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01-中国通史

02-中国通史

03-中国通史

04-中国通史

05-中国通史

06-中国通史

07-中国通史

08-中国通史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中国通史 : 八卷本 / 李伯钦, 李肇翔主编.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506-1148-1

Ⅰ. ①中⋯ Ⅱ. ①李⋯ ②李⋯ Ⅲ. ①中国历史 Ⅳ. ①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6742号

书      名：中国通史（八卷本）

著      者：李伯钦 李肇翔

责任编辑：卞 岐 郭馨馨 汪允普 赵利民 刘 薇 曲 岩

出版发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地址：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http://www.ppm.cn

经       销：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海纳百川旭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168

字       数：2400千字

版       次：2012年9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5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506-1148-1

定       价：39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10 —58572701）

前  言

在人类古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的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在悠久的岁月中，中华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独具风采的文化。历史承载着文化，文化辉映着历史，这是我们必须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

历史不仅记录了过去，更重要的是深刻影响着现在和未来。今天生活在祖国土地上的人们就是中华民族先民的后裔，是同一种文明按照自身的规律演进、发展、延绵、繁盛，以至于今。中华文明自始即具有本土性、多元性，展现出独特的风采。

中华民族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包容性，其演变不是多元文明互相灭绝，而是互相整合。在长期的生息往来中，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中华文明还具有善于吸收域外异质文明的特点，对外来文化的消化和吸收，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现在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蔚然成风，季羡林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为我们题写了“学习中国史，提倡大国学”这一寓意深刻的题词。国学是会通之学、根本之学，只有回到中华民族通史的丰厚土地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学好国学的百花万术。科学教育需要以通识为基础，方能有广阔的见识，有更大的发展。而通识总是在历史的坐标上才能对准真人真事，给我们以智慧的启迪。历史的辉煌鼓舞着我们要时刻焕发生机与自信，历史上的困难则提醒着我们永远要自强不息，安不忘危。

当人们溯历史的长河而上，通览各种知识和文化的产生、嬗变，体会文明的进程时，不仅会对创造了这些文明的先人们充满了温情与敬意，还会激发起自我创新文明的热情。

好的大历史要使人们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有更为真实、全面的了解。中国史籍极为丰富，史学发达，近百年来更有长足进步。本部大历史运用了迄今为止中国史学公认成果，就是要保证历史的真实性。不仅所有的记录都出自正史，而且凡是可考的文物和历史人物都配有精美的图片以作诠释，细节的真实让读者读史时如亲临其境。

好的通史还要让人能一览上下五千年的全貌。本部大历史有民族的繁衍、文明的起源、帝国的更迭，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成就；从政治、经济、文化到社会生活，做一全景式的展开，犹如一幅由远及近的画卷。中国文明曾经有光照世界的荣耀，也曾经历过苦难；有过科技创新和知识大量释出，走向“全球化”的开放，也曾闭关锁国、故步自封。这一切都给我们以警示。

本部大历史尽量做到叙事博洽和浅显，把中国历史的巨大图卷细心描绘，以使读者阅读时兴趣盎然。编著者像一个认真而充满爱心的讲解员，把读者带到历史大厦里边，深情地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这里面有我们不可不知的遗产。”

任德山

普及中国历史，传承优秀文化

——学习季羡林先生为《中国大历史》题词感言

2009年初，我受李克先生之托，到301医院请季羡林先生为即将出版的八卷本《中国大历史》题词，98岁高龄的季老欣然命笔：“普及中国史，提倡大国学。”这应该是季老百年生命历程中为出版物的最后题词，也是他始终关注历史文化知识普及、晚年再三强调的重要学术主张。季老认为，我们的“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而绝非乾嘉时期学者心目中以“汉学”“宋学”为中心的“儒学”的代名词。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要振兴的“国学”，绝非昔日“尊孔读经”的代名词或翻版，而是还中华民族历史的全貌，真正继承和发扬由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传统学术文化。因此，在八卷本《中国大历史》正式出版之后，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刊登在《光明日报》上，提出：“季老再次重申应提倡‘大国学’，值得引起出版、学术、教育界的关注。”

听八卷本《中国大历史》的策划者李克先生介绍，此书出版发行近三年来，多次重印，累计销售了20万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在书籍品种快速增长而总印数几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李克先生和他的团队并不满足于此，又邀请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对此书提出审改意见，认真地进行修订，使其精益求精，日臻完善，于是有了今天的《中国大历史》。

最近，《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中华大地是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的共同家园，中国历史是各民族共生、共存、共发展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多元一体文化，是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这就是“大国学”的基石。所以季老强调“‘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按我的观点，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今天，我们要建设优秀文化传承体系，就应该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跳出狭隘的“儒家”“国学”的旧框架，以海涵神州的宽广胸怀，用放眼世界的远大眼光，努力探寻文化传承的规律。

要全面、正确地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必须普及准确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而传播、普及文化知识的任务，主要靠学校、家庭和大众传媒来承担，其中历史文化精品读物担负重任，不可或缺。因此，注重史料的真实、严谨，注重新资料的开掘运用，注重立足现实、温故知新，注重文字通畅、图文并茂，达到学术性、可读性、现实性的统一，就成为这本《中国大历史》努力追求的目标。效果如何，有待广大读者来评判，而努力本身，则是值得我们肯定和鼓励的。

*本文作者系中华书局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兼职教授，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本书特点

以权威严谨的学术成果为基础，强调生动的历史细节，将历史娓娓道来。从中华民族源起直至清朝结束，将一部五千年历史化作现代、生动的表述，让尘封的历史重新焕发神采。鲜活的历史化作了真实的故事，潜伏其中的规律与真相昭然若揭。摆脱枯燥抽象的术语，赋予历史以激动人心的魅力。

立足现实重读历史，揭示民族兴衰荣辱中的智慧与经验。历史对于读者最大的功能在于鉴古知今。预知未来是最大的智慧，而这种大智慧就寓于历史之中。西方史学家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世界在迅速缩小，未来充满挑战，要瞻望未来，历史的智慧就越来越重要。本书力求总结出具有时代性的历史观和历史智慧，“以供社会之需”。

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大历史，完全不同于过去通史单一的朝代更迭的政经内容。本书全面系统地讲述了中华民族创造的政治文明、经济成就、礼乐文明、军事智慧，以及汉字、中医药、艺术、四大发明等科技文明。阅读本书，犹如参观最新展陈、最全内容和最详实讲解的中国历史博物馆。

这是一部具有审美情趣的《中国大历史》。大史学家夏曾佑先生说：“历史必资图画。”本书独创的图史体系，搜集了超过五千幅古代珍品书画作品和文物照片，让丰富的人物图、文物图、军事图和图片说明组成了一部前所未有的图说中国史，使读者读起来赏心悦目，余味无穷。

目录

史 前

人类的出现

人类的起源

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

世界的产生

远古时代的分期

三皇的漫长岁月

三皇的传说

洪水与救世

传说与现实

原始群前期

元谋人

蓝田人

北京人

原始群后期

马坝人

长阳人

丁村人

许家窑人

大荔人

五氏的贡献

女娲氏

女娲补天的传说

女娲补天的真相

女娲的母系权力

伏羲氏

火的用处

婚配的改变

八卦与九针

有巢氏

原始的建筑

伟大的贡献

燧人氏

关于人工取火的猜测

结绳记事

神农氏

播种五谷

遍尝百草

母系时代

母系氏族的出现

初期人类总的体质特征

母系氏族初期

山顶洞人及其文化

柳江人

麒麟山人

资阳人

河套人

峙峪人

母系社会繁荣时期

磁山——裴李岗文化

老官台文化

北辛文化

仰韶文化

半坡文化遗址

马家窑文化遗址

神秘的红山文化

河姆渡文化

屈家岭文化

父系氏族

从母系向父系的转变

父系氏族的萌芽

父系氏族的确立

父系氏族的风貌

父系氏族文化遗存

大汶口文化

良渚文化

龙山文化

私有制、阶级的出现

贫富分化

奴隶制和阶级

父系氏族的文化艺术

父系氏族的文化

父系氏族的艺术

黄帝的时代

有熊部落

有熊部落的传说

少典之子

部落间的征伐与融合

黄帝大战蚩尤

炎帝的传说

刑天舞干戚

蚩尤的贡献

不朽的功绩

黄帝的创举

养蚕抽丝

创立文字

黄帝的图腾

黄帝升仙

黄帝访大隗

乘龙升天

五帝的更迭

颛顼

颛顼的功绩

颛顼和共工氏

帝喾

德行高尚的帝喾

帝喾的继位

帝尧

出生的传说

卓越的政绩

禅让

鲧治水的办法

丹朱的悲哀

舜

伟大的孝道

娥皇与女英

励精图治

禹及氏族的终结

大禹治水

关于治国的讨论

最后的禅让

攻伐三苗

涂山大会划九州

矛盾的根源

夏 商

家天下的建立

大禹诛杀防风氏

苗山之会

防风氏的传说

甘战杀伯益

皋陶的传说

伯益的传说

对母族的剿杀

统一天下的夏启

夏启征西河

夏朝初期的军队

失国与复国

太康失国

五子悲歌

仲康杀羲和

后羿的悲哀

后羿之功

少康中兴

少康复兴故国

酒圣杜康

兴盛的王朝

农业的发展

讨伐东夷

初定刑法

最初的城市

虔诚的祭祀

二里头夏文化遗址

龙山文化与夏文化

夏朝的覆灭

笃信鬼神的孔甲

残忍的孔甲

孔甲好龙

师门使火

残暴君王的灭亡

频繁的征伐

暴虐的刑罚

妺喜的罪名

夏桀的灭亡

鸣条之战

商朝的建立

商朝的神话传说

天命玄鸟

火正与商丘

参商离别

相土驯马

相土与骑兵的传说

相土之城

勤于职守的冥

商部落的强大

亥的贡献

失检点商王丧命

上甲微的复仇

成汤革命

剿灭葛国

仲虺投商

伊尹传奇

网开三面

被困夏台

征伐豕韦、顾

剿灭昆吾

定都西亳

商朝的瓶颈

明君商汤

商汤祷桑林

商汤的礼让

贤臣伊尹

伊尹放太甲

伊尹的智慧

九世的混乱

太戊服诸侯

仲丁伐蓝夷

天灾和人祸

盘庚迁殷

巩固殷都

商朝的鼎盛

武丁访贤

甘盘说古

傅说拜相

武丁与傅说

武丁的征伐

羌方和土方

西羌和东夷

胜利的保障

中兴的王朝

政治体制日趋完备

农业和手工业

武丁和妇好

英雄迟暮

文武双全的妇好

商朝的灭亡

国势日衰

帝位的频繁更替

被雷劈的国王

风云暗涌

商纣王亡国

暴虐的纣王

大规模的征伐

伐东夷牧野败亡

商代的政治制度

政治疆域

政治机构

各方国

商代的文化艺术

殷墟与甲骨文

郑州商城

甲骨文

商代的宗教和艺术

自然神崇拜

祖先崇拜

雕塑和音乐

商代的科学技术

天文历法

青铜冶炼技术

其他青铜文化遗存

西 周

周族的兴起

被丢弃的后稷

不密兴农耕

公刘迁豳

建都周原

友爱的兄弟

季历与戎狄

姜尚遇姬昌

西周的建立

姜太公辅佐周文王

姜子牙的谋略

姜尚的《六韬》

盟津观兵

做牧誓武王伐商

处置商族遗民

出走海外的箕子

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

厚待同盟军

周公辅政

宗法制的确立

敬天保民

周公摄政

周公东征

周公三诰

《康诰》

《酒诰》

《梓材》

十世周王

成康之治

成王守信

周公作《无逸》

《康王之诰》

讨伐鬼方

周室始衰

昭王南征

穆王制刑

穆王西行

造父学御

史墙盘——昭王与穆王的见证

共王伐密

逐步升级的矛盾

周懿王与日食

周孝王与秦非子

可贵的土地

夷王烹哀公

强弩之末

厉王平淮夷

荣夷公专利

厉王止谤

周召共和

宣王料民

短暂的中兴

西周的灭亡

没落的西周

上天的警示

烽火戏诸侯

平王复位

文侯之命

平王东迁

西周的制度

礼乐制度

分封制与井田制

乡遂制度

西周的社会经济

活跃的民间交易

繁荣的保证

日趋完美的青铜艺术

四通八达的交通

渐趋完善的法律

附录：俯瞰中国

美丽的土地

奔流不息的河流与湖泊

黄河

长江

黑龙江

淮河

渭河与泾河

汾河

钱塘江

珠江

青海湖

洞庭湖

鄱阳湖

太湖

峰峦雄伟的名山

秦岭

阴山

昆仑山

祁连山

喜马拉雅山

五岳

五台山

峨眉山

庐山

黄山

郁郁葱葱的草原

呼伦贝尔草原

伊犁草原

川西草原

一望无际的沙漠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

鄂尔多斯沙漠区

瀚海沙漠群

区域地理

河西走廊

西域

河套

陇西

河东

塞北与东北

云贵高原

青藏高原

中原

燕赵

齐鲁

关中

江南

荆楚

巴蜀

岭南

沿海与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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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千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取得的信息，考古学家已能勾勒出中国史前时代文化发展的轮廓：至少有六七个地区性的文化，各有其发展的方式，形成中国文化多元性的特色，而这些古代文化又相互影响，终于逐渐融合为有中国色彩的史前文化。

——许倬云

史  前

传说的时代华夏民族的形成三皇五帝的禅让

中国是人类起源和成长的摇篮之一，在这片广袤而美丽的土地上，中国人民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明。

远古至今，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数不胜数，留下了女娲造人、盘古开天等动人故事。古人对大自然现象缺乏科学的理解而产生奇想，现在许多古代出土文物和典籍显示，不论东方或西方，古人是相信、崇敬神的，遵守着“神的启示”做人处事。

距今13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全球气候逐渐变暖，气候的变化为各种可食用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条件，采集在人类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的细小化，尤其是磨盘、磨棒的出现，便是这种状况的反映。距今10000年前到6000年前时人类采集业发展达到高峰。采集业的发展为植物栽培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人们发现并开始利用野生的植物，最后发展成为对稻和粟等作物的栽培，于是产生了原始农业。陶器的出现和磨制石器的出现与原始农业大体同步。烹调方式的变化、储存食物的需求以及人类的定居生活使得陶器的出现具备了物质条件。

磨制石器的出现则与人们砍伐森林和修建房屋的需求增长有关。距今8000年—6000年间，在我国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以浙江余姚河姆渡、河南新郑裴李岗和舞阳贾湖、河北武安磁山、陕西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等遗址为代表），农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应当与此期间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适合农作物生长有密切的关系。伴随着农业的发展，以猪为主要对象的家畜养殖业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人类文明在宗教信仰和艺术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而随着血亲婚配逐步受到限制，氏族逐渐形成。氏族社会当中的成员是基本平等的，由于全体氏族成员只能确认各自的生母，所以成年的妇女都一代一代地成为确定本氏族班辈世系的主体，成年的男子则分散到其他氏族寻求配偶，这就是母系氏族。族中的壮年男子担任打猎、捕鱼和保护集体安全等需要较大体力的事务，而采集食物、看守住地、烧烤食物、缝制衣物、养老育幼等繁重任务，都落在妇女的肩上。中国关于母系氏族传说中的女娲氏，可能就是当时母系氏族全盛时期带领人们开辟荒原的首领。

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氏族、部落不断地繁衍，经过若干世代之后，氏族逐渐分化，血缘关系开始疏远，对偶家庭开始出现。伴随着男子渐渐成为生产的主力军，他们逐渐取代女子在氏族中的领导权，父系氏族逐步替代了母系氏族。这一时期，中国也进入了传说中的“英雄时代”。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大都进入部落、部落联盟阶段，炎帝和黄帝就是这一时期传说中最伟大的英雄。炎黄二帝的部落联盟在一起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主体。中国人也因此被统称为华夏民族，华夏民族是由许多部落合并而成的。

黄帝之后众多的部落首领逐渐转化成为世袭贵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禅让”，随着民主军事制度的结束，永远消失了，只停留在后代儒家的向往与赞许声中。

在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禅让制是人们推举部落联盟首领的主要制度。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部族成员间有了贫富分化，私有制和阶级渐渐出现，这也宣告了民主选举制度即将终结。大禹的儿子启建立了夏国，“天下为公”变成了“天下为私”，禅让制被世袭制所取代，国家这种全新的政权机构取代了原始部落联盟。至此人类历史结束了史前时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史前传说的首领传承：盘古氏>>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禹

史前大事一览表

时间 事件

距今约170万年 元谋人生活在云南元谋一带，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已知的最早人类。

距今约80万年 蓝田人生活在陕西蓝田一带，在那里出土了一些打制石器。

距今约70万年—20万年 北京人生活在今北京周口店一带，他们已经开始使用火。

距今约18000年 山顶洞人开始氏族公社的生活。

约前5400年—前5100年 磁山文化，遗址在今河北武安磁山一带，分布范围不大。

约前5300年—前4600年 裴李岗文化，遗址在今河南新郑裴李岗一带，集中分布于河南省大部分地区。

约前5000年—前3000年 仰韶文化得名于河南渑池仰韶遗址，是北方最为著名的文化遗址。后衍生出的仰韶文化时期包含范围极广，时间跨度也较大。大约包含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两个时期四个阶段的遗址。

约前4700年—前3600年 半坡文化，得名于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此文化可分为四期，主要分布在关中地区和甘肃东部。

约前3800年—前2000年 马家窑文化，遗址位于甘肃临洮马家窑一带，主要分布于甘肃境内。

约前4000年—前3000年 红山文化，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红山，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辽宁、河北境内。

约前5000年—前3300年 河姆渡文化，遗址位于今浙江余姚河姆渡，主要分布于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

约前3000年—前2600年 屈家岭文化，遗址位于湖北京山屈家岭，主要分布于江汉平原地区。

约前4040年—前2240年 大汶口文化，遗址位于山东泰安大汶口，主要分布于山东、江苏局部地区。

约前3400年—前2000年 良渚文化，遗址位于浙江余杭良渚镇，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

约前2900年—前2800年 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位于河南陕县庙底沟，共分二期。

约前3500年—前2600年 石器制作精细，青铜器已经出现，但数量很少，中国进入金石并用时期。陶器制作工艺显著进步。

约前2500年左右 黄河流域的黄帝部落打败了炎帝和蚩尤等部落，黄帝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华夏民族渐渐形成，黄帝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

约前2500年左右 仓颉创造文字。

约前2514年—前2437年 颛顼高阳氏，远古传说中的帝王，“三皇五帝”中五帝之一，居于帝丘（今河南濮阳附近），号高阳氏。

约前2436年—前2367年 帝喾高辛氏，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中“五帝”的第三位帝王，前承炎黄，后启尧舜，奠定华夏根基，是华夏民族的共同人文始祖之一。

约前2366年—前2358年 帝挚高辛氏姓姜，名匡二，又名鸷。他是帝喾的长子，尧之兄。中国氏族联盟时代帝挚青阳氏政权的十七任帝王。

约前2357年—前2258年 帝尧，帝喾次子，初封于陶，又封于唐，故号为陶唐氏。他的号为尧，史称唐尧。在位百年，有德政，征求四岳的意见，设立谤木，任用贤人，后让位于舜。

约前2257年—前2208年 帝舜（虞舜）姓姚，名重华。尧帝的女婿，因建国于虞，故称为虞舜或有虞氏。尧禅位给他为天子，都于蒲阪。在位四十八年，舜每五年巡行天下一次，后确定继任者为禹。

约前2070年 舜遵行旧制，将中原的部落联盟首领的职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禹。

约前2070年—前2030年 南方发生三苗叛乱，大禹出兵征伐，取得胜利。

约前2070年—前2030年 禹在涂山举行诸侯大会，大批诸侯带着礼物前来朝贺。

人类的出现

历史是人创造的，然而人是怎样产生的呢？中国的神话和考古发掘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一个答案浪漫得天马行空，另一个则艰苦得有些残酷。但如果仔细推敲，它们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

人类的起源

人类的起源问题，可以说是学术上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生物学家都对人类起源做过各种角度的研究和解释，但至今仍没有形成定论。

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世界各地都相当丰富。在我国几乎各个民族都有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例如侗族有“龟婆孵蛋”、土家族有“依罗娘娘造人”等，最广为人知的自然是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的传说。

而在考古学上则一直存在非洲起源说和多地区起源说的争议。较早提出现代人非洲起源说的是美国科学家华莱士和威尔逊，他们认为现代人祖先可以追溯到大约15万年前非洲的一个女人“夏娃”。而“夏娃”的后裔则由非洲大陆向世界其他各洲迁移。那么，其他各洲是不是就没有原始人类生存呢？一部分科学家推断他们抵挡不了冰川严寒全部自然消灭；另一部分科学家则推断他们全部被迁徙而来的“夏娃”的后裔征服并取代。据后一种说法推测，“夏娃”的后裔来到中国的时间大约在五到六万年前。他们来到中国定居后生息繁衍，并取代了原来生活在中国大陆上的原始人。

尽管现代人的非洲起源说在欧洲被普遍接受，但是仍有一些科学家持不同观点，东亚及中国学者的反对声音最为强烈。这些科学家们提出“多地区进化说”，其主要观点认为，在100万年至200万年前，直立人由非洲扩展到其他大陆后分别独立演化为现代非洲、亚洲、大洋洲和欧洲人。也有观点认为，与非洲一样，亚洲、欧洲甚至大洋州都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他们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历史来演化的。在中国，很多学者和专家都在寻找各种证据来反驳非洲起源说。他们的观点是，中国现代人是由本地的直系祖先传下来的。最主要的证据是，在中国目前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有200多万年前的巫山人、湖北建始人。170多万年前的元谋人。115万年前的蓝田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35万年前的南京人。30万年前的和县人。十几万年前的长阳智人。2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等古人类遗迹。时间跨度从200多万年前到2万多年前，200多万年间的化石证据都没有间断过。可见，从原始人类到现代人类的演化进展是连续的，这些证据可以证明中国人是由本地直系祖先演化而来的，而与“非洲人”无关。

女娲

关于人类的起源，世界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的传说，其中西方许多国家都流传上帝造人的传说，而中国则流传女娲捏土造人的传说。

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

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的神话作为宇宙起源或是民族起源的答案，中华民族的神话就是盘古开天辟地。

传说在万物之初，一个大鸡蛋包含着整个宇宙，鸡蛋里一片漆黑混沌。龙首蛇身的巨人盘古就在这个大鸡蛋里慢慢孕育，他沉睡了一万八千年。醒来后，盘古发现自己看不见一丝光明，心里十分憋闷，决心捅破这个大鸡蛋。

于是，随着一声巨响，盘古用他的牙齿变成的神斧劈开了这个束缚他的鸡蛋，紧紧缠住盘古的混沌黑暗被慢慢分离了。轻的一部分飘动起来，冉冉上升变成了蓝天；重的一部分则渐渐沉降，变成了大地。盘古高举双手把天空向上托，他的身子一天长一丈，天地也一天分离一丈。当天终于高高定位于大地的上方后，盘古已疲惫不堪，他躺下身来，在熟睡中死去了。

盘古的死引起了一连串新生命的诞生：他的右眼变成太阳，左眼变成月亮，血液变成江河海洋，毛发变成树木花草，吐出的气变成风，发出的声音变成雷，欢喜时的笑容变成晴天，烦恼时的愁容变成阴天；他的头变成东岳泰山，腹部变成中岳嵩山，左臂变成南岳衡山，右臂变成北岳恒山，双足变成西岳华山。盘古开创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美好世界。

世界的产生

关于宇宙的起源，关于世间一切生物的来源，人类早就发挥过无数想象，以探究其奥秘。但是，由于所有的想象、创造都无法予以验证，所以最后不得不臣服于大自然的威力之下。于是，西方人创造了一个上帝，以上帝的存在来解释一切。而在中国，则创造了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以上两种关于宇宙的起源的神话，都是无须也无法验证的，只需人类顶礼膜拜即可，所以，它能够被人类接受。

名家评史

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马克思

现在，就让我们从现实角度看看这个蓝色星球吧。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颗在小小的银河系中不停旋转的小行星，与整个宇宙相比，就好像太平洋中的一颗水滴。

地球的形成大概在45亿年前，那时，它是一个燃烧着的巨大球体。直到几百万年后，地球表面的火渐渐熄灭，出现了薄薄的岩石。空气中的氧气渐渐增多，升腾的热气形成雨水，无休无止地降落在寂寞的星球上，慢慢形成了海洋和湖泊。当雨水最终停下的那一刹那，阳光穿透云层，照射到了这个寂寥的世界。

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15亿年，然后地球上才出现了最早的生命，第一个活着的单细胞生物，无声无息地在大海里被孕育出来。

这个单红胞生物，就是自然界中的各种分子组成的有机化程度不等的聚合体中的某一类。

原始的单细胞生命在大海里飘荡了几百万年，从低等级不断地向高等级进化。有些细胞在海底的淤泥中扎根，慢慢进化成植物——海藻；有些细胞喜欢在海水里游荡，逐渐变成了水母；一些喜欢钻进岩石缝中的细胞，后来变成了蠕虫。

还有一些细胞在海水中游荡，慢慢变成了鱼。一些“胆大”的植物不再满足于在大海里的生活，开始向陆地展开攻势。它们先是在距离海水不远处定居，然后慢慢适应陆地生活，后来变成了灌木和树林。由于海里的生物越来越多，一些鱼也上岸了，渐渐学会既用腮呼吸，又用肺呼吸，成为穿梭于海陆两地的两栖动物。

那些喜欢陆地生活的两栖动物，不愿意再返回大海，慢慢进化为爬行动物。它们拼命地伸展自己的四肢和身体，让自己长得越来越大，以便可以在茂密的森林中穿梭，这些庞然大物，就是恐龙。

一些小型的恐龙觉得自己没有大恐龙跑得快，便开始爬到树顶，从一棵树上跃到另一棵树上。慢慢地，它们身体两侧和脚趾间的部分皮肤逐渐长出一层肉膜，这些薄薄的肉膜上又长出羽毛，它们开始在树林间飞行，最终进化成鸟。

不要小看这次进化，它足足花了27亿年。在距今3亿年前，我们的地球气候温暖潮湿，在蔚蓝的大海和茂密的丛林中，各种鱼类、恐龙和鸟类在那里繁衍生息，让这个蓝色的星球有了生命的喧闹。

这时，一件神秘的事情发生了，所有恐龙都在短时间内悉数灭绝。地球上的主宰者从这些爬行动物变成了哺乳动物。在距今3000多万年前，在众多哺乳动物中，有一些比较聪明的，开始在觅食和寻找栖身之所方面领先于其他动物，它们就是灵长类的古猿。这些古猿过着群居生活，为了彼此间加强联络、提示风险，它们慢慢学会了发声。那些从喉咙里发出的“咕咕”声，加强了整个组群的联系。距今1500万年前，这些古猿学会了用两条后腿站立，并保持身体的平衡，用前肢采摘食物。

祖鸟化石

这是始祖鸟的化石，始祖鸟是鸟类的祖先，是世界上最早的鸟。它们有宽阔的、末端椭圆形的翅膀，还长着长长的尾巴 。

远古时代的分期

从地质学的角度来说，远古时期的分期是这样的：

太古代距今约45亿年—24亿年，这时候，地球刚刚形成最初的永久性地壳，大气层、海水开始形成，晚期出现生命，存在菌类和低等蓝藻。

元古代距今约24亿年—5.7亿年，这一时期也被称为“菌藻时代”，中期发生了全球性的大冰期，末期开始出现腔肠动物、环节动物和节肢动物，这些动物都没有坚硬的骨骼。

古生代距今约5.7亿年—2.3亿年，包括了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又合称晚古生代。出现无叶植物和昆虫，海中鱼类动物和两栖动物繁盛。

中生代距今约2.3亿年—6700万年，分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三个纪。中生代中爬行动物非常活跃，最引人注意的是恐龙。鸟类和哺乳动物开始出现并发展，被子植物在这个时期也开始发展。

新生代约为6400万年前至今，一般被分为古近纪和新近纪两个纪，以及七个世：古新世、始新世、渐新世、中新世、上新世、更新世和全新世。新生代是哺乳动物的时代。

三皇的漫长岁月

在人类还未最终形成之前，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曾统治这个世界很长时间，那时气候温暖潮湿，即使是恐龙这样的庞然大物，也能找到足够的食物。直到出现了一件神秘的事情，让所有恐龙都在短时间内悉数灭绝了。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事，后世的人们做过种种猜测，包括火山爆发、气候突变、外星人入侵、地球与其他星球相撞……可至今也没有得出确切的答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定是一场灭顶之灾。否则，身体像大卡车一样高大的恐龙们，怎么会突然间全部死去呢？它们是被饿死的，冻死的，还是吓死的？这也许是一个永远的谜。恐龙们灭绝了，地球开始被这些爬行动物的子孙——哺乳动物所统治。哺乳动物没有它们的祖先那样高大，也不会下蛋，只好褪去了身上的鳞甲，长出浓密的毛发，用乳房哺育它们的后代。

不过，浪漫的中国人不这么认为，他们不能将这片美丽的土地交给动物掌管几百万年，于是，三皇出现了。

三皇就是三位伟大的神祇：天皇、地皇和人皇，他们统治的年代大约在200万年前到100万年前这段漫长的岁月里。神话中说，在三皇的时代，太阳和月亮开始有规律地起落，昼夜开始分明。

《补史记·三皇本纪》书影

关于三皇有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认为三皇是指伏羲、女娲、神农。关于三皇的历史记载，为唐朝人司马贞注《史记》所补，人称司马贞为小司马。

三皇的传说

在传说中，天皇又称天皇氏，据说有兄弟十三人，每人都带领自己的部族居于一方，立国称皇，各传国18000年。

当然，这完全是人类的想象，因为在100万年以前，人类还处在从古猿到早期智人的进化过程中，是不可能出现氏族的。至于说“天皇兄弟十三人”，则是一条很重要的远古人类社会的信息，说明当时的人类已经意识到，在这个地球上除了中国之外也还有其他国家。因此，古人把天下分成十三个部分，而中国仅是其中之一。中国当时最高的领导者是天皇，别国领导者叫什么古人不知道。但是古人认为，领袖都应该同出一源，所以便把他们说成是兄弟。

根据现代的推测，天皇时期的地质年代属于新生代第三纪的更新世早期，考古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社会组织形式为血缘家族公社，婚姻形式为血缘群婚，即本族团内的群婚。中国云南的元谋人、山西芮城县西侯度村的西侯度文化，都属于“天皇时期”。

地皇又称地皇氏，传说有兄弟十一人，其功德在于发挥地力。

人皇氏兄弟则有九人，共同出生于仙家圣地刑马山，他们拜仙人为师，后来共同出山治理中国。其时天灾人祸横行，地裂山崩，洪水泛滥，人类再次面临灭顶之灾。人皇氏兄弟九人分大地为九区，每人各居一方，带领人类抗灾自救。经过多年奋战，人类终于战胜自然灾害，得以生存下来。于是人皇氏兄弟在各自居住的地区建都立国，共称人皇。

洪水与救世

无论是三皇的传说还是原始人的迁徙生活，结合神话，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灾难。在人类刚刚产生的那段日子里，肯定发生过一场大的自然灾害。无独有偶，中外神话都说到了这一点：洪水。西方关于这场洪水的神话是“诺亚方舟”，而中国则是“女娲造人”。

据说，天和地由雷公和其哥哥高比分别负责治理。一开始，倒也和睦相处，高比有一双儿女，就是伏羲和女娲。传说女娲是一位人首蛇身的美丽女神，她的哥哥伏羲也是人首蛇身。随着生活生产能力的增强，人类开始不敬奉天神雷公。雷公大怒，整整六个月不下雨，人们去求高比帮忙，高比偷来雨水滋润土地。雷公很生气，想用火雷劈死高比，却被高比用鸡罩活捉了。这种鸡罩，现代的农村中仍有使用，就是用藤条或竹篾子编成的，据说编法内含六爻八卦，十天干，十二地支，二十八星宿，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奇妙无比。高比捉到雷公后，把他关在铁笼子里，嘱咐儿女道：“记着，千万不要给他水喝。”

高比出门后，雷公做出十分痛苦的样子讨水喝，水的数量由一碗变成一口，伏羲和女娲还是不同意。最后雷公说：“那么请去把涮锅水给几滴也好，我快渴死了！”小兄妹犹豫片刻，决定用涮锅的涮把蘸几滴涮锅水，给雷公喝。

雷公喝了水，非常欢喜，一用劲，就听轰隆一声巨响，他撞破铁笼子飞了出来。伏羲兄妹吓呆了，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雷公拔了一颗牙齿交给他俩，说：“拿去种在土里，如果遭了灾难，你们就藏到长出的果实里去，可保平安！”说完，雷公就升天而去。待高比发现雷公逃脱，知道大祸将至，赶忙打造了一艘大船，以防灾难从天而降。此时，伏羲兄妹则依照雷公的吩咐，种下了雷公的牙齿。第二天，果子长成了一个大葫芦，兄妹俩锯开葫芦，掏出里面的葫芦籽，不大不小，正好容得下他们俩。

果不其然，第三天风云突变，飞沙走石，暴雨从天而降，洪水很快就淹没了平原、丘陵。高比钻进了大船，伏羲兄妹俩钻进了葫芦。洪水越涨越高，高比驾着大船，一直到达天门，喝令水神退水。顷刻间雨止风停，洪水一落千丈，大地露了出来，高比的大船从天空跌落到地上，摔得粉碎，高比也死了。而那葫芦落在了昆仑山上，伏羲和女娲从葫芦里出来，安然

无恙。

当洪水吞噬了一切后，人类即将灭亡。女娲兄妹便想结为夫妇，繁衍后代，可又认为兄妹成婚是一件羞耻的事。于是二人来到昆仑山上，对上天说：“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话音刚落，天上的烟马上都聚拢起来。二人认为这是上天的旨意，女娲结草为扇，遮住自己的脸，与哥哥结成夫妻，繁衍了人类。

传说与现实

史书上说，天皇是盘古的后代，他的臣民“淡泊无为，而俗自化”。我们可以理解为，那时的人类头脑简单，思想单纯，生活方式和其他哺乳类动物没有太大差别。这种状况正与我们今天的科学考证相吻合，可见神话传说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并非空穴来风。

证明这一点的，就是考古发现：云南元谋人化石。

元谋人化石包括两枚上内侧门齿，当时定名为“元谋直立人”，生活的年代距今约170万年，使用简单的打制石器。

还有发现于山西芮城县西侯度村的西侯度文化，距今约180万年。西侯度文化遗址共出土了打制石器数十件，制作简单而粗糙，有砍砸器、刮削器和一件三棱大尖状器。据分析，西侯度人很可能是云南东方人种的分支，由于当时全球气候转暖，冰川融化，寒冷的中国北方也充满生机，因此居住在元谋盆地的东方人因人口繁殖过剩，食物短缺，出现了生存危机。于是，东方人逐渐分裂成十几个支脉，陆续迁往新的地区开辟家园，其中的一支就迁到了今山西南部靠近黄河的芮城一带定居下来。可以说，这是中国上古时代，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分裂。

到了约二三十万年前，人类的体质有了进一步发展，猿人遗留下来的原始体质特征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有显著的进步，逐渐接近现代人了。此时即为“古人”阶段，“古人”又称早期智人，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中期。

中国境内所发现的古人遗迹很多，主要有蓝田人、大荔人、马坝人、丁村人、许家窑人等。蓝田猿人的化石于1963年—1965年在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更新世早期地层中被发现。他们生活在距今80万年—75万年，拥有低平的前额，隆起的粗壮的眉骨，使用简单的打制石器。大荔人是1978年在陕西大荔县甜水沟的岩壁上发现的，有一具相当完整的头骨化石，是属于中青年男性的个体，是由猿人向古人发展的过渡形态的代表。马坝人化石是1958年在广东韶关马坝圩的山洞中发现的。其头盖骨化石属于中年男性个体，在形态上还有猿人的某些特征，是古人的最早类型。丁村人化石最初是1954年在山西襄汾丁村发现的，有属于一个十二三岁小孩的三颗牙齿化石。1976年又在同一地点发现一块属于两岁幼儿的右顶骨后上部化石。丁村人大约生活在十万年前，是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蒙古人之间的中间环节。许家窑人化石是1976年—1977年在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村附近的断崖上发现的，大约有十多个男女老少不同的个体，既有一定的原始性，又有接近现代人的特征，年代大约也在十万年前。

原始群前期

原始群前期的人类保留的猿类的体质特征较多，突出的眉骨，低平的额头，嘴部也明显前突，身躯的直立程度仍不够完全。因此，这种刚由古猿进化成人的原始人类，尽管已经学会了制造工具，但仍然处于半猿半人的状态，所以被称为“猿人”。在我国发现的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类主要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

元谋人

1965年夏天，几位地质学家在云南元谋县附近进行地质考察时，发现了两枚早期直立人的上门齿化石。这种猿人被定名为元谋人。科学家们认为元谋猿人化石地层是地质时代新生代第四纪的早更新世，用古地磁的方法测出元谋人的绝对年代是距今170万年左右。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期的直立人类型的代表。

1973年冬天，考古和地质工作者们又在元谋人化石出土地点附近展开大规模的发掘。虽然没有再发现新的元谋人化石，但出土了一些打制石器、破碎的哺乳动物化石和零星的炭屑。这些材料是云贵高原上确有早期人类生存的有力证据。

仅发现的两枚元谋人上内侧门齿化石，一左一右，同属于一个成年个体。牙齿石化程度相当深，颜色灰白，齿根部稍有缺损，其他部分保存较好。将元谋人从形态上与周口店的北京猿人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前者更具有原始性。比如，元谋人的牙齿比较粗大，唇面相对平坦，舌面模式也较复杂。另外，牙齿属于蒙古亚种的铲形上门齿，这说明元谋猿人与中国境内的其他猿人具有相近的人种特征。

阴山岩画人面纹

阴山岩画上的人面纹属于新石器时代，这些人面纹是新石器时代阴山岩画中最为常见的主题。人面与人们崇拜的太阳神有些联系，代表着人们希望丰收的愿望。

元谋人牙齿化石是在元谋盆地东部边缘地带的一座小土丘中发现的。该土丘由褐色黏土构成，地层为河湖相沉积。元谋盆地内，第四纪以来的各种堆积物，总厚度超过了一千米，其中的元谋组厚度大约700米，从下至上，分为4段共28层，而元谋人化石及其他文化遗物、动物化石是在第4段第25层发现的。

从发现的动物化石的特征来判断，这里有爪兽、泥河湾剑齿虎、最后枝角鹿、纤细原始狍、轴鹿等第三纪残余物种，也出现了桑氏鬣狗这样的早更新世的代表种类，还有南方的犀牛和剑齿象。由此可以判断，当时的生态环境应是温暖的森林或者半森林半草原类型。

元谋人刮削器

此刮削器出土于云南元谋县，属于石英岩质地较为粗糙的单刃刮削用具。

与元谋人牙齿化石同层还发现了六件重要石器，有三件属于刮削器一类，都是石英岩质地，其中两件用石块制作，一件基于石片加工。另外三件一件是石核，一件是石片，最后一件接近于尖状器。由于石器太少，所以尚不足以清楚表明当时石器制作业的全部情况。可以看出的是，元谋人基本上采用石英岩为材料，用锤击剥片法制作石器。石器的类型以刮削器为主，形体不大，做过进一步的复向加工。

化石出土层位发现的炭屑掺杂在黏土中，大概分为3层，每层间距20—50厘米，分布不均匀。最小的炭屑直径1毫米左右，而最大的可达15毫米。因为这些炭屑是在人类化石和石器等出土的地层发现的，所以有的学者推测它们可能与人类使用火有关。但是这种看法目前证据不足。

元谋人的化石和其他文化遗物虽然不丰富，但由于其伴出的哺乳动物群时代属于早更新世，所以一直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关于元谋人的时代，学术界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一种认为时代很早，属于早更新世，此观点的依据是地质科研部门测得的古地磁年代数据——距今170万年左右；持另一种观点的主要是一些研究第四世纪的地质学者，认为不会早过中更新世。他们对元谋盆地的地形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牙齿化石的时代是距今50万年—60万年前的结论。

阴山岩画围猎图

这是刻画在阴山岩壁上的围猎图，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迹，表现了当时人们围捕野兽的生活场景。

我们都知道，人类是灵长类的一种，是从古猿进化来的。正是古猿中一些较为聪明的，学会了用两条后腿站立，并保持身体的平衡，然后用前肢采摘食物。这就是最初的人类雏形，也就是云南元谋人的样貌。

元谋人要长到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他们还有太长的路要走。他们生活在气候温暖的草原上，水、蛋、鸟、鼠和小羚羊遍地都是，那是些一遇到危险就伏在草丛中一动不动的家伙，只需要用石头和木棒制作成简单的工具，就能很容易捕捉到。

丰富的食物让古猿们的身体得到了许多营养，丰富的蛋白质促进了脑部的发育，让他们越来越聪明。这些古猿过着群居生活，为了彼此间加强联络、提示风险，他们慢慢学会了发声。那些从喉咙里发出的“咕咕”声，加强了整个组群的联系。

此时的元谋人虽然可以被叫作人类了，但还保留着许多古猿的特征。他们全身依然覆盖着厚厚的毛发，身材矮小，长得也不好看，都是窄窄的前额，突出的嘴巴。生存是艰辛的，用来果腹的食物主要是挖来的植物根茎和猎来的鸟类、老鼠之类的小动物。要说到打牙祭，那需要许多人挥舞着石头和木棒，在大草原上没命地追逐，才偶尔能抓住一只鹿，多半还是老弱病残的。白天还好说，一到晚上，他们只能钻进漆黑潮湿的洞穴或是树洞，忍受寒冷与对野兽的恐惧。

正是在这种艰辛的生活中，原始人类动用全身的一切感知器官，感受着这个世界。他们发现，在经历了一段难熬的寒冷之后，温暖就会降临，食物开始丰富起来。然后天气越来越热，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果子从树上掉下来，可以让他们不劳而获。等到一些动物开始长睡不出后，严寒又会再次到来。

为了抵御严寒，他们把捕获的动物的皮毛剥下来穿在自己身上；为了躲避风雨，他们把动物从它们的巢穴中赶出来，自己住进去；为了度过漫长的严冬，不让自己的孩子冻死，他们将火种带进了山洞。火是闪电引起的，它烧起来的样子让他们感到既害怕又兴奋。但火的温暖和光明让他们壮起胆子走近了它，并把它带回家，小心地保存，不让它熄灭。从此以后，每当夜幕降临，他们都围绕在火堆前，再也不用担心被野兽侵袭了。黑夜变得不再可怕，他们可以聚集在火堆旁，磨制白天没有完成的石器工具，用简单的语言彼此交流。

名家评史

古地磁年代测定法，是一种根据地球磁性的变化规律来测定年代的方法。但古地磁法不能产生数值年代，只能产生相对年代，它只有与同位素法相结合时，才能测出较为准确的年代，所以一些学者对元谋人的年代提出质疑。

——周国兴

蓝田人

蓝田猿人比元谋猿人时代稍晚。1964年，科学工作者在陕西省蓝田县陈家窝附近和公王岭两处发现了猿人化石，即将其命名为“蓝田猿人”。

蓝田猿人一般指公王岭的直立人头盖骨和陈家窝的下颌骨化石。因为两地比较近，且都是在相同的土质中发现，所以最初的研究者将两者放在一起复原并研究。但是后来随着第四纪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公王岭和陈家窝两地的哺乳动物化石的时代相差比较远，两地猿人化石的原始特征程度也不一样。据较新的测定，公王岭的古地磁年代距今110万年左右，陈家窝距今65万年，二者的时间差距悬殊。

公王岭是灞河左岸最高的一级阶地。在一个古老的巨厚砾石层之上，堆积着厚约30米的棕红色砂质黏土，即地质学上所谓的“红色土”，直立人头盖骨和伴出的动物化石，就埋藏在其中。在公王岭的直立人化石层中，还发现了哺乳动物化石42种，不但包括较多的华北早更新世到中更新世早期的种类如短角丽牛、土红鼠、丁氏鼢鼠等，而且存在少量的第三纪残存种如爪兽、泥河湾剑齿虎。至于现生种的比例仅为五分之一。这都表明公王岭直立人化石的时代比北京猿人的更早，属中更新世早期，相当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发现粗健直立人化石的哲蒂斯层或阿尔卑斯冰期系列的贡兹——明德间冰期。

另外，公王岭动物群带有明显的南方动物群特色，如其中的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华南巨貘、中国貘、水鹿、毛冠鹿和秦岭苏门羚等，都是华南及南亚更新世动物群的主要成员。公王岭动物群中存在着这么多的南方森林性动物，一方面表明当时蓝田一带气候温暖、湿润，属于亚热带森林环境；另一方面也表明那时秦岭不像今天这么高，还未隆起成为妨碍南北动物迁移的地理屏障。

剑齿虎头骨化石

蓝田人生活的时期，剑齿虎也生活在这一带，并且成为他们的主要敌人之一。

公王岭直立人的头骨化石保存了额骨、大部分顶骨、部分颞骨、鼻骨和上颌骨，以及右上第二、第三臼齿和左上第二臼齿。头骨形态与北京猿人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一系列特征比北京猿人更原始。例如：一，头骨高度小，低于北京猿人，也低于爪哇直立人，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颅高最低的直立人化石标本；二，脑量较小，复原后头骨脑量仅约780毫克；三，头骨壁极厚，平均12.4毫米；四，眶上圆枕极为粗壮，眉脊和眉间粗壮，左右两侧眉脊在眉间部相连，眉间部向前突出，圆枕的外侧段比北京猿人更为向外延伸，因而眶后缩较北京猿人和爪哇人标本的后缩程度都大；五，牙齿粗大，上二、三臼齿的宽度均超过北京猿人。从头骨的形态看，头骨所代表的个体多半为年龄30岁左右的女性。鼻额缝和额上颌缝的走向约在同一水平位置，这与北京猿人相同，而且也是后来的蒙古人种的特点。

蓝田人手斧

蓝田人还在使用打制石器，此石斧出土于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发现地，位于陕西省蓝田县。

一般所谓蓝田猿人文化是指公王岭地点及其附近红色土中发现的石制品。这些石器的共同特点是形体较大，类型上有砍砸器、石球和尖状器。砍砸器等大型工具是用粗大的砾石加工成的。尖状器是将整块的石英岩砾石用交互打击法制成的，呈长三角形，但底部仍保留较大的砾石面。当时蓝田地区的自然环境具有很明显的南方色彩，温暖湿润的森林环境为早期人类提供了方便的生存条件。形体粗大的石器应是早期人类适应当地自然环境，进行生产生活的产物。

陈家窝位于灞河右岸，化石也发现于最高一级阶地的红色土层中。“红色土”属华北中更新世堆积。在陈家窝共发现哺乳动物化石14种，它们多半见于公王岭，但也有晚更新世的动物。许多学者认为，陈家窝的时代晚于公王岭，大致和北京人的相当；也有学者认为可能与公王岭相同，但经过用古地磁法测定的年代数据表明，陈家窝地点晚于公王岭地点。

陈家窝出土的是一具下颌骨化石，据判断属于一个老年女性。该化石从形态特征上来看，它具有多个颏孔，有明显的联合部突起和联合棘，下颌明显向后倾斜并有明显的颏三角。从整体上看比北京人原始，但比公王岭的头骨要稍进步一些。

陈家窝与公王岭不同，缺少带有强烈南方色彩的哺乳动物。软体动物也基本上都是现代生活于华北的种类。有的学者认为，两个地点的直线距离只有22公里，动物群却存在如此大的差别，这一事实也反映了他们之间时代的不一致。

北京人

蓝田猿人在物质文化方面是比较模糊的，而猿人活动的史迹，目前材料最丰富的，首推北京猿人。

北京猿人的化石发现于北京市西南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从1927年开始发掘，这里所发现的北京猿人的骨骼化石，有头盖骨、面骨、下颌骨、牙齿、股骨、胫骨、肱骨、锁骨、肢骨等，根据科学家研究，认为是四五十万年前的原始人类。1976年，学者用古地磁方法对北京猿人洞穴堆积物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北京猿人的年代不早于距今69万年的结论。周口店所发现的这些北京猿人的骨骼属于四十多个男女个体，学者定其学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猿人”或“北京人”。

北京猿人的体质结构已经具备了人的基本特征，但仍残留一些现代类人猿的特点。与现代人比较起来，他们身材较矮小，男性平均身高1.62米，女性平均身高1.52米。其面部较现代人稍短而向前伸出，前额低平，不像现代人那样隆起，脑壳大约比现代人厚一倍，鼻子扁宽，颧骨高突，眼眶上缘有两个互相连接的粗大眉骨，像屋檐一样遮着两眼。牙齿粗大，臼齿咀嚼面比现代人复杂得多，齿面上具有许多皱脊。上下腭骨向前突出，没有下颏。脑容量平均为1075毫升，比年代更早的蓝田猿人的780毫升要大得多，比现代类人猿（415毫升）则大一倍以上，但是如果与现代人相比，只等于现代人（1400毫升）的80%。

北京猿人的下肢骨基本上具备了现代人的形态，只是骨壁厚，髓腔小。虽然可以肯定已经能直立行走，但多少还具有若干原始性质。至于上肢骨则发展得几乎与现代人极为相似了。这是由于北京猿人在长期劳动中促使手、足发生显著分化，尤其是双手为了适应各种需要，进行着复杂的动作，使其日益变得灵巧，距离猿类就更远了。

北京人头部复原像

北京人头部复原像是根据北京人头骨化石复原而成的，使我们可以更为直观地了解北京人的外貌。

由此可见，北京猿人身体各部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进化的先后次序是：上肢骨发展得最先进，较早地进化到与现代人相近的程度，下肢骨次之，而头骨最后。这主要是由于北京猿人经常利用前肢制造和使用工具，前肢的劳动较多，因而这部分最早发达起来。前后肢的分工越来越明确，后肢要单独负担行走，腿和脚也跟着发展了。人直立行走以后，颈椎支持着脑袋，头部才逐渐稳定下来，促进了脑量的发展，因而其发展落在四肢的后面，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性。可见人类体质各部分的变化是由劳动决定的。

北京猿人自从在周口店生活时期，就进行着艰巨的劳动。当时他们已经掌握了两种征服自然的知识：一是制造石器，二是用火。

北京猿人制造的石器已有大量的发现，原料以脉石英和砂岩为主，也有少量的燧石和水晶。

考古学家把北京猿人的石器勉强分为：锤状器、砍伐器、平圆器、尖状器和刮削器等。

北京猿人虽然能制造工具，但这些石器都很粗糙，带有很大程度的原始性。最主要的特征有三个：一是各种工具的用途未十分“分化”，一件工具既可以用于刮削与切割，也可以用于凿钻；二是彼此都有个性，每件工具有每件工具的式样。这是由于技术幼稚，不能打成一定的形状，用途相同的工具器形尚未规格化；三是使用时不加第二步工作，任选一片即能使用。

这种粗糙的用打制的方式制造的原始工具，考古学家称之为“旧石器”，使用这种石器的时代便称为“旧石器时代”。

在北京猿人住过的山洞中，不但发现了大量的石器，而且还发现了火烧过的成层、成堆的灰烬，以及一块块颜色不一的经火烧过的兽骨、石头，还有被火烧过的朴树籽以及紫荆树木炭块。这许多烧过的东西，并不是分散在地层里，而是堆积在一起。这就清楚地说明，这不是天然的野火所留下的痕迹，而是人类有意识地使用过的火的痕迹。

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证明北京猿人已经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很可能他们只知道利用和保管天然发生的火种。从元谋猿人到北京猿人，在长期劳动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从认识火到利用和控制火，必然有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他们可以把火带到洞中，经年累月地保存着火种，以便随时利用。火的使用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和温暖，扩大到生活领域，火使人类能够吃到熟食，结束了过去茹毛饮血的时代。熟食缩短了消化过程，有利于摄取食物的营养，促进人类体质尤其是大脑的发展。火还可以驱逐野兽，增强了人类的自卫能力。所以，火的发现和使用，的确是人类进化史上一个巨大的飞跃。

名家评史

长阳人的发现，不仅给江南动物群增加了新的种属，并为地层的划分提出了新的证据，同时给人类本身的分布与演化提供了新的资料。长阳人的问世，说明了长江流域以南的广阔地带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我国古文化发祥地，是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

——贾兰坡

原始群后期

原始群后期大约在距今二十万年到距今十万年之间。猿人阶段的人类经历了大约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到距今约十万年左右，就逐渐发展到早期智人，这段时期在考古学上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我国境内典型的早期智人有马坝人、长阳人等。

马坝人

马坝人化石于1958年在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狮子山石灰岩溶洞中被发现。他们是生活在中国东南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类，也是迄今为止广东省境内发现的唯一的古人类。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之末或晚更新世之初。

马坝人化石包括头骨的颅顶部分、右眼眶和鼻骨的大部分，属于中年男性个体。其额骨较顶骨要长，类似直立人类的原始性质。颅骨壁较薄，颅穹窿较为隆起，脑量可能较大（估计超过了北京人），具有早期智人的进步性质。但眉嵴较粗厚，眶后部位有明显收缩，口吻部阔平尖出。虽比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仍保留了猿人的特征，而且有许多性状与北京猿人相似，说明与北京猿人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同时这里也发现了一些动物化石，有鬣狗、大熊猫、貘、剑齿象等。1984年在洞内又出土了两件砾石打制的砍砸器，但未发现其他文化遗物。

长阳人

长阳人化石于1956年在湖北省长阳县（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西南下钟家湾村一个称为“龙洞”的石灰岩洞穴中被发现，1957年由贾兰坡主持进行发掘。长阳人化石包括有两颗臼齿的上颌和一颗单独的臼齿。其鼻腔底壁与现代人相比较凸，与猿相似，犬齿比较发达。但颌的倾斜度没有北京人的显著，又有与现代人相近的特性。总体来看，长阳人所具有的进步特性比原始特性要多，明显地比北京猿人进步。长阳人生活的大山区，洞穴极多。这种环境为长阳人提供了有利的生存条件。其地质时代为更新世中期之末或晚期之初。

同时发现的动物化石有豪猪、古豺、竹鼠、大熊猫、东方剑齿象、中国犀等。大熊猫化石的出现，说明当时这里有大片竹林；而东方剑齿象、中国犀和鹿类的存在，则说明附近还有开阔的草原和林边灌丛。以上动物都是喜温暖气候的，所以当时这里的气候是温和而湿润的。过去学者曾把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时代限定在和北京猿人的时代相当的中更新世。由于长阳人化石与该动物群共存，而长阳人又具有比北京人进步的体质特征，从而证明这一动物群的时代可延续到晚更新世，这对考古学、古人类学研究以及对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长阳人化石及动物化石的发现，终止了以往研究长江中下游阶地形成的时代无动物化石可以借鉴的历史，提供了洞穴和阶地的对比资料，解决了长江各阶地形成的时代问题，为南方的地层划分提供了依据。

丁村人

丁村人化石包括1954年发现的3枚小孩牙齿和1976年发现的一块小孩顶骨残片，距今约10万年，为晚更新世早期，旧石器时代中期，是中国北方的早期智人化石之一。丁村遗迹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南约5公里的丁村一带，前后共有两次发掘。1954年进行大规模发掘时，在汾河东岸共发现十个石器地点，1976年又在汾河西岸发现了新的石器地点。

丁村人化石中，两颗门齿和一颗臼齿化石属于约十二三岁的小孩。两颗门齿化石都呈现铲形，特称铲形门齿。铲形门齿是黄种人和中国其他人类化石都具有的特征，与白种人显然不同。其齿根细小且缺乏纵行浅沟，是与现代人相近的特性。臼齿尖分布为十字型，相对高度比北京猿人高，但咬合纹理较北京猿人简单。从总体上来说，三枚牙齿的咬合面的结构形态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黄种人之间。

丁村人三棱尖状器

这是出土于丁村遗址的丁村人石器，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三棱大尖状器。

化石中的另一块顶骨残片大约属于一个两岁的幼儿。这块顶骨化石，后上角有缺刻，这意味着小孩可能具有印加骨，与北京猿人的特征相近，但比北京猿人小孩的顶骨薄，这显示了人类体质的进步。

丁村人的石器分布在汾河两岸，约有2000多件，主要用角页岩制成。石片一般角比较大。石器中第二步加工的不多，加工方法为碰砧法或锤击法。代表性石器为大棱角尖状器和石球。大棱尖状器的横断面近似等边三角形，可能作挖掘植物根茎之用。石球制作颇为粗糙，被认为可能供投掷之用。从石器类型的多样性和打造技术来看，丁村人的石器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工。

同时发现的动物化石有纳玛象、野驴、斑鹿、羚羊、短耳兔、鲤鱼、厚壳蚌等。

刮削器

此刮削器属于细石器，是可以进行双面加工的工具，石材的质地也属于坚硬的石英。所谓细石器是指可以镶在骨质或木质的柄上使用，加工较为细致的小石器。

许家窑人

许家窑古人类化石遗址是目前我国旧石器中期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中最丰富、规模较大的遗址，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山西阳高县许家窑村和与其紧临的河北阳原县侯家窑被发现，距今约10万年至6万年，属于中更新世末或更新世初。在1974年—1975年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进行了发掘。所发掘出的古人类化石主要有顶骨、枕骨、附有4颗牙齿的左上颌骨、右侧下颌枝、牙齿等。这些化石分属于十多个男女老幼不同的个体，既有幼儿，又有年过半百的老人，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

许家窑人嘴部不突出，牙齿齿冠结构复杂，牙齿粗壮。纹理与北京猿人牙齿相近，但更多的特征与早期智人相同。并且头骨骨壁较厚，大于北京猿人的平均值。顶骨内部也比较复杂，头骨最宽大部分比较靠上。脑量估计比北京人大。总的看来，许家窑人的体质特征既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又比较接近于现代人。有的专家推测许家窑人是北京猿人向智人过渡的一个类型，是曾在周口店地区居住数十万年之久的北京猿人后裔外迁的一支。他们大约在10万年前迁徙西行，遇“大同湖”阻隔，遂在此定居。这一发现弥补了从“北京人”到“峙峪人”之间的空白，有很高的价值。

许家窑遗址的石器至今发现大约有3万多件，所发现的文化遗物中，石制品、哺乳类动物化石和骨器的数量都很多。其石器类型虽然和北京猿人属同一传统，但大多都是细小的，且在技术上有很大进步。石器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钻孔器、砍斫器和石球等多种。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石球，约有1000多个，最大的重达1500克以上，最小的不足100克。大量的石球反映了石器制造技术的进步。据推测，比较小的石球可能是狩猎工具“飞石索”上的弹丸，大的可能是一种投掷武器。这也反应了当时狩猎业的迅速发展。

许家窑人生活时期，现在的大同盆地还是一个面积达9000平方公里的大湖。许家窑人主要活动在湖的北岸，这里地势平坦，有溪流注入湖内，北边是低山丘陵，盛产许家窑人制作石器的原料。且湖周围植物类型丰富，动物群中绝大部分适应寒冷气候条件，为许家窑人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

大荔人

大荔人因在陕西省大荔县解放村附近的洛河砂砾层中发现而得名。1978年和1980年前后进行了两次发掘。出土的大荔人化石是一块不足30岁的男性头骨（缺下颌骨）。化石的特征是粗壮、厚实、骨质较厚；头顶低矮，前额扁平，上方有一横沟，这些表现出直立人的原始特征；眉脊粗壮，较北京人的稍低，比马坝人显著高突；但吻部不甚突出，面部扁平；枕骨隆凸位置下移，顶枕部较高，脑量较大，这些是智人的进步特征。故大荔人化石是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智人化石。伴随出土的有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距今大约20余万年。

五氏的贡献

传说中，有五位神祇对人类贡献巨大，他们生活的年代，正是现实中的母系氏族时期，人类也从直立人进化到了智人。他们就是女娲和她的哥哥伏羲，还有有巢氏、燧人氏和神农氏，人们称他们为“五氏”。

女娲氏

女娲，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人首蛇身，为伏羲之妹，风姓。女娲起初以泥土造人，创造人类社会并建立婚姻制度；而后世间天塌地陷，于是她炼彩石以补天，斩龟足以撑天。

历史文献

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为伏羲、神农为二皇，其——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

——《潜夫论·立德志》

女娲补天的传说

关于女娲拯救人类的传说，版本众多，人们最熟悉的应该还是“女娲补天”的故事，这其中还有南北方神话的差异。

南方关于女娲的传说主要是苗族的创世纪系神话，讲的是雷公作恶，发起了大洪水，女娲与洪水战斗，最终胜利并与哥哥成婚。

北方神话则是相传水神和火神吵架，两人大打出手，最后火神打败了水神，水神因打输而羞愤地朝西方的不周山撞去。不周山是撑天的柱子，被水神撞折后，天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地也陷出一道道大裂纹，山林烧起了大火，洪水喷涌出来，人类面临着空前的大灾难。女娲目睹人类遭到如此奇祸，感到无比痛苦，于是决心补天。她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架起锅将它们熔化成浆，用这种石浆将天上的窟窿填好，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来。

经过女娲的一番辛劳整治，人们又重新过上了安乐的生活。但是这场特大的灾祸毕竟留下了痕迹，从此天向西北倾斜，因此太阳、月亮和众星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又因为地向东南倾斜，所以一切江河都往那里汇流。而天上的彩虹，就是女娲的补天神石发出的光彩。不过经过这场浩劫，幸存者已经很少。为了使人类能再次繁衍昌盛，女娲在正月初一至初六先后造出鸡、狗、羊、猪、牛、马，然后在初七这一天，以黄土和泥，用双手捏起泥人来，因此中国人都拥有了黄色的皮肤，对土地的爱从此渗入身体深处。

女娲补天的真相

对于史前时代所发生的一切，考究它的方法只有一种：考古发现，并结合民间传说或神话故事加以验证。

现代研究发现，在女娲生活的年代，曾有一颗小型彗星进入地球轨道，在山西北部的上空冲入大气层，并在高空爆炸。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落入从晋北到冀中这一广大地区，形成规模宏大的陨石雨。

从《淮南子·览冥训》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火爁焱而不灭”是巨大撞击、爆炸后在地面上引起的火灾。因为彗星的成分主要是陨冰，陨冰融化后形成大量的地表水，才会有“水浩洋而不息”的结果。这一次天外来物的撞击，造成了地球上一次气候的剧烈波动——降温，从而引起人类大范围的死亡和迁徙。

女娲的母系权力

关于女娲，后世考证她并不是一位神，而是一位伟大的女性首领。据说她是伏羲氏族风姓部落一位大酋长的女儿，伏羲以一双精致的狐皮为聘礼向她求婚，二人结成了夫妻，还生下了四个儿子，长曰羲仲，次曰羲叔，三曰和仲，四曰和叔。

不久后发生了大洪水，女娲组织族人乘葫芦舟逃到秦岭的太白山下。洪水退去后，女娲与伏羲带着部分愿意继续迁徙的族人离开，来到了中原的王屋山（今河南济源市城区西北约九十公里），在那里开辟新的领地。伏羲去世后，女娲成为氏族首领，帝号女皇。

女娲成为首领后，把氏族治理得井井有条，附近许多氏族也都听命于女娲。但是，还是有一个氏族不服，那就是共工氏。于是，女娲命火正祝融率南方部族北伐共工氏，这是中国远古史上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体战争。

大战的结局是共工氏失败，率部族西奔，怒而袭击祭天圣地不周山，砍倒了天齐建木，割断了八索准绳，定表向东南倾斜，表绳断绝，八维失准，象征王权的祭天中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女娲大怒，又命骊连氏率族人与祝融氏族联合攻打共工氏，将共工氏一族赶往祁连山以北。

由于天齐建木遭到破坏，天象观察和天气变化的预测都不能正常进行，结果这年夏天大洪水来临，人们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被突然而来的洪水吞没，许多族人都葬身于大洪水中。女娲的本部由于居住在高地得以幸免，她立刻组织族人砍伐树木，绑制简易木排，下水迎救被困的人，救出了数百名青年男女。这些获救的青年都向她磕头致谢，尊称她为圣母。女娲率族人与洪水搏斗的这段历史，后来在民间广为流传，逐渐被神化，演绎成了今天女娲造人的传说。

但正是这个传说，反映出早期人类社会真实的生活状况。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存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当时妇女在生产和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子女只认得自己的母亲，不认得自己的父亲。女娲造人的神话并非空穴来风的杜撰，而是早期血缘时代母系社会中女性占据人口生产主导地位的反映。

伏羲氏

在传说中是伏羲氏教会了人们如何用火烹饪，并制作八卦、设立官员、发明乐器、制造渔网、挖掘陷阱狩猎、植桑养蚕、抽丝纺织。不仅如此，伏羲氏还教导男女固定配偶，结束了那种不分辈分的乱婚。

火的用处

在古代，人们把十二年作为一纪，因此将伏羲的诞生地改名为成纪。据史学家考证，古成纪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汉书》中记载：“成纪属汉阳郡，汉阳郡即天水郡也。古帝伏羲氏所生之地。”所以，天水历来被称为“羲皇故里”。

说到伏羲氏教会人用火，我们要把“火”提出来单说一下，因为它在人类进化史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原始人捡到了一只被天火烧死的鹿，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饥饿，也许只是烤熟的肉香诱惑了他，这个原始人啃了一口鹿肉。他突然发现，烤熟的肉味，比以前生吃的时候好多了。于是，这个发现迅速被传播开来，人类从此抛弃了长期以来与其他动物一样生吃食物的习惯，开始做起熟食来。

饮食习惯的改变，让食物中的营养充分发挥了作用，人类的体质和智力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火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它让原始人类拥有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即使离开了温暖的大草原，他们一样可以生存，不再受到环境的限制。原始人类从此可以开始大范围地迁徙，可以寻找到更多的食物和更好的家园。

伏羲像

相传，伏羲氏的母亲名叫华胥氏，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一天，她去雷泽郊游，在游玩途中发现了一个大大的脚印。出于好奇，她便将自己的脚踏在大脚印上，当下就觉得有种被蛇缠身的感觉，于是就有了身孕。这一怀孕就怀了12年，后来就生下了一个人首蛇身的孩子，这就是伏羲。

婚配的改变

传说伏羲规定了人类的婚配，在著名的《伏羲女娲交尾图》中，虽然各地出土的在色彩、人物造型上略有不同，但大的构图基本相同。图中，伏羲和女娲都是上为人身，下为蛇尾，头上绘日，尾间绘月，周围布满星辰，仿佛置身在浩渺的宇宙之间。源于中国古代男左女右的礼俗，画面上伏羲在左，女娲在右，伏羲的右手抱住女娲，女娲以左手抱住伏羲，两人四目相交，下身均为蛇形且相缠绕。大多数的图中，伏羲左手举着“矩”，即拐尺，女娲右手举着“规”，即圆规，象征着天圆地方。

在原始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婚配制度占据了重要位置。最开始，原始人类的婚姻同样处于蒙昧初期，是和黑猩猩一样毫无禁忌的群居杂交。这一时期是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阶段，也就是伏羲和女娲生活的年代。后来，婚配制度发展为血缘家族，也就是禁止了不同辈分之间的婚配，也不许亲兄弟姐妹之间婚配。婚配制度的改变不可能是伏羲或某个伟大的人的命令，因为原始人类并不缺乏这样做的理由，在他们身边，有很多可供他们学习的动物榜样。而是因为率先这样做的群体得到了更好的遗传效果，那些没有任何禁忌的、乱交的群体，便逐渐被淘汰了。

八卦与九针

伏羲的发明或说创造，最被后人称颂的要数八卦和九针。

相传在天水北道区渭南乡西部有一卦台山，这里就是伏羲画八卦的地方。远古时代的人类对于大自然知之甚少，每当下雨刮风、电闪雷鸣之时，人们既害怕又困惑。伏羲为了弄清这些自然现象，经常站在卦台山上，仰观天上的日月星辰，俯察周围的地形方位，研究飞禽走兽的脚印和身上的花纹。

一天，正当伏羲苦苦思索这些未解之谜时，突然听到了一声奇怪的吼声。他抬头一看，只见卦台山对面的山洞里跃出一个龙头马身的怪兽，身上还有着非常奇特的花纹。这怪兽一跃就跃到了卦台山下渭水河中的一块大石头上，这块石头形如太极，再配合怪兽身上的花纹，顿时让伏羲有所了悟，就这样画出了八卦图形。从此，用它来通晓万事万物变化的性质，分类归纳万事万物的形状。

八卦到底是怎样解读宇宙洪荒的，至今还在被世界各国的人研究和解读，它的奥妙只能领悟，无法言传。而伏羲发明的九针，就实用多了。

在没有金属制品的远古时代，针多是石制或骨制的。直到冶金术发明之后，人们才根据不同的需要创造出金属针。九针的形状各不相同，有圆头的，用来按压止痛；有尖头的，用来点刺或放血；还有带刃的，用来切割等。这是一套完备的外科用具，在原始社会中，就已经被用于医疗实践当中，这是十分令人惊诧的。不管这是不是伏羲的发明，对于原始先民来说，九针的发明都是一项伟大的进步。

半坡居民房屋结构图

这张图是今人所绘，根据半坡房屋遗址加以复原，展现了半坡居民的半地穴式房屋的结构。（毛智勇  绘）

有巢氏

当原始人类可以自由迁徙后，山洞便不是唯一的住处了，这时有巢氏及时出现，教会了人们用树枝建造简单的房屋。据说有巢氏是受到鸟类在树上筑巢的启发，发明了“巢居”，样式相当于现代的窝棚。这种住所虽然简陋，但它建在树上，可以躲避爬虫和野兽，非常实用。

原始的建筑

说到有巢氏，我们就不能不提提建筑。中国的建筑以它独特的魅力屹立于世界建筑之群，究根溯源，原始先民的居所就很值得研究，因为这时期多种形制的房屋，无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并对后来的中国古建筑有着深远的影响。

比巢居更早出现的建筑形式是穴居，说简单些就是住在山洞里。这种大自然所赐予的天然洞穴，用作住所是当时的一种较普遍的方式。即便进入了氏族社会，穴居依然是氏族部落主要的居住方式，只不过人工洞穴取代了天然洞穴，且形式日渐多样。例如在黄河流域有广阔而丰厚的黄土层，土质均匀，含有石灰质，有壁立不易倒塌的特点，便于挖成洞穴。因此，挖一个竖穴，上面覆盖草顶的穴居一度成为这一区域氏族部落广泛采用的一种居住方式。同时，在黄土沟壁上开挖横穴而成的窑洞式住宅也很普遍。山西、陕西、河南等地还发现了“低坑式”窑洞遗址，即先在地面上挖出下沉式天井院，再在院壁上横向挖出窑洞，这是至今在这些地方仍被使用的一种窑洞。随着原始人类营建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技术的提高，穴居从竖穴逐步发展到半穴居，最后又被地面建筑所代替。

我们不妨想象有巢氏是南方人，因为北方多山，人们可以在山坡上打洞，居住在里面后用石头或树枝挡住洞口，就能抵御野兽。而南方气候湿热，蛇和爬虫也很多，搭建房屋的必要性要强于北方。而北方毕竟寒冷，许多人宁愿留在危险的南方，也不肯往北迁移。

较之穴居，有巢氏的巢居算得上是一种超常的建筑形式，堪称建筑史上的一次飞跃。因为在巢居的基础上，真正意义上的地面建筑诞生了。

在南方较潮湿的地区，巢居慢慢发展为干栏式建筑，主要的构件就是木材。这种房屋下部架空，可以通风、防潮、防盗、防兽，最令人惊叹的是，当时已经采用了榫卯技术。中国木构建筑的雏形，由此确立。

伟大的贡献

有巢氏发明房屋，其功绩不亚于人类使用火。因为他生存于蒙昧时代，却率领大家走出洞穴，引导人类为脱离动物界而迈开了坚定的一步，是觉醒最早的原始人类之一。虽然当时的房屋从结构到样式都极其简陋粗糙，没有什么工艺可言，但那种房屋绝对就是初民用以躲避禽兽的伤害，并用以挡风防雨和朝夕安身的家，意义重大。如果有巢氏真的是一个人的话，那么他无愧于智者的称号。

自古以来，人们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智者创造的。任何重大事物的发生、发展及其变化，总是有其必须的酝酿和渐成的过程，而这种客观过程又总是由大智者来深化、提高和总结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许多重大事物的创造和发明，往往经历了无数个智者的长期摸索，当经验“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界点之时，又往往由大智者推动起“质”的突破，完成和终结这个事物的“发明”和“创造”。所以，有巢氏是原始时代大胆改造自然、改善环境的大科学家，是为人类不断改变生存条件、生活方式的大革新家。

燧人氏

燧人氏，又称“燧人”，远古人“茹毛饮血”，传说他钻木取火，教人熟食，是人工取火的发明者。

名家评史

人工取火的发明，对于远古人类的生活无疑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引起后人极大的重视……这样的传说固然夹杂着后代的生活内容，蒙上了神秘的外衣，但它依然反映着朴素的远古人类生活的史实背景。

——郭沫若

关于人工取火的猜测

从人类保存野生火种到自行取火，这期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以及许许多多次尝试。关于燧人氏是怎样灵光一闪，成功取火的，人们至今有许多猜测。

最通俗的猜测，也是可能性最大的猜测是这样的：燧人氏在和同伴外出打猎的过程中，投掷石头打击野兽。当然，没有人能把石头打得那么准。我们不妨想象，一群身穿兽皮，披头散发，兴高采烈叫嚷的原始人们，纷纷用石头砸向一头受惊的小鹿。有的石头打中了猎物，有的则砸到了地上、岩石上……石块与山石相撞，有时会产生火花。于是，燧人氏受到启发，发明了敲击燧石取火法。

据《太平御览·拾遗记》记载，燧人氏是见到了鸟儿啄木，于是也找了一根木头往树上钻，结果钻出了火，就这样发明了钻木取火。

为了彰显燧人氏这个伟大的发明，唐代文学家王起还特地写了一篇《钻燧取火赋》，生动描述道：“尔其钻也，势若旋风，声如骤雨，星采晨出，萤光夜聚……青烟生而阳气作，丹焰发而炎精吐。”

古人如此赞美钻木取火，可见对这项发明也是赞叹有加。不仅如此，在《论语·阳货篇》中，对钻木取火所用的木材也有记述。一年四季，要采用不同的木头取火，春天用榆柳，夏天用枣杏、桑柘，秋天用柞楢，冬天用槐檀。古人认为每种木头的物性不同，钻出的火也有不同的性格，因此每一个季节要用与之相匹配的木材来取火，这样才符合大自然的天性。

神农画像砖

这张画像砖上的神农氏正在驾龙御凤，表现了他的神通广大。

结绳记事

燧人氏不仅发明了钻木取火，还发明了“结绳记事”。那时候人类还没有文字，生活中有许多事全凭大脑记忆，但时间久了，有些事情往往会被遗忘。燧人氏用柔软而且带有韧性的树皮搓成细绳，然后将数十条细绳排列整齐悬挂在一处，在上边打结记事。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结，先发生的事打在里边，后发生的事打在外边。为了能够记录更多的事情，燧人氏又利用植物的天然色彩，把细绳染成各种颜色，每种颜色分别代表一类事物，使所记之事更加清楚。

不过，也有人说结绳记事不是燧人氏的发明，而是他老婆弇兹氏的创举。相传弇兹氏是一位氏族女首领，有人干脆说她就是织女星，还尊她为女帝，又称玄女。传说她发明的绳有三种，单股曰玄，双股曰兹，三股曰索或素。以不同的绳来打结，表示不同的事情。

神农氏

有了不灭的火种，中国人的饮食丰富起来。在饮食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就是伟大的神农氏。不仅如此，神农氏还是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相传他发明及制造了耒耜等多种农具，教人民进行耕作。美丽的传说故事无不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从采集、渔猎进步到农业文化的情况。

播种五谷

据《拾遗记》记载，一天，一只周身通红的鸟儿，衔着一棵五彩的九穗谷掠过了神农氏的头顶。九穗谷掉在地上，神农氏见了，拾起来埋在了土里，后来竟长成一片。他把谷穗在手里揉搓后放在嘴里，感到很好吃。于是，神农氏教人伐倒树木，割掉野草，用斧头、锄头、耒耜等生产工具，开垦土地，种起了谷子。

谷子可年年种植，源源不断，若能有更多的草木之实选为人用，多多种植，大家的吃饭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到时再也不用为拣不到野果子、打不到野兽而犯难了。因为野生的五谷和杂草长在一起，草药和百花也开在一起，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谁也分不清。因此神农氏就一样一样地尝，一样一样地试种，最后从中筛选出谷、菽、麦、稷、稻五谷让人们种植，后人因此尊他为“五谷爷”。

教会人们种五谷后，神农氏认为不能单单靠天而收，于是又带领大家打井汲水，对农作物进行灌溉。最初的水利灌溉，就是在这时发展起来的。

野生的植物种子变成人类有意识栽培的粮食，这期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艰辛的尝试，当然不可能是神农氏一个人完成的。所以在中国的传说故事中，将“神农盗谷”描述得格外神奇。

传说神农氏找了好多的地方，总是找不到很如意的食物。当他听说天上有一种叫谷的作物时，便暗下决心，要把这种作物弄到手，普济天下众生。可是天府禁卫森严，凡人是根本无法偷渡进去的。于是他养了一只狗，命它去天上把谷偷来。

这聪明的狗领命后直奔天宫，边跑边想，怎样才能带点谷出来呢？那时正是烈日炎炎的夏天，狗来到池塘里洗了个澡。上得岸来，突然一阵风刮得尘土飞扬，粘了狗一身。那狗见了，猛然计上心头，回转身来又扑进池塘，把全身搞得透湿。一上岸，便直奔天宫。守关将士见是一只狗，也就没有阻拦。这只狗发现晒谷坪上正在晒谷，便将湿身子在谷子上一滚，粘了一身谷，连忙往回走。

守关神将一见狗盗了谷种下凡，马上报告了西王母。西王母从头上抽出银簪，向奔跑的狗丢去。立刻，一条大河横挡在狗的面前，那狗跳下河，朝对岸游去，把粘满稻谷的尾巴翘得高高的。就这样，谷种来到了人间。原来稻谷是从稻脚一直结到顶的，可是狗在过河时身上脚上的稻谷都被水冲跑了，只留得尾巴上那一点。所以现在的水稻结谷只有顶上一点点。

遍尝百草

传说神农氏一生下来就是个“水晶肚”，几乎是全透明的，五脏六腑全都能看得见，还能看得见吃进去的东西。那时候，人们经常因乱吃东西而生病，甚至丧命。神农氏为此决心遍尝百草，好吃的放在身体左边的袋子里，介绍给别人吃，或者作为药用；不好吃的就放在身体的右边袋子里，不能吃的就提醒人们注意。

神农氏采集各种花草果实，一一尝试，撰写了一本书，定名《本草》，详细地记载了各种药物的性能，并把一些可作为食用的若干植物，分别定名为小麦、稻米、高粱等，教人种植；还教人们把若干野兽豢养到家里，也就是我们现在还饲养的狗、马、牛、猪的始祖。中国的农业社会，就在这位伟大神祇的领导下建立了。

这时，人类的劳动果实已有剩余，神农氏设立集市，让大家把吃不完、用不了的食物和东西，每天中午拿到集市上去交换，从而出现了原始的商品交易。

母系时代

群居在一起的原始人们被称为一个氏族，所有获得的食物都是大家共有的，由女人们来进行公平分配，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作母系氏族时期，这也是女性在历史上“掌权”的时期。

母系氏族的出现

传说就是对严酷现实的美丽诠释，五氏大概生活在距今一万至八千年前，那时中原地区的农业进入了锄耕阶段，人们聚氏族而居。由于种植和采摘是生活的稳定来源，所以氏族中负责农业生产的女性慢慢成为领袖。她们不仅负责农业生产，还负责生育孩子、纺织、饲养家畜。氏族中的男人们大多结伴外出狩猎，当他们打不到野兽空手而归的时候，女头领也会将氏族的食物均衡地分配给他们。

陶猪

这是一只新石器时期的陶猪，体形扁平，四肢粗壮，吻部前突，腹部下垂。体态兼具野猪和家猪的特点，造型简练逼真。陶猪反映了当时家猪饲养的发展，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手工技艺水平的进步。

这是一个女人当家做主的时期，氏族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女子决定，不过男人们的日子也并不难过，歧视和不公正在这一时期还没出现。到了母系氏族的后期，族外婚取代了族内婚，每一个男子都要到别的氏族去找喜欢的女子，如果生下孩子，那也由女方抚养，男子还回到自己的氏族生活。那时的孩子应该是最快活的，有慈母而无严父。虽然生活很艰难，但母亲公平的分配就是有力的保障。孩子们身边的成年男人都是母亲的兄弟，这些舅舅们每天不是外出打猎，就是到其他氏族去谈情说爱，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管教他们。生活虽然艰难，但并没有阻止人类的梦想，人们开始在陶器上进行绘画——丰收时欢快的歌舞，河里跳跃的鱼，家里养的猪，山林里见到的奔跑的鹿……

氏族社会的早中期为母系氏族，即建立在母系血缘关系上的社会组织。在距今约十至二三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远古社会由原始人群阶段进入母系氏族社会。

原始人群阶段过渡到母系氏族社会，是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推动下完成的。而血缘内婚制向氏族外婚制的转化是社会性质变革的关键因素。原始人的血缘家族经过几代繁衍之后，人口大量增加导致食物来源匮乏，生活与生存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而逐渐分裂出新的血缘家族。血缘家族虽然不断分裂，但是家族之间却依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家族之间也免不了会发生婚配现象，内婚制逐渐向族外婚转变，一个内部不能婚配的血缘亲属集团——氏族便产生了。族外婚的男子外婚到另一氏族后，死后仍然要埋回本氏族的公共墓地里，在这种群婚的形态下，子女仍然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氏族成员的世系也只能根据母系的血统来决定。同一始母祖生下的若干后代，便形成一个氏族，而母系血统是维系氏族存在的纽带。

马家窑人形浮雕彩陶瓶

此人形贴塑彩陶壶是用细泥红陶制成。敞口、鼓腹、小平底，腹下部有双耳，两耳上方绘两大圆圈纹。正面塑人头像并浮塑彩绘人体像，人体正面全裸，它可能与人类繁衍生殖有关，表现了一种对母神的崇拜心理。

母系氏族社会的初期，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依靠采集、狩猎和捕鱼生活，这些人类活动都必须集体进行，否则就不能有效地抵御野兽、饥饿和疾病的威胁。他们还没有私有财产观念，共同劳动且平均分配。

母系氏族社会里，存在着按性别和年龄划分的简单的不稳定的分工。青壮年男子们需要外出狩猎、捕鱼，而妇女则在氏族中从事采集果实、看守住所、加工食物、缝制衣服、管理杂务、养护老幼等劳动。因为当时的采集经济比渔猎经济收获稳定，成为氏族成员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所以女性的劳动是维系氏族生活的基本保证。再加上妇女在生育上的地位，使得妇女在氏族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在生产生活中居于主导的地位。

在母系氏族社会初期，人类进入了晚期智人阶段。这时期代表性的人类化石有山顶洞人、柳江人和河套人等。这时期人类使用的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山顶洞人的饰品

山顶洞人已经有了爱美之心，并掌握了钻孔技术，他们把石珠、贝壳等穿连在一起，作为自己的装饰品。这是一枚钻孔石珠耳坠，山顶洞人的装饰品之一。

山顶洞人骨针

这是出土于北京房山周口店的骨针，距今大约18000年，属于山顶洞人的缝纫工具。

初期人类总的体质特征

母系氏族社会初期人类总的体质特征是：面部较平阔，下颏比较明显；额部较垂直，眉脊不太突出；体型较高，头颅骨的厚度也逐渐变薄，脑容量大约为1300—1500毫升，基本在现代人脑量的变异范围之内。因此从体质上来说，“猿人”遗留下来的原始性已经逐渐消失，其体貌特征比较接近于现代人。

这个时期的人类，已经经过了长期的劳动，头脑已经比较发达，双手更加灵巧，劳动分工也有更显著的进步。出土石器也有了更明显的打磨痕迹，尤其是这一阶段的人类已经初步学会穿孔和磨制技术。例如在北京山顶洞人遗址中出土了一枚长82毫米的骨针，表明他们已经能用兽皮缝制衣服；还有穿孔的兽牙和贝壳等装饰品。这种类型的石器文化，被考古学划分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尤其是初步的磨制技术，在石器发展史上是一个飞跃，标志着以磨制技术为主的新石器时代的到来。

母系氏族初期

在母系氏族社会初期，大约在四五万年前左右，人类进化到晚期智人阶段。我国已经发现了大量这个时期的人类遗迹。其中有广西柳江县的柳江人、四川资阳县的资阳人、广西来宾县麒麟山的麒麟山人、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人、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河岸的河套人、山西朔州峙峪村的峙峪人等。那时候，人们没有私有物品这一概念，一个人最珍贵的个人物品，都在其死后用于殉葬，比如说一条漂亮的贝壳项链。接下来，让我们从几个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来了解一下现实中的母系氏族风貌。

山顶洞人及其文化

山顶洞文化遗址发现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北京猿人遗址顶部的山洞里，山顶洞人由此得名。山顶洞人属于考古人类学上所谓的新智人，这个时期的人类，在体质形态方面，猿的特征已经基本消失，身材相貌与现代人相当接近了。

山顶洞人已经能够制作比较精细的石器和骨角制品。遗址内也发现了为数不少的装饰品，有穿孔的小砾石、石珠、贝壳、兽牙、骨饰。山顶洞人已经掌握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技术，诸如从两头对钻穿孔法，而且这种精细工作也要求具有极尖锐的石器，否则不能胜任。他们还有熟练的刮挖技术，并把赤铁矿粉作为染料使用。

在遗址里还发现了火烧的灰烬，很可能山顶洞人已经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特别是考虑到他们在磨钻技术上的进步和大量应用，有理由推断他们不难发现钻木取火和摩擦生火的方法。

渔猎是山顶洞人的主要生产经济行为。在山顶洞遗址里还发现了一些非本地所有的东西，比如来自沿海的海蚶，出自黄河以南的厚壳蚌，以及数百公里以外才有的赤铁矿。这些物品的发现，说明山顶洞人有较强的远途活动能力和较广阔的活动区域。

山顶洞分为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四部分。洞口朝北，呈拱形，高5米，宽4米。上室位于东半部，上宽下窄。下室在西半部，宽约8米。所谓下窨，即下室底部的一道大裂隙。洞口最下层的堆积，处于含有北京猿人化石的堆积层之上。

山顶洞人的文化遗物中，石器器型主要是刮削器和砍砸器两种。但水平普遍不如北京猿人，有退化迹象。骨器中代表性的工具是一枚骨针，角制品方面则发现了一件赤鹿角，枝杈被人工截断，表面有刮磨痕迹，用途不详。尽管山顶洞人将掌握的钻孔和磨制技术仅用于制造装饰品，但同样为新石器时代磨制工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骨针这种缝纫工具的出现，意味着缝纫技术至少在山顶洞人时代即已被发明、掌握。将兽皮缝缀加工，可以当作御寒的衣物，又可搭盖住所，还能充当睡眠时的被褥。装饰品的出现表明了山顶洞人具有审美意识。他们还懂得使用赤铁矿粉末染色，增加装饰品的美感。

山顶洞遗址中发现的人类化石共有三个完整的人头骨，若干头骨残片，几块下颌骨，部分躯干骨，还有一枚牙齿。全部材料包括两个成年男性，三个成年女性，一个少年，两个幼儿。在三个完整的头骨中，有一个约六十岁的老年人，一个中年女性和一个青年女性。它们的共同的特征是：前额隆起，脑量增大到约1300—1500毫升。与旧石器早中期的猿人相比，脑壳变薄，嘴部后缩，牙齿细小且齿冠较高，下颌骨突出，这些特征都说明山顶洞人属于典型的晚期智人类型，体质形态上已经近似现代人类。我国人类学家吴新智教授对头骨研究后得出结论，山顶洞人的特点是：“在形态观察上都有着不同程度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在测量上除了许多全世界新人化石共同具有的原始特征以及中国新人化石所共具的特征外，各项特征一般地都和蒙古人种现代的这一或那一地区性种族（特别是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和美洲的当地居民）相近。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山顶洞人是原始的蒙古人种。”

根据已经掌握的考古资料，早期人类没有埋葬死去的氏族同伴的意识。任何猿人的遗址中都不曾发现有意识埋葬死者的行为。人类的埋葬文化，是到了早期智人阶段才开始出现的。山顶洞人的墓葬，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墓葬。

柳江人

柳江人因在1958年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通天岩洞穴中被发现而得名，为新人化石，是迄今所知东南亚地区新人阶段人类最早期的代表。柳江人化石包括一块完整头骨及部分体骨和肢骨。其中头骨属中头型，眉骨稍微突起，前额膨隆，脑壳容积约1400多毫升；嘴部无猿人向前突出特征；面部较宽，顶骨较现代人扁平。其体质形态基本上和现代人相似，并具有蒙古人的特征。伴随出土的还有许多动物骨化石，其中有一具完整的熊猫骨架。

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汝康教授认为：柳江的全部人骨化石可能属于同一个中年男性个体，生物分类上归于晚期智人。柳江人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晚期智人。一般认为其生存年代在距今3万年—5万年间。黄现璠在其著作《壮族通史》中认为：柳江人所在的区域，恰好是壮族先民的活动地域，也是今天壮族的聚居地区。基于此，壮族是这些古人类的后裔之一。

麒麟山人

麒麟山人因在1956年于广西来宾县麒麟山洞穴内被发现而得名，为新人化石。其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麒麟山人化石为一块头骨的颅底部分，包括上颌骨、腭骨、颧骨、枕骨四部分，各部分之间已不连续，同属于一个老年男性个体。同时伴随出土的还有一些动物化石和一些打制石器。

稷神崇拜图

这是刻于将军崖上的岩画，属于新石器时代，表现了人们崇拜稷神的情景。

资阳人

资阳人化石是1951年在四川省资阳县城西黄鳝溪修建铁路桥时，在桥墩基坑中被发现的，故称资阳人。资阳人属晚期智人，是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

资阳人化石为一个较完整的头骨和一件骨锥。其中面骨保留了上颌骨的一部分，其余大部分残缺。牙齿仅保留了一颗臼齿的一个齿根。头骨较小，表面平滑圆润，额部较丰满。头骨内面骨缝几乎全部愈合。化石属于一老年女性个体。其眉嵴比现代人显著，头骨较矮而且平整，弧度较现代人小，证明其脑容量不大。另一块化石骨锥底部缺失。

对于资阳人的生活年代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属于更新世纪晚期；另一种说法是根据对资阳人出土地点一件树木化石的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数据断定，距今约7500年，有人据此认为资阳人属于新石器时代。1980年以来，有关单位对资阳人地层进行了多次考察，采集了不同层位的动植物化石，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该地点附近地层堆积比较复杂，从顶部的距今约2170年到底部的距今约39300年，早晚都有。尽管资阳人化石出土层位不十分确切，但根据头骨形态及表现出的若干原始性质，许多学者仍肯定它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

近年来，在资阳人化石出土地点附近的沙砾层中，发掘出了许多打制石器。制作方法和类型与铜梁旧石器地点的石器相似。在资阳县鲤鱼桥一带与资阳人时代相同的地层中，还发现了大量植物化石，有树干、果壳等。研究表明，当时的地貌和今日相似，气候则较暖和温润。伴随资阳人化石出土的动物化石主要有鬣狗、马、猎、麂、水鹿、东方剑齿象等。

名家评史

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共同的，或经历过类似的或者相同的阶段，然而这决不等于说，此种类似的或者相同的阶段在时间上是一致的。

——翦伯赞

河套人

河套人遗址是中国境内最早被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河套人化石是1922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河岸砂层中被发现的。化石包括一颗牙齿化石以及1956年再次在该区域发现的一块顶骨化石和一段股骨化石。河套人牙齿冠部具有原始特征，但牙齿大小与现代人相似。我国古人类学家吴汝康认为，河套人类化石的形态可能比西欧典型的尼安德特类型的人类更为接近现代人，也就是更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祖先。

专家认为，河套人化石是35000年以前生活在鄂尔多斯的古人类化石。这一结论的得出，让河套人遗址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成了一处具有较大影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对研究人类的进化过程和晚期智人的体质特征及旧石器晚期文化类型特征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河套人的发现，还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在未发现河套人之前，中国有无旧石器时代遗存，一直是个谜。河套人的发现，不但揭开了这个谜，还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为中国古人类研究拉开了帷幕。并且，河套人遗址的发现，还为研究历史悠久的鄂尔多斯文化的发源及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对进一步弘扬鄂尔多斯地区的民族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到目前为止，在河套人文化遗址出土的人类化石、石器共计380多件。并伴随出土了大量的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及鸟类化石。

凹刃刮削器

这是一个边缘十分锋利的刮削器，薄石片的边缘刃缘很均匀，不仅可以用于劳作，还可以用于制作其他生产工具。

刮削器

这个刮削器属于细石器，长身圆头，应该属于十分简单的生产加工工具。

峙峪人

峙峪人遗址于1963年由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工作者在山西朔州峙峪村北的黑驼山脚下发现并发掘的，故称峙峪人。遗址所处时期为旧石器时代，距今大约有28000年，属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中出土的峙峪人化石为一块枕骨，经过对化石特征的分析后判定，峙峪人要早于山顶洞人，但晚于山西丁村人，距今至少有10万年的历史。他们在体质形态上，已经和现代人相似。伴随出土的还有大量精巧的细小石器和哺乳动物遗骨。其中有两万多件人工砸击过的碎骨，并且有数百件上留有清晰的数目不等的直道。据专家推测，这些划痕可能是文字发明以前，人类最早使用的计数符号。

在峙峪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中，有大量的马类骨骼化石，说明当时的峙峪人大量猎食野马，故峙峪人又被称为“猎马人”。另外，在峙峪遗址的剖面上，可以看到有两个灰烬层。下面的灰烬层中出土了一件骨片，上有较为复杂的图像，刻划痕迹十分清楚，易于辨认，显然是峙峪人有意识的骨雕。

峙峪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约15万件，其中有石核、小石叶等。还出土了一件石镞，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武器，证明当时人类已发明了弓箭。并且还出土了一件石墨磨成的钻孔装饰品，这说明峙峪人制作工具的技巧相当进步，已能使用技术很高的石制工具。

全部出土遗物告诉人们：当峙峪人在这里生活之时，陆地上植物生长繁茂，水里鱼虾贝类丰富。当时生活在峙峪一带的动物有羚羊、野马、野猪、鹿、鸵鸟等。

石雕人头

这是一件石雕人头，人面雕成的形象与新石器时代阴山岩石上的人面画很相似，它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磁山文化的作品。

陶人头

这件陶人头塑像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作品，是裴李岗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陶器之一。

峙峪文化属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周口店第一地点、许家窑遗址一样，是华北旧石器文化发展进程中极其重要的组成环节，是华北新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产生的基础。

母系社会繁荣时期

母系社会繁荣时期的文化遗存遍布南北各地，主要代表有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北辛文化、仰韶文化、半坡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窑文化等。此时，生产力水平有着显著的进步，磨制、穿孔石器取代打制石器；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家畜饲养、原始手工业及副业出现等。人们开始了定居的生活。原始审美和宗教观念继续发展，并产生了最早的文字符号。

磁山——裴李岗文化

磁山文化是母系氏族的早期文化，因在河北武安县磁山发现而得名，类似的遗址还包括河北保定容城坡上遗址和河南北部的淇县花窝遗址等。该文化类型的年代大约在前5400年—前5100年，是1972年发现的一种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突破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考古年代。

磁山文化遗迹中的房基有两种，一种是圆形，另一种是椭圆形，均为半地下式。房基直径3米左右，深约1.2米，沿房基周围有一些圆洞，用于安插支撑房顶的木柱。而这种穴屋出入口，是一个斜通到地面的台阶门道。屋子中间有灰坑，内有陶片、兽骨，还有猪、狗、鸡等家禽家畜的骨骸和大量粟的炭化遗物。

石器基本上是石灰岩加工的，都是经过磨制而成。主要的品种有石镰、石铲、石刀、石斧与柳叶形石磨盘。

陶器多以较粗糙的砂质红褐色陶土为质，素面少有花纹。制法主要是纯手工的捏制和盘制。除素面外，还有不少是绳纹的，另有一些是划纹、指甲纹、剔纹、刺文等。器类有直口或广口的深腹平底罐、直口深腹平底盂、敞口圆底三足钵、直口平底盘、敞口碗、双耳壶等。

从出土的文物来看，此时的原始先民们已经居于半地穴式的房子之中，过着以原始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一是粟的发现，证明黄河流域是世界上由人工培植粟类最早的地方；二是家鸡骨的发现，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鸡的国家。

裴李岗文化因1977年首先发现于中国河南新郑裴李岗而得名，与磁山文化属于同一时代的遗址，因此经常被放在一起研究比较。

裴李岗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中部地区，如郑州、新郑、登封、鄢陵等地。除新郑裴李岗外，已发掘的还有密县莪沟和舞阳贾湖等遗址。

裴李岗文化的基本特征是：

遗址中已经出现房基、灰坑、墓葬和烧陶的窑这些标志新石器文化的建筑和生活形态，而且似有一定布局，居住建筑集中在遗址中部，窑穴主要在南部，墓地在西部和西北部。房基为方形或圆形半地穴，室中央的灰坑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有些坑可能是贮存东西的小窖。房中央或者房壁前的地面上有圆形洞，用于安插支撑篷顶的柱子。室内地面用黄砂土铺垫。

生产工具多是磨制石器，最有代表性的器型是带足磨盘、带齿石镰和双弧刃石铲。

墓葬多为长方形，死者一般都是单人葬，合葬情况相对少见。死者头向普遍朝南，葬式多为仰卧。女性墓内多随葬石磨棒和石磨盘，男性墓内则多随葬石斧、石铲、石镰和石箭镞等生产工具以及陶器。由此可推断，当时已有明显的男女分工，男人显然主要负责狩猎和耕种，而女性负责加工粮食。

种植的主要农作物也是粟。另外，遗存中除陶器和石器外，还有骨器、蚌制物品等。

烧陶的窑规格都比较小。发现的陶器数量不少，多以红泥烧成，制法是纯手工捏制和盘制，陶壁厚薄不匀，工艺比较原始。器面以素面型的最多，但拍压的划纹、指甲纹等装饰已经在个别陶器上出现了。器类主要是双耳壶、平底罐、广口圆底钵和碗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舞阳贾湖遗址内，出土了骨笛以及刻有符号的龟甲，这意味着当时有专门的宗教或者巫术活动。

老官台文化

上世纪60年代，在陕西、甘肃地区发现了老官台文化类型。这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因最先在陕西华县老官台发现而得名。该文化遗址包括陕西华县元君庙、宝鸡北首岭、西乡李家村、临潼白家村、渭南北刘村、甘肃秦安大地湾等。

老官台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圆形的半地穴房基、房内的灰坑以及公共墓地。如秦安大地湾的半地穴式房基，面积一般为六七平方米，房基一侧有一个斜坡门道。房基内和门道内都挖有圆形柱洞，洞周边用土夯实，房基内周壁似经过火烧，坚硬而呈红色。灰坑分圆形直竖平底坑、圆形圆底坑和不规则形坑等。墓葬形制一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但也有少数为圆角方形坑。墓内死者多是一次单人葬，只有个别的为二次葬。死者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多，侧身屈肢葬为少。有些墓的排列似乎有规律，墓内死者头向多朝西或西北。墓中有随葬品，有石器和陶器，有的还有猪的下颌骨。遗物中主要是石器和陶器。石器有磨制和打制两种，品种有铲、斧、矛、簇等。陶器多为手制，胎质以砂质红褐陶为主，泥质红陶较少，还有少量的泥质灰陶，火候低，质松易碎。器表除素面外，多饰有绳纹，还有锯齿纹、锥刺纹和划纹。器类有小口深腹平底罐、小口鼓腹罐、三足筒形罐、圆底钵、三足钵、假圈足碗和小口壶等。

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从文化面貌上看，尽管存在着较大差异，但共性也是不少的，而且非常有意义，它们表现出与仰韶文化的早期阶段相当密切的联系。比如，它们的陶器都是大口深腹罐、三足钵、圆底钵和双耳壶等，而这些典型也都见于仰韶文化。它们的绳纹、划纹等装饰方法，在仰韶文化时代则更为普遍。这些迹象都表明它们是仰韶文化的来源。

北辛文化

北辛文化处于中国古代社会中母系氏族社会趋向繁荣的发展阶段。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文物普查队在滕县考查时发现。其遗址位于山东省枣庄市北部的官桥镇薛河故道的北辛村，出土文物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因而被命名为“北辛文化”，是一处7000余年前的新石器早期村落遗址。考古工作者于1978年秋、1979年春对北辛遗址进行了两次历时85天的发掘。发掘面积2583平方米，获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

北辛文化遗址作为黄河下游一种原始社会较早期的文化遗址被发现和确立，解决了大汶口文化的渊源问题，还对我国原始社会早期的农业、手工业及渔猎生产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和线索。

彩陶鹳鸟石斧瓮

此彩陶鹳鸟石斧瓮属于仰韶文化。砂质红陶，敞口厚沿，平底深腹，厚胎壁。器表涂有一层红色细泥陶衣，罐腹部绘一只高大的立鹳，鹳口中叼一条大鱼。鹳右边绘有一件长柄石斧。

北辛遗址出土文物中，有两件残陶器的底部清晰地印有规整的席纹。另外，还出现了磨制精细的骨针和陶纺轮，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利用野生纤维和动物毛绒纺线编织、缝制衣服，已度过了身披兽皮、腰围树叶的时代，进入了穿衣时代。

在出土文物中，还发现了粟粒碳化颗粒和大量磨制生产工具，表现出了北辛文化中的农业特征。在一些窖穴的底部发现的粟类作物的颗粒，是目前我国北方发现较早的农作物之一。根据发掘地的地形和气候特征看，当地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古代先民从事生产活动的理想区域。但降水量集中于夏季，不及南方年降水量平均，所以，北辛文化的居民很自然地选择具有耐旱早熟特点的粟作为主要的农作物。它的发现既证明了我国有发达的原始农业，还证实我国是世界上农业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石磨盘、石磨棒和石磨饼是北辛文化居民的粮食加工工具。这些工具都是在原始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磨盘多经过磨制而成，形状有方形的，有近似鞋底形下有矮足的。磨制生产工具的出现为原始农业的较快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发现的农业生产工具中，还有石制的刀、铲、斧等。其中，石刀分为两种，打制的大多利用石片加工制成，略呈长方形；磨制的有略呈长方形的，半月形的，可能作为一种收割工具。铲的体形扁薄，呈长方形或梯形，多通体磨光，刃部有些有使用痕迹，为翻土播种的工具。斧多数是打制的，主要的平面呈梯形或长方形，是开垦荒地砍伐树木的工具。还有用鹿角制的锄，有的根据鹿角的分叉处把短枝的部分磨成斜面刃，长枝的部分为柄部。有的用鹿角的一段，修整后装上把柄做锄，在农业劳动中用来挖坑或松土。

彩陶鱼鸟纹细颈瓶

此彩陶鱼鸟纹细颈瓶属于半坡类型的器具，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北首岭。器具是泥质红陶，制作成封口上包，只留出一个小孔。细颈圆肩，折腹平底。瓶子的肩部是黑彩绘制的水鸟衔鱼纹饰，整体造型十分美观。

北辛文化的人们除种植农作物获取生活资料外，狩猎、捕捞和采集仍是不可缺少的生存手段。在遗址中，出土了一些骨镞、弹丸、骨梭等，以及数量相当多的鱼骨、兽骨和贝壳，经过对这些骨头的鉴定，有猪、牛、梅花鹿、獐、鸡、龟、青鱼等种类。这些动物中除猪是人工驯养的，其余都是野生动物。

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这些陶器以夹砂黄褐陶和泥质红陶为主，有少量黑陶。夹砂黄褐陶因烧制时的火候较低，质地比较粗疏，胎质较硬；泥质陶火候较高，质地细腻。全部陶器都是手制的，尚处在原始阶段，造型比较简单，主要有釜、壶、罐等。这些陶器全部都是当时的生活用具。有一些陶器上有纹饰，以划纹、压划纹、指甲纹等为主。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母系氏族公社的生活情景，因1921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被发现，所以被称为仰韶文化。这个文化遗存持续时间长，跨度大概在前5000年至前3000年，遗址面积纵横两千里，广泛分布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甘肃、青海、陕西等省以及华北、中原地区。

仰韶文化彩陶片

这些为河南安阳小屯出土的彩陶残片，上面绘制着太阳、星星的纹路，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懂得利用天象掌握农时。

仰韶文化是我国古代陶器色彩最丰富的时期，因此在考古学上也被称为彩陶文化。这时期的陶器上，多画有鸟、鱼、蛙和其他动物的形象，还有各种各样的几何纹饰。这些精美的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基本是用泥条盘成器形，然后将器壁拍平制造出来的。

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原始农业为主的文化。这是应用“刀耕火种”方法的原始农业，先是放火烧光草木，第二步用石斧、木棒、石铲等工具松土，然后点种作物。在仰韶文化各遗址里，常见石斧，石斧主要是用来进行农业生产的工具。到了仰韶文化时期，农具已经从打制的粗糙石器，进化为磨制的较为精细的石器。遗址大部分位于河谷地带，因为那里土地较为肥沃，便于耕作，而耕地都分布在村落周边。

名家评史

彩是用笔画，那是无疑问的。色的浓淡与笔枝的乂丫都极清楚；有几笔的笔势来得很壮，可见彩绘人的功夫已到了很高的境界。中国书法的讲究在这时期已得着一个先兆了。

——李济

其村落或大或小，村落周围有一条围沟，村落外有墓地和窑场。村落内的房屋主要有圆形或方形两种，墙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里面的，也有用木头做骨架的。墙的外部多被裹草然后点燃烧制过，用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村中最大的房子是公共活动场所。

山西夏县的西阴村遗址，其东西约560米，南北约800米，面积不算小。其中有四壁的长方形土坑彼此接连。这村落化结构展现了相当巩固的定居生活方式，足以证明当时的居民是从事农业生产的。

在农业之外，畜牧业也是仰韶文化的重要生产部门。仰韶遗址中有许多牛、马、猪的骨骼，其中猪骨最多。从大量养猪这点，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居民过着相当稳定的生活。

仰韶文化各遗址多有骨箭镞和石箭镞，可见当时弓箭已被普遍使用了。

西阴村遗址中发现数以万计的陶片，其他遗址也多见陶片和陶器，就制造技术和纹饰而言，可称得上精美。骨针、骨锥也见于各遗址，而西阴村还发现了纺轮，这说明纺织和缝纫已经是普遍存在的手工作业。此外，各遗址中还常见石刀和石斧。以上这些工具的存在，可以证明当时手工业生产种类是多样的，某种程度的劳动分工也已确立。

而且，仰韶文化遗址中普遍比较美观的陶器，也表示着它们的制作者对器皿实用性之外的艺术性具有主观追求。

在甘肃地区的仰韶文化墓葬中，发现了海贝，以及经过磨制加工的玉瑗和玉片。玉，据推测是来自于新疆，而贝多半是从沿海地区传来的。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甘肃境内的居民，已和沿海地区的人类有了或直接或间接的交换关系。这也说明，在仰韶文化时期，私有制的萌芽开始出现。

从对墓葬发掘的情况来看，这时期多长方形土坑墓，墓中有陶器等随葬品，小孩实行瓮棺葬。葬制中实行女性厚葬和母子合葬，女孩墓中的随葬品一般精致丰富，表明当时对女孩的爱重。

半坡文化遗址

提到仰韶文化，就不得不说说半坡文化。半坡文化是仰韶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城东六公里外的半坡村。遗址总体呈南北略长、东西较窄的椭圆形，总面积为5万平方米。其中部和南部是居住区，制造陶器的窑场在东边，而北部和东北部是公共墓地。三个区域各被宽和深均有五六米的壕沟围绕，这多半是抵挡外敌和野兽的防御工事。

半坡遗址里有几十座当时人居住的房子，其中一些保存得相当完好。房子很有特色，第一种是圆形的，在地上挖出直径5米左右的圆坑，以坑壁做墙壁，在壁内密集嵌入一圈柱形木篱，外涂一层两三厘米厚的混有草秆的黄泥，并用篝火烤硬。屋顶以木柱或木板条搭成，上面覆盖黏土。至于方形和长方形的房子，在地面挖出长宽约四五米，深不到一米的坑，也是以坑壁做墙壁，夹一圈木柱或木板，并涂泥烧硬。在南面开出一个通向地面的狭窄阶梯形斜道，仅宽0.4米，刚够一人出入。门道内左右地面上有安插木柱的圆洞，这里的柱子应是用于支持门道篷顶的支柱。圆形和矩形的房子中央都有烧火的灶坑，坑附近堆积着灰烬和炭渣。

居住屋旁边还有作为公共仓库的储藏窖穴。居住区当中有一所规模最大的长方形大房子，是核心建筑，也是氏族部落的公共建筑。部落首领主持的会议和宗教活动等大概就在此举行。通过“大房子”和其所处的广场，以及整个居住区的结构，再结合对墓葬区、陶窑区的布局，可以看出半坡氏族村落的环境规划大有章法可循。这种章法，正是原始社会的人们遵照当时社会生产和社会意识要求经营聚落生活形态的反映。这种建筑形式也体现出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穴居生活正在向地面生活进化。

这里的居民生活上以农业和渔猎并重，烧制的彩陶十分出色，红地黑彩，花纹简练朴素，绘人面、鱼、鹿、植物枝叶及几何形纹样。其中最著名的半坡出土单体鱼纹陶盆，是用人的脸和鱼的身体结合而成的人面鱼纹盆，赖以为生的鱼被看作氏族部落的保护神。

彩陶漩涡纹瓶

这件彩陶漩涡纹瓶属于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腹双侧饰半环形耳，口沿部有四只角形装饰，以角形装饰为点组成一周漩涡纹，腹肩部位绘有波浪纹和直线纹。制作的技巧熟练，体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

马家窑文化遗址

在中国的西北地区不乏母系氏族，马家窑文化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这个被称为甘肃仰韶文化的历史遗存，分布在今甘肃和青海东部。那里的原始居民过着定居生活，用磨制的石斧、石锛、石凿等工具砍伐树木，开垦荒地，刀耕火种；用较锋利的石刀、石镰收割谷物。

马家窑文化以精美的彩陶器著称于世，它的器型丰富多彩，图案极富于变化，彩绘图案讲究对称协调。最著名的是舞蹈人纹图案彩陶盆。研究人员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成型舞蹈图，在我国美术发展史上也占据了重要地位，被称为史前“中国画”。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图案，是目前为止史前任何一种远古文化都不可比拟的。它丰富多彩的图案构成了典丽、古朴、大器、浑厚的艺术风格。它神奇的动物图纹，恢宏的歌舞，对比的几何形状，强烈的动感姿态，像黄河奔流的千姿百态，生生不息，永世旋动。

神秘的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红山而得名，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社会形态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

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它的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

20世纪初，喀喇沁蒙古王公聘请了一位叫鸟居龙藏的日本学者来赤峰讲学，此学者曾在当地发现了一些陶片。1930年冬，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归国，开始研究考古学。他收集了一些关于鸟居龙藏在赤峰发现陶片的资料后，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组，也在赤峰发现了一些陶片，并带回北京。侵华战争爆发后，承德沦陷，一批所谓的日本考古工作团想在内蒙古找出其不属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凭据，结果在红山三十多处遗址中，仅发现一些陶器残片和几件青铜器，都属于中国历史文物。此时，梁思永先生则在研究着红山的陶器碎片，认为红山文化是北方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结合，并提出定名为“红山文化”。

彩塑女神头像

此头像出土于红山文化牛梁河遗址中，是用于供奉女神庙的女神塑像残件。

红山文化的彩陶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见常，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

红山文化出土了大量的陶塑女性，都有着丰满的乳房，学者们推测是生育神或地母神的象征，同时也是母系社会的具体表现。在实用性的陶器上，压印“之”字纹是其纹饰的主要风格。“之”字纹线细而纹带较宽，连线和篦点共用，横压竖排与竖压横排共用，直线与弧线、波浪线共用，有的还配以龙鳞纹，非常美丽。

红山文化的玉器制作为磨制加工而成，表面光滑，晶莹明亮，极具神韵。

红山文化的玉器至今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大型碧玉猪首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也是目前中国出土时代最早的龙形玉器，被誉为“天下第一龙”。

玉猪龙

这是个新石器时代的玉兽玦，上部刻画出了一个兽形头部，怒目圆睁，脸部纹路很像是猪。背部卷曲，以龙为原型，应该是代表等级、权力的礼器。

除了龙，猫头鹰也是玉器中出现最多的动物，据考证可能是红山文化的图腾崇拜物。考古人员解说，红山文化时期，人们恐惧黑暗，希望在黑暗中得到光明或者看清一切；人们经常遭到其他野兽的攻击，希望能够像鸟儿一样飞起来，以避免受到伤害；人们过着农牧渔猎生活，又希望像雄鹰一样轻易地捕捉到猎物。而猫头鹰具备这一切优势，是辽西地区普遍存在的猛禽，黑夜活动，可以飞向高空，又给人以通达天地阴阳的神秘感。所以，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寄希望于猫头鹰能够给予自身与自然界抗争的神奇力量，这样，猫头鹰成为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的图腾崇拜物应该是一种必然。

鸟形象牙圆雕

这件出土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的鸟形象牙圆雕，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这件用象牙雕成的鸟是中国最早的牙雕艺术品之一。河姆渡遗址出土有亚洲象的骨骸，说明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浙江一带生活着亚洲象，共存的应该还有犀牛、红面猴等动物。

河姆渡文化

同一时期，在长江流域下游地区，也有一个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河姆渡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而得名。它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年代为前5000年至前3300年，这个遗址的发现，一度震惊了中外考古界。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进步，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都是精心磨制而成，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还雕刻花纹或鸟纹图案。

河姆渡文化在农业上以种植水稻为主，并大量使用耒耜耕作。在出土的陶盆上，许多都印有稻穗图案。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稻壳，据发掘报告称总量达到150吨之多。

河姆渡文化时期的建筑形式，就是有巢氏发明的干栏式建筑，并已形成大小各异的村落。河姆渡的干栏式建筑蔚为壮观，其中有幢建筑长23米以上，进深6米多，檐下还有一米多宽的走廊。这种长屋里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间，供一个大家庭住宿。在建筑方法上，已经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

除了同一般遗址一样发现有骨器、陶器，河姆渡遗址中还发现了象牙制品，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形似鸟窝，器物正中阴刻五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相对而视。画面布局严谨，线条虚实结合，图画寓意深刻，有人说它象征太阳，另有人认为是鸟在孵蛋，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

在发掘河姆渡遗址以前，考古学对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普遍是这样定义的：已经穿上树皮或兽皮做的“衣服”；吃上谷类食物；大部分居住在洞穴里，房屋的形制非常原始；没有交通工具。

然而，河姆渡遗址几乎将这些结论完全推翻了，出土的木桨更使得考古人员非常吃惊。看来，中国土地上的一部分人类，在新石器时期已摆脱蒙昧状态，开始迈向文明社会的门槛了。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发掘，取得的成果是全方位的，文化内涵这样丰富的遗址在全国一万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从而奠定了它在人类发展史上里程碑式遗址的地位。

为什么河姆渡人会拥有较高的智商，会比同时代的人类拥有更丰富的知识和技能呢？目前的结论是：营养。

据考证，河姆渡先民大量食用鱼类、龟鳖类、蚌和螺，且人均占有稻谷160公斤左右，加上采集的蔬菜、水果，膳食结构已接近或达到现代人类膳食的科学要求，因此河姆渡人才有强健的身体和较高的智商。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说河姆渡人已懂得了科学膳食的道理，这可能是一种巧合。

屈家岭文化

屈家岭文化因在1955年—1957年间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而得名。1954年修建石龙水库干渠时发现了屈家岭遗址，1955年及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工作队在这里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该遗址是一处以黑陶为主的文化遗存，文化面貌不同于仰韶文化，也与洞庭湖以南的几何印纹陶差别较大，所以将其单独命名为屈家岭文化。据推断屈家岭遗址距今约5000年—4600年。

屈家岭文化分布范围较广，西至四川境内，东未超出湖北境内，北到河南西南部，南至洞庭湖一带。根据其分布范围可以将其分为四个区域：鄂西区、鄂东区、湘北区和江汉平原区。京山屈家岭遗址、石首走马岭遗址、荆州阴湘城遗址、钟祥六合遗址、谭家岭和肖家屋脊遗址、天门邓家湾等，都属于屈家岭文化遗址。

屈家岭遗址出土了大量生活用陶器。陶器多为手制，但快轮制陶已普及。出土陶器有杯、碗、纺纶等，还有陶制鸡、狗等装饰品。陶器表面光滑，像是经过打磨，多以泥制为主。陶色以灰色为主，黑色次之。另有一些彩陶，呈红色或橘黄色。有纹饰的不多。纹饰多以篮纹、瓦棱纹等为主。彩陶的绘制作，笔有浓淡，不讲究线条，里外皆施彩。陶衣有红、白等色，施加陶衣后用黑色或赭色彩绘出带形纹、网格纹、圆点纹和弧三角纹。另外还有较多横截面呈椭圆形、长条形等形状的彩陶纺轮，纺轮先施米黄色陶衣，再彩绘出多种线纹。屈家岭文化的陶器多三足器和四足器，少平底器，无圜底器。器形有薄胎杯、壶形器等。大量的彩陶和纺轮的出土，说明新石器时代江汉平原地区的烧陶技术和纺织技术已具有较高的水平。

屈家岭遗址出土的大量用于生产的石器之中，有斧、镞等，造型精美，磨制精细。

屈家岭文化常用的农具之一是双肩石锄。这里的农业生产活动以种植水稻为主，饲养家畜及渔猎采集也成为了很重要的生产活动。家畜以狗和猪为主。

这一时期发掘的墓穴中，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在发掘中还发现了氏族公共墓地，成人墓多集中于此。而小孩墓多圆形土坑瓮棺葬，葬具通常是在一个陶碗上对扣一陶盆或用两个陶碗对扣。

屈家岭文化中还出现了大型分间房屋建筑。这种建筑里面隔成几间，有的是里外套间，有的各间分别开门通向户外。房屋整体呈长方形，地面为了隔潮，用红烧土或黄砂土铺垫，表面再涂白灰面或细泥，并用火烘烤使之坚硬。大者长约40米，宽约5米，室内面积70平方米左右。

屈家岭遗址的发现，说明了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父系氏族

作为中国传说时代的代表人物黄帝，人们在他身上集中了古人的各种优点、诸多创造，赞颂他带领中华文明从野蛮向文明发展，从而将他奉为人文始祖。黄帝可能实有其人，是父系氏族时期中原地区的一位部落联盟长。他通过战争，使中原各部落实现了联合，并做了许多好事，因而在古人的口传历史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下面，就让我们看看父系氏族时中华大地上的风貌。

从母系向父系的转变

大约四五千年前，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先后从母系氏族逐渐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代。农业的发展为母系向父系的转变创造了条件。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进步使得男子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主要的生产部门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历史细读

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时，产生了“氏”，实际上体现了同姓者地位与财富的差别，而由于此时男子正逐渐成为氏族的主导者，他们称氏，便可将自己的地位与财富同其他氏族区别开来。所以男子称氏，而从不以姓相称。“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直到先秦时期，只有贵族才有氏，普通的平民没有“别贵贱”的需要，一般没有氏。

父系氏族的萌芽

中原的仰韶文化和江南的河姆渡文化都以原始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农业技术已经进展到耒耜耕种的阶段。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批骨耜，半坡、姜寨等仰韶文化晚期地层中发现了大批石锄、石镰。这些工具的出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农业的发展为母系向父系的转变创造了条件。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由于有了饲料，畜牧业也有可能发展起来。不过，从西安半坡所发现的饲养猪的骨骼看，绝大多数都是在幼小时被宰杀的，这可能是因为饲料尚不丰富，无力长期饲养的缘故。可见当时饲养家畜的经济价值还不大。大汶口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猪、鸡、狗的骨骼，由此可见，当时家畜的饲养有所发展。

父系氏族的确立

母系氏族公社经历了全盛时期后，社会生产力日渐发展。生产工具的进步使得男子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主要生产部门中逐渐占据主导的地位。生产工具发展的结果导致，或由锄耕农业过渡到犁耕农业，或从动物驯养过渡到畜牧业。而先前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妇女，其所负担的家务劳动逐渐与其他生产活动分离开来，成为无足轻重的私人事务，从而男子和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生变化。于是，依靠新取得的社会经济地位，男子逐渐把妻子和子女全部留在自己家中，实现妻从夫居、子女从父居的制度。世系也由跟随母系计算变成了按父系计算，对偶婚逐步变成一对夫妇长久结合的一夫一妻制，女子嫁到男方，财产也由父亲传给子女。对男性祖先的崇拜祭祀成为巩固氏族成员联系的纽带。这种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进步令母权制自然过渡为父权制，父系氏族公社逐渐形成。

彩陶鱼纹盆

这件彩陶鱼纹盆出土于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盆口微敛，宽折沿、圆唇、扁圆体，折腹内收，用黑彩在上腹部绘出单体鱼三尾，构成连续带条形图案装饰。鱼的神态生动，反映了先民与渔猎生活的密切关系。

父系氏族制度的存在时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金石并用时代。父系氏族由若干家庭公社构成，一个氏族或若干近亲家族聚居在一个村落或几个相邻的村落之内，父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包括同一祖先的三四代后裔。他们的土地和主要生产工具为集体所有、集体生产并且共同消费。

父系氏族公社的初期，氏族内的生产领导和管理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家族长通过选举产生，一般是由年事最长的男子来担任生产的组织者，而其他家庭年长者组成长老议事会共同决定氏族的内外事务。各氏族的氏族长又组成部落会议，其中有些部落以长支的氏族长为部落酋长。每个部落有一定的土地范围。父系氏族社会进入铁器时代以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家长的作用和权力就越来越大，家长个人便企图成为家庭公社经济乃至公社财产及成员的全权支配者。家庭公社的成员除了妻子、儿女之外，还包括非自由人。有的家长不仅对非自由人，甚至对妻子、儿女都有生杀之权。在古代许多民族中，父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就属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父系氏族的风貌

在中原大地众多的氏族中，一类以游牧为生，一类依靠农业种植，开始了定居生活。驰骋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他们带着大批的牛羊逐水草而居，从沿途的氏族部落中抢来女人做妻子。这种生活方式，给了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单独相处的机会。男人们恍然大悟，原来女人不是刚下完雨的树林，不会自然而然地长出蘑菇，她们其实只是土地，而自己才是真正的播种者。

“父亲”诞生了，这个新鲜出炉的词汇燃烧着男人们的心：要做父亲，要有一个可以确信为自己的孩子，把自己所有的牛羊都传给他！

游牧民族的男人们虽然从其他民族或是部落那里抢了妻子，却将“父亲”这一概念向外传播，得到了身处农业母系氏族众多男性的艳羡。此时剩余产品已经产生，农业部落中凭借战争或是巫术上的才能获得特权的男性，开始要求在氏族中有专一的配偶，以得到可以确信为自己的骨肉。

继而所有的男人都向往起来，他们要求一男一女之间保持一段排他性的性关系，以便确认自己的孩子。当然，这种关系是平等的，男女双方有任何一方改变了主意，双方便会立即分手——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在从群婚模式的母系社会向专偶模式的父系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这种过渡形式被称为对偶婚。

从这个时候开始，孩子们结束了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男人们对于孩子的情感也变得强烈起来，一方面是对权力的喜爱，一方面是希望在自己死后生命能因孩子得以延续。一个人造就他的后代，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重塑自身，孩子的生命，实际上就是自己生命的延长。他的宏伟抱负不会在坟墓中腐朽，能够由后代们的事业得以扩展和实现。

而此时的生殖崇拜也已经有所转变。生殖崇拜是原始社会普遍流行的一种风习，是原始先民追求幸福、希望兴旺发达的一种表示。原始人由于不懂得人类生殖的原因，见到从妇女腹中能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总认为其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每当有妇女分娩时，氏族都要举行隆重的祝祷仪式，并要孕妇到野外去分娩，认为这样可以使土地肥沃。

如果妇女因分娩而死，那么就要对死者举行英雄的葬礼。当人们发现了男性在生育中的作用后，生殖崇拜也改变了方向。从原来崇拜女性丰硕的双乳，转而崇拜石笋、蝉、蜥蜴、龟等。汉字“祖”字的写法，便揭示了男性生殖器崇拜这一现象：“祖”字右边的“且”字，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左边的“示”字，在古代指神祇。可见这个“祖”字，就是以男根祭神的意思。

父系氏族文化遗存

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是十分丰富的，地下考古材料如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等，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等，基本上反映了父系氏族公社的基本面貌。

大汶口文化

父系氏族时期的考古发掘，在中国黄河下游地区，以大汶口文化最具代表性。大汶口文化因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及江苏省淮北地区，年代大约在前4040年—前2240年，延续时间长达两千余年。

大汶口文化具有许多之前文化不具有的特征。经济生产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和渔猎。农业以种植粟为主。在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曾发现约有1立方米的碳化粟，在其他地区还发掘出大量牛、羊、猪、狗等家畜骨骼。房屋多数属于地面建筑，但也有少数半地穴式房屋。一些陶房模型，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形象的大汶口文化房屋形状。大汶口文化的灰坑有圆形竖穴和椭圆形竖穴，可能是储藏东西的窖穴，也有口大于底的不规则形灰坑。

这时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兼有一些骨器、角器和蚌器。石器有铲、锛、斧、凿、刀、匕首、矛等，有的石铲和石斧钻有圆孔。还有一些带柄石铲和石锛。骨器有镰、鱼镖、镞、匕首和矛。角器有锄、鱼镖、镞、匕首。蚌器有镰和镞。遗址出土的陶纺轮和石纺轮可以证明当时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纺织技术了。

大汶口文化黑陶杯

此黑陶杯属于细泥黑陶，奢口，由口沿至杯底反弧形收缩，中间有一环形小耳。光亮漆黑，不施纹饰。

大汶口文化的制陶技术较之前已有很大提高。陶质有红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四类，彩陶数量不多。高柄杯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最具特征的陶器。在早、中、晚三期中，陶器的陶色、纹饰、器型都略有变化。陶器纹饰，早期有锥刺纹、划纹和少量彩陶。主要器型有釜形鼎、钵形鼎、小口带柄壶形鼎、敛口平底钵，也有在上腹部饰彩的陶钵、高柄豆、高柄觚、双耳壶等。中期又出现了附加堆纹、篮纹、压印纹和镂刻纹，以及施黑赭色和红色的彩陶。中期的陶器类型较早期明显增多，主要有小口深腹罐形鼎、钵形鼎、盂形鼎、小口深腹罐、平底盉、三实足鬶、敛口钵、高柄喇叭形座豆、小口长颈带鼻壶、圈足尊、高柄杯、盆、簋、勺与漏器等。晚期陶器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篮纹、镂刻纹等，彩陶则以涡纹为主。器类有罐形鼎、瘦腹背壶（其中有白陶）、宽肩壶、高柄豆、袋足鬶（有白陶）、三实足盉、高柄豆、带把杯、长颈壶等。从陶器在不同时期的形态演化，我们可以窥见大汶口社会文化发展的一斑。大汶口文化的雕塑工艺品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多数是随葬品。雕塑品有象牙雕饰、嵌绿松石的骨雕、穿孔玉器，以及陶塑动物等。这些雕塑品，制作都相当精细，造型优美，是大汶口文化中颇具特色的艺术作品。

大汶口文化刻纹陶尊

这是一个大型的夹沙灰陶器，大口、深腹、尖底。外部刻有太阳、云气、山峰等图案。

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在我国的原始社会人类遗存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墓室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有的仅有棺，但也有棺椁皆备的。从墓的规模看，有大墓和小墓的差别。这里还发现了一些无头葬、无尸葬和“迁出葬”（即将墓内部分骨骼迁移他处，而在原葬墓内仍保留死者的部分骨骼）等。墓内多数无任何随葬品，凡有随葬品的墓，随葬品的数量多少十分悬殊：少者一两件，多者百件以上。如大汶口的一个老年女性墓葬，墓坑东西长4.2米，南北宽3.2米，墓底有二层台和涂漆棺椁，随葬品有装饰于头和颈部的三串七十七件石质饰品，还有大量玉器、象牙制品和陶器，还有猪头、兽骨、鳄鱼鳞板等。随葬品的悬殊，反映了处于父系社会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已有十分显著的贫富分化现象了，而晚期墓葬出现了夫妻合葬，说明当时社会婚姻习俗已经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转变了。

大汶口文化渊源于北辛文化，后继为山东龙山文化。该文化居民的种族，一般认为是中国古代的东夷族。

关于大汶口文化的类型问题，目前考古界看法不一。有人提出可划分为“青莲岗”“刘林”和“花厅”3个类型；也有人认为可以划分为“大汶口”“大墩子”和“三里河”三个类型。现将后一种划分的三个类型简要介绍一下。大汶口类型包括山东中南部的泰安、济宁等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址。经过发掘的有滕县岗上、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兖州王因等遗址。该类型的特点，表现在陶器器形上，以釜形鼎、大镂孔编织纹高柄豆、背壶、筒形杯、盉、尊形器、圈足瓶、袋足鬶、带耳杯等较有代表性。墓葬以头向东单身仰身直肢葬为主，所有大汶口墓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死者手中多握有獐牙器。大墩子类型因最初发现于江苏北部的邳县大墩子而得名，主要分布于淮河以北的苏北地区，经过发掘的遗址有邳县刘林、新沂花厅、连云港二涧村等遗址。陶器以鼎、鬶、豆、背壶、带把三足罐、簋形器、钵、觚形杯、高圈足杯、罐等较有代表性。葬式也以头向东或东北的单身仰身直肢葬为主。有的墓中的死者双眼处还放有石环。三里河类型因发现于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于山东潍坊地区和日照等县。经过发掘的遗址有日照东海峪、安丘景芝镇、诸城呈子等遗址。陶器以釜、罐形鼎、鬶、单耳长颈壶、双耳长颈壶、细长瓶、大口折肩尊、单耳杯、高柄杯、折腹钵等具有代表性，背壶、豆、筒形杯较少。葬式以头向西和西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在呈子遗址中还有较多的合葬墓，并有重叠葬。有的死者手臂处放有石钺、蚌器、黑陶杯和海螺等，有的死者口中还含有玉琀，用猪下颌骨随葬比较普遍。

历史细读

大汶口时期的陶尊上有很多的刻画符号，有的是仿照农具斧形演化成为的“戉”字；有的可能是仿照一些当时崇拜的神的形象；有一个陶尊上的符号是上中下结构的“日、云、火”，有人认为应该是“旦”字。它们的年代远远早于甲骨文，应该是原始文字的雏形。

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生产的劳动者的性别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从男女随葬的是石铲、石斧、石锛等农业生产工具，还有纺轮等织布工具两类的变化，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随葬石铲、石斧、石锛等生产工具的主要是男性，而随葬纺轮的则主要是女性。这说明男子已成为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而妇女则从事纺织等家内劳动，社会已经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发展到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了。

大汶口文化晚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已经开始出现。猪就是大汶口氏族家族的一种重要财产。有一些大汶口墓葬里随葬有很多猪头和猪的下颚骨，这些随葬的猪头和猪的下颚骨，应是墓主人生前的私有财产。此外，随葬的私有财产还有陶器、生产工具和各种装饰品等。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在氏族内部出现富有者和贫穷者。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演变。

白陶背水壶

此壶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属于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壶高19.3厘米，口径9.7厘米。此壶为盛水器，口阔、颈粗、肩圆、腹深，肩部有双耳，应为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制品。制作形式很有实用性。

黑陶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制陶业中出现的两个新品种，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显著进步。这时的陶器已用快转陶车来制造。陶车由轮盘和轮轴组成，使用时，由一人转动轮盘，使其急速旋转，由另一人借助陶轮转动形成的离心力，配以双手灵巧的动作，将陶土塑成需要的器皿。用快转陶车制坯，数量多，质量也好。烧制技术也有提高。当时的人们扩大了窑室，缩小了火口，增加了火道支道和窑箅箅孔的数量，使热力分布更加均匀。这时采用了高温下严密封窑技术，使陶土中的铁元素得以还原，有的还在陶土中掺过炭，因此烧成的陶器多为黑色。白陶用高岭土制造，制造时努力保持陶土的纯洁，因而烧成了白色。白陶的出现有重大的意义，它为以后瓷器的制作奠定了技术基础。有的白陶还有图案花纹。

大汶口遗址早、中、晚三个阶段各有特色，对我国原始社会氏族制的研究有很大帮助。早期应属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阶段，晚期墓葬随葬品种类和数量有很大差异，并且出现夫妻合葬墓，应属于父系社会末期。有些遗迹刻有规则符号，被认为是文字，再加上有些墓葬出现“人殉”现象，由此推测大汶口文化晚期可能已经由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了。

大汶口文化的农业生产，以种植粟为主。居民饲养猪、狗等家畜，也从事渔猎和采集。生产工具有石制的斧、铲、刀、镞，骨角制的锄、鱼镖、鱼钩和镞等。制陶业较发达，小型陶器开始用轮制法生产。陶器以三足器、圈足器和平底器较多，也有圜底器，主要有鼎、豆、觚形杯、壶、高柄杯和鬶等。制作石器、玉器、骨角牙器和进行镶嵌的手工业也很兴盛，出土的玉钺、花瓣纹象牙筒、透雕象牙梳等，制作精致，工艺水平很高。

当时居民中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在青春期拔除一对侧上门齿的风俗，这是中国东南沿海古代先民拔牙习俗的起源。有的长期口含小石球或陶球，造成颌骨内缩变形。还流行在死者腰部放穿孔龟甲，死者手握獐牙或獐牙钩形器。这些习俗在中国其他史前文化中是较罕见的。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遗存之一，其分布范围北濒渤海，南抵苏皖，西进河南，始自前4300年，到前2500年左右发展成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特征明显，社会经济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已发现的许多刻划符号被认为是古老的象形文字。当时的社会已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私有制逐渐形成，整个社会已接近阶级社会的门槛了。

名家评史

良渚古城的发现无疑对加快良渚遗址的“申遗”进程具有显著作用，因为遗产价值越突出，获得世界范围认同的可能越大。

——陈同滨

良渚文化

浙江余姚良渚镇一带，发现过一些黑皮陶器和磨光石器，后被定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距今约5400年—4000年。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艺趋于专业化，特别是玉器制造加工业异常发达。而大型玉质礼器的出现，也为礼制化的中国古代社会揭开了序幕。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符文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出现的前奏。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轮制为主。泥质灰胎黑皮陶和夹细砂的灰褐色陶最为普遍。良渚人已经掌握了快轮拉坯、慢轮修坯的技术，因此生产出来的陶器器型规整，器壁又匀又薄。器表一般是素面的，只有少数带花纹装饰的陶器，器型丰富多彩，极具艺术想象力。

良渚文化的石器通体精磨，而且普遍使用了管钻穿孔技术。主要器类有石斧、石锛、石凿、石钺等。石锛中无段石锛的数量多是良渚文化与众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此外，还有两种形体特异的石器很有特色，第一种是呈V字形的石器，有些专家推断是犁一类的破土工具；另一种呈三角形，有穿孔，有人推断是在水田里进行耕耘的农具。

良渚文化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多是用于祭祀的礼制化玉器，神秘而精美，如玉璧、玉琮、玉钺，以及玉璜、玉管、玉珠等小件装饰品。其中被誉为“玉琮王”的玉琮个体高达18—23厘米，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上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很多玉器上多以阴刻线勾勒出云雷纹、鸟纹、蝉纹、鹰纹，以及神人合一的奇诡形象，工艺大都极精细。无论哪种纹饰，应该都寄托着古人的愿望和希冀，可见良渚人信仰着比较发达的原始宗教。从玉器表面留下的加工痕迹判断，良渚时期的玉工可能已经掌握了铊具等加工工具。良渚文化制玉业的发展，与石器加工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良渚文化玉器创造性的器型，为后代玉器的造型奠定了基础。

良渚文化的竹木编织技术也相当成熟，很多东西在同期其他文化中根本没有。在钱山漾出土的竹编器类有篓、筐、席、簸箕、篷盖、门扉、箅等，编织纹样富有变化，显示了制作匠人的高超技艺。此外，在一些遗址中，也发现有木制品，如盆、杵和桨。在卞家山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同期文化未见的漆木器。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骨器、象牙制品。唯一遗憾的是，在同时期其他文化遗址里，都发现了金属遗迹，而在良渚文化众多的遗址中，却没有一点金属的影子。

良渚文化的居址一般选择靠近河流湖泊的平地上，墓地大都处于离居址不远的土丘或小山上。与其他同期文化一样，其聚落群也有中心性聚落和一般性聚落之分。在钱山漾遗址发现了3座居址。其中一座东西长约2.5米，南北宽约1.9米，木桩按东西向排列，正中有一根长木，似起“檩脊”的作用，其上盖有几层竹席。另一座只在东边保存下一排密集而整齐的木桩，上面盖有大幅的芦席和竹席。良渚文化的中心区在浙江余姚西部的良渚、安溪、长命、北湖等地境内。

兽面纹琮

瑶山在良渚墓葬群中是作为祭祀和墓地两种用途的遗址，大部分良渚玉器都是出土于此。玉琮是良渚文化中的重要礼器，主要用于祭祀。

良渚文化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作物是水稻。经鉴定发现，良渚文化的水稻主要有粳稻和籼稻两种。农业工具种类较多，制作大都较精细。

良渚墓葬坑呈长方形，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大、小墓之分，随葬品也有很大差别。在有些墓葬的墓主人脚下，与随葬陶器一起还发现了人头骨，有人认为其身份应是奴隶，说明当时已出现财富占有的差别，并且出现了只有特殊地位的人才拥有的玉琮、玉璧等礼器。

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有段石锛和贯耳壶，是良渚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的遗存中有少量发现，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产物。大汶口出土的玉笄，与良渚文化的玉锥形饰可能有联系。

浙江省考古所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与颐和园面积差不多的拥有城墙的古城，被称为良渚古城。它改变了考古界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证明了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城墙，是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名家评史

偃师二里头文化就其文化内容和所在地点而言，显然是从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过来的，但可能吸收了其他地区一些文化中某些元素，例如山东晚期龙山文化（陶器某些类型、铜器），晚期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刻划符号，可能还有铜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玉璧、玉琮等玉器），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陶器上符号、铜器）等。

——夏鼐

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的文化，因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这一时期占卜等巫术活动较为盛行，代表器物则是磨光黑陶。人们利用快轮制陶，烧出了薄如蛋壳的器物，且表面光亮如漆，堪称中国制陶史上的顶峰时期，所以也叫“黑陶文化”。龙山文化分布的地区主要是山东、河南、河北、晋南和陕西渭水流域，文化的地域性差别显著。这意味着各地区的龙山文化可能有不同的来源。比如，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个来源是大汶口文化，河南的龙山文化有一支是来源于仰韶文化，同时有遗址证明龙山文化早于殷的小屯文化而晚于仰韶文化。

山东和河南的龙山文化是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比过去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时生产工具种类增多，石器都磨得相当精致。骨器、蚌器的制法大都经过打、磨、修三个步骤，其用途与石器相同。

河南陕县庙底沟龙山文化在农具方面开始出现双齿木耒。其他农具，如磨型的半月形石刀和镰，都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所未见的，显示了龙山时期磨制工艺的使用更加广泛，磨制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制孔工艺来说，龙山时期出现了有孔石镰、蚌镰，而且种类比仰韶时期明显增多了。仰韶时期的石刀是单孔，龙山时期则变为双孔，使农具与皮革或绳子更好地结合使用，有利于劳动生产，反映出龙山时期的生产力比仰韶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

龙山文化的制陶业也很繁荣，器型多种多样，实用性加强，这是当时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表现。山东龙山文化以陶器群为显著特征。当时的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壁薄而均匀、造型规整，除突出地存在具有代表性的少量白陶外，也有白衣红陶。成就最高的是磨光发亮的黑陶，其中的蛋壳黑陶高柄杯器壁仅厚0.5毫米，还加以镂孔和装饰纤细的划纹，其工艺水平达到了古代制陶史上的顶峰。陶器在当时是一种显示尊贵身份的礼器，这类精致的陶器绝非日常用具，而是在社会上产生阶级分化后为适应某种特殊需要而生产出来的。

鹰尊

尊是酒器，此鹰尊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晚期，做成鹰形，但支脚是动物腿，造型浑厚，形体较大。

龙山文化的社会经济是以大汶口文化晚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经济形态以原始农业为主，主要是粟类旱地作物；兼营家畜饲养及渔猎，并经营各种原始手工业。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牛、羊等，羊的饲养比起大汶口文化尤其有明显的发展，考古中还发现了石镞、骨镞、蚌镞、陶镞、骨鱼镖和陶网坠等渔猎工具。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龙山文化中畜牧业也相应地繁荣起来。龙山镇遗址中发现了大批兽骨，经鉴定有狗、马、猪、獐、鹿、麋、羊、牛等九种。据推测，畜牧业这时大概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初步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劳动大分工。

龙山文化的制玉工艺已经很发达，考古中发现了扁平穿孔玉铲、阴刻兽面纹玉锛、三牙璧及鸟形、鸟头形等精美的玉器，在工艺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同时说明玉质礼器的生产已专业化。

在山东龙山文化中，遗址通常分布在丘陵地带地势高亢的河旁台地上。考古学者们在城子崖遗址的周围发现了版筑夯土围墙，应是重要聚居地的防御性设施。当时人的住房有长方形或圆形半地穴式、圆形地面式和夯土台基地面式，室内还有灶坑。在龙山文化的各个遗址当中，都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窖穴，呈现为规整的圆形或椭圆形。在氏族公共墓地中已经发掘的墓葬约有三百多座。有的墓葬中，有棺有椁，随葬品有精美的陶器。

私有制、阶级的出现

在父系氏族社会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一些人能够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并利用已占有的劳动财富奴役他人，于是，贫富现象出现，私有财产开始萌芽。贫富悬殊的变化是阶级产生的基础，到父系氏族社会的后期，氏族社会开始走向瓦解，阶级社会开始出现。

贫富分化

当原始社会处于初期和中期的时候，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人们必须通过集体协作的艰苦劳动才能取得仅仅够维持最基本生活水平的生活资料，没有什么剩余。当时没有私有财产，更没有私有观念，人们的所有生产资料都是公有的原始共产主义，大家在一起过着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生活。

后来，在长期劳动生产和其他实践当中，人们不断改进工具、革新技术，提高劳动技能，生产力在缓慢地进步。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在黄河、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广大范围内，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业、家畜饲养业迅速发展起来；而在北部、西部的广大草原地区，则兴起了游牧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产生并不断扩大，最后发生了交换。原始社会后期，金属工具出现，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发展，这是私有制产生的根本原因。这时，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原先由很多人参与的共同生产的方式发生了改变，畜群开始分散到各个家庭去养，土地也分配给各个家庭去耕作，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逐渐代替了以氏族公社为单位的共同劳动。一个人生产的劳动产品，除了维持自身最低生活需要之外，还出现了剩余产品，这是产生私有制的物质基础，也是占有他人劳动产品、进行经济剥削的条件。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这是新石器时代庙底沟文化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器皿瓶口做成人形，彩色器身，纹饰夸张，是一种具有神秘意义的酒器。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为私有制的产生准备了前提条件。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形成。私有制从个人占有财产开始，人们先占有工具、生活用品和牲畜，进而占有奴隶和房屋，而土地私有的出现则是较晚的事情了。有了私有制，贫富的两极分化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从父系氏族时期的遗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大汶口遗址中，有的墓葬中随葬品极少，甚至连一件也没有，可以推测墓主是个很贫穷的人。而在有的墓葬中，陪葬品则极为丰富，比如其中一个墓的随葬品包括14个猪头，还有一个墓中有三串头饰，除象牙雕筒、梳及玉钗外，还有玉臂环、玉指环等稀世瑰宝，大批精美的陶器也包含其中，仅陶瓶就达38件之多。这些随葬品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人的实际生活需要，说明墓主人拥有较多的剩余产品作为私有财产，这些墓葬的情况突出反映了当时已经日益悬殊的贫富分化。在父系氏族时期的遗址中，江苏四户镇出土了带箭的人腿骨，在甘肃永昌鸳鸯池出土了白色的石护臂，这些都是在私有财产增多、贫富分化之后发生战争的有力证据。

可以说，贫富分化的出现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二是原始社会末期交换的发展和商品生产的出现，而结果就是私有制的产生和贫富分化最终导致了氏族成员之间地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和财产私有取代了原始共产主义之后，原始社会也就随之解体了。

名家评史

凿井技术发明以后，征服我国北方的广大平原，开辟为富实的农场，虽说已具有可能性，但是工具还很粗陋，进展不能很快，因此人口的蕃殖也还受着相当的限制。人民拣择到平坦易居的地方建设都邑，附近辟为耕田，方圆数十里或百里就成一国。

——徐旭生

奴隶制和阶级

当个体劳动日益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之后，生产资料也就相应在逐渐转归个体家庭私有。一些氏族部落首领和少数家长，为了占有更多的剩余产品供自己享用，利用自己的身份开始在对内分配产品、对外进行交换的过程中把一些集体的财产窃为己有，这样，私人占有财产的现象就出现了。由于原始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因此，当后来土地逐渐变成私有财产后，私有制就在社会上正式确立起来了。剩余产品的出现是阶级产生的物质前提。当私有制确立以后，阶级就产生了。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是形成不同阶级的基础。

私有制和贫富分化之后引发占有和战争，随着战俘的增多，财产大量集中于一人之手，氏族首领变成了奴隶主，氏族成员则变成了平民，而战俘就成为了奴隶。奴隶主对奴隶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可以随意奴役、买卖甚至杀害他们。奴隶没有独立的人格，更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奴隶的后代也世代为奴。

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父系社会后期，中国社会已产生贫富分化的现象。为了争夺财产，氏族部落之间彼此掠夺，战争中获胜的一方获得的俘虏就转变成了奴隶，也有部分氏族公社的贫苦社员沦为奴隶。发展到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时候，奴隶的名目已经非常繁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叫“民”“黎民”“众人”“众”，从事畜牧业的叫作“牧竖”或者“隶圉”，而奴隶主的家内奴男子叫“臣”、女子叫“妾”。他们的劳动负担非常沉重，被奴隶主看作是会说话的工具，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大多数奴隶主是由父系社会末期的氏族贵族和部落首领转化而来的。在原始社会末期交换发展的过程中，这些部落首领夺取了大量财富，并且在战争中扩大了权力，最终转变为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完全占有生产者本身的奴隶主阶级。作为统治者，他们不仅掌握着财富，而且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保持自己由图腾崇拜而来的姓氏，并对“亡其姓氏”的奴隶们握有生杀予夺之权。除了奴隶主和奴隶，社会中还有一个中间阶级就是平民。大多数平民是由各级贵族疏远的宗族成员和原来的氏族公社成员形成的，这部分人虽然还保有人身自由，但同样要受到各级贵族的剥削和压迫。国家形成之后平民大多居住在都邑之内，被称为“国人”。

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讲，奴隶制产生于能产生剩余产品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在当时被认为是合法的拥有和控制制度。奴隶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早期的奴隶主要来源于异族战俘。可以说，奴隶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个劳动者能生产出超过他本人所需的剩余财富时才会产生的一种社会制度，所以奴隶制的出现常常限于一个相当发达的农业社会里，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在我国，夏朝是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从前21世纪开始到前476年止，我国奴隶社会延续了一千六百年左右。

父系氏族的文化艺术

汉字产生前，最像是文字的符号就是陶文。陶文已经出土的资料很多，但它只有单个的符号，没有成文。现在已出土的陶文以半坡陶文为最早，此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也都有陶文。陶器不仅成为了文字的载体，也成为了先古文化遗迹中最显著的标志。父系氏族时期，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创造了辉煌的黑陶艺术。此外，玉骨器的制造也是这一时期的突出成就。

父系氏族的文化

一般认为，文字是文明社会产生的标志。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有着仓颉造字的传说。《荀子·解蔽》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吕氏春秋》记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相传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所处的年代约为前26世纪。据此推测，四五千年前，我国的文字就比较成熟了。

但传说毕竟是传说，从考古证据来看，西安半坡遗址陶器上的符号可能是中国文字的起源。《西安半坡》一书认为：“这些符号是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代表一定意义。”

目前，在龙山文化（前25世纪—前20世纪）和良渚文化（前33世纪—前22世纪）的陶器上已经发现了刻划简单的文字，被认为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称为陶文。这一时期的陶文尚未被辨认出来，很可能是一种消逝了的文字，但可以证明，陶器是已知最早的人工制作的文字载体。郭沫若提出：“彩陶上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说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孓遗。”

父系氏族的艺术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时候，出现了快轮，用快轮塑造的陶坯具有器形规则、厚薄均匀的特点，不仅使得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在艺术形式上也大为进步。父系氏族时期，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冶铜业、丝织业等新兴手工业部门。这个时期进步最为明显的就是陶器制造，出现了轮制技术，创造了辉煌的黑陶艺术。玉骨器的制造也是这一时期的突出成就。

陶窖的结构也有了很大的改进，窑室扩大，可以烧制大型的或一次烧成数量较多的陶器；还掌握了在高温下严密封窑的技术，使陶坯的铁素能够充分还原，这样一来，烧制出来的陶器可以呈现灰色或黑色，质地坚硬紧密。这种高超的制陶技术使得龙山文化中的黑陶形成了独特的“黑、薄、光、纽、挺”的艺术风格。同时，黑陶艺术的巨大成就还与原始的尚黑观念、审美与实用结合的能动创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除了代表性的黑陶以外，父系氏族时期的玉石工艺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譬如玉神人新石器，是一个用青玉琢成的圆雕立体人像，它面部造型奇特，拱手直立，威严森然，是龙山文化时期被崇拜的神人形象，在工艺上古拙简练、玉质晶莹，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可以说是当时艺术成就的代表。无论是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还是陕西龙山文化，都发现了很多玉器，山东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中的璇玑和玉质生产工具颇具特色，尤其是山东龙山文化玉锛上的饕餮纹，被认为是商代铜器饕餮纹的祖型。

