可以显见。有个由来已久的金科玉律，即限制官吏的职权，利于平民政治，限制官吏的任期，利于寡头政治；往日元老院所以能使君主制供它利用，即赖此术。按以前的办法，盖乌斯·马略既做元老院的首领，同时又做国家的元帅；他虽然只可怨自己的拙笨，不能用他那双层的职权推翻寡头政治，而今人们却似乎小心谨慎，预防有较聪明的继任人比他善于利用那种工具。按以前的办法，人民直接选举的官吏可以居军职；反之，苏拉的规定专把军职留给那些经元老院延长其任期以认可其职权的官吏。当然，这种延长任期现在已成常例；但就其占卜官、名称以及一般的宪法形式看来，仍被视为非常的事。这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只有公民团能褫夺执政官和副执政官的职位，续任执政官和续任副执政官的推举和罢免却是元老院的事；一切毕竟都赖武力，有了这个规定，全部武力便至少正式附属于元老院。

最后，如上所述，那居百僚之上的监察官职虽则没有正式作废，却如往日的独裁职一样，也被束之高阁。实际说来，这个官职诚然可付阙如。元老院的补充已另有方法办理。自意大利事实上免纳赋税，军队大体由招募而成以来，记纳税和当兵义务的人名册便失其主要的意义；如果骑士名籍或投票人名册陷于紊乱，这紊乱或非全不为人所喜。这样，所余的只有例行的财政职务，昔日往往不选监察官，遇到这种情形，财政职务素由执政官担任，现在执政官接办财政，作为他们的寻常公事。监察官职的搁置使官僚界失去其极峰，与这种重大利益相比，下列的事无足轻重，并且绝不妨害最高统治机关的独掌政权，即现在元老人数大增，为满足其野心起见，大祭司八名、卜师九名和典谶十名各增为十五名，宴主（epulones
）三名增为七名。

在财务上，就是按旧日的宪法，决定权也在元老院；而今要解决的问题只是要再建一种有条不紊的管理。起初，苏拉遇到不小的财政困难；他的军队很多，并且与日俱增，他从小亚细亚带来的款项不久便全花在兵饷上。甚至在科林门战胜以后，因国库已被迁往普雷内斯特，元老院还不得不采取紧急步骤。他们出卖首都的各种建筑地基和坎帕尼亚的几处公地，向属国君主以及解放民社和同盟民社征求额外的贡献，有时没收他们的地产和关税，有时为取费而给予他们新特权。但普雷内斯特投降时国库内有四百万德元的盈余，以后不久又举行公开拍卖，再加以其他额外的财源，救了一时的急难。为将来计，亚细亚的税制改革效力尚小，因为受这改革之益的以纳税人为主，国库或至多而不因此而受损失；效力较大的是收回坎帕尼亚的公地，现在埃那利亚岛也加入坎帕尼亚；效力尤大的是取消粮食分配制，自盖乌斯·格拉古以来，此制便如痈疽似的腐蚀罗马的财政。

另一方面，一部分因为政治的理由，一部分因为要使往日很不充分很不连贯的诉讼法较为一致较为可用，司法制度也大改旧观。按以前的办法，讼案的判决权一部分在公民团，一部分在陪审法庭。迄苏拉时为止，遇有由官吏的判决上诉于全体公民的案件，首要的操在保民官之手，次要的操在市政官之手，因为一切以失职罪传讯民社任何官吏或职员的案件，无论结果是死罪或罚金，第一审一律由保民官判决，第二审也由他们主持；其余终归人民决定的案件则第一审由法座或平民的市政官判决；第二审也由他们主持。苏拉即使未直接取消保民官所司的清算讼案，可是一如对保民官的立法创制权，也使他们先须求得元老院的同意，市政官所司的刑事案件或也受到同类的限制。反之，他却扩充了陪审法庭的权限。当时陪审法庭的办事手续分为两种。寻常手续适用于一切我们所认为属于刑事或民事诉讼的案件，只有直接危害国家的罪恶除外；以这种手续，首都的城市副执政官一人或二人先整理一个讼案，而后命一位陪审以他整理的材料为基础实行判决。非常手续适用于重要的民事或刑事案件，遇有这种案件，依特殊法律设立一个特殊陪审法庭，而非任命一个陪审员。属于此类的有因特殊案件而设立的特种法庭；有常设的专门法庭，例如罗马纪元第七世纪设有惩贪法庭，治毒杀和凶杀的法庭，或也有治贿选和其他罪恶的法庭；最后，有两个掌自由权讼案的十人法庭和掌遗产讼案的一百零五人或简称百人法庭，又因在一切财产案上用一根枪杆，百人法庭也名为长枪法庭（hasta
）。十人法庭（decemviri bitibus iudicandis
）是个极古的机关，以保护平民对抗他们的主人为事。长枪法庭起于何时，因何而起，已不可考，但据我们推测，必与上述大体相同的刑事裁判所殆无异。关于这些不同法庭的主持人，每庭的法令各有不同的规定；例如惩贪法庭以一位副执政官为主席，治凶杀案的法庭由曾任市政官的人中特举一位做主席，长枪法庭由前任财务官中选取几位做指导人员。按格拉古的规定，无论寻常手续或非常手续，陪审员都取自有骑士资格而非元老的人；一般说来，择人权属于主持法庭的官吏，然而他们一行就职，便须一举编定陪审名单，而后依这名单，不经官吏的随意选择，用抽签制和公众罢斥制，组成每一陪审团。由民选产生的只有处理自由权案件的十人法庭。

苏拉主要的改革共有三种。第一，他大大增加陪审法庭的数目。自此以后，下列罪案各设有特别陪审法庭来处理：勒索财物；杀人，包括放火和伪证在内；贿选；叛逆和侮辱罗马名誉；最大的欺诈罪，即伪造遗嘱和货币；奸淫；最大的损害名誉罪，尤其是伤害人身和扰乱家庭的和睦；或许也有侵吞公款，高利贷和其他罪案；这些旧有和创设的法庭，苏拉给它们每个一种特别规程，规定它所掌理的罪案和刑事诉讼的方式。再者，政府原有权应偶发的事件设特殊法庭来处理特种罪案，这权仍未被剥夺。这样一来，人民法庭大体作废，特别因为叛逆案现在归惩叛法庭审理；寻常的陪审法庭也大受限制，因为较大的伪造案和伤害案都不再归它们管理。第二，关于法庭的主管人，如上所述，现在有六个副执政官可供指导各陪审法庭之用，治凶杀案的法庭需人最多，所以除副执政官外又增派几个特别指导人员。第三，元老代格拉古的骑士，又复充任陪审员。

这些法规的政治目标——即消灭骑士阶级历来的参政权——昭然若揭；但又有不容置疑的，这些法规不仅是政治成见的结果，而且自阶级斗争以来，罗马的刑事诉讼和刑法日益陷于紊乱，这是首次的救乱企图。在古代的法律中，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大体无别，按我们今日所有的含义把二者厘然划分，始于这次苏拉的立法。自此以后，案件属于副执政官做主席的陪审法庭的便是刑事案件，案件由一个或几个陪审员不在副执政官监督之下处理的便是民事案件。苏拉的诉讼法，整个看来，既可谓十二铜表法以后的第一个罗马法典，又可谓首次特别公布的刑事法典。但个别看来，也足见一种可嘉的宽大精神。这位曾施行剥夺人权的人竟废除政治犯的死刑，说起来似乎奇怪，但确属实情；因为按苏拉所固守不改的罗马习惯，只有人民能判决人的死刑和监禁，陪审法庭不能为此，叛逆案由公民移至常设法庭就等于废除这种罪的极刑。另一方面，那有害的特种法庭因特种叛逆案设立的，如瓦里乌斯惩逆所即其一例，现在受了限制，这也是一种改进。全部改革均有非常而永久的利益，足为切实而宽大的政治家精神做个万古不磨的纪念碑，使这位改革家与古代的十人政府相媲美，使他不愧为一个以法典调停于各党派之间的至尊。

警察法规可视为上述刑事法的补遗，苏拉以法律代替监察官，以警察法重振良好的纪律和谨严的风习；他又规定新最高额以代替久已作废的旧额，也为的是制止筵宴、丧葬和他事的奢侈。

最后，独立的罗马自治市制度的发展，即使不是苏拉的作为，至少也是苏拉时代的事。在组织上把民社并入较高的国家体系之内作为一个附属的政治单位，这种思想本来不见于上古；东方的专制政体不知狭义的城邦，而在希腊、意大利世界，城市和国家却必然地处处合而为一。就此点而论，希腊和意大利自始就没有真正的自治市制度。尤其罗马的政策以其不屈不挠的特色固守这种见解；甚至到了第六世纪，意大利的附属民社还有一部分为保存他们的市宪法起见组成形式上有主权的非公民国家，另一部分如果取得罗马公民权，虽不妨自己组成一个团体，却被夺去真正的市自治权，以至于在一切市民殖民地和市民自治市，就是司法和建筑事业也都归罗马副执政官和监察官经管。罗马人所允许的，充其量不过准一个罗马任命的代理副执政官（praefectus
）至少把急迫的案件就地解决。对各省也是这样，所不同的只是各省省长代替首都的当局而已。在自由市，即形似自主的城市，市府的官吏依地方法律掌民事和刑事的裁判；当然，若没有很特殊的权力作梗，每一罗马人，无论是原告或被告，都可以要求把他的案件交意大利法官按意大利法律来判决。在平常的各省民社，只有罗马省长是正规的司法当局，他负监督一切诉讼的责任。例如在西西里，遇有被告是西西里人，省长受本地法律的拘束，不得不弄个本地的陪审，准他按当地的习惯断案，这已非同小可；在多数省份，这事似乎视主管官吏的意见为转移。

到了罗马纪元第七世纪，人们不再把罗马民社的政治生活绝对集中于罗马城这个中心，至少在意大利如此。自意大利成为一个单独的城市民社，城市领域由阿努斯河和卢比孔河南达西西里海峡以来，人们不得不决定在这大单位内成立较小的城市民社。于是意大利照完全市民民社的规模组织起来，当这时候，人或者也把地大力强的行政区，凡是未曾割裂的，割裂成几个较小的城区。此时新兴的完全市民民社迄今为罗马的盟国，素有其相当的地位，它们若为罗马民社全体的一部分，则按旧日的法律，也必有其相当的地位，而今它们却居二者之间的折中地位。大致看来，它们的基础是往日形似自主的拉丁民社的宪法，或者，它们的宪法若略似罗马的宪法，它们的基础便是罗马古贵族和执政官治下民社的宪法；不过人欣欣然对于同一机关在首都即国家用一种名称，在自治市则另用一种较低的名称而已。人民大会位居至上，有颁布市法令和选举市官吏的特权。员额一百名的市议会担任罗马元老院所做的事。司法由四员法官办理，两员正法官等于罗马的两位执政官，两员市场法官等于罗马的法座市政官。监察官的职务与罗马无异，也是每隔五年来一次，并且从一切方面看来，以监督公共建筑为主，这职务也由民社最高官吏即两员正法官共同担任，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用“掌监察职或五年职的法官”的称号。市财政由两员财务官办理。司宗教事务的是最古拉丁宪法所独有的两个专家僧院，一个是市桥师院，一个是市鸟占院。

讲到这下级组织与国家上级组织的关系，一般说来，不但后者有全副的政治特权，而且前者亦复如是，因此，市法令和市官号令能约束市公民，正如人民法令和执政官号令能约束罗马人。大致看来，其结果为国家当局和市当局平行共事；例如两者均有估价和征税之权，各市估价和征税不顾罗马的规定，罗马估价和征税也不顾各市的规定；公共建筑可以由罗马官吏设置于意大利，也可以由市当局设置于本市，其他依此类推。如遇有冲突，城市当然对国家让步，人民法令当然能取消市法令。正式分职或仅见于司法，因为在司法上行纯粹平行制，必致引起极大的混乱。刑事诉讼的一切死罪案件，民事诉讼所有须主管长官独立行动的棘手案件，或均须留待首都当局和陪审员来办理，意大利市法庭的职权只限于不甚复杂的小讼案，或只限于很紧急的案件。

意大利这种市制的起源，未见记载。这种市制或始于第六世纪末叶所立大公民殖民地的特殊规程，亦未可知；公民殖民地和公民自治市有几种本身无关轻重的表面区别，至少由这些区别看来，我们可见在政治法上当时实际代拉丁殖民地的新公民殖民地原比远较古老的公民市居较佳的地位；这优势或只能是一种近似拉丁组织的市组织，就是以后一切公民殖民地和公民自治市所有的组织。确可考证的新组织最初见于革命党的殖民地卡普亚；毫无疑义，经同盟战争之后，意大利一切素来自主的城市不得不改组为公民民社，新组织的充分应用必始于此时。至于最初的详细办法为尤利乌斯法或为668年即前86年的监察官，或为苏拉所规定，我们不能断言；把监察官的职务移归两员法官，确似仿苏拉搁置监察官的法令而作，但是溯其源于不知有监察官的原始拉丁制度，亦无不可。无论如何，这种市组织——并入国家并且隶属于国家——是苏拉时期和罗马一般国家生活上一件最堪注意最关重要的事。上古的人确乎不能把城市嵌入国家，正如他们不能自己发展出一种代议政治和现代国家生活上那种伟大的原理，但他们已把政治发展做到洋溢冲破那原有的器量的限度；从一切方面看，罗马正站在新旧精神世界的分合点，所以上述的情形于罗马为尤甚。在苏拉宪法里，一方面人民大会和罗马国家的城邦性质沦为几无意义的形式；另一方面列在国家之内的民社却十足发展为意大利的自治市。在这种事上，名当然是实的一半，这个自由共和政体的最后宪法竟能名实相符地达到代议制和以市为基础的国家。

各省的市制度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非自由市的市当局职务——特殊例外姑置不论——仍多限于行政和警务以及罗马当局不愿自掌的司法事务。

这就是卢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给予罗马共和国的宪法。元老院和骑士阶级、公民和无产阶级、意大利人和外省人，都按摄政的指示把它接受，即使不无怨言，至少没有反抗；苏拉部下的军官却不然。罗马军队的性质已完全改变。罗马军队在努曼提亚城下时不肯作战，经马略的整顿，固然比从前习于战斗，在军事上较为有用，但他们同时也由公民军一变而为一伙佣兵，他们绝不效忠于国家，而只效忠于能用私情博得他们亲附的军官。军队精神的完全改变已赫然呈现于内战之时；在这次战争期间，死在部下兵士之手的将军前后共有六人，即阿尔比乌斯、加图、鲁孚斯、弗拉库斯、秦纳和盖乌斯·卡尔博；只有苏拉一人迄今仍能控制这危险的人群；当然，他所以能够这样，只因他放任兵士去恣意横行，为以前任何罗马将军所未有。如果我们因此指责他破坏旧有的军纪，这并非毫无根据，可是有欠公允；罗马官吏身为佣兵头领，始能尽其军事和政治职务的，实以苏拉为第一人。然而他担任军事独裁的职位，并无意使国家附属于军队，他的目的是强迫国家的一切，特别是军队和军官，再来服从民政的权威。这事一经披露，他的属僚里便有一伙人起而反对。寡头党可以对其他公民自为僭主；但众将军曾以其宝刀扶起元老已被推翻的座位，而今竟有人也要求这些将军毫无异议地服从这种元老院，似乎难以容忍。反抗新秩序的正是苏拉最信任的两位军官。苏拉派格涅乌斯·庞培攻取西西里和阿非利加，并且选他为女儿的丈夫，任务完成之后，元老院命他解散军队，他竟不遵，差不多公开叛变。昆图斯·奥非拉在普雷内斯特城前坚持到底，最后最苦的战役所以能得胜利大都得力于此，他竟也公然违反新颁的法令，未做下级官职，便竞选执政官。对于庞培，他即使没有做到真诚的和好如初，至少做到和解息事。苏拉充分了解他的对手，不畏惧他，庞培当他的面出言粗鄙，说注意旭日的人多，注意落日的人少，他也加以容忍；这位好虚荣的少年一心想得空幻的荣典，苏拉竟准他如愿以偿。如果说他在这事上表示宽容，他对奥非拉却表示他不受部下将官的欺侮；后者一出来做违法的候选人，苏拉便使人在公共市场上把他斫杀，而后向集会的公民说明这是奉行他的命令，并且举出做此事的理由。这样一来，部下对新秩序的明白反抗固然一时归于沉寂，但反抗依然存在，使苏拉所云他这次的作为不能再做第二次的话，得一个事实上的注解。

还有一件待做的事——或许是难于一切的事——就是使非常局势再回到新旧法律所定的轨道。因苏拉永未忽略这个终极目的，所以此事进行较易。虽然瓦勒里乌斯法使他有专制权，使他的每种法规有法律效力，但有些措置，尤其是剥夺人权，仅有暂时的重要性，元老院和公民若来参加，非但无益而且损害他们的尊严，只有关于这类事务，他始利用他的非常特权。他命人将来遵守的就是他本人已常遵守的法规。我们读到至今仍存的一部分财务官法，见有咨询人民的事，又有其他法律为证，如禁奢法和没收财产法。同样，关于较重要的行政法案，他也先与元老院商讨，例如派遣和撤回非洲军队，给各城特许状。依同样精神，苏拉甚至使人选举673年即前81年的执政官，因而至少能避免官方以摄政为纪年的恶例；然而政权仍专属于摄政，他指导选举，使次要人物当选。但到了翌年674年即前80年，苏拉又完全恢复平时宪法的效力，以执政官身份与他的同袍昆图斯·梅特路斯共掌国政，保存摄政制，可是使它暂停活动。他深知若久行军事独裁制，对于他首创的制度何等危险。而今新局面似乎已臻巩固，新政虽有许多事尤其是殖民事业尚待兴办，然最大最重要的部分则已完成，他便使675年即前79年的选举自由进行，认为再度当选执政官与他亲订的法规不合，加以辞谢；到了675年即前79年岁首，在新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Publius Servilius）和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就职之后，他辞去摄政职。迄今为止，这个人能随意处置亿万人的生命财产，他一颔首便有许多头颅落地，罗马每一条街、意大利每一城市都住有与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他没有一个与他平等的友人，严格说来，甚至没有一个固定党派的支持，竟能贯彻这损伤万千人利益和思想的革新国政工作——这个人如今出现在首都的市场，自动放弃他的全权，解散他的武装邑从，遣去他的仪仗队，要求那摩肩接踵的公民，如果有一人想向他算账，尽可说话，在这时候，甚至铁石心肠也感动了。一切默然；苏拉走下讲台，只有他的朋友跟随着，徒步回到寓所，他所穿过的人群正是八年前铲平他的住宅的民众。

后世对于苏拉本人和他的改革工作都没有正确的品评，因为一个反抗时代潮流的人物总得不到后世公正的批判。实则苏拉是历史上一个最可敬的人物，我们或可谓他是个唯一无二的奇观。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属于多血质，蓝的眼睛，金色的头发，非常白晳但一动感情便泛红晕的面孔，再加以目光如炬，仪表娴丽，似乎从定命看，他对于国家的关系未必胜于他的先人；他的四世祖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鲁菲努斯（Publius Cornelius Rufinus，464年即前290年和477年即前277年的执政官）生当皮鲁斯时代，是个最负名望的将军，又是个最好奢华的人，自此以后，他的先人世居次等地位。苏拉所望于生活的不过是清静享乐。当时就在罗马不甚豪富的家庭，精雅的奢华也是家常本色，他长养在这种环境之中，一切肉体和精神上的乐趣只要是希腊的优雅再加以罗马的财富所能取得的，他无不迅速十足地取为己有。他在贵族的厅堂是个怡人的友伴，在军营是个优良的战侣，一致受人欢迎；他的相知不分贵贱都觉得他是个有同情心的朋友，急人之难的救星，赠金给穷困的同人，比给殷富的债主快乐得多。他热烈地贪杯，更热烈地好色；甚至到他晚年不再做摄政之时，一天工作完毕后，他还入座饮宴。他的整个天性全含着一股反讽意味，我们或可说全含着一股滑稽意味。甚至做摄政时，正在办理罪人财产的拍卖，有个人作了一篇不佳的颂辞献给他，他命人从遗产里拨一笔赏金给他，不过有个条件，就是作者须应允不再歌颂他的功德。他向公民解释杀奥非拉的理由时，却对人民讲“农夫与虱”的寓言。他喜欢选优伶为伴侣，不但好与昆图斯·罗斯库斯（Quintus Roscus）——罗马的达尔玛（Talma）——而且好与比他下贱远甚的伶人同坐饮酒；诚然，他本人也唱得不坏，并且写成笑剧在他的宴会里出演。然而他的身体和精神却不因这种欢乐酣饮而失其强健；他晚年乡居有暇，仍热烈从事于打猎，并且从被攻克的雅典城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带回罗马，这足以表示他对于正经学问也感兴趣。罗马风气的特色反而惹他厌恶。罗马贵族喜欢在希腊人面前表现粗鲁的傲慢，器量偏小的贵族好妄自尊大，苏拉却没有这种习气；反之，他喜欢自由自在，到希腊城市就穿希腊服装——他本国人必多以为耻——或使他的贵族伴侣在赛会上亲自驱车比赛。他更没有半爱国半自私的希望心，在自由宪法的国度里每一少年才子必惑于此等希望而入政治的竞争场，苏拉与他人无异或也曾感到这些希望，但他的生活徘徊于酩酊大醉与过分清醒之间，幻梦迅即消散。在一个还绝对为运数所主宰的世界，人若黾勉追求，所追求的不过就是这个运数，所以据他看来，想望和追求都是蠢事。当时一般人的趋势是醉心于不信，同时又醉心于迷信，苏拉也随着这趋势走去。他那古怪的信念并不是马略那种出钱使祭司替他占卜而后依此决定行止的平民迷信，更不是狂热信徒那种苦闷的相信命运，而是对于无理事物的信念，任何人若完全不再以为万物有连贯的秩序，便非有这种信念不可；这是幸运赌徒的迷信，自以为受命运的优待，每掷必中。在实际问题上，苏拉很晓得以讥讽的态度满足宗教的要求。当他弄空希腊神庙的府库时，他说一个人有神灵亲自补充他的钱柜，便永不会不成功。德尔斐的祭司告他说，他们不敢把他所要的财宝送给他，因为神的琴瑟经他们一触，便发出清越的声音；他回答说，他们现在更可以赶快把这些东西送来，因为神灵明明赞成他的计划。虽然如此，他仍欣然自命为神灵所选的宠儿，特别是阿芙洛达蒂的宠儿，他最崇奉这神，直到晚年。在他的谈话和自传里，他常常自夸神灵在梦寐和预兆中与他交接。他与众不同，做了这等的事业，当可自豪；而竟不然，他所自豪的却是他那唯一无二的可靠幸运。他常常说，每一随机应变的举动，结果总佳于筹划周详的举动；他有一种最奇怪的幻想——关于战死在他身边的人数，他总说等于零——这不过是幸运儿的孩气罢了。他既已达到世路的极峰，见当代的人都远远地在他下面，于是取“幸运者”（Sulla Felix）为他正式的称号，并以相当的名字给他的子女，这无非是他天性的流露而已。

与苏拉无缘的莫过于有计划的野心。他太聪明，不至像当时一般的贵族那样以列名执政官录为一生目的；他太淡泊，太不是热衷派一流人物，不致自动地以改革腐败的政治结构为事。门第和修养把他安置在上流社会，他便留在上流社会，经历照例的宦途；他没有奋力的机会，就是有也把它让给政治的工蜂，做这种工蜂的实不乏人。这样，在647年即前107年分配财务官职务时，他受运数的驱使，来在非洲盖乌斯·马略的总部。这位来自首都缺乏经验的时髦人物遇见那粗鄙的将军和他麾下富有经验的属僚，自不甚受欢迎。苏拉为这种待遇所刺激，又本是个有胆有才的人，一转瞬间便把自己弄成个战事专家，在冒险远征毛里塔尼亚之役中，他初次表现那种特殊的智勇兼全，因此当代的人都说他一半是狮子，一半是狐狸，他那狐狸比他那狮子更加厉害。大家公认苏拉是真正结束努米底亚那可厌的战争者，这位年少而出自高门的光荣军官现在有灿烂的前程对他开放；他也曾参加辛布里战争，他那不凡的组织能力显见于办理给养这件难事；然而就到现在，首都快乐生涯对他的吸引力仍远非战争甚至政治所能及。在一次候选失败后，他于661年即前93年任副执政官职，当任职期间，又适逢机会，在他那最不重要的省份，竟能有对米特拉达特斯王的首次胜利，与强大的阿萨奇德王朝缔结首次的条约，又使他们首次遭到挫折。内战继之而来。第一幕是意大利叛变，这次使罗马决战得胜的主要人物是苏拉，于是苏拉以刀剑赢得执政官职位；更有进者，他做执政官时，又奋力把苏尔皮奇乌斯的变乱迅速平定。命运似乎专务以这位少年军官弄得老英雄马略相形见绌。捉拿朱古达，击败米特拉达特斯，都是马略力求而不得的，却都完成在居下位的苏拉手里；在同盟战争中，马略丧失其为将的荣名，被人废黜，苏拉却建立了他在军事上的名誉，升为执政官；666年即前88年的革命同时也特别是两将军的个人冲突，结果马略被夺去人权，逃亡于外。几乎在无意中，苏拉成为名盖当世的将军和寡头党的护符。更可怕的新变乱继起——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秦纳的革命；苏拉的时运继长增高。有如一个不求扑灭本船上的烈火而仍向敌人射击不休的船长，当革命党逞狂于意大利之时，苏拉竟能在亚细亚坚持到底，毫不动摇，直到战胜公敌而后已。他一结果了公敌，便打破无政府状态，使绝望的萨谟奈人和革命党不能把首都付之一炬。对于苏拉，他还家的那一刻是个不胜悲喜交集的一刻；在他的回忆录里，他说他在罗马度第一夜时，终宵目不交睫，这话我们很可相信。但他的工作依然未了；他的时运还须再向上升。他的专制独裁不亚于任何君主，可是始终不离正式法律的境地，他遏制极端的反动派，消灭四十年来束缚少数党的格拉古宪法；资本家和首都无产阶级有与少数党争衡的势力，他的部属中间又发展出武力的跋扈，他先强迫前者而后终于强迫后者再服从新定的法律。经过他的措置，少数党比往日更为独立，官吏的职权落在他们的手中，成为供役使的工具，立法权、法庭、最高兵权和财政权都交给他们掌管，解放的奴隶给他们做一种亲兵，屯田的军事殖民团给他们做一种军队。最后，工作一旦完毕，创造者便退避他的创造物，这位专制的独裁甘愿再做一个单纯的元老。在这政治和军事的漫漫长路上，苏拉未曾打过一次败仗，未尝被迫走一步回头的路，不为朋友和敌人所迷惑，竟能使他的工作达到他所自定的目标。他诚然应当感谢他的命运。反复无常的命运女神似乎独在这里把她的反复无常改为始终一致，乐于把成功和光荣堆在她的宠儿身上而不问其愿否。但历史对他须比他对自己为公允，他的地位须列在纯粹的幸运宠儿之上。

我们不想说苏拉宪法是一位政治天才的作品，可与格拉古和恺撒的宪法相比。其中所含的政治思想——真的，它既是复古，当然不免这样——没有一个是新的；它最重要的因素——任财务官职始能入元老院，取消监察官逐元老出院的权力，元老院有立法创制权，把保民官职化为元老院限制独裁权（imperium
）的工具，改官吏任期为二年，把兵权由民选官吏移归元老院的续任执政官和续任副执政官，甚至关于刑事案件和自治市的新规程——都不是苏拉的创造而是往日由少数政治发展出来的制度，他不过加以整理和规定罢了。甚至与他那复古相连的恐怖政策如剥夺人权和没收财产——若与那西加、波皮利乌斯、奥皮米乌斯、恺庇欧等人的行为相比，不是把少数党铲除政敌的惯用方式定成法律还是什么？我们要评判本时期罗马的少数党，非加以铁面无情的指责不可，苏拉宪法无异于他种与少数党有关的事物，也不免受这种指责。我们若惑于恶人的高才而加以赞赏，便辜负了历史的神圣性；但须切记，罗马全体贵族几百年来结成一党来专政，他们年甚一年地陷于衰朽乖张的老态，在苏拉复古上，他们应负的责任自当远过于苏拉；归根结底地说，这次复古所有一切的陈腐和残暴都由这个贵族而来。苏拉改组国政，可是他的身份不是一位家主能依己意整理他那乱纷纷的田产和家人，而是一位忠心听命于家主的临时管家；在这情形之下，若把究竟的重要责任从家主迁到管家身上，既属浮淡，又欠正确。剥夺人权、没收产业和恢复旧观都是无法补偿或未常补偿的可怖事件，如果我们认为这些暴行是一个侥幸为国家元首的残忍僭主所为，那就太高抬了苏拉的重要，或可谓对这些暴行太轻于让步了。这些和复古的恐怖都是贵族的作为，苏拉与这事的关系，用诗人词句说，不过是在有意识的思想下无意识中为其所化的刀斧罢了。这种职务，苏拉做得圆满异常，简直非人力所能及；但在其所划定的范围内，他的影响不但伟大，而且有用。当时罗马的贵族堕落已甚，并且日甚一日，苏拉竟情愿而且能够丝毫不顾一己的权利，为他们运用将军的刀和立法家的笔，再也没有一个贵族能像他们似的得到这样一位保护者。一个武人是因为有公德心而不屑居王位，还是因为厌倦而抛弃王位，二者当然不同，可是在全无政治的自私上——当然只就这一点而论——苏拉不愧与华盛顿齐名。

可是不但对于贵族而且对于全国，苏拉的功劳均大于后世所愿承认的。他确实结束了意大利的革命，只要是源于蔑视低权地方而重视高权地方的革命；他强迫自己和同党承认一切意大利人的法律平等权，意大利政治上的完全统一以他为真正观成的创造者——这种利益甚至以无限艰苦和流血换得，也不算代价太昂。然而苏拉的功绩还不止于此。五十余年以来，罗马的势力即在衰落中，罗马的无政府状态长久不息；因为元老院用格拉古宪法来治国等于无政府；秦纳和卡尔博主政时无政府状态更远甚于前——这种惨状最显明地反映在那既狼狈而又荒谬地与萨谟奈人联盟——政府状态极混沌、难堪和恶劣的能事，实际说来，这是末路的开端。我们以为倘苏拉不在亚细亚和意大利施行干涉以救罗马的危亡，那么，久已腐朽的罗马共和国必至土崩瓦解，这话并非过分。固然，苏拉宪法的缺乏永久性不亚于克伦威尔（Cromwells）的宪法，我们不难灼见他的建筑有欠坚实；但是倘无苏拉，连建筑的地基也极可能被狂流冲去，这事若被忽略，那便是不思之至；甚至缺乏坚实也不能由苏拉全负其咎。政治家所兴建的仅是在指定范围内他能兴建的东西。是凡一位保守主义者要拯救旧宪法所能做的，苏拉都已做过；他自己也有预感，觉得他或能修筑一座堡垒，可是不能创造一支守兵，少数党无能已极，因而挽救少数政治的企图终属徒劳。他的宪法有如一条向波浪滔天的大海中起造的临时堤防，这个建筑违反自然，甚至托庇于它的人也不加以守护，就算十年以后波浪把它吞没，也不是建筑者的罪过。政治家不必一一参考苏拉那些很可嘉的改革，如修正亚细亚税制和刑事法，自不会蔑然抹煞那昙花一现的苏拉复古；他必以为这次罗马共和的改造既有正确的计划又在无限困难中大致始终如一地见诸实行，加以赞赏；他必把这位罗马救主和意大利统一的完成者置在次于克伦威尔可是与他同等的地位。

然而对于死者有批判之权的不仅是政治家；对于苏拉的作为或他让别人所行的事，人类激昂的感情自当无日平息。苏拉不但用横暴手段建立了他那强权政治，而且做这事时公然不以为耻，不讳其名，但大多数胆怯的人都是不恶其实而恶其名的，他这样一来，便把这班人得罪得无可挽回；他的罪行都带有冷静无情的色彩，由道德的批判看来，诚然比发愤而起的罪行更为可恶。剥夺人权、悬赏杀人、没收财产、立决抗命的军官，均为数见不鲜之事，古文明
顸的政治道德对之只有冷淡的指责；可是罪人的名单竟贴在公共场所，他们的首级竟陈列示众，盗匪若杀死他们竟能得定额的奖金，奖金竟依法登记在公家账簿，没收的财产竟如得自敌人的利物当众拍卖，将军竟令人立斩一个抗命的军官并在人民面前承认此事；以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事。这是公然藐视人性，也是政治上一个错误；后来的革命危机受这个错误的遗毒不少，因此，这位剥夺人权法的创始者到如今还是身背恶名，并不冤枉。

又有一事也应加以指责，即苏拉遇到一切重要事务总是不顾一切地毅然做去，在次要尤其是个人问题上他却常常受他那热血的支配，按着爱憎去处理。在他真觉得愤恨之处，例如对马略一党，他让愤恨自由发泄，不加阻止，甚至对无罪者亦然，他自夸任何人都不及他善于报答朋友和仇敌。
(13)

他不齿于利用他那当权的地位积聚绝大的财富。他是罗马国的首任专制君主，刻在他所制定的禁谣法和禁奢法上证实了专制政体那条金科玉律，即君主不受法律的束缚。他恣意奢淫，不过有害于己，他纵容本党和同伙胡作非为，却更有害于国。他的军纪废弛虽一部是迫于政治需要的结果，也可以算在此类，但为害远甚于此的却是他纵容他的政治党羽。他的耐性几使人难以置信；例如卢奇乌斯·穆雷那因极端愚蠢和违命，为敌所败，结果不但免受惩处，甚且准他举行凯旋礼；格涅乌斯·庞培的行为更坏，却由苏拉受得更优厚的宠荣。那规模广大而罪恶滔天的剥夺人权和没收财产，或非出自苏拉的本意，而出这种淡漠态度，当然，处在他那地位，淡漠态度未必更可原谅。苏拉的本性既刚毅而又淡漠，他的行为前后相差天渊，有时宽容得使人难信，有时严酷得毫不容情，其理由不难索解。有人说他为摄政以前原是个忠厚和蔼的人，但他做摄政时却成为一个残忍好杀的暴君，这话虽经千百次的反复申言，却不免自相矛盾；如果说他做了摄政便一反早年的温和态度，不如说他无论施罚和赦罪，总是那样懒散淡漠。他的政治行动无处不有这半带讥讽的儿戏态度。这位战胜将军既随他高兴贬他那战功为幸运，也以为战胜本身没有价值，好像他有点预先感到所做的事虚无易灭；他仿佛是个管家，宁愿修缮补葺而不愿拆毁重建，到头来只能在败瓦颓垣上加一层可怜的粉刷，也就罢了。

但就他的本质而言，这位政治上的“唐潢”（Don Juan）却是个前后一致的人。他的全部生活都证明他内心的平稳安静，在大多数迥不相同的情势下，苏拉永是依然故我，无所改变。他在非洲获得辉煌的胜利以后，受一种思想的驱使，再去追求首都的游惰生活；他取得十足的专制权以后，又受这种思想的驱使，便到他那库迈别墅中去寻休息和消遣。公家事务是个重负，他一有可能，便把它丢开，这话在他口中不是口头禅。他辞职以后，也完全不改常度，既不烦闷，也不做作，以摆脱公家事务为乐，可是遇有机会，仍往往施行干涉。他闲暇时以打猎捕鱼和做他的传记为事；其间有邻境菩提奥利（Puteoli）殖民地的公民相争，苏拉应他们的请求，替他们整理内政，与往日整理首都内政一样的妥善迅速。他在卧病中最后的活动是关于募捐重建卡庇托尔神庙的事，这庙的落成他却已不及目睹了。

他退休后才过一年，年六十岁，身体精神仍很强健，竟为死神所追及；卧病不久以后——甚至死前二日他还在写他的自传——他因破裂了一条血管
(14)

而与世长辞（676年即前78年）。甚至在死亡中，他那可靠的幸运也不把他遗弃。他绝不愿再被卷入可恶的党争旋涡，也不愿率领他的老战士再去攻打一个新革命党；然而在他死时西班牙和意大利正是这种情形，如果他多活几时，必不免担任这种工作。首都许多人在他生时默默无言，现在听得他应在首都公葬的提议，已大声反对，以为不当依议对这位僭主表示身后的尊荣。可是人们对他的记忆太新，对他那些老兵的惧怕太深，所以决议把他的遗体运到首都，在首都举行丧葬。

意大利从未见过比这更盛大的葬礼。这个身穿王者服色的尸体被人抬着，他那熟识的旌旗和仪仗在前引路，所经之处，居民尤其他的旧部下无不加入这出丧的行列；这位英雄生时常常率军出战，无往不胜，现在他死了，仿佛全军又要在他身旁再聚一次。如是，这无限长的出丧行列走到首都，这里法院休暇，一切事业停顿，两千顶金冠待献于死者——这是忠贞的兵团以及各城和较为亲密的朋友对他最后的敬礼。苏拉谨守科尔涅利氏的家风，遗命把尸身葬埋而勿火化；但别人比他更能惩前毖后；他曾掘起安居墓中的马略骸骨，现在元老院下令把他的尸体付之一炬。一切官吏和整个元老院以及穿公服的男女祭司和带骑士武装的贵族少年队做前导，这个行列走到大市场；在这处处可见他的勋业而几乎仍可听得他那可怕的语声的地方，有人对死者致了哀辞，然后众元老肩负灵舆，由此往火葬堆所在的大校场。当火势熊熊的时候，骑士和兵士绕尸奔跑来示敬；摄政的骨灰埋在大校场古王陵墓之侧，罗马妇女为他服丧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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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atius est uti regibus quam uti malis legibus
（Rhet．Her．2，22）．

(2)
这是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Valerius Maximus）所举的总数。据阿庇安所云，苏拉所摈于法外的是元老约四十名，以后又有所增加，和骑士约一千六百名；据弗罗鲁斯的说法，元老和骑士共为二千名。据普鲁塔克之说，起初三天名单上共有五百二十人；据奥罗修斯之说，起初几日名单上共有五百八十名。这些不同的报告并无大相冲突之处，因为被处死的不只是元老和骑士，名单在数月之内随时可以加入人名。在另一段，阿庇安又举出被苏拉处死或放逐的人，内有前执政官十五名、元老九十名、骑士二千六百名；由上下文看，他在那里误把整个内战的牺牲者与苏拉的牺牲者混为一事。所谓前执政官十五名就是昆图斯、卡图卢斯（652年即前102年执政官）、马尔库斯·安东尼（655年即前99年）、普布利乌斯·克拉苏（657年即前99年）、昆图斯·斯恺弗拉（659年即前95年）、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660年即前94年）、卢奇乌斯·恺撒（664年即前90年）、昆图斯·鲁孚斯（666年即前88年）、卢奇乌斯·秦纳（667—670年即前87—前84年）、格涅乌斯·奥克塔维乌斯（667年即前87年）、卢奇乌斯·梅鲁拉（667年即前87年）、卢奇乌斯·弗拉库斯（668年即前86年）、格涅乌斯·卡尔博（669年即前85年、670年即前84年和672年即前82年）、盖乌斯·诺尔巴努斯（671年即前83年）、卢奇乌斯·西庇阿（671年即前83年）、盖乌斯·马略（672年即前82年）；其中十四人被杀，一个（卢奇乌斯·西庇阿）被逐。另一方面，李维之说见于犹特罗庇（Eutropius）和奥罗修斯的，列举在同盟战争和内战中被扫除的人，有前执政官二十四名、前副执政官七名、前市政官六十名、元老二百名；这个数目一方面包有意大利战争阵亡的人，如前执政官奥卢斯·阿尔比乌斯（665年即前89年执政官）、提图斯·狄狄乌斯（656年即前98年）、普布利乌斯·卢普斯（664年即前90年）、卢奇乌斯·加图（665年即前89年）；另一方面或也包有克努米底亚的昆图斯·梅特路斯、马尼乌斯·阿奎利乌斯、老盖乌斯·马略、格涅乌斯·斯特拉波，这些人确也可视为当时的牺牲者，或者还有我们不知下落的其他人士。十四个被杀的前执政官中，三个（鲁孚斯、秦纳和弗拉库斯）死于兵变，苏拉党的前执政官八人和马略党的前执政官三人都死在敌党之手。把上列数字比较一下，我们可以为元老五十名和骑士一千名为马略所害，元老四十名和骑士一千六百名为苏拉所害；这可作为估计双方作恶程度的一个标准，至少不是个完全武断的标准。

(3)
西塞罗为普布利乌斯·昆克提乌斯（Publius Quinctius）辩护时常常提到的塞克斯图斯·阿尔菲努姆（Sextus Alfenus），即其中之一。

(4)
此外又加以一种特殊的虐待，在他处，拉丁权亦如外侨权，包有在某一拉丁或外国民社为公民一事，在这里——正如以后有拉丁权或降人权的脱籍人——毫无做这种公民的权利。结果是这些拉丁人缺乏那属于城邦政体的特权，严格说来，甚至连个遗嘱也不能做，因为一个人要做遗嘱，非按照他本城的法律不可；然而他们自可获得罗马人的遗产，在生人中可按罗马法的方式自相交易，以及与罗马人或拉丁人交易。

(5)
苏拉由亚细亚省各民社征收五年积欠和战费，由各方面看，这次的税率成为将来的标准，因为分亚细亚省为四十区一事据说源于苏拉，苏拉的分配法为以后征税的基础，又在672年即前82年兴建舰队时所用款项由所纳贡献里扣除。最后，西塞罗直接说：“没有包税商，希腊人不能自缴苏拉加在他们身上的赋税。”

(6)
旧闻诚然未曾说何人公布这种法律，因此，687年即前67年罗斯奇（Roscius）剧院法须重申早年的特权，但在这种情形之下，创制这种法律的必是苏拉无疑。

(7)
迄今每年选举的财务官究有若干，我们不知。487年即前267年有财务官八人，即两个城市财务官、两个陆军财务官、四个海军财务官。此外还有用在各省的财务官。奥斯提亚和卡勒斯等地的海军财务官绝未作废，陆军财务官不能用在他处，否则执政官为元帅时必设有一个财务官。因为迄苏拉时一向有九个省份，并且有两个财务官被派往西西里，所以苏拉之时可能共有财务官十八名。但因当时最高官吏的员额比他们的职务少得多，因此而生的困难永以延长任期和其他方法为补救，并且一般看来，罗马政府的趋势是尽可能限制官吏员额，财务官的职务也许多于财务官的员额，或甚至当时对于西利西亚一类的小省份不派财务官，亦未可知。然而在苏拉时代以前财务官确已不止八人。

(8)
元老的固定员额究为若干，我们不能确言。虽则在苏拉以前，监察官每次造三百人的名册，却永远须把本届和下届造册之间充任法座官职的非元老加入这个名册；到苏拉以后，元老的数目与现存的财务官数目相等。但我们或可假定，苏拉意欲把元老院扩充到五六百人，如果我们再假定每年入院的新元老为二十名，平均年龄为三十岁，并估计元老任期平均自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结果便有此数。在西塞罗时代，有一次元老院开会，出席的人很多，达四百一十七名。

(9)
萨卢斯特书中勒庇都所言populus Romanus exulus ... iure agitandi
即指此事，塔西佗所言statim turbidis Lepidi rogationibus neque multo post tribunis reddita licentia quoquo vellent populum agitandi
也暗指此事。西塞罗的De leg．
3，4，10明示保民官并未全失其与人民议事之权，德蒙西布人民法令（Plebiscitum de Thermensibus
）更加以明示，可是这个人民法令在卷头套语中也自云为de senatus scntentia
。另一方面，按苏拉的规定，执政官未先得元老院的决议也可对人民提出建议，这事不但有古籍的缄默而且有667年即前87年和676年即前78年两次革命的经过为证，这两次革命的领袖所以是执政官而非保民官，正以此故。因此，关于本时期行政上的次要问题，我们见有执政官发布的法律，如681年即前73年的粮食法，若在他时，必为一道人民法令。

(10)
这个假说没有他事为证，只有在较早时期意大利凯尔特地绝非一省——绝非这名词所示一个年年更换的长官所治理一块有界线的土地——而在恺撒时代则确为一省。

疆界扩展一事也不甚异于此。我们晓得，从前凯尔特地与意大利的分界本在埃西斯河，到了恺撒时代却在卢比孔河，但疆界的推移究在何时，我们不知。固然，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卢库卢斯（Marcus Terentius Varo Lucullus）为地方长官时从事调整埃西斯和卢比孔两河间区域的疆界（Orelli，铭文。570年），因此有人推测那地方至少在卢库卢斯为副执政官以后的一年（679年即前75年）必仍是个省辖地，因为地方长官不能在意大利土地上有所作为。可是只在罗马城范围以内每种延长的号令权才自动终止；反之，在意大利，这种延长的号令权，甚至在苏拉的规定之下，虽不经常存在，却也可以容许，卢库卢斯所任的职务又无论如何总是个非常的职务。但我们也能见卢库卢斯在此地任此职的时期和情形。672年即前82年，在苏拉改造宪法以前，他已是这地方的统兵官，大概正如庞培，也由苏拉受得地方长官的职权；他必是以这种资格在672年即前82年或673年即前81年调整上述的疆界。所以由此铭文我们不能推测北意大利的法律地位，更不能推测苏拉为独裁以后它的法律地位。另一方面，“苏拉扩展了罗马疆界”的话是个值得注意的指标；按罗马政治法，一个人扩展了罗马城的疆界——即意大利的疆界而非帝国的疆界——始得享这种荣名。

(11)
因财务官被派往西西里的两名，其他每省各一名，又因罗马市财务官两名，辅佐执政官作战的财务官两名，舰队财务官四名都依然存在，此职每年所需的人员为十九名。第二十名的职务不可考。

(12)
意大利同盟比这个早得多；但意大利同盟是各邦的联合，苏拉的意大利是在罗马帝国之内归于统一而有定界的领土，二者自不相同。

(13)
欧里庇得斯，《美狄亚》，八〇七：请不要把我当作孱弱而瘦小，也不要当作萎靡；我是另一种材料，对我的仇敌凶狠，对我的朋友和善。

(14)
另一记载说他死于虱症（Phthiriasis），不准确；理由很简单，那种病症只存在幻想中。

第十一章　共和国及其经济

我们已叙述了一个前后九十年的时期——四十年彻底的太平，五十年几乎不断的革命。这是罗马史上最不名誉的时期。固然，罗马人已越过阿尔卑斯山的东西两方，罗马武力在西班牙半岛远达大西洋，在马其顿、希腊半岛远达多瑙河；但这样得来的桂冠代价甚廉，效果甚微。“境外民族在罗马公民的意志、努力、统治或友谊之下的”
(1)

范围并未大加扩充；罗马人只是收获盛世所得的利益，使泛属于罗马的民社日益沦为完全的属国，就认为满意。各省重归一统是个灿烂的帷幕，幕后隐藏着罗马威势很显然的衰落。当整个上古文明日益确定为罗马国所囊括，在其中得到日加普遍的承认，被摈于外的民族在阿尔卑斯山和幼发拉底河外的，始同时舍守势而取攻势。在阿奎-塞克斯提亚和韦尔切利、在恺罗尼亚和奥科梅诺斯等战场上，我们听得雷雨的最初霹雳，这就是日耳曼部落和亚洲部众将来带到意大利、希腊世界，而其最后重浊的隆隆声几乎响到今天的雷雨。在国内的发展上，本期也带着这种性质。旧组织已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罗马共和的规模本是个城邦，这城邦经自由的公民团自举国主，自制法律；听取忠告的国主，在这种法律的限制内，以王者自有的权衡治理这个城邦；环拱这个城邦的是意大利同盟和意大利境外的全体盟邦，前者是一群与罗马民社大致同类和同族的城邦，后者是一些希腊自由市以及野蛮民族和属国，二者与其说受罗马的统治，不如说受罗马的监护，形成一个双层的势力范围。革命造成一个终极的结果——名义上的保守党和平民党在这事上双方合作，并且在这事上归于一致。本期之始，这古色古香的结构虽则百孔千疮，摇摇欲坠，尚能屹然直立，到了本期之末，它竟成为一堆分崩离析的瓦砾。握政权的现在不是单独一人，便是贵族或富人所组成而不容他人加入的少数党。公民已失去一切参政的实权。官吏在暂时掌权者的手中，成为不能独立的工具。罗马城邦经过不自然的扩大，已告崩溃。意大利同盟已并入这个城邦。意大利境外的盟邦正在变为藩属的过程中。罗马共和的全部有机组织均已沦亡，所余的只是一团多少有些互相冲突的粗糙成分。大局有变为完全混乱和国内外一齐解体的趋势。政治运动完全趋于专制；唯一仍在争执的只是专制者应为不开放的贵族界，还是资本阶级的元老院，还是一位君主。政治运动所循的途径完全是达到专制政体的路；自由共和国的基本原则是交争的势力应互以间接压迫为限，在各党的心目中，此原则似已不存，于是在实行争权时，双方始先用棍棒，不久便动刀剑。双方都承认旧宪法确已作废，政治新发展的目标和方法已有明白的规定，专就这层来说，革命可谓告终；但对于改造国家问题，革命迄今只有权宜的解决法；格拉古和苏拉的体制都不带一成不变的色彩。但这个苦痛时代最苦痛的现象却是甚至明眼的爱国志士也没有希望和努力。自由的太阳及其无量充盈的幸福正在日趋没落，不可遏止，黄昏正降临这仍然如此光明的世界。这不是爱国心和天才可以抵挡的意外灾难；罗马共和国的毁灭乃是因为中了上古社会的毒——探本穷源地说，就是中了奴隶无产阶级败坏中产阶级的毒。一个医师无论延长或缩短病人的苦痛，在他同是一件伤心事，现在最明智的政治家所处地位，也与这种医师相似。无疑地，一位专制君主愈迅速而彻底地尽废残余的古代自由宪法，而为专制政体中尚有余地的一点人类繁荣创出一种新形式和表现，便愈对罗马有益；有当时情况之下，君主政治与任何少数政治相比，其真利益即在君主政治厉行破坏和厉行建设，绝非一个同僚机关所能做到。不过冷静的思量不能缔造历史；造成将来的不是理智而只是热情。这不死不活的共和国还能再延多久，这共和国还是终于找到一位雄才大略的人做它的主人，如果可能，做它的重生父母，还是在惨苦衰弱中土崩瓦解，人们只好静坐以俟。

本时期经济和社会的情形，所有未见于上文的，我们尚须加以叙述。

自本期之始，国家财政即大体倚赖各省的税收。在意大利，田赋恒作为次于公地和其他经常收入的额外课税，自皮德纳之战以来就未尝征收，以至于人以为绝对免赋是罗马地产的宪法特权。国家的特权如盐专卖和造币权如果有时被目为财源，至少现在不然。新创的遗产税以后又被放弃，或者直接被人废止。因此，罗马国库由意大利（包括内阿尔卑斯的高卢）所抽收的不过一部分是公地的收益，特别是坎帕尼亚领域和凯尔特地金矿的收益，另一部分是解放奴隶税和由海道输入罗马城邦而非供输入者私自消费的货物税。二者大体均可认为奢侈税，罗马公民权和罗马收税区既同时扩张到全意大利，或连内阿尔卑斯的高卢也一包在内，这两种税当然大有增加。

在各省，有依战争法而被灭的城市，有罗马政府代以前君主之位的国家，前者的全部公地和后者的全部地产，都被罗马直接当作它的私产。凭着这个权力，莱翁提尼、迦太基和科林斯的领域，马其顿、波加蒙和昔兰尼等国君主的地产，西班牙和马其顿的矿区均被目为罗马公地；同样，罗马监察官把卡普亚的领土租给私人经营，或取定量的产物，或收定额的金钱。我们在上文业已阐明，盖乌斯·格拉古更进一步，主张各省的土地一概都是公地，特别在亚细亚省，实际已贯彻了他的主张；他根据罗马国家对于该省土地、牧场和海岸的所有权而不问其曾属于国王或私人，依法征收那里的什一田赋、牧税和港税。

关于各省，本时期未见有利可图的国家特权，罗马禁植葡萄和橄榄于外阿尔卑斯的高卢，对国库本身毫无裨益。反之，直接税和间接税却都有大规模的征收。被承认为完全自主的属国如努米底亚和卡帕多奇亚等，同盟国（civitates foederatae
）如罗德斯、墨撒那、陶罗麦农（Tauromenion）、马赛利亚、加的斯等，都依法免税，他们仅受条约的束缚，在战时须按常规供给定额的军舰或兵丁，当然遇必要时，也须拿出任何种类的额外缓助，以支持罗马共和国。

另一方面，其余省区，甚至自由市也在内，一概有纳税的义务，只有得享罗马公民权的城市如纳博，和特赐免税的民社（civites immunes
）如西西里的桑图里帕（Centoripa）为例外。直接税一部分是——如在西西里和撒丁——对于田禾和其他田中产物如葡萄、橄榄等的什一税，
(2)

如果其地为牧场，便是与之相当的牧税；一部分是——如在马其顿、阿喀亚、昔兰尼、阿非利加大半、西班牙两省，依苏拉的规定亚细亚省亦如是——每民社每年缴给罗马的定额金钱（stipendium
，tributum
）。例如全马其顿所缴的金钱为六十万第纳尔，小岛伊亚罗斯（Gyaros）所缴的为一百五十第纳尔，这种数目显然大致甚低，小于罗马入主以前所纳的税。土地什一税和牧场税都由国家租给私人包办，而以缴纳定量粮食或定额金钱为条件；至于金钱的直接税，则国家取自各民社，听各民社按罗马政府所定的原则估计应出钱的人出钱若干，而后向他们征收。
(3)

间接税——姑不论由道路、桥梁和运河所征收的次要税捐——大半为关税。上古的关税即使不纯是对出入口商品征收的入港税，至少以入口税为主，入境税则较少，每一民社可在它的港口和境内任意收税。罗马人通常承认这种原则，因为他们原来的关税范围不超过罗马的公民区域，关税界限又不等于帝国界限，所以不知有普遍的帝国税则；端赖国家条约，他们才能为罗马国家取得在属国全免关税之权，为罗马公民至少取得种种关税上的优待条款。但有些地方未得与罗马结盟，处在真正藩属的地位，也未尝取得免税权，在这些地方，关税当然落在真实主人即罗马民社之手；因此，罗马在其帝国内几个大区域设立关税特区，在特区中与罗马结盟或有免税权的各民社成为免纳罗马关税的插花地。于是甚至自迦太基时代以来，西西里已自成为一个税区，在西西里的边境上对于一切出入口的货物均收百分之五的从价税；于是在亚细亚省的边境，依森普罗尼乌斯法，也征收百分之二点五从价税；同样，纳博省独为罗马殖民地的领域，也组成一个罗马税区。各民社收取种种不同的关税，不免酿成混乱，这些措置除有赋税的目的外，也许源于一种可嘉的用意，即以一致的入境税则制止那种混乱。关税的征收权一如什一税的征收权，也租给中间人，毫无例外。

罗马纳税人的平时负担只以这些为限；但我们也不可忽略一个事实，即收税的费用很大，纳税人所缴的数目与罗马政府所得的数目迥不相侔。因为以中间人尤其是一般承租人收税，本是个极靡费的制度，又因在罗马，出租的税不大分割，资本家又结成极大的会社，有效的竞争极端困难。

但第一，经常课税之外尚有征发。军务的费用依法应由罗马民社支付。罗马供给每省统兵官的运输工具和其他必需品，罗马发放各省驻兵的饷金和给养。外省民社对于官吏和兵士只要免费供应住处、木柴、干草和其他物品；实则自由市甚至可经常免于冬季驻兵——当时尚不知有永久兵营。所以省长若需要粮食、船只、驾船的奴隶、麻布、皮革、金钱或他物，在战时——在平时也无大异——他必可按他的意见和需要向附属民社或受保护的自主国家绝对自由地要求这些供应；但这些供应有如罗马的田赋，在法律上被目为购买或赊欠，罗马国库应立刻或以后照价偿还。然而这些征发即使在政治法的理论上不成为省民最重的负担，至少在实际上如此；又因为偿款数目常由政府或省长单方决定，更成为省民最重的负担。我们诚然遇见几次立法，限制罗马高级官吏这种有害的征发权；例如，上文述一规则，在西班牙，取民田禾不得超过二十分之一，物价须公平决定，省长要求本人和随员所需的粮食不得超过所规定的最高额，首都所需粮食常至少取给于西西里的，须预先规定明确而高昂的报酬。可是有了这些规则，各省民社和个人在经济上所受征发的压迫虽确有时减轻，却绝未解除。在非常危急之时，压迫不免加重，有时竟至毫无止境，因此就事实而言，征发常变为一种硬派的罚款或强迫的乐捐形式，如是，报酬便全付阙如。例如亚细亚人对于罗马确曾犯了极重的罪，在670—671年即前84—前83年，苏拉强迫他们给每个住在他们中间的兵士四十倍的饷金（每日十六第纳尔），给每个百夫长七十五倍的饷金，此外还有衣服和饭食以及随意请客之权；例如不久以后，这位苏拉又对保护国和属国普遍乐捐一次，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谈不到偿还。

再者，地方上的公共负担也不容忽视。比较地说，这项负担必很重大，
(4)

因为行政费、公共建筑修理费和普通一切的民政费均由地方预算负担，罗马政府只担任由它的库藏支付军费。不过就是关于这笔军事预算，也有很多项目落在各民社身上——如意大利境外军路的筑造和维持费，意大利海外舰队的经费，甚至陆军大部的开支等；原来保护国和属国的军队常须用本民社的经费在本省内服务，现在始日益频繁地听罗马人随意用在省外任何地方，色雷斯人用在阿非利加，阿非利加人用在意大利，依此类推。如果向政府纳直接税的只是各省而非意大利，只要意大利独负军事的责任和费用，这即使在政治上不算公平，在财政上还算公平；但自放弃此制之后，省民在财政上确系负担过重。

最后，罗马官吏和包税商人用种种不公平的手段增加各省赋税的负担，这一大批的不平事，我们也不可忘怀。虽则省长所收的馈赠在法律上无一不可视为勒索，甚至他的购买权也可受法律的限制，然而他行使公家的职权时，如果他有意作弊，便饶有作弊的借口。安排军队的住处；官吏和大群元老阶级或骑士阶级的佐理员、书记、法警、传宣官、医官和祭司均免费住宿；核准以实物偿还的供应品，并供给其运输；特别是强买和征发——一切官吏因此都有把富拟君主的财产由各省带回家去的机会。政府的监察愈显得毫无价值，资本阶级的法庭愈显得实际仅能危害正直的官吏，这种劫掠行为便愈加一天比一天普遍。605年即前149年，因屡次有人控告省官勒索，设立了一个审判这类案件的永久法庭，禁勒索的法律接踵而起，并且处罚日益加重，这足以表示此弊的日增月盛，一如水量计表示水位的升高。

在这种情形之下，甚至理论上宽和的课税，在实际上也可以变为极端的苛政；并且确属如此，已无可疑。不过意大利的商人和银行家在财务上对各省所施的苛政远重于百弊丛生的课税。

总而言之，罗马由各省所取的进款并不真是我们现在所谓课税于民的意义，而很类似阿提卡的捐输以供上国维持军备之用的收入。总收益和纯收益所以非常渺小，即以此故。有人说罗马的收入，迄691年即前63年为止，大概除意大利的进款和什一税包商以实物运交意大利的粮食不计外，为数不过二亿塞斯特，就是说，仅为埃及王由全国所得岁入的三分之二。只在乍看一眼时，这种比例似乎奇怪。托勒密王家以大农园主人的资格开发尼罗河流域，又因垄断东方的通商，收得绝大的款项；罗马国库不过是在罗马保护下而归统一的各民社的联合军需库。纯收益似乎比率更小。或只有盛行迦太基税法的西西里是个大有盈余的省份；自盖乌斯·格拉古为实现他那粮食配给计实行没收亚细亚土地，和征收公地税以来，亚细亚省特别是个大有盈余的省份。有很多证据看来，罗马的国家财政大体倚赖亚细亚省的岁入。有人说其他省份平均几乎收支相抵，这话似乎十分可信；真的，那些须有重兵驻守的省份如西班牙两省，外阿尔卑斯的高卢和马其顿大概常常入不敷出。概括地说，罗马国库平时诚然有盈余，使他们饶有支付国家或城市建筑费的余裕，并能积款以备急需；不过就是这种款项的数字若与罗马的广大领域相比，也表明罗马赋税纯利的菲薄。所以就某种意义而言，那既可敬而又明智的旧原则“政治的霸权不可视为有利益的特权”，往日曾左右罗马在意大利的财政，现在也左右罗马各省的财政。罗马民社从海外属地所征收的，通常又花费在海外属地的军事安全；对于纳税人，罗马人的征求既重于以前的课税，但大半用在海外，所以另一方面，以一人的统治和集中的军政代替许多小君长和小军队，也含有财政上一种很大的节俭。然而这个古时盛世的原则当然自始即因容许众多例外而深受摧残和毁丧。希罗（Hiero）和迦太基在西西里征收的什一田赋远超过每年所索的战费。再者，西塞罗书中所记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的话也很公允，他说罗马公民团不当一面统治各民族一面又向他们收税。取关税为己有，与无私的霸主制度不合，高高的关税率和苛扰的征收方式也不适于消弭所激起的不平之感。大概在这时候，“收税者”这个名称即已在东方民族中成为流氓和强盗的别名；使罗马人之名特别在东方可厌可恨，没有更甚于这种税的。但盖乌斯·格拉古和自命为罗马“平民党”的人掌政权时，他们直言不讳，声明政治主权等于每一参政人员各有取得若干石粮食的权，霸权一变而为直接的土地所有权，最完备的既定法不但见于实行，而且竟以无耻坦率的态度引法律做说明，宣布出来。在这方面，遭到最苦命运的正是最不好战的两省，一个是西西里，一个是亚细亚，这确乎不纯属偶然。

当时罗马财政状况没有明确的记载，但首先由公共的建筑可以略识其梗概。本期初叶，公共建筑的经营规模极大，特别是造路，没有像这时期这样努力的。在意大利，南行大道可能源于前代，这条道是亚庇路的延长线，由罗马经卡普亚、贝内文托和维努西亚而到塔兰托和布隆迪西乌姆两港，属于此路的有622年即前132年执政官普布利乌斯·波皮利乌斯（Publius Popillius）所造自卡普亚至西西里海峡的支线。在东海岸，迄今只有自法努姆至阿里米努姆作为弗拉米尼路的一段，现在沿海路线向南延长，直至阿奎莱亚，至少由阿里米努姆至哈特里亚一段也是上述波皮利乌斯同年所造。埃特鲁里亚的两条大道——一条是沿海路，又名奥勒里路自罗马达庇萨和卢那，建于631年即前123年间，另一条是卡西乌斯路经苏特里乌姆（Sutrium）和克卢西乌姆（Clusium）通到阿雷提乌姆和罗马伦提亚，此路的建筑似不在583年即前171年之前——大约在这时候才被认为罗马的公路。罗马城四围无须新的计划；但在645年即前109年穆尔桥（Ponte Molle）即弗拉米尼路距罗马城不远渡台伯河的桥，改建石桥。最后，北意大利迄今所有的人造路只是终于弗拉米尼-埃米利亚路，大波斯图姆路（Postumische Slcare）建于606年即前148年，此路自热那亚经德托那（Dertona）——大约同时在此设了一个殖民地——普拉森提亚（即皮亚琴察），在这里衔接弗拉米尼-埃米利亚路，再经克雷莫纳和维罗纳，于是与第勒尼安海和亚得里亚海相接；此外又加以645年即前109年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斯考鲁斯在卢那与热那亚之间所成立的交通线，此线使波斯图姆路与罗马城直接相连。盖乌斯·格拉古以另一方式致力于改进意大利的道路。分田时，他指定受路旁田地的人有世世修理道路的义务，因此使乡间大道得有相当的修治。再者，立里程碑和以正式界碑表示地界等习惯，似乎都由他而来，至少由分田部门而来。最后，他规定田间须有好路，以便振兴农业。但更加重要的，是在各省建造帝国大道，这事必始于此时，毫无疑义。长期经营之后，多米提亚路成为自意大利至西班牙的一条安全陆路，与设立阿奎-塞克斯提亚和纳博有密切的关系；伽比路和埃纳提路自亚得里亚沿岸要地——前者自萨洛那，后者自阿波罗尼亚和都拉奇乌姆——通到内地。625年即前129年设立亚细亚省，曼尼乌斯·阿奎利乌斯（Manins Aquillius）即刻兴修大路网，由省会埃菲苏取种种方向通至帝国边界。此等工程的起源不见于本期残缺的记载，可是它们必与本期高卢、达尔马提亚和马其顿的战事有关，对于国家的中央集权和蛮夷区域被征服后的进入文明，必有极重大的关系。

至少在意大利，大规模的排水工程与修路工程同时并进。594年即前160年庞普丁沼池（Pomptinischen Sümpfe）泄水工程——关乎中意大利的生活问题——进行得极为努力，并且至少有暂时的成功；645年即前109年，与建筑北意大利的大路同时并进，完成帕尔玛与普拉森提亚间低地的泄水工程。更有进者，政府大修罗马城的水道，这对于首都的卫生和安适绝不可少，并且费用很大。不但自442年即前312年和492年即前262年即已存在的两条水道——一条是阿庇安水道，一条是阿尼奥水道——又在610年即前144年彻底重修，而且造了两条新水道。610年即前144年造马尔库斯水道，水质甚好，水量丰富，以后无以复加；十九年以后，又造所谓喀里达（Calida）水道。罗马国库纯用现金而不用贷金方法能做何等的大事，没有比建筑马尔库斯水道表示得更明白的：这个工程需款一亿八千万塞斯特，此款在三年之内，即已备好支用。由这件事，我们可以推测国库有很多的存款；真的，在本期之始，存款几达八十六万镑，并且必常有增加。

总括以上种种事实，我们确能断定当时罗马的财政必大致处在有利的状况。不过在财政观点上，我们也不可忽略一种事实，即在本期前部三分之二时间，政府造华丽宏伟的建筑物，但忘了至少与之同等必要的他种支出。我们已述罗马军备的如何不足；边疆甚至波河流域都受蛮族的侵掠，群盗甚至横行于小亚细亚、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内地。舰队完全被人丢在脑后；几乎不再有一支罗马战船；罗马人使属国城市建造保持的船只不敷所需，结果罗马非但绝对不能实行海战，而且不能制止海盗业。在罗马城本身，若干极属必要的改进也无人动手来做，特别奇怪的是河上建筑的无人过问。首都除了经过台伯洲诸渡台伯河而至雅尼库鲁姆的原始木板桥外，并没有另外一座跨过台伯河的桥；他们仍让台伯河每年把街市淹在水中，毁坏房屋，甚至整个区域的被灾地屡见不鲜，却不见有加强堤岸的事；海外贸易虽大有发展，他们却让奥斯提亚已不见佳的碇泊所日益淤塞起来。一个政府在极顺利的情形下，在国内外有四十年太平的时代，竟忽略了这些责任，这政府可轻易使赋税归于遗忘，可是还能每年收入超过支出，积下很多的存款；但这种财政管理只有表面上的辉煌成绩，因而没有受人赞赏的价值；在政治生活的其他范围内，当时元老政府既因其懈怠，缺乏统一的指导，荒谬地谄媚人民，而应受人指责，在这事上亦当受人指责。

当革命风起云涌之时，罗马的财政状况当然大不如前。盖乌斯·格拉古使国家负廉价供应首都公民粮食的义务，这种甚至仅从财政观点看来极为沉重的新负荷，起初固然有亚细亚省的新开财源与之相抵。然而自此以后，公共建筑工程却似乎差不多全归停顿。公共工程可证明是从皮德纳之战至盖乌斯·格拉古时建造的，为数极多，自632年即前122年以后，却除了645年即前109年马尔库斯·埃米利亚乌斯·斯考鲁斯做监察官时所拟的桥梁、道路和泄水的计划外，不见记载。这究竟是否分配粮食的结果，我们永远无法断定，不过后者更属可能，因为一个政府日甚一日地化为僵硬的少数政府，自当更加吝啬，并且据说罗马存款在663年即前91年达到极峰，也足为这事的佐证。叛变和革命的汹涌风潮，加以五年没有亚细亚省的税收，这是自汉尼拔战争以来罗马财政所遭的第一个大难；罗马财政却经不起这种大难。在汉尼拔战争时，到了战争第十年，公民已几乎不胜捐税的负担，存款才被动用；而同盟战争自始即以国库存款为经费，经两年的战役。存款用到最后一文时，他们宁可拍卖首都的公家地皮，强取神庙的财宝，也不向公民征一种税；今昔的不同或没有比在这事上表现得更明白的。然而这次风波虽然严重，却能度过；苏拉必曾以经济上绝大的牺牲特别加在属国人民和意大利的革命党身上，而后能恢复财政的秩序；他废除粮食分配，保存亚细亚省的税收，可是稍加减削；才能替共和国取得，至少以经常支出远低于经常收入而言，一种满意的经济状况。

本期的私人经济没有什么新景象；以前所述意大利社会情形所有的利弊并未改观，只是经过更进一步更为明显的发展罢了。在农业，我们已知罗马资本的势力日盛，渐渐消灭了意大利和各省的中等地产和小型地产，一如太阳的消灭雨点。政府不但旁观，不加制止，而且以几种法规促进这种有害的土地分割，特别是为意大利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起见，禁止阿尔卑斯山外生产油和酒。
(5)

固然，反对党和抱有改革思想的一部分保守党都力行抵御这种弊病；格拉古昆仲实行分配几近全部的公地，给国家添了八万意大利的新农民；苏拉以十二万人殖民于意大利，意大利农民因革命和他自己而造成的缺额现在至少补足了一部分。不过一个器皿若常在漏水而渐形空虚，补救的方法不是倾入多量的水，而只是成立源源流入的水势——这种补救法已行了多次，但无成效。在各省，关于挽救当地农民阶级使免于罗马投机家的竞买，无人做丝毫的努力；各省人民当然不过是人民，并不属于任何党派。结果，甚至意大利境外的地租也日益向罗马城流来。更有进者，约在本期中叶，田庄制度甚至已占上风于意大利的几个区域，例如埃特鲁里亚；又因奋力而合理的经营与富裕的财源相辅而行，田庄制度达到其所能达到的高度繁盛。特别是意大利的酿酒，因为一方面在几个省份强迫推销，一方面如见于593年即前161年的奢侈法，禁在意大利用外酒，受到人力的促进，成绩很大；阿敏酒（Amineer）和发郎酒（Falerner）始与达西酒（Thasier）和契儿酒（Chier）齐名；罗马最著名的葡萄酒即633年即前121年的欧平酒（Opimische），在饮完末瓶之后，长留在人的记忆中。

关于工艺和制造业，无他可叙，只有在这方面意大利民族坚持近于野蛮的消极态度而已。科林斯的工场是工业上许多珍贵遗风的渊薮，他们加以毁坏——可是用意不在自建同类的工场，而在用太高的价钱买尽那些存在希腊人家的科林斯陶瓶或铜瓶和同类的“古物”。仍然稍为繁盛的工艺，如与建筑相连的工艺，对共和国不能发生一点利益，因为在这里使用奴隶的制度也妨碍每种规模较大的事业；例如建造马尔库斯水道时，政府同时与三千个工头订立建筑和供给材料的契约，然后每一工头用一群奴隶做契约上的工作。

罗马私人经济有最光明的一面，或可谓唯一光明的一面，这就是钱业和商业。首屈一指的是承租公地和承租税收；罗马国家一大部或许一大半的收入，都由此流入罗马资本家的私囊。再者，在罗马国家属下的范围内，钱业无处不为罗马人所垄断，据此后不久发表的一种著作说，每一文在高卢流通的钱都曾经过罗马商人的账簿；无疑地，这事处处如此。他们肆无忌惮，利用罗马政治优势课每一罗马富人的私利，又有不发达的经济状况与之合作，于是高利贷制度普及各地，例如670年即前84年苏拉加在亚细亚省的战事捐，就是先由罗马资本家垫付的，处理这种捐的办法可以为证；在十四年之内，这种捐加上已付未付的利息，涨到原数的六倍。各民社须出卖他们的公共建筑、美术作品和珠宝，父母须出卖他们的儿女，以应付罗马债主的要求；数见不鲜的是负债人不但受精神上的苦痛，而且简直受非刑的拷打。除以上各种利源外，还有批发生意。意大利的输出品和输入品很多。前者以油和酒为主，因为当时在马赛利亚人和图尔德塔尼人（Turdetani）之地，酒的生产不能很多，意大利和希腊几乎独供全地中海各地的油和酒；意大利酒有很多运到巴勒利群岛和凯尔特伊比利亚，运到那只有谷田和牧场的阿非利加，运到纳博和高卢内地。输入意大利的货品更多，当时意大利是一切奢侈品的集中地，大多数饮食、衣料、装饰、书籍、家具、美术品都由海路输入此地。特别是奴隶贸易，因罗马商人的需要日增，达到地中海区域前所未见的突飞猛进，这与海盗业的兴隆有密切的关系。一切地方和一切民族均有供给奴隶的义务，但主要的奴隶猎场却是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内地。

在意大利，海外输入品大半集中于第勒尼安海上的两大商埠，一个是奥斯提亚，一个是普泰奥利。运往首都的粮食先运到奥斯提亚，此地绝无良好的碇泊所，但因其距罗马城最近，最适为不甚贵重货品的商场；反之，罗马与东方的奢侈品贸易大都趋向普泰奥利，这地方的可取在其良好港埠可供运贵重货品的船停泊，并且在其邻近有个不亚于首都的市场——即别墅日增的巴叶（Baiae）地方。历长久期间，这种奢侈品贸易以科林斯为中介地，科林斯灭后，又以提洛为中介地，所以按这种意义而言，卢奇利乌斯（Lucilius）称普泰奥利为意大利的“小提洛”；但提洛在米特拉达梯战争中遭难以后，永不复振，普泰奥利人便与叙利亚和亚历山大城直接通商，他们的城便日益确定地成为意大利海外贸易的最大商埠。但不仅意大利出入口货物所得的利益大部落在意大利人手里；在纳博，意大利人与马赛利亚人竞争凯尔特的贸易；一般说来，无处不有浮海或定居的罗马商人，他们必把一切投机事业的大部取为己有，毫无疑义。

把这些现象总括起来，我们见到当时私人经济最昭著的特点，即罗马资本家在财务上的少数体制与政治上的少数体制并驾齐驱。汇合在他们手里的有差不多全意大利土地和各省最大部分领土的租金，为他们所垄断的资本的高利息金，全帝国的商业利益，最后，罗马国税很大的一部分，即由承租此税而得的利润。资本的积累日增，可见于平均富率的提高：现在三百万塞斯特是个中等的元老财产，二百万塞斯特是个适当的骑士财产；格拉古时代的首富是623年即前131年为执政官的普布利乌斯·克拉苏，他的财产计有一亿塞斯特。无怪在对外政策上这个资本阶级操优势的决定权；这阶级因商业竞争而毁灭了迦太基和科林斯，一如昔日埃特鲁斯坎人毁灭阿拉利亚和叙拉古的恺雷；这阶级不顾元老院的命令维持纳博殖民地。无怪这个资本家的少数党在内政上与贵族的少数党从事认真的竞争，而且往往得胜。但也无怪破落的富人自做叛变奴隶群的首领，以强暴的方式使公众晓得由时髦的淫窟不难渡到盗窟。无怪财政上的巴比伦塔建在不纯属经济而假自罗马政治优势的基础上，每遇严重的政治危机，便摇摇欲坠，有如我们用纸币形成的很相似的构造。由于664年即前90年和以后意大利、亚细亚的动荡不安，绝大的财政危机在罗马资本阶级身上发作了，国家和私人的破产，地产和股份的普遍跌价，我们不复能考求其详；但一般看来，这些事件的结果，即一群债主杀死副执政官，人们企图把不免负债的元老一概逐出元老院，苏拉重定最高限度的利率，革命党废除一切债务的百分之七十五，却使人对于它们的性质和重要不容置疑。

这种制度的结果当然是各省普遍陷入贫困和人口日减，反之，流动或暂住的意大利寄生人口却处处日增月盛。在小亚细亚，据说意大利籍的人士有八万名同日丧命。他们在提洛岛的如何众多，可见于此岛仍存在墓碑和一个传说，即米特拉达特斯命人杀死此地的二万外国人，大都是意大利商人。在非洲，意大利人非常众多，以至于他们能守努米底亚的锡尔塔城以抗朱古达。据说高卢也住满了罗马商人；独关于西班牙，不见有这种传说，或非出自偶然。反之，在意大利本土，本期自由人的状况必大致逆转倒退无疑。这种结果确乎大部系内乱所致，据一种不甚可靠的普通传说，此战扫去罗马公民十万至十五万名，一般意大利人口三十万名；但中等阶级的经济崩溃和商人的无限移徙造成更坏的结果，意大利少年人因此有一大部在海外度过他们最健旺的岁月。

以希腊东方寄生虫式的自由人来补偿这种损失，其价值甚属可疑；他们侨寓首都，做国王或民社的外交人员，做医生、垫师、祭司、仆役和寄食者，做千万种的流氓和骗子，或特别侨居奥斯提亚、普泰奥利和布隆迪西乌姆，做商贩和舟子。更加危险的是半岛上奴隶大众不伦不类的增加。据684年即前70年的调查，意大利公民能胜兵役的共九十一万人；为求得半岛上自由人口的总数起见，我们还须加上调查偶然遗漏的人口，即阿尔卑斯山与波河之间的拉丁人，而居于海外的罗马公民则须减去。所以我们估计，半岛上的自由人民不能超过六七百万，如果意大利当时的全部人口等于现在的人口，那么，我们便须假定它有一群共计一千三四百万的奴隶。然而我们无须这种不可靠的计算，便能表明这种局势的危险性；这事有彰明较著的证据，就是局部的奴隶叛变，和自革命发动以来，每次乱事结束，必有请奴隶“拿起武器来抗主人，自己打出自由来”的呼声。如果我们设想英国有它的贵族、乡绅和尤其重要的伦敦城，可是它的自由管业者和农民变为无产阶级，劳工和水手变为奴隶，我们便可对于当时意大利半岛的人口得个近似的印象。

就是时至今日，本期的经济关系仍反映于罗马的币制。币制的处理很能显出商人的精明。黄金和白银长久并用，做一般的支付媒介，所以为普遍的现金平衡起见，法律立下两种金属的固定比值；但人付款时，普遍不能用一种金属代另一金属，而须按契约的内容定所付的款为金为银。否则，立两种贵金属为本位必不免酿成巨大弊病，这样一来，弊病可免；严重的黄金危机——例如在600年即前154年前后，因为陶里斯克金矿的发现，金银的比价在意大利即刻跌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三——至少不直接影响银币和零售贸易。当然，海外贸易的范围愈广，黄金愈确定地由第二位升到第一位；国库余款和国库营业的记载可证此说的不诬；但政府却不因此而用金造币。在汉尼拔战争吃紧之时，政府有用金造币的企图，但此事早已作罢，苏拉为摄政时所铸的少数金币不过是供凯旋馈赠用的临时钱币。当时与往日无异实际流通的货币只有银币，无论流通的银币是照例的银条或是带有外国造币厂或甚至内地造币厂的印记的，一律专按重量来收用。然而金银同为交易的媒介，黄金掺假在法律上与发行假银币相等，均视为破坏货币罪。如此，在最重要的交易媒介上，他们得到无量的利益，连作伪和掺假的可能性都能预防。除此以外，货币为数既多，成色也纯粹，足为模范。在汉尼拔战争时，银币重量由一磅的七十二分之一降至八十四分之一，此后历三百余年，银币永保持同一的重量和同一的品质，没有掺杂。在本期初年前后，铜币仅限于小额零钱，不再如昔日那样用在大交易；因此，在第七世纪开始以后，大概不再铸造阿司，铜币只限于一个塞密（semis
）和此数以下不能用银代表的较小价值。钱币的种类按照一个简单原则来排列，以当时平常发行的最小钱币“夸德兰”（quadlans
）下达可知价值的极限。这种币制因其根据明智的原则，并以刚强如铁的手腕应用这些原则，在古代独步无双，甚至在现代也罕有其比。

可是这币制也有它的弱点。按照一种通行于古代而在迦太基发展到最高峰的习惯，罗马政府除发行足色的银第纳尔外，同时又发生包银的铜第纳尔，后者须与前者一律使用，只是一种类似我们纸币的代用货币，也有强迫使用和国库准收等规定，因为国库也无权拒用这种包银的铜币。我们制造纸币既不是官造伪币，这种包银铜币也不是官造伪币，因为官方做这种事时完全公开；663年即前91年，马尔库斯·德鲁苏斯为筹措分配粮食的款项起见，建议造币厂每新铸七个银第纳尔，辄发行一个包银的铜第纳尔。不过虽然如此，这个方案不但给私造伪币一个危险的方便法门，而且故意使公众迷惑，不知所收的是银币还是代用币，也不知代用币的流通额共有若干。在内战和财政大危机的窘迫时期，罗马人似乎过分利用包银的货币，以至于货币危机伴着财政危机而来，伪币和真无价值的货币很多，交易极欠稳妥。因此，在秦纳主政的时候，副执政官和保民官，以马尔库斯·马略·格拉提狄亚努斯为首，通过一种用银币收回一切代用币的法规，为这事设立了一个试金局。收回做到何等程度，载籍没有告诉我们；代用币的铸造仍存而不废。

关于各省，按原则上废弃金币的规定，无论何处，甚至在保护国内，都不准铸造金币；所以当此期间，只在罗马全无发言权的地方，特别在塞文河以北的凯尔特人和背叛罗马的国家中间，才有金币的铸造；例如意大利人和米特拉达特斯·犹帕特都造金币。政府似乎做过一番努力，想把银币铸造也逐渐掌握在手，特别在西方如此。在阿非利加和撒丁，甚至在迦太基亡国以后，迦太基的金银币或许仍在流通；但这里未赏按迦太基或罗马本位铸造贵金货币；当然，罗马占领以后，转瞬之间由意大利输入的第纳尔便独霸两地的交易。西班牙和西西里归附罗马较早，所受待遇大致较宽，这里必有按罗马规则铸造银币的事；真的，西班牙的银币为罗马人所首创，并以罗马本位为基础；但我们有很好的根据，可以设想在这两个地方，至少自罗马纪元第七世纪初叶以后，省市造币厂使不得不使他们发行的货币只限于小铜币。只在纳博的高卢省，马赛利亚是罗马的老盟国并且是个大自由市，它的造银币权不能撤销，关于伊利里亚的希腊城市如阿波罗尼亚和迪拉奇乌姆，大概也是如此。但这些民社的造币权受有间接的限制，即马赛利亚和伊利里亚均遵罗马政府的法令造四分之三的第纳尔，并且这种货币名为维多利亚（victoriatus
），被纳入罗马的货币体系，到了罗马纪元第七世纪的中叶，却在伊利里亚作废；影响所届，马赛利亚和伊利里亚的通货当然被逐出上意大利，除原产地外，或只流通于阿尔卑斯山和多瑙河一带地方。在本期中，进步已多，以至于第纳尔单独流行于罗马国整个西部；因为意大利，西西里（下期初叶有除第纳尔外这里不流通别的银币的明证）、撒丁和非洲都专用罗马银币，仍在西班牙流通的地方银币以及马赛利亚和伊利里亚的银币，都至少按第纳尔本位鼓铸。

东方另当别论。这里自古铸钱的国家为数甚多，流通于世的本地钱币也很多，第纳尔虽或宣告为法币，却不能突入更大的使用范围。或是沿用往日的货币本位，例如马其顿今为一省，虽则有一部分钱币于地名外再加罗马官吏的姓名，却仍造阿提卡式的四德拉克马，确是大体不用他种货币；或在罗马权威之下创立一种应时的特别货币本位，例如设置亚细亚省时，罗马政府命造一种新斯塔特（Stater）即所谓奇斯托孚鲁（Cistophorus），以后亚细亚各区的首城便在罗马监督之下造这种钱。西方与东方的通货系统根本不同，这将来在历史上关系重大；属地的罗马化以采用罗马钱为一种最有力的工具，我们在这时期所指为第纳尔的范围的，日后所以成为帝国的拉丁部，而德拉克玛的范围日后所以成为帝国的希腊部，并非纯出于偶然。时至今日前者仍大体代表全部罗马系的文化，后者却已脱离欧洲的文明。

一般说来，在这种经济状况之下，社会关系成何景象，我们不难断定；但要详考奢侈、物价、憎嫌和虚文的继长增高，便既不可喜，而又不足为训。浪费和物质享受是一切人的主要目标，无论在“暴发户”（parvenns
）中间或在李锡尼氏或梅特路斯氏中间都是一样；这不是可谓文明之花的精雅奢侈，而是在小亚细亚和亚历山大城的败落希腊文明中发荣滋长的一种奢侈，这种奢侈把一切美的和有意义的事物都贬下来供点缀之用，以苦苦的自矜博学和陈腐的丝毫不苟来研究享乐，以至于有清新感觉或有清新精神的人同为之恶心欲呕。至关于民众节庆，加图时代禁止输入海外的野兽；似乎在本世纪的中叶，经格涅乌斯·奥菲狄乌斯（Gnaeus Aufidius）的提议，一个人民法令又正式准许野兽进口；结果，攻猎野兽成为最时髦的职业，做人民节庆的主要节目。约在651年即前103年，几头狮子首次出现于罗马竞技场，约在655年即前99年，第一批象出现——661年即前93年苏拉为副执政官时，已命人弄一百头狮子上场。决斗戏亦复如是。先人既曾公开表现大战的情节，他们的孙辈始用决斗竞赛做同样的事，当时的领袖或国家以这种成绩使自己成为后代儿孙的笑柄。在这些赛会和一般丧礼上究竟所费若干，可由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567年即前187和579年即前175年执政官，死于602年即前152年）的遗嘱推测而知；他命令他的儿女，因真正送终的敬礼不在虚事铺张，而在不忘个人和祖先的功绩，在他的丧事上花费不得超过一百万阿司。关于房屋庭园，奢侈也在增长；演说家克拉苏（Classus，死于663年即前91年）在城内的华丽住宅特以其园中古树驰名，连房带树估价六百万塞斯特，不带树估价一半；同时罗马城一所普通住宅的价值或可估计为六万塞斯特
(6)

。供点缀用的地产如何迅速涨价，可见于密森（Misenisch）别墅的例，格拉古昆仲的母亲科内涅利娅买这座别墅，付出七万五千塞斯特；680年即前74年的执政官卢奇乌斯·卢库卢斯买它，付出此数的三十三倍。别墅以及乡间和海水浴的奢侈生活使巴伊和拿波里周围的一般地方成为懒散贵族的福地。机会赌的赌注不复如意大利掷骰戏的那样轻微，这种赌成为通行的游戏，早在639年即前115年元老院就发令禁止。妇女甚至男子施舍旧日的毛布衣，代之以丝绸衣和不掩形而露形的纱衣料。禁奢法干涉使用外国香料的疯狂浪费，终属徒劳。

但这种贵族生活光辉所聚的真正焦点却是筵席。他们为雇一厨师出极高的代价，竟达十万塞斯特斯之多。建筑房屋时，特别顾到这个目的，尤其是沿海别墅都自备咸水槽以便无论何时能以鲜鱼鲜牡蛎供筵宴。一个宴会若以整鸡而不专以其最美部分供客，若期望客人吃下各种肴馔而不仅尝尝味道，已名为可怜的宴会。他们以重价买得外国的珍馐和希腊的酒，每有体面的筵席，至少必把希腊酒传递一巡。特别在盛宴时，罗马人卖弄他们那成群的艳装奴隶，他们的音乐队，他们的舞女，他们那高雅的器具，他们那闪金或绣花的地毯，他们的紫色帷幕，他们的青铜古董，他们那富丽的银器。此等炫耀铺张都是禁奢法的主要对象，这种法律比以前颁布得更加频繁（593年即前161年、639年即前115年、665年即前89年、673年即前81年）更加详细；若干珍馐和酒都在法律上完全禁止；其他酒肴则有最大限量和最高价额的规定；银器的数量也受法律的限制，并且日常餐费和宴会餐费均定有一般的最高限额；例如593年即前161年定日常餐费为十塞斯特，节庆餐费为一百塞斯特，673年即前81年定日常餐费为三十塞斯特，节庆餐费为三百塞斯特。不幸从真相看，我们不得不附加一句，罗马全体贵族服从这种国法的据说只有三人，而三人之中不包括立法家在内，并且就这三人而言，削减他们膳食的不是国家的法律而是斯多葛派的教规。

尽管有此等法律，银器的奢侈仍日增月盛，值得略加叙述。在罗马纪元第六世纪，筵席上的银器，除由来已久的银盐碟外，极为稀罕；迦太基使者每受一家的邀请，辄重见那一套银器，他们引为笑谈。西庇阿所有的银器不过三十二磅重；他的侄儿昆图斯·法比乌斯（633年即前121年执政官）第一个把他的银器加到一千磅；马尔库斯·德鲁苏斯（663年即前91年的保民官）的银器达一万磅；在苏拉时，首都已有重一百磅的奢侈银盘一百五十枚，有几个使他们的主人挂名在法外人名录。要估计花费在银器上的款项，我们须不忘人们对于手艺也须付绝大的价钱，为买精制的银器，盖乌斯·格拉古付银价的十五倍，659年即前95年的执政官卡奇乌斯·克拉苏付银价的十八倍，克拉苏买著名银匠制造的一对银杯，付钱十万塞斯特。一切莫不如此，所差的只有比例而已。

结婚和养儿育女的情形如何，可见于格拉古昆仲的土地法，此法始奖励结婚生子。往日在罗马，离婚几乎是未闻的事，现在每日发生；罗马的最古婚姻是丈夫买妻室，现在为名实相符起见，人可以向罗马贵族建议实行雇佣的婚姻。征服马其顿的梅特路斯因有可敬的家庭生活和大群的儿女，为当代所钦佩，甚至像他这样的人物做623年即前131年的监察官，劝公民尽结婚生活的义务时，也说结婚是个难堪的公众负担，然而爱国的人却为责任心所驱使，担任这事。
(7)

例外当然也是有的，乡村社会尤其是大地主社会，以较真诚的态度保存拉丁民族可敬的古风俗。然而在首都，加图派的反对意见已成为口头禅；新趋势主宰一切，虽有几个心性坚毅而高雅的人如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晓得把罗马风俗与雅典文化打成一片，可是在大众中间，希腊风却与智力和道德的堕落同意义。如果我们要明白罗马革命，我们便绝不可忽略这些社会缺点在政治生活上发出的反应。662年即前92年，两位贵族任罗马民社掌道德的最高官吏，一个当众指责另一个，说他因鱼池里死了一条他所自豪的鳗鱼而落泪，另一个反唇相讥，说他埋葬了三妻，竟没有为一妻落泪；这不是无足轻重的事。又有一件事也不是无足轻重：593年即前161年，一位演说家在罗马广场里公开嘲弄一个做民事陪审官的元老，在指定问案时间，这位元老正与他的酒友们欢会，他的描写如下：“他们玩着骰子，清香四溢，有他们的姘妇环绕着。将到下午，他们才唤仆人，吩咐他去到人民大会探访罗马广场里有什么事，发言赞成或反对新法案的是谁，有哪些部落对新法案投赞成票，哪些部落投反对票。他们终于亲到审判厅去，不迟不早刚免得把官司惹到身上。他们在半路上一遇到偏僻小巷里的机会便不放过，因为他们已装满一肚子酒。他们勉强来到法庭，听取两造的陈述。有关的人提出他们的诉讼。陪审官命证人上前，他自己却走开。回来时，他便宣称已听得一切，要人拿出文件。他看文件，因为酒的缘故，他简直张不开眼睛。以后他退而考虑判词时，他对酒友说：‘我与这些讨厌的人有什么相干？我们不如去喝一杯掺希腊酒的蜜酒，吃一只肥画眉、一尾美鱼和台伯河的真梭子鱼来下酒，有何不可？’”听他这段话的人个个哈哈大笑，但这类的事竟能引人发笑，岂非很严重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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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exterae nationes in arbitratu dicone potestate amicitiaue populi Romani
（lex repetund．
v．1），这是官方对非意大利的属国人和保护国人的称呼，以别于意大利的“盟邦人和同种人”（Socii nominisue Latini
）。

(2)
这种什一田赋是国家从地产上征收的，应与地主的什一税明白区分，因为什一税是加在公地上的。什一田赋在西西里出租，并且定额一成不变；什一税——可是在西西里，此税只适用于第一次布匿战争后罗马所得的土地，而不适用于莱翁提尼的领土——却由罗马的监察官出租，偿付产物的多寡和其他条件都由他们随意规定。

(3)
这事进行的方式似如下述。罗马政府先规定这种赋税的种类和总额。例如在亚细亚省，按照苏拉和恺撒的规定，由田禾十束中取其一束；依恺撒的命令，犹太人每两年捐献其种子四分之一；以后在西利西亚和叙利亚有百分之五的地产税，在阿非利加似乎也有一种与上相似的税——在这事上，地产似乎依某些假定例如占地面积、门道数目、儿童和奴隶口数等来估价。根据这种法规，每一民社的官吏，在罗马省长监督之下，决定谁有纳税义务，每人应纳何物；如果有人不按时缴款，这种欠税便也像在罗马一样卖出去，就是说，把这欠税移交一个承办人办理，命他去收。这些税款流入领袖民社的库藏——例如犹太人须纳粮于西顿——然后定额的金钱由此等库藏解到罗马城去。这样，此等赋税也是间接征收的，中间人或按情形自留税收的一部分，或拿他自己的财产加进去；这种征收法与用包税商的征收法所以不同，只在前者的中间人是纳税人的民社当局，后者的中间人是罗马私营商业的人。

(4)
例如在犹太，约帕城（Joppa）向本地君主纳粮二万六千零七十五牟底，其他犹太人则纳田禾十分之一；此外还要加上神庙捐和交到西顿预备给罗马人的款项。在西西里，除罗马的什一税外，也由财产征收很大的地方税。

(5)
罗马农业家萨塞那（Saserna）是加图以后瓦罗以前的人，他的话或与此事有关，他说葡萄和橄榄的种植一天一天地转向北方。元老院关于翻译马戈书的命令也属于此处。

(6)
苏拉年少时曾租房居住，他住楼下，付租金三千塞斯特，楼上房客付租金二千塞斯特；这笔钱以资本的平常利率三分之二化为财产，约得上列的数目。这是一所便宜的房子。629年即前125年，有一座房屋租金六千塞斯特，人以为昂贵，这必有特殊原因。

(7)
他在演说中有云：“众位公民，如果我们能够摆脱，我们当然都要摆脱这种负担。但因天造地设，使我们有妻室既不能过安乐的日子，没有她们也绝不能过日子，我们应当注意永久的幸福，而不只顾我们自己短促的安乐。”

第十二章　民族性、宗教和教育

在全罗马帝国广大范围内的民族性斗争中，本期次等民族似乎趋于衰颓或逐渐消灭。其中最重要的是腓尼基人，他们由迦太基的灭亡而受到致命伤，慢慢地流血致死。意大利的埃特鲁里亚和萨谟奈的人们一向保持他们的旧语言风俗，现在不但受了苏拉复古最重的打击，而且意大利的政治平等化强迫他们在公共交际上用拉丁语言风俗，以至于本地的古语降为民间土话，不久即陷入衰歇。在罗马国全境，不见有任何民族性可与罗马和希腊的相竞争。反之，拉丁民族性流行既广，用力又深，确乎最占上风。因为自同盟战争以后任何意大利人可用十足的罗马所有权获得意大利的任何土地，意大利神庙里的任何神灵可受罗马人的供献；因为自此以后，除波河以北的地区外，罗马法独擅权威，代替一切的城市法和地方法；所以在全半岛上自阿尔卑斯山至西西里海峡，罗马语言成为办事上的普遍用语，不久以后也成为文明交际的普遍用语。可是罗马语言并不以这种自然疆界为限。汇合在意大利的大量资本，那里丰富的物产，精明的农人，伶俐的商人，在半岛上没有充分的活动场所；因为这种情形和为国服务，意大利人成群地到各省去。他们在各省居特权阶级的地位，于是罗马语言和罗马法律也享得特权，甚至在罗马人不仅是互相商业往来的地方也是如此。无论何处意大利人都结成严密而有组织的人群，兵士有他们的兵团，每一大城的商人结成特别的会社，罗马公民居住或侨寓在外省各司法区的，结成“特区”（conventus civium romanorum
），自有其陪审名录，在某种限度内自有其民社组织；虽则这些外省的意大利人通常迟早要回意大利去，然而他们渐渐在各省建立了常住人口的基础，这人口一部分为罗马人，一部分是依赖罗马人的混合种。在西班牙，罗马军队始有永久性，外省行意大利制的真城市始组织起来——583年即前171年有迦太基、616年即前138年有瓦伦提亚，以后有帕尔玛和波伦提亚；这事已见上文。虽则内地还未开化，例如在此时很久以后，瓦迦人的领域仍被称为一个最为文明意大利人所不愿居住的最野蛮地方，可是据著作家和碑铭的证据，早在罗马纪元第七世纪中叶，拉丁语已通用于新迦太基四周和其沿海地方。盖乌斯·格拉古始有意识地发展出一种计划，要移意大利人到罗马国各省去殖民，换句话说，就是把各省罗马化，并且力求这种计划的实现；虽则与他对敌的保守党反抗这个雄图，毁坏首先成立的殖民地大半，阻止继行成立殖民地，然而纳博殖民地却保存无恙。因其扩大了拉丁语的范围，这事本身就关重要，又因是一种大计划的界碑，一个未来巨构的基石，更形重要远甚。古代的高卢风气甚至今日的法国风气，都是从这殖民地而来，探本穷源，都是盖乌斯·格拉古的创作品。拉丁民族性不但洋溢于意大利四境而开始越出境外；而且渐渐得到含义较深的精神基础。据我们所见，拉丁民族性正在创造一种古典文学和一种自有的高等教育；虽则比之于希腊古典文学和希腊修养，我们可以鄙视意大利这种孱弱的温室产物，然而就历史上的发展而言，拉丁古典文学和拉丁修养的如何，根本不甚重要，而其与希腊古典文学和希腊修养平行并立，却是远较重要的事；因当时希腊人在文学上也日趋下流，我们在这里大可引用诗人的话：说话的苦力优于死的阿喀琉斯。

但拉丁语和民族性虽又迅速又猛烈地向前进展，却同时承认希腊民族性有完全相等甚至较古较优的权利，处处与它成立极密切的联合，或与它交融起来，共同发展。意大利革命在其余方面铲平了半岛上一切非拉丁的民族性，却未伤害塔兰托、利基翁、拿波里、罗克里等希腊城市。同样，马赛利亚虽现在为罗马领土所包围，却仍是个希腊城市，就以这种资格与罗马固结不解。加深的希腊化与意大利的完全拉丁化平行并进。在意大利上等社会中，希腊语教育成为他们教育上一种不可少的成分。大祭司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曾为623年即前131年的执政官，他做亚细亚省长时，应时势的要求，有时用寻常希腊语断案，有时用已成文言的四种方言之一断案，就是本地希腊人也为之惊讶。意大利的文学和艺术既久已呆呆地注视东方，希腊的文学和艺术现在转面向西。不但意大利的希腊城市仍与希腊、小亚细亚和埃及有旺盛的学术交流，把他们中间同等的报酬和尊荣赠给已在当地成名的诗人和伶人，而且罗马城也仿照灭科林斯者在608年即前146年行凯旋礼时所立的先例，于是希腊人的体育和美术竞赛——角力竞赛以及音乐、演剧、背诵和演说的竞赛——成为时尚。
(1)

甚至在这样早的时候，希腊文人便已在罗马贵族社会尤其在西庇阿的交际圈中根深蒂固，后者最著名的希腊人是史家波利比乌斯和哲人帕奈提乌斯（Panätios），他们都属于罗马而不属于希腊的发展史。但就是在其他不甚高贵的交际圈中，也有相似的关系；我们可以提到另一个与西庇阿同时的人，即哲人克莱托马（Kleitomachos），因为在他的生活上我们见到当时各民族的大融合，历历如在目前。克莱托马生在迦太基，然后在雅典为卡涅阿德斯（Karneades）的弟子，以后又继卡涅阿德斯为教授，他在雅典与意大利最有修养的人士，如史家奥卢斯·阿尔比努斯（Aulus Albinus）和诗人卢奇利乌斯（Lucilius）等互相往来，一方面把一部科学著作献给那开始围攻迦太基的罗马执政官卢奇乌斯·森索里努斯，又一方面把一篇哲学性的劝慰文章献给一个被掳到意大利为奴的同国人。希腊著名的文人一向以使者、被逐者和其他身份暂居罗马，他们现在始久居此地；例如，上述的帕奈提乌斯住在西庇阿家中，六步诗作者阿奇亚（Archias von Antiocheia）于652年即前102年卜居罗马，以其出口成章的技术和歌颂罗马执政官的史诗博得颇为不恶的生计。盖乌斯·马略对于自己的宴会诗一行也不懂得，全不适于做个“梅塞纳斯”（Maecenas），却也不免施惠于诗人。这样，精神上和文艺上的生活即使不能使两民族较纯粹的成分，也能使较显著的成分互相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成群的奴隶由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来到，商人由希腊风或半希腊风的东方移来，于是希腊那最粗糙而饶有东方和一般野蛮成分的阶层与意大利的无产阶级相接触，使这阶级也有一种希腊色彩。西塞罗说，新词和新式首先出现于沿海城市，这话所指的大概本是奥斯提亚、普泰奥利和布隆迪西乌姆的半希腊性质；外国风俗与外国货品也先在这几处入境，而后由这些地方再传到远方。

民族性既有了这种完全的革命，其直接结果确属甚不可喜。希腊人、叙利亚人、腓尼基人、犹太人、埃及人群集于意大利，同时罗马人却群集于各省，棱角刻露的民族特性处处互相摩擦，显而易见地消磨下去；仿佛除关于实利的一般印象外，一切都要荡然无存。拉丁风气在广被方面所得的利益，又在清新方面损失无余；特别在罗马本城，中等阶级消灭得最快最干净，所余的只有阔人和乞丐，二者都是同等的世界主义者。西塞罗向我们保证说，660年即前94年前后，拉丁城市的一般文化高于罗马城的文化；这有当时的文学为证，当时文学上最悦人最健全最新奇的作品，如本国喜剧和卢奇利乌斯的讽刺诗，与其称为罗马作品，不如称为拉丁作品。意大利下等阶级的希腊风实在不过是一种可恶的世界主义，一方面染上了文化的一切遗毒，另一方面沾上了外表经过粉饰的野蛮风习，这是不言而喻的；但甚至谈到上等社会，西庇阿一派人的雅趣并没有留作永久的标准。社会大众愈对希腊生活发生兴趣，便愈确定地不采用古典文学，那采用希腊精神那最晚而又最轻佻的作品；他们不用希腊的精神来陶冶罗马的性情，他们只是借用一种尽量不劳心力的消遣。阿努姆地主马尔库斯·西塞罗（Marcus Cicero，演说家西塞罗的父亲）就用这种意义说道，在罗马人中间正如在叙利亚奴隶中，每人懂得希腊文愈多，便愈没有价值。

上述民族的腐败一如那整个的时代，都不能使人愉快，可是也与那时代一样，富有意义，关系重大。我们所惯称为古世界的民族集团，先达到罗马权威之下的外部统一，由此再进，达到近代文化势力之下的内部统一，而希腊元素却是近代文化的主要基础。在次等民族的废墟上，两个主宰民族默然完成了彼此在历史上的大妥协；希腊和拉丁的民族性互相媾和。希腊人放弃希腊语在文化领域内的独霸，罗马人放弃拉丁语在政治领域内的独霸；在教学上，拉丁语准与希腊语立在——当然受有限制而不完全——平等地位；另一方面，苏拉始许外国使者在元老院面前说希腊语，不用译人。这预示罗马共和国就要变成一个并用两种语言的国家，亚历山大大帝就要有继承他那宝座和思想的真嗣子起于西方，这嗣子既是个罗马人，又是个希腊人。

这样，泛论民族的关系，次等国民性的归于废止，两个主要国民性的互相融合，显然可见；我们现在还须在宗教、人民教育、文学和艺术等领域加以更精详的阐述。

罗马宗教与罗马共和国以及罗马家庭交织得那么密切，又那么绝对地作罗马公民界的虔诚反映，以至于政治和社会的革命也必致掀翻宗教的构造。古意大利的人民信仰土崩瓦解；起在它那废墟上的——正如少数政治和僭主政治起在政治共和国的废墟上——一方面有不信神灵、国定宗教、希腊风气；另一方面有迷信、分立宗派、东方宗教。诚然，两方面的萌芽，也正如政治和社会革命的萌芽，都可以追溯到前一时期。甚至当那时候，上等社会的希腊修养已在暗中毁坏他们的祖传信仰；恩尼乌斯已把寓言化和史事化的希腊宗教传入意大利；那战胜汉尼拔的元老院，已不得不准许小亚细亚的开卑勒（Kybele）崇拜迁到罗马；并且对其他更坏的迷信，尤其是巴库（bakchische
，酒神）迷信，采取极严厉的步骤。但因在前个时期，革命大致酝酿在人民心中，还没有表现于外，所以宗教革命也大致仅是格拉乌斯和苏拉时代的事。

让我们先探讨那些与希腊文化相连的趋势。希腊民族勃兴和衰落，远在意大利民族以前；他们早已度过信神时期，以后专从事于深思默想；这里久已不再有宗教，只有哲学。但希腊心智的哲学活动，当其对罗马发生影响时，已远远越过有益的冥想时期，而达到了另一阶段，此时不但再没有创造真正的新体系，而且对于最完善的旧体系也渐渐失其了解力，于是人们只限于先以学塾方式不久便以经院方式传授前人不甚完美的教条；所以在这阶段，哲学不能使心智更加深邃，更加自由，反而使心智浅薄，把一副罪恶的枷锁——自造的枷锁——给它套上。冥想是一种迷魂汤，永远有危险性，一旦冲得稀薄，搁得陈腐，必然成为毒药。当时希腊人就这样把它弄得又陈腐又浅薄，赠给罗马人，罗马人缺乏判断力，既不能不受，又不能由生存的教师反求诸死去的教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姑不论苏格拉底以前的哲人，对罗马教育始终没有重大影响，可是他们的大名却脍炙人口，他们较为易解的著作大概也有人阅读和翻译。因此，在哲学上，罗马人不过是坏先生造就的更坏学生。据历史唯理主义的宗教观，神话是人类恩公的传记，他们生在邃古，被迷信改变成神，这就是所谓犹希梅鲁主义（Euhemerismus）；除此以外，哲学有三个主要派别，将来对意大利很关重要；即伊庇鸠鲁（Epikuros，死于484年即前270年）和芝诺（Zenon，死于491年即前263年）的两种独断派，阿塞西拉斯（Arkesilas，死于513年即前241年）和卡涅阿德斯（Karneades，541—625年即前213—前129年）的怀疑派，或用学派名称来说，就是伊庇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新阿卡德弥派（Neuere Akademie）。其中最后一派以真确知识的不可能为出发点，而只承认足供实际需要的临时意见为可能，这派以争辩为主要活动，因为它的两难论法把真实信仰和哲学道理的每一命题都陷在罗网里。就这层而言，新阿卡德弥派差不多与较早的诡辩派（Sophistik）同道；所不同的，可想而知，不过是诡辩派多攻击人民信仰，卡涅阿德斯及其弟子却多攻击哲学同业而已。反之，伊庇鸠鲁和芝诺的目的同为给物性一个合乎理性的说明，二人同用从物质观念出发的生理方法。他们的不同在伊庇鸠鲁遵循德谟克利特（Demokrits）的原子论，以元质为坚固的物质，由这种物质，仅用机械式的变换法，便能演变出形形色色的万物；芝诺则根据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甚至在他的元质里也加入了动力的矛盾现象和起落不定的运动。由此又生出其他分别：在伊庇鸠鲁的体系里，仿佛上帝并不存在，至多只是梦中之梦，斯多葛派的上帝却为精神，为太阳，为主宰身体、大地和自然界的大神，是活动不息的世界魂；伊庇鸠鲁不承认世界大同和灵魂不死，芝诺则不然；人类所企求的目标，据伊庇鸠鲁说，是既不为欲望所动又不为心灵冲突所扰的绝对平静，据芝诺说，是随着身心永久互斗而日益增长，力求与那常战而又常和的自然归于一致的雄勇活动。但说到宗教，阿卡德弥派的思想自觉地不望达到任何结果，伊庇鸠鲁派的思想抛弄通俗信仰的概念，斯多葛派的思想一方面保存这些概念，说明所以抛弃的理由，又一方面加以修正，但思想无论如何，这些学派却有个共同之点，即信仰本身是空虚的，非用思想来补充不可。

罗马民族原是个信仰坚强而又反对空想的民族，所以希腊哲学与它最初的接触全属敌对性质，这是当然之理。罗马宗教不顾这些哲学体系的攻击，也不求它们支持，自属完全正当，因为二者都能消灭宗教的本质。宗教受人攻击时，罗马国家便从本能上自觉被攻，当然对待哲学家有如一座堡垒对待一支前来围城的军队所派的间谍，早在593年即前161年就把希腊哲学家和修辞家一概逐出罗马。实则哲学首次大规模出现于罗马，便是对信仰和道德的正式宣战。这事因雅典人占据奥罗普斯而起，他们派来三位最有名望的哲学教师，并有新诡辩学派大师卡涅阿德斯在内，在元老院面前为此事辩护（599年即前155年），人选可谓适当，因为这件十分可耻的事不能用任何常识做辩护；反之，卡涅阿德斯用正面和反面的论题证明不义、公道与正义都有可赞美的理由，理由的数目恰好相等，使人信服的力量也恰好相同，他又用相当的逻辑形式证明人们若应当要求雅典人交出奥罗普斯，便也应当要求罗马人再局促于帕拉廷山上的古茅屋：这都切合当时的情势。这件丑事和这位名人流畅而有力的演说，吸引了成群精通希腊语的少年人；但至少这次我们不能归咎于加图，他不但把哲学家的辩证论法很不客气地比作哭丧妇的唠叨挽歌，而且力劝元老院驱逐这颠倒是非的人，说他的辩护实不过是一种无耻而又近于侮辱的自认不义。但这种驱逐不大有效，特别因为他们不能阻止罗马少年人在罗德斯和雅典听哲学讲演。人们起初常至少认哲学为必要的祸害加以容忍，不久以后，罗马简陋的宗教不能再行保持，人们便向外国哲学求支援——这种支援固然破坏了罗马宗教的信念，可是得有报偿，即至少能使有修养的人相当地稍稍保持通俗教条的名称和形式。但这种支援既不能是犹希梅鲁主义，也不能是卡涅阿德斯或伊庇鸠鲁的理论体系。史事化的神话，如果明言上帝简直是人，便与通俗信仰冲突太甚；卡涅阿德斯甚至怀疑到它们的存在，伊庇鸠鲁至少否认它们对于人类命运有何影响。这些理论体系不能与罗马宗教相联合；它们被禁，并且永不解禁。就是西塞罗的著作中也明言犹希梅鲁主义妨害宗教崇拜，每一公民都当加以抵抗；如果有阿卡德弥派和伊庇鸠鲁派出现于他的对话，前者须自解，说他做哲学家固然是卡涅阿德斯的弟子，但做公民的大祭司，却是卡庇托尔的朱庇特的正统信徒；伊庇鸠鲁派甚至终须投降归化。这三派没有一派真正为人所喜。犹希梅鲁主义平淡易解，自有一些吸引罗马人的力量，特别在那既孩气而又老朽的化寓言为历史上，对于传统的罗马史不幸发生了太深沉的效力；但对于罗马宗教，这个主义始终没有大影响，因为罗马宗教自始便仅用譬喻而不用寓言，所以在这里不能如在希腊似的写作宙斯第一、第二和第三的传记。新诡辩术兴盛之处，只能是像雅典那种产生利口喋喋、并且有一长串来来去去的哲学派积成学术上绝大垃圾堆的地方。最后，罗马人的性格完全趋向行动，对于伊庇鸠鲁的寂静主义，一切健全和真诚的性格都起而反抗。然而伊庇鸠鲁派的党徒却多于犹希梅鲁派和诡辩派，警察所以最长久最认真地与这派战斗不休，大概即以此故。但罗马的伊庇鸠鲁主义与其说是个哲学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哲学面具，这派的祖师本是力修道德的人，现在情形大背他的初衷，在这副面具之下，无思无虑的肉体享乐装扮起来以供上等社会之用；例如这派最早的信徒有一个名提图斯·阿尔布奇乌斯（Titus Albucius），他见于卢奇利乌斯的诗中，是受希腊恶化的典型。

斯多葛哲学在意大利的地位和影响与此大异。它与以上各派截然有别，在科学能迁就信仰之处，它无不尽量与当地的宗教密切联络。斯多葛派在原则上固守通俗的信仰及其神灵和神谕，因为他们在这里面见到一种良知，科学知识应当尊重良知，甚至在可疑之处也应当自居良知之下。这派的信仰与人民的信仰宁可谓方式不同，而不可谓对象有异，据这派看来，那大体真实的至上神必为世界神灵无疑，但元始神灵的每一表现也不失为神圣，尤其是星宿，至于大地、葡萄、受民众崇奉而为英雄的伟大凡人的魂魄，甚至每一曾生在世界上的人的亡灵，也是如此。这种哲学实与罗马相宜，而不宜于其原始发生之地。笃信者反对说，斯多葛派的上帝既无性别，又无年龄，也无体魄，从一个人变为一个观念，这种非难在希腊具有意义，但在罗马则否。斯多葛派的神灵论特具粗糙的比喻和道德的干净化，破坏了希腊神话的精髓；但罗马人的造型能力，就在他们知识未开时也不丰富，所造成的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面纱，笼罩着神灵所自出的原始直觉或原始概念——这层面纱可以揭去，也不致有特别的妨碍。帕拉斯·雅典娜（Pallas Athena）见她忽然被弄成记忆中的观念，也许勃然大怒；密涅瓦向来就不过是个记忆中的观念，斯多葛派超自然的神学和罗马人用譬喻的神学，大致在结果上一般无二。但哲学家就算不得不指僧家学术的各个命题为可疑或谬误——例如斯多葛派排斥成神论，以为赫拉克勒斯、卡斯托尔、波卢克斯（Pollux）不过是伟人的灵魂，他们又不许神像被视为神灵的代表——芝诺的门徒至少不常抨击这些谬论，也不常推翻虚伪的神灵；他们反而处处对于当地的宗教甚至它的缺点表示尊重和崇敬。斯多葛派也趋向一种辨明是非的道德和有条不紊的处理专门学术，这种趋向也十分合于罗马人尤其此时罗马人的心理，此时罗马人已不再像他们父辈那样用率真的方式实行良风和美俗，却把祖先的单纯习俗化为可许与不可许的行为的问答；再者，他们的文法和法律急需一番有条不紊的处理，他们却不能自己发展出一个处理法，所以此项哲学，有如一种虽系由外国移来却已习于意大利水土的植物，完全与罗马民族的结构合为一体，我们在极不相同的场所遇到它的踪迹。无疑地，斯多葛派哲学首次出现必在此时以前，但凭着一班聚在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左右的人，它始在罗马上流社会达到极有势力的地位。罗德斯的帕奈提乌斯（Panätius）用斯多葛派哲学教导西庇阿及其一切亲密朋友，日日在他的从者之列，甚至在旅途中也常陪着他，晓得如何使哲学体系迎合聪明人士，把理论方面隐藏起来，并且稍稍减轻术语的枯燥和道德问答的淡然无味，特别借助于往昔的哲人，其中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特为西庇阿所喜。自此以后，最有名望的政治家和学者都信奉斯多葛派的哲学——其中有斯提洛（Stilo）和昆图斯·斯恺弗拉，一个开创科学的语言学，一个首倡科学的法学。自此以后拘迂的形式主义至少在外表上流行于这些专门学问，特别与一种怪诞无味，有如拆字谜的文字源流法相结合，这是斯多葛派的传授。但有更加无限重要的，就是新起的国家哲学和国家宗教，均由斯多葛派哲学与罗马宗教互相融合而来。芝诺的体系自始就未尝力求哲理方面的显豁，以后历一百年，希腊塾师总是孜孜不倦地把这种哲学塞入学生的头脑，因而失了哲学的精神，到这体系传入罗马时，它的哲理更被削弱，以至于在这除钱商想投机外无人做思考的罗马城，斯多葛派的哲理完全隐晦起来，如何发展那主宰人魂的上帝，或神圣的世界法，使合理想，不再见于言论。斯多葛派哲学家见他们的体系升为罗马半官方的国家哲学，显然并非不知这是个很有厚利的荣耀，他们的主义原来很严，现在他们的柔顺却绝对出乎我们意料以外。他们的神灵论和国家论不久便昭然酷肖他们恩主所行的实际制度；他们不阐明哲学家的世界国，却转而思索罗马官僚的明智措施；关于神灵以祆异和征兆示人的问题，较为高雅的斯多葛派，如帕奈提乌斯，不下断语，以为这事可以想象，但不能确定，并且断然排斥占星术；帕奈提乌斯的直接继承人却不然，他们坚持固执的拥护神灵启示说，与拥护本派其他教条无异，甚至对于占星术也做些极不哲学的让步。辨明是非的义务论日益成为此派的主要节目。本期罗马人与希腊人接触，自觉惭愧，于是求偿于自矜其德的虚骄，斯多葛派更迎合这种虚骄，拟定一种适当的道德学说，这种学说与每种有礼的道德论一般，通盘看来，非常严厉，仔细看来，却又极为客气宽大。
(2)

估计它实际上的结果，不过如上文所述，有贵族两三家吃粗劣的饭食，以取悦于斯多葛派而已。

与这种新起的国家哲学密切相连，或者严格地说，与它互为表里的，就是国家宗教；民众信仰的原则有些被视为不合理性，此教的主要特色就是为表面上的便利计，有意识地保存这些原则。希腊人波利比乌斯是西庇阿派一个最出色的人物，他直言无隐地说罗马那些奇怪而繁重的宗教仪式专为民众而做，因为民众不受理性的控制，我们须用征兆和祆异来统治他们，至于有知识的人，当然无须宗教。无疑地，波利比乌斯的罗马朋友大体同情这种意见，不过他们不这样粗陋直率地拿科学和宗教互相对比罢了。莱利乌斯（Laelius）和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都不能不把波利比乌斯意中所特指的占卜术认为一种政治制度；然而他们的民族精神过于强大，他们的合礼感觉过于精细，不许他们出来对公众发表这样危险的说明。但就在下一世代，大祭司长昆图斯·斯恺弗拉659年即前95年执政官至少在他口教法律课程时，毫不迟疑地发表一个定理说，宗教有两种，一种是根据智力的哲学宗教，一种是不根据智力的传统宗教；前者不适为国教，因为它所含的许多东西，若给人们晓得，实属无用，甚至有害。因此，传统的国教应仍旧贯。瓦罗的神学完全视罗马宗教为一种政治制度，这只是同一原理更进一步的发展罢了。据他的教训，先有国家而后有国神，一如先有画师而后有图画；如果问题是再造新神，那么，按照更相宜和在理论上更适合世界魂各部分的方式，
(3)

造成神灵，予以名称，废除那些只引起妄念的神像和错误的祭祀制度，确是良策；可是因为这些制度业已成立，每一良好公民便须加以承认和遵守，自尽其职，以至于“常人”可以学习对神灵更加敬重而不藐视。贵族为常人谋利益，才这样抛弃了他们的判断力，而今常人竟藐视这种信仰，另寻良药，这是当然的事，以后便见。既然如此，罗马的“高教会”便造成了，有一群貌为虔诚的祭司和利未人（Levitenschaft），又有一群不信神灵的人民。人愈公开宣布本国宗教为政治制度，政党便愈确定地认为国教会是一个攻守的战场，特别关于卜术和选举祭司团，这种情形愈演愈烈。迅雷暴雨一起，人民大会便解散，这是天然的古习惯，到了罗马卜人手里，便发展成一个繁冗的体系，包括种种天象和与之相连的行为准则；在本期的初叶，埃利乌斯（älische）法和福菲乌斯（Fufische）法甚至直接地规定，每次人民大会，如果高级官吏忽想仰观天上的风雨征兆，大会便非解散不可；自此以后，这种诡计使罗马少数党能用假托宗教的骗局在任何人民法令上加盖“无效”二字的印章，他们以此自豪。反过来说，按古代习惯，四个主要僧院遇有缺额，自行替补，罗马的反对党起来反抗这种古法，要求把民选制也推行到这些位置，一如往日把民选制推行到这些僧院的首长。这固然不合此等团体的精神；但他们既自背他们的精神，例如受政府的请托，假政府以便利，对于取消政治案件的事供应宗教上的借口，他们自没有对此抱怨的权利。这事成为各党交争之点；609即前145年，元老院打退第一次的攻击，这次特赖西庇阿派转变时局，拒绝了这个建议。但到了650年即前104年，这计划竟得通过，为便利多疑的良心计，附带着昔日首长选举法已有的限制，就是做选举的不是全体公民而仅是各部落的小半。反之，苏拉恢复全部联合选举法。保守党维护纯粹的本国宗教，最高级的人士公开加以嘲笑，二者当然完全并行不悖。罗马祭司制度的实用方面是僧厨；卜人和大祭司的公宴仿佛是罗马饕餮生活的官立佳节，公宴在美食术史上划时代的不一而足，例如卜人昆图斯·霍尔滕西乌斯的就职宴会使烧孔雀成为时尚。宗教又能增加作恶的趣味，很是有用。贵族少年人的得意游戏是在夜间侮辱或毁坏街市的神像。寻常的风流案早已不足为奇，私通已婚的妇人也渐成常事；但与灶神殿的圣女相恋，却有强烈的刺激性，不亚于《十日谈》（Decamerone
）中的私通尼姑和僧院奇遇。640年即前114年及其以后的一件丑事是人所共知的，灶神殿三位圣女都是最高贵族家的女儿，她们的情人也都出自最上等人家，她们先被传到祭司团，然后祭司团想隐瞒这事时被传到特殊人民法令设立的额外法庭，以谣乱罪受审讯，一律被判死刑。固然，这种恶事，安分守己的人不能赞成；但众人在亲友中间谈论现存宗教的荒谬，却无可非难；卜人在尽其职责时彼此相见，也许当面对笑，这对于他们的宗教职务并无妨害。与罗马祭司和利未族的粗鄙无耻比起来，同类趋势的谦逊矫饰，博得我们相当的喜欢。国定宗教很坦白地被看作一个空架子，现在只供政治机匠之用；国定宗教既有这种特色，便能以其无数角落和活板门，随便为任何一党所利用。当然，少数党大都认国家宗教尤其占卜术为其护符，但反对党在原则上也不排斥这种现在只余躯壳的制度；他们反而视这制度为一座堡垒，可以由敌人手里取为己有。

在这时期，各种外国的崇拜却受不爱惜和栽培，至少确真一种很鲜明的生活力，与上文所述的宗教鬼魂大相径庭。无论在时髦的贵族男女或奴隶界，在元帅或士兵，在意大利或各省，外国的宗教处处可见。迷信已高涨到如何程度，令人难信。在辛布里战争时，有叙利亚的一位女先知名马鞑（Mantha）的自请把平定日耳曼人的计策献给元老院，元老院用轻蔑的态度加以拒绝；然而罗马的贵妇人尤其马略自己的妻室遣她到马略的总部，总部的将军欣然予以容纳，并且带她到各处去，直到条顿部败亡而后已。内战的首领如马略、屋大维、苏拉等各属于很不相同的党派，却一致相信预兆和签语。内战期间，在乱纷纷的667年即前87年，甚至元老院也须准入遵照一个癫狂女先知的呓语来发号令。罗马、希腊的宗教如何僵化，民众如何日益渴想更强烈的宗教刺激，有下列一事为证：迷信不复属于国教如在巴古秘教那样，甚至埃特鲁斯坎人的秘教也被越过，绝对最出风头的是在东方炎热地带生长成熟的宗教。这事的绝大原因是意大利的人口中，一部分由于输入奴隶，一部分由于意大利与东方交通日盛，有大批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分子加入。此等外国宗教的势力很明显地见于西西里奴隶的叛变，这种奴隶大部分是叙利亚人。攸努斯能喷火，阿泰尼翁能观星，奴隶作战时所投掷的铅弹大都带有神名，如宙斯和阿耳忒弥斯，尤其是那神秘娘娘的名字，这个神由克里特迁到西西里，在那里受到热烈的崇拜。商业来往产生同类的效果，自贝利都（Berytos）和亚历山大城的货物直接运到意大利商埠以后，尤其如此；奥斯提亚和普泰奥利不但是叙利亚膏药和埃及麻布的大市场，也是东方信仰的大市场。宗教的混合处处与民族的混合同行并进，日盛一日。受许可的崇拜，最流行的无过于裴西奴（Pessinus）圣母的崇拜，它那寺人的独身主义，它那宴会，它那音乐，它那化缘队，它那一切有声有色的铺张都深深感动民众的心；挨户募化已觉得是一种经济上的负担。在辛布里战争最危急的时候，裴西奴的祭司长巴达琪（Battakes）听说罗马城的圣母庙受人亵渎，亲到那里去保护她的利益，奉她的特别命令向罗马人致词，并且也演出种种奇迹。明达的男子怫然不悦，但先知师离去时，他们却不能阻止大群妇女和人民给送行。朝谒东方的誓愿已不再是稀奇事；例如马略也曾这样到裴西奴朝谒一次；真的，就在这样早的时候（首次在653年即前101年），已有罗马公民献身于寺人祭司之职。可是不受许可的秘密崇拜当然更为流行。早在加图时代，迦勒底的算命人开始与埃特鲁斯坎的肠卜师和玛斯的鸟占人相竞争；不久以后，观星术和占星术便流行于意大利；一如在其富于梦幻的本土。615年即前139年，罗马的刑事副执政官已令一切迦勒底人在十日内离开罗马城和意大利。犹太人许意大利的新信徒参加他们的礼拜，现在同遭此难。同样，在努曼提亚城前，西庇阿须肃清营中的卜人和各种欺人的僧道。几十年后（657年即前97年），甚至有禁止以人祭神的必要。卡帕多奇亚的娘娘（Ma）即罗马人所谓贝洛那（Bellona），她的祭司在节日结队游行时常自刺流血，向她献祭，现在这种野蛮的祭礼和埃及的悽惨崇拜始告来临；卡帕多奇亚的女神显现在苏拉的梦中，日后罗马城有埃西斯（Isis）和奥西里（Osiris）的教徒社会，其中最古的也渊源于苏拉时代。人们不但对旧信仰感到迷乱，对自己也觉得茫然；他们经历五十年革命的可骇变乱，在本能上觉得内战离结束还远，于是民众的焦急紧张，犹疑困惑，继长增高。想象力走入迷途，凄凄然上攀一切的绝顶，下入一切的深渊，自以为那里在厄运临头时可以发现新情景或新光明，在拼死与命运争斗时可以得到新希望，结果所得的也许只是新惊恐。在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的普遍骚乱之中，怪异的神秘主义得到与它相宜的土壤，于是发荣滋长，速度惊人；仿佛一株参天大树经夜挺出地面，无人知道它的来踪去迹；而这种很神怪的迅速发展又造成新奇迹，像流行病似的夺据了一切没有完全守备的人心。

在教育和训练方面正如在宗教方面，上期开始的革命现在也达到完成的地步。我们业已表明，在第六世纪，罗马立国的根本观念——人民平等——在这方面也渐遭破坏。甚至在皮克托和加图的时候，希腊教育就已盛行于罗马，并且有个罗马本土的教育，但二者均未超过萌芽时期。当时的人所谓罗马-希腊的模范训练大致为何，可以加图的百科全书为证；这不过是把古罗马的祖训纂辑成书，比之于当时希腊的文化，固然相形见绌。在第七世纪初年，罗马一般的青年教育还在如何低劣的程度，可由波利比乌斯的言论来推测，只在这一方面，他用指责的态度举出罗马人的疏忽罪过，以与他本国人公私两方那种合理的注意相比照；这种疏忽基于较深的人民平等观念，没有一个希腊人能领会这种观念，甚至波利比乌斯本人亦复如是。

现在情形变了。正如斯多葛派开明的超自然主义，代替了天真的人民信仰；所以在教育上，除单纯的民众教育外，也发展出一种特殊训练，一种专门的古典学术，把古代的社会平等毁灭无余。我们若看一看希腊式和高级拉丁式的新少年教育情形，也不算多此一举。

天生奇事。卢奇乌斯·埃米利乌斯·鲍卢斯在政治上确实征服了希腊民族，同时也首先充分承认希腊文明为古世界文明，或至少居首先承认者之列；自此之后，希腊文明便永为世界文明，没有异议。固然，鲍卢斯本人已老，始得心念荷马的诗歌，立在菲第亚（Pheidias）的宙斯像前面；但他的心肠还不老，足能把阳光十足的希腊美带回本国，足能把渴想希斯佩里登（Hesperiden）苹果那种不可克服的欲望存在心灵；于是诗人和艺术家有了一位外国信徒，其真诚非当时任何希腊智者所能及。他未尝作短诗讥刺荷马或菲第亚，但他使人把他的儿女导入学术的门墙。只要有国民教育，他并不忽略他们的国民教育，并且模仿希腊的方法为男孩筹划身体的发育；他诚然不用罗马人所认为不可的体操，却教他们打猎，在希腊人中，打猎已发展得近乎一种艺术；他又提高他们的希腊语教学，以至于学习这种语言不再仅以说话为目的，却按希腊的风气，使一般高等教育的整个题材都与语言成联系，并且由语言发挥出来——于是先教希腊文学和了解文学所必要的神话和历史知识，然后教修辞学和哲学。马其顿的战利品，鲍卢斯只取波尔修的藏书为己有，意在把它赠给他的儿子。他的从人中甚至有希腊的画家和雕刻家，他们完成他那些儿女的美育。在这方面，人们可以对希腊文化仅保持消极态度的时代已成过去，连加图也觉得；现在上流阶级或有一种预感，以为对于罗马品格的精髓，完整的希腊文化或不甚有害，而破碎和畸形的希腊文化则为害较大：于是罗马和意大利的上流社会大都附和新风气。罗马城久已不乏希腊教师；现在他们蜂拥而来，到这销售学问可获厚利的新开市场，不但做语言教师，而且做文学和一般文化的教师。原来希腊的哲学导师和教师即使不是奴隶，普通也被目为奴仆，现在成为罗马巨室的永久家人；
(4)

人们在这上面精益求精，竟有人出二十万塞斯特买一个希腊第一流的文学奴隶。在593年即前161年，首都已有若干训练演讲的特别学塾。罗马教师中间已有几个名人；哲学家帕奈提乌斯已见上文；有名望的文法家西利亚亚马鲁斯的克拉特（Klates von Mallos in kilikien）与阿里斯塔库斯同时并且与他对等争雄，约于585年即前169年在罗马朗诵荷马史诗，并且加以语言学和事实的解说，得有听众。固然，这种新式的青年教育因为它违反古制和民族习惯，有点遭到政府的反对；但593年即前161年当局突然对修辞家和哲学家发出逐客令，特别因为罗马高级官吏常常更换，这命令与一切同类的命令无异，却始终没有值得挂齿的成效，到老加图死后，自仍常有与他见解相同的鸣不平，可是不再有任何作为。自此以后，教授希腊文和希腊文化学科的高等教育永被认为意大利教育的主要部分。

但又有一种高等拉丁教育发展起来，与它并立。我们曾指明，前一时期拉丁初等教育如何提高其内容；拉丁文的《奥德赛》如何取代十二铜表之位作为改良的启蒙书，现在罗马学童用这译本学习本国语的知识和句法——如希腊人用那原文本；希腊语言和文学的大师如安德罗尼库斯、恩尼乌斯和他人所教的大约已不是真正儿童，而是青年和即将长成的学童，在教学时，他们不耻并用本地语言和希腊语。以上是达到拉丁高等教学的初步，但仍不是那种教学的本身。一种语言若没有文学，语言的教学便不能超过初等阶段。到了不但有拉丁文课本而且有拉丁文学，这文学又稍具规模地存在于第六世纪的古典作品中，本国语和本国文学始真正加入高等教材的范围；脱离希腊语言教师的日子如今已不在远。罗马有修养的人士受了克拉特朗诵荷马诗的刺激，始先在一班高士雅人中间读本国文学可诵的作品，如涅维乌斯的布匿战争、恩尼乌斯的编年史，后来又加上卢奇利乌斯的诗歌，然后定期当大众面前公开诵读，有时也仿荷马文法家的例，对这些诗加以评论。有修养的业余艺术家（文学家）举行这种文学朗诵，不取报酬；这诚然不是正式的少年教育，然而要引导少年人了解和讲说古典拉丁文学，这却是个主要的方法。

拉丁演说术也是这样形成的。罗马的贵族子弟在早年就已被邀请出席，当众发表赞颂或法律的演说，绝不缺乏演说的练习；可是只在本期，由于新兴的专门教育，才生出一个真正的雄辩术。马尔库斯·雷必达·鲍奇那（Marcus Lepidus Porcina，617年即前137年执政官）被称为首先用专门技术运用语言和资料的罗马律师；马略时代有两个著名律师，一个是雄建刚强的马尔库斯·安东尼（611—667年即前143—前87年），一个是文雅纯彻的卢奇乌斯·克拉苏（614—663年即前140—前91年），两人已完全是雄辩家。少年人的说话练习当然扩大了范围，增加了重要性，但仍正如拉丁文学的练习，大体限于初学者个人追随艺术大师，以便由他的榜样和教导得到训练。

约在650年即前104年，卢奇乌斯·埃利乌斯·普雷科尼努斯（Lucius Aeius Plaeconinus von Lanuvium）首先正式教授拉丁文学和雄辩术，此人别号“笔人”（Stilo
），是个有名望的罗马骑士，抱着严格的保守主义，他与一班优雅的少年——内有瓦罗和西塞罗——诵读普劳图斯和同类的著作，有时也与写演说词者共同讨论演说词的大纲，或给他的朋友做这种大纲。这真是一种教学。然而斯提洛却不是个职业的教师；他教文学和雄辩术，正如人在罗马教法学，他的资格是求上进的少年人的老友，而非受人人支配的佣工。

但在他那时代前后，始有学校式的高等拉丁文教学，这与初等拉丁文和希腊文教育有别，在特设的学堂教授，教师一般是脱籍的奴隶，收取束脩。当然，这种教学的精神和方法完全假自希腊文学和语言的练习，学生一如那些练习的学生，都是少年人，没有幼童。这种拉丁教学不久就仿照希腊教学，分为两个学程；第一，用科学方法朗诵拉丁文学，第二，对于颂辞、政治演辞和法律演辞的做法供给一种技术上的初阶。约在斯提洛前后，马尔库斯·塞维乌斯·尼卡诺·波斯图姆斯（Marcus Saevius Nicanos Postumus）开办第一个罗马文学学校；约在660年即前94年前后，卢奇乌斯·普洛提乌斯·伽卢斯（Lucius Piotius Gallus）开办独立的拉丁雄辩学校；但拉丁文学学校通常也教授雄辩术。这种新起的拉丁学校教育有极远大的重要性。拉丁文学和拉丁演说术的入门知识，以往居高位的鉴赏家和师傅所传授的，总对希腊人保持某种的独立。语言批评家和演说术的专家固然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但不是绝对受希腊学校文法和雄辩术的影响；特别是希腊的学校雄辩术断然为罗马人所深恶痛绝。希腊人以为用显豁而动人的本国语向同人讲论事物，这种才能是演说家所懂得和觉得的，可以在学校里用学校的准则来养成；对于这个主张，罗马人的傲气和常识起而反抗。据健全而务实际的律师看来，希腊雄辩家那与人生完全无干的研究使初学的人受训练还不如不受训练；据博学练达的人看来，希腊雄辩术似乎浅薄可厌；而据严格保守主义的人看来，这种由专业发展出来的雄辩术未免与奸雄事业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西庇阿一派人士对雄辩家极为仇视。当受酬的教师在面前举行演说，虽或大半因为是训练希腊语而受人容忍，希腊雄辩术却不因此得入拉丁演说术或拉丁演说课程。但在新拉丁雄辩学校，罗马少年受成人和演说家的训练，两人为一组来讨论雄辩的题目；人见奥第塞在阿伊亚（Aias）的尸身旁边，拿着阿伊亚的血刀，他们控告奥第塞杀死战侣罪或主张他没有罪；他们控诉奥雷斯特（Orester）杀母或替他辩护；或者他们以善意忠告，亡羊补牢似的替汉尼拔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应召到罗马去或留在迦太基或逃走，究竟何者较妥？我们可想而知，加图所领导的反对党再起来反抗这种可恶而有害的舌战。662年即前92年的监察官警告教师和家长说，不要使少年人花整天的工夫做这先人所不知的练习；而发出这个警告的却非他人，而是当时第一流的法庭演说家卢奇乌斯·李锡尼·克拉苏。当然，这位卡珊德拉（Kassandra）的话不生效力；拉丁文的演说用希腊学校里流行的题目做练习，成为罗马少年教育的永久部分，尽力把幼童造成法律和政治上的优伶，使真心诚意的辩论术方在萌芽便遭摧折。

罗马近代教育的总结果就是发展出一个所谓“人道”的新观念，这观念一部分是多少有点肤浅地采取希腊人的美育，一部分是模仿或效颦希腊文化而成为有特权的拉丁文化。如其名所示，这种新“人道”摆脱罗马生活特有的本色，甚至进而与它相抗，并且正如今日与之密切相关的“普通文化”，合民族的世界性与社会的排外性而为一。这里也是革命，是划分阶级和融合民族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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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人说608年即前146年以前没有举行过“希腊竞技”，此说不确。早在568年即前186年，希腊艺术家（
）和运动家即已出现，希腊笛人、悲剧家和拳师出现于587年即前167年。

(2)
西塞罗的《论义务》，iii，12，13.里有一个可笑的例子。

(3)
瓦罗的讽刺诗《原始人》（Aboriginer
）用讥刺的笔墨叙述原始人如何不满于只可意会的神而切盼偶像和肖像。

(4)
西塞罗说，他对待他那有学问的奴隶狄奥尼修斯，比西庇阿对待帕奈提乌斯还要尊敬，下面卢奇利乌斯所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急需的外套、马匹、奴隶和帐顶对于我比哲学更为重要。

第十三章　文学和艺术

罗马纪元第六世纪不但在政治上是个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在文学上亦复如是。固然，在著作界无异于在政界，我们并不见任何第一流的人物；奈维乌斯、恩尼乌斯、普劳图斯、加图等都是有天才有活力有卓异个性的作家；然而这几个人试作的戏剧、史诗和历史，却有发扬蹈厉的雄壮情调，我们觉得布匿战争的激烈搏斗是他们的基础。有许多仅是用人工移植的，描写和渲染有种种的缺点；艺术形式和语言的运用也欠纯粹，希腊和本国的成分奇奇怪怪地连缀起来；整个作品处处有出自学究手笔的痕迹，不能自立，未臻圆满；然而那时的诗人和作家即使没有充分力量来达到崇高的目的，却至少有与希腊人争雄的勇气和与他们媲美的希望。到了本期，情势一变。早晨的雾气消沉了；昔日人们新感到战争所淬砺的民族力量，像年轻人似的不知事业艰难，又不量自己的才力，但也像年轻人似的喜爱工作，于是创始这事；而今在这一方面，空中始弥漫着革命风云将到时的愁闷气氛，另一方面，较有知识的人士渐觉悟希腊诗歌和艺术的高妙无比和本国人很平庸的艺术天资，这事便不能再加进行。那知识半开但是与奋而易受感化的心灵受了希腊的影响，是为第六世纪文学所由来。到了第七世纪，罗马人的希腊修养增进，引起一种文学上的反动，天真的模仿试作本含有开花的萌芽，文学反动却以寒冬霜雪般的沉思，毁坏了这种萌芽，把旧式文学不分良莠，一齐拔掉。

这个反动大抵来自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左右的一班人，其中最知名的人物，罗马贵族界除西庇阿本人外，有他的前辈朋友和谋主盖乌斯·莱利乌斯（614年即前140年执政官）、西庇阿的后辈同伴卢奇乌斯·福里乌斯·菲卢斯（Lucius Furius Philus，618年即前136年执政官）和斯普里乌斯·穆米乌斯（Spuriucs Mummius，灭科林斯者的昆仲），罗马和希腊的文人有喜剧家特伦提乌斯（Terentius）、讽刺家卢奇利乌斯、史家波利比乌斯和哲学家帕奈提乌斯。熟读伊利亚特、色诺芬和梅南德的人，不能钦佩罗马的荷马，更不能钦佩恩尼乌斯和帕库维乌斯相继供应的欧里庇得斯悲剧的译本。对本国史下批评虽可为爱国心所限制，卢奇利乌斯却很尖刻地指责“那些由帕库维乌斯荒唐叙述而来的可怜形象”；本期末叶，这位文雅的作家写了一部修辞学，献给赫伦尼乌斯（Herennius），书中对于恩尼乌斯、普劳图斯和帕库维乌斯有同样严厉但不为不公的批评，说那些诗人“似乎有说大话和无理武断的特权”。人们见罗马粗俗的才子用窜政来修饰菲勒蒙和狄非鲁斯的高雅喜剧，未免耸耸肩膀。一半面带笑容，一半心含嫉妒，他们弃绝这愚钝时代功力不足的尝试，大概这班人看待这种尝试略如成人看待他少年时的诗篇；既放弃了移植这种神树的事，他们使诗歌和散文的高等技术大体中断，自限于理解享受这方面的外国杰作。本期的生产力大都见于次要的场所，如轻松的喜剧、杂诗、政治的小册子和专门学术。文学的口号是作风尤其语言上的正确，受过教育的有限人士既与人民大众分而为二，语言也不免分为上等社会的古典拉丁和平民的粗俗拉丁。特伦提乌斯的序幕许人以“纯粹拉丁”；抨击语言的讹误为卢奇利乌斯讽刺诗的主要成分；罗马人的希腊文写作现在所以确有退步，即与这种情形有关。就此事而论，诚然是个进步；不充分的作品在本期绝不多见；同类中完美而十分悦人的作品却很常见，非以往或未来所能及；专就语言来说，西塞罗称呼莱利乌斯和西庇阿时代为纯正拉丁的黄金时代。同样，在舆论中，文学活动渐由职业升到艺术的地位。在本期初叶，即使罗马贵族不被认为不宜发表可诵的诗歌，至少被认为不宜编舞台的剧本；帕库维乌斯和特伦提乌斯以写剧本为生计；写剧本完全是个职业，并且不是个获利甚丰的职业。约在苏拉时代，情势已完全改变。由当时伶人所得的演剧费，可以证明得宠的戏剧诗人也能要求一种很高的报酬，报酬既高，此业自免于污辱。于是舞台剧本的写作升为高等艺术，所以我们见最高贵族界，如卢奇乌斯·恺撒（664年即前90年的市政官，死于667年即前87年），也为罗马舞台作剧本，他在罗马的“诗人俱乐部”与无世系的阿奇乌斯（Accius）并坐，引以自豪。艺术日益得人的同情和尊重；可是热情已离人生和文学而去。无畏的自信力使诗人成为诗人，特在普劳图斯身上很是彰明较著，在后人身上却杳不可得，——与汉尼拔交战的人士，他们的后代儿孙是工稳的，可是淡然无味。

让我们先看看罗马的剧本和舞台。现在悲剧始有专家；本期的悲剧诗人与前期的不同，他们不兼作喜剧和史诗。作者和读者对于这门艺术的欣赏力显然日增，但悲剧诗本身却没有进步。奈维乌斯创始的本国悲剧（praetexta
），如今只见于下述的帕库维乌斯——这是恩尼乌斯时代的晚收获。模仿希腊悲剧的诗人大概很多，其中只有两人成名。布隆迪西乌姆的马尔库斯·帕库维乌斯（535—625年即前219—前129年前后）早年以绘画谋生于罗马，以后年事已高，始作悲剧，以其年龄和作风而言，与其说他属于第七世纪，不如说属于第六世纪，可是他从事诗歌却在第七世纪。他的写作大致模仿恩尼乌斯的作风，恩尼乌斯是他的同乡，他的叔父，又是他的师傅。他琢磨得比他前辈更加仔细，他向往达到比他前辈更高的格调，以后善意的艺术批评家认为他是美术诗和华丽作风的模范：然而西塞罗批评这诗人的遣词造句，卢奇利乌斯批评他的审美能力，在他传到今日的残篇中却不乏可见他们不谬的证据；他的遣辞造句似乎比他的前辈更加佶屈聱牙，他的作风不免夸张和拘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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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形迹表明他与恩尼乌斯无异，也是重视哲学，轻视宗教；但他还有与恩尼乌斯不同之处，他不愿戏剧附和新创的见解，不愿戏剧宣扬色情或近代文明，他取材于索福克勒斯或欧里庇得斯，都无别择；恩尼乌斯那种确乎接近天才的咏志诗，在这晚辈诗人身上杳无脉络可寻。

皮扫鲁姆一个脱籍人之子卢奇乌斯·阿奇乌斯（584—651年即前170—前103年以后）与帕库维乌斯同时而年较少，他那拟希腊悲剧的作品较为可读，较为灵巧，除帕库维乌斯以外，他是第七世纪唯一有名的悲剧诗人。他既然也是个文学史和文法方面的活动作家，必然竭力想舍弃前辈的粗糙笔法，把较纯粹的语言和作风输入拉丁悲剧；然而严守法式的人如卢奇利乌斯等却痛斥他的瑕瑜互见，有欠工稳。

在喜剧的范围内，有远较盛大的活动和远较重要的结果。就在本期初叶，对于一向流行的那种通俗喜剧，已起了一个深可注意的反动。从历史观点看来，反动的代表特伦提乌斯（558—595年即前196—前159年）是罗马文学上一个最有趣的奇才。他生在腓尼基属下的非洲，弱冠时被携来罗马做奴隶，在这里初学当时的希腊文化，奈维乌斯和普劳图斯一流人用粗笨的手笔使新阿提卡喜剧适合罗马观众的脾胃，于是这种喜剧稍失其世界主义的特色，特伦提乌斯似乎自始就负有恢复它的这种特色的使命。我们现在能拿来与他相比的只有一人，但甚至在选用范本上，他也与这人显然有别。普劳图斯由全部新阿提卡喜剧中选择他的剧本，绝不鄙弃菲洛蒙一流较为放肆较为通俗的喜剧家；特伦提乌斯几乎专服膺于梅南德，梅南德是最文雅、精致和纯洁的新喜剧诗人。特伦提乌斯仍保存熔铸几个希腊剧本为一个拉丁剧本的方法，因为在那种情状之下罗马编剧家实不能不用这种方法；但他以无比的巧妙和审慎运用它。普劳图斯剧本的对话确乎很常不合它的范本；特伦提乌斯则自夸他的拟作字字不离原作，然而我们不可以为这就是我们所谓逐字直译。普劳图斯好把罗马的地方色彩加在希腊的基础上，往往陷入粗俗，但永远有动人的力量，特伦提乌斯则故意把它完全排除；没有一个暗示、没有一句谚语，几乎没有一点回忆使人想到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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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拉丁文的剧名也改成希腊文。艺术的处理法也显出同样的差异。第一，伶人又恢复其相当的面具，布景更加仔细，所以不复像普劳图斯那样一切事无论属于街市与否，都须在街市上做。普劳图斯漫不经心地造成戏剧中的纠纷，又漫不经心地解决纠纷，可是他的情节令人发笑，往往出人意料；特伦提乌斯远不如他动人，处处顾到可能性，因此常失去紧张性，他前辈常用的救急法例如寓意的梦，诚然平淡无味，他极力加以排斥。
(3)

普劳图斯用粗笔描写各个角色，往往依照现成的模型，无时不着眼到远处全部的效果；特伦提乌斯用精细而往往绝佳的肖像画法描写心理的发展，例如在《昆仲》（Adelphi
）中，有两个老人，一个是在城里享受安乐的俗人，一个是在乡间饱尝苦恼，绝不修饰的地主，二人成个巧妙的对比。普劳图斯的动机和语言都取自酒店，特伦提乌斯的却取自良好公民的家庭。普劳图斯有粗陋的客店，极不拘束但极可爱的使女，再加以必要的店主，和刀剑叮咚的兵士，奴隶界一概被描写得特为诙谐。他们的天堂是酒窖，他们的命运是鞭棰；这些已不见于特伦提乌斯的戏剧，至少遭到修正。读普劳图斯，我们所遇见的大抵是未纯熟或已纯熟的恶棍；读特伦提乌斯，我们常常遇见的纯是诚实人，如果偶有娼寮主人被劫，或有少年被带往娼寮，这事必有道德的用意，也许是因为兄弟的友爱，也许是因为使这童子不敢涉足于下流的场所。普劳图斯的剧本满是酒馆与家庭互不相容的那个俗套；妻室处处遭到鄙薄，于是丈夫有暂得解放，不大确知能否受家中亲爱欢迎的，为之大悦。对于女性和伉俪生活，特伦提乌斯的喜剧并不满是较合道德的观念，而是较为适合的观念。一般说来，戏剧的结局总是一场美满的婚礼，如果可能，总有两场婚礼——正如梅南德所以成名，在他每有一次诱奸，必有一次结婚来补救。梅南德常有对于独身生活的颂辞，罗马这位改编他的戏剧的人只有持为腼腆地加以重述。
(4)

而在《阉人》（Eunuchus
）和《安德里亚的少女》（Andria
）里有痛苦的情人，产床旁温存体贴的丈夫，临死在侧的亲爱姊妹，都描写得美妙可喜；在《岳母》（Hecyra
）的结句里甚至出来了一个有德的妓女做救星，这也纯是个梅南德的角色，罗马的观众当然报以嘘声。在普劳图斯的剧本中，父亲的存在，一切只为的是给儿子讥笑和欺骗；至于特伦提乌斯，他在《自扰》（Heauton Timrumenos
）里，父亲的明智竟能使堕落的儿子改行为善，并且因为他对于教育总饶有很好的指示，所以他最佳剧本《昆仲》的主旨是寻出一个适当的中道，既不像叔父教训得过宽，也不像父训得太严。普劳图斯的剧本是为大众做的，目无神灵和讥刺的言语，只要是舞台监督所许的，他无不脱口而出；特伦提乌斯则自称他的目的在使善人欢喜，并且像梅南德那样不伤任何人的感情。普劳图斯好用激烈而往往喧嚣的对话，伶人演他的剧本须有极活泼的表情动作，特伦提乌斯则以“沉静的会话”为限。普劳图斯的用语饶有诙谐的转折和双关语，双声字，滑稽的新造语，阿里斯托芬式的缀字，假自希腊的戏谑口号。这种任意反复却非特伦提乌斯所知，他的对话进行得极为匀称，对话的精彩处均在箴铭式高雅警练的转折。与普劳图斯的喜剧相比，无论由诗歌或道德的观点看，特伦提乌斯的喜剧都不可说是进步。至于创新，二者都谈不到，但如果可能，特伦提乌斯更谈不到；“模拟较为近真”这个可疑的赞美至少不逮另一事重大，即这位少年诗人虽能再造梅南德的悦人，却不知如何再造他的欢乐，所以普劳图斯模仿梅南德的喜剧如《斯替古》、《小盒喜剧》和两部《巴琪》等似乎把原著长流不息的魔力保存得很多，远非“半截梅南德”（Dimidiatus Menander）的喜剧所能及。艺术鉴赏家既不能认为由粗野变成索然无味是个进步，道德家也不得认为由普劳图斯的淫秽和淡漠变成特伦提乌斯的圆通道德，是个进步。但是在语言方面，诚然有了进步。语言高雅是这位诗人所自豪的；就特别因为他的语言有不可及的魔力，所以后世最精的艺术批评家如西塞罗、恺撒和昆克提连等都推他为罗马共和时期众诗人的魁首。仅就此点而言，我们或可目特伦提乌斯喜剧为艺术家纯仿希腊艺术品的最早成绩，在罗马文学上划一个新时代，因为罗马文学的真髓不在诗歌的发展而在拉丁语文的演变。在极坚决的文学论战中，新喜剧打开一条途径。普劳图斯的作风已在罗马市民中根深蒂固，特伦提乌斯的喜剧遭到公众激烈的反对，公众以为新喜剧的“语言无味”和“笔法无力”不堪容忍。在原不为此而做的序幕中，这位似很敏感的诗人以反驳为答复，充满了守势和攻势的论辩，大众已两次舍弃他的《岳母》去看一群角斗者和走索者，他便不顾大众而诉诸有修养的上流阶级。他声明他只求“善人”的赞赏，这话自不无一种暗示，说人们绝不当鄙薄“少数人”所赞赏的艺术品。据说有贵族用议论甚或用合作助他写作，他不驳斥甚至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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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能贯彻他的主张；甚至在文学上，少数党也取得优势，独占阶级的艺术喜剧代替了人民的喜剧，在620年即前134年前后，我们见普劳图斯的剧本已不在常演戏剧之列。又因为特伦提乌斯早死，死后绝没有才能卓著的人再在这方面活动，此事更可注意。图尔皮利乌斯（Turpilius，死于651年即前103年，享年甚高）和其他充数者的喜剧已全部或几近全部地归于遗忘。到了本期末叶，一位批评家对那些喜剧已发表意见，认为新喜剧甚至比新造的劣币尤为恶劣。

我们以前曾指出，第六世纪期间，除希腊-罗马喜剧（palliata
）外，大概已有本国的喜剧（togata
），这喜剧不摹绘首都的特殊生活而描写拉丁乡土的事迹。当然，特伦提乌斯派不久也取这种喜剧为己有；一方面直译，一方面纯粹拟作，以使希腊喜剧罗马化，自完全合于特伦提乌斯派的精神。此派的主要代表是卢奇乌斯·阿夫拉尼乌斯（Lucius Afranius，正盛时在660年即前90年前后）。他的喜剧现在仅余残片，不能给我们明确的印象，不过也与罗马艺术批评家对他的言论非不相合。他那众多的本国喜剧在结构上全仿希腊诈骗剧而做，不过，拟作当然比原作简短。在细节上，他也一方面从梅南德，一方面从本国古文学里剽窃他所喜欢的材料。但这种喜剧的开创者提提尼乌斯所特有的拉丁地方色彩，却不多见于阿夫拉尼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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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标题很普通，也许始终是一些希腊喜剧的拟作，只是改换服装而已。精细的折中和巧妙的做法——文学上的隐喻屡见不鲜——是他的也是特伦提乌斯的特色；道德顾问使他的剧本接近戏剧，这种倾向再加以不犯警律的态度和文字的纯洁也是二人所共有。后世批评家已十足地表明阿夫拉尼乌斯与梅南德、特伦提乌斯等为同志，以至于他穿外套也要仿梅南德——如果他是个意大利人——穿外套的形状，并且他自己也说，据他看来，特伦提乌斯在另外一切诗人以上。

滑稽剧本期重见于罗马文学。滑稽剧本身很古；罗马城兴起以前，拉丁姆少年或许早已在举行节庆时戴上面具，即席表演滑稽剧，这些面具代表特别的角色，一成不变。阿特拉城原属于奥斯坎，在汉尼拔战争中被毁，因此被牺牲作诙谐打趣之用，他们便选定这城为拉丁的“愚人城”，从这里取得滑稽剧固定的地方背景；自此以后，这种表演通用“奥斯坎戏”或“阿特拉戏”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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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戏谑与舞台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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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文学无关；票友们任意选时择地来演这种戏，戏词没有写本，至少没有行世。到了本期，人们才把阿特拉戏交给真正的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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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有如希腊的人羊戏（satyrdnama
）特在悲剧演完后做个余兴；此等变迁当然表示文学活动已深入此处。这种文学游戏是完全独立发展出来的，还是受了下意大利多方面与之相似的文字游戏推动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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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再能下断语；但各剧本均系原作，则确属实情。新文学的创始人，拉丁殖民地博诺尼亚（Bononia）人卢奇乌斯·庞波尼乌斯（Lucius Pomponius）出现在第七世纪前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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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他的剧本外，不久又有诗人诺维乌斯（Novius）的剧本也得人爱好。只要区区的断简残编和古代文学家的报告容我们下个论断，我们可说此等剧本都是短滑稽剧，通常或仅是独幕剧，动人处不在其荒诞散漫的情节，而在其描写某阶级和某情景的激烈笔墨。这种游戏文章喜欢描写的有节庆日和公众行为，例如《婚礼》、《三月一日》、《滑稽人候选》；又有外国人，例如外阿尔卑斯的高卢人和叙利亚人；特别是各种行业常出现在舞台上。神器的保管人、算命先生、鸟卜师、医生、包税商、画家、渔人、面包匠都在舞台上来来往往；传呼人受苦不浅，浆布匠受苦更大，在罗马的愚人世界中，他似乎居今日成衣匠的地位。城市各种生活这样受到相当的注意，农民的苦乐也在各方面表现出来。乡村戏剧名录的丰富，我们可由这类名目的繁多推测而知，例如“乳牛”、“驴”、“小山羊”、“母猪”、“猪”、“病猪”、“农人”、“乡下人”、“滑稽乡下人”、“牧牛奴”、“酿酒人”、“收无花果的人”、“砍柴”、“剪枝”、“养鸡场”等。戏剧里使观众喜悦的永远是蠢奴和黠仆、老好人、智人等惯常的人物，第一种人尤其绝不可少——他是这种滑稽剧的菩尔奇内尔（Pulcinell）——贪食的麻库斯（Maccus）身穿污秽的衣服，面貌丑恶可憎，但无时不钟情于女子，无时不几乎自招灾祸，做嘲弄和捶打的对象，终至在完戏时成为正式代人受过的替身。剧名有《麻库斯当兵》（Maccus Miles
）、《麻库斯做客店主人》（Mccus Copo
）、《麻库斯处女》（Maccus Virugo
）、《麻库斯在放逐中》（Maccus Exul
）、《两个麻库斯》（Macci Gemini
），由这些名目，善良的读者可以略知罗马假面剧有多少不同的花样。此等滑稽剧，至少在有写本以后，适应文学上的一般法则，例如在韵律上依照希腊戏剧，可是固守拉丁和通俗的色彩，就是本国喜剧也远不及它。只在戏拟的悲剧中，滑稽剧才借助于希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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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作风似乎也由诺维乌斯首先修习，但始终不常有人修习。再者，这位诗人的滑稽剧即使不敢闯入奥林匹亚，至少敢接触那最有人性的神灵赫拉克勒斯，他写了一篇《赫拉克勒斯做拍卖人》（Hercules Auctionator
）。当然，风格不甚高雅，其中有很明白的暧昧话，有粗野的淫辞秽语，有鬼怪吓倒或偶然吞噬小儿，又常有辱骂私人甚至指名道姓，不知不觉地混入里面。但这里也不乏生动的描写，奇怪的幻想，中肯的笑谈，简练的警句，于是丑角戏在首都戏剧界甚至在文学界不久就赢得非不重要的地位。

最后，关于戏剧业的发展，我们不能详述那大致明显的事实，即一般人对舞台戏的兴趣日增，舞台戏的表演日益频繁，日益壮丽。现在不但举行一个经常或非常的公众节庆，无不演戏，而且甚至在乡镇私宅，雇用戏班演戏也是常事。固然，当时许多自治市大概都有石造的戏院；在首都，却仍没有一个；599年即前155年，建筑剧院的合同已经订妥，元老院却听普布利乌斯·西庇阿·那西加的提议又加以禁止。因为要尊重祖宗的遗风，他们禁止建筑一座永久的戏院，然而却让舞台剧急速增多，年复一年，为这事耗费巨款来搭盖和装饰木板的戏台：这正合于当时假作虔诚的政治的精神。舞台装置有显而易见的改进。580年即前174年，舞台和舞台设备的建立和维持，由国库负担费用；在特伦提乌斯时代前后，所以有改良的布景装置和复用面具，大概与此事有关。
(13)

卢奇乌斯·穆米乌斯在攻陷科林斯以后（609年即前145年）所献演的戏剧，在戏剧史上造成一个新纪元。大约就在那时，始按希腊形式造一座能传音而有座位的戏院，一般人更加注意于演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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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此时，常见于叙述的是优胜奖品的给予，所以必有几个戏剧互相竞赛；观众对主要伶人有拥护和反对两派，党见很强；又有朋比为奸和雇人唱彩等事。点缀和机械都有进步；655年即前99年盖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克（Gaiu Claudius Pulcher）做市政官时，巧妙绘制的活动布景和可以听闻的戏场雷声始见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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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675年即前79年）卢奇乌斯·卢库卢斯和马尔库斯·卢库卢斯（Lucius Und Marcus Lucullus）昆仲做市政官时，才有移动布景，改换点缀的办法。到了本期末叶有个脱籍人昆图斯·罗斯奇乌斯（Quintus Roscius，寿数很大，死于692年即前62年）是罗马最伟大的伶人，罗马戏剧界历几世代之久总以他为荣，并且以他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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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是苏拉的友朋，受苏拉欢迎的酒友。下文我们还要再叙到这人。

说到朗诵的诗歌，最使人诧异的是史诗毫不足道；在第六世纪期间，史诗确占朗诵文学中的首位，到了第七世纪，史诗诚然有许多代表人，可是甚至能得到暂时成功的也没有一个。本时期的史诗只有荷马书的冒昧试译和恩尼乌斯编年史的几种续编，例如霍斯提乌斯（Hostius）的《伊斯特里亚战史》（Histrischer Krieg
）和奥卢斯·福里乌斯（Aulus Furius，约在650年即前104年）的《高卢战争年鉴》（Jahrbücher Des Gallischen Krieges
），似乎都在恩尼乌斯绝笔之处——576—577年即前178—前177年伊斯特里亚战争的描写——继续记载；除此以外，一无可述。在教训诗和挽歌方面也不见一个声名卓著的人。本期朗诵诗所有成功的作品都属于所谓“杂诗”（satura
）——这种艺术有如书札和小册子，可以用任何形式，取任何内容，所以全无固有的特征，全由每一诗人的个性取得其个性，其地位不但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而且大半在真正文学的范围以外。西庇阿派的一位少年人斯普里乌斯·穆米乌斯（Spurius Mummius，灭科林斯者的兄弟）由科林斯兵营中寄些诗体的诙谐信到本国，一百年以后，这些信札仍为人所乐读；这种无意发表的戏谑诗歌或源于罗马上流阶级丰富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当时为数甚多。

这种诗歌的代表人是盖乌斯·卢奇利乌斯（Gaius Lucilius，606—651年即前148—前103年），他生在拉丁殖民地苏埃萨（Suessa）一个体面的家庭，也是西庇阿派的一分子。他的诗歌仿佛是对大众公开的信札。诗歌的内容，据一位继承他的才子很优雅地说，包括一个有修养而能自立的人士的全部生活；这人从池座有时从边景看那政治舞台上进行的事件，这人与同时最上流的人做平等的交际，这人以同情和理智研究文学和科学，而不愿以诗人和学者自居；总而言之，这人把一切他所遇见的善恶是非，他的政治阅历和希望，他的文法见解和艺术批评，他个人生活中的事件、拜访、宴会、旅行，以及他所听得的故事等，一概交给他的怀中记事册。卢奇利乌斯的诗尖刻自恣，完全与众不同，可是明明以辩驳为目的，因此也以教训为目的，无论在文学上以及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是这样；里面颇有乡村对首都的反抗；这位苏埃萨人自觉言语纯净，行事公正，起而反抗那言语混杂、道德腐败的大巴比伦城。西庇阿派追求文学尤其文字的正确，在文学批评方面，卢奇利乌斯是他们最饱学多才的代表。他把第一部书献给罗马语言学的始祖卢奇乌斯·斯提洛，他做这书所针对的读者，不是用纯粹典雅语言的知识阶级，而是塔兰托人、布鲁提亚人、西库尔人，即意大利的半希腊人，这些人的拉丁文或许确需纠正，也未可知。他以整本的诗歌从事于决定拉丁文的缀字法和作诗法，从事于抨击普雷内斯特、萨宾、埃特鲁斯坎的土语，从事于揭发时行的文法谬误；可是除此以外，他还不忘讥笑伊索克拉底那种简略无味的修辞练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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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以半庄半谐的态度，指责他朋友西庇阿的专务语言的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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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位诗人教人在公私生活上修德慎行，比讲纯洁的拉丁文尤为热烈。他的地位特使他适于为此。虽则在世系、财产和修养方面，他与同时罗马的贵族不相上下，在首都又有一所华丽的住宅，然而他不是个罗马公民，而是个拉丁人；他年少时曾在西庇阿部下，参加努曼提亚战争，以后又常常来往于他家，西庇阿对拉丁人有种种关系，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做他们的保护主；就是卢奇利乌斯对西庇阿的关系或也与此有关。如此，他不能走入宦途，又不屑加入商界——他曾说他不愿不做卢奇利乌斯，而成为亚细亚的包办商。他这样生在一个愁苦的时代，亲历格拉右变法和同盟战争以前的骚乱，常游罗马贵族的邸宅和别墅，却不真做他们的门客，同时置身于政治的党派斗争中，却不直接参加任何一党；他与贝朗热（Béranger）相似，他在政治和诗歌上的地位很有使我们想到贝朗热之处。从这种地位，他以颠扑不破的常识，无穷尽的高兴，左右逢源的诙谐，评论当时的政事：