黄帝的时代

人类在生活中不断进行着发明和创造。当弓箭发明后，男人们狩猎的成果显著提高了。再加上人口的增多，各个氏族间开始为争夺地盘而发生争斗，于是氏族中的头等大事，从温饱转向了战争。每个部落都会推举一名英勇善战的勇士作为首领，黄帝就是这些部落首领中最伟大的一位军事首领。

有熊部落

据《史记》记载，黄帝姓公孙，因生于轩辕之丘，故称为轩辕氏。相传轩辕黄帝的母亲名叫附宝，一天晚上，附宝见一道电光环绕着北斗枢星。随即，那颗枢星就掉落了下来，附宝由此感应而孕，怀胎二十四个月后，生下了黄帝。黄帝一生下来就显得异常神灵，出生几十天就会说话，少年时思维敏捷，青年时敦厚能干，成年后聪明坚毅。后来继承了父亲少典有熊国君的王位，并壮大了自己的部落。

正史史料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史记·五帝本纪》

有熊部落的传说

有熊部落的老首领少典，相传少年时救了一只大熊，从此山林中的熊都臣服于少典。一年，临近的狼部落向北扩展，与少典的部落发生了冲突。少典部落被狼部落打败，失去了不少土地，损失惨重。危急关头，少典唤来了熊群，一同赶走了狼部落的人，夺回了土地。因为熊帮助少典部落重建了家园，少典就把自己的部落改名为熊部落。熊部落的人们感到自己有熊相助，很安全，经常对外部落的人夸耀说：“我们有熊。”久而久之，大家都称少典部落为“有熊氏”或“有熊部落”。

少典之子

据说少典娶了有乔氏的两个女儿做妃子，长妃叫女登，次妃叫附宝。

一天，长妃女登在游玩时，忽然有一神龙来伴。女登因此怀孕，生了炎帝，取名榆冈。传说炎帝生下来三天能言，五天能走，七天就长全了牙齿，五岁便学会了许多种庄稼的知识。但是，因为他相貌长得很丑，牛首人身，脾气又暴，不大受少典的喜爱，少典就把他和女登母子俩养在姜水河畔。所以，炎帝长大后就以姜为姓。

炎帝

据说炎帝牛首人身，为了辨别草药有没有毒性，药性如何，炎帝拿自己做试验，因此得到人们的拥戴。

炎帝长大后剽悍勇武，智慧过人，做了部落首领，以“牛”为图腾，标记于旗帜之上。巫师说他以火德旺，所以称作炎帝。据说炎帝有一条神鞭，名叫“赭鞭”，用它抽打各种野草，野草便显出药性，炎帝为了验证这些药草有毒无毒，是热性还是寒性，到底能治什么病，就亲自尝百草，试其效用，为氏族百姓防病治病。因而炎帝氏族的人，个个身强力壮，氏族迅速繁衍壮大，炎帝便率领他的部族沿渭水、黄河东迁，经河北、河南、湖北，还到过山东曲阜，打败了不少弱小部落，最后“定都于陈”，即今河南省淮阳县。

少典的次子，是附宝所生的黄帝，为人敦厚朴实，被拥戴成为有熊部落的酋长，因巫师说他“以土德王天下”，土是黄色，所以叫黄帝。

部落间的征伐与融合

黄帝为了壮大自己的部落，发动了对其他部落的战争。通过征战，各个部族逐渐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相互融合中，中华各族多元文化滋长、兴旺并扩散于四面八方，造就中华民族悠久辉煌的一体文化。

黄帝大战蚩尤

在当时的黄河流域，除了黄帝的有熊部落，还有两个部落也十分强大，一个是北方古老的神农部落，另一个是南面的九黎部落，酋长是性格残暴好战的蚩尤。

黄帝是一个有着雄心大志的人，为了让自己的部落更加强大，他首先发动了对神农部落的战争。古老的神农部落各方面都在走下坡路，当然经不住有熊部落的突然袭击，所有的人口和牲畜都被俘虏。黄帝获得了大批物资，又解除了腹背受敌的危险，这才将矛头转向南方。

传说蚩尤有八十一个兄弟，都是能说人话的野兽。与黄帝交战之初，一度大败黄帝的军队，因为蚩尤自己就是半个妖怪，会喷烟吐雾，把黄帝和他的军队团团罩住，使之辨不清方向，更杀不出重围。就在这危急关头，黄帝猛然抬头看到了天上的北斗星，斗柄转动而斗头始终不动，他根据这个原理发明了指南车，认定了一个方向，这才带领军队冲出了重围。

据说黄帝和蚩尤一共打了七十一仗，历时十五年，黄帝胜少败多，终日焦虑不安。这一天，黄帝梦见九天玄女交给他一部兵书，醒来一看，手中果真有一本《阴符经》。黄帝按照玄女兵法设九阵，置八门，阵内布置三奇六仪，制阴阳二遁，演习变化，成为一千八百阵，名叫“天一遁甲”阵。不久，黄帝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大风吹尽了天下尘垢。梦醒之后，黄帝自忖道：“风是号令风行的意思，‘垢’刮去‘土’，‘后’还在，难道有姓风名后的人可以帮助我执政吗？”于是他四处访贤，终于访得了风后，封他为相，统领攻战。风后制五旗：东方是青龙，南方是朱雀，西方是白虎，北方是玄蛇，中央是黄龙，用以区别各部，打起仗来井然有序，攻守自如。从前作战，战士们都是一哄而上，杂乱无章。黄帝教给他的军队用风后的阵战方法，用各种不同的队形和兵力，以应付不同的战场情况。

决战打响在涿鹿（今河北涿鹿东南）一带。当时恰逢炎帝被蚩尤打败，来向黄帝求救，双方结为了联盟。黄帝于是统率炎、黄两大部落，与蚩尤在涿鹿之野大战。蚩尤率领魑魅魍魉，请风伯、雨师纵风下雨。黄帝则布下阵法，又请来女魃止雨，终于杀死了蚩尤，分其尸葬于四处。蚩尤死后，他勇猛的形象仍然让人畏惧，黄帝便把他的形象画在军旗上，用来鼓励自己的军队勇敢作战，也用来恐吓意图和他作对的部落。

天下的小部落见蚩尤都被黄帝打败，纷纷前来归附。炎帝不满黄帝成为天下共主，企图夺回失去的地位，起兵反抗。炎、黄二帝发生火并，决战在阪泉之野（今河北涿鹿东）进行。经过三场恶战，黄帝得胜。

从此，中原大大小小的部落都尊黄帝为共主，炎、黄等部落在黄帝的领导下融合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民族。黄帝在统一了各部落后，把都城设在有熊（今河南新郑），并下令各部落间如发生争执，不准再用武力解决，而要向他控诉，由他为大家判断是非。

炎帝的传说

与黄帝一争雌雄的炎帝，传说的版本不尽相同。有的认为他与黄帝是同胞兄弟，有的说炎帝就是神农氏，还有的说炎帝是一个姜姓游牧部落的首领，活动在今渭河流域，号烈山氏或厉山氏。

无论哪种传说，唯一能肯定的是，炎帝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氏族领袖。

炎帝在阪泉之战败给黄帝后，其部落的一部分融合于华夏族，一部分则被迫迁徙，居于长江中游和洞庭湖南北。

后来，炎帝因误尝毒草而死。送葬那天，炎帝的遗体被放在木排上，顺水而下。忽然天上乌云滚滚，大雨瓢泼，河里跃出一条金龙向炎帝遗体点头哀吟。接着轰隆一声，江边的一块巨石开了坼，一个大浪将炎帝遗体卷进石头缝里去了。天神知道后大怒，认为炎帝劳苦功高，不应该葬在水里，大骂金龙不知好歹，于是把金龙化为石头，龙脑变成龙脑石，龙爪变为龙爪石，龙身变为白鹿原，龙鳞变为原上的大树，护卫炎帝陵。

刑天舞干戚

传说和黄帝争夺首领之位的，还有一位勇士——刑天。“刑天”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天者，颠也；刑者，戮也。天就是天帝，“刑天”就表示誓戮天帝以复仇。

刑天本是炎帝手下的一位大臣，酷爱音乐，为炎帝作乐曲《扶犁》，作诗歌《丰收》，总名称为《卜谋》，以歌颂当时炎帝部落的幸福生活。

后来炎帝被黄帝打败，蚩尤也被杀死，刑天便决定和黄帝争个高低。刑天左手握着长方形的盾牌，右手拿着一柄闪光的大斧，一路过关斩将，直杀到黄帝的住所。黄帝当时正带领大臣们观赏歌舞，猛见刑天挥舞盾斧杀将过来，顿时大怒，拿起宝剑就和刑天搏斗起来。两人斗得难分难舍，最终还是黄帝技高一筹，看准机会，一剑砍下了刑天的头。

刑天一摸颈上没有了头颅，顿时惊慌起来，忙把斧子移到握盾的左手，伸出右手在地上乱摸乱抓。他要寻找到他那颗不屈的头颅，安在颈上再和黄帝大战。刑天摸呀摸呀，周围的大小山谷被他摸了个遍，参天的大树，突出的岩石，在他右手的触摸下，都折断、崩塌了，还是没有找到那颗头颅。刑天只顾向远处摸去，却没想到头颅就在离他不远的山脚下。

筋疲力尽的黄帝怕刑天真的摸到头颅，举起手中的宝剑向山峰用力一劈，随着“轰隆隆”的巨响，山被劈为两半，刑天的头颅被滚落的石块深深埋葬起来。感觉到周围异样的变动，刑天停止了摸索，他知道黄帝一定把他的头颅埋葬了，自己将永远身首异处。

刑天呆呆地立在原地，不甘心就这样败在黄帝手下。突然，他一只手拿着盾牌，一只手举起大斧，向着天空乱劈乱舞，继续和眼前看不见的敌人拼死搏斗起来。黄帝心里一阵战栗，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默默走远了，只留下断头的刑天在苍茫荒原上舞动着大斧。从此，刑天成为勇猛将士的象征，被喻为战斗之神。

蚩尤的贡献

蚩尤虽然战败了，但他也一直被作为英武的战神接受人们的崇拜。后人在祭祀黄帝的时候，也多把蚩尤放在次位一起祭祀。蚩尤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除了他强盛的战斗力，还因为他给人们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蚩尤统率的九黎部落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传说他们发明了育苗、移苗、壮苗等技术。与此同时，他们还创制出较精美的陶器，蚩尤更是发明了金属冶炼和金属兵器的制造。翦伯赞曾写道：“据说蚩尤‘以金作兵器’，是金属冶炼的最早发明者。”冶炼业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从此，人类开始进入了使用金属工具的时代，它标志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一次新的飞跃。不仅如此，蚩尤还是刑法的发明者，《周书·吕刑》曾说“蚩尤对苗民制以刑”，这些发明后来都被黄帝部落效法，延续至今。

蚩尤被黄帝打败后，他的一部分族人向南方迁徙，留在北方的则逐渐与黄帝族融合为一。他们一直保持着对其英雄祖先蚩尤的崇拜。南迁的蚩尤族人被称为“苗”或“三苗”，原因可能是他们将蚩尤发明的育苗、移苗、壮苗等耕作技术一直延续了下去，并在南方荒蛮地区发展开来。

蚩尤始乱图

传说蚩尤牛首人身，英勇善战。此图表现了黄帝和蚩尤两个部落交战的场面。

关于蚩尤与黄帝、炎帝的斗争，在苗族的史诗中有着不同版本的讲述。据说蚩尤从小离家出去学艺，刻苦修炼，会利用草药给人治病，成了可以呼风唤雨、起死回生的大神。当时有个垂耳妖婆，捉去了十八寨的老幼苗民。蚩尤设计杀死了妖婆，解救了苗民。数十年后，苗寨兴旺发达，发展成为八十一寨。蚩尤的九个儿子也长大了，一人管九寨，蚩尤则成了八十一寨的大首领。后来妖婆之兄黄龙公攻打苗寨，被蚩尤打退。黄龙公于是联合赤龙公，在雷王五子的帮助下，打败了蚩尤。八十一寨苗民只好放弃平原向“鬼方”迁徙，渡过了黄河，长途跋涉，来到豺狼、鬼怪的“鬼方”。苗民吹芦笙、打鼓，把豺狼、鬼怪赶跑，开山种地，从此在这里居住下来。

苗族有“踩花山”这个传统节日，每年正月，这个盛大的歌舞集会都会让苗民们尽情欢乐。这个风俗的形成传说与蚩尤有关。当年蚩尤率领苗民抵抗黄帝东进，失败后退入深山，为了召集四方苗人前来会聚，蚩尤在山上树起高高的树杆，系上腰带，令男女青年绕树杆欢歌跳舞，吹起芦笙，如此热闹的聚会吸引了众多苗人，于是重整旗鼓，又投入了战斗。

历史文献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类，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

不朽的功绩

黄帝建立了强大的部落后，传说他在位的时间有一百年之久。这期间部落势力强盛，生活安定，文化进步，有许多发明和制作，如文字、音乐、历数、宫室、舟车、衣裳和指南车等。黄帝的妻子嫘祖，亲自栽桑养蚕，教民纺织。史书记载，黄帝统治的时期，中国没有盗贼，没有殴斗，人与人都和睦相处，每年都有大丰收。从此以后，幸福的中华民族都自称为“黄帝后裔”，或“炎黄子孙”。

黄帝的创举

传说黄帝是第二位教人建筑房屋的。人们舍弃了有巢氏时的树枝树叶，改用泥土或石头，在地面上建造房子。如此一来，住所更为坚固实用，而且逐渐聚集成为村庄，村庄再聚集，最终形成了城市。

因为黄帝所处的年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末期，因此让我们看看仰韶文化末期的房屋，也许黄帝和他的氏族就生活在这样的房屋中。

典型的仰韶文化末期房屋是这样的：以正方形的半地穴式主室为中心，四周围以回廊，斜坡式门道伸出回廊外，近门口处有一火膛，是一种四面坡式的建筑。而房间的居住面、墙面，均是夯土，表面均涂有红色，加工考究，表面光滑规整，门道、火膛、柱洞等设施齐备。在房屋附近有蓄水池，池内底部多粉砂，并有众多沟槽，可以对水有澄滤作用。

继发明了指南车后，黄帝又把木头插在圆轮子中央，使它运转，因而造出了车。轩是古代一种有围棚的车，辕则是车的基本构件，所以后人才把黄帝称为轩辕氏。

据说黄帝发明了车后，又把树木当中剖空，就成了可以浮在水面上的小船。这一点和考古发掘不吻合，在黄帝出现很多很多年前，船就出现了。

除此之外，传说黄帝发明了“笛”“箫”“琴”“瑟”等乐器，还把人类声音分为五个主音阶，每个主音阶各有专名，即宫、商、角、徵、羽。主音阶又分为十二个副音阶，使它们配合发声。

最后，黄帝制定了井田制度，把全国土地重新划分，划成“井”字形状。周围八家都是私田，当中一块是公田，八家合作耕种。

养蚕抽丝

养蚕抽丝是黄帝的妃子嫘祖发明的。相传黄帝一日看到一位少女，身穿一件金色彩衣，衣裳闪着轻柔、温和的黄光，地面上堆着一堆蚕茧。黄帝就问少女身上穿的是什么，少女就说了植桑养蚕、抽丝织绸的道理。黄帝听后，想起人们还在过着夏披树叶、冬穿兽皮，一年四季衣不蔽体的生活，意识到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就与这位少女结为夫妻，让她向百官和百姓传授育桑养蚕的技术。这位少女就是黄帝的正妃嫘祖。

不久后，嫘祖组织女子们上山育桑养蚕织丝。但很快又遇到了一个大难题，蚕养了很多，茧也产了不少，但抽丝和织帛却有了困难。这时，一个相貌丑陋的女子发明了缠丝的纺轮和织丝的织机，解决了这个难题。黄帝对这项发明大加赞赏，娶了这位丑女为次妃，她就是被后人尊称为嫫母的女子，嫫母教会了众人纺丝。

还有另外一个关于养蚕的传说，是说嫘祖嫁给黄帝以后才发现养蚕织丝的工艺。据说嫘祖一次因为劳累过度病倒了，什么都吃不下，她身边的几个女子想给她换换口味，便决定上山摘些野果回来给嫘祖吃。她们一早进山，跑遍了山山峁峁，摘了许多果子，可不是涩的便是酸的，都不可口。直到天快黑了，才在一片桑树林里发现满树结着白色的小果。她们以为找到了好鲜果，就忙着去摘，谁也没顾得尝一小口。回来之后一尝，这白色小果根本就咬不烂。她们连忙把摘回的白色小果都倒进锅里，加上水用火煮起来。煮了好长时间，可还是咬不烂。正当大家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一个女子随手拿起一根木棍，插进锅里乱搅，边搅边说：“看你烂不烂，看你熟不熟！”搅了一阵子，把木棒往出一拉，木棒上缠着很多像头发丝一样细的白线。女子们很是奇怪，继续边搅边缠，不长功夫，煮在锅里的白色小果全部变成雪白的细丝线，晶莹夺目，柔软异常。嫘祖一见，病马上就好了，亲自上山，在桑树林里观察了好几天，才弄清这种白色小果，原来是一种虫子口吐细丝绕织而成的，并非树上的果子。嫘祖把此事报告黄帝，要求黄帝下令保护山上所有的桑树林。从此，在嫘祖的倡导下，开始了栽桑养蚕的历史。后世人为了纪念嫘祖这一功绩，就将她尊称为“先蚕娘娘”。

仓颉

传说仓颉四目重瞳，他不仅仅创造了文字，还是黄帝时期的史官，被后人尊称为“史皇”。

创立文字

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发明的，他因此被后人尊为中华文字始祖。仓颉，姓侯刚，号史皇氏，黄帝时史官，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绩。当然，汉字由仓颉一人创造只是传说，不过他可能是汉字的整理者，被后人尊为“造字圣人”。

传说中，仓颉生有“双瞳四目”，专门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食物的多少。可慢慢地，牲口、食物的储藏逐渐增加、变化，光凭脑袋记不住了。

仓颉很是为难，结绳计数不管用了，用不同颜色的绳子也起不了作用，最后只得在绳子上打圈圈，在圈子里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增加了就添一个贝壳，减少了就去掉一个贝壳。黄帝见仓颉能干，叫他管的事情越来越多，年年祭祀的次数，回回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统统叫仓颉负责。如此一来，凭着添绳子、挂贝壳也数不过来了。

一次，仓颉在一个三岔路口遇到几个老人在争辩。一个老人坚持往东，说东面有羚羊；一个老人要往北，说前面不远可以追到鹿群；一个老人偏要往西，说那里有两只老虎。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看到地下野兽的脚印来认定的。仓颉心中猛然一喜：既然一个脚印代表一种野兽，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

就这样，仓颉开始创造各种符号来表示事物，果然把事情管理得头头是道。黄帝知道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地，这些符号的用法被推广开，逐渐形成了文字。

陕西有谷雨祭文祖的习俗。每年谷雨，人们都到位于白水县城东北35公里处的史官乡境内的仓颉庙，纪念文字始祖仓颉。这里流传着几百年的谷雨祭文祖的传统，每年谷雨时节举办为期七至十天的庙会。届时，白水县洛河以北的百十个村子，会成立专门的庙会组织，称为十大社。一年一度的庙会就由十大社轮流主办。庙会前半个月是清明节，十大社的会长来仓颉庙烧香膜拜，祭扫仓颉之墓。继而，开会商量本年度庙会事宜。在谷雨节气的前两天，会长到庙里请回仓颉泥塑像，置于村内显眼处，然后请剧团给仓颉神唱一天两晚大戏，此谓“偏寨”，表示村民对仓颉的优先祭祀。谷雨当天，庙会从祭祀仓颉正式开始，十分热闹。

黄帝的图腾

黄帝统一中原后，召集各部落联盟，商讨部落联盟统一的图腾，以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原来，各大部落都有各自的图腾，黄帝的有熊部落图腾是熊，西南各部落的图腾为虎，南方各部落的图腾为蛇，东方各部落的图腾为鱼。还有的部落图腾是鹰、猴、鹿、马等。于是，黄帝取各氏族部落图腾之特长，将蛇身、鹿角、鹰爪、蜈蚣尾、虎头、虾目、马齿、公羊须等组合在一个图腾中，形成了“龙”。

龙图腾

这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玉龙，是早期龙的形象之一，也是原始先民以龙为图腾的实物证据之一。它的吻部较长，鼻部前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当然，龙图腾的由来完全是传说，即使是今天的学术界，龙的起源也还是一笔糊涂账，其原型有蛇、蜥蜴、鳄、熊、猪、马、鱼、虹、闪电、云、蚕、鹿、羊、狗、牛、鹰、恐龙、河马、松树、龙卷风、雷声、极光、黄河、星象、葫芦、地蝼、乌龟等等几十种说法。因此有人说，华夏部族原来确定的图腾是蛇，在那时人的心目中，伟大的神都是人首蛇身的。后来强大的氏族吞并了其他氏族，就将战败者图腾中最精彩的部分增添到自己的图腾上，当作自己新的图腾，形成了异样的蛇，后世则称之为龙。

黄帝升仙

黄帝在创造了一系列伟大的功绩后，开始外出巡游。

黄帝访大隗

黄帝在巡游途中，听说大隗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便前去拜访。哪知走着走着走进了一条山沟里，迷了路，见旁边有一位牧马童子，就问他知不知道有一个叫大隗的人。牧童点头说：“不但知道，还认得呢。”黄帝见这牧童年纪很小，就对他说：“你认得大隗，却不一定像大隗那样懂得治理天下的道理。”不料牧童回答：“治理天下跟我这牧马的道理是一样的，只要去掉害群之马就可以了！”

黄帝大惊，心想：“连认识大隗的牧马童子都这么有见识，大隗的学问可见更不得了啦！”于是更加思贤若渴，急忙拜别牧马童子，按照他的指点，终于找到了大隗。访罢大隗归来，黄帝梦见一人手执千钧之弩，驱赶上万群羊放牧。黄帝突然醒悟：“手执千钧之弓者，大力也；驱赶数万群羊，善牧也，莫非这梦应在那牧马童子身上？他应该就是姓力名牧的人。”于是，黄帝找到那牧马童子，果然名叫力牧，便封他做了大将。

乘龙升天

有了良才，黄帝更加放心地巡游天下。一天，黄帝在洛水上观赏风景，忽见一只大鸟衔着一张图飞到了自己面前。那鸟形状似鹤，鸡头，燕嘴，龟颈，龙形，骈翼，鱼尾，五色俱备。黄帝连忙拜受下来，只见图中写着“慎德、仁义、仁智”六个字。

当晚梦中，上天告诉黄帝，衔着图的鸟雄的叫凤，雌的叫凰。凤凰一出，表明天下安宁，是吉祥的征兆。黄帝很是高兴，便到泰山封禅，后来又向仙人广成子问道。又登上王屋山得取丹经，向玄女、素女询问修道养生之法。

一番巡游后，一百五十二岁的黄帝来到桥山（今陕西黄陵），采来首山铜，在山下铸了一个大鼎。大鼎刚刚铸成，就有一条黄龙从天而降，迎接黄帝进入仙境。黄帝当即骑上龙身，飞升而去。见到这种情景，黄帝身边的人也想随他升仙，匆忙间抓住了龙须，结果龙须断了，这些人又坠落到地上。无奈，大家只得懊恼而悲伤地将黄帝留下来的衣服埋在山下，这就是现在陕西黄陵的黄帝衣冠冢。

五帝的更迭

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十四人被分封得姓。这十四人共得到十二个姓，它们是：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佶、儇、衣。黄帝离去后，他的后人继续担任部族的首领，当时的首领都是大家共同选举或由老首领挑选的，只有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才有可能当选。对于这些男性首领，后世比较推崇的有五位，称他们为五帝。除了黄帝之外，还有颛顼、帝喾、尧帝和舜帝。

颛顼

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号高阳氏，居于帝丘（今河南濮阳附近）。传说其母因感“瑶光”而生下颛顼。颛顼聪明敏慧，有智谋，十岁时就帮助父亲打理事务，二十岁便成为首领，在民众中有很高的威信。颛顼统治的地盘也比黄帝大了很多，北到现在的河北省一带，南到南岭以南，西到现在的甘肃一带，东到东海中的一些岛屿。

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子孙很多，屈原就自称是颛顼的后裔。后人对颛顼的评价是：“静渊有谋，疏通知事，养材任地，载时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

因他生前崇尚玄色（黑色），故后人推戴他为玄帝。

正史史料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史记·五帝本纪》

颛顼的功绩

为了夺取好的田地、更多的粮食，氏族间的战斗越来越频繁。一些氏族开始联盟，结合成一个或几个大的部落，共同发动战争或是抵抗其他部落的侵犯。在打仗方面，女人显然不如男子。于是，开始有男子在发生战争的时候担任氏族头领。随着男子在氏族中的作用不断增大，仅在战争期间拥有领导权已经不够了，女性开始逐渐退出氏族的核心位置，由男性取而代之。原始社会逐渐从母系氏族过渡到了父系氏族。

传说中，部落西南一带有个黄水怪，经常口吐黄水淹没农田、冲毁房屋。颛顼听说后就决心降服它，可黄水怪神通广大，二人激战九九八十一天，依然不分胜败。颛顼便上天求女娲帮忙。女娲借来天王宝剑交给颛顼，并教他使用方法，颛顼用天王宝剑打败了黄水怪。为了给人间造福，他用天王宝剑把大沙岗变成了一座山，取名付禺山；又用剑在山旁划一道河，取名硝河。从此这里有山有水，林茂粮丰，人们过上了好日子。

当然，这个传说神话色彩浓重了些，我们清楚知道的关于颛顼的政绩，就是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宗教改革。那些被黄帝征服的九黎族，到颛顼时仍信奉巫教。颛顼下令禁绝巫教，强令他们顺从黄帝族的教化。颛顼还下令妇女在路上和男子相遇，必须避让一旁，恭恭敬敬地让男人先走。如果不这样做，就要被拉到十字路口打一顿。

不难看出，在颛顼的时代，男性的权威已经确立，母系氏族彻底瓦解了。

颛顼和共工氏

在颛顼统治时期，共工氏也强大起来。传说共工氏的首领共工有一头火焰般的红发，他的坐骑是两条龙。

相传共工氏的领地大概在今天的河南北部，这是一个农耕部落，在水利方面的经验要领先于其他部落，他们最早发明了筑堤蓄水的办法。共工的儿子后土更是能干，他和族人把高处的土运走，用来垫高低处的土地。洼地垫高可以扩大耕种面积，高地去平有利于水利灌溉，没过多长时间，共工氏的农业就有了很大发展。

可颛顼很不赞成共工氏的做法，他认为共工氏没有向自己请示，就擅自改变土地的状态，这不但是蔑视自己的无上权威，也会招来上天的惩罚。于是，颛顼与共工氏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表面上是对治土、治水的争论，实际上是对部族领导权的争夺。

颛顼利用鬼神降罪的说法，煽动部落民众，叫他们不要相信共工氏。共工氏不能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但他坚信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愤怒之下撞向了不周山。

颛顼见共工如此不服管教，最后还是除掉了他。共工虽然死了，但他坚定的信念和治水的成就还是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肯定，被奉为水神，他的儿子后土也被人们奉为社神，即土地神。后来人们发誓时说的“苍天在上，后土在下”，指的就是他们，由此可见人们对他们的敬重。

帝喾

帝喾是黄帝的曾孙，颛顼的侄子，相传他“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因辅佐颛顼有功，被封于高辛（今河南商丘南部高辛）。30岁时，代颛顼为帝。

德行高尚的帝喾

有关帝喾的功绩，史书记载的很模糊。我们唯一清楚知道的是，这位首领非常喜欢音乐，他叫乐师制作了九招、六列、六英等歌曲，又命乐垂作鼙鼓、钟、磬等乐器，让64名舞女穿着五彩衣裳随歌跳舞。在音乐起鸣之后，凤凰、大翟等名贵仙鸟都云集殿堂，翩跹起舞。古时认为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招来凤凰，帝喾的品德由此可见一斑。

玉鸮

此红山玉鸮长4.2厘米，最宽处4.6厘米，最厚处1.5厘米，出土于内蒙古巴林右旗。器物形象生动、古朴，玉质细润。玉鸮的两耳采用“双面钻”的方法钻成两孔，因孔内有附着物包裹，所以钻孔留下的痕迹不明显。

后世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帝喾的几个儿子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传说帝喾有四妃，长妃叫姜嫄，是有邰国（今陕西武功）君的女儿。相传姜嫄在娘家时，因出外踏上巨人脚印而怀孕，因无夫生子，所以把生下的孩子三次弃于深巷、荒林与寒冰上，均得牛羊虎豹百鸟保护而不死，所以起名叫“弃”。弃长大后喜欢农艺，教人种五谷，被尊为后稷，成为周民族的祖先。次妃简狄，是有娀国（今甘肃高台）君的女儿。相传简狄在娘家时，一年春分到玄池温泉洗浴，有燕子飞过，留下一卵，被简狄吞吃，后怀孕生下了契，便是商族的祖先。三妃庆都，相传是天帝的女儿，生于斗维之野（大概在今河北蓟县），被凡人收养，因头上始终覆盖着一朵黄云，被认为是奇女，帝喾于是纳她为妃，后来就生了尧。四妃常仪，聪明美丽，长发垂足，先生一女叫帝女，后生一子叫挚，继承了帝喾的位子，也做了帝王。

帝喾的继位

作为颛顼的侄子，帝喾能成为部落的首领，源于在一次重大战役中展现的智谋。

一次，九夷攻打颛顼，颛顼很是烦恼。帝喾说道：“九个氏族齐来攻打我们，我们如果跟他们硬打硬拼，必然顾此失彼，难以取胜。不过，这九个氏族都想独吞我们的地盘，他们彼此之间必然互不相让。我们若能叫他们之间互相打起来，不就好平定他们了吗？”颛顼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就派人分别到九夷中调拨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快，九夷间发起了战争，颛顼没费多大力气就平定了他们。

帝喾因功被颛顼封在了“辛”这个地方。不久水患来袭，辛地的百姓就往另一个地方迁徙逃难。而重新迁徙的地方又闹了水灾，百姓便又重新回来。这样迁来迁去，老是不能安居乐业。帝喾于是带领大家把住处的地势加高，但是加高的速度却赶不上水涨的速度，头天加高的，第二天又被水淹没了。无奈，帝喾便去找上天辩理，说道：“天既然生了人，为什么又故意与人们为难，不叫人们活下去呢？”上天答不出来，只得派天神下来，一下子把“辛”这个地方的地势抬高到了水面以上。百姓们很是高兴，欢呼雀跃，纷纷歌颂帝喾。从此“辛”被称为“高辛”，帝喾便以封地的名字作为了自己的姓氏。

颛顼见帝喾这么能干，感觉自己不论在能力或是才智上都比不上这个侄子，就把自己的首领之位让给了帝喾。

帝喾死后被葬在了他的封地高辛（今河南商丘附近），汉代始建祠，元明时期又经多次修复，其殿宇雄伟壮观，松柏苍郁，碑碣林立。庙堂中央有一口古井，梁上绘有彩龙，彩龙映入井中，栩栩如生。相传大旱之年求雨多有灵验，所以被人们誉为“灵井”。相传赵匡胤不得志时，去北方投奔郭威，路过帝喾陵，抽签问卜，当有天子命。后来他果然在商丘当了归德节度使，自此发迹。赵匡胤登基后，因商丘是西周时的宋国，又是后来的宋州，因而定国号为“宋”。

帝尧

帝喾去世后，尧的哥哥挚继承其帝位，封尧为唐侯。尧姓陶唐氏，本名放勋，年轻时就以擅长制作陶器而著名。据说尧身材高大，面色如蜡，长着彩色的八字眉毛，眼睛中有三个瞳孔，头发特别长。成为首领后，尧把唐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不仅受到百姓的拥戴，更得到不少部族首领的赞许，可挚却没什么政绩。渐渐地，各部族首领都来亲近尧，在位九年的挚见此情景，便率官员到唐地，将帝位禅让给尧。

出生的传说

远古传说时代，大凡伟大的人物，出生都是很不寻常的。尧的母亲是帝喾的第三个妻子庆都，成婚后仍留住娘家。一年春天，庆都与父母坐船游玩。正午时分，船行至河中，忽然狂风大作，迎面天上卷来一朵红云，在小船上形成扶摇直上的龙卷风，仿佛一条赤龙飞舞。庆都的父母惊恐万状，可庆都却若无其事，还对赤龙露出了微笑。直到傍晚时分才风住云散，第二天搭船返回途中，大风又起，卷来红云又出现了那条赤龙，不过形体小了些。因为它并未肆虐加害于人，庆都的父母也就不怎么害怕了。

回到家中，庆都在睡梦中又见到了那条赤龙，朦胧中阴风大作，赤龙扑上了庆都的身子。庆都猛然惊醒，发现身上沾了腥臭的涎水沫子，身旁还有一张沾满涎水沫的画儿，上面画着一个红色的人像。自此以后庆都就怀孕了，后来生下儿子尧，和画上的人长得一模一样。帝喾听说庆都为他生了儿子，很是高兴。不料帝喾的母亲在这个时候去世了。帝喾是个孝子，为母亲一连服孝三年，也顾不上庆都和儿子的事。庆都于是带着儿子住在娘家，一直把儿子抚养到十岁，才让他回到父亲的身边。

帝尧像

此图为帝尧陶唐氏像。传说帝尧的脸上部窄下部宽，形状好像葫芦，他的眉毛呈八字形，而且有很多颜色，所以人们说“尧眉八彩”。

卓越的政绩

相传尧当政初期，天文历法还很不完善，百姓经常耽误农时，因此尧组织了专门人员总结前人的经验，制定了太阴历法，计算出一年365天的差数，创立了闰月制度。这是有记载的我国最早的历法，奠定了我国农历的基础。

尧当政后生活依然非常俭朴，住茅草屋，喝野菜汤，穿粗布衣。他在简陋的宫门前设了一张“欲谏之鼓”，谁要是对他或国家提什么意见或建议，随时都可以击打这面鼓。为了方便民众，尧还让人在交通要道上设立“诽谤之木”，即埋上一根柱子，柱子旁有专人看守。民众有意见，可以向看守人陈述。

尧年老后，开始物色接班人。他的儿子丹朱虽然是陶唐氏族的首领，但做天子却资质不够。这时，有人向他推荐了鲧。为了考察鲧的才能与德行，尧便命令鲧去治理洪水。可无论鲧怎样卖力地修筑堤防，都无法阻遏洪水的冲击。

这时候，舜站了出来，抨击鲧治水无功，迫使尧帝处决了鲧，任命鲧的儿子禹继续他父亲未完成的工作。禹检讨父亲失败的原因，决定以疏导代替拦截，使水势向低洼的地方渲泄，用了13年的时间，终于让洪水平息。

禅让

禅让制是中国上古时期推举部落首领的一种方式，即部落每个人表决，以多数决定。禅让最早的记载见于《尚书》之中，但它的真实性一直存在着争议。

关于禅让制和尧舜禹的传说在中国是极为深入人心的。传说黄帝以后，在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出现了尧、舜、禹三个著名的领袖。当尧为部落联盟领袖的时候，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让他帮自己办事。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的方式推举禹做继承人，经过治水考验后禅让联盟首领的位置给禹。禹之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但是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这种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禅让制度，据说首领要躲在树林中，然后由族人拥戴他出来。尧舜“禅让”的历史传说，反映了原始公社的民主制度。但禹死后，他的儿子启杀掉了伯益，自己继承了禹的职位，建立了夏朝。从此，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

但另一种说法是，禅让制只是到禹就终止了，他建立第一个朝代夏朝。这种说法中，舜是东夷部落的领袖，而大禹则是华夏部落的领袖。二者之间的争权夺利是部族集团之间的争斗。在大禹死后，掌握政权的华夏集团为了不让权力落到东夷部落手中，就把当选为部落联盟首领的东夷领袖伯益杀死，由禹之子启继位，从而建立夏朝，以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但是启死后，在夏朝建立的初期，仍然发生了由东夷集团的领袖后羿和寒浞争夺权力的争斗。

在世袭制度建立之后，禅让制仍然并存着，后来中国的王朝更替也有以“禅让”之名，行夺权之实的，包括：8年，西汉的孺子婴禅让给新朝的王莽；220年，东汉献帝刘协禅让给曹魏文帝曹丕；265年，曹魏元帝曹奂禅让给西晋武帝司马炎；420年，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于南朝宋武帝刘裕；479年，南朝宋顺帝刘准禅让给南朝齐高帝萧道成；502年，南朝齐和帝萧宝融禅位给南朝梁武帝萧衍；557年，南朝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给南朝陈武帝陈霸先；581年，北周静帝宇文阐禅让给隋朝文帝杨坚。这些禅让的本质是权力争夺，在实现禅让之前，首先要经历剧烈的权力争斗，最后由胜利者掌握政权。

鲧治水的办法

相传，鲧其实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否则尧也不会任用他去治理洪水。无奈鲧生性耿直，为人有些自负，因此与其他氏族酋长们的关系处得不好，常被其他氏族、部落的酋长们指责，说他品德不好。尧很清楚鲧的自负容易把事情办坏，但考虑到他的才能，还是命鲧担负起了治理洪水的重任。

鲧治理洪水所采用的方法，是延用传说中水神共工的治水策略“堕高堙庳”，即将高的地方铲低，把低的地方填高，说白了就是用土把水填堵起来。但这是共工已经用过的失败的方法，可鲧却认为，共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填堵得太低，未能阻住流水。

但是，要想在一个广大的地域内来筑堤阻水，短时期内是根本办不到的。鲧一意孤行，花了很大的力气筑堤围堵，结果不但没把洪水堵住，反而使被围堵的水越积越多，最后把堤坝冲溃，造成了更加可怕的灾害。

九年的时间里，鲧修筑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堤防，但是堵了东边西边溃堤，围了南边北边泛滥，终于以失败告终。

丹朱的悲哀

鲧死了，尧一面继续考察舜，一面培养自己的儿子丹朱。

丹朱是尧的嫡长子，因出生时全身红彤彤的，取名“朱”。成年后被封于丹渊（今天河南淅川的丹水流域），故称为丹朱。

丹朱为人开通聪明，智慧极高，但个性刚烈，做事坚决有主见，缺少和顺以及政治智慧。为了磨砺儿子的性情，尧发明了围棋，说道：“这棋里包含着很深的道理，关于如何治理百姓、军队进退的方法都在其中，你只要悉心研究，就能领悟。明白了这些道理，接替我的帝位，是自然的事情啊。”

丹朱从此潜心研究围棋，可就在他于方格图形中领悟治国之道时，尧却宣布将部落首领的位子禅让给舜。

丹朱大怒，率部族伐舜，双方在丹浦展开大战。丹朱的得力大将，是巨人部落的首领夸父，不料夸父“逐日”去了，误入大泽而死，巨人部落无法参战。

那么夸父为什么会去追逐太阳呢？原来这是个大旱之年，火一样的太阳烤焦了地上的庄稼，晒干了河里的流水。夸父见到这种情景，发誓要把太阳捉住，让它听从人们的吩咐。早上，当太阳刚从海上升起时，夸父就从东海边上迈开大步开始了他的逐日征程。夸父向着太阳不停地奔跑，终于在禺谷要追上太阳了。夸父心里兴奋极了，可就在他伸手要捉住太阳的时候，由于过度激动，身心憔悴，晕了过去。夸父不愿放弃，第二天继续追赶，离太阳越近，就越感到焦躁难耐，似乎浑身的水分都被蒸干了，喝多少水都无济于事。就这样，逐日的夸父在走到大泽时，渴累而死。丹朱失去了重要的臂膀，伤亡惨重，不得不承认舜的地位。

不久尧死了，丹朱回到华夏部落奔丧。这时舜“谦让”起来，请丹朱继承首领之位。丹朱就这样当了三年首领，但大臣们全去朝觐舜，而不来朝觐丹朱。于是舜曰“天也”，便顺应天意和人们的呼声登上了帝位，丹朱则率领自己原来的部族，再次向南迁徙了。

舜

舜，因生于姚地，以地取姓为姚，名重华，尧帝的女婿。因建国于虞，故称为虞舜或有虞氏。相传舜十分孝顺，尧很器重他，命他摄政，后传位于他。

虞舜孝行感天

舜忍辱负重，始终以孝自励，对父亲的无情和继母以及弟弟的恶毒从不怨恨，反而更加自谨尽孝。时间长了，父亲终于被他感化，也变得和顺了。父母慈爱而儿子孝顺，这不算太难，但舜的父母对儿子不疼爱，而最终能被感化，这在当时看来也是不容易的，因此后世称帝舜为大孝之人。

伟大的孝道

相传舜虽然是颛项的后裔，但五世为庶人，且遭遇更是不幸。舜的父亲叫瞽叟，是个盲人，母亲很早去世。瞽叟续娶后，继母生了个孩子名叫象，舜从此便生活在“父顽、母嚣、象傲”的可怕家庭里。

一次，瞽叟让舜去修房子，等舜爬到屋顶上后，瞽叟偷偷把梯子搬走，放起火来，企图把儿子烧死。舜早就知道父亲、继母和弟弟要除掉自己，因此准备了两个斗笠，他把两个斗笠绑到手臂上当作翅膀，飘然而下。

一计不成，狠心的继母又生一计，命舜挖浚旧井。舜知道情形不妙，挖井时悄悄在一旁凿出了一条通到地面的坑道。果然，父母和弟弟见舜下到井底后，马上就把井填平了，然后兴高采烈地把舜的财产瓜分了。等到舜回到家，父母弟弟三人吓得半死。可舜什么也没说，依然和以前一样对待他们。

因为对虐待、迫害自己的父母坚守孝道，舜被推荐给了尧。尧将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都嫁给舜，以考察他的品行和能力。

娥皇与女英

娥皇与女英同时嫁给舜，究竟谁为正宫，谁为妃子，尧和夫人曾争论不休。最后尧决定，命二女同时由平阳向舜所在的蒲坂出发，哪个先到哪个为正宫，哪个后到哪个为偏妃。

娥皇是个朴实的姑娘，便跨了一头大马飞奔前进。而女英讲求排场，乘车前往，并选由骡子驾车，甚觉气派。当时正值炎夏，牲口浑身淌汗，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处溪水，二女决定休息片刻，让牲口饮水解渴，以便继续赶路。意想不到的事就在这时发生了，女英的母骡突然要临盆生驹，因此车停了。娥皇的乘马在饮饱溪水后继续奔驰，将女英远远甩在了身后。

就这样，舜的正妻之位为娥皇所夺，女英气愤之余，斥责骡子今后不准生驹。因此传说骡子不受孕、不生驹，都是女英封下的。

婚后，舜不但让全家和睦相处，而且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才干。尧大为感动，便让舜帮助自己处理政事。

励精图治

舜成为君主后，开始大力进行改革。

鉴于领土的辽阔，舜把全国分为十二个“方”（州），每一“方”设“方伯”（州长）来管理，开始征收赋税。舜规定天子五年巡守一次，考察诸侯的政绩，明定赏罚，以此加强与地方的联系，更好地对地方进行统治。

在舜的治国方略里，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即在器物上画出五种刑罚的形状，起警戒作用；用流放的办法代替肉刑，以示宽大。但又设鞭刑、扑刑、赎刑，特别是对不肯悔改的罪犯要严加惩治。

舜在位四十八年，在此期间，大禹的威望不断高涨。大禹治理洪水十三年，殚精竭虑，三过家门而不入。于是，舜在生前确定大禹为继承人，舜将权力交给了大禹。

禹及氏族的终结

大禹，姒姓，名文命，鲧的儿子，传说是颛顼的曾孙。因为治水有功，舜任命大禹为自己的接班人。随着舜和禹的权力交接，父系氏族部落的瓦解和禅让制度的终结终于到来了。

大禹治水

据传大禹是因为治水有功而声名鹊起的，接受治水的使命时，他刚刚二十岁。禹很聪明，深知要完成这一事业，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办到的，因此向舜提出请求，邀请契、后稷和皋陶三位酋长来协助自己。看到舜二话没说就点头同意了，禹又邀请了伯益一同参加治水。这些被禹请来的酋长中，契是后来商族的始祖，担任着掌管教化的司徒；后稷是后来周族的始祖，担任农官；皋陶是当时的狱官；伯益是后来秦国的祖先，他担任掌管山林鸟兽的虞官。

这支由各氏族齐心协力组织起来的队伍，比鲧那种自恃其能、单干独行要强得多。为了治水，禹可算费尽脑筋。他先不忙于动工治理，而是查清每次洪水泛滥的原因。治水当然得先从了解大大小小河川的情况，如流向、水量、所经地势等等开始。禹亲自查勘，终于制定了“疏川导滞、钟水丰物”的治水方案。也就是说，要治理洪水，不能单纯地筑堤拦堵，而应该疏通河川、开导阻滞，使洪水畅流无阻地流入大海。同时，可以利用一些沼泽、洼地聚积一定的水量，遇到天旱缺水时，就会有丰富的水源供给百姓耕种农田、放养牲畜。

方案制订后，禹开始亲自参加劳动。那时，禹与妻子新婚不久，就离开家踏上了治水的道路。后来，他路过家门口，听到妻子生产，儿子呱呱坠地的哭声，都咬着牙没进家门。每日吃着粗劣的食物，亲自带头干最苦最脏的活，终于使天下的河川都流向大海，根治了水患。

传说大禹治理黄河时有三件宝：一是河图；二是开山斧；三是避水剑。

河图是黄河水神河伯授予大禹的。当年河伯查水情、画河图，待河图画好，河伯已是年老体弱了。恰在这时大禹出来治水，河伯便决定把黄河河图授给他。

这一天，河伯听说大禹带着开山斧、避水剑来到黄河边，他就带着河图从水底出来，寻找大禹。

河伯没见过大禹，在河滩上走了半天，看见对岸走着一个年轻人，长得英武雄伟，便问道：“喂，你是谁？”对岸的年轻人是后羿，他抬头看着河伯，没有答言。河伯又高声喊道：“我是河伯。你是大禹吗？”

后羿一听是河伯，想到黄河的泛滥，顿时怒冲心头，冷笑说：“我就是大禹。”说罢张弓搭箭，不问青红皂白，“嗖”地一箭，正中河伯左眼。河伯大惊，疼得浑身颤抖，一边破口大骂大禹不讲道理，一边去撕那幅水情图。正在这时，猛地又传来一声大喊：“河伯，不要撕图！”河伯忍痛用右眼一看，对岸一个头戴斗笠的人拦住了后羿。这个人才是大禹，他知道河伯画了幅黄河河图，正要找河伯求教，只是晚了一步。

大禹把河伯画图的艰辛讲了，后羿也后悔自己冒失莽撞，向河伯承认了过错，河伯于是把黄河水情图送给了大禹。

关于治国的讨论

在治水的过程中，禹走遍天下，对各地的地形、习俗、物产都了如指掌。加上治水的成功，使得禹在氏族中的地位和声望迅速提高。

为了表彰禹13年治水的功绩，舜召集了华夏部落联盟的酋长们，开了一次庆功大会，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并给禹颁赐了玄圭。不久，舜封禹为伯，以夏（今河南万县）为其封国。禹在天下的威望达到顶点，万民称颂说：“如果没有禹，我们早就变成鱼和鳖了。”舜也称赞禹说：“禹啊禹！你是我的胳膊、大腿、耳朵和眼睛。我想为民造福，你辅佐我。我想观天象，知日月星辰、作文绣服饰，你教导我。我想听六律五声八音来治乱，宣扬五德，你帮助我。你从来不当面阿谀背后诽谤我。你以自己的真诚、德行和榜样，使朝中清正无邪。你发扬了我的圣德，功劳太大了！”

这一天，舜召集禹、伯益和皋陶谈论治国之道，目的是考察他们的德行。掌管刑法的皋陶说：“我认为，遵循道德确定不移，就能做到谋略高明，臣下团结。”禹表示同意，问道：“但应该怎样做呢？”皋陶说：“要谨慎对待自身修养，要有长远打算，使上至高祖下至玄孙的同族人亲厚稳定。这样，众多有见识的人就都会努力辅佐你，由近处可以推及到远处，一定要从自身做起。还有，成就德业就在于能够了解人，能够安抚民众。”

禹说：“你说的这样，即使是尧帝恐怕也会感到困难的。能了解人就是明智，就能恰当地给人安排官职；能安抚民众就是仁惠，黎民百姓都会爱戴你。如果既能了解人，又能仁惠，还忧虑什么呢，何必流放那些罪人，何必害怕花言巧语伪善谄媚的小人？”

皋陶说：“检查一个人的行为要根据九种品德，检查一个人的言论，也要看他是否有好的品德。开始先从办事来检验，宽厚而又威严，温和而又坚定，诚实而又恭敬，有才能而又小心谨慎，善良而又刚毅，正直而又和气，平易而又有棱角，果断而又讲求实效，强有力而又讲道理，要重用那些具有九德的善士呀！能每日宣明三种品德，早晚谨行努力，卿大夫就能保有他的采邑。每日严肃恭敬地实行六种品德，认真辅佐王事，诸侯就可以保有他的封国。能全部具备这九种品德并普遍施行，就可以使有才德的人都居官任职，使所有的官吏都严肃认真地办理自己的政务。不要叫人们胡作非为，胡思乱想。如果让不适当的人居于官位，就叫作扰乱上天所命的大事。上天惩罚有罪的人，用五种刑罚处治犯有五种罪行的罪人。我讲的大抵可以行得通吧？”

禹说：“如果按你的话行事，一定会做出成绩的。”皋陶说：“我才智浅薄，只是希望有助于推行治天下之道。”舜帝对禹说：“你也说说你的好意见吧。”禹谦恭地行了拜礼，说：“哦，我说什么呢？我只想每天勤恳努力地办事。”皋陶追问道：“怎样才叫勤恳努力？”

禹说：“洪水滔天，浩浩荡荡，包围了高山，漫上了丘陵，下民都遭受着洪水的威胁。我在陆地上行走乘车，在水中行走乘船，在泥沼中行走乘木橇，在山路上行走就穿上带铁齿的鞋，翻山越岭，树立木桩，在山上做了标志。我和伯益一起，给黎民百姓稻粮和新鲜的肉食。疏导九条河道引入大海，又疏浚田间沟渠引入河道。和后稷一起赈济吃粮困难的民众。粮食匮乏时，从粮食较多的地区调剂给粮食欠缺的地区，或者叫百姓迁到有粮食的地区居住。民众安定下来了，各诸侯国也都治理好了。”皋陶说：“是啊，这些是你的巨大业绩。”

禹对舜说：“帝啊！请谨慎对待您的在位之臣，稳稳当当处理您的政务。辅佐的大臣有德行，天下人都会响应拥护您。您用清静之心奉行上帝的命令，上天会经常把美好的符瑞降临给您。我娶涂山氏的女儿时，新婚四天就离家赴职，生下启我也未曾抚育过，因此才能使平治水土的工作取得成功。我帮助帝王设置了五服，范围达到五千里，每州用了三万劳力，一直开辟到四方荒远的边境，在每五个诸侯国中设立一个首领，他们各尽职守，都有功绩，只有三苗凶顽，没有功绩，希望帝王您记着这件事。”

舜说：“用我的德教来开导，那么凭你的工作就会使他们归顺的。”皋陶敬重禹的功德，命令天下都以禹为学习的榜样。对于不听从命令的，就施以刑法。

最后的禅让

禹的威望越来越高，与此相反，舜已是八十多岁的老翁了，不得不考虑推荐接班人的事。

按照华夏部落联盟的传统，舜要“让位”给接位的人，必须经过部落联盟中议事会议的通过，而且必须事先征求四岳的意见。四岳是在部落联盟中，地位仅次于舜的大臣。但是这时的议事会议中，四岳已不存在，所以舜就直接推荐禹为华夏部落联盟领袖的接班人，并得到了各氏族、部落酋长们的同意。

不久之后，年迈的舜出发去南方巡视，死在了苍梧之野（今广西）。他的两位夫人娥皇和女英痛不欲生，一起去南方寻找舜王。二女在湘江边上，望着埋葬了舜的山谷痛哭流涕，直到双目中流出鲜血。血泪洒在青竹上，留下了斑斑痕迹。最后泪哭干了，娥皇和女英双双跳入湘江中。从此以后，南方的斑竹就被称作湘妃竹，娥皇与女英也被奉为湘水女神。

舜死后，禹避居阳城，将帝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但天下的诸侯都离开商均去朝见禹。禹这才正式即天子位，分封商均于虞。

当了天子的禹更加勤奋地为万民谋利，诚恳地招揽士人，广泛地听取民众的意见。有一次，他出门看见一个罪人，竟哭了起来。随从说：“罪人干了坏事，你何必可怜他！”禹说：“尧、舜的时候，人们都和尧、舜同心同德。现在我当天子，人心却各不相同，我怎能不痛心呢？”

攻伐三苗

禹在掌握了部落的领导权后，统领众多氏族首领，对三苗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

三苗，又称有苗、蛮、南蛮，相传也是颛顼的后代。他们的一个祖先在尧时被流放，后人向南迁徙，成为南蛮中的一个部落，居住在古洞庭一带，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南部和现在的洞庭湖一带。

据说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三苗也参加了治水工程。但是治水成功后，各氏族都得以论功行赏，只有三苗有没得到奖赏，因此他们发动了叛变。禹准备去征伐三苗，但舜制止了他，说：“我们自己的德薄，反要用武力去征伐，这是不道德的事。”于是禹先用了三年时间来对三苗实行教化，同时加强练兵。三苗知道舜、禹作了文武两手准备，只好归顺。

舜死后，三苗不服禹的统领，起兵反叛。禹为了进一步扩大统治区域，统一长江流域，决心对三苗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亲率五千大军南下，大获全胜。

禹的这次征伐最后打到什么地方，史书上没有确切的记载。我们只知道自此一战，禹的势力已经达到江淮流域，而且北方和东夷的许多氏族部落，都纷纷归顺。失败的三苗氏族继续南逃，相传后世在湖南、广西、广东以及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苗族，其祖先就是三苗。

禹战胜三苗后便开始称王，把国都设在了安邑（今山西夏县）。从此时开始，国家代替了部落联盟，禹的最高王权得以确立。

涂山大会划九州

为了巩固王权，大禹召集各氏族的首领，在淮水中游的涂山（今安徽蚌埠西郊怀远县境）举行大会，史称“涂山之会”。

在这次大聚会上，禹重新将天下规划为九个州，并制定了各州的贡物品种。禹还规定：天子帝畿以外五百里的地区叫甸服，再外五百里叫侯服，再外五百里叫绥服，再外五百里叫要服，最外五百里叫荒服。甸、侯、绥三服，进纳不同的物品或负担不同的劳务。要服不纳物服役，只要求接受管教、遵守法制政令。荒服则根据其习俗进行管理，不强制推行中朝

政教。

大禹重新规划的九州为——冀州：河北平原与山西高原；兖州：黄河与济水之间；青州：山东半岛；徐州：河淮平原；豫州：中原地区；雍州：关中与陇西；凉州：秦岭以南与四川盆地；扬州：长江下游；荆州：长江中游。

每一州都由一位氏族首领进行管理，而这些首领的管理权则归大禹所有。这是中国行政区域正式被称为“州”的开始，并被后世沿用。原来的众多氏族首领，此时大都转化成了贵族，分别成为各个邦国的君长。大禹还把各方诸侯部落酋长们送来的青铜铸成九个鼎，象征统一天下九州。

矛盾的根源

尧、舜、禹的时代，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期至青铜器出现的阶段，即恩格斯说的原始蒙昧向文明的过渡时期。原始的氏族制部落联盟体制逐渐开始瓦解，奴隶制家天下的国家开始酝酿形成。

在原始社会前期，氏族都是以血亲为纽带的，有血缘关系的人们组成部落，居住在一个地方，共同采集、渔猎、耕种。在这个氏族的外围，是这个氏族与其他氏族相隔离的一片无归属的中间地带。随着人口繁殖和需求的增长，原有的地域不够用了，各个氏族便自然地要扩张领地。当两部落扩展到与对方临界的时候，部落之间的冲突便成为必然而不可避免的了。

战争就这样爆发并逐渐增多。起初的战争是要彻底消灭敌对部落，后来则演变为抢夺敌人的粮食、物资，将敌人变成奴隶，为自己劳动。随着奴隶数量的增多，阶级——奴隶主与奴隶出现了。

当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弱势部落自知难以抵抗，强势部落也明白胜利代价的惨重，双方便达成妥协与和解。这种和解，大多是以弱势部落表示臣服，同意按时纳贡，派劳力服役，甚至割让领土等为条件。当然，如果双方势均力敌，为避免两败俱伤也会结成同盟。就这样，超越氏族的新组织形式形成了。而新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则是由最强势部落推举出来的能力最强、威望最高的人。

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势力增强了，生产力提高了，财富丰足了，人的贪欲和分配不均的问题也就迅速被暴露了出来。部落之间的矛盾，酋长之间的矛盾，盟首与部落酋长之间的矛盾，部落内部上下级之间的矛盾，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或明或暗或文或武的斗争，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人类的舞台，从此变得热闹起来。

夏  商

“家天下”奴隶制国家的建立青铜文明

中国历史从“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就是从夏朝的建立开始的，这也是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对于夏文化的探讨，它的概念问题是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通常认为，夏人活动区域内夏王朝时期的居民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叫夏文化。

夏启建立夏王朝后，经过了三代的争斗，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夏朝的统治才稳定下来。这时的奴隶制经济有了很大进步，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器具与前代相比有了很大进步。天文历法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编成于战国时期的《夏小正》，就是反映夏朝历法的。

但到了夏朝的末帝桀统治的时候，夏朝再次遭遇了危机。夏桀贪图享受，荒淫残暴，他一味对诸侯国用兵讨伐，结果落得众叛亲离。

这时商族渐渐兴起。商族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氏族，舜在位的时候，商族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军事首领契，后来他被称作“玄王”，为商的始祖。商族的祖先与夏朝的奠基人大禹生活在同一时期。商部落自上甲微以后发展很快，到了夏朝末年，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强大的部落。太康失国的时候契的孙子相土开始向东方发展，到了夏朝中期，契六世孙冥“勤其官而水死”，到了契第十四代孙汤时，商已成为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商汤看到夏桀的无道，

于是暗暗积蓄力量，终于在前17世纪左右兴兵讨伐夏桀，得到了众人的拥护，最终灭夏建商。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重要朝代，延续了约600年。商朝的农业和畜牧、养殖业发展都比较快，尤其是手工业，青铜器的冶炼与制造都相当成熟，各种常用的器具和礼器、酒器十分精美，著名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都铸造于这个时期。可以说，商朝是奴隶制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青铜文化走向繁荣的时期。从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来看，殷商时代文字已经得到充分广泛的应用，发展得也比较成熟，汉字的结构在甲骨文中已经基本形成。商朝对于天文天象的记载、对于干支记时法的运用等在甲骨文上有所反映。商代甲骨卜辞中记录了当时的历法《殷历》。

夏商时期奴隶的生活十分悲惨，他们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不仅常年从事最为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人身自由，而且经常在祭祀中被奴隶主作为人牲、人殉，从而被成批地杀死。在夏商时期的很多墓穴中，都发现了作为陪葬而被残杀的人。

商朝前期一直没有建立稳固的都城，经常迁都。自第十九世商王盘庚时迁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后，商朝逐渐扩大势力范围，走向了它的繁荣期。不过，商朝也没能一直延续自己的辉煌，经过了“武丁中兴”的鼎盛时期后，商朝开始渐渐走向衰落。到末帝商纣王统治时期，他生活荒淫奢侈，不断诛杀忠义而有才能的大臣，商王朝已成强弩之末。

周族在几代首领的治理下国力已经很强大，到姬昌时他治国又十分贤明，到了他的儿子姬发时，他们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于是姬发起兵攻商，商王帝辛（纣）仓促间只能以奴隶为军抵御周人，结果，商王的军队毫无斗志，“前徒倒戈”，牧野一战，“血流浮杵”，众叛亲离的帝辛逃到鹿台自焚而死，商王朝就此灭亡。

夏代世系：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杼（予）>>芬（槐）>>芒>>泄>>不降>>扃>>胤甲（廑）>>孔甲>>皋>>发>>履癸（桀）

商代世系：天乙（汤）>>太丁（继位前已去世）>>外丙>>中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

夏商大事一览表

时间 事件

约前2070年—前2030年 禹先选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推举伯益为继承人。

约前2070年—前2030年 禹在巡防会稽山时逝世，死后葬于会稽山麓。

约前2030年 禹死后，启继位建立夏朝，开始了“家天下”的王位继承制。

约前2030年—前2000年 有扈氏不服夏启，双方大战于甘，有扈氏战败。

约前2030年—前2000年 启于钧台大会诸侯，后征西河，讨伐武观。

约前2000年—前1970年 启长子太康继位后，终日游猎，不恤民事，被有穷氏的后羿所逐。

约前1970年 太康被逐后，后羿立其弟仲康做了夏王。

约前1970年—前1940年 仲康讨伐没有准确预报日食的羲和氏，但不久后便死了。

约前1940年—前1910年 仲康死后其子相继任夏王，后被后羿驱逐后逃到帝丘，建立政权。

约前1940年—前1910年 后羿称王改国号“有穷”，不久被寒浞杀死。

约前1940年—前1910年 寒浞称王，派兵攻打偏安的夏政权，杀死了相。

约前1900年—前1860年 相的妻子逃奔娘家有仍氏，生下了少康。少康长大后在夏旧臣帮助下杀死寒浞，重振夏王朝，史称“少康中兴”。

约前1860年—前1830年 太康之子杼，出征东夷，得胜不久后死去。

约前1830年—前1800年 杼之子芬在位时，东方的“九夷”来朝，国力强盛。

约前1800年 芬之子芒亲到黄河祭祀，祈求河神赐福。

约前1770年—前1730年 芒之子泄将东方九夷中的六夷封为诸侯，密切了夏与东夷之间的关系。

约前1730年—前1700年 泄长子不降因年老，将王位让给弟弟扃。

约前1700年—前1680年 扃之子胤甲期间逢大旱，胤甲以为是上天惩罚他，天天祭祀，最后在恐慌中死去。

约前1700年—前1660年 不降之子孔甲继位，迷信鬼神，据说喜欢养龙，好吃龙肉。

约前1640年—前1600年 发之子桀攻有施氏，得到妺喜，于是筑倾宫、瑶台，大敛百姓之财，整日享乐不问政事。

约前1640年—前1600年 夏忠臣关逢龙对夏桀诤谏，激怒夏桀被杀。

约前1640年—前1600年 商汤举兵讨桀，双方战于鸣条，夏桀败逃，被商汤流放，自杀而死。

约前1640年—前1600年 商汤名履。商族从始祖契至汤迁居八次，汤时定居于亳。当时夏桀暴虐无道，汤任用仲虺和伊尹为相，积蓄力量，鸣条一战，灭亡了夏朝，商王朝建立。

约前1600年—前1580年 商汤登位为王后不久，国内发生大旱，汤欲以自身作为牺牲祭祀求雨，正好大雨降下，缓解了旱情。

约前1580年—前1530年 太甲名至，汤的孙子，继位后暴虐、乱德、不遵法度。

约前1580年—前1530年 太甲屡教不改，被伊尹放逐，伊尹摄政。

约前1580年—前1530年 过了三年以后，太甲改过自新，伊尹还政于太甲。

约前1580年—前1530年 太甲就此开始注重德行，关心国事，诸侯百姓都得到很好的治理。

约前1500年—前1470年 太戊继任后任用伊尹之子伊陟为相。

约前1500年—前1470年 宫院中一株桑树疯长，伊陟告诫太戊需要修德以灭妖魔。

约前1500年—前1470年 太戊十分惊恐，于是勤于王政，修德治国，不久桑树自己枯死。王朝复兴，诸侯归顺。

约前1450年—前1440年 河亶甲名整，太戊之子，继其兄外壬之位为王，将王都由嚣迁于相（今河南内黄东南）。

约前1450年—前1440年 河亶甲讨伐东南不臣服的诸侯国，重振商朝的国威。

约前1300年—前1250年 商王盘庚名旬，祖丁之子，阳甲之弟。为发展农牧业、控制诸侯、摆脱王族间的派别之争而迁都至殷。

约前1300年—前1250年 盘庚为振兴王朝，迁都前后对臣民有三次训话，即《尚书》中的《盘庚》三篇。目前发现的殷墟甲骨，就是盘庚迁殷后商王朝的遗物。

约前1250年—前1192年 商王武丁名昭，小乙之子。早年在民间访问，得识贤者甘盘，后武丁守孝三年不问政事，以甘盘辅政。

约前1250年—前1192年 武丁借梦召见以前在民间相识的犯人傅说，任为相，政治大有起色。

约前1250年—前1192年 武丁四处用兵，征伐羌方、土方、西羌、东夷等诸侯国，扩大了商王朝的统治范围。

约前1250年—前1192年 武丁关心农牧生产发展，商王朝迅速复兴。

约前1250年—前1192年 武丁惑后妻言，流放与妇好之子孝己。孝己忧愤而死，武丁最后也郁郁而终。

约前1147年—前1113年 武乙是康丁之子，授周侯季历以征伐大权，征伐一些不服王命的方国。

约前1147年—前1113年 武乙迷信武力，用皮囊装血，仰天而射，称为“射天”。破神权，加强了王权。

约前1147年—前1113年 武乙最后在打猎时被雷电击死。

约前1112年—前1102年 文丁继位。季历助商征燕京戎、佘吾戎，势力渐大。文丁恐慌，囚季历，季历忧愤而死。

约前1101年—前1076年 帝乙名羡，文丁之子。为缓解文丁害死季历造成的商周关系恶化状况，将其妹嫁周侯姬昌，封姬昌为西伯侯。

约前1101年—前1076年 帝乙在位约二十余年中曾亲征人方、孟方等诸侯国，均获大胜。

约前1075年—前1046年 帝辛名受，帝乙之子，史称纣王。继位后加重赋税，大修宫殿，压榨诸侯，十分暴虐。

约前1075年—前1046年 商纣攻伐有苏国，得到美女妲己，宠爱无比，开始纵情声色不理政事。

约前1075年—前1046年 姬昌被任命为殷商“三公”，因触犯商纣遭到囚禁。姬昌在狱中演绎八卦，成为后来《周易》蓝本。

约前1075年—前1046年 姬昌长子伯邑考被商纣处死。

约前1046年 武王姬发率兵与商军大战于牧野，商军倒戈，商纣登鹿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

家天下的建立

禹死后，启杀伯益，夺取了王位。启成为了夏朝的第一任君主，正是他结束了延续百年的“民主禅让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的王国，开始了“父传子，家天下”的王位继

承制。

大禹诛杀防风氏

苗山之会时，防风氏族部落的首领来晚了，禹就当着所有氏族部落首领的面杀了防风氏。这次事件一改过去每个氏族部落首领都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的局面。由此，各个部落的首领自然以禹马首是瞻，不敢自行其是。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禹真正实现了号令天下，成了真正的“九州王”。这也为他的儿子启日后确立权威，奠定了基础。

禹乘四载图

大禹也曾巡游四方，图中展现了大禹所乘坐的四种代步工具：陆行乘车，水行乘舟，山行乘樏，泥行乘輴。

苗山之会

涂山大会后，禹不放心南边的众多部落，再次出外巡守。相传禹南行巡守，乘船顺长江而下。因人多船多，惊起了江中的各种鱼类。惊起的鱼群跳出水面，有的就直接跳到禹乘的船上，其中有两条很大的金色大鱼，一直跟随着禹的船。众人非常惊恐，认为是龙来翻船，但是禹却镇定自若地说：“我应该做的事，就应尽力的去做，生死都不怕，还怕龙？”禹的镇定给了随从们很大的鼓励，大家这才镇定下来，而那两条大鱼也没能翻了禹的船。

江淮流域的东南地区此时分布着古夷人的许多氏族、部落，史称“九夷”。当年征伐三苗时，“九夷”中的东夷没有参加。虽然后来在涂山大会上也来朝贺，并进献了玉帛，但禹还是不放心。

到了越地（今浙江境内）的苗山（在今浙江绍兴境内）后，禹便住了下来，并下令各地诸侯、方伯于第二年的春天来苗山相会，自己要根据他们每年的贡献大小论功行赏。

到了约定的时间，各地诸侯、方伯都如期到达。禹接受了他们的朝见，祭祀了天地山川和祖先，并封赏了大家。就在这次大会结束的时候，一个叫防风氏的诸侯姗姗来迟，令禹十分不满。

防风氏的居地就在距苗山不远的地方，而这位首领更是生得高大健壮，是个很有势力的部落酋长。防风氏早有建国称王之意，当初，在得知三苗这个比他还大得多的部落都被禹率军打败后，不得已才到涂山参加的大会。如今禹巡守到苗山，防风氏本应先去朝见，可他不但没有先去，反倒在苗山会期之后才到，而且见禹时不但认为自己迟到无罪，态度还十分傲慢。

为了警告各地诸侯、方伯，禹毅然命令将防风氏杀了，并且暴尸三日。诛杀防风氏是禹行使王权的开始，也是第一次以天子的威力诛杀诸侯。

防风氏的传说

防风氏又名“汪芒氏”或“汪罔氏”，是天下汪姓的始祖。古防风国在今浙江湖州德清的三合乡封山和禺山之间，即下渚湖一带，深受良渚文化影响。

防风氏族一直在太湖流域开垦荒莽，造水田，种水稻，生活很是富足。因此吴越一带靠狩猎、采集为生的氏族都十分羡慕，不少氏族首领还带领部下来向防风氏讨教。防风氏对这些前来学习种植水稻的其他部落先民都热情接待，毫不保留地将开辟水田、防治洪涝、种植水稻的经验告诉他们。

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一些远方的氏族也想到防风氏的部落请教，他们到处打听如何才能找到防风部落。去过的人回答他们说：“一直向东走，看到一片汪芒耀眼的地方，就到了防风氏的部落。”

从此，汪芒地方就成了防风部落的代名字，传来传去，汪芒氏也成了防风氏的别称了。防风部落的先民觉得汪芒这称呼也不错，便认可了。后来，防风氏的首领被大禹杀害，防风氏族的人偷偷将首领的尸身运回，葬在太湖南岸。为了防止夏禹追究，不敢称“防风氏坟”，只作“汪芒氏坟”。

甘战杀伯益

大禹年老后，按照禅让的惯例，应该选举一个有能力的继承人来接替他的位置。许多人推荐掌管刑法的皋陶，可是不久皋陶病死了，于是大家又推举当年同大禹一起治水的伯益。

伯益在部落中威望很高，大禹也就确定了他的地位。可是，这时在氏族中实际掌管权力的人却不是伯益，而是大禹的儿子启。

传说大禹治水时，要在介于太室山和少室山之间的轩辕山打出一条疏洪泄流的通道。他与妻子涂山氏约定，以击鼓为号，把饭送到山上。为了加快挖山的速度，大禹化为一头神力无比的大黑熊，连推带扒，很快就把山挖掉了大半。正干得起劲时，一块劈山时被崩裂的石头误触皮鼓，禹妻闻听鼓声，连忙烧火做饭。当她拖着已怀孕的身子送饭到山上时，东张西望却不见丈夫踪影，只见有一头威猛的大黑熊在跳跃奔忙，她吓得扭头就跑。大禹见此情景，忘记变回原形就朝妻子追去，妻子受到惊吓，顷刻间化作一块巨石。大禹大声呼唤着妻子和将要出生的孩子，只听一声巨响，巨石突然开裂，从中蹦出一个婴儿，这就是禹的儿子启。于是后人便称这块裂开的巨石为“启母石”。

玉璜

此玉璜出土于凌家滩遗址，属于夏时期文化。玉璜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半圆形片状，圆心略缺似半璧；另一种就是图中的这种较窄的弧形。玉璜一般都在两端打孔，早期的属于礼器，商周以后有一部分作为佩戴的饰品。

神话毕竟是神话，但启出生后不久母亲便死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因此启从小便很独立，跟随父亲处理氏族中的政事，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不久大禹死了，伯益为他举行了葬礼。当年大禹为舜举行葬礼后，曾将继承人的位置让给舜的儿子，但没被接受。这次，伯益也效仿大禹的样子避居起来，假意将王位让给禹的儿子启。没想到弄假成真，启并没有客气，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王位。启在氏族中的威望本来就不亚于伯益。各部落首领看见启登上了王位，纷纷来都城表示祝贺。

伯益见此情况，不禁恼羞成怒，率领自己的部族攻打启。启对于此早有预料，他召集军队，对大家说道：“啊！六军的将士们，我告诫你们：有扈氏轻慢洪范大法，废弃正德、利用、厚生三大政事，因此，上天要断绝他的国运。现在我只有奉行上天对他的惩罚。车左的兵士不善于射箭，你们就是不奉行我的命令；车右的兵士不善于用戈矛刺杀，你们也是不奉行我的命令；驾车的兵士违反驭马的规则，你们也是不奉行我的命令。服从命令的，我会在先祖的神位面前赏赐你们；不服从命令的，我会在社神的神位面前惩罚你们，会把你们降为奴隶，或者杀掉你们。”

誓师后，夏启率军队从容应战。两军在甘亭（今陕西户县）大战，史称“甘之战”，伯益战死。伯益死后，他的氏族有扈氏十分愤怒，又联合了其他部落攻打启，可同样遭到失败，战败后的有扈氏部族都沦为奴隶。

伯益和有扈氏的失败，使启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并将禅让制彻底改变为世袭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建立了。从此以后，帝王把国家当成了他一家的天下，他死后，王位不再选举有能力的人来继承，而是由他的儿子继承，并且希望世世代代这样继续下去。

历史细读

大禹陵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东南的会稽山，史料载：“禹因病亡死，葬会稽。”因此历代祭禹都在会稽，且十分隆重。前210年，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历代以来，由皇帝派出使者赍礼来会稽祭禹者更多。到明代，遣使特祭成为制度。在清代，康熙、乾隆又亲临绍兴祭禹。民国时改为特祭，每年9月19日举行，一年一祭。

皋陶的传说

皋陶是东夷族少昊之后，偃姓。传说舜时被任为掌管刑法的官。大禹继位后按禅让制举荐皋陶为他的继承人，但皋陶先于大禹亡故了。

皋陶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公正的法官，据说他长了一张青绿色的脸，嘴像鸟喙，还养了一只独角羊，名叫獬郢。审理案件时，每遇疑难，就牵来獬郢，獬郢便会用它的角去顶有罪的人。然后皋陶“画地为牢”，把罪人囚禁起来，这就是最早的监狱，皋陶则被尊为狱神。

我国的第一部《狱典》，据说也是由皋陶制定的，他把《狱典》刻在树皮上，呈给大禹，大禹看后觉得很好，就让皋陶实施。《狱典》归纳了偷窃、抢劫、奸淫、杀人等多项犯罪的轻重，给予不同的量刑。在皋陶执法的那些年，天下无虐刑、无冤狱，卑鄙的小人非常畏惧，纷纷逃离，天下因此太平。

据说，尧在位的时候，皋陶想制定两部法律，一部是惩治犯罪之法，一部是保护民权之法。尧敲定了第一个，却否定了第二个，他说：“可定刑法，但不要创民法。刑律定了，人民畏敬，天下就能安宁；你要定民法，凡事不侵民权，以民为重，那么王者之威放在哪里呢？”皋陶听了，很是失望。后来尧死了，皋陶再提创民法一事，问舜，舜说：“圣人不改变现状就能教育他的子民，智者不改变法统就能治理天下。如今天下太平，如果无缘无故地变法，恐怕人心会混乱，民众会倚恃新法来闹事。”从此，皋陶再也不提此事了。大禹上台后，奉行严刑峻法，令皋陶修改，皋陶不愿意，二人产生了摩擦，于是大禹让儿子启修订刑法，参与政事，渐渐在氏族中确立了地位。

乾隆帝南巡图卷—谒拜大禹陵（局部）

现在禹陵附近的禹陵村住户多为姒姓，是禹的后人，据说如今已传至144世。绍兴成为人们祭祀和瞻仰大禹的圣地。秦始皇就曾经“上会稽、祭大禹”。此图表现的就是乾隆皇帝南巡时到会稽山上祭祀大禹的情景。

在过去，人们眼中的监狱是个阴阳分界的地方，死囚的最后一段路程就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因此，谁都不愿意让死囚身上以前的“晦气”沾染到自己。拜狱神，就是请求他的保佑，只是不同人参拜的目的不同。狱官参拜狱神表示自己是替天行道，管教犯人，让狱神保佑自己一切平安；囚犯参拜则是为了求狱神保佑自己能够健康地活着出去；死囚参拜则是求狱神保佑自己早日投胎做个好人，不再受血光之灾。因此，皋陶是以前监狱中最受尊敬的神灵。

伯益的传说

伯益姓偃，名益，伯是他的爵位。伯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辅佐大禹平治水土，而且在治水过程中还立下了其他功劳。

在遭受洪水侵袭的地方，伯益根据当地地势低洼的特点，教给民众种植稻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因此当禹平定洪水后，帝舜赏赐伯益以皂游（一种黑色旗帜），还将自己家族的女子许配给伯益。此后，伯益就在舜的手下担任虞官，掌管山泽，繁育鸟兽。

传说伯益还发明了凿井技术，这个井包括陷阱和水井。伯益因为是负责狩猎的头领，总是带领先民狩猎。慢慢地，伯益认为狩猎不光要靠体力，更要靠智力。最能展示伯益才智的，当属陷阱的发明：挖个深坑，上覆枯枝败叶，野兽只要从上面走过，就会跌落下去，成了大家的美食。伯益的这种始创，让大家对他充满了钦敬。

伯益（古虞官）

据传《山海经》是伯益所作。他的势力范围大约位于今天的山东省日照地区。舜时伯益与大禹同朝为官，因善于狩猎与畜牧，被佥推为九官之一的虞官，负责治理山泽，管理草木鸟兽，并佐舜调驯鸟兽。伯益是龙山文化后期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时期的一个历史性人物。

至于水井可就没这么简单了。一开始由于不懂如何处理水窖内的渗水问题，虽然挖了水窖，但每盛满窖水，很快就全渗完了。等到需要用水时，个个成了干窖。所以，打成的水窖等于无用。一天，伯益一个人去深沟底担水，看见绿汪汪的泉水，突然想到，如果从高原上挖一个深洞，一直挖到沟底，通到有水的地方。人们用水时，再用绳子往上吊，需要多少吊多少，不就再也不愁无水可用了吗？

说干就干，井很快就挖成了，水也出来了，可就是吊不上来。原来，伯益挖井时只顾往下挖土，没注意井身的端正，几十丈深的井洞歪歪扭扭。当人们用绳子系着尖底瓶从井口放下去，还没放到井底，就被歪扭的井洞把陶制尖底瓶碰破打碎了。后来，有人用木桶吊水，木桶虽然一下子碰不破，但盛满的水被歪扭的井洞一碰，全洒了。

总结了教训，挖井重新开始，终于很顺利地把水吊了上来。井水不仅清凉，又特别干净，人们食用后，疾病也大大减少，伯益因此受到了嘉许。

当代考古发掘证明，水井出现于与舜时期相差不远的龙山时代晚期，可知传说有其根据。凿井技术的发明有重大的意义，在此之前，人们不得不靠近河流定居，忍受河水泛滥的威胁。凿井技术发明后，古代北方的广大平原地区逐渐为各氏族所开发。

除了水利和凿井，伯益在政治上也很有建树。他曾告诫大禹，凡事要有前瞻性，要虑事周全，不要违背法则和制度，不要过度游乐享受，不要违背规律去追求百姓的称誉，不要违反民意而满足自己的欲望。治国不能懈怠，政事不能荒废，谦虚会受到益处，自满能导致失败，要选贤任能、除奸去邪。

在辅佐大禹攻打三苗时，伯益认为只有以美德才能使人顺服。大禹接受了伯益的建议，撤退军队，实行文教德治，三苗族受到感化，终于归顺。

历史细读

过去的狱官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要参拜狱神皋陶。刚刚被关进来的犯人也要参拜，出狱时，被释放的囚犯再次朝拜狱神，而死刑犯在临刑前，也要朝拜狱神一次，然后才被正法。

对母族的剿杀

对于夏启杀伯益，虽然后世认为这是世袭制代替民主禅让制的必然，但还是多少对夏启的行径表示不满。究其原因，是伯益原本出身于涂山氏，是夏启母亲的氏族，因此这一场战争也被称作“剿母族之战”。

涂山的地望，众说纷纭，或曰安徽，或曰巴蜀，或曰江南，但更可信的是浙江绍兴，因为涂山氏是皋陶氏族的一支，最早居住于山东，后迁至南方各地。其中迁至浙江绍兴的，就形成了百越的一支。

夏朝的建立，涂山氏可以说功不可没。当时涂山氏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各方国中势力很强。大禹的父亲因治水无功而被杀，大禹也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人，正因为娶了涂山氏的女儿，才得到了妻族这支强大的后援力量。

屈原在他的《天问》中，曾这样描述大禹和涂山氏女娇的结合：“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翻译过来，就是大禹和女娇一见钟情，在桑林里野合。

当时，大禹已经三十岁了，和女娇好了以后，他才知道女娇的本家原来是东夷强大的涂山氏。如果能联姻涂山氏，则整个东夷都会为己所用，朝内的重臣皋陶也会支持自己。况且与女娇两情相悦，岂不是天作之合？

当然，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事。因为涂山氏当时尚处于母系氏族后期，所以禹只能做上门女婿，“夫从妇居”。据《吕氏春秋》记载：“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也就是说，大禹每次只在女娇家里住上四天，然后又加入到治水的大军中去了。对大禹来说，治水的业绩决定着前途；但是对女娇来说，爱情才是唯一的。于是，她唱出了“候人兮，猗”的歌声，这是有记载的第一首女子吟唱的情歌，意思是：“我在苦苦等待心爱的人呀，唉……”

女娇在生下儿子启后不久就死了，没有母亲的启生活在母族，父亲大禹又不在身边，我们可以猜想他的童年不会很幸福，也许常受到族中人的欺侮，所以才会对母亲的氏族没有好感吧。

统一天下的夏启

夏启经过一系列的征伐，王位终于坐稳了，父死子继的家天下制度正式开始了。夏启家天下的开始，说明那时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度己经彻底瓦解，氏族部落会议制度己经转化，开始出现了国家的雏形，奴隶社会到来了。

夏启征西河

启灭了有扈氏后，也效法父亲当年“涂山大会”的办法，下令各地诸侯、方伯前来钧台（在今河南禹县南）相会。启本来的个人威望就不小，加上各地诸侯、方伯感戴禹的功德，又看到有扈氏的悲惨下场，都一致拥护新建的夏王朝。大家沿袭了涂山大会之例，根据各地所出的土特产，备办了朝贡物品，到钧台来朝见。

启为了显示天子的威仪和夏王朝的富有，一改禹生前节俭朴实的作风，特设“享礼”招待大家。所谓“享礼”，就是在接受诸侯、方伯们的朝见和进献的礼物时举行祭祀，然后设酒食大宴群臣。酒宴上不仅吃的都是当时能办到的山珍海味，还有美酒供大家品尝。据考证，有三百多人参加了这次盛会，启在每位诸侯席前摆了五个筐、五个高脚盆和五个大铜鼎，里面盛满了美味佳肴。宴席上使用的都是青铜酒甄、玉雕盏、角制觞，及琢有龙纹的勺等贵重酒器。大典进行过程中，乐队还奏起《九辩》，诸侯和唱《九歌》，夏民随曲起舞，气氛十分热烈。

让启万万没想到的是，祸乱没发生在诸侯处，而是起于自己家中。禹的幼子武观被封在观地（今河南浚县一带），看到哥哥启做了天子，威风无比，十分羡慕。在钧台大会上，武观因为也是诸侯，当然要对着启朝拜。但武观心中不服，认为亲兄弟之间不必讲求那些礼节，口出怨言。这让启很生气，便将武观流放到了西河（今河南滑县一带）。武观因此憎恨哥哥，暗中蓄积力量，三年后发动了反对启的叛乱。

启命令诸侯讨伐武观，西河一战，武观兵败投降。虽然俯首认罪，但启对这个弟弟总是不放心，最后还是把他杀了。

启经过甘之战灭了有扈氏，经过征西河诛杀了武观，统治地位就此得以巩固。

历史细读

相传，酒是一个叫仪狄的人发明的，他用米造出醇香甘美的酒，进献给了禹。禹喝后觉得香甜可口，但却没有因此奖赏仪狄。禹说，饮酒后四肢无力，昏昏欲睡，后世一定会有因喝酒误事而亡国的国君。因此，禹下了“禁酒令”。但喝酒既可以助兴，又能显示出粮食的充足，所以启成为天子后，解除了这个禁令。

夏朝初期的军队

夏王朝以前，各部落、部落联盟之间的征战，是由部落内部的青壮年男子负担的。夏朝建立后，中原形成了统一的部落共同体。因此，专职战斗的队伍便建立起来了，这就是军队。禹征三苗时，称他所统领的军队为“济济有众”；启征有扈氏时，严厉告诫所属的军队要严格听从他的指挥，足见当时军队的规模已十分壮大。

失国与复国

夏朝建国不久就遭到一次重创。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毕竟还保留着很多部落氏族时代的特征，周边各部族实力也比较强大。第二代夏帝太康误国导致有穷氏的后羿趁机夺位，致使夏朝的统治中断了几十年。少康励精图治而复国，这才使夏朝步入正轨。

太康失国

夏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稳定了政权，开始还励精图治，可慢慢就腐化起来，传说他创作了名为《九韶》的大型乐舞，天天饮酒唱歌，打猎游玩。不久夏启死了，他的儿子太康继位。

太康最大的爱好也是打猎，对治理国家却没有什么兴趣。有一次，他带着随从外出，从都城阳城（今山西）出发去打猎，越打越起劲，一直打到黄河以南的有穷部落（今河南洛阳南）。

有穷部落的酋长后羿，看到太康只带了少数随从出来打猎，觉得是个机会，就带兵悄悄截住了太康回去的道路。等到太康带着一大批猎得的野兽，兴高采烈回来的时候，却看到洛水对岸全是后羿的军队。太康慌忙向部落首领们求救，可各部落的首领都不满意太康的荒唐，又惧怕后羿的实力，谁也不来。太康后悔不已，没办法，只好在洛水南面过起了流亡生活。

五子悲歌

太康是启的长子，他的五个弟弟见兄长长时间不回来，就陪着母亲来到洛水岸边苦苦等候，可始终没能等到兄长归来。五兄弟就作了一首歌来追念他们祖父禹的功绩和品德，倾诉眼下的凄凉悲哀之情。这首歌就是《尚书》中著名的《五子之歌》，大意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大禹曾经训导子孙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君主应当勤于政事，用心治理好天下，倘若贪酒色、好游猎，或者大兴土木，建造亭台宫室，那么，只要有其中的一件，就会失去民心，导致亡国。缅怀我们的祖先大禹，他身为万邦之君，将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使百姓安居乐业，他是一位多么贤明的君主啊！今天，太康不遵祖训，荒废政事，弄得百姓都仇视我们，使祖先创建的王朝被人颠覆，陷我们于凄苦的境地。太康啊，你铸下了大错，我们心中是多么痛苦啊！

历史文献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

——《尚书·胤征》

仲康杀羲和

由于世袭制已经确立，后羿的势力也没达到独立为王的地步，因此他不敢自立，便立了太康的兄弟仲康为王。

仲康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一上台就对朝廷内外进行了整顿，任命胤侯执掌兵权，希望能抑制后羿的势力。

可就在这时，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发生了。某一个朔日，原本高悬天上光芒万丈的太阳开始一点点消失，天色很快由亮变灰，由灰变暗，由暗转黑，几步之内都难辨人影。路上的行人惊恐万分，争相夺路而逃。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发生了日食，但在当时，日食代表着灾难，人们认为只有国王亲自祭祀上天，才能将太阳重新召回，免除灾害，这个仪式被称作“救日”。

此时，夏王宫中也是一片混乱，官员们忙着准备祭祀用具，仲康也匆匆赶往祭台，准备举行“救日”之礼。就在朝廷上下一片惊恐混乱，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仲康突然意识到少了一个重要人物：负责天象工作的羲和。仲康本来就对羲和没能提前预报日食感到恼火，现在又不见他来行“救日”大礼，心中愤恨不已。情急之中，仲康忙叫人去找羲和，结果手下回禀道：“羲和喝多了，正躺在家中睡大觉呢！”仲康大怒，咬牙切齿地说了三个字：“杀无赦！”

就这样，仲康以羲和失职为名，不但杀了羲和，连他的部族也一并治罪。一般来说，天子对一个部族进行征伐，都是因为这个部族发生了叛乱行为，可此次却是因羲和未能尽职，可见夏王为了显示王权的力量，已不惜兵戎相见了。

后羿的悲哀

仲康剿杀羲和氏的行为惹恼了后羿，毕竟国家的实际权力还操控在后羿手中。很快仲康死了，后羿不再甘心躲在幕后，于是把仲康的儿子相撵走，正式夺取了夏朝的王位。仗着自己射箭的本领高超，他也开始作威作福起来。后羿和太康一样，经常四处打猎，把国家政事交给亲信寒浞打理。

相传寒浞原为寒国（今山东潍县东北）的一个奸诈子弟，被国君驱逐出来后流浪到有穷国，为后羿收养。寒浞有一手迎合拍马的本领，给后羿出了不少吃喝玩乐的主意，并在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后羿对寒浞的行为虽然有所耳闻，但他自恃勇猛，毫不在意。

经过几年的准备，后羿身边的亲信随从都被寒浞收买。在一次出行打猎途中，后羿的家将乘机谋反，杀死了后羿。据说这个家将名叫逢蒙，拜后羿为师学习射法，后羿见逢蒙聪明好学，不但把射法倾囊相授，还把逢蒙视为亲信。

后羿被杀后，家将们将他的肉煮了，强迫后羿的儿子吃。后羿的儿子不肯吃，也被杀死在城门口。

寒浞不但抢了后羿的王位，也继承了他的家室。后羿的妻妾相继为寒浞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浇，一个名豷。浇生来身强力壮，天性好战。二斟是夏王室的庇护地，且离寒国不远，所以浇长大后，寒浞就命他率兵攻灭二斟，以绝后患。二斟抵挡不住浇的凶猛进攻，血战后大部被杀，少数四散逃亡。避难偷安的仲康之子相在这次战争中被杀。寒浞灭了二斟后，分封两个儿子立国，把浇封在过（今山东莱州西北），把豷封在戈（今河南东部，古宋、郑之间）。

后羿之功

除了夏朝有穷部落的首领后羿，在神话时代，还有一位后羿，他生活在尧帝的年代。这两个后羿生活的年代虽然不同，但都是著名的弓箭手。

在神话时代，据说天上曾经有十个太阳同时出现，把土地烤焦了，庄稼都枯干了，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因为天气酷热的缘故，一些怪禽猛兽，也都从干涸的江湖和火焰似的森林里跑出来残害生灵。是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才让人们得以正常地生活。

解除了十日并出的灾难，后羿又去捕猎肆虐人间的六大怪兽。

中原地区，以窒窳、封稀为害最烈。窒窳本是黄帝辖下的一国诸侯，不幸被杀。黄帝怜悯他无辜丧命，用不死神药使他复生。窒窳的命是捡回来了，却完全迷失了本性，刚一醒来，就连滚带爬地窜下山，一头扎进弱水，变成了一条龙首虎爪、号声如婴儿啼哭的吃人怪兽。后羿深入窒窳巢穴，仅一箭，就令它死了第二回。封稀是一头獠牙如戟、力胜百牛、铁骨铜皮的大野猪，他拱毁庄稼、村落，所经之地顿成废墟。羿左右施射，刺瞎了野猪的双眼，将它生擒活捉。

从中原来到南方，那里的凿齿人身兽脸，杀人利器是突出嘴外的两根五六尺长、形似凿子的牙齿。后羿没有手软，一箭射进了它的心窝。

怪兽修蛇盘踞在洞庭湖，兴风作浪，覆舟无数，吃人无数。它风闻神射手后羿到了南方，便潜伏湖底，销声匿迹了。后羿毅然舍弓持剑，跃入深不可测的大湖，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滔天白浪中剑断长蛇。据说洞庭湖水竟给蛇血染红了一半。

此时的北方，还有九头怪九婴喷火吐水，淹乡焚城；东方的巨型鸟大风仍在青丘之泽掀起狂风，毁屋拔树。

后羿用青丝绳系于箭尾，一箭射中闪电式飞掠的大风。那大风力大善飞，还想带伤逃生，无奈箭上系绳，只能像一只风筝一样被后羿收回。九头怪九婴自恃有九颗脑袋，九口齐张，喷吐出一道道毒焰、浊流，交织成一张凶险的水火网，企图将后羿困住。后羿使出连环箭法，九支箭几乎同一时刻插到了九婴的九颗头上，至此结束了它罪恶的生命。

少康中兴

少康是相的儿子，他在老臣靡的帮助下，横扫寒浞残余势力，灭有穷氏，重新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地位。少康从政后，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史称“少康中兴”。

少康复兴故国

相死的时候，他的妻子正怀着孕，她从一个墙洞里爬出，才捡回一条命，逃到了娘家有仍氏部落，生下儿子，取名少康。

少康长大后，以放牧为生。寒浞听说相的儿子还活着，又派人追捕。最后，少康逃到了舜的后代有虞氏的部族。部落首领虞思让少康担任管理畜牧的官，学习本领，还把两个女儿嫁给了他，赐予田地和奴隶。少康从小在艰难的环境中长大，练就了一身本领，在有虞氏部族立足之后，开始招收人马，逐渐有了自己的队伍。

有了根据地和军队，少康体察百姓疾苦，宣传祖先禹的功德，努力争取人们支持他复兴故国，并召集夏朝的旧臣前来会合。当时有个名叫靡的人，原是相的臣下，寒浞夺取王位后，他逃到名为有鬲氏的部落（今山东境内），招集流亡之人，积蓄实力，等待时机复兴夏朝。他首先应少康之召，倾有鬲氏之兵，会合斟寻、斟灌两地的复仇之师，和少康会合，拥戴少康为夏王。不久后，少康又得到许多忠于夏朝的大臣和部落的帮助，率兵打败寒浞和他的两个儿子，终于把王位夺了回来。

夏朝从太康到少康，中间经过大约一百年的混战，如今终于恢复过来，历史上称作“少康中兴”，由此进入了由“治”到“盛”的局面。

酒圣杜康

据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记载：“古者少康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葬长垣。”

那么，夏朝的中兴之主少康即是酒圣杜康。据说少康在有仍氏居住时，为联络夏后氏族人，经常带着秫米饭来往于有仍与空桑（即穷桑，今山东曲阜东）之间，在空桑将吃剩下的秫米饭留存起来，因饭自然发酵，等少康再回来时，往往感觉到发酵的饭醇甘美味，四处飘香。于是他便潜心研制出了用秫米发酵的醇纯甘美、柔润芳香、饮之欲醉、回味悠长的美酒，被后世尊为“酒圣”。

因为酒在大禹的时候就有了，所以这个传说并不可信。因此也有人说，杜康不是少康，而是黄帝手下一位管理生产粮食的大臣。那时候由于没有仓库，更没有科学保管的方法，杜康把丰收的粮食堆在山洞里，时间一长，因山洞里潮湿，粮食全霉坏了。黄帝知道后很生气，下令把杜康撤职。

杜康心里十分难过，想到嫘祖、仓颉等臣都有所发明创造，立下大功，唯独自己不但没立功，反而犯了罪，很是沮丧，希望找到储存粮食的好办法。一天，杜康在森林里发现了一片开阔地，周围有几棵大树枯死了，只剩下粗大的树干，树干里边也已空了。杜康灵机一动，把树林里凡是枯死的大树，都一一掏空，然后把粮食装了进去。

两年后，装在树洞里的粮食，经过风吹、日晒、雨淋，慢慢地发酵了。一天，杜康上山察看粮食，突然发现一棵装有粮食的枯树周围躺着几只山羊、野猪和兔子。开始他以为这些野兽都是死的，走近一看，发现它们还活着，似乎都在睡大觉。杜康很是纳闷，就在他发呆的时候，这些动物慢慢醒了，一见有人，马上窜进树林去了。

杜康向四周看了看，发现两只山羊在装着粮食的树洞跟前低头用舌头舔着什么，舔了一会儿，两只羊都摇摇晃晃起来，走不远都躺倒在地上了。杜康飞快地跑过去，把两只山羊捆起来，仔细察看。原来，装粮食的树洞裂开一条缝子，里面的水正不断往外渗出，还散发出清香的气味。杜康自己忍不住也尝了一口，虽然有些辛辣，却特别醇美。越尝越想尝，最后一连喝了几口，这一喝不要紧，霎时，杜康只觉得天旋地转，身不由己地倒在地上睡着了。

醒来后，杜康急忙下山，把看到的情况报告了黄帝。黄帝命百官品尝粮食化成的水，大家都交口称赞，最后由仓颉创造了一个“酒”字，为其定名。

兴盛的王朝

少康算得上是一位有作为的君王，他从小经历过一段流离的生活，亲自管理过畜牧和膳食的工作，了解平民和奴隶们的疾苦，深知要保住祖业，巩固地位，就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而要使人民拥护夏王朝，就要关心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不能像祖父太康一样“盘游无度”。

农业的发展

少康复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了稷官来管理农业生产。“稷”在夏朝是管理农业生产的官职，督导人们按时播种五谷。太康时，因为打猎游玩胜于一切，一度把稷官废弃了。

农业生产的命脉是水利，虽然自禹平治水土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再是“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但是每年到了雨季，河水上涨，近河两岸的农田仍然要受河水之患。尤其是后羿夺权后河道失治，水患又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一大阻碍。少康即位后恢复了管理水利工程的水官——水正，任命商侯冥为水正。冥自从做了水正，勤勤恳恳地从事治水，再次消除了水患，使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据考古发现，在夏代已经有谷、稻、麦、菽、瓜等多种农产品。夏朝还实行“五十而贡”的税收制度，即各部落都要按收入的一定比例向中央政府纳税。

除了水利，此时的夏朝已经有了历法，夏历是按月亮的运行周期制订的。由于历法中有节气变化和农事安排，所以又称农历，至今仍在农民的农事生产活动中发挥着作用。

《夏小正》书影

这是明刻本《夏小正》书影。《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典籍之一，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星象物候历。今本《夏小正》全文十二章，体例分经、传两部分，共四百多字。

夏历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口诀，形象地讲述了一年四季天气的变化，那就是《夏小正》中的记述，这也是现存最早的将古代天文、气象、物候和农事结合叙述的月令式著作。其内容是这样的：

正月到，要做好播种的准备啊，雁儿就要飞回北方了，园子里的韭菜又长出了新叶，农夫们的身影出现在田间，水中露出了水獭的头，林中看到了初生的小鹰。

二月到，翻土撒种忙不停，羊羔断乳好祭祀，正是士子娶亲的好时节。捕取鲔鱼的季节来到了，还可以取蚁卵做成酱，燕子开始在檐下做窝了，剥取鳄鱼的皮，准备用来做鼓吧。

三月到，整理桑树，伐去徒长的枝条，天子给贵族们分发下祭祀用的冰，女人们开始养蚕了，并祈求麦子丰收，不要遭遇鼠害。

四月到，苦菜花盛开，采茶人的身影遍山遍野，连狗尾草都抽穗了。

五月到，此时白天最长，需要抓紧时间织制衣裳，以备天气转凉时用啊。树上蝉儿叫不停，要开始种瓜了，要记得把怀孕的母马同其他马匹分开放牧啊。

六月到，雏鹰已成长，开始会搏击猎物了。狸子也已长大，开始自己捕杀猎物了。

七月到，织女星面向东方，正是除去田间杂草的时候。

八月到，牝牡鹿追逐交配。

九月到，大火星看不到了，野菊开出黄花，正是种麦的大好时节。

十月到，人们跟随着王，都换上了裘衣。

十一月到，王率领大家去狩猎，兵器显示威力，只有农官留在了田地里。此时白天变短了，麋角的角也脱落了。

十二月到，王处罚罪人，统计人口。

不难看出，《夏小正》对于气候、农业、动植物的观察是非常细致且准确的，夏人的生活也是井井有条，符合自然的规律。应该说，夏历对农业生产有着相当准确的指导作用，再加上木制农具的使用，让当时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粮食出现大量剩余。

剩余的粮食大多被用来酿酒。在夏朝遗址——二里头遗址中，出土最多的就是酒器，饮酒用的青铜爵更是精美。据文献记载，夏朝人很喜欢喝酒，一度酗酒成风。不光是大禹的子孙们，普通人也经常痛饮，喝醉了就彼此搀扶着大声唱歌。

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畜牧业的发展。夏朝不但有一大批奴隶专门从事畜牧工作，还有一些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氏族部落。此外，制陶业在夏代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极为重要的行业。至于青铜器，形式非常接近陶器，比较原始，没有更多的花纹，多是小圆点的装饰，刻画简单的线条。

历史文献

七月：秀雚苇。狸子肇肆。涅潦生苹。爽死。荓秀。汉案户。寒蝉鸣。初昏织女正东乡。时有霖雨。灌荼。

八月：剥瓜。玄校。剥枣。丹鸟羞白鸟。辰则伏。鹿从。参中则旦。

……

—《夏小正》

讨伐东夷

国家安定富足了，少康的注意力转向了东边。东夷的诸多部落和方国时服时叛，如今国家实力强大了，少康便想对东夷进行征伐。就在准备东征时，在位二十一年的少康病死了，其子杼继位为夏王。

杼幼年时跟着少康东躲西藏，过着流亡生活。夏室匡复后，少康把涂山封给了杼，让他去镇守禹陵。杼成为天子后，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一继任就立即带领大军出发，他以当年大禹讨伐三苗为榜样，振臂一呼，得到了华夏各族的响应。各族属都派遣兵众，肩负斧、钺，跟着杼去打东夷。斧、钺是古代近战的锐利武器。

不想杼的大军刚进入东夷的地盘，就遭遇了手持弓矢的东夷各族属的顽强抵抗。夷就是大弓，荷弓者，即称为夷人。杼的部队被东夷的长距离武器弓矢抵挡住，遭受损失，无法前进。

退回国都后，为了战争的需要，杼发明了矛和甲。矛是进攻的武器，甲是防御的衣服。这时的甲是用兽皮制成的皮甲，如犀皮甲之类。东夷人善射，有了皮甲就能防身。随后，杼将王都迁到老丘（今河南开封陈留北），然后再次出兵东夷。这次出征得到沿途各地诸侯、方国的支持，新武器更是确保了杼的部队顺利前进。

这一次，夏朝的大军一直打到东海边，东夷大败，不得不退守到沿海的荒蛮之地，重新剪除杂草，开辟土地。除了东夷，杼还消灭了海边三寿，打败了以狐为图腾的九支胞族，擒获了他们的首领。随着东征的节节胜利，夏人大规模涌入，建立起以夏王族亲族为主体的封国，密集林立的封国与东夷各方国犬牙交错，东夷各族也进一步融入华夏各族。

取得了这场大胜利后不久，年轻的杼就死了，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芬（有的史书中又作槐）。因为讨伐东夷的胜利，夏王朝的威望在各地诸侯、方国中又大大提高，一些原来叛离的部落又重新臣服于夏。芬在位约四十四年，国力更加强大。

初定刑法

此时的夏朝疆域，西起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起湖北省，北至河北省。势力延伸到黄河南北，甚至长江流域。

为了有效控制这广大疆域内的民众，夏王朝颁布了《禹刑》，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奴隶制法典。一般认为，《禹刑》是夏朝法律的名称，是后人为纪念夏的先祖禹而命名的，是后人追述的。《禹刑》的性质相当于现代的刑法典，其具体内容已经无法考订，文献中只有零星记载，即“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

“昏、墨、贼、杀”的规定最早是皋陶所创，后为夏代的法律沿袭。“昏”指自己做坏事而窃取他人的美名；“墨”指贪得无厌、败坏官纪；“贼”指肆无忌惮地杀人，这三种罪都要处以死刑。

《左传》中，关于这几个刑罚的具体记载，有春秋时期的“刑侯与雍子争田案”。原来，晋氏族的刑侯和雍子争夺土地，调解了很久却一直没有成功，于是就交由叔鱼处理。叔鱼认为罪在雍子。雍子为了贿赂叔鱼，就把女儿嫁给他，叔鱼于是宣判刑侯有罪。刑侯发怒，在法庭上将叔鱼和雍子杀死了。接手此案的叔向说：“这三人罪状相同，杀了活着的，三个人全暴尸。雍子明知自己有罪，还要用女儿贿赂叔鱼以换得胜诉，叔鱼出卖法律，刑侯擅自杀人，他们的罪状相同。自己有了罪而掠取别人的美名是昏，贪婪而败坏职责是墨，杀人而没有顾忌是贼，犯此三罪者，都要处以死刑。”可见当时人们还在沿用夏代的一些定刑标准。

除了死刑，据说夏朝的刑罚有三千条之多。是否有这么多条文，需要进一步考证，我们对此的理解也不必过于拘泥，三千条不过是言其多而已。

名家评史

七夏朝还有不孝罪，而且是严厉惩处。因为氏族时期尊敬老人是传统的良好习惯，首先要善待自己的父母，其次要对君王效忠。

—章太炎

最初的城市

随着疆域的扩大，夏朝人的地理知识也随之迅速积累，并在城市、治水、青铜器和原始地图等许多方面得到了体现。

中国早在父系氏族公社，也就是龙山文化晚期就出现了防御性的设施——城堡，如河南登封王城岗及淮阳平粮台城堡，这就是初期的城市。传说夏朝以前已经开始筑城，如“夏鲧作城”，即禹的父亲鲧建筑了城池。那时候的城市还不可能是砖头或石头修筑的，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城墙是用夯土筑成的。至于城市地址的选择，一般来说以平坦、干燥为好，要靠近河川大海，但又不能过于低洼，交通要方便等。毕竟，城市的最大功能是促进物资、信息的交换，所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一点，夏朝的先民是很懂得的。

相传夏禹曾用青铜铸九鼎代表九州，每一个鼎上都铸有那一州的山川、道路、鸟兽和草木图案，这种图案就是古代的原始地图。这九鼎在秦代时被销毁，不过鼎上的图被摹绘下来，叫作“山海图”，流传于世。

虔诚的祭祀

据说芬在位的四十多年间，夏王朝没有发生过内忧外患，因此当芬的儿子芒（有的古书又作荒）继位为夏王后，第一件事就是举行隆重的祭神仪式，祭祀黄河之神。

经过长时期的治理，黄河在六十年间都没泛滥过，两岸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可以说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对于夏朝人来说，这一切不是自己的功劳，全靠河神的赐福。

国君芒为了这次祭祀，亲自选定良辰吉日，率领朝中的臣僚、官吏以及一些前来参加祭扫的诸侯、方伯们，来到黄河下游的岸边，举行了隆重的祭祝仪式。除了有鼓乐、祈祷的祭文外，芒还将猪、牛、羊等做了贡品沉于河中。最后，将象征着先祖大禹当年治水成功后舜所赐的玄圭沉入黄河，以此表示自己的虔诚。

这就是后世史书中所说的“沉祭”，这种仪式一直延续了数千年。祭河之后，芒又率领大家打猎，捕捉到一条很大的鱼，诸侯们认为这是河神所赐，可永保太平。

夏初畜牧壁画

在这张壁画上，画了鹿、羊等大量的牲畜，反映了夏朝时畜牧业一派繁盛的景象。

二里头夏文化遗址

关于夏朝的文献记载非常少，到了汉代司马迁编撰《史记》时，第一个王朝的本纪便是《夏本纪》，但是其中的主要笔墨是记述禹的事迹，而对夏朝的统治状况，还没有可靠的文字材料佐证。

除了传说和文献记载，对历史最有力的佐证，就是考古发掘。

20世纪初甲骨文的发掘和释读，对商朝历史的研究取得突破，也推动了对夏朝历史的研究。最突出的是从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为夏史的探究开启了一扇大门。夏朝的历史风貌，在二里头遗址中可见一斑。

二里头文化遗址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发现于1959年，是探索中国夏朝文化的重要遗址。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上演过夏王朝的繁荣，这里也埋藏我们已经遗忘的重大秘密。

这里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四百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可以说，这里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发现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三百多年。

二里头遗址共分为四期：一、二期属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属青铜和宫殿文化。关于二里头文化和夏文化的关系，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没有定论，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文物，发现的宫城就是夏都；第二种观点认为一、二期是夏朝文物，三、四期则是商朝文物，所以发现的宫城是商都。

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的理由是，郑州商城是汤都之亳，据放射性碳素商城年代为前1620年±140年，是商代早期。而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存中第二、三期之间虽然存在变化，但相同的因素是主要的，而它们的年代都早于郑州亳都，所以是夏文化。第二种观点的理由则是，虽然二里头文化的四期遗存有延续发展的一面，但也应该注意到差异变化的一面，这种差异突出表现为第三期遗存中出现了一组与商文化代表性器物相同或相近的器物，而且其数量越来越多，这就充分说明，第三期遗存的时代已经进入商代纪年，应是商代早期的遗存。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商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夏商文化是同源的，因此夏文化实际即是夏代纪年内的那一段文化遗存。从二里头遗址发现至今，围绕它与夏文化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最大的悬念就是它是夏都还是商都西亳。

对于夏文化的探讨，它的概念问题是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通常认为，夏人活动区域内夏王朝时期的居民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叫夏文化。对于夏文化的探索，主要是从早于商代的非商文化中去寻找。经过几十年考古工作的辛勤探索，特别是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在对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不断的发掘和研究过程中，学术界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上已基本取得共识：第一，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一、二、三、四期遗存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第二，分布在豫北冀南以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是与夏文化基本同时的先商文化；第三，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岗文化是早商文化，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均是早商都邑遗址。而郑州商城宫殿区的始建和偃师商城小城的始建，则可以作为夏、商分界的标志。

龙山文化与夏文化

通常认为，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以嵩山为中心的伊洛河和颍河上游一带以及山西南部，与龙山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河南龙山文化从早到晚一脉相承，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聚落分级的趋势愈演愈烈，冶金术也逐步得到推广，大型显贵墓葬和设防的城市不断涌现，从河南龙山文化遗存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其正处于社会重大变动时期。因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已经基本上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而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继承关系，测定出的年代数据表明，它也在夏代纪年之内，所以学者们认为龙山文化王湾类型中晚期遗存应是夏文化，早期是先夏文化。尤其是位于登封告成镇王城岗龙山城堡的发现，对夏文化的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座城堡在同时代出现的城堡中的确不能算大，但是其地理位置却十分重要。就在王城岗龙山城堡之东不远的地方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阳城城址，所以这里与先秦古籍中所说的“禹居阳城”的所在地是大概相符的。

早在1959年寻找“夏墟”的过程中，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就发现了王城岗遗址，当时称之为“八方遗址”。

鹫攫人头纹玉佩

此鹫攫人头纹玉佩出自龙山文化末期，表现了当时人们对不同生活现象的认识。

1977年，在王城岗又发现一座小型城址、奠基坑、青铜器残片和文字等。著名考古学者夏鼐先生指出，王城岗城堡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至于城堡是否为夏都遗迹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否为夏文化意见并不一致。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内发掘采样，已测出的碳14数据和研究成果表明：王城岗二期的年代是前22世纪。这个时间已接近或者说进入夏纪年的范围之中。而三、四期的时间是前21世纪，五期是前20世纪，这两个时间都属于夏朝的纪年范围。在最新的考古调查中，一座面积约在3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在王城岗被发现，这是迄今河南境内发现的最大面积的龙山文化城址，同时发现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遗存。尽管夏文化的研究仍然迷雾重重，但是王城岗遗址的发现和挖掘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夏朝的覆灭

夏朝是当时华夏大地最强大、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但大禹的后裔早已没有了祖先的奋斗和进取精神，逐渐安于享乐，日益沉醉在荒淫腐朽的生活之中。贵族的奢侈生活完全建立在对人民的残酷压榨上，致使民不聊生。夏朝再次因周边部族的进攻而覆灭，再也没有重现复国的传奇。

笃信鬼神的孔甲

到了芒的儿子泄在位时，他为了与东夷保持友好和平，将东方六夷都封为诸侯。泄长子不降因自己年纪过大，便让位于弟弟扃。扃的儿子胤甲在位时，夏朝的王都迁至了西河（今山西西南部），没过几年，就遭遇了大旱。

古代人缺乏天象知识，认为“天有十日，更番运照”。即每天出一个太阳，普照大地，周而复始。若是天旱，则一定是“十日并出”，说明天上有妖怪作祟了。

就在这个大旱之年，庄稼颗粒无收，胤甲也死去了。

王位就这样传到了孔甲身上。孔甲的父亲不降，当初让位给了弟弟，也就是胤甲的父亲扃，孔甲因没能继承王位，曾企图谋夺王位，但没能成功。从此以后，孔甲寄希望于鬼神，几近疯狂。当自己果然继承了王位后，孔甲大喜过望，认为这都是求助于鬼神的结果，从此愈加沉迷于神鬼之道。

残忍的孔甲

一天，孔甲出外打猎，途中因突然起了大风而迷了路，孔甲走进一个山民家中。这家只有女主人和一个正在吃奶的小男孩，孔甲见这个小男孩长得十分可爱，逼着主人将婴儿送给了自己。

两年后，这个男孩自己玩耍时，不小心碰倒了一把很锋利的大斧，结果受伤而死。孔甲却并不在意，还命人作《破斧之歌》，歌辞为：“呜呼！有疾，命矣夫。”并让身边的人学唱取乐，叫作“东音”。这事传扬出来以后，引起诸侯们的痛恨，骂他是一个胡作非为而又残忍的昏君。

孔甲好龙

这位胡作非为的君主不但喜欢占卜，与鬼神交流，还有一个怪癖，喜欢养龙。

传说有一天，有四条龙从天而降，孔甲视为天赐神物，欣悦不已，准备用这四条龙来给自己驾车，但他自己却不会饲养。相传尧、舜时代有豢龙氏擅长饲养龙，孔甲便命人找来他们的后人刘累，赐姓御龙氏，让他为自己饲养这四条龙。据文献记载，刘累是帝尧陶唐氏的后裔，他一生下来，两手手掌中就各有一个特殊的纹饰，看上去分别是“刘”“累”二字。刘累的家人认为这种胎记是上天的某种预兆，是神的暗示，因此就以“刘累”给初生的孩子命名。

刘累所出生的氏族，是原始时期一支崇拜斧钺、善于使用斧钺的部族。当时，对人类最大的威胁莫过于那些巨大的猛兽。人们认为，在所有的动物中，龙是最神秘莫测、最难征服的动物。那么，除了作为上天之子的帝王，只有那些具有非凡本领的特殊氏族或人物，才具有征服龙的专门本领。作为远古时期最优秀的狩猎部族，刘累的氏族自然很希望能成为征服龙的部族。刘累诞生时手掌中有“刘累”二字，氏族的人便认为这正是神的暗示，即刘姓将要成为征服龙的氏族。因为“刘”字是一柄巨斧，引为征服和杀的意思；而“累”字本义是一种绳索，引申为拘系、捆绑的意思。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一手执刘，一手执绳，要去征服、驯服龙的意思。

嵌绿松石饕餮纹牌饰

这件二里头遗址的铜牌饰表面凸起，用青铜作为衬底，牌身两侧有两组穿钮，可以固定在织物上。牌饰表面用数百块绿松石小片镶嵌成饕餮纹图案，开了青铜器镶嵌工艺的先河。这件牌饰的饕餮纹，是青铜器上已知最早的一例。

最初，刘累把龙饲养得很好，孔甲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过了几年，刘累负责驯养的四条神龙中，突然死了一条雌龙。刘累害怕事情被发现，干脆将龙肉煮熟，做成一道菜，派人送给孔甲。不料这龙肉的味道异常鲜美，孔甲不知实情，吃后大加赞赏，并派人向刘累再次索求龙肉。刘累无法拒绝，又不能说出实情，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又宰了一条龙做菜。孔甲一吃不可收拾，愈发上瘾，不断向刘累索要龙肉。可是，龙是罕见之物，怎么可能要多少有多少呢。在三条龙都被孔甲吃了之后，刘累的恐惧也到达了极限，害怕事情败露后会族灭家亡，于是带着他的一部分族人偷偷逃离夏朝都城，迁到鲁县（今河南平顶山鲁山）一带隐居起来。孔甲无奈，只得再次四处寻觅养龙的高手。

师门使火

不久，孔甲又觅到一个名叫师门的养龙高手。师门可不像刘累那样徒有虚名，据说他能够经受烈火的焚烧，而且只靠吃桃花就能生存。师门进宫成为御龙师后，将仅存的那条雄龙养得精神抖擞，神采焕发。但是，师门生性耿直，常常批评孔甲对养龙不懂装懂，终于招来了杀身之祸，被暴尸荒野。

师门死后天降大雨，继而狂风大作。好容易风停雨止了，城外的山林又燃烧起来。孔甲认定这是师门的鬼魂作祟，急忙赶到郊外去祈祷，结果无缘无故死在了马车里。

孔甲死后，他的儿子皋（又作昊）继位，三年后就死了。接着皋的儿子发（有的古书中又作敬或发惠）继位，七年后死去。按照夏王朝的制度，凡是新王即位，各诸侯、方伯们都要前来进贡朝贺，即使是本人不能来，也要派代表前来。但是自孔甲以来，“夏后氏德衰，诸侯叛之”。皋、发这两位短命的夏王继位时，前来进贡朝贺的诸侯、方伯屈指可数。

历史文献

师门者，啸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为夏孔甲龙师，孔甲不能顺其意，杀而埋之外野。一旦，风雨迎之，讫，则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祷之，还而道死。师门使火，赫炎其势。乃豢虬龙，潜灵隐惠。夏王虐之，神存质毙。风雨既降，肃尔高逝。

——《搜神记》

残暴君王的灭亡

夏朝的王位传了十四代，最后一代王名叫姒履癸，后世习惯用他的谥号“桀”来称呼他，意为“凶暴的君主，贼人多杀”。

频繁的征伐

桀算得上文武全才，相传他力大无穷，赤手空拳可以搏斗虎豹，一个人就能擒住野牛。

夏桀登上王位没几年，就率军大败了畎夷。畎夷即后世的犬戎，一个生命力顽强的游牧民族，几乎人人都是天生的骑射高手。诸侯们对畎夷都是又恨又忌，只苦于打不过。如今看到夏桀打了一场漂亮的硬仗，无不对这位新君王心生忌惮，想要一探究竟。

最先来打探情报的是豕韦部落。豕韦以猪为图腾，是一个擅长养猪的部落。豕韦侯带着大批礼物亲自前来，表现得很是恭敬，一时倒让夏桀不知所措了。这时一个大臣对夏桀说：“现在诸侯都不来朝拜，我们是肯定要教训他们的。但是，如果仅靠我们自己的军队，一个个对付所有的诸侯，恐怕很难，我们必须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如果我们自己开口请人帮忙，有损王朝的权威。现在豕韦侯来朝，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契机。只要我们厚待他，那么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诸侯跟着来朝。到时我们再率领来朝的诸侯去讨伐那些不来朝的诸侯，就一定可以收服他们。”

夏桀大喜，用高规格接待豕韦侯，并正式赐封豕韦侯为“方伯长”，具有征伐现在山西一带所有诸侯的权力。

这招恩威并重的方法相当漂亮，入朝的诸侯越来越多。六年后，夏桀大宴诸侯，宣布要讨伐不来入朝的彤城氏和党高氏。为了在诸侯面前表现自己的神勇，夏桀自己拥着大旗，手持长钩，一车当先杀入敌阵，一击辄毙十数人，势如破竹，亲手将彤城氏国君斩杀了。党高氏当然也没逃脱灭国的厄运，他们的财宝、妻妾、子女被夏桀运回了都城，土地和奴隶则分给了诸侯。

暴虐的刑罚

本来，夏桀可以成为一位英明的君主，可他却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到了暴虐和享乐上。

夏桀自己动手做了一辆人力车，让人拉着优哉游哉地到处跑。当时虽已用牛、马拉车，却还没有用人拉的。何况一个君主，居然自己动手造车享乐，而不是把主要精力用在治国安邦上，这本身已是大逆不道了。

不仅如此，夏桀还倾全国之力，“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然后和妻子妺喜在这寝宫瑶台里整日玩乐。

对于夏桀的暴行，关龙逢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手捧黄图进谏。黄图就是一种地图，关龙逢想借此说明形势危急，让夏桀多关心朝政。夏桀很不耐烦，一把将黄图撕毁，喊来士兵把关龙逢囚禁了起来。没过多久，夏桀又想起关龙逢来，命人将他放出，陪同自己观看炮烙。夏桀看得高兴，一面看一面问关龙逢是不是也觉得快乐。不料关龙逢还是直言不讳，说道：“这种做法，好像春天走在薄冰上，危险就在眼前。”夏桀这回怒了，冷冷地说：“你只知道别人危在眼前，却不知道自己危在眼前。”随即下令把关龙逢炮烙处死。关龙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进忠言而被杀的臣子。

妺喜的罪名

说到夏桀的残暴荒唐，就一定要说到他的妻子施妺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颜祸水”。从此以后，每当亡国的君主宠爱某一个女子，那个女子便被说成“祸水”，不管亡国跟她到底有没有关系。

据记载，妺喜“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就是说她比较中性，或说美貌中带着几分英气。这位英气美人有一个怪癖：喜欢听绸缎撕裂时发出的声音。于是，宠爱她的夏桀就命宫女在她身旁日夜撕裂绸缎。

除此之外，妺喜似乎也没再干什么不利于国家的事。至于夏桀喜欢将妺喜抱在膝盖上听她说话，纯属夫妻间的正常交往。

不过，后世的儒学家们不这么看，因为夏桀的第一位妻子非常讲求礼仪。据说有一次，夏桀和妻子在花园散步，看到蝴蝶成双成对翩翩起舞，心神激荡，便也伸手去搂抱妻子。不想妻子推开了夏桀的手，说道：“你是一国之君，要注意影响！”夏桀很无奈，说：“这是后园，无人看到。”可妻子却说：“作为国君，就算没人看到，你也要行为端正，这样才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品行端正。一个好的君王，都是很注意细节的，在自己家里也应对自己要求严格，这样才能严格要求别人。”

一番话说得夏桀哑口无言，不久就换了妻子，专宠妺喜。抛弃讲求礼仪的妻子，宠爱那个会坐在自己大腿上撒娇的妺喜，就冲这一点，后世对夏桀的无道和妺喜的淫荡就能盖棺定论了。

夏桀的灭亡

夏桀的酷刑让人们感到十分恐惧，日益增加的赋税更让人们生活苦不堪言。有莘部落（今山东曹县西北）的酋长于是来劝告夏桀：“你再不接受规劝，恐怕会亡国。”夏桀大怒说：“你又在妖言惑众，人民有君主，犹如天空有太阳。太阳亡，我才亡。”于是国民们都喊叫说：“太阳，你快亡吧，我情愿与你一起灭亡！”

夏朝在桀的统治下危机四伏，四方诸侯纷纷背叛而去。于是，商族首领汤决定兴兵伐夏。决战前，汤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作“汤誓”，即向士兵们发表了征伐夏桀的誓师辞。商汤说道：“来吧，你们各位！都听我说。不是我敢于贸然发难，实在是因为夏王犯了许多罪行，上天命令我去讨伐他。现在你们大家会问：‘为什么我们的国君不体贴我们，让我们放弃种庄稼的事，却去征讨夏王？’这样的言论我早已听说过，但是夏桀有罪，我敬畏上天，不敢不去征讨呀。现在你们会问：‘夏桀的罪行到底是什么呢？’我告诉你们，夏桀耗尽了民力，他的民众大多怠慢不恭，不予合作，并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能消失？我们宁可和你一起灭亡！’夏桀的德行败坏到这种程度，现在我一定要去讨伐他。你们只要辅佐我，行使上天对夏桀的惩罚，我将重重地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相信，我不会说假话。如果你们不听从我的誓言，我就把你们降成奴隶，或者杀死你们，不会得到赦免。”

誓师后，商汤精选战车七十乘，组成了一支六千人的敢死队，又联合了其他方国，采取战略大迂回，绕道至夏都以西发动突袭。夏桀仓促应战，双方在鸣条（今山西安邑）展开战略决战。夏桀战败出逃，后来死于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历时四百余年的夏朝王朝灭亡了。

鸣条之战

鸣条之战，曾一度让军事学家和历史学家赞叹不已，称它是中国军事史上一篇辉煌的杰作。因为它是中国古代通过“伐谋”“伐交”“伐兵”“用间”的全面运用，最终达到战争速胜的最早的成功战例，对于后世战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构筑，都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

商汤虽然是通过鸣条这一战役打败夏桀的，但他为这场决定性战役所做的准备，可不是一朝一夕的努力所能达到的。

首先，商汤在政治上采取了争取民众和与国的政策，开展了揭露夏桀暴政罪行的政治攻势，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在军事战略上，他在伊尹等人的辅佐下，巧妙谋划，逐一剪除夏桀的羽翼，孤立夏王族，最后一举攻克夏邑。

具体地说，他实施了以下几个主要步骤：

第一，创造性开展“用间”活动。为了彻底查明夏桀的内部情况，商汤派遣右相伊尹数次打入夏桀内部，充当间谍，掌握了夏王朝“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混乱状况。做到知彼知己，然后有针对性实施自己的战略方针。

第二，先弱后强，由近及远，剪除夏桀羽翼，完成对其战略包围。当时夏王朝总体力量仍然大于商部族。在这种情况下，商汤不马上正面进攻夏王朝，而采取先弱后强、绝其羽翼的正确方针，为最后决战创造条件。

第三，正确选择和把握决战时机。在完成对夏桀的战略包围后，商汤对最后决战仍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几经试探和权衡方才作出决定。俗话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立国四百年的夏王朝，即便已面临灭亡之时，但仍具有相当的实力。当商汤停止向夏桀纳贡以试探其反应时，夏桀即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商汤。商汤马上“谢罪请服，复入职贡”，稳住夏桀，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久传来了夏桀诛杀重臣、众叛亲离的消息。商汤乃再行停止向夏桀的贡奉。这次，夏桀的指挥棒完全失灵了，九夷之师不起，商汤方才认为讨伐夏的时机完全成熟，果断下令起兵。

商朝的建立

商族是一个古老的氏族，他的祖先与夏朝的奠基人大禹生活在同一时期。历经了十四代的艰辛，商族才走向强大，最终消灭了大禹的子孙，掌控了天下。

商朝的神话传说

商人把东方大神帝俊尊为“高祖”，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来宣称自己本是天帝的代言人和人间政权的拥有者，并进一步确立商人与上古英雄帝喾和契的血缘关系。目的是对自己的氏族历史进行宣扬和传播，来显示自己氏族的历史地位。

正史史料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史记·殷本纪》

天命玄鸟

灭掉夏朝的商族，一直生活在黄河下游。商族的祖先是契，也叫阏伯，跟大禹一起治过洪水，是个有功的人。

传说契的母亲简狄美丽动人，是帝喾的次妃。帝喾政务繁忙，便打发一只燕子去看简狄。每当燕子离去，简狄都会失望地歌唱道：“燕燕飞去了！燕燕飞去了！”这天，简狄到温泉洗澡，天空中突然飞来一只巨大的燕子，正好生下一个蛋，掉落在简狄脚边。简狄捡起这个蛋吃了，回家后不久便发现有了身孕，后来生下了儿子契，也就是商朝的祖先。因此，商族人都认为自己是鸟儿的后代，在他们的许多日常生活用具上，都有鸟的图形。

之所以会有这个“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是因为原始人类还不了解受孕的常识，他们不知道女人为什么会怀孕。在确定有了孩子后，人们就开始回想，有的人想到了最近吃了一种平常不常吃的东西，有的人想到了曾经做过的一个奇怪的梦……于是，慢慢人们就认为，是神灵通过某种特殊的形式让自己怀孕的，那么自己的孩子，就是这个神灵的后代。

舞蹈、放牧及战争图

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私有制出现，人类社会不断地进步。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使分散的各个部落渐渐地融合为整体，国家也诞生了。这幅岩画表现了人们舞蹈、放牧以及战争的场面。

火正与商丘

据说有一次，帝喾带着契出外巡察，来到一个地方，见这里的人还拿着生食吃，大都身体虚弱，带有病态。帝喾十分可怜他们，问大家为什么不吃熟食，百姓回答道：“虽然有了火种，但因为柴草供不上，加上洪水时常泛滥，都熄灭了。”帝喾四处看了看，果然有被泛滥的河水浸灭火后的灰烬。叹息道：“契啊，眼下帮助这里的臣民引来火种，并把火管理好不让它熄灭，是关系着这里的臣民生死存亡的大事情，你是我最有能力的儿子，我想让你办这件事。”契当即答应下来，留在当地成为“火正”，即管理火的官，这片地方也就成了帝喾给他的封地——“商”。

象尊

此青铜象尊铸于商代，在当时被当作酒器来使用。此象尊的大象身上还立一小象，造型精巧而富有创意。相土有没有真的降伏大象我们不得而知，但还是可以得知先民对大象等动物十分熟悉。

契一直尽职尽责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死后，人们怀念他的功德，怀着崇敬的心情，以当时最隆重的葬礼把他葬在存放火种的土丘上。按照当时的风俗，悼念他的人每人都要往他坟上添一包黄土。因而，土丘被堆得越来越大，从此便被称为“商丘”。时间长了，“商丘”便成了这儿的地名。直到现在，当地百姓每年的正月初七都到火神庙进香朝拜契，形成了祭祀火神的盛大庙会。

火神台庙会是商丘最为古老和盛大的庙会，简称台会或朝台。它是由人们对祖先契的祭祀演变成的盛大庙会，已延续四千多年的时间。每年农历正月初四至初八，许多参加祭祀和庙会的人们，为契添土圆坟并以敲打木棒、石块，吟诵悼念之词等古老的方式祭祀。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台的人越来越多，香火越来越盛，至唐代已发展成相当隆重的庙会。据考证，火神台庙会至清代乾隆年间最为盛大。

参商离别

关于契被封在商地，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这是帝喾为了不发生兄弟相残的惨剧，采取的不得已的做法。

契因为一出生就特别聪明，与众不同，因此很得帝喾的宠爱。除了契，帝喾的小儿子实沈也很有才华，所以对契的受宠很不服气。两兄弟小的时候，只要一见面，就会因为一点小事吵起来，严重时还会打架，没有片刻的安宁。长大以后，情形越来越严重，有几次甚至动刀动枪，见面就厮杀。

帝喾很是烦恼，可责罚哪个儿子他都心疼，看样子这两兄弟是天生相克，若不把他们分开，早晚会发生无法弥补的憾事，毕竟手足相残，是为人父母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经过一番思考，帝喾决定让他们离得愈远愈好，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再见面，这样才能保全两兄弟使他们平安无事。

就这样，契被封在商地，实沈则被封在大夏。当时的商即现在的河南东部一带，大夏则在山西南部。虽然这两处地方以现代的交通情况来看，离得并不远，但在原始社会，除非这两兄弟有意派兵千里迢迢跨过许多封国互相征讨，否则是不可能再见面的。

契在商，职位是火正，管理着东方的大火星，也叫辰星、商星；实沈在大夏管理参星。商星和参星位于天文学上的黄道的东西两端。每当商星从东方升起，参星已没于西方的地平线下；而当参星从东方升起，商星也没于西方地平线下，二星在天空中绝不会同时出现，所以就有了“参商离别”的故事。

相土驯马

大约在夏禹建国前，契死了，他的儿子昭明成为首领。

商族是一个畜牧业部落，氏族一直“逐水草而迁徙”。昭明听说北方有平坦的大草原，于是就带着族人一直向北迁徙。他们跨过黄河，一直走到了一个叫砥石的地方（今河北石家庄南，邢台以北）。这里的大草原一望无际，水草丰美，昭明和他的族人便在这里停下了迁徙的脚步。

此时的商族势力还不大，虽然茂密的水草养肥了牛羊，但周围氏族的劫掠让商人苦不堪言。昭明死后，他的儿子相土率领氏族又返回了老家。

相传相土身材高大，十分强壮，善于制服各种野兽。在长期与野兽争斗的过程中，相土发现野马是最容易与人类亲近的动物。因为野马不吃肉，而一旦驯服，就能帮助人做许多粗重的工作。

历尽千辛万苦，野马终于被相土驯服了。相土又对它们加以训练，让马来驮运东西、拉车子，并开始实行圈养，不再散放。不仅如此，相土还明确了驯服和饲养牲畜的目标：马主要用于作战、狩猎和运输；牛除了食用外，还用于运输和祭祀；猪、羊、鸡除食用外，主要在祭祀活动中做祭品；狗则用于防卫与狩猎。

据《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商人服象，虐于东夷”。说明相土不但驯养马、牛，还驯养了大象，并且把驯服的大象用于征讨东夷人的战争之中，取得了胜利。商族从此走向强大。相土驯养动物、征伐东夷的英雄事迹，不仅被居住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商族人熟知，还被中原之外的人们所传颂，他们在歌中赞叹道：“玄王商契威武刚毅，接受小国认真治理，成为大国政令通利。遵循礼法没有失误，巡视民情处置适宜。先祖相土武功烈烈，四海之外顺服齐一。”

相土与骑兵的传说

马这种野生动物，最早叫“火畜”。传说有一次，相土捕获了一匹野马，把它圈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围栏外又来了几匹野马，对着围栏内的那匹野马叫个不停，不肯离开。相土把木栏门打开，不料外边的好几匹野马一下子冲进木栏，和圈在栏内的野马混在一起，互相嘶叫了一阵，然后又都卧下。于相土是把栏杆门关住，用割来的草喂它们。过了不长时间，其中的一匹马还生下了一只小马驹。

相土高兴极了，决心要驯服更多的野马。这一天，相土喂过马后，牵出一匹性格温顺的马，纵身跳上马背。马一受惊，猛地四蹄腾空飞奔起来，把毫无精神准备的相土一下子抛下来，跌了个仰面朝天。相土费了半天劲才爬起来，望着越跑越远的马，心里十分着急，以为它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正要往回走，不料这跑掉的马又扭头跑回来了。相土忙把马引进围栏内圈好，然后灵机一动，用桑树皮拧成一条绳子，把马头绑好，再一次慢慢牵了出来。然后，相土又跳上马背。马仍像头一次一样，四蹄腾空飞奔起来。这回相土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一只手紧紧抓住绑在马头上的绳子，另一只手抓紧马鬃，任凭马怎么飞跑，就是不松手。跑了一阵后，马的速度减慢下来，直到马不再跑时，相土这才勒过马头，缓缓地骑着回去。

相土骑马成功后，就开始教族人一同骑马。一次，众人在森林中骑马，猛然间看见一只猛虎，相土一箭射中了老虎。负伤的老虎朝密林深处逃去，相土和族人骑着马向老虎逃走的方向追去，终于猎到了老虎。

在族人欢呼雀跃的时候，相土脑子一动，对大家说：“既然骑在马上能追老虎，能射杀野兽，那么，打仗时能不能也骑在马上，追杀敌人呢？”大家一听，都认为相土说得有道理。从此以后，商族人更加努力地驯服野马，族中精干的小伙子们都成为勇敢的骑手，这大概就是中华民族最早的一支骑兵了。

名家评史

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还有记载说，商的祖先“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皂”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说明他们很早就过渡到定居放牧的生活，服牛乘马，以为专利了。这样就形成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形成农、牧结合的经济，使这个部落很快兴旺起来。

——郭沫若

相土之城

相土驯服了野马后，商氏族的势力随之壮大，在东扩中，相土选中了相城（今安徽）作为他的别都之一，后人为纪念相土来此，便把此地命名为相城、相山。

据说，相土在途经相山这个地方时，发现这里山川秀美、森林茂盛、动物繁多，河里、沼泽里鱼虾游来游去。相土很是高兴，手舞足蹈蹦跳起来，唱道：“好地方、好地方，北是山来西是水，东、南两面是平原。山有柴，水有鱼，一片平原好种田。”于是，他决定将部落从商丘迁到相山。

迁居的路途走得很辛苦，纵然有马匹，人们也还是要自己背一部分东西。机智的相土又想了个办法，他叫人砍些树枝绑成人字架，又砍了一棵很粗的大树，锯成一段一段的，从树心处钻个眼，再用木棒穿在钻成的眼里，然后将木棒绑在人字架的小头处，叫两个人推拉着走。大家一试，果然轱轮转动向前，觉得省劲多了，东西也都能放上。后人称这种东西为原始的独轮土车，后来就发展成了马拉车。因为相土在相城居住了很长时间，本来的荒芜之地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勤于职守的冥

到了相土的曾孙冥做首领时，正值夏朝“少康中兴”时期，冥被夏王朝任命为水正，即管理治水工程的长官。

冥上任后勤勤恳恳，忠于职守，一心治理黄河水患。相传他发动黄河两岸灾区的人民一齐动工治理，疏河道、开沟渠，还贡献出自己氏族的许多马匹，为治水工程作驮运工具。夏王少康死后，儿子杼继位，仍然任命冥领导治河工程。在杼即位后的第十三年，冥率领一支治河的人马在黄河岸边疏导被泥沙淤塞的河道，因年纪老了又长期劳累过度，在察看黄河水势时，不慎跌落水中淹死。

冥因为以身殉职得到了人们的爱戴，被后世人们奉为水神。因古人把黑色称为玄，在五行中属水，所以水神就被叫作“玄冥”。

商部落的强大

冥死后，他的长子亥继承了侯位，没有再做夏王朝的水正，而是一心经营畜牧业。亥驯服了大批的牛群，并用它们驮运货物进行贸易，商部落因此变得越来越富有和强大。

亥的贡献

当时，马主要产在北方，中原地区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商部落虽然有了很长的驯马历史，马队却并不发达。亥把注意力转向了牛，将牛驯服饲养，用来驾车和驮运东西。虽然牛的行动不如马快，但繁殖和驯养起来比马快，因此没用多长时间，亥就驯服了大批牛群，并用它们驮运货物进行贸易，商部落因此迅速富足起来。

甲骨卜辞

远古先民对于自然充满了憧憬和幻想，每遇大事都要占卜，遵从上天的启示来做决定。而祭祀在商朝人们生活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很多甲骨卜辞中都记载着祭祀的内容。

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大地上，被人类开发的土地还很少，各氏族间相隔的土地多是野兽出没的荒野，互相往来很不容易。自从亥驯服了牛作驮运工具后，荒寂的平原上，经常能看到一队人赶着牛羊，穿梭行进在各个方国、部落之间进行贸易。随着亥和各方国、部落间贸易的频繁，大家又都知道他是商族的首领，便都称呼他为商人。直到现在，人们依然把做生意的人叫作“商人”，就是来源于商族亥用牛驮着货物往来贸易的缘故。

因为亥的这个伟大贡献，他成为商族中“祭祀之最隆重者”。据统计，甲骨文中祭祀亥的卜辞，仅《殷墟卜辞综述》所收就达九十六条之多，祭祀时用牲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不等。而且，在卜辞中多次提到“高祖亥”“高祖王亥”，在甲骨文中被称高祖的共有三人，其一为高祖夔，即高辛氏帝喾；其二为高祖王亥；其三为高祖乙，即商汤。帝喾为五帝之一，商汤则为灭夏后商代的第一位君王，能与此二人并列为高祖，足见亥在商人心目中的地位。

失检点商王丧命

一年，亥带着弟弟恒，率领着商队又开始了远行。他们赶着大批牛羊，驮着货物跨过黄河，长途跋涉来到了旅居在易水流域一个叫有易的部落（在今河北易县、徐水一带），打算换一些粮食和当地的特产。

有易部落的首领名叫棉臣，见商人带了这么多货物远道而来，非常高兴，以上宾之礼相待，还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宴会，招待商王兄弟。宴饮中，有易部落的女子们表演了时兴的歌舞，亥一时高兴，不免多喝了几杯，对美貌的有易氏女子调戏起来。

棉臣将亥的行为尽收眼底，认为这是商部落在侮辱自己的氏族。宴会结束后，他派人乘夜把亥杀死，并把商人带来的牛羊、货物全部扣下，将恒和商族人赶了出去。

恒灰头土脸地逃回，将棉臣杀兄、夺财、驱人的事添油加醋，向亥的儿子上甲微哭诉。上甲微大怒，决心为父报仇。

上甲微的复仇

此时的商族和有易部落一样，都是夏王朝的一个诸侯国。虽然富足，但因为一直专心致力于农牧业生产，武装力量并不强大。当上甲微决心为父亲报仇时，才认识到这一点。

然而父仇不能不报，此时再练兵也来不及了，上甲微决定求助于河伯——黄河岸边一个方国的方伯。河伯所属的地方也是夏王朝的一个方国，正在黄河附近，是水患较多的地区。在少康授命让冥治河后，因为得到了冥的治理，水患消除，河伯对冥很是感激和敬重，因此一直和商族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一开始，当上甲微找到河伯时，河伯没有同意。因为他与有易的棉臣一直很友善，相互之间常有往来。不料夏王听说此事后，亲自册封了上甲微为商王。上甲微又亲自拜访，向河伯申诉了父亲被杀的经过。河伯考虑到夏王对商族的信任，同时也觉得棉臣不该杀了人还抢夺财物，是个不义之人，这才答应出师相助。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上甲微也组织起一支武装队伍，又派人给河伯送去一些牛羊犒军，两军会合后便去讨伐有易氏。

棉臣很瞧不起牧牛放羊的商人拿起武器的样子，无奈他们有河伯相助，他也只好召集了大小头目，组织兵力抵抗。两军于是在易水岸边展开厮杀，商族军队要为先王报仇，河伯要为商王伸张正义，军士们个个勇敢无比，拼力厮杀。有易部落的军队师出无名，节节败退，最后完全溃败，棉臣也在混战中被商族军士杀死。上甲微慷慨地把有易氏的财产与河伯平分，俘虏统统罚为奴隶。

为了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上甲微创建了“禓五祀”之礼。五祀，指有五种祭祀对象：门、窗、井、灶、中霤（屋檐或堂屋）。禓的意思是在道路上祭祀。当时上甲微要将父亲亥的尸体从有易国运回，当然会有一个“道上祭”的仪式。这个“禓五祀”还不是一般的“道上祭”，而是有一套完整的礼仪。因为亥死得冤，化作厉鬼肯定特别不安分，所以禓礼要将门、窗、井、灶、屋檐都搜索驱赶一遍，以免有厉鬼被遗漏。

商汤

商汤是商朝的开国君主，他在前代人的基础上用心治理国家，使得商部族越来越强盛，同时他还兼修德行，赢得了天下人心，为灭夏做好了准备。

上甲微创建“禓五祀”之礼是有特别深意的，不仅仅是为了告慰老父的亡灵，而且是为了增强自己实力。上甲微在古书中又称作微，上甲是商族的后人在祖庙中给立的号，叫作庙号。微是上甲的名。商族自上甲微以后，都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作为庙号。商人祭祀上甲的卜辞很多，祭典也很隆重。“甲”字是天干之始，殷人也从此将天干应用于天文、历法、农业生产、宗族谱系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使商族在科学、文化方面逐渐发达，乃至超过夏王朝的实力，这都是在上甲微手上加速发展起来的。

有易氏就这样被上甲微给灭了，夏王朝的诸侯、方国仿佛经历了一场地震，都对上甲微另眼相看，对商族的人再也不敢轻易冒犯了。而上甲微并没有以自己的势力去侵犯其他诸侯，对夏王朝仍然朝贺、纳贡称臣。因为从有易部落那里获得了不少的俘虏，商族农业、畜牧业和军事力量大为加强。商族人认为上甲微是一个伟大的王，后世用隆重的礼仪来祭祀他。

提到祭祀要说说商族的祭祀神官。商代的神官，就是原始社会的巫师，他们在政治上也是一种重要的力量。巫总管一切“神事”，所有的“民事”又都要涂上“神事”的色彩，所以巫对一切军国政事都能起着直接或间接的支配作用。商代以巫为首，有祝、宗、卜、史等专职人员，组成相当庞大的巫职机构。有关祭祀的众多繁杂事务，都由巫职机构管理。另外，事无大小，都要通过占卜，以预测吉凶，决定行止。商代有很多的卜人、贞人，专管占卜事务。殷墟出土的大量卜辞，就是商代后期王室的占卜记录。

成汤革命

商部落自上甲微以后发展很快，到了夏朝末年，商汤成为首领的时候，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强大的部落。在看到夏桀的腐败后，商汤就决心推翻夏朝。虽然表面上对夏朝臣服，暗地里却在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

剿灭葛国

商汤又名履，古书中说“汤有七名”。见于记载的有：汤、成汤、武汤、商汤、天乙、天乙汤等。甲骨文中称作唐、成、太乙、大乙。

那时候，部落把祭祀天地、祖宗看作最要紧的事。商部落附近有一个部落叫葛，首领葛伯不按时祭祀，商汤派人去责问葛伯，葛伯回答说：“我们这儿穷，没有牲口作祭品。”商汤就送了一批牛羊给葛伯作祭品，可葛伯却把牛羊杀掉吃了。商汤又派人去责问，葛伯说：“我没有粮食，拿什么来祭祀呢？”商汤派人帮助葛伯耕田，还派人给耕作的人送酒送饭。不料在半路上，葛伯把那些酒饭都抢走了，还杀了一个送饭的孩子。这件事激起了大家的公愤，商汤借此出兵把葛族消灭了，并攻取了附近几个部落。

商汤灭葛的行动，在诸侯中不但没有人反对，人们还纷纷指责葛伯的不仁，说他被杀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一些诸侯、方国还自愿归顺商汤，以脱离夏王朝的统治。

征服了葛之后，商汤的眼光继续向前看，落到了有洛氏的身上。有洛氏拥有在当时堪称首屈一指的建筑技术，史称“宫室无常，池囿广大”，但是过于追求技术，忽略了农业生产和粮食储备。这一年恰逢天灾，有洛氏出现了大饥荒，商汤趁机出兵，很快就攻克了有洛氏。

征伐进行得如此顺利，商汤的目光又盯上了荆国。荆国位于今安徽一带，势力范围和九夷互相交错，很是富足强大。商汤不敢贸然进攻，他把军队拉到了荆伯的面前，搞了场大规模演习，然后再派使者带着贵重的礼物跟荆伯谈判，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永不互相侵犯，一方有难，另一方则给予帮助。

就这样，商汤开始逐步翦除夏王朝的羽翼，削弱夏朝的势力。

仲虺投商

在商汤灭夏的过程中，有两个人功不可没，他们就是左相仲虺和右相伊尹。

相传仲虺的祖先叫奚仲，是夏禹时的车正，就是管理、制造车子的长官，历代子孙也都在夏王朝做官，监制车子。据说奚仲的父亲发明了舟，奚仲本人发明了马车，奚仲的儿子吉光发明了木马车，堪称造车世家。到了仲虺时，他看见夏桀暴虐，诸侯叛离，就带了族人来投奔商汤。商汤早就听说仲虺是个有才干的人，只是顾虑他的祖辈们都是夏王朝的臣子，恐怕仲虺不愿归商。没料到仲虺竟然主动前来归附，商汤很是高兴，任命他为左相。

仲虺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姓任，又名莱朱，据说出生时雷声虺虺，闪电如蛇，大雨倾盆，解了家乡多年不遇的旱灾。古时形容雷鸣声为“虺虺”，同时“虺”也是蛇的代称，因为下雨时的闪电就像一条条长蛇飞舞，于是他的父亲给儿子起名叫“虺”，并给他以赤蛇文身。因为排行老二，所以叫任仲虺。仲虺不仅掌握了精湛的造车技艺，还有着高明的巫术，长大后显示出非凡的治国才能，把家乡治理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仲虺来到商族后，给了商汤八个字：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也就是说，将弱小的、开始衰败的国家收为附庸国，它不愿意就打得直到它愿意，再慢慢让它消亡成为本国的领地；衰败到了极点、快要灭亡的国家，就不要客气，逐一消灭了它。

伊尹传奇

商汤的右相名叫伊尹，他以前的地位不如仲虺，只是商汤妻子带来的陪嫁奴隶。

关于伊尹的身世，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相传从前有个小国叫有莘氏，一天，一个姑娘去桑林采桑叶，忽然听到婴儿的哭声，她就顺着哭声找去，发现在一个空心的桑树洞里有个胖胖的男婴在啼哭。姑娘可怜这孩子，便抱了回去，献给有莘氏国王。国王觉得这孩子来历蹊跷，便派人去打听孩子的来历。不久，打听的人回来说：孩子的母亲住在伊水岸边，身怀有孕。一天夜里，她梦见一位神仙对她说，如果舂米臼出了水，就赶紧向东走，千万不要回头，切记！切记！第二天，她舂米果然出水了，就赶紧告诉众乡邻一起往东走。有的人相信她的话，跟着她走；有些人不太相信她的话，因破家难舍就留在村子里。大家结队走了十几里路后，孩子的母亲心中惦念留在村中的人，就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这下可了不得了！原来伊水暴涨，洪水已经淹没了村子。她吓得大喊，但已喊不出声来，变成了一株空心的老桑树。洪水逐渐退去后，过了几天那位采桑姑娘就在这株空心树的树洞里发现了孩子。因孩子的母亲居住在伊水边，国王就让他以“伊”为姓，后来他官职为“尹”，后人称其为伊尹。

伊尹就这样在有莘氏长大成人，他聪明好学，不但学会了一手烧菜的好手艺，还勤奋读书，掌握了治国安邦的谋略。

商汤到东方巡视时，听说有莘氏国王有个美丽贤惠的女儿，就来求婚。有莘氏国王也早就听说汤是一个贤明的君主，爽快地答应了。伊尹不甘心当一辈子厨子，就向国王请求让他去做公主陪嫁的媵臣，这样他才来到了商部族。

为了引起商汤的注意，伊尹故意将饭菜做得时咸时淡，惹商汤生气。一天，商汤实在忍耐不住，就将伊尹叫来责问。伊尹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佐料放得适中，饭菜才能做得正好。治国安邦也是同样的，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可懈怠松弛。只有弄清主次先后，掌握好分寸，才能够政通人和。”这一番议论令商汤吃惊不小，他发现其貌不扬、身份低微的伊尹竟然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解除了伊尹的奴隶身份，拜为右相。

关于伊尹是否做过厨师、是否以厨师的身份游说过商汤，在战国末期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说法。《吕氏春秋·本味》认为，伊尹曾以烹饪的道理劝说商汤而得重用；《韩非子·难言》认为伊尹屡次陈政见于商汤之前，仍不获赏识，无奈之余只好屈身以为厨师，进献各种美味讨好商汤，最后才以商汤亲信的身份得以重用；《孟子·万章上》明确否认伊尹曾经干过厨师这种为士人所不齿的职业，在孟子的叙事中，伊尹被想象成一个躬耕于山野、笃信“尧舜之道”，“先知先觉”的人。

正史史料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

——《史记·殷本纪》

网开三面

有了仲虺和伊尹的辅佐，商汤首先治理内部，鼓励人们致力于农耕，饲养牲畜，同时结交与商族友善的诸侯。

那时，商汤经常和仲虺、伊尹出外巡视，一次走到郊外山林中，看见一个农夫正在东南西北四面张挂捕捉鸟的网，一边挂还一边祈祷：“上天保佑，让天上飞下来的，地下跑出来的，从四方来的鸟兽都进人我的网中来！”商汤听后感叹道：“只有夏桀才会如此网尽，要是如此张网，就会完全捉尽，太残忍了！”于是，商汤叫从人把张挂的网撤掉三面，只留一面，并对那个农夫说：“对待禽兽也要有仁德之心，不能捕尽捉绝，不听天命的，还是少数，我们要捕捉的就是那些不听天命的。”

商汤“网开三面”的事很快便在诸侯中传扬开了，人们都齐声称颂商汤的仁德，归附的诸侯越来越多。

被困夏台

为了探听夏王朝的情况，伊尹带着大批礼物来到了夏王都拜见夏桀。但是夏桀不在王都理朝，而是在离宫寻欢作乐。伊尹在夏王都一住就是三年，夏桀只见了他一次，问了些不关痛痒的话。见夏桀果然是只知饮酒作乐，根本不理朝政，伊尹这才返回。

商汤很是高兴，便和伊尹商量讨伐夏朝的事。伊尹说：“夏桀虽然荒淫，但夏朝还是有一定实力的，我们先不去朝贡，试探一下，看它的反映如何。”商汤按照伊尹的计策，停止了对夏朝的进贡。夏桀果然大怒，命令九夷发兵攻打商族。伊尹一看还有许多氏族服从夏朝的指挥，便赶快请罪，恢复了朝贡。

九夷，是对居于今山东东部，淮河中下游江苏、安徽一带的诸多少数民族的泛称。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阴夷。”“九”并非具体数目，只是表示众多之义，所以“九夷之师”就是东部地区的军队。

在忠于夏王朝的诸侯中，有三个势力强大的氏族，他们是彭姓的豕韦（今河南滑县东）、己姓的顾（今山东东北）和己姓的昆吾（今河南濮阳境内）。

这三个诸侯早就看出了商汤的意图，不断向夏桀进言，要他一举灭掉商族，以绝后患。夏桀听说商汤一直在笼络诸侯，扩大势力，便派使臣召商汤入朝，然后将他囚禁在了夏台（也叫钧台）。

商汤的手下庆辅得到消息，马上行动起来，赶在押送商汤的人之前到了夏台，把几个月的干粮藏到商汤的囚室中，然后关好囚室，恢复原样，再四处散布“商汤圣德，遭奸人陷害”的言论，暗中招募一些自愿服侍商汤的人，秘密送往夏台。庆辅是共工之后，未来的商汤七佐之首。所谓商汤七佐，是辅助商汤打江山的七个能人，他们是庆辅、伊尹、湟里且、东门虚、南门蝡、西门疵、北门侧。

庆辅的工作完成之后不久，商汤就被押到了夏台。夏桀命令断了商汤的饮食，要好好折磨他一番。夏桀的人每天都来观察商汤，却发现商汤精神很好，行动如常，无不惊诧莫名。

更离奇的事还在后面。自从商汤被囚禁在夏台，夏台就开始下大雨，风雨越来越大，一些押解商汤的士兵受冻受饿，甚至死了人。再后来，可能是由于风雨的原因或者年久失修，夏台塌了一角，摔死砸死了不少士兵，可商汤却安然无恙。

有大臣建议释放商汤，可夏桀不以为然，于是有人说道：“初时不许商侯饮食，商侯忧闷，天就阴雨不止。如果给商侯少许饮食，商侯心情一开朗，没准天就放晴了。”夏桀哈哈大笑道：“天下怎么可能有这种怪物。如果给他饮食就能让雨停下来，就算是饱死他又何妨？何必给少许！”就这样，商汤在夏台的待遇好了一些。

伊尹和仲虺得到消息后，赶忙搜集了许多珍宝、玩器和美女献给夏桀，请求释放商汤。夏桀见到商族送来这么多的珍宝、美女，心中很是高兴，加上商汤表现得一味顺服，夏桀认为恐吓、警戒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就下令将商汤释放了。

征伐豕韦、顾

商汤重获自由后，第一件事就是征讨豕韦。当然，出兵需要理由，否则就是不义之师。至于理由，不管现实有没有，都要找出一个来。

商族派出了探子庆辅，不但成功搜集了不少对豕韦不利的证据——诸如滥杀、不按时祭祀之类，还策反了豕韦的权贵彭祖和彭宾。彭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寿星，传说中的养生家。据古代典籍记载，彭祖精于养生，《楚辞·天问》还说他善于食疗，据说活了八百多岁。不过，一人享寿竟至八百余岁，显然是不可能的。彭祖实际上是以其命名的一氏族，对于彭祖善于养生的种种传说历代并无异议，可以推想，由于彭祖这个氏族精于养生，族中长寿之人辈出，并以此而闻名于世，于是逐渐产出“彭祖享寿八百”这类的传说并流传于后世。故彭祖这个氏族可以说是上古时代一个有代表性的著名的长寿家族。彭宾后来成为了商王朝的豕韦侯。

于是，商汤在景亳（今河南浚县大伾山附近）召开了伐夏联盟的大会，作“景亳之命”，来参加的诸侯一致通过了对豕韦的征伐决议。景亳之会一结束，商族的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向豕韦，豕韦猝不及防，仓促迎战，家中又有内鬼，连求援都来不及就被灭掉了。豕韦的后裔有的部分沦为平民，即后世韦姓；有的部分照旧可以做他的豕韦侯；有的部分逃到了北方。

商汤乘胜东进，又消灭了顾。夏朝的支持者，只剩下昆吾了。

目雷纹刀

此刀的刀背上有镂雕的扉棱，刀尖上翘，与以往的刀剑相比，它更富有杀伤力，适合在作战中斩杀敌人。从武器形制的进步中，可以看出当时战争的频繁。

剿灭昆吾

昆吾国在夏王朝的属国中算是一个较大的方国。见豕韦、顾二国被商汤所灭，昆吾国立即整顿军队，同时派人向夏桀求援。夏桀大怒，准备出兵征商。商汤本想率军去灭昆吾，然后征东夷，进而灭夏。可伊尹权衡利弊，认为时机还未成熟，暂时收兵，还准备了礼物送给夏桀。夏桀见了贡物和商汤请罪的奏章，颜面上和蔼了许多。身边的大臣趁机恭维他说：“大王威震天下，谁也不敢反叛，不出兵就能安享太平了。”

夏桀一听这话更加高兴了，下令罢兵，天天饮酒取乐。夏桀罢兵了，昆吾却不愿放下武器，依然率军向商族进攻。见昆吾仍死心塌地效忠夏王朝，商汤决定与昆吾决一死战。

昆吾的力量不容小觑，对于此战的胜负，商汤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就在这时，费昌带着他的人马前来投奔，让胜利的天平向商汤这方倾斜了。

据说费昌的先祖是伯益，被夏启杀死后，族人便逃到了边远地区，慢慢融入到了夷狄之中。这一年，中国的天空上出现了两个太阳，一个太阳在东边冉冉升起，一个太阳在西边缓缓落下，发出轰隆隆像雷一样的声音。费昌看到这异常的天象后，就到河水边祭祀河伯，占卜吉凶。卦辞告诉他：西夏东殷。于是，费昌就带领着自己的氏族来投奔商汤了。商汤大喜过望，因为费昌的部族以善于驾车闻名，战车的多寡对胜负的决定作用实在是太大了。

此时的商族，军事力量大为加强，又有其他的诸侯、方国相助，只一战就大败昆吾军。商汤没收了所有昆吾的土地、财物，还俘获了大量战俘作为商族人的奴隶。伊尹又出谋说：“今年我们不要朝贡了，再看看夏朝的动静。”

夏桀本来对商汤灭昆吾就大为震惊，又见不到商族的贡品，不禁火冒三丈，再次下令“九夷之师”伐商。可惜，这一次夏桀的命令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九夷”中没有一支队伍响应，大家都看到了夏王朝的没落，不愿意再为他卖命了。商汤见状，知道讨伐夏桀的时候终于到了。

历史文献

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仲虺乃作诰，曰：“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仲虺之诰》

定都西亳

在出征之前，商汤饶有兴致地对族人讲述了自己的一个梦。

商汤说，自己梦见乘船经过日月之旁，于是便去祭拜帝尧。商汤将三分厚的玉璧沉下洛水，退立片刻，只见一对黄鱼跃出水面，紧接着一只黑鸟飞了过来，变成块黑玉落到商汤的面前，黑玉上面刻着“玄精”二字。

这个梦可不是一般的梦，经过巫师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鱼没有足翼，即夏桀孤立无党，可伐；黄色离水，意思是土归汤，有金德相助，而商正好是金德；黑鸟，是玄帝的使者，玄鸟也是商的图腾守护；玄精是水精的意思。这个梦表示商汤受到神的保佑，伐桀必胜。

果然，鸣条一战，夏王朝全军覆没。夏桀被流放，三年后死去。商汤告祭于天，宣告建立商王朝。为了能够有效地控制四方诸侯，监视夏王朝的遗民，在伊尹的建议下，商汤将王都迁到了西亳（今河南商丘），把夏朝“尚黑”的风俗改成了“尚白”。

夏桀死后，商汤的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怀疑自己通过武力“革”了夏朝的“天命”，是不是会给后人留下“大逆不道”的口实？因为古时尧舜禹的“禅让制”最为人们所推崇，禹虽然把江山传给了他的儿子，但那是和平政变，而且得到了大多数诸侯的首肯，被认为是天命所归。如今商汤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夏朝，可是“亘古未有”的大事。于是，仲虺站了出来，作了一篇《仲虺之诰》，阐述了商汤革命的正确性。

所谓诰，在秦代以前，是帝王向臣下传达诸如任命或封赠等命令的文书，秦代废“诰”而改称“制”“诏”，宋代用“诰”来追赠大臣、贬谪有罪、赠封其祖父妻室等等。总之，“诰”主要是上级对下级的，但仲虺对商汤说的话却被称为《仲虺之诰》，实在是很反常的事。然而商汤却认可了，因此后人把仲虺的这篇诰文提升到了非常之高的地位，甚至称之为“革命理论”。

《仲虺之诰》这样说道：

“啊！上天生养人民，人人都有情欲，没有君主，人民就会乱，因此上天又生出聪明的人来治理他们。夏桀行为昏乱，人民陷于泥涂火炭一样的困境；上天于是赋予勇敢和智慧给大王，使您做万国的表率，继承大禹长久的事业。您现在要遵循大禹的常法，顺从上天的大命！

“夏桀王有罪，假托上天的意旨来施行教命。上天因此认为他不善，要我商氏承受天命，使我们教导他的众庶民。简慢贤明依从权势的人徒众很多。从前我商氏立国于夏世，像苗中有莠草，像粟中有秕谷一样。小百姓和大人物战栗恐惧，无不害怕陷入非罪，何况我商家的德和言都可听闻呢!

“大王不近声色，不聚货财；德盛的人用官职劝勉他，功大的人用奖赏劝勉他；用人之言像自己说的一样，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能宽能仁，昭信于万民。从前葛伯跟馈食的人为仇，我们的征伐从葛国开始。大王东征则西夷怨恨，南征则北狄怨恨。他们说：‘怎么独独把我们百姓摆在后面？’我军过往的人民，室家互相庆贺。他们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临，我们就会复活了！’天下人民爱戴我们商氏，已经很久了啊！

“佑助贤德的诸侯，显扬忠良的诸侯；兼并懦弱的，讨伐昏暗的，夺取荒乱的，轻慢走向灭亡的。讨论灭亡的道理，以巩固自己的生存，国家就将昌盛。

“德行日日革新，天下万国就会怀念；志气自满自大，亲近的九族也会离散。大王要努力显扬大德，对人民建立忠道，用义裁决事务，用礼制约思想，把宽裕之道传给后人。我听说能够自己寻求老师的人就会为王，总以为别人不及自己的人就会灭亡。爱好探究，知识就充裕；只凭自己，闻见就狭小。

“啊！慎重的办法，在于善谋它的开始。扶植有礼之邦，灭亡昏暴之国。敬重上天这种规律，就可以长久保持天命了。”

这篇洋洋洒洒的诰文，从三方面阐述了商汤革命的合理性。首先，讨伐夏桀是按照老天爷的意思干的，是为了拯救老百姓。这就是所谓的“顺乎天”。而老天爷是不会错的，他指定的“天子”一定是又聪明、又勇敢的。夏桀行为昏乱，违背了老天爷要他治理好百姓的初衷，因此要商汤替代他做天子。其次，仲虺称赞了商汤品德高尚，深受百姓爱戴，与夏桀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是所谓的“应乎人”。最后，仲虺宣布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大禹王创立的合理制度，而夏桀恰恰是破坏了他祖上的制度。

仲虺的诰文不仅消除了商汤的犹豫，也为第一次武力夺取天下以及日后所有的改朝换代者找到了革命的理由。

商朝的瓶颈

孔子说：“殷因夏礼。”商朝基本上继承了夏朝的制度，同时这两个朝代也面临着很多相似的问题。商朝建立不久，险些遭遇和夏朝一样的失国厄运。黄河的肆虐冲击着还不是很发达的农业文明，连年的王位争夺导致战乱频繁，从而引发了商朝国都一次又一次的迁徙。商朝的统治似乎进入到最困难的时期。

明君商汤

汤建立商朝后，对内减轻征敛，鼓励生产，安抚民心，从而扩展了统治区域，影响远至黄河上游，氐、羌部落都来纳贡归服。

夔銴象牙杯

这是一件商朝时期的夔銴象牙杯，状如觥，杯侧有一柄与杯身等高的龙形把手，杯身有装饰性的饕餮花纹，还镶嵌了绿松石。这种象牙杯在当时应该是作为礼器来使用的。杯子的工艺精细，可见当时手工业的发展水平。

商汤祷桑林

商汤即王位后，仿照夏朝制度，定期巡守天下。所到之处，诸侯纷纷前来朝拜、进贡宝物。商汤认为，诸侯所贡物品大同小异，于王室也未必适用，而且诸侯互相在贡物价值上攀比，势必造成过重的负担。于是，商汤命伊尹制定了四方贡物种类的规定，要求各地只进贡本土所出产品。伊尹根据商汤的旨意，制订了“四方献令”，颁行于天下，规定：东方各国濒临大海，贡物以鱼皮制品、鱼酱、剑为主；南方各国盛产珍禽异兽，贡物以犀牛角、象牙、珠玑、玳瑁、翠羽为主；西方各国山地众多，贡物以龙角、神龟、各色颜料为主；北方各国草原广袤，贡物以骆驼、野马、良马和弓箭为主。四方献令颁布后，四方诸侯备办贡品不仅便宜，负担也大为减轻，王朝府藏应有尽有，受到各地诸侯欢迎。

正在商汤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商王国发生了一场大面积的旱灾。这场旱灾延续了七年之久，且越来越严重。尽管伊尹亲自带领人们挖井抗旱，可旱情依然没得到缓解。

商人笃信鬼神，认为如此大旱肯定是上天降罪，商汤命官员们不断占卜、祈祷，希望上天赐福降雨。尽管商汤天天祭祀，苦苦哀求，可老天爷就是不肯下雨。无奈，商汤决定亲自求雨。

在一个叫桑林的地方，商汤设好祭坛，亲自率领伊尹等大臣祭扫求雨。但祭祀后还是没有下雨，负责占卜的官员后说，看来只用牛羊作牺牲不行了，一定要用最高等级的祭品人。那时，用人做祭品求雨，就是将活人放在柴堆上焚烧。

商汤拒绝了，他说：“我祭祀求雨，本是要让人们幸福地生活下去，怎么能用人去做祭品焚烧求雨呢？如果真要烧死人才能感动上天，那就烧死我吧！”说完后，商汤不顾大家的反对，毅然爬上了柴堆。似乎老天这时终于听到了祷告声，倾盆大雨适时降下，阻止了商汤的自焚。

关于这戏剧性的一幕，也有史料说是焚烧了商汤的头发和指甲作为其替身，因此天降大雨。无论如何，七年的大旱终于过去了，商汤这种勇于牺牲的精神更是受到了人们的敬佩和颂扬。于是，人们用歌唱来颂扬商汤的德行，伊尹将这些歌词收集起来编了乐曲，取名为“桑林”，也叫“大修”，这就是后世所谓的“汤乐”。

历史文献

汤得伊尹，祓之于庙，爝以火爟，衅以牺猳。明日设朝而见之，说汤以至味。……天子不可强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则至味具。故审近所以知远也，成己所以成人也。圣人之道要矣，岂越越多业哉！”

——《吕氏春秋·本味》

商汤的礼让

商汤在位时，似乎一直是小心谨慎的。在他打算讨伐夏桀时，曾与名士卞随商量，卞随说：“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商汤问：“谁可以呢？”卞随回答：“我不知道。”商汤又拿这件事跟瞀光商量，瞀光说：“这不是我该做的事。”商汤问：“谁可以呢？”瞀光回答：“我不知道。”商汤问：“伊尹怎么样？”瞀光说：“伊尹这个人毅力坚强，而且能够忍受耻辱，至于其他方面我就不知道了。”商汤于是跟伊尹商量讨伐夏桀的事情。

打败夏桀后，商汤想把天下让给卞随。卞随说：“你讨伐夏桀时跟我商量，必定是把我看作了凶残的人。如今战胜夏桀后想要禅让天下给我，必定是把我看作贪婪的人。我生活在天下大乱的年代，而且不明大道的人两次用他的丑行玷污我，我不能忍受这样的言谈。”说完自己跳入水中自杀了。

商汤又打算禅让给瞀光，说：“智慧的人谋划夺取天下，勇武的人继而加以完成，仁德的人居于统治之位，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先生怎么能不居于其位呢？”瞀光是夏时有名的贤人，耳长七寸，弹得一手好琴，不吃饭不吃肉，只靠吃菖蒲过活。听了商汤的话，瞀光说道：“废除了自己的国君，不合于道义；征战杀伐，不合于仁爱；别人冒着危难，我却坐享其利，不合于廉洁。我听说这样的话：不合乎道义的人，不能接受他赐予的利禄；不合乎大道的社会，不能踏上那样的土地。何况是让我尊称为帝呢！我不忍长久地见到这种情况。”说完，背着石块沉水而死。

夏王朝的名士都死了，商汤再也没有说过让位的事了。

贤臣伊尹

伊尹曾辅佐商汤推翻了夏朝，又帮助商汤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使商朝初期的社会得以稳定，经济得到发展，从而名扬天下。

厨圣伊尹

伊尹历任商的三朝宰相。据传他十分善长厨艺，最初能够得到商汤的注意也是因为他所做出的美味佳肴。

伊尹放太甲

商汤在位大约十三年就因病而死，他死后本来应该由他的大儿子太丁继位，但太丁在商汤死前就病死了，于是仲虺和伊尹就立了太丁的弟弟外丙为商王。外丙名胜，只做了三年王就一命呜呼了，王位由外丙的弟弟仲壬继承。

仲壬也是个短命的人，继位四年后便撒手人寰。此时仲虺也病死了，元老重臣只剩下伊尹，伊尹便立了太丁的儿子太甲为商王。太甲名至，是商汤的嫡长孙。

伊尹确实是个尽职的臣子，在确立了王位继承人后，他一连写了三篇文章给太甲阅读，教他怎样做一个好的君主。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肆命》，专门讲如何分清是非的道理，对于什么样的事情不应当做，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做，都说得清清楚楚。还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徂后》，讲的是商汤时候的法律制度，教育太甲一定要按照祖先制定的规矩行事，不能背弃祖训，为所欲为。

太甲做了商王后，见四方臣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又有伊尹勤勤恳恳地工作，因此就不理政事，每天只知享乐，对不顺从他玩乐的人任意处罚和杀戮。

伊尹很是失望，没想到自己平时的谆谆教诲全是白费。不甘心的伊尹开始每天对太甲进行教育，反复给他讲述夏桀暴虐伤民、失德亡国的历史，讲述商汤是如何爱护百姓的，讲述灭夏建商的艰辛过程。太甲根本听不进去，认为伊尹完全是多事，越来越讨厌他。

见多次教育都没有效果，伊尹索性把太甲放逐到了桐邑（今河南虞城），自己摄政，并接受诸侯的朝见。

太甲被囚禁了三年，也觉悟到自己继位后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又经伊尹的劝导，悔过自责，表示愿意改恶从善。桐邑离商汤的坟墓不远，太甲见祖父身为开国君王，坟墓却十分简陋，又从守墓老人那里了解到祖父的许多艰苦创业、仁厚省俭的旧事，对照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确实不像话，暗自内疚。从此开始在桐邑关心孤老，遵守法度，与人为善。七年后，确定太甲已经改过自新了，伊尹这才迎回这位废君，将政权重新交还给他。

太甲复位后果然痛改前非，效法祖父商汤以德治民。人民因此得以安居，四方诸侯年年都来朝贡。不过，曾经的荒唐和被臣子放逐的经历还是一直困扰着太甲，他因此找了个理由，把伊尹杀了。由于伊尹的有莘部落力量太大，太甲不得不继续任用伊尹的两个儿子，分别继承伊尹遗留下来的酋长和大臣的职位。

伊尹墓位于河南虞城县西南，墓周有高大古柏183棵，枝叶繁茂，遮天蔽日，蔚为壮观。这片古老的柏林，还留下很多有趣的传说。在伊尹墓东500米处，有唐代丞相魏徵的墓。据说程咬金一次带兵夜间行军到这里，误将伊尹的墓认做了魏徵之墓，命令将士连夜给魏徵墓栽种柏树。栽完后，听说植错了地方，气得哇哇大叫，随即抓住面前的一棵柏树要拔。谁知柏树已落地生根，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把树捋掉了一层皮，未能把树拔出。后来这树的齐胸处就形成了一个大疱，人们就把这棵树取名为“罗汉柏”。其他名柏还有“相思柏”“五龙柏”“鸟柏”“母子柏”“闯王柏”等，千姿百态，耐人玩味，每棵树都有一个传奇的故事。这里每年四次古会，分别为农历二月初二、四月初八、九月初九、腊月初一。

伊尹的智慧

关于伊尹和太甲，史书上说法不一。有记载说伊尹活了一百多岁，太甲死后他还写了篇祭奠文章《太甲训》，以警戒后人知过自改。也有人说，太甲不是被伊尹接回来的，而是偷偷潜回王都杀死了伊尹，这才夺回了王位。

无论传说怎样，伊尹贤哲的身份却是不容置疑的。他从一个做饭的奴隶被商汤发现，最终成为灭夏建商的大功臣，本身就极具传奇性。不仅如此，伊尹在当厨师期间，看到人们生病吃中草药的叶、根，委难食咽，就用陶器煎草药汤液帮人治病。《中药学》一书说：“商代伊尹始创汤液，疗效显著，服用方便，并可减低药物毒副作用。”以后便成为常用的中药剂型，使中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延续至今。至于伊尹被商汤发现，《吕氏春秋》中有一段精辟的

记述：

相传在一次祭祀的时候，身为厨师的伊尹向商汤讲述了天下美味的精妙，他说：“肉类，水中的有腥味，食肉动物肉臊，食草动物肉膻，要使这些肉成为美味，水是第一重要的，其次用甜、酸、苦、辣、咸，臭的、恶的、莸草、甘草，等等五种味道和多种调料，谁先加谁后加，谁多谁少，很有讲究。火候很关键，快慢缓急掌握好了，能很好去除腥味，去掉臊味，减少膻味。美味全由鼎中精妙的变化而产生，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就像射箭驾马、阴阳变化、四季规律那样，须花费时间，多多实践，细心观察体会。掌握了其中的奥妙，做出的肉就会熟而不烂、香而不薄、肥而不腻，五味恰到好处。”

一番话只说得商汤眼睛放光，忙问：“你能做吗？”伊尹回答说：“你的国家太小，不能满足置办制作美味食品所需要的东西，只有你成了天子，才有具备的条件。我给你讲一讲天下的美味特产吧！最美味的肉有：猩猩的唇，熊獾的掌，燕雀的尾肉，述荡的蹄筋，旄象的腰，流沙之西、丹山之南的凤鸟蛋。美味的鱼有：洞庭鳆鱼、东海鲕鱼，醴水的朱鳖六只脚，能从口中吐出青色珠子；灌水的鳐鱼，像鲤鱼却长着飞翼，经常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菜中的美味有：昆仑山上的灵芝，寿木的花，南极石崖上青色的嘉树菜，阳华山的芸菜，云梦泽的芹菜，具区泽的菁，深谷里的士英。调和味道的美味调料有：阳朴的姜，招摇的桂，越骆的菌，膻鱼的酱，大夏的盐，宰揭的露，长泽雪白如玉的卵石。美味的粮食有：玄山的禾麦，不周山的小米，阳山的黄黍，南海的黑米。最好的水有：三危山的露水，昆仑山的井水，沮江丘陵的摇水。美味的水果有：沙棠的果，常山之北投渊的上游有百果，是君王们爱吃的；箕山东边有甘甜的栌，江浦的橘子，云梦的柚子，汉水的石耳。以上这些美味特产，要想得到它们，必须用‘青龙’‘遗风’等快马，如果不成为天子，无法全部得到。但天子不能强为，必须懂得古往今来治国之道，加强自身的德行修养，成为天下之主，那所有的美味就很容易齐备了。所以，了解近处就能知道远方，成就别人也就是成就自己，这是王者之道啊！”

商代玉龙

龙分为很多种，其中有一种鱼化龙，是一种龙头鱼身的龙。民间流传的鲤鱼跃龙门以及《长安谣》中说的“东海大鱼化为龙”，都讲述了“龙鱼互变”的现象。这种造型商代时便在玉雕中出现。

商汤听了伊尹关于美味和天下特产与治国之道关系的论述后，认为伊尹是个难得的奇才，于是破格任用他主持国家政务。

九世的混乱

自太甲之后，商王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天灾不多，也没有大的战争爆发，但却有两个很不稳定的因素困扰着商王族，那就是王位的频繁更迭和都城的不断迁徙。

商王朝在建立之初，帝位是传给弟弟的，最后由最幼的弟弟再传给长兄的长子，依此类推。从第十世商王仲丁到第十八世商王阳甲这九世期间，王位时常更迭，王室子孙为了争夺王位相互残杀。

为了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商朝逐步废除了“兄终弟及”，一律改为“父亡子继”，以保安宁。

太戊服诸侯

等到王位传到太戊的时候，不仅商王朝统治的地区十分繁荣，各地诸侯、方国中有的势力也强大起来。太戊的哥哥雍己为王的时候，一度加重了劳役，引起了诸侯、方国和百姓的不满，有些诸侯甚至停止向王朝进贡和朝贺。

太戊做商王的第七年，在王宫的庭院中生长了一棵桑树，而桑树之下又长出了一棵谷树，在七天的时间里就长得很大。太戊非常恐惧，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大臣伊陟进言道：“臣听说过妖怪胜不过德，大概是大王在治理朝政上有什么不当之处，所以才会出现妖怪。如果善政修德，以德治民，自然就能免除祸害。”

太戊少年继位，确实一味追求享乐，不勤于国政。听伊陟这样说，联想自己以往的行为，认为很有道理，自此开始勤于政事，修德治国。过了一段时间，那棵疯长的树枯死了，太戊很是高兴。伊陟趁机大肆宣扬太戊的德政，说是得到了上天的福佑。为了报答天地山川的福佑，太戊还特地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祭祀山川的仪式。各地诸侯听说后，又纷纷前来朝拜。

据说首先来进贡朝贺的，是西方的西戎部落。太戊很高兴，也派了一个叫王孟的朝臣为使，率领从人，携带了中原地区的特产和青铜器，到西戎各部落去慰问。由于太戊和伊陟治国有方，不仅是西戎，连以前时常反叛的九夷也都纷纷入朝进贡。

太戊死后被后世称为商中宗，其陵位于河南省内黄县城西南15公里，是我国目前存世的唯一一处商王陵。汉代建陵，唐代续修，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复修，明、清多次修葺增建，规模宏大。陵内有开宝七年（974年）所立《大宋新修商帝中宗庙碑》，高耸雄伟，碑文由翰林梁同翰撰写，碑有铭有序，雕刻精湛，字迹清晰，笔法变化多端，妙趣横生，刀工娴熟，骨刀坚凝，堪称一绝。

规劝太戊的伊陟，有人说他是伊尹的儿子。伊陟与伊尹是否有血统关系，并没有确凿证据，但是商代有世袭制度，想来伊陟和伊尹的关系也不会太远。太戊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每当有诸侯赞美太戊时，太戊都把功劳归于伊陟，说这是伊陟的教导，从不把伊陟当作普通的臣子看待，而是尊崇他为师父。伊陟也没有自夸其功，而是十分谦让，不敢接受太戊的尊崇。

正史史料

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

——《史记·殷本纪》

仲丁伐蓝夷

太戊之后的商王，是他的儿子仲丁。仲丁名庄，甲骨文中称作中丁。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都由亳迁到了嚣（今河南荥阳东北）。

至于仲丁为什么要迁都，后世分析可能是迫于形势。太戊是一个比较有才干的商王，在他统治的时期，商王朝的社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王室和贵族们的生活日益奢侈、腐化。为了占有更多的奴隶和财富，为了获得豪华的宫室和更多的美人，王室内部就发生了很多次权力之争。那些富足起来的诸侯国，也无不希望扩展自己的势力，因此小规模的战争时常爆发。另外，此时的商朝，“父亡子继”还没完全代替“兄终弟及”。太戊是否有弟弟，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仲丁确实是经过一番斗争才得以继位的。不难看出，仲丁一上台就采取迁都的办法，一方面是想尽快摆脱王室内部的威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找个更合适的地方加强对诸侯们的控制。

嚣地与蓝夷氏族相近，蓝夷族见仲丁的城池还没有修好，大量财物都暴露在外，就打算前去打劫。仲丁到嚣的那天，大臣伊陟、巫咸就提醒他要提防不测，因此仲丁早就命士兵在四面屯扎，保护国库的财产。蓝夷哪里知道这些，趁夜前来劫掠，结果不但毫无收获，反而损失了不少人马。

第二天，巫咸对仲丁说：“这蓝夷敢来抢劫国库，真是无礼之极，我们应该乘胜追击，讨伐他们的不义之罪，这样也能让其他的部族更加敬畏大王。”于是，仲丁命巫咸亲自率兵讨伐蓝夷。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由此爆发，仲丁花了好大力气才把蓝夷打败，此后，商王朝经历了一段太平时期。

关于仲丁信赖的大臣巫咸，据说其擅长占星术，能以巫祝的方法治愈疾病，还发明了筮卜和鼓。巫是商王朝的一个官位名称，从事卜筮、祭祀、书史、星历、教育、医药等多方面的文化活动，担任上天与商王之间的媒介任务。巫的职位是世袭的，一直都是商王信赖、倚重的臣子。

天灾和人祸

仲丁在位大约十三年，他死后，他的儿子及弟弟们互相争夺王位，连侄子也跳出来争夺，朝廷一片混乱。最后，仲丁的弟弟外壬胜出，继承了王位。

为了安抚弟弟们，外壬许诺，自己死后王位不传给儿子，也将由弟弟继承，混乱这才稍稍平息。坐了十年王位，外壬便死了，王位传给了弟弟河亶甲。

河亶甲可不想把王位让给弟弟，加之为了控制曾经反叛的诸侯国，所以他将王都由嚣迁到了相（今河南内黄东南）。

虽然迁徙了王都，但危机并没有消除。河亶甲的有生之年，一直忙于对付各地诸侯国的反叛，率兵攻打南方的班方等部族。好不容易天下太平了，河亶甲也走完了他短暂的人生。

河亶甲一死，王族内又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最后河亶甲的儿子祖乙胜出。祖乙上台后的第一件事也是迁都，以避开王室内部的重重矛盾。商朝的国都这一次迁至黄河北岸的邢（在今河南温县东）。之所以选在此地，源于这里发现了一条龙鱼。众臣报请祖乙，认为邢必将成为龙腾之地。祖乙还专门派人饲养那条龙鱼，朝夕礼拜。巫师占卜后说：“龙在则兴，龙亡则水淹。”据说后来龙鱼死了，祖乙于是再次迁都，邢则被水淹没。

传说终归是传说，事实上是王都还没建成，刑这个地方就被黄河泛滥的大水给冲毁了。在大臣巫咸的建议下，王都又迁到了庇（今山东鱼台附近）。祖乙又花了五年的时间，终于在这里建成了宫殿、宗庙。

在祖乙的治理下，商朝又兴盛起来，但天气的变化无常令祖乙十分烦恼，这时一个叫阿衡的大臣站了出来，声称只要设天台敬祭天神，就能风调雨顺。祖乙认为有道理，便带领百官去祭天，结果无济于事。万年知道后，带着日晷和漏壶去见祖乙，讲了一番日月运行的道理。祖乙恍然大悟，对万年说：“希望你能测准日月规律，推算出准确的晨夕时间，创建历法，为天下的黎民百姓造福。”

不久，阿衡看到了万年的研究成果：“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阿衡心知万年的历法已经研究成功，心中忐忑不安，惧怕万年因创建历法而得宠。于是，他阴谋策划，派了一名刺客准备除掉万年。不料行刺失败，祖乙惩处了阿衡，亲自去看望万年。万年指着天，对祖乙说：“现在正是十二个月满，旧岁已完，新春复始，祈请国君定个节吧。”祖乙说：“春为岁首，就叫春节吧。”后来，万年经过长期观察，精心推算，终于制定出了准确的太阳历。祖乙深为感动，为纪念万年的功绩，便将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以后，人们在过年时挂上寿星图，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德高望重的万年。

万年发明“春节”和“万年历”，是一种民间传说，因为在商朝时，中国的春节和太阳历已有清晰记载。民间传说万年还发明了“日晷仪”和“漏壶”，用以计时。这一点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国关于“日晷仪”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隋书·天文志》，其中提到袁充于隋开皇十四年（595年）发明的短影平仪，即地平日晷。而“漏壶”的使用据《周礼》记载，夏朝时就有了。

祖乙在位时勤于国政，商朝的经济再次得到一定程度的增长。不想祖乙死后，王室成员为了争夺王位，又开始了无休止的自相残杀和迁都避祸。王朝内部的政治局面如此混乱，诸侯、方国也就乘机各自发展势力，不再向中央王朝进贡朝见。这种情形直到盘庚继位后才得到控制。

盘庚迁殷

商王朝有记载的迁都达六次之多，到了第二十代王盘庚时，国都始终没有最终安定下来。

盘庚是个能干的君主，为了改变当时社会的不安定状况，决心再一次迁都。大多数贵族贪图安逸，都不愿意搬迁，甚至煽动平民起来反对迁都，闹得很厉害。盘庚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把反对迁都的贵族集合到一起，耐心地进行了一场迁都总动员。

盘庚说：“来吧，你们各位！我要告诫你们，教训你们，为的是要去掉你们的私心，使你们不要傲慢放肆并追求安逸。从前我们的先王，也只考虑任用世家旧臣共同管理政事。先王向群臣发布政令，群臣都不隐瞒先王的旨意，先王因此对他们非常看重。大臣们没有错误的言论，因而臣民的行动大有变化。现在你们拒绝别人的好意而又自以为是，到处散布邪恶浮夸的言论，我真不知道你们争辩的是什么。

“并不是我自己放弃了任用世家旧臣的美德，只是你们欺瞒了我的好意，不能处处为我着想。我对这一切像看火一样地一清二楚，如果我不善于谋划，则是过错。就像只有把网结在树上，才会有条有理不紊乱；就像农民只有努力耕种，才会有秋天的好收成。你们能够去掉私心，给予臣民以及你们的亲戚朋友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你们才敢说你们积有恩德。如果你们不怕自己的言论会大大毒害远近的臣民，使他们不作为，就像懒惰的农民一样自求安逸，不努力操劳，不从事田间劳动，那就不会有黍稷收获。

“你们不把我的善言向百姓宣布，这是你们自身的祸害。你们所做的一些坏事已经败露，这是你们自己害自己。你们引导人们做了坏事，就要由你们来承担痛苦，悔恨又怎么来得及呢？看看一般的小民吧，他们还顾及到我所劝诫的话，担心说出错误的话，何况我掌握着你们的生杀之权呢！你们有话为什么不告诉我，却用流言蜚语相互煽动，恐吓蛊惑臣民呢？就像大火已在原野上燃烧起来，使人无法面对接近，还能够扑灭吗？这都是你们做了许多坏事造成的，不是我有过错。

“啊！现在我告诉你们：迁徙的计划不会改变。要永远提防大忧大患，不要互相疏远。你们要相互顾念依从，各人心里都要想到共舟共济。如果你们行为不善，不走正道，敢于违法越轨，欺诈奸邪，我就动用刑罚把你们灭绝，连子孙都不留下，不让你们的后代在新国都里继续繁衍。

“去吧，去寻求新的生活吧！现在我将率领你们迁徙，在新国都为你们建立永久的家园。”

王公贵族们虽然心里还有些不服气，但看到盘庚态度坚决，也就不敢再提出异议了。于是，商朝迁都的计划最终得以付诸实施。盘庚带着族人渡过黄河，搬迁到了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在那里整顿商朝的政治，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

之所以迁都到殷，这也是盘庚经过精心选择的。殷这个地方在黄河以北，洹水之滨，最适于控制四方，尤其是防御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方国。从政治上来说，迁到殷，离旧都比较远，可以削弱王族在旧都发展起来的势力，缓和内部矛盾。从经济上来说，避开水涝较多的泗水流域，更有利于农牧业的发展。事实证明盘庚是正确的，以后二百多年，商朝没有再迁过都城，因此被后世称作殷商。

巩固殷都

盘庚迁殷后，修建了非常简朴的宫殿，这一来又引起了王室贵族们的不满。这些人原本就反对迁都，现在看见新王都一切都很简陋，心里更加不舒服，一时间怨言四起。盘庚很是生气，这些散布谣言的人都是朝中大臣，如果因此导致百姓的恐慌，让前来朝贺的诸侯国产生异心，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一次隆重的祭祀中，盘庚用龟甲进行占卜，结果显示是吉兆。借着这个机会，盘庚很严肃地告诫了王室贵族，重申迁都是神的旨意，是上天的命令。只有迁都在殷，才能远离水患，安邦免灾。

盘庚说道：“你们不要贪图享乐，不要懒惰，要努力完成重建家园的大业。现在我要开诚布公地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各位官员。我没有惩罚你们，你们也不要心怀不满，彼此串通起来诽谤我。

“从前我们的先王成汤，他的功劳大大超过了前人，把臣民迁移到山地去。因此减少了我们的灾祸，为我们的国家立下大功。现在我的臣民由于水灾而流离失所，没有固定的住处，你们责问我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地迁居？这是因为上帝将要复兴我们高祖成汤的美德，治理好我们的国家。我迫切而恭敬地遵从天意拯救臣民，在新国都永远居住下去。因此，我这个年轻人不敢放弃迁都的远大谋略，上帝的旨意通过使者传达了下来；我不敢违背占卜的结果，而要使占得的天意发扬光大。

“啊！各位诸侯，各位大臣，各位官员，希望你们考虑自己的责任。我将要对你们进行认真地考察，看你们是否体恤我的臣民。我不会任用那些贪恋财货的人，而要任用那些帮助臣民谋生的人。能够养育臣民并使他们安居乐业的人，我将论功行赏。现在我已经把我心里赞成什么和反对什么都告诉了你们，不要有不顺从。不要聚敛财富，要为民谋生以立功。要把恩德施予臣民，永远能与臣民同心同德。”

可过了一段时间，盘庚发现平民中还有人吵吵嚷嚷，闹着住不惯新都。盘庚让人暗中调查，发现还是有一些贵族在背后煽动。经过再三考虑，盘庚决定用法纪来整顿风气，否则不但新都城不保，自己这个商王也可能做不成了。

再次命令各级官吏向百姓解答关于迁都的原因后，盘庚还对王室贵族们发出了警告：如果再不维护王命，仍旧散布谣言，不但要受到刑法的制裁，还不允许参与任何祭祀活动。

在商朝，祭祀比生命还重要，盘庚的这个杀手锏果然见效，谣言很快就在殷都销声匿迹了。又经过二十多年的精心治理，商王朝再一次出现了复兴的局面。

历史文献

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 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尚书·盘庚上》

商朝的鼎盛

盘庚定都于殷之后，商朝逐渐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经小辛和小乙两代商王的短期过渡，商朝的统治达到顶峰，被称为“中兴”，而实现“中兴”功业的君王就是武丁。不但武丁本人贤能，他的妻子妇好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女中豪杰，武丁以其丰功伟绩被奉为“高宗”。

武丁访贤

盘庚死后，他的弟弟小辛继位。小辛在位的时间不长，虽然很好维持了盘庚治国的各项措施，自己却没什么大的建树。小辛后来也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小乙，也就是武丁的父亲。

对于聪明好学的儿子武丁，小乙是狠下了一番工夫来培养的。小乙继位时，武丁已经二十出头了，因此马上就被小乙派到了王都以外去，希望他能够了解平民的生活，增长见识，日后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国王。

据说武丁隐居在黄河岸边，他不但亲自耕田种地，还喜欢拜访有学问的人，向他们请教。甘盘和傅说就是武丁在那时结交的。

甘盘说古

甘盘是隐居在黄河岸边的贤者，善于讲史论今。武丁听说甘盘是一个学识渊博的隐者，就前去拜访。

甘盘起先并不知道武丁的王子身份，在和武丁交谈后，看出他不是个一般人，联想到商王小乙的儿子一直居住在民间，便问他是否就是当今的太子。武丁为了向甘盘求教治国之道，就以实相告。

甘盘见武丁如此真诚，就毫无保留地讲述了商朝自商汤灭夏建国以来，经历了二十一王三百余年的兴衰历史。武丁听了以后很受启发，就拜甘盘为师，请求甘盘教诲。甘盘见武丁非常聪明，又有远大的抱负，想到小乙一死，肯定是武丁继承王位，便答应了武丁的要求，愿意尽力辅佐这位未来的国王。

傅说拜相

傅说是一个犯人，但对于政治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小乙病死后，武丁继位，马上便将甘盘请至朝中，任命为辅政大臣。按照礼节，父亲死后儿子要守孝三年，国王也不例外。三年内，国王只能住在守丧的房子里，不能有任何娱乐，也不得过问朝中政事，国政大事都要委托给执政大臣来处理。

在守孝的三年里，武丁放心地将国事都交给了甘盘。不过，武丁也没闲着，一直在考虑怎样复兴商王朝，还有怎样才能把傅说请到朝中为官。毕竟任命一个犯人为大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三年守孝期满后，武丁告祭天地、祖宗，接受百官以及各位诸侯的朝贺。武丁对大家说：“我昨夜梦见上天显灵，说赐给我一个贤人，叫傅说。只要得到此人，我朝将会兴盛起来。”说完，武丁把傅说的画像拿了出来，据说是梦中见到的样子，然后在群臣百官中挨个核对。看了一遍，当然找不出来了，武丁显出一副失望的神色。大臣们急忙劝解，命人四处张贴傅说的画像去寻找。

没过多久，傅说就被带到了王都。武丁听说贤人找到了，便召集群臣百官一同相见。当傅说走进朝廷后，武丁惊呼“天人”，以礼相待，宣布要任命傅说为相。群臣见此人果然和画像上的一模一样，也都同声相贺，哪里还想得起来问他的出身呢！

相传傅说还是犯人的时候，被罚在虞、虢两地的交界之处做苦役。那里两山高耸，涧水中流，每到夏季洪水暴涨。奴隶们就在这里以传统的方式以土石阻拦，但效果一直不好。后来傅说发明了版筑术，以此方式修路和筑堤，效率极高，且坚不可摧。版筑术就是先挖筑倒梯形的基槽，再在槽底平面上分段分层夯筑方块版。每块版的大小不同，一般在两米左右。而版筑的方法至少有三种：一种是以立柱固定夹板，四面板块同时夯筑。第二种是依次逐块夯筑，夯筑完一块就抽掉夹板，再夯筑另一块。第三种则是在板块内直接填土，经夯打而成，夯层较厚。后人从此延用这个方法筑路造房，甚至长城都是用这个方法修筑的。

武丁与傅说

傅说成为武丁的近臣后，武丁对他十分尊敬，说道：“请你早晚进谏，以帮助我修德吧！如果我是铁器，要用你作磨石；如果我渡大河，要用你作船和桨；如果年岁大旱，要用你作霖雨。敞开你的心泉来灌溉我的心吧！如果药物不猛烈，疾病就不会好；如果赤脚不看路，脚就会因此受伤。希望你和其他臣子们，都同心匡正我，使我依从先王，追随成汤，以安定天下的人民。你一定要重视我的这个命令啊！”

饕餮纹扁足鼎

鼎在商代属于炊器，用来煮食一些肉类，也有被当作礼器在祭祀时使用的。这是较早期的鼎的形制，线条粗笨，只有单层，纹饰以饕餮、云雷、龙等为主。

傅说道：“木依从绳墨砍削就会正直，君主依从谏言行事就会圣明。君主能够圣明纳谏，臣下不待教命犹将诚意进谏，谁敢不恭敬顺从我王的美好教导呢？”

就这样，傅说接受王命总理百官，向武丁进言说：“古代贤明的王承顺天道，建立邦国，设置都城，树侯王君公，以大夫众长辅佐他们，这不是为了逸乐，而是用来治理人民。上天聪明公正，圣主效法它，臣下敬顺它，人民就顺从治理了。号令轻出会引起羞辱；甲胄轻用会引起战争；丝绸放在箱子里不用来奖励，会损害自己；兵器藏在府库里不用来操练，会伤害自身。王应该警戒这些啊！这些真能明白，就没有不美好的了。

“王啊，您要记住，官职不可授予亲近的人，应当授予那些有能力的人；爵位不可以赐给坏人，应当赐给那些贤人。考虑妥善而后再行动，行动应当适合它的时机。夸自己美好，就会失掉其美好；夸自己能干，就会失去其功劳。做事情要有准备，有准备才没有后患。不要开宠幸的途径而受侮辱，不要以改过为耻而形成大错。这样用来思考所担负的事情，政事就不会杂乱。还有，如果轻慢地对待祭祀，这叫不敬。礼神烦琐就会混乱，这样，侍奉鬼神就难了。”

武丁很高兴，说道：“好呀！傅说，你的话应当实行。你如果不善于进言，我就不能勉力去做了。”

傅说跪拜叩头道：“不是知道它艰难，而是实行它艰难。王诚心不以实行为难，就真地合乎先王的盛德了；我傅说如果不说，就有罪过了。”

武丁点头表示赞同，说道：“我旧时候向甘盘学习过，不久就出巡到荒野，入居于河洲，又从河洲回到亳都，到后来学习没有显著的进展。你应当顺从我想学的志愿，比如做甜酒，你就作曲蘖；比如做羹汤，你就作盐。你要多方指正我，不要抛弃我，我一定能够履行你的教导。”

傅说道：“大王啊！人们要求增长知识，这是想要建立事业。要学习古训，才会有德行；建立事业不效法古训，而能长治久安的，这是我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学习要心志谦逊，务必时刻努力，所学才能增长。相信和记住这些，治道在自己身上将积累增多。教人是学习的一半，学习要贯彻始终，道德就会不知不觉地增长了。借鉴先王的成法，将永久没有失误，我傅说因此能够敬承你的旨意，广求贤俊，把他们安排在各种职位上。”

武丁又说：“啊！傅说。天下的人都敬仰我的德行，是你的教化所致。手足完备就是完人，良臣具备就是圣君。从前先正伊尹使我的先王兴起，他这样说：‘我不能使我的君王做尧舜，我心惭愧耻辱，好比在闹市中受到鞭打一样。’一人不得其所，他就说：‘这是我的罪过。’他辅佐我的先祖成汤受到皇天的赞美，你也要勉力扶持我，让我继承先王的大业，让人民得到长久的安宁。”

傅说跪拜叩头说道：“好，就请让我报答、宣扬天子的美好教导吧！”就这样，傅说极力辅佐武丁五十余年，遂使“殷国大治”，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中兴名相。

历史文献

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说拜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

——《尚书·说命》

武丁的征伐

武丁不愧是一位有政治才能的君王，雄才大略，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这一点，从他破格提拔傅说就能略知一二。自此开始，武丁励精图治，对四周侵扰商王国的外邦进行了征讨，诸如羌方、土方、人方、鬼方、虎方、荆楚等等。四方诸侯在这一时期无不宾服于商朝，国家出现了繁盛的局面。

羌方和土方

武丁时期，方国中的不安定因素已不是南方的东夷了，而是西面的羌方、北面的土方和鬼方。这几个方国都是强有力的游牧部落，活动范围很大。

羌方从没臣服过商朝，只是在盘庚迁殷以前，商王朝无力顾及远在西北地区的这些方国、部落，因此羌方的势力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而且逐渐向南移动。游牧部落本来就没有固定的都城，一直是赶着畜群，逐水草迁徙。他们善于打猎，因此生性好战，即使是在同一部落内部也经常发生争斗，为了争夺某些生产资料，到其他方国去抢劫更是家常便饭。

商朝将都城迁到殷后，离羌方的活动范围近了，常常受到骚扰和掠夺。武丁继位后一直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粮食连年丰收，畜牧业也是一派兴旺。羌方见状更加眼红，抢劫更加频繁，有一次甚至来了一万多人，抢走了五十多头牛。

牛在商朝是祭祀用的高等级祭品，五十头牛这个数字堪称庞大。武丁愤怒了，决定对羌方进行讨伐。这次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除了动用国家的常备军，武丁还多次征召兵力，或联合其他方国一同作战。羌方一打就跑，局势稍稍稳定后又回来骚扰，因此时断时续地打了十几年，武丁才把羌方彻底消灭，商朝的版图得以向西北扩大。

土方也是一个游牧部落，但人数少，势力也不如羌方那么大，可对商朝的骚扰却经常发生。他们不光抢牛羊、粮食，连人也一起抢。武丁一个也不放过，在征讨羌方的间隙，发动了两次对土方的大规模集中歼灭战，自己亲自上阵，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把土方消灭了。土方首领被杀，大批土方人被俘，成为商王朝的奴隶。

历史细读

商代青铜兵器有很多种。主要有用于勾的戈，由青铜戈头、柄、装于柄顶端的龠和装于柄末端的镦组成；用于刺击的矛，由矛头、柄和柄末端的镦组成；属于权杖之器的钺，铜钺头形体很大，纹饰精美的钺是国君和统帅权力的象征，而形体较窄小、两边平直的钺，当时又称戚，则多用于实战；刀是用作贵族佩饰的，分短刀、长刀、大刀三种；另外还有具有勾砍和刺杀双重功效的戟。

西羌和东夷

西羌部落生活在哪里，如今我们已不得而知。他们是否对商朝进行过劫掠，史料上也没有记载。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武丁似乎非常讨厌这个部落，经常对西羌发动战争，然后将掠夺来的西羌人当作牺牲用于祭祀祖先。

西羌应该是一个很顽强的部落，他们并没对商朝进行报复性的抢夺，也没有因害怕商朝而臣服，只是顽强地生活着。直到商朝末年，西羌人才举起了主动反抗的大旗，协助周氏族，参加了灭亡商朝的牧野之战。

东夷是居住在商王都东部地区古夷人的部落总称，大概分布在今山东东部和江苏东北部一带。

商王朝建立后，东夷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表示臣服，因此没有受到过大的征伐。武丁在国力强大后，主动出兵灭了东夷中的大彭和豕韦两个方国。原因是这两个诸侯国势力发展很快，而且在商王朝统治势力衰弱时期，曾经不服商王的统治，甚至不按时向武丁纳贡。

在武丁的征伐下，商朝成为西起甘肃，东到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实际上奠定了秦始皇之前华夏族大体上的疆域。

胜利的保障

只有国家强盛了，战争才能得到支持。粮食收成的好坏，关系着人们的衣食和商王朝的兴衰，武丁对于这一点坚信不疑，因此他自继位开始，就一直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正因为他几十年坚持不懈地发展农业，才有了商王朝富足、强盛的局面。

为了获得好的收成，武丁十分虔诚地祭祀、占卜，还经常亲自视察农田，派大臣去王都以外视察农田。

由于武丁对农业、畜牧业的关心和重视，所以在商王朝所属各地方的畜牧业和农业也发达起来。商代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平民，另一种是奴隶。王室和贵族们的农田、牲畜都是由奴隶们来耕种和饲养。奴隶平时从事农牧生产，战时可征调去从军打仗。

虽然奴隶是耕作的主力军，但他们在商王眼中却连一条狗都不如。为了祈求好的年景，或是感谢祖先的保佑，商王一次祭祀就可以杀掉上百名奴隶当作牺牲。

商代奴隶的数量繁多，被投入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他们成批地被驱赶到田野，一般称之为众、众庶或庶人。奴隶一般都有家室，他们世代充当奴隶，必须俯首帖耳地甘作“畜民”。如果稍有不恭，就将被斩尽杀绝。在称为“百工”的各种手工业作坊里，也以奴隶劳动为主。其中有各种具有专门技艺的工匠，地位可能稍高一些，但是他们也被用于赏赐、赠与和交易，没有独立的人格，大多数从事繁重杂役的奴隶，被视为牛马。在畜牧中，有牧人、圉人等牧放和圈养牲畜的奴隶，即所谓的“皂隶”。

商王朝的强大，很大程度由于青铜器的使用。武丁征伐的胜利，也在于他的近卫部队、商军主力和战车兵都是装备青铜兵器的，只有一些消耗量特别大的兵器，如箭镞等，仍用骨石和蚌质兵器。

中兴的王朝

武丁在位时期，勤政修德，励精图治，四海咸平，将商朝推向了顶峰，是殷商一代的雄主，被称作“中兴之王”。

政治体制日趋完备

商朝在武丁时期达到鼎盛，社会繁荣，百姓生活安定。

这一时期，商朝的政治制度得到最终确定，职官有朝中任职的内服官和被封于王畿以外的外服官两种。内服官中，又分外廷政务官和内廷事务官。最高的政务官，是协助商王决策的“相”，又称“阿、保、尹”。王朝高级官吏统称卿士。三公，则是因人而设的一种尊贵职称，并不常设。另外有掌占卜、祭祀、记载的“史”“卜”，掌祈祷鬼神的“祝”，掌记载和保管典籍的“作册”（又称守藏史、内史），武官之长的“师长”，乐工之长的“太师”“少师”。内廷事务官是专为王室服务的官员，主要是总管的宰和亲信的臣。臣管理王室各项具体事务，有百工之长的司工，掌粮食收藏的啬，掌畜牧的牧正，掌狩猎的兽正，掌酒的酒正，掌王车的车正，为商王御车的服（又称仆、御），侍卫武官亚，卫士亚旅，掌教育贵族子弟的国老，掌外地籍田的畋。外服官主要有方国首领的侯、伯，有为王朝服役的男，有守卫边境的卫。

玉蚕

商朝时，养蚕业在社会生产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甲骨文中曾多次提到商王祭祀蚕神以求得好收成的事件，因此当时很多玉器都做成蚕形。

而主导商朝的政治理念，则是神权观念笼罩下的政治思想，商代统治者“尚鬼”“尊神”。其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就是依据上天鬼神的意志治理国家。

农业和手工业

商朝的农业、手工业在此时也都有了很大发展，商业也繁荣起来。

由于交换的发达，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文明发达的国家，由于商王朝商业的发达，与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往来很多，今天商人一词，源自当时周边国家对商朝国人的称谓。

农业是重要的生产部门，种植的作物种类已经很多。农业是商朝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农田有比较整齐的规划，农田作物种类有黍、稷、麦、稻、桑、麻等，发明了中耕。商代人使用的农具，目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仍以石、骨及蚌制铲、斧、镰、刀等为主，偶尔也发现有一些铜锸、铜铲等青铜工具，但不一定用于农业生产。

从文字方面考证，甲骨文的田字，表明在广阔的原野上，有规则得整齐的大片相连的方块熟田。甲骨文的“疆”字，象征丈量和划出疆界的田地，“田畴”的“畴”字，像田间按行垄犁耕往返转折，这样的田畴当然不会耕作得很粗放。这些经过疆理整治规则耕作较好并配合有灌溉沟渠的方块田，就是后来的井田。一般来说，田地主要分布在都邑附近，由商王和诸侯国君直接占有，也有分配给近亲贵族的。其他贵族在封邑内也同样经营这样的田地，不过规模要小一些。在国都以外，商王经常派臣民到比较边远的地方去开垦土地。

商朝的农副业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蚕桑经营和纺织业有所发展，不仅在卜辞中有蚕、桑、丝、帛等字，而且在青铜器纹饰中有头圆而眼突出身屈曲作蠕动状的蚕纹，在玉饰中有雕琢得形态逼真的玉蚕。这都说明当时蚕桑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丝织物有平纹的纨、绞纱组织的纱罗、千纹绉纱的縠，已经掌握了提花技术。畜牧业相当发达，当时的马、牛、羊、鸡、犬、豕等“六畜”已大量地饲养或供食用，或作牺牲，或用于耕驾。从考古发掘来看，商代墓葬中除了出土六畜的遗骸外，还有象骨，说明当时北方还可以驯象。资料显示，商朝人已经掌握了猪的阉割技术，还开始人工养殖淡水鱼。

商朝的手工业全部由官府管理，分工细、规模大、产量高、种类多、工艺水平高，尤以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到高峰，成为商代文明的象征。由于商朝是一个极其重视祭祀的王朝，因此青铜礼器十分发达。商朝的青铜铸造作坊多集中在王都，供商王和贵族使用。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来看，以礼器为主，礼器包括酒器、蒸煮器、盛食器、洗濯器，除礼器外，还有大量兵器以及一些生产工具。

商朝人已经发明了原始的瓷器，洁白细腻的白陶颇具水准，造型逼真、刻工精细的玉石器表现了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艺。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铜制的海贝货币，用来进行贸易。

由于农、牧、手工业的发展，青铜冶铸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使乐器的制作水平飞跃，大量精美豪华的乐器出现了。自商代起，中国音乐进入了信史时代。民间和宫廷的音乐都有长足进步，乐舞是宫廷音乐的主要形式。可考证的有《桑林》《大护》，相传为商汤的乐舞，为大臣伊尹所作。从事音乐专业工作的，主要有巫、音乐奴隶和“瞽”三种人。有关商朝的民间音乐的材料很少，《周易·归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

武丁和妇好

在武丁四处征伐的过程中，有位主帅最为特别，她就是武丁的第一位王后、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中国第一位女将军——妇好。她不仅能够率领军队东征西讨为武丁拓展疆土，还主持着武丁朝的各种祭祀活动，因此武丁十分喜欢她。

英雄迟暮

武丁在位的五十九年间，社会平稳，经济繁荣，但这位英主的晚年却并不幸福。武丁的夫人妇好，英勇善战，在武丁征讨外邦时，不仅同他一起出征，还立下了赫赫战功，深得武丁的喜爱。妇好死后，武丁仍然思念妇好，郁郁寡欢。

后来武丁继立的王后，生下儿子祖甲。为了让祖甲继承武丁的王位，新王后不断在武丁面前中伤妇好的儿子孝己。武丁日渐疏远孝己，甚至禁止孝己拜祭自己的母亲，导致孝己在忧愤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大约在孝己死后的第四年，武丁率领王族亲贵和大臣们祭祀祖先。就在武丁祭祀开国先祖商汤的时候，突然飞来了一只野鸡，在太庙里飞了一圈，然后落在一只大方鼎的鼎耳上，伸着脖子看了看，然后大声鸣叫起来。武丁大惊失色，认为这只野鸡是先祖不满意他统治而降来的妖孽，回宫就病倒了。

重病下的武丁想起被自己逼死的儿子孝己，觉得愧对妇好。无奈逝者不能复活，武丁只能宣布祖甲做自己的继承人。谁料祖甲是个严守礼法之人，自觉对不起哥哥，更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靠母亲的帮助登上王位，于是在宣布他是继承人的当天夜里潜逃出宫。武丁大受打击，病势越来越重。

祖甲逃到了父亲武丁当年在民间生活过的地方，隐居起来。武丁得知后心里稍感安慰，传位给小儿子祖庚后撒手人寰了。

文武双全的妇好

据说商王武丁有六十多位妻子，而妇好则是他最宠爱的一个。

妇好的名字应该是叫“好”，“妇”则是一种亲属称谓，她的另一个称号是“母辛”。

据甲骨文记载，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出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就让妇好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二十多个方国。武丁非常信任妇好，在攻打羌方的时候，差不多全国一半以上的军队都交给她了。妇好力大过人，在妇好墓出土的武器中，有一把龙纹大铜钺和一把虎纹铜钺，因为上面刻有“妇好”字样，所以能够断定是其生前曾使用过的武器。这两件武器一件重17斤，另一件重18斤，可见其武艺超群。而在妇好之后的中国女将，就再也没有使用大斧的了。

妇好和武丁一起征伐巴方，被认为是最精彩的一场战役。战前妇好和武丁议定计谋，妇好在敌人西面埋伏军队，武丁则带领精锐部队在东面对敌军发起突然袭击。巴方在武丁军与妇好军的包围圈中顾此失彼，阵形大乱，最终被围歼，商朝南境从此平定。这大概也是中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伏击战”了。

妇好墓玉人

这是出土于妇好墓的玉人，衣饰华美，身插器具，头戴冠。有人认为这就是妇好本人的形象，属不属实虽已无法考证，但可以从这里了解商朝人的着装、发型以及配饰之类的情况。

妇好不但能带兵打仗，而且还有自己独立的封地，并且是国家的一位主要祭司，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并任占卜之官。妇好死后，武丁十分悲痛，每有军事行动，常通过祭祀祈祷妇好的在天之灵助战。

妇好死后葬于殷商国都的宫殿宗庙区。妇好墓是殷墟保存得最完好的一座墓葬，虽然墓室不大，但随葬品极为丰富，共出土不同质料的随葬品1928件，有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骨器、蚌器等，最能体现殷墟文化发展水平的是青铜器和玉器。在青铜器中，铸有“妇好”铭文的就有109件，且多是大型重器和造型新颖别致的器物。武器中，两件铸有“妇好”铭文的大铜钺最令人瞩目，一件纹饰作两虎捕捉人头，虎似小虎，形象生动，相传这正是妇好生前使用的兵器。随葬品中玉器类别很多，除了礼器，还有造型各异的装饰品，各种动物形玉饰，有神话传说中的龙、凤，有兽头鸟身的怪鸟兽，而大量的则是仿生的各种动物形象，以野兽、家畜和禽鸟类为多，如虎、熊、象、猴、鹿、马、牛、羊、兔、鹅、鹦鹉等，也有鱼、蛙和昆虫类。玉雕艺人善于抓住不同动物的生态特点和习性，雕琢的动物形象富有生活气息。

商朝的灭亡

商朝在武丁的统治下走向了鼎盛，可是这种局面没有能够维持下去，在武丁死后的一百年间，商王朝经历了八代国王，这八个国王大多没有什么作为，而末世的几个君主更是昏庸、好战外加残暴，因此商王朝的国势日渐衰微，并在末帝商纣王的统治下一步步走向灭亡。

国势日衰

在武丁、祖庚和祖甲父子三人统治时期，是商代中兴的极盛之时。这一时期，商朝的统治力和国威远播四方。祖庚在这期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祖甲之后的商代，国力逐步衰微，并最终走向了灭亡。

历史细读

商朝人把先祖和先妣分成大示和小示，大示一般为直系先王或先妣，小示则是旁系的先王或先妣。商王要非常频繁地祭祀先祖，到了商朝末年需要祭祀的先王先妣约一百六十多人，大约每两天祭祀一次。

帝位的频繁更替

祖庚继承了父亲武丁的王位，也继承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坐享了十年清福后因病而死。祖庚死后，祖甲回到王宫，登上王位，然后将自己还活着的兄弟都分封到了王都以外。在祖甲统治的时期，商王朝没有发生大的战争，人们的生活比较稳定。为了限制大大小小的贵族对奴隶过分盘剥、对方国过多地榨取贡物，祖甲下令将先祖商汤所定的刑法——《汤刑》加以修订，使之更加完整。祖甲想借助祖宗的威力，以严刑来限制王室的贪婪。不料这一举措激怒了王室，贵族们开始故意刁难他，当朝不朝，应贡不贡，大有各自为政之势。

祖甲没有理会贵族的反对，依然我行我素地进行改革，并创造了“周祭”之法，使殷人的祭祀系统更为严密规范，此法盛行于商代后半期，并逐渐达到了最高峰。

商民族虽然一直盛行祭祀，但所祭祀的对象和顺序都很零乱，没有一定的规矩。祖甲创造的“周祭”之法，具体方法是：从每年第一旬甲日开，按照商王及其法定配偶的世次、庙号的天干顺序，用三种主要祭法遍祀一周。周祭以旬为单位，每旬十日，都依王、妣庙号的天干为序，致祭之日的天干必须与庙号一致。如第一旬甲日祭上甲、乙日祭报乙、丙日祭报丙，直至癸日祭祀癸；第二旬乙日祭太乙（汤）、丁日祭太丁；第三旬甲日祭太甲、丙日祭外丙。如此逐旬祭祀，一直祭到祖甲之兄祖庚。用一种祭祀法遍祭上甲到祖庚的先王，需要九旬。祭毕，再分别用另两种祭法遍祀，直到全部祭遍为止。周祭之法，使殷人的祭祀系统更为严密规范，是祖先崇拜和宗教制度的最好体现。

大于戈

这柄大于戈是两面刃，有一把长柄，原来应是内附于木棒固定在一起的。这种形制的戈是殷周之际制作最多的武器形式，它制作于殷商后期。

祖甲想通过这样的政治改革，建立历史上贤王们未曾有过的功绩。他的改革涉及到了国政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将历代先王分为亲疏不同的大宗和小宗，并把相应的祭祀之庙也分为大小两种，他还改革文字和历法，力图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同时，对殷人最为看重的占卜之道也加上了种种限制。

商王朝的统治，在祖甲末年又被削弱了，好在没有引起大的混乱，仍然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不想祖甲死后，相继六代商王都是短命鬼，而且都是些贪图安逸，只知荒淫享乐的国王。祖甲的那些改革措施，本来在当时就引起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他之后的六代商王在位期间，又出现了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不断争执和相互打击，直到把商王朝的政治资源耗尽，再无力重现武丁时的盛况了。

被雷劈的国王

短命商王一个又一个死去后，终于来了一个活得久的——武乙，在位三十多年。这位国王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猎，所以他在位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狩猎上。

在打猎的间歇，武乙倒是不忘对西部地区的反叛部落进行征伐。这其中最大的战斗要算对旨方的战争，一次就俘虏了旨方部落两千余人。由于武乙以重兵对付西部地区的方国，迫使西部地区除羌人外，不得不再次臣服于商朝。

西部众多的方国中，周部落是势力较为强大的。周的首领季历曾协助武乙讨伐过反叛的诸侯，而且亲自带着贡物去王都拜见武乙。武乙见周候在西部地区虽然势力强大，但还是臣服于自己，非常高兴，给了季历很多赏赐。

因为得到季历的协助，武乙相继征服了西部地区的一些方国，本来就崇尚武力的武乙更加坚信，只有用武力才能长久统治，从而对商族传统的迷信上天、鬼神产生了怀疑。加之武乙身边的官员们时常规劝他不要过度游乐，还借助祭祀、占卜来干涉他的行为，武乙决定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这天，武乙命令工匠用木头雕了一个天神像安置在王廷中，然后召集朝臣们前来，说自己要与天神下棋。一个不知死活的祭司立刻站出来反对，说天神是不会下棋的。武乙很诧异，说道：“天神不是无所不能的吗？你既然常能替天神言事，不如今日就替天神来下棋吧。”无奈，这个倒霉的祭司只得应付武乙，步步退让，让武乙连赢了三局。武乙压抑住心中的畅快，故意皱眉道：“你既是替天神下棋的，为何还连连惨败，可见天神并不灵！”说罢，命侍卫们将天神像痛打了一顿。在场的官员们个个吓得面色苍白，又不敢反驳，只得在背后骂他：“无道，无道！”

武乙知道官员们私下的议论，又命工匠缝制了一个特大号的皮口袋，里面灌满牛羊血，在郊外立了一根很高的木杆，然后将口袋挂在杆上。官员们很是诧异，不知武乙又要出什么新花样。只见武乙弯弓搭箭，高举过头顶后奋力射出，“嗖”的一声，正中皮口袋，瞬间血水喷流。大家惊异得目瞪口呆，只听武乙哈哈大笑道：“天也被我射得流血了。”

自此以后，官员们再也不敢对武乙说三道四了。武乙自恃武艺高强，更加无所顾忌地外出打猎。就在一次狩猎途中，武乙走到一个山顶上，忽然天色阴沉下来，一个炸雷从天上直打下来，将武乙劈死了。关于武乙的死，被雷劈可能只是后世儒家的一种说法，因为武乙的不敬鬼神，他们认为这是暴君的所为，而暴君当然应该受到上天的惩罚。从武乙晚年经常用兵于渭水流域的史料来分析，这位国王很可能是死于征伐西方方国部落的战斗中。

历史文献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诗经·大雅·大明》

风云暗涌

武乙死后，他的儿子文丁成为国王，周氏族的季历特地进贡表示庆贺。

第二年，族居在燕京山（今山西静乐东北）一带的燕京戎叛商，季历率兵前往征伐，结果大败而归。两年后，季历又率军征伐族居在佘吾（今山西长治市西北）的佘吾戎，佘吾戎战败，表示愿意向周氏族纳贡。

季历很高兴，特地到商王朝报捷，文丁于是任命季历统一掌管商王朝西部地区征伐的战事。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季历又出兵征伐了三个西方的部落，全都大获全胜。见季历征伐了西部地区许多的部落，还将其土地、人口并入周氏族，把大量战俘变为了奴隶，文丁有些坐不住了。

一次，季历又征服了一个大方国，亲自到商王都献俘报捷。文丁表面上装作很高兴的样子，不但把祭祀时使用的美酒赏赐给季历，还加封季历为西伯（统率西部地区最大的诸侯）。可当季历要辞朝回自己的部族时，文丁突然下令将季历囚禁起来，只将季历的随从放回。季历一气之下，死在了商都。

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继位为周侯，决心为父亲报仇。不久文丁病死，他的儿子帝乙继承了王位。姬昌认为时机来了，发兵向商朝进攻。帝乙知道姬昌是要为其父报仇，他也感到父亲文丁的做法实在太过分，决定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姬昌，采取和亲的办法来缓和一下与周氏族的矛盾。

当时，周氏族的势力虽然有所增加，但考虑到帝乙毕竟还是统领全国的天子，叛商者少，臣商者多，伐商没有十足的把握，姬昌便答应了和亲。为了拉拢周氏族，帝乙特意备办了十分丰厚的陪嫁财物，并派自己的亲军卫队护送妹妹至周成亲。姬昌也尽力把婚事办得隆重盛大。因周族人自称“小邦周”，称商为“大邑商”，而今能够与商王之妹联姻，觉得是“天作之合”，此事史称“帝乙归妹”，一时传为美谈。周氏族的人还为此歌唱道：“我们的王姬昌啊，恭敬谨慎又端庄。懂得如何敬上天，招来福禄无限量。品德纯正不邪僻，四方归附民敬仰。上天监察人间事，天命已经归周邦。上天为他找配偶，她的家乡是合阳，就在渭水另一方。姬昌赞美多称扬，莘国有女真贤良。莘国大姒多娇艳，好比天上女神仙。纳下聘礼定吉祥，姬昌迎亲渭水边。聚集船只做桥梁，大显光辉人人欢。”

就这样，商、周双方皆大欢喜，重归于好，双方恶化了的关系得到了暂时的缓和。

商纣王亡国

缓和了与周氏族的关系后，帝乙的注意力转向了南边。此时，江淮之间的夷族又强盛起来，准备大举进攻商朝。帝乙在位的第九年，出兵征伐岛夷和淮夷，半路上受到孟方（今河南省睢县附近）的截击。帝乙率领诸侯打败了孟方。第二年，帝乙继续南下征伐夷族，到达淮水流域的攸国，和攸侯合兵攻伐夷族，取得了胜利。帝乙在位的第十五年，再次率领诸侯南征夷族，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战役，终于平定了东南方，迁都于沫（即朝歌，今河南省淇县）。

帝乙在位二十六年后病死，儿子帝辛继王位，他就是后世称之为“纣”的亡国之君。

暴虐的纣王

“纣”是后世给帝辛的谥号，意为“残义损善”。

帝辛并不是帝乙的长子，但因为他见多识广，力大无穷，不用武器，仅凭双手就可以格杀猛兽，能把九头牛倒拉着走，而且颇有辩才，因此很得父亲的喜爱，不惜违背祖制立他为王。但是帝辛骄傲、自负，以为他人“皆出己之下”。可以说，帝辛的聪明足够使他拒绝规劝，智慧也足够使他掩饰错误。

从帝辛登上王位开始，宫廷建筑就没有停止过。他花费七年时间修建了“瑶宫”，与宠妃苏妲己一同居住。皇宫中的肉像山林一样堆着，酒不是盛在瓶子里，而是盛在一个大池子里，酒波荡漾，可以在上面划船。帝辛和苏妲己就在这“酒池肉林”中举行宴会，男男女女都裸露着身子，嬉笑追逐，整夜狂欢，连续七昼夜大吃大喝，然后沉醉不醒。

帝辛与夏桀一样，对酷刑有着偏好，他创造的酷刑可谓五花八门。其中对人肉进行加工、烹煮尤为恐怖，包括肉醢、肉脯和肉羹。肉醢是将人剁成肉酱，肉脯是将人烤成肉干，肉羹是把人肉做成肉汤。这不仅使百姓受害，就是诸侯也难以幸免。商纣还发明了一种酷刑，称为“炮烙”，就是在铜柱子上涂抹膏油，下面燃烧炭火，让犯人赤足在铜柱上走过。可想而知，那是一定要滑下去的，滑下去便跌到炭火中烧死，而纣则最喜欢看人受这种酷刑时挣扎悲号的惨状。

苏妲己与帝辛有着相同的爱好，看到有人赤脚走过结冰的小溪，他们就命人敲碎那人的腿骨，研究他为什么不怕冷。看到孕妇，他们又下令剖开她的肚子，看看未出生的胎儿是什么模样。

帝辛有两个忠心的大臣九侯、鄂侯。九侯的女儿是帝辛的妃子之一，由于她不善于奉承帝辛，帝辛就把她们父女剁成了肉酱。鄂侯据理力争，也被剁成了肉酱。

周氏族的姬昌因为娶了帝乙的妹妹，也就是帝辛的姑母，一直与商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来到商的国都朝见，听到鄂侯被杀的消息后，叹了一口气，结果因此被逮捕。

姬昌被囚禁后，帝辛把姬昌的长子伯邑考处决。伯邑考，单名考，官职是邑，所以叫作伯邑考，伯是长子的意思。据相关神话传说演绎，伯邑考生性敦厚仁爱，为了营救父亲，他带了七香车、醒酒毡与白色猿猴三样异宝，献给纣王。妲己见伯邑考长相俊美，琴艺绝伦，欲加亲近，遭到了伯邑考的羞辱，于是对纣王说伯邑考调戏自己。伯邑考因此被割去四肢，万刃剁尸做成了肉饼，送给他父亲吃。为了图谋日后报仇，姬昌只好忍痛吃掉。帝辛见此情形，得意地到处宣称说：“谁说姬昌是圣人，连自己的儿子都吃。”由此解除了对姬昌的戒心。

传说西伯侯姬昌在得以返回故土后，刚刚踏上周的土地，便觉得一阵恶心，张口吐出了三只小白兔。他知道这是伯邑考的三魂所化，痛心地流下了眼泪。因为死去的伯邑考是伐纣之役的第一位牺牲者，他的魂魄到了南天门，太白金星就将他安在紫微星宫，命为尊贵之神，代表着尊贵、权力、帝皇，此为紫微斗数以紫微星为首的来源。

这时周部落献上大批名马、美女和珠宝，换回了姬昌。姬昌回去后不久便逝世了，临终时告诉小儿子姬发，一定要消灭商王帝辛。姬发于是开始积极备战。

看到形势日益严峻，商王朝的大臣祖伊向帝辛提出了警告。祖伊说：“天子啊，上天恐怕要断绝我们的国运了！那善知天命的人用大龟来占卜，觉察不到一点吉兆。这不是先王不力助我们这些后人，而是因为大王淫荡嬉戏自绝于天。因此上天抛弃了我们，不让我们安居饮食。现在我们的臣民没有谁不希望殷国灭亡，他们说：‘上天为什么还不降下威罚呢？’天命不再属于我们了，大王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帝辛瞥了他一眼，不屑地说：“我的命运难道不是早就由上天决定了吗？”祖伊反问道：“您的过错太多，上天已有所知，难道还能祈求上天的福佑吗？国家就要灭亡了，这一点从您的所作所为就看得出来。”不料帝辛不以为意，说道：“我应天命而生，不同于普通人，怕什么呢？”

帝辛的哥哥微子见到这种情况，估计终有一天会亡国，想要自杀，又想逃走，犹豫不决，便和太师、少师两乐宫商议。太师说：“死不是办法，不如逃走。”于是微子就逃到民间隐藏起来。帝辛的叔父箕子见微子逃走了，犹豫了很久，对身边也劝他逃走的人说：“我还不忍心离开啊！”于是箕子装成个疯子混在奴隶中，希望躲过迫害，可还是被帝辛抓了起来。

帝辛的叔父比干见箕子被囚，心想，有过错不劝谏就是不忠，怕死不敢说真话就是不勇敢，即使劝谏不听被杀，也是算尽到忠臣的责任了。于是下决心冒死强谏。帝辛被比干责问得无言以答，就问比干：“你为什么要这样坚持呢？”比干说：“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士有诤友。下官身为大臣，进退自有尚尽之大义。我为的是叫你痛改前非，保住商朝的江山。”比干连续三天进谏，帝辛恼羞成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现在我要拿你的心来验看一下。”于是就命人剖开了比干的胸膛，挖出心来观赏，并且用火焚毁比干的脸。为掩饰妄杀大臣的罪恶，帝辛还下令说：“少师比干妖言惑众，赐死摘其心。”

相传比干死后，天降大风，飞沙走石，卷土将比干的尸骨埋了起来，在牧野（今河南省卫辉市）形成了一座天然大墓，因此被称为天葬墓。后来天葬墓四周生出许多没心菜和空心柏树，象征比干为国尽忠，耗尽了心血。帝辛杀害比干后，还要将比干满门抄斩。比干的妻子当时怀有身孕，跑到一片树林中躲了起来，生下一子，取名坚。帝辛派兵去寻找，要“斩草除根”，找到了比干妻子藏身的地方，问她怀中之子姓什么，比干的妻子急中生智，说道：“姓林。”因此躲过了灾难。从此，林姓人都以比干作为自己的祖先。

而在神话传说《封神榜》中，描述比干有一颗“七窍玲珑心”，也就是一颗天生有七个洞的珍奇心脏，因此被妲己要求剖出来供纣王观赏。比干因姜尚的法术保护，服食神符后可以保护五脏六腑，剖出心脏后仍然不死。但剖心后若在路上遇见人卖无心菜，比干必须问他：“人若是无心如何？”若卖菜人回答：“人无心还活。”则比干可保不死；若卖菜人回答：“人无心即死。”比干就会立即毙命。结果比干剖心后遇见卖菜妇人，询问后妇人回答：“人无心即死。”比干顿时血流如注，大叫一声一命呜呼。后来周武王灭商成功，姜子牙追封比干为文曲星。由于比干没有“心脏”，玉皇大帝让他下凡做了灶王爷。因为他是没有心计、不斤斤计较、看待事情不偏颇的人。

事到如今，敢于进言的臣子都被杀光了，帝辛的日子也走到了尽头。

比干（商王子）

商朝沫邑人（今河南卫辉北），被誉为“亘古第一忠臣”。比干被纣王摘心，死后葬于新乡卫辉，后周武王灭商后，修整商朝贤臣比干的坟墓，封比干国神。孔子称“微子”“箕子”与“比干”为“三仁”。后来，姜子牙助周灭纣成功，奉元姶天尊的法旨封神，而比干被追封为北斗七星中心的天权宫“文曲星君”。

大规模的征伐

不过，要灭亡帝辛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毕竟这位末代君王也有着不同常人的雄才。

帝辛为了制伏东南夷的骚扰，一改先君帝乙的征伐办法，注重用兵策略，命天下各路诸侯选派武功高强的勇士集合起来，进行大规模的演练，以此向东夷展示其军事实力，致使东夷面对强大的殷商王朝，也不敢轻举妄动。

为了扩展疆土，帝辛也曾经亲自率兵征东夷、伐八方，使疆土面积不断扩大，并将中原文化传至淮河、长江流域。淇县的民谚说：“帝辛的江山，铁桶一般。”

在征战当中，殷王朝获得了大量的财物和俘虏，国力也大大地增强了。为了巩固江山，帝辛在朝歌城外围扩建了三道城墙，城池规模庞大，坚不可摧，展现出“邦畿千里”的大国风貌。不但如此，帝辛还将王城向南扩展一倍以上，称为“二道城”，以此显示朝歌城的繁荣和坚固。

除此之外，帝辛还废除了杀戮奴隶和俘虏的旧制，让他们发展生产，并积极推广使用耕牛，开展集体生产，普及雍土施肥和灌溉排水等先进的耕作技术。

可是也正是由于大规模的征伐，使得国家财政紧张，太多的俘虏并没有真正臣服于商王朝，也带来了隐患。

历史细读

比干庙位于河南省卫辉市城北七公里，从周武王克殷而封，迄今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其庙建于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因墓立庙，还有孝文皇帝拓跋宏所提“吊比干文”碑。比干庙内还有个石碑，据说是孔子用剑刻的，上书“殷比干莫”几个字，因为这是孔子留在世上的唯一真迹，被称为“天下第一碑”。因为碑下就是土地，所以孔子写个“莫”字而不是“墓”字。

伐东夷牧野败亡

帝辛无休止的征战，让人们的生活很是痛苦，渐渐离心离德，加之这位君王的生活奢侈无度，弄得国家财政十分紧张，始终得不到缓解。为了弥补费用的不足，帝辛下令在全国增加赋税，规定属国进贡的方物由每年一次增加到两次。在这一时期，能够按时进贡的属国已逐渐减少，帝辛为了显示商族的王室威严，下令召集各诸侯前来黎地（今山西黎城）相会。

黎地距商都很近，各地诸侯到达后，发现会场上刀枪林立，戒备森严。原来，帝辛有意在诸侯面前示威，特地举行了一次规模极其壮观的大阅兵。武力震慑后，帝辛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要各地根据自己的特点加倍按期进贡赋税和特产。在强大的武力威逼下，各诸侯只好表示同意。

不想东夷的首领没等散会就逃跑了，然后宣告拒不纳贡。帝辛恼羞成怒，决定再次征伐东夷。打仗就要用钱，此时国库早就空了，除了压榨百姓，就是让诸侯国进贡了。帝辛索性来了个狮子大开口，从粮食到家畜家禽，再到玉器，无所不要。

东夷各部落当然经不起商朝的大军压境，经过几次战斗后，只好投降。正因为帝辛将军队大批的调去征伐东夷和戍守在东南地区，放松了对西部周人的警惕，姬发趁机率兵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联合了庸、蜀、羌、茅、微、卢、彭、濮等邦国，举起了伐商的大旗。

此时，帝辛还沉浸在打败东夷的欢乐中，整日在鹿台喝酒、跳舞。等到得知姬发率兵前来征伐时，周国和诸侯的联军已经抵达孟津（黄河渡口以南）了。帝辛慌忙之下，将王都附近的奴隶、囚犯都组织起来，又调集了所有能调动的军队，七万大军就这样在匆忙之中出征了。

商朝的军队数量虽多，但是正规军不多，且士兵都无心打仗，其中很多人反倒期望周王姬发胜利。双方军队在牧野布阵对战，战争刚刚开始，商朝军队便倒戈了，引领周朝军队进入了首都朝歌。

帝辛见大势已去，登上他收藏宝物的鹿台，对还守在他身边的一个封宫官朱升说道：“我后悔啊！不该不听群臣的劝说，被馋奸迷惑，以至有今日之祸。我身为天子，若是落在这些庶人的手上，肯定会遭到侮辱，你去取些柴草来，我要和这座台同焚。”朱升不忍行动，帝辛又说：“去吧，这是天亡我啊！”于是帝辛在鹿台自焚而死，商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人面钺

钺是代表王权的信物和体现国家法律尊严的器物。这件人面钺出土于山东益都苏埠屯。钺身做成镂空的人面纹，眉、眼、耳、口、鼻俱全，因为钺用于斩杀，同时象征权力，所以一般饰纹都是十分狰狞的人面纹或者是饕餮纹。

饕餮纹钺

钺两角外侈，前有弧形刀，平肩身内缩，内扁宽。钺身铸有饕餮纹。钺在当时也是权利的象征。

商代的政治制度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大意是说，商朝的礼仪制度是在沿袭夏朝的基础上有所增减制定出来的，周朝的礼仪制度也是以商朝为基础并有所增减而制定的。所以，商朝制度上承夏朝，下启周朝。商朝处于我国奴隶制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是“三代”中的第二代，继承和发展了夏朝已经确立的政治制度，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政治制度。

商朝的政治理念也比较倾向于神权观念，商代统治者“尚鬼”“尊神”，有祖先崇拜和上天崇拜的观念，所以他们所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就是依据天地鬼神的意志来统治国家。

政治疆域

“内外服”制度在商代政治制度中具有显著的特点。“内服”指的是商王直接控制的国家中心地带，“内服”中“王畿”的面积最大、地理位置最好，自然条件也最优越，其范围大概包括现在的河南全省、河北南部、陕西东部、山西南部、湖北北部及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这一范围内，正是广阔的平原，居“天下之中”，交通便利，便于四方诸侯来朝和加强对四方诸侯的控制，自然条件上土地肥沃，适宜于农牧业生产，因而为商朝统治者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外服”指的是中心地区以外由商王分封或由他承认的大小不等的诸侯国控制的地区，这些地区不仅面积小，而且经济开发迟缓，国力较弱，往往还要依靠中央王朝的支持才能生存下去，这种制度就形成了商朝“强干弱枝”的格局。诸侯要向商王进贡，与商王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

诸侯在边地拥有相对的独立性，只要他们服从于中央和商王，商王就对其内部事务不加干预。

这种政治制度决定了商朝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而是以都城(大邑)为中心，由“王畿”和四周远近散布着的几个或几十个诸侯国组成的联合体，在诸侯国之间存在着空隙地带，这些空隙地带上又有可能存在着不听命于商朝甚至与商朝敌对的部族和小方国，包括今东北地区有肃慎，滦河下游有孤竹，内蒙古东南部和山西境内有鬼方、土方，陕西北部有羌方、犬戎、熏育（荤粥），西部有周、氐，西南地区有巴、蜀，长江中游地区有濮、楚人，淮河流域地区有淮夷等。所以一旦商朝衰落，中央对诸侯和方国的控制力就将消失。

虎食人卣

卣是古代用来盛酒的酒器，也有认为卣是祭祀时用来盛放香酒的。卣的基本形制为短颈带盖，鼓腹圈足，有提梁。此器很有特色，做成了虎食人的形象，虎的前爪抱一人，虎口大张似欲噬人。造型奇特，题材诡异，是青铜器中的珍品。

据《尚书·商书》记载,“自契至成汤,八迁，汤始居亳”，意思是说，从商朝始祖契到商朝建立者汤，一共经历了八次迁都，汤建都于亳。从成汤灭夏建立商朝到盘庚，商朝又经历了五次迁都，最终定都于殷。不过从商代遗址发现的地域分布来看，今天河北省西南部和河南省中北部地区是商朝的统治中心。盘庚迁殷后，国势日渐强大，到商王武丁继位之前，商朝的疆域在北面扩展到了易水，南面抵达了淮河，西到太行山脉，东至大海。武丁当上商王之后，在他的经营之下，商王朝的疆域更为扩大，东北可能到达了辽宁，南抵江淮（湖北黄陂盘龙城即为归附商朝的一个方国），影响力甚至到达了江南，西北越过太行山进入山西，成为古代东方的强大奴隶制国家。

商朝还实行劳役租“助”，就是要求农人助耕公田，收获都要交给统治者所有，比例大概占到农人收获的十分之一。

政治机构

在政治机构的设置上，商朝与夏朝相比更趋完善。基于内外服制度的商王朝的职官，有相应的在中朝任职的内服官和被封于王畿以外的外服官之别。商王朝中央和居住在国都中的贵族官僚属于内服官，各诸侯国和臣服于商王朝的各方国首领则属于外服官，内、外服官僚与商王的关系有所不同，中央的官僚贵族享有世袭特权，但上自国王的辅佐大臣，下至一般官吏，都是由商王直接任免的，其官职根据王朝的利益而随时变动，尤其是重要官职更是如此。内服官中又分外廷政务官和内廷事务官。

这些职官根据性质又可以分为政务性行政职官、主管经济生产的事务性职官、军事性职官、宗教文化类职官和国王宫廷职官五大类。其中最高的政务官是协助商王决策的“相”，其他高级官吏统称为卿士。我们所熟知的“三公”，则是因人而设的一种尊贵职称，在商朝时并不常设。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朝还根据需要新增设了一些职官，譬如商代的畜牧业比较发达，专门设立了牧场放牧，于是新增设了“亚牧”“牧正”等职官；为了满足军事训练和统治阶级游乐、打猎的需要，又增设了“犬”这一职官；在军队中，虽然还是实行文武不分的制度，但是一些专门军事性质的武官已开始出现，有“师长”“亚”“射”“马”“戎”等职官的设立。此外，常见的官职还有掌占卜、祭祀、记载的“史”“卜”，掌祈祷鬼神的“祝”，掌记载和保管典籍的“作册”（又称守藏史、内史）。作为乐工之长的“太师”“少师”，职能与周朝以后并不相同。

留存下来的卜辞中所载的商朝诸侯有近50个，最著名的有仓侯、舞侯、犬侯、侯告、侯专、杞侯等。甸在卜辞中称为“田”，“多田（甸）”即指许多甸职官员。男在卜辞中被称为“任”，有名的有而任、戈任、名任、卢任等等。在已发现的卜辞和金文中所见的商朝内服官有五六十种，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百僚庶尹”，包括地位很高的旧臣、老臣以及商王的近侍之臣；第二类是“惟亚惟服”，主要是一些与商王关系密切的军职官员；第三类是“宗工”，指的是负责王室祭祀和某些具体事务的官员；最后一类是“百姓里君”，指管理地方上诸族与普通民众的官员。对于各个诸侯国的首领，商王也握有任免权，他既可册封诸侯以土地，又可从诸侯那里收回已经册封的土地，即使是诸侯世袭占有的土地，商王也可以强行索取。

由于各诸侯国、方国的官吏并非由商王来任免，因此商王的专制权力在方国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能否收回地方贵族的封地取决于商王的实力及其对地方的威慑力。为了加强对方国部落的控制与监督，商王朝经常分封一些同姓子弟或异姓功臣为诸侯安插在原有的诸侯国和方国部落之间。商代的政治制度，无论是国家的内外服结构，职官系统的设置，还是刑法的制定等，都对西周王朝产生了很大影响。

名家评史

郭沫若曾根据甲骨文中有关土方的记载，认为土方在殷商时期是与商族发生关系最多、战争也最频繁的一个民族。他推断说：“土方距殷京（今河南安阳）约十二三日之路程，每日平均行程八十里计，已在千里之下，则土方之地望在今山西之北部。”

各方国

“方国”一词，一般是指夏、商、周时期与中央王朝相对而言的地方部族。商朝初期延续了夏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并有所发展，在商王所直接统治地区的四周，方国林立，据史籍载，商初号称有“三千”诸侯，仅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所记载的方国就有土方、井方、巴方、羌方、印方、龙方、虎方、鬼方等。方国的首领被称为“白”，也就是“伯”，譬如土白、井白、羌白等等，周文王也有“西伯”之称。商王畿周围的方国经常对商朝进行侵犯掠夺，为了免除这种侵扰同时也为了扩大领土，商朝也不断对这些方国进行军事行动，有的方国被征服之后即纳入商朝的势力范围，改称为“侯”，并且开始向商王纳贡。

商朝的文告中所说的“万方”其实就是夏朝时候所说的“万国”，方就是地方之国。方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与中央朝廷可以分庭抗礼,通常这些都是古老的氏族部落,在汤灭夏朝之前，商对于夏王朝来说是方国，但在灭夏以后，商就不能再称为方国，而是取得了正统地位的中央王朝了。商王分封族人或是功臣为诸侯所新增的诸侯国，往往会夹在方国与王畿之间，目的就是监视与钳制方国，并保卫中央。甲骨文中常常见到的一个方国是土方，是尧、舜至夏、商时期活动在我国包括山西、陕西一直到内蒙古以北地区的古老游牧民族之一，今天所说的土方族是广义性的称谓，因为从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来看，这一族称所代表的群体，大概还只是处于一个部落群的阶段，其文明程度和经济水平当时远远落后于商王朝。

因为距离王畿较近，土方屡屡侵夺商地居民，曾进入商东郊劫掠两个居民聚落，所以商王武丁在征伐土方的过程中，用两三年时间消灭了土方，土方之地也成为商朝的领土。在甲骨文中，除了有“王省土方”“伐土方”“征土方”等多处战争记录外，同时还有“贞卜土方贝与不贝”的记述，也就是关于殷商与土方之间进行实物交易的记载。另外在西北的甘肃、青海地区还居住着羌族部落——羌方，像土方一样，羌方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由于社会生产力落后，各部落分布地域又广，彼此分散居住过着农牧生活，羌族一直都没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诗经·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说明商朝初年，羌族曾臣服于商王朝。但是到了商朝的晚期，由于商朝经常发动征伐羌方的战争，俘掠羌人作奴隶从事繁重的农田劳动或田猎，甚至经常杀死或活埋羌人奴隶作为商族祭祀的牺牲。在商王朝的奴隶中，羌族奴隶的命运可能是最悲惨的，所以到了商朝末年，羌族加入了周武王伐商的军队参加了灭商的战争。

方国大多是独霸一方的少数民族部落或商朝的异姓诸侯国，它们当中有些可能是商王朝的盟国，例如邢方、犬方等；有些则有可能是商王朝的敌国，经常与商王朝发生战争，据说商王武丁时与商朝交战过的方国部落达六七十个。当时，北方和西北方的方国是商王朝的主要边患，其中以鬼方为最强，商朝与鬼方之间的战争无论在规模还是持续时间上都是当时之最。鬼方的中心分布区后来西迁到了陕西北部和山西北部的黄河两岸，因此成为了商王朝西北地区强大的方国。

武丁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才将鬼方征服，使之变成了商王朝的盟国。商朝晚期，鬼方经常南下西进，侵犯当时居于陕西西部泾水上游的周族，逼迫周人迁往岐山之下的周原地区。有人认为，商、周间的鬼方，就是后来秦汉时期的匈奴。由于地缘与商和北方鄂尔多斯地区相接，频繁的接触使鬼方受到中原文化及游牧文化的双重影响，其青铜兵器中的玲首剑、马头刀以及弓形金饰、金耳饰等都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风格。

而在今天中国大地的长江以南地区，也被发现存在过一个很著名的方国名叫新干方国，位于鄱阳湖——赣江流域，从地理上来说新干方国依靠丘陵起伏、水泽密布、土地肥沃的天然优势，建立了相当发达的农业，从大量出土的青铜礼器、兵器和农具来看，可以推断新干方国是一个与殷商王朝并存发展并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地域方国，新干文化应该是江西樟树所发现的吴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商代是一个诸侯、方国林立的时代，作为一个中央王朝，以商朝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在军事力量和交通状况上，都不可能对广大的地区进行治理，因此只好保持原有的方国或有意分封一些功臣子弟为新的立方国，使其成为一个政治实体，让他们在政治上服从于中央。

商代的文化艺术

商朝最闻名遐迩的文化成就是甲骨文，这种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总共有四千以上的单字，并且体现出了“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的构字原则。商朝的天文历法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当时的历法与今天的阴历已经十分接近。青铜器皿是商代雕塑艺术成就的最高代表，许多出土的殷商青铜器上面装饰有绚丽的花纹。考古发现还显示，商代已经出现了埙、磬、革鼓和铜铙等乐器，还可能已有了琴瑟之类的弹拨乐器。

殷墟与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代文化成就的代表。这种雕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之所以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因为它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古代文字，而且它本身已经具有了较为完整的体系。

商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背面

远古时代，人们每遇大事都要占卜吉凶。他们把占卜的结果记录在龟甲和兽骨上，这就是甲骨文。在殷墟遗址出土的十余万片占卜甲骨中，以这种刻有象形文字（甲骨文）的甲骨最为珍贵，这些甲骨文是研究古代文字和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郑州商城

殷墟的浩大，让发掘它的考古人员惊叹不已，而要想知道商朝时期的城市面貌，最好的遗迹则是郑州商城。据考证，它是我国第一座具有规划布局的都城。

郑州商城是一座拥有宫城、内城、外郭城和护城壕的规模庞大的城址，其防御体系是通过外郭城和护城壕与东部湖泊内的大面积水域构成的。城内分布着手工作坊、祭祀窖藏、青铜礼器、防御设施和配套的供排蓄水系统。

这座庞大的都城，城墙是坚实的夯土墙，护城壕与城墙走向平行，防御的性质十分明显，内城内部均为宫殿遗址，规划的比较规整。内、外两个城的建筑年代不同，内城建于先商时期，外郭城的年代略晚于内城，说明郑州商城是逐渐扩大的。

内城除了宫殿基址外，还发现有宫城墙、规模宏大的蓄水池、排水沟、大型夯土水井等。而外郭城内则不同，主要为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祭祀坑等。

甲骨文

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古文字资料。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

之所以把字刻在龟甲、兽骨上，是因为商代人好占卜，崇拜祖先，也崇拜鬼魂和管理鬼魂的神灵，乃至于鬼魂所居住的山岳河流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他们用火烧炙龟甲或者牛的肩胛骨、肋骨，甲骨因为受热不均表面会出现形态多变的裂痕，商代人根据这些裂痕来占卜。商王对占卜相当迷恋和依赖，其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往往都要通过占卜来判断吉凶。从战争征讨到疾病婚嫁，无论大事小事，商朝人在做决定之前都要征求祖先的意见，即向鬼神请示。请示的方法就是依靠占卜，占卜必须在隆重的祭祀典礼中举行，才能得到祖先的喜悦和赐福。于是祭祀就成了国家的第一要务，比军事和政治都重要。

商龟甲骨卜辞

商人在占卜时，先用钻子和凿子在龟甲或兽骨的一侧钻凿出槽孔，然后用炽热的金属在钻凿处烧灼，使甲骨受到烧灼时更容易爆裂，这样甲骨就会出现裂纹（兆纹），然后就可以根据兆纹判断事情的吉凶，并且把占卜的结果刻在甲骨上。

商朝人把占卜的结果，也就是祖先鬼神的重要指示，刻在乌龟甲壳上或其他兽类的骨骼上，作为记录保存，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甲骨文。

甲骨文献的内容十分庞杂，文字已经比较成熟，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现在对商朝历史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殷墟的发掘，也就是盘庚迁殷后，殷商都城的遗址。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在北京的中药店鹤年堂中发现，有一些出售的药材龙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他意识到这是极其珍贵的文物，于是开始重金收购。著名学者罗振玉得知这些甲骨来自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于是多次派人去那里收购甲骨，并对其上的文字作了一些考释，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其后王国维对这些甲骨文的资料进行了考据，进一步证实这里就是盘庚迁都的都城。

1928年到1937年间，为了寻找更多的甲骨，中央研究院组织考古队对殷墟进行了十五次科学发掘，后来由于抗日战争而停止，直到1950年后又重新开始发掘工作。在殷墟发现的甲骨中，已经辨认出几千个单字，能够认出来的汉字大约一千七百多个，现代的汉字就是从甲骨文中演变而来的。甲骨文中所记载的资料将中国的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而且对于甲骨文的研究，也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甲骨学。

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记载汉语的文字体系了。甲骨文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目前已经可以确定的甲骨文单字数量已经超过了四千个，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

这些文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却是基本一致的，都遵循“六书”构字方法体系。因此说甲骨文是后世中国文字的始祖绝不夸张。除了构字法已经比较成熟，甲骨文这种用刀刻成的文字还显示出了对书法艺术的追求。甲骨文虽然由于用刀刻制，不能够像用笔写一样随心所欲控制字形，以至于大小不一、错综变化，但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有人认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不同时期的甲骨文的风格类型可分以为劲健雄浑型、秀丽轻巧型、工整规矩型、疏朗清秀型和丰腴古拙型。尽管甲骨文是契刻出来的文字，但多有书法之美。

这些文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其主要的特点是：在字的构造方面，有些象形字只注重突出实物的特征，而笔画多少、正反向背却不统一。甲骨文的一些会意字，只要求偏旁会合起来含义明确，而不要求固定。因此甲骨文中的异体字非常多，有的一个字可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写法。甲骨文的形体，往往是以所表示实物的繁简决定大小，有的一个字可以占上几个字的位置，也可有长、有短。因为字是用刀刻在较硬的兽骨上，所以笔画较细，方笔居多。

在甲骨文发现之前，甲骨是作为药材“龙骨”出售的。龙骨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山海经》一书中。中草药中也有龙骨这一味药，明代大医药家李时珍对其药效的描述是：龙骨味甘平，能生肌防腐。当然，龙骨并不是龙的骨头，而是古生物化石或上古时期的兽骨。

据传闻，最早把龙骨当药材送进药铺的，是一位名叫李成的剃头匠。李成常年背着剃头挑子走街串巷，生意却不好，这时身上又生了疥疮，没有钱买药。李成见河边地头有许多甲骨，就用石头砸碎，碾成粉末涂在身上的疥疮处以止脓水。出乎意料的是，这甲骨的粉末不但止住了流淌的脓水，疥疮也结痂、消退了。李成把这些甲骨拿到药店出售，当场演示了一番，药店的掌柜收下后翻阅医书，终于明白这些甲骨就是中药里所谓的龙骨。从此，甲骨就作为药材在药店出售了。

历史细读

甲骨文中记载商王田猎出行、战争、祭祀等等，十分关注雨情的影响，如：

乙卯贞，侑岁于祖乙，不雨。

甲寅贞，在外有祸，雨。

贞不雨，唯兹商有乍祸。

商代的宗教和艺术

殷商以来，形成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天地崇拜，承前启后，成为中国古代固有宗教观念的发展模式。宗教观念的渐渐形成，又对商代的艺术产生一定的影响，许多艺术形式都与宗教有关。商朝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这些艺术成果是当时人们智慧和汗水的结晶。

自然神崇拜

人类对于自然的崇拜产生于远古时代，进入殷商文明时代以后，依然保留着很多自然崇拜的痕迹，并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随着农业的出现，人们为祈求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而产生对天的崇拜，商朝人对于日、月、星辰以及风、云、雨等自然现象都有祭祀和崇拜的宗教活动，人们的宗教观念也已经从万物有灵的原始自然崇拜发展为自然人格神崇拜。

日神和月神是商代重要的自然神，商人视日神为自然界的天神之一，它具有变幻天象、刮风鸣雷等等神力，是一位有着善与恶两面性的中性神，但它往往能够预示灾警。对于日神的崇拜和信仰，其祭祀的礼仪有两类：一是在发生日食的非常时机；二是以礼拜日出日落为特殊内容。对于月亮，从卜辞来看虽然也作为神加以祭祀，但是其隆重程度远远不如日神。

上古时代因为雨水直接关系到农作物的生长收成和其他生产活动，对于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都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所以在气象诸神之中是最受重视的。商朝还有一种祈雨之礼，是先奏乐然后舞蹈，有时会连续多天举行。商人曾经排列四方之名和四方风名，“四方”之地和“四方”之风都在神灵的行列之中。祭祀云神也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商人已经注意到云和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对于天上的诸自然神如云、雨神的作用是一整套综合的宗教观念，它们并不是独立发生作用，而是要祭祀各种有关的神灵，譬如祭云是和祈雨有关系的，各种颜色与形态的云出现的时候，都是特定的灵性征兆。从原始社会一直到商代，对于各类气候现象都有迷信和崇拜，风、雨、雷、电、云、雪等等都是人们心目中的各种天神，除了这些自然现象的神灵，还有一些自然神也逐渐人格化，例如土神、河神、岳神。

虽然自然崇拜并不是一种成熟的宗教观念，并且其中大多数是迷信的成分，但是当时留下的相关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古人对自然现象的仔细观察和思考，尤其是甲骨卜辞中保留了大量商人对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等的观察和纪录，对于时辰的划分、计时法和历法的掌握，对于日照状况、水汽状况等等气象的纪录，都有很宝贵的价值，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农业生产、田猎等等情状，保存了商人对于气象长期观察和分析的结果。

商四羊方尊

作为酒器的“尊”一般为圆形，只有少数方尊。四羊方尊是我国现存商器中最大的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四肩、腹部及圈足设计成四个大卷角羊，其中羊角是先铸成后再合范浇铸而成，浑然一体，很难看出有接口。四羊方尊是商朝青铜文明的代表作品，它的高超工艺体现了商朝时期青铜制造业的先进水平。

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又叫灵魂崇拜，源自对先人的怀念。原始人把做梦理解为先人的灵魂作祟所致。从夏代开始，家族统治成为定制，这就使原始宗教的内容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帝王是世上的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就把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结合起来，商王在祭祀祖先时，用五种祀典，对上甲微以后的历代祖先轮番地、周而复始地进行祭祀。在安阳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场中，发现了上千个祭祀坑，武丁时一次使用的人牲就达数百人，这也反映了商王对祖先崇拜的重视。

人们祭祀祖先，为的是求得先人的保佑，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教观念，在构成和维系当时的国家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考古资料显示，到了商代后期，整个殷墟的结构反映了宗教对国家的巨大影响力，譬如宗庙宫殿、墓葬区和大面积的祭祀坑，从卜辞所记载反映的情况来看，商王和他下面作为家族长的贵族是占卜的主体，掌握着国家和家族的最高宗教权力，只有贵族统治者掌握着这方面的祭祀权，因而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进一步强化了王权，完善了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及其运转的机制，巩固了国家结构的等级性，是确保最高统治集团阶级利益的精神支柱，也塑造了中国早期国家的特点。

应该说，祖先崇拜是商朝人宗教信仰中的重中之重。比如，现在关于祭祀上甲微的卜辞有一千一百多条，祭祀成汤的卜辞有八百多条，而祭祀祖乙和武丁的分别是九百多条和六百多条。仅从数量上来看，祭祀祖先的卜辞就超过其他任何一类，而且在祭奠的规模、祭品的数量等方面也是极为隆重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用人牲来祭祀，极为隆重，就连诸侯方国也要献猪牛羊等牺牲来助祭。可见商王室的祖先神不仅是商王朝的保护神，而且是各个方国和部族的保护神，商朝的祖先崇拜是一个以商族祖先神为中心的各部族祖先神并存的系统。在他们的观念之中，祖先神具有很大的威力，不仅能够保佑商王和民众，而且可以降下灾祸给予惩罚，是商朝人们社会观念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于祖先的崇拜和祭祀，其实是对于他们功绩的崇拜，尊奉他们为农耕、田猎、畜牧、生育和作战的能手，或者对于摒除自然灾害有很强的能力，或者具备很好的德行。

对于祖先崇拜随之而来的就是制度上的周密和完整。商朝开创了宗庙制度的先河，把祖先的神主放入庙中供奉，并命名为某祖、某宗，如汤为太祖，武丁为高宗。有时单独祭祀某一个先祖，有时分组轮番祭祀，但是都反映了商人对于祖先的极高崇敬和敬畏，这些繁复的崇拜与祭祀，不仅仅成为了王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发挥着维系部族团结的教化作用，对于四方的各个诸侯、方国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也不容小觑。《礼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雕塑和音乐

商朝的雕塑艺术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就其种类而言，有平面的浮雕或浅刻，有半立体的动物形雕像，也有立体的雕像与塑像。

浮雕或浅刻多半是器物上的花纹，最常见的有饕餮纹、夔龙纹和云雷纹，有强调王权神圣的意义。这些纹饰常常从动物形象借以取材，所以常见的有蝉纹、鸮纹、鸟纹、蚕纹、龟鱼纹、牛头纹、鹿头纹、虎头纹等，构思巧妙，特色鲜明。安徽阜南的龙虎铜尊，上面的肩、腹浮雕龙虎纹都是一首双身，虎纹张口露齿欲食人，形象传神，制作精美。商朝的动物雕塑有半立体和立体的，半立体的动物形雕像一般小巧玲珑，通常见于奴隶主贵族的带钩等佩饰，所以质地通常是玉、石、蚌，有鸟、鱼、蝉、鸮、兔、虎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兽面等造型。

立体动物的塑像在商朝初期只有泥塑，到了商代后期，其他玉、石等等多种质料才多了起来，题材也更加广泛。有的遗址中还发现大批的动物形白石雕像，坐式立雕有的高约30多厘米，通常被用于房柱旁的装饰，但这些产生于三千多年前的作品今天看来依然是非常出色的艺术珍品。众所周知商代的青铜技术十分的发达，所以商代后期在铜器制造上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譬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已经成为商代青铜器的精品，四只羊的造型和布局同方肩尊的器形特点巧妙地结合起来，将青铜的铸造技术与造型艺术推向了极致。此外还有发现的其他鸟兽尊、觥、异形卣等都是仿效动物形象而造型，也都体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

以人像为题材的雕塑品，在商代前期只发现一件泥塑残品，但是到了商代后期，浮雕、半立体和立体人物雕塑品均有出土。在殷墟发现的雕塑遗物中，有十件玉石全身人像和人头像，姿态丰富，有的跪坐戴冠、腰束宽带，有的赤脚盘发、裸体文身；还有著名的三件戴枷男女的陶俑，形象都是免冠而着圆领衣，衣裙连在一起，雕塑作品都十分清楚地表现了不同的社会身份。

商代各种雕塑品虽然都是为了满足奴隶主的需要而产生的，渗透着奴隶主的思想，但是这些精湛的艺术作品却都出自于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因此表现了劳动人民极高的智慧和非凡的艺术才能。

商代音乐被认为属于巫文化的一部分。巫原本是原始社会之中拥有较多知识、能歌善舞的神秘人物，他们和史、卜、贞等一样，掌握着占卜的职务，传说能够传达鬼神的话、交通神人。从字形上看，“巫”的上下两横是指天和地，中间的人沟通天地两界，这种人就是“巫”。巫对当时国家的一切政治生活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占卜、祭祀的时候，巫都要唱歌跳舞来配合自己的行为，所以巫也是商朝精通音乐与舞蹈的人。

《尚书》书影

《尚书》是我国最古的官方史书。《尚书》中曾记载了发生于前1900年以前的一次日食，这是我国目前能看到的关于日食的最早记录。

在盘庚迁殷之前，商还处于奴隶制的早期阶段，在郑州二里岗等早商遗址中出土了二音孔和三音孔的埙，说明当时的音乐文化并不特别发达。而在祭祀等重大场合，由巫所主持表演的本部族的传统乐舞《桑林》和赞颂汤代夏立商武功的乐舞《濩》等等可以说是早商的音乐代表。《左传》记载着一则故事：商朝的后裔宋襄公在楚丘为晋侯举行盛大的宴会，晋侯提出想要看看宋国祖先的传统乐舞《桑林》，据说这个舞蹈是由用鸟羽化装成玄鸟的舞师与化装成简狄的女巫进行表演的。这段内容与《诗经·商颂》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诗句正好相符。结果看了这个乐舞之后，晋侯十分害怕，不得不躲到房中去，因为他十分讲究礼法，而这个乐舞看起来却荒诞不经十分粗俗，这正说明早商音乐是带有浓厚原始古风的。

在甲骨卜辞中有“乐”字，“乐”的繁体字偏旁为“木”，可见木质琴瑟之类的乐器在当时也已存在。甲骨文又有“舞”字，像人身挂有饰物翩翩起舞的形态。当定都安阳以后，商朝的文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出土于安阳殷墟的墓葬来看，包括有饕餮、夔龙等纹样的各类乐器，已经精细了很多，说明当时商朝已经具有了比较发达的音乐文化。

到了商代后期，乐器的品种就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而且制作的工艺水平也更高，打击乐器有铙、铎、磬和鼓等等。其中的铙与铎，本来是象征氏族贵族权力的礼乐器，用陶土制作，而现在保存在陕西长安客省庄龙山文化的商代素面铎却是用青铜铸造的，或手持演奏，或放置在座位旁演奏。多枚商铙组合在一起就可以组成一套“编铙”，大型编铙则比较稀少，现存实物仅见于湖南宁乡一带。商代的磬有石制、玉制和青铜制等多种，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单磬，一般体积比较大，在安阳武官村殷代大墓中出土的遗物就有虎纹石磬，不仅外形有瑰丽的纹饰，演奏出的声音也极为悠扬；另一种是编磬，一般也是三枚一套。商代的乐器还有鼓。其实早在原始时代已经有了鼓，叫作“土鼓”，鼓框可能是用陶土制成的。还有一种大鼓，鼓腔用木制成，外施彩绘，鼓面蒙有鼍（扬子鳄）皮，又称鼍鼓。商代的鼓品种繁多，一般鼓身下面有鼓座，上面有羽毛作为装饰。有一种大鼓叫“豐”，卜辞记载“旧豐用”说的就是使用豐鼓来演奏。

最早的吹奏乐器在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就已经发现，是出土的骨哨和埙。到了商代，吹奏乐器的类型已经十分繁多，包括埙、籥、和、言、竽等。埙有大小两种形制，均有五个按音孔，一般大小三枚组为一套。籥则是一种编管的旋律乐器。和据推测可能是一种小笙。言很像一种单管的吹乐器，专家推测可能是后世萧的前身。根据甲骨文卜辞记载，当时为了要新制一支竽，要在祖先面前占卜吉凶。从乐器的发展就可以看出，商朝的音乐还是比较发达的。

历史细读

甲骨卜辞记载，在“辛未”这天晚上，天空出现了一颗新星。有人解释认为，新星当是天文学上所说的变星，即本来亮度不大的星，平时用肉眼看不见，但是由于它的内部起了激烈变化，亮度突然增大，古人用肉眼看见了它，就叫它为新星。此外，卜辞中又常有“星”“其星”等说法，推测都是星辰之星。

商代的科学技术

商代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天文历法和冶炼技术。天文历法上比夏代进步，天象学上也有新的发现，人们发现了火星、彗星，此外还有数学和疾病的记载。

天文历法

商代日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规定三百六十六天为一个周期，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录。在商代甲骨文中，有了最大为三万的计数，并且已经产生了十进制，有了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

司母戊方鼎

司母戊方鼎也称为后母戊方鼎，属于礼器。它是我国已发现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件。此鼎运用了分铸法，铸造时大约需要数百人甚至千人的参与，其高超的工艺体现了当时青铜冶铸技术的先进水平。

最令人惊诧的是，光学知识在此时也得到了应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

干支纪日法是商朝历法最大成就，也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纪日方法。商朝甲骨文保留了我国最早的观测日食、月食和发现新星的记录。

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录。虽然不知道商人是否使用到占星术，但他们已经懂得通过观察天象来制定历法。卜辞中关于日食的记载，目前已知的仅两条：一：“癸丑贞，日夕食……田？癸酉贞，日夕又食，佳若？”二：“癸酉贞，日夕又食，非若？”

甲骨卜辞中记载月食的比较多些，有的还记有月份，比如说：“癸未卜，争贞，旬亡祸？三日乙酉，月食，闻，八月。”“癸未卜，争贞，翌甲申，易日？之夕月食？甲，不雨？”

出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商代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历法，规定三百六十六天为一个周期，已经有大小月之分，并用年终置闰的方法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从甲骨卜辞的记录来看，当时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一年是十二个月，然后用闰月来调整一年的天数，使一年中的四季变化都能在一定的时间内。这个闰月，在早期卜辞中是放在应当置闰那年最后的一个月即十二月之后，所以叫“十三月”。这种历法既不是根据太阳运行所测得的以一年为周期的阳历，也不是以月亮阴晴圆缺的朔望月为基础的纯阴历，而是一种阴阳合历，所谓“以闰（月）定四为成岁”。春夏秋冬四季的分法，是起于春秋时代以后，在此之前，据推测只有春、秋两季。甲骨卜辞中所出现的“春”和“秋”两字，实际上都是一年的意思，“春秋”一词也有一年之意。另外商代的记日方法是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字相配合来表示，具体来说是从甲配子（甲子）到癸配亥（癸亥），逢六十循环一次。

甲骨卜辞中的日和夕是相对的，日指白天，夕指天黑以后至天亮以前的黑夜。夕字在甲骨文中和月字的形状完全一样，只有在辞例中才能区别出哪个是夕，哪个是月。所以商代一天内的时间分段，都是各有专名的。例如“明”和“旦”一样都是指天亮以后的时间。《说文》里面解释说：“旦，明也。”《淮南子·天文篇》则分“明”为晨明、明、旦明三段时间。而旦、明以后的时间叫作大采、大食或朝。大采、大食、朝以后的时间叫作中日，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正午”。中日以后的时间叫作昃，这个字的意思是太阳已经偏西，人们需要侧头去看太阳的形状。小食则是下午吃饭的时间，大食、小食其实也就是当时人朝夕两餐的时候。小食以后的时间叫作小采或昏、莫（暮），就是傍晚和夜晚。

除了天文历法以外，商代的数学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商代甲骨文中记载数字的最大计数为三万，并已产生了十进制，有了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

青铜冶炼技术

人类文明在5000多年前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即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文化发展阶段。我国的青铜时代大体上与夏、商、周同期。

最早的青铜器是一些体积较小的工具和装饰物。夏朝开始出现青铜酒器和兵器，但体积也都很小。到了商朝中期，青铜器的器型已朝多元化发展，并出现了精细的花纹和极具史料价值的铭文。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种类繁多，外形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早期青铜器以供贵族使用的礼器、饮食器、车马器、乐器等为主，为强化王权至上观念，纹饰多以神秘色彩浓重的云雷纹、饕餮纹为主。

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以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和安阳的殷墟最为著名，反映了夏商周时期中国青铜文明的繁荣景象。

青铜是铜、锡合金，也有加入铅成分的，因为呈现青灰色，所以被称为“青铜”。商朝的青铜器制造工艺十分发达，其制作的青铜器“以其优美雄伟的造型，古朴富丽的花纹，典雅丰富的铭纹，精湛的铸造工艺而闻名于世”，被称为青铜器的“黄金时代”。商朝时期，在青铜冶炼、铸造技术进步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几个工业制造中心，譬如安阳、洛阳和郑州等。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商业在较大程度上的发展，所以出现了“肇牵牛车，远服贾”，“大车以载，利有攸往，无咎”的场面，都是当时商业兴盛的证明。

铜器的制作，根据考古的发现和技术推测，冶炼铜器的程序，一般是经过选矿——配合——掺锡——铸范——修饰等五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精湛的技术。在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之中，还发现有数以千计的大小陶范。大型器物采用复合范，分成几部浇铸，然后合成整体，铸造工艺相当复杂。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青铜器司母戊鼎，重约一吨，没有千人共同参与，以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估计很难完成铸造。商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已经达到相当纯熟的程度，掌握了青铜合金的特点和性能，并且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使得不同用途的器物各有不同的合金比例。例如前面提到的司母戊鼎，其合金比例是：铜84.77%，锡11.64%，铅2.79%，表面上形状雄伟，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花纹秀丽，十分精致。如此巨大却又精细的工艺品，是需要极其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纯熟的技艺才能铸创造出来的。

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

三星堆古城处于商朝晚期，在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头像、立人像等证明当时这里的人们也进行过大规模的祭神活动。此青铜立人身高170厘米，是最大的青铜铸像之一。据推测它应该是主持宗教活动的巫师形象，或者是某个蜀王的形象。

其他青铜文化遗存

而与中原的青铜文化遗址同时期的一些非中原文明也异彩纷呈，表明中华文明发展的多源性。

内蒙古赤峰市的夏家店文化是我国北方金石并用时代早期青铜文化的典型，根据考古发掘发现，夏家店文化遗址分为下层和上层两个年代层，下层处在前2000年—前1500年之间，上层处在前1000年—前300年之间。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铜器、玉器、骨器等遗物，其中以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层内发现的青铜器最为重要，其生产技术水平足以与同时代中原地区最发达的文化相媲美，有力地驳斥了中国北方青铜文明“西来说”。

在江西樟树发现的吴城文化属于江南地区商朝青铜文化的代表，有“赣之魂”的美誉。根据专家的研究和分析，确定吴城文化分为三期，相当于商朝中期、晚期和商末周初，距今三千多年。该遗址属于一座古城邑，遗址内有房址、陶窑、墓葬、水井、宗教祭祀场所等，设施较齐全，还出土有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器物。吴城文化的发现证明了商文化对长江流域同样发产生巨大影响。

我国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了。与夏家店文化和吴城文化不同的是，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渊源就没那么深了，所以这里产生了很多至今也解不开的谜团，有“第九大奇迹”之称。四川广汉是古蜀国所在地，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使这个在战国时期被秦国所灭的小国的历史推至5000年前。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巅峰期与商朝所处时代大体相同，但出土器具却极富异域色彩。

专家在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一座城址，其建造年代至少在商代早期。城址东墙长1100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均为人工夯筑而成。遗址内部已经清理出房屋基址、灰坑、墓葬、祭祀坑多处，房屋多为地面木构建筑。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这里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壳、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最为精致。金权杖长1.42米，直径2.3厘米，重700多克，上有刻划的人头、鱼鸟纹饰，疑似象形文字。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人头像、立人像、铜树、铜鸟、铜鹿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高64.5厘米，两耳间相距138.5厘米，双眼突出，极富神秘色彩。立人像身高超过两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顶冠左衽，两脚佩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祭祀坑的年代约当商末周初，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的遗迹。三星堆的青铜树最令人叹为观止，一号大铜树残高3.96米，顶端部件已缺失，估计原高度至少为5米。树枝头栖息着九只神鸟，反映了古蜀人的太阳崇拜观念。青铜树的原型是哪种树至今并无

定论。

西  周

分封诸侯礼乐文明奴隶制开始解体

周族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在陕甘一带活动，后来以岐山之南的周原为主要的居住地。到了前11世纪初的时候，其势力日益强大，一面征伐附近小国，扩充实力；一面把它的都邑从周原迁到今天长安县沣水西岸，建成了丰京。它不断向东进逼的势态，加剧了与商朝的矛盾。西周除王室控制有青铜作坊外，诸侯国也有自己的青铜作坊，因此周代比起商代青铜产品的数量更多、用途更广，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周武王通过牧野之战推翻了商纣王，建立了周朝。为了控制东方的大片领土，他采用“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把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分封各地，建立了诸侯国。经过几代周王的征伐，西周成为地域空前广大的奴隶制国家，全国的土地与臣民，名义上都属周王所有，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王封给诸侯土地与臣民的时候都要举行授土授民的仪式，而那些接受分封的诸侯国都要定期朝见周王，并且有保卫王室的义务，向周王纳贡服役（包括兵役）。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土地渐渐变为私有财产，而新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私田的数量也在增加，这就让西周的经济基础井田制被逐渐破坏，动摇了其统治基础。

周王朝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机器，对域内实行有效的统治；制定的刑罚，比商代更系统；常备军数量也超过了商代，在宗周驻有六师，在成周驻有八师。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封建意义上的井田制、宗法制、礼乐制都在这一时期建立。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繁盛时期，农业和手工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发展。文字也被运用得更加广泛，除了在甲骨上契刻文字以外，现在发现的青铜器中有万件上都铸刻有铭文，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西周的农业、畜牧、纺织、冶金、建筑、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也有不少新进展，人们的生产、生活都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考古学家在西周墓葬中发现的人工冶制的铁器，说明至少在西周晚期人们已经掌握了人工冶铁技术。

任何一个王朝都免不了由盛而衰的历史命运。周朝到了第十代君主周厉王时，由于长期对外战争和贵族奢侈腐化，西周国力不断衰微，国内矛盾日趋尖锐。东方的夷族也时常侵扰周境，战事不断。噩侯驭方不堪周朝的奴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一度攻打到了成周附近，震惊朝野。周王慌忙派西六师、东八师前往周旋作战，却仍无力抵御，后来不得不依靠同姓诸侯的兵力增援。前841年，国人愤然起而暴动，冲进王宫把厉王赶走，由周定公、召穆公共同执掌朝政，史称“周召共和”。共和元年，即前841年，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周朝的衰败没有因“周召共和”和周宣王的短暂“中兴”而改变。在第十二代君主周幽王继位后，上演了一出荒诞的“烽火戏诸侯”的闹剧，以至于众叛亲离，终于被西北犬戎族杀死。

前770年，申侯和其他一些诸侯立周平王（宜臼）为王，平王将京都从宗周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历史上称东迁以后的周王朝为东周。从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朝起至前771年周幽王被申侯和犬戎所杀为止，西周总共经历了11代12王，大约275年。

西周世系：武王姬发>>成王姬诵>>康王姬钊>>昭王姬瑕>>穆王姬满>>共王姬繄扈>>懿王姬囏>>孝王姬辟方>>夷王姬燮>>厉王姬胡>>共和>>宣王姬静>>幽王姬宫湦

西周大事一览表

时间 事件

约前1046年 武王姬发灭商后，建立周王朝。

约前1046年 武王开始分封诸侯。分封纣的儿子武庚为诸侯，然后又将自己的三个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封在殷故国周边，以监视武庚，即“三监”。

约前1046年 纣兄箕子出奔朝鲜，周武王封其为朝鲜君主。

约前1046年 商朝遗民伯夷、叔齐因反对周武王灭商，拒食周粟而饿死。

约前1045年 武王因为操劳过度而病死。

约前1044年 周成王姬诵即位之时年龄尚幼，其叔父周公辅佐成王行政。

约前1044年—前1040年 纣的儿子武庚及“三监”趁机叛乱。

约前1044年—前1040年 周公解除了成王和大臣们的怀疑以后，毅然率兵东征平叛。

约前1044年—前1040年 周公经过三年的征战终于平定了叛乱，杀武庚和管叔，继而第二次分封诸侯，制礼作乐，营建洛邑。成王亲政后，大会诸侯于岐山。

约前1040年 周政权用分化、教育的办法安置殷商旧贵族，把他们迁徙到鲁、卫等国以及东都进行管理。

约前1040年 周公的弟弟康叔被分封到了今河南一带建立卫国，周公作文来告诫弟弟。

约前1040年 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地，后其子迁都后改国号为晋。

约前1038年 周公摄政七年后，还政于成王。

约前1030年 周公临终前要求葬在成周附近，成王为了尊敬他，把他和文王葬在了一起。

约前1020年 周康王即位，征伐鬼方，使天下安宁，“刑错四十年而不用”。

约前1020年—前995年 由于周康王继承成王的治国政策，周朝出现了“成康之治”的繁盛局面。

约前995年 周康王死后周昭王即位。

约前980年 周昭王为了防止南方的楚国势力壮大，攻打楚国，大胜并获得很多战利品。

约前977年 周昭王贪心不足，再次南征。南方造船工匠怨恨昭王，用胶粘的木板造船，因此渡河时船只散毁，昭王溺死于水中。

约前976年 周穆王即位，即是后世所称的“穆天子”。

约前976年—前922年 西方的犬戎不遵循礼制向周朝进贡，周穆王发兵征讨。

约前976年—前922年 周穆王命造父驾八骏巡游四方，留下许多传奇故事。据传他曾经出游西域，与西王母相见。他对淮夷等南方部落用兵，东及九江。

约前976年—前922年 周穆王兴兵征讨东方作乱的徐偃王，大胜。

约前922年 周共王即位。

约前922年—前900年 密国的密康公随共王游泾水，得到三个美女却不献给共王。共王大怒，攻灭了密国。

约前899年 这一年出现“天再旦”现象，是一次日全食。

约前899年—前892年 周懿王在位。

约前891年 周懿王死后，其叔姬辟方自立为王，是为周孝王。

约前891年—前886年 孝王在位期间北方发生大灾，大雨冰雹致使牛马冻死，江水和汉水全部结冰。

约前885年 周夷王即位。

约前885年—前878年 周夷王为树立威严，听信纪侯谗言烹杀齐哀公，又立哀公的异母弟弟为齐君，造成齐国内乱。

约前885年—前878年 周夷王征伐戎狄获得胜利，远方的诸侯都来朝拜。

约前877年 周厉王姬胡即位。

约前877年—前842年 厉王实行“专利”与“弥谤”的高压政策，国内发生严重虫灾，人民十分怨恨厉王。

约前842年 国人发生暴动，冲进王宫，厉王出逃。

前841年 周公与召公实行共和行政，这一年前是前841年，中国历史确切纪年开始。

前828年 周厉王死。

约前8世纪上半叶 毛公鼎铸成。

前827年 周宣王姬静即位，宣布废除籍田典礼。

前788年 周宣王丧“南国之师”。宣布料民，统计全国人口。

前823年 周宣王派尹吉甫讨伐猃狁，获得胜利。

前827年—前820年 周宣王统治时期，周朝疆域扩大，诸侯来朝，史称“中兴”。

前782年 周宣王在打猎的途中猝死，据传是被杜伯的鬼魂射死。

前781年 周幽王姬宫湦继位。

前780年 泾、渭、洛三川枯竭，岐山崩塌。

前779年 褒姒得宠，虢石父执掌朝政。

前777年 幽王废王后申氏，立褒姒为后，太子宜臼逃至申国。

前774年 褒姒之子伯服被立为太子。

前771年 申侯联合犬戎进攻镐京，杀幽王于骊山之下，姬宜臼被立为王，史称平王。

前770年 晋、卫、秦、郑四国诸侯护送平王东迁洛邑，西周结束。

周族的兴起

如果说商朝是以畜牧业起家的，那么周朝就是靠农业壮大的。周氏族以善于经营农业著称，是一个古老的部落。其先祖后稷曾为尧的农官，并与夏禹、商契一起服侍过舜。在陕西的周原，周氏族最终建立了国家，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被丢弃的后稷

周族的始祖是后稷，原来的名字叫“弃”，意思是“被丢弃的孩子”。

相传，弃的母亲姜嫄一天出去游玩，看到一个巨人的脚印，出于好奇，便把自己的脚踩了上去，回家后不久就发觉有了身孕，后来生下一个男孩。姜嫄并不想要这个孩子，于是把孩子丢弃到了一个狭窄的小巷里，想让过往的牛马把他踩死，可是当牛马通过小巷时，都小心翼翼地避开，没有一头牲畜踩到这个孩子。姜嫄于是又想把孩子扔到山里，可事有凑巧，偏偏这天有许多人在山里，姜嫄只好抱着孩子远远躲开。没办法，姜嫄索性把孩子丢在了河面的冰上，想让他冻死。哪里知道，一群鸟儿飞来，落在孩子周围，用羽毛盖在孩子身上。

看到这里，姜嫄认为这孩子一定有神灵保佑，决定把他抚养成人。因为一生下来就想把这个孩子丢掉，因此姜嫄给孩子取名为“弃”。

弃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喜欢收集各类野生植物种子，自己钻研种庄稼的学问，因此他的庄稼总能获得好收成。随着年龄的增长，弃开始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氏族里的同伴，周氏族的庄稼因此都长得很好。

尧听说弃的这个本事，任命他为管理农业的官——稷正，号曰后稷。弃把他种庄稼的一套办法向全国推广，果然获得了大丰收。由于弃管理农业有功，被舜封在邰，因封地靠近姬水，所以又称姬氏。由于弃对发展农业的巨大贡献，后人便尊崇他为农业之神或谷神，享受人间的祭祀。

不密兴农耕

弃死后，夏王只顾打猎游玩，不但不重视农业生产，连农官都一并废除了。弃的儿子不窋丢了官，索性带着族人放牧去了。不窋率领周部族迁徙到今天的甘肃庆城一带，这一带古称北豳，当时主要是以狩猎游牧为生的戎狄部族的活动范围。

不窋在当地定居后，发现这里的土地更适于耕种，而不是放牧，于是就决心发扬后稷重视农耕的好传统。不但如此，不窋还提倡饲养家畜、家禽，为周族早期的农业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定居下来后，不窋带领大家开挖窑洞，有崖的就直接打洞，无崖就挖坑，上面覆盖厚土，他们把这叫作“陶复陶穴”。据说不窋就出生在窑洞里，因此父亲为他起了不窋这个名字。“不”通“丕”，是大的意思，“窋”是洞穴，通“窑”。至今关中一带的人还喜欢住在窑洞里。这种建造简单、居住舒适实用的房屋，延续了数千年的历史。

为此不窋为民众所拥戴，大家修不窋城而居，以纪念不窋的功绩。不窋城遗址在今甘肃庆城县城东南三里处。据《庆阳府志》载：“周祖遗踪，即府城东山周祖不窋所居也。高阜平衍，远眺俯览，城郭山川豁然在目，遣怀寄兴者可以发幽思而宣湮郁。”历经数千年风雨洗礼的故城，如今只剩下掩映在荒草与灌丛中的断垣残壁。然而从这些仅存的物证中，依然不难想见当年不窋在此筑土修城时的艰辛与决断。

公刘迁豳

到了弃的曾孙公刘担任氏族首领后，一心想要将周氏族重视农业的好传统发扬光大。为了种出好庄稼，公刘一天到晚在田野上忙个不停。为了让农业得到更大的发展，公刘看中了比自己氏族所在地更加肥沃的渭河另一边的豳地。

为了得到那片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土地，公刘将居住在豳地的氏族打跑，率领自己的周氏族在这里定居了下来。虽然豳地土壤肥沃，但先前生活在这里的人过的是放牧生活，公刘于是率领大家伐树除草，开垦荒地。然后公刘丈量规划了土地，将土地分给大家来耕种，还规定每个家庭根据分得土地的多少向部落交税和助耕。从此豳地一天比一天繁荣起来。

公刘的丰功伟绩，在《诗经·大雅·公刘》一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此诗叙述了公刘带领周民自邰迁豳、初步定居并发展农业的史绩，塑造了公刘这一古代英雄的形象，堪称是周氏族的史诗之一。诗中唱道：“好心的公刘，他不敢安居只顾忙。忙着修田界，忙着谷进仓。干粮忙备好，用各种袋子装，大家和睦扬美德。弓箭齐武装，盾牌、长矛、板斧手上扬，迈开脚步向前方。好心的公刘，察看了这块地方。选地要人丁兴旺，建房要民心归顺又舒畅，没有隐患来潜藏。他一会儿上山坡，一会儿走到平原上。腰里带着美玉和宝石，还有装饰的佩刀。好心的公刘，来到众多水泉边，观看宽广的平原。他登上南边山冈，发现了叫作京师的地方。京师之地多辽阔，于是定居建造住房。寄居的有了房，谈笑风生好热闹，到处闹嚷嚷。好心的公刘，在京邑安家停当。走路轻快好繁忙，叫群臣就座入席。待到宾主都坐定，命令开始祭神灵。把猪赶出宰杀，用瓢舀酒浆。有吃又有喝，公刘为君王。好心的公刘，开辟土地宽又长，观测日影上高冈，山南山北勘察忙，看看流泉去哪方。把军队分成三组来驻防，洼地平地都测量，开出田地种食粮。山的西面也丈量，豳人的土地真宽广。好心的公刘，在豳又把房屋建。横渡渭水河，去采磨石和砧石。房基墙脚都修筑，民众康宁欢歌笑语。住在皇涧岸，面向过涧边。定居大众人丁旺，一直住到芮水湾。”

公刘死后，被葬在豳地附近（今陕西彬县以东土陵村南），墓丘因地形庞厚，势如蟠龙，故有“周墓蟠龙”之称。传说公刘死后，他的两个女儿各用衣襟包土，携带酒壶，欲渡河封土祭奠，适逢泾河涨水不能渡，无奈之下，便把土就地倾倒，酒洒土上，第二天就变成土垄，并形成了泉泓。大家都说，这是公刘地下有知，仍在保佑周人。

建都周原

到了弃的第三十二代孙古公亶父成为首领时，周氏族已经非常兴盛了，其他氏族的人见到周氏族的富足，纷纷跑来归附。

这一来，临近的狄人獯育部族眼红了。他们高兴时明目张胆地来索要粮食，不高兴时索性就手拿长矛前来打劫。古公亶父不愿引起争端，每次都主动把粮食、牛羊等送给他们。獯育戎狄的首领一看，干脆提出要周氏族送给他们一块肥沃的土地做牧场，还要周氏族的一些壮劳力给他们放牧牛羊。

听到如此无礼的要求，周氏族的人一个个义愤填膺，表示要与戎狄决一死战。古公亶父面对前来请战的人群，大声说：“你们大家让我当君主，为的是让我给你们多办些好事。现在戎狄发动战争，目的是夺取我管理下的这个部落的土地与人。你们大家想想，你们在我治理下生活，与在戎狄那里生活不是一样的吗？你们要与戎狄打仗，还不是为了我？战争一打起来，你们当中有的人的父亲或儿子就要战死。他们是为我战死的啊，这和我把他们杀了有什么区别？我不忍心干这样的事情啊！”

尽管古公亶父劝了半天，怒火中烧的族人依然要求用武力解决问题。古公亶父无奈，带着一些愿意服从他的人悄悄离开了。经过一番长途跋涉后，古公亶父一行人最终在岐山（今陕西岐山东北）下的平原停下了脚步。这里土地肥美，据说即便是种下苦菜，长出来也是甜的。古公亶父和这里居住的姜姓羌族妇女结了婚，定居下来。

周氏族的人本就十分怀念古公亶父，听说他定居岐山后，都陆续赶来，依然和古公亶父生活在一起。见族人越来越多，古公亶父便营造城郭，建筑房舍，把大家分成邑落定居下来。

周氏族的人从此在岐山繁衍壮大，他们赞颂古公亶父道：“拖拖拉拉，大瓜连小瓜，当初我们周族，杜水沮漆是老家。古公亶父，把山洞来挖，把地洞来打，那时候没把房子搭。古公亶父，早晨赶着他的马，顺着西水岸，来到岐山下。和他的姜氏夫人，来找地方重安家。周原土地真肥美，堇菜苦菜都像糖。大伙儿有了商量，神的主张刻在龟板上，说的是：‘立刻停下，就在这儿盖起房。’住下来，心安稳，或左或右把地分，经营田亩划疆界，挖沟泄水修田塍。从西到东南到北，人人干活都有份。叫来了司空，叫来了司徒，吩咐他们造房屋。拉紧绳子吊直线，绑上木板栽木桩，造起一座庄严的大庙宇。盛起土来满满装，填起土来轰轰响。登登登是捣土，冯冯冯是削墙。百堵墙同时筑起，擂大鼓听不见响。立起王都的郭门，那是多么雄伟。立起王宫的正门，又是多么壮美。大社坛也建立起来，开出抗敌的军队。对敌的愤怒不曾消除，民族的声望依然保住。拔去了柞树和棫树，打通了往来的道路。混夷望风奔逃，他们尝到了痛苦。虞芮的争吵要我们来评，文王感动了他们的天性。我们有臣僚宣政策团结百胜，我们有臣僚在前后保扶我君，我们有臣僚睦邻邦奔走四境，我们有臣僚保疆土抵抗侵凌。”

友爱的兄弟

古公亶父的妻子太姜虽然是羌族女子，但十分贤惠。他们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和小儿子季历。

季历长大后娶了太妊为妻，这也是一位像太姜一样品德高尚的女子，婚后不久便生下了儿子姬昌。据说姬昌出生之际，一只红色的小鸟落在了太妊屋子的窗户上，嘴里还衔着写满祝贺文字的帛。古公亶父非常高兴，说道：“我们家族有一代要兴旺起来了，大概就在昌身上要应验吧！”

太伯和虞仲知道父亲的心意是想让季历继位以便传位给姬昌，兄弟俩不愿季历为难，就一块儿逃到了南方荆蛮之地。古公亶父见他们兄弟友爱，心下安慰，可毕竟思念儿子，不久就病倒了。太伯和虞仲听说父亲病重，急忙赶回来探望，不想竟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季历见两个哥哥回来了，再三让位于太伯。可太伯坚决不受，又和虞仲返回了南方。在遥远的蛮夷之地，他们断发文身，改从当地人的风俗，表示永不回归周氏族。相传正月初九是太伯的生日，因为太伯三让王位，在南方创建吴国，开创了吴文化，人们为了纪念他造福江南的业绩，在无锡梅里建有太伯庙，每年太伯生日这天，设有梅里太伯庙会。这是无锡一年中的第一个庙会，城乡百姓到此朝拜，盛况空前，经年不衰。人们怀着虔敬的心情，祈望得到太伯的庇护，所以乡间流传有“正月初九拜太伯，稻谷多收一二百”的民谣。

季历因此成为周氏族的首领，招抚流亡的人来自己的氏族开垦荒地，土地越辟越大。他沿用古公亶父的政策，凡来开辟荒地的人民，只须每年交纳十分之一的收成，其余一概归农人自己享用。见季历努力施行仁义，许多诸侯都表示归顺他。

历史文献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诗经·绵》

季历与戎狄

自从古公亶父南迁岐山定居以后，狄人獯育部族乘机侵占了周氏族的祖居之地，远在固原草原地带的羌戎也越过六盘山，侵占了陇东的西部地区，在陇东形成戎狄杂居的局面。

季历执政后，为了防御戎狄的侵略，也为了收复失地，开始积极制造兵器，实行男子皆兵的政策，逐渐壮大了军事力量。等他们做了充分准备后，首先就攻打了远在固原的义渠部落，把义渠的首领捉来，献给了商王武乙。

这一次胜利让季历信心大增，更加积极地修整武备，准备再一次征讨西方邻近的戎狄。很快，战争又爆发了，季历率大军征伐西方的鬼戎部落，俘虏十二翟王。这个鬼戎部落，就是狄人獯育，季历终于报了仇，夺回了祖居之地。这次战争，迫使一部分鬼戎远逃内蒙古草原，一部分投奔了义渠戎。随着征伐的足迹，西方的许多部落都臣服了周氏族。

季历因战功卓著，引起了商王文丁的猜忌，不久后被囚禁而死。

孝敬周姜

此图选自清代画家焦秉贞所作的《历朝贤后故事图》。“孝敬周姜”（周姜即太姜）是在说姬昌（周文王）之母太妊孝敬太姜的故事。

姜尚遇姬昌

周族在西伯侯姬昌的时代空前兴盛。周人后来一直认为姬昌是唯一可以受命为灭商大业奠定基础的人，所以他们在诗篇和诰词里不厌其烦地颂扬姬昌的文治武功。

姬昌是季历的长子，即位时已经人到中年了。姬昌刚即位时，周的势力范围还比较小，据《孟子》的说法，姬昌是凭借方圆百里的小国开始创立丰功伟业的。周这时仍是商的属国，姬昌只得小心柔顺地与纣王周旋，包括忍受纣王的冤枉侮慢，以及在商王的祭祖活动中表现得毕恭毕敬。姬昌被商册命为西伯，即西方的诸侯之长。纣王的用意在于利用周来征服其他叛逆的国家，使他们重新归顺。姬昌也抓住机会，打着为商征服叛国的旗号，有计划、有策略地为自己东征西讨。事实上周的确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强力量，扩大势力范围。

姬昌采取有力的举措，拓展周的势力。

首先是重视并大力发展农业，积蓄经济实力。《孟子·梁惠王》等篇都说周文王姬昌实行仁政，先从划分田地开始。大小官员都有分地，子孙可以继承作为俸禄。商贾往来，关市不收税，也不禁止在水泽里捕鱼。一人犯法，亲属不受牵连。

姬昌施行仁政，即是推行封建制度。在当时，周国的政治对邻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商及其他小国的民众和不得志的贵族，有不少逃入周国。一开始姬昌被商纣王封为西伯，晚年他受天命称王。

一天，姬昌出去打猎，按照惯例，在出行前进行了占卜。哪知这一卦和平时不一样，没有占出这天打猎的收获，而是显示姬昌会得到一个能帮助他成就霸王之业的辅佐之人。

姬昌将信将疑地出发了，走到渭水南岸，看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在钓鱼。这老人见到姬昌打猎的大队人马，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依然静静地坐在那里垂钓。姬昌想到早上的卦辞，心中一动，便上前与老人搭话。一谈之下，两人都感到相见恨晚，愈谈愈是投机。于是，姬昌当即把这位钓鱼的老人请上了自己的车子，立为管理军队的太师。

这位钓鱼的老者名叫姜尚，字子牙。据说，姜尚的祖先曾帮助大禹治水，因功被封在吕地，姜为其族姓。到了夏、商时代，姜姓的子孙逐渐分化，古时常常“以地名氏”，因此姜尚也被叫作吕尚。姜尚的家里很穷，为了维持生活，年轻时曾在繁华的朝歌城里宰牛卖肉，当过屠夫。虽然他满腹经纶、才华出众，但却一直怀才不遇，只得混迹于市井，在失意中耗去了宝贵的年华。

直到遇上姬昌，姜尚的满腹才华才得以展露。姬昌事事与姜尚商量，一方面用各种计谋悄悄地动摇商王朝的统治基础；一方面加强实力，整训军事力量。没用几年，周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都大大超过了商王朝。

西周的建立

周氏族在姬昌的治理下已经具备了向强大的商王朝发起挑战的实力。当商纣王因残暴荒淫而众叛亲离的时候，姬昌的儿子武王姬发向商朝发起了致命一击，最终建立了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王朝——周朝，史称“西周”。

姜太公辅佐周文王

姜太公，本名吕尚，姜姓，字子牙，被尊称为太公望。虽然他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但在商朝却不被赏识任用。他已年过六十，满头白发，仍在寻机施展才能与抱负。后来遇到文王，佐周灭商，成就功业。

姜子牙的谋略

姜子牙帮助姬昌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如实行“九一租税制”，即农人租用公田，只缴纳九分之一租税的低税制度；给大大小小的官吏“分地”，作为官吏的俸禄，而且子孙可以承袭等。这样，调动了农人在官田上努力生产、官吏们自觉地搞好本人分地生产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周氏族还规定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人犯罪妻子不连坐，对外招贤纳士，许多外部落的人才以及从商王朝来投奔的贤士，姬昌都以礼相待，予以任用。姬昌自己生活也十分勤俭，穿普通人的衣服，还亲自到田间劳动，兢兢业业治理自己的氏族。对外，姜子牙协助姬昌韬光养晦，一方面让商王解除对姬昌的戒心，另一方面则极力拉拢其他叛商的诸侯国。

据《尚书大传》记载，姬昌在姜尚的帮助下一共干了六件大事。头一年调解虞、芮两国纠纷。虞（今山西平陆）、芮（今山西芮城）都是商王朝西方属国，可是他们不找商王裁决，都慕姬昌的威名，求他审断；第二年出兵伐犬戎，大败西戎诸夷，灭了几个小国；第三年攻打密须（今甘肃灵台），解除了北边和西边后顾之忧；第四年“西伯戡黎（今山西黎城）”；第五年伐邗（今河南沁阳）。戡黎、伐邗实际上是构成了对商都朝歌的直接威胁；第六年灭崇国（今陕西户县境），将周的都城由岐山周原东迁渭水平原，建立沣京（今陕西西安沣河西岸），继而向南扩张势力到长江、汉江、汝水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

不难看出，此时周氏族实际已控制了大半个天下，而殷商已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可惜的是，姬昌未能实现灭商的愿望便撒手归西了。

姬昌死后，他的儿子姬发继位，就是周武王。姬发加拜姜子牙为国师，并尊称他为尚父。

一次，姬发对姜子牙说：“我打算减轻刑罚，希望这样能树立我的权威；少施行一些赏赐，而又能使人们从善；少颁布一些政令法规，而民众又都能自觉按一定的规范行事。请问尚父，怎样做才能实现这一点呢？”

姜子牙说：“如果你杀了一个人就能使一千个人害怕而不再犯罪，杀两个就能使一万个人害怕而不再犯罪，杀三个人就能使三军军威大振，那么你就把他们杀了；如果你赏了一个人而使一千个人高兴，赏两个人而使一万个人高兴，赏三个人而能使三军上下都高兴，那么你就赏他们；如果你能通过法律条令约束了一个人而使一千个人遵照执行，那么你就用这法律法令去约束他；如果你能通过禁止两个人的错误行为而使一万个人不再去做，那么你就去禁止他们；如果你能通过教育三个人而使三军上下都受到教育，那么你就去教育他们。总之，能够杀一个而惩戒上万人，赏赐一个而激励更多的人，这才是有道明君的权威，幸福之所在啊！”

姬发听了，顿开茅塞，时时慎于刑赏，力求令行禁止，使周族的政治更加清明。姜子牙审时度势，认为伐商的时机已到，亲任主帅，联合诸侯各国一同出兵，打响了讨伐商纣王的战役。

姜尚

名望，字子牙，号飞熊，商末周初人。他的始祖曾被大禹封于吕地，因此得吕姓，也称吕尚。姜子牙为文王倾商、武王克殷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古代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尊其为“百家宗师”。