但如今从早到晚，

无论是否休假日，

整天公民和元老，

徘徊市场不离去。

大家共做一件事：

钩心斗角相欺骗，

占胜争先用谎言，

善于谄媚和诈伪。

你陷我来我害你，

仿佛彼此是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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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意味无穷的本文又有注解，当代的恶事如朋党制度，西班牙连绵不绝的战役等都受了无情的攻击，连朋友甚至这位诗人自己都不能免。在讽刺诗的开端奥林匹亚的众神元老院就开了一个大讨论会，讨论的问题是罗马是否仍配受天神的保佑。处处举出各团体、阶级和个人的名称；政治辩论诗虽为罗马舞台所排斥，却是卢奇利乌斯诗的真髓和元气，借着最尖刻最富幻象的讽刺力——甚至在传到今日的残篇中，这种力量仍使我们神迷心醉——，这种诗“不啻用白刃”洞穿敌人的肺腑，压倒敌人的抵抗。这位苏埃萨的诗人道德高尚，傲然有自由的感觉，日后在罗马诗歌的亚历山大时期，那位高雅的维努西亚人所以恢复卢奇利乌斯的讽刺诗，他虽更加擅长格律却以真正谦逊的态度，承认这位前辈“在他以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由他的文字看，可见他是个极富拉丁和希腊修养的人，信笔写法；相传卢奇利乌斯曾在饭前饭后各作六步诗二百句，像他这种诗人匆匆忙忙，自不能作出粗练的诗；无谓的冗赘，潦草反复的同一口吻，极大的疏忽都屡见不鲜；无论在拉丁或希腊，第一个字永是最佳的字。他对诗律尤其最占多数的六步音诗，也是同样办法；据模仿他的聪明人说，如果我们移动字的位置，没有人能觉察面前除单纯散文以外还有他物；说到感人的力量，这些诗只能与今日的打油诗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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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修养的程度看，特伦提乌斯的诗与卢奇利乌斯的诗的关系，等于一种精心结撰的雅致作品与一封仓促草成的信札的关系。但这苏埃萨的骑士特有较高的天才和较自由的人生观，与那非洲的奴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特伦提乌斯的成功艰苦而不可持，卢奇利乌斯的成功则迅速而辉煌；卢奇利乌斯即刻成为全国的得意人物，如贝朗热一般，自言“一切诗只有他的能家传户诵”。卢奇利乌斯的诗非常脍炙人口，是历史上一件深可注意的事，由此可见文学已是一种势力，如果当时完备的历史能保存到今日，我们当能遇见文学影响的种种痕迹。后世只是确认当代的评判；罗马的艺术批评家反对亚历山大派的，推卢奇利乌斯为一切拉丁诗人的魁首。只要讽刺诗在文艺中可自成一个体裁，卢奇利乌斯就是这个体裁的创造者；在讽刺诗上，他创造了罗马人所独有而传到后世的一种文艺。

以亚历山大派为基础的诗歌本期不见于罗马，只有移译或模仿亚历山大箴铭的小诗；其值得一述，非因为它本身的缘故，而因为它是下一期罗马文学的开路先锋。有些诗人不甚知名并且生死年月不能确定，姑置不论，其他属于这类的有622年即前132年的执政官昆图斯·卡图卢斯和在657年即前97年写作的著名元老卢奇乌斯·曼利乌斯（Lucius Manlius）。种种地理故事流行于希腊人中，例如提洛的拉托那（Latona）传说、欧罗巴（Europa）和神禽长生鸟（Phoenix）的寓言等，曼利乌斯似乎首先把这些故事传给罗马人，多多那（Dodona）有一只很可注意的鼎，鼎上有佩拉斯基人迁居西开里人（Sikeler）和土人之地以前所得的神签可读，这鼎也待曼利乌斯在旅途中发现和摹拓——罗马年史不忘以虔敬的态度记载这个发现。

关于作史，本期有一个特著的作家，在籍贯以及学术和文学的观点上此人固然不属于意大利，可是作家领略罗马在世界上的地位而加以叙述的，却以他为第一人，或可谓唯一无二的人，一切后辈，连我们在内，所知的罗马发展大部分都由他而来。波利比乌斯（约546—627年即前208—前127年）生在伯罗奔尼撒的梅伽洛波利斯（Megalopolis），是阿喀亚政治家莱科塔斯（Lgcortas）的儿子，早在565年即前189年似已参加罗马人远征的小亚细亚凯尔特人之役，以后又有几次，尤其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时，他本国用他办理军事和外交。这次战争造成希腊的危机以后，他与阿喀亚其他的人质同被解到意大利，他以流人资格居意大利十七年（587—604年即前167—前150年），经鲍卢斯诸子的介绍，得与首都的要人相往来。送还阿喀亚人质时，他也回到本国，自此以后，他在国内永远斡旋于阿喀亚同盟和罗马人之间。他亲见迦太基和科林斯的灭亡（608年即前146年）。他仿佛受了命运的造就，他晓得罗马的历史地位，比当时罗马人所能自知的还要清楚。他所处的地位是希腊的政治家和罗马的囚徒，以他的希腊修养为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和罗马一般首要的人所珍重，有时为他们所嫉妒，他由这个地位，看那长久分流的百川汇归一条河道，地中海各国的历史合成罗马的霸权和希腊的文化。如是，有名的希腊人能真心深信西庇阿派的世界观，承认希腊在学术界占优势和罗马在政治界占优势为事实的，以波利比乌斯为第一人，关于这些事实，历史已有最后的决定，双方的人都可以服从，并且应当服从。以这种精神他行实际政治家的事和写他的历史。在少年时，他曾崇拜阿喀亚人那种可敬但不能实行的爱乡主义，在他晚年，既灼见不可免的必然性，他主张本城邦的政策应为极密切地依附罗马。这政策极为高明，并且确系好意，绝不是傲慢骄矜的政策。当时希腊的政治手腕好虚荣，注重琐事，波利比乌斯本人也不能完全摆脱这种习气。他刚从拘留所被放出来，便向元老院建议说，元老院应发正式的公文使被释者各在本国复其原位；因此加图说出一句贴切的话：据他看来，这仿佛是奥德修斯再回到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的洞，向巨人讨还他的帽子和腰带。他常常利用他与罗马贵族的关系为他本国人谋利益；但他服从并且自夸受上国保护的神情，颇近于奴颜婢膝。他的文学活动始终与他的实际活动有一贯的精神。他的一生事业就是做一部历史，叙述地中海各国在罗马霸道之下归于统一。自第一次布匿战争至迦太基和科林斯的灭亡，他的著作包括一切文明国家——希腊、马其顿、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迦太基和意大利——的运命，并且用因果关系阐明这些国家如何变为罗马的保护国；因此，他表示他的目的在证明罗马霸权的适宜合理。在意匠和成就上，他的历史与当代罗马的以及当代希腊的修史法故意截然不同。在罗马，历史仍全在编年史的阶段，重要史料当然存在，但所谓历史著作——除加图那深可注意但纯属个人的著作未超过初步的探讨和叙述外——仅止于一部分是童话，一部分是文告集而已。希腊人诚然有历史研究和历史著作，但在六将军（Diodochenzeit）的乱离时代，民族和国家的观念已完全消失，以至于许多史家没有一个能在精神和真实上继雅典大师的步伐，没有一个能用世界史的眼光处理当代史的世界史料。他们的史书或纯是皮相的记载，或满是雅典修辞学的赘语诡辩，或竟满纸常是当时的贪污、卑鄙、谄媚、怨怼。罗马人亦如希腊人，只有城邦史和部落史。人们当然记得，波利比乌斯系伯罗奔尼撒人，他在心智上对雅典人和罗马人处在至少相等的超然地位，所以首先超过这些可怜的界限，用希腊成熟的批评法治理罗马的史料，于是作出一部历史，这历史固然不是世界史，但至少是一部舍地方国家而综述那正在形成的罗马-希腊国家的历史。史家能像波利比乌斯这样完全兼有探求本源者的一切长处的，或许是未曾有。他的工作范围十分明白，时时刻刻在他心中，他始终注目于真正的历史经过。传说、故事、大批无用的纪年报告都被抛弃；各地和各民族的描写，政治和商业关系的叙述——一切无量重要的事实因不能固定在某年而为年史家所忽的——都恢复其久已丧失的权利。在采取史料上，波利比乌斯的谨慎和毅力，在古代或无其匹；他利用文件，广泛注意各国的书籍，尽量利用他那方便的地位由参加和眼见的人采取新闻，再加以旅行地中海各国的全境和大西洋岸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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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是他的天性。在一切大事上，他的兴趣不在拥护一国或反对他国，也不在拥护一人或反对他人，他的唯一兴趣在各种事件的主要联系，据他看来，用真正因果关系叙述各种事件，不但是史家的第一任务，也是史家的专门任务。最后，他的叙事完满、简洁而又明白，足为模范。这一切非常的优点却仍不足以形成第一流的史家。波利比乌斯领略写作事业一如他领略实际事业，也用伟大的智力，但只用智力。历史是必要对自由的斗争，是个伦理问题；波利比乌斯仿佛把它看成一个机械问题。在自然界如在国家，他只注重全体；特别事件，各个人，无论显得如何奇异，其实只是单独的元素，只是那极富人工的机构名为国家的小轮轴而已。以此而言，波利比乌斯诚然比任何人适于叙述罗马民族的历史，罗马人未尝产生一个卓著天才的政治家，凭着他们那简单的根基，以可惊而几近数学的必然性发达起来，竟能解决那无双的问题，内容和外表都跻于伟大绝伦的境地。但伦理的自由这个因素影响每一民族的历史，波利比乌斯在罗马史里忽略了它，自不能不食其报。对于一切有关正义、荣誉、宗教的问题，他的看法不但浅薄，而且根本谬误。这话也可以应用到一切需要发生学解释的处所；波利比乌斯代以纯机械的解释，有时简直是出于无奈；例如，他以为罗马的优良政体源于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各要素适当的混合，又由罗马政体的优良推论罗马的成功：政治理论没有比这个更荒谬的。他对于关系的解说，处处缺乏意味和想象，令人吃惊；他对待宗教事务那种轻蔑无礼的态度简直令人生厌。他的叙事始终对那雕饰字句的寻常希腊史笔故意保持反对，自属妥帖明白，可是柔弱无力，太嫌常见的是离开本题而转入辩论，或转入自传，叙述他自己的经验，并且常很自满地加以叙述。辩论的口吻弥漫全书；作者原预定为罗马人作书，可是发现他们只有很少一班人能了解他；他觉得他在罗马人眼里始终是个外国人，在本国人眼里始终是个叛徒，又自觉对于世势有极高的见解，他的时代不在当今而在未来。因此，他不免有某种愤懑和私恨，他攻击轻浮或甚至贪贿的希腊史家和无批判力的罗马史家时，这种愤懑和私恨常以琐屑口角的方式流露出来，以至于他从史家的语气堕落到时评家的口吻。波利比乌斯不是个可爱的作家；但因真实和求真胜于一切点缀和精美，我们或许不能举出另一个能赐给我们那样多的真教训的作家。他的书有如罗马史界的太阳；此书在开卷处揭开那仍然笼罩着萨谟奈战争和皮罗斯战争的雾幕，在终结处，开始了一个新的，如果可能，更加恼人的黄昏。

以上是一位外国人对于罗马史的伟大意境和论述，与此迥然有别的是当时在本国发展出来的史书。本期初叶，仍有几种用希腊文写的编年史，例如，上述奥卢斯·波斯图米乌斯（603年即前151年执政官）那充满了恶劣官箴的书，和盖乌斯·阿奇利乌斯老年（约在612年即前142年）写完的书。然而一部分受了加图爱国主义的影响，一部分受了西庇阿派高雅修养的影响，拉丁文在这方面占得决定的优势，以至于不但晚出的历史著作用希腊文写的不过一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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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以前的希腊文编年史也译成了拉丁文，人们所读的似乎大半是这种译本。不幸除用本国文外，本期用拉丁文作的编年史并无其他可取之处。这种史书为数甚多，内容甚详——例如作史而见于叙述的有卢奇乌斯·卡尔西乌斯·赫米那（Lucius Carsius Hermina，约608年即前146年）、卢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Lucius Calpurnius Piso，621年即前133年执政官）、盖乌斯·森普罗尼乌斯·图底塔努斯（Gaius Sempronius Tuditanus，625年即前129年执政官）、盖乌斯·范尼乌斯（Gaius Fannius，632年即前122年执政官）。此外还有罗马城官方年史节要八十卷，这是普布利乌斯·穆奇乌斯·斯恺弗拉（Publius Mucius Scaevola，621年即前133年执政官，也是个有名望的法学家）做大祭司长时编纂公布的，城史于是告一结束，因为自此以后大祭司记载即使不真正停止，至少在私人史家日益勤勉之中，不再见重于著作界。这一切年史无论自称为私人著述或官方作品，大体同是由现存的史料和似是而非的史料编纂而成；无疑地，这些书愈加详细，其原始资料的价值以及其形式的价值便愈加低落。固然，编年史无处不是真伪并进，要控告奈维乌斯和皮克托，说他们不能作出异于赫迦泰（Hekataos）和文法家萨克索（Saxo）的书，实为至愚；但后世想以这种云雾缔造屋宇时，就是百炼的耐性也受到严厉的考验。旧闻的缺漏无论如何深邃，无一不能易如反掌地用这种流利而地道的杜撰补充起来。日食、国势调查的数字、家谱、凯旋礼都毫不迟疑地倒填年月，直至元年；罗慕洛在何年何月何日升天，塞尔维乌斯王如何在183年即前571年11月25日首次战胜埃特鲁斯坎人，在187年即前567年5月25日第二次战胜他们，都明见于记载。所以下列的事完全与此相合：埃涅阿斯由伊里昂到拉丁姆所乘的船陈列在罗马的船坞，甚至那做埃涅阿斯向导的母猪也用盐汁保存在罗马的灶神庙。这些作编年史的贵族有诗人造假的本领，兼有圣坛司事那种极讨人厌的纤细无遗，既删尽一切诗歌的要素，又除尽一切历史的要素，结果当然是枯燥无味，他们就始终以这种枯燥无味的笔墨处理他们的大题材。例如我们在皮索书中读到罗慕洛遇有次日要出席会议时便不恣意酣饮，或读到达拜亚（Tarpeia）出于一片爱国心，把卡庇托尔献给萨宾人，以便夺取敌人的盾牌；无怪当代智人批评这一切杂滥著作道：“那不是写历史而是对儿童讲故事。”远比这些优良的，是几种叙述最近过去和现时的历史，特别是卢奇乌斯·凯利乌斯·安提帕特（Lucius Caelius Antipater，约633年即前121年）的汉尼拔战争史，和年稍幼的普布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阿塞利奥（Pullius Sempronius Asellio）的当代史。这两种书至少有可贵的资料和求真的诚意，安提帕特又有一种雄浑但稍嫌粗野的风格；然而根据一切见证和残编来判断，这些著作在简练和创新上无一能及得加图的“原史”（Origines），不幸他在史学界一如在政治界，都没有创出一个派别。

几种较富个性和时间性的次要历史文学——回忆录、信札和演说词——也有强大的代表，至少在数量上如此。罗马第一流的政治家如马尔库斯·斯考鲁斯（639年即前115年执政官）、普布利乌斯·鲁孚斯（649年即前105年执政官）、昆图斯·卡图卢斯（652年即前102年执政官），甚至摄政苏拉都亲自记载他们的经验，但这些作品除了材料内容外，似乎在文学上无足轻重。科尔涅利娅（格拉古昆仲的母亲）的信札集深可注意，一方面因为她的文字典雅纯洁，她的见解卓荦不群，一方面因为这在罗马是首次发表的信札，也是罗马妇女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本期演讲辞的著作仍未失其由加图得来的特色，律师的辩护辞仍未被目为文学作品，所发表的不过是政治上的小册子。在革命期间，这种小册子范围加广，重要益增，在大批朝生夕死的作品中，有几种因作者地位的重要或因其本身重要，在文学上垂于永久，可与德谟斯提尼的“反菲力普”和古利尔（Courier）的传单相比拟。属于此类的，有盖乌斯·莱利乌斯和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的政治演说词，二者都是绝好拉丁文和极高爱国心的杰作；有盖乌斯·提提乌斯的流畅演说词，本国的喜剧由他那对于当地和当代的尖刻描写——他对于元老陪审员的描写已见上文——采取许多材料；特别是盖乌斯·格拉古的宏富演说词，他那热烈的言论有如一面明镜，把这位崇高人物真诚的情感、高尚的态度和可悲的命运都保存得丝毫不差。

在科学著作中，马尔库斯·布鲁图斯（Marcus Brutus）的法学论丛发表于600年即前154年前后，这是一部颇堪注意的试作，想把希腊人用对话论述专门题材的方法移到罗马，以明言人物、时间和地点的会话为布景，使他的著作有半戏剧式的艺术形态。但这种方法近于文学，不合实际，以后的科学家如语言学家斯提洛和法学家斯恺弗拉，无论在一般文化科学或特殊专门科学中，都弃而不用。这样抛弃艺术形式的拘束，明明反映出科学本身的价值日增，人对于科学的实用方面特饶兴趣。我们已在上文详论一般自由教育的学科，如文法或可谓语言学、修辞学和哲学，因为这些学科现在成为普通罗马教育的主要成分，于是始兴真正的专门科学分离。

在著作界，拉丁语言学欣欣向荣，与那久已根深蒂固的研究希腊文学的语言学密切结合起来。上文已经说过，本世纪初年前后，拉丁史诗也有人把它的本文改编和修正；上文又已指明，不但西庇阿一派人力主工稳高于一切，而且几个最著名的诗人如阿奇乌斯和卢奇利乌斯也从事规定正字法和文法。同时，我们发见几个人想由历史方面发展出一种考古学，可是当时年史家那种笨重的论文如赫米那的“监察官论”和图底塔乌斯的官吏论不能优于他们的编年史。较有趣味的是盖乌斯·格拉古的朋友马尔库斯·尤尼乌斯（Marcus Junius）著的职官考，这是使考古能供政治用途的初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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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悲剧家阿奇乌斯用诗体作的“戏谱”（Didaskalien），是拉丁戏剧史的初步。但上述本国语文的初步科学研究仍饶有肤浅的色彩，深使我们想到德国包德摩·克洛普士托（Bodmer Klopstock）时期的正字学著作；我们若把本期罗马的考古研究置在下位，也不算不公。

650年即前104年前后，罗马人卢奇乌斯·埃利乌斯·斯提洛用亚历山大城大师的精神奠定拉丁文研究的科学基础。他始上溯拉丁文最古的纪念品，评论萨利僧团的祈祷文和十二铜表。他特别注意第六世纪的喜剧，初把他认为真实的普劳图斯剧本编成一个目录。他要依希腊的方式，根据史实，决定罗马生活和交际上每种现象的原始，一一考求其“发明者”，同时把年表的全部传说纳入他的研究范围。当时最重要的诗歌著作和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即卢奇利乌斯和讽刺诗和安提帕特的年史，都题献给他，可见他在时人中的成功，这第一位罗马语言学家也影响到将来的本国学术，因为他把文字和事物的研究法传给他的弟子瓦罗。

我们可以想见，在拉丁修辞学的领域内，著作业较属次要性质，这里除仿照赫马哥拉斯（Hermagoras）和别人的希腊文纲要，做成教本和练习书外，无事可做；因此塾师一方面为虚名，一方面为实利，自不免供应这种书籍。此类修辞学教本有一种至今尚存，这书系苏拉独裁时期的一个无名氏所作，他按当时流行的方式，兼教拉丁文学和拉丁修辞学，并且关于两者都有著作；这教本可注意之处不但在其论述题材的贴切、明白而确实，而且特在其对希腊原著抱着较为独立的态度。虽则在方法上完全依赖希腊人，这位罗马人却断然甚至悍然把“希腊人专为使此科更形难学而收集的无用材料”，排除净尽。他痛斥那析入毫芒的辩证法，那“喋喋不休戕贼口才的技术”，精于此道的老手因唯恐出言暧昧，终至不敢再道自己的姓名。他始终故意避免希腊学校用的名辞。作者很真诚的戒人教导不可太多，又规定一条金科玉律说，教师特应养成学生的自助力；他也一样恳切地承认学校是次要的事，人生是主要的事；他的选择例证，完全独出心裁，前数十年引起罗马律师界注意的辩护词在他的例证中犹有余音。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滥用希腊风气的反抗，这种反抗昔日曾想阻挠本国拉丁演说术的兴起，又在拉丁演说术兴起之后继续存在于其中，于是罗马的雄辩术与当时希腊的相比，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是品格较高，实用较大。

最后，哲学在著述界尚无代表，因为既没有内心的需要使罗马本国的哲学发展起来，又没有外界的情势唤起拉丁文的哲学著述。我们甚至不能确指本期有哲学通俗纲要的拉丁文译本；研究哲学的人读书和讨论，都用希腊文。

在专门科学上，本期的活动甚少。罗马人虽熟谙农耕法和算法，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却不能在他们中间占得地位。他们忽略理论，其结果见于实际的是医学和一部分兵学的简陋。一切专门科学只有法学发达。我们不能用精确的年代考察法学内部的发展。大致说来，桥师法（ritual Law
）一天比一天衰微，到了本期之末，差不多等于今日的公教法。反之，较为精深的法律思想，用内心的行为动机代替外表的特点的——例如故犯和误犯以及所有权应受临时保护等观念的发展——在十二铜表时期尚付阙如，但到西塞罗时期即已存在，这种思想的大体完成，或是本期的事。政治关系在法律发展上的反作用已屡见上文，这种反作用不常是有利的。例如，管理遗产案件的百人法庭既经设立，产权法也有了一个陪审法庭，此庭一如刑事的当局，不专门应用法律，却自居法律之上，以其所谓公平来毁坏合法的制度；共结果之一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原则：任何人若在亲属的遗嘱中被略去，可以随意提请法庭取消遗嘱，依法庭的意见来判决。

对于法学著述的发展，我们可有较为明确的知识。这种著述素来只限于程式集和法律名词的解释，到了本期始形成一种发表意见的著作（responsa
），差不多与今日的判例集相当。发表意见的早已不专是祭司团的人，每一个在家或在公共市场上受人询问的人士都可以发表意见，并且有理的和善辩的讨论以及法学所特有的永久争辩，都已与这些意见相结合，于是到第七世纪初年前后，人们始记录这些意见，编成总集行世。最初做这事的是小加图（死于600年即前154年前后）和马尔库斯·布鲁图斯（Marcus Buctus，约与小加图同时）；这些总集似乎按材料排成次第。
(24)

不久以后，民法真有系统的叙述继之而来。创始人是大祭司昆图斯·穆奇乌斯·斯恺弗拉（659年即前95年执政官，死于672年即前82年），法学一如最高祭司职都是他家世袭之业。他著成《民法论》（Jus Civile
）十八卷，一部分取材于以前的总集，一部分取材于口述的传说，凡法学所有的资料——法案、司法判例和根据——无不尽量网罗；这书开创完备的罗马法律体系，又为以后这种著作的模范；同样，他的节要书《释义》（öpol
）是法律撮要的基础，尤其是法规书的基础。这种发展当然大致不依赖希腊文化，可是一般看来，人们既熟习希腊人那种半哲学半实际的系统化，必有所感动，才给法学一个更有系统的叙述；实际说来，在后一种著作中，希腊的影响甚至见于它的名称。在几个表面的事实中，罗马法学受有斯多亚派的影响，已见上文。

美术的成绩更不可喜。在建筑、雕刻和绘画方面，爱好美术的兴趣固然日益普及，但本国自创的美术却有退无进。侨居希腊各地的罗马人日益惯于亲自鉴赏美术作品，尤其是670—671年即前84—前83年苏拉军在小亚细亚的冬营开了一个新纪元。鉴别力也在意大利发展出来。人们先从事于银器和青铜器，到了本期初年前后，他们不但开始珍重希腊雕像，也珍重希腊画。首先在罗马公开展览的画是阿里斯提德（Aristides）的拔古（Bakchos），科林斯的战利品拍卖时，卢奇乌斯·穆米乌斯把这幅画由拍卖场收回，因为阿塔鲁斯王为这画出价达六千第纳尔之多。建筑更加壮丽，特别是海外尤其希梅都（Hymettus）的云石（Cipollin）充这种建筑之用——意大利的云石矿尚未开发。攻克马其顿的昆图斯·梅特路斯（611年即前143年执政官）在大校场上建了一座宏丽的柱廊，环绕着首都初次看见的云石庙宇，到帝国时期这柱廊仍受赞赏；不久以后，同类建筑继起，西庇阿·那西加（622年即前132年执政官）的造在卡庇托尔山上，格涅乌斯·屋大维（626年即前128年执政官）的造在竞技场。第一座以云石柱为饰的私宅是帕拉廷山上演说家卢奇乌斯·克拉苏（死于663年即前91年）的寓所。但他们若能劫夺或购买以代替自造，他们便劫夺或购买；罗马建筑始用希腊神庙的旧石柱，可见其贫乏可怜，例如苏拉用雅典宙斯庙的石柱点缀罗马的卡庇托尔庙。造在罗马的作品都出自外国人之手；本期罗马的少数美术家特见于记载的，都是居意大利的或由海外移来的希腊人，无一例外。属于此类的有建筑家赫摩多罗（Hermodoros，塞浦路斯岛的萨拉米人），除别种工作外，他曾重修罗马船坞，在昆图斯·梅特路斯（611年即前143年执政官）所自建的会议厅里替他营造朱庇特·斯塔托尔的庙，在弗拉米尼竞技场替德西姆斯·布鲁图斯（Decimus Brutus，616年即前138年执政官）造玛斯庙；有大希腊人雕刻家帕西底里（Pasiteles，665年即前89年左右），他供给罗马庙里的象牙神像；有画家兼哲学家梅特罗多罗（Metrodoros，雅典人），他奉命为卢奇乌斯·鲍卢斯的凯旋（587年即前167年）作画。有一件可注意的事，本期的钱币样式较多，但印模的雕刻却有退步而无改进。

最后，音乐和跳舞也同样由希腊传到罗马，其用途只在增长那里的奢华点缀。这种外国美术在罗马诚然不算新奇；自古以来，国家就准许埃伊鲁斯坎的笛师和舞人在罗马节庆时出来表演，往日罗马的脱籍人和最下层阶级又曾以此为业。但希腊跳舞和音乐演奏竟成为高等宴会的经常陪亲，却属新奇。另一新奇的事是一所跳舞学校，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一次在演讲中满腔愤慨地叙述这个学校，说五百多个男女儿童——最下流的人和达官贵人的子女混杂无别——从一个跳舞师学习那不像样的击板跳舞，那与之相当的歌唱和那犯禁的希腊弦索乐器的使用。另有一个新奇的事：一位执政官和大祭司如普布利乌斯·斯恺弗拉（621年即前133年执政官）在竞技场上接球，与在家解决极繁难的法律问题一样灵巧，还不足为奇，罗马贵家子弟竟在苏拉的嘉节赛会中当众表演他们的骑师技术，这是奇事。政府有时想抑制这种风气；例如639年即前115年，监察官禁止一切乐器，只有拉丁姆本地所产的简单笛子不在禁止之列。但罗马不是斯巴达，以这种禁令，松懈的政府只能宣扬恶事，而不能严峻一贯地应用法律，加以补救。

总之，如果我们回头看看意大利自恩尼乌斯之死至西塞罗时代之初，文学和艺术所表现的全景，我们见到这方面与前一时期相比，生产力的衰落也很显明。高等文学如史诗、悲剧、历史等不是渐归凋落，就是停滞不前。只有下等文学如奸情剧的翻译和拟作、滑稽戏、诗体和散文的小册子等，独臻繁盛；小册子文学受革命风潮的全力激荡，我们在这方面遇见本期两个最富文学天才的人，一个是盖乌斯·格拉古，一个是盖乌斯·卢奇利乌斯，在一些多少有点凡庸的作家中巍然耸峙，正如法国文学在与之相类的时期，库里耶和贝朗热卓立于一群狂妄无能之辈。在造型和绘画上的美术，创作力始终是薄弱的，现在竟全等于零。反之，对艺术和文学的吸收享用却很发达；本期不肖的儿孙既在政治领域收取和挥霍那归于他们祖先的遗产，所以在文艺领域，我们也见他们是勤于看戏的人、文学的好友、美术的鉴赏家尤其是收藏家。这种活动最可敬的方面是学术研究，这种研究特别在法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上显出其所自有的奋发精神。这几门科学的创立当在本期以内，亚历山大那不自然的诗歌的拟作也在本期稍开其端，这都预示罗马的亚历山大风格（Alexandrinismus）即将到来。本期一切作品的光润无瑕和有条不紊都胜于罗马纪元第六世纪的创作。本期文学家和文学好友藐视他们的前辈，目之为拙劣的生手，并非尽属谬误；但他们虽嘲笑或指责这些生手的缺点，他们中间最富天才的人，也许私自承认民族的少壮时期已成过去，或许有人在沉静的心坎上暗自感觉一种渴望，想再偷偷地去走少年时可爱的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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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是，在创作的剧本《鲍卢斯》（Paulus
）里，大概在叙述派唐（Pythion）隘口，有下列一行诗：

Qua vix capigeno géneri gradilis giéssio est．
（那里对于贵族的人没有可以通过的路）。

另一剧本要求听众领会下面的描写：

四足，缓行，生在田间，下贱，粗野，

短头，蛇颈，目不转睛地看我们，

刳去他的肠胃，身死而声不死。

听众当然回答道：

你用隐晦的字句向我们形容，

那智人受教也不了然的物事；

你若不说明白话，我们不懂你。

然后接着承认所指的是龟。再者，甚至雅典悲剧家也不乏这类谜语，因此他们常受“中喜剧”的痛骂。

(2)
唯一的例外或是《安德里亚女郎》（Andria
）里对于“所事如何”一问题的答复：

那么，

“尽我们所能吧，”这话对了，“因为事不遂人愿。”

这话脱胎于恺奇利乌斯（Caecilius）的一行诗，这行诗又源于拟希腊一句谚语：

事若不遂你所愿，你须尽己之所能。

这喜剧是特伦提乌斯最老的喜剧，舞台当局听恺奇利乌斯的推荐才把它上演。轻淡的道谢语足示其意。

(3)
特伦提乌斯曾嘲笑村夫被狗追逐而向少年人哭泣求救一事，普劳图斯那山羊与猿猴的拙劣寓言可认为正与之相似。探本穷源地说，这些无用之物都来自欧里庇德斯的修辞法。

(4)
《昆仲》里的米奇奥（Micio）赞美他一生的佳运，特别因为他从未娶妻，“这是那些人（希腊人）认为幸运的。”

(5)
在《自扰》的序幕里，他假检查员之口责备自己：

他忽然误入歧途，从事于诗歌，

信赖朋友的才智，不是他自动；

在以后（594年即前160年）《昆仲》的序幕里，他又说：

如果不怀好意的人说，

他每个剧本有贵族帮忙合作，

他们以为这是严厉的指责，

作者却认为这是荣耀：

他得了你们都喜欢的人的欢心，

这些人在战时曾用议论和实事

证明其乐于助他，毫不骄傲。

早在西塞罗时代，大家就以为这里所指的是莱利乌斯和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有几场被指定，据说是出自他们的笔墨；有几个故事说到这位穷诗人与他那贵族恩人往罗马附近他们的田庄去；他们竟全不替他设法改善经济状况，人以为他们不可原谅。但捏造故事的力量，人所共知，没有比在文学史上更为强大的。显然地，甚至高明的罗马批评家也承认，以上的诗绝不能适用于西庇阿，因为他那时才二十五岁，也不适用于他的朋友莱利乌斯，莱利乌斯的年龄不甚大于西庇阿。其他至少更有见解的人想到贵族诗人昆图斯·拉比奥（Quintus Lobeo，571年即前183年执政官），马尔库斯·波皮利乌斯（Marcus Popillius，581年即前173年执政官）以及博学而爱护艺术和数学的卢奇尔斯·苏尔皮奇乌斯·伽卢斯（Lucius Sulpicius Gallus，588年即前166年执政官）；但这也显然只是揣测。然而特伦提乌斯与西庇阿氏有密切关系，却无疑义。有一件很明显的事：在卢奇乌斯·鲍卢斯的丧事上，他的二子西庇阿和法比乌斯举行赛会，《昆仲》的首次上演，《岳母》的第二次上演都在这个赛会上。

(6)
这或有外面的情势共同促成。同盟战争的结果是一切意大利民社得到罗马公民权，以后喜剧不许取任何意大利民社为布景之地，诗人不得不叙述一般情景，否则在已亡或外国地方取景。这种情形已可见于旧喜剧的上演，现在对于本国喜剧当然有不良的影响。

(7)
自古以来，就有一串错误与这些名目相联。希腊记载家说这种滑稽剧用奥斯坎语在罗马上演，当然，这个大错现在普遍地为人所弃绝；但细想起来，要使这些取景于拉丁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剧本与奥斯坎民族性生关系，简直是不可能的事。“阿特拉戏”这个名目应另求解释。拉丁滑稽剧有固定的角色和常用的戏谑，需要一个永久的布景；愚人界处处自寻一个居住地。当然，在罗马舞台监察之下，罗马民社或与罗马同盟的拉丁民社无一可供这个用途，虽则本国的喜剧可以移到这些地点。但阿特拉虽在法律上与卡普亚同亡于543年即前211年，实际上却依然存在，为罗马农人所居的村落，从一切方面看，这地方适于此项用途。这个揣测又以考证而成定论，我们见这种滑稽剧有几个布景于拉丁语领域内别的民社，这些民社都已不复存在，至少在法律观点上已不复存在——如庞波尼乌斯（Pomponius）的Campani
布景于卡普亚，或许他的Adelphi
和Quinquatria
也如此；诺维乌斯的Milites Pometinenses
布景于苏埃萨-波美提亚（Suessa Pometia）——而尚存的民社无一受这种虐待。所以这种戏剧的真正家乡是拉丁姆，它们的诗歌舞台是拉丁化的奥斯坎地；这些戏剧与奥斯坎民族无关。有人说奈维乌斯（死于550年即前204年前后），有一个戏剧因为缺乏相当的演员，用阿特拉伶人上演，所以称为Personata
，这不能为此说的反证：“阿特拉伶人”这个名称在这里是预防的用法，从这一段，我们可以推测他们以前称为“面具伶人”（personati
）。

关于“菲斯克尼歌”（Lieder von Fescennium
）也可用完全一样的解释法，这种歌也属于罗马人的诙谐诗歌，以南埃特鲁里亚的村落菲斯克尼乌姆为背景；我们不必因此便把菲斯克尼歌归入埃特鲁斯坎诗歌一类，正如我们不把阿特拉戏归入奥斯坎诗歌。有史时期的菲斯克尼是村落而非城市，我们诚然不能直接证明，但由作家说到此地时的口气和此地不见于铭文，这事极有可能性。

(8)
特别据李维之说，阿特拉戏与萨图拉戏和由此发展出来的戏剧有密切的原始联系，此说毫不足取。Histrio
大异于阿特拉伶人，一如今日的职业伶人大异于往赴面具跳舞会的人，戏剧直到特伦提乌斯时代尚无面具，阿特拉戏却大体以角色面具为基础，二者之间有一种不可抹煞的原始差别。戏剧源于吹笛剧，吹笛剧起初没有朗诵，只限于歌唱和跳舞，以后才有戏文（satura
），最后才经安德罗尼库斯之手，从希腊舞台取得脚本（libretto
），旧日的笛歌在这里差不多处在希腊合唱的地位。这个发展过程在其较早时期绝无与票友所识的滑稽剧互相接触之处。

(9)
在帝国时期，职业伶人表演阿特拉戏。他们何时始从事于此，未见记载，但这事必在许阿特拉戏加入舞台戏之时，就是在西塞罗以前的时代。这种见解与下事不为不合：在李维时代，阿特拉伶人还与别种伶人不同，保持其受谢金之权而不失，因为职业伶人始为薪给而参加阿特拉戏一说，并不是说阿特拉戏不再（例如在乡镇）由无薪给的票友表演，所以那特权仍然适用。

(10)
有值得注意的，希腊的滑稽剧不但特能流行于下意大利，而且有几种剧本（例如索帕托的《扁豆粥》、《拔奇斯（Bakchis）的求婚者》、《密斯塔古的仆人》、《书呆子》、《生理学家》）显然使我们想到阿特拉戏。这种滑稽剧的写作必直到拿波里及其四周的希腊人在拉丁语的坎帕尼亚内自成一个区域之时；因为这些滑稽剧作家有一个名布莱苏斯（Blaesus von Capreae）的，甚至用罗马人的名字，并且写了一个滑稽剧，名Saturnus。

(11)
据犹塞比乌斯说，庞波尼乌斯生在664年即前90年前后；维勒乌斯（Velleius）称他与卢奇乌斯·克拉苏（614—663年即前140—前91年）和马尔库斯·安东尼（611—667年即前143—前87年）同时。前一说大概晚了三十余年；用victoriati
的计算法约于650年即前104年作废，却仍见于他的《画家》（Pictores
）；约在本期末叶，我们已见丑角把阿特拉戏排出舞台。

(12)
大概此种戏剧也很有欢笑。例如诺维乌斯的《腓尼基人》（Phoeniesae
）有这样一行：

起来！带上武器！我用灯草棍打死你！

正在梅南德的“假赫拉克勒斯”（
）出现的时候。

(13)
演戏的筹备人员素来须用拨给他的整款或自己出钱来装置舞台和布景器具，大约也不常在这些上面花费很多的钱。但在580年即前174年，监察官把建造副执政官和市政官的赛会舞台一事特别立合同给人承办；舞台器具现在不仅为一次演戏而设，这必使舞台装置有明显的进步。

(14)
我们可以由Vitruv．v．5，8推测罗马人注意于希腊人的收音装置。黎切尔（Ritschl）曾讨论座位问题；但似乎只有不属于按人头计算（Capite censi
）的人（即穷人）可有座位。再者，贺拉斯（Horace）所谓“被征服的希腊俘虏了战胜者”，原指穆米乌斯那开新纪元的戏剧比赛而言。

(15)
普尔克的布景必常是画的，因为相传鸟雀有栖在瓦上之势。雷声的机关一向是摇铜罐里的钉子和石头，普尔克始用滚石造成较好的雷声，此后这种雷声名为“克劳底的雷声”。

(16)
本期的小诗至今尚存的，有咏这位名伶的一首铭体诗如下：

最近我立着朝拜初升的太阳，

看呵！我左边，罗斯奇乌斯忽然起来。

天神请莫怒，我想什么说什么：

我看这凡人真似比天神美丽。

这诗具有希腊的情调，并且有感于希腊对艺术的热情而做，作者非同小可，就是652年即前102年执政官，战胜辛布里部的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

(17)
唉，这下贱的浮辞滥语制造厂！

一块一块地堆砌得这样整齐，

宛如五光十色嵌镶的礼拜堂。

(18)
诗人忠告他：

你要被人称为比别人博学高雅，

不要说pertaesum
，说pertisum
。

(19)
Nunc vero a mane ad noctem，festo atque profesto

Toto itidem pariterque die populusque patresque

Iactare endo foro se omnes，decedere nusquam．

Uni se atque eidem studio omnes dedere et arti；

Verba dare ut caute possint，pugnare dolose，

Blanditia certare，bonun simulare virum se，

Insidias facere ut si hostes sint omnibus omnes．

(20)
下面这段较长的诗可以代表作风和格律的特色，因其结构散漫，不能译为德文六步诗：

美德就是能按各种事物在我们社会里的状态，估定它们的正当价值。要晓得美德，就要晓得每种事物对于人类的影响。要晓得美德，就要晓得什么有用和正当，什么是善的恶的，无用的和坏的。人能立下赢利和勤劳的正当界限，能定下财富的正当价值，便是美德。使各等人得其所应得，仇视恶人和恶习，爱护好人和美俗，这就是美德。对好人须怀尊重和敬畏的心，抱亲爱和真诚的态度。要永远先顾祖国的幸福，而后为父母谋利益，最后才想到自己的利益。

(21)
然而在本期希腊人中间，这种学术性的旅行却非不普通的事。例如在普劳图斯的剧本里，一个曾遍航地中海的人问道：

我为何不走

回家去，我既不想写一部历史？

(22)
据我们所知，唯一的例外是格涅乌斯·奥菲狄乌斯（Gnaeus Aufidius）的希腊文历史，此人生当西塞罗的童年，就是660年即前94年前后。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孚斯（649年即前105年执政官）的希腊文回忆录不能视为例外，因为作者写它们时正被逐在士麦那。

(23)
例如有人主张在王政时期任命副执政官的是公民而非国王，此说当然是假的，因为它显然带有党派的色彩。

(24)
加图的书或名为De iuris disciplina
，布鲁图斯的或名为De Iure Civili
；两书大体是意见的总集，可以西塞罗为证。

第五卷　军人君主制的创立

他这样四方顾盼，

这事却在他的脑里作乱，

对这些事他想说什么？

他如何联结这些洪波巨浪？

他怎样一直保持旺盛精力，

立即歌唱和描述？

——歌德

第一章　马尔库斯·雷必达与昆图斯·塞尔托里乌斯

苏拉死于676年即前78年，那时他所恢复的寡头政府正以无限的权力统治罗马国家；不过这个政府既赖武力而成立，仍需用武力始能对秘密和公开的众多敌人维持其地位。它的敌人不是有表明的宗旨和隶于认定的首领之下的一个单纯党派，而是成分极为庞杂的一群人；虽然合起来通称为平民党，但实际上他们却以迥不相同的原因和大相径庭的用意，来反对苏拉的共和组织。其中有成文法家，他们既不从事政治，也不了解政治，但据他们看，苏拉任意处置公民的生命财产是个暴行。当苏拉尚存之时，一切别的反对党都噤若寒蝉，严肃的法学家已起而反抗摄政，例如科尔涅利乌斯法剥夺各意大利民社的罗马公民权，在司法判决中都被视为无效；一个公民在革命期间成为战俘而被卖作奴隶，法庭也认为他未丧失公民权。再者，旧日元老院少数派的开明分子仍有存者，他们以前力谋与改革派和意大利人成立妥协，现在以同一精神愿对平民党让步，缓和苏拉那种僵硬的寡头体制。更有进者，所谓狭义平民党的那真诚笃信而褊浅的激烈分子，为党纲的流行口号而牺牲生命财产的，在胜利以后，只见他们所奋斗以求的不是实事而是空言，痛感惊异。他们特殊的目的是恢复保民官的权力。苏拉固然没有取消保民官的权力，却夺去其最重要的特权；因为这种制度没有具体的实用，实际不过是一个空幻的幽灵，所以对于大众更能发挥神秘的魔力——一千余年后，只是保民官这个名目就能使罗马发生极大的变化。尤为重要的，几个人多势大的阶级未因苏拉复古而得到满足，他们的政治利益和私人利益反而遭到侵害，因此他们属于反对党。其中有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富庶区的人民，他们当然认为665年即前89年的授予拉丁权仅为得有十足罗马公民权的初步，于是易于酿成骚乱。属于此类的又有脱籍人，因其数目众多，资财雄厚而有势力；又因他们聚居首都而特为可畏，复古以后他们回到旧日实际无用的表决权地位，他们不能忍受。又有大资本家也处于这个地位，他们谨守缄默，但始终保持其牢不可破的怨恨和一样牢不可破的势力。首都的群众认为白送粮食便是真正自由，也不满意。一班受苏拉没收财产之害的公民更深感愤慨——有如庞培人，财产被苏拉的殖民团所侵削，却与他们共居一座城墙之内，无日不与他们互相争执；或有如阿雷提纳人和沃拉帖雷人，实际仍保其领土的所有权，但常受罗马人的威胁，其领土有被没收之虞；特别如在埃特鲁里亚，留守故居的沦为乞丐，逃入森林的沦为盗贼。最后，平民党首领有些因复古而丧生，又有些受尽亡命外国的苦痛，流浪于毛里塔尼亚海岸，或寄居于米特拉达特斯的宫廷和军中，他们全部的亲属和脱籍人都骚然不安；因为坚固的家族团结主宰当时的政治见解，按家族的团结来说，留在国内的人要顾全体面，
(1)

就须设法使出亡在外的亲属有复回本国之权，至于死者，至少须设法使那沾在他们遗念和子孙上的污点得以洗去，祖遗的产业得以归还。尤其是罪人本身的儿女已被摄政夷为法律上的贱民，他们不啻由法律方面接到挑战书，请他们起而反抗现行秩序。

除以上各部的反对党外，又加以全体的破产之徒。这是一切沉湎于不论雅俗的淫乐而至倾家荡产的流氓，不分贵贱。有豪族贵人，他们除债务外无以见其高贵；有苏拉的兵士，摄政的法令固然能化他们为地主，却不能化他们为农人，他们既挥霍了罪人的第一批遗产，还渴望再得第二批——这一切人只在等候那请他们反抗现行秩序的旗帜展开，至于旗上还写着什么，他们却不过问。由于同样的必要，一切求上进和务得民心的才智之士都依附反对党；不但严加封闭的贵族界所不许入内或至少不许有迅速升迁机会的人士，想冲入那座营阵，凭借人民的欢心，打破少数独占和注重资历的法律，而且有更为可畏的人，他们野心勃勃，志向很高，不屑在同僚制的阴谋诡计中决定世界的命运。合法反抗的场所未被苏拉封闭的只有律师的讲台，尤其在这讲台上，甚至当摄政尚存之时，这种想上进的人就用正式法学和灵巧演说术为武器，对复古激烈攻击，例如阿尔皮诺地主之子、生于648年即前106年1月1日的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长于演说，他以那既小心而又大胆的反抗独裁，骤然成名。如果敌人所愿望的不过是用这手段自取法座，然后志得意满，终身坐在那里，这种努力便不甚重要。当然，如果这把交椅不能满足一个得民心的人，如果盖乌斯·格拉古有了后继，一个生死攸关的斗争便不可免；但至少在当时，还没有一个这样高尚其志的人名可举。

苏拉的死或早于他自己所预料，他死之后，他所设立的寡头政府便不得不倚赖自己的能力。以上所说的就是这政府所须抵抗的反对党。这个工作本已不易，又有当时社会和政治上的恶劣状况使之难上加难——特别是一方面要使各省的军事首领服从最高民政当局的号令，一方面要应付那聚居首都的意大利籍和外国籍的人民大众，又要应付那在首都大抵实际自由过活的奴隶，而又没有可支配的军队，实是非常困难的事。元老院仿佛立在一个毫无屏蔽、面面受敌的堡垒中，严重的战事又在所不免。可是苏拉所缔造的抵抗力却也强大耐久，虽则全国大多数人公然不喜苏拉所立的政府，甚至对它怀抱敌意，但对那迷乱纷纭，没有一致的目标和手段，缺乏领袖，而又分为几百个派别的反对党大众，这政府却很可以在堡垒中长久自保其地位，不过所必需的是元老院立下自保地位的决心，至少拿出一点建造堡垒的精力来守卫它；如果守兵不肯自卫，最伟大的设防家营造城池，也是枉然。

严格说来，双方都缺乏领袖，一切愈视双方领袖的人格为转移，这事便愈为不幸。此时期的政治完全为最恶劣的朋党制度所左右。这固然并不新鲜；各家和各社团的互相结合，本是与贵族政体不可分离的，数百年来即已风行于罗马。但到了本期，这些结合始强大无匹，也只是到了现在（始于690年即前64年）朋党结合的势力始不因法律禁令而敛迹，却因这种禁令而更有凭有据。一切贵族，无论倾向平民党的还是真正寡头党的，都结成帮会；公民大众，只要是常常参加政事的，也按他们的选区结成几如军队组织的坚固团体，以区长即区分配官（divisores tribuum
）为他们的天然首领和代表。这些俱乐部买卖一切，特别是选民的表决权；此外元老和法官的表决权，造成街市暴动的打手和指挥暴动的头目也都在买卖之列。上流阶级的团体与下流阶级的团体，其分别只在价目表不同而已。帮会决定选举，帮会商妥弹劾，帮会领导辩护，它聘请有名望的律师；遇有必要，它为取得释放和免罪，与大规模买卖法官表决权而获厚利的商人订立合同。帮会以其团结的群众控制首都的街市，又不幸常因控制首都而主宰全国。这一切都按照某种规则办理，可以说是公开办理。帮会制度的组织和管理优于任何部门的国政；虽则在文明骗子中间常有不可直言这些罪过的默契，可是无人加以隐讳，有名的律师公然指明他们与顾客的帮会有关系，不以为耻。如果偶有一个人不做这事而仍参加公众生活，这人，有如马尔库斯·加图，必是个政界的堂·吉诃德先生。社团及其彼此争雄代替了政党和党争，阴谋诡计代替了政治。有一个态度极为暧昧的人，名为普布利乌斯·克塞古斯（Publius Cethegus），昔为最激烈的马略党，以后投归苏拉，受他优容，在本期的政治活动中居最有势力的地位——他狡猾绝伦，构煽和调停于元老院各派之间，他以政客身份，熟悉各奸党的秘密，有时最重要将帅的任命决定于他情人普雷琪娅（Praecia）的一句话。只在参加政治的人无一超过庸才之时始能有这种惨祸；任何才干超群的人必能如扫蛛网似的扫荡这种朋党；但此时极感缺乏的正是有政治或军事才能的人。

说到老辈，经内战以后，有名的人除年高多智而又善辞令的663年即前91年执政官卢奇乌斯·腓力普斯外，无一存在；他昔日曾倾向平民党，以后领导资本阶级以抗元老院，与马略党密切联络，最后又及时投到得胜的寡头党，博得感谢和酬报，在两党之间逃得性命。说到下一代，纯粹贵族最有名的领袖，有674年即前80年执政官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他与苏拉同犯危难，共享胜利；有苏拉死年——676年即前78年的执政官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Quintus Lutatius Catulus），系维尔凯莱战胜将军之子；有两位少年军官即卢奇乌斯·卢库卢斯和马尔库斯·卢库卢斯（Lucius und Marcus Lucullus）昆仲，前者在亚细亚，后者在意大利，都曾隶属苏拉部下，立有战功；至于贵族如昆图斯·霍滕西乌斯（640—704年即前114—前50年）仅因其为辩护士而关重要，以及677年即前77年的两位执政官德奇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和马莫库斯·埃米利乌斯·雷比达·李维亚努斯（Mamercus Aemilius Lepidus Livianus）等无能之辈。其最大优点在具有贵族式的铿锵姓名的，姑置不论。但甚至那四个人也不高于当时平庸的贵族。卡图卢斯一如其父，也是个高雅的人、正直的贵族，但才干有限，尤其不善用兵。梅特路斯不但人品可敬，而且是个有才略、有经验的军人；675年即前79年，他卸去执政官职之后，卢西塔尼亚人和昆图斯·塞尔托里乌斯所率的罗马亡命徒又在西班牙起事。他所以被派往该地，并非因为他与摄政有密切的关系，为摄政的姻亲和同僚，而是因为他的才能为人所公认。卢库卢斯昆仲也是良将，尤其那位长兄，有很可敬的军事才能又有渊深的文学修养和写作的嗜好，并且他的为人也显然光明正大。不过说到从事政治，就是这几个出色的贵族，其疏忽短见也不亚于当时的一般元老。固然对于外面的敌人，其中最知名的有以自见其可用和骁勇；但他们没有一个显出愿望和技巧来解决真正的政治问题，没有一个能充道地的舵手引导如舟的国家走过那阴谋和党派的汹涌大海。他们的政治智慧仅限于真心相信寡头政治为救世的不二法门，痛恨奸雄作风和每种自谋解放的个人专权，并加以激烈的攻击。他们那卑鄙的野心好以琐事为满足。梅特路斯在西班牙时，据说他不但喜欢西班牙应景诗人那种不调和的琴瑟，而且他每到一处，竟至使人用敬神的奠酒和烧香来接待他，在筵宴时，使胜利神在假造的雷霆中下凡，以战胜者的金冠加在他头上；这事的无稽与大多数的历史逸事相等，但这种闲谈却映出堕落民族那种下流的野心。甚至较为出色的人士，尚未得到权势，只得到执政职、凯旋和元老院的一个尊位，便以为满意；他们只要有正当志向，刚开始对本国和本党真正有用之时，便退出政治舞台，沉湎于王者的奢侈生涯。像梅特路斯和卢奇乌斯·卢库卢斯一流人，就在做将军时，他们所想的也不是征服新君长和新民族以扩大罗马的领域，而是获得非洲和小亚细亚的新美味以扩充罗马烹饪术中野味、家禽和糖果的无穷项目，并且他们把一生的大半虚掷在多少有点聪明的游惰。祖传的长处和个人的克己是一切寡头政治的基础，在本期那没落而赖人工复原的罗马贵族中，这长处和克己业已荡然无存；据他们普遍的见解，帮会精神就是爱国心，好虚荣就是有大志，固陋就是始终如一。如果保管苏拉宪法的人是出席罗马红衣主教团或威尼斯十人会议的人士，反对党是否能那么快地动摇他的宪法，我们不知；守护者既然是这等人，每次攻击当然造成严重的危机。

有些人对于苏拉宪法既不绝对服从，也不公然反抗，其中为大众所注目的无过于年少的格涅乌斯·庞培，苏拉死时他才二十八岁（生于688年即前106年9月29日）。此事对于景仰者和被景仰者均属不幸，但是自然之理。他有健全的身体和精神，是个绝好的运动家，甚至做高级军官时也与部下士兵比赛跳跃、竞走和举重；善于骑马和击剑，为义勇队的猛将，这位少年在绝不能任官职和入元老院的年龄，便已成为最高统帅和凯旋将军，并且在民意中已博得仅次于苏拉的地位；这还不算，宽容的摄政又半带承认半带讥讽地给他“大帝”这个别号。不幸他的天资与这些空前的成功迥不相侔。他不是个恶人，也不是个无能之辈，而是个十足凡庸的人，天生是个好中士，现在应时势的要求，竟成为将军和政治家。他是个绝好的武人，有见解，有胆气，又有经验，可是甚至以军人资格而言，他也没有丝毫更高的天才。他做将军和其他事时，他的特色是谨慎从事，濒于畏怯，如果可能，仅在对敌人立下无限的优势时，始断然一击。他的修养是当时的普通修养；虽则纯是武人，他到罗德斯岛时，却不忘本分，向当地修辞家致其赞赏和馈赠。他的正直是一个有祖遗和自置的巨产而慎加管理的富人的正直。他耻于不按元老的常规来赚钱，但他太冷淡太殷实，不肯因为这事冒特别的危险，或自取明显的耻辱。他以正直无私著名，并且比较说来，确是很有根据，这不是因为他自有美德，而是因为他同时人恶习盛行。他的“诚实面貌”几乎有口皆碑，甚至到他死后，也仍被目为有德的高人；他确是个好邻人，不染当时贵族的恶习，如强迫卑贱的邻人出卖田产，或用更坏的手段扩充地界；在家庭生活中，他对妻室儿女感情甚笃。再者，他更有可敬之处，他首先废弃那先在凯旋中陈列掳来的敌君敌将而后置之死地的野蛮风习。但这不妨碍他做下面的事：他的爱妻出自国贼之家，他奉主公苏拉的命令与她分离，又听这位主公的指示，很沉静地命人把一些曾在患难中扶助他的人杀死在眼前；人们虽然责备他残忍，他却不残忍，但或更恶于此，他冷酷，无论为善为恶，一概无情。在戎马仓皇中，他直视敌人，毫不畏缩；在公民生活中，他为人羞怯，常为些微小事两颊发赤，他当众发言时，不免忸怩不安，在交际上总是板滞、僵硬和拙笨。他尽管桀骜刚愎，却正如一般自炫其特立独行的人，在晓得运用他的人手里，是个柔顺的工具，尤其在那些他不怕受他们支配的脱籍奴隶和门客手里，他更是个柔顺的工具。他最不相宜的无过于做政治家。没有确定的目标，没有选择手段的才能，无论对小事大事都是眼光短浅，束手无策，他常以肃然静默掩饰他的犹豫不决，他想弄玄虚之时，只是自以为欺人而反自欺罢了。由于他的军事地位和地方联络，他几乎无所作为便得到大群的私党依附他，他可以用他们做极大的事业；但庞培在一切方面不能领导和团结一个党派，如果这党仍团结不解，这也不是他的作为，而纯是时势使然。在这事一如在他事上，他使我们想起马略；但马略虽性情粗鲁暴躁，却还不如这位极可厌极呆板的假伟人。他的政治立场完全错误。他是苏拉一个部将，义应尊重复古的宪法，他却又不但反对元老院专政，而且反对苏拉个人。庞培一族仅在最近六十年来始入执政官名录，在贵族眼里尚未得到充分的资格；对于元老院，这位庞培的父亲曾抱很可恨的模棱态度。他自己也曾属于秦纳党——这些旧事或许无人提起，可是尚未遗忘。庞培在苏拉部下所得的高位，使他表面与贵族联络，心中却与他们不和。庞培既头脑简单，又那么迅速而容易地侥幸上攀荣华的绝顶，不免感觉眩晕。仿佛他要与最富诗意的英雄角色媲美，以嘲笑他自己干燥无诗意的性格，他始自比亚历山大大帝，自命为世界无双的人，不当仅为罗马五百元老之一。其实没有比庞培更适于参加贵族政治的。他那庄严的外貌，他那肃穆的礼文，他那血气之勇，他那循规蹈矩的私生活，他那毫无创造力，如果他生在二百年前，或许能使他得个尊荣地位，与昆图斯·马可西姆斯和普布利乌斯·德奇姆斯并驾齐驱；凡庸为真贵人和真罗马人的特色，庞培与公民大众和元老院所以始终特别心投意合，得凡庸之助不少。他自始就是命定的元老院将军，如果他以此为足，甚至在他那时代，也可以占个鲜明而重要的位置。他却不以此为足，于是他陷入一种不幸的境况，要为其所不能为。他无日不求占国家中一个特殊地位；一旦地位到来，他又不能断然取为己有；众人和法律若不绝对屈从他，他便深感愤怒，可是他的态度却处处目众人为他的同列，不只是假作谦虚，并且只要一想做任何违背宪法的事，他便心惊肉跳。如是，既常与寡头党根本不睦，同时又是听命于寡头党的奴仆；既怀着野心而又常怕把它实现，他便在内心的永久矛盾中，毫无乐趣地度过他那纷纭缭乱的生活。

马尔库斯·克拉苏与庞培相似，也不能算作寡头党的绝对同党。他是个很能代表本期特色的人物。他比庞培大几岁，与之相似，也属于罗马的高等贵族界，也受过本阶级寻常的教育，也像庞培似的曾隶属苏拉部下，功劳卓著于意大利内战。在天资、文才和将略上他远不及许多侪辈，可是由于无限的活动，由于坚持到底、力求掌握一切和左右一切，他却赶过他们。最重要的是他投身于商业。他在革命期间收买地产，造成他那财富的基础；他不以任何牟利之事为耻；他经营首都的建筑业，规模既大，又很谨慎；他与他的新自由人合营极不相同的事业；他在罗马城内外开设银行，或亲自料理，或委人代办；他贷款于元老院的同事，并且偶尔替他们办事和贿赂法院。他在牟利上绝不选择手段。苏拉惩治罪人时，证明他有捏造名单之罪，因此苏拉在国事上不再用他；一纸遗嘱列有他的姓名，但显然出自伪造，他却不因此而拒受遗产；一个小农人有田地与他的田地毗连，被他的管家用强力或诈骗逐出，他也不反对。再者，他避免公然犯法，他过着简单朴素的富人生活。这样，几年之间，克拉苏由一个有普通元老财产的人变为大富翁，他死前不久，支付了绝大的额外开销以后，他的财产仍达一亿七千万塞斯特。他成为罗马人的首富，所以同时也是政治上一个大人物。如果按照他的话，不能以自己的收入养一军的，不可自称为富，那么，谁能这样做，便不只是个公民。实际说来，克拉苏所着眼的目标不止于保持罗马最满的钱柜。他尽力扩充他的联络，不嫌劳苦。首都每一公民，他都能呼其姓名与他寒暄。人有求他在法庭上相助的，无一遭到拒绝。固然苍天没有多给他演说才能，他的演说词枯燥无味，他的发言太嫌单调，他患重听；但他那坚持到底的精神不为厌倦所阻遏，不为快乐所转移，竟能打破这些障碍。他从不显得事前无备，他从不临阵磨枪，所以他成为时刻受人请求和时刻有准备的辩护律师；说起来不是诽谤他：在他手里，很难有太恶劣的讼案，他不但晓得用他的演说感动法官，而且晓得用他的联络，如有必要，用他的金钱，运动法官。元老院有一半人欠他的债，他惯于借钱给朋友，不取利息，随意收回，使一些有势力的人依赖他，并且他不分党派，与一切方面维持关系，欣然借给任何能付钱的或其他有用的人。最激烈的党魁向各方面施行攻击，无所忌惮，却慎避与克拉苏寻衅；人们拿他比作一群牛的公牛，人绝不宜触犯他。不言而喻，这样的人处在这样的地位，其志必不在小；克拉苏异于庞培，他确知政治投机的目的和手段，有如一个银行家。自罗马肇始以来，资本在这里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时代既然如此，金或铁似乎能打通一切。在革命时期，富豪阶级或许想到推翻氏族寡头党，果若是，像克拉苏这样人所注目的或许超过凯旋将军的束棒和绣衣。目下他是个苏拉党，是个拥护元老院的人，不过他偏是个财政家，不能专属于某一党派，也不能追求个人利益以外的任何事物。克拉苏既是罗马最有钱、最善阴谋的人，又不是个守财奴，而是个规模极大的投机家，要拿王冠来投机有何不可？或许他单独一人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但他已与人合伙做了许多大事；关于此事，也未尝不能有个相当的人出来与他合作。这是当时的特色：一个平凡的演说家和军人，一个以好动为有能力、以贪利为有志向的政客，一个根本上只有绝大财产和拉拢关系的商贾才能的人——这样的人仗着万能的会党和阴谋，竟能自以为与当日第一流将军和政治家不相上下，并且竟能与他们竞争那引起政治野心的最高利物。

在真正反对党里，无论开明的保守党或平民党，革命风波已造成可怕的损害。在开明的保守党里，仅存的名人是盖乌斯·科塔（630—681年即前124—前73年），他是德鲁苏斯的朋友和同志，因而在663年即前91年被逐出国，然后在苏拉得胜时奉召回国。他是个聪明人，又是个胜任的辩护士，但无论他本党的重要性或他个人的重要性都只能使他居可敬的次要地位。在平民党后起的少年中，有个二十四岁的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æsar，生于652年即前102年7月12日
(2)

），引起无论友人和敌人的注目。他与马略和秦纳都有亲戚关系（他的姑母是马略的妻室，他本人娶秦纳的女儿为妻）；这位少年还未走过童稚，独裁命他送一封离婚书给他那妙龄的妻室科尔涅莉娅（Cornelia），他毅然拒绝，不做庞培在同样情形下所做的事；马略给他一个祭司职，苏拉收回成命，他胆敢坚持不去；在剥夺人权时期，他也受到威胁，出亡在外，他的亲属勉强替他调停，始得免祸；他在米蒂利尼城下和西利西亚英勇作战，无人能料这娇生惯养、近于女性的纨绔童子竟能这样勇敢；甚至苏拉也告人防备这“穿裙的童子”，藏在他胸中的不止一个马略——以上一切，在平民党看来，正是他可取之处。但恺撒只能为将来希望之所寄；那些以年龄和政治地位而今有资格掌平民党和国家统治权的人，不是已死，便是出亡在外。

如是，平民党的领袖既缺乏真有资格的人来担任，任何人愿意起而维护被压倒的民权，便可以得到这个位置；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便这样成为平民党的领袖，他本是苏拉党，但由于太可疑的动机，投归平民党的营垒。他曾是个热心的贵族党，遗产拍卖时，他曾大批收买，以后为西西里省长，横征暴敛，以致有受弹劾的危险，为规避弹劾起见，投到反对党。这是个未必可贵的收益。固然，这么一来，反对党得到一个著名的人，一位贵族，一个激烈的市场演说家；但雷必达却是个无足轻重的鲁莽人，无论在会议室或战场都不配做领袖。然而反对党欢迎他，于是平民党的新领袖既能威吓控告他的人，使不再从事已发动的攻击；而且竟能使他通过选举为676年即前78年执政官；助成此事的除由西西里勒索来的财宝外，又有庞培的愚昧企图，他想向苏拉和纯苏拉派表现他自己的本领。现在苏拉已死，反对党复得雷必达为领袖，他们的领袖又成为国家最高的官吏，首都发生新革命之期可料必不在远。

首都的平民党尚无举动，亡命的平民党徒便已又起事于西班牙。这个运动的主脑是昆图斯·塞尔托里乌斯。这位超群的人，生于萨宾的努西亚（Nursia），天性温柔，甚至可谓多情，这见于他对他母亲雷伊娅（Raia）如狂的爱慕——同时又极饶侠义的勇气，他由辛布里、西班牙和意大利各次战事带来的创痕可以为证。虽则他完全没受过演说的训练，他的言辞却自然流利，明确中肯，引起博学辩护士的赞叹。特别在革命战争中，平民党的战术非常可怜而愚蠢，他却得有机会，以灿烂的对比表现他那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众所公认，平民党的将领只有他晓得如何筹备和指挥战事，平民党的政治家只有他能以政治家的毅力反抗本党那种愚蠢暴戾的行为。他部下西班牙的兵士称他为新汉尼拔，这不仅因为他在战争中损失一只眼睛，像那位英雄，实则他使人忆起那伟大腓尼基人的、智勇双全的战术；还因为在他那以战备战的奇才，在他那善于招徕外国人替他效劳，使他们能有助于他的目的；以及在他那无论成败，一概谨慎，在他那能以敏捷的创造力利用胜利和挽救失败。以多才多艺而言，古今罗马政治家是否有任何人能与塞尔托里乌斯相比，殊为可疑。苏拉的将军逼他离开西班牙以后，他在西班牙和非洲的沿岸度其流离冒险的生活，有时与在这些海洋里出没的西利西亚海盗在利比亚游牧的部落酋长互相联合，有时与他们交战。甚至在这里，罗马得胜的复古政府也来追他；他围攻丁吉斯时，为援助此城之君起见，帕琪古（Pacciaecus）由罗马属下的阿非利加率兵来到，但塞尔托里乌斯完全击破帕琪古，攻陷丁吉斯。罗马亡命徒立此战功的消息一传出去，卢西塔尼亚人虽名为服从罗马的主权，却实际保持他们的独立，与远西班牙省的长官年年交战，现在派使者来到阿非利加见塞尔托里乌斯，请他到他们国里去，委他为民兵的统帅。

二十年前，塞尔托里乌斯曾在狄第乌斯部下服务于西班牙，晓得此地的资源，决定应允这种邀请，于是留一小队哨兵驻毛里塔尼亚海岸，登船赴西班牙（约674年即前80年）。西班牙与非洲之间的海峡有科塔部下的罗马舰队据守，要暗渡海峡，实不可能；所以塞尔托里乌斯夺路过海，幸达卢西塔尼亚人之地。听他号令的卢西塔尼亚民社不过二十个，至于“罗马人”，他只招得二千六百人，大部是帕琪古军的逃兵，或是有罗马式武装的非洲人。塞尔托里乌斯深知一切均系于一事，即须有具罗马编制和训练的军队做散漫游击队的坚强核心；因此，他征募步兵四千和骑兵七百来加强他所带来的队伍，以这个兵团和成群的西班牙义勇兵，他进攻罗马人。远西班牙省的将军是卢奇乌斯·福菲狄乌斯（Lucius Fufidius），此人因为绝对尽忠于苏拉，在宣告褫夺人权时确有以见其忠实，由下级军官升到代理副执政官；他在贝狄河（Bätie）上全被击破，罗马兵二千人陈尸战场。使者急召邻境埃布罗省长官马尔库斯·多弥提乌斯·卡尔维努斯（Marcus Domitius Calvinus）来防堵塞尔托里乌斯的再进；不久以后（675年即前79年）宿将昆图斯·梅特路斯又奉苏拉的派遣，来代替南西班牙那位无能的福菲狄乌斯。但他们仍不能平定叛乱。在埃布罗省，不但塞尔托里乌斯的副将财务官卢奇乌斯·赫尔图勒乌斯（Lucius Hirtuleius）歼灭了卡尔维努斯的军队，斩卡尔维努斯，而且外阿尔卑斯的高卢省长官卢奇乌斯·曼利乌斯（Lucius Manlius）率三个兵团逾比利牛斯山来救他的同事，结果也全为这位勇将所击破。曼利乌斯勉强率少数人逃到伊莱尔达（Ilerda，即莱里达［Lerida］），由此再逃到他本省，途中遭阿奎塔尼亚（Aquitanian）部落的袭击，丧失了全部辎重。在远西班牙，梅特路斯深入卢西塔尼亚人境内，但他攻郎果布利伽（Longobriga，距塔古斯河口不远）时，塞尔托里乌斯竟能把阿奎努斯（Aquinus）所率的一支兵诱入埋伏，于是梅特路斯被迫解围，退出卢西塔尼亚境。塞尔托里乌斯追蹑其后，在阿纳（Anas，即瓜迪亚纳［Guadiana］）击败托里乌斯（Thorius）的队伍，又用游击战攻这位元帅的军队，加以无量的损害。塞尔托里乌斯坚持不肯决战，可是截断罗马军的饷道和交通线，永远骚扰其四围，梅特路斯是个循规蹈矩而稍嫌拙笨的战术家，对他的敌人束手无策。

塞尔托里乌斯在两西班牙省得到以上的非常胜利，因为这些胜利不仅仅为武力所造成，不仅仅属于军事性质，所以更关重要。亡命徒本身并不足畏，卢西塔尼亚人在这个或那个外国人指导之下偶得几次胜利，也不甚打紧。但塞尔托里乌斯在政治和爱国上有极明确的随机应变之才，只要可能，他便不以叛罗马的卢西塔尼亚人头目自居，而自命为罗马将军和西班牙省长，他实以这种资格被昔日的统治者派到这里。他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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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亡命者的首领组织成元老院，这元老院增至三百人，按罗马的方式办理政事，推举官吏。他认部下军队为罗马军队，用罗马人充任将领，毫无例外。对于西班牙人，他是省长，凭着他的职权由他们中间征发队伍和其他援助；但他做省长，不照例施行虐政，却努力使省民亲附罗马和他自己。他的豪侠性格使他易于了解西班牙的习惯，又使西班牙贵族极热爱这位与他们情投意合的外国奇人。西班牙人与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相同，也有武士投靠的风气，按这风气，西班牙最高的贵族数千人宣誓效忠于这位罗马将军，至死不渝；他们做塞尔托里乌斯的战侣，比他同国同党的人尤为可靠。他不齿于利用西班牙野蛮部落的迷信，使人以为他的作战计划是戴雅娜派她那白鹿送来的命令。自始至终，他总施行公正宽仁的政治。他的军队，至少在他目所能见和力所能及之处，须保持极严的纪律。虽则他在处罚上普遍从轻，但每遇他的兵士在友邦作恶，他总是毫不容情。对那些永久改善外省人民状况的事，他也不是漠不关心；他削减贡额，命兵士自筑冬营，于是军队住民房那种沉重的负担便告解除，并且这样一来，不可名状的弊害和烦恼的一个来源也被堵塞。在奥斯加（Osca，即韦斯卡［Huesca］），他为西班牙贵族的子女立了一个高等学校，使他们在这里受罗马常有的高等教育，学习说拉丁语和希腊语，以及穿外罩的方法——这是个很可注意的办法，西班牙的盟邦不免送质子给他，这办法的用意不只是以尽量客气的方式由各盟邦取质子，而且有更重要者在盖乌斯·格拉古和平民党曾有逐渐使外省罗马化的大计划，这就是那个大计划的产物和改进。要做到使外省罗马化时，不光灭绝旧居民然后以意大利移民补其缺，却使外省人民本身罗马化，此为首次。罗马城的贵族党嘲笑那些可怜的亡命徒、意大利军队的逃兵、卡尔博匪军的残部，但他们自食这种卑鄙揶揄的恶果。他们所调遣去攻塞尔托里乌斯的大军连西班牙的征兵在内，共计步兵一万二千，弓手和轮索手二千，骑兵六千。对这非常占优势的兵力，塞尔托里乌斯不但能以一串小胜和大胜守其阵地，而且能使西班牙大部入他的掌握。在远西班牙省，梅特路斯见他的势力只能及于部下军队所直接驻防的地方，各部落只要能够做到，都归附了塞尔托里乌斯。在近西班牙省，自赫尔图勒乌斯战胜之后，不再有罗马军队。塞尔托里乌斯的使者遍历高卢全境，高卢各部落也蠢动起来，始有成群结队的人骚扰阿尔卑斯山的关隘。海面也为叛党和合法政府所共有，因叛党与海盗相结合，在西班牙海上，海盗不弱于罗马战船。在戴雅娜岬（瓦伦西亚［Valencia］与卡塔赫纳［Cartagena］之间，伊维卡［Ivica］的对面），塞尔托里乌斯替海盗建立了一个固定兵站，他们在这里守候罗马接济沿海城市和军队的运船，替叛党取货送货，做他们与意大利和小亚细亚的交通媒介。很可忧的，这些人无时不准备从大火场带火星到一切地方去，特别在引火物狼藉于罗马帝国各处之时。

在这种情势之下，苏拉忽然去世（676年即前78年）。只要此人在世，一支有训练有经验的可靠军队随时准备听他的呼唤，就是西班牙两省殆似乎必落于亡命徒之手，国内必举反对党领袖为最高官吏，寡头党或许也认为是暂时不幸，加以容忍；他们眼光短浅，可是也非无理由，或许相信反对党未必敢公然开战，就算反对党竟敢如此，苏拉既然两次拯救寡头党，第三次必也能使他们复位。现在局势变了。首都平民党的过激派久已不耐无限的迟延，又为来自西班牙的辉煌消息所激动，力主发动攻势；当时雷必达操决定权，他便以叛徒的全副热心和他自己特有的轻举妄动，赞成这种提议。转瞬之间，仿佛那点起摄政火葬柴堆的火炬，也要点起内战的火；但反对党鉴于庞培的势力和苏拉老兵的心情，使摄政的丧事平安度过。

然而自此以后，他们更公开地筹备再起革命。控诉“滑稽的罗慕洛”及其刽子手的话已日日响激首都的市场。那位伟人尚未瞑目，雷必达及其党羽便已公然指出他们所倡运动的目标，即推翻苏拉宪法，复行分配粮食制，使保民官复归原位，召还那些违法被逐的人，归还被没收的土地。现在他们与被罪的人成立联络；秦纳时代做西西里省长的马尔库斯·佩彭纳来到首都。苏拉所谓国贼的人，他们的儿子在复古政府的法律下受苛刻难堪的压迫，现在他们和一般倾向马略党的名人均被邀请参加。不少的人如小卢奇乌斯·秦纳等加入这个运动；可是其他的人效法盖乌斯·恺撒，恺撒接到苏拉身死和雷必达定计的消息，固然由亚洲回国，但他一详知这领袖和这运动的性质，便慎行引退。人们在首都的酒馆娼寮中酣饮狎妓，都写在雷必达的账上。终于在埃特鲁斯坎人的失意人中，酿成一个反对新秩序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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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切都发生在政府目睹眼见之下。执政官卡图卢斯和较明达的贵族党都力主断然干涉，以灭叛乱的萌芽，然而松懈的多数派却不能决然发动这个斗争，还想用妥协和让步的方法把他们自欺的事尽量拖延下去。起初，雷必达也赞成这种办法。有人要求把归还所夺的保民官职权做一提案，他与他的同僚卡图卢斯一致拒绝。反之，格拉古的分配粮食制却有限度地恢复了。这次办法与森普罗尼乌斯法不同，按这次的办法，受昔日格拉古所定的恩典的——每月以六点五塞斯特的代价买粮五牟底——似乎不是全部而只是定数的贫穷公民，约计四万人，因为这个规定，国库每年所受的净损失至少达四万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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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党得到这种折半的让步，当然既不满意，又确实壮起胆来，便在首都更逞其粗野狂暴；埃特鲁里亚是一切意大利无产阶级暴动的真正发源地，内战已在这里发作，土地被夺的菲苏兰人已用武力恢复失地的所有权，苏拉安置在那里的老兵已有几个死于乱事。元老院听得这事发生，议决派两执政官前往，以便征兵平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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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这个做得更荒唐的。元老院对叛党表示其软弱和恐惧，恢复粮食法；为消弭街市的喧嚣起见，他们给叛党的著名领袖一支军队；两执政官以人类所能想象的最重誓言，约定彼此不用他们所受的武力互相攻击，只有寡头党那种魔鬼般的顽固良心才能想出以这种寨墙防御那临头的叛变。当然，雷必达在埃特鲁里亚不为元老院而为叛党修武备，他用嘲笑的口吻说，所发的誓只能在本年约束他。元老院发动神谶机构劝他回来，委他办理将近的执政官选举事务；但雷必达持规避态度，在使者为此事来来往往之时，执政官任期在调解建议中届满，他的兵力蔚为一军。次年（677年即前77年）之初，元老院明令雷必达尽速归来，这位省长悍然抗命，却要求复兴往日保民官的职权，恢复那横被驱逐者的公权和财产，此外还要求重选他为本年执政官，换句话说，成立合法的僭主政治。

这样，两方便宣战了。苏拉部下老兵的公民权受雷必达的威胁，元老党所能倚赖的除他们外，还有续任执政官卡图卢斯所召集的军队，于是元老院听明达者尤其菲力普斯的紧急警告，委卡图卢斯保卫首都，抵御平民党驻在埃特鲁里亚的主力军。同时，庞培奉派另率一军，从昔日受他保护的人手中夺取波河流域，现在守波河流域的是雷必达的副将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当庞培迅速完成他的任务，围困敌将于穆提那之时，雷必达来到首都要仿昔日马略的办法为革命党攻克此城。台伯河右岸完全落在他手，他竟能渡河。决战发生在紧依城下的大校场。但卡图卢斯获胜，雷必达不得不退往埃特鲁里亚，同时他的儿子西庇阿所率的另一支军入守阿尔巴的堡垒。乱事大体告终。穆提那向庞培投降；布鲁图斯虽蒙允给护照，以后庞培又下令把他处死。阿尔巴被久围之后，也粮尽投降，这里的首领也被处决。雷必达受卡图卢斯和庞培两面夹攻，只为取得退路，再战于埃特鲁里亚的海岸，然后在科萨港登船往撒丁，他希望由撒丁截断首都的供应线，得与西班牙叛党联络。但此岛的长官激烈反抗，雷必达登陆不久之后，死于肺病（677年即前77年），于是撒丁的战事完结。他部下的兵有一部分溃散；故副执政官马尔库斯·佩彭纳带着叛党的精锐部队和充盈的兵库往利古里亚，由此到西班牙，加入塞尔托里乌斯党。

如是，寡头党战胜了雷必达；但对塞尔托里乌斯的战事颇危急，他们觉得不得不做违反苏拉宪法精神和文字的让步。他们绝对须派一支强大军队和一位良将到西班牙；庞培很明显地表示他想望或不如说要求这个任务。这项要求很是苛刻。他们在雷必达革命吃紧时让这个秘密敌人再达到非常统帅之职，已甚不幸；但更远较危险的，是抛弃苏拉所定一切关于官阶的规则，对于一个迄今未尝充文职的人，这样给他一个最重要的寻常省长之职，以致把遵守一年法定任期的事置之度外。如是，即姑不论对他们的将军梅特路斯应有的尊敬，寡头党也很应当以全副真诚，来反抗这野心少年要永保其特殊地位的新企图。但这事却不容易。第一，西班牙将军是个繁难的职务，他们没有一个能胜任的人。那年的两位执政官无一表示愿做塞尔托里乌斯的对手；卢奇乌斯·腓力普斯向元老院全体大会所说的话，我们须认为确实——他说，全体有名望的元老没有一个愿在严重的战争中率兵作战。然而他们或可不计较此事，并且按寡头党的惯技，他们缺乏有能力的候补人员时，可用充数的人补其缺，如果庞培只是愿做统帅，而不是率领一支军队来要求。卡图卢斯命他解散军队，他也充耳不闻，元老院的命令是否能得到较好的接受，至少还属可疑；而一旦破裂，结果无人能知——如果一位名将的武力加入反对党方面，元老院的势力便很容易被压下去，所以多数派决计让步。按宪法，以最高官吏的职权赋予在野的人时，应征求人民的意见，现在庞培不由人民而由元老院接受特任代执政官的权力和近西班牙元帅之职；他受命后四十天，便逾阿尔卑斯山，时为677年即前77年夏季。

最初，新将军有事于高卢，这里没有发生正式的叛变，但多处的治安大受扰乱；因此，庞培剥夺沃尔卡-阿瑞克米奇（Volkel-Arekomiker）和赫尔维（Helvier）等邑的独立，使他们隶于马赛利亚治下。他又修一条过科蒂安阿尔卑斯山的新路，在波河流域与凯尔特地之间建立较短的交通线。那年的好时光就在这个工作上消耗掉了，到了晚秋，庞培才逾比利牛斯山。

同时，塞尔托里乌斯也没有怠惰。他派赫图勒乌斯到远西班牙牵制梅特路斯，他自己则在近西班牙乘着全胜前进，并且准备对付庞培。这里仍附罗马的几个凯尔特伊比利亚城市被攻，陆续陷落；最后，在仲冬时，坚城孔特比亚（Contrebia，在萨拉格萨［Saragossa］东南）又告失守。危急的城市再三送信给庞培，终属枉然，任何请求不能使他舍弃他那缓缓进行的常策。沿海城市有罗马舰队防守，庞培逾比利牛斯山以后据西班牙东北隅的印第加登（Indigeten）和拉勒坦（Laletaner）等地，全冬驻新兵于此，以使他们习于劳苦；除以上各地外，在677年即前77年底，近西班牙全部或由武力或由条约一概成塞尔托里乌斯的属地，自此以后，埃布罗河上游和中游各地常为他的势力最强固的柱石。罗马生力军鼎鼎大名的将军，使叛军发生恐惧，甚至这种恐惧也造成对他们有益的结果。马尔库斯·佩彭纳与塞尔托里乌斯官阶相等，素来主张独立统率他那由利古里亚带来的军队，他的兵士一听得庞培来到西班牙的消息，便强迫他委身听命于较贤能的同僚。

在678年即前76年的战事中，塞尔托里乌斯又用赫图勒乌斯的军团对付梅特路斯，同时佩彭纳率一支强大部队沿埃布罗河下游驻守，如果不出他所料，庞培为与梅特路斯会合起见，必向南进兵，为获得军需起见，必取道沿海，他便可阻庞培渡河。盖乌斯·赫伦尼乌斯（Gaius Herennius）的军团先定佩彭纳的援军；同时远在内地，在埃布罗河上流，塞尔托里乌斯亲自一方面进行平定几个亲罗马的地方，又一方面准备按情形驰援佩彭纳或赫图勒乌斯。他的用意仍是避免任何大战，用小战和断粮道的方法骚扰敌人。

然而庞培却在佩彭纳面前强渡埃布罗河，列阵于萨贡图姆旁帕兰提亚（Pallantia）河上，此处距戴雅娜岬不远，戴雅娜如上所述，是塞尔托里乌斯党与意大利和东方保持联系的处所。当此之时，塞尔托里乌斯须亲自出马，用他那优越的兵力和天才与敌方较为优良的兵士来争衡。劳罗城（Lauro，在苏克罗［Xucar］河上，瓦伦西亚以南）已响应庞培，因而为塞尔托里乌斯所围，战争集中于此城的四周，历时甚久。庞培竭力援救此城，但他的几支军队被分别击破，于是正在他自以为包围了塞尔托里乌斯军，请守兵看他捉拿围军之时，这位大军事家忽然见他自己完全中计；为免被包围计，他不得不作壁上观，看这座同盟城市陷落焚烧，其居民被移往卢西塔尼亚——因为此事，西班牙中部和东部若干已在动摇的城市又归附了塞尔托里乌斯。

梅特路斯的战运较佳。赫图勒乌斯不慎，在意大利迦（距塞维利亚不远）附近冒险做一次激烈的会战，双方将军都亲自肉搏，赫图勒乌斯受伤，梅特路斯把他击破，逼他退出罗马本境，入守卢西塔尼亚。有此胜利，梅特路斯便能与庞培会师。678—679年即前76—前75年冬季，两位将军都驻营于比利牛斯山。关于下一战役（679年即前75年），他们议决共攻敌人在瓦伦提亚的阵地。但当梅特路斯进兵之时，庞培要雪劳罗的耻辱，如果可能，要独得所望的桂冠，便先向敌军主力挑战。塞尔托里乌斯欣然在梅特路斯来到之前乘机与庞培一战。

两军相遇于苏克罗河（Sucro，即Xucar）上；激战以后，庞培在右翼为敌所败，身受重伤，被抬出战场。阿弗拉尼乌斯诚然以左翼克敌，夺得塞尔托里乌斯军的营垒，不过在行动时，突遭塞尔托里乌斯的袭击，也不得不逃走。如果次日塞尔托里乌斯还能再战，庞培的军队或许要被歼灭。但这时梅特路斯已来到，击破佩彭纳列阵抗拒的军团，夺去他的营垒；罗马两军会合，塞尔托里乌斯不能再与之战。梅特路斯得胜，敌军会合，骤然的停顿继胜利而来，恐惧的心情便弥漫于塞尔托里乌斯党，并且如在西班牙军队中屡见不鲜的，因为局势有这种转变，塞尔托里乌斯部下的军队大部溃散。但沮丧的心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转瞬之间，那在群众心目中代表将军战略的白鹿，比以前更受爱戴；不久以后，塞尔托里乌斯率一支新军出现，在坚附罗马的萨贡图姆（今莫维多［Murviedro］）南面平原上与罗马人对抗，而塞尔托里乌斯的私掠船又侵扰罗马海运，饥荒已渐显露于罗马军营。在图里亚（Turia，今瓜达拉维亚尔［Guadalaviar］）河的平原上，两方又打一仗，多时不分胜负。庞培和他的骑兵为塞尔托里乌斯所败，他的姻兄弟财务官卢奇乌斯·穆米乌斯（Lucius Mummius）英勇战死；另一方面，梅特路斯战胜佩彭纳，击退敌军主力对他的攻势，在肉搏中负伤。塞尔托里乌斯的军队又复溃散。赫伦提乌斯替塞尔托里乌斯固守瓦伦提亚，罗马军把它攻下，夷为平地。罗马人或一时存着希望，以为他们对顽强敌人的战事已毕。塞尔托里乌斯的军队已绝迹；罗马队伍深入内地，围攻塞尔托里乌斯于杜罗河（Duero）上游的克卢尼亚（Clunia）山寨。不过在他们枉然包围这座山寨时，反叛民社的分遣队却集会于他处；年终以前，塞尔托里乌斯潜行出寨，复为所率领大军的将军。罗马将军又须入驻冬营，瞻望愁惨的前途，他们这种西西弗式（Sisypheichen）的苦工必难免继续再来。瓦伦提亚一带因其与意大利和东方交通，非常重要，可是已遭友人和敌人的惨烈破坏，要在这里做冬营，实不可能；庞培先率部下军队入瓦斯孔人（Vasconen）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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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比斯开［Biscaya］），然后度冬于瓦凯伊人之地（在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附近），梅特路斯甚至度冬于高卢。

这样，塞尔托里乌斯战事已历五年，然而任何一方都尚未看到一个结束。国家所受的战祸难以言传。意大利一代的少年精英都死于西班牙战争的磨折艰辛。国库不但失去西班牙的收入，而且每年须解巨款至西班牙，以供西班牙军的饷金和给养，这笔款项简直不知如何筹措。不言而喻，西班牙成为荒凉贫乏的地方，罗马文明已在此地有很灿烂的发展，现在受到重大损害；特别是叛党与政府间的战争非常激烈，常有许多民社不幸全遭毁灭，结果当然如此。甚至依附罗马当权党的城市也须忍受无数的苦难；在沿海一带的须由罗马船队取得必需品，内地忠实民社所处的境遇几乎令人绝望。高卢所受的苦痛几乎不亚于此，此地一方面供应步骑分遣队和粮食金钱，一方面肩荷冬营的重负，因为680年即前74年的歉收，这种负担增加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差不多一切的地方财政机关都不得不求救于罗马银行家，把沉重的债务背在身上。将军和兵士都不情愿进行战事。将军遇到比他们才高远甚的敌人，使人厌倦的顽固抵抗，危险很大、胜利既难得而又欠光荣的战事；据说庞培曾设法使政府把他由西班牙召回，给他别处一个较为可欲的统帅职。兵士在这次战争中，不但除重大的损失和无价值的利物外毫无可得，而且他们的饷金也发放得极不规则。679年即前75年年底，庞培向元老院报告说，兵饷已拖欠两年，兵士有自行解散之势。如果罗马政府能使他们自己不这样怠忽，姑不论更加情愿，来进行西班牙战事，他们当然能排除这些流弊的大部。然而大致看来，以塞尔托里乌斯这样超群的天才，不愿对方一切兵力上和军事上的优势，在一个完全利于叛徒和海盗战争的地方，而能年复一年地进行这种游击战，这既不能归咎于罗马政府，也不能归咎于政府的将军。战事的结束尚不可知，塞尔托里乌斯的叛乱仿佛要与同时别的叛乱合而为一。这样一来，其危险性更形增大。正在此时与罗马人交战的，在海上有一切海面上的海盗船队，在意大利有叛变的奴隶，在马其顿有多瑙河下游的部落，在东方，米特拉达特斯王一部分鉴于西班牙叛党的成功，又想试一试他的武力。塞尔托里乌斯是否曾联络在意大利和马其顿的罗马仇敌，没有明证，可是他确与意大利的马略党常常往来。反之，说到海盗，他从前已与他们结有公开的联盟；说到本都王，他朝中住有罗马亡命徒，塞尔托里乌斯早已借他们的媒介与他保持谅解，现在双方结了一个正式盟约，塞尔托里乌斯把小亚细亚各属国而不把亚细亚省割给本都王，又允派一名合格的军官去率领他的队伍，并允派若干兵士，本都王那方面约定给他四十只船和三千塔兰特。首都的聪明政客已回忆到意大利受腓力和汉尼拔东西夹攻之时；他们以为新汉尼拔正如他的前人，一手平定西班牙之后，便不难率西班牙的军队比庞培早到意大利，以便如昔日的腓尼基人，号召埃特鲁斯坎人和萨谟奈人起兵抗罗马。

但这种比较虽很聪明，却不允当。塞尔托里乌斯的力量很欠雄厚，不能再做汉尼拔的大事业。他的成功一概系于西班牙那种特殊的地理和人民，他一离开西班牙，便不免灭亡；就是在西班牙，他也日益被迫放弃攻势。他虽有可钦佩的领袖才能，却不能改变他部下军队的性质。西班牙的民兵仍不失其故态，其不可靠有如海浪和风飚，忽而聚成为数达一万五千人的军队，忽而消散成寥寥几人。罗马的亡命徒也仍旧是嚣张难制，桀骜顽强。有些兵种需一队人长期团结的，尤其骑兵，在他的军队里当然很不充足。战事渐渐消耗他部下最胜任的军官和精锐的老兵；甚至最可靠的民社，厌倦罗马人的苛扰和塞尔托里乌斯军官的虐待，也始露出不甘忍耐和忠节动摇的形迹。深可注意的是塞尔托里乌斯在这方面也像汉尼拔，他从不掩饰他处在绝境；他绝不错过成立妥协的机会，只要有安居祖国的保证。他时时刻刻准备放下兵权，不过政治的正统派不知有妥协和调解。塞尔托里乌斯不能退后或改道，业已走入的途径无论如何狭窄和险峻，他必须沿路走去，无法逃避。

因米特拉达特斯起兵于东方，庞培对罗马的抗议受人重视，发生效果。他由元老院得到所需的款项和两个新兵团的增援。如是，在680年即前74年，两位将军又进行工作，再渡埃布罗河。苏克罗和瓜达拉维亚尔两战的结果，塞尔托里乌斯党失去东西班牙，自此以后，战事的中心在埃布罗河的上游和中游，在塞尔托里乌斯党主要根据地的四周，即卡拉古里（Calagurris）、奥斯加和伊莱尔达。梅特路斯在初期战事中功劳最大，这次也得到最重要的胜利。他的老敌人赫图勒乌斯又与他对抗，结果被他完全击破，与他的弟弟一同阵亡——这是塞尔托里乌斯党无法补救的损失。传噩耗的使者来到之时，塞尔托里乌斯正要进攻当前的敌人，竟斫倒使者以免部下闻讯丧胆；但这消息不能长久隐瞒。各城相继投降。梅特路斯占领了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城市塞哥布利迦（Segobliga，在托莱多［Toledo］与昆卡［Cuenca］之间）和毕尔毕里（Bilbilis，在卡拉塔尤［Calatayud］附近）。庞培围攻帕兰提亚（今帕兰西亚［Palencia］，在巴利亚多利德［Valadolid］上游），但塞尔托里乌斯来解围，迫庞培退却依梅特路斯；塞尔托里乌斯入守卡拉古里（今卡拉奥拉［Calahorra］，在埃布罗河上游），两位将军攻城，均受重大损失。然而当他们入驻冬营——庞培往高卢，梅特路斯在他本省——之时，他们的成绩算来已很可观；叛党归降或被武力平定的已占大半。

次年（681年即前73年）战事的经过亦复如此；本年特由于庞培缓进不止，叛党的疆土日蹙。

叛党武力的没落不免影响到他们的心境。塞尔托里乌斯的胜仗与汉尼拔的一样，也不得不愈来愈小；人们始怀疑他的军事才能。据说他改变旧态，整天宴乐饮酒，虚耗金钱和时间。脱逃的人和离叛的城市数目日增。不久，他得了报告，说罗马亡命徒要谋害他的性命；这事颇似可信，特别因为叛军中许多将领，尤其佩彭纳本来只是勉强受塞尔托里乌斯的节制，罗马省长又早已许下拿免罪和重赏给任何杀他的人。一听得这种控告，塞尔托里乌斯便不再使罗马兵做他的扈卫而委精选的西班牙人担任此事。对于嫌疑犯，他采取极严厉的必要步骤，不照例征求元老的意见，便判若干人死刑；于是据对他怀恨的人说，他现在危害友人，甚于危害敌人。

不久又发现第二次阴谋，以他的部僚为主脑；被控的人不逃便死，但他们没有全部败露，残余的奸人，其中最重要的是佩彭纳，只受这事的刺激而加速行动。他们在奥斯加的总部。在这里，佩彭纳使人报告将军，说他部下军队得到辉煌的胜利，便预备一个贺胜的筵席，于是塞尔托里乌斯来赴宴，照例有他的西班牙扈从同来。一反塞尔托里乌斯总部的旧习惯，宴会旋即变为狂欢；在座的人恶言相骂，仿佛有些宾客想寻衅争吵。塞尔托里乌斯向后靠着他的卧榻，似乎不愿听这吵闹。于是一个酒杯叮当一声摔在地上，佩彭纳已发出约定的暗号。马尔库斯·安东尼坐在塞尔托里乌斯的邻座，便先打他一击，塞尔托里乌斯转身想要起来，刺客又向他身上一冲，把他按住，其余在座的宾客都是同谋，见两人挣扎，便一齐扑来握住塞尔托里乌斯的双臂，刺死这不能自卫的将军（682年即前72年）。他那些忠实的扈从与他同死。在罗马所产生的人物中，塞尔托里乌斯即使不是最伟大者，也在最伟大者之列，在较为顺利的情况下，此人或能复兴祖国，不幸他须率一班卑鄙的亡命徒抵抗本国，现在竟这样死于这班人的奸计。历史不喜爱这位“科里奥兰”（Coriolane），甚至对其中最高尚、最多才、最可惜的一个也没有例外。

杀人者想继承被杀者的遗产。塞尔托里乌斯死后，佩彭纳是西班牙军最高的罗马将领，自命为元帅。军队听命，不过怀着猜疑和厌恶。塞尔托里乌斯在世之时，人们虽对他啧有烦言，他的一死却恢复了英雄固有的权利，人们公布他的遗嘱，宣读继任人的姓名，佩彭纳也在其中，于是兵士勃然大怒。一部分兵士，尤其是卢西塔尼亚人，私自逃走；剩下的兵士渐有一种预感，以为塞尔托里乌斯一死，他们的精神和运气都已消逝。

所以一与庞培交战，叛党这个指挥欠佳、士气沮丧的军队便全被击破，许多将领被俘，佩彭纳也在其中。这个败类想献出塞尔托里乌斯的信札，换得活命，这样，意大利许多有身份的人均将受其连累；但庞培令人焚毁此等文件，不予阅读，把佩彭纳和其他叛党领袖交给刽子手。得免于难的亡命徒四散奔逃，大多数走入毛里塔尼亚的沙漠，或加入海盗。不久以后，普洛提乌斯法特受少年恺撒的热烈支持，使他们一部分有回国的机会；但参加杀害塞尔托里乌斯的人，除去一个例外，一概遭到横死。现在奥斯加和近西班牙仍附塞尔托里乌斯的城市大都开门迎接庞培；只有乌卡萨马（Uxama，今奥斯马［Osma］）、克卢尼亚和卡拉古里须用兵平定。两省重新整理。在远西班牙，梅特路斯增加最有罪的民社的岁贡；在近西班牙，庞培施行赏罚，例如卡拉古里失去独立，置在奥斯加的属下。塞尔托里乌斯的一队兵士聚在比利牛斯山，庞培劝他们投降，使他们居住比利牛斯山以北的卢古杜努姆（Lugudunum，今上加尤［Haute-Garonne］省的圣贝特朗［St.Bertrand］）附近，成为“聚会民社”（convenae
）。罗马的胜利标志竖立在比利牛斯山隘口的绝顶；683年即前71年年底，梅特路斯和庞培率军游行首都的街市，因为战胜西班牙人一事代全国致谢于卡皮托尔的天父约维斯。苏拉死后，他的幸运似乎仍不离他所创造的物事，其保佑这种物事的能力似乎优于那受命来保卫它的无能而懈怠的守护者。意大利反对党的崩溃，由于领袖的无能和急躁；流民反对党的崩溃，由于党的不和。这些失败虽则源于他们自己的乖张不睦而绝不源于敌人的黾勉奋力，却一一是寡头党的胜利。法座又复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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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一位新自由民名斯达伯·埃罗（Staberius Eros），是个有名的文学教师，他许罪人的儿童免费上课。

(2)
人常以654年即前100年为恺撒降生之年，因为据苏埃托尼乌斯、普鲁塔克和阿庇安之说，他死时（710年即前44年3月15日）年五十六岁；人云苏拉褫夺人权时（672年即前82年），他年十八岁，也与上说大致相合。但这种见解与下列事实绝对不合：恺撒在689年即前65年充市政官职，在692年即前62年充副执政官职，在695年即前59年充执政官职，而按年龄法，任这些职位最早的年龄，依次序说，为三十七至三十八岁，四十至四十一岁，四十三至四十四岁。我们不能想象为什么恺撒在法定年龄两年之前就充任这一切法座职，更不能想象为什么这事不见于任何记载。这些事实毋宁引起一种猜度，就是他的生日即在7月12日，毫无可疑，那么，他生于652年即前102年而非生于654年即前100年，这样，在672年即前102年，他正是二十至二十一岁；并且他死时不是五十六岁而是五十七岁零八个月。再者，我们可以举出事实为后说的佐证——说来奇怪，这种事实竟被引来做反证——恺撒差不多还是个童子（poene puer
），便受马略和秦纳的任命，做朱庇特的点火僧；马略死于668年即前86年1月，按寻常的见解，恺撒那时不过十三岁零六个月，所以非如维莱乌斯（Velleius）所谓“差不多”，而确乎仍是个童子，大概就因为这个缘故，绝不能充这种祭司职。反之，如果他生在652年即前102年7月，则在马略死时，他十六岁；这合于维莱乌斯之说以及一般法规，按一般法规，未逾童年的人不能就公职。又有进者，只有后说能合于下列事实，即恺撒在内战将起时所造钱币都刻有数字LII，大概就代表他的年龄，因为内战开始时，按这种说法，恺撒的年龄稍逾五十二岁。我们惯见官方正规的降生录，据我们看来，在这方面以错误加在权威身上，似嫌孟浪；其实不然。以上四种说法很可能出自一个共同的渊源；它们绝没有令人深信的权力，因为较早期间在日时法案（acta diurna
）肇始之前，甚至关于最著名、最显要的罗马人的生年，例如庞培的，也有极不相同的说法，令人惊异。

拿破仑三世所作的《恺撒传》反对此说，一者，据年龄法所示，恺撒的生年不在652年即前102年，而在651年即前103年。再者，尤其重要的，我们晓得其他不守年龄法的事。但第一层出于误会，因为如西塞罗的例所示，年龄法所要求的只是就职的人须初届四十三岁，不是已满四十三岁。再者，所谓此种规则的例外一概不合实情。塔西佗说昔日授官时，不注意年龄，又说执政的独裁都曾委很年轻的人充任，他所指的，如一切注解家所公认，当然是较早时期，即公布年龄法以前之时——瓦列里乌斯·科尔弗斯（M．Valerius Corvus）二十三岁做执政官以及其他相类的事。相传卢库卢斯未到法定年龄就得居最高官职，这话不确；见于记载的只是根据一种我们所不详知的特殊条文，报答他所立的某种功劳，他免受做市政官后须隔两年始得做副执政官的法律限制——实际说来，他在675年即前79年做市政官，大约在677年即前77年做副执政官，680年即前74年做执政官。不言而喻，庞培的情形与此完全不同，但甚至说到庞培，也有几次见于明文，说元老院使他免受年龄法的限制。庞培是个得胜的元帅，凯旋的将军，一军的领袖，他与克拉苏联合之后，又是一个强大党派的魁首，他求为执政官时有这种事，自在意料之中。但恺撒求为较小官职时，他不比其他初入仕途的人关系重要，如果此时也有这种事，那便奇怪极了；又有更为奇怪的，人们既提到那个不言而喻的例外，却不说起这个太少有的离奇事，虽则这事自当说起，尤其关于奥大维（Octavianus）二十一岁为执政官的事。与所举的例证如出一辙的是得自例证的推论，即“关于出类拔萃的人，罗马人不尊重这种法律”。说到罗马和罗马人，没有比这句话更错误的。罗马共和及其伟大的将军和政治家所以伟大，特别系于一件事，即法律不但对别人有效，也对他们有效。

(3)
至少这些组织的纲领须归在774年即前80年、675年即前79年、676年即前76年等，可是实行必大部属于以后的几年。

(4)
以下的叙述大体根据李锡尼的记载，他的记载在这点上虽残缺不全，却仍把雷必达之乱的重要资料传给我们。

(5)
在676年即前76年下面，李锡尼说：（Lepidus
）〔le
〕gem frumentari
〔am
〕nullo resistente l
〔argi
〕tus est
，ut annon
〔ae
〕quinque modi popu
〔lo da
〕rentur。
所以按这个记载，681年即前73年执政官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卢库卢斯（Marcus Terentius Lucullus）和盖乌斯·卡西乌斯·瓦鲁斯（Gaius Cassius Varus）的法律，即西塞罗所述说和萨卢斯特所提及的法律，并非始恢复五牟底的法律，而只是整理西西里粮食的收买以保障粮食的布施，在许多细节上或也有所变更。森普罗尼乌斯法确许每一住在罗马的公民共享赠粮。但以后的分配范围却不如此，因为罗马公民的每月粮食共计不过三万三千梅丁（medimni
，古希腊斗）即十九万八千牟底（罗马斗），那么，当时只有约四万人领粮食，而住在首都的公民当然比这数目大得远甚。这种重大的改革大约出自奥大维法，这法律不行森普罗尼乌斯浪费的布施，却创行“国家所能堪、平民所必需的一种有节制的布施”；由各方面看来，李锡尼所说的粮食法正是这种法律。雷必达容许这种调停的建议与他对恢复保民官职权所抱的态度相合。这也合于一种情形，即平民党绝不满意由此而来的粮食分配办法。损失的数目系以粮食值至少加倍的价钱为基础；当海盗或其他原因提高粮价之时，必有远较重大的损失。

(6)
由李锡尼残缺的记述看来，元老院的法令：uti Lepidus et Catulus decretis exercitibus maturrume proficiscerentur
，显然不是说派遣尚未任满的执政官往他们治下的省份去做续任执政官，这样便毫无理由，而是说派遣他们到埃特鲁里亚去讨叛变的菲苏兰人，正如在卡底里那（Catilinarischen）战争，执政官盖乌斯·安东尼（Gaius Antonius）被派往该地。萨卢斯特书中记菲力普斯的话，说雷必达ob seditionem provinciam cum exercitu adeptus est
，完全与此说相合，因为执政官在埃特鲁里亚的非常统帅职正与续任执政官在纳博高卢的平常统帅职同为一种provincia
。

(7)
新发现的萨卢斯特残著似属于679年即前75年战争终结之时，其中有云：Romanus
〔exes
〕citus
（庞培的）frumenti gra
〔tia r
〕emotus in Vascones i ...
〔it
〕emque Sertorius mon ... o
，cuius multum in
〔terer
〕at
，ne ei perinde Asiae
〔iter et Italiae intercluderetur
〕。

第二章　苏拉的复古政治

秦纳的革命危害元老院的生存，革命平定后，复古的元老政府始能再以必要的注意求帝国内外的安全；这时有许多事急待解决，不容再缓，否则最重大的利益必受损害，现在的不便必蔚为将来的祸患。除西班牙很严重的纠纷外，还有几件绝对要做的事：昔日苏拉率兵行经马其顿时，能薄惩色雷斯和多瑙河区域的蛮族，罗马今须一劳永逸地击溃他们，并且用武力整顿希腊半岛北境一带的混乱局势；海盗称霸于各处海面，尤其是东方的海面，罗马须加以彻底地扑灭；亚细亚省局势不定，罗马须使其有较好的秩序。670年即前84年，苏拉与本都王米特拉达特斯缔结和约，673年即前81年，穆列纳与他所订的条约大体不过是重申前约，这和约通盘带着临时协定的色彩，为应目前的需要而成立；罗马人已实际与亚美尼亚王梯格兰作战，这和约却完全没有谈到双方的关系。梯格兰当然以为这是默许他侵占罗马的亚洲属地。如果不放弃这些属地，罗马人便须用和好或武力与亚洲这位新大王谋解决。

意大利和西班牙那些与平民党活动相联的运动，以及元老政府荡平它们的情况，均已在前一章叙述了。本章要探讨对外的政治，看苏拉所设立的政府是否能主持这事。

在苏拉摄政的末期，元老院差不多同时对塞尔托里乌斯党、达尔马提亚人和色雷斯人以及西利西亚海盗，采取强硬办法，苏拉的有力手腕仍可见于此。

远征希腊伊利里亚半岛，一部分为的是使那里的野蛮部落听命，至少使他们驯服，原来自黑海至亚得里亚海的全部内地，都是蛮族游徙之地，其中尤以贝斯人（Besser，在大巴尔干）为最，据当时人说，就是在群盗中他们也被骂作盗贼；一部分为的是往盗巢尤其是达尔马提亚沿岸去剿灭海盗。罗马人照常由达尔马提亚和马其顿同时进攻，因此在马其顿屯聚了五个兵团。在达尔马提亚，前副执政官盖乌斯·科斯科尼乌斯（Gaius Cosconius）任指挥，由各方面穿过其境，经两年的围攻，陷萨隆那（Salona）。在马其顿，省长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676—678年即前78—前76年）起初想沿马其顿-色雷斯边界占领卡拉苏河（Karasu）左岸的山岳区。双方的作战都极为野蛮；色雷斯人破坏所取的地方，屠戮俘虏，罗马人依同样的方法施报复。但重要的结果没有达到。疲劳的行军，常与众多而骁勇的山地居民战斗不休，使军队遭无益的损失；将军本人患病而死。他的继任人盖乌斯·斯克里波尼乌斯·库里奥（Gaius Scribonius Curio，679—681年即前75—前73年）遇到许多阻碍，特别是一次不小的兵变，于是放弃这征色雷斯人的难事，而转移到马其顿的北边，征服那里较弱的达尔达尼人（在塞尔维亚），直抵多瑙河。马尔库斯·卢库卢斯（682年即前72年、683年即前71年）骁勇有将才，又向东进，击败贝斯人于山中，取其都城乌斯库达玛（Uscudama，今阿德里安堡［Adrianopel］），逼迫他们服从罗马的至上权。奥德利西亚人（Odrysen）的君主沙多拉（Sadala）和东岸巴尔干山脉南北的希腊城市——伊斯特罗波利斯（Istropolis）、托莫（Tomoi）、卡拉提斯（Kallatis）、奥德索斯（Odessos，在瓦尔纳［Varna］附近）、梅森布利亚（Mesembria）等——都成为罗马人的藩属。罗马人一向所有的色雷斯不过是阿塔卢斯王家在刻尔松尼斯半岛上的领土，现在色雷斯成为马其顿省的一部分，不过是不听号令的一部分。

但色雷斯人和达尔达尼人的寇抄只限于帝国一小部分，其祸国殃民的程度远不如蔓延日广、组织日强的海盗。整个地中海的海上交通都受海盗的控制。意大利既不能输出本地的产品，又不能由各省输入粮食；那里人民闹饥荒，这里因粮食没有销路，农田停止耕种。寄钱和旅行不再是安全的事；国库受极大的损失；一些罗马贵族为海盗所掳，被迫以重金自赎，除非海盗偶然愿把几个贵族执行死刑，行刑时必杂以粗野的嘲弄。商人，甚至开往东方的罗马军队始把航行时间延至不适于航海的季节，始不怕冬季暴风而怕海盗船；其实就在冬季，海盗船也不完全绝迹于海上。但海上的封锁，虽使人感到痛苦，还不及希腊和小亚细亚岛屿海岸所受的侵掠那样难堪。正如后来诺曼人时代的情形，海盗船队开到沿海城市，或强迫它们献巨金以免祸，或用武力把它们攻陷。苏拉与米特拉达特斯结合以后，海盗就在他目睹之下劫掠萨摩色雷斯、克拉佐美尼、萨摩斯和亚苏斯（670年即前84年），那么，那附近既无罗马陆军又无罗马海军之处成何景象，我们可以想见。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一切的殷富古庙相继被劫；据说仅由萨摩色雷斯一地就被掳去一千塔兰特的财宝。阿波罗，据当时一位罗马诗人说，被海盗弄得那么贫穷，以致燕子来访时，他不能由他全部的宝藏中再拿一文钱给它看。据人计算，被海盗攻陷或征取贡献的地方达四百处以上，内有克尼多斯、萨摩斯、科洛丰等城市：岛上或沿海有不少地方昔日繁盛，今则全部居民迁往他处，以免为海盗所掳。甚至内地也不再能免受他们的攻击，他们有时攻打距海岸一两日路程的地方。以后可骇的债务压倒希腊东方一切民社的，大部分均源于这个不幸的时期。

海盗业的性质已完全改变。海盗不复是勇悍的劫盗，在昔兰尼和伯罗奔尼撒之间的克里特海面——海盗所谓“黄金海”——从意大利-东方载运奴隶和奢侈品的商船大队征收贡献；也甚至不是武装猎取奴隶，兼营“战争、贸易和海盗业”的人；现在他们形成一个海盗国，有特殊的团体精神，有坚固而很可敬的组织，有自己的本土和初生的霸主制度，无疑地，也有确定的政治目标。海盗自称西利西亚人，其实他们的船只是各地暴徒和冒险家的渊薮——克里特募兵场的退伍佣兵，意大利、西班牙和亚细亚被灭地方的公民，芬布里亚和塞尔托里乌斯部下的军官和兵士，总之，一切国家的潦倒人，一切失败党中被追捕的亡命徒，任何困苦而有胆量的人——在这不幸的时代，何处没有灾难和暴行呢？这不再是聚在一处的盗党，而是一个团结的国家。在这里，“流亡人”和罪人的互助关系代替国籍；在这里，罪人照例用最慷慨的急公好义来为自己赎罪。在一个放荡的时代，卑怯和抗命盛行，一切社会秩序的约束均已废弛，正统国家很可以取法于这个患难和强暴所产生的伪国；一切牢不可破的互助心，同伴的情谊，对诺言和自择首领的尊重，英勇和智巧似乎只托庇于这一个地方。文明社会曾正当或不正当地逐出他们，如果说此国的旗帜上标着向文明社会报仇的字样，那么，这种计划是否甚恶于意大利寡头党和东方苏丹似将共分世界的计划，还是问题。海盗至少觉得自己不低于任何正统国家；关于他们的贼傲气，他们的贼荣华，他们的贼诙谐，至今仍有许多真海盗故事述说荒淫的作乐和侠义的盗匪行径，可以为证；他们欲以对全世界作义战为业，并且以此为荣；他们在这种战争中所得的，他们不称之为贼赃，而名之为战利品；被捕的海盗既然必死于罗马每一海港的十字架，他们也自命为有处决任何俘虏之权。他们的军事政治组织，特别在米特拉达特斯战争以后，甚为坚固。他们的船大都是“鼠艇”（myoparones
），就是无顶的小快艇，只有小部分是两层桨和三层桨的船，现在这些船只常结成队伍由首领指挥着航行海上，首领的座船常是金紫辉映。遇有同伴遭难求救，就算他完全是个陌生人，海盗船主也不拒绝施救。任一海盗与人结约，全体均绝对承认；一个海盗受害，全体都替他报仇。他们的真正家乡是由赫拉克勒斯立柱至叙利亚和埃及的海面，他们自己和船只所需要的巢穴不难取自于毛里塔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海岸，克里特岛，尤其是小亚细亚的南岸，这里饶有地岬和避匿处，控制当时海上贸易的主要路线，并且差不多是无主之地。这里的吕基亚城市同盟和潘菲利亚各民社无足轻重；西利西亚自652年即前102年以来就有罗马兵站，但这兵站绝不足以控制漫长的海岸；叙利亚对西利西亚的主权永是有名无实，最近又为亚美尼亚所夺去，握主权的人既是个真大王便不关心海洋，欣然把它舍给西利西亚人，任他们去劫掠。所以海盗在这里比在别处特别兴旺，并不足怪。他们不但在沿海处处有信号台和兵站，而且他们深入内陆，在吕基亚、潘菲利亚和西利西亚险阻多山的腹地择最幽僻之处建起山寨，他们自己离家往海上的时候，便把妻室子女和财宝藏在这里，危急的时候，无疑地，他们自己也在这里避难。特别有大批的山寨立在野西利西亚，此地的森林又给海盗绝佳的造船木料；所以他们最主要的船厂和军械厂都在此地。希腊沿海城市多少有点被人放任，自行其是，无怪这个有组织的军事国在它们中间取得一批坚定的属国，这些城市根据明确的条约，以海盗为友邦，与它通商；罗马省长要求它们出船只以攻海盗，它们竟不从命。例如藩菲利亚不小的城市西第（Side）许海盗在其码头上造船，在其市场上出卖所掳的自由人。

这样一个海盗团体就等于一个政权，他们也以此自命；并且自从叙利亚王特赖枫初次拿他们当作一个政权来使用，借以支持他的王位以来，他们便已被承认。我们见海盗是本都王米特拉达特斯的同盟，也是罗马平民党流亡分子的同盟；我们见海盗在东方和西方的海面攻击苏拉的舰队；我们见单独的海盗君长统治一串沿海的大城。这个浮海国家的内政已发展到如何程度，我们不知；但有不容否认的，这组织必含有一个海国的萌芽，这海国已开始定居，在顺利的情形下，或可发展为一个长久的国家。

这种局面明白表示，正如我们所已约略指出的，罗马人如何在“他们的海上”维持秩序，或可谓不维持秩序。罗马在各省的保护主地位大致等于武力监护者的地位；各省人民为海陆的防务向罗马人纳税或进贡，这种防务为罗马一手所包办。但从来没有一个监护者恬不知耻、欺骗其受监护者，更甚于罗马寡头党欺骗属国的。罗马不设置一个总舰队，不集中沿海的警备，元老院听任海上警备的统一指挥制——没有此制，在这里便不能有所作为——完全作废，让每一省长和每一属国各随其意，各尽其力，来对海盗谋自卫。罗马不依约用它自己的人力、物力和形式上仍系自主的属国的人力物力专供养一个舰队，却让意大利的海军沦胥以亡，止于要求几个商业城市供给船只；或更屡见不鲜的，处处组织海防队——二者全部的经费和负担都落在属国身上。如果罗马省长把他为海岸防务征发的物品，真正专用在那一件事而不饱私囊，那省的人民便可引以为幸；如果有罗马某贵族被海盗掳去，省长不照常令省民出钱赎他，他们也可引以为幸。着手时的明智举动，例如652年即前102年的占领西利西亚，实行时必致变坏。当时一般罗马人都醉心于本国的伟大，如果有一人不为此念所迷惑，必愿拆去罗马广场讲坛上的船首，至少免得使他每见船首，便想起往昔盛世所建的海上胜利。

然而，苏拉在米特拉达特斯战争中，确实深知忽略海军所致的危险，于是取种种步骤，力矫此弊。他在亚细亚委派省长，回国时曾命他们在沿海城市配备一个舰队以防海盗，他的命令当然没有效果，因为穆列纳宁愿与米特拉达特斯开战，而西利西亚省长格涅乌斯·多拉贝拉（Gnaeus Dolabella）显然毫无能力。因此到了675年即前79年，元老院议决派一位执政官往西利西亚；贤能的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Publius Servilius）中选。他在一番血战中击败海盗的舰队，然后从事捣毁小亚细亚南岸那些给海盗做碇泊所和商站的城市。海上霸王采尼开底（Zeniketes）的堡垒——东吕基亚的奥林波斯（Olympos）、科赖果（Korykos）、法西里（Phaselis）和潘菲利亚的阿达莱亚（Attaleia）——都被攻破，海王本人也死于奥林波斯山寨的烈焰。其次是进攻伊扫里亚人（Isaurer），这种人在野西利西亚的西北隅，陶鲁斯山的北面，所居之地有交互错综的崇山峻岭和巉岩幽谷，遍山满谷都是繁茂的橡树林——这一带就是到了今天仍无处不有往古盗贼时代的遗迹。伊扫里亚这些堡垒是盗贼最后、最安全的巢穴，为荡平他们起见，塞尔维利乌斯率罗马军第一次越陶鲁斯山，破敌寨欧隆达（Oroanda），最重要的，破伊扫里亚——这是一座理想的盗贼城，立在一条难以通行的山脉的绝顶，能完全俯瞰和控制广大的伊康（Ikonion）平原。此战至679年即前75年始息，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因此替他自己和儿孙赢得“伊扫里克斯”（Isaurikers）的别号，这几年的战争不无效果；大批海盗和海盗船只因此落在罗马人的掌握；吕基亚、潘菲利亚、西利西亚都遭到重大的破坏，罗马人没收被灭城市的领土以增广西利西亚省。但这些措置当然不能荡平海盗，反之，海盗只是移往他处，特别移往克里特，这是地中海海盗最古的巢穴。只有围剿计划见于大规模而统一的实行，就是说，只有设立一个长久的海上警卫军，这事才能有彻底的办法。

小亚细亚大陆的局势与这次海上战争有很多的关系。罗马与本都王和亚美尼亚王的争执并不减少反而日增。一方面，亚美尼亚王梯格兰进行他的攻城略地，毫无顾忌。当时帕提亚国因内争而分裂，国势一落千丈，在长期战争中被逐往日远一日的亚洲内地。在亚美尼亚，两河流域和伊朗之间的各地，科杜内（Korduene，北库尔德斯坦）和亚特罗帕坦的米底（Atropatenische Medien，今阿塞拜彊）原为帕提亚的封地，现在变为亚美尼亚的封地，尼尼微国（Ninive，今摩苏尔［Mosul］）也被迫至少暂时成为亚美尼亚的属国。在两河流域，特别在尼西比斯（Nisibis）及其四周，奠定了亚美尼亚的政权；只有南部大半为沙漠，似未为新大王的固定属地，特别是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西亚（Seleukeia）显然没有受他的统治。他把一个阿拉伯游牧部落由两河流域南部迁到埃德萨国（Edessa，又名欧斯隆［Osrhoene］），把此国交给他们，意在使他们控制幼发拉底河的渡口和贸易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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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梯格兰的攻城夺地绝不自限于幼发拉底河东岸，卡帕多奇亚也特为他的侵略目标，此地既无防御，为这太强大的邻国所攻，受到惨烈的残害。梯格兰夺去卡帕多奇亚最东的梅利泰内省（Melitene），把它并入对岸亚美尼亚的索芬涅省（Sophene），这样一来，他便能控制幼发拉底河的渡口和小亚细亚与亚美尼亚中间的贸易大道。苏拉死后，梯格兰的军队甚至进入卡帕多奇亚本部，把首城马扎卡（Mazaka，以后的恺撒里亚［Kaesareia］）和另外十一个希腊城市的居民迁往亚美尼亚。

已在瓦解的塞琉古帝国也不能对这新大王做较大的抵抗。南部由埃及边界到斯特拉顿塔（Stratons Thurm，即恺撒里亚）为犹太君长亚历山大·占诺（Alexandrs Jannäos）所统治，他与邻近的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以及帝国各城交战，逐步扩大和加强他的领域。叙利亚较大的城市——加沙（Gaza）、斯特拉顿塔、托勒密（Ptolemais）、贝罗亚（Beröa）——以自己的力量谋自立，有时是自由民社，有时为所谓僭主所统治；尤其首都安条克城实际等于独立。大马士革（Damaskos）和黎巴嫩（Libanos）山谷已归顺了纳巴泰（Nabotäer）君长阿雷达（Aretas von Petra）。最后，海盗或罗马人统治西利西亚。而为这顶支离破碎的王冠，塞琉古家的王子竟互相争斗不休，仿佛欲使王位招一切人的嘲笑和厌恶；不但如此，这个王家有如拉伊俄斯（Laios）王家，受永久纷争之祸，本国臣民无不离叛，适值埃及王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Ⅱ）身死无嗣，王位空虚，此王家即提出继承埃及王位的要求。因此，梯格兰肆其侵掠，毫不客气。东西利西亚不难被他征服，索赖（Soloi）和其他城市的公民正如卡帕多奇亚人，也被他掳到亚美尼亚。同样，上叙利亚省，除奥隆特斯河口那英勇守卫的塞琉西亚（Seleukeia）城以外，腓尼基的大半均被武力征服；680年即前74年前后，托勒密也被亚美尼亚人占领，犹太人的国家也受到严重的威胁。安条克城原是塞琉古王家的故都，现在成为这位大王的行在之一。自671年即前83年，即苏拉与米特拉达特斯缔结和约的次年，叙利亚编年史已称梯格兰为国主，西利西亚和叙利亚形成亚美尼亚的一省，隶于大王的钦差马伽达底（Magadates）的治下。尼尼微君王的时代、沙尔马纳萨（Salmanassar）和散赫里伯（Senherib）的时代似乎往而复返；东方的专制政体又复沉重地压迫叙利亚沿海的商业人民，一如昔日对推罗和西顿那样；内地的大国又复猛攻地中海各地；亚洲的大军，据说战士达五十万，又复出现于西利西亚和叙利亚的海岸。正如昔日沙尔马纳萨和尼布甲尼撒（Nebukadnessar）迁犹太人于巴比伦，现在梯格兰也强迫新国一切边地——科杜内、阿迪亚波纳（Adiabene）、亚述、西利西亚、卡帕多奇亚——的居民，特别是各城市的希腊人和半希腊人，都带着全部财产（他们留下的东西一律受充公的处分）迁居新都；新都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城市，只见人民的渺小而不见君主的伟大，幼发拉底河一带每次更换上国，只要新大苏丹一纸诏书，便有这种城市发生出来。这个新起的“梯格兰城”（Tigranokerta）位于亚美尼亚的最南部，距两河流域边界不远，是个与尼尼微和巴比伦相仿的城市，城墙高三十多公尺，备有苏丹制度所不可少的宫室、庭园和苑囿。在其他方面，这位新大王也不辜负他的身份。在东方的永久幼稚状态之中，人对于头戴真冕的王者从未脱去孩气的观念，所以梯格兰每次出临公共场所，必摆出大流士和薛西斯的继承人的威仪服色，身穿紫袍，内着半白半紫的衬衣，下拖多褶长裤，上戴高头巾和王冠，无论在何处行走或伫立，总有四个“王”像奴隶似的侍奉他。

米特拉达特斯王的态度较为谨慎。他不侵犯小亚细亚，只是做条约所不禁的事，巩固他在黑海沿岸的统治权，现在博斯普鲁斯国在他的至尊权之下为他的儿子马喀儿（Machares）所统治，他逐渐使此国与本都之间的区域成为更确定的属国。但他也竭力兴建他的船队和陆军，特别在陆军的武装和编制方面仿效罗马；罗马很多流亡人侨居他的宫廷，在这事上替他效劳不小。

罗马人已受东方事务的牵连，不愿更受牵连。这种态度彰明较著地见于一种事实，即当时正有机会可以用和平手段使埃及受罗马的直接统治，元老院竟抛弃这个机会。苏拉所立的埃及王托勒密·索特二世拉代罗（Ptolemäos Soter Ⅱ Lathyros，即亚历山大二世，为亚历山大一世之子）即位数日以后，便在首都的暴动中被杀（673年即前81年），于是托勒密·拉吉斯不再有合法的后嗣。这个亚历山大曾在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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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定罗马民社为继承人。固然，这文件的真实性被人否认，但元老院加以承认，根据遗嘱，由推罗收回故王账上的存款。尽管这样，元老院却让拉代罗王两个出名的私生子——一个是托勒密十一世（Ptolemäos Ⅺ），别号新狄奥尼索斯，又号吹笛者（Auletes），一个是塞浦路斯人托勒密（Ptolemäos der kyprier）——实际分据埃及和塞浦路斯。元老院诚然没有明言承认他们，但也不断然要求他们交出国土。元老院何以让这种暧昧状态继续下去，不以负责的态度做到放弃埃及和塞浦路斯，无疑地，必因为这两位国王似属受容忍而为王，为永保这暧昧状态起见，按时致送巨额年金于罗马的党魁。

不过他们所以不取这可欲的利益，其理由却不在此。埃及的特殊地位和财政组织使每一统治此地的长官手操金钱和海上的势力，并且总揽独立的政权，这与寡头党多疑而软弱的政府绝对不合；由这观点看来，他们不直接占据尼罗河区域，不失为明智之事。

元老院对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事务未行直接干涉，却不那样言之成理。固然，罗马政府没有承认亚美尼亚战胜者为卡帕多奇亚和叙利亚的国王，但他们虽迫于必要，在676年即前78年对西利西亚的海盗开战，自然暗示要特别干涉叙利亚，他们却不取任何行动把梯格兰驱逐回去。实则因为容卡帕多奇亚和叙利亚失陷而不宣战，政府不但放弃了赖它保护的民社，而且放弃了本身优势所赖的最重要基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的希腊殖民地和国家是罗马领土的屏藩，政府牺牲了它们，已属冒险，但地中海是帝国政治的根基，政府竟让亚洲人盘踞海滨，这不是爱好和平的证据，而是承认一件事实，就是寡头政府虽确因苏拉复古而更加寡头，却既不更加聪明，也不更加振奋，并且就罗马的世界政权而言，寡头政府是没落的开端。

另一方也没有开战的愿望。罗马既不战而把一切盟邦舍给他，梯格兰自无愿战的理由。米特拉达特斯不只是个苏丹，并且在胜败穷通之中已于朋友和仇敌饶有阅历的机会，他深知一旦对罗马再度交战，他很可能与初次一样的孤立，他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守静不动，巩固其国的内部，与穆列纳会议时，他已充分证明对友好宣言具有诚意。是凡可以使罗马政府放弃其消极态度的，他仍旧一概避免。

但第一次米特拉达特斯战争时，双方既本不愿战而战争已起，现在也是由彼此利益的冲突而生出互相猜疑，由互相猜疑而生出双方的自卫准备，这种准备就以其积重难返之势，终致酿成公开的破裂。罗马人总不自信军备业已完成，随时可以应战，他们的政略久已为这种疑惑所左右——其故或在于缺乏常备军和行那不足为训的同僚政治——，因此，他们仿佛有一个政治定理，即每次战争不但要做到征服敌人而且要做到歼灭敌人；就此点而言，罗马人自始就不满意于苏拉的和约，一如往日不满意于西庇阿给迦太基人的条件。他们眼见本都王第二次的攻势在即，又因今日的情势与十二年前的非常相似，这种忧虑自有一点理由。危急的内战又与米特拉达特斯的严修武备恰在同时；色雷斯人又蹂躏马其顿，海盗舰队又遮住地中海；从前使者来往于米特拉达特斯与意大利人之间，现在往来于西班牙与西诺培宫廷的罗马流亡人之间。早在677年即前77年之初，就有人在元老院说，本都王只在等候机会，意大利内战一起，便进攻罗马的亚细亚省；于是罗马增强亚洲和西利西亚的军队，以防患于未然。

另一方面，米特拉达特斯注目于罗马政策的演变，日益忧惧。他不能不觉得，软弱的元老院虽很怕战争，罗马人与梯格兰殆终究不免一战，他也不能避免参战。和约条款还没有录成文件，他想由罗马元老院取得文件，适值雷必达革命之乱而作罢，至今仍无结果；米特拉达特斯认为这是即将再战的表示。海盗是东方君主的同盟，罗马远征海盗与东方君主有间接关系，这似乎是战争的开端。更可疑的是罗马对埃及和塞浦路斯那成为悬案的要求；又有深堪注意的，本都王把他两个女儿米特拉达特斯（Mithradatis）和柰萨（Nyssa）许嫁给那两位托勒密，而元老院却对他们拒不承认。罗马的流亡人力主开战；米特拉达特斯以相当的托辞派使者到庞培的总部，探听塞尔托里乌斯的消息，这时正值塞尔托里乌斯在西班牙的地位确属惊人，本都王瞻望前途，以为这次战争不至于像第一次那样与罗马两党一齐作战，而是协同甲党来攻乙党。人所想望的时刻没有比现在更为有利的；并且对人宣战，到底胜于受人宣战。679年即前75年，比提尼亚王尼科弥底三世菲洛帕托（NikomedisⅢ Philopator）去世，他既是他家的最后一人——因为他与柰萨结婚所生的儿子是假的，或相传是假的——便把他的王国传给罗马，这个王国与罗马辖境接壤，罗马的官吏和商人早已充斥于此地，所以罗马加以接收，毫无迟疑。同时，昔兰尼已于658年即前96年传给罗马，到现在始设立成省，罗马派一个省长到那里（679年即前75年）。这些举动加以约在同时对小亚细亚南岸的海盗实行进攻，必致引起本都王的忧惧；尤其是罗马人合并比提尼亚，成为本都国的近邻；大概此事就转移了大局。国王取断然的步骤，在679—680年即前75—前74年冬季，他对罗马人宣战。

米特拉达特斯必乐于不独自担任这件难事。他最亲近的天然盟友是梯格兰；不过这位无远见的人谢绝他岳父的提议。于是他只余叛党和海盗。米特拉达特斯刻意与二者成立联络，派舰队到西班牙和克里特。他与塞尔托里乌斯订立了一个正式条约，罗马依约把比提尼亚、帕弗拉哥尼亚、加拉提亚和卡帕多奇亚割让给他——当然，这些地方须先经战场上的批准，始能真正到手。更重要的是西班牙将军给国王的援助，他派罗马军官率领国王的陆军和舰队。流亡在东方的罗马人以卢奇乌斯·马吉乌斯（Lucius Magius）和卢奇乌斯·法尼马斯（Lucius Fannius）最为活跃，塞尔托里乌斯任命他们为他的代表，驻在西诺培的宫廷；也有从海盗来的援助，他们大批来到本都国，特别借他们的力量，国王才能建成一个雄伟的海军，有众多而精良的船舰。他的主要支持却仍在他自己的军队，国王希望在罗马人来到亚洲以前，用这军队占领他们在此处的属地：特因苏拉军事捐在亚细亚省酿成财政困难，比提尼亚厌恶新立的罗马政府，西利西亚和潘菲利亚的焦土战争最近告终，还留下引火之物，这些事替本都的侵略开辟了顺利的前途。储藏也不缺乏，王仓里存着二百万梅丁的粮食。舰队和兵丁数目既多，训练又精，尤其巴斯塔尼亚（Bastarner）的佣兵是一支精锐部队，甚至能与意大利兵团相抗衡。这次也是国王先取攻势。狄奥凡多斯（Diophantos）率一支军入卡帕多奇亚，以便占据那里的堡垒并封锁罗马人入本都国的道路；塞尔托里乌斯派出的将领马尔库斯·马略（Marcus Marius）与本都军官欧马库斯（Eumachos）偕往弗雷吉亚，意在煽动罗马此省和陶鲁斯山的人民起事；主力军在十万人以上，有骑兵一万六千，镰刀战车一百辆，由塔克西勒斯（Taxiles）和赫莫克拉特斯（Hermokrates）率领，由国王亲自监军；战舰队有船四百艘，由阿里斯托尼库斯（Aristonicus）指挥，沿小亚细亚北岸活动，以占领帕弗拉哥尼亚和比提尼亚。

在罗马人方面，他们选680年即前74年的执政官卢奇乌斯·卢库卢斯来指挥第一线的战争，他以亚细亚和西利西亚的省长身份，统领驻在亚洲的四个兵团和他由意大利带来的第五个兵团，共计步兵三万，骑兵一千六百，并且奉命率此军经弗雷吉亚入本都国。他的同僚马尔库斯·科塔（Marcus Cotta）率舰队和另一支罗马兵往普罗彭提斯（Propontis），以掩护亚细亚省和比提尼亚。最后，罗马命沿海一带，特别是直接受本都舰队威胁的色雷斯沿海，一律修武备；并且以非常的法令，委一个官吏负肃清一切海面海岸的海盗和本都党羽的责任；副执政官马尔库斯·安东尼中选，他是三十年前首次惩罚西利西亚海盗的人的儿子。再者，元老院拨款七千二百万塞斯特供卢库卢斯支配，以兴建舰队；但卢库卢斯辞谢。由上述一切，我们可见罗马政府承认祸根在忽略海军，在这事上，至少就他们的法令而言，他们表示了诚意。

于是在680年即前74年各处战争都发动了。米特拉达特斯不幸，正在他宣战的时刻，塞尔托里乌斯的战争达到危机；因此他的一个主要希望自始就成泡影，于是罗马政府便能用其全力从事海上和小亚细亚的战争。另一方面，米特拉达特斯在小亚细亚得发动攻势和罗马人距直接战场很远之利。塞尔托里乌斯的代副执政官为罗马亚细亚省的长官，小亚细亚很多城市对他开门欢迎，他们又像666年即前88年那样屠戮侨寓的罗马民户；皮西底亚人（Pisider）、伊扫里亚人和西利西亚人都起兵抗罗马。在被威胁的地点，罗马一时没有军队。几个贤能的人诚然想凭自己的力量阻遏省民的叛乱；例如年少的盖乌斯·恺撒（Gaius Caesar）正留学罗德斯，听得这些事的消息，便离开罗德斯，率领仓促集合的一队人阻挡叛徒，但这种义勇军不能有很多的成就。如果托里士托伯吉部（Tolistobogier，居佩西努斯附近的凯尔特人）的骁勇酋长德奥塔鲁斯（Deiotarus）不归附罗马人并且战胜本都的将军，卢库卢斯便须先由敌人之手夺回罗马这省的腹地。但就是这样，他的安定省境和逐退敌人也耗费了宝贵的光阴，他部下骑兵所得的小胜不足以补偿时间的损失。小亚细亚北岸的局势比弗雷吉亚的更不利于罗马人。这里本都的大军和舰队已完全占领比提尼亚，迫罗马执政官科塔率他那不多的队伍和舰只自保于喀尔西顿的城垣和港湾，米特拉达特斯把他们封锁在里面。

然而，如果科塔能把本都的军队牵制在喀尔西顿城下，而卢库卢斯也向此地进兵，那么，罗马全部武力便可以在喀尔西顿会师，强迫敌人决战于此处，而不必决战于路远难行的本都境内；就这点而论，这个封锁却是对罗马人有利的事。卢库卢斯确采取向喀尔西顿的路线；不过科塔欲在同僚来到之前自立大功，便命他的海军统领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努杜斯（Publius Rutilius Nudus）突围反攻，结果不但是罗马人惨败，而且本都军竟因此能攻打港湾，破坏拦截港口的锁链，焚毁一切停在港中共约七十艘的罗马战船。卢库卢斯在珊伽里乌斯（Sangarios）河上接到败讯以后，加速进兵，部下兵士大为不满，据他们看来，科塔无足轻重，并且他们极愿掳掠一个没有防御的地方而不愿教同伴打胜仗。卢库卢斯的来到差能补救所遭的挫败；国王撤喀尔西顿的围，但不退回本都；他南下进入旧属罗马的省份，在那里沿普罗彭提斯海和赫勒斯滂海峡展开攻势，占领兰普萨古（Lampsakos），围攻殷富的大城西济库姆。他只有利用广大遥远来制罗马人，才有成功可望；现在他不这样做，却走入死胡同，陷在里面，日甚一日。

在西济库姆，古希腊人的灵巧和才能保存得特别纯粹，世罕其匹；此城公民虽在喀尔西顿的两次败仗中损失很多兵员和船只，却仍做极坚决的抵抗。西济库姆位于一个直接与大陆相对的岛上，以一座桥与大陆相连。攻军不但夺得大陆上止于桥畔的一带高地和位在那里的城郊，而且夺得岛上著名的丁底孟（Dindymon）高地；无论在大陆和岛上，希腊工匠又用尽他们的技术来准备攻城。他们终于打开一个缺口，不过到了夜间，守军又把缺口堵塞。王军的努力无效，国王的野蛮恫吓——西济库姆公民若仍拒降，他要在城下把掳来的西济库姆人处死——也一样无效。西济库姆人继续守城，既有勇气，又能得胜；在被围期间，他们差不多捉住本都王。

同时，卢库卢斯已在本都军后方占得很强固的阵地，他虽不能由此直接救援那危急的城市，却由此能在陆上切断敌人的一切接济。如是，米特拉达特斯的大军，连随营者共计三十万人，便既不能作战，又不能开拔，被紧紧地钳在无法攻下的城和不可动摇的罗马军之间，一切接济专赖海道，本都人有幸，他们的舰队独自控制海道。但恶劣节气到来，一场暴风雨摧毁大部的围军工事，缺乏给养尤其缺乏刍秣始成为不可忍受的事。在大半本都骑兵的护送之下，他们遣走驮兽和辎重，命他们不惜任何牺牲偷渡或冲过去；但在西济库姆以东的林达库斯（Rhyndakos）河上，卢库卢斯追击他们，把全军打得落花流水。梅特罗凡尼斯（Metrophanes）和卢奇乌斯·法尼乌斯所率的另一队骑兵，久已彷徨于小亚细亚东部，又被迫回到西济库姆前面的兵营。本都的队伍遭饥馑疠疫之灾，人数大减。春季将近（681年即前73年），守军加倍努力，夺得丁底孟上所修的战壕；国王别无办法，只好撤围，借舰队的协助救出他所能救的东西。他自己随舰队至赫勒斯滂，但一部分在舰队出发之时，一部分由于半途遇到暴风，大受损失。赫尔迈乌斯（Hermaeus）和马略所率的陆军也向那里出发，意欲借城垣的保护，在兰普萨古上船。他们把辎重以及病人伤兵都遗弃在患难之中，这些均为愤恨的西济库姆人所杀；他们中途在渡埃塞浦斯（Aesepos）和格拉尼库斯（Granikos）两河时，遭卢库卢斯的邀击，损失重大；可是他们竟达到目的。本都船只把大军的残部和兰普萨古的人民运往罗马人所不到之处。

卢库卢斯正确而谨慎地指挥战事，不但补救了同僚的错误，而且没有大战，就摧毁了敌军的精锐——据说二十万兵。如果他仍有那被焚于喀尔西顿港中的舰队，他必能歼灭敌人的全军。事实既然如此，破坏的工作仍未完成；本都舰队虽遭西济库姆的惨败，仍驻在普罗彭提斯，封锁波林都（Perinthos）和拜占庭的欧洲海岸，侵掠普利亚波斯（Priapos）的亚洲海岸，国王又在比提尼亚的海港尼科弥底亚（Nikomedeia）设立大本营，这些事卢库卢斯都不得不坐视。一支五十艘的精锐舰队载着一万精锐部队，内有马尔库斯·马略和罗马流亡人的精华，竟扬帆开去，入爱琴海，据说，这支舰队将在意大利登陆，以再鼓动意大利的内战。但在喀尔西顿的败衄以后，卢库卢斯已要求亚洲各民社出船，现在船只始到，一支舰队便驶去追逐那开入爱琴海的敌方舰队。卢库卢斯有指挥海军的经验，自任统帅。在特洛伊沿岸和忒涅多斯岛（Tenedos）之间的海上，阿喀亚港口外面，伊西多罗斯（Isidoros）所率开往利姆诺斯的十三只五层桨船均被击沉。然后在利姆诺斯和斯开罗斯（Skyros）之间的小岛尼亚（Neä），卢库卢斯发现本都三十二只船的小舰队一字排在这荒僻地方的沿岸，立即向船舰和散在岛上的船员进攻，夺得全部舰队。马尔库斯·马略和最能干的罗马流亡人均死于此地，或在当时阵亡，或在以后死于刽子手刀斧之下。敌人全部的爱琴海舰队均为卢库卢斯所歼灭。同时，比提尼亚的战事也由科塔以及卢库卢斯的副将沃克尼乌斯（Voconius）、巴拔（BarBa）和盖乌斯·瓦勒里乌斯·特里亚里乌斯（Gaius Valerius Triarius）继续进行，陆军有新自意大利来的增援，海军有由亚细亚征集的舰队。巴拔攻取内地奥林庇斯河上的普鲁西亚斯（Prusias am Olymp）和尼恺亚（Nikäa），特里亚里乌斯在沿海攻取阿帕米亚（Apameia，昔名米尔莱亚［Myrleia］）和海上的普鲁西亚（Prusias，昔名基奥斯［Kios］）。然后两人会合，共攻米特拉达特斯于尼科弥底亚；但此王没有试行战斗，便逃到船上，驶回本国；只因罗马海军统帅沃克尼乌斯负封锁尼科弥底亚之责，到得太迟，所以他能达到目的。在途中，要地赫拉克利亚固然被卖给国王，为他所占；但这一带海上暴风忽起，他的船舰六十多只沉没，其余四散；国王差不多孤身来到西诺培。米特拉达特斯取攻势，结果是本都海陆军遭到绝不光荣的（对于最高统帅最不光荣）完全挫败。

现在卢库卢斯方面转取攻势。特里亚里乌斯就舰队统帅职，奉命先封锁赫勒斯滂海峡，等候那归自克里特和西班牙的本都船只；科塔负围攻赫拉克利亚之责；繁难的给养事务，则交忠实活泼的加拉提亚君长和卡帕多奇亚王阿里奥巴尔查尼斯（Ariobarzanes）办理。卢库卢斯本人于681年即前73年秋季进入那久无敌人涉足的本都福地。米特拉达特斯现在决定严取守势，由西诺培不战而退到阿弥索斯（Amisos），由阿弥索斯又退到伊里斯河支流利库斯（Lykos）河上的卡比拉（Kabeira，以后名新恺撒里亚［Neokäsareia］，今尼克萨尔［Niksar］）；他只是把敌人引入越远越远的内地，阻挠他们的接济和交通。卢库卢斯火速追赶，越过西诺培，渡过罗马势力范围的旧界哈里河围阿弥索斯、攸帕托里亚（Eupatoria，在伊里斯河上）和特弥斯库拉（Themiskyra，在忒耳墨冬［Thermodon］河上）等大城，直至冬季到来，始不再进兵，但仍围城。卢库卢斯前进不止，不许兵士取得其力战的成果，并且封锁工作广泛，在严寒的季节很是沉重，于是兵士怨声载道。但卢库卢斯不惯听这种怨言；682年即前72年春季到了，他即刻进攻卡比拉，留下卢奇乌斯·穆列纳率两个军团围攻阿弥索斯。在冬季，国王曾设法劝亚美尼亚大王参战；这次尝试与前次的一样无效，或者仅达到空洞的诺言。帕提亚人更不愿干预这个绝望的事。尽管如此，大半由于在西徐亚人境内的招募，一个大军又在狄奥凡图斯和塔克西勒斯的麾下集合于卡比拉。罗马军仍仅有三个兵团，在骑兵方面确不及本都军，不得不尽量避走平原，于是取艰险僻径，不无辛苦和损失，始走到卡比拉附近。两军在这城旁边对垒，历时甚久。双方都缺乏给养，所争的自以给养为主，因此，米特拉达特斯把狄奥凡图斯和塔克西勒斯所率的精锐骑兵和一队精锐步兵编成一个别动队，命他们巡逻科库斯河和哈里河之间的一带地方，捉拿来自卡帕多奇亚的罗马运饷队。但卢库卢斯的副将马尔库斯·法比乌斯·哈德良（Marcus Fabius Hadrianus）护送运饷队，不但击破那伏在隘路准备袭击的队伍，而且得到来自营里的援兵以后竟能打败狄奥凡图斯和塔克西勒斯的军队，以致他们完全溃败。国王只靠骑兵，骑兵这样一败涂地，对他是无法补救的损失。

很可注意，由战场最早逃到卡比拉的人，就是战败将军，本都王一由他们口里听到凶信，甚至在卢库卢斯接到胜利消息之前，便决定再退。但国王所下的决心如闪电一般传播到他左右的近臣；兵士见国王的亲信仓皇收拾行李，也起了恐慌。没有一个人愿最后离开，无分贵贱，像兽类似的一齐乱窜，无人再顾到号令，甚至国王的号令；国王本人在这种狂乱之中也不知所措。卢库卢斯见到这种混乱，便行进攻，于是本都军队任人屠戮，几乎毫无抵抗。罗马兵团如果能保持纪律，节制他们的掳掠欲望，本都军必无一得免，国王本人也必致被擒。米特拉达特斯和少数侍从勉强穿过山地，逃到科马那（Komana，距托卡特［Tokat］和伊里斯河源不远）；可是马尔库斯·庞培（Marcus Pompeius）所率的一队罗马兵又吓得他从那里逃走，直到他随身只有二千骑兵，在小亚美尼亚的塔劳拉（Talaura）越过本国的边界。在大王的帝国里，他得到一个安身处，但别无所得（682年即前72年年底）。固然，梯格兰命人以王者之礼待流亡的岳父；可是他不把他请到宫廷，本都王来在边远的省份，他便以一种敬礼的方式把他拘留在那里。

罗马军队蹂躏本都和小亚美尼亚全境，直至特拉佩佐斯（Trapazus），平坦的地方都归顺战胜者，毫无抵抗。御库的长官多少迟疑一番以后也投了降，献出库藏。本都王既无法使后宫的妇女——他的姊妹、许多王后、许多妃嫔——也能逃走，便命他的宦官把她们都杀死在法那恺亚（Pharnakeia，今克拉森特［Kerasunt］）。顽强抵抗的只有城市。内地城市现在固然有几个——卡比拉、阿马西亚（Amaseia）、攸帕托里亚——在罗马人的掌握，但较大的沿海城市，如本都的阿弥索斯和西诺培，帕弗拉哥尼亚的阿马斯特里斯（Amastris），以及比提尼亚的提奥斯（Tios）和海滨的赫拉克利亚，一方面激于对国王及其所保护的希腊自由市制的忠心，一方面畏惧国王所召来的海上群盗，所以拼命抵抗。西诺培和赫拉克利亚甚至派战船攻罗马人；罗马分舰队由陶利半岛运粮供给卢库卢斯的军队，竟为西诺培舰队所掳获。赫拉克利亚被围两年，直至罗马舰队截断其与陶利半岛上希腊城市的交通，并且守军中发生叛变，才告陷落。阿弥索斯到了绝境之时，守军纵火焚城，在烈焰掩护之下登船而去。在西诺培，有骁勇的海盗首领塞琉古（Seleukos）和王家太监巴克奇德斯（Bakehides）共掌城防，守兵在撤退以前先搜劫民户，把不能带走的船只付之一炬；据说守军虽大部能登船逃去，这里却有八千海盗为卢库卢斯所杀。卡比拉之战以后，围攻以上各城耗时两年有余（682—684年即前72—前70年）；卢库卢斯大半用他的副将做这些事，他自己却从事于整顿亚细亚省，于是这省的事务得到所需的彻底改革。

本都商业城市归于顽抗得胜的罗马人，这事在历史上无论如何深堪注意，在起初却是无用；米特拉达特斯的事业仍然毫无希望。大王显然没有替他复国的意思，至少现在如此。罗马人流亡在亚洲的，因为爱琴海舰队的毁灭，失去其最优秀的分子；尚存的人已有不少与卢库卢斯妥协，如当时领袖卢奇乌斯·马吉乌斯和卢奇乌斯·法尼乌斯；塞尔托里乌斯又死在卡比拉之战那年，此人一死，流亡人便失了最后的希望。米特拉达特斯本人的势力完全崩溃，剩下的支持相继瓦解；他那七十艘的舰队由克里特和西班牙驶回，在特内杜斯岛海外受特里亚里乌斯的攻击，全部覆没；甚至他的为博斯普鲁斯国的长官的儿子马喀儿，也背叛他，而以陶鲁斯的刻尔松尼斯独立君长资格自与罗马人缔结和平友好条约（684年即前70年）。国王本人在不甚光荣的抗拒以后，住在亚美尼亚一个荒僻的山寨，成为流亡国外的人，差不多是他女婿的俘虏。虽则成群的海盗仍自保于克里特，并且由阿弥索斯和西诺培逃出的人沿黑海险阻难行的东岸来到散尼根（Sanigen）和拉岑（Lazen），可是卢库卢斯既善于指挥战事，又明达事理，不为已甚，不齿于解救省民合理的疾苦，不耻于任用悔过的流亡人为部下军官，所以牺牲不大，便能由敌人手里解放小亚细亚，灭本都国，使其由罗马属国变为罗马一省。元老院可望派一个委员团来，以便协同元帅制定新省的组织。

但对亚美尼亚的关系尚未解决。上文已言，罗马人不但有对梯格兰宣战的理由，而且有对他宣战的需要，卢库卢斯与罗马城内的元老们不同，他从较近的地点观察局势，他的见解较为高明，他灼见罗马须使亚美尼亚退归底格里斯河外，罗马须恢复其已失的地中海主权。在主持亚洲事务上，他显然不愧为他的师友苏拉的后继者。他既是当代最亲希腊的罗马人，所以不能不感到罗马继承亚历山大遗产时所应负的责任，即罗马须在东方做希腊的盾牌和刀剑。个人的动机——他欲在幼发拉底河彼岸赢得桂冠，大王给他的函件漏去“凯旋将军”称号，他不免烦恼——对卢库卢斯固然有一部分的影响。不过一些事若可用责任的动机十足说明，我们便不当假定其出于卑鄙自私的动机。但罗马秉政的团体怯懦、偷惰、知识不足，尤其是永远吃财政困难的苦，人们不能希望他们不受直接的逼迫便会发起这么巨大而靡费的远征。682年即前72年前后，塞琉古王家的正统后裔别号“亚洲人”（Asiate）的安条克及其弟，因本都战争已好转，往赴罗马，要求罗马人干涉叙利亚和承认他们在埃及的继承权。虽则第二项要求不可允准，至少对亚美尼亚开战的时刻和理由没有比现在更适宜的。不过元老院固然承认两位王子为叙利亚王，却不能断然发出武力干涉的命令。如果要应用这有利的时机，以严厉的手段对待亚美尼亚，卢库卢斯便须不待元老院的适当命令，自行开战，自冒危险；他见自己正如苏拉，须不借现政府的助力而且不顾现政府的愿否，实行以现政府最显然的利益为务的事。他的决定得有一种便利，即罗马对亚美尼亚的关系久已在一种不和不战的暧昧状态之中——这种情形稍可遮掩他那自专的举动，并且使他不乏合法的开战理由。卡帕尼奇亚和叙利亚的局势已给人口实不少；追逐本都王时，罗马军队业已侵犯大王的领域。然而因为卢库卢斯的任务在于率兵征伐米特拉达特斯，他又不愿做与他的任务不相干的事，所以，他宁可派部下一名军官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往见大王于安条克城，要求他交出米特拉达特斯，当然，这必引起战争。

特别因为当时罗马军的情形，这个决定是个严重的决定，在亚美尼亚作战时，不免要用强大兵力戍守本都的辽阔地域，否则在亚美尼亚的军队必失其与本国的联络；此外还有不难逆料的，即米特拉达特斯必谋侵入故国。卢库卢斯所率的军队结束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的，共计三万人，这数目显然不足担当这加倍的工作。在寻常的状况下，这位将军必请政府再派军队，他必能得其所请；不过卢库卢斯既情愿并且有点必须不问政府许可来开战，他便不得不放弃那种计划，他虽然把掳来的本都王部下色雷斯佣兵编入他自己的军队，却不得不仅用两个兵团即至多一万五千人渡幼发拉底河去作战。这事本属冒险，但因此军都是骁勇素著的老兵，兵少也无大妨碍。远较恶劣的情形是兵士的情绪，卢库卢斯以其高等贵族的性格，对于军心太不注意。卢库卢斯是个良将，并且按贵族标准来说，也是个正直仁厚的人，但绝不为部下兵士所喜爱。他不得人心，因为他决然依附寡头党；他不得人心，因为他在小亚细亚用力制止罗马资本家那可骇的重利盘剥；他不得人心，因为他令部下兵士做劳苦的工作；他不得人心，因为他要求部下兵士严守纪律，竭力禁止他们抢掠希腊城市，但同时却使人以许多车辆和骆驼替他自己载运东方的宝物；他不得人心，也因为他的风度文雅、高贵、希腊化，绝不亲昵，遇有可能，便倾向于安乐。他没有丝毫魔力可以造成将军与士卒间的私人关系。再加以他部下最善战的兵大都饶有理由地怨恨兵役期间的无限延长。他部下最精锐的两个兵团就是668年即前86年弗拉库斯和芬布里亚率领到东方的军队；他们已历十三年的战役，很应有退伍的权利，在卡比拉之战以后不久，已获准其退伍的诺言，而今卢库卢斯却率他们渡幼发拉底河去进行一场前途难料的新战争——仿佛卡比拉战胜军所受的待遇还不及昔日坎尼的战败军。一位将军以这么薄弱、这么不悦的队伍，竟自负其责，并且严格说来竟不顾宪法，从事于遥远陌生之地的征战，其地处处是河流湍急、雪满群山，其地又广大无垠，轻进必致遇险，这真是过于鲁莽的举动。所以住在罗马城的人很非难卢库卢斯的举动，并且不无理由；不过在非难之中，我们不可缄默，我们以为政府的荒谬是造成将军鲁莽行动的主因，即使政府荒谬不足为将军鲁莽的辩护，却至少使其情有可原。

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出使的用意除以外交方式促成战事外，还要特使叙利亚各君长和城市起兵反抗梯格兰；正式攻势始于685年即前69年的春季。在冬季，卡帕多奇亚王已暗备运输的船只；现在罗马人乘船由梅利泰内渡过幼发拉底河，再越陶鲁斯山隘，向底格里斯河进兵。卢库卢斯又在阿弥达（Amita，即迪亚贝克尔［Diarbekr］）地方渡过此河，再进至一条联络亚美尼亚南界新建的第二首都梯格兰城
(3)

与旧都阿塔克沙达（Artaxata）的大道。不久以前，因与罗马人起了纠纷，大王暂停其征服地中海的计划，然后自叙利亚回国，驻在梯格兰城。他正计划由西利西亚和利考尼亚（Lykaonien）侵入罗马属下的小亚细亚，正在寻思罗马人究要即刻退出亚洲，还是要——也许在埃弗索——先对他一战，这时一个报子传来卢库卢斯进兵的消息，打断他的思路。他命人把报子绞杀，可是恼人的事实却依然如故，所以他离开他的都城，往亚美尼亚腹地，在那里修军备——这事到现在还没有做——以抗罗马。同时，密德罗巴赞（Mithrobarzanes）以他所能调遣的现兵与在附近仓促召集的贝都因部落共同牵制罗马人。不过密德罗巴赞的部队为罗马先锋所击溃，阿拉伯人为塞克斯提利乌斯（Sextilius）所率的一支兵所击溃；卢库卢斯夺得由梯格兰城通到阿塔克沙达的大道，罗马一支兵沿底格里斯河右岸追逐那向北去的大王，同时卢库卢斯亲自渡河到左岸，向梯格兰城进兵。

守兵以弓箭射罗马军，势如绵绵不断的骤雨，又用石脑油焚毁其攻具，使罗马人初知伊朗战事的新危险；勇将曼凯乌斯（Mankäos）守城，以至于王家的大援军终于由大帝国各部和容许亚美尼亚官吏募兵的邻国集合起来，经东北各隘道进援首都。统帅塔克西勒斯在米特拉达特斯战争中富有经验，劝梯格兰避免交战，用他的骑兵包围罗马的小队人马，使之饿死。可是罗马将军已决定挑战而不撤围，大王见他率领不过一万人出击二十倍于他的军队，并且悍然渡过两军相隔的河流；他望见一面是这个“做使团太多，做军队嫌少”的小队人马，另一面是他自己那个硕大无朋的军队，黑海、里海的人与地中海、波斯湾的人在这军队里聚在一处，其中仅那为人所畏的长矛铁骑也多于卢库卢斯的全军，其中甚至不乏用罗马式武装的步兵；他于是决定立即接受敌人所愿的战争。但亚美尼亚军仍在列阵之时，卢库卢斯的锐利眼光即见他们忘记把守一个俯瞰他们全部骑兵阵地的高冈。他连忙率两连兵攻占高冈，同时他的薄弱马队用侧面攻击转移敌人对这行动的注意，他一到高冈，便率他的小队伍攻敌军骑兵的后方。敌骑全被击溃，猛冲那尚未完全成列的步兵，步兵不战而逃。战胜将军的公告说，十万亚美尼亚人和五个罗马人阵亡，国王弃其头巾和王冠，无人认得，与几个骑士疾驰逃去；这公告是仿他老师苏拉的手笔做的。但尽管这样，在罗马的光荣战史里，685年即前65年10月6日在梯格兰城下所赢得的胜利仍是一个最辉煌的胜利；这胜利不但辉煌，而且关系重大。

而今底格里斯河以南一切由帕提亚人和叙利亚人夺来的土地在战略上都不再为亚美尼亚人所有，大都立即归战胜者的掌握。这大国的新都首开其端。希腊人被迫移居此处的为数甚众，现在起而抗守军，开门延罗马军入城，兵士入城后任意掳掠。亚美尼亚总督马伽达底已尽撤西利西亚和叙利亚的队伍去增强梯格兰城下的援军。卢库卢斯进兵入叙利亚最北部的科马吉尼（Kommagene），攻其首城萨摩沙达（Samosata）；他没有走到叙利亚本部，可是远至红海的希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各诸侯和民社都奉罗马人为新君主，遣使来致敬。甚至在梯格兰城以东的科杜内君长也来降；反之，大王之弟古拉斯（Guras）自保于尼西比斯，因而据有两河流域。卢库卢斯始终以希腊君长民社的保护主自居；在科马吉尼，他立塞琉古家一个王子安条克为王；安条克-亚细亚人在亚美尼亚人撤退之后，已回到安条克，卢库卢斯承认他为叙利亚王；他把被迫迁到梯格兰城的人送回原籍。大王的无量积蓄和宝藏——粮食达三千万梅丁，仅梯格兰城一城的钱财就有八千塔兰特——使卢库卢斯能不取给于国库而支付战费，对于他的兵士除最丰富的给养外，还能给每人八百第纳尔的奖金。

大王甚为沮丧。他的性格本属懦弱，处顺境便高傲，处逆境便气馁。如果没有老米特拉达特斯，他或能与卢库卢斯成立一种协定，大王很有大大牺牲以换取协定的理由，罗马将军也饶有在尚可的条件下准结协定的理由。米特拉达特斯没有参加梯格兰城周围的战事。他被拘留了二十个月，684年即前70年六七月间，因为大王与罗马人的失和，始被释放，大王遣他率亚美尼亚骑兵一万往赴他的故国，以威胁敌人的交通。大王号召全国的兵来救他所建的都城时，米特拉达特斯尚毫无成就便被召还，来到梯格兰城前面，遇到正逃出战场的群众。上自大王下至普通兵士，人人以为一切无望，但梯格兰如果现在讲和，不但米特拉达特斯永无复国的可能，而且讲和的第一条件必是把他交出无疑；并且梯格兰对待他必无异于昔日博库斯对朱古达的办法。因此米特拉达特斯用他个人的全力阻止这种转变，劝亚美尼亚朝廷继续作战，他在战争中无物可失，却有一切可得；米特拉达特斯虽逃亡国外，失了王位，他在亚美尼亚朝廷上的势力却不为不大。他仍是堂堂仪表，孔武有力，虽已年逾六十，仍能全身披挂地跳上马背，肉搏时寸步不移，不亚于最良的兵士。年龄和命运似乎淬砺了他的精神，早年时他派将军出战，而不亲自直接参战，此后到了老年，我们却见他自率军队，亲在战场搏斗。在他这治国五十年，饱经多次空前世变的人看来，大王的事业绝不因梯格兰城之败而无望；反之，卢库卢斯的境遇已甚艰难，如果现在不讲和，而以适宜的方法继续作战，他必陷于岌岌可危的境遇。

这个饱经世变的老人与大王的关系差不多等于父子关系，现在又能用人格的力量感动大王，以他的魄力制伏那懦夫，使他不但决定继续作战，而且把战争的政治和军事指导权交给米特拉达特斯。现在，战事应由内阁比赛一变而为全亚洲民族的战争；亚洲各君主各民族应为此事联合起来，抵抗那横暴骄傲的西方人。人们竭力要使帕提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彼此言归于好，要使双方合作来对付罗马。经米特拉达特斯的建议，梯格兰提出条件，把亚美尼亚人攻占的地方——美索不达米亚、阿迪亚波纳（Adiabene）、“大谷”——一概还给阿萨息斯王家的神主弗拉特斯（Phraates，684年即前70年即位），并且与他成立友好和同盟的关系。不过既有了一切往事，这种提议料想得不到顺利的接受；弗拉特斯宁愿不与亚美尼亚而与罗马人结一条约，以巩固幼发拉底河的疆界；可恨的邻国与恼人的异族互相残杀之时，他宁愿袖手旁观。米特拉达特斯对东方民族的呼吁，所收的效果大于他对各国君主的请求。他不难称此战为东方对西方的民族战争，因为这是实情；此战也很可以作为宗教战争，他散布谣言：卢库卢斯军的目的地是波斯南尼亚神（Nanäa，又名阿奈提斯［Anaitis］）在埃利迈（Elymais，今卢里斯坦［Luristan］）的庙宇，这在幼发拉底河整个流域是最著名最殷富的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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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国王号召亚洲人起来，反抗无神的异族，保护东方及其神祇，亚洲人由远近各处成群结队地来在他们的麾下。但事实已经证明，不但单是集合庞大队伍于一处是无用的，而且真正能征善战的队伍被合并在这大军中，也成为无用之物，受全体覆灭的连累。米特拉达特斯特别要发展在西方人最弱而在亚洲人最强的一种武器，即骑兵；在他新编的军队中，有一半是骑马。至关于步兵，他从那征集或投效的大众中，慎选适于当兵的人，使他的本都军官训练他们。一个大军不久便集合在大王的麾下，然而这大军的用途不是一到战场便与罗马的老兵争强角力，而是仅限于守势和小规模战事。米特拉达特斯上次在他国内指挥战争就用永远退却避免交战的办法，这次他也采取类似的战术，于是定亚美尼亚本部为战场——这是梯格兰的祖传疆土，仍完全未受敌人的损害，并且以其自然状态和人民爱国而言，甚适于这种战争。

686年即前68年，卢库卢斯陷在一个困难而且日益危急的境遇。他尽管打了辉煌的胜仗，罗马城的人却绝不对他满意。元老院觉得他擅自行动；他所深深得罪的资本阶级应用一切阴谋和行贿手段来促成他被罢免。有理无理的控诉每日声震罗马广场，说这位将军鲁莽、贪婪、非罗马人、叛逆，有人说不应使这样的人一手总揽这样无限的权力——两个平常省长职和一个重要的非常统帅职——，元老院听从此说，竟指定一员副执政官做亚细亚省长，执政官昆图斯·马尔库斯·雷克斯（Quintus Marcus Rex）做西里西亚省长并率领新召集的三个兵团，使卢库卢斯专任征讨米特拉达特斯和梯格兰的统帅。

这些指责卢库卢斯的怨言起于罗马城，在伊里斯河和底格里斯河上的兵营中引起危险的响应，更危险的是，几个军官连将军的姻兄弟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Publius Clodius）在内，竟用这种意见煽动兵士。据说现在卢库卢斯想把远征帕提亚与本都-亚美尼亚战争联合举行；无疑地，这是上述诸人故意散布的谣言，结果使兵士更加愤愤。

但当政府和兵士愤愤不平因而得胜将军有被罢免和兵变的危险之时，他自己却像个不顾一切的赌徒，继续添加他的赌注和冒险。他诚然没有进攻帕提亚；但梯格兰既不表示准备讲和，又不如卢库卢斯所欲，再作一番大战，卢库卢斯便决定由梯格兰城进攻，经凡湖（Wan see）东岸一带的险阻山地，入东幼发拉底河（又名阿萨尼亚斯［Arsanias］，今Murad Tschai）流域，再由此前进，入阿拉克斯河（Araxes）流域，亚美尼亚本部的都城阿塔克沙达就位于此处阿拉拉特山（Ararat）的北坡，国王累世相传的堡垒和后宫也都在此处。他希望一威胁国王的故居，便能强迫他在中途或至少在阿塔克沙达城下作战。当然，他非留一支兵驻在梯格兰城不可；进攻部队既绝不能再灭，别无办法，只好削弱本都的兵力，由那里调兵到梯格兰城。然而主要的困难却是亚美尼亚的夏季很短，对军事行动颇不方便。亚美尼亚高原在海拔五千英尺以上，埃尔泽鲁姆（Erzerum）的小麦到六月初才发芽，到九月收获，冬季也开始了；罗马军须至多在四个月内达到阿塔克沙达，结束本年的战争。