姜尚的《六韬》

姜尚被后世称作韬略鼻祖、武圣，他的谋略据说都记载在《六韬》这部军事著作中。

《六韬》以姜尚答姬昌、姬发之问的形式写作，其书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个部分，共六十篇。从哲人智慧的高度，以聪明的政治家眼光，将政治与军事、治国与理军紧密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加以论述。这就使他的军事韬略、谋略颇具全面性、深刻性、精辟性，因而为历代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所推崇，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六韬》强调，国君要行仁修德，泽及百姓，不可暴民、虐民，为己而害民。只有这样，人民才能与国君同舟共济，拥戴国君。

爱民之道，就是以仁义之道，修德惠民，使民和服。因此，威服天下者，不必专任武力，不可横暴百姓，而要以仁义为本，修德禁暴。这体现出姜尚虽然重视文韬而又不轻视武略，把经国与治军作为整体而论的高明之处。姜尚深知“民为邦本，民固国兴”的道理，力倡以民为本、仁政顺民的思想。

《六韬·文韬》中有《上贤》篇，所谓“上贤”，就是尊重、崇尚有道德、有才能的人，这也是“国本”的主要内容之一。姜太公认为，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尊崇德才兼备的贤人，抑制无才无德的庸人；任用忠实诚信的人，除去奸诈虚伪的人；严禁暴乱的行为，禁止奢侈的风俗。因此明君用人应当警惕六种坏事、七种坏人。六种坏事的危害是：“伤王之德”“伤王之化”“伤王之权”“伤王之威”“伤功劳之臣”“伤庶人之业”。对七种坏人，绝对不可信用，即“勿使为将”“勿与谋”“勿近”“勿宠”“勿使”“禁之”“止之”。这就堵死了坏人干坏事、危国家、害民众的路径。

除此之外，姜尚的理财富国、富民足民的发展经济的思想主张也是全面而周到、精辟而深刻的。总结起来就是“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让农工商同时发展，重点又是发展商业。因而，后来的齐国才发展成为一个民富、国强的大国。

盟津观兵

在姜尚的建议下，姬发在盟津（今河南孟津）大会诸侯，史称盟津观兵，伐商的前奏拉开了。

自从姬发宣布在盟津观兵，各地诸侯不期而至，总共聚集了八百多个部族的首领。他们毕恭毕敬地拜会姬发，都表示愿意在姬发的领导下对商纣王作战。

姬发历数了商纣王的罪行，姜尚则指挥周军东进，兵临黄河渡口后，他左手举起铜钺，右手挥着旗帜，高喊誓词，命军渡河。一时间，诸侯们的人马也听从了姜尚的指挥，一同渡河。谁知周军刚渡到对岸，便马上返了回来，原来这只是一次军事演习，姜尚的意图，是要看看诸侯们能否听从姬发的号令。

西周利簋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此簋是周武王的有司（官名）利所作的祭器。利簋有双兽耳垂珥，簋上的兽面巨睛凝视，森严可怖。腹底部铸铭文三十二字，大意为：武王伐商，甲子日凌晨岁星正当其位，宜于征伐；战胜商朝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驻军地赏（有司）利以铜，利就用铜铸造宝器来纪念这件事。利簋记载的史实证实了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木）星当空。

做牧誓武王伐商

盟津观兵后，武王伐纣的决心大增。他整点兵车300辆，敢死队3000人，兵士45000人。许多友邦和八个南方小国都率兵来会。出发前，姬发进行了卜卦，不料结果竟是“大凶”。姬发和诸侯都大惊失色，太师姜尚却突然站起，他“摔袖拂蓍草，举脚踏龟壳”，高声喊道：“枯骨死草，知道什么凶吉！快出兵，莫误了大事！”于是队伍沿上次“观兵”的路线，东渡黄河。

联军一路高歌猛进到达牧野，兵逼朝歌。武王站在牧野的旷野上，左手拿着铜制的大斧，右手举着白色的旗子，高声说道：“辛苦了，远道而来的西方将士们！我们尊敬的友邦国君和执事大臣，各位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还有庸、蜀、羌、髦、微、卢、彭、濮诸邦的将士们，举起你们的戈，排列好你们的盾，竖起你们的矛，我要发布誓师令了。古人说过：‘母鸡在早晨不打鸣，如果谁家母鸡早晨打鸣，这个家就要衰落了。’现在商纣王只是听信妇人的话，轻蔑地抛弃了对祖先的祭祀而不闻不问，抛弃他先王的后裔，不任用同宗的长辈和兄弟，却对四方八面的罪人逃犯十分崇敬、信任、提拔、任用，让他们当上大夫、卿士，使他们残暴地虐待老百姓，在商国都城胡作非为。现在我姬发要恭敬地按上天的意志来讨伐商纣。今天这场战斗，行进中不超过六步、七步，就要停下来整顿队伍。努力吧，将士们！作战中刺杀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然后停下来整顿。努力吧，将士们！你们要威武雄壮，像虎、豹、熊、罴一样勇猛，在商都郊外大战一场。不要迎击向我们投降的人，以便让他们为我们服务。努力吧，将士们！如果你们不努力，你们自身就会遭到杀戮！”

在将士们的齐声应答中，牧野一战展开，商纣王兵败而死，商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正史史料

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

——《史记·齐太公世家》

处置商族遗民

姬发灭商以后，面临着一大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置商族遗民。

商王朝自商汤开国至纣王灭亡，共经历了十七代王，前后600年左右。大批的商族遗民虽然痛恨暴君商纣王，但其国被灭，依然会点燃他们的氏族仇恨。因此在如何处置大批的商族遗民上，姬发着实用了一番心思。

最后，姬发的弟弟姬旦给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不杀戮，只安抚。姬发采纳了这个建议，宣布封纣的儿子武庚为商侯，继续留在商都管理商族遗民。后来为了防止商族遗民反叛，姬发又封了自己的弟弟姬鲜于管（今河南郑州）地，姬度于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地，姬处于霍（今山西霍县西南）地，命他们监视武庚，这就是“三监”。同时，释放被纣王囚禁的箕子和一些百姓，命人给比干修了坟墓，还立碑表彰，将纣王搜刮来的钱财和粮食都分发给老弱贫民。

看到商族遗民安定下来，姬发很是满意，于是将商都中保存的、象征国家政权的镇国之宝，夏禹时所铸的青铜九鼎迁到了周。

出走海外的箕子

在商族的遗民中，商纣王的叔父箕子算得上最有才能的。箕子生性耿直，有才能，曾在商朝任太师辅佐朝政。

那时每见商纣王进餐用象牙制成的筷子，箕子都很反感，认为太奢侈了，劝诫道：“你用象牙的筷子吃饭，就一定会要玉杯饮酒与之相配，如此一来，不知不觉就会想要远方的珍奇之物。为了满足这种欲望，势必会不断营建豪华的宫室，乘坐华丽的马车。生活腐化了，怎么能有心力振兴国家呢？”

商纣王哪里听得进去这些，下令把箕子关进大牢。武王姬发灭商后，释放了箕子，向他询问治国之道。武王说道：“啊！箕子，上天庇护下民，帮助他们和睦地居住在一起，我不知道上天规定了哪些治国的常理。”

箕子回答说：“我听说从前鲧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将水火木金土五行的排列扰乱了。天帝大怒，没有把九种治国大法给鲧，治国安邦的常理受到了破坏。鲧在流放中死去，禹起来继承父业，上天于是就把九种大法赐给了禹，治国安邦的常理因此确立起来。第一是五行，第二是慎重做好五件事，第三是努力办好八种政务，第四是合用五种记时方法，第五是建立最高的法则，第六是用三种德行治理臣民，第七是明智地用卜筮来排除疑惑，第八是细致研究各种征兆，第九是用五福劝勉臣民，用六极惩戒罪恶。”

箕子

箕子，名胥余，商纣王的叔叔，曾被封于箕（今山西太谷东北）。他因劝谏纣王，被囚禁，后为免被害而装疯。周灭商后，他带着五百殷人移民到了朝鲜。

箕子所说的要做好的五件事：一是态度，二是言论，三是观察，四是听闻，五是思考。即态度要恭敬，言论要正当，观察要明白，听闻要聪敏，思考要通达。态度恭敬臣民就严肃，言论正当天下就大治，观察明白就不会受蒙蔽，听闻聪敏就能判断正确，思考通达就能成为圣明的人。

历史细读

犯禁八条已没有全面的记载了，《论语》中只记录了其中的三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仇。

八种政务：一是管理粮食，二是管理财货，三是管理祭祀，四是管理民居，五是管理教育，六是管理治安，七是接待宾客，八是管理军事。

五种记时方法：一是年，二是月，三是日，四是观察星辰，五是推算周天度数。

所谓建立最高的法则，就是要确立天子的威仪，让天子成为百姓的父母，不能让臣民结成私党，不能允许官员狼狈为奸。

三种德行：一是刚正直率，二是以刚取胜，三是以柔取胜。中正平和就是正直，强硬不可亲近就是以刚取胜，和蔼可亲就是以柔取胜。

需要细致研究的征兆是：下雨、天晴、温暖、寒冷、刮风。如果这五种征兆俱全，并各自按时序发生，那么草木庄稼就会茂盛生长。如果其中一种天气过多，年成就不好；如果其中一种天气过少，年成也不好。各种好的征兆是：君王严肃恭敬，就像雨水及时降下；天下治理得好，就像天气及时晴朗；君主如果明智，就像气候及时温暖；君王深谋远虑，就像寒冷及时到来；君王圣明达理，就像风及时吹来。各种不好的征兆是：君王狂妄傲慢，就像久雨不停；君王办事错乱，就像久旱不雨；君王贪图享乐，就像久热不退；君王严酷急躁，就像持久寒冷；君王昏庸愚昧，就像持久刮风。君王有了过失，就会影响一年；卿士有了过失，就会影响一月；一般官员有了过失，就会影响一天。如果年月日的时序没有改变，那么各种庄稼都会丰收，政治就会清明，有才能的人会得到重用，国家因此太平安宁。如果年月日的时序改变了，那么各种庄稼就不能成熟，政治昏暗不明，有才能的人得不到重用，国家因此不得安宁。民众就像星辰，有的星辰喜欢风，有的星辰喜欢雨。太阳和月亮运行，就有了冬天和夏天。如果月亮顺从群星，那么就会风雨无常。

五种幸福：一是长寿，二是富贵，三是健康平安，四是修行美德，五是长寿善终。六种不幸也就是六极：一是短命夭折，二是疾病，三是忧愁，四是贫穷，五是丑恶，六是懦弱。

武王姬发听了很是高兴，希望箕子能留在朝中辅佐自己。可箕子不愿做周朝的顺民，带领商朝遗老故旧一大批人，从今胶州湾东渡朝鲜，创立了箕子王朝。他将中原先进的农耕、养蚕、织作技术带入朝鲜，还制定了“犯禁八条”这样的法律条文，以至于箕子朝鲜被中原誉为“君子之国”。

姬发本着厚待商族遗民的政策，封箕子为朝鲜侯，并不把他当臣下看待。这时的箕子已经五十多岁了，在朝鲜立国四年后，箕子从朝鲜前来朝见周王。经过昔日的都城朝歌时，只见一派荒凉景象，宫室全被毁坏，遍地都是野生的麦黍，他不禁像失去孩子的妇人一般号啕大哭，几近疯狂。朝歌的殷商遗民听见后，皆动容流涕。箕子的哭诉被后人编成《麦秀歌》，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这里的“狡童”系指纣王，意为你那时不听我劝，如今才落得这般凄惨。

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

当然，也有对“遗民政策”不满意的，他们的代表就是伯夷和叔齐。

商朝诸侯之一的孤竹国君姓墨胎氏，有三个儿子，长子伯夷，幼子叔齐。孤竹君生前有意立叔齐为嗣子，可按照当时的常礼，应该由长子即位。孤竹国君死后，伯夷为了让小弟弟继位，逃跑了。可叔齐并不愿意舍弃兄弟的情谊，说什么也不继位，最后也跑了，和长兄一起过流亡生活。没办法，人们只好立了孤竹国君的二儿子继承君位。

伯夷、叔齐兄弟听说周文王姬昌治国有方，就决定投奔周氏族。半路上，他们遇到了周武王姬发伐纣的大军。原来这时姬昌已死，姬发用车拉着父亲的神位，正要和商纣王决战。伯夷、叔齐一见这阵势，大失所望，双双拉住姬发的马，哭道：“父亲死了尚未埋葬，就动起武来，这能算作孝吗？以臣子身份来讨伐君主，这能算作仁吗？”姬发要为父报仇，哪里肯听他们啰唆。幸亏姜尚从旁劝解，说这兄弟是讲义气的人，杀之不祥，伯夷、叔齐才没命丧马蹄之下。

不久后商朝灭亡，虽然姬发下达了优待商族遗民的命令，但伯夷、叔齐还是认为姬发灭亡商朝是一种可耻的行径，发誓不吃周朝的粮食。但是当时各地都属于周朝了，兄弟两个便到山上采野菜充饥，边采边唱着哀伤的歌，最后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

厚待同盟军

安抚了商族遗民，姬发对帮助自己灭商的同盟军——羌族，给予了王室最大的恩赐——世代通婚。

羌人本是一个强悍的民族，战斗力很强，在与商王朝的战斗中，羌人总是冲锋在前。西周王朝建立后，随同武王东征的羌族首领被封在齐、许、申、吕等地，还有一部分留在西方的羌人，一直在甘、青一带过着畜牧和游猎的生活。

羌族与周族本就是姻亲关系，当初古公亶父娶的太姜，就是羌族人。姬发的妻子也是羌女，名叫邑姜。也有史料说邑姜就是姜尚之女。羌族人多姜姓，所以很多人以此认为姜尚也是羌族人。他垂钓渭水的传说，正说明他是居住在渭水上游一带的羌族部落。而姬昌与姜尚相遇于渭水，象征着羌族与周族为了反商的共同目的，联合起来了。

继武王姬发娶了邑姜为妻后，周朝王室的康王娶了王姜为妻，懿王娶了王伯姜为妻，厉王娶了中姜为妻，宣王娶了齐姜为妻，幽王娶了申姜为妻。据考证，西周十一代王中，几乎每隔一代就要娶一个姜姓女子为妻。

周公辅政

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是孔子最崇拜的古代圣贤之一，他不惜顶着“篡位”的恶名辅佐年幼的侄儿成王，又多次平定叛乱，使周朝得以稳步发展。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对儒家及后世历朝历代都影响深远。曹操曾写诗赞颂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宗法制的确立

姬发将周王朝定都在镐京（今陕西西安以西），后世尊称姬发为“武王”。

在周王朝，周王姬发最为尊贵，其次是贵族，包括诸侯（封国君主）、卿（政府最高级官员）、大夫（政府次高级官员）、士（武官）。再次是平民，即自由民，也被称为“庶人”。最低一级是奴隶，多是被征服部落的俘虏。

周武王

周武王在统治期间，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君。可惜在灭商后不久逝世。

这种划分被周王朝用法律的形态加以巩固，使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永远是平民，奴隶永远是奴隶。如果不安分守己，企图逾越已定的界限，就是触犯了法律，要受到严厉的制裁；同时也违反了礼教，要被人所不齿。

在这种社会基础上，周王朝以首都镐京为中心，沿着渭水下游和黄河中游划出一块广大的土地，称为“王畿”，由周王直接统治。王畿以外的所有土地则全部分封，封国的面积很小，二三十个封国联合在一起，也没有王畿大，各封国像群星捧月一样，环绕着王畿。封国的君主对封国内的平民、奴隶具有绝对的权力，对周王则每年要到都城觐见并进贡。当周王对外作战时，各封国的君主都要率领部队，听候调遣。

各封国之间地位平等，但由于封国的面积不一样，所以国君的爵位也有高低。爵位是周王朝新生事物之一，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封国的王位也是世袭的，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度”，即以母亲的身份把所有的儿子划分为“嫡”和“庶”。在众多儿子中，只有嫡长子才是唯一有权继承爵位的人。庶子即使比嫡长子年龄大，比嫡长子有才能，也不能继承王位，即“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假使嫡长子死了，则由嫡长子的嫡长子（即嫡长孙）继承。所有庶子和嫡次子都不能问津王位。如果嫡长子没有留下后代，那么嫡次子才有可能继承王位。

西周宗法制度示意图

宗法制与国家制度相结合，是按照宗族血统的远近区别亲疏以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宗法制萌芽于原始氏族时期，周初统治者将其系统化，并加以确立，影响了后世封建王朝的王位继承制度。宗法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以防止贵族间对于权位和财产的争夺。

周朝建立的这个宗法制度，防止了各级贵族对爵位、财产的争夺，有效维护了社会秩序，被此后的历代王朝所接受，一直到清王朝覆亡，这种宗法制度才随之消亡。

敬天保民

在辅佐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周公看到了残暴统治对国家长治久安的巨大危害，所以他总结了殷商王朝兴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创新。

周公认为天命与人的命运是相统一的，要从民情中知天命。他提倡明德慎罚，不主张以严刑酷法统治人民，认为只有感动了上天，上天才会转而降天命保佑周王朝。《尚书·大诰》记载，周公评论周代商得天下时说：“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文王，兴我小邦周。”大意是说，我不敢违抗天意，上天护佑文王，致使周这个小国兴盛。既然周克殷是上天的意志，所以周人也就不敢放弃天命的保佑。在周公看来，周灭商并不取决于自己，而是取决于天命。他这样说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求周王谨慎治理国家，以免失去上天护佑；另一方面是要告诫商朝遗民服从天命，接受周王的统治。

周公认为“敬天”的关键在于“保民”。周朝虽然推翻了商朝的统治，但并不能从此就一劳永逸，周朝一旦失德，也会遭到上天的惩罚。《尚书·君奭》还有一条周公的言论：“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即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这段话的大意是，我们周人虽然继承了原来殷人所有的天命，但是我却不敢说我们的基业能永远这样地牢固美好。

周公还强调体察民情的重要性。《尚书·无逸》上记载周公的言论说：“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大意是说，每一个君主都应该像商王高宗武丁和周文王那样，每当体察到民众有不满情绪的时候，都不迁怒于民众，反而求诸于自己，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这样民众才能安居乐业，国家的政治秩序才能安定。

除了敬天保民，周公还主张明德慎罚。周公认为，刑罚是国家用来维持秩序的手段，如果使用不当，就会招致民怨。商朝后期滥用刑罚，导致覆亡，是应该总结的历史教训。国家动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惩恶扬善，所以，在使用刑罚时应该以善为怀，要设法使民众心悦诚服，就像医治自己的疾病一样对待犯罪者的过错，从而使犯罪的臣民能够改过自新。

周公一方面主张敬从天命，另一方面又强调从民情知天命，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先河，对儒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周公旦

周公旦原名姬旦，是武王姬发的弟弟。武王之子成王即位时年幼，由他摄政。因谥号为文，又称为周文公。他是西周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被尊为“元圣”。

周公摄政

姬发在位六年就逝世了，留下儿子姬诵继位。姬诵当时只有十二岁，由他的叔父姬旦摄政。姬旦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政治家，后人尊称他为周公。

《史记》载，周公自谓：“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贤。”周公旦辅佐周成王时，日理万机。忙的时候，吃饭、洗澡都有人打搅，但周公从没有因此而耽误公事。以至于洗头的时候，只要听说有公事需要处理，周公就握着湿头发从浴室跑出来处理，完了再回去接着洗，如此反复多次。吃饭时也是这样，刚吃进一口肉，不等嚼完又得吐出来，因为三教九流的客人来求见了，所以一饭三吐哺。封国的其他君主看到周公才能卓越，不免担心他会杀死姬诵，自己称王。于是管国的姬鲜（史称管叔）、蔡国的姬度（史称蔡叔）、霍国的姬处（史称霍叔），联合原来商朝的遗民武庚，起兵征讨周公。他们先制造谣言，散布说周公要杀死姬诵，自立为王，闹得镐京沸沸扬扬，大家都对周公产生了怀疑。

周公心里很难过，他找到召公奭，披肝沥胆地谈了一次话，表明自己绝没有野心。周公说：“我所以不顾个人得失而承担摄政重任，是怕天下不稳。如果江山变乱，生灵涂炭，我怎么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和武王对我的重托呢？”召公奭被他这番诚恳的话感动，决定和周公合作。

周公旦和召公奭调动大军，亲自东征。临行之前，周公旦又对将要袭其爵位，到鲁国封地居住的儿子伯禽说：“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论身份地位，在国中是很高的了。但是我时刻注意勤奋俭朴，谦诚待士，唯恐失去天下的贤人。你到鲁国去，千万不要骄狂无忌。”嘱咐完儿子，周公旦便出征了。

周公东征

武庚一直不甘心商朝的灭亡，他看准时机，利用了武王新死、成王年幼，以及管叔、蔡叔、霍叔与周公的矛盾，纠合了东方的徐、奄、熊、盈、薄姑等过去商王朝的属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

周公旦授权给太公望：各国诸侯，有不服周朝的，都由太公望征讨。这样，太公望控制了东方，周公则全力对付武庚。

这次东征前后用了三年时间，周公旦终于平定了叛乱，又有一大批商朝的贵族成了俘虏。因为他们反抗周朝，所以称他们为“顽民”。周公旦觉得让这批人留在原来的地方不大放心，又觉得镐京在西边，要控制东部的广大中原地区很不方便，于是在东面新建了一座都城，叫作洛邑（今河南洛阳），把殷商的“顽民”迁到那里，派兵监视他们。

从此以后，周朝有了两座都城。西部是镐京，又叫宗周；东部是洛邑，又叫成周。周王朝也逐步实现了对东方广大地区的控制，势力一直延伸到海边。

周公三诰

当年消灭商朝后，武王姬发为了“屏藩周室”，进行了一次分封，被封的异姓之国有15个，姬姓之国有40个，并向参加牧野之战的诸侯分发了商朝宗庙彝器和宝物。

周公东征后，又在武王分封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二次的大规模分封诸侯。据传周公分封的71国之中，姬姓子弟就占了53人之多。这些被封的大小姬姓诸侯，都是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后人。

分封之后，周公又制定了许多政策，其中最有名的是《康诰》《酒诰》《梓材》三篇诰文。

历史文献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尚书·康诰》

《康诰》

《康诰》是写给康叔的，即武王和周公旦最小的弟弟姬封，目的是安定殷民。

康叔被封在黄河、淇水之间的殷墟，得到了大批的商人奴隶，建国号“卫”，“康”则是姬封的谥号。因为这里过去是商王朝活动的中心地带，因此周公旦很担心康叔年纪轻，没有经验，因此一再告诫他，定要向殷朝遗民中有威望的贤人请教，问问他们殷朝是怎样兴起，又是怎样灭亡的。要经常吸取这些教训，但最根本的一条是要爱惜民力。

在《康诰》中，周公旦殷切地对年轻的弟弟说道：“你要好好考虑！现在臣民都在看着你，是否恭敬地遵循父亲文王的传统，依据他的遗训来治理国家。你到殷地后，要广泛了解殷商遗民的心态，懂得怎样使他们顺服。另外，你还要访求古时圣明帝王的治国之道，使臣民得以安宁。要比天还宽宏，使臣民体验到你的恩德，不停地完成王命。年轻人啊！治理国家要经受痛苦的磨难，可要小心谨慎啊！威严的上天辅助诚心的人，这可以从民心表现出来，小人却难以治理。你去那里要尽心尽力，不要贪图安逸享乐，才能治理好臣民。我听说：‘民怨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小；要使不顺从的人顺从，使不努力的人努力。’年轻人，你的职责重大，我们君王受上天之命来保护殷民，你要协助君王实现上天之命，革新改造殷民，谨慎严明地施用刑罚。如果一个人犯了小罪，而不是过失，还经常干一些违法的事，那么虽然他的罪过最小，却不能不杀。如果一个人犯了大罪，但不是一贯如此，只是由过失造成的灾祸，这是偶然犯罪，可以按法律给予适当处罚，但不应把他杀掉。如果你能照着这样去做，就会使臣民顺服，臣民就会互相劝勉，和顺相处。要像医治病人一样，尽力让臣民抛弃自己的过错。要像护理孩子一样保护臣民，使他们健康安宁。除了你可以惩处人，任何人都无权惩罚人、杀人。除了你可以下令割罪人的鼻子和耳朵外，任何人都不能施行割鼻断耳的刑罚。你宣布了这些法律后，要依据它们来惩治罪犯。根据殷商的刑罚来判罪时，该用刑的就用刑，该杀的就杀掉，不要照你个人的意志来行事。如果完全按照个人的意志行事才叫顺从，那么就没有顺从的事。唉！虽然你还是个年轻人，但我的心愿和德行，只有你才能了解。”

西周折觥

折觥是一种盛酒器。此器出土于陕西扶风，属于西周早期。觥体呈长方形，分为盖与器身两部分，前有流，后有鋬。此觥盖的头端做成长有曲角的兽形。盖内、器身都铸有铭文，共计六行四十字。

康叔到卫国后，果然小心谨慎地按照周公的办法行事，得到了不少殷朝旧贵族的支持。由于康叔治理卫国很出色，成王亲政后，康叔被提拔为周王朝的司寇，并得到了周王朝车、帛、旗、钟等许多礼、乐器和财宝的赏赐。

《酒诰》

《酒诰》是周公旦针对殷民饮酒成风而写的。酿酒要用去大量粮食，这种饮酒风气在以农业起家的周人看来，简直无法容忍。周公旦宣布，只有在祭祀庆典的时候可以喝一点酒，像纣王那样群饮烂醉是不被允许的，一旦发现要严加惩处。

周公旦在《酒诰》中这样说道：“现在要在卫国宣布一项重大命令。你那尊敬的先父文王，在西方创建了我们的国家。他从早到晚告诫诸侯国君和各级官员说：‘只有祭祀时才可以饮酒。’上天降下旨意，劝勉我们的臣民，只在大祭时才能饮酒。上天降下惩罚，因为我们的臣民犯上作乱，丧失了道德，这都是因为酗酒造成的。那些大大小小诸侯国的灭亡，也没有哪个不是由饮酒过度造成的祸患。文王还告诫担任大小官员的子孙们说：‘不要经常饮酒。’并告诫在诸侯国任职的子孙：‘只有祭祀时才可以饮酒，要用道德来约束自己，不要喝醉了。’文王还告诫我们的臣民，要教导子孙爱惜粮食，使他们的心地变善良。要好好听取祖先留下的这些训诫，发扬大大小小的美德。人们啊，你们要一心留在故土，用你们自己的手脚，专心致志地种好庄稼，勤勉地侍奉你们的父兄。努力牵牛赶车，到外地去从事贸易，孝敬和赡养你们的父母亲；父母亲一定很高兴，会自己动手准备丰盛的饭菜，这时你们可以饮酒。各级官员们，希望你们经常听从我的教导。只要你们能向老人和国君进献酒食，你们就可以酒足饭饱。只要你们能经常反省自己，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合乎道德，你们还可以参与国君举行的祭祀。如果你们自己能限制饮酒作乐，就可以长期成为君王的治事官员。这也是上天赞美的大德，王室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是臣属。”

从周公旦发布的这篇戒酒令中，我们仿佛读出了这样一个信息：人们对酒的偏好已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尤其是王公贵族和政府官员，酗酒误国，放纵得失去了控制，狂欢得忘乎所以，因此周公才要严令禁酒。

《梓材》

《梓材》是一篇提倡“明德”的诰文，要求人们彼此和睦相处，不要互相残害、虐待，无论君王还是百姓，都要勤勉从事自己的工作。

就这样，康叔控制了殷商遗民的七族，即陶氏、施氏、繁氏、祺氏、樊氏、饥氏、终葵氏，使他们都成为卫国的臣民。康叔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从此努力发展生产，王国一度十分富足。不过，因为卫国处在周王朝的北方，与狄为邻，常遭到狄人的入侵，多次迁都，因此一直没能强大起来。

十世周王

从周成王即位开始，西周王朝共传十世十一王，在这近三百年间，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在这期间，既有穆天子西征的传奇，也有孝王自立引发的争议；既有因不得民心引发“国人”暴动而导致的厉王被逐，也有回光返照般的“宣王中兴”。

成康之治

在姬诵满二十岁的时候，周公旦将政权交还了姬诵，并继续辅佐他，进一步巩固西周政权。随后，姬诵在周公治理的基础上，完善了畿服制、外服制、国野制、礼乐制等，使得社会繁荣，经济发达。姬诵因此被后人尊称为“成王”。

成王守信

周公旦摄政的时候，周成王姬诵除了学习，就是和弟弟姬虞（又称叔虞）一起玩耍。

一日，兄弟俩在宫中的一棵梧桐树下玩，秋风吹来，梧桐树上的叶子纷纷飘落。成王一时兴起，便从地上捡起一片梧桐叶，用小刀切成一个“圭”的形状，随手将它送给了弟弟，以玩笑的语气对他说：“我要封给你一块土地，这个就是信物。”

姬虞很高兴，拿着这片梧桐树叶做成的“圭”给周公旦看。周公旦听了姬虞的诉说，立刻换上礼服，到宫中去向成王道贺，而成王却一头雾水，不知所以。

周公旦说：“臣刚刚听说，您册封了虞。这是大事啊，我怎能不赶来道贺呢？”

“哦……”成王恍然，忍不住哈哈大笑道：“那只不过是我和虞闹着玩的。”

不料，周公旦立即收起笑容，正色道：“无论是谁，说话都要以‘信’为重。身为天子，说话更是不能随随便便！倘使天子也罔顾信义，又如何让百姓信服呢？”

这番话让成王羞愧难当，立即正式昭告，将弟弟姬虞册封在了唐地。

姬虞与成王姬诵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他们的母亲就是邑姜。据说当初邑姜怀孕的时候，梦见天帝对自己说，我给你的儿子命名为虞，将来在唐地兴国立业，那里是参宿的分野，他将在那里繁育自己的子孙。及至胎儿出生，手上果然有一个虞字，因而就命名为虞。

神奇的出生当然是传说，但成王赐圭封唐地并不是子虚乌有。成王八年，周公旦刚计划把首都从镐京迁到成周，准备出兵东征淮夷各部落时，地处黄河东部地区的唐国发生叛乱，威胁着周朝在河东地区的统治。于是周公旦率兵讨平唐国叛乱，迁其民于杜（今陕西西安东南），并徙周王室子孙于唐地。两年后，还是少年的姬虞即被周成王分封到唐做了诸侯。有学者考证说，剪桐封弟当为剪唐封弟，因为古代唐桐同音，周公翦灭古唐国，成王才把自己的弟弟封于唐。

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成王在盛大的册封典礼上，曾封赠给姬虞许多名贵的器物，“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正，疆以戎索”。

所谓“启以夏正，疆以戎索”，就是用夏政去教导夏民，以戎法治理戎人。这是周天子给姬虞规定的施政方针。由于唐国地处夏人的故地，四周遍布戎狄部落，又由于唐地的叛乱刚刚平定，局势动荡不安，当然应该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以夏戎之政治夏戎之地，以夏戎之法理夏戎之民。其具体内容就是维护夏代以来传统的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暂不实行周公所制定的那一套新的礼乐制度和井田制度。

姬虞受封后，执行了上述既定方针，一年之后即见成效，农业、牧业都得到发展，政绩斐然可观。于是“感召”上天，出现了禾稻“异亩同颖”的祥瑞，即稻谷丰收，长出特别高大丰硕的植株“嘉禾”，姬虞因此受到周成王的嘉奖和周公的赋诗歌颂。

《周礼》书影

周公作《周礼》，《周礼》是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一。《周礼》内容极其广泛，邦国建制、政法文教、赋税度支、膳食衣饰、礼乐兵刑、农商医卜、寝庙车马、各种名物、工艺制作、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上古文化史之宝库，为儒家大典之一。

周公作《无逸》

据说，在周公摄行国政的时候，一次成王得了很重的病，周公十分着急，为成王向上天祈祷，表示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成王的健康。一番虔诚祈祷后，周公得到了吉祥的卦辞，便把自己的祷词悄悄收了起来。

成王继位后，身边总有人说周公旦的坏话，渐渐引起了成王对周公旦的怀疑。周公旦不愿辩解，偷偷离开了王都。一个偶然的机会，成王看到了周公旦在自己生病时向上苍祈祷的祷词，这才明白周公旦的赤诚之心，为自己误听谗言而懊悔。成王急忙派人把周公旦请了回来，当面认罪，比以前更加尊重这位叔父。

周公旦为了告诫成王要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特作《无逸》，希望成王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时时警戒自己不要放纵。

周公在《无逸》中这样说道：

“啊！做官的人不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太舒服了，首先要知道农业生产的艰辛再追求舒适的生活，那么就会知道人民的痛苦。看那些民众，他们的父母很艰辛地干农活，而儿子们却不知道农业生产的艰辛，于是过着舒适的生活并变得俗野。时间长了，甚至就看不起父母，并说：‘老年人没有一点见识！’

“我听说，从前在殷王中宗时，他庄重谨慎，用天命衡量自己，很小心地管理民众，不敢有所怠慢和安乐。所以中宗的在位年数有七十五年。高宗时，他长时间在外与民众一起劳动，于是和民众生活在一起。等到他执掌国家，要为帝王行丧礼，他三年不谈论政事。他只是不去谈论，但一说起来就非常好。不敢怠慢和过舒适的生活，国家安定和睦。从民众到大臣，没有怨恨他的时候。所以高宗在位的年数有五十年。在祖甲时，他认为做帝王是对他哥哥不义的行为，长期以平民身份生活。等到他执掌国家时，知道了民众的悲苦，能够保护民众，对他们施加恩惠，不敢看不起和漠视死了妻子的男人和死了丈夫的女人。所以祖甲在位的年数有三十三年。从这以后的帝王都是生下来就有舒适的生活条件。一生下来就过得很舒服，就不知道农业生产的艰辛，不关心民众的悲苦，只会活得过度舒适和放纵。从这以后，也就没有能够在位长久的国君了，有的在位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三四年。

历史文献

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群公既皆听命，相揖，趋出。王释冕，反，丧服。

——《尚书·康王之诰》

“啊！看来也只有周朝的太王、王季能够使自己谦虚谨慎了。文王穿粗劣的衣服从事平整道路和农业生产。善良仁慈恭敬，爱护民众，施加恩惠，好好地对待丧妻与丧夫的人。从早上到太阳偏西，都没有时间吃饭，这样使民众过得和睦开心。文王不敢用各个国家的赋税来游玩打猎。他受命做诸侯时已经是中年，在位年数有五十年。

“从今以后，成王你继承君位，不要用民众的赋税过度观赏，过度舒适，过度游玩，过度打猎。不要很随便地说：‘今天就让我玩玩吧。’这不是教训民众，顺从上天的做法，这样的人是会有过失的。不要像纣王那样放纵安乐，喝酒没有节制啊！

“我听说，古人还互相告诫，互相爱护，施加恩惠，互相教诲，民众没有互相欺骗的。不是这样的话，臣下就会顺着他的意思行事了。那就变乱了先王的政治法度，从小法到大法，民众就要心中怨恨，嘴里诅咒。

“从殷王中宗到高宗到祖甲再到我们的周文王，这四个人都十分明智。有人告诉他们说：‘民众怨恨你骂你。’那么他们就更加敬重道德。有人告诉他们有过错后，他们说：‘我的过错的确是这样啊！’不敢有怨气。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人们就会互相欺诈。有人告诉你说：‘民众怨恨你骂你。’你就会相信，那么到那时，你不多考虑国家的法度，气量会不宽广，胡乱定罪，杀害无辜的人。结果是老百姓的怨恨就会汇合在一起，聚集到你的身上。

“啊！成王，你继承君位要以这个为借鉴啊！”

三年后，周公旦病重离世，临死前说道：“我死之后一定要葬在成周，让大家都知道，我是永远都臣服于成王的。”成王很是悲伤，将周公旦葬在了文王的墓地旁，说道：“我不敢以周公为臣。”

《康王之诰》

成王亲政后，对周公旦的教诲一直不敢忘记，远离骄奢淫逸，小心谨慎地治理国家。加上周王朝经过了周公旦的多年经营，被分封的各国诸侯也已成为周王朝的“藩屏”，因此成王时天下很是安定。不但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也和周王朝保持着友好的往来。

成王在位三年多便得病死了，儿子姬钊继位，史称康王。康王继位后，因为要先给父亲守孝，所以把政事都交给了大臣。在移交政事前，他还对臣子们进行了一番训话，这就是有名的《康王之诰》：

王走出祖庙，来到应门内。太保召公率领西方的诸侯进入应门左侧，毕公率领东方的诸侯进入应门的右侧，他们都穿着绣有花纹的礼服和朱黄色的蔽膝。赞礼的官员传呼进献命圭和贡物，诸侯走上前说：“王室的护卫向王奉献土产。”诸侯都再拜叩头。王依礼辞谢，然后升位答拜。

太保召公和芮伯一同走向前来，互相作揖后，又一同向康王再拜叩头。他们说：“恭敬地禀告天子，伟大的天帝更改了大国殷的命运，我们周国的文王、武王大受福祥，能够安定西方。新逝世的成王，赏罚完全合宜，能够成就文王、武王的功业，因此把幸福普遍地留给我们后人。现在王要敬慎啊！要加强王朝的六军，不要败坏我们高祖的大命！”

康王说道：“侯、甸、男、卫的各位诸侯！现在我姬钊答复你们的教导。先君文王、武王很公平，仁厚而不滥施刑罚，致力实行忠信，因而光辉普照天下。还有像熊罴一样勇武的将士，忠贞不渝的大臣，安定治理我们的国家，因此才被上帝加以任命。上天顺从先王的治理之道，把天下交给先王。先王于是命令分封诸侯，树立蕃卫，眷顾我们后代子孙。现在我的几位伯父希望你们互相爱护顾念，继续如你们的祖先臣服于先王那样。虽然你们身在朝廷之外，你们的心不可不在王室，要辅助我得到吉祥，不要把羞辱留给我！”

众位大臣都听完了命令，互相作揖，快步走出。康王脱去吉服，返回居丧的侧室，穿上丧服，继续为父亲服丧。

三年后，康王开始亲自打理政务。他生活比较节俭，处理政事也很专心。据说当时晋侯修了个漂亮高大的宫殿，结果受到了康王严厉的斥责。据《史记》记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后世因此也把西周的这一段繁荣时期称为“成康之治”。

西周大盂鼎

大盂鼎的铸造者是西周康王时的大臣盂，所以得名大盂鼎。鼎的纹饰简朴大方，内壁铭文内容大致说明商亡周兴的原因，表示康王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为榜样；同时记载了康王赏赐盂并对他进行告诫；最后说明盂作此宝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公。

讨伐鬼方

周康王在位的第二十五年，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鬼方再次强大起来，时常南下侵扰。周初，武王灭商后曾将鬼方部落放逐至泾、洛（今陕西泾河、洛河）以北，令其按时入贡。后来周公旦忙于平定三叔和武庚的叛乱，一度放松了对西北方的控制，鬼方部落乘机发展起来，经常对西周的西北边境进行侵扰，威胁周都镐京。经过二十余年的经营，周朝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为了消除边患，周康王下令进攻鬼方，消灭这个多年的隐患。

经过两次大规模作战，周军斩杀鬼方部落四千多人，俘获了大批战俘，还缴获了很多车马和大量牛羊。鬼方的残余势力向西逃窜，周王朝的西北边境得以安宁。

康王时期的繁盛，从出土的大盂鼎上可见一斑。大盂鼎高101厘米，口径约77厘米，圆形，立耳，深腹，三柱足，颈及足上部饰兽面纹，是康王时贵族盂所作的祭器。造型雄浑，工艺精湛，内壁铸有铭文十九行，共291个字。

这件青铜礼器据说在清代道光初年（1821年）于陕西岐山礼村出土，铭文记述了康王命盂管理兵戎，并赐给香酒、命服、车马及一千七百余名奴隶的事。大盂鼎出土之初，为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后因其家道中落，此鼎被后人以七百两银子转让到西安。后来又曾一度为左宗棠所有，数年后为答谢潘祖荫的厚恩，左宗棠以此鼎相赠。此后大盂鼎便成为潘家的传家之宝，供于苏州潘家大堂。1952年潘氏后人将其献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盂鼎的铭文记述道：九月，王在宗周册命盂。王这样说：“伟大英明的文王承受了上天佑助的重大使命。到了武王，继承文王建立了周国。排除了那个奸恶，普遍地保有了四方土地，长久地治理着百姓。办事的人在举行饮酒礼的仪式上，没人敢喝醉，在举行柴、烝一类的祭祀上也不敢醉酒。所以天帝以慈爱之心给以庇护，大力保佑先王，广有天下。我听说殷朝丧失了上天所赐予的大命，是因为殷朝从远方诸侯到朝廷内的大小官员，都经常酗酒，所以丧失了天下。你年幼时就继承了先辈的显要职位，我曾让你就读于我的贵胄学堂，你不能背离我，而要辅佐我。现在我要效法文王的政令和德行，犹如文王一样任命两三个执政大臣来任命你，你要恭敬地协调纲纪，勤勉地早晚入谏，进行祭祀，奔走于王事，敬畏上天的威严。”王说：“盂，一定要效法你的先祖南公。”王说：“盂，你要辅助我主管军队，勤勉而及时地处理赏罚狱讼案件，从早到晚都应辅佐我治理四方，协助我遵行先王的制度治理民众和疆土。赏赐给你一卣香酒、头巾、蔽膝、木底鞋、车、马；赐给你先祖南公的旗帜，用以巡狩；赐给你邦国的官员四名，人众自驭手至庶人六百五十九人；赐给你异族的王臣十三名，夷众一千零五十人，要尽量让这些人在他们所耕作的土地上努力劳动。”王说：“盂，你要恭谨地对待你的职事，不得违抗我的命令。”盂颂扬王的美德，制作了纪念先祖南公的宝鼎。

大盂鼎的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由此可见，成康时期的西周王朝不但富庶，青铜铸造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历史细读

西汉毛亨为《诗经》作的注中曾说，《关雎》并不是一首描写男子向心仪的女性求爱的诗歌，它的作者是西周康王的夫人，而这首诗所宣扬的是后妃之德。原来有一天，周康王没有早朝，周康王的夫人认为是当日侍寝的妃子之错，于是便作了这首诗，希望为周康王寻觅一位贤良淑德的女子。

周室始衰

到了昭王、穆王以后，周室便开始衰弱了。周昭王向南用兵，征伐徐楚，穆王时期，又出征犬戎，连年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给周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经济上渐渐难以支持。到了周共王时，为了表示赏罚分明，他不得不将都城附近的土地陆续分封给诸侯和大夫，自己直接支配的地域越来越小，收入也越来越少，周王朝开始衰落下去。

昭王南征

康王死后，儿子姬瑕继位，史称周昭王。这位周王自幼生长在王宫中，哪里知道创业守成都非易事，他只见到父王在宫中一坐，就有文臣武将去听命办事；外邦诸侯年年纳贡，岁岁来朝，似乎并不费什么力，就觉得这天子当起来也很容易。于是自幼养尊处优的昭王只喜欢奇花异草、飞禽走兽，只要有人献上这些玩物，便给予高官厚禄。

对于周王的搜刮，一些部落渐渐流露出不满。周昭王本来就看不起蛮荒地带的小部落，因此连年用兵，获得了不少财富和奴隶。

周昭王十六年，昭王率军对东夷各国（今山东、江苏、安徽一带）进行军事威慑。东夷对周王朝时服时叛，当年经周公、成王东征，周王朝的势力东扩了不少，但淮夷、徐夷仍倔强不服。这年以楚国为首的方国部落进犯周朝疆土，昭王在成周集结大军，准备南征楚荆。为了稳定后方，先向东夷进兵。夷国见众寡悬殊，纷纷归顺。至昭王伐楚时，东夷、南夷有二十六个邦国前来臣服朝见，加强了周王朝对东夷诸国的控制，同时也孤立了楚国。

南方楚国的国王，在周成王时曾被封为子爵，但实际上，周王朝是很看不起楚国人的。据说有一次，成王与各国诸侯会盟，各国都要为祭祀做准备，供应一些必用品和特产。楚国为会盟准备的，不过是滤酒用的香草，以及祭祀山川时用的木杆。周成王很是不屑，因此取消了楚国正式参加会盟的资格。

也许是这件事刺激了楚国国君，在随后的日子里，楚国大力发展生产，开辟了许多蛮荒之地，国力一天天增大。周王朝却依然对楚国保持蔑视的态度。

看到这个蛮夷之国也练兵图强，还不断扩充领地，周昭王决定要给它点颜色看看。昭王十六年，周王朝的伐楚大军渡过了汉水，不但重创了楚国军队，还捕获到一头大野牛，被看作是非常吉祥的事。

三年后，昭王可能又想要一头大野牛了，决定再次南征。他亲自披挂上阵，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前去伐楚。楚国人无缘无故遭到周王朝的蔑视和征伐，人人气愤。

在周昭王要南渡汉水的时候，不但河边一只船也没有，就连附近的村庄里也没有船。昭王断定是山野村民故意跟周军作对，就把他们抓来，命令他们在三天之内，造出三十条船来，交付周军使用。第三天中午，村民不但送了一条大船给昭王，还送来三十多条新船。昭王很是得意，下令渡河。不料船刚划到河中心，竟都漏起水来，船上的一片片木板纷纷脱落，昭王和他的军队连同车马财物，都掉进了湍急的流水中。

原来，当地的百姓早就恨透了昭王的无端征伐，因此用树胶把一块块木板粘合到一起做成船，船行到水中间，粘船的胶便被水溶化，船自然就散架了。就这样，坐在船上的周昭王掉进水里，被淹死了。他带去的大队人马也被楚人打得七零八落。

周王朝对这次伐楚的惨败讳莫如深，对昭王的惨死更是不愿提及，因此史书里关于这次军事行动的记载只有七个字“昭王南巡狩不返”。忌讳莫深的周人不但把南征说成巡狩，还煞有介事地说是因为楚国派来了一个使者，声称楚王得到了一只珍贵的白雉，有心到镐京朝见贡献，但因路途遥远，白雉又极难饲养，怕白雉万一死在途中，因此犯下欺君之罪，所以请天子屈驾前往，昭王因此才决定南巡的。

穆王制刑

昭王死后，他的儿子姬满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旅行家——周穆王。

因为昭王南征的失败，一些少数民族部落纷纷拒绝再向周王朝纳贡。在西方，刚刚强大起来的犬戎部落便是其中之一。就这样，周穆王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以犬戎不按时供应贡品为由，对他们进行了征伐。

这一次西征取得了胜利，得到了犬戎进贡的四只白狼和四只白鹿，还得到了一把锋利的宝刀。据说这把刀割玉如同切泥团一样容易。为了加强对犬戎的控制，周穆王把犬戎部落的五个王都抓回来做了俘虏，还把他们的一部分人迁到了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居住。周穆王东攻犬戎胜利后，在涂山（今安徽怀远东南）会合诸侯，巩固了周王朝在东南的统治。

消除了诸侯的反叛，穆王开始对内部进行训导。他亲自制定了墨、劓、膑、宫、大辟五刑，其细则竟达三千条之多，像额上刺字、割鼻、砍脚等，都十分普遍。

应该说，周穆王做君王是很有“忧患”意识的，他在任命官员时，常说自己的心情为“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也就是他内心的忧虑危惧就像踩着虎尾和走在春天的冰上。对于朝廷官员，周穆王对他们都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是“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这是对臣子自身的要求，即自身能正，人民不敢不正。民心没有标准，只考虑你的标准；其次，周穆王提醒大臣们，做官应该注意五种弊端：“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也就是说，做官有五种弊端需要注意：畏权势，报恩怨，谄媚内亲，索取贿赂，受人请求。有这五种弊端的官员，其罪与罪犯相同；最后一点则是周穆王对自己说的：选材要慎重。不要任用巧言令色、阿谀不端的人，要任用贤良之士。如果不是任“才”为亲，而是任“财”为亲，就会败坏国家。

《穆天子传》书影

《穆天子传》主要内容是记录周穆王西巡的史事。在这部具有神话色彩的书中，记载了周穆王在位五十五年之间南征北战的盛况，事件的时间有日月可寻。体例应属于编年，与后世的起居注类似。

穆王西行

国内形势稳定了，周穆王也开始完成他周游天下的梦想。据说他乘坐着由八匹骏马拉着的车子，日行千里。于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穆王西行”的故事便从此流传开了。

周穆王叫造父替他驾着高大的马车，带了大批随从，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从北方转到西方，见到了水神河伯，他游览黄帝的宫殿，在赤乌族接受了赤乌人奉献的美女，在黑水封赏了殷勤接待他的长臂国人等。最后，到了大地的西极——昆仑山，见到了思慕已久的西王母。

西王母在瑶池设下筵宴，盛情款待周穆王。周穆王将白色的圭、黑色的璧，还有一些彩色的丝带当作礼物献给西王母。西王母心中高兴，在酒席筵前，唱了一支不用乐器伴奏的歌，歌道：“白云高高悬在天上，山陵的面影自然显现出来。你我相去，道里悠远，更阻隔着重重的河山。愿你身体健康，长生不死，将来还有再来的一天。”

周穆王十分高兴，也唱歌回答道：“我回到东方的国土，定把诸夏好好地治理。等到万民都平均了，我又可以再来见你。要不了三年的时光，又将回到你的郊野。”

周穆王驾着车子，登上崦嵫山的山顶，叫人在山上树立了一块大石碑，石碑上刻写了他见西王母的事迹，题额上还刻了几个大字，叫作“西王母之山”。石碑的两旁又种了几棵槐树，穆王也亲自执锸于壅上种了一棵，作为和西王母友谊的纪念。临到分别之际，西王母忧伤地赋了一首诗，以表达她对周穆王的惜别之情和期望之意。诗云：“自从我来到西方，就住在西方的旷野；老虎豹子和我同群，乌鸦喜鹊与我共处。我守着这一方土地而不迁移，因为我是华夏古帝的女儿；只可怜我的那些善良的人民呀，他们又将和你分别，不能跟着你去。乐师吹奏起笙簧，心魂在音乐翱翔；万民的君主呀，只有你是上天的瞩望。”

与西王母相约要再次相聚后，周穆王才恋恋不舍地返回。

至于周穆王为什么选择去西方游玩，据说是有一年，从西方的一个很远的国度，来了一个很会变戏法的人，人称“化人”。这化人本事很高，他跳进火里却不伤毛发，还能跃上高空站立云端，能将一座城市从东方搬到西方，会轻松自如地穿墙进壁等。穆王简直将他看作是天神下凡，对他是言听计从。

一天，化人邀请穆王到他的家乡去玩，穆王便拉着他的衣袖，腾空而起，一直飞到了化人居住的地方。这一下，穆王真是大开眼界了。这里的宫殿金碧辉煌，庄严灿烂，到处镶嵌着珍珠和美玉。穆王在这里所受的款待，无论是眼睛里看的、耳中听的、嘴里尝的，都绝非人间所有。后来化人又请穆王另到一处，只见各种各样美丽的光影和绚丽夺目的色彩，把眼睛都炫耀花了；又听见各种各样悦耳动听的音乐，把心神都震荡得迷乱陶醉了。穆王被所见所闻弄得心神不定，便不敢久留，请求化人带他回去。化人用手将穆王轻轻一推，穆王便从半空中坠落下来，猛地醒了，发觉自己还好端端地坐在宫殿里，左右一切如故。穆王心中奇怪，便问左右的人：“刚才我到哪里去了？”左右的人回说：“并没到哪里去，只不过睡了一觉。”这时，旁边坐着的化人开口道：“我和王只是去神游了一番，根本无需身体动弹哪！”这一下，穆王尝到了神游的甜头，不禁游兴大发，心想神游都如此有趣，那真正的游玩更不知有趣多少倍呢！于是，穆王一心想驾着他那八匹骏马拉的车子，真正去西方走一遭。

周穆王遨游天下，眼界开阔，心胸舒畅，再加上各国进贡给他的宝物，使得他活了一百零五岁才寿终正寝。

造父学御

那位给周穆王驾车的造父，相传是伯益的九世孙。

周穆王见到西王母后，乐而忘归。这时徐国（今江苏宿迁东南）徐偃王趁机造反，穆王得知后非常着急。在此关键时刻，造父驾车日驰千里，使周穆王迅速返回了镐京，及时发兵打败了徐偃王，平定了叛乱。由于造父立了大功，周穆王便把赵城（今山西赵城西南）赐给他，自此以后，造父族就称为赵氏，为赵国始祖。据说，造父一开始向泰豆氏学习驾车，对老师十分谦恭有礼貌。可一晃三年过去了，泰豆氏却什么技术也没教给他，造父仍然恭敬地对待老师，丝毫不懈怠。

这时泰豆氏才对造父说：“擅长造弓的巧匠，一定要先学会编织簸箕；擅长冶金炼铁的能人，一定要先学会缝制皮袄。你要学驾车的技术，首先要跟我学快步走。如果你走路像我这样快了，你才可以手执六根缰绳，驾驭六匹马拉的大车。”造父赶紧说：“我保证一切按老师的教导去做。”

于是泰豆氏在地上竖起了一根根的木桩，铺成了一条窄窄的仅可立足的道路，然后踩在这些木桩上，来回疾走，快步如飞。造父照着老师的示范刻苦练习，仅用了三天时间，就掌握了快步走的全部技巧和要领。泰豆氏不禁赞叹道：“你是多么机敏灵活啊，竟能这样快地掌握快行技巧！凡是想学习驾车的人都应当像你这样。从前你走路是得力于脚，同时受着心的支配；现在你要用这个原理去驾车，为了使六匹马走得整齐划一，就必须掌握好缰绳和嚼口，使马走得缓急适度，互相配合，恰到好处。你只有在内心真正领会和掌握了这个原理，同时通过调试适应了马的脾性，才能做到在驾车时进退合乎标准，转弯合乎规矩，即使跑很远的路也尚有余力。真正掌握了驾车技术的人，应当是双手熟练地握紧缰绳，全靠心的指挥，上路后既不用眼睛看，也不用鞭子赶；内心悠闲放松，身体端正坐直，缰绳不乱，马蹄落地不差分毫，进退旋转样样合于节拍。如果驾车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车道的宽窄只要能容下车轮和马蹄也就够了，无论道路险峻与平坦，对驾车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些就是我的全部驾车技术，你可要好好地记住它！”

西周史墙盘

史墙盘是西周时著名的青铜器，出土于陕西扶风。内底铸写的文章使用四言句式，与《诗经》相似，措词工整华美，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铭文字体已有后世小篆的笔意。铭文前半颂扬西周诸王的政绩，后半记述墙的家史，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

泰豆氏重视基本功的训练方法，终于让造父成为西周驾车最好的人。他强调苦练基本功的极端重要性，也为后人所称道。

史墙盘——昭王与穆王的见证

关于周昭王和穆王的这一段历史，1976年冬天在陕西扶风县出土的青铜器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

在众多出土的器皿中，史墙盘的铭文是最多的，共有18行，284字。这件精美的器具是西周微氏家族中一位名叫“墙”的人，为纪念其先祖而作的铜盘，因作器者墙为史官而得此名。此盘造型规整，纹饰精美，敞口、浅腹、圈足，腹外附双耳；腹部饰凤鸟纹，圈足部饰两端上下卷曲的云纹，全器纹饰以云雷纹衬地，显得清丽流畅。

史墙盘的铭文分成两段，前一段铭文的大意是：“古代的文王，初步做到了政事和谐，上天降给他各种美德，使他控制了各个方面，天下万国都服从了他的统治。武王神勇无比，征伐四方，殷朝一些有远见的大臣都与他取得了联系，影响是很深远的。武王不仅大大地巩固了远祖所开创的基业，而且奋起攻伐了纣王。聪明而有法度的成王，授予各方诸侯为政纲要，用以治理周国。深沉而明哲的康王，安定了广阔的疆土。伟大淳厚的昭王，大规模地打击了荆楚，为了巡狩而亲自到南方。恭敬而显赫的穆王，用自己为例现身说法，教诫并安顿现在的天子，在各方面都继承了文王、武王以来长时期建立起来的勋业……”这段铭文所记载的周朝各王的历史活动，与古文献记载基本吻合。

从铭文中不难看出，周人对昭王伐楚是十分重视的，并把这件事作为昭王的主要功绩，说他“大规模地打击了荆楚，为了巡狩而亲自到南方”。虽然最后昭王死在汉水，但是他打通了通往南方的道路，让南方的金属特别是铜输入中原的通路变得畅通，这对周王朝的发展是有很大意义的。

与此相反，后世广为流传的穆王周游天下的故事，史墙盘的铭文却一字未提，这也许说明周朝人当时可能对这件事持否定态度，毕竟穆王连年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给周朝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史墙盘里只说穆王“用自己为例现身说法，教诫并安顿现在的天子”，而没有把穆王“周行天下”的行动作为壮举来歌颂，说明穆王本人也可能认识到这些活动引起了国人的不满，因此才教诫共王不要再干像他那样周游天下的荒唐事了。

共王伐密

周穆王死后，他的儿子姬繄扈继承了王位，史称周共王。

一次共王出外狩猎，随行的人中，有密国的诸侯密康公。一路之上，周共王忙着射鹿捕鸟，密康公却四处搜罗美女。只要见到美貌的女子，密康公便命令手下悄悄把她们带走。

狩猎结束后，密康公兴冲冲地带着三个绝色美人回了封国。密康公的母亲见儿子没带回猎物，只带回了美女，便问儿子是怎么回事。密康公哪里敢说她们是自己强行掳来的，撒谎道：“这三个女子看上了我，偷偷跑到了我的车上，这是我的福气呀！”

见是几个“私奔”的女孩儿，密康公的母亲稍稍安心，但觉得儿子收留她们不符合规矩，劝道：“你既然是陪同周王出游，路上得到了漂亮的女子，应献给周王才对！俗话说得好：‘三’是最大的数字。三只野兽就成了‘群’，三个人就成了‘众’，三个漂亮姑娘就‘粲’然无比了。周王打猎还不敢取‘群’呢！怕的是一下就打得三只野兽，被人们骂他贪心大、为害深。你想想，这次唯独你无端得到了三个美丽的女子，能有这么大的福气消受吗？这是连周王都受用不起的啊，何况是你。我看这不是你的福气，恐怕是凶兆！”

密康公不听母亲的劝说，坚持把这三个女子留下了。一年后周共王知道了这件事，便以密康公违犯周礼为借口，派兵把密国灭掉了，密康公也被杀死。

讨伐密国的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给周王朝的打击也不小。共王继位之初，国家已经因穆王的远游耗费了大量财富，国库十分空虚。共王喜欢狩猎，又讲究盛大的排场。为了表示自己赏罚分明，共王对协助他讨伐密国的有功之臣给予厚赏，最后连都城附近的土地都陆继分封出去了，自己直接支配的地域越来越小，收入越来越少，周王朝开始衰落下去。

正史史料

有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封其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

——《史记·秦本纪》

逐步升级的矛盾

周懿王胸无大志，在位时没有做出什么突出的政绩，周王室变得更加衰弱，外族入侵已无力抵抗。周懿王病死后，周孝王夺位。虽然周孝王一心想复兴周王朝，开辟大牧场养马来扩充军事实力，可惜天不遂人愿，没多久他也病死了，由周夷王继位。周夷王面对犬戎的骚扰，几次派兵征讨，都未能根除，周王朝元气大伤，已是强弩之末了。到了周厉王时，虽然取得了攻噩和平定淮夷的胜利，大振军威，但也消耗了大量国力。加上周厉王上台后，加紧敛财，实行暴政，激起了国人的不满，最终国人暴动，厉王被逐。宣王在继位初期，能以父亲为戒，虚心谨慎，勤理国政，暂时缓和了内外矛盾，被史家称为“宣王中兴”，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周王室的各种社会矛盾仍在发展。

周懿王与日食

共王以后，儿子姬囏成为国君，史称周懿王。这位懿王生性懦弱，丝毫没有发奋图强的意思，继位后政治日趋腐败，国势更加衰落。西戎屡次进犯，周懿王连反击的念头都没有，他唯一的行动，就是将都城迁往槐里（今陕西举平东南）。

不过，后世对周懿王是非常感兴趣的，虽然他没什么政绩，可幸运的是，在他登基这年，发生了“天再旦”。

“天再旦”是一种奇异的天象，从字面看，意谓“天亮了两次”。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天亮两次”呢？只有在太阳出来前，天已放亮，或者太阳刚好在地平线上，忽然发生了日全食，这时，天黑下来，几分钟后日全食结束，天又一次放明，这就是“天再旦”。

有了这个记载，就能依靠天文学的知识推断出“周懿王元年”的具体时间，这将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项伟大进展，默默无闻的周懿王，因此被历史学家们所关注。

借助速率强大的计算机和专业软件，科学家们推算出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指的是前899年4月21日凌晨5时48分发生的日食，在今陕西一带可以看见。

众所周知，太阳出来后，天光随太阳的地平高度而变化。由于大气散射，太阳在地平线以下时，天空就开始亮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很难定量表达，却又必须定量表达。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组对二十二个日出过程作了四百多次测量，并通过天体力学方法进行计算，做出1997年三月初九日全食将再次发生的预测。

果不其然，日全食在这一天发生了，观测结果与结论是：日出前，天已大亮，这时日全食发生，天黑下来，星星重现；几分钟后，日全食结束，天又一次放明。这一过程证实了通过理论研究得出的天光视亮度变化曲线，与实际观测的感觉一致，印证“天再旦”为日全食记录是可信的。所以可以初步确定前899年为懿王元年。

周孝王与秦非子

迷信的古人认为，“天再旦”不是什么好兆头，而周懿王在位七年就病死了。他的叔叔，也就是共王的弟弟姬辟方夺权自立，史称孝王。

周孝王一心试图复兴周王朝，他振兴军力，在沂水和渭水之间的草原上开辟了一个大牧场，用重金招募行家来养马。有个应募者名叫非子，孝王询问他养马的方法，非子对答如流，对于马匹的调养、训练、繁殖、疾病治疗等，都说出一套高超的方法。孝王听后十分高兴，就让他主管牧场。非子受命后尽职尽责，他养的马匹都是膘肥体壮。一年下来，马的匹数增加了一倍多。周孝王十分满意，将秦地（今甘肃一带）几十里的土地封给了他，赐嬴姓，号称秦嬴。非子就是秦的始祖，为周王朝争取西戎各部落做了很多工作。

可惜的是，没等到这些战马上战场驰骋，周孝王就病死了，没能实现振兴周室的理想。更不幸的是，在孝王执政的第七年冬天，一直气候温暖的北方突然变冷，大量牛、马都被冻死，连长江、汉水都结了厚厚的冰。此后原本活动在北方热带和亚热带的各类动物，比如大象等，都迁徙到南部或更远的地方去了。

可贵的土地

周孝王因为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养马上，对农耕的重视有所不足。加之气候的变化，使土地变得更加珍贵。

在孝王时的一件青铜器“曶鼎”上，记载了懿王时发生的一件官司，我们由此得知，西周的奴隶是多么不值钱，而土地上的农作物又是何等珍贵。

“曶鼎”的铭文是这样说的：懿王时的某一年，国家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灾荒。一个名叫匡季的贵族趁着荒乱之机，带领他手下的二十个奴隶，抢走了另一个贵族曶的十秭庄稼（一秭为二百秉庄稼，收获时，每割一把庄稼即为一秉）。

曶当然不肯罢休，把匡季的不法行为报告了他们的上司东宫。东宫听后大怒，把匡季找来训斥说：“必须把你手下那几个抢庄稼的人给我抓来，如果你抓不来，我就要重重地惩罚你！”匡季支吾着，推说自己并不知情，这些都是手下人所为，表示愿意用五块田和四个奴隶来赔偿曶的损失。

曶认为这个赔偿太少了，又去找东宫。东宫亲自查看了田地，给出了自己的判决意见：“匡季赔偿曶的庄稼，除了第一次的条件，还必须偿还十秭，馈送十秭。如果到明年不全部还清，就要加倍，付庄稼四十秭。”

在东宫进行了第二次判决后，匡季与曶又经过协商，终于达成了双方都可接受的条件，结束了这场官司。匡季在原来提出的五块田、四个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块田和一个人，共用七块田和五个奴隶来赔偿，至于补偿的庄稼，则赔给曶十秭。

“曶鼎”的记载如此详细，可见三十秭庄稼要比七块田、五个奴隶加在一起都贵。这也说明七块田每年所生产出的庄稼，一定是低于三十秭这个数量的。不难看出，西周的土地、劳力都没有成熟的农作物贵重。

因为土地转让和交换的日益频繁，有不少贵族都失去了土地，加上天灾人祸，破产不再是天方夜谭。而一些善于经营的人，即使以前社会地位很低，但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却成了“暴发户”。面对这种情景，不平衡的落魄贵族禁不住伤心而歌，他们唱道：“过去我住的是宽敞的大房子，如今却连容身之地都没有，唉，真是今不如昔啊……过去我每顿饭菜四大件，如今却顿顿都吃不饱，唉，真是今不如昔啊……”

夷王烹哀公

靠政变夺取王位的周孝王不久后死了，他刚闭上眼睛，原来的太子，也就是周懿王的儿子姬燮，就被诸侯们推上了王位，史称夷王。

坐上失而复得的王位，周夷王对拥戴自己的诸侯感激万分，一改以前天子站在堂上受诸侯礼拜的惯例，变为朝见时走下堂来和诸侯相见。

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利弊并存。对于周夷王这种谦逊的举动，有的诸侯表示赞许、满意，可也有的诸侯不买账，认为这样做有损天子的威仪，因此大有瞧不起周夷王的架势。

周夷王很是尴尬，再接见诸侯的时候，觉得起来迎接也不是，坐着不动也不是。天子懊恼到一定程度，就容易走极端。周夷王渐渐认为这是诸侯们有心刁难自己，决定来个杀一儆百，给大家看看。

周夷王三年，各国诸侯被召集到镐京，亲眼目睹了齐哀公被扔进沸腾的大锅活活煮死了，理由是齐哀公对天子不敬。

齐哀公名叫姜不辰，是姜尚的后代，因为一点儿小事得罪了纪侯。纪侯向周夷王说了许多齐哀公的坏话，因此招来杀身之祸。

哀公到了镐京后，不敢和纪侯理论，只是一味地向周夷王解释、悔过。为了预防不测，齐哀公也给他的同母弟弟姜山写信，说明了情况。齐哀公在信中写道：“为兄此次遭人故意陷害，估计凶多吉少。不过我并没有什么过错，但周王昏庸，听信一面之词，更不容我辩解，估计我是回不去了。齐国从太公立国以来，历经四代繁盛，可如今我是无能为力了，以后齐国的事情你还得费心。看来我们兄弟这辈子再也见不上面了，你好自为之吧！”

齐哀公的这封家书也是他的遗言，周夷王正要拿一个诸侯立威，怎肯听他的解释，很快就将齐哀公投入滚烫的油锅里烹杀了，警告诸侯们以此为戒。接着周夷王任命了齐哀公的异母弟弟姜静当了齐国的国君，这就是齐胡公。

姜山在接到哥哥的来信后悲痛不已，尤其是知道齐哀公被处以如此暴虐的刑罚，更是悲愤。如今王位落入异母弟弟姜静的手中，姜山的肺都要气炸了，一腔怨恨都发泄在了姜静的头上。于是，姜山带领他的亲信和军队，向姜静发起攻击。因为姜静一上台就迁都、营建宫殿，所以很不得人心，没有人愿意为他卖命，很快就被姜山打败了。

姜山杀死姜静后，根本不理会周夷王，自封为齐君，史称齐献公。齐献公姜山首先给自己的哥哥齐哀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然后把姜静的儿子和家人全部驱逐出境。这些人没处容身，只好跑到首都镐京避难。

这时周夷王扔齐哀公进油锅的勇气不知哪里去了，他虽然收留了姜静的后人，却并没有去指责齐献公，而是听之任之，默认了齐献公的地位。

强弩之末

原来，周夷王虽然在诸侯面前显示了他的威严，可惜西方的犬戎和猃狁却不给他面子，起兵造反，周夷王忙于平乱，自然就顾不上齐献公了。

周夷王派出平乱的，是大将虢公。虢公名叫季子白，他与猃狁在洛水北岸展开了一场恶战，大获全胜，掳获了上千匹好马。

周夷王很是高兴，赏赐了季子白许多财物，季子白为此铸了盘，记录了这件盛事。这个盘就是虢季子白盘，上面的铭文记述道：“在夷王十二年正月初吉期间的丁亥日，虢季子白制作了宝盘。显赫的子白，在军事行动中勇武有为，经营着天下四方。进击征伐猃狁，到达洛水之北。斩了五百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五十人，成为全军的先驱。威武的子白，割下敌人的左耳献给了王，王非常赞赏子白的威仪。王来到成周太庙的宣榭，大宴群臣。王说：‘白父，你的功劳显赫，无比荣耀。’王赐给子白配有四马的战车，以此来辅佐君王。赐给朱红色的弓箭，颜色非常鲜明。赐给大钺，用来征伐蛮夷。子白因此作器，以使子子孙孙万年永远地使用。”

西周虢季子白盘

盘为古代盥器，最早见于商，而在西周至战国时期比较流行。盘与匜配合使用，匜像瓢一样，贵族施礼仪时以匜浇水洗手，下用盘接水。虢季子白盘铸于周宣王时期，盘形似浴缸，口大底小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盘内底部铭文讲述周夷王西伐戎人，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的事。虢季子白即虢公，夷王称其为伯父。

不过，这次胜利并未给周王朝的统治带来起色，犬戎依旧时常骚扰，各地的小叛乱也时有发生。在王朝内外的一片告急声中，周夷王疲于奔命，甚至不得不亲自出征。连年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周王朝元气大伤，已是强弩之末了。

厉王平淮夷

周夷王死后，儿子姬胡继位，史称周厉王。西周自从懿王以后，国力日渐衰弱，四周方国部落交相发动对周的进攻和侵扰。到了周厉王的时候，原来臣属于周的噩国（今南阳东北一带），看到周王朝势力衰弱，就乘机反叛，企图侵占周王朝的疆土。以噩侯一个方国的力量当然不是周王朝的对手，于是，噩侯联络了南淮夷和东夷部落，一同出兵进攻周的东部疆域和南部国土，声势浩大，气势凶猛，一直打到东都成周（今河南洛阳东白马寺一带）附近，严重影响着京畿的安危。

周厉王为了保卫京都，从宗周调来了西六师的部队，又从北部调来殷八师的大军，从西、北两个方向同时向河洛地区聚集，企图形成夹击之势，一举歼灭噩国的军队。厉王依靠贵族大臣的亲兵来抵御噩国的进攻，周将禹率大臣武公的私家兵车百乘，厮御二百人，步兵千人参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周厉王终于击败了噩侯，保卫了成周的安全。

周厉王攻噩之战后，居住在今安徽北部淮河流域的淮夷，又发兵向周王朝进攻。周厉王命虢仲率兵反击，未能取胜。淮夷的气势更为嚣张，又一次发动更加凶猛的进攻，一路浩浩荡荡，一直深入到周王朝的中心地带，打到伊水、洛河之间，并掠杀无辜平民，抢夺财物。厉王亲临成周，指挥反击战。周兵自洛水上游连续发动多次反攻，使得淮夷无法招架，只得败退。周军乘胜追击，最后彻底击败了淮夷。

由于周厉王攻噩和平定淮夷的胜利，大振军威，周王朝的军力也有所增强，西周王朝的国威也有所振作。

荣夷公专利

战争永远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周王朝的军威得到了诸侯们的颂扬，但也消耗了大量国力。加上周厉王上台后，一直沉湎于酒色之中，见国库日益空虚，便加紧敛财。

就这样，善于敛财的荣夷公就成了厉王最宠信的大臣，而荣夷公聚敛财富的手段就是实行“专利”制度，把人们赖以谋生的大大小小的各种行业，全部改由政府经营。

如此一来，不但损害了百姓的利益，一些贵族也表示不满。大臣芮良夫劝谏厉王说：“荣夷公这样的人只看到眼前的一点小利，而不知道这点小利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恶果。大王您如继续听他的话，国家可就要危险了！好利本是人的天性，财利是百物所生，百物是大自然赐予的，人人都可以利用，怎么能够只许天子您独自享用呢？一旦独占，就会触怒很多人。荣夷公用财利来引诱您，君王您难道能够长久吗？做人君的人，应该是开发各种财利分发给上下群臣百姓，使神、人、万物都能得到所应得的一份，即使是这样，还要每日小心警惕，恐怕招来怨恨呢。所以《颂诗》说：‘我祖后稷有文德，功高能比天与地。种植五谷养万民，无人不向你看齐。’《大雅》说：‘广施恩泽开周业。’这不正是说要普施财利而且要警惕祸难来临吗？正是因为这样，先王才能建立起周朝的事业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如今君王您却要去独占财利，这怎么行呢？普通人独占财利，尚且被人称为是强盗，您如果也这样做，那归服您的人就少啦。荣夷公如果被重用，周朝肯定要败亡了。”

任凭芮良夫说得口干舌燥，周厉王的眼中看只到了利益，根本无动于衷。没过几天，竟然还给荣夷公加官晋爵了，一些本想进言的臣子们见状，都知趣地闭上了嘴巴。

后稷（虞司稷）

后稷是古代周族的始祖。他善于种植谷物、粮食，在尧舜时代曾担任农官，教民耕种，传说是他开始教人们种稷和麦的。芮良夫用后稷等周族先人的事迹来劝诫厉王，但却无济于事。

厉王止谤

专利政策实施后，人们的生活日益艰难。那时候住在野外的农夫叫“野人”，住在都城里的平民叫“国人”。国都镐京的国人不满厉王的专利措施，怨声载道。

大臣召公虎听到国人的议论越来越多，进宫告诉厉王说：“百姓忍受不了啦，大王如果不趁早改变做法，出了乱子就不好收拾了。”厉王满不在乎地说：“你不用急，我自有办法对付。”于是厉王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国人批评朝政。还从卫国找来巫师，专门刺探批评朝政的人，说：“如果发现有人在背后诽谤我，你就立即报告。”

卫巫为了讨好厉王，派了一批人到处察听，敲诈勒索，随便诬告。厉王在听信了卫巫的报告后，杀了不少国人。在这样的压力下，国人真的不敢在公开场合议论了。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打招呼，只是互相交换一个眼色，就匆匆走开。

见卫巫报告批评朝政的人渐渐少了下来，厉王十分满意，他洋洋得意地对召公虎说：“你看，这回不是已经没有人议论了吗？”召公虎叹了一口气，说：“唉，堵住人的嘴，不让人说话，比堵住河流还要危险哪！治水必须疏通河道，让水流到大海。治理国家也是一样，必须引导百姓说话。因此天子治理政事，命令公、卿以至列士献诗，乐官献曲，史官献书，少师献箴言，盲者朗诵诗歌，朦者背诵典籍，各类工匠在工作中规谏，百姓请人传话，近臣尽心规劝，亲戚弥补监察，太师、太史进行教诲，元老大臣整理阐明，然后君王考虑实行。所以政事得到推行而不违背事理。百姓有口，好像土地有高山河流一样，财富就从这里出来；好像土地有高原、洼地、平原和灌溉过的田野一样，衣食就从这里产生。口用来发表言论，政事的好坏就建立在这上面。实行好的而防止坏的，这是丰富财富衣食的基础。百姓心里考虑的，口里就公开讲出来，天子要成全他们，将他们的意见付诸施行，怎么能堵住呢？硬堵住河流，就会决口；硬堵住人的嘴，是要闯大祸的呀！”

厉王撇撇嘴，不去理他，召公虎只好退出。

《诗经》书影

《诗经》的来源很多，既有周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流传于民间的歌谣。有人认为，周王朝专门派人到民间采诗，这样可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而此时的周厉王竟然用“防民之口”的办法来“止谤”，注定会被人民推翻。

周召共和

厉王和荣夷公的暴政越来越厉害，三年后，即前841年，国人忍无可忍，终于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起义的国人围攻王宫，要杀厉王。厉王慌慌忙忙逃出王宫，一直逃过黄河，到了彘（今山西霍县东北）这个地方。

国人打进王宫后没有搜到厉王，便一路追杀太子姬静，来到了召公虎的家里。召公虎没有办法，只好把自己的儿子冒充成太子送出去，保住了太子的一条命。

厉王跑了，国王没有了，怎么办呢？经过大臣们商议，由召公虎和另一个大臣周公定期主持贵族会议，暂时代替周天子行使职权，历史上称为“共和行政”。这一年是前841年，是中国史籍记载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共和行政维持了14年后，周厉王在彘死去。大臣们立太子姬静为王，就是周宣王。

宣王料民

周宣王继位之后，因为目睹了父亲的流亡，处理政事十分小心谨慎，在政治上也比较开明，召公和周公依然辅佐着宣王，努力革除厉王时的各种弊政。

在出土的毛公鼎上，记载了周宣王的一篇完整册命。其内容是周宣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以免遭受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

但是，经过厉王的暴虐统治和这一场国人暴动，周朝已经是外强中干了。

不久，宣王宣布废除每年春天举行的籍田典礼，这个举动立即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所谓“籍田”，就是周王每年一次向臣民们进行的耕作动员大会。在西周初年，土地基本都是周王朝国有，并划分为井田，由奴隶们集体耕种。到了宣王时期，井田制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不仅大小贵族利用奴隶的剩余劳动开垦出许多“私田”，就是原来的大片“公田”，也有不少被贵族化公为私了，给予奴隶一定的份额，自己靠收取大部分地租过活。每年春天，农师之类的农官也不再到田野里去监督生产，因此“籍田”早已沦为了一种形式。

面对公田减少、奴隶慢慢转化为隶农这种情况，宣王选择了面对现实，不再做无意义的空谈，但他身边的大臣却不这么看。尽管这些大臣也都拥有不少的私田，但他们依然要求宣王奉行祖制。大臣虢文公义愤填膺地劝谏宣王不能够“不籍千亩”，他认为再这样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到那时，祭祀用的供物将会短缺，老百姓的生路会被堵死，又怎么能求得上天的福佑呢？

周宣王不但没有理会虢文公的长篇大论，还要求全国统计人口，严惩隐瞒奴隶的贵族。这样一来真是捅了马蜂窝，全国上下的贵族都如坐针毡，纷纷表示反对。

贵族们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奴隶是不计入国家人口的，虽然现在很多奴隶分得土地成为隶农，但这种情况一直是瞒上不瞒下。如果奴隶被登记在册，贵族们想独占他们的剩余劳动成果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千方百计隐瞒自己手下隶农的数量。

周宣王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坚持“料民”，这使周王朝所能控制的人口数目有所增加，兵源的问题也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这也成为大臣们的口实，一旦发生天灾或是战败，他们就把责任就归咎于宣王，说这是宣王“不籍千亩”和“料民”遭到了老天爷的惩罚。

短暂的中兴

就在宣王努力整饬国政的时候，西北和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还在不断侵扰中原，他们可不想给周王朝任何喘息的机会。

前825年，宣王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击戎狄的战争，取得了胜利。宣王又发动了对猃狁的战争，并再次取得了胜利。猃狁族被赶到了北部很远的地方，减轻了对周朝北部边境的威胁。在与猃狁的战斗中，最出名的英雄是南仲和尹吉甫。宣王非常欣赏这两员虎将，前823年，周宣王派他们出征南方，经过多年艰苦激烈的战斗，终于征服了东南的一些部落，江汉徐淮一带从此正式纳入西周王朝的版图。

周王朝的版图扩大了，边疆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恢复了同周王朝的联系，历史上因此把宣王对外战争的胜利称为“宣王中兴”。尽管如此，周王朝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也受到了战争的打击，没过几年，周宣王再与外族发生斗争时连吃败仗，灭亡前夜的黑幕就要落下了。晚年的宣王渐渐固执己见，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在鲁国选立继承人的时候，硬逼着废长立幼。鲁人不服，他就兴兵讨伐，使鲁国陷于混乱，这不仅破坏了周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也引起了同姓诸侯间的不和睦，使得诸侯们对宣王更加不满。

对诸侯尚且如此，对在朝为官的臣下，宣王就更加放肆。一次为了一件小事，大夫杜伯触怒了宣王，被判处死刑。他的老朋友左儒上前劝阻，宣王不理，下令左右斩了杜伯，并羞辱了左儒。左儒又羞又气，回到府宅后就自刎而死，此事在大臣间引起一片恐慌。

宣王有时候可能也觉得后悔，但又不好意思明说，以致得了一种怔忡症。一次，他带着臣下外出游猎中，忽然在车上大叫一声，昏迷了过去，几天后就死去了。后来就流传一种说法，说宣王打猎时，忽然看见杜伯从路的左边钻出来，身穿红衣，头戴红冠，手持一张红弓，搭上一支红箭，射中了宣王的要害，夺去了他的性命。

西周的灭亡

在经历了短暂的“中兴”之后，西周王朝再次加快了滑向深渊的速度。中兴毕竟只是回光返照，没落的西周早晚都要走向衰亡，而周幽王在选择继承人问题上的草率做法则成了促使周朝灭亡的关键性因素。被奉为“天子”的周幽王战败被杀，从此周王朝在诸侯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平王东迁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没落的西周

周宣王末年，周王朝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能征善战的大将也死了，前781年，周宣王也死了，儿子姬宫湦继位，史称周幽王。幽王无道，西周从此走向了衰亡。

上天的警示

宣王末年发生了旱灾，旱情一直没有缓解，全国的河流、泉池都干得见了底，草木庄稼全都枯死，哀鸿遍野。幽王二年，首都镐京和泾水、渭水、洛水流域又发生了强烈的地震。

当时朝廷的一名小官员因不满朝政，写下了《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这首讽刺诗，记述了这次毁灭性的地震，令山冢崩塌，高岸变深谷：“九月底来十月初，十月初一辛卯日。天上日食忽发生，这真是件大丑事。月亮昏暗无颜色，太阳惨淡光芒失。如今天下众黎民，非常哀痛难抑制。日食月食示凶兆，运行常规不遵照。全因天下没善政，空有贤才用不了。平时月食也曾有，习以为常心不扰。现在日食又出现，叹息此事为凶耗。雷电轰鸣又闪亮，天不安来地不宁。江河条条如沸腾，山峰座座尽坍崩。高岸竟然成深谷，深谷却又变高峰。可叹当世执政者，不修善政止灾凶。皇父显要为卿士，番氏官职是司徒。冢宰之职家伯掌，仲允御前做膳夫。内史棸子管人事，蹶氏身居趣马职。楀氏掌教官师氏，美妻惑王势正炽。叹息一声这皇父，难道真不识时务？为何调我去服役，事先一点不告诉？拆我墙来毁我屋，田被水淹终荒芜。还说‘不是我残暴，礼法如此不含糊’。皇父实在很圣明，远建向都避灾殃。选择亲信作三卿，真是富豪多珍藏。不愿留下一老臣，让他守卫我君王。有车马人被挑走，迁往新居地在向。尽心竭力做公事，辛苦劳烦不敢言。本来无错更无罪，众口喧嚣将我谗。黎民百姓受灾难，灾难并非降自天。当面聚欢背后恨，罪责应由小人担。绵绵愁思长又长，劳心伤神病恹恹。天下之人多欢欣，独我忧深心不安。众人全都享安逸，唯我劳苦不敢闲。只要周朝天命在，不敢效友苟偷安。”

史官伯阳甫分析了地震的原因，对周王说道：“大地有阴阳二气，平时各得其位，大地平静。但如果阳气在下面，阴气压着它，使它不能升起，就会发生地震。现在泾水、渭水、洛水流域发生了地震，是阳气为阴气挤压所引起的。以前伊水、洛水也曾干枯过，那是夏王朝灭亡前的征兆。黄河的水也曾干枯过，是商王朝灭亡的征兆。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和夏、商二代灭亡前的情况很相似，看来老天爷要抛弃我们了！”

周幽王听完这样一番话，认为是危言耸听，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依然该喝酒喝酒，该玩乐玩乐。

烽火戏诸侯

史官的建议对周幽王如同耳旁风，赵国（今山西洪洞北）的国君姬带见状，亲自来到朝廷提醒周幽王说：“山崩川竭，显示人的血液枯干，肌肤消失。岐山是周王朝的创业之地，一旦塌陷，更是非同小可。大王如果求贤辅政，还可能消除天怒。如果仍然只一味找美女、觅艳妇，恐怕要生变乱。”可幽王根本听不进去，还把姬带贬回了他的封国。

见此情形，褒国（今陕西汉中西北）国君褒珦又进谏说：“大王既不畏惧上天的警告，又舍弃忠良，国家如何能够治理好呢？”幽王这次发火了，直接把褒珦囚禁入狱。

褒珦在监狱里被关了三年，褒家的人在乡下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取名褒姒，把她献给幽王，替褒珦赎罪。幽王得了褒姒，异常高兴，马上就释放了褒珦。

褒姒入宫后，群臣都劝阻说：“自古以来，就有因为红颜祸水而导致国家灭亡的，夏朝的妺喜、商朝的妲己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大王应该以前朝得失为借鉴，不接受这个美人。”这时虢石父站出来说：“庄稼人多收了几捆禾麦，还可以再娶小妾。大王贵为一国之君，接受一个美人，有什么大不了的？”幽王从此专宠褒姒，对虢石父也另眼相看了。

据说有一天，幽王与褒姒正在饮宴之时，幽王的王后申氏来了，可褒姒却没有起身迎接。面对褒姒这种不敬的行为，申后心中虽有怨愤，却不敢说出来。太子宜臼看见母亲郁郁寡欢，便暗地里将褒姒打了一顿。

幽王当然知道这是太子干的，于是下诏废除王后和太子。一日之内废掉王后和太子，于礼大谬，自然引起了朝中大臣的普遍不满。为此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只有纷纷告老归田。

虽然周幽王十分宠爱褒姒，可褒姒自从进宫以后，从没笑过一次。幽王想尽办法，可就是无法让美人开颜。没办法，幽王传下话去：谁能让王妃娘娘笑一下，赏一千两金子。大臣虢石父站了出来，给幽王出了一个主意。

原来周王朝为了防备犬戎部落的进攻，在骊山（在今陕西临潼东南）一带造了二十多座烽火台，每隔几里地就有一座。如果犬戎打过来，把守第一道关的兵士就会把烽火烧起来，第二道关上的兵士见到烟火，也会立即点燃烽火。这样一个接一个，附近的诸侯见到了，就会发兵来救。虢石父对幽王说：“现在天下太平，烽火台长久没有使用了。大王跟娘娘不如上骊山去玩。到了晚上把烽火点起来，让附近的诸侯见了赶来，上个大当。娘娘见了这许多兵马扑了个空，保管会笑起来。”

幽王听到这个“妙计”，不禁拍手叫好，马上带褒姒上了骊山，当晚就在骊山上把烽火点了起来。临近的诸侯看到烽火骤起，以为犬戎打过来了，急忙带领兵马来救。没想到赶到一看，一个犬戎兵也没有，山上还有一阵阵奏乐和唱歌的声音。这时幽王派人告诉他们说：“谢谢各位，没有外寇，我只不过用烽火解闷罢了。请你们原路回去，等候犒赏。”那些封国国君好不容易才相信了自己的耳朵，纷纷偃旗息鼓，狼狈而去。

褒姒不知缘由，突然看见骊山脚下急匆匆来了好几路兵马，吵嚷一番后又乱哄哄地走了，就问是怎么回事。幽王一说原委，褒姒果然笑了一下。见褒姒开了笑脸，幽王大喜，赏给虢石父一千两金子。从此，幽王更加宠爱褒姒，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

平王复位

幽王原来的王后，父亲是申国的诸侯，听到女儿和外孙被废的消息后，联合犬戎进攻镐京。幽王听到犬戎进攻的消息，惊慌失措，连忙下令把骊山的烽火点起来。烽火烧起来了，可是诸侯因为上次上了当，这回没有一支兵马来救。犬戎兵像潮水一样涌进城来，杀了幽王、虢石父和伯服，抢走了褒姒，将王宫内的财物洗劫一空，临走时还放了一把大火。待各路诸侯得知犬戎真的进攻镐京，匆匆赶来时，镐京已成为一片废墟。

于是原来的太子姬宜臼被立为周王，即周平王。

文侯之命

说到周平王的复位，就不得不提晋文侯的功劳。

晋国的祖先是周成王的弟弟姬虞，姬虞的后人将封国“唐”改为了“晋”。周厉王的时候，晋穆侯率军随王出征，结果大败而归。这时穆侯的夫人生下了长子，穆侯因为战败，心中一直闷闷不乐，孩子的出生也没让他打起精神来，因此取名为“仇”。次年，穆侯出兵与戎狄交战，取得了胜利，恰巧这年次子出生，于是穆侯给孩子取名为“成师”，也就是能成其众之意。

面对长子和次子寓意完全相反的名字，晋国的大臣师服担心地对穆侯说：“您给儿子的命名真是太稀奇了！命名为的是制定义法，以义法来产生礼节，用礼节来完善政治，用政治来匡正人民。只有政治上取得了成效，人民才会服从您。相反，如果您更改了礼节和义法，那么国家将会发生祸乱。从古至今，相爱的配偶叫‘妃’，相怨的配偶才叫‘仇’，您给长子取名为‘仇’，这不是预示他将来会遭到废黜的命运吗？您给次子取名叫‘成师’，也就是成就事业之意，这不是要逆反嫡庶之分吗？”

师服的这番话在当时没有引起穆侯的重视，却不幸在未来应验了。穆侯死后，晋国发生了内乱，穆侯之弟殇叔和太子仇争夺王位，将太子仇赶出了晋国。四年后，太子仇积蓄力量卷土重来，杀死了叔叔，重新夺得王位，史称晋文侯。

晋文侯最痛恨的就是有人篡夺王位，因此在周太子姬宜臼落难时，果断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姬宜臼复位。姬宜臼虽然继承了王位，可镐京残破不堪，各地的诸侯又虎视眈眈，周王室已经没有力量在关中立国了，这时晋文侯率军前来，帮助姬宜臼稳定了局势。姬宜臼很感激晋文侯，不但赞扬他的功勋，还赏赐了车马和弓矢。而车马和弓矢，正是征伐不廷之臣的

象征。

平王东迁

由于周朝西边大多土地都被犬戎占了去，戎人又散布在王畿各地，随时都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再加上镐京残破不堪，因此前770年，周平王把国都迁到了洛邑。

平王东迁后，周王朝直接控制的土地还有不少。后来，这些土地越来越少，其中的大部分都赏给了有功的诸侯。还有一部分土地被诸侯侵夺，一部分被戎人占领，一部分分封给了王族或公卿大夫，如此等等。周天子自己所有的土地和民众，慢慢所剩无几了，各国诸侯也不再把天子看作神人。

因为平王的洛邑在镐京之东，从此遂被称为“东周”，追称镐京时代为“西周”。在周幽王的烽火中，西周结束了，东周时代来临。

西周的制度

周公制定了一整套的制度用来巩固宗法制，以确保周朝长治久安，后来备受儒家推崇的礼乐制度就起源于这一时期。分封制和井田制是西周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乡遂制度则属于他们的衍生物，规定了“国”与“野”的区别。

礼乐制度

周礼是贵族的行为准则，每一阶层都有各自的标准，超越了自己所在阶层的标准就是“僭越”。礼分五种，即吉、凶、宾、嘉、军。

一、吉礼

吉礼是祭祀之礼，或者可以说是处理天人关系的礼仪。这里的天，泛指一切自然和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从名字就可以明白，它是在祈求这种关系往好的方面发展，和对已有的良好关系表示感谢。吉礼的祭祀对象包括：天神、地祇、鬼神。

最主要的祭祀就是祭天和祭祖。周王自称天子，祭天就是天子的特权，其他人如果祭天就是僭越，就是想要谋反。最著名的祭天礼非“封禅”莫属了。古人尊崇泰山，在山顶筑坛祭天叫“封”，在山下的梁父这个地方祭地叫“禅”。这个礼只有立下丰功伟绩的圣贤君王才能施行，被认为是最重大的仪式。

孝道起源于祖先崇拜信仰，为了祭祀先人，古人就建起放置祖先牌位的宗庙，并定期去祭拜。商王的宗庙是五座，到周朝时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宗庙祭祀中，值得注意的是“尸”这个角色，他扮演被祭祀的人，一般由被祭者的孙子来充任。

二、凶礼

凶礼是哀吊之礼。碰上天灾人祸，则用凶礼。凶礼包括葬礼、札礼、荒礼、灾礼、恤礼等。最主要的是葬礼，因为它与宗法制关系最密切。在丧礼上，穿衣服是极其讲究的问题。贵族平时穿帛，只有服丧期间穿麻布。随麻布质量和缝制办法不同，分为斩衰（最粗的生麻布，袖口不缝）、齐衰（熟麻，缉边）、大功（熟布）、小功（较细的熟布）、缌麻（更细的熟布）五等。

三、宾礼

宾礼指接待宾客的礼节，用于朝聘会同，是天子款待来朝会的四方诸侯和诸侯派遣使臣向周王问安的礼节仪式。诸侯见天子叫“朝”，天子访诸侯叫“巡”。

四、嘉礼

嘉礼是和谐人际关系的礼。正因为嘉礼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虽然规模看起来没有吉礼、凶礼的规模那么大，但是由于深入生活，影响却更加细致和全面。嘉礼包括饮食之礼、冠礼、婚礼、射礼、贺庆礼等。饮食之礼就是饮宴之礼，婚礼就是嫁娶之礼，贺庆礼就是庆贺之礼。射礼是一种社交礼，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练练射箭，有娱乐的功能。

冠礼比较重要，相当于成人礼，即男子年满二十就要束发而冠，并取“字”便于他人称呼。古人有名也有字，如果直呼别人的名就是无礼，而自我介绍时自称“字”也是没有礼貌的荒唐行为。

五、军礼

打仗之前也要祭祀，要到祖庙里去汇报，表明自己出兵的正义性。然后祭祀战神、道路神、兵器神、旗鼓神。祭旗鼓是将牲口或者敌人的血抹在鼓上面，称为“衅”，如果逼迫对方出兵而挑起战端就是“挑衅”。军礼包括大师、大均、大田、大役、大封等礼仪。大师就是天子亲征之礼，大均就是统计户税之礼，大田就是田猎检阅之礼，大役就是建筑宫室之礼，大封则是开沟筑路之礼。

周朝时的战争中还有一些体现公平竞争和人道主义的礼，如“不鼓不成列”就是不进攻没有布好阵势的军队，“不重伤”就是不重复砍杀同一受伤的人，“不禽二毛”就是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年人。实际这些礼都是很迂腐的，春秋时在战争中遵循这些礼的宋襄公就吃了大败仗。

礼和乐是相匹配的，乐可以对人施以教化，也可以体现礼的意义。周朝音乐有雅俗之分，宫廷音乐为雅乐，民间音乐为俗乐。天子观看的宫廷乐舞叫作“八佾”，八个人组成的一排叫作“佾”，八佾就是六十四人跳的乐舞，诸侯的标准是四十八人，大夫是三十二人，超越这一标准就是僭越。

历史细读

历史上一直都把夏、商、西周定为奴隶制社会，但也有一些观点认为西周时期中国已经是封建社会了，依据是西周时期已经将土地划分为领主耕种的公田和奴隶的份地私田，这是封建奴隶制经济。中西方封建社会都有领主经济，如果把封建社会的开始设定在战国，而忽略了西周时期的领主经济，这是不符合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的。

分封制与井田制

周公制定礼乐规定各个等级的行为准则，同时大行分封，以拱卫王畿。西周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就是分封制，与其相互联系、相互适应的经济制度是井田制。

武王灭商之后就进行了分封，但大规模的分封是在成王时期，在周公的主持下进行的。分封对象包括宗室、功臣和先代贵族。鲁国为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地，属于宗室诸侯；齐国是姜子牙的封地，姜子牙就是齐太公，属于功臣诸侯；黄帝后代、夏帝后代以及商王后代则属于先代贵族，其中宋国是纣王庶兄微子启的封地。根据封地大小，诸侯被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但死后的谥号一律称“公”。

周天子以“受命于天”自居，号称“天子”，是天下同姓宗族的大宗，居于至高无上的绝对支配地位。其王位由嫡长子世袭继承，其他庶子则作为小宗被分封为各地诸侯。他们在各自封国内又是同姓宗族的大宗，其王位也是由嫡长子世袭继承，其余庶子作为小宗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在各自封地里又是同姓宗族的大宗，其封爵仍由其嫡长子世袭继承，其余庶子作为小宗分封为士。这样，根据宗法制和分封制，便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宗族贵族组成的金字塔式等级制机构。各个等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是大小宗关系，也是上下级关系。每一个等级必须服从上一个等级，并有义务纳贡、服役等。周天子位居金字塔顶端，不仅是所有姬姓宗族的大宗，而且通过“同姓不婚”“娶于异姓”的联姻原则，又成为有甥舅关系的异姓宗族的共主。

分封制是西周的政治制度，分封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奴隶主国家政权，分封的对象和做法是把王族、功臣和先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去做诸侯，建立诸侯国。被封诸侯的义务是：要服从周王的命令，要向周王贡献财物，要派兵随从周王作战。周王先后分封的重要诸侯国有：鲁、齐、燕、卫、宋、晋等。分封的作用是：巩固了西周的统治，拓展了疆域。

井田制与分封制关系密切。井田制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起源于商朝，盛行于西周，瓦解于春秋，废除于战国。井田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周王，周王把土地分赐给诸侯臣下，但臣下只能世代享用，不得转让和自由买卖，还要交纳一定的贡赋。从生产方式上，奴隶主贵族强迫奴隶集体耕种，剥夺奴隶的劳动成果。分封制和井田制是西周时期完善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分封制起到维系、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关系，保证奴隶制国家对奴隶和平民进行统治的作用，是西周奴隶制国家强盛的政治保证。井田制规定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是决定奴隶制经济形态存在、发展和西周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分封制和井田制相互影响，二者的存在成为西周奴隶制国家兴盛的支柱。

乡遂制度

周天子的直辖区叫作“王畿”，王畿有“国”“野”之分，两者之间以“郊”为分界线，即国野之交的意思。国以外郊以内分设“六乡”，这就是乡遂的“乡”。郊以外的野被划分为“六遂”，就是乡遂的“遂”。

周初的分封，常常有武装殖民的性质。周人跑到一块陌生的土地，建起城堡，架起武器，便宣布此地归自己所有。当地人起初会进行反抗，但打不过周人，只好臣服。“国”的本义是指天子居住的王城和诸侯国的都城。周人住在城里，称为国人，原住民住在野外，自然是野人。国人虽然不如希腊城邦的公民那样可以被选为执政官，但权力还是很大的。在很多中小国家，国人对国君不满意，就可以把他废掉。在西周末年就发生了一次国人暴动，贵为天子的周厉王被驱逐，出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共和”时期。

“六乡”之民保留了很多氏族社会的痕迹，很多组织之间还保持着血统关系，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贵族阶层。“六遂”之民则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乡遂按照井田制都可以分得一部分耕地，其中“六乡”的国人还要负担兵役和劳役。

如果发生战争，当兵打仗的自然都是国人，野人只有搞搞后勤的资格。不是国人舍不得野人战死，而是因为把武器交给他们，委实不能放心。所以那时的战争，竟成了一项贵族运动。

这种致使“国”和“野”对立起来的乡遂制度，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国家稳定发展的，当井田制瓦解的时候，这一系列建立在井田制度之上的政治制度都将崩溃。

西周的社会经济

西周的社会经济在原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有了巨大进步。特别是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增进了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

活跃的民间交易

周共王时期，西周的民间交易频繁起来，加上法律的严格详尽，使得西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有了相当的基础，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在此背景下，西周的民事活动较以往更为活跃。在出土的五祀卫鼎铭文中，就记载了一个管理皮裘的官员，在共王九年，用自己的马车及其附属器具交换矩伯的一块私地的立契过程。

铭文中记载，周共王九年正月，周王在周驹宫，后又到宗庙里。这时，眉敖的使者前来朝见，周王举行了盛大的接待仪式。矩伯被任命为接待使者的卿，因为接待仪式的需要，他要用自己的私田向裘卫换取一辆好车以及车旁的钩子、车前横木中有装饰的把手、虎皮罩子、长毛狸皮的车幔、彩画的车套、马鞭、大皮索、四套白色的缰绳、铜制的马嚼口等物品。裘卫为了交易的顺利进行，送给了矩伯的妻子十二丈帛。裘卫将要得到的是一块林地。当时矩伯交易给裘卫的那块林地中林木的收益权已经被矩伯赐给小奴隶主颜氏了，为了获得此块土地的完全所有权，裘卫还必须和颜氏达成另一笔交易，以得到林木的收益权。裘卫为此又送给了颜氏两匹大马，给颜氏之妻一件青黑色的衣服，给颜氏的管家寿商一件貉皮袍子和罩巾，作为交换林木收益权的代价。契约达成后，矩伯给裘卫交付林地。裘卫给颜氏管家交换物后，就到现场去勘查林地，正式举行交接仪式，但矩伯和裘卫都没有参与仪式。接受林地的是裘卫的儿子宽，负责迎接和赠送礼物的是裘卫的家臣。交易完成后，裘卫铸鼎，在鼎上刻下“卫其万年永宝用”，以示自己对这块林地的永久所有权。

西周玉牛

此圆雕青玉牛为西周中期作品。玉牛抬头前视，四足直立，尾巴下垂，从牛角来看应当为水牛。这是迄今所知的最早的直立玉牛。玉雕家畜表现了当时畜牧业的发展。

不难看出，西周关于民事活动的法律规定是非常全面的，特别是到西周中后期以后，随着严格意义上的宗法体制的松弛和演化，以私人所有权为中心的民事关系和相应的民事规则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西周时期，天下最为重要的两项社会资源——土地与臣民，理论上都属于周王所有，周王对土地的所有权不仅表现在对土地的买卖上，土地属于禁止流通物，他对土地的所有权主要体现在对土地的封赐上。但在西周中后期以后，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原有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逐渐松弛。原来那种由周王“授民以疆土”的分封方式，逐渐被放诸一旁，土地和人民的实际所有权已经逐渐转移到有实力的诸侯和领主手里，出现了完全由土地所有人控制，可以自由买卖、交换的“私田”。裘卫和矩伯的这次交易物，即是这样的“私田”。当然，这种“私田”的交易也不再是偷偷摸摸，而是在周王举行盛典时公开地进行，说明私田交易在西周中期已经较为普遍，只是在买卖的过程中要遵守规定的程序并得到官方的许可。随着这种土地私有进程的加快，整个社会的私有观念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比较普遍的契约形式有“质剂”与“傅别”。“质剂”是用于买卖关系的契约形式，《周礼》上说“听买卖以质剂”。“傅别”是借贷关系的契约形式，《周礼》说“听称责以傅别”。

和五祀卫鼎一同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一个卫盂，上面的铭文记载着周共王三年，裘卫用价值贝一百朋的一件瑾璋、两件赤琥、两件麂麂和一件贲韨，换取矩伯的土地十三田。共王五年，裘卫用自己的五田土地对换了邦伯厉的四田土地。以田换田，这种土地单价的差异，可能与土地的肥瘠有关。

历史文献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诗经·豳风·七月》

繁荣的保证

交易的活跃，源于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西周的农业状况吧。

周王朝对农夫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农夫们都有自己的家室，但行动并不自由，因为周王朝设置了“乡”“党”等行政单位，对农夫们进行层层管理。一般来说，五家就可以组成一个“比”，五个“比”组成一个“闾”，四个“闾”组成一个“族’，五个“族”组成一个“党”，五个“党”组成一个“州”，五个“州”就构成了一个“乡”。每一级行政单位都有一个头目管理，从最低的下士开始，级别愈来愈高，直到乡一级的行政机构，就由卿直接控制。

至于农夫们的生活怎样，看看《诗经·豳风·七月》里的这首诗，或许能窥见一丝端倪：

夏历七月大火恒星向下运行，九月把裁制寒衣的工作交给妇女们去做。一月大风触物发声，二月凛冽。没有衣服，如何过完这一年？三月修理耜类工具，四月抬脚踩耒耜辛勤去耕田。偕同我的妻子和孩子，送饭到那农田。田畯看到农民在田里劳动，非常高兴。

夏历七月大火恒星向下运行，九月把裁制寒衣的工作交给妇女们去做。夏历三月开始暖和，黄莺鸣叫。年轻的姑娘手持深筐，沿着那小路行走，在这儿寻找嫩桑叶。春天的昼长日落晚，可以采摘众多白蒿。女子内心悲伤，惧怕遇到国君之子，被公子胁迫一起回去。

缝制新衣

在先秦时代，即使贵族妇女也参与劳作。传说黄帝的妻子嫘祖就亲自养蚕。该图以《诗经·魏风·葛屦》之诗入意，生动描绘了古人缝制新衣的场景。

夏历七月大火恒星向下运行，八月收取萑苇。三月修剪桑树枝，取那斧子，去砍伐旁边过度长出的桑枝，攀着细枝摘嫩桑。七月伯劳鸣叫，八月开始把麻的纤维织成纱线。染成黑色、红色和黄色，我染的大红色很鲜明，可以为公子做衣裳。

四月植物抽穗开花，五月蝉鸣叫。八月收获庄稼，十月草木枯黄开始落叶。一月捕兽，取那狐狸，为公子做皮衣。二月会猎，继续围猎。我私人占有小兽，献大兽给国君。

五月斯螽发声，六月莎鸡发声。七月在田野里，八月在檐下，九月在房内，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把鼠穴都找到了堵塞，用烟熏的办法把老鼠赶出杀死。堵塞朝北的窗子，用泥涂抹门隙来御寒。可怜我的妻子和孩子，算是过年了，才能进入这个房屋居住。

六月吃郁李和野葡萄，七月蒸冬葵和豆叶。八月打枣，十月收获稻谷。以此做冬天酝酿经春始成的酒，以此祈求长寿。七月吃瓜，八月截断葫芦，九月拾取麻籽。采苦菜将臭椿当柴烧，养活我们农夫。

九月夯土“打谷场”，十月将谷物收入粮仓，黍稷早稻和晚稻，粟麻豆麦全入仓。可叹我们农夫啊！把打下的谷物集中到粮仓里，还要到乡长家中修缮房屋。白天割茅草，晚上搓绳子。赶紧上房修好屋，开春还得种百谷。

二月凿冰发出冲冲声，三月放入冰窖。四月开初祭祖先，献上韭菜和羊羔。九月寒冬始降霜，十月清扫打谷场。两樽美酒敬宾客，宰杀羊羔大家尝。登上主人的庙堂，举杯共同敬主人，齐声高呼万寿无疆。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诗里描写的不是农夫，而是奴隶。因为周代的“农夫”可以使用贵族分给他们的一小块“份地”——“私田”，代价就是必须以在贵族的“公田”上从事劳动，即服劳役。

不管是农夫还是奴隶的劳作，西周王朝的农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不仅如此，畜牧业与渔猎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周人因为天天都要占卜、祭祀，所以使用的“牺牲”非常之多，有时一次就要杀掉五百多头牛，上千只羊。一次就用掉这么多牲畜，如果没有发达的畜牧业，怎么能一下子凑足呢？

除了祭祀，周王室几乎一年四季都要举行狩猎活动。春天打猎叫“春搜”，夏天打猎叫“夏苗”，秋天打猎叫“秋狝”，冬天打猎叫“冬狩”。每逢狩猎活动时，真是戎车飞驰，人欢马嘶，鹰飞狗蹿，矢石如雨，野兽应弦而毙……一派壮观场面。

此时最大的改变当属养马，马不再被畜养在栅栏里，而是有了专门的牧场。西周时马主要用于驾车，特别是驾战车，因此非常受重视，甚至天子还会亲自参加“执驹”典礼。所谓“执驹”，就是春天母马发情，适于交配繁殖，这时便使小马驹离开母马，一则是为了不伤害怀孕的母马，二则可以将小马加以调教，以供驾车使用。

西周王朝设有专门养马的机构，负责人是“班马政”，职责是为国王选择良种马匹。其下还有管理马匹饲养的“趣马”、给马治病的“巫马”、掌管牧场的“牧师”、驯马的“廋人”等等。正由于王朝的重视，所以西周的养马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才培育出给周穆王巡行天下的“八骏”。

西周的建筑业也很进步，瓦已经出现，并开始在屋脊等处使用。到了西周晚期以后，房屋上面就大部分覆盖瓦了。1958年在湖北的一处西周遗址发现了一组大型木构建筑遗址，在一处房子附近，还发现了木质的楼梯形残痕。可见当时的周人已经住进木结构的楼房了。

日趋完美的青铜艺术

西周初年青铜工具大量用于生产，使得劳动生产力大为提高，促使各种手工行业得到发展。武王时期的青铜器，在造型、花纹等方面，几乎与商代晚期青铜器没有什么区别。但经过成王，特别是康王以后，周人开始突破传统，形成了周初的独特风格。

在青铜器的纹饰方面，周人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商末以来的饕餮纹仍然在西周初期的各种纹饰中占有主要地位，但比商末更显得富于变化和生机。成王以后，盛行一种花纹简略的装饰，有的只在器物口沿以下或颈部装饰几道弦纹，有的器物装饰用夔龙、云雷或小鸟组成的带纹，显得十分简洁而明快。同时，还存有花纹复杂的装饰。这种装饰除主题花纹外，还饰以一两种其他纹饰，并衬以云雷纹地，整个器身显得花纹繁缛，几乎没有什么空白之处，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此外，西周时花纹种类增多，出现了成条的长鸟纹，特别是康王时出现的大鸟纹，鸟首反顾，尾部上卷，一直延伸到冠部下垂，尾羽上还有孔雀尾巴一样的目形纹饰，十分形象生动。

周初常见的铜器种类，在食器方面主要是鼎、鬲、甗、簋等，酒器方面主要是觚、爵、角、盉、尊、壶、彝等，水器方面主要是盘、壶。虽然器物的类型和商朝十分相近，但是器形有了很大变化。

西周铜器与商末铜器的最大区别就是铭文字数的增多。商代铜器大概从武丁晚期才开始出现铭文，一般以五六字为多，最多也不过四五十字。但西周早期的铜器开始出现了长篇的铭文，内容也十分丰富，除了记述为亲属或为自己铸器的事由以外，有的还记载了周初的重要祭祀、征伐和赏赐等重大政治活动。在文字结构上，首尾出锋，严谨秀隽，行款书法自如，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四通八达的交通

围绕着雄伟的都城，西周还有着通向各诸侯国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大道的修建，为周天子巡视天下诸侯和地方诸侯到周都朝觐提供了便利，加强了周王朝与全国各地的联系。另外，各国诸侯要定期向周王朝贡纳服物，这些物资都源源不断地通过宽广的大路输往都城。最重要的是，这些道路有利于西周王朝的军事调动，如有某方诸侯叛乱或他敌入侵，就可迅速调兵遣将，派兵前往。

西周王朝对交通问题是很重视的，设立了专门的机构野庐氏来守护和管理，有时还派大臣检查道路的情况。在周人心目中，保持道路的通畅是巩固统治的一条重要经验。为了使后世子孙铭记这一点，他们甚至在庙堂祭祀祖先所唱的颂诗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周人的颂诗中唱道：“高高岐山造化生，古公辟居善经营。割除杂草建宫室，祖先遗业文王承。慕义诸侯往来便，只因通岐大道平，子孙莫忘修路功。”

据考证，西周的西都镐京和东都洛邑之间有一条大道相连，这条大道西起陕西丰镐地区，经过郑国（现陕西华县）到达东都洛邑。从丰镐向西，可以一直到达今天的宝鸡、凤翔一带，然后从大散关向南可直通巴蜀。从丰镐向东，有直达齐国（现山东临淄以北）的大道。从丰镐向南，可直达江汉地区，是南北用兵的重要军事要道。从丰镐向北，能一直到达燕国（今北京一带）。

这一条条从周王都伸向全国四面八方的大道，平坦、笔直、宽阔。大路两旁，种着参天的大树，每隔一段路程，就会看见专供食宿用的亭、舍等设施，便利行旅的往来。

渐趋完善的法律

西周的法律秉承了《禹刑》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且越来越系统化了。周穆王集夏、商、周三朝，制定了《吕刑》，完备了“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锁；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窄；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的措施。

《吕刑》这部法典十分繁琐，据说墨刑有一千条，劓刑有一千条，剕刑有五百条，宫刑有三百条，大辟有二百条。墨刑是在人的额头上刺字；劓刑是把人的鼻子割下来；剕刑是把人的脚砍掉；宫刑就是毁掉男子的生殖器，女性则幽闭深宫；大辟则是把人的头颅砍下。除了这五刑，周代还有“五罚”“五过”等各种名目的刑罚。想要逃避刑罚赎罪，就要缴纳一定数量的金（古代的金即铜）或丝。

1975年，陕西省岐山县发现了一处青铜器窖藏，其中的一件“训匜”上，铸有长达157字的铭文，其内容就涉及了周代的刑罚，大意是这样的：

某年的三月底，周天子的重臣伯扬父处理了这样一个案子：一个名叫牧牛的小官，违背了忠于上司的誓言，诬告他的上司训。对此伯扬父进行了严肃的判决，处理的结果是：一、责成牧牛必须履行前誓，并要他立即去啬地归还训的五名奴隶；二、牧牛的诬告行为已构成犯罪，应予惩处。伯扬父向牧牛宣布判决词说：“查牧牛违誓诬主，按律应处以千鞭之笞，脸上刺字并蒙黑布羞辱之重刑。念其初犯，姑且从轻惩处，可减刑为鞭打一千，黥面、免职。依据赎刑的有关条款，可按罚金（铜）三百锾、鞭打五百之最轻处罚执行。此判决下达后，犯罪人应立誓不再上诉纠缠。如不知悔改，继续伤害训，定严惩不贷！”

牧牛听罢判决，连忙发誓表示悔悟，当场签字画押认罪。

训虽然受了诬陷之害，但案子查清，并得到金（铜）作为损失费。他铸造了一件铜器留作纪念，并将此案的经过铸在了铜器上。

由此我们得知，伯扬父对这场官司的判决，是依照一定的刑典处理的，处罚也是与牧牛的身份和地位的有关规定相适应的。就连这场官司的判决词，也有一定的格式。此外从诉讼程序方面来说，也是比较完备的。最后还有结案书，具备了相当完整的法律手续。

附录：俯瞰中国

河流和湖泊名山草原沙漠区域地理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的西岸。与任何文明古国一样，是从一个个小小的原始部落、一个个地区不断联合、融合以及扩张，最终形成的庞大的国家。今天的中国版图，好似一只昂首挺立的雄鸡。北起漠河附近的黑龙江江心，南到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陆地面积有960万平方公里，东部和南部的大陆海岸线长达18000公里，拥有大小岛屿7600个，最大的台湾岛有35000平方公里。

中国的陆地边界长达22000多公里，东邻朝鲜，北邻蒙古，东北邻俄罗斯，西北邻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西和西南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国家接壤，南与缅甸、老挝、越南相邻。东部和东南部同韩国、日本、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隔海相望。

中国的文明是多样性的，这是由众多的地理环境造成的。中国的北部有草原和森林，游牧、狩猎文明就在这里生根发芽；西部有沙漠，绿洲文化便点缀其间；西南有世界屋脊，高山峻岭风貌独特；东南那长长的海岸线，让航海为商业文明奠定了基础；而中国更广阔的土地，是适合农业文明发展的沃土。因为幅员辽阔，跨纬度较广，距海远近差距较大，加之地势高低不同，地形类型及山脉走向多样，中国各地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气候。东部的季风气

候有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带季风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西北部属温带大陆性气候，青藏高原属高寒气候。从温度带划分看，有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和青藏高原区。从干湿地区划分看，有湿润地区、半湿润地区、半干旱地区、干旱地区之分。而且同一个温度带内，可含有不同的干湿区，同一个干湿地区中又含有不同的温度带。因此在相同的气候类型中，也会有热量与干湿程度的差异。

当然广阔的地域还造成了时间上的巨大差异，最东部的乌苏里江和最西部的帕米尔，时差相差四个小时。也就是说，当乌苏里江的渔夫在晨光中泛舟捕鱼之时，帕米尔的农夫还在做着甜香的酣梦。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属于蒙古人种，又称黄种人，肤色在世界所有人种中居中，呈黄色或黄褐色，头发大多色黑且直而硬，胡须和体毛不甚发达，颧骨突出，鼻梁不高，唇厚适中，眼睛黑亮，与白种人和黑种人的区别一目了然。

据一般的公论，华夏民族是由许多部落合并而成的，至于最早的华夏族是什么人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定论，但根据黄河流域的考古发掘推论，应该是蒙古人种。当然，黄帝和炎帝本人是不是黑头发黑眼睛，我们就无从知晓了。

融合与稳定，造就了汉族的强大，这首先要归功于汉族从不介意与外族通婚。历史上有很多人种单一的民族，为了保持纯洁的血统，人为地不与外族通婚。这种民族即使能显赫一时，但很快就会衰落。汉族是一个以文化区分而不问血统的民族。外族如果不接受汉文化就是夷狄，一旦接受了汉文化，无论人种如何都是平等的。就是这样，中华民族发展至今，成为世界第一大族。

奔流不息的河流与湖泊   峰峦雄伟的名山   郁郁葱葱的草原   一望无际的沙漠  区域地理

美丽的土地

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特殊的地理环境。这片广袤而美丽的土地，位于亚欧大陆东部的温暖地带，幅员辽阔且具多样性。众多的山脉与河流，为最早的人类聚落的建立提供了天然屏障。如此辽阔的土地，如此多样的环境，让古老的中国人认为，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是“天下”，所以这片土地应该叫作“中国”。而这片土地这么美丽，仅用“中国”这个词还不能表达出人们心中对它的热爱，所以又叫它“中华”。“华”，就是美丽可爱的意思。

奔流不息的河流与湖泊

在对中国的疆域有了一个整体印象后，让我们分门别类地介绍一下它的具体形态，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形态构成了中国全部的地貌，它们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

首先，让我们将视线投放到江河湖泊上来。千万不要小看它们，就是它们冲开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冲出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江河息息相关。江河是哺育人类的母亲，是生命之源、文明之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认识江河、顺应江河和治理开发江河，从而推进文明进步的历史。

黄河

黄河被中国人称为母亲河，正是这条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孕育出了灿烂而古老的中国文明。在国人心中，它不仅仅是一条河。黄河、黄土地、黄皮肤以及传说中的龙，这一切黄色表征，把这条流经中华心脏地区的河流升华为了圣河。

黄河仅次于长江，是中国的第二大河流，全长5400多公里，流域面积75万平方公里，发源于青海的巴颜喀拉山，呈一个“几”字形，向东流入渤海。

凡是河流，基本都具备航行、渔业、灌溉等作用，黄河也不例外，它的鱼类品种非常丰富，其中以鲤鱼闻名全国。不过黄河也是一条喜怒无常的巨龙，经常泛滥、改道。主要的原因是黄河流经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时，携带的泥沙在河水东流的过程中慢慢沉积了下来。由于泥沙使河床不断抬高，为了不让洪水肆虐，中国的“治河”工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止过。

长江

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河，世界第三长河，全长6300公里，流域总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与黄河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长江源于唐古拉山脉，从江源向东到入海口，可分为三大段。四川宜宾以上为上游，宜宾至湖北宜昌为中游，宜昌以下为下游。一般来讲，自宜宾以下这一段才称长江。

由于流程长，流域广，土地肥沃，灌溉便利，长江中游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下游则多“鱼米之乡”，物产丰富。

因为长江把中国的疆土拦腰截成了两段，人们习惯上就把长江以北称作北方或北中国，长江以南叫作南方、江南。一些建立在北方的王朝，当抵御不住更北面的游牧民族攻打时，往往都会逃往南方，借助长江天险来躲避。游牧民族虽然善于骑马打仗，但对于船只却是一窍不通，也只能“望江兴叹”了。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宋金帝国的对抗，一定程度上都是由长江的波涛汹涌僵持而成的。

黑龙江

黑龙江是中国北部的一条重要河流，总长度约4400多公里（以海拉尔河为源头计算），流域面积达162万平方公里。

这条河水量充沛，只是降水量分配不均。因为每年有六个月的时间，黑龙江都处于结冰期，只有等到春季气温回升后，积雪才能融化补给河流。黑龙江流域内，森林以及金、煤等矿产资源丰富，鱼类中尤以大马哈鱼和鳇鱼最为著名。

不过，这条大河在古代并没受到特别的重视，直到元朝才被正式纳入领土范围，成为中国内河。19世纪中后期，沙俄强行占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之后，黑龙江成为中俄界河。

淮河

淮河发源于河南省南部的桐柏山，全长1000公里，介于长江和黄河两流域之间，向东流入黄海。

由于黄河多次“夺淮”，使得淮河的水系紊乱，河沟淤阻，“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称得上是中国灾害最多、治理最难的一条河流。

如果说长江从地域上将中国分成了南北两部分，那么淮河就从气候上划分了中国，淮河以南是亚热带季风气候，而淮河以北则是温带季风气候。在淮河以北，主要的粮食作物是小麦，淮河以南，稻米就成为主食了。淮河南岸普遍种植橘树，橘子甘甜多汁，移植到北岸后，结出的果实就变成苦涩的枳子了，这就是气候和土壤的差异造成的。

关于这个橘子变枳子的故事，《晏子春秋》中是这样记述的：晏子将要出使楚国，楚王听说这消息以后，对身边的人说：“晏婴是齐国善于辞令的人，现在他要来，我想羞辱他，该用什么办法呢？”身边的人回答说：“等他到来的时候，请让我捆绑一个人在您面前经过，您就说：‘这是什么人？’我回答说：‘是齐国人。’您问：‘犯了什么罪？’我回答说：‘犯了偷盗罪。’”不久晏子到了楚国，楚王赐给晏子酒喝，喝酒喝得正畅快的时候，两个官吏捆着一个人来到楚王跟前，楚王问：“捆着的人是干什么的？”官吏回答说：“是齐国人，犯了偷盗罪。”楚王看着晏子说：“齐国人本来就善于偷盗吗？”晏子离开座位，严肃地回答说：“我听说过，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就是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北就变成枳树，只是叶子相似，它们的果实味道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水土不一样。人生长在齐国不偷盗，进入楚国就偷盗，该不会是楚国的水土使人变得善于偷盗吧？”楚王笑着说：“圣人是不能跟他开玩笑的。我反而遭到羞辱了。”

渭河与泾河

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西北的鸟鼠山，全长800余公里，流域面积13万平方公里。中国最辉煌的四个王朝——周、秦、西汉和唐，都建都在渭河河畔。

渭河的支流泾河，含沙量几乎高达百分之五十。泾河与渭河在西安的东北合流，合流后产生了一种奇异的现象，即河水中分，变得清浊分明起来，这也是成语“泾渭分明”的来源。

不过，到底是泾水清还是渭水清，争议一直存在。《诗经》中说：“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即泾河的水清，渭河的水浊。到了唐代，杜甫在《秋雨叹》中感叹的却是“浊泾清渭何当分”，也就是说，渭水是清澈见底的，而泾水是浑浊的。

应该说，唐人所见的确是“泾渭分明”，因为泾河的流速快，从黄土高原骤然进入平原后，泥沙沉淀，水质变得清澈起来。而渭水本来含沙量就大，流速又慢于泾水，泥沙再度堆积，看上去就较为浑浊了。

汾河

汾河是山西省最大的河流，全长710公里，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流域面积39000余平方公里。

尧和舜的国都，就曾建立在汾河之畔。汾河的水资源曾经十分丰富，战国时有秦穆公“泛舟之役”；汉武帝乘坐楼船溯汾河而行；从隋到唐、宋、辽、金，山西的粮食和木材都是经汾河入黄河、渭河，再经漕运到长安的，史称“万木下汾河”。

金末元初，著名才子元好问在汾河岸边遇到了一位张网捕雁的农夫。农夫告诉他，自己早晨在河滩上网到两只大雁，杀掉其中的一只后，另一只脱网逃走的大雁在空中悲鸣哀叫，始终不愿离去，最后竟然一头撞向地面殉情而死。元好问听后唏嘘长叹，向农夫买下了这两只大雁，将它们埋葬在汾河岸边，用石块垒起一座坟丘，称之为“雁丘”，并写下了流传千古的《雁丘辞》：“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台依旧平楚。招魂楚些嗟何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恨，来访雁丘处。”

钱塘江

钱塘江全长400多公里，流域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河道曲折，入海处呈喇叭口形状，因“钱塘潮”而闻名于世。

钱塘潮是一种非常壮观的海潮景象，它的成因除月、日引力影响外，还跟钱塘江口状似喇叭形有关。当江水与因潮汐倒灌入江口的海水互相搏击，会使浪头层层相叠，形成后浪赶前浪，一浪叠一浪，一浪高一浪的涌潮，并发出天崩地裂的巨响。

每年的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观潮的最佳时节。早在汉、魏、六朝时，观赏钱塘潮就已蔚然成风，至唐、宋时，此风更盛。北宋诗人潘阆有诗写道：“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珠江

珠江是中国南方最大的河系，旧称粤江，是中国境内第三长河流，全长2400公里。原指广州到入海口的一段河道，后来逐渐成为西江、北江、东江和珠江三角洲诸河的总称。其干流西江发源于云南省东北部沾益县的马雄山，在广东三水与北江汇合，向东流入南海。

珠江水系各河径流汇集于三角洲后，是通过八条水道注入南海的，各水道的出口称之为“门”，即虎门、蕉门、洪奇门、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和崖门。

珠江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世纪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虎门销烟的一把大火，珠江的重要性才开始显现。

青海湖

青海湖是中国第一大咸水湖，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蒙语称它“库库诺尔”，即“青色的海”的意思。汉代时中国人称它为“仙海”，直到北魏才更名为“青海”。

青海湖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湖的四周被巍巍高山环抱，湖周围则是茫茫草原，宛如一盏巨大的翡翠玉盘平嵌在高山、草原之间。

在距今20万年—200万年前，青海湖本是一个极大的淡水湖泊，与黄河水系相通，那时气候温和多雨，湖水通过东南部的倒淌河泄入黄河。至13万年前，由于新构造运动，周围山地强烈隆起，使原来注入黄河的倒淌河被堵塞。加上气候逐渐变干，青海湖这才由淡水湖逐渐变成咸水湖。

青海湖岸边有辽阔的天然牧场，有肥沃的大片良田，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这里冬季多雪，夏秋多雨，水源充足，雨量充沛，发展畜牧业和农业具备良好的条件。早在遥远的古代，这里就是马、牛、羊等牲畜的重要产地。青海湖一带所产的马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很出名，当时被称为“秦马”，《诗经》就曾描写过“秦马”的雄壮和善驰。隋唐时代，这里产的马经过与“乌孙马”“汗血马”交配改良，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良马，不仅神骏、善驰，更以能征善战而著称。

不过由于青海湖处于中国西部，一直给人以荒凉和神秘的感觉。青海湖中的小岛海心山，很早以前就是佛教圣地。喇嘛们宣称青海湖的水是“弱水”，船入即沉，因此根本没有船只敢泛舟湖上。只有等到冬天湖面结冰，岛上的喇嘛才踏冰出来，购买一年所需的粮食和生活

用品。

历史细读

关于青海湖的来源，神话传说它是龙王的小儿子所造的。老龙王有四个儿子，他们长大后，大龙子、二龙子、三龙子分别被封到东海、南海、北海做海神。轮到小龙子，无海可分了，老龙王便命他自己去造海。小龙子在陆地上飞来飞去，发现西北青海湖一带土地辽阔，是个造海的地方，便运用神力汇集一百零八条河水朝一处流，水越流越多，终于造出了青海湖。

洞庭湖

洞庭湖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也是长江中游重要的吞吐湖泊。历史上洞庭湖曾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随着围湖造田面积的扩大，以及自然的泥沙淤积，洞庭湖面积不断缩小，被鄱阳湖超过，成为了第二大淡水湖。

洞庭湖中最著名的君山风景秀丽，虽然只是洞庭湖上的一个孤岛，但岛上有72个大小的山峰，原名洞庭山，是神仙洞府的意思。

柳毅传书

柳毅传书（柳毅奇缘），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起源于唐高宗年间李朝威所著的《柳毅传》。此图讲述的就是柳毅传书的故事。

在科学落后的古代，人们对浩瀚的湖泊充满了敬畏与崇拜，他们幻想每个湖泊中都会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水神在主宰、操纵着湖泊的一切。至于洞庭湖的水神，就是书生柳毅。

传说书生柳毅，风雪中赶路赴京应试，途经泾阳河畔，遇洞庭龙君之女三娘“牧羊”雪野。原来龙女的丈夫泾河王子，凶残任性，常使附近百姓遭遇水旱之灾，龙女曾加劝谏，反触王子及翁姑之怒，被翁姑欺凌，只好带着负责降雨降雪的羊群到江边放牧。周遭水族禽鸟慑于龙王声威，都不敢为三公主传书回家求救，柳毅慨然代她传书洞庭求救。洞庭龙君的弟弟钱塘君得知后，立即发兵杀了泾河王子，救回龙女。柳毅得到龙女爱慕，并与龙女结为夫妻。洞庭龙君年老后，就把王位传给了柳毅。由于柳毅长着一张白净的脸，文质彬彬，洞庭湖中的众水族都不服他管。老龙王无奈，只好送他一副黑面具，让他巡夜时戴上，并特地吩咐他，在鸡叫之前一定要摘下来，否则就会长在脸上。柳毅戴上面具之后，果然众水族都服了他。时间一长，柳毅对老龙王的吩咐就不大在意了。有一次因公务繁忙，凌晨竟忘了摘面具，鸡一叫才忽然想起，连忙去抓面具，可为时已晚，面具已长在脸上。从此，柳毅便成了黑脸。所以，洞庭湖边的水神庙里供奉的柳毅都是黑脸膛。

鄱阳湖

鄱阳湖地处江西省的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以松门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面为入江水道，南面为主湖体，是一个季节性、吞吐型的湖泊。

在古代，鄱阳湖有过彭泽、彭湖、官亭湖等多种称谓。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彭泽”向南扩展，湖水进抵今日的鄱阳湖。在“彭泽”大举南侵之前，低洼的鄱阳盆地上原本是人烟稠密的城镇，随着湖水的不断南侵，鄱阳湖盆地内的鄱阳县城和海昏县治先后被淹入湖中，而位于海昏县邻近较高处的吴城却日趋繁荣，成为江西四大古镇之一，因此，历史上曾有“淹了海昏县，出了吴城镇”之说。

水域辽阔的鄱阳湖始终受到东南季风的影响，年降雨量在一千毫米以上，形成了“泽国芳草碧，梅黄烟雨中”的湿润季风型气候，并成为著名的鱼米之乡。鄱阳湖和洞庭湖所拥有的广大流域，是中国农产品的生产基地，自古就有“两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人们认为只要两湖丰收，全国人民就都能吃饱饭了。

正因为两湖流域自古就是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富裕地区，也是古代从北方进入江西的唯一水道。历史上若干著名的战役也都在此发生，如周瑜操练水师、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水战、李烈钧在湖口发起的“二次革命”等。

当然，鄱阳湖最令人流连的还是它秀美的景色，宋代诗人苏轼在《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诗中写的“山苍苍，水茫茫，大姑小姑江中央”，描写的正是鄱阳湖胜景。湖上名山秀屿比比皆是，风光如画。

鄱阳湖上的大孤山，六朝时称“独石”，因其形如鞋，俗名“鞋山”。相传古时有一年轻渔郎胡春，在鄱阳湖中网到一盒，内贮明珠一颗，便欣然回家。路中遇一绿衣少女啼哭悲切，问其故，说是丢失明珠，胡春当即奉还，少女拜谢而去。他日胡春捕鱼时忽逢狂风暴雨，正在危险之时，一绿衣少女手执明珠为他导航，转危为安。原来此女是瑶池玉女，名叫大姑，因触犯天规，被贬于鄱阳湖，独居碧波之间，两人因此结成佳偶。村中渔霸盛泰见大姑美貌，心存歹念，只是苦于无法得手。另一方面，玉帝得知大姑与胡春结为夫妇，便派天兵天将前来捉拿大姑，渔霸盛泰也趁机加害胡春。当大姑被劫持于空中时，盛泰将胡春击伤，且欲置之死地。大姑无奈，即将所穿之鞋踢下，化作峭壁，将盛泰镇压于湖底。此峭壁即为大孤山，所以大孤山实为大姑山。此山三面绝壁，屹立中流，仅西北角有一石穴，可泊舟船。登山远眺，只见四周碧水，白帆片片映着无边无际的蓝天。

太湖

我国名列第三的淡水湖是太湖，位于长江下游肥沃的三角洲中心，湖面宛如一轮向西突出的新月，南岸为典型的圆弧形岸线，东北岸曲折多湾，湖岬、湖荡相间分布，湖中有四十八岛、七十二峰，湖光山色相映生辉。

太湖古称“震泽”“具区”，又名“五湖”“笠泽”。大约在100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后来逐渐与海隔绝，转入湖水淡化的过程，变成了内陆湖泊。

这里气候温和湿润，物产丰饶，土壤肥沃，自古以来就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素有“太湖八百里，鱼虾捉不尽”的说法。

峰峦雄伟的名山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许多高大而绵长的山脉，纵横交错分布在广阔的国土上。山脉以东西走向为主体，如秦岭、阴山、昆仑山等。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脉，如祁连山等。世界上著名的喜马拉雅山脉则属于弧形山脉，其主干就在我国境内，这条世界上最大的山脉，它的主峰珠穆朗玛峰被称为世界屋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我国不同走向的山脉，就像大地上隆起的一根根脊梁，构成了我国地形的主要“骨架”。此外，还有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嵩山、五台山、峨眉山、庐山、黄山等名山，可谓雄、奇、灵、秀，各具特色。

秦岭

秦岭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是指横亘于中国中部的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西起甘肃省临潭县北部的白石山，向东经天水南部的麦积山进入陕西，在陕西与河南交界处分为三支：北支为崤山，余脉沿黄河南岸向东延伸，通称邙山；中支为熊耳山；南支为伏牛山。秦岭山脉全长1600公里，蔚为壮观。

狭义的秦岭指的是秦岭山脉中段，位于陕西省中部的一部分。这一段山脉在汉代即有“秦岭”之名，山体雄伟，势如屏壁。《史记》中说：“秦岭天下之大阻也。”因此有“九州之险”的称号。

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也是气候分界线。因为秦岭淮河一线是东西走向，并且是一月份零度等温线和8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的通过地。冬天的时候，秦岭能阻挡寒潮南下，夏天又能阻挡潮湿的海风进入西北地区，因此秦岭南北坡的自然景观差异十分明显。人们因此将秦岭淮河一线以北认定为华北地理和人文系统，以南则属于江南地理和人文系统。

阴山

在抗击北方游牧民族上，与祁连山有同样作用的还有阴山。阴山山脉位于河套地区北面，是黄河流域的北部界线，其蒙古语名字为“达兰喀喇”，意思为“七十个黑山头”。它东起河北东部的桦山，西止于内蒙古巴彦倬尔盟中部的狼山。阴山最大的特点是南北不对称，南坡山势陡峭，北坡则较为平缓，仿佛一座巨大的天然屏障，同时阻挡了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湿气，因此，阴山南麓的雨水较为充沛，适宜发展农业，山脚下是大片美丽的牧场；而北部则是瀚海沙漠，气候环境的差距非常大。

昆仑山

昆仑山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出现频率最多的山了，它西起帕米尔高原，山脉全长2500公里，平均海拔5500米—6000米，最高峰布格达板峰海拔6860米。

虽然昆仑山直到18世纪才被纳入中国版图，但关于它的传说却出现在中国纪年以前的各种神话传说中。相传昆仑山的主人西王母，她的居所是昆仑山中美丽的“瑶池”，一个生长着结有珍珠和美玉的仙树的地方，正是她将不死药赐给了后羿。后来周王朝的第五任国王穆王姬满爱上了她，亲自驾着会飞的马车，从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出发，一夜奔驰了3000公里，来到昆仑山与这位美丽的女神相会。

祁连山

祁连山脉位于中国青海省东北部与甘肃省西部边境，西端与阿尔金山脉相接，东端至黄河谷地，与秦岭、六盘山相连，山势由西向东降低。

在中国早期的历史上，祁连山担负着隔绝匈奴的重要任务。纪元前，匈奴聚居在河西走廊一带，那里水草茂盛，是可从事农业生产的富裕地区。而祁连山的群峰之一胭脂山，还出产妇女化妆用的胭脂。当西汉的铁骑越过祁连山，向北驱赶匈奴部族后，河西走廊被正式纳入了汉朝的版图。匈奴人从此衰落，悲歌道：“夺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夺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喜马拉雅山

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高大最雄伟的山脉，它耸立在青藏高原南缘，分布在我国西藏和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境内，其主要部分在我国和尼泊尔交界处。西起帕米尔高原的南迦帕尔巴特峰，东至雅鲁藏布江急转弯处的南迦巴瓦峰，全长约2500公里，山峰终年为冰雪所覆盖，藏语“喜马拉雅”即“冰雪之乡”的意思。最高峰“珠穆朗玛”是藏语“雪山女神”的意思，海拔8844.43米。

喜马拉雅山脉在地势结构上并不对称，北坡平缓，南坡陡峻。北坡山麓地带是青藏高原湖盆带，湖滨牧草丰美，是良好的牧场。流向印度洋的大河，几乎都发源于北坡。喜马拉雅山连绵成群的高峰挡住了从印度洋上吹来的湿润气流，因此南坡雨量充沛，植被茂盛。

在藏族民间传说中，流传着关于喜马拉雅山区形成的故事：在很早很早以前，这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海边的森林里长满奇花异草，动物们自由自在地生活。一天海里突然来了头巨大的五头毒龙，不但毁坏了森林，还搅起万丈浪花，要吞噬这里的一切。就在动物们认为无路可逃之时，从大海的上空飘来了五朵彩云，变成五部慧空行母，施展法力降服了五头毒龙。动物们对仙女顶礼膜拜，感谢她们的救命之恩，并请求她们留在此间为众生谋利。五仙女发慈悲之心，喝令大海退去，于是，东边变成茂密的森林，西边是万顷良田，南边是花草茂盛的花园，北边是无边无际的牧场。那五位仙女，变成了喜马拉雅山脉的五个主峰，即祥寿仙女峰、翠颜仙女峰、贞慧仙女峰、冠咏仙女峰、施仁仙女峰，屹立在西南边缘，守卫着这幸福的乐园。翠颜仙女峰便是珠穆朗玛，当地人都亲切地称之为“神女峰”。

五岳

除了这些主要的山脉，中国还有五座重要的山，称为五岳。“岳”意即高峻的山，中国古代认为高山“峻极于天”，把位于中原地区的东、南、西、北方和中央的五座高山定为“五岳”。它们分别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和中岳嵩山。

东岳泰山为五岳之首，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境内，高1524米，山峰挺拔峻秀，雄伟壮丽，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势。中国历代曾有72位皇帝到泰山封禅。同时这里也是佛、道两教的兴盛之地，庙宇观堂满山遍布，历代文人雅士吟咏题刻和碑记无数。

西岳华山位于陕西省华阴县境内，高1997米，其险峻居五岳之首，有“自古华山一条路”的说法，也有“奇险天下第一山”之誉。唐代的韩愈游览华山时，一鼓作气攀上了苍龙岭。向下俯瞰，只见万丈深渊，白云绕路。韩愈只觉头晕目眩，再没有胆量下山，绝望的他痛哭之后，写下一封遗书投往崖下诀别。当地官员得知韩愈被困山上后，派人上去把他灌醉，然后用绳子从绝壁上把他救了下来。

南岳衡山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境内，高1290米，山势绵延，丛林茂密，庙宇众多，是一座佛、道两教并存的名山，宗教文化源远流长。衡山多的是茂林修竹，终年翠绿，景色十分秀丽，因而有“南岳独秀”的美称。清人魏源《衡岳吟》中说：“恒山如行，岱山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惟有南岳独如飞。”衡山有七十二峰，最南的一峰名叫回雁峰，据说北雁南飞，这里就是终点。

北岳恒山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境内，主峰天峰岭海拔2017米，绵延五百里，气势壮观。恒山上庙宇林立，而最著名的当属悬空寺。悬空寺建造在峭壁上，靠西面东，俨若精巧、别致、玲珑剔透的玉雕悬于一幅巨大的屏风上，庙宇间飞架栈道相连，高低错落，迂回曲折。整个寺庙似虚而实，似危而安，构思布局妙不可言。

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登封县，海拔1512米。嵩山主要由太室、少室二山组成，山体从东至西横卧，蜿蜒70公里，站在峰顶远眺，北可望黄河之雄，南可及山川之秀。嵩山历史悠久，从黄帝到大禹，都生活在嵩山一带，他们常游于嵩山之巅。据说当年的尧寻访贤人，发现了许由，想把天下让给他。许由认为自己的德才不如舜，便隐居在嵩山。尧听说后，又派人来请许由出山做官。来人传达尧的旨意后，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由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便到山下河里洗耳朵，表示不愿听，这条河就是现在清澈明丽、水质甘洌的洗耳河。后来舜成为首领，曾命禹主祭嵩山。舜禅位给禹后，“禹居阳城”，就在今嵩山附近。

五台山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的东北部，属太行山系的北端，它与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并称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它的孕育，可以追溯到太古代的26亿年以前。到震旦纪时期，经历了著名的“五台隆起”运动，形成了华北地区最雄浑壮伟的山地。第四纪时期，冰川覆盖了五台山，至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冰缘地貌，且地层非常完整丰富。

除了是风景名胜之外，五台山同时也是与佛教结缘的名山。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文殊菩萨在佛教中是无上智慧的代表。《首楞严三昧经》中说：文殊菩萨，过去成佛，名龙种上尊王佛。《华严经》中则说：文殊菩萨，是十方诸佛母，一切菩萨师。今为辅助释尊教化众生，于前6世纪，示现出生于印度舍卫国多罗聚落一婆罗门家，父名梵德，从母右肋生，身紫金色，出生即能言，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与佛同等。

五台山上的寺庙始建于汉代，唐代因“文殊信仰”的繁盛，寺院多达360多处。清代随着喇嘛教传入五台山，出现了各具特色的青、黄二庙。据传清王朝的第三任皇帝福临（顺治皇帝），因为最宠爱的妃子死了，伤心欲绝，在此出家为僧。

五台山上，每年农历六月十五日前后，藏传佛教的黄教都会在此举行重大佛事活动，俗称“跳布扎”。活动前一天，喇嘛先要念护法经，跳金刚舞，在菩萨顶“镇鬼”。十五日这天，百余名高僧走出菩萨顶，穿街绕巷，最前边架着弥勒菩萨像，其后大喇嘛坐轿，二喇嘛骑马，其余僧众吹奏庙堂音乐，浩浩荡荡地去“跳神”，还要在菩萨顶“斩鬼”，大喇嘛和二喇嘛会穿戴御赐服饰，外列僧人头戴面具，装扮成二十八宿，就地画圆，按圆行步，并辅以身形手势。通过此活动以驱除邪恶，迎来吉祥安泰。

历史细读

位于陕西华阴的华山是五岳中的西岳，而华山的雄险更是居于五岳之首。“自古华山一条路”，在华山的“千尺幢”下有一处叫作“回心石”的地方，一般没有勇气的人到此便会回心转意，不敢前进，心虚而归。除此之外，在华山西峰上，至今还留有巨大的“斧劈石”，传说和沉香劈山救母的神话有关。

峨眉山

峨眉山位于中国四川省峨眉山市，在四川盆地西南部，地处长江上游，主峰万佛顶海拔3079米，山势巍峨俊秀，树木葱茏。

峨眉山也是一座佛教名山，据史料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六年（63年），“有蒲公者，采药于云窝，见一鹿欹迹如莲花，异之，追之绝顶无踪”。因回头问在山上结茅修行的宝掌和尚，和尚说是普贤菩萨“依本愿而现象于峨眉山”。蒲公归家后即舍宅为寺，后来峨眉山就发展成普贤菩萨的道场。

峨眉山寺庙多，猴群也多，见人不惊，与人同乐，构成了峨眉山独特的景观。最令人叫绝的则是佛光奇观。站在峨眉山的金顶峰，背向太阳而立，太阳光从身后射来，前下方如果弥漫着雾时，便能见到下方的云雾天幕上，出现一个色序排列为外红内紫的彩色光环，中间出现人的身影，且人动影随，这就是佛光。即使有成百上千的游人同时观看，游客也只能看到自己的身影被光环笼罩，非常神奇，所以佛光又被人们称为“峨眉宝光”。

庐山

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以南，最高峰1474米，下临碧波荡漾的鄱阳湖，以雄、奇、险、秀而闻名，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

庐山不仅因秀美为人喜爱，更因它积淀了太多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是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这座名山，是中国的文化孕育了这座名山。从司马迁“南登庐山”开始，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陆游、朱熹、康有为、胡适、郭沫若等一千五百余位文坛巨匠都曾登临庐山，留下四千余首诗词歌赋。从慧远始建东林寺，开创“净土法门”，到集佛、道、天主、基督、伊斯兰教于一身的宗教圣地的形成；从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弘扬“理学”，到教育丰碑的构建；从“借得名山避世哗”的隐居之庐，到上世纪初世界25个国家风格的庐山别墅群的兴建；从胡先骕创建中国第一个亚热带山地植物园，到李四光“第四纪冰川”学说的创立；从上世纪中叶庐山成为国民政府的“夏都”，到庐山作为政治名山地位的确立……可以说，庐山处处闪烁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光华。

黄山

黄山山脉东起安徽绩溪县的大嶂山，西接黟县的羊栈岭，北起太平湖，南临徽州山区。南北长约40公里，东西宽约30公里，面积约1200平方公里。黄山在秦朝时被称为黟山，相传轩辕黄帝率手下大臣容成子、浮丘公来此炼丹，并最终得道升天。唐天宝六年（747年），唐玄宗依此传说，改黟山为黄山。

黄山以生长在花岗岩石上的奇松和浮现在云海中的怪石著称，峰峦叠翠，雄姿灵秀，有“黄山归来不看岳”之誉。而奇松、怪石、云海、温泉，被称作黄山四绝。

黄山的奇松是因黄山独特的地貌、气候而形成的中国松树的一种变体，一般生长在海拔800米以上的地方。黄山松的种子因为被风送到花岗岩的裂缝中去，以无坚不摧、有缝即入的钻劲，在那里发芽、生根、成长。由于风吹日晒，许多松树只在一边长出树枝，姿态坚韧傲然，美丽奇特，不过生长速度异常缓慢。

黄山怪石也是以奇取胜，以多著称，形态千奇百怪，其形成期约在一百多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期。所谓的怪，是怪在从不同角度看，石头就呈现出不同的形状。

黄山的云海以美、胜、奇、幻享誉古今，一年四季皆可观赏，尤以冬季最佳。云海就是水汽升腾或雨后雾气未消形成的自然景观，放眼望去，黄山大小山峰、千沟万壑都淹没在云涛雪浪里，高耸的山峰都成了浩瀚云海中的孤岛。

黄山的温泉属于高山温泉，水温常年在四十二度左右，可饮可浴，对消化、神经、心血管、新陈代谢、运动等系统的某些病症，尤其是皮肤病均有一定的疗效。传说轩辕黄帝就是在此沐浴七七四十九日得以返老还童，羽化飞升的，故又被誉为“灵泉”。

郁郁葱葱的草原

我国的草原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藏北、川西等，包括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乌兰察布草原、伊犁草原、川北草原、川西草原等。草原是游牧文化的摇篮，很多民族的历史都和草原息息相关，如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

呼伦贝尔草原

内蒙的呼伦贝尔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这里曾是匈奴人、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生活的地方。呼伦贝尔草原自然条件优越，古代游牧民族在这里繁衍自己的民族，发展军队，以草原为基地，征服内蒙中部和西部诸部落或者中原。

两汉时期，匈奴就游牧于呼伦贝尔西草原。东汉末年以后，匈奴势力衰弱，鲜卑人占领了这片草原，代替匈奴人成为蒙古地区的主要游牧民族，以后鲜卑人进入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鲜卑人在前进的路上留下了很多遗迹，内蒙和林格尔县的土城子古城，可能就是北魏盛乐城的遗址。10世纪前后，契丹族发展壮大，他们在北方建立了辽政权，与北宋对峙。在呼伦贝尔发现过契丹人的古城遗址，说明契丹人在呼伦贝尔草原东部游牧过。12世纪，势力逐渐强大的蒙古部与金王朝之间开始了连年不断的战争。为防御蒙古骑兵袭击，金兀术下令修筑了全长700多公里的战壕。掘壕取土在内侧筑墙，每隔10多公里修建边堡一座，以便屯兵驻守。这就是被称为我国“最北”的规模宏大的长城。

不过后来成吉思汗的铁骑还是突破了边墙，进入了呼伦贝尔草原。女真人在进入中原以前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并且建立了金王朝。现在黑龙江省阿城的白城就是金上京。成吉思汗曾活动于斡难河与额尔古纳河之间，占领了这片草原后，不到几年他就统一了蒙古诸部落。元朝末年，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元顺帝带着他的残余军队逃到了呼伦贝尔草原。

伊犁草原

伊犁草原三面环山，西面有湿润的气流，草原上分布着高寒草甸、山地草甸、山地草原、山地荒漠草原、平原荒漠、河谷草甸，有丰富的多样性。据说伊犁那拉提草原的得名和成吉思汗有关。成吉思汗西征时，有一支蒙古军队由天山深处向伊犁进发，当时山中风雪弥漫，士兵们被饥饿和寒冷包围，没想到翻过山岭，仿佛进入了另一片天地，眼前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到处都有泉水，云开日出映照着草原，人们欣喜得大叫“那拉提（有太阳），那拉提”，于是就有了这个地名。

伊犁草原上分布着众多的土墩墓，土墩墓也叫乌孙土墩墓，是曾在伊犁河谷生活过的古代民族的遗存。这里还有粗犷风趣的草原石雕人像，有的石人雕凿了全身像，能清楚地看到头部、脸型、身躯，还有衣服和佩饰，有的石人只有粗略的脸部轮廓。这些石人在草原上屹立了千百年，显得非常神秘。据史籍记载，突厥人曾长期活动于伊犁河谷。他们的习俗是这样的，人死后，墓前往往竖立死者石像。那些在伊犁草原上的石雕人像，应该是古代突厥人的遗物。

川西草原

川西草原位于四川甘孜州中部，包括理塘、甘孜、新龙、巴塘等草原。草地海拔在3000米到4000米左右，而且平坦宽阔。这里夏季有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其高山草甸和高寒草甸在青藏高寒草原中特别突出。在古代这里就是草原牧区，盛产牦牛和一些珍贵药材。川西草原犹如一片绿色海洋，很少有裸露的黄土，有效地防止了长江上流的水土流失。

川西草原的主体民族有汉族和藏族。藏族很早就生活在青藏高原一带，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藏族开始有了共同的文字和信仰。他们在雪域高原上创造了辉煌独特的藏族文化。

川西的雅安和甘孜州，是汉藏的民族交流和通商要道。汉朝起就有西南丝绸之路，茶叶、马匹等重要的交易商品，从成都、临邛、雅安一直运输到达磨西和木雅草原，然后从川藏线南路或北路进入西藏、青海或者尼泊尔。

历史细读

牦牛是西藏特有的牛种，它生活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那里是海拔3000—5000米的青藏高原高寒地区。它成为世界上生活在海拔最高处的哺乳动物，牦牛最高可以爬到6400米处的冰川。牦牛分为野牦牛和家牦牛，体形笨重、粗壮，但比印度野牛略小，具有耐苦、耐寒、耐饥、耐渴的本领，对高山草原环境条件有很强的适应性。牦牛一般冬季聚集到湖滨平原，夏秋到高原的雪线附近交配繁殖。它既可用于农耕，又可在高原作运输工具，所以被称作“高原之舟”。

一望无际的沙漠

中国的沙漠虽然只分布在内陆的西部，但却覆盖了中国百分之十三的领土，除了风沙肆虐，便是一片死寂。这些大面积的沙漠主要集中于下列四个地区：准噶尔盆地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沙漠区、蒙古地区的瀚海沙漠群。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准噶尔盆地位于中国西北边陲新疆的北部，在阿尔泰山跟天山之间，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默默无闻，因为无论是张骞通西域还是班超经营西域，都只限于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18世纪时，在此地立国数百年之久的准噶尔汗国遭到清王朝的不断攻击，从此灭亡。晚清时，清将左宗棠曾在此屯垦戍边，遗留至今的历史遗迹，便是当年狼烟翻滚的古战场的见证。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位于准噶尔盆地中央，是中国境内第二大沙漠，占地面积45000平方公里，仅次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同时也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

这里的沙漠，冬季多积雪，春季融雪后，则是一片草绿花鲜，繁花似锦。沙漠中的花虽然开放的时间很短，但它们把苍凉的沙漠装点得生机勃勃，充满诗情画意。不仅如此，这里还活跃着国家级保护动物如野驴、野猪、黄羊、狼、狐狸、跳鼠、娃娃头蛇、斑鸠、野鹰、沙枣鸟等百余种动物，这些飞禽走兽世代在大漠的草丛中快乐地繁衍后代。

和田河源图

这是和田河源图，图中描绘了和田河的源流，同时还绘出了河流流经地周边的水源及河流的分布情况。

塔克拉玛干沙漠

塔里木盆地位于新疆南部天山与昆仑山之间，面积约53万平方公里，百分之八十都是沙漠。这是一个标准的闭锁形的内陆盆地，四周全是高山，仅东北有一条狭窄的道路跟河西走廊相通。传说很久以前，人们渴望能引来天山和昆仑山上的雪水，浇灌干旱的塔里木盆地。一位慈善的神仙有两件宝贝，一件是金斧子，一件是金钥匙，神仙被百姓的真诚所感动，把金斧子交给了哈萨克族人，用来劈开阿尔泰山，引来清清的雪水。他想把金钥匙交给维吾尔族人，让他们打开塔里木盆地中央的宝库，不幸金钥匙被神仙的小女儿玛格萨丢失了，从此盆地中央的宝库就无法打开，变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

在维吾尔语中，“塔克拉玛干”就是“进去出不来”之意，而西方探险家则称它作“死亡之海”，由此可以想象出沙漠环境的恶劣。坚强的中国人不甘心被沙漠阻挡，沿着这两大沙漠的南北两侧，终于开辟出两条艰险的道路，通过它们跟西方世界往来贸易，这两条道路就是美丽的丝绸之路。

作为中国的第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面积非常辽阔，在世界各大沙漠中，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是最神秘、最具有诱惑力的一个。因为塔克拉玛干沙漠流动沙丘的面积很大，沙丘高度一般在一百至两百米，最高可达三百米左右。沙丘类型复杂多样，变幻莫测。白天塔克拉玛干沙漠赤日炎炎，银沙刺眼，沙面温度有时高达70℃—80℃，旺盛的蒸发，使地表景物飘忽不定，沙漠旅人常常会看到远方出现朦朦胧胧的“海市蜃楼”。沙漠四周，沿叶尔羌河、塔里木河、和田河和车尔臣河两岸，生长发育着密集的胡杨林和柽柳灌木，形成“沙海绿岛”。在纵贯沙漠的和田河两岸，生长着芦苇、胡杨等多种沙生野草，构成沙漠中的“绿色走廊”，“走廊”中生活着野兔、小鸟等动物，为“死亡之海”增添了一丝生机。

鄂尔多斯沙漠区

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沙漠是黄河以南唯一的沙漠，其间分布有不少下湿滩地、河谷和柳湾林地。当中国古代最北的疆域以阴山山脉为界时，这片沙漠曾阻挡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

在这块巨大的沙漠上，最有名的是乌兰布和沙漠和库布齐沙漠。库布齐沙漠位于鄂尔多斯高原脊线的北部，意思是“弓上的弦”，沙漠的西部和北部因地靠黄河，地下水位较高，水质好，有草木生长，植物种类多样，植被差异较大。东部为草原植被，西部为荒漠草原植被，西北部有泥沙淤积而成的土壤，粮食产量较高，向来有“米粮川”之称。

鉴于库布齐沙漠的沙丘几乎全部是覆盖在第四纪河流淤积物之上，因此沙源来自古代黄河冲积物的可能更大些。自商代后期至战国，气候变得干冷多风，使沙源裸露，并提供了动力条件。因此库布齐沙漠可能是在此期间形成的。

乌兰布和沙漠为蒙古语，意为“红色公牛”，总面积约一万平方公里，沙漠南部多流沙，中部多垄岗形沙丘，北部多固定和半固定沙丘。

瀚海沙漠群

对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是散布在蒙古高原上的瀚海沙漠群，它东起大兴安岭南端，西到天山东麓，北到外蒙古中部，由无数独立的各有名称的小沙漠组成，间隔地带是一块块小小的绿洲。从上古时代起，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就开始不断南侵。为了抵挡这些马背民族的侵扰，数百万的血肉之躯沿着沙漠的南沿，铸起了一座连绵起伏的万里长城。

历史细读

西汉神爵二年（前60年）置西域都护府，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野云沟附近），管辖西域三十六国。王莽天凤三年（16年）后都护府废止。东汉时曾两度重置西域都护府（74年—76年，91年—107年），移治所到龟兹（今新疆库车）。后凉吕光也曾在394年置西域大都护，治所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

区域地理

了解完中国的地理，我们再来说一下区域。每个国家对自己的国土，都有历史累积下来的识别，也就是习惯上的称谓。原则上依据自然山川和人文状况，但主要还是依据历史发展的轨迹。

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位于中国的中西部，甘肃省西北部祁连山和北山之间，为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地，形如走廊，也叫甘肃走廊，因为位置在黄河以西，所以习惯上称之为叫“河西走廊”。

这里历代均为中国东部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西汉初期，河西走廊是匈奴人游牧的地方，张骞第一次去西域，就在这里被匈奴截住，软禁了十年。壮志未酬誓不休的张骞终于逃离，并到达西域完成了使命，但在回归中原途中，又在这一带被匈奴截留，一年多后才回到长安。可见通西域必须经过河西走廊。张骞第二次去西域行走得比较顺利，因为西汉大将军霍去病两次鏖战河西走廊，将匈奴驱赶出去，咽喉之道得以畅通无阻。

自汉至唐，河西走廊成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条黄金通道。除此之外，这里还始终是西北的边防重地、昔日的古战场，以及甘肃著名的粮仓。

西域

广义的西域指可以包括亚洲中西部，乃至印度半岛的广大地区，而我们习惯上说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即今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的广大地区。

西域一带在可考历史中于前5世纪左右就形成国家了，《汉书·西域传》记载当时已有三十余国分布在西域地区，故有“西域三十六国”之说。在张骞打通西域之前，匈奴一直是支配西域各国的重要势力。至汉代，行政机构西域都护府所管辖范围则已不只三十六国了。到南北朝时期，新兴的高昌国相继击败西域诸小国，建立了一个地跨新疆大部的强国，为中亚地区带来了繁荣的文化。

河套

河套指贺兰山东面的黄河沿岸地区，也就是黄河“几”字地区，尽管河套一词出现得很晚，但是河套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却不容忽视。

因这里农业灌溉发达，又称河套灌区，汉代时中央政府便开始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屯垦筑城，并把归附的匈奴部落安置在此。这里土壤肥沃，地势平坦，日照时间充足，昼夜温差大，历代都是主要的农作物产区，有“天下黄河富河套，富了前套富后套”一说。

早在战国时期，长城就延伸到了这里。《史记·匈奴传》记载：“赵武灵王迹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在乌拉山南麓发现的长城遗迹就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所建长城，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长城遗迹。战国时赵武灵王在这里修建了高阙塞，是长城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九原郡就在河套地区。为御外侵，秦始皇派大将蒙恬修筑万里长城，阴山北坡的长城遗迹就是蒙恬所建。汉武帝时期，改九原郡为五原郡，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和水利建设。乌拉特草原上的长城遗迹，是汉武帝时期抵御外侵修筑的边防线，是当时汉王朝的最北防线。

陇西

在古代，“陇”与“垄”相通，指的是田埂。《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乘势起于陇亩之中。”这里的陇就是田埂的意思。古人看到横亘于关中平原西部的山脉如同田埂一样，就把它们称为陇山。《辞海》中说，陇山是六盘山南段的别称，又称陇坂，在陕西省陇县西，南北走向，延绵约一百二十公里，是渭汉平原和陇西高原的分界。

这个陇山在甘肃的古代地理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将陇东、陇南、陇西称为“三陇之地”，到了后来，人们将黄河以东、陇山以西的地区又统称为“陇右”。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陇西郡正式设置，并开始修筑长城。这里是关中的屏障，一旦被西方的游牧民族攻陷，关中便会“一夕数惊”。

河东

河东，指的是太行山脉与黄河之间的地带，因在黄河之东，所以称为河东。到了唐代以后，就泛指山西一带。

河东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传说中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这块土地上。上古时代女娲氏炼石补天、神农氏尝百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舜耕历山等据说也均发生于此。中国的很多王朝都建都在此地，或在此崛起。

塞北与东北

塞北指的是长城以北地区，寒冷，缺雨而多风沙，中国的游牧民族一直在这里生活。长城起点山海关之北，人们称之为关外，称山海关以南的地区为关内。

关外的东北是中国最寒冷的地区，但土壤肥沃，这里曾经出现过小的部落，后来女真人在此建国，逐步发展壮大，最后问鼎中原。不过东北是近代的称呼，古称辽东、关东、关外、满洲，是中国东北方向国土的统称，包括今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东部（即“东四盟”，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

云贵高原

云贵高原位于中国的西南部，包括云南省东部，贵州全省，广西西北部和四川、湖北、湖南等省的边境。这里山多湖多，在连绵起伏的山岭间，分布着许多小盆地，盆地内土层深厚而肥沃，农业发达。这里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广的地区，傣族、水族、侗族、布依族、土家族、仡佬族等，都生活在这里，所以中国古代的汉人认为此地多是蛮族，不谙风化，是神秘且落后的地方。

云贵高原地形上有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具有典型的喀斯特现象的发育。在石灰岩分布地区，到处可以看到奇异的石林，深邃的洞穴，以及忽隐忽现的地下暗河和横跨峡谷的“天生桥”等。

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在古代一直是吐蕃王国的故地，这个世界屋脊海拔高，空气稀薄，山上终年覆盖着千年以上的积雪。吐蕃王国强大的时候，曾经征服西域，打败过阿拉伯帝国。

青藏高原上的居民多是藏民，信奉藏传佛教，风俗与内地也有很大的差别。例如西藏的丧俗，被称作天葬或是鸟葬，虽然在藏族人眼中这是最普通的葬法，但在大多数习惯“入土为安”的人看来，天葬无疑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葬俗。天葬的习俗是：人死后，将尸体用白布裹好，放在屋内一角的土坯上，然后请喇嘛来念经超度，使死者的灵魂能早日离开肉体，然后选择吉日出殡。停尸至出殡的这段期间，死者的家人不得喧哗、谈笑和洗脸、梳头，并且必须在家门口挂一个围有白色哈达的红色陶罐，罐内放有食物，供死者的灵魂食用。出殡当天，家人将尸体的衣物脱掉，用白色氆氇裹起来，然后背起尸体沿地上画着的白线走到大门，交给天葬业者。家人为死者送行只能送到村口，不得跟到天葬台。行至天葬台的途中，背尸体的人不得回头看。到达天葬场后，天葬师将尸体放到葬台上，然后烧起火堆，冒起浓烟，远处的“神鹰”（鹫鹰）见到浓烟便立刻飞拢过来。黎明前尸体将被肢解，天葬师以利刃将尸体切成一块块，接着将骨头砸烂，和上糍粑喂鹫鹰，喂完骨头喂肉块。若有鹫鹰吃剩的尸体，必须烧成灰撒在山坡上，方能使死者“升天”。天葬的过程虽然残酷，但藏人相信它合乎菩萨舍身布施苍生的意义，认为这样做能使死者的灵魂升天。

藏族的雪顿节是很有民族特色的节日。在藏语里“雪”是“酸奶子”的意思，而“顿”则是“宴”。雪顿节就是“吃酸奶子的节日”。17世纪时的黄教规定，夏天蝇虫活动频繁，僧侣需留在寺中，禁止外出，以免无意中多造杀孽，到了六月底（相当于阳历8月）才能解禁下山。此时正值民间做酸奶子的季节，信徒纷纷以酸奶子布施，久而久之衍生为雪顿节。17世纪中叶，达赖五世为雪顿节助兴，将各地藏戏团集中到拉萨演出，后来逐渐演变成雪顿节的重要节目，所以雪顿节也称“藏戏节”。

中原

中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原”是指包括河南省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南周围的河北省南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东部及山东省西部各一部分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狭义的“中原”专指河南，因为河南不仅是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祖居之地，而且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在河南。这片一望无际的肥沃原野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也是中国历史的心脏地带。

中原不仅地理位置重要，在古人心中，这里就是一块风水宝地，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上古时代，把天分为东西南北四宫，分别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名。青龙为东方之神，白虎为西方之神，朱雀为南方之神，玄武为北方之神。实际上是把天空分为四部，以每部分中的七个主要星宿连线成形，以其形状命名。青龙白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青龙亦作“苍龙”，古代神话中的东方之神。传说中，青龙身似长蛇、麒麟首、鲤鱼尾、面有长须、犄角似鹿、有五爪、相貌威武。白虎形体似虎，白色，凶猛无比，象征着威武和军队，所以古代很多以白虎冠名的地方都与兵家之事有关，如古代军队里的白虎旗和兵符上的白虎像。朱雀亦称“朱鸟”，形体似凤凰，是天之灵兽，比凤凰更稀有尊贵。玄武也叫“真武”，相传是北海的一只大龟，曾经被当作柱子支撑整个蓬莱仙山，因其灵性深觉，历经多年的听道闻道，终于修得正果。所以帝王陵寝多有驮碑之龟，正是以此暗寓玄武。“四神”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为划分天区，制定历法，提供了比较科学的参照。到了后来，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流行，被赋予了更高的神性。

古人认为，最理想的风水宝地是要背依绵延的群山，这山称“龙脉”，也就是“玄武”；面临开阔的平原，称“明堂”，明堂前还要有像屏风一样的“暗山”，这就是“朱雀”；河水蜿蜒曲折在前面环绕流过，两侧有重重山脉遮掩拱卫，这两侧的山就是“青龙”和“白虎”。

中原大地完全符合这个“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宝地要求：洛阳、郑州位于龙尾位置的吉祥地，“左青龙”是太行山，“右白虎”是大别山，泰山如同前方的“暗山”，远方的朝鲜半岛与中原隔海相望；身后的龙脉就是中国最大、最宏伟的山脉秦岭和昆仑山。

洛阳在西周时期就是王都，它地处“九州之中”，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因为与关中平原相接，也成为了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也使这座美丽的城市因战火被多次焚毁。

洛阳因地处古洛水之阳而得名，是九朝古都，以牡丹花闻名天下。

洛阳牡丹根植河洛大地，始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宋。相传唐武则天寒冬设宴赏花，令百花绽放，唯牡丹不从，因而贬之洛阳。岂知牡丹到了洛阳后便吐蕊怒放，武后闻知，命火烧牡丹。牡丹枝干烧焦，次年依旧叶荣华发，且花更大，色更艳。洛阳牡丹遂驰名天下，成为花魁。

燕赵

燕赵区域的划分应当以今黄河为它的南界，以太行山和燕山山脉为它的西界和北界。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活跃着燕、赵、中山等国，燕赵文化就是在战国后期形成的。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今河南、山东两省的黄河以北部分地区也包括在燕赵区域内。

在战国时期燕赵形成了慷慨悲歌的文化特征，隋唐、明清时期其余音遗响不绝如缕，形成了悠久而稳定的传统。燕赵区域在文化上的慷慨悲歌、好气任侠，既不同于中原、关陇，又不同于齐鲁和江南。司马迁在论述燕赵风气时说，燕赵经常受到胡人的侵扰，师旅屡兴，因此那里的人慷慨、好气任侠。燕赵之地名将、英雄辈出，春秋战国时有燕昭王、燕太子丹、荆轲、率弱燕连攻下强齐七十二城的名将乐毅等。燕赵地区的人们习于战斗而不怯懦，擅长骑射，惯见刀兵。北魏时广平大族李波的小妹擅长骑射，能够“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

北京建城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是燕国的都城。自15世纪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直到今天，北京依然是中国的首都，拥有众多的帝王宫殿、园林、庙坛和陵墓。北京故宫又称紫禁城，原为明清两代的皇宫，住过二十四个皇帝，建筑宏伟壮观，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古典风格和东方格调，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存最大的宫殿，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齐鲁

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于齐，以治理夷人；周公被封于鲁，以拱卫周室。齐鲁之称由此发端。春秋时期的齐国和鲁国绝大部分都在山东境内。

姜太公到了封地以后，“因其俗，简其理”，促成了齐文化的形成。

商纣王无道，吕尚无人知遇，暮年之际就在渭水之滨垂钓，恰巧被周文王西伯遇到，从此效忠于文王和武王，为周朝出谋划策。大约在前373年，齐国被田氏所取代，前221年，秦始皇灭齐国。

在其发展过程中，齐国比较注重经济、军事的发展，也就是物质文明的发展。尤其在齐桓公时期，在管仲辅佐下，齐国的综合实力位居各诸侯国之首。齐国的社会风尚崇功利，轻伦理，注重实用。

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兄弟，辅佐武王巩固周朝政权，征讨不臣和蛮夷之国，被封于曲阜。武王病逝后，成王年幼，由周公旦摄政，由其子伯禽代封。周公之子伯禽到鲁地后，变其俗，革其礼，推行重农抑商的周文化。鲁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农业社会的特征，风气保守，因循周礼。大约在前257年，鲁国被楚国灭掉。

鲁都曲阜是孔子的诞生地，也是儒家甚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儒学产生于春秋时期的鲁国，由孔子开创，在周边的齐、卫、燕、赵、魏等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发展。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客观上为儒学进一步走出山东创造了条件。但是儒学复古和崇尚仁义的思想观点并不被秦始皇所重视，反而遭受了“焚书坑儒”的劫难。直至西汉，汉武帝在位时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奠定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关中

关中指中国陕西秦岭北麓的渭河冲积平原，其北部为陕北黄土高原，向南则是陕南山地、秦巴山脉，自古便是富庶之地，号称“八百里秦川”。

不过古人习惯上将函谷关以西的地区称为关中，范围比今天的关中要小。那时关中因西有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北有崤关，南有武关，为四塞之国，故称关中。在冷兵器时代，这四关堪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固若金汤。更令古人看重的是，这里气候温和湿润，河流纵横，土壤肥沃。

阿房宫图（局部）

这幅阿房宫图是明代的一位画家所绘，画面上的阿房宫规模宏大，布局有致，表现出了阿房宫的帝王气派。

地处关中的西安古称长安，在西周时称为“丰镐”，这是周文王和周武王分别修建的丰京和镐京的合称。

西汉初年，刘邦定都关中，取当地长安乡之含义，立名“长安”，意即“长治久安”。丝绸之路开通后，长安成为东方文明的中心，史称“西有罗马，东有长安”。到了唐朝，长安成为世界闻名的国际大都市。

这个地处八百里秦川上的古都，在繁荣的顶峰到来不久，就因安史之乱而衰败，此后兵祸不断。明洪武二年（1369年），明政府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取义“安定西北”，西安之名由此而来。作为古都，西安当仁不让应该居于首位。它是十三个王朝的都城，建都时间累计长达一千年。

位于八百里秦川腹地的咸阳，渭水穿南，宗山亘北，山水俱阳，故称咸阳，是中原地区通往西北的要冲，也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王朝——秦王朝的建都之地。周、秦、汉、唐的许多帝王陵寝和陪葬墓都建在这里，绵延百里。

咸阳城在秦代曾拥有一座非常宏伟的建筑——阿房宫，相传是仿集了天下建筑之精华建造出来的。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中曾这样描绘：“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今天的咸阳没有留下任何能让我们想象这座宫殿的遗址，据说是西楚霸王项羽入关后放了一把大火，将阿房宫及所有附属建筑都焚烧成灰烬了。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江南

如果单从字面上来解释，江南就是指长江以南的地区。事实上，江南的含义远不止于此。在古代，江南往往代表着繁荣发达的文化教育和美丽富庶的水乡景象，区域大致为长江中下游南岸的地区。

从地区名上来讲，江南泛指长江以南，但各时代的含义有所不同。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指今湖北的长江以南部分和湖南、江西一带，近代专指今苏南和浙江一带。

唐贞观年间有十道，江南专指其中一道，辖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省及江苏、安徽的长江以南部分，湖北、四川、重庆江南一部分和贵州东北部地区。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又分为东、西两道：东道治苏州（今江苏苏州），辖今江苏南部和浙江、福建两省；西道治洪州（今江西南昌），辖今湖南洞庭湖、资水流域以东和东道以西地域，其沅江流域以西则分置黔中道。清朝时江南又成为了省名，治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辖江苏、安徽，此后习惯上便合称这两省为江南。

地处江南的名城有杭州、苏州和南京等。

杭州曾是五代吴越国和南宋王朝两代建都地，被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赞叹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华贵之城”。

杭州西湖是中国最美丽的景致之一，苏轼曾以“淡妆浓抹总相宜”赞叹它迷人的自然风光。可以说这里的一座凉亭、一座石桥乃至一个坟墓，都有着动人的传说。西湖西部的飞来峰旁就是灵隐寺，东晋时印度僧人慧理看到这里山峰奇秀，以为是“仙灵所隐”，便在这里建寺，取名灵隐，至今香火旺盛。西湖之南的大慈山上还有一座有名的寺院——定慧禅寺。民间传说唐代性空大师游历此山，见风景优美，只是无水源，决定去别处修行。忽然有神人下降，告诉他即将有两只老虎前来挖泉。翌日果然有二虎刨山出泉，甘冽醇厚，从此“龙井茶叶虎跑泉”被称为“西湖双绝”。苏东坡更是留下了“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匏尊自在尝”的赞美之词。

苏州建城于前514年，吴王夫差的父亲阖闾命楚国叛将伍子胥建阖闾城。在春秋时期，这里是吴国的都城，至今依然能在这里寻觅到西施的遗迹。隋朝时苏州之名确立。而唐朝诗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令古今游客争相来访枫桥，闻听寒山寺的钟声。苏州的园林也的确是美，又有山水之胜，自然、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因此有谚语赞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除了园林，苏州还是昆曲的故乡。这个已有六百多年历史，被称作“中国戏曲之母”的古老剧种，以清唱的形式，在没有大锣大鼓烘托的气氛下，曲调清丽悠远，旋律优美动听，让无数人为之心神激荡。

与西安、洛阳、北京并称为四大古都的南京在长江下游南岸，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和吴国就在此地筑域。三国时期，诸葛亮出使江东，观察了南京的山川形势后，做出“钟阜龙蟠，石头虎踞”的著名评语。孙权称帝后定都建业，是南京作为国都之始。随后的东晋、宋、齐、梁、陈也都将南京作为都城，因此南京被称为六朝古都。

巧合的是，南京作为国都，几乎全是中国处于分裂的时期。即便是后来的朱元璋定都南京，也因为朱棣的夺权而北迁。因此，南京的历史多是令人痛惜的悲剧。

荆楚

前1043年，周成王封熊绎为楚君，荆楚成为周朝的诸侯国之一。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落，中原地区诸侯割据，楚国逐步强盛起来，先后成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与此同时，中原文化逐渐向荆楚地区浸润渗透。

春秋时期楚庄王励精图治，终成霸业。庄王曾率领楚军开赴伊水与洛水之间，对周天子耀武扬威。庄王还选拔孙叔敖实行文治，楚国出现了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的鼎盛局面。战国时期，楚悼王任用吴起开始变法，并取得了成效，楚国兵强马壮，初露称雄之势。楚威王后期，楚国成了七雄中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大国，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安徽北部，幅员空前广阔。

荆楚之地孕育了悠久独特的楚文化。荆楚文化主要体现青铜冶铸、美术、音乐、老庄哲学、屈骚文学等方面。以老子为始祖的道家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社会。屈原创作的《楚辞》，与北方的《诗经》齐名，成为中国文学两大源流。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超凡脱俗，楚国的编钟乐舞水平之高，举世公认。擂鼓墩1号墓所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中外闻名。楚地的文化以奇谲浪漫见称，是长江流域文化的代表。它不仅是春秋战国时代一国一地的文化，也是现今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蜀

巴蜀主要在今四川省和重庆市境内，东部为巴，西部为蜀，在秦朝时便被正式纳入版图。

巴蜀地区四面都是高山，中间是一块广达20万平方公里的巨大盆地，只有长江一线跟东方相连。被秦帝国纳为郡后，蜀郡郡守李冰跟他的儿子便在这里修筑河渠，筑坝引水，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使巴蜀地区两千年来都没发生过大的水患，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都江堰建于前256年，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的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效益。《史记》载：都江堰建成，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李冰父子也因这一壮举而被世人崇敬、感激，二王庙从古至今不但香火鼎盛，而且历史上一直都有官方以及民间的祭祀活动。

巴蜀盆地中的历史名城成都，是中国历史上一些分裂政权青睐的建都之地。虽然短命王朝一个又一个消失在历史的浩瀚烟尘中，但成都却保留下非常多的古迹，是中国城址未变、延续至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五代十国时，因为后蜀皇帝孟昶偏爱芙蓉花，命百姓在城墙上种植芙蓉树，花开时节，成都“四十里为锦绣”，故成都又被称为芙蓉城，简称“蓉城”。

成都不仅美丽，还拥有许多项发明，都位居世界第一：始建于前256年，历时两千多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依然发挥着作用；前61年，这里开采出深井天然气，用于制盐、煮饭和照明；成都的蜀锦，又称“锦绣缎”，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锦缎丝织品，东汉年间的足踏织锦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成都在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雕版印刷术；北宋年间，成都的商人联合发行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官府随即在这里设立了世界最早的管理储蓄银行“交子务”。

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各地文化，与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渗透影响，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巴蜀文化又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对滇、黔、夜郎和昆明夷、南诏甚至东南亚大陆地区都有影响。

岭南

岭南指五岭以南的广东，它东接福建，西连广西。这里依山傍海，主要河流珠江流入南海。

该地原为百越之地，生活在这里的是古百越族先民。这里地处湿热的南方，作物以水稻为主，先民过着火耕水耨、渔猎捕捞的生活，发展了早期的渔猎文明、稻作文明。这里的人习水性，善用舟，断发文身，信巫鬼。

夏代时中原的影响已达岭南，安阳殷墟遗址中发现的龟甲、海蚌，证明为当时岭南贡物。西周、春秋的青铜器在广东也发现过。秦始皇时统一岭南，大量移民。秦汉以后，岭南统一于中华，修灵渠、开庾岭，岭南与中原的交流日益密切。先是屯军贬官，更有几次战乱的大量移民。

秦末楚汉相争之际，时任南海郡尉的赵佗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自号南越王。赵佗在统治岭南期间，推行郡县制，推广铁器和农耕，发展海上交通贸易，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发展，是岭南开发史上的重要时期。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得到很好融合，加上北方移民影响，使岭南“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几中州”，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岭南文化。前111年，汉武帝派十万将士灭南越国，分岭南地为七郡。

岭南的广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早在前9世纪的周代，这里的百越人和长江中游的楚国人已有来往，建有“楚庭”，这也是广州最早的名称。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建南海郡，郡治设在“番禺”，即今天的广州。秦汉时期，广州逐渐发展起来，唐朝时这里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岭南作为始发地甚至是唯一通商大港，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东西方的文化在这里登陆引进，外来文化给岭南文化注入新活力。清朝时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也是中国最早对外的通商口岸。

沿海与岛屿

中华民族的栖息地位于欧亚大陆的东侧，太平洋的西岸，西部和北部深居大陆中心地带，是一个左高原、右大海的“大陆海洋型”国家。虽然中华文明是偏重于内陆发展的农业文明，但是中华民族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向大海的探索。

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沿海地区的先民主要是在海滩上拣小型水产动物为生。周朝时对海洋的渔盐开发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水平。姜太公被封在齐地，“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汉书·地理志下》）。此外，中国的航海历史极为悠久，据史料记载，商王在东海钓大鱼，在海上“六月不归”。15世纪郑和下西洋，说明当时中国的航海业和航海技术已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

中华民族的栖息生存地有漫长的海岸线，有6500多个沿海岛屿，具有向海洋发展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中国最大的岛屿是台湾岛。三国时期台湾被称为夷洲，吴国将军卫温就曾率船队抵达那里。吴人沈莹在《临海水土志》一书中，记载了当时台湾的生产和生活形态。到了6世纪末、7世纪初的隋代，大陆和台湾的接触增多。据载隋炀帝曾三次派人到台湾，“访察异俗”，“慰抚”当地居民。隋唐以后台湾都被称为“流求”。元朝设立“澎湖巡检司”管辖台湾。明成祖时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时，曾经过台湾停留，给当地居民带去工艺品和农产品。清朝曾设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后又在台湾设行省。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自古以来有“天涯海角”之称，是黎族人的故乡。海南不但物产富饶，历史也极为悠久，苏东坡和黄道婆都是到过海南的历史名人。苏东坡曾屡次被贬，后来被贬到海南儋州，他在这里传播中原文化，留有东坡书院。他离开海南岛时写下了“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的诗句，抒发了对海南岛的眷念之情。

目录

春 秋

周室势微

诸侯纷起

郑国

卫国

晋国

秦国

虢国

陈国

楚国

许国

齐国

蔡国

燕国

鲁国

曹国

宋国

吴国和越国

困顿的王室

王子变人质

乞讨的周王

宗法制的衰落

数典忘祖

王室内部争斗不断

争雄的序曲

郑国小霸

武公之略

郑庄公克段于鄢

郑庄公小霸

一箭射掉了周天子的威严

四子争君

齐桓公率先称霸

惊险即位

齐釐公的贡献

暴躁的齐襄公

姜小白诈死得王位

管仲拜相

曹刿论战

管仲的改革

规划行政

军事改革

相地衰征

官制改革

尊王攘夷

增加财源

九合诸侯

庭燎求贤

召陵之盟

葵丘会盟

曹沫劫盟

东伐西征

霸业的终结

管仲之死

桓公惨死

有恃无恐的齐孝公

挖坟抢妻的齐懿公

宋襄公争霸

晋国争霸

晋国的兴起

政权不断更替

郭人问政于献公

对外势力的扩张

公子流亡

骊姬之乱

惠公背信失人心

秦晋韩原大战

内乱后的新政

晋文公的霸业

逃亡之路

重耳复国

子推之死

整顿内政

城濮之战

践土之盟

独霸西疆的秦国

秦国初兴

真正的开国之君

宏伟的雍城

先进的手工业

从秦晋之好到兵戎相见

由余治国

五羖换大夫

联晋攻郑

崤之战

秦晋之战

可悲的殉葬

楚庄王问鼎中原

从看门的蛮夷到南方的大国

楚成王的北进

楚穆王的开拓

铸铁与青铜铸造

楚庄王的霸业

一鸣惊人的楚庄王

最初的征伐

楚庄王中原问鼎

若敖族的覆灭

循吏孙叔敖

优孟以演进谏

征伐小国

邲之战

伐宋称霸

晋楚争霸

晋国中兴

赵盾专政

董狐直笔

两强相碰

与齐国结仇

齐晋鞌之战

晋楚矛盾的升级

鄢陵之战

湛阪之战

晋悼公整饬内政

平阴之役

晋楚共霸

晋国“服狄和戎”

宋之盟

诸侯国的内争

弭兵大会

贵族与国君的较量

晋国瓦解

法与礼的较量

君权的旁落

铁地誓师

迁都与“侯马盟书”

三家分晋

乱世求生的郑国

子产相郑

子产整顿内政

艰难的外交

齐国的扩张

齐景公的雄心

晏婴的功劳

晏婴二桃杀三士

晏婴的哲学

田氏夺权

落后挨打的宋卫两国

萎靡不振的宋国

卫懿公好鹤衰国

放逐国君的卫国

守旧而衰的鲁国

庆父之难

死守周礼

圣母诉周礼

公室衰微

季氏逐君

三家内乱

吴越争霸

楚国的变乱

多变的政局

人才的出逃

白公之乱

个人恩怨带来的国家征伐

鸡父之战

伍子胥奔吴

专诸刺王僚

要离断臂刺庆忌

伍子胥辅政

柏举之战

孙武的兵法

勾践与夫差

越国的崛起

吴越的仇恨

卧薪尝胆

范蠡浮游五湖

春秋巨人

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求学

孔子问礼

老子出关

仙道之祖

万世师表

周游列国

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的教育方法

孔子的学术影响

高山流水

知音难觅

乐师师旷

史学

《国语》

《左传》

战 国

变法图强的时代

诸国变法的开始

李悝变法

西门豹治邺

乐羊灭中山

吴起拜将

吴起的治军方略

田氏齐国跃起

邹忌以琴理谏齐威王

邹忌讽齐王纳谏

齐威王整顿吏治

田忌荐孙膑

孙膑其人

桂陵、马陵之战

田忌出逃

宣王聚贤

韩国申不害变法

申不害相韩

韩昭侯不以情侵法

赵国的改革之路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赵主父惨死沙丘

燕昭王求贤

燕王哙行禅让

千金求马骨

乐毅离燕

秦国伟大的变法

商鞅论法

商鞅变法

六国的灭亡

各国诸侯相继称王

合纵连横之术

秦国并巴蜀

张仪推销纵横术

张仪游说楚怀王

张仪再欺楚怀王

秦国的扩张

秦齐互帝

楚国的衰落

蔺相如完璧归赵

范雎的远交近攻

穰侯的悲哀

七雄兼并诸国

宋康王亡国

卫国绝祀

中山国的灭亡

郑国和鲁国

其他小国

秦王扫六合

阏与之战

艰难的联盟

长平之战

邯郸之战

嬴政执掌秦国

合纵的彻底失败

反间之计亡赵国

荆轲刺秦王

唐雎保安陵

王翦平楚国

战国的社会形态

从王道到霸道

分封制度的瓦解

军事装备的发展

法制初具

养士成风

倾倒天下之士的孟尝君

视门客如朋友的平原君

仁而下士的信陵君

博闻善辩的春申君

形形色色的士

婚丧礼制

抵御夷狄侵犯

铁器时代的开始

废井田，开阡陌

牛耕的普遍运用

农耕经验的总结

井田制的没落

兴修水利

鸿沟

都江堰

郑国渠

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煮盐业

酿酒业

纺织业

漆器制造业

建筑业

从青铜到铁器

采矿业的进步

青铜铸造技术的进步

冶铁技术的创造

生产模式的改变

商业的繁荣

多样的货币

人流摩肩接踵的城市

文化与生活

百家争鸣

孟轲好辩

荀卿守正

庄周梦蝶

列子御风

兼爱非攻

以法代礼

名家

阴阳家

纵横家

杂家

群英汇于齐鲁

科技、文学与生活

天文和历法

医学

离骚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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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迁后的周王室，起初尚占有今陕西东部到豫中一带的地方，后来有些土地被秦、虢等国所割去，周的领土仅局限于洛阳周围几百里的范围之内。过去以封建从属关系而形成的统一纽带逐渐废弛，中原各诸侯国不再定期向天子述职和纳贡。周王室由于贫弱而不得不放弃天子的尊严，向诸侯伸手去“求赙”“求金”“求车”。周实际上已和一个小国差不多，它不能对各诸侯发号施令，反而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必须依附于强大的诸侯。东迁之后，周天子失去其天下共主的地位。西周时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遂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

——翦伯赞

春  秋

群雄并起春秋无义战礼崩乐坏

春秋时期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重要时期。中国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曾经编写过一部记载鲁国历史的《春秋》，其时间跨度与春秋时代大体相当，所以后人就将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春秋时期，指从前770年—前476年，基本上是东周的前半期。

东周开始后，周王朝的国力逐渐衰微，无力控制诸侯国之间的征伐，小诸侯国多数被吞并，强大的诸侯国在局部地区实现统一。各国内部动乱时有发生，弑君现象屡见不鲜，西周东周交替时权力急剧变化。

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他任命管仲为宰相整顿国政，使齐国迅速成为华夏各国中最富强的国家。然后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帮助其他小国抗击夷狄，或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此后又多次大会诸侯。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王室也派人参加，正式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齐桓公遂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自此，齐桓公建立了霸主的会盟制度。

齐桓公死后，齐国国势日衰，失去了担任霸主的实力。楚国兴起，消灭了邻近几个小国后，将矛头指向中原。宋襄公以抵抗楚国进攻为名试图再次大会诸侯成为霸主，宋楚两军在泓水交战的时候，宋襄公因讲求仁义受重伤而死。北方的晋国由于晋献公宠信骊姬，国政大乱，公子重耳被迫出外逃亡。前636年，公子重耳继承晋国君位，是为晋文公。晋文公一心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在诸侯中威望很高。前632年，晋文公率兵救宋，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成为新一代霸主。

晋文公死后，秦穆公谋求向东方发展。崤山之战，秦军被晋军打败，于是秦国转而向西，吞并了一些戎狄部族。楚国在城濮之战后向东发展，势力南到今云南，北达黄河。前597年，楚与晋会战于邲，楚军大获全胜，中原各小国纷纷归向楚，楚人称霸中原。后来晋楚两国再度爆发了两次大规模战争，连续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引起了中小国家的厌倦，于是由宋国发起，各诸侯国于前579年和前546年，举行了两次“弭兵”会盟，此后战争大大减少。

中原诸侯争霸接近尾声时，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发展。吴王阖闾重用孙武、伍子胥等人，国家日益强大。前496年，吴军挥师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阖闾因伤逝世。前494年，吴王夫差为父报仇，再一次发兵讨伐越国，越国大败。吴王拒绝了伍子胥联齐灭越的建议，接受了越国的求和，并转兵向北进击，大败齐军，成为小霸。勾践卧薪尝胆，呕心沥血十年，终于在前473年消灭了吴国，吴王夫差羞愤自杀。勾践北上与齐、晋会盟于徐，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主。

春秋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周天子政治权威的动摇与衰落，使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典籍开始走向民间。春秋时代的艺术，主要是青铜器上面的雕刻。著名的三足羊首鼎就是春秋时代的青铜艺术品，它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相比，工艺有了很大发展，纹饰也很讲究。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开始使用，促进了私田的发展，同时也为手工业提供了锐利的工具。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已经大量使用货币。金属货币的流通，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各国经济交流日益频繁。此外，煮盐、漆器等生产活动也发展了起来。春秋时期，还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前590年，鲁成公作丘甲，按土地面积征收一定量的军赋，从而使税和赋合而为一。

东周（春秋）世系：平王姬宜臼>>桓王姬林>>庄王姬佗>>釐王姬胡齐>>惠王姬阆>>襄王姬郑>>顷王姬壬臣>>匡王姬班>>定王姬瑜>>简王姬夷>>灵王姬泄心>>景王姬贵>>悼王姬猛>>敬王姬匄>>元王姬仁

春秋大事一览表

时间 事件

前770年 周平王东迁洛邑，东周开始。

前745年 晋昭侯封成师于曲沃。

前743年 郑庄公封其弟叔段于京。

前720年 周平王死，姬林即位为周桓王。

前719年 宋、卫、陈、蔡四国攻伐郑国，围郑都东门五日。

前713年 郑、齐、鲁以王命讨伐宋国，讨其不朝见周王之罪。

前709年 晋国曲沃武公杀晋哀侯。

前707年 周桓王伐郑国，郑将祝聃射中周桓王，王师败。

前694年 齐襄公使公子彭生杀死鲁桓公。

前685年 齐襄公死后，姜小白刚踏上齐国国土，鲁国遣送公子纠回国继位的管仲便一箭射去，姜小白借机装死，日夜兼程赶回国都继位，是为齐桓公。

前684年 齐、鲁两国战于长勺，齐军战败。长勺之战是齐桓公争霸斗争史上一次少有的挫折，也是齐鲁长期斗争中鲁国的一次罕见的胜利。

前678年 晋国曲沃武公灭晋侯，周王封武公为晋侯。

前675年 周王子颓攻逐惠王。

前664年 齐桓公伐山戎救燕国。

前661年 齐国帮邢国迁都。

前658年 晋献公借道于虞以伐虢。所谓唇亡齿寒，虢国被晋国消灭以后，失去了保障的虞国便在晋国回师的途中被顺带消灭。

前656年 晋国内乱，太子申生因遭受骊姬的陷害无法辩白而自杀，公子重耳、夷吾为自保相继出逃。

前651年 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

前645年 秦、晋两国战于韩原。

前643年 齐桓公没有听取管仲临终之前的劝谏，坚持以易牙、竖刁等为心腹，结果饿死宫中。

前638年 宋襄公与楚国战于泓水，宋军战败。

前632年 晋、楚两国战于城濮，晋文公信守诺言退避三舍，楚军以为晋军怯阵而盲目进攻，最终失败。

前632年 晋文公会诸侯于践土，称霸。

前627年 秦国想要袭击郑国，郑国商人弦高假借王命犒劳秦师。秦师见事情泄露，灭滑后撤退。

前627年 秦、晋两国战于崤山。

前624年 秦国征伐晋国，渡河焚舟。

前624年 秦穆公封尸于崤山，后向西发展，称霸西戎。

前606年 楚庄王陈兵周王室边境，企图问鼎中原。

前605年 楚庄王平定令尹斗椒之乱，若敖族自此覆灭。

前597年 楚国征伐郑国，围郑都三个月，郑国投降。

前595年 楚国围困宋国，晋国不发兵救援，宋国投降。

前594年 鲁国初税亩。

前589年 晋齐两国鞌之战，齐师败绩。逢丑父与齐顷公互换衣服，齐顷公借口取水才得以逃脱。

前575年 晋、楚两国战于鄢陵，楚师大败。鄢陵一战后，楚国开始处于守势，处境越来越困难。

前574年 晋厉公杀大夫郤至等人。

前573年 晋国的栾书、中行偃杀死晋厉公，立晋悼公。

前555年 晋、鲁、宋等十二国征伐齐国，齐国战败。

前547年 卫国大夫宁喜杀卫侯，卫献公复国。

前546年 宋都召开弭兵大会。

前530年 鲁国季氏家臣叛乱。

前522年 楚国灭伍氏，伍子胥逃往吴国。

前519年 吴、楚两国鸡父之战。

前517年 鲁国季氏驱逐鲁昭公。

前515年 吴国专诸刺王僚，公子光继位。

前506年 吴、楚两国柏举大战，吴军攻入楚都郢，楚昭王出逃。

前505年 鲁国季氏家臣阳虎反叛。

前501年 鲁国“三家”联军打败阳虎。

前497年 孔子开始周游列国。

前496年 吴、越两国檇李之战，吴王阖闾受伤而死。

前494年 吴王夫差兴兵伐越，与越军战于夫椒，越国战败求和。

前493年 晋国赵氏与帮助齐国护送粮食的郑国战于戚，赵简子誓师。

前490年 晋国范氏、中行氏进攻赵鞅失败，逃往朝歌。

前484年 伯嚭挑拨离间，伍子胥因谗言而死。

前482年 越国袭击吴都姑苏。

前481年 齐国田常杀害齐简公。

周室势微

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周天子控制诸侯的能力和军事力量日益丧失。虽然周天子仍有一定号召力，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依赖于诸侯的支持，因此一些逐渐强大的诸侯国开始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中国从一个统一的周王朝走向分裂的春秋时代。

诸侯纷起

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76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大分裂的形成时期。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建立了东周。但此时的周王朝国力已经十分衰弱，其统治范围方圆还不足六百里，各诸侯国纷纷割据称雄，周王室统率诸侯的权力已经名存实亡。在此期间，全国共分为一百四十多个大小诸侯国，其中楚国、齐国、晋国、吴国、越国、秦国为势力较大的诸侯国。

郑国

郑国（今陕西华州东）建国的时间并不长，它的第一位国王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宣王的弟弟姬友，史称郑桓公。

周幽王时，郑桓公官居周王室的司徒一职，掌管全国的土地和户籍。这个有先见之明的王室子弟大概看出西周运数将尽，决定搬家，远离是非之地。就这样，郑桓公将郑国的财产、部族、宗族连同商人、百姓一起都迁移到东虢和郐之间（今河南嵩山以东），号称新郑（今河南新郑一带），这就是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迁移。

不过，郑桓公还是没能逃脱厄运，犬戎部落杀入中原后，郑桓公正在王都陪伴周幽王，结果成了周幽王的陪葬，死在犬戎人的刀下。于是桓公之子郑武公继位，他攻灭郐和东虢后，定首都为新郑。

卫国

卫国在周王室的东北部，据有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的大片土地，国都在朝歌（今河南淇县），是周武王之弟康叔所受封的国家。

康叔名叫姬封，本来受封于康地（今河南禹州境），而卫国原来是商朝的都城所在，被武王封给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并派管叔、蔡叔监管。管叔和蔡叔因为对周公旦摄政不满，联合武庚发动叛乱。周公旦平定了武庚等人的叛乱后，周成王就把这个地方改封给了康叔。后来周公又将原来商都周围地区和殷民士族封给康叔，建立了卫国。

武王伐纣

牧野之战是周与商之间的一场战争，是我国古代的著名战例。它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西周礼乐文明的繁荣兴盛开辟了道路。

西周末期，卫国的国君是卫武公姬和。犬戎杀死周幽王后，卫武公带着卫国的军队前来平乱，因此得到了周平王的嘉奖。

晋国

晋国在周王室的北边，受封建国的历史同卫国一样长，第一位封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姬虞，国号为唐（今山西翼城西），后来姬虞的儿子姬燮将国号改称为晋。晋国的国都自此开始频繁迁徙，先后迁都于曲沃（今山西闻喜）、绛（即翼，今山西翼城东南）、新田（今山西侯马）等地。到了西周末年，晋文侯姬仇拥戴周平王东迁洛邑，并杀死了在西周故地自立的携王，为东周的缔造立下了大功，因而受到了周平王的嘉奖，其赏赐品仅是车子就达千辆之多。

秦国

秦国的始封君名叫非子，本来是一个替周孝王养马的低级官吏，因养马成绩突出，被封在今甘肃天水的秦地，并赐嬴姓，故称嬴秦。不过这时的秦国还称不上是一个诸侯国，没有资格向周王室纳贡。

后来秦国的力量逐渐强大，成了阻挡犬戎向周王室进攻的一道主要力量。周宣王时，秦国的国君秦仲在一次讨伐犬戎的战斗中丧命。秦仲死后，他的大儿子秦庄公率兄弟五人带兵继续同犬戎作战，取得一些小小的胜利，被封为“西垂大夫”。

周王室东迁时，秦襄公出兵护送，因此被封为诸侯。这时岐山以西的地区，周平王已是无力顾及，所以就做了个顺水人情，都送给了秦襄公。

虢国

虢国在周、秦、晋交界的地区，即今天河南三门峡一带，是周文王同胞兄弟建立的。

当初，周文王的两个弟弟分别被封为虢国国君，一个是东虢（今河南荥阳东北），一个是西虢（今陕西宝鸡东），两个虢国起着周王室东西两面屏障的作用。西周晚期到周宣王初年，西虢东迁，东迁后的虢国建都于上阳，地跨黄河两岸，形成了所谓的南、北二虢。不过一百年后，就被晋国灭掉了。

目前，考古工作者已经对虢国墓地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了包括两座国君墓、一座国君夫人墓、两座太子墓在内的两百多座贵族墓葬，以及两万多件各类珍贵文物。

陈国

陈国国君本为妫姓，舜后裔，都宛丘（今河南淮阳附近），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分。

陈国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列国的重要国家之一。其统治区域主要在豫东周口一带，存国时间近千年。黄帝族起于姬水，即今陕甘之交的岐山一带，陈部落的起源也当在附近。陈部落跟随黄帝部落四处征战，最后统一了黄河流域。陈部落也随着黄帝族东迁到中原肥沃的平原，最后在东夷族属的太昊部落旧地宛丘落脚。陈部落东迁后，由游牧生活走向定居生活。夏商时期，陈部落一直在豫东一带活动，也曾建立小的国家，分别臣属于夏、商。周武王灭商前夕，曾派大军攻取陈，一举夺取了陈地，切断了商朝同淮河流域嬴、偃姓诸国的联系，为灭商创造了有利条件。

楚国

周王室的南边，也就是今河南南部丹江和淅水交汇的地方，便是楚国的国都丹阳。西周初年，楚国与周王室的关系交好过一段时期。可周昭王的两次征楚打破了和平的曙光，以至于周昭王淹死在汉水里，“南征而不复”。周宣王为了阻止楚国向北扩张势力，不但倾全国之兵伐楚，还把自己的舅舅封在申地（今河南南阳），以牵制楚国。

历史细读

相传楚国人卞和所得的和氏璧，在春秋战国时期几经流转，后被秦始皇得到。秦始皇命人将其打造为传国玉玺，作为帝王专用的印玺。传国玉玺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是皇权神授、正统合法的信物。此后，历代帝王都将此玺奉若奇珍而竞相争夺，因此传国玉玺屡易其主，时隐时现，最终销声匿迹。

为了防御楚人北上，在今天的河南、湖北两省交界地区，汉水和淮水之间，周王室星罗棋布地分封了一些诸侯国。在汉水以北有所谓的“汉阳诸姬”，可考的有随（又称曾，今湖北随州）、唐（今湖北随州西北）、应（今河南鲁山）、蔡（今河南上蔡）、胡（今河南漯河东）等。这一带是古代一些民族杂居之地，不仅有姬姓国，还有姜姓的申、吕（又称甫，今河南南阳市境）、许（初在今河南许昌，后迁到叶县）、厉（今湖北随州北），妫姓的陈（今河南淮阳）、息（今河南息县），嬴姓的江（今河南正阳）、黄（今河南潢川），偃姓的贰（今湖北广水）、轸（今湖北应城），曼姓的邓（今河南邓州境），允姓的鄀（今河南淅川），熊姓的罗（今湖北宜城西），等等。这些国家除了随、蔡两国外，在春秋时多被楚国所灭，并入了楚国版图。

楚国因北上不成，就向南发展势力。到西周末年，它已经控制了长江沿岸，势力达到今武昌、江陵一带。春秋初年，楚武王熊通要周王提升他的爵位。周王室的势力虽然大不如前，可骄傲的脾气却没有减少，根本瞧不起这个蛮荒之地的楚武王，一口便回绝了。楚武王大怒，将国都南迁到郢（今湖北江陵），然后自立为王，这在楚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也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个南方大国的崛起。

楚武王的儿子文王建都于郢，国势更加强大，江汉一带的小国都害怕楚国。楚文王名叫熊赀，是一位非常强势的君主。《楚史》称他“强硬如挟雷带电，诡谲如翻云覆雨”。他做事既有迅捷、凌厉的一面，也有慎重、严谨的一面，不容易轻信和妄为，但信则不复疑，一发则不可收。据《韩非子·和氏篇》记载：楚人卞和采得一块璞，献给楚厉王，楚厉王命掌玉的官“玉人”去鉴定，玉人说是石头，和氏因欺君之罪被砍断了左脚。楚厉王死后，楚武王立，和氏再把那块璞献上去，玉人还说是石头，和氏又因此被砍断右脚。楚武王死后，和氏在山中抱着璞哭泣不止，最后连眼泪都哭干了，眼中流出的尽是鲜血，向刚刚继位的楚文王哭诉道：“我不是为自己断足而悲伤，所悲伤的是美玉竟然被说成是石头，讲真话的人竟然被说成讲假话的人呀！”楚文王觉得需要验证，便命玉人雕琢那块璞，果然得到了一块美玉，加工成璧，名曰“和氏璧”。

楚文王的儿子楚成王在位时，楚国已经发展为一个方圆千里的超级大国，周边很多小诸侯都成为它的附庸。在此之后，楚国也开始加入到中原霸主之位的争夺中。

许国

许国是被周朝分封的姜姓诸侯国之一，其管辖范围为今河南许昌及临颍北、鄢陵西南这一广大地域。许国作为“中原之中”，在地理位置上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春秋时期，王权衰落，天子已无力控制各个诸侯国，一些逐渐强大的诸侯纷纷称王称霸，许国如同一叶扁舟在诸侯争霸中风雨飘摇，经常遭到强国的侵扰。因力量弱小，无法抵抗，只好委曲求全，小心周旋于强国之间，齐强时附齐，楚盛时附楚，晋来时归晋。即使这样，北方的郑国却始终怀有吞并许国的野心。据史书记载，在春秋五霸争战的一百二十多年间，许国先后遭受侵伐十一次，其中被郑国侵犯就有九次。

前654年，楚国攻打许国，许侯大败，于是“肉袒谢罪”，楚国才心满意足，退兵而去。楚成王时，再次进攻许国，许侯没有办法，第二次“肉袒谢罪”，请求和解。后来许国只能迁徙，以躲避楚国的锋芒。前576年，许灵公被迫迁到了叶（今河南叶县西南）。前533年，又迁至城父（今安徽亳州东南）。前529年，又迁回叶。前524年，迁到白羽（今河南西峡）。前506年，迁至容城（今河南鲁山东南）。此后虽然暂时有了一个较为长期的喘息时间，但是当时诸侯纷争，许国这样的小国仍然不能躲过被吞并的厄运。

经过这三番五次的折腾，许国已经是国穷财尽，徒有虚名。而郑国却仍然怕许国东山再起，前504年，郑国大将游速率军伐许，许国已经无力抵抗，十七世国君许斯被俘，许国遂遭灭国之祸。灭国后，许国人迁移到中原以及江南，以国为氏，所以叫作许氏，这是许姓的一个主要来源。

此后在楚国的帮助下，许国后裔重新立国，许国又持续了一百余年，直至前375年，史料记载“许二十四世为楚所灭”，至此绵延七百余年的许国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姜尚

姜尚，名望，字子牙，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谋略家。相传他经常用直鱼钩在渭河边钓鱼，三年中一条鱼都有没钓到。人们都嘲笑他，他却无动于衷。周文王听说后，认为他是个贤人，便专门去见他，发现他果然有才能，于是对他说：“我的先祖太公早就寄希望于你了。”因此，后人称他为太公望，民间一般称他为姜太公或姜子牙。他就是齐国的始祖。

齐国

燕国的南边，即今山东省的北部和东北部，是姜姓的齐国，始封君是西周开国元勋之一的姜尚。齐国靠近渤海，渔盐业发达，因此西周时期便是一个大国。它的东边是纪国（在今山东寿光），再往东的胶东半岛上是莱夷国，西面以济水为界，南面以泰山与鲁国分界。

齐国最初的都城设在临淄（今山东临淄），周公旦摄政时，三监作乱，淮夷也趁机反叛。周公旦于是命令姜尚说：“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国由此有了征伐权，没用多久，在齐国周围分布着的一些力量不强的小国都被齐国吞并了。

蔡国

周武王灭商后，封其五弟叔度（姬度）于蔡，蔡国建都于蔡，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一带。春秋初年，蔡国出兵与鲁、宋等国联合起来讨伐郑国。前684年，楚国利用蔡、息二国的矛盾，出兵俘虏了蔡哀侯，将蔡国纳入了楚国控制范围。从此在楚的压迫下，蔡国深受其害。前531年，楚一度灭蔡，三年后蔡平侯复国，并迁都吕亭（今河南新蔡）。前506年，蔡国曾随吴国伐楚，并攻入郢都。前493年，在楚国的逼迫下，蔡昭侯迁都州来（今安徽凤台），历经五世，于前447年再次被楚国所灭。

燕国

燕国是周王室的诸侯国中最北面的一个，都城在今天的北京地区，当时称为蓟。燕国的始封君是召公姬奭。周武王灭商后，封召公于燕地，史称燕召公，是周初王室三公之一，地位很高。

燕国据有今天河北省北半部的广大地区，东边是孤竹国，东北边是肃慎，东南与齐国接界，北边和西边则是戎狄的部族。

鲁国

在周王朝的众多诸侯国中，鲁国是姬姓“宗邦”，鲁国的第一代国君是周公旦的儿子姬伯禽，都城曲阜，在泰山以南，略有今山东省南部，兼涉河南、江苏、安徽三省之一隅。

因为鲁国的殷商势力极重，姬伯禽立志把鲁国建成宗周模式的东方据点，因此极力推行周朝的礼乐制度。在鲁国，周礼成为所有人行为的准则，任何违背周礼的举动，无论大小都会遭到指责，甚至被视为是“不祥”的举动。作为西周时期重要诸侯国的鲁国，到春秋时期，地位虽然有些衰落，但仍然具有一定经济、军事实力。鲁国都城曲阜规模宏大，在东方侯国都城中，是仅次于临淄的第二大都市。

在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制度，即废除用奴隶劳动力耕种公田的“藉田制”，实行按亩收取谷物的税亩制。这一措施让人们在所分得的小块土地上耕种时，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了。为了扩大兵源，鲁国又于前590年“作丘甲”，让住在野鄙里的奴隶缴纳军赋，征收军事装备，同时允许他们当兵，由此物质与人力的基础都坚实起来了。

曹国

曹国国君为姬姓，始封君为周文王子曹叔振铎（姬振铎），建都陶丘，辖地大致为现在的山东省定陶一带。

后来曹国成了晋楚争霸的受害者。前637年，晋国重耳落难时经过曹国，曾受到曹共公的无礼对待。晋楚城濮之战时，晋国伐曹、卫救宋，把曹共公也抓走了。楚国失利后，曹国亲近并听命于晋国，而宋国则不断侵犯曹国。春秋晚期，不自量力的曹伯阳背弃晋国，又干预宋国内政，导致宋景公伐曹。前487年，宋国虏杀曹伯阳，曹亡。

宋国

宋国在鲁国的西南方，它是商朝的后裔，始封君是商纣王的异母兄微子，国都在今河南商丘附近，其疆域最大时包括今河南东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和山东的西南部。宋国是中原各国通往东南吴越的交通要道，所以在春秋时期，成了各国争夺的对象。

《越绝书》书影

《越绝书》是记载吴、越二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它以记载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吴、越争霸的历史事实为主，旁及诸侯列国，对这一历史时期吴、越一带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都有涉及，其中有些记述为此书独详，因而它在我国典籍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吴国和越国

吴、越两国地处中国东南部。吴国的领土大致相当于今江苏中部、南部和安徽东部一带，相传吴国是周文王的伯父太伯建立的，起初都于梅里（今江苏无锡），后来迁到姑苏（今江苏苏州）。越国据有今浙江北部，国都为会稽（今浙江绍兴）。

在春秋时代的争霸斗争中，楚国位据长江中游，吴国位据下游。楚国北上与晋国争雄，晋国于是支持吴国从后方牵制楚国，楚国又把越国扶持起来对付吴国，以致春秋后期的争霸战争从中原的晋、楚转向了东南的吴、越。

以上这些，是相对较大的诸侯国，它们或是西周得天下后分封的子弟功臣，或是周王朝对当地原住居民所建政权的承认。这些大诸侯国中间，还夹杂着许多小国和部落。而这些错杂在大国之间的小国，在春秋这个历史进程中逐渐被吞并，成了大国的一个邑或县。

困顿的王室

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如众星捧月般围绕在周王室的四周。西周初年，周王室控制的土地比任何一个诸侯国都大。但自从平王东迁后，周王室从地方千余里的最大领土，沦落为方圆不足六百余里，和中等诸侯国差不多大小了。随着周王室的逐渐衰败，许多诸侯国开始不纳贡，也不按时朝见周天子，西周宗法制在此时遭到了彻底颠覆。昔日拥有无上权力的王室逐渐沦为了诸侯的附庸。

祝聃射周王中肩

繻葛之战是郑国为称霸中原，在繻葛大败周室联军的一次反击作战。此战中祝聃一箭射中周王肩膀，让天子威严扫地，成为诸侯国无视天子竞相争霸的最显著标志之一。

王子变人质

周王室东迁时，主要依靠的是郑国和晋国的力量，随着郑国日益强盛，周平王担心朝政大权会被郑庄公姬寤生操纵，因此刻意削弱郑庄公的权力。郑庄公不免心生怨恨，便以国内事务繁多为借口，不去周王都述职。

这一来正合周平王的心意，他趁机撤掉了郑庄公卿士的职务。郑庄公大怒，马上赶到洛邑，对周平王施加压力。周平王再三赔礼，无奈郑庄公仍旧不依不饶。最后，周平王只好提出让太子去郑国当人质。

当然，这个举动太有损天子的体面了，虽然周平王是被迫提出，但周王室的臣子们可不这么认为。于是郑庄公便让自己的儿子姬忽来洛邑当人质，而周太子则用学习的名义去郑国。郑庄公对此很是满意，虽然是互换人质，但实际上周平王却是要看他这个诸侯的脸色行事。

乞讨的周王

将儿子送去当人质后，周平王一直郁郁寡欢，没过几年就死了。周太子奔丧回国，一路上哀伤过度，回朝后也因病而死，由周太子的儿子姬林继位，史称周桓王。

周桓王这时才意识到，周王室是何等贫穷，祖父竟然连一件像样的陪葬品都没有。无奈之下，周桓王只得派人到鲁国去乞讨，这才将周平王比较体面地下葬了。

以前，周王室是赐给诸侯们财物，没想到现在要向诸侯们伸手，周王颜面大跌。可这种情形一直没有得到好转，到了周襄王（前651年—前619年在位）的时候，甚至连出门乘坐的车子也没有了。至于王室的一切用器，都要靠诸侯的供给。

历史细读

如果诸侯死了，他的儿子在即位前必须穿上低等贵族的服装去朝见天子，由天子按他原来的爵位赐给他衣冠和圭、璧、璋等礼器，这叫“赐命”，对于新即位的诸侯来说是“受命”。只有经过这一赐一受，诸侯的爵位才算合法。可如今，新即位的诸侯都不去王都“受命”了，只派人去向周王索要。周王也只能忍住怒火，派人把册命送去。

宗法制的衰落

按西周时的制度，周天子每隔几年要到全国各地去巡视一番，以考察诸侯的政绩，叫作“巡狩”；而诸侯到一定时期也要前往王都朝见周王，叫作“述职”。诸侯有一次不到的，要贬降其爵位，两次不到的，要削减其封地，若连续三次不到，周王就要兴兵讨伐了。到了春秋时期，“述职”之事基本是没有了，即或有，也是为某种暂时的需要而进行的。

数典忘祖

周景王时，一次宴请晋国的荀跞。周景王指着鲁国送来的酒壶说：“各国都有器物送给王室，为何唯独晋国没有呢？”荀跞的随从籍谈不屑地回答说：“晋国受封时，王室就没有给我们器物，所以现在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送王室的。”周景王很是生气，滔滔不绝地历数了王室封晋时赐予的土地和器物，籍谈一时无言以对。籍谈在晋国掌典籍之职，周景王于是讽刺他是“数典忘祖”。

不仅如此，为了得到诸侯的支持，周王有时不但会主动派人送去“王命”，还要外带一块祭肉，以表示对诸侯地位的承认。

当然，这些继承了王位的诸侯，并不一定就是嫡长子。在春秋时期，西周的宗法制度遭到了彻底颠覆，这也是春秋时代各国内部频繁斗争的原因。整个春秋时代，见于记载的就有几十个国君被杀或逃亡他国的事例，周王室也有三个天子逃难在外。

王室内部争斗不断

正因为周王室的力量被不断削弱，因此王室内部的争斗也时常发生。每发生一次，周王室就朝着衰败迈进了一步。

前693年，王室大臣周公黑肩密谋杀死周庄王，立庄王之弟王子克，因辛伯的告发，黑肩被杀，王子克逃到燕国。

前675年，周惠王的异母弟王子颓，在五个不满惠王的大夫拥护下，向惠王发动武装进攻。王子颓在南燕（今河南延津东北）和卫国的支持下自立为王。这场变乱闹了三年，最后在虢、郑两国的帮助下才被平定下去。

前649年，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勾结戎人进攻王城，把东城门烧了。在秦、晋两国的援救下，戎人退兵，王子带逃到齐国避难。过了十年，王子带被周襄王召回，又与襄王的王后私通。襄王废掉王后，王后的娘家狄人于是拥戴王子带，起兵攻打襄王，襄王逃到郑国，流亡了近一年，直到晋文公即位，派大军攻杀了王子带，才把周襄王接回王都。

前520年，周景王死后，王子朝为夺取王位，攻杀了长子猛，占领了王宫。猛的弟弟王子匄虽然被立为敬王，但不能回宫，只得迁居到后来的“成周”。

争雄的序曲

东周王室的每次内乱，都要依靠诸侯的力量方能平息。靠诸侯力量坐上王位的周王，诸侯当然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地盘的缩小使周王室在经济上不能自立，多次的内乱又使王室在政治上丧失了尊严与地位。周王室大权的旁落引起了诸侯国之间的互相征伐，争霸战争拉开了序幕。在周朝的众多附属国中，郑国是最早造反的。

郑国小霸

桓公之子郑武公继位后，先后灭掉了郐、东虢，并定首都为新郑。他远交近攻，大力发展郑国的政治和经济，郑国开始逐渐变得强大起来。其子郑庄公即位后，曾打败了周桓王率领的诸侯联军，郑国势力达到了鼎盛时期，曾“小霸”一时。但郑庄公死后，郑国经历了十多年的君位之争，最终失去了争霸的机会。

武公之略

春秋时期，第一个向周王室发难的，当属郑国国君郑武公。

郑武公名叫姬掘突，郑桓公之子，是前770年继位的郑国第二代国君。郑武公一心图强，他定都新郑后，不但攻灭了郐和东虢，还相继把鄢、蔽、补、丹、依、历、、莘等十邑地都纳入了自己的版图。郑武公继而提出了解放殷商遗民的口号。这些殷商遗民多是有技术、会经商的能人，周灭商后被定为世袭奴隶。郑武公东迁后，看到他们是建设国家不可忽视的力量，就依靠这批力量大力开发滩涂荒地，扩建包括虎牢城在内的城池，兴办乡校，教化民众，广集民意，郑国由此开始走向强盛。

为了扩大疆域，郑武公可谓不择手段。前763年，郑武公召集会议，讨论应该向谁用兵。霉运当头的大臣关其思说：“胡国最近，是最好的目标。”武公立刻拍案而起，义愤填膺地大吼道：“郑、胡两国有长期的友谊，胡国国君又是我的女婿，你竟有这种不仁不义的想法，天理不容。”随即把关其思斩首。胡国国君大为感动，不再在边界设防。结果郑武公发动奇袭，灭掉了胡国。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河南新郑李家楼大墓中，曾出土大批郑国的青铜器，精美异常。其中一件莲鹤方壶，造型十分美观别致。在莲瓣形的壶盖中央，立着一只清新俊逸的白鹤，展翅欲飞，伸颈欲鸣，突破了旧时青铜器凝重呆滞的传统。能制造如此精美的艺术品，反映了郑国冶铸金属的水平之高，表明郑国已经具有了发达的手工业技术，这为后来郑庄公争雄诸侯提供了物质条件。

郑国从郑武公开始，不仅把最初的国都定在了荥阳的京城，而且奠定了郑国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郑武公依靠自己的雄才大略，远交近攻，为郑庄公小霸奠定了基础。

郑庄公克段于鄢

郑武公的儿子名叫姬寤生，他就是与周王室交换人质的郑庄公。郑庄公出生时是难产，吓坏了母亲武姜，所以起名叫“寤生”，即“逆生”之意，因此武姜很不喜欢他，只宠爱幼子叔段。武姜多次让武公立幼子为王，可武公都没有答应。

待姬寤生成为郑国的国君后，武姜便请求将制（今河南荥阳东）作为叔段的封邑。郑庄公说：“那里不行，因为制邑地势险要，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军事要地。”武姜于是改而威逼庄公，把京（今河南荥阳东南）封给叔段。京乃郑国大邑，城垣高大，人口众多，且物产丰富，庄公心里不肯，但碍于母亲的请求，也只好答应。大夫祭仲进谏说：“京邑比都城还要大，不可作为庶弟的封邑。”庄公说：“这是母亲姜氏的要求，我不能不听啊！”

莲鹤方壶

壶是古代青铜酒具的一种，也是青铜礼器的重要种类之一，莲鹤方壶就是东周时期的代表器物。该壶造型气派，装饰华美，被专家誉为“青铜时代的绝唱”。莲鹤方壶以其俊美飘逸的身姿令国内外无数观众为之倾倒。

叔段到京邑后，号称京城太叔。他仗着母亲的支持，招募勇士，加固城垣，囤积粮草，训练甲兵，加紧扩张势力，与母亲武姜合谋，准备里应外合，袭郑篡权。

郑庄公其实非常清楚母亲不满意他继承王位，对她与叔段企图夺权的阴谋也非常清楚，但他一直不动声色。叔段在京城的反常举动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大夫祭仲又对庄公说：“凡属都邑，城垣的周围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所以先王之制规定，封邑大的不超过国都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城不合法度，您怎么能容忍呢？”庄公很无奈地说：“母亲要这样，我哪里能避开这个灾祸呢？”祭仲说：“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及早给叔段安置个地方，不要让他再发展蔓延，一旦蔓延就难于对付了。蔓延的野草尚且难除，何况是您受宠的兄弟呢？”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先等等看吧。”

郑庄公的一次次退让，促使叔段篡国称君的野心日益增长。不久叔段命令西部和北部的边境同时听命于自己，接着又把京邑附近两座小城也收入他的管辖范围。大夫公子吕对庄公说：“一个国家不能听命于两个国君，主公究竟打算怎么办呢？您如果要把君位让给太叔，下臣就去侍奉他；如果不让，那就请除掉他，不要让老百姓生二心。”庄公则不温不火地说：“用不着除他，没有正义就不能得民心，迟早他会自取其祸。”

不久之后，在母亲武姜的怂恿下，叔段亲率甲兵万人准备袭击郑都，武姜说好给他开城门接应。郑庄公在得到叔段起兵日期的密报后说道：“该是动手的时候了！”立即命令公子吕率两百辆战车讨伐叔段。京邑的百姓闻讯，纷纷背叛叔段。叔段大败溃逃，仓皇出奔鄢（今河南鄢陵西北）。庄公又攻打鄢，叔段外逃共国（今河南辉县）避难，所以历史上又称叔段为共叔段。郑庄公因为母亲姜氏与弟弟叔段串通一气，大修城邑，起兵叛乱，于是在平定叛乱之后，将母亲安置在城颍，并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但是不久之后就后悔了。颍考叔献计说：“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庄公听了颍考叔的话后，采取了这一建议，于是与母亲和好如初。

郑庄公“克段于鄢”，成功地处理了内政方面的问题，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郑庄公小霸

此时的中原大地上，秦国正在西面与戎人作战，无暇东顾。晋国发生了内乱。楚国专力向南发展，扫荡身边的小国。齐国则忙着对付鲁国的纠缠。逐步强大起来的郑国，碰到的主要对手就剩下卫国了。

郑庄公之所以对卫国发难，是因为弟弟叔段被打败后，叔段之子公孙滑逃到了卫国。卫国不但接纳了公孙滑，还派兵夺取了郑国的廪延（今河南延津东北），用以安置公孙滑。恰在此时，宋国大夫公子冯与国君不合，逃亡到郑国，被郑庄公收留。宋国国君本来就对之前被郑国打败而心怀愤恨，如今更是对郑庄公不满，于是联合了陈、蔡、卫三个诸侯国，组成了“多国部队”前去攻打郑国。

四国军队在前719年的夏天，将郑国国都的东门团团围住，可强攻了五天，始终打不开一个缺口，只得撤兵。不久后，四国军队卷土重来，再次攻打郑国国都。郑国的军队出城迎敌，但是被四国军队击败，丰收的稻子也被四国军队抢走，史称“东门之役”。

为了洗雪“东门之役”的耻辱，第二年，郑庄公发动了讨伐卫国的战争。郑国军队所向披靡，一直攻打到卫国都城郊外。卫国赶紧向邻近的燕国搬兵求援。

这一切都在郑庄公的意料之中，他派出三路主力军，列阵于燕军的正面，形成进攻的态势，同时迅速征调军队，悄悄绕到燕军背后。乘卫国的主力部队还没有赶到，处于正面的郑国三路大军向燕军发动了攻击。燕军只顾在正面迎敌，没有在背后设防，突然间又一支郑国军队从背后向燕军袭来，燕军腹背受敌，首尾难顾，大败而还。这次战争，在中国军事史上被称为是“首次迂回战”。

接着郑庄公又乘胜攻打宋国，一直打到宋国国都城下，宋人忙派使者向鲁国求救。这时郑庄公的使者也到了鲁国，主动提出把郑国在鲁国境内泰山脚下的一块祭田，同鲁国在许国的一块田相交换。面对利益，鲁国的天平向郑国倾斜了，索性派出军队和郑军汇合，一同打到了宋国境内。很快，宋、卫两国便举起了白旗。

在郑国与宋国的互相攻战中，齐国本来想站出来发挥一下和平大使的作用。不想郑国把鲁国争取了过来，处于了有利地位，根本不愿意停战。后碍于齐国的面子，又怕同齐国搞坏关系，才不得不点头同意。前715年，齐、郑、宋、卫四国在瓦屋（今河南温县北）结盟。郑国人显示出了高姿态，表示不计较“东门之役的耻辱”，让齐国十分满意。

历史文献

（周桓王与郑庄公）战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聃请从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

——《左传·桓公五年》

尽管郑庄公参加了瓦屋之盟，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宋国的斗争。要找发动战争的借口总是有的，宋国由于内乱没有去朝见周王，郑国便以此为借口，在前713年，邀集齐、鲁两国，再一次讨伐宋国。鲁军首先败宋军于菅（今山东单县北），郑军接着占领了郜（今山东成武东南）和防（今山东金乡西南）两邑。宋、卫两军情急之下，派出一支军队准备袭击郑国的后方。郑庄公闻讯，只得放弃攻宋，紧急回师。这一战略本来很不错，但由于宋国军事人员的愚蠢行为却遭致失败。宋、卫这支联军并未抓紧时机进攻郑国，而是在中途召来蔡国进攻戴国（在今河南民权）。蔡人本是宋、卫阵营的，但对在宋、卫联军伐郑途中召它远道攻打戴国，很是不满，这样一来，宋、卫、蔡三国内部起了矛盾。郑庄公抓住时机，指挥军队迅速包围了三国军队，把他们全部歼灭。

借着齐、鲁两国的支持，郑庄公打败了山戎，还打败了入侵齐国的北戎。此时的郑庄公实际上已处于霸主地位，但他称霸的时间短、规模小，影响也不大，故被称为“小霸”。

称霸一方后，郑庄公也比较注意维护自己的声誉。前711年秋天，郑国联合齐国与鲁国，出兵讨伐许国（今河南许昌），许庄公不敌，逃到了卫国。

齐侯把许国让给鲁隐公，鲁隐公说：“您说许国不恭，所以我跟随您讨伐他。已经讨伐了许国的罪了，虽然您让我占有许国，但我是怎么也不敢的。”于是就把许国给了郑庄公。

郑庄公让许国的大夫百里侍奉许庄公的弟弟，住在许国的东部，并对百里说：“上天降祸给许国，实在是鬼神不满意许国的国君，而借我的手惩罚他。我连自己这些兄弟都不能相安，哪里还敢拿许国作为自己的功劳而占有呢？我有个弟弟，不能相安，还让他到处流浪，更别说会长久占有许国了。先生您侍奉许庄公的弟弟，安抚这里的民众，我就派公孙获辅佐您。如果我长眠于地下，上天因为许国遵守礼仪而后悔取消对许国的惩罚，就会让许庄公回来掌管他的国家，我郑国将会常来拜会请安，如同旧时有联姻的亲戚一样，愿你们能纡尊降贵和我们来往啊。不让别的人觊觎这里，来和我郑国争夺这块地方。我的子孙他们连自己的存亡都照顾不过来，更别说能否顾及许国的国家大事了。我让您在这里，不单是为了许国着想，也借以巩固我的边境。”

于是，郑庄公派公孙获驻扎在许国西部，对他说：“凡是你的器物钱财，不要放在许国。我死了，就马上离开这里！我先父最初是在这里得到的封地，如今周王室已经衰微了，周朝的子孙日渐失去了他们的地位。许国是神农氏的后代啊！上天已经厌倦周朝的德行了，我们能和许国争吗？”

有识之士评价郑庄公说：“他这样做是遵守礼制的。礼制是可以治理国家，安定神灵，驯服百姓，利于后代的事啊！许国无法度而讨伐他，驯服了就赦免他，按照德操处置，衡量实力去做，看清天时然后行动，不连累后代，可以说是懂得礼制啊！”

一箭射掉了周天子的威严

郑庄公看到国家日益欣欣向荣的景象，再看看周王室的落败，不屑一顾的表情总是带在脸上。周桓王姬林年轻气盛，很看不惯郑庄公的飞扬跋扈，加上自己的父亲曾在郑国当过人质，便免去了郑庄公在王室的职务。

郑庄公为了报复，公然派军队进入王畿，把刚成熟的小麦和稻米统统割去了。周桓王除了气得七窍生烟外，竟然无法制止。

不久之后，郑国与宋国发生了战争，一直不分胜负。郑庄公看到王畿丰收，于是来到洛邑朝觐。周桓王心惊胆战地问他：“今年郑国的粮食收成如何？”郑庄公说：“托大王洪福，五谷丰登。”周桓王顿时如释重负，说道：“那就好，王畿的粮食，我可以留下自己吃了。”然后周桓王送给郑庄公十车黍米，并说：“请你收下，郑国如果再遇到荒年，请不要再来抢夺。”

郑庄公用绸缎把这十车黍米密密包住，招摇过市，说道：“宋国久不朝贡，国王赐下十车绸缎，命我们讨伐宋国。”于是鲁国、齐国都派出军队，与郑国联盟，一举击败了宋国。

取得胜利后，郑庄公便把周王忘在了脑后。周桓王想到自己被利用了，又见郑庄公久不进贡，决定亲自率军队讨伐郑国。

前707年，周桓王统率周军，加上陈国、蔡国、虢国、卫国的四国部队，联合讨伐郑国。郑庄公率大夫祭仲、高渠弥等在繻葛（今河南长葛北）列阵御敌。当时周军分为三个军阵，周桓王率领左军和陈国军队力图打败郑庄公。郑庄公摆开了名为“鱼丽”的阵势，战车前冲，步卒后随，先打实力最弱的陈国军队，使蔡国和卫国军队因畏惧而仓皇退出战场，然后集中兵力从两边合击周军，周师大败。周桓王被郑国大夫祝聃一箭射中肩膀，忍痛勉强指挥军队逃出了重围。祝聃本来想要追逐活捉周桓王，郑庄公制止他说：“君子不希望逼人太甚，何况欺凌天子呢？我们这是自卫，国家能够免于危亡就足够了。”战后郑庄公为了表示尊王，还特派大夫祭仲去慰问受伤的周桓王。

繻葛之战，周天子威严扫地，郑庄公则声威大振。各诸侯国见状，开始竞相扩大自己的势力。

四子争君

郑庄公英雄一世，却犯了两个重要的而且是致命的错误。一个是生前没有对太子姬忽（即郑昭公）之位作出妥善安排，以致自己一死，郑国立即陷入郑昭公和郑厉公（公子姬突）之争，使郑国形成两君并立的混乱局面；另一个重要失误是重用高渠弥，为郑国留下了严重的后患。

前701年，郑庄公病重，召大臣祭仲嘱托后事，立了太子姬忽为国君，史称郑昭公。郑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姬突，母亲是宋国之女雍氏。雍氏一族在宋国很有势力，深得宋庄公的宠信，于是他们把祭仲诱骗到宋国，逼着他立姬突为君。祭仲为求自保，只好同意。不久祭仲带着姬突，也就是郑厉公回国，郑昭公被迫逃到卫国避难。

宋人立郑厉公的目的之一，无非是想多得到财物方面的报偿。郑厉公达到自己的目的后，就联合鲁国、纪国，同宋、齐、卫、燕等国打了一仗，获得大胜。第二年冬天，宋国又联合齐、卫、陈、蔡等国前来报仇，焚烧了郑都的城门，攻进城后，还把郑国祖庙屋顶上的大梁拆下来运走了。

对外军事失败的损失还没有恢复，郑国内部又起了矛盾。祭仲仗着郑厉公的宠信，渐渐不把国君放在眼里。郑厉公是一位比较能干的国君，渐渐地也无法忍受祭仲在政事上的专断。

高渠弥乘间易君

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大将高渠弥，不为后继的君王尽忠，却将其弑杀，终落了个被人车裂的下场。

前697年，郑厉公秘密吩咐祭仲的女婿雍纠，想要利用一次宴会的机会杀掉祭仲。这件事被雍纠的妻子知道了，忙跑回家问母亲道：“父亲和丈夫哪一个亲些？”她的母亲回答说：“只要是个男人都可以做你的丈夫，而父亲却只有一个，哪能相比呢！”雍纠的妻子听后，就把雍纠与郑厉公的密谋告诉了祭仲，祭仲立即将雍纠杀死。郑厉公见事情已经败露，就带着雍纠的尸体逃到蔡国去了。郑厉公出逃后，郑昭公趁机回国复位，郑厉公则据守在栎邑（今河南禹州），与郑昭公的政权相对立。

可惜郑昭公的命实在不好，做了国君只有两年，就于前695年，被大臣高渠弥杀死。当初郑昭公还是太子时，郑庄公想起用高渠弥，可是太子很厌恶高渠弥的为人，建议庄公不要任用他，庄公不听。这回昭公再次即位，高渠弥怕昭公加害他，于是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在和昭公一起出猎时，把昭公杀死，改立昭公之弟子亹为国君。

不久后，齐襄公召集诸侯在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南）会盟，子亹不顾祭仲的劝阻，也要前去参加。齐襄公没成为国王前，曾与子亹有过争斗。但子亹认为，郑厉公在栎地居住，如果自己不参加诸侯盟会，诸侯会以此为借口，扶持厉公讨伐郑国。再说，齐襄公未必还记着以往的仇恨，说不定人家早忘了呢。于是子亹应约参加盟会，高渠弥陪同，祭仲则请了病假。事情不出祭仲所料，齐襄公看到子亹一副郑国国君的派头，想到以前的过节，恼怒之下，派人杀了子亹，并车裂了高渠弥。祭仲迎回在陈国的子婴，立为国君。

经过十几年的君位之争，郑国的威风已不复存在。前679年，逃亡在栎地的郑厉公组织军队攻打国都，抓到了大夫傅瑕。傅瑕对厉公说：“你若放掉我，我帮助你回国做国君。”厉公就把他放了。果然，傅瑕回去后就杀死了国君子婴和他的两个儿子，迎接郑厉公回国。而厉公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傅瑕这个不忠的臣子杀掉。

郑厉公最终夺得了王位，应该说在郑庄公的几个继承者中，郑厉公是最有作为的。前714年，北戎南下伐郑，郑国用车战，北戎用步卒，郑庄公担心战车不及步兵灵活，很是烦恼。当时还是公子突的厉公根据戎人打仗“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弱点，提出分三段埋伏，用轻卒诱戎兵，使其小胜而争夺战利品，郑军再出伏兵进击，果然大败了北戎。

郑厉公在复位的五六年内，平定了王室之乱。可正当他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却猝然死去，郑国失去了变成强国的机会，因为齐国首先强大了起来。

齐桓公率先称霸

齐桓公名为姜小白，是春秋时期第一位公认的霸主。他执政期间任用管仲等人冶理国家，对内加强武备，发展生产，对外助燕败狄，援救邢、卫，并联合中原各国攻楚，与楚在召陵会盟。又安定周王室内乱，多次会盟诸侯，成为春秋历史上无可争议的“五霸”之首。

惊险即位

齐釐公当政33年，齐国政局相对稳定，国力日增，然而昙花一现，好景不长。待其子姜小白的兄长襄公即位后，齐国朝纲失常，政局混乱。性情暴躁的齐襄公被公孙无知杀死后，当时正在外逃亡的姜小白与公子纠争夺王位。姜小白被管仲射伤后诈死，最终获得了王位，是为齐桓公。

齐釐公的贡献

齐釐公是齐国进入春秋时代的第一个国君，也是一个非常有为的国君。齐釐公即位后，首先与郑国缔结盟约，然后又和邻近的鲁国以了婚姻之国。当其他国家发生争斗的时候，齐国总是以调停者的姿态出现，从中斡旋，有效地协调了中原各国的关系。

当时已经与齐国结成同盟的郑国，与宋、卫、陈、蔡等国不和睦。齐釐公认为，中原诸侯不团结，只会分散力量，给戎狄的侵犯造成可乘之机，遂努力争取使他们和好。前715年，郑国与宋、卫两国的国君在温地（今河南温县西南）会商，协调好之后，随即又在瓦屋（今河南省温县北）结盟。齐釐公主持了这次会盟，在诸侯国中引起很大反响，得到了列国的敬佩。鲁隐公特地派人到齐国表示祝贺，说齐国为民解除了战争之苦，是齐釐公之德。齐国在这些结盟中，由于没有参与战争，所以国力丝毫未受损害，反而增强了。

齐国力主尊王，团结对外，取得了一定效果，戎狄对中原的侵扰减少了，但是他们对中原的土地，特别是对财物的贪欲是压抑不住的。前706年，北戎发动了一场针对齐国的大规模战争，齐釐公为了有必胜的把握，首先向郑国求援，同时也向其他盟约国求援。郑国派太子姬忽率领军队支援齐国，齐、郑两军把北戎打得惨败，并抓获了戎军的两个将领太良和少良，活捉了甲首三百。齐釐公很是高兴，决定向来援的各国赠送部分牛、羊、猪及粮食等物资，以示谢礼。为了有次序地赠送，便请比较知礼的鲁国安排先后次序。谁知道鲁国没有按援救齐国的功劳大小来排定，却按照周天子所封爵位的顺序安排，这样就把救齐功劳最大的郑国排在了后边。郑太子姬忽非常生气，觉得鲁国小看了郑国。前702年，郑国约齐国征伐鲁国，并请卫国也出兵协助。三国与鲁国交战，一直打到离鲁都曲阜只有几十里处，情形十分危急。鲁国请宋国出面调停，因鲁国与周王室关系较密切，齐、鲁两国又是姻亲之国，再说郑国教训鲁国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宋国一出面，三国便借梯下台。次年，齐、郑、卫、宋举行会盟，齐国作为东方大国的身份出面，调停了矛盾，保持了齐国的地位和尊严。

终齐釐公一生，虽然征伐战争频繁，但均在齐国本土以外，故对于齐国国内相对稳定的局面，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因此齐国仍然可以保持发展势头，经济日益繁荣，国家日益强盛。直到齐釐公去世，留给其子齐襄公的仍然是一个富强的、居于盟主地位的强国。

不过齐釐公在教育子女方面大概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以至于女儿文姜和儿子诸儿（就是后来的齐襄公）发生了恋情。有苦难言的齐釐公曾向郑国提婚，想把文姜嫁给郑昭公，郑昭公以齐大非偶为由拒绝了。也可能郑昭公事先得知了这一隐情，所以才会拒绝。最后齐釐公把文姜嫁给了鲁国国君桓公。

齐国在齐釐公的统治下慢慢回到齐在周诸侯国中的大国地位，虽然此时齐国还没有到达它最鼎盛时期，但正是他的承前启后，为齐桓公姜小白日后称霸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齐釐公是齐国霸主地位的奠基者。

暴躁的齐襄公

齐釐公的儿子诸儿，在父亲死后继承了齐国王位，史称齐襄公。

齐襄公就是在诸侯大会上，为报私仇杀死了郑国国君子亹的人。不但如此，他还将高渠弥车裂而死，声称是为了郑昭公报仇。齐襄公记仇，且喜怒无常，对身边近臣也极其残暴。一次齐襄公外出打猎，偶遇一只野猪，襄公举箭便射，哪知这只野猪竟像人一样站立起来，还发出哭泣声。齐襄公吓得摔下车来，连鞋都丢了。回到行宫后，齐襄公对管鞋的茀鞭打三百下，以发泄心中的怒气。

前695年，鲁、齐、纪三国会盟于黄（今山东淄博淄川区东北），约定友好，不互相攻伐。可没过几个月，齐国就侵占了鲁国边界，与鲁国战于奚（今山东滕州之奚公山下），鲁国大败，鲁桓公急忙指示守边官兵，加强战备。然而齐国的矛头并非指向鲁国，而是东邻纪国。很快齐国兴兵伐纪，取得纪国三个邑，将纪国截为两段。危机之中，纪侯的弟弟纪季向齐国投降，换得“先祀不废，社稷有奉”的保证。然而齐国在次年还是发兵吞并了纪国。纪侯无力抵抗，又不愿降齐，只好把政权交给已向齐国投降的弟弟纪季，自己出奔他国。至此纪国灭亡，土地全部归于齐国。

前694年，齐襄公又召集诸侯到泺来会盟，鲁桓公也携夫人文姜来了。没想到，齐襄公与文姜一见面，禁不住旧情复燃，鲁桓公大为恼怒，斥责了文姜。齐襄公知道后，故意将鲁桓公灌醉，并让自己的弟弟公子彭生在送酒醉的鲁桓公回驿站的路上，将其杀死。从此以后，齐国与鲁国交恶，也被其他诸侯国所不齿。

正史史料

齐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齐侯。夏四月丙子，齐襄公飨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鲁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胁，公死于车。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好礼。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请得彭生以除丑于诸侯。”齐人杀彭生以说鲁。立太子同，是为庄公。庄公母夫人因留齐，不敢归鲁。

——《史记·鲁周公世家》

前687年，襄公派连称与管至父二人驻守边境，承诺二人期满一年后，派人去代替他们。一年后二人却没有看到来接班的人，当他们提出要回朝时，却被齐襄公拒绝了。二人气愤至极，与公孙无知勾结起来，准备发动叛乱。

公孙无知是齐釐公的侄子，很得釐公的宠爱，他的车服、俸禄都和太子一样。齐襄公继位后，把公孙无知的待遇降低了等级，为此，公孙无知一直怀恨在心。前686年，叛乱终于爆发。连称、管至父勾结公孙无知，趁齐襄公打猎受伤之际，带人冲进襄公行宫。那个被鞭打三百、皮开肉绽的茀不计前仇，把襄公藏匿在门后，自己率领近卫军冲出去抵抗叛军，怎奈寡不敌众，全都被杀，齐襄公也被发现，身首异处。

姜小白诈死得王位

公孙无知杀了齐襄公后，自立为君。一年后公孙无知被大夫雍廪杀死，一时间齐国无主，一片混乱。

齐国正卿高傒与齐釐公的次子姜小白从小相好，一听说公孙无知被杀了，就派人将逃亡在外的姜小白接回来。鲁国听说公孙无知被杀后，马上发兵，准备送小白的哥哥公子纠回国继承王位。同时，派管仲带兵堵截姜小白。

当姜小白的人马刚刚踏上齐国的土地时，管仲突然发难，一箭射向姜小白，姜小白大惊，应声倒地。管仲一见，马上派人回鲁国报捷，鲁国国君庄公大喜，吩咐不必急行军了，慢慢走吧。于是公子纠过了六天才到达齐国。

这时齐国已经有了新的君主了，他就是姜小白，史称齐桓公。原来管仲那一箭射中的是姜小白的铜带钩，姜小白知道情况危急，便装死不动迷惑管仲，然后躲在帐篷车里日夜兼程赶回了国都。

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王室之女，鲁庄公没能使公子纠夺取君位，当然不肯罢休，于是把军队驻扎在临淄以东的乾时（今山东桓台南），威逼齐国。鲁国认为齐桓公刚上台，齐国又刚经历了内乱，一定是不堪一击，没想到却被齐军打得大败，连鲁庄公乘坐的车子都成了齐人的战利品。鲁庄公化装突围，才免于被俘。

管仲拜相

齐国大败鲁军后，齐国的鲍叔牙给鲁庄公写了封信，说道：“公子纠是齐君的兄弟，不忍杀他，请鲁国自己杀掉他。公子纠的老师召忽、管仲是我们的仇人，请鲁国把他们送来，要把他们剁成肉泥解恨。如不从命，还要出兵讨伐鲁国。”鲁人害怕，杀了公子纠。召忽自知不保，也自杀了，管仲则被囚禁送到了齐国。

管仲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的父亲是齐国的大夫，但很早就死了。管仲少年时生活十分贫苦，为了谋生，做过被当时人认为微贱的商人，与朋友鲍叔牙到各地去经商。经商时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而鲍叔牙对此从不计较。对此人们背地议论说，管仲贪财，不讲友谊。鲍叔牙知道后就替管仲解释，说管仲不是不讲友谊，他这样做，是由于他家贫困。

释槛囚鲍叔荐仲

鲍叔牙在帮助齐桓公即位后，为了齐国的霸业而推荐管仲为相，并甘居其下，终于使齐桓公成为一代霸主。鲍叔牙善于荐贤的故事也被传为佳话。

管仲也曾三次从军参加战斗，但三次都从战场上逃了回来，因此人们讥笑他贪生怕死。鲍叔牙又为他向人们解释，说管仲不是怕死，而是因为他家有年迈的母亲，全靠他一人供养，所以不得不那样做。

齐桓公即位后，急需找到有才干的人来辅佐，因此就准备请鲍叔牙出来任齐相，但鲍叔牙却推荐了管仲。管仲刺杀过齐桓公，桓公本来是要将管仲剁成肉泥的，可鲍叔牙劝说道：“臣幸运地跟从了君上，君上现在成为了国君。如果君上只想治理齐国，那么有叔牙和高傒就够了。如果君上想成就天下霸业，那么非管仲不可。管仲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能强盛，不可以失去他。”

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以杀仇人为借口，把管仲接到齐国，命人择定吉日良辰，用“郊迎”的大礼，亲自迎接管仲进城，拜为相国。

曹刿论战

齐桓公饶了管仲，可不想原谅鲁国。一想到鲁国支持公子纠同自己作对，齐桓公就怒火中烧。在即位的第二年，即前684年，齐国派大军进攻鲁国。

齐鲁两军在长勺（今山东曲阜北）摆开战场，齐国在以往对鲁国的作战中一直占据上风，此时仗着人多势众，首先向鲁军发起了冲击。鲁庄公亲临战场迎敌，正想擂鼓迎击，却被陪同参战的曹刿阻止了。一直等到齐军向鲁军发起第三次冲锋后，曹刿才让鲁庄公击鼓，下令向齐军发起反击。

鲁军的一个冲锋反击就把齐军打垮了，鲁庄公大喜，急着追击，却又被曹刿拦住。他下车仔细查看了齐军退走的路径，又登车瞭望败逃的齐军阵容，然后才让鲁庄公下令追击。鲁军一直把齐军赶出国境，这就是著名的以少胜多的“长勺之战”。鲁庄公因为听从了曹刿的意见，掌握了反攻的大好时机，从而取得了胜利。

战争结束后，鲁庄公询问曹刿两次延缓出击、追击反而获胜的原因。曹刿回答说：“战争是要靠勇气的，但鼓舞勇气要适时。击第一通鼓时，勇气最盛；击第二通鼓时，勇气就弱了些；等到击第三通鼓时，士兵的勇气也就用完了，这就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当齐军的勇气竭尽，我军士气正旺时出击便能取得胜利。齐国是个大国，军力情况我们并没有掌握，当他逃跑时，很难看出他们是真的败了还是佯装败退。我看到他们的车辙凌乱，军旗不整，兵士队列混乱，知道他们是真的败退了，所以才让您放心大胆地追击。”

“长勺之战”是齐桓公争霸斗争史上一次少有的挫折，也是齐、鲁二国长期斗争中鲁国的一次罕见的胜利。它对齐桓公调整和完善自己的争霸战略方针具有重大的影响。所以长勺之战吃了败仗后，齐桓公自知力量还不足，于是把重点转入整顿内政上，同时征服周围弱小的国家。前684年，齐桓公借口谭国（今山东龙山附近）对他不礼貌，将其灭掉。前681年，齐桓公在北杏（今山东东阿）召集诸侯，商讨平定宋国内乱之事，遂国（在今山东肥城）不到，齐桓公以此为口实又把他灭掉了。自此，齐国的国土越过泰山，到达了汶水北岸。

管仲的改革

齐国内部的整顿，就是在管仲的领导下进行的一场全方面的改革。

齐桓公曾问管仲如何才能使国家富强，管仲回答说要先得民心，先从爱惜百姓做起，国君能够爱惜百姓，百姓就自然愿意为国家效力。而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百姓富足而后国家才能富强。并建议要开发山林，并开发盐业、铁业，发展渔业，以此增加财源。齐桓公采纳了管仲的建议，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此次改革，使齐国国力大增，为齐国率先成为中原霸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规划行政

管仲对全国的行政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分和整顿，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

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子和高子各管五个乡。把国政分为三个部门，制订了三官制度。官吏有三宰，工业立三族，商业立三乡，川泽业立三虞，山林业立三衡。

郊外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位大夫。每年年初，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

军事改革

在军队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规定国都中五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每里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带领。一里五十人，五十人为一小戍，由里有司带领。一连二百人，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带领。一乡二千人，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五乡一万人，立一元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元帅率领。齐桓公、国子、高子三人就是元帅。

这样一来，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管仲同时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要做到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能辨别出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都能认识。

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问题，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犯重罪，可用甲与车戟来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铜铁赎罪。这样就有效地补充了军队装备的不足。

相地衰征

相地衰征包括“均地”和“分货”两部分。

“均地”就是把土地分给各农户，国家和贵族不再保留公田。农户分到土地后，由一家一户独立进行生产，不再集体大规模地耕种公田，这叫作“分民”。

“分货”就是征收租税。农户不再耕公田出劳役，变为向国家或采邑主纳租税。至于税率，则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管仲还设“轻重九府”，观察年景丰歉，按照人民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他还把居民的组织和军队的编制统一起来，士农工商分居，职业世代相传，保证了社会生产，也避免人们因谋求职业而使社会陷于动荡不安的局面。又规定国家铸造钱币，发展渔业、盐业，鼓励与境外的贸易，齐国经济开始繁荣起来。

官制改革

管仲着重治理“五属”的官吏，要他们随时向上级报告本辖区内的优秀人物和不良分子。若隐而不报，就要受到惩罚。

为了扩大政权基础，管仲在“国人”中创设了选拔人才的“三选”制。规定各乡长要把本乡有才学和武功的人推荐给政府，称为“乡长所进”，是为第一选；乡长推荐的人经过官府有关部门一段时间的试用考核，优秀者被推荐给国君，称为“官长所选”，是为第二选；国君亲自询问这些人，用一系列有关治理国家的难题使其解答，并交给一定事去做，合格者任命为上卿的助手，称为“公所訾相”，是为第三选。

士农工商

《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所谓四民，指读书的、种田的、做工的和经商的。这说明春秋时期我国各行各业都已经兴起，同时也说明了当时的阶级地位。

这“三选”制以才能为准则，初步排除了贵贱等级、社会地位和世袭的限制，是对西周以来“世官世禄”制度的一次冲击。

尊王攘夷

由于管仲推行改革，齐国出现了民足国富、社会安定的繁荣局面。齐桓公对管仲说：“现在咱们国富民强，可以考虑会盟诸侯了吧？”管仲谏阻道：“当今诸侯还有比我们强的，比如南面的荆楚，西面的秦晋。不过他们自逞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称霸。周王室虽已衰微，但仍是天下共主。东迁以来，诸侯都不去朝拜了，如今您要是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海内诸侯必然会望风归附。”

“尊王”是指尊崇周王的权力，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前655年，周惠王有另立太子的意向。为了确定太子的正统地位，齐桓公会集诸侯国君于首止，与周天子结盟。次年齐桓公因为郑文公首止逃会，率联军讨伐郑国。前651年，齐桓公召集鲁、宋、曹等国国君，周襄王派宰孔会于葵丘，宰孔代表周王正式封齐桓公为诸侯长。同年秋天，齐桓公以霸主身份主持了葵丘之盟。此后遇到侵犯周王室权威的事，齐桓公都会以诸侯长的身份过问和制止。

“攘夷”是指对游牧于长城外的戎、狄和南方楚国对中原诸侯的侵扰进行抵御。前 664年，山戎伐燕，齐桓公派大军救燕。前661年，狄人攻邢，齐桓公采纳管仲“请救邢”的建议，打退了毁邢都城的狄兵，并在夷仪为邢国建立了新的国都。次年，狄人大举攻卫，卫懿公被杀，齐桓公又率诸侯国替卫国在楚丘另建新都。经过多年的努力，齐桓公对楚国一再北侵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到前656年，联军伐楚，迫使楚国同意向周王室进贡。讨伐楚国的战役，抑制了楚国的北侵，保护了中原诸国。

管仲辅佐齐桓公实行的“尊王攘夷”政策，使其霸业更加合法合理，同时也保护了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存续作出了巨大贡献。

增加财源

齐国本来就是一个富裕的国家，靠山带海，有着丰富的渔盐和铜铁资源，加上管仲、鲍叔牙等人重视工商业的改革，使得齐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齐国最重要的资源是盐，这正是他国所缺少的，所以管仲主张要“以负海之利而王其业”，就是利用盐这种每人每日生活所必需，而他国又缺乏的物品来发展齐国经济，以称霸诸侯。管仲的政策是让民众在农闲时都去煮盐，然后由官府收购，设官专卖。

齐国的商人贩卖盐不但有优惠，为了便于商人来往，齐国每隔三十里还设一个驿站，给予不同等级的商人以不同的优惠政策。于是，“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除了渔盐，齐国的纺织、冶铸等业也很发达。管仲特别注意冶铁业和铁器的推广，还用以金属赎罪的办法，收集散在民间的铜和铁。据《管子》一书记载，铁器使用在当时的齐国已经相当普遍：操纺织业的必有一针一刀是铁制品，种地的必有一锹一犁一铲是铁制品，手工业者必有一斧一锯一锥一凿是铁制品，否则就不能做工务农。对开采铁矿，管仲采用让百姓自由开采，政府征收百分之三十的实物的办法，这样便于民众打造工具，国家还可以出卖铁工具牟利。管仲经过计算得出，若一根针重量的铁加一钱出卖，三十根针，或五把刀，或三个铁铝头，就可当一个人的人头税。

随着商业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逐渐增加。管仲采取国家铸币政策，“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所谓“轻重”就是平抑物价的措施，“九府”就是“掌财币”的九种官员。齐国的金属货币形状如刀，称为刀币，之所以用刀做货币，是因为刀的使用很广，这又和纺织业的发达有关联。齐国的纺织业很发达，直到汉代，都称齐国“冠带衣履天下”。齐国的刀币一开始是用泥土做的，后来发展到用铜母范，再由母范翻成泥质子范，这样既快又好，保证了铸出的货币规范一致。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繁荣。据考古探察，齐国的国都临淄城是大小两个相连的城，总面积有三十多平方公里，城内的道路宽四至二十米，还有水沟作为排水系统。临淄城的人口，按管仲整顿内政的编制是二十一个乡，共计四万两千家，如果每家以五口计算，那么就有二十一万人口，堪称当时中国东方最大的经济中心。

九合诸侯

会合诸侯本来是周天子的权力，但春秋时周王室已无力举行，而诸侯国间一些事又需要共同商议解决，不能没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所谓的霸主。周王不能封谁为霸主，诸侯也不能自封，而是靠经济、军事力量通过争夺产生。

齐桓公在执政的四十三年中，多次会合诸侯，主持盟会，史称“九合诸侯”。

《管子》书影

《管子》约成书于战国时代，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知识，是研究先秦的珍贵资料，对我国后世有很大影响。

庭燎求贤

齐国的国力迅速增强了，齐桓公为了表现自己广集贤士的决心，在宫廷前燃起明亮的火炬，准备日夜接待各地前来晋见的人才。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火炬整整烧了一年，都没有人上门求见。

这时东野有一个地位低下的人前来求见。齐桓公很是高兴，满怀喜悦地询问来人有什么才能。来人回答说：“我会九九算术。”齐桓公一听，心凉了半截，九九算术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才能，很多人都会，于是调笑他说：“九九之术也能算是一技之长拿来见我吗？”东野之人回答说：“大山不拒绝细小的石头，江海不拒绝细小的溪流，所以才会成为大山、大江、大海。《诗经》中曾说：‘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教导人们施政要广泛征询意见，包括那些割草打柴的人。九九之术当然算不得什么高深的学问，但如果您也能以礼相待的话，还怕比我高明的人不来吗？”齐桓公频频点头，认为东野之人说得很有道理，就按照庭燎之礼接待了他。

一个月后，四面八方的贤士果然接踵而至了。

召陵之盟

后勤和人才有了保障后，齐桓公便开始了军事上的征讨。

前664年，山戎部落进攻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不仅帮助燕国击退山戎的进攻，还割地五十里给燕国，他的举措得到了其他诸侯国的赞许。

四年后，狄部落进攻卫国，杀死了卫国国君。当齐国军队赶到时，狄部落已经得胜撤走了。于是齐桓公在楚丘筑了一个新城，安置卫国的遗民。

在收获了众多人心后，齐桓公于前656年，远征汉水，对不断向北推进的楚国展示威力。两国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会盟，楚国的使节屈完质问齐国说：“齐国在北海，楚国在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你们为什么来打仗？”齐桓公说：“楚国是周朝的封国之一，为什么不进贡？周宣王南征时死因不明，请你们答复！”屈完回答说，“进贡这件事很抱歉，我们马上补上贡品。至于周宣王，他是死在汉水里的，与楚国无关。齐国一定要调查的话，就去问汉水吧！”

齐桓公对屈完的回答表示十分满意，随即班师回朝，这就是有名的“召陵之盟”，有力地阻挠了楚国的北进。

葵丘会盟

就在齐桓公向楚国施威之时，周王朝的惠王去世了。

周惠王名叫姬阆，是东周的第五代国王。周惠王的父亲周庄王，生前曾嘱咐要立庶子姬颓为国君。姬颓见哥哥做了国王，便发动叛乱，失败后逃奔到了卫国。卫惠公由于怨恨周王收留了自己的政敌公子黔牟，就联合燕国，支持姬颓。卫和燕国的联军攻入周朝都城，逐走姬阆，立了姬颓为天子。郑厉公出面调解周王室之乱，没有成功，于是也来了个武装夺权，帮助姬阆重新登上天子宝座。这场内乱史称“子颓之乱”。为了感激郑厉公，姬阆割了一大块土地作为谢礼。这样内乱平息了，周王朝的疆土又一次缩小了。

姬阆晚年重蹈父亲的覆辙，因为宠爱陈国的女子惠后，准备废去太子姬郑，改立惠后所生的庶子姬带。齐桓公听说后，邀集了宋桓公、鲁釐公、陈宣公、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曹昭公等，与太子姬郑相会于卫国的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南），宣布支持太子姬郑为嗣君。

姬阆十分生气，指使郑文公背约去联络楚国，自己派人去联络晋国，试图组成周、郑、晋、楚联盟，以对抗齐国。齐国先发制人，连续兴兵攻郑，迫使郑国叛周亲齐，使姬阆的计划破产。

如今周惠王死了，姬郑为天子，史称周襄王。周襄王是在齐桓公的支持下当上的天子，史称“一匡天下”。

不久，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大会于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一带），周襄王为了感激齐桓公，送去了祭祀祖先的祭肉，并说齐桓公年老德高，不必下拜受赐。齐桓公想听从王命，管仲从旁进言道：“周王虽然谦让，臣子却不可不敬。”齐桓公于是答道：“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敢贪王命，而废臣职吗？”说罢行了大礼，然后才恭敬地接受。诸侯见此，都叹服齐桓公有礼。

齐桓公又重申盟好，订立了新盟约。盟约中声称：凡是参加我结盟的国家，以后要言归于好，不要再互相攻击。齐桓公又特地在会上宣布了周襄王的几条禁令：各国间不要阻塞河流，不要囤积粮食，不要废嫡立庶、以妾为妻，不要让妇人参与国事。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葵丘之盟”，齐桓公从此成为公认的霸主。

曹沫劫盟

当然，盟主并不是那么好当的，不久，就发生了曹沫劫盟事件。

齐桓公与鲁庄公在柯地（今山东东阿西南）相会。当鲁庄公与卫士曹沫来到会场，将要升阶入坛时，会盟的宾相不准曹沫升坛。曹沫戴盔披甲，手提短剑紧跟在鲁庄公身后，对宾相瞪大圆眼，怒目而视，眼角几乎都要瞪裂了，吓得宾相后退了好几步，只得让曹沫陪着鲁庄公一同入坛。

鲁庄公与齐桓公经过一番谈判，结成了盟约。正准备歃血为盟之时，曹沫突然拔剑而起，左手抓住齐桓公的衣袖，右手持短剑直逼齐桓公。齐桓公被吓得目瞪口呆，管仲急忙插进齐桓公与曹沫中间，用身体保护住齐桓公，问道：“将军要干什么？”曹沫凛然道：“齐强鲁弱，大国侵略鲁国，欺人太甚。现在鲁国都城的城墙倒下来，就会压到齐国的边境，你们考虑怎么办？”齐桓公见形势不妙，马上答应归还已占领的鲁国土地。曹沫这才收剑回位，平息如初，谈笑如故。

会盟结束后，鲁国君臣胜利回国。齐桓公君臣却愤愤不乐，许多人都想毁约，齐桓公也有这种想法。管仲却不同意，劝道：“毁约不行，贪图眼前小利，求得一时痛快，后果是失信于诸侯，失信于天下。权衡利害，不如守约，归还占领的鲁国国土为好。”齐桓公听取了管仲的意见，将几次占领鲁国的土地都归还了。

东伐西征

此后不久，身为霸主的齐国开始不断东攻西伐，兼并小国，扩大自己的力量。

前670年，齐军攻灭郭国（今山东聊城东北）。齐桓公问当地父老：“你们郭国为何灭亡？”父老回答说：“因为国君爱贤人而恨坏人。”齐桓公不理解，问道：“照各位所言，你们的国君是位贤明的君主，那怎么又会亡国的呢？”父老回答说：“国君爱贤人而不任用；恨坏人而不翦除，所以导致了亡国。”

前664年，北方的山戎攻打燕国，燕庄公抵挡不住，告急于齐桓公。齐桓公派兵救燕，杀得山戎兵落荒而逃。山戎首领带着残兵败将逃入了孤竹国（今河北西北部）。齐军一鼓作气兵包围了孤竹国，孤竹国派人诈降齐军，献上山戎首领首级，谎称孤竹国国君已弃国逃往沙漠，将齐军诱入荒漠。齐军迷失了道路，管仲见状，向齐桓公建议道：“臣听说老马识途，燕马多从漠北而来，也许熟悉此地，不妨令人挑选数匹老马放行，或许可以寻见出路。”齐桓公忙命人取数匹老马放行，然后让军队紧随其后，果然走出了险地。齐桓公灭了孤竹国，辟地五百里，悉数赔给了燕庄公。

富子上官登

青铜器取名登的很少见，这件春秋中期的器物通体素面，原应有带捉手的盖，有铭文二十二字，此登可能为周王室器物。

在救援燕国时，鲁国也表示出兵支援，但实际上却按兵未动。对此齐桓公很气愤，想出兵惩罚鲁国。管仲不同意这样做，劝齐桓公说：“鲁国是齐国的近邻，不能为了一点小事就出兵，影响不好。为了齐国的声誉，我们不妨把这次的战利品送给鲁国一些，陈列在周公庙里。”齐桓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这一来鲁国上下大为震动，其他诸侯国也都赞扬齐国。

当时卫国的国君卫懿公酷爱养鹤，平时竟然让他最喜爱的鹤乘坐华丽的轩车，享受大夫的待遇，国人怨声载道。前660年，戎兵攻卫，卫懿公被乱兵杀死。戎兵趁机攻打邢国，将邢国的国都洗劫一空后扬长而去。

齐桓公和管仲见状，帮助邢国把都城迁到了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南）。这里靠近齐国，较为安全，使破乱的邢国得到安定，并给卫国送去了救援物品。当时人们都赞赏说：“邢国人迁进新都城，好像回到了老家。恢复后的卫国，人们心情高兴，也忘记了亡国的悲痛。”

当时居住在今淮水流域的少数民族被称为淮夷，经常侵犯中原的杞（今河南杞县）、缯（今山东苍山西北）等小国。齐桓公联合诸侯攻伐淮夷，把杞国内迁到缘陵（今山东昌乐东南），还召集诸侯为他们修筑城墙。

在豫西的伊、洛流域，分布着被称为杨、拒、泉、皋的伊洛之戎，他们经常袭击王都，齐桓公派诸侯轮流戍守，又为周王修复被戎人毁坏的城墙和城门。

从前685年到前643年的四十三年中，齐桓公逐渐把黄河中下游的诸侯国联合起来，援助弱小国家，抵御戎狄族的侵扰，使各国结盟修好，减少相互间的战争。一些国家的内乱也在齐桓公的出面干预下较快地平息下来，对安定人民的生活，进行正常的生产是有利的。齐桓公也比较重视商业的发展，重视各国间的交通贸易，在同诸侯的盟约中多次声言，不要堵塞河流，不要囤积粮食，以利列国间的通商贸易。这些都有利于各国经济的发展。

历史文献

夏，会于葵丘，寻盟，且修好，礼也。

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左传·僖公九年》

霸业的终结

齐桓公对内重视经济发展，齐国日益繁荣；对外攻伐不断，疆域逐步扩大，终于成就了自己的霸主地位。但是随着齐桓公步入晚年，得力助手管仲的去世以及继承人在统治上的失策等方面的原因，使齐国的霸业开始逐步走向衰微。

管仲之死

前645年，为齐桓公创立霸业呕心沥血的管仲患了重病。齐桓公前去探望他，询问谁可以授予相位。

管仲说：“国君应该是最了解臣下的。”齐桓公欲任鲍叔牙，管仲诚恳地说：“鲍叔牙是君子，但他善恶过于分明，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这样是不可以为政的。”

齐桓公问：“易牙怎样？”管仲说：“易牙为了满足国君的要求，不惜烹了自己的儿子以讨好国君，没有人性，不宜为相。”

齐桓公又问：“开方如何？”管仲答道：“卫公子开方舍弃了做千乘之国太子的机会，屈奉于国君十五年，父亲去世都不回去奔丧，如此无情无义，没有父子情谊的人，如何能真心忠于国君？况且千乘之封地是人梦寐以求的，他放弃千乘之封地，俯就于国君，他心中所求的必定过于千乘之封。国君应疏远这种人，更不能任其为相了。”

齐桓公又问：“易牙、开方都不行，那么竖刁怎样？他宁愿自残身肢来侍奉寡人，这样的人难道还会对我不忠吗？”管仲摇摇头说：“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是违反人情的，这样的人又怎么能真心忠于您呢？请国君务必疏远这三个人，宠信他们，国家必乱。”

管仲说罢，见齐桓公面露难色，便向他推荐了为人忠厚、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说隰朋可以帮助国君管理国政。遗憾的是，齐桓公并没有听进管仲的话。易牙听说齐桓公与管仲的这段对话后，便去挑拨鲍叔牙，说管仲阻止齐桓公任命鲍叔牙。鲍叔牙笑道：“管仲荐隰朋，说明他一心为社稷宗庙考虑，不存私心偏爱友人。现在我做司寇，驱逐佞臣，正合我意。如果让我当政，哪里还会有你们的容身之处？”易牙讨了个没趣，深觉管仲交友之密，知人之深，于是灰溜溜地走了。

不久管仲病逝。齐桓公不听管仲病榻前的忠言，还是重用了易牙等三人，结果酿成了一场大悲剧。

桓公惨死

管仲死后的第三年，齐桓公病重。易牙、竖刁见齐桓公不久于人世，就开始堵塞宫门，假传君命，不许任何人进去。有两个宫女乘人不备，越墙入宫探望齐桓公，桓公正饿得发慌，便让宫女去取食物。宫女忙把易牙、竖刁作乱，堵塞宫门，无法供应饮食的情况告诉了齐桓公。桓公仰天长叹，懊悔地说：“如死者有知，我有什么面目去见仲父？”说罢，用衣袖遮住脸，活活饿死了。

桓公死后，宫中大乱，齐桓公的几个公子为争夺王位各自勾结其党羽，互相残杀，致使齐桓公的尸体停放在床上六七十天都无人收殓，尸体腐烂生蛆，惨不忍睹。最后卫姬所生的儿子姜无亏抢到了君位，原来的太子姜昭逃往宋国。

宋国国君襄公曾受齐桓公的托付，要保护姜昭，于是就联合曹、卫等国，在前642年，以武力送姜昭回齐国即位，是为齐孝公。

经过这场内乱，齐国的霸业开始衰落，霸主的地位随之丧失。但靠着管仲建立下来的法治基础，虽然军事力量减弱了，却还是一个政治强国。

有恃无恐的齐孝公

前634年，鲁国发生了大饥荒，齐孝公趁机攻打鲁国。鲁国大夫展喜日夜兼程，在齐鲁边界上遇到了孝公。

展喜对齐孝公说：“我们国君听说您亲劳大驾，将要屈尊光临敝国，特派臣下来犒劳您的侍从们。”齐孝公说：“鲁国人害怕吗？”展喜回答说：“平民百姓害怕，君子大人不害怕。”齐孝公说：“百姓家中空空荡荡的像挂起来的磬，田野里光秃秃的连青草都没有，你们凭借什么不害怕呢？”展喜回答说：“凭借先王的命令。从前周公和齐太公辅佐周王室，在左右协助成王。成王慰劳他们，还赐给他们盟约，盟约上说：‘世世代代的子孙都不要互相残害！’这个盟约保存在盟府里，由太史掌管着。齐桓公因此集合诸侯，商讨解决他们的纠纷，弥补他们的过失，救助他们的灾难，这是为了发扬光大齐太公的旧职。等到您当上国君，诸侯们都盼望着说：‘他会继承桓公的功业！’敝国因此不敢保城聚众。人们会说：‘难道他继承桓公之位才九年，就丢弃使命、放弃职责吗？他怎么对先君交待呢？君王一定不会这样做的。’人们凭借这一点就不害怕。”

齐孝公无言以对，领兵回国了。

名家评史

桓公死，诸子争立，齐国从此之后就失去了霸主的地位。齐称霸时间虽不长，但对于阻止戎狄和楚人的入侵中原还是起了一些作用。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挖坟抢妻的齐懿公

齐懿公名商人，是齐桓公的第四个儿子。齐桓公死后，长子无亏与二儿子孝公接连病死。前613年，三子昭公又死了，传位给儿子舍。但是因为舍生性懦弱，因此毫无威信。而商人在桓公去世后争位没有成功，一直怀有野心，因此表面宽厚仁慈，实则暗藏杀机。于是昭公下葬时，商人在墓地杀死了舍并取而代之，即位为懿公。

商人还是公子的时候曾经与大夫邴原争夺采邑，没有成功，于是现在一即位就削夺了邴原的所有封邑，并掘开邴原的墓，叫人砍了邴原的脚。当时邴原的儿子邴歜正在伴驾，懿公就问他：“你父罪该刖足，你不会怪我吧？”邴歜回答说：“家父活着时躲过罪过已经是喜出望外，何况这把朽骨呢。”懿公觉得邴歜忠心，就把夺来的邴原的封邑又封给了邴歜。

齐懿公还十分好色，他听说大夫阎职的妻子美貌异常，就下令让所有大夫的妻子都到宫中拜见王后，看到阎妻果真漂亮，便不准她回家。并派人告诉阎职说王后想让他的妻子在宫中做伴，让他另当别娶。阎职自然是敢怒不敢言。

前609年五月，天气十分炎热。懿公想到申池去避暑乘凉，就叫邴歜驾车，阎职陪乘，除内侍外再无他人。有人进谏说：“您刖人父，夺人妻，怎么可以让这两个人陪王伴驾呢？”懿公并不理会，驾车直奔申池，喝得酩酊大醉之后，就到竹林深处睡觉去了。

邴歜和阎职早就对懿公恨得牙痒痒，于是悄悄到懿公休息的地方，见只有一个内侍在旁边，于是他们支走内侍，提剑就把懿公杀死了。齐懿公作恶多端，被人斩杀并弃尸竹林，真是罪有应得。

宋襄公争霸

齐国本来是各诸侯的盟主国，齐孝公因为依靠宋国的帮助得到了君位，因此宋国的地位也就自然提高了。宋襄公从此雄心勃勃，一心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主事业。

面对威风凛凛的宋襄公，滕国（在今山东滕州）国君第一个站出来表示不服气，而宋襄公竟然因此就出兵把滕国国君抓了起来。前641年，宋襄公让曹、邾等国国君到曹国国都会盟，曹国因未尽地主之谊给宋襄公送羊，宋襄公便出兵包围了曹国的国都。

各诸侯国看到宋襄公如此残暴，都很思念齐桓公对诸侯的礼遇，纷纷表示要对抗宋国。

宋襄公见状，便约各诸侯开会，以便把自己的盟主地位确定下来。于是他派使者去楚国和齐国，想取得楚国和齐国的支持。楚成王接信后讥笑世上竟有宋襄公这等不自量力的人，大夫成得臣说：“我们可利用这一时机进军中原，一争盟主之位。”楚成王便将计就计，答应与会。

前639年春，宋、齐、楚三国国君相聚在鹿上。宋襄公一开始就以盟主的身份自居，他事先并未征求齐国、楚国的意见，便自作主张拟了一份秋季在宋国会合诸侯，共扶周天子王室的通告。楚成王和齐孝公两人对宋襄公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但碍于情面，还是签了字。到了秋天约定开会的日子，楚、陈、蔡、许、曹、郑等六国之君都来了，只有齐孝公和鲁国国君没有到。开会时，宋襄公说：“我们要仿效齐桓公的做法，订立盟约，共同协助王室，停止战争，使得天下安定太平，各位认为如何？”楚成王问：“盟主应该由谁来担任呢？”宋襄公说：“当然是有功的论功，无功的论爵。”话音刚落，楚成王便说：“楚国早就称王，宋国虽是公爵，但比王还低一等，盟主自然应该由我来担任。”说罢便坐在了盟主位置上。宋襄公不禁大怒，但这时看见楚国大臣、家仆和侍者纷纷脱去外衣，原来个个都是内穿铠甲手持利刃的兵士。他们往台上冲来，把宋襄公拘押起来，然后浩浩荡荡杀奔宋国。楚成王把宋襄公拘禁到楚国几个月后，在齐国和鲁国的调解下，才把宋襄公释放回国。

历史细读

目夷字子鱼，宋襄公的庶兄，襄公即位后以目夷为相。由宋、楚大战于泓水时的“子鱼论战”，可窥见其超人的战略思想。目夷由于景仰先贤微子，死后葬于微山岛上（今山东济宁）。现存的目夷墓为圆土堆，墓前立一石碑，是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徐州知州傅尧俞所立，正面阴刻篆文：“宋贤目夷君墓”。

从此宋襄公对楚国怀恨在心，他听说郑国十分支持楚国为盟主，便想讨伐郑国。前638年夏天，郑文公去楚国拜会楚成王。宋襄公认为这是个机会，便不顾公子目夷与大司马公孙固的反对，出兵伐郑。郑国不敌，便向楚国求救。楚成王接到消息后，并没有直接去救郑国，而是统领大队人马杀向了宋国。宋襄公没提防到这一招，连忙赶回来，在泓水（今河南柘城北）南岸与楚国形成对峙之势。两军隔岸对阵后，楚军开始渡水进攻。宋襄公的异母兄长目夷瞧见楚人忙着过河，就对宋襄公说：“楚国仗着兵多，居然在白天渡河，完全不把咱们放在眼里。我们应该趁他们还没渡完的时候，就迎头打过去，这样一定能打个胜仗。”

宋襄公却说：“不行！咱们是讲仁义的国家。敌人渡河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咱们就打过去，这还算什么仁义呢？”待全部楚军渡河上岸，乱哄哄地排队摆阵势的时候，目夷又对宋襄公说：“这会儿可不能再等了！应该趁他们还没摆好阵势，咱们赶快打过去！”宋襄公又责备他说：“你太不讲仁义了！人家队伍都没有排好，我们怎么可以打呢？”

不一会儿，楚国的兵马就摆好阵势了。随着战鼓敲响，楚军便像大水冲堤一般向宋军攻来，宋军完全没有还手之力，节节败退，最后连宋襄公的大腿也中箭了，只得撤退逃命。

宋襄公逃回国都商丘后，国人议论纷纷，埋怨他不该跟楚国人打仗，更不该采用那样的打法。目夷把大家的议论告诉宋襄公。宋襄公摸着受伤的大腿说：“依我说，讲仁义的人就应该这样打仗。比如说见到已经受了伤的人，就别再去伤害他；对头发花白的人，就不能捉他当俘虏。”

宋襄公的腿伤一直没好，过了一年便死了，争霸的事业也就此搁浅。

晋国争霸

春秋初年，晋国内部曾出现公室与贵族争夺君位的长达六七十年的斗争，直到旁支取代大宗重新建国才充满活力。当东方齐桓公的霸业衰落、宋襄公争霸的美梦破灭之时，北方的晋国强大起来了。

晋国的兴起

晋文侯以后，晋国发生了内乱。晋文侯的儿子晋昭侯把叔叔姬成师封于曲沃，是为曲沃桓叔。后来晋国人杀死了晋昭侯想立曲沃桓叔，从此拉开了曲沃与晋的长达六七十年的争夺。最后曲沃桓叔的孙子曲沃武公灭掉了晋君，取而代之，即晋武公。新建的晋国充满了活力，武公之子献公大力扩张，灭掉了境内其他一些部族国家，晋国实力大增。可以说晋献公是晋国强大的奠基者。

政权不断更替

春秋初年，晋国内部出现了公室与贵族争夺君位的长期斗争。从晋昭侯封其叔成师于曲沃，到曲沃武公正式受命为晋侯，经过六七十年，才以旁支取代大宗，重新振兴了晋国。

前745年，晋昭侯把自己的叔叔姬成师封在了曲沃，称为曲沃桓叔，作为国君的辅佐。不曾想桓叔是位不甘居于下位的人，他在曲沃大肆聚集力量，积极收揽人心，不久就形成了一支能够同国君相对抗的势力。前739年，大夫潘父杀死晋昭侯，迎接桓叔为晋君。晋国人反对，又立了昭侯的儿子平为孝侯，晋国由此出现了两个国君掌权的局面。

桓叔死后，其子鲜鱓即位，是为曲沃庄伯，他直接出兵攻杀了孝侯，但是却仍然被晋国人抗拒。晋国人接着又拥立了孝侯的儿子郄为君，是为鄂侯。前718年，鄂侯去世，庄伯联合郑、邢等国兴兵伐晋，这次行动还得到了周王室的支持。不久之后，周王室不知为什么又改变了支持庄伯的立场，改立鄂侯的儿子光为晋君，就是晋哀侯。

前716年，庄伯死，其子称继位，是为曲沃武公，他在前709年攻杀了哀侯，继而灭了原来大宗的公室，控制了整个晋国。后来晋武公把晋公室的宝器都送给了周王室，接受了贿赂的周王室态度变了，只能正式封武公为晋侯，允许他拥有一军的兵力，但仍是一个小国的规模，力量并不是很强大。

晋武公受封后两年就去世了，其子晋献公上台，他消除了一切可能与他争夺王位的势力，晋国的内部这才安定下来。

郭人问政于献公

有一次，城东郊的村民祖朝上书给晋献公说：“我是东郊的村民祖朝，想听听关于国家政策的讨论。”献公派人去告诉他说：“高官大吏已经都考虑好了，你老百姓还管什么国家政策呢！”

祖朝回答说：“大王难道就没有听说过古代将领桓司马的故事吗？他早晨朝见君主，起行迟了，驾车的催马赶路，骖乘也催马赶路，驾车的用肘碰了一下骖乘，说：‘你为什么越过本分？为什么从旁喝马催车？’骖乘说：‘该催的时候就得催，这是我分内的事，你应该只管掌好你的缰绳就是了。你如果掌不好缰绳，假使马突然受到惊吓，就会轧伤路上的行人。而如果遇上强大的敌人，下车奋战，到尸首堆中厮杀本来就是我的事，难道你能放开缰绳下车帮助我吗？迟到了灾祸也会降临到我的头上，对此我有深重的忧虑，我哪能不催马赶路呢？’现在大王却说：‘高官大吏已经都考虑好了，你老百姓还管什么国家政策呢！”假如大官们在朝中决策一旦有失当的地方，像我这样的百姓，怎么能不惨死于中原的土地之上呢？这灾祸亦会降临到我身上，所以我对此亦有深重的忧虑，我哪能不关心国家的决策呢？”

垂鳞纹方彝

彝为大型盛酒器，并作为礼器以其显赫的地位和精美的造型著称，与鼎合称“鼎彝”。此方彝为春秋早期的器物，圈足，盖上有四个钮，饰云纹。器口沿下饰夔纹带，中加小兽首，腹部饰垂鳞纹。

晋献公认为这话很有道理，于是正式召见了他，和他谈了三天，使他再也没有可担忧的了。后来献公还决定以祖朝为老师。

对外势力的扩张

晋献公消除了威胁他君位的势力以后，便开始专力向外扩张势力。

前672年，晋献公灭掉骊戎（今山西临潼）。前661年，建立上下两军，扩大一倍军力，继而灭掉了耿国（今山西河津汾水南）、霍国（今山西霍州）和魏国（今山西芮城）。次年，晋献公命太子申生进攻狄人东山皋落氏（今山西垣曲东南）。前658年，又命大夫里克、荀息进攻虢国。

虢国的北面是虞国（今山西平陆），也是征伐虢国的必经之路。荀息知道虞国的国君贪财，就让晋献公用良马和上等碧玉向虞国国君借路。虞国国君见了晋献公送来的珍宝后，不但同意借道，还答应全力配合晋国的军事行动。在两国军队的强大攻势下，虢国的重镇下阳（今山西平陆东北）很快就被攻了下来。

过了三年，晋国再次向虞国借路讨伐虢国。虞国的大夫宫之奇站出来劝道：“虞、虢两国相依为命，就像嘴唇和牙齿一样，所谓‘唇亡则齿寒’，虢国一旦灭亡，我们就会像没有了嘴唇保护的牙齿一样，因此不能再借道给晋国了。”但是虞君却没有听从宫之奇的劝说，依然同意借路给晋国。

这一次，晋军攻下虢国的都城上阳（今河南陕州）后，在回师的路上，顺手就把毫无防备的虞国也给灭了。虞国国君不但成了阶下囚，连原来收下的良马和碧玉也回到了晋献公的手里。

就这样，晋献公灭了周围一系列小国，其疆域西到黄河与秦国的边界，西南到今三门峡一带，南到今晋豫交界处，东达太行山，北与戎狄相接，成了当时北方最大的诸侯国。

公子流亡

晋献公时候，晋国的实力与日俱增，当时本可以顺利地踏上霸主的地位，可是却发生了骊姬之乱。晋献公的宠妃骊姬设计害死了太子申生，晋献公另外两个儿子重耳和夷吾为了避难被迫流亡到其他国家。最终夷吾继承了君位，是为晋惠公。至此，晋国的混乱才宣告平息。

骊姬之乱

晋国在当时本就可以顺利地踏上霸主的地位，但是由于晋献公的宠妾骊姬制造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内乱，使得晋国一时无暇外顾，争霸的道路也变得曲折。

晋国的太子名叫申生，他的母亲是晋献公以前的夫人。此外晋献公还有两位戎人妻子，分别生了重耳和夷吾。骊姬受到晋献公的宠爱以后，也生了个儿子，名叫姬奚齐。骊姬陪嫁同来的妹妹也为献公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姬卓子。骊姬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君位，就设计把献公的其他几个儿子封到了外地，连太子也没能例外。所以当时留在了献公身边的，就只有姬奚齐和姬卓子。骊姬诱惑献公将太子封到外地后，还想要让献公废掉太子，于是不断地挑拨晋献公与太子的关系。有一天她让晋献公召太子回宫，并与太子相谈甚欢。但是到了晚上，她却向献公哭诉说：“我召太子回来并对他以礼相待，不料他竟然对我无礼。您要是不相信，我可以和太子一起去游玩，您一定能看得到。”晋献公说：“好。”第二天，骊姬在去游玩前，在头发上涂了蜂蜜，因此蜜蜂蝴蝶都聚在她旁边，她说：“太子，您帮我赶走它们吧。”于是太子用袖子赶走蜜蜂蝴蝶。晋献公看到后，非常生气，马上就想杀死太子。骊姬又恳求说：“我让太子回来，他却被杀掉了，在外人看来，是我害了他。”于是晋献公就让太子回曲沃了，但是心里却已经准备要废掉他了。

前656年，骊姬让太子申生去祭祀其生母齐姜。申生祭祀完生母后，照例将祭肉送给了父亲晋献公，当时献公正在外打猎，因此祭肉就先被骊姬留下了。几天后献公回来了，骊姬在申生送来的祭肉中放进毒药后送去给献公。在献公即将吃肉的时候，骊姬连忙上前阻止他说：“这些从外面送来的食物，还是先检查一下再吃比较放心。”于是她将肉先后给狗和一个奴隶吃了，结果当然是立即就都毒发身亡了。骊姬顿时呼天抢地地哭诉，说太子想要毒死父亲好夺取君位。

智荀息假途灭虢

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比喻双方关系密切。虞国国君不懂得虞、虢两国正像嘴唇和牙齿一样互依互存的道理，贪小失大，必然会失败。

申生听到这件事情以后，知道父亲宠幸骊姬，自己没有办法分辩，于是就逃回封地自杀了。但是骊姬决心要斩草除根，于是又对晋献公说，这件事情重耳和夷吾也都知道。晋献公听了以后，马上又派人前去捉拿重耳和夷吾。重耳和夷吾听到消息后，连忙逃走了。这样一来，晋献公就更加相信骊姬的话了，不久他就立了姬奚齐为太子。

前651年，晋献公死了，太傅荀息拥立姬奚齐为君。而大臣里克和邳郑却想迎回重耳，于是他们率领申生、重耳和夷吾三人的旧部攻杀了姬奚齐。姬奚齐死后，荀息又立姬卓子为君。但是不久，里克又将卓子杀死了。见自己新立的两个国君先后被杀死，荀息认为自己辜负了先君晋献公的托付，于是惭愧地自杀了。看到国内互相残杀的境况，重耳表示自己不愿意回国。因此周襄王会同齐桓公和秦穆公，在前650年，把逃亡在梁国的夷吾接回晋都立为国君，这就是晋惠公。

惠公背信失人心

前655年，夷吾为了躲避杀身之祸逃到梁国避难，梁伯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为妻。当夷吾要启程归国之时，跟随他流亡的人觉得此事可疑，因为国内还有献公的其他儿子可以立为国君，但是他们却来迎接流亡的公子，说不定其中有什么阴谋。于是派人到秦国，请求秦穆公发兵护送夷吾回国即位为君。夷吾许诺，事成之后，就将晋国黄河以西的土地割让给秦国。夷吾还派人给里克送信许愿，说只要能够回国做国君，就把汾阳封给里克作封邑。

有了夷吾的许诺，秦穆公于是发兵护送夷吾回国，使他顺利地当上了国君。但是晋惠公即位以后，却首先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即是背弃割地给秦国的许诺，他派人到秦国致歉，说：“先头我是答应要给您黄河以西的五座城池作为报答的，但是如今我的大臣们反对，说：‘这是先君之地，你一直流亡在外，怎么能擅自许诺割让土地给秦国呢？’我也曾和他们辩论，可最终还是反对的人多，所以只能跟您说抱歉了。”

黄朱柢鬲

黄朱柢鬲为春秋早期的青铜食器，折沿宽唇，口沿下饰重环纹，唇上有铭文。此器的倒圆锥形足，极具特色。

晋惠公做的第二件事即是除掉里克等原来杀死奚齐另立国君的人。晋惠公本来只是夺了里克的权，但是过后还是不放心，恐怕里克再故伎重演，迎立依然流亡在外的重耳回国为君，于是就下令让里克自杀。他对里克说：“如果没有你，我是当不了国君的。但是你杀过奚齐，如果让你继续做臣子，国君就没法当啊！”里克绝望地说：“我不杀奚齐，您怎么当国君？你要杀我就杀好了，说这么多没用的话做什么！我认命。”说完，里克伏剑而死。

除掉里克以后，晋惠公又害怕里克的同党兴风作浪，于是寻机将那些当初与里克同谋的人一齐杀死。做完这两件事后，惠公自认为解除了内忧外患，但是他却不知道，国内的人心早已经离散了。

秦晋韩原大战

前647年，晋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请求秦国卖一些粮食。秦穆公听从了百里奚的建议，暂不计较晋惠公悔约的前嫌，派了大量的船只运载粮食。由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南）至晋都绛，沿渭河入黄河转汾河再转浍河，运粮的船只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

第二年，秦国也发生了大灾荒，秦穆公请求晋国卖给一些粮食救援。晋惠公与大臣们商议此事，有人认为应该答应，因为秦国能不念前嫌给晋国运粮救灾，晋国理应有所回报。但又有人认为，晋国没有割地给秦国，两家已成仇敌，现在给秦国救灾，无疑是给敌人助长力量，此事不能答应。晋惠公想了想，采纳了后一种意见，没有给秦国运粮。

待到秦国度过灾荒之后，秦穆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率兵大举讨伐晋国，两军在韩原（今山西河津与万荣之间）展开了一场大战。

晋惠公亲自上战场挑战，还大言不惭地吹嘘说，要使秦国连逃命的地方都没有。秦穆公听了，使人代答说：“你要当国君，我出兵帮助了你；你需要粮食，我卖给了你；如今你想要与我交战，我难道还会逃跑吗？”晋惠公在国内本来就不得人心，所以将士们并不愿意为他打仗。而秦军却被晋惠公的背信弃义所激怒，个个奋勇向前，结果三战而三胜晋军。第四次交锋前，晋惠公换乘了郑国送来的马驾车，不料这匹马不听调配，一开战就乱跑乱蹦，陷入泥潭里，晋惠公因此被秦军活捉，装入囚车运往了秦国。

秦穆公见活捉了晋惠公，满腔的怨恨都涌上心头，准备把他杀了祭天。但是秦穆公的夫人是晋惠公的姐姐，她哭着跑出来，以自焚要挟秦穆公，才劝阻了此事。

晋惠公在位期间，在大国争霸中无所作为，为了能登上国君的宝座，为了取得和维护权力而不顾一切，不仅封官许愿，而且甘愿割让国土。但是在登上宝座之后，却又自食其言，一概反悔，造成背信弃义的名声。此后在秦国遭灾时，又以怨报德，再一次在道义上失败。惠公一直使晋国处于“失道寡助”的地位，当然不能和其他大国抗衡，较一日之短长了。

内乱后的新政

当晋惠公知道秦穆公会将他放回晋国后，就派人先回晋国，告诉大夫吕省准备接驾。吕省鉴于晋国连遭失败，国君被俘，军力消耗，民心涣散，国家处在危难之中，就假借惠公的名义，召集国人宣布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把公田分给国人；第二件事是说惠公即便返国，也自觉对不起祖先和民众，不配再做国君，将改立太子为国君。国人听到惠公这番悔恨自责的言语，都感动得痛哭了起来。

缂丝耕织图

土地制度的改革满足了百姓的基本需求，使得他们都能够安居乐业，致力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幅缂丝耕织图表现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场面，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把公田分给国人，史称“作爰田”。以前民众耕公田份地时，将土地分为三等：分上田的一百亩，每年可种；分中田的二百亩，每年耕百亩，休耕百亩；分下田的三百亩，每年耕百亩，休耕二百亩。三年后再重新分配一次，这叫作“三年一换土易居”。

这种耕作方法由来已久，逐渐形成了耕好田者得益，耕下等贫瘠土地者受苦的局面，且土地很久都不会实行重新分配，所以人口增加却不能增田，无田的、丧失土地的人越来越多。吕省的“作爰田”，就是给无地者分地，不足者补足，使每户都有田，由自己实行轮换耕种。并且与从前不同的是，土地固定于耕者，不再行“三年一换土易居”制，因此又称“自爰其处”。把公田分给耕者自行管理经营，是一个巨大变化，大大激发了耕者对土地的耕作热情，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因而受到人们的欢迎。

“作爰田”后，吕省接着改革军制，开始“作州兵”。“州”是野鄙中奴隶居住的地方，“作州兵”就是取消野鄙中的人不能服兵役的限制。这样一来，晋国无论城里、乡里的人都有权服兵役，这既提高了奴隶的社会地位，也扩大了国家的兵源，军队数量激增。后来晋国军队人数最多，常拥有五个军，最多时达到六个军，就是这次改革的结果。

晋文公的霸业

晋文公重耳流亡国外十九年，在秦国的援助下才得以回国即位。晋文公执掌政权后，大力整顿内政，发展农业、手工业，加强军队建设，国力大增。城濮之战，晋国大败楚军，然后晋文公于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会集诸侯，邀周天子参加，成为霸主。

逃亡之路

骊姬之乱时，重耳被迫离开晋国都城，逃到了蒲城。不久晋献公的追兵杀到，勃鞮一刀割断了重耳的袖子，重耳爬墙侥幸逃走。看到国内一直动荡不安，重耳拒绝了里克接自己回国即位为君的提议，让弟弟夷吾登上了君主宝座。

哪知晋惠公登基后，竟然派勃鞮第二次追杀重耳。重耳再一次逃脱后，决定去齐国给齐桓公效劳，以期得到齐国的帮助和保护。重耳在齐国过上了安逸的生活，因此放弃了恢复君位的愿望。齐桓公见状后，便许配了宗族之女齐姜给重耳为妻。

前639年，跟随重耳的臣子赵衰等人商议想要离开齐国，否则重耳日渐贪图安逸，复国将没有希望。不想他们的谈论却被一个宫女听到，偷偷告诉了重耳的妻子齐姜。齐姜害怕这个宫女泄露秘密，不但没有给她奖赏，反而把她杀了，然后便劝告重耳赶快离开齐国，但是重耳坚决不肯。赵衰等人见状，索性灌醉了重耳，把他抬到马车上连夜逃跑了。重耳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临淄城很远了，于是愤怒地拿起了武器追杀臣子狐偃，幸亏没有成功。

不久重耳和他的臣子们来到了曹国，曹共公热情地款待他们。因为听说重耳的肋骨是连成一片的，曹共公很好奇，所以乘重耳洗澡的时候偷看了他的裸体。重耳又恨又窘，因此离开了曹国。

走到宋国时，宋襄公款待了重耳一行，还送给他们二十辆马车。不久后重耳又到了郑国，但是郑文公却拒绝接待他们。因此重耳只得继续他的逃亡之路，在楚国逗留一段时间后，又来到了秦国。

重耳复国

重耳到达秦国后，受到了秦穆公的热情接待。秦穆公把五个女子许配给重耳，其中还有穆公的亲生女儿怀嬴，穆公还许诺会帮助重耳复国。

此时的晋国国君是晋惠公之子晋怀公姬圉。姬圉曾在秦国做过人质，那时秦穆公非常喜欢他，就把自己最疼爱的女儿怀嬴嫁给了他。可是当姬圉听说父亲病危后，恐怕其他兄弟乘他不在夺取宝座，心急如焚，便抛下怀嬴私自逃回了晋国。如此一来，秦穆公大为震怒，认为他们父子全是忘恩负义之徒。这时流亡到了楚国的重耳在楚王的劝说下来到了秦国，秦穆公决定帮助重耳。

晋怀公外失秦援，在国内也不得人心。他一上台就下令，命随重耳出走的大臣的家属们，限期召那些大臣回国，不然就要治罪。狐偃的父亲不愿召回儿子，结果被杀，这引起了国人的不满。

前636年，秦穆公派大军护送重耳回国，秦军夺取了晋国的令狐（今山西临猗西）、桑泉、臼衰三地，继而攻占了晋都，晋怀公被手下杀死，重耳即位为君，就是晋文公。

晋惠公的旧臣吕省不甘心，计划放火烧死晋文公。勃鞮听到了他们的阴谋后，想告诉晋文公，但是文公拒绝让他觐见，因为他曾经两次试图刺杀文公。勃鞮辩解道：“我当时只是奉命行事，过去齐桓公也没有记恨管仲向他射箭的事情，如果你只记着过去的仇恨，那么逃走的人会很多。”晋文公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便接待了勃鞮，勃鞮于是揭露了吕省的阴谋。晋文公马上和秦穆公相会，吕省烧宫不见君王，便知道事情败露，他逃到黄河边上时，被秦穆公抓住杀掉了，晋文公这才放心地接回怀嬴，带她一起回到晋国。

就在晋文公上台的这年冬天，周王室发生了内乱，王子姬带联合狄人进攻周襄王。周襄王仓皇出逃，派人到鲁、秦、晋国求援。晋文公马上认识到这是一个扬名的绝好机会，于是辞退秦国来相助的军队，以一军包围姬带，一军迎接周襄王回王都。晋军活捉了姬带，独得了安定王室的功劳。

周襄王很是高兴，设宴款待晋文公。晋文公趁机向襄王请求，死后赐以天子之礼随葬。周襄王不允许，说：“从前我们先王得到天下，划定国都内外方圆千里的地方，作为甸服，以这些地方的田赋供奉上帝山川诸神的祭祀，准备百姓万民的财用，防备有不来朝贡和其他意料不到的祸患。其余的土地用来平分给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使他们各有安宁的居处，以顺应天地之道，不致遭遇到灾害。先王哪里得到什么利益呢？王室内官不过九嫔，外官不过九卿，只够用来供奉神灵而已，岂敢满足和放纵声色嗜欲，而扰乱各种法度？只有这死后和活着时的服饰器物上的色彩花纹，是用来监临统率百姓，而显示尊卑贵贱的差别的。此外天子还有什么不同的呢？现在上天降灾祸于周室，我只不过是替先王看守府库的人，如果因我不才，而将先王的随葬大典颁赐给您来奖赏对我个人的恩德，您定会表面接受而实际憎恶，并且非难我，其实我怎敢有所吝惜呢？古人有句话说：‘改换身上的玉佩，就要改变走路的样子。’您如果能发扬光大自己伟大的德行，更换朝代姓氏，改变典章制度，创建统一天下的大业，显示自己的功劳，然后采用天子拥有的一切典章制度来安定百姓，那时我将流放和躲藏到边远的地方，又有什么话可说呢？如果您还是姬姓，就仍将列为公侯，恢复先王定下的职分，隧葬制度恐怕是不能改变的。希望您努力显扬光明的德行，随葬大典将会自行到来。我怎敢以个人之间的酬劳而改变前代的典章制度，来侮辱天下的人呢？我将怎样去面对先王与百姓？又怎样去施行政令呢？如果不这样，那么您在自己的土地上行随葬之礼，我又哪能知道呢？”

晋文公听周襄王这样说，不敢再强求随葬。当然周襄王也不敢得罪晋文公，就赐给他阳樊（今河南济原西南）、温（今河南温县境内）、原（河南济原北）和欑茅（今河南修武境内）之田。从此，晋国的国境直接扩展到了黄河北岸。

子推之死

晋文公执掌晋国后，重重封赏了跟随他逃难的臣子们，可是他却唯独忘了一个人——介子推。

晋文公刚开始逃亡的那几年，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他一次饿晕过去后，大臣介子推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做成汤，才救了他一命。晋文公复国成功后，论功封赏，当时介子推已经带着老母隐居去了，因此晋文公在朝堂上挨个点名封赏的时候，因为没有看到介子推，也就把他忘记了。

介子推的邻居很为介子推不平，于是在夜里写了封书信挂到城门上，大概意思是：“龙失其所，周游天下，众蛇从之。龙饥乏食，一蛇割股。龙返于渊，安其壤土。数蛇入穴，一蛇于野。”晋文公看到书信后，一拍脑门：“啊，子推！我竟然忘记了子推！”于是便派人去请介子推。但是派去的人回来却告诉晋文公，介子推已经隐居到绵山去了。于是晋文公又亲自带人到绵山去找，可是找了很多天都没有找到。这时有个大臣出了个馊主意，说：“介子推非常孝顺，不如用火烧山，这样，他一定会背着老母亲出来的。”

晋文公觉得这个办法很不错，于是就命人在山前山后放火，周围绵延数十里。火势很大，三天后才熄灭，可是介子推却始终没有出来。后来有人在一棵枯柳树下发现了两具尸骨，原来介子推将母亲藏在树洞里，自己则抱着大树，一起被烧死了。

晋文公大哭了一场，改绵山为介山，以警诫自己的过错。并下令全国的百姓都不生火，吃一个月冷食以祭奠介子推。后来这一个月的期限渐渐减少到清明节的前一天，即为“寒食节”。过节的当天，家家门上插柳枝、烧纸钱，在野外祭祀、吃冷饭，以纪念介子推，借以纪念自己死去的亲人。

整顿内政

重耳返国的时候，正值晋国处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数十年来，晋国内讧不停，国乱民忧。经过“骊姬之乱”和晋惠公背信弃义发动不义战争之后，晋国已经元气大伤。