到了686年即前68年的仲夏，卢库卢斯由梯格兰城出发，无疑地必先经比斯立山隘（Bislispab），而后再西上到凡湖登穆什（Musch）高原，进到幼发拉底河上。罗马军无日不与敌军骑兵，尤其骑射兵做很讨厌的小战，前进迟缓，但未遇重大的阻碍，可谓顺利；亚美尼亚的骑兵严守幼发拉底河的渡口，罗马军与他们交锋得胜，强渡过河；亚美尼亚的步兵出现，罗马军要把他们牵入战斗，但没有成功。这样，罗马军达到真正的亚美尼亚高原，继续开入他们所不知的地方。他们并未遇到真正的不幸；然而，单是艰险的地势和敌人的骑兵就必不免延缓军队的前进，这是很大的不利。他们距达到阿塔克沙达之日尚远，冬季便已开始；意大利兵一见四围的冰天雪地，太严肃的军纪便如拉得太紧的弓弦一般，戛然中断。

正式的兵变发生了，将军不得不下令退却，他完成此事与往常一样地巧妙。卢库卢斯既顺利达到气候仍可行军的平原，便渡过底格里斯河，用大部兵力猛攻尼西比，即亚美尼亚属下两河流域的首城。大王因有梯格兰城下的经验而较前明智，听尼西比自便；尽管英勇守御，此城仍在一个雨天的黑夜里被攻破，卢库卢斯的军队在这里得有丰富的战利品和舒适的冬营，比之去年梯格兰城的没有逊色。

不过同时敌人以其全副的力量攻击罗马留守本都和梯格兰城的薄弱队伍。梯格兰强迫梯格兰城的罗马将官卢奇乌斯·法尼乌斯——即以前塞尔托里乌斯和米特拉达特斯之间的中间人——入守一座堡垒，把他围困在那里。米特拉达特斯率亚美尼亚骑兵和他自己的骑兵各四千人入本都，用解放者和报仇者的名义号召全国起而反抗公敌。一切人都归附他；分散的罗马兵处处被捉拿处死；本都的罗马将官哈德良率兵攻他，国王往昔的佣兵和很多随军为奴的本都人都响应敌军。双方众寡不敌，连战两日；只因本都王身受两创，被抬出战场，罗马将官始能收束这实际已败的战争，率区区的残军入守卡比拉。卢库卢斯另一副将，即果敢的特利亚里乌斯偶到这个地方，又收编了些队伍与国王交锋得胜；不过他的兵力太薄弱，不能再逐国王于本都国土以外，不得不坐视国王驻冬于科马那。

随后687年即前67年的春季到来。同时军队聚会于尼西比，冬营中多闲暇，将军又常不在营中，因而军队更加不听号令，不但他们声势汹汹，要求将军率他们归去，而且一种情形已相当明显，即如果将军不肯率他们回国，他们必将自行解散。军粮不丰，卢奇乌斯·法尼乌斯和特里亚里乌斯在困窘中遣人恳请将军施救。卢库卢斯满心悲哀，决定不得已而让步，放弃尼西比和梯格兰城，抛开他远征亚美尼亚的灿烂希望，回到幼发拉底河右岸。卢奇乌斯·法尼乌斯遇救，但在本都，救援已嫌太晚。特利亚里乌斯的兵力不足以与米特拉达特斯交战，他据守加佐拉（Gaziura，伊里斯河上的土耳克萨尔［Turksal］，在托卡拉以西）的一个强固据点，留辎重于达达萨（Dadasa）。但米特拉达特斯围攻达达萨时，罗马兵恐怕失掉他们的财产，逼将官离开这安全地方，在加佐拉与齐拉（Ziela，即Zilleh）之间与国王交战于斯科特斯（Skotisch）高地。

特利亚里乌斯所预料的竟成事实。尽管有极英勇的抵抗，国王所亲率的一翼仍冲破罗马战线，逼罗马步兵挤入一条泥涧中，他们既不能前进，又不能转动，遭到惨酷无情的屠戮，一个罗马百夫长诚然使国王受伤几死，他自己也因此牺牲性命；但战事却不因此而不算完全失败。罗马营垒陷落；步兵的精锐和差不多全体高级和下级的军官尸横遍野；死者遗尸战场，无人收埋；卢库卢斯来到幼发拉底河右岸时，他不是由自己的兵士得知战败，而是由土人的报告。

军事阴谋的发作，随这次败仗俱来。正在这时，消息由罗马传来，说人民大会已议决，准许依法服役期满的兵士即芬布里亚旧部退伍。把本都和比提尼亚的元帅职交给本年的两位执政官；卢库卢斯的继任人即执政官曼尼乌斯·阿奇利乌斯·格拉波里奥（Manius Acilius Glabrio），已在小亚细亚登陆。解散最骁勇最嚣张的兵团，召回元帅，再加以齐拉战败的印象，正在将军需要威权约束最切之时，使军中的威权约束荡然无存。他在小亚美尼亚的塔劳拉附近与本都军对垒，本都军为梯格兰的子婿、米底亚的米特拉达特斯（Mithradates von Medien）所率，已在一次骑兵战事中胜罗马人；大王的主力军正由亚美尼亚向此点进兵。西利西亚的新省长昆图斯·马尔奇乌斯（Quintus Marcius）率三个兵团在赴省途中来到利考尼亚，卢库卢斯遣人向他求救；马尔奇乌斯说他的兵士不肯开往亚美尼亚。他遣人请求格拉波里奥接任人民所委的元帅职；这事现在成为艰难危险的事，格拉波里奥更不愿承担。卢库卢斯不得不保留兵权，为免与亚美尼亚和本都的联军在塔劳拉交战起见，下今拔营进攻前进的亚美尼亚人。

兵士听命开拔，但当他们走到两条路分岔的地方，一条是通往亚美尼亚的，一条是通往卡帕多奇亚的，他们大多数取后一条，走到亚细亚省。在这里，芬布里亚旧部要求即刻退伍；虽则他们应元帅和其他队伍的恳求而作罢，他们却仍坚持如果冬季到来而没有敌人当前，便要解散；事实果然如此。米特拉达特斯不但几乎重占他的全部国土，而且他的骑兵横行卡帕多奇亚全境，远至比提尼亚；阿琉巴赞王求救于马尔奇乌斯，求救于卢库卢斯，又求救于格拉波里奥，均属徒劳。一场指挥得这样精彩的战争得到这样罕见而几乎令人难信的结果。如果我们仅着眼于军事成绩，没有另一个罗马将军像卢库卢斯似的以那么小的物力成就那么大的功业；苏拉的才干和幸运似乎传授到他的弟子。在那种情形之下，罗马军由亚美尼亚回到小亚细亚，居然无恙，可谓军事的奇迹，据我们所能判断的而言，这次奇迹超过色诺芬的退兵远甚；罗马兵制的健全和东方兵制的不健全，固然可为这事的主要解释，但无论如何，这次远征领袖的荣名应在第一流的良将之列；如果卢库卢斯的姓名不常与那些人并称，从一切情形看，其原因只在关于他的战争没有在军事上较好的叙述传至今日，并且在任何事尤其战事，除最后结果外一切无足轻重，而这次的最后结果又确是等于全败。由于战局的最后转变，主要由于兵变，一场八年战争的成绩化为乌有；687—688年即前67—前66年冬季罗马所在的地位正与679—680年即前75—前74年冬季所在的一般无二。

对海盗的海上战争与陆战同时开始，又与陆战密切相连，其结果也不优于陆战。上文已述，元老院于680年即前74年采取明智的决策，把肃清海上盗匪的工作付托一个最高海军统帅办理，即副执政官马尔库斯·安东尼。不过就在起初，他们便已在选择元帅上铸成大错；或不如说一班通过这种本属适宜的议案的人士，没有想到元老院里一切关于人的问题都取决于西第古斯的势力和相类的党派理由。再者，他们漠然不以相当于这种广大工作的金钱和船只供给他们所选的海军大将，于是他大肆征发，他本是援助各省人民的，他的苛扰却几与海盗无异。结果与此相当。在坎帕尼亚海面，安东尼的舰队掳得一些海盗船。但克里特人曾与海盗成立友好联盟关系，他要求他们作罢，他们加以峻拒，他便与克里特人交战；克里特将军拉斯特涅斯（Lasthenes）和潘那里斯（Panares）在此岛海外与罗马人作一海战，当他们凯旋而回奇多尼亚（Kydonia）之时，用安东尼船上所刻意准备来捆海盗的铁链，把这位罗马将军和其他俘虏捆在所掳罗马船的桅杆上。安东尼作战轻率，耗费了极大的款项，却没有丝毫成绩，竟于683年即前71年死在克里特。他远征的结果不佳，建造舰队所费不赀，寡头党不欲给官吏任何较广的权利，所以，在安东尼一死而这事实际告终以后，他们便不再推举一个海军元帅，却又恢复旧制，让每省省长自理所辖省份的剿匪事宜；例如卢库卢斯所兴建的舰队就在爱琴海致力于此。

不过专就克里特人而言，甚至当时那些堕落的罗马人也以为要报复在奇多尼亚海外所受的耻辱，只有宣战。然而克里特的使者在684年即前70年来到罗马，请求收回俘虏，恢复旧盟约，几乎取得一个有利的元老院法令；直至元老院通过一道正式议决案，规定克里特使者向罗马银行家所借的债不可起诉——就是说，除非元老院因受贿而失其权能，此事便不可起诉——才成立了一道法令如下：克里特各民社如果要避免战争，他们便须不但交出罗马的逃兵，而且交出奇多尼亚海外罪行的祸首——即拉斯特涅斯和潘那里斯等领袖——给罗马人，以便按罪处罚；他们须献出一切四只桨以上的大小船只，须备人质四百名，并须纳赔款四千塔兰特。使者宣称他们没有接受这些条款的权力，政府便指定来年执政官之一在任满后往克里特，以便在该地领受所要求的物事或开战。

因此到685年即前69年，续任执政官昆图斯·梅特路斯来到克里特的海面。岛上各民社以较大城邦哥提那（Gortyna）、克诺索斯（Knossos）、奇多尼亚为首，决定宁可武力自卫，也不顺从那些过甚的要求。克里特人是个凶恶堕落的民族，海盗业与其公私生活密切相关，一如盗匪业与埃托利亚人的关系，但以骁勇和许多别的情形而言，他们与埃托利亚人相似，所以希腊各民社只有这两个勇敢而光荣的争求独立。梅特路斯率三个兵团在奇多尼亚登陆，拉斯特涅斯和潘那里斯率克里特军二万四千人准备在这里迎击他；两军交战于旷野，一场恶斗之后，胜利仍归罗马人。尽管这样，各城市却守城垣以抗罗马将军，梅特路斯须决计依次加以围攻。第一是奇多尼亚，败军余部已入保此城，长期围攻之后，潘那里斯始以许他本人自由离城为条件，献出此城。拉斯特涅斯逃出奇多尼亚，又被围于克诺索斯；当这座堡垒也要陷落时，他先破坏城内的财宝而后又逃到那些继续守卫的地方，如莱克托斯（Lyktos）、埃琉德那（Eleutherna）和他处。经过两年（686即前68年，687即前67年）之久梅特路斯始成为全岛的主人，于是自由希腊世界最后一块地落在压倒一切的罗马人之手。在一切希腊共和国中，克里特各民社最先发展出自由城邦政体和海权，在希腊昔日遍布地中海的一切海国里，克里特各民社也是最后亡于罗马陆权的地方。

一切法定的条件均已齐备，可以举行另一个照例的庄严凯旋礼；梅特路斯氏已有克马其顿者、克努米底亚者、克达尔马提亚者、克巴利阿里者的称号，现在又有同等权利加上新称号“克克里特者”（Kreticus）；罗马又多了一个足以自豪的人。尽管这样，罗马人在地中海的势力却没有比这几年更衰落的，海盗的势力也没有比这几年更旺盛的。海上的西利西亚人和克里特人，据说当时有船一千艘，无怪他们嘲笑克伊扫里亚者和克克里特者以及他们那些空虚的胜利，海盗如何有力地干涉米特拉达特斯战争，本都沿海城市的顽抗如何由海盗国得到最大的助力，已见上文。但这个国家自营的事业，规模也一样巨大。685年即前69年，几乎就在卢库卢斯的舰队目睹之下，海盗阿瑟诺多鲁斯（Athenodoros）袭击提洛，破坏那些远近驰名的祠堂庙宇，并把全体人口掳去为奴。西西里附近的利帕拉岛每年向海盗缴纳定额的贡献，以免遭这类的攻击。682年即前72年，罗马人要攻另一海盗首领赫拉克良（Herakleon），配备一支舰队于西西里，赫拉克良毁灭了这支舰队，竟敢仅以四只敞船驶入叙拉古的港口。两年以后，他的同党波伽宁（Pyrganion）甚至在那港口登陆，盘踞其地，派别动队入岛内，直到罗马的省长终于强迫他登船驶去。到后来一切省份无不配备舰队和征集海岸巡防队，至少因此故而被课税，人们习以为常；然而海盗照例来劫各省，与罗马省长的行径无异。但现在甚至圣地意大利也不再受这些无耻匪徒的尊重；他们由克罗顿掳去拉金的赫拉（Lakinische Hera）庙内财宝；他们登陆于布隆迪西乌姆、米塞努姆、凯埃塔（Caieta）和埃特鲁斯坎的港口，甚至登陆于奥斯提亚；他们捕掳最尊显的罗马军官，其中有西利西亚军的舰队司令和两个副执政官，连同全体的从人以及那为人所畏的刀斧棍棒和一切官爵的标志；罗马海军元帅安东尼奉派往剿海盗，海盗即由米塞努姆的一座别墅掳去他的姊妹；奥斯提亚港内有罗马备攻海盗的战舰队，由一位执政官指挥，海盗却把它毁灭。拉丁人、阿皮亚大道上的旅客、人间乐园贝亚（Baiae）的高贵浴客，他们的财产生命不能再有片刻的安全；一切贸易，一切交通都告停顿；饥荒盛行于意大利，尤盛行于依海外粮食为生的首都。对于这种困苦不堪的情形，当代的人和历史有极多的怨诉；这里略加指点也就够了。

上文已述，苏拉所恢复的元老院如何实行保护马其顿的边境，戒饬小亚细亚属国的君王，警卫海上；结果没有一处满意。另有一件或许更加急迫的事，即监视各省尤其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在这事上，政府也没有较好的成绩。奴隶无产阶级的疮毒腐蚀一切上古国家的精髓，奴隶愈兴隆，这情形便愈甚；因为在当时情形之下，国家的富强照例引起奴隶大众的过度增加。当然，罗马由这事所受的祸害更烈于上古其他国家。甚至在第六世纪，逃亡的畜牧奴隶和田间奴隶结伙作乱，政府已不得不派兵讨伐。意大利企业家日益普遍地推行田庄制度，使这种危险的祸害无限增加；在格拉古昆仲和马略的政变时期，并且与他们有密切关系，奴隶叛乱起于罗马帝国很多的地方，在西西里甚至蔚为两场血战（619—622年即前135—前132年，652—654年即前109—前102年）。但苏拉死后复古政府当权的十个年头，既是海上盗匪的黄金时代，也是陆上同类股匪的黄金时代，在这一向秩序较佳的意大利半岛，尤其如此。这里再谈不到公众安宁。在首都和意大利人烟较稀的地方，劫案每日发生，凶杀也屡见不鲜。或者就在这时，政府发布一道法令，禁止绑架外籍奴隶和自由人；约在此时，又对强夺田产新创一种特殊的简易诉讼法。这些罪行必显得特别可虑，因为虽则做这种事的常是无产阶级，上等阶级却是精神上的发动者和分享其利者，与他们也大有干系。尤其是掳人和夺田常常由大田庄的管家提议，而后由聚在那里常带武器的成群奴隶去执行；有如墨菲斯特（Mephisto）替浮士德（Faust）取得菲勒蒙（Philemon）的菩提树，献勤的奴隶管家这样替主人取得的东西，甚至很有体面的主人也不以为耻。当时的情形如何，可见于对武装人群侵犯所有权的加重处罚；676年即前78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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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党一个贤能的人马尔库斯·卢库卢斯主持首都的司法事务，创行这种法律，明言意在使大群奴隶的主人对他们严加管束，以免目睹他们受法律的惩处。在这样奉贵族界的命令实行劫掠和凶杀的地方，奴隶和无产阶级大众当然也要为自己的利益做这些事；星星之火便足以点起那样可怕的燃料，化无产阶级为一支造反的军队。不久机会便至。

现在决斗戏占意大利公众娱乐的首位，因此特别在卡普亚及其四周设立了许多训练所，一面蓄养一面训练那些为娱悦至尊的群众起见，要杀人或被杀的奴隶。这些当然大都是战时被掳的勇士，他们未忘昔日曾与罗马人对敌于战场。这种暴徒有些由卡普亚一个训练所里逃出来（681年即前73年），避匿在维苏威山上。他们的首领是两个凯尔特人，以他们的奴隶名字见称，一个叫作克罗索斯（Kroxos），一个叫作俄诺玛俄斯（Önomaos），有一个色雷斯人，名斯巴达克（Spartacus）。斯巴达克或许是贵族斯巴托古氏（Spartokiden）的后裔，在其色雷斯本土和潘提卡彭（Pantikapäon），此族甚至曾达到王者之尊，斯巴达克曾服役于罗马军的色雷斯助战队，以后逃往山中为盗，再被捉来供决斗戏之用。

这小股匪徒最初只有七十四人，但因周围地方的人成群入伙，人数激增，他们的侵掠不久便使坎帕尼亚这富饶地方的居民大感不便，他们先设法用自己的力量来抵抗，结果无功，而后求救于罗马城。克洛狄乌斯·格拉伯（Clodius Glaber）率仓促集合的兵三千人来到，扼守维苏威山口，意在饿死那些奴隶。但群盗人数虽少，武器虽不齐全，却敢爬下危崖，袭击罗马部队，可怜的民兵一见这小队暴徒出其不意地来攻，便四散奔逃。这第一次的胜仗使盗匪得到武器和更多入伙的人，虽则就是现在，他们大多数不过手执削尖的木棍，新来的强大民军——副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瓦里尼乌斯（Publius Varinius）所率的两个兵团——自罗马进到坎帕尼亚，见他们已扎营于平原，与正规军相差无几。瓦里尼乌斯处在困难的地位。他的民军被迫在敌人对面扎营，秋季天气潮湿，疠疫丛生，兵力大减；又有恶于疠疫的兵士畏怯，不从命令，于是人数日少。就在开始，他部下一支兵完全溃散，逃兵不归大队，径自还家。以后他下令向敌人的壕堑前进攻击，军队大多数不肯从命。虽然如此，瓦里尼乌斯仍率固守不去的人进攻匪军；但匪军已不在他去寻觅他们的地方，他们已毫无声息地拔营出发，转身南趋皮琴提亚（即阿马尔菲［Amalfi］附近的维琴察［Vicenza］），瓦里尼乌斯诚然在此处赶上他们，但不能阻其退过西拉鲁斯（Silarus）河而至卢卡尼亚内地，这是牧人和盗匪的乐土。瓦里尼乌斯也追到那里，人所轻视的敌军竟在那里列阵备战。战事发生时的一切情形都不利于罗马人；兵士不多时以前虽激烈要求打仗，现在却打得不好；瓦里尼乌斯全败，他的战马和官徽与罗马营垒同落于敌人之手。南意大利的奴隶，尤其骁勇而半野蛮的牧人，成群结队地投到这意外飞来的救主旗帜之下；据最低的估计，武装叛徒的人数增至四万。匪军刚刚退出的坎帕尼亚转瞬又被占据，盖乌斯·托拉尼乌斯（Gaius Thoranius）原为瓦里尼乌斯部下的财务官，此时他率罗马兵留守此地，为叛徒所破灭。意大利整个南部和西南部的广大乡间都在得胜匪首的掌握；甚至大城，如布鲁提区的康森提亚（Consentia），卢卡尼亚的图里和梅塔彭图姆，坎帕尼亚的诺拉和努塞里亚，也被他们攻陷，受尽一切残暴，凡得胜蛮人能加在无保护的文明人的，脱了枷锁的奴隶能加在旧主人的，无不具备。不幸有不言而喻的事，这样的冲突完全无法无天，并且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屠戮；主人当然把每一被捕的奴隶钉在十字架上；奴隶自然也杀戮他们的俘虏或施行更有嘲笑意味的报复，甚至强迫罗马俘虏做决斗戏，自相屠杀；例如以后在一个战死的匪首出丧时，有三百俘虏被迫决斗。

罗马城的人自当忧虑这日益蔓延肆行破坏的大火。次年（682年即前72年），他们议决派两个执政官去讨伐凶恶的匪首。副执政官昆图斯·阿里乌斯（Quintus Arrius）系执政官卢奇乌斯·盖利乌斯（Lucius Gellius）的副将，见克罗索斯所率的凯尔特人一股与匪部大军分离，自行征取贡献，他居然能在阿普里亚的加尔加努（Garganus）山把他们捕掳歼灭。但斯巴达克因此能在亚平宁山和北意大利赢得更辉煌的胜利，在这里，先有想围捕盗匪的执政官格涅乌斯·伦图卢斯（Gnaeus Lentulus），而后有他的同僚盖利乌斯和最近得胜的副执政官阿里乌斯，最后在穆提那有内阿尔卑斯的高卢省长盖乌斯·卡西乌斯（Gaius Cassius，681年即前73年执政官）和副执政官格涅乌斯·曼利乌斯（Gnaeus Manlius）相继为他所击破。这几乎没有武器的奴隶群竟使罗马兵团望而生畏，这一串的败仗使人忆及汉尼拔战争的初年。

如果率领这些得胜队伍的不是逃亡的决斗奴隶而是奥弗涅（Auvergne）山中和巴尔干半岛的民族君主，其结果将如何，我们不能断言；这运动从前是盗匪造反，现在虽有辉煌的胜利，仍不失为盗匪造反，它的覆败非由于敌势太强而由于内部不睦和缺乏计划。团结一致对公敌，曾在早年西西里的奴隶战争中彰明较著，在这次意大利的奴隶战争中则付阙如——这种差别的原因大概在西西里的奴隶有共同的叙利亚、希腊文化做民族团结的假核心，而意大利的奴隶却分为希腊蛮族和凯尔特-日耳曼人两个团体。凯尔特人克罗索斯与色雷斯人斯巴达克的分裂——俄诺玛俄斯已死于最初一次的战斗——和其他同类的竞争使他们不能利用所赢得的战功，使罗马人获得几次重大的胜利。但有远较凯尔特-日耳曼人的不听号令更有害的，这便是缺乏具体的计划和目标。我们关于斯巴达克，所知甚少，但据我们所知的来判断，这个不凡的人大概在这方面冠绝他的侪辈。他不但善战，而且显出超乎寻常的组织能力，所以就从最初时起，他治理手下群盗和分配战利品的公正无私已至少与他的骁勇一样博得大众的仰望。为补救骑兵和武器的痛感缺乏，他设法用那些由下意大利掳来的马匹来训练一支骑兵，他一得到图里港，便由该地采办铜铁，当然以海盗为媒介。但他大致不能使手下野蛮部队向固定的究竟目标进行。盗匪攻陷城市时常肆行狂暴，意大利城市所以没有一个自愿响应叛党，这就是主要原因，斯巴达克很愿制止这种狂暴；但匪首在作战时所享的服从，战胜后就化为乌有，他的抗议和请求一概无效。682年即前72年在亚平宁山得胜以后，四方八面的道路都听奴隶军自由通行。据说斯巴达克本人意欲越阿尔卑斯山，以便打开他自己和部下回凯尔特或色雷斯家乡的路；如果此说确有根据，可见这位战胜将军如何不太重视他的武功和势力。他的兵士不肯这样快地舍弃意大利的财富，斯巴达克便取道往罗马，据说想封锁首都。然而军队也表示不愿做这虽属冒险却有计划的行动；他们的领袖愿做一个将军，他们却逼他仍旧只做一个匪首，再在意大利走来走去，毫无目标，专事劫掠。局势变成这样，罗马很可引以为幸，但甚至如此，也无良策。他们缺乏有训练的士兵和有经验的将军；昆图斯·梅特路斯和格涅乌斯·庞培有事于西班牙，马尔库斯·卢库卢斯有事于色雷斯，卢奇乌斯·卢库卢斯有事于小亚细亚，可供调遣的只有新入伍的民兵和至多只是庸才的军官。他们任命副执政官马尔库斯·克拉苏为意大利特任元帅，此人虽不是很有名的将军，却曾在苏拉部下立有战功，至少还有资格；并且以八个兵团供他调遣，这支兵即使品质平常，至少数目惊人。新元帅一就职，便以极严的军法，惩治第一个遇到匪军再行弃械逃走的部队，把这部队每十人中正法一人；此后各兵团确是较前稍为奋勇。斯巴达克败于下次的战争，率兵退走，欲经卢卡尼亚而至雷吉翁。

正在那时，海盗不但控制西西里海面，而且控制叙拉古港；斯巴达克想用他们的船舶载一支兵入西西里，西西里的奴隶只待鼓动，便可发动第三次的叛变。进兵雷吉乌姆的事告成，不过海盗或慑于副执政官盖乌斯·维列斯（Gaius Verres）在西西里设立的海岸巡防队，或也受了罗马人的贿赂，由斯巴达克手中收取了讲妥的酬金，却不替他效劳。同时，克拉苏尾追匪军，几至克拉提（Crathis）口，仿西庇阿在努曼提亚城下的办法，因为兵士不喜作战，命他们修一堵有如堡垒的带壕城墙，长五十一公里，隔绝布鲁提半岛与意大利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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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住那归自雷吉翁的叛军，切断他们的粮道。但在一个黑暗的冬夜，斯巴达克冲出敌军的阵线，到683年即前71年春间
(7)

，又到了卢卡尼亚。于是劳苦的工作白做了。克拉苏始觉得他的任务没有完成的希望，要求元老院把马尔库斯·卢库卢斯部下驻在马其顿的兵和格涅乌斯·庞培部下驻在近西班牙的兵一概召回意大利，以做他的支援。

然而这种极端紧急的步骤并不必要，匪军的互相离贰和骄横之气已足以再使其成功化为乌有。色雷斯人为盗匪联合的首领和主脑，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又脱离了这个联合，以致在他们本国人伽尼库斯（Gannicus）和卡斯图斯（Castus）指导之下，分别牺牲在罗马刀剑之下。一次在卢卡尼亚的湖滨，斯巴达克及时赶到，救了他们，于是他们在他营垒附近驻扎；但克拉苏竟能用骑兵牵制斯巴达克，同时包围凯尔特各部队，强迫他们单独应战，凯尔特人全军——据说战士达一万二千三百人——一概英勇战死在阵地，创伤都在前面。斯巴达克以后想率部队退入佩特利亚（Petelia，在迦拉布利亚附近的斯特龙戈利［Strongoli］）的山岭，罗马先锋追他，被他打得大败。不过由于这次胜利，得胜军受害较多而败军反受害较少。匪军因战胜而兴高采烈不肯再行退却，逼着将军率他们经卢卡尼亚进趋阿普利亚，以赴最后的决战。接战以前，斯巴达克先刺杀他的战马；他既无论处境的顺逆，对部下总是尽忠到底，现在他的作为就是要向他们表示这一战的结果对他与对大众无异，都是不胜即死。在交战中，他奋勇搏斗有如一头狮子；两个百夫长死在他手；他受伤跪倒，仍挥戈刺击那进逼的敌人。如是，伟大的匪首和他大多数的伙伴一同得到自由人和光荣兵士的死（683年即前71年），在这代价很昂贵的胜利以后，得胜军会同那平定塞尔托里乌斯党以后归自西班牙的庞培军队，遍历阿普利亚和卢卡尼亚全境，举行一番空前的追捕，以消灭大火的余烬。虽则在南部各地——例如小城泰普萨（Tempsa）于683年即前71年为一群盗匪所占据——和深受苏拉没收土地之害的埃特鲁里亚，仍尽绝没有普遍的安静，官方却以为意大利的和平已告恢复。至少那些丢得可耻的鹰徽又夺回来——只在那次战胜凯尔特人以后，就得到五个鹰徽；沿着由卡普亚到罗马的路上，六千个十字架钉着被捕的奴隶，这证明秩序业已恢复，又证明公认的权力又复战胜那起而反抗的活财产。

让我们回头看一看苏拉复古十年间所有的大事。此时所发生的运动，无论是国内国外的——雷必达的叛变，西班牙流亡人的起事，色雷斯、马其顿和小亚细亚的战争，海盗和奴隶的作乱——本身都不是影响国家命脉的大患；然而在这一切斗争中，国家都几乎为生存而战。推其原因，不外在这些问题仍易解决的时候，处处不加以解决，忽略最简单的预防办法，必致酿成最烈的祸害和不幸，把依赖阶级和孱弱君主变成对等的敌人。平民党和奴隶的叛乱诚然已被扑灭；但以那种胜利而言，战胜者并不因此而在内精神振作，在外力量增强。政府党两位最有名望的将军，经八年少胜多败的战斗，竟不能制伏叛党首领塞尔托里乌斯及其西班牙的游击队，只是他同党的匕首才能使合法政府得到塞尔托里乌斯战争的有利结果；这不足为荣。至关于奴隶，战胜他们不算光荣，与他们多年对等作战，却是耻辱。汉尼拔战争过去了仅仅一百多年，体面的罗马人想到自从那大时代以来国家极为迅速地退步，必至羞惭满面。那时意大利的奴隶像长城一般抵抗汉尼拔的老兵；现在意大利的民兵却一见逃奴的棍棒便筛糠一般地四散而去。那时每一单纯的长官在必要时都做将军，作战往往不胜，永不失其光荣；而今在一切高级军官中连一个普通有用的领袖都难觅得。那时政府宁可使农人尽废耕耘，也不肯放弃西班牙和希腊的征服事业，现在他们又要舍弃那久已获得的两地，仅为的是能在本国自卫以抗叛变的奴隶。斯巴达克有如汉尼拔也率兵穿过意大利，自波河走到西西里海峡，击破两执政官，使罗马城有被封锁之虞。对昔日的罗马，这种事业须古代最伟大的将军来担任；对现在的罗马，一个勇敢的匪首便能担任。那么，新生命没有从这种对匪首和叛党的胜利生长出来，又何足怪。

然而对外战争所发生的结果更不可喜。固然，色雷斯-马其顿战争的结果，虽与人力财力的巨大耗费迵不相侔，还没有真正的不利。反之，在小亚细亚和对海盗的战争中，政府却显然全盘失败。前者的终局是丧失八年血战的全部所得，后者的结局是罗马人全被逐出“他们自己的领海”。往昔罗马深知它的陆权莫之能御，便推广其优势于海上；现在这个堂堂大国在海上毫无势力，仿佛就要丧失至少亚洲大陆的统治权。国家存在的种种实利——安全的边境、平安无阻的交通、法律的保护、秩序井然的政事——始在罗马国所统一的各邦中荡然无存，赐福之神似全已上升奥林匹斯山，把这个可怜的世界留给官吏或私人去抢掠和荼毒。觉得国家衰落为公众不幸的，或不只是有政权和爱国心的人；无产阶级暴动，陆上海上的盗贼使人想到拿波里王费迪南德（Ferdinande）时代，这些事把衰落之感传到意大利最荒远的山谷和最卑贱的茅屋，使每一从事商业贸易或甚至买一斗小麦的人觉得这是切身的灾难。

如果要查问这种可骇的空前灾难由谁而起，我们不难以正当的理由归罪于许多人。一心只在钱袋的奴隶主人，不从命令的士兵，畏葸、无能或鲁莽的将军，大多数以欺人为事的市上奸雄，各应分负其咎；或不如说，谁不当分负其咎？人们在本能上就觉得这种灾难、这种耻辱、这种骚乱过于巨大，绝非一人所为。罗马共和的伟大不是超群绝伦的个人所造成，而是组织健全的公民团的成绩，所以这个大结构的衰落也不由于个人的破坏力，而由于普遍的瓦解。大多数公民都是无能之辈，建筑物每块腐烂的石头都有助于全部的坍塌，全民族都有罪过，全民族都受其害。如果我们使那做国家最后具体表现的政府，负国家一切可治之症与不可治之症的责任，未免有欠公允；但政府应分担罪过的大部，则确属实情。例如，在亚洲战争中，当权贵族没有一个彰明较著地遭到失败，并且至少就军事而言，卢库卢斯做得很好，甚至可谓光荣，因此更显然可见失败之罪在于制度和政府本身——这里主要的罪过在于起先放弃卡帕多奇亚和叙利亚，在于这位良将遇到一个优柔寡断的主政团体而处于困难的地位。关于海上警备，元老院原想普遍追捕海盗，这个良策先在实行遭到破坏，而后完全作废，以至于又恢复旧日的愚蠢办法，派兵团去打那驰骋海上的盗匪。塞尔维利乌斯和马尔奇乌斯的远征西利西亚，梅特路斯的远征克里特都依这种办法行事，特利亚里乌斯也按这种办法造一条环绕提洛岛的长城以御海盗。这种巩固海权的企图，使我们想到波斯大王命人用棍打海，使之归顺。所以全国把这种失败的罪过大部加在复古政府身上，诚然有正当的理由。往昔在格拉古昆仲以及马略和萨图宁覆败以后，也有这种失政随寡头政府的复兴而来；但寡头政府从没有这样地既暴戾而又怠惰，从没有这样地既腐败而又有害。但当一个政府不能为政之时，便不再是个合法的政府，谁有推翻它的能力，便也有推翻它的权利。固然有一种情形，不幸也是真的，即无能而有罪的政府可以长期践踏国家的幸福和光荣，而后有人能用和愿用政府自造的可畏武器对待它，从贤人的义愤和大众的苦难中唤起在此等情形之下合法的革命。如果国运的赌博可以是一件乐事，或竟能长期做去而不受干扰，但这却是个阴险的赌博，到相当时候便会把赌徒吞噬下去；那么，对结出这种果实的树木，如果有斧头厌根斫去，也无人斥责斧头。对于罗马寡头政府，现在已到这个时候。本都-亚美尼亚战争和海盗事件成为推翻苏拉宪法和成立革命军事独裁制的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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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埃德萨国的开创，在其本国编年史中列在620年即前134年，但开国后过了些时，才传到以后见于此地的阿拉伯王朝阿伯伽罗斯（Abgaros）和曼诺斯（Mannos）。这王朝显然与梯格兰大王迁许多阿拉伯人于埃德萨、迦里罗（Kallirhoe）、迦拉（Karrhä）等地有关；关于这事，普鲁塔克也说梯格兰转移了穹庐阿拉伯人的风俗，使他们迁到距其国较近的地方，以便借他们的力量取得商业。大概这句话的意义是，贝都因人惯于开辟穿过他们境内的路线，在路线上征收定额的过境税，他们为大王做一种管理通行税的人员，在幼发拉底河的渡口替他和他们自己征收通行税。普林尼称他们为“欧斯隆的西阿拉伯人”（Orei Arabes），他们必就是阿夫拉尼乌斯（Afranius）所平定的阿蒙山（Berg Amanos）的阿拉伯人。

(2)
有一个争论的问题：这个假的或真的遗嘱究竟出自亚历山大一世（666年即前88年死），还是出自亚历山大二世（673年即前81年死），人们常断定其出自前者。不过理由殊欠充足；因为西塞罗未言埃及于666年即前88年归于罗马，而言埃及在此年或以后归于罗马；亚历山大一世死在国外，亚历山大二世死在亚历山大城，由这种事实，有人推测，遗嘱所称留推罗的财宝必属于前者，他们却忘了亚历山大二世到埃及才十九天便被弑，那时他的财宝或许还在推罗。另一方面，亚历山大二世是拉吉德王家最末的真后裔，这是确定的，因为在罗马经同样的情形获得波加蒙、昔兰尼和比提尼亚时，指定罗马为继承者的，永远是王家最末的子孙。古代的宪法，至少应用到罗马属国的宪法，似乎不绝对给在位君主最后支配其国之权，只在缺乏有继承权的亲属时，他才有这种权力。

遗嘱究竟是真是假，我们无法考证，并且不甚重要；我们没有认之为伪造的特殊理由。

(3)
萨绍（Sachau）就地考查，已证明梯格兰城在尼西比以西约两日程的马丁（Martin）地方，不过萨绍所提议的确定地点却还有可疑之处。反之，我们反对他分析卢库卢斯这次战役的说法，因为据他所假定的路线，实在谈不到渡过底格里斯河。

(4)
西塞罗意中所指的不是别处，必是埃利迈省一个殷富庙宇，叙利亚和帕提亚国王的寇抄军照例以这里为目标，大概这是一个最驰名的庙；他所指的绝不是科马那庙或任何在本都国的神祠。

(5)
旧法律把强盗包括在窃贼之中，这些法规始造成以强盗为另一种罪的观念。

(6)
这条线既长五十一公里，大约不是由斯奎拉切（Squillace）到皮佐（Pizzo），而是再往北去，约在卡斯特罗维拉里（Castrovillari）和卡萨诺（Cassano）横断半岛，半岛在此地按直线算，宽约四十三公里。

(7)
由不用两执政官可知，克拉苏于682年即前72年被任为最高统帅，由“雪夜”可知两军在布鲁提长城度过682—683年即前72—前71年的冬季。

第三章　寡头党的倾覆和庞培主政

苏拉体制仍旧屹然未动。雷必达和塞尔托里乌斯胆敢加以攻击，但终于败亡，损害不大。固然，政府没有以创这体制者的强毅精神完成未竟之业。有一事足以代表这政府的特色，对苏拉指定要分配但还未分出的土地，他们既不实行分配，也不即刻放弃要求，只是容原主暂时管理而不规定他们的权利，旧占田制经格拉古的改革已在法律和实际上一概作废，他们现在竟让个人按此制擅取许多仍未分配的苏拉公地。苏拉法规有与贵族党无关或对他们不便的，他们都置之度外或予以取消，例如，剥夺整个民社公权的布告，不许兼并新班农田的禁令，苏拉给予某些民社的特许状——他们当然不把申请宽免所缴的款项发还民社。然而，经由政府这些动摇苏拉结构基础的违反苏拉的法令，森普罗尼乌斯法大体作废，永不复用。

当时诚然有人想恢复格拉古的宪法，也有许多计划想由合法的改革，逐步达到雷必达和塞尔托里乌斯要由革命达到的目的。苏拉一死，政府即刻受雷必达煽动的压迫，允许有限制地恢复分发粮食（676年即前78年）；并且政府也尽其所能，使首都无产阶级在生活问题上得到满意。尽管分配粮食，但粮价主要因为海盗横行而高涨，罗马遭到严重的粮荒，以至于造成679年即前75年的街市暴动，政府特别命人采办西西里的粮食，一时救了极重的灾难；关于将来，681年即前73年的执政官又提出粮食法，规定采办西西里粮食，虽牺牲了该省人民，却使政府更有应付同类灾难的能力。但一些次要的争执——恢复保民官旧有的权限，废除元老审判厅——也不断成为鼓动人民的题目，在这里，政府的抵抗较为坚决。关于保民官一职的争执，早在678年即前76年，雷必达覆败之后，即有保民官卢奇乌斯·西奇尼乌斯（Lucius Sicinius）开其端，此人或是四百余年前首任此职的同名人的后裔；但这事遭到灵敏的执政官盖乌斯·库里奥（Gaius Curio）的反对，归于失败。680年即前74年，卢奇乌斯·昆克提乌斯（Lucius Quinctius）再事鼓动，但为执政官卢奇乌斯·卢库卢斯的权威所制，放弃他的计划。次年，盖乌斯·李锡尼·马克尔（Gaius Licinius Macer）更热烈地步前人的后尘，他足为当时特色的代表，把他的学问运用到公众的生活，劝公民仿照他在编年史中读过的办法，拒绝应征入伍。

不久，元老陪审法庭在司法上的办理不善，也斗得怨声载道，不幸这种怨言很有理由。稍有势力的人就不得再被判罪。不但同僚当然怜惜同僚，已被控告或将被控告的人当然怜惜不幸的罪人，而且陪审人员出卖表决权，也不再是例外。有几个元老已由法庭证明犯这种罪，人们能指出其他一样有罪的人；贵族党最有名望的如昆图斯·卡图卢斯公然在元老院承认怨言确有实据；有几次，例如在680年即74年，几个彰明较著的案件使元老院不得不考虑制止陪审人员受贿的办法，当然到最初的叫嚣已息，事件可以无形消灭为止。这种万恶司法的结果特别显见于劫掠和拷问外省的人，与此相比，以前的暴行都似乎尚可忍受，不为过分。偷窃和抢劫已因习惯而稍变为合法；治贪所可认为是向归自各省的元老征税，以利留在国内的元老的机关。但一位体面的西西里人因不愿助省长为恶，身不在场，未经讯问，竟被省长判处死刑；甚至在各省的罗马公民，如果不是骑士或元老，也不免受罗马官吏的棍棒、斧锧，罗马共和最古的成绩——生命和身体的安全——始为当权的寡头党所践踏；于是对各省的罗马官吏和道德上共负这种罪行之责的枉法法官，人们啧有烦言，甚至罗马罗马广场的大众也听信这种话。当然，反对党不忘在法庭上——这差不多是他们所余的唯一场所——攻击他们的敌党。年少的盖乌斯·恺撒，只要他的年龄许可，也热烈参加那恢复保民官职权的运动，于677年即前77年传讯苏拉一个最有名的同党，前执政官格涅乌斯·多拉贝拉；次年，又传讯苏拉部下另一军官盖乌斯·安东尼（Gaius Antonius）；684年即前70年，马尔库斯·西塞罗查办盖乌斯·维尔列斯，此人是苏拉手下一个最卑鄙的奴才，也是一个最肆虐于各省人民的人。剥夺人权的黑暗时期的景象，各省人民可怕的痛苦，罗马刑事司法的可耻状态，都屡次三番地以意大利极华丽的修辞和意大利极刻薄的讽刺被揭露在集会大众之前，已死的伟人及其未死的爪牙都遭到无情的愤怒和嘲笑。共和国的自由、强盛和幸福似乎借着原始神圣的魔力，与保民官权力的持续发生联系；恢复保民官的全部权力，重立骑士法庭，再设苏拉所废的监察官职，以便肃清最高政治机关的腐败和有害分子，都是平民党演说家每天大声疾呼着要求的。

但尽管如此，他们却不能再进一步。诽谤和叫嚣已不在少，但真正的结果却不是正当和过分地辱骂政府就能达到的。只要没有军队的干涉，实权仍操在首都公民之手；而蜂拥于罗马街市，制定法律和选举官吏于罗马广场的“公民”，实在毫不优于主政的元老院。固然，关于群众的切身利益，政府须使他们满意；森普罗尼乌斯粮食法所以复兴，就因为这个理由。不过我们不能想象，这民众会为一个观念或甚至为一个适当改革的缘故，认起真来。德摩斯梯尼论雅典人的话，正可以应用到这时代的罗马人——人民立在讲台四周，谛听改革的建议时，很热心于行动；但他们一回到家中，便无人再想到由市场听来的议论。平民党的游说家无论如何鼓动火焰，也是无用，因为缺乏燃料。政府晓得这种情形，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绝不使人从他们手里夺得让步；至多在682年即前72年前后，他们同意赦免一部分与雷必达一同被逐的人。所有的让步都不出自平民党的逼迫，而出自温和贵族的试行调解。当时贵族温和派的领袖只有盖乌斯·科塔尚存，679年即前75年他为执政官时，通过两种法律：一种是关于法院的，次年就被废除；另一种撤销苏拉那“曾任保民官的不得再为他官”的规定，但仍不废其他限制，这种法律与一切折中的办法一样，也引起双方的不悦。科塔不久以后即死（约在681年即前73年），保守党倾向改革的一派因他早死而失去其最有名望的领袖；并且被夹在日益显著的两极端之间，一天比一天衰落下去。但说到这两个极端，政府党虽恶劣怠惰，却遇到同样恶劣怠惰的反对党，政府党势必仍占上风。

但政府党人也有较高希望，不仅仅志在元老院的尊位和贵族的别墅，他们与政府党的对立一旦更加分明，那有利于政府的局势便改观了。站在这种人前列的是格涅乌斯·庞培。他是个苏拉党，但我们已经指出，他如何在本党中自觉不安，官方虽以他为贵族的护卫和战士，他的家世、他的既往、他的希望却如何使他与贵族永有隔阂。在这位将军征西班牙的战事中，那业已张开的裂缝由狭而润，无法补救（677—683年即前77—前71年）。政府使他与他们的真代表昆图斯·梅特路斯同僚共事，本非出自情愿，一半由于被迫；他却责备元老院——大概不无理由——，说他们不是懈怠便是恶意地置西班牙军队于不顾，军队因此战败，远征的前途也因此陷于危险。现在他回来了，成为对公开和秘密敌人的战胜者，率领一个久惯征战、完全对他效忠的军队，为他部下的兵士要求分田，为他自己要求凯旋和执政官职。后面的要求是违法的。庞培虽已几次以特殊方式得掌最高的职权，却未尝充任经常的官职，就是财务官也没做过，并且仍不是元老院的一员；未经过低级官职的人不得做执政官，未掌经常最高职权的人不得行凯旋礼。元老院在法律上有权劝说他，如果他要竞选执政官，请他先竞选财务官；如果他要求凯旋，请他追忆伟人西庇阿的事，西庇阿在同样情形之下，放弃征服西班牙的凯旋礼。关于许给他部下士兵的土地，庞培也同样在宪法上有赖于元老院的乐从。但元老院就算——因为它在怀恨时也是软弱的，这事可以想象——能在这里让步，许战胜将军以杀戮平民党首领的功劳，换取凯旋、执政官职和分田，那么，寡头党能给这三十六岁将军的最优身份，也不过是使他居一长串元老院的和平“凯旋将军”之列，恭而有礼地把他消灭在元老的闲散生活。他心中真渴望的是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的统帅，他绝不能想望得之于元老院的情愿奉赠；为他们所深知的利益计，寡头党不能使他于非洲和欧洲的胜利塔外再加上第三洲的胜利塔；总之，东方可以安然大量攀折的桂枝都要留给纯粹贵族去攀折。但如果这位名将不能由主政的寡头党得利益，那么，他除与平民党合作外，别无他法，因为要以纯粹私人资格公然实行王朝政策，时间既未成熟，庞培的气质也不相宜。苏拉宪法没有特殊利益来束缚他，在一种更民主的宪法范围内，他即使不更能追求他个人的目标，至少同样能从事于此。反之，他在平民党里却找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关于政治的领导问题，这位英雄束手无策，有点拙笨，平民党那些活泼而灵巧的领袖不但情愿而且能够替他代劳，然而他们太渺小，不能甚至不愿与这位名将争首位，尤其不能甚至不愿与他争军事的最高统帅。盖乌斯·恺撒在他们中间最关重要，甚至他也不过是个少年，他的名望不来自他那激烈的平民口才而来自他那大胆的行径和时髦的债务，如果这举世闻名的“凯旋将军”让他做政治助理，他必觉得很有光荣。像庞培这类自命很高而才具不济的人，通常很重视声望却不愿自认如此，这位少年将军既使平民党那几乎无望的事业得到胜利，必能享得很大的声望。这样一来，他替自己和部下士兵所要的胜利报酬必能不求而自得。一般看来，仿佛寡头党若被推翻，反对党又没有别的重要领袖，庞培可以全靠自己来决定他将来的地位。毫无可疑的是军队新由西班牙战胜归国，仍结聚着驻在意大利，军队的将军投归反对党，结果必致推翻现存的秩序。政府和反对党同样没有力量；反对党一旦不再仅用演说来作战，而有一位战胜将军的刀剑准备来辅助他们的要求，政府必至覆败，甚或不战而覆败。

如是，庞培和平民党觉得不能不彼此联合。双方或许不乏私人的恶感；战胜将军不能喜欢街市演说家，街市演说家更不能乐于称呼那杀卡尔博和布鲁图斯的人为他们的领袖；但政治的必要至少暂时重于一切道德的疑虑。

然而结成这个联合的，还不只是平民党和庞培。马尔库斯·克拉苏的地位与庞培相似。虽则他和庞培同属于苏拉党，他的政策却与庞培的无异，也以个人政策为主，绝不是当权寡头党的政策；他如今也在意大利，率领着刚刚荡平奴隶叛乱的得胜大军。他究竟要联络寡头党来攻联合党，还是要加入联合党，尚待他的抉择；他择定后者，无疑地，这是较为稳妥的办法。他既有巨额的财富，又有左右首都各帮会的势力，在任何情形之下总是个可贵的同盟；但在当时情形之下，元老院可用来抗庞培军的只有他的军队，他的军队若加入攻军，这便是个无量的利益。再者，平民党与那位太强的将军联合，心里或许有点不安，他们乐见马尔库斯·克拉苏与他共事，与他抗衡，或且成为他将来的敌人。

如是，在683年即前71年夏季，一方是平民党，另一方是苏拉党两位将军格涅乌斯·庞培和马尔库斯·克拉苏，成立了第一次的联合。两将军采取平民党的党纲；报酬是允许他们为次年的执政官，同时庞培又应得一个凯旋礼和他所愿的给他兵士的分田，克拉苏是战胜斯巴达克的将军，至少应得隆重入首都的光荣。

这两支意大利军，一支是大资本家，一支是平民党，这样为推翻苏拉的宪法联合出面，元老院或许除了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所率的西班牙第二军外，没有抵抗他们的兵力。不过苏拉所说“他做的事不能再做”的预言果然不虚；梅特路斯不愿卷入内战的旋涡，一过阿尔卑斯山，就解散了他的兵士。所以寡头党无法可想，只好听天由命。元老院准免执政官职和凯旋礼所必需的条件；庞培和克拉苏未遇阻碍便被选为678年即前70年的执政官，同时他们的军队以等候凯旋为借口，驻扎在都城前面。于是庞培甚至尚未就职，即在保民官马尔库斯·洛利乌斯·帕利卡努斯（Marcus Lollius Palicanus）所召集的人民大会中，当众正式宣布信守平民党的党纲。这样一来，宪法改革就在原则上决定了。

他们现在竭诚尽力地从事于废除苏拉的制度。第一，保民官一职恢复其早年的权力。庞培以执政官资格提出法律，归还保民官自古以来的特权，尤其是创制法律权——这事竟出自一个当代最致力于夺去民社古代特权的人之手，真可谓稀奇的贡献。

关于陪审法庭，苏拉的规定，即元老名录应用作陪审名录，现在作废；但结果不是单纯恢复格拉古的骑士法庭。按奥勒利亚法（Aurelische Gesetz）的规定，将来陪审团中，元老应占三分之一，骑士资格的人占三分之二，骑士的半数应为曾任司库（所谓tribuni aerarii
）的人。这最末的改革是对平民党的又一让步，因为按这办法，刑事陪审员至少有三分之一间接由区选举而来。元老院为什么不全被排出法庭呢？究其原因，大概一部分在克拉苏与元老院的关系，一部分在元老院中间党加入联合党；有一件事必与此相连，即提出这项法律的是副执政官盖乌斯·科塔（Gaius Cotta），这人就是中间党新死首领的弟弟。

重要不亚于上述的，是取消苏拉为亚细亚省制定的赋税法，这事大约也起于本年。当时亚细亚省长卢奇乌斯·卢库卢斯奉命恢复盖乌斯·格拉古所创的招商包税制，如是，这个金钱和势力的来源又回到大资本家的掌握。

最后，监察官制复兴。新执政官就职不久，就定期选举监察官，中选的——这显然是戏弄元老院——竟是682年即前72年格涅乌斯·伦图卢斯·克洛狄亚努斯和卢奇乌斯·盖利乌斯，都是因对斯巴达克作战乖方而被元老院革去统帅职的。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这重要而严肃的官职所能支配的一切方法，他们无不运用来崇奉新掌权的人和欺侮元老院。元老院至少有八分之一即六十四位元老被除名，这是空前的数目，内有盖乌斯·恺撒昔曾弹劾而无效的盖乌斯·安东尼，683年即前71年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伦图卢斯·苏拉（Publius Lentulus Sura）和大约不少的最招人怨的苏拉爪牙。

所以在684年即前70年，他们大致又回到苏拉复古以前的状态。首都的群众现在又由国库来供养，就是说，由各省来供养；保民官的权力现在又给每个奸雄一种合法特许，任他们推翻国家的秩序；富豪现在又执掌包税权和对省长的司法监察权，高视阔步地与政府并驾齐驱，无异于昔日；元老院现在又因骑士阶级陪审员的宣判和监察官的谴责而战战兢兢。苏拉的制度本以在政治上消灭豪商和奸雄为贵族独掌政权的基础，现在这样一来，全被废弃。几个次要法规到后来才被取消，如恢复僧院的自行补充权，现在姑且不论；苏拉的一般法令，除两类外——一类是他觉得须向反对党做的让步，如承认一切意大利人的罗马公民资格，一类是没有鲜明党派作用的法规，所以就是明达的平民党对之也不吹毛求疵，如限制脱籍人，规定官吏的职权和刑法的大改革等——，一切荡然无存。

关于这些原则上的问题，联合党较为一致，但关于一场这种政治革命所引起的个人问题则不然。我们可以逆料，平民党不以普通承认他们的党纲为已足，现在他们也要求他们所谓复古：恢复同党死者的纪念，惩罚他们的凶手，召还被称公敌的流亡人，解除那加在他们子孙使失其政治资格的处分，归还苏拉所没收的产业，以独裁的后嗣和爪牙所有的财产赔偿他们的损失。这诚然是平民党获得纯粹胜利后必有的自然结果；不过683年即前71年联合党的胜利却与此悬殊。平民党对这次胜利的贡献是他们的名义和党纲，但拿出实力完成此事的却是加入这运动的军官，尤其是庞培；这些人绝不赞成一种反动，这反动不但要根本动摇现存的局势，而且终必害到他们自己——关于庞培流谁的血，克拉苏如何奠定他那巨富的根基，时人记忆犹新。所以683年即前71年的联合党毫不替平民党谋报复或甚至谋复原，乃是理之当然，同时也表示平民党力量薄弱。监察官伦图卢斯规定一种特殊法律，追收一切购买充公财产所欠的价款或甚至苏拉已豁免的价款，这也不能认为例外；因为这样一来，虽则不少的苏拉党在个人利益上大受影响，然而就这办法本身而论，却大体是确认苏拉所行的没收。

苏拉的工作就这样破坏了；但将来的局势应如何，这问题因破坏而起，却不因破坏而解决。联合党所以能够团结，只因有废除复古工作为他们的共同目的，这目的一旦达到，联合党即使在名义上不自行解散，在实际上也是如此；同时，优势应先属于谁的问题似乎将有既迅速而又暴烈的解决。庞培和克拉苏的军队仍屯在城门前面。庞培诚然曾允诺在凯旋后（683年即前71年12月末）解散部下的军队；但他起初没有践言，为的是以首都门前的西班牙军镇压罗马市和元老院，使政治革命顺利完成——这也同样适用于克拉苏的军队。如今已不再有这种理由，但军队仍迟迟不解散。局势仿佛要变为两个与平民党联合的将军有一个要取军事独裁地位，把寡头党和平民党一同套一枷锁；这人只能是庞培。克拉苏在联合党里自始就居次要的地位，他曾不得不自请加入，甚至他被选执政官，也大半由于庞培的傲然说项。庞培强大绝伦，显然是左右大局的人物；如果他能利用局势，似乎必能如大众的本能现已给他的称号，成为文明世界最强国的绝对统治者。整批卑鄙下贱的人业已蜂拥于这位将来君主的身边。他那些势力较弱的对头业已想再来一个联合，以谋最后的补救；克拉苏对这年纪较轻却完全赶过了他的敌人，满心怀着旧有和新起的妒忌，于是求与元老院接近，并且要用空前的施舍笼络首都的群众——仿佛克拉苏亲自帮着摧残的寡头党和那永远忘恩负义的群众，能给人任何保护，以抗西班牙久战的兵。一时之间，庞培和克拉苏的军队似乎要在首都门前闹到彼此交战。

不过平民党以其聪明和柔顺挽回了这场惨祸。为他们一党打算，一如为元老院和克拉苏打算，最重要的是庞培不可取独裁一职；但他们的领袖对于自己的力弱和敌人的性格具有真知灼见，试用和解的方法。要攫取王冠，庞培不缺少别的条件，所缺少的只是第一个——真正王者的胆量。我们已在上文描写过他的为人：他既想做忠实的共和派又想做罗马的主人翁，态度不明，意志不定，表面上自夸独断独行，骨子里却是易于驾驭。这是命运给他第一次的大试验，他没有及格。庞培所以不解散军队，他的借口是他不信任克拉苏，所以他不能率先解散军队。平民党劝克拉苏在这里采取迎合的步骤，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他的同僚讲和；他们又公开和秘密地力劝庞培，请他在战胜敌人和调解各党的两项功劳外再加上第三项最大的功劳，即保持祖国的内部和平，排除那内战将临的骇人景象。任何能感动一个喜虚荣、欠灵敏而又犹豫不决的人的力量，一切外交上的媚术，一切爱国精神的表演装置，都为达到所欲的目的发动起来；但最主要的却是，因为克拉苏及时让步，局势一变，以致庞培除公然做罗马僭主或引退外，别无办法。所以他终于退让，允许解散军队。他被举为684年即前70年的执政官时，无疑地，他必想望取得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的统帅职，现在他已不再想望此职，因为卢库卢斯683年即前71年的战役似已实际结束了这个战事。元老院依森普罗尼乌斯法给他一个执政省份，他认为有失他的尊严，拒而不受，克拉苏在这里也学他的榜样。因此，庞培既已解散部下的军队，便于684年即前70年最后一日卸去执政官职，一时完全脱离国事，他声明此后将做一个单纯的公民，过安闲的生活。他所自处的地位使他非取王冠不可；他既不愿为此，便失去一切身份，所余的只是弃权的王位候补人这个假身份而已。

在当时局势之下，此人居首位；此人一退出政治舞台，各党的地位最初与见于格拉古和马略时代的相去不远。苏拉仅加强了元老政府，并没有创造它；所以苏拉所建的堡垒陷落以后，政府仍大致在元老院之手，不过元老院所借以为政的宪法大半是复旧的格拉古宪法，里面当然弥漫着与寡头党为敌的精神。平民党促成格拉古宪法的恢复，但没有一位新格拉古，这宪法便是个无头的身躯；庞培和克拉苏都不能长做这个头领，本已明白，而由近事看来，更加明白。所以平民反对党因为缺乏一个能直接夺取政权的领袖，不得不暂时止于对政府步步阻挠和骚扰。但在寡头党与平民党之间，资本阶级又起而再受尊重，在最近的危难时期，资本阶级曾与平民党联合，但现在寡头党却热心努力地拉拢他们，以便在他们身上得到对平民党的均势。这样，财主们受双方的殷勤请求，不免利用他们有利的地位，使人以一道人民法令把他们唯一尚未取回的旧权利——剧场里专供骑士阶级用的十四座位——现在（687年即前67年）归还他们。大体看来，他们不骤然与平民党破裂，可是又复更与政府接近。元老院对克拉苏及其党羽的关系已属于这一方面；但元老院与富豪更深的谅解却似乎多因一事而成立，即元老院最良将官卢奇乌斯·卢库卢斯曾深深得罪那些与亚细亚省有重大关系的资本家，686年即前68年元老院听资本家的力劝，竟免去卢库卢斯亚细亚省长之职。

但当首都各党正从事于照例的互相争吵而不能达到真正解决之时，东方的事却陷于不幸的状况，这已在上文叙述了；这些事使首都因循的政治遇到危机。东方的战事无论海陆都有极不利的转变。687年即前67年初，罗马的本都军覆没，罗马的亚美尼亚军于退却时完全解散；他们所征服的地方一概失去，海洋为海盗所独霸，因此意大利的粮价暴涨，以至于他们怕闹正式的饥荒。固然，如我们所见，海军元帅马尔库斯·安东尼的毫无能力，一向贤能的卢奇乌斯·卢库卢斯的鲁莽实为这些灾祸的原因；固然，平民党的鼓动革命也大有助于亚美尼亚军的解散。但一切的事无论是政府自己或别人弄坏的，现在却当然要政府负其全责；愤怒而饥饿的群众只求有个机会与元老院结算。

这是个决定成败的关头。寡头党虽已遭贬黜，失其势力，却尚未被推翻，因为政事的管理权仍操在元老院之手；但如果反对党取管理权尤其军事指导权为己有，寡头党便要倾覆；现在这是可能的了。如果使他人用较好方法指挥海陆战事的提议，如今在人民大会提出来，由公民的情绪看，元老院显然不能阻止提案的通过；公民干涉这些最高的行政问题，实际等于废弃元老院，把国政管理权移归反对党的领袖。此次交互错综的局势又把决定权弄到庞培的手里。两年多以来，这位名将住在首都，做个无职的公民。无论在元老院或罗马广场，人们很少听到他的声音。在元老院，他不受欢迎，也没有决定的势力；在罗马广场，他怕见各党派的狂暴举动。但他若露面，必有门下全部的侍从，无论贵贱陪他出来；就是他那庄严的缄默已足以感服群众。他仍带着他那盖世功名的全副光荣，丝毫未减，如果他自请往东方去，无疑地，他无论要求什么军事和政治的全权，人民必都即刻给他。寡头党认为军事独裁制必致他们灭亡，又认为庞培自683年即前71年的联合以来就是他们最恨的敌人，这事对他们是个致命的打击；但平民党对这事也不感愉快。虽则取消元老院政权一事本身必合于他们的愿望，但如果此事以这种方式发生出来，便绝非他们本党的胜利，而是那太强大的盟友个人的胜利。后者不难起而与平民党为敌，比从前的元老院尤为凶险远甚。几年前因西班牙军解散和庞培退休幸而免于危险，如果庞培现在被任为东方军队的元帅，这种危险必将再见于今，较前更大。

然而这次庞培却争取时机，至少让别人替他争取。687年即前67年，两种法案被提出：一种除应平民党长久的要求，下令解散亚细亚军服役期满的士兵外，又下令召还该军元帅卢奇乌斯·卢库卢斯，以本年两执政官之一盖乌斯·皮索或曼尼乌斯·格拉布里奥补其缺；第二种则恢复元老院七年前所拟订的肃清海盗计划，并加以扩充。元老院应由前执政官中指定一个将军，命他在海上独任全地中海自赫拉克勒斯至本都和叙利亚沿岸的统帅，在陆上分别与各省罗马长官共任全部海岸直入内地五百余公里的最高统帅。他应有任职三年的保证。环绕在他左右的是罗马前所未有的一个军事部僚，内有元老阶级的副官二十五员均带副执政官官徽，行使副执政官职权，又有行使财务官职权的副财务官两员，以上各员专由元帅任意选拔。他可以征集到步兵十二万，骑兵七千，战船五百，因此各省和属国的资力都绝对受他的支配；此外现有的战船和大批军队都立刻交给他。国家在首都和各省的帑藏，以及属国的帑藏均应绝对供他使用，尽管有严重的经济困难，国库应即刻拨给他一亿四千四百万塞斯特的款项。

不言而喻，以上两个法案，尤其与远征海盗有关的法案，使元老院的政府归于覆灭。固然，常任的最高官吏是经公民推举而来的，本身就是民社的正当将军，并且特任官吏，至少按狭义的法律而论，须有公民的核准才可做将军；但任命单独的统帅，民社并没有宪法上的权利，以前只是应元老院的建议，至少应一个自己可以行使将军职权的官吏的建议，人民大会才有时干预此事，规定特殊的权限。在这事上，自从有罗马自由邦以来，实际的决定权就属于元老院，并且经相当时间以后，元老院的这种特权终于得人承认。固然，平民党已曾摇撼这种特权；不过就是往日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647年即前107年把非洲统帅一职移归马略——也仅是一位在宪法上能任将军之职的人，依公民的决议，奉命担任一次指定的征战。但时至今日，公民竟不仅要把最高官职的非常权力随意给一个无职的人，而且也要把他们所决定的具体权限给他。元老院须在一班前执政官中选择此人，但这只是个形式上的补救；选择所以留给元老院去做，只因为那实在不是选择。当在热烈激昂的群众面前，元老院绝对不能把海上和海岸的元帅一职给庞培一人以外的任何人。但还有比这在原则上否认元老政权更加危险的，就是一个几乎握无限军事权和财政权的官职一旦设立起来，元老政权便实际等于作废。往日将军的职务任期限为一年，范围限于指定的一省，兵力和财力的给予也受严格的限制，这个新设的特任官职却自始即有任期三年的保证，当然还可以再行延长；辖地占各省的大半，甚至往昔不属于军事权限的意大利也在其内；国家的士兵、船只和钱财都听其支配，几乎没有限制。我们刚刚指出，罗马共和政治法的最古基本原则，就是没有人民参加便不能把最高的军权和政权给人，甚至这个原则也为新元帅的缘故遭到破坏。因为对于他所提名的二十五员副将，这法律预先予以副执政官爵位和副执政官特权
(1)

，罗马共和国的最高官职竟成为一个新创官职的属僚；要替这新官职取一个适当的名称，尚有待于未来，但以事实而言，就是现在，这官职已含有君主制。有了这个法案，现存局势的完全转变就立了基础。

一个人方才显出那样明白的优柔寡断，他所定的法令竟这样雷厉风行，实出乎我们意料以外。但庞培所以这次比做执政官时做事果断，却很不难索解。现在的问题不是他即刻出来做君主，而仅是他用一种军事的非常法令先做君主制的准备。他的法令无论如何富于革命性，却仍可完成于现行宪法形式之下，并且可使庞培径达他所想望的旧目标，即率兵征米特拉达特斯和梯格兰。要辩护这解除元老院兵权一事，成败得失的问题也可为重要的理由。庞培不能忘记，几年以前，依与此全同的原则拟定了一个剿除海盗的计划因元老院措置乖方，这计划归于失败；他又不能忘记，西班牙战争时，元老院置军队于不顾，并且昧于理财，使战争结局限于极危险的地步；他不能不见，大多数贵族对他这苏拉党的叛徒做何感想，如果他许人派他到东方做一个仅有寻常权限的政府将军，他便要遇到何种命运。所以他当然表示：要他担任这个统帅，第一条件是给他一个离元老院而独立的地位，公民也当然立刻同意。再者我们可以设想，庞培两年前引退时，他左右的人必愤慨不小，他这次所以行动迅速，大概是他们怂恿的结果。召回卢库卢斯和征伐海盗的法案是保民官奥卢斯·伽比尼乌斯（Aulus Gabinius）提出来的，此人在经济和道德上都已破产，却是个巧妙的交涉家、豪放的演说家、骁勇的战士。庞培力言他绝不想做海盗战争的元帅，只愿在家休息；这话虽没有诚意，其中或许也有点真实性；这位勇敢而活跃的门客与庞培及其切近的朋友过从甚密，完全看透当时的局势和人物，大半不愿他那眼光短浅、一筹莫展的恩主，擅做决定。

平民党的领袖无论在暗地里如何不满，当然不能公开出头来反对这个法案。由一切情形看，平民党绝不能阻止这法案的通过；他们的反对却足以使平民党与庞培公然破裂，因而迫使庞培亲近寡头党，或置两党于不顾，肆行他个人的政策。现在平民党别无办法，只有仍守他们与庞培那虚伪的联合，并且乘现在的机会，至少把元老院确实推翻，舍去反对党的地位而入政府，至于以后如何，则留待将来如庞培有名的性情懦弱去解决。因此，他们的领袖——一个是副执政官卢奇乌斯·昆克提乌斯，即七年前致力于恢复保民官职权的人，一个是前任财务官盖乌斯·恺撒——都拥护伽比尼乌斯的建议。

特权阶级愤怒欲狂，不但贵族如此，而且豪商也是如此，豪商觉得这么彻底的政治革命危害他们的特权，于是再认元老院为他们的真正保护主。保民官伽比尼乌斯提出他的建议以后，来到元老院时，罗马的父老几乎要亲手把他勒死，至于这种办法要造成如何对他们不利的结果，他们在激昂中却未曾置念。保民官逃到罗马广场，号召群众去攻元老院，恰在这时，元老院散会。寡头党的先锋、执政官皮索偶然落在群众手里，当然要成为公愤的牺牲品，幸而伽比尼乌斯来到，因为不愿使这不合时宜的暴行危害他那确定的成功，救了执政官。同时，群众的愤恨仍不稍减，并且因粮价高涨和种种半属虚谬的流言而日甚一日——例如据说卢奇乌斯·卢库卢斯已把交给他的战费一部分用在罗马城放利息，一部分用在使副执政官昆克提乌斯脱离平民党；元老院想使他们所称为“第二个罗慕洛”的庞培遭到第一个罗慕洛的命运
(2)

；还有其他与此相似的谣传。

于是投票的日子到了。群众摩肩接踵地站在罗马广场；一切能使人望见讲坛的建筑物，甚至在屋顶上，都告人满。伽比尼乌斯的同僚已把他们的否决权许给元老院；但在这惊涛骇浪般的大众面前，除卢奇乌斯·特雷贝利乌斯（Lucius Trebellius）一人外，全体默然。特雷贝利乌斯对自己和元老院曾誓言宁死不屈。他一说出否决，伽比尼乌斯立刻中止他那法案的表决，向集会人民提议，他们应仿照昔日经提比略·格拉古的提议对待奥克塔维乌斯的手段，来对待他这位倔强的同僚，就是说，立刻把他免职。他的提议付表决，表决票开始宣读；起初宣读十七张的票都赞成这个提议，再有一个赞成票便可得多数，这时特雷贝利乌斯忘记了他的誓言，胆寒气馁，竟撤销他的否决。然后保民官奥多（Otho）力谋至少保存同僚制，不选一个而选两个将军，结果无效；老迈的昆图斯·卡图卢斯是元老院里最受尊重的人，竭力要使副将不由元帅任命而由人民选择，结果也是无效。在群众喧哗之中，奥多甚至不能得发言的机会，伽比尼乌斯好意殷勤地替卡图卢斯取得发言的机会，群众肃然静听这位老人的话；但尽管如此，他的话仍不中用。建议不但一条不改地变成法律，而且庞培所请求追加的几点也立刻得到完全同意。

人们怀着紧张的希望之心，眼看两位将军庞培和格拉布里奥起身赴任。伽比尼乌斯法一经通过，粮价即刻跌到平常的行市——可见人们对于远征大军及其驰名领袖抱有何等的希望。结果，我们以后还要叙述，不但实现了希望，而且超过了希望；三个月内，肃清海上的事即告完成。自汉尼拔战争以来，罗马政府从未在对外行动上显出这样的魄力；比之于寡头党那松懈无能的行政，平民党军人合组的反对党，已极光彩地证明其有取得和运用政权的本领。庞培在纳博-高卢做剿除海盗的准备，执政官皮索竟以既不爱国又不巧妙的企图，要用琐屑的障碍加以阻挠，这事不但提高公民对寡头党的憎恨，而且增加他们对庞培的热情；只因庞培个人的调停，人民大会才没有直接地把这执政官免职。

同时，亚洲大陆上的混乱更甚于前。格拉布里奥应接代卢奇乌斯·卢库卢斯的职位，做征讨米特拉达特斯和梯格兰的元帅，但他停在小亚细亚西部，并且虽以攻击卢库卢斯的种种宣言鼓动兵士，却不接受元帅职，所以卢库卢斯不得不留任。对于米特拉达特斯，当然无所作为；本都骑兵在比提尼亚和卡帕多奇亚抢掠，肆无忌惮，未遭惩罚。庞培因为海盗战争的缘故也率兵往赴小亚细亚；他本人久已想做本都-亚美尼亚战争的元帅，现在似乎最合情理的无过于任用他为这个元帅。不过我们可以想见，平民党与他们的将军志愿不同，在这事上力避首倡其议。平民党大概曾劝伽比尼乌斯，不要自始就把米特拉达特斯战争和海盗战争一同委托庞培，而委托前者于格拉布里奥；无论如何，这位将军已嫌太强，平民党绝不能愿意提高他的地位，也绝不能愿意使他长居此位。庞培本人照常保持被动的态度；或者，如果没有发生一件各党都未预料的事，他在完成所受的使命以后，就要真正回国。

有一个完全无用并且不关重要的人名叫盖乌斯·马尼利乌斯（Gaius Manilius），他做保民官时，提出欠妥的法案，因此失了贵族党和平民党的欢心。人人晓得，庞培最热望但不敢要求的是什么，如果马尼利乌斯能替庞培取得它，必能托庇在这位强有力的将军保护之下；他抱着这个希望，便向公民建议，应自比提尼亚和本都召还省长格拉布里奥，自西利西亚召还马尔奇乌斯·列克斯，把他们的职务和东方战事的指挥权——似乎没有固定的期限并且总有媾和及结盟的自由权——一概交给这位海上和海岸的特任执政官，使他于已有的职务外兼任此事（688年即前66年初）。由这件事，我们很明白地看出罗马的宪法机构如何混乱。关于立法权，竟使无论如何卑微的奸雄手握创制权，使毫无能力的群众手操决定权，并且扩充到最重要的行政问题。马尼利乌斯的建议，没有一个政党认为可以采纳，然而这建议却未在何处遭到严重的抗拒。平民党的领袖曾因为一些理由被迫容忍伽比尼乌斯法，现在也因为那些理由而不敢直接反对马尼利乌斯法；他们把不悦和忧惧藏在胸中，在大庭广众之间却替平民党的将军说话。贵族党的温和派宣布赞成马尼利乌斯的建议，因为既有伽比尼乌斯法，抵抗无论如何总是无效的；有远见的人业已看到，元老院的良策是尽量与庞培接近，庞培与平民党的破裂可以逆睹，他们破裂时，元老院应把庞培罗致到自己这方面。首鼠两端的人到了今日，也似乎已有定见，并且能断然出头而不怕失宠于任何一党，他们深以此日为幸——马尔库斯·西塞罗第一次登政治讲坛，就是替马尼利乌斯的建议做辩护，可为明证。只有昆图斯·卡图卢斯所领导的严格的贵族党至少露出他们的色彩，发言反对这个建议。当然，这建议经几乎一致的大多数人通过，成为法律。因此，庞培于他所已有的大权外，又得到小亚细亚最重要省份的行政权，以至于在罗马的广大领域内不再有一块地方不服从他；又得到一个战争的指挥权，这战争有如亚历山大的远征，人们能说战争在何地何时开始，却不能说在何地何时结束。自有罗马以来，从未有一个人一手独揽此权的。

元老院与平民党的斗争始于六十七年前的森普罗尼乌斯法，终于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森普罗尼乌斯法首先定革命党为政治上的反对党，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首先使他们由反对党变为政府；现行宪法因奥克塔维乌斯的无效否决而首次破坏之时，是个伟大的时刻，元老政治的最后堡垒因特雷贝利乌斯的退缩而陷落之时，也是个富有意义的时刻。双方都有这种感觉，甚至元老们的怠惰心灵也在这垂死挣扎之中震惊起来，然而宪法争执的结局却与其开端大相径庭，并且远较其开端为可怜。这革命由一位任何方面都可谓高贵的少年开其端，却由最卑鄙的鲁莽阴谋家和奸雄做结束。另一方面，贵族党在起初时沉着抵抗，连孤立的前哨站也认真把守，在终结时，他们却率先用暴力手段，以大言掩饰他们的无能，以可鄙的神情背弃信义。昔日似属奇梦的目的而今达到了；元老院已不再握政权。但少数见过革命最初风潮并听过格拉古昆仲言论的老人，抚今追昔，他们觉得其间一切——省民和公民，国法和军纪，生活和习俗——都改变了；谁要以格拉古时代的理想与理想的实现互相比较，谁就不免发出苦笑。然而这种思量属于过去。至关于现在或也关于未来，贵族的倾覆却是既成的事实。寡头党类似一支完全解散的军队，他们的散兵可以加强任何队伍，但不复能自守阵地，也不能自拼一战。但旧战争结束之日就是新战争酝酿之时——以前联合推倒贵族宪法的两派势力，一个是平民反对政府的文势力，一个是日益想占优势的武势力，现在又要互相斗争。庞培的特殊地位在伽比尼乌斯法之下已与共和政体不能相容，在马尼利乌斯法之下尤其如此。就在那时，他的敌人已有正当的理由说，伽比尼乌斯法不是命他为海军元帅，而是命他为全国摄政；一个熟悉东方情形的希腊人称他为“王中王”，并不为过。如果他以后又自东方得胜归来，名望更高，带着充盈的库藏，率着又能战又忠顺的部队，伸手要夺王冠——那时谁能攀住他的臂膀？难道前执政官昆图斯·卡图卢斯能号召元老们抵抗当时第一流的将军和他部下能征惯战的兵团吗？或者那新受命的市政官盖乌斯·恺撒刚用三百二十对决斗士及其银制武器使罗马城的群众饱尝眼福，他能唤起他们来做这事吗？卡图卢斯大声喊道：不久以后，人们将再要逃到卡庇托尔的高岩上去保全自由。这场风波竟不如他所料的来自东方，反之，命运之神使他的话应验得出他意外的一字不差，几年以后，竟由高卢搬来了肆行破坏的风暴。这不能算是预言者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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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任官的职权（pro consule
，pro praetore
，pro quaestore
）按罗马的政治法，可由三种方式而起。第一种源于在罗马城以外办理公务所适用的原则，即官职延至法定期限为止，官权却须延至继任人到来为止，这是最古、最单纯而又最常见的办法。第二种源于正当的机关——特别是人民大会，以后元老或许也做这事——任命一个宪法上未规定的长官，此官在其他方面都与常任官相等，但为表示官职的特殊性起见，仅自称为“代副执政官”或“代执政官”。又有几个官吏也属于此类，就是先用常法任命财务官，然后特别赋予他们副执政官或甚至执政官的职权（quaestores pro praetore
或quaestores pro consule
）；例如，679年即前75年普布利乌斯·伦图卢斯·马尔塞利努斯尔往赴昔兰尼加，689年即前65年格涅乌斯·皮索往赴近西班牙，696年即前58年加图往赴塞浦路斯，都是这种性质。第三种特别官吏的职权基于最高官吏所有的请人自代之权。如果最高官吏离开辖境或因他故而不能行使他的职务，他可以命他左右的一个人做他的代理，于是这人名为legatus pro praetore
；如果人选落在财务官身上，这财务官便名为quaestor pro praetore
。同样，如果最高官吏手下没有财务官，他可以使他的随员之一担任财务官的职务，这随员便名为legatus pro quaestore
，这个名称或首见于665—667年即前89—前87年任马其顿省长副官的苏拉在马其顿造的四德拉克马银币上。不过最高官吏若在行使职务上没有遇到阻碍，竟在就职时，即刻以最高权力赋予他手下的一个或几个人，这却与代理的性质不符，所以不为旧日的政治法所许；如是，行执政官庞培的行副执政官（legati pro praetore
）是一种创新，已与帝国时代占很重要地位的行副执政官种类相似。

(2)
据传说，罗慕洛王为众元老所肢解。

第四章　庞培与东方

687年即前67年初，庞培以几乎无限的全权从事率兵征讨海盗之时，罗马任东方的海陆情形如何毫无希望，已见上文。他先把交给他的绝大领域分为十三区，每区派一副将去装备船只和兵丁，搜查海岸，捕捉盗舟，或把盗舟驱入其他副将的罗网。本年春季，他亲率现有兵船的大部——其中罗德斯的兵船在这次也建立了卓著功绩——到海上去，先扫荡西西里、阿非利加和撒丁的海面，特别为的是疏通这几省到意大利的粮食运输。同时，他的副将掌肃清西班牙和高卢沿海的事。就在这时，庞培的副将马尔库斯·彭波尼乌斯（Marcus Pomponius）依伽比尼乌斯法在纳博省办理征兵，执政官马尔库斯·皮索企图加以阻挠——这是个不智的举动，群众当然对执政官表示愤慨，为制止此事并使群众不致越轨泄愤起见，庞培暂时又来到罗马。过了四十天以后，西地中海的航业处处可以通行无阻，庞培便率最精良的船六十艘往东方，先到海盗最初和主要的场所，即吕基亚和西利西亚的海上。一听得罗马舰队到来，不但海盗船处绝迹于公海，而且吕基亚坚固的堡垒安底克拉哥（Antikragos）和克拉哥（Kragos）都没有强烈抵抗，便行投降。庞培的允当宽和态度比恐惧尤为有效，使这些难以行近的海上堡垒自行开门投降。他的前任曾命人把每一被擒的盗匪钉在十字架上，他却毫不迟疑，一律赦免，特别以非常宽大的态度对待所掳盗船上的一般船夫。只有勇悍的西利西亚海王至少在他们的领海，敢用武力抵抗罗马人；他们先把妻室儿女和丰富的财物安置在陶鲁斯的山寨中，而后在西利西亚西边科拉奇松（Korakesion）的海外等候罗马舰队。但庞培的船舰兵员众多，一切武器齐备，获得全胜。既不再有何障碍，他便下船登陆，开始攻打和破坏海盗的山寨，同时他不断提出自由和饶命作为投降的代价。不久，堡垒和山岳中的海盗大众不再继续这绝望的战争，听命投降。庞培到西利西亚后四十九日，西利西亚平定，战争告终。

海盗的迅速扑灭是个大安慰，却不是个丰功伟业；海盗不能抵挡罗马国所发动的过多资力，一如大城市中联成一气的盗党不能抵挡那组织完善的警察。若拿这种侵掠当作胜利来赞扬，未免头脑简单。但与长久不息、范围极大并且日益加大的祸害相比，人所畏惧的海盗竟平定得意外迅速，这事当然给公众一个极强烈的印象，并且这既是一人总揽政权制的初次试验，各党都期待着要看此人是否比同僚团体较明治道，所以这事更给公众一个强烈的印象。庞培掳获和海盗献给他的大小船将近四百只，内有真正战船九十艘，据说被毁的海盗船共约一千三百只；此外，海盗充盈的军械厂和武器库都被焚毁。海盗丧命的约一万人，被战胜者生擒的在两万人以上；另一方面，驻西利西亚的罗马军舰队统帅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Publius Clodius）和其他被海盗掳去的许多人，有几个在本国早认为已死的，却都因庞培而重获自由。687年即前67年夏季，即在开战后三个月，商业交通又走入常规，往日的饥荒没有了，意大利又是一片富裕景象。

然而克里特岛上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枝节，使罗马这次可喜的武功稍为减色。在这岛上，昆图斯·梅特路斯为驻军统帅，已至第二年，此岛的征服事业大体已告成功，他正在完成此事时，庞培来到东方的海上。冲突当然不免，因为此岛虽则很长，宽度却没有一处在一百三十公里以上，按伽比尼乌斯法，庞培应与梅特路斯共任全岛的统帅；但庞培很谨慎，不把这岛交给他的副将。然而克里特仍行抵抗的民社一方面看见战败的本国人受梅特路斯极为残酷的惩治，另一方面听说庞培在小亚细亚南部，对于向他投降的地方常给宽和的条件，所以宁愿向庞培提出联合投降。他当时在潘菲利亚，先从他们的使者手里接受他们的投降，然后派他部下副官卢奇乌斯·屋大维（Lucius Octavius）与使者同到梅特路斯处，通知他约已订好，并且接收各城。当然，这种办法不像是彼此同僚；不过梅特路斯竟完全不顾各城与庞培所订的约，仍视他们为敌人，在形式上看，庞培完全正当，梅特路斯却显然错误。屋大维抗议无效；他既未带兵来，便由阿喀亚召庞培派驻该地的副将卢奇乌斯·西塞纳（Lucius Sisenna）来克里特，也是无效。梅特路斯不管屋大维和西塞纳，围攻埃琉特纳（Eleutherna），袭取拉帕（Lappa），屋大维本人也在拉帕被俘，遭到侮辱而后被释，与他一同被擒的克里特人却都被交给刀斧手。因此，西塞纳的兵和梅特路斯的队伍正式开战。西塞纳死后，屋大维代统其军；甚至西塞纳的队伍奉命开回阿喀亚以后，屋大维仍协同克里特的阿里斯廷继续作战，两人据守希拉派那（Hierapytna），做极顽强的抵抗，而后为梅特路斯所攻克。

这样一来，激烈的贵族党梅特路斯实已独自与平民党的元帅开始正式的内战。这些事件的结果只是两将军互通怨愤的信札，两年以后，二人又复不但和平而且“友好”地并肩坐在元老院，罗马国政难以形容的混乱，由此可见。

在上述各事进行之时，庞培仍在西利西亚；表面上似乎准备明年对克里特人或可谓对梅特路斯作战，实际上却在等候唤他的号令，以便干涉小亚细亚大陆上极端纷扰的局势。卢库卢斯的军队在受了损失和芬布里亚兵团离去以后，余部尚驻在本都界上特罗克末（Trokmer）地方的哈里斯河上，无所事事。卢库卢斯仍暂掌元帅职，因为奉命为他继任的格拉布里奥仍逗留在小亚细亚西部。昆图斯·马尔奇乌斯·列克斯所率的三个兵团在西利西亚，也一样无所事事。本都领土又全落在米特拉达特斯王的掌握，他用残酷的手段使归附罗马的个人和民社，例如攸帕托利亚抵偿其叛逆之罪。东方两位国王不对罗马人取真正的攻势，或因那不在他们计划之中，或——也有人主张——因庞培在西利西亚登陆，使米特拉达特斯和梯格兰不再前进。马尼利乌斯法实现了庞培私心怀抱的希望，其迅速或非他始料所及；格拉布里奥和马尔奇乌斯·列克斯被召还，本都-比提尼亚和西利西亚的省长职和驻在两省的军队，以及本都-亚美尼亚战事的指挥权，连同对东方各君长宣战，媾和和结盟的便宜行事权，现在都移归庞培。瞻望着这么丰富的荣誉和战利品，庞培便把惩罚那脾气恶劣、谨守寥寥桂叶的贵族一事，欣然忘怀；他放弃了远征克里特和再追海盗，他筹划对本都王和亚美尼亚王取攻势，使他的舰队也来助攻。但在这陆战之中，他绝不完全忽略那常常再起的海盗。他离开亚洲（691年即前63年）以前，使人在那里装备防御海盗所需的船只；次年经他建议，又决定在意大利行类似的办法，由元老院给予此事所需的款项。他们仍用巡防骑兵和小舰队保卫海岸；由下文将述的696年即前58年征塞浦路斯和699年即前55年征埃及看来，虽则海盗没有全受控制，可是庞培远征之后，在罗马一切变迁和政治危机中，海盗永不能再像在腐朽寡头党的政府之下那样抬头，也永不能再像那样完全把罗马人逐出海面。

还有不多几个月，小亚细亚的战事就要开始，新元帅利用这个时间加紧活动，做外交和军事上的准备。他派使者到米特拉达特斯那里去从事侦察，而不试行真正的调解。本都朝廷尚有一种希望，以为帕提亚王弗拉特斯见同盟军最近大胜罗马，必将决定加入本都-亚美尼亚同盟。为抵制这事起见，罗马使者往克特西枫（Ktesiphon）的宫廷；亚美尼亚王室的内乱纠纷使他们有了援助。梯格兰大王有一个与他同名的儿子起兵叛父，或是因为他不甘等待老人的死，或是因为他的几个弟兄皆已因他父亲的多疑而丧命，他灼见只有公然造反才能保全性命。既败在他父亲手里，他同一些亚美尼亚贵族逃到帕提亚王的宫廷，在那里谋害他的父亲。一部分由于他的努力，弗拉特斯才宁愿由罗马人手中接受双方向他提供的入盟报酬——确保两河流域的主权；他已与卢库卢斯缔结关于幼发拉底河界线的协定，现在他又与庞培重申前约，甚至允许与罗马人合攻亚美尼亚。但小梯格兰所造成的损害又有甚于促进罗马人与帕提亚人的联盟的，即他的叛变使梯格兰与米特拉达特斯之间发生嫌隙。大王暗地里怀疑外祖父或曾助外孙——小梯格兰的母亲克琉波特拉是米特拉达特斯的女儿——造反，双方虽没有公然破裂，两位君主的和好谅解却正在最紧要的时候遭到破坏。

同时，庞培厉行备战。他督促亚洲各同盟和藩属民社依约出兵。他张贴公告，召集芬布里亚兵团的退伍老兵重来麾下，做义勇队，由于许以重赏和庞培的名望，他们一大部分居然应召而来。集合在庞培指挥之下的大军，除补助兵不计外，共约四五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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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年即前66年春季，庞培前往加拉廷，接任卢库卢斯军的元帅职，而后率领他们入本都境，命西利西亚的兵团随后赶来。在特罗克末的塔纳拉（Tanala）地方，两位将军相会；双方的友人都希望使他们弃嫌言好，但不能做到。初见面时的礼貌不久变作愤愤的谈论，愤愤的谈论不久又变作激烈的对骂；两人分手时的恶感比相会时更加厉害。因为卢库卢斯继续施赠和班田，仿佛他仍在职似的，庞培宣告前任在他到任后所有的一切行事均属无效。由形式上看，他是对的；人们不能期望他以相当融洽的态度对待一个有功劳而过于受辱的对头。

天时一行许可，罗马队伍便越过本都边境。在这里，米特拉达特斯率步兵三万，骑兵三千抵御他们。他的同盟在患难中弃他不顾，罗马又加强奋力地攻打他，他试行求和；不过他不能听从庞培所要求的无条件投降——最不幸的战争还能有更坏的结果吗？他的军队大部是弓手和骑兵，为使他们免受罗马列阵步兵那可怕的冲击起见，他由敌人前面缓缓退却，走曲曲折折的路线，迫罗马人追随其后；遇有机会，便用他那优势的骑兵抵挡敌人的骑兵，阻碍罗马人的粮道，使他们吃苦不小。最后，庞培不能忍耐，不再追赶本都军，置国王于不顾而进攻本都国土；他走到幼发拉底河上流，渡过河去，入本都国的东部。但米特拉达特斯沿幼发拉底河左岸追来，他一到阿奈特（Anaiten，又名阿奇利森［Akilisen］）地方便在坚固多水的达斯泰拉（Dasteira）寨截住罗马人的路线，由这里用他那轻兵控制平原。庞培仍未见西利西亚各兵团前来，没有他们，他的兵力不足以保持这个阵地；他不得不退过幼发拉底河，到本都属下的亚美尼亚，借着林木茂密岩壑纵横的广大地域来躲避国王的弓手和骑兵。以后西利西亚的队伍来到，能用优势的兵力重取攻势，庞培始再前进，用长约三十公里的一串兵站包围国王的营垒，把他正式封锁在此，同时罗马的分遣队却走遍本都国土。本都营中遭了大难甚至须宰杀拉车的牲口；国王停留了四十五天以后，终于先命他的部队把他既不能救又不愿其落在敌人之手的病兵伤兵一概处死，而后在夜间毫无声息地拔营东去。庞培小心谨慎地追蹑其后，经过他所不知的地域；军队现已行近本都与亚美尼亚交界之处。罗马将军灼见米特拉达特斯不想决战于他自己的境内，而想把敌人引到无限辽远的东方。他便决定不准这事发生。

两军扎营之处相距很近。在中午休息时，罗马军出发，不使敌军知觉，绕过敌后，占据前面吕库斯河（Lykos即捷希尔-伊尔马科［Jeschil-Irmak］）南岸的高地，此地控制敌军所必经的隘道，距今恩德利斯（Enderes）不远，就是以后尼科波利斯（Nikopolis）的基址。次日早晨，本都军照常拔营，以为敌军仍在后面，行军一日路程以后，在四周高地已为罗马人所据的山谷中扎下营寨，兵士、随营人、车辆、马匹和骆驼挤作一堆。到了夜静的时候，忽然，他们周围起了一片骇人的兵团呐喊声，投射物两点一般由四面八方向这稠密的亚洲军打来，虽在暗中，却没有一个投射物不生效力。罗马人既已放完他们的投射物，现在借着初升的月光看见本都军，便由高地向下冲击，这群人差不多毫无防御，听他们宰割；没有死在敌人的锋刃的，却在兽蹄和车轮可怕的拥挤中被踏成肉泥。这是老国王与罗马人所争的最后战场。他带着三个从人——两个骑兵，一个常改装为男从在他身边英勇作战的妃嫔——逃到西诺里亚（Sinoria）寨，他的亲信一部分来会。他把存在此地的钱财六千塔兰特黄金分给他们，自带毒药并且也让他们带着，而后与他手下所余的一队人急忙跑到幼发拉底河上游，以便与他的同盟亚美尼亚大王相会合。

这个希望也成泡影，米特拉达特斯信赖联盟，所以走亚美尼亚的路线，而今这联盟已不存在。当上述米特拉达特斯与庞培的战争时，帕提亚王听从罗马人尤其亚美尼亚的亡命王子的力劝，率兵侵入梯格兰的国土，逼他退入险阻的山地。侵军甚至开始攻打他的都城阿塔克沙达，但攻城旷日持久，弗拉特斯王率大部军队离去，于是梯格兰击破帕提亚留后的部队和王子所率的亚美尼亚流亡人，恢复全国的统治权。但在这种情形之下，亚美尼亚王当然不愿与新得胜的罗马人作战，更不愿为米特拉达特斯牺牲自己；自从他听说他的逆子想往依外祖，他更不能信任米特拉达特斯。所以他始与罗马人商谈单独的和约，但他不等待和约结成，便断绝与米特拉达特斯的联盟关系。米特拉达特斯来到亚美尼亚边境时，才晓得梯格兰大王已悬赏一百塔兰特购他的头，已拘捕他的使者，已把他们交给罗马人。米特拉达特斯见他的国土在敌人手中，他的同盟又要与敌人成立和解；他不能继续作战；他想沿着黑海东岸和北岸逃去，或可再把他那叛归罗马人的儿子马迦儿逐出博斯普鲁国，在梅欧提斯（Mäotis）河上得一块行新计划的新土地；如果他能成功，他便可引以为幸。所以他向北去。国王既已逃过小亚细亚古界发西斯河，庞培便一时不再追赶；但他不回师幼发拉底河源一带，却向侧面一转走到阿拉克西河流域，要与梯格兰决个胜负。

差不多未遇抵抗，他进到阿塔克沙达地方（距埃里温［Erivan］不远），在离城二十公里处扎下营寨。大王的儿子到这里来投奔他，王子希望他父亲灭亡以后能由罗马人手中得到王冠，所以用种种方法尽力阻止罗马人与他父亲订约。大王因此更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来求和。他骑在马上，不穿紫袍，但仍戴着王者的冠冕，来到罗马的营门，请人引他去见罗马将军。他听罗马侍卫的命令，依罗马军营的规则，下马解去佩刀，然后行蛮族的礼节，拜倒在特任执政官的脚下，并且把冠冕拿在手里，表示无条件投降。庞培得了这种毫不费力的胜利，非常喜欢，扶起这位王中王，把王者服色再加在他身上，而后吩咐和约的条件。他须缴军费六千塔兰特，并且犒赏兵士每人五十第纳尔，除此以外，还须割让他所攻取的一切地方，不但包括他在腓尼基、叙利亚、西利西亚和卡帕多奇亚所有的属地，而且连幼发拉底河右岸的索芬尼和科杜内也在内；他的领土又只限于亚美尼亚本部，他的大王之位当然告终。在一年的战役中，庞培完全平定本都和亚美尼亚的两位霸王。在688年即前66年年初，没有一个罗马兵在罗马旧属地以外；到本年年底，米特拉达特斯王成为流亡的人，没有军队，辗转于高加索的山谷中，梯格兰王坐在亚美尼亚的宝座上不再是个王中王，却成为罗马的藩臣。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小亚细亚全境都无条件服从了罗马；得胜军在河东亚美尼亚国土上扎营度冬，营地由幼发拉底河上游至库尔河。罗马人饮马于库尔河，在当时尚系初次。

但罗马人踏上新地，却又惹起新战争来。高加索中部和东部的强悍民族见远来的西方人在他们境内扎营下寨，不免愤慨。在现代格鲁吉亚那块肥饶多水的高原上，当时住有伊比利亚民族，他们是个骁勇而有组织的农业民族，他们各氏族所有的地方，在族长治下，按共有制耕种土地，土地所有权不分属于耕种者个人。军队与人民合一，人民的领袖一部分是操政权的氏族——其中最老的常为国王，主持伊比利亚全国的事，次老的常为法官和军队的统帅——一部分是某几个祭司家族，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保存与其他民族所订条约的知识和注意条约的遵守。不自由的大众算是国王的农奴。他们的东邻是阿尔巴尼亚人（Albaner，又名阿兰人［Alaner］）居于库尔河下游，远至里海，文化程度比他们低得远甚。阿尔巴尼亚人大都以畜牧为业，步行或骑马，在今日希尔瓦（Schirwan）的丰美草地上牧放很多群的牛羊；他们的耕地寥寥无几，耕地仍用古代没有铁铧的木犁。他们不知有铸造的货币，计数不过一百。他们共有二十六部落，每部落各有其酋长，各操其特殊的方言。阿尔巴尼亚人数目远较伊比利亚人为多，勇敢却不能与他们相比。两民族的战术大致相同；他们主要的武器是弓箭和轻标枪；他们常以印第安人的方式藏身于林中，由树后向敌人射箭，或由树顶向敌人掷标枪，阿尔巴尼亚人也有很多骑兵，一部分仿米底亚-亚美尼亚方式，被重铁，戴胫甲。两民族都自荒古以来就在他们的农田和牧地上过完全自主的生活。自然仿佛在欧亚二洲之间立起高加索山脉，做阻挡民族流徙的堤防；在这里，昔日居鲁士和亚历山大的武力受了限制，现在这堵垣墙的骁勇防军也准备守它以抗罗马人。

消息传来，说罗马元帅想在次年春间过山到高加索山外去追本都王——因为他们听说米特拉达特斯度冬于黑海上的狄奥斯库里亚斯（Dioskurias，即苏琼卡莱［Suchum Kale］与阿那克利奥［Anaklio］之间的伊斯库里亚［Iskuria］）——，阿尔巴尼亚人大惧，688—689年即前66—前65年仲冬他们在君长奥罗吉斯（Oroizes）的领导下先渡过库尔河，猛攻罗马军，当时罗马军因为给养的缘故，分为三个大队，由昆图斯·梅特路斯·凯勒（Quintus Metellus Celer）、卢奇乌斯·弗拉库斯（Lucius Flaccus）和庞培本人分别率领。但首当其冲的凯勒英勇抵抗，庞培解决了派来攻他的一支兵以后，也追击处处败阵的蛮族，远至库尔河。伊比利亚王阿托科斯（Artokes）守静不动，以和平友善相许；但庞培得知他暗中备战，要在罗马人行经高加索山隘口时袭击他们，他便在689年即前65年春间追击米特拉达特斯以前，进攻彼此相距约三公里的两座堡垒，一座是哈莫奇卡（Harmozika，即霍鲁姆奇科［Horumziche］，又名阿玛奇［Armazi］），一座是塞萨莫拉（Seusamera，即特苏玛［Tsumar］），在今提夫利斯（Tiflis）稍上之处，控制库尔河及其支流阿拉瓜（Aragua）河的山谷，因此也控制由亚美尼亚通至伊比利亚的仅有孔道。阿托科斯还不晓得，已为敌人所袭，急忙烧毁库尔河桥，一面交涉，一面向内地退却。庞培把两座堡垒占领，渡库尔河去追伊比利亚人；他想这样可使他们立刻投降。但阿托科斯愈远愈远地退入内地；他终于停在裴洛儿（Peloros）河上，目的不在投降而在作战。然而伊比利亚的弓手却一刻也不能抵挡罗马兵团的冲杀，阿托科斯一见罗马人又渡过裴洛儿河，他终于依从了战胜者所提的条件，遣送他的儿女为质。

现在庞培按照他从前拟定的计划，由库尔河流域经萨拉帕纳（Sarapana）隘口到发西斯河流域，沿此河顺流而下，到了黑海，黑海里已有塞尔维利乌斯所率的舰队在科尔奇斯沿岸等候他。但陆军和舰队所以开到那常见于寓言的科尔奇斯海岸，却因为一种不确定的观念，因为一个几乎不可捉摸的目标。罗马人刚刚走过他们所不知并且大部为敌国的地方，完成一次艰苦的行军，但比起仍待走过的前途，这还不算什么；如果他们真能率兵由发西河口开到克里米亚，陆路经过贫穷好战的蛮族部落，水路经过人所不知的荒凉海面，沿岸有些地方山脉直入海中，绝对非登船不可——如果这种或比亚历山大和汉尼拔的战役尤为艰难的行军能顺利完成，就是在最好情形之下，他们能得到什么利益可与劳苦和危险相称？当然，老国王一日仍在人世，战争便一日不完；但这事有如猎取野兽，做这空前的大举，谁敢担保真能捉住国王呢？这种追击，可望的利益无多而可虞的危险却大，那么，就算米特拉达特斯有再点起小亚细亚战火的可能，不也以停止追击为善策吗？固然，军中有许多人，首都有更多人同声劝将军穷追勿止，不惜任何牺牲；但发出这项议论的，一部分是有勇无智的急性人，一部分是不义的朋友，后者愿出任何代价以使权势太大的统帅远离首都，使他受东方无穷事业的牵制。庞培是个经验丰富、行事谨慎的军人，绝不坚持这样不智的远征，以他的声名和部队为孤注；阿尔巴尼亚人在他的军队后面起而叛变，他得到一个停追国王和下令回师的借口，舰队奉命巡查黑海，保护小亚细亚北岸以防任何敌军的侵犯，严厉封锁西米里（Kimmerisch）的博斯普鲁斯，以死罪威吓任何破坏封锁的商人。庞培率陆军，不免饱经艰苦，经科尔奇斯和亚美尼亚领域，先到库尔河下流，然后渡河再进，到阿尔巴尼亚的平原。

数日之间，罗马军须在烈日之下走过乏水的黑土地，未遇敌人；只是到了阿拔斯（Abas，或为见于他书的阿拉佐尼［Alazonios］，今名阿拉善［Alasan］）河的左岸，才有欧雷兹王之弟科西斯（Koses）所率的阿尔巴尼亚军列成阵势，抗罗马人；他们据说连由外高加索草原民族来的助兵在内，共计步兵六万，骑兵一万二千。然而他们若不以为只须与罗马骑兵交锋，他们也不会冒险一战；但骑兵只是摆在前列，骑兵一退，藏在后面的罗马步兵集团便显露出来，交战不久，蛮军就被逐入森林，庞培下令包围森林，放火焚烧。于是阿尔巴尼亚人只得遵命结和，库尔河与里海之间的一切部落也仿强大民族的榜样都与罗马将军结一和约。如是，阿尔巴尼亚人、伊比利亚人以及高加索山迤南和山麓的定居民族至少一时与罗马成立藩属关系。另一方面，发西河与梅欧替河之间的各民族——科尔奇斯人、索尼人（Soaner）、赫纽克人（Heniocher）、蔡格人（Zyger）、阿喀亚人，甚至遥远的巴斯塔奈人——都列在庞培所征服的民族的长表上，“征服”这个概念显然用得很欠恰当。高加索山又得证实它在世界史上的意义，罗马的武功无异于波斯和希腊的武功，也以此为界。

于是罗马人对于米特拉达特斯王任其自便，听其自然。昔日他那开创本都国的祖先初因避安提柯的刀斧手而逃入将来的国家，只有六骑跟随他，现在米特拉达特斯也不得不再逃出本国的疆界，离去他自己和他父亲所攻克的土地。但命运有如骰子，也曾替别人掷出极高的胜利和极大的亏输，却从未屡次三番，反复无常，像替西诺培的老苏丹掷出的那样；东方的命运变得迅速而不可测。如今米特拉达特斯已到晚年，很可以一面忍受每一新变化，一面想着新变化也只是新革命的又一阶梯，并且唯一永久不变的只有命运的变化不息。罗马的统治究竟极为东方人所难堪，并且无论就他的好处和坏处来看，米特拉达特斯总是真正的东方君主；在罗马元老院以怠惰的态度治理各省，罗马城各政党的交争已把内战酝酿成熟之时，米特拉达特斯如果幸能待时而动，便很可以第三次恢复他的领域。就因这个缘故——因为他有生之日都是有所希望，有所图谋之时——他生存一天，便一天为罗马人之患，他昔日率几十万兵要由罗马人手里夺取希腊和马其顿时既然如是，现在年老做流亡人时亦复如是。689年即前65年，这位不肯甘休的老人由狄奥斯库里亚斯，经历不可言喻的艰苦，有时陆行，有时浮海，达到潘提卡彭国，借着他的名望和扈从众多，他推翻他那逆子马迦儿的王位，逼他自杀。由这地方，他再企图与罗马人交涉；他请求把祖遗的国家还给他，并且声明他愿承认罗马的至尊权，按藩臣的方式纳贡。不过庞培不肯给这国王一个使他再玩旧把戏的地位，坚持他非亲来投降不可。

然而米特拉达特斯不想委身于敌人之手，却正在筹划日益荒诞的新策略，竭尽他所保全的财物和残余国土的力量，他又编成一个三万六千人的新军，其中一部分是他按罗马方式武装和教练的奴隶，另外还配备一个战舰队；据谣传，他的计划是向西进兵，经色雷斯、马其顿和潘诺尼亚，裹胁萨尔马提亚草原的西徐亚人和多瑙河上的凯尔特人为同盟，以这些民族的排山倒海之势攻击意大利。固然曾有人认为这是宏伟的计划，以本都王的战略与汉尼拔的行军相比；但同一计划，出自奇才便是妙策，出自妄人便属荒谬。东方人想这样侵犯意大利，简直可笑，这不过是绝望后昏迷幻想的结果罢了。由于领袖的明察冷静，罗马人才不冒险追赶那冒险的敌人，不在辽远的克里米亚防御一种攻势，这攻势若不自灭，就在阿尔卑斯山麓去防御，也还不迟。

实际说来，庞培不再顾虑这无力巨人的恫吓而从事组织他所获的领土，此时老国王的命运不假庞培的助力，就实现于遥远的北方。他的过度备战，拆毁博斯普鲁斯人的房屋，把他们的耕牛拿来杀掉，以屋梁和牛筋造战具，使博斯普鲁斯人发生极激烈的骚乱。兵士也不顾从事意大利无望的远征。米特拉达特斯无日不为猜疑和逆谋所包围；他没有感发手下人爱慕和效忠的才能。早年他手下的名将阿克劳斯已被迫托庇于罗马军营，在卢库卢斯战争时，他最信任的军官狄奥克勒斯（Diokles）、菲尼克斯（Phönix），甚至最有名的罗马流亡人也投归敌方，现在他的命星晦暗，除阉宦外，无人能接近这老病苦闷的苏丹，所以他的臣下相继离叛，日速一日。法那哥里亚（Phanagoria，在亚洲沿岸与刻赤［Kertsch］隔海相对）寨的统帅卡斯托尔（Kastor）首举叛旗；他宣布此城自主，把堡垒里米特拉达特斯的儿子献给罗马人。叛变蔓延于博斯普鲁斯各城，刻松尼索斯（Chersonesos，距塞巴斯托波尔［Sebastopol］不远）、特多西亚（Theudosia，即卡法［Kaffa］）和其他地方都响应法那哥里亚人，这时国王自由发泄他的疑忌和残暴。由于卑鄙阉宦的指控，他最亲信的人也被钉在十字架上；国王的儿子最难保全生命。法纳克斯（Pharnakes）是他的爱子，大概要立为后嗣，此时竟决心做叛党的首领。米特拉达特斯遣侍卫去捉他，又派兵去攻他，他们都投归王子；意大利逃亡人的军国或为米特拉达特斯部下最能战的军队，因而也最不愿参加那冒险对于逃亡人尤为危险的远征意大利，全体拥护王子；陆军其他队伍和舰队也效法这种榜样。

地方和军队既已背弃国王，首都潘提卡彭终于开门延入叛党，把围在宫中的老国王交给他们。老国王由宫城高墙上求他儿子至少饶他一命，不要把手浸在父亲的血里；但一个人手上沾染过他母亲的血，并且最近又沾染他无辜儿子齐法利（Xiphares）所流的血，这种请求出于此人之口，似乎不带好意；法纳克斯的残酷无情和不顾人道竟过于其父。所以苏丹自知必死，决定至少保其常态，至死不变；他的王后、他的妃嫔、他的女儿，连埃及王和塞浦路斯王的妙龄新人在内，一概须遭惨死，在他面前饮干毒药杯；然后他也拿起毒药，因为药力欠速，他伸出颈项，请一个凯尔特佣兵名贝退图斯（Betuitus）的把他砍死。这样，在691年即前63年，米特拉达特斯·攸帕托殒命，享年六十八岁，在位五十七年，自他初次出马与罗马人交战到现在共二十六年。法纳克斯送他的尸首给庞培，以见他的功劳和忠诚，庞培命人把他葬在西诺培的王墓。

在罗马人看来，米特拉达特斯的死等于一个胜仗：来向将军报告这个变故的使者出现于耶利哥（Jericho）城下的罗马兵营，头戴桂冠，仿佛他们有胜利来告。他这一死，就是一个伟大敌人入墓，任何曾在偷惰的东方抵抗罗马人的，都不及他伟大。群众自然而然地具有此感：昔日西庇阿既以为战胜汉尼拔重于战胜迦太基，现在罗马人一听得米特拉达特斯的死，也几乎忘了对东方众多部落和这个伟大国王的胜利；在庞培隆重入城时，惹得群众注目的无过于图画，他们从画中看见逃亡的米特拉达特斯王亲手牵马执辔，然后在他那些女儿的尸体中间倒地而死。人们无论对此王的特性下何等的判断，他总是世界史上可谓重要的角色。他不是个有天才的人物，或甚至也不是个饶有本领的人物；但他怀恨的本领很高，由于他的愤恨，他维持一场以弱敌强的斗争历半世纪，固然没有成功，可是仍不失为光荣。他的个性已使他成为重要人物，他在历史上所占的地位使他成为更重要的人物。他是东方对西方的民族反动的先锋，他开始东方对西方的新战争；无论战败者和战胜者都感到他的死亡不是战争的终结，而是战争的开端。

同时，在689年即前65年对高加索各民族的战事以后，庞培回到本都国，荡平那里最后仍行抵抗的城堡；城堡均被铲平以防匪患，把石块填入堡内水井以使其不能再用。到了690年即前64年夏季，他由这里往叙利亚，去整顿该地的事务。

要把当时叙利亚各地所有的混乱情形叙述得清清楚楚，颇为不易。固然，由于卢库卢斯的攻势，亚美尼亚的省长马伽达底已于685年即前69年退出这些地方，托勒密氏虽愿继续先人的努力，使叙利亚沿海成为本国的属地，却怕触怒罗马政府，不敢占领叙利亚；又因为罗马政府还没有确定托勒密氏对埃及那太形可疑的合法权利；并且叙利亚的君长已屡次请求罗马，说拉伽代王家已绝嗣，应承认他们为合法的继承人，所以托勒密氏更不敢占领叙利亚。但当时大国虽一概不干涉叙利亚的事，而因为君长、骑士和城市无穷无止的交争，这地方所受的害却万倍于经过一场大战。

在塞琉古王国，当时的实际主人是贝都因人、犹太人和纳巴泰人。这片不宜人居、无泉无树的沙漠草原，由阿拉伯半岛伸至并且越过幼发拉底河，西抵叙利亚的山脉及其狭窄的海边，东至底格里斯河的肥沃低地和幼发拉底河下游，这片亚洲的撒哈拉（Sahara）是伊思迈（Ismael）子孙的原始家乡；自有传说以来，我们就见贝都因人（Beduin，即Bedawin，意为“沙漠之子”）在这里支起帐幕，放牧骆驼，或骑上快马，有时追赶他那部落的仇敌，有时追赶旅行的商人。从前梯格兰王曾用他们来实行他那半商业半政治的计划，以后叙利亚又完全无主，这种沙漠民族便乘这有利的时机扩张到北叙利亚全境。有些部落与叙利亚文明人为邻，因而获得安定生活的始基，于是在政治上差不多居于领导的地位。阿拉伯当时最著名的首领有马旦部（Mardaner）酋长阿波伽儿（Abgaros），梯格兰命此部居于两河流域上游埃迭萨和迦赖（Karrhä）附近；在幼发拉底河以西大马士革和安条克之间，有罕萨部（Hemesa即霍姆斯［Hoems］）酋长散西科蓝（Sampsikeramos），他又是坚固的阿雷图萨寨（Arethusa）的寨主；有在上述区域游徙的另一部落酋长阿齐素（Azizos）；又有蓝贝部（Rhambäer）的君长阿尔考敦（Alchaudonios）已与卢库卢斯成立联络；此外还有几个。

除这些贝都因君长外，还有处处出现的一伙强人，在拦路抢劫这高等职业上，他们不亚于沙漠人甚至驾乎其上。属于此类的有托勒密（Ptolemaos Mennäos Sohn），他或许是叙利亚最强大的盗魁，也是当时的首富之一，他所统治的地方是黎巴嫩山（Libanos）谷中和沿海伊泰雷人（Ityräer）之地（今德鲁森［Drusen］），以及马萨耶（Marsyas）平原以北一带，连同赫琉波利斯（Heliopolis即巴勒贝克［Baalbek］）和喀尔琪（Charkis）等城，以私财养骑兵八千；又有狄奥尼修斯（Dionysios）和奇尼拉斯（Kinyras）二人，为沿海特里波利斯（Tripolis即特拉布鲁斯［Tarablus］）和拜布洛斯（Byblos，特拉布鲁斯与贝鲁特［Beirut］之间）的主人；又有犹太人西拉斯（Silas）在利西亚斯（Lysias），此寨距奥伦特斯河上的阿帕米亚（Apamea）不远。

另一方面，在叙利亚南部，犹太民族似乎将在此时结成一个政权。叙利亚王行一律希腊化的政策，曾危害犹太民族的原始宗教。由于虔诚和勇猛地守护这种宗教，哈斯摩尼氏（Hasmonäer），又名马迦比氏（Makkabi），不但达到世袭公侯的地位，渐跻于王者的尊荣，而且这些俨如君主的祭司长向南、北、东三面扩张势力，征服领土。当英勇的詹尼亚斯·亚历山大（Jannäos Alexandros）死时（675年即前79年），犹太国的疆域南面包有菲力斯特人（Philister）的全部领域而至埃及边境，东南至纳巴泰人的佩特拉（Petra）国，詹尼亚斯曾由此国夺来约旦河和死海右岸的大块土地，北逾撒马利亚（Samaria）和德伽波利斯（Dekapolis）而至格尼查雷（Genezareth）湖；他已在这里设法占领托勒迈斯（Ptolemais，即埃科［Acco］），击退伊泰雷人的侵犯获得胜利。沿海服从犹太人的地方自骆驼山（Berg Karmel）起至利诺科鲁拉（Rhinokorura）止，包有重镇加沙——只有阿斯迦隆（Askalon）一地仍系自主——以致往昔几不通海的犹太领域现在可算在海盗渊薮之列。特因亚美尼亚的侵军刚要行近犹太边境之时，就为卢库卢斯的干涉所阻，如果这个可注意的战胜攻取的祭司国不因内部分裂而停止其武力发展，哈斯库尼王家雄才大略的君主或能更远播其兵威。

宗教和民族的独立精神奋力合而为一，产生了马迦比国，但不久以后，彼此又分而为二，甚至互相冲突。自由奉行宗教之权，由叙利亚君长手中强夺而来的，已足使犹太的正统派即所谓法利赛派（Pharisaeismus）满意；他们的实际目标是根本不顾尘世的政府，以一切主权国家的正统派组成一个犹太民社；这民社的统一性显见于每一方正犹太人须向耶路撒冷的神堂纳捐税，又显见于宗教学校和宗教法庭。正统派脱离了政治生活，在没有思想的神学和繁文缛节的仪式中日益僵化；与之对立的是古代大族即所谓撒都该人（Sadducäer）的后裔，他们是争民族独立的战士，因战胜异族统治而势力加强，进一步想要恢复犹太人的国家；他们的思想一部分是关于教义的，他们只承认“圣经”本身，至于“法学者的遗著”
(2)

即有关圣典的文献，他们只能视为典据而不能视为圣典；另一部分特别是政治的，他们不主张听天由命，等待上帝齐保图（Zebaoth）的大力，而主张要救国救民，须属望于人世的武力，尤须属望于重建在马迦比盛世的大卫（David）国的内外加强。正统派得祭司阶级和群众的拥护，否认哈斯库尼氏做祭司长的合法，以虔诚者常用以争人世财产的全副蛮横仇恨态度，攻击这种奸邪的异教派。另一方面，国家派所倚赖的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智能，容纳许多皮西底亚（Pisidien）、西利西亚佣兵的军队和贤能的君主，他们在这里与教权的竞争很像一千年后霍亨斯陶芬王家（Hohenstaufen）与教皇的竞争。詹尼亚斯曾用强硬手段压制祭司阶级；到他两个儿子的时候（685年即前69年），起了兄弟相残的内战，因为法利赛人反对那有魄力的阿里斯托布洛斯（Aristobulos），想立他那温和怠惰的弟弟赫卡努斯（Hyrkanos）为挂名的君主，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种分裂不但使犹太的武功归于停顿，而且给外国一个机会来干涉，取得南叙利亚的霸主地位。

纳巴泰人首先如此。人们常把这可注意的民族与其东邻游徙的阿拉伯人混为一谈，但这民族与阿拉米一支关系较近，而与伊斯迈的真正子孙关系较远。很早时候，大约为贸易的缘故，阿拉米民族，或按西方人的称呼，叙利亚民族就由巴比伦附近他们最古的居留地，派一个殖民团到阿拉伯湾北端；这就是西奈半岛上苏伊士湾与埃拉（Aila）之间佩特拉地方（Wadi-Musa）的纳巴泰人。在他们的港口，地中海的货物与印度的货物彼此交换；南方的驼队大道由加沙通到幼发拉底河口和波斯湾的，也经过纳巴泰人的首城佩特拉，此城至今仍有壮丽的石宫和石墓，比那几已绝灭的传说更能证明纳巴泰人的文明。法利赛派不脱祭司的常态；据他们看，以本国的独立和完整换取本派的胜利，代价不算太高，于是请纳巴泰人的君主阿雷塔斯（Aretas）助他们抗阿里斯托布洛斯，他们允许归还詹尼亚斯由他夺来的一切领土以为报。因此，阿雷塔斯率着据说为数达五万的兵侵入犹太，又得法利赛派的增援，他把阿里斯托布洛斯围困在犹太都城。动武和交战的风气遍及叙利亚全境，在这种情形之下，最遭殃的当然是较大的城市如安条克、塞琉西亚、大马士革等，这几处的公民眼见他们的农业以及海上和驼队的贸易受了摧残。伊泰雷人由他们那些山中和沿海的堡寨出动，闹得陆地和海上一样不安，拜布洛斯和贝里图斯（Berytos，即贝鲁特）的公民不能抵抗他们以保护自己的田地和船舶。大马士革的公民想委身于较远的纳巴泰王或犹太王以抵御伊泰雷人和托勒密的攻击。在安条克，散西科蓝和阿奇素参加公民的内争，就在当时，这个希腊大城已几乎成为一个阿拉伯酋长的驻地。这种情势使我们想到德意志中世的无君时期，那时纽伦堡和奥格斯堡不能仰赖王法王权的保护，而只倚仗他们自己的城墙；叙利亚的商业公民不甘宁耐，盼望来一个强大势力替他们恢复自由和交通安全。

然而叙利亚并非没有正统的国王；这种国王甚至有两三个。一个名安条克（Antiochos）的王子已受卢库卢斯任命做叙利亚最北部科马艮（Kommagene）省的统治者。亚细亚人安条克要求叙利亚的王位，已蒙元老院和卢库卢斯一致承认，亚美尼亚人退去以后，他被人迎入安条克城在这里被认为国王。第三个塞琉古家王子菲力普斯即刻在这里与他对立争衡，安条克人民众多，其易于激动和乐于反抗几与亚历山大城的人民无异，人民和附近的一两个阿拉伯酋长都参加这家庭斗争，现在安条克家的统治似乎与这种斗争不可分离。那么，正统君主渐遭臣民的讥笑和厌恶，所谓合法国王竟不及小君长和盗魁重要，又何足怪？

要在混沌中产生秩序，所需的既不是高妙的意匠，也不是赫赫的耀武扬威，而是灼见罗马及其属国的利益，并且以坚强和始终一致的精神把认为必要的制度成立起来，加以保持。元老院的正统政策已被人滥用得够了；将军受反对党的招致来主政，自当不以朝代的理由为准则，而仅负责使叙利亚王国将来不因伪主的争夺或邻国的贪婪而退出罗马属国的地位。但要做这事，只有一个方法：多由于他们自己的罪过而少由于外患，政权久已实际脱离此王家各君的掌握，罗马民社应派一位总督，以强有力的手腕执掌政权。庞培就采取这个方法。亚细亚人安条克请承认其为叙利亚继统的君主，所得的答复是，一个国王既不知如何保持又不知如何统治他的国家，就算他的臣民请求把主权还他，庞培也不干，而况这事违反他们明言的愿望，他更不干。有了罗马特任执政官的这封信，塞琉古家便在居王位二百五十年以后被废。安条克本受酋长散西科蓝的保护，在安条克冒充国王，不久以后，中了散西科蓝的诡计而丧命，此后不再有人说到这些伪王和他们的权利。

但要成立罗马人的新政府，使混乱的局势有尚佳的秩序，还须用武力进入叙利亚，以罗马兵团震慑或荡平那些起于多年无政府时期的扰乱治安者。当庞培在本都国和高加索作战时，他已注意到叙利亚的事务，命几个委员和支队遇必要时即行干涉。689年即前65年，奥卢斯·伽比尼乌斯——即昔日做保民官时派庞培到东方的人——率兵沿底格里斯河前进，然后经过两河流域到叙利亚，以整顿犹太的纷乱局面。同样，危急的大马士革也已有洛利乌斯（Lollius）和梅特路斯驻防。不久以后，庞培另一部将马尔库斯·斯考鲁斯（Marcus Scaurus）来到犹太，解决那里层出不穷的争斗。庞培远征高加索时，卢奇乌斯·阿弗拉尼乌斯（Lucius Afranius）为亚美尼亚的罗马军统帅，现在由科杜内（Korduene，在北库尔第斯坦）进至两河流域上游，借迦赖的希腊居民同情援助，幸能渡过危险的沙漠，征服奥斯隆的阿拉伯人。690年即前64将终时，庞培亲至叙利亚留居至次年夏季
(3)

，为现在和未来计，断然干涉和整顿叙利亚的事务。他想使此地恢复塞琉古王朝盛世的景况，他废除一切僭窃的政权，命盗魁放弃其堡寨，使阿拉伯人的领域仍以沙漠地带为限，明白规定各民社的关系。

为迫人服从这种严厉的命令起见，兵团屯驻备战，特别对那些强悍的盗魁，兵团的干涉证明是必要的。利西亚斯的城主西拉，特里波利斯的城主狄奥尼修斯，拜布洛斯的城主西尼拉斯都在他们的寨里被擒杀，伊泰雷人的山寨和沿海堡垒都被攻破，托勒密被迫纳款一千塔兰特以赎他的自由和君长之位。在他处，新主人的命令也大半得人服从，未遇抵抗。

只有犹太人踌躇不决。关于赫卡努斯和阿里斯托布洛斯的争执，庞培从前派去的调停人伽比尼乌斯和斯考鲁斯——据说两人都受了巨额的贿赂——所做判决利于阿里斯托布洛斯，他们又使阿雷达王撤去耶路撒冷的围军，取道回国，撤退时败于阿里斯托布洛斯之手。但庞培一来到叙利亚，他便取消他属员的成命，令犹太人复用593年即前161年前后元老院所承认的祭司长旧制，把世袭君主制与哈斯库尼氏各君所征服的领土一概放弃。法利赛人派最负声望的二百人为使团，往见罗马将军，结果使他做出这推翻犹太国的事；这事不利于他们的国家，却诚然利于罗马人，在这事上，罗马人当然也不能回到塞琉古家的旧法，不能容忍一个战胜攻取的势力如詹尼亚斯的，存在他们的帝国范围以内。何为善策，耐心忍受难逃的定数呢，还是手执武器战死呢？阿里斯托布洛斯犹豫不定；有时他似乎要随顺庞培，又有时他要号召犹太人的爱国派与罗马人斗争。终至罗马兵团来到城门，他才向敌人屈服，君主失去自由，他手下军队较果敢或较激烈的部分不肯服从他的命令。首都投降；狂热派以不怕死的顽强态度据守神庙的危岩，历时三个月，到后来攻军乘守兵礼拜日休息的时候终于攻入，占据神祠，把发起这场拼命抵抗的人，只要还没有死于罗马人刀剑之下的，一概交给侍卫的斧钺。这样一来，罗马新并各地的最后抵抗便告终止。

卢库卢斯所开始的工作完成于庞培之手；以前正式的独立国比提尼亚、本都和叙利亚都入了罗马版图；元老院一被推翻，格拉古党一握政权，一百余年来认为必要的事，即在较为重要的属地以直接统治代替薄弱的保护制，便终于实现。罗马在东方又获得新边界、新邻国、新友新敌的关系。新加入罗马的间接领土的，有亚美尼亚王国、高加索的诸侯，又有辛梅里安人的博斯普鲁斯国，米特拉达特斯·攸帕托广大侵地所余的一小部分，如今在他杀父的儿子法纳克斯治下成为罗马的属邦；只有法那哥里亚城因其统兵官卡斯托曾举叛旗，受罗马人的承认，成为独立的自由市。

对于纳巴泰人，罗马人不能夸耀同样的成功。固然，阿雷达王顺从罗马人的愿望，已撤出犹太；不过大马士革仍在其手，纳巴泰国土尚未受任何罗马兵的践踏。要荡平这个地方，至少要向在阿拉伯的新邻国表示现在罗马的鹰徽已称霸于奥隆特斯和约旦河上。要表示叙利亚各处不再是任人蹂躏的无主之地，庞培始于691年即前63年远征佩特拉；但在出征期间，他为犹太人发动的叛变所阻，纳巴泰人的首城远在沙漠中，他欣然让他的后任马尔库斯·斯考鲁斯实行这件困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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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说来，斯考鲁斯不久也不得不回来，没有完成他所做的事。他不得不只在约旦河左岸的沙漠中，倚赖犹太人的援助以与纳巴泰人作战，他仅得到很不重要的胜利。最后，伊都美亚（Idumäa）犹太人的灵巧领袖安第帕特（Antipater）劝阿雷达拿一宗款项由罗马省长方面买得他一切领土连大马士革在内的保证；这就是斯考鲁斯铸钱所纪念的和平，钱上刻着阿雷达王手牵骆驼，跪在地上，向罗马人献橄榄枝。

以上是罗马人对亚美尼亚人、伊比利亚人、博斯普鲁斯人和纳巴泰人所成立的新关系，比这重要远甚的，是罗马人因占领叙利亚而与帕提亚国为邻。虽则本都国和亚美尼亚国尚存之时罗马对弗拉特斯应用和善的外交，虽则当时卢库卢斯和庞培都情愿让他占有幼发拉底河外的地域，现在这个新邻国却粗暴无礼地立在帕提亚王朝之侧；如果王者自忘其过的伎俩还许他回忆，现在他必忆及米特拉达特斯的警告，即帕提亚人与西方人联盟攻击同族的国家，必致同族先亡而后自己也归覆灭。罗马人与帕提亚人联合，已弄得亚美尼亚一败涂地；亚美尼亚倾覆以后，罗马人信守其旧政策，改换关系，损害强大的盟友以利受挫的敌人。老梯格兰受庞培的非常优待，其子为帕提亚王的盟友和女婿的则否，这已是他的政策的一部分；不久以后，庞培命人逮捕小梯格兰及其家属，甚至弗拉特斯向友好的将军替女儿女婿说项，也不释放，这是直接的无礼。但庞培不止于此。关于科杜内地方，弗拉特斯和梯格兰都提出要求，庞培命罗马部队替梯格兰占领此地，把原来据守该地的帕提亚人驱逐出境，追到阿迪亚波纳的阿贝拉，事先并未询问克特西枫的政府（689年即前65年）。然而比这事严重万倍的，却是罗马人似乎绝不愿尊重依约划定的幼发拉底河界。有几次，罗马部队要由亚美尼亚往叙利亚的，都横越两河流域；罗马人以非常优厚的条件把奥斯隆的阿拉伯酋长阿波伽鲁斯（Abgaros）收为保护国，甚至奥鲁洛斯（Oruros）位于两河流域上游尼西比斯与底格里斯河之间，在幼发拉底河的科马干渡口以东三百五十余公里，也被指为罗马领域的东界——大概是间接领域的东界，因为罗马人已把两河流域较大较肥饶的北半和科杜内一同拨给亚美尼亚帝国。如是，罗马人与帕提亚人的疆界不是幼发拉底河而是叙利亚-两河流域的大沙漠；这似乎也是临时的疆界。帕提亚派使者来坚请遵守以幼发拉底河为界的条约——当然，这条约似乎只是口头缔结的——，庞培用暧昧的话回答道：罗马权利所到的地方便是罗马的领域。帕提亚属下米底区域的总督甚至辽远的埃利迈（Elymais，在苏锡亚那［Susiana］、米底亚和波斯之间，今卢里斯坦［Luristan］）省总督都与罗马元帅有深可注意的交通，他那句话的注脚似乎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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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迈是个荒远好战的山地，其总督常力求离大王而独立，庞培竟接受这君主所施的敬礼，这对于帕提亚政府更是个侮辱和威胁。又有一件同样重要的事，即素来在官场交际中罗马人也称呼帕提亚王为“王中王”，现在他们忽然改变称呼，仅称他为王。这不但是失礼，而且更是威吓。往昔整个伊朗和图兰（Turan）都曾受安条克的统治，那时还没有帕提亚帝国而只有帕提亚郡，自罗马人继承塞琉古家族的遗产以后，仿佛他们想乘势恢复昔时的状态。所以克特西枫的朝廷饶有与罗马开战的理由；690年即前64年帕提亚因边界问题对亚美尼亚宣战，似乎是对罗马开战的前奏。但当可畏的将军率大军驻在帕提亚界上之时，弗拉特斯不敢公然与罗马人决裂。庞培派委员和解帕提亚与亚美尼亚的争执，他们强加调停，把科杜内和两河流域北部都断给亚美尼亚人，弗拉特斯也依从他们。不久以后，他的女儿、外孙和女婿成为罗马将军凯旋礼的点缀。甚至帕提亚人一见罗马的优越兵力便也战战兢兢，如果他们没有像本都人和亚美尼亚人那样为罗马武力所败，其原因似乎仅在他们不敢挺身作战。

现在庞培仍须负责整理新得省份的内部关系，尽量消弭十三年战争糜烂的痕迹。小亚细亚的组织工作始于卢库卢斯和那协助他的委员团，克里特的组织工作始于梅特路斯，二者都由庞培而底于成。亚细亚省原来包括米西亚、吕底亚、弗雷吉亚和卡里亚，现在由边省变为腹地。新设的省份有比提尼亚和本都省，辖境为尼科弥底故国的全部和本都故国西至哈里河或河外的部分；有西利西亚省，虽成立较早，但现在始扩大和组成名实相符的一省，连潘菲利亚和伊扫里亚包括在内；又有叙利亚省和克里特省。当然，按现代领土的意义看，要以这些地方为罗马的领土，还差得多。政治的形式和秩序大体一仍其旧，只是罗马民社代替昔日的君主而已。这些亚洲省份仍旧包含国有的土地，在实际和法律上自治的城邦，君主和祭司的统治地以及王国，五光十色，纷然杂陈；关于内政，一概多少有点自主，关于其他方面，却有时宽有时严地听命于罗马政府及其代行执政官，很像昔日听命于大王及其总督。

在属国君主之中，卡帕多奇亚王，至少在等级上，占第一位，卢库卢斯已以梅利坦（Meliten，在马拉提亚［Malatia］附近）区至幼发拉底河的地方封给他，扩大他的领土，庞培又赠给他许多土地，在西边有自卡斯塔巴拉（Kastabala）起至伊康附近的德贝（Derbe）止取自西利西亚的几处地方，在东边有幼发拉底河左岸正对梅利坦的梭芬尼区，这是原想封给亚美尼亚王子梯格兰的；于是幼发拉底河最重要的渡口全为卡帕多奇亚君主所掌握。叙利亚与卡帕多奇亚之间的科马艮小郡及其首城萨摩萨达（Samosata，即萨姆萨特［Samsat］）成为一个属国，仍在上述塞琉古家的安条克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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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得到重要堡垒塞琉西亚（Seleukeia，在比拉德吉克［Biradjik］附近），控制幼发拉底河迤南的渡口，再加河左岸邻近的地方。如是，罗马人刻意把幼发拉底河的两个主要渡口连同河东的相当领土留给两个全属于罗马的君主。小亚细亚除卡帕多奇亚王和科马艮王以外，又有一位新王狄奥塔鲁斯（Deiotarus）在位，他的实力超过他们远甚。住在佩西努附近的凯尔特人托里士脱博吉部一个小王和罗马属下的其他小藩臣同应卢库卢斯和庞培的征召从军，在这些战事中，狄奥塔鲁斯与一切怠惰的东方人不同，灼然显出他的可靠和勤勉，以致除他那加拉廷的祖产和阿弥苏（Amisus）与哈里河口之间那片肥沃的属地外，罗马将军又赠给他本都旧帝国的东半连同沿海城市法纳奇亚（Pharnakia）和特拉佩苏斯（Trapesus），以及直抵科尔奇亚和大亚美尼亚边界的本都-亚美尼亚，这样造成小亚美尼亚王国。不久以后，他又逐出凯尔特人特罗克米部的小王，夺其疆土，增益他那业已广大的领域。如是，这个小封君变成小亚细亚一个最强的君主，罗马人可以托他保卫帝国一段重要的边境。

至于不甚重要的藩属，有加拉廷另外很多的小王，其中特罗克米部的君主孛哥第亚塔鲁斯（Bogodiatarus），因在米特拉达特斯战争中卓著才能，庞培赐给他旧日本都的边城米特拉达底（Mittradation）；又有帕夫拉戈尼亚的君主阿塔鲁斯（Attalos），其族出自拜勒门（Pylameniden）古王家；又有科尔奇亚境内的阿里斯达库斯（Aristarchos）和其他小君长；又有达孔第牟托（Tarkondimotos）统治东西利西亚的阿曼（Amanus）山谷；又有托勒密仍统治黎巴嫩山上的喀尔琪；又有纳巴泰王阿雷达为大马士革之主；最后又有幼发拉底河两岸各地的阿拉伯酋长，如奥斯隆的阿波伽鲁斯，罗马人千方百计地劝他归附，以便用他为攻帕提亚的先锋；其他如希弥沙的散西科蓝、蓝贝儿王阿尔考敦和包斯特拉（Bostra）的另一酋长。

除这些外，还有教主，在东方，教主常与世俗君主无异，也统治土地和人民；他们的权威已在那宗教狂的发源地根深蒂固。罗马人聪明，不侵犯他们的权威，甚至也不掳掠他们神庙中的财宝。教主有培西努神母的大祭司；又有妈神的两个大祭司，一个在卡帕多奇亚的科马那（在萨鲁斯［Saros］上游），一个在本都同名的城（托卡特附近的古梅尼克［Gümenek］），每人在本国的权力都仅亚于国王，甚至到很晚时，每人仍拥有自具裁判权的广大地产和近六千的奴隶，米特拉达特斯的将军阿恺劳斯投归罗马人，其同名之子受庞培的封赏，为本都的大祭司；又有卡帕多奇亚国摩里门（Morimene）地方维那西宙斯（Venasischen Zeus）的大祭司，他每年的入款共计十五塔兰特；又有生西利西亚的“大祭司和君主”，在埃亚斯（Ajas）之子托克罗（Teukras）所建宙斯庙的地方，他的后裔凭着世袭的权力为此庙的住持；又有犹太人的“大祭司和人君”，庞培既铲平其都城的城墙以及国内王家的库藏和城堡，严戒他维持和平，不要再想攻城略地，然后把犹太国的君位归还他。

与以上的人主和教主并立的还有城邦。一部分城邦组成较大的联合，享受相当的独立，特如吕基亚二十三城的联盟秩序优良，永远不参加海盗的乱事；反之，许多孤立的民社，就算有特许状保证他们的自治，实际上仍全隶于罗马省长。

罗马人不能不见，既要代表希腊文化并且要在东方保护和扩张亚历山大的疆域，他们便特有提倡城市制度的义务；因为城市既处处是文明的柱石，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敌对尤其在一种差别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即东方行军事独裁的封建阶级制，而希腊和意大利却行工商业城市的共和制。卢库卢斯和庞培虽在其他方面不想使东方的情势归于一律，庞培虽在枝节问题上很愿批评和变更前任的办法，但在原则上两人却完全一致，即尽量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提倡城市生活。上次战争时，居齐库斯奋力抵抗，打破敌人最初的猛烈攻势，卢库卢斯使此城大拓其疆土。沿海的赫拉克莱亚曾力抗罗马人，恢复其领土和港口；科塔对这不幸城市的野蛮暴行遭到元老院极严厉的申斥。卢库卢斯真正深以为憾的，是他遭遇不幸，西诺培和阿弥索斯受本都兵和他自己部下的蹂躏，他竟不能救；他至少尽力恢复两城，大大扩展其领土，再招人民来居住——一部分是旧居民，应他的召请，成群回到他们所爱的家乡，一部分是希腊籍的新移民——并且负责重修那些已毁的建筑。庞培做事也本着这种精神并且规模更大。平定海盗以后，他不守前任的例，未把两万多的俘虏钉在十字架上，却把他们一部分安置在西利西亚平原的荒城中，如马洛斯（Mallos）、阿大那（Adana）、埃皮发尼亚（Epiphaneia），尤其索洛（Soloi），此后索洛改名庞培波利斯（Pompeiupolis，即“庞培城”），把另一部分安置在阿喀亚的杜末（Dyme），甚至安置在塔兰托。这种用海盗来殖民的办法很受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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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有点像奖励犯罪；实则由政治和道德看来，这事却很正当，因在当时情形之下，海盗与贼匪不同，他当然可以按军法处置俘虏。

但庞培所特别注重的是，提倡罗马新省份的城市生活。我们已见本都帝国如何缺乏城市；甚至一百年后，卡帕多奇亚各地还大都没有城市，只有山寨供农民在战时避难之用；小亚细亚的整个东部，除沿海稀疏的几处希腊殖民地外，当时必也如是。庞培在这几省新创的城市连在西利西亚的居留地在内，据说为数达三十七处，其中几个达到很繁盛的地步。在本都故国，有最著名的尼科波利斯（Nikopolis，即“胜利城”），建在米特拉达特斯最后败阵的地点，这是常胜将军最华美的胜利纪念；又有梅伽洛波利斯（Megalopalis）因庞培的别号而得名，建在卡帕多奇亚与小亚美尼亚的交界处，即以后的塞巴斯提亚（Sebasteia，今名锡瓦斯［Siwas］）；又有罗马人不幸战败的场所齐拉，原起于当地阿奈提斯（Anaitis）神庙的四周，昔属于大祭司，现在庞培使这地方得有城市的形式和特权；又有狄奥斯波利斯（Diospalis），昔名伽比拉（Kabeira），以后改为新恺撒利亚（Neokäsareia，即尼科萨［Niksar］），也是上次战事的一个战场；又有马格诺波利斯（Magnopalis），又名庞培波利斯（Pompeiupolis），在吕科河与伊里斯河合流处，原名攸帕托里亚（Eupatoria），为米特拉达特斯所建，后因其叛归罗马，为他所毁，现在重建起来；又有昔名法兹蒙（Phazemon）的尼亚波利斯（Neapolis），在阿马西亚（Amasia）河与哈里河之间。这种城市的建立大都不是移远方人民来拓殖，而是废除村落，使村民聚居于新城垣中；庞培把军中残废和年老的兵士安置在尼科波利斯，他们宁愿立刻在当地安家立业也不愿以后在意大利做这事。但在其他地方，也因这位摄政的指示，兴起了希腊文明的新中心。在帕夫拉戈尼亚，有第三个庞培波利斯，纪念666年即前88年米特拉达特斯大胜比提尼亚之地。卡帕多奇亚或为此次受战祸最烈的区域，这里有国王行宫马查迦（Mazaka，即以后的恺撒里亚，今开塞里［Kayseri］）和另外七个地方都经庞培重建，得有城市规模。在西利西亚和柯勒叙利亚（Koilesyrien），庞培建立的城市共计二十座。在犹太人所割让的区域，德迦波利斯（Dekapolis）的迦达拉（Gadara），根据庞培的命令，由故墟再建起来，是为塞琉奇斯城（Seleukis）。亚洲大陆受庞培支配的官地必有大半供他那些新居留地之用；反之，庞培很少或绝不注意克里特岛，在那里，罗马的官地似乎仍旧相当广大。

庞培不但以创建新城邑为务，而且以整理和提高原有的民社为务。他竭力排除流行的弊病和侵官越职，他草拟详赡的民社章程，慎行规定各种权限，给自治市一种细腻的整顿。一些最大的城市领受了新特权。得到自治的有奥隆特斯河上的安条克，这城是罗马最重要的亚洲城市，其地位不亚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和上古的巴格达，即帕提亚帝国的塞琉奇亚，又有安条克邻邑波斯的塞琉奇亚，它是为其奋勇抵抗梯格兰的报酬；又有加沙和一切由犹太人治下解放出来的城市，又有小亚细亚西部的迈底伦；又有黑海上的法那哥利亚。

这样，罗马国在亚洲的结构告成，这个结构包含封建君王和藩臣、教主以及一串全自由和半自由的城市，宛然使人想到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无论就其所克服的困难或其所得的结果而论，这事不足为奇；罗马贵族界滥用大言赞卢库卢斯，单纯的民众也滥用大言夸庞培，一切大言也不能使之成为奇事。尤其庞培任人夸他并且自夸，以致他的糊涂在人们心目中几乎言过其实。迈底伦人认他为本城的救主和开创者，认他为全世界海陆战事的结束者，替他立一石像；对一个平定海盗和东方各国的人，这种恭维似乎不算太过。但罗马人这次却驾于希腊人以上。庞培的凯旋铭指出所征服的人民计一千二百万，所攻克的城市和堡垒计一千五百三十八座——似乎数量可以代替品质——，他的胜利范围据说自麦奥提斯克海（Mäotischen meer）至里海，自里海至红海，可是这三个海，他一个也没有目睹眼见；不但如此，就是他不明说，他至少使大众以为合并叙利亚（这本不是个丰功伟绩）就等于把整个东方远至大夏和印度都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据他的叙述，他在东方所克土地的界限竟达到这样渺茫的远处。平民党的奴颜婢膝无时不与朝廷上的相颉颃，现在也欣然加入这种无味的夸张。693年即前61年9月28日和29日，即庞培“大帝”四十六岁的生辰，堂皇的凯旋队伍走过罗马街市，点缀品除各种珍宝不论外，还有米特拉达特斯的御冠以及亚洲三个最强大国王——米特拉达特斯、梯格兰和弗拉特斯——的子女；平民党仍以为未足，又以王者的尊荣报答这征服二十二个国王的将军，赠给他一顶金冠和终身任职的徽章。为尊敬他起见，他们造一种钱币，表现由三大洲带回国来的三根桂枝环拱着一个地球，上面挂着公民献给那非洲、西班牙和亚洲凯旋将军的金冠。一方面既有这种孩气的敬礼，无怪另一方面发出与之意见相反的论调。罗马贵族界有一种流行的话，以为平定东方的真功劳应属于卢库卢斯，又以为庞培往东方去，只为的是排挤卢库卢斯，把别人折下的桂枝编织起来，戴在他自己的额上。两句话都完全错误；奉派到亚洲代卢库卢斯的不是庞培而是格拉布里奥；卢库卢斯作战虽然骁勇，庞培接任元帅时罗马人确已失其早期的成绩，本都的土地确没有一尺在他们的掌握。首都居民的嘲笑较为中肯，他们不免用他所征服的大国之名，来称呼这位荡平全球的将军，有时称他为“战胜撒冷者”，有时称他为“埃米尔”（Emir，即Arabarches
），有时称他为罗马的散西科蓝。

不怀成见的批评家既不赞成那种夸诞，也不同意这种鄙薄。在平定和整顿亚洲上，卢库卢斯和庞培显然都不是英雄和创国者，而是有眼光有魄力的武将和省长。卢库卢斯为将军时，显出非凡的才略和濒于鲁莽的自信力，庞培则显出军事的眼光和罕有的自制力；任何将军有那样的兵力，处在那样完全自由的地位，没有像庞培在东方那样做事谨慎的。最光荣的事业仿佛由四面八方自来找他；他可以随便动身往辛梅里安人的博斯普鲁斯，或赴红海，他有对帕提亚人宣战的机会；埃及造反的各省请他来废掉那未得罗马人承认的托勒密王，实行亚历山大的遗嘱；但庞培既不到潘提卡彭，也不往佩特拉，既不往克特斯枫，也不去亚历山大城；自始至终，他只摘取自然落在他手的果实。同样，无论海陆，他一概用压倒的优越兵力作战。如果这种节制，如庞培常说的，由于严守所受的训令，甚或由于灼见罗马的武功须有止境，再拓疆域于国无益，那么，这节制应受赞美，应受高于最饶才略的军人在历史上所受的赞美；不过就庞培而论，无疑地，他的自制只是他那特别缺乏决断和独创力的结果——当然在这种情形之下，他的短处远较他前任与此相反的长处有益于国。诚然，卢库卢斯和庞培都有很大的错误。卢库卢斯自食其果，他的战胜之功因他做事不慎而全部失去；庞培对帕提亚人的政策失当，使后人承受其恶果。如果有胆量，他可以对帕提亚人开战，否则他可以对他们保持和平，依约承认幼发拉底河为疆界；他却过于胆小，不敢取前一办法，过于虚骄不肯取后一办法，结果，克特斯枫的朝廷本愿亲善邻国并且在它那方面已见实行，庞培却愚昧背信，以极无限制的侵略使善邻关系不能存在，可是他许敌人自择决裂和报复的时机。卢库卢斯治理亚细亚得有富逾王侯的财产；庞培组织亚细亚也由卡帕多奇亚王、殷富的安条克城以及其他君主和民社受到大宗现款和更大宗的兑付券以为报。但这种勒索几已成为常例捐税，在较重大的问题上，两位将军显然不一味贪贿，只是遇有可能，使那与罗马同休戚的一方拿出钱来。就当时的状况看，两人虽有此事，他们的行政仍不失为比较可嘉，他们办事首先为罗马谋利益，而后为各省人民谋利益。

变保护国为属国，改善东方的边境，成立统一强固的政府，不但是受统治者的幸福，也是统治者的幸福。罗马所获财政上的利益难以数计；除特许免税的民社外，一切君主、祭司和城市均须向罗马纳产业税，这种新税使罗马的国家收入增加一半。亚洲当然受了大害。庞培归入国库的金钱实物共值两亿塞斯特，分给部下官兵的总计一万六千塔兰特；如果我们再加卢库卢斯带回国来的巨款，罗马军队非正式的需索，以及战争损失的数目，亚洲财源的枯竭可想而知。就其本身而论，罗马在亚洲的课税或不恶于以前君主的课税，但因自此以后税收流出境外，税款仅有小半再用在亚洲，于是课税成为重负；总之，无论在旧有省份和新设省份，课税的基本原则是有计划地剥削各省以利罗马。但这事的责任属于将军个人的较少，属于将军须顾虑的国内党派的却很多；卢库卢斯甚至力图阻遏罗马资本家的盘剥重利于亚洲，他所以遭到失败，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两人如何真心诚意地想复兴所克各地的繁荣，可见于他们不受党派政策束缚时所做的事，特别见于他们对小亚细亚各城的注意。虽则几百年后，亚洲许多残破的村落使人不忘大战时期，西诺培却很可以用卢库卢斯重建此城之年为新纪元的元年，本都国内地较大的城市差不多都可以感谢尊敬庞培为他们的开创者。卢库卢斯和庞培在罗马属下亚洲的组织工作，虽有不可否认的缺点，大致看来，却可谓合理可嘉；这组织虽难免有严重的弊病，然而因其与那久已痛感缺乏的内外和平同时俱来必为遭过大难的亚洲人所欢迎。

和平大体存在于东方；庞培以其特有的畏怯仅暗示把幼发拉底河东一带地方并入罗马帝国的观念，后来罗马掌权的新三头政府奋然重提这个观念，但结果失败；不久以后，东方各省和其余地方同被卷入内战的旋涡。在这期间，西利西亚省长须与阿马纳斯（Amanas）的山间部落战无虚日，叙利亚省长须与沙漠的人群战无虚日，尤其在后者与贝都因人的战争中，覆没了罗马许多队伍；但这些行动，意义不过如此。更可注意的是坚韧的犹太民族对战胜者的顽强抵抗。奥卢斯·伽比尼乌斯为省长时（697—700年即前57—前54年），废阿里斯托布洛斯王的儿子亚历山大和以后越狱逃出的阿里斯托布洛斯，激起三次对新统治者的叛变，罗马所立的大祭司赫卡努斯政府每次均软弱无能地向叛党屈服。他们以卵投石，并非因为受了政治思想的逼迫，而是因为东方人对这逆天悖理的统治权抱着不可制伏的厌恶；例如，埃及危急，叙利亚的戍兵撤退，最末也是最凶猛的叛变立即乘机而起，先以杀戮巴勒斯坦的罗马侨民为事。少数罗马人逃出此难，暂时托庇于伽里岑山（Garizim），叛党把他们围困在那里，贤能的省长不无困难，始能救出他们，经过几次激烈的战争和持久的围攻，始能压服叛乱。因此，大祭司的君主政体作废，犹太人的疆土一如往昔的马其顿，被分为五个独立区，由贵族组织的主政团体管理行政；撒马利亚和其他为犹太人所铲平的地方也被重建起来以与耶路撒冷成均势；最后，犹太人被课的捐税重于叙利亚其他罗马属地的捐税。

我们还须看一看埃及国及其属地塞浦路斯，拉吉德王朝广大的征服地现在仅余这个美岛仍属埃及。当时东方的希腊国家只有埃及至少在名义上仍是个独立国；正如往昔波斯人占据地中海东部时，埃及最后才被征服，现在由西方来的强大侵略者也长久迁延，不吞并这块肥饶特殊的国土。有如上述，其原因既不在恐怕埃及的抵抗，也不在缺乏相宜的时机。埃及差不多与叙利亚同样无力，并且在673年即前81年，按一切的法律形式已归罗马民社所有。国王的禁卫军管制亚历山大城的朝廷，任免大臣，有时废立国王，任意侵夺，如果国王不许他们加饷，他们便围困王宫，这种政治绝不为国内或可谓首都所喜，因为国内农奴不能算数；这里至少有一派人想望罗马人合并埃及，甚至设法促成这事。但埃及王愈不能想用武力抗罗马埃及的黄金，便愈力拒罗马的统一计划；并且因为埃及财政行一种特殊专制共产的集中制度，亚历山大城朝廷的收入甚至在庞培增加罗马公家进款以后，仍几乎等于罗马的国家收入。又加以寡头党的猜疑不肯许任何人征服或治理埃及。所以埃及和塞浦路斯的实际君主行贿于元老院的领袖，竟不但能苟延他们将倾的王位，而且能使他们的王位再得保障，由元老院买得王号的核准。不过虽有此事，他们却还未达目的。正式的政治法须经罗马公民的议决；罗马公民的法令公布以前，托勒密昆仲仍须仰每一平民党领袖的鼻息，所以他们须对罗马的另一政党也发动一番贿赂战，这党既较为强大，索价也远较高昂。

两地的结果不同。696年即前58年，人民，就是说，平民党领袖，下令合并塞浦路斯，为什么现在做这事呢？官方借口的理由是塞浦路斯人支持海盗。马尔库斯·加图受反对党的托付执行法令，不带军队，来到此岛，但他无须军队。国王服毒自尽；居民不做抵抗，就随顺了难逃的命运，被归在西利西亚省长的治下。充盈的府库所存近七千塔兰特，国王既贪且吝，舍不得用这笔款行贿以保其王冠，结果金钱与王冠一同落在罗马人手，很如意地充实了他们那空虚的帑藏。

另一方面，695年即前59年，其兄居埃及王位的，却能由罗马的新主人买得人民法令的承认；据说购价达六千塔兰特。固然，人民久已怨恨这位好笛师和坏君主，现在塞浦路斯确实失去，又因与罗马人交易，赋税加到极重虽堪的程度，人民穷极无奈（696年即前58年），因此逐他出国。于是国王仿佛因被逐出所购的产业，向卖主求援，卖主很讲道理，以为他们既是诚实的商人，义当替托勒密恢复国土；不过这武力占领埃及的重任以及可望由此得来的额外利益应属于谁，各党却不能有一致的见解。只到了三头政府在卢加会议上又臻巩固，托勒密见再缴一千塔兰特之后，此事才有办法；叙利亚省长奥卢斯·伽比尼乌斯现在奉到当权者的命令，要他立刻采取必要步骤，送王回国。同时，亚历山大城的公民给被逐国王的长女贝伦尼琪（Berenike）加冕，使罗马属下亚洲一个教主阿恺劳做她的丈夫，阿恺劳原是科马那的大祭司，抱有大志，希望登拉吉德王朝的宝座，不惜以其安稳清高的位置为孤注。他企图博得罗马当国者的赞助，始终无效；但想到必须用武力保其新国以抗罗马人时，他却不畏缩。

伽比尼乌斯表面上没有对埃及作战的全权，却受当国者的命令做这事，借口传闻埃及人帮助海盗和阿恺劳与建舰队，毫不迟疑地向埃及边界进发（699年即前55年），以前许多攻埃及的军队都覆没于加沙与佩卢西翁（Pelusion）间的沙漠行军，这次沙漠行军顺利完成——这特别是敏捷灵巧的骑兵统领马尔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的功劳。边城佩卢西翁的犹太驻防兵以堡垒投降，毫无抵抗。在这城前面，罗马人遇到埃及人，击败他们——这次安东尼又有卓著功勋——进到尼罗河；罗马军到尼罗河，这是首次。在这里，埃及的舰队和陆军列阵做最后决战，但罗马人又复得胜，阿恺劳及其党羽多人都战死。此战以后，首城立刻投降，于是一切抵抗告终。这不幸的国土被交给正统的暴主；在佩卢西翁时，如果没有侠义的安东尼干涉，托勒密已想用绞刑和斩首来庆祝正统政府的恢复，现在这些刑法自由进行，无人拦阻，最先是无辜的女儿被她父亲送到绞架。国王不能支付那与罗马当权者约定的报酬，因为此地民穷财尽，他们虽尽取贫民的钱财，也绝对不能榨出所需的巨款；但罗马人注意于至少保持此国的安静，留本国步兵以及凯尔特和日耳曼的骑兵戍守京城，以代替埃及的禁卫军，并且其他方面，罗马军也不是不能与他们媲美。这样，昔日罗马对埃及的霸主政治变为直接的军事占领；本地君主制名义上的继续，并不是此国的特权，而是一个双重的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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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庞培分给部下将士的赠金共计三亿八千四百万塞斯特（一万六千塔兰特）；因为将领所得为一亿塞斯特，每一士兵所得为六千塞斯特，凯旋时，军队大约仍有四万人。

(2)
如是，撒都该派排斥天使和幽灵等教义，不信死者复生。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传统的争执点，大都关于仪式法律和教历等次要问题。有一件特殊的事实，即得胜的法利赛派把他们在某一争执确占优势的日子或驱逐异端分子于最高会议以外的日子，一概加入全国纪念日或节庆之列。

(3)
庞培689—690年即前65—前64年的冬季时，仍在里海附近。至690年即前64年，他才攻下本都国仍在抵抗的最后堡垒，而后一面徐徐南行，一面整顿各处的事务。叙利亚的组织确始于690年即前64年，叙利亚的地方纪元以此年为元年以及西塞罗关于科马艮的话均可为此事之证。在690—691年即前64—前63年的冬季，庞培的大营似在大马士革。

(4)
固然，奥罗修和狄奥必都守李维之说，谓庞培到达佩特拉并且占领此城，甚至达到红海；但他率兵住耶路撒冷时，中途接到米特拉达特斯的死讯，旋即由叙利亚折回本都，这事见于普鲁塔克，并由弗洛鲁斯和约瑟夫（Josephus）加以证实。阿雷达王所以在战报中见于庞培所克诸王之列，只要以庞培使他退出耶路撒冷为解释就够了。

(5)
这种见解根据普鲁塔克的叙述，斯特拉波所述埃利迈省的位置又可为普鲁塔克的佐证。在庞培所克国土和君主的名录中，竟有米底亚及其王达琉（Dareios），这是一种点缀；由此又造出庞培对米底亚的战争甚至他的远征埃克巴塔那（Ekbatana）。这里还没有把这城与传说位在骆驼山上的埃克巴塔那混为一事；只是那种不堪的夸张——似源于庞培浮夸而故意闪烁其辞的战报——把他抄掠盖图利亚人一事变为进兵非洲西岸，把他那远征纳巴泰人而不果的事变为攻克佩特拉城，把他宣判亚美尼亚疆界一事变为定罗马帝国边界于尼西比斯之外。

(6)
据说安条克曾与庞培作战，观于他与卢库卢斯所订的条约以及他不受干扰的仍居王位，此说不甚相合。大概只因科马艮的安条克也见于庞培所克的众君主之列，所以造成此说。

(7)
西塞罗的非难piratas immunes babemus，socios vectigales
大概就指此事而言，特因为海盗殖民地可能受庞培的赐予，有免税权，各省属于罗马的民社则普通有纳税的义务。

第五章　庞培出外时期的党争

伽比尼乌斯法一旦通过，首都各党的地位顿改旧观。自平民党当选将军掌握兵权之日起，他的一党或算做他一党的，便在首都占了优势。固然贵族阶级仍紧相团结，由人民大会产生的执政官无一不是，如平民党所说，从襁褓中即已定为执政官的人；就是当权者也不能控制选举，也不能在选举上打破故家旧族的势力。但不幸，贵族才做到几乎把“新人物”完全排出执政官地位的时候，非常的军权又成为新起的明星，弄得执政官职黯然无色。对于此事，贵族虽不直接承认却心有所感；他们自以为必亡，无法挽救。只有昆图斯·卡图卢斯坚贞可敬，牢守他那绝不愉快的地位，做失势党的斗士，至死方休（694年即前60年），除他以外，在最高级贵族之中，我们举不出一个有勇有恒的维护本阶级利益的贵族。他们最有才略和声望的人物，例如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和卢奇乌斯·卢库卢斯，实际都已退位，只要能做得不失什么礼节，他们都退隐于别墅，以便在庭园和藏书室，在养鸟室和养鱼池中间，忘记罗马广场和元老院会堂。贵族中的后辈当然更是如此，他们不是完全沉溺于奢华和文学，便是趋炎附势。

少年人中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马尔库斯·波尔奇马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生于659年即前95年）。他有极佳的志向，罕见的热心，然而在那政治上丑态百出的时代，他仍不失为一个最离奇最可悲的现象。他为人正直有恒，居心和行事一律真挚，一心眷恋祖国及其世传的政体，但头脑迟钝，在嗜好和道德方面均乏热情，总之，他可以做个不坏的财务官。但不幸他早年误受口头禅的影响，他的主义一部分是斯多葛派的成语，这种成语已变为光秃秃的抽象观念，已割裂得无从索解，却流行于当时的上流社会；又一部分是他曾祖的榜样，他认为自己须专务仿效曾祖；于是他始以模范公民和道德宝鉴的神情游行万恶的首都，依老加图的例诟骂当世，行路徒步当车，借贷不取利息，当兵不要奖章，仿罗慕洛王的例不穿汗衫，以作恢复古代的初步。这真是他祖宗的奇怪讽刺画：他祖宗原是个斑白的农夫，为怨恨愤怒所激成为演说家；他祖宗既善于挥刀作战，又善于扶犁耕田；他祖宗以其褊狭可是独具的健全常识，说话普通切中肯棨；这位少不更事的腐儒却口吐学究的名言，处处有人见他手不释卷地坐着，这位哲人既不懂战术又不知任何别的技术，在抽象道德上想入非非。然而他在道德上达到重要的地位，因此在政治上也达到重要的地位。在一个卑鄙怯懦已极的时代，他的勇气和消极道德很能感动群众，他甚至造成学派竟有人——当然在以后——又模仿和戏拟这个哲人的活样范。他的政治势力，也基于这种原因。因为在保守党的名人中，只有他即使无才无智却至少有正气和胆量，只有他永远不顾有其必要与否，甘愿以己身为孤注，所以虽则他在年龄、爵位和心智上都还不够资格，他却不久就成为贵族党公认的首领。在一个刚毅人的坚持能决定成败之处，他诚然有时达到成功，并且关于详细节目问题，尤其关于理财性质的问题，他的干涉常属切当，因为每次元老院开会，他必出席；他做财务官时开了一个新纪元，他生存一日，便一日详细稽核公家的预算，他当然常因此与包税商发生争斗。除此以外，他简直丝毫没有政治家的本领。他甚至不能领会政治的目的，不能观察政治的关系；他的全副战术不过是反对每一违背，或者他以为违背贵族阶级世传的道德政治教条的人，这样，他所做的有时对本党有利，有时对敌党有利。他是贵族阶级的堂·吉诃德先生，由他的性格和行为可见，当时诚然有个贵族党，但此党的政策却不过是水中镜花而已。

对这种贵族党作战，不足为荣。然而平民党对已败的敌人当然不停攻击。像随营的贩夫猛冲陷落营垒一样，平民党的一伙人攻打已溃的贵族，这种鼓煽至少在政治的浮面上激起一番汹涌的波涛。群众更情愿参加此事，因为盖乌斯·恺撒为保持群众的欢心起见，举行奢侈壮丽的赛会（689年即前65年）——一切装备甚至野兽笼似乎都是重银的——又在一般情形之下也慷慨好施，他的施舍既专赖借债更显得丰盛优渥。攻击贵族的事种类极多。贵族政治的弊病供给了丰富资料；自由主义的或带自由主义色彩的官吏和讼师如盖乌斯·科尔涅利乌斯（Gaius Cornelius）、奥卢斯·伽比尼乌斯、马尔库斯·西塞罗等，都不断把贵族主政那最可恶可耻的方面，有条有理地揭露出来，并且提出加以制止的法律。元老院奉命在规定日期接见外国使者，这样一来延缓接见的常例便作废。向驻罗马的外国使者借款，被宣告为不可起诉，因为只有用这种办法始能严禁元老院习以为常的贪污（687年即前67年）。元老院使几种案件免受法律裁判的权利，现在遭到限制（687即前67年）；又有一种弊端，即每一在外省有私事料理的罗马贵族，常使人赋予派往该地的罗马使者资格，也遭到限制（691年即前63年）。对于购买选票和选举舞弊，人们加重治罪（687年即前67年、691年即前63年），尤其后者以极为可恼的方式愈来愈多，因为有些人被逐出元老院以后，企图再次当选回院。按罗马的习惯，副执政官在就职时宣布标准法，以后他办理司法便非遵照标准不可，这是一向认为不言而喻的，现在才明定为法律（687年即前67年）。

但平民党尤其致力的是完成平民党的复古，以适合当时的形式，实现格拉古时代的主要思想。人民大会选祭司一事为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所创行，后为苏拉所废止，到了691年即前63年又为保民官提图斯·拉比努斯（Titus Labienus）的法律所恢复。他们乐于指出，现状距完全恢复森普罗尼乌斯粮食法如何还差得多，同时却默然不谈时移世易，国家财政拮据，享全部特权的罗马公民为数大增，因而复古绝对不行。在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区域，他们热烈扶植一种与意大利人争政治平等的运动。686年即前68年盖乌斯·恺撒已为此事游历此区各地，到了689年即前65年，马尔库斯·克拉苏为监察官，准备把这里的居民直接登记在公民册上，只因他的同僚作梗，其事不果；继任的监察官似乎常有这种企图。昔日格拉古和弗拉库斯既为拉丁人的靠山，所以现在平民党的领袖也自充波河以外人民的保护主，盖乌斯·皮索（687年即前67年执政官）竟敢侵犯恺撒和克拉苏这些属下之一，不得不痛悔其非。另一方面，这些领袖似乎不欲拥护新自由人的政治平等；保民官盖乌斯·马尼利乌斯在一个来者寥寥的大会上通过复兴苏尔庇克乌斯关于新自由人选举权的法律（687年即前67年12月31日），即刻为平民党的首领所否认，经他们同意，元老院就在这法律通过的那天把它取消。依同一精神，人民法令于689年即前65年把一切既无罗马公民权又无拉丁公民权的外国人都逐出首都。显然，格拉古政策的内在矛盾——既许被排斥者力求加入特权阶级，又许特权阶级力守其特权——已传到他们的继承人恺撒及其同党，一方面使波河外的人有取得公民权的希望，另一方面却赞成新自由人仍无公民权，又赞成那种野蛮的办法，即不许希腊人和东方人以其勤勉和商业技巧与意大利人竞争于意大利。

深为注意的是平民党对待人民大会旧刑事裁判权的方式。苏拉并未真正取消这种裁判权，但惩治叛逆和凶杀的陪审法庭实际已代其位；旧程序在苏拉以前久已全不适用，任何有理性的人绝不会想到认真把它恢复。但因人民至尊这个观念似乎要求他们至少在原则上承认公民的刑事裁判权，所以在691年即前63年，保民官提图斯·拉比努斯把三十八年前杀死或据说杀死保民官卢奇乌斯·萨图宁的老人告到这个高等刑事法庭，如果年史所载是实，图卢斯（Tullus）就用这个法庭判那杀姊妹者霍拉提乌斯（Horatius）为无罪。被告是一个名叫盖乌斯·拉比里乌斯（Gaius Rabirius）的，这人即使未曾杀死萨图宁，至少曾在贵族的筵席上夸示他那砍下的头；并且这人在阿菩利亚地主中，素以掳掠人口和屡犯血案著名。至于这事的目的——即使不是原告的目的，至少是站在他背后那些聪明人的目的——绝不是使这个恶棍死于十字架，所以先是元老院根本变更弹劾的方式，而后反对党借某种托辞解散那召来为罪人宣判的人民大会，以致整个讼案作废，平民党也非不愿如此。可是经过这个程序，罗马自由的两种护符，一个是公民的上诉权，一个是保民官的不可侵犯又复固定为实际的权利，平民政治的法律基础又复取得承认。

在一切个人问题上，平民反动派，只要在他们能做和敢做之处，有更为热烈的表现。固然，为谨慎起见，他们不力行把苏拉没收的产业归还原主，以免与友党起争执，同时也免得与实利派陷于冲突，因为起于党见的政策罕能与实利派相抗衡；流亡人的召回与财产问题关系过于密切，也似乎同样不宜。反之，他们大大努力，归还被罪者的儿女被夺去的政权（691年即前63年），元老派的首领不断受到个人的攻击。如是，688年即前66年，盖乌斯·莫米乌斯（Gaius Memmius）对马尔库斯·卢库卢斯提出一个有党见的诉讼。如是，他们使他那声望较高的哥哥在首都门前等候很应得的凯旋礼，一候三年（688—691年即前66—前63年）。同样，昆图斯·列克斯和平定克里特的昆图斯·梅特路斯也遭到侮辱。更惊人的是691年即前63年，平民党的少年领袖盖乌斯·恺撒不但敢与贵族最有名的人——昆图斯·卡图卢斯和平定伊绍拉的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竞选大祭司长职，而且在公民大会上竟获胜利。据说苏拉曾侵吞公款，他的后嗣，尤其是他的儿子福斯图斯（Faustus）日日有被控追还公款之虞。他们甚至扬言要根据瓦列里乌斯法重提664年即前90年搁起的平民控案。我们可以想见，受最重的法律追究的，是那些参加执行苏拉法令的人。财务官马尔库斯·加图既以其不切实际的正直自开其端，认为他们所受的杀人奖赏是非法由国家窃去的产业，要求他们退还（689年即前65年），无怪次年（690年即前64年）盖乌斯·恺撒为惩凶的长官时，径认苏拉法令的一条——即杀一个被摈法外的人不足为罪——为无效，使人把苏拉最有名的刽子手卢奇乌斯·卡奇利那、卢奇乌斯·贝连努斯（Lucius Bellienus）、卢奇乌斯·卢斯奇乌斯（Lucius Luscius）传到他手下陪审员面前，判定他们一部分的罪。

最后，他们如今不忘当众再提平民党那些英雄烈士久被摈斥的名字，尊重他们的纪念。由于他们对杀他的人起诉，萨图宁如何恢复名誉，已见上文。但昔日人一提起盖乌斯·马略的名字，一切人都心惊肉跳，现在这名字的声音却与前不同；那从北方蛮族手里救出意大利来的恩人，恰好就是平民党现在领袖的姑父。686年即前68年，盖乌斯·恺撒不顾禁令，竟敢在马略寡妻丧葬之日，当众展览这位英雄的尊容于罗马广场，群众欢声雷动。但三年以后（689年即前65年），一天早晨，马略所使人建在卡皮托尔而苏拉所命人推倒的纪胜碑突然又在原处闪出黄金云石的光辉，于是非洲和辛布里两役的老兵眼泪汪汪，簇拥着他们爱戴的主帅的石像，这纪胜碑也是同一大胆人违法重建的，当着欢乐的群众，元老院不敢把它夺去。

但这些举动和争执虽则声势汹汹，从政治上看来，却占很次要的地位。寡头党败了，平民党已得到政权。各级的小人赶快来再给这倒下的敌人一顿脚踢，平民党也有他们的法律基础和主义崇拜，他们的空论家非到平民的全副权利件件恢复时不肯甘休，因此不免如正统派所常有的，有时惹人耻笑；这一切不但都在意料之中，而且无关重要。通盘看来，这运动并无目的；我们由此可见，发起运动的人因寻不出他们活动的目的而不知所措，因为这运动差不多全视大体已定或次要的事为转移。

这是不能不如此的。在对贵族的斗争中，平民党已是战胜者；但他们并非独自战胜，他们前途仍有一番熬炼试验——这不是与旧敌结算而是与太强大的盟友结算，在对贵族的斗争中，他们的胜利大体都是这位盟友所赐，现在他们又因为不敢拒绝他，把空前的军事和政治之权寄在他手。这位在东方和海上的将军仍从事于废立君主；他做这事要用多少时间，他何时可以宣布战事完结，除他自己以外，无人能知；因为有如一切其他的事，他回意大利的时候，就是说，决定胜负的日子，操在他自己的手里。同时，罗马的各党都在坐候。当然，贵人党在期待这可畏将军的到来时，心中较为平静；他们见到庞培就要与平民党破裂，一旦破裂，他们只能得利而不能受损。以之，平民党却一面等候，一面痛感忧惧，想乘庞培未归，他们仍有余暇的期间，埋设一个反地雷，以防将起的爆炸。

在这事上，他们又与克拉苏意见一致，要抵制他所妒恨的敌人，克拉苏别无办法，只有再与平民党联合，并且联合得比以前尤为密切。第一次联合中，恺撒和克拉苏都是较弱的，彼此已特别接近；罗马最富的人与欠债最多的人结成极密切的联络，现在共同利益和共同危险更加紧他们的团结。在大庭广众中，平民党称在外将军为其党的领袖和光荣，似乎把一切箭都向贵族射去，可是暗中却做反庞培的准备。在历史上，平民党这些避免临头军事独裁的尝试，比那大部只用做掩蔽的反贵族的叫嚣煽动，重要远甚。固然，这些事进行在黑暗之中，我们的文献又只许几条散光射到暗处；因为不但当时有其隐瞒此事的理由，下一时代亦复如此。但一般看来，这些努力的过程和目的却十分明白。要有效地摧毁这个军事力量，非用另一军事力量不可。平民党的计划是按马略和秦纳的前例，先取政权为己有，而后委他们的一个领袖平定埃及，或做西班牙省长，或做某一与此相类的常任官或特任官，这样便可以拿他和他的军队与庞培及其部下相抗衡。要做此事，他们需要一次革命，一次首先对徒有其名的政府而实际却是对当选君主庞培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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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造成这个革命，自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通过起至庞培归国止（688—692年即前66—前62年），罗马无日没有阴谋。首都在忧疑悬望之中，资本家的沮丧心情，付款的停止，屡见不鲜的破产，这都预示酝酿中的革命将至，同时这个革命仿佛也要在政党中造成一个全新的局势。平民党的策略越过元老院而以庞培为目标，暗示这位将军可与元老院相接近。再者，平民党既想以其所喜人物的独裁抵制庞培的独裁，严格说来，他们也承认了军事政治，实则他们是用别西卜（Beelzebub）驱逐魔鬼；在他们手里，主义问题成为人的问题。

所以按平民党领袖所拟的计划，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先由平民党的同谋在罗马激起暴动，以推翻现存的政府。首都最下等和最上等社会的道德状况使这事有可叹太多的资料。首都的自由无产阶级和奴隶无产阶级性质如何，我们不必重述。一句饶有意义的话“只有穷人能代表穷人”已可得而闻，于是一种观念兴起，以为穷苦大众可以仿效寡头党，自成一个独立的势力，不但不许人加以凌虐，而且他们也可以自做暴主。首都的时髦生活，不但使人倾家荡产，而且败坏人的体力和心力。那盛行香发卷以及时髦髭须和花袖口的高雅社会，其中虽有舞蹈弹琴和早晚饮酒的欢乐，可是道德和经济的破产，好歹遮掩着的绝望，疯狂或毒恶的决心也就藏在这里，成一个骇人的深渊。以上各界的人士公然切盼再来一个秦纳时代及其裭夺人权，没收财产和消灭欠账；有很多人，包括不少的门第不低和才略出众的人物在内，都等待信号一发，便要像一伙强盗似的攻击文明社会，抢回他们挥霍掉的财产。人只要能聚在一处，便不乏领袖；这里不久也找到堪做盗魁的人。

前副执政官喀提林和财务官格涅乌斯·皮索所以在侪辈中特著声望，不独因其系出贵族和身为高官。他们已全无退后的余地，他们的荒淫和他们的才干一概博得同党的敬仰。尤其喀提林是这万恶时代的恶人。他的恶行属于罪犯录不属于历史；但他的外貌——苍白的面色、凶狠的眼光、忽缓忽急的步履——露出他已往的罪孽。他饶有这种匪首所需的性质——享一切乐和吃一切苦的本领、勇敢、军事才能、知人、罪犯的魄力，以及能使弱者堕落，教堕落者犯法的可骇教授法。

有金钱和政治势力的人要把这种分子组成一个推翻现政府的乱党，自不能是件难事。任何可望有褫夺人权和取消欠账的计划，喀提林、皮索及其党羽无不欣然赞成；再者，喀提林特别仇视贵族阶级，因为贵族阶级曾反对这声名狼藉的危险人物候选执政官。昔日他既曾做苏拉的刽子手，率领一队凯尔特人搜捕被摈法外的人，把他自己的老岳父和另外许多人亲手杀死，现在他也欣然同意替反苏拉党做同类的事。一个秘密会党组成了。入会的人据说为数在四百以上；意大利各部和各城邦均有分会；除此以外，当然的一个暴动既以切合时宜的政纲——“消灭债务”为标榜，一旦发作，各级浪荡青年必有许多人不待召请，成群归附。

据说在688年即前66年12月，会党领袖以为得到起事的良机。当选689年即前65年两执政官的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Publius Cornelius Sulla）和普布利乌斯·奥特洛尼乌斯·帕伊图斯（Publius Autronius Paetus）晚近均经法庭证实有贿选之罪，所以依照法规均丧失其居最高位的希望。于是两人都加入会党。谋乱者决定以武力替两人取执政官职，这样一来，他们便可自取国家的最高权。在新执政官应当就职的那天——689年即前65年1月1日——他们要用武装徒众攻打元老院会堂，杀死新执政官和其他指定的人，先取消那排斥苏拉和帕伊图斯的法院判词，而后宣布两人为执政官。然后克拉苏任独裁，恺撒任骑兵统帅，无疑地，他们必想乘着庞培远离首都而有事于高加索时，建立一支可观的武力。将领和士兵都已雇来，受了指示；在指定的那天，恺撒一得到克拉苏的暗示，便须对喀提林发信号，喀提林就在元老院会堂附近等候这约好的信号。但他枉自等候；克拉苏没有到这有决定作用的元老院会议，因而所筹划的暴动这次归于失败。后来他们又商妥一个相似而更大的杀人计划，要在2月5日实行。但这计划又成泡影，因为喀提林发令太早，预约的匪党还未到齐。于是秘密泄露了。政府固然不敢公开进攻乱党，但他们给那要受直接危害的执政官一队卫兵，并且用政府雇来的队伍抵挡阴谋派的队伍。为遣去皮索起见，他们建议派他做近西班牙带副执政官职权的财务官；克拉苏赞成，他的希望是为叛党取得这重要省份的物力。更进一步的建议却为保民官所阻。

以上是载籍的言语，载籍所述的显然是流行于政府党中的说法，其详情的可信与否既无法查考，便须永成悬案。至关于主要情节——恺撒和克拉苏的参加——，政敌的陈述诚然不能当作充分证据。但他们在这时期的显著举动却明明与这报告所归于他们的秘密行动恰好相合。克拉苏是本年的监察官，欲以监察官名义把波河外的人登记在公民录，这简直已是个革命举动。更可注意的是，克拉苏这次也想把埃及和塞浦路斯登记在罗马领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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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同时（689年即前65年或690年即前64年），恺撒也使几位保民官向公民大会提议派他到埃及去，以便拥那被亚历山大人逐出的托勒密王复位。这些阴谋诡计殆与他们敌人所提出的罪状相吻合。确实情形如何，这里无法考察；但很可能的是，克拉苏和恺撒定计要在庞培出外时自取军事独裁一职；埃及被选为平民党军事力量的基地；总之，689年即前65年的暴动计划就为的是实现这种目的；如是，喀提林和皮索是克拉苏和恺撒手中的工具。

一时之间，阴谋归于停顿。选举690年即前64年执政官时，克拉苏和恺撒都没有再谋取执政官职位；其一部分的原因或许在平民党领袖的昆仲卢奇乌斯·恺撒（Lucius Caesar）——一个常受亲属利用为工具的软弱人——这次为执政官候选人。但由亚洲来的消息催他们赶快行事。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的事务已完全整理就绪。平民党的战略家指出米特拉达特斯战争要做到捉住国王才算完结，所以必要的是绕黑海去穷追，但最重要的是莫入叙利亚；但无论他们说得如何清楚，庞培却不理这类的话，到690年即前64年春季，他由亚美尼亚出发，进兵叙利亚。如果埃及真被选作平民党的大本营，现在时不可失，否则庞培不难比恺撒先到埃及。松懈怯懦的禁令未能解散688年即前66年的阴谋派，将到691年即前63年执政官的选举时，他们又复活动起来。人物或许大致仍旧，计划也变更甚少。运动的领袖又隐身幕后。这次他们推喀提林和盖乌斯·安东尼候选执政官，安东尼是演说家安东尼的少子，那败在克里特岛而获恶名的将军安东尼的昆仲。他们信任喀提林；安东尼原与喀提林同为苏拉党，几年前也同因此事被平民党传讯和被逐出元老院，并且他是个懒惰而无足轻重的人，绝不适于做领袖，完全破产的他却贪执政官职和属于此职的利益，情愿献身做平民党的工具。阴谋派的领袖想借着这两个执政官来夺政权，逮捕留在首都的庞培子女为质，在意大利和各省整军经武以抗庞培。一听得首都起事，省长格涅乌斯·皮索便须在近西班牙举起叛旗，阴谋派不能由海路与他联络，因为庞培控制海上。要做这事，他们所依赖的是平民党旧属下波河外的人——当时这种人中间有激烈骚动，他们当然即刻就要得到公民权——，此外还有凯尔特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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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联合的线索一直达到毛里塔尼亚。阴谋派有一个努凯里亚的罗马批发商人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Publius Sittius），他因财务纠纷被迫离开意大利，在毛里塔尼亚和西班牙纠集了一群武装亡命徒，以佣兵首领身份率领他们，往来于旧日与他有商业关系的西非洲。

平民党夺其全力来做选举战。克拉苏和恺撒赌他们的金钱——自己的或借来的——和联络来替喀提林和安东尼求执政官职；喀提林的同伴也尽心竭力拥他当政，他允许给予敌党的官职僧位、宫室田产，尤其免去他们的债务，他们也晓得他必不守然诺。贵族十分为难，主要原因是他们连作为抵制的候选人也提不出。这种候选人有砍头的危险是显然的；公民喜居危险地位的时代已成过去——现在就是野心家遇到可畏的事也不敢做声。所以贵族仅止于做个微弱的尝试，以宣布禁贿选的新法来制止竞选的阴谋；但这种法律被一位保民官否决作废；他们又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一个虽不为他们所喜却至少于他们无害的候选人。这人便是马尔库斯·西塞罗——一个有名的骑墙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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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惯技是有时向平民党，有时向庞培，又有时由稍远处向贵族党眉目传情，并且一切有势力的被控人，不问其为谁或属于何党——甚至喀提林也算在他的委托人之列——他都惯于替他们做辩护；他本不属于任何党派，或可谓——差不多相同——属于实利派，此派在法庭里占优势，喜欢这位善辩的律师和谦恭而善诙谐的伴侣。在首都和外县城市，他都有联络，足与平民党所提的候选人争胜；因为贵族虽不愿选他而竟选他，庞培派也选他，他以大多数的票当选。平民党的两候选人所得票数几乎相等，但安东尼的家族声誉高于另一候选人，所以他多得几票。这偶然之事使喀提林不能当选，使罗马免于又一个秦纳的祸害。不久以前，皮索已在西班牙为其本地护兵所杀，据说是他那政敌和私仇庞培唆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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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执政官安东尼一人，阴谋派不能有为；两执政官还未就职，西塞罗即已断绝其与阴谋派所结的疏远关系，同时他放弃用抽签决定执政省份的法定权利，把马其顿省长的肥缺让给这债台高筑的同僚。所以这计划的主要预备条件也告失败。

同时，东方局势的发展，使平民党感到日甚一日的威胁。叙利亚的整顿进行迅速，埃及已有人请庞培率兵前来，替罗马占领该地；平民党必恐怕再听得庞培自据尼罗河流域的消息。大概正因为这种恐惧，所以恺撒想即刻使人民派他到埃及去以助国王抗叛臣；这事不成，似由于贵贱人等都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庞培的事。庞培的回国和因而可能发生的变故愈来愈近，弓弦虽已屡次折断，却有再行拉弓的必要。罗马城在阴沉骚动之中，政治运动领袖的常常集会表示又有某事正在酝酿。

酝酿的是什么，到新保民官就职时（690年即前64年12月10日）便明白了；一位保民官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鲁卢斯（Publius Servilius Rullus）立刻提出一种土地法，意在替平民党领袖取得一个类似庞培由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案得来的地位。表面上的目的是在意大利设立殖民地。然而供这种用途的土地却不由夺取私产而来；反之，一切现存的私人权利都得有保证，甚至最近非法占用的土地也都变为完全的产业。只有坎帕尼亚的出租公地要分割出来，供殖民之用；在其余各处，政府须按寻常收购的方式取得要分配的土地。为筹措此事所需的款项起见，其他在意大利，尤其在意大利境外的公地应陆续拿来变卖；所谓意大利境外的公地包括马其顿、科松色雷斯、比提尼亚、本都、昔兰尼加的旧王家食邑，也包括按战争法得有完全产权的西班牙、非洲、西西里、希腊和西利西亚各城市的领土。国家自666年即前88年以来所得的动产和不动产，是凡以前未曾处置的，也要一律变卖；这条所指的以埃及和昔兰尼加为主。为达到同一目的，除享有拉丁权的城市和其他自由市外，一切藩属民社都要负担很高额的捐税和什一税。最后，供这项购置之用的又有自692年即前62年算起各省新税的收入，和一切尚未依法运用的战利品的收益；这种规程适用于庞培在东方新开的税源以及庞培和苏拉后嗣手中可有的公款。为执行这种法令，应选出自有其裁判权和兵权的十人院，十人应在职五年，并且应有骑士阶级的助理官二百名在其左右；但选举十人时，只有亲自报到的候选人可以当选，并且与选举祭司同，先由三十五部中抽签决定十七部，只有这十七部可以从事选举。人们不必大有聪明，便可灼见他们在这十人院制度上想要仿庞培政权的榜样另造一个政权，不过这政权的军事色彩较淡而民主色彩较浓罢了。他们特需要裁判权以便解决埃及问题，特需要兵权以便整军抗庞培；禁选缺席者一条把庞培排斥出去；减少有权投票的部数，操纵各部的投票，目的都在使平民党便于以其意见控制选举。

但这种企图全未达到目的。群众觉得使人把他们的粮食在罗马廊阴下由公仓里量给他们，比自己辛苦耕植要舒适些，已用完全冷淡的态度听取这个建议的本身。不久，他们也觉得，庞培绝不容这在各方面都对他有害的议案，又觉得一个政党在痛感恐慌时竟低首下心，做这样太过的提案，境况必不见佳，在此等情形之下，政府不难打消这种提案。新执政官西塞罗利用机会，在这里卖弄他那顺水推舟的本领；一位保民官准备否决，还未施行否决，发起人已把建议撤回（691年即前63年1月1日）。平民党所得的只是一个不快意的教训，即人民大众或因爱慕，或因畏惧，仍附庞培，任何提议若被公众看出是反对庞培的，必至失败。

厌倦了这一切无效的鼓动和毫无结果的营谋，喀提林决计把这事做到一个定局，弄出一个最后的结束。在夏间，他筹划着发动内战。破落户和谋反的人麇集于埃特鲁里亚，这里有一座很坚固的城费苏里，是十五年前雷必达起事的中心，这次又被选作叛党的大本营。汇款寄到此处，由首都那些与阴谋有干系的贵妇人供给款项；武器和兵士也聚集在这里，苏拉部下一个老将叫做盖乌斯·曼利乌斯（Gaius Manlius）的，其骁勇和肆无忌惮无异佣兵，也在这里暂做元帅。在意大利别的地点，也有相同但规模较小的军事准备。波河外的人非常兴奋，似乎只等信号一发便要动手。在布鲁提区，在意大利东岸，在卡普亚，在任何有大群奴隶聚集的地方，第二次奴隶叛乱，与斯巴达克那次相仿的，似乎就要起来。甚至在首都，也有所酝酿；人们看见被传讯的债务人以傲慢态度来在市政官面前，不能不忆起阿塞琉被杀以前的景象。资本家焦急得不可名状；似乎有厉行禁止金银出口和警备主要港埠的必要。喀提林又报名应选692年即前62年的执政官，阴谋派的计划是在选举时径行杀害主持选举的执政官和讨厌的竞选人，以任何牺牲使喀提林当选，遇必要时，甚至调费苏里和其他集合地点的队伍来攻首都，用武力打破抵抗，也在所不惜。

西塞罗借着他的男女侦探之力，总是很快地备悉阴谋派的行动，在择定的选举日（10月20日），元老院开大会时，当着阴谋派主要领袖的面，他痛斥阴谋派。喀提林不屑于加以否认；他傲然答道，如果执政官人选落在他身上，这没有头领的大党当然不再缺一个领袖，来抵敌那在恶劣头领指导之下的小党。但因他们未亲见阴谋的具体证据，胆小的元老院没有别的可施，只有照例预先许可官吏因事制宜，采取非常措置（10月21日）。如是，选举战来到近处——这次与其说是选举，不如说是战争；因为西塞罗也自用少年人，尤其商人阶级的少年编成一个武装卫队；元老院把选期延到10月28日，那天保护和控制大校场的就是他的武装队。阴谋派既不能杀死主持选举的执政官，也不能依他们的意思决定人选。

但同时内战起来了。10月27日，盖乌斯·曼利乌斯在费苏里竖起召集叛军的鹰徽——这是辛布里亚战争中马略的鹰徽之一——，他已号召山中盗匪和乡民来归附他。他的宣言，按平民党的旧习惯，要求解除那压杀人的债务负担，减轻债务诉讼的手续，当然，如果债额真多于财产，这种手续仍在法律上使欠债人失去自由。首都的流氓似乎自命为昔日平民农夫的合法继承人，自以为在辛布里战争的光荣鹰徽之下作战，仿佛他们不但想污辱罗马的现在，而且想污辱罗马的以往。然而这个暴动始终是孤单的；在其他集合地，反谋不外搜集武器和举行秘密会议，因为处处缺乏果断的领袖。这是政府的幸运；因为虽则将临的内战久已公开宣布，但政府犹豫不决，陈腐的行政机构运转不灵，所以不能做任何军事准备。到了现在，政府始征集民兵，命高级军官往意大利各处，以便每人扑灭他防区内的叛乱；同时决斗戏班的奴隶被逐出首都，巡逻队奉命巡哨。

喀提林处在困难地位。按他的计划，首都和埃特鲁西亚应在选举执政官之日同时起事；首都的运动归于失败，埃特鲁里亚的运动却发作了，这不但危及他个人，也危及他那事业的全部成功。现在他的同党既已在费苏里起兵叛政府，他不能再留居首都；可是一切都系于现在使首都阴谋派至少赶快动手，而且这事须发生在他离罗马以前——因为他深知他那些帮手的为人，不敢在这事上信赖他们。阴谋派较有位望的，有683年即前71年执政官普布利乌斯·伦图卢斯·苏拉，他以后被逐出元老院，现在为回元老院起见，重做副执政官，还有两个前任副执政官，一个是普布利乌斯·奥特洛尼乌斯（Publius Autronius），一个是卢奇乌斯·卡西乌斯（Lucius Cassius），三人都是无能之辈；伦图卢斯是个平庸的贵族，好说大话，自命不凡，可是心思迟缓，做事犹豫，奥特洛尼乌斯除喊声洪亮外，毫无长处，至于卡西乌斯一个这么肥胖这么愚蠢的人如何落在阴谋派里，简直无人能知其故。但同党中较有才干的，如少年元老盖乌斯·西提古斯（Gaius Cethegus）以及两个骑士卢奇乌斯·斯塔提利乌斯（Lucius Statilius）和普布利乌斯·伽比尼乌斯·卡皮托（Publius Gabinius Capito），喀提林又不敢使他们做这运动的领袖；因为就是在阴谋派中间，习惯上的官阶制度也占势力，就是乱党也以为除非有一个前执政官或至少一个前副执政官做领袖，他们不能得胜。所以叛军虽急盼元帅到来，元帅在叛变发作后仍不离政府所在地虽是个危险的事，喀提林却决定在罗马再住几时。既惯于以其骄横态度慑服怯懦的敌人，他公然去到罗马广场和元老院会堂，这里有人威吓他，他答道：人们要慎防把他逼到极端，如果有人放火烧他的住宅，他便不得不用断垣残壁来熄火。实际说来，无论私人或官吏都不敢捉拿这个危险人物；有一位少年贵族在法院控告他犯伤害罪，这是相当不重要的，因为在诉讼程序完结以前，此案早已要到别处去解决了。但喀提林的计划归于失败，主要原因是政府的侦探混入阴谋派的内部，一直把阴谋的一切详情确确实实地报告政府。例如，阴谋派希望用突击方法袭取重要的堡垒普拉内斯特，他们来到城前时（11月1日），见戍兵已有戒备，并且兵力已增；同样，一切事都告失败。喀提林虽鲁莽，现在也觉得应当在最近期间择日离去；但先经他用力劝勉，在11月6日和7日阴谋派的末次会议，他们决定在首领起身以前刺杀那指导反阴谋的主要人物，即执政官西塞罗，并且为预防奸细计，立刻实行决议案。因此，在11月7日清晨，他们选派的凶徒敲打执政官的宅门，但他们见卫队增多，自己被逐——这次也是政府的细作胜过阴谋派。

次日，西塞罗召集元老院开会。到了现在，喀提林还敢出席，并且执政官当他的面揭穿最近几日的事，气愤愤地攻击他时，他还想辩护；但人们不再听他的，他坐处附近的长凳上空无一人。他离开会议，依约往赴埃特鲁里亚；无疑地，即使没有此事，他也要这样做。在这里，他自称执政官，预备一得到首都阴谋派起事的消息便发兵进攻首都。政府宣布褫夺两个罪魁喀提林和曼利乌斯的法律保护，其党羽有到某日仍不解甲的也同样办理，并且征发新民兵；但这个以讨喀提林为务的军队，却以执政官盖乌斯·安东尼为统帅，这人与阴谋派的瓜葛。世所共知，由他的品格看来，他率兵是讨伐喀提林，还是投他入伙，完全要看机会如何。他们的直接目的似乎是要把这个安东尼变成第二个雷必达。对那些留在首都的阴谋派，人们也不加干涉，可是人人能把他们指出，并且他们绝未放弃在首都起事的计划；反之，喀提林离开罗马以前，他已把这计划决定了。一位保民官应召集人民大会以为信号；西提古斯应在次夜铲除执政官西塞罗；伽比尼乌斯和斯塔提利乌斯应在城中十二处同时放火；这时喀提林应率兵前进，首都党人应尽速与他进行联络。喀提林去后，伦图卢斯为阴谋派首领，如果西提古斯的迫切陈辞发生效力，如果伦图卢斯决定赶快动手，那么，阴谋到了此时仍可成功。不过阴谋派正与他们的敌人一样无能和胆小，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达到决定的结果。

最后，反阴谋却造成决定的结果。伦图卢斯做事迂阔，忽略切近而必要的事，却喜欢规划远大的策略以为掩饰；现在有凯尔特的阿洛布罗根部代表在罗马城，他与他们发生联络；这些人代表一个完全解体的民社，他们自己也是债台高筑，伦图卢斯想把他们牵入阴谋；他们离城时，他把寄给他亲信的通信和函件交他们带去。阿洛布罗根人离开罗马，但到12月23日的夜间，在城门附近被罗马当局捉住，他们所带的文件被取去。显然，阿洛布罗根的代表已屈身为罗马政府的细作，其所以进行商谈，不过是想把所要的不利于乱党首领的证件弄到政府手中罢了。次日早晨，西塞罗极守秘密，下令逮捕最凶险的阴谋首领；关于伦图卢斯、西提古斯、伽比尼乌斯和斯塔提利乌斯，这命令见于实行，其余几人却在逃未获。被捕者和脱逃者的罪状十分明显。抄没的信件上有被捕者不能不承认的印章和笔迹，逮捕以后，信件即刻呈交元老院，被捕者和证人都受到审讯；此外确凿的证据，如阴谋派藏在家中的武器，他们所说的恐吓话等，不久也都水落石出；阴谋的事实充分而有法效地成立了；经西塞罗的提议，他们把极重要的文件立刻作为传单，公布出来。

乱党的阴谋，无人不恨。寡头党自乐于利用这次揭发来报复一般平民党尤其恺撒，但寡头党已完全土崩瓦解，不能实行这事，不能用昔日谋害格拉古昆仲和萨图宁的手段，再来谋害恺撒；在这方面，结果只是力不从心。首都的民众特别愤恨阴谋派的放火计划。商人和整个实利派当然认为欠债人对债主的斗争是有关他们生存的战事；他们的少年热烈愤激，手执刀剑，麇集于元老院会堂四周，对喀提林的党羽拔刀相向。一时之间，阴谋确被制住；虽则终极的主使人仍逍遥法外，阴谋派的执行人员却是或已被捕，或已逃亡；除非有首都的暴动做支援，集合在费苏里的一伙绝不能大有成就。

在稍有秩序的国家，这样一来，此事在政治上就可告一结束，军队和法庭就可担当其余的事。但在罗马，已闹到政府不能安然拘禁两个贵族的地步。伦图卢斯和其他被捕者的奴隶和新自由人正在蠢动；他们被囚在私宅中，据说有人定计要用暴力把他们救出来。由于近年来的变乱迭起，匪徒头目收取若干费用来包办暴动和迫害的，在罗马实不乏人。总之，喀提林已得闻此事，并且就在近处，足能用他手下的匪徒举行袭击。这些谣言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我们不能断言；但忧惧却非无故，因为依照宪法，首都的政府既无军队甚至也无足资震慑的警察可供调遣，实不免受每伙匪徒的危害。有人表示意见，以为即刻把囚犯处死，便可断绝一切解放囚犯的企图。按宪法说这事做不得。依据古来神圣的申诉权，能宣告罗马公民死刑的只有全体公民，并无别的机关，自公民法庭作废以来，便不再宣告死刑。西塞罗必情愿拒绝这危险的建议；虽则在律师看来，法律问题本身无足轻重，他却晓得做律师的享“豁达”之名是如何甚属有益的事；他不愿因这次杀人流血而与平民党永久分离。但他左右的人，尤其他那贵族出身的妻室力劝他奋勇去做，以竟其保国的全功；这位执政官与一切懦夫同，既渴想避免胆怯的形迹，却又战战兢兢地怕负这可骇的责任，非常为难，便召集元老院开会，把四个囚犯的生死交给这个团体去决定。当然，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元老院在宪法上既是比执政官更没有判断这事的权，一切责任依法仍归在执政官身上；但何时有不自相矛盾的懦夫呢？恺撒竭力营救囚犯，他的演说满是暗含着平民党必不免报仇的恐吓语，造成极深的印象。虽则一切前执政官和元老院的大多数都已赞成执行死刑，但到了现在，他们以西塞罗为首，又似乎大都愿守法律。但加图以讼棍的伎俩弄得主张宽和的人有参加阴谋的嫌疑，并且援引那准备以街市暴动救出囚犯的话，他竟能使没有主见的人再陷入恐慌，使大多数人赞成把罪人立刻正法。

执行这个法令的责任当然在发起这个法令的执政官身上。12月5日深晚，囚犯被提出来，离开他们一向的住处，经过人民密集仍很拥挤的市场，被解到常监死囚的牢中。这是卡皮托尔山麓一个十二尺深的地洞，昔日曾充井室之用。执政官亲自带领伦图卢斯，副执政官带领其余的人，都有众多卫兵跟随着，但人所预料的搭救却未见于实行。囚犯究竟被解往牢稳的拘留所，还是被带到行刑场，无人知道。到了牢门，他们便被交给执行死刑的三个人，然后在炬光之下被绞死。执政官在门前等到行刑完毕，然后在罗马广场上，以他那人所熟知的洪亮声音，向静候的群众宣布说：“他们死了。”群众潮水似的涌过街衢，向执政官欢呼致敬，一直闹到夜深，他们以为房屋财产的安全都是他的恩赐。元老院下令举行公众感恩节，贵族阶级的魁首马尔库斯·加图和昆图斯·卡图卢斯给那拟定死谳的人加上“国父”的尊号——这是现在初见的尊号。

但这是个可骇的功绩，又因为全体人民都目之为可嘉的大功，更为可骇。这几个政治犯在法律上诚然有罪，但不至于死罪，只因人不相信牢狱的稳固，并且没有够用的警察，罗马政府的多数派竟冷酷无情地通过把他们赶快处死的议案，舆论也就赞许这议案。一个国家宣告自己破产，或从未有像罗马这样可怜的，这最野蛮的暴行竟须由罗马最无操守无胆量的政客来实现，这“第一位平民党的执政官”竟被选来摧残罗马共和政体长久以来自由的护符——申诉权——这是历史的悲剧中不常缺少的一点诙谐。

如是，阴谋在首都未曾发作，便被消灭，消灭以后，还有埃特鲁里亚的叛乱尚待荡平。喀提林来到时，军队只有二千人，以后众多新兵成群入伍，军队几乎增加五倍，已能编成尚可满额的两个兵团，但是两兵团中只有四分之一武器齐备。喀提林已率其部队入山据守，避不与安东尼的队伍一战，意在完成部下党徒的组织，等候叛党在罗马的起事。但叛党失败的消息传来，叛军因而解散，于是不甚受累的人大都归家。剩下一班果敢的或不如说绝望的残部想打出一条路来，经亚平宁山而入高卢；但这小队人马来到皮斯托里亚（Pistoria，即皮斯托亚［Pistoja］）附近的亚平宁山麓时，见两支军队把他们夹在中间。前面是由拉文纳和阿里米努姆来的昆图斯·梅特路斯的军团，占据亚平宁山的北坡；后面是安东尼的军队，此人终于依从部下将领的力劝，同意于冬季行军。喀提林两面受敌，他的粮饷渐形匮乏；无法可想，只有猛扑距他最近的敌人，就是安东尼。在山岩环绕的一个隘谷里，叛军与安东尼的军队起了战斗；安东尼——为的是至少不必亲手杀戮他从前的同党——已借口某事把这天的战事托付一个老于行伍的勇将马尔库斯·佩特莱乌斯（Marcus Petreius）。由于这战场的性质，政府军的兵多势大不关重要。喀提林和佩特莱乌斯都把他们最可靠的部队置在最前列；没有人施恩饶命，也没有人受饶命之恩。战斗长久不息，双方各有许多勇士阵亡；在战斗开始之前，喀提林已遣去他的和他一切将领的马匹，由这天的战事看，可见他天生来不是做寻常事业的人，又可见他既有指挥作战的将才，又有冲锋陷阵的勇气。后来佩特莱乌斯终于用他的卫队冲破敌人的中军，先把他们击败，而后由内里攻打两翼。这就把胜负决定了。喀提林军的死尸——共计三千——仿佛排成行列，陈在他们作战之地；军官和将军在一切无望时奋身向敌人冲去，于是求死而得死（692年即前62年初）。由于这次的胜利，元老院加安东尼以常胜将军的尊号，举行新感恩节，政府和人民的渐习于内战，由此可见。

如是，无论在首都和意大利，乱党的阴谋都被人用残暴手段平定了；使人不忌此事的，只有刑事手续在埃特鲁西亚各乡镇和首都剪除失败党的羽翼，和意大利的股匪大增——例如有一股来自斯巴达克和喀提林的残兵，于694年即前60年在图里区域为军队所歼灭。但我们务须切记，遭这灾难的绝不仅是谋在首都放火和在皮斯托里亚作战的真正乱党，而且整个平民党也受其害。有一件事在法律上不能视为确凿，在历史上却可视为证明的实情，即平民党，尤其克拉苏和恺撒曾参加这次阴谋，一如其参加688年即前66年的阴谋。固然，卡图卢斯和元老派的其他首领指斥平民党魁与乱党共同谋反，寡头党想借法律行残杀时，平民党魁又以元老资格发言和投票来反对，以上种种只能在党派的诡辩上算作他与喀提林同谋的确证。但一串别的事实却较重要。按明言而无可否认的证据，克拉苏和恺撒特别扶助喀提林来候选执政官。690年即前64年，恺撒在惩凶所传讯苏拉的刽子手时，他让其余的人被判罪，却使最有罪最有害的喀提林受释放。12月3日揭发阴谋时，西塞罗诚然未把两位大力者的名字归在他有所闻的谋反者之列；不过首告人供出的，不但有以后受到检察的人，而且还有执政官西塞罗以为应从名单上除名的“许多无辜的人”，却是众所共知的事；到以后他没有讳言实情的理由时，他才明说恺撒是个同谋。又有一事含着间接但甚为易解的控告，即12月3日被捕的四人中，两个最无害的人斯塔提利乌斯和伽比尼乌斯被交给元老恺撒和克拉苏来看管；这明明是使他们受牵累，如果他们让罪人脱逃，舆论如何就要视他们为从犯，如果他们真把罪人拘留，他们的同谋便要视他们为叛徒。

下面在元老院发生的情景足以表明当时的局势。伦图卢斯及其同党一被逮捕，首都乱党派往喀提林处的一个使者立刻被政府侦探捉住，人们保证他不受责罚，使他在元老院全会中详细供招。但他一说到口供的吃紧处，特别举出克拉苏派遣他，元老们就打断他的话头，并且由西塞罗提议，决定不再追究，便把全部供词一笔勾销，并且不顾对这人的免罪担保，决定把他拘禁起来，直到他非但不认前供，而且招出主使他做这种伪证的人而后已。在这里昭然若揭，不但这人很洞明时势，人请他攻击克拉苏，他回答说不愿触犯众中之雄，而且西塞罗所领导的大多数元老也一致不许把揭发做到某种限度以外。公众却不这样精细；少年拿起兵器以防杀人放火的，他们所痛恨的人无过于恺撒；12月5日他离开元老院时，他们拿刀指他胸膛，在当时他已险些把命丧在十七年后被刺死的地方；以后他很久不再入元老院会堂。任何人只要不抱偏见地考察阴谋的经过，必不禁怀疑，以为当此期间，喀提林必始终有势力更大的人为他后盾；这等人倚仗法律上缺乏齐全的证据，又倚仗大多数元老只是略知内幕，抱着冷淡畏怯的态度，渴欲抓住任何借口以免有所行动，所以他们能阻挠当局对阴谋派的认真干涉，能设法使乱党首领自由离去，甚至能操纵对乱党的宣战和派兵，以致派兵几等于派去援兵。如是，由事件过程的本身看，我们已可证明喀提林反谋的线索上达很高，绝不止于伦图卢斯和喀提林；同时又有值得注意的，很久以后，恺撒做到全国领袖时，他与喀提林党仅存的一个人有极密切的联络，这就是毛里塔尼亚义勇队的首领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他修改债务法，又完全依照曼利乌斯宣言所要求的精神。

以上一切都是昭彰的证据；但即使不然，自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创立以来，军事权威与平民党并立，较以前更是咄咄逼人，平民党对之无可奈何，那么，按这种事常有的情形，平民党要由暗地图谋和联合乱党中求最后的解救，已差不多是必然之势。当时的情形很像秦纳时代的情形。庞培在东方所居的地位既然与那时苏拉的相差不远，所以克拉苏和恺撒想在意大利树立一个类似昔日秦纳和马略所有的势力来反抗他，以便如有可能，比他们更善用这种势力。达到这种结果的途径又要经过恐怖政策和混乱局势，喀提林诚然是开辟这条途径的适当人物。当然，平民党较有声望的领袖尽量藏身幕后，把肮脏工作留给肮脏的同党去做，希望以后能收得其政治上的成果。更是当然的，所事失败以后，地位较高的同谋竭力隐讳他们的与闻其事。到了后来，这位从前的阴谋家自己成为政治阴谋的对象时，这伟人一生的暗淡年头也正因此故更被严密地遮掩起来，甚至有人本着这种思想，替他写作特别的辩解。
(6)

五年以来，庞培总在东方统率陆军和舰队；五年以来，平民党总在本国设法倾覆他。结果是使人灰心丧气。以不可言喻的尽心努力，他们不但毫无所得，而且不论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受到莫大的损失。638年即前71年的联合，在纯粹平民党人看来，必已是个耻辱，可是那时平民党只与反对党两个有名的人结合起来，并且使他们受平民党政纲的约束。但到了现在，平民党竟与一伙凶手和破落户连成一气，这些人差不多也都是从贵族营里起来的，他们至少暂时接受平民党的政纲，就是说，接受秦纳的恐佈政策。实利派是683年即前71年联合的一个主要分子，现在这样一来，便与平民党失和，先被迫归附贵族党或任何既愿保护他们以护乱党而又能做此事的势力。甚至首都的群众虽不反对街市的暴动，却不愿见人放火焚烧他们头顶上的房屋，现在也稍感恐慌。值得注意的是，正在本年691年即前63年，森普罗尼乌斯授粮法全部恢复了，诚然，这是元老院听加图的建议来做的。平民党领袖与乱党的联合显然造成平民党与罗马市民的分裂；寡头党所求的是扩大这条裂痕，把民众拉拢到他们方面，他们至少不无一时的成功。总之，这一切阴谋一方面使庞培知所戒惧，一方面使他勃然大怒；这一切既已发生，平民党既已几乎自断其与庞培的联络，此党便不能名正言顺地再要求684年即前70年稍有理由的事，即庞培不可用刀失去来自坏其所抬举同时也把他抬举起来的平民势力。

如是，平民党体面扫地，势力衰减，但最重要的，因为此党的惶惑和软弱已暴露无遗，他们竟成为笑柄。在挫辱那已倒的政府和诸如此类的琐屑事上，他们可谓大而且强；但他们每次想达到政治上的真正成功，结果必至完全失败。平民党与庞培的关系既虚伪而又可怜。他们有大批的颂扬和敬礼加在他身上，同时却炮制一次复一次的阴谋反抗他；这些阴谋有如肥皂泡，一次复一次地自行炸裂。东方和海上的将军不但绝未抵挡他们，而且他得胜于平民党，好像赫拉克勒斯得胜于俾格米人（Pygmäen），自己并不晓得。引起内战的企图惨遭失败；如果乱党至少显得有些魄力，纯粹平民党虽知如何雇用乱党，却既不知如何领导他们，也不知如何拯救他们，又不知如何与他们同死。甚至衰老将死的寡头党，得到由平民党来归的民众的援助，尤其凭借——在这事上昭然若揭——他们与庞培的利益相同，竟能平定这次革命的企图，因此还能造成对平民党的最后胜利。同时，米特拉达特斯王死了，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整理就绪，庞培时时可望回到意大利。解决之期已不在远；但将军回来了，比以前声名更高，势力更大，平民党却受了空前的挫折，毫无势力，二者之间，真还有谈到解决的余地吗？克拉苏准备把他的家属和黄金都装在船上，往东方某地去避难；甚至像恺撒那样圆融那样雄健的人也似乎就要放弃这毫无希望的争竞。本年（691年即前63年）是他候选大祭司长职的一年，选举那天的早晨，他离家时说，如果这事也归失败，他便不再跨过他的门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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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何人只要统观本期全部的政治状况，必无须借助于特别证据，便晓得688年即前66年及其后的平民党阴谋，其终极目的不在倾覆元老院，而在推翻庞培。然而这种证据也不缺乏。萨卢斯特说，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使平民党受致命伤；688—689年即前66—前65年——九年的阴谋和塞尔维利乌斯的建议都特以庞培为目标，也有同样的证明。此外，单看克拉苏对阴谋派的态度，我们便可充分见到这是对付庞培的。

(2)
西塞罗的《亚历山大王》（de rege Alexandrino
）曾被人误指为698年即56年所作，其实应属于此年（689年即前65年）。据其残编所明示，克拉苏主张埃及已因亚历山大王的遗嘱而成为罗马所有，西塞罗驳斥此说。这个法律问题必已在689年即前65年，经人讨论，但到了698年即前56年，因695年即前59年的尤利乌斯法成立，这问题便无足轻重。更有进者，698年即前56年，所讨论的不是关于埃及应属于谁的问题，而是国王为革命党所逐，如何送他复位的问题，并且在这次我们所洞悉的商谈中，克拉苏并未参加。最后，在卢卡会议以后，西塞罗绝不能认真反对三头之一。

(3)
Ambrani
大概不是与辛布里人并称的安布隆人（Ambronen），而是Arverni
一词之讹。

(4)
这话说得爽直，无过于诈称他兄弟所作的纪念碑文，他的兄弟本人必不能公开发表那样坦白的话。要寻这事的确证，无成见的人可以不无兴趣地阅读反鲁卢斯的第二篇演说“平民党的首任执政官”，在演说中以悦人的方式哄骗亲爱的公众，向他们说明“真平民政治”。

(5)
他的墓志铭至今仍存，其文如下Cn．Calpurnius Cn．Piso quaester pro pr．ex s．c．provinciam Hispaniam citeriorem oplin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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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卢斯特的“喀提林”就是这种的辩解，作者是人所共知的恺撒党，发表这著作时是在708年即前46年以后或在恺撒做独裁之时，或更可能在其后嗣行三头政治之时，这显然是在政治上有用意的著作，其所孜孜努力的一方面是尊崇那实为罗马君主制所本的平民党，一方面洗刷那沾在恺撒遗念上最恶劣的污点，此外又尽力替三头中马尔库斯·安东尼的叔父文过饰非。萨卢斯特的“朱古达”，也完全相同，其用意一部分在揭发寡头党政府的可怜，一部分在颂扬平民党魁首盖乌斯·马略。作者巧妙，能把这些著作的辩解和控告的性质藏在背后，这不证明此等著作非党派文字，而只证明它们是优良的党派文字。

第六章　庞培的隐退和争权者的联合

庞培既已完成所负的职责，又转向本国一看，他再见王冠待他拾取。罗马共和国的发展久已趋向这个变故；如果要废止贵族政治，君主政治便在所不免，这是每一虚心观察者所明见，也是经人说过千百遍的话。元老院既遇到民政方面与它对立的自由党，又遇到军事方面的强权，现在已告倾覆；所余的问题只是决定新体制的人物、名称和形式，并且这些已在一部分为平民分子，一部分为军人分子的革命中，昭示得清清楚楚。最近五年的事仿佛已确定当前政变的特色。亚洲新设的省份把这位整理亚洲事务的人看作亚历山大大王的继承人，加以王者的尊荣，甚至以招待君主的礼招待他所宠爱的脱籍人，庞培就在这里奠立他那统治权的基础，就在这里得到罗马国未来君主所需的财富、军队和神圣光彩。再者，由于首都乱党的阴谋和与之相连的内战，每一服膺政治利益甚至仅服膺物质利益的人，眼见一个政府无权无兵如元老院政府的，使国家受到政治骗子那既可笑而又可畏的虐政；又见到如果要保持社会的秩序，政体的改革使军权与政府联络得更为密切，实为急迫的需要。如是，君主起于东方，宝座设在意大利；据我们的见解，692年即前62年是共和末年，君政元年。

固然，没有斗争，这个目标不能达到。这政体已历五百年。在这政体之下，台伯河畔的一座小城已发达到空前伟大和光荣的地步，这政体的极柢已入地下人莫能知的深处；企图推倒这个政体，究竟要把文明社会动摇到何等程度，完全不能预计。向这个大目标竞走，几个竞争者已落在庞培的后面，但未全被淘汰。那么，这一切分子要联合推翻新体制，庞培要眼见昆图斯·卡图卢斯和马尔库斯·加图，与马尔库斯·克拉苏、盖乌斯·恺撒和提图斯·拉比努斯互相团结来反抗他，也不全在意料以外；但做这不可避免而确属严重的斗争，不易遇到比现在更为有利的局势。很可能的，喀提林谋乱的印象犹新，一个以秩序和安全相许但以自由为牺牲的政府必可得全体中间派的服从，此派特别包括专自顾其物质利益的商人，也一样包括贵族的大部，贵族本身分崩离析，在政治上毫无希望，不得不止于乘机与君主谋妥协，以取得富贵和势力；或者，甚至最近遭到那样惨祸的平民党也许有一部分人低首下心，希望由他们所抬举的军事领袖身上能实现他们要求的一部分。但无论党派的情形如何，在庞培及其得胜军面前，至少当最初之时，意大利各党有什么要紧？二十年前，苏拉既与米特拉达特斯成立临时和约，便能以其五个兵团对付那多年大规模备战的——上自温和贵族和自由主义的商人，下至乱党——全体自由派，贯彻一种与事物自然发展相反的复古政治。庞培的工作远不如那样困难。他回来了，已经凭着良心把海上陆上的种种职务圆满完成。他可以希望除极端派的反抗外，不至于遇到另外的严重反抗；极端派各自孤立时，不能有所作为，就是合而为一，也不过是仍然激烈相仇，心里根本不睦的各派联合。既全无武装，他们便没有军队和首领，在意大利没有组织，在各省没有倚仗，尤其没有一个将军；他们的行列中简直没有一个著名的武士，更不必说一位将官，敢号召公民来与庞培一战。还有可加考虑的，革命犹如一座火山，至今已七十年烟焰不断，自耗其热，眼见得火势已尽，就要自行熄灭。现在要为党派的利益把意大利人武装起来，是否能像昔日秦纳和卡尔博那样成功，甚属可疑。在罗马共和的有机发展中，某种天然的需要已规划出政治革命，如果庞培拿住不放，他如何能不造成一次政治革命呢？

庞培握住时机，担任东征的使命；他似乎愿意上进。691年即前63年秋，昆图斯·梅特路斯·涅波斯（Quintus Metellus Nepos）由庞培营次来到首都，出面做保民官的候选人，明言他的目的在利用保民官地位替庞培取得693年即前61年的执政官职，并且先要凭借特殊的人民法令，替他取得喀提林战事的指挥权。罗马城十分激昂。毫无可疑，涅波斯必系奉庞培直接或间接的命令行事；庞培的志愿是以将军身份率亚洲的兵团来到意大利，而后在这里一手执掌最高军事权和最高民政权。人们以为这是进向宝座的又一步骤，以为涅波斯的使命是以半官方式宣布君主政体。

一切均系于两大政党对这种表示的态度，他们将来的地位和国家的前途都依此为转移。但涅波斯的受欢迎与否又视当时各党对庞培的关系而定，这种关系却很奇特。庞培做平民党的将军，到东方去。他很有不满意于恺撒及其党羽的理由，但没有发生公开的破裂。庞培处在很远的地方，专致力于别的事务，并且全无政治上的理解力，至少当时绝未看透平民党所酝酿对他阴谋的范围和相互关系；或因他的高傲和浅见，他甚至以不理这些暧昧活动为荣。又加上对庞培这类人很关重要的事，即平民党永不忘在表面上示敬于这位伟人，就是现在（691年即前63年），他们还不待要求便从他所愿，以一个特别的人民法令给他空前的尊荣和勋章。但即使没有以上的一切，为庞培自己熟知的利益计，他也应至少在表面上仍附平民党；平民政治与君主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以至于庞培想望王冠时非照旧自命为民权护法不可。所以私人的和政治的理由既共同使庞培与平民党魁不管往日的一切，仍保持以前的联络，敌党却未行一事来弥补庞培自投归平民党以来与苏拉派所生的嫌隙。他个人与梅特路斯和卡图卢斯的争执转移到他们人多势众的同党。他做将军，始终遇到元老院的琐屑反抗；但在一个器量偏小的人看来，正因为它琐屑，所以更加可恨。他痛感元老院没有按功劳来尊崇他这非常的人物，就是说，没有用非常的方式尊崇他。最后，我们不要忘记，此时贵族阶级正因新得胜利而兴高采烈，平民党却深受挫折；贵族阶级的领袖是拘迂半痴的加图，平民党的领袖是最圆滑的阴谋能手恺撒。

在这种情况之下，庞培遣派的使者来到。他宣布利于庞培的建议，贵族阶级不但目之为对现行法制的宣战，而且公然以对待宣战的态度对待此等建议，毫不留意掩饰其惊慌和愤恨。马尔库斯·加图明言要排斥这些建议，使人举他与涅波斯同做保民官，庞培再三想与他个人亲近，遭他峻拒。当然，自此以后，涅波斯自以为不必顾及贵族，反更愿与平民党相结，因为平民党仍很圆通，顺从必然之势，宁欲把意大利元帅和执政官自动给予庞培，而不愿使他用武力来夺取让步。这种亲善的谅解不久便表现于外。平民党认为最近大多数元老决定处死叛党一事等于违法冤杀，涅波斯公然承认（691年即前63年12月）他们的见解；西塞罗写连篇累牍的文章为此事辩护，寄给庞培，庞培竟有意义地默无一言，可见涅波斯的主公也与平民党的见解相同。另一方面，据说昆图斯·卡图卢斯侵吞了重修卡皮托尔庙的款项，恺撒就副执政官以后，第一件事便是查办卡图卢斯；并且把这庙的落成改归庞培办理。这是一个妙计。卡图卢斯从事于建筑这庙，已历十五年，似乎很愿终身为建筑卡皮托尔的监督；攻击这种在公务上的舞弊——只因受任者是个有名望的贵族，所以弊端不见——实属凿然有据，并且大快人心。但一方面，因为这样一来，庞培可望在世界第一城最得意的地点削去卡图卢斯的名字，刻上他自己的名字，赠给他的正是最能迷惑他并且无害于平民党的东西，即盛大而却空虚的荣耀；又一方面，贵族阶级既绝不能让他们最优秀的分子失败，便与庞培发生极大的纠纷。

同时，涅波斯向公民提出他那有关庞培的建议。投票那天，加图及其同党同僚昆图斯·米努奇乌斯（Quintus Minucius）以否决来干涉。涅波斯置之不理，继续宣读提案，于是一场正式冲突起来了；加图和米努奇乌斯猛扑涅波斯，强迫他住口；一伙武装打手固然解救了他并且把贵族党逐出罗马广场，但加图和米努奇乌斯回来，现在也有武装人众跟随，终于替政府保住战场。元老院见他们的打手得胜，敌党的打手失败，勇气增加百倍，便把保民官涅波斯停职，因副执政官恺撒曾竭力助涅波斯提出法案，也把恺撒停职；元老院有人提议免他们的职，为加图所阻，大概非因此事不当为，而因此事不合法。恺撒不理这个法令，依然尽他的职分，至元老院对他用武而后已。一有人晓得这事，群众便即刻来在他的门首，听他调遣；街市战是否要发作，至少梅特路斯的建议是否要再行提出，庞培所愿得的意大利统帅职是否要拿给他，专视他的意见为转移；但这不是恺撒的利益所在，所以他劝群众散去，于是元老院收回惩戒他的法令。涅波斯在停职以后，即刻离城登船往亚洲而去，向庞培报告出使的结果。

关于时局的变化，庞培尽可满意。现在达到王位的路径自非经过内战不可；由于加图的倔强到底，他始能有发动战事的正当理由。喀提林的党羽既受了非法的治罪，保民官既遭了空前的暴行，庞培可以一面做罗马人民自由的两种护符——申诉权和保民官不可侵犯——的保卫者，对贵族开战，又一面可以做治安派的战士，对喀提林的匪徒开战。庞培似乎不能忽略这个机会，684年即前70年他因解散军队而陷入苦境，只因有了伽比尼乌斯法才得解脱，他似乎不能眼睁睁地再蹈覆辙。但白冠加额的机会虽似不远，他心魂虽渴望有此，可是一临到行动问题，他的心和他的手却又误了他的事。此人除自命不凡外，处处全是凡庸一流，只要能不离法律的根据，他必乐于不受法律的束缚。他逗留于亚洲，就使人有这种疑惑。如果他愿意，他很可以在692年即前62年1月率舰队和陆军来到布隆迪西乌姆港，在那里迎接涅波斯。他在亚洲耽搁了691—692年即前63—前62年的整个冬季，造成一种不利的结果，即贵族党当然竭力加速其对喀提林的战事，在这时已歼灭他的部众，这样一来，亚洲兵团便失去屯聚在意大利的正当口实。像庞培这类的人，因对自己和幸运都缺乏信念，在公众生活上惴惴不安地谨守正当的形式，以为口实差不多与动机同样紧要，对这类的人，上述情形有重大的关系。再者，他也许心里想：即使他把部下的军队解散，他也不让他们完全脱手，遇有必要，他还能比别的党魁更迅速地召集一支即可作战的军队；又想平民党正在俯首帖耳地听候他的号令，就是无兵他也能对付元老院；还有这类思考所引起的其他种种，其所含的实情恰足以使一个情愿自欺的人以这些思考为有理。当然，庞培很特殊的性格又转移了时局。他是一个或许能犯罪但不能不从命的人；无论用好坏的意义来说，他都是个十足的兵丁。大人物尊重法律，是尊重道德上的必要；常人尊重法律，是尊重流传的日常规范；法律形成习惯，在军纪中尤甚于他处，军纪所以能束缚每一意志不坚的人，有如一种魔咒，即以此故。我们往往看见一个兵丁，即使他决心不服从他的长官，一旦长官要他服从，他便不由自主地即刻归队。拉菲特（Lafayette）和迪穆里埃（Dumouriez）所以在背信之前踌躇到最后一刻，以致所事不成，就是这种心情使然；庞培也因为这种心情而失败。

692年即前62年秋间，庞培乘船到意大利。在首都一切都准备迎接新君主之时，消息传来，说庞培刚在布隆迪西乌姆上岸，便把他的兵团解散，带小队护兵来京。如果不劳而获王冠是个幸运，那么，凡夫受到命运保佑的无过于庞培；但对一个无勇的人，神灵枉费了一切恩典和赏赐。

各党喘出一口气。庞培又复退位；他那些已遭失败的竞争者可以再从头竞走——最奇怪的当然是庞培又参加竞赛。693年即前61年1月，他来到罗马。他的地位是个难处的地位，游移于两党之间，暧昧不明，以至于人们送给他格涅乌斯·西塞罗（Gnaeus Cicero）的绰号。他失去一切人的欢心。乱党以他为对头，平民党以他为不可喜的同党，马尔库斯·克拉苏以他为政敌，富人阶级以他为不可靠的保护者，贵族阶级以他为公开的仇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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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他还是全国最强有力的人物；他那散在全意大利的军界党羽，他在各省尤其东方各省的势力，他的军事名望，他那绝大的财富，使他重要绝伦；但他却得不到所预期的热烈欢迎，反遭到过于冷淡的待遇，他所提出的要求遭到更为冷淡的待遇。按照他已使涅波斯发表的意见，他自请重做执政官，当然又要求承认他在东方的举措，实践他许给部下兵士土地的诺言。对于这些要求，元老院里起了一场有计划的反对，其中卢库卢斯和平克里特者梅特路斯的私仇、克拉苏的旧怨以及加图的愚妄自喜占最主要的成分。他们即刻直言不讳，拒绝庞培重做执政官的要求。回国的将军向元老院第一个请求是把选举693年即前61年执政官的事延到他至首都之后，就是这个要求也未蒙采纳，更休想由元老院得到必需的宽免，以便不受苏拉关于重行当选的法律限制。至于他在东方各省所做的规定，庞培当然请元老院整个批准；卢库卢斯通过一个建议，要把每一法令分别讨论和表决，这样一来，便有了无限烦恼和许多零碎失败的余地。授田于亚洲军的诺言诚然蒙元老院全部批准，但同时又把它推广到梅特路斯的克里特兵团；并且还有更坏的，因为国库空虚和元老院无意为此事动用公地，这事未见实行。庞培遇到元老院这种顽固狠毒的反对，没有制胜的希望，便求助于公民。不过在这场所，他更不晓得如何行动。平民党的领袖虽不公然反对他，却绝无与他同休戚的理由，所以袖手旁观。庞培自己的爪牙——如仗他的势力并且一部分用他的金钱当选的693年即前61年执政官马尔库斯·普皮乌斯·皮索（Marcus Pupius Piso）和694年即前60年执政官卢奇乌斯·阿弗拉尼乌斯（Lucius Aflanius）——显然是拙笨无用的人。终至保民官卢奇乌斯·弗拉尼乌斯（Lucius Flanius）把授田于庞培老兵一事作为一个普通土地法而提出公民大会之时，这建议既无平民党的支持，又受贵族的公开抨击，只得到少数人的赞成（694年即前60年初）。现在这个位望崇高的将军几乎低首下心，取悦于民众，如梅特路斯·涅波斯提出一个法案取消意大利的关税，就是他所促成（694年即前60年）。但他做民魁，既无技巧，也乏成效；这有损于他的名望，又不能使他如愿以偿。他已完全自投罗网。他的敌人总括他那时的政治地位说：他力求“以缄默保全他那凯旋绣衣”。确实说来，他别无办法，只有烦恼。

于是一个新联合出现。往日的擅权者退休以后，政治上即刻风平浪静，平民党领袖曾努力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利益。庞培归自东方时，恺撒不过如昔日的喀提林，是个几缩成阴谋帮的政党的首领，又是个倾家荡产的人。但自此以后，他先充任副执政官（692年即前62年），而后受命为远西班牙省长，因此他能设法一方面偿清债务，一方面替自己建立军事名望的基础。他的旧友和同盟克拉苏因皮索殒命而失去对付庞培的后盾，现在希望再得之于恺撒，所以甚至在他动身以前，已替他解除一部分最重的债累。他自己也极力利用他居西班牙的短时间。到了694年即前60年，他由西班牙回来，带着充盈的囊橐，以得胜将军身份饶有要求凯旋的权利，就在次年出面候选执政官；因为元老院不准他在外报名执政官选举，他为候选起见，放弃了凯旋荣典，毫不迟疑。多年以来，平民党所力求的是使一个同党拥有最高官职，意欲由此津梁达到自有其武力。一切色彩的政治家都早已灼见，民政的搏斗不能解决党争，只有军事力量能解决党争；但是，平民党昔曾与强大军事领袖相联合，使元老政权归于消灭，其经过给人一种无情的昭示，即每一这种联合必终致使民政分子附属于军事分子，如果平民党真要秉政，便须不与原在党外甚至对党有仇的将军相结，而须把他们自己的领袖造成将军。以此为志的企图，如实行选举喀提林为执政官和在西班牙或埃及取得军事的后盾，均已失败；现在有一种可能的事，即经法律的常规替他们最重要的人物取得执政官职和执政省份，并且建立——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一支平民党的自家武力，脱离那可疑的危险盟友庞培。

平民党要达到真正的成功，这条路所给予的未必是极好的希望，却是唯一无二的希望。但他们愈不得不设法替自己开这条路，便愈确实可料他们的政敌必坚决抵抗。结局要看谁是他们在这事上的对头以为断。贵族阶级一成孤立，便不足畏；但喀提林一事刚刚证明，贵族在实利派和庞培党多少有点公开地予以援助之处，依然有些势力。贵族曾屡次打消喀提林的候选执政官；毫无可疑，他们也要照样对待恺撒。但是就算恺撒或能不顾他们而当选，单是他的当选还嫌不够。他需要至少几年的工夫在意大利境外发挥效力，不受干扰，才能得到强固的军事地位；当然，在这准备期间，贵族阶级必用尽方法来阻挠他的计划。一种思想自然而来，即能否如683—684年即前71—前70年那样再使贵族陷于孤立，平民党能否一方面与他们的同盟克拉苏，另一方面与庞培和大资本家，成立以共同利益为坚固基础的联合。就庞培而言，这种事诚然等于政治上的自杀。他一向在国政上的重要，端赖他是同时唯一能调遣兵团的党魁，现在兵团虽已解散，但由某种意义来说，仍可谓听他支配。平民党的计划正是要夺去他的优势，使他们自己的领袖与他并驾齐驱，争军事上的雄长。他绝不能赞成此事，并且恺撒仅是个政治运动家时已给他不少的烦恼，最近在西班牙又极灿烂地证明他有军事本领，庞培更不能亲助这样一个人取最高统帅之位。不过另一方面，由于元老院那种恼人的反对和群众对庞培及其愿望的冷淡，他的地位尤其对部下老兵的地位变为十分痛苦，十分屈辱，以至于人们由他的性格很可望以救他脱离苦境为代价，得他加入这种联合。至于所谓骑士党，他们总归附权势所在之处，如果他们见庞培与平民党又真正联合起来，当然不致使人久候。再加上正在此时，由于加图以在别处都很可嘉的严厉态度对待包税商，大资本家又与元老院发生激烈的争执。

如此，在694年即前60年夏季，结成第二次的联合。对于恺撒，人们保证他为次年的执政官和以后的省长；对于庞培，人们许以批准他在东方所定的法规和授田于亚洲军；对于骑士阶级，恺撒也允许替他们取得元老院所不予的权利；最后，对于克拉苏，不免至少许他依附这个联合，不过他既不能拒绝加入，他当然不能因为参加而得到确定的诺言。683年即前71年秋季和694年即前60年夏季两次缔结的联合，成分毫无二致，甚至人员也完全相同，但各党今昔的地位却如何的悬殊啊！那时平民党不过是个政党，他们的同盟却是带领部队的得胜将军；现在平民党的领袖自己是个头带胜利冠、胸怀宏伟武略的凯旋将军，他的盟友反是手内无兵的退休将军。那时平民党在主义问题上得了胜利，为酬答这个胜利，把国家最高的官职让给两个盟友，现在平民党较为切实，自握最高的民政权和军事权，只在次要事务上对同盟有所让步；饶有意义的是，甚至庞培重任执政官的旧要求也无人顾及。那时平民党须为他们的同盟而牺牲，现在同盟须委身于平民党。一切情势无不全变，然而变得最烈的莫过于平民党的性质。固然，平民党自出世以来，骨子里就含有君主制的成分；但理想的政体以其多少有点明显的轮廓浮现在此党最优秀分子的心目中的，却始终是一种民政共和政体，就是伯里克利式的国家组织，在这种国家里，君权的基础在于他以最高尚最完美的方式代表公民，公民中最高尚最完美的人又承认他是他们所甚信赖的人。恺撒也由这种见地出发；但这种见地既是理想，或可稍微影响现实，却不能直接实现。单纯的民政权如盖乌斯·格拉古所有的，平民党武装如秦纳所试行而甚不充分的，均不能在罗马共和国保持永久的优势；那不为一党而为一位将军作战的军事机构，佣兵头领的粗暴力量，起初供复古政府之用而出现于政治舞台，不久以后便显得绝对优于一切政党。恺撒在实际党务工作中，必对此也深有所见，所以熟虑之后，造成一种重大的决定，就是使这军事机构本身为他的理想效劳，借佣兵头领的力量建立一种合他意旨的共和国。抱着这个目的，他在683年即前71年与反对党的将军成立联盟，尽管他们接受平民党的政纲，这次联盟却弄得平民党和恺撒濒于覆灭。十一年以后，他还抱着这个目的，自己出面为佣兵头领。两次的事都做得有点儿天真孩气——他笃信一种可能性，以为即使不能借别人的刀剑，总能用自己的刀剑创出一个自由共和国。我们不难见到，这种信念实为荒谬；一个人用恶鬼做仆人，没有不变成他的奴隶的；但最伟大的人并不是最寡过的人。如果历这许多世纪之后，我们一见恺撒的志向和行事仍旧肃然起敬，这不因为他向往和获得一顶王冠——这事本身与王冠同不是什么大事——而是因为他永不抛弃那一人统治一个自由共和国的伟大理想，就在他做了君主的时候，这理想也使他免于陷入庸俗王者的窠臼。

各党联合起来，不难通过选恺撒为695年即前59年的执政官。贵族不得不止于用贿选方法——由整个贵族阶级共同集资，甚至在那贪污最烈的时代也使人惊异——选一个名叫马尔库斯·毕布路斯（Marcus Bibulus）的人做他的同僚；他们一班人认为他的褊狭固执是保守力，如果这些高官贵人爱国输财而不得相当的报偿，至少其咎不在此人的好意。

做了执政官，恺撒先把他盟友的要求提出讨论，其中重要万分的无过于授田给亚洲军的老兵。一般说来，恺撒为此事草拟的土地法固守一种原则，即去年由庞培建议提出而未能通过的法案中所胪列的原则。定为授田之用的土地只是意大利的公地，就是说，大体是卡普亚区，如果这不敷用，应以东方新省的税收，按监察官册籍上所载的税额估价，购买意大利别的地产；如是，一切现有的产权和世传的产业均不受影响。各块分地细小。受田者应为贫穷公民，至少家有三个儿女的父亲；那可疑的原则“服兵役即有得地产之权”未见规定，不过向分地人员劝告，要特别顾及老兵，也一样要特别顾及被逐的定期佃户，却属公平，并且每次如是。执行权交给一个二十人的委员会，恺撒明言自己不愿被选入此会。

对这个建议，反对党处在困难的地位。他们按理不能否认：本都和叙利亚各省设立之后国家财政应能放弃坎帕尼亚的租金；这地方既为意大利一块最肥美的土地，特适于小规模的产业，便没有不许私人经营的理由；最后，公民权既扩充到全意大利，若仍不予卡普亚镇以市自治权，未免又欠公平，又属可笑。整个建议的特色是适度。正直和坚实，又有平民党的特征很巧妙地与之打成一片；因为大体看来，这就等于重建马略时代所创而又为苏拉所废的卡普亚殖民地。在形式上，恺撒也尽量不忘恭敬。他把土地法案，以及庞培在东方所发布的法规应整个批准的建议，和包税商免缴定额三分之一的请求，先向元老院提出讨论，并且声明若有修改的建议，他情愿接受和商讨。这个团体从前拒绝这些建议，以致逐庞培和骑士阶级投归敌方，而今得有机会，自见其举动如何荒谬。或许就是这种说不出的感觉，驱使着高门贵族激烈反对，与恺撒的沉静态度迥不相侔。他们直截了当，甚至不加讨论，便把土地法拒绝。关于庞培亚洲措置的法令，也同样不能得他们的青睐。关于包税商的建议，加图按照罗马议会制度的恶习惯，设法把它说死，即扯长他的演说，至法定的闭会时刻；恺撒似欲逮捕这个顽梗的人，于是这建议也终究被他们驳斥。

当然，所有建议现在一概提交公民大会。恺撒差不多根据实情，告群众说：他以最恭敬的方式，把这最合理最必要的建议提交元老院，只因其来自平民党的执政官，竟遭到傲慢的拒绝。他又说，贵族为使这些建议遭人驳斥起见，已酿有阴谋，他要求公民尤其庞培和他的旧部助他抵敌诈骗和暴力；这话也不纯属虚构。贵族阶级以那愚而好自用的毕布路斯和固守成见的痴人加图为首，实欲把这事闹到公开动武。庞培受恺撒的怂恿，宣布他对当前问题的态度，一反他往常的模样，直言无隐地说：如果任何人胆敢拔出刀来，他也要拿他的刀，并且到那时候，也不把盾牌留在家里；克拉苏也这样说。庞培的旧部奉命在投票日——这次投票实对他们最有关系——把武器藏在衣下，蜂拥来到投票场。

然而贵族阶级不遗余力地想打消恺撒的建议。每天恺撒一到人民大会，他的同僚，毕布路斯便举行那常用的政治观象，中止一切公事；恺撒却不顾上天，断续进行他那尘世的事。保民官发出否决，恺撒只是置之不理。毕布路斯和加图跳上讲台，向群众演说，照常鼓吹暴动；恺撒命侍卫把他们拉出罗马广场，并且务使他们不受别的伤害——这出政治喜剧要永不失为喜剧，也是对他有利的事。

不管贵族阶级一切的阴谋诡计和一切的喧嚣咆哮，土地法案、批准亚洲组织案和宽免包税商案一概通过人民大会，以庞培和克拉苏为首的二十人会也选出就职。贵族用尽一切力量，结果只是联合派因他们那盲目狠毒的反抗而团结更坚，他们把不久就须用在重大事故上的力量，消耗在到底无关轻重的勾当。他们彼此祝贺所表现的英勇；毕布路斯说他宁死不屈，加图在狱卒手里仍滔滔不绝地演说，这都是爱国伟绩；除此以外，他们听天由命。在那年所余的时日，执政官毕布路斯总是闭门家居，同时他又用公告宣布说，他有个虔诚的心愿，要在本年间一切适于人民大会的日子，观察天象。他的侪辈又钦佩这位恩尼乌斯论法比乌斯所云“以因循来救国”的伟人，他们学他的榜样；他们的大多数，连加图在内，都不再出席于元老院；见世事不管政治天文学而依然进行，他们只是在四壁之内帮同他们的执政官发牢骚。在公众看来，这位执政官和一般贵族的消极态度当然等于政治上的退位；联合派见敌人听任他们采取再进的步骤，几乎不加阻挠，他们当然很觉满意。

最重要的步骤，就是规定恺撒将来的地位。按宪法说，元老院应负责在选举执政官以前先决定执政官第二年的权限；所以元老院逆料恺撒将当选之时，便为这事选择了两个除修建道路和别的公用工程外，696年即前58年省长无事可做的省份。当然，这事不能这样罢休；联合派决定使恺撒由人民法令，得到一个仿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设立的非常统帅职。但恺撒已公开声明他不愿提出自利的议案，所以保民官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Publius Vatinius）向公民提议，公民当然无条件地赞成。恺撒因此得为内阿尔卑斯高卢的省长和统率三个驻扎该地并且在卢奇乌斯·阿弗拉尼乌斯手下已习于边疆战事的兵团，还有他的副将一如往日庞培的副将，也都居同副执政官的品级；他有任职五年的保证——往昔任职有期限的将军都没有他这样长久的任期。多年以来，波河外的人总在想望公民权，已投在平民党尤其恺撒的门下，现在成为他治下的主干。他的辖境南抵阿努斯河和卢比孔河，包括卢卡和拉文纳在内。纳博省及其驻军一兵团又被追加在恺撒的领域内——元老院听庞培的建议通过这个议案，至少可免再见这个统帅职也经特殊人民法令归于恺撒。这样一来，他们如愿以偿。意大利本部既然依法不得驻兵，以后五年之间，北意大利和高卢的统帅同时也能控制意大利和罗马城；谁能做五年的主人，也能做终身的主人。不言而喻，新秉政者又复不忘用种种赛会和娱乐来保持民众的欢悦，并且乘着每一机会充裕他们的府库；例如联合派以高价卖给埃及王一道人民法令，承认他为合法君主；同样，别的小君主和民社也在此时获得特许状和特权。

这种措置的永久性似乎也有充分的保证。执政官职，至少次年的执政官职，寄托在稳妥的手中。起初，大家以为此职必由庞培和克拉苏自己担任；但两位秉政者宁愿使人选举同党中次要而可靠的两个人——一个是庞培部下最贤能的副将奥卢斯·伽比尼乌斯，一个是不甚重要却是恺撒岳父的卢奇乌斯·皮索——做696年即前58年的执政官。庞培自任意大利的留守，在这里，他为二十人会之长，管理土地法的执行，把卡普亚区的土地分给将近两万的公民——大部为他部下的老兵。恺撒的北意大利的兵团用为他抵抗首都反对党的后盾。要想秉政者中间发生破裂，至少目前还无可望。恺撒做执政官时所公布的法律，庞培至少与恺撒同样关心地予以维持，这就可保证庞培和贵族阶级继续破裂——因贵族首领尤其加图仍目此等法律为无效——也可保证联合继续存在。再者，联合派各领袖间的私人关系也拉拢得更加亲密。恺撒忠心诚意，固守对他同盟的诺言，把他所应许的给他们，既不折扣，也不欺诈，尤其土地法原为庞培的利益提出的，他把它完全当作自己的事，以巧妙和刚强的手腕使它终底于成；庞培不是不能领略义举和诚意，三年以来他处在请求者的苦境，此人竟一举而助他脱离此境，他自当对这人具有好感。庞培又常与恺撒这样不胜其和蔼的人亲密往来，于是件件具备使利益的结合化为友谊的结合。这个友谊的结果和保证——当然同时也是个不容误解的公告，宣布新成立的联合政治——就是庞培娶恺撒二十三岁的独女为妻。尤丽娅（Julia）有得自她父亲的娴雅可爱，与那年龄几大她一倍的丈夫相处，家庭生活极为快乐；公民遭了那么多的苦难和变乱以后，渴望休息和秩序，认为这个婚姻是将来太平盛世的保证。

庞培和恺撒的联合愈缔结得这样牢固紧密，贵族党的事便愈无希望。他们觉得刀悬头上，并且深知恺撒的为人，以至于确信他遇有需要，必毫不踌躇地使用此刀。一位贵族写道：“我们面面失败；由于怕死和怕被放逐，我们已放弃‘自由’；人人嗟叹，无人敢言。”同盟派所欲的无过于此。但虽则大多数贵族的情绪这样称心如意，贵族党当然还不乏鲁莽的人。恺撒刚卸去执政官职，即有几个最激烈的贵族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Lucius Domitius）和盖乌斯·梅米乌斯（Gaius Memmius）在元老院全会中提议取消尤利亚法。这诚然只是一件蠢事，结果仅使联合派得利；因为现在恺撒自己坚持，要元老院考察被攻击的法律是否有效，元老院不能不正式承认其合法，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事上，秉政者却见到一种新要求，他们须惩治几个最著名最嚣张的敌人以警其余，因而可确保其余的人固守那叹息无言的良策。土地法照例有一条款，以丧失政治权利为条件，勒令全体元老誓守新法；起初，人们希望这个条款将使最热烈的对头依照征服努米底亚者梅特路斯的故事，拒绝宣誓，自行离国。可是他们竟不这样讨人欢喜；甚至严厉的加图也从命宣誓，他的“桑丘”（Sancho）追随其后。又有一种不名誉的企图，想借着人言以谋杀庞培为理由，以刑事诉讼威吓贵族党的首领，因而逼迫他们出国，但因所用的人不能胜任，归于失败；首告者名叫维提乌斯（Vettius），他夸诞过甚，自相矛盾，保民官瓦提尼乌斯指导这种奸计，又极昭彰地显见他与维提乌斯同谋，以至于人觉得最好把维提乌斯勒毙狱中，把全案作为罢论。然而在这一次，贵族党的完全解体，贵族们的无限惊慌，却十足地大白于世；甚至卢奇乌斯·卢库卢斯那样的人也亲自跪在恺撒的脚下当众声明说：因为年事已高，他自觉不得不退出政治生活。

所以到了最后，他们止于以少数几个人为牺牲。加图深信全部尤利亚法无效，直言不讳，他又是个思想与行为一致的人，所以最重要的事莫如遣走加图。马尔库斯·西塞罗当然不是这种人，他们不惧怕他。但平民党曾理直气壮地指斥691年即前63年12月5日的冤杀案，现在他们居联合的领导地位，绝不能在胜利以后不惩此案的罪人。如果他们要想追究那不幸法令的真作者，他们便不应抓住那位胆怯的执政官，而应抓住那一班怂恿怯夫杀人的狭义贵族。但按正式的法律，负这事责任的当然不是执政官的顾问而是执政官本人，特别是仅查办执政官而毫不牵连全体元老在内，却是个较宽的办法；因此，在西塞罗的罪状中，他借以下令行刑的元老院法令直被称为伪造的法令。甚至对西塞罗，当权者也愿避免惹人注意的步骤；但他不能自克，既不提出他们所要的保证，又不利用几次给他的正当借口而自离罗马，甚至也不守缄默。极愿避免触人之怒，怀着极真诚的惶恐，他却没有足以明哲保身的自制力；有时一句孟浪的戏谑使他心中发痒，又有时他那因众贵族的赞赏而几至昏迷的自负心，发为平民律师的铿锵句调，话语便不得不脱口而出。

处分加图和西塞罗的法令既经议决，便交由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Pullius Clodius）去执行；克洛狄乌斯为人放荡荒淫，可是聪明而特为勇敢，多年来他总对西塞罗怀着极深的仇恨，为报仇和充当民魁起见，在恺撒执政期间，他骤然改节，由贵族变为平民，而后被选为696年即前58年的保民官。同执政官恺撒做克洛狄乌斯的后盾，留在首都附近，直到两个罪人受了惩处之时。遵照他所受的训令，克洛狄乌斯向公民建议，委加图去整理拜占庭的市政纠纷和合并塞浦路斯王国；塞浦路斯与埃及同因亚历山大二世的遗嘱而归于罗马，但埃及曾纳贿于罗马人以免被并，塞浦路斯则否，并且塞浦路斯王昔曾得罪克洛狄乌斯本人。关于西塞罗，克洛狄乌斯提出一个法案，此案特指不经审讯和判决而杀一公民为罪，犯者应受放逐的惩罚。如是，加图负着体面的使命，被遣离国，西塞罗则至少受到无可再轻的惩罚，并且法案上并未提到他的名字。但他们不禁欣喜，一方面见西塞罗以胆怯著名，属于政治上的骑墙派，便惩治他所表现的刚毅；另一方面见加图激烈反对一切的公民干政和一切的非常统帅职，便以人民法令加他统帅职；他们又用同样的诙谐态度，拿加图的乖僻美德作为有关此人的建议的根据，他的美德似乎特适于执行这棘手的任务——没收塞浦路斯王家大宗的财宝——而不饱私囊。两个建议一概带着敬重和冷嘲的色彩，恺撒对元老院的态度始终具有这种特色。两个建议都没有遇到反抗。大多数元老见他们办理喀提林一案的法令受人嘲笑和指责，为设法抗议起见，公然穿上丧服，这当然无济于事；西塞罗到了业已嫌迟的今日，始亲自跪倒在地，向庞培讨饶，也当然无济于事；甚至禁他留居本国的法令尚未通过，他已须自行出国（696年即前58年4月）。加图也怕惹出更严厉的处置，不敢推辞所得的任命，只得接受任命，登船东去。急务已毕，恺撒也可以离开意大利，去致力于较郑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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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庞培归国以后向公民首次演说，西塞罗述其所造成的印象如下：“Prima contio pompei non iucunda miseris，inanis improbis
，beatis non grata
，bonis non gravis
；itaque frigebat
。”

第七章　平定西方

政治上的自私自利不幸循环反复地在元老院和首都街市发动斗争，有如上述。本章要撇开罗马首任君主究竟名为格涅乌斯、盖乌斯或马尔库斯的问题，而叙述一件更为重要的事，一件以其后果至今仍能左右世运的大事。兹当此事发端之时，让我们暂且放眼四顾，就罗马人征服今法兰西所在之地以及初与德意志和大不列颠的居民相接触等事，阐明其与世界史的关系，发挥我们在这方面的见解。

已蔚为国家的民族吞并政治上未成年的邻族，文明民族吸收心智上未成年的邻族：这定律与引力定律一样普遍适用，一样很合自然法则。根据这条定律，意大利民族既然是上古唯一能把较高政治发展和较高文明合为一体的——虽则在这方面其文明有欠完满，只有皮毛——自可在东方把那些摇摇欲坠的希腊国家夷为藩属，在西方用它的移民逐出文化较低的利比亚人、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正如英吉利在亚洲可以征服一个地位相等但缺乏政治能力的文明国，在美洲和澳洲可以今昔一贯地把它的国民特性加在广大的蛮族地带，化蛮荒为文明区域。罗马贵族已完成这问题的先决条件，即意大利的统一，至于这问题本身，他们却没有解决，他们始终把意大利境外的新获领土，不看作一种难免的祸害，便看作征收租税的国外产业。罗马平民党或君主党——二者名异而实同——不朽的光荣就在正确了解它这最高的宿命，并且力促其实现。元老院迫于不可抵抗的时势，违其本愿，奠立罗马将来统治东西两方的基础，以后卜居各省的罗马移民固然是地方的祸害，却至少在西方也是高等文化的先锋——时势所酝酿和罗马移民所自然营求的事，那手创平民党的盖乌斯·格拉古都能用政治家的真知灼见领会在心，着手实行。新政策有两个基本观念，就是在罗马势力范围内，原属于希腊人的地方应再归统一，原不属于希腊人的地方应作为殖民地；在格拉古时代有合并阿塔鲁斯王国和弗拉库斯征服外阿尔卑斯等事，两观念已被承认，但以后反动派占了上风，又遇阻碍。罗马国仍是一片纷纭杂乱的地方，既未完全占领，也没有相当界限。罗马在西班牙和希腊-亚细亚的属地都与本国相隔遥远，中间地带只有沿海边缘属于罗马人；在非洲北岸仅迦太基和昔兰尼加两地像孤岛似的为罗马人所据；甚至属国的大块土地，尤其在西班牙，也只是名义上受罗马的管辖。但政府方面绝没有把统治权集中起来，加以修整，舰队的衰落似乎终使远方属地的最后联系归于废弛。固然，平民党只要能再抬头，便想以格拉古的精神缔造他们对外的政策，尤其马略依这种观念行事；但因他们没有久操政权，计划仍旧还是计划。到了684年即前70年苏拉体制倾覆，平民党确实掌握政权，这方面始有一番骤然的转变。第一，地中海上的主权恢复了，是为罗马这种国家的生死问题。再者，在东方，罗马吞并本都和叙利亚两地，于是幼发拉底河的边界巩固了。但在阿尔卑斯山外还有未做的事，即一方面要确定罗马领域的北界和西界，另一方面要为希腊文明和依然无恙的意大利民族力量，取得未开发的新地。

这便是盖乌斯·恺撒所担任的工作。我们若把高卢专看作恺撒训练自己和兵团以备将来内战的操场，那就不只是个错误，那就是冒犯了主宰历史的神圣精神。虽则平定西方是恺撒借以达到目的的手段，因为他以后的优势就基于外阿尔卑斯的战争，可是一个天才政治家的特权却正在他的手段同时也是目的。恺撒固然因为党的目的需要武力，但他不是以党人的身份征服高卢。第一，罗马永有被日耳曼人侵入的危险，早在此时，罗马在政治上已须抵御日耳曼人于阿尔卑斯山之外，又须在那里建立一道堤防以确保罗马世界的和平。往日罗马公民已嫌本土太狭，有陷于衰落的危险，元老院行征服意大利的政策，拯救了他们的灭亡。现在意大利本土又嫌太狭，社会的危机又复发作，其性质无异于前，规模却较庞大，因而国势又复衰颓。指引恺撒逾阿尔卑斯山的，是一个高妙的观念，一个伟大的希望——他深信不疑，以为他必能在那里替本国人得到一个广大无垠的新家乡，使国家因基础加广而复兴。

就某种意义而论，693年即前61年恺撒在远西班牙省的征战，已可算作以平定西方为务的事业。西班牙虽久已听命于罗马人，但就是德姆斯·布鲁图斯征加莱西亚人（Kalläker）以后，西岸仍大体不属于他们，北岸简直没有他们的足迹，罗马属下各省无时不遭那两处的侵掠，西班牙的文明化和罗马化受害不小。恺撒沿西岸的行军即以这两处为目标。他越塔古斯河北边的赫米尼西亚山脉（Herminische Berge，即埃斯德雷亚山脉［Sierra de Estrella］）先击败该处的居民，把他们一部分迁到平原，而后平定杜罗河两岸地方，达到半岛东北端，以由加的斯带来的舰队之助，占领此处的布里干提姆（Brigantium，即科伦纳［Coruna］）。因此，大西洋岸的卢西塔尼亚人和加莱西亚人均被迫承认罗马为上国，同时征服者也务削减应纳的贡献，整理各民社的财务，以改良一般属国人民的境况。

这位才兼文武的伟人初次用兵和为政，便见出他以后在较大场面中所表现的本领和宗旨，虽然如此，他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施为却太嫌短促，不能深著成效；况此处地势和民性特殊，只有长期继续不断地活动始能发生永久的影响，短促的施为更不能深著成效。

另一处在罗马人开发西方上更关重要，这便是介于比利牛斯山与莱茵河以及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的地方；自奥古斯都时代以来，凯尔特地——高卢——这个名词就特属于此地；不过严格说来，凯尔特地的范围一方面较狭于此，又一方面广大得多，而且此地始终未形成民族的统一，在奥古斯都以前也未造成政治的统一。696年即前58年恺撒来到此处所遇的庞杂情形所以不易叙得明明白白，即以此故。

地中海沿岸区域约包有伦河以西的朗格多克（Languedoc）和以东的多菲内（Dauphané）和普罗旺斯（Provence），为罗马一省已六十年，自辛布里部的风涛横扫此地以来，罗马人在这里罕有不动干戈的日子。664年即前90年盖乌斯·凯利乌斯（Gaius Caelius）在阿奎-塞克斯提亚附近与萨列儿部（Salyern）交战，674年即前80年盖乌斯·弗拉库斯进兵西班牙时又与其他凯尔特部落交战。在塞尔托里乌斯战争期间，省长卢奇乌斯·曼利乌斯须急速赴援其同僚于比利牛斯山外，在伊莱尔达一战败阵而回，归国时中途又败于此省西邻阿奎塔尼亚部（Aquitanern）之手（约在676年即前78年），这样一来，比利牛斯山和罗讷河之间或甚至罗讷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所有土人似乎全部叛变。庞培经过那叛乱的高卢而往西班牙时，须用武力打开一条路，为惩处他们的叛变，庞培把沃尔卡-阿雷哥密部（Volker-Arekomiker）和赫尔维部（Helvier）的土地（今加尔［Gard］和阿尔代什［Ardêche］等省）交给马赛利亚人；省长马尔奇乌斯·芳提乌斯（Marcius Fonteius，678—680年即前76—前74年）实行这些法令，平定沃康提部（Vocontier，在今德龙［Drôme］省），保卫马赛利亚以抗叛党，解救被围的罗马省城纳博，于是恢复了此省的安静。然而一方面人心绝望，另一方面高卢各省既同遭西班牙战争的祸害，又受罗马人公私一般的横征暴敛，经济发生困难，这情形不许他们安静。特别是阿洛布罗根部距纳博最远，常在骚动之中，688年即前66年盖乌斯·皮索担任那里的“绥靖工作”以及691年即前63年乱党谋反时阿洛布罗根使者在罗马城的行为均足为证，不久以后（693年即前61年），此部公然背叛。卡图基纳图斯（Catugnatus）率阿洛布罗根人作殊死战，起初不无胜利，但在索洛尼姆（Solonium）一战，先壮烈抵抗，而后为省长盖乌斯·庞普提努斯（Gaius Pomptinus）所克。

尽管有这些战事，罗马领土的疆界并无重大进展；庞培使塞尔托里乌斯残部往居的卢古杜努姆聚落（Lugudunum Convenarum）以及托洛萨、维也纳和日内瓦仍是罗马西北部最边远的地点。然而对于本国，高卢属地却日形重要。南高卢气候绝佳，似意大利，地势便利，腹地广大肥美，便于商业，其商道直抵不列颠，与本国的水陆交通也很畅快，所以在经济上对意大利骤臻重要，较老属地，例如西班牙，历数百年之久也还不及它；又因当时在政治上失败的罗马人特别要到马赛利亚来避难，重见意大利的文化和意大利的奢华于此地，所以自愿迁居的意大利人也日多一日地来到罗讷河和加伦河上。一种叙述作于恺撒来此的十年以前，据说：“高卢省里满是商人，罗马的公民蜂拥于此地。高卢土人每做一事，必以罗马人为中人，高卢每一文钱易手，必经过罗马公民的账簿。”由同一叙述，我们又可见除纳博的殖民团外还有大批的罗马农人和牧人住在高卢；然而我们又不可忽略，罗马人在各省所有的土地，正如英国人在美洲最早领土的大半，均为住在意大利的高级贵族所有，那些农人和牧人多半都是他们的管家，即奴隶或脱籍人。

在这种情形之下，文明和罗马风气如何在土人中迅速发展，可想而知。凯尔特人不喜务农，新主人强迫他们易刀剑为耒耜；我们很可相信，阿洛布罗根部所以拼命抗拒，一部分就是这类法令使然。早年时，希腊文化也曾对这些地方稍有影响；它们的高等文明要素都由马赛利亚而来，他们种葡萄和橄榄，使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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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铸造钱币，都受了马赛利亚的感发。罗马人在这里也没有排斥希腊文化，马赛利亚由罗马人得来的势力足以偿其所失而有余，甚至在罗马治下时高卢各区仍公然任用希腊医生和修辞家。但有不言而喻的，南高卢的希腊文化与意大利的无异，也由罗马人得有同一特性，于是特殊的希腊文明变为拉丁-希腊的混合文化，此地不久便有很多新信徒皈依这种文化。南高卢人名为“穿长裤的高卢人”以别于意大利“披斗篷的高卢人”，他们诚然不似后者的完全罗马化，但就在当时，他们已与北方尚未克服的“长发高卢人”迥然不同。固然，他们中间流行一种半截的文化，他们那不纯粹的拉丁文很有供人嘲笑的资料，并且任何人若有系出凯尔特人家之嫌，别人即不免使他自觉其与“穿袴人的瓜葛”。但这种拉丁文虽不见佳，远来的阿洛布罗根人却能用以与罗马当局商洽事务，甚至不用译人便能在罗马法庭上做证。

如是，这些地方的凯尔特人和利古里亚人正在丧失其民族性，并且由他们那些无望的叛乱可证其在如何难堪的政治和经济压迫下趋于枯萎，所以这里土著人口的衰微实与当时意大利高等文化的传入同时并进。阿奎-塞克斯提亚是个大地方，纳博更是个大地方，两城大概可与贝内文托和卡普亚并称；在罗马属下的希腊城市中，马赛利亚组织最善，最为自由，最能自卫，也最为强大，所行的严格贵族政治在罗马守旧派看来必指为好城邦制的模范，所据有的重要领土曾蒙罗马人大加扩充，贸易又甚广大，此城与那两个拉丁城并立等于意大利的雷吉纳和拿波里与贝内文托和卡普亚并立。

一过罗马边界，景象便不同了。大凯尔特民族在南方各地的已渐为意大利移民所压倒，在塞文（Cevennen）河以北的却仍度其自古以来的自由生活。我们这不是初次遇见他们；意大利人与这绝大民族的支队和前哨已曾交战于台伯河和波河之上、卡斯蒂利（Castilien）和克恩滕（Kärnten）的山中，甚至小亚细亚内地的深处；但在这里，意大利人始攻打到他们主干的核心。凯尔特民族定居于中欧以后，便大半散布于今法兰西以及德意志西面和瑞士，住在各河流的肥沃谷地和怡人的山地，由此出发，至少占据英伦南部，或许就在此时已尽占大不列颠和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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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这里形成一个民族集团，分布广于他处，但在地理上却打成一片。领域既这样辽阔，语言风俗当然不免歧异，虽则如此，自罗讷河和加伦河至莱茵河和泰晤士河一带，各部落却似彼此往来甚密，精神上有共属一族之感，因而团结起来；反之，这些部落虽必与西班牙和今奥地利的凯尔特人稍有局部的关系，却因一方面有比利牛斯和阿尔卑斯两大山的阻隔，另一方面有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也在这里行侵略，所以这同种各族的互相往来和精神联系大受阻碍，迥非那条狭窄海峡分隔大陆上和不列颠的凯尔特人可比。可惜这不凡民族在这主要场所的内部发展史不许我们循序考察，我们不得不止于按恺撒时代在这里所见的情形，至少叙述其文化史和政治状况的大略。

据古人的记载，高卢的人口相当稠密。由几种叙述，我们可推测比利其各地每一平方公里平均十六人，约与今日的威尔士（Wallis）和利夫兰（Livfland）相仿，赫尔维部每平方公里平均二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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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文化高于比利其而山岭少于赫尔维之处，例如在比图里吉（Biturigen）、阿维尔尼（Arvernern）、埃杜伊（Häduern）等部，数目更高。固然，高卢有人务农，因恺撒同时的人已在莱茵区见用泥灰石施肥的习惯而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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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凯尔特人用大麦造啤酒（cervesia
）的原始习俗也证明种谷术的传播早而且广；不过农业却不受重视。甚至在文化较高的南方，人也以为凯尔特自由人若手持耒耜，便有失体面。在凯尔特人看来，畜牧业高于农业远甚，在畜牧上，当时罗马地主特别乐用凯尔特种的牲畜和凯尔特奴隶，此等奴隶勇敢善骑马，又熟习畜养牲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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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凯尔特北方各地，畜牧业全占上风。布列塔尼（Bretagne）在恺撒之时是个缺粮的地方。在东北，茂密的森林与阿登（Ardennen）的中心相结合，自北海至莱茵河几乎连绵不断；佛兰德（Flander）和洛特林根（Lothringen）那块今称福地的平原，那时有梅纳皮（Menapier）和特雷维里（Treverer）的牧人在遮天蔽日的橡林中牧放半家半野的猪。正如在波河流域，凯尔特人原用橡实养猪，罗马人代之以生产羊毛和种植谷类，所以在斯海尔德（Schelde）河和玛斯（Maas）河的平原上，养羊和农耕也由罗马人得来。不列颠甚至还不惯于打谷，更北地方竟全无农业，只知利用土地来畜养牲口。马赛利亚种植橄榄和葡萄，获利甚丰，但在恺撒时代，塞文河外尚无人经营此业。

高卢人自始就好聚居，无城防的村落到处皆是，696年（即前58年）时，只是赫尔维部就有四百村，此外还有很多的独家住户。但有垣墙的城镇也不缺乏，城墙系以木架嵌石而成，既适用而又结构精美，使罗马人见而惊异；另一方面，就在阿洛布罗根的城镇，屋宇也确乎纯系木造。这种城镇，赫尔维部有十二座，苏埃西翁（Suessionen）也有此数；而在更北地方，例如在内尔维部（Nervier）固然也有城镇，人民遇有战事，却逃命于沼泽和森林而不入守城垣；在泰晤士河外，原始的防御物——木栅——完全代替了城墙，当战争时，这是人民和牲畜的唯一避难所。

城市生活的较大发展与水陆交通的旺盛密切相联。处处都有道路和桥梁。河川如罗讷河、加伦河、卢瓦尔河和塞纳河等本身就使人乐于航行，所以内河航业规模既大，获利亦丰。但凯尔特人的航海业却更可注意万分。不但由一切方面看，凯尔特人似乎是第一个经常航行大西洋的民族，而且据我们所知，造船和操舟之术在这里也发展到惊人的地步。我们由其所经海面的水性可想而知，地中海各民族的航业在相当长久期间止于用桨，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战舰永远是划桨的低身船，船帆仅用为船桨的偶然辅助，只有上古文明发达时期的商船才是名副其实的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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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恺撒之时及很久以后，高卢人固然在海峡上用一种可以携带的皮艇，这似乎大致是普通划桨的小船，可是在高卢西岸，圣东尼部（Santonen）、皮克顿部（Pictonen），尤其维纳特部（Veneter）却行驶造得很笨的大船，这种船不用桨来发动，而备有皮帆和铁制锚链；他们不但用这种船与不列颠交通，而且从事海战。所以我们在这里不但初次遇到大洋航业，而且帆船也在这里完全代替了划桨小船——上古世界当活动力日衰之时自然不知利用这种进步，到我们这文化复兴的时代，才有人从事于收获这进步的无量效果。

不列颠与高卢的沿海既有这种经常的海上交通，海峡两岸居民在政治关系上的非常密切，以及海外贸易和渔业的兴隆便都不难索解。特别是布列塔尼的凯尔特人由英伦取来康瓦里（Cornwallis）矿坑的锡，经高卢的河道和陆路运至纳博和马赛利亚。据说恺撒之时莱茵河口有几个部落赖鱼类和鸟卵为生，此言盖谓这里的人大规模捕捉海鱼和拾取海鸟的卵。关于凯尔特人的商业和交通，传到今日的记载既破碎而又稀少，我们若加以综合补充，则河埠和海港的关税何以在几个部落——例如埃杜伊部和维纳特部——的预算里占重大地位，他们何以认为全国主神是个护路保商的神，同时也是开创工艺者，其故可知。由此看来，凯尔特人的工业必不全等于零；凯尔特人非常工巧，尤擅长照样仿造和依命制物，特为恺撒所称道。然而在大多数部门，他们的工艺似未超乎寻常之上；麻织品和毛织品的制造以后盛行于高卢中部和北部的，确可证明为罗马人所倡始。金属工艺却为例外，并且据我们所知，也是唯一的例外。高卢古墓出土的铜器往往制造精美，至今仍然柔韧，阿维尔尼部的金币大小轻重毫厘不爽，二者到现在仍足以证明凯尔特铜匠和金匠的技巧。古人的叙述也与此相符，据说罗马人由比图里吉部学得镀锡术，由阿勒西儿部（Alesier）学得镀银术——镀锡术的发明可以锡的贸易为证明两种发明大概都起于凯尔特人的自由时期。

与金工技巧密切相连的是开采金属的技术，尤其在卢瓦尔河上的铁矿里，这技术达到专门矿师的程度，以至于当攻城时开矿人成为重要的角色。当时罗马人有一种流行的意见，以为高卢是世界上一个最饶黄金的地方；固然，由人所熟知的土地情形和凯尔特墓中出土物的数量看来，他们的见解不能成立，因为墓中黄金不多，并且远不如在真正产金区的同类出土物中那样常见；无疑地，希腊旅行家和罗马兵士，向本国人描述阿维尔尼王的富丽和托洛萨神庙的财宝时，不免力事夸张，这种观念必因此而起。但他们的话却不纯属虚构。我们很可相信，在发源于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河川内外，淘金和检金事业在今日工价之下不能获利，但当文化较低时期，用奴隶制，这事业必有利可图，规模庞大；此外半开化民族的商业情形也往往便于积蓄一批不流通的贵金属，高卢或许也非例外。

造型艺术的低劣深堪注意，并且与金属工艺的机巧相形之下，其低劣更加显著。他们喜好杂色鲜艳的装饰品，可见审美能力的缺乏；高卢的钱币给我们一个惨痛的证据，钱上图形的意匠有时过于简单，有时离奇怪诞，但无时不幼稚，并且在技巧上几一律粗陋无比。铸钱事业历数百年，并且稍有技巧，竟大体以仿造两三种希腊钱范为限，而且仿造得日益失其真相，这或许是史无前例的事。另一方面，诗的艺术为凯尔特人所重，与此民族的宗教甚至政治制度密切相联，据我们看，宗教诗以及宫廷诗和托钵诗都很繁盛。在凯尔特，自然科学和哲学虽拘泥于当地神学的形式和束缚，却也不乏学习的人；无论何处，无论如何，只要遇有希腊的人文主义，他们无不欢迎。至少祭司一概通晓文墨。当恺撒时，自由的高卢大半用希腊文，例如赫尔维部即其中之一，但就在当时的最南各地，因与罗马化的凯尔特人互相来往，拉丁文已占优势，例如当代阿维尔尼部的钱币上就有拉丁文。

凯尔特民族的政治发展也有很可注意的现象。这里与他处无异，国家的组织也以氏族部落为基础，有君主，有参议会，有能服兵役的自由人的民社；但又有其特异之处，就是它始终没有超过部落组织。在希腊和罗马，城垣很早就代替部落，为政治单位的基础；若两部落同在一城内，便合为一个联邦，若一个公民团派一部分的国人往居一座新城，一个新国照例由此而起，新国对母国只有孝敬，至多不过有属下的关系。在凯尔特却不然，公民团永久就是氏族；君主和元老会所主宰的是部落而非任何城市，部落大会为国家的至上权威。城市与东方的相仿，其重要只在商业和战略而不在政治，因此，据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就是有城垣的很大地方如维也纳和日内瓦，也不过是村落。恺撒之时，原始氏族组织仍存于凯尔特人所居的岛屿和大陆北方各部落，大体无改于旧；民社握最高权，关于重要问题，君主须遵守民社的法令；参议会人数众多，在几个部落中达六百人，但以其重要而论，似乎不过如罗马王政时期的元老院。反之，在多事的高卢南部，当恺撒以前六七十年间——末主的子女至恺撒时仍存于世——至少大部落如阿维尔尼、埃杜伊、塞昆（Sequaner）、赫尔维等部发生革命，结果王政废除，政权落于贵族之手。

如上所述，凯尔特人绝无城邦，与此互为表里的就是政治发展的另一极端——骑士制度——在凯尔特部落组织中十分占有优势。由各方面看来，凯尔特的豪门似乎都是高等贵族，或许大部是今昔王家的宗室；即如一部落中互相敌对的两党领袖常属于一家，深可注意。这些大家巨室兼握财政、武备和政治的优势。国家的利权都由他们垄断承租。普通自由人受赋税的重累，被迫向他们借债，放弃自由，先在事实上做债务人，而后在法理上做奴仆。他们发展出家兵制度，即贵族雇一些骑马奴仆（所谓ambac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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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侍从的特权，因此造成割据自雄的现象；贵族倚仗自己的部曲，抗拒合法的官府和国军，实际上弄得国家四分五裂。假如一个部落有胜兵役的男子八万人，中有一个贵族能带一万家兵赴大会，而奴仆和欠债人尚不在内，则这个人显然是个独立君主而非本部落的公民。再者，各部落的大家巨室密切相联，借着互通婚姻和特别条约的力量简直结成一个坚固的同盟，一个单独部落实无力对付这种同盟。因此，各民社不再能维持公共安全，恃强欺弱成为普遍流行的现象。只有奴仆还能由主人得到保护，主人为义务和利益所迫，不能不替他的属下报仇申冤；国家不再有保护自由人的力量，所以自由人成群归附强有力者，做他们的奴仆。

公民大会失其重要性；贵族跋扈应受君权的制裁，但在凯尔特地一如在拉丁姆，君权竟亡于贵族的跋扈。执法者（Vergobre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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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君主而兴，他与罗马执政官相仿，任期也仅一年。若有一个部落仍团结而不分裂，这部落便由参议会来指导，当然，在参议会中贵族领袖夺政权为己有。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形之下，各部落必有骚动，昔日拉丁姆在国王被逐后也有几百年的骚动，颇与此相类。各民社的贵族虽彼此另结了反抗民社当局的联盟，民众却不熄其恢复王政的愿望；常有一个杰出的贵族，如往昔罗马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的行径，想以部落大众为后盾，破坏其他贵族的势力，为自己的利益计，恢复王权。

如此，各个部落日趋衰微，不可救药；同时，全体一致之感却正在这民族中勃然而兴，并且以种种方式求表现和确立。凯尔特全体贵族的团结与各个部落的联合互相对立，虽则扰乱了现状，却也唤起和培植了民族全体一致的观念。此民族常遭外患，与邻国交战，疆土日蹙，其效果亦复相同。昔希腊人对波斯人作战，意大利人对内阿尔卑斯的凯尔特人作战，始感到全国一致的存在和力量，今外阿尔卑斯的高卢人对罗马人作战，似乎也有此感。在各部落彼此争雄的喧嚣中，在封建社会的一切争吵中，仍可听到一些人的主张，他们情愿以各个部落的独立甚至骑士贵族权利的独立换取民族的独立。反抗异族统治的事如何深得民心，可见于恺撒的战争，凯尔特爱国派对恺撒的态度，与以后德意志爱国派对拿破仑的完全相同；关于反抗运动的广大和饶有组织，证据甚多，消息传递的迅速如电报，即其一端。

凯尔特民族虽在政治上极为分崩离析，在宗教甚至神学上却久已统于一尊，否则凯尔特民族意识的普遍和强大便不可解。凯尔特的祭司团，或用土名来说，德鲁伊（Druiden）教会确以宗教和民族的共同维系，合不列颠群岛和全高卢为一体，或许还有其他凯尔特人的地方也在其内。这教会自有其首领，由祭司自行选出；自有其学校来教授那包罗甚广的传说；自有其受各部落尊重的特权，尤其免税和免兵役的特权；有年会，会场在“凯尔特地的中央”沙特尔（Chartres）附近；最重要的，还有笃信的人民，对于祭司，人民苦苦尽忠，盲目服从，似乎不亚于今日的爱尔兰人。我们可以想见，这样一个祭司团必欲夺取尘世的政权，并且已做到一部分。在行一年君主制的地方，当君位虚悬时，祭司团主持选举。祭司团主张他们可以把个人和全民社逐出教会以外，因而逐出文明社会以外，他们的主张居然成功。祭司团务使最重要的案件，尤其关于疆界和遗产的案件归它审判。他们既有把人逐出民社之权，凯尔特人又常杀人祭神，有尽先以罪犯为牺牲的习惯，祭司团似乎依据前者，或也依据后者，发展出祭司的广大刑事裁判权，与国王和法官的裁判权鼎足而立。祭司团甚至要求宣战媾和的决定权。高卢人差不多是个教会团，有教主和教士大会、免税免役之权、禁人参加圣典的法令和宗教法庭；不过这个教会国与晚近的不同，它不自外于民族，反而非常富有民族色彩。

但彼此一家的感觉虽在凯尔特各部落中勃然兴起，这民族却仍不能得到政权集中的凭借；意大利有罗马民社，希腊人有马其顿王，日耳曼人有佛兰克王做他们中央集权的凭借，凯尔特人却没有。凯尔特祭司团和贵族，虽则以某种意义而言，可谓能代表和维系这个民族；但一方面，他们各谋本阶级的利益，因而不能统一全族，另一方面，他们又很强大，不许任何君主和部落成统一之业。统一的初步却不缺乏，这种工作都顺着部落组织的自然趋势走霸主制一条道路。强大部落夷弱者为藩属，以致霸主对外兼代表藩属，在国际条约上兼替藩属立约，而附属部落义当服兵役，有时也须纳贡。一些各不相干的联合就这样发生出来；至于一个全高卢的霸主，一个即使很松却能团结全民族的联合，则付阙如。

如上所述，罗马人初征外阿尔卑斯时，在北方见有苏埃西翁部属下的不列颠-比利其同盟，在高卢中部和南部见有阿维尔尼联盟，又有属国较少的埃杜伊部与阿维尔尼联盟争雄。恺撒之时，我们见比利其部在高卢东北部，介于塞纳河与莱茵河之间，仍为这样一个联合，但似乎不再伸到不列颠；在今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地方，有阿列摩利加（Aremorika）各部落即沿海各部落的联合出现，与比利其部并立；在高卢中部即本部，仍旧两党争霸，一党以埃杜伊部为首，另一党本以阿维尔尼部为首，此部因与罗马交战而衰弱，失其霸主地位，乃以塞昆部为首。这些不同的联盟都是比肩而立，各不相属；高卢中部各大国的霸权似乎永未达到高卢东北部，切实说来，甚至永未达到高卢西北部。

这些部落联合自可稍餍民族对自由的渴望。但由任何方面看来，这些都嫌不足。联合非常松弛，无日不徘徊于同盟制与霸主制之间；全体在太平时节以联邦大会为代表，在战时以将军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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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力量极端薄弱。只有比利其联盟似乎团结得稍为坚固，由于爱国心的勃发，他们居然能击退辛布里部，这或许对于他们有益。霸权之争使每一联合发生裂痕，经若干时日，裂痕不但不能弥补而且加大，因为任一竞争者得胜，他的对手仍不失其政治上的生存，就算他们屈身为藩属，以后永可再起而奋斗。强大部落的竞争不但闹得自己不睦，而且波及每一附属部落和每一村落，并且因为每人各视其私人关系而定其向背，竟往往波及每一家庭。希腊不亡于雅典对斯巴达的战争，而亡于每一附属民社甚至雅典本城都有雅典党和斯巴达党的内讧，所以阿维尔尼部与埃杜伊部的争霸，以其规模更小而又更小的反复重演，使凯尔特民族沦胥以亡。

这些政治和社会的情形转而影响这民族的武备。骑兵是绝对主要的兵种，此外在比利其部尤其在不列颠群岛，还有上古民族的战车也显得非常完善。此等骑马乘车的军队都出自贵族及其部下；贵族有真骑士之风，喜爱狗马，以重价购买外国种的骏马。贵族的精神和战术自有其特点：征兵时，任何能骑马的人甚至白发老翁一概从军出征，他们将与其所藐视的敌人开战时，必人人宣誓说，他们的队伍若不能至少两次冲过敌人的阵线，他们誓不回家。受雇的战士中盛行佣兵的风气，道德堕落，淡漠无情，以致视别人甚至自己的性命轻于鸿毛。几个故事虽染有奇谈逸事的色彩，却仍能为此说之证；据说凯尔特人开宴时以刺剑为戏，往往拼命相扑，凯尔特人又有一种流行的风俗，尤甚于罗马人的决斗戏，即他们贪定额金钱或若干瓶酒，自卖其身，供人杀戮，在万众目睹之下，横卧盾上，情愿受死。

比之骑兵，步兵较为落后。罗马人曾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与凯尔特部队交战，大致看来，这种步兵与他们大同小异。大盾仍旧是主要的护身武器；反之，在攻击武器中，长杆刺枪现在代刀剑而为主要的武器。几个部落如果联合作战，扎营和打仗当然便以部落为单位；至于每部落的征兵是否有军事的编制组成更小而整齐的战略单位，则无形迹可寻。凯尔特军仍用长列车辆拉载随军的辎重；罗马人每夜设立一座有寨墙的营垒，凯尔特人不然，他们永远用一种可怜的代替品，即车寨。说到某几个部落，例如内尔维部，步兵的善战格外显著；可注意的是，这种部落没有骑兵，甚至不是凯尔特人而是日耳曼移民，也未可知。但一般看来，这时凯尔特的步兵似乎是一种不好战的庞大民军；在较南各地，勇气与蛮风一齐消逝，这种情形最甚。恺撒说，凯尔特人不敢明目张胆地与日耳曼人交战。这位罗马大将对凯尔特步兵的批评，还有比上述意见更为苛刻的，他在第一年战役中晓得凯尔特步兵之后，永不再用他们与罗马步兵联合作战。

如果我们按恺撒在外阿尔卑斯一带之所见，而考察凯尔特人的全部情况，那么，与一百五十年前波河流域凯尔特人的文化程度相比，他们的文明可谓确有进步。那时民兵出类拔萃，完全是他们军队的主脑，现在骑兵却占第一位。那时凯尔特人住在无围墙的村落，现在他们的市镇周围都有建筑甚佳的墙垣。伦巴底古墓出土的物件，尤其以铜器和琉璃器而论，不及北高卢的远甚。或许欲知文化的程度，最可靠的尺度无过于全族一体的感觉，凯尔特人在今名伦巴底的地方作战时，这感觉还很少见，但他们对恺撒作战时，这感觉已昭然可睹。由一切方面看，凯尔特民族与恺撒相遇之时，已达到其命定的文化的最高点，当时已在盛极而衰。甚至据我们这些不很周知的人看来，恺撒时外阿尔卑斯凯尔特人的文明，确有几方面令人起敬，又有更多方面饶有趣味；从许多观点看，这种文化与近代文化关系较密，而与希腊罗马的文化关系较远，它有帆船，有骑士制度，有教会组织，而更重要的，又有几番尝试——虽则是不充分的尝试——他们要不以城市而以部落为建国的基础，并且再高一等，要以民族为建国的基础。但正因我们这里所遇见的凯尔特民族已发展到了顶点，所以它那道德禀赋的较为低微，换句话说，它那文化能力的较为薄弱，更加显著。这民族不能自创一种民族的艺术，也不能自创一个民族的国家，至多只能做到一种民族的神学和一个特殊的贵族阶级。原有的天然胆量已不可复见；军事的武勇本基于较高的道德和适当的组织，二者又随文明增进以俱来，这种勇气只以发育不全的形状见于骑士阶级之中。固然真正的野蛮风气已归没落，高卢往昔常把肥肘子给最勇的人吃，但每一座客只要自以为这事于他有损的，便可随意以此为理由向接受肘子的人挑战；又酋长死后，他最忠实的家兵便与他俱焚，这些习惯已成过去。但杀人献神的事仍未绝迹；法律原则认为刑讯不可施于自由男子，却可施于自由女子和奴隶，甚至在凯尔特的文明时代，妇女在他们中间占何等可惨的地位，由此可见。各民族在原始时期特有的优点，凯尔特人已把它失去，而文明十足浸入民族骨髓时所得来的长处，凯尔特人却未获得。

以上是凯尔特民族的内部情形。还有他们对邻族的外事关系尚待阐明；当时各民族正在力争雄长，大行赌斗，到处都是攻取难而自守更难，他们在争斗中有何举动，也尚待叙述。沿比利牛斯山一带，各民族的关系久已和平解决，凯尔特人侵逼伊比利亚即巴斯克（Basken）的原始土人而稍把他们排挤出去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在恺撒时，比利牛斯山的谷地以及柏恩（Bearn）和加斯科涅（Gascogne）的山岭，还有加伦河南的沿海草原，都是阿奎塔尼部的确实领土，此部是很多伊比利亚人的小部落所合成，他们彼此很少接触，与外界更少接触；在这区域，只有加伦河口和重要港埠伯第伽拉（Burdigala，即波尔多［Bordeaux］）握在一个凯尔特部落之手，这部落名为比图里吉-维维西（Bituriger-Vivisker）。

远较重要的是凯尔特民族与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的接触。我们不必重述上文已述的事实，即罗马人如何在缓缓前进中渐渐逼退凯尔特人，终于占领阿尔卑斯山与比利牛斯山之间的海滨，因此完全截断他们通意大利、西班牙和地中海的路；几百年前，罗马人在罗讷河口建了一座希腊堡垒，已种下这番变故的根苗。但我们须在这里重提往事，即不仅罗马的优越武力压迫凯尔特人，罗马的优越文化也一样压迫凯尔特人，高卢颇有希腊文化的萌芽，毕竟有助于罗马文化的传布。贸易和交通常为侵略的先声，这里也是如此。凯尔特人不脱北方人的习气，爱喝烧酒，他们与西维亚人相仿，饮用不加水的美酒，尽醉方休，使节饮的南方人惊异厌恶，但商人却非不愿与这种顾客做交易。不久以后，这种生意便成为意大利商人的金窟；一坛酒换一个奴隶，在高卢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其他奢侈品，例如意大利的马在高卢也是赚钱的货物。在这时，已有罗马公民获得罗马界外的地产，按意大利方式加以利用，例如早在673年即前81年左右，塞古西亚维部（Segusiaver，在里昂附近）的罗马田庄已见于记载。无疑地，如上所述，自由高卢例如阿维尔尼部所以在被征服以前已有人通晓罗马语言，即以此故；但这种知识大概仍限于少数人，甚至与埃杜伊联邦的官员交谈，也须用译人。正如贩卖烈酒和越界居住的人开了占领北美洲的路，这些罗马酒贩和地主也把将来的征服高卢者招引前来。对方的人如何洞明此事，可见于一种禁令，高卢一个最强干的部落内尔维部，与几个日耳曼部落相似，发令禁止与罗马人交易。

罗马人由地中海的压迫已很猛烈，还有更加猛烈的，就是日耳曼人由波罗的海和北海南下的压迫，这是一个来自东方民族大摇篮的新种族，以青年的精力，当然也以青年的粗暴，自跻于几位长兄之列。虽则这种族住在莱茵河畔的部落——乌西皮部（Usipeten）、滕克特里部（Tencterer）、苏甘布雷尔部（Sugambrer）、乌比尔部（Ubier）——已稍开化，至少已不再自愿迁居，但是再远的内地不重农耕并且各部落尚未达到定居的地步，却为一切记载所公认。这方面有一个特征，即当时他们的西邻说到日耳曼任一内地民族，还不能用他们的部落名做称呼，只知他们总名斯维比人（Sueben，就是迁徙无定的人、游徙的人）和马科曼尼人（Marcomanen，即守边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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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恺撒时，这种名称不能是部落名，不过据罗马人看来，似属如此，以后也屡成为部落名。

这个大民族压迫凯尔特人，最为凶暴。日耳曼人与凯尔特人争莱茵河以东之地，或有战事，但我们完全不得而知。我们所能知的只是当罗马第七世纪末年前后，凯尔特人已失去直抵莱茵河的全部土地，往日波伊部大概住在拜恩（Baiern）和波希米亚（Böhmen），现在竟流落无归，甚至以前赫尔维部所有的黑林（Schwargwald）即使不为住在附近的日耳曼部落所据，至少也是边境上两族交争的一块不毛之地，很可能就在当自己符合此地以后的名称，真是赫尔维的沙漠（die helvetische Einöde）。日耳曼人常用野蛮的战略，把许多里的邻近地方化为一片荒漠，以御敌人的侵犯，这战略似乎也用在这里，规模极大。

但日耳曼人却不停留在莱茵河。辛布里部和条顿部的队伍，就其主力而言，是日耳曼各部落合成的。五十年前，他们发兵进攻，咆哮横行于潘诺尼亚、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似乎只是一番大规模的侦察。日耳曼各部落已在莱茵河西岸，特别在它下游，成立了永久居留地；这些拓殖家既以征服者身份闯入，便不断向他们邻近的高卢居民要求质子，征收年贡，仿佛高卢人是他们的藩属。其中有阿杜亚都契部（Aduatuker），原是辛布里部队的残余，现已蔚为一个大部落；在吕蒂希（Lüttich）的玛斯河上有一些别的部落，以后总名通格里部（Tungrer）；甚至本区两个最强大的民族特雷维里部（在特里尔［Trier］附近）和内尔维部（在埃诺［Hennegau］），在名家著作里也直称为日耳曼人。这些叙述是否完全可信，我们诚然不敢断言，因为据塔西佗说到后两个民族的话，嗣后至少在这些地方，一个人是日耳曼人的血胤而不属于被轻视的凯尔特民族，引以为荣；然而斯海尔德河、玛斯河和穆塞尔河（Mosel）一带的人民确似以种种方式大部与日耳曼分子相混合，或至少受有日耳曼人的影响。日耳曼殖民地本身，或许藐小，却非不重要，因为这时前后，我们从混乱黑暗中看到莱茵河右岸的人民波涛起伏，自可见日耳曼较大的部众正在准备循这些前哨的足迹而渡莱茵河。异族入主的危险由两方面袭来，内部又分崩离析，人自不能期望这不幸的凯尔特民族振作精神，努力自救。分裂和起于分裂的衰落是这民族以往的历史；一个民族不能举出一场战争与马拉松和萨拉米斯（Salamis）以及阿利奇亚和劳底平原等战争相比，一个民族甚至当少壮之时也不能一致努力来灭马赛利亚，而今已到晚年，它如何能抵御这么可怕的敌人？

凯尔特人若仅靠自己，必非日耳曼人的敌手，愈是这样，罗马人便愈当谨慎监视两民族间所起的纠纷。虽则由此而来的运动至今尚没有对罗马人发生直接的影响，但运动的结果如何，却与他们最重大的利益有关，他们自当挂念。我们可想而知，凯尔特民族的内部情况旋即与其对外关系永久交织起来。正如希腊的斯巴达党与波斯人合攻雅典人，罗马人自初到阿尔卑斯山外以来，就遇到阿维尔尼部与埃杜伊部争霸，前者是当时南凯尔特的宗主国，后者帮助罗马人攻它；罗马人得力于“罗马民族的新兄弟”，于是不但征服了阿洛布罗根部和阿维尔尼部的大块间接领土，而且用他们的势力使仍然自由的高卢霸权由阿维尔尼部转移到埃杜伊部。不过希腊民族所受的威胁只是来自一面，凯尔特人则有两个国仇同时来逼；他们当然求一方的保护以拒他方，如果凯尔特有一党依附罗马人，敌党当然联合日耳曼人来对抗。就比利其部而论，这办法最是便当，他们与渡过莱茵河的日耳曼人为邻，彼此交际频繁关系密切，并且他们文化较不发达，或许觉得异族斯维比人与自己的关系至少不远于那文化发达的同族阿洛布罗根人或赫尔维人。但在南凯尔特，如上所述，现在大部落塞夸尼部（在贝桑松［Becanson］附近）为反罗马党的领袖，南凯尔特人受罗马人的直接威胁，这时也有一切理由招致日耳曼人来抗罗马人；元老院为政因循，罗马有酝酿革命的迹象，凯尔特人不是不晓得，他们以为这个时候正宜于铲除罗马的势力，特别宜于挫辱罗马属下的埃杜伊部。埃杜伊部与塞夸尼部的领土以索恩河（Saone）为界，两部落因渡河税问题发生决裂，约在683年即前71年，日耳曼君长阿里奥维斯特（Ariovist）率武士一万五千人渡莱茵河，做塞昆部的佣兵统帅。

战事延长了许多年，双方互有胜负；全盘看来，结果不利于埃杜伊部。他们的领袖埃波雷多里克斯（Eporedorix）终于号召全体部属，率着非常优势的兵力攻日耳曼人，但日耳曼人坚不肯战，藏在沼泽森林中不肯出来。但到了后来，各部落倦于等候，渐渐分散，日耳曼人始出现于旷野，于是阿里奥维斯特逼敌人战于阿得马格托布里加（Admagetobriga），结果埃杜伊部骑兵的精华都死在战场。埃杜伊部既败，不得不依战胜者提出的条件结和：他们须放弃霸权，承诺带领全部的附庸做塞昆部的藩属；他们须向塞昆部或不如说向阿里奥维斯特纳贡献，并且派出他们最高的贵族为质；最后，他们又须发誓永不索还质子，也不请求罗马人来干涉。

这个和约似乎缔结在693年即前61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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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荣誉和利益计，罗马人自当起而反对；埃杜伊部贵族狄维提亚库斯（Divitiacus）为该部罗马党的领袖，因而现在为其本国人所逐，亲到罗马来求他们干涉。还有一个更严厉的警告，就是693年即前61年阿洛布罗根部的叛变，此部是塞昆部的邻国，其叛变必与这些事有关毫无疑义。不错，罗马人发令要高卢省长援助埃杜伊部；他们谈到派执政官和执政官军过阿尔卑斯山；但这种事的决定权特属于元老院，在这里，元老院也终于多大言而少实行。阿洛布罗根部的叛变为武力所平，但对于埃杜伊部，罗马人不但毫无作为，而且在695年即前59年竟把阿里奥维斯特载在亲罗马的君主名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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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这位军事领袖当然认为这是表示罗马人放弃其所未占的凯尔特土地，所以他准备以此为家，着手在高卢土地上建立一个日耳曼的诸侯国。他带来的部队已多，以后应他的呼唤而继至的部队更多——至696年即前58年为止，渡莱茵河的日耳曼人约计十二万——，日耳曼民族的大移徙有如一条江河，水闸一开便泻入锦绣一般的西方，他想使这全部的移民定居于此，造成他统治高卢的根基。他在莱茵河左岸创立的日耳曼居留地范围如何，我们不能断言；无疑地，范围必很广大，他的计划更加广大得多。他对待凯尔特人如同对待全被征服的民族，并且对各部落毫无差别。原来塞昆部雇他做他们的元帅，他才渡过莱茵河，现在就是塞昆部也如战败的敌人似的，不得不把领土三分之一割给他——大概就是以后特利保契部（Triboker）所居的上埃尔萨斯（Elsacs）——阿里奥维斯特便与其手下人永居于此；仿佛这还不够，以后哈鲁德部（Haruder）到来，他又替他们向塞昆部再要来三分之一的领土。阿里奥维斯特似乎要在高卢做马其顿的腓力，他想使凯尔特人，无论亲日耳曼人的或附罗马人的，一概奉他为主。

这位日耳曼的强大君长，出现在这样危险的近处，本已引起罗马人极重的忧虑，又因他不是孤立无援，似乎更是咄咄逼人。乌西皮部和滕克特里部原居莱茵河右岸，因为他们的领土被骄横的斯维比部落不断蹂躏，不胜其扰，当恺撒来到高卢（695年即前59年）以前，已由他们的故居出发，到莱茵河口另觅新居。他们已由那里的梅纳皮部（Menapier）夺得右岸之地，可料他们必企图把左岸之地也据为己有。再者，斯维比部的队伍聚集在科伦（Köln）和曼茨（Mainz）之间，意欲到对岸凯尔特的特雷维里部，做不请自来的客人。最后，凯尔特人最东的部落是善战而人多的赫尔维部，他们的领土日益遭日耳曼人的侵害；他们又失去莱茵河北之地，那里的赫尔维人重回旧土，因此或又有人口过剩之苦；又阿里奥维斯特定居于塞昆部领域内，赫尔维部有与同族人完全隔绝的危险；所以赫尔维部想出一种死中求生的计划，即自动退出他们的故土，把它舍给日耳曼人，却到侏罗山（Juro）以西去略取较大较肥美的新居地，如果可能，并取高卢腹地的霸权——昔在辛布里部入侵时，赫尔维的几个部落已有这种计划，并已有实行的企图。劳拉契部（Rauraker）的领土（巴塞尔和南埃尔萨斯）也受到威胁，波伊部的残余早已被日耳曼人逼得离乡背井，现在流落无归，这两个部落和几个小部落都与赫尔维部联成一气。早在693年即前61年，他们的游击队已过侏罗山，甚至来到罗马的省境，他们的拔营出发必不能再延多久；那么，波登湖（Boden see）与日内瓦湖（Genfer see）之间一带重要地方既已为其防守者所弃，日耳曼的移民必不免进入此地。自莱茵河至大西洋，日耳曼部落都在移动，莱茵河全线都受他们的威胁；这个时刻类似以后恺撒帝国日衰而受阿勒曼尼部（Alamannen）和法兰克部（Franken）攻打之时；并且正在当时，他们似乎就要以五百年后对罗马人使用有效的策略，施于对凯尔特人。

696年即前58年春间，在这种情形之下，新省长盖乌斯·恺撒来到纳博的高卢，他的辖境原是包有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的内阿尔卑斯省，以后由元老院的法令，始把此省加入。他的任期先为五年（至700年即前54年底为止），而后在699年即前55年又加五年（至705年即前49年底为止），他的官职使他可以荐举同副执政官级的副将十人，并且（至少按他的解释）可以任意用他治下的公民——在内阿尔卑斯特别众多——补充他麾下的兵团甚或组织新兵团。他在两省接收的军队，常备步兵方面共有四个受过训练、习于战斗的兵团，即第七、八、九、十等兵团，至多不过二万四千人，此外照例有属国派来的辅助兵。再说骑兵和轻装兵，有西班牙的马队以及努米底亚、克里特和巴利阿里的弓手和轮索手。恺撒的属僚是首都平民党的精英，除无用的年轻贵族不少外，其中也有几个能干的军官，例如普布利乌斯·克拉苏（Publius Crassus）是恺撒政界老盟友的幼子，还有提图斯·拉比努斯是个忠实的副官，由罗马广场随这位平民党魁到战场。恺撒并未领受确定的任务。一个有灼见有胆量的人，他的任务就在随机应变之中。在这里，元老院所疏忽的也须补救，尤其日耳曼移民的狂流须制止。

正在此时，赫尔维部开始入侵，这事与日耳曼人的入侵密切相关，并且已有多年的酝酿。为了不使日耳曼人享用他们遗下的庐舍，为了使他们自己不能回来，赫尔维人烧毁他们的市镇和乡村；他们长串的车辆载着妇女儿童和大部的动产由四面八方来到日内瓦的勒曼（Leman）湖，他们和同伴已约定于本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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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地会合。按他们自己的计算，全体共三十六万八千人，其中能战的约占四分之一。因为侏罗山脉蜿蜒于莱茵河与罗讷河之间，几乎把赫尔维部的疆土完全由西方对锁起来，其狭隘的小径很适于设防，却不适于这种车队的通行，所以众领袖议定先向南绕道，而后在侏罗山西南最高部分与萨瓦（Savoy）山领之间罗讷河穿山过岭的地方，在今莱克吕斯寨（Fort l'Ecluse）附近，打开一条向西去的路。不过在这里的右岸，岩壑与河流紧紧相接，以至于仅余一条不难堵塞的隘路，此岸又属于塞昆部，他们很容易阻挡赫尔维部的通行。所以他们宁愿在罗讷河的峡口上游渡到阿洛布罗根属下的左岸，意欲向下游走到罗讷河流入平原处再回右岸，而后进趋高卢西部的平原，这里是大西洋岸的圣东尼区（Santonen，即圣东日［Santonge］，为夏朗德［Charente］河的谷地），地味膏腴。这班流亡的人要选它做新居地。这个行程在经过罗讷河左岸时要穿过罗马的领土，并且恺撒也不愿默许赫尔维部定居于西高卢，所以他坚决地不许他们通过。不过他的四个兵团却有三个驻在遥远的阿奎莱亚；他虽急忙召集外阿尔卑斯的民兵，但罗讷河自流出日内瓦附近的勒曼湖至其峡口，长二十余公里，他要用这么小的兵力来阻挡凯尔特无数的大军渡河，似不可能。然而赫尔维部愿用和平手段实行渡河和假道于阿洛布罗根部的领土，恺撒与他们举行交涉，竟得到十五天的延缓，用来拆毁日内瓦的罗讷河桥，以及筑一条长约三十公里的长城，以阻敌人渡到罗讷河南岸——这是首次应用罗马人以后大规模实行的方法，即建造许多堡垒而以墙垣和壕沟把它们连成一串，作为帝国边疆的军事屏藩。赫尔维部想用船只或渡口达到彼岸，在这些线上为罗马人所阻，竟归失败；他们不得不放弃渡罗讷河的计划。

另一方面，高卢的反罗马派希望得赫尔维部的强大增援，尤其埃杜伊部狄维提亚库斯之弟杜诺里克斯（Dumnorix）——兄为该部罗马党的领袖，弟则为民族党的领袖——都替赫尔维部说项，赫尔维部竟得通过侏罗山隘和塞昆部的领域，要禁止此事，罗马人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不过据他们看，赫尔维部的进兵虽无关罗马领土形式上的完整，却危害他们更高的利益；只有恺撒一反往昔元老院所任命的一切省长甚至马略之所为，不自限于谨慎守边的工作，而率大军逾越一向的疆界，始能保护这些利益。恺撒不是元老院的将军而是国家的将军，他毫不犹豫。他立刻由日内瓦亲到意大利，以他特有的敏捷，带来驻在那里的三个兵团和两个新编的补充兵团。

他把这些队伍与驻在日内瓦的兵团合在一处，而后率全军渡罗讷河。他出人意外地来到埃杜伊部的领域，那里的罗马党当然立即恢复政权。说到给养问题，这事并非无关重要。他见赫尔维人正从事于渡索恩河而由塞昆人的领域走入埃杜伊人的领域；他们有仍留在索恩河左岸的，尤其第哥林（Tigoriner）兵团，都被急进的罗马人截击歼灭。但这远征队的主力都已渡到河的右岸；恺撒追赶他们，赫尔维庞大军队二十天不能完成的过渡，他于二十四小时内完成了。罗马军既渡河，赫尔维人不能向西继进，便转面向北；无疑地，他们必假定恺撒不敢深入高卢腹地来追他们，并且怀着一个主意，就是假如他不再追赶，他们便再转向原来的目的地。罗马军蹑敌军之后，相距约八公里，尾追了十五天，希望遇一有利时机，在必胜的条件下攻打赫尔维部的大队，把它歼灭。不过这时机没有到来；赫尔维的车队虽行动不灵，其首领却晓得防备袭击，不但似有丰富的粮食供应，而且借着侦探之力把罗马营内每事都打听得清清楚楚。反之，罗马人始苦于缺乏日用品，尤其在赫尔维部境内离开索恩河而不再有河道运输之时。埃杜伊部所许的供应竟不见来，是为这个困难的主因，又因两军都仍在该部境内来往移动，这事更起人疑。再者，罗马几达四千骑的大马队显然全不可靠——这诚然不难索解，因为其中差不多全是凯尔特的骑士，尤其是有名的罗马敌人杜诺里克斯所率的埃杜伊私家马兵，并且恺撒本人收容他们，与其说以他们为兵士，不如说以他们为人质。他们败于远较薄弱的赫尔维骑兵之手；按正当的理由，人们相信这败仗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把罗马营中一切的事都通知敌人。恺撒处在危急的地位；有不幸昭然若揭的，即甚至在埃杜伊部，虽则它与罗马有公开的联盟，并且它的利益使它倾向罗马，凯尔特的爱国党却仍有何等的能为？如果罗马人敢于日益深入那骚乱的国土，日益远离他们的交通线，则将有何等的结果？军队正经过距埃杜伊部首城比布拉克特（Bibracte，即欧坦［Autun］）不远之处；恺撒决定先用武力夺取这个重要地方，然后续向内地前进，他很可能意欲完全停止追赶，占据比布拉克特。不过当他不再追赶而转攻比布拉克特之时，赫尔维部便以为罗马人准备逃窜，现在他们那方面取攻势。

恺撒所最想望的莫过于此。两军布阵于两条平行的山丘，凯尔特人先开战端，击破那进入平原的罗马骑兵，进攻那立在山坡的罗马兵团，但在这里遇到恺撒的老兵，不得不退。于是罗马人乘胜而下，来到平原，凯尔特人又向他们进攻，同时凯尔特一支后备军来攻他们的侧面。罗马攻军的后备队进前与这支凯尔特军队战，把他们追出主力军，到了辎重和车寨的所在，他们竟覆没于此。赫尔维部的主力也终被击退，不得不转回东方——这正与他们远征所取的方向相反。有了这一战，赫尔维人建立新居于大西洋岸的计划成为泡影，他们落在战胜者的掌握；但在战胜者方面，这也是一场恶战。恺撒当然不能完全信任他的属僚军官，开战之始，他就遣走一切军官的马匹，以明示部下据守阵地的必要；实际说来，如果罗马人败于此战，他们必至全军覆没。罗马的队伍疲乏太甚，不能力追败军；但恺撒布告说，一切助赫尔维人的，他将视为罗马的仇敌，以对付赫尔维人的手段来对付，因此败军所至，特别在林贡（Lingonen，在朗格勒［Langres］附近），无人肯给予援助，他们既没有供应，又失去辎重，又受大批不能作战的随营人之累，于是不得不向罗马将军投降。

战败者所受的待遇比较宽大。埃杜伊部奉命让无家可归的波伊部住在他们境内；在凯尔特最强大的部落中间，这战败的敌人居留地，以功用而言，几等于罗马殖民地。赫尔维和劳拉契两部的余众约占出发部队三分之一强，当然被遣回故地。罗马人把他们的故地并入罗马行省，但许其居民以优厚条件与罗马联盟，以便在罗马属下，防守莱茵河上游一带，抵御日耳曼人。只有赫尔维部西南端成为罗马的直接领土，以后这里在勒曼湖可爱的湖滨上，凯尔特古城诺维奥杜努姆（Noviodunum，今名尼永［Nyon］）变为罗马边陲上一座堡垒，即“尤利亚的骑士殖民地”（Julia Equestris col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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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在莱茵河上游，日耳曼人入寇的威胁解除了，同时凯尔特的反罗马党也受了挫折。在莱茵河中游一带，日耳曼人已渡河多年，阿里奥维斯特与罗马争权于高卢，他的势力日益扩大，罗马人也须取同样的行动，并且不难觅得决裂的时机。现在大概据这里大多数的凯尔特人看来，与阿里奥维斯特将来或已往加在他们身上的奴隶待遇相比，罗马人的在上称尊似乎为害较小；至于少数仍对罗马怀恨的，至少须守缄默。中高卢的凯尔特各部落在罗马影响之下开了一个公会，以凯尔特民族的名义，请罗马将军助抗日耳曼人。恺撒准其所请。埃杜伊部受他指使，停付那依约应纳的贡献，并且索还所送的质子；因为这种背约的事，阿里奥维斯特进攻罗马的保护国，恺撒于是乘机与他举行直接交涉，除归还质子和承诺与埃杜伊部保持和平外，特别要求阿里奥维斯特担保不再招引日耳曼人渡莱茵河。日耳曼将军答复罗马将军时，满心觉得他与罗马人有平等的权利。他说，依战争法，北高卢属于他，犹如南高卢属于罗马人，他既不阻止罗马人收阿洛布罗根部的贡献，他们也不当妨碍他课税于属下。在以后的秘密建议中，他显然深知罗马的情形；他说有些人由罗马城向他要求，请他铲除恺撒，他提议如果恺撒留给他北高卢，他愿助取意大利政权以为报。凯尔特民族的党争既替他打开了入高卢的路，他似乎期望乘意大利的党争来巩固他在高卢的政权。数百年以来，没有一个强国对罗马人用完全平等的口气，粗鲁无忌地表示其独立，像现在日耳曼这位酋长似的；罗马将军要求他按照属国君长的惯例亲来谒见，他立即拒绝。

现在更须毫不迟疑，恺撒即刻出发，进攻阿里奥维斯特。他的部队，尤其他的军官见他们要与十四年来未尝入居室庐的日耳曼精锐部队来角力，大起恐慌；仿罗马马道德的堕落和军纪的沦丧也要出现在恺撒的兵营，激起逃亡和兵变。但这位将军声言，若有必要，他将单同第十兵团往攻敌人，于是不但能用这种诉诸荣誉的方法使这个兵团依附麾下，而且能用军事竞赛的方法使别的队伍也服从指挥，并且能以他自己的发奋努力感动部下。他不给他们考虑的余暇，便率队急进，幸能比阿里奥维斯特占先，夺据塞昆部的首城维松提奥（Vesontio，即贝桑松［Besançon］）。应阿里奥维斯特的要求，两位将军举行了一次见面会商，这似乎只是暗中要害恺撒的性命；在两位高卢暴主之间，只有武力能解决问题。战争暂告停顿。在下埃尔萨斯穆尔豪森（Mühlhau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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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地，距莱茵河约七公里之处，两军驻在相离不远的地点，后来阿里奥维斯特竟能率他那很占优势的兵力，从罗马兵营的旁边走过，屯在它的后面，切断罗马人与基地的交通和饷道。恺撒陷于苦境，欲以一战谋解脱，不过阿里奥维斯特不肯应战。罗马将军别无办法，只好不顾他兵力的较为薄弱，仿效日耳曼人的行动，也派两个兵团行经敌军之旁，在日耳曼兵营的彼方取一据点，以恢复他的交通线，同时四个兵团留驻旧营。阿里奥维斯特一见罗马人分兵为二，便试攻他们那较小的营垒，但为罗马人所击退。恺撒感于这次的胜仗，便率全军向前进攻，日耳曼人也列成个长蛇阵，每部落为一单位，载辎重和妇女的军车则置在阵后，以使士卒难于逃亡。恺撒亲率罗马的右翼急攻敌军，把他们逐走，日耳曼的右翼也一样得胜。胜负仍属相等；但后备兵的战略已决定了多次对蛮族的战事，这次也决定对日耳曼人的战事，使罗马人得胜；普布利乌斯·克拉苏及时派遣第三线的军队来援，恢复了左翼的战斗力，因而决定了胜利。罗马人穷追敌军，直至莱茵河；只有少数人，连那位君主在内，能逃到彼岸（696年即前58年）。

这件灿烂的事宣告罗马政权已达到一条大河，那条意大利兵在这里初次看见的大河；一次胜仗就赢得莱茵河的界限。莱茵河左岸日耳曼各殖民地的命运操在恺撒手里，他可以毁灭它们，但他不做这事。邻近的凯尔特部落——塞昆部、洛伊克部（Leuker）、梅狄奥马特利克部（Mediomatriker）——都既不能自卫，又不可靠；移来的日耳曼人不但可望成为较勇的守边者，而且可望成为较好的藩臣；他们的民族性使他们不能与凯尔特人联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在保持新得的居地，又使他们不能与莱茵河彼岸的同族联合，所以他们处在孤立地位，不得不依附中央政权。恺撒处处对待战败的敌人总优于可疑的友人，在这里也是如此；阿里奥维斯特安置在莱茵河左岸一带的日耳曼人——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附近的特里波契部（Triboker），斯佩尔（Speir）附近的内梅特部（Nemeter），沃尔姆斯（Worms）附近的汪琼部（Vangion）——恺撒都让他们保其新居，并且托他们守莱茵边界，以抗他们的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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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比部威胁中莱茵区特雷维尔部的疆土，一听得阿里奥维斯特战败的消息，便又退入日耳曼的腹地，途中遭附近各部落的攻击，大受损失。

这次战役的影响不可限量，到数百年后仍显然可见。莱茵河已成为罗马帝国对日耳曼人的边界。高卢不再能自主，罗马一向统治它的南岸，近来日耳曼人又想占据以北之地。最近的事已造成定局，即高卢不但一部而且全部都要属于罗马的主权，那条大河所成的天然疆界也要变为政治疆界。昔当元老院较盛之时，他们曾不遑宁息，必使罗马的统治权达到意大利的天然疆界——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和附近岛屿而后已。这个扩大的帝国也须有一番与上相似的用兵拓地，修整疆界；但现政府把这事付诸运数，他们所务的至多是使疆界不必由自己直接保卫，而非使疆界得有保卫。人们觉得，现在始有另一种精神和另一种手腕来支配罗马的国运。

未来大厦的基础已经奠定，但要完成这座大厦并且完全做到高卢人承认罗马的统治和日耳曼人承认莱茵河界，还差得很多。固然，中高卢全部由罗马边界而上至沙特尔和特雷维斯（Treves）都服从了新政权，毫无异议；并且在莱茵河的上游和中游暂时也不必忧虑日耳曼人的侵犯。不过，罗马人攻打的是中高卢，北方各地——无论是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阿雷摩里加各部或是更为强大的比利其联邦——却不受其影响，不见有随顺那战胜阿里奥维斯特者的理由。再者，如上所述，比利其部与莱茵河外的日耳曼人有很密切的关系，在莱茵河口，日耳曼部落也正准备渡河。因此，在697年即前57年春间，恺撒率着今已加到八个兵团的军队往攻比利其各部落。比利其联邦不忘五十年前他们共同奋勇抵抗辛布里部于国界上而获胜，又为由中高卢逃来的众多爱国志士所鼓动，便派全部征兵——武装兵三十万人在苏埃西翁王伽尔拔（Galba）麾下——往南方边界去迎击恺撒。只有一个部落——强大的雷莫部（Remer，在兰斯［Rheims］附近）——见异族来侵，以为是个摆脱邻国苏埃西翁的统治的机会，准备在北方扮演埃杜伊部在中高卢所演的角色。罗马军和比利其军差不多同时来到他们的境内。

恺撒不敢与兵力六倍于他的骁勇敌人交战；他在埃纳河（Aisne）以北距今蓬塔韦尔（Pontavert，在兰斯与拉昂［Laon］之间）不远之处一座高原上扎下营寨，有河流沼泽和壕沟堡垒环绕其侧，几乎面面都是易守难攻，他止于用守势策略来阻挠比利其人渡埃纳河以截断他的交通。如果他算计比利其联军必不胜其重累，不久便要解体，他便所料不差。伽尔拔王是个正直人，到处受人敬仰，但在敌境指挥三十万人的军队，却非他所能胜任。他们不能前进，粮饷渐渐告罄，联盟营内渐渐起了不满和不睦的心情，特别贝洛瓦契部（Bellovaker）本与苏埃西翁势均力敌，见同盟军统帅一职不归在他们的部落，已觉不悦，又有消息传来，说罗马同盟埃杜伊部正筹备侵入贝洛瓦契境，他们便不能再留。大家决定散伙回家；虽则因为体面关系，一切部落都同时约定共同驰援那最先被攻的部落，但这种不切实际的条款只是以可怜的方式掩饰这联盟的不幸瓦解而已。这个变故宛然使我们想起1792年几在同地发生的事；正如在香槟（地区）（Champagne）战役，因为他们不战而败，所以也败得更重。退兵时统帅指挥欠佳，因而罗马将军像追败兵似的追赶他们，并且把留在最后的支队歼灭了一部分。但胜仗的效果还不止于此。恺撒侵入比利其西疆各部时，所有部落都相继放弃希望，几无抵抗；不但苏埃西翁（在苏瓦松［Soissons］附近）如此，就是与他们争霸的贝洛瓦契部（在博韦［Beauvais］附近）和昂比亚部（Ambianer，约在亚眠附近）亦复如此。城市一见那奇怪的攻具，那滚到他们城墙的楼车，便开启城门；不肯顺从异族主人的，都往海外避难于不列颠。

在东疆各部落，民族意识发作得更加有力。维罗曼都部（Viromanduer，在阿拉斯［Arras］附近）、阿特雷巴特部（Atrebaten，在圣康坦［S．Quentin］附近）、日耳曼人阿杜亚图克部（Aduatuker，在那慕尔［Namur］附近），尤其内尔维部（在埃诺［Hennegau］附近），以及其不可轻视的属邦，人数不亚于苏埃西翁和贝洛瓦契部，勇气和健旺的爱国心则远胜于他们，现在这些部落结成另一个更亲密的联盟，把他们的军队集合在桑布尔（Sambre）河的上游。凯尔特的奸细把罗马军的行动报告他们，极为精确；他们自己有乡土的知识，这些地方又处处造有高篱以防御常来骚扰的马贼，所以联军能遮掩他们的军事行动，大致不为罗马人所见。罗马人来到距巴韦（Bavay）不远的桑布尔河上，兵团正在左岸山顶上从事于建立营寨，同时骑兵和轻步兵哨探对岸的高地，忽然之间，这支哨兵受敌军全力攻击，由山上被逐到河里。一刹那的工夫，敌人也渡过河来，不顾死活地猛冲，攻打左岸的高地。掘壕的兵团士卒简直无暇把鹤嘴锄换成刀剑；兵士有许多未戴头盔，须在当时立足之处搏战，没有阵线，没有计策，也没有真正的统帅；因为攻势突如其来，并且地面上高篱交错，所以各部队全失其联络。随后不是一场战争而是许多互不相连的冲突起来了。拉比努斯率左翼击败阿特雷巴特部，甚至把他们追过河去。罗马中军把维罗曼都部逼下高坡。但中军因得胜而不能自已，竟离开右翼侧面的阵地，甚至半竣工的营垒也为内尔维人所据，于是恺撒所亲率的右翼更容易被多得远甚的内尔维人所包围；两个兵团各挤成一个稠密的人群，各遭正面和两侧的攻击，各丧失其大半的军官和精锐的士卒，似乎就要被打得破烂粉碎。罗马随营人员和盟邦部队已在四散逃窜，凯尔特的骑兵，如特雷维里部的助战队，全队地疾驰而去，以便由战场直接归家，去宣布这人所乐闻的败讯。这是千钧系于一发的时候。元帅亲执盾牌，在最前线上搏战；他的榜样，他那当时仍能感人的喊声使那动摇的队伍又立定脚跟。他们已稍稍自解其围，至少已恢复本翼两兵团的联络，这时救兵来到——一部分是罗马殿后军带着辎重那时已来到岸边山顶上，而后由山顶走下，又一部分是拉比努斯在对岸已冲入敌营，把它占领，现在终于见到右翼所遇的危险，便由那里派得胜的第十兵团来助元帅。内尔维人既与同盟隔绝，又四面八方同时被攻，现在战局转变，他们却与自以为胜的时候一样英勇，战侣纷纷阵亡，尸积如山，他们仍在尸山上战到最后一人。据他们自己说，他们的六百名元老只有三名未死于此战。

既遭了这个全军覆没的败仗，内尔维部、阿特雷巴特部和维罗曼都部必不得不承认罗马为上国。阿杜亚图克部来得太迟，不及参加桑布尔河上的战事，仍想扼守他们最坚的城（在法尔伊兹［Falhize］山上，近玛斯河，距于伊［Huy］不远），但他们不久也就投降。投降后，他们胆敢乘夜攻打城门前的罗马营垒，结果失败；罗马人以可怕的严酷报复他们的背信。罗马人宣布阿杜亚突克部的属邦，内有玛斯河与莱茵河之间的埃布隆部（Eburon）和附近的其他小部落，为独立国，同时把被俘的阿杜亚图克人全体拍卖，以裕罗马的国库。仿佛辛布里部所遭的厄运仍在迫害辛布里部最后的残余。对于其他藩属，恺撒止于使他们普遍解除武备，遣送质子。雷莫部自然成为比利其高卢的主脑部落，一如埃杜伊部之在中高卢；甚至中高卢也有几个氏族与埃杜伊人有仇，宁愿居于雷莫部属邦之列。只有远在海滨的摩里尼（Moriner，在阿图瓦［Artois］）和梅纳皮部（在佛兰德和布拉班特旁）以及斯海尔德河与莱茵河之间大部为日耳曼人所居的地方，此时仍未受罗马的侵犯，仍不失其世传的自由。

现在依次轮到阿雷摩利加部。697年即前57年秋间，普布利乌斯·克拉苏奉派率一支罗马兵到那里；维内蒂部据有今名莫尔比昂（Morbihan）的港埠，又有一个大舰队，在航业和商业上居凯尔特全体部落的首位，克拉苏使这部落和卢瓦尔河与塞纳河之间一切沿海地方都顺从罗马，献纳质子。但他们不久就反悔了。次冬（697—698年即前57—前56年）罗马官吏来这一带征收所要求的粮食，维内蒂人竟把他们留住，作为质子的抵偿。此例一开，不但阿雷摩利加各部落，就是仍属自由的比利其沿海各部落也迅速效尤；在公会不肯响应叛党的地方，例如诺曼底几个部落，群众把他们处死，倍加热烈地皈依民族的大义。整个海岸自卢瓦尔河口至莱茵河口都起兵叛罗马；最坚决的爱国志士由凯尔特一切部落赶到那里参加解放的大业；他们已在期望整个比利时起事、不列颠来援和莱茵河外的日耳曼人到来。

恺撒遣拉比努斯率全部骑兵到莱茵河，以弹压比利其部的骚乱，遇有必要，也防堵日耳曼人渡莱茵河；叛党的主力会集于诺曼底，他派另一副将昆图斯·提图里乌斯·萨比努斯（Quintus Titurius Sabinus）率三个兵团到那里。不过叛党的真正中心却是那强大而智巧的维内蒂部，水陆的主要攻势都以他们为目标。恺撒的副将德西姆斯·布鲁图斯（Decimus Brutus）率罗马舰队进攻，其中一部分是属下凯尔特部落的战船，又一部分是若干在卢瓦尔河上仓促造成而由纳博省桨手驾驶的罗马战船；恺撒亲率部下步兵的精锐入维内蒂部境内。但当地人先有戒备，布列塔尼的地势和在他们掌握的强大海权都于他们有利，他们既巧妙而又坚决地加以利用。这地方山海交错，粮食稀少，城市大半坐落在绝壁和地岬上，由大陆到这些地方来，专赖难于渡过的浅滩。由陆路而来的攻军既难输饷，又难攻城，而凯尔特人以他们的船只却容易供给各城所需的一切，并且万一无可奈何，还能做到弃城退去。罗马兵团围攻维内蒂各城市，耗时费力，结果只见胜利的主要收获终被敌人的船舶载运而去。

罗马舰队遇到暴风，长久被阻于卢瓦尔河口，以后终于来到布列塔尼沿海，他们便用海战来决定此战的胜负。凯尔特人自知其海上的优势，便调出他们的舰队以敌布鲁图斯所率的罗马舰队。凯尔特舰队不但为数达二百二十艘，远多于罗马人所能带来的，而且在大西洋汹涌的波涛中，他们那高身平底坚固的舰船比罗马那低身尖底轻脆的划桨船适用得多。罗马人的投射器和跳板不能达到敌船的高甲板，船头铁嘴撞到坚固的柚板，毫无力量，倒退而回。但罗马水兵用长竿缚镰刀，割断那系帆桁于船桅的绳索，于是帆桁和船帆都落下来，又因为凯尔特人不知如何把破坏处赶快修补起来，这船便正如今日折了桅杆的船，成为废船；罗马许多的小船不难联合攻击，夺得敌方一只残废的大船。高卢人正在海岸边与罗马人接战，一见这种策略，便想由岸边驶至大海，以使罗马人不能来追；但他们不幸，忽遇海上全然无风，于是沿海各部落竭全力装备的大舰队几全为罗马人所毁。如是，这次海战——以历史知识所及的而言，是大西洋上的首次海战——正如二百年前密莱（Mylae）之战，尽管在极不利的情势之下，一个侥幸应急的创造使罗马人获得决定的胜利。布鲁图斯得胜，结果维内蒂部和整个布列塔尼投降。恺撒曾屡次宽宥凯尔特的战败者，现在对这些顽抗的人却用可骇的严厉手段，意在使他们知所戒惧，而不在惩治破坏条约和拘捕罗马官吏之罪；他令人把公会的人员一概处决，把维内蒂部的人民一个不剩地卖做奴隶。由于遭了这种惨酷的命运，也由于他们的智力和爱国心，维内蒂部比凯尔特其他氏族更应该得到后世的同情。

同时，沿海各部落的征兵集合在海峡，萨比努斯用去年恺撒在埃纳河上克比利其的征兵的战略来对付他们；他取守势，直到敌军不甘宁耐并且缺乏粮饷之时，而后设法使他们误会他手下队伍的军心和兵力，尤其利用他们自己的烦躁，诱他们贸然来攻罗马营垒，把他们击破；于是民兵溃散，远至塞纳河一带的地方都归顺了罗马。

只有摩里尼部和梅纳皮部坚不承认罗马为上国。为强迫他们承认起见，恺撒来到他们的边境；但他们鉴于本国人过去的经验，避免在边疆上接战，退入当时由阿登至北海几乎连绵不断的森林。罗马人企图用斧斫开一条穿林而过的道路，把斫下的树木排在两旁，作为防御敌人的鹿角桩；不过这种行军极为艰苦，特别是冬季将近，恺撒虽勇，数日后也觉得最好下令退兵，不过摩里尼人只有一小部分降服，至于较为强大的梅纳皮部，罗马人还未抵其境。次年（699年即前55年）恺撒有事于不列颠之时，又派军队的大半往攻这些部落，但这次远征也大致终于无功。然而以结果言，这几年的战役却把高卢几乎完全平定，使其受罗马人的统治。中高卢既毫无抵抗地随顺了，比利其各部落在697年即前57年的战役中，沿海各部落在次年的战役中，也为武力所迫，承认了罗马的统治权。凯尔特的爱国志士原抱着崇高希望来开战，但这种希望没一处得到实现。日耳曼人和不列颠人都未来援；在比利其，拉比努斯到场，就足能使去年的战事不至再起。

恺撒既这样用武力把罗马的西方领域打成整个的一片，他也不忘为新克的领土开辟一面对意大利本国，一面对西班牙省的交通——真的，意大利与西班牙之间尚缺大块领土，新克土地就是要填补这个缺陷的。固然，有了677年即前77年庞培所修越过日内瓦山的军路，高卢与意大利的交通大为便利；不过自全高卢为罗马人所征服以后，便须有一条由波河流域不向西而向北越过阿尔卑斯山脊的路线，以缩短意大利与中高卢的交通。那条越圣伯纳山、入瓦莱斯部、沿日内瓦湖的路久已为商贾所用的捷径；为控制此路计，早在697年即前57年秋间，恺撒即命塞尔维乌斯·伽尔拔（Servius Galba）占据奥克托杜鲁姆（Octodurum，即马蒂尼［Martigny］）和征服瓦莱斯的居民——当然，山岳人民的英勇抵抗只能使这事实现较迟，却不能阻其实现。

再者，为与西班牙取得联络起见，恺撒在次年（698年即前56年）派普布利乌斯·克拉苏往阿奎塔尼亚，命他强迫那里的伊比利亚部落承认罗马的统治权。这事不无困难；伊比利亚人团结得比凯尔特人坚固，由敌人学习的能力也比他们高强。比利牛斯山外的部落，尤其是骁勇的坎塔布雷部（Cantabrer），都派兵来援他们受威胁的国人，又有在塞尔托里乌斯麾下受过罗马式训练的惯战军官与之俱来，阿奎塔尼亚民兵在数目和勇敢上已很可观，这些军官又尽量把罗马兵法尤其扎营的原理传给他们。不过罗马的将官优良，能克制一切的困难，几次鏖战得胜，于是自加伦河至比利牛斯山附近的民族都服从了新主人。

恺撒抱定的目的之一——平定高卢——除不足挂齿的几点不算外，是凡用武力能做到的大致都已达到了。不过恺撒所任工作的另一半却距圆成尚远，日耳曼人尚未处处被迫承认莱茵河为界。就在目下698—699年即前56—前55年的冬天，在该河下游罗马人未到的地方，又有越界的举动。日耳曼的乌西皮部和滕克特里部昔曾企图渡莱茵河而居梅纳皮部境内，已如上述，现在终于以佯为退却瞒过敌人的戒备，用梅纳皮的船只渡过河来——这是绝大的一群人，据说连妇女儿童在内，共计四十三万口。他们似乎仍在尼姆维根（Nymwegen）和克莱夫（Kleve）地方；但据说他们听从凯尔特爱国派的邀请，意欲侵入高卢腹地，且因他们的骑兵队已窜到特雷维里部的边境，足证谣言的不诬。但恺撒率兵来到他们对面之时，这些饱尝忧患的移民却似乎不想再起冲突，而情愿由罗马人手中受田，在罗马治下安然耕种。当交涉此事时，罗马将军忽起疑心，恐怕日耳曼人只图争取时间，以待派出的骑兵队归来。这种疑心是否确有根据，我们不能断言；不过一支敌军不管事实上的停战而攻打罗马的前哨，恺撒以为所疑有据，又因受损甚重而大怒，便自信应当置一切国际法于度外。次日早晨，日耳曼的君长和元老来到罗马兵营道歉，说这次攻击他们事先并未闻知；但他们被捕，日耳曼的大众没想到被攻，又失去了他们的领袖，突遭罗马军的袭击。这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打猎杀人；没有死在罗马人刀下的都淹毙在莱茵河里；差不多只有遭袭击时遣出的支队能免于屠戮，重渡莱茵河而回，苏甘布雷部（Sugambrer）把他们收容在境内，似乎在利珀（Lippe）河上。恺撒对待这些日耳曼移民的办法遭元老院严厉而正当的责难；但这事无论怎样不可原谅，日耳曼人的侵犯却因此而为雷厉风行的手段所遏。然而恺撒觉得应当再进一步，应当率兵团渡莱茵河。他与莱茵河外并不是没有联络。日耳曼人在当时他们所达到的文化程度，尚无民族的团结；以政治的纷纭而言，他们虽然另有原因，却不亚于凯尔特人。乌比部（在锡格河［Sieg］和兰河［Lahn］两河上）是日耳曼最开化的部落，晚近被迫称臣纳贡于内地一个强大的斯维比部落；早在697年即前57年，他们已遣使请恺撒照解放凯尔特人的先例，使他们脱离斯维比人的统治。这种请求势必把恺撒卷入无穷的冒险事业，他不想认真答复；但要使日耳曼的武力不敢出现于莱茵河此岸，他似乎应该到河的彼岸，把罗马的武力至少表现一番。苏甘布雷部保护乌西皮和滕克特里的逃亡人，给他个适宜的因由。似乎在科布伦茨（Koblenz）与安德纳赫（Andernach）之间的地方，恺撒搭了一座跨莱茵河的板桥，率部下兵团由特雷维里部渡到乌比部境内。几个部落请降；不过这次远征原以讨苏甘布雷部为目的，此部却在罗马军行近之时，与受其保护者一同退入内地。同样，强大的斯维比部——大约就是见于后世名为卡蒂（Chatten）的部落——原压迫乌比部，现在也撤出系靠乌比境的地方，把不能战的人口置在安全地带，同时命一切能战的男子集合在本部落的中心地点。这种挑战，恺撒既不必接受，又不愿接受；他的目的一部分是侦察，一部分是如果可能，借着渡莱茵河的远征威慑日耳曼人，至少威慑凯尔特人和在本土的同人，这目的已大体达到；既在莱茵河右岸停留了十八天，他又回到高卢，拆毁背后的莱茵桥（699年即前55年）。

现在还有岛上的凯尔特人。他们既与大陆凯尔特人尤其与沿海各部落关系密切，可知他们必是至少同情于本族的抵抗外族；如果他们不以武力助爱国党，他们至少在这倚海为固的岛上，对任何不能再在本乡得安全的人，供给一个光荣的避难所。这里面当然有危险在，即使不在当时，也总在未来；一种办法似属明智，即纵然不从事于征服此岛，也要在这里以攻为守，以登岸昭示岛上的人，使知罗马人的武力也达海峡以外。罗马将领普布利乌斯·克拉苏首先入布列塔尼，至697年即前57年已由那里渡海来到英伦西南端的“锡群岛”（Zinninseln，今锡利群岛［Scilly Islands］）；到了699年即前55年夏间，恺撒亲率只有两个兵团的军队在最狭处渡过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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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见海岸上有敌人的大军把守，便带着船只再向前行，但不列颠的战车在陆上前进与罗马战船在海上一样迅速；费了极大的气力，战船用机械和手掷的投射器扫射海滩，罗马兵在其掩护之下，始能一部分涉水，一部分乘小舟，在敌人的面前达到海岸。惊慌初起之时，最近的村落投降；不过岛人不久即见敌人如何薄弱，如何不敢远离海岸。土人逃入内地，不久又回来威胁罗马的营垒；舰队被留在没有遮蔽的泊船所，遇到首次骤起的暴风，大受损失。罗马人竟能一面击退敌人，一面把船只略加修理，而后于恶劣节候来到之前，乘船重到高卢海岸，不得不引以为幸。

这次远征举动轻率，兵力不敷，恺撒本人对其结果极不满意，所以他立刻（699—700年即前55—前54年的冬季）命人装配一队八百艘的运输舰，到了700年即前54年春间，又乘船驶往肯特海岸，此次带着五个兵团、二千骑兵。不列颠人的军队这次也集合在海滨，见了这个庞大舰队，便不敢交战而退，恺撒立即率兵向内地进发，得了几次胜仗以后渡过斯陶尔（Stour）河；但因舰队停泊在无防波堤的港湾内，复遇海峡的暴风，半遭破坏，他不得不甚违本愿，停止进攻。等到罗马人把船只拉上海滩，大做修船的准备，他们已失去宝贵的时间，凯尔特人却巧妙地乘机行事。