晋文公复位前游历诸国，备尝“险阻艰难”，因此在返国后，决心“励精图治”以求霸业。在狐偃、赵衰等股肱之臣的帮助下，文公“蓄爱百姓，厉养戎土”，革新内政，迅速医治了动乱留下的创伤，奠定了与秦、楚抗衡的物质基础。他的主要措施有：选拔优秀人才治理国家，多年来一直追随自己共度患难的一批老臣都被委以军国重任；提倡孝事父母，尊祖敬家，忠于国事，“以厚民性”；废除繁重的徭役，减免苛捐杂税，资助无力生活和生产者；鼓励农耕，劝有分无，省灭国用，足财备凶；“大搜于被庐”，改上下两军之制为上中下三军之制。这些措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推动工商业繁荣，提高军队战斗力，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使晋国出现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昌盛景象。文公四年，晋军能在城濮大败楚军，一战而成霸业，无疑是这次改革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嵌红铜龙纹

嵌红铜技术在春秋中叶逐渐盛行，此器可作为代表。器两侧有双耳，盖上有半环钮，通体镶嵌红铜龙纹及半环形纹。

前633年，晋文公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要求全国服兵役的人都要参加。借着这个机会，晋文公把国人和野人都编入了正规军，把献公时的两个军扩大到三个军。同时，确立了军中元帅的建制。在上、中、下三军中规定统领中军者地位最高，既是中军之长，又是三军的统帅，故称为“元帅”。这是中国历史上元帅一词的最早使用。元帅是正卿，当然也是最高的行政长官。三军建立后，赵衰推举郤縠为元帅，得到晋文公的赞同。此后，晋文公又命郤溱为中军副帅，命狐偃为上军统帅。狐偃不愿居功，让位给狐毛，自己为副帅。赵衰也把下军统帅的位子让给了栾枝，并令先轸为下军副帅。

不久后，周襄王赐给晋国的原邑发生了叛乱，晋文公起兵围原。出兵时晋文公命令军队只带三天的口粮，如果三天攻不下来就撤兵。晋军围了三天，原邑人果然不投降，于是晋文公下令撤围退兵。晋国派入原邑的谍报人员报告说：“原邑人已支持不了了，再坚持一下他们就会投降”。一些将领也不愿退兵，请求再战。但是晋文公却坚决不同意，说道：“信用是一个国家的最大财富，我已宣布三天为期，不能失信。为得原邑而失掉信用，是得不偿失。”于是晋军开始撤退，退了还不到三十里，原邑就派人前来请降了。

晋文公很是高兴，派臼季奉命出使，联络愿意与晋国盟好的国家。臼季走在郊外，看到大夫冀芮的儿子冀缺在田中锄草，恰好这时他的妻子给他送饭来，夫妻俩相敬如宾。臼季马上就带冀缺一起回了国都，对晋文公说：“我得到一个贤能的人，冒昧地向您报告。”文公说：“冀缺的父亲有罪，是否可以重用他呢？”臼季回答说：“作为国家的贤良之才，应该不计较他前辈的罪恶。因此以前舜惩治罪人，处死了鲧；后来举拔人才，却起用了鲧的儿子大禹。当今您所听到的，齐桓公亲自选拔了管仲，那是害过他的仇敌啊！”晋文公问道：“你凭什么知道冀缺的贤能呢？”臼季回答说：“我见到他们夫妇在田间都不忘恭敬。恭敬有礼是有品德的表现，严守德行而谨慎从事，那还有什么事情干不成的呢！”文公接见了冀缺后，任命他为下军大夫。

历史细读

晋文公攻打原邑，约定三天之内攻下原邑。三天后没能攻下，于是晋文公以信义为重，便下令撤退。原邑的百姓听说这件事后，都说：“有君王像文公这样讲信义的，怎么可以不归附他呢？”于是原邑的百姓纷纷归顺了晋国。卫国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也说：“有君王像文公这样讲信义的，怎么可以不跟随他呢？”于是也向文公投降。孔子听说后，就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并且评价说：“晋文公攻打原邑而获得了卫国，那是因为他能守信用啊！”

城濮之战

整顿了内政，晋文公准备争夺霸主的地位了。

在这个时候，东方的齐国已经衰落，南方的楚国控制了中原的一些小诸侯国，鲁、郑、宋、曹、卫等国都是他的盟国。在这些同楚国结盟的国家中，宋国是迫不得已的。因此当晋文公继位以后，他就背楚亲晋了。

宋国的这一态度显然为楚国所不容，因此在前633年，楚国便联合郑、许、陈、蔡四国围困了宋国的都城。宋国派人向晋国求救，晋文公很痛快地答应了。

按照狐偃的建议，晋国并没有直接与楚军交战，而是先攻打楚国的盟国曹、卫二国，等待楚国赶去救援曹、卫二国的时候，宋国的危险自然也就解除了。晋军以逸待劳，夺取胜利并不困难。于是，晋国向卫国借路，但是卫国不借，晋军只得渡河绕道攻打曹国，顺路夺取了卫国的五鹿（在今河南清丰）。

正史史料

夏，伐宋，宋告急于晋，晋救宋，成王罢归。将军子玉请战，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国，天之所开，不可当。”子玉固请，乃与之少师而去。晋果败子玉于城濮。成王怒，诛子玉。

——《史记·楚世家》

在攻打曹国的战争中，中军元帅郤縠病死，晋文公破格提拔了在战争中显露才华的下军副帅先轸为元帅，很快就打败了曹、卫两国。不料楚国并没有上当，而是让盟国鲁国派兵援救卫国，自己依然加紧攻打宋国。

当时楚国的势力很强，晋国也不敢贸然同他直接交锋，便建议宋国向齐、秦两国送礼，由齐、秦两国出面调解。若楚国退兵，晋国就把曹君扣留，并将曹、卫的土地分给宋国。这样曹、卫势必不同意齐、秦的调解。如此一来，楚国必然保护曹、卫的利益而不给齐、秦面子，齐、秦两国失了面子，就会支持晋国与楚国作战。

果不其然，齐、秦两国见楚国傲慢，便与晋国联合起来。楚成王知道形势对他不利，就从前线回到申（今河南南阳），命令子玉从宋国撤军，避免同晋国交战。子玉是楚国的令尹，也是楚王之下的最高执政者，骄傲自负，他不肯听从楚成王退兵的意见，坚持要同晋国打仗。

很快楚军北上，晋文公却下令晋军后退三舍之地（一舍三十里，古时日行三十里住宿，称为一舍），以实践他流亡到楚时，对楚成王许下的诺言。晋军后退九十里，在卫国的城濮驻扎下来。

说到晋文公的退避三舍，这是他当年在楚国避难时许下的承诺。楚成王当时认为晋文公日后必定会有大作为，就以国君之礼相迎，待他如上宾。有一天楚成王设宴招待晋文公，问道：“你若有一天回到晋国当上国君，应该怎么报答我呢？”晋文公略一思索说：“美女侍从、珍宝丝绸，大王您有的是，珍禽羽毛、象牙兽皮，更是楚地的盛产，晋国哪里有什么珍奇物品献给大王呢？”楚王说：“公子过谦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是你总应该对我有所表示吧？”晋文公于是笑道：“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国当政的话，我愿与贵国友好。假如有一天，晋楚之间发生了战争，我一定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如果还是不能够得到您的原谅，我再与您交战。”对于晋文公的守诺，子玉却认为这是晋国害怕的表现，派大夫斗勃以十分轻蔑的口吻向晋文公挑战说：“我请求同您的士兵在这里角力一番，您可倚在车前横木上与我一同观看。”

前632年，春秋时期最大的一场战争爆发了。晋君的下军副将胥臣，把驾车的马蒙上虎皮，率先冲入了楚军的右军中。楚军的右军是陈、蔡两国的联军，陈、蔡本来就是小国，战斗力不强，遭到胥臣怪兽般的突然袭击，立即大败。与此同时，晋国上军狐毛树起中军大旗后撤，迷惑楚军，中军却隐藏起来。下军的栾枝则让士兵砍下树枝拖在车后，扬起漫天尘土，伪装惧楚逃跑。楚国的左军求胜心切，孤军深入，最后几乎全军覆没，子玉也因此自杀了。

这一仗晋军大获全胜，缴获战车一百辆，活捉一千多人。楚军抛下大批物资仓皇逃走，晋军吃着楚军留下的粮食，在城濮休整了三天才班师回国。

城濮一战，是楚国北上的方针遭受到的第一次严重打击，此后只好转而经营南方。晋文公的霸主地位，就在这一仗后确立起来了。

践土之盟

声威大震的晋国自此开始以霸主自居，还向各国发布了一道通令，要求各诸侯国“各复旧职”，即恢复原来各国对周王室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当晋国的大军回国走到衡雍（郑地，今河南原阳西）时，周襄王还亲自前去表示了慰劳。于是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为周襄王建造了一所离宫，并把从楚国得来的战利品奉献给了周襄王。其中有披着铠甲的四匹马拉的战车一百辆，徒兵一千人。

周襄王很久没有受到这样的尊重了，于是大摆宴席款待晋文公，策命他为侯伯，即诸侯的领袖，并赐给他相应的车马、服饰、仪仗，红色的弓一把，箭一百支，黑色的弓十把，箭千支，香酒一壶，卫宫勇士三百人。周襄王还对晋文公说：“你要恭敬地服从天子的命令，以安抚四方诸侯，惩办那些不尊重王室的奸邪之徒。”晋文公推辞了三次，然后才以谦虚、恭敬的态度接受。

前632年，晋文公在践土同齐、宋、蔡、郑、卫、莒、鲁等八国结盟，然后亲自护送周襄王返回王都。各国国君在周王室订立盟约，盟约规定各国都要辅助王室，不要互相伤害。谁违背了盟约，神灵就要惩罚他，使其军队溃败，子子孙孙都不能保有他的国家。

独霸西疆的秦国

秦国是华夏族西迁的一支，秦襄公时，因其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封为诸侯。但是因为地处偏远，秦国一直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直到秦穆公时代方参与到中原争霸之中来。在晋国崛起的同时，秦国也日益强大起来，成为西戎霸主。

秦国初兴

因秦襄公保护周王室有功，平王东迁后，便封秦国为诸侯，这标志着秦已升为与齐、晋、郑等国一样的地位，得到与山东各诸侯国通使聘享之礼，这是巨大的飞跃。同时秦国还得到了周王室赐予的岐山以西地区，为日后强大奠定了基础。

真正的开国之君

秦国被列为诸侯，第一代君主是秦襄公。周幽王之乱时，犬戎进攻镐京，秦襄公以兵救周王室。周平王东迁，秦襄公出兵护送，以功封诸侯。东迁以后，平王又把王室无力控制的岐山以西的土地赐予秦国，为日后秦国的强大打下了基础。

不过，这片土地上布满了戎、狄部落，周王是因为无力吞下才吐出来的。秦国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与戎、狄进行长期的斗争。尽管如此，秦襄公还是取得了很大成功，因为他从此可以打着周天子的旗号，讨伐戎狄，开疆拓土了。在最初几年的斗争中，都是以秦国的失败而告终的。看着封赐给自己的土地却得不到手，秦国人很不甘心，便连年向戎、狄发动进攻。前766年，秦襄公也在一次与戎人的战争中阵亡了。

秦襄公死了，但其未竟的事业却没有中断，其长子文公即位，继续奋战。文公四年（前762年），秦兵到达汧渭之会（今陕西宝鸡市东），并筑城邑定居下来。文公十六年（前750年），秦军大破戎族，取得重大胜利，戎人败退，秦人占据周原，终于实现了秦襄公的遗愿。

秦襄公在位时日虽不算很长，但他开创的基业及其雄才大略，为秦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因此司马迁评论道：“秦起襄公，章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冠带之伦。”这正是历史不会忘记秦襄公的原因所在。

青铜器的铸造

此图是工匠们在用块范法浇铸青铜器的场面，工匠们穿梭其间，有人指挥，还有人监工。块范法是当时的人们铸造青铜器普遍采用的办法。

秦襄公之子秦文公即位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巩固了岐山以西的广大地区。秦宪公即位后，将秦国的都城迁往平阳（今陕西宝鸡），后来又陆续消灭了国都附近的一些割据势力，关中西部一带基本上都为秦国所控制。

到了秦武公时，他开始用武力向东、西两面扩张势力，并不断取得了对戎人作战的胜利。经过八十多年的斗争后，秦国终于建立起以关中为中心，西至今甘肃天水一带，东至今陕西华县附近的强大诸侯国。

宏伟的雍城

秦都雍城是秦宪公迁都以前的都城，称得上是春秋早期发达的大都市之一。

雍城城垣据考证位于今陕西凤翔县城南，雍水河之北，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面积约为十多平方公里。雍城城内不止有三大宫殿区遗址，还有可以藏冰的凌阴（冰窖）遗址以及铜器窖藏区。

在宫殿遗址中，考古发现了一些铜质的建筑构件，它们多是用在宫殿壁柱和门窗上面的饰件，构件表面也饰有各种花纹，堪称华丽。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戎王听说秦穆公贤能，便派大臣由余前往秦国参观，秦穆公让他参观宫殿和仓库、房室，由余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工程的复杂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雍城南面，考古还发现了大片的贵族墓葬区，墓葬区里的每个陵园周围几乎都有城壕设施。大墓有中字、甲字、凸字、目字和圆坑五种类型。目字和圆坑是车马殉葬坑，规模很大，并且使用了“黄肠题凑”。这些墓葬虽然经过多次盗掘，但还是出土了三千多件精美的文物，反映了当时秦国发达的经济。

历史文献

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马，乃有贵乎马者也。”

——《列子·说符第八》

先进的手工业

秦国的手工业比较发达，使用铁器的记载也比较早。1978年，在甘肃灵台县的春秋早期秦墓中，出土了一把铜柄铁身剑。在雍城西南的一座大墓中，还出土了一把铸铁铲。由此可见，铁器已经真正进入了秦人的生产领域。不难想象，铁器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秦国高超的冶铸技术还反映在青铜制造业上。著名的秦公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钟上面有长篇铭文，造型浑厚，还满布云雷、龙、夔纹组成的纹饰，深沉庄重，是精美的艺术品。

从秦晋之好到兵戎相见

祖先的辛勤经营使秦国逐渐走上了富强之路，到了秦穆公的时候，称霸的序幕正式拉开了。秦穆公大胆任用了百里奚等贤臣，励精图治，发展秦国的势力。起初秦晋两国关系一直不错，并结下了姻亲关系，但是在晋文公打败楚国后，秦穆公觉得与晋国结盟对自己没有多大好处，便企图攻打晋国。结果崤之战，秦军大败，秦穆公只得向西发展，在消灭了几个小国后，称霸西戎。

由余治国

由余，春秋时期天水人。他的祖先原来是晋国人，为了逃避战乱才逃到西戎。后来由余归顺秦国，被秦穆公任用为上卿（相当于宰相），为秦穆公出谋划策，使秦位列春秋五霸。由余的子孙遂以他的名字为姓氏，称为由氏和余氏。前623年，由余因病去世，秦穆公悲痛万分，辍朝一日表示哀悼，又为他建造了四座坟墓来记功。

由余对秦国的贡献之一是，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秦国在春秋中期的文化形态的发展。春秋初期的秦国文化是比较落后的，秦穆公时代还是典型的农耕民族所崇奉的宫室。由余第一次出使秦国时，秦穆公还对西戎感到比较奇怪，诗书礼乐法度尚不能救世于混乱，戎夷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岂不是更加困难？由余回答说：“恰是因为有了诗书礼乐法度，所以秦国才不好治理。君主依仗法律制度的威严来要求和监督民众，民众如果感到疲惫了就会怨恨君主。上下互相怨恨，这都是由于礼乐法度啊。而在戎族，那些居于上位的人都是怀着仁德对待臣民的，因此臣民也满怀忠信地侍奉君上，这才是圣人治理国家的方法。”由余的这一番谈论，使秦穆公认识到他是个人才，认为如果让他回国，以后一定会成为秦国的祸患，于是设计让由余归顺了秦国。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秦国采纳了由余的策略，转变进攻方向，全力攻伐西戎，灭掉十二个西戎小国，史称穆公益国十二。此举开地千里，终于使秦国称霸于西戎。因为西周亡于西戎，所以秦穆公的对戎战争虽然没有像齐桓公、晋文公一样取得中原霸主的地位，但是周天子还是一样派遣召公携带金鼓向秦穆公祝贺，承认秦的西方霸主地位，这大大提高了秦国在诸侯中的影响和地位，也算是由余对秦国的功绩。最关键的是，秦穆公的向西扩张，给尚处在发展阶段的秦国以一个比较广阔的战略纵深和发展空间，为四百年后秦国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羖换大夫

秦穆公一直希望能够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并且想得到好的马匹来多多繁育，于是便问善于鉴别马的伯乐说：“您的年纪大啦，您的子孙中有没有可以派去访求良马的人呢？”

伯乐回答道：“良马可以凭形体外貌和筋骨来鉴别，但天下稀有的骏马，其神气却在若有若无、似明似灭之间。像这样的马，奔驰起来足不沾尘土，车不留轮迹，极为迅速。我的子孙都是下等人才，可以教他们识别良马，但是却没有办法教他们识别天下稀有的骏马。有一个同我一起挑担子拾柴草的朋友，名字叫作九方皋，他相马的本领不在我之下。请让我引他来见您。”

秦穆公于是召见了九方皋，并派他外出找马。过了三个月，九方皋回来报告说：“已经得到一匹好马啦，在沙丘那边。”秦穆公问：“那是一匹什么样的马？”九方皋回答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穆公赶忙派人去沙丘取马，结果拉回来的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

秦穆公很不高兴，把伯乐召来说：“坏事啦！你介绍的那位相马人，他连马的黄黑、公母都分辨不清楚，怎么能够鉴别马的好坏呢？”

畜牧封侯

百里奚在楚国养牛，他养的牛比别人的强壮，楚人便称他为“看牛大王”。秦穆公听说百里奚贤智，用五张羊皮将其赎回。秦穆公与百里奚谈论后十分赏识他，于是授其国政。

伯乐长叹了一口气说：“竟到了这种地步了啊！这正是他比我高明不止千万倍的地方啊！像九方皋所看到的，是马的内在神机，观察到它内在的精粹而忽略了它的表面现象，洞察到了它的实质而忘记了它的外表；只看到他所应看到的东西，而不看他所不必看的东西；只注意到他所应注意的内容，而忽略了他所不必注意的形式。像九方皋这样相马，有比鉴别马还要宝贵得多的意义。”后来的事实证明，那匹黑色的公马果然是一匹天下少有的骏马。

秦穆公记住了伯乐说的鉴马的诀窍，并将这一诀窍用在了选用人才上，当时秦穆公手下最有才能的人，就属百里奚了。

百里奚，姜姓，百里氏，名奚，字子明，春秋时期虞国人，非常有才学，然而因为家境贫寒，他三十岁的时候才娶上妻子。在妻子的劝说下，百里奚开始出外寻找机会。到齐国以后，百里奚生了病，只好以讨饭为生。等到流浪到宋国时，已经四十多岁的百里奚结识了蹇叔。正好蹇叔想到虞地去看望一下老朋友——虞国的上大夫宫之奇，于是二人便同路来到虞国。百里奚回到家乡了却没有找到妻子，于是只好和蹇叔一起，请宫之奇领他们去见虞君。蹇叔知道虞君是个贪图小利的人，不会有所作为，便回家去了。而百里奚不想再奔波，于是便留下来当了个中大夫，但是却没有受到重用。

不久之后，因为虞国被晋国所灭，虞君和百里奚都当了俘虏。恰巧这时秦穆公向晋国求婚，晋国用很多奴隶陪嫁，百里奚也是其中之一。不愿做奴隶的百里奚中途逃跑到了楚国，为人牧牛，很快就把牛喂肥壮了。他的名气传到楚王那里后，楚王便问他养牛之道，他说：“时其食，恤其力，心与牛而为一。”楚王听了很高兴，便叫他到南海去牧马。

秦穆公见晋国陪嫁的奴隶名单中有百里奚的名字，但是却没有看到他的人，于是追问起来。有的人说起了百里奚的才能，这让秦穆公非常重视，赶紧派人到处打听百里奚的下落，得知他在楚国后，便准备用重金向楚国去请。这时有个大臣提醒秦穆公说：“楚王不用百里奚，那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人的才能，如果我们用重金去请求楚王，那就等于我们把百里奚的才能告诉了楚王，楚王必然会留下百里奚自用，怎么可能会放他走呢？”于是秦穆公派人按照奴隶的价格到楚国，用五张羊皮把百里奚换了回来。

百里奚一来到秦国，秦穆公便兴冲冲地前去迎接，没想到看到的竟然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翁。秦穆公脱口便问：“你多大岁数了？”百里奚回答：“才七十岁而已！”秦穆公叹了一口气，说道：“可惜有些老了！”百里奚不服气地说：“你如果是要我去上山打老虎，那我确实是老了；但是你如果要我坐下来商量朝廷大事，那我比姜太公还小了十岁呢！”秦穆公觉得这话有道理，就和他谈论起富国强兵的大事来，发觉他确实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才，便请他当上卿，并委以国政。因为百里奚是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来的，所以他后来就被人们称为五羖大夫。

不久后，百里奚又介绍蹇叔来到秦国，并推荐他担任比自己还要高的职位。百里奚对秦穆公说：“蹇叔很有才能，可是世上的人都不知道。我被困在齐国时一度以讨饭为生，是蹇叔收留了我。我想侍奉齐国国君，是蹇叔阻止了我，所以我才得以躲过了齐国发生政变的那场灾难，于是到了周朝。周王喜爱牛，我又想凭着养牛的本领求取禄位，但是当周王想任用我时，又是蹇叔劝阻我，于是我离开了周朝，才没有跟周王一起被杀。侍奉虞君时，蹇叔也劝阻过我。我虽然也知道虞君不能重用我，但我实在是从心里喜欢利禄和爵位，所以就暂时留下了。我前两次听了蹇叔的话，都得以逃脱险境。但是只有一次没听，就遇上了这次因虞君亡国而遭擒做奴隶的灾难，因此我知道蹇叔有才能。”

秦穆公因此让蹇叔当了上大夫，秦人把蹇叔和百里奚称为“二相”。

联晋攻郑

靠着蹇叔和百里奚等臣子的辅助， 秦穆公教化民众，实施变革，秦国在西方逐渐强盛起来，因此秦穆公便联合晋文公一同攻伐郑国。理由是郑国曾经对晋文公无礼，并且在与晋国结盟的情况下又与楚国结盟。

秦晋两国的联军很快包围了郑国，佚之狐对郑伯说：“郑国现在正处于一种危险的情况中，如果能派烛之武去拜见秦君，他一定能说服秦国撤军。”郑伯同意了。但是烛之武却推辞说：“我年轻的时候，尚且不如别人，现在年老了，就更做不成什么了。”郑文公说：“我早先没有重用您，现在在危急之中求您出山，这是我的过错。然而如果郑国灭亡了，对您也没有什么好处啊!”于是烛之武就答应了。

夜晚，郑军用绳子将烛之武从城上放下去。烛之武见了秦穆公说道：“秦、晋两国围攻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如果郑国灭亡了能对您有利，那么冒昧地拿这件事麻烦您还值得。可是越过一个国家而把遥远的郑国作为秦国的东部边境，你一定知道这样做是很困难的，所以您何必要灭掉郑国而去增加邻邦晋国的土地呢？邻邦的国力雄厚了，您的国力也就相对削弱了。假如您放弃消灭郑国的打算，而让郑国作为您秦国东道上的主人，秦国使者往来，郑国也可以随时供给他们所缺乏的东西，对秦国来说也没有什么害处。况且您曾经对晋惠公有恩惠，他也曾答应把焦、瑕二邑割让给您，然而他早上渡河归晋，晚上就筑城拒秦，这事您是知道的。晋国又何曾有过满足的时候呢？现在他已把郑国当作东部的疆界，又想扩张西部的疆界。如果不侵损秦国的利益，晋国从哪里取得他所企求的土地呢？使秦国受损而让晋国受益，希望君王您还是好好掂量掂量这件事吧!”

烛之武的这一席话说到了秦穆公的心坎里，于是他当即就与郑国签订了盟约，还派杞子、逢孙、杨孙等帮助郑国守卫，自己则率领大军回国了。

晋国的大臣子犯知道后大为光火，便请求晋文公下令攻打秦军。晋文公说：“不行！假如没有秦君的支持，就不会有我的今天。借助了别人的力量而又去损害他，这是不仁义的；失掉了自己的同盟国，这是不明智的；以分裂代替联合一致，这是不勇武的。我们还是回去吧！”就这样晋军也撤离了郑国。

历史文献

秦、晋围郑，郑既知其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左传·僖公三十年》

崤之战

秦国一直有向东争夺霸权的愿望，但时值晋文公执政，因此秦国始终没有机会东进。就在晋文公死后的第二年，秦穆公认为东进的时机已经到了，便任命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位将领越过晋国进攻郑国。

当时郑国北门的守将是秦国派去的杞子、逢孙、杨孙三人。他们向秦穆公报告说，郑人让他们掌管北城门的钥匙，如果秦军悄悄地来进攻，他们便把北门打开接应，郑国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到手了。秦穆公于是和蹇叔商议，蹇叔坚决反对，他认为到这样远的地方去进攻一个国家，长途行军，又不能保密，因此无法偷袭，这样的“劳师远征”一定会失败的。

秦穆公执意不肯听从，依然命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个将领率领兵车三百辆前去偷袭郑国。大军出发那天，蹇叔哭着去送行，说道：“孟明视啊，我能看到军队出发，可是却看不到你们回来了啊！”秦穆公怒道：“你知道什么？一大把年纪还在这里胡说八道，怎么还不去死！”因为蹇叔的儿子也在这次出征的队伍中，所以蹇叔又哭着说：“晋国人一定会在崤山抵御我军，那里有两座山陵，南边的是夏代帝王的陵墓，北面的是周文王当年躲避风雨的地方。你一定会死在这两座山之间，就让我来收拾你的尸骨吧！”

当秦国的军队到了距离郑国还有八十公里的滑国（今河南偃师西南）时，恰好遇到了郑国的商人弦高。弦高正赶着一批牛群去洛邑贩卖，于是他伪装成郑国的使臣，把牛群赶到了秦军的军营里，宣称是奉了郑国国君的命令，前来犒劳秦军。

孟明视知道后大吃一惊，没想到自己的偷袭计划已经被郑国发觉了，想来郑国已经有所准备，这仗是不能再打了。于是他支支吾吾地告诉弦高说，他们进攻的目标并不是郑国，而是滑国。而且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在说谎，孟明视只得突袭倒霉的滑国，把它灭掉后迅速撤退。

倗矛

此为春秋中期的兄矛矛叶饰透雕云纹，柄上有铭文四字，铭文旁饰雷纹。筒上延至锋，下端作变形饕餮纹，纹饰极其精美。

秦军消灭滑国的时候经过了晋国的土地，但是却没有和晋国打招呼，这一来可惹恼了晋国的君臣，认为这是秦国对他们的藐视，十分气愤，所以决心给秦军一次打击。秦军走到崤山峡谷，在一条仅可容纳一辆战车通行的狭长小道上，遭遇到了晋国大军的突袭。秦军三百辆战车和三千名骁勇的士兵，在这里全军覆没，孟明视等三员大将也被晋国擒获。

当时晋国的国君是晋襄公，其母亲是秦女怀嬴。秦国三将被捉后，怀嬴便让晋襄公将他们释放，以免伤害了两国的和气。晋襄公年轻，因此没有多加考虑，很快就把秦国的这三个大将给释放了。中军元帅先轸闻讯后，立即赶来，气愤地对晋襄公说：“将士们在战场上拼了性命奋起征战，才俘获了敌军的将领，而妇人待在家里只说了一句话就将人放走了，你这不是葬送战士们的胜利果实而帮助敌人吗？看来晋国的灭亡就在眼前了！”他一边说，还一边向地上吐唾沫。晋襄公直到此刻才明白过来不应该放虎归山，连忙派阳处父去追赶。当他追到黄河渡口的时候，孟明视等三人已经乘船到了中流。阳处父急忙解下驾车的左马，假借是晋襄公送的，想诱骗他们回来。但是孟明视知道是计，因此就在船上向阳处父行礼，说道：“贵君不用我们的血去祭你们的军鼓，而让我们回国请死，这是莫大的恩惠。如果我们回去被杀，我们即使死了也要在地下感谢贵君；假如我们因为受到了贵君的恩惠而免于一死，那么我们三年后将会再来拜谢贵君的厚意。”言下之意，就是三年后还是要来报仇。

秦穆公听说自己的三员大将得以生还，大喜过望，身穿素服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们，还自责没有听从蹇叔和百里奚的忠告，并恢复了三位将领的旧职。自此以后，秦晋两国结下了世仇。

秦晋之战

正是这次崤之战，使得秦穆公大胆地任用百里奚和蹇叔，来为自己重新训练军队。三年后，即前625年，秦国准备向晋国报复，这时晋国任命先轸之子先且为中军元帅。由于他早就作了充分的防御准备，因此两军在彭衙（今陕西白水东北）大战时，晋将狼瞫率领人马首先冲进秦阵，  打乱对方的阵势，晋军随后掩杀过去，秦军大败而逃。

秦军败回后，秦穆公仍然任用孟明视。孟明视在两次失败后，也更加用心整顿内政，训练军队，发展生产。晋国的赵衰看到这一情况后，对将士们说：“要是秦军再来，我们一定不能同他们硬打，秦军复仇心切，百战不殆，已经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

次年夏天，孟明视再次率军进攻晋国。当秦军渡过黄河以后，秦穆公下令把所有的船只烧掉，不取胜便不回国。秦军上下一心，士气大振，一举攻下了晋国的郊邑（今山西闻喜西）和王官（今山西闻喜）两座城池。晋军避其锋锐，坚守不出。秦穆公见状，下令回到崤山，掩埋了崤山中五年前秦军败亡的尸骨，全军在此哭祭三天。看着山中的累累白骨，秦穆公再次自责道：“我们要牢记，古人行事常同年长的人商议，因此才不容易失败。而我因为不听蹇叔、百里奚的劝阻，才有了这样重大的损失，后人一定要记住我的这一罪过啊！”

经过多年的较量，秦国和晋国势均力敌，秦国的势力始终无法东进，因此就专力向西发展，称霸于西戎。

可悲的殉葬

前621年，称霸西戎的秦穆公去世了，他的儿子嬴即位，是为秦康公。他用了一百七十七人为父亲殉葬，这是自西周以来用人殉葬最多的一次。这次殉葬的不光是奴隶，连秦国很有才干的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鍼虎都在其中。秦国人对他们的死深为痛惜，并作了《黄鸟》诗，深切地哀悼他们。

蛇纹卣

卣为古代的一种礼器，专用于盛放祭祀用的酒。此器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饰细密的鳞纹。盖面分为四区，每区内饰相对的卷体蛇纹，间饰蛙纹或小蛇纹，十分精美。

诗中唱道：“黄雀叽叽，酸枣树上息。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奄息。说起这位奄息，一人能把百人敌。走近了他的坟墓，忍不住浑身颤抖。苍天啊苍天！我们的好人一个不留！如果准我们赎他的命，拿我们一百换他一个。黄雀叽叽，飞来桑树上。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仲行。说起这位仲行，一个抵得五十双。走近了他的坟墓，忍不住浑身颤抖。苍天啊苍天！我们的好人一个不留！如果准我们赎他的命，拿我们一百换他一个。黄雀叽叽，息在牡荆树上。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鍼虎。说起这位鍼虎，一人当百不含糊。走近了他的坟墓，忍不住浑身颤抖。苍天啊苍天！我们的好人一个不留！如果准我们赎他的命，拿我们一百换他一个。”

在这次葬礼中，秦穆公时代的功臣几乎被全部殉葬，秦国又回到了蒙昧的时代。其后秦晋两国虽然长期兵戎相见，秦人却始终不能东进，就转而联楚抗晋。依靠了秦国的支援，楚国逐渐强大了起来。

楚庄王问鼎中原

前740年，熊通自立为楚武王，宣告了一个南方大国的崛起。楚文王建都于郢后，江汉一带的小国都畏惧楚国。楚成王时，已经“楚地千里”。周天子也不得不承认了楚国南方“首领”的地位。楚庄王即位后，改革内政，发展经济，陈兵问鼎于周郊，又破陈围郑，鲁、郑、陈、宋等中原国家先后归附，楚庄王称霸于中原。

从看门的蛮夷到南方的大国

西周初年，荆人的残部主要是芈姓人，西迁至丹水与淅水之间。鬻熊为首领时，审时度势，率领楚民背弃商纣王，西行投奔周文王，受到了周文王的器重。周武王即位后，有向南进攻的意思，楚人觉察之后，在鬻熊之子熊丽的率领下，举部南迁至睢山与荆山之间，暂时避栖于荒野之地。周成王时，封熊丽之孙熊绎为楚君。荆楚开始跻身于诸侯之列，楚国正式诞生了。

熊绎及其后代是江汉流域最早的开发者，他们的创业历史是艰苦卓绝的。因为国小力弱，诸侯会盟时都不能入席，只能被派做看守灯火的杂务。楚国的大臣子革就曾说：“从前我们先王熊绎僻处在荆山，乘着柴车，穿着破衣服，开辟杂草丛生的山林，以桃木做的弓，枣木做的箭向周王室进贡。”由此可见当年的艰辛。直到春秋初年楚文王时，楚国也不过还是“土不过同”（方圆百里）的小国。

但是进入春秋时期后，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很快，从考古发掘来看，其生产力水平并不比中原各国低，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取得了领先的地位。

楚成王的北进

春秋前期，楚国在楚成王统治时，国力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楚成王的名字叫作熊恽，他当政时，中原大地正是齐桓公称霸之时。于是楚国采取了尊周亲诸侯的政策，这不仅使楚国取得了与华夏之国抗衡的合法地位，而且还能够以奉周天子之命为由，大力攻伐不臣之国，开拓疆域。

齐桓公为了遏制楚国的北进，曾亲自率领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的军队南下攻楚。最后经过一番得失的权衡，齐桓公只得与屈完在召陵结盟。召陵之盟后，楚成王又大胆、果断地继续北上东进，与齐国展开霸主的争夺。至前646年，楚国的势力已经推进到了淮河中游一带。前643年，齐桓公死去，这时不自量力的宋襄公开始与楚成王较量，结果一败再败。此时的中原大地，能和楚国一较高下的就只有晋国了。前632年，在楚、晋城濮之战中，楚国战败，这是楚成王争霸道路上的严重挫折。

前627年，晋国的阳处父率军攻打蔡国，楚国大将子上率兵救援，两军隔泜水（即今沙河）相持。后来因为晋军粮草将尽，阳处父意欲退兵，但他既怕退兵时楚军乘机进攻，又怕退兵后给人落下临阵退却的笑柄，便派人去对子上说：“你若想和我决战，我就退后一舍，让你渡河列阵，咱们早晚决战；你若不想渡河，那就让我一舍之地，使我渡河列阵。不然这样相持不下，劳师费财，对谁也没有好处。”子上打算渡河列阵，但是随行的大孙伯说：“晋人不讲信用，如果乘我们渡了一半的时候对我们进行攻击，那我们就吃亏了，不如让他们渡河列阵。”于是子上让楚军后退了一舍，等待晋军渡河。但是阳处父等楚军一退，就故意宣扬说：“楚军不敢与晋军决战，逃跑了。”于是率军撤退。他知道楚国太子商臣曾与子上结怨，在退军后就让人告诉商臣说：“子上接受了晋国的贿赂，所以退兵。”商臣又将此事告诉了楚成王，楚成王于是杀掉了子上。

至此，楚成王的统治已经接近尾声。在他为君的四十六年中，楚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和影响空前提高。唯一遗憾的是，晚年的楚成王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主意不坚定，终于导致了后来的宫廷政变。

宫廷政变与令尹的更迭

本来楚成王很早就立了长子商臣为太子，后来又想改立小儿子。商臣于是找师父潘崇谋划，发动了宫廷政变，逼迫楚成王自尽。楚成王要求吃一个熊掌后再死，想以此拖延时间，等待外援。但是商臣坚决不答应，楚成王被迫自缢。于是商臣即位，是为楚穆王。

对于这场政变，新上任的令尹斗般虽然知道内情，但却无可奈何。前617年，封在商地的斗宜申知道内情以后，便来到楚国的都城郢都，与大夫仲归联手，想谋杀弑父自立的楚穆王，但因行事不密，事情败露，两人被楚穆王派司马斗椒处死了。

斗椒与令尹斗般同为若敖氏家族的人，但他暗地里一直想当令尹，所以总视斗般为眼中钉，此时便乘机向楚穆王诬告说：“斗宜申和仲归合谋的背后主谋是斗般，他们的目的是想扶持公子职为楚王。”穆王一听，想试试斗般是否听话，就下令要斗般立即去将公子职杀掉。斗般并不知道大祸已经临头，以公子职并无过错为由而推辞。穆王于是大怒，挥起自己随身携带的大铜锤，一下就将斗般杀死在了议事的朝堂之上。

斗般死后，楚穆王并没有马上任命斗椒为令尹，而是任命了在城濮之战中自杀而亡的子玉的儿子成大心为令尹。可没过两年，成大心就死在了任上，斗椒得以升任令尹。

楚穆王的开拓

楚穆王在前623年的秋天，挥师攻打晋国的附属国江国（今河南正阳南），晋国连忙派大将阳处父率军救援，但是却被楚国的公子息阻挡于方城之外。江国失去了外援以后，很快就被楚国吞并。

前621年，继承晋文公之位的晋襄公当政仅六年便死了，这让楚穆王看到了北上的机会。前618年，楚穆王亲率大军，直取郑国的一个叫狼渊（今河南许昌西）的地方，不但大败叛楚服晋的郑国，而且还囚禁了郑国的公子坚、公子尨和乐耳。郑国被迫与楚国订盟求和。

楚漆器狩猎图

这幅绘在漆器上的狩猎图，完整地再现了春秋时期人们狩猎的场景。

半年后，楚国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陈国的壶丘（今河南新蔡），进而又讨伐陈国的国都。但这一次却是陈国以少胜多，打败了楚军。但陈国担心楚国强势报复，主动提出与楚国订立盟约。

威服了郑国和陈国，前617年，楚穆王大会诸侯于厥貉（今河南项城），想要树立自己在中原各国中的领导地位，然后组织联军去攻打宋国。宋昭公得到消息后，诚惶诚恐，打着慰问楚穆王的旗号，亲自请求归附，并以一国之尊亲自做向导，陪同楚穆王围猎。古时的诸侯围猎犹如行军打仗，宋昭公不知是故意还是被楚穆王吓着了，竟忘了带取火用的工具，结果影响了打猎。楚穆王命人责打了替宋昭公驾车的人，并将其在军中示众，以此来代替宋昭公应受到的责罚。受此大辱，宋昭公心生怨恨，但却慑于楚国的兵威，唯有隐忍不发，任由楚穆王以霸主的姿态对待自己。

厥貉之会后，在前615年，群舒（偃姓，包括舒鸠、舒蓼、舒庸、舒鲍等部）叛楚，令尹成嘉率军镇压，打败了叛军，进而攻打巢国，楚国的势力进一步向江淮地区发展。

铸铁与青铜铸造

楚国地处江汉平原，有着良好的自然条件，因此农业比较发达。对农业发展有十分重要作用的铁器，在楚国使用也比较早，目前出土的有铲、、匕首等物。1977年，一座重六斤多的铸铁鼎出土，由此可见当时的楚国已很好地掌握了控制高温的技术。铸铁出炉时是液态，可以随意浇铸成各种形状的器物。铸铁杂质少、质地坚硬，可以大批制作坚固而且锐利的工具。

铸铁的生产是冶铁技术上的一大飞跃，西方各国直到14世纪才由块炼铁发展到铸铁阶段，比中国晚了近两千年。应该说铁器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成为可能，是楚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力。

除了铸铁，楚国的青铜冶铸业也相当发达。因为楚国的青铜质量优良，是制造兵器的好材料，所以一直禁止外流。前642年，郑文公来到楚国，楚成王高兴之余送给他一些青铜料，同时与郑文公约定，不准用于制造兵器，因此郑国只得用来造了三口铜钟。

楚国的青铜器造型非常优美，花纹精致细腻、流畅生动，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有浑铸、分铸及浑铸与分铸相结合的多种铸造法，并且还掌握了失蜡法。失蜡法是将易熔的模料蜡制成所要制的器物模型，因蜡质软，可作精细雕刻。然后在做好的蜡模型上涂以翻铸铜器用的液态模泥，使其硬化成壳。反复多次，就成了较厚的外壳。将外壳加热后，蜡熔化流出，即成了一件范，再往其中浇入液态青铜液，就铸成了一件复杂的器物。这样铸出的器物表面光洁，尺寸准确。现代多用此法铸造航空发动机、导弹和仪表等精密度高的器物。

凭着先进的工具，楚国逐步壮大了自己的国力，开始吞并周围的小国，由过去“僻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小国，发展成为雄踞江汉、觊觎中原的大国。

楚庄王的霸业

楚穆王当政十二年后死了，儿子熊侣继位，是为楚庄王。楚庄王在位期间非常重视选拔人才，在内政方面作了一些改革，他赏罚分明，群臣和睦，百姓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盛，为以后取得霸业奠定了基础。

一鸣惊人的楚庄王

在楚庄王即位的最初三年中，从不曾发布过任何政令，他每天都只是玩乐，凡是为此而进谏的人都会被处死。

有一天，大夫伍举进见楚庄王。当时楚庄王手中端着酒杯，口中嚼着鹿肉，正在醉醺醺地观赏歌舞。他看到伍举进来便说：“你来这里，是要看歌舞呢，还是要喝酒呢？”伍举回答说：“有人向我请教了一个问题，我始终也猜不出来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特地来此向您请教。”楚庄王于是说：“你说来听听。”伍举说道：“在楚国的都城有一只大鸟，这只大鸟栖息在朝堂之上已经有三年整了，但是从来都不动一动，而且也从来没有飞翔过，也没有鸣叫过，我实在是很难理解。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楚庄王听了以后，心中完全明白了伍举的意思，便笑着说：“这只大鸟三年不动是决定志向，三年不飞是在长翅膀，三年不鸣是在观察周围的情况。这只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你就等着瞧吧！”

但是过了几个月，楚庄王依然故我，每日不是打猎游玩就是喝酒欣赏歌舞。大夫苏从便来见庄王。他才进宫门，就大哭起来。楚庄王说：“你为什么哭啊？”苏从回答道：“我为自己就要死了而哭，也为楚国快要灭亡了而哭。”楚庄王吃惊地问：“你怎么会死呢？楚国又怎么能灭亡呢？”苏从回答说：“我如果劝告您而您不听，肯定会将我杀死。而您又整天不管朝政，楚国的灭亡不是就在眼前了吗？”楚庄王听完大怒，斥责道：“我早就说过，谁来劝谏，我就会杀谁，如今你却明知故犯！”苏从痛彻心扉地说：“您将我杀死了，我还能得到忠臣的美名，但是您如果使国家灭亡了，就只能当亡国之君了。现在您要杀就杀吧！”楚庄王听完后，忽然站起来，动情地说：“大夫的话是忠言，我一定会照办的！”随即他传令解散了乐队，打发了舞女，决心要大干一番事业。

从此以后，楚庄王开始认真处理朝政，任用了伍举、苏从、孙叔敖等一些贤良有才能的人，大力发展农业和商业，国力日渐雄厚。

最初的征伐

楚庄王一边改革政治，一边扩充军队，训练军士，随时准备与晋国决战，一雪城濮之战的耻辱。

楚庄王首先征服的是庸国。庸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周武王讨伐商的联军中就有它，庸国在今湖北竹山一带，是西北通秦、北上中原的战略要地。灭掉庸国不仅解除了楚国西部的威胁，同时也使楚国把地盘扩大到了今湖北西北，与秦国直接接壤。

楚庄王仁言动众

楚庄王击溃萧国后，不顾严寒，亲巡三军，抚慰将士。将士们都很感动，觉得自己好像披着棉絮一样温暖。

接着楚国向北用兵，进攻陈国。前608年，楚庄王亲自带兵进攻陈、宋两国。晋国派赵盾前来营救，结果被楚国打败，晋将解扬也被活捉。

次年春天，楚国指使倒向它的郑国进攻宋国，郑、宋两军战于大棘（今河南睢县南）。宋国主将华元在战前杀羊分赏给士兵，不想却漏掉了给他驾车的羊斟。两军开战后，羊斟就把华元一直拉到了郑军中，一国之主将就这样当了俘虏。宋军没有了主将，自然惨败。郑人缴获了战车四百多辆。不久后华元逃回宋国，居然还问羊斟是不是马不听使唤，羊斟大言不惭地回答说：“是人不是马。”说完就逃之夭夭了。

这年夏天，晋国联合宋、卫、陈三国准备攻打郑国。楚国将军队开到了郑国国都之外，等待晋军。但是由晋国的中军元帅赵盾率领的四国联军一看，竟然不敢交锋就退了回去。

楚庄王中原问鼎

两次同晋国的相遇，楚国都占了上风，于是楚庄王便更大胆地向北推进。前606年，楚国在今河南伊洛流域进攻陆浑之戎，楚庄王命令将军队开到周王室的国土上，以显示自己的力量。

看到楚国大军到来，周定王一时摸不清楚庄王的意图，忙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于是向王孙满询问周王室九鼎的大小和轻重。九鼎是王权的象征，王孙满知道此问不怀好意，便说：“一个国家的兴亡，在于德义的有无，而不在于鼎的大小和轻重。”

面对王孙满的软钉子，楚庄王开始夸耀起楚国的军事力量，说道：“鼎没有什么可稀罕的，我们士兵在战场上折断的敌人的戈尖、矛头，就足以铸成九鼎了！”王孙满很是气愤，反驳道：“你怎么忘记了这九个鼎的来历呢？它是夏代极盛的时期，远方各国诸侯来臣服，由九州的长官贡献的金（铜），把各州的山川物产画成图形，都铸在上面的，它象征着整个天下。后来夏桀失道，鼎就迁到了商朝的人那里。过了六百年，商纣无道，鼎又迁到了我们周朝。可见只要有德义，鼎虽小也是搬不走的；没有德义，鼎即使再大也没有办法保得住。现在周朝的德义虽然衰微了，可是天命还没有完，鼎的轻重你怎么能够过问呢？”

这一来，轮到楚庄王哑口无言了。

樊姬

樊姬不仅从根本上杜绝了楚国国君身边的隐患，同时也深深感动了楚庄王，使他对自己更加尊敬。

若敖族的覆灭

生了一肚子闷气的楚庄王决定回国，不想此时后院起火，令尹斗椒发动了叛乱，企图阻止楚庄王回国。

斗椒在楚穆王时就身居高位，一次楚国派斗椒率兵征伐郑国，郑军不敢出战。楚军副将苏贾献出了一条诱敌之策，斗椒觉得很好，就传令军中：“粮食快要吃没了，诸军可以到附近的村落中掠取，以供食用。”然后他自己则饮酒作乐，每天都到半夜才结束。

郑军见楚军不来挑战，便派人打探。探子回来报告说，楚军战士四处掠夺粮食财物，元帅斗椒则天天在营中鼓乐饮酒，酒后就谩骂郑国人无用，根本不敢打仗。公子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大喜，对公子庞和乐耳说：“楚国的士兵四处掠夺，他们的军营必然空虚；楚国的将军终日酗酒，心中必然懈怠。如果我们今天晚上前去劫营，一定能大获全胜。”于是当夜郑军饱食一顿，前去劫营，结果却中了楚军的埋伏，损失惨重。

因此现在斗椒凭着骄人的战功，加上显赫的地位，决定一举消灭楚庄王，取而代之。楚庄王见斗椒以逸待劳，而自己带的兵刚刚才打完仗，非常疲惫，知道硬拼于自己不利，便派大臣苏从前去讲和。斗椒认为楚庄王已经是自己的囊中之物，只等伸手擒拿了，哪里肯罢手。于是楚庄王假装退兵，到了深夜，却把军队埋伏于漳水东岸，然后再派一队士兵在河岸活动，引诱斗椒渡河，自己则率领少数士兵躲在桥下。第二天早上，斗椒见河对岸有楚兵，果然追过河来。但是待他发现中了计，想向回撤退时，桥已经被拆毁了。斗椒惊惶失措，急忙命令士兵涉水过河。士兵们正待下水，对岸的楚军万箭齐发，斗椒死在了乱军之中。

斗椒是古老的若敖族，从此若敖族被灭，楚国王族中的其他大族见状，都不敢轻举妄动了。楚庄王消除了后顾之忧以后，又开始专力对外争雄。

历史细读

楚庄王非常喜欢打猎，他的夫人樊姬去劝阻他，楚庄王始终不听。樊姬于是就以不吃肉表示抗议，楚庄王这才觉悟，打猎的次数也少了。不久之后，楚庄王称赞虞邱子的贤德。樊姬说：“这并不算得是忠臣。我服侍君王有十一年了，曾经访求美女献给君王。比我好的有两个人，和我差不多的有七个人。虞邱子做臣子也有十多年了，除了他自己的子弟宗族亲戚外，从来没保举过别人，难道贤人是这样的吗？”虞邱子听到这番话后，惭愧得无地自容，于是就把孙叔敖举荐上来，楚国因此得以称霸。

循吏孙叔敖

接替斗椒担任令尹一职的，是孙叔敖。孙叔敖的祖父官拜楚成王的令尹，父亲任楚国司马。传说孙叔敖年少时，曾经遇见过一条双头蛇。当时的人们都认为，见到这种怪蛇的人必死无疑。因而孙叔敖心想，要死就只死我一个人，不能再叫旁人看见。于是他奋力斩杀了这条蛇，将它埋入了山丘中。孙叔敖的品德由此深为族人所敬佩，那座山丘也因而得名“蛇入山”。

前599年，孙叔敖被拜为令尹，他主张“施教于民”“布政以道”。他极重视民生经济，制定和实施了有关的政策法令，尽力使农、工、商都各得其便。他不但大力兴修水利，还在江陵境内修筑了大型平原水库“海子”。此外他还鼓励农民秋冬上山采矿，促进了青铜业的快速发展。当时在他的政策引导下，楚国出现了一个“家富人喜，优赡乐业，式序在朝，行无螟蜮，丰年蕃庶”的全盛时期。

因为楚国的民俗人们都喜欢矮小的车子，楚庄王认为楚国的车子太矮小不便于驾马，于是想下命令将全国的车子一律改造为高大的车子。孙叔敖便劝谏说：“朝令夕改以命令行事，定会招致百姓的反感，不可以这样做。不如把都市街巷两头的门槛做高，矮小的车子过不去，人们就会自觉将车子改造成高车了。”果然不出半年，人们都改成了高车子。楚庄王又嫌原来通行的货币太小，想要改铸大币，强令通行，这一举动使得人民使用不便，引起了市场混乱。孙叔敖认为“便民为要”，于是劝说庄王恢复通行小货币，市场又趋于繁荣。

由于行政、治军都有很大的功劳，楚庄王多次重额封赏他，但是孙叔敖都坚辞不受。因此他虽然为官多年，家中却没有一点积蓄，到临终的时候，居然连棺椁都没有。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孙叔敖为“循吏第一”。

孟侏儒托优悟主

优孟逼真地装扮为孙叔敖，从而使楚庄王明白自己的不当。后人因此常将优孟作为优伶的一个代表，并将其故事演绎为“优孟衣冠”，比喻模仿和假装他人。

优孟以演进谏

优孟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宫廷艺人，他从小善辩，擅长表演，经常用谈笑的方式委婉地劝谏。楚国的宰相孙叔敖知道优孟是个贤人，因此很看重他。孙叔敖一生清廉，家无余财，他在病重快要去世的时候，嘱咐自己的儿子说：“我死以后，你没了依靠，如果很贫困的话，就去拜见优孟吧，你只要说是孙叔敖的儿子就可以了。”

过了没几年，孙叔敖的儿子果然穷困潦倒，不得不靠给人背柴度日。有一天，他遇到了优孟，就对他说：“我是孙叔敖的儿子。父亲在去世的时候，嘱咐我贫困的时候去拜见您。”

优孟打量了他一番说：“你等我消息。”随即优孟回家，命人缝制了类似孙叔敖的衣服帽子，给自己穿戴上，每天都模仿孙叔敖的言谈举止。一年多以后，优孟的语气和体态简直活像孙叔敖，连楚王和他左右的大臣们都分辨不出来。有一天庄王举行酒宴，优孟穿戴一番，上前敬酒祝寿。庄王大吃一惊，以为孙叔敖复活了，要任命他为宰相。优孟说：“请允许我回去和妻子商量一下，三天以后给大王答复。”

三天以后，优孟来了。楚庄王问道：“你妻子说了些什么？”

优孟答：“我妻子不同意，她说楚国宰相不值得做。孙叔敖身为宰相，忠诚廉洁，所以楚王才得以称霸。现在他死了，他儿子却连立锥之地都没有，穷得靠背柴维生。像孙叔敖那样，这官还有什么当头。”优孟一边歌唱一边表演，满朝文武大臣都低下了头。

表演完毕后，楚庄王感到惭愧，他站起来向优孟道歉，并马上召见了孙叔敖的儿子，把寝丘的四百户封给他，用来供奉孙叔敖的祭祀。楚庄王时楚国武力强大，与他自身善于接受别人的意见有关系，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有了孙叔敖与优孟这样善于进谏的人才。

征伐小国

楚国在孙叔敖的治理下，国力很快得到恢复。楚庄王一直决心与晋国一争高下，但是在攻打晋国之前，楚国的目标则是地处两国之间的郑、宋、陈、蔡等小国，这些国家的所属，常常是霸业在手的一方。

在前608年—前 596年期间，晋国曾五次征伐郑国，楚国也七次加兵，几乎年年都有战祸，有时一年甚至会遭到晋楚两国的交相攻击，于是郑国只得做墙头草，谁的军队来了就服从谁。

陈国就没有这么聪明了，斗椒之乱时，陈国也曾背楚向晋，楚庄王于是带着大军到陈国问罪。陈国不得不重新服从楚国，同楚国订立了盟约。可是楚庄王还是不放心，他趁陈国大夫夏征舒杀死国君陈灵公的机会，把军队开到了陈国的都翅外，车裂了夏征舒，并宣布把陈国变为楚国的一个县。这一行动遭到了楚国大夫申叔时的反对，他劝庄王如果要当霸主，就应该以德服人，千万不要贪图别国的土地。楚庄王这才又恢复了陈国。

说到陈国的灭亡，周定王的大臣单襄公曾有一番切身的经历和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

单襄公有一次奉命到宋国访问，借陈国的路经过，然后再到楚国访问。在陈国的大路上，单襄公看见杂草丛生，边疆没有官员迎来送往，主管建设的官员也不察看道路，湖畔没有修整堤岸，河流上没有桥梁，野地里到处都是露天堆积的粮食，收拾农作物的劳动没有完工，道路两侧没有成列的树，耕种的田地如同被刈割的草地，管理住宅街道的官员也不设立宾馆，国中竟然没有供宾客暂住的房舍，而民众都在为陈国的国王建造宫殿。单襄公一行人到达陈国时，陈国的国王灵公和宠臣孔宁、仪行父，戴着楚国人的帽子前往夏征舒家玩乐，竟然丢下宾客不予接见。

单襄公回国后对周定王说：“陈国即使没有大的灾祸，也快要灭亡了。清晨大角星显现，就是下雨的季节完结了，天根星显现就是枯水季节了，氐星显现就是草木的枯萎，房星显现就是下霜的季节，心星显现就是告诉人们寒潮到了。所以先王教导说：‘下雨的季节过了就要平整道路，河水干涸了就要修筑桥梁，草木枯萎了就要储备粮草，下霜了就要准备好冬天的皮衣，寒风到来就要修整城墙和宫殿房屋。’所以《夏令》说：‘九月平整道路，十月修筑桥梁。’到了那时节就警示道：‘收拾完农活，准备好担土的工具，定星位于中天时，用土建房屋的工作开始。’这就是先王之所以不用钱财，却广泛地施予了美德给天下大众的地方啊！现在的陈国，心星显现了，而道路还是堵塞的，野外场地的农活还被丢弃，湖畔没有堤岸，河流没有桥梁，这都是废弃了先王的教诲！”

单襄公叹气道：“周王朝有制度说：‘栽种成行的树用来标志道路所在，设立偏远的采邑用来守护道路。国有郊区牧场，边疆有寓所守望，湿地有草场，园地里有树林水池，这些地方是用来抵御灾患的。其余的地方无非是用来栽种谷物的土地，民众没有悬挂不用的农具，田野没有杂草，不错过农作时节，不漠视农民的劳动成果。有丰厚没有匮乏，有安逸没有疲困。都城有各级官员的事务，城郊有遵从秩序的良民。’现在的陈国道路无法辨认，田在杂草之间，农作物成熟了不收割，民众在为王公们提供享乐中劳顿，这都是废弃先王的法制啊！周王朝的《秩官》中有这样的话：‘等级相当的国家的宾客来到，由关尹禀报国王，行理凭符节迎接他们，候人作引导，门尹打扫门庭，宗庙里的祝主持祭祀，司礼管理宾馆，司徒召集仆役，司空检查道路，司寇审问盗寇，虞人送上肉类，甸人准备柴火，火师看管灯烛，水师监督洗涤，膳宰送上食物，禀人献上谷物饲料，司马摆放好喂养牲畜的草料，工人打开车进行保养，各类官员分别提供相应事物，从而让宾至如归。所以宾客没有不满意的。等级高的国家的宾客来到，就用加一等级的官员，更加恭敬。如果是周王朝的使官，就全是官员亲力亲为，由上卿监督他们。如果是周王朝国王巡视，那就是诸侯国的国君亲自监督他们。’现在虽然我无德无能，也是周王朝的族系，承担着周王朝的命令在陈国作为过路的宾客，但所有应尽的事务没有到位的，这是蔑视先王的官啊！先王的条令中有这样的话：‘上天的条例奖赏善良惩罚淫邪，所以凡是我分封的诸侯国，不要学违背常规的行为，不要过度享乐，各自遵守你们的典章制度，来接受上天的赐福。’今天的陈侯不顾及传续后代的伦常，抛弃他的王后嫔妃，却率领他的上卿官员到夏大夫家享乐，不是亵渎同姓乱伦了吗？陈国是我周王朝的后代啊！如今丢弃正式的礼服礼帽，却戴着楚国人的帽子出行，不是轻视常规吗？这又是冒犯了先王的条令啊！从前先王的训条，以它作为样板勉励自己，唯恐自己堕落和超越规范。如果忘却先王的教诲从而废弃先王的制度，蔑视官职及职责从而冒犯条令，将如何保住其政权？处在大国之间，能长久吗？”

邲之战

郑襄公原来答应归附楚国，但是等到楚庄王收服了陈国，郑襄公却归附了晋国。这样一来，楚庄王恼火郑襄公言而无信，前597年，他亲自率领大军向郑国进发。

楚国的军队把郑国都城荥阳团团围住，日夜攻打。郑襄公一心指望晋国来救，命令将士死守，因此郑国将士死伤很多，仍不投降。后来荥阳东北角的城墙被楚国人打坏了，崩陷了几十丈，全城的百姓害怕楚军掳掠烧杀，发疯一样号哭。楚庄王听到哭声，立即下令退兵。公子婴齐拦住说：“我们好不容易才打塌一段城墙，为什么要退兵呢？”楚庄王说：“现在郑国人已经知道楚国的威力，退兵是要让郑国人知道楚国有德。”于是，楚国的军队后退了十多里。

孝经图

《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集中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此图描绘的是古代的祭祀场面。

但是楚庄王退兵，却使郑襄公以为是晋国的救兵到了。于是他们迅速修好城墙，严加防守，等着晋国救兵替他们打胜仗。楚庄王看郑国没有归附的意思，就又把荥阳城包围了起来。郑国人坚守了三个多月，已是精疲力竭。于是楚国的大将乐伯率领勇士先登上城墙，杀退了守兵。另一部分将士劈开城门，楚国大军严肃整齐地到了大街上。走到逵路，郑襄公“肉袒牵羊”跪在楚庄王面前谢罪。公子婴齐怕楚庄王心软，进谏说：“郑国并不是真心投降，明天晋国军队一来，他又会背叛楚国投靠晋国，不如干脆把郑国灭了。”但是楚庄王觉得郑襄公答应服从楚国，自己已经有了面子，便说：“我如果灭掉郑国，要是申叔时在这里，他又要说我是‘蹊田夺牛’了。”于是他下令退军三十里，解除了对郑都的包围。郑襄公又带着几个大臣到楚国军营里请求归附。楚庄王答应了郑襄公的请求，同他们订了盟约以后，郑国让襄公的弟弟子良到楚国作了人质。

直到这个时候，晋国的荀林父才率军前来。当晋国的军队走到黄河边上时，得知郑国已经和楚国讲和，荀林父松了一口气，准备回军。但是中军副帅先縠坚决不同意，他认为若不与楚国交战，晋国的霸业就会丢失。于是先縠违抗军令，带着自己的一部分人马渡过了黄河。晋军中的执法司马韩厥连忙对荀林父说：“先縠是先轸的儿子，他如果有什么闪失，你回到了晋国也没有办法交代，还不如全军过河，到时候如果失败了，大家还能分担责任。”于是晋军就这样全部过了黄河，但是军心已然涣散，军纪更是谈不上了。

此时的楚国并没有必胜的把握，而且楚庄王也不愿意与晋军交战，他两次派人到晋军中讲和，荀林父也同意了。但是荀林父却不能约束先縠和赵括等人，这里荀林父在和楚军讲和，那一头大将魏锜已经在公然骂阵了。楚庄王大怒，亲自率领兵马追击。魏锜手下的赵旃狼狈而逃，连他所乘的战车和身上所穿的甲胄都被楚人抢去了。

托相献规

楚国有个善于看相的人，楚庄王向他请教。他说：“我不善于看相，我只是善于通过看这人交的朋友来了解这个人的吉凶。如果他的朋友都孝顺谨慎，这个人一定会日益发达。如果丞相忠诚讲信用，那他自己的官位也会一天天提高，国家也会日益安定，君王也会被爱戴。这就是我看相的理由。”楚庄王认为这个人讲得很有道理，于是招纳他为贤士。后来楚国果然称霸。

荀林父担心魏锜和赵旃，忙派了一支军队前去接应。楚将潘党见晋军中尘土飞扬，以为是晋军前来进攻，于是连忙报告给令尹孙叔敖。孙叔敖害怕正在追击赵旃的楚庄王被俘，于是命令楚军快速地向晋军逼近。两军突然在邲（今河南郑州西北）相遇，荀林父本来没有同楚军作战的思想准备，因此见楚国的大军突然压过来，大为惊慌，连忙击鼓下令道：“赶快渡河，先过有赏。”

这一条逃跑的命令，让晋国的中军和下军士卒蜂拥奔向河边，纷纷争夺渡船逃命，先爬上船的，竟然挥起大刀砍断了抓住船舷想继续上船的人的手指。大批的晋国士兵都被自己人砍断了手指头，然后被同伴推下河中淹死。还没交战的晋军马上就溃不成军，再加上楚军在后面的追杀，邲之战以晋国的惨败而告终。

晋军败退回国后，荀林父向晋景公请死。大夫士贞子劝谏晋景公说：“城濮那一仗，晋军三天都吃着楚军留下的粮食，但是文公还面有忧色，左右问有了喜事为什么还忧愁？文公说是因为楚国的子玉还在。一直等到楚国杀了子玉，文公才喜形于色，说：‘没有人能再来害我了。’这是晋国的再次胜利，也是楚国的再次失败，楚国由此两世不能强盛。现在上天在惩罚晋国，如果要杀了荀林父来增加楚国的胜利，恐怕会使我们很久都不能再强盛了吧！荀林父事奉国君，进想着竭尽忠诚，退想着弥补过错，是国家的长城，怎么能杀了他呢？他的战败，如同日月之蚀，哪里会损害它的光明？”晋景公于是又恢复了荀林父的职位。但是违反了军纪的先縠也并没有受到处分，而且继续执迷不悟的他还被派往清丘（今河南濮阳东南）去主持晋国同宋、卫、曹三国的盟会。此次盟会本来是要扭转失败后诸侯对晋国产生的离心倾向的，可是先縠却在会上鼓动宋国去进攻陈国。这时卫、陈的关系友好，于是卫国前去救陈，与宋国展开激战，从而导致了晋国盟国之间的战争。

清丘会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前596年，高喊着要为巩固晋国霸业而不惜献身的先縠，竟然勾结北方的赤狄部落来进攻自己的父母之邦。晋景公这才追究他的种种罪行，不但把他杀了，还灭了他的先氏宗族。

不久之后，晋国人表示愿意归还邲之战中的俘虏，用楚国的公子谷臣来换取大将知。楚国人答应了。楚庄王送知时问道：“您怨恨我吗？”知回答说：“两国交战，我因为没有本事，不能胜任自己的任务，才成为被割去耳朵的俘虏。您的部下没有拿我去祭鼓，而是让我回去接受惩罚，这是您对我的恩惠。我实在没有什么本事，又敢怨恨谁呢？”

楚庄王又说：“那么您是感激我了？”知回答说：“两国为了各自的国家大事打算，以求让民众舒缓，各自都放下仇恨互相原宥，两边释放拘禁的囚犯来达成彼此之间的和好。我正好碰上了，这还要感激什么人吗？”

楚庄王说：“虽然是这样，但是你也应该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否则我不会放你回去的。”知回答说：“因为您的福气，我得以将自己的骨头归葬在晋国，晋国国王如果因此杀我，那么我死得就有价值。如果我国的国王不杀我，而是将我交给我的父亲，而我的父亲会在宗庙里杀死我，这样我也死得其所。如果我能够得以不死，还可以继续领兵打仗，率领军队保卫国土，要是再遇上您的部下，我也不会避开，必定会竭尽全力到死，来尽臣子的职责，这就是我对您的回报。”

楚庄王没有说话，叫知下去了，继而庄王对大臣们说：“晋国不可再和它争斗了。”

伐宋称霸

由于不再和晋国交战，楚庄王的霸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此时夹在晋、楚两国之间的中小国家大多属于楚国，只有宋国始终向着晋国，于是楚庄王决定攻打宋国。

前595年，楚庄王派申舟出使齐国，公子冯出使晋国。到齐国一定会经过宋国，到晋国则会路过郑国，可是楚庄王却下了一道指令：“不准向所经过的国家借路。”这样其目的当然不言自明，这不过就是找个理由开仗罢了。

凡经过一国之地必须向该国借路，这是表示对其主权的尊重。宋国本来与楚国就是世仇，就算借路都有可能会被拒绝，何况不借呢。更让宋国生气的是前617年，楚穆王在宋国孟诸（今河南商丘东北）打猎时，曾让郑穆公为他的左翼，宋昭公为其右翼，申舟就是那次打猎的执法司马。打猎那天宋国人迟到了，申舟就责打了宋昭公的随从，堪称辱国之恨。

因此申舟很是害怕，他对楚庄王说：“郑国人是不会为难公子冯的，可是我却要被宋人杀死，该怎么办呢？”楚庄王则说：“他们要是敢杀你，我就去替你报仇。”无奈申舟就只好这样到宋国送死去了，由此也给了楚国对宋开战的理由。

楚国大军把宋都团团围住后，宋人派大夫乐婴齐向晋国求救。晋景公想出兵相助，却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大臣伯宗甚至还搬出天命来推托，说现在上天要使楚国强盛起来，晋国不可能与上天作对，楚国是攻打不得的，我们好比马鞭子，鞭子虽长，但是却只能打到马屁股而不能打到马肚子上。

晋景公不能出兵，但是却不想失了面子，于是派解扬去告诉宋国人不要投降，晋国的大军随后就会到达。于是宋国一心一意固守待援，坚决不肯投降。楚军从当年的九月一直包围到了次年的五月，长达九个月。宋城中断薪缺粮，“易子而食，析骸而炊”。

宋国不投降，楚人也不放弃，他们索性在城外盖起了房子，准备长期驻扎。宋国无奈，只得派大将华元前往楚军，说出了城中缺粮饥饿的严重情况，要求楚军后退三十里，两国讲和。楚军元帅子反答应了华元的要求，两国结盟，华元则到楚国做人质，宋国的一场灾难才算结束。

楚国一举统一了长江、汉水、淮水流域，南下打到了现今的云南地区，统一了南方部落，让华夏文明得以向南传播，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前589年，楚国在蜀地（今山东泰安东南）会盟诸侯，虽然此时楚庄王已经去世，但是还有十二个国家参加，西边的秦、东边的齐等大国都到会，规模超过了齐桓公的葵丘之盟和晋文公的践土之盟。

晋楚争霸

晋国和楚国的势力此消彼长，为了争夺中原霸主的地位，这两国都致力于兼并周边的国家，强迫那些小国成为自己的盟友。时而索取贡品，时而强占土地，搅得四边怨声载道。晋楚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这成了春秋时期一出宏大的剧目。

晋国中兴

晋文公去世后，晋国便失去了霸主的地位，关键是因为权臣专政，王室的精力都放在了争权夺利之上。这种局面从晋襄公死后，历经灵公、成公时期，直到景公继位，王室才得以安定，晋国的目光方才再一次放到争霸上来。

赵盾专政

前621年，晋襄公去世了，当时他的儿子姬夷皋还是个抱在怀中的小孩，大臣们因年幼无知的孩子主持不了国家大事，就商议在晋文公的儿子中另选一个做君主。

执政大臣赵盾主张立居住在秦国的文公的儿子、文嬴所生的公子姬雍，便派大夫先蔑、士会去秦国迎立。而大夫贾季则要立住在陈国的公子姬乐，同时也派人去迎接。不想公子姬乐却被赵盾派人杀死在了回国的途中。贾季不肯示弱，也派族人续简伯杀死了赵盾的亲信大夫阳处父，然后自己逃离了晋国。

晋襄公的夫人眼见情势如此危急，便天天抱着太子在朝堂上哭哭啼啼，大骂赵盾违背了托孤之命。赵盾和大臣们无可奈何，只得决定立太子姬夷皋做君主，这就是晋灵公。因为晋灵公幼小，晋国的大权就由赵盾一身独揽。赵盾是个比较注重法制的人，他与他的父亲赵衰截然不同。人们都说：“赵衰像冬天的太阳那样使人感到温和可爱，而赵盾则像夏天的烈日那样炽热得令人害怕。”

可是此时公子姬雍已经从秦国出发了。没有办法，赵盾只好出尔反尔，自己统率三军，抵御护送姬雍回国的秦军，在令狐（今山西临猗西）大败了毫无准备的秦军。原先派去迎接姬雍的先蔑和士会看到晋国背信弃义，只好待在秦国不回来了。

士会是晋国的重臣，并且以善于教子为后世所称道。有一次士会的儿子很晚才退朝回来，士会看见了，便问道：“你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啊？”儿子回答说：“有位秦国来的客人在朝中讲隐语，大夫中没有一个能够回答出来，但是我晓得其中的三条。”士会大怒道：“大夫们不是不能回答，而是出于对长辈父兄的谦让。而你只是个年轻的孩子，却在朝中三次抢先，掩盖他人。如果不是我，你早就遭殃了！”说着士会就用手杖去打儿子，把他玄冠上的簪子都给打断了。而当初先蔑要出使秦国时，大夫荀林父也曾劝阻他说：“夫人、太子还都在，你却到外面去寻求君主，这件事情是无法办到的，你还是借口有病不去为妙，否则就会有祸事降临到你的头上。”可是先蔑没有听进去，现在荀林父只得将他的家室财物送往秦国。

晋国虽然失信，但赵盾还是很想召回先蔑和士会，于是派魏寿余假装叛晋归秦。魏寿余逃到秦国后，声称要将自己的土地献上，并悄悄示意要士会过河接收降邑。到了办交涉的日子，秦晋军队隔河驻扎，魏寿余向秦君请求说：“要是有一个原来就是晋国的人一同去接收魏地，他熟悉情况，办事会方便一些。”秦康公就让士会去，士会假装不想去，说：“晋人都像虎狼一样不讲信义，若是违背了诺言，我的妻子被杀不说，对秦国也没有什么好处。”秦康公说：“晋人如果真的说话不算数，我会送还你的妻室。”士会听了心中暗喜，便准备动身。其实魏寿余的计谋和士会的打算早就被秦国的大夫绕朝识破了，他赠送给士会一条马鞭，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们秦国没有人才，无奈我的主张没有人听就是了！你赶快驾车走吧。”士会等人一过河，晋人便齐声欢呼，连对岸的秦人都听见了。不过秦康公还是信守了自己的诺言，送还了士会的家室。

董狐直笔

晋灵公亲政以后，根本不理政事，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肆意征收赋税以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他还喜欢从高台上用弹弓射行人，观看他们躲避弹丸的样子。

有一次，厨师没有把熊掌炖烂，晋灵公就把厨师杀了，放在筐里，还让宫女们用头顶着经过朝廷。赵盾和士会看见筐中露出的死人的手，都吓了一跳，连忙问厨师被杀的原因，结果都是大摇其头。士会对赵盾说：“如果您去进谏而国君都不听从，那就没有人能接着去进谏了。现在先让我去劝谏，如果他不肯接受我的劝告，您就再接着进去劝谏。”

于是，士会去拜见晋灵公，晋灵公没有等到他开口，便说道：“我已经知道我自己的过错了，我打算改正。”士会叩头回答说：“哪个人能不犯点错误呢，犯了错误能够改正就行，世上没有比这更大的好事了。”

可是晋灵公并没有改正，于是此后赵盾又多次进行了劝谏，最后使晋灵公感到讨厌了，他竟然派鉏麑去刺杀赵盾。鉏麑一大早就去了赵盾的家，他看到卧室的门大开着，赵盾已经穿戴好礼服准备上朝，但是因为时间还早，便和衣坐在那里打盹。于是鉏麑悄悄退了出来，他感叹道：“这种时候还能不忘记恭敬国君，真是老百姓的靠山啊！杀害老百姓的靠山，这是不忠；背弃国君的命令，这是失信。这两条当中即使只占了一条，也还不如去死！”于是鉏麑一头撞在槐树上而亡。

得贤弭盗

晋侯命士会统帅中军，赐予了礼服礼帽，还任用他为太傅，于是晋国的盗贼都逃到秦国去了。叔向听到后说：“我听说大禹任用了贤能的人，那些不贤能的就会远远地离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贤能的人如果执掌了政权，那么国家就不会有作恶的人了。”

刺杀没有成功，晋灵公只得又想别的办法。有一天他请赵盾喝酒，事先埋伏下武士，准备伺机杀掉赵盾。但是赵盾的武士提弥明发现了这个阴谋，他快步走上殿堂说：“臣下陪君王宴饮，酒过三巡还不告退，就不合礼仪了。”说罢拉起赵盾就走。这时晋灵公唤出猛犬来咬赵盾，提弥明徒手上前搏斗，打死了猛犬。赵盾说：“不用人而用狗，狗虽然凶猛，又有什么用呢！”于是他们两人和埋伏的武士边打边退，结果提弥明为保护赵盾而战死了。这时候，武士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倒戈的，他奋起抵抗才使得赵盾全身而退。

原来，赵盾以前到首阳山打猎的时候，曾看见有个叫灵辄的人饿昏了，便拿了一些东西送给他吃。灵辄留下了一半食物，说道：“我给别人当奴仆已经三年了，不知道家中的老母亲是不是还活着。现在离家近了，请让我把留下的食物送给她吧。”赵盾听了很感动，便让他把食物吃完，另外给他准备了一篮饭和肉。后来灵辄做了晋灵公的武士，在搏杀中把武器倒过来抵挡晋灵公手下的人，使赵盾得以脱险。

晋灵公处心积虑想要谋杀赵盾，因此赵盾觉得在国内已经没有了容身之地，于是准备逃往国外。当他还没有逃出国境的时候，他的族弟赵穿将昏庸的晋灵公杀死在了桃园。听到晋灵公被杀的消息后，赵盾便回来了。结果晋国的太史董狐在史书上记载道：“赵盾杀了他的国君。”赵盾为此大呼冤枉。董狐说：“您身为正卿，逃亡而不出国境，回来后却又不讨伐叛贼，这不是您杀了国君又是谁呢？”赵盾摇头叹息道：“唉！《诗》中说：‘我心里怀念祖国，却反而给自己留下了忧伤。’这话大概说的就是我吧！”

两强相碰

晋灵公在位时，晋国的国力还算强大，但是因为晋灵公的荒淫无度，许多小国纷纷背晋投楚，与晋国交恶。晋国开始了征伐之路，因此与齐国结下了仇，同时与楚国的矛盾也逐渐恶化，晋楚两大强国开始了争霸斗争。

与齐国结仇

晋灵公被杀以后，赵盾从周王室迎回了文公的小儿子姬黑臀做君主，这就是晋成公。晋成公在位七年，为了增强公室，恢复公族制度，他将卿官的嫡子封为“公族大夫”，分给禄田；将卿官的嫡子的同母弟封为“余子”，将卿的妾所生的儿子加入君主的卫队，封为“公行”。在恢复的公族中，赵盾的异母弟赵括也当了公族大夫，因为他的母亲赵姬是文公之女、成公的姐姐，所以特别加以优待，而赵盾自己只是做公行之官，管理君主兵车的“旄车”，被称为“旄车之族”。

狗咬赵盾

赵盾因力谏晋灵公，而遭到晋灵公纵犬扑咬。汉人将这紧张、精彩的瞬间凝固于石上，形象地表现出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至今，民间歇后语中还有这样的说法：“狗咬赵盾，不识好歹。”

晋景公姬獳上台后，一直致力于与楚国争雄，东方诸国都与晋国交好，其中鲁国和晋国的关系最为稳定。因为鲁国经常受到齐国的欺负，所以需要凭借晋国的支持。

鲁国一面结援晋国，一面振兴自己的力量，进行了著名的“初税亩”和“作丘甲”的改革。鲁国本来就是个适宜种植多种农作物的地区，农业生产素来比较发达。随着耕作技术的改进、铁制农具的使用，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制度，即废除用奴隶劳动力耕种公田的“藉田制”，实行按亩收取谷物的税亩制。前590年，鲁国宣布“作丘甲”，让住在野鄙里的奴隶缴纳军赋，征收军事装备，同时也允许他们当兵。

前589年，齐国攻打鲁国的龙邑（今山东泰安西南）。齐顷公的宠臣卢蒲魁在攻城时被擒，齐顷公要求鲁人不要杀他，以齐军不再进入鲁国边界为条件。可是鲁国人根本不理睬，不但把卢蒲魁杀了，还把他的尸体挂在城头上。齐顷公非常恼怒，亲自击鼓指挥攻城，经过三天的战斗，终于攻下龙邑，接着向南进军，一直打到鲁国的巢丘（今山东泰安境内）。

与此同时，齐军还入侵了卫国，卫国统帅孙良夫战败，跑到晋国请求支援。这时鲁国也派臧宣叔到晋国乞师，两人同时找到了晋国的执政者郤克。于是晋景公便派郤克出使齐国，为他们进行调解。

齐顷公的母亲萧夫人听说郤克是个跛子，就躲在帐幕内偷看，见郤克果然是一跛一跛地登上台阶，禁不住笑出声来。郤克听到女人的笑声，气愤至极，发誓要报仇。与郤克同到齐国的鲁国季孙行父是秃子，卫国使臣孙良夫是斜眼，曹使公子首是驼背。齐国为了奚落这些使臣，便找了一批生理有同样缺陷的齐人来接待他们，会谈不欢而散。郤克回国后便请求带兵伐齐，可是晋景公不同意，只得作罢。

三年后，鲁、卫两国再次派人到晋国请求共同讨伐齐国。晋国见齐国接连侵犯与自己友好的诸侯国，便派郤克做中军元帅，带领兵车八百乘，攻打齐国。

历史文献

十七年春，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郤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郤子先归，使栾京庐待命于齐，曰：“不得齐事，无复命矣。”

郤子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

——《左传·宣公十七年》

齐晋鞌之战

前589年的夏天，一场齐晋两国之间的大战在鞌地（今山东济南西）展开了。

齐晋两军在鞌地摆开阵势，邴夏为齐侯驾车，逢丑父坐在车右做齐顷公的护卫。晋军中解张替郤克驾车，郑丘缓做郤克的护卫。齐顷公非常傲慢，对邴夏说：“我先消灭了晋军再来吃早饭！”说罢，不给马披甲就驱车进击晋军。

战争刚一打响，郤克就被箭射伤，血一直流到了鞋上，但是进军的鼓声仍然没有停息。郤克说：“我受了重伤，不能指挥了！”解张道：“从一开始交战，箭就射穿了我的手和胳膊肘，但是我折断箭杆照样驾车，左边的车轮都被血染得殷红，哪里敢说受了重伤？您就先忍耐一下吧。”郑丘缓也说：“从开始交战以来，如果遇到险峻难走的路，我就必定要下来推车，您是否知道这种情况呢？不过您的伤势确实是太严重了！”解张说：“全军的人都在听着我们的鼓声，注视着我们的旗帜，或进或退都在跟随着我们。这辆车只要还有一个人镇守，就可以凭借它成事，怎么能因为受点小伤而败坏国君的大事呢？穿上铠甲，拿起武器，本来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您虽然受了重伤，但是还没有死亡，您还是努力地干吧！”于是左手一并握住缰绳，右手取过鼓槌击鼓。马狂奔不止，全军跟着他们冲锋，大败齐军。晋军追击齐军，一直绕着华不注山追了三圈。

晋国大将韩厥一直尾随着齐顷公的车不放，在危急中，卫士逢丑父与齐顷公交换了位置。可是没跑多久，齐顷公的战车就被树木绊住不能前进了。头天晚上，逢丑父在车里睡觉，一条蛇爬在他身子下边，他用手臂去打蛇，手臂被蛇咬伤，所以今天不能推车。很快韩厥追了上来，拿着拴马的绳子站在齐顷公的马前，拜了两拜，然后捧着酒杯和玉璧献上，说道：“我国国君派群臣替鲁、卫两国请求，说‘不要让军队深入齐国的领土’。我不幸恰巧遇上你们兵车的行列，没有逃避隐藏的地方，而且怕因为逃跑躲避会给两国的国君带来耻辱。我不称职地当了个战士，冒昧地向您禀告，我迟钝不会办事，只是人才缺乏充当了这个官职。”

于是冒充齐顷公的逢丑父叫齐顷公下车到华泉去取水，齐顷公乘机逃跑了，逢丑父则随韩厥来到了晋军中。郤克一见不是齐顷公，大怒，准备杀掉逢丑父。逢丑父大喊道：“从今以后再没有替代国君受难的人了，有一个这样的人，还要被杀掉吗？”郤克说：“一个人不把用死来使他的国君免于祸患看作难事，我杀掉他是不吉利的。那就赦免他，用来鼓励侍奉国君的人吧！”

就这样齐顷公向晋国求和，送了许多贵重的礼物。可晋人还不同意，提出要把嘲笑郤克的齐君母亲萧夫人用来做人质，还要将齐国田垄一律改为东西向。田垄东西向，为的是方便晋国的兵车来往。齐人驳回了晋人的苛刻条件，表示晋人要是坚持这些无理要求，只有再决一死战。在鲁、卫两国的劝说下，晋人方才同意与齐国讲和。齐国归还侵占的鲁、卫领土，晋国则得到齐国的大批财物。

廷理执法

楚庄王的时候，朝廷有道门叫作茅门。按规定所有人到此门前都要下车，不然就要斩断其车辕，杀死其车夫。有一次，太子违反了规定，被砍了车辕，杀了车夫，于是他哭着向庄王诉说自己的委屈。楚庄王说：“法律是为了维护社稷而设立的，你要废除法令，就是以下犯上，这样你的皇位就有危险了。连国家都没法保住，我拿什么传给你呢？”太子听后，立刻退出去，露宿三天以示悔改。

晋楚矛盾的升级

鞌之战后，晋景公很是高兴，慰劳主帅郤克说：“我们打了胜仗，这可是你的功劳啊！”郤克却推辞说：“是我在执行君主命令的时候，三军将士都肯听从，我哪里有什么功劳。”晋景公又去慰劳其他将帅，大家都推托功劳，说这次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将士都听从主帅指挥，军队内部团结一致的成果。

晋景公听后大感欣慰，在鞌之战后的第二年，晋国作六军，特别提升战争中立功的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六人做卿官。

在晋、齐鞌之战中，楚国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是支持齐国的。见齐国战败，楚国便侵入卫国，继而攻占了鲁国的蜀邑（今山东泰安西）。

对于楚国这样的气焰，晋国当然不甘心。前588年，晋国约集了鲁、宋、卫等国讨伐亲楚的郑国，结果战败了。于是中原的诸侯国既害怕晋国，又不敢得罪楚国，开始两边朝聘、纳贡。就在晋楚两国势均力敌的时候，晋国接受了从楚国逃来的申公巫臣的建议，联合吴国打击楚国。

说到申公巫臣的叛楚，就不得不说到夏姬。夏姬是郑穆公之女，天字第一号美女，嫁给了陈国的司马夏御叔为妻，所以称为夏姬。因为夏御叔早死，她也就早早地守寡了。陈灵公与大夫孔宁、仪行父一起，与夏姬通奸，夏姬之子夏征舒十分愤恨，杀了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逃亡到楚国。楚庄王为了伸张正义，出兵杀了夏征舒，夏姬被带到楚国。不想楚庄王见夏姬美貌，欲纳入后宫。申公巫臣说：“这样做不好。咱们讨伐陈国，是讨伐夏征舒害杀君主的罪恶，而您现在却想要将夏姬纳入后宫，这不是告诉别人您好色吗？”楚庄王一想，当即就打消了这一念头。这时司马子反也想娶夏姬为妻，申公巫臣对他说：“夏姬是个淫乱妖艳的女人，你还是不要娶她为好。”因此子反也不再提这件事了。于是楚庄王便将夏姬赐给了连尹襄老。后来襄老在邲之战中战死，于是申公巫臣对夏姬说：“你先回到娘家郑国去吧，我将来娶你。”不久之后，申公巫臣出使齐国，返国途中到郑国娶了夏姬，然后逃往晋国。

时值楚庄王刚刚去世，申公巫臣的行径遭到了楚国上下的一片唾骂。楚国令尹子重原来就和申公巫臣有旧恨，司马子反当然更恨申公巫臣。前584年，他俩合谋杀死了申公巫臣的族人。申公巫臣极为愤恨，从晋国去信警告他们说：“你们杀死无罪的人，我要使你们‘疲于奔命’。”

于是申公巫臣建议晋国联吴伐楚，并自荐做了联络吴国的使臣。这样吴国就开始攻伐楚国。前584年，吴国征伐楚国的属国巢（在今安徽巢湖东北）、徐（今江苏泗洪南）二国，后来竟攻入了楚国的州来（今安徽凤台），闹得子重、子反一年中在战场上奔波七次，所谓“一岁七奔命”。自此一些属于楚国的小国都被吴国夺去，吴国开始强大起来。

鄢陵之战

因为吴国的频繁侵扰，楚国受到了很大牵制，晋国趁机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

前575年，晋厉公兴师伐郑，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共王率军救援。晋军渡过黄河，与楚军在鄢陵（今河南鄢陵）相遇。

楚共王命令司马子反统领中军，令尹子重统率左军，右尹子辛率领右军。军队路过申地时，子反去见告老在申的申叔时，向申叔时讨论这次出兵的利弊。申叔时直截了当地说：“楚国对内不给民众以好处，对外不讲信义，缺少援助者。现在又正是农耕季节，出兵打仗，谁愿意作殊死的战斗呢？你好自为之吧，恐怕不会再和我见面了！”

晋厉公的中军统帅是栾书，士燮为副将；郤锜统帅上军，荀偃为副将；韩厥统领下军。士燮本来不想打仗，说：“如果我们逃避和楚国的战争，不是可以缓解国家的忧患吗？”栾书却不同意，命令军队主动出击。晋军很是畏惧，于是士燮的儿子士匄说道：“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把井填平，把饭灶撤掉，挪出地盘来，在军营中列好阵势，队伍的行列间留出一条道来，就可以出阵作战了！”士燮气得脸都绿了，拿着戈追赶儿子，骂道：“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你一个小孩子知道什么？”

话虽然这么说，但晋军的士气却因此提升了不少。栾书看出楚军轻浮，认为要是固守营垒等待它，楚军三天就会退兵，趁它退兵的时候再打，定能获胜。

开战前楚共王登上了巢车观察晋军的活动，令尹子重派太宰伯州犁站在楚王身后，向楚王提供情况。伯州犁是从晋国逃到楚国来的，对于晋军的部署情况十分熟悉。同样晋军也采取了探看楚军虚实的办法，用由楚逃晋，知道楚军内情的苗贲皇站在晋厉公的身旁。

战争一开始，双方军队都往前进，晋厉公的车却陷在了泥沼里。栾书正要用自己的车去载晋厉公，他的儿子栾针一把拉住他，说道：“你赶快去指挥战事，主帅是不能离开的，我来救君主。”晋厉公的车被栾针推出泥沼，一抬眼只见吕锜一箭射中了楚共王的眼睛。正欣喜间，却见吕锜摔下战车，原来已被楚国的神箭手养由基射死了。

晋军上下见楚王受伤，个个奋战，很快把楚军逼到了危险的阵地。养由基连射晋军，箭无虚发，大力士叔山冉则抓起晋国的士兵去投击晋军的战车。这惨烈的一战从早晨一直打到星光出现，双方都已经疲惫不堪，只得暂时休战。这时楚共王听到从晋营放回来的楚国被俘士兵讲到晋军的部署，就立即叫子反来商议对策，不想子反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楚共王长叹一声说道：“是天意要使楚国失败啊！”说完下令撤军。

第二天子反酒醒，后悔不已。楚共王派子重去告诉子反说：“过去打了败仗，因为君主都不在战场，所以要由主将负责。这次有我在，你不要认为是你的过错，这是我的罪过。”不料子重和子反有矛盾，不但没传达楚共王的话，反而说了一些威胁的言语，子反于是自杀身亡。

鄢陵一战后，楚国开始处于守势，加上晋国联合吴国对付楚国，于是楚国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历史细读

养由基称号“养一箭”，据说自小就很会射箭，双手能接四方箭，两臂能开千斤弓，被称为神箭手。 楚庄王时，令尹斗椒造反，庄王出榜招贤，养由基揭下招贤榜。楚庄王见他年少英俊，便当面考他，叫他射一只蜻蜓，要活的，不得射中要害。养由基于是射掉一片翅翼，庄王满心欢喜，便派养由基去和斗椒决一死战，养由基一箭正中斗椒咽喉，从此楚国人称养由基为“养一箭”。

湛阪之战

湛阪之战是春秋时期晋楚争霸的最后一战。春秋诸侯争霸战争中，晋与楚为争夺中原（两国之间的宋、郑、曹、卫诸国）霸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著名的有城濮之战、鄢陵之战等，双方各有胜负，旗鼓相当，都难以完全控制中原。鄢陵一役，使惯于见风使舵的诸侯国一起倒向了晋国，即使是已经臣服了楚国多年的陈、蔡、郑、许等国也是时叛时服。为了安抚诸侯国，楚康王煞费苦心。楚国在东面与吴国争夺江淮流域的统治权方面得心应手，但在北上与中原各诸侯国的争霸战中，却似乎有点力不从心。

前557年，一直臣服于楚国的许国国君许灵公见晋国的势力强盛，而且楚国被吴国打败，于是请求向晋国方向迁都，并得到了晋国的同意。但是楚康王马上通过扶持亲楚势力，有效地阻止了许灵公投入晋国怀抱的行动。晋国为了教训许国的出尔反尔，联合已叛楚附己的郑国、陈国、卫国前往讨伐，并顺道讨伐楚国。楚康王令公子格带兵御晋，却在湛阪被晋军击败，晋兵乘胜向楚国纵深地带进攻，因受楚国方城所阻，只好后撤，复又伐许而还。湛阪之战是楚康王与晋平公之间发生的一次正面冲突，楚国虽然战败，但并没有出动主力，而且许国最后仍然留在了楚国的阵营内，所以楚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是晋胜楚后，又多次同吴国会盟，使楚国腹背受敌，再也无力与晋国抗争。晋国也因为国内六卿专权，互相争斗，不得已对外罢兵。前546年，宋国的向戌与晋国赵武、楚国屈建友好协商后，倡议弭兵，晋、楚、齐、秦等十三国响应，并在宋国会盟。此后五年，中原各国无战争，晋楚争霸就此结束。

历史细读

前570年，中军尉祁奚告老还乡，晋悼公问他谁可继任，祁奚推荐了和自己有私仇的解狐继任。可是解狐还没有就职就死了，悼公又问谁能担任这一职务，祁奚说我的儿子祁午还可以。悼公于是任命祁午做中军尉，羊舌赤来佐助他。祁奚推荐与自己有私仇的人和自己儿子担任公职，这叫举贤不避仇和举贤不讳亲，受到当时人们的称赞。

晋悼公整饬内政

鄢陵一战后，晋厉公姬寿曼踌躇满志，想把国中的强宗大族清除掉，来安插自己宠幸的人。晋国的土地早已被原来的卿大夫分割完毕，如今晋厉公想要重新封赐，就得夺取原有卿大夫的土地。晋国卿族中最为强横的，要算郤氏一家，栾书本来就与郤氏不和，便鼓动晋厉公对郤氏下手。

于是晋厉公在一次田猎时，故意先同妃嫔们打猎喝酒，然后才与大夫们打猎。郤氏认为这是对大夫们的不尊重，很是生气。恰好郤氏中的郤至打到一头野猪，准备献给晋厉公，不想被晋厉公宠爱的孟张夺去了。郤至大怒，射杀了孟张。晋厉公认为机会到了，想以此为借口除掉郤氏一族。

那些和郤氏有仇的人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马上组织甲士冲进郤氏家中，灭了郤氏一族。紧接着晋厉公的亲信胥童把栾书、中行偃也抓了起来，劝厉公及时把他们除掉。但晋厉公犹豫不决，说道：“一天之内杀掉三卿，我不忍这样做。”并派人去安慰这两人，恢复他们原来的职位。可是栾书、中行偃早已看出晋厉公的目的，知道自己早晚会被除掉，就先下手为强，趁晋厉公外出游乐时把他杀了。

因乐求贤

晋悼公与司马侯登高远眺。晋悼公问：“快乐吗？”司马侯回答：“一览无余，当然快乐。但是却感觉不到德与义的快乐啊。”晋悼公又问：“什么是德义呢？”司马侯回答说：“了解诸侯的所做所为，每天在君王的身边侍奉，对的就去执行，错的就进行劝诫，这样才称得上有德义。”晋悼公又问：“那谁能做到呢？”司马侯回答说：“叔向可以，他从《春秋》中学到的。”于是晋悼公召见叔向，任命他为太子的老师。

晋厉公被杀后，栾书立了十四岁的姬周为王，这就是晋悼公。年轻的晋悼公继位后，重用有才干的吕相、士鲂、魏颉、赵武等人，制定了诸如整顿内政，救济灾患，薄赋宽刑，用民以时和严格训练军队等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法律、法令，并努力贯彻实施，颇见成效。

晋悼公用人时，总是先征求臣下的意见，任用有才能的人做官，坚持了晋国尚贤政策的传统。更可贵的是，一旦发现自己犯了错误，晋悼公也勇于改正。

当时晋国的司马魏绛是一个执法严明的好官，一次晋悼公的弟弟杨干的座车扰乱了军阵，魏绛就把替杨干赶车的仆人斩首示众。杨干跑去向晋悼公哭诉魏绛目中无人，侮辱王室。晋悼公听了很生气，命人去抓魏绛。

大臣羊舌赤听到后，马上对晋悼公说：“大王，魏绛是个忠臣，如果是他做错了，他绝对不会逃避责任的。”话还没有说完，魏绛就到了宫外，他呈给晋悼公一封奏书，然后就拔出佩剑准备自刎。卫兵看到了，立即劝魏绛说：“您先不要自杀呀！等大王看了奏书再说。”晋悼公看完了魏绛的奏书，这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叫道：“原来是我弟弟不对，我错怪魏绛了！”说完后晋悼公连鞋子都来不及穿，急忙跑出宫外，把正准备自杀的魏绛扶起来。从此以后，晋悼公对魏绛更加地信任，委派他去训练新军。

不久后北方的戎族来向晋国献礼，请求晋国能和戎族和睦相处。晋悼公说：“戎族没什么情义，又贪心不足，不如把它攻下来吧！”魏绛马上劝道：“戎狄既然来求和，就是我们晋国之福，何必去攻打它呢？”晋悼公听了魏绛的话，从此断了北方的外患，专心治理国事。

平阴之役

前560年，晋悼公在绵上（今山西介休）举行军事演习，选拔三军统帅。最后荀偃做了中军元帅，士匄为副帅；赵武为上军帅，韩起为副帅；栾黡为下军帅，魏绛为副帅。

次年晋国率领齐、鲁等十二国军队讨伐秦国。到达泾水边后，秦军在上游放了毒药，晋军中很多士兵都中了毒。看到秦国不肯讲和，中军元帅荀偃下令填井平灶，次日一早决战。荀偃吩咐军将们“唯余马首是瞻”，即是让大家都看着他的马头行动。栾黡对这一命令很不服气，说道：“晋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命令，我的马头定要向东。”于是带着他的军队回去了。这是晋国军将间不和的开端，结果全军只好回国，晋人称这次战争为“迁延之役”。

栾黡的弟弟栾针却不愿意无功而返，约中军佐士鞅一同出战。结果栾针战死，士鞅安然回来。栾黡又气又悲，颠倒黑白，说弟弟是受了士鞅的怂恿才战死的，要杀士鞅，士鞅逃奔到了秦国。

前558年，晋悼公死去，儿子姬彪继位，这就是晋平公。次年晋平公大会诸侯于湨梁（今河南济源北），鲁襄公、宋平公、卫献公、郑简公等十个诸侯国君主都来了，只有齐国国君没来，只派来大夫高厚。在宴会上，晋平公要各国大夫献乐舞，还要诵读一首与盟会精神相一致的诗篇。高厚在诗中表现出对晋国的不满，没等会盟结束就走了。这次会盟，晋国本来是要把包括齐国在内的诸侯国都团结起来，可惜没有达到目的。此后齐国开始不断地侵袭鲁国。

前555年，晋、鲁、宋、卫等十二国的军队联合伐齐，联军深入齐国境内，齐灵公率领齐军在平阴（今山东平阴东北）迎击，在平阴南面挖了一里宽的深沟作为防御工事，但是由于寡不敌众，最终伤亡惨重。

为了吓唬齐灵公，晋军告诉齐国大夫析文子说：“鲁人请求派战车从本国土地出发，与我们同时攻入齐国，我们已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这样齐国就要灭亡，你先替自己的后路作些打算吧！”析文子将这一“秘密”转告了齐灵公，于是对于是否坚持作战，齐国内部出现了分歧。齐灵公于是登上山顶观望晋军。晋军早就在山林之中遍插旌旗，将大车摆在战车的前面，战车后拖着树枝扬起尘土。齐灵公见晋军如此之多，十分惊恐，悄悄下山，当天夜里就逃走了。

齐军的后卫指挥名叫夙沙卫，他把大车连接起来做路障，用以阻止晋军的追赶。齐军的勇士殖绰、郭最瞧不起夙沙卫，说道：“齐军由你这样的人断后，简直是国家的耻辱，你还是先走为妙！”就代替他任后卫。夙沙卫心怀怨恨，杀了马堆在隘口，堵住了二人的去路。不久晋兵追来，殖绰、郭最没了退路，只好投降。晋军深入齐地，从十月一直打到十二月中旬，将齐都临淄团团围住。

齐灵公眼看临淄有失守的危险，准备逃跑。太子和大夫郭荣拦住齐灵公的马说：“晋军虽然进攻很快，但只是想掠夺财物，就要退兵了。国君是社稷之主，不要轻易逃离啊！”齐灵公还是害怕，赶马往前走，这时太子抽出宝剑斩断马鞅，灵公才不得不停了下来。果然晋军在一番劫掠后退兵了，这是齐国遭遇了鞌之战后的又一次重大损失。

鲁国为了表示对晋国的感谢，在晋军回国途中宴请晋国六卿，赐给他们“三命”的服饰，赐给大夫们“一命”的服饰。当时有一种“命服”制度，分有等级，每一等有不同的形制颜色，卿大夫一般为三等，“命”多的为尊贵。各等级的贵族只能按照自己的地位行事，不得超过规定。对中军元帅荀偃，鲁国则给予了一批特殊的礼品，束锦、加璧、乘马和先吴寿梦之鼎。

也就在这一年，晋、卫两国再次征伐齐国，正遇到齐灵公病死，齐国发生内乱，晋军不战回国，这是遵守当时不攻打有丧事国家的礼制规定。

晋楚共霸

晋国与楚国的争霸斗争持续了很多年，频繁的战争使得双方都精疲力竭，特别是晋国，同时还要与周围的少数民族戎、狄进行战争，因此晋国率先主动找楚国议和。晋楚两国好了三年后，楚国便违约了，中原大地又成为了厮杀的战场。最终饱受战乱迫害的宋国站了出来，要求开展停战运动。前546年，晋楚等十四国在宋国结盟，弭兵休和，从此结束了晋国独霸的时代，形成了晋楚共霸的局面。此后数十年中原战事减少。

晋国“服狄和戎”

晋国在与楚国争霸的同时，还致力于对周围的少数民族戎、狄进行兼并。

戎、狄等少数民族一直与华夏族杂错居住，主要活动在今陕西、山西、河北一带，经常进犯中原的郑、燕、齐等国，使邢、卫等国几至亡国。狄人主要分为白狄、赤狄和长狄三支。白狄据说以爱穿白衣而得名，赤狄以爱穿红衣而得名，长狄则以身材高大而得名。

晋国对狄族的斗争，在晋献公时就已经开始。晋文公时，在三军之外还建立了三个步兵组织，称作“三行”。后来废“三行”，增设新上、下两军，就是专门用来对付狄人的。

前628年，白狄趁着晋文公之死，攻打晋国。晋襄公大怒，亲自征讨，活捉了白狄君，白狄一支从此衰落。

赤狄的力量相对强大，经常发动对晋国的骚扰战事。前603年，赤狄围困晋国邢丘（今河南温县东）。荀林父采用“纵敌法”，先放纵狄人使其骄横，然后再进攻。赤狄中计，以为晋人害怕，掠夺得更加肆无忌惮。

前594年，赤狄潞氏（在今山西潞城东北）的执政大臣酆舒专权，打伤了国君潞子婴儿，又杀死了婴儿的夫人即晋景公的姐姐。晋景公派荀林父率大军进攻赤狄潞氏，剿灭了潞国。晋国把赤狄人变为奴隶，一部分献给周王室，一部分赐给大臣将领，仅赏给这次征伐主将荀林父的就达一千家。

晋国乘胜追击，进一步向其他赤狄部族进攻。前593年，士会率军灭了赤狄甲氏、留吁（均在今山西屯留境内）和铎辰（今山西潞城、屯留境）三支。士会在此次战役后被任命为中军元帅，加太傅之号。士氏由此强大起来，后封于范，故又称为范氏。

前588年，晋国联合卫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进攻赤狄的战斗，赤狄各部陆续被消灭。这样晋国不但解除了后顾之忧，还把国土扩大到太行山以东，到达今河北省的西部。后来楚国称霸，晋国无暇与楚国争雄，就将兵力用来对付白狄，也取得了巨大胜利。

晋文公

晋文公发动的战争，虽然不可避免地给人民带来种种灾难，但也产生了有利于历史前进的客观效果。他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他不但使晋国强大起来，而且还使中原一带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安定，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狄人之外，戎人与华夏族的关系较深，周人本是戎族姬姓的一支，晋国也属于姬姓侯国，又在戎人聚居地区建国，因此晋国同自己周围的戎人有特殊关系。一是双方彼此通婚，二是晋、戎曾经组成联军共同对敌。崤之战中，晋军就是和戎人联合作战打败秦军的。后来的戎人首领戎子驹支说，他们采用的是像猎人捕鹿那样的方法，晋人抓住鹿角，戎人捉着鹿腿，一起将秦人打败的。

前569年，陈国归服晋国，戎族的无终部落见晋国强大，便派人向晋国贡献虎豹之皮以求和。晋悼公不想答应，大臣魏绛劝谏说：“不要因为与戎族的关系而失去了诸侯，与戎族和好有五大好处：一、戎人看重的是货物，不是土地，土地可用货物去换取；二、能使边境安宁，人民安心生产；三、戎人臣服晋国，诸侯知道晋国有力量对外，就会畏服；四、用德政去安抚戎人，不动干戈，免得消耗军力；五、以德服人，能使远地的诸侯来朝贡，近处的诸侯安宁和睦。”晋悼公认为很有道理，便派人与戎人讲和，从此边境安定了。

不过晋国还是很瞧不起戎族。一次晋国会盟诸侯，姜戎族的首领驹支也来参加。晋国的大夫很高傲地说：“那个姓姜的蛮子，你现在的态度很不恭顺啊！以前你们的祖先被秦国人驱赶，穿着茅草做的衣服来投靠我们，我们的国君虽然土地不多，但还是分出一片给你们，让你们能吃上饭。你们现在对我们国君却没什么感恩之心。快走吧！以后不要来参加这样的盟会，否则就把你抓起来。”

驹支说道：“我们的祖先被秦国人驱赶，确实是晋国的先君给了我们生存的土地。但那土地本就是蛮荒之地，我们在那里铲除荆棘，辛勤劳作，成了你们忠诚的臣民，还帮你们抵御秦兵。每一次你们征战，凡是交给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都听从指令，从来没有过叛逆之心。如今确实有诸侯对晋国的国君不恭敬，但这是你们这些大夫失德造成的，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我们虽然吃得和你们不一样，穿得也和你们不同，言语、礼仪也大相径庭，但从来不做没有道德的事情。就算不参加盟会，心里也不会不安。”说完驹支还诵读了《青蝇》诗：“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这一番话说得晋国大夫们哑口无言，纷纷向驹支赔礼道歉，请驹支参加盟会，待若上宾。

宋之盟

晋国自文公称霸以来，战事不休，无论是邲之战还是鞌之战，都是劳民伤财，因此晋国也想休养一段时间，于是主动找楚国议和。

前588年的一天，晋景公视察军用仓库，见到钟仪，便问身边的大臣：“那个戴南方帽子而被拘缚的人是谁？”大臣说：“是郑国所献的楚国俘虏。”晋景公就与钟仪交谈了一番，对他很是欣赏，便下令释放了钟仪，让他做晋楚两国的和解工作。

晋国让钟仪回去后见到了楚共王，楚共王听了钟仪的话，也想与晋国讲和，就派使臣回聘晋国，晋国又派使者往聘，晋楚敌对的关系出现了转机。

宋国一直受到楚国的侵扰，听说晋楚之间有讲和的动向，忙加入进来。前579年，晋、楚两国在宋国西门外会盟，盟词说：“从此以后，晋楚不要以兵戎相见，一定要同心同德，互相怜恤灾患。若有别的国家危害楚国，晋国要起兵讨伐，楚国对晋国也是如此。两国应让聘使往来，使道路永不阻塞，并共同讨伐不朝周王的国家。谁背叛了这次盟誓，神灵就要诛杀他，使他的军队覆灭，国家衰亡。”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期望和平，秦国不愿意晋楚结盟，暗中支持狄人攻伐晋国，不给晋国喘息的机会。于是晋国邀集齐、鲁、宋、卫、郑、曹等诸侯朝见周王，请周王派大臣监军，大张旗鼓地去征伐秦国。晋国的使臣吕相还宣读了一篇与秦国的绝交书。这篇绝交书洋洋洒洒，阐述断交的理由时，凡是晋国有过错的地方，都做了强辞夺理的辩解，然后再攻击秦国是如何背信弃义，总之真理都在晋国一边。这篇脍炙人口的奇文，被后人称为《吕相绝秦》。

晋、秦绝交，由栾书带领的晋军和诸侯国的军队到达秦地麻隧（今陕西泾阳），双方开战，秦军大败。

但是晋楚和议也是好景不长，仅隔了三年，楚国便违背盟约，征伐郑、卫两国。

晋国见楚国背约，就准备联吴抗楚。楚国一见形势不对，马上收买了郑国，郑国不但与楚国结盟，还起兵替楚伐宋。卫国也起兵替晋伐郑。就这样罢兵的盟约被彻底被撕毁了，中原大地又成为了厮杀的战场。

诸侯国的内争

不但宋之盟瓦解了，各诸侯国内部也陷入了混乱的争斗之中。

在晋国有范氏和栾氏两大家族在斗法，最后范氏灭掉了栾氏。从此范氏的力量大大增强。前549年，鲁国大夫穆叔出使晋国，接待他的范鞅说道：“古人说功业不朽是什么意思？”穆叔还没来得及回答，范鞅便自夸说：“过去我的祖先在虞舜时代是陶唐氏，在夏代是御龙氏，商代是豕韦氏，周代是唐杜氏，晋国称霸时是范氏，这能说得上是功业不朽了吧！”穆叔回答道：“这叫世代都有官职和土地，不能说是功业不朽。我们鲁国死去的大夫臧文仲，人虽然死了，但是正确的言论留传了下来，这才能算是功业不朽。我听说功业不朽的最高标准是对民众有恩德，其次是对民众有功劳，再其次是言论对后人有教益。具备了这些条件才称得上有不朽的功业。要是说长期保持自己的族氏，又能另立宗族，世世代代祭祀自己的祖先，每个侯国都有这样的人，算不上什么不朽的功德。”范鞅对穆叔这番话虽然没提出辩白，但也不以为然。

范氏和栾氏都是晋国的大夫家族，而在齐国，内斗则上升到了大夫和国君之间。

前548年，齐庄公宠幸的大臣崔杼夺娶了棠公的妻子棠姜为妾，庄公也看上了这个美人，总是找机会和棠姜幽会。时值晋国内乱，齐庄公决定伐晋，崔杼认为这会招来晋国的报复，便想杀掉庄公，向晋国请罪。

一次崔杼借口生病不理政事，庄公假意去探望崔杼，却乘机又和棠姜幽会。齐庄公的侍者贾举以前曾遭到过庄公的毒打，一直怀恨在心，这时便让齐庄公一人进去，然后关上屋门，把庄公的其他侍从挡在了门外。崔杼见状，便和早已埋伏好的甲士一拥而上，杀死了齐庄公。随后崔杼立了齐灵公的儿子、齐庄公的异母弟弟姜杵臼为君主，这就是齐景公。

晏子

晏子做齐相的时候，有一次出门，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看到自己的丈夫扬鞭驱马，很是得意。于是在他回家后，妻子就请求离开。车夫问是什么原因，妻子回答说：“晏子身长不满六尺，却做了齐国的宰相，名声显赫于诸侯。他出门的时候深思熟虑，态度谦和。而现在你身长八尺，做人家的车夫却自感满足，我因此要离开你。”从此以后，车夫就改正了自己的行为。晏子感到奇怪，便问车夫，车夫如实地回答了，晏子就推荐他做了大夫。

对于齐庄公的死，齐国上下表现各异。大夫晏婴在齐庄公被杀时正在现场，晏婴的手下见状问道：“我们也要死吗？”晏婴说：“难道他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他死了我为什么也要去死呢？”手下说：“那咱们赶快逃跑吧！”晏婴又道：“国君之死是我的罪过吗？我为什么要逃跑呢？”手下人无奈，又试探地问道：“那咱们回去吧。”晏婴说：“国君都死了，我们回哪里去呢？做国君的人，不能凌驾于百姓之上，而是要管理好国家；做臣子的人，不是为了拿俸禄，而是要尽力保护好国家。所以说如果国君是为了国家而死，那么臣子就要跟着他去死；如果国君是为了国家而逃亡，那么臣子就应该跟随着他逃亡。如今国君是为了个人私事而死，我没有必要为他而死，也没有必要逃亡，也没有家可回了。”说罢晏婴伏在庄公尸体上大哭一番后离去。崔杼等人听完晏婴的高论，都默不作声。直到晏婴离去，有人对崔杼说：“杀了晏婴吧！”崔杼叹了口气说：“他是百姓所仰慕的人，放了他才能得到民心。”

然而齐国的太史可不领崔杼的情，真实地记录道：“崔杼杀死了君主。”并且在朝廷上宣读。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太史之弟接替哥哥的职务后，仍然坚持写道：“崔杼杀死了君主。”崔杼青筋暴跳，又杀了他。太史的三弟接替职务后，还是这样记载，崔杼心颤了，不敢再杀害他。

两年后崔杼废掉长子崔成，改立庶出的小儿子崔明为自己的继承人。崔成无奈，就请求到崔邑养马。崔杼的家臣棠无咎和东郭偃反对，说崔邑是宗庙所在，一定要留在继承人的手里。崔成很气愤，就与弟弟崔强一起找到了左相庆封说：“我父亲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只听棠无咎和东郭偃的话，把我们撇在一边，请你支持我们兄弟吧。”

历史细读

齐庄公出游时，看到车子前面有只螳螂。庄公从没见过螳螂，便问车夫。车夫告诉齐庄公，这个螳螂很自不量力，只知前进不知后退。庄公想了想，说：“如果是人的话，一定是勇士，我们要尊重。”于是吩咐车夫绕开那只螳螂。此后天下英雄闻讯，纷纷前来投奔。

庆封本来就不满崔杼专权，见崔家内乱，便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于是崔成、崔强杀死了东郭偃和棠无咎，崔杼还傻乎乎地去见庆封，诉说两个儿子的忤逆。庆封说：“崔、庆犹如一家，我替你讨伐他们。”于是马上命令手下进攻崔氏，杀了崔成、崔强。这时庆封手下的人向崔杼说出了内情，崔杼这才知道自己一家算完了，也上吊身亡。只有崔明躲在墓地里逃过一劫，后来逃往鲁国。从此庆封在齐国开始了专权。

除掉了眼中钉，庆封便整天打猎喝酒，政事由他的儿子庆舍处理。庆封因和卢蒲嫳的妻子私通，就索性把自己的财产和家室迁到宠臣卢蒲嫳家里，在那里饮酒作乐，政务也在那里处理，史称“国迁朝焉”。庆封招纳被崔杼排挤的人，其中有个叫卢蒲癸的人得到庆舍的喜欢，庆舍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在卢蒲癸的推荐下，齐庄公宠幸的王何也加入了进来，成为了庆舍亲近的卫士。卢蒲癸与王何想为齐庄公报仇，故意破坏庆氏和大夫们的关系，克扣了大夫们的膳食。按照规定，大夫们在朝办事是一天给两只鸡吃，他们却让厨师们偷偷换上鸭肉，送食的人又在路上把鸭肉吃掉，只把剩下的骨头和汤端上来，因而引起大夫子雅、子尾的气愤。

卢蒲癸与王何认为进攻庆氏的时机已到，便着手进行铲除庆氏的计划。在庆舍主持祭祀太公庙之前，庆舍的女儿得知了王何、卢蒲癸要作乱的消息，决定舍弃父亲，支持丈夫卢蒲癸。庆舍的女儿知道父亲刚愎愚蠢，故意劝他不去主祭，庆舍果然生气了，执意亲自前去。祭祀时，王何、卢蒲癸二人任担警卫，庆舍的甲士守卫君主的宫殿。卢蒲癸见时机已到，拔刀从后面刺杀庆舍，王何则用戈砍掉了庆舍的左肩。庆舍在重伤之下抽动了房椽，将屋梁都拉得直晃动，并拿起祭器打人，坚持了好一阵才死。庆封打猎回来才知道儿子已死，率军攻打西门，没有攻下，又从北门攻入城中，再攻内宫，但都没有成功，只得出走鲁国。不久齐国派人斥责鲁国收留庆封，庆封逃奔吴国。

齐国接二连三地闹乱子，卫国也不安宁，经历了一场国君被逐和复国的动乱。

前559年，卫献公姬衎因与大夫孙氏、宁氏有矛盾，逃离卫国长达十二年。后来卫献公派人与宁喜谈判，要求回国，宁喜答应了他。太叔仪说：“宁先生对待国君，还不如下棋的棋子呢。下棋的人如果举棋不定，就不会胜利，何况你把国君当棋子，今天驱逐他，明天答应他回来，摇摆不定。看来宁先生的败亡是不可避免的了。”宁喜认为这是老年人的痴呆话，没有理睬他。

在宁喜的支持下，卫献公杀死了卫殇公及其太子，得以复国。卫献公在返回卫国途中，走到城郊之时，想把一些采邑封赏给跟随他逃亡的人，然后再进城。大臣柳庄说道：“如果大家都来保卫国家，那还有谁跟随您奔走效力呢？如果大家都跟随着您，那么谁来保卫国家呢？国君返回自己的国家而有私心，恐怕这样做不可以吧？”于是卫献公没有封赏采邑。

也许是要表明自己没有私心，在复国的第二年，卫献公杀死了执政大夫宁喜，斗争可谓惊心动魄。

同一个时候，陈国出现了“役人暴动”。前550年，楚国大夫屈建和陈侯一起包围了陈国都城。陈人加固城墙，筑城的夹板脱落，监督筑城的人竟以杀人来惩罚役人，便激起了役人的反抗。

弭兵大会

就在各国内争不断的时候，饱受战乱迫害的宋国再一次站了出来，要求开展停战运动，即各诸侯国召开弭兵大会。

前546年，盟会在宋国举行，晋、郑、鲁、齐、陈、卫等十三个侯国的卿大夫和小国君主先后到会，秦国僻处西方，同意弭兵，但没有出席会议。

会上楚国首先提出“晋、楚之从，交相见”的要求。就是说原先分别从属晋、楚的中小国家，现在要同时向晋、楚两国朝贡。原来从属于晋国的侯国占多数，这样一来，晋国就吃了亏。晋国的赵武说：“小国好办，可齐、秦和晋、楚是地位相同的国家，我们不能强求齐国去朝贡楚国，正像你们楚国也不能强求秦国来朝贡晋国一样。”最后，晋、楚两个国家商定，齐、秦两国除外，其他国家都要“交相见”。

这场弭兵大会一直开了两个月，倒不是讨论怎样停止战争，而是晋、楚两国争当盟主，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晋国让了一步，让楚国做了盟主，这才结束了会议。

弭兵大会后，与会各国之间停止了十几年的战争，尤其是晋、楚两个大国，四十年内都没有再发生军事冲突。战争的中心，由中原转移到了东南地区，即吴楚、吴越之间的争雄。

战争虽然减少了，但小国的负担却更重了，因为他们原来只向晋或楚一个大国纳贡，现在却要向两个大国纳贡，负担成倍增加。

贵族与国君的较量

经过长期的争霸战争，许多国家内部发生了变革，大权渐渐落在大夫手里。这些大夫积极笼络人心，势力越来越大。一向被称为中原霸主的晋国，政权也落入赵、韩、魏、范、中行、知氏六卿之手，国君完全丧失了对卿大夫的约束力，晋国实际上已是“政在私门”。

晋国瓦解

晋国六卿的联合专政为后来的三家分晋埋下了伏笔，也可以说是三家分晋的前奏。三家分晋是晋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符合时代潮流的进步趋势。

历史细读

晋文公时，司法官理离错杀好人，于是他把自己拘禁了起来，说：“我的罪当死。”晋文公说：“这是因为下面的官吏对你谎报情况，罪不在你。”理离说：“我是官长，责任在我，不能往下级官吏身上推卸责任，君主也不能赦免我的死罪。”说罢伏剑而亡。

法与礼的较量

西周时期，各国主要依靠宗法制度维护统治，到了春秋时期，则更多地需要按照法律办事了。于是尚法精神逐渐产生，在这方面，晋国的表现最为突出。

尚法精神的最初体现，表现在军事上。晋国在战争中，对违犯军令者以法律论处。一次赵盾推荐韩厥任中军司马，但事后又不放心，就决定考验他一番。在一次与秦军的战斗中，赵盾故意派给自己驾车的御士驱动战车扰乱军队的行列，韩厥毫不留情地按军法把御士杀了。事后赵盾将韩厥找去，并对他说道：“办事不能讲私人感情，要能够秉公处理，特别在军事上更应当如此。但我不知你是否具备这种品德，所以考验了你一次，你经受住了考验。今后要事事照着这样办，将来国家就靠你了。”

韩厥不负所望，当了二十多年的三军司马，然后升任军将，最后做了七年的元帅，屡立战功。不仅如此，韩厥在政治上也颇有贡献。在晋景公谋划迁都时，许多人建议从故绛（今山西翼城东南）迁到郇（今运城解池西北）、瑕（今解池南）之地，那里土地肥沃，盛产食盐，“国利君乐”。韩厥却认为，郇、瑕之地“土薄水浅”，地下水位高，太潮湿，容易生风湿病，引起人民愁怨，应该迁到新田（今山西侯马），那里“土厚水深”，利于居住，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服从政令，是十世之利。后来晋国迁都于新田，即是采纳了韩厥的建议。

在晋国内部各大家族之间争权夺利的激烈漩涡中，韩厥始终保持着一种超然的姿态。栾书与荀偃迫于情势废黜晋厉公之时，曾请韩厥参与其事，韩厥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这种超然的态度，使得韩氏家族得以保全壮大，成为后来的六卿之一，以及三家分晋后的韩氏诸侯。

为了严肃军纪，韩厥和一些士大夫很想把军纪上升为成文法。前513年，大夫赵鞅、荀寅带领军队在汝水旁筑城，同时征收了两百多斤铁器铸造了一个鼎，把过去制定的刑书都铸在鼎上，公诸于世。不料这一举动引起了晋国上下的震动，孔子甚至把这事视为晋国将亡的征兆，他说：“晋国衰败了，丧失了开国之君唐叔虞传下来的法度。这样下去，民众只关心鼎上的法律条文，一律以此为准，尊卑贵贱的秩序将会被打乱，怎能管理好一个国家的政治呢？”

从晋文公时的尚法，到铸鼎公布成文法，这当中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可反对以法治国的还是大有人在。

君权的旁落

晋国君主权力的衰落，开始于赵盾执政的时代。在赵盾的保护下，他的族人杀了晋灵公却没有受到惩罚。后来栾书杀了晋厉公同样也没有受到制裁，君主权威已经被大夫们踩在了脚下。

国君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力，他们同大夫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晋景公时，为了打击赵氏专权，杀了赵盾的后代赵朔、赵同、赵括全族。戏曲中有一出《赵氏孤儿》，就是讲的这个故事。前597年，晋国大夫屠岸贾借口赵盾的族弟赵穿曾刺杀晋灵公，灭了赵氏全族。赵朔的妻子是晋成公的姐姐，逃进王宫后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赵氏孤儿赵武。后来，孤儿被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和朋友程婴救出宫来。十五年后，在韩厥等人的努力下，晋景公为赵氏平反昭雪，发兵攻灭屠岸贾，尽灭其族，立赵武为大夫，恢复了赵氏的土地封邑。赵武执政期间，虽然没有突出的建树，但保存了晋国的实力，维持住了晋国的霸主地位，在与楚国抗衡中并未明显处于下风。

无辜的赵氏子孙被杀后，晋景公便梦见赵盾化作厉鬼来杀他，醒后便生病了。听说晋景公病重，秦桓公便派了个名叫缓的医生去给晋景公治病。医生还没有到，晋景公又做了个梦，梦见疾病化作两个小孩子。一个说：“他是个良医，恐怕会伤害我们，往哪儿逃好呢？”另一个说：“我们呆在肓的上边，膏的下边，他能把我们怎么样？”（古以膏为心尖脂肪，肓为心脏与隔膜之间，膏肓之间是药力不到之处）医生缓来后，为晋景公诊病，说道：“您的病已经不能治了。在肓的上边、膏的下边，艾灸不到，针够不着，药物的力量也到不了，不能治了。”晋景公见缓诊断的结果与自己梦见的相同，说：“真是好医生啊！”于是馈赠丰厚的礼物，把他送回去了。

季札挂剑漆盘

季札拜访徐国的国君，这位徐国的国君很喜爱他所佩戴的宝剑。季札当时没有把宝剑献给徐国国君，但是心里已经考虑好送给他了。等他再来的时候，徐国的国君已经死了。季札认为自己的心里已经答应把宝剑送给徐国国君了，如果再不把宝剑献给他就是在欺骗自己的良心。于是他把宝剑挂在了徐国国君坟墓边的树上走了。徐国人赞美季札说：“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不久之后神巫来给晋景公看病，说道：“主公的病，恐怕吃不到今年的新麦了。”转眼到了六月，景公忽然想吃新麦，便命令地方上的人献上，吩咐膳夫煮好麦粥。这时他忽然想起几个月前神巫的话，于是立刻召神巫入宫，指着麦粥对神巫说：“你说寡人吃不到新麦，你看这不是新麦吗？”接着喝令左右将神巫推出去斩首。神巫死了，景公取来麦粥正要吃时，顿觉腹部膨胀要大便，急忙起身上厕所，忽然一阵心痛，站立不住，跌入粪池中而死，新麦还是没能吃上。

晋景公死后，晋国的国君一个比一个软弱，于是争权的斗争从大夫对阵君王，逐渐演变为大夫之间的杀戮。大夫专政的形势成为定局后，君主完全为大臣所左右，成为他们手中的傀儡。

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周游列国走到晋国时，目睹了晋国政局混乱，对赵武、韩厥、魏舒说：“晋国将要被你们三家瓜分了！”然后又对叔向说：“我的好朋友，您要注意啊！大夫都有钱财，权力在私家手中，你这个为人正直的人，一定要想办法使自己免于祸难啊！”

叔向很是担心，便对出使到晋国的晏婴说：“今天我们的公室已进入衰败时期，兵车瘫痪，公卿不率领公室军队，公室的车乘也配不齐甲士，军队行列没有长官，人民生活痛苦，饿死在道路上的人随处可见。可是贵妇人却富丽妖娆，宫室造得又多又豪华，老百姓逃避公室的差事就像逃避盗贼、敌人一样，甚至一些姬姓的世家大族都被降为了奴隶，政治由私家所专断，民众无所归依。面对这一情况，国君不省悟，只知道喝酒玩乐。我的同宗有十一个族，现在只有我这一族还存在，可是我连儿子也没有。唉，公室昏乱得没有一点法度，我能得善终就算很不错了，哪能奢望有后代呢！”

前514年，晋国的大夫祁盈家族内部发生了矛盾，原因是他的家臣祁胜与邬臧互相交换妻子，祁盈要出面干涉，司马叔游劝他不要管。祁盈说：“这是我家的私事，跟国家没有关系。”祁胜和邬臧都被祁盈囚禁了起来，祁胜贿赂荀跞，替他在晋顷公面前说好话。晋顷公逮捕了祁盈，祁盈手下的人见晋顷公处理不公，就杀了祁胜和邬臧。晋顷公大为愤怒，也将祁盈杀了，并乘机灭掉了祁氏和羊舌氏两个大族。

晋国的执政大臣魏舒把祁氏的土地分为七个县，把羊舌氏的土地分为三个县，由国家直接委派大夫管理，这就把贵族的采邑变成了国家的行政区域。在魏舒所委派的十个县大夫中，除魏戊、知徐吾、韩固、赵朝为六卿的小儿子外，其他六人均为有功劳的中小贵族子弟。

魏戊是魏舒的小儿子，做了梗阳（今山西清徐）的大夫。魏舒起先害怕别人议论他“任人唯亲”，因此一再叮嘱小儿子要小心谨慎地办事，不要给别人留下口实。魏戊到职后，梗阳地方有人打官司，案件涉及一个强宗大族，魏戊不敢审理，就将案件上报给魏舒。大宗听说后，以女乐向魏舒行贿，魏舒想要接受。魏戊告诉他的同僚阎没和汝宽说：“我的父亲以不受贿赂闻名于诸侯，若是这次接受这些女乐，名誉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你们一定要进谏。”二人于是来到魏舒家，魏舒请他们吃饭。在吃饭过程中，二人叹息了三次。吃完饭后，魏舒问道：“我听说‘唯食忘忧’，而你们却在席间三次叹息，这是为什么呢？”二人异口同声地说：“昨天中午有人请我们两人吃酒，多吃了一点。晚上没有吃饭，所以饭前感到肚子特别饿。饭菜刚上桌时，怕不够吃，所以叹息；吃到中间时，自己感到内疚，哪有将军请吃饭，会不给吃饱之理，就再次叹息；菜饭吃完时，想到君子的心也像我们小人的肚子那样知道满足就好了，所以第三次叹息。”魏舒听了，知道他们是在说自己，于是毅然辞掉了梗阳大宗的贿赂，秉公办理了案件。

晋国魏舒改采邑为县，在春秋时期是一件大事。这是废除分封制，建立中央集权的地方行政制度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郡县作为地方行政组织，春秋初期就在一些侯国新征服的地区建立。由于要对这些地区加强控制，便由君主派人去直接管理，当时最早设县的有秦、楚、晋等国。

铁地誓师

在消灭祁氏、羊舌氏大概十年之后，晋国又发生了赵鞅驱赶范氏、中行氏的事件。

赵鞅即赵简子，又名志父，亦称赵孟。他的青少年时代处于晋顷公年间，当时晋国的内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原来地位显赫的旧族退出了历史舞台，逐渐出现了由赵、韩、魏等异姓大夫专权的局面。六卿之间明争暗斗，矛盾十分尖锐。赵鞅家族一度凌驾于众卿之上，但自“下官之难”后，一蹶不振。这种局面延续到赵鞅即位初期。年仅二十多岁的赵鞅在责任感的驱使下，励精图治，终于使赵氏东山再起。赵鞅执政不久，六卿都在各自的封地内进行了为夺取晋国大权的全面改革，其中以赵鞅的改革措施最为彻底，改革所带来的成效也最为显著，为赵氏的兴盛、强大和近一步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询求政术

赵简子的大臣董安于治理晋阳的时候，向蹇老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蹇老说：“忠，信，敢。忠就是对君王忠心耿耿；信就是取信于民；敢就是敢于除暴安民。”董安于听完后恍然大悟，说：“治理国家，这三个字足够了。”

在经济上，赵鞅革新亩制，调整赋税，赵氏断制“以万计步为地，以二百计甘（四十）步为响”，而赋税却最轻。在政治上，赵鞅礼贤下士，选贤任能。他重用董安于、尹铎等人，同卫庄公、扁鹊等名士的关系也极为融洽。赵鞅虚心纳谏，表彰敢于指出他错误的部下。在军事上，赵鞅奖励军功，以功释奴，大大鼓舞了晋军的士气，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改革使赵氏的经济实力得到增强，政治威望得到提高，彻底改变了过去赵氏处于劣势的不利状况。此后赵鞅联合韩、魏，把矛头指向六卿中最主要的对手范氏、中行氏两家，揭开了讨伐战争的序幕。赵氏与范氏、中行氏之间爆发的这场战争，导火索是暂住邯郸的卫贡五百户人口的归属问题。而实际上，这是新兴的异姓强族争夺晋国大权斗争的必然结果。

赵鞅曾攻打卫国，卫国进贡给他五百家奴隶。最初赵鞅把这些奴隶安置在邯郸，后来又打算迁到晋阳。治理邯郸的是赵鞅的族人赵午，赵午反对将奴隶们迁出邯郸，和赵鞅发生了矛盾。赵鞅恼怒之下，下令把赵午囚禁在晋阳，并命令随从他的人不得带剑。赵午的随从涉宾坚持带剑，赵鞅更加愤怒，索性杀了赵午。于是赵午的儿子赵稷和涉宾据守邯郸反叛，赵鞅则派上军司马籍秦带兵包围了邯郸。

赵午与中行氏是姑舅关系，而中行氏与范氏也有姻亲，见赵午被杀，赵鞅还要对赵稷赶尽杀绝，范氏和中行氏于是起兵进攻赵鞅，赵鞅退保晋阳。这时范氏内部发生了内讧，晋定公得到国人的支持，一举将范氏、中行氏打败，赵鞅回到了国都。

范氏、中行氏逃到了朝歌，晋国很快就派军队包围了朝歌。齐、鲁、卫等国商议援救范氏和中行氏。前493年，齐国送粮食给范氏，郑国派人帮着护送。赵鞅闻讯后前去争夺，两军在卫国的戚地（今河南濮阳北）相遇。由鲁国逃到晋国的阳虎对赵鞅说，我们的兵车少，要先列好队，伪装成兵车多，使郑人产生畏战思想，然后再向他们进攻，一定会打胜仗。赵鞅表示赞同，誓师之后，下令进攻。

历史文献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资治通鉴》卷一

战争一开始，赵鞅的肩膀就被郑人砍伤，倒在车里，帅旗也被抢走。在危急之中，一直害怕作战的卫太子蒯聩（因在国内争夺君位失败，避难于晋国）却奋发了精神，举戈杀敌，救起了赵鞅。在蒯聩的率领下，晋军紧追郑军，大败了郑军，并得到了齐国的粮食一千车。范氏收田税的官公孙尨，因为曾被赵鞅救过性命，在战争中也带领私属五百人在夜里攻击郑军，把赵鞅丢掉的帅旗夺了回来。

应该说晋国人的奋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赵鞅战前的誓师。在誓师词中，赵鞅宣布了一系列新政策。许诺有军功的大夫能得到整县整郡的土地作为征收赋税的对象；立了战功的庶人、工商，可以提升地位做官吏；有战功的奴隶，可以免除奴隶身份。

晋军越战越勇，次年便攻下邯郸，邯郸城内的范氏和中行氏出逃，内争这才宣告结束。

赵鞅此后独掌了晋国大权，很是得意。可没过多久，就被楚国的王孙圉奚落了一番。王孙圉到晋国访问时，赵鞅佩带着叮咚作响的玉饰担任傧相，问王孙圉说：“楚国的白珩还在吗？”王孙圉回答说：“在。”赵鞅说：“它作为楚国的珍宝有多久了？”王孙圉故作惊诧状，说道：“我们楚国从没把它当作珍宝啊。楚国所宝贵的，叫观射父，他擅长辞令，能够到各诸侯国交往办事，使诸侯无法拿我们国君作为话柄。又有位左史倚相，能够述说古代的典籍，来说明各种事物，早晚向国君提供成败得失的教训，使国君不忘记先王的功业；又能够取悦于天上地下的鬼神，顺应它们的好恶，使神灵对楚国没有怨恨。又有个大泽叫云连徒洲，是金、木、竹、箭出产的地方。又有龟甲、珍珠、兽角、象牙、虎豹皮、犀牛皮、鸟羽和牦牛尾，是用来提供兵赋，预防不测之患的。还可以提供币帛，用来招待献赠给诸侯。如果诸侯喜爱这些物品，而又用辞令来疏导，有预防不测的准备，又得到天神的保佑，那我们的国君就可以避免得罪诸侯，而国家、百姓也得以保全了。这些才是楚国的珍宝。至于洁白的玉珩，不过是先王的玩物，有什么可宝贵的呢？”

见赵鞅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王孙圉继续说道：“我听说国家的珍宝不过六种而已。明智的人能裁断评议各种事物，用来辅佐治理国家，就把他作为珍宝；祭祀的玉器足以庇荫嘉美的五谷，使没有水旱灾害，就把它作为珍宝；龟甲足以表明善恶凶吉，就把它作为珍宝；珍珠足以防御火灾，就把它作为珍宝；金属足以抵御兵乱，就把它作为珍宝；山林湖泽足以提供财物器用，就把它作为珍宝。至于发出喧哗声响的美玉，楚国虽然是蛮夷之邦，也不能把它当作珍宝啊。”

赵鞅羞愧不已，此后狂傲的行径收敛了不少。一天深夜，一个守城门的小官叩门求见说：“主君的家臣胥渠得了病，医生告诉他说，只有得到白骡的肝脏，病才可以治好，如果不能得到就只有等死了。”当时只有赵鞅有两匹白骡，且特别喜欢它们，赵鞅的手下董安于听说后气愤地说：“胥渠是什么东西，竟想得到主人的白骡。您让我这就去杀了他吧！”赵鞅说：“杀人难道是为了保存牲畜吗？这也太不仁义了吧！杀牲畜便可救活人，这不是非常仁义的吗？”于是召来厨师杀死白骡，取出肝脏拿去送给胥渠。没过多长时间，赵鞅发兵攻打狄人。守城门的小官和胥渠十分勇猛，最先登上城头，还获取了敌人带甲武士的首级，以报答赵鞅。

迁都与“侯马盟书”

前585年，晋景公提出了迁都的问题，晋国上下吵作一团。有人主张从绛迁到郇、瑕氏，大臣韩厥力主迁到汾水、浍水会合处的新田。晋景公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同意了韩厥的主张，当年就迁到新田，这里就成为春秋后期晋国长期的国都。

考古发掘证明，晋都新田规模庞大。在这里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大量的“盟书”。盟书又称“载书”，《周礼·司盟》上说，盟书“掌盟载之法”。当时的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这种盟誓活动。盟书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以取信于神鬼。“侯马盟书”是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

关于“侯马盟书”的内容，一般分作五类：第一类是宗盟类，要求与盟人效忠盟主，一致讨伐敌对势力，是主盟人团结宗族内部的盟誓；第二类是委质类，与盟人表示同逃亡的旧主断绝关系，并制止其重返晋国；第三类叫作纳室类，与盟人表示盟誓后不再扩充奴隶、土地和财产；第四类是诅咒类，即对某些罪行加以诅咒。最后还有卜筮类，为盟誓卜牲时龟卜及筮占文辞的记载，不属于正式盟书。“侯马盟书”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的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

不过，迁都后的晋国还是日趋没落了。前541年，晋、楚、齐、宋、卫、陈、蔡、郑、曹等国的大夫在郑国虢（今河南郑州北）地开会，为的是巩固弭兵大会的成果。楚国的令尹公子围（后来的楚灵王）为了阻止晋国争夺盟主地位，提出只把以前的盟书在会上重读一遍，把祭牲埋在地下就算了。晋国大夫赵武不敢与楚国争论，只得草草收场。

前 491年，楚人战胜蛮族夷虎，蛮族的首领赤逃到晋国的阴地（今河南卢氏东北）。楚国派人告诉晋国阴地的大夫士蔑说：“晋、楚有条约，两国的立场应该一致，否则楚国将打开少习（即少习山，在今陕西商洛东，山下有武关，西通秦国）的道路攻伐晋国。”在这种明目张胆的威胁面前，士蔑请示赵鞅。赵鞅说：“晋国内部不安宁，怎敢和楚国对抗，快点将蛮子交给楚人。”于是士蔑逮住蛮人赤，恭顺地交给了楚军。

三家分晋

晋国的大夫们掌握了国家大权后，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用减轻赋税的办法笼络人心，势力越来越大。晋国的实权逐渐转移到六家大夫手中，他们各有各的地盘和军队，并且互相攻打。后来有两家被打散了，只剩下知氏、赵氏、韩氏和魏氏。这四家中，又以知氏的势力最大。

知伯与其他三家大夫素来不和，也很瞧不起他们。一次宴饮中，知伯公然在酒宴上戏弄韩康子，并且侮辱韩康子的家臣。事后知国进谏，说这样做恐怕会招来祸患。知伯大言不惭地说：“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言下之意，韩、魏诸家的命运已被他掌握在手中，谁对他也是无可奈何。知国于是举出晋国历史上郤氏、赵氏、栾氏、范氏、中行氏等家族遭难的例子，都是因为仇家伺机而动所致。如不谨慎从事而经常结怨于人，那大祸临头的日子就不远了。并说：“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蚋、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知国的意思是，蚊子、蚂蚁、黄蜂、蝎子这一类昆虫都能害人，而与强宗巨卿的人家结怨，怎能不提防着点呢？可是知伯却把这样的规谏当作耳旁风，依然我行我素。

知伯想侵占其他三家的土地，于是他对三家大夫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说：“晋国本来是中原地区的霸主，为了使国家再次强大起来，我主张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户口来归给公家。”

三家大夫都知道知伯存心不良，想以公家的名义让他们交出土地。可是三家心意不齐，韩康子首先把土地交出，魏桓子不愿得罪知伯，也把土地交了。

知伯于是向赵襄子要土地，赵襄子不答应，说：“土地是上代留下来的产业，说什么也不送人。”知伯气得火冒三丈，联合韩、魏两家发兵攻打赵氏。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就带着自家兵马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

赵襄子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父亲是赵简子，即赵鞅。因母是从妾，又是狄人之女，所以赵襄子在诸子中名分最低，赵鞅也很看不上他。但是赵襄子从小就敏而好学，胆识过人，不似诸兄那样的纨绔子弟。久而久之，引起赵氏家臣姑布子卿的注意。子卿素以善相取信于赵鞅。一天赵鞅召诸子前来，请子卿看相，子卿乘机举荐了赵襄子。赵鞅一贯注重对儿子们的教育和培养，曾将训诫之辞刻在竹板上，分授诸子，要求他们认真习读，领悟其要旨，并告诉他们三年之后要逐一考查。然而在考查时，他的儿子们，甚至连太子伯鲁也背诵不出，更甚者连竹板也不知遗失何处。只有赵襄子对竹板上的训诫背诵如流，而且始终将竹板携带在身边，经常检点自己。等到诸子长大成人后，赵鞅又对他们进行了更深入的考查。一天他召见儿子们说：“我将一宝符藏于常山之上，你们去寻找吧，先得者有赏。”于是诸子乘骑前往，寻宝符于常山。然而他们谁也没有找到宝符，只得空手而归。只有赵襄子说：“我得到了宝符。凭常山之险攻代，代国即可归赵所有。”赵鞅听后非常高兴，遂废掉太子伯鲁，破例立赵襄子为太子。前468年，知伯与赵襄子一同率兵包围了郑国的都城，知伯让赵襄子率先领军攻城，赵襄子则用外交辞令推托，让知伯出兵。能言善辩的知伯冷冷地说道：“你相貌丑陋，懦弱胆怯，赵简子为什么立你为继承人呢？”赵襄子回答说：“我想一个能够忍受侮辱的继承人对赵氏宗族并没有什么坏处吧。”四年之后，两人再次一同讨伐郑国，知伯带着几分醉意向赵襄子灌酒，遭到拒绝后，竟将酒杯扔到了赵襄子的脸上。赵襄子的部下都要求杀掉知伯以洗刷耻辱，赵襄子说：“主君之所以让我做太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能够忍辱负重。”

《通鉴纪事本末》书影“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为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

事到如今，赵襄子凭着晋阳城墙高、弓箭多，死守了两年多，三家兵马始终不能把它攻下来。知伯命令士兵在晋阳城东北的晋水上拦河筑坝，等到雨季来临时，在水坝上掘开豁口，使大水直冲晋阳城。哪知晋阳城的老百姓恨透了知伯，宁可淹死，也不肯投降。

赵襄子见此情景，派大臣张孟谈偷偷地出城，找到了韩康子和魏桓子，约他们反过来一起攻打知伯。三家一拍即合，当即里应外合，一举消灭了知伯。知伯的门客豫让为了给主人报仇，意图刺杀赵襄子，但没有成功。豫让不死心，以漆涂身、吞炭为哑，乘赵襄子过桥时欲刺杀他，不想惊了赵襄子的马，又被发现。赵襄子问道：“你以前也曾效力于范氏、中行氏，知伯攻灭他们，你为什么不为他们效力，偏偏为知伯效力，现在又要为他来刺杀我呢？”豫让说：“范氏、中行氏以众人遇我，我以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我，我就以国士报之。” 赵襄子很受感动，但仍然命令士兵包围了豫让。豫让请求赵襄子把衣服给他刺杀，以表报仇之意。赵襄子更加感动，将自己衣服脱下送给他，豫让三次跳起来刺破赵襄子的衣服，随后自杀。

就这样，赵、韩、魏三家灭了知氏，不但把知伯侵占两家的土地收了回来，连知氏的土地也被三家平分。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派使者上洛邑去见周威烈王，要求周天子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周威烈王看到三家势力已经壮大，便承认了他们的诸侯地位。前376年，三家联合灭了晋侯，将晋国土地一分为三，正式瓜分了晋国。

乱世求生的郑国

郑国在春秋初年的郑庄公小霸之后，国力日趋衰弱，在外受到大国的逼迫，国内又遭到大贵族干政，处境很是艰难。

子产相郑

前565年，郑国执政的子国、子耳率兵攻打蔡国，俘获了蔡国的司马公子燮。大家都很高兴，唯独年轻的子产显出不愉快的样子，他说：“一个小国打败了楚国的盟国，楚国来兴师问罪，我们能不顺从吗？一旦顺从了楚国，晋国又会来找麻烦，我看国家休想安宁了。”子产的父亲骂道：“你知道什么？国家大事有执政者过问，小孩子多话，是要受到处罚的。”此后的几年中，楚、晋两国不断地对郑国进行战争，郑国的人们不禁对子产刮目相看。

子产姓公孙，名侨，子产是他的字。不久之后，公子发在贵族内讧导致的政变中被杀，郑简公被劫持到北宫。子产沉着机智，周密部署后率领家兵攻打北宫，平息了变乱。前554年，子产得立为卿，任少正一职。

子产是一个很现实的人，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位无神论者。有一年彗星出现，人们认为将要出现火灾，大夫裨灶告诉子产，要用玉做祭品，祈求神灵的保佑。子产不同意，说：“上天的事太远，人世的事很近，没法搞清上天的事情，也没法了解上天与人间的联系。”子产最终没有去祭祀火神，火灾当然也没有降临到郑国。不久之后郑国又发生了水灾，出现了所谓的“龙斗”，实际是郑国国都外的水潭里，发生了蛇斗。城里人请求去祭蛇，子产不同意，说：“人斗，龙蛇不会管我们；蛇斗，我们为什么要去管它们呢？我们对蛇没有什么要求，蛇对我们也没有什么请求，用不着去管它。”

在子产刚执政的时候，子皮因他年轻，总是不放心。一次子皮打算让自己所宠爱的尹何当私邑的总管，征求子产的意见。子产说：“他太年轻，不行。”子皮说：“这个人我喜欢，他不会背叛我的。让他边做官，边学习，不就知道怎么办事了吗？”子产说：“不行。你喜欢一个人就把政事交给他，正如您有了漂亮的绸缎，就让不懂缝纫的人来练习剪裁一样。土地比起漂亮的绸缎来，价值要高出多少倍呢？让不懂政治的人去治理，这怎么行呢？我听说学习以后才去做官，没有听说先做官再学习的。比如打猎，要先熟习射箭驾车，才能获得猎物；如果让没有射、驭技术的人去打猎，那么他就会一心害怕车翻压人，哪里还能想着获取猎物呢？”子皮听了这番话十分佩服，说道：“从前我叫您治理郑国，我管理我的家族。现在我要求，我家族的事情也由您去办理。”从此以后，子皮就放心地把国事全部交给了子产。

子产

子产任郑国卿后，实施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将郑国治理得秩序井然。子产治国特别注意策略，他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虽然力图维护传统的旧制，却不能不适应形势的变化而从事必要的改革。他还注意搜罗人才，用其所长，并能广泛听取建议，择善而从。子产执政之初，也曾遭到广泛地斥责，但他的改革成效显著，人们又普遍歌颂他的政绩，甚至担心后继乏人。

在同霸主晋国的一系列交涉中，子产不卑不亢，尽量维护郑国的权益。简公十八年（前548年），他随执政公孙舍之攻打陈国，注意军纪，遵守传统礼制。事后向晋国献捷时，又驳回了晋人的责难，迫使其承认郑国的战绩。为此郑简公给予子产重赏，但是他却只接受了与其地位相称的部分。次年楚康王为慰抚许国，率军伐郑，子产主张坚守不战，让楚军获取小利后满意而退，以换取长期的和平，促成“弭兵之盟”。简公二十三年（前543年），郑国大臣内讧，子产严守中立，以其卓越的才能在显贵首领罕虎的支持下，出任执政。

子产治国特别注意策略，他一方面照顾大贵族的利益，一方面严惩贪暴过度的贵族。一次子产叫贵族伯石去办事，给予他土地作报偿。大家都认为这样做不合理，可子产坚持说：“暂时要安定大族。”没过多久，贵族丰卷请求用新鲜的野物祭祀祖先，这是君主才能享用的一种特权，子产不允许，丰卷生气地召集自己的徒众攻杀子产。子产打算逃往晋国，子皮劝阻了他，把丰卷驱逐出国，而子产却向君主请求保留丰卷的土地。过了三年，丰卷回来，子产将土地及其收入一并归还于他。

子产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遇事胸有成竹，执政中坚持既定规划而不轻易越轨，因而其改革成效颇为显著。

子产整顿内政

子产任郑国卿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向土地私有者征收军赋。他主张保留“乡校”，听取国人的意见，善于因才任使，采用“宽猛相济”的治国方略，没用几年，就将郑国治理得秩序井然。

子产的改革一开始遭到了国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咒骂子产说：“他的父亲死在路上，他自己变成了蝎子尾巴，让他来发号施令，国家会被搞糟的。”大夫子宽将这些情况告诉了子产，子产说：“骂我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对国家有好处，我宁愿以身殉职。并且我听说，做好事的人不随便改变已经定下来的主张，才能获得成功。我做的事只要合乎道理，不怕人家说什么。”

就这样，改革还是继续向前推进。子产允许国人议论政事，并愿从中吸取有益的建议。而对自认为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却不顾舆论反对，强制推行。对于晋、楚两霸，他既遵照传统礼制谨慎奉事，不给对方寻衅的借口，又在有条件时大胆抗争，驳斥其无理苛求。

子产改革伊始，修了许多水利系统来灌溉农田，同时划定地界，将侵占他人的土地都归还给原主。一些被勒令还田的贵族很气愤，他们说道：“子产对我的土地进行收税，谁要去杀子产。我也一同去！”可是，这些措施执行的结果，使有土地的人的田产受到保护，有利于他们安心发展生产。所以几年后，反对子产的人都变了调子，歌颂他说：“我有子弟，子产教育他；我的田亩，子产使它增产。要是子产死了，谁能当他的继承人呢？唉……。”

圣贤像赞

孔子周游列国，他离开郑国便乘车直奔晋国。当他同弟子来到晋国边境的一个小山村时，有小孩用石块筑城游戏，不肯让路。其中有个叫项橐的以“只有车绕城，而无城让车”的道理来为难孔子。孔子看到项橐年纪虽小，却有过人之处，于是拜其为师，绕“城”而过。走到天井关时，又看到松鼠口衔核桃跑到面前行礼鸣叫。孔子见晋国的玩童如此聪明，甚至连动物也懂大礼，十分感慨，于是回车南归。因此晋国成了孔子周游列国时唯一没有游说过的国家。