胆大心细的君长卡西维劳努斯（Cassivelaunus）统辖今名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及其四周之地，往日曾为泰晤士河以南凯尔特人之患，现在却为全民族的护卫和斗士，做国防的领袖。他不久即见，若以凯尔特步兵抗罗马的步兵，绝对不能有成，大批民兵既难赡养，又难控制，只是防务的障碍；所以他遣去步兵，只留战车。他收集了四千辆战车，车上的武士习于跳下车来，徒步作战，恰如罗马最古的公民骑兵，也可以一物两用。到恺撒能再进兵之时，他未遇阻碍；但不列颠的战车永远行驶于罗马军的前面和旁边，使居民退出本地（因为没有城市这事并不甚难），使罗马军不能派出支队，并且威胁罗马军的交通。罗马人似乎在伦敦上游金斯顿（Kingston）与布伦特福德（Brentford）之间渡过泰晤士河，他们前进，但并无真正的进步；将军没有得胜，兵士没有得利物，唯一的真成绩是在今名埃塞克斯（Essex）的地方有个特里诺班特部（Trinobanten）归降，但这事的起因不在于此部畏罗马人而在其与卡西维劳努斯仇恨甚深。罗马人愈前进，危险便愈增加，肯特众君长奉卡西维劳努斯的命令攻打罗马的海军营，虽被击退，却是一种紧急警告，令他们及早回头。不列颠的一座大木栅被攻下，其中大批的牲畜落在罗马人手中，于是这漫无目标的前进得一尚可的结束，转旆回师也有了一个尚佳的借口。卡西维劳努斯也很有见识，不把凶险的敌人逼到极端，并且应恺撒的要求，允许不侵扰特里诺班特部，纳贡献，出人质；至于交出武器和留下一支罗马戍兵，则不见叙述，就是那些诺言，就其有关将来的而论，可想也是言者听者两无诚意。得到人质以后，恺撒回到海军营，再由此回到高卢。这次他似乎确想征服不列颠，如果他真有此意，一方面由于卡西维劳努斯取聪明的守势战略，又一方面由于意大利的划桨船舰不适用于北海的波涛，这计划竟全归泡影；因为所约定的贡献确是永未缴纳。但直接的目的——使岛人从傲慢不谨慎的心情中的觉醒，使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计不再让大陆的移民荟萃在他们岛上——确似达到了；至少我们以后不再听见人诉说岛人保护陆上的移民。

防堵日耳曼人入侵和征服大陆凯尔特人的事业，已告完成。但以常情而言，征服一个自由民族比较容易，使被征服的永远听命却比较困难。霸权之争陷凯尔特民族于灭亡，尤甚于罗马的侵略，征服以后，因为征服者取霸权为己有，争竞始稍宁息。特殊利益都归沉寂，在同受压迫之下，他们又有了全族一体之感；他们有自由和国体的时候，冷冷淡淡地把它们赌输出去，而今到了太晚之时，他们才以无限爱慕充分领略了它们的无量价值。但这真是太晚了吗？他们又羞又怒地自认说，一个民族至少有一百万能战的男子，一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很确实的善战美名，竟让至多不过五十万的罗马人支配他们。中高卢联邦连一仗也不打便随顺了，比利其联邦不过表示欲战便也随顺了；反之，内尔维部和维内蒂部英勇不屈而亡，摩里尼部和卡西维劳努斯麾下的不列颠人以智巧的抵抗得到成功——各事的一切，无论已做的或忘做的，失败的或成功的，都驱使爱国志士再做尝试，如有可能，再做更团结更有效的尝试。特别在凯尔特贵族中间流行一种骚动，这骚动仿佛时时刻刻都要发作成一场普遍的叛乱。特雷维里部自697年即前57年在内尔维战争中负了嫌疑以来，便不再出席于公会，并且与莱茵河外的日耳曼人结成太可疑的联系，在700年即前54年第二次征不列颠以前，恺撒即已须亲往该处。那时恺撒止于把最有名望的爱国党尤其因杜提奥马尔乌斯（Indutiomarus）与特雷维里部应出的骑兵同带到不列颠；他极力宽恕阴谋，以免严厉措置把阴谋激成叛乱。但埃杜伊的杜诺里克斯也在应赴不列颠的军队中，名为骑兵将官，实则是个人质，他竟悍然不肯登船，反而骑马向家乡而去，恺撒不能不以他为逃兵，使人追赶；于是他为派来的队伍所追及，他又挺身抗拒，便被斫倒（700年即前54年）。凯尔特最强大最不倚赖罗马的部落，其最有声望的骑士竟为罗马人所杀，这对凯尔特全体贵族是一声霹雳；每一自觉与他同志的——这种人占绝对多数——由这个惨祸里看见他将来的命运。

如果凯尔特贵族因为爱国和绝望而谋反，现在谋反者便迫于恐惧和自卫而起兵。700—701年即前54—前53年冬季，除一兵团驻在布列塔尼和另一兵团驻在很不靖的卡尔努特（Carnuten，在沙特尔附近）以外，罗马全军共计六兵团都扎在比利时境内。因为粮饷缺乏，恺撒分别在贝洛瓦契、昂比亚尼（Ambianer）、摩里尼、内尔维、雷莫和埃布隆等六部造了六个兵营，把他的队伍扎得比往常相隔较远。其中最东的固定兵营位于埃布隆部境内，大概距后来的阿杜亚图卡（Aduatuca，今通厄伦［Tongern］）不远，这营里的兵力最为雄厚，有恺撒部下最有名的队长昆图斯·提图里乌斯·萨比努斯所率的一个兵团，又加以猛将卢奇乌斯·奥伦库勒乌斯·科塔（Lucius Aurunculeius Co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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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率的种种别动队共计半个兵团；忽然间，埃布隆部君长安比奥里克斯（Ambiorix）和卡图沃尔库斯（Catuvolcus）率民兵把这座营垒团团围住。攻势来得非常突兀，以至于不在营内的士卒也不能召回，被敌人歼灭；除此以外，目前的危险尚不为大，因为粮食无缺，埃布隆人猛扑，碰到罗马堡垒，不能为力，向后退却。但安比奥里克斯告罗马将官说：罗马一切在高卢的兵营都同日同样地受到攻击，如果罗马各支军队不赶快出发，彼此集合在一处，他们必遭覆灭无疑，又因为日耳曼人也已由莱茵河外进兵来攻，萨比努斯更当赶快；他本人因与罗马人相好，愿担保他们自由退到最近不过两天路的罗马兵营。以上的报告似非纯属捏造；埃布隆这个小部落曾特受罗马人的优待，今竟以攻罗马人，实属难信；并且因为其他兵营距此遥远，难于互相联络，叛党倾全力来攻而把罗马军各个击破，也是不可忽视的危险；然而他们若顾荣誉，有智谋，便须拒绝故人提出的条件，固守那交给他们的据点，却是毫无疑义的。在军事会议中，也有许多人，尤其重要的卢奇乌斯·奥伦库勒乌斯·科塔，异口同声地表示这种意见。可是统帅却决定接受安比奥里克斯的建议。于是次日早晨，罗马军队开去；但他们一走到离营三四公里的狭谷中，只见埃布隆人把他们包围起来，每条出路都被阻塞。他们想用武力开一条路，但埃布隆人绝不肯做肉搏战，只是由他们那险固的据点向罗马人丛中施放飞射的武器。萨比努斯不知所措，仿佛要由反叛者手里寻求免于反叛之道，便请与安比奥里克斯开一会议；敌人准如所请，却把他和同来的军官们先解除武装而后杀害。统帅既死，埃布隆人同时由四面八方攻打那些疲敝沮丧的罗马人，冲破他们的阵线；他们大多数，连业已受伤的科塔在内，都死于这次所受的攻击；一小部竟能重回所弃的营垒，都在次夜自刎而死。全军覆没。

这次的胜利为叛党始料所不及，凯尔特爱国党因而骚动愈烈，以致除埃杜伊部和雷莫部外，罗马人不能再信赖任何地方，于是叛变起于极不相同的各地点。第一，埃布隆人乘胜进攻。阿杜亚都契部欣然乘此机会报复恺撒对他们的侵害，强大的梅纳皮部尚未被征服，两部落的民兵齐来加强埃布隆人的兵力，他们入内尔维部境内，内尔维部立刻归附；如是，他们全军增至六万人，进到内尔维部的罗马营前。昆图斯·西塞罗（Quintus Cicero）为那里的统帅，兵力单薄，处境困难，特因攻军自敌人学得造罗马式的城墙和壕堑以及龟甲车和活动楼橹，火球和火枪如骤雨似的打到兵营的草顶矮屋上，他的处境更加困难。被围者唯一的希望寄在恺撒身上，他正与三个兵团在不甚远的亚眠地方驻营度冬；但历长时间，萨比努斯的惨祸和西塞罗的危局竟无丝毫消息传到将军耳内，高卢流行的观感如何，由此可见。

一个凯尔特骑士终能由西塞罗的营垒偷过敌阵，来见恺撒。恺撒一听得这惊人消息，即刻出发，不过仅带着两个共约七千人的薄弱兵团和骑兵四百；然而恺撒进兵的消息便足以使叛军撤围。这事正合时宜，西塞罗营内未受伤的人已不及十分之一。叛军转攻恺撒，恺撒又用那屡次制胜的方法，使敌人误认他的兵力；他们在极不利的情势下胆敢来攻罗马营垒，结果吃一败仗。因为这一败，或不如说因为恺撒亲临战场，这个叛变起初那么胜利，传播得那样广远，却可怜突然停战——这事虽奇，却足见凯尔特民族的特性。内尔维人、梅纳皮人、阿杜亚都契人、埃布隆人各自归家。沿海部落的军队原准备攻那驻在布列塔尼的兵营的，也照样办理。埃布隆部为强邻特雷维里部的属邦，它所以敢取那次攻势而得胜，大半由于特雷维里部领袖因杜提奥马尔乌斯的怂恿，特雷维里部一听得罗马人在阿杜亚图卡的败讯，便起兵进入雷莫部境内，意欲攻打拉比努斯所率驻在那里的兵团；他们现在也不再战。恺撒非不愿把进讨叛区的事延到春天；他部下已饱尝艰苦，他不欲使他们蒙犯高卢极凛冽的冬天，并且他已下令征新兵三十队，赫赫然补那覆没的十五队之缺，一俟补充完毕，他才再到战场。同时，虽则暂且停战，叛变却进行不息。叛党在中高卢的主要巢穴，一个是卡尔努特部各区和邻境的塞农部（Senonen，在桑斯［Sens］附近），塞农部把恺撒任命的君长驱逐出境；又一个是特雷维里部，他们号召全体凯尔特的侨民和莱茵河外的日耳曼人同来参加这将临的民族战争，召集他们的全部武力，意欲到春季再进入罗马辖境，消灭拉比努斯的部队，设法与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上的叛党取得联络。恺撒在中高卢召集公会，这三个部落的代表始终未曾到会，这就是公开宣战，正如一部分的比利其部落攻萨比努斯和西塞罗的营垒是公开宣战。

冬季将终，军队已大大增强，恺撒便率他们出发，征讨叛党。特雷维里人集中叛变的企图未见成功；酝酿叛乱的地方为入境的罗马军队所镇压，公然反叛的受个别的攻击。内尔维部首先被恺撒亲自击破。塞农部和卡尔努特部也遭同样的厄运，梅纳皮部是唯一未尝随顺罗马的部落，长久不失其自由，现在罗马人由三面同时进攻，他们也被迫放弃自由。同时，拉比努斯也给特雷维里部布置同样的命运。一方面由于邻境的日耳曼人不肯供给他们佣兵，一方面由于全部运动的主脑因杜提奥马尔乌斯与拉比努斯部下的骑兵交锋阵亡，他们初次的进攻软弱无力。但他们不因此而放弃其计划。特雷维里部的招募员虽遭莱茵河上居民的拒绝，却在日耳曼腹地的好战部落尤其似在卡蒂部中颇受欢迎；他们倾其全力来到拉比努斯对面，等候那些随后赶来的日耳曼部队。但拉比努斯假作想避他们而仓皇遁去的样子，特雷维里人便不待日耳曼人到来即在一个极不利的地点攻罗马军，结果全被击破。日耳曼人来到，已嫌太晚，只得折回，特雷维里人也只得投降；这部落的政权又落在罗马党领袖辛格托里克斯（Cingetorix，系因杜提奥马尔乌斯的子婿）之手。恺撒征梅纳皮部和拉比努斯征特雷维里部以后，罗马全军又会合于特雷维里部境。为使日耳曼人不愿再来起见，恺撒又渡莱茵河，以便如果可能，痛击这些讨厌的邻人，但卡蒂人信守其经验过的战略，不在西境而在远远的腹地——似在哈茨（Harz）山——集兵守土，恺撒即刻回头，止于留一支兵戍守莱茵河的渡口。

如是，一切参与叛乱的部落账目都清理了，只有埃布隆部被略去，却未被遗忘。恺撒自遭阿杜亚图卡之祸以来，即身穿丧服，以为他的士卒不是死于光明正大的战争，而是被人背信谋杀，他发誓要替他们报得仇恨，才脱丧服。埃布隆人束手无策，毫无作为，在他们的茅屋中坐视邻境各部落相继投降，直到罗马骑兵由特雷维里境经阿登山，进到他们的本土。他们绝未防备这种攻势，以致罗马骑兵走到安比奥里克斯的家宅，几乎把他擒住；他很艰难地趁着手下从人为他牺牲之时，逃入邻近的森林。罗马十个兵团继骑兵而来，同时，一道檄文发到周围的部落，请他们追猎那些属于法外的埃布隆人，协同罗马兵去劫掠他们的国土；响应这种号召的不在少数，就连由莱茵河彼岸来的一队苏甘布雷骑兵也在其内；附带地说，这种人对待罗马人与对待埃布隆人无异，昔在阿杜亚突卡之战，他们曾大胆袭击罗马兵营，几乎得手。埃布隆人遭了可骇的劫运。他们虽可藏身于森林沼泽，猎人却多于被猎者。许多人自杀，如白发君长卡图沃尔库斯；仅少数人得保其生命和自由，但罗马人特欲捉拿的君长安比奥里克斯就在其中，他只带四名骑兵逃过莱茵河。既惩处这罪情特重的部落以后，又继以其他地方惩治个人叛逆的诉讼。宽恩的时节已成过去。奉罗马同执政官的命令，罗马的刀斧手把卡尔努特的著名骑士阿科（Acco）斩首（701年即前53年），于是棍棒斧钺的政治正式开幕。反对党寂然；到处安安静静。本年（701年即前53年）将终时，恺撒照常走过阿尔卑斯山，以便经一冬的时间就近观察首都日益纷乱的局面。

这位精明的计算家这次却算错了。火被压住，但未熄灭。那斫得阿科头落的一击，为凯尔特全体贵族所同感。正在此刻，时势比以前较有希望。去冬的叛变所以失败，显然只因恺撒亲临战场，而今他在远处，因内战将起而逗留于波河上，高卢军集合在塞纳河上流，与其可畏的领袖相隔甚远。如果现在中高卢普遍起事，那么，就算意大利的纠纷不能完全阻止他再关心于高卢，在恺撒重到阿尔卑斯山外以前，罗马军即可被人包围，几无防御的罗马旧省即可沦陷。

中高卢各部落的谋反者都聚在一处，卡尔努特部因受阿科被杀的直接影响，自请领先。在701—702年即前53—前52年冬季某日，卡尔努特骑士古特鲁亚图斯（Gutruatus）和康孔涅托杜姆努斯（Conconnetodumnus）在塞纳布姆（Cenabum，在奥尔良［Orleans］）发出起事的号令，把那里的罗马人一概处死。整个高卢都陷于极剧烈的骚乱；爱国志士处处夺起。但对全民族深有影响的莫若阿维尔尼部的起兵。这个民社往日在君主治下为南高卢的霸主，到了对罗马战争失利因而君政没落以后，仍是全高卢一个最开化、最富强的民社，其政府一向依附罗马，牢不可破。就是现在，爱国党在秉政的国会里仍居少数；他们想要求国会加入叛党，结果无功。所以爱国党攻击的目标是国会和现存政体，而况阿维尔尼部以国会代君主的政体改革起于罗马人得胜以后，似乎也由受罗马影响而来，国会和现存政体更成为攻击的目标。

阿维尔尼的爱国领袖维金格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无异于寻常的凯尔特贵族，在本部落内处有近于王者的权势，并且为人庄严，智勇兼备，他这时离开都城，乡间人本来对专政的寡头党与对罗马人一样仇视，他号召他们即刻恢复阿维尔尼的君主政治和对罗马开战。群众争先恐后地归附他，卢埃里乌斯（Luerius）和贝图伊图斯（Betuitus）王位的恢复同时也是对罗马宣布民族的战争。这民族以前屡次企图摆脱异族的羁绊，都因缺乏统一的中心而失败，现在有了这位自命的新阿维尔尼王，就有了统一的中心。大陆上凯尔特人仰望维金格托里克斯，等于岛上凯尔特人仰望卡西维劳努斯；大众同具一种强烈的感觉，以为除他而外，无人能做民族的救星。

叛乱迅即蔓延到西方自加伦河口至塞纳河口一带，这里一切的部落都承认维金格托里克斯为元帅；若有国会作梗，群众便逼它附和叛乱；只有少数部落例如比图里吉部，受了逼迫才肯加入，这或许只是掩人耳目而已。卢瓦尔河上游以东的地方不甚利于叛乱的发展。这里一切都系于埃杜伊部，此部却游移不定。爱国党在这部落里很有势力，但这部落对霸主阿维尔尼部的旧仇抵消了他们的势力——对于叛党，这是个极大的损害，因为要使东面各部落，尤其塞昆部和赫尔维部加入，必先使埃杜伊部加入，并且一般看来，高卢这部分的决定权全在他们的掌握。叛党正这样努力从事，一面要劝那些仍在迟疑的部落尤其埃杜伊部归附他们，一面要占据纳博——他们有一个骁勇的领袖卢克特里乌斯（Lucterius）已出现于这老行省境内的塔恩（Tarn）河——，罗马元帅忽然出友人和敌人的意外，在隆冬时来到阿尔卑斯山的这边。他不但迅速做成必要的准备来保卫纳博省，而且派一支兵经积雪的塞文山而入阿维尔尼境；但他不能留在此处，他的军队驻扎在桑斯和朗格勒，埃杜伊部若加入高卢联盟，随时可以切断他到军中的道路。他极秘密地往赴维也纳，由维也纳只带少数骑兵经埃杜伊境走到军中。叛党决定起兵时所抱的希望现在已成泡影；意大利仍旧平静，恺撒又得带领他的军队。

但他们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形之下，要用武力决胜负，确属不智，因为武力的胜负已经决定，无可挽回。他们若想用凯尔特的队伍，无论集成大军或各部落相继牺牲，来动摇罗马的兵团，便不啻想用投石来动摇阿尔卑斯山。维金格托里克斯放弃了击败罗马人的念头。他采用的战术与卡西维劳努斯拯救岛上凯尔特人所用的相仿。罗马步兵是不能击败的，但恺撒的骑兵却几乎全是凯尔特贵族的助战队，普遍的叛乱既起，这种骑兵便实际解散。叛党实大致为贵族所组成，他们或可发展这种武器的优势，以致能蹂躏远近各地，烧毁城市和村落，消灭仓库，威胁敌人的供应和交通，而敌人却无法认真制止。因此，维金格托里克斯倾全力增加他的骑兵和弓手步兵，按当时的战术，弓手步兵通常与骑兵联合为一。入伍的民兵数目庞大，反而有碍自己的行动，他固然不把他们遣回家乡，却不许他们对抗敌人，他企图渐使他们能筑垒行军和做灵巧的运动，并且使他们稍知兵士不仅以打仗为事。罗马人所以在战术占优势，其全部奥妙都本于筑营法，因此罗马每支军队都既享堡垒戍兵的一切便利，又有攻势军队的一切利益，维金格托里克斯由敌人学习，特别采取罗马的筑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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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不列颠绝少城市，其人民粗野、果敢而且大体一致，一种策略完全适用于不列颠及其居民的，不能绝对移用在卢瓦尔河上的沃壤及其政治上即将全部瓦解的偷惰居民。维金格托里克斯至少做到下列各事：凯尔特人往日每城必守，结果一城不守，现在不复如此；他们一致赞成在敌军来攻以前先把不能守的地方破坏，却用全力保卫坚固的堡垒。同时，阿维尔尼王用种种方法竭力使人皈依民族的大义，对怯懦不前的严厉无情，对犹豫不决的恳求敦劝，对贪财的用黄金，对确定的仇敌用武力；并且就是对群众，他也不分贵贱，都强迫或诱惑他们拿出一点爱国心来。

恺撒安置在埃杜伊境的波伊人几乎是罗马唯一可靠的同盟，冬季尚未告终，维金格托里克斯已向他们进攻，意欲在恺撒来到以前先把他们消灭。恺撒一听得敌人进攻的消息，便把辎重和两个兵团留在阿格丁库姆（Agedincum，今桑斯）的冬营，即刻进攻叛党，在别种情形之下他必不愿进攻得这么早。他痛感骑兵和轻步兵的缺乏，便陆续招募日耳曼的佣兵以为补救，这种佣兵不用他们那身小力弱的马，却备有一部分，买来一部分由军官征来的西班牙马和意大利马。卡尔努特人曾发令造反，恺撒既命人劫掠他们的都城塞纳布姆（Cenabum），把它烧成灰烬，便渡卢瓦尔河入比图里吉境。这样一来，他做到使维金格托里克斯放弃波伊城的围攻，也向比图里吉而来。这里是初次试用新战术的地方。奉维金格托里克斯的命令，比图里吉城邑毁于烈火的一日达二十余处，恺撒也命罗马的游击队把他们所能到的邻近地方自行毁坏。

按照维金格托里克斯的意旨，比图里吉那富而且强的都城阿瓦里库姆（Avaricum，今布尔日［Bourges］）应遭同运；但比图里吉君长长跪哀求，军事会议里的大多数人准其所请，决定宁可尽全力保卫此城。于是战事首先集中于阿瓦里库姆的四周。维金格托里克斯把他的步兵置在此城附近的沼泽中占一块不可逼近的阵地，以至于就是没有骑兵掩护，他们也不必怕罗马兵团来攻。凯尔特骑兵扼守一切道路，阻塞敌人的交通。城里有重兵防守，与城下军队保持毫无障碍的联络。恺撒处在很困难的地位。他企图诱凯尔特步兵与他作战，没有成功，他们立在不可攻的阵线上，不肯移动。他的士卒虽在敌前奋勇筑垒和作战，被围者的智巧和骁勇却与他们并驾齐驱，几乎做到纵火烧毁敌人的攻具；并且在一个广漠荒芜而有远占优势的骑兵巡逻的区域，要供给将近六万兵的粮饷，也成为日益困难的事。波伊人的区区存粮不久便被用完，埃杜伊人承诺的供应没有到来；谷类业已吃光，兵士专以肉类为每日食粮。但守兵无论如何拼命地战斗，此城已濒于不能再守的时候。若在敌人占领以前，乘夜间悄悄撤兵，把这城毁掉，现在尚有可能。维金格托里克斯做这事的准备，但撤退时把妇女儿童留在后面，他们的悲号引起罗马人的注意；撤退竟告失败。次日是个阴霾的雨天，罗马人爬上城墙，因痛恨这城的顽强守御，破城以后，连里面的老弱妇女一概不饶。凯尔特人曾在这里存积丰富的粮食，现在恺撒的饥饿士兵大享其利。罗马人一夺得阿瓦里库姆（702年即前52年春），便赢得对叛党的首次胜利；按往日经验，恺撒很可以逆料叛党必将瓦解，所需的只是分别对付各个部落。所以他先率全军亲临埃杜伊部，以这种赫赫的示威，逼使那里骚动的爱国党至少保持一刻的安静，然后分军为二，派拉比努斯回阿格丁库姆，与留在该处的军队会合；这次卡尔努特部和塞农部又首倡逆谋，拉比努斯可以率四个兵团先平定两部落境内的反叛；恺撒本人率其余六兵团南下；准备往阿维尔尼山中作战，这就是维金格托里克斯的本土。

拉比努斯由阿格丁库姆沿塞纳河左岸而上，意欲夺据卢特提亚（Lutetia即巴黎），这就是位于塞纳河洲上巴黎人（Parisier）的城，而后由这个居叛区中心的险固地点再去平定叛区。但他走过梅洛杜努姆（Melodunum，即默伦［Melun］）以后，便见老迈的卡姆洛格努斯（Camulogenus）已率全部叛军布阵于这里难攻的沼泽中间，阻住他的道路。拉比努斯退了一程，在梅洛杜努姆渡塞纳河，沿河右岸而上，向卢特提亚进兵，未遇阻碍；卡姆洛格努斯命人焚毁此城，拆断那通往左岸的桥梁，在拉比努斯对面立一阵地；拉比努斯既不能使他交战，又不能在敌军监视之下渡过河去。

另一方面，罗马主力军沿阿列（Allier）河而下，入阿维尔尼部。维金格托里克斯想阻它渡到阿列河左岸，但恺撒瞒过了他，数日以后，便来到阿维尔尼的都城热尔戈维亚（Gergo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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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然而维金格托里克斯就在阿列河上抵御恺撒之时，必已命人收集充足的粮食存在热尔戈维亚，又命人在城墙前面颇为峻峭的小山上筑造一座具有坚固石墙的永久营垒；并且因为他动身较早，所以比恺撒先到热尔戈维亚，在坚城下的设防营垒里等候敌人的来攻。恺撒兵力较弱，对这地方既不能正式围攻，甚至也不能充分封锁，他把营垒扎在维金格托里克斯所占的高冈之下，不得不保持与敌人同样不动的态度。恺撒始终胜利地进展在塞纳和阿列两河上骤归停顿，这几乎可说是叛党的胜利。以结果而言，这次停顿在恺撒方面实等于一次败仗。

埃杜伊人迄今仍踌躇不定，现在却真诚准备加入爱国党；恺撒调埃杜伊一队兵到热尔戈维亚，中途受他们将领的指使，响应叛党；同时，埃杜伊人始在本部落里劫掠杀害侨居的罗马人。恺撒率围军三分之二往迎那调到热尔戈维亚的埃杜伊军，他忽然出现，使他们在名义上又听号令，但这种关系比以前更加空洞，更易断绝，并且因为要使这种关系不断，竟使留在热尔戈维亚城前的两兵围遭到大难，代价也未免太昂。维金格托里克斯迅速而果敢地利用恺撒离去的机会，乘他不在时攻打城前的罗马军，结果，几乎击败他们和攻陷罗马营垒。只因恺撒敏捷无比，阿杜亚突图卡的惨祸才不致重见于此次。埃杜伊人虽则又复甘言相许，但人们可以预料，如果封锁再持久无功，他们必公然归附叛党，因而迫恺撒撤围；因为他们一加入，恺撒与拉比努斯的交通必被截断，尤其拉比努斯陷于孤立，必遭极大的危险。恺撒决定不容事势到这地步；目的尚未达到便由热尔戈维亚退兵，虽既痛心而又危险，然而此事若非做不可，则宁可立即出发入埃杜伊部，不惜一切牺牲以阻止他们的正式背叛。

但这种退兵不是他那活泼乐天的性格所喜，所以撤退之前，他仍最后尝试一次，要以精彩的胜利自脱苦恼的困境。热尔戈维亚守兵的大部正在他们以为必受攻击的一面从事修筑壕垒，罗马将军却利用这个机会袭击另一比较偏僻但当时缺乏守卫的入口。罗马攻城队确实爬过寨墙，占据了敌寨最近的部分；但全体守兵都已惊起，并且因距离不远，恺撒以为不宜再攻城垣。他下令退兵；但最前列的兵团因得胜而失之急躁，未闻号令或不愿听令，前进不止，冲到城墙，有些人甚至冲入城去。但阻挡侵军的大众愈来愈密，最前面的阵亡，攻城队止步，百夫长和士兵枉自英勇作战，慷慨捐躯；攻军伤亡很大，被逐出城和下山，恺撒扎在平原的队伍在这里迎接他们，才使祸害不致扩大。他们希望攻取热尔戈维亚，反而吃了败仗，死伤很多——战士死者计达七百人，内有百夫长四十六人——这还是所受祸害最轻微的部分。

恺撒在高卢的地位所以令人敬畏，多赖他那胜利的光芒，这种光芒今始黯然减色。阿瓦里库姆周围的激战，恺撒欲逼敌人作战而无效，该城的坚守及其意外的攻陷，都有一种异于凯尔特初期战争的特色，都使凯尔特人对自己和领袖的信赖有增无减。再者新战术——在堡垒保护之下凭设防的兵营抗拒敌人——不但在卢特提亚卓著成效，在热尔戈维亚亦然。最后，这次败仗是恺撒本人第一次在凯尔特人手里所遭的败仗，实为他们成功的极峰，因而不啻是第二次发出的起事信号。现在埃杜伊部正式与恺撒决裂而与维金格托里克斯联合起来。他们的助战队仍在恺撒军中，他们不但背叛逃去，而且乘机把恺撒军在卢瓦尔河上诺维奥杜努姆（Noviodunum）的军需站劫走，于是金柜、武库、许多备用的马匹和一切送给恺撒的人质都落在叛党之手。又有至少与此同样重要的，即比利其部一向置身于整个运动之外，现在却也开始蠢动。强大的贝洛瓦契部也起来了，意欲乘拉比努斯军与四围中高卢部落的民兵对峙于卢特提亚之时，抄他后路。别的地方也无不起兵，甚至最坚决最受优待的罗马党也为爱国热情所感动，例如阿特雷巴特部的君长康米乌斯（Commius）因尽忠服务，曾由罗马人受得重要特权和对摩里尼部的霸权。叛党的线索竟达罗马的旧省份，他们希望诱阿洛布罗根部起兵叛罗马，或也不无根据。只有雷莫部及直接属于雷莫人的苏埃西翁、洛伊克和林贡等地方仍保持孤立状态，不受普遍热心的影响，除此以外，自比利牛斯山至莱茵河的整个凯尔特民族现在初次也是末次的真正起兵，争他们的自由和国体；反之，深可注意，一切日耳曼民社在往日战斗中居最前列的，这次却都置身事外。真的，甚至特雷维里部也因与日耳曼人有私斗，不能积极参加民族的战争，梅纳皮部似乎也是如此。

这是个严重的生死关头，罗马人既由热尔戈维亚退却，又失去诺维奥杜努姆，便在恺撒的大本营里开了个军事会议，商讨现在应取的步骤。许多人异口同声，赞成越塞文山，退入罗马的旧省，这省现在面对叛党门户洞门，由罗马派来的兵团原为保护它的，它诚然急需这支武力。不过这种怯懦的策略不起于应时势的要求，而来自政府的训令和怕负责任的心情，恺撒不加采纳。他止于召集住在此省的罗马人来从军，命这项征兵尽力保护边境；另一方面，他亲自向相反方向出发，以急行军进到阿格丁库姆，命拉比努斯赶紧退到这里。凯尔特人自然企图使罗马两军不能相会。拉比努斯曾把他的后备兵和辎重留在阿格丁库姆，他可以渡马恩河，沿塞纳河右岸下行，抵阿格丁库姆；但是他不愿凯尔特人再见罗马军退却。所以他不渡马恩河，而在受骗的敌人目睹之下渡塞纳河，在河左岸与敌军一战，他竟得胜，凯尔特人阵亡很多，凯尔特的统帅老卡姆洛格努斯也在其内。叛党想把恺撒牵制在卢瓦尔河上，也同样无功；恺撒不容他们有在此集合大军的时间，他见这里仅有埃杜伊的民兵，不难把他们击溃。于是罗马两支兵的会师顺利完成。

同时，叛党在埃杜伊都城比布拉克特商讨再进一步的作战方略，这次会议的主脑又是维金格托里克斯，在热尔戈维亚的胜利以后，全国的人都热烈归附他。固然，就是到了现在，个别的利益仍不安缄默；在民族的生死斗争中，埃杜伊部仍要求霸权，在全体会议里提议以他们一个领袖代替维金格托里克斯。但全体代表不但拒绝此议，核准维金格托里克斯为最高统帅，而且通过他的作战计划，毫无修改。这计划大体与他在阿瓦里库姆和热尔戈维亚所运用的并无二致。曼杜比部（Mandubier）的坚城阿莱西亚（Alesia，在科多尔［Côte d'or］省的瑟米尔［Semur］附近，今名阿利兹-圣莱纳［Alise Sainte R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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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选作新阵地的枢纽，又在它的城下筑了一座设防的营垒。他们在此积蓄了无量的粮食，命热尔戈维亚的军队开到此处，依全国会议议决，把骑兵增到一万五千。罗马军既在阿格丁库姆复合为一，恺撒便率全副兵力向维松提奥（Vesontio）出发，因为叛党的队伍确已出现于塞文山南坡的赫尔维境，罗马的行省告急，他想现在行近此省来保护它，使不受侵犯。阿莱西亚差不多正在他的路上，维金格托里克斯唯一可运用的武力是骑兵，凯尔特骑兵在半途中攻击恺撒，但他的日耳曼新马队以列阵的罗马步兵为后盾，竟击败他们，使一切人无不诧异。

维金格托里克斯因此更赶紧入守阿莱西亚；恺撒的兵力远较薄弱，凯尔特的军队则驻在一座守御牢固、粮食充足的堡垒之下，并且拥有无数的骑兵队，如果他不欲放弃攻势，他便别无办法，只好在本年战役第三次再以寡敌众，攻击前进。但凯尔特人以前只与一部分的罗马兵团对抗，现在恺撒的全副战斗力却合而为一；在阿瓦里库姆和热尔戈维亚，维金格托里克斯做到置步兵于寨墙保护之下，而以骑兵保持他对外的交通无阻，同时截断敌人的交通，在这里他却不能做到。凯尔特骑兵为他们藐视的敌人所败，已失其锐气，现在遇到恺撒的日耳曼骑兵，每战必败。攻军的长围线长约十五公里，把全城连附郭的营垒都包在内。维金格托里克斯原准备在城下交战，却没准备在阿莱西亚被围；因此存粮虽多，却远不足供给他那号称步兵八万、骑兵一万五千的军队和众多的城内居民。维金格托里克斯不能不见，他的战略这次反害了他自己，除非全国赶紧来救这位被困的将军，他便完了。罗马人合围时，存粮仍足支一个月，或许还多一点；到了最后一刻至少骑兵仍可自由通过之时，维金格托里克斯遣去麾下的全部骑兵，同时传令给全国的领袖人物，请他们召集所有的军队，率来援救阿莱西亚。至于他自己，作战方略是他拟定的，现在归于失败，他决定亲负这战略的责任，留在寨中，与他的部下有福共享，有祸同受。但恺撒准备一面被围，一面围人。他造长围线时，也布置了外面的防御，并且备有较长期的粮食。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寨内不复有一石的粮食；他们须把城内不幸的居民驱逐出去，以致这些人在凯尔特和罗马的堡垒之间受双方的无情拒绝，终至惨死。

到了最后一刻，恺撒阵线的后面才出现了凯尔特-贝尔艮援军一望无际的队伍，据说共有步兵二十五万，骑兵八千。自海峡至塞文山，各叛变部已竭精尽力地拯救爱国党的精华和他们所举的将军——只有贝洛瓦契部答复说，他们愿对罗马人作战，但不愿战于他们自己的境外。第一次是阿莱西亚被困的兵与外面的援兵共攻罗马的双层阵线，终被击退；但休息一天以后，凯尔特人又复来攻，竟能在长围线渡过山坡而受居高临下的攻击之处，填平壕堑，掷下墙头的守兵。于是拉比努斯原被恺撒派到这里，他聚合最近处的队伍，带四个兵团猛攻敌人。当最危急的时刻，恺撒亲临战场，在他目睹之下，双方拼命肉搏，攻军被逐回窜，恺撒带来的马队又自后攻打，使他们完全败北。

这不只是一场大胜；阿莱西亚的命运甚至凯尔特民族的命运都因此决定，无可挽回。凯尔特军队极为丧气，即刻由战场解散归家。就到现在，维金格托里克斯或仍可逃走，或至少能用自由人的最后办法来自救；他却不做这事，在军事会议中，他声明：他准备舍身牺牲，以自取的灭亡尽量挽救国家的灭亡。这竟成为事实。凯尔特将领把他们那受全国隆重推举的统帅献给国仇，以使他受相当的处分。阿维尔尼王骑着他的战马，穿着全副甲胄，来到罗马特任执政官面前，绕行法座一周，而后交出他的马匹和武器，默然坐在恺撒脚下的台阶上（702年即前52年）。五年后，他被人耀武扬威地牵过意大利首都的街市；战胜他的人正在卡皮托尔山巅敬致谢忱于神祇时，维金格托里克斯竟以叛罗马的大逆罪被斩首于山下。正如一日阴霾之后夕阳忽透层云，苍天也在各国灭亡时给它们最后的伟人。所以汉尼拔生在腓尼基史的末尾，维金格托里克斯生在凯尔特史的末尾。两人都不能拯救他们的国家使不受异族的统治，但他们却能使国家免于最后尚存的一种耻辱——无名的灭亡。愤愤不平的利己派和心惊胆战的怯夫常与堕落的文明相伴而来，维金格托里克斯正如那位迦太基人，不但要与公敌战，而且特别要排除这班人不利于国家的抗拒；他所以在历史上取得地位，也不是因为他能打仗攻城，而是因为在一个以私人争利而致乱亡的国家里，他能使全国的力量和精神集中在他的一身。然而腓尼基商业城市那位冷静的市民，立志始终致力于一个大目标，历五十年而不懈，凯尔特的这位勇猛的君长建立大功和慷慨捐躯，却始终不出一个短短的夏季，世人的悬殊没有比这两人更明显的。无论以他的内心或外表而言，整个上古没有比他更道地的侠客。但一个人不当仅为侠客，政治家更不当仅为侠客。他的不屑逃出阿莱西亚，是侠客而非英雄的行为，因为对于国家，他的一身重于千千万万的寻常勇士。他舍身牺牲，也是侠客而非英雄的行为，因为由这番牺牲得来的不过是民族公开地侮辱自己，既卑怯而又荒谬地以其将断的气息，把这历史上伟大的生死斗争唤作一种反暴主的罪行。汉尼拔在相同情形下所作所为的，如何迥不相同啊！我们与这位豪侠的阿维尔尼王相别，自不能不感到历史和人道的同情；但凯尔特民族的特点就在其最伟大的人物到底不过是个侠客而已。

阿莱西亚陷落，城内的军队投降，凯尔特叛党受了可怕的损失；但国家也受了一样重大的损失，战争却须从头再起。然而他们丧失了维金格托里克斯，无法补救。国家有他就有统一，没有他似乎也就没有统一。我们不见叛党有继续联防和再命元帅的事；爱国党的同盟自行解散，每部可随意与罗马人交战或讲和。当然，求休息的愿望无处不占上风。恺撒也有从速结束战事的意思。他那十年的省长任期已过七年，最近一年已引起首都政敌的疑问，他只能稍有把握地期望再有两年；为他的利益和荣誉计，他须把新克的区域在稍为平静的状态中移交后任，但要造成这种局势，时间似嫌太少。这时战胜者需要施恩尤甚于战败者；他可以感谢他的运数，凯尔特人内部交争，性情轻浮，欣然接受他的提议。在亲罗马派众多之处——例如在中高卢两个最大部落埃杜伊部和阿维尔尼部——阿莱西亚一陷落，各部落即得与罗马完全恢复旧日的关系，甚至他们数达两万的俘虏也被释放，不取赎金，而其他部落的俘虏则成为得胜兵的劳苦奴隶。高卢各地大都如埃杜伊部和阿维尔尼部所为，听天由命，不再抵抗，坐待不可免的惩罚来临。但或因愚妄轻率或因悲哀绝望仍坚持那不可救药的事业，直待罗马讨伐军来到境内的，也不在少数。在702—703年即前52—前51年冬季，罗马人就对比图里吉部和卡尔努特部举行这种征伐。

贝洛瓦契部去年不参加阿莱西亚的援军，现在却做较严重的抵抗；他们似乎愿使人知，他们所以不参与那次决战，至少非由于无勇或不爱自由。阿特雷巴特部、安比亚尼部、卡莱特部（Caleten）和其他比利其部落都参加这个斗争；阿特雷巴特英主康米乌斯曾投归叛党，最为罗马人所难容，最近拉比努斯甚至想用可恶的奸计刺死他，康米乌斯见日耳曼骑兵在去年战役的价值，便带这种骑兵五百名来助贝洛瓦契部。贝洛瓦契部的科雷（Correus）有决断，有才干，担任战事的统帅，按维金格托里乌斯的战略作战，成绩斐然。虽则恺撒逐渐调来他部队的大半，他既不能使贝洛瓦契步兵一战，甚至他们占据其他阵地以便更能防御罗马加大的兵力，他也不能阻止；而在多次战斗中，罗马骑兵特别是凯尔特助战队，总在敌骑尤其康米乌斯部下的日耳曼骑兵手中，受极重的损失。但科雷有一次与罗马劫粮队交锋遇害，他死之后，这里的抵抗也就瓦解；战胜者提出尚可的条件，贝洛瓦契人与他们的同盟一齐听命。特雷维里部又为拉比努斯所征服；附带着说，罗马军又穿过那被摈法外的埃布隆人境内，施以蹂躏。于是比利其同盟最后的抵抗崩溃了。沿海各部落仍企图与卢瓦尔河上的邻邦合抗罗马的统治。叛党队伍由安甸、卡尔努特和四围的其他地方集合在卢瓦尔河下游，把皮克顿部亲罗马的君长围困在莱蒙努姆（Lemonum，即普瓦捷［Poitier］）。但这里不久也有一支罗马大军来攻；叛党撤围退兵，意欲渡过卢瓦尔河以限敌军，但在半途被追及击破；因此卡尔努特部和其他反叛的部落，甚至连沿海部落在内，都上书请降。

抵抗告终，只有几个头目率散兵游勇仍在各处高举民族的旗帜。卢瓦尔河上的联军溃散以后，骁勇的德拉佩斯（Drappes）和维金格托里克斯的忠实战侣卢克特里乌斯纠合一批最坚决的分子，与他们据守洛特（Lot）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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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坚固山城乌塞洛杜努姆（Uxellodunum），在死伤很重的激战中，他们竟能供应充足的粮食。以后德拉佩斯被擒，卢克特里乌斯被截在城外，但守兵不顾首领的丧失，仍竭力抵抗；直到恺撒亲来，命人开凿暗渠以使供守军汲水的井泉改道，这座山寨，凯尔特民族的最后堡垒，始告陷落。为表彰这些拥护自由大义的最后斗士起见，恺撒命人割去每一戍兵的手，然后遣他们各还其家。恺撒以为一切皆系于至少平定全高卢的公开抵抗；康米乌斯仍自保于阿拉斯（Arras）一带，与当地罗马军队做游击战，直至702—703年即前52—前51年冬季，恺撒准他讲和，甚至这个愤怒而当然怀疑的人傲然拒绝亲往罗马营垒，恺撒也不介意。大概对于高卢西北和东北那些不易走到的地方，恺撒也同样满意于徒有其名的归顺或甚至实际的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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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经仅仅八年的战争（696—703年即前58年—前51年），高卢——就是说，莱茵河以西、比利牛斯山以北的地方——成为罗马的属地。距完全平定此地未逾一年，在705年即前49年初，罗马军队便因内战终起于意大利而须撤过阿尔卑斯山，至多只有几个新兵队伍留在高卢。然而凯尔特人却不再起而反抗异族的统治，并且帝国旧省份一概对恺撒作战之时，只有这一块新获地方仍听命于它的征服者。在那决定成败的几年中，甚至日耳曼人也不再略取新殖民地于莱茵河左岸。在以后的几次危机中，虽则有极便利的机会可乘，高卢也没有发生全民族的叛变和日耳曼人的入侵。如果有个地方发生乱事，例如708年即前46年贝洛瓦契部起兵叛罗马，这些运动也极为孤立，与意大利的纠纷毫无关系，以至于罗马省长无大困难即能平乱。固然，这种平静大概正如西班牙几百年的平静，也有其代价，即对距离最远、民族意识最强的地方——布列塔尼、斯海尔德河一带、比利牛斯山区域——暂许它们以多少有点确定的方式实际脱离罗马的统治。然而就驱逐日耳曼人和平定凯尔特人而言，恺撒的建筑——虽则他当时另有更急迫的事，无暇及此，虽则他或许未完此事，便草草结束——却显然禁得试验，牢固可靠。

至关于管理方面，纳博省长所新克的领土一时仍合并于纳博省，到了恺撒卸去这个职位之时（710年即前44年），他所征服的领土才组成两省——一个是高卢本部，一个是比利其。各个部落既系被人征服，自当丧失其政治独立。他们一概须纳贡于罗马民社。可是他们的纳贡制度当然异于贵族和富豪用亚细亚以牟利的制度，而是仿西班牙的例，使每一民社负担一成不变的贡额，听他们自己征收。这样，每年有四千万塞斯特由高卢流入罗马的国库，当然，罗马政府负担莱茵河界的防务费以为报。此外，由于战争，积蓄在神庙和巨室的大批黄金当然转入罗马；恺撒拿高卢的黄金在罗马帝国全境普遍馈赠，并且一次把很多抛入金融市场，以至于黄金对白银的比率跌落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高卢由这次战争而丧失的款项若干，可想而知。

征服以后，往日的部落组织及其世袭君长或封建寡头的主政团大致仍继续存在，甚至藩属制度使弱小部落依附强大部落的，也未被废除，不过政治独立既然无存，这制度自然失其效力。恺撒唯一的目的在利用王家封建和霸权的现存分裂来做利于罗马的布置，处处使赞成异族统治的人当权秉政。恺撒不遗余力，要组成一个高卢的罗马党；他的党羽普受金钱尤其充公田产的奖赏，又因恺撒的说项，得充国会议员和国家最高官职。一些部落具有相当强大可靠的罗马党的，例如雷莫部、林贡部、埃杜伊部等都受优待，它们得到较自由的民社组织，即所谓同盟制度，并且关于霸权的调整，也占优先地位。至于凯尔特的国教和祭司，恺撒似乎自始就尽量加以宽容；以后罗马当局对德鲁伊教所取的步骤，在他这次毫无踪迹可寻。又有一事大概与此有关，即以后不列颠的战争明明带着宗教战争的特色，而这次高卢战争却绝非如此。

这样，对被征服的民族，恺撒表示一切相宜的体谅，他们的民族、政治和宗教制度，只要合于他们对罗马的属国地位的，恺撒无不尽量宽容；他这样做，并不是放弃他征服此地的基本计划——高卢的罗马化——而是要以极宽大的手段促其实现。一些情势已使高卢南省大部罗马化，只是让这些情势也发挥其效力于北方，他尚以为未足；他以道地政治家的本领自上而下地促进天然的发展，尽量设法缩短那常属苦痛的过渡时期。他使若干凯尔特贵族得为罗马公民，或甚至使几个得为罗马元老姑置不论，以下的事大概都是恺撒创行的：一件是在高卢各部落里以拉丁语代土语为官话，不过加以某种的限制，一件是以罗马币制代本地币制，不过罗马当局保留金币和第纳尔的铸造权，至于小货币则由各部落铸造，但仅流通于部落境内，并且也须按罗马的标准。自此以后，卢瓦尔和塞纳两河沿岸的居民依命使用一种胡乱的拉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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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谬误的语言可使我们发笑，却饶有前途，非首都那种纯正的拉丁语所能及。如果高卢的部落组织以后似近于意大利的城邦组织，并且在部落组织中部落的首邑和民社会议比在凯尔特原来的组织中更加尊显，这种转变或许也由恺撒而来。由军事和政治的眼光看，罗马人宜建立一串外阿尔卑斯殖民地以为新政权的支持点和新文明的出发点，大概能感动其如何相宜的莫过于这位继承盖乌斯·格拉古和马略的政治家。如果他止于把部下凯尔特或日耳曼的骑兵安置在诺维奥杜努姆，把波伊人安置在埃杜伊境——在对维金格托里克斯的战争中波伊殖民地已完全尽了罗马殖民地的义务——其理由只在他更进的计划不许他使部下兵团解甲归田。关于这事，他以后几年对旧罗马省有何作为，下文当就其所在加以叙述；大概只因缺乏时间，所以他不能把那种制度推行到他最近平定的区域。

凯尔特民族大势已去。它的政治灭亡已完成于恺撒，它的民族灭亡现在开始，并且循序进行。对于力能发展的民族，命运也有时加以无妄之灾，但这不是无妄之灾，而是自造的孽，并且是稍有历史必然性的孽。即以最近战事的经过而论，不管是统观全局和细看节目，已可以证明此说。异族的统治将要成立之时，只有孤单的地方力行抵抗，并且大部系日耳曼人或半日耳曼人所居的地方。异族的统治成立之后，他们企图把它摆脱，但不是冒昧从事，便是太倚赖一二著名的贵族，所以一个因杜提奥马尔乌斯、卡姆洛格努斯、维金格托里克斯或科雷一旦阵亡或被俘，所事便全告完结。别处的民族战争都以攻城和游击战见其全部深厚的道德力，在这次凯尔特的斗争中，攻城和游击战却始终特别可怜。罗马人只有少数晓得不蔑视所谓蛮族，其中一人说道：凯尔特人悍然挑逗未来的危险，但危险一来到面前，他们便气馁了。这句话未免刻薄，但凯尔特史每页都可证其不诬。在世界史的大旋涡中，一切民族不是坚韧如钢铁的，必不免遭到无情的毁灭，凯尔特这种民族自不能久保其生存；大陆凯尔特人受自罗马人的命运按理就是他们爱尔兰同族受自萨克森人的命运——它们的命运是被吞并在政治优势的国度里，作为将来发展的一种酵母。将与这个奇特的民族告别之时，让我们注意一件事，即我们今日常认为爱尔兰人独具的特性的，几无一不见于古人所述卢瓦尔和塞纳两河上的凯尔特人。所有特点都是今昔一致：懒怠耕田、喜欢酗酒滋闹、夸诞——我们记得热尔戈维亚战胜以后，挂在阿维尔尼圣林的刀据说系恺撒之物，他在这圣地看了一笑，命人慎勿侵犯神圣产业；言谈中满是譬喻和夸张，暗讽和离奇口吻；令人捧腹的诙谐——有一个绝妙的例，即一人当众演说时，若有另一人插嘴，依警律应把这扰乱治安者的衣服割开一个显而易见的大洞；深喜歌颂往昔的功业，确具演说家和诗人的天才；好奇心——商贩若不先把他所知或不知的新闻在大街上公开讲述，便不准通过——和愚妄轻信，依这种传说行事，因此秩序较佳的部落严刑禁止旅客把未证实的消息告知官吏以外的人；孩气的虔诚，视祭司如父，一切事都请教他；极诚挚的民族感，同国的人密切团结，几如一家似的对抗外族；喜在偶然出现的首领部下起事造反，同时却完全不能保持不骄不馁的真勇气，不能灼见静候和发难的正当时机，任何组织、任何军事或政治的固定纪律，都不能做到，甚至不能得人容忍。无论何时何地，这民族总是懒惰而富诗意，怯懦而热烈，好奇轻信，和蔼伶俐，但就政治的观点而言，却是个完全“无用的民族”，所以它的命运也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毫无二致。

但这次大举最重要的结果却不是这个大民族亡于恺撒的外阿尔卑斯战争，积极的结果比消极的重大万倍。毋庸置疑，如果元老政治能把它的残喘再延几代，所谓民族的迁徙必将提早四百年，必发生在意大利文明尚未移植到高卢或多瑙河上或非洲和西班牙之时。罗马这位文武兼全的伟人以其准确的眼光灼见日耳曼各部落为罗马、希腊世界的劲敌，他用坚毅的手腕详定以攻为守的新方略，教人凭借河流或筑造城垣来防守帝国的边境，殖民于沿边一带最近的蛮族部落以御较远的部落，招募新兵于敌国以补充罗马的军队，因此他替希腊、意大利文化取得一段必要的时间以便教化西方，正如往昔的教化东方。常人能及见他们行为的结果，天才人士所播的种子却慢慢生长起来。过了几个世纪，大家才晓得亚历山大不但在东方立下个昙花一现的国家，而且把希腊文化传到亚细亚；也过了几个世纪，大家才晓得恺撒不但替罗马人攻取一个新省，而且奠下西方各地罗马化的基础。英吉利和日耳曼的远征由军事上看来那样鲁莽，当时那样毫无结果，也只有很晚的后人才看出它们的意义。无数民族，人一向仅赖舟子和商人多假少真的传说得知其存在和状况的，因此大白于希腊罗马世界。698年即前56年5月，一个罗马人写道：“函件和消息每日由高卢传来，报告我们素来不知的民族、部落和区域的名称。”历史的眼界因恺撒征外阿尔卑斯而扩大，这在世界史上与欧洲人群探查美洲同为一件大事。地中海国家的狭窄范围以外又添了中欧和北欧的民族，波罗的海和北海滨的居民；旧世界以外又添了个新世界，自此以后，旧世界影响新世界，新世界也影响旧世界。以后哥特人狄奥多里克（Theoderich）做成功的，几乎已为阿里奥维斯特所做到。如果这样，我们的文明与罗马、希腊文明的关系，必不比与印度和亚述文明的关系更为密切。希腊、罗马过去的光荣所以能渡到近代史更壮丽的结构，西欧所以罗马化，日耳曼的欧洲所以古典化，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kles）和西庇阿等人名所以在我们听来异于阿索迦（Asoka）和萨尔马纳撒（Salmanassar），荷马和索福克勒斯所以异于吠陀（Veden）和迦力陀萨（Kalidasa），不仅为文学专家所钟爱，而且是家弦户诵的作品——这都是恺撒的功绩。他那伟大前人在东方所创之业，经过中世的风波，差不多毁灭无余，恺撒的结构却历几千年而不坠，人类的宗教和团体改变了，甚至文明的中心也转移了，他的结构却可谓永久屹立。

要备述当时罗马与北方民族的关系，我们还须看一看意大利和希腊两半岛以北自莱茵河源至黑海一带的地方。固然，历史记载未曾顾到当时那里或也盛行的各族大乱，即使偶尔谈到这个区域，也如漆黑里闪出一线微光，只能益惑，不能解疑，但指出各国史籍的阙漏，也是史家的义务，他不可一面述说恺撒宏伟的国防计划，另一面却耻言元老院所派将军想在此方保卫国界的拙劣布置。

意大利东北部仍旧有遭阿尔卑斯部落侵犯的危险。696年即前58年罗马驻重兵于阿奎莱亚，内阿尔卑斯高卢省长卢奇乌斯·阿弗拉尼乌斯举行凯旋礼，由此可知这时前后必有远征阿尔卑斯山地的事；不久以后，我们见罗马人与诺里克（Noriker）一位君长联络更密，或许就是这事的结果。但到了702年即前52年外阿尔卑斯叛变迫使恺撒撤尽上意大利的军队时，阿尔卑斯蛮族忽然攻击那繁盛的城市特吉斯特（Tergest），可见就到以后意大利在这面也绝不安全。

那些据有伊利里亚沿海一带地方的好乱民族也无日不骚扰其罗马主人。达尔马提亚人早已为此方最大的民族，现在因容纳邻族入伙，势力大增，以致由二十市镇增到八十。他们由利布尼亚人（Liburnier）夺去普罗蒙纳城（Promona，距凯尔卡［Kerka］河不远），不肯交还，恺撒便在法萨卢斯一战以后派兵向他们进攻；但嗣后罗马兵败，因此达尔马提亚一时成为反恺撒党的中心，居民与庞培党和海盗联合起来，在水陆两方面力抗恺撒的部将。

最后，马其顿以及伊庇鲁斯和希腊荒凉败落，较罗马帝国他部为甚。迪尔拉奇乌姆、德萨洛尼卡和拜占庭仍有一点商业往来；雅典的声名和哲学学府吸引旅行家和学子；但通盘看来，希腊往昔人口众多的城市和人山人海的港埠现在都寂静如坟墓。但即使希腊人不动，马其顿那些崎岖山地里的居民却仍旧不断地抄掠和私斗，例如约在697—698年即前57—前56年阿格雷人（Aoräer）和多罗皮人（Dolope）蹂躏埃托利亚城市，到了700年即前54年住在德林（Drin）河谷的庇鲁斯特人（Pirusten）蹂躏南伊利里亚。四邻的民族也相率效尤。固然，在676—683即前78—前71年的八年战争中，北面的达尔达尼人和东面的色雷斯人已为罗马人所挫，自此以后，色雷斯最强大的君长科提斯（Kotys）治理奥德里西亚（Odrysen）古国的，便居罗马藩邦君长之列。然而这块已归平定的地方仍旧受北方、东方的侵犯。省长盖乌斯·安东尼（Gaius Antonius）进攻达尔达尼人和住在今名多布鲁恰（Dobrudscha）地方的部落，遭到激烈的抵抗，他们以由多瑙河左岸调来的巴斯塔奈人之助，在伊斯特罗波利斯（Istropolis，即伊斯特勒［Istere］，距库斯滕［Kustendsche］不远）大败其兵（692—693年即前62—前61年）。盖乌斯·屋大维（Gaius Octavius）对贝斯人和色雷斯人作战，较为顺利（694年即前60年）；反之，马尔库斯·皮索（Marcus Piso，697—698年即前57—前56年）做元帅，又大坏其事。这并不足怪，因为无论敌友，只要出钱，他无不允其所欲。他做省长时，色雷斯的登底勒特部（Dentheleten，在斯特律蒙［Strymon］河上）在马其顿肆行劫掠，甚至把他们的哨兵扎在由迪尔拉奇乌姆到德萨洛尼卡的罗马军事大道。德萨洛尼卡的人民准备抵御他们的围攻，因为本省的罗马大军似乎只在那里以旁观者的态度，坐视山中人和邻境人荼毒罗马的安善藩属。

这种攻势自不能危害罗马的势力，并且一个新耻辱早已不足介意。但正在这时前后，有个民族始在多瑙河外达契亚（Dakien）大草原上做到政治上的统一，这民族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似乎异于贝斯人和登底勒特人。达契亚人又名盖塔人，他们有个圣人名查尔牟克西（Zalmoxis）与君主共理政事，这人远游异域，考察各种神衹的道行和灵迹，既已特别熟悉埃及祭司和希腊毕达哥拉斯派的智识，便回到本国，终身隐在“圣山”一个洞府里虔诚修道。他只许国王及其臣仆来见，关于一切重要事务，他发谶语给国王，而后由国王传到人民。起初他同国的人视他为至上神的祭司，终至以他本人为神，正如说到摩西（Moses）和亚伦（Aron），人以为天主使亚伦为先知师，使摩西为先知神。一个永久制度由此而生，盖塔王必须有这样一个神灵在侧，国王的命令无不出自或似乎出自此神之口。这种特殊制度以神治思想辅助那似属无限的王权，因此盖塔王对臣民的关系大概略等于哈里发对阿拉伯人的关系。约在此时，盖塔王布雷比斯塔斯（Burebistas）和国神德铿（Dekaeneos）在宗教和政治上完成本国惊人的改革，也是上述制度的结果。这民族原本非常沉湎于酒，以致在道德和政治方面极为堕落，现在一听了节酒和尚武的新福音，便如脱胎换骨；他的部队既有了好似清教徒的纪律，并且热情蓬勃，布雷比斯塔斯王便能在几年以内创立一个强大国家，此国奄有多瑙河两岸，向南深入色雷斯、伊利里亚和诺里库姆（Noricum）。他们与罗马人还没有直接的接触；这个颇肖初期伊斯兰教的奇怪国家，将来结果如何，无人能知，但有不必先知即可预言的，就是像安东尼和皮索这样的同执政官必不配与众神争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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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在沃克努斯部的维松（Vaison）发现一个用普通希腊字母的凯尔特语铭文。其文如下：
。最后一词意谓“神圣”。

(2)
泰晤士河两岸的英伦部落均借用比利其部落的名称，可见比利其凯尔特人迁居不列颠一事前后持续颇久；例如阿特雷巴特部、比利其部，甚至不列颠部（Britanner），“不列颠”一词似乎是把住在亚眠下游索姆（Somme）河上的不列顿部（Britonen）移用到一个英伦部落，而后推到全岛。英伦的金币也由比利其而来，并且最初与比利其金币一致。

(3)
比利其各部落若不包括雷莫部在内，就是说塞纳河与斯海尔德河之间东至雷穆和安德纳赫（Andernach）的地方共约十一万至十二万平方公里，约计可出第一期征兵三十万人；因此，如果我们把贝洛瓦契部第一期征兵与全体能战男子的已知比率认为处处可用，则比利其能战的人数必达五十万，因而全部人口至少达二百万。在迁徙以前，赫尔维部及其属下各族共计三十三万六千人，如果我们假定他们当时已被逐出莱茵河右岸，他们的领域约计一万六千五百平方公里。农奴是否在此数内，我们不能断定，因为我们不知凯尔特奴隶制度的方式如何；由恺撒叙述奥格托里克斯（Orgetorix）的奴隶、门客和债务人的话看来，他们似乎也在数内。

再者，上古史特别缺乏统计的根据，这种用推测补其缺漏的办法，我们自当慎重接受，聪明的读者既不为所误，也不因此而绝对排斥它。

(4)
瓦罗书中记斯克法（Scorfa）的话说：“在外阿尔卑斯莱茵河上的腹地，我在那里做统帅时，走过一些地方，既不见葡萄树，也不见橄榄树，又不见果树，他们用掘出的白垩土肥田，他们既无岩盐，又无海盐，只把某种木料烧成碱灰，用以代盐。”这话所描写的大概是恺撒以前旧省东境阿洛布罗根地的情形，以后普林尼又详述高卢不列颠人用泥灰石肥田。

(5)
“高卢牛特别驰名于意大利，尤其长于田间工作，而利古里亚牛则毫无用处”（瓦罗）。固然，这里所谓高卢指内阿尔卑斯高卢而言，但该地的畜牧业必导源于凯尔特时代。普劳图斯都已言及“高卢马”（Gallici canterii
）。“不是每一种族都适于牧人之业，巴斯图尔人（Bastuler，在安达卢西亚）和特杜尔人（Turduler，也在安达卢西亚）均不适于这事；凯尔特人最长于此，尤其关于骑的牲口和负重的牲口（iumenta
）”（瓦罗）。

(6)
我们所以得此结论，因为商船名为“圆”船以别于名为“长”船的战船，同样还有划桨船（
）与商船（
）之别，又因为商船船员不多，至多不过二百人，而一只普通的三层桨船所用的桨手有一百七十人。

(7)
早在罗马纪元第六世纪，波河流域的凯尔特人必已用这可注意的词，因为恩尼乌斯已知此词，在那样早的时候此词只能由该处传给意大利人。然而此词不只是凯尔特文，而且是德文，为德文Amt一词的语根；甚至家兵制本身也是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所共有。考证此词因而也考证此制究竟由日耳曼人传到凯尔特人，还是由凯尔特人传到日耳曼人，这是史学上很关重要的事。假使如平常的想法，此字本系德文，原来的意义是作战时立在主人背后（and等于“对”，bak等于“背”）的奴仆，这与此词非常早见于凯尔特一事并不完全矛盾。由一切类比看来，养家兵（即
）之权不能自始即属于凯尔特贵族，而只是与较古的君主制和自由人的平等相对抗，渐渐发展出来。如果这样看来，凯尔特家兵制不是本国自古以来的，而是较晚的制度，那么，鉴于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几百年来已有的关系（详见下文），凯尔特人在意大利一如在高卢大半雇用日耳曼人做那些武装奴仆，便不但可能，而且可信。果若是，则所谓“瑞士亲兵”（Schweizer）必早于人所着想的几千年。罗马人或许仿凯尔特人之例，称日耳曼民族为Germani，如果Germani一词真是源于凯尔特语，这显然与上说若合符节。当然，如果ambacti一词能由凯尔特语根得到满意的解释，以上那些假定便必须退后；即如崔斯（Zeuss）探求此词的来源，以为ambi等于“周围”，ag等于agere，意指“周围行动的人”或“左右听差的人”，所以就是从人、奴仆，不过他还不敢确定。至于此词也是个凯尔特人名，或许也保存于坎布尔语（Cambrisch）中的amaeth
（小农人、苦力），却不能用以决定以上两说的是非。

(8)
源于凯尔特语的guerg
（工作者）和breth
（裁判）。

(9)
由维钦托利被控叛逆罪一事，可见这种联军元帅对军队方面所处的地位。

(10)
恺撒所谓“斯维比人”大概就是卡蒂人；但此名确属于恺撒时代，甚至很久以后，此名也属于日耳曼任何其他堪称为经常游徙的部族。所以梅拉（Mela）和普林尼书中的“斯维比王”虽必为阿里奥维斯特无疑，我们却绝不能因此断定阿里奥维斯特是个卡蒂人。马科曼尼人的自为一族，在马包德（Marbod）以前无可考；很可能到当时为止，Marcomanen一词不过表示其字源上的意义，即国防军或边防军。恺撒把马科曼尼人列在参加阿里奥维斯特军队的民族中，他曾在“斯维比人”一词上误解了一个普通名词，在这里或许也是如此。

(11)
据恺撒之说，阿里奥维斯特于683年即前71年来到高卢；据恺撒和西塞罗之说，阿得马格托布里加（Admagetobriga，这是此地的真名，现在根据一个假铭文常称为Magetobriga）之战在693年即前61年。

(12)
在信札中，像西塞罗那样一个著名的元老竟用轻薄口吻谈论外阿尔卑斯的大事，我们最好体会那种口吻，便不至认此事为不足信，或甚至在不明政治和苟且偷安以外再加以更深的解释。

(13)
这日期系按未修正的历法。通行的修正在这里没有充分可靠的资料为根据，但按这种修正，此日相当于儒略历的四月十六日。

(14)
Julia Equestris，后面的称号可视为与恺撒其他殖民地的称号Sextanorum，decimanorum等同类。恺撒部下的凯尔特或日耳曼骑兵既得到罗马或至少拉丁公民权，当然也在这里受有分田。

(15)
格雷（Göler）以为这次战场在距穆尔豪森不远的塞尔奈（Cernay），这与拿破仑指贝尔福特（Belfort）地方为此次战场大致相合。这臆说虽非定论，却适合当时的情势。由贝桑松到那地点路程不远，恺撒竟须七天始能走到，这事他自己解释说，他曾为避免山路绕道七十五公里；又这次的追击直到莱茵河而后已，并且显然结束在交战的那天而非经过数日，据这段整个的叙述，鉴于古书对这事无所可否，我们断然赞成战场距莱茵河五罗马里而非五十罗马里的意见。吕斯图（Rüstow）误解此事，所以提议把战场改在萨尔（Saar）河上游。所望于塞昆部、洛伊克部和林贡部的粮食，并非要在进攻阿里奥维斯特的路上送到罗马军中，而是要在他们出发以前送到贝桑松，而后由军队自己携带；试看恺撒一面指这些粮饷给部队看，又一面以途中可收得粮食安慰他们，这种情形便十分明白。恺撒由贝桑松控制朗格勒和埃皮纳勒（Epinal）一带，他又来自无力再供粮饷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见，他宁愿就地征发军需，而不愿取之于他所自来的地方。

(16)
关于日耳曼人的这些居留地，这似乎是最简单的臆说。阿里奥维斯特把这些民族安置在中莱茵，这是可能的，因为他们参加他的军队作战，并且以前未见于世；恺撒使他们仍有其居留地，也是可能的，因为他向阿里奥维斯特声明愿容忍那已居高卢的日耳曼人，又因为我们以后还见他们住在这里。至关于日耳曼人的这些居留地在战后有何规定，恺撒未尝言及，因为他有意地对他在高卢所做的组织事宜一概不谈。

(17)
恺撒到不列颠的行程系由加来（Calais）与布洛涅（Boulogne）之间的沿海港埠渡到肯特（Kent）的海岸，有这事的性质和恺撒的明言为证。人常想把地点决定得更为精密，但无成效。一切见于记载的只是：第一次航行时，步兵在一个港埠登船，骑兵在其东相距八罗马里的港埠登船；第二次航行时，恺撒于上述两埠中择一最方便的为登船之所，这就是以后不再提起的伊提港（Portus Itias），此处距不列颠海岸三十或四十罗马里。恺撒说他选择一条“最短的渡海路线”，我们由这句话，固然可以断定他渡过的不是英吉利海峡而是加来海峡，但他渡加来海峡时是否循着数学上最短的路线，却不能断定。要用这些论据——其中最好的也因为各家数字不同而几于无用——来决定地点，非本地绝对笃信的地志家不能办；但许多可能性中最可取的或是下列意见：伊提港在格里诺角（Cap Gris Nez）以西昂布勒特斯（Ambleteuse）附近，骑兵登船处在同一地岬以东埃加勒（Ecale，即维桑［Wissant］）附近，登陆之处在多佛（Dover）以东沃尔默堡（Walmercastle）附近。

(18)
由于萨比努斯早年的功绩，由于两人同见记载时萨比努斯总是占先，又由于此次败仗的叙述，可以推知科塔虽与萨比努斯同为军使而非其副将，却系年龄较少、威望较低的将领，大概曾奉命遇有意见不合时须对萨比努斯让步。再者，我们绝不能设想恺撒命两个权力相等的将官共同主持一座兵营，却全不预防两人意见的不合。那五队兵不算在一个兵团之内，一如莱茵河桥的十二队兵；他们似乎是全军他部的别动队所合成，被调来增援这距日耳曼最近的营垒。

(19)
当然，在攻击武器的用途只以劈刺为主之时，这才可能。拿破仑说得好，在现代战事里，这种方法已不适用，因为我们的武器既由远处奏效，展开的阵势自优于密集的阵势。在恺撒时，情形正与此相反。

(20)
人常在阿维尔尼首城尼米图姆（Nemetum，即克莱蒙［Clermont］）以南一小时路程至今仍名热尔戈［Gergoie］的一片高地上寻求此地；这里不但有粗陋寨垣的遗址发掘出来，而且这地名的流传直到第十世纪尚有文献可考，足见这地点决定得很正确，无置疑的余地。再者，这地点既符合恺撒别的叙述，又符合他相当明白地指热尔戈维亚为阿维尔尼部的首邑。因此我们须假定，阿维尔尼人兵败以后不得不由热尔戈维亚迁都于不那样强固的邻邑尼米图姆。

(21)
近来有个多经讨论的问题，即阿莱西亚是否应与阿莱斯（Alaise，在杜省［Doubs］贝桑松以南二十五公里）认为同地，一切明慎的学者都答曰“否”，这是对的。

(22)
人常以为此地在距菲雅克（Figeac）不远的卡普德纳克（Capdenac），格勒最近宣称，以前有人提议它在卡奥尔（Cahors）以西的吕泽什（Luzech），他表示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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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可以想象，这事不见于恺撒自己的记载，但萨卢斯特虽以恺撒同党的身份著书，却给我们一个不难索解的暗示。钱币又给我们另外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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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在勒梭维部（Lexovier，今利雪［Lisieux］，在卡尔瓦多斯［Calvados］）的维戈布雷特（Vergobret）所造的一枚半阿斯上，有下列的铭文：visiambos Cattos vercobreto；simissos publicos Lixovio
。这些钱币往往字迹难于辨认，印模恶劣得难以置信，这与他们那期期艾艾的拉丁语极为相合。

第八章　庞培和恺撒的共治

自从恺撒任执政官以来，平民党的领袖便仿佛受了官方承认，成为国家的共同统治者，成为秉政的“三头”，据舆论看来，其中绝对居首位的是庞培。贵族党称他为“布衣的独裁”，西塞罗向他行无效的跪拜礼；毕布路斯招贴上最尖刻的讽刺，反对党交际场中最毒辣的咒骂，都以他为目标。这只是在意料中。按众目共睹的事实看，庞培无疑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将军；恺撒是个巧妙的政党领袖和政党演说家，有不容否认的才略，但以性不好战甚至无丈夫气著名于世。这种意见久已流行；人不能期望那群贵族关心事势的真相，听到塔古斯河上无名的武功便抛弃他们已定的陈腐见解。在同盟中，恺撒显然只居副将的地位，弗拉维乌斯、阿弗拉尼乌斯和其他才干较差的爪牙所尝试而无功的，他能替他的首领办理完成。甚至他的地位为省长似乎也不能转移这种情形。阿弗拉尼乌斯近来也刚处在很相似的地位，却未因而变成特别重要的人物；近几年来屡次以一个省长兼辖几省，并且一人兼领的军队常常远过于四个兵团；阿尔卑斯山外的局势既复归平静，罗马人既承认阿里奥维斯特为友善的邻人，那里也就没有什么重大的战争可望。自然，庞培依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所得的地位可与恺撒依瓦提尼乌斯法所得的相比较，但比较的结果却不利于恺撒。庞培差不多管辖罗马帝国的全境，恺撒却管辖两省。国家的军队和库藏几乎绝对听庞培的支配，恺撒则只有拨给他的款项和二万四千名的军队。庞培的退职之期听他自定；恺撒的统帅职固然有久于其位的保证，却还不过是个有限期的职位。最后，海陆最重要的任务，都托付了庞培；恺撒则被派往北方，由上意大利监视首都，务使庞培能安然统治此城。

但庞培虽受联合党任命来统治首都，他所担任的却远非其才力所能胜。庞培所了解的统治不过是可以包括在发号施令里的事。过去和未来的革命一齐激起首都的骚动浪潮，在许多方面，这座城可与十九世纪的巴黎相比，手无武力而统治此城，已属无限困难，又遇到这位强硬庄严的模范武人，这简直是个无法解决的事。不久以后，他闹到友人敌人一概不悦的地步，就他而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恺撒离开罗马以后，联合党固然仍能控制世界的命运，却不能控制首都的街市。元老院仍有一种名存实亡的政权，也对首都的局势听其自然；推其原因，一方面是一部分元老受联合派控制的，未奉到当权者的训令，一方面是愤愤的反对党抱冷淡或悲观的态度，置身事外，主要的却是整个贵族阶级即使还不了解他们的毫无力量，至少开始觉到这种情形。所以一时之间，罗马城里绝无任何有抵抗力的政府，绝无真正的权威。大家生活在贵族政治已亡而军人政治未兴的一种无主时期；如果罗马国家把一切迥不相同的政治功能和组织都表现得特别纯粹和正常，非古今其他国家所能及，它也太嫌深刻地显露了政治混乱，即无政府状态。现在有个稀奇的巧合，就是恺撒在阿尔卑斯山外创立不朽事业的几年，罗马城里却演出世界史舞台上一出最荒谬的政治滑稽剧。国家的新当局不理政事，只是闭门家居，抑郁无语。半存半废的旧政府中人也不理政事，只是有时在别墅的心腹中间私自叹息，有时在元老院里同声一叹。一部分仍服膺自由和秩序的公民，厌恶这种骚乱，但既全无领袖和办法，他们也保持无益的消极态度，不但回避一切政治活动，而且尽量回避这座万恶的城。

另一方面，各色各样的浪人却从没有更好的日子，从没有更快活的运动场。小伟人难以数计。民魁完全成为职业，因而也不乏此业的标志——褴褛的外套、蓬松的胡须、飘飘荡荡的长发、深而低的声音；操此业而获厚利的屡见不鲜。为了这不断的叫嚣行动，剧院中人那种润喉的特效药竟为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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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集会中，希腊人和犹太人、新自由人和奴隶最常到会，喊声也最大；就是举行投票时，投票的人也常常只有少数是依法有投票权的公民。在当时一封信里有下列一句话：“下次我们可望我们的听差对放奴税投票得胜。”当日真正强有力的是团结甚坚的武装群众，即投机贵族用决斗奴隶和无赖汉编成的乱党队。拥有这种队伍的大都自始就算在平民党之数；但只有恺撒懂得如何慑服平民党，只有他晓得如何驾驭这些群众，自恺撒去后，一切纪律荡然无存，每一党人手造他自己的政策。当然，就到现在，这班人也极愿在自由旗帜之下从事斗争，但严格说来，他们却不是倾向平民主义，也不是反对平民主义；他们随机应变，在一时不可不有的旗帜上，有时标榜人民，有时标榜元老院或党魁的姓名，例如克洛狄乌斯曾先后拥护或自称拥护当政的平民党、元老院和克拉苏。只在他们无情迫害自己的仇人时——如克洛狄乌斯迫害西塞罗，米洛（Milo）迫害克洛狄乌斯——这些群众领袖才依附党派，他们只把党人的地位用为此等私斗的把柄。我们若欲写政治上这种群魔乱舞的历史，无异要使一阵嘲歌合于音乐；至于一切凶杀案件、围攻住宅、放火焚烧和一座首城以内的其他强盗行径，如何由嘘声和叫嚣闹到唾人面孔和践踏对方，再由这样闹到抛石头和拔刀剑，我们也都不必反复叙述。

这座演政治流氓戏的舞台以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为主要角色，摄政人如何利用他来对付加图和西塞罗，已如上述。现在既听他自便，这个有权势、有才略、有精力并且以职业言确系足为模范的党员，当他做保民官的期间（696年即前58年），推行一种极端的平民政策，向公民白送粮食，限制监察官对不道德的公民的检举权，禁止官吏以宗教虚文阻碍大会机构的进行；不久以前（690年即前64年）为制止群众组织起见，曾限制下流阶级的结社权，他现在取消限制，恢复当时业已废除的“街市团”（collegia compitalicia
），这不是别的，就是首都全体自由或奴隶无产阶级的正式组织，依街市来划分，并且具有近于军队的编制。此外他做副执政官时（702年即前52年），又拟定并想提出一种法案，把生而自由者的政治权利给予实际有自由生活的新自由人和奴隶，如果这事能做到，则这位悍然造成宪法改良的人便可谓功行圆满，他已在帕拉廷山就一座为他所焚的房屋的故址上建筑了一个自由神庙，他或许以实现自由平等的新努马自居，要请首都那伙可爱的群众来看他在自由神庙里举行大祭，庆祝平民盛世的降临。当然，这些争求自由的努力与贩卖公民法令一事并不相妨；这位仿效恺撒的人与恺撒相似，也向他的同人出卖省长缺和其他大大小小的职位，向藩属君长和城市出卖国家的主权。

对这些事，庞培一概袖手旁观。这样一来，他大损自己的威望，即使他不晓得，他的对手却晓得。克洛狄乌斯胆敢为一很不重要的问题，即关于遣回亚美尼亚被擒王子问题，向罗马的摄政寻衅，于是庞培的毫无办法大白于世。国家元首只知用党人的武器抵御党人，而运用这武器时又远不及对方巧妙。克洛狄乌斯最恨西塞罗，逐他出国，如果庞培因亚美尼亚王子而为克洛狄乌斯所欺，庞培也免西塞罗的放逐，使克洛狄乌斯不悦，并且彻底达到目的，以致化对手为不可和解的仇敌。如果克洛狄乌斯率他的群众扰乱街市，得胜将军也发动奴隶和打手，双方交锋时，将军当然敌不过民魁，在街市上吃了败仗，盖乌斯·加图几乎永被克洛狄乌斯及其党羽围困在园庭中。这种奇观中有个不算不奇的特点，即在争执中，摄政和恶棍竞相巴结已倒的政府；庞培为取悦于元老院起见，准许召回西塞罗，克洛狄乌斯则宣告尤利亚法为无效，并且请马尔库斯·毕布路斯当众证明其通过为违法！

混乱情绪的激昂沸腾自然不能产生确实的结果；它最分明的特色正是它那极为可笑的漫无目标。就是一位有恺撒那种天才的人也由经验而知平民运动已陈腐无用，甚至要到王位也不能再走民魁的路。恺撒已把预言家的外套和手杖丢在一边，如果当今共和与君政交替之际，有个傻子再穿起那件外套，拿起那根手杖，如果盖乌斯·格拉古的伟大理想被模仿得失其原状，再见于世，那么，这不过是历史上一种弥缝办法；发起这种平民运动的虽名为“党”，其实不是个“党”，所以后来在决战中绝没有分派它什么职务。我们甚至不能断言，由于时局混乱，淡漠于政治的人是否心里也生了热烈的愿望，希求一个以武力为基础的强固政府。就算这些中立的公民大都在罗马城外，因而不受首都骚乱的直接影响，姑置不论，一般受这种影响的人却鉴于他们以往的经验，尤其鉴于喀提林的乱谋，已完全皈依了官宪主义；但真正恐慌的人，他们深惧的却是推翻国体势必造成绝大变局，首都的混乱究竟也很浮浅，只是长此不息，还不足深惧。混乱的结果，在历史上值得注意的，只是庞培因受克洛狄乌斯的攻击而陷入苦境，他进一步的行动就大半是这种苦境使然。

庞培虽不爱好也不晓得首创一事，这次却迫于他对克洛狄乌斯和恺撒的改变关系，舍去他以前的消极态度。克洛狄乌斯已把他弄到可恼可耻的地位，甚至他那种偷惰的性情也终必被激得发怒。但远较重要的却是他对恺撒的关系转变。以这两位联合主政的人而言，庞培在他所担任的职务上完全失败，恺撒却晓得利用他的职权，以致大可置一切算计、一切恐惧于度外。他不甚征求许可，便在治下大半为罗马公民所居的南省征集士卒，使他的军队增加一倍；他不在北意大利监视首都，却率兵逾阿尔卑斯山；他扑灭另一次正在开端的辛布里入寇，两年以内（696年即前58年和697年即前57年），把罗马的武力传播到莱茵河和英吉利海峡。眼见这些事实，贵族就是用忽略和藐视为对策，也吓得不能喘气。这常被嘲笑做懦夫的人现在成为军队的偶像，成为戴胜利冠的驰名英雄，他的青翠桂枝照耀得庞培的枯槁桂枝黯然无色，并且早在697年即前57年元老院即已赐给他战胜后所常有的荣典，比庞培一向所得的都较优渥。庞培对他这旧副将所处的地位恰似在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成立以后恺撒对他所处的地位。而今恺撒是当日的英雄，是罗马最强大军队的主帅，庞培却是往昔著名的卸任将军。固然，翁婿之间还没有发生冲突，他们的关系表面依然无恙；但每一政治的联合，参加者的势力比率一旦大有变化，内部便不免解体。庞培与克洛狄乌斯的争执只是令人烦恼，恺撒地位的变动，在庞培方面，却是个很严重的患害；正如昔日恺撒和他的同盟曾觅一军事后盾来抵抗他，现在他也不得不觅一军事后盾来抗恺撒，他须放弃他那高傲的布衣地位，出面来做一种特任官职的候补人，有了特任官职，他便能以同等势力，如果可能，以较优势力，与两高卢的省长并驾齐驱。他的策略一如他的地位，正是恺撒在米特拉达特斯战争时所用的策略。要取得一个相似的统帅职，以与占优势但仍在远方的敌人成均势，庞培首先需要正式的政府机构。一年半以前，这机构完全听他支配。两摄政当时治国的凭借，一方面是绝对服从他们——街市的主宰——的公民大会，另一方面是恺撒力加威吓的元老院。庞培既是联合派在罗马城的代表并且是此派公认的首领，无疑地，他必可由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取得他所愿的法令，甚至不利于恺撒的法令。但因与克洛狄乌斯起了难处的争执，庞培失去控制街市的力量，不能希望把一个有利于他的建议通过人民大会。元老院的情形尚不至于那样完全对他不利；但就是这里，庞培在长期抱不幸的消极态度以后，是否仍能以坚决的手腕操纵大多数元老以取得他所要的法令，也还是个疑问。

元老院的地位，或不如说一般贵族的地位同时也非复旧观。它就由完全屈辱中取得新力量。674年即前80年的联合，有许多事还未到可见天日的时候便泄露了。加图和西塞罗被逐时，摄政者虽很不露形迹，甚至对此事故作惋惜的姿态，舆论却以丝毫不爽的悟性推究出真正的主使人，恺撒和庞培又结成婚姻关系，这两件事使人不幸太明白地忆起王政时期的放逐令和家族联合。大众不甚关切政治事件，却也注意到未来王政基础的日益显著。大家始知道恺撒的目的不在修正共和宪法，当前问题是共和制的存亡问题，自那一刻起，许多最优秀的人士素来自居于平民党之列而尊恺撒为党魁的，势必投归反对党。到了现在，人们不仅在主政贵族的客厅和乡间别墅里谈到“三君主”和“三头怪物”。蜂拥的人群谛听恺撒就执政官职的演说，却不发出欢呼喝彩的声音；这位平民执政官步入剧院时，无一人动手鼓掌。大众见摄政的一个爪牙露面，便嘘声四起，一个伶人若说出一句反王政的话或反庞培的隐喻，就是庄重人也鼓起掌来。而且西塞罗要被放逐之时，大批属于中等阶级的公民——据说为数两万——学元老院的榜样，穿起丧服。这时有一封信里写道：“现在流行的莫过于恨平民党。”摄政使人讽示说，由于这种反抗，骑士阶级或不难在剧院中失去其新得的特殊座位，平民或不难失去其做面包的粮食；因此，人民在表现其不悦时或许较为谨慎，但情绪依然如故。以物质利益来动人，成绩较佳。恺撒的黄金源源流出。表面阔绰而经济破产的男人，有势力而无钱的贵妇人，负债累累的贵族少年，受窘的商人和银行家，或亲往高卢以取给于本源，或求助于恺撒驻首都的代办；任何外表像样的人——恺撒不理毫无办法的流氓——在两处都不易遭到拒绝。又加恺撒使人代他在首都兴造绝大的建筑物，因而无数的人，上自前任执政官，下至普通苦力都有受益的机会，他又耗费极大款项举行公众的娱乐。庞培也是这样，不过较有限制；首都受他的恩，得有第一座石剧院；他又以壮丽空前的典礼庆祝剧院的揭幕。不言而喻，这种施舍使一些倾向反对党的人，尤其在首都的，对新局面稍释敌意，但用这种行贿手段，却不能达到反对党的核心。现行宪法如何在人民中间根深蒂固，特别是距直接政党活动较远的地方，尤其乡镇如何不倾向王政，甚至不甘对它屈服，日益昭然若揭。

如果罗马有一种代表制，公民的不满便可在选举中得到自然的表现，并且因表现而增高；在当时情形之下，忠于宪法的人别无办法，只好听元老院指挥，元老院虽衰落，却仍显然是正统共和的代表和护法。于是元老院在被推翻以后，现在忽见一支军队听它支配，这军队强大忠诚，远超过元老院有权势、有光彩，倾覆格拉古昆仲并且倚仗苏拉的武力保护而重掌国政之时。贵族有见于此，始又振作起来。正在这时，西塞罗既保证自己加入元老院的听命派，不但不事抵抗而且竭力侍奉摄政，已得他们许可回国。在这事上，庞培只是偶然向寡头党让步，一则想借此捉弄克洛狄乌斯，二则想使这口若悬河的前执政官饱经捶打后做他柔顺的工具，虽然如此，西塞罗的放逐既然是对元老院的示威，拥护共和的人也利用他回国的机会举行示威。以一切郑重的方式，并且有提图斯·安尼乌斯·米洛的群众保护着以抗克洛狄乌斯的群众，两执政官把元老院先已议决的一个法案向公民提出，请他们准许前执政官西塞罗回国；元老院又号召一切忠于宪法的公民，在投票时不要缺席。到了投票那天（697年即前57年8月4日），体面人集会在罗马城的，尤其来自乡间的，竟非常之多。前执政官由布隆迪西乌姆到首都的旅行引起了一串同样的民意表示，其精彩不在首都之下。在这一次，元老院与护宪公民的新联合不啻公布于世，护宪公民经过一种检阅，结果非常顺利，贵族消沉的勇气所以复兴，得力于这事不少。

对这些大胆的示威，庞培束手无策，对克洛狄乌斯，他又陷于失身份甚至可笑的地位，因此他和联合派都弄得信誉扫地；元老院里一班依附摄政的人因庞培非常不胜任而丧气，又因诸事都得他们自理而毫无办法。不能阻止共和，贵族党完全恢复其在元老院的优势。在这时（697年即前57年），此党的事业若操在英勇干练的人手里，确还不至于毫无希望。它现在有一百年来所没有的，即人民的坚固支持；如果它信赖人民和自己，它或能以极短极光荣的方式达到目的。为什么不明目张胆地攻击摄政呢？为什么没有一个果敢的名人领导元老院，取消那认为违法的特别职权，并且号召意大利一切共和派起兵讨伐僭主及其党羽呢？这样一来，元老院的政权或可再告恢复。固然，共和派这种作为未免大胆，但最勇敢的决定常是最明智的决定，在这里或也不是例外。不过，当时那伙偷惰的贵族当然不能做这样单纯而勇敢的决定。但另外有个方法，或许较为稳妥，至少较合于这伙护法派的特性；他们可以尽力离间两位摄政，由两人不睦之中终于达到自操政柄。自恺撒占得优势，与庞培并立，使他不得不营求新权位以来，两位共掌国政者的关系即已发生变化，趋于离贰；如果庞培得了权位，大概无论如何，两人必至破裂和交战。如果在这事上庞培孤立无援，他的失败必无可疑，那么，在战事结束以后，护法派必只见自己仍受治于他人，不过统治者由二人变为一人而已。但贵族若用恺撒往日用以得胜的武器，与竞争者的较弱一方成立联盟，则以庞培那样的将军，以护宪派那样的军队，大概胜利必属于联盟；按庞培历来所表现的无政治才看来，胜利以后再与庞培结算，似乎也不特别困难。

时局这样的转变自可促成庞培和共和派彼此间的谅解。双方接近能否做到，两摄政与贵族那全陷于混沌的相互关系首先应如何调整，势非决定不可，于是在697年即前57年秋季，庞培向元老院建议，请委他以特殊职权。他重提十一年前他所赖以得权的理由，即首都的面包价，当时正如在伽比尼乌斯法以前，面包价已高涨到难堪的程度。克洛狄乌斯有时归咎于庞培，有时归咎于西塞罗，说这是他们个人阴谋所策动；他们也归咎于克洛狄乌斯，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无法断定；海盗不息，国库空虚，政府怠惰而紊乱地管理运粮事业，即使没有政治上的粮食垄断，在一座几乎专赖海外供给的大城里，这几件事本身就很足以造成粮荒。庞培的计划是使元老院把全罗马帝国的粮政一概归他管理，为达到这最后目的起见，一方面要交给他罗马国库的无限支配权，一方面要交给他军队和舰队，另外再给他一种不但遍及全罗马帝国而且高于每省省长的统帅权——总之，他想造成一个伽比尼乌斯法的改良版，因而当时悬而未决的埃及战事指挥权自然包在其内，一如往日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的指挥权包括在剿灭海盗之中。近年来反对新君主的态度虽很得势，但在697年即前57年9月讨论此事时，元老院的大多数却仍为恺撒促起的恐怖所禁制。他们唯命是听，接受了这计划的原则，这是马尔库斯·西塞罗建议的结果，他在放逐中已学得柔顺，人们希望他在这里首先表示一番，果然不负所望。不过，保民官盖乌斯·梅西乌斯（Gaius Messius）既提出这项计划，在规定实行方案时，原计划很关重要的部分竟被删去。庞培既未取得国库的自由控制权，也未取得自己的兵团和舰队，甚至也未取得高于省长的权力；他们仅为使他能布置首都的供粮事务起见，准给他巨额类项和副官十五员，关于一切供粮事务，准他以后五年在罗马全境行使同执政官的全权，并使公民大会核准这项法案。原计划经过这番修正，几等于遭到拒绝，这事的起因很多：顾忌恺撒，若使他的同僚不但与他并列于高卢而且位在其上，最胆小的人必至对这事忧疑满腹；克拉苏是庞培的宿仇，勉强与他联合，却在暗中反对此事，庞培本人大半把这计划的失败归罪于他，或据说归罪于他；元老院共和派的敌意，任何在实际上或名义上扩大摄政权势的法令，他们无不反对；还有主要的原因，就是庞培自己的无能，甚至在非采取行动不可以后，他仍不敢承认他自己的行动，而宁可照旧把他的真意仿佛匿名似的假手于他的朋友提出来，同时他自己却以其出名的谦逊态度声明说，就是再少些他也满意。无怪他们依他的话行事，少给他些。

尽管如此，庞培却乐于至少找到一件正事来做，尤其乐于有个相当的借口离开首都。再者，他做到以较丰较贱的粮食供应首都，当然，各省不免深受其害。但他的真目的却未达到；他在一切省份都可以用同执政官的称号，可是他若没有自己的军队可指挥，这称号便总是虚名。因此，他不久再使人向元老院建议，请元老院委他送埃及被逐的国王回国，必要时得以武力从事。不过他愈显然急需元老院，元老们对他的要求便愈欠恭顺。他们立刻在西卜林（sibyllinschen）神谶里找到一句话，说派罗马军往埃及是目无神灵的事；因此虔诚的元老院几乎一致地议决不用武力干涉。庞培受挫已深，就是没有军队的差使，他也要受而不辞；可是他不改其沉默态度，关于此事，也一味任他的朋友去声明，他发言投票都主张另派一位元老。这建议无故地要以祖国那么珍贵的一条人命为孤注，当然遭到元老院的驳斥；经过无穷的讨论，最后结果是议决绝不干涉埃及（698年即前56年1月）。

庞培在元老院屡遭挫败，更坏的是，他须任其过去而不争，不管这些挫败来自何方，大众自然以为它们是共和党的胜利和一般摄政的失败，所以共和党的反抗有如潮涌，与日俱增。698年即前56年的选举已进行得不全如两位君主的意；恺撒的副执政官竞选人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和盖乌斯·阿尔菲乌斯（Gaius Alfius）都告失败，而两个确系依附已倒的政府的格涅乌斯·伦图卢斯·马尔凯利努斯（Gnaeus Lentulus Marcellinus）和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Gnaeus Domitius Calvinus）却当选，前者为执政官，后者为副执政官。但到了699年即前55年的选举，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竟出面竞选执政官，这人在首都饶有势力，极雄于财，人不易阻他中选，并且大家已充分晓得他不甘自限于暗中反抗。如是，人民大会背叛，元老院响应，元老院特请一些公认为前智的埃特鲁斯坎人对某种预兆和怪异发表意见，郑重其事地加以讨论。据天象所昭示，由于上流阶级不睦，整个的兵权和财政权将落于一个统治者的掌握，国家将陷于丧失自由——神灵意中所指的似乎以盖乌斯·梅西乌斯的建议为主。不久以后，共和党由天上降临人世。恺撒做执政官时公布的卡普亚公地法和其他法律，他们永久认为无效，早在697年即前57年12月，元老院里已有人表示意见，以为这些法律不合程式，必须取消。698年即前56年4月6日，前执政官西塞罗在元老院全会中提议，把坎帕尼亚班田的讨论列在5月15日的议事日程。这就是正式宣战；这话竟出自一个自以为能安然无事时始显露真相的人口里，更饶意义。贵族显然认为开战的时机已至，此战不是以庞培敌恺撒，而是对付一般的僭主政治。后事如何，不难见到。多米提乌斯直言不讳，他想以执政官身份建议公民要即刻由高卢召回恺撒。一种贵族的复古在酝酿中；贵族攻击卡普亚殖民地，就是对摄政挑战。

对于首都的事，恺撒逐日接到详细的报告，并且只要军旅事宜许可，便在南省最近便的地点注视它们，可是他一向不加干涉，至少不加以显见的干涉。但是到了现在，人已对他和他的同僚宣战，实则特别向他宣战，他须采取行动；他便迅速行动。他恰好正在近处；贵族甚至不以为应稍延时日，候他再回阿尔卑斯山外之时始行破裂。698年即前56年4月初，克拉苏离开首都，以便与他较强的同僚协商要务；他遇恺撒于拉文纳。两人由拉文纳往卢卡，庞培来此相会；原来克拉苏去后不久（4月11日），庞培也伪称要往撒丁和非洲采办粮食，离开罗马城。摄政最有名的党羽，如近西班牙的省长梅特路斯·涅波斯，撒丁的省长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和许多另外的人，都继他们而来；在这会里，计有仪仗队一百二十名，元老二百余名，君主制的新元老院与共和制的元老院相对已在这里有了代表。由每一观点看，决定权操在恺撒。他利用这决定权，把已有的合治制度重建在平分政权的新基础上，使它更为稳固。军事上最关重要的省长位置仅次于两高卢的，都归于他两个同僚——两西班牙的归于庞培，叙利亚的归于克拉苏；两个职务都应由人民法令保证他们任期五年（700—704年即前54—前50年），在军事和财政方面也应有相当的供给。另一方面，恺撒把他那在700年即前54年期满的统帅职约定延长到705年即前49年年底，又约定他的军队得增至十兵团，他任意招募军队，得使国库负担饷金。再者，庞培和克拉苏得有允诺，可在次年（699即前55年）重任执政官，然后往就省长；同时恺撒也自留余地，到706年即前48年他省长任满之后，就他而论，一人重任执政官依法须隔十年的期限已过，他可以即刻再任这最高的官职。庞培和克拉苏管理首都的事务，需要武力的后盾，原供此用的恺撒兵团现在既不能撤离外阿尔卑斯的高卢，他们的需要因而更甚，为获得武力后盾起见，他们得召集新兵团，组成西班牙军和叙利亚军，等到他们认为相宜的时候，再由意大利把它们分别派往目的地。这样一来，主要问题解决了，至于次要的事如规定对首都反对党应守何种战略，来年的竞选应如何管制等，并不耽搁长久的时间。以其照常的轻松手腕，这位调解大家使那些妨碍协议的私人争执归于平息，强迫最顽梗的分子彼此合作。庞培与克拉苏之间恢复了同僚的谅解，至少表面上如此。甚至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也被劝得他自己和党羽都保持安静，不再使庞培烦恼——以这位大魔师的奇迹而言，这不算是最小的。

悬案的全部解决不由于平等交争的独立摄政互相妥协，而由于恺撒的一片好意，依当时的情形看，这事灼然可见。庞培来到卢卡时，处在一种痛苦的地位，他毫无力量，逃亡出来，求救于他的对头。恺撒把他遣走，把联合宣布解散，还是要收容他，使联合仍旧存在——无论他取哪种办法，在政治上，庞培总不免于毁灭。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他不与恺撒决裂，他便成为盟友保护下的无权门客。如果反而言之，他竟与恺撒决裂，并且——这是很不可能的——到现在还与贵族联合起来，那么，互相敌对的人迫于需要在最后一刻结成的联合，极不足畏，恺撒未必因欲防范这种联合而肯做那些让步。若说克拉苏真与恺撒敌对，这完全不可能。恺撒无故放弃他的优越地位，并且在结成694年即前60年的联合以后他不肯让他的对头再任执政官和掌握兵权，此后他们显然意在武装抗恺撒，用种种方法，力求不顾甚至违反恺撒的意旨达到目的，终属徒劳，现在他竟自动让他们再任执政官和掌握兵权；他的动机是什么，实在难说。诚然，不独庞培一人得到率兵的位置，他的宿仇和恺撒的多年盟友克拉苏也是一样，并且，无疑地，克拉苏所以得到重要军事地位，不过以他为庞培新权力的平衡器而已。但是尽管这样，恺撒仍受无量的损失，因为他的对手原是没有力量的，现在却变为重要的统帅。或许恺撒觉得自己对部下还缺乏充分的控制力，不能有恃无恐地率他们与国家的正统当局作战，所以他务使人现在不召他离高卢以致逼他发动内战；不过内战的发动与否，当时系于庞培的极小，而系于首都贵族的极大，这种理由至多只能使恺撒不与庞培公开决裂以免反对党见而胆壮，而不能使他对庞培这样让步。纯粹的私人动机或许也助成这种结果；或者恺撒回想他往日对庞培方面也曾处于同样的无力地位，只因庞培退休，当然不是慷慨而是怯懦的退休，他才得免于灭亡；也许因为他的爱女钟情于丈夫，他不忍伤她的心——他心中除政治外还有容纳许多另外事物的余地。不过确定的原因，无疑地，还是顾及高卢。恺撒与替他作传的人不同，据他看，平定高卢不是可用以取得王冠的附带事业，而是本国所赖以外策安全、内图整顿的事业，一言以蔽之，就是本国前途所系的事业。为了安安静静地完成这件武功，免得即刻着手整理意大利的乱事，他毫不犹豫，放弃他对政敌的优势，给庞培充分的权力以与元老院及其党羽去结算。如果恺撒所欲的不过是尽速做罗马王，这种让步便是政治上的大错；但这位奇人的大志却不限于下贱的目标——一顶王冠。他自信能把两件一样巨大的工作——一件是解决意大利的内政，一件是替意大利文明取得一块新鲜土地——同时举办，同时完成。这两件事当然互相牵制；在他进趋宝座的路上，他的攻取高卢与其说给他便利，不如说给他阻碍。他把意大利革命延到706年即前48年而不在698年即前56年把它解决，结果对他不利。不过无论他做政治家或将军，恺撒总是个特别大胆的赌徒，他恃才轻敌，永远让给他们多多的胜算，有时让给他们过多的胜算。

因此，现在贵族到了实践其大言之时，他既敢于宣战，也当敢于作战。但世上可怜的景象莫过于胆怯的人不幸有了大胆的决断。他们丝毫没有虑到将来。仿佛无人想到恺撒或将从事自卫，也无人想到庞培和克拉苏到现在还可以再与恺撒联合，比以前更加亲密。这似乎难以置信，但我们若看一看当时元老院忠于宪法的反对党领袖，这便不难索解。加图仍在国外；
(2)

当时元老院最有势力的人是马尔库斯·毕布路斯，他是消极抵抗的英雄，最顽固最昏聩的前执政官。他们拿起武器，不过敌人只是一摸刀鞘，他们立刻放下武器；仅仅卢卡会议的消息就足以压倒真正反抗的一切念头，使那群不幸不守本分的懦夫——元老院的绝大多数——再恢复其服从义务。他们不再谈到定期检讨尤利亚法的有效与否；元老院议决，恺撒私自召集的兵团应由国库负担；有人建议在调整下次执政省份时夺去恺撒的两高卢省，或其一，为大多数所拒（698年即前56年5月底）。
(3)

如是，这团体当众悔过。贵族们因自己鲁莽，吓得要死，暗地里前后相继地来讲和并且誓言绝对服从——来得最快的无过于马尔库斯·西塞罗，他自悔食言，并且关于他最近的行径，他给自己加上很妥帖但不很光荣的徽号，可惜已嫌太迟。当然，摄政们情愿息事宁人，人来求饶，他们无不允准，因为没有一个值得另眼看待。卢卡会议的议决案一经披露，贵族阶级便改变腔调；要晓得他们变得如何急骤，西塞罗不久以前所发表的小册子实值得与他的忏悔录互相比较，忏悔录的问世就是要表明他的悔过和善念。
(4)

于是摄政们能任意整顿意大利的事务，并且整顿得比以前彻底。意大利和首都实际上有了戍兵，但是没有武装集合的戍兵，并且有了一个摄政做统帅。至于克拉苏和庞培为叙利亚和西班牙召集的兵团，前者诚然开往东方；庞培却命他的副将率当地已有的戍兵治理两西班牙省，同时他把那名为遣往西班牙的新兵团将士给假解散，他自己与他们一同留居意大利。

摄政们努力废除旧政体，以尽量宽和的手段使现行政治情况适合君主政治形式，人们愈清楚愈普遍地晓得这事，民意的无声反抗自当愈甚；但他们服从了，因为他们不得不然。第一，一切较重要的事，尤其一切有关军政和外交的事，均不与元老院商议便举办了，有时凭着人民法令，有时仅凭统治者的意见。卢卡会议商妥的决定，关于高卢统帅职的直接由克拉苏和庞培提出于公民大会，关于西班牙和叙利亚的则由保民官盖尤斯·特雷博尼乌斯（Gaius Trebonius）提出于公民大会，此外较重要的省长职也常常凭人民法令来补缺。恺撒已充分证明，摄政们不必得当局同意便可随意增兵，他们也毫不犹豫地互相借兵，例如恺撒为高卢战事受同僚庞培的援助，克拉苏为帕提亚战事受同僚恺撒的援助。波河外的人，按现行法律，仅有拉丁权，但在恺撒治下时，他实际把他们看作十足的罗马公民。
(5)

往昔新获领土，由元老院委员团办理组织事宜，恺撒却全按自己的判断把他在高卢攻克的广大土地组织起来，例如他绝不客气地创设公民殖民地，尤其以五千移民创设新科莫（Novum Comun，即科莫［Como］）。皮索指挥色雷斯的战事，伽比努斯指挥埃及的战事，克拉苏指挥帕提亚的战事，都未商诸元老院甚至未照例向这机关报告；同样，凯旋和其他荣典的许可和实行都不问元老院的意见。显然地，这不仅仅由于不顾形式；元老院既然是十有八九绝不至于表示反对，则这种不顾形式便更不可解。反之，这是个深思熟虑的计划，要把元老院排出军事和高等政治的领域，使它的参加行政以财务问题和内政为限；他们的敌人也深知此事，尽力用元老院议决案和刑事诉讼来抗议。摄政们虽大半排斥元老院，他们却仍稍稍利用那为害较小的人民大会，他们务使街市的主人翁在这里不再阻碍国家的主人翁；然而他们也屡次摆脱这空虚的幽灵，毫不掩饰地应用专制形式。

被辱的元老院好歹随遇而安。唯命是听的多数派仍以马尔库斯·西塞罗为领袖。他有律师才，能替一切事物寻得理由，至少寻得辞句，所以可供利用，并且贵族曾特借这人向摄政们举行示威，现在摄政们竟用他做奴隶性的喉舌，其中实有纯恺撒式的嘲弄在。因此，他们饶恕他那偶欲以螳斧当车轮的罪，然而不免先取得他百依百随的保证。他的弟弟不得不就高卢军的军官职，聊充他的保证人；庞培强迫西塞罗接受他手下的副官职，以便随时有借故把他放逐的把柄。克洛狄乌斯诚然奉令让他暂时得安，但恺撒既不因克洛狄乌斯而抛弃西塞罗，也不因西塞罗而抛弃克洛狄乌斯；于是在萨马罗布里瓦（Samarobriva）的总部里，这位伟大的本国救主和同其伟大的自由战士做接待室里的斗争，可惜缺少一位罗马的阿里斯托芬给它一番相当的描写。但不仅那根往日痛打西塞罗的棍子而今又悬在他的头上，还有金锁链也加在他的身上。当他财务深感困难之时，恺撒免息借款给他，建筑事业使巨款流通于首都，共同监工一职很受他欢迎；许多不朽的元老院演辞都被闷杀，只因他担心恺撒的代办或许在闭会后递给他一纸账单。所以他自誓“今后不再寻觅正义和光荣，而仅力求摄政们的恩宠”，又自誓“要与耳朵帽一样柔软”。于是他们取其所长，用他做辩护士。既然做辩护士，他的本分便常是须奉上命，替他最痛恨的仇人辩护，并且特别在元老院里他几乎永充操权者的喉舌，把“别人大概同意，他自己却不赞成”的建议提出讨论；真的，他既是大多数听命派的公认领袖，竟能得到一点政治上的重要性。政府中其他人员，是凡可用恐惧谄媚或黄金打动的，他们都以对待西塞罗的手段来对待，竟能弄得他们大致听命。

固然，他们的敌人仍有一部分恪守其主义，既不怕威吓，又不受利诱。摄政们深信他们对付加图和西塞罗的那种特殊办法，对自己有害无利，容忍一个讨厌的共和反对党，为祸较小，而化敌人为殉共和制的烈士，为祸较大。因此，他们准加图回国（698年即前56年年底），自此以后，他在元老院和罗马广场里常冒生命的危险，不断对摄政们行反抗，这自属可敬，但不幸亦属可笑。特雷博尼乌斯提出建议时他再闹到罗马广场上互相斗殴的地步，他又向元老院提出一个建议，即恺撒对乌西比部和滕克特部做了背信的事，因此应把他送交这些蛮族；大家听他做去。国库负担恺撒兵饷一案通过元老院以后，加图的门徒马尔库斯·法沃尼乌斯（Marcus Fauonius）跳出元老院的门，向市民宣布国难；这人见庞培的病腿上缠着一圈白布，便以无礼的态度，称它为放错了的王冠；前执政官伦图卢斯·马尔凯利努斯（Lentulus Marcellinus）在众人对他鼓掌时，向大会高呼，请他们趁着还准他们这样做的时光，尽力使用这种表示意见的权利；克拉苏动身往叙利亚时，保民官盖乌斯·阿泰乌斯·卡皮托（Gaius Ateius Capito）用当时的一切宗教仪式，当众把他交给恶魔；对以上各节，他们也加容忍。通盘看来，这些都是少数不平人所做的无效示威；然而它们所自来的小派别却关重要，因为此派一方面助长那暗中骚动的共和反对派，供给他们口号，另一方面往往激起元老院里其实对摄政们具有完全同感的多数派，使他们通过反摄政的法案。因为，多数派也觉得至少有时在小事上须发泄他们胸中的积愤，并且按照那勉强做奴隶者的常情，须把他们对大敌人的愤怒至少发泄在小敌人身上。只要遇到相干的事，他们便轻轻地向摄政手下人踢一脚；所以伽比尼乌斯请举行感恩节，竟遭拒绝（698年即前56年），所以皮索由他所辖的省份被召回；所以保民官盖乌斯·加图（Gaius Cato）阻止699年即前55年的选举，直到护宪派的执政官马尔凯利乌斯卸职而后已，元老院竟因此穿上丧服。甚至西塞罗虽则在摄政面前永远卑躬屈节，也发表一本既狠毒而又无味的小册子，攻击恺撒的岳父。但元老院多数派这些反抗的倾向和少数派无效的抵抗只是更明白地表示一个事实，即政权现在已由元老院移到摄政，正如往日政权由公民移到元老院，元老院已几乎是君主用来吸收反君主分子的政治会议。塌台政府的党羽诉苦道：“除那三个人外，没一个有丝毫的力量；摄政们无所不能，他们务使无人不明此事；全元老院仿佛都变了，听独裁的吩咐；我们这辈人一生也不能再见时局的转变。”他们正生活在非共和而为君主的时期。

但国家的指导权如果绝对受摄政们的支配，却仍有一个与政府本身略有分别的政治领域易守难攻；这就是寻常官职的选举和陪审法庭。不言而喻，陪审法庭不直接属于政治，却到处，尤其在罗马城为主宰国政的精神所一同主宰。诚然，官吏的选举应属于国政本身，不过在这时期，因为治理国家的大都是特任官吏或无爵位的人，又因为甚至最高的寻常官吏如果属于反君主派，也绝不能切实影响国家的机构，所以寻常官吏日益沦为傀儡——就是其中最想反抗的也简直自称为无力的废物，并且完全不谬——，他们的选举因此也变成纯粹的示威。如是，反对党既已被逐出本来的战场，战事却能在选举和诉讼上继续进行。摄政们不遗余力，在这战场上也想得胜。关于选举，他们已在卢卡彼此商定次年官吏的候选名单，他们又用尽方法使在那里议妥的候选人得以通过。他们的金钱大半用在运动选举一项。恺撒和庞培的军队每年有大批兵士给假，遣往罗马城参加投票。恺撒常到上意大利最靠近首都的地点亲自指导和监视选举运动。然而目的却达得很欠圆满。固然，庞培和克拉苏当选699年度即前55年的执政官，与卢卡协定相吻合，反对党的候选人只有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坚持到底，但终被排出；不过这已只是公然动武的结果，这次加图受伤，并且还有其他极坏的事。下一次选举700年即前54年的执政官时，不管摄政如何努力，多米提乌斯居然当选，并且去年加图曾候选副执政官，为恺撒手下的瓦提尼乌斯所排出，全体公民都引以为憾，今年加图又候选此职，竟得胜利。到了701年度即前53年官吏的选举时，反对党竟能把摄政手下和其他候选人极可耻的选举活动指证得明明白白，以致摄政们因此受谤，无法可想，只好把他们放弃。秉政者在选举战中屡次大败，推其原因，一部分是陈腐机构难于管制，投票事务有计算不到的意外事，中等阶级心怀反感，还有种种私心也干扰此事，常与党派立场发生奇怪的冲突；但主要的原因却不在此。贵族阶级分为许多帮会，当时的选举大体为这些帮会所控制；他们把贿赂制组织得规模极大，规律极严。所以在元老院里有代表的贵族也就是主宰选举的贵族；但他们虽在元老院里勉强退让，在此处却暗地活动和投票，一味对摄政反抗，绝不怕人追究。不言而喻，克拉苏为699年即前55年的执政官时，使公民大会核准一种严惩帮会活动选举的法令，贵族在这方面的势力绝未因此而破坏，并且有以后几年的选举为证。

陪审法庭也同样使摄政大感棘手。按它们当时的组织，元老院的贵族虽在这里也占势力，决定权却大部属于中等阶级。699年即前55年庞培提议一种法律，规定提高陪审人的财产资格，这是个深可注意的证明，可见反抗摄政的人以真正中等阶级为主，大资本家处处显得比他们驯服，在此处亦复如是。然而在这里共和党还未完全失势，他们永远孜孜不倦地提出政治弹劾案，被告固然不是摄政本人，却是他们手下卓著的爪牙。起诉任务照例属于元老院的少壮派，并且可想而知，这班少年必比本阶级的老年人更热心于共和，才力更旺，更以大胆攻击他人为乐事，因此这种诉讼战更做得生气勃然。的确，法庭并不自由；如果摄政们认起真来，法庭也像元老院一样，不敢不服从。恺撒的心腹人，最勇猛最肆无忌惮的是瓦提尼乌斯；反对党的仇敌遭他们那几乎有口皆碑的痛恨和迫害的也无过于瓦提尼乌斯；但他的主人一发命令，他便免于一切对他提起的诉讼。可是如盖乌斯·利奇尼乌斯·卡尔乌斯（Gaius Licinius Calvus）和盖乌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Gaius Asinius Pollio）一流人，晓得如何运用锋利的雄辩和尖刻的讥刺，即使他们的弹劾失败，也没有不打中目标的；他们也间或得有成功。当然，这种成功大都得自低级人物，但就是当权者手下一个地位最高最受人怨的党羽，即前执政官伽比尼乌斯，却也被人这样推翻了。的确，伽比尼乌斯关于海盗战事指挥权的法案和他在叙利亚省长任内对元老院的藐视都是贵族党不能饶恕的，他做叙利亚省长时又胆敢抗大资本家而保护省民的利益，他把这省移交克拉苏时又多方作梗，所以对于这人，贵族党的深恨、大资本家的盛怒，甚至克拉苏的憎恶都合而为一。对这些敌人，他的唯一护符是庞培，庞培极应当不惜任何牺牲来保护他这最有才最有胆最忠实的辅佐；但他在这里也如在他处，不晓得运用他的权力，不晓得像恺撒那样维护他的手下人；到了700年即前54年年底，陪审人员判定伽比尼乌斯的贪污罪，逐他出国。

所以通盘看来，在人民选举和陪审法庭的范围内，遭失败的是摄政。主宰这两处的分子较难捉摸，因此，比起政治和行政的直接机关来，也较难威胁或贿买。在这里，尤其在人民选举中，掌权者碰到秘密结成帮会的寡头党那种不屈不挠的力量，人们虽夺去他们的政权，却未把他们消灭；他们愈躲在暗中活动，人们愈难把他们打破。在这里，尤其在陪审法庭上，掌权者又碰到中等阶级对新君政的憎恶，这种憎恶以及一切由此而来的困惑，他们也无法消弭。在这两处，他们都遭到一串的失败。固然，反对党的选举胜利只有示威的价值，因为摄政们能应用其所有的方法把他们不悦的官吏实际取消，但反对党的刑事裁判使他们痛感失去有用的帮手。在当时情形之下，摄政们既不能废除人民选举和陪审法庭，又不能加以充分控制；反对党虽则觉得在这里也很受限制，却稍能保其战场。

然而反对党愈被排出直接政治活动以外，他们愈转向另一战场，要在这战场上抵敌他们，显然更加困难。这就是文学。司法的反抗已同时是个文学的反抗，并且确乎是个文学的反抗，因为演辞照例要发表，用作政治宣传的小册子。人们以诗歌为箭，更迅速而锋利地射中目标。高门贵族的活泼少年以小册子和短歌热烈作战，意大利各乡镇里受有教育的中等阶级或更致力于此，都获胜利。在这战场上，有元老家的贵子盖乌斯·利奇尼乌斯·卡尔乌斯（672—706年即前82—前48年），他以演说家兼小册作家资格，又以多才多艺的诗人资格为人所畏，又有克雷莫纳的市民马尔库斯·福里乌斯·比巴库卢斯（Marcus Furius Bibaculus，652—691年即前102—前63年）和维罗纳的市民昆图斯·瓦里乌斯·卡图卢斯（Quintus Varius Catullus，667—700年即前87—前54年）。他们的短诗优雅而毒辣，其疾如矢地飞遍意大利，准能射中目标。这三人并肩作战，反抗的情调弥漫于这几年的文学。文学里满是怒骂，骂的是“大恺撒”，“无双的将军”，骂的是两相亲爱的翁婿，他们铲平全世界，以便给浪荡宠臣一个机会，把那由长发凯尔特人掳来的赃物在罗马游街示众，以便拿那由西方最远岛屿抢来的物品供御宴，以便挥金如土地竞争恩爱，夺去本国诚实少年的情人。在卡图卢斯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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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当时文学的其他断片里，有一点写得绝妙的私仇和公恨，有一点共和党的苦闷流露在狂荡的欢笑或惨酷的绝望，都已更雄伟更卓著地见于阿里斯托芬和德摩斯梯尼的著作。

至少仨统治者最精明的一个深知反对党既不可轻视，又不可用威令来压制。恺撒尽其所能，宁愿以私人资格拉拢较著名的作家。西塞罗所以特受恺撒的敬重，已大半因为他有文名；但高卢省长曾在维罗纳亲识卡图卢斯的父亲，现在竟不耻借他父亲的调停与卡图卢斯成立和解；于是这位少年诗人刚把最刻薄最直接的讥刺加在大将军身上，大将军却给他最恭维的优待。的确，恺撒的天才足以与文学对手角逐于文学界，为间接抵制多方的攻击起见，他发表了一篇关于高卢战争的详细报告，以巧妙的假天真向公众叙述他的军事行动如何必要，如何合法。不过只有自由能绝对地独具诗意和创造力；自由，并且唯有自由，甚至沦为最可怜的怪相，甚至以它末次的呼吸，也还能激起新鲜的热情。文学的一切健全要素始终都是反君政的；如果恺撒敢入这领域而能不遭失败，其原因只在他至今仍把自由国的伟大梦想存在心里，不过他不能把这梦想传给他的敌人，也不能传给他的党羽。实际政治不绝对受摄政的控制，一如文学不绝对受共和派的控制。
(7)

这个反对党固然无力，却日益讨厌和无礼，有严加干涉的必要。伽比尼乌斯的被罪似乎转移了时局（700年即前55年年底）。摄政们一致赞成行独裁制，但只是暂时的独裁制，借以贯彻特别关于选举和陪审法庭的新强制法。庞培既然负罗马城和意大利政治的主要责任，自然担任这议决案的实行；所以这事也带着他那拙于决断和行动的特色，也带着他那种罕见的缺点，即甚至在他愿意并且能够发号施令之处，他也不能说坦白的话。700年即前55年底要求独裁制一案便已提出于元老院，但提案取暗示的方式，并且非由庞培亲自提出。此案的表面理由是首都的帮会制和乱党制继续存在，以其行贿和用武的举动确极有害于选举和陪审法庭，并且使骚乱长久不息；我们必须承认，既有这种理由，摄政们不难证明其特殊办法为正当。不过可想而知，未来独裁本人似乎不敢公然要求的东西，甚至奴颜婢膝的多数派也不敢给予。选举701年即前54年的执政官时，空前的骚扰造成极可恼的现象，以致把选举延到定期的一足年之后，经过七个月的虚位时期，到了701年即前54年7月才能举行。庞培见这种局势，认为所欲的时机已至，更明白地向元老院表示独裁制是个不二法门，它即使不能解决纠纷，也能快刀斩乱麻；不过他仍未发出断然的命令。选举702年即前53年的执政官时，摄政的候选人是昆图斯·梅特路斯·西庇阿（Qiuntus Metellus Scipio）和普布利乌斯·普劳提图斯·希普塞乌斯（Publius Plautius Hypsaeus），二人都与庞培有亲密的私人关系，完全为他效忠，共和反对党最勇猛的党员提乌斯·安尼乌斯·米洛（Titus Annius Milo）竟入场做对抗他们的候选人；如果没有这件事，庞培的命令或许再久也不能发出去。

米洛有血气之勇，略有阴谋和欠债的本领，特富于先天带来而又加意培养的自信力，已在当时的政治浪人中博得声望，并且是本业中仅次于克洛狄乌斯的超等名人，所以与后者当然相竞相仇，不共戴天。克洛狄乌斯既为摄政所得受他们许可，再扮演过激的平民党，米洛当然变成贵族；现在假使有喀提林向他们自荐，共和反对党也要与他结盟，所以在一切暴动里他们承米洛为他们的正式护法。实际说来，他们在这战场上所得的少数胜利，都是米洛及其训练精良的决斗队的功劳。因此，加图和他的同党为酬劳起见，支持米洛候选执政官，甚至西塞罗也不免举荐他的敌人的敌人和他自己多年的保护者，并且米洛本人既然不吝金钱，不惜暴力，以求在选举上获胜，胜利似可稳得。在摄政方面，这事不但将是个痛心的新失败，也将是个真危险；因为人可以预料，这位大胆的党人一做执政官，必不像多米提乌斯和其他循规蹈矩的反对党人，绝不让人那么容易地把他弄得无足轻重。事有凑巧，克洛狄乌斯和米洛偶然在离首都不远的阿庇安大道上相遇，双方的部下打起仗来，克洛狄乌斯本人肩膀上挨了一刀，不得不避到附近人家。这事发生时没有米洛的命令；但事已至此，一场风波现在已不可避免，所以据米洛看来，犯全罪比犯半罪较为适宜，甚至较少危险；他命手下人把克洛狄乌斯从他那避匿处拉出来，把他杀死（702年即前53年1月13日）。

摄政派的街市领袖——保民官提图斯·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Titus Munatius Plancus）、昆图斯·庞培·鲁孚斯（Quintus Pompeius Rufus）和盖乌斯·萨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见这事发生，认为要替他们的主人谋利益，打消米洛的候选，实现庞培的独裁，这是个适当时机。克洛狄乌斯一死，下层民众，尤其新自由人和奴隶，便失其恩主和将来的救星；所需的骚乱因此不难造成。血淋淋的死尸既已陈列在罗马广场的演说台上，当众展览，相当的演说既已完毕，暴动便发作了。无信义的贵族集会之处定为大解放家的火葬场，群众把死尸抬到元老院，把它的建筑付之一炬。以后群众进到米洛的住宅前面，把它围困，直到他部下一阵乱箭射去，才把围攻者逐走。他们再进到庞培及其执政官候选人的住宅，呼前者为独裁，呼后者为执政官，然后到摄位的马尔库斯·雷必达（Marcus Lepidus）家，因为他应负主持执政官选举之责。叫嚣的群众要求他即刻准备选举，他守义不屈，予以拒绝，于是他被围困在住宅里，五日之久。

但这些可恶事件的主使人已做得太过，诚然，他们的主人翁决定利用这如意的偶然事件，以便不但铲除米洛，而且取得独裁一职；但他所愿的是受职于元老院，而非受职于一群打手。混乱状态弥漫首都，人人实在觉得难以忍受，庞培调来军队，打平乱事；同时，他把一向请人去做的，现在命人去做，元老院遵命。不过他们来个徒劳的闪避：经加图和毕布路斯建议，特任执政官庞培除保留原职外受命为“无同僚的执政官”而非独裁（702年即前52年中闰月的25日）
(8)

——这种闪避只为免用一个单纯代表事实的名义却采取一个带有两层矛盾
(9)

的名义，这使我们逼真地想起昔日贵族将亡时的聪明议案，即他们不让平民居执政官之位，却让平民行执政官之权。

于是庞培依法取得全权，便开始工作，对那在帮会和陪审法庭里占势力的共和党力行起诉。他制一种特别法律和另一种惩治运动选举的法律，以重申和厉行现存的选举法规；对于684年即前70年以来所犯的这种罪，后者一概有追溯既往的力量，并且加重处罚。还有个更重要的法规，就是在官宦生涯中，省长职原是远较重要尤其远较肥美的一半，执政官、副执政官卸任时，政府不应即刻给他们省长，而须再过五年，这办法当然要在四年后才生效力，所以此后数年省长补缺之事大体都系于元老院所发管制这个期间的法令，因而实际系于一时主宰元老院的一人或一派。陪审法庭固然存而不废，但反诉权却受到限制，又有或许更关重要的，即法庭里的言论自由被废除，因为，辩护士的人数和每人发言的时间都以最高定额为限，当时盛行的一种恶习即除举出事实证人外又举出品行证人或所谓“赞颂者”以袒护被告，也被禁止。百依百随的元老院又奉庞培的指示，下令说：阿庇安大道上的斗殴已陷国家于危局；因此，依特殊法律，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以审理一切有关该案的罪行，委员都由庞培直接指派。人们又想恢复监察官职的真正重要性，借着它的力量来廓清那很混乱的公民团，淘汰其最恶劣的分子。

这一切措置都在武力压迫之下实行了。因为元老院宣布国家有难，庞培征全意大利应当兵的男子来从军，使他们誓言绝对服从；一队胜任而可靠的兵暂驻在卡皮托尔，反对党每有活动，庞培必用武力干涉来威吓；克洛狄乌斯凶杀案的审判进行时，他违背一切往例，派一队卫兵扎在审判所。

复兴监察官制的计划归于失败，因为元老院里奴隶性的多数派无一人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和权威，足以做此职的候选人。另一方面，米洛被陪审法庭判了罪（702年即前53年4月8日），加图候选703年即前52年执政官的资格也被取消。演说和小册子的抵抗遭新诉讼法的打击，一蹶不振；于是为人所畏的法庭雄辩被排出政治领域，此后也受君主制度的羁绊。当然，反抗并未绝迹于全国大多数人的心中，甚至也未完全绝迹于公众生活——要做到那种地步，不但须限制人民选举、陪审法庭和文学，而且须把它们消灭。实则就在这些事上，庞培以其拙笨和刚愎反有助于共和党，以致他们在他独裁之下也能得到几次使他痛心的胜利。统治者为巩固他们的政权计，采取特殊办法，官方自然把这些办法称作维持公共安宁和秩序的法令，并且据说每一不喜乱事的公民大致都同意这些办法。但这种显而易见的骗局，庞培却把它做得太过，以致他选入那查办最近乱事的特别委员会的，不是他可靠的爪牙，而是一切党派最有名望的人士，甚至加图也在其内；并且他应用他的势力于法庭时，大抵意在维持秩序，使他的同党和敌党一概不能做出当时法庭里惯有的骚乱。摄政的这种中立态度可见于特别法庭的判决。陪审人员不敢开释米洛本人，但共和党被告的次要人物大都被释，而遭到断然判罪的却是在最近乱事参加克洛狄乌斯方面；换句话说，参加摄政方面的人，内有恺撒和庞培最亲近的朋友不少，甚至庞培的执政官候选人希普塞乌斯和为他的利益而指导暴动的保民官普兰库斯和鲁孚斯也在被罪者之列。庞培为表示大公无私起见，竟不阻止他们的被罪，这是一件蠢事；又有件蠢事，他在很不重要的事上反而袒护他的朋友，破坏自己制定的法律——例如在审判普兰库斯时，他亲自出庭做品行证人，并且几个与他特有关系的人如梅特路斯·西庇阿实是受他保护，得免判罪。他常常要做互相矛盾的事，在这里也是如此；他想同时尽两种义务，既为公正的摄政，又为政党的领袖，结果他一事无成，舆论当然认他为暴横的摄政，同党也当然认他为一个非不能即不愿保护自家人的党魁。

但共和党人虽则仍在活动，甚至多因庞培失策而间或得到使人振奋的胜利，可是摄政成立独裁制的目的已大致达到，束缚勒得更紧，共和党受了挫折，新君主制更加巩固。公众始与此相安。不久以后，庞培患重病，病愈时，全意大利都以君主国遇此等事常用的必要庆典，祝贺他的复原。摄政们表示满意；早在702年即前53年8月1日，庞培辞独裁职，与他的手下人梅特路斯·西庇阿同为执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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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就是cantorum convitio contiones celebrare
的意义（Cic．sest
．55．118）。

(2)
698年即前56年3月11日西塞罗演说，拥护塞斯提乌斯（Sestius）（Sest
28，60），元老院因听得卢卡会议的议决案，讨论恺撒兵团问题（Plut，Caes
，21），这时加图还不在罗马；到了699年即前55年初，我们始见他又在活动，并且他既然在冬季旅行（Plut．Cato Min
．38），必到698年即前56年底始回罗马。所以，如果阿斯科尼乌斯（Asconius）书（35，53）妄加推测的，加图不能在698年即前56年2月为米洛辩护。

(3)
Me asinum germanum fuisse
（Ad Att．
iv．5，3）．

(4)
这悔过书便是那论指定699年即前55年执政省份的演说词，至今仍在。这演说发表在698年即前56年5月底。与它成对比的有拥塞斯提乌斯而反瓦提尼乌斯的演说词，又有论埃特鲁斯坎人意见的演说词，作于3月和4月，他竭力赞美贵族政治，特用很傲慢的口吻对待恺撒。西塞罗自己承认说（Ad Att．
iv，5，1），甚至把那篇表示他又复归顺的文件传给他的亲密朋友，他也以为耻，这话诚然有理。

(5)
此说不见于文献。不过若说恺撒全不征兵于拉丁民社，就是说，全不征兵于他所辖省份里远较广大的一部分，这本身已绝不可信，并且又有一事把它直接驳倒，即反对党用轻蔑的态度把恺撒所招的军队叫作“大部是波河外殖民地的土人”（Caes．B．C．
iii．87）；因为这里所指的显然是斯特拉波的拉丁殖民地（Ascon．in Pison．
p．3；Sueton．Caes．
8）。然而恺撒的高卢军里却没有拉丁队伍的痕迹，反之，据他自己的明言，他由内阿尔卑斯招募的新兵都编成新兵团或分配在旧兵团之内。恺撒可能合招募和授公民权为一事，但更可能的是他在这事上固守他那一党的见解，不求替波河外的人取得罗马公民权，却认为罗马公民权依法已属于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有个谣传说，恺撒擅自推行罗马城邦制于波河外的民社。这个假定也可以说明希尔提乌斯（Hirtius）何以称波河外的城邑为“罗马公民的殖民地”，恺撒何以把他所创立的科莫殖民地当作公民殖民地看待，而贵族的温和派则只准它的权利与波河外其他殖民地的相同，即拉丁权，过激派甚至宣布移民所得的公民权完全无效，因而不准科莫人有那任拉丁城邦官吏所有的特权。

(6)
传到今日的诗集里满是有关699年即前55年和700年即前54年事件的诗，必系在700年即前54年问世无疑。它所提到的事，最晚的是瓦提尼乌斯讼案（700年即前54年8月）。希罗尼穆斯所谓卡图卢斯死于697—前698年即前57—前56年的话，因此只须改正少数几年。由瓦提尼乌斯“任执政官时发假誓”一事来推测，人误以为这诗集发表于瓦提尼乌斯为执政官以后（707年即前47年）；由此可知的只是这诗集出世时瓦提尼乌斯或许已算定做某年的执政官，早在700年即前54年他已饶有为此的理由，因为他的姓名确已列在卢卡会议商妥的候选名单里。

(7)
下面卡图卢斯的诗（第二十九篇）作于699年即前55年或700年即前54年，在恺撒征不列颠以后而在尤利娅死以前：

原先属于长发凯尔特人和不列颠的，

现在马穆罗把它据为己有，

人若不是浪子，不是赌徒，不是饕餮，

这事谁能旁观，谁忍得看下去！

你这软弱的罗慕洛，你见了就准许吗？

他就应该这样无礼，浓抹着香膏，

像个芬芳的大肚汉，现在做个阿多尼，

到这里走进我们处女的闺阁吗？

你这软弱的罗慕洛，你见了就准许吗？

你就是个浪子，是个赌徒，是个饕餮呵！

所以你，无双的将军，因此渡过海去，

到西方那个最远的岛屿，

就为的是把二三百万钱拿到这里，

浪费在你那陈旧无用的娱乐吗？

这若不是谬误的博施，还有什么是的？

难道他还不够倾家荡产的吗？

先是他祖遗的产业给他挥霍了，

然后是本都战利品，以后又是伊比利亚战利品，

这是塔古斯河冲着金沙的波浪看见的。

你们这些不列颠人，怕他吧！凯尔特人，怕他吧！

就是一份肥大的遗产，这无赖汉也能

把它吃光用光，你们为他保存什么？

所以，你们这相亲相爱的两翁婿呵，

你们就为这个毁灭全世界吗？

福米亚的马穆罗（Mamurra aus Formiae）是恺撒的宠臣，在高卢战争期间曾为他部下的军官，大概在这诗写作以前不久，他回到首都，那时他似乎从事建造他那在凯林山上的云石宫，这座宫多为人所称道，装潢穷极壮丽。伊比利亚战利品与恺撒做远西班牙省长有关，并且马穆罗那时已在他的总部里，与以后确在高卢一样；本都战利品大概指那对米特拉达特斯的战事而言，因为特别据这诗人的暗示，使马穆罗发财的不只是恺撒一人。

这首诗一片痛骂，很使恺撒难堪，另有一首恶意较小，为同一作者几在同时所作（第十一首），这首诗也可以引在这里，因为它以其悲感的笔调引出绝无可悲的差使把新摄政的属僚很巧妙地嘲笑一番——如伽比尼乌斯·安东尼等由最下流地方骤升到总部的一般人。我们须切记，作这诗时，恺撒正在莱茵河和泰晤士河上作战，克拉苏的征帕提亚，伽比尼乌斯的征埃及都在预备中。这位诗人仿佛也希望摄政中之一给他一个缺人的位置，在他手下人要动身的时候，给其中二人最后的吩咐：

福里和奥雷里亚，副将们

卡图卢斯对你们说，无论他要往印度极边，

到那遥远的东洋，波涛汹涌

澎澎湃湃冲打海岸的地方，

或往赫迦尼和阿拉伯，

到欢喜弓箭的帕提亚和萨克，

或到七股尼罗河使如镜的海面变色之处；

或者他要沿路越过阿尔卑斯山

到伟人恺撒立界碑的地方，

到莱茵河流域，野蛮不列颠人所居的天涯——

你们，请准备与卡图卢斯共享这一切，

共享神意定给他的命运，

请先把这短短的噩耗带给我的爱人吧！

不管她与她一伙情人行走坐卧，

她一次能拥抱三百个男子，

对人人都不贞，但随时能使人人满意。

她不像从前那样追寻我的爱情，

她把我的爱情随便摧残了，像犁铧

把散在田边的蝴蝶花翻起来一样。

(8)
本年一月有二十九天，二月有二十三天，随后有个二十八天的闰月，然后才是三月。

(9)
consul
（执政官）一词即是“同僚”的意思，一位consul
同时又是proconsul，
就等于一位真执政官同时又是代执政官。

第九章　克拉苏的死和共治者的决裂

多年以来，马尔库斯·克拉苏也算在“三头怪物”的首领之列，实则他不能算数。他的作用是在庞培和恺撒两位真摄政之间维持平衡，更精确地说，他与恺撒合力以抗庞培。这个身份不是很荣誉的，但克拉苏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从不为热烈的荣誉心所阻。他是个商人，他容人对他讲价。人给他的并不多，但更多的既不可得，他便接受了；他的野心惹他烦闷，他那近于有权而却无权的地位使他懊恼，他想在他那堆得一天高似一天的金山上忘忧解闷。但卢卡会议也替他转变了局势；为了在很大让步以后仍对庞培保持优势，恺撒给他的老盟友一个机会，使他由帕提亚战争在叙利亚达到一种地位，与恺撒由凯尔特战争在高卢达到的一般无二。克拉苏年已六十，贪财欲已成为第二天性，每次新得的百万金只使他贪欲更盛，并且这位老人胸中的野心早已难于抑制，而今烈火中烧，使他焦灼，新前途究竟更激起他的贪财欲，还是更激起他的野心，自难断言。早在700年即前54年初，他已来到叙利亚；他甚至不待执政官任满便起身出发。充满了焦急心情，他似乎想撙节每一分钟，以便偿其所失，以便除西方的财宝外再取东方的财宝，以便猎取将军的武力和光荣，与恺撒一样迅速，与庞培一样不劳而获。

他见帕提亚战争业已开始。庞培对帕提亚人的背信行为已见上文；他不尊重约定的幼发拉底河界，夺去帕提亚帝国的几块地方，以利那今为罗马属国的亚美尼亚。传弗拉特斯王安然忍受；但后来他两个儿子米特拉达特斯和奥罗德斯（Orodes）把他杀死，于是新王米特拉达特斯即刻向亚美尼亚王宣战，亚美尼亚王名阿塔瓦斯特斯（Artavasdes），系最近死去的梯格兰之子（约698年即前56年），
(1)

这同时也是向罗马人宣战；所以犹太人的叛变一经剿平，叙利亚那位有才有勇的省长伽比尼乌斯便率兵渡过幼发拉底河。然而在这同时，帕提亚帝国里发生政变；其国贵族以少年英勇而有才略的维齐尔（the Vizier）为首，推翻了米特拉达特斯，拥他的弟弟奥罗德斯即王位。米特拉达特斯因此与罗马人联合，亲来伽比尼乌斯的军营。由一切看来，罗马省长的企图可望获得最佳的结果，不料这时他忽然接到命令，要他用武力送埃及王回亚历山大城。他不得不听命；但他预料不久即回，所以被废的帕提亚王向他求援时，他劝帕提亚王自行开战。米特拉达特斯就这样做，塞琉西亚和巴比伦都响应他；但维齐尔身先士卒，攀登城堞，攻陷了塞琉西亚；在巴比伦，米特拉达特斯本人迫于饥馑，不得不投降，于是他弟弟命人把他处死。他的死对罗马人是个显而易见的损失；但帕提亚国的骚乱绝不因此而结束，并且亚美尼亚战争也还继续进行。伽比尼乌斯在结束了埃及战役以后，正要利用那仍然顺利的机会，再从事那中止的帕提亚战争，这时克拉苏来到叙利亚，接受统帅职，并且也继承了前任的计划。他胸中满是高傲的希望，轻视行军的困难，更轻视敌军的抵抗力；他以自信的气概不但谈到征服帕提亚人，而且已在想象中战胜了大夏和印度。

然而这位新亚历山大却不慌不忙。他实行这些大计划以前，他还有闲暇做很繁冗很赚钱的次要事务。希拉波利斯-班比克（Hierapolis Bambyke）的德克托（Derketo）庙，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庙和叙利亚省其他殷富的神庙，克拉苏都命人劫夺它们的财宝，他又下令征发各属邦的分遣队，或不如说征发分遣队代金。第一个夏季的军事行动只限于两河流域的广泛侦察；罗马人渡过幼发拉底河，在伊克尼（Ichnä，在拉卡赫［Rakkah］以北拜利赫［Belik］河上）击败帕提亚的总督，占据邻近的城邑，内有大城尼科孚里乌姆（Nikephorion，即拉卡赫［Rakkah］），留兵戍守这些地方，然后回到叙利亚。进兵帕提亚的路线哪一条较为适宜，绕道经亚美尼亚呢，还是取直路经过两河流域的沙漠呢？人们一向游移不决。第一条路通过可靠盟友治下的山地，可取处在其较为安全；阿塔瓦斯特斯王亲到罗马军营来劝人用这战略。不过那番侦察却使人决定了取道两河流域。沿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一带地方有很多繁盛的希腊和半希腊城市，它们尤其国际城塞琉西亚都绝不愿受帕提亚的统治；正如往昔凯雷的公民，现在罗马人所接触的一切希腊城邑，都切实显出它们如何乐于摆脱那难堪的异族统治，把罗马人当作解放者，几乎当作同国人来欢迎。阿拉伯君长阿布加鲁斯（Abgarus）控制埃德萨和凯雷的沙漠，因此控制由幼发拉底河到底格里斯河的日常路线，现已来在罗马军营，以便亲身向他们保证他的忠实。帕提亚人似乎完全无备。

于是在701年即前53年，罗马人渡过幼发拉底河（在比拉德吉克［Biradjik］附近）。要由这地点到底格里斯河，他们有两条路线可择：军队可沿幼发拉底河向下游移动而至塞琉西亚的高地，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这里相距仅有几里路程；他们渡过幼发拉底河以后，也可以即刻取最短的路线，直越两河流域的大沙漠，到底格里斯河。前一条路直达帕提亚的首府泰西封，此城在底格里斯河彼岸，与塞琉西亚相对；在罗马人的军事会议里，几个重要将领都对这条路线表示赞成，尤以财务官盖乌斯·卡西乌斯（Gaius Cassius）为甚，他指出沙漠行军的困难，又指出那自幼发拉底河左岸罗马戍兵传来的严重消息，说帕提亚人先有战备。不过阿拉伯君长阿布加鲁斯反对此说，他报告说，帕提亚人所从事的是退出西部各地。他们业已捆载财宝，开始移动，意欲逃往希尔卡尼亚人（Hyskanes）和西徐亚人之地；只有用急行军取最短的路线，才有完全赶上他们的可能；这样行军，罗马人大概至少能追及和毁灭西拉克（Sillakes）和维齐尔所率大军的殿后部队，掳获无数的战利品。友好的贝都因人的这些报告决定了进兵的方向；罗马军共有七个兵团，骑兵四千，轮索手和弓手四千，现在离开幼发拉底河，走入两河流域北部那些不宜人居的平原。

地阔天长，不见一个敌人，只有饥渴和无垠的沙漠仿佛在守卫东方的门户。经过多日的劳苦行军以后，距罗马人要渡的第一条河即巴利梭河（Balissos，即拜利赫河）不远，第一队敌骑终于出现。阿布加鲁斯和他的阿拉伯人奉派前往侦察；帕提亚的马队退到河边，渡过河去，消失在远处，阿布加鲁斯和他的部下在后追赶。罗马人不耐烦地等候他回来，等候更确实的消息。将军希望在这里最终赶上那永远退却的敌人；他那少年英勇的儿子普布利乌斯曾隶恺撒部下，在高卢极著战功，现在奉他派遣，率一队凯尔特骑兵来参加帕提亚的战事，他的战争欲爆发起来，有如烈火。既没有消息到来，他们决定冒险前进；前进的信号发出了，巴利梭河渡过了；在中午不充分地休息以后，军队毫不迟延，在将军领导之下，快步再向前进。这时忽然之间，帕提亚的战鼓在周围响起来；四面八方，只见正午的烈日中招展着他们的绣金锦旗，闪烁着他们的铁盔和锁子甲，并且在维齐尔身旁立着阿布加鲁斯和他的贝都因人。

罗马人到了太晚的时候始知已被诱入圈套。维齐尔以准确的眼光看出罗马人所处危险且找到对付方法。要用东方的步兵抗罗马列阵的步兵，必不成功；所以他摒去步兵，派主要战场上这个无用的大军在国王奥罗德斯亲自率领之下，往攻亚美尼亚；阿塔瓦斯特斯原应许派一万重骑兵与克拉苏军相会，因此不能践言，现在克拉苏深感缺乏这支兵的苦痛。另一方面，维齐尔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战术对付超群绝伦的罗马战术。他的军队纯是骑兵；持长枪的重骑兵列成行阵，人马都用铁叶锁子甲或革袄和革裹腿为护身；士卒大部是骑射队。与此相比，罗马人的骑兵在数目和能力上都极占劣势。他们的步兵虽长于在短距离内用重标枪或在肉搏时用刀剑的逼近战，却不能强迫一支全是骑兵的军队与他们交锋，并且就是遇有交手仗，他们也觉得那些披铁甲、持长枪的敌人就算不比他们高强，也不弱于他们。与帕提亚这种军队相比，罗马军在战略上占劣势，因为骑兵控制了交通线；罗马军又在战术上占劣势，因为除非战斗成为一人对一人的决斗，每种近武器必败于远武器。罗马的兵法全以密集阵为基础，密集阵遇到这种攻势，危险更大，罗马的行伍愈密，它的突击，诚然愈不可敌，但远武器也愈易射中目标。在寻常情形之下，城市要防守，地势的困难要顾到，这种专用骑兵攻步兵的战术绝不能完全实行，但在两河流域的沙漠里，经多日的行军，既碰不见一个阻碍，也遇不着一个战略据点，在这种情形之下，此等战术在这里可以尽量发挥它的精髓，于是也可以尽量发挥它的威力，因此也势不可当。这里的一切都辐辏起来使异域的步兵对土著的骑兵占劣势。同在一地，背负重物的罗马步兵辛辛苦苦，曳步跋涉沙漠或草原，在杳无蹊径、只有稀疏而难寻的水泉做标志的路线上，死于饥饿或更多的死于干渴，帕提亚的马兵却自幼就惯于骑快马或骆驼，甚至在驼马上过生活，早已晓得如何减轻或至不得已时如何忍受沙漠里的困苦，驰骋如飞，不难穿越沙漠。这里天不落雨，不能减退难忍的暑热，也不能使敌军弓手的弓弦和轮索手的皮条由紧而松；这里许多地方沙层深厚，兵营的壕垒无法筑成。一方占尽军事上的有利地位，另一方占尽军事上的不利地位，我们简直不能想象有比这更甚的。

这新战术是最早的民族战术，在其适当地势上显得优于罗马的战术，要问在什么情形之下它起于帕提亚，不幸我们只能用揣测做答复。长枪手和骑射兵在东方起源极古，在居鲁士和大流士的军队里已是核心；但这两种兵一向只用为补助兵，其主要任务为掩护那丝毫无用的东方步兵。在这方面，帕提亚的军队与其他东方军队无异；有些军队据说步兵占其中六分之五。反之，在克拉苏的战役里，骑兵却首次独立出现，因此这种武器得有全新的用途和全异的价值，罗马步兵长于逼近战，莫之能御，这似乎使罗马的敌人在世界极不相同的地方，互不相谋地同时用骑兵和远武器来抵挡它，并且同样成功。卡西维劳努斯在不列颠所完全做到的，维金格托里克斯在高卢所部分做到的，甚至米特拉达特斯·攸帕托也曾略微尝试的，奥罗德斯的维齐尔也在实行，不过规模更大，更为彻底而已。他做这事，得有特殊的便利：他有重骑兵供列阵之用；弓箭是东方民族的产物，在波斯各地运用得尤为巧妙，这给他一种有效的远武器；还有地方和人民的特性使他能完全实现他的妙计。在这里，罗马的近武器和密集战术初次败于远武武器和展开战术，也在这里，酝酿出那在火器输入后始告完成的战术革命。

在这种情形之下，在北距那有罗马戍兵的卡莱（即哈兰［Harran］）四十五公里、南距伊克尼较近的沙漠中，罗马人和帕提亚人第一次作战。罗马弓兵被派前进，但帕提亚的弓比罗马的多得无数，弓的弹性和射程也大得远甚，罗马弓手即刻退回。不管罗马较精明的军官如何劝告，说与敌人作战时，应尽量展开阵线，兵团仍列成每面十二队的密集方阵，在这种情形之下，敌人的弓箭就是不瞄准也可以射中目标，罗马兵又无法反击，所以不久兵团便受了侧包抄，为凶猛的箭雨所冲倒。他们希望敌人终有箭尽之时，但一见驮着箭的骆驼排成无限长列，希望成空。帕提亚人仍在延长他们的战线。为了使侧面包抄不至于变为包围，普布利乌斯·克拉苏率一队精锐的骑兵、弓手和步兵进攻。敌军确乎放弃了合围的行动，向后退却，罗马这位暴躁的将官火速追赶。但普布利乌斯的部队一到完全不见主力军的地方，重骑兵便站住与他对抗，帕提亚大军由四面赶来，像一张网似的把他们团团围住。普布利乌斯见自己的兵在敌方骑射兵的乱箭之下枉自累累地死在左右，便率凯尔特无甲的骑兵拼命冲击敌军的铁骑；不过凯尔特人虽勇敢不怕死，手夺长枪或跳下马来刺杀敌人，但他们所造的奇迹却无济于事。残军和伤了右臂的指挥官都被赶到一座小冈上，他们在这里只能做敌方弓手更易射中的目标。两河流域的希腊人深谙地势，力劝小克拉苏与他们一同驰去，设法逃命，但他以为自己的有勇无谋把这些勇士引入死地，不肯不与他们同命，于是他吩咐他的持盾者把他刺死。其余军官大多数仿效他，也都自杀。全军约六千人中，被俘的不过五百名；无一人得免。同时，敌人对主力军的攻势变松，罗马人得休息，不胜欣喜。派出的支队一去无消息，终使他们由不可恃的安静中惊醒起来，为寻找那支兵的下落，他们走到战场附近，克拉苏忽见他儿子的头挂在面前的高杆上；现在敌人对主力军的可怕攻势又复开始，与以前同样猛烈，同样始终一致，毫无改变之望。他们既不能冲破长枪队的行列，又不能达到弓手的所在；只因黑夜到来，这屠杀才告一段落。如果帕提亚人扎营于战场，罗马军简直没有一个人能逃走。但他们只习于马上作战，因而怕受袭击，照例不露营于敌人的近处。他们用讥笑的口吻向罗马人大喊说，他们给将军一夜的工夫哭儿子，然后驰去，意欲明晨回来，捉取那流血倒地的猎物。

当然，罗马人不等到早晨。克拉苏已全失其神智，副将卡西乌斯和屋大维命那仍能行动的兵士即刻出发，尽量守静，把伤兵散兵——据说有四千人——一概留在后面，以便到凯雷的城垣内求保护。可巧帕提亚人次日回来的时候先从事于搜索和屠杀那些留在后面的罗马散兵，凯雷的戍兵和居民又早已由逃兵听到噩耗，急忙前来，迎接败军；于是这支残兵才免于似属难免的覆没。

围攻凯雷，不是帕提亚人所能想到的。但或因缺乏粮食，迫不得已，或因元帅丧胆，过于慌张，罗马人不久就自动离去；士卒要革除元帅的兵权，以卡西乌斯来代他，但未成功。他们向亚美尼亚的山岭走去；卢奇乌斯·屋大维率一队五千人的兵昼息夜行，达到辛纳卡（Sinnaka）寨，距可资保护的高地仅有一日的路程；一个向导又把元帅引入歧途，献给敌人，屋大维甚至冒生命的危险把他救出。于是维齐尔骑马来到罗马兵营的前面，用国王的名义，向罗马人提供和平和友善，并且建议举行两将军的晤面会商。罗马军士气沮丧，力求甚至强迫他们的统帅接受提议。维齐尔用照例的敬礼接待前执政官和他的属僚，重提缔结友好协约的话；不过他想到从前关于幼发拉底河界与卢库卢斯和庞培所结协定的恶果，当然愤慨，便要求即刻把协约写下来。帕提亚人牵出盛饰的良马一匹，这是国王赠给罗马元帅的，维齐尔的奴仆蜂拥在克拉苏左右，争先恐后地扶他上马。在罗马人看来，他们似乎有意捉拿元帅；屋大维因未带武器，便拔出一个帕提亚人所佩的刀，刺死马夫。在因此而起的混乱中，罗马的军官一概被杀；白发的元帅一如他的叔祖，也不愿做敌人的活战利品，求死而得死。留在兵营的大众没有首领，一部分被俘，一部分溃散。往昔始于凯雷之战的而今在辛纳卡之战完成了（701年即前53年6月9日）；这两战可与阿里亚、坎尼和阿劳西奥等战役相提并论。幼发拉底河上的军队不复存在。只有盖乌斯·卡西乌斯的骑兵团由卡莱退出时与主力军分离，还有其他失散的队伍和孤单的逃兵，能闪避帕提亚人和贝都因人，分头觅路而回叙利亚。罗马兵团渡过幼发拉底河的原在四万以上，回来的不到四分之一；死的占半数，将近一万的罗马俘虏被战胜者安置在其国的极东，在梅尔夫（Merv）的绿洲，做帕提亚式服兵役的奴隶。自鹰徽为兵团前导以来，它们首次在同一年中成为两个外族手中的战利品，几在同时，在西方为一个日耳曼部落所得，在东方为帕提亚人所得。不幸的是罗马人的败衄在东方产生怎样的印象，没有充分的文献传到今日；但这个印象必是深刻而耐久的。奥罗德斯王新与亚美尼亚王阿塔瓦斯特斯结盟，他的儿子帕克鲁斯（Pakoros）与亚美尼亚王的姊妹结婚，他正在替他们举行典礼时，维齐尔的捷报来到，按东方的习惯，克拉苏的首级也一同来到。当时有许多小亚细亚游行的戏班把希腊诗歌和希腊戏剧传播到东方的远处；喜筵已经撤去，一个小亚细亚戏班正在观众面前演出欧里庇得斯的《巴克赫》（Bakchen
）。阿伽夫（AGaue）在酒神节的狂欢中肢解了她的儿子，现在用酒神杖挂着他的头，由西塞隆（Kithäron）回来；扮演她的伶人却用克拉苏那颗血淋淋的头代替她儿子的头；又有使这半希腊化的听众欢喜无限的，就是他从头再唱那首人所熟知的歌：

我们由山中拿来，

带到我们家里去。

这个顶好的利物，

这个带血的野味。

自阿契美尼德时代以来，这是东方人首次对西方的真正胜利；并且为了庆祝这胜利，西方世界最美的作品——希腊悲剧——竟被它的堕落代表歪改成这么丑恶的游戏文章，这里面实寓有深意。罗马的市民精神和希腊的天才始同时投合苏丹制的枷锁。

这场灾难本身已属惨烈，它的后果似乎也很可怕，似乎要根本动摇罗马在东方的势力。帕提亚人绝对统治幼发拉底河外；克拉苏覆没以前，亚美尼亚即已背弃罗马的盟约，现在他既覆没，此国全沦为帕提亚的藩属；帕提亚任命那骗罗马人的向导之一，名安德罗马库斯（Andromachos）的，为凯雷的新主人，他严办此城忠实公民依附西方人的罪；以上种种还是最微末的事。现在帕提亚人真心诚意地准备也渡过幼发拉底河，与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联合把罗马人逐出叙利亚。犹太人和其他东方人渴望脱离罗马的统治，不亚于幼发拉底河外的希腊人渴望脱离帕提亚的统治；在罗马，内战就在眼前，此地此时的攻势自为它的大患。不过罗马有幸，双方的将军都换了。那位英勇的维齐尔先替奥罗德斯加冕，而后肃清国内的敌人，苏丹恐他的恩惠太大，不能不赶紧用刽子手把他铲除。他那叙利亚侵军元帅一职，由一位亲王即王子帕克鲁斯来充任，又因王子少不更事，命贵族奥萨克斯（Osakes）以军事顾问资格辅佐他。另一方面，谨慎果敢的财务官盖乌斯·卡西乌斯暂代克拉苏，接任叙利亚统帅职。

帕提亚人正如往昔的克拉苏，也不急忙进攻，在701即前53年和702年即前52年间他们只派薄弱的游击队渡幼发拉底河，罗马人不难把他们击退，所以卡西乌斯得有时间来稍微整顿军队；犹太人恨克拉苏晚近劫掠他们的神庙，已起兵造反，赖有忠于罗马的希罗多·安提帕特（Herodos Antipatros）之助，卡西乌斯能使犹太人又复就范。如是，罗马政府若为防守有警的边境，派生力军往叙利亚，不是没有充足的时间；不过在革命初起的变乱中，这事竟未见于实行；到了703年即前51年帕提亚入寇的大军终于出现在幼发拉底河上的时候，卡西乌斯还是只有由克拉苏残部编成的两个薄弱兵团。以这种兵力，他当然既不能阻人渡河，又不能保卫本省。叙利亚受帕提亚人的蹂躏，西亚洲全部震动。可是他们不懂得攻城。卡西乌斯率兵入守安条克，他们不但未达目的就由此撤退，而且撤退到奥隆特河上时，被卡西乌斯的骑兵诱入埋伏，在那里横遭罗马步兵的屠戮；奥萨克斯本人也在被杀者之列。于是友人和敌人一概见到，帕提亚的军队若由寻常的将军指挥，在寻常的地势上，也不能比其他东方军队更有多大的本领。然而攻势却未放弃。在703—704年即前51—前50年的冬季，帕克鲁斯驻营于幼发拉底河此岸的居雷斯提克（Kyrrhestike）；叙利亚的新省长马尔库斯·毕布路斯既是个无能的政客，又是个可怜的将军，除闭城自保外毫无善策。一般人预料，战争将再接再厉地起于704年即前50年。可是帕克鲁斯不对罗马人用兵，却转而攻他父亲，因此竟至与罗马省长结成默契。这样一来，罗马荣誉上的污点诚然没有洗掉，罗马在东方的威望也没有恢复；可是帕提亚人入寇西亚的事成为过去，幼发拉底河的边界至少暂时可保。

同时，罗马的革命有如一座定期的火山，正在冒出滚滚的浓烟，使人眩晕。罗马人始不再有一兵一第纳尔可用来对付公敌，不再有一念顾到各民族的命运。国家在卡莱和辛纳卡遭了大难，竟不甚引起当时政客的思虑和谈论，而在克拉苏死后两月党魁克洛狄乌斯死于阿庇安大道上的乱事，却使他们满腹思量，纷纷议论，这是个最可怖的时势征兆；但这并不难解，而且差不多可以原谅。两位摄政间的破裂，久已觉得难免并且常常宣告将至，而今一往直前，不可阻遏。宛如古希腊舟子故事所叙的景象，罗马民社这只船现在仿佛介于两座相向漂来的礁石之间；在愈涌愈高的波涛之中，船上所载的人时时刻刻期待着砰然相撞，受无名恐怖的禁制，心醉神迷，这里每一极微的摇荡都惹得千人注目，无一人敢于左顾右盼。

恺撒既于698年即前56年4月的卢卡会议同意对庞培大大让步，摄政们既因此居于大致均势的地位，只要那本不可分的君权的平分真能耐久，他们的关系便不乏耐久的外在条件。摄政们，至少在当时，是否决计团结，毫无保留地互相承认平等的权力，却是另一问题。如上所述，恺撒确系如此，因为他以与庞培平等为代价，换得征服高卢所需的时间。但庞培对于同僚制从来连暂时的诚意也没有。他是褊小而卑鄙的一流人，对这种人施行侠义，是危险的，他那褊小的心灵以为一遇机会便推翻他所勉强承认的敌手，确是智者所应为；他那卑鄙的性情又以为恺撒的纵容使他受到挫辱，渴望能对恺撒行报复。但按他那迟钝懒散的性格，他虽永未同意让恺撒与他并驾齐驱，可是解散联盟的企图大概先经过逐渐的步骤始显见于他的心中。总之，庞培的见解和意向，一般大众常比庞培自己还看得清楚，700年即前54年秋季，美丽的尤利娅妙龄去世，不久她的独子也跟着入墓，公众以为至少尤利娅一死，她父亲与她丈夫的私人关系便断绝了，这意见绝不错误。两人的亲属关系既遭噩运而中断，恺撒想把它重续起来；他请自与庞培的独女结婚，并且提供他当时最近的亲属，他的甥孙女奥克塔维亚（Octavia）与庞培结婚；不过庞培把他的女儿留给她现存的丈夫福斯图斯·苏拉即摄政苏拉的儿子，他自己娶了昆图斯·梅特路斯·西庇阿的女儿。私人关系的破裂显而易见地业已开始，不肯携手的是庞培。人们预料政治的破裂即将接踵而来，可是在这里，人们却错了，在公事上，同僚间暂时仍有谅解。原因是恺撒在完成征服高卢的事业以前不愿废除这关系，庞培在就独裁职因而完全能控制政府当局和意大利以前也不愿废除这关系。两摄政在这种情形之下竟能互相援助，这自属奇怪，可是不难索解：700年即前54年冬季在阿杜亚图卡的惨败以后，庞培把他那给假遣散的意大利兵团之一借给恺撒，另一方面，庞培镇压那顽强反抗的共和党时，恺撒予以赞同和道义上的援助。

到了702年即前52年初，庞培用这方法取得完全的执政官职和完全优于恺撒的首都势力，并且全意大利能当兵的男子都向他个人和在他名下宣军人的誓言，他始决计尽早与恺撒正式决裂；他的意向也显露得够明白的。阿庇安大道之乱以后，法庭提起的诉讼恰好严峻无情地落在恺撒那些平民党的老同志身上，这或许还只是个拙笨举动，可置不论。禁止选举舞弊的新法律有追究既往直至684年即前70年的效力，连恺撒竞选执政官时所有的嫌疑行动也在其内，虽则不少的恺撒党徒以为其中确有用意可见，或许也只是个拙笨的举动。但庞培不顾时势的如何，不听众人的要求，竟不选他的旧岳父做他任执政官时的同僚，却与一个完全靠他的傀儡，他的新岳父西庇阿共居此位，现在就是人们怀着最大的好意，也不复能闭眼不见。庞培同时又命人把他那两西班牙省长的任期延长五年，直至709年即前49年并且由国库拨出一笔定额巨款充他部下的兵饷，却未规定对恺撒同样延长统帅的任期和同样拨款，而且同时发布了一种关于任省长职的新规程，竟要依这规程间接做到在往昔商定的期限未满以前就召回恺撒，于是人们更不复能闭眼不见。这些侵犯显然意在先暗损恺撒的地位，而后把他推翻。时间没有比那一刻更顺利的。在卢卡会议上，恺撒所以对庞培那样让步，只因为万一与庞培发生破裂，克拉苏和他的叙利亚军必然加入恺撒方面；自苏拉时代以来，克拉苏即与庞培仇深似海，在政治和私人方面几乎同样长久与恺撒连成一气，并且总由于他自有的特色，即使他自己不能做罗马王，他也乐于做新王的银行家，所以恺撒永远能信赖克拉苏，绝不必怕克拉苏与他的敌人联合起来。因此，701年即前53年6月叙利亚军和元帅一齐覆没的灾变，对恺撒也是个惨重的打击。几个月后，全高卢的叛变，正在似乎完全平定的时候，发作得比以前更加凶猛，恺撒在那里初次遇到敌手，即阿维尔尼王维金格托里克斯。这次命运又复帮助庞培；克拉苏死了，全高卢在叛乱中，庞培实际是罗马的独裁，元老院的主人。如果他现在不由远处暗算恺撒，而径直迫使公民大会或元老院立刻把恺撒由高卢召回，则结果将如何？

但庞培永远不知趁着幸运行事。他把破裂宣示得够明显的；在702年即前52年，他的行为已使此事毫无疑义，到了703年即前51年春间，他已明言要与恺撒破裂；但他却不与恺撒破裂，让几个月的光阴逝去，不加利用。

但不管庞培如何迟延，危机却迫于形势本身的力量，前进不息。从结局看，当前的斗争不是共和与君政之争——因为那事多年前已经解决——而是庞培与恺撒攫夺罗马王冠之争。两个争位者无一能由直认不讳上得到利益，他若直认不讳，必致即刻把那很大部分的公民，愿共和继续存在而相信其可能的，一概驱到敌营里去。格拉古和德鲁苏斯、秦纳和苏拉所喊的口号虽已陈腐而无意义，但在两将军争一人专政的战斗里，仍是够好的口号；虽则庞培和恺撒此刻都公开地自居于所谓平民党之列，可是有不容一刻怀疑的，即恺撒必标榜人民和民主的进步，庞培必标榜贵族和正统的政体。

恺撒无可选择。他自始就是个热诚的平民党，由外表看，他所谓的君政与格拉古的民治有别，由本质看，二者却无差异；他又是个极高尚极深沉的政治家，不肯掩藏他的本色，只肯在他自己的旗帜下作战。当然，这种口号只能给他小小的利益，其主要利益只限于这样一来他可以免遭直称王位的不便，免于用这犯禁的字样惊骇冷峻的大众和他自己的党徒。平民党的旗帜不能产生更明确的利益，因为格拉古的理想已被克洛狄乌斯弄得可耻可笑；现在或者除了波河外的人，哪里还有一个什么重要的阶级能为平民党口号所动，来参加这场斗争呢？

这种情形也可以决定庞培在当前战争中的身份，就算另外一种情形还不是不言而喻的，即他只能以正统共和的元帅身份来开战衅。如果有人是天生的贵族分子，这就是庞培；只是很偶然很自私的动机使他叛贵族而投归平民党。他现在要重返苏拉的遗风，这不但合于事理，而且由种种方面看，也大有益处。平民党的口号既然陈腐无用，保守党的口号若由适当的人喊出来，必然更有强大的效力。或许大多数公民，至少其中的精英都属于护宪派，以其人数和道德力而言，很可以应号召，在将临的争位战斗中做强有力的甚至决定性的干涉。他们所缺的只是领袖。马尔库斯·加图是他们现在的首领，在日日有生命危险的状况下，或者没有成功的希望，他按他所懂得的，尽其做领袖的义务；他的忠于职守值得钦敬，但做敢死队的殿后，在一个兵士是可嘉的，在一位将军便不足取。为了失势的政府党，一支强大的后备军仿佛自然而然地起于意大利，他既不知把它组织起来，又不知在适当时机调它作战，并且一切事毕竟都系于用兵，他却有正当理由永不以能用兵自命。如果不是这位既不知如何做党魁又不知如何做将军的人，而是个政治和军事上的名人如庞培的，举起现存政体的旗帜，则意大利各城的公民必然蜂拥来归，以便在这旗帜之下助战，这自然不是替庞培成王业，却是抗恺撒做国王。

此外另有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因素。庞培的特点是甚至他已立下决心，他也不能寻出实行决心的方法。他或许晓得如何作战，可是确乎不晓得如何宣战，加图派虽则确乎不能作战，却很能尤其很愿替那反抗即将奠立的君主制之战供给理由。按庞培的意见，他自己站在旁边，用他那特殊方式，有时说要立刻动身到两西班牙省去，有时准备去接任幼发拉底河的统帅职，同时正统的行政部即元老院应与恺撒决裂，对他宣战，委托庞培指挥战事，于是他服从大众的要求，出来做宪法的保护者以抗民魁、君政党的逆谋，以正直人和拥护现存秩序者的身份反抗浪人和乱党，以元老院正式任命的将军资格反抗街市上的战胜将军，因而再来一次救国。如是，由于与保守党联合，庞培所得的一部分是他私党以外的第二支军，一部分是个适当的开战宣言，而这些利益诚然是拿出高价，与主义相反的人相结合，才买得的。这个联合里含有无数的弊害，当时只有一个发展出来，而这已是个很严重的弊害，即庞培交出那随便何时和怎样对恺撒开战的权，在这有决定性的一点上视贵族团体一切的偶然行动和反复无常为转移。

如是多年以来，共和反对党须安于旁观者的地位，简直不敢做声，而今因摄政们就要破裂，又复回到政治舞台。此党原是以加图为中心的一伙共和党人，他们决定不管时势如何，要拼个为共和而反君政的战争，并且愈早愈妙。698年即前54年的尝试结果很惨，他们受这番教训，知道单是他们自己不但不能指挥战事，而且不能激起战事；人人晓得，就在元老院里，虽则除了少数例外，全体都不喜欢君政，可是大多数只愿在恢复寡头政治而无危险之时再恢复它，当然，这要有长久的等待。他们特别要求和平，不惜任何牺牲，不喜任何断然的行动，最不喜断然与任一摄政决裂。一方面有摄政，另一方面有这种偷惰的大多数，加图派要恢复旧政，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与一个危险性较少的摄政联合起来。如果庞培承认寡头政体，自愿替它攻恺撒，共和反对党便可以而且必须承认他为本党的将军，与他联合起来，强迫那怯懦的大多数宣战。庞培的矢忠宪法非出于完全诚意，固然无人不知，不过他既对任何事三心二意，他还没有像恺撒那样明确晓得，新君主须首先把寡头政治的垃圾堆扫除得干干净净。无论如何，战争可以训练出一支真共和军和几个真共和将军；到了战胜恺撒以后，在更顺利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再进一步，不但把两君之一排除，而且能打消那正在形成的君主制。寡头党的事业虽属无望，庞培自愿与它联合的提议却是对它最有利的协定。

庞培与加图党的缔结联盟做得比较迅速。在庞培独裁时，双方已有一番可注意的接近。米洛之乱，庞培的全部举动；群众向他提供独裁之职，他加以峻拒；他明言只愿从元老院接受此职；他严惩任何种类的扰乱治安者，尤其过激的平民党，毫不留情；他对加图及其同志非常有礼；凡此种种似乎既打算笼络守秩序的人，又侮辱平民党的恺撒。另一方面，对于授予庞培独裁职的建议，加图及其党徒不但不照常严加抨击，却在无关重要的形式修正之下把它作为他们自己的建议；于是庞培由加图和毕布路斯的手中接受了完整的执政官职。所以早在702年即前52年之初，加图党与庞培至少已有了默契，可是到了选举703年即前51年的执政官时，联合始可谓正式结成，这次当选的诚然不是加图本人，却是加图最坚决的党羽之一，即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凯鲁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和元老院多数派里一个不关重要的人。马尔凯鲁斯不是个激烈的热心家，更不是个天才，而是个稳健严厉的贵族，如果要对恺撒开战，他正是宣战的正当人物。按当时的情形，这次选举，事前对共和反对党曾用压制手段，竟得这样惊人的结果，除非有罗马当时摄政的同意或至少有他的默许，这事简直不能发生。照常迟缓拙笨，可是百折不回，庞培向着破裂走去。

另一方面，恺撒无意于此刻与庞培失和。固然，他不能永远真愿与任何同僚共掌政权，更不能愿与庞培那种次等人共掌政权；无疑地，他必早已决定在高卢征战完结以后，自取独揽政权的地位，如果必要用武力来强取它。不过像恺撒这样完全以政治为主而以军事为辅的人，自不能不见到，用武力来整理政治机构，结果必使政治机构陷于非常紊乱，往往使它陷于永久的紊乱；因此，如果困难还能解决，他必想用和平方法，至少没有公开的内战，把它解决。但即使内战不可避免，而因维金格托里克斯起事于高卢，既得的一切重成问题，恺撒由701—702年即前53—前52年至702—703年即前52—前51年冬季忙个不停，庞培和根本与恺撒作对的护宪党又控制了意大利，他不能情愿在此时被迫来做内战。所以他想维持与庞培的关系，借以维持和平，并且万一可能，用和平方式达到那已在卢卡应许他的706年即前48年执政官之位。如果到那时候，凯尔特事务业已了结，他正式受命为国家的首领，他的政治才能既比军事才能更高于庞培，他很可以期望没有特别困难，就能在元老院里和罗马广场上用智谋战胜庞培。或者竟有可能，替他那拙笨、犹豫而高傲的政敌寻得某种尊荣而无权的地位，使他自安于消灭；恺撒再三企图与庞培保持婚姻的关系，其目的或就在准备这样一种解决法，要借着承继两竞争者血统的子孙相继承，来造成旧争执的最后和解。那时，共和反对党仍无领袖，因此也大概归于平静，和平便可维持。如果这事不能成功，如果终须——这诚然是可能的——武力解决，那么，恺撒便能以其在罗马的执政官资格，支配元老院里那服从命令的多数派；他便能阻挠甚或打消庞培与共和党的联合，那时若从事战争，必比现在以高卢同执政官的身份率兵攻元老院及其将军，更相宜而有利得多。固然，这计划的成败系于庞培是否很客气地仍依卢卡协约使恺撒取得706年即前48年的执政官职；但即使这事失败，恺撒切实再三表示最大的礼让，也永远于己有利。一方面，他可取得时间以达到他在高卢的目的，另一方面，首先破裂因而发动内战的怨尤将落在敌人身上——在他与元老院多数派和实利派，特别与部下兵士的关系上，这事对恺撒极为重要。

他就按这种见解行事。他当然整军经武；他招募新兵，到了702—703年即前52—前51年冬季，他的兵团连那个借自庞培的在内已增至十一个。他明言无隐地赞许庞培独裁时期的行为和他恢复首都秩序的成绩，认热心朋友的警告为谗言而不听，以为能把灾难延缓一日即有一分的利益，忽略其可以忽略的，忍耐其可以忍耐的——只是始终不变地坚守那个断然的要求，即到了705年即前49年，他的高卢省长任满之时，应按共和政治法所许可，他的同僚所向他约定的，使他在706年即前48年重任执政官职。

这个要求成为现在发动外交战的战场。如果恺撒被迫在705年即前49年12月末日以前退职，或延到706年即前48年1月1日以后才在首都就职，那么，在卸省长职和就执政官职之间，他一时无职，罗马法既只许无职的人被控，他便有受刑事诉讼的危险，因为加图久已准备弹劾他，又因庞培是个太可疑的保护者，公众可预卜在这事上他必遭到米洛的命运。

现在恺撒的敌人要达到这个目的，有很简单的方法。按现行选举法，每一候选执政官的人须于选举以前即就职半年以前，亲自向主管官员报名，使他的姓名登记在候选人的官方名册上。这种纯属形式的义务，候选人常常可以免于履行，在卢卡会议，人们认为恺撒当然可以免尽这种义务；不过关于此事的法令尚未公布，又因庞培现在掌握立法机构，恺撒在这事上自依赖他那政敌的好意。不知何故，庞培自动放弃了这完全稳妥的方法；以他的同意，在他独裁期间（702年即前52年），一道保民官的法令免去恺撒亲来的义务。然而不久以后，新选举法公布，以概括的字句重申候选人须亲办登记的规定，却未替前已为人民法令所豁免的人附加例外；按照严格的形式，有了这后出的概括法律，那给予恺撒的特权便告废除。恺撒发出怨言，这种条文也加上了，可是未经特殊人民法令的核准，所以这个规定纯以搀越方式加入已公布的法律的，只能视为在法律上无效。因此，庞培本可以坦率坚持的东西，他却宁可先拿它奉送而后把它收回，终于用极不合法的方式遮掩他的收回。

上述的办法意在间接缩短恺撒的省长任期，同时公布的省长任职法规却意在直接达到这个目的。恺撒的省长任期，最后根据庞培和克拉苏共同建议的法律，已保证为十年，按通常算法，这十年自695年即前59年3月1日起至705年即前49年2月末日为止。又因按照旧例，续任执政官或续任副执政官可在他第一年任满之后即刻就职，所以恺撒的继任人应不从704年即前50年而从705年即前49年的首都官员中任命，因此不能在706年即前48年1月1日以前就职。由这看来，恺撒在705年即前49年所余的十个月里仍有统帅权，其根据不在庞培-李锡尼法，而在一种旧规，即有定期的统帅职在任满以后仍持续至继任人来到为止。但是自702年即前52年的新法成立以来，不任命要外放的执政官和副执政官为省长而任命五年或更多年前已外放的为省长，因此，以前首都官员任满可以立即就统帅职，现在按照规定，却须隔一时期才能就任统帅，那么，每一省长依法出缺，现在都不难立刻由别处找人补缺，所以在已知的情形下，也不难使高卢统帅的更换不在706年即前48年1月1日而在705年即前49年1月1日。在这些安排里，庞培可怜的虚伪和迟缓的诡计，彰明较著地与护宪派的繁文缛节和法律学识混合起来。多年以前，这些政治法的武器还不能应用，目前他们即刻布置就绪，预占地步，以便一面可用派人继任的手段，强迫恺撒在庞培法向他保证的任期届满那天，即705年即前49年3月1日，卸去统帅职，另一面可把选他为706年即前48年执政官的票作为无效。恺撒既不能阻止这些举动，只好保持缄默，听其自然。

于是宪法的纡缓步骤逐渐进行。按照习惯，元老院讨论705年即前49年的省长位置，属于前任执政官的须在703年即前51年之初讨论，属于前任副执政官的须在704年即前50年之初讨论；在703年即前51年讨论中，元老院首次谈到推举两高卢的新省长，因而庞培所主使的护宪派首次与元老院里拥护恺撒的人发生公开的冲突。执政官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提议，自705年即前49年3月1日由续任执政官恺撒管理的两高卢交给政府提议的当年两执政官管理。长久闷在胸中的愤气有如一股急流，水门一开，便突然发泄出来；在这次讨论里，加图派把他们反对恺撒的意见和盘托出。他们认为确定的是：特殊法律许给续任执政官恺撒的特权即不必亲来报名候选执政官之权，又为以后的人民法案所取消，那加在人民法案里的保留也是无效的。按他们的意见，现在征服高卢一事既已完结，元老院应使恺撒立刻遣散那些服役期满的兵士。恺撒在上意大利的颁发公民权和设立殖民地，他们认为违法和无效；又有一事更足以表明这个意见，一位可敬的元老来自恺撒的殖民地科莫，即使此地只有拉丁权而无公民权，此人也可要求罗马公民权，执政官马尼利乌斯竟命人在他身上用那仅许用于非公民的鞭挞刑。

恺撒当时的拥护者以盖乌斯·维利乌斯·潘撒（Gaius Vilius Pansa）最为有名，他的父亲曾被苏拉摈于法外，可是他还能入政界，先做恺撒部下的军官，而后在本年做保民官，这一班人在元老院里主张：以高卢的局势和公道而言，不但不应把恺撒先期召回，而且应使他以执政官兼任统帅；无疑地，他们必指出，几年以前，庞培正是这样以执政官兼西班牙省长，就到现在，他除任首都粮政监督一要职外，又握有西班牙再加以意大利的统帅权，不但如此，他还命一切能当兵的男子向他宣誓，并且还未解除他们的誓约。

法律程序始见于正式陈述，但它的进行却未因此而加速。元老院的多数派见破裂在即，几个月不开一次能有决议的会，另外几个月也虚耗在庞培的肃静犹豫之中。庞培终于放弃缄默，照常半吞半吐，闪烁其词，可是够明白地左袒护宪派而反对他素来的同盟。恺撒党要求许他们主人兼任执政官和省长，他直截了当地予以驳斥；他又粗鲁地说，在他看来，这个要求无异于一个儿子请打他的父亲。他也声明不准恺撒直接兼任执政官和省长，由这看来，他在原则上赞成马尼利乌斯的建议。可是他虽未做明定的声述，却暗示或可准恺撒候选706年即前48年的执政官而免其亲来报名，并准他留任省长，至多到705年即前49年11月13日。但此后不久，庞培仍不改其延宕故态，恺撒的代表请延期到704年即前50年2月再推举继任人，竟得到他的许可；他们的请求大约根据庞培-李锡尼法的一款，即在恺撒任省长的最后一年开始以前，不许在元老院里讨论推举继任人一事。

于是元老院就本着这个意成立法案（703年即前51年7月29日）。高卢省长的递补问题被排在704年即前50年3月1日的日程；但他们现已着手解散恺撒的军队，正如往日以人民法案解散卢库卢斯军队的办法，他们怂恿他部下的老兵向元老院请求退伍。固然，恺撒的党徒尽其在法律上的能事，要以保民官的否决权做到这些法案的取消；不过庞培很明确地发表意见，认为官吏应绝对服从元老院，不应因调解一类的老套而有所改变。庞培现在已成了寡头党的喉舌，寡头党的用意显露得不为不明，就是倘或得胜，他们要按他们的意思修改宪法，连类似人民自由的制度也一概要废除；例如他们攻击恺撒时绝不利用公民大会的机构，即因此故无疑。这样，庞培与护宪派的联合便正式公布了，加于恺撒的判决显然已经拟定，只是把宣判的日期延缓而已。次年官吏的选举结果对他完全不利。

当他的政敌运用备战的党派策略之时，恺撒已扑灭高卢的叛乱并恢复这征服地全境的治安。早在703年即前51年的夏季，借着边防的正当口实，但显然表示高卢今始不再需要兵团屯驻，他把一个兵团调到北意大利。即使他早不看见，到现在总不能不见，他无法避免对本国人动刀兵；不过因高卢刚告平定，最好仍有兵团暂留于此，所以，就到现在，他还想拖延下去；他既深知元老院的多数派极爱和平，便不放弃希望，仍设法使他们不管庞培所施的压迫，不肯宣战。他甚至不惜重大牺牲，只要能避免与最高的政治团体公然对抗。704年即前50年春季，元老院应庞培的提议，请庞培和恺撒各出一个兵团以供当前帕提亚战争之用，庞培依这项决定向恺撒索还几年前借给他的那个兵团，以便派往叙利亚，对这两层要求，恺撒一概照办，因为就其本身而论，元老院这项法案不能说不是切合时宜，庞培的要求也不可谓不公允，并且遵守法律和外示忠贞在恺撒比几千士兵更关重要。两个兵团急速开来，听政府调遣，但政府不派他们往幼发拉底河，却把他们留在卡普亚以备庞培之用，于是公众又得一个机会，以恺撒的显然力避破裂，比较他敌人那不顾信义的备战。

为了与元老院辩论，恺撒不但收买了本年执政官之一卢奇乌斯·埃米利乌斯·鲍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而且最重要的，收买了保民官盖乌斯·库里奥（Gaius Curio）。在当时那些浪荡的才子中，库里奥或许是个最优秀的，
(2)

他那文雅的风度、流畅隽永的口才、阴谋的技巧和在强干的浪子怠惰无事时活动得更加厉害的精力，都臻于绝顶；可是他那荒淫的生活、借债的本领——据估计他的债务达六千万塞斯特——和道德及政治上的没有操守，也臻于绝顶。他以前曾拿他自己向恺撒兜售，为恺撒所拒绝；此后他施展才能，攻击恺撒，以致恺撒后来又把他收买；价钱很高，可是“货物”却值这个价钱。

在他任保民官的第一月，库里奥装作独立的共和党人，以这个身份对恺撒和庞培一概厉声抨击。这使他处于似乎不偏不倚的地位，到了704年即前50年3月，次年高卢省长的递补一案又在元老院里提出讨论，他非常巧妙地利用这种地位；他完全赞成这个法案，可是要求把它同时推行到庞培和他的非常统帅。他的理由是，只有废除一切的例外职位，才能造成合于宪法的状况，庞培既单受元老院的委任而为特任执政官，他比恺撒更不能不听命于元老院，两位将军若仅去其一，结果只是增加宪法的危险；这种议论使一知半解的政客和一般民众恍然大悟。库里奥又宣布说，他想用宪法上属于他的否决权阻止任何对恺撒的不公举动，这话甚为元老院内外的人士所赞许。恺撒立刻声明，他同意库里奥的建议，并且自愿随时听元老院的要求，卸去省长和统帅职，只要庞培也这样做；他可以如此，因为庞培若无意大利-西班牙的兵权，便不复可畏。反之，庞培正因此故不能不拒绝，他答道，恺撒须先退位，树立榜样，他想从速加以效法；这个答复甚至未明言他退位的确切日期，所以更不满人意。决议又拖延了几个月，庞培和加图派见元老院多数派的心情可疑，不敢把库里奥的建议付表决。恺撒利用夏季，在他所克的区域内奠立和平状态，在斯海尔德河上举行一次大阅兵，又率凯旋军走过那完全服从他的北意大利省；到了秋天，他来到拉文纳，即他所辖省份的迤南边城。

库里奥的建议须付表决，不可再缓，表决终于举行，证明庞培和加图的一党完全失败。以三七〇票对二十票，元老院决议勒令西班牙和高卢的省长同时辞职，罗马的良善公民听得库里奥立功救国的喜讯，无限欢欣。如是，庞培与恺撒同为元老院所罢免，恺撒准备服从，庞培却断然拒绝。主执政官盖乌斯·马尔凯卢斯（Gaius Marcellus）是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的堂兄弟，并且与他同属于加图党，现在对奴隶性的多数派痛加责骂；在自己的营阵里被人击败而且败在一群怯夫之手，自然是可恼的。但是一个领袖不把他的命令简单明了地吩咐元老们，却在老年时又复借助于雄辩教师的指示，以新加琢磨的口才抵敌库里奥少壮灿烂的才华，在这个领袖之下，哪里来的胜利呢？

联合党在元老院里遭到失败，处于极苦痛的地位。加图派曾把事情弄到决裂地步，使元老院与他们共同行动，而今眼见他们的船以极可恼的方式，走到偷惰的多数派那块沙滩上，竟告搁浅。在会议上，他们的领袖须听庞培的痛骂；他用力并且丝毫不错地指出假和平的危险；虽则只有他能取迅速行动，用快刀来斩乱麻，可是他的同盟深知他们不能指望他做这事，要按他们所应许的造成转变，还在于他们自己。宪法和元老政治的拥护者，先已宣布公民和保民官的合法权利为无意义的虚文，现在他们又须以同样态度对待元老院本身的合法决议，正统政府既不让人得它同意来救它，他们便须违背它的意志来救它。这事既不新奇，也非偶然；往日苏拉和卢库卢斯与今日加图和他的党徒完全一致，也须不管政府的愿否，实行他们每一为它的真利益而筹划的强硬决策；宪法的机构实已陈腐不堪，现在的元老院一如几百年来的公民大会，不过是个常出轨的破车轮而已。

到了704年即前50年10月，谣传恺撒已由外阿尔卑斯的高卢调四个兵团来到内阿尔卑斯的高卢，把他们屯在普拉森提亚。军队的调动本在省长职权之内，并且库里奥在元老院里把谣言的完全无稽指证得明明白白，所以执政官盖乌斯·马尔凯卢斯建议以传闻为根据，命庞培进攻恺撒时，为元老院大多数所否决。可是，当选705年即前49年执政官的二人也属于加图党，马尔凯卢斯竟联合他们同谒庞培，这三人以他们的全权，请庞培率领那驻在卡普亚的两个兵团，并且任意召集意大利的民兵入伍。发动内战的全权，难想象有比这更不成体统的，不过人们已无暇再顾这些末节；庞培竟接受了这个全权。于是他们开始备战，召集兵士；为了亲自进行这事，庞培于704年即前50年12月离开首都。

恺撒已完全达到目的，把发动内战一事转嫁在敌人身上。他自己固守法律的立场，却迫使庞培宣战，而且迫使他不以正统政权的代表身份而以元老院少数派——他们公然革命，威吓多数——的将军身份来宣战。虽则此战与正式法律问题无关，一刻也不能瞒过大众的本能，可是恺撒的成就仍不算小。现在既已宣战，恺撒的利益便在尽速动手。他敌人的准备正在开始，甚至首都也没有戍兵。在十天或十二天之内，一支军队三倍于恺撒在上意大利的兵力的，便能集合在罗马城；但袭取那无备的京城，甚至以冬季的一番速战攻取全意大利，在敌人能加以利用之前先截住他们最大的资源，仍然非不可能。那位精明强干的库里奥，在辞去保民官（704年即前50年12月9日）以后，立刻到拉文纳来见恺撒，勤勤恳恳地向他主人陈述当时的局势；并且无须这种陈述，恺撒就深信现在若再迟疑，只有害处。但是为了不给敌人控告他的口实，他一向未调兵到拉文纳来，因此他一时只能遣人传令，命全军赶快出发；他须等候着，直到至少那个驻在上意大利的兵团开到拉文纳。同时，他把一封最后通牒送到罗马，这通牒即使没有别的用处，也能以其极端的柔顺使敌人更受舆论的攻击，并且因为他自己似乎踌躇，或竟可使敌人懈于对他备战。在这通牒里，他把从前对庞培的反要求一概放弃，自请按元老院所定的期限卸去外阿尔卑斯高卢省长一职并解散部下十个兵团的八个；他声明说，如果元老院留给他内阿尔卑斯高卢和伊利里亚的省长职和一个兵团，或者单是外阿尔卑斯高卢省长职和两个兵团，其实不必留到他就执政官职的时候，只要留到706年即前48年执政官的选举完毕以后，他也就满意了。如是那些调解的方案，在开始讨论时元老党甚至庞培曾声明他们认为满意的，恺撒都同意了，并且表示他愿自当选执政官时起至就职时止居于无职地位。至于恺撒究竟真想做这些惊人的让步，自信就是这样退让仍能对庞培竞争取胜，还是他倚仗对方已闹到太甚的地步，必认为这些调解方案无非是恺撒自觉其事毫无希望的明证，我们不复能确实断定。大概恺撒所犯的过失与其说是不想履行他的然诺，绝不如说是做事过于大胆；并且如果出人意外，他的建议竟被接受，他必能实践他的诺言。

库里奥又复在虎穴中代表他的主人。费了三天工夫，他由拉文纳走到罗马。705年即前49年1月1日，新执政官卢奇乌斯·伦图卢斯（Lucius Lentulus）和小盖乌斯·马尔凯卢斯
(3)

第一次召集元老院会议，他就在大会中呈递将军致元老院的函件。保民官马尔库斯·安东尼是库里奥的知己，并且曾参加他一切的荒唐行径，因此在首都的丑史上很著名，但同时他又由埃及和高卢战争博得骑兵良将的名头，又有保民官昆图斯·卡西乌斯，庞培以前的财务官；这两人现在代替库里奥在罗马办理恺撒的事，坚持要即刻宣读他的函件。恺撒那种庄重而显豁的字句把内战的将至、一般人的愿望和平、庞培的骄横和他自己的退让都叙述得近情近理，有一切不可抵抗的力量，他那调解方案的中和无疑地必使他的同党也觉得诧异，他那断然声明这是他最后一次的伸手言和——凡此种种都造成极深刻的印象。尽管庞培的众多兵丁成群进入首都，使人恐惧，多数派的心情却不容置疑，人不敢让他们发表意见。关于恺撒重提的勒令两将军同时卸去兵权一案，关于他信内所提的一切妥协计划关于马尔库斯·凯利乌斯·鲁孚斯（Marcus Caelius Rufus）和马尔库斯·卡利狄乌斯（Marcus Calidius）所提的应使庞培立刻往赴西班牙一案，两执政官都以身为主管人的权力，不准举行表决。他们一个最忠实的同志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只因不像他同党那样不明军事情况，提议应俟意大利征兵都已入伍再做决定；甚至这个建议也不许付表决。庞培照例使他的喉舌昆图斯·西庇阿声明，他决定除了当今，永不再管元老院的事，如果他们再行迟疑，他便撒手。执政官伦图卢斯毫不隐讳地说，这事已不再依靠元老院的法案，如果元老院不改其奴隶性，他将自行其是，与他那些有力的朋友采取进一步的办法。多数派既遭了这样的威吓，便依他们所受的命令做成议决案：恺撒应在距今不远的规定日期把外阿尔卑斯高卢交给卢奇乌斯·多阿埃诺巴尔布斯·米提乌斯，把内阿尔卑斯高卢交给马尔库斯·塞尔维里乌斯·诺尼亚努斯（Marcus Servilius Nonianus）并应解散他的军队，否则以叛逆论。恺撒党的保民官对这决议行使否决权时，不但，至少他们这样说，他们在元老院里受庞培兵士的持刀恫吓，被迫为保全性命计，穿着奴隶服装，逃出首都，而且现在受够了威吓的元老院竟把他们那很合法式的干涉认作革命企图，宣布国家有难，照例召集全体公民入伍，并且号召一切忠于宪法的官吏自来带领军队（705年即前49年1月7日）。

现在够了。由逃到他营里来求保佑的保民官口中，恺撒得知首都如何对待他的提议，他便召集当时由特格斯特（Tergeste即的里雅斯特［Triest］）驻所来在拉文纳的第十三兵团的士卒，向他们说明事实真相。这不仅是一位明达人情、掌握人心的天才，在他自己和世运的震荡转变中，把他那灿烂的口才发挥得光皎万丈；这也不仅是一位慷慨好施的主帅和得胜的将军，向那些他所征召入伍、八年来追随他的旗帜而且日益欢欣鼓舞的兵士，发表演说。这位特别是个雄健不挠的政治家，二十九年以来，他不论时势的好坏总在拥护自由；他为了自由曾冒刺客的匕首、贵族的刽子手、日耳曼人的刀剑和陌生海洋的波涛，永不退缩或动摇；他曾撕碎苏拉的宪法，推翻元老院的政权，借着阿尔卑斯山外的战事，使那无保护无武装的平民党得有保护和武装。他的话不是对克洛狄乌斯派说的，因为此派的共和热情早已烧成灰烬渣滓，而是对那些来自北意大利城市乡村的少年说的；他们对于公民自由的大义仍有新鲜纯粹的感觉，仍能为了理想而战，为了理想而死；他们亲自在代表他们的地方，以革命的方式，由恺撒手里受到政府所不肯给他们的公民权，恺撒若倒下来，他们必再遭棒打斧劈，他们已有事实证明，寡头党想用这些武器毫不留情对待波河外的人民。在这种听众面前，这样一位演说家叙述事实：对于平定高卢的将军和他部下，贵族准备给他们什么酬谢，公民大会横被废弃，元老院受人恐吓，五百年前，他们祖先曾手执武器由贵族方面夺得保民官的制度，他们有加以保护的神圣义务，他们祖先曾代表自己和子孙誓必人人保障保民官，至死方休，他们也有保守这种誓言的神圣义务。然后这位平民党的领袖和将军号召人民的兵士说，现在和解的努力既已用尽，让步既已达到极点，他们应跟他前去，对那既可恨而又可鄙、既无信而又无能、怙恶不悛至于可笑的贵族阶级，做最后一次不可避免的决战——当这时候，没有一个军官，没有一个士兵能退缩不前的。拔营的命令发出了，恺撒率领他的先锋渡过一条窄窄的河，这是他所辖省份与意大利的分界，也是宪法禁高卢省长渡过的。一别九年之后，他再踏上祖国的土地，同时也踏上革命之路。“骰子掷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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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98年即前56年2月间，梯格兰仍然在世；另一方面，700年即前以前48年，阿塔瓦斯特斯已在位。

(2)
Homo ingeniosissime nequam
（Vellei．ii．48）．

(3)
与704年即前50年的执政官有别；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是703年即前51年的执政官，704年即前50年的执政官是他的堂兄弟，705年即前49年的执政官是他的亲兄弟。

第十章　布隆迪西乌姆、伊莱尔达、法萨卢斯和塔普苏斯

如是，罗马原有的两位共同统治者谁配做它首任的专制君主问题，须用武力来解决。让我们看看在当前的战事中，恺撒和庞培的力量成怎样的比例。

恺撒的力量大部基于他在本党内所享的全无限制的权势。如果说在这党里平民党与君主党合流起来，这不是一种偶然结成并且可以偶然解散的联合使然；反之，平民党既没有代议组织，它骨子里就含着平民主义和君主政治都在恺撒身上得到既绝顶而又终极的表现。无论在政治或军事方面，最初和最后的决定权无不尽在恺撒手里。每一有用的工具虽都很受他的尊敬，但仍不失为工具；在他那一党里，恺撒的地位无人及得，他的左右只是些军事政治的佐贰，他们通常都由军队出身，既当了兵，就受过训练，永远不问理由和目的，只是绝对服从。特别因为这个缘故，在内战开始那决定性的时刻，恺撒的全体将士只有一个不肯听命；至于这人正是其中最居前列的，也不过证明在恺撒与其同党的关系上，这种见解不谬而已。

提图斯·拉比努斯曾与恺撒共尝悲惨的喀提林时期一切的苦难，又共享高卢一路胜利的光荣，他总是独率一支兵，一面常常指挥全军的半数；无疑地，他是恺撒最老、最能干而且最忠实的副将，所以也居最高的地位，享最高的尊荣。到了704年即前50年还委他做内阿尔卑斯高卢的最高统帅，意在一面把这亲信的职位交给妥实人，又一面助拉比努斯竞选执政官。拉比努斯就由这里与敌党建立联系，在705年即前49年战事发生时，他不到恺撒的总部，却往庞培的营垒，并且整个内战期间始终对他的老友和主帅作战，非常激烈。关于拉比努斯的人品和他改变的详情，我们没有充分的材料；但大致看来，这确乎只是更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军阀很可以信赖他的军尉，而不能信赖他的上将。由一切方面看，拉比努斯是个长于军事而短于政治的一流人，所以他们倘不幸而自愿或被迫参加政治，必不免头晕眼花，拿破仑那些上将的历史就是这事可悲又复可笑的许多例子。他或许自以为应与恺撒比肩，做平民党的第二领袖，这要求既遭拒绝，他便投归敌营。在这里，一种弊病初次显露其严重性，弊病就在恺撒把部下军官看作不能独立的副手，使适于独当一面的人在他营里不得上进，同时不难逆料，将来的内战必蔓延到这广大帝国的一切省份，他所急需的正是这种人才。但最高领袖权的统于一人却足以抵偿此弊而有余，这是成功的第一条件，只有付这种代价始能保持。

因其工具的有用，统一的领袖权十分强大。这里最可注意的是军队。军队仍有步兵九个兵团，即至多五万人，但全部都曾与敌人相对抗，并且三分之二都曾参加对凯尔特人的战事。骑兵是日耳曼和诺里克的庸兵，在对维金格托里克斯的战争中，已证明他们的有用和可靠。凯尔特民族虽在军事上不如意大利人，却是英勇的，恺撒对这民族进行了八年变化多端的战争，自当得有机会，按照只有他能晓得的方法来组织他的军队。兵士的有用端赖先有健全的体格，恺撒征兵时所注意的是新兵的强壮和灵活，而非他们的财产和道德。但军队与他种机构无异，它的效能特系于敏捷和迅速的运动；恺撒的兵士随时有立即开拔的准备，并且行军迅速，在这两方面，他们达到罕能达到而确是无出其右的完满地步。自然勇气被视为高于一切；恺撒运用巧妙绝伦的技术，鼓励军事上的竞赛和团体精神，以至于某些兵士和队伍所受的恩荣，就是在落后者看来也似乎是按武勇而分的必要等级。他常在没有大害之处使他的兵士不知战事将至，让兵士与敌人不期而遇，以使部下忘掉畏惧。但服从与勇敢并重。他要求兵士遵令行事，而不问其原因和目的；盲目服从是件难事，他多使兵士受无故的疲劳，以训练他们的盲目服从。纪律严峻却不苛细；战士与敌人相抗的时候，纪律保持得毫不容情；其他时候，特别在胜利以后，束缚松懈，如果这时有个素来胜任的战士喜欢遍体芬芳或用华美武器等为装饰，甚至他闹到犯了暴行或很重的不法之罪，只要他的军事关系不因此受到直接的影响，那么，这种荒唐和罪过便都无人过问，如果地方人士诉说这些事情，元帅便置若罔闻。反之，若有兵变，则不但主使者永不遇赦，就是叛变的队伍亦复如是。

但真战士不当仅是有用、勇敢和服从，他应当情愿甚至自动地如此；只有天才能以榜样、以希望，尤其以用当其才的感觉使手下的活机器乐于服务。一个军官若欲部下骁勇，他须亲与他们共冒危险，恺撒就是做将军的时候也有机会拔刀出鞘，而后与最善用刀的兵士一样用它；但关于活动和劳苦，他对于自己的要求却永是远过于对兵士的要求。当然，胜利直接有利于将军，恺撒却务使兵士也把私人的希望系在胜利上。如上文所述，他晓得如何使他的兵士热心于平民主义，只要平凡的时代还许人发生热情，波河以外的地方是他部下大多数兵士的故乡，这地方与意大利本部的政治平等化被列为战争目标之一。不言而喻，此外还不乏物质的报酬，既有对于卓越军功的特别奖赏，又有对于每一胜任兵士的普通奖赏；军官得到馈赠，兵士受有赐物，将来凯旋时，还有最丰富的犒赏可望。

但最关重要的是恺撒有真将军的本领，晓得如何使这雄伟机器每一或大或小的轮轴都觉得用当其材。普通人是天生替人服务的，如果他觉得有一位大匠指导他，他便不反对做个工具。无论何时何地，将军的慧眼总在注视全军，以大公无私的精神行赏罚，把每人的活动都导向对于全体有益的路途去，所以就是最卑贱者的血汗也不被当作试验品和儿戏，也因此故，遇必要时，他能要求绝对的牺牲甚至于死。恺撒不许每人洞见整个的发动机，却许每人略窥政治和军事的情势，以使兵士认他为政治家和将军，也许把他理想化。他绝不把兵士看作与他平等的人，而看作可以要求信义并且能力持信义的人，他们须置信于将军的诺言和保证，而不虞欺诈，不听谣言；他把兵士看作打仗和得胜的多年伴侣，其中没有一个他不知名姓的，也没有一个经过那些战役而不与将军造成多少有点私人性质的关系的；他把兵士看作好友，以亲密的态度和他所特有的愉快圆通与他们絮语和往来；他把兵士看作受他保护的人，他的神圣义务是酬谢他们的功劳，报复他们的不平和死丧。或许从来没有一个这样全合理想的军队——一台能做工并且愿做工的机器，操在把自己的弹力传入机器的大匠之手。恺撒的兵都能以一当十，并且自觉如此；关于这事，我们不可忘记，罗马的战术完全适合于肉搏，尤其适合于刀剑战，在这种战术之下，罗马熟练的兵胜于生手的程度远较今日的情形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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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有比骁勇过人更使恺撒的敌人丧气的，便是他的兵依附将军，忠实不移，殊足动人。这位将军号召部下随他去打内战时，除了上述的拉比努斯一人外，竟没有一个罗马军官和罗马兵遗弃他：这在历史上或许是无双的。他的敌人从前想仿照解散卢库卢斯部队的方式解散他的部队，结果惨败，现在又希望他部下发生大规模的离叛，结果一样惨败。甚至拉比努斯投归庞培的壁垒时，他必带去一队凯尔特和日耳曼的骑兵，却未带去一个罗马步兵。真的，兵士仿佛要表示此战既是将军的事，也一样是他们的事，他们自行木筏上，被敌方的战船围住，经整天的工夫，他们让人射他们，直到日落，竟不投降，没有被射死的也在夜间自杀。我们不难想象，这种人民可料他们做什么事。他们既已给予恺撒财力，足能把原有军队增加一倍以上，所以内战爆发之后，即刻广行征募，便有大批新兵应召而来。

反之，在意大利本部，恺撒的势力不可与他敌人的同日而语。虽则他运用巧妙的手腕昭示加图派的罪过，并且向一切秉着良心愿有所借口以守中立的，如元老院的多数派，或秉着良心愿有所借口以归附他的，如他的兵士和波河外的人，都充分证明了他的名正言顺。但公民大众却自然不为此事所惑：高卢统帅发动他部下兵团来攻罗马时，他们不顾一切正式法律的解释，认为加图和庞培是正统共和的保卫者，恺撒是平民党的僭主。再者，由马略的内侄、秦纳的女婿、喀提林的同党，一般人所预料的是重演马略和泰纳的暴行，实现喀提林所计划的乱党暴动；恺撒虽因此确乎取得盟友，成群的亡命政客立即委身听他差遣，破产的人视他为救星，首都和乡镇最下等的群众听得他进兵的消息，陷于骚动，可是这些人却是比仇敌更为危险的朋友。

在各省和属国，恺撒的势力比在意大利的更为渺小。固然，外阿尔卑斯高卢直至莱茵河和海峡都服从他，纳博的殖民团和住在高卢他处的罗马公民都效忠于他；但就在纳博省，护宪派也有许多党徒，并且在当前的内战中，新克省份不但对恺撒无益，而且简直是个大累赘；事实上，因为这些正当的理由，他这次战争绝不用凯尔特步兵，只是很慎重地用凯尔特骑兵。在其他省份和半独立或全独立的邻国，恺撒诚然企图取得援助，厚赠各君长，使人在各城大兴土木，遇有必要，给他们财政和军事的帮助；不过大致看来，这种办法自然不能多有成就；这种关系对他稍为重要的大概只有对莱茵河和多瑙河等区域日耳曼和凯尔特君长的关系，尤其对那以招募骑兵见重的诺里克王弗奇奥（Voccio）的关系而已。

如是，在开战时，恺撒仅为高卢的统帅，所有的主要凭借不过是胜任的副将、忠实的军队和热心听命的一省，庞培则为罗马全国的实际领袖，完全握有在罗马大帝国正统政府支配之下的一切资源。不过他的地位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远较重要，却远不及那样明确和强固。恺撒的地位自然而且必然地造成统一的领袖权，联合党却在本质上与统一的领袖权相矛盾；庞培是个军人，不能不见这种领袖权的必不可少，想逼迫联合党接受它，使元老院推他为海陆唯一绝对的大元帅；然而他不能取消元老院本身，也不能阻止元老院在政治的最高指导上占优势，在军事的最高指导上偶然施行干涉，因而为害倍增。庞培和护宪派还记得双方曾用恶毒的武器交战了二十年，他们都存着强烈而难于隐藏的意识，以为胜利一到，首先的结果便是战胜者中间发生破裂，他们彼此不幸都有正当的理由来互相轻蔑，贵族界的权贵太多，差不多一切参加的人都智力不高，道德堕落——通盘看来，恺撒的敌党产生一种不情愿、不听命的合作，与对方那协和团结的行动迥不相侔。

恺撒的敌人虽则经常感到几派天然相仇的势力联合起来的一切不便，这联合却实在仍是个大势力。这联合独霸海上；一切港口、一切战船、一切舰队的材料都听它支配。而西班牙省仿佛是庞培势力的根本，正如西高卢省是恺撒势力的根本，这两省很忠实地依附它们的主人，并且在贤能可靠的省长手里。在其他省份，西高卢省当然除外，近年来省长和统帅的职位，在庞培和元老院少数派的影响之下，也用妥实人来充任。属国始终参加庞培方面而抗恺撒，极为坚决。最重要的君长和城市在庞培多次掌权时期，已与他建立了极密切的私人关系。例如在马略战争时，他曾为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王的战侣，并且重建努米底亚国；在米特拉达特斯战争时，除许多其他的教主和人主外，他曾重建博斯普鲁斯-亚美尼亚和卡帕多奇亚等国；并且创立加拉提亚的德奥塔鲁斯国，罗马人所以从事埃及战争，本由于他的促使，拉吉德王朝的统治所以再臻巩固，也由于他副将的力量。就是恺撒所辖省境以内的马赛利亚城，固然获得恺撒的种种恩惠，可是在塞尔托里乌斯战争时，它却曾受庞培之赐，领土大为扩张；况且马赛利亚秉政的寡头党与罗马的寡头党为天然的同盟，因种种相互的关系而结合益坚。这些私人的动机和关系，以及这三大洲的战胜者在此等遥远地方照耀得远胜于高卢战胜者的光荣，或者在这里对恺撒为害尚小，而为害更大的却是他们并非不知这位继承盖乌斯·格拉古的人的见解和计划，即属国必须统一，各省宜设殖民地。属国君长觉得迫在眉睫的灾祸，无过于努米底亚王尤巴（Juba）多年以前，在他父亲希姆普萨尚存的时候他与恺撒有过极激烈的争执，而且到了晚近，那在恺撒佐贰中战居首位的库里奥也曾向罗马公民提出合并努米底亚国的建议。最后，如果事情闹到使独立邻国来干涉罗马内战的地步，则唯一有实力的是帕提亚，此国实际已因帕克鲁斯与毕布路斯所成立的联络而与贵族党联盟，同时恺撒却是个十足的罗马人，不肯因为党派的利益，与战胜他朋友克拉苏的人相联合。

至关于意大利，大多数公民，如上所述，都不喜恺撒，当然以全体贵族及其很多的党徒尤甚，但大资本家也不亚于他们，若一旦国家有了彻底的改革，他们不能希望仍保其偏私的法庭和横征暴敛的独占权。小资本家、地主和一般有产可失的一切人等，也同样地反对平民党；不过在这些阶层里，下一租期和播种收获等事通常重于其他顾虑。

庞培所能调遣的军队大部是西班牙的队伍，七个惯战而绝对可靠的兵团；此外还有驻在叙利亚、亚洲、马其顿、非洲、西西里和他处的部队，当然力量薄弱，又很散漫。在意大利起初即可应战的只有恺撒新近交出的两个兵团，其实力不过七千人，其可靠与否又太成问题，因为他们本是内阿尔卑斯高卢的征兵，恺撒的老战侣，现在横遭阴谋的暗算，使他们变节易主，他们深感不满，他们临别时，将军把许给每一兵士的凯旋赏慷慨地先给他们，回想这事，不免对将军有去后之思。不过除西班牙的队伍或由经过高卢的陆路或由海路可于春季来到意大利的不计外，还有699年即前55年应征剩余的三个兵团以及702年即前52年宣誓效忠的意大利征兵，都可以从给假中召还。若把这些都包括在内，庞培所能调遣的队伍，除西班牙的七个兵团和散在他省的兵团外，只是在意大利的就共有十个兵团，即六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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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庞培说他只要把脚一跺，便有遍地的武士，这绝不是夸张。固然，要动员这些队伍，仍须一段时间，虽然是短短的时间，但这事以及实行元老院因起了内战而征募新兵的命令，却都在进行准备中。元老院一通过那有决定性的法案（705年即前49年），在隆冬时候，贵族最尊显的人士立刻出发到各地去，以便催促新兵的召集和兵器的制造。骑兵很感缺乏，因为关于这种兵，他们惯于全赖各省尤其凯尔特的助战队；为了至少做个开端起见，他们把属于恺撒的决斗士三百名由卡普亚的训练所里取出来，使他们骑在马上，然而这事大遭一般人的非难，以致庞培又把这队人马解散，由阿普利亚的骑马牧奴中征募三百人来代替他们。

国库的短绌如常，他们取给于地方府库甚至自治市的神庙府库以补现金的不足。

在这种情势之下，战争开始于705年即前49年1月之初。能进攻的军队，恺撒所有的不过一个兵团，即步兵五千，骑兵三百，他们驻在拉文纳，经公路距罗马城约三百七十公里；庞培有两个薄弱的兵团，即步兵七千，骑兵一小队，由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节制，驻在卢凯里亚，经公路至首都的距离约略与之相等。恺撒其余的队伍，除那些正在编制未经训练的新兵队不计外，一半驻在索恩河和卢瓦尔河上，另一半驻在比利其；而庞培的意大利后备兵则已由四面八方来到他们的集合地；在恺撒的外阿尔卑斯军的第一队能达到意大利以前，一个远占优势的军队必早已准备在那里迎击它。以一支兵力与喀提林军相等的部队，目下又无任何精锐的后备兵，竟要对一支在良将麾下人数较多并且与时俱增的军队取攻势，这似乎是件蠢事；不过这是有汉尼拔精神的蠢事。如果开战之期延到春间，则庞培的西班牙军就会进攻外阿尔卑斯的高卢。他的意大利军就会进攻内阿尔卑斯的高卢。庞培在战术上不弱于恺撒，在经验上还比他高强，在这种正规进行的战事中，他是个可畏的敌人。现在，因为他惯用优势大军缓慢而妥实地作战，或者一个完全秉其不备的攻势可以把他打得大败；恺撒的第十三兵团曾受高卢人的奇袭，又在一月间作战于贝洛瓦契部境，饱尝艰苦，这种突如其来的战争和冬季作战的辛劳自不甚能动摇他们的心神，庞培的军队则或系恺撒的老兵，或系操练不精的新兵，仍在编训之中，一遇这样的战事，必至瓦解。

于是恺撒入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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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由罗马涅南下的大路有两条：一条是埃米尔-卡西道，由博诺尼亚越亚平宁山而至阿雷提乌姆，一条是波庇尔-弗拉明道，先由拉文纳沿亚得里亚海岸而至法努姆，然后在这里分道，一股向西经佛尔洛（Furlo）隘口而至罗马，又一股向南至安科纳，再进至阿普利亚。马尔库斯·安东尼由第一条道进至阿雷提乌姆，恺撒亲自由第二条道冲向前去。他们到处未遇抵抗，高贵的招兵官不是军人，招来的群众不是兵士，乡镇的居民仅忧虑受围攻的连累。伊古维乌姆（Iguvium）集有副执政官昆图斯·米努奇乌斯·特尔穆斯（Quintus Minucius Thermus）部下的翁布里亚新兵两千人，当库里奥率一千五百人前来时，将军和兵士仅一听得他的前进，便都逃走；并且处处都是如此，只是规模较小而已。

恺撒在阿雷提乌姆的骑兵距罗马仅约二百公里，他进攻罗马，还是进攻那驻在卢凯里亚的兵团，其间有选择的余地。他竟选择后者。对方感到无限的惊骇。庞培在罗马接到恺撒进兵的消息，他起初似乎有意保卫首都，但又有消息传来，说恺撒已入皮塞努姆境，并且在那里得到初步的胜利，庞培便放弃首都，下令撤退。贵族界陷于恐慌，又听得恺撒的骑兵已出现于城门前面的无稽谣言，更加恐慌。元老们接到通知，说每一留在首都的均当以叛徒恺撒的同谋论，于是他们蜂拥着走出城门。而执政官完全失其神智，以致连国库都不保；庞培要求他们去取，并且很有时间去取，他们的答复却是，他们以为如果庞培先守住皮塞努姆，国库便更为安全！大家都不知所措；因此在特阿努姆-西底奇努姆（1月23日）开了一个军事大会，庞培、拉比努斯和两执政官都出席。首先，他们把恺撒的调解方案又提出来；甚至到了现在，恺撒还声明愿即刻解散他的军队，把他的省份交给所推举的继任人，用合法的方式候选执政官，只要庞培到西班牙去，意大利解除武装。他们的答复是，如果恺撒即刻回他的省份去，他们担保以一道在首都正式通过的元老院法案做到意大利解除武装和庞培离去；他们或许不想以这个答复专来骗人，而想以它来接受调解方案；但无论如何，就事实看，适得其反。恺撒愿与庞培亲自会商，庞培谢绝，也不能不谢绝，以免因为他仿佛与恺撒有新联合，更激起宪法派对他已有的猜疑。关于作战，特阿努姆会议通过的是：庞培应为驻在卢凯里亚的两个兵团的统帅，他们虽不可靠，却是一切希望之寄托；他应带着他们进入他和拉比努斯的故乡，即皮塞努姆；他应如三十五年前那样亲自号召当地的征兵从军，并应率领忠实的皮塞努姆部队和以前在恺撒麾下的老兵设法防堵敌人的前进。

皮塞努姆是否能支撑到庞培来保卫它的时候，是为一切之所系。以其再行会合的军队，恺撒已沿海岸路线经安科纳而入皮塞努姆。这里也在用全力进行备战；就在皮塞努姆最北的城邑奥克西姆（Auximum），一大队新兵集合在普布利乌斯·阿提乌斯·瓦鲁斯（Pullius Attius Varus）的麾下；不过经这自治市的请求，瓦鲁斯甚至在恺撒来到以前便撤退出去，恺撒一小队兵在距奥克西姆不远的地方追及他们，交锋不久，就把这队伍完全击溃——是为此战第一次的交锋。同样，不久以后，盖乌斯·卢奇利乌斯·希鲁斯（Gaius Lucilius Hirrus）带着三千人退出卡麦里努姆（Camerinum），普布利乌斯·伦图卢斯·斯宾特（Publius Lentulus Spinthes）带着五千人退出阿斯库鲁姆。兵王完全忠于庞培，大都情愿舍弃他们的房舍田园，跟着他们的领袖出境；但庞培所派暂时办理防务的军官卢奇乌斯·维布利乌斯·鲁孚斯（Lucius Vibullius Rufus）——这不是个高贵的元老而是个有经验的军人——来到时，这地方却已失守；他只得从无能的招兵官手里接收那逃出来的六七千新兵，把他们带到最近的集合地。

这就是科菲尼乌姆即阿尔巴、马尔西和帕埃利尼等区征兵的集中地点；聚在此处的大队新兵将近一万五千人，都是由意大利那些最尚武又可靠的地区征来的，并且是宪政党正在编组的军队的核心。维布利乌斯来到这里时，恺撒距此还有几天的路程，他不妨遵庞培的指示，即刻出发，把救出来的皮塞努姆新兵和聚在科菲尼乌姆的新兵一同带到阿普利亚与主力军相会合。不过科菲尼乌姆的统帅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已被指定继恺撒为外阿尔卑斯高卢的省长，他是罗马贵族中一个最褊狭顽固的人；他不但不肯服从庞培的命令，而且阻止维布利乌斯至少带着皮塞努姆的人往赴阿普利亚。他坚信庞培只因固执己见而迟延，将来必然要前来救他，所以他绝不诚心做被围的准备，甚至不把屯在四外市镇的新兵聚在科菲尼乌姆城内。但庞培竟不来，并且有正当的理由；因为，他或可应用他那两个不可靠的兵团做皮塞努姆民兵的后盾，却不能单用它们与恺撒交战。几天以后，他不来，恺撒却来了（2月14日）。他的军队在皮塞努姆时有阿尔卑斯山外的第十二兵团来会，到了科菲尼乌姆城下又有阿尔卑斯山外的第八兵团来会，此外一方面以被俘或自动来归的庞培兵，一方面以立刻在各处征来的新兵，又编成三个新兵团；所以恺撒在科菲尼乌姆城下时，麾下已有兵四万人，其中见过战事的居半数。多米提乌斯一天盼望庞培到来，他便一天使人守城；庞培的信终于打破他的迷梦，他便立下决心——他当然不想坚守孤城，那样他就会对本党有绝大的功劳，甚至也不想投降，他决定的是一面把救兵已近的话通知一般兵士，一面在当夜与他那些贵族军官一同脱身逃走。然而他连实行这妙计的头脑也没有。他那错乱的行动泄露了他的秘密。一部分兵开始叛变，马尔西新兵以为他们的将军不能做这种可耻的事，愿意攻打叛兵；但他们也不得不勉强相信罪状的真实，于是全体守兵捉住他们的官佐，把他们和自己以及本城一概移交恺撒（2月20日）。因此，恺撒的骑兵前哨一到，阿尔巴的驻军三千人和屯在特腊契纳的新兵一千五百人都立刻放下武器；第三支兵驻在苏尔莫（Sulmo）的有三千五百人，以前已被迫投降。

恺撒一占领了皮塞努姆，庞培立即觉得意大利必失，无可挽回；不过他想尽可能延缓登船之期，意在保全他那些仍可保全的队伍。因此，他慢慢向最近的港口布隆迪西乌姆移动。卢凯里亚的两个兵团，庞培能在那无人烟的阿普利亚仓促搜罗的新兵，以及两执政官和其他委员在坎帕尼亚募得而赶快带到布隆迪西乌姆的队伍，都来到这里；一些亡命的政客，内有最著名的元老携着眷属，也都来到这里。他们开始登船；不过这群人全体仍达二万五千名，所备船只不敷一次运完他们之用。别无办法，只得把军队分作两批。一大半先行（3月4日），庞培带着一小半约一万人在布隆迪西乌姆等候开回的舰队；虽则若终想恢复意大利，宜据守布隆迪西乌姆，可是他们不敢久守此地以抗恺撒。这时，恺撒来到布隆迪西乌姆，开始围攻。恺撒最初企图用堤坝和浮桥封闭港口，意在使开回的舰队不能进来；但庞培使人把停在港内的商船武装起来，设法阻止港口的全部封锁，直至舰队到来为止；庞培用极巧妙的方法，不顾围军的戒备和居民的敌意，竟能把军队撤出，不受损害，不留一人，他们都被运到恺撒力所不及的希腊（3月17日）。因为缺少一支舰队，围攻失败，再事追赶也一样失败。

在一场两个月的出征，并没有一次大战的战事中，恺撒击溃了十个兵团的军队，以至于只有小半很艰难地乱纷纷渡海逃脱整个意大利半岛，连首都及其国库和积在那里的一切用品在内，都落在战胜者的手中。无怪失败的一方埋怨这“怪物”惊人的迅速、明智和魄力。

但征服意大利，恺撒究竟所得的多还是所失的多，尚属疑问。固然，由军事观点看，很大的人力物力现在不但脱离了敌人的掌握，而且可供恺撒之用；就在705年即前49年春季因处处举行大批征兵，他的军队，除了九个旧兵团外，又有了用新兵编成的很多兵团。但另一方面，现在他不但须留大军戍守意大利，而且他的敌人控制海洋，想要封锁他的海外交通，因而首都有乏食之虞，他也须设法抵制。于是恺撒原来已够纷繁的军事工作更加纷繁。在财政方面，恺撒幸而取得首都的库款，诚然关系重大，但进款的主要来源，尤其东方的税收却在敌人手里，并且因为军队的需求大增，他又有赡养首都饥民的新义务，获得的巨款很快地化为乌有。不久以后，恺撒不得不请求私人贷款；因为他似乎绝不能用这方法久延时日，大家都预料所余的办法只有大规模地没收财产。

恺撒由征服意大利而走入的政治关系，给他造成更大的困难。资产阶级无不忧虑乱党的革命；朋友和仇敌都视恺撒为第二个喀提林；庞培相信或自谓相信恺撒仅为不能还债所迫而发动内战。这诚然是荒谬的，但就事实看，恺撒过去的行径绝不能安人心，而今他左右随员的气象更不能安人心。最负恶名的人，全国闻名的人物如昆图斯·霍腾西乌斯、盖乌斯·库里奥、马尔库斯·安东尼——西塞罗命人处死的喀提林党伦图卢斯，就是安东尼母亲的后夫——都是里面头等的角色；人民眼见恺撒手下的官员不但养活舞女——别人也做这事——而且公然由这种娼妓陪着外出。那么，何怪庄重而无政治偏见的人也预料必有赦免一切、被逐出境的罪人，取消债主的权利，遍发没收财产、褫夺法权和杀人的命令，甚至高卢兵大掠罗马等事呢？

但在这方面，这“怪物”辜负了敌人和友人的期望。甚至恺撒在意大利占第一座城阿里米努姆时他便禁止普通兵士在城内武装出现；乡镇无论对他友好或敌视，一概受到保护，秋毫无犯。守军哗变，在深晚时交出科菲尼乌姆城，他竟违反一切军事上的顾虑，把占领此城的事延到明晨，只因为免使市民受到他那些怀恨兵士的黑夜侵入。关于俘虏，普通士兵大约对政治是淡漠的，都被并入他的军队，军官则不但蒙他赦宥，而且不问何人，不要求任何诺言，一概慷慨释放；他们当作私产来要求的一切东西，他甚至不严究这种要求的证据，便爽爽快快地交给他们。他就这样对待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甚至使人送拉比努斯的钱财和行李到敌营给他。在最棘手的财政困难中，不管他敌人在国内与否，他们的绝大产业都未被侵犯；真的，恺撒宁可向朋友借贷，也不征收那形式上许可但实际上已废的土地税，激起业主来反抗他。这位战胜者以为胜利仅解决了他的工作的一半，而且不是较难的一半；据他自己的话，他认为只有无条件赦免战败者，才能保住永久的胜利，所以在他由拉文纳进到布隆迪西乌姆期间，他不断地再行努力，想做到与庞培亲自会商和可以容忍的和解。

但是，如果贵族先前不肯听从和解，经过这意想不到而且很可耻的播迁以后，他们更愤怒欲狂，战败者暴烈的复仇表示与战胜者的温和态度成一奇怪的对比。流亡者常由所在的兵营里与留在意大利的朋友通信，信札里满是没收财产和褫夺人权的方案，满是肃清元老院和国家的计划，与此相比，苏拉的复古成为儿戏，甚至他们本党最温和的同志听了也心惊胆战。弱者的愚妄愤怒和强者的明智宽大都产生了效果。那些重视物质利益而轻视政治利益的大众一概投入恺撒的怀抱。各乡镇都把这位“正直、宽大而聪明”的战胜者视为神灵；甚至敌人也承认他们的崇拜出于诚意。宪政党在意大利遭破船的惨祸以后，大资本家、包税商和陪审员不甚乐于再信任这些舵师；资本又复出现，“富豪又去做他们的日常工作，即写利息账”。就是元老院的大多数，至少以人数而论——因为其中确只有少数高贵而有势力的元老——不管庞培和执政官的命令，仍留在意大利，一部分甚至仍在首都，他们都默认恺撒的统治。恺撒的宽大就是似乎过甚，也不失为妙计，竟达到目的；资产阶级见混乱将临，慄慄危惧，现在稍释忧虑。对于将来，这诚然是个无量的利益；混乱和几乎同样危险的恐怕混乱被阻住了，这是将来改革国政的先决条件。

但是在这一刻，对于恺撒，这种宽大比重演秦纳和喀提林的狂暴，更为危险；这种宽大并未化敌为友，反而化友为敌。那些依附恺撒的喀提林党见不举行杀人和掳掠，十分愤慨；此等凶悍不怕死的人物，一部分是有才能的，可料必是乖戾难制。另一方面，各色各样的共和派不因战胜者的宽仁而改变主张或弃嫌修好。按照加图派的信条，他们对他们所谓祖国尽义务，可以不顾一切；就是一个由恺撒得到自由和性命的仍可以并且应当起兵攻他，至少谋害他。宪政派一部分不甚坚决的分子固然愿从新君手里接受和平和保护，可是他们心中却仍旧诅咒君主和君主政治。政体的改变愈彰明较著，倾向共和的心情便愈显见于大多数公民——无论政治感较为锐敏的首都人，或精力较强的乡间人和乡镇人——的意识中；就此点而言，罗马城的宪政党人向他们出亡的同志所报告的，说国内一切阶级一切人都倾向庞培，确系实情。较坚决较尊显的同志，正因其居于亡命的地位，对那些较低微较冷峻的大众具有道德上的压力，使这些人等的不满继长增高。正直人因为留在意大利而受良心的责备，半贵族以为他若不与多米提乌斯氏和梅特路斯氏共同出亡，就算坐在恺撒那无名人士的元老院里，他也居平民之列。战胜者的特别宽仁使这个缄默的反对党在政治上更加重要，因恺撒不用威胁手段似乎他的秘密敌人便能对他的统治表示反抗而无甚危险。

关于此事，他旋即由元老院方面得到深可注意的经验。恺撒发动战事，本为了从压迫者手里解放出那被威胁的元老院。这事完成了；所以他愿元老院核准既成的事实，给他继续作战的全权。因此，恺撒一来到首都门前（3月底），他本党的保民官便替他召集元老（4月1日）。到会的人相当多；但留在意大利较有名望的元老却未出席，甚至奴隶性的多数派的旧首领马尔库斯·西塞罗和恺撒的岳父卢奇乌斯·皮索也在其内；更坏的，出席的人都不愿赞成恺撒的建议。前执政官出席的只有两人，其中之一塞尔维里乌斯·苏尔庇奇乌斯·鲁孚斯是个只愿寿终正寝的懦夫，恺撒一说到继续作战的全权，他便表示意见说，如果恺撒放弃那到希腊和西班牙去作战的念头，他将更有功于国。然后恺撒请元老院至少做个媒介，把他的和平方案传达给庞培，他们诚然不反对这办法本身，可是亡命者对中立派的恫吓已使他们非常恐惧，以致无人肯负这和平的使命。因贵族不愿帮着对立君主的宝座，因这高贵团体的惰性——不久以前恺撒曾利用它来打消依法推举庞培为内战的大元帅——他现在提出同样请求时，也遭挫折。此外还有其他的障碍。为了好好调整他的地位，恺撒愿被推为独裁，但因按照宪法只有两执政官之一能任命这种官，没有如愿以偿；恺撒又想收买执政官伦图卢斯，因伦图卢斯财政混乱，这事很有希望，然而竟归失败。再者，保民官卢奇乌斯·梅特路斯（Lucius Metellus）对这位续任执政官的一切行动提出抗议。并且做出姿态，当恺撒的人来取国库的款项时，他要亲身掩护它。在这里，恺撒不得不命人把这不可侵犯的人尽可能轻轻地推到一边；在其余的地方，他永不用强暴的手段。他向元老院声明，正如宪政派不久以前所声明的，他诚然愿按宪法的方式，借最高当局的帮助来整理各事，但帮助既不可得，他也可以不要它。

不再管元老院和政治法的形式，他命副执政官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为京尹，把首都临时的行政权交给他，关于他属下各省的行政和继续作战事宜，他也做了必要的布置。甚至在大战的喧闹中，首都的群众一面耳听恺撒那浮滥诺言的迷人声音，一面眼见这君主在他们那自由的罗马城里初次行使君权，并且命他的兵士打开国库的门，他们仍得有深刻的印象。不过群众的印象和感觉决定时势的日子已成过去；现在是兵团决定时势，多些或少些的痛苦感觉实不再重要。

恺撒赶紧重开战事。他的成功素来得力于攻势，他想仍然保持攻势。他敌人的处境很奇怪。原来的计划是由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时攻入两高卢省，这计划因恺撒的进攻而失败以后，庞培要到西班牙去；在这里，他有个很强固的地位，军队达七个兵团；庞培的老兵有很多在里面从军，几年卢西塔尼亚山中的战事使士兵和军官都经过锻炼。在统兵官里，马尔库斯·瓦罗诚然仅是个著名学者和忠实党员，但卢奇乌斯·阿弗拉尼乌斯却曾在东方和阿尔卑斯山立战功，还有战胜喀提林的马尔库斯·裴特雷也是个既骁勇而又有才的将官。在远西班牙省，恺撒仍有一些自他做那里省长以来的党徒，但更重要的埃布罗省则以一切敬仰和感恩的关系亲附名将庞培，因他二十年前曾在塞尔托里乌斯战争期间做这里的统帅，并且在那次战事结束后又曾改组此省。在意大利惨败以后，庞培最善之策显然是同他的残部往赴西班牙，然后率领他的全部兵力抵挡恺撒。但不幸他因希望仍能救出科菲尼乌姆的队伍，久留在阿普利亚，以致被迫舍坎帕尼亚的港口而取较近的布隆迪西乌姆为登船之地。他既是海上和西西里的主人，他为什么不回到原来的计划，我们不能断言；大概贵族不改其眼光短浅、心中多疑的故态，不愿委身于西班牙的队伍和人民。总之，庞培留在东方；恺撒或先攻庞培所亲率正在希腊整编的军队，或先攻庞培副将所率在西班牙即可应战的军队。他择定后者；于是意大利战事一完，他便从事于集兵罗讷河下游，内有他的九个精锐兵团，还有骑兵六千，一部分是恺撒由凯尔特各邑个别选拔的，一部分是日耳曼的佣兵，另外还有一些伊比利亚和利古里亚的弓手。

但他的敌人也正在这里活动。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即被推来继任恺撒的外阿尔卑斯高卢省长的，一蒙恺撒释放，便立刻与他的从人和庞培的亲信卢奇乌斯·维布利乌斯·鲁孚斯一同由科菲尼乌姆往马赛利亚竟劝得该城响应庞培，甚至不许恺撒的军队通过。关于西班牙的军队，两个最不可靠的兵团被留在远西班牙省，由瓦罗率领；五个精锐兵团加上西班牙步兵四万——一部分是凯尔特伊比利亚的常备步兵，一部分是卢西塔尼亚人和其他轻兵——又加上西班牙骑兵五千，都由阿弗拉尼乌斯和裴特雷指挥；他们遵维布利乌斯传来的庞培命令，已出发去封锁比利牛斯山，防堵敌军。

同时，恺撒亲到高卢，因马赛利亚的围攻方始，他不能离开，所以立刻派那集在罗讷河上的队伍的大半——六个兵团和骑兵——沿着纳博而至罗德（Rhode，即罗萨斯［Rosas］）的大道进行，以先发制敌于比利牛斯山。这事成功了，当阿弗拉尼乌斯和裴特雷来到山隘时，他们见恺撒军已据山隘，比利牛斯山一线已告失守。他们于是据比利牛斯山和埃布罗河之间的伊莱尔达（Ilerda，即莱里达Lerida）为阵地。此城南距埃布罗河三十公里，位在其支流之——西克里斯河（Sicoris，即塞格雷［Segre］）右岸，要渡过这条河，只有由紧靠伊莱尔达的一座坚固桥梁。伊莱尔达以南，沿埃布罗河左岸的山岭蜿蜒在距城很近的地方；伊莱尔达以北西克里斯河两岸都是平地，这城就立在一座俯瞰平地的小山上。对于须受围攻的军队，这是个很好的阵地；但在忽略了比利牛斯线以后，要想认真防守西班牙，便非退守埃布罗河不可；又因伊莱尔达与埃布罗河之间没有建立固定的交通线，也没有一座跨过该河的桥梁，所以由暂时防地到真正防地的退路也没有充分的保障。恺撒军占据伊莱尔达上游，在西克里斯河与辛伽（Cinga，即Cinca）河——两河在伊莱尔达下游相会——所成的三角洲上；但恺撒来到军营（6月23日）以后，进攻才真正开始。在城垣之下，双方同等激烈，一样英勇，战斗多次，迭有胜负；但恺撒军意欲占据庞培兵营与此城之间的地方以夺取石桥，却未达到目的；因此他们与高卢的交通仍专赖西克里斯河上两座仓促造成的桥梁，又因此河流到伊莱尔达城时已嫌太大，非这种桥所能跨过，所以他们的桥造在上游距城十三或十五公里之处。

以后雪融水涨，两座临时桥梁都被冲去，他们既无船渡那高涌的河，在当时情形之下又一时不能想法修复桥梁，所以恺撒军便被局限于辛伽河与西克里斯河之间的狭窄地带；但西克里斯河左岸连同军队所借以与高卢和意大利相通的道路却几乎没有防御，受庞培军的威胁，庞培军一部分由城桥过河，一部分用卢西塔尼亚的方式，用皮筏游泳而渡。当时正在收获以前不久，旧粮几已用罄，新粮尚未登场，两河之间那窄窄一条地方的食物旋即被吃一空。兵营里饥馑正式流行，小麦一年底值五十第纳尔，并有疠疫发作；反之，在河左岸，食粮和种种用品却堆积起来，并有形形色色的队伍聚在那里，自高卢来增援的骑兵和弓手，假满的军官和士兵，回营来的抄掠队，兵六千人遭庞培党优势兵力的攻击，大受损失，被逐到山中，同时河右岸的恺撒军对这寡不敌众的战斗却不得不袖手旁观。军队的交通线握在敌人手中，在意大利由西班牙来的消息忽然断绝，这里开始传播的可疑谣言距实情并不甚远。如果庞培军稍稍乘胜奋力，必能制伏那些挤在西克里斯河左岸而不能抵抗的军队，至少能把他们赶得回窜高卢，然后完全占领此岸以致入港渡河，他们没有不晓得的。可是这两者都被忽略，固然那些队伍被逐退受了损失；但他们既不消灭也未完全败退，阻敌渡河一事便大体任河流去做了。

于是恺撒拟订计划。他命人在营里仿照当时不列颠人和以后撒克逊人在海峡用的船只式样，用轻木为骨，用柳条编织裹以皮革，造成可以搬运的船，然后用车辆把它们运到以前便桥所在之地。人乘着这种脆弱的船，竟达彼岸，既见其无人把守，便无甚困难，把桥梁重建起来；于是交通很快地恢复，所渴望的军需品运到兵营。如是，这支军队本处在绝大的险境，恺撒的妙计把他们救援出来。于是恺撒那还较敌骑胜任的骑兵立刻着手扫荡西克里斯河左岸的地方；自比利牛斯山至埃布罗河的最大西班牙民社——奥斯加（Osca）、塔拉克（Tarraco）、德尔托萨（Dertosa）等——甚至埃布罗河以南也有几个，都投归恺撒那边。

现在由于恺撒的抄掠队和邻近各民社的投敌，庞培军的粮饷匮乏；他们终于决定退守埃布罗河防线，急忙在西克里斯河口下游从事搭一浮桥。恺撒想断敌人过埃布罗河的退路，把他们困在伊莱尔达；敌人一日据有伊莱尔达桥，他一日不能控制那里的渡口和桥梁，他便一日不能把军队分配在河的两岸，也不能包围伊莱尔达。所以他的兵士日夜工作来开沟渠以泄水，要把河水降到步兵能涉过去的深度。但庞培军渡埃布罗河的准备已完，恺撒军包围伊莱尔达的布置尚未就绪；前者已造成浮桥，开始沿西克里斯河左岸向埃布罗河进发，恺撒军的沟渠，在将军看来，似还未达到能供步兵利用的程度；他只命骑兵渡河，攻敌人的后队，至少阻碍和扰害他们。

但在黎明时，恺撒的兵团见那自半夜以来即在退却的敌军纵队，他们以其惯战老兵的准确直觉，看出这种退却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即这种退却将迫使他们追蹑敌人，走入遥远难行而满布敌兵的地域；经他们自己的请求，将军冒险率步兵入河，河水虽达肩头，他们却能渡过未遭意外。这正是最后的机会。伊莱尔达城与环绕埃布罗河的山岭之间有一条窄窄的平原，如果庞培军过了平原，进入山地，则他们的退兵不能再受阻挡。他们尽管受敌骑经常的攻击，进行非常迟缓，却已到距山地七八公里的地方，这时他们因自半夜以来即在行军，疲倦不可名状，竟放弃任当日走过全部平原的最初计划，安营扎寨。在这里，恺撒的步兵追击他们，夜晚都在他们对面扎营：庞培党起初想在夜间行军，以后因怕受骑兵的夜袭而作罢。次日，两军也停留不动，只以侦察地势为事。

到了第三日清晨，恺撒的步兵出发，意欲穿过路旁杳无人迹的山地，绕过敌人的阵地，截断他们到埃布罗河的路线。这奇怪的目的起初似是转回伊莱尔达前面的兵营的，庞培党的军官没有立刻知道。当他们晓得的时候，他们便把营垒辎重都牺牲掉，沿大路急速前进，以便比恺撒军先达到河边的山脊。但时间已嫌太晚，他们来到时，敌人的密集队已扎在大路上。庞培党无法，只得另觅一条经过高山通到埃布罗河的路线，但派出去做这事的卢西塔尼亚队伍被恺撒的骑兵包围击破，他们的企图归于失败。庞培军后面有敌人的骑兵，前面有敌人的步兵并且士气非常沮丧，如果他们与恺撒军交战，结果不问可知，并且交战的机会屡次出现；可是恺撒不利用这种机会，他的兵士以为必能得胜，急欲作战，被他勉强制住。无论如何，庞培军在战略上已遭失败，恺撒避免以无用的屠杀削弱他的兵力和使激烈的争斗更加狠毒。他做成截断庞培军到埃布罗河的路线以后，就在那天，两军开始互相亲近，商洽投降的事；庞培党所要求的条件，尤其用于饶恕他们的军官一事，已得到恺撒的许可，这时裴特雷带着他那由奴隶和西班牙人编成的卫队来袭商洽者，命人把他所能捉到的恺撒党一律处死，然而恺撒却把来到他营中的庞培党送还，不加伤害，仍求一种和平的解决。伊莱尔达仍有庞培党的一支戍兵和大仓库，现在成为他们的目的地；不过敌军当前，他们与这诚堡之间又隔着西克里斯河，他们出发了，但没有行近目的地。他们的骑兵渐渐恐慌起来，以致步兵须把他们纳在中央，兵团须做殿后；水和粮秣日益难得，他们因不能再喂驮兽，须把他们杀掉。这支流浪的军队终于正式被围，后有西克里斯河，前有在他们周围掘壕筑垒的敌军。这支兵企图渡河，但恺撒的日耳曼骑兵和轻步兵先发制人，占据对岸。

一切勇气和忠心也不能再挽回那不可免的投降（705年即前49年8月2日）。恺撒不但允许军官和士兵不失其生命和自由，保有他们所仍有的财物，恢复他们已被取去的财物，而由他自己负责以十足价格赔偿他的兵士，而且，他虽强迫那些在意大利俘获的新兵加入他的军队，却敬重庞培的老兵，约定不许违反任何人的意志来逼他入伍。他只要求人人交出武器，转回家乡。因此，西班牙本地的兵士，占全军三分之一，立刻解散，意大利籍的兵士则在外阿尔卑斯和内阿尔卑斯的高卢退伍。

这支军队一解散，近西班牙省自然落在战胜者的掌握。在远西班牙省，马尔库斯·瓦罗代庞培为元帅，他听得伊莱尔达败讯之后，以为最善之策莫如入守岛上的城市加的斯，把由没收神庙的财宝和恺撒党名人的财产得来的巨款，和一支他所建的不为不大的舰队，以及托他率领的两个兵团，一齐带到加的斯，以策安全。不过仅听得恺撒到来的谣传，那些久已依附恺撒的最大城市便表示拥护他逐去庞培的戍兵，或使他们也起叛变；科杜巴、卡尔莫，甚至加的斯都是如此。一个兵团又自动开往希斯帕利斯（Hispalis），与此城一同投归恺撒。最后就是意大利迦也闭门拒瓦罗，于是瓦罗决定投降。

约在同时，马赛利亚也屈服了。马赛利亚人以罕有的魄力，不但抵挡围攻，而且握海权以抗恺撒；海上是他们天然的活动场所，庞培又实际独霸海上，他们可以希望由他得到有力的援助。但恺撒的副将，贤能的德奇穆斯·布鲁图斯，即在大西洋对维内提部赢得首次海战胜利的人，竟能迅速装备一个舰队；敌人的水兵一部分是马赛利亚人所雇的阿尔比奥克（Albioekin）的佣兵，一部分是多米提乌斯的牧奴，不管他们如何英勇抵抗，布鲁图斯最终以他那选自兵团的骁勇水兵，击败较强大的马赛利亚舰队，把他们船舰的大半不是打沉就是掳去。以后庞培一支小舰队在卢奇乌斯·纳西迪乌斯（Lucius Nasidius）指挥之下由东方经西西里和撒丁来到马赛利亚的港湾，马赛利亚人又重整海军，与纳西迪乌斯的船舰一同驶出，攻布鲁图斯。双方交战于陶罗伊（Tauroeis，即马赛利亚东面的拉奇奥塔特［La Ciotat］）的海外，马赛利亚人拼命猛战，如果纳西迪乌斯的船舰在这天也是如此，结果也许不同；可是纳西迪乌斯的部下逃去，胜利归于布鲁图斯，庞培舰队的残部逃往西班牙。被围者完全被逐离海面。在陆地方面，盖乌斯·特雷博尼乌斯率兵攻城，仍遇极坚决的抵抗；阿尔比奥克佣兵虽屡次突击，城内所积聚的无量矢石虽轻巧可用，围军的攻具终于进到城墙，一座城楼陷落。马赛利亚人声明他们将放弃守御但愿与恺撒本人缔结降约，请罗马统帅停止攻打，以待恺撒的到来。特雷博尼乌斯曾受恺撒的明令要他尽可能保全这座城市；他允许所要求的停战。不过马赛利亚人利用这事来行诡诈的突击，把几无防备的罗马攻具烧完一半，于是围攻战又复开始并且更加激烈。罗马这位良将把被毁的楼橹和假山非常迅速地修理完竣，现在马赛里利人又完全被围。

恺撒平定西班牙以后，回到马赛利亚城下，见此城一方面受敌人的攻打，一方面遭饥荒和疠疫，已陷于极惨的境遇，这次具有诚意，愿以任何条件，再行投降。只有多米提乌斯不忘他曾如何辜负战胜者的宽容，走上一只小船，偷过罗马的舰队，以便替他那不解的深仇去寻第三个战场。恺撒的兵士曾发誓要把这无信的城市所有男子一概处死，他们声势汹汹，要求恺撒发令掳掠。不过恺撒在这里也记得他那植希、意文明于西方的工作虽受逼迫也不肯重演灭科林斯的事。古代爱奥尼亚航海国属下那些曾称雄海上的自由城市，以马赛利亚距母国为最远，能把希腊航海生活保持得新鲜纯粹的几以此城为最后一个，并且希腊城市在海上作战的也以它为最后一个——现在马赛利亚固然须把它的武库和海军库交给战胜者，失其一部分的领土和特权，可是在那当时正达到新历史意义的远方凯尔特地域，它虽则在物质方面不及以前伟大，在精神方面却仍为希腊文化的中心。

如是，在西方各省，战争经过种种危急的变化以后，终于把胜利断给恺撒，西班牙和马赛利亚都被打平，敌人的主要军队都被掳得不剩一人，同时在恺撒征服意大利以后认为须立刻取攻势的第二战场上，也正举行着武力决赛。

上文已述，庞培党有意使意大利陷于饥馑。他们掌握着做这事的手段。他们完全控制海洋，并且很热心地在一切地方——加的斯、乌提卡、梅萨那，尤其东方——努力扩充他们的舰队。他们又据有首都生活必需品所取给的一切省份：马尔库斯·科塔（Marcus Cotta）据撒丁和科西嘉，马尔库斯·加图据西西里，自称元帅的提图斯·阿提乌斯·瓦鲁斯（Titus Aattius Varus）和他的同盟努米底亚王尤巴据非洲。恺撒必要的急务是阻挠敌人的计划，夺取他们那些产粮的省份。昆图斯·瓦勒里乌斯（Quintus Valerius）奉派率一个兵团开往撒丁，强迫庞培党的省长退出此岛。恺撒把那较为重大的事业，即夺取敌人的西西里和非洲，交给年少的盖乌斯·库里奥，辅之以有才而又有战事经验的盖乌斯·卡尼尼乌斯·雷比鲁斯（Gaius Caninius Rebilus）。库里奥不动一刀，就占据了西西里；加图既没有真正的军队，又没有一个刀手，只得先以其正直的态度警告西西里人，说莫做无益而徒自累的无效抵抗，然后退出此岛。

这个岛对首都很关重要，库里奥留兵一半保护它，而率另一半，即两个兵团和五百骑兵，登船开往非洲。在这里，他可料必遇较烈的抵抗；除尤巴那众多而有其特长的军队外，省长瓦罗已从非洲的罗马移民中编了两个兵团，并且装备了一个十艘的小舰队。一个兵团和战船驻在哈德鲁米图姆，瓦罗自率另一个兵团驻在乌提卡前面，但库里奥凭借他那优势舰队的助力，竟能在两地之间登陆成功，未遇困难。库里奥转身来攻瓦罗，扎营于距乌提卡不远之处，这正是一百五十年前老西庇阿首次在非洲驻冬营的地方。恺撒须把他最好的军队集合起来，以供西班牙战事之用不得不大部分用那由敌人手里夺来的兵团，尤其科菲尼乌姆的战俘编成西西里、非洲军；庞培党在非洲的军队有些军官，就曾服务于科菲尼乌姆被击破的兵团，现在他们用尽千方百计，想使这些现在对他们作战的老部下恢复以前的忠节。但恺撒没有错用了他的副将。库里奥不但晓得如何指导军队和舰队的行动，而且晓得如何以私人的力量感化兵士；军饷充足，他战无不胜。

瓦罗以为库里奥的队伍只是缺乏来投他的机会，他大都为了给他们这种机会，决定索战，结果却不符他的期望。听了少年领袖的热烈陈辞而感奋，库里奥的骑兵击溃敌人的马队，并且在两军面前也击破与马队同来的轻步兵；他的兵团见这些胜利和库里奥个人的榜样，勇气勃发，便穿过两战线间一条难行的深涧向前进攻，但庞培党不俟来攻就逃归营垒，到了当夜，甚至弃营而去。胜利十分圆满，所以库里奥即刻进行围攻乌提卡一事。但消息传来，说尤巴王倾其全副武力来救这城，库里奥正如往日赛法克斯来到时西庇阿所用的办法，决定撤围，回到西庇阿的故垒，以待西西里援兵的到来。不久以后，又来了一个消息说尤巴因有邻邦君长来攻，已带着主力军转身回去，仅派萨布拉（Saburra）率一小队人马来救被围者。库里奥本来天性活泼，只是很不情愿地决定休息，现在又即刻出发，乘萨布拉尚未能与乌提卡守兵取得联络之时，先与他交战。

他的骑兵已在晚间前进，居然能于夜间袭击萨布拉在巴格拉达河上的队伍，使它大受损失；听得这胜利消息以后，库里奥即备着步兵前进，以便用他们完全击破敌军。不久，他们在那向巴格拉达河倾斜的高地最低坡上，看见萨布拉的队伍正在与罗马骑兵交锋；来到的兵团就帮着把他们驱逐得完全下坡而入平原。可是在这里，战局起了变化。他们本以为萨布拉没有后援，其实不然；他距努米底亚主力军不过七八公里，努米底亚精锐的步兵以及高卢和西班牙的骑兵二千人已来到战场援助他，并且国王率大部军队和战象十六头也正向前来。在夜间行军和激烈战斗之后，此刻罗马的骑兵共计不过二百人，这些骑兵与步兵同因劳苦和战斗而疲惫已极，于是在他们被诱到的广大平原上，不断增加的敌军把他们团团围住。库里奥想作肉搏战，结果无效；利比亚骑兵的惯技是罗马队伍一前进，他们即刻后退；罗马队伍转身时，他们便来追赶。他企图再取高地，结果也无效；高地已被敌骑占据和封锁。一切都完了。步兵被砍得不剩一人。至于骑兵，只有几个能杀出去；库里奥或许也能自保性命，但他既没有了交给他的军队，不忍单独去见他的主帅，于是手中持刀而死。甚至屯在乌提卡前面营中的军队和很容易逃往西西里的舰队卫兵，受了那迅速骇人的惨败的影响，次日也向瓦罗投降（705年即前49年八九月间）。

恺撒所布置的远征西西里和非洲就这样结束了。占领西西里和连带着占领撒丁使首都最迫切的需要得到供给，专就此点而论，这远征达到了目的；至于征非洲的失败——战胜者不能由此再得多大的利益——和丧失两个不可靠的兵团，人们可以对之节哀自慰。但库里奥的早死，对恺撒甚至对罗马却都是个无法补偿的损失。虽则库里奥没有军事经验，并且以荒淫著名，恺撒把最重要的独立统帅职交给他，并非无故：这位性如烈火的青年有一点恺撒的精神。他有很多类似恺撒之处：他也曾享尽快乐，他也不因身为军官而变成政客，他的政治活动使他手握兵权，他的口才也不是雕琢字句而是深有所感的口才，他的用兵也基于以轻微的武力迅速行动，他的性情也是轻快，往往流于轻浮，坦白可爱，图眼前的圆满生活。如果像他的将军论他的话，他那少年的烈性和高傲的勇气使他陷于疏忽，如果他过于骄傲，自取其死，以免因犯了可饶恕的过失而受人饶恕，恺撒的历史也不乏同样疏忽和骄傲的因素。可惜这样一个才情洋溢的人，天不许他泻尽痴迷，自保其身以待那绝少人才而骤陷于庸人为政的下一代。

这些战事对庞培的一般军事计划究竟有何妨碍，尤其意大利失陷以后那计划把什么任务派给西方的大军，我们只能用推测的方式来判断。有人说庞培意欲取道于阿非利加和毛里塔尼亚来援他那在西班牙作战的军队，这不过是在伊莱尔达营中传播的荒唐无稽的谣言而已。更可能的是，甚至到了失去意大利之后，他仍固守早先的计划，即夹攻恺撒于外阿尔卑斯和内阿尔卑斯的高卢，仍想由西班牙和马其顿同时作互为犄角的进攻。我们可以假定，西班牙的军队应在比利牛斯山续取守势，直至马其顿那正在编组的军队也能出征而后已；然后两支军队同时出发，按当时情形实行会师于莱茵河或波河上，同时舰队大概也从事于恢复意大利本部。似乎根据这种假定，恺撒最初准备抵抗敌人攻意大利。他部下一个最能干的军官，即保民官马尔库斯·安东尼，在这里以同副执政官的权力，统率军队。东南各港——西普斯（Sipus）、布隆迪西乌姆、塔兰托——可料都是首先试行登陆的地点，驻了三个兵团的戍军。此外，那位名演说家的不肖子昆图斯·霍腾西乌斯（Quintus Hortensius）把一支舰队集合在第勒尼安海，普布利乌斯·多拉贝拉又集合另一舰队于亚得里亚海，它们的用途一部分是帮助防务，一部分是运输那要征希腊的车队。万一庞培要由陆路侵入意大利，则恺撒老同事的长子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应指挥内阿尔卑斯高卢的防务，马尔库斯·安东尼的弟弟盖乌斯·安东尼应指挥伊利里亚的防务。

但意料中的攻势有劳久候。到了盛夏，战事才起于伊利里亚。这里有恺撒的副将盖乌斯·安东尼率部下两个兵团驻在库利克塔岛（Culicta，即夸尼罗［Quarnero］湾里的维格利亚［Veglia］），又有恺撒的水师统帅普布利乌斯·多拉贝拉率兵船四十艘泊在此岛与大陆之间的狭隘海股。庞培的亚得里亚海水师统帅马尔库斯·屋大维（Marcus Octavius）率希腊分舰队，卢奇乌斯·斯里鲍尼乌斯·利波（Lucius Scribonius Libo）率伊利里亚分舰队，合攻多拉贝拉的小舰队，结果尽毁其船舰，把安东尼截在岛上。巴西鲁斯（Basilus）和萨卢斯特自意大利，霍腾西乌斯自第勒尼安海来救他，但敌军舰队远占优，他们无一能有任何的成就。他们不得不把安东尼的兵团委诸命运。粮饷告罄军士怨恨，势将哗变；除少数队伍乘筏达到大陆外，这仍有十五中队的军团竟放下武器，被装在利波的船上运往马其顿，到那里合并在庞培的军队里；现在伊利里亚沿岸毫无军队，屋大维留在那里，以完成未竟的征服事宜。当时这区域最强大的民族达尔马提亚部和那重要的岛城伊萨（Issa，即利萨［Lissa］）和其他地方都归附了庞培党；不过恺撒党也据守萨龙（Salonae，即斯帕拉托［Spalato］）和利苏斯（Lissos，即阿莱西奥［Alessio］），萨龙的恺撒党不但奋勇抵抗围攻，而且到了陷于窘境的时候，竟能出击得手，以致屋大维撤退围军，开船到都拉奇乌姆去度冬。

庞培的舰队在伊利里亚建的战功，就其本身而言，虽不为不大，但对于整个战局，却影响极微；如果我们想一想在705年即前49年那整个多事之年，庞培部下陆海军的成绩只限于这一项武功，并且将军、元老院、第二大军、主要舰队，恺撒敌人所有的无限兵源和更为广大的财源既都荟萃于东方，当西方那决定一切的战斗需要参加时，东方却丝毫没有来参加，那么，这种战功更显得渺小。帝国东半的军队分散于各处，将军都有优势兵力不肯作战，联合党内部不睦，这些固然不能作为卸责的口实，却或可说明陆军不动的原因；但舰队控制着地中海，没有对手，这舰队竟这样未做一件能影响时局的事——既未援助西班牙，也等于未援助那忠实的马赛利亚人，没有保卫撒丁、西西里、非洲，也没有，即使不恢复意大利，至少阻碍它的粮运——这使我们不难想象庞培营中盛行的混乱和乖戾。

这一年的全部战果也与之相称。恺撒的双重攻势，即一面攻西班牙，一面攻西西里和非洲，在前者完全成功，在后者至少有一部分成功；同时庞培饿死意大利的计划因恺撒夺去西西里而大半失败，他那一般的作战计划则因西班牙军覆没而全成泡影；在意大利，恺撒的防御布置只有一很小部分得到应用。尽管在非洲和伊利里亚遭了惨痛的损失，恺撒经过这第一年的战争，极为明白地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但是如果东方没有重要的举动以阻止恺撒平定西方，在东方的人却至少乘这蒙耻得来的喘息时间，努力于政治和军事的整理。恺撒对手的大集合地是马其顿。庞培本人和来自布隆迪西乌姆的流亡大众都到此地；其他由西方逃难的——西西里的马尔库斯·加图，马赛利亚的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尤其西班牙已解散的军队，有些良将和精兵以其将军阿弗拉尼乌斯和瓦罗为首——都来到此地。在意大利，贵族的出亡不但渐成为荣誉的事，而且几成为时尚的事，恺撒攻伊莱尔达的不利消息传来，这事又得到个新的激励；有不少活跃的党人和首鼠两端的政客逐渐走来，甚至马尔库斯·西塞罗也终于相信他写了和睦论，还不足以尽他为国民的义务。罗马政府以德萨洛尼卡为临时驻所，此地的流亡元老为数几近二百人，内有很多白发的老人和差不多全体的前执政官。但他们真不愧为流亡人。在这罗马的科布伦兹（Koblenz），罗马贵族所表现的可怜相也是他们的多大言而少实行，他们那不合时宜的怀念既往和更不合时宜的互相攻讦，他们在政治上的怪癖和在财务上的窘迫，旧建筑既已土崩瓦解，他们仍以极郑重的神情看守宪法上每一旧花饰和锈斑，这还是小事；贵族们在良心上不敢把他们在罗马城圣地以外开的议会称作元老院，而谨谨慎慎名之为“三百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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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大做政治法的研究，探讨是否和如何能合法地在卡皮托尔以外制定元老院法，这不过是可笑而已。

比这恶劣远甚的是冷淡派的漠不关心和过激派的褊狭固执。关于前者，人既不能使他们做事，也不能使他们缄默。如果有人要求他们以任何确定的方式为公众福利去尽力，他们便以懦夫所特有的矛盾，认为这种提议出于恶意，欲使他们再受牵累，于是他们或全不听命做事，或不尽力去做。此外，他们在事后的埋怨和太聪明而不能实行，自然永是做事者的障碍；他们的日常工作是批评、嘲笑和嗟叹每件大事和小事，以他们自己的怠惰和绝望弄得大众精力松懈、勇气消沉。

弱者显出他们的没精打采，过激派却反而十足显出他们的过度紧张。这里人不讳言，任何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是拿恺撒的头来；就是到了现在，恺撒还屡次求和，但每次都被人看也不看，丢在一边，或者被人利用来暗中谋害敌方使者的性命。不言而喻，恺撒公然的同党集体地和个别地丧失了生命和财产；但多少守中立的人也未遭较佳的命运。科菲尼乌姆的主角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在军事会议里郑重提议，那些曾在庞培军中作战的元老，应投票判决一切始终守中立的或虽已出亡而未从军的元老，并且应按他们自己的意见把这些人个别地释放，或处以罚金，或甚至处以死刑和没收财产。另一个过激派因卢奇乌斯·阿弗拉尼乌斯防守西班牙失策，正式向庞培起诉他受贿和谋叛的罪。这些色彩浓厚的共和党，他们的政治理论几乎有宗教信仰的性质，因此他们怨恨较冷淡的党员和庞培及其私党，如果可能，尤甚于怨恨公开的敌人，并且这是正统神学家所常有的一种冥顽不灵的怨恨；流亡军队和流亡元老院所以乱纷纷起了无数激烈的纷争，大致都是他们的罪过。但他们还不止于言论。马尔库斯·毕布路斯·提图斯·拉比努斯和其他同伙实行他们的理论，使恺撒军落在他们手里的将士整批受戮；我们可想而知，恺撒的队伍不能因此而懈于作战。要响应宪政党而起革命，一切要素无不具备，如果在恺撒外出之时，这革命未起于意大利，那么，据恺撒那些有见识的敌人看来，其主要原因在一般人恐怕复旧以后，宪政党过激派毫无节制地逞凶。庞培营中较善良的人见这种疯狂举动，无可奈何。庞培本人是个英勇的军人，尽可能饶恕俘虏；但他太胆怯并且处在太困难的地位，不能按元帅之所当为，阻止或甚至惩罚这种暴行。只有马尔库斯·加图在这斗争中至少保持一贯的道德，较致力于阻遏这种行为；他使流亡元老院通过一件特别法案，禁止掳掠属国城市和在战争以外杀戮公民。贤能的马尔库斯·马尔凯乌斯抱有同样的见解。固然没有人比加图和马尔凯乌斯更深知，极端派遇有必要，将不雇元老院的法案而实行他们那些莽撞的事；但如果在今日他们还须不忘谨慎之时，不制伏过激派的狂暴，则到了胜利以后，人民可以遭到一种苏拉和马略所骇然不忍见的恐怖局面；加图，据他自己承认，所以怕本党得胜尤甚于怕本党失败，其故不难了解。

马其顿营中的军事管理确操在元帅庞培之手。他的地位，无日不是艰难苦恼的，又因705年即前49年的不幸事件而更为恶劣。在他同党的人看来，他应负这种结果的大部责任。由许多方面说，这判断有欠公允。噩运的大部都应归咎于那些刚愎抗命的副将，尤其应归咎于执政官伦图卢斯和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自庞培接统军队以后，他就以巧妙的手腕和英勇的气概率领他们，至少把很多的队伍救出危难；至于恺撒才智超群，庞培不是他的敌手，则当时已为人所公认，平心而论，这不能算是庞培的罪过。但只有结果能决定人们的判断。宪政党信任这位将军，才与恺撒破裂；这破裂的恶果却反落到将军庞培的身上；虽则因其他领袖一概不能用兵，他们没有更换最高统帅的企图，可是无论如何，他们对元帅的信心却动摇了。除战败的惨痛结果外，又有播迁的有害影响。流亡人中诚然有一些精兵和良将，尤其往日属于西班牙军的人员；但来从军作战的人实居少数，而与庞培有同等权力，可自称为同执政官和统帅的贵族将军，以及那些多少有点勉强来参加现役军队的贵族却为数多得惊人。首都的生活方式由这些人传到营中，绝非军队之利；这些贵族的帐篷是优美的亭馆，地面上精雅地铺着新草皮，墙壁披着常春藤，餐桌上摆着银器，就在大白天，人也往往在桌上传杯饮酒。这些时髦的武士与恺撒的冒失鬼迥乎不同，后者吃的粗面包是前者所望而却步的，后者无粗面包可吃时，甚至吞咽草根，并且誓言宁愿嚼树皮也不对敌人甘休。再者，庞培的行动原须尊重一个与他个人不和的团体的权威，因而常感掣肘，到了流亡的元老院几乎就在他总部内卜居之时，流亡人的毒恨在元老院会议中发泄出来，这困难更特为增加。最后，绝没有一个名人能用他个人的力量抵抗这一切荒谬的举动。庞培本人智力太差，不能如此，并且太犹豫、拙劣和欠坦白。马尔库斯·加图至少有必要的道德权威，也不乏以此来助庞培的好意；但庞培不呼他相助，却怀疑嫉的心，使他居闲散的地位，例如，他宁可把很重要的舰队最高统帅一职交给那毫无能力的马尔库斯·毕布路斯而不给他。

如是，庞培以他所特有的乖张态度处理他的政治关系，并且竭力使已坏的局面变得更坏，同时他又以可嘉的热诚专心致志于他的职务，即组织他本党那众多而散漫的军队。他的军队以他由意大利带来的部队为核心，这些再加以伊利里亚的战俘和住在希腊的罗马人，共组成五个兵团。另有三个兵团来自东方，两个叙利亚的为克拉苏的残军所组成，又一个由原驻西利西亚的两个薄弱兵团合并而成。这些戍兵不妨撤退；因为，一方面，庞培党与帕提亚人有默契，并且庞培若不愤然拒付他们的要求——割让他并入罗马帝国的叙利亚省——甚至还可以与他们结成同盟；另一方面，恺撒想派两个兵团至叙利亚，借着被囚在罗马的王子阿里斯托布鲁斯之力，鼓动犹太人再行起兵，但一部分因其他缘故，一部分因阿里斯托布鲁斯身死，这计划作罢。再者，还有应征而来的新兵团，一个出自住在克里特和马其顿的老兵，两个出自小亚细亚的罗马人。此外还须加上志愿兵两千名，自西班牙的精锐部队和其他相似的兵源而来。最后，又有属国的助战队。庞培与恺撒同，也不屑征发属国的步兵；只有伊庇鲁斯、埃托利亚和色雷斯的民兵奉召防守海岸；还有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弓手三千名和轮索手一千二百名被收为轻兵。

反之，骑兵除一队可观而无军事重要性的贵胄侍卫，由罗马的贵族少年和庞培所使骑马的阿普利亚牧奴所组成的以外，纯为罗马属国和保护国的助战兵。骑兵的核心是凯尔特人，一部分是亚历山大城的戍兵，另一部分是德奥塔鲁斯王和其他加拉提亚君长的助战兵，德奥塔鲁斯王虽年事已高，仍亲率部队而来。与他们会合的有色雷斯很好的马队，一部分是他们的君长萨达拉（Sadala）和拉斯库波里斯（Rhaskuporis）带来的，一部分是庞培在马其顿省招募的；又有卡帕多奇亚骑兵；又有康马革纳王安条克派来的骑射兵；又有亚美尼亚的助战兵，幼发拉底河西岸的为塔克西勒斯（Taxiles）部下，东岸的为麦伽巴特（Megabates）部下；又有尤巴王派来的努米底亚队伍——共计七千人。

最后，庞培的舰队甚为可观。这舰队一部分是由布隆迪西乌姆带来的或以后建造的罗马运船，一部分是埃及王科尔基斯君长、西利西亚君塔孔迪牟（Tarkondimotos）、推罗、罗斯、雅典、科西拉等城邦，总而言之，亚洲和希腊一切沿海国家的战船——共计五百艘，罗马船占五分之一。至于粮食和军用品，积存在都拉奇乌姆仓库里的不计其数。军帑很是充盈，因庞培党据有国税的主要来源，并且把保护国的君长、有名的元老、税收的包商，总而言之，在他们势力所及之地，一切罗马人和非罗马人的财源都取来应用。在阿非利加、埃及、马其顿、希腊、西亚洲和叙利亚是凡正统政府的威望和庞培对君主和民族那很著名的保护关系所能做到的，无不被发动来保护罗马共和；当时流行于意大利的谣言说庞培正在武装盖塔人、科尔基人和亚美尼亚人抗罗马，营中都称呼庞培为“王中王”，这不能算作过甚之辞。通盘算来，他能支配的陆军有骑兵七千和步兵十一个兵团，固然，其中至多只有五个兵团可谓习于战斗，他能支配的舰队有船五百艘。庞培充分注意兵士的给养和饷金，又保证他们若得胜利必受极丰厚的报酬，所以兵士的情绪全然良好，几个恰是能战的队伍甚至情绪极好；但这军队大部是新招的兵，他们的编制和训练虽在热烈进行，却必然需要时间。全部看来，他的武力声势浩大，可是也有点庞杂。

按元帅的计划，到了705—706年即前49—前48年的冬季，陆军和舰队应在伊庇鲁斯沿岸和水上大致全部会合。水军统帅毕布路斯已率船一百一十艘来到他的新总部科西拉。陆军在夏季期间曾以哈亚克蒙（Haliakmon）河上的柏罗亚（Berrhöa）为总部，现在尚未来到；其大部正沿着由德萨洛尼卡往西岸的大路上向将来的总部都拉奇乌姆缓缓移动；梅特路斯·西庇阿由叙利亚带来两个兵团还逗留在亚洲的波加蒙度冬，预计到了春间始能来至欧洲。此刻保卫伊庇鲁斯海岸的，除舰队外，只有义勇队和附近各地的征兵。

如是，尽管中间遇到西班牙的战争，恺撒仍能在马其顿取攻势；他至少不失时机。他早已命战舰和运输船集合在布隆迪西乌姆，到了西班牙投降和马赛利亚陷落以后，他又把用在那里的军队大部也调往布隆迪西乌姆。固然，恺撒这样要求他的兵士空前努力，比战斗更能减损兵士的数目。最老的四个兵团之一，即第九兵团，在走过普拉森提亚时竟至哗变，这是流行于军队中的情绪的危险表示；但恺撒的镇定和他个人的威望把它制住，于是这方面没有阻挠登船的事。不过705年即前49年3月的追击庞培已因缺船而失败，这次的远征也有因缺船而不果之势。恺撒已命人造战船于高卢、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港口，现在尚未造好，总之还不在当地；他那亚得里亚海的舰队去年已在库里克塔被毁灭；他见布隆迪西乌姆所有的战船不过十二艘，要开往希腊的军队共计步兵十一个兵团和骑兵一万，所有的运输船不足装运全军三分之一。敌人的大舰队独霸亚得里亚海，尤其独霸东岸大陆和岛屿上的一切港口。在这种情形之下，有一个问题，就是恺撒为什么不舍海路而取经过伊利里亚的陆路。若取陆路，他可免受舰队的一切威胁，并且他的队伍大部来自高卢，他们走这条路也比走布隆迪西乌姆近便。固然，伊利里亚地险民贫得不可名状，但不久以后就有其他军队经过那里，并且在攻克高卢的将军看来这不能是个不可克服的阻碍。或许他忧虑，当他艰苦地走过伊利里亚之时，庞培也许运他全部的武力渡过亚得里亚海，于是他们两人便即刻交换位置，恺撒须据守马其顿，而庞培却在意大利；不过他的敌人行动迟缓，可望不会有这样迅速的转变。或者恺撒所以决定取海道，只因他当时以为他的舰队已达到不可侮的地步，他自西班牙回来以后，才晓得亚德里亚海上的真相，这时再改变作战计划也许已嫌太晚；或者以恺撒那永远促他决断的急躁性情而言，我们可以说十之八九是如此的，当时伊庇鲁斯沿岸仍无守兵，但几天以后必有敌人来布防，这种情形给恺撒一个不可抵抗的引诱，使他再行冒险一击，以阻挠他敌人的全部计划。

不管怎样，706年即前48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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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率着因劳苦和疾病而人数大减的六个兵团和骑兵六百，由布隆迪西乌姆开船，驶往伊庇鲁斯沿岸。这事与往日有勇无谋的远征不列颠如出一辙；但至少第一着是成功的。他们在阿克罗科劳尼（akrokeraunischen，即奇马拉［Chimara］）巉岩中间一个人迹罕至的碇泊所，名帕莱萨（Paleassa，即帕尔贾萨［Paljassa］）的，抵达海岸。庞培有一支十八艘的舰队泊在奥里克（Orikon，即阿弗洛纳［Avlona］湾），他的舰队总部则在科西拉，这两处的人都看见了恺撒的运输船；但前者自以为兵力太弱，后者没有准备开船，所以第一批运来的兵登陆无阻。恺撒的最初胜利与敌人的震骇同样巨大。伊庇鲁斯的民兵无一处从事抵抗；重要的沿海港埠奥里克和阿波罗尼亚连同一些小地方都被取去；庞培党所择为主要武库、充满了各种军实，但只有薄弱戍兵的都拉奇乌姆陷于绝大的危险。

但战事进一步的发展却与这辉煌的开端迥不相侔。毕布路斯犯了疏忽的罪，以后加倍努力，稍偿其罪。他不但掳获几达三十只的回返运船，把船只和所载的一切人等都付之一炬，而且沿着恺撒所占据的整个滨海地方，由萨松（Sason，即萨扎尼［Saseno］）起至科西拉各港口为止，都设立极小心的警备，但因时在严冬，警备船所需的一切，甚至木柴和淡水都须取于科西拉，这事甚为艰苦；并且不久以后，毕布路斯因不惯受这种劳苦而死，他的继任人利波甚至一时封锁布隆迪西乌姆港，占据港前一个小岛，后来淡水缺乏，他才再行离去。恺撒的军官不能把第二批军队运给他们的将军。恺撒本人也不能攻下都拉奇乌姆。庞培由恺撒的一个和平使者方面，得知他准备渡海到伊庇鲁斯沿岸一带，因此急速进兵，正在恰好的时候入守这重要的兵库。恺撒陷于危境。虽则他尽其绵薄的兵力尽量扩在伊庇鲁斯的势力范围，他的军队给养仍属困难而不能确保，敌人则拥有都拉奇乌姆的仓库，并且控制海面，一切都很充足。他的军队大概不过二万人，庞培的兵至少有他的一倍，他不能向它索战，并且他须以下列一事为幸，即庞培慢条斯理地进行工作，不即刻迫他作战，却在都拉奇乌姆与阿波罗尼亚之间阿普索（Apsos）河右岸正对左岸的恺撒所在之处，驻营度冬，以便春间来自波加蒙的兵团到达以后他可以用无敌的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这样，几个月过去了。如果好季节来到，敌人得到强大的增援和自由运用的舰队，而恺撒仍在此处，他的薄弱军队一面有敌方绝大的舰队，一面有敌方三倍于它的陆军，被夹在伊庇鲁斯的巉岩中，那么，由一切方面看，他非灭亡不可；并且冬季又已将告终。他的全部希望仍寄在运输舰队；任何偷渡或冲出封锁线的企图都太嫌鲁莽；但在第一次自动的蛮干以后，第二次的冒险是迫于不得已的。恺撒觉得他的处境如何无望，可见于他的决定：舰既仍未到来，他想独自乘一渔舟渡亚得里亚海而至布隆迪西乌姆，以把舰队带来，实则只因找不到一个舟子担任这冒险的航行，决定才未见于实行。

但无须他的努力，他那在意大利统兵的忠实部将马尔库斯·安东尼便用尽力量来援救他的主人。运输舰队装载了步兵四个兵团和骑兵八百，又由布隆迪西乌姆港开航，幸而一阵南风吹它驶过利波的战舰。但这阵风既这样救了舰队，却使它不能遵令停泊在阿波罗尼亚，驱它驶过恺撒和庞培的营垒，经都拉奇乌姆以北而向利苏斯走去，幸而此城仍附恺撒。这舰队驶过都拉奇乌姆港时，罗德斯的战舰起而追逐，安东尼的船刚入利苏斯港，敌人的舰队立刻来到港口。但正在这时，风忽转向，把追船驱回大海，一部分撞在石岸上。由于最神奇的幸运，第二批运来的兵也登陆成功。

固然，安东尼与恺撒相距仍有约四日的路程，中间隔着都拉奇乌姆和全部敌军，但安东尼幸能完成那危险的行军，经由格拉巴·巴尔干山（Graba Balkan）的隘口，绕过都拉奇乌姆，在阿普索河右岸得到来迎的恺撒的接应。庞培先想阻遏两敌军的相会和逼迫安东尼军独自作战，结果无功，然后取一新阵地于格努萨（Genusa，即Uschkomobin）河上的阿斯帕拉吉姆（Asparagium），此河与阿普索河平行，在阿普索河与都拉奇乌姆城之间；在这里，他又停住不动。现在恺撒自觉兵强可以请战，但庞培不肯应战。另一方面，恺撒做到欺蒙敌人，正如在伊莱尔达那样，出其不意，以他那善于行军的队伍，揳入敌营与其所倚赖的都拉奇乌姆城之间。格拉巴-巴尔干山脉自东向西伸展，终于亚得里亚海上成为都拉奇乌姆那条狭长如舌的地带，又在都拉奇乌姆以东二十二公里处向西南伸出一个旁枝，这旁枝也向海湾，成新月形，主脉与旁枝之间夹着一片小平原，平原围绕着一座峙立海岸上的危岩。如今庞培就在这里安营下寨，由它容易得到一切必需品的丰富供应；同时在恺撒军中，尽管派强大的别动队到内地去，尽管将军竭全力缔造有组织的运输系统，以做到经常的供应，却感到过度的缺乏，须常常以肉类、燕麦甚至菜根代替他们所惯于食用的小麦。

他那冷静的敌人既据有沿海平原，坚守不动，恺撒便从事于占领平原周围的一圈高地，以便至少能阻遏敌方优势骑兵的活动，更可自由地攻都拉奇乌姆，并且如果可能，强迫他的敌人应战或登船。恺撒的队伍被派往内地的几占一半；要用其余的兵实际围困那数目或许加倍，地位集中并且以海洋和舰队为后盾的军队，似乎是个冒险举动。然而恺撒的老兵却以无限的努力，造一串长二十二公里的要塞来包围庞培的营垒，以后除这内线外，又正如在阿莱西亚城下那样，添造一条外线，以抵御来自都拉奇乌姆的攻势和借舰队之助很容易做到的迂回战。庞培屡次攻打这些要塞的一部分，意欲如果可能，击破敌人的阵线，但他不企图以一战来阻遏包围；他宁可在他兵营的周围也造一些要塞，并且把它们彼此连成一线。双方都努力把沟垒尽量向前推进，在永久不停的冲突中，工事只能缓缓进行。同时在恺撒兵营的另一面，他们也与都拉奇乌姆的守兵交锋，由于与城内有默契，恺撒希望能掌握此城，但为敌人的舰队所阻。各个地点有不断的战斗，最激烈的日子，六处同时作战，通常看来，骁勇有素的恺撒兵占上风；例如有一次，一个中队据其沟垒抵抗四个兵团，历数小时之久，直至援兵来到。双方都没有大胜；可是庞培军渐渐深感包围的压迫。由高地流到平原的小溪被阻塞，他们不得不只用又少又坏的井水。更使人感痛苦的是缺乏驮兽和马匹的饲料，这事舰队不能充分补救；牛马大批死亡，舰队把马匹运到都拉奇乌姆，也无济于事，因为那里也找不到足够的饲料。

庞培不能再迟疑，他须立刻对敌人一战，以自脱于这种苦境。他听得由敌方逃来的凯尔特人说，敌人两道壕垒在海滩上相距六百英尺，没有筑横墙以资守御，他就根据这个来划策。他命兵团由营里攻恺撒的内线，又命轻兵乘船到敌人壕垒以外登陆去攻外线，同时又派第三支兵在两线之间所留的空隙处登陆，从后面攻那已够忙碌的守兵。靠海的防线被夺，守兵纷纷乱窜，另一道防线的司令官马尔库斯·安东尼勉强能保持此线，暂时阻住庞培军的进展，但姑不论伤亡重大，沿海的外防线仍在庞培军之手，战线又被攻破不久以后，庞培军有一兵团不慎而陷于孤立，恺撒更急切地乘这机会率大部步兵去攻它。但这兵团英勇抵抗，因交战之地曾屡经或大或小的队伍用作营垒，丘陵与壕沟纵横交错，恺撒的右翼和骑兵完全迷失路径，他们不接应左翼去攻庞培的兵团，却走入由一座旧垒通到河流的窄沟。如是，庞培率五个兵团急速来助他的队伍，此时敌军两翼分离，一翼完全陷于危境。恺撒军见他进兵，大起恐慌，全体回头乱跑；如果结局仅止于丧失一千精兵，恺撒军未至全败，这只因庞培在这坎坷的地上也不能自由发挥他的力量，又因他怕中计，即勒住他的队伍。

但即使如此，这也是个惨败。不但恺撒受了极重的损失，把他的壕垒，那四个月绝大工作的成绩，一下都丧失了，而且由于最近的战斗，他又被打回原来的出发点。他全被驱逐得离海更远，因为庞培的长子格涅乌斯（Gnaeus）奋勇进攻，把恺撒停在奥里克的几只船烧的烧、抢的抢，不久以后，又把留在利苏斯的运船也放火焚毁；这样一来，恺撒不能再由布隆迪西乌姆经海道调来增兵。庞培军骑兵众多，现在脱了羁绊，涌入附近地带，恺撒军的给养本无日不感困难，现在有全不可能之势。恺撒没有船只竟对那控制海上而以舰队为后盾的敌人取攻势，这种大胆的冒险已全告失败。在素为战墙的地方，他遇见一个无法攻克的守势阵地，不能给都拉奇乌姆或敌军严重的打击；反之，现在只听庞培来决定是否在最有利的情势下进攻这在粮饷上已受重大威胁的敌人。战事已临转折点。迄今为止，由一切方面看，庞培从事战争，未尝有特别计划，只是按照每次遇到的攻势来调整他的守御；这办法诚然无可非难，因为战事持久给他机会来使新兵能战，调来他的后备兵，更充分发挥他的舰队在亚得里亚海上的优势。恺撒不但在战术上失败，在战略上也失败了。诚然都拉奇乌姆的败仗没有达到庞培所不无理由预料的效果；恺撒的老兵卓著军人的魄力，这军队不至于因饥饿和哗变而即刻完全瓦解。不过以适当的乘胜追击来收战胜的全果，却似乎专视敌人的意志而定。

采取攻势的权操在庞培，他就决定取攻势。他有三个不同的办法可使他的胜利发生效果。第一法是最简单的，即对败军攻打不休，如果败军拔营而去，即追蹑其后。第二法，庞培可以让恺撒及其精兵驻在希腊，而按他久已准备的办法亲率主力军往意大利，意大利的民心确实反对君政，并且精兵和可靠的勇将既已被派往希腊军，恺撒的武力无足轻重。最后一法，战胜者可以移兵内地，与梅特路斯·西庇阿实行会师，设法捉住那驻在内地的恺撒军。真的，由意大利运来的第二批军队到达以后，恺撒即刻派强大的支队到埃托利亚和色萨利收取军粮，并且命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Gnaeus Domitius Calvinus）率两个兵团沿伊格纳提亚（Egnatischen）大道进趋马其顿，意在截击那由德萨洛尼卡也沿此路前进的西庇阿部队，并且如有可能把它各个击破。卡尔维努斯和西庇阿已彼此接近，相去不过数里，这时西庇阿忽向后转，急渡哈里亚克蒙河（Haliakmon，即Jadsche Karasu），先留马尔库斯·法沃尼乌斯（Marcus Favonius）所率的辎重队于此。而后冲入色萨利，恺撒的新军兵团由卢奇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率领着正从事于平定该地，西庇阿欲以优势的兵力向他进攻，但朗基努斯越山而向安布拉西亚退去，往会恺撒派到埃托利亚的格涅乌斯·卡尔维西乌斯·萨比努斯（Gnaeus Calvisius Sabinus）所部支队，于是西庇阿只能使色雷斯骑兵追他，因为卡尔维努斯要使他那留在哈里亚克蒙河上法沃尼乌斯部下的后备队，遭到他自己要加于朗基努斯的厄运。所以卡尔维努斯与西庇阿又在哈里亚克蒙河上相遇，在这里对垒多时。

庞培可以在这些计划里有所选择；恺撒却无选择的余地。在那次不幸的战斗以后，他开始向阿波罗尼亚退却。庞培追他。一支受敌人追赶的败军沿着由都拉奇乌姆到阿波罗尼亚的艰险而有几条河横阻的道路行军，实非易事；但他们的将军善于指挥兵士，又有不可磨灭的行军能力，所以庞培追了四天以后，不得不以为无用而停追。他如今须在远征意大利和进兵内地之间有所决定。前者虽似相宜而有吸引力，虽有许多人对它表示赞成，他却不愿牺牲西庇阿的队伍，他尤其希望这样进兵可以把卡尔维努斯的队伍控制手中。当时卡尔维努斯驻于伊格纳提亚大道上的赫拉克利亚-利凯斯蒂斯（Herakleia Lynkestis），介在庞培与西庇阿之间，恺撒既退往阿波罗尼亚，他距恺撒比距庞培的大军更远，并且他不知都拉奇乌姆的事和他自己的危境，因为敌人在都拉奇乌姆得胜以后，全地方都倾向庞培，恺撒的使者无处不被捉拿。敌方主力进至距他几小时的路程以内，卡尔维努斯始由敌军前哨的述说，得知真相。在最后一刻，他急速拔营南去往色萨利得免当前的毁灭；庞培不得不仅止于把西庇阿救出险地。同时恺撒抵达阿波罗尼亚一路无阻。都拉奇乌姆之败以后，他立刻决定尽可能把战事由海岸移至内地，意在使敌人的舰队——他从前努力的失败以此为根本原因——不能参战。他行军到阿波罗尼亚，目的只在把伤兵置在安全处所并且就他仓库所在之地发放兵饷；这事一完，他立刻出发到色萨利去，留兵戍守阿波罗尼亚、奥里克和利苏斯。卡尔维努斯的部队也在向色萨利移动，又有这次由陆路经伊利里亚而来的意大利援兵——昆图斯·科尼菲奇乌斯（Quintus Cornificius）所率的两个兵团——恺撒在色萨利与他们相会更易于他在伊庇鲁斯攀登埃乌（Aoos）河谷的崎岖小径渡过伊庇鲁斯与色萨利分界的山脉来到佩涅奥斯（Peneios）河；卡尔维努斯也奉命向这里来，于是两军经最短和最不受敌人威胁的路线完成会师。会师之地在距佩涅奥斯河源不远的埃吉尼乌姆（Aeginium）。如今联合的军队来在贡菲（Gomphoi）城下，这是他们在色萨利遇到的第一城，这城闭门抵抗；他们把它攻陷，纵兵大掠，色萨利的其他城市因此震惊，恺撒的兵团只要一来到门前，他们立即随顺。在这些行军和战所之中，借助于佩涅奥斯河流域所供给的虽不甚丰的粮食，他们所经败仗的余痕和忆念渐渐消失。

如是，说到直接的效果，都拉奇乌姆的胜利对战胜者产生的并不见多。庞培以其庞大的步兵和众多的骑兵不能穷追那机动敌人入山；恺撒一如卡尔维努斯，也避掉追兵，两人竟在色萨利会在一处，十分安全。如果庞培现在毫不迟疑，率他的主力登船而往意大利，一到那里，他必成功无疑，这或许是最好的办法。但当时只有一个分舰队开往西西里和意大利。在联合党的营垒里，人们以为都拉奇乌姆一战已完全决定了对恺撒的斗争，所余的只是收获胜利的成果，就是说，穷追败军，把它捕获。他们从前太谨慎的谦抑现在一变而为更不合理的骄横；他们不顾以下的事实：严格说来，他们在追击上已归失败，他们须准备在色萨利遇到一个完全经过休养和重整的军队，并且离开海洋，舍弃舰队的支持，尾追敌人到他所自择的战场上，当然其中也有不少的危险。他们只是决计不惜一切牺牲去与恺撒作战，所以要尽速用最便利的方法追及他。他们留十八个中队守都拉奇乌姆，留三百只战船于科西拉，加图接掌两地的兵权；庞培和西庇阿向佩涅奥斯河下游进发，前者似乎沿伊格纳提亚路至佩拉而后转入向南的大道，后者由哈里亚克蒙河经过奥林匹斯山的隘口，两人相遇于拉里萨（Larisa）。

拉里萨以南有一片平原绵亘于狗头山（Kynoskephalä）地与奥斯里斯（Othrys）山脉之间，佩涅奥斯河支流埃尼佩乌斯河（Enipeus）横贯其地，恺撒就驻在埃尼佩乌斯河左岸法萨卢斯城附近；庞培在他对面埃尼佩乌斯河右岸沿狗头山高地的斜坡扎营下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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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培的军队全集于此；反之，恺撒以前派往埃托利亚和色萨利差不多两个兵团的军队，当时由昆图斯·福菲乌斯·卡勒努斯（Quintus Fufius Calenus）率领，驻在希腊，还有奉派由意大利经陆路到他这里来的科尔尼菲奇乌斯的两个兵团已抵伊利里亚，恺撒尚有待于这两支兵。庞培的军队计有十一个兵团即步兵四万七千，骑兵七千，在步兵方面不止倍于恺撒，在骑兵方面还七倍于恺撒；恺撒军经劳苦和战斗，人数大减，以致他的八个兵团只有武装兵二万二千人，不及常额的一半。庞培的得胜军备有无数骑兵和良好仓库，粮食充足，而恺撒的队伍则难于维持生活，只希望由不久就要收获的粮食得到较好的给养。庞培兵在最近的征战中学得战争的知识和对将领的信任，军心极佳。在庞培方面，一切军事理由都赞成一种意见，即他们如今既已在色萨利与恺撒对垒，不当久稽决战之期，当然在军事会议中，还有比上述理由更有力量的，这就是众多贵族军官和其他随军人员的不耐流亡。自都拉奇乌姆之战以来，这些贵族便视本党的胜利为确定的事实；关于递补恺撒大祭司的遗缺一事，已有热烈的争执；许多训令寄到罗马，要租罗马广场的房屋以供下届选举之用。双方隔着一条小河，恺撒兵力薄弱得多，不敢渡河，庞培对这事也犹豫不决，激起大大的反感；据说庞培所以迟迟不战，只为了多控制几天那么多的前执政官和前副执政官，长保其元帅的身份。庞培依从了；恺撒正以为不至于有战事刚计划绕攻敌人的军队，因而要向斯科图萨（Skotussa）出发，也把兵团列阵备战，这时他见庞培军准备渡河来攻他。

如是706年即前48年8月9日，差不多在罗马人一百五十年前奠定其东方统治权的战场上发生了法萨卢斯之战。庞培把他的右翼置在佩涅奥斯河；恺撒在他对面，把他的左翼置在佩涅奥斯河前面一片崎岖不平的地上；另外两翼则远远立在平原内，双方都以骑兵和轻兵为掩护。庞培的计划是使步兵取守势，却以骑兵先击溃他前面那按日耳曼式与轻步兵混合的薄弱马队，然后攻恺撒右翼的后路。他的步兵奋勇抵住敌人步兵的首次冲击，交锋就在这里归于停顿。拉比努斯在敌骑英勇可是短促的抵抗以后，也把他们击溃，向左展开他的队伍，以便绕攻敌人的步兵。但恺撒预知他的骑兵必败，把他最精锐的步兵约二千人布置在骑兵背后，在右翼受威胁的侧面。敌骑追逐恺撒的骑兵，向前急驰；绕过阵线，忽然遇到这支勇猛向他们进攻的精兵，他们遭到这种出于意外而不常见的步兵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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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然陷于混乱于是撒开辔头，跑出战场以外。现在敌人的弓手失去保护，得胜的步兵把他们完全解决，然后冲击敌军的左翼，他们这方面开始绕攻敌军。同时，恺撒迄今留作后备队的第三支兵沿全线进攻。庞培军最精良的兵种竟遭意外的覆败，这使对方勇气百倍，却使本军，尤其元帅勇气消沉。庞培自始就不信任他的步兵，他一看见马队逃窜，甚至不等待恺撒总攻令的结果，立刻由战场驰马回营。他的兵团渐渐动摇，不久便退过小河而入营垒，做这事时，不免大受损失。

此战就这样失败了，许多善战的兵士阵亡，但军队仍然大体无恙，庞培的处境远不如恺撒在都拉奇乌姆败阵以后那样危急。但恺撒曾身经变化无常的祸福，已知命运之神有时对她的宠儿也喜欢抽身而去，意在使他们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再把她感动回来，庞培则迄今只知命运之神为一常在的神，她一旦离开，他便对于自己和她都断绝希望；并且在恺撒的伟大心性中，绝望只能发展出日益雄健的精力，而庞培的渺小心灵在同一压力之下却陷于深不见底的颓丧。正如往日在对塞尔托里乌斯之战，他遇到比他高强的敌人，几乎要弃其所担任的职务而去，他如今一见他的兵团退过河来，也就抛去那不幸的元帅绶带，由最近的路向海驰去，以便到那里找一只船。他的军队既气馁胆裂，又没有领袖——因西庇阿虽受庞培承认与他共任最高统帅，可是仅有元帅之名——希望能在壁垒中自保；但恺撒不许他们休息；营中罗马和色雷斯卫兵的顽强抵抗很快就被压倒，这群人被迫纷纷退到兵营上面克兰农（Krannon）和斯科图萨的高地。他们企图沿着这些小山向前，回拉里萨，但恺撒的部队把战利品和疲劳都置之度外，由平原较好的路径前进，竟截断逃军的路线；真的，到了深晚庞培军停止进行时，追兵竟能造一道防线使逃军不能达到附近唯一的小河。

法萨卢斯之战就这样结束了。敌军不但被击破，而且被歼灭；敌人死伤倒在战场的计有一万五千人，恺撒军则仅失二百人；次日清晨，那留在一处仍达二万人的大众都放下武器；只有孤零零的队伍，当然连最有名的军官在内避难于山中；敌人的十一个鹰徽有九个交给了恺撒。恺撒在交战那天，已命兵士莫忘敌人是他们同国的人，莫像毕布路斯和拉比努斯那样对待俘虏；然而他也觉得如今有严办的必要。普通兵士被并入他的军队，地位较高的人被课罚金和没收财产；被俘的元老和著名骑士都受死刑，很少例外。宽恩的时期已过；内战愈持久，它愈是残酷无情，难于和解。

过一些时候，706年即前48年8月9日的后果始完全大白于世。最不容置疑的是，那些只因庞培党较强而依附它的，现在见它败于法萨卢斯，便一概投到恺撒这边来；这败仗有完全的决定性，以致一切不愿或不必替失利党奋斗的都归于恺撒。一切国王、民族和城市迄今受庞培保护的，现在都召回他们的海陆助战队，并且拒纳失败党的逃难人；埃及、昔兰尼、叙利亚各城邦、腓尼基、西利西亚和小亚细亚、罗德斯、雅典，总而言之，整个东方都是如此。真的，博斯普鲁斯王法纳塞斯非常献殷勤，以致他一听得法萨卢斯战事的消息，便不但把几年前庞培所宣告为自由市的法纳哥利亚和经他核准的科尔基斯君长的领土，甚且把庞培封给德奥塔鲁斯王的小亚美尼亚国，一概取为己有。这种普遍的归顺几乎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小城梅伽拉让恺撒的兵团包围攻陷，另一个是努米底亚王尤巴，他久已预料恺撒要吞并他的国土，在战胜库里奥之后，更确实地预料必有此事，所以他当然不管好歹，须拥护失败的一党。

正如保护国归顺了法萨卢斯的战胜者，宪政党的尾巴——一切无诚意参加宪政党的，或如马尔库斯·西塞罗一流人只在贵族周围活动像在布罗肯（Brocken）周围跳舞的假巫觋的——也都前来与新君讲和，新君于是以轻蔑宽恕的心情也欣然客气地准如所请。但失败党的中坚分子却不妥协。贵族政治的大势已去，但贵族们却永不能改宗君主政治。人类至上的启示也是无常的。昔为真理的宗教可变为欺人之谈，往日赐福的政体可变为祸害；但就是那过时的福音也仍能得到信徒，即使这种信仰不如对话真理的信仰那样能移动山岳，它却还自信到底，等到它拖着它那最后的祭司和最后的党徒同归于尽，一辈新人得免于过去和无常的幽灵，控制了一个返老还童的世界，它始脱离人间。这正是罗马的情形。贵族政治现在无论陷溺到如何腐败的地步，它往日曾是个伟大的政治制度；那神圣的火，昔曾赖以征服意大利和战胜汉尼拔的，现在虽然光焰稍减，却在罗马贵族尚存之时仍炽烈于贵族之中，使旧政治下面的人不能与新君有真诚的谅解。宪政党的大部至少表面上归顺，承认这位君主，以至于接受恺撒的恩赦，尽量退享在野的生活；当然这种行为通常不无一个隐衷，即借这种方法自保以待将来时局的转变。不甚有名的党人大半都这样做；可是有才的马尔库斯·马尔凯乌斯即造成对恺撒的破裂的，也在这班智者之列，自动往勒斯博斯（Lesbos）度放逐的生活。然而在大多数的真贵族中，热情却强于冷静的思考；此外他们以成功仍属可能来自欺，又恐怕战胜者必然报复，二者也在许多方面一同发生效用。

大概没有一人判断事势，能像马尔库斯·加图那样有痛切明白的眼光和不为一己存畏惧和希望的。他完全相信，伊莱尔达和法萨卢斯两战以后，君政在所不免，他又有道德上的毅力来自已承认这苦痛的事实和依此行事，所以他对于一个问题，即宪政党是否应继续作战，必然地使许多不知为何牺牲的人为一个无望的事业来牺牲，一时犹豫不决。但他既决定了不以胜利而以更迅速更光荣的灭亡为再对君政作战的目的，他还尽量设法不把任何不愿与共和偕亡而愿与君政和好的人牵入战争。他以为当共和仅受威胁之时，人有权利和义务来强迫那些淡漠和不肖的公民参加战事，但是如今还强迫个人与那无望的共和同归于尽，实系无意义的虐政。他不但自己把愿回意大利的人一律放行；而且那最暴烈的暴烈党人，小格涅乌斯·庞培，力主把这些人尤其西塞罗处死刑之时，只有加图以其道德权威使这事不致实现。

庞培也不愿和平。如果他是个不贪其位的人，我们还可以设想，他必晓得一个想戴王冠的人不能再回到平常生活的故辙，又晓得他一失败，世上便不再有他容身之地。但庞培并非过于自大不肯求恩，他若求恩，战胜者或许很慷慨地不拒他的请求；反之，他大概过于卑鄙，不能求恩。不问他是不能决心委身于恺撒，还是不改其糊涂寡断的故态，在法萨卢斯惨败的最初直接印象消失以后，他又开始怀着希望，总之，他决定继续对恺撒作战，在法萨卢斯战场失去以后再自寻另一战场。

如是，恺撒虽极力想用聪明宽和的手段平息敌党的愤怒，减少他们的数目，可是战事依然进行，毫无改变。不过领袖人物差不多都曾参加法萨卢斯的战斗；虽则除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阿亨巴布斯在逃走时被杀外，全都得免于难，他们却散在四方，所以不能商定一个继续作战的共同计划。他们或经马其顿和伊利里亚的荒山或借舰队之助，大部分得达科奇拉即马尔库斯·加图统率后备军留守之地。他们在这里举行一种军事会议，到会的有梅特路斯·西庇阿、提图斯·拉比努斯、卢奇乌斯·阿弗拉尼乌斯、小格涅乌斯·庞培等，但元帅不在，人们痛感他的生死不明，党内意见分歧，于是他们不能通过任何共同遵守的议决案，终于各人自行其所认为对于一己或公家最合适的道路。要指出他们所攀援的那些草，哪一根是最能久浮在水面的，实是个很难的事。

马其顿和希腊都因法萨卢斯之战而告失陷。加图一听得败讯，立刻退出都拉奇乌姆。固然他一时还替宪政党守着科西拉，卢提利乌斯·卢普斯（Rutilius Lupus）也守着伯罗奔尼撒。庞培党也仿佛一时要在伯罗奔尼撒的帕特雷（Paträ）实行自卫；不过卡列努斯进兵的消息便足以把他们从这里吓走。他们也不想据守科西拉。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沿岸，庞培在都拉奇乌姆战胜后派来的舰队曾攻打布隆迪西乌姆、梅萨那和维勃等港口，获得非不重要的胜利，尤其在梅萨那，它烧毁正在替恺撒营造的全部船舰；但在这里作战的船舶，大部都由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而来，因有法萨卢斯之战而为其本民社所召回，于是这远征军自行消灭。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此刻双方俱无军队，唯一的例外是法纳塞斯的博斯普鲁斯军队，它扬言替恺撒作战，已占据他敌人的许多地方。在埃及，固然仍有一支罗马大军，一部分是伽比尼乌斯留下的队伍，一部分是以后招募的意大利亡命徒和叙利亚或西利西亚的股匪；但亚历山大城的朝廷绝不想依恋失败党甚或使它的武力听他们支配，却是不证而自明，并且不久便有召回埃及战船一事正式做证。对于战败者，西方的情势稍形有利。在西班牙，人民对庞培有强烈的同情，因此恺撒军不得不放弃原来由此进攻非洲的计划，并且一有著名领袖来这半岛，叛变似乎不可避免。再说非洲，自705年即前49年秋季以来，联合党或可谓在这里真正掌权的努米底亚王尤巴，已在整军经武，未受干扰。整个东方既因法萨卢斯之战而不复为联合党所有，他们却以光荣的方式大概可以继续作战于西班牙，并且确实可以继续作战于非洲；因为，努米底亚王久已服从罗马民社，要求他的援助以抗本国的革命党，自然是罗马人痛心的耻辱，但绝不是叛逆行为。当然，有些人在这绝望的斗争里不再顾及正义或名誉，也可以宣告置身法外，发动盗匪式的战斗；或者他们可以与独立的邻国结盟，把公敌引入内战；最后，他们可以口头承认君主政治，却用刺客的匕首进行正统共和的恢复。

战败者引退并且不承认新君政，这至少是当然的，因此也最确实表现他们的陷于绝境。自人类能记得的时候到当时，山中尤其海上不但是犯罪者的避难所，而且是穷苦不堪和含冤负屈者的安身处；自然地，庞培党和共和党要在山中和海上，对恺撒那把他们逐出的君主政体大胆作战；尤其自然的，他们要采取大规模的海盗行动，不过具有更坚固的组织和更明确的目标。就在来自东方的舰队被调回以后，他们仍拥有自己的很大舰队，而恺撒却永远等于没有战船；达尔马提亚部为了本身的利益起兵抗恺撒，他们既与达尔马提亚部有联络，又能控制最重要的海面和海港，对于海战尤其小规模的海战，这给人最有利的形势。往日苏拉追捕平民党终酿成塞尔托里乌斯的叛乱，这叛乱起初是海盗战，而后是陆盗战，最后成为一场极严重的战事，所以如果加图派的贵族或庞培的党羽有马略平民党那样大的精神和热心，如果他们中间有个真海王，那么，在那尚未克服的海上，也许可以兴起一个不属于恺撒君主国并且或与之势均力敌的国家。

至于想把独立的邻国拖入罗马的内战，借它的力量造成反革命，这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应当受更严厉百倍的指责；法律和良心判决投归敌国者的罪重于盗贼的罪，一伙得胜的盗贼较容易重回自由而有秩序的国家，由公敌引导回来的出亡者则较难，并且失败党也未必能用这种方法做成复位。他们只有向帕提亚国企图求救；关于此国，它是否要拿他们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至少还属可疑，至于它要为了这事对恺撒作战到底，更是难定。

共和党谋乱的日子尚未到来。

如是，战败党的余部毫无办法地听命运的支配，甚至那些决心继续作战的也既不知如何着手，又不知何处着手，同时恺撒仍旧是速断速行，不顾一切追赶庞培——他的敌人只有庞培是他看得起的将官，庞培一旦被擒，他的敌人的一半或且较厉害的一半必不再能活动。他带了少数兵士渡赫勒斯滂海峡，他那只小船在这里遇到敌方开往黑海的一个舰队，舰队人员听得法萨卢斯一战的消息，似乎吓得魂不附体，全部为他所俘；最必要的准备一行就绪，他便立刻急往东方去追庞培。庞培已由法萨卢斯战场往勒斯博斯，由这里带去他的妻子和次子塞克斯图斯（Sextus），然后绕小亚细亚驶往西利西亚，由西利西亚又驶往塞浦路斯。他原可以到科西拉或非洲去会他的同党；不过他厌恶他的贵族同盟，又想在法萨卢斯一战以后，尤其在他那可耻的逃走以后，他要在那里受什么待遇，他所以自辟蹊径，宁可托庇于帕提亚王而不托庇于加图，似乎即因此故。他正在塞浦路斯向罗马包税人和商人从事征收金钱和奴隶，并且把二千奴隶武装起来，忽接到消息说安条克已响应恺撒，到帕提亚的路已不通。所以他改变计划扬帆驶往埃及，因为他的旧部下有很多服务于埃及的军队，而且此国的位置和丰富资源可以给他重整旗鼓的时间和机会。

在埃及，托勒密·奥勒特斯身死（703年即前51年5月）以后，他那年约十六岁的女儿克娄巴特拉（Kleopatra）和年约十岁的儿子托勒密·狄奥尼苏斯（Ptolemäos Dionysos）遵父亲的遗嘱共登王位，并且成为夫妇；可是不久以后，这位弟弟或不如说他的监护人波提努斯（Potheinos）却把姐姐驱逐出国，使她不得不避难于叙利亚，她准备由这里回她祖国。为了保卫东境以抗克娄巴特拉，托勒密和波提努斯率全部埃及军驻在佩鲁修姆，正在这时，庞培，下碇于卡西角（Kasischen Vorgelirge），派人请国王准他登岸。埃及朝廷早已听得法萨卢斯的败仗，就要拒绝庞培的要求；但监护人狄奥多图斯（Theodotos）指出，如果这样，庞培或将利用他与埃及军队里的关系煽动兵变；有一个较为稳妥并且对于恺撒方面也较为可取的办法，即乘这个机会铲除庞培。在希腊世界的政客中，这种政治理论不易失其作用。

王军的将官阿契拉斯（Achillas）和庞培的几个旧部下乘一小舟到他的大船上，请他去见国王，又因水浅，请他入他们的小船。当他走上岸时，军事保民官卢奇乌斯·塞普提米乌斯（Lucius Septimius）由后面刺杀他，他的妻室和儿子由大船甲板上目睹庞培被杀，却既不能援救，又不能报仇，不得不居于旁观者地位（706年即前48年9月28日）。十三年前的今日，他在战胜米特拉达特斯之后，曾凯旋入首都，这位三十余年来号称伟人，多年来统治罗马的人物，竟在卡西险恶海岸的荒沙上死于他部下一个兵士之手。他是个良将，但智力和情感方面的天赋却属平庸，三十年间，命运所以用鬼神的恒心让他解决一切辉煌而不费力的事，所以许他采折他人所栽培养育的桂树，所以奉送他一切达到最高权力的条件，只为的是在他身上昭示一个古今无二的假伟人的炯戒。一切可怜的角色没有比名过其实的人更可怜的；这就是君主政治的不幸，因为一千年间，人民中未必能起来一位名副其实的王者。如果外表与实际的悬殊或永不如在庞培身上那样彰明较著，那么，下列一事很可以郑重考虑，即就某种意义而言，开一串罗马君主之先河的正是庞培。

恺撒随着庞培的足迹来到亚历山大城的碇泊所，见一切都已告终。庞培原是他的子婿，多年与他共掌国政，他为了生擒此人来到埃及，当凶手把庞培的头送到他的船上时，他深为震惊，转过脸去。恺撒要如何对付被擒的庞培呢？莽刺客的匕首使这问题无法答复；但人道的同情仍与雄心共存于恺撒的伟大胸襟中，这种同情既令他饶恕他的旧友，他的利害关系也要求他用刽子手以外的方法铲除庞培。庞培为罗马公认的统治者已二十年，这样根深蒂固的政权不能因人主之死而消灭。庞培之死并未使庞培党瓦解，反而使他们失去一个老朽无能的首领而在他两个儿子格涅乌斯和塞克斯图斯身上得到两个领袖，二人都是年少活泼的，塞克斯图斯又确乎是个人才。世袭的伪主风气有如寄生虫，立刻黏连在世袭君主政体之上，这种人事的变化对恺撒是否利多而害少，深可怀疑。

如今恺撒在埃及不再有事可做，罗马人和埃及人都预料他必立刻开船，从事于平定非洲和做一件巨大工作，即胜利后急待着手的组织工作。但恺撒不改其习惯，他无论到这广大帝国的何处，总立刻亲自把事务整理出一个结果来，又坚信罗马戍兵和埃及宫廷均不至于有何抵抗，并且正在急迫的经济困难之中；他于是率着随来的两个混合兵团，共有步兵三千二百，凯尔特和日耳曼骑兵八百，在亚历山大登陆，驻节于王宫，进行征收所需的款项和规定埃及的王统，波提努斯发出无礼的话说恺撒，不可为这些小事而忽略他自己那样重大的事，他也不为所动。对于埃及人，他做事公平，甚至宽大。虽则他们援助庞培可为责纳战费的理由，这块民穷财尽的地方却免于受罚；695年即前59年约定的款项起初拖欠，以后只付了半数，现在恺撒把它豁免，仅要求一千万第纳尔的结账钱。他命交战的姊弟即刻停战，请他们把争执交给仲裁去调查裁判。恺撒依据奥勒特斯的遗嘱，把埃及国断给那成为夫妇的姊弟克娄巴特拉和托勒密·狄奥尼苏斯，又不待要求便取消以前合并塞浦路斯国的法案，把它当作埃及王次子的封地，给予奥勒特斯的幼女阿西诺（Arsinoe）和幼子小托勒密。

但暗中正酝酿着一场狂风暴雨。亚历山大与罗马同是个世界城市，以居民的数目而言，不亚于意大利的首都，以活泼的商业精神、巧妙的工艺、科学和艺术的赏鉴力而言，却比它高明远甚；公民有强烈的民族自觉，即使缺乏政治的意识，至少有一种骚动的精神，因此他们有今日巴黎人的风气，常常热烈举行街市上的暴动；他们眼见罗马将军入主拉吉德王家的宫廷，他们的国王接受他的法庭的判决，他们的感觉可想而知。波提努斯和幼主，我们可以想见，既很不满意于这种严追旧债，又很不满意于王统争执受人干涉——其结果只能有利于克娄巴特拉。为了满足罗马人的要求，把神庙的宝物和国王的金器，故意招摇过市地送到造币厂去熔化；埃及人本来虔敬得流于迷信，又把宫中驰名世界的富丽景象仿佛当作自己的来享受，现在看见他们的庙宇四壁空空，他们国王的餐桌上摆着木杯，深为愤慨。罗马的戍军久驻埃及，许多兵士与埃及女子婚配大部已失其国民性，并且其中有一伙庞培的老兵以及意大利的逃犯和奴隶，由于恺撒的命令他们不得不停止叙利亚边境的战事，所以他们也既恨恺撒，又恨他那寥寥的高傲部下。就在登陆时，群众见人拿着罗马的斧钺走入古王宫，起了一次暴动，他的兵士又有许多在这城内遭暗杀，因此恺撒晓得以他区区的兵力抵抗那愤怒的群众，他的处境如何危险。但因本季多西北风，恺撒难于回去；他企图登船或许容易变为发动叛乱的信号；总之，恺撒不是不完事就走的人。因此，他立刻传令叫亚细亚的援兵开来，可是援兵来到以前，他却表示出极大的安全感。他营中的生活从没有比在亚历山大休息期间更快乐的；秀外慧中的克娄巴特拉既然对一般人不吝其妩媚，对她的仲裁人自更如此，恺撒也似乎在一切胜利之中最珍重他从美女方面得来的胜利。这是一出严重戏剧的快乐序曲。在阿契拉斯领导之下，并且，如后来所证实的，奉了国王和监护人的密令，罗马驻在埃及的戍军突然出现于亚历山大；人民见这军队来攻恺撒，他们即刻响应叛兵。

恺撒的镇定稍足以开脱他以前鲁莽之罪，他急忙集合他那分散的兵士，逮捕国王和他的大臣，设防自保于王宫和邻近的剧院。又因他的战舰队停在剧院正对面的主要港湾，他无暇为它谋安全，便命人把它纵火焚毁，并且小船据守那控制海港的灯塔岛法罗（Pharos）。这样，他至少得到一个有限的防御阵地，并且保住一条运粮和增援的通路。同时，他发令给小亚细亚的统兵官和最近的属国，叙利亚人和纳巴泰人，克里特人和罗德斯人，叫他们尽速派船到埃及来。叛军已由公主阿西诺和她的代表，阉人伽尼墨德斯（Ganymedes）率领，这时掌握全埃及和首都大半。在首都的街市，天天有战事，恺撒不能更自由地活动，只冲到那在城后面可供给他淡水和刍秣的淡水湖玛雷亚（Marea），亚历山大人也不能制伏被围者，使他们全无可饮的水；因为，在恺撒的市区中，尼罗河的渠水因导入的海水而不可饮时，可饮的水却出人意外地见于海滩上所掘的井中。

在陆地方面既不能胜恺撒，攻军便致力于毁灭他的舰队，断他那赖以得粮的通海路线。灯塔岛和连结此岛与陆地的防波堤把海港分为东西两半，两半借防波堤的两个拱门互通往来。恺撒控制此岛和东港，防波堤和西港则为亚历山大人所据；亚历山大的舰队既被焚，他的船只出入无阻。亚历山大人先想使火船由西港驶入东港，没有成功，然后以他们武库中的余物装备了一支小舰队，这时一队运船由小亚细亚载着一个兵团来到，由恺撒的船只拖带入港，为小舰队所阻；但恺撒部下精良的罗德斯水手压倒敌人。然而不久以后，亚历山大人夺取了灯塔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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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里完全封锁了东港通大船的狭窄而多礁的港口；于是恺撒的舰队被迫停在东港前面无港埠设备的碇泊所，他与海上的联络仅系于一发。恺撒的舰队在这碇泊所，屡遭敌方优势海军的攻击，既不能避免众寡不敌的战斗，因为灯塔岛的失陷使它们无法入内港；又不能开船离去，因为碇泊所一失，恺撒通海的路线将全被封锁。虽则兵团的勇士有罗德斯巧妙水手的支援，一向使罗马人得胜，可是亚历山大人孜孜不倦地补充和增添他们的海军，每次攻军要打仗，被围者便非打仗不可，如果被围者有一次战败，则恺撒必全被封锁，或许竟致覆没。

绝对必要的是设法收复灯塔岛。小船由海港方面，战舰由海岸方面两路进攻，于是不但此岛确入于恺撒的掌握，而且防波堤的下段亦然；他们到了防波堤的第二个拱门时，恺撒下令停攻，并命他们在那里筑一道横墙堵塞防波堤向城市的一面。但是激烈战斗起于筑墙者的周围，罗马队伍全离开那与岛连接的防波堤下段；不料有一支埃及兵在那里登陆，从后面攻打那些拥挤在防波堤横墙处的海陆军兵，把这混乱的人群赶得纷纷落海。一部分为罗马船舶所救起，大部分溺死。约有四百兵士和更多的舰队人员做了这次战事的牺牲品；将军本人与部下同遭此难，不得不逃避到船上，船因载人过多而下沉时，他又不得不游泳到另一只船。但灯塔岛连同那远至第一个拱门的防波堤仍在恺撒手中，所受损失虽重，此岛的收复却足偿损失而有余。

渴望的救兵终于到来。波加蒙的米特拉达特斯是米特拉达特斯·攸帕托一派的善战武士，并且自称为他的私生子，他经陆路由叙利亚带来一支庞杂的军队——黎巴嫩君长部下的伊泰里亚人、散西科蓝之子詹布里克（Jamblichos）部下的贝都因人、大臣安提帕托（Antipatros）部下的犹太人以及西利西亚和叙利亚一般小酋长和民社的助战队。米特拉达特斯到佩鲁修姆，幸而当日即把它占领，由这里走大路进趋孟菲斯（Memphis），以避三角洲河汊纵横的地带，而由尼罗河分支以前的地方过渡；犹太农民卜居埃及这地带的特别多，给他许多的援助。恺撒为了使幼王托勒密消弭变乱，已把他放给人民，结果无效，埃及人在他领导之下派一支军往尼罗河上要把米特拉达特斯阻在河的彼岸。这支兵竟与敌人相遇于孟菲斯以外，翁尼（Onion）与赫利奥波利斯（Helioplis）之间的所谓犹太营；然而米特拉达特斯习于罗马式的行军和扎营，屡战屡胜，达到对岸的孟菲斯。另一方面恺撒一接得救兵来到的消息，立刻用船载一部分军队到亚历山大以西玛雷亚湖的尾部，绕过这湖顺尼罗河而下，以迎接沿河上行的米特拉达特斯。

敌人不想阻挠他们的会师，会师告成。然后恺撒走入国王已退到的三角洲，尽管埃及前锋阵前有一道深沟，他第一次冲锋便把他们击破，即刻猛攻埃及的兵营。这兵营位在一片高地的脚下，介于尼罗河——与河仅隔一条小径——与难以行近的沼泽之间。恺撒令一支兵攻这兵营的前面，另一支兵同时沿尼罗河的小径攻它侧面，在进攻中，又令第三支兵秘密攀登营后的高地。他得到全胜，攻下兵营，埃及人未死于敌人刀下的都想逃到尼罗河上的舰队时溺死。幼王所乘的小船因载人过多而下沉，他与小船同没于本国河流的波浪中。

由战场上，恺撒即刻率骑兵经陆地方面直入埃及人所占的首都区域。敌人衣丧服，手持神像来接他，恳求和平；他的军队见他由出发方向的对面回来，得了胜利，以无限的喜悦欢迎他。这城胆敢阻挠世界主人的计划，使他险些遭到灭亡，现在它的命运握在恺撒手里；不过他饶有人君的度量，不理会这事，按对待马赛利亚人的办法对待亚历山大人。他们的城大受糜烂，谷仓、驰名全世的图书馆和其他重要公共建筑都在焚烧舰队时化为乌有，恺撒指着这座城，劝它的居民将来专诚致力于培养和平的艺术，治愈他们加在自己身上的创伤；此外，他仅止于准许卜居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与本城的希腊人享同等权利，以前罗马戍军至少在名义上听命于埃及王，他现在代以正式的罗马戍兵——两个曾在那里被围的兵团和另外一个来自叙利亚的兵团——由他所任命的将官指挥。这是个亲信的职位，他故意选择一个因为门第关系而不能滥用它的人来充任，这就是鲁菲奥（Rufio），一位善战的武士，但是脱籍人的儿子。克娄巴特拉和她弟弟托勒密得到在罗马主权之下的埃及政权；公主阿西诺被运往意大利，以免埃及人再用她做叛乱的借口，因为埃及人不脱东方人的习气，忠于他们的王室，却不问王者为谁；塞浦路斯又成为西利西亚省的一部分。

这次亚历山大的叛乱，它本身虽无足轻重，与同时发生在罗马国的世界史事虽少真实的联系，然而由一方面看，它对世界史事却有重大的影响，即这次叛乱迫使这位手握万几，没有他便一切不能做、一切不能解决的人，自706—707年即前48年10月—前47年3月把他正当的工作搁在一边，以便与犹太人和贝都因人共攻一座城的群众。一人专制的后果始赫然显露出来。人们有了君主政治；可是处处流行极可骇的混乱状态，君主又不在场。恺撒党一时正如庞培党，无人领导；各处的事专视各个将官的才力，尤其偶然事件而定。

在小亚细亚，当恺撒动身往埃及之时，并无敌人。但恺撒下令给该地副将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要他把法那西斯擅自由庞培同盟方面夺去的土地收回；法那西斯与他父亲一样，也是个顽强骄横的暴主，坚持拒绝退出小亚美尼亚，于是除率兵攻他外，没有别的办法。卡尔维努斯原有由法萨卢斯战俘编成而留在后面的三个兵团，他已不得不派出其中两个往埃及；他为了补这缺陷，由卜居本都的罗马人中仓促征集了一个兵团，再加以德奥塔鲁斯部下按罗马式训练的两个兵团，率着他们入小亚美尼亚。但博斯普鲁波军有多次与黑海居民交战的经验，显然比卡尔维努斯的军队善战。

在尼科波利斯一战，卡尔维努斯的本都征兵被击破，加拉提亚的兵团逃走；只有罗马人那个老兵团能杀出一条路去，损失不大。卡尔维努斯不但不能攻取小亚美尼亚，而且法那西斯重占他那本都“祖传国”，把他全副可恨的苏丹脾气发泄在该处居民，尤其是不幸的阿弥索斯人身上，他也不能阻止（706—707年即前48—前47年的冬季）。以后恺撒亲到小亚细亚，使人通知他说：法那西斯不助庞培，对他个人有功，却抵不得他那加在帝国的损害，在任何商谈以前，他须退出本都省，并且送还他所劫掠的财产。这时他固然声明愿意服从，可是他深知恺撒有如何良好的理由赶往西方，不认真做退出的准备。他不晓得恺撒每着手一事，必把它做完。恺撒不再交涉，率着他由亚历山大带来的一个兵团以及卡尔维努斯和德奥塔鲁斯的部队，进攻法那西斯扎在琪拉的兵营。博斯普鲁斯人见他前来，便奋勇越过掩护他们正面的深涧，冲上山去攻罗马人。恺撒的兵士仍在从事于扎营，行列一时发生动摇；不过惯战的老兵迅即精神再振，以身作则地实行总攻，结果全胜（707年即前47年8月2日）。五天之内，战争完毕——在这每一小时均属可贵的时候，这是个无价的幸事。

国王已取道西诺培回国，恺撒委托法那西斯的庶出昆仲，即勇将波加蒙的米特拉达特斯追赶他，又为了酬谢他在埃及所立的功劳使他代法那西斯为博斯普鲁斯国王。此外，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事务都和平解决了：恺撒自己的同盟受厚赏，庞培的同盟大抵受罚金或申饬后释放。只有最强大的庞培党德奥塔鲁斯又局限于他世袭的偏小领域即托利斯托伯吉部，小亚美尼亚非他所有，成为卡帕多奇亚王，阿里奥巴赞的封地。德奥塔鲁斯所篡的特罗克弥四王之职归于博斯普鲁斯新王，新王母族出自伽拉廷一个君长之家，父族出自本都三家。

当恺撒在埃及时，伊利里亚也发生了很严重的事。几百年来，达尔马提亚沿海一带总是罗马政权的痛处，自都拉奇乌姆之战起，该地人民就公开与恺撒为敌，并且在色萨利战争以后，内地也充满了分散的庞培党。然而昆图斯·科尔尼菲西乌斯却能以其由意大利来此的兵团镇压本地人和亡命徒，同时又足以办理在这荒野地方供给军粮的难事。库里克塔之役的战胜者，良将马尔库斯·屋大维，率庞培一支舰队来到这里海面，对恺撒水陆作战，甚至在这时候，科尔尼菲西乌斯赖耶德斯丁（Iadestines，即扎拉［Zara］）船舶和港埠的支援，也不但晓得如何自保，而且他这方面也对敌方舰队打了几个海上的胜仗。但恺撒把奥卢斯·伽比尼乌斯由放逐中召回，命他做伊利里亚省长，706—707年即前48—前47年的冬季，新省长率步兵十五中队和骑兵三千由陆路来到伊利里亚，于是战略一变。他前任只限于小规模的战事，这个勇猛活泼的人却不顾严寒的天气，即刻率领他的全军从事于远征山地。但不利的气候、给养的困难和达尔马提亚人的英勇抵抗消耗了他的军队；伽比尼乌斯不得不开始退兵，中途为达尔马提亚人所攻，遭到惨败，带了他那堂皇军队的薄弱残部很费力地来到萨隆（Salonae），不久以后，他死在此地。于是伊利里亚沿海城市大都向屋大维的舰队投降；那些依附恺撒的，如萨隆和伊庇道鲁斯（Epidauros，即拉古萨-维齐亚［Ragusa vecchia］），受海上舰队和陆上蛮族的激烈压迫，以致被围在萨隆的残兵似乎不久就要投降献城。这时布隆迪西乌姆兵站的统领是那有魄力的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他既没有战船，便命人把船嘴装在普通船只上，用那些出医院的兵士做水手，他带着这种临时造成的战舰与屋大维远占优势的舰队交战于陶里斯（Tauris，即勒西纳［Lesina］与库尔佐拉［Curzola］之间的托尔科拉［Torcola］），统兵官和水手的骁勇常常可以弥补船舰的缺陷，此战也非例外，恺撒军竟得到辉煌的胜利。屋大维离开这里的海面而往阿非利加（707年即前47年春间）；固然，多年之间，达尔马提亚人仍很顽强地继续抵抗，但这不过是局部的山岳战争。当恺撒由埃及回来，他这位果敢的副将已消除了伊利里亚目前的危险。

阿非利加的局势更为严重。自内战开始以来，宪政党就绝对主宰此地，并且他们的势力增长不已。迄法萨卢斯之战，真正操这里政权的是尤巴王，他打败了库里奥。他那飘忽的骑兵和无数的弓手是军队的主力，庞培党的省长瓦鲁斯在他旁边，是个很不重要的角色，他甚至须把向他投降的库里奥兵交给尤巴，又须坐视这些人受戮或解往努米底亚腹地。法萨卢斯之战以后局势一变。除庞培本人外，战败党没有一个名流想投奔帕提亚人。他们也不企图用他们的联合力量保持海权；马尔库斯·屋大维在伊利里亚海面发动的战事是孤立的行动，没有长久的效果。大多数的共和党和大多数的庞培党一齐向阿非利加走来，只有在这里还可以对僭主做光荣合法的战争。法萨卢斯溃散的残兵，都拉奇乌姆、科西拉和伯罗奔尼撒的戍兵，伊利里亚舰队的余部渐渐在此集合；第二元帅梅特路斯·西庇阿，庞培的二子格涅乌斯和塞克斯图斯，共和党的政治领袖马尔库斯·加图，良将拉比努斯、阿弗拉尼乌斯、裴特雷、屋大维等也在此地聚会。流亡者的力量虽已减少，他们的狂热，如果可能，却反而增加。不但他们仍旧杀戮俘虏和恺撒的来使，而且尤巴王兼有党人的愤怒和非洲半开化人的凶暴，也立下一条规则，即任何民社若有同情于敌人的嫌疑，他们应灭绝其人民，烧毁其城市，并且对几个城邑，例如对哈德鲁米图姆附近不幸的瓦加，竟实行了这种理论。真的，仅赖加图的力行调停，此省的首城，那正如往日的迦太基久已为努米底亚王所嫉视的繁荣城市乌提卡，始未遭尤巴的同样待遇，他们对此城的公民仅采防范的步骤，因为人说此城公民倾向恺撒，确乎不是诬告。

恺撒本人或他的任何副将既都对阿非利加毫无动作，联合党饶有时间做政治和军事上的新部署。第一，庞培死后，所遗元帅一职须再选人递补。尤巴王非不欲仍保持迄法萨卢斯之战，他在阿非利加所占的地位；一般看来，他的举动实不再像个受罗马保护的人，而像个平等的盟友甚至保护主，例如他胆敢铸造刻有他的名字和纹章的罗马银币，甚至提出只有他可在营中穿紫衣的主张，向罗马统兵官建议要他们脱去紫色的官服。再者，梅特路斯·西庇阿替自己要求元帅职，因为在色萨利战争中，庞培以身为子婿而非以普通的军事理由，曾承认他与自己地位平等。瓦鲁斯以阿非利加省长——固然是自命的——资格也提出同样的要求，因为战争在他辖境内进行。最后，军队愿意马尔库斯·加图做他们的领袖。他们显然是对的。只有加图具有这繁难职务所必需的热心、毅力和权威；如果说他不是个军人，那么，任命一个晓得自谦而任部下做事的非军人为元帅，比任命一个如瓦鲁斯那样未见其才或甚至如梅特路斯·西庇阿那样已见其不才的将领为元帅，实好得无限。他们终于决定命西庇阿为元帅，而这决定大致为加图自己所促成。这事的原因不是他自觉不胜其任，也不是他的虚荣心觉得拒绝比接受更于他有利，更不是他喜爱或敬重西庇阿，反之，他却对这人有私仇，这人处处以无能著名，只因他是庞培的岳父，才能达到一种重要地位；唯一的原因是他固执法律的形式，宁愿使共和守法而灭亡，不愿用不规则的方法拯救它。法萨卢斯之战以后，他与马尔库斯·西塞罗相遇于科西拉，西塞罗自充任西利西亚省长以来仍带有将军衔，他由法律观点认为这人是他的上司，便请把科西拉的兵权转交西塞罗。这位不幸的律师现在正千遭万遍地诅咒那由阿玛诺斯（Amanos）折来的桂枝，被他这种甘愿的举动弄得几乎没有办法，连一切稍有眼光的人也为之惊愕。而今有更重要的事待解决，加图也应用同一原则；元帅的位置应属于谁，他考虑这问题，仿佛是图斯库鲁姆一块地的问题，便把它判归西庇阿。有了这个判决，他自己和瓦鲁斯的候补权一同作废。但毅然反对尤巴王的要求的也是他，并且只有他；他使尤巴感到罗马贵族到他这里来与到帕提亚大王那里去不同，他们不是来向保护主请求援助，而是下令要求属国援助。在当时驻非洲的罗马兵力情况之下，尤巴不免稍微降低他的要求；但他仍能对软弱的西庇阿贯彻他一种主张，即他的兵饷应由罗马国库负担并且人应向他保证，一旦得胜必把阿非利加省割给他。

“三百人”的元老院重起于新元帅的旁边。它在乌提卡设院址，为了补充缺额，容纳骑士阶级最有名有钱的人。

大体由于加图的热心，军备的进行不遗余力，每一能胜兵役的人，甚至新自由人和利比亚人，都被招入兵团，因此很多人脱离农业，以致田地大部分无人耕种；但所达到的结果确乎足以动人。重步兵达十四个兵团，其中两个是瓦鲁斯业已成立的，另外八个是用流亡人和本省征兵合编的，四个是尤巴王按罗马式装备的兵团。重骑兵除尤巴部下按罗马式装备的马队外，还有与拉比努斯同来的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以及种种合并在内的人，共一千六百名。轻兵有无数骑马不用缰辔、作战只用标枪的努米底亚人，有一些骑射兵，还有一大队步下的弓手。此外加以尤巴的战象一百二十匹，普布利乌斯·瓦鲁斯和马尔库斯·屋大维所指挥的舰队五十五艘。金钱十分缺乏，赖元老院方面的自动纳税而稍得补救，因为使阿非利加最富的资本家入元老院，税收更加充裕。无量的粮食和其他军需品堆积在能守的要塞中，同时未设防城邑的储藏却被尽量移去。恺撒不在此处，他的兵团嚣张难制，西班牙和意大利又起了骚动，因此他们的精神渐渐振作起来，法萨卢斯战败的回忆始消逝，新鲜的胜利希望始到来。

恺撒在埃及浪费时间，所受报应没有比在这里更重的。如果庞培一死，他立刻到阿非利加去，他会遇见一支薄弱、紊乱而恐慌的军队，又可以看见一群毫无组织的领袖；可是到了现在，特别由于加图的努力，阿非利加的军队却与法萨卢斯战败的军队人数相等，由名将率领，并且受严格的监督。

一般看来，恺撒这次远征阿非利加似乎有个特殊的灾星主宰着。就在他登船往埃及以前，他已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安排了种种措施，以便做阿非利加战争的初步和准备，但这一切只是酿成祸患。按恺撒的指示，南省长官昆图斯·卡西乌斯·郎吉努斯应率四个兵团自西班牙渡海到非洲，在这里与西毛里塔尼亚王博古德（Bogud）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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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与他一同进攻努米底亚和阿非利加。但这开往非洲的军队里有许多西班牙的土人和两个以前属于庞培的完全兵团；对庞培的同情既流行于此省，也流行于军队，恺撒党长官那种拙笨强暴的举动又不适于消弭此项同情。一场正式的叛变发生了；军队和城市分为两派，有拥护省长的；有反对省长的；那些起来反抗恺撒这位副将的已想公然揭出庞培的旗帜，庞培的长子格涅乌斯已由非洲登船来西班牙以利用这有利的转变，这时最有名望的恺撒党自己否认这位省长，北省统帅又出来干涉，结果恰好及时平定了叛乱。格涅乌斯·庞培想占据毛里塔尼亚而无功，在途中耽搁，来得太迟；恺撒归自东方以后，派盖乌斯·特雷博尼乌斯往西班牙去代卡西乌斯（709年即前45年秋季），特雷博尼乌斯到处遇见绝对的服从。但在这些错误之中，西班牙自然毫无作为来骚扰非洲共和党的组织工作；这还不算，西毛里塔尼亚王博古德拥护恺撒，至少可以阻碍尤巴王和他的部队退到西班牙去。

恺撒下令集合军队于南意大利，以便与他一同登船往非洲。但在这些队伍中，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故。它们大都是老兵团，曾在高卢、西班牙和色萨利奠定恺撒的宝座。这些队伍的精神未因胜利而改善，却因长期在下意大利休息而完全败坏。将军曾要求他们做几乎非人所能的事，其结果不幸赫然见于他们那人数大减的行伍，这事就在这些铁汉中间也留下一种潜伏的仇恨，只要有时间和安静，仇恨便使他们的心情沸腾起来。唯一能驾驭他们的人不在此地，并且有一年之久差不多杳无消息；长官畏惧士兵远甚于士兵畏惧长官，长官常宽恕这些征服世界者对居停主人的种种暴行和每一件不守纪律的事。登船开往西西里的命令到来，兵士要离开坎帕尼亚的逸豫生活，而代之以艰苦必不亚于西班牙和色萨利两役的第三次战役那松得太久、紧得太骤的羁络突然折断。众兵团要领得许给他们的赏赐才肯从命，用辱骂来拒绝恺撒派来的军官，甚至投石打他们。人们想提高所许的数目以消弭初起的叛变，结果不但无效，而且兵士成群地开往首都，要逼迫将军履行诺言。几个军官想在半途中制止兵变，竟遭杀害。这是个可怕的危险。恺撒当然虑到他们要来劫掠，便命城内少数的兵把守城门，至少挡住第一群人的劫掠，而后突然现身于怒气冲冲的群众中间，问他们要什么。他们大叫“退伍”。转瞬之间，这要求就被照准。恺撒附带着说，关于他许给兵士的凯旋赏以及关于他未曾许但是决定给他们的土地，他们可以在他和别的兵士凯旋之日向他申请；他们当然不能参加凯旋本身，因为他们先已退伍。群众没有想到有这种转变；他们本来深信恺撒要在非洲作战，非有他们不可，他们所以要求退伍，只为的是如果不准，他们可以在这上面附加他们的条件。多半由于怀疑自己是否必不可少或由于太难重返故道，这误入歧途的交涉再入正轨；作为人，见主帅的精诚甚至对忘掉忠节的兵士还守然诺，主帅的宽宏就是目下所给予的仍远过于所承诺的，不免觉得惭愧；身为军人，听元帅说他们将来须仅以百姓资格旁观战侣的凯旋，并且不再把他们唤作“战侣”而唤作“公民”，这种出自他口、听着这样耳生的称呼，仿佛把他们引以自豪的往日当兵生涯一下全部毁灭，不免深动于中；又加以处在这位雄伟无敌的人的魔力之下，兵士们一时默然站在那里，沉吟不决，然后四面八方起了一阵喊声，请将军再向他们开恩，再许他们被称为恺撒的兵士。恺撒先让他们求够了，然后准如所请；但这次兵变的祸首却被削去三分之一的凯旋赏。历史上没有比这更大的心理杰作，也没有比这更完全成功的。