因为子产允许国人议论政事，所以郑国人闲时便在“乡校”（乡的学校）里议论国家的政治。有些大夫很讨厌这种议论，对子产说：“把乡校毁掉怎样？”子产说：“这是为什么呢？大家早晨和晚间在那里谈论政治的得失，对于他们喜欢的事情我们照着办，对于他们反对的事情我们就革除它，他们是我们的老师啊。我听说只有用逆耳的忠言来减少大家对我们的怨恨，没有听说过用作威作福来防止怨恨的。不让老百姓讲话，就好像把河水堵起来一样，河水一旦决堤，死伤会很多，是没有办法挽救的。不如让它细水长流，有意见让他讲出来，好把它当成药来治我的病，这不是很好吗？”后来孔子也因此极为称赞子产。

艰难的外交

子产对郑国最大的贡献，是在外交上的斗争。作为一个中等侯国，又是地处中心区的国家，郑国一直在晋、楚两国的争霸中备受欺侮。子产虽不能挽救弱国外交，却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的国家争得了尊重和利益。

前542年，子产与郑简公到晋国去朝拜晋平公，平公没有及时接见郑君，也没有收纳礼物，这是一种怠慢郑国君主的无礼行为。子产于是把宾馆的垣墙砸开，让自己的车马进去。晋国大夫指责子产，说晋国多盗贼，如今毁坏了墙垣，一旦遭遇不测，晋国是不负责任的。子产回答说：“我们是小国，随时要向您贡纳物品，还得不到安生。我们搜罗财富来做贡品，却得不到贵国君主的会见。这些贡品暴露在外面，每天经受日晒雨淋。如果你们收下了，就算贵国君主府库里的东西。你们不收下，放在露天里腐烂虫蛀，还是我们的事，坏了也是我们的罪责。我听说贵国文公当霸主时，自己的宫室卑陋，没有楼台亭阁，可是宾馆却修建得很好，有各种人侍候宾客，宾客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现在贵国的宫殿有几里宽，招待诸侯的住处却和奴隶的住房差不多，车子都进不了门，若不弄开墙垣，怎么把贡品放进来呢？”这一番话说得晋国大夫们哑口无言，只得回告赵武。赵武说：“是我的过错。”并亲自来向子产表示歉意。于是晋平公有礼貌地接见了郑简公。

在对外关系中，子产不仅善于政治斗争，对大国的武装侵略也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前541年，时任楚国令尹的公子围要娶郑国大夫公孙段的女儿做夫人。楚人本打算在成亲时袭击郑国，就要求住进郑国国都的宾馆，子产看出了这个阴谋，提出很多的理由让他们住在城外。举行婚礼时，楚国又要求多带士兵做仪仗队，子产也不同意，派善于外交辞令的子羽去说道：“我们国家很小，容纳不下这样多的随从，就在城外打扫个地方举行婚礼吧。”公子围派太宰伯州犁回答说：“你们的君主同意了这门婚事，公子启程前隆重地祭祀了祖先，如果他在野外举行婚礼，不仅有失公子的身份，也辱没了祖先，我们没有办法向楚国交代，还请你们重新考虑。”子羽说：“小国本来没有过错，过分相信大国也就是过错。倘若大国居心叵测，小国又无准备，那就后悔不及了。否则，进城到公孙段家举行婚礼本来是可以的。”同来的楚国大夫伍举知道郑国人已有了准备，怕偷袭不成反倒不能联姻，就提出倒挂箭囊解除武装入城，郑人这才同意，由此也避免了一场灾祸。

晏子见齐景公

此画像砖中，戴冠着长袍仰目侧身而立的人为齐景公，他前面跽跪拜谒的人为晏子。晏子的身后立着一个侍者，齐景公身后立着两个戴笠形冠的侍卫。

前526年，晋国的执政大夫韩起出使郑国。当时有一对珍贵的玉环，一个在韩起自己手中，另一个则在郑国商人手中。韩起想把这对玉环配成对，就向郑君提出了请求，可子产却坚决不同意。子产对韩起说：“这不是官府的器物，我们不能过问。”其他的大夫害怕晋国，都主张给韩起，可子产坚持说：“不能大国要什么就给什么，既然韩起想要，可以直接向商人去买，君主与商人有盟约，商人不得反叛官府，官府也不得干涉商人的交易，我们怎么能违背盟誓，强迫商人将玉环出卖呢？”韩起无奈，只得放弃了，并感谢子产对他的教益。

不久后，晋国又想增加诸侯的贡品，子产再次进行抗争，争取让郑国按照较低的爵位等级交纳贡品。他说：“过去天子规定贡品有轻重，地位高的贡纳重，地位低的贡品少，郑国本是属于男爵一级的国家，现在却要缴纳公侯级别的贡品，实在承担不起。我听说君子掌管国家，从来不担心财货，而是担心没有美德。如今诸侯的财货都聚集在晋国国君的宗室，可诸侯们却离晋国远了。如此下去，诸侯离心，晋国就要垮台了，还要财货有什么用呢？但是说到美名，那可是传播德行的工具，而德行则是国家宗室的基础。有了基础才不会垮台，快乐才能长久啊。你们看看大象，正是因为有了象牙才使自身招来祸患，这都是财货惹的祸。”

这场关于贡品的争论据说从中午一直持续到黄昏，晋人实在受不了啦，被迫答应了子产的要求。事后子太叔担心地对子产说：“你这样尽力去争，晋国会联合诸侯来治罪，你难道忽视了这一点吗？”子产说道：“你不知道，眼下晋国的政治很不统一，各家大夫都忙于他们自己的政见分歧而苟且偷安，哪里还顾得上来讨伐别人呢！一个国家不力争自强，就会受人欺凌，还算什么国家。”子产善于估计晋国的政治形势，见机行事，在外交上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齐国的扩张

齐国到灵公、景公时，依旧是仅次于晋的中原强国。晋楚争霸时，齐国也没有停止自己对外扩张的脚步。前567年，齐灵公灭莱国，疆土扩大到山东东部。疆域东到海，西到黄河，南到泰山，北到无棣水（今河北盐山南）。

齐景公的雄心

在晋国和楚国的长期争霸战中，齐国多是忙着对周边的小国发动进攻。前571年，齐国派兵攻打莱国，莱国国君贿赂带兵的齐国大将，齐师不战而回。接着齐国召集莱君到齐国开会，莱君不到，齐国就派大夫晏弱在靠近莱国的地方筑城，威胁莱国。晏弱修筑了庞大的军事基地——东阳城（遗址在今山东临朐东）。

前567年，晏弱发动突然袭击，灭了莱国，得到了大片土地。齐将叔夷因为战功卓著，得到了大片田地和奴隶，兴奋的叔夷特地铸了一口大钟，以示庆祝。

这次战争让齐国的领土扩大了几乎一倍，莱国靠近海边的地区尽入齐国版图。到了前530年，齐国的国力靠着渔盐业大为提升，齐景公认为，成为霸主的那一天就要来到了。一次晋平公举行宴会招待朝见他的各国君主，席间举行投壶（把箭投进一个壶里）的娱乐。从晋平公开始，各国君主顺次投壶。轮到齐景公时，他拿着箭说：“有酒好像泥水那样多，有肉好像树林那样成堆，我的箭若投中在壶里，齐国就将代替晋国兴盛起来。”说完，他果然投了进去。齐景公的话看似在开玩笑，但在座的诸侯都看出了他的野心。

子作弄鸟尊

子作弄鸟尊为春秋晚期的青铜铸器，全器铸成凶猛的鸷鸟，通体有精细纹饰刻镂，极其传神。

前523年，齐国攻打莒国（今山东莒县一带），莒君逃至纪鄣（今江苏赣榆北），齐国不肯罢休，继续发兵攻打纪鄣城。纪鄣城城墙坚固，难以攻下，一时僵在了原地。因为莒君曾无辜地杀过一个国人，那人的妻子正巧住在纪鄣城，她为了替丈夫报仇，估计了城墙的高度，日夜纺线，终于拧成一根长绳，准备牵引齐军登城。齐军乘夜拉着绳子登城，上了六十人后绳索才断，城上城下的齐军齐声欢呼，吓得莒君逃跑了。

控制住周围小国之后，齐国把矛头正式指向了晋国。前501年，齐国出兵进犯晋国的夷仪（今河北邢台西），结果大败而归。齐景公这才意识到自己还不是晋国的对手，争霸的梦想破灭了。

晏婴的功劳

齐景公倚仗的大臣名叫晏婴，又称晏子，字仲，谥平，是齐国的三朝元老。他身材不高，其貌不扬，以生活节俭、谦恭下士著称。司马迁非常推崇晏婴，将其比作管仲，他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感慨地说道：“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晏婴有着锐利的政治眼光，因此才能在变幻莫测的政治斗争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处于不败之地。

一次晋国为了探清齐国的形势，派大夫范昭出使齐国。齐景公以盛宴款待范昭。席间正值主客酒酣耳热，均有几分醉意之时，范昭借酒劲向齐景公说：“请您给我一杯酒喝吧！”景公回头告诉左右侍臣道：“把酒倒在我的杯中给客人。”范昭接过侍臣递给的酒，一饮而尽。晏婴在一旁把这一切看在眼中，厉声命令侍臣道：“快扔掉这个酒杯，为主公再换一个。”依照当时的礼节，在酒席之上，君臣应是各自用各人的酒杯。范昭用景公的酒杯喝酒违反了这个礼节，是对齐国国君的不敬，范昭是故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方的反应如何，但还是被晏婴识破了。

范昭回国后向晋平公报告说：“现在还不是攻打齐国的时候，我试探了一下齐国君臣的反应，结果让晏婴识破了。”范昭认为齐国有这样的贤臣，现在去攻打齐国，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晏婴凭借智慧避免了一场战争，人们都很钦佩他。

而晏婴最为后世称道的，还是他清廉俭朴的作风。据说他不愿住阔绰的大厦，只喜欢破旧的房屋。后来齐景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对他说：“你的住宅靠近市场，吵闹得厉害，又低湿破陋，起码也要换个向阳干燥的房子吧！”晏婴回答说：“我的先人都住下来了，我为什么不能继续住下去呢？住宅靠近闹市，早晚买东西方便，对我有好处。”齐景公笑道：“你住在闹市旁边，知道什么东西价钱贵，什么东西价格贱吗？”因为当时景公滥用刑罚，很多人都被施以刖刑，晏婴于是趁机说道：“鞋贱，假脚贵。”景公听到这话后，就减轻了刑法。

前522年，齐景公患疟疾，总是不能根治。景公的宠臣进谏说：“大王生病久不痊愈，是太史、太祝得罪了神灵，所以天神才降疾病在您身上，要是杀掉他们来向神灵请罪，君主的病就会痊愈。”景公病急乱投医，就要去杀太史。晏婴急忙拦住，怒道：“君主生病是您的政治不好，得罪了上天，上天才降灾殃给您的。怎么能赖在太史身上呢！”景公说：“照你这样说，怎么办才好呢？”晏婴说：“现在国家垄断山林、水泽、海滨的出产，百姓的负担很重。大夫们放肆地接受贿赂，制度败坏，征税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大王还不断新修宫室，淫乐无度。宫内的姬妾任意夺取市场上的物品。朝廷里的宠臣在城外违法乱纪。君主所想要的东西，不给予就治罪。民众痛苦，怨声载道，神灵听到那么多责备您的话，当然会降罪。您只有多做好事才行。”

齐景公听了这些话后，不由得满身发冷，但也不得不接受，立即让官吏减免税收，去掉关卡，免去债务。

晏婴二桃杀三士

齐景公有三个宠臣，分别是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都以勇力搏虎而闻名天下。

有一天晏婴从他们身旁经过时，小步快走以示敬意，但这三个人却不起来，对晏婴非常傲慢无礼。晏婴很是生气，对齐景公说：“我听说贤能的君王蓄养勇士，对内可以禁止暴乱，对外可以威慑敌人，上面赞扬他们的功劳，下面佩服他们的勇气，所以使他们有尊贵的地位，优厚的俸禄。而现在君王所蓄养的勇士，对上没有君臣之礼，对下也不讲究长幼之伦，对内不能禁止暴乱，对外不能威慑敌人，这些都是祸国殃民之人，不如赶快除掉他们。”齐景公说：“这三个人力气大，与他们硬拼，恐怕拼不过他们，暗中刺杀，恐怕又刺不中。” 晏婴冷笑道：“这些人虽然力大好斗，不惧强敌，但是不讲究长幼之礼，都是些愚蠢的人，我有办法除掉他们。”

于是晏婴请齐景公派人赏赐给他们两个桃子，对他们说道：“你们三个人就按功劳大小去分吃这两个桃子吧！”公孙接仰天长叹说：“晏婴果真是位聪明人。他让景公叫我们按功劳大小分配桃子。我们不接受桃子，就是不勇敢；可接受桃子，却又人多桃少，这就只有按功劳大小来分吃桃子了。我第一次打败了野猪，第二次又打败了母老虎。像我这样的功劳，可以单独吃一个桃子，而不用和别人共吃一个。”于是他拿起了一个桃子站了起来。田开疆说：“我手拿兵器，接连两次击退敌军。像我这样的功劳，也可以自己单吃一个桃子，用不着与别人共吃一个。”于是他也拿起一个桃子站了起来。古冶子说：“我曾经跟随国君横渡黄河，大鳖咬住车左边的马，把马拖到了河的中间。那时我不能在水面游，只有潜到水里，顶住逆流，潜行百步，又顺着水流，潜行了九里，才抓住那只大鳖，将它杀死了。我左手握着马的尾巴，右手提着大鳖的头，像仙鹤一样跃出水面。渡口上的人都极为惊讶地说：‘河神出来了。’仔细一看，原来是鳖的头。像我这样的功劳，也可以自己单独吃一个桃子，而不能与别人共吃一个。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不快把桃子拿出来！”说罢便抽出宝剑，站了起来。公孙接、田开疆说：“我们勇敢赶不上您，功劳也不及您，拿桃子也不谦让，这就是贪婪啊！然而还活着不死，那还有什么勇敢可言？”于是他们二人都交出了桃子，刎颈自杀了。古冶子看到这种情形，说道：“他们两个都死了，唯独我自己还活着，这是不仁；用话语去羞耻别人，吹捧自己，这是不义；悔恨自己的言行，却又不敢去死，这是无勇。虽然如此，他们两个人若是同吃一个桃子是恰当的，而我独自吃另一个桃子也是应该的。”他感到很羞惭，也放下桃子，刎颈自杀了。齐景公于是按照勇士的葬礼埋葬了他们。

晏婴的哲学

晏婴作为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外交家，以其政治远见、外交才能和朴素的生活作风闻名于诸侯。他爱国忧民，敢于直谏，在诸侯和百姓中都享有极高的声誉。晏子善辞令，主张以礼治国，汉代刘向曾把晏子和春秋初年的著名政治家管仲相提并论。 孔丘也曾赞其曰：“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除了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外，晏婴还是一个具有无神论和辩证法思想的人。

前522年的冬天，一次齐景公打猎归来，宠臣梁丘据匆忙赶来迎接。齐景公很高兴，对晏婴说：“只有梁丘据同我的关系好啊！”晏婴摇头说：“你们之间只是‘同’，而不是‘和’。”齐景公奇怪地问道：“‘和’与‘同’还有区别吗？”晏婴说：“区别很大。‘和’就像做菜汤一样，厨师用鱼肉加上醋盐等调料进行烹调，人们吃起来津津有味，身心愉快。君臣关系也是同样的道理。君主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其实含有不正确的成分，臣下就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改正君主意见中不正确的部分，使合理的部分更完善。而被君主否定的东西，也有可能是正确的，臣下也应该陈述可以肯定的理由，帮助君主改正他的错误意见。这样做国家的政治才能稳定，这就是‘和’。而梁丘据这个人可不是这样，的他对君主随声附和，君主认为是错的，他就说‘不对’；君主认为是正确的，他就连声说‘是’。这样就好比在水里加水，毫无味道。这个叫作‘同’，不是‘和’，在政治上就完全是坏事。”

晏婴在劝谏君王时往往不是直接地强谏而是委婉地曲谏或诱谏，显示了他的高度智慧。一次晏婴和齐景公及群臣到纪地游玩，有个手下捡到一只精美的金壶，金壶里边刻着“食鱼无反，勿乘驽马”八个字。齐景公看了看，解释道：“吃鱼不吃另一面，是因为讨厌鱼的腥味；骑马不骑劣马，是嫌它不能跑远路。”众人无不随声附和，只有晏婴说道：“臣觉得这八个字里面包含的是治国的道理。‘食鱼无反’是告诫国君不要过分压榨百姓，‘勿乘驽马’是告诫国君不要重用那些无德无才的人。”齐景公反问道：“既然有这么好的名言，为什么还亡国了呢？”晏婴答道：“君子们的主张应该高悬于门上，牢记不忘。但是纪国却把名言放在壶里，不能经常看见，能不亡国吗？”齐景公听了频频颔首。

齐景公好色贪杯，一次他抱着美女饮酒七天七夜还不停杯。弦章进谏说：“您已经饮酒七天七夜了，我请求您停止。”这时晏婴入见，齐景公说：“弦章竟然阻止我饮酒作乐。如果我听从他的话，这不是臣子来管教我吗？如果把他杀死，我又舍不得。”晏婴回答说：“弦章幸遇明君了！如果他碰到的是殷纣王，早就被处死了。”齐景公闻言便停止了饮酒。弦章的进谏将齐景公推入了两难的境地，而晏婴的一句话便将齐景公从两难处拉了回来，既保全了齐景公的面子，又救了弦章的性命，使齐景公不再沉湎于酒色。正是由于晏子的进谏，才使得这一事件有了圆满的结局。

历史文献

公孙接、田开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让，是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皆反其桃，挈领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独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声，不义；恨乎所行，不死，无勇。虽然，二子同桃而节，冶专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领而死。

——《晏子春秋·谏下》

田氏夺权

靠着晏婴，齐国的发展还算平稳。因为晏婴的主政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保守的，有意回避了与大族之间的矛盾。到了齐景公的晚年，田氏的力量得到很快发展，大夫田乞向百姓征收赋税时用小斗收进，赐给百姓粮食时却用大斗，暗中向百姓施以恩德，而齐景公也不加禁止。因此田氏得到齐国的民心，家族越来越强大，百姓心向田氏。晏婴多次向齐景公进谏，景公都听不进去。

不久后晏婴去世，齐景公方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立太子，犹犹豫豫的，直到临死时才立公子荼为太子，托孤给高张、国夏，他们成为权力很大的托孤大臣，也成了田氏的眼中钉、肉中刺。

前489年，田乞派人到鲁国迎回齐景公的另一个儿子姜阳生。姜阳生回到齐国后，藏在田乞家中。田乞邀请大夫们说：“母亲有祭祀后留下的酒食，请各位赏光来聚会饮酒。”大夫们都来到田氏家饮酒。田乞把姜阳生装在口袋里，放在中央的座位上。在饮宴中，田乞打开口袋，放出姜阳生，他说：“这才是齐国的国君呀。”大夫们都俯身拜见，打算订盟拥立阳生。

《晏子春秋》书影

《晏子春秋》是一部记叙晏婴思想、言行、事迹的书。

田乞编谎话说：“我是与鲍牧合谋一起拥立阳生的。”鲍牧听后怒气冲冲地说：“大夫们忘记景公的遗命了吗？”见大夫们想反悔，阳生就叩头说：“看我可以就立我，不可以就算了。”鲍牧恐怕灾祸落到自己身上，就改口说：“都是景公的儿子，怎么不可以呢！”阳生终于在田乞家中被立为国君，这就是齐悼公。于是田乞将高张、国夏赶出了齐国，并杀死了公子荼。

齐悼公即位后，田乞任宰相，独揽齐国政权。悼公当了四年的君主后，也被臣下所杀。田氏又从鲁国迎接回悼公的儿子姜壬做国君，这就是齐简公。

齐简公即位后，分别任用田常和阚止为左、右相。渐渐阚止得宠于齐简公，御鞅见状，就建议齐简公择用一人。前481年的一天，阚止在上朝途中遇到田氏族人田逆杀人，将其拘捕，齐简公见状，准备借机驱逐田氏。不想阚止的家仆将此事告知了田常，田常先发制人，率车入宫，劫持了齐简公。阚止率军反攻，被田氏击败，阚止慌不择路，竟然误入了田氏的领地，结果被田氏杀死。齐简公也没能逃脱厄运，同样是在逃跑的途中被田常的追兵杀死。

田氏一族把其他公族中有力量的人物都杀掉了，齐国的政权自此完全被田氏所掌控。

落后挨打的宋卫两国

宋国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自身制度的不完善，一直是各诸侯国争夺的对象。而卫国由于统治者穷奢极欲，疏于政事，也难逃灭国的命运。这两个国家，在诸侯争霸愈演愈烈的时期，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尴尬境地。

萎靡不振的宋国

宋国地处楚国的北方，晋国的南面，地方虽大，国力却不强，因此一直是大国争夺、压榨的对象。加上国内宗法制度死板，内政因循守旧，很不灵活，所以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宋昭公时，大臣司马乐豫曾说：“公族是公室的枝叶，树没有枝叶，它的根、干也就没法保护。”可宋昭公并不认同，一度想削弱强宗的力量，结果不但没能实现，反而招来杀身之祸。

宋国的大族之一华族，势力极大。宋国人都说，丢了官，族就难保，所以要保住官职，就算人死了，官位可以世袭，宗族照样拥有势力。华族的华元是宋国的最高执政者，本来他家族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可因为一次内部斗争，反倒给了宋平公一次打击大族的机会。

原来，华元有两个儿子华阅和华臣，长子华阅承袭了父亲的职位。前556年，华阅死了，华臣就想吞并哥哥的家室，把华阅的儿子华皋比的家臣华吴杀了。当时的朝廷大臣面对此事，竟然全都不敢过问。宋平公怒道：“华臣的行为，不只是在他家族里作乱，而且触犯了宋国的刑律，一定要驱逐他。”可大臣向戌却说：“华臣有卿官的职位，大臣之间不和顺是国家的耻辱，不如把这事掩盖着，算了吧！”

宋平公虽然不愿意，也不能表示异议了。向戌替华臣说了话，却不敢邀功，还特制一根马鞭，每逢乘车经过华臣家门口时，就帮助驾车的人打马，让它疾驰而过，不敢同华臣打照面。岂料不久之后的一天，都城里的人们在追赶疯狗时，不小心赶进了华臣的家。华臣做贼心虚，以为是国人攻击他来了，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逃跑了。

没料到如此偶然的一个事件，结局竟然这样的滑稽且尽如人意，宋平公喜不自禁，从此很是看重向戌。宋平公死后，宋元公即位。宋元公是由向戌拱上王位的，但他是个生性多疑、不讲信用的人，同向族发生了矛盾，最后引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动乱。

正史史料

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度。

——《史记·宋微子世家》

宋元公死后，宋景公即位。他在位的时间虽然很长，但依然无法控制大族，发生了持续二十余年的“桓魋之乱”。桓魋是向戌的曾孙，属桓族，故名桓魋，任司马之职，因此也叫桓司马、司马魋。宋景公很宠爱桓魋，把弟弟公子地的四匹白马的尾巴涂成红色，送给了桓魋。公子地很气愤，几经争夺，景公始终袒护桓魋，公子地无奈，于是逃往陈国，后来又转入宋国的萧地（今安徽萧县北）据守反抗。

桓魋恃宠而骄，渐渐也不把宋景公放在眼里了。前484年，卫国大叔疾因乱奔宋，做了桓魋的家臣，献上一颗美珠。宋景公听说后，就向桓魋索要那颗美珠，桓魋不给，从此君臣关系破裂，开始互相以宴请、换邑等手法乘机向对方进攻，闹得无休无止，政事也无人处理了。

宋景公后期，国家虽然连年战事，但景公更怠于政事，国政日趋腐败。据史料记载，大概只有一年平安无事。

这一年，荧惑星侵入了心星的范围，看守住心星。依当时星象，心星属于宋国的分野，所以这是主刀兵灾祸的凶事要降临宋国的征兆。宋景公为此非常忧虑，负责占星相的官员子韦说：“我有法子将这种祸患转移给宰相承受。”景公说：“宰相是辅佐国家的大臣，好比我的股肱支持整个身体的行动一样，怎么可以使他遭受祸患呢？”子韦说：“那就转移给老百姓承受吧。”宋景公还是摇头说：“人君应该以仁爱来安抚百姓，怎可反而让百姓承受灾患呢？”子韦又出馊主意说：“转移到年岁五谷收成上怎样？”景公回答说：“时令饥荒，人民困苦，我去做谁的国君呢？”子韦于是赞叹说：“至高在上的天能够听到谦卑养德的人君所说的话，现在主公自内心深处发出为人君的三种仁爱、宽厚的言论，必然会感应天心，荧惑星必会有所移动。”于是再占候星象，果然移动了三度，离开了心星的范围。宋国在这一年里，果然没有刀兵灾难。

日渐年老的宋景公还是很发愁，因为没有儿子，无奈只得把宋元公的两个曾孙，得和启养在宫中考察。这时的宋景公很少上朝，官员乃至六卿很难看见君主，国家大事都通过他身边的近臣大尹转达。前469年，宋景公外出打猎时死了。大尹发动甲士千人，一面把国君尸体偷运回宫，一面召集六卿，胁迫他们盟誓，谎称国君有病，先立启为太子。三天之后，国人得知宋景公已死，司城乐茂调动武装进攻大尹。大尹众叛亲离，只好奉太子启逃奔楚国。六卿于是立太子得为昭公，司城乐签为上卿。不过宋国的国势，依然萎靡。

卫懿公好鹤衰国

卫懿公，名赤，卫惠公之子。他嗜好养鹤，在宫廷定昌、朝歌西北鹤岭、东南鹤城（今河南长垣鹤寨）等处，均养有大量的鹤。其鹤如官有品位俸禄：上等竟食大夫禄，较次者食士禄。他外出游玩，必带着鹤，载于车前，号称“鹤将军”。由鹤及人，凡献鹤者给以重赏。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之。”那些想邀官求宠的大小官吏都千方百计耗费民力捕鹤。因此卫懿公好鹤成瘾，到了不理朝政，漠视民疾，民怨沸腾，国势衰弱的境地。这一消息传出去后，前660年冬，北方狄人便从邢国的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南）攻卫，到荥泽时，卫懿公发兵抵抗，大臣说：“君好鹤，鹤可令击翟（狄）。”卫懿公向国人“受甲”，国人说：“叫鹤去抵抗敌人吧，鹤有高官厚禄，我们哪里能够打仗呢！”卫懿公无奈，便带着少数亲信赴荥泽迎敌，结果兵败被杀。史官华龙滑和礼孔二人逃回朝歌，报告了懿公被杀的噩耗，卫公子申即带领卫人连夜向东南逃去。狄人马上追赶。到黄河的时候，宋桓公也已率兵到河边迎接卫公子申，于是狄人才不敢再追，将卫国的库藏和民间留存劫掠一空后离去。

后来公子申被立为卫戴公，在野外造草庵暂住曹地（今河南滑县东），史称“庐于曹”。一年后卫戴公病死，逃到齐国的公子毁归来，被立为文公。此刻卫懿公之妹许穆夫人，从许国赶来援助，向诸侯大国奔走呼号，终于说动齐桓公，于是齐桓公派公子无亏率兵助卫击败狄人，并在楚丘（今河南滑县东）新建卫都，卫国得以复兴。但是卫国却从此一蹶不振，沦为小国。

放逐国君的卫国

卫国是春秋时期第一个把自己的国君驱逐出去的国家，而那位倒霉的国君，就是卫献公。卫献公的父亲卫定公在位时，就与卿官孙林父有矛盾，迫于晋国的威胁，卫定公才重新召回孙林父。定公死后，因为没有嫡子，就立了庶子为王，这就是卫献公。定公的妻子和孙林父都不喜欢献公，联手驱逐了献公。

卫献公向晋国求援，可师旷对晋悼公说：“这恐怕是卫献公自己太过分了，自作自受，还是不要理会他吧。”卫献公无奈，通过弟弟公子鲜联络国内的大族宁喜，许诺一旦复国，将由宁氏掌权。于是宁喜攻打孙林父，迎回了献公。

卫献公回国以后，疯狂报复与他为敌的人，并公开与晋国作对。晋国发兵活捉了宁喜和献公，后来还是齐国帮着求情，卫侯嫁女给晋君，献公才被释放。再次回国的献公，终究容不得宁氏专政，杀了宁喜并清除其余党，国内动荡不安。

卫灵公与夫人

一次卫灵公与夫人在宫中夜坐，先听到辚辚的车声，可车声到宫门时却消失了，过了宫又响起来。夫人说：“一定是蘧伯玉的车队。”灵公问道：“你怎么知道？”夫人说：“君子非常注意生活细节。车走到宫门口时没了声音，那是车的主人让车夫下车，用手扶着车辕慢行，怕车声打扰国君。我听说蘧伯玉是一位很有道德操行的君子，所以我才敢断定过去的是蘧伯玉。”卫灵公事后派人打听，果然是蘧伯玉。

到了卫灵公的时候，卫国更是乱成了一锅粥。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是宋国人，与宋国的公子朝有私情。一次卫国太子蒯聩经过宋国，被宋人编起歌谣嘲弄，十分恼怒。蒯聩回国后准备杀掉南子，但没有成功，于是逃往晋国。不久后灵公死了，蒯聩的儿子成为卫君，是为卫出公。晋国把蒯聩送回国，一场父子争夺君位的闹剧就此开始了。

前480年，蒯聩强迫孔悝与之歃血为盟，帮自己夺权。当时孔子的门生高柴和子路都是孔悝的家臣，高柴听说主人被围困后，就从城里逃了出去。刚到城外，正巧碰见子路要进城去救孔悝，高柴对他说：“城门已被关了，快走吧！不要自投罗网。”子路说道：“我拿了孔家的俸禄，就不能贪生怕死，明知主人有难怎能不去救护呢？”子路一口气跑到城门口，守城的人认识子路，也让他赶快逃命，可子路还是坚持进城。

子路一口气跑到孔家后，只见孔悝正被人胁持着，子路急忙上前救援。蒯聩的手下石乞与子路搏斗，一戈砍到了子路的头上，帽缨也被砍落。子路倒在血泊之中，发现自己的帽缨已断，头盔歪了之后，便挣扎着说：“且慢动手，正直的君子死时帽子不能不正，衣服不能不整。” 说着他用尽全力扶正帽子，整好帽缨，理了理衣服，安然死去，这就是著名的“结缨而死”。

孔悝无奈，只得拥立蒯聩为君，称作卫庄公。卫庄公上台后，对曾经支持他的人猜忌不已，先是假借设宴酬谢，把孔家母子灌醉，连夜送走，然后又将帮助他夺权的大臣统统流放、处死。不久庄公死了，晋、齐两国各自都要立投靠自己的人做卫君，中间换了两三个国君，最后还是卫出公回国复位，政局才稳定了几年。

前470年，卫出公也步了卫庄公的后尘，陆续对一些卿大夫削职、夺邑。愤恨出公的人决定报仇，联合起来，将出公也赶了出去。后来卫出公借助越、鲁、宋等国的武装护送才得以回国，但卿大夫和国人都不肯接纳他。卫出公不敢进城，几国军队只好无功而返，卫出公最后逃到了越国，死在了那里。

至此，宋卫等国的内争发展到父子争位、骨肉相残的地步，西周的宗法制度已经荡然无存了。

守旧而衰的鲁国

在鲁国，周礼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周礼由周王室制订，具体实施时各诸侯国一般各取其需，因地制宜。唯有鲁国始终不忘“法则周公”，不论“国之大事”，还是往来小节，都要严格按照周礼的规定来执行，否则就会遭到指责，甚至被视为“不祥”的举动。这一特点渗透在政治、外交上，导致鲁国国势日衰。

庆父之难

鲁庄公姬同有三个弟弟，庆父、叔牙和季友。庆父最为专横，并且拉拢叔牙蓄谋争夺君位。此外，他还一直与嫂子即鲁庄公的夫人哀姜私通。

鲁庄公有一年得了重病，医治无效，在临死前向自己的几位兄弟就立谁继承君位的事情征求意见。因为夫人哀姜没有生子，而且庄公特别喜欢夫人孟任所生的儿子斑，所以想立斑为继承人。叔牙因为受了二哥的嘱托，主张立庆父。庄公赶紧与季友商量，季友力主立斑，并逼叔牙以死表明拥立斑。

鲁庄公病死后，斑即位为国君。庆父不甘心，因为他与哀姜关系甚密，所以就想立哀姜的妹妹所生的儿子开。于是他便与哀姜密谋，欲暗杀公子斑。恰好有个叫荦的养马人，因受过鲁庄公的责罚怀恨在心，于是公子斑当上国君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在庆父的唆使下被荦打死了。季友也被迫逃亡到陈国。随后公子开就被庆父立为国君，即鲁湣公。此后庆父更加肆无忌惮，与哀姜频繁往来，并且野心也越来越大，想自立为国君。湣公为了自保，把季友又请回国内。庆父与季友本来就势不两立，见此更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在鲁湣公二年（前660年），他与哀姜又指使一个叫卜齮的人杀了湣公。在混乱中，季友领着鲁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姬申逃到了邾国，并发出文告声讨庆父，要求国人杀掉庆父，立姬申为君。国人响应，庆父畏惧，逃亡到莒国，哀姜则逃到了邾国。

周公旦

周公旦因采邑在周，被称为周公。武王死后，其子成王诵年幼，由他摄政当国。周公平定“三监”叛乱，大行封建，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周公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被尊为儒学的奠基人。

姬申得立后，季友买通莒国押回了庆父并将其杀死。哀姜是齐公室之女，所以齐桓公很生气，也将哀姜召回杀死。

在鲁庄公死后的几年里，由于庆父串通哀姜连杀了两个国君，而且极度荒淫无耻，作威作福，横行无忌，不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也给国人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故齐国的仲孙湫到鲁国吊唁回去后，曾叹息说：“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死守周礼

鲁国是西周时周公旦的封国，周公旦是周王朝礼乐制度的制订者，因此鲁国就算到了春秋时期，还保存着完整的周礼。

前478年，鲁哀公与齐平公在蒙地（今山东蒙阴东）会盟，齐平公向鲁哀公叩头，而鲁哀公只回以弯腰礼。因为周礼上明确地规定：除非见到了天子，鲁君向任何君主都不叩头。齐人对此很是恼怒，从此耿耿于怀。五年后，鲁哀公又与齐平公在顾（今山东郅城东北）地会盟，齐国人还记得当年之事，责怪鲁君不尊重他们，编起歌唱道：“鲁人有罪疚，几年以来还不自觉，恼得我们顿脚！就是因他死守儒家礼书，弄得我们两国闹口角！”

死守周礼，不知变通，的确是鲁国的特点。因而鲁国一直守旧，不能振作，总是受他国，特别是齐国的欺负。

圣母诉周礼

关于鲁国的周礼，从鲁国大夫公父文伯和他母亲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公父文伯是世家大族，有一次宴请宾客，筵席上有一只甲鱼，但是个头很小。一位宾客见了很不高兴，说道：“等这甲鱼长大一点再来吃。”说完便起身走了。文伯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后，怒道：“我听你死去的父亲说过，祭祀时应当敬奉代表亡灵受祭的人，宴客时应当敬奉坐上位的主客。甲鱼能有多贵？为什么要使客人生气呢？”说着，便将文伯赶出了家门。过了五天，鲁国的大夫们纷纷来求情，母亲才让他回家。

不久之后，公父文伯退朝回家，先去母亲的房中探望，只见母亲正在纺麻。文伯说：“以我们这样的人家，您还纺麻，恐怕国君知道了要生气的，还认为我不孝顺您呢！”

母亲叹息道：“唉！鲁国要亡了，竟然让你这样的人做官！坐下，我讲给你听听。从前圣贤国君安置民众，选择贫瘠的土地来安置他们，锻炼他的子民，然后依靠他们的能力，所以能长久地统治天下。民众劳作才会思考，思考才会有善良的念头产生；安逸就会淫乱，淫乱就会忘记善良；忘了善良，邪恶的念头便要产生。肥沃土地上的民众没有能耐，因为他们荒淫；贫瘠土地上的民众没有不崇尚正义的，因为他们勤劳。因此天子用文采最完美的器具祭祀太阳，和三公、九卿一起祭祀土地神和识别土地的功用；中午考察政务，交待百官要履行的事务，众官之长考虑众官员的事，牧、相全面使民众的事务治理有秩序；用简单文采的器具祭祀月亮，和太史、司载收集威猛的天的法则；日落便督促嫔妃们，让她们清洁并准备好祭品和器皿，然后就休息。诸侯们清早学习和听取天子布置的事务和训导，白天完成他们为国供职的任务，傍晚反省自身，还要温习并思考那些典章和法规，夜晚警告众官，让他们不要享乐过度，然后就休息。卿大夫清早考虑他的职责任务，白天谋划和施行政务，傍晚梳理他的事务，夜晚处理他的家事，然后就休息。贵族青年清早接受教育，白天听讲弄懂所学的知识，傍晚复习，夜晚反省自己有无过错直到没有遗憾，然后就休息。从平民以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一天懈怠的。王后亲自纺织黑色的丝带，公侯的夫人还要编织冠冕上的带子，卿的妻子做腰带，大夫的妻子做祭祀用的服装，士的妻子还要做朝服，从平民以下，都让她的丈夫有衣穿。春祭祭社时分配事务，冬祭时献上农作物，男男女女献功，有罪愆的就加以惩罚，这些都是古人的制度啊。自上而下，谁敢想荒淫省力气呢？如今我守着寡，你又是下大夫，从早到晚参与朝政事务，还担心丢失了先人的事业。更别说懈怠懒惰，那怎么躲避得了惩罚呢！我指望你早晚提醒我说：‘一定不要废弃先人的传统。’你今天却说：‘为什么不自己图安逸啊？’以你这样承担君王的官职，我恐怕你爹要绝后了！”

公室衰微

鲁国虽然死守周礼，可是君王的权威却早就丧失殆尽了，真正在鲁国掌握大权的是“三家”大族，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他们同是鲁桓公之子，故又称“三桓”。

前562年，季武子把鲁国原来的上下二军扩大为三军，即增加了一个中军，由这三家各领一军。当时的军队是寓兵于农，平民都有当兵的资格，奴隶只能在军中服杂役。人们平时务农，有战事或演习则应征出动。大体是每户出一名兵士，按军事组织编入军籍，自己提供军事装备。还按照行政与井田制度的系统，规定摊派车马辎重等“军赋”。这样对于掌管军队的人来说，有了军队就意味着在政治、财政上都有了实力。

这三大家族的力量不断充实壮大起来，鲁国公室空虚，鲁君的地位可谓江河日下。前544年，按弭兵盟约的规定，鲁君得亲去朝楚。恰巧这时楚康王死了，楚人故意让鲁襄公按一般的使节身份参加丧礼，借此侮辱鲁君。丧事完结后鲁襄公回国，在出发之前，还要征询季孙氏的意见道：“我可以回国吗？”季孙氏回答说：“您是享有鲁国的，谁敢违抗您呢？”鲁襄公算是得到一些宽慰，这才启程回国。

季氏逐君

鲁襄公死后，由季孙氏做主，立了姬稠为鲁君，这就是鲁昭公。前517年，季平子因为斗鸡，和郈氏与臧氏结下了仇恨。这时有人向鲁昭公进言，策划除掉季孙氏，昭公看到这种形势，为之心动，毕竟季孙氏的势力大，已经威胁到君主的权威了。

于是鲁昭公和反季孙氏的家族毅然进攻季孙氏，杀了季平子的弟弟。季平子见事不妙，先作退让，请求鲁昭公把他囚禁在费邑（季孙氏的私邑，今山东费县），或是直接驱逐出境，可是都没得到允许。

这时子家氏站出来劝昭公应允，说季孙氏发号施政很久了，收买人众已经不少，一旦有人背叛你，那后果就不可收拾了。话说得中肯，可是昭公哪里能听得进去，郈氏主张趁早杀掉季平子。昭公于是决定联络孟孙氏和叔孙氏两家，一起动手。

可是叔孙氏已经决定武装援救季孙氏了，公室的武装反被包围，兵士毫无斗志，很快就被叔孙氏的武装所驱逐。同时孟孙氏进攻郈氏，然后会合叔孙氏一起进攻鲁君。鲁昭公眼看大势已去，逃亡到了齐国。子家氏又劝鲁昭公不要接受齐君的安排，一是不可信赖齐人，二是接受了反而等于是人家的臣属了。

鲁昭公还是没有听从，一会儿求救于齐国，一会儿又指望晋国，流亡了八年后死去。季孙氏于是立了没有跟随鲁昭公出逃的公子姬宋为君，是为鲁定公。

三家内乱

前530年，季平子执政鲁国，没有重用家臣南蒯。南蒯怀恨在心，扬言要赶走季孙氏。南蒯挑拨叔孙氏与季孙氏的关系，借机发动叛乱，结果被季平子打败。

季平子死后，他的家臣阳虎造反，控制了季孙氏宗族，同时也操纵了鲁国的权柄。前502年，阳虎搞了一次大祭礼，计划事后在蒲圃宴请季孙氏，乘机杀掉季桓子。孟孙氏得到了消息，比阳虎提前一天行动。到宴请季孙氏那天，阳虎驾车前行，其弟阳越殿后，把季桓子夹在中间。季桓子发觉情况异常，就和驾车的林楚商量逃脱之计。这时孟孙氏早已作好了准备，挑选了强壮的养马者三百人，在宅门外装作建造房子，以备事变。林楚激怒驾车的马，冲上大路，直奔孟孙氏的家门。阳越在后面追赶，孟孙氏的徒众从门缝里往外射箭，把阳越射死了。阳虎眼看事情败露了，就劫持了鲁定公和叔孙武叔，去进攻孟孙氏。只一战阳虎就被打败，他盗走了公室宝玉、大弓等逃走，窃据阳关（今山东泰安南）对抗。

第二年夏天，三家联合攻打阳关，阳虎不敌，焚烧了关门出奔齐国。齐人不敢收留，阳虎又逃到宋国，最后秘密逃到晋国，投靠了赵简子。

阳虎之乱刚刚平息，前500年，叔孙氏的家臣侯犯在郈邑（今山东东平）又造起反来。原来当初叔孙成子想立儿子武叔为后，族人公若藐几次劝阻，结果还是立了。成子死后，武叔自然恨公若藐，先后两次派人去暗杀他，均未得逞，直到第三次才杀了公若藐。侯犯曾是被派去暗杀而未得逞的一名刺客，因为怕武叔加罪于自己，于是据守郈邑反抗叔孙氏。武叔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侯犯打败，平息了内乱。

就这样鲁国在国君无权、家臣内乱不断中，坎坎坷坷地继续前行。

吴越争霸

春秋后期，无论各国内部怎样混乱，都阻挡不住君主称霸的梦想，只是这梦想的舞台，转向了中国的东南方。吴越之战，是春秋末期位居长江下游的两个诸侯国吴国和越国之间进行的一次争霸战争，最终以吴灭亡越的胜利而告终。

楚国的变乱

春秋后期，各诸侯国无不是君权旁落，大族专政，可楚国偏偏是君权集中，只是这种专权并没给楚国带来强大的机会，楚国也很快走上了衰败的道路。

多变的政局

楚王之所以能够专权，主要原因是他直接统领军政，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军政合一。但是也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王权与王族势力的矛盾。楚国每代君主的子弟都会被分封一块地方，楚国每吞并一个小国，也会把那块土地封赏给这些王族，这些地方被称为县。和其他国家不同，县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等于一个个小王国。而且，楚国的高级官员，如令尹、司马，是不授给大族的，人选都是由王族中产生。因此当楚王精明有为时，就能指使一切，对令尹、司马可以生杀予夺。一旦楚王平庸，大权就会旁落于王族大臣之手。

楚国在楚共王的时候，国力还十分强盛，转变就发生在共王的儿子楚灵王继位之后。楚灵王在即位的第三年大会诸侯，鲁国和卫国没有来参加，宋国只派了一个代表。这使灵王很不愉快，大臣伍举告诉灵王说：“这种情况不是一个好兆头，我们一方面要对到会各国以礼相待，同时也要展示我们的武力，使诸侯心有敬畏，然后再讨伐那些没有到会的诸侯。”可楚灵王根本没把伍举的话当回事，他不但处处表现出骄横的习气，还侮辱别国的使臣，杀死一些无辜的下属，令到会的诸侯很是气愤。

为了维持霸主国的面子，楚灵王四处征伐，与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耗费了先辈多年的积累，加上花天酒地，失去了民心。

一次楚灵王发兵攻打吴国，当时天降大雪，士兵们身着铁甲，手执兵器，暴露在风雪之中，寒冷难耐。灵王则身穿暖和华丽的皮衣，站在中军帐前观看雪景，连声赞叹“好雪，好雪”。

这时国内传来消息，楚灵王的弟弟弃疾反叛。楚灵王的部队本来就无心打仗，一听到这个消息，士兵们顿时作鸟兽散了，只剩下两个随从还守在灵王身边。这时右尹子革对灵王说道：“不如回到楚都的郊外，看看国人的反应怎么样，再作打算。”灵王慌忙摆手道：“这还用看吗？我要是到了他们的手里，他们准得把我杀了。”子革说：“那就去诸侯国求救兵吧。”灵王还是摇头说：“我把他们都得罪遍了，谁会在这种时候帮助我呢？”子革觉得自己也帮不了他，索性也就走了。

灵王一个人在山里游荡，看到有农夫在耕地，便上前说道：“我都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了，给我一点儿吃的吧。”农夫说：“新国王已经下达命令，谁要是送你吃的，就会被杀头。”灵王又气又饿又累，一下倒在了地下，正好压在了农夫腿上，昏了过去。农夫抽出了自己的腿，边走边说：“你这罪恶滔天的家伙，你也有这一天啊！”最后走投无路的楚灵王在绝望中自缢而死。

人才的出逃

接替楚灵王的是他的弟弟弃疾，史称楚平王，继位后改名熊居。楚平王继位之初，政治上还是比较清明的。当初灵王灭了蔡国后，曾把许、胡、沈、道、房、申等公族迁到蔡地，因此这些大族一直对灵王心怀不满。平王即位之后，马上就让他们各回故地，因此得到了这些大族的支持，政局也迅速稳定下来。

平王即位后，任命了伍举之子伍奢为太子太师，宠臣费无忌为太子少师。太子建尊重伍奢，却十分嫌恶费无忌，费无忌因此暗自衔恨。前527年，费无忌撺掇平王，给十五岁的太子娶妻，楚平王于是聘了秦女嬴氏为太子夫人。费无忌去秦国迎亲，发现嬴氏非常美丽，就劝平王干脆自己娶了。平王好色，也不管儿子作何感想，便将嬴氏纳入了后宫，然后将太子调出国都，安顿在城父（今河南平顶山市）。费无忌为了铲除后患，一年后诬告太子与伍奢密谋造反。

楚平王召见伍奢，问他为什么要谋反。伍奢大呼冤枉，并劝平王不要亲小臣而疏骨肉。平王执迷不悟，把伍奢关押了起来，又派人去杀太子，太子建逃往宋国。

费无忌见杀不了太子，就进一步对平王说：“伍奢两个儿子都有才能，若逃往敌国，将是楚国的祸害，不如假装赦免他们的父亲，召他们前来，一块儿杀了。”伍奢的大儿子伍尚为人敦厚，虽然知道是计，还是叫弟弟伍员逃走，自己去赴君命。他说：“一个‘尽孝’，一个‘行仁’，比一起去死更好。”于是楚王就这样杀害了伍奢父子，逼走了伍员。伍员，字子胥，后来逃往吴国。

伍员杀府

伍尚进京后与父亲伍奢惨遭毒手，而伍员逃出楚国后，立志要为父兄报仇。图中“武员”即“伍员”。

铲除了伍奢父子后，费无忌又盯上了左尹郤宛。前515年，费无忌对令尹囊瓦说：“郤宛准备请你赴宴。”然后又对郤宛说：“令尹有意来你家饮酒，令尹爱好兵器，你把兵器都摆出来让他欣赏。”正当郤宛这样准备的时候，费无忌却对囊瓦说：“我差一点害了你！郤宛暗藏兵器，要加害于你。”囊瓦派人察看，果然如此，于是就派人带兵进攻郤宛，郤宛自杀而死。郤宛之死让国人议论纷纷，囊瓦成了众矢之的，不得已，囊瓦杀了费无忌，平息了国人的愤怒。

不久后之楚平王死了，楚昭王继位，由囊瓦主持国政。囊瓦贪图前来朝楚的蔡侯的佩玉、皮袍子和唐侯的骕骦马，不惜关押二国国君，使得蔡、唐二国都投向晋、吴一方。

白公之乱

白公名胜，他的父亲名建，原是楚平王的太子。太子建因为费无忌的陷害，逃奔宋国，恰好遇到宋国的华氏之乱，于是太子建转而逃往郑国。白公胜跟随父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使他养成了刚强不屈、嫉恶如仇的性格。他的父亲在郑国被杀害后，他就向南逃奔到了吴国。

楚令尹子西听说太子建之子胜在吴国，想把他召回国内，但是叶公不同意。然而子西认为胜讲信义而有勇气，不会做不利的事，于是没有听从叶公的劝告。子西把胜召回国内后，将他留在东边的白邑担任守卫，号为白公。白公胜要求讨伐郑国为父亲报仇，子西表面同意但没有行动，引起了白公胜的怨恨。前481年，子西又与郑国订立了盟约，胜勃然大怒，视子西为仇人。

前479年，吴国攻打楚国，被白公胜击败。白公胜以让大家观赏战利品为由，发动叛乱。他杀死子西后，劫持了楚惠王。白公胜杀了王子启而将惠王劫持到高府，不料有人从地道进入宫廷，背着惠王逃至昭夫人宫。于是白公胜自立为王。

叶公子高闻听都城有变，立即率领军队前往救难，他与箴尹固联合惠王的部队一起进攻白公胜。白公胜寡不敌众，便上吊自杀了。白公胜之乱虽然被平定了，但是它给楚国带来的损害却十分严重。

个人恩怨带来的国家征伐

吴国也是姬姓诸侯国，其国境位于今苏皖两省长江以南部分，后扩张到除徽州地区以外的苏皖两省全境，创立者是周氏族的太伯。到了春秋时期，吴国与中原诸侯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也开始加入了争雄的行列。吴国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邻近的楚国。

从费无忌在楚国弄权开始，吴国就加强了对楚国的攻战，连年的战争让楚国没有机会再重新振作。

鸡父之战

弭兵会盟后，中原诸侯国之间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局面。当时，晋、楚、齐、秦四个强国，都因国势日趋衰弱，国内矛盾逐渐激化，而被迫放慢了对外扩张、寻求霸主地位的步伐。与此同时，偏处于东南部的吴国和越国则先后兴盛起来，并开始加入到大国争霸的行列。因此战争的重心也从黄河流域开始转移到了长江淮河流域，征战的国家也由中原诸侯国转变为了楚、吴、越诸国。吴国与晋国联盟之后，乘着楚国鄢陵一役大败的时机，攻下了楚国的四个邑。前519年，又爆发了著名的鸡父之战。

吴王僚在国力日趋上升之时，决定再一次发动对楚国的大规模战争。于是他率领公子光等人，兴兵进攻楚国控制下的淮河流域的战略要地州来（今安徽凤台）。楚平王闻讯后，下令由司马薳越统率楚、顿（今河南商城南）、胡（今安徽阜阳西北）、沈（今河南沈邱）、蔡（今河南新蔡）、陈（今河南睢阳）、许（今河南叶县）七国联军前往救援，并命令尹阳匄带病督师。

就在这个时候，令尹阳匄因病体沉重，死于军中。楚军失去主帅，士气顿时沮丧低落。司马薳越见状，被迫回师鸡父（今河南固始南）。

公子光听说楚军统帅阳匄身亡，向吴王僚建议率军追击。他说：“随从楚国的诸侯虽多，但都是些小国，而且都是被楚国胁迫而来的。这些小国各自都有弱点，胡、沈两国国君年幼骄狂，陈国率师的大夫夏啮虽然强硬，但却固执，顿、许、蔡等国则一直憎恨楚国的压迫，它们同楚国之间不是一条心。而楚军内部的情况也很糟糕，主帅病死，司马薳越资历太浅，不能集中指挥，楚军士气低落，政令不一。只要我们一鼓作气，就可以击败它。”吴王僚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

于是吴军遂于古代用兵所忌的晦日七月二十九突然出现在鸡父战场上，令司马薳越大吃一惊，仓猝之中，他让胡、沈、陈、顿、蔡、许六国军队列为前阵掩护楚军。吴军的先发部队则是从监狱里拉来的死囚。双方交战不久，未受过军事训练的吴国死囚们散乱退却。胡、沈、陈三国军队见状贸然追击，捕捉战俘，纷纷进入了吴军主力的预定伏击圈中。这时吴国三军当机立断，从三面突然出击，很快战胜了胡、沈、陈三国军队，并杀了胡、沈二国的国君和陈国大夫夏啮。尔后吴军将所俘的三国士卒释放，这些士卒侥幸逃得性命，纷纷狂奔，口中还叫嚷不已：“我们的国君死了，我们的大夫死了！”

许、蔡、顿三国军队见状，顿时军心动摇，阵势不稳。这时吴军乘胜擂鼓呐喊，直扑三国之师。三国之师哪里还有心作战，不战而溃。至此吴军终于大获全胜，并乘胜攻占了州来。司马薳越见状，自缢而死，楚国的囊瓦接替了令尹一职，增修邹城，转攻为守。次年吴国吞并了楚国经营多年的居巢和钟离。

鸡父之战是吴军实行正确作战指导方针的必然结果。从兵力对比来看，吴军处于以寡敌众的困难地位；从作战态势来讲，吴军处于“后据战地而趋战”的不利位置， 但是吴军最后却打了胜仗。原因就在于吴军统帅准确地判明和掌握了敌军的情况，巧妙利用了对方的弱点，灵活运用了诱敌冒进、乘胜猛攻等一系列正确的作战方法，达到了出奇制胜的目的。鸡父之战是对楚国的一次沉重打击，楚国的司马薳越畏罪自杀，庸碌无能的囊瓦担任了令尹要职。从此楚军很少主动出击吴军，吴国开始在吴楚争霸中居于主动地位。

临潼斗宝

秦国想要吞并列国，于是托斗宝会的名义暗设十条绝龙计，想要消灭各国的国君。楚国太傅伍奢之子伍子胥，在柳展雄等人的帮助下，粉碎了秦国的阴谋。

伍子胥奔吴

伍子胥逃出楚国以后，听说太子建在宋国，于是他也就追随到了宋国。

伍子胥到宋国以后，正好遇上宋国的华氏作乱，他就又带着太子建逃到了郑国。郑国君臣对他们很友好，不久之后太子建又前往晋国。晋顷公说：“太子跟郑国关系友好，如果给我们做内应灭掉郑国，就把它分封给太子。”于是太子又回到郑国，但是有个与太子有私人恩怨的追随者知道后，便把太子的计划告诉了郑定公。郑定公和子产杀死了太子建，伍子胥只得带着太子建的儿子熊胜一同逃奔吴国。到了昭关（今安徽含山北）时，追兵也赶到了。伍子胥跑到江边，正好江上有一个渔翁，就将伍子胥送过了江。脱险的伍子胥解下随身宝剑，说道：“这把剑价值百金，送给你老人家。”渔翁说：“按照楚国的法令，抓到伍子胥的人，赏给粮食五万石，封给执珪的爵位，难道不如仅仅价值百金的宝剑吗？”说完渔翁把渔船弄翻，自己也随着沉入了水中。伍子胥沉默哀悼良久，才继续前行，终于到了吴国。

这时的吴国，吴王僚刚刚当权执政，公子光做将军。伍子胥就通过公子光的关系求见吴王，请求让他练兵伐楚。过了一阵子，楚平王因为楚国边邑钟离和吴国边邑卑梁氏都养蚕，两地的女子为争采桑叶相互撕打，就大发雷霆，以致两国起兵相互攻打。吴国派公子光攻打楚国，攻克了楚国的钟离、居巢。伍子胥劝吴王僚说：“楚国是可以打败的，希望再派公子去。”公子光对吴王说：“那伍子胥的父兄被楚国杀死害了，他劝大王攻打楚国，是为了报他的私仇。攻打楚国未必能打败它。” 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大弟弟叫馀祭，二弟弟叫馀眛，三弟弟叫季札。诸樊知道季札十分贤明，所以就没有立太子，打算依照兄弟的次序把王位传递下去，最后把国君的位子传给季札。于是在诸樊死去以后，王位传给了馀祭。馀祭死后，又传给了馀眛。馀眛死后本来应该传给季札，但是季札却逃避了，不肯继承王位，吴国人就拥立了馀眛的儿子僚为国君。这让公子光不太满意，他说：“按兄弟的次序，季札应当被立为国君，但是传位给儿子的话，我才是嫡子，应当传位给我才是。”所以他私下里收留了一些有智谋的人，以便日后依靠他们的帮助而取得王位。伍子胥知道公子光打算杀掉吴王僚自己做国君的想法后，便暗自思量：“公子光想要夺取王位，我现在不能劝他向国外出兵，应当先帮助他继承王位。”

专诸刺王僚

当初伍子胥在从楚国流亡到吴国的途中，认识了一个叫作专诸的人，他见专诸与人争斗的时候，有万夫不当之勇，就与之结交。现在伍子胥打算要帮助公子光继承君位，就将专诸推荐给了公子光，自己则离开朝廷，到乡下种地去了。

公子光自从得到专诸后，将其待若上宾。前515年，楚平王死，吴王僚趁楚王初丧之机，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不料吴国军队遭到了楚军的夹攻，进退不得。

这时公子光认为机会来了，他对专诸说出了自己想要称王的心思，并表示自己一定会照顾好专诸的老母弱子。专诸说道：“好啊，现在吴王的儿子还小，两个弟弟正在率军伐楚，被楚国断了后路，正是动手的大好机会，如果错过了时机就要后悔终生。”

公子光大喜，备下酒宴请吴王僚。吴王僚心中虽然怀疑，但也不好推辞，命人从王宫至公子光的家门口，沿途都布置了兵卒，就连门窗、台阶左右站的都是吴王僚的亲信。料想这样就应该安全了，因此吴王僚便放心地饮起酒来。酒酣耳热之时，公子光假装脚痛，退入内室，让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腹中去上菜。走到吴王僚跟前的一霎那，专诸突然撕开鱼腹，用匕首刺向吴王僚，吴王僚当场死去。左右侍卫一拥而上，也把专诸杀了。专诸为报答公子光的知遇之恩而不惧生死，壮烈感人。这时公子光带领甲士杀了出来，打败了吴王僚的侍从，自立为王，这就是阖闾。

阖闾成为吴王后，封专诸之子为上卿。

历史细读

干将、莫邪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春秋战国时代的造剑名匠，曾为吴王造剑。古书记载：“吴王阖闾使干将铸剑，铁汁不下。干将向妻子莫邪问计，干将曰：‘先师欧冶子铸剑，曾以女子配炉神，即得。’莫邪闻言即投入炉中，铁汁出，铸成雌雄双剑，雄为干将，雌为莫邪。”

要离断臂刺庆忌

庆忌是吴王僚的儿子，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他能够“走追奔兽，手接飞鸟”，是吴国第一勇士。吴王阖闾派专诸刺杀吴王僚后，登上了王位。庆忌逃往卫国，招兵买马，欲报杀父之仇。阖闾想除掉庆忌，伍子胥给他推荐了要离。

要离以捕鱼为业，家住在无锡鸿山北（今无锡鸿山），山东边有要潭河，西南角有要家墩，是要离捕鱼、晒网的地方。他虽然身材瘦小，但足智多谋，据说也有万夫不当之勇。要离答应刺杀庆忌后，因为庆忌疑心很重，吴王担心不能成功。要离就对吴王说：“大王可以杀死我的妻儿，再断我一臂，便可消除庆忌对我的猜疑。”吴王认为这样做太残酷，没有同意。在要离的一再坚持下，吴王同意了要离的要求。于是，吴王阖闾，伍子胥和要离在吴国的朝堂上演出了一出“苦肉计”。

在吴国朝堂之上，伍子胥极力向吴王阖闾举荐要离为将，请吴王让要离带兵讨伐楚国。阖闾不屑一顾地看看要离说：“寡人观看要离之力，还不如一个小儿，怎么能够胜任讨伐楚国的重任啊！”要离说：“您一点也不仁慈，伍子胥为您谋划夺得了王位，平定了吴国，您难道不打算给伍子胥报仇雪恨吗？”阖闾怒不可遏，令大殿上的武士把他推出去砍断了他的右臂，然后投入监狱，然后又把他的妻子抓了起来。后来伍子胥又设计让要离越狱逃走，吴王再次震怒，下令杀死要离的妻子，并焚烧、弃尸于闹市。这出“苦肉计”最后成功地骗过了庆忌。

要离访问得知庆忌避难在卫国，于是他就到卫国去投奔庆忌。庆忌了解到要离是从吴国投奔他来的，并听到他的妻子也是被吴王阖闾所杀，就相信了他，视他为心腹，令他每日训练士卒，修治舟舰，准备讨伐吴国。

庆忌在卫国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带领要离一起奔袭吴国。要离与庆忌同坐在一条船上，趁庆忌不备，举剑刺中庆忌要害。庆忌负伤跃然而起，他力大无穷，把瘦小的要离倒提在手中，接连三次沉于水中，然后又将他放在膝上，笑着说：“天下竟有如此勇士敢于刺我！”这时两边的卫士欲杀要离。庆忌认为要离是一名讲义气的英雄好汉，不忍心加害于他，就说：“这是位天下勇士，怎么可以一日而杀死两名勇士呢！还是成全他，放他回去吧。”说罢自己倒地而死。

但是要离想到自己从此就不能见容于世，便举身投水而死。

干将莫邪

剑顺利铸成以后，干将没有舍得将“莫邪”剑给别人，只将“干将”给了吴王。但是干将私藏“莫邪”的消息很快就被吴王知道了，吴王就派人捉拿了干将，干将宁死不屈，于是被吴王杀死。干将和莫邪的故事，遂成千古绝唱。

伍子胥辅政

伍子胥好文习武，勇而多谋。入吴后他助帮公子光夺取了王位，得以进用为“行人”（掌朝觐聘问之官），辅佐吴王阖闾修法制以任贤能，奖农商以实仓廪，治城郭以设守备。伍子胥又举荐深通兵学的孙武为将，选练兵士，使吴国成为东南地区的一个强国。根据吴国与周边各国的强弱形势及利害关系，伍子胥与孙武等制定了先西破强楚，以解除对吴之最大威胁，继而南服越国以除心腹之患的争霸方略。伍子胥的治国用兵，以务实为旨，具有远见卓识，谋略不凡。

前512年，伍子胥针对楚国执政者众而不和，且互相推诿的弱点，提出分吴军为三部轮番击楚，以诱楚全军出战，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待楚军疲惫，再大举进攻。此后数年间，吴军连年扰楚，迫使楚军被动应战，疲于奔命，实力大为削弱。随即吴国大举攻楚，又出兵攻越，给楚国造成吴国不会大举攻伐楚国的假象，并施反间于楚，使楚不用知兵善战的子期，而用贪鄙无能的囊瓦为帅。前506年，伍子胥与孙武等辅佐阖闾统领大军沿淮水西进，在楚国防备薄弱的东北部实施大纵深战略突袭，直捣楚国腹地，以灵活机动的战法，击败楚军主力于柏举，并展开追击，长驱攻入楚国的国都郢城，终成破楚之功。

正史史料

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其功谋亦不可胜道者哉！

——《史记·伍子胥列传》

柏举之战

吴国的国策就是伐楚称霸，加上伍子胥坚韧的复仇之心，伐楚所缺的，只有时机。

前506年，蔡国灭了亲楚的沈国，楚国讨伐蔡国，蔡侯将儿子送往吴国做人质，表示伐楚的决心，伍子胥一直盼望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在蔡国的引导下，吴国大军向楚国进发，与楚军夹着汉水对峙。这时楚国的左司马沈尹戌建议令尹囊瓦率部队原地不动迎击吴军，自己率军去摧毁吴国船只，封锁汉水东边的隘口，然后囊瓦再率军渡汉水进攻，前后夹击，必定能够大败吴军。可是囊瓦怕沈尹戌独抢战功，不等待沈尹戌的部队，就立即率军渡过汉水出击，结果三次交锋都没有取得胜利。最后两军在柏举（今湖北麻城内）对峙，只一战，囊瓦便大败，而且伤亡惨重。吴军士气大增，一路追赶逃亡的囊瓦残部，直到楚国的郢都城下。仓皇之中，楚昭王只带了一个妹妹逃往随国。伍子胥找不到楚昭王，就掘了楚平王的墓，鞭尸三百下。

当初伍子胥逃离楚国时，发誓将来要灭亡楚国，报杀父杀兄这一不共戴天之仇。楚国大夫申包胥则表示，父母之国不能亡，发誓要复兴楚国。郢都城破之后，申包胥到秦国去乞求救兵。秦哀公说要商议商议，让申包胥先在宾馆住下。申包胥知道秦国不愿发兵，就靠在秦宫门外哀哭，哭了七日七夜，连一口水都不喝。秦哀公没见过这么多眼泪，心一软，就命令发兵救楚。

此时已是第二年，即前505年的年初了。秦楚联军在沂（今湖北鄂城东）打败了吴军，吴国被迫撤军。但楚国自此元气大伤，国内人心惶惶，国都迁往了鄀（今湖北宜城东南）。

孙武的兵法

在吴楚争霸战中，吴军获胜的军事保证，要得益于一个人——孙武。

孙武字长卿，齐国人，因国中内乱逃奔吴国，由伍子胥推荐给了吴王阖闾。吴王读过孙武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后，很是赞赏。一次吴王同孙武讨论起晋国的政事，吴王问道：“晋国的大权掌握在范氏、中行氏、知氏和韩、魏、赵六家大夫手中，将军认为哪个家族能够强大起来呢？”孙武回答说：“范氏、中行氏两家会最先灭亡。这是根据他们的亩制、收取租赋以及士卒多寡、官吏贪廉作出的判断。以范氏、中行氏来说，他们以一百六十平方步为一亩。六卿之中，这两家的田制最小，收取的租税却最重，高达五分抽一。公家赋敛无度，官吏众多骄奢，军队庞大又屡屡兴兵。长此下去，必然众叛亲离，土崩瓦解。”

吴王又接着问道：“范氏、中行氏败亡之后，又该轮到哪家呢？”孙武回答说：“是知氏。知氏家族的亩制，只比范氏、中行氏的亩制稍大一点，以一百八十平方步为一亩，租税却同样苛重。亩小税重，公家富有，人民穷困，吏众兵多，主骄臣奢，又好大喜功，结果只能是重蹈范氏、中行氏的覆辙。”

吴王继续追问道：“知氏家族灭亡之后，又该轮到谁了呢？”孙武说：“那就该轮到韩、魏两家了。韩、魏两家以二百平方步为一亩，税率还是五分抽一。他们两家仍是亩小税重，公家聚敛，人民贫苦，官兵众多，急功数战。只是因为其亩制稍大，人民负担相对较轻，所以能多残喘几天，亡在三家之后。唯一不同的是赵氏，他家亩制最大，以二百四十平方步为一亩。不仅如此，赵氏收取的租赋历来不重。亩大税轻，公家取民有度，官兵寡少，在上者不致过分骄奢，在下者尚可温饱。苛政丧民，宽政得人。赵氏必然兴旺发达，晋国的政权最终要落到赵氏的手中。”

吴王听后深受启发，从此重用孙武，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孙武的谋略、兵法，都记录在《孙子兵法》这部兵书中。《孙子兵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兵书，其基本内容总结了春秋时期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法。可以说春秋时代千百次大小战争的成败教训，是《孙子兵法》一书的直接依据。

孙武认为，战争必须以国内政治为基础。战争之前，要考虑将帅是否团结，军队是否有军政军纪，强调军纪和勇猛效力。并且非常重视军事情报，掌握敌我双方情况，加以衡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战争爆发后，孙武则强调士气的作用，说“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所以对敌方要“避其锐气，击其惰归”，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避免消耗战和旷日持久的攻城战。

勾践与夫差

越王勾践即位第二年，便打败了吴王阖闾。阖闾回国后，因伤势过重而死，他的儿子夫差继位。吴王夫差为了给父亲报仇，倾全国之力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兵败，并成了吴王的奴隶。勾践故意装作顺从，以博取吴王夫差的欢心。夫差觉得勾践已经丧失斗志，就把他放回了越国。回国之后，勾践卧薪尝胆，终于打败了吴国。前472年，越王勾践在徐州会盟诸侯，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勾践忍辱负重，励精图治，最终复国。而夫差骄奢淫逸，滥杀忠臣，最终沦为亡国之君。

越国的崛起

就在吴国走向强盛的时候，它的邻国越国也迅速发展起来。

据说越国的祖先是夏禹的后裔，是夏朝少康帝的庶出之子。少康帝的儿子被封在会稽，恭敬地供奉继承着夏禹的祭祀。他们身上刺有花纹，头发短短的。虽然他们清除了草丛，修筑了城邑，但一直保持着比较落后的生活习俗，很少与中原地区发生联系。直到春秋末年，因为和吴国发生了矛盾，越王才起了争霸之心，与吴国相互攻伐。

越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并没有清楚的记述，大致和吴国相仿。春秋时代其社会经济发展是较快的，毕竟这里有农业、渔业的优越自然条件。越国较被后世称道的，要算它的冶金业，不但赶上了当时中原地区的水平，而且独具特点，形制纹饰十分富丽精巧。

越国最早的活动记录，是在前601年，越国与吴国、楚国会盟了一次。前537年，越国派大夫常寿过率兵助楚伐吴，但是却失败了。然后是前518年，楚国与吴国开战，越国派了大夫去犒劳楚师，不想楚国战败。七年后，吴国正式兴兵伐越。

吴越的仇恨

前496年，越王勾践即位，吴国起兵伐越，双方在槜李（今浙江嘉兴南）摆开战场。面对严整的吴军阵势，勾践先后用敢死队冲锋和罪犯队在阵前自刎，破坏了吴军的阵容和士气。吴国战败，吴王阖闾被戈击伤，一只脚的大趾头被砍掉，因伤重死在了回师途中。阖闾的儿子夫差即位后，发誓要为父亲报仇，他派一个臣子站在宫门口，每当他出入宫门时，那个臣子就要高喊：“夫差，你难道忘记了越国的杀父之仇吗？”夫差就回答道：“不敢忘记，三年后一定要报此仇！”

夫差日夜牢记越国的杀父之仇，命令伍子胥和大臣伯嚭日夜操练兵马，随时准备复仇。前494年，吴王夫差亲率大军攻打越国。越国大夫范蠡对越王勾践说：“吴国练兵快三年了，这回决心报仇，来势凶猛。咱们不如守城，不跟他们作战。”勾践不同意，发大军去跟吴国军队硬拼，结果失败了。

越王对范蠡说：“我当初不肯听从您的劝告，所以才落得这种下场，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范蠡回答说：“不如派人给吴王送去丰厚的礼物讲和吧，如果吴王还是不肯同意，您就把自己也抵押给吴国吧。”于是勾践派大夫文种去向吴求和。吴王将要答应的时候，伍子胥劝阻说：“天帝现在是要把越国赏赐给吴国，大王千万不要答应他。”文种回去将情况告诉勾践后，说：“吴国的伯嚭十分贪婪，我们不如用重金暗中贿赂他让他帮忙吧。”于是文种给伯嚭献上美女珠宝玉器，由他帮助自己引见吴王。伯嚭也借机劝吴王说：“越王已经服服帖帖了，如果赦免了他将会对我国有利。”吴王又要答应，伍子胥进谏说：“勾践是贤明的君主，大夫是贤能的大臣，如果让勾践返国，必将后患无穷。今天如果不灭亡越国，日后必定会后悔莫及的。”吴王不听，赦免越王后，撤军回国，并要勾践亲自到吴国去做人质。

西施浣纱

西施，原名施夷光，天生丽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图谋复国。西施在溪边浣纱时被大夫范蠡发现，用三年时间被训练成了修养有素的宫女。她与郑旦一起忍辱负重被献给吴王夫差，把吴王迷惑得众叛亲离，为勾践的东山再起起到了掩护作用。吴国灭亡后，西施便失去了音信，据传闻她被越王装进袋子里抛入水中溺死了。

卧薪尝胆

勾践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文种，自己带着夫人和范蠡前往吴国。夫差为了羞辱勾践，让他们夫妇住在阖闾坟旁的一间石屋里，叫勾践给他喂马，范蠡也跟着做奴仆的工作。夫差每次坐车出去，勾践就给他拉马，这样过了两年，夫差认为勾践真心归顺了他，就放勾践回国。

勾践回到越国后，立志报仇雪耻。他唯恐眼前的安逸生活消磨了志气，便在吃饭的地方挂上一个苦胆，每逢吃饭的时候，就先尝一尝苦味，然后问自己：“你难首忘记了会稽之战的耻辱了吗？”他把席子撤去，用柴草当作褥子。这就是后来人传颂的“卧薪尝胆”。

勾践亲自参加耕种，叫他的夫人亲自织布，以鼓励人们生产。因为越国遭到亡国的灾难，人口大大减少，他订出奖励生育的制度，并叫文种管理国家大事，叫范蠡训练人马。

两年后，吴王想要讨伐齐国。伍子胥进谏说：“不可。我听说勾践吃饭不炒好菜，与百姓同甘共苦。此人不死，一定会成为我们国家的忧患。越国才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而齐国只不过是一块疥癣罢了。希望君王放弃攻齐，先征伐越国。”吴王夫差不听，出兵攻打齐国，打了胜仗。不想回国后伍子胥非但没有恭喜夫差，反倒说：“大王您不要太高兴了！”吴王很是生气，开始疏远伍子胥。

越国大夫文种听说后对勾践说道：“我观察吴王当政太骄横了，请允许我试探一下，向他借粮，来揣度一下吴王对越国的态度。”文种于是向吴王借粮，伍子胥建议不借，可吴王还是借给越国了。伍子胥很是生气，怒道：“君王不听我的劝谏，再过三年，吴国将会成为一片废墟！”太宰伯嚭借机在吴王面前诽谤伍子胥说：“伍子胥表面忠厚，实际上很残忍，他连自己的父兄都不顾惜，怎么能顾惜君王您呢？君王上次想攻打齐国，他就强烈地反对，后来您打败了齐国，他反而因此怨恨您。您如果不防备他，他一定会作乱的。”夫差于是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听说伍子胥把儿子委托给齐国的鲍氏后，夫差大怒说：“伍子胥果真是在欺骗我！”于是下令让伍子胥自杀。伍子胥大笑道：“我辅佐你的父亲称霸，又拥立你为王，你当初想与我平分吴国，我都没有接受，今天你反而因谗言杀害我。唉，你一个人绝对不能独自立国！”说完后伍子胥又告诉使者说：“我死后一定要取出我的眼睛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上，让我能亲眼看到越军进入都城。”

听说伍子胥死了，越国的勾践大喜，召见范蠡说：“现在可以攻打吴国了吗？”范蠡回答说：“不行。”第二年春天，吴王会合诸侯，精锐部队全部跟随吴王走了，只剩下老弱残兵和太子留守吴都。范蠡说：“可以了。”于是派出熟悉水战的士兵两千人，训练有素的士兵四万人，受过良好教育、地位较高的近卫军六千人，各类管理技术军官一千人，攻打吴国。吴军大败，越军还杀死了吴国的太子。吴国使者赶快向吴王告急，吴王怕会盟的诸侯听到了这种惨败消息，就坚守秘密，另外派人带上厚礼去往越国求和。勾践估计自己不能一下子灭亡吴国，就与吴国讲和了。

吴王夫差鉴

此器方唇束颈，平底。两侧有兽首耳，垂环。前后两面加饰伏兽，颈至腹部饰浪花状的变形蟠虺纹带三道，下加垂叶纹，十分精美。

这之后的四年，越国不断攻打吴国，吴国军民疲惫不堪，因为精锐士兵都在与齐、晋之战中败亡损耗殆尽，再也无力与越国抗衡。前473年，夫差被围困在了姑苏山上，自杀身亡。在自尽时，夫差遮住自己的面孔说道：“我没脸面见伍子胥呀！”

勾践平定了吴国之后，就出兵向北渡过淮河，在徐州（今山东滕州）大会诸侯，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名霸主。因他占有了整个吴国，增加了一倍的国土和财富，以致越国的霸业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也就在这时，范蠡离开了越王，从齐国给文种发来一封信。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是长颈鸟嘴，只可以与之共患难，不可以与之共享乐，你为何不离去呢？”文种看过信后，声称有病不再上朝。这时有人中伤文种将要作乱，越王就赏赐给他一把剑说：“你教给我攻伐吴国的七条计策，我只采用三条就打败了吴国，那四条还在你那里，你替我到先王面前尝试一下那四条吧！”文种听后十分悲痛，只好自杀身亡。

范蠡浮游五湖

范蠡离开越国以后，起初在东海之滨置产业，因为他善于经营，颇有些积蓄。后来浮海来到了齐国。范蠡十分仰慕伍子胥的忠诚，哀叹他被夫差所杀，就取名为“鸱夷子皮”，即子胥鸱夷浮江之意。在齐国范蠡从事农商结合的产业，建立家室，生了儿子。全家合力经商，积蓄达数十万。后来齐侯请求范蠡担任相国，范蠡不肯，便将家财散给了亲友邻里，移居陶地，号称陶朱公。

在陶地范蠡生了小儿子。小儿子长大后，范蠡的二儿子因为杀人，被楚国拘捕了。于是范蠡让小儿子带上一千镒黄金去楚国，希望能用钱赎回次子的性命。然而就在小儿子即将出发的时候，大儿子说：“我是长子，现在弟弟犯了罪，父亲不派我去，却派小弟去，说明我是个不肖之子。”说完就要自杀。他的母亲看到后，就对范蠡说：“现在你派小儿子前去楚国，未必一定能救老二的命。但是眼看老大就要自杀，可如何是好？”迫不得已，范蠡只好派大儿子去楚国救人，并写了一封信要他送给自己的旧日好友庄生，交代他说：“你到了楚国以后，把金子送到庄生家，然后一切听从他的吩咐，千万不要与他发生争执。”

老大到达楚国以后，依照父亲的嘱咐，如数向庄生进献了黄金。庄生说：“你现在应该赶快离开，千万不要留在这里。即使在你弟弟被释放以后，也千万不要询问原因。”老大口中答应，但是却并没有真的离开，而是偷偷留在了楚国，并且用自己另外私带的黄金贿赂了楚国主事的官员。

范蠡

范蠡一生虽然业绩辉煌，但是在重农抑商的时代，弃官经商的经历使他不为时代人所看重。

庄生由于廉洁正直而闻名于楚国，黄金送来后，庄生对妻子说：“这是陶朱公的钱，以后还要全部还给他，所以千万不要动用。”然后庄生找了一个机会入宫拜见楚王，以天象有变为由，劝楚王实行德政，楚王于是准备实行大赦。接受了贿赂的楚国官员于是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老大。老大寻思，既然现在要实行大赦，我弟弟自然可以被释放了，那一千镒黄金不就等于是白白送给庄生了吗？于是他又返回去见庄生，说道：“当初我为弟弟的事情而来，现在听说楚国要实行大赦了，我弟弟自然可以得到释放了，所以我特来向您告辞。”庄生听出了老大话里的意思，就告诉他说：“你自己到房间里去取黄金吧。”

因为遭到了范蠡长子的愚弄，庄生感到十分羞愧，于是他再次入宫拜见楚王说：“现在外面有很多人都在议论，说陶地富翁朱公的儿子杀人后被关在楚国，他家派人用金钱贿赂了君王左右的人，因此并不是君王体恤楚国人才实行大赦，而是因为朱公的儿子才大赦的。”楚王听了以后大怒，命令先杀掉朱公的儿子，之后才下达了大赦的诏令。

老大于是带着黄金和弟弟的尸体回家了，母亲和乡邻们都十分悲痛，只有范蠡笑着说：“我早就知道老大救不了老二，不是他不爱自己的弟弟，只是他从小就与我生活在一起，经受过各种苦难，知道生活的艰难，所以把钱财看得很重。而老三一生下来生活就生活在蜜罐子里，哪里知道钱财来之不易，所以弃之也会毫不吝惜，这就是我本来打算让他去的原因。正是因为老大不能弃财，所以最终才害死了自己的弟弟。”

春秋巨人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周王室政治权威的衰落，使得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随之产生了学术下移、典籍走向民间等变化，这使得夏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在春秋时期实现了转型。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也出现了许多代表人物，其中包括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老子和孔子。

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约前600年—前470年），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作品有《道德经》（又称《老子》），其作品的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主张无为而治，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老子求学

老子自幼聪慧好学，特别喜欢听关于国家兴衰、战争成败、祭祀占卜、观星测象的故事。他的母亲望子成龙，于是聘请了精通礼乐的商容老先生教授他。商容先生通天文地理，精古今礼仪，深受老子一家人的敬重。商老先生教授了三年后，来向老夫人辞行，他说道：“我今天过来向您辞行，不是因为我教授学业有始无终，也不是因为孩子学习不够勤奋刻苦。实在是因为我的学识是有限的，而孩子的求知欲望却没有穷尽。想要以我有限的学识来满足孩子无尽的求知欲望，这不是很困难的事吗？想要让孩子璞而为玉，得去周王室的都城深造才行。我有一个师兄在周朝任太学博士，他学识渊博，心胸旷达，爱才敬贤，以树人为生，以助贤为乐，以荐贤为任。他从我这里知道孩子勤学善思以后，想要见见孩子已经很久了。”老子母子二人听了以后十分高兴，拜谢先生的举荐之恩。三天之后，老子就去往周都求学，全家与商老先生送老子至五里之外。

老子入周后，拜见了博士，进入太学，天文、地理、人伦，无所不学，《诗》《书》《易》《礼》《乐》无所不览，文物、典章、史书无所不习，学识大有长进。博士又荐其入守藏室为吏。守藏室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老子处其中，博览泛观，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旨，名闻遐迩，声播海内。

孔子问礼

鲁国的孔丘也十分勤奋，他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因为博学而名闻遐迩，但是孔丘苦苦钻研关于礼的学问，却始终没有什么收获，为此他感到十分苦恼。而在这个时候，居周日久的老子则学问日深，声名日响。相传孔丘听说老子经过多年的苦心探索钻研，已经求得天道的消息后，就决定去拜访老子。他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朝管理守藏室的官员老子，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现在我打算去周的都城找他求教，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呢？”南宫敬叔欣然同意，于是孔子带着南宫敬叔一起来到了周的都城洛阳。老子见孔丘千里迢迢前来拜见自己，十分高兴，他除了亲自教授之外，又引见孔丘拜访了大夫苌弘。苌弘教授给孔丘乐律、乐理，引孔丘观祭神之典，察庙会礼仪，使孔丘感叹不已，获益匪浅。逗留数日后，孔丘向老子辞行。

老子像

老子的哲学思想及其创立的道家学派，对我国两千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赠言说：“天和地没有人推动它们而却能自己运行，太阳和月亮没有人点燃而它们却能自己去照明，天上的星星没有人去排列它们而自己却井然有序，飞禽走兽没有人去养育它们却能自己生存，这就是自然的作为，哪里用得着人去做什么呢？物之所以生，之所以无，之所以荣，所以辱，都是因为有自然之理、自然之道。顺应自然之理而趋，遵守自然之道而行，那么国家就可以自己得到治理，人就会自己变得正直，哪里需要津津乐道于礼乐而提倡仁义呢？津津乐道于礼乐而提倡仁义，那就远远地违背了人的本性，就好像是一个人敲着鼓去寻找逃跑了的人一样，你敲得越响，那么别人就会逃得越远！”

老子又用手指着黄河，对孔丘说：“你为什么不学习一下水的大德呢？”孔丘问：“水有什么德呢？”老子说：“最高层次的善就好像是水一样，水对万物都有利但是却从来都不争什么，而使自己处于众人都嫌恶的境地，这就是谦下之德。因此江海之所以能成为成千上百的小溪谷的首领，就是因为它谦下，所以才成了无数溪谷的首领。普天之下，再也没有比水更柔软的了，而那些以进攻坚强为使命的事物却不能够战胜它，这就是柔的德性。因此它能够以柔胜刚，以弱胜强。正是因为它没有，所以才能入于无间，由此可以知道不需要言语的教化和无所作为的益处。与世无争，则天下没有人能够与他相争，这就是效法了水的德性的缘故。水对于道来说是这样的：道没有一个地方不存在，水没有一个事物不有利，避高趋下，但是却不曾有过逆返，这是善于适应地势的缘故；空荡荡的地方广阔清净，深不可测，这里容易成为深渊；有损害但是却不枯竭，施以仁德却不求回报，这是善于讲究仁义；圆的东西一定能够旋转，方的东西一定能够折断，堵塞了的河流一定会停止运动，决口了的河流则一定会流出来，这是善于遵守信用；洗涤众多污浊的东西，使万物上下相抑，平定统一，这是善于治理事物；承载东西就让它浮起来，鉴定东西就清澈透亮，进攻的话那些攻坚的则没有一个能胜得过它，这是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不分白天黑夜，前仆后继，这是善于运用时间。因此圣明的人随着时间的改变而采取相应的行动，贤明的人依照事情的变化而有相应的改变；智慧的人无所作为却能使社会得以治理，通达的人顺应天时而得以生存。”孔丘回答说：“先生的话，出自肺腑而能进入我的心脾，我这次求教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啊！”

回到鲁国后，孔子的众弟子都赶紧上前问道：“先生这次去拜访老子，有没有得以见到他本人？”孔子回答道：“见到他了！对于鸟，我知道它可以在天上飞；对于鱼，我知道它可以在水里游；对于野兽，我知道它可以在大地上奔跑。那些奔跑的野兽我们可以用网去捕捉它们，那些游水的鱼儿我们可以用钩子来钓它们，那些飞翔的鸟儿我们可以用箭去射取它们，而至于龙，我不知道它能怎么样。原来龙能乘着风云而上到九天！我所见到的老子，难道不是像龙一样吗？他的学识渊博而不可测，志趣高邈而难以知晓；就像蛇一样能够随时屈伸，像龙一样能够应时而变化。老子可真是我的老师啊！”

老子出关

周敬王四年（前5l6年），周王室发生内乱，老聃蒙受失职之责，于是离宫归隐，骑着一头青牛，欲出函谷关，西游秦国。

函谷关的守关官员尹喜，年少的时候就喜欢观察天文，爱读古籍，修养深厚。相传有一天晚上，他在楼观上凝视星空，忽然看到东方紫云聚集，形如飞龙，由东向西滚滚而来。尹喜早就听说过老子的大名，心想莫不是老子将来？于是他派人清扫道路四十里，夹道焚香，迎接圣人。

一天午后，尹喜忽然看到关下的行人中有一个老者，倒骑青牛走了过来。老者花白的头发像雪一样，眉毛垂鬓，耳朵垂肩，胡须垂膝，红颜素袍，简朴洁净。尹喜于是三步并作两步奔上前去，跪在青牛面前拜道：“尹喜叩见圣人。尹喜不才，因为喜欢观察天文而略知变化。我看到紫气东来，因此知道有圣人将要西行。紫气的头部白云缭绕，因此我知道圣人白发，是老翁之状；紫气的前面有青牛星相牵，所以我知道圣人是乘骑青牛而来的。”

之后尹喜引老子至官舍，请老子上坐，焚香行了弟子的礼仪。老子后来答应他，将自己的学识并以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溯其根源，著书成卷，分为上、下两篇，共五千言。上篇起首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人称《道经》；下篇起首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人称《德经》。两本书合称为《道德经》。据说尹喜读着这样美妙的著作，深深地被吸引而陶醉于其中，于是他就跟着老子一起出关了。

老子出关一事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地传说演绎着，鲁迅先生为此还专门创作了故事新编《老子出关》。此外老子出关中的“紫气东来”也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元素，被当作吉祥、祥瑞的象征。有趣的是老子骑坐的“青牛”，也成了道教文化中的一个著名的意象，后来成了神仙道士的坐骑。

老子长寿，一直活到一百六十余岁才仙逝。邻里来吊唁，老人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父。皆悲不自胜。

仙道之祖

老子著有《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始祖，被后人视为宗师。在道教中，老子是一个最为主要的神仙，被称为太上老君，尊为道祖。从《列仙传》开始，老子就被列为神仙。东汉时期，成都人王阜撰《老子圣母碑》，把老子和道合而为一，视老子为化生天地的神灵。汉桓帝更是亲自祭祀老子，把老子作为仙道之祖。

老子主张“无为”，其理想政治境界是两国之间鸡鸣狗叫的声音相互都可以听得见，但是老百姓却老死都不相往来。他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认为“道”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同时又独立不群，周行不殆。《道德经》中包含首大量朴素辩证法的观点，他认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并能对立转化，如“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和无的统一等。老子的学说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对我国两千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的价值观由“无”“道”“德”这三个方面构成。他认为“德”是“道”的体现，“德”应该服从“道”。认为人应有“居后不争”之心，只有仁慈、俭朴、谦让不争的人，方能具备道德勇气，进而博施于人，受人尊敬拥护而成大器。老子谓人应“寡欲”，故谓：“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老子的“无为”思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无所作为。道家的“无为”，是清静自守之义，是道家以“道”修身所要达到的“合于道”的理想境界，能达到这种理想境界便无所不能为。老子的社会哲理博大精深，他是古今少有的社会辩证逻辑大师。

历史文献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道德经》

万世师表

春秋时期，除了老子以外，还诞生了另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就是被后世尊称为圣人的孔子。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了“仁”的学说，主张“爱人”和“为政以德”，他还创办私学，注意“因材施教”。孔子死后，被儒家奉为宗师，他的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

周游列国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出生于前551年。十七岁那年，孔子失去了母亲，办完丧事后，孔子觉得自己已经学业有成，应该找机会做些出人头地的事了。一次鲁国的贵族季孔氏宴请名流，十七岁的孔子听说后，穿着孝服就跑去参加。不想季氏的家臣阳虎向他喝道：“我们请的是有地位的人，并不招待叫花子。”孔子只好退了下去。

经过这一番挫折，孔子更加勤奋了。自二十多岁起，孔子便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各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三十岁时已经有了些名气。齐景公在出访鲁国时就曾召见过孔子, 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

景公尊让

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虽然他的言论得到了一些国君的赏识，但他却始终没有得到重用。

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后来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了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齐景公甚至曾准备分封给孔子田地，但被大夫晏婴阻止了。晏婴对孔子那一套理论并不看重，认为太过迂腐，而且十分繁琐，就要驱逐孔子。孔子向齐景公求救，可得到的回答却是：“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回到鲁国。

这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季孙氏手中，孔子很不满意，因此在仕途上也一直不得志。直到五十一岁那年，才被任命为中都宰。因为有政绩，又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

孔子的突出政绩，是在“隳三都”一事上的出色表现。鲁国的三大家各有私邑，这本是作为专权的根据地。因为这三家的家臣不断发生反叛，都以私邑的武装和防守设施的城堡作为自己攻守的屏障，所以这些都城转眼之间就转化为了三家本身的对立物。摧毁这些都城，既迎合三家自己消弭萧墙之患的目的，也符合鲁国公室和孔子借此铲除、削弱三家势力的愿望。

孔子在鲁国的表现让齐国警惕了起来，他们买通鲁国君臣疏远孔子，选了八十名美女，载歌载舞招摇过市，送给鲁君。鲁国君臣一连几天都在南城高门外玩乐，不问政事。这时孔子的弟子子路说道：“先生，咱们可以走了吧！”孔子还抱有幻想，说：“国家正在举行郊祭，看看他们送不送祭肉来再说。”但是“祭肉不至，孔子行”。孔子再一次离开家乡，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时年五十五岁。

孔子带领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但没给他什么官职，也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十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孔子于是带着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不想在半路上碰到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返回了卫国，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五十九岁时，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等国来到了陈国，住了三年。不久吴国攻打陈国，兵荒马乱，孔子便带领弟子离开了陈国。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二国的交界处，便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受到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上，前不靠村，后不靠店，他们所带的粮食也吃完了，只得绝粮七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国派兵迎接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

孔子六十四岁时又回到卫国，四年后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直到离世。

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主张不被当时的国君们认可，晏婴的“繁琐、迂腐”可以作为一个理由。孔子一直主张在经济上“籍田以力”，在政权上必须坚持“君君臣臣”的秩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庶人不议”乃是天下有道的表现；在社会地位上严格君子、小人之分，用“礼”来维护；在宗法关系上强调不遗故旧、父子相隐。由此不难看出，这些对于那些想要称霸的诸侯们来说，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孔子思想中最丰富的要推他的伦理学说。他提出将“仁”用于政治，并且把政治与个人修养、社会关系结合在了一起，成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应有的美好道德原则。孔子主张“仁”必须出乎本心，不事虚饰，强调事君尽忠，事父母尽孝，交朋友要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直做到“博施济众”，达到尧舜也难做到的最理想的境界。

这就是孔子的主张，或者说是理想，只是难于实现。

孔子的教育思想

不过后世最推崇的还是孔子的教育思想，尊称孔子为万世师表。

孔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都是相近的，是环境和习惯使人们变得各不相同。他提出人们求得知识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的几种情况，主张知识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特别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学思结合，学用结合，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是孔子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在中国是首创的。他是第一个把“学在官府”下放到平民社会中来的人。商周时代是官府设学，学生都是贵胄子弟，教师是官府的师氏、保氏等。而孔子宣扬“有教无类”，自己设坛讲学，于是来自列国的学生据说达到三千人，有成就者七十二人。这些人中确有不少平民甚至贫困的人，也有从事各种各样职业的人。如颜渊住在破巷子里，吃粗饭，喝菜汤；子贡是经商的，等等。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这和孔子一贯坚持的“举贤任能”的政治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强调人的后天教育，强调学习必须勤奋、热心、专注，要做到“发愤忘食”的程度，才能有所成就，而且必须持之以恒。

孔子把教学与教人、做人结合在一起，主张学习应该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和德行，不是学了去炫耀于人、哗众取宠。所以学习的结果是造就品学兼优的“君子”。孔子很重视培养弟子的志趣、精神，同时把音乐、游泳、美术、射驭等教育手段都利用起来，培养学生的高尚志趣和实际能力。

孔子的教育方法

在施教的方法上，孔子最大的特点是着重启发，根据每个弟子的性格、主要优缺点加以相应的及时的教育。子路曾经问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呢？”孔子说：“还有比你更有经验、有阅历的父兄呢，你应该先向他们请教请教再说，哪里能马上就做呢？”可是当冉有问孔子相同的问题时，孔子却答道：“当然应该马上实行。”公西华看见同样问题而答复不同，很想不通，孔子解释说：“冉有遇事畏缩，所以要鼓励他勇敢；子路遇事轻率，所以要叮嘱他慎重。”

孔子善于选择人容易接受的机会给予提醒，并引导人在原来的想法上更进一步。孔子对弟子使用的语言往往是含蓄而富有形象，让人可以咀嚼，却又很具体。孔子看到有些人虽然不是不可教育，但根本不努力，又有些人虽然努力却不得其道，因而也没有什么成就。便对弟子们说：“庄稼是同样的庄稼，可是光有禾苗，却长不出穗子来，这样的庄稼有的是；长了穗儿却是个空壳子，不结米粒儿，这样的庄稼也有的是呢！”

孔子对弟子的教育，是结合实际生活来进行的。像对于父母要尊敬，想到父母爱护子女就要注意自己的健康；与人相处要融洽，但不要迁就；对一般人都要友爱，但更要接近善良人；做事要勤快，说话要谦虚谨慎，碰见比自己高明的人要老老实实请教，等等。

一次，子路问孔子人死了以后怎样，孔子骂他：“活着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管死了以后做什么呢？”子路又问：“那么应该怎样对待鬼神呢？”孔子又骂道：“对待人还没对待好呢，谈什么对待鬼神呢！”孔子就是这样看重实际问题，而不喜欢空论，因此很少谈怪异、武力、变乱、鬼神等事。

当然，孔子也不喜欢谈论劳动问题。樊迟很想跟孔子学习种田，可孔子却板起脸说：“我不如老农夫！”樊迟又想跟孔子学种菜蔬，孔子又说：“我不如菜农！”樊迟退出后，孔子还跟别的弟子说：“樊迟真是下贱啊，居然想学习这种事情！”

应该说，孔子的教育方法从形式、理论、教学思想到教学方法、教学手段，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被尊为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历史细读

《诗经》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全面地展示了古代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孔子的学术影响

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虽然曾任过鲁国的司寇，后又携弟子周游列国，但最终还是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孔子算是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物了。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的人物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他还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等。《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断代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虽然不完备，但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春秋》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然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在文字上难免有脱增之类的问题。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面前，孔子没有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全知全能的救世主，而是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都在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伯牙鼓琴图

俞伯牙和钟子期以“音”结缘，至今人们还用“知音”来形容朋友间的情谊。“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说的正是他们两人之间的故事。

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集中见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语录的书，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

孔子以“仁”为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论点。提倡“克己复礼”，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以为“未知生，焉知死”，“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他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孔子还重视民生疾苦，强调忠和恕。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还需要加以修正。但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孔子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难能可贵的。

高山流水

春秋时期的音律，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像俞伯牙和师旷那样优秀的琴师。

历史文献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吕氏春秋·本味》

知音难觅

伯牙原姓俞，名瑞，伯牙是字。俞伯牙自幼非常聪明，天赋极高，又很喜欢音乐，他拜当时很有名气的琴师成连为老师。三年后俞伯牙琴艺大长，成了当地非常有名气的琴师，但是俞伯牙还常常为在艺术上达不到更高的境界而烦闷。老师成连知道后，便对他说：“我的老师方子春是一代宗师，他对音乐有独特的感受力。我带你去拜见他，你跟他继续深造吧！”

行至蓬莱山时，成连对伯牙说：“你先在蓬莱山稍候，我去接老师，马上就回来。”说完，成连划船离开了。许多天成连都没有回来，伯牙很伤心。大海波涛汹涌，山林一片寂静，伯牙不禁触景生情，由感而发，即兴弹了一首曲子，曲中充满着忧伤之情。从这时起，俞伯牙的琴艺大长。他身处孤岛，整日与大海和树林、飞鸟为伍，感情自然发生了变化，也陶冶了心灵，真正体会到了艺术的本质，才能创作出真正的传世之作。

后来俞伯牙成了一代杰出的琴师，但能真正听懂他曲子的人却不多。

相传有一次，俞伯牙乘船沿江游玩。来到一座高山旁时，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伯牙耳听淅沥的雨声，眼望雨打江面的生动景象，琴兴大发。他正弹到兴头上时，突然感到琴弦上有种异样的颤抖，附近肯定有人在听琴。伯牙走出船外，果然看见岸上树林边坐着一个打柴的人，这个人正是钟子期。

俞伯牙把钟子期请到船上，两人互通了姓名。俞伯牙说：“我为你弹一首曲子听好吗？”钟子期立即表示当洗耳恭听。俞伯牙即兴弹了一曲《高山》，俞子期赞叹道：“多么巍峨的高山啊！”俞伯牙又弹了一曲《流水》，钟子期称赞道：“多么浩荡的江水啊！”俞伯牙既佩服又激动，对钟子期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才懂得我的心声，你真是我的知音啊！”于是两个人结拜为生死之交。

俞伯牙与钟子期约定，等自己周游结束后就前往他家去拜访。但是当俞伯牙如约前往钟子期家中拜访他时，钟子期已经不幸因病去世了。俞伯牙悲痛欲绝，奔到钟子期的墓前为他弹奏了一首充满怀念和悲伤的曲子，然后将自己珍贵的琴砸碎在了钟子期的墓前。从此俞伯牙与琴绝缘，再也没有弹过琴。

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在《吕氏春秋》和《列子》中都有记载，并一直为后世所传颂。

乐师师旷

师旷，名旷，字子野，晋国著名音乐家。师旷生而无目，以“师旷之聪”闻名于后世。他还是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博古通今的学者，时人称其“多闻”。师旷的音乐知识非常丰富，不仅熟悉琴曲，并善用琴声来表现自然界的各种音响，描绘飞鸟飞行的优美姿态和鸣叫之声。有一次师旷听到晋平公铸造的大钟音调不准，便直言相告，晋平公不以为然。后来经过卫国的乐师师涓证实，果真如此。有一年晋平公让人造了一张琴，大弦、小弦全部一样，让师旷调弦校音。调了一整天，总是弹不出和谐的音调。晋平公责怪师旷，师旷说：“琴的大弦好比是君主，小弦好比是臣子。大弦、小弦作用不同，因此配合起来才能发出动听的声音。不互相侵夺职能，阴阳才能调和。现在您把弦都弄成一样的，它们就失去了应有的职能，这难道是乐师能够调好的吗？”到晚年时，师旷已精通星算音律，撰述了《宝符》一百卷。在琴谱中，《阳春》《白雪》《玄默》等曲的解题为师旷所作。师旷具有非凡的音乐才华，虽然仅仅是一名乐官，但是他对政治有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敢于在卫侯面前发表自己的意见，向晋王提出了许多治国主张。

师旷虽说是个盲人，但他琴艺超凡，十分神奇。晋平公举行王宫庆祝典礼的时候，卫灵公前往祝贺。在宴会上，卫灵公命自己的乐师师涓演奏助兴。随着师涓的手指起落，琴声像绵绵不断的细雨，又像是令人心碎的哀痛哭诉。师旷用心倾听着，只见他的神色越来越严肃。等演奏到一半的时候，师旷猛地站起身来，按住师涓的手，断然喝道：“快停住！”

晋平公见卫国国君一行人下不了台，忙责问乐师。师旷答道：“这是商朝末年乐师师延为暴君商纣王所作的‘靡靡之音’，这种音乐很不吉利，谁要沉醉于它谁的国家就一定会衰落。”晋平公很不以为然地说：“早已改朝换代了，现在还能有什么妨碍呢？”师旷坚持道：“佳音美曲可以使我们身心振奋，亡国之音会使人堕落，为什么一定要听亡国之音呢？”

晋平公见卫灵公面有难色，便让师涓继续奏弹下去。师旷执拗不过，只能松手。师涓弹完后，晋平公命令师旷弹奏一首作为回礼。王命难违，师旷只好坐下来。当他用奇妙的指法拨出第一串音响时，便见有十六只玄鹤从南方冉冉飞来，一边伸着脖颈鸣叫，一边排着整齐的队列展翅起舞。当他继续弹奏时，玄鹤的鸣叫声和琴声融为一体，在天际久久回荡。

晋平公和参加宴会的宾客一片惊喜。晋平公又命师旷弹奏一首更悲怆的曲子。师旷无可奈何，弹起了《清角》。当第一串玄妙的音乐从师旷手指流出时，晴朗的天空顿时翻起滚滚乌云；当第二串音响流出时，狂风暴雨便应声而至；当第三串音响奏起，便见狂风呼啸，掀翻了宫廷的房瓦，撕碎了室内的帷幔，各种祭祀的重器纷纷被震破，屋上的瓦坠落一地。满堂宾客惊慌躲避，四处奔走。师旷停手后，顿时风止雨退，云开雾散。所有在场的人都打心底里佩服师旷的琴艺。

由于师旷超凡的琴艺，《淮南子·汜论训》记载说：“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尺寸之度，而靡不中音。”《周书》记载他不仅擅琴，也会鼓瑟。师旷也通晓南北方的民歌和乐器调律。《左传》记载：“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楚必无功！’”《庄子·齐物论》说师旷“甚知音律”。《洪洞县志》云：“师旷之聪，天下之至聪也。”

史学

社会的剧烈变革，造就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光辉灿烂，古代学术思想开始全面发展。在这样一个学术氛围空前浓厚的社会环境里，史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史学著作纷纷涌现。

《国语》

《国语》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西征犬戎，下至知伯被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左丘明所撰，但现代有的学者从内容判断，认为是战国时期的学者依据春秋时期各国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整理编辑而成的。

《国语》共二十一卷，其最大特点是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国语》在内容上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弘扬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而且有非常突出的忠君思想。《国语》的政治观比较进步，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重视人才，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于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左传》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释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也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也有观点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和《春秋》没有直接的关系。《左传》起自鲁隐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

《左传》记述了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和有关言论，以及天道、鬼神、占卜、占梦之事等，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它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左传》的叙事能力超群，许多变化多端的历史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出色。作者将每一次战役都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来处理，对后来的历史著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左传》的取材范围包括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史学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再只记鲁国历史，而是兼记各国历史，并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而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被评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战  国

逐鹿中原变法图强百家争鸣

春秋末年，大部分中小国家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的时代。至此，中国迎来了历史上另一个割据时代——战国。西汉末年刘向编著的《战国策》中，对这一时期有详细的记载，因此习惯称这一时期为战国。根据《史记》记载，战国始于前475年，至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

战国时期，各国纷纷招贤纳才，励精图治。魏文侯首先任用李悝进行改革，重用吴起、西门豹等人，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第一个强国。前382年，楚悼王裁减冗官，废除贵族世袭制，也日益强盛起来。但楚国旧势力太过强大，变法没有得到彻底实施。齐威王任用邹忌进行的改革，经济也迅速发展。在战国时期的一系列变法中，只有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的变法最彻底。商鞅重农抑商，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奖励军功，编制户口，实行连坐之法，使秦国成为战国中期以后最为强大的国家。虽然后来商鞅被车裂，但是新法因为成效显著却并未被废止。

强大起来的秦国，不断向东方扩张领土。前329年，张仪建议秦国与魏、楚二国建立友好关系，在魏、楚二国的配合下，进攻韩国，最后再攻取魏、楚二国，迫使天下诸侯都西面事秦，完成称王大业。前324年，魏将公孙衍行合纵之策，促使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互相承认对方君主为王。但不久之后，楚国就派兵伐魏，公孙衍的策略受到挫折。前318年，魏相公孙衍发动了魏、楚、燕、赵、韩五国第一次合纵攻秦，但是被秦国击溃。此后秦国不断进击三晋，又利用巴蜀互攻的机会，出兵占领巴蜀全境，获得了富庶的后方基地。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城，揭开了秦国统一战争的序幕。前262年，秦国迫使韩国将上党之地献给秦国。上党向赵国求救，赵国派老将廉颇率军驻守长平。前260年，秦国用反间计使赵国以赵括代替廉颇。结果赵军大败，四十万降卒被活埋。至此，东方六国都不再是秦国的对手。秦王赢政即位后，粉碎了楚、赵、魏、韩等国最后一次合纵对秦国的军事进攻。前238年，嬴政亲自执掌政权，随即出动大军，横扫六国旧势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战国时代，社会的剧烈变革使许多学派纷纷出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最有影响的，除了儒道二家以外，还有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以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以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张仪、苏秦为代表的纵横家， 等等。各派各家都著书立说，互相批判渗透，学术思想极为繁荣，散文创作十分兴盛。此外，屈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诗作也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天文学家甘德与石申发现五大行星中的荧惑（火星）和金星（太白）有逆行现象，测定金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长度，并测定火星的值星周期，后人将两人的著作合称《甘石星经》。战国时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和安排大致齐备，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墨家代表作《墨经》中，还有许多几何命题，此外光学八条也是《墨》经的重要成就。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已普遍应用于生产中，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也有较大发展，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战国时期钱币的种类很多，流通数量也比较大。

东周（战国）世系：元王姬仁>>贞定王姬介>>哀王姬去疾>>思王姬叔>>考王姬嵬>>威烈王姬午>>安王姬骄>>烈王姬喜>>显王姬扁>>慎靓王姬定>>赧王姬延

战国大事一览表

时间 事件

前445年 魏文侯任用李悝实行变法。李悝主张“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还要“夺淫民之路，以来四方之士”。

前386年 田和被周天子封为齐候，田氏在齐国的政权合法化。

前381年 楚悼王死，吴起被杀。吴起生前在楚国进行了一场巨大的改革，他改变了世袭的分封制，严肃了军纪。这场变革对楚国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吴起死后，其革新措施也被废除。

前361年 魏国迁都大梁。

前356年 秦国商鞅实行变法。商鞅编订户籍，奖励军功，重新确定了爵位和等级制度，并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鼓励发展农业。

前354年 申不害在韩国进行变法。申不害认为君主治国，必须明法察令，依据法来驾驭臣下的行为。有了“法”之后，要依法办事，不能凭主观心智和个人的善恶去随意决定政策措施、赏罚制度。

前354年 魏国与齐国桂陵之战，齐国获胜。

前350年 秦国商鞅第二次宣布变法，秦国迁都咸阳。商鞅的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为建立县制，开阡陌，统一度量衡，焚诗书，制秦律等等。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开始崛起。

前342年 齐国与魏国发生马陵之战，魏将庞涓兵败自杀，魏国太子申被俘。

前338年 秦孝公死，商鞅遭车裂。但是商鞅的改革措施因为成效显著，并没有被废除。

前334年 变法强国之后，各诸侯国都不满足于自己的封号而纷纷称王。魏国与齐国在徐州会盟，魏国与齐国互尊对方为王。

前330年 秦国在雕阴击败魏国，擒魏将龙贾，魏国献出河西之地给秦国。

前329年 秦国攻取魏国河东的汾阴、皮氏、焦等地。

前328年 魏国献上郡十五县给秦国。

前325年 秦国称王。

前322年 宋康王自立为王。

前318年 燕王哙让位给相国子之。

前316年 秦国吞并巴国和蜀国后，秦王设巴郡并在巴蜀地区兴修水利，秦国国力得到提高。

前313年 张仪出使楚国，以六百里地欺楚，楚国贪地而与齐国绝交。

前307年 赵国赵武灵王理行胡服骑射改革。

前299年 楚怀王受骗入秦，被秦国扣留。

前296年 中山国被赵国所灭，中山王尚被迁往肤施。

前290年 秦国的魏冉攻魏，魏国割地四百里求和。

前288年 齐国与秦国称帝，两个月后都自废帝号。

前286年 齐国消灭宋国。

前284年 燕国、秦国、赵国、魏国、韩国与楚国六国觊觎齐国独占宋国，于是联合攻打齐国，占领齐国大片领土。

前279年 秦王与赵王相会于渑池。赵王为秦王鼓瑟，秦王为赵王击缶。

前279年 齐国田单进行反攻，将燕军驱逐出齐国。

前278年 秦国攻入郢，楚国迁都陈。屈原自沉于汨罗江。

前272年 秦国灭义渠。

前269年 秦国与赵国阏与之战，赵国胜利。

前266年 秦王贬逐四贵，将穰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逐出关中。

前260年 秦国与赵国长平之战，秦国胜利，白起坑杀赵军四十多万。赵国的青壮年几乎都在这一役中牺牲，赵国从此没落。

前259年 秦军围困赵国都城邯郸。

前257年 魏国、楚国救援赵国，邯郸之围遂解。

前256年 秦军在征讨韩、赵二国回师的路上，将周朝灭掉。

前251年 燕军六十万攻打赵国，被赵国击败，赵国包围了燕国都城。

前238年 秦王嬴政平定嫪毐之乱。

前232年 秦国攻打赵国，被李牧打败。

前228年 秦将王翦进攻赵国，大破赵军，攻陷邯郸，俘虏赵王，赵国灭亡。

前227年 燕国太子丹派勇士荆轲刺杀秦王，失败。

前225年 秦国灭魏国。

前223年 秦国灭楚国。

前222年 秦国攻打辽东，俘虏了燕王喜，燕国宣告灭亡。

前221年 秦国统一东方六国。

变法图强的时代

从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大地上纷争不断。进入战国时代以后，为了在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各诸侯国相继开始进行变法，希望能用改革使国力增强。七雄当中，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等实行的变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的进步。

诸国变法的开始

自从分晋后，韩、赵、魏三家同时派人去王都，名义上是去朝见周天子，实际上是要周天子正式册命他们为诸侯。周天子眼看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只好顺水推舟，给予了三家正式的册封。

于是韩、赵、魏三家各自正式立起了宗庙，建起了都城。韩国都阳翟（今河南禹州），前375年兼并郑国后迁到了郑（今河南新郑）。赵国都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前386年迁都到了邯郸（今河北邯郸）。魏国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前361年迁都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

自此，战国七雄——秦国、楚国、齐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并立的局面形成了。魏国为了图强，在七国之中率先走上了变法图强的道路。

魏国的东面是淮河，与齐国为邻；南面有鸿沟，与楚国为邻；西面隔着黄河就是秦国；西南方有韩国，北部和赵国接壤。主要的地区在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所谓的河内一带，以及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魏国土地肥沃，人口众多。

魏文侯魏斯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君王，他自从被册封为诸侯后，就下定决心要改革图强。他在中央设立了由国君直接任免的将相来统领百官。在地方建立了郡县，由国君直接委派守令来统治。并先后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以孔子的弟子子夏为老师，集结了一大批从各地前来魏国的志士能人，像善于治军的吴起、乐羊，善于兴修水利为民除害的西门豹等。依靠这些人，魏国从经济到政治、军事，进行了一场全面的改革。魏文侯剥夺了无能的宗亲贵族的爵位，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粮食开始由国家统一收购，在遭遇灾荒的时候平抑粮价，保证了人口不向外流亡。魏国还建立了一支常备军队，闲散的时候士兵可以在家耕田种地而且可以不服国家的徭役，有战乱的时候就回到军队成为士兵。没用几年，魏国便成了一个强国，兵精粮足，财力雄厚。

李悝变法

李悝是战国初期魏国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曾受业于子夏的弟子曾申门下，担任过中山相和上地守，能参与机密，是魏文侯的心腹之臣。魏文侯时期，魏国能走上富强的道路，丞相李悝作出的贡献最大。

李悝主张“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还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有赏有罚，唯才是用，这个思想成为了战国时期十分流行的法家主张，不少国家都因为贯彻这些主张而走向富强。

政术谕下

魏文侯告诉西门豹，凡事都要亲自调查、亲自去做，才能了解实际情况，辨明是非。西门豹听取了魏文侯的意见，使邺县大治。

在经济策略方面，“尽地力之教”是李悝的主要主张。他认为田地的收成和为此付出的劳动成正比，“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又认为粮食价钱贵的话就会对士民工商不利，谷物价格便宜的话就会伤害到农民的利益，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须兼顾到士民工商和农民双方的利益。他指出一个五口之家的小农，如果每年除去衣食、租税和祭祀等开支以外，还得亏空四百五十钱，这就是农民生活贫困和不安心于田亩的原因。他针对这种情况作平籴法，即将丰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个等级，按照比例向农民籴粮；把荒年也分成了大饥、中饥和小饥三个等级，在大饥之年把大熟之年所籴的粮食发放给农民，其余则类推。这样可使饥岁的粮价不致猛涨，农民也不会因此而逃亡流散。由于能“取有余以补不足”，“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在政治上，李悝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的政策。具体地说，就是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制，改为按功劳大小和对国家贡献的多少，分别授予职位和爵禄，取消那些对国家没有贡献却整天花天酒地的贵族的爵位。

而《法经》的编订，则是李悝在法律制度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其中包括盗、贼、囚、捕、杂、具六部分。盗律是指侵犯别人财产的犯罪活动，大盗则戍为守卒，重者要处死。窥宫者和拾遗者要受膑、刖之刑，规定即使仅有侵占他人财物的动机，也仍然会构成犯罪行为；贼律是对有关杀人、伤人罪的处治条文，其中规定杀一人者死，并籍没其家和妻家。杀二人者还要籍没其母家。囚、捕两篇是有关劾捕盗贼的律文；杂律内容包罗尤广，包括淫禁即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狡禁是有关盗窃符玺及议论国家法令的罪行，城禁是禁止人民越城的规定，嬉禁是关于赌博的禁令，徒禁是禁止人民群聚的禁令，金禁是有关官吏贪污受贿的禁令；具律是《法经》的总则和序例。《法经》颁布后，魏国一直沿用。后商鞅带往秦国，秦国的律法即从《法经》脱胎而成，汉律又承袭了秦律。因此《法经》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正史史料

乐羊为魏将，攻中山。其子时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于乐羊，乐羊食之。古今称之：“乐羊食之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战国策·中山策》

西门豹治邺

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水利学家，同时也是一名无神论者。魏文侯时，西门豹被任命为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令。

初到邺城时，西门豹看这里人烟稀少，田地荒芜，很是不解，后来才知道都是“河伯娶妇”带来的结果。

原来魏国的邺郡有条漳河，连年水患，祸害百姓。巫婆就勾结当地的官吏，说要为河伯娶媳妇，每年向老百姓收取钱财几百万，但是为河伯娶媳妇只用其中一二十万，其余的都被巫婆和贪官污吏据为己有。他们还威胁说，如果不给河伯娶媳妇的话，大水就会泛滥，老百姓都要被淹死。因此每年他们都要假借河伯娶妇，榨取民财。有些有漂亮女儿的人家担心巫婆会挑到自己的女儿，都逃往外地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城里越来越空荡，以致更加贫困。西门豹想了想，对众人说：“今年给河伯娶媳妇的时候，希望大家都去河边送新娘，也烦请你们通知我一声，我也去送送新娘子。”

于是到了“河伯娶妇”这天，西门豹也来了。他看了看哭哭啼啼的新娘子，说道：“这个新娘子不漂亮，河伯肯定不满意，麻烦巫婆先去跟河伯说一声，我们要另外选个漂亮的，过几天给他送去。”说完，就叫卫士把巫婆投进了漳河。等了好一会儿，不见巫婆回来，西门豹又说：“巫婆怎么还不回来？让她的徒弟去催一催吧。”说完，又叫卫士将巫婆几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徒弟相继投进了河里。等了一会儿，依然没有人回来，西门豹又说：“看来还是得麻烦地方上的管事去说一说！”地方上的管事早已吓得面如土色，急忙跪在地上求饶，承认自己与巫婆勾结借漳河水患榨取百姓钱财的事情。就这样，西门豹不仅惩治了地方上的恶霸势力，还禁止了巫风，从此再也没有人提起为河伯娶媳妇的事情了。那些原来为了逃避灾祸而出走的人也陆续回到了家乡。

为了治理漳河水患，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生活富足，西门豹率人勘测水源，在漳河周围相继开掘了十二条水渠，使大片的田地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西门豹还实行“寓兵于农，藏粮于民”的政策，很快就使邺城民富兵强，成为战国时期魏国的东北重镇。西门豹治邺有方，因此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

乐羊灭中山

乐羊本是中山国的人，后来投奔了魏国。中山国侵扰魏国，魏文侯决定出兵讨伐。素以识才荐才而闻名的翟璜推荐了乐羊，说乐羊是个文武全才。文侯打算召见乐羊的时候，有大臣上奏说：“乐羊的长子乐舒，现在正在中山国为官，你怎么能派乐羊去攻打中山国。倘若他们父子狼狈为奸，我们该怎么办呢？”翟璜打断说：“乐羊注重功名，他儿子刚在中山国做官的时候，曾替中山国君召乐羊做官，乐羊知道中山国君昏庸，不仅自己不去，还让儿子离开，结果谁也没能说服谁。现在如果陛下将乐羊封为大将，授以生杀之权，他必然会抛却父子之情去收服中山国。”翟璜的一番话说服了魏文侯，他当即召见乐羊，并拜其为元帅。

中山国本来就是个弱小的诸侯国，哪里抵挡得了魏国的进攻。中山国人在魏国的猛烈进攻下，无计可施，君臣经过一番商议后，决定拿乐羊的儿子作为筹码，要挟乐羊退兵。于是中山国把乐羊的儿子绑起来吊在城楼上，威胁乐羊。谁知乐羊全然不顾吊在城楼上的可怜巴巴的儿子，反而更加猛烈地攻城。中山国人没有想到乐羊原来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于是将乐羊的儿子杀了，并烹煮成肉羹送给乐羊吃。

更让中山国人无法接受的是，乐羊面对此事仍然毫不动心，竟然没有丝毫悲伤之情，甚至将用儿子的血肉做成的羹汤吃了个干干净净，然后率领着魏军向中山国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一举灭亡了中山国。

经过这场战争后，魏国的疆域开拓了一大片。庆功会上，魏文侯给了乐羊很重的奖赏，但是自此以后却冷落了他。有人很不理解，问道：“乐羊为大王立了这样大的功劳，您为何如此疏远他呢？”魏文侯说：“一个为了可以向上爬而背叛一切的人，连自己的故国、儿子都毫不顾惜，除了自己，他还会对谁忠诚呢？我怎么可以去亲近、信任这样一个危险的人物呢？”

吴起拜将

魏文侯虽然不信任吃了儿子的乐羊，但是却信任杀死妻子的吴起。

吴起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卓越的军事统帅、军事理论家、军事改革家。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一说曹县东北）人，著有《吴子》一书，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后世把他和孙子连称“孙吴”，《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法》。

吴起曾经在孔子的弟子曾参门下求学，在鲁国为臣。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国君想用吴起为将，但是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所以对他有所怀疑。吴起由于渴望当将领成就功名，于是就毅然杀死了自己的妻子，表示不倾向齐国，史称杀妻求将。

鲁君于是任命吴起为将军，率军与齐国作战。吴起治军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因而军士皆能效死从命。吴起率鲁军到达前线以后，并没有立即同齐军开战，而是先向对方“示之以弱”，以老弱之卒驻守中军，给对方造成一种“弱”“怯”的假象，麻痹齐军将士，然后出其不意地以精锐之师突然向齐军发起猛攻。齐军仓促应战，一触即溃，鲁军大获全胜。

吴起的得势引起了鲁国群臣的非议，人们纷纷对鲁君说：“吴起其人残暴无情。他小时候家境殷实，因为想当官而四处游说，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弄得家境破产。乡邻们都耻笑他，他因此就杀了三十多个诽谤他的人，然后逃离卫国。后来他母亲去世，他竟然都没有回家。曾参为此鄙视他的为人，便和他断绝了师生关系。如今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来争取做将军，我们鲁国是小国，一旦有了战胜的名声，就会引起各国的图谋。而且鲁国和卫国是兄弟国家，任用吴起就是抛弃了卫国。”鲁君因而辞退了吴起。

吴起离开鲁国后又去了魏国，魏文侯于是问李悝：“吴起这个人为人怎么样？”李悝回答说：“吴起贪图名誉而且好色，但是却用兵如神。”这样魏文侯便任命吴起为将军，率军攻打秦国，攻克了五座城邑。

因为吴起善于用兵，廉洁而公平，因而能得到了士卒的拥护，魏文侯就任命他为西河（今陕西华阴北）守将。

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吴起“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辟土四面，拓地千里”。

魏文侯死后，吴起继续效力于他的儿子魏武侯。不久之后魏国选相，很多人都看好吴起，可是最后胜出的却是田文。吴起很不高兴，对田文说：“你和我比一比功劳可以吗？”田文说：“可以。”吴起说：“统领三军，使士卒乐于为国牺牲，敌国不敢图谋进攻我们，你比我怎么样？”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又说：“管理各级官员，亲附人民，使国家的财力充裕，你比我怎么样？”田文又说：“我不如你。”吴起又说：“镇守西河地区，使秦军不敢向东扩张，使韩国和赵国都尊从我们，你比我怎么样？”田文回答说：“我也不如你。”吴起说：“这三个方面，你都不如我，但是你的职位却比我高，这是为什么呢？”田文回答说：“我们的国君还年少，现在全国人民都在为此忧虑，大臣不亲附，百姓不信赖，在这个时候，由你和我谁来任相合适呢？”吴起沉默了很久说：“应该由你来任相。”

式闾礼士

魏文侯十分重视举用贤人，他不仅能重用贤人，而且对贤人诚心诚意，路过贤人段干木居住的地方都要用手扶车轼来表示自己的敬意。

田文死了以后，公叔任相，他的妻子是魏国公主。公叔对吴起非常忌惮，他的仆人就献计说：“吴起廉洁而重视声誉，您可以先向武侯说：‘吴起贤明，我们魏国是小国，又和强秦接壤，恐怕吴起不愿意长期留在魏国吧。’武侯必然要问：‘那应该怎么办呢？’你就乘机说：‘您可以把一位公主许配给吴起，他如果愿意留在魏国就必定会欣然接受，如果不愿意就必然会辞谢。以此就可以探测他的想法。’然后您再把吴起邀请到府上，使公主故意发怒而轻慢您。吴起看见公主轻贱您，想到自己也将会被轻贱，一定会辞而不受。”于是公叔照计行事，吴起果然因为看见公主轻慢公叔就辞谢了武侯许配公主的好意。武侯也因此对吴起有所怀疑。后来吴起因为害怕武侯降罪，就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

战国时期的楚国，国土十分辽阔，东到大海，南到苍梧（今湖南南部），西到巴、黔，与秦国为邻，北面与韩、魏、宋、齐等国相接。主要的国土包括现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是战国七雄中土地面积最广的诸侯国。

吴起从魏国逃到楚国以后，受到了楚悼王的重用。楚悼王自从即位以来，一直受到新兴的三晋诸侯国的威胁。前404年和前391年，楚国曾两次被三晋打败。第二次由于向秦国赠送了丰厚的礼物，才得以在秦国的帮助下与三晋讲和。但是即便如此，国内的贵族却丝毫没有图强的意愿，既腐败又专横。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吴起前来投奔，楚悼王便任命他为苑地守。吴起治苑时间不长，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经济发展，边防巩固。楚悼王很是欣慰，便任用他为令尹。

吴起受到楚悼王的重用以后，决心在楚国进行一番巨大的改革。首先，吴起宣布限制旧贵族，改变世袭的分封制，规定封君凡超过三世的就要取消爵禄，把住在国都的贵族们强行迁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同时禁止儒生们到楚国宣讲不同的政治理念；

其次，吴起严肃法纪，裁减掉一批无能无用的官员，废除一些不急需的官职，节省费用以奖励耕战，加强国防。裁减下来的爵禄都被用来抚养士卒，以此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最后，吴起大力建设国都，把城墙加高加厚，增强了国都的防卫能力。

吴起在楚国的变革持续了十年，对楚国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楚国的国力有所增强，三晋不敢再轻易侵袭。楚国还主动向外开拓疆土，例如南下平定百越，向北兼并陈、蔡等小国，与西面渐渐强大起来的秦国形成对峙之势。

不幸的是，就在楚国一步步走向强大的时候，楚悼王却一命呜呼了。楚国贵族们由于利益被损害，心里一直憎恨吴起，于是趁机在楚悼王的葬礼上发动叛乱。吴起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想让作乱的人有所顾忌。但是追杀吴起的贵族才不管这一套呢，依然射杀了吴起，当然箭也射到了楚悼王的尸体上。

这一年是前381年。楚悼王下葬以后，太子即位，是为楚肃王，他依照楚国的法律将那些因射杀吴起而同时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杀死，被诛灭宗族的多达七十余家。同时，吴起的革新举措也被废除。

吴起的治军方略

魏文侯在位的时候，曾派出大批军队攻取了秦国的河西地区。秦国因为失去了河西这一战略要地，感觉自身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于是经过数年准备，于前401年开始大举进攻魏国，前393年与魏国战于汪（今陕西澄城境），前390年又与魏国战于武城（今陕西华州东），企图夺回河西地区。魏国的军队全力与秦军作战，使得秦军的目的一直没有达到。后来秦国又再次调集五十万大军进攻阴晋。秦军在阴晋城外布下层层营垒，形势十分危急。魏国在河西地区驻守了一支精锐的军队。郡守吴起时刻激励军队保持高昂的士气，他请国君魏武侯举行庆功宴会，让那些立了大功的人坐在前面，使用金、银、铜等贵重的餐具，猪、牛、羊三牲都陈列在前；立了次等功的人坐在中间，适当减少贵重的餐具；没有立功的人坐在最后面，并且不准使用贵重餐具。宴会结束以后，还要在大门外面对有功的人的父母妻子及其家属论功行赏。对死难将士的家属，每年都要派使者前去慰问，赏赐他们的父母。这一政策连续实行了三年。秦军一进攻河西，魏军马上就有数万士兵没有等待命令就自己穿戴甲胄，主动要求作战。面对秦军的大规模进攻，吴起请魏武侯派五万名没有立过功的人为步兵，由自己率领对秦军进行反击。武侯同意后，还给吴起加派战车五百乘、骑兵三千人。大战前一天，吴起还向三军发布命令说，诸位都应当和我一起去同敌人作战，无论车兵、骑兵还是步兵。随后吴起率领魏军在阴晋向秦军发起了猛烈的反击。这一天魏军的人数虽然比秦军少，但是却个个以一当十，将五十万秦军打得大败，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吴起吮卒病疽

一次一名士卒腿上生疮，吴起就用嘴为他吸脓。这名士卒的母亲知道后大哭起来。别人问她：“你儿子是个士卒，而将军亲自为他吸去疮上的脓，你为什么还要哭呢？”这位母亲说：“不是这样。往年吴公为他父亲吸过疮上的脓，他父亲作战时就一往无前地拼命，所以战死了。现在吴公又为我儿子吸疮上的脓，我不知他又将死在哪里了，所以我哭。”

吴起治军确有独到之处，他始终和最下层的士卒同衣同食。吴起在政治、指导战争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主要谋略思想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他一方面强调，必须在国家和军队内部实现协调和统一，才能对外用兵；另一方面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他认为，军队能否打胜仗，取决于军队的质量。质量高的标准是：要有能干的将领，要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兵士，要有统一的号令，要有严明的赏罚。他重视将帅的作用，尤其重视将帅的谋略，强调好的将帅应有优良的品质和作风。重视士卒的训练，提高实际作战能力，强调赏功以此激励士兵。

吴起把这些经验升华为军事理论。《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吴子》四十八篇，已佚。今本《吴子》共六篇，包括《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

《图国》阐述了吴起的主要谋略思想。在《料敌》篇中，吴起强调了解和分析敌情的重要意义，很好地继承了孙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吴起懂得战争是千变万化的，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采取应变的措施。在《应变》篇中，就具体论述了在仓卒间遭遇强敌、敌众我寡、敌拒险坚守、敌断我后路、四面受敌及敌突然进犯等情况下的应急战法和胜敌的策略。《治兵》《论将》和《励士》三篇主要阐述了吴起的治军思想。

应该说吴起是继孙武之后，既善于用兵又具有高深军事理论的第一人。历史上吴起作为军事家与孙武齐名，后世论兵，莫不称“孙吴”；作为政治家、改革家，则与商鞅齐名。同时他治军严明，能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得部众之心。但是他为博取功名而杀妻求将的做法，一直被后人所不齿。

田氏齐国跃起

齐国的国君原本姓姜，战国初年被田氏取代，史称“田氏代齐”。田氏的祖先是陈国的陈完，他们在齐国改姓田后，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前386年，田和即被周天子封为齐侯，田氏在齐国的政权自此合法化了。

齐威王即位之后，认为连楚、吴、越这样的蛮夷国家都能够称王，自己不甘心落后，于是也开始称王。他刚即位时，整天吃喝玩乐，于是大臣淳于髡进谏说：“有只鸟三年不飞，三年不鸣，请问这是只什么鸟？”齐威王说：“这只鸟必定一鸣惊人！”从此他开始专注于国政，并重用田忌、孙膑、邹忌等人才。邹忌建议齐威王广开言路，虚心接受臣民提出的意见。

前354年，齐军在桂陵之战击败魏军，前341年又在马陵之战重创魏军。前334年，魏、齐两国在徐州会盟，魏惠王不得不承认齐威王的王号。短短几十年里，齐国就从中等的诸侯国一跃成为了首强。

邹忌以琴理谏齐威王

前356年，齐威王田因齐即位，他曾一度迷恋弹琴，不理朝政。周边国家看到齐国软弱，接连起兵进犯，齐国出现“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局面。

有一天，一名叫邹忌的人，自称是高明的琴师，要拜见齐威王。齐威王很高兴，立即召见邹忌。邹忌走进内宫聆听齐威王弹琴，听完后连声称赞。齐威王不等邹忌称赞声落，就连忙问道，“我的琴艺好在哪里啊？”邹忌答道：“大王那大弦弹出来的声音十分庄重，就像一位名君的形象；小弦弹出来的声音清晰明朗，就像一位贤相的形象；大王指法精湛纯熟，弹出来的音符个个和谐动听，既灵活多变又相互协调，就像一个国家明智的政令一样。这么悦耳的琴声，怎么能不令我叫好呢！”邹忌接着又说：“其实弹琴和治理国家一样，应弹哪根弦就该认真去弹，不应该弹的弦就不要去弹，七弦配合协调，才能够弹奏出美妙的乐曲，这正如君臣各尽其责，才能做到国富民强、政通人和一样。”

齐威王说：“先生，你的乐理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那么现在也请先生试弹一曲吧。”邹忌于是坐到琴位上，他的两手轻轻舞动，但是却只摆出了弹琴的架势，并没有真的去弹。齐威王便恼怒地指责道：“你为何只摆了个空架子而不真弹呢？”邹忌答道：“臣以弹琴为生业，当然要悉心研究弹琴的技法。大王以治理国家为要务，怎么可以不好好研究治国的大计呢？这就和我抚琴不弹，摆空架子一样。抚琴不弹，就没有办法使您心情舒畅；您有国家却不治理，也就没有办法使百姓心满意足。这个道理大王要三思。”

齐威王因之醒悟，并下令启用邹忌进行变法。

历史细读

淳于髡喜欢打哑谜，听说邹忌从乐师被提拔到相国，就说：“猪油涂在车轴上是为了润滑，但轴孔如果是方的就不好弄了。”邹忌说：“我会小心侍奉国君的。”淳于髡又说：“弓的干如果用久了要拿胶粘一下，但不能把裂缝完全合起来。”邹忌说：“我会依附于人民。”淳于髡又说：“狐皮大衣不能用狗皮补。”邹忌说：“我不会让小人进入朝堂的。”淳于髡最后说：“大车如果不校正就不能载货，琴弦如果调不好就会五音不全。”邹忌回答：“我一定认真制定法律，监督官吏。”

邹忌讽齐王纳谏

邹忌以鼓琴游说齐威王，后来被任命为相国，他于是劝说齐威王奖励群臣吏民进谏，主张革新政治，修订法律，选拔人才。

据说邹忌生得身材高大，容貌十分俊美。一天早晨，邹忌穿戴好衣帽，对着镜子左顾右盼，得意洋洋地问妻子：“我同城北的徐公相比，哪个更漂亮些呢？”妻子回答说：“当然是您漂亮，徐公哪里能比得上您呢？”

城北的徐公是齐国著名的美男子，因此听了妻子的话后，邹忌心里十分高兴。但还是不太相信，于是又去问他的妾：“我同城北的徐公相比，谁更漂亮些呢？”他的妾回答说：“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

第二天，有客人来拜访，邹忌同他坐着闲聊的时候，又问道：“我同城北的徐公相比，谁更漂亮些呢？”客人回答说：“徐公不如您漂亮。”

又过了一天，徐公亲自拜访邹忌来了，邹忌仔细地看了看他，觉得自己并不如徐公漂亮；再照镜子看看自己，又觉得自己远远不如徐公漂亮。晚上邹忌躺着一直在想这件事，心里终于明白了：“我的妻子认为我漂亮，是因为她偏爱我；我的妾认为我漂亮，是因为她害怕我；而我的客人认为我漂亮，那是因为他有求于我。”

于是第二天，邹忌上朝拜见齐威王的时候，说道：“我确实知道自己不如城北的徐公漂亮。可是我的妻子因为偏爱我，我的妾因为害怕我，而我的客人因为有求于我，他们都说我比徐公漂亮。如今齐国有方圆千里的疆土，一百二十座城池，宫中的妃子、近臣没有谁不偏爱您，朝中的大臣没有谁不害怕您，全国范围内的人没有谁不有求于您，由此看来，大王您受蒙蔽已经很深啦！”

齐威王一听此言有理，于是命令道：“大小官吏百姓，有能够当面指责我的过错的，受上等奖赏；书面劝谏我的，受中等奖赏；能够在公共场所批评议论我的过失，并能传到我的耳朵里的，受下等奖赏。”

一时间，许多大臣都来进谏，宫门前、庭院内，人多得像集市一样。几个月以后，还不时地有人偶然来进谏。一年以后，即使有人想进谏，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燕、赵、韩、魏等国听说了这件事，都到齐国来朝见齐威王，承认他是英明的国君。

齐威王整顿吏治

齐威王励精图治，决心称霸天下。邹忌认为做臣下的，要尽心竭力辅佐国君，把国家的事放在第一位。做国君的，要顺应民心，体贴民众，亲贤臣，远小人，鼓励臣民进谏，不要被阿谀奉承的人所蒙蔽。齐威王完全采纳了邹忌的意见，为了整顿吏治，他还选择了两个典型，进行了严肃而认真的处理。

齐威王曾经多次询问臣下，在地方官中，谁好谁坏。不少人都说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大夫最坏，最好的要算阿（今山东阳谷东北）大夫。齐威王听了之后便派人下去了解情况，然后把即墨大夫和阿大夫以及其他官员都召到了朝廷上。齐威王对即墨大夫说：“你到即墨后，经常有人说你不好。但是我派人去了解后，发现那里的人民都有吃有穿，社会秩序安定，府库也增加了积蓄。因为你勤勤恳恳，从不向上级送礼行贿，所以别人都说你不好。”于是下令赏给即墨大夫万户租税作为俸禄。齐威王接着又对阿大夫说：“你到阿地后，常有人在我面前为你说好话。但是我派人去了解后，发现那里田地荒芜，人民缺衣少吃，老百姓连话都不敢多讲。赵国和卫国进攻的时候，你也不去抗击，只知道向上司行贿，你把齐国的风气都败坏了！”于是下令把阿大夫和受贿者及为他说好话的官吏一起烹杀了。

如此一来，整个齐国的风气为之一变。齐威王接着精选郡守，加强边防。使檀子守南城拒楚国，田朌守高唐拒赵国，黔夫守徐州拒燕国。任用种首为司寇，田忌为司马，孙膑为军师，教兵习战，以谋征伐，并且把这些人才看作是比夜明珠还要珍贵的国家至宝。

旌贤去奸

严明从政，发展生产，处处为百姓着想的官吏，皇宫里却听不到对他们赞誉的话。而那些贪污腐败，懒惰奢侈的官吏，皇宫中却一片赞扬之声，这是一个问题。齐威王看透了这一点，所以齐国才能大治。

田忌荐孙膑

齐国经过齐威王和邹忌的努力整治后，在不长的时间内国家就出现了大治的局面，史称威、宣时“齐最强于诸侯”。当时的齐国，不仅打退了赵、卫的侵袭，还迫使赵国归还了侵地长城。三晋中最强大的魏国，也曾多次被齐国打败。这些战争的胜利，全都依靠田忌推荐的孙膑。

田忌，字期，因为封地在徐州（今山东滕州），又称徐州子期，以田齐宗族的身份被任用为齐将。田忌很赏识孙膑的军事韬略，便向齐威王举荐了孙膑。

有一天田忌和齐威王约定进行赛马，比赛按照马的优劣分成三场。齐威王每个等级的马都要比田忌的强，所以比赛过好多次，每次都以田忌的失败而告终。想到自己这次赛马又要输给齐威王，田忌的心里很不痛快。

这时孙膑上前，给田忌出了一个主意。于是在赛马的时候，田忌先以自己的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结果当然是输了。由于马的脚力都相差不多，所以接着进行的第二场比赛中，孙膑拿田忌的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结果田忌的上等马赢了齐威王的中等马。第三局比赛的时候，孙膑又拿田忌的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结果又胜了一局。三局两胜，田忌第一次赢了齐威王。

同样的马匹，只不过是调换了一下出场顺序，就得到了转败为胜的结果。齐威王本来因为孙膑是个残疾人而怀疑他的才能，这样一来顾虑全消，于是任命孙膑为齐国的军师。

孙膑其人

齐威王一开始并没有打算重用孙膑，因为他看到孙膑是个双腿受过刑的残疾人。赛马一事后，齐威王询问孙膑对战争的看法，问他是否不用武力就能使天下归服。孙膑果断地回答：“那不可能，只有打胜了，天下才会归服。”然后孙膑又列举了黄帝打蚩尤、尧帝伐共工、舜帝征三苗，以及武王伐纣等事实，说明哪一个朝代都是依靠武力用战争实现国家统一的。这一番深刻独到的分析使齐威王大受震动。他再询问兵法，孙膑更是滔滔不绝，对答如流。齐威王感到孙膑这个人确实不简单，从此以“先生”相称，把他作为老师看待。

孙膑是齐国人，据说他曾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孙子兵法》，显示了惊人的军事才能。他有一个师弟叫作庞涓，庞涓虽然对他的才能很是忌妒，但是却从来都不表现出来，还时刻表现出对师兄的关心，因此很得孙膑信任。后来庞涓到魏国当了将军，指挥军队打了几次胜仗后，得到了魏惠王的宠信。

春风得意的庞涓很为自己的仕途一帆风顺而自豪，但一想到师兄孙膑，就生怕他断了自己的将来。于是他想了个陷害孙膑的办法，修书一封，赶紧派人将孙膑请到了魏国。孙膑到魏国后，庞涓并没有如信中所说向魏惠王举荐他，而是以间谍的罪名将他送进大狱，并派人剜去了孙膑的两个膝盖骨，还在他脸上刺了字。

孙膑这才明白庞涓在陷害自己，他为了保住性命，只得装疯卖傻。庞涓一开始并不相信孙膑会真疯了，便叫人把他扔到猪圈里去，然后偷偷派人观察。只见孙膑披头散发地倒在猪圈里，满身都是猪粪，有时甚至会把粪塞到嘴里大嚼几口。庞涓这才相信孙膑是真疯了，于是对他的看管也逐渐松懈下来。

有一天孙膑听说齐国有使臣来到了大梁，便偷偷让人给使臣传递了消息。齐国的使臣与孙膑谈论一番后，知道孙膑很有才华，便将孙膑藏在车子里，秘密带到了齐国。孙膑回到齐国以后，很快就见到了齐国的大将田忌。田忌很欣赏他的才华，将他留在了自己的府中，以接待上宾的礼节殷勤款待他。

历史细读

曾嫌胜己害贤人，钻火明知速自焚。断足尔能行不足，逢君谁肯不酬君。

——周昙《春秋战国门·孙膑》

桂陵、马陵之战

战国时期兵家的代表，非孙膑莫属。孙膑继承和发展了先辈孙武、吴起等人的军事学说，总结了战国时丰富的战争经验，主张用战争解决问题。对于如何进行战争，孙膑有许多精辟的论述。

孙膑主张，在战争发生以前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否则就会失败。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可以战胜敌人，但要善战。善战的办法很多，如不和敌人硬拼，避开敌人锋芒，制造假象，表示软弱，使敌人骄傲而斗志松懈。迷惑敌人、瓦解敌人后，再集中力量狠狠打击敌人。孙膑主张采取以攻为主的战略，主张“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就是要灵活机动地突然打击敌人。

孙膑主张严格治军，要求军法严明，下达的命令要像流水一样畅通无阻，继而赏罚分明，这样才能够鼓舞斗志，严明法纪。经常训练的军队就像佩剑一样，不一定马上用，一旦打起仗来，就要像剑一样锋利，所向无敌。这就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道理。孙膑还注意指挥员的选择和培养，要求指挥员能够精通兵法，善于指挥，有勇有谋。

前354年，赵国向依附于魏国的卫国发动了战争，迫使卫国屈服称臣。魏国大怒，于是出兵包围了赵国的国都邯郸。赵国抵挡不住，只得派遣使者向齐国请求救援。

齐威王赶忙召集大臣们进行商议，邹忌反对出兵救赵，齐将段干朋则认为不救赵既会失去对赵国的信用，又会给齐国自身造成麻烦，因而主张救援。齐威王本身是想要出战的，因此欣然采纳了段干朋的建议。

此时魏国以主力攻打赵国，两军相持已经一年有余了。邯郸形势危在旦夕，魏国也是非常疲惫。齐威王任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统率齐军主力救援赵国。

田忌计划直奔邯郸，同魏军的主力交战。但是孙膑不赞成这种硬碰硬的战法，提出了“批亢捣虚”“疾走大梁”的策略。他说：“要解开乱成一团的丝线，是不能用手硬拉硬扯的；要排解别人的聚殴，自己更不能直接参加进去打。派兵解围的道理也是如此，不能以硬碰硬，应该撇开强点，攻击弱点，避实击虚，冲其要害，使敌人感到形势不利，出现后顾之忧，自然解围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孙膑建议田忌迅速向魏国的都城大梁进军，切断魏国的交通要道，攻击它防备空虚的地方。这样一来，魏军必然会被迫回师自救，这样齐军既可以一举而解救赵国之围，同时又能使魏军疲于遥远的路途，最终击败它。

田忌采纳了孙膑的这一建议，统率齐军主力迅速向魏国的国都大梁挺进。魏军闻讯后，不得不以少数兵力控制历尽艰难才刚刚攻克的邯郸，而由庞涓率主力回救大梁。而这时候，齐军已将桂陵（河南长垣西南）作为预定的作战区域，准备迎击回归的魏军。魏军长期攻赵，本来兵力消耗就已经很大了，加上这次长途跋涉地急行军，士卒疲惫不堪，在面对已经占有先机、休整良好、士气旺盛的齐军的截击时，顿时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遭受到一次严重的失败。魏国占据的邯郸等赵国的地方，至此得而复失。

不过，桂陵之战的失利并没有使魏国一蹶不振。前342年，魏国又发兵攻打比它弱小的韩国。韩国自然不是魏国的对手，危急之中遣使奉书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一如当年那样，召集大臣商议此事。邹忌依然充当反对派，而田忌则主张发兵。齐威王征求孙膑的意见，孙膑既不同意不救，也不赞成早救，而是主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即首先向韩国表示必定出兵相救，促使韩国竭力抗魏。然后当韩国处于危亡之际，再发兵救援，从而“尊名”“重利”，一举两得。这一计策得到了齐威王的赞同。

韩国得到齐国的承诺后，人心振奋，竭尽全力抵抗魏军的进攻，但结果仍然是五战皆败。齐威王见韩国告急，忙任命田忌为主将，田婴为副将，率领齐军直趋大梁。魏国眼见胜利在望的时候，齐国又从中作梗，于是决定暂时放过韩国，转将兵锋指向了齐军。

这时齐军已经进入魏国境内的纵深地带，于是孙膑设计，只要齐军与魏军一接触，就立即佯败后撤。为了诱使魏军进行追击，齐军按照孙膑预先的部署，施展了“减灶”的计策，第一天挖了十万人煮饭用的灶，第二天减少为五万灶，第三天又减少为三万灶，造成在魏军的追击下，齐军士卒大批逃亡的假象。

庞涓看到齐军“减灶”，就得意地认定齐军已经斗志涣散了，于是下令丢下步兵和辎重，只带着一部分轻装精锐骑兵，昼夜兼程追赶齐军。孙膑根据魏军的行动，判断魏军将于日落后进至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马陵一带道路狭窄，树木茂盛，地势险要，是打伏击战的绝好地方。于是孙膑在齐军中选择了一万名善射的弓箭手埋伏在道路的两侧，规定到夜里以火光为号，一齐放箭，并让人把路旁一棵大树的皮剥掉，在上面书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的字样。

庞涓的骑兵果真于孙膑预计的时间进入了埋伏圈，只见被剥皮的树干上写着字，因为看不清楚，庞涓就叫人点起火把照明。齐军一见火光，万弩齐发，给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打击。魏军大败，庞涓也自杀而死。齐军随后乘胜追击，连续大破魏军，前后歼敌十万余人，并俘虏了魏军的主帅太子申。

从此以后，魏国开始一步步走下坡路，并且失去了中原的霸权。更可悲的是，魏国的君主惠王好大喜功的作风却没有一点改变，丝毫没有奋发图强的意思。为展示所谓的大国风采，还动不动就宴请各国诸侯。一次酒酣耳热之时，魏惠王给鲁共公敬酒。按说一国国君敬酒，对方本该受宠若惊才是，岂料鲁共公一边站起身来，一边说出一番颇煞风景的话：“从前大禹喝了仪狄进献的美酒，觉得很美妙，于是就戒喝甜酒，并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齐桓公吃了易牙精心烹制的夜宵，觉得很可口，因此直到第二天早晨还没有睡醒。后来他说：‘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晋文公得到美女南之威，三天不理朝政，于是推开南之威而疏远了她，并说：‘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楚昭王登上强台，唯觉山水之乐而忘记了人之将死，于是在强台上发誓不再游山玩水。后来他说道：‘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现在主君酒杯里的酒就好似仪狄酿的酒；主君所吃的饭菜可以与易牙烹调的美食相媲美；主君身边左有白台右有闾须，都是和南之威一样的美貌；主君前面是夹林后边是兰台，犹如游强台一样有乐趣。如果在这里只有一种乐趣就可以使国家灭亡的话，如今你兼有了这四种乐趣，就完全可以不加戒备了！”在美酒、美味、美色、美景俱全，一派歌舞升平、其乐融融的氛围中，这一番劝诫之言不啻一盆败兴的冷水。鲁共公本意是想激励魏惠王振作朝纲，不想魏惠王却依然是一副大国之君宽容为怀的样子，对鲁共公的话称赞不已，但是却一句也没有听进脑子里去。

而与此同时，齐国的力量却在迅速发展，成了当时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

田忌出逃

齐相邹忌和田忌不和，因此邹忌总想要寻找机会除掉田忌和孙膑。

公孙阅献计给邹忌说：“您为什么不再去劝说一下大王，让他命令田忌再带兵去攻打魏国呢？如果到时候打了胜仗，那是您策划得好；如果到时候战败了，那么田忌即使不死在战场上，回国之后也定会枉死在军法之下。”邹忌于是劝说齐威王派田忌讨伐魏国。谁料田忌三战皆胜，邹忌又赶紧找公孙阅商量对策。公孙阅就派人带着十斤黄金招摇过市，找人占卜，自我介绍道：“我是田忌将军的臣属，现在将军讨伐魏国三战三胜，名震天下，现在打算要谋大事，麻烦你占卜一下，看看吉凶如何？”卜卦的人刚走，公孙阅就派人逮捕了他，在齐威王面前验证了这番话。