虽然如此，这次兵变却有害于阿非利加战役，因为它至少延缓了开战之期。恺撒来到指定的登船港利利巴厄姆时，那十个应往非洲的兵团仍未完全集合于此地，并且熟练的兵团落后最远。然而六个兵团，有五个是新编的，刚到这里，所需的战舰和运输船刚开来，恺撒便带他们出港（按未修正的历法在707年即前47年12月25日，按儒略历法约在8月8日）。因秋分时暴风正盛，敌方船队排列在迦太基湾前面埃吉穆岛的海滩上，不妨碍他们渡海；不过这阵暴风却把恺撒的舰队吹得四散，他乘机会在距哈德鲁米图姆（即苏萨［Susa］）不远处登陆时，他所能卸下的不过步兵约三千人，大部为新兵，和骑兵一百五十人。哈德鲁米图姆有敌人重兵据守着，他想夺此城，没有成功；但恺撒占据了两个相隔不远的海口，一个是鲁斯皮那（Ruspina，即苏萨附近的莫尔斯提尔［Monastir］），一个是小勒普蒂。他在这里筑垒自守；但他的地位很欠稳固，以致他使骑兵留在船上，使船舱装载淡水做开航的准备，以便若有优势的敌军来攻，他可以随时再行上船。然而没有这种必要，因为正在恰好的时候，遇风失路的船只来到（708年即前46年1月3日）。由于庞培党所做的布置，恺撒军痛感缺粮，就在次日，恺撒带着三个兵团从事于远征内地，但走到距鲁斯皮那不远的地方，遇见拉比努斯率来想把恺撒逐出海岸的军队来攻。拉比努斯仅有骑兵和弓手，恺撒差不多仅有列阵的步兵，所以兵团旋被包围，受敌人的射击，无法还手，也无法进攻取胜。固然全线的展开解救了两翼，英勇的冲锋保全了军誉；但退兵在所不免，如果鲁斯皮那不那样近，摩尔人的标枪也许可以在这里做出帕提亚人的弓箭在卡莱所做的事。

这次战斗使恺撒十分明白当前战争的困难，他的兵没有经验，又见这种新战术而气馁，他不再使他们受这样的攻击，等待老兵团的到来。敌人在远武器上占绝对的优势，恺撒利用这个期间稍图抵抗。他把舰队的相当人员归并到陆军里做轻骑兵和弓手，这不能有多少效用。恺撒所策动的牵制战收效稍大。盖图利亚部落游牧于大阿特拉斯（Atlas）山对着撒哈拉沙漠的南麓，恺撒居然能使他们起兵攻尤巴；原来马略和苏拉时代的战乱甚至也波及盖图利亚人，当时庞培曾使他们属于努米底亚王，为他们所愤恨，又自朱古达战争以来，伟大马略的好处还长存于他们的记忆中，所以他们对庞培的愤恨，自始就使他们倾向于马略的继承人。毛里塔尼亚的二王，丁吉斯的博古德和约尔（Iol）的博古斯，都是尤巴的天然敌人，并且久已与恺撒稍有联络。再者，喀提林党的最后一人，努凯里亚的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仍流浪于尤巴和博古斯两国间的边区，十八年前，此人由意大利的破产商人变为毛里塔尼亚的佣兵队长，自此以后，就在利比亚的争斗中博得名望和一队亲随兵。现在博古斯和西提乌斯联合侵入努米底亚境内，占据重镇锡尔塔，他们的攻势以及盖图利亚人的攻势迫使尤巴把一部分军队调到他的南边和西边。

但恺撒的处境仍是够苦的。他的军队拥挤在一块五十多平方里的地方；他的骑兵一如往日在都拉奇乌姆城下的庞培骑兵，也很感到刍秣的缺乏。不管恺撒如何努力，敌方在轻兵上仍对他占无限的优势，以致就是要用老兵实行攻入内地，也似乎几不可能。如果西庇阿向后退却，放弃沿海的城市，他也许能得个胜利，与奥罗德斯的维齐尔得自克拉苏，和尤巴得自库里奥的一般无二，至少他能把战事拖得无限长久。只要最简单的考虑便能想出这个作战计划，甚至加图，他虽不是战略家，也劝人采用它，同时又自请率一支兵渡海到意大利，号召共和党起兵，该地正完全陷于混乱，这事很可成功。不过加图仅能献议，不能下令；元帅西庇阿却决定应在沿海一带作战。这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抛弃了一种确有胜利可望的战略，而且因为他们把战争移到的地方正在严重骚乱之中，他们用来抵挡恺撒的军队也大部想要叛变。他们雷厉风行地征兵，取去粮食，蹂躏小地方，一般人觉得自己被牺牲在一种自始即与己无干并且今已覆败的主义上，因此本地人民对这些在阿非利加地面做最后决死战的罗马共和党，愤愤不平；此党又对一切仅有冷淡嫌疑的民社实行恐怖政策，于是这种愤怒高涨，成为极激烈的怨恨。阿非利加的城市，只要是敢做这事的，无不响应恺撒；盖图利亚人和利比亚人大批在轻兵队甚至兵团里服兵役，在他们中间，逃亡蔚为风气。但西庇阿以愚人所特有的顽固态度，坚持他的计划，率全军由乌提卡来到恺撒所据的鲁斯皮那和小勒普蒂城下，用重兵戍守北方的哈德鲁米图姆和南方的塔普苏斯（Thapsus，在拉斯迪马斯［Râs Dimâs］岬）；尤巴也带着边防所不需的全部队伍来到鲁斯皮那，二人共同向对方屡次挑战。但恺撒决定等候他那些老兵团。当老兵团陆续到来而出现于战场的时候，西庇阿和尤巴便不再乐于拼一次阵地战，又因他们的轻骑兵占非常的优势，恺撒无法逼迫他们作战。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费在鲁斯皮那和塔普苏斯附近的行军和游击战，主要目的一则寻找当地常有的窖藏粮食（silos
），二则扩展哨兵线。恺撒为敌方骑兵所迫，不得不尽量据守高地，或用壕垒线掩护他的侧面，可是在这艰苦而无希望的战事中，他渐渐使兵士习于这种别致的战法。朋友和仇敌几乎不认得，这位谨慎的决斗师细心训练部下并且常常亲加训练的，就是那位神速的将军；这种兼长缓战和速战的出色本领几乎使他们大惑不解。

到了最末一批的援兵来会以后，恺撒终于向侧面移动，进趋塔普苏斯。如上所述，西庇阿已置重兵戍此诚，因而犯了错误，即给敌人一个易于夺取的攻击目标，不久，他在第一个错误上又加了第二个更不可恕的错误，即为了救塔普苏斯，他如今在列阵步兵操决定权的地面向敌索战，促成恺撒所愿而西庇阿迄今当然拒绝的野战。西庇阿和尤巴的兵团直接沿着海岸来在恺撒兵营的对面，前列准备厮杀，后列从事掘壕筑垒；同时塔普苏斯的戍兵也准备反攻。恺撒的守营卫兵就足能击退后者。敌人的阵势欠稳固，行列不整齐，恺撒那些惯战的兵团已由此确定敌人的强弱，便迫令号兵吹攻击号，全线在恺撒领导之下向前进攻。恺撒见他的部下不待他发令便向前进，驰马赶来，率领他们攻击敌军。右翼在他部之前，发弹射箭，把对面的战象队——这是大战用象的最后一次——吓得回冲自己的队伍。掩护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敌军左翼被击破，于是全线溃败。败军的新垒还未造好，旧垒在很远的地方，因而他们被歼灭的更多；两座营垒几无抵抗先后陷落。败军大部抛掉武器请求饶命，但恺撒的兵昔曾在伊莱尔达城下甘愿停战，在法萨卢斯慨然宽容无法自卫的人，如今却不同了。在塔普苏斯战场上内战的习惯和兵变所留下的仇恨都发泄得很是可怕。如果与他们交战的蛇怪永远再生新头；如果军队调来调去，由意大利到西班牙，由西班牙到马其顿，由马其顿到阿非利加；如果他们永未得到所日益渴望的安息，兵士追求其原因，以为在于恺撒那不合时宜的宽仁，并非毫无根据。兵士发誓要补救将军的疏忽，已缴械的同国人的哀求以及恺撒和高级军官的命令，他们一概置若罔闻。于是五万人横尸于塔普苏斯的战场，内有几个以暗中反对新君制知名因而为部下所杀的恺撒将领，这表示兵士如何自谋安息。另一方面，得胜军死者不过五十人（708年即前46年4月6日）。

塔普苏斯之战以后，阿非利加无人继战，正如一年半以前法萨卢斯之败以后东方也无人继战。加图以乌提卡的统帅资格召集元老院会议，报告防御力量的状况，向集会者提出讨论，他们究竟要投降还是要自卫到最后一人，他只恳求他们不要各自决定和行动，而要全体一致。那较为勇敢的意见得到几个人的拥护；有人建议为了国家，应解放能当兵的奴隶，但加图以为这是侵犯私产的违法举动，加以拒绝，他提出一个对策，即向蓄奴者呼吁爱国。但这集会里的人大都是阿非利加的大商人，这一阵的决断不久便过去了，他们一致赞成投降。以后摄政苏拉之子福斯图斯·苏拉和卢奇乌斯·阿弗拉尼乌斯率一支强大的骑兵由战场来到，加图仍企图用他们来守此城；但他们要求先让他们把乌提卡不可靠的公民一概杀死，加图愤然拒绝，他宁可让共和党这座最后的堡垒无抵抗而落入新君之手，也不愿用这种屠杀来污辱共和的末日。他既一部分以他的权威，一部分以慷慨的布施，竭力制止了兵士对不幸的乌提卡人的愤怒；他既以动人的关切，尽其所能，对不愿委身受恺撒宽恩的人供给逃走的资助，对愿留居的人供给在最佳条件下投降的机会；既已完全明白他不能给任何人更进一步的帮助，他便自认为解脱了统帅职务，回到寝室，拔刀刺入自己的胸膛。

至于其他逃亡的领袖，也只有少数能免于难。由塔普苏斯逃走的骑兵遇到西提乌斯的部队，不遭斫死，便被生擒；他们的首领阿弗拉尼乌斯和福斯图斯被解交恺撒，恺撒既不命人把他们处死，他的老兵便起而暴动，杀掉他们。元帅梅特路斯·西庇阿与败军的舰队同落在西提乌斯的私掠船掌握，他们正要下手时他自刺而死。尤巴王对这种结局并非无备，他决定若遇此事，要用一个他认为合于王者的死法，于是命人在他属下扎玛的集市上造一个绝大的火葬场，意欲把他的一切财宝和扎玛全体公民的死尸与他的身体一同化为灰烬。但此城的居民不愿在这位非洲的萨尔丹纳帕鲁斯（Sardanapalus）的丧葬典礼中被用作点缀品，国王偕马尔库斯·裴特雷由战场逃到城下时，他们闭门不纳。有些人习于炽烈骄横的享乐生活，性情野蛮化，甚至把死也弄成一个狂醉的筵宴，尤巴王也非例外，他和裴特雷走到他的一座别墅，使人摆上丰盛的筵席，宴会已毕，便挑逗裴特雷与他决斗至死。这位战胜喀提林的人死在国王手里，然后国王令一个奴隶把他刺死。少数漏网的名人，如拉比努斯和塞克斯图斯·庞培等，都继后者的长兄逃往西班牙，仿往日塞尔托里乌斯的办法，在这仍属半独立地域的水面和山中，寻求海盗和陆盗的最后安身处。

现在恺撒调整阿非利加的事务，没有阻碍。按照库里奥从前的建议，马西尼萨的王国被分裂。最东部即西提非（Sitifis）区域被并入东毛里塔尼亚王博库斯的国土，忠实的丁吉斯王博古德也受到厚赏。锡尔塔（今康斯坦丁Constantine）及其周围地带一向在尤巴主权之下为君长马西尼萨及其子阿拉比奥（Alabion）所据的，现在为佣兵队长西提乌斯所领有，以安置他那些半罗马的部队；
(10)

同时，这块地方以及前努米底亚国最大最肥美的部分都合并在旧有的阿非利加省内，名“新阿非利加”；共和政府曾把此地沿海对沙漠游徙部落的防务，委托保护国的君主办理，新君主却使帝国本身负担这种防务。

如是，庞培和共和党所做的对恺撒君主制的战斗，历四年之久，结果新君主完全胜利。固然，君主制不是在法萨卢斯和塔普苏斯的战场上创立的；自庞培和恺撒联合建立共治制度和推翻从前的贵族政体之日起，君主制可谓即已开始。然而只是经过706年即前48年8月9日和708年即前46年4月6日的流血洗礼，那与专制根本相反的共治始告废除，新君主制始得到长久的稳定和正式的承认。伪主起事和共和党作乱可以继之而来，酿成新骚动或甚至新革命和复古；但绵延五百年未尝中断的自由共和政体却被打破，君主制因系既成的事实而合法，便成立于罗马大帝国的全境。

宪法的斗争结束了，加图在乌提卡拔刀自刺的时候，他就宣告了这事的结束。多年以来，在正统共和对其压迫者的奋斗中，他总是最居前列的人物，他在久已不存任何得胜的希望以后，仍继续奋斗。但是到了现在，奋斗本身已不可能；布鲁图斯所创的共和已死，并且不能复活；共和党在世上还有什么可做呢？财宝被抢去，于是警卫兵卸职；如果他们回家，谁能责骂他们？加图的一死比他过去的一生更为高尚，尤其更为明智。加图绝不是个伟大人物；但尽管他那样无远见，那样刚愎，那样枯燥烦絮，尽管那些谬误的空谈使他在当时和万世为无思想的共和主义者所宗仰，为一切玩弄共和主义的人所宠爱，可是在那陷于覆亡的大制度临终之时，却只有他光荣英勇地加以保卫。因为最聪明的谎言遇到最单纯的实话便在内心里觉得无地自容，又因为人性的高尚和光荣毕竟不赖聪明而赖诚实，所以加图在历史上的地位高于许多智力远胜于他的人物。他的身为痴人只是提高了他那一死的深长悲剧意义，实则正因为唐·吉诃德先生是个痴人，他才成为悲剧的人物。令人痛心的是，在那座曾有那么多的伟人智士生活行动的世界舞台上，这位丑角竟被注定来唱收场戏。共和党对君政非常鲜明的抗议是，首任君主一来，末一个共和党就去；恺撒用所谓合法性掩饰他的君主政治，这抗议像扯蛛丝似的把那合法性全部撕破，专制政体在调和各党的口号掩护下滋长起来，这抗议揭穿那口号的全部虚伪欺骗。以后几百年间，自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至特拉塞亚（Thrasea）和塔西佗，甚至到更晚的时候，正统共和的幽灵对恺撒君主政体所做的无情战事——那种阴谋战和文学战——就是加图临死时赠给仇敌的遗产。这个共和反对党由加图取得它的整个态度——庄严、空洞的修辞、傲慢的刚直、不存希望、忠实至死不渝——因此这平生常做它的笑柄和耻辱的人既死以后，它即刻开始尊他为圣人。但这些敬礼中最大的却是恺撒无意中对他表示的敬礼；恺撒对于敌人，无论是庞培党或共和党，常抱着藐视宽仁的态度，唯独对于加图，他破了例，甚至加图既死以后，他还抱着强烈的怨恨加以迫害；原来常使现实政治家感到强烈怨恨的，就是这种立在既为他们之害而又为他们所不能到的理想境界以行反抗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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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恺撒的第十兵团有一个百夫长被俘，向敌军元帅说，他准备用部下十个人对付敌方精兵一中队（五百人）。拿破仑一世评论说：“按古代的战斗方式，一场战斗只是各自捉对的决斗，这话只有在百夫长口里才是对的，若出于今日军人之口便是夸大了。”恺撒军中盛行的尚武精神如何有阿非利加战事和第二次西班牙战争的报告附在“随感录”里，给我们鲜明的证据；阿非利加战争的报告似为一位二等军官所做，第二次西班牙战争的报告，由各方面看来，似为一位下级军官的营中日志。

(2)
这数目是庞培亲自举出的，并且与事实相符，因为他在意大利损失了约六十个中队即三万人，他带到希腊的军队共二万五千人。

(3)
元老院的法案是1月7日通过的，到了18日，罗马已有几天之久晓得恺撒越境；使者由罗马到拉文纳，至少需三天的工夫。因此，恺撒的出发在1月12日前后按照普通的算法，在儒略历的704年即前50年11月24日。

(4)
按正式的法律，“合法的议会”正如“合法的法庭”，只能在罗马城或城郊内举行，德萨洛尼迦的元老院所以自称“三百人会”（Bell Afric
．88，90；Appian，ii，95），非因其有三百个议员，而因这是元老古来的常额。大概这个议会用有名望的骑士补其缺额；但普鲁塔克认为意大利的三百元老都是批发商（Cato Min
．59，61），却系误会了他的典据（Bell Afr
．90）。德萨洛尼迦的伪元老院必也是这样组织的。

(5)
按修正的历法，约在705年即前49年11月5日。

(6)
战场的所在不易确定。阿庇安把它置在“新”法萨卢斯（今费萨拉［Fersala］）与埃尼佩乌斯河之间。在这里只有两条河较关重要，并且必是古人所谓阿皮丹诺斯（Apidanos）河和埃尼佩乌斯河，即索法第提科（Sofadhitiko）河和费萨里提（Fesaliti）河——前者发源于陶马克山（Thaumakoi即Dhomoko）和多洛皮（Dolopis）高原，后者发源于奥斯里斯山（Othrys），两河只有费萨里提河流经法萨卢斯；既然，据斯特拉波说，埃尼佩乌斯河发源于奥斯里斯山，流经法萨卢斯，那么莱亚克（Leake）所称费萨里提河就是埃尼佩乌斯河一说，极为允当，而格雷（Göler）所宗的假定以为费萨里提河就是阿皮丹诺斯河的，实不能成立。古人关于这两条河的其他说法一概与此相合。不过我们自须与莱亚克一同假定，弗洛科（Vlokho）河——由费萨里提和索法第提科两河合流而成，然后流入佩涅奥斯河——在古代既称为阿皮丹诺斯河，又称为索法提第科河，而因索法第提科河或长有水而费萨里提河则否，这种名称更是当然的。所以此战所由以得名的旧法萨卢斯必在费萨拉（Fersala）与费萨里提河之间。因此，战场位在费萨里提河左岸，庞培军面对法萨卢斯，置右翼于此河上。然而庞培军的营垒却不能立在这里而立在埃尼佩乌斯河右岸狗头山的斜坡上，一部分因为他们阻挡恺撒到斯科图萨的路，又一部分因为他们的退路显然是越过营垒上面的山而走向拉里萨；如果按莱亚克的假定，他们扎营于埃尼佩乌斯河左岸法萨卢斯的东面，那么，此河正在这里有很深的河床，他们绝不能渡河向北击，庞培便须不逃往拉里萨而逃往拉弥亚（Lamia）。所以庞培军大概扎营于费萨里提河的右岸，他们渡过河去，意在既要作战，又要在战后回营，然后由营垒上登克兰农山和斯科图萨山的斜坡，斜坡在斯科图萨上面达到绝顶，是为狗头山。这事非不可能。埃尼佩乌斯河是一条缓缓流动的小溪，据莱亚克考察，在11月水深二英尺，在热天完全干涸；此战又发生在盛夏之时。再者，交战以前，两军相距三罗马里零四分之一，所以庞培军能做一切准备，也能用一座桥使他们与本营的交通线相当安全。如果战事的结局是完全失败，他们当然不能退到河边和渡河，无疑地，庞培所以仅勉强同意在这里作战，即以此故。庞培军的左翼距退路的基地最远，也感到这种情形；但至少中军和右翼的退却，做得不甚慌忙，在已知的情势下，还不至于无法实行。恺撒和抄袭他的人都不言渡河一事，这是因为庞培军的愿战既显见于全部叙述，若再说到渡河，便把他们的愿战弄得太形昭彰；并且关于对庞培军有利的退却条件，他们也保持缄默。

(7)
与此相连的有恺撒对兵士的著名指示，即刺敌方骑兵的脸。骑兵非刀剑所能及，步兵在这里完全打破常规，对骑兵取攻势，应不投掷标枪，而用它们为手持的长枪攻骑兵，并且为了更能对骑兵自卫，应向他们的脸刺去。这种指示所化成的故事，即要使庞培的骑兵因怕脸上结疤而逃去，并且他们竟“把手举在眼睛前面”，疾驰而去，这话不攻自破；因为，只有假设庞培的骑兵大都是罗马的贵族少年，大都是“文雅的舞蹈人”，这故事才有可信。这或许至少是营中诙谐家把一种很不合理而确属滑稽的意味加在那简单适当的命令上。

(8)
埃及的舰队在科松被击败，又在第二战被歼灭，灯塔岛的失陷须与此事的叙述一同填入如今史有缺漏的地方，因为起初这岛在恺撒的掌握。防波堤必是永在敌人手里，因为恺撒与此岛的交通只是用船。

(9)
西北非洲各国在这期间的情况很是暧昧。朱古达战争以后，毛里塔尼亚王博库斯大概统治着自西海至萨尔底港（Saldae）一带地方，即今日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尔；丁吉斯（今丹吉尔）的君长大概自始即与毛里塔尼亚王有别，他们早已见于记载，我们可以猜测，萨卢斯特书中的勒普塔斯塔（Leptasta）和西塞罗书中的马斯塔尼索苏斯（Mastanesosus）就属于他们一流，他们或许在某种限度内是独立的，也许受封于毛里塔尼亚王，正如叙法克斯已统治许多部落的酋长，并且在此时前后马西尼萨据有——或在尤巴主权之下——邻国努米底亚的锡尔塔。672年即前82年前后，我们见国王不是博库斯（Bocchus）而是一个名为博库特（Bocut）或博古德（Bogud）的人，这大约是博库斯之子。自705年即前49年起此国似乎分为两半，西半为博古德王所有，东半为博库斯王所有，以后毛里塔尼亚分为博古德之国即丁吉斯国和博库斯之国即约尔国（Iol，即恺撒里亚［Caesarea］），就导源于此。

(10)
这种殖民地的遗迹仍存于上述地方的铭文里。西提乌斯这个名字在那里非常习见；非洲的弥勒夫（Milev）地方在罗马名为colonia sarnensis
，显然由努凯利亚的河神萨尔努斯（Sarnus）得名。

第十一章　旧共和与新君政

罗马的新君主、罗马-希腊文明整个领域的始皇帝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经过一长串的重大胜利以后，终于在他五十六岁（他生于652年即前102年7月12日）那年，由塔普苏斯一战，掌握了世界前途的决定权。人的弹性很少有像他那样受到考验的；他是罗马所产唯一不二的、上古世界所产最末的创造天才，因此上古世界循着他所定的轨道进行，直到末日。他生在拉丁姆一个最古的贵族家——此家的世系上溯到伊里亚特的英雄，甚至到两民族共有的维纳斯·阿芙罗狄蒂，他童年和少年时的生活无异于当时贵族青年常有的生活。他曾兼尝时髦生活的精华和渣滓，曾作吟咏和朗诵，在闲暇时曾从事文学和作诗，曾扮演调情的把戏，曾钻研当时化妆上剃须、卷发和摺袖边的全部奥妙，以及长借不还那更奥妙远甚的技术。但他那柔韧如钢的天性竟能不为这些荒唐轻浮的行径所败坏；恺撒的体力以及理智和感情的弹性一概依然无恙。在剑术和骑术上，他是部下任何兵士的对手；在亚历山大时，他的泅水救了他的性命；他为了争取时间常在夜间旅行，其难以置信的速度——与庞培那种游行似的缓缓移动正好相反——使他同时代的人惊愕，并且他的成功多由于此。他的心智不亚于他的身体。他那可惊的理解力显见于他一切布置的精确和切当，甚至在他未亲见而发令的地方也是如此。他有绝伦的记忆力；他常同时做几样事，做得样样妥帖。虽则他是个绅士，又是个才子，又是个君主，他却仍有感情。他的父亲早死，他在有生之日，对他那贤母奥瑞利娅（Aurelia）常怀着极纯挚的尊敬；他诚心钟爱他的妻室，尤其他的女儿尤利娅，甚至在政治关系上，这事也不无影响。对当时最有才最优秀的人士，无论地位的尊卑，他都按各人的特性，与他们成立互相效忠的义气关系。他本人永不像庞培那样胆小而无情地遗弃他的任何同党，无论逢时的顺逆，他总——不仅为自己打算——依恋他的朋友，始终不渝，所以他的几个朋友如奥卢斯·希尔提乌斯（Aulus Hirtius）和盖乌斯·马提乌斯（Gaius Matius）等，甚至到他死后，仍显出他们对他忠诚的明证。

如果在构造得这样匀称的性情中，还有一方面可独称为特色的，这就是他避免一切空疏的理论和虚幻的事物。当然，恺撒是个富于热情的人，因为没有热情，便没有天才；但他的热情永不能把他压倒。他曾有一个少年时期，歌曲、恋爱和酗酒也曾使他满心快活；但这些却不能达到他本性的最深处。他从事于文学，既长久又热心；但亚历山大因想到荷马的阿喀琉斯而夜不能寐，恺撒却在无眠时默念拉丁名词和动词的变化。当时人人作诗，他也作诗，但他的诗缺乏诗意；反之，他感到有趣的却是天文和自然科学上的问题。亚历山大始终以酒消愁，这位有节制的罗马人却在少年长夜饮之后完全戒酒。那些在少年时曾为女性爱的十足光彩所辉映的人们，一概有女性爱的余光留在他们身上，永久不灭，恺撒亦复如是；甚至到他晚年，他还追求爱情，对女子博得胜利，并且在他外表上仍有一点花花公子的神情，或不如说，仍有一点自觉其具男性美的快感。他深以头秃为憾，晚年出外总戴上桂冠以掩其秃，无疑地，他会舍弃几次的胜仗，如果他能借此恢复少年时的发缕。但就在为君之时，他虽很喜欢与女人交际，却只是同她们玩耍取乐，不让她们对他有什么影响；甚至他那很招物议的与克娄巴特拉女王的关系，也不过是个计策，来掩饰他政治地位上一个弱点而已。

恺撒完全是个现实主义者，是个有头脑的人；他最显著的特色是冷静，他的所作所为一概洋溢着这种特色。因此，他能致力于目前的生活，不为回忆和期望所扰；因此，他能时时刻刻集中精力于一事，甚至在最琐屑枝节的事上也用他全副的天才；因此，他能以多方面的才力领略心智所能了解的一切，主宰意志所能控制的一切；因此，他能妥实而轻松地布置他的辞句，筹划他的军备；因此，无论遭时顺逆，他永不失其“可惊的清明”；因此，他能完全自主，不为嬖人、女宠甚或朋友所挟制。更有进者，由于理智的明透，对于命运的力量和人类的才能，恺撒从不做何幻想；他揭开那层怡人的帷幕，洞鉴自己的才短力绌。无论他如何明智地划策，虑到一切可能性，他心里却无时不觉得一切事成功须赖运命，就是说，须赖机会；他所以常对运命孤注一掷，尤其屡次挺身犯难，不顾危险，或也与此有关。上智既有时流于纯粹的赌博，所以恺撒的唯理主义也有个稍近神秘主义之点。

由这种天资，只能发展出一位政治家。所以恺撒自弱冠以来，就是个——以其最深的意义而言——政治家，他的目标就是人类所能树立的最高目标，就是在政治、军事、智力和道德方面复兴那很堕落的本民族和那更堕落的与本民族为亲姊妹的希腊民族。三十年阅历的艰苦教训使他对达到这目标的手段另有见解；可是无论在他处于绝望的屈辱地位或掌握无限全权的时候，无论在他为民魁乱党偷偷由暗中向它行进，或在他先为最高权的共有者而后为君主，工作于光天化日众目共睹之下的时候，他的目标却始终如一。他在极不同的时期所做的长久措置一概在建设大计中各有其相当的地位。所以严格说来，我们不应分言恺撒的成绩；他所做的事没有不相联属的。他那雄健的口才不屑用律师的一切技术，却如一片光亮的火焰，既能使人明理，又能激发热情，人们揄扬演说家恺撒，自属有理。他的文章有不可摹拟的简洁，他的字句有无匹的纯粹和美丽，人们赞赏作家恺撒，也自有理。他独异于他人，不为熟套和旧习所误，永能找出一个在某种情形下击破敌人的正当战法；他确有把握，有如卜人，能寻得达到任何目的的善策；他在战败以后仍能像奥兰治的威廉（Wilhelm von Oranien）那样屹立备战，每次必以胜利结束战事；他尽善尽美地运用天才军事家所以异于凡庸武将的一端，即大军的迅速行动，他的胜利保证不在兵多而在其运动的敏捷，不在长期准备而在速战猛攻，即使兵力不足亦复如是；古今最伟大的战略家推崇军事家恺撒，也是有理。不过这一切在恺撒只是次要的事；他诚然是个大演说家、大作家和大军事家，可是他所以如此，却只因他是个登峰造极的政治家。特别是军事家资格在他身上占完全骈枝的地位，一个主要的特色使他异于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拿破仑的，就是他那政治活动的出发点不是武人而是民魁。按他原来的计划，他想如伯里克利和盖乌斯·格拉古那样，不用武力便达到目的；历十八年之久，他总是以平民党魁资格专活动于政治的策略和阴谋之中，到了四十岁时，他始勉强相信武力后盾的必要，带领一支军队。自然，就在以后，他也仍是个政治家而非军人——他正像克伦威尔（Cromwell），克伦威尔也是由反对党的领袖一变而为军事首领和民主国王，那位清教君主虽似乎不类这位纵欲的罗马人，可是一般看来，在他的发展以及他的目标和成绩上，克伦威尔却在一切政治家中最与恺撒相近似。就以他的作战方式来看，也仍可见他是个临时改业的将军；拿破仑的攻埃及和攻英国既灼然显出他是个凭劳绩而升为统帅的炮兵中尉，恺撒的攻埃及和攻不列颠也灼然显出他是个变为将军的民魁。一位受过正式训练的军官必不准备像恺撒那样屡次因为不甚紧急的政治理由而舍弃极有根据的军事顾虑，最昭著的是他在伊庇鲁斯登陆一事。所以由军事观点看，他的行动有几个颇可非难；但将军的损失却是政治家的利益。政治家的任务有如恺撒的天才，具有普遍性；他以无限的忠诚和始终如一，献身于一个伟大目标，如果他所做的诸事彼此极不相同，极不相近，它们却毫无例外地全归于这个目标；他的伟大活动有许多方面和方向，他却从不有所偏重。他虽然是个战术大家，却因为政治的理由竭力避免内战，然而内战竟起，他便竭力使他的桂枝不染血迹。虽则他创立了军事君主政体，他却以史无前例的魄力不许有元帅集团或卫队擅权的事。如果他偏重文明的某种长处，那就是学术和文事而非战术。

他的政治工作有个最可注意的特色，就是它的完全和谐。实际说来，恺撒兼有一切足以成就人类最难事业的条件。他是个彻底务实的人，绝不许既往的印象和可敬的传统干扰他；他所重视的只有活生生的现在和理性的定律，正如在文法上，他舍弃了历史博古的研究，只是一面承认现存的习用语法，另一面承认关于匀整的规则。他是个天生的人主，他统治人心有如风逐浮云，使形形色色的人士——卑微的公民和粗鲁的下级军官，罗马的贵妇以及埃及和毛里塔尼亚的美貌公主，豪华的骑兵官和牟利的银行家——都不得不置身于他的门下。他的组织才能令人惊异。一位政治家断然迫人加盟，并且坚使他们合而不离，没有能像恺撒对联合党那样的；一位将军断然强迫梗顽抗命的分子入伍，并且坚使他们集而不散，也没有能像恺撒对他的兵团那样的；没有一位统治者能以恺撒那样犀利的眼光鉴定手下的人，给每人一个适合其才的位置。

他是人君，但他永不做王者的姿态。就在为罗马专制君主之时，他仍不失其党魁的风度；完全温柔和顺，谈话舒适悦人，对每人都是勤勤恳恳，仿佛他只愿做同列的首座。许多人在别处都与他相等，只是把元帅军令的格调移在政治上，恺撒则完全避掉这种错误；虽则他与元老院的龃龉给他很多用强暴手段的机会，他却未尝采取这种手段，如法国共和时期2月16日的事即“雾月政变”（achtzehnten Brumaire）。恺撒是人主，但他永不患僭主的昏眩症。在世界伟人之中，或许只有他一个能在大事小事上永不随意任情，却毫无例外地永按统治者的义务去做；回顾生平，他固然见着可为惋惜的失策，却不见因感情而失足的事可资悔恨。据史书所载，他的伟大前辈在东方时诗意和情欲勃然发作，杀死克莱多（Kleitos），焚烧波斯波利斯（Peisepolis），在恺撒一生的历史上没有一件事，即使小规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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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这个相比拟。总之，在那些伟人之中，能保持其政治家对于可能与否的辨别力，至晚年而不失的，或许只有恺撒一个；那些天资宏伟的人们有一件最难的事，即在成功已达绝顶之时承认成功的天然限制，能在这事上不遭失败的，或许也只有恺撒一个。是凡可能的，他都做了，他从不为了不可能的更好的事而放下可能的好事不做，也从不耻于用缓和剂至少减轻一些不可治的病症。但在运命发言之处，他无不听命。亚历山大在希帕尼斯河（Hypanis）上，拿破仑在莫斯科，他们所以回师，只因不得不然，他们恼恨运命，因为就是对于宠儿，它也只给有限的成功；恺撒在泰晤士河和莱茵河上，却是自动退回，就是在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上，他也未想到征服世界的大计划，却只实行他所熟虑的调整边界而已。

这个无双的人物有如上述，要描写他，似乎是很容易，却又无限困难。他的整个性情明明白白，表里通透；他的逸闻轶事保存在传说里的比上古任何与他同等人物的更为丰富和生动。我们对这人的观念或可有深有浅，但严格说来，不能有异；对每一不全陷于荒谬的研究家，这幅崇高的图像都显出同样的要点，然而无人能把它摹得惟妙惟肖。这奥秘在它的完美无缺。以人性和历史而言，恺撒立在平衡点上，人生的种种矛盾都在这里互相抵消。既有雄伟的创造力，又有深邃的智力；不复是个少年，也还不是个老人；有极高的意志力，也有极高的实行力；既满心是共和理想，又天生来是个人君；既然骨子里彻底是个罗马人，却又负有使命在本人和外界调和罗马和希腊的文化，使两者合而为一——恺撒是个十足的完人。因此，他比别的历史人物更缺乏所谓特点，实则特点不过是有违人类天然发展的现象而已。最初肤浅的看法所认为特点的，经切近的观察以后，始知这不是他的个性，而是当时文化或民族的特色；例如他少年时的浪荡是他与一切居同等地位而更富天资的时人所共有，他那无诗意而力遵逻辑的性格是一般罗马人的特性。他的非常受时与地的影响，也是他那圆满人性的一端，因为世上没有抽象的人性，一个活人不能不立在某民族和某文化潮流之中。恺撒所以是个完人，只因他比别人更能置身于时代潮流之中，又因他比别人更饶有罗马民族的主要特色，即做公民的真本领；即如他的希腊精神也只是久已与意大利民族性密切相混的希腊精神。但要把恺撒描写得惟妙惟肖，其困难或可谓其不可能也正在此。艺术家能画一切，只是不能画圆满的美，所以史家在千载一遇完人之时，也只能对他默然。因为模范固然可以言传，但它只给我们“无缺点”这个反面观念；在自然最圆满的表现中，模范与个性打成一片，这是自然的奥秘，不可以言语形容。我们只得向那些目睹完人的人道喜，并且稍由照耀这位大人物而创事业的不朽光辉里取得一点模糊的概念。这些事业诚然也带着时代的特色。这位罗马英雄本身不但能与他那年少的希腊前辈平等并立，而且驾乎其上；但同时世界已老，其少年时的光彩已告消逝。恺撒的活动不再像亚历山大那样欢欢喜喜地向前追求一个无限遥远的目标；恺撒用旧料在废墟上经营建筑，只求在已定的那块宽广但是有限的空间里，尽可能自做过得去的和安稳的布置。所以各民族的优雅诗才当然把这位无诗意的罗马人置之度外，却把诗歌的全副金光和传说的全副虹彩单加在腓力（Philippos）的儿子身上。但各民族的政治生活也当然在几千年间屡次回到恺撒所画的路线；到了今日，一些掌握世界的民族仍以他的名字称呼他们最尊的君主，这里面含着一个意义深长但不幸也很可耻的警告。

若要做到废除那有百害而无利的旧状况而复兴这个国家，便须先使国家达到安谧，并须把地上那些自最近事变以来处处布满的瓦砾打扫干净。恺撒进行此事，由一个原则出发，即和解已有的各党各派，或说得更正确些——因为它们的主义既无法互相协调，真正的和解便谈不到——贵族和平民应放弃他们一向交争所在的战场，两党应相会于新君主政体的地面。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把已往共和时代的旧争执一概作为罢论，永不重提。首都的群众听得法萨卢斯的战讯，便推倒苏拉的刻像，现在恺撒令人把它们再立起来，因而承认一件事，即只有历史配坐堂审判那个伟人，同时他也消灭苏拉特殊法律的遗毒，召还在秦纳和塞尔托里乌斯之乱被放逐的人，把已失的被选举权还给受苏拉剥夺人权者的子女。同样，在最近祸乱的酝酿期间，由于监察官或政治的诉讼，尤其根据702年即前52年的特殊法律而提出的弹劾，许多人丧失其元老院的位置或公民权，现在一概恢复原状。只有那些为了金钱而杀害法外人的，当然仍受谴责；还有元老党那最勇猛的佣兵头目米洛不在大赦之列。

这些问题大体已属于过去，不难解决，远较困难的是应付当时互相对立的两党——一面是恺撒自己的平民党，一面是已被推翻的贵族党。不言而喻，前者见恺撒得胜以后的行为和要求放弃本党的旧立场，比后者更不谅解。大致看来，恺撒本人所愿的必是盖乌斯·格拉古所图谋的结果；不过恺撒党的计划已不再是格拉古党的计划。罗马平民党已被迫渐渐由改良进到革命，由革命进到作乱，由作乱进到向所有权作战；他们在自己中间庆祝纪念恐怖政治，从前用花朵和花圈装饰格拉古昆仲的墓，现在却用来装饰喀提林的墓；他们置身于恺撒的麾下，因为他们期望他替他们做喀提林所不能成就的事。但很快就显然了，恺撒绝不愿执行喀提林的遗志，负债者可期望于他的，至多是缓和偿债和减轻诉讼手续，这时愤怒的人们哗然发问：平民党打胜仗，如果不是为人民是为谁呢？这种浪人，不分贵贱，只因恼恨政治经济农神节失败，始先向庞培党献媚，而后在恺撒离开意大利的将近两年期间（706—707年即前48年1月—前47年秋季），在那里鼓动了一个内战中的内战。

副执政官马尔库斯·凯利乌斯·鲁孚斯（Marcus Caelius Rufus）长于做贵族而短于还债，稍有才干而很有修养，以激烈而流利的演说家身份一向在元老院和罗马广场里为恺撒一个最热心的拥护者；他未受上峰的指令便先向人民建议一种法律，许欠债者无息缓付六年，而后在遭反对之时，又提出另一法律，竟取消一切借款和现行房租的要求权；于是恺撒党的元老院把他免职。这事正在法萨卢斯一战的前夕，大战的局势似乎利于庞培党；鲁孚斯勾结元老党的旧队长米洛，两人共同策划一个反革命，一面标榜共和政体，一面标榜取消债权和解放奴隶。米洛离开他那流亡地马赛利亚，号召图里区的庞培党和牧奴起兵；鲁孚斯准备用武装奴隶夺取卡普亚城。不过后面这条计划还未实行，就被发觉，为卡普亚的民兵所摧毁；昆图斯·佩狄乌斯（Quintus Pedius）率一兵团入图里境，击溃驻在此处的乱党；两个领袖的阵亡结束了这次乱事（706年即前48年）。

尽管这样，次年（707年即前47年）又有一个愚人，即保民官普布利乌斯·多拉贝拉，他与鲁孚斯一样无力还债，可是远不及鲁孚斯有才，却把他那关于债权和房租的法律重提出来，并且与他的同僚卢奇乌斯·特雷贝利乌斯（Lucius Trebellius）再借此发动一次——这是最后一次——民魁战；双方的武装队互相狠斗，街市上起了多次的暴动，后来意大利的统帅马尔库斯·安东尼命军队干涉，不久以后，恺撒由东方回来，始把这蠢事完全制止。恺撒对这些要恢复喀提林计划的愚事极不重视，以致容多拉贝拉住在意大利，并且过了些时，竟再加以恩宠。这种流氓所关心的不是任何政治问题，而只是攻击所有权之战，对他们与对股匪无异，只是有个强有力的政府就能应付裕如；意大利的懦夫对当时的共产派感觉恐慌，恺撒却太伟大，太有心思，不以为事，也不借此替他的君主政治博得虚伪的人民爱戴。

如是，旧平民党的分裂已几乎达到极点，恺撒可以并且已经让它去分裂；但另一方面，旧贵族党有远较强大的活力，恺撒对它兼用相当的压迫和抚慰，不是造成它的解散——这只有时间能做到——而是替它的解散开一条路，引它入内。拿一件最小的事来说，恺撒就由于天然的礼义感，避免用无谓的讽刺来触怒失败党；他不因为战胜同国人而举行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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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常说到庞培，永远带着敬意，元老院会堂里的庞培刻像曾被人民推翻，修复会堂时，他命人把它重立在从前的尊显地位。胜利后有政治的检举，恺撒把它的范围规定得无可再窄。宪政党也曾与徒有其名的恺撒党有种种联络，恺撒不加以追究；法萨卢斯和塔普苏斯的总部里堆积着很多的文件，恺撒不看便把它们投在火里，免得他自己和国家对国事嫌疑犯提出政治诉讼。再者，普通士兵曾随着罗马将领或本地军官参加对恺撒的战事的，一概免罪放行。只有那些曾服务于努米底亚王尤巴军中的罗马公民作为例外，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以罚他们叛逆之罪。直到705年即前49年西班牙战争结束时为止，恺撒甚至对战败党的军官也给予无限制的赦免；不过他以后始觉他这种办法太嫌过分，至少铲除他们的首领应是难免的。此后他所遵守的原则是，凡在伊莱尔达投降以后任职于敌军或参与对方的元老院的，如果战事完结时他仍在世，便失其财产和参政权，终身放逐于意大利境外；如果战事完结时他已不在世，至少他的财产充公；但这些人若早先曾受恺撒的宽宥，以后又见于敌人的行伍的，便因此被处死刑。但在实行时，这些原则大见减轻。弃顺从逆的人很多，只有很少数真被处死。没收死者的财产时，不但属于各份田产的债务以及遗嫠的嫁资要求当然清偿，而且父产也留下一部分给儿女。最后那些按原则应受放逐和没收财产的，有不少立刻完全遇赦，或如被拉入乌提卡元老院的非洲资本家，处罚金完事。就是其余的人，只要他们肯向恺撒请求，也几无例外地重得其自由和财产；有几个人，例如前执政官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不肯做这事，竟不求赦而遇赦；最后到了710年即前44年，为了一切尚未召还的人，发布了一道大赦令。

共和反对党肯受宽宥，但是没有成立和解。他们普遍不满于新局势，愤恨这非常的统治者。要公开做政治的反抗，诚然不再有机会；在讨论称号问题时，有人称恺撒为王，反对党的几个保民官对他们示威干涉，竟取得共和党的烈士冠，这个姑且不论；但共和主义更断然流露出反对的意见以及暗中的煽动和阴谋。皇帝出临公众时，无人拍手。揭帖和讽刺诗风行一时，满是对新君政刻薄而中肯的通俗嘲笑。反对党写小册子的人以赞颂加图为时髦题目，他们的著作所以得到更感激的读者大众，只因文学也不复自由了。就在当时，恺撒诚然也用共和党的方法攻共和党；他本人和更有才的心腹用反加图答复加图文学，共和党和恺撒党的写手为了已死的乌第卡英雄而交斗，有如特洛伊人和希腊人为了帕特罗克洛斯（Patroklos）的死尸而交斗；不过不言而喻，这次斗争，公众完全倾向共和党，恺撒党归于失败。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恐吓手段对付作家；因此在被放逐者中间，一些在文学上既有名而又有危险性的人，如普布利乌斯·尼吉狄乌斯·菲古卢斯（Publius Nigidius Figulus）和奥卢斯·凯奇那（Aulus Caecina），都比别人更难取得回意大利的许可，同时反对党的作家被容许在意大利的，须受实际的审查，因为可畏的处罚完全是随意为轻重的，所以这种束缚更是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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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党对新君政所施的阴谋诡计，我们更当在另一有关之处加以叙述。这里且说几件事就够了：在罗马帝国全境。伪主和共和党的起事不断在酝酿中；内战的火焰有时是庞培党煽动的，有时是共和党煽动的，又在各处熊熊发作；首都常有杀害这位君主的阴谋。但这些打击不能使恺撒永久用一队亲兵围护左右，通常只用公告宣布已被揭破的阴谋，即以为足。

这些愤愤不平的人不但威胁他本人，而且威胁他的创作，恺撒虽然惯于大胆漠视有关他个人安全的一切事，却也不能不见这很严重的危险。尽管如此，他却不顾朋友的警戒和劝告，也非不知甚至他的仁恩也不能化敌为友，竟非常泰然自若，仍对绝大多数的敌人力行宽恕。这不是骄傲性格的慷慨侠气，也不是懦弱性格的多情慈悲，这乃是政治家的深思远虑。他以为若把失败党吸收在国家以内，解决较速，对国家的损失也较小；若用宣告公敌的办法来消灭他们，或用流放办法来逐他们于国外，则解决较缓，对国家的损失也较大。实际说来，宪政党不单包含贵族阶级，也包含意大利公民内部一切有自由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分子，恺撒若要达到他那崇高的目的，便不能缺少他们；要实行他那使国家返老还童的计划，他需要包括在宪政党里的全部有才干、有修养并且有祖遗和自得的名望的大众；由这种意义看来，他很可以把赦免敌人一事称为胜利的最佳酬报。所以他固然铲除了失败党最尊显的领袖，但对二三等的人物尤其少壮之辈，却不吝予以完全赦免；然而他不许他们悒郁无语地做消极抵抗，而以多少有点温和的强迫使他们积极参加新政府，接受它的尊荣和官职。亨利四世和威廉·奥兰治只在胜利之后始遭到最大的困难，恺撒亦复如是。每一革命的战胜者都由经验而知，如果在平定敌人之后他不愿如苏拉和秦纳那样仍只做个党魁而欲如亨利四世和威廉·奥兰治那样以国利民福代替他那自必偏颇的党纲，那么，一时各党各派，无论他本党和失败党，必一齐联合反对新领袖；他对新使命愈有大而且精的观念，反对便愈甚。宪政之友和庞培党虽在口头上表示服从恺撒，却在心中对君政怀着怨恨，至少对此朝怀着怨恨；衰落的平民党自从晓得恺撒的目的不是本党的目的之时起，便对恺撒公然反抗；甚至恺撒的私党一发现他们的领袖不建个佣兵队长国，却建个对一切人平等公正的君主国，并且原属他们所应分得的利益要因失败党加入而减少，他们也怨声载道。这种整理国事的办法没有一党赞成，对敌人和对同党一律须强制实行。就某种意义而言，恺撒自己的地位现在比胜利之前更有危险；但他所失的正是国家所得的。由于消灭党派，又由于不但饶恕党人，而且不管他们在政治上的往事，许每一有才甚或只有好门第的人得任官职，他不仅替他的大厦取得国内所有的一切工作力，而且各党各派的人士自愿或被迫参加同一工作，也把国家不知不觉地引渡到新开的土地。至于这种的各党和解一时只是表面的和解，并且它们相合之处不在亲附新局势而多在恨恺撒，这却不能迷惑他；他深知敌对势力一旦有了这种表面的联合便失其锐利，又深知只有这样，政治家始能替时间做准备工作，唯有时间能把老辈人安在坟里，使这种争执一愈而永不复发。关于谁恨他或谁想刺死他，他更不问。他与每一真纯的政治家无异，为人民服务，不求报酬，甚至不求他们的爱戴，他牺牲时人的恩宠以求后人的幸福，尤其求人准许他拯救和复兴他的国家。

要想详论旧局势如何渡到新途径，我们先要切记，恺撒不是来始事而是来完功的。一个适合时代的新政体早已由盖乌斯·格拉古拟定计划，他的党徒和继承者固守这计划，精神和成绩有多有少，却永未动摇。恺撒仿佛根据世袭权，自始就是平民党的首领，三十年来总高举着平民党的旗帜，从未改变他的色彩，甚至从未掩饰他的色彩；就在做君主时，他也仍是个平民党。他既把本党的遗产，喀提林和克洛狄乌斯的荒谬计划当然除外，毫无限制地接受了；他既对贵族阶级和真贵族表示极激烈的甚至私人的仇恨；他既固守不变罗马平民党的主要思想，如改善欠债者的境况，举办海外殖民，渐渐夷平国内各级人士的权利差别，使行政权脱离元老院等，他的君主政体实与平民政体很少冲突，以致平民政体只因有了君主政体始能达到完成和实现。因为，他的君主政体不是东方那种神权的专制政体，而是盖乌斯·格拉古所欲创立、伯里克利和克伦威尔所创立的政体，即以得有全国至高无限信任的人代表国家。由这看来，恺撒的工作所根据的思想，并不是真正新鲜的；但它们的实现却属于他，无论何处，这毕竟是主要之点；丰功伟绩也属于他，那拟订计划的才子若能目睹这种成绩，必当诧为异事，人无论属于哪一历史时期或哪种政治色彩，只要在现实生活或史鉴里遇见这种成绩，无不各依其对大人物和大史事或多或少的了解力，激发出深了又深的感动和赞佩。过去如是，将来亦然。

然而说到这里，我们应断然宣称史家处处心照不宣的假定，我们应对愚人和骗子所共有的习惯表示抗议，这习惯就是使历史的褒贬脱离其固有的关系，而用作普遍适用的术语。就现在这例来说，把我们对恺撒的批判误解为对所谓恺撒政体（Caesarismus）的批判。固然，往世的历史应为现时的导师；但这话的意义不是庸俗的意义，不是说一个人只要翻阅书籍，便可在过去的记载里发现今日的情势，然后由此搜集病状来做政治的诊断，搜集特效药来开药方；往世历史的教导作用，只在观察早期文化可以显示一般文明的固有条件、处处相似的基本力量及其处处不同的组合方式，并且可以领导和鼓励人们独立不倚地照样创造而不照样模仿。由这种意义来看，恺撒和罗马帝制的历史，尽管建造师极其伟大，尽管工作有历史的必然性，但对近代的专制政体，却真正是人手所不能写的尖刻批评。按自然法则，最小的有机体远胜于最巧的机器，所以虽有缺点的政体，只要容大多数公民有自由自决的余地，也远胜于最美妙最仁慈的专制政体；因为前者能发展，所以是活的，后者不改原状，所以是死的。这条自然法则已在罗马的军事专制君主政体上证实了；又因在创制者的天才推动之下，并且与外国毫无重大的纠纷，这君主政体发展得比在任何别的国家纯粹而自由，所以这条自然法则更完全证实了。如下文所要指出和吉本早已指出的，自恺撒起，罗马的体制只有表面的团结，只有机械式的扩张，而它的内部，就在恺撒时代，即已完全枯死。如果在专制政体的初期，尤其在恺撒本人的心灵里，仍存着富于希望的梦想，要把人民的自由发展与专制政治合而为一，那么，尤利乌斯氏各代高才皇帝的政治不久就以可怖的方式，告人水火同置一器的可能性如何。恺撒的工作所以必要而有益，不是因为它本身确已造福人类或可能造福人类，乃是因为在上古那以奴隶为基础、全无共和、宪法的代表制的人民组织中，面对着那经五百年的发展已成为寡头专制的正统城邦政体，军事专制的君主政体实为理之当然的极峰，也是最轻的祸害。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Carolinas）的蓄奴贵族若一旦能达到苏拉时代罗马的同志那种地步，那么，由历史的精神看来，恺撒政体在那里也要成为合法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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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体若出现于别种发展条件之下，它便既是个滑稽怪物，又是个僭位事件。但历史的判词虽可使愚人对坏恺撒发生误解，虽可给匪类撒谎作伪的机会，历史却不因此而容许削减真恺撒应得的荣誉。历史也是一种“圣经”，如果她不比“圣经”更能阻止愚人误解她和魔鬼引用她，她也能容忍两者，给予酬报。

在形式上，国家新元首的地位似乎是独裁，至少最初如此。恺撒在705年即前49年自西班牙归之后首次受任此职，但过了几天，他又把它放弃，专以执政官身份指挥706年即前48年决胜负的战事——执政官的任命问题就是爆发内战的导火线。但在本年秋季法萨卢斯之战以后，他却复居独裁之位，使人再委他任此职，起初任期无限，可是自709年即前45年1月起改为一年职，然后在7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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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前44年2月改为他的终身职，于是他最后明言废除以前保留的卸职，而以“终身独裁”（dictator peipetuus
）这个新称号正式表明任期终身。这个独裁职，无论是第一次那暂时的或是第二次那永久的，都不是旧制的独裁职，而是只与它同名，依苏拉法令产生的最高非常职；它的职权不由那有关最高单人职的合法章程，而由特别人民法令来规定，这当然就是说：居此位者担任拟定法律和整顿国事时，他的职权在法律上没有限制，并且打破共和的分权制。秉政者由特别法案取得不询问元老院和人民便决定和战问题、独立支配军队和国库以及任命省长之权。这不过是把这一般的权力应用在单个事例而已。因此，就是官吏权限以外甚至最高当局权限以外的权力，恺撒也当然能一手兼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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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放弃代替人民大会推举官吏之权，仅要求在选举一部分副执政官和低级官吏时有强制的建议权，又使人以特别人民法令给他一种全为习惯所不许的创立贵族权——这两事殆似乎是他那方面的让步。

其他狭义的职务没有与这种独裁职并立的余地。监察官职务，他未尝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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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确乎广泛行使监察官权，尤其行使那重要的推举元老权。他除独裁以外，屡次兼任执政官，有一次兼任无同僚的执政官，但从不长居此职，并且对那连任五年甚至十年的要求也不予允准。恺撒现在不必使人委他管理敬神事宜，因为他已是大祭司长。不言而喻，他也成为鸟占院的院员，并且一般说来，享受很多新的旧的名誉权利，如“国父”的称号，用那至今仍用的“尤利乌斯”（Julius）一词称呼他出生之月，和其他初起的朝廷风气最后流为直接崇拜的表示。值得特别注意的只有两种措置：恺撒自命与保民官同等，尤其在身体不可侵犯的特权上与他们同等；“皇帝”这个名称与他结了不解之缘，他把“皇帝”和其他官衔一并当作名号。

智者不要证据便晓得，恺撒的目的是把他的至高权插入国家，确乎不是仅历数年，或甚至成为无限期的个人职务，略如苏拉摄政那样，而是要使它成为主要而永久的机关，就是说，一种世袭的权力；智者也无须证据便晓得，他替这新制度选了个适当而简单的名目，因为创造无内容的名目既是政治上的错误，设立有内容而无名目的全权也同样是个错误。不过恺撒所想望的具体形式是什么，诚然不易断定；一方面因为在这过渡期间暂时的和永久的建设还没有明白的分别，另一方面因为他那些热心的属下已不待主人的示意便先把一大批——必使他本人厌恶无疑——信任案和荣典法加在他身上。新君政绝不能附丽于执政官职，因为此职与同僚制不可分离；恺撒也显然力把这以前最高的官职降为虚名，以后他任此职时，不肯全年做下去，在任满以前便把它交给二等的人物。实际说来，独裁一职卓然为他所担任最久最固定的职务，但这事的原因似乎只在他要按独裁自古以来在宪法机构中的意义——克服非常危难的非常首长——来利用它。可是若以此职做新君政的支柱，它却少有可取之处，因为这职务曾带有例外性质，并且未免为人民所不喜，这体制又是敌党那位最有才的拥护者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而创立的，我们不能相信平民党的拥护者竟选它为永久的体制。

“皇帝”这个新名目显然是新君政远较适当的称呼，因为它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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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采用又没有确定的外来原因可见。新酒不可以装在旧瓶里；新事物在这里有了新名称，这名称又以极富意义的方式，总括了平民党在伽比尼乌斯法里已表示——只是不这样明确——的党魁职权，即把政权（imperium
）永久集中于一位对元老院独立的人民领袖之手。在恺撒的，尤其他晚年的钱币上，我们也见到帝号卓然与独裁字样并立，并且在恺撒惩政治犯的法律里也似乎曾用此名称呼这位君主。到了后世，即使不在直接的后世，君政也连在帝号上。为了使这新职兼有平民的和宗教的神圣性，恺撒似乎想使它与保民官的权力和大祭司长之职一合而永不再离。

新体制的存在不仅仅限于创立者的终身，这是无疑；但他未能解决那特别困难的继统问题，并且他究竟想建立一种推举继任人的制度如原始的王政所已有的，还是愿在这最高官职上既采用终身制也采用世袭制如以后他的养子所主张的，实无法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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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他有意多少兼采两种制度，像克伦威尔和拿破仑那样规定继承人，即统治者之子继统国政，但他若无子或以为其子不适于继位，统治者便可用收纳养子的方式，经自由选择以后，指定继承人。

按政治法说来，“皇帝”这个新职基于执政官或同执政官在城界以外所居的地位，所以不但兵权，而且最高司法权，因此连行政权都包括在这新职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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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性质而言，皇帝的权力所以高于执政官、同执政官的权力，只在前者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终身执掌，并且在首都也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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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执政官可遭同等权力的同僚作梗，皇帝则否；只在历来加在原有最高职权上的限制，尤其容人上诉和尊重元老院劝告等等义务，都不适用于皇帝。总而言之，皇帝这个新职不过是再兴的原始王位，因为执政官所以异于国王，正在那些拘束——职权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同僚共治以及在某种情形之下须与元老院或民社合作。新君政没有一个不见于古君政的特色：集合最高的军事、司法和行政权于君主之手；做全国的教主；有发布具束缚力的法规之权；夷元老院为一议政会；复兴贵族和市政官。但还有比这些相似处更显著的，就是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君政与恺撒的君政内部的相似；如果那些古罗马的君主尽管手握全权，却是个自由民社的主人，并且他们正是保护平民以抗贵族的人，那么，恺撒也不是来毁坏自由而是来实现自由，最初是来打破贵族那种难堪的羁绊的。恺撒虽然不是个博古家，却回到五百年前去寻新国家的榜样，这也不足为奇；因为罗马国家的最高官位始终是个受许多限制的君位，王权观念本身也绝未作废。当极不同的时期，由很不同的方面，在十人政治，在苏拉和恺撒本人的独裁政治，就在共和时期也有重回王政的事；真的，无论何处，只要非常政权显然是必需的，那与平常有限政权相反的无限政权便理之当然地出头露面，而无限政权不过是君权而已。

最后，外在的原因也促人恢复从前的王政。人类极难达到新创造，所以把业已发展的体制当作传家宝，加以保存。因此，恺撒深谋远虑，与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成立联系，一如后世查理大帝（Karl den Grofsen）与恺撒成立联系，拿破仑想至少与查理大帝成立联系。他做这事，也不绕弯，也不隐讳，却与他的后嗣一样，尽量公开去做；这种联系的目的确乎就是替新政体寻出一种本国通俗的明白表现。历代相传的史籍惯于描述七位国王的事迹，自古以来，他们的像就立在卡皮托尔山上；恺撒命人把他的像立在他们身旁，作为第八个。他出临公众时，身穿古阿尔巴王的服装。在他惩处政治犯的新法律里，与苏拉法律主要的不同处是，皇帝为人民的有生命有人格的表现，他的地位与民社并列，并且与民社平等。在政治誓言所用的套语里，除约维斯和罗马人民的家神外，又加上皇帝的神灵。按全上古所流行的见解，君主的外面标志是钱币上的君主肖像；710年即前44年，恺撒的头像在罗马国的钱币上出现。

所以人们至少不能埋怨，说恺撒不使公众晓得他对自己地位的见解如何；他尽量清楚明白地走出来，不但做君主，而且竟做罗马王。据说他甚至有意不用新名“皇帝”而直接用旧名“国王”来做他那职权的名称，这虽然未必如此，并且总是次要，却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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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在世之时，他的仇敌和他的朋友多已认为他欲使人明言举他为罗马王；真的，他几个最热烈的党羽曾用种种方法屡次劝他加冕；最明显的是马尔库斯·安东尼，此人做执政官时，曾在人民面前向他奉献王冠（710年即前44年2月15日）。但恺撒把这些提议立刻拒绝，毫无例外。如果他同时对那些利用此等事来鼓动共和党反抗的人施行惩处，我们不能由此断定他不是诚心拒绝。有人假定这些劝进的事是遵他的吩咐做的，意在使群众对罗马王权的非常景象有所准备；此说完全小看了恺撒所须应付的反对意见的雄厚力量，恺撒本人若这样公开承认反对意见的不谬，它不能更加驯服，却必至更为得势。造成这一幕的或许只是他那些热烈党徒的过分热心；也许只是恺撒允准与安东尼演这一幕，或甚至与他商妥演这一幕，意欲用极昭彰的方式，在公民目睹之下谢绝王号，以杜绝那讨厌的闲话，他甚至命人把这事载入国家的历书，确是不能再行收回。大概的情形是，恺撒既深知一种习用名称的价值，又深知大众的反感所钟的在名称而不在事物的本质，见王号已沾了古代的诅咒，同时的罗马人又熟知其用于东方的暴主而少知其曾用于本国的努马和塞尔维乌斯，所以他决定在皇帝名义之下取王权的本质为己有。

但不管人对于具体名称的意见如何，总有人主在，因此朝廷也设立起来，有它一切应有的浮华、无味和空虚。恺撒出临公众时不穿紫条沿边的执政官衣服而穿上古所认为王者装束的全紫衣服，坐在他的金椅上接见那庄严的元老行列，不必起立。庆祝他的诞辰、胜利和宣誓的节日充满了历书。恺撒来首都时，他的主要臣仆结队到很远处迎接和护卫他。与他接近始为很关重要的事，以致他所住的城区，房租高涨。由于请求谒见的人极多，很难与他面谈，所以恺撒甚至与他的亲信也不得不多用书信通消息，就是最显贵的人员也须在客所里等候几小时之久。人们明白地感到——明白到恺撒所不喜的程度——他们来会的不再是个同等的公民。一种君主政治的贵族制兴起，可注意的是它的又新又旧，这种贵族制的起因是想以王政贵族夺寡头贵族的光辉，以贵族夺显贵的光辉。贵族团当时虽无阶级的重要特权，却依然存在，为一不开放的贵族公会；但它不能容新民族加入，所以经过几百年间愈缩愈小，到恺撒时，只有十五六个贵族氏家尚在。恺撒本人就生在一个贵族之家，使人以一道人民法令予皇帝创设新贵族氏家的权力，于是建立了那异于共和显贵的新贵族，即新贵族氏家族，君主政体的贵族所需的一切，如迷人的古色古香、完全依赖政府和毫无意义，这新贵族氏家族无不极为可喜地应有尽有。在一切方面，新君权都显露出来。

在这样一位实际不受限制的君主之下，简直设不到宪政，至于那迄今以公民大会、元老院和各个官吏依法合作为基础的共和政体的继续存在，更不必说了。恺撒十分确定地回到王政时代的遗风；公民大会依然是昔日王政时代的公民大会，与国王并立，并且与国王同为至尊人民的意志的终极表现；元老院又回到它原本的职责，即应君主的要求来献议；最后，人主又把全部的官吏职权集中于一身，以致没有另一个独立的国家官吏与他并列，一如没有这样的官吏与最古的国王并列。

关于立法，这位平民党的君主固守罗马政治法的原始准则，即只有人民大会协同召集此会的国王始能厘定国家的组织，国王凭建制权来拟定的法令依法应受人民议决的核准。古代战士大会的可否含着自由的力量和道德政治的权威，在恺撒时代所谓“公民大会”里当然不能再激发这种力量和权威；公民团在立法上的合作，在旧体制里极其有限，可是真实而有生气，在新体制里却实际等于水月镜花。所以对公民大会不必有特别的法规加以限制；由多年的经验看来，每一政府，无论是寡头的或君主的，都能与这形式上的主人和平相处。恺撒时代的公民所以为恺撒制度一个主要的分子并且间接有实际的重要性，只因其功用是在原则上保持人民的主权和力行抗议苏丹政治。

但同时还有一件本已显然而且确有明证的事，即最古政治法另一准则的再被采用系恺撒本人所为，不始于他的继承人；这准则是，最高的或不如说唯一的官吏所命令的，只要他在位一日，便一日绝对有效；立法权固然只是共属于国王和公民，但国王的诏谕，至少在下诏者去位以前，与法律同等。

这位平民党的国王虽至少把形式上的一部分主权这样让给公民团体，他却绝不想与那素秉国政的团体即元老院分掌政权。恺撒的元老院应该仅是——与以后奥古斯都的元老院迥不相同——一个最高议政会。他利用此会来与他预先商讨法律问题，借着它或至少以它的名义发布较重要的行政法规——因为，元老院的法令发布之后，所出席拟定它们的元老竟无一人知有此事，也诚然屡见不鲜。元老院本是个议事机关，在事实上而非在法律上逾越了它的权限，要使它再回到原始的地位，在形式上没有重大困难；但在这里，恺撒须防备实际的抵抗，因为罗马的元老院是反恺撒党的大本营，一如雅典的战神的法庭（Areopag）是反伯里克利党的大本营。大都因为这种缘故，元老院在正常情形之下，人数至多曾达六百人，经最近的变乱而大减，现在由于非常的补充增到九百人；同时，为了至少保持它这个水准，每年应推选的财务官员额，即每年入元老院的员额，由二十人增到四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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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院的非常补充只有君主一人有权办理。至于寻常的补充，他用一种方法保证他自己的永久势力，即选举团受法律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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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就持有君主推荐书的候选财务官中投前二十名的票；此外，君主可随意把那些属于财务官或任何更高级官员的名誉权利，因而特别把元老院的议席，破例赐给甚至没有资格的人。所以当选为非常补充人员的，当然大都是依附新秩序的人，于是许多可疑和卑微的人与体面的骑士一同加入这崇高的团体——从前的元老曾被监察官或经司法判决除名的，来自西班牙和高卢的外国人多少须在元老院学拉丁文的，从前的下级军官迄今连骑士的指环也未得到的，新公民或营贱业者的儿子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人。排外的显贵自然最痛恨元老院的这种人事变动，他们认为这是故意贬损元老院这机关的价。恺撒却不能有这样的自杀政策；他既决定不让自己受议会的管制，也深知这机关本身的必要。他们的眼光若较为正确，便可由这事看出，君主的目的是剥夺元老院那单独代表寡头贵族的旧性质，而使它重回王政时期的状态，即以各阶级最明智的分子，不必排斥寒门的人或外国人，来代表一切阶级的国民；正如最古的国王曾把非公民插入元老院，恺撒也把非意大利人插入元老院。

这样一来，显贵政治废除了，显贵的生存受了损害，新式的元老院仅是君主的工具，同时，在国家的政务和统治方面，专制政体也见于极严格的实行；整个行政权都集中在君主手里。第一，每一重要问题当然由皇帝亲自决定。恺撒能贯彻个人专政，达到我们小民所不能想象的程度，这不仅是他工作迅速无比、准确绝伦所能说明，而且另有更普遍的原因在。如果我们看到恺撒、苏拉、盖乌斯·格拉古和罗马一般政治家所呈现的活动，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人类工作能力，其原因不在自那时以后人性的转变，而在自那时以后家户组织的转变。在罗马家庭这个机构中，甚至奴隶和脱籍人的智力也供家主之用，一个家主若晓得如何管理这班人，他的工作能力便仿佛千百倍于常人。这是个尽善尽美的官僚集权制，我们的营业制度诚然热心效法他，但依然瞠乎其后，一如今日的资本主义政治逊于上古的奴隶制度。恺撒晓得利用这种便宜；据我们所见，凡是需要特别信任的位置，只要别的条件许可，他在原则上无不用他的奴隶、脱籍人或其他出身寒微的门客来充任。由他全部的工作看，我们可见像他那样善于组织的天才，用那种的工具，可以做出什么事业；但若问他如何分别造成这些惊人的成绩，我们却没有充分的答案。官僚制度在这方面也类似一个工厂，即所出成品似乎不是制造它的各个工人的，而是在它上面加盖印记的工厂的。完全明白的只是，在他的工作上，恺撒绝没有一个助手对这事发生个人的影响，甚至也没有一个助手得知整个的计划；恺撒是唯一的建造师，他的工作只用粗使工人，不用伙友。

分别说来，在狭义的政治事务上，恺撒自然尽量避免托人代理。遇有不得已的时候，例如他常常离开罗马，特需在那里设个高等机关，他为这事择定的人，说起来很有意味，不是法定做君主代表的市政官，而是没有官方承认的职权的亲信，常是恺撒的银行家，即加的斯的聪明柔顺的腓尼基商人卢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巴尔布斯（Lucius Cornelius Balbus）。在行政方面，元老院在王政倾覆以后取国库的锁钥为己有，并且借此来把持政权，现在恺撒收回国库的锁钥，把它们只交给那些一心不二、绝对依附他的臣仆。就财产而言，君主的私产当然仍与国家的财产严格划分，但恺撒把国家整个财政和币制的管理权拿在手里，完全用他和一般罗马贵族经营自己财产的习惯方法来经营它。大致说来，将来各省赋税的征收和币制的管理都委皇帝的奴隶和脱籍人去办，元老阶级的人不得参与——这是个大有关系的步骤，过了相当时间以后，重要的代办阶级和“皇室”都由这个发展出来。

另一方面，各省的省长以前就是军事统帅性质，现在既已把财政事务交给皇家的收税官，更是如此。只有埃及的统帅职移归君主的私人。尼罗河流域情形特殊，在地理上是孤立的，在政治上是集权的，比别的地方更适于在有能力的领袖之下永久脱离中央政府。在最近的变乱中，意大利遭难的党魁屡次做盘踞此地的企图，就是充分的证据。恺撒所以不正式宣布埃及为一省而容忍那较为无害的拉吉德王家，大概正以此故；驻埃及的兵团所以不托付一位属于元老院即属于前政府的人，这个统帅职所以正如收税使一职被目为奴才职，确乎即以此故。然而一般看来，恺撒所特别重视的，还是罗马军不可如东方王者军队那样由奴隶来统率。常规仍是以曾任执政官的人充重要省份的长官，以曾任副执政官的人充次要省份的长官；702年即前52年的法律规定京官任省长须有五年的间隔，现在却又恢复古时的办法，京官一结束其职务似乎立刻就任省长职。另一方面，素来给合格候补人分配省份的事，有时根据人民或元老院的决议，有时由官吏商妥或用抽签法来办理，现在这事移归君主。因为执政官常常不满一年就被劝卸职，让位于当选的后任（cansules suffecti
），又因为每年选出的副执政官名额由八人增至十六人，其中半数一如财务官的半数由皇帝提名，最后因为皇帝即使不保留推举名义上的执政官之权，至少保留推举名义上的副执政官和财务官之权；所以恺撒稳能得到足数的为他所喜的候补人来充任各省的长官。他们的召回当然与他们的任命一样，都听君主的意见来定夺；通常的假定是前执政官的省长留在省里不得逾二年，前副执政官的省长留在省里不得逾一年。

最后，关于他居住的首都的行政，皇帝显然有一时也想委他所任命的官吏办理。他恢复古代王政时期的市政官职；他屡次在离京期间把首都行政交给一个或几个市政官，这种市政官是他不问人民的意见而自行任命的，他们任期无限，兼掌一切行政官的职权，甚至有权用他们自己的名字但当然不用自己的肖像来造币。再者，在707年即前47年，又在709年即前45年的最初九个月，既没有副执政官，也没有牙座市政官，又没有财务官；707年即前47年的执政官到了岁尾才选出来，在709年即前45年，恺撒竟做无同僚的执政官。通盘看来，这似乎是企图也在罗马城内，以新君主的平民资历所加的限制为度，完全恢复旧日的王权，这就是说，国王以外的官职只有国王离京时的市政官和为了保障人民自由而任命的保民官和平民市政官仍许存在，至于执政官、监察官、副执政官、牙座市政官和财务官都要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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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后来，恺撒却不行此道；他既不接受王号本身，也不取消那些与共和的光荣历史交织起来的古名号。执政官、副执政官、市政官、保民官和财务官大致仍有其以前的形式职权，然而他们的地位却完全改变了。共和的基本政治观念就是罗马帝国溶解在罗马城中，因此，势必视首都的城邦官员为帝国官员。在恺撒的君主制度中，这种见解及其后果都化为乌有；自此以后，罗马城的官员仅居帝国许多自治市的首位，尤其是执政官一职成为纯属有名无实的职位，它所以保有某种实际的重要性，只因此职连带着将来享有高等省长职之权。罗马民社惯于替被征服者造定的命运现在落到它自己身上，它那罗马帝国的统治权现在变为在罗马国内一种有限的市自治权。同时，副执政官和财务官的员额增加一倍，已见上文；关于平民市政官亦复如是，新添两个粮食市政官（aediles curales
）来替办首都的供应事宜。这些官职的任命权仍在民社，并且执政官、保民官和平民市政官的任命权不受限制。如上所述，每年应推举的副执政官、牙座市政官和财务官，皇帝保留其中半数的提名权，选举人不得违犯。一般看来，人民自由的古老而神圣的护符未受侵害；当然，这不能阻止个别的顽强保民官遭到严重干涉，事实上被废黜和开除元老名籍。

皇帝在较普遍较重大的问题上既这样自己做主，他既用他的臣仆管理财政，用他的部将节制军队，共和旧有的国家官职既重变为罗马城的市政官职，专制政体便充分地建立起来。

另一方面，在宗教机构上，他虽然颁布了一个关于这部分国政的详细法规，却未做重大改革，只是使君主身兼大祭司，或也兼高等僧院的僧职；与此有一部分相连的，即在三个最高僧院里各创设一个新职位，在第四即餐主院里创设三个新职位。如果罗马的国教组织迄今被用作专政寡头党的后盾，它对新君主也可以有正复相同的功用。元老院那种守旧的宗教政策现在移归罗马新王；约在此时，严格的守旧派瓦罗发表他的《神物的古迹》，这是罗马国定神学的总簿和典籍，他竟能把这书献给大祭司恺撒。约维斯崇拜仍能发出微光，辉映那新建的宝座；旧国教在其最后阶段成为那当然自始就是空洞而柔弱的恺撒教皇制的工具。

在司法事务上，旧日国王的裁判权又建立起来。国王既然原是刑事和民事的裁判官，在前者依法不受人民赦罪机构的拘束，在后者依法不受把争端交陪审法庭判决的拘束，所以恺撒也主张他有权把死刑和私法案件一概弄到他自己的法庭来受唯一而最后的裁判。他若在首都，便亲自处理；他若不在，便由市政官处理。实际说来，我们见他完全按古代国王的方式，有时坐在首都罗马广场上公开审判那些被控谋逆的罗马公民，有时在他的住宅里开庭推问那些被控谋逆的属国君长；因此，罗马公民与国王的其他臣民相比，他们的唯一特权似乎只是审判手续的公开。当然，虽则恺撒公正审慎地尽其责任，这种复活的国王最高审判权也只能在例外的事件中始有实际应用的机会。

关于刑事和民事的寻常手续，往日共和的司法方式大致仍得保存。刑事案件仍旧由各种有权处理各罪案的陪审法庭来处理，民事案件一部分由遗产法庭即普通所谓百人法庭，一部分由个别陪审员来处理；司法程序，在首都的仍旧由副执政官监督，在各省的由省长监督。就是在君政之下，政治罪也交由陪审法庭来审判；关于这种罪，恺撒发布了新法规，以一切不许迫害异见的宽大精神把应受法律惩办的行为明白列举出来，新法规所定的惩罚不是死刑而是放逐。至于陪审人员的选择，元老党欲使他们专由元老院产生，狭义的格拉古党欲使他们专由骑士阶级产生，恺撒则固守调解党派的原则，把这事留在科塔“妥协法案”所造成的状态中，可是有个修正——这大概由699年即前55年庞培的法律开其端，就是废去那来自下级人民的“国库使”（tribuni aerarii
），于是规定陪审员至少须属于四十万塞斯特级，陪审职务久已为元老和骑士的争端，现在由双方分任。

大致看来，国王裁判权与共和裁判权的关系是同等的，所以任何案件既可以提到国王的法庭，也可以提到相当的共和法庭，如果二者发生冲突，后者当然退让；反之，如果二者之一已经宣判，这案件便因此终结。要推翻一位合格的陪审员在民事或刑事上所宣告的判决，新君也没有这种权力，除非在特别情形之下，例如纳贿或暴力，已经按共和的法律，使陪审的判决遭到取消。反之，每一个因官员的法令而受害的，可以向宣判法官的上司申诉，这条原则似乎在这时已大加扩充，以后皇帝的受理上诉权即源于此；大概一切有裁判权的官员，至少一切省份的省长既都是被认作君主的属官，所以对于他们每人的法令，都可以向君主提出申诉。

这些改革中最重要的，即上诉的普遍化，甚至不能算作绝对的改进，这些改革确乎不能完全治愈罗马司法所患的病症。任何奴隶国的刑事诉讼都不能是健全的，因为对奴隶的法律手续即使在法理上不操在主人手里，至少在事实上如此。我们可以想象，罗马的主人惩治奴隶的罪，根本不当作罪，而只因为奴隶犯了这罪就对他无用或不便；他打发犯罪的奴隶只是像打发好触人的牛一样，牛被卖给屠户，犯罪的奴隶被卖给角斗场。但甚至对自由人的刑事诉讼——这自始就是政治诉讼，并且大部分永远是政治诉讼——也在最近几代的荒乱中由严肃的诉讼变成用私情、金钱和暴力来打的党派战。参加这事的一切人——官员、陪审团、各党派，甚至旁观的公众——都应共负其咎；但给正义最难治的创伤的却是辩护士的活动。罗马法庭中的雄辩有如寄生植物，一臻茂盛，一切确实的正义观念便归于消散；并且意见与证据的区别不易为公众所了解，简直被排出罗马刑事程序以外。当时一位富于经验的罗马辩护士说：“一个真正老实的被告可以被人随意控告任何他已犯和未犯的罪，而且必定被判有罪。”许多刑事辩护词由本期传到现在，其中竟没有一个认真确定所问的罪状，阐明证据或反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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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当时的民事诉讼在各方面也都不健全，自不待言；它也受政党政治搀越一切的影响，例如普布利乌斯·昆克提乌斯（Publius Quinctius）一案（671—673年即前83—前81年）随着秦纳或苏拉在罗马的得势，前后得到极相矛盾的判决；并且辩护士常常不是法学家，也在这里有意或无意地造成很多的纠纷。当然，政党在这里的搀越只是例外，并且辩护士在这里的花言巧语不能那样快或那样深地破坏正义观念；因此，我们所有的本期民事辩护词，虽则按我们的严格观念不是良好的辩护文章，但以内容而论，却远比同时的刑事演辞少毁谤而多法学意味。庞培曾钳制辩护士的雄辩，如果恺撒让这种办法继续存在并且把它加重，这至少是无损的；如果所任命的官吏和陪审员经过更完善的遴选，并且加以更完善的监督，又不再有贿赂公行和威吓法庭的事，这办法也是很有益的。但神圣的正义感和对法律的敬畏心既在大众心灵中难以毁灭，也更难再造。这位立法家虽消除了许多弊病，他却不能治愈病根；时间能医好一切可医的症候，它是否在这里也能施救，仍属疑问。

当时罗马的军事组织几与汉尼拔时代迦太基的军事组织一般无二。统治阶级只提供给军官；属国人、平民和省民组成军队。在财政和军事上，将军几乎不倚靠中央，无论幸与不幸，大致唯他自己和所辖省份的资力是赖。城邦的精神，甚至民族的精神已绝迹于军队，只余团体精神做内部团结的维系。军队已不再是国家的工具；就政治而论，它没有自己的意志，但确能采纳主帅的意志；就军事而言，它在普通低劣的领袖之下成为无用的乌合之众，但在正当的将军麾下，便达到国民军所不能及的军事上的至善地步。做军官的阶级尤其堕落极深。上等人如元老和骑士等日益不习于武事。从前，人们激烈竞争军官的位置，现在每一骑士阶级的人，只要愿意从军，都包管能做一员兵团长官，并且有许多这种位置须用较低级的人来充任；贵族中若是还有从军的，他至少力求在西西里或他确信遇不到敌人的别处来消磨他的从军时间。军官有寻常的勇气和才能的便被诧为奇才；尤其如庞培，在军事上，同时人把他敬若神明，从任何观点看，这种崇拜都对他有害。要脱逃和哗变，通常都由军官发令；不管统帅的太过宽容，每日总有革除高级军官的提议。我们仍存有恺撒那幅不无讽刺地亲手绘出的图画，描写奉命进攻阿里奥维斯特时，他那大本营里的景象，咒骂和哭泣，做遗嘱，甚至做请假书。士兵中间不复有上流阶级的痕迹可寻。按法律说，普遍的兵役义务依然存在；不过招募以外若加上征发，征发便做得很不规则；许多有当兵义务的被略掉，而既已入伍的则被留在麾下，历三十年或更长久的时间。罗马的国民骑兵现在只是当作一种骑马的贵胄侍卫队而存在着，他们那些香喷喷的骑士和精选的骏马仅在首都节庆日表演一番；所谓国民步兵是从最低公民阶层收来的佣兵队；属国人专供给骑兵和轻兵，在步兵队里也渐渐为用日广。就当时的作战方式而言，队伍的效能大部系于百夫长。按民族的军事制度，士兵由一刀一枪的军功升到百夫长位置，现在这种位置不但一律凭私情来授予，而且把它卖给出价最高者的事竟也屡见不鲜。因政府不善理财，官吏又大多数纳贿和行骗，兵饷的支付非常短绌而不规则。

这事的必然结果是：罗马军队常常掳掠各省的人民，反抗本军的官长，遇见敌人便逃走；竟有大队人马如697年即前57年皮索的马其顿军，并未真被击败，却只因这种办理不善而完全覆没。反之，有能力的领袖，如庞培、恺撒和伽比尼乌斯诚然能用手头的材料造成有效、能战而且稍稍可做模范的军队；不过这种军队与其说属于国家，不如说属于将军。罗马海军始终最为罗马人天性所不喜，并且从未完全本国化，它更腐败，自不待言。在这里，在任何方面，一切能被破坏的也都在寡头政府之下被破坏了。

在以前松懈而无能的上级督导之下，纪律的束缚已归废弛，恺撒整顿罗马军制大体以抽紧和加强这种束缚为限。在他看来，罗马军制似乎不必也不能根本改革；他接受了军队的成分正如汉尼拔接受了它们。他的市政法规定：不满三十岁的人若欲充任市政官职或做市参议会的议员，须先服三年马上的兵役——就是当军官——或先服六年步下的兵役，这固然证明他想吸引上等阶级来从军，但也一样昭彰地证明了民族不尚武的精神既然日增月盛，他自己也认为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把高官显位的充任无条件地联系在服役期满上。这正可以说明恺撒为什么不企图重建罗马的国民骑兵。征兵事务有较好的安排，服役期限调整和缩短了；此外都照旧办理。列阵步兵仍大都征自低级的罗马公民；骑兵和轻步兵仍征自属国人民。舰队竟没有经过整顿，殊属可怪。

属国所供给的骑兵是不可靠的。恺撒不得不做一种他自己也必觉得可疑的革新，这就是他首先违背了不用佣兵打仗的古罗马制度，而把雇来的外国人尤其日耳曼人编入骑兵队伍。另一革新是兵团副将（legati legionis
）的设立。迄今为止，兵团长官一部分是经公民，一部分是经有关省长推选的，他们统领兵团的方式是六个兵团长官统带一个兵团，轮流执掌兵权。将军任命一人为一个兵团的司令，只是临时的非常措置。反之，到了后来，这种兵团长或兵团副将显然是组织上的一个永久制度，并且不再由他们所服从的将军而由罗马城的最高统帅来任命；两种改革似乎都源于恺撒与伽比尼乌斯相连的规定。军事组织里加了这重要的中级官阶，推其原因，一部分在于需要加强兵权的集中，一部分在于感到缺乏有才的高级军官，主要部分在欲使皇帝所任命的一个或多个高级军官与省长共理政事，以平衡省长的权力。

兵制上最重要的改革是规定皇帝本人为永久的军事领袖，皇帝代替从前那非军事的并且处处无能的统治团体，总揽全部军事管理权，于是把这管理从大半徒有其名的指导变为真实而有力的最高统帅权。至于这最高统帅对各省素为全能的分统帅居于什么地位，我们却无相当的资料可考。一般说来，副执政官对执政官的关系，还有执政官对独裁官的关系，似乎用为类推的基础，所以省长本身固然仍有其省份的最高统帅权，但是皇帝可以随时取这统帅权为己有或把它交给代理人，并且省长的权力只限于他那一省，皇帝的权力则与君权和往日执政官权无异，广被于整个帝国。再者，现在军官无论兵团长官或百夫长的任命权，只要以前属于省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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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像兵团新副将的任命权一样，一概直接移归皇帝的掌握；同样，征兵的规定、假期的给予和较重要的刑事案件或许现在也已提交最高统帅裁夺。省长的权力既受了这种限制，皇帝既有管制监督之权，将来便不必深惧军队的完全败坏，也不必深惧军队变为个别军官的私人部属。

但是，虽则时势决然趋于军事君主制，虽则恺撒显然独揽最高统帅权，他却绝不愿用军队来建立他的威权，也绝不愿把他的威权建立在军队上。他固然认为他的国家需要常备军，但只因就本国的地理位置而言，需要广泛地调整边界和永久的边防军。一部分在较早时期，一部分在晚近的内战中，他曾致力于绥靖西班牙，曾沿着大沙漠一带设立强固据点以守阿非利加的边境，沿莱茵河一带设立强固据点以守帝国的西北边。对幼发拉底河上和多瑙河上的国家，他从事于同样计划。他尤其想远征帕提亚以报卡莱一战之仇；他曾定这个战事为三年，决计既谨慎而又彻底地与这班劲敌做最后的结算。同样，盖塔王布雷比斯塔斯（Börebistas）在多瑙河两岸势力大长，他也曾设计攻布雷比斯塔斯，拟用类似他在高卢创立以保护意大利的边区，来保护意大利的东北部。然而我们绝无证据，说恺撒像亚历山大似的想乘胜进到无限远的地方；诚然有人说他曾欲由帕提亚趋里海，由里海到黑海，而后沿黑海北岸到多瑙河，把全部西徐亚和日耳曼直至北海——按当时的观念以为北海距地中海并不甚远——都并入帝国，再经高卢回国；但可信的典籍无一能证实这种荒唐计划的存在。像恺撒的罗马国那样一个国家，已包含大批难治的蛮族分子在内，同化他们已足够将来几百年的工作而有余，这种武功就算在军事上能做得到，也不过是比亚历山大征印度更光辉百倍也更甚百倍的错误而已。按恺撒在不列颠和日耳曼地的行动看来，又按那些继承他的政治思想者的行动看来，恺撒很可能与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无异。他对神灵祈祷的不是增广帝国而是保全帝国，他的攻战方略仅限于调整疆界——当然以他那巨大规模为尺度——，既要保障幼发拉底河界线的安全，又要建立多瑙河的界线而使它可资防守，以代替那完全不定并且军事上无用的帝国东北界线。

但如果说，我们不可用同一意义把恺撒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同称为世界征服者，仍只是似属可能的，那么，他不想使他的新君制大半依赖军队的支持，也不想普遍置武力于文事之上，而想把武力合并于文治，并且尽可能使武力隶属于文治，却也是千真万确。军人国有钱难买的柱石，那些驰名的高卢老兵团，正因为他们的团体精神与文治国家相水火，所以被恭而有礼地解散了；它们的名称只在新设立的城邦上永垂不朽。苏拉的兵士似有军事性质地聚居在他们自己的殖民地，解散时受田于恺撒的兵士则不然，他们，尤其是住在意大利的，尽可能离群独居，散布在整个半岛；只有一个例外，即坎帕尼亚有一部分土地仍由恺撒支配，他那些老兵的聚居在这里是无法避免的。难题是使常备军的兵士不越出公民生活的范围。恺撒的解决法一部分是保持那规定兵役年限而不确定长期服役——就是说，毫无遣散介于其间的服役——的旧办法，一部分是上文已述的缩短兵役年限。因而军队的组成人员变动加速，一部分是经常使服役期满的兵士落户务农，主要一部分是使军队离开意大利。一般说来，离开本国文事和政治生活的固有中心，而把兵士调到大王所认为只有兵适于居住的地方，就是调到沿边兵站以御外患。

军事国家的真标志，即发展和优待禁卫军，也不见于恺撒。虽则关于现役军队，为将军特设亲兵的制度由来已久，可是在恺撒率兵时，这制度完全湮灭；他的卫队似乎大致仅是传令官或非军人的侍从，永不是真正的特选队，所以永不为行伍军队所嫉妒。恺撒做将军时既已这样实际上废去卫队，他做国王时更不容身旁有禁卫军。虽则刺客无时不潜伏于左右，并且他深知其如此，他却拒绝元老院所提设立贵族卫队的建议，局势一稍微安静，他便把原先在首都所用的西班牙卫队即刻解散，仅止于按照罗马高级官吏相沿的惯例，用仪仗队为随从。

虽则在与现实斗争时，恺撒不得不多多放弃了他本党和他少年时所抱的理想——即在罗马创造一个不凭武力而凭全国信赖的伯里克利式的政府——，可是就在今日，他仍以史无前例的魄力，坚持那不成立军事君主制的基本主张。当然，这也是个不能实现的理想——只有在这幻想上，这位精明人的热烈恋慕胜过他那清澈的理解力。一个政府，如恺撒所想望的，不但必然地很属于个人性质，因而不免随着创业者的死亡而消灭，正如伯里克利和克伦威尔那与此相类的事业也随着创造者的死亡而消灭；而且在这全国大乱的情况下，罗马第八代国王甚至当他在世之时未必能像他的前七代先王那样仅赖法律和正义来统治同国的人，更未必能在常备军已于最近内战中自知其强而失其畏惧之后，把这军队再并入文治社会中，作为一个有用的分子。谁若冷静考虑那畏惧法律的心已在最低和最高阶层的社会里消失到何等程度，他必视上述的希望为梦想；如果有了马略的兵制改革，兵士普遍不再为公民，那么，坎帕尼亚的兵变和塔普苏斯的战场不幸很明白地显示现在军队以什么方式来支持法律。甚至平民党的这位伟人也只能勉强而不完全地管束他所解放的力量；成千累万的刀剑仍听他的号令而出鞘，可是它们不再听他的号令而入鞘。运命比天才的力量大。恺撒本想做文治国的恢复者，却成为他所厌恶的军事君主制的创始人；他推翻了国内贵族和财阀的专政，结果只是树立了军阀专政以代之，于是国家仍旧受少数特权阶级的虐待和剥削。绝顶人物的一种特权就是犯这种有创造性的错误。伟人想实现理想的天才尝试，虽不能达到目的，却是人类的至宝。罗马军事国所以过了几百年后才成为警察国，罗马各代皇帝所以虽在其他方面不类似开创他们统治权的伟人，却大致不对公民而对公敌用兵，并且对于人民和军队一律极为重视以致不使后者监视前者，这都是恺撒的功绩。

财政的整理，因为帝国非常庞大，又排斥贷款制，财政的基础是稳固的，所以较少困难。如果国家历来常在财政困难之中，其咎不在国家岁入的不足，反之，近几年来，国家的岁入增加很多。以往的总岁入计两亿塞斯特，比提尼亚-本都和叙利亚两省的设立加上了八千五百万塞斯特，这个增额再加上其他新开的或扩大的财源，特别是由奢侈税那日增的收益而来的款项，远超过坎帕尼亚地租的损失。此外，经卢库卢斯、梅特路斯、庞培、加图等人的手，无量的额外款项流入国库。财政困难的原因一部分在经常和额外支出的增多，一部分在事务方面的混乱。属于前项的，对首都群众的配粮一事要求过多的款项；由于691年即前63年加图的扩大配给，这事每年的经费达三千万塞斯特，在696年即前58年取消那迄今偿付的代价以后，这事竟至耗费国家岁入的五分之一。在西班牙、马其顿和其他省的戍兵以外又加上西利西亚、叙利亚和高卢的戍兵，从此军事预算也增加了。在额外支出中，须先举出装配舰队的巨费，例如，在687年即前67年大侵掠以后的第五年，一次支出三千四百万塞斯特。此外又加上用在战事和备战的巨款，如仅为了配备马其顿军，一次付给皮索一千八百万塞斯特；甚至每年付给庞培二千四百万塞斯特以供西班牙军的给养和饷金，又付给恺撒不相上下的数目以供高卢军之用。这些对罗马国库的要求虽然很大，如果往昔可为模范的国库管理没有沾染当时普遍的懈怠和诈伪，或许仍可应付；只因国库怠忽了追索积欠，所以常常停止付款。国库的主管官员，两个每年一换的少壮财务官，至多仅以不动为务；往日文书和别的职员以其纯洁当然深为人所敬仰，现在，尤其自从这些职位变成可买可卖的职位以来，他们中间盛行着极坏的弊病。

然而，罗马财政的脉络一旦不再如以前那样辐辏于元老院，而辐辏于恺撒的内阁，这个宏伟机器的一切转轮和发条便都自然而然地有了新生气，有了较严的秩序和较紧的联系。那两种导源于盖乌斯·格拉古而如痈疽一般腐蚀罗马财政的制度——把直接税出租和分配粮食——一部分被取消，一部分被改造。恺撒不愿像他前人那样以富豪和首都群众来制贵族，而愿废除贵族，使国家免受一切高低寄生虫的祸害，所以在这两个重要问题上，他所追随的不是盖乌斯·格拉古而是寡头党苏拉。间接税仍行租借制；在这种税中，这制度由来已久，并且绝不可少，因为罗马的财务行政原有一条准则，即收税应牺牲一切来保持简单明了。恺撒也谨守这准则，不使破坏。但自此以后，直接税或如阿非利加和撒丁的交纳粮食和油类，视为应直接供应国家的实物贡献，或如小亚细亚的赋税，化为定额的税金，让税区办理征收各种款项的事。

罗马民社居统治地位。既居统治地位，便应受属国的供养，所以首都的粮食配给一向被认为是罗马民社的有利特权。这种卑鄙的原则为恺撒所不取；但有不可忽视的大群完全无产的公民专赖这些施食的保障，始免于饿死。在这种意义上，恺撒保持施食。按加图所恢复的森普罗尼乌斯法，每一卜居罗马城的罗马公民都依法有要求免费粮食之权，领粮者的名单最后曾增加到三十二万人。现在恺撒从这名单中剔除了一切富人和别有过活的人，把数目减到十五万人，并且永定此数为白领粮食者的最高数额；同时，他又命人每年修正名单一次，以便有人迁徙或死亡时可由最贫苦的申请者补其缺。政治的特权既这样一变而为赡贫事业，一个由历史的和道德的观点均堪注意的原则便初次活泼有力地出现了。文明社会只是迟缓地，一步一步地，跋涉到利益休戚相关的地步；在上古初期，国家固然要保护其人民免受公敌和杀人者的侵害，但没有义务供给必需的生活资料，来应对更恶的敌人、贫乏、保护全无办法的同国人。雅典文明始在梭伦和以后的立法里发挥了一种原则，即赡养残疾者甚至一般贫民是民社的义务；在雅典那狭隘的生活中这始终是城邦的事，到了恺撒，他始把它发展为有组织的国家制度，把那原为国家的累赘和耻辱的安排，改造成今日无数造福人类的机关的第一个。人类的无限同情就在这里与人类的无限痛苦交争互斗。

除这些基本的改革外又有收支事务的彻底修正。经常的收入无处不加以整理和固定。有不少的民社甚至整个区域，无论是间接地由于罗马，或拉丁公民权的授予，或是直接地由于特别优待，都得有免税权。举例来说，用前面方式取得此权的有西西里的一切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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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后面方式取得此权的有伊利翁（Ilion）城。削减贡额的民社为数更多。例如远西班牙省各民社在恺撒为省长以后，经他的提议，元老院已许它们削减贡额；最受压迫的亚细亚省现在不但在征收直接税上得到便利，而且得全免三分之一的直接税。新添的税，如伊利里亚各被征服民社的税，尤其是高卢各民社的税——后者每年共缴四千万塞斯特——一概从低估算。另一方面，对于个别城市，如阿非利加的小勒普蒂，撒丁的苏尔奇（Sulci）和几个西班牙民社，为了惩戒它们在最近战争中的行为，有提高贡额的事。意大利的港口税收入甚丰，在晚近无政府时期曾被取消，这种税大体落在由东方输入的奢侈品上，所以更要恢复。在这些新开的或复旧的经常财源之外，又有因内战而为战胜者所得的非常财源——在高卢搜括的战利品，首都库存的现金，取自意大利和西班牙庙宇的财宝，用强迫借贷、强迫馈赠或赔款的方式由属国和君长筹得的款项，还有同样用法庭的判决或直接致送付款令等方式加在罗马富人身上的罚金；但最重要的是变卖那些失败敌人的财产所获的金钱。这些财源如何丰厚，我们可由一事而推知：阿非利加的资本家曾参加反对党的元老院的，被处罚金，单是这一项就达一亿塞斯特，还有庞培财产的买主付价达七千万塞斯特。这办法是必要的，因为失败贵族的势力大部分基于其绝大的财富，只有强迫他们付出战费，始能有效地打破他们的势力。但这种没收不是令人可恨的，就是恺撒使变卖这些财产所得的款项专门有利于国。苏拉的宠臣每次侵吞公款，苏拉总加以饶恕；恺撒则不然，他甚至从他最忠实的党徒，例如从马尔库斯·安东尼身上严追购物的款项。

在支出方面，首先由于配粮大受限制，支出削减。对首都贫民的配粮制仍旧保存，对罗马浴堂的供油制为恺撒所新创，配粮和供油都至少大部分永以撒丁的，尤其阿非利加的征实为基础，因而全部或大部从财务方面划分出来。另一方面，一部分由于常备军的增多，一部分由于兵团士卒年俸由四百八十塞斯特加到九百塞斯特，军务的日常费增加了。两者都确是不可少的。罗马全无真正的边防，边防必要的先决条件是大增军队。恺撒始行加倍发饷，这固然意在使兵士对他恋恋不舍，但不因此而把它当作永久性的改革。以前饷金每天一又三分之一塞斯特，系远古时所定，那时货币的价值全异于恺撒时代在罗马城的价值；现在首都普通的短工用手劳动，平均每月可挣得三塞斯特。那种饷额所以能保持至今，只因当时兵士从军，不是为了饷金而主要地是为了兵役中大半不合法的外快。要做到军务的真正改良，并且要铲除那最为各省人民之累的兵士非法利得，第一个条件就是适应时宜，增加正饷；恺撒现在把它定为两个半塞斯特，可视为公正的步骤。而因此加在国库上的重负可视为必要的步骤，其结果也可视为很有益的步骤。

关于恺撒所必须或自愿负担的额外支出，我们难以想象。战争本身消耗了无量的款项；恺撒在内战期间不得不有所承诺，履行诺言所需的款项或也不会较少。每一普通士兵因为参加了内战受两万塞斯特的赏，首都群众每人却因为不参加内战，除粮食外又受三百塞斯特的赏：这是个恶例，并且不幸不为后世所遗忘；但恺撒饶有人君之度，不肯在这事上减低议价。此外，要求恺撒为荣誉而解囊的不知其数，他都答应了。共和晚年，财政困难，建筑事业遭到可耻的怠忽，恺撒特别为了建筑事业使绝大款项流通市面，他那些起在首都的建筑物，一部分建在高卢战役期间，一部分在其后，所费共计一亿六千万塞斯特。恺撒财政管理的总成绩表现于下列事实：他既做明智而坚强的改良，又正确地兼行节俭和博施，于是能对一切公平的要求应付裕如，完全无缺；到了710年即前44年3月国库存款七亿塞斯特，他自己存款还有一亿塞斯特，这十倍于共和极盛时的现金数目。

但解散旧有的政党，给新国家一个适当的政体、一支能战的军队和一种秩序井然的财政，虽然是件难事，却不是恺撒工作最难的部分。如果意大利民族真要复苏，它便需要一番转变这大帝国一切部分——罗马城、意大利和各省——的改造。让我们在这里把旧状况和差强人意的新时代初期也描写一下。

拉丁民族的世家在罗马城中早已绝迹。一个首都失去其城市甚至民族的特色，较任何附属民社为速，这是势所必至的。在这里，上流阶级很快脱离了城市的公共生活，以便在全国而不在一城中觅得安家之地；在这里，不免聚集着外籍的侨民，忽多忽少地为了娱乐或事务而来的旅客，以及大群无业、懒惰、犯罪、经济和道德一概破产，也正因此故而到处为家的流氓。这一切都特为显著地适用于罗马城。殷富的罗马人常常把他的城中住宅仅看作一种寓所。帝国官职一旦都从罗马的市府产生出来，罗马城的执事人员集会一旦成为帝国的公民大会，市区的或别的较小自治团体一旦不见容于首都以内，就罗马而论，一切真正的城邦生活便告终止。人们从这广大帝国的全境涌向罗马，为的是投机，为的是荒淫，为的是阴谋，为的是学习犯罪，甚至为的是躲藏起来以避法律的耳目。

以上这些弊病有点必然地从都市的本质里发生出来，其他较为偶然或者更为严重的弊病却与它们相伴而来。古今或许没有一个大城像罗马那样是全体赡养的；一方面是输入，另一方面是家庭的奴隶工业，使这里任何自由生产自始即不可能。上古一般国度的根本弊病——奴隶制度——在首都里为害之烈冠于各地。无一地像在巨室和暴发富户的京邸里，有那样大批的奴隶聚在一处的。无一地像在首都的奴隶群众中，有三大洲的各民族互相混杂着——叙利亚人、弗里吉亚人和其他半希腊人与利比亚人、摩尔人相混杂，盖塔人和伊比利亚人与来者日多的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相混杂。那与不自由绝不可分的道德堕落，形式正义和道德正义的非常冲突，在这半开通或全开通、仿佛身为贵族的城市奴隶中极为彰明较著，迥非那些有如被拴的牛、带锁耕田的农奴所能及。还有比奴隶群更坏的，就是那些在法理上或仅在事实上被解放的奴隶，这是讨饭的流氓和暴发的富豪的混合体，他们不再是奴隶，但还不是完全的公民，在经济甚至在法律上依赖主人，但自命为自由人；这些脱籍人尤其向往首都，首都中有种种利益可得，并且零售业和手工业几乎全操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在选举上的势力有明言为证，他们在街市暴动中之居于领导地位，由于民魁用关闭商店和售卖场为似乎宣布街市暴动的惯用信号，已显然可见。

更有进者，政府不但不设法抵制首都人民的腐化，而且为了便利他们的自私政策，竟促进这种腐化。有个明智的法律条文禁止被判大罪的人留居首都，怠惰的警察并未加以实行。警察对流氓社团的监视实为迫切的需要，但这事起初为人所忽略，以后竟被宣告为一种阻碍人民自由的限制，应该处罚。民间的节庆任意增多，以致单是七个寻常节庆——罗马节、平民节、神母节、谷神节、阿波罗节、花神节和胜利节——共历六十二天的工夫；此外，又加上角斗赛会和许多别种的额外娱乐。既有这样一个全无余粮的无产阶级，贱价供粮在所不免，人们却以毫无忌惮的轻浮态度处理它，于是粮价的涨落离奇怪诞，难以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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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配粮制导致官方招请全体没饭吃却怕工作的无产公民来首都居住。

播的是恶种，收的也与之相称。政界帮会和团队组织，宗教界的崇拜伊西斯和与之相若的虔敬狂都导源于此。人民无日不面对着饥荒，并且常常在饥饿之中。人们的生命没有像在首都那样不安全的；盗党以杀人为业，这是首都唯一的特有职业；引诱被害者到首都来是把他杀死的初步；没有一群武装的扈从，无人敢往首都的近郊。首都外面的情况也与其内里的混乱相当，似乎是一种对贵族政府的活讽刺。他们在治理台伯河上一无所为，只有使人用石料把那仍然将就使用的唯一桥梁建造起来，至少造到台伯河的沙洲。罗马城立在七座山上，关于夷平城区的事，他们也是毫无作为，除非堆积的垃圾造成了一点改良。街道随山丘而上下，狭窄曲折，极少修理；人行道系羊肠小径，路面很坏。普通住宅都用砖草草筑成，高得令人头晕，大多数是投机建筑师替小产主造的，因此前者变为巨富，后者沦为乞丐。在这粗劣建筑物的大海中像孤岛似的，出现了富人的壮丽宫室，它们压缩小房屋的空间正如其主人压缩小民在国家中的公民权；在它们那些云石立柱和希腊刻像之旁，破庙及其大部仍用木雕的神像令人悲伤。街市警察、河岸警察、消防警察和建筑警察都谈不到；如果政府居然关心每年必有的水灾、火灾和房屋坍塌，这也不过是请神学国师对于这种征兆和怪异的真正意义，发表报告和意见。如果我们设想伦敦有新奥尔良（New Orleans）的奴隶人口，有君士坦丁堡的警察，有今日罗马城的非工业性质，而按照1848年以后巴黎的模样受政治的动荡，我们便能略知共和的光荣——西塞罗之流在愤懑信札中哀其没落的共和光荣。

恺撒不事哀悼，但可能补救的，他无不设法补救。罗马城当然不改旧观，仍是个世界城。要想再给它一个特殊意大利的性质，不但行不通，而且与恺撒的计划不合。正如亚历山大以希腊的、犹太的、埃及的，尤其是世界的亚历山大城为他那希腊-东方帝国的适当首都，这新罗马-希腊世界帝国的首都，位于东方和西方的交点的，也应该不是个意大利民社，而是个失其民族性的万国首府。因此，恺撒容许人们在约维斯天父之外又崇拜新迁来的埃及神灵，甚至允许犹太人就在帝国首府内自由演习他们那种奇怪的外国仪式。无论罗马城里这群寄生人口，尤其是希腊-东方的人口如何驳杂可厌，他绝不阻碍它的扩张；有一件饶有意义的事：在他替首都举行的人民节庆里，他使人不但用拉丁语和希腊语演剧，而且也用别种语言，大概用腓尼基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或西班牙语。

恺撒虽则完全有意识地承认他所见的首都的根本性质，却致力于改良此地盛行的可叹可耻的状况。不幸根本的祸患正是无法铲除的祸患。恺撒不能取消奴隶制和随之而来的国难；他是否到相当时候要试行至少限制首都的奴隶人口，像他在另一处所从事的，须永远作为悬案。恺撒也不能从地下用魔术变出首都的自由生产事业，然而巨大的建筑业却稍能救那里的乏食，给无产者开了一个细小可是体面的利源。另一方面，恺撒孜孜努力于减少自由无产阶级的数量。人们为施粮所诱，络绎不绝地流向罗马，恺撒把施粮改为限于定额的赡贫制度，这即使不能完全止住人们流向罗马，至少大大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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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由于法庭奉命严酷无情地制裁流氓，另一方面由于广泛举办海外殖民，现在无产者的人数也少起来；恺撒在他主政的几年内送到海外去殖民的人共计八万，其中一大部分必是取自首都人口的下层阶级，例如科林斯的移民大半是脱籍人。新组织的国家财政施行开明的管理，供给这事的资金；又有两个新任官员，即粮食市政官，负责专门监督承办商和首都的市场。

政体的改变很有效地制止了帮会风气，非法律禁止所能及；因为共和以及共和的选举和法庭完结了，竞选团和法庭的纳贿施暴，狐群狗党的一般胡闹，自然而然地也跟着完结。再者，由克洛狄乌斯法产生的结合也解散了，把整个结社的事置在政府当局监视之下。古代的公所和会社、犹太的宗教团体和其他特殊例外的种类，只要通知元老院似乎就够了；除此以外，要成立一个定期召集并且存有常款的会，通常须先得到君主的同意，而后取得元老院的特许状，便算照准。

此外，还有更加严厉的刑事司法和强有力的警政。法律，尤其关于行凶的法律比以前苛酷；共和法律那不合理的规定，即定了罪的犯人有权自动离境以避免所遭惩戒的部分，当然作废。关于首都警政，恺撒所颁布的详细章程大部尚存；谁要愿意就可自己考证出来，皇帝不耻力劝各户主修理街衢，用凿来的石头铺筑整个人行道，也不耻发布关于抬轿和赶车的相当规则，由于街道的性质，车轿只许在晚间和夜间随便走过首都。监督地方警政，仍旧大部分是四名市政官的事，他们即使不在早先，至少在这时奉命每人视察京内一个明白划分的警区。

最后，恺撒本人既有罗马人的建筑欲，又是长于组织的人，首都的建筑业和与之相连的补助公益机关，都经恺撒之手而有突飞猛进之势。这现象不但重辱了晚近无政府时期的办理不善，而且超过罗马贵族在其极盛时所做的一切，正如恺撒的天才超过马尔奇氏和埃米利氏的正当努力。恺撒超越前人之处不仅仅在建筑本身的规模和用在建筑上的巨款；恺撒替罗马公共机关所做的事所以异于一切同类的事业，也在他有真正政治家的公益感。他与他的继承者有异，不建筑庙宇和其他壮丽的结构；当时罗马的公民大会、主要的法庭、交易所以及每日的业务和消遣都拥挤在罗马城的市场里，恺撒至少移去这里的人民大会和法庭，替前者造了一座新会场，即战神广场上的尤利亚神庙（Saepta Julia），替后者造了个新裁判所，即卡皮托尔与帕拉廷之间的尤利亚场（Forum Julium）。属于同样精神的是他所创始的每年以大半来自阿非利加的油三百万磅供应首都浴堂的制度：浴堂因此能把涂抹身体的油供浴客之用，不取分文——据上古时期以沐浴和涂油为基础的保养法，这是清洁和卫生警务上一个很明智的规则。

但是要达到完全改造罗马的目的，这些宏大的安排不过是初步而已。种种计划都已拟定：一座供元老院用的新会堂，一个壮丽的新商场，一个与庞培剧院相匹敌的剧院，一个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图书馆——仿亚历山大城新毁的图书馆而造，为罗马此类图书馆的第一个——，最后，其富丽堂皇要超过以前所有一切庙宇的玛斯庙。更著天才的是想改变台伯河的整个下游水道，自今日的摩尔桥起，不使它流经梵蒂冈场（vaticanische Feld）与大校场之间，却把它引导得绕过梵蒂冈场和雅尼库鲁姆山，以达奥斯蒂亚港，那里的不良碇泊所应改造为一个完全满意的人工港。这个伟大计划若能实现，则一方面首都最厉害的仇敌——附近的恶劣空气——被驱除了；另一方面，首都极为有限的建筑机会一下子也扩大起来，梵蒂冈场现在会移到台伯河左岸，代替战神广场，于是战神广场的宽广土地便可作公私建筑之用，同时，首都所痛感缺乏的安全海港也得到了。仿佛这位皇帝要转移山河，与自然界争强赌胜。

然而，由于这种新秩序，罗马城在舒适和壮丽方面虽然获益很多，它在政治上的至尊地位，如上文所述，却正因为这个变动，一失而不可复得。诚然，罗马国与罗马城合而为一的话，经相当的时间后，日益成为悖理的妄言，但这条准则已与罗马共和的本质密切交织起来，共和本身不灭亡，它也不能灭亡。在恺撒的新国里，这准则，或者除了法律上几种虚文外，其他完全废除，首都民社始在法律上被置在与其他自治市同等的地位；例如恺撒在这里与在他处无异，不但力行整顿事物，而且致力于正式用切当的名目称呼它，他发布的意大利自治市法，无疑必是故意的，既应用于首都，也应用于其他城市民社。我们可以再加一句，正因为罗马是个不能有活力的城邦组织的首都，所以大体说来，它甚至还在帝国时代的其他自治市以下。共和的罗马城是个匪窟，但同时也是个国家；君政的罗马城虽然使用三大洲一切的富丽堂皇装点自己，闪烁着黄金和云石，但在国家里却不过是一座与贫人院相连的王宫，换句话说，不过是个不可免的恶物而已。

如果首都的问题只在用极大规模的警律铲除明显的恶弊，那么，要挽救那极为混乱的意大利民族经济，便是远较困难的工作。根本的祸患是上文已加详述的祸患，即农业人口的绝灭和商业人口不合理的增加，其他无穷的祸患都连带而来。意大利农业状况如何，想必读者不会忘记。尽管有最热烈的尝试想制止小地产的消灭，在意大利本部的任何区域，或者除了亚平宁山和阿布鲁奇山的谷地以外，农业经济都不再是当时主要的经济形式。至于田庄的管理，以前叙述的加图办法与瓦罗向我们描写的办法并无大异，只是后者好歹把罗马时髦生活的进展形迹显示出来。瓦罗说：“往日田庄上的仓廪大于庄主的住宅，现在常常与此相反。”在图斯库鲁姆和提布尔，在特腊契纳和贝亚的沿海，这都是昔日拉丁和意大利农民播种收获的地方，而今崛起了罗马贵族的别墅，成一片别样的辉煌景象，有些别墅连同附属的围地和引水渠，养育河海鱼类的淡水池和咸水池，蜗牛和蛞蝓的培养所，家兔、野兔、红鹿、小鹿和野猪的兽栏，以及甚至能容仙鹤和孔雀的鸟房，占一座中等城市的地面。但大城市的奢侈也能使许多勤劳的工人致富，比施赈的慈善事业多赡养些贫人。普遍看来，贵族的鸟房和鱼池当然是个很靡费的嗜好。但这种经营已发展得非常广大和精深，以至于，举个例说，一座鸽棚里的现货据估计值十万塞斯特；当时已有合理的施肥法，以至于由鸟房取得的肥料成为农业上的重要品；一位鸟商能一次拿出五千只鸫鸟——他们也晓得养这种鸟——每只卖三第纳尔，有一位鱼池主人一次能拿出二千尾海鳗；卢奇乌斯·卢库卢斯身后留下的鱼类卖了四万塞斯特。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形之下，谁若能勤勉聪明地干这种职业，谁就能用比较小的投资获得很大的利益。这时有个小小养蜂家从他那在法勒里附近不过一英亩的茴香园里，每年平均卖出至少值一万塞斯特的蜂蜜。植果树的人竞争得非常激烈，以至于在高雅的别墅里，内镶云石的水果所常同时布置成食堂，有时把买来的好水果陈列在这里，当作本宅的产物。在这时期，小亚细亚的樱桃树和其他外国的果树始栽在意大利的果园中。拉丁姆和坎帕尼亚的莱园以及玫瑰和堇菜的花坛出产丰富，神圣路的“美味市场”（Forum cupedinis）常摆着水果、蜂蜜和桂冠，它们竟在首都的生活里占据重要的地位。一般看来，田庄的经营既是种植园式的经营，在经济上已发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在农业上，列蒂谷地、富奇湖周围，利里斯河和沃尔图诺河上各区域，事实上，一般的中意大利都极为繁荣；甚至某种工业适于与用奴隶经营的田庄合办的，也被聪明的田主兼办起来，在情形顺利的地方，田庄上建有旅馆、织布厂，尤其是砖瓦厂。特别是意大利出产油和酒的人不但供应意大利市场，而且拿两种物品做很大的海外输出业。这时有一篇质朴的专门著作把意大利比作一个大果园；又有当时一位诗人描写他那美丽家乡的景象：这里，有水量充足的草场、茂盛的谷田、怡人的葡萄山，周围镶着一条橄榄树的黑边；这里，田地的“珠宝”一笑百媚生，把最可爱的园圃抱在怀里，并且被果树像花园似的围绕着——这种描写显然是每日呈在诗人眼前的景致，使我们恍如身在托斯卡纳和特拉·底·拉沃罗（Terra di Lavorro）最繁荣的地方。畜牧业因为以前所述的理由日益向意大利南部和东南部扩展，从各方面看来，固然是个退步，但它也稍稍参加大农业的一般进步；例如改良育种的事很多，种驴卖到六万塞斯特、十万塞斯特，甚至四十万塞斯特。意大利坚实的大农业，当此智力的普遍发展和资金的充盈使它多产之时，其结果光华灿烂，迥非往昔小农经济所能及；这种农业已传到意大利境外，意大利的大农业家利用各省大片的土地来养牛甚至种谷类。

田庄经济伤天害理地勃兴于小农人的废墟上，与它并行的金融业达到何种规模，与犹太人竞争的意大利商人如何涌入帝国的各省和属国，一切资金如何终于流到罗马，还须加以说明。我们只须指出一事，即在首都的金融市场里，这时正规的利率是百分之六，所以这里的金钱比上古其他处平均的价格便宜一半。

因为这种经济制度无论在农业或商业方面都以资金堆积和投机事业为基础，所以在财富分配上起了极可怕的不均。一句常用并且常常滥用的习语，说“一个由百万富翁和乞丐合组的国家”，或许没有比用在共和末世的罗马更完全切当的；或许也没有别处那样非常确凿地承认奴隶国的精义——富人靠奴隶劳动来生活的必定是体面的，贫人靠自己双手的劳动来生活的必定是卑鄙的——为全部公私交际的基本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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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的我们所谓的中等阶级是没有的，因为在充分发展的奴隶国里，这个阶级委实不能存在；看来似是并且确有点是中等阶级的，却系富裕的实业家和地主，他们或者极乏修养，或者修养甚高，以致自安于他们自己的活动范围，置身于公共生活之外。实业家中有很多脱籍人和其他暴发户，他们通常昏头昏脑，装作贵族，智者并不甚多。一个属于此类的模范人物是提图斯·庞波尼乌斯·阿提库斯（Titus Pomponius Atticus），常见称于此时的载籍。一部分由于他在意大利和伊庇鲁斯所经营的大田庄农业，一部分由于他那分支遍于意大利、希腊、马其顿和小亚细亚的金融业，他赚得绝大的财产；但他仍然完全是个单纯的实业家，不受诱惑去求官或与国家做金融生意，并且既不贪吝，又没有当时那种挥霍难堪的奢侈习气——例如他的膳食费每日一百塞斯特——，他自甘于一种舒适的生活，把城市和乡村的可喜处，与罗马和希腊上流社会交际的乐趣以及文学和艺术的一切赏心乐事都收来享用。

意大利的旧式地主数目较多，魄力较大。673年即前81年宣布公敌时，有个名叫塞克斯图斯·洛奇乌斯（Sextus Roscius）的被杀害。当时的文学描写过他，留下这样一个乡村贵族（pater familias rusticanus
）的写真：他的资产共计六百万塞斯特，大都投在他那十三处田庄上；他合理而热心地亲自加以经营；他很少或绝不来首都，他一旦来到那里，他那村野的风度使他迥异于文雅的元老，正如他那无数粗笨的农奴群迥异于首都那班有礼貌的家奴。比起受了世界主义陶冶的贵族界和到处并且无处为家的商人阶级，这些地主以及大体受他们控制的“乡村市镇”（municipia rusticana
），不但较能保存祖先的纯粹高尚的语言，也较能保存祖先的纪律和习俗。地主阶级被目为民族的核心；投机家既已挣得家私，想要加入国内名人之列，便买一处田庄，即使自己不变成乡绅，至少把他的儿子造成这种人。地主阶级的痕迹在民族运动出现于政治之处，在文学发生绿芽之处，我们都可以遇见；爱国的反对党就由这个阶级取得反抗新君制的最大力量；瓦罗、卢克莱修、卡图卢斯都属于这个阶级；地主生活的较有精神或许没有比在西塞罗《论法律》第二卷美妙的阿尔皮诺（Arpina tischen）引言中更特别显著的——在这位作者又空虚又繁富的著作中这段引言有如沙漠里的一块绿洲。

但有修养的商人阶级和刚健的地主阶级都大大地被两个能转移社会风气的阶级埋没了——这两个阶级就是乞丐和贵族界。我们没有统计的数字来精确表明当时贫富的相对数量，可是，我们可以在这里重提五十年前罗马一位政治家所说的话，即罗马公民中拥有稳固的财富的民户为数不到二千。自此以后，公民团已异于往昔，但据明显的迹象看来，贫富间的不均仍至少无异于前。大众的日益贫困不幸太昭彰地表现在他们蜂拥去领配粮和从军；与此相当的福利增加，有此世一位作家的明言为证，他谈到马略时期的情形，称一个值二百万塞斯特的田产为“按那时情形的财富”；我们所见关于个人财产的话也正可达到这种结论。极富的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阿亨巴布斯允许两万兵从他的财产里每人得四尤格土地；庞培的田产共值七千万塞斯特，伶人埃索普（Aesopus）的田产值二千万塞斯特；富人中之最富者马尔库斯·克拉苏在入世时就有七百万塞斯特，在逝世时，在人民身上挥霍了一笔巨款后，仍有一亿七千万塞斯特。一方面那样贫，一方面那样富，其结果是双方经济上和道德上形异而质同的瓦解。如果普通人口有借国家财力的支持才能免于饿死，那么，乞丐的惰性和乞丐的享乐便是乞丐困苦的必然结果，当然，也交替着为其原因。罗马的平民宁可在剧院里呆看也不做工；酒馆和娼寮顾客极多，以致民魁为了自己的利益，特别拉拢这些行业的主人归附他们；角斗戏既暴露而又培养上古最烈的道德堕落，这时已达到极盛的地步，以致卖戏单成为厚利的营业；就在这时，人们采用了一种可怕的新办法，即战败者的生死不取决于角斗规则或战胜者的自由意志，而取决于观众的偶然幻想，按观众的示意，战胜者不是饶了倒地的敌人，便是把他杀死。角斗业涨价，或可说自由跌价，以致当时战场所缺乏的不怕死和争胜心普遍见于角斗场的队伍，并且在角斗规则认为必要之处，每一角斗人都能让刀剑洞胸，一声不响，毫不退缩，甚至自由人也常常为了饭食和工钱而卖身给承办者做角斗奴隶。罗马纪元第五世纪的平民也曾忍饥挨饿，但他们未尝出卖他们的自由；那时的法学专家更不屑以粗暴的法律秘诀，把角斗奴隶这种既不道德又不合法的合同——让他自己无抵抗地被锁住、被鞭挞、被烙、被杀，如果这机关的规则需要这样——视为合法的、可以起诉的合同。

在贵族界，这种事现在还没有，但根本说来，贵族界也没有什么两样，更不较为良好。在无所事事上，贵族悍然与无产阶级竞争。如果后者在街道上逍遥自在，前者便躺在床褥上，直到大天白才起。这里盛行着浪费，既无限度，又乏雅趣。政治上有浪费，剧院里也有浪费，结果当然二者都被败坏；人们用难以置信的价钱买执政官职——在700年即前54年夏季单是初次投票表决就花费了一千万塞斯特；雅人对戏剧的乐趣也全为愚妄的奢侈点缀所败坏。罗马城的房租似乎平均四倍于乡村城市；那里曾有一所住宅卖到一亿五千万塞斯特。当苏拉死时，马尔库斯·雷必达（676年即前78年执政官）的住宅是罗马最美的，三十多年以后，甚至不能列在罗马宫室表上的第一百名。在别墅上的浪费已见上文；我们看见有人花四百万塞斯特买一所房子，可贵处大半在它的鱼池；现在十足的贵族至少要有两个别墅，一个在首都附近的萨宾山或阿尔巴山，另一个在坎帕尼亚浴场附近，如果可能，再加上一个紧靠罗马城外的园子。比别墅宫室更荒唐的是陵墓宫室，这种建筑有几座至今犹在，证明罗马富人需要何等齐天的石造山陵才算死得合乎位分。

嗜好狗马的人也不缺乏；二万四千塞斯特买一匹华美的马，并非不普通的价钱。他们讲究好木料的家具，一张非洲柏木的桌子卖一百万塞斯特；他们讲究紫材料和透明纱的衣服，附带着讲究在镜子前面把衣褶整理得很美观，据说演说家霍滕西乌斯起诉一位同僚的伤害罪，因为他在人群中挤皱了霍腾西乌斯的衣服；他们讲究宝石和珍珠，在这时期，珠宝始代替往日远较美丽和雅致的金饰：到了庞培战胜米特拉达特斯而行凯旋，出现了战胜者全用珍珠造成的像，餐所的沙发和其他家具都用银镶，甚至厨房里的器皿都用银造，已完全是野蛮风气。还有属于此类的，本时期的收藏家从旧银杯取下那精雅的凸雕圆牌，再把它镶在金器上。旅行也不乏奢侈。关于一位西西里省长，西塞罗告诉我们：“省长旅行时，这当然不在冬季而只在春初，也不在日历本的春季而在玫瑰始开之时。他按照比提尼亚王的习惯，让八个人用轿抬他，坐在用玫瑰花叶装的马尔达纱的垫褥上，头上戴着一个花圈，颈上套着另一个花圈，把一个细布带芝麻点、装着玫瑰花的小香袋按在鼻孔上，这样，他让人抬着他，甚至抬到他的寝室。”

但是一切奢侈没有像最粗的一种——饮食奢侈——那样兴盛的。整个的别墅布置和整个的别墅生活都终究归在饮食上；他们不但有冬夏不同的餐所，而且筵席或摆在画廊，或在果室，或在鸟房，或在鹿苑的一座台上，约定的“俄耳浦斯”穿着戏装出现，一吹他的喇叭，受过相当训练的牝鹿和野猪便应声由各方面向台子赶来。他们在点缀上这样用心，却也不忘这事的实际。不但厨子是个学过烹饪术的人，而且主人自己常做厨子的教师。烤肉早已与海鱼和牡蛎相形见绌，现在意大利的河鱼完全被摈于盛宴以外，意大利的佳肴和意大利的酒几乎被视为下品。现在就是在人民节庆，除了意大利的法勒里酒外还分配三种外国酒——西西里酒、勒斯博斯酒、开俄斯酒，而三十年前，就是在大宴会上把希腊酒传递一巡也就够了；在演说家霍滕西乌斯的酒库里存有一万瓶外国酒。无怪意大利种葡萄的人始报怨希腊岛屿酒的竞争。博物家在海陆搜罗新的动植物，没有比当日美食家在海陆搜罗庖厨新珍馐更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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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食物罗列于前，到了宴后，宾客为了避免它们的后果，服一剂呕吐药，人不再引为怪事。一切荒淫事都系统化和繁难化，以致它也有它的教师，教贵家子弟罪恶的理论和实践，以糊其口。

这个混乱的景象既单调而又复杂，不必再细说了；又因罗马人在这方面绝非独创，只限于就希腊-亚细亚的奢侈加以一种更无限度更无意义的模仿，更不必细说了。自然，布卢托（Plutos）与克罗诺（Kronos）同样吞噬自己的儿女；这些物品大半是毫无价值的满足贵族欲望的东西，为它们而竞争，物价必因而高涨，以致在随波逐流的人手里，极大的财产不久就烟消云散，甚至仅为了体面关系而做万不得已的事的，也眼见他们继承的稳固财产很快被消磨了。例如，执政官的选举运动是望族趋于败落的常道；关于赛会、大建筑和其他一切诚然快意可是费钱的事，差不多都可以这样说。当时赛过王侯的财产常被赛过王侯的债务超越其上；692年即前62年左右，恺撒的债务，减去他的资产以后，仍达二千五百万塞斯特；马尔库斯·安东尼二十四岁时欠债六百万塞斯特，十四年以后达四亿塞斯特；库里奥欠债六千万塞斯特，米洛欠债七千万塞斯特。罗马贵族界的浪费生涯如何彻头彻尾地靠着贷款，有一事为证：一次由于各竞选执政官者的借贷，罗马的月息忽然由百分之四涨到百分之八。无力还债若在相当时期能达到债主会商或至少清理债务，则至少可以再成立明朗的关系；但事情却不如此，债务人通常尽可能拖欠下去，非但不出卖他的财产尤其是他的地产，而且继续借债，装作富翁，直到破产来得更快。清理的结果与米洛的无异，债主所得的只有他们所要清算的数目百分之四强。在这由殷富到破产的极速转变中，在这有系统的欺骗中，当然没有像冷静的银行家那样得利的，他们晓得如何给贷款或不给贷款。这样，债务人与债主的关系差不多又回到第五世纪社会危机最烈时期的双方关系；徒有其名的地主仿佛是债主的蒙恩业主；欠债人有的对债主处在奴仆的从属地位，以致其中卑贱得像脱籍人一样，现身于债主的侍从中，高贵的甚至在元老院里也按照他们债主爷的指示来发言和投票，有的准备对财产本身宣战，不是用恐吓手段恫吓债主，就是用作乱和内战铲除他们。这些关系是克拉苏的势力所倚赖的；从这里面产生了秦纳以及更明显的喀提林、科利乌斯、多拉贝拉等人的暴动，这些暴动都以“清账”为口号，完全类似一百年前震动希腊世界的有产者与无产者的战争。自然，在这种腐败的经济状况之下，任何财政的或政治的危机都会引起最可怕的混乱；更不待言常见的现象——资金消失、地产忽然跌价。无数人破产和几乎普遍的无力还债——这时都出现于内战期间，正如它们也出现于同盟战争和米特拉达特斯战争期间。

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形之下，道德和家庭生活在社会一切阶层中变成古董。贫穷不但是最重的耻辱，最大的罪恶，而且是唯一的耻辱，唯一的罪恶。为了金钱，政客出卖祖国，公民出卖他的自由；为了金钱，官员的位置和陪审员的票都可以出卖；为了金钱，贵妇卖身像普通娼妓一样；伪造文件和弃信背誓成为常事，以至于当时有一个诗人称誓言为“涂债的泥”。人们已忘诚实为何物；拒收贿赂的人不算是正直人，而算是私人的仇敌。奥卢斯·克伦提乌斯（Aulus Cluentius）一案把意大利一个乡城最有名望之家的罪恶——那样变化多端、那样可怕、那样伤天害理——在我们眼前展开一幅骇人的图画，古今各国的犯罪统计罕有其匹。

这样，在民族生活的底上，淤泥堆集起来，一天比一天歹毒，一天比一天深沉；同时表面却因此而更平滑更光亮地涂上一层文雅习气和普遍友谊的油漆。全世界互相拜访，以致在贵族住宅中，已须使每早来谒的人依主人或有时仆役所排的一定顺序入内，只是较有名望的，主人个别接见，至于其余的人，则有的分组打发，有的到最后一总打发——据说盖乌斯·格拉古是这种分别的先驱，在这事上他也是新君制的创始人。互通书札礼也达到与拜访礼同样广大的范围；在彼此既无私人关系而又无业务往来的人之间，友谊信飞驰于海上陆上，反之，真实正式的营业信却只在写给一个团体时才出现。同样，请客赴席、照例的新年送礼、家庭的节庆都失其本来的性质，几乎变成公众的典礼；甚至死亡也不能解脱罗马人对无数“亲人”的殷勤，为了死得体面，他须给每人至少一件纪念品。正如在今日商界某一派别中，纯真诚挚的家庭关系和家庭友爱关系已完全绝迹于当时的罗马，以致一切营业上和知交上的来往可用毫无意义的形式和花言巧语来点缀；于是实在的友谊便渐为友谊的鬼所代替，许许多多的地狱之鬼盘旋于此时的宣告公敌和内战中，而这个鬼所居的地位还不是其中最小的。

此时灿烂的堕落还有一个与以上一样的特点，这就是妇女的解放。在经济上，妇女早已自行独立；这时期已有专门替妇女办事的律师，对于单身而富有的妇女，他们很殷勤地帮助她们管理财产和诉讼，用他们的营业知识和法律知识感动她们，因而取得较丰的酒钱和遗产，非其他跑交易所的人所能及。但妇女觉得自己不只摆脱了父亲或丈夫的经济监护，各色各样的恋爱事件无日不在进行之中。舞女（mimae
）的事业繁多和技巧足能与今日的舞女相抗衡；她们的歌星、爱神（cytheris
）和同类的名目甚至玷污了历史篇章。但对于她们这仿佛受了特许的行业，贵族界妇女的自由艺术却是大害。第一流家门的通奸案屡见不鲜，以致只有全然稀罕的丑闻才能使奸情成为特别闲话的对象，现在法庭的干涉似乎近于可笑。693年即前61年，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在大祭司家的妇女节庆上干出一件绝伦的丑事，这事虽比五十年前闹到一串死刑判决的事严重千倍，却几乎没有调查并且完全没有处罚便过去了。浴场季节——在四月间，那时政务暂停，贵族界聚会在贝亚和普泰俄利——的主要魔力就由于合法和不合法的关系，连同音乐、歌唱以及船上和岸上精美的早餐鼓舞游船航行的兴致。在这里，妇女操着绝对的统制权；但她们绝不满足于当然属于她们的领域；她们也装作政客，出席于党派的集会，用她们的金钱和阴谋参与当时那些放荡的帮会活动。谁若看见这些女政客在西庇阿和加图的舞台上演戏，旁边立着一个美少年，光下巴、尖声音、细碎的步伐，戴着头巾和围巾，穿着百褶衣和女鞋，模仿狂荡的娼妓，谁就很可以畏惧这男女似乎要交换职分的反常世界。关于离婚，贵族界的想法如何，可在他们那最好最道德的人物马尔库斯·加图的行为里看出来：他的朋友想娶他的妻室，他便应这朋友的请求，毫不迟疑地与她离婚，以后他的朋友死了，他也毫不迟疑地再娶这个妻室。独身和绝嗣日益普遍，尤其是在上流阶级中间。在这些人中间，结婚既早已被认为一种累赘，人们至多是为了公众利益才自取这种累赘，现在我们在加图和他的同志身上也遇到了一百年前波利比乌斯视为希腊衰亡之源的准则，即一个公民的义务是使大财产不至分散，所以不要生太多的儿女。“生儿育女者”（proletarius
）的名称昔日曾为罗马人的尊号，现在那种时代何在！

由于这样的社会情形，意大利的拉丁人种萎缩得可惊可骇，散布在意大利的锦绣山河上的一部分是寄生的移民，一部分是纯粹的荒地。意大利人口的一大部分成群往外国去。要用意大利官员和意大利戍兵供应地中海的全部领域，所需的人才和劳动力的总量已超过这半岛的能力，尤其因为这样派往外国的分子大都成为民族的永久损失。罗马民社越变成包括许多民族的帝国，统治的贵族便越失其以意大利为唯一家乡的习惯；至于应征入伍或应募从军的人，一大部分死于多次的战事，尤其死于残酷的内战，另一部分则因长久的有时竟达一世的服役时间，完全与家乡脱离关系。与公务一样，投机事业使一部分的地主和几乎全体的商人终身或至少长期留在国外，特别是后者败坏道德的巡行贸易使他们完全不惯于祖国的公民生活和家庭里多有拘束的生活。当作他们的代替品，意大利一方面得到奴隶的和脱籍人的无产者，另一方面得到从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成群迁来的手艺人和商贩，他们欣欣向荣的地方主要的是首都，更主要的是奥斯蒂亚、普泰俄利和布隆迪西乌姆等港埠。然而在意大利最大最重要的部分，就连这种以不纯分子代替纯粹分子的事也没有，人口显而易见地减少下去。这话特别适用于畜牧区，例如养牛业的福地阿普利亚，据当时人说，这是意大利最荒凉的地方；此话又特别适用于罗马周围的地区，这里的坎帕尼亚在退步的农业和日益恶劣的空气永久互为因果之下，一年比一年荒凉。拉比奇（Labici）、伽比和包维莱（Bovillae）从前都是可喜的小乡城，现在这样衰落，以致难于找人做他们在拉丁节庆里的代表。图斯库鲁姆虽仍是拉丁姆最大民社之一，它的人口却几乎全属于几家住在首都而保留本乡图斯库鲁姆公权的贵族，以有选举权的公民数目而言，它竟远不及意大利内地的小民社。这个地区能当兵的壮丁往昔曾为罗马自卫力量之所基，今已完全绝迹，以致人们读年史上的埃奎战役和沃尔西战役，见那些与现在状况相比似属荒唐的记载，觉得惊讶，甚至觉得恐怖。并不是处处都这样坏，尤其不是在中意大利的余部和坎帕尼亚；然而如瓦罗所抱怨的，一般说来，“意大利往日人口众多的城市现在都萧条了”。

这是个可骇的景象——这是在寡头党统治下意大利的景象。在乞丐世界与富人世界之间，不幸的对立无法调解，也无法缓和。这种对立，双方感觉得越清楚越痛切，财富升高得越使人眼晕，贫穷的无底洞张开得越深，那么，在这投机和赌博的多变世界之中，个别的人越常常由天上被掷到地下，又由地下被掷到天上。两个世界在外表上彼此分离得越远，它们在某些地方越完全同归一致，即它们同样消灭那为全民族性的种子和核心的家庭生活，同样懒惰和荒淫，同样行设基础的经济，同样有懦弱的依赖性，同样而只是规模不同地腐化，同样有罪犯式的不道德，同样渴望着对财产开战。殷富和穷苦联合起来，把意大利人逐出意大利，使这半岛一方面充满了奴隶群，另一方面充满了可畏的寂静。这是个可怕的景象，但不是意大利所特有的景象；在任何地方，只要奴隶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已有完满的发展，这政治必同样地把上帝的美丽世界化为沙漠。正如江河各映出不同的颜色，阴沟却处处看来相同，所以西塞罗时代的罗马大体类似波利比乌斯的希腊，更决然类似汉尼拔时代的迦太基，在那里，专政的全能资产阶级以完全类似的方式毁灭了中产阶级，把商业和田庄农业提高到最盛的程度，终致酿成全国在虚伪粉饰之下的道德腐化和政治腐化。今世资产阶级对民族和文明所犯的一切大罪仍远不及上古资产阶级国家所做的恶事，一如自由人无论如何贫穷，仍胜于奴隶要等到北美的祸种成熟的时候，世界才会再收同样的果实。

这些压倒意大利民族经济的病症，就其最深的核心而言，是不可救药的，其尚可救药的一部分也大体须赖人民和时间加以改善；最明智的政府有如最巧妙的医生，不能使有机体的腐败津液化为新鲜的津液，遇到根柢较深的毛病时，它所能做的也不过是防止意外，以使自然界的治疗力奏效而已。新政府的和平力量本身就供给了这种预防剂，有了这个和平力量，几个最坏的赘瘤，例如用人工豢养无产阶级，犯罪不受惩罚，收买官职和其他种种，便自行消灭。但政府所能做的还不止于仅为害。有些太聪明的人不肯筑堤防海，因为没有堤能抵抗突涨的潮水，恺撒却不属于这一流。如果一个民族及其经济能自家遵着合于自然的路径走，那就更好了；但因它们已越出这条路径，恺撒便用全力自上而下地使民族回到家乡的和家庭的生活，并且以法律和布告改良民族经济。

为了制止意大利人长离意大利，为了使贵族界和商人在他们的本乡安家，不但兵士的服役期限缩短了，而且元老阶级人士除服公务时候外，一概不许在意大利境外居住，同时其他届结婚年龄的意大利人（自二十岁起至四十岁止）不得连续三年不在意大利。按同样的意义，恺撒在首次做执政官，创立卡普亚殖民地时，即已特别顾念子女众多的家长，现在做了皇帝，他提议额外奖赏人口众多的家长，同时，他只以全国最高裁判官的资格，用罗马人认为严峻无比的手段处理离婚案和奸淫案。

他甚至也不耻于发布反对奢侈的详细法律，其中把建筑奢侈，至少把最不合理的枝节之一——墓碑——加以消减；把紫衣和珍珠的使用限于一定时期、年龄和阶级，完全禁止成年人使用它们；规定筵席费的最高额，直接禁用一些奢侈的肴馔。这种法令固然不是新的；但“道德总监”郑重坚持着遵守法令，用有薪给的管理员监督食品市场，并且令他的官吏检查贵族的筵席，没收筵席上违禁的肴馔，却是新的。由于君主的警察用理论和实践向贵族界教导俭约，所能达到的，自然不过是使奢侈更稍微藏匿起来；可是如果作伪是恶习对美德所致的敬礼，那么，在当时情形之下，甚至用警察建立起来的假正经也是个不可轻视的进步。

恺撒为了改良管制意大利的金融业和农业而发布的法规，较为有力，也有较多的成效可期。这里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一般钱荒和债务危机的暂行法规。人们对收藏奖金大哗，引起了“一人存在手里的现金银不得过六万塞斯特”的法律，这法律的公布大概只是为了缓和盲目公众对放债者的愤怒；公布的方式是伪称这仅系再来厉行一个已归遗忘的旧法律，可见恺撒以制定此法为耻，未必把它拿来真正应用。还较严重的问题是处理那久悬未决的债权案，自称为恺撒党的人士向恺撒要求完全豁免债务，很是激烈。上文已提到他不同意这种要求；但他早在705年即前49年即已对欠债者做了两个重要的让步。第一，积欠的利息一概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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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付的利息由本金内扣除。第二，债主须接受欠债人代替付款的动产和不动产，按这些东西在内战及其所造成的跌价以前所有的估价计算。后一条不为不公平；如果债主在实际上被目为欠债人的财产——以欠他的数目为限——的所有者，那么，他负担他在一般跌价中的一份，诚然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平民党狂叫取消由贷款而来的债权，现在取消已付或未付的利息——这就等于债主除利息本身外还平均损失这法律公布时他们有权当作本金来要求的数目的百分之二十五——，这实在只是对那种叫嚣的部分让步；无论放债者的行为如何恶劣，也不能以此为理由来辩护那用追溯既往的方式把一切利息的要求权毫无分别地取消。为了至少了解这个运动，我们必须回忆平民党对利息问题的立场如何。旧平民党在412年即前342年逼勒出禁止取息的法案，这法案固然被那借着副执政官职来控制民事诉讼的贵族阶级搁置不用，但以形式而论，它仍然有效；罗马纪元第七世纪的平民党始终自命为这种阶级社会的旧运动的持续者，无时不主张纳息的不合法，并且在马略时代的混乱中也已至少暂时使这主张见于实行。若说恺撒在利息问题上同意他那一党的浅见，实不可信；他叙述清理债务一事时提到欠债人交出财产以代付款的规定，却不言取消利息，这或许是一种默默的自责。不过他与每个党魁一样，也倚赖他的党，不能在利息问题上直接否认平民党传统的主义，况且他须解决这个问题时，他还不是法萨卢斯全能的战胜将军，却在他出发往伊庇鲁斯以前。但如果说他或者容许而未发起这件侵犯法纪和私产的事，那么，他拒绝取消一切由贷款而来的债权，确乎是他的功劳；又有一事可算作他的辩解：据负债者的眼光看来，他对他们所做的让步极不充分，他们对这事愤怒远较被害的债主为甚，并且在凯利乌斯和多拉贝拉手下做了一些愚妄而如上所述旋被摧毁的尝试，想要用暴动和内战强取恺撒所不肯给他们的东西。

但恺撒不仅以暂时扶助负债者为限，他又尽其身为立法家所能做的，要把资本可怕的万能永久压倒。首先，他宣布法律上一大原则，即自由不是可与财产等量齐观的所有物，而是个永恒的人权，国家仅对犯罪者有权剥夺其人权，而对负债者则否。在这里，恺撒或者也受有那较合人道的埃及和希腊尤其梭伦的立法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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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与早先债务法规绝对相反的原则加入了习惯法，自此以后，这条原则保持其地位，没有异议。按罗马法，负债而不能还的人就成为债主的奴隶。固然一个负债者若因暂时经济困难而非因真正债累过重，而不能付款，波埃特利法许他割让财产来保全自由；然而对于真正债累过重的，那条原则虽或在次要之点有所更改，主要之点却历五百年而未变；直接拿负债者的财产来清理，只是例外的事，当负债者已死或失其公民权或不知下落的时候才这样做。恺撒首先把我们今日作为破产法基础的权利给予债累过重者：这权利就是正式向债主割让财产，而不问这是否能满债主的意，虽则他的荣誉权和政权有所消减，却永远得保其自由，并且能开始一种新财务生活；在新财务生活中，他只要能偿付而不至于再陷于经济破产，人们便能为了以前的在清算中未得满足的要求对他起诉。

如是，这不朽的光荣——在原则上把个人的自由从资本解放出来——实属于这位平民党的伟人，此外他又想在警政方面用放债法限制资本的过大势力。他也不否认平民党对利息契约的反感。关于意大利的钱业，他规定了个别资本家可以贷出的最高额，此额似与每人所有的意大利地产成比例，或许等于地产的半价。违犯这规程的，按共和放债法的起诉方式，要作为犯刑事罪来处理，送交一个特别陪审法庭来审判。如果这些法规能见于实行，每一意大利商人将被迫同时特地成为意大利地主，于是专赖取利息为生的资产阶级将完全绝迹于意大利。这样一来，危害不更小的那些地主，即无力还债而实际只替债主经营自己的地产的，也间接大受限制，因为债主如果愿意继营贷款业，他们便不得不自行购买土地。并且由这看来已很了然，恺撒所欲的绝不是单单恢复旧平民党那天真的禁止利息，而是准许一定限度内的利息。但是很可能他不自限于那仅在意大利有效的贷款最高额法规，而且规定了最高利率本身。有些法规——月息不得超过百分之一，不许取欠息的利息，不许用法律手续要求比本金还大的欠息——大概也模仿希腊-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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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由卢奇乌斯·卢库卢斯输入罗马帝国以供小亚细亚之用，以后他那更高明的后继者又把它们保留在那里；不久以后，它们又凭借省长的命令传至其他省，最后，它们至少有一部分凭借707年即前50年元老院的法令在一切省份得到法律效力。卢库卢斯的这些法律竟全盘作为帝国法律而出现，因此完全成为罗马甚至今世利息立法的基础，这也或许可以追溯到恺撒的一个法令。

与这些防止资本跋扈的努力并行的，是使农业回到对国家最为有利的途径。要达到这个目的，司法和警政的改良是很重要的。以往在意大利，没有人能确保自己的生命以及动产或不动产，例如罗马的帮会首领在同伙不帮搞首都政治的当儿，便在埃特鲁里亚的森林里从事劫掠，或用攻夺手段把他们雇主的地产打成一片；但这种强梁霸道的办法现在告终了，特别是一切阶层的农业人口必由这事觉到有益的效果。恺撒的建设计划绝不限于首都，也有意在这里有所影响，例如修筑由罗马经亚平宁山隘而达亚得里亚海的方便道路是想振兴意大利的内地交通，降低福齐诺湖水面是使马尔西亚的农人受益。但恺撒也想用更直接的方法影响意大利的农业状况。他勒令意大利的畜牧家所用牧人至少要有三分之一是自由出身的人，这样一来，匪帮便被制止，同时替无产的自由人开了个利源。关于土地问题，恺撒在第一次为执政官时已能加以整理，他比提比略·格拉古聪明，不想不惜任何代价，甚至不惜一种藏在法律条文里的对私产革命的代价，来恢复小农业；他和真正的政治家一样，在他看来，头等最不可侵犯的政治准则是使作为财产或至少公众认为财产的东西得安全，他只是在这准则所划定的范围内力行鼓励意大利的小地产，在他眼里，这也是关系民族生命的问题。就是这样，这方面仍有不少的事待他来做。每一私人权利无论是叫作财产或可传家的所有物，无论是导源于格拉古或苏拉，一概受他无条件的尊重。另一方面，恺撒先以其严行节俭连小浪费小忽略也不容许的作风，恢复了二十委员会做意大利产权的总检验机构，而后决定把意大利实有的全部公地，连那握在宗教会社手中但依法属于国家的土地的大部分在内，都用在格拉古式的班田活动中，这当然仅以适于农业的土地为限；阿普利亚的夏季牧地和萨莫奈的冬季牧地仍为公地；这位皇帝至少有个计划，即如果这些公地还不够用，便用公款购买意大利的地产，以获得必要的增地。在选择新农夫上，自然最先照顾服役期满的兵士，尽可能把征兵所加于祖国的负担变成一个利益，因为恺撒把被征作新兵的无产者还给祖国做农夫；还有可注意的，那些荒凉的拉丁民社，例如维爱和卡本那似乎特别受照顾，给予新殖民团。按恺撒规定，新地主须到二十年后始得把所受的田地出让；一方面，若给予完全的出让权，则所授田地的大半必至迅速又归于大资本家之手，另一方面，若永久限制土地的自由买卖，则提比略·格拉古和苏拉都曾有这种法令，同归无效，所以恺撒的这个规定是折中二者的妙法。

最后，政府既这样努力从事于铲除意大利民族生活的有病成分而加强其健全成分，那么，新规定的自治市制度，当其最近才从同盟战争的混乱中，在国体内并与国体并行地发展出来以后，应当给予新君主专制政治一种与之相合的民社生活，并且应当鼓动公众生活最可贵的成分，使它们迟缓的运行再变为加速的搏动。恺撒发布了两个自治市法，一个是705年即前49年给内阿尔卑斯高卢的，一个是709年即前45年给意大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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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后者永为后世的基本法；这两个自治市法的主要原则显然是：一、严格肃清市自治团体的一切不道德成分，可是不见有政治警察的痕迹；二、尽量限制中央集权，尽量给各民社行动的自由，甚至到了今日，民社还保留着选举官吏以及虽然有限的民事和刑事审判权。固然，一般的警察法令，如对结社权的限制也在这里发生效力。

恺撒要用来改良意大利民族经济的法令就是这样。它们的不足是容易指出的，因为它们仍然让许多弊病存在；它们多发生有害的影响也是容易证明的，因为它们有些很厉害地限制贸易的自由；更容易证明的是意大利民族经济的一般弊病不可救药。但尽管这样，实践政治家必对这种工作和这位建筑同致赞佩。在苏拉那样人无法补救而以仅做形式的改造为已足的情形下，能到弊病的真正所在地去抓住它，并且在那里与它斗争，这已非同小可；我们很可以断定，恺撒以其改革，已接近那准许一个政治家和一个罗马人达到的可能性的限度。他不能也不曾期望这些改革来复兴意大利；反之，他却想用与这迥不相同的方法达到目的，要说明这个方法，我们须着眼于恺撒所遇见的各省现状。

恺撒时已有的省份共十四个：七个在欧洲的是远西班牙省、近西班牙省、外阿尔卑斯高卢、带着伊利里库姆的意大利高卢省、带着希腊的马其顿省、西西里省、带着科西嘉的撒丁省；五个在亚洲的是亚细亚省、比提尼亚和本都省、带着塞浦路斯的西利西亚省、叙利亚省、克里特省；两个在非洲的是昔兰尼加省和阿非利加省。此外，恺撒设立卢格顿高卢省（Lugdunensischen Galliens） 和比利其两个新省长职，又规定伊利里亚分设一省，于是另加了三个新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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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些省份的管理而言，寡头党失政所达到的程度至少在西方——尽管这方面多有可注意的表演——没有第二个政府曾及得它，并且据我们的理解力，也似乎不能再有超过它的。诚然，这事的责任不单在罗马人身上。在他们以前，希腊人、腓尼基人或亚洲人的统治已几乎无处不把盛世的高等思想以及正义感和自由感驱出民族以外。事情固然难堪：每一被告的省里人都有遵命亲自到罗马自行答辩的义务；罗马的省长随意干涉附属民社的司法和行政，宣判死刑，并且打消市参议会的会议录；遇有战事，他任意并且常常以可耻的方式指挥民兵，例如科塔攻海上的赫拉克里亚时，为了保全部下的意大利人，竟把一切危险的岗位全部交给民兵，又因攻城不能得志，命人把工兵的头摆在他的脚下。事情固然难堪：罗马行政官及其随员不再受任何道德的和刑法的规则的束缚，有法律形式的和无法律形式的暴行、强奸和凶杀成为各省日常的现象。不过这些事至少不是新的；差不多处处的人都早已惯于被当作奴隶来看待，至于做地方暴主的是个迦太基的监督者，或是个叙利亚的总督，或是个罗马的同执政官，毕竟无足轻重。物质幸福几乎是省里人所仍关心的唯一事物，以上种种虽然比众多的暴主还多，却只影响到孤立的个人，其扰害物质幸福的程度远不如那同时压迫一切人的财政剥削，而财政剥削从没有来得像这样强烈的。

而今在这个领域里，罗马人保持着他们旧日在金融业的优势。罗马压迫各省的制度，上文已就其质朴的合理的基础以及其发展和腐败都叙述了。当然，它的腐败继长增高。说到常税，由分派不均和谬误征收法而来的暴虐远比来自税额高大得为甚。关于驻扎军队的负担，罗马政治家自己也表示意见说，一个城市有罗马军在此驻营度冬和有敌人攻陷它，所受的害几乎相等。就其原来性质而言，赋税是罗马负军事责任的报偿，所以纳贡民社有免服普通兵役之权，可是到了现在，卫戍兵役——例如在撒丁所得的证据——大半都加在省民身上，甚至在普通军队里，除其他义务外，骑兵兵役的重担也移归他们。额外的捐输——如交纳少取或不取代价的粮食以为京城的无产者谋利益，屡次装备靡费的舰队以防海盗，供给艺术品、野兽或他物以供罗马剧院和猎场那些穷奢极侈的要求，战时的军事征发等——也是既频繁沉重而又不可预计。一个单独的例子就可以表明这事到了什么程度。在盖乌斯·维列斯（Gaius Verres）治理西西里的三年中，莱翁蒂尼的地主由八十四名落到三十二名，莫图卡（Motuka）的由一百八十七名落到八十六名，赫比塔（Herbita）的由二百五十二名落到一百二十名，阿吉里翁（Agyrion）的由二百五十名落到八十名，这样，在西西里最肥沃的四个区域内，百分之五十九的地主都宁可让田地荒芜，也不愿在这种统治下加以耕种。而且由其人数不大看来，又据明言所说，这些地主绝不是小农人而是有声望的农场主人，并且大部分是罗马公民！

在保护国里，赋税的形式稍有不同，但负担本身，如果可能，却更厉害，因为除了罗马人外，这里还有本地的朝廷来压榨。在卡帕多奇亚和埃及，农人和国王一齐破产，前者不能满足税吏的要求，后者不能满足罗马债主的要求。此外，不但省长本人真正勒索，而且他的“朋友”也是一样，他们每人都自以为似乎有一张向省长取钱的支票，因而有权由省里致富还乡。在这方面，罗马的寡头党正像一伙强盗，用内行有条有理的方式劫掠省里的人；其中的能手枪夺得不太和善，因为他们委实还要与律师和陪审员共分赃物，他们盗得越多，他们便盗得越安稳。盗贼的自尊心也已经发展出来，大盗鄙视小盗，小盗鄙视纯粹的盗贼；谁若有一次不可思议地被判有罪，谁便以他所榨取有据的款项的巨大数字自豪。罗马人往日除属国人的感谢和同国人的赞美外常常由他们的治下带一物回乡，他们的后人却这样在各省行劫！

但在不幸的省民中间，意大利商人闹得——如果可能——更厉害、更不受控制。海外各区的地产属于意大利贵族的，备受管家经营下的一切灾害，从来不见主人的面，只有猎场这时已见于外阿尔卑斯高卢，面积共约五十五平方公里，或属例外。放债业盛况空前。在瓦罗时，伊利里库姆、亚细亚和埃及的小地主实际上，大都以罗马的或非罗马的债主的债奴身份来经营产业，正如往日平民对贵族庄主一样，竟有对城邦贷款月息达百分之四的事。常见有力有势的商人为了便利他的营业，或求元老院给他个使者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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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使省长给他个军官名义，并且，如果可能，再加上一队兵丁；有人以可信的方式说，一位可敬的银行家，因为向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城索债，竟把它的市参议会人员封锁在市政所里，直至其中五人饿死。

在这双层的压迫——单是一层就难忍受，并且二者日益被调整得交相为用——以外，又加上至少间接应由罗马政府负大部分责任的普遍灾难。在多次战争中，有时蛮族，有时罗马军队把大量资本拖出境外，把更大量的资本毁灭。因为罗马海陆警察的无能，海上陆上无处不有盗匪啸聚成群。在撒丁和小亚细亚的内地，盗匪是本地特产；在阿非利加和远西班牙，须用墙垣和碉楼设防于城圈以外的一切建筑物。海盗这个可怕的祸患已在另外有关之处叙述了。在这种情形之下，钱荒或粮贵在所不免，罗马省长常以禁制政策为灵丹妙药，来实行干涉，当钱荒或粮贵发生的时候，他便禁止黄金和谷类输出省外，但这服妙药也无济于事。民社的局势几乎无处不受——除普遍的灾害外——地方不靖和公务员舞弊的扰害。

这些虐政非暂时而是经过几世，把难逃的、有恒的而又年甚一年的压力加在民社和个人上面，最有条理的公私经济也必至被它们压倒，最不可名状的苦难必至遍及于自塔古斯河至幼发拉底河的一切民族。在684年即前70年即已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有云“一切民社都毁了”；以西班牙和纳尔傍高卢，就是说，以比较起来经济情形最过得去的地方而言，这话也特别有凭有据。在小亚细亚，甚至像萨摩和哈里迦纳索那样的城市也几乎是空的；与那压倒自由省民的苦难比起来，合法的奴隶地位在这里似乎还是个安乐窝，并且据罗马政治家自己的叙述，甚至能忍耐的亚细亚人也不聊生了。在以犯罪的方式施行和以同等犯罪的方式忍受一切可想象的不义上，人类能堕落到何等程度，谁要愿意探测这个，谁就可由当时的犯罪记录来搜集罗马贵族所能做而希腊人、叙利亚人和腓尼基人所能受的冤枉。就是罗马自己的政治家也公然不讳地承认，在希腊和亚细亚全境，罗马这个名称是受人不可言喻的厌恶的；当海上赫拉克里亚有一次把罗马的税吏全部杀死的时候，唯一的憾事是这事不更常有。

贵族党嘲笑新君主一个一个地亲自巡视他的“农场”；实则各省的状况需要那样一个奇人的全部热心和全部智慧，就因为有了这类的奇人，王者之名才不被各民族认为是人类缺点的显例。已成的创伤须赖时间来疗治，恺撒所关心的是使它们得受这种治疗，并且不要再加新伤。

行政制度彻底改观了。苏拉的代执政官和代副执政官在他们的省份里本质上是握主权的，实际上不受任何管制；恺撒的代执政官和代副执政官却是在严峻主人下面很受纪律拘束的仆役；由于他的权力的统一和终身为期，这位主人已比那些每年更换的众多小暴主有更自然、更可容忍的对臣民的关系。固然，省长职仍分配在每年卸任的两个执政官和十六个副执政官之间，但皇帝既直接推举八个副执政官，竞争者中间省份的分配既专击于他，这些省长职委实是由他给予的。省长的职权也实际上受了限制。他们仍有替代各民社司法和行政管理之权。但他们的统帅权却为罗马城的最高统帅及其与省长共事的副将所牵制，疲软无力；各省的收税事务大概在当时即已大致交给帝国官吏办理，所以自此以后，省长为助理人员所包围，这些人或因为受军事阶级组织的法律束缚，或因为受更严厉的家庭纪律的控制，绝对服从皇帝。以前同执政官及其财务官仿佛是奉派来征收贡献的匪帮分子，恺撒的官吏却是来保护弱者以抗强者的；代替往日骑士或元老院法庭那有损无益的监察，现在给他们来了个在公正无情的君主面前的答辩。恺撒第一次为执政官时，即已加强那治勒索的法律，他以无情的甚至超过条文的严酷方式把这法律应用在各省的高级将领身上；税吏如果敢让自己做一件不公平的事，他们便须按奴隶和脱籍人依当时的残酷家法所常有的赎罪方式向主人赎此事之罪。

额外的公众负担又回到正当的比率和真实的需要；经常的负担大为减轻。赋税的彻底整理已见上文；推广免税的范围，普遍降低直接税，把什一税制只限用于阿非利加和撒丁，收直接税时完全废除中间人，都是对省民最为有益的改革。恺撒是否按他那平民党最伟大的前辈塞尔托里乌斯的榜样，也想使属国臣民免去驻兵的负担并且坚持兵士自建城市式的固定营房，固然无法证明；但他至少在他变僭主身份为君主身份以后，不是把臣民丢给兵士的人；继承他的政策者就怀着他的精神创立了这种军营，然后把它们化为城市，做意大利文明在边疆蛮族域内的集中点。

比制止官吏舞弊远较困难的是把省民从罗马资本的太大压力下拯救出来。若不用比祸害更加危险的手段，资本的力量是不能直接打破的；政府当时只能消除孤立的弊病——例如恺撒禁止人利用国使名义去做营利的事业——，遇有公然的暴行和明显的高利贷，便厉行一般刑法和推行到各省的高利贷法；但要更基本地治疗这种病症，则只有期待各省在较好的政治之下再能欣欣向荣。晚近为了解救个别省份的无力还债，有几次发布临时性的法规。694年即前60年恺撒做远西班牙省长的时候，他指定负债人的收入三分之二给债主，使他们取偿于此。同样，卢奇乌斯·卢库卢斯做小亚细亚省长时也曾把那无限膨胀的欠息一部分直接取消；关于其余部分，他指定欠债人所有田地收益四分之一以及欠债人由房租或奴隶劳动所得利益的相当部分拨给债主。载籍没有说，内战以后恺撒在各省从事同样的普遍清理债务，但由刚才叙述的和对意大利做出的看来，我们不能质疑恺撒也向这方面努力，至少这是他的计划的一部分。

这位皇帝既这样尽人力之所能为把省民从罗马官吏和资本家的压榨下拯救出来，同时可确望于新被他加强的政府的，是它应当吓走野蛮的边疆民族，驱散海上陆上的盗匪，像上升的太阳逐走雾气一样。无论旧创伤仍然如何作痛，有了恺撒，便对多灾多难的臣民露出一个较可忍受的时代的曙光，露出几百年来第一个明智而仁慈的政府，露出一个以强健而不以懦弱为基础的和平政策。无怪在这位大解放家的丧葬中，属国臣民特别与大多数罗马人同声哀悼。

不过这样铲除现有弊病，不是恺撒改革省政的要务。按贵族和平的一致见解，在罗马共和国里，各省不是别的，而只是像它们常常被人称呼的“罗马人民的外乡地产”，它们被当作这种东西，被人利用和浪用；而今这事已成过去。各省本身要渐渐消逝，以便替那恢复青春的希腊-意大利民族预备一个较广大的新家乡，这家乡的几个构成部分没有一个仅是为了另一个而存在，却是全体为了个别，个别为了全体而存在；恢复青春的家乡的新生活，更新鲜、更广大、更雄伟的民族生活，本身就应当能战胜旧意大利无法解救的痛苦和不平。我们知道，这些思想并不是新的。从意大利往行省的迁徙几百年来经常进行，早已替意大利的这种扩大开了先路，当然，移民自己不晓得这事。第一个以有计划的方式指导意大利人移居意大利境外的是盖乌斯·格拉古，他是罗马平民党君主制的创造者，攻取外阿尔卑斯战事的发起人，迦太基和纳博等殖民地的开创者。以后罗马平民党所产生的第二位天才政治家昆图斯·塞尔托里乌斯始把野蛮的西方人导入拉丁的文明；他给西班牙的贵族青年以罗马的服装，力劝他们说拉丁话和到他所创立在奥斯加的学府里去取得意大利的高等文化。当恺撒初入政府的时候，已有一大批，当然大半缺乏稳定和集中的意大利人口存在于一切省份和保护国。姑且不说西班牙和南高卢的正式意大利城市，我们只要回忆：塞尔托里乌斯和庞培在西班牙，恺撒在高卢，尤巴在努米底亚，宪政党在阿非利加、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和克里特，都募得众多的公民队伍，此事即可了然；早在塞尔托里乌斯战争时，科杜巴的城邦诗人就已弹着当然音调不合的拉丁琴来唱赞美罗马将军的歌；恺撒死后不久，意大利境外最早的著名诗人，外阿尔卑斯奥德的普布利乌斯·特伦提乌斯·瓦罗（Publius Terentius Varo）就发表了希腊诗歌的译本，且竟以其文字的高雅为人所重。

另一方面，拉丁和希腊特性的互相渗透可谓与罗马城一样古老。在意大利统一时，征服的拉丁民族既已同化了其他一切被征服的民族，只是把希腊民族照原状并入本国，没有使它在外表上与本族混合为一。无论罗马兵团士卒走到何处，希腊教师，在他本业上也不失为征服者，总跟在后面；我们见希腊语著名的教师早已卜居瓜达奎维河上，在奥斯加的学府里，希腊文与拉丁文一并教授。实则高等罗马文化完全不是别的，就是用意大利的方言宏布希腊风俗和艺术方面的大福音；以教化为事的征服者既谦逊而又僭越，先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向西方蛮族宣扬这个福音，对这事，希腊人至少不能大声抗议。各处的希腊人都早已看出，并且在民族感最纯粹最强烈的地方，就是在民族性有被蛮族剥夺之虞的边地，例如在马赛利亚、黑海北岸以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他们也最确凿地看出罗马是希腊文化的剑盾；庞培在遥远东方创立城市实为亚历山大的有益工作在几百年中断之后重续起来。

一个具有两种语言和单一民族性的意大利-希腊帝国的思想并不是新的，否则这也是个错误；可是这思想由不定的设计进到确有把握的概念，由散漫的开端进到集中的奠立基础，这是罗马平民党第三个也是最伟大的政治家的事业。

要在政治和民族方面使帝国各部归于均等，最先和最重要的条件是保持和扩大这两个要做共同主人的民族而尽速消灭那些与它们并立的野蛮或名为野蛮的种族。由某种意义说来，我们固然可以除罗马人和希腊人外再举出第三个民族，在当时的世界，就其无所不在而言，这民族与他们并驾齐驱，并且将来在恺撒的新国里要占重要的地位。这就是犹太人。这个可注意的民族既柔软而又坚韧，在上古的与在当今的世界一样，他们处处为家却又无处为家，处处有势力却又无处有势力。大卫和所罗门的后人对当时犹太人的意义不大于耶路撒冷对今日犹太人的意义；为了宗教和精神的统一，这民族诚然在小小的耶路撒冷王国找到一个显而易见的凭借，但这民族本身不但包括哈斯摩尼（Hasmoriaen）的臣民，而且包括那些散在整个帕提亚帝国和整个罗马帝国的无数犹太人群。特别在亚历山大城，在昔兰尼城也是这样，犹太人在城内组织了自治的甚至地界分明的民社，与我们城市里的“犹太区”相似，不过其地位较为自由，有一个“人主”做最高裁判官和行政官来替代它而已。在恺撒以前，甚至在罗马城里，犹太人口已如何众多，并且就在那时犹太人如何也以同国人的名义密切团结起来，有当时一位作家的话为证，他说一个省长若得罪了本省的犹太人是件危险事，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必然料到他回国以后要受京城民众的嘘声。这时犹太人最主要的职业也是商业；当时犹太商人与攻城夺地的罗马商人处处并肩前进，正如他们以后陪着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并且由四面八方流来的资金除归罗马商人外，都归犹太商人。在这时期，我们也遇见西方人对这根本是东方的人种及其奇异的意见和风俗怀抱特殊的反感。当时各民族混合的景象绝无可喜之处，犹太教虽不是这景象最为可喜的特色，然而却是在事物的自然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历史因素，政治家既不能否认它，也不能抵抗它，恺撒正与他的前人亚历山大一样，对于情势有正确的了解，反而尽量促进它。亚历山大既奠定亚历山大城犹太教的基础，因而对这民族的功劳不在他们自己的建筑耶路撒冷神庙的大卫以下，所以恺撒也用特殊的恩惠和特权促进亚历山大和罗马的犹太人的利益，并且特别保护他们特有的崇拜以抗罗马和希腊的地方祭司。这两个伟人当然不想把犹太民族置在与希腊民族或意大利-希腊民族平等的地位。但犹太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受有潘多拉所受的礼物，即政治组织，他们对国家大致抱着冷峻的态度，他们又不愿放弃其民族特性的核心，却愿用随便任何民族性加以遮掩，并且在一定限度内也愿适应外国的习惯——正因为这个缘故，犹太人仿佛是特为一种国家造定的，这种国家应建在成百的现存政体的废墟上并且富有稍为抽象可是自始就不清楚的民族性。在上古，犹太教也是世界主义和民族瓦解的有效发酵剂。就这点来说，犹太民族是恺撒国里特受优待的一分子，恺撒国的政体其实只是世界公民制，恺撒国的民族性其实只是人性。

但新公民团的绝对元素仍是纯粹的拉丁民族和希腊民族。这样，共和的特殊意大利国便完了；然而有人说恺撒故意毁坏意大利和罗马城，为的是把帝国中心移到具希腊风的东方，以伊利翁或亚历山大为帝国京城，这只是怒气冲冲的贵族所发的谣言，很容易说明，也很无谓。与那相反，在恺撒的组织里，拉丁民族永远保持优势；这已可见于下面一事，他发布一切法规都用拉丁文，虽则为希腊语各国发布的法规同时也用希腊文。一般看来，他安排两民族在他那君主国里的关系，一如昔日他那些共和前辈把它们安排在统一的意大利里的关系；凡有希腊民族的地方，希腊民族无不受到保护，意大利民族则扩张到情势许可的限度，各被吞并种族的遗产都要归它所有。这是必要的，因为国内希腊成分和拉丁成分若完全居于平等的位，必致在短期内造成几百年后拜占庭所招致的灾祸；因为希腊风气不但在智力方面高于罗马风气，而且在数量上也是一样，就在意大利境内，大群被迫或自愿来到意大利的希腊人和半希腊人都是希腊风气的无数使徒，表面上似乎无关重要，可是他们的势力却无论估计得怎样高也不为过，在这方面，只要说一个彰明较著的现象，希腊奴仆的统治者罗马君主，是与君主制同来的即可了然。这些人物的名单既冗长而又讨厌，第一名就是庞培的亲信仆人米蒂利尼的提奥法尼斯（Theophanes von mytilene），这人凭着他控制懦弱主人的力量，在庞培与恺撒的战争爆发上似乎有比别人更多的贡献。在他死后，他的同国人敬他如神明，并非全无理由；他确乎开创了帝国时代的奴仆政治，这种政治正有点是希腊人统治罗马人。因此政府极有理由不用由上而下的方式去促进希腊风气的传播，至少不促进它向西方传播。如果西西里不但免去什一税的负担，而且它的民社都被赋予了拉丁权，意在到相当时间以后可能有与意大利完全平等的地位继之而来，那么，恺撒的目的只能是让这美丽的、当时却是荒凉的、经济上大半落在意大利人之手的岛——按自然的规定它不当是意大利的邻国而应为意大利最出色的一省——完全合并于意大利。但除此以外，希腊风气无论在哪里，都受到维持和保护。虽则政治的危机可使皇帝想到拆毁希腊风气在西方和埃及的强大支柱，马赛利亚和亚历山大城却既未遭毁灭，也未失其民族性。

另一方面，政府在全国最不同的地点竭力用殖民事业和拉丁化来提倡罗马风气。有一个原则：各省一切土地只要未经政府的法令许可让给民社或私人的，都是国家的财产，一时的执有者只有被容许的并且随时可以撤回的世传所有权。这原则诚然源于形式法律和凶残力量在发展中的有害联合，但是为了自由对待所要消灭的民族，它是必要而不可避免的；恺撒把它由平民党的理论提高到君主法的一个基本准则。

当然，要扩张罗马的民族性，首先必须解决的是高卢问题。波河外各民社加入罗马公民团，是平民党早已认为完成的，至今（705年即前49年）才终于为恺撒所完成；由于这事，内阿尔卑斯高卢彻底取得此地居民大都已有的权利，即政治上与主国平等。这一省自被给予拉丁权以来的四十年中，实际上已完全拉丁化。排外派可以嘲笑凯尔特拉丁人的土腔喉音，在茵苏伯利亚人和威尼斯人身上找不到“那难以捉摸的首都优雅风度”，这种人做恺撒的兵团士卒，用他的刀剑赢得罗马罗马广场甚至罗马元老院的一席。然而内阿尔卑斯高卢有稠密的以农业为主的人口，就在恺撒以前已实际是意大利的一个区域，几百年后，仍是意大利风俗和意大利文化的真正收容所；即如拉丁文学教师在京城外另一个地方得不到那样多的鼓励和赞赏。

内阿尔卑斯高卢既这样大致归并于意大利，它以前所占的地位便为旧外阿尔卑斯所取得。由于恺撒的武功，旧外阿尔卑斯从一个边疆省份变为内地省份，由于它的近便和它的气候，它比别的区域更适于到相当时候也变成一块意大利土地。按照罗马平民党海外移民的旧目标，意大利移民的主要潮流都被导向此处。在这里，一方面古殖民地纳博有新移民来加强它，另一方面在距纳博不远的贝特雷（Baeterrae，即贝济耶［Biziers］），在罗讷河上的阿雷拉特（Arelate，即阿尔勒［Arles］）和阿劳西奥（即奥朗日），以及在新海港罗马尤利（Forum Julii，即弗雷瑞斯［Fréjus］），设立了四个新的公民殖民地，同时它们的名称保存着那些把北高卢合并于帝国的英勇兵团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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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殖民团的地方也似乎至少大部分像往日波河外的凯尔特地那样，由拉丁市权的给予引导着趋向罗马化；特别是尼茂苏斯（即尼姆），即马赛利亚因叛恺撒而被夺去的领土的首邑，由马赛利亚的一个乡村变为一座拉丁的城市民社，被赋予很多领土甚至造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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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阿尔卑斯高卢既这样由预备阶段进到与意大利完全平等的地位，纳博省同时也进入预备阶段，正如往日在内阿尔卑斯高卢一样，这里最大的民社有十足公民权，其余有拉丁权。

在帝国其他非希腊非拉丁的区域距意大利的影响和同化作用更远的，恺撒止限于照以前纳博在高卢的例，设立几个意大利文明的中心，以便借着它们的力量做将来完全平等化的准备。这种开端在帝国一切省份里都可以指出，只有最贫苦最不重要的撒丁为例外。恺撒在北高卢如何行事，已见上文；拉丁文在这里虽然尚未用在一切部门的公众交际，却得到了官方的普遍承认，在莱蒙湖（Lemansee）上兴起的诺维奥杜努姆（即尼永）殖民地是有意大利体制的最北城市。

当时西班牙大概是罗马帝国人口最密的地方，在这里，不但恺撒的殖民团与旧有人口同住在希腊-伊比利亚的重要港埠恩波利（Emporiae），而且据晚近发现的记载所示，有一批似乎大半取自首都无产者的殖民团，被安顿在安达卢西亚腹地距塞维利亚不远的乌尔索（Urso，即奥苏纳［Osuna］）和这省里许多别的地方。那古老殷富的商业城市加的斯，恺撒在做副执政官的时候即已按照时宜改造了它的市自治制度，现在由皇帝得到十足的意大利市自治权（705年即前49年），成为往日图斯库鲁姆在意大利的情形，即第一个在意大利境外，非罗马所建而加入罗马公民团的民社。几年以后（709年即前45年），另外几个西班牙民社也得到同样的权利，大概还有几个得到了拉丁权。

在阿非利加，以前不容盖乌斯·格拉古贯彻的，现在见于实行了，在罗马世仇的城所在之地，住下了三千名的意大利殖民团和一大批居迦太基领域内的租户和投靠户；在地点非常有利的情形下，这座新维奴殖民地（Venuscolonie），这座罗马人的迦太基以可惊的速度繁荣起来。乌提卡本不是迦太基的敌手，但迄今为本省的首城和第一商业城市，现在恺撒复兴迦太基，预先似乎以赋予拉丁权的方法，稍给它一点补偿。在新归帝国的努米底亚地区，重要的锡尔塔和其他民社曾被交给盗酋普布里乌斯·西提乌斯本人及其部队，现在取得罗马军事殖民地的权利。固然，这省的壮丽城市已在尤巴和宪政党绝望余孽的狂怒之下化为瓦砾堆，复兴起来不及化为灰烬那样迅速，很久以后，许多断垣残壁的场所仍使人回忆这个不幸的时期；但是这两个新尤利殖民地，迦太基和锡尔塔，却成为并且长为阿非利加-罗马文明的中心点。

在荒凉的希腊大陆，恺撒除从事于其他计划如在布特罗顿（Buthroton，今科孚对面）立一罗马殖民地外，特别从事于恢复科林斯。他不但调一个大殖民团到这里来，而且拟定一个凿通土腰的计划以避免绕航伯罗奔尼撒的危险，使意大利-亚细亚的整个交通经过科林斯-萨罗尼湾。最后，甚至在遥远的希腊东方，这位君主也创立了意大利人居留地。例如在黑海上，意大利殖民团与在恩波利一样，与旧居民同居于赫拉克里亚和西诺培；在叙利亚沿海，重要的港口贝里图斯（Berytos）与西诺培一样得到意大利的体制；甚至在埃及也有一个罗马殖民站设在俯瞰亚历山大港的灯塔岛上。

有了这些法令，意大利民社的自由以远较从前广泛的方式传到各省。完全的公民社，就是说，内阿尔卑斯省的一切城市以及散在外阿尔卑斯高卢和他处的公民殖民地和公民自治市，专就其自理政事甚至行使确有限制的裁判权而言，都处于与意大利平等的地位；较为重要的诉讼当然要归罗马有处理此事之权的当局——通常是省长——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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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自治的拉丁民社和其他被解放的民社——现在包括纳博高卢的和一切西西里的，只要它们不是公民民社，还有一大批在其他省的民社——不但有自由的行政，而且大概有不受限制的司法权，以致省长在这里仅能用他那确属很武断的行政监察权来干涉。诚然，就在较早的时候，省长所辖的省份里也有完全的公民民社，例如阿奎莱亚和纳博；又有全省都是意大利民社的，例如内阿尔卑斯省。但现在有一省与意大利相同，居民纯为罗马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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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别的省份有纯为罗马公民的希望。这即使在法律上不是个非常重大的革新，至少在政治上是如此。

这样一来，意大利与各省间第一个实际的大差别消灭了；第二个差别是军队通常不驻在意大利而驻在各省，这也在消灭中；现在军队只驻在有边境要保卫的地方，在无边境的省份如纳博和西西里，它们的统帅只是徒有其名的军官。意大利与各省的差异始终以其他区别为基础的，诚然继续存在——意大利是民事裁判以及执政官和副执政官的范围，各省是在军法之下受续任执政官和续任副执政官管辖的区域，但按民法和按军法的诉讼手续久已在实际上归于一致。一位皇帝君临一切之后，官员名目的不同无足轻重。

这一切个别的创立城市和调整城市——即使它们的全部实行也许不可以追溯到恺撒，至少它们的计划是可以的——显然是个确定的体系。意大利原是各附属民社的女主人，现在变成复兴的意大利-希腊民族的母亲。那完全与母国平等的内阿尔卑斯省就许诺和保证，在恺撒的君主国正如在较健旺的共和国里，每一拉丁化的区域都可预期取得与姐姐或甚至母亲平等并立的地位。邻近的区域，如具希腊风的西西里和高卢南部，正在迅速拉丁化中，已达到民族上和政治上与意大利完全平等的预备阶段。帝国的其他省份还在距平等更远的预备阶段，正如以前纳博是南高卢的罗马殖民地，在这些省份里，沿海大城市如恩波利、加的斯、迦太基、科林斯、本都的赫拉克利亚、西诺培、贝里图斯、亚历山大，现在也成为意大利或希腊-意大利的民社，成为希腊东方意大利文明的中心，成为帝国将来民族和政治平等化的基本柱石。罗马城邦对地中海沿岸的统治完结了；来代替它的是这个新地中海国，此国的第一件事就是补偿本城邦对文明所做的两件最大的暴行。罗马领域内两个最大商场的毁灭既表示罗马民社的保护制转变为对属国的政治肆虐和财务剥削，迦太基和科林斯迅速和光荣的恢复也表示这伟大的新国家的创立，这国家要教导地中海上一切区域，使它们达到民族的和政治的平等，达到一个国家的真正团结。无怪恺撒于科林斯城那声闻遐迩的古名外，又加它一个“尤利之荣”（Julischen Ehre）的新名。

统一的新帝国既这样具备了一种民族性，这民族性当然不免缺乏民族的个性，并且是无生气的人为产物而非健旺的自然发展，所以在各民族进行一般生活的制度中——在组织和行政、在宗教和司法、在货币，在度量衡——这帝国还需要统一；关于这些，极其繁多的地方差别自然可以与本质上的统一完全符合。在这些领域里，处处只有初步可说，因为恺撒君主国完成统一的建设，还是将来的事，他所做的不过是替几百年的建设事业立下基础而已。但这位伟人在这些领域里所画的路线还有几条可以辨认，我们研究他这方面的事，比研究他复兴各民族的废墟更为愉快。

关于组织和行政，我们已在别处举出这新统一最重要的元素——主权由罗马的市参议会转移到地中海君主国的唯一主人，市参议会变为代表意大利和各省的帝国最高参议会，尤其今已开始把罗马的和一般意大利的民社组织传到各省的民社。后面的办法，即先把拉丁权而后把罗马权给予那些业已成熟而可加入统一国家的民社，本身就能渐渐达到一致的民社秩序。只在一点上，人们对于这事不能等待。新帝国立刻需要一种制度能把行政的主要基础，即个别民社的人口与财产的比例，清清楚楚地摆在政府眼前，就是说，需要一个改良的民情调查。首先，意大利的民情调查修正了。按照恺撒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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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法令固然可能只是实行那因内战而至少在原则上已经拟定的规程——将来在罗马民社举行调查时，每一意大利民社的最高当局须同时登记每一城市公民及其父亲或解放人的姓名、邑份、年龄和财产；这些清册须及早交给罗马的监察官，以使他能在相当时间内完成罗马公民和罗马财产的总清册。恺撒意在把类似的制度也输入各省，有两方面为证，一方面是他命人清丈全帝国的土地，造成土地清册，另一方面是这办法本身的性质；因为这样一来，就有了一种公式以便在国内无论意大利的和非意大利的民社中完成中央政府所需的调查。显然，在这里，恺撒也有意回到早期共和时代的遗风，再行昔日的帝国调查。早期共和实行帝国调查时大致与恺撒所实行的意大利调查相仿，也用类比的方式把罗马城的民情调查制及其定期和别的重要程式推行于意大利的和西西里的一切附属民社。这是麻痹的贵族党最先任其废弛的制度之一，因此最高行政当局看不见所支配的人力和纳税力的任何概况，于是失去有效管制的任何可能性。现存的遗迹和各事的联系都不容非难地指明，恺撒准备恢复几百年来业已作废的民情总调查。

不必说在宗教和司法上，没有彻底的平等化可想，然而尽管对地方信仰和自治市法律加以宽容，新国家仍需要一种与意大利-希腊民族性相合的共通崇拜和高于市法律的一般法典。它需要它们，因为事实上两者都已存在。在宗教领域里，人们几百年来一面用宗教的外表，一面用神灵概念的内部调和，从事于融合意大利的和希腊的信仰；因为意大利的神灵柔软无形，所以把朱庇特化为宙斯，把维纳斯化为阿芙罗黛蒂，因而把拉丁信仰的每一主要观念化为希腊的原型，并不甚难。意大利-希腊的宗教在轮廓上是现成存在着；在这方面，人们如何觉得已越过特殊的罗马民族性而进到意大利-希腊的准民族性，可见于上文已述的瓦罗的神学，他把“共通”神，就是说，罗马人和希腊人共认的神和罗马民社特殊的神加以区别。

关于刑法和警察法，政府在这方面施行较为直接的干涉，并且明智的立法在这里大致就能满足合法的需要，所以在立法活动的路上要达到帝国统一也确属必需的重大一致，并无困难。反之，在民法里，创议权属于商业贸易，只有字句的拟定属于立法家，统一帝国的法典确乎不能是立法家所创造的，早已有商业贸易本身把它按自然的方式发展出来。诚然，依法说来，罗马的城市法律仍基于包含在十二铜表内的拉丁国法的条文。较晚的法律固然加入了种种在枝节上合乎时代的改进，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废除旧日以原告、被告双方固定的套语为诉讼开端的拙笨方式，而代之以主讼官给单个陪审员的书面指示（formula
）；但大致看来，民众立法只是在古老的基础上堆砌了一批与英国成文法相仿的、无限杂乱的、大部早已陈腐和遗忘的特别法律。那些给予它们科学的形式和系统的尝试诚然使旧民法的羊肠小道可以通行，可以显见；不过根本的缺点，即四百年前编的一座城市的法典及其既繁冗而又混杂的补遗现在要用作一个大国的法律，任何罗马的布拉克斯顿（Blackstone）也无法补救。

较为彻底的是商业贸易的自行补救。罗马人与非罗马人的繁盛交易早已在罗马城发展出一种国际私法，就是说，发展出一批特别关于交易的原则；遇有一个案件不能按罗马人自己的或任何民族的法典来裁判时，罗马法官不得不撇开罗马的、希腊的、腓尼基的和其他的法律特色，回到一切作为交易基础的共同正义感，而按照这批原则宣判。新法律的形成就与此相关联。第一，作为罗马公民中间合法交易的准绳，新法事实上以一种新城市法代替了实际无用的旧城市法，新城市法的主要基础是本国十二铜表法与国际法即所谓民族法的折中。在婚姻、家属和遗产的法律里，所遵依的大体是前者，不过当然有因时制宜的修正；反之，在一切关于财产交易因而关于所有权和契约的规程里则以国际法为准绳，在这里，人们甚至由各省的地方法律采取许多重要的规程，例如，贷款法和抵押制（hypotheka
）。这个深远的革新是突如其来的还是渐渐来的，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创始的，是何人、何时、怎么样创始的，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圆满答复的问题。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这个改革，自然地，先出自罗马城的法庭；它最初有明文规定，是在城市副执政官每年就职时所发的指示中，这指示是使各党晓得在这方始的司法年度里应遵守的最重要的法律原则（edictum annuum
或perpeteuum praetoris urbani deiuris dictione
）；并且虽则以前也许采取了种种趋向这改革的预备步骤，它确乎是在本期才达到完成。新法典是理论的、抽象的，因为罗马的法律观在这里脱去其所自知的民族特色；但它同时也是实际的、确凿的，因为它绝不消失在朦胧晦暗的普遍公平或甚至纯粹虚无的所谓自然法则中，而是被确定的官员按照固定的规则应用到确定的具体的事件上，不但能在城市法上明文规定，而且已大体得到一部分这种规定。再者，这个法典在实质上适合当时的需要，因为对诉讼、对获得财产、对缔结契约，它提供了商业增进所要求的较方便的形式。最后，它在罗马帝国全境的范围内已大致成为辅助法律，因为种种地方法律既被保存下来用在非直接属于商业的法律关系中，也用在同一法律区域内人们的地方交易中，那么，帝国属于不同法律区域的臣民中间若有关于财产的交易，无论是在意大利或各省，此等案件的处理虽然在法理上不能应用城市法令，却一贯地可照它们的榜样来办。这样，城市法令当时所处的地位大致等于罗马法在我们的政治发展中所占的地位；只要如此相反的东西能联合起来，这也是既抽象而又具体的；这种法令的长处在它有比从前法典较富伸缩性的交易方式，所以它与地方法令并立为普遍的辅助法律。不过罗马的法律发展有个本质上比我们优越之点，即我们的无民族性的立法是早熟的用人工分娩法产生的，罗马的无民族性的立法则不然，它在正当时候出世，并且来得合乎自然。

这是恺撒所见的法律现状。如果说他拟定了编制新法典的计划，他在这事上的用意何在，不难指明。这法典只能综括罗马公民的法律。它所以能成为帝国的普遍法律，只因为统治国合于时宜的法典本身不能不成为帝国全境的普遍辅助法。关于刑法，如果这计划竟包含刑法，只须把苏拉的法令加以修正和编纂。关于民法，在一个民族真等于人类的国家里，必要的并且唯一可能的民法制定形式就是以成文法的固定性和精确性赋予那业已由合法交易中自然发展出来的城市法令。687年即前67年的科尔涅利乌斯法向这方面迈了第一步，这法令规定法官须遵守他初就职时所立的原则，不可武断地引用别的法律——这法规很可与十二铜表法相比，在确定新城市法上差不多与十二铜表法确定旧城市法有同样的意义。但是，虽则在科内涅利乌斯人民议决案以后，法令不再附属于法官，法官却须服从法令；虽则在司法惯例和法律教学上新法典实际排除了旧城市法，可是每一个城市法官仍可在他就职之时任意更改法令，既无限制，又嫌武断；并且十二铜表法及其补遗仍永远正式地比城市法重要，以致每遇一个冲突事件，便须有官吏的武断干涉。所以严格说来，须有破坏正式法律的事来排除陈腐的法规。城市法令在罗马城的外事法庭和各省种种的法庭的辅助用法，现在全视各个主管官吏的喜怒以为断。显然，旧城市法只要是未曾移归新城市法的，须确实废除；至于新城市法，每一城市法官对它任意的更改须受相当的限制，可能它在地方成文法旁边的辅助用法也须有规定。当恺撒拟定法典的计划时，这是他的目的，因为非这样不可。这计划竟没有见于实行，因此罗马法学那可厌的过渡状态成为永久状态，到了六百年后，恺撒的一个后人查士丁尼（Kaiser Justinianus）始成就了这必要的改革，并且在那时也成就得有欠完满。

最后，在货币和度量衡上，拉丁制和希腊制的大致一律化早已在进行中。关于商业交易所不可少的重量决定法以及容量和长度测定法，一律化是自古已然；关于币制，一律化也不晚于银币制造的输入。但这些较古的一律化还嫌不够，因为就在希腊世界里也有极不相同的度量制和币制并存；现在所需要的并且必在恺撒计划中的，是在这新联合帝国的各个地方，只要是还没有做这事的，用一种方式输入罗马货币、罗马度量和罗马衡法，以致官方交易专用它们为计算法，非罗马制应只限于地方通货或被规定出与罗马制一成不变的比率。
(34)

然而我们仅能在这最重要领域的两方面，在币制和历法上，指明恺撒的行动。

罗马币制的基础是两种并行流通而彼此间有固定比率的贵金属，黄金按重量
(35)

、白银按钱文来收付，但实际上因为广大的海外贸易，黄金远比白银占优势。收用罗马银币的义务是否以前就普及于帝国，不能断言；无论如何，制钱的黄金在罗马全境大致代替帝国钱币的地位，又因罗马人在一切省份和保护国里禁铸金币，第纳尔除在意大利外也在内阿尔卑斯高卢、在西西里、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尤其在西方，由法律或事实而言，已成为本地货币，所以黄金更是帝国钱币的代用品。但帝国钱币始于恺撒。正与亚历山大一样，他也用一事表征这囊括文明世界的新帝国的创立，即唯一做全世界媒介的金属在货币上也取得第一位。即刻铸造的恺撒新金币规模如何伟大，可以一事为证，即在被埋于恺撒死后七年的一个库藏里，竟有这种钱币八万枚出土。固然，财政投机或许在这里也有并行的影响。
(36)

关于银币，罗马第纳尔的独霸全西方，以前已奠有基础，到恺撒才最后成立，那时西方只有一个造币厂仍与罗马造币厂在银货上争雄，这就是马赛利亚的造币厂，恺撒也把它确实封闭。至于银辅币和铜辅币，一些西方民社仍许打造，南高卢几个拉丁民社打造四分之三第纳尔，北高卢几个地区打造半第纳尔，西方的市府就在恺撒以后仍多打造铜辅币，但这种辅币完全是按罗马本位造的，并且只在地方交易中才有收用这种钱的义务。东方流通着大批大抵太容易造出或用破的粗劣银币，甚至有些地方如埃及流通着与我们纸币相仿的铜币；叙利亚各商业城市必也会痛感缺乏他们与美索不达米亚通货相当的本国旧币，所以恺撒与往日政府一样，似乎不想把东方币制调整得归于一致。在这里，我们看见以后有个规定，第纳尔处处有法定的行情，为官方计账的唯一媒介，
(37)

地方钱币则在其有限范围有法定的行情，不过要按一种比第纳尔对它们不利的折合率。
(38)

这规定大概不是一次推行的，或者有一部分还在恺撒以前；但总之，这是恺撒帝国币制的主要补充，这币制里的金币以几乎同重的亚历山大钱为模范必打算特别流通于东方。

历法的改革属于相似的性质。共和的历法，说来很奇怪，仍是十人专政时代由改窜梅顿（Meton）以前的八年三闰法而来的旧历法，由于极坏数学和极坏管理的联成一气，这种历法已赶过准确时间整整六十七天，举个例说，花神节的庆祝不在4月28日而在7月11日。恺撒废除了这个恶历，依希腊数学家索西吉斯（Sosigenes）的帮助，始按欧多克索斯（Eudoxus）的埃及历调整意大利的农家年，并且把它和一种合理的置闰法输入于宗教和官府的活动中；同时他取消旧历法以3月1日为岁首的制度，而取那原定为改换最高官员之期，因而久已在公民生活上关系重大的1月1日，为历法上改年换岁的日子。两种改革都发生在709年即公元前45年，以创始者之名为名的儒略历法于是见于实行，恺撒的君主国灭亡很久以后，这历法仍是文明世界的标准历法，并且大致看来，至今还是这样。为了说明，他又在一道详细诏令里加上一个取自埃及的天文观测——当然不甚灵巧——移至意大利的恒星历中，按照历书的日子确定所举恒星的起落。
(39)

在这个领域里，罗马世界和希腊世界也这样归于一致。

这些就是恺撒地中海君主国的基础。在罗马，社会问题再度出现危机，这里的矛盾一旦成立起来，便似乎真是无法解决，一旦表现出来，便似乎确是无法调和。在第一次危机时罗马所以遇救，是因为意大利并入罗马而罗马也并入意大利，在这扩大了的改换了的新家乡里，旧矛盾并未交融，只是归于消沉而已。现在，罗马所以又复遇救是因为地中海各国并入或准备并入它；意大利贫人与富人的战争在旧意大利非以民族灭亡为结局不可，而今在这地跨三大洲的意大利，已不复有战场，也不复有意义。罗马纪元第五世纪的裂口有吞没罗马民社之势，赖拉丁殖民地把它塞住；罗马纪元第七世纪更深的裂绽赖有盖乌斯·格拉古和恺撒的外阿尔卑斯和海外的殖民地把它填起。单是对于罗马，历史不但造成奇迹，而且重演了它的奇迹，两次用再造国家的方法医好在国家本身无法医好的内部危机。固然，这再造里有很多的败坏；意大利的统一既是在萨谟奈和埃特鲁斯坎等民族的废墟上完成的，所以地中海君主国也建立在无数以往活泼健旺的国家的废墟上，但这种败坏却是一棵新鲜的、到今日还有一部分碧绿的根苗之由来。那为了新体制而被推倒的仅是次要的民族，以削平为事的文明早已标出它们的灭亡。恺撒在他现身来施毁灭之处，只是执行历史发展所宣告的定谳；但对于文化种子，他无论见它们在哪里和怎么样，无论在他本国或在其姊妹的希腊民族中间，无不加以保护。他拯救和复苏了罗马要素；他不但保全了希腊要素，而且以其完成再造罗马所用的确实天才担任复苏希腊民族，继续亚历山大大王的中断事业的重任。我们很可相信，亚历山大的影像须臾不离他的心灵。人性的两大要素——一般和个体的发展，即国家和文化——往昔在距地中海岛屿和沿岸遥远的、过原始质朴生活的、放牧牲畜的古希腊-意大利人中间曾以胚胎的形式合而为一，以后这些人分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的时候，两要素就分开了，此后一千年间仍然分开。现在，特洛伊王子和拉丁公主的苗裔由一个无固有文化的国家和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创造出一个新整体，在人类生存的顶点上，在充盈洋溢的幸福时代，国家和文化又在这新整体中团圆聚会，正当地充满了与这内容相合的范围。

以上所叙述的是恺撒替他的事业所画的轮廓，他自己按照这轮廓来工作，后人为他所预定的路线所拘束，也按照这轮廓。即使不以这位大师的智力和魄力，却大致依他的志向来努力继续他的工作。完成的很少，仅在着手的很多。计划是否完备，谁要敢想与这样一个人赌赛，谁就可以决定；在罗列于面前的计划上，我们看不出漏洞，这建筑的每一块石头都足以使一人名垂不朽，况且一切又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五年半的时间，不及亚历山大的一半长，恺撒做罗马王统治者，七次大战共许他留在帝国首府不过十五个月；
(40)

在这期间，他竟能调整世界现在和将来的命运，上自建立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界线，下至排除首都街道上的雨水坑，然而他还有充足的时间和兴致来注意到剧院里的竞赛剧本，并且以桂冠连临时口占的诗赠给得胜者。计划实行得迅速而准确，证明这计划已经过长久的考虑，它的各部分也经过详细的决定；但就是这样，各部分的可惊仍不甚亚于计划的本身。轮廓有了，因而这个新国在整个的将来确定了；只有无限的将来能完成这个建筑。专就此点而言，可以说恺撒的目的是达到了；人有时听得他亲口说他已经活得足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正因为这建筑是无尽无休的，所以这位匠师在有生之年总是一石又一石地砌个不休，永远以同样的展性，永远以同样的弹性从事他的工作，从来没有倾覆或搅乱，正好像他只有今日而没有明日似的。这样，他工作着，创造着，无论在他以前或以后的凡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作为一位工作者和创造者，他在将近两千年之后仍生存于各民族的记忆中——第一的也是唯一的恺撒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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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著名序词中叙述的恺撒与拉贝里乌斯的事，被引用为恺撒任意肆虐的例证，那么，人们必是根本把情况的离奇和诗人的反讽都误解了，姑且完全不论那种天真，把一位欣然揣起酬金的诗人看作烈士。

(2)
蒙达（Munda）战争（见下文）以后的凯旋大概仅关涉那些在败军中当兵的众多卢西塔尼亚人。

(3)
谁要想比较作家所遭的新旧困苦，谁就可以在凯奇那的书信里找到这事的机会（Cirero，Ad．Fam
，vi．7）。

(4)
1857年我写这句话的时候，人们还不能知道由于人类史上空前的一场最大的战斗和最光荣的胜利，北美合众国如何迅速地免于这种可怕的考验，并且关于将来那绝对的、不为地方恺撒主义所永久限制的、自治的自由，得到了保证。

(5)
710年即前44年1月26日，恺撒仍称为第四次的独裁；在同年2月15日，他已是终身的独裁。

(6)
那规定独裁职的条文似曾一并举出“改良道德”；不过恺撒未尝充任特属这类的官职。

(7)
恺撒用imperator
称号时总不带着次数，并且总把它放在名字后面的第一位。

(8)
在共和时期，imperator
一名原指凯旋将军而言，战争一完，此名便废；以它为永久称号，似始于恺撒。

(9)
有人说恺撒在世之时，曾经过一个正式的立法手续，使他的男系——亲生的或收养来的——后嗣能继承他的号令权和大祭司职，他的儿子恺撒便以此为其统治权的法律根据。由我们这传说的性质看来，我们须决然否认这种法律或元老院议决案的存在，但恺撒有意发布这种法令，仍属确有可能。

(10)
有一种意见流布很广，以为皇帝的职位不过是个终身的帝国元帅职，无论从字义来看，或从古代记载的见解来看，这意见都不正确。imperium
是号令权，imperator
是操此权的人；这两词一如与之相当的希腊词
含有特殊军事意义很少，所以罗马官权在显得纯粹而完备之处，其特色反而正在于把战事和讼狱，即军事和民政的发号施令权一包在内，成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狄奥说得十分对：皇帝用imperator
名称“代替王者和独裁的称号来表示他的全权，因为这些旧称号在名义上不见了，但在实际上，imperator
称号能给予同样的特权，例如征兵权、课税权、宣战和媾和之权，对京城内外的公民和非公民行使至尊权，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处死刑或他刑之权，一般说来，取得与最古最高号令权相连的职位之权”。关于imperator
不过是rex
的别名，正如imperare
与regere
一致，不能比这话说得更明白了。

(11)
奥古斯都建立元首制（principate
），恢复恺撒的号令权，他做这事有下列限制：元首在空间上应该有限制，由某种意义来说，在时间上也应该有限制；皇帝的同执政官权不过就是这个号令权，这权不应该用在罗马城和意大利。恺撒的号令权与奥古斯都的元首制主要不同之处就基于这一点；另一方面，两种制度真实相似之处也基于那种限制在原则上，更在实际上没有完全实现。

(12)
在这问题上，可以有不同的意见；然而恺撒做imperator
来统治罗马人，做rex
来统治非罗马人的假定却须直接地加以排斥。这话只基于一个故事，说当恺撒遇刺所在的元老院开会之时，一位管神签的祭司卢奇乌斯·科塔（Lucius Cotta）提出西比尔的一句断语，说帕提亚人只能败于“王者”之手，因此元老院便通过一个议案，给恺撒王者之权来治理各省。这故事在恺撒死后，确乎立刻传播各地，不过它不但连任何间接的证据也没有，而且当时的人西塞罗甚至明言宣布它是妄言，以后的史家尤其是苏维托尼乌斯和狄奥仅拿它当作谣言来叙述，绝不愿给它保证；普鲁塔克和阿庇安照例地，一个用说故事的口吻，另一个用独断的语气来重述它，也不能因此而使它更为可信。这故事不但是毫无实据，而且在本质上也不可能。恺撒太明智，太富于政治的敏悟，绝不会按寡头党的方式，用一下神签的机构来解决国家的重要问题；就是不论这个，他也绝不能想使平等化的国家这样在形式上和法律上分裂为二。

(13)
按往日假定的大约估计，这将产生一千至一千二百名元老的平均数。

(14)
这确乎只与711年即前43年和712年即前42年的选举有关，但这制度实应为经常的制度。

(15)
因此恺撒的法律说到这些官员时用谨慎的语气：cum censor aliusue quis magistratus Romae populi censum aget；plaetor isve quei Romae iure deicundo praerit；quaester urbanus queive aerario praerit。

(16)
西塞罗在他的《论演说》（De Oratore
）里关于刑事审判说道：“最常有决定作用的是爱、憎、偏好、忿怒、忧、喜、希望、恐惧、幻想，或一般说来，热烈地以人民的判断为证据、为规则、为一种律条、为诉讼指示、为法律。”然后他又以此为基础对初操此业的律师加以指示。

(17)
对公民选举一部分兵团长官一事，恺撒——在这里也是个平民党——不加干涉。

(18)
瓦罗在西塞罗死后所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直接证实西西里什一税的废除。在这里，他说到出产罗马人生活所赖的粮食的省份，只举出阿非利加和撒丁而不再提西西里。这样，西西里所受的拉丁权大概必包括免税权。

(19)
在出产粮食的西西里省，每罗马斗的粮食在几年之内卖到两塞斯特至二十塞斯特，罗马既赖海外粮食以为生，又为投机家的渊薮，罗马粮价有何等的波动，由此可以推测。

(20)
有一件不无趣味的事，即一位晚出但是饶有见解的政论作家，即那署名萨卢斯特上书于恺撒的作家，向恺撒献议把京城的配粮制移用到别的自治市。这个批评有其明智处，例如相似的观念显然主宰着以后图拉真时代自治市赡养孤儿的义举。

(21)
下面西塞罗《论义务》里的一段说明当时的特色：“一般看来，何种职业和行业可以算作体面，何种可以算作下贱，有下面各种观念统治着。首先被咒骂的是人们为了它而招公众怨恨的行业，例如收税员的行业、放债者的行业。工钱劳动者以劳力而不以劳心受酬的职业也是下贱而不是体面的，因为他们就为了这些工钱仿佛把自己出卖到奴隶地位。由商人手里买进来从速零卖的旧货贩也是下贱的人，因为如果他们不漫天撒谎，他们便不能发财。手艺人也一概操着贱业，因为人们在作坊里不能是君子。最不体面的是手沾污秽的手艺人，例如，引用特伦提乌斯的话，‘制香肠者、厨子、卖飞禽者、渔夫’；此外还有卖香料者、跳舞师和赌博摊上的全体。但有些行业或须先有较高的教育，或能赚得不少的赢利，如医术、高等学科的讲授，对于身份与之相当的人是体面的行业。商业，如果是零售业，是下贱的；大商人由极不相同的地方运来大批货物，并且无欺地把它们销售给大批人，当然不很挨骂；实际上，如果他厌于赢利，或不如说觉得赢利已经足够，从前既常常由海上走入港口，所以终于由港口走到地产，这样，人们很可以有正当的理由来赞美他。但是在一切行业里没有比地产业更好、更有利、更满意，对自由人更体面的。”因此，严格说来，体面人必须是个地主；商业只在它是达到这终极目的的手段时始与他相宜；学艺当作职业看，只适于希腊人和不属于统治阶级的罗马人，这种人以其学问总可以博得对于其厕身于上等社会的容忍。这是个完全发展了的田庄贵族，带着浓厚色彩的商业投机和轻轻渲染的普通文化。

(22)
691年即前63年以前，穆奇乌斯·伦图卢斯就任大祭司时举行宴会，僧侣——连恺撒在内——，维斯塔贞女以及几个别种祭司和他们的近亲妇女都来参加，这宴会的菜单至今仍在。餐前来的是海胆、鲜牡蛎（任宾客随意要多少）、大淡菜、海菊、鸫加芦笋、肥母鸡、牡蛎和淡菜糕、黑白二色的藤壶，随后又是海菊、甘蜊、有刺水母、鹿排骨、野猪排骨和麦烘煎的鸟类，接着又是鸣鸟、两种紫贝。大餐身是猪乳房、野猪头、鱼糕、猪肉糕、鸭子、炖小水鸭、兔子、烤鸟类、小粉糕、本都糕。

这是僧院宴会，据瓦罗说，它们使一切佳肴的价格高涨。在他一篇讽刺诗里，他列举最著名的外国珍馐如下：萨摩的孔雀、弗里吉亚的松鸡、米洛斯的鹤、安布拉基亚的山羊羔、喀尔西顿的鲔、加的斯海峡的鳗鲡、塔希努的小母驴、塔兰托的牡蛎和海扇、罗德斯的鲟鱼、西利西亚的斯克鲁鱼、萨索斯的坚果、埃及的枣椰、西班牙的橡实。

(23)
这事不见于载籍，但既以用现钱或转让来支付的利钱为违法，而许由本金内扣除利钱，则这事必然随之而来。

(24)
埃及王法和梭伦法都禁止在借约上规定欠债人若不还债便应处以丧失人身自由的惩罚，至少后者遇有破产事情，对欠债人不过予以转让全部财产的处分。

(25)
至少后面一条规则是复述埃及王法的。另一方面，梭伦法不知有利钱的限制，却明言准许随意定利钱的多少。

(26)
两种法律尚余大部分传到现在。

(27)
按照恺撒的法令，每年有十六个同副执政官和两个执政官共分省长，同执政官任期两年，我们可以断定他想要把省份总数增至二十。但因恺撒也许故意设立比候补人员为少的职位，这事更难确定。

(28)
这就是所谓“自由使团”（libera legatio
），即毫无真正公务的使团。

(29)
纳博称为德奇曼尼（Decimani即第十兵团）殖民地、贝特雷称为塞普提曼尼（Septimani即第九兵团）殖民地、罗马·尤利称为奥克塔瓦尼（Octavani即第八兵团）殖民地，阿雷拉特称为塞克斯塔尼（Sextani即第六兵团）殖民地、阿劳西奥称为塞昆达尼（Secundani即第二兵团）殖民地。第九兵团则付阙如，因为它曾有普拉肯提亚的兵变辱没了它的番号。有人说这些殖民团是属于它们所赖以得名的兵团的，这事未见明文，并且也不可信；老兵们，至少他们的大部分都被安置在意大利。无疑地，西塞罗的怨言，即“恺撒一下子把整个几省几县都没收了”，是指为了这些殖民地而在纳博省没收土地一事，尤其指加在马赛利亚上面的领土损失，这话与斥责那战胜马赛利亚人的凯旋紧相联结，已足以证明此说的不谬。

(30)
这区域的非拉丁城市，尤其尼茂苏斯由谁的手里取得拉丁权，载籍上没有明言。但恺撒实际上说，这部分领土正是恺撒夺自马赛利亚的，最后，在奥古斯都以前的钱上而后又在斯特拉波的书里这个城显然已是个有拉丁权的民社，那么，只有恺撒能做这给予拉丁权的事。至关于纳博高卢的鲁西诺（Ruscino，即鲁西龙的佩皮尼昂［Roussillon bei Perpignan］）和其他民社早得到拉丁组织的，我们仅能推测它们与尼茂苏斯同时接受拉丁权。

(31)
完全公民民社无一拥有多于有限裁判权的，这已证实。但从一件恺撒给内阿尔卑斯高卢的市自治法令看来即已昭然大白的，却是奇事，即此省在自治市权限以外的讼案不由本省省长审判而由罗马副执政官审判，因为别处的省长在他那省里不但代表在公民中间管理司法的副执政官，也代表在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管理司法的副执政官，完全有判决一切诉讼之权。无疑地，这是苏拉以前的制度残余，在那制度之下，整个大陆领土直至阿尔卑斯山，只有首都官员有裁判权，这样，这里的一切诉讼，只要是在自治权限以外的，必然要归罗马的副执政官办理。反之，在纳博、加的斯、迦太基、科林斯，遇有这种情形，讼案当然归有关的省长来审判；真的，就由于实际的理由，也不能想象把讼案从这些地方往罗马送。

(32)
为什么按通常的想法，把罗马公民权给予全省和使它的省政府继续存在是互不相容的矛盾，我们不知。此外，大家都知道，内阿尔卑斯高卢于705年即前49年3月11日由罗斯奇人民议决案得到了公民权；同时当恺撒在世之日，它永是个行省，到了恺撒死后始与意大利合并，一直到711年即前43年，它的省长都是可以指出的。恺撒的法令未尝称此地为意大利，而称之为内阿尔卑斯高卢，这事已足以使人达到正确的观念。

(33)
自治市估税机关的继续存在，表明意大利的地方民情调查已因同盟战争之故继续下去，但这制度的实行大概是恺撒的事。

(34)
晚近出世的庞培城衡器，暗示在帝制时代初期，除罗马磅外，还通用阿提卡的迈纳（Mine，与罗马磅约为三与四之比）做帝国的第二种衡器。

(35)
苏拉和庞培同时命人打造的金币为数甚少，并不能打破这个原则，因为它们大概专论重量来使用，正如那直到恺撒时代还在流通的腓力金币。它们诚然深可注意，因为它们是恺撒的帝国金币的先驱正如苏拉的专政是新君制的先驱。

(36)
当然，在较早时期，国债主用银计算的债权，显然不能违反他们的意志，按对银的比率，用金来偿付；反之，不容置疑，自恺撒时代以后，金币却须按一百塞斯特收用，不得拒绝。因为恺撒拿出大批黄金来流通，一时金币在商业通货里低于法定比率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在当时这事更关重要。

(37)
大概帝政时期的铭文没有用罗马钱币以外的东西算钱数的。

(38)
所以雅典的德拉克马虽颇重于第纳尔，却算与它相等；安条克的四德拉克马银币平均重十五克，却算等于仅重十二克的三个罗马第纳尔；小亚细亚的基斯托福鲁（Cistophorus
）按银价说，值三个第纳尔以上，而按法定比率说，却等于二个半第纳尔；罗德斯的半德拉克马按银价说值四分之三第纳尔，按法定比率说却等于八分之五第纳尔，以此类推。

(39)
这或系马尔库斯·弗拉维乌斯所草拟的诏令，与相传为恺撒所作的“论恒星”（De Stellis
）的同为一物，可以西塞罗的一句戏谑为证，他说现在天琴星座按诏令上升起来。

(40)
恺撒住在罗马的时间为705年即前49年4月和12月，每次为日无多；707年即前47年9月到12月；708年即前46年约四个月；709年即前45年10月至710年即前44年3月。

第十二章　宗教、教育、文学和美术

在宗教和哲学的发展上，本时期没有新因素出现。罗马-希腊的国教和与之相联而不可分的斯多葛国家哲学，不但是每种政府——寡头制、平民制或君主制——的方便工具，而且简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缔造一个完全没有宗教成分的国家既不可能，而发现一个适于代替旧宗教的新国教也不可能。这样，革命的笤帚诚然有时很粗鲁地扫破鸟占院禽经的蛛网，但这副腐朽的每一接榫都在吱吱响的机器，却能经那葬送共和本身的地震而不灭，并且把它的死板和骄横保持得无减于旧，传到新君主国。不言而喻，它日益遭到一切不失其自由判断力的人们的厌恶。固然，对于国教，舆论保持一种大体淡漠的态度；它在各方面都被认为是一种政治上的方便法门，除政治的和博古的学者外，没有人特别关心它。但对于那与它为姊妹的哲学，毫无成见的公众中逐渐发展出一种敌对态度，这是既空虚而又无信义的口头禅终不免要激起的。斯多葛派本身始对于自己的毫无用处起了预感，这由它想用混合的方法人为地再把一些精神注入自己，可以显见。阿斯克隆的安条克（Antiochos von Askalon，657年即前97年）自云曾把斯多葛体系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体系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竟确实做到使他那畸形学说成为当时保守派的时髦哲学，罗马贵族中以学术自娱者和学者都本着良心地加以研究。谁要是精神强健，能自振作，谁就或反对斯多葛派，或置之不理。在这时期，主要由于罗马那些夸大烦絮的伪君子们惹起反感，当然其次也由于人们日益倾向脱离实际生活而遁入怠惰淡漠和虚无嘲弄之中，所以伊壁鸠鲁体系传播更广，第欧根尼的犬儒哲学也为罗马所采纳。虽则伊壁鸠鲁的体系无生气、无思想，但一种哲学不改变传统名词以求达到自由之路而止于用已有的名词，并且彻头彻尾地仅承认感觉的知识为真实，却永远胜于那名词盈耳而概念空空的斯多葛哲学；犬儒哲学，专就其体系只限于绝无体系并嘲笑一切体系和造体系者而言，在当时一切的哲学体系中却是最可取不过的。在两个场合里，对斯多葛的战争都打得热烈和胜利；对庄重的人士，伊壁鸠鲁派卢克莱修以充满着精诚信念和神圣热情的语调攻击斯多葛对神、对命运的信仰和斯多葛灵魂不死的学说；对那容易发笑的大众，犬儒瓦罗以他那人人传诵的讽刺诗，像飞箭一样，更厉害地射中目标。老辈人这样攻击斯多葛派，同时晚辈人例如卡图卢斯则与它毫无内在的关系，给它更厉害的谴责，这就是完全不理会它。

但是，如果这里一个无人信仰的宗教仍因政治上的方便被保持着，人们就会在别的方面寻求丰富的补偿。在当时的罗马世界，不信和迷信，同一历史现象的不同色彩，也并行不悖，一身而兼二者的即与伊壁鸠鲁派一同否认神祇却在每一神祠祈祷和献祭的，颇不乏人。当然，只有从东方来的神祇仍为时尚，又因人们继续从东方各地流入罗马，所以东方神祇迁到西方的一天多似一天。弗里吉亚神的崇拜在当时罗马的重要性显见于瓦罗和卢克莱修等老人的宗教论战，也显见于时髦人物卡图卢斯颂扬它的诗，诗的结尾是个奇特的请求，请神恩准只搅乱别人而不搅乱这位诗人的神志。

新加的是波斯教，据说此教最初传到西方人中间，是经那些由东西两方相遇于地中海的海盗的媒介；吕基亚的奥林匹斯山被指为它在西方最古的圣地。东方的崇拜被采用于西方，它们所含有的理论上和道德上的高等要素便完全失去。这有下列一事为明证：按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的纯正学说，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是至上神，但在西方却几乎始终无人知道他，西方人特别崇拜的是在波斯旧国教里本占首位而被查拉图斯特拉移到第二位的神，即太阳神密特拉（Mithra）。

但比波斯教那较为光明较为温和的天神更迅速来到罗马的是埃及大群无聊的、神秘的、奇形怪状的神灵，自然之母伊西斯及其全体随从：长死长复活的奥西里斯（Osiris）、凄惨的萨拉庇斯（Sarrapis）、缄默严肃的哈波克拉特斯（Harpokrates）、狗头的阿努比斯（Anubis）。当克洛狄乌斯给各社团和秘密教团以自由之时（696年即前58年），无疑地，就因为这次群众的解放，这大群社团和教团竟准备进入卡皮托尔山上罗马朱庇特的古堡，人们煞费气力始阻住它们的侵入，把不能免的神庙至少驱逐到罗马的城郊。在首都的下等人民中，没有一种崇拜能像它这样得民心的；元老院下令把城内的伊西斯庙拆毁，工人没有一个敢先下手，执政官卢奇乌斯·鲍卢斯（Lucius Paullus）竟不得不亲拿斧头先斫一下（704年即前50年）；我们可以打赌，一个女人越是浪荡，她崇拜伊西斯越虔诚。抽签、圆梦和其他高等艺术能养活以此为业的人，自属当然之事。算命已是一种科学的研究；费尔蒙的卢奇乌斯·塔鲁提乌斯（Lucius Tarutius）是个在本行上博学、与瓦罗和西塞罗为友的体面人，一本正经地算了罗慕洛和努马两王以及罗马城的生辰八字，为了教导双方的信徒，他以其迦勒底和埃及的学识证实罗马年史上的记载。

但这方面最可注意的现象是初次企图用粗俗的信仰加强推理的思想，就是我们惯称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倾向初次出现于罗马世界。这些倾向在这里的最老使徒是普布利乌斯·尼吉狄乌斯·菲古卢斯（Publius Nigidius Figulus），他是个罗马贵族，属于贵族中最严格的一部分，在696年即前58年充任副执政官，在709年即前45年以被放逐的政治犯资格死于罗马境外。他以可惊的博学和更可惊的信仰力量，从最相矛盾的各种元素中，造出一个哲学-宗教的结构，关于这结构的古怪轮廓，他大概在口头宣讲中多所发挥，而在他那些神学和自然科学的著作中则否。在哲学上，他想摆脱流行系统和流行抽象的死骨架，返求苏格拉底以前的、今已堙塞的哲学源泉，那种哲学思想还是有声有色、生气勃勃地出现于古圣人的心中。自然科学的研究若经过相当处理至今还能给玄妙的骗术和假借神灵的把戏以绝佳的凭借，在上古那不甚了解物理定律之时，它更容易做这事，我们可以想见，它在这里也是个重要角色。他的神学大体基于一种离奇的混合；与他同志的希腊人已使俄耳浦斯及其他很古或很新的本地学问与波斯、迦勒底和埃及的神秘观念合流，菲古卢斯又把这个与托斯卡纳虚无研究的假结果和本地鸟飞学的假结果合成一体，结果是更进一步、更为调和的混乱。这整个体系在政治上、宗教上和民族上的神圣性均由毕达哥拉斯的名字得来，他是个极端守旧的政治家，他的最高原则是“促进秩序，防止混乱”，他做神奇的事，能驱神招鬼，他是个生于意大利，甚至与罗马的传闻史交织起来，罗马罗马广场上有他的立像的原始圣人。因为生和死是互相关联的，所以毕达哥拉斯仿佛以努马明王之友和智母埃格里娅（Egeria）的同事资格立在共和摇篮之侧，而且以神圣鸟学的保护者资格立在共和坟墓之侧。新体系不但神奇，而且能做神奇的事；尼吉狄乌斯在后来做皇帝的奥古斯都诞生之日，就对他父亲宣告此子将来的伟大；不但如此，这些先知师竟替信徒唤起亡魂，又有更重要的，他们指示信徒亡金所在之地。这种以其现状而言又新又旧的学问，深深感动了当时的人；最高贵、最博学、最有能力的人士属于很不相同的党派的705年即前49年的执政官阿庇安·克劳狄乌斯，博学的马尔库斯·瓦罗，勇将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Publius Vatinius）都参加招鬼，甚至对这些社团，似乎须用警察来干涉。这些想保全罗马神学的最后企图，与加图在政治领域相似的努力一样，也造成既可笑又复可哀的印象；我们可以对教义和传教人一笑，可是能干的人竟开始流于荒谬，总是个严重事件。

少年教育事业，这是不言而喻的，不出前一时期所画定的双重语言的人文学范围，并且罗马世界的一般教育也日益应合希腊人为这事树立的形式。甚至体育也由球戏、赛跑和比武进到那更有人为发展的希腊运动竞赛；虽则公立的体育机关还是没有，但在贵族别墅里却已常常不乏在浴室旁边的运动场。罗马世界普通教育的范围在一百年间变化如何，我们比较加图的百科全书和瓦罗同样性质的著作《论学校的学科》，便可显见。作为非专门教育的成分，加图所列的是雄辩术、农学、法学、军事学、医学；按大概的推测，瓦罗所列的是文法、逻辑学或辩证法、修辞学、几何、算术、天文学、音乐、医学和建筑学，所以在罗马纪元第七世纪中间，军事学、法学和农学由普通学科变为专门学科。反之，希腊少年教育已十足完备地见于瓦罗的叙述；除文法、修辞学和哲学等课程早已输入意大利外，现在又有了属于特殊希腊课程的几何、算术、天文学和音乐。
(1)

特别是天文学在星宿命名方面迎合了当时无思想而好博学的浅尝辄止风气，在对占星术的关系方面迎合了盛行的宗教诈骗，所以意大利少年经常而热烈地加以学习；这事用别的方法也可证明：在亚历山大城一切文学作品之中，阿拉图斯（Alatos）的天文教训诗最早为罗马少年教育所采用。这个希腊课程以外，又加上由罗马旧教育留下来的医学；最后，对当时不种田而建房屋造别墅的罗马贵族，建筑学也是很不可少的。

与上一时期相比，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训练在范围和学习谨严上很有进步，但在纯粹和精美上却也很有退步。人们日益热心追求希腊的学问，这给教学本身一种学术性质。解说荷马和欧里庇得斯究竟不能算作艺术；对教师和学生，亚历山大城的诗歌较为有利；此外这些诗歌按它们的精神说也远较希腊的纯粹民族诗歌适合当时的罗马世界，并且它们即使不及伊利亚特那样可敬，总已具有相当的年龄足以使教师算作古典文学家。欧福里翁（Euphorion）的情诗，卡利玛库斯（Kallimachos）的“因缘”和“红鹤”，吕科弗隆（Lykophron）晦涩可笑的“亚历山德拉”（Alexandra）都丰富充盈地包含着适于摘录和解释的罕见词（glossae
），编起来费力、分析起来也费力的语句，冗长的、骈枝的、满篇堆砌得莫名其妙的杂乱神话——一般看来，它们包含着一大批形形色色的繁重知识。教育需要越难越难的练习；这些作品大都是教师的模范著作，极适于做模范学生的学习材料。所以在意大利的学校教育中，尤其当作考题，亚历山大城的诗取得永久的地位，它们诚然促进了知识，可是牺牲了鉴赏力和辨别力。再者，这种不健全的求知欲驱使罗马少年尽量由源头汲取希腊文化。希腊教师在罗马所授的课只够入门之用；谁要想用希腊语会话，谁就到雅典去听讲希腊哲学，到罗德斯去听讲希腊修辞学，并且做一番文学和艺术的考察旅行，穿过小亚细亚，在这里，希腊人古代的艺术宝藏仍大部可见于原地，希腊人的美术修习虽则有点机械，却还继续不断；反之，较远的亚历山大城特别以精密科学所在地著名，不常做求学少年的旅行目的地。

拉丁文教学的进步与希腊文教学相仿。这事一部分只由希腊文教学的反作用而来，因为拉丁文教学的方法和动机实大体采自希腊文教学。再者，政治的局势，还有平民党的活动使群趋罗马广场讲坛的人日益众多，都有助于演说练习的传播和增加。西塞罗说：“人无论往何处看，处处都充满了修辞家。”此外，罗马纪元第六世纪的著作越退到更远的过去，便越决然地始被认为拉丁文学黄金时代的古典作品，因此那大体以它们为中心的教学便取得更大的优势。最后，蛮族分子由许多方面的迁入和扩张，凯尔特和西班牙广大地区的开始拉丁化，自然使拉丁文法和拉丁教学比昔日只有拉丁姆人操拉丁语时更为重要；拉丁教师在科姆和纳博的地位自始即与他们在普雷内斯特和阿尔代亚的迥不相同。但整个看来，教育有衰落而无进步。意大利各城乡的破坏，外国分子成群的闯入，全国政治上、经济上和道德上的退步，尤其是内战的混乱，它们加在拉丁语上的损害，非全世界一切教师所能修补。罗马少年与当时希腊教育更密切的接触，又受多言好辩的雅典智识以及罗德斯和小亚细亚的修辞学的决定性影响，他们所得的大都正是希腊文化中最有害的成分。拉丁姆在凯尔特人、伊比利亚人和利比亚人中间所担任的宣教使命，无论这种工作如何足以为荣，也不能不对拉丁语发生一种与东方希腊化对于希腊语的同样结果。如果本时期罗马的公众听得演说家那布置妥帖、音韵铿锵的语句便报以掌声，听得伶人犯语法上或韵脚上的错误便痛加抨击，这诚然表明对于本国语的洞察力为教育的反映的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士的公产。但此外，有判断力的同时人却抱怨说：690年即前64年前后意大利的希腊教育水平远低于三十多年以前，人们不常再听到纯粹的好拉丁语，只有从受过教育的半老妇人口中始能听到；真正修养的遗风，老拉丁天然的隽语，卢奇利乌斯的风雅，西庇阿时代的优雅读书界都在渐渐消逝之中。至于“温文尔雅”（urbanitas
）这个名词和观念，就是说，优美的民族修养，也起于这个时期，这并不证明它的盛行而证明它在没落，这证明人们痛感在语言里、在拉丁化的蛮族或蛮族化的拉丁人的风俗里缺乏这个“温文尔雅”。在还可以遇见文雅谈吐的地方，如在瓦罗的讽刺诗和西塞罗的信札里，这文雅谈吐就是那在雷阿特和阿庇努姆尚未如在罗马那样作废的古道遗风。

这样，大体看来，从前的少年教育未改旧观；不过非由于它本身而由于民族的一般衰落，这教育造成比前代利少而害多的结果。在这个领域里，恺撒也创始了一个革命。罗马元老院对于教育先抵抗而后至多只是加以容忍，新意大利、希腊帝国的政府正是以人文为其本质的政府，势必按希腊方式自上而下地促进教育。如果恺撒把公民权赠给首都一切教高等科学的教师和一切医师，那么，在这事里或可见到以后国家设立学府以供帝国少年双重语言的高等教育之用的预备步骤，这种学府是人文新国家最饶意义的表现。如果恺撒又决定在首都设立一座希腊和拉丁的公立图书馆，并已任命当代最博学的罗马人马尔库斯·瓦罗为馆长，这里面明明含着把世界文学和世界君主国联合起来的意思。

这时期语言的发展系于文雅社会的古典拉丁语和普通生活的庸俗语言的分别。前者本身是特殊意大利教育的产物；在西庇阿的交游中，“纯粹拉丁语”已成为口号，本国语的说法已不再是完全出自天真，而是有意识地与大众语相区别。本时期开始时，对迄今独霸高等交际语因而也独霸文学的古典主义，就起了深堪注意的反动，这种反动在内容和外表上都与希腊同类的语言反动有密切的关系。正在这时前后，修辞家和小说作家马格尼西亚的赫格西亚斯（Hegesias von Magnesia）以及附和他的小亚细亚修辞家和文学家始起而反抗正统的阿提卡主义。他们要求完全承认生活的语言而不分字句源于阿提卡或卡里亚和弗里吉亚；他们自己发言写作，不为的是学阀的好尚，而为的是人民大众的欣赏。对于原则，不能有多少争执，不过结果当然不能优于当日小亚细亚的读者大众，这个读者大众对于谨严和纯正的作品已完全失去赏鉴力。姑不论那由这个趋势发生出来的种种假艺术，尤其是小说和小说体的历史，这些亚洲人的作风，我们可以想象，是支离破碎的，没有抑扬顿挫，枯瘦软弱，充满着藻饰和夸张，彻头彻尾地庸俗和做作；西塞罗说：“谁晓得赫格西亚斯，谁就懂得愚蠢是什么。”

然而这个新作风也辗转传到拉丁世界。希腊的时髦修辞学在前期之末即已钻入拉丁的少年教育中，然后在本期之始迈了最后一步，以苏拉时代最著名的律师霍滕西乌斯为代表踏上罗马的讲坛——这时修辞学甚至在拉丁语法上也固守不良的希腊时尚；罗马的听众已不复是西庇阿时代那受过纯正谨严教育的听众，自然热心赞赏这位晓得给俗语村言一种艺术作品外貌的革新家。这事很关重要。正如在希腊，语言斗争永远先发于修辞家的学校里，所以在罗马，法庭演说也甚至有点比文学还能树立作风的模范，因此律师界的领导权仿佛当然与演说和写作的时尚风气指挥权联合为一。这样，霍滕西乌斯的亚洲庸俗主义把古典主义逐出罗马讲坛，一部分也逐出文学。但不久，希腊和罗马的时尚又忽然起了转变。在希腊，罗德斯的修辞学校不恢复阿提卡作风的整个纯洁谨严，却求在它和时尚风气之间开辟一条中道；如果罗德斯的教师不太考究他们思想和言谈的内在正确性，他们至少坚持纯正的语言和作风，坚持慎选单词和成语以及通身具有节奏的句法。

在意大利，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648—711年即前106—前43年）在童年效法霍滕西乌斯作风之后，听了罗德斯教师的讲说，他自己的鉴赏力又更加成熟，他因而归于善道，自此以后，他致力于谨严纯正的语言和彻底圆满而有节奏的演说词。他在这里所仿效的语言模范，他特别得之于罗马上等社会那些少受或全未受庸俗主义之害的人们，并且如上所述，这种人虽已渐渐绝迹，却仍有存者。古拉丁语和优美的希腊文学，后者无论对他尤其对他那些演说词的节奏有如何重大的影响，在这事上也只是次要的因素；这净化语言的事绝不是书卷语言对谈话语言的反动，而是真受教育者的语言对假受教育或半受教育者的乱谈的反动。在语言的领域里，恺撒也是冠绝当时的大师，他表现了罗马古典主义的基本观念，下命令说在谈话和写作上应避用每个外国字；一如舟子的躲避礁石，人们应摈弃古文学里的诗意字和废字，村俗的或取自下流生活的语言的成语，特别要摈弃希腊字和希腊成语，由本期的信札看来，这种单字和成语已大规模地渗入谈话的语言。尽管这样，西塞罗时代这学究式的人造的古典主义对西庇阿的古典主义的关系，等于悔罪对无罪的关系，也等于拿破仑时代古典派法语对莫里哀（Molière）和布瓦洛（Boileau）模范法语的关系；前面的古典主义是由饱满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后者却仿佛是正在恰好的时候捉住一个要死亡而不可复生的种族的最后一口气。事实既是如此，这种古典主义迅速地传播出去。律师界的领导权以及语言和鉴赏的独裁权一同由霍滕西乌斯移归西塞罗。西塞罗著作宏富，因而这个古典主义有了向所未有的长篇大论的散体文章。这样，西塞罗成为新古典拉丁散文的创造者，罗马的古典主义始终完全与文体家西塞罗联系起来；古典主义最有天才的代表如恺撒和卡图卢斯都以过分的而尚未全属浮夸的赞美加在他身上，他们所赞美的并不是作家西塞罗，更不是政治家西塞罗，而是文体家西塞罗。

不久以后，他们再进一步。到本时期将终之时，罗马新派诗人把西塞罗在散文中所做的事，实行于诗歌；这派诗人以希腊时尚的诗歌为模范，其最大的才子为卡图卢斯。在这里，谈话用的高等语言也逐出以前在这领域也很盛行的陈言古语，正如拉丁散文服从阿提卡的节奏，所以拉丁诗歌也渐渐遵守亚历山大诗体那种严厉或不如说艰苦的诗律；例如自卡图卢斯以后，不许再用单音词或不特别有力的双音词同时做一行诗的开头，又做始于前一行的句子的结尾。

最后，科学来加入，确定语法，发展规则，这规则不再为经验所决定，而主要有决定经验之权。实词的语尾变化以前有一部分不定，现在要定得一成不变，例如关于所谓第四种变化里一向并行不悖的所有格和与格形式（senatuis
与senatus
，senatui
与senatu
），恺撒仅以简式（us
与u
）为有效。书法上有种种改革使文字与语言更为完全一致——如依恺撒的例以i
代替在maxumus
一类的字中间的u
；关于已属多余的k
和q
两个字母，前者的作废已见于实行，后者的作废至少已见于提议。语言即使还没有固定，至少正趋于固定，诚然还没有不知不觉地为规则所统治，但已感受规则的影响。在拉丁文法领域的这种运动上，希腊文法不但普遍提供了精神和方法，而且拉丁语言也按希腊的先例受了直接的修正；这有事实为证，例如语尾s
原来听人随意运用，有时当作子音，有时则否，但新式诗人却把它按希腊用法当作子音语尾。这种语言的整理就是罗马古典主义的真正领域；以极不相同的方式，也正因此故而更有意义，古典主义的领袖西塞罗、恺撒甚至在卡图卢斯的诗中谆谆以规则教诲当世，责斥违犯规则的事；反之，老辈人以显而易见的愤怒，毫无顾忌地表示反对语言领域的彻底革命，一如他们表示反对政治领域的彻底革命。
(2)

但新古典主义，就是说，有规则的并且尽量与希腊标准语置在平等地位的拉丁标准语，源于对庸俗主义闯入上等社会甚至文学的有意识的反动，它虽然取得文学上的巩固地位和有系统的形式，可是庸俗主义并未退出阵地。我们不但看到庸俗主义天真地用在偶入作者之林的次要人物的作品中，如恺撒第二次征西班牙的记载，而且在真正的文学、在滑稽剧、在半浪漫小说、在瓦罗的美学著作里，我们也要遇到多少带点痕迹的庸俗主义；还有一件表示特征的事，即庸俗主义恰好在最富民族性的文学部门里，能够自保，并且像瓦罗那样真正守旧的人取它而加以保护。古典主义基于意大利语的死亡，一如君主政治基于意大利民族的没落；共和的遗老们竟继续把共和的权利赋予活语言，为了它的较有活力和富于民族性竟容忍它在审美上的缺点，这是完全不相矛盾的。这样，本时期语言的意见和趋势处处不同；卢克莱修的旧式诗歌旁边出现了卡图卢斯完全新式的诗，西塞罗饶有节奏的文句旁边立着瓦罗那故意不屑再分的长句。语言的领域也反映着当代的四分五裂。

本时期的文学，首先使我们吃惊的，是与前期相比，罗马文学事业的极为活跃。希腊人的文学活动繁盛之处早已不复在公民独立的自由空气之中，而仅在大城市尤其宫廷的学术机关。希腊的文人只好求大人物的恩惠和保护，
(3)

又因波加蒙（621年即前133年）、昔兰尼（658年即前96年）、比提尼亚（679年即前75年）和叙利亚（690年即前64年）等国的王朝相继灭亡，拉吉德王家的宫廷光辉日减；此外又因自亚历山大大王去世以来他们必然地散居各地，至少在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中间与在拉丁人中间同为异乡之客，所以他们始日益注目于罗马。除了厨师、娈童和弄臣外，还有围随当时罗马贵族的大群希腊侍从，其中哲学家、诗人和传记作家也居显赫的地位。在这种地位已有著名的文人可见，例如，伊壁鸠鲁派菲洛德莫斯（Philodemos）受696年即前58年的执政官卢奇乌斯·皮索的任命为首席哲学家，并且偶尔以其论他主人多端享乐主义的美妙短诗教导内行。当时文学的赢利在罗马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格外丰厚，所以希腊艺术和科学最有名的代表由四面八方迁到罗马来，一天多似一天。这样，以迁居罗马见称的，有医师阿斯克雷庇亚德斯（Asklepiades），米特拉达特斯王想诱这人离罗马来侍奉他，结果无效；有无所不通的学者米利都的亚历山大（Alexandros von milet），又名波利希斯特（Polyhistor）；有比提尼亚国尼西亚的诗人帕尔特尼厄斯（Parthenios）；又有叙利亚国阿帕美亚的波塞多尼乌斯（Poseidonios von Apameia）在旅行、教学和写作上样样驰名，到703年即前51年已达高龄之时由罗德斯移居罗马；此外还有许多人。像卢奇乌斯·卢库卢斯家那样的一所住宅是希腊文化的学府，又是希腊文人的集中地，差不多与亚历山大的图书馆相仿；在这些充满了财富和科学的厅堂里，罗马的物力和希腊的鉴别力把古今大师的绘画和雕刻无与伦比的宝藏，与一个慎重选择和灿烂装潢的图书馆合而为一；并且任何有学问的人尤其希腊人在这里都受欢迎——人们常见家主在柱廊中走来走去，亲自与他的一位饱学宾客谈论语言学和哲学。当然，这些希腊人不但把他们的丰富文化宝藏，而且把他们的荒谬和奴性同时带到意大利；例如游方学者之一尼萨的亚里士多德（Aristodemos von Nysa）的是“谄谀术”的作者，在700年即前54年前后竟证明荷马是生于罗马的，以取悦于主人。

希腊文人的事业在罗马兴旺到什么程度，罗马人自己中间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兴趣也就增进到什么程度。甚至希腊文的写作为西庇阿时代的严格鉴识所完全排斥的，现在也复活了。希腊语现在普遍流行，一篇希腊文章自有其与拉丁文章截然不同的读者群，所以罗马贵族如卢奇乌斯·卢库卢斯、马尔库斯·西塞罗、提图斯·阿提库斯、昆图斯·斯恺弗拉（700年即前54年的保民官），与亚美尼亚王和毛里塔尼亚王一样，也偶然发表希腊散文甚至希腊诗。可是罗马本地人用希腊文写作，却始终是个附带的事，差不多是个游戏；意大利的各文学派别和各政治党派都一致固守他们的意大利民族性，只是沾染希腊文化的程度有多有少而已。在拉丁文写作的领域里，人们至少不能也抱怨它有欠活泼。在罗马，各色各样的书籍和小册子，尤其诗歌像落雨一样地出世。诗人蜂拥在这里，只有塔尔苏斯（Tarsos）和亚历山大有这景象；发表诗歌已成为天性活泼者常有的幼时罪过，一个人幼年所作的诗被人慈悲地忘掉因而得免于批评，在当时也算作幸事。谁懂得技术，谁就不难一下写出他初次五百行的六步诗，任何塾师不见其中有什么可以非难，但任何读者也不见其中有什么可以赞美。妇女界也热烈参加这些文学活动；妇人不自限于跳舞和音乐，凭着她们的精神和机智控制了会话，很善于讨论希腊和拉丁文学；并且诗歌来攻处女心的时候，被围的城堡用和乐的诗订约投降的也屡见不鲜。韵律日益成为男女大孩子的时髦玩物；诗体的信札、共同练习作诗和友好中间的赋诗竞赛都是寻常的事，到本时期将终之时，首都已开设了供幼稚拉丁诗人纳费来学作诗的学塾。由于书籍畅销，工厂式的抄书技术大体达到完成的地步，出书做得比较迅速而省钱；卖书成为体面而有利可图的职业，书店成为文化人的经常聚会所。读书成为时尚，甚至成为狂热；宴会时，如果还没有较粗的消遣，总有朗读；谁想要旅行，谁就不易忘记包装一些途中阅读的书籍。人们常见上级军官在营帐中手里拿着希腊的淫秽小说，见政治家在元老院中手里拿着哲学论著。那么，当时罗马国的情形也无异于任何国里公民们“由门口读到厕所”的情形。帕提亚的维齐尔把那些得自克拉苏营中的小说指给塞琉西亚的公民看，并且问他们说，他们是否仍视这些书的读者为可怕的敌人，他不为无理。

这时代的文学倾向是不单纯的，并且不得不然，因为这时代本身就有新旧风气的分别。在政治领域里互相冲突的各种倾向，保守派的本国-意大利的倾向，新君制的希腊-意大利的或可谓世界主义的倾向，也在文学领域里进行它们的斗争。前者依赖旧拉丁文学，这文学在剧院、学校和学术研究上日益取得古典的性质。鉴赏力比西庇阿时代少，党派成见却比那时多，于是恩尼乌斯、帕古维乌斯，尤其普劳图斯现在都被抬举得天一样高。西庇阿的书页越少，它们的价钱便越涨；第六世纪的诗人民族性较强，作品较丰，人们对于这事没有比在这完美模仿主义的时代更激烈感到的，模仿主义仰望攻汉尼拔的战士的世纪，把它当作现在不幸一去不返的黄金时代。无疑地，这种对于旧古典作品的崇拜，含着不少的为本期一般守旧主义特色的空洞和虚伪；这里也不乏骑墙派，例如，西塞罗虽则在散文上是新倾向的一个主要代表，可是对旧的民族诗歌却几乎以他对贵族政体和鸟占课程所表示的敬意来崇拜它；我们听见他说：“应爱国主义的要求，我们宁读译笔坏得出名的索福克勒斯译本而不读原文。”这样，一方面甚至在恩尼乌斯的正统崇拜者中间，那与平民党的君主制有血缘的新文学倾向也数得出很多的暗中党徒；另一方面已不乏较为大胆的批判家，他们对本地的文学与对元老院的政治同样加以无情的处理。他们不但恢复了西庇阿时代的严厉批评，容许特伦斯特斯，只为的是谴责恩尼乌斯和更谴责恩尼乌斯派，而且年纪较小、胆量较壮的人更大步前进，已敢——虽只是异端对文学正统的反叛——称普劳图斯为粗俗丑角，称卢奇利乌斯为坏诗匠。这新倾向不靠着本地的文学，而靠着希腊的新文学即所谓亚历山大主义。

我们不免对希腊语言和艺术的这种深堪注意的再生，在这里至少加以相当的叙述，以供了解本期及以后罗马文学的需要。亚历山大的文学基于纯粹希腊语的没落。自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在日常生活中，纯粹希腊语即为由马其顿方言与各希腊部落和各蛮族部落相接触而来的下等混杂语言所代替；更正确地说，亚历山大文学起于一般希腊民族的灭亡，为了建立亚历山大大帝的世界君主国和希腊文化的帝国，这民族，以其民族个性而言，必须灭亡并且果然灭亡。如果亚历山大的世界帝国继续存在，从前本国的民族文学便会让位于一种世界文学，这文学仅就名称而言是希腊的，大体无民族性，多少起于在上者的提倡，但确能主宰世界；但因亚历山大的国家随他的死亡而解体，与之相当的文学萌芽也迅速归于消灭。可是希腊民族及其所有的一切——它的民族性、它的语言、它的艺术——却不因此而不属于过去。仅在一个比较狭窄的圈子里——这不是文化人的圈子，因为严格说来这种人已不存在，而是学者的圈子——希腊文学就在死后也还受人培养，它的丰富遗产被人在悲喜交集或枯燥钻研中登记下来，活的余感或死的学问也必被抬举到假生产力的地位。这种死后的生产力就是所谓亚历山大主义。亚历山大主义在本质上类似一种学究文学，这文学脱离了活生生的罗曼民族性及其俗语，在十五、十六世纪作为往古人为的再生，发生于世界性的一派哲学家中间；六将军时代古典希腊语与俗希腊语的差别固然不这样昭彰，但委实无异于马努提乌斯的拉丁语与马基雅维里的意大利语的差别。

从前，对于亚历山大主义，意大利大致抱着疏远的态度。它的比较兴盛时期是距第一次布匿战争前后不远的，然而在一切体裁的诗歌——教训诗也非例外——著作上奈维乌斯、恩尼乌斯、帕库维乌斯，总而言之，罗马全体的本国作家，下至瓦罗和卢克莱修，都不依附同时的或不久以前的希腊人，而依附荷马、欧里庇得斯、梅南德和其他有生气、有民族性的希腊文学大师。罗马文学从来就不是新鲜的、民族的；但只要有个罗马民族在，作家自然而然地寻求活的本国范本，即使模仿得不十分好，却至少模仿些创作的东西。到了西塞罗和恺撒之时——因为马略时代的小小开端不能计算在内——始有人模仿那起于亚历山大以后的希腊文学；现在罗马的亚历山大主义传播得非常迅速。这种结果一部分源于外在的原因。罗马人与希腊人的接触增多，尤其是罗马人常常到希腊各地去旅行和希腊人麇集于罗马，这些情形自然也在意大利人中间替希腊的时新文学，替当时流行于希腊的史诗、悲歌、短歌和米利都的故事造出一个读者大众。再者，如上文所述，亚历山大诗歌已在意大利的少年教育里占了重要的地位，又因后者大体上仍无时不倚赖希腊化的学校教育，所以亚历山大诗歌更有反作用。在这里，我们甚至见到新罗马文学与新希腊文学的直接联系；上文所述的帕尔特尼厄斯是个较为知名的亚历山大哀歌作家，似乎在700年即前54年前后在罗马开了一个教文学和诗歌的学塾；他所选录的材料供给一个贵族学生照着著名的亚历山大式写作恋爱、神话性质的拉丁哀歌的，至今仍在。但造成罗马的亚历山大主义的，绝不仅是这种偶然的原因；相反地，亚历山大主义乃是罗马政治发展和民族发展的也许不愉快但是完全无可避免的产物。一方面，希腊既分解出希腊精神，所以拉丁姆现在也分解出罗马精神；意大利民族发展得过于庞大，便并入恺撒的地中海帝国之中，正如希腊的发展并入亚历山大的东方帝国之中。另一方面，希腊民族性和拉丁民族性两条大河在几百年分流于平行河床之后，现在终于汇合在一处，新帝国既以此事为基础，意大利文学便不但仍旧须求其一般的根据于希腊文学，而且要使自己与现时的希腊文学，就是说与亚历山大主义归于平等。有了学院式的拉丁文，有了定额的古典著作，有了读古典文的雅士们（urbani
）那排外的圈子，民族的拉丁文学就死了和完了；代它而起的是个绝对模仿人工助长的帝国文学，这文学不以任何一定的民族性为基础，却用两种语言宣扬人类的普遍福音，在精神上完全而有意识地倚赖古希腊文学，在语言上所倚赖的一部分是古希腊文学，一部分是古罗马的通俗文学。这并不是个进步。恺撒的地中海君主国固然是个堂皇的创作，更是个必要的创作；但这君主国是自上而下产生的，因此较为年轻、较有限制、较自然的国家特色，而罗马纪元第六世纪的意大利国仍能表现的，那旺盛的人民生活和沸腾的民族活力，在它里面无迹可循。意大利民族性的灭亡完成于恺撒创作的、折断了文学的幼芽。谁感觉到艺术与民族性同气相求的关系，谁就要永远舍去西塞罗和贺拉斯而归附加图和卢克莱修；只有在这方面当然由来已久的、塾师式的历史观和文学观始能称那始于新君制的文艺时代为黄金时代。但虽则恺撒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希腊亚历山大主义须视为劣于那总不完美的较古的民族文学，但在另一面，这种亚历山大主义却决然优于六将军时代的亚历山大主义，一如恺撒的耐久结构优于亚历山大短命的创作。我们以后还要指出，奥古斯都时代的文学，与六将军时代的同类文学相比，其语言学的性质比后者少得远甚，其帝国文学的性质却比后者多得远甚，所以它在上等社会中的影响也远较亚历山大主义永久而普遍。

看起来没有比在戏剧文学里更惨的。在本期以前，悲剧和喜剧即已确实绝灭于罗马的民族文学。新剧本已不再上演。在苏拉时代，观众仍希望看新剧本，这显见于本期重演普劳图斯的喜剧而改换其剧名和人名，关于这事，有人说得妙：“看好的旧剧本胜于看坏的新剧本。”从这里走不远就到戏剧业完全让位于已死诗人的地步，这种情形见于西塞罗时代，亚历山大主义并不加以反抗。它在这方面的多产比不产还要坏。亚历山大文学从来不晓得真正的编剧；它只能把那原为了阅读、不为了表演而写的假剧本输入意大利，因而不久以后，这些抑扬格的诗剧在罗马与在亚历山大同样盛行，特别是悲剧写作始显露出经常的青年病态。由一件事，我们可以对这些作品的性质得到颇为正确的观念，即昆图斯·西塞罗用以病治病的方法消遣高卢冬营的疲劳，十六天内编了四个悲剧。

只有在“生活图”即滑稽戏（mimus
）里，民族文学最后的仍然青翠的幼芽——阿特兰趣剧——始与希腊喜剧种族上的嫩枝结成连理，这嫩枝被亚历山大主义以较大的诗歌力量培养着，成绩较佳。滑稽戏起于早已常见的伴着吹笛的化装舞，这种舞蹈一部分上演于别的场合，例如在招待客人的筵宴中，一部分当两场间的休息时候特别上演于剧院的正所。这些舞蹈必早已偶尔应用语言的辅助，只要加入一个较有组织的情节和正式的对话，便不难造成个小喜剧，这喜剧在本质上仍与以往的喜剧甚至趣剧有别，因为跳舞和与这种舞蹈不可分离的色情在这里仍占主要地位。滑稽剧既本不属于舞台而属于正所，它便抛弃一切布景上的理想化，如面具和戏鞋，并且有个特关重要的事，即女角可由女人扮演。这种新滑稽戏似乎在672年即前82年前后初见于首都的舞台，不久便吞并了本国的丑角戏；它在重要之点上与丑角戏一致，并且被用为照例的插曲，尤其与其他戏剧的扮演一同用为余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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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它的情节比丑角戏更无足轻重、更放荡、更荒唐；只要它来得五色缤纷，观众便不问自己为什么发笑，也不向诗人抗议他不把结扣解开而把它斫断。主题多半是恋爱性质，大多数属于奸淫一类，例如诗人和观众无一例外联合起来攻击做丈夫的人，它的劝惩只是嘲笑美德。艺术的魔力像阿特兰的一样，全赖普通和下等生活习惯的描写，这种描写舍乡村景象而取首都的生活和行为，可爱的罗马群众，正如同类的希腊剧本对亚历山大的群众所做的，被要求向他们自己的肖像鼓掌。许多材料都取自手艺人的生活；见于戏剧的有这里也难免的“漂布匠”，又有“绳匠”、“染匠”、“盐工”、“女织工”、“狗童”；另外有些剧本描写性格，如“善忘者”、“夸口者”、“十万塞斯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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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描写异地的景象，如“埃特鲁里亚妇人”、“高卢人”、“克里特人”、“亚历山大城”；或描写人民节庆，如“户神节”（Compitalien）、“（神农节）”、“安那·贝伦那”（Anna Perenna）、“热水浴”；或戏拟神话，如“地下游记”、“阿尔维尼湖”（Arvernersee）。切当的口头禅和简短的易记易用的熟语都受欢迎，但每一句无谓的话自有其权利；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人向酒神巴克斯求水，向泉井仙人求酒。甚至往日在罗马剧场受严禁的暗指政治的话也见于这些滑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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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韵律的形式，这些诗人，如他们自己所说，“不甚以作诗法自苦”；甚至在预备发表的剧本里，语言中也充满着俗话和下流比喻。显而易见，滑稽戏在本质上不是别的，就是从前的趣剧，不过化装面具和阿特兰的固定布景以及乡村的特色都被丢掉，首都那无限自由和放纵的生活取而代之，上了舞台。无疑地，这种剧本大都具有偶尔成章的性质，不求在文学里占一地位；但拉贝里乌斯（Laberius）的滑稽戏满是尖刻的性格描写，并且在语言和韵律的处理上有其巧妙之处，在文学上自有地位；并且史家也须惋惜，罗马共和垂死挣扎时的戏剧与其在阿提卡的伟大原型的关系如何，已不再许我们加以比较。

舞台布景和舞台奢华的继长增高与戏剧文学的低劣同行并进。演戏不但在首都的公众生活里取得正式地位，在乡区城市也是这样；现在罗马也毕竟经庞培之手得到一座永久的剧场（699年即前55年）。往日演剧总在露天，现在坎帕尼亚的风俗，即在演剧时把一块帆布张在剧场上以保护伶人和观众，也传入罗马（676年即前78年）。当时在希腊，布景方法有极大的发展，能在舞台上保持地位的不是亚历山大戏剧家那种不止于黯淡的七星，而是古典戏剧，尤其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所以在西塞罗时代的罗马，也特喜演恩尼乌斯、帕库维乌斯和阿奇乌斯的悲剧以及普劳图斯的喜剧。在前一时期，普劳图斯的地位为那较饶趣味但喜剧力当然不及他的特伦斯所夺，现在罗斯奇乌斯和瓦罗合作，就是说，剧场和语言合作，替他造成一番复活，一如莎士比亚由伽里克（Garrick）和约翰逊（Johnson）得来的复活；但观众已为简短潦草的趣剧所败坏，感受力低落、急躁匆忙，就是普劳图斯也颇受其害，所以剧院经理们觉着不得不替普劳图斯喜剧的长度做辩护，或甚至不得不加以删削和修改。现成的剧本越有限，管理和事务人员的活动以及观众的兴趣便越趋向于剧本的布景表现。罗马的职业没有比第一流的伶人和舞女更有利益的。悲剧伶人伊索普的财产拟于王侯，已见上文；比他更出名的同代人罗斯奇乌斯每年收入共计六十万塞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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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女狄奥尼西亚（Dionysia）每年收入共计二十万塞斯特。同时，巨款花费在装饰和行头上；有时六百匹带鞍辔的骡子一行一行地走过舞台，特洛伊的剧场军被用来向观众表演庞培在亚洲所征服的各民族的活画。剧中插入合唱时伴奏的音乐也得到更大更独立的重要性；瓦罗说，有如风动波涛，巧妙的吹笛人也以每一抑扬的曲调振动听众的心神。这曲调惯用急速的拍子，因而强迫伶人更活泼地做戏。音乐和戏剧的鉴赏也发展出来；惯家能由第一个音认识任何调子，并且能记诵本文；音乐和朗诵的每一错误都受听众的严厉谴责。西塞罗时代罗马戏剧的状况活像今日法国的戏剧界。罗马的滑稽戏既与今日戏剧中放纵的活画相当，无论什么，对于二者都不嫌太好或太坏，所以我们也见二者同有传统的古典悲剧和喜剧，对它们赞赏或至少鼓掌是受过教育者的法定义务。群众在滑稽戏上看见他们自己的影像，在戏剧上惊叹装饰的壮观，获得一个理想世界的一般印象，他们便满意了；较高雅的人士在剧场里不关心于剧本而只注意到它那艺术的表现。最后，罗马的演剧艺术摆动于各不相同的阶层，正如法国的演剧艺术摆动于村舍和客所之间。罗马的舞女在终场时，竟脱去上衣，穿着内衣舞给观众看；但据罗马的塔尔玛（Talma）看来，他的艺术的至上法则不是自然的真理而是和谐。

在朗诵诗里，似乎不乏以恩尼乌斯为模范的诗体年史；但它们或许被卡图卢斯所咏那位女子的慈悲誓愿批评得够了，她许愿说：只要神圣的维纳斯能使她的爱人由其咏政治的歪诗方面重回她的怀抱来，那么，她愿烧最坏的坏史诗来向她献祭。

诚然，在本期朗诵诗的整个范围内，只有一个名著代表旧日国家罗马的倾向，然而这名著却是罗马文学最重要的诗歌作品之一。这就是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655—699年即前99—前55年）的《物性论》，作者属于罗马最上等的社会，但不知是由于多病还是由于不愿为此，却未参加公众生活，死于内战爆发以前不久的时候，正在壮年。他以诗人资格，坚决地依附恩尼乌斯，因而依附希腊的古典文学。他愤然脱离了当时那“空虚的希腊主义”，真心实意地自命为“严正希腊人”的学生，因为在这罗马诗最驰名的各段之一里面，甚至修昔底德的神圣热诚也确得到不为不配的余响。恩尼乌斯既由埃庇卡墨斯（Epicharmos）和欧希米鲁斯（Euhemeros）汲取知识，所以卢克莱修也由“那得天独厚的西西里岛上最瑰丽的珍宝”恩佩多克里斯（Empedokles）采取他的表现形式；至关于题材，他“由伊壁鸠鲁的书卷搜集了一切可贵的字句”，“伊壁鸠鲁的光辉压倒别的圣人，有如太阳一出，众星皆晦。”与恩尼乌斯无异，卢克莱修也蔑视亚历山大主义加在诗歌上的神话智识，他只要求读者晓得普遍流行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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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时新的洁癖把外国词排出诗歌以外，卢克莱修仍仿恩尼乌斯的办法，宁可用含义丰富的希腊词来代替软弱晦涩的拉丁词。罗马旧有的双声格，诗行与文句的划分不相配合，一般的旧语法和旧作法仍常见于卢克莱修的韵文中；虽则他处理诗句比恩尼乌斯处理得铿锵悦耳，他的六步诗却不如新派诗那样绮丽活跃地进展着，有如溪流的微波荡漾，而进展得堂皇迟缓，有如流动的金液。在哲学上和实际上，卢克莱修也彻头彻尾地倚赖恩尼乌斯，他诗中所赞美的本国诗人只有恩尼乌斯。鲁第亚（Rudiae）歌人的宗教信条：

天神当然有，我说过了还要说的，

但我以为他们不管人类的命运——

完全显出卢克莱修的宗教观点，所以他不无理由称自己的诗仿佛是恩尼乌斯的续篇：

恩尼乌斯向我们歌唱，他首先由赫力孔

怡人的丛林里带来了不朽的桂冠，

使它照耀意大利的人民，光辉灿烂。

罗马纪元第六世纪全部的诗人傲气和诗人热诚又一次、最后一次在卢克莱修的诗里起了共鸣，这位诗人的想象力在罗马纪元第六世纪，在可怕的迦太基人和壮丽的西庇亚德中间如鱼得水，而在他自己那堕落的时代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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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听来，他自己“那由丰富情感里潺湲流出的”歌曲；与普通的诗歌相比，“有如天鹅的短歌比于野鹤的鸣声”；就他来说，听了自己创作的佳调，心胸里也充满着高名美誉的希望，——正如恩尼乌斯禁止那些“他曾从心坎上给他们先听火热的歌曲的”人们到他——不朽的歌人——的墓上来追悼。

非常不幸，这位不凡的才子，在创作诗歌的天资上即使不远胜于同时人的全体，也远胜于大多数人，竟逢到一个他觉得自己在里面不惯和孤独的时代，因此他在选择题材上犯了个极罕见的错误。伊壁鸠鲁的体系化宇宙为原子的旋涡，并且企图以纯粹机械的方式说明世界的由来和终结以及自然和人生的一切问题，这事的愚蠢诚然比化神话为历史，如欧希米鲁斯和以后的恩尼乌斯所尝试的，稍差一点，但这不是个巧妙或新鲜的体系；用诗歌来发挥这种机械的宇宙观，诗人浪费其生命和艺术于不讨好的题材或没有更甚于此的。哲学家读了卢克莱修的教训诗有正当理由指摘它遗漏了体系的较优之点，它以特别肤浅的方式提出辩论，组织欠完美，常常重复；诗人读了这篇诗也有正当理由厌恶数学的韵律化弄得这诗的大部分绝对不可诵读。中才的人若有这些难以置信的缺点，必不免于失败，可是这位诗人尽管有这些缺点，却可以正当地自夸说，他从诗的原野里取去缪斯尚未赠给任何人的新桂冠；并且使这位诗人获得桂冠的绝不仅是那些恰当的比喻，也不是外加的雄伟自然现象和更雄伟情感的描写。卢克莱修在人生观和诗歌上所特有的天才基于他的不信神灵，他的不信神灵以真理的十足战胜力，因而以诗歌的十足活力出来抵抗并且应该出来抵抗那占优势的虚伪或迷信。

当一位希腊人在地上见人生在世，

可怜被沉重的畏神心所压倒，

神由天空露出他的面貌来，

狰狞的样子威吓下界的凡人，

他竟敢首先把凡人的眼睛，

抬起来望着它，首先出来反抗它；

于是思想的英勇力量得胜了，

他大力地迈过宇宙的炎炎界限，

明智的心跨过了无边的整体。

所以这位诗人热衷于推倒神灵，如昔日布鲁图斯推倒国王，又要“把自然从它那严峻的主人方面解放出来”。但这火热的言辞并不是打向约维斯那久已坍塌的宝座；正与恩尼乌斯一样，卢克莱修所特别攻击的，实是荒淫的外国信仰和大众的迷信，例如大母的崇拜和埃特鲁斯坎人那种孩气的闪电学。诗人生在一个可怖的世界并且为这世界而写作，他这首诗就是由这一般世界的恐怖和厌恶所激起的。这诗作于寡头统治已被推翻，恺撒统治尚未成立的绝望时代，作于人们以长久而苦恼的紧张心情等待内战的闷热年岁。如果我们以为从它那参差而焦躁的措辞里看出诗人无日不预料革命暴动要发作在他和他的工作上，那么我们谈到他对人对事的见解，不可忘记这见解是在何等人中间和预见有何等事而起的。在亚历山大以前的希腊，流行着一切优秀人士所深深体验到的一句话：顶好不生，其次是死。在与之相似的恺撒时代，一颗慈悲而富诗意的心灵所能达到的一切世界观以下面的最为高尚，最能提高人的品格：人们相信灵魂不死更有害的，像恐怖心偷袭暗室里的小儿一样，怕死怕神鬼的心也不怀好意地偷袭人类，所以由这二者把他们解放出来，是个善事；夜间的睡眠既能增长精力而昼间的劳扰则否，所以死——脱离一切希望和恐惧的永久休息——也善于生，实则诗人的众神不过是长久而幸福的安息，也只有长久而幸福的安息；人受地狱惩罚的折磨不在死后而在生平，在跳动的心怀着放恣而无宁息的情欲；人类的任务是把心灵调节得归于恬静，把紫衣看得不高于家常暖衣，宁愿留在服从阶级也不愿挤入统治者的候选群，宁愿躺在溪边野草上也不愿在富人的金屋里共罄无数的盘餐。这种又哲学又实际的倾向是卢克莱修诗的真正理想核心，它那一切惨淡的实证只能罩住这个核心而不至把它压杀。它那相对的明智和真实大致就以此为基础。这人以本世纪无与伦比的对前辈伟人的敬畏心和强烈的热情，宣扬这样的学说，并且用艺术的魔力加以点缀，可谓既是个好公民又是个大诗人。这篇论物性的教训诗，无论引起怎样多的责难，在罗马文学那寥若星辰的太空中仍不失为最灿烂的群星之一；无怪德意志最伟大的语言学家把订正卢克莱修诗使之再可诵读，作为他最后最杰出的工作。

虽则卢克莱修的诗才和艺术为他同时高雅的人士所赞佩，可是他既属晚出，便成为没有学生的老师。反之，希腊的时尚诗歌却至少不乏力求赶上亚历山大城的老师的学生。较有天才的亚历山大诗人以其准确的悟性，避免较大的著作和纯粹诗体如戏剧、史诗和抒情诗等，在他们正如在新拉丁诗人，最可喜而有成功的是“气势短促的”作品，特别是属于与纯粹诗类接壤的领域的，更特别是属于叙事诗和歌曲之间的广大领域的作品。他们写了各色各样的教训诗。很投时好的是半英雄半恋爱的小史诗，尤其是一种博学的情歌，这是八月天的希腊诗歌所特有，也是它那语言学的渊源的特征；在情歌里诗人多少有点牵强地把他自己的情感，主要是爱情的描写，与取自一套希腊传说的断烂史诗穿插起来。宴会歌的制作又勤勉又工巧，一般说来，由于缺乏自发的诗的创作，即事诗占优势，尤其短诗，这是亚历山大人成绩极佳之作。材料的贫乏以及语言和节奏的有欠清新是每一非民族文学所不可避免的，人们竭力想把这两种缺点掩藏在离奇的题目、牵强附会的成语、罕见的字词和矫揉造作的诗法之下，总之，掩藏在语言和博古知识以及技巧的全套机械之下。

这就是本时期向罗马童子宣扬的福音，他们成群地来听讲和实行，700年即前54年前后，欧福里翁的情诗和同类的亚历山大诗歌即已成为有教育的少年人的寻常读物和寻常的朗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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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起来了，但它起初产生的只是早熟或不熟的果实，罕有例外。“新式诗人”多得不可胜数，可是诗歌却如凤毛麟角，阿波罗按照有很多人向帕纳斯（Parnasse）山挤去时的常例，被迫制造很短的作品。长诗从来是一文不值的，短诗也不常值得一文。就在这个文学时期，时新的诗歌也成为国家之害；有时一个人的朋友为了开玩笑，把一堆新由书店来的废诗当作节礼送到他家，诗的价值，由其华美的装订和光滑的纸张，隔三步远即已可见。民族文学有读者大众，以这意义说来，罗马的亚历山大派与希腊的无异，也缺乏真正的读者大众；它彻头彻尾是一社人或不如说几社人的诗，社里的人紧相团结，对强行入内者施凌辱，在自己中间诵读和批评新诗，有时也仿亚历山大的方式再作新诗来贺成功的作品，屡次三番用同社相夸的手段替自己取得虚伪而短促的声名。瓦勒里乌斯·加图（Valerius Cato）是拉丁文学的名师，自己也朝着新趋势写诗，似乎以学长的资格照顾社里最著名的人士，并且对这些诗的比较价值有最后的裁决权。与希腊的范本相比，这些罗马诗人始终显出不自由的、有时像学童的依赖性；他们的作品多少只是仍在学习中而尚未成熟卒业的学习诗的酸果。因为它们在语言和节拍上远较本国的拉丁诗能契合希腊的样式，所以在语言和韵律上确乎达到更正确、更一贯的地步；但这个结果是由牺牲本国语的伸缩性和圆满而成的。关于题材，在一部分是女性模范、一部分是不道德时代的影响之下，色情的题目取得于诗无益的惊人优势；但希腊人所好的诗体提要也多有译本，如西塞罗所译阿拉图斯（Alatos）的天文书，在本期之末或更可能在下期之初奥德的普布利乌斯·瓦罗（Pullius Varro von der Aude）所译埃拉托斯特尼斯（Eratosthenes）的地理课本和埃米利乌斯·马克尔（Aemilius Macer）所译尼堪德（Nikandros）的医药课本。不足怪也不足惜，这无数的诗人只有少数人的名字存到现在，甚至这几个也多半被当作古董或前世伟人而见于称述，例如演说家昆图斯·霍滕西乌斯及其“五十万行”讨厌的淫诗，还有更常受称道的莱维乌斯（Laevius），他的“爱情笑话”（erotopaegnia
）只因节拍杂乱和词句做作而稍为引人注意。甚至盖乌斯·赫尔维乌斯·秦纳（Gaius Helvius Cinna，约死于710年即前44年）的小史诗“斯麦那”（Smyrna
）虽然大受诗社的赞扬，可是在它那父女恋爱的乱伦题材和用于此诗的九年辛劳上，也带着当时最不良的特色。

这派诗人只有几个是新奇的、可喜的例外，他们晓得把此派的简洁和富于变通的形式，与共和生活尤其城乡生活仍有的贵重民族要素合而为一。这里姑不论拉贝里乌斯和瓦罗，这句话特别适用于上文已述属于共和反对党的三个诗人，即马尔库斯·弗维乌斯·比巴库卢斯（Marcus Fuvius Bibaculus，625—691年即前129—前63年）、盖乌斯·李锡尼·卡尔乌斯（Gaius Licinius Calvus，672—706年即前82—前50年）和昆图斯·瓦勒里乌斯·卡图卢斯（Quintus Valerius Catullus，667—700年即前87—前54年前后）。前二人的著作已佚，我们当然只能推测他们是这样，关于卡图卢斯的诗，我们却仍然能做判断。他在题材和形式方面也依据亚历山大人。在他的集子里，我们见有卡利马库斯（Kallimachos）诗篇的译文，译文不真好而是真难。在他创作的诗里，我们也遇见细加雕琢的时式诗，例如颂弗里吉亚神母那过于纤巧的两抑两扬诗（Galliamben）；甚至别的方面都很美的特提斯（Thetis）成婚诗也因为按真亚历山大作风把阿里亚德涅（Ariadne）的怨诉插入主诗，而遭到艺术上的败坏。但除了这些学习诗外，还有哀怨和谐的挽歌，还有完全以个人和基于戏剧性的技巧装点起来的宴会诗；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高雅社会惟妙惟肖的小照，悦人的很坦白的恋爱传奇（其中可喜之处半在于闲谈和歌咏爱情的神秘），少年杯满囊空的快乐生活，旅行和诗歌的欢娱，罗马的、更多是维罗那的城中故事以及朋友场中的滑稽戏谑。然而阿波罗不但弹诗人的琴，他也拉弓射箭；嘲笑的飞箭对讨厌的诗匠和破坏语法的乡下人概不饶恕，但他打击得最频繁最厉害的无过于危害人民自由的强有力者。这种诗既有短行而快活的节奏，又常用叠句助其气势，自是尽善尽美的艺术品，但没有工场出品可厌的光滑。这些诗交替着引人到尼罗河流域和波河流域，但诗人在后一处最觉得安适无比。他的诗诚然基于亚历山大的艺术，但同时也基于公民的、尤其一座乡城公民的自觉，基于维罗那与罗马的对立，基于自治市公民与常虐待其卑微朋友的元老院贵族的对立，因为在卡图卢斯的家乡，在繁荣而较有活力的内阿尔卑斯高卢，人们大概对这种对立有强烈的感觉，非任何他处所能及。他最妍丽的歌反映着加尔达湖（Lago di Garda）的美景，像他那哀情深刻的悼亡兄诗，像他那绝佳的、真朴素的、贺曼利乌斯（Manlius）和奥伦库雷娅（Aurunculeia）结婚的喜庆诗，当时首都的任何人都不能作。卡图卢斯虽依赖亚历山大城的老师，并且处在当代时式诗和社诗的中间，却不但在许多凡庸和恶劣的学生里是个好学生，而且他自己高于他的老师，一如意大利自由民社的公民高于希腊的世界主义的文人。当然，我们不可在他身上寻找优越的创造力和崇高的诗意，他是个富于天资的优雅诗人，但不是个伟大诗人，他的诗歌，如他所自称的，不过是“戏谑和傻话”而已。然而我们看见，不但他那偶成的诗震惊了他同时的人，而且奥古斯都时代的文艺批评家也把他与卢克莱修同称为本期最重要的诗人，他的同时人和后人均属不谬。拉丁民族没有产生第二个诗人能像他那样把艺术的内容和艺术的形式表现得那么匀称无比的；由这种意义说来，卡图卢斯的诗集确是一般拉丁诗所能呈出的尽善尽美的作品。

最后，散文诗始于这个时期。以前纯粹、天真而又有意识的艺术固守一个不变的法则，即诗的题材应与韵律的间架相辅而行，而今这个法则作废了，各种各样的艺术混合得浑浊不清，这是本时期一个最饶意义的特色。诚然，关于浪漫小说，我们只说本期最驰名的史家西塞纳（Sisenna），他不齿于把阿里斯蒂德斯（Aristides）很风行的米利都故事——最无谓的时髦淫乱小说——译成拉丁文。其他不必多说。

在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未定界处有个较为新奇可喜的现象，这就是瓦罗的美文。瓦罗不但是拉丁语言学、历史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也是个著作甚多、最有趣味的美文作家。雷亚特的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Mancus Terentius Varrvo von Reate，638—727年即前116—前27年）出自一个原住在萨宾，但最近二百年来属于罗马元老院的平民氏族，受过古训古礼的严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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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期之始即已成人。不言而喻，他在政治上属于宪政党，真心努力地参与此党的行动和患难。他做这事，一部分用文学，例如他写小册子攻击第一次联合政府，名之为“三头怪物”；一部分用较为严重的战斗，我们见他在庞培军中做远西班牙的将军。当共和大势已去的时候，他的征服者选定他为京城将要新创的图书馆馆长。随后乱事发生，瓦罗又被卷入旋涡，直到恺撒死了十七年之后，在他那劳碌生活的第八十九年，他才去世。

瓦罗所借以成名的散文是小品文，有些是简单散文，内容较为庄重，另有些是诙谐的描写，在散文的质地上嵌入种种诗体的穿插。前者叫作“哲学-历史的论说”（Logistorici），后者叫作“梅尼普斯式的讽刺文”。二者都不依附拉丁模范，特别是瓦罗的《萨图拉》绝不以卢奇利乌斯的为基础。实则一般看来，罗马的“萨图拉”不真正是个确定的艺术，而只是消极地表示“这五光十色的诗”不可归在任何公认的艺术形式；所以“萨图拉”诗在每一有才的诗人手里也取得不同的特殊的性质。我们宁可说瓦罗的庄重论说和轻松美文一概取法于亚历山大派以前的希腊哲学；庄重论说效法黑海上赫拉克利亚的赫拉克利特（Herakleides，死于450年即前304年前后）所作的对话集，讽刺文则效法叙利亚国加达拉的梅尼普斯（Menippos von Gadara）的作品。这种选择饶有意义。赫拉克利特以作家身份受柏拉图哲学对话的鼓动，在其灿烂的形式中完全不见其科学的内容，于是把那半诗、半寓言的外衣作为主要之物；他是个可喜而多有读者的作家，但绝不是个哲学家。梅尼普斯也一样不是个哲学家，而是一派哲学最纯正的文学代表，这派哲学的智慧在于否认哲学，嘲笑哲学家，这就是第欧根尼犬儒学派的智慧；他是庄重智慧的滑稽导师，用实例和笑话证明除了正直的生活外，一切天上地下的事都是无用的，并且最无用的莫过于所谓圣人的争辩。这是瓦罗的真正模范，他这个人充满着老罗马人对于可怜时代的愤慨，充满着老罗马人的诙谐，也绝不缺乏塑造才能，但一见任何不似图画和事实而似观念或甚至体系的东西，便完全茫然，在缺乏哲学意识的罗马人中间，他或许是最缺乏哲学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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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瓦罗不是个奴隶性的学生。他由赫拉克利特和梅尼普斯取得动力，一般说来，也取得形式；但他的本性太个别、太确属于罗马，以致不能不使他那模仿的创作大体不失其独立性和民族性。

他的庄重论说议论一句道德，格言或有普遍兴趣的其他题目，他讲故事时不屑如赫拉克利特那样涉及米利都小说，因此就是孩气的故事如阿巴里斯（Abaris）和死后七日复活的少女等，他也不屑献给读者。他只间或用较为高尚的希腊神话的外衣，如“俄瑞斯忒斯论疯狂”一文；历史尤其本国的现代史通常给他更适合于他那题材的间架，所以这些小品文同时也叫作颂辞（laudationes
），就是对罗马贵族尤其宪政党科里菲氏（Coryphaei）的颂词。这样，《论和平》一文同时也纪念元老院得胜将军的光荣行列里最末一名梅特路斯·西庇阿；《论拜神》一文同时也意在纪念那极受尊崇的贵族和大祭司盖乌斯·库里奥（Gaius Curio），《论命运》一文与马略相联系，《论作史》一文与当代第一史家西塞纳（Sisenna）相联系，《论罗马剧场的起源》一文与大张百戏有王者风度的斯考鲁斯相联系，《论数目》一文与高雅的罗马银行家阿提库斯（Atticus）相联系。西塞罗或许以瓦罗的哲学、历史论文为蓝本，写了《莱利乌斯与论友谊》和《加图与论老年》两篇，我们由此可以略知瓦罗处理这些题目所用半教训、半叙事的做法。

瓦罗也以同样的新奇形式和新奇内容运用梅尼普斯式的讽刺文；他胆敢把散文和诗歌混合起来，这是希腊原作所没有的，并且整个的精神内容都弥漫着罗马人的特性，或可谓弥漫着萨宾乡土的气味。这些讽刺文与上述论文相仿，也议论一些道德的或其他适于较多读者的题目，这由几个标题看来即可显见：“赫拉克勒斯柱与论荣誉”，“壶有了盖与论丈夫的义务”，“酒壶有它的容量与论酒席”，“胡说乱道与论赞颂”。造型的外衣在这里也不可缺，当然很少像在《塞拉努斯与论选举》那样取自他本国的历史。反之，第欧根尼的犬世界当然占重大的地位；我们遇见的有犬学者、犬修辞家、骑士·狗、饮水者·狗、狗问答等。神话也被取作诙谐之用；我们见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草做的阿伊亚》、《苏格拉底派的赫拉克勒斯》、《一个半奥德修》，他在漫游中所费的时间不是十年而是十五年。在几篇残缺的文章里，例如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在《六十岁的人》，在《早起者》，戏剧或志异式的间架仍可见其轮廓；仿佛瓦罗往往或经常把故事当作他自己的经验来叙述，例如在《早起者》中，戏中人来见瓦罗，与他谈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做书的”。至关于这层外衣的价值，却不许我们再加以确定的判断；在断简残编里仍有几段充满着隽语和生气的最悦人的描写——如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里，主角解脱了铁锁以后，开了一个造人场，富人金履（Chrysosandalos）替自己定造一个用牛乳和米利都蜂由百花采来最好的蜡所制成的少女，这少女无骨无筋，无皮无发，纯洁而细腻，苗条、光滑、温柔、极为可爱。这种诗的生命是论辩——不是党派的政治斗争如卢奇利乌斯和卡图卢斯所行的，而是个一般性的道德斗争，严肃的老人对放纵乖谬的少年，生活于古典文学中的学者对轻松、鄙陋或在倾向上总是可厌弃的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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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的好公民对新罗马；用瓦罗的话来说，新罗马是个猪圈，努马如果转眼来看他的城，不能再见他那明智法律的遗迹。在宪政的斗争里，瓦罗尽了他认为公民所应尽的义务；但他的心不在这种党争上——他有一次抱怨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从清净的生活唤到你们元老院的污泥里去呢？”他属于那谈话带葱蒜味的昔日，但他的心是健全的。纯粹罗马精神的世仇是希腊哲学家，他对他们的斗争只是对新时代精神的旧式反抗的一面；但犬儒哲学的本质和瓦罗的心性不免造成一种结果，即梅尼普斯的鞭子特别在哲学家耳边打呼哨，因此把他们闹得相当恐慌——当时哲学家把他们新出的论说寄给这位“苛刻人”的时候，未免心悸。谈哲学诚然不是艺术。主人训练奴隶为面包师，要费十分气力，他训练自己为哲学家，只要费一分气力，当然，到面包师和哲学家都被拍卖的时候，糕饼技工的卖价必百倍于世界圣人。这些哲学家真是怪人呵！一位哲学家命人把死尸埋在蜂蜜里——幸而人们不依他的意思行事，否则哪里还有剩的蜜酒？另外一位以为人类像水堇一样从地下生出来。还有一位发明一个世界钻子（
），将来世界总有一天为这钻子所毁。

真的，没有一个病人所曾梦想的荒唐事，

不是一个哲学家所已经讲过的。

看来可笑，一个长胡子——指一位讲词源学的斯多葛派人物而言——在称金的天平上小心谨慎地称量每一个词；但什么也不及真正的哲学家吵架——斯多葛派的拳赛远胜于力士的扭打。在《马尔克城，论政权》一篇讽刺文里，马尔库斯可按他的心愿造一座云布谷鸟之家，正如在阿提卡喜剧里那样，农民得到好处，哲学家却遭了殃；斯多葛派安提帕特的儿子运用-一-端-证（
）以鹤嘴锄打破他的敌人——显然指哲学的两端论法（dilemma）而言——的头颅。

瓦罗既有这种道德上的争辩倾向，又有把它表现为尖酸生动的话语之才，这种才如他八十岁所写论农业书的对话外衣所示，到他极老之年仍未丧失；他又极侥幸地兼有对本国风俗语言的绝伦知识，这种知识以随感录的形式见于他老年的语言学著作，但在这些讽刺文里却显出它的直接、丰富和新鲜。以最好最圆满的字义而言，瓦罗是个乡土学者，他由多年的亲眼观察，既晓得本民族往日的怪癖和孤独，也晓得它近代的变迁和分散，并且博考历史和文学的文献，补足和加深他对本国风俗和本国语言的直接知识。只要他在我们所谓的理解力和学问上有什么不足之处，他那清明的见解和生在他内里的诗意便足以补其缺。他既不搜求博古的资料，也不搜求罕见的古字或诗用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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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本人是个旧式的老人，差不多是个乡下人，本国的古典文学是他所爱的熟识伙伴；那么，他所最爱并且最深知的祖先风俗如何能不详详细细叙述在他的著作里？他的谈吐如何能不洋溢着格言式的希腊成语和拉丁成语，洋溢着存在萨宾口语里的词句，洋溢着恩尼乌斯、卢奇利乌斯尤其普劳图斯的忆念？我们不应以他论语言学的书为标准来判断他早年所作这些美文的作风，因为他论语言学的书作于老年，可能在发表时尚未完成，在这书里，子句诚然都以关系词为线索排成一串，有如穿在一条线上的许多鸫鸟；上文已述，对于力求谨严的作风和阿提卡式的完整文句，瓦罗如何在原则上加以排斥；并且他的美文虽无俗调那种鄙陋的夸张和虚伪的点缀，却还是写得有欠古雅，甚至潦草，子句没有好好地组织，生连起来。反之，文中穿插的诗却不但表明作者能制造各色各样的节拍，工巧不亚于任何时髦的诗人，而且表明他有权居于受神赐来“用歌曲和神圣诗艺排遣心中忧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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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们之列。瓦罗的小品文，一如卢克莱修的教训诗，也没有造成一派；除较为普通的原因外，这事还有别的原因，即此等文章带着完全属于个人的特色，这特色与作者的高龄村气和特别博学是不可分离的。但特别是梅尼普斯式的讽刺文在数量和重要上似乎超过瓦罗的庄重文章远甚，当时和后世好新奇和民族精神的人士无不为其优美和诙谐所迷惑；就是我们不再被允许读这些文章的人，也还能从尚存的断简残篇里多少看出作者“晓得发笑和作有分寸的戏谑”。作为旧公民时代的良好精神在将亡时的最后一口气，作为民族的拉丁诗所发的最晚绿芽，瓦罗的讽刺文已值得诗人在他的遗嘱诗里，把这些梅尼普斯式的作品介绍给每一个对罗马和拉丁姆的繁荣关心的人，因此，无论在意大利人民的文学或在他们的历史里，这些讽刺文章都保持一个尊显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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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作史法如古典时期的阿提卡作家写他们的本国史和以后波利比乌斯写世界史所用的，罗马人从来没有真正做到。甚至在最适用这种方法的场合，在叙述当代和晚近的事情上，通盘看来，他们也只有或多或少的尝试；特别是在从苏拉到恺撒的时期，他们还赶不上前代在这领域内所呈出的不甚重要的贡献，安蒂帕特和阿塞利乌斯的著作。属于这领域并且起于本时期的唯一名著是卢奇乌斯·科涅利乌斯·西塞纳（Lucius Conelius Sisenna，676年即前78年的副执政官）的同盟战和内战史。读过这部书的人都证明此书既生动又可读，远胜于旧的干燥编年史，可是它的作风却全欠纯正，甚至陷于孩气，例如就由少数的断简残篇看来，我们所见的只是可怖事物的卑劣而琐细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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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些新造的或取自俗语的字眼。再说，作者的模范或可谓他所熟悉的唯一希腊史家，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传的作者克里塔库斯（Kleitarchos），此传逡巡于历史和小说之间，是仿库尔提乌斯（Curtius）名下的准稗史来写的；那么，我们不要犹豫，承认西塞纳的历史名著不是纯正史学批评和史学艺术的产品，而是罗马人在为希腊人所深喜的半历史半稗史的杂种著作上的初次尝试，这种著作本想用虚造的详情使事实的质地生动有趣，结果反而使它们意味索然，失其真相；那么，我们见这位西塞纳翻译希腊的时髦小说，也不再诧为异事了。

当然，就一般罗马城史甚至世界史而言，其可怜的景象更远过于此。考古的研究日益活跃，人们期望由文件和其他可靠的史料纠正流行的叙述，但这种希望没有实现。人们研究得越多越深，便越显然见到写部批判的罗马史是件什么事。在研究和叙述上，困难已经很大，但最厉害的阻碍还不属于学术性质。罗马传统的古史，因为它已被人叙述和相信了三百多年，所以与民族的家常生活极密切地交织着；然而在任何彻底而忠实的研究中，不但详情细节须到处修改，而且与法兰克人关于法拉蒙王（König Pharamund）和不列颠人关于亚瑟王（King Arthur）的古史一样，整个体系都须推翻。一个守旧主义的研究家，例如瓦罗，不会愿动手做这种工作；如果一个自由思想家担任此事，一切好公民就要一齐声讨这最坏的甚至把宪政党的过去也准备夺走的革命党。所以语言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不但不指导人作史而且阻人作史。瓦罗和一般较聪明的人显然认编年史为不可救药，把它放弃；他们至多像提图斯·庞波尼乌斯·阿提库斯（Titus Pomponius Atticus）那样把官方和氏族的人名录列成朴实的表格形式——这个工作使希腊-罗马的比较年代学达到最后的确定，传于后世。但罗马城史的制造场当然还不停止活动；它继续拿诗歌和散文的投稿供给那无聊人为了无聊人而写的大丛书，同时作书的人已有一部分是脱籍人，绝不关心于真正的研究。这些著作无一存者，据我们得闻其名的而论，它们似乎不但完全不关重要，而且大部分甚至充满了偏私的作伪。诚然昆图斯·克劳狄乌斯·夸德里伽利乌斯（Quintus Claudius Qudrigalius，在676年即前78年左右）的编年史是按旧式但良好的作风写的，至少在叙述神话时代上，力求简短，尚属可嘉。盖乌斯·李锡尼·马克尔（Gaius Licinius Macer，前副执政官，死于688年即前66年）是诗人卡尔乌斯的父亲又是个热心的平民党，与其他史家不同，自命致力于文献的研究和批评，可是他的“床布书”（libri lintei
）和他所特有的另外东西极为可疑，并且为了平民党的缘故而改窜全部的编年史——改窜的规模很大，一部分传到后世的史家——可能由他而来。

最后，瓦勒里乌斯·安提亚斯（Valerius Antias）在繁冗和捏造故事的孩气上超过一切的前人。假造数字在这里有系统地见于实行，甚至实行到当代史。罗马上古史本来无味，经过重编之后，仍是无味；例如，圣王努马如何遵仙人伊吉里亚的指示用酒捉住福努斯（Faunus）和庇库斯（Picus）二神的叙述，以及此后努马与朱庇特神所做的美丽谈话，人们把这两者唯恐不够迫切地推荐于所谓罗马传说史的一切崇拜者，以便如果可能，使他们相信，当然大致相信这些事。如果本时期希腊的小说作家让这种仿佛为他们而造的材料逃出手去，那就是件怪事了。实际说来，当时也不乏把罗马史变成稗史的希腊文人，例如上述侨居罗马的希腊文人亚历山大·波利希斯特所作《论罗马》五卷就属于此类，这书把陈腐的历史传说与偏重色情的琐碎杜撰混合在一起，煞是可厌。据我们推测，他或许是一事的创始者，即特洛伊灭亡与罗马勃兴之间，按双方稗史的要求须有五百年，始能造成二事的年代联络，于是用一种不幸为埃及和希腊史家所习见的无为君主名录补其缺；因为由一切情形看来，他始把阿文提努斯王和提贝里努斯（Könige Aventinus und Tibeinus）以及阿尔巴的西尔维氏（Silvii）弄到人间，于是后世不免分别给他们的姓名、在位年代并且为了更加明确也给他们一幅肖像。

这样，从种种方面，希腊的历史小说钻入罗马的作史法中；我们今日所惯于称作罗马上古时期的遗闻的，很可能有不少来自与高卢的阿马迪斯（Amadis van Gallien）和福克（Fouqué）的侠士小说相仿的史料——对于一些晓得历史的幽默并能领会十九世纪某些人仍对努马王怀有虔敬的滑稽相的，这是个有益心智的思想。

在本时期的罗马文学里新出现了与本国编年史并立的世界史，或说得更正确些，合在一起的罗马-希腊史提西努姆的科尔涅利乌斯·涅波斯（Cornelius Nepos，约650—约725年即约前100—约前30年）首先提供了一部世界编年史（发表于700年即前54年以前）和一部普通传记集，把罗马和希腊的政界和文学界的名人和对两国历史有影响的人物按一定的分类排列起来。此等著作依赖希腊人久在编纂的世界史；希腊的世界史，例如加拉廷王德奥塔鲁斯的女婿卡斯托（Kastor）所作的，本以698年即前56年为终点，到现在始把他们昔日所忽略的罗马史包括在内。此等著作正与波利比乌斯的一样，也想以地中海世界史代替较有地方性的历史；但在波利比乌斯书里本是源于宏伟明白的概念和深邃的历史见解的，在这些编年史里却是学校教育和自修的实际需要的产物。这种世界史，学校教育的课本或供参考用的手册，以及一切与之相连的、以后在拉丁文里也很丰富的书籍，不能算在艺术性的史学之列；尤其涅波斯本人只是个既无特殊精神又无特别匀整的布局的编辑家。

本时期的史学确乎是值得注意，很有特色，但它与那个时代一样，绝不可喜。希腊和罗马文学的交互错综没有比在历史领域里更显著的；在这里，两种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最先归于一致，希腊-意大利历史的统一概念以前使波利比乌斯超越他的时代，现在希腊和罗马的童子在塾中即已学得。不过地中海国既在它自觉其存在以前已有了一位史家，而今这种感觉业已发生，却没有个能给它正确表现的人起于希腊人或罗马人之中。西塞罗说“罗马没有作史法”，据我们所能断定的来说，这话只是单纯的实情。作研究的人不肯作史，作史的人不肯作研究；史书徘徊于教本和稗史之间。一切纯粹的艺术——史诗、戏剧、抒情诗、历史——在这空虚的世界里都是空虚的；但在他种艺术上，西塞罗时代的智力衰落都不及反映在它的史学上的那样清楚可怕。

另一方面，本时期的小史书籍，除了许多不足道的已归遗忘的作品外，有个第一流的著作，这就是恺撒的备忘录，或不如说是这位将军给他所由受命的人民的一篇军事报告。这书只有已完成的部分由作者自己发表出来，叙述凯尔特战役702年即前52年为止，书的目的显然是要向读者大众极力辩护恺撒那形式上不合法的行为，即恺撒未受有权能的当局命令，就攻取一个大国并且永远为这事增加他的军队；此书是在703年即前51年写作和发表的，当时反对恺撒的风潮发作于罗马，他被要求解散他的军队，听候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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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申办书的作者，如他自己所说，完全以军官身份来写书，并且小心谨慎地避免把军事报告扩大到政治组织和管理的危险领域。他这用军事报告体偶作的党派文章，像拿破仑的战报一样，本身就是个历史，但按真正的字义说来，它却不是历史，也不应该是历史；这篇叙事文的客观形式不是历史的而是公文的形式。不过在这种质朴的文章中间，这是一篇尽善尽美的杰作，非罗马全部文学的其他作品所能及。它的叙事永远简洁而不缺漏，永远朴素而不苟且，永远透彻生动而不紧张或做作。语言全无古字和俗字，是新优雅风气的典型。在这叙内战的书中，我们似乎感觉到作者曾欲避免战争而不能如愿，或许也感觉到在恺撒的心灵一如在他人的心灵里，怀着希望的时期是纯洁清新的时期，实现时期则否；高卢战史的文章洋溢着一种光明的宁静、一种单纯的美妙，这在文学上是无双的，正如恺撒在历史上是无双的。

与以上同类的有本时期各政客和文人的通信集，到了下一时期始有人把它们搜集起来，予以发表，恺撒本人和西塞罗、卡尔乌斯等人的通信集可以为例。它们更不能算在真正文学作品之列，但这些通信集却是史学和其他研究的丰富文库；并且在这时期，往日很多可贵的劳绩、很多的精神、聪明和才能都消耗于小事上，这种通信集就是本时期最真实的镜子。

罗马人从未形成今日所谓的新闻事业，笔战仍需仰赖小册子和另外一种当时普遍流行的习惯，即用铅笔和墨笔把要通知大众的告示写在公共场所。另一方面，贵人不在京时，常用手下人替他记录每日的大事和首都的新闻；为了即刻宣布元老院会议录的节略，恺撒早在他第一次为执政官时就已采取了相当的步骤。由一些罗马穷文人的私自记载和官方的时事报告，兴起了一种首都报章（acta diurna
），记载人民面前和元老院里所讨论的事项纲要以及出生、死亡等。这成为重要的史料，但在政治和文学上仍没有真正的意义。

演说词的写作也应当属于历史的补助品。演说词无论是否写在纸上总是暂时性质，并不属于文学；但它可以像报告和信札一样，并且确实比它们容易，由于富有意义的时会和演说人的智力，能加入民族文学的永久宝藏。所以在罗马，当着公民或陪审员面前所讲的政治演说记录不但早已对公共生活大有关系，而且特别是盖乌斯·格拉古的演说词应该算在罗马古典作品之列。但在本期，这里一切方面都起了非常的变化。政治演说词的写作与政治演说本身一样，也在衰落之中。如上古一般国家的情形，罗马的政治演说也以在公民团面前的讨论为极峰；在这里，演说家不像在元老院里那样为顾念同僚和繁重形式所束缚，也不像在法庭里那样为控诉和辩护上与政治本身无关的利益所束缚；只有在这里，面对着那依他的唇舌为转移的全罗马强大民社，他胸中始能充满着蓬勃的豪气。但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演说家似乎并不缺乏，公布对公民讲的演说词也似乎并不缺乏；另一方面政治文的写作现在始见宏富，宴会中始有一种经常的怨言，说主人向宾客诵读他最近的演说词，使他们觉得烦恼。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使人把他对人民的演说作为小册子公布出来，正如盖乌斯·格拉古的办法；但两人做同样的事，结果却不相同。甚至反对党较重要的领袖，尤其是恺撒，也不常对公民演说，并且不再公布他们对公民的演说词；事实上，他们一部分在传统的大会演说词（contiones
）体裁以外另寻一个政治的偶尔著作的体裁，特别关于这事，赞美和毁谤加图的文章值得注意。这事不难索解。盖乌斯·格拉古往日对公民团演说，现在人们对群众演说；有什么样的听众，就有什么样的演说词。无怪体面的政论作家也避用这种有似他致辞于聚在首都罗马广场的群众的文体。

这样，就其已往在政治和文学上的价值而言，演说词的写作与一切由国民生活自然发展出来的文学部门同告衰落，同时却开始了一种奇怪的非政治的辩护文学。罗马人素来不晓得，律师的演说词不但是为法官和两造而发，而且有以文字启迪当代和后世的作用；没有律师把他的辩护词写下来发表的，除非这些辩护同时有点政治演说词的性质，因而适于当作党派文章去流传；但这事并不常有。甚至昆图斯·霍滕西乌斯（640—704年即前114—前50年）是本期初年最有名的罗马律师，也只公布很少的演说词，他所公布的似乎仅是全政治性或半政治性的东西。继他为罗马律师界领袖的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648—711年即前106—前43年）始从头就兼为作家和法庭演说家；他经常公布他的辩护词，甚至与政治毫无关系或仅有些微关系的辩护词。这不是进步而是反常和堕落。在雅典，非政治的辩护词出现为一种文体，也是患病的征候；在罗马，这加倍是患病的征候，因为雅典过分讲究修辞学，有点必然地产生这种畸形的东西，罗马则不然，它违背本国较优良的传统，任意由外国采取这种东西。然而这个新文体迅速成为时尚，一半因为它与旧日政治演说词的写作有种种相近相同之点，又一半因为罗马人无诗意、守教条、喜修辞的性情给新种子一块肥地，例如就在今日，律师的演说词甚至一种诉讼文学在意大利还有一点重要性。

这样，经西塞罗之手，脱离政治的演说词写作，得入罗马的文学界。我们上文已屡次不得不说到这个多能的人。作为一个无眼光、无意见、无目的的政客，他先后现身为平民党、贵族党和君主的工具，并且永远不过是个短视的利己主义者。在他似乎有所作为之处，他的作为所关系的问题无不正在解决中；这样，在维尔列斯（Verres）一案中，当元老院的法庭已被撤销的时候，他出来反对它们；这样，他守缄默于伽比尼乌斯法的讨论，为曼利尼乌斯法而奋斗；这样，当喀提林已决定离去的时候，他对这人大发雷霆等。他勇猛抵抗假意的攻打，他砰砰打倒许多纸糊的墙；没有一件严重的事，无论好歹，是由他解决的，尤其喀提林党的被杀是由于他的默认而绝非由于他的主使。关于文学，我们已经说过，他是新拉丁散文的开山祖；他的重要性在他的熟谙文体，只有作为文体家，他才显出自信力。反之，他的作家地位与他的政治家地位同是很低的。他尝试过很多种的工作，用无数行的六步诗歌咏马略的大功和他自己的微功，用他的演说把德摩斯梯尼，用他的哲学对话把柏拉图打出战场；只因缺乏时间，他未能打败修昔底德。实则他彻底是个浅尝辄止的人，所以他无论耕耘哪块园地，都是一样。他是个按最劣的意义而言的新闻记者；据他自己说，他言辞过多，思想却贫乏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在任何学术部门，他无不能借助于少数书籍，用翻译或编纂的方法，造成一篇可读的文章。他的通信最真确地反映他的性格。人们常称它为有趣、为隽永，在反映贵族界的城市或别墅生活时，确是如此；但在作者须赖自己的本领之处，如在放逐中，在西利西亚、在法萨卢斯一战之后，他的通信却既无味而又空虚，只有一个娱乐栏的编辑被逐出他所熟习的圈子以外，他的心灵才是这样。至于这样一个政客和这样一个文人，作为一个人来看，除了薄加涂饰的肤浅和无心肝而外，毫不能有所表现，不待赘言。我们还要描写这位演说家吗？一位大作家也是大人物；特别是大演说家，信念或热情由内心里发泄出来，成为一条澄清汹涌的河流，非众多有名无实的演说家所能及。西塞罗没有信念，没有热情；他只是个律师，而且不是个好律师。他懂得用逸事把案情叙述得深刻动人，他懂得即使不激起听者的理解总激起他们的感情，他懂得用大部分对个人的戏谑和笨戏谑排遣枯燥的司法事务；他较好的演说词虽则在自然优雅和切中肯綮上远不及绝佳的同类著作，例如包玛榭（Beaumarchais）的记事录，却是流利可喜的读物。但如果在严格的批评家看来，上述的优点已是未必可贵的优点，那么，每一读西塞罗演说词的人见宪政问题讲演绝无政治的认识，法庭演说绝无法学的推论，忘掉义务的利己主义永远只顾律师而不见讼案，思想非常枯窘，无不满心厌恶。

如果这里有什么惊人之处，那确不是演说词而是演说词所引起的赞赏。关于西塞罗，每一无偏见的人都会很快地认清他；西塞罗主义却委实是个无法真正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能把它归在人性的更大的奥秘，即语言和语言在心灵上的作用。因为高尚的拉丁语，正在它失其民族语言的地位以前，仿佛又被这位巧妙的文体家取在手中，安置在他那宏富的著作里，所以语言所发生的力量，它所引起的虔敬有些转移到这个不肖之徒身上。罗马人没有伟大的拉丁散文作家；因为恺撒只是偶然成为作家的，与拿破仑相似。又何怪他们既缺少这样一个作家，便至少把这大文体家当作拉丁文圣手来崇拜？又何怪西塞罗的读者与西塞罗无异，也养成不问他写什么而问他怎样写的习惯呢？而后语言力量所创始的事，又有习俗和教师把它完成。

然而与西塞罗同时的人，可以想见，绝不像许多后人那样陷入偶像的崇拜。西塞罗风气固然统治着罗马律师界历一世之久，正如远较恶劣的霍滕西乌斯风气那样；不过最重要的人如恺撒等却永远不沾染这种风气，并且在晚辈中间，一切新鲜活泼的才子无不对这种混杂而孱弱的演说术起了最昭彰的反抗。他们见西塞罗的语言欠简洁、欠谨严，他的诙谐欠生动，他的布局欠明白、欠组织，尤其是他的全部辩才都缺乏那造成演说家的热情。人们始舍去罗德斯的折中派而回到真正的阿提卡人，特别回到吕基亚和德摩斯梯尼，想把一种较有力量、较为雄健的辩术移植到罗马。这个倾向的代表人物有严肃而呆板的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669—712年即前55—前42年），有两个宪政党的人马尔库斯·凯利乌斯·鲁孚斯（Marcus Caelius Rufus，672—706年即前82—前48年）和盖乌斯·斯克里波尼乌斯·库里奥（Gaius Scribonius Curio，死于705年即前49年），二人都是有精神、有生气的演说家，有那也以诗人著名的卡尔乌斯，为这一班青年演说家的领袖，还有那严正的、守义的盖乌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Gaius Asinius Pollio，678—757年即前76—公元71年）。不容否认，这种晚近的演说文学较有趣味，较有精神，就是把霍滕西乌斯和西塞罗的演说词合在一起，也还赶不上它；但革命的风潮突起，这一群富有天才的人除波利奥一人外旋即全被扫去，我们不能估量这些较好的种子在当时的景况中发展到怎样的程度。他们所历的时间太嫌短促。新君制一开头就对言论自由作战，不久便完全禁止政治演说。自此以后，属于次要一类的纯粹律师辩护辞固然仍存于文学中，但较高尚的演说艺术和演说文学唯政治活动是赖的，却必然与政治活动永久同归于尽。

最后，在本期的美文里兴起了按艺术方式处理专门学术题材的有风格的对话体文章，这在希腊人中间流行很广，在罗马人中间也早已偶尔一见。特别是西塞罗多方试用这个体裁来论述修辞学和哲学的题材，把教科书和读本打成一片。他的主要著作有《论演说家》（作于699年即前55年），把罗马辩术史（论《布鲁图》的对话，作于708年即前46年）和其他关于修辞学的小品加上去，作为补遗；又有《论共和国》（作于700年即前54年）把那以柏拉图为蓝本的《论法律》（约作于702年即前52年）与它联合起来。这些都不是伟大的艺术品，但是无疑地，它们是最见作者的长处而最少见他的短处的作品。修辞学的著作远不及那教诲精严、思想深刻的，献给赫伦尼乌斯（Herennius）的修辞学，但它们却是叙述得轻松而有味的种种法庭经验和法庭逸事的宝库，并且确实解决了娱乐与教训合一的问题。《论共和国》的文章以半历史、半哲学的非常混杂的结构发挥根本的思想，即罗马现有的政体大致就是哲学家所追求的理想政体；这当然是个既非哲学、又非历史，甚至非作者所特有的观念，但我们可以想象这成为并且永为流行的观念。西塞罗这些论修辞和政治的文章，其学术的基础自然全是希腊人之物，并且许多详情细节，例如“论共和国”一文壮丽动人的结尾，西庇阿的梦，是直接取自希腊人的；然而它们在营造上处处表现出罗马的地方色彩。以此而论，可谓有相当的创造性，并且政治上的自尊感，对希腊人而言，诚然是罗马人所当有的，所以作者甚至用某种独立的态度与其希腊的老师相对立。固然，西塞罗的对话形式既不是希腊多数假对话那种真正的问题辩证，又不是狄德罗，或莱辛那种真正的会话，但聚在克拉苏和安东尼左右的大群律师和西庇阿一派的大群老少政治家，却给他一个活泼有力的间架，给他一个引用史实和逸事的适当联系，给他一个做学术讨论的方便支点。作风与最佳的演说稿同样精致和光洁，所以比它们更可喜，因为在这里作者不常无故地趋于感慨。

如果西塞罗这些带哲学色彩的论修辞和政治的文章不无可取之处，那么，相反地，在他被迫赋闲的晚年（709年即前45年、710年即前44年），他从事于哲学本身，又暴躁又匆忙地在两个月以内编了一部哲学丛书，这位编书家却完全失败了。制法是很简单的。亚里士多德的通俗著作大半用对话形式来叙述和批评种种旧学派，西塞罗冒昧地加以模仿，结果把讨论同一问题的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混合派的著作，只要是来在或送到他手里的，无不互相连缀起来，成为一篇所谓对话。他自己所做的只是一部分由他现存给将来著作用的大批引言，任意移出一篇为新书的序言；另一部分是加以某种通俗化，把罗马的事例和典故穿插在里面，有时旁涉到不相干的、但为作者和读者所熟悉的事物，例如在《论义务》里牵扯到演说家的姿势；又一部分是铸成大错，一个文人未达到哲学思想，甚至未达到哲学知识，既急速而又大胆地工作，竟要仿造辩证法的思想程序，大错自属不免。用这种方法，许多厚册的书当然很快地造出来；作者的朋友惊叹他著作的丰富，他写信给他说：“它们都是抄下来的，它们不费我的力气，因为我只供给字句，而字句我有得太多了。”这事不必再说；但谁若想由这种抄写工作产生古典的作品，我们便劝谁在文学事物上努力保持体面的缄默。

科学中只有一门显出蓬蓬勃勃的生气，这便是语言学。拉丁民族范围内语言和事迹的研究计划已为斯提洛所拟订，特别是他的弟子瓦罗以极大的规模把它实现出来。于是出现了语言全部宝藏的总论，尤其菲古卢斯（Figulus）的文法广注和瓦罗的大著作《论拉丁语》（De Lingua Latina
）；出现了文法和语言史的专论如瓦罗论拉丁习惯语、论同义字、论字母年龄、论拉丁语起源等文章；出现了古文学的注解尤其是普劳图斯书的注解；出现了文学史的著作、诗人传、关于古代戏剧、普劳图斯喜剧的分幕、普劳图斯喜剧的真伪等的研究。拉丁考古学以全部古史和实用法律以外的祭神法为研究范围，都网罗在瓦罗《论古代的人事和神道》一书里，这是并且永是这门学问的基本著作（发表于687—709年即前67—前45年之间）。前半“论人事”叙述罗马的原始时期，城乡的划分，年月日的知识，最后叙述境内和战时的国事；在后半“论神道”里，国定神学、专家院、圣地、宗教节、供献和祭献以及神灵本身的性质和意义都有简明的解释。再者，除了一些专论——例如论罗马民族的来源、论出自特洛伊的罗马氏族、论部落——以外，又加上一个较大较独立的补编，即“论罗马人民的生活”，这是罗马风格史上值得注意的试作，略述王政时期、共和初期、汉尼拔时期和最近时期的家庭、经济和文化的状况。瓦罗这些著作的基础是关于罗马及其附近希腊领域的由经验得来的知识，他这种知识比前后其他罗马人所有的方面较多并且自有其更伟大处；他对于事物的现行观察和文学的研究都有助于他的知识。当时人的赞美是很应得的，他们说瓦罗使那作客于自己世界里的本国人晓得他们在本国的地位，使罗马人得知他们是何等人，住在何处。但人们若寻求批判和组织，却不可得。他的希腊知识似乎来自有点混乱的源泉，并且由一些痕迹看来，甚至在罗马的知识上，作者也不能免于当时历史小说的影响。诚然，他把材料装在一个合适而匀称的间架上，但没有把它分类和处理得条理井然；尽管他极力使传说与亲身的见闻调和一致，瓦罗的科学著作仍不能卸去盲目信仰传说或不合实际的经院哲学的罪过。
(19)

所谓以希腊语言学为依据只是模仿它的缺点而不顾它的优点，例如瓦罗和当时别的语言学家都以单单的谐声为字源学上的根据，这样，他们就陷于纯粹的猜想，并且往往简直地陷入荒谬。
(20)

无论就其经验的准确和丰富而言或就其经验的不足和缺少方法而言，瓦罗派的语言学活像英吉利的本国语言学，并且正与后者一样，也以古戏剧的研究为中心。君政时期的文学发展出与语言经验主义相反的语言规则，已见上文。很有意义的是，新文法家的班头就是那非同小可的恺撒，他首先在《论类比》一文里从事于迫使自由语言服从定律的权威。

与语言学领域里的非常活动相比，其他学术领域里的少有活动实堪诧异。哲学上似乎重要的东西——如卢克莱修用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的襁褓诗体论述伊壁鸠鲁和西塞罗的较佳之作——所以能发生效力，取得读者，并非因为它的哲学内容，而是不管它的哲学内容，只因它的美丽形式；伊壁鸠鲁的文章和毕达哥拉斯的著作都有许多译本，如瓦罗论“数的要素”的巨著和菲古鲁斯论神灵的更宏富的巨著，无疑地，既无学术的价值，又无形式的价值。

甚至专门科学也不大有人问津。瓦罗用对话体写的农业书当然比加图和萨塞尔纳的有条有理，因而对他们的书他常加以斥责的白眼，可是通盘看来，他的书出自书斋，而不像较早的书那样出自活的经验。关于瓦罗和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奇乌斯·鲁孚斯（Servius Sulpicius Rufus，703年即前51年的执政官）的法律著作，我们所能说的不过是它们对于罗马法学贡献了辩证法和哲学的点缀而已。这里或者除了盖乌斯·马提乌斯（Gaius Matius）论烹饪、酸渍和盐腌的三本书以外没有别的可述，据我们所知，这是最早的烹饪书，并且既是贵族所作，诚然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君政日益倾向于希腊化和实利主义，促进数学和物理学，由二者在少年教育上的日益重要和种种在实际上的应用看来，这事可以显见；在实用方面除改良历法外还有可算在内的，即本期始见的地理挂图、造船和乐器的技术进步，设计和建筑如瓦罗所述的鸟房、恺撒部下工兵在莱茵河上所搭的板桥，甚至有两个半圆形的预备拼在一起的木架，使用的时候先分成两个戏场而后合成一个半圆戏场。举行人民节庆时，常有公开展览外国天产奇物的事；恺撒在他的战报里夹叙稀奇的动物，可见如果有个亚里士多德出来，他必能再遇到照顾他的君主。但在这个领域里见于称述的著作大体都以新毕达哥拉斯主义为依据，例如菲古库斯对希腊的和蛮族的（即埃及的）观天术的比较研究以及他论动物、风和生殖器的著作。希腊的自然研究既已一般地迷失正道，由亚里士多德在万物中、求法则的努力，日益岔入靠经验而不加批评的对自然界的外表和奇事的观察，自然科学在其作为神秘的自然哲学而出现时，便不能启迪和鼓励，只能更使人愚昧和瘫痪。面对着这种研究，人们不如安于西塞罗当作苏格拉底的名言而说出的谬论，即自然研究所追求的不是无人能知的东西，就是无人须知的东西。

最后，如果我们还看一看艺术，我们在这里所见的仍是那弥漫于精神生活的凄惨现象，在共和末年的财政困难中，国家的建筑事业差不多完全陷于停顿。罗马贵族的奢侈建筑已见上文，建筑师因此学得浪费云石，有色的几种如努米底亚的黄云石（Giallo antico）及其他都在这时成为时尚；卢那（Luna，即卡拉拉［Carrara］）的云石矿现在首次见于应用。他们始在房间的地面上镶嵌花饰，始把云石板砌在墙面，或把泥墙面画成云石的形状——这是以后壁画的初步。但这种奢华无益于艺术。

在造型艺术上，鉴赏和收藏与日俱增。一个鉴赏家在他人面前谈到“某一普拉克西特勒斯”（Praxiteles）的艺术作品，他们若还像加图那样不识不知，那便是纯粹的装模作样；人人都去旅行和考察，艺术导游即当时所谓exegetae
不是很坏的职业。 人们正式搜寻古代的艺术品——固然，他们不大搜寻雕像和绘画，而按罗马的粗俗奢侈，却多搜寻各种精巧的器具以及房间点缀品和饭桌装饰品。在那时候，卡普亚和科林斯的希腊古墓即已被人发掘，为的是取出死人殉葬的青铜器和陶器。一个小铜像卖到四万塞斯特，一对贵重的地毯卖到二十万塞斯特，一架精美的铜烹饪机价格竟至高于一份田产。在这种追求艺术的蛮干中，有钱而好艺术的人当然常受报信人的欺骗；但小亚细亚有丰富的艺术品，特别因为这地方经济破产，所以许多真正古老罕见的装饰品和艺术品来到市场，于是从雅典、叙拉古、希俄斯、波加蒙、开俄斯、萨摩和其他古代的艺术产地，每一出卖品甚至许多非卖品，都流入罗马贵族的宫室和别墅。例如，上文已述卢库卢斯家里藏有什么样的艺术珍品。他确乎被控，或许不无理由地被控，说他曾牺牲他做将军的责任来满足他对美术的兴趣。嗜好美术的人成群结队地到他家去，一如他们现在到包介别墅（Villa Borghese）去；就在那时，他们已抱怨这种宝物被发配到显要人物的宫室和别墅里，他们非费些力气，先取得主人的许可，不能看见。反之，公共建筑绝没有按比例充满着希腊大师的驰名作品，并且在京城很多的神庙里仍只立着旧日木雕的神像。至于艺术的使用，简直毫无可述；本时期罗马的雕刻家或绘画家，除某一名阿雷利乌斯（Arellius）的以外，没有一个人的姓名见于记载；阿雷利乌斯的画所以畅销，不是因为它们的艺术价值，而是因为这个奸猾的淫棍把他的女神像画成他一时恋爱的女人像。

在公众生活和家庭生活里，音乐和舞蹈更加重要。上文已述，在本时期戏剧的发展中舞台音乐和舞蹈剧如何取得独立的地位；我们还可以加一句说，而今就在罗马，希腊音乐家、舞蹈家和朗诵家已常常在公开舞台上表演，一如在小亚细亚，总而言之，在希腊和希腊化世界里已是惯例。
(21)

此外还有乐手和舞女在宴会和他处应命献技，还有贵族家里自己的管弦乐器和歌手的音乐队已不足为奇。但由音乐被收在公认课程范围之内一事看来，已可见贵族界本身也勤奏乐和唱歌；至于舞蹈，女子姑且不论，甚至前执政官也被责骂，说他们在一个小集会里表演舞蹈。

然则到本期将终时，跟着君政的开始也露出艺术较盛时期的端倪。由于恺撒的提倡，首都的建筑事业如何大为兴盛，全帝国的建筑事业也将如何大为兴盛，已见上文。甚至钱范的雕刻也在700年即前54年前后显出可注意的变化；以前范造钱币大都粗糙怠惰，此后做得较为精致，较为仔细。

我们如今已站在罗马共和的尽头。我们已见它五百年来统治着意大利和地中海各国；我们已见它非由于外来的暴力而由于内部的腐败，在政治和道德上，在宗教和文学上陷于灭亡，让位于恺撒的新君主制度。在恺撒所遇见的世界里，有以往各世纪许多的贵重遗产，有无限丰盈的壮丽和光荣，可是缺少精神，更缺少趣味，最缺少快乐的人生和人生观。这诚然是个老世界；甚至恺撒那得天独厚的爱国心也不能使它返老还童。晨光非到黑夜完全侵入以后不能复回。但有了恺撒，地中海上多灾多难的人民便在闷热的中午以后得到个尚好的晚间；在漫漫的历史长夜以后，一个新的人民日终于再露曙光，新兴的各民族在自由自发的活动中开始向较高的新目标竞走，于是其中许多民族有恺撒所播的种子在内里生长起来；并且不问今昔，他们受恺撒之赐而得其民族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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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就是驰名的所谓七艺，其中三个科目输入意大利较早，另外的四个科目则较晚，在中世纪时，七艺和这种分别始终保持其地位。

(2)
所以瓦罗说：ab aeditimo，ut dicere didicimus a paribus nostris；ut corrigimur ab recentibus urbanis，ab aedituo。

(3)
关于这些关系，那以斯居蒙（Skymnos）名义行世的地理志的奉献辞是值得注意的。诗人先声明他要用所喜爱的梅南德体写一本学生能懂并且易于熟记的地理节要，而后模仿阿波罗多罗（Appollodoros）奉献他那相类的历史节要的办法，把这书献给波加蒙王阿塔鲁斯·菲拉德尔夫：

给他带来了不朽的声誉

这部史书载着他的名字，

把他的手册献给比提尼亚王尼古弥底三世（663—679年即前91—前75年）：

听得人说，现在一切的君主

只有你施行着王者的恩惠。

要亲自证明这句话，我决定

走来看看一个君王什么样。

阿波罗谶语加强了这决心，

我很谦卑谒见你，蒙你指示

来到这为学者所共有的家。

(4)
据西塞罗的证明，他那时候的滑稽戏已取代阿特兰戏；有一事与此相合，即演滑稽戏的男女伶人初见于苏拉时代前后。然而mimus
这个名称有时候误用于一般喜剧伶人。所以542—543年即前212—前211年现身于阿波罗节的mimus
显然只是palliata
的演员，因为这时在罗马剧场的发展中还没有空间给后世所谓的真正滑稽戏。

(5)
这个数目是第一级选举人的资格，它的继承须受沃克努斯法的拘束；有了这笔钱，下等人（tenuiores
）与体面人中间的界限就越过了。所以卡图卢斯可怜门客求神替他取得这份财产。

(6)
在拉贝里乌斯的“地下游记”里，一切曾见过怪事和预兆的人都出头面；一人见一个丈夫有两个妻室，邻人对这事表示意见说，最近一个算命先生在梦中见到六位市政官，这事比他所见的还要坏。据当时的流言，恺撒确想在罗马实行多妻制，他所推举的真是六个而非四个。由此可见拉贝里乌斯懂得运用弄臣的特权，恺撒也懂得容许弄臣的放肆。

(7)
他每演一天戏，从国家领得一千第纳尔，此外还有他那戏班的工资。到了晚年，他辞谢自己应得的酬金。

(8)
香料产地潘恺亚（Panchaea）似乎是唯一的例外，这可用下面的理由来说明，即这话或已由欧希迈罗斯的游记小说转入恩尼乌斯的诗，总之，已转入卢奇乌斯·曼利乌斯的诗，因而卢克雷提乌斯的读者大众熟知此事。

(9)
这种情形坦直地见于描写战事，其中有毁灭大军的台风，有践踏自家人的战象队，这都是布匿战争的景象，可是看起来宛然如在目前。

(10)
西塞罗提到恩尼乌斯说：“诚然，这位光荣诗人为今日朗诵尤福利翁的人们所鄙视。”他写信给阿蒂古说：“顺风把我们由伊庇鲁斯吹过海来，我已安抵此间。这行扬扬格的诗，你若愿意，可以当作你自己的卖给新式诗人。”

(11)
他在某处说道：“我在童年的时候，一件单粗袄和一件单衬衣，有鞋无袜，有马无鞍，对我就足够了；我没有每天洗热水澡，并且不常在河里洗澡。”在海盗之战，他率领一支舰队。由于他个人的英勇，得到海军桂冠。

(12)
世上没有比瓦罗的“一切哲学要览”更孩气的，它首先简略地声明，一切不揭橥造福人类为其最后目标的哲学都不存在，而后计算在这假定之下所有的哲学共计二百八十种。这位能人不幸太是学者，以至于不肯承认自己既不能为又不愿为哲学家；于是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一生在斯多葛派、毕达哥拉斯派和第欧根尼派中间演出一种不美的跳蛋舞。

(13)
他有一次写道：“你是否愿意，比如说，漱掉昆图斯家奴克洛狄乌斯的辞藻和诗句而喊出啊呀命呀，啊呀命运呀！”在别处他又写道，“昆图斯家奴克洛狄乌斯既毫无诗才而做了那样多的喜剧，我不应该——借用恩尼乌斯的话——‘制造’一本小书吗？”这位他处无名的克洛狄乌斯必是个很坏的模仿特伦提乌斯者，因为那些以讽刺的口吻归在他身上的“啊呀命呀！啊呀命运呀！”见于特伦提乌斯的喜剧。

下面是瓦罗《对驴吹笛》里一位诗人的自白：

人们说我是帕库维的弟子，他是恩尼的学生，恩尼是缪斯的门徒，我自称为庞庇利。

这种自白很可能是戏拟卢克莱修序言的话，因为瓦罗既是伊壁鸠鲁派的公开敌人，便不能对卢克莱修有好感，并且永远不引他的话。

(14)
他一次很切当地说，他不特别喜欢古词，但常用它们，他很喜欢诗意词，但不用它们。

(15)
下面是从《马尔库斯家奴》里摘录的描写：

忽然之间，大约在夜半的时候，

空中远远地绣出闪烁的火焰，

我们看见天上歌舞的星群，

天宫金阙被罩起一层面幕，一阵飞云挥洒出凉爽的雨花，

大雨倾盆地泼在凡人的身上，

狂风摆脱了冰天雪地的北极，

呼呼呼向粗野的大熊星吹气，

把屋瓦树枝和尘土一齐刮去。

但我们船破了，

摔出来像群鹤把翅膀烧焦在双股叉的电火，

我们一头倒在地下，悲哀难过。

在“人类之城”里有下列几行：

堆金积玉不能使心胸对你坦白，

对于凡人，波斯的金山不能消遣

心灵上的忧愁和恐惧，

就是富人克拉苏的客所也不能做到这事。

但这位诗人也善于表现轻松的情调。在《酒壶有其容量》里有下列优雅的酒赞：

酒仍是人人最佳的饮料，

这是使病人复原的妙药，

这是滋生快乐的好田地，

这是团结朋友的黏胶漆。

在《世界钻子》里，还家的游子这样结束他向船夫讲的话：

让缰辔给轻风吹去，

直到烈风做个护送，

送我们回到可爱的家。

(16)
瓦罗的小品文在历史上甚至在诗歌上有非常的重要性，并且因为关于它们的记载传到今日的残缺不全，知者甚少，很难读解，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给其中几篇一个纲要，为了使它们易于阅读，又加上一点必不可少的修补。

讽刺文《早起者》（Manius
）叙述乡间的治家法。太阳一出，曼尼乌斯就叫人起来，亲自带领手下人到工作地去。少年自己铺起劳动后觉得柔软的床榻，并且自备水壶和灯盏。他们的饮料是清凉的泉水，他们的饭食是面包，菜是葱头。宅里和田里样样兴旺。家宅不是美术的建筑，可是一位建筑家也可以学习它的匀整。人们照料田地使它不至于凌乱荒芜，或因苟且疏忽而致毁坏；因此感恩的谷神不使灾害来侵收获，高高堆起的禾束娱悦农人的心。这里，仍注意款待宾客，每个只要吃过母乳的都受欢迎。面包房和酒桶和梁上的香肠库以及锁钥等都供旅客使用，成堆的肴馔摆在他面前；这位吃饱了的客人心满意足，也不瞻前顾后，坐在厨房灶边打瞌睡。最暖的双毛羊皮铺起来作为他的卧榻。这里，人们仍以好公民的资格服从正当的法律，既不因嫉妒而害无辜的人，又不因私情而饶恕有罪的人。这里人们不毁谤邻人。这里，人们不把腿伸在神圣的炉灶上，却用虔诚和祭献致敬于神灵，把小块肉投到家神的一定小碟里：家主死去时，他们用他父亲和祖父出殡时所用的祈祷伴送他的灵车。

在另外一篇讽刺文里来了一个“老人之师”，这堕落时代需要他似乎比需要少年之师更为迫切，他解释如何在“从前的罗马事事都是纯洁而虔敬的”，现在一切全变了。“我的眼看错了呢，还是我看见奴隶起兵反抗他们的主人呢？从前不亲身应征来入伍的就被国家卖到外国去做奴隶，现在这位监察官让懦夫和一切人逍遥法外，却被（贵族）称为伟大公民，并且因为他不以骚扰同国人来沽名钓誉，竟博得赞美。从前罗马的农人每星期找人剃须一次，现在田间的奴隶剃须，只嫌不够考究。从前，人见田庄上有个足藏十次收获的谷仓，有盛着酒桶和相配的榨酒机的宽阔地窖；现在主人养着几群孔雀，使人用非洲柏木镶他的门。以前主妇用手转动纺锤，同时还用眼睛盯着火炉上的锅，以免烧焦了菜羹；现在”，在另外一篇讽刺文里说，“女儿求父亲给她一磅宝石，妻室求丈夫给她一斛珍珠。从前丈夫在新婚之夜总是缄默腼腆，现在为妻的委身于第一个来的车夫。从前孩子的幸福就是母亲的得意事，现在如果丈夫想要小孩，妻室便答道，你不知道恩尼乌斯的话吗？

我宁愿在战场上拼三次命，

也不愿被生下一次来。

从前如果丈夫每年一两次让妻室乘无垫的车子旅行，她十分满意；”现在，他可以再说下去，如果丈夫到乡下田庄而不带妻室去，她就噘嘴，旅行的太太总有一群时髦的希腊奴仆和音乐队随她到别墅去。在一篇比较严肃的文章，《加图与论儿童训练》里，瓦罗不但以按古代风俗、为了儿童的福利而应当祭祀的神灵，指示那拿这事来请教的朋友，而且谈到波斯人中间较为明智的育儿法和他少年时的刻苦生活，他告诫人不可吃得太饱和睡得太多，不可吃甜面包和精美食品——这位老人以为当时喂养小狗的方法比喂养小孩还明智些——也不可在有病的时候照例请巫觋作法和祝福而不延医诊治。他劝人务使女孩做刺绣，为的是她们以后能正确地判断绣货和织物；他劝人不要让女孩太早脱下儿童的服装；他诫人不可抱孩子去看角斗戏，以免他们的心肠早早变硬，学得残忍，在《六十岁的人》里，瓦罗扮演一个罗马的埃庇米尼德斯（Epimenides）在十岁为童子时入睡，五十年后才醒来。他见自己的头不是剃光了的童子头而是老年的秃头，嘴巴丑恶长了些杂乱的刚毛，好像一个刺猬，大吃一惊；但他见了罗马的变化，更大吃一惊。卢克里的牡蛎从前是结婚喜酒的菜，现在成为家常食品，因此破了产的老饕们不声不响地预备放火的火把。从前父亲处置他的儿子，现在处置之权移归后者，就是说，他用毒药处置他的父亲。大会场成为交易场，刑事审判是陪审员的金矿。除了“无所受就无所授”这个定则外，人们不再服从任何法律。一切美德都不见了；代替它们的是嫚神、背信和淫乱以新居民的资格招呼这位醒来的人。“唉，你惨呵！马尔库斯，这样睡去又这样醒来！”这篇所描写的似乎是喀提林时代，这位老人写这文章必在此后不久（697年即前57年前后），在结尾的牢骚口吻里含着一段实情：因为马尔库斯那不合时宜的骂人和不忘往事的心情，他被当作一个无用的老人拉到桥上，投在台伯河里；这是用游戏笔墨写出罗马一种原始习惯的应用。这种人在罗马诚然不再有容身之地。

(17)
一篇演说词里这样说：“你在破晓的时候，在高高的河岸边，拉去手脚乱颤的无辜人（你使他们被宰杀）。”这里有几个成语不难插入一本通俗小说。

(18)
人久已猜测这部《高卢战记》是全部一次发表的，这事的明证是，第一卷里即已有波伊部与埃杜伊部成为平等的话，而在第七卷里，波伊部仍以埃杜伊部纳贡属国的资格而出现，显然只因为在对维金格托里克斯的战争中他们和埃杜伊部的行为，他们始取得与旧主人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任何仔细研究本期历史的人都能在叙述米洛之乱的话里寻得这篇文章发表于内战爆发以前的证据，这不是因为这里有赞美庞培的话，而是因为恺撒在这里赞成702年即前52年的特殊法律。在他力求与庞培造成和平妥协时，这是他能做而且不得不做的，但在破裂之后则不然，一些以对他有害的法律为基础的判决都被他推翻。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被放在703年即前51年，甚为正当。

这书对于每一战争行动无不加以辩解，并且常常加以——最明显的或许是在征阿奎塔尼亚部一事——无效的辩解，说它是按当时情形不可避免的自卫行动；在这种辩解上我们可以洞鉴此书的用意。恺撒的仇敌特别指责他无故攻击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

(19)
有个值得注意的例，即论农业文里面有畜牧通论一段，把畜牧理论分成九乘九节，叙述“难以置信但是确实”的奥利西波（Olisipo，即里斯本［Lisbon］）的牧马因风受孕一事，总而言之，把哲学历史和农业知识混合成奇奇怪怪的东西。

(20)
这样，瓦罗认为facere
源于facies
，因为人无论造什么总给它一种重视，volpes
（狐），据斯提洛说，源于volare pedibus
即“飞足”的意思，当时法律哲学家盖乌斯·特雷巴提乌斯（Gaius Trebatius）说sacellum
源于sacra cella
，菲古库斯说frater
源于fere alter
，依此类推。这种风气不但见于个别的事例，而且是本期语言学著作的主要成分；这很像不久以前，语言有机体的见识还未在这里禁止经验派操此业的时候，比较语言学所用的研究法。

(21)
这些“希腊戏”不但常演于意大利的希腊城市，尤其在拿波里，而且就在当时也常演于罗马。十四岁的李锡尼·欧加里斯（Licinia Eucharis）的著名墓志铭大约属于本期之末，说这“受过好教育并且在一切艺术上受过缪斯亲自指点的女孩子”以舞女身份扬辉焕彩于贵族家的私下表演，并且第一次公开现身于希腊舞台。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是说她是头一个现身于罗马的公开希腊舞台的女子。诚然，一般看来，到了这个时期，女人才开始当众表演于罗马。罗马的这种希腊戏似乎不真是舞台剧，而是属于纷然杂陈而以音乐和朗诵为主的一类，这种戏以后在希腊也屡见不鲜。这种见解的佐证是：在波利比乌斯书里，吹笛显露头角；苏埃托尼乌斯叙述恺撒所举行的赛会中有小亚细亚的武装舞，舞蹈也居显要地位，在欧加里斯的墓志铭里，舞蹈也特别卓著；筝杆（citharoedus
）的描写也必源于这种希腊戏。在罗马，还有把这些表演与希腊的力士比武合并举行的，也很重要。戏文朗诵并未被排斥于这种杂戏以外，因为在585年即前167年应卢奇乌斯·阿尼奇乌斯（Lucius Anicius）之召而来罗马的伶人中，有悲剧家见于明言；然而狭义的演剧是没有的，所有的只是单个艺人朗诵或随着笛子歌唱整个戏剧，更常有的是单个艺人朗诵或歌唱其中的几段。那么，在罗马必也是这样；但由一切方面看来，对于罗马观众，这些希腊戏的主要东西是音乐和舞蹈，大概戏文对他们的意义，不多于意大利歌舞剧对今日伦敦人和巴黎人的意义。这种杂戏及其纷纭杂沓的音乐，与希腊语的真舞台剧相比，远较适于罗马的观众，尤适于私家表演；有人以为罗马也有希腊语的真舞台剧，这个见解我们不能驳斥，也不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