历史细读

齐宣王喜欢听吹竽，手下有三百个善于吹竽的乐师。加上齐宣王爱摆排场，总想在人前显示威严，所以每次都叫这三百个人一起合奏。南郭先生听说后，吹嘘说：“听过我吹竽的人没有不感动的，鸟兽听了也会翩翩起舞，花草听了也会颤动。”齐宣王于是把他也编进那支吹竽队伍中。其实南郭先生并不会吹竽，每逢演奏就混在队伍中，只在脸上装出一副动情忘我的样子。可是好景不长，齐宣王死了，齐湣王虽然也爱听吹竽，但是喜欢听独奏，南郭先生惶惶不可终日，只好逃走。

齐威王本来对田忌手握重兵就有些疑惧，现在听了邹忌的话，就相信田忌有了谋反的意图。而这时田忌正率兵在外，于是齐威王遣使召田忌回临淄，准备审问此事。孙膑见齐威王无缘无故派人来召田忌回临淄，感觉到齐威王一定是听信了别人的谄言，认为田忌如果回到临淄，必将凶多吉少。于是孙膑提醒田忌说：“齐王一定是听信了邹忌的谄言，千万不要贸然回临淄。”田忌于是率兵攻打临淄，要“清君侧”。但邹忌也不是等闲之辈，早已做好了守城的准备，田忌攻城不胜，又见各地勤王的兵马都云集而来，只好弃军逃亡到了楚国。直到齐宣王即位以后，田忌才受召回国复职。

宣王聚贤

齐宣王田辟彊在前320年继齐威王之位成为国君，不久后燕国发生内乱，齐宣王乘机发兵干涉，只用了五十天就攻占了燕国的都城蓟（今北京市），几乎灭亡了燕国。

齐宣王心里很是得意，他看到西方秦国招揽贤士，得人而治，有越来越强大的情势，便也着意文化事业的发展，于是不惜耗费巨资招揽天下各派文人学士来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使得“稷下学宫”迅速进入鼎盛时期。

宴乐渔猎攻战图壶

此壶斜肩鼓腹，矮圈足，自口下至圈足，被五条斜角云纹带划分为四区：壶颈部主要表现采桑、射礼活动；壶的上腹部一组为宴享乐舞的场面，一组为射猎的场景；壶的下腹部为水陆攻战的场面；第四区采用了垂叶纹装饰，给人以敦厚稳重的感觉。此壶纹饰内涵丰富，再现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场景。

不过，也有人对此颇不以为意。一次齐宣王对手下的大臣淳于髡说：“先生谈一谈寡人喜欢的是什么？”淳于髡说：“古代称王的人所喜欢的有四样东西，而现在大王喜欢的有三样。古代称王的人爱马，大王也爱马。古代称王的人爱美味，大王也爱美味。古代称王的人好美色，大王也好美色。古代称王的人尊崇有才德的人，但是大王却不尊崇有才德的人。”

齐宣王摇了摇头说：“我们国中聚集了这么多的才德之士，你怎么能说我不尊崇有才德的人呢？”淳于髡回答说：“古时有骅骝等好马，可是现在没有，大王就不惜花费重金，从所有的马中去挑选，可见大王是真的喜欢马。古时有豹象等动物的肠肚和嫩脆可口的肉，可是现在没有，大王就命令手下人不辞辛苦从众多美味中去挑选，可见大王是真的爱好美食。古时有毛嫱、西施那样的美女，可是现在没有，大王就从当今天下的众多美女中去挑选，可见大王是真的喜欢美女。至于才德之士，大王总说国中之人比不上尧舜禹汤时代的贤德之士，如果尧舜禹汤时代的贤德之士知道了，就会觉得大王并不是真心喜爱人才，所以也不会喜欢大王的。”

韩国申不害变法

韩国夹在魏与秦、楚二国之间，国土面积不大，范围在今天的山西省东南部、河南省中部和西部地区，国都在郑（今河南新郑）。韩昭侯在位的时候，列国大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变法和改革，一些国家相继强盛起来，开始不断地向外进行扩张。就连当时的小国宋国也敢欺侮韩国，并且攻取了韩国的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魏国更是多次进攻韩国。于是韩昭侯不得不考虑变革图强。前354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开始推行改革。申不害变法后，韩国的国力迅速强盛起来，并跻身战国七雄之列。

申不害相韩

申不害也称申子，战国时期郑国京县（今河南荥阳，属郑州）人，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君主治国，必须明察法令，法就像是称重量用的秤那样，有了秤才能量知物重，有了法才能驾驭臣下的行为。因此只有确立了法，一切人事关系和国家制度才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可依据。有了“法”之后，就要依法办事，不能凭主观心智和个人的善恶去随意决定政策措施、赏罚制度，即使国君也不能例外。

在提出法治的同时，申不害还强调“术”的作用，用“术”去推动“法”的实施。申不害主张国君集权于一身，用他的话说就是“独断”，他认为独断者才能为天下主。要把国家官吏的设置、任免、考核、赏罚等以及生杀予夺之权，都牢牢地掌握在国君个人手中。

为了能够更好地驾驭臣下，考核臣下，促使臣下各尽其能，办好任内之事，申不害主张国君要“无为”而治。也就是说，国君平常不要让臣下看出自己的欲望和某些弱点，使臣下猜不透自己内心的意图，臣下就不至于揣摸着国君的心理而投其所好，或弄虚作假，只好去尽力做自己份内的事情。

在经济方面，申不害特别注重农业生产，把土地看得十分重要。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曰贵土。土，食之本也。”申不害认为，国家要富强，粮食一定要充足，这是先决条件。

在申不害推行改革的十五年间，韩国的君主集权政治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吏治严明，国治兵强，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但是申不害的“术”在推行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因此这场改革并不彻底。在发布新法令后，申不害并没有宣布废除旧的法令，因而一度使官员们感到无所适从。

韩昭侯不以情侵法

应该说韩昭侯在贯彻申不害的主张方面是非常有力的。有一次韩昭侯喝多了，醉卧在床上。手下的官吏典冠担心君王着凉，于是便找掌管衣物的典衣要了一件衣服，盖在了韩昭侯的身上。

睡得很舒服的韩昭侯睁开眼睛后，看到了自己身上的衣服，感到很满意。他本来打算表扬一下给他盖衣服的人，于是就问身边的侍从：“这是谁替我盖的衣服啊？”侍从回答说：“是典冠。” 韩昭侯一听，脸就立即就沉了下来。他把典冠找来问道：“是你给我盖的衣服吗？”典冠说：“是的。”韩昭侯又问：“你的衣服是从哪儿拿来的？”典冠说：“是从典衣那里取来的。”韩昭侯于是又把典衣找来，问他：“这件衣服是你给他的吗？”典衣回答说：“是的。”

韩昭侯于是神色严厉地骂道：“你们两个人今天都犯了大错，知道吗？”典冠、典衣两个人顿时面面相觑，只听韩昭侯指着他们说：“典冠，你并不是寡人身边的侍从，你为何擅自离开岗位来干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情呢？而典衣，你作为掌管衣物的官员，怎么能随便利用职权将衣服给别人呢？你这种行为是明显的失职。今天你们两个人一个越权，一个失职，如果大家都像你们这样随心所欲，各行其是的话，整个朝廷不是就都乱了套了吗？因此我必须重罚你们，让你们接受这个教训，也好让大家都引以为戒。”

韩昭侯就这样把典冠、典衣二人一起降了职，他说宁可自己因为受凉而生病，也要严明职责，严格执法，绝不以情侵法。

不过因为申不害的改革在韩国的推行得并不是十分彻底，再加上韩昭侯在晚年大兴土木，消耗了不少人力、财力，所以即便是君臣合力，韩国在战国群雄中，也还是处于相对弱小的地位。

赵国的改革之路

赵国的改革活动不像魏国、楚国那样轰轰烈烈，但在国内“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根据功德和能力大小授予官职。在经济上能够注意节省财政开支，实行所谓“节财俭用”，确实使得国库日渐充盈，国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为国君的时候，赵国改革的步子开始向着军事上迈进。

一天，赵武灵王对臣子说：“咱们东边有齐国、中山国，北边有燕国、东胡，西边有秦国、韩国和楼烦。我们如果不发奋图强，随时都会被人家消灭掉了。我看咱们穿的服装，长袍大褂，干活打仗都不方便，不如胡人（泛指北方的少数民族）的短衣窄袖灵活。我打算仿照胡人的风俗，把服装改一改，再学胡人那样骑马射箭，抛弃笨重的兵车。”

赵武灵王

赵国是一个游牧文明重于农耕文明的国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除了能适应同周边国家的军事竞争外，还可以解决以代郡和邯郸为代表的两种政治势力所造成的分裂局面。

这个提议当即就遭到了不少大臣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改变祖先的传统大逆不道。但赵武灵王却认为，制度不分古今，应该顺应当时的情况；衣服器械，更是应该以方便实用为前提。于是双方在朝堂上争论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第二天上朝时，赵武灵王首先穿着胡人服装走出来，表明了自己坚持改革的决心。于是赞同改革的大臣们也相继换上了胡服。随着穿胡服的大臣越来越多，赵武灵王正式下了一道改革服装的命令。没过多少日子，赵国人不分贫富贵贱，都穿起胡服来了。接着赵武灵王又号令大家学习骑马射箭。不到一年，赵国就训练出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

前305年，赵武灵王亲自率领骑兵打败临近的中山国，并收服了东胡和临近的几个部落，扩大了疆域，成为北方大国。

赵主父惨死沙丘

前299年，赵武灵王在东宫大朝君臣，举行传王位的礼仪，立王子赵何为王，这就是赵惠文王。以肥义为相国，赵武灵王则自号主父。主父想让儿子治国，自己则带兵征伐胡地，再从云中、九原南下攻打秦国。为了亲自察看地形和了解秦国的情况，主父化装成使者入秦。可惜的是，主父的雄心壮志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就因祸起萧墙而过早地死去了。

主父封长子赵章为安阳君，安旭君赵章很不满意父亲把王位传给了弟弟赵何，主父因此派田不礼去但任赵章的相。肥义对此很是担心，说：“赵章为人骄横，党徒众多，欲望很大。田不礼又十分残忍，这两个人在一起，一定会搞阴谋。小人有欲望，就会轻虑少谋，只看得见利益而看不见祸害，那么祸患的降临也就不会用很久的时间了。”

前295年，主父和赵惠文王游沙丘。赵章与田不礼等趁机率党徒作乱，杀了肥义。主父的叔叔赵成与谋臣李兑也早在注意赵章的动向，连忙从邯郸赶来，调兵平乱。

赵章败退时，逃到主父的宫室里，赵成和李兑马上带兵围困了主父的宫室，赵章因抵挡不住被杀。赵成和李兑商议说：“赵章躲到了主父宫中，而我们包围了主父，这也是谋反啊！”于是赵成和李兑决定不解围，命令宫中的人都走出来，只留下主父一个人。主父没有吃的，连幼雀都抓来吃了。苦撑了三个多月后，饿死在了沙丘宫。从此，赵成为相，李兑为司寇，由于赵惠文王年少，政权便落在了赵成手中。

燕昭王求贤

燕国原是西周在北方的重要封国，春秋时期因为被戎狄所阻隔，因此与中原各诸侯国的交往较少。进入战国时期以后，燕国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对东北辽东地区的开拓，但是在战国七雄中比较起来还不是很突出。燕王哙在位的时候，燕国发生了内乱，致使国势急转直下。到燕昭王即位以后，便立志要使燕国重新强大起来，这才进行了改革。

燕王哙行禅让

燕王哙在位的时候，任用子之为相国，子之做事果断，深受燕王哙的信任。

前318年，苏代作为齐国的使臣出使燕国。燕王哙问他：“你觉得齐王怎么样？”苏代回答说：“齐王肯定不能称霸。”燕王哙问：“这是为什么呢？”苏代回答说：“因为齐王不能信任和重用他的大臣。”苏代的意思是要燕王哙重用子之。于是燕王哙很是重用和信任子之。为此子之还送给了苏代百金钱财，表示要听从苏代的吩咐。

大臣鹿毛寿见状劝燕王哙说：“你不如把国家让给子之吧。当年尧帝之所以被后世称为贤君，是因为他曾经要把国家让给许由，而许由没有接受，所以尧帝既得到了让贤的美名，又没有失去天下。现在大王如果肯将国家让给子之，那么子之必然不敢接受，这样一来大王便可以与当年的尧帝相媲美了。”

正史史料

苏代为齐使于燕，燕王问曰：“齐王奚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

——《史记·燕召公世家》

燕王哙听信了鹿毛寿的蛊惑，便给予了子之更大的权力。这时又有大臣劝燕王哙说：“当年大禹把伯益定为自己的继承人，但是他所任用的官吏都是启的党羽。等到大禹老了，觉得启的党羽不足以担当统治天下的大任时，就传位给了伯益。而启却和他的党羽攻打伯益，最终夺取了伯益的国君之位。所以天下人都认为大禹虽然名义上是传位给了伯益，但只不过是给了他一个虚位，而实际上是要让启取而代之。现在大王您说要把国家让给子之，但是您所任用的官吏却都是太子的人，这就和当年的大禹一样，表面上看起来是要把国家让给子之，但实际上却还是太子说了算。”

燕王哙一听，竟然将三百石俸禄以上大官的玺全部收回，任由子之擢拔任用。子之大权在握，成了实际上的君主，而燕王哙反而称臣，再也不上朝听政了。

燕王哙实行王位禅让，这在战国时代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第二年，即前315年，燕国发生了大乱。将军市被和太子平发动叛乱，谋划杀死子之。市被领兵包围了子之的宫殿，双方相持了很久，结果百姓起兵反攻太子平，杀死了将军市被，太子平也在内乱中被杀身亡。这次内乱持续了数月之久，前314年，子之终于平息了内乱。内乱期间，中山国趁机进攻燕国，夺取了十多座城邑，使燕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齐国也趁机攻打燕国，杀死了燕王哙，子之战败后不知所终。

燕王哙把国家让给了子之，所以死后连谥号都没有。前314年，赵武灵王趁燕国内乱之机，把燕王哙的庶子姬职从韩国送回燕国，是为燕昭王。

千金求马骨

燕昭王继承王位之后，登门前去拜访老臣郭隗，说：“齐国趁我们国家内乱的时候侵略我们，这个耻辱我是忘不了的。但是现在燕国的国力弱小，所以我还没有办法报这个仇。要是有个贤人能来帮助我报仇雪耻，我宁愿伺候他。您能不能推荐这样的人才给我呢？”

而郭隗摸了摸自己的胡子，讲了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个国君，最爱千里马，派人到处寻找，一连找了三年都没有找到。有个侍臣打听到远处某个地方有一匹非常名贵的千里马，就告诉了国君。国君非常高兴，就派侍臣带了一千两金子去买这匹千里马。没料到侍臣到了那里的时候，这匹千里马已经害病死了。侍臣想想，空着双手回去没有办法向国君交代，于是就拿出一半金子的把千里马的马骨买了回来。侍臣把马骨献给国君以后，国君大发雷霆，说：‘我要你买的是活马，谁叫你花钱把没用的马骨买回来呢？’侍臣却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人家听说你肯花钱买死马，难道还怕没有人把活马送来吗？’这个消息一传开，大家都认为这位国君是真爱千里马。不出一年，果然从四面八方送来了好几匹千里马。”

郭隗说完这个故事后，又说：“大王如果想要征求贤才治国，我愿意当马骨。”

燕昭王听了后大受启发，马上派人造了一座精致的大房子给郭隗住，还拜郭隗做老师，郭隗被给予了优厚的礼遇。燕昭王还在沂水之滨修筑了一座高台，用来招揽天下的贤能之士。并在台上放了几千两黄金，作为赠送给贤士的进见礼。这座高台便是著名的“黄金台”。各国有才干的人听说后，纷纷赶到燕国，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赵国人乐毅。燕昭王拜乐毅为亚卿，请他整顿国政，训练兵马，燕国一天天强大了起来。

前284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联合五国兵马，浩浩荡荡杀向齐国。只一仗就把齐国军队打得一败涂地。乐毅还亲率大军，一直打下了齐国的都城临淄。燕昭王认为乐毅立了大功，于是亲自到济水边劳军，并封乐毅为昌国君。

乐毅离燕

乐毅率领燕军在半年之内连下齐国七十余城，让燕国前所未有地强盛了起来。

前279年，燕昭王死亡，太子乐资即位，史称燕惠王。燕惠王做太子时，就与乐毅有矛盾，所以即位后对乐毅用而不信。齐国大将田单探知这种情况后，就派人到燕国散布说：“齐国的大片土地现在全在燕国的军队手里。乐毅能在短时间内攻下齐国七十余城，难道用几年的工夫还打不下剩下的三座城池吗？其实他是想用恩德收服齐人之心，为他叛燕自立作准备。”

乐毅

史书虽然没有记载乐毅军事理论上的建树，但他能指挥燕赵等国联军，连克齐国七十余城，说明他是一位具有杰出才能的军事家。

燕惠王本来就猜疑乐毅，听了这些话后便信以为真，于是就派骑劫为大将去齐国接替乐毅。乐毅深知燕惠王要收回自己的兵权，更想要加罪于自己，于是决定拒绝再回到燕国，而向西去了赵国。赵惠王见乐毅归赵，隆重地接待了他，并把观津（在今河北武邑东南）赐封给他，号望诸君。

骑劫寡思少谋而又骄狂自大，乐毅投奔赵国以后，他一反乐毅原来的战略部署和争取齐人的正确政策，而施之以残暴镇压，激起了齐国军民的强烈反抗。齐国的田单征集了一千多头牛，在牛身上穿上红丝绸衣服，画上五彩画，两只牛角上都绑上锋利的快刀，牛尾巴绑上灌饱油的芦苇。然后在城墙根挖了几十个洞口，把牛埋伏在里面。田单又挑选了五千名精锐壮士，全副武装跟在牛的后面。晚上烧着牛尾以后，“火牛”便从城门洞里猛冲了出去，它们拼命向前飞奔，直冲燕军兵营，顿时大火冲天。燕军看到五彩龙纹的火牛，十分害怕。五千名齐军壮士紧跟在牛后面，奋勇冲杀。燕军大惊，全无斗志，加上碰上牛非死即伤，顿时溃不成军，骑劫也被杀死。这就是著名的田单大摆“火牛阵”。然后齐军乘胜追击，很快就收复了齐国所丢失的城池，将燕军逐出了齐境。

此时燕惠王悔恨万分，可是他却不肯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怨恨乐毅投奔了赵国，还派人责难乐毅说：“先王曾经将举国的兵马都托付给了将军，将军也为了燕国而大败齐军，为我报了先王之仇。天下人都为之震动，我也时刻记着你的功绩。可是现在正逢先王去世，我又初立，你却听信于左右而误国。我之所以派骑劫代替将军，是因为将军经年累月地暴露于荒郊野外，怕你太辛苦，所以请你回来调息，并想同你共议国事。但是将军你却误听传言，和我产生怨隙，竟然抛弃了燕国而投向赵国。将军为自己打算，这样做当然是合宜的，可是你又如何报答先王对你的知遇之恩呢？”

于是乐毅慷慨激昂地写下了著名的《报燕惠王书》，在此书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燕惠王的无理指责和虚伪粉饰，表明了自己对先王的一片忠心，以及与先王之间的相知相得，驳斥了燕惠王对自己的种种责难和误解，抒发了功败垂成的愤慨，申明自己不为昏主效愚忠，不学冤鬼屈死，故而出走的抗争精神。这才打消了燕惠王对乐毅的某些偏见，并封乐毅之子乐间为昌国君。

尽管乐毅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但他却并没有因为个人的得失而说赵伐燕，以泄私愤。而是居于赵、燕两国客卿的位置，往来通好，最后卒于赵国。

秦国伟大的变法

秦国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到黄河、函谷，与三晋为邻，南面是楚国，西面则是西戎和匈奴的地盘。国土范围在今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以及四川、青海、宁夏的部分地区。秦国因地处西陲，所以长时间被中原国家视为戎狄之邦。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国力才逐渐强大起来。春秋后期，秦国的贵族侵凌公室，干涉君位，秦国曾多次发生内乱，政权分散，君权削弱，国势日衰。秦献公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国势有所好转。可是到了秦厉公、秦躁公以后，由于国内的动乱，秦国已经没有力量抵御外面来侵扰，以至于把之前开辟的河西地区都丧失殆尽，诸侯们都非常轻视秦国。秦孝公继位后，决心光复秦穆公的事业，开始广招贤才，进行富国强兵的改革。

商鞅论法

就在这个时侯，有个叫商鞅的人从魏国来到了秦国。商鞅据说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因此也称卫鞅或公孙鞅，后来他被封于商，所以后人也称他为商鞅。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商鞅曾经担任魏国宰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病重的时候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以任用为宰相。但是如果您能任不用他的话，就一定要杀了他，千万不要让他为别的国家所用。”

可惜魏惠王并没有在意，还以为这是公叔痤因病重说的胡话。不久后公叔痤死了，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后，就到了秦国。

商鞅来到秦国以后，他先后游说秦孝公学尧舜禹汤的仁义，行所谓的帝王之道。结果秦孝公一边听一边打瞌睡，事后还骂举荐商鞅的景监说：“你所推荐的这个人简直是太迂腐了，我可不任用他！”景监将这些话告诉商鞅，商鞅听了很高兴，请求再与秦孝公谈一次话。过了不久，秦孝公第二次接见商鞅，这次他听到了一番洋洋洒洒的富国图霸之术。这一下秦孝公不打瞌睡了，决定起用商鞅。

但是秦国的一些大臣却表示反对。甘龙对秦孝公说：“圣贤之人不用改变民众的习俗来推行教化，明智的人是不改变原来的制度来治理国家的。遵循民众的旧习来施教，不用费多大力气就会得到成功。依据旧有的法制来治理国家，官吏民众都很熟悉，就不会引起社会的混乱。如果现在要变法，却不按老规矩办事，天下人就会议论。”

商鞅说道：“治理天下不能只按照一个道理，为了国家的利益，不一定要效法古代那一套成规。成汤和周武王并没有遵循古代的制度，也兴旺发达了。商纣王和夏桀王没有改变旧有的那一套制度，却照样亡国了。”

一番唇枪舌战之后，秦孝公最后拍板，决定变法。

正史史料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变法

商鞅在颁布变法令之前，生怕秦国人对他不信任，专门命人把一根10米长的木头立在了首都栎阳（今陕西临潼）的南门，下令说：“哪个人能把它扛到北门，就赏赐十两黄金。”大家听了都不敢相信，因为这件事情太简单了，他们生怕自己被愚弄，于是一连十多天都没有一个人来试。商鞅因此又提高赏金为五十两。

终于有一个好奇的青年把它扛了过去，然后商鞅如数将赏金给了他。

商鞅的这步妙棋，让秦国人对他产生了极高的信任度，变法的民众基础被确立了下来。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前356年公布的，主要内容是：

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商鞅把全国居民按照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原则编定户籍。这样不仅使国家直接掌握了全国的户口数，而且便于相互监督。新法规定，有犯法而不报告的，十家都得受到连坐，并处以腰斩之刑。而主动报告的人和杀敌者同样受奖。隐藏罪犯的人，按投敌罪论处。

二、奖励军功，严禁私斗。新法规定，凡为国家立有军功的，按照功劳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私斗者，不论有理无理，按情节轻重，都要处以不同的刑罚。

三、废除旧有的世卿世禄制，重新确定爵位和等级。新法规定，宗室没有军功的，不得再列入宗室的属籍，不得再享受宗室的特权。必须依据其对国家功劳的大小，确定爵位、田宅、奴婢以及车服器用等的占有量，不许僭越逾制。有功劳的就显荣，没有功劳的，虽然富有也不能享有尊荣。

四、鼓励个体小家庭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新法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就必须分家，否则要加倍出赋税。努力搞好生产，粮食和布帛生产得多的人家，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而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人，全家都要罚做官奴，或是送到边疆去垦荒。其他国家的人，凡是愿意到秦国从事垦荒的，九年内不收田赋。

说秦君卫鞅变法

凡事都应以信为重，言必信，行必果。商鞅立木为信，才有了成功的基础。

新法公布以后，引起了秦国国都很多人的议论。太子对新法很是不屑，明知故犯。于是商鞅决定依法处理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刑，于是他就命人把太子的老师公孙贾处以黥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于不遵守新法了。

前350年，秦国把都城迁到了咸阳，同时进一步进行改革，这就是商鞅的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有：

一、在全国普遍建立县制。新法规定，把原来的小乡邑加以合并，全国统一规划为四十一个县。县设令、丞，令是一县之长，丞辅助令管文书、库房、狱讼等事务，这些官员直接由国君任免。

二、“开阡陌封疆”，“废井田”，“民得买卖”。即把从前所谓的“井田制”那种纵横疆界消除掉，鼓励开辟荒地，承认土地私有，可以自由买卖，按照土地多寡征收赋税。

三、统一秦国的度量衡，方便了税收和交换。

四、焚诗书，制秦律。秦国焚诗书，一般都以为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其实早在秦孝公时就实行过。商鞅根据李悝的《法经》，制定了秦国的法律。秦律的制定，是用法律的形式把他所实行的各种改革成果都固定下来，并且要求人们遵守礼仪，父子、兄弟、姐妹不能同睡在一个炕上，必须分室而居。

商鞅的这两次变法持续了十八年，宣传更是深入人心，即便是乡间的妇女也能把变法的内容讲得头头是道。

因为商鞅的变法侧重于军事，所以秦国从此崛起，成为一个超级强国。

不过商鞅的变法虽然让秦国富强起来了，却给自己带来了灾难。一些旧贵族因为商鞅的变法而失去了权力和财富，于是将其视为眼中钉，不断进行诋毁。秦孝公死后，继任的秦惠公就以谋反罪，将商鞅车裂而死。

商鞅虽然死了，但他的改革举措却被秦惠公一如既往地继续了下去，这就为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国的灭亡

经过上述变法图强，魏、齐、赵、韩、楚、燕和秦国相继强大了起来，这七雄并列，开始兼并身边的小国。没用多久，七国便形成了对峙之势，开始了彼此间大规模的兼并战争。秦国由于商鞅变法发挥了富国强兵的重要作用，使得秦国终于后来居上，逐一灭掉了其他六国，统一了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各国诸侯相继称王

变法之后，各国诸侯都已不再满足于周王室给予的封号了，于是纷纷称王，和周王的称号同等了。

楚国因为早在春秋时期就自封为王，所以到了战国也依然沿袭了下来。战国时期最早称王的是魏国。魏惠王时，魏国是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前344年，魏国率领十二国诸侯朝见周天子，然后举行了会盟，宣布称王。不想魏国的这个举动引起了其他各国的反对。

为了确立自己的威信，魏国谋划讨伐秦国，秦王便和商鞅商议。商鞅于是出使魏国，对魏王说：“要图谋王业不但要能让宋、卫、邹、鲁这样的小国听从，而且要讨伐齐、楚、燕、赵这样的大国。秦国是赞成魏国称王的，并且希望魏王能够一切都按照天子的礼仪行事。”

魏王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就开始建王宫、造王车、制王旗、穿王衣，“称夏王”，俨然成了天子。各诸侯国本来就反对魏国称王，现在看到魏王居然这样嚣张，都表示不能容忍。

魏王见状，便和大臣惠施商议，要报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的仇，和齐国进行决战。惠施说：“现在我们国力弱小，没有力量，还不能决战。不如脱下王服去朝见齐王，这样楚王一定会大怒，就能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了。”魏王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就约齐王在齐国徐州（今山东滕州）相会，魏王和齐王互相承认对方为王。

见已有两国称王，前325年，秦国、韩国也相继称王。前323年，秦国派张仪和齐、楚两国的大臣在啮桑（今江苏沛县西南）相会。这时魏国的公孙衍为了对抗秦、齐、楚的联合，发起了“五国相王”。参加的五国是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相王”就是参加的五国互相承认为王，赵、燕、中山国从这年起也开始称王。魏国用发起“相王”、承认一些国家称王的办法来组织联合阵线。燕国虽然是大国，但是力量较小。中山国是小国，别国看不起。他们看到利用“相王”的机会，能够得到一些大国的承认，也就称王了。

齐王很不屑于这“五国相王”，他还说：“寡人羞与中山并为王。”并打算和赵、魏两国一起讨伐中山国，废掉中山王号。中山王非常害怕，和大臣张登商议，张登便带上重金去见齐国的权臣田婴。张登对田婴说：“赵、魏两国愿意中山国称王，齐国却要废掉中山国称王的权力，中山王一旦被废，中山国就会与赵、魏两国更加亲密。这不是齐国为赵、魏两国增加力量吗？这对齐国是很不利的啊！不如齐国允许中山国称王，中山国一定与齐国亲密而与赵国和魏国断绝关系，这样是对齐国有利的。”田婴听信了张登的话，转说给齐王，齐国于是允许中山国称王。

这时张登又对赵、魏两国的君主说：“齐国想要征伐魏国的河东，因为齐国很不愿意中山国称王，现在允许中山国称王，是想利用中山国的兵力。”赵、魏两国相信了张登所说的话，于是对齐国很是反感，反而更加保护和支持中山国称王，中山国这才和齐国断绝了关系。齐王知道后大怒，对中山国“闭关不通”，还想割平邑地方给燕、赵两国，然后一起攻打中山国。但是燕、赵却认为这是齐国在故意离间燕、赵两国和中山国的关系，想把中山国置于自己的势力之下，反而更加坚决地支持中山国称王了。

合纵连横之术

战国时代，有一批能言善辩之士，以三寸不烂之舌，陈说利害于诸侯，纵横捭阖于天下，甚至身佩六国相印。他们往往又不讲原则，朝秦而暮楚。这批人就是纵横家。其实他们只是顺应了天下的大势，于是组成了支持秦国统一的连横派和联合六国抗秦的合纵派，由此奠定了战国中后期的战略格局。

秦国并巴蜀

六国相继称王后，秦国首先展开了攻势，目标是巴国和蜀国。

巴和蜀在战国时代指的是两个国家，巴国约有今天四川省东部以及重庆沿长江南北的地方，北到剑阁，西边沿嘉陵江与蜀国交界，西南沿长江流域到泸州、宜宾一带，东面和楚国交界。蜀国约有今天的四川中部岷江、沱江、涪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南边、东边和巴国接壤，北到今天甘肃的文县与秦国交界。巴、蜀地方气候温暖，物产丰富，在战国时期就很富饶。

在和中原各国的交往上，巴、蜀两国与楚国、秦国的来往相对密切。蜀国与巴国的关系并不和睦。前318年，巴蜀互攻，双方都向秦国求救。

这时韩国正发动攻秦的战争，秦王很是犹豫，遂和大臣们商议。司马错认为应该讨伐蜀国，张仪却表示反对，他说：“那还不如去讨伐韩国。”秦王不明就里，张仪解释说：“我们与魏国亲近，与楚国友善，沿伊水、洛水、黄河向下游派兵，堵住轩辕山口，挡在通往屯留的路上，让魏国断绝了南阳的通道，楚国管制着南郑，我们就可以攻打新城、宜阳，以此威逼东周、西周京都的城郊，声讨周王朝君主的罪行。随后占领楚国、魏国的领土。周王朝自己知道没有救了，九鼎宝器必然会被献出来求和。我们拥有了九鼎后，依照版图和户籍，挟持天子来命令天下，天下没有人敢不听的，这么做是称王的霸业啊！现在那蜀国，是西方偏远落后的国家，都是些野蛮人，劳师动众不足以成名，得到它的土地也不足以获利。为什么我们要去征伐它呢？”

司马错说：“不对。我听说想要使国家富强，就务必要扩展它的疆土；想要使军队强大，就务必要使它的民众富有；想要称王，就务必广施他的美德。这三种资格具备了，那么称王的形势便会随之而来。现在我们国家的疆土狭小，民众贫穷，所以我希望从容易的事情开始做起。蜀国虽然是西方偏远的国家，但如果我们要攻打它，就如同豺狼驱逐羊群一样容易。取得它的土地，足以扩展我国的疆土；得到它的钱财，足以使我国的民众富有。消灭了拿下这个国家，天下人都不会在意，不会因此认为我们是残暴的。从蜀国土地上获得的利益，各诸侯国也都不会放在眼里，不会因此就认为我们有贪婪之心。这样我们一个行动而名声实惠都能得到，还有了制止叛乱的名声。现在攻打韩国、劫持天子，这是恶名啊！而且未必能够成功，实在不如攻打蜀国那么完满。”

于是秦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派兵伐蜀。前316年，司马错带领秦兵攻入蜀国，蜀王为秦军所杀。占领了蜀地后，司马错矛头一转，继续攻取了巴国。秦王于是在巴蜀之地设巴郡，封儿子嬴通国为蜀侯，并开始大量移民进入巴、蜀，兴修水利，秦国的人力物力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秦国攻占巴、蜀以后，军事上对楚国就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秦军从蜀地的中心地带乘船而下，不费很大的力气，不到十天就可以直达楚国的国境。汉中的兵甲如果乘船出巴地，水涨时下汉水，四天就能到达楚国。

不光是楚国，其他诸侯国看明白这一形势后，都开始坐立不安起来，合纵抗秦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所谓合纵，就是从北到南，各国缔结军事同盟，共同抵御秦国的侵略。秦国如果对某一个国家发动侵略，就等于是侵略所有的盟国，各国同时出兵向秦国开战。

第一次合纵盟约于前333年签订。秦国对此立即采取了对策，向魏国表示让步，愿意把从前侵占魏国襄陵（今山西襄汾）地区的七座城池归还。魏国抵抗不住这个诱惑，于是同意脱离合纵盟国。而且为了扩张土地，魏国还向赵国发动攻击。齐国在秦国的鼓动下，认为可以从赵国瓜分到土地，就也参加到魏国这一边。两国的军队虽然被赵国击退，但第一次合纵对抗秦国的盟约，就只仅仅维持了一年便告瓦解。秦国在合纵国盟约瓦解之后，便拒绝归还襄陵七城，魏国在大怒之下出兵攻打秦国，被秦国击败。

前318年，第二次合纵国盟约达成，五国联军向秦国东方边界重镇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进发。当秦国守关大将樗里疾打开关门迎战之时，联军却慑于秦军的声威，谁都不敢率先进攻。僵持了几天以后，他们的粮道被秦国切断，楚国率先撤退，其他国家的军队也跟着仓皇拔营，合纵国盟约又一次遭遇瓦解。

张仪推销纵横术

秦国之所以能够瓦解六国的合纵方略，第一功臣当首推张仪。张仪本来是魏国人，前329年来到秦国，被秦惠文王拜为客卿。次年张仪与公子华带兵攻打魏国，一举拿下了魏国的蒲阳城。张仪便乘机提出自己的连横政策，建议秦王把蒲阳归还给魏国，并且派公子繇到魏国去做人质，而他将利用护送公子繇入魏的机会与魏王接近，游说魏王投靠秦国。

来到魏国以后，张仪便对魏王说：“秦国对待魏国可是真心实意的好啊！得到城邑都不要，反而又送人质到魏国，魏国怎么说也不应该对秦国失去礼节呀，您应该想办法来报答一下吧？”魏王问道：“我应该怎么样来报答呢？”张仪回答说：“秦国只喜欢土地，魏国如果能送一些地方给秦国，那么秦国一定会把魏国视为兄弟之国。如果秦国和魏国能够结成联盟，合兵讨伐其他的诸侯国，那么魏国将来从别的国家取得的土地肯定会比送给秦国的土地多很多倍。”魏王被张仪说动了心，于是就把上郡十五县和河西重镇少梁献给了秦国，从此秦魏和好。张仪的连横政策首战告捷。至此黄河以西的地区全部归秦国所有。张仪回到秦国后，立即被秦王提拔为相。

张仪游说楚怀王

对秦国而言，虽然再一次瓦解了合纵国约联盟，但是南面的楚国和东面的齐国永远是最大的威胁，两国一旦联合起来，秦国的形势必然会出现危机。于是相国张仪决定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使楚、齐两国断交。

前313年，张仪出使楚国。他来到楚国以后，用重金贿赂了楚怀王的宠臣靳尚，由靳尚引荐拜见了楚怀王。他知道楚怀王狂妄自大，便向楚怀王建议说：“天下诸国之间，秦国最敬重的就是贵国了，我最崇敬的君王也是大王您啊！只要贵国答应跟齐国断绝邦交，秦国愿意把从前占领你们的商于（今陕西丹凤至河南西峡一带河谷）六百里地归还。”楚怀王听了十分高兴，秦国的诚意如此真切，条件又是如此优厚，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于是楚怀王想也没想就同意了，他立即宣布与齐国绝交。为了表示态度的坚决，还派人到两国的边界上对齐国国君大肆辱骂，然后派使臣逢侯丑随同张仪到秦国接收土地。

然而张仪带着逢侯丑到达咸阳后，先将逢侯丑安顿在旅馆住了下来，自己就回去以“养病”为由在家里闭门谢客，直到三个月后才露面。当他看到在朝门外等候的逢侯丑时，还故作惊讶地说：“啊呀，你怎么还在这里呢？那些土地难道还没有接收吗？”逢侯丑回答说：“是啊，我现在还等着接收那块地呢。秦王说这是您决定了的事情，让我找您解决呢！”结果张仪交出的竟然只是他自己的六里封地。逢侯丑十分吃惊，说：“我奉楚王之命来此接收土地，当时不是说好了六百里的吗？”张仪也作吃惊状：“那怎么可能呢？楚王一定是听错了，秦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从血战中得来的，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就送掉六百里呢？我说的一定是六里。”

逢侯丑没有办法，只得回国禀报。楚怀王听了后愤怒至极，命令大将屈匄率军进攻秦国，结果被打得一败涂地，汉中地区（今陕西南部）的三百余里疆土也丧失殆尽。

气急败坏的楚怀王于是动员全国兵力，向秦国作了最猛烈的一击。这一次楚国一直攻到了距离秦国首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四十里的蓝田（今陕西蓝田），秦国岌岌可危，于是向齐国求援。齐王恼恨楚怀王曾经对自己的辱骂，便立即发兵攻入楚国本土，韩、魏两国也开始集结军队，准备南下坐收渔翁之利。楚军因此不得不忍痛从秦国撤退。

前306年，楚、齐、韩三国第三次缔结合纵盟约，准备进攻秦国。可是盟约刚刚签订，楚怀王就又变了卦，致使三国无功而返。

张仪再欺楚怀王

过了不久，秦王又派使者告诉楚怀王，希望以秦国武关（今陕西商洛以东）以外的地方换取楚国的黔中之地。楚怀王咬牙切齿地说：“我并不愿意换地，我愿意秦国用张仪来换取黔中一带的土地。”秦王听说后，犹豫起来，不知道该如何对张仪开口。没有想到张仪却主动站了出来，自己请求去楚国。

张仪到了楚国后，楚怀王立即把他关押了起来，准备杀他以泄愤。但是张仪通过楚国大夫靳尚，向楚怀王十分宠爱的夫人郑袖说情。靳尚对郑袖说：“秦王十分喜爱张仪，现在如果知道楚王要杀掉他，秦国肯定愿意用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六县的地方和美女来换回张仪。到那时候，如果楚国能从秦国那里得到土地和美女，那夫人你的状况可就不妙了！”郑袖听了之后很害怕，就在楚王面前日夜哭泣道：“现在楚国没有把土地给秦国，秦王还派张仪来到这里，说明秦国还是很看重我们楚国的。我们要是杀了张仪，秦王必定会大怒，到时一定会报复楚国。我请求把我们母子都迁到江南去，以免遭到秦国的宰割蹂躏。”

伪献地张仪欺楚

张仪曾随鬼谷子学习纵横之术，在割据战争频繁的时代，张仪作为杰出的纵横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对列国兼并战争的形势产生了较大影响。

楚怀王受了夫人的蛊惑，又害怕得罪秦国，加上贪图土地，权衡再三，最后不仅下令把张仪释放了，并且还客客气气地招待他。张仪趁机又开始游说道：“当今天下的强国，不是秦国就是楚国，不是楚国就是秦国，如果两个大国交战，一定会势不两立。一旦秦国攻打楚国的西面，韩魏攻打楚国的北面，楚国怎么会没有危险呢？秦国现在据有巴蜀，大战船顺江而下，一日能行五百余里，用不了十天，楚国的东部地区就会被秦军占领。所以楚国不与秦国保持好关系那是很不明智的。再说坐等弱国的援救而忽视秦国的威胁，这正是下臣为大王所担心的事情啊。”

历史细读

相传张仪完成学业之后就去游说天下诸侯，曾在楚国的相国手下做事。后来楚国相国丢了一块玉璧，其他人认为张仪生活贫穷，一定是他偷的。于是大家一起把张仪抓起来，打了几百棍，险些就要把他打死了。可张仪始终不肯承认，最后只好把他放了。张仪的妻子说：“要是你不读书到处游说诸侯，怎么会受到这样的羞辱呢？”张仪则对妻子说：“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吗？”他的妻子说：“舌头还在。”张仪说：“那就够了！”在张仪看来，只要舌头还在，他的本事就还在，就能继续游说诸侯。

看到楚怀王心动，张仪又说道：“现在秦国和楚国接境连界，本来是地缘亲近的邻国。大王如果能听取我的意见，我让秦国的太子到楚国来做人质，您让楚国的太子到秦国去做人质，把秦国女子做大王的姬妾，又进献居民万户的都邑，长久作为兄弟邻邦，永世互不攻伐。我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

张仪的一席话说得楚怀王连连点头称是，马上同意与秦国和好，并送走了张仪。不久屈原出使齐国归来，问楚怀王为什么不杀死张仪时，楚怀王又后悔了，派人去追但为时已晚。

前299年，秦王写信给楚怀王表示友好，约楚怀王会盟。楚怀王犹豫不决，屈原和其他大臣都劝怀王不要相信秦国。可怀王的儿子子兰却不同意，说：“何必绝了秦国的欢心。”怀王听了子兰的话，前去赴会，结果被秦国扣留了。秦王胁迫楚怀王割地，楚怀王不肯。楚国的大臣们乱成一团，最后只得来求齐国，假称楚怀王死了，要求在齐国作人质的太子回国继位，这就是楚顷襄王。

前297年，被秦国扣留的楚怀王逃走了，秦王派人封锁了通往楚国的道路，于是怀王逃到赵国。赵国不敢收留他，怀王又企图逃往魏国，但是在途中被秦国追兵抓获了。前296年，忧愤成疾的怀王在秦国病亡，秦国才把他的遗体送还楚国。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亦在同年五月初五这天投汨罗江自杀。

秦国的扩张

秦国奉行连横的策略，与东方的齐国联合，分割两国之间的赵、魏、韩、燕、楚五国，以此破坏六国联合攻秦的合纵策略。因此秦国采用远交近攻的政策，与距离本国最远的齐国交好，进攻近处的其他五国。秦国不断向外扩张土地，人们把这种占领比为蚕食桑叶，如“蚕食六国”。前328年，秦国攻下了魏国的蒲阳（今山西隰县），魏国被迫把上郡十五个县（今山西西南一带）献出。至此现在的陕西、山西黄河东西地区全部成为了秦国的领土，黄河天险被秦国掌握，秦国的声威震动了各国，这为秦国以后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

秦齐互帝

秦国不断向外扩张领土，占领魏国十五个县后，于前314年又打败了韩军，迫使韩国派太子仓去秦国做人质。前313年，魏国被迫按照秦国的意志立公子政为太子。这一年秦国还攻取了赵国的蔺地（今山西离石西），俘虏了赵国的守将庄豹。

此时此刻，秦武王意气风发，对左相甘茂说：“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想乘着垂帷挂幔的车子，通过三川之地，去看一看周朝的都城。如果能够实现这一心愿，那么即使死去我也算心满意足了。”甘茂听了以后心领神会，说道：“请允许我到魏国，与魏国相约去攻打韩国，并请求让向寿辅助我一同前往。”秦武王答应了甘茂的请求。甘茂到达魏国以后，对向寿说：“您先回去吧，把我们出使的情况报告给大王，就说‘魏国已经听从我的主张了，但是我希望大王先不要攻打韩国’。事情成功的话，全算作您的功劳。”

向寿回到秦国以后，把甘茂的话报告给了秦武王，武王到息壤迎接甘茂。甘茂抵达息壤后，武王问他先不攻打韩国是什么缘故。甘茂回答说：“宜阳是个大县，上党、南阳财赋的积贮在那里已经很久了。名称叫县，其实是个郡。现在大王离开自己所凭据的几处险要关隘，远行千里去攻打它们，取胜有很大困难。从前曾参住在费邑，鲁国有个与曾参同姓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了人’，他的母亲正在织布，神情泰然自若。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又来告诉他的母亲说‘曾参杀了人’，他的母亲仍然织布，神情不变。不一会儿，又有一个人告诉他的母亲说‘曾参杀了人’，他的母亲马上扔下梭子，走下织布机，翻墙逃跑了。凭着曾参的贤德与他母亲对他的深信不疑，有三个人怀疑他，还使他母亲真的相信他杀了人。现在我的贤能还比不上曾参，大王对我的信任也不如曾参的母亲信任曾参那样，可是怀疑我的决非只是三个人，我唯恐大王也像曾母投杼一样怀疑我啊！当初张仪在西边兼并了巴蜀的土地，在北面扩大了西河之外的疆域，在南边夺取了上庸，天下人并没有因此而赞扬张仪，却认为是大王贤能的原因。魏文侯让乐羊带兵去攻打中山国，一直打了三年才攻下。乐羊回到魏国论功请赏，而魏文侯却把一箱子告发信拿给他看，吓得乐羊一连两次行跪拜大礼说：‘这可不是我的功劳，能打胜仗，依靠的全是主上的威力啊。’如今我只是个寄居在此地的臣僚，樗里疾和公孙奭二人会以韩国的国力强大为理由来同我争议攻韩的得失，大王您一定会听从他们的意见，这样就会造成大王欺骗魏王，而我也将遭到韩相公仲侈怨恨的结果。”秦武王说：“我会听从他们的意见，请让我跟您盟誓。”终于让丞相甘茂带兵攻打宜阳。一直打了五个月都还没有攻下宜阳，樗里疾和公孙奭果然提出反对意见。武王于是召甘茂回国，打算退兵。这时甘茂说：“息壤就在那里，您可不要忘记您和臣下有过的盟誓。”秦武王于是调集了全部兵力，让甘茂进攻宜阳，斩敌六万人，终于拿下了宜阳。韩襄王派公仲侈到秦国谢罪，同秦国讲和了。

少虡剑

此剑为窄长条形，平脊微凹，圆茎，圆饼形首。剑格错金饰窃曲纹，首饰错金同心圆纹，脊两面有错金铭文20字。

秦军占领宜阳后，周都洛阳门户洞开，秦武王亲率大军进攻洛阳。周天子无力抵御，只好出迎秦军。秦武王于是直奔周室太庙观看九鼎。当秦武王看到雍州鼎时，对众大臣们说：“这鼎有人举起过吗？”守鼎的人回答说：“自从有鼎以来，没有听说也没有人见谁举起过，这鼎重达千钧，谁能举得起呀!”秦武王于是问身边的任鄙、孟说二将谁能举起。任鄙知道秦武王一向恃力好胜，婉言辞谢。孟说却是个直性子，伸出两臂走到鼎前便举。只见鼎被他举离地面有半尺高后重重地落下，孟说顿时感到一阵晕眩，差点站立不住。秦武王大笑，也上前将鼎举起了半尺，不料突然右脚一滑，大鼎失手落下，正好砸到武王的右脚上，足骨被压得粉碎。当晚秦武王喃喃自语道：“心愿已了，虽死无恨。”入夜便气绝身亡。秦武王的异母弟嬴稷继位为王，是为秦昭襄王。

秦武王虽然死了，但是秦国的征伐脚步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且已经不满足于称王了。于是秦国相约同样强大的齐国一同称帝。前288年，秦昭王自称西帝，并尊齐湣王为东帝，史称“秦齐互帝”。

这时燕国的苏秦来到齐国，劝说齐王放弃称帝，他说：“您答应秦王一同称帝，我建议您还是再观察一下吧。如果秦王称帝以后天下的诸侯都不反对，那么您也称帝。如果秦王称帝遭到了天下人的声讨，那您就不要称帝了。不仅可以借此机会讨伐秦国，还可以收获民心。”

见齐王没有说话，苏秦又说道：“齐国和秦国并立为帝，天下人是尊崇齐国呢，还是尊崇秦国呢？”齐王回答说：“当然是尊崇秦国了！”苏秦又问：“那么齐国如果放弃帝号，天下是爱戴齐国呢，还是爱戴秦国呢？”齐王回答说：“当然是爱戴齐国了！”苏秦笑道：“那么两帝并立，相约一起讨伐赵国，与齐国的军队单独讨伐宋国，哪一个更有利呢？”齐王想了想，回答说：“当然是讨伐宋国有利！”苏秦接着劝齐王道：“如果我们和秦王一样称帝，天下只会尊崇秦国；如果我们放弃帝号，天下就会爱戴齐国；相约一起讨伐赵国又不如单独讨伐宋国。所以我主张放弃帝号来顺应天下百姓的意愿。”

齐王听从了苏秦的建议，于是联合赵国约定共同抗秦，秦国和齐国的关系由此恶化。苏秦趁机又劝齐王攻打宋国，说道：“宋国的国君荒淫无度，天下共愤，如果我们挥师击宋，正是奉天讨罪的壮举，大王必然贤名震于诸侯，且可得到实际的利益，使齐国雄踞东方，成为中原诸侯之长。”

齐国于是出兵攻打宋国。燕国为了取得齐国的信任，也派兵协助齐国攻宋。宋国在齐、燕联军的攻击下，割让淮北一带的土地求和。

齐湣王识破了秦国的阴谋，放弃了帝号。秦昭王迫于压力，也随之放弃了帝号。“秦齐互帝”的局面仅仅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楚国的衰落

楚国一直是秦国进攻的重点。前280年，秦国攻取了楚国的上庸及汉水北岸等地。前279年，秦国又攻占了楚国的鄢（今湖北宜城）、邓（今河南邓州）、西陵。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攻占了楚国的国都郢（今湖北江陵北），放火烧了楚国先王的陵墓所在地，楚国被迫迁都。

这对楚国是很大的打击，引起了楚国上下极大的震动。屈原更是放声悲歌，写下了著名的《哀郢》诗篇。

可是楚国的宗室贵族们却依然故我，没有一丝进取、改革的心思。秦国看到这种情况，就想联合韩、魏两国继续进攻楚国，企图一举灭亡它。

屈原

屈原精通历史与文学，洞悉各国形势和治世之道，主张改革。但他的改革精神和措施，招来了楚国贵族和大臣们的反对和嫉妒，他们只想维护自己的特权，却把国家的长远利益置之脑后。昏聩的楚怀王听信谗言，渐渐疏远了屈原。

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于是上书劝秦昭王说：“秦国和楚国是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如果秦国想要攻打楚国，必然会导致两败俱伤，很容易使韩、赵、魏、齐等国家坐收渔翁之利。这还不如让秦国和楚国结盟，然后联合起来一起对付其他的国家。”春申君提醒秦王说：“秦国和楚国互相争斗，魏国一定会乘机占领宋国的领土，齐国也一定会占领楚国淮北的徐泅地方。这样就会使齐、魏、韩三国强大起来。”

秦王看了春申君的信以后，取消了和韩、魏联合伐楚的打算，派使者和楚国再次修好。楚国顷襄王于是派黄歇和太子熊完去秦国做人质，秦昭王将他们扣留了十年。前263年，楚顷襄王病重，但是秦国却不同意让太子熊完回国，黄歇知道秦国的丞相范雎和熊完的关系很好，于是试图说服范雎。黄歇说：“楚顷襄王这次可能会一病不起，如果秦国能让熊完回去，熊完即位之后必然会感激秦国，努力维护和秦国的良好关系。如果不放熊完回去，而是利用熊完来要挟楚国，楚国必然会另立太子来对付秦国，那么秦国和楚国的关系就会破裂，而被秦国所掌握的太子熊完也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价值的人。”秦昭王动了心，便让熊完的师傅回去探问一下楚顷襄王的病情，回来以后再作打算。于是黄歇让熊完换了衣服，假扮成楚国使臣的车夫出关，自己留守，并以熊完生病为借口谢绝访客。等熊完走远了，秦国没有办法再追到时，黄歇才向秦昭王说出了实情。秦昭王大怒，想让黄歇自尽。范雎劝道：“熊完即位以后，必定会重用黄歇，不如让黄歇回去，以表示秦国的亲善。”秦昭王听从了范雎的意见，这才把黄歇送回了楚国。

蔺相如完璧归赵

对于三晋，秦国攻魏伐韩，却在赵国身上吃了哑巴亏。原来赵惠文王得到了世上稀有的宝玉——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知道后，写信给赵王，说自己愿意拿十五座城来交换这块玉璧。赵惠文王看完信以后，心里十分为难，心想秦国一向爱占便宜，这次居然肯拿十五座城池来交换这块玉璧。如果相信他的话，又怕上当受骗；但是如果不给的话，又怕秦王一怒之下发兵来攻。于是他便找大臣们商量，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办法。这时蔺相如站出来说：“自己愿意带着和氏璧前去秦国，如果赵国能够得到秦国的城邑，那么就将和氏璧留在秦国；如果赵国没有办法得到那些城池，自己一定会完璧归赵。”赵惠文王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得同意让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前往秦国。

蔺相如到达秦国以后，将和氏璧献上，秦昭王大喜，他将和氏璧捧在手里仔细把玩，非常喜爱。自己看完以后又传给大臣看，大臣看完以后又给宫里的美人看，全然没有要将十五座城池送给赵国的意思。蔺相如于是诓说和氏璧上面有一个小疵点，要指给秦昭王看，待他拿到和氏璧后，就往后退了几步，将身子抵住一根柱子，说道：“赵王担心秦国自恃强大，得到和氏璧以后却不给城池，经过我的劝说方才答应与秦国交换。赵王斋戒五天，然后才让我捧璧前来，以示对秦国威严的尊重和敬意。不料大王却礼仪简慢，丝毫没有交割城池的诚意。现在如果大王一定要抢走宝玉，我宁可将脑袋与宝玉一起在柱子上撞碎。”说着就要朝柱子撞去。秦昭王害怕他把和氏璧撞碎，赶紧命人拦住，无奈地拿出地图，划出十五个城池给蔺相如看。蔺相如估计秦昭王不过是假意应付，便提出要秦昭王也斋戒五日，再郑重其事地进行交换。秦昭王只好应允。蔺相如回到驿所后，便派随从化装成做买卖的商人，怀揣和氏璧，偷偷从小道返回了赵国。

秦昭王斋戒完毕，在朝堂举行交换仪式的时候，蔺相如才把自己为了保全和氏璧，已经偷偷派人将其送回赵国的事情告诉秦昭王。秦昭王听了十分生气，但也没有杀掉蔺相如，放他回了赵国，赵惠文王以功封蔺相如为上大夫。

几年以后，秦王又派使臣去赵国，约赵惠文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相会。赵王很害怕，不打算赴会。但是蔺相如和大将廉颇认为，赵王应该前往，可以借此显示赵国的坚强和赵王的果敢。

蔺相如

蔺相如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让强秦兼并六国的图谋屡屡受挫。此外他还有容人之量，处处以大局为重，是一位胸怀广阔的政治家。

前279年，秦王和赵王相会于渑池。在筵席上，秦王很轻蔑地对赵王说：“我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您鼓瑟让我听听吧。”赵王忍气鼓了瑟。这时秦国的史官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赴会饮宴，令赵王鼓瑟。”蔺相如看到这种情况，便上前对秦王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秦国音乐，请秦王击缶，让大家高兴高兴。”秦王大怒，厉声拒绝。蔺相如于是跪在秦王的面前，捧着缶请秦王敲击。秦王还是不肯，蔺相如于是愤怒地说：“五步之内，我就可以把颈血飞溅到大王的身上！”秦王害怕了，勉强敲了一下缶，蔺相如连忙也叫赵国的史官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国的大臣们看到这种情景，都非常不高兴，便挑衅地说：“请赵国拿十五座城池为秦王祝寿。”蔺相如也回应道：“请秦国拿国都咸阳为赵王祝寿。”

在这次宴会上，秦王施展了威逼、恐吓等手段，但都没能使赵国屈服。而且这时，廉颇已经在赵国的边境上集结了大量的军队，防止秦国的侵犯，秦军也不敢轻举妄动。凭着蔺相如的机智和勇敢，赵国在与秦国的外交上取得优势，避免了兵祸。

范雎的远交近攻

对赵国外交的失败让秦昭王很是气恼，担心六国的合纵策略再起作用，便任命范雎为相，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

所谓远交近攻，也就是大棒和橄榄枝相互配合使用。近攻就是对邻国挥舞大棒，把它消灭。因为如果和邻国结交，恐怕变乱会在近处发生。远交就是和远方的国家交好。当然，这种交好也不是长期和好，在消灭近邻之后，远交之国也就成了近邻，那时再开展新一轮的征伐也不晚。秦国这个外交政策被有效地推行了以后，其余国家都陷于一种孤立的状态。

范雎本来是魏国须贾的一名门客，在一次出使齐国时，齐襄王因为欣赏他的才能，便秘密邀请他到齐国任职。范雎不愿意背叛魏国，就没有同意齐襄王的要求。齐襄王虽然感到很失望，但还是打算送给范雎一份厚礼，却再次被范雎拒绝。须贾听说后，既妒且怒，一口咬定范雎泄露了魏国的机密，将他毒打一顿后投入监狱。

范雎在遭遇了魏国官员的凌辱以后，哀求狱卒救他。于是范雎装死，狱卒便在奉命把范雎拖出去埋葬时，暗地里送他回家疗养。后来范雎逃亡到了秦国。

范雎到秦国后，一直没有机会向秦昭襄王进谏，直到秦国决定派穰侯发兵攻打齐国时，范雎才得以面见秦王。

秦昭襄王在离宫召见范雎，范雎犹豫再三，这才说道：“不是我求见大王您后一言不发，而是我在秦国不过是一个过客，和大王您没有交情，而我要说的，却牵涉到大王您的骨肉之亲穰侯，我虽然愿意以一片忠心进谏，但是我却不知道大王的心是怎样的。我也不是因为害怕而不敢讲，而是知道我今天讲了明天就会被害。人免不了一死，如果能够对秦国有些好处，我即使死了也是值得的。但是我害怕的是，在我这样死了以后，天下的人就都不敢再讲话了，不敢再来了，也不肯再入秦了。”秦王很是惊诧，命他只管放心大胆地说。

范雎于是说道：“秦国地势险要，军队众多，战士勇敢，是可以成就霸王之业的地方。但是现在穰侯却要越过韩、魏两国去攻打齐国的纲、寿，这是很失策的。如果出兵少了就不能对齐国构成威胁，如果出兵多了就会对秦国有危害。如今秦国和邻国的关系并不和睦，却越过邻国去攻打别的国家，这能行吗？只有远交近攻才是上策。”秦昭襄王认为范雎说得很有道理，就封他为客卿，常和他商议国家大事。

范雎日益得到秦昭襄王的信任，几年之后范雎对秦昭襄王说：“臣在魏国的时候，只听说过齐国有孟尝君，没有听说过齐王；只听说过秦国有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却没听说有秦王。如今穰侯把持着对外大权，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可以自行决断，大王的地位在哪里？权力又在哪里呢？秦国从有等级的官吏到大臣，以及大王左右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属于相国的，大王您在朝廷是孤家寡人啊！我实在很为大王您感到惶恐不安。”秦王听了后十分惊恐。因此前266年，秦王果断地把穰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逐出关中，贬逐了“四贵”，巩固了王权，继而封范雎为相，封以应地（今河南宝丰），号为应侯。依靠范雎远交近攻的策略，秦国开始一步步削弱其他六国的实力。

穰侯的悲哀

被范雎和秦昭襄王逐出关中、剥夺了兵权的穰侯名叫魏冉，是秦昭襄王的舅舅，宣太后同母异父的弟弟，在秦武王死后力推年幼的昭襄王即位，因此深得宣太后的信任，被任用为丞相，掌握秦国的兵权。

据说魏冉膂力过人，豪爽猛断。秦武王在位的时候，在自己熟悉的亲戚中选拔大臣，尤其重视选拔军事人才。尽管魏冉是武王的挂名舅舅，但两人实际年龄相差不多，性情相投，终日在一起习武。魏冉不仅力气大，军事素质过人，而且精通兵法，善于统兵打仗。前306年，秦国开始设置武官的最高官职——将军。魏冉因为战功卓著，成了秦国历史上第一位将军。

前291年，魏冉被封为穰侯。后来又加封陶（今山东定陶地）。陶地本来属于宋国，是战国时期最繁华的商业大都市，历来为各国所垂涎。齐湣王灭宋以后，陶地被齐国所占领。乐毅率领燕、秦、韩、赵、魏五国联军攻破齐国后，秦将斯离占领了陶，宣太后便把陶地封给了魏冉。

在宣太后主持秦国国政的几十年中，魏冉一直能很好地配合宣太后的内外政策，先后五次根据时局的变化为相，又五次罢相，但是都没有怨言。宣太后在秦昭襄王年幼的时候执掌秦国大权，把秦国的相国职位作为实行内外政策的最高礼帽，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戴在不同人的身上：赵国强大的时候，就任命赵国派来的楼缓为相，表明秦赵两国友好；齐国强大，对秦国有威胁的时候，就重金聘请齐国的孟尝君为相；为安抚秦国的客卿，就拜秦国的客卿寿烛为相；为强化秦昭襄王的权威，就让与昭襄王少年同衣、成年同车的向寿为相。

魏冉少年成名，军功显赫。被封为穰侯以后，仍然经常带兵打仗。前290年，魏冉率兵攻魏，魏国被迫割地四百里（今山西西南部）。前289年，拔魏国河内，取城池大小六十余座。前275年，魏冉打败魏国名将芒卯，围困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被迫求和。前274年，魏国背叛秦国，与齐国结盟。魏冉再次讨伐魏国，斩首四万，击败从韩国投奔魏国的名将暴鸢，得魏国三县。前273年，魏冉与白起、客卿胡阳攻打魏国，取卷、蔡阳、长社、观津等地。魏冉将观津还给赵国，与赵国结成盟国，共同讨伐齐国，齐王被迫求和。

魏冉长期掌握秦国的军权，秦国的高级将领多出自魏冉的门下。惠文王朝的司马错和武王朝的任鄙都是秦国的重要将领，也都投靠了魏冉。在魏冉提拔的大批青年将领中，白起是最出色的一个。

正是因为执政时间长，战功显赫，魏冉的势力让秦王感觉到了压力，因此秦王要铲除他，也在情理之中。

魏冉虽然功成失势，但是秦国却据此稳定了内部的统治核心，为最终吞并六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七雄兼并诸国

战国七雄中的六国，除了秦国外势力都在逐渐削弱，而那些夹杂在大国中的小国，命运只剩下灭亡了。虽然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也曾经兴盛过，但依然无法逃脱弱肉强食最终被吞并的结局。

历史细读

宋康王喜欢美色，但凡有点姿色的女子，都要据为己有。一次他看上韩凭的妻子何氏，便将何氏纳入后宫，把韩凭罚去做苦役。韩凭悲愤自杀，何氏闻讯后也上吊了。宋康王大怒，吩咐人把韩凭夫妇的尸骨分开安葬，坟墓与坟墓之间可望而不可即。然而一夜之间，两株大的梓木便生长在两座坟的坟头，弯曲了身体互相靠拢，树根盘结在下面，枝条交错在上面。树丛当中又生长了一对形状像鸳鸯的鸟，在这两棵树上悲哀地鸣叫，声音凄楚动人。宋国人哀念韩凭夫妇，便把这两棵大梓树叫作连理枝，把鸳鸯鸟叫作韩凭鸟。

宋康王亡国

在《战国策》中，战国七雄被称为万乘之国，而宋国则略逊一筹，属于千乘之国。

战国初年，宋国曾兼并了淮泗一带的小诸侯国，领土东到今徐州西的几县，南到今安徽的宿县，西到今河南商丘地区西部，北到今山东菏泽定陶一带，地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与齐、楚、魏等大国接壤，有着陶邑这样著名的都市，国都则在商丘（今河南商丘西南），后迁到徐州。

前322年，宋康王自立为王，一度曾经打败齐国，夺得五城；打败楚国，占地三百里；还打败过魏国；继而灭滕国、代薛国，攻取了淮北地方。

恰巧这个时候，宋国的城墙上，一只小鸟孵出了一只鹞鹰。依今天的眼光来看，肯定是鹞鹰的卵生在小鸟的窝里了。但是宋康王可没有想到这一层，他马上让人卜了一卦，大吉，说是要以小生大，预示着宋国将吞并天下。这句小人的谄媚之词顿时让宋康王头脑发热、心潮起伏起来，他欢天喜地地砍倒了祭天的神坛，射天鞭地，自称天子，命宫中从此依照周王的饮食起居来侍奉他。

宋康王对此似乎并不满足，问相国唐鞅说：“我杀的人已经够多了，但是臣民还是不害怕我，这是为什么呢？”唐鞅回答说：“主公杀的人，都是有罪的人。只杀有罪的人，没罪的人当然不会害怕。主公想让臣民都害怕的话，就要不管有罪没罪，时不时地滥杀无辜。那样臣民就会人人自危，对主公非常害怕了。”

宋康王觉得有理，于是没过多久，就把唐鞅杀了。

宋康王的所作所为惹怒了各国，它们纷纷骂宋康王是“桀宋”。前286年，齐国兴兵伐宋，宋国军民溃败，城邑不守。宋康王于是逃到魏国，死在了温（今河南温县西）。

齐国独占了宋国的领土，这让秦国十分忌妒，秦王甚至怒吼道：“我喜爱宋国，就像我喜爱新城和阳晋那样。”楚、魏两国也很想能够在瓜分宋国中分得一杯羹，因此齐国灭宋只过了两年，各国就组成了联军攻伐齐国，齐国几乎因此而亡国。

卫国绝祀

卫国也是一个千乘之国，战国时期，卫国的领土，东和南可到今山东郓城、菏泽一带，西到河南滑县，北到河北、河南交界的地方，国都在今河南濮阳。

战国初年，赵国就想吞并卫国，卫王向魏国求救，魏王于是亲自领兵与赵军交战，赵军战败之后便派人向楚国求救，楚国于是发兵袭击魏国的后方。这样一打，赵、魏、楚三国反倒把卫国给忘记了，卫国得以渡过一次危机。

还有一次，秦国攻打卫国的蒲地，卫国赶紧派使者胡衍去秦国向樗里疾游说道：“这样打下去，卫国肯定招架不住，就会连同蒲地一起投降魏国。这样魏国强大了，魏国以前献给秦国的西河地方，不就有能力收回了吗？”樗里疾一听有道理，连忙召回了军队，卫国再次利用了秦魏两国之间的矛盾保存了自己。

后来卫国一直遭到魏国的侵扰，失去了很多土地。卫怀君时，到魏国朝拜，结果魏王扣留并杀害了卫怀君，立了嗣君的弟弟元君做卫国的国君，因为元君是魏王的女婿。前241年，秦国攻打卫国，卫国把国都迁到了野王，苟且偷生而已。前230年，卫元君死，其子角立。前209年，秦二世废角为庶人，卫国从此绝祀。在战国众多的诸侯国中，卫国倒是最后一个绝祀的。

中山国的灭亡

中山国也是千乘之国，在春秋时期被称作鲜虞，属于白狄族，位于今河北正定东北。

战国早期，魏国曾经征服了中山国，魏王派李悝治理了一段时期后，将公子挚封为中山君。中山国的残余势力退入了太行山中。中山国被灭后，中山桓公经过20多年的励精图治，积蓄力量，终于在前380年前后重新复兴了中山国，定都灵寿（今河北平山三汲附近）。复兴后的中山国位于赵国的东北部，成了赵国的心腹之患。赵国强大后，不断地攻伐中山国。前377年和前376年，赵国曾两次攻打中山国，均未成功。前296年，中山国最终还是被赵国灭掉了，中山王尚被迁徙到了送到肤施（今陕西绥德东南）。中山国自春秋末年立国，经过350多年时间，宣告灭亡。

目前灵寿地区的中山国遗址已经被发掘，出土了许多铁制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其中一座中山王的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金币、银贝、戈、剑、铜镜、玉饰、玛瑙和铜鼎、铜壶、铜盂、盘、匜等器皿，技艺非常精巧。

灵寿的中山国古城遗址规模也相当大，城址南北长四公里，东西宽约两公里，城内有居住遗址、制陶作坊、制骨作坊、制钢铁器作坊遗址等。从瓦件等建筑遗物看，王宫建筑一定相当宏伟。这些考古发现，有力地佐证了中山国曾经昌盛一时，但终究逃不了被强国吞并的结局。

郑国和鲁国

西周时期，周厉王的小儿子被封在郑地，于是开始有了郑国（今河南新郑一带）。到了战国时期，郑国占有了河南新郑作为统治中心，东到杞县、陈留，南到鄢陵、许昌，西到登封，北到荥阳、郑州。在众多小国里，郑国算是比较大的。

战国初期，韩国和郑国一直在互相攻伐。如前408年，韩国攻占了郑国的雍丘（今河南杞县）。前385年，韩国又攻占了郑国的阳城（今河南登封境内）。

前398年，郑国国君杀了相国子阳，因为子阳要实行改革，执法很严厉，宗室贵族无法容忍。没想到这一来却引起了国家的分裂，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混乱。这之后郑国一直国力不盛。前375年，韩国灭亡了郑国，并将自己的国都迁到了郑地。

鲁国最早是周公旦的封地，都城在曲阜（今山东曲阜）。战国时期，鲁国地域北至今山东泰安、新泰，东到今山东曹县、临沂，南到今山东滕州、鱼台，西到今山东巨野、单县，约有今山东临沂、济宁地区和泰安地区的一部分。长平之战时，楚国乘机进攻鲁国。前261年，楚军占领了鲁国的徐州。前256年，楚国灭亡了鲁国。

其他小国

在淮河和汉水流域，还分布着许多小国，它们大多处在楚国的势力范围之下。从战国初年开始，楚国不断在这些地区活动，先后灭唐（今湖北随州西北）、顿（今河南汝南附近）、胡（今安徽阜阳）。楚惠王在位（前488年—前432年）期间，灭了陈、蔡（今安徽寿县）、杞（今山东境内）。楚简王（前431年—前408年）期间，灭了莒（今山东境内）。

楚国东南的越国，先人是著名的越王勾践，春秋晚期勾践灭吴，占有了吴国全境。战国时期，越国国境自今江苏淮安地区向南，经江苏长江两岸和浙江全省直到福建境内，西到今安徽南部和江西东部地方，面积十分广大。但是越国的国势却并不强盛，楚王兴兵伐越，“五年而亡越”。前306年，楚国灭掉了数十个小国后，成为战国时期疆域最大的国家。

秦王扫六合

秦王嬴政执掌大权后，听取了李斯关于灭亡六国、统一全国的建议，开始着手规划统一中国的大业。其战略方针是由近及远，集中力量，各个击破；先北取赵，中取魏，南取韩，然后再进取燕、楚、齐。经过多年征战，秦王赢政在他登上王位的第二十六个年头，即前221年，消灭了六国，统一了中国。至此战国时代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阏与之战

到了战国后期，能在军事上和秦国较量的，也只有赵国了。

前270年，秦国征伐赵国，围困了阏与（今山西和顺）。赵惠文王问廉颇和乐乘怎么办，两个人都说：“道路遥远而又危险狭窄，难以解救。”赵惠文王又问赵奢，赵奢说：“道路遥远而又危险狭窄，就好像是两只老鼠在窝里争斗，只要将帅勇敢就能取得胜利。”赵惠文王一向欣赏赵奢，于是派他带兵去解救。

赵军离开都城邯郸刚走了三十里地，赵奢就下令扎营，然后传令全军：“有谁敢上书说要与秦军作战的，斩无赦。”秦国的军队此刻正驻扎在武安以西，他们擂鼓呐喊，连房屋上的瓦都给震碎了。这时赵军中有一个人要求赵奢出兵急救武安，赵奢立即把他杀了。赵军驻扎了二十八天，不仅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而且还在不断加强了防守工事。秦军的奸细窜入赵军被抓后，赵奢都很好地招待他们，然后将他们放了回去。奸细回去后将自己所见到的情况报告给了秦军将领，秦将大喜，说：“赵军怕了。”

赵奢在遣送走秦军的奸细以后，命令全军轻装急行奔赴阏与，只用了两天一夜的工夫，赵军就赶到了离阏与五十里的地方驻扎修筑工事，并抢先占领了制高点北山。

秦军没有想到赵军这么快就赶到了阏与，仓猝之间分兵迎击。赵军居高临下，猛击秦军。阏与守军也出城配合。秦军死伤逃散过半，大败而走。赵惠文王因此封赵奢为马服君，地位与廉颇、蔺相如相等，被后人列为东方六国的八位名将之一。

历史细读

赵奢任田税官时，平原君家不肯交租税，赵奢便杀了管事的九个人，平原君大怒。赵奢说：“你是赵国的贵公子，你不守法，法就削弱，法削弱国就弱，国弱诸侯就来攻打，就没有赵国了。那时你还会有富贵吗？”平原君看他说得有理，于是将他推荐给赵王治理国家的田赋，因此赵国的粮食十分充实。

不过曾以“火牛阵”复兴齐国的田单并不认可，他对赵奢说：“我并不是不佩服将军的兵法，我所不服气的地方，是将军用这么多的兵才取得胜利，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赞许的。过去帝王之兵不过三万，就能令天下人臣服。如今将军带领十万、二十万之众才能打胜一场战斗，我田单不服。”赵奢认为田单并不懂得用兵之道，他说：“过去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池虽大，但是却没有超过三百丈的；人口虽多，却也不过三千户。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古代的万国变成了七国，千丈之城中，人口多达万家。时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战争的形式和规模也必须有相应的改变。你难道还想用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吗？你连一个城门角都围不过来，更不要说大规模的平原战了，不足以实行包围，你将怎么办呢？”赵奢的一席话，说得田单“喟然太息”，这才表示诚服。

在这一历史阶段，秦国是主角，赵国是六国中最强大的，所以秦赵之战影响着历史的进程。阏与之战，赵国战胜了秦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正是这一战役维持了秦、赵8年的战略平衡，秦灭赵的脚步因此而迟滞。

艰难的联盟

赵武灵王的次子赵惠文王，算得上是一位英明的国君。可惜的是，在阏与之战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儿子赵丹继位，这就是赵孝成王。

秦国见赵国易主，便发兵攻赵，一连拿下了三座城池。赵国急忙向齐国求援，齐国国君说：“帮忙当然可以，不过要先让你们君王的弟弟长安君来我们这里当人质吧！”

本来王室为了国家的利益互为人质，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可是赵孝成王的母亲心疼小儿子，死活抱着不放。任凭边关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来，老太太就是不肯让小儿子去当人质，还狂喊着说：“有哪个人敢再来说要长安君为人质的，我就要把唾沫吐在他的脸上。”

聘礼行迎图（局部）

聘礼行迎图画面用土黄、橘红、海蓝、棕四色漆成，一部分以奔驰的车马、冕冠垂缨的乘人与襦衣青帻的随从表现聘问出行途中的景象，另一部分由气宇轩昂的褒衣博带者与待发的骈车表现主国出使接宾的场面。据此图可见我国早期马车驾御和乘载的真实风貌。

无奈之下，赵孝成王只得请左师触龙出马。赵太后料定触龙是来游说的，就气冲冲地等着他。触龙来到宫中，一路都慢慢地小跑，到了太后跟前谢罪道：“我脚上有毛病，竟不能快步走。好久都没有见您了，我还自己原谅自己呢。我怕您玉体欠安，所以想来见见您。”赵太后听见这话，脸色稍缓，说道：“我现在也是靠车子才能走动。”触龙又问道：“您每天的饮食应该没有减少吧？”太后道：“不过是吃点稀饭罢了。”触龙又说：“我近来很不想吃什么，却勉强自己散散步，每天走三四里地，食欲就稍稍增加了一些，身体也舒畅了一些。”太后的怒色这时候已然消减了不少，说道：“我可做不到那样啊。”

触龙说：“老臣今天过来，是有事求太后帮忙。我的那个不肖的儿子舒祺，他年岁最小，也不成器得很，而我已经衰老了，心里很怜爱他，希望他能充当一名卫士，来保卫王宫，求您答应。”太后一听是这事，就笑道：“这有什么难的啊，他今年多大了？”触龙道：“已经十五岁了。不过虽然他年龄还小，我却希望在我还没死的时候就把他托付给您。”太后问道：“男子汉也疼爱小儿子吗？”触龙答道：“比女人还爱得很呢！”太后答道：“女人格外疼爱小儿子。”触龙说：“但是我私下里认为您对燕后的爱怜超过了对长安君的疼爱。”太后道：“您说错了，我对燕后的爱远远赶不上我对长安君的爱啊！”触龙道：“父母疼爱自己的孩子，就必须要为他考虑长远的利益。您把燕后嫁出去的时候，拉着她的脚跟，还为她哭泣，不让她走，想着她远嫁，您十分悲伤，那情景够伤心的了。燕后走了以后，您不是不想念她。可是在祭祀的时候为她祝福，还是说：‘千万不要让她回来。’您这样做难道不是为她考虑长远利益，希望她有子孙能够相继为燕王吗？”太后答道：“不错，是这样的。”

触龙又说：“从现在的赵王往上推三代，直到赵氏从大夫封为国君为止，历代赵国国君的子孙受封为侯的人，他们的后嗣继承其封爵的，现在还有存在的吗？”太后答道：“没有了。”触龙又问：“不只是赵国，各诸侯国还有这种情况吗？”太后道：“我还没有听说过。”触龙说道：“这大概就叫作近一点呢，祸患就落到自己身上；远一点呢，灾祸就会累及子孙。难道是这些人君之子一定都不好吗？但是如果他们地位尊贵，却对国家一点军功都没有，俸禄十分优厚，却一点功劳政绩都没有，而他们又持有许多的珍宝异物，这就难免危险了。现在您使长安君地位尊贵，把肥沃的土地封给他，赐给他很多宝物，可是却不趁现在使他有功于国，有朝一日您不在了，长安君还凭什么在赵国立身呢？我觉得您为长安君考虑得太短浅了，所以认为您对他的爱不及您对燕后的爱啊！”太后回答道：“行了，任凭您把他派到哪儿去吧。”

就这样，赵太后为长安君准备了上百辆车子，送到了齐国，齐国于是派兵前来救赵，两国共同抵御秦国。

长平之战

前264年，缓过劲来的秦国大举攻打韩国，沿着黄河北岸向东挺进，占领了南阳（今河南获嘉以西）。两年之后，秦国又占领了野王（今河南沁阳），切断了韩国上党郡（今山西长子）与国都新郑的联系。于是韩国的国君韩桓惠王让上党郡守冯亭把上党郡献给秦国，以求得秦国罢兵。冯亭不愿意降秦，同上党郡的百姓谋划之后决定利用赵国的力量抗秦，把上党郡的十七座城池献给赵国。于是冯亭便派遣使者去通报给赵国。赵考成王与大臣们商议后，决定封冯亭为华阳君，派平原君去上党接收土地，同时派老将廉颇驻守长平。

秦军一路逼近，占领了上党。在到达长平关（今山西晋城高平市王报村）后，由于老将廉颇的坚守，三年都没能攻下。范雎于是运用反间计，向赵国散布谣言说：“廉颇太老了，已经丧失了锐气，屡战屡败，早晚都要投降。秦国最怕的是赵国的赵括，只要赵括不当统帅，秦国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赵孝成王果然中计，把廉颇免职，任命赵括继任。

白起坑弃万军

白起善于分析敌我形势，然后采取正确的战略进攻。长平之战歼敌45万，创造了先秦战争史上最大的歼灭战战例。但是白起杀敌太多，因此被排斥于军事奇才之外，而被看作杀人魔王。

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但他的本事只是纸上谈兵而已。赵括的母亲知道儿子被任命为统帅后，立刻上书给赵孝成王说：“赵括是一个书呆子，只会读父亲的兵书，根本不会灵活运用，不是做大将的材料，请不要派遣他去。”赵孝成王以为是赵括的老母谦让，仍然坚持。没办法，赵括的母亲只得请求说：“如果您一定要用他，万一丧师辱国，但求赦免我们全家。”赵孝成王答应了。

赵括就任后，撤除了所有的防御工事，他还亲自率领精锐，向秦军最弱的营垒进攻。秦将白起下令退却。

赵括突破秦军的阵地后，仍然保持猛烈的攻势以扩大战果，白起于是下令再退，然后派出二万五千人的奇袭部队，切断了赵括的退路。接着白起又切断了赵军的粮道。赵括数次强攻，都没有办法突破秦军的包围。赵军勉强支持了四十多天，士兵杀马充饥，战马杀尽后又互相攻杀，煮食战友的尸体。赵括无奈，亲自挑选了敢死队想做最后一次突围，结果全军覆没，自己也死在了乱箭之下。赵军剩下的四十万人全部投降。为防止兵变，白起命令这四十万饥饿疲惫的俘虏，进入长平关附近一个名为“杀谷”的深谷之中，把谷口两端堵塞。预先埋伏在山顶上的秦军抛下土石，像暴雨一样，将四十万赵军全部活埋。

长平关一役，活着回到赵国的只有二百四十人。赵国举国上下哭声震天，全国的青壮年几乎都在这一役中牺牲，赵国从此没落。

此战加速了秦国灭六国的进程，秦国想要一鼓作气拿下赵国，于是攻伐不断，不久就围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此时的赵国精锐士兵早已于长平之战中伤亡殆尽，邯郸城内的士卒多为四十岁左右的老人和十几岁的孩子。廉颇亲自上城督战，硬是率领这支老弱残兵坚壁清野，挡住了秦军一次又一次的攻击。最后在魏国和楚国的援军到来之后，赵军与他们内外夹击，打败了秦军，解了邯郸之围，也保全了赵国。这时燕国想趁人之危大捞一把，也趁机发兵攻打赵国。不料老将廉颇亲自迎击燕军，士兵们同仇敌忾，决心保卫国土，个个奋勇冲杀，大败燕军，斩杀其主将栗腹。廉颇还率军追击了五百里，直入燕境，进围燕都蓟（今北京城西南），燕王只好割让五座城邑求和。廉颇回国后出任相国，六七年间多次击退入侵的敌军。前245年，还带兵攻取了魏地繁阳（今河南内黄西北）。

廉颇肉袒负荆

蔺相如因功被拜为上卿，引起老将廉颇的不满，并扬言要当众羞辱蔺相如。对此蔺相如采取了忍让的态度，他解释说：“强秦之所以不敢出兵攻打赵国，是因为我和廉颇同在朝中为官，如果我们相斗，就如两虎相伤，没有两全之理了。我避让他只是不想把国家危难放在个人恩怨上罢了。”廉颇听后深受感动，于是身背荆条，赤膊露体到蔺相如家中请罪。从此两人结为刎颈之交，生死与共。这就是后世津津乐道的“将相和”。

可惜的是，赵悼襄王即位后，听信郭开的谗言，解除了廉颇的军职。廉颇因为受到排挤而发怒，投奔了魏国。魏王虽然收留了廉颇，却并不信任和重用他。赵国因为多次被秦军围困，于是赵王萌生再用廉颇的意思，就派使者带着一副名贵的盔甲和四匹快马前去慰问廉颇。郭开唯恐廉颇回来后再度得势，就暗中买通了使者。使者来到魏国后，廉颇在他面前一顿饭就吃了一斗米，十斤肉，还披甲上马，表示自己的身体尚好，现在还能够为国效力。但是使者回来却向赵王报告说：“廉将军虽然老了，但是饭量还好，只是和我坐在一起，不多长的时间就拉了三次屎。”赵王于是认为廉颇老了，就没有再任用他，廉颇也就没有再得到为国效劳的机会。

楚国听说后，暗中派人迎廉颇入楚。但是廉颇担任楚国的将军时并没有建立什么功劳，只是说：“我思用赵人。”这流露出廉颇对祖国乡亲的眷恋之情，但是赵国终究未能重新启用他，致使这位为赵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一代名将，抑郁不乐，最终死在楚国的寿春。廉颇作为战国时期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征战数十年，攻城无数，歼敌数十万，从来没有失败过。他为人坦荡，有知错就改的勇气。他的一生，正如司马光所说：“廉颇一身用与不用，实为赵国存亡所系。此真可以为后代用人殷鉴矣。”

历史细读

一次，有个跛子经过平原君楼下，平原君的小妾看到大笑起来。第二天，跛子到平原君面前，跪着请求杀了这个小妾。平原君答应之后，却认为这个要求太过分而没有理会。没过多久，平原君的门客们陆续都离开了。平原君很诧异，经过查问，才知道原来门客们认为平原君重女色，轻士人。于是平原君杀了那个小妾，并亲自登门向跛子道歉，门客才又陆陆续续地回来。

邯郸之战

秦军围攻赵国都城的邯郸之战，最后赵国得以顺利解围，还要归功于赵国的平原君赵胜。

邯郸被围困的时候，赵孝成王派平原君赵胜前去楚国求救。平原君打算在门客中挑选文武俱备的二十个人一同前去，选来选去，只选出了十九个人。这时门客中有个叫毛遂的，主动要求一同前往。平原君于是问他来到门下有几年时间了，毛遂回答说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就好像是锥子放在囊中，锥尖马上就会露出来。先生来到我这里已经三年的时间了，却没有人称赞过你，我也没有听说你有什么本领，所以你还是不要去了吧。”毛遂回答说：“我是直到今天才请求将自己放在那个囊中啊，如果我能早些处于囊中，整个铁锥全都会露出来，而不是只露出一点点尖来。”平原君听见这话以后，就带了毛遂等人前往楚国，但那十九人却都对毛遂表现出了轻蔑示意。

到达楚国以后，平原君与楚王商谈合纵抗秦的事情，可是楚王就是不愿意派兵救援赵国。从早晨一直谈到中午，都没有结果。毛遂于是大步跨上台阶，远远地就大声叫道：“出兵的事情，不是有利就是有害，不是有害就是有利，简单而又明白的事情，为什么商量了半天还不能够决定呢？”楚王非常恼火，问平原君：“这个人是谁？”平原君回答道：“这个人名叫毛遂，是我的门客。”楚王喝道：“赶快退下！我在和你的主人说话，你来干什么？”毛遂看到楚王发怒，不但不退下，反而又走上了几个台阶，他手按宝剑，大声说道：“现在十步之内，大王您的性命就掌握在我的手中！”楚王见毛遂那么勇敢，没有再呵斥他，就听毛遂讲话。

毛遂于是把援赵有利楚国的道理，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毛遂说道：“我听说成汤王、周文王原来都占有很小的一块地方，但是他们都能使诸侯臣服于自己，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军队众多吗？那是因为他们能够掌握形势，发挥出自己的威力。今天楚国有地五千里之大，士卒百万之众，天下谁能阻挡。可是白起率数万军队，兴师征伐楚国，一仗就攻取了鄢、郢，再一仗就烧了夷陵，第三仗就烧毁了您祖先的宗庙。这是楚国的百世仇怨！连我们赵国都替你们感到羞辱，难道大王就没有感到耻辱吗？赵楚联合抗秦，这是为了楚国，而不是为了赵国。”毛遂的一番话说得楚王心悦诚服，答应马上出兵。

与此同时，赵国还在不断向魏国求救，魏国派将军晋鄙带领十万士卒救援赵国。秦王听说后，派使者威胁魏王说：“赵国很快就会被攻取，谁要是救援赵国，我们攻下赵国以后就攻打谁。”魏王害怕了，命令晋鄙在邺（今河北临漳）地安营，不再前进，然后派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想说服赵王和魏王共同尊秦王为帝，换取秦军从邯郸撤兵。

这时，恰好齐国的名士鲁仲连在赵国，听说此事后便去见平原君，平原君便介绍鲁仲连见辛垣衍。鲁仲连对辛坦衍说：“今天的秦国，不要礼义，奖励杀伐，对他的士卒玩弄欺诈手段，对他的民众任意驱使。如果让秦国放肆称帝，我宁可跳入东海而死也不愿意做秦国的臣民。”辛垣衍无言以对。

平原君的夫人是魏国信陵君的姐姐，平原君见魏国的救兵隔岸观火，便写信责怪信陵君说：“我以为你有急人的高义，现在邯郸这么危急，你却无动于衷。纵然你轻易地抛弃我，难道也要抛弃你的姐姐吗？”

信陵君当然不愿意抛弃姐姐，无数次去请魏王发兵，但魏王害怕秦国，始终不肯答应。信陵君愤怒至极，亲自率领自己那一百多辆车出发，要去和秦军死拼。路过东门时，遇见侯嬴，信陵君意气风发地说自己要去和秦军死拼。侯嬴说：“公子努力吧！老臣不能和你一起去了。”信陵君心里不快，走出数里后又返回去质问侯嬴。侯嬴笑着说：“你的行动好像是以肉去投喂饿虎，有什么用呢？为什么不偷取兵符来调动晋鄙的军队呢？”

这位侯嬴是魏国的隐士，七十多岁了，是个看守城门的小官。信陵君知道他有才华，曾几次去请他，还送上丰厚的礼物，可侯嬴都不接受。信陵君大宴宾客时，亲自去请侯嬴赴宴，还亲自为他驾车。如今信陵君急得火烧眉毛了，侯嬴建议信陵君说：“我听说调动晋鄙的兵符，就藏在魏王的卧室里，魏王最宠爱如姬，因此如姬可以随便进出卧室。如姬的父亲被人所杀，三年都没有找到仇人。是您派人杀了她的仇人，如姬非常感激你，愿意为您而死，只要你一开口，如姬一定会答应。”

信陵君如梦初醒，果然如姬偷出了兵符。这时侯嬴又对信陵君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如果晋鄙不交兵权，那就危险了，一定要带大力士朱亥去。如果晋鄙听话，那就正好；如果他不听话，就打死他。”信陵君等一行人到了邺地后，假传魏王命令要取代晋鄙。晋鄙合了虎符，突然说：“我拥有十万之众，今日你几辆车子就来取代我，这不对头吧！”朱亥在旁边一听这话，猛地从袖子里抽出四十斤重的铁锤，就把晋鄙打死了。

就这样，秦军在魏军、楚军、赵军的内外夹攻下大败，邯郸之围遂解。

信陵君杀死了晋鄙，拯救了邯郸。赵孝成王非常感谢他，准备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唐雎对信陵君说：“我听人说：‘事情有不可以让人知道的，有不可以不知道的；有不可以忘记的，有不可以不忘记的。’”信陵君听得一头雾水，说：“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唐雎回答说：“别人厌恨我，不可以不知道；我厌恨人家，又不可以让人知道。别人对我有恩德，不可以忘记；我对人家有恩德！不可以不忘记。如今您杀了晋鄙，救了邯郸，破了秦兵，保住了赵国，这对赵王是很大的恩德啊！现在赵王亲自到郊外迎接您，我们仓促拜见赵王，我希望您能忘记救赵的事情。”信陵君感激地说：“我敬遵你的教诲。”相见之后，信陵君十分谦逊，很得赵孝成王的赏识。

然而邯郸之战后，秦昭襄王却很是恼怒，将一腔怒火都发泄到了白起头上。秦军出征前，白起就预言秦军将会失败，他说：“邯郸是不容易攻下的。长平之战虽然我们胜利了，但兵卒死了一半多，国内也空虚了。远征别国国都，赵国坚守，诸侯救援，内外夹攻，怎么能取胜呢？”

因此白起称病不愿前去领兵，秦王对白起很不满意。如今果然战败了，白起又说：“当初不听我的劝告，今天怎么样？”这话传到秦王耳里后，他便把白起逐出了咸阳。白起走出城门十里，秦王又派人送来一把剑，说是由白起自己定夺，或是领兵再攻邯郸，或是自杀。白起选择了后者，临死时叹息道：“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又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

白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统帅，素以深通韬略著称，他是中国历史上战功最辉煌的将军，战国时期最为显赫的大将，曾经征战沙场长达三十余载，为秦国的统一大业立下了不世之功，他的战绩创造了中国兵法史上的最高实战典范。白起用兵，善于分析敌我形势，然后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对敌人发起进攻。如伊阙之战中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鄢郢之战中的掏心战术，并附以水攻；华阳之战的长途奔袭。长平之战白起佯败诱敌，使其脱离既设阵地，尔后实行分割包围战术，歼敌四十万，创造了先秦战争史上最大的歼灭战战例。其规模之大、战果之辉煌，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而且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最残酷、最惨烈的战役。

嬴政执掌秦国

就在长平之战的四年后，也就是前256年，秦国军队在征讨韩、赵两国的路上，顺手牵羊灭掉了周朝。前246年，少年嬴政即位，由相国吕不韦主持朝政。

吕不韦，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滑县）人。战国末年著名的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官至秦国丞相。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方法，积累了万贯家财。

嬴政的父亲嬴异人是秦昭王的太子安国君的庶子。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出于战略需要将嬴异人作为人质派往赵国。由于秦国屡次攻打赵国，所以赵国对待嬴异人很不友好。一次吕不韦在邯郸见到嬴异人，认为他“奇货可居”，就对嬴异人说：“我能壮大您的门户。”嬴异人笑笑说：“你还是壮大自己的门户吧！”吕不韦说：“您还不知道，我的门户要靠您的门户来壮大。”嬴异人领悟到他的意思后，便与他进行深谈。吕不韦说：“现在秦王老了，太子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只有她能够劝说安国君立太子。你们兄弟有二十多人，你排在中间，又不得宠，还长期在赵国当人质。以后安国君当了国君，您是最没有希望做太子的。”嬴异人当然清楚这些情况，又想到自己窘迫的处境，只能沮丧地摇头叹息。吕不韦又说：“我愿意想办法弄千金为您去秦国游说，让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您为太子。”嬴异人听罢，对吕不韦叩头说：“如果真的能够这样，我愿意和你共同享有秦国。”

吕不韦

大商人吕不韦往来各地，积累了万贯家财。他辅佐秦始皇的父亲子楚登上帝位，任秦国的相国。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继位后，又尊他为相国，号称“仲父”。他曾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也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吕不韦执政时曾攻取周、赵、卫的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对秦王赢政兼并六国的事业有重大贡献。

于是吕不韦送给嬴异人大量财物，要他结交宾客，自己则买了珍奇宝物去秦国，求见了华阳夫人的姐姐，请她把珍奇宝物献给华阳夫人。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传话给华阳夫人说：“嬴异人贤智，结交天下的宾客，常说‘以夫人为天，日夜思念太子和夫人’。”华阳夫人听说后很高兴，接见了吕不韦。吕不韦趁机又说：“凡是以美色得人欢喜的，色衰以后也就得不到欢喜了。今天夫人十分得太子的宠爱，可是没有儿子，您应该在诸子中选择一个贤明孝顺的立为嫡子。以后夫人立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夫人就不会失势了。现在嬴异人对夫人很孝顺，他自己知道排行在中间，不能成为嫡子。如果夫人现在立他为嫡子，那就是‘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夫人终身都能得宠于秦国了。”

这番话打动了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开始不断地在安国君面前吹风，说异人如何贤明孝顺，往来赵国的人都称赞他，希望立异人为嫡子，以便日后有所依靠。安国君对华阳夫人言听计从，当然就答应了，还和华阳夫人刻玉符立约，立嬴异人为嫡。

此时吕不韦正和邯郸一个十分美貌的女子赵姬同居，有一次吕不韦便宴请嬴异人，席间让赵姬歌舞作乐，命赵姬向嬴异人敬酒，令嬴异人神魂颠倒（有传说赵姬此时已有身孕）。席后嬴异人请求吕不韦把赵姬送给他，吕不韦假装大发脾气，异人苦苦哀求后，才得到了赵姬。后来赵姬生下一个男孩，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嬴政。

秦国围攻邯郸时，赵王想杀掉嬴异人。吕不韦用黄金六百斤买通了守城的人，帮助嬴异人逃出了邯郸。回到咸阳后，吕不韦对嬴异人说：“华阳夫人是楚女，你应穿楚国的服装去见她，表示依恋之情。”嬴异人就穿着楚服拜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华阳夫人端详嬴异人，说不出的高兴，安国君令异人改名为子楚，正式立其为继承人。

前249年，子楚终于继承了秦国的王位，即秦庄襄王，以吕不韦为相国，封为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三年后庄襄王死亡，秦王嬴政即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

吕不韦在秦国一言九鼎，权倾天下，还与嬴政的母亲赵姬私通，因怕事情败露，就让门客嫪毐假充阉人进入宫中，说是伺候太后。太后赵姬非常喜欢嫪毐，不久之后就怀了身孕，怕别人知道，就利用占卜移居到雍城，生下了两个孩子，私自养了起来。

太后为嫪毐请封，秦王便封嫪毐为长信侯，赐给他山阳的地方，以太原为封国。至于太后给嫪毐的赏赐，更是不计其数。前238年，秦王嬴政去雍城行冠礼。这时有人告发嫪毐根本不是阉人，还与太后有了两个私生子。秦王大怒，要惩治嫪毐，嫪毐的党徒急忙告密。嫪毐于是假称秦王和太后的旨令，调动军队想杀掉秦王。秦王的卫队拼力奋战，最终击败了嫪毐。秦王嬴政下令车裂嫪毐，夷其三族，并把太后囚禁在了雍地。

因为嫪毐一事，吕不韦被牵连进来，因此罢相，被遣出京城，前往洛阳的封地。一年多后，嬴政看到各国的宾客使者去看望吕不韦的人络绎不绝，恐怕他作乱，下令让吕不韦全家迁到蜀地。吕不韦既生气又害怕，便喝毒酒自杀而死。

继吕不韦之后，嬴政任命法家学派的李斯担任宰相，制定了统一中国的伟大战略。

李斯是战国末年楚国人，大儒荀况的学生，学业完成后，他把战国七雄逐个打量琢磨了一番，认定只有秦国才是实现自己抱负的地方，便离开家乡游历到秦国，在吕不韦的门下做了门客。

当时韩人郑国为了削弱秦国的国力，阻遏秦国东扩，说服秦王修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即后来的郑国渠，这就是有名的“疲秦计”。在水渠修建过程中，“疲秦计”被识破，秦王大怒，要将一切从六国投奔来的“游士”都驱逐出去。李斯就是其中的一员，当然也在被驱逐之列。为了说服秦王收回成命，李斯上了著名的《谏逐客书》。在文章中，李斯列举了“游士”对秦国的功绩，详细分析了留客、逐客的利弊，晓以利害。秦王读罢这篇洋洋洒洒的高论，悚然动容，立即废除逐客令，对李斯加以重用。

在秦王去除逐客令后不久，大梁人尉缭也来到秦国，劝秦王不要爱惜财物，要收买各国的豪臣，搞乱他们国家的君臣关系，这些事情不过花些钱财而已，但却可以收到兼并各国诸侯的效果。秦王接受了这个建议，厚待尉缭，让尉缭的衣服饮食与自己一样，还封他为国尉，即统率全国军队的长官。

合纵的彻底失败

面对日益强大的秦国，六国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不约而同地希望能再一次合纵抗秦。

其实早在秦、齐去除帝号后不久，曾出现了一次五国攻秦的合纵。苏秦以齐国使者的身份积极活动，赵国的奉阳君李兑也积极谋划。最后齐国出兵，赵国派了驻在上党的军队，燕国则派兵两万人，联军驻扎在韩国的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之间。可是联军在这里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发起对秦国的进攻。原因是各国都有自己的打算。齐国想利用合纵攻秦达到兼并宋国的目的，对于攻秦则是三心二意。赵国则是在起兵后心猿意马，总想退出合纵，与秦国联合征伐魏国。魏国当时以孟尝君为相，他是反对齐国的，因此魏军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而且孟尝君还想得到宋国的平陵。燕国一方面害怕秦国的强大，一方面担心齐国的强大，对于合纵攻秦也是动摇的。

正是由于六国的不同利益和矛盾，加上秦国对于各国的合纵策略始终极力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所以合纵攻秦往往归于失败。到了战国后期，六国虽有合纵之心，却再没有合纵之力了。

历史细读

纵横家苏秦想有所作为，却没有引见之路，一气之下，变卖家产到别的国家去寻找出路，但是都没有成功。后来钱用光了，只能狼狈地回家。到家后，妻子坐在织机上织帛，连看也没看他一眼。他求嫂子给他做饭，嫂子也扭身走开了。苏秦于是发奋读书，天天到深夜。一年多以后，他重新出游，仕途一帆风顺。嫂子与家人都因此而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变得十分恭敬。

反间之计亡赵国

前230年，秦国大军攻陷了韩国都城新郑，把韩国的国土设为颖川郡，开始了统一霸业。

韩国的灭亡引起了其他各诸侯国的震惊和恐惧，赵国在过度紧张中，中了秦国的离间计，杀害了那位唯一可以挽救国家、忠心耿耿的名将李牧。

李牧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名将、军事家，是赵国赖以支撑危局的唯一良将，素有“李牧死，赵国亡”之称，是继赵奢、蔺相如、廉颇与乐乘之后，赵国仅剩的重臣。

前234年，赵将扈辄为秦将桓所败，丧师十万。秦军又自北路进攻赵国的后方，形势十分危急，李牧率兵南下反击秦军，在宜安（今河北藁城西南）大破秦军，十余万秦军全部被歼。桓仅率少量亲兵冲出重围。此战给秦国以沉重打击，李牧因功被封为武安君。

李牧

李牧破匈奴之战和肥下之战，前者是中国战争史中以步兵大兵团全歼骑兵大兵团的典型战例，后者则是围歼战的范例。但是他因与匈奴迂回作战的战略方针被赵王认为是胆小害怕而被撤职。

次年秦国再次攻打赵国的番吾（今河北平山南），李牧出兵迎战，重创秦军，但赵国的军力损失也很大。当时韩、魏两国听命于秦，随秦军攻赵，李牧为此又向南进军，抵御韩、魏两国的进攻。

前229年，秦王派王翦攻打赵国，赵国以李牧、司马尚率军抵抗。秦军见无法取胜，就以重金贿赂赵王的宠臣郭开，让他在赵王面前散布李牧、司马尚想谋反的谣言。赵王信以为真，派赵葱和齐将颜聚代替二人。李牧不从命，赵王竟暗中布置圈套逮捕了李牧，并斩杀了他，然后撤换了司马尚。三个月后，也就是前228年初，秦将王翦乘势急攻，大破赵军，攻陷了邯郸，杀了赵葱，俘虏了赵王和颜聚，赵国灭亡。

荆轲刺秦王

此时的燕国由太子姬丹主持国政，眼见赵国灭亡，燕国的大臣们纷纷劝姬丹与齐、楚、魏等国再组合纵联盟，对抗强秦。但姬丹认为合纵的办法已不切实际，决心派刺客去刺杀秦王嬴政。

姬丹选择的刺客是著名的勇士荆轲，人称庆卿，据说是齐国庆氏的后裔，后迁居卫国，始改姓荆。荆轲来到燕国后，与当地的一个狗屠夫和擅长击筑的高渐离交上了朋友。荆轲喜好喝酒，整天与狗屠夫、高渐离一起在街市中喝酒，然后高渐离击筑，他和着乐声唱歌，唱着唱着就哭起来了。

燕国的隐士田光把荆轲推荐给了太子姬丹，姬丹请求他刺杀秦王，荆轲说道：“没有信物，无法接近秦王。现在秦王正用千两黄金和万户封邑来悬赏缉拿从秦国叛逃到燕国的樊於期将军。如果能得到樊将军的首级和燕国督亢（今河北涿县、固安、易县一带）的地图献给秦王，秦王一定乐于接见我，这样我才有机会。”

姬丹哭道：“樊将军是因为走投无路才来投奔我的，我又怎么忍心为了自己的私事而伤害忠厚老实人的心呢，还望您另想个办法。”荆轲知道太子不忍心，于是就私下里去见樊於期说：“秦王对您可以说太狠毒了，父母和同家族的人都被杀害了。现在我又听说秦王正悬赏千两黄金和万户封邑来求您的头颅，您打算怎么办呢？”

樊於期仰天长叹，泪流满面地说：“我每次想到这些，就恨入骨髓，考虑再三，只是不知道如何才能报仇罢了。”荆轲说：“我现在有一个建议，不但可以解除燕国的祸患，而且可以为您报仇。我希望能得到将军的首级，去进献给秦王，秦王一定会感到很高兴，就会接见我。到那时我左手抓住他的衣袖，右手用匕首刺进他的胸膛。这样，您的大仇可报，燕国遭受的耻辱也可以洗刷了。将军可有这番心意吗？”樊於期道：“这是我日夜咬牙切齿、痛彻心胸的事情，居然在今天能听到您的教诲。”说完就自杀了。

燕国还有个勇士叫秦舞阳，十三岁时就杀过人，别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姬丹就派秦舞阳做荆轲的助手。荆轲正等着另一个人，想跟他一起去，那人住得远，还没有赶到，荆轲为此滞留了几天。但是姬丹却怀疑荆轲反悔了，又去请求他说：“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你难道不打算去了吗？请让我先派秦舞阳去吧。”荆轲听了很生气，呵叱道：“你先派秦舞阳去是什么意思？只顾去而不顾能否完成使命回来，就是秦舞阳这种没出息小子！如今我拿着一把匕首到吉凶难测的秦国去，之所以还不动身，是要等我的朋友一起走。现在您既然嫌我行动迟缓，那就诀别吧!”于是就出发了。

出发这天，姬丹以及知道这件事的宾客，都身穿白衣，头戴白帽为荆轲送行。到了易水岸边，祭祀完路神，高渐离击起了筑，荆轲和着曲调唱起歌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凄厉悲怆，人们听了都流下了眼泪。

荆轲一行人到达秦国后，秦王很是高兴，亲自在咸阳宫接见他们。荆轲捧着封藏樊於期头颅的匣子，秦舞阳捧着装地图的匣子走上前去。走到宫殿前的台阶下，秦舞阳脸色陡变，浑身发抖，秦国的大臣们都感到奇怪，荆轲回过头朝秦舞阳笑了笑，走上前去向秦王谢罪说：“他是北方荒野之地的粗人，没有见过世面，今日得见天子，所以害怕，希望大王稍加宽容，让他能在大王面前完成使命。”

秦王并不介意，对荆轲说：“起来，把秦舞阳拿的地图取过来。”荆轲取过地图献上，打开卷轴地图，地图完全展开时露出了匕首。荆轲左手拉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抓过匕首就刺向秦王，可惜没能刺中。秦王大吃一惊，抽身而起，挣断了衣袖。秦王伸手拔剑，剑身太长，卡在剑鞘里了，竟然没能立刻拔出来。荆轲于是追赶秦王，秦王只好绕着柱子逃跑。群臣都惊慌失措。按照秦国的法律，大臣在殿上侍奉君王时不得携带任何兵器，守卫宫禁的侍卫虽然带着武器，但是都站在殿外，没有秦王的命令不能上殿。正在危急的时刻，秦王来不及召殿下卫兵，因此荆轲追赶秦王的时候，大臣们在仓猝之间惊慌失措，却没有什么东西能拿来还击荆轲，只好一起用手抓他。这时御医夏无且只好拿起他身上带着的药袋向荆轲投去。秦王这才拔出剑来砍荆轲，一下子砍断了他的左腿。荆轲重伤跌倒在地，举起匕首向秦王投去，没有击中，扎在了柱子上。

秦王又砍荆轲，荆轲自知失败，靠着柱子大笑起来，这时武士冲上殿来，把荆轲杀了，秦王头晕目眩了好久才回过神来。

愤怒的嬴政立即向燕国发起了攻击，增派军队赶往赵国旧地，命令王翦的部队去攻打燕国，很快就攻陷了燕都蓟城。燕王喜、太子姬丹等率领精锐部队退守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燕王情急之下，只好杀了太子姬丹，打算献给秦王。但秦军仍旧继续进攻，五年之后终于灭掉了燕国。

唐雎保安陵

前225年，秦军进攻魏国，决开黄河的堤防，从天而降的河水灌入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灭亡。

魏国的附庸小国安陵（今河南鄢陵西北），处于楚、魏两国接壤的地界，秦王要攻打楚国，势必先要灭亡安陵。面对这个小国，秦王不愿意浪费军队的战斗力，就派人对安陵君说：“我要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安陵，安陵君可要答应我啊！”不想安陵君回复说：“大王给予恩惠，用大的交换小的，这当然是好事。虽然如此，但我从先王那里接受了封地，愿意始终守护它，不敢交换！”

历史文献

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战国策·魏策》

秦王很不高兴，正准备发兵征服安陵之时，安陵君派来的使臣到了秦国，他就是九十岁高龄的唐雎。

秦王对唐雎说：“我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安陵，安陵君不听从我，这是为什么呢？况且秦国灭亡了韩国和魏国，而安陵君却凭借着方圆五十里的土地幸存了下来，这是因为我把安陵君看作忠厚的长者，所以不打他的主意。现在我用十倍的土地，让安陵君扩大领土，但是他违背我的意愿，这是因为他看不起我吗？”

唐雎回答说：“不，不是这样的。安陵君从先王那里接受了封地而守护它，即使是用方圆千里的土地也不敢交换，何况仅仅是用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呢？”

这话让秦王听了很不舒服，对唐雎说：“您曾听说过天子发怒吗？”唐雎回答说：“我没有听说过。”秦王说：“天子发怒，死人百万，血流千里。”唐雎说：“大王曾经听说过平民发怒吗？”秦王一愣说：“平民发怒，也不过是摘掉帽子赤着脚，用头撞地罢了。”唐雎说：“这是平庸无能的人发怒，不是有才能有胆识的人发怒。从前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彗星的尾巴扫过月亮；聂政刺杀韩傀的时候，一道白光直冲上太阳；要离刺杀庆忌的时候，苍鹰扑击到宫殿上。这三个人都是平民出身且具有胆识的人，心里的愤怒还没有发作出来，上天就降示征兆。现在专诸、聂政、要离，再加上我，将要成为四个人了。如果有才能有胆识的人发起怒来，就要让两个人的尸体倒下，血流五步远，全国人民都要为他们穿丧服了，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

说完唐雎拔出宝剑站起来。秦王没想到这位九十岁高龄的老者还能有如此气魄，顿时变了脸色，长跪着向唐雎道歉说：“先生您请坐，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我明白了，韩国、魏国之所以灭亡，而安陵国却能够凭借着五十里的土地幸存下来，就是因为有先生这样的人在啊！”

王翦平楚国

虽然暂时放过了安陵，可秦国的终极目标依然是楚国。秦王嬴政此刻倾心于年少壮勇的秦将李信，认为他贤能果敢。李信曾经领兵数千，破燕军并虏获太子姬丹。嬴政于是问李信：“想要灭掉楚国，须要多少人马？”李信表示二十万即可。嬴政又问王翦，王翦回答说：“非六十万不可。”嬴政于是说：“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于是派李信和蒙恬率兵二十万伐楚。王翦见状，托病辞官，回家养老去了。

不久秦军大败，嬴政后悔不已，知道王翦确有远见，亲自向王翦谢罪，说：“我没有听从将军的话，李信终使秦军受辱。如今楚军逐日西进，将军虽有病在身，怎能忍心背弃寡人？”嬴政坚持要王翦领兵，王翦说：“若非要用老臣，必给我六十万大军。”嬴政答应了。

出征之日，嬴政亲自送行，王翦于是请求赏赐给自己大批田宅。嬴政说：“将军即将率领大军出征，为什么还要担忧生活的贫穷呢？”王翦说：“臣下身为大王的将军，立下汗马功劳，却始终无法封侯，所以趁大王委派臣下重任时，请大王赏赐给田宅，作为子孙日后生活的依凭。”嬴政听了放声大笑。王翦率军抵达关口后，又曾五次遣使者向嬴政要求封赏。有人劝王翦说：“将军要求封赏的举动，似乎有些过分了。”王翦却说：“你错了。大王疑心病重，用人不专，现在将秦国所有的兵力都委托给我了，我如果不是用为子孙求日后生活保障为借口，多次向大王请赐田宅，难道要大王坐在宫中对我生疑吗？”

就这样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来到前线，坚壁而守，不肯出战。楚军屡次挑战，秦军始终不出。王翦每日要求士兵休息洗沐，安排好的饭食安抚他们，同时与士卒同饭同食，意在养精蓄锐，消耗敌军，以待殊死一战。不久王翦打听士兵在军中用什么来娱乐，有人回答说：“投掷石头，进行跳远比赛。”王翦说：“士卒可用了。”于是发令出兵，一举大破楚军，进而灭亡了楚国。

前221年，在五个诸侯国尽数灭亡之后，齐国没做任何有效抵抗便投降了。至此秦国在十年之内便灭掉了东方六国，为时二百五十多年的战国时代到此终结，秦王嬴政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战国的社会形态

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大变革，使当时的社会形态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官僚体制、行政制度都发生了变化，一切权力都集于国君之手，同时礼乐制度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各国的变法也使法律制度逐渐完善，他们竞相制定严刑酷法，如烹、肢解、贯耳、刳腹等。

从王道到霸道

战国时期比春秋时期更加“混乱”，西周以来建立起的礼仪制度和社会结构被彻底颠覆了。有实力的诸侯不再满足于做霸主，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商鞅游说秦孝公时，先后以标榜无为的帝道、宣扬仁义的王道和追求富国强兵的霸道三者来试探，秦孝公选择了第三者。这是历史的选择，于是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分封制度的瓦解

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为了应付大规模且频繁的战争，不但需要一支可以直接调遣的庞大常备军，还需要一套完善的国家行政机构，以便有效地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于是“官分文武”，建立以国君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就成为新时代的要求了。

所谓官分文武，就是在中央设置由国君直接任免的辅相和将军，由他们负责统率文武百官。在地方置郡县，由国君亲自任免长官，镇守国土和治理民众。只有这样，国君才能将全国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等大权，有效地集中在自己手中，一切政令才能直达各部门、各地方。这套官制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主要是推行了以下的制度。

首先，战国时代，各国对官吏的任用一般都采用俸禄制度。当时各国俸禄计算的单位是不同的，如卫国是用“盆”来计算，有“千盆”“五百盆”等等级。齐、魏等国用“钟”来计算，魏文侯时魏成子为相国，有“食禄千钟”。秦、燕等国用“石”“斗”来计算，秦国有五十石、一百石以至五百石、六百石以上俸禄的官，大体上以五十石为一级，最小的官吏也还有“斗食”的。燕国也有三百石以上俸禄的官。

其次，这时已建立了公文用玺和发兵用符的制度。无论下达命令或来往公文，都必须用玺来封泥作为凭信，否则便不能生效。军队的调发则必须以存在君王处的右半片虎符来拼合作为凭信，否则便不能调发。秦国曾明确规定：“甲兵之符”，右半归王掌握，左半归将领掌握。凡用兵五十人以上的，必须有存在国王处的半个虎符来拼合，才敢行动。但是如果突然遇到外敌侵略，边塞有烽火，虽没有国王的右半个虎符拼合，也可以行动。由于这种严密制度的推行，大权就集中到国君手中了。

在官员的管理上，还创立了年终考核制度。重要官吏都必须把一年赋税收入的预算数字写好送到国君那里，到了年终就到国君那里去报核，如果考核成绩不佳，国君可以当场收玺免官。高级官吏对下级官吏的考核，也是采取同样的办法。更为可贵的是，战国时打破了贵族的世袭，平民也可以做相、将和地方的军政长官。

除了官职，郡县制在战国时期也普遍发展起来，各国都在地方上设郡、县。设郡起初是为了边境的安全和加强对边境的管理，郡管辖县，各郡的大小不一。例如赵国代郡管辖三十六县，上党郡管辖二十四县，河间郡管辖十二县等。县在战国时期已经普遍设立，县令为一县长官，县令下设丞、尉，丞主管民政，尉主管军事。郡守、县令都由国君任免。县以下设乡、里、邑、聚和亭，这是属于军事性的组织，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系统的、相当严密的各级组织。

当然战国时期还有封君，并设有爵位的等级制度。有了爵位就有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可以得到官职，享有食邑和赏赐，减免刑罚。

历史细读

秦始皇三十三年遣大将蒙恬北逐匈奴，为了防止匈奴的侵袭，又修筑了万里长城。秦长城多半修筑在山峦北坡，依山就险、因坡取势。现存的一般外壁高度在4米以上，基宽4米，顶宽2米左右。秦长城不仅在构筑方法上有自己的风格，而且防御设施的建置也有一定的特色。秦长城以石筑见称，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更是我们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灿烂文化的象征。

军事装备的发展

春秋时期，战争一般为车战，即交战双方排成整齐的车阵，有步兵跟随，但步兵的作用并不重要。到了战国时代，步兵和骑兵作战成了主要的方式，车战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水军和船战也是战国时期常见的一种作战方式。

在兵源方面，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实行了征兵制，有常备兵和根据战争需要随时征发军队的。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雇佣兵。通常情况下，只有常备兵受过一定的训练，装备也比较优良。

战国时期的兵器以铜制兵器为主，还有部分铁制兵器。种类有戈、矛、戟、刀、剑、匕首、弓、箭、弩、盾等。

这些武器与春秋时期相比，有了较大发展。以剑来说，剑身的长度增加了，出现了剑脊背和剑刃含锡不同的复合剑，剑身更不易断，剑刃更加锋利。在防护武器方面，铁甲胄出现了，这种铁制的甲胄不但可以防护身体，连手足都能遮住。这是战国时代才开始出现的。

由于战争的需要，中原各国开始修筑长城。齐国的长城从今天的山东平阴县境内经泰山北麓，东至今天山东日照县北的黄海之滨。楚国的长城西起今河南内乡县，南经鲁山县、叶县等地，一直到今河南泌阳县境内。魏国的长城西起今天的陕西华县境内，沿洛水北上至今天的陕西葭县，东边自今河南新郑县东北至黄河北岸的原阳县西北。赵国的长城南边自今天的河北省涉县境内，经临漳县等地至今天的河北曲周县境内。燕国南边的长城自今天的河北易县，西经徐水、安新等县，至今天的河北文安县境内。

云梦秦简

云梦秦简长23.1～27.8厘米，宽0.5～0.8厘米，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为研究中国书法和秦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法制初具

战国时期，法制较之前代有了很大发展。每年的正月初一，君王都会在群臣的拥戴下，向全国发布命令，也就是治国的依据，叫作“布宪”。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发掘出了大量记载着秦朝法律的竹简，这就是现在研究秦律的主要文献——云梦秦简。这些竹简并不是秦国官方颁布的法律，而是墓主人生前抄录的秦律，竹简是他的陪葬品，涉及的法律文书有《秦律十八种》，包括《田律》《金布律》《军爵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等。

《田律》是关于农田水利的管理和山林保护的法律。《金布律》是关于货币与市场管理的法律。《军爵律》是关于军爵赏赐的法律。

在《秦律杂抄》中，有许多与军事有关的条文，有关于军官任免、军队训练、战场纪律、战勤供应、战后赏罚奖惩的条文。如有一条规定：战死不屈者，爵位授予其子。后来如果察觉该人没死，就要剥夺其子的爵位，并惩治其同伍的人，那个未死归来的人还要被罚做奴隶。

《法律答问》则采用问答的形式，对秦律条文作出了明确解释，所解释的主要部分为刑法，还有部分是关于诉讼程序的说明，其中内容最多的是对“盗”“贼”的处罚，其次是对逃亡的人和诬告的人的处罚。

云梦秦律是今天所见时代最早、保存条文最多、内容最丰富而又有系统的定型的成文法典。它的发现，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养士成风

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虽然也有养士的，不过还很少。在战国时期，“养士”之风非常盛行，特别是到了战国末年，掌握一定实权的大贵族，各自为政，更注重罗织人才。他们不惜“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其中最著名的养士贵族是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和魏国的信陵君，即“战国四君子”。战国的士，在政治生活中起到过不可估量的特殊作用。一些士本来是布衣平民，有些甚至是赌棍、小偷、屠户，由于贵族官僚的养士、下士，成了某一政治事件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显示了卓越的才能。从战国四公子养士中，我们能对士这个阶层有一定的了解。

倾倒天下之士的孟尝君

孟尝君是齐国的宗室大臣，姓田名文。父亲田婴是齐威王的小儿子、齐宣王的庶母弟。田婴有四十多个儿子，他的小妾生了田文，因为田文是五月初五出生的，田婴认为不吉利，告诉田文的母亲说：“不要养活他。”可是田文的母亲还是偷偷把孩子养大了。长大后，田文的母亲通过田文的兄弟把田文引见给田婴。

孟尝君

孟尝君仗义疏财，招来许多游士，在他家吃住的食客经常有几千人，很快孟尝君便名重天下。

田婴愤怒地骂道：“我让你把这个孩子扔了，你竟敢把他养活了，为什么呢？”不等田文的母亲回答，田文叩头大拜，反问田婴说：“您不让养育五月生的孩子，是什么缘故？”田婴说：“五月出生的孩子，长大了身长跟门户一样高，会害父害母的。”田文说：“人的命运是由上天授予的呢，还是由门户授予的呢？”田婴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便沉默不语。田文接着说：“如果是由上天授予的，您何必忧虑呢？如果是由门户授予的，那么只要加高门户就可以了，还担心什么呢！”田婴无言以对。过了些时候，田文问父亲说：“儿子的儿子叫什么？”田婴答道：“叫孙子。”田文接着问：“孙子的孙子叫什么？”田婴答道：“叫玄孙。”田文又问：“玄孙的孙子叫什么？”田婴说：“我不知道了。”田文说：“您执掌大权担任齐国宰相，到如今已经历三代君王了，可是齐国的领土没有增广，您的私家却积贮了万金的财富，门下也看不到一位贤能之士。我听说将军的门庭必出将军，宰相的门庭必有宰相。现在您的姬妾可以践踏绫罗绸缎，贤士却穿不上粗布短衣；您的男仆女奴有剩余的饭食肉羹，而贤士却连糠菜也吃不饱。现在您还一个劲地加多积贮，想留给那些连称呼都叫不上来的人，却忘记了国家在诸侯中一天天失势。我私下是很奇怪的。”从此以后，田婴改变了对田文的态度，让他主持家政，接待宾客。宾客来往不断，日益增多，田文的名声随之传播到各诸侯国中。田婴去世后，田文继承了田婴的爵位，成了孟尝君。这段父子间的对话是真是假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孟尝君的仗义疏财、养士却是非常著名的。

孟尝君即位后，招揽各诸侯国的食客以及犯罪逃亡的人，很多人都投奔到了他的门下。他从来不挑选食客，全部礼遇有加，因此天下士人很快归心于他。孟尝君门下一共养了三千多名食客，一时间颇有倾倒天下之士的美名。孟尝君对于来到门下的宾客都热情接纳，不挑拣，无亲疏，一律给予优厚的待遇。所以宾客人人都认为孟尝君与自己亲近。他每当接待宾客时，总是在屏风后安排侍史，记录自己与宾客的谈话内容，记载所问宾客亲戚的住处。宾客刚离开，孟尝君就已经派使者到宾客亲戚家里抚慰问候，献上礼物。一次孟尝君招待宾客吃晚饭，有人遮住了灯光，宾客很是恼火，认为饭食的质量肯定不相同，放下碗筷就要辞别而去。孟尝君马上站起来，亲自端着自己的饭食与他的相比，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宾客羞愧得无地自容，就以刎颈自杀表示谢罪。此事发生后，孟尝君好士的名声就更大了。

前299年，孟尝君出使秦国，秦昭王让孟尝君担任了秦国宰相。臣僚中有的人劝说秦王道：“孟尝君的确贤能，可他是齐王的同宗，现在任秦国宰相，谋划事情必定是先替齐国打算，而后才考虑秦国，秦国可要危险了。”于是秦昭王罢免了孟尝君的宰相职务，把孟尝君囚禁起来，图谋杀掉他。孟尝君知道情况危急，派人去见秦昭王的宠妾请求解救。那个宠妾提出条件说：“我希望得到孟尝君的白色狐皮裘。”孟尝君来的时候，带有一件白色狐皮裘，价值千金，天下没有第二件，到秦国后献给了昭王，再也没有别的皮裘了。孟尝君正在为这件事发愁，问遍了宾客，谁也想不出办法。有一位能力差但善于偷盗的人说：“我能拿到那件白色狐皮裘。”于是当夜化装成狗，钻入了秦宫的仓库中，取出献给昭王的那件狐白裘，拿回来献给了昭王的宠妾。宠妾得到后，替孟尝君向昭王说情，昭王便释放了孟尝君。

孟尝君获释后，立即乘快车逃离。此刻秦昭王后悔释放了孟尝君，派人飞奔前去追捕。孟尝君一行到了函谷关，按照关法规定，鸡叫时才能放来往客人出关。孟尝君恐怕追兵赶到，万分着急。宾客中有个能力较差的人，但很会学鸡叫，他一学鸡叫，附近的鸡随着一齐叫了起来。守关的士兵以为天要亮了，打开了城门。孟尝君一行得以逃脱。

幸亏那两个门客通过鸡鸣和狗盗这样的雕虫小技帮助孟尝君逃回到了齐国，此后孟尝君广招宾客不分人等的做法深受大家称赞。

视门客如朋友的平原君

平原君名叫赵胜，是赵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之弟，封于东武（今山东武城），在赵惠文王和赵孝成王时担任相国，也以善于养士而闻名。

前265年，秦昭襄王任用范雎为相，范雎在魏国时曾受当时宰相魏齐的羞辱，于是威胁魏国要杀了魏齐。魏齐逃到赵国，躲在平原君处。秦昭襄王得知后，修书邀请平原君宴饮。平原君不敢不从。到了秦国后，秦王要平原君交出魏齐，平原君回答说：“在富贵时结交的朋友，都是为贫贱时所预备的。魏齐既然是我的朋友，就算他在，我也不会交出来，何况他现在不在我那里。”

平原君

平原君杀嘲笑士人的姬妾，散家财让李同领兵退秦，用毛遂与楚国定盟，这些都是其功绩。但是他却因贪图土地而引发长平之祸，使赵国的都城邯郸几乎覆亡。

秦王于是扣留了平原君，威胁赵孝成王交出魏齐，赵王于是发兵包围了平原君的宅第。魏齐趁夜逃出，拜访虞卿，虞卿认为赵王无法说服，就带着魏齐逃奔魏国，向信陵君求助。信陵君并不愿意见他们，魏齐得知后自刎身亡。赵王于是取了魏齐的头送到秦国，平原君才得以回国。

平原君为了贤才，宁可牺牲自己的利益，也因如此的礼遇才士，他才能有门下宾客好几千人。

历史细读

前241年，楚国的都城由陈（今河南淮阳）地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这时春申君的封地由淮北十二县改封吴地，其家族也随之迁离黄国故城。他在改封的广大地域内分设都邑，在今上海、苏州一带，治理申江，疏通河道，抑制水患，政绩显著，深得民心。因此当地人纷纷以其姓或号为许多山、水、地方命名，如江苏省江阴县的君山也叫黄山，今天上海的黄浦江，上海的简称为申等，这些名称都是因纪念黄歇而得名。

仁而下士的信陵君

信陵君名叫魏无忌，是魏昭王的儿子，魏安釐王同父异母的弟弟。信陵君“仁而下士”，不管对什么人都能以礼相待，从不以自己的富贵而对待士人骄傲。士人因而争相前往归附于他，信陵君因此威名远扬，各诸侯国连续十多年都不敢兴兵侵犯魏国。

窃符救赵后，魏无忌知道自己无法再在魏国容身，就留在了赵国。赵孝成王感激魏无忌的义举，把汤沐邑封赏给魏无忌。魏无忌遂在赵国广交隐士，无论是隐于赌场的毛公还是隐于酒馆的薛公，都与他们交游，所以天下的很多士人，包括平原君的门客也有转归于魏无忌门下。

前247年，秦国大举进攻魏国，魏安釐王焦虑不安，派使者去请魏无忌回国。在毛公和薛公的劝谕下，起初犹豫不决的魏无忌终于回到魏国，担任了魏国军队的最高统帅。魏无忌派使者向各诸侯国求援，各国得知魏无忌担任了上将军，都纷纷派兵救魏。魏无忌率领五个诸侯国的联军在黄河以南大败秦军，使秦国将领蒙骜战败而逃。联军乘胜攻至函谷关，秦军紧闭关门，不敢再出关。这次合纵攻秦的胜利，使魏无忌的声威大震，各诸侯的宾客都向他进献兵法，魏无忌把它们编写成书，后世称为《魏公子兵法》。

秦昭王深感魏无忌是秦国的威胁，派人持万斤黄金到魏国行贿，一面散布魏无忌想自立为王的谣言，同时假意祝贺魏无忌，问他是否已经做了魏王。这些谣言让魏安釐王信以为真，剥夺了魏无忌的军权。魏无忌心灰意冷，将印信兵符都交还给魏王，以美女醇酒为伴，日夜享乐，过了四年就郁郁而死。

博闻善辩的春申君

春申君黄歇曾任楚相，明智忠信，宽厚爱人。黄歇年轻的时候曾经四处拜师游学，见识广博，以辩才出众深得楚顷襄王的赏识。他曾成功地说服秦昭王不要起兵伐楚。

楚顷襄王去世后，太子熊完即位，称为楚考烈王，黄歇被任命为令尹，封为春申君，赐给淮北十二县的封地。当秦国的军队包围赵国都城邯郸时，春申君曾领兵救援赵国。通过援赵灭鲁，黄歇在诸侯中的威望大增。春申君黄歇在对外穷兵黩武的同时，对内则和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一样竞相礼贤下士，招引门客。据说黄歇的门客多逞强好斗，奢侈浮华。一次赵国的平原君派门客拜访春申君，春申君把他们安排在上等的客馆住下。平原君的门客想向楚国夸耀赵国的富有，特意在头上插上玳瑁簪子，亮出装饰着珍珠宝玉的剑鞘，前去拜见春申君，而春申君的上等门客都穿着宝珠做的鞋子，让平原君的门客自惭形秽。

楚考烈王病重后，楚国的国舅李园想取代黄歇的地位，暗中豢养了刺客准备刺杀黄歇。黄歇的门客朱英得到了这个消息，提醒黄歇注意李园的动向，但黄歇没有理会朱英的警告。不久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抢先进入王宫，在棘门埋伏下刺客。春申君前去王宫奔丧，在棘门受到李园刺客的伏击，当即被斩头扔在棘门外。同时李园派官兵前去春申君的家中，将春申君的家人满门抄斩。同年考烈王之子悍继位，是为楚幽王，李园取代黄歇，被任命为楚国令尹。

形形色色的士

战国的士从事各种活动，可以说有各种不同的士。

齐国著名的士人淳于髡，虽然学无所主，但博闻强记，能言善辩，多次用隐言微语的方式讽谏齐威王，要其居安思危，革新朝政。他还多次以特使身份，周旋于诸侯之间，不辱国格，不负君命。前349年，楚国侵齐，他奉命出使赵国，说服了赵王，得精兵十万，车千乘，楚国闻风，不战而退。

一次齐王派淳于髡去楚国进献黄鹄。谁知刚出都城门，那只黄鹄就飞走了，淳于髡只好托着空笼子去拜见楚王，说道：“齐王派我来进献黄鹄，从水上经过，不忍心黄鹄干渴，放出让它喝水，不料它离开我飞走了。我想要刺腹或勒脖子而死，又担心别人会非议大王因为鸟兽的缘故致使士人自杀。黄鹄是羽毛类的东西，相似的很多，我想买一个相似的来代替，这既不诚实，又欺骗了大王。想要逃奔到别的国家去，又痛心齐楚两国君主之间的通使由此断绝。所以前来服罪，向大王叩头，请求责罚。”楚王赞道：“很好，齐王竟有这样忠信的人。”于是用厚礼赏赐淳于髡。

后来孟子游历到齐国，淳于髡去拜访他，说道：“请问先生，男女之间授受不亲，是礼制所规定的吧？”孟子是个老实人，便规规矩矩地回答道：“淳于先生，你说的男女授受不亲当然是礼制规定的。”淳于髡笑道：“那么如果你老婆掉进了水里，兄弟我是救她还是不救她呢？” 孟子听了很生气，说道：“如果嫂嫂溺水了而不去救援，那简直就是狼心狗肺！虽然男女授受不亲是礼，但救嫂子是权宜之计。”

淳于髡听见这话，讥讽孟子道：“那现在天下黎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为什么不伸出友爱之手去救呢？”孟子无奈地说：“拯救天下黎民要授之以道。我老婆掉进了水里，可以拉一把。难道天下之人还得挨个去拉吗？”

孟子要离开齐国时，淳于髡又跑去问他：“你身居三卿的高位，却下不能救济天下老百姓，上不能辅佐君王，所谓的‘仁者’就这样跑了，对得起你的俸禄吗？”孟子于是将伯夷、伊尹和柳下惠都扯了出来，说道：“我是臣子，不以贤事不肖，伯夷就是这样干的。周旋于汤、桀之间五次，那是伊尹。不厌恶污君，不推辞做小官，那是柳下惠。他们三个人虽然处事不同，但都是为了‘仁’。君子只要心中有‘仁’就行了，又何必事事一致呢？”

正史史料

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乡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难，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于韩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

——《史记·刺客列传》

淳于髡很是不屑，继续责问道：“鲁穆公的时候，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但鲁国不断失地。这样看来，所谓贤者对国家有什么用呢？”孟子说：“虞国不用百里奚而被灭亡，但到了秦穆公那里却成就了霸业。不用贤人就会灭亡，有了贤人却不会任用，他怎么会不被削弱呢？”见淳于髡还是一副不屑的表情，孟子便叹道：“我像孔子一样被无礼对待，还是离开齐国吧！圣贤的行为，滑稽如淳于髡者又怎么会明白呢？”

除了滑稽的淳于髡，刺客聂政也是战国时期非常著名的士人。当时韩国大夫严仲子因为受到韩哀侯的宠信，而遭到了韩相侠累的忌恨，便逃离了韩国。他想寻找侠士为自己报离乡之恨，刺杀侠累。听说魏国人聂政因杀人避仇，携母及姐隐迹于齐国后，便去拜访他，准备了酒馔，亲自向聂母致礼，并赠黄金百镒。

聂政坚辞不受，但已心许严仲子为知己，只因老母在堂，所以不能以身许友。

聂母辞世后，严仲子帮助聂政葬母，聂政感激在心。服完母丧三年，再办完姐姐的婚事后，聂政遂孤身赴韩，去刺杀侠累。侠累府宅护卫森严，聂政仗着武艺高超，仗剑直入，将侠累刺死。侠累家的甲士们追杀聂政，聂政自知难逃重围，倒转剑柄，以剑尖划破面颊，剜出双眼，剖肚出肠而死。

聂政死后，韩侯暴其尸于市，悬赏购求能辨认其人的人。聂政的姐姐聂荣闻听消息后，即刻与人言：“此必聂政。昔韩相仇人严仲子国士相交，政必报其知遇。我当往认之。”来到韩国后，聂荣见到那尸身果然是弟弟的，伏尸痛哭。好心人劝她说：“这是刺韩相的凶手，韩侯悬赏千金要知道他的名字，你不躲避，怎么还敢来辨认呀？”聂荣说道：“我知道这些。聂政之所以蒙受屈辱隐迹于市贩之中，都是因为老母在堂，我尚未出嫁。严仲子欣赏我弟弟，屈身结交，这深厚的知遇之恩怎可不报呀！士为知己者死，聂政不过是因为我还活着，才毁坏自己的躯体，以免被辨认出来牵连于我。但我又怎么能因为害怕被牵连而任由他的英名被埋没呢！”说完后聂荣长呼三声“天啊”，因心力交瘁，死在了聂政的尸体旁。

聂政自屠

聂政孝顺母亲，能牺牲自己报答别人的知遇之恩，又怕连累亲人而自毁容貌，英勇侠义，千古留名。

婚丧礼制

虽然孔子认为春秋时期已是“礼崩乐坏”，但先秦时期还是十分强调礼的，认为“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虽然周天子不再有能力维护天子的礼乐制度，但各诸侯国还是维系着各自国家的礼乐制度。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礼乐制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且不同学派对此都有不同的认识。儒家的孟子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荀子则写了《礼论》和《乐论》，系统地阐述了礼乐的重要性。其核心“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被后世称作“礼三本”。

杂家学派基本维持了儒家学派的观点，还加入了一些墨家的思想。墨家不仅反对儒家深恶痛绝的“淫乐”，还反对一切娱乐活动。法家则不同，他们推行法治，批判儒家的礼乐，强调法与刑才是治国的根本。

虽然战国时期对礼乐有各家异说，但事实上，各国以礼乐制度来维护统治秩序和过去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多是继承过去，有些还有所发展。战国时期沿袭下来的礼制很繁杂，重要的如朝觐礼、祭祀礼、乡饮酒礼、冠礼、婚礼、丧礼等。我们就以最普遍的婚礼和丧礼来看看战国的礼乐制度。

关于战国时期的婚礼制度，普遍的说法是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墨子》和《韩非子》中，则记载男子二十而娶，女子十五而嫁。

男女青年的婚姻必须有媒，然后由父母作出决定，当事人是没有决定权的。

确定了婚姻后，就要举行六礼，也就是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纳采即男方家请媒人去女方家提亲，女方家答应议婚后，男方家备礼前去求婚，这礼通常是一只大雁。问名是男方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纳吉，即男方家卜得吉兆后，备礼通知女方家，决定缔结婚姻。如果卜辞不吉利，则婚事告吹。纳征亦称纳币，即男方家把聘礼送给女方家，通常是鹿皮。请期，即男家择定婚期，备礼告知女方家，求其同意。到了亲迎，就是新郎亲至女方家迎娶了。

较之婚礼，丧礼在战国时期的各种礼制中更为重要，因为丧葬是“孝”的重要内容。战国时期，厚葬表明孝道，孟子和荀子都提倡“三年之丧”。

正是人们对厚葬的要求，战国时期棺椁葬非常盛行，且一直延续到了后代。棺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棺材，装尸体的。而椁则是用来装棺的。一些贵族甚至还在棺椁外包上层层的丝绸，以显示隆重。

除了棺椁，死人的衣裳也非常讲究，而且还有严格的规定和等级划分。王室甚至可以穿着金缕玉衣下葬，然后在七窍中都放置美丽的玉石。当然穷人是没有玉石随葬的，一般是在死者的口里放入粟。

送丧之人的丧服是白色，分为五等，叫作五服，即斩缞、齐缞、大功、小功、缌麻。丧服的上衣叫缞，下衣叫裳。缞用生粗麻布制成，衣服的边角都不缝边，“斩”就是不缝的意思，所以叫作斩缞。儿子为父亲服丧、父亲给长子服丧、妻妾给丈夫服丧都要穿斩缞，为期三年。

齐缞是用熟麻布做的，缝边整齐。齐缞有三年、一年和三月丧期之分。如果是父亲已死，儿子为母亲服丧，或是母亲为长子服丧，服齐缞三年。父亲健在，儿子为母亲服丧，还有丈夫为妻子服丧，是服齐缞一年。

大功也是用熟麻布做的，比齐缞更精细些，是女子为丈夫的祖父母、伯叔父母服丧，时间是九个月。小功的丧服比大功还要精致，是男子为伯叔祖父母服五个月穿的丧服。缌麻可想而知，比小功还要精细，是男子为族里的曾祖父母、外甥、外孙服丧穿的，为期三个月。后来就习惯称五服以内为亲，五服以外为疏。

抵御夷狄侵犯

战国时期，各国都在修筑长城，主要的目的便是防备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

赵国大将李牧常年驻守在北部的代郡、雁门郡（今山西代县西北）一带边境地区，就是为了防御匈奴。李牧防备匈奴侵扰的方法并不是主动出击，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军队的战斗力。比如说，他任用自己认为能干的人为官，把收来的货物、税款掌握在自己的驻军公署，充当士卒的日常开销。每天李牧都会宰杀数头牛犒赏将士，优待士兵。其次才是练习骑马射箭，重视警报系统，增设侦察人员。匈奴每次入侵，严密的警报系统都发挥了威力，士兵迅速退回营垒固守，不许擅自出战，使匈奴掳掠无所得。赵国军队因此保存了实力，多年来在人员、物资上没有多少损失。但是匈奴却认为李牧这是胆怯，就连赵国边境上的士兵也认为自己的将军是胆小怯战。

李牧的我行我素激怒了赵王，就另派将领替代了他。新任将领到职一年多，每当匈奴士兵来犯，他都命令部队出战，往往受挫失利，损失伤亡惨重，边境地区不能按时耕种、放牧。于是赵王又请李牧复出，李牧闭门不出，坚持说自己有病。赵王一再恳请，李牧提出：“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赵王只好答应。

李牧雁门纵牧

李牧是战国末年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秦军抗衡的将领，深得士兵和人民的爱戴，有着崇高的威望，在一系列作战中屡次重创敌军而未遭失败，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再次镇守边境后，李牧仍然按照原来的规约行事，让匈奴始终认为是李牧胆怯。戍边的将士日日受到犒赏而不出战，都请求愿与匈奴决一死战。李牧看准时机，一举出击就歼灭了匈奴骑兵十余万人。其后十多年，匈奴都不敢再接近赵国边境的城邑。

与此同时，秦国也在不断地对周边各民族发动进攻。秦孝公时，羌族被迫向西迁移。义渠是秦国西、北边地区实力最为强大的戎族，约有今陕西北部和甘肃东北部泾水、渭水以北和宁夏的少数地方，都城在今甘肃宁县。很长一段时间义渠和秦国都互相征战不断。前272年，秦昭王诱杀了义渠王，灭了义渠部族。

前279年，楚国派兵征伐西南部，占领了夜郎、滇池等地，即以今云南昆明为中心的大片领土。

铁器时代的开始

在春秋时期的中后期，各诸侯国的经济都有了较快的发展，铁器和牛耕得到大面积推广，手工业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冶铁、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而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变法改革，也使得当时的经济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废井田，开阡陌

战国时期，铁农具和牛耕已经普遍地应用于农业生产中，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此时的农民更加注重积累农耕经验，在选种、施肥、防治病虫害、掌握农时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进步。战国初期，各国普遍开展了变法运动，发展农业被认为是富国强兵的重要途径，因此荒地被大面积开垦，土地的潜力被尽可能地开发，倚靠周天子权威建立起来的井田制也只有颓然地退出历史舞台。

历史细读

由于牛耕广泛地应用于农业，所以与牛耕相关的名字也出现了。孔门七十二贤人中就有一位，他就是冉耕，字伯牛。冉耕比孔子小七岁，鲁国人，以德行著称。后来冉耕患了麻风病，不愿意见人。孔子去探望他的时候，站在窗外面握着他的手，叹息着说：“如果没有希望的话，这也是天命啊！这样的好人，竟然会染上这种恶病！”

牛耕的普遍运用

战国时期农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由青铜器时代进入了铁器时代，把家畜作为动力应用到了农业上。

目前，史学界对中国家畜拉犁起于何时，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商代已有牛耕，有的则认为直到汉武帝时期才真正推广了牛耕。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石犁，据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记载，后稷之孙叔均，是“始作牛耕”之人。从史料文献中的记载来看，商代已经有了马拉的车子，而用畜力拉犁耕地，虽然没有直接的考古材料，但是很可能在商代就已经开始了。不过春秋之前就出现大面积牛耕的局面是不可能的，因为周王更喜欢把大量牲畜，特别是牛，用来祭祀祖先和鬼神。

到了春秋时期，牛耕开始逐渐普遍起来。到了战国时期，农业上使用牛耕的现象就更为普遍了，这从考古学的成果中可以得到证实。考古工作者曾经在河南辉县、河北易县等地的战国墓葬中，发现过V字形的铁犁铧，那正是牛耕用的工具。

正因为有了牛拉的铁犁，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才被推进到精耕细作的阶段，从而使生产力水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农产品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据《吕氏春秋》记载，战国后期，上等之田一个人耕种，收获的粮食可以供九个人食用，下等之田一人耕种，收获的粮食也能养活五口人，这其中还包括马、牛、羊、鸡、犬这些家畜的饲料。在江西新干县，发现了四座战国时期的大型粮仓，每一座面积都达六百平方米左右，仓内还保存着大量已经炭化了的粳米。

当然牛耕只是搞好农业生产的第一步，接下来还必须进行播种等一系列的田间管理。正确把握耕翻时节，这是自夏朝以来就已经做到的。战国时代的人对于什么季节是什么天象，生物的生长变化情况如何，观察得很细致，掌握得也很清楚。

至于播种的行距、间隔、施肥等问题，战国时期的人也都有了心得。据《吕氏春秋·辩土》记载：“茎生于地者，五分之以地。茎生有行，故速长；弱不相害，故速大。衡行必得，纵行必术，正其行，通其风。”意思是说，农作物的行距适当，互相就不会受影响，这样才能长得快，长得好；行距适当，便于通风，农作物才能舒展地生长发育，这样也就可以得到好的收成了。种子播下以后还要施肥，施肥是改良土壤、保持地力、促进农作物生长的一项重要措施。根据一年四季的时间不同、土质的不同、农作物的种类和生长阶段的不同，对肥料的要求也不相同。据《周礼·地官》记载，战国时期已经有了专门掌管改良土壤、按照不同的土质播种适宜的庄稼的政府官员。《吕氏春秋·季夏纪》中，讲到了积肥造肥的问题。当时除施用各种粪肥外，还比较盛行在夏天把野草割下来晒干烧成灰，或是浇上水使其腐烂沤成有机肥料的办法。除此以外，还把油渣也用作肥料。这些积肥造肥的方法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更为先进的是，战国时代的农民对于治理病虫害，也有了精确的认识和描述。当时的人们把吃苗心的害虫叫作“螟”，吃叶片的害虫叫作“螣”，吃根的害虫叫作“蟊”，吃节的害虫叫作“贼”。害虫虽然是认了不少，但消灭的方法却还比较原始落后。大部分人选择的除害虫的方法，依然是祈求神灵的保佑，希望让神灵来驱杀这些害虫。还有人希望太阳显示威力，把害虫晒死。直到战国中期，农夫们才“得而杀之”。

场中打稻图

当稻穗垂下，金黄饱满时，就可以开始收割了。一般是农民一束一束用镰刀割下，再用绳子扎成捆。图中描述的就是古代的脱粒办法。

农耕经验的总结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成果，不再是口口相传，而是得到了理论的总结，一些农学著作开始出现。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有一家就叫作“农家”。不过农家的大多数人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学者。可正是这些无名学者，把农业生产技术的零散知识系统化，并且上升到理论，写成专著留给了后代。

现今所能见到的农家作品，学者公认的只有《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和《审时》。

《上农》就是重农的意思，提出了重农的理论，着重阐明了农业与政治的重要关系。《任地》一开端则提出了十大问题，十分耐人寻味。

这十个问题是：你能把洼地当作突起来的高地利用吗？你能把干燥的土地撇在一边，而让出湿润的土地来吗？你能使土地不含过多的盐碱吗？你能使土地内部保持湿润吗？你能不让野草蔓延危害农田吗？你能使庄稼通风良好吗？你能使庄稼不要长得细长，而长得强壮吗？你能使穗子长得结实均匀吗？你能使子粒饱满而皮薄吗？你能使米粒长得有油性，吃起来皮薄吗？

这十个问题，在《辩土》篇中都得到了解答。而在《审时》篇中，则重点讲各种庄稼与时节的关系。文章列举了当时通常见到的禾、黍、稻、麻、菽、麦等主要农作物，逐一论述其耕作时节。比如说“禾”，《审时》篇中讲：下种适时之禾，穗长得长而壮，禾秆长得坚实，结的籽粒饱满，吃起来有油性，有劲好吃，味道纯正。如果下种过早，茎叶长得细弱，整个穗短小光秃，籽粒不满，打出的米也不香。若是下种晚，茎叶长得细弱，穗不大而且还不成熟就零落了，打下的籽粒不饱满而且糠壳多。

不难看出，战国时代对主要农作物的栽培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井田制的没落

战国时期，除了农业、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外，其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春秋战国以前以及春秋时代早期，土地、土地上出产的果实，以及土地上所有的人，都属于周天子。周天子将土地及附着在土地上的人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将一定数量的土地赏赐给卿大夫等贵族。土地也有转手易主的时候，但不能买卖。土地被划成若干豆腐干似的方块，叫作“井田”，由平民或奴隶来耕种。

井田制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它还保留有原始社会公有制下农村公社对土地管理的某些形式或外壳，但其性质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奴隶制下的土地剥削制度。

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标志。随着社会的发展，井田制的衰败在西周末年开始了。进入春秋时期后，其消亡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了。

而且早在西周中期，就有个别贵族为了额外积累财物，强迫庶民开垦井田以外的空地。由于这样开垦出来的田地是瞒着公室而不纳税的私有物，所以叫作“私田”。到西周末期，“私田”的存在已经相当普遍。开辟和耕种大量的“私田”，需要大批劳动力，而用奴隶制的办法已经不能够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于是一些顺应新形势的贵族为了招徕劳力，就改变了剥削的方式，如齐国的田氏向民众征赋税使用小斗，而把粮食贷给民众则用大斗；晋国韩氏、魏氏、赵氏采取扩大地亩，而不增税额的办法等，收买民心。这样奴隶们纷纷从公室逃往私门，成为封建农民的前驱。而奴隶大量逃亡，劳动力的短缺，势必会使一些公田沦为荒地，井田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另一方面，由于各诸侯国家需要扩大兵源，只由贵族出身的武士充任甲士是远远不够的，加上步卒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主要的兵种，这样一来，庶人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增加，地位也更加重要了。庶人开始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可以成为士兵。假如作战有了战功，庶人包括工商阶层都可以晋升而为士了，原来处在最下层的“人臣隶国”，就可以成为自由民了。

正史史料

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当其时，民治渠少烦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富。

——《史记·滑稽列传》

兴修水利

对农业生产来说，水利建设是非常重要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已很注意水利的兴修，或者沿河建筑堤防，或者开凿运河。运河的开凿，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但便利了交通，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其中秦国的都江堰、郑国渠和鸿沟最为著名。

鸿沟

魏国的引漳灌邺工程，历经多年，彻底改变了邺（今河南安阳以北）这个地方的落后面貌。魏国的水利工程见于记载的、最出名的，当属鸿沟。鸿沟是中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

鸿沟也被叫作大沟，约在前360年，魏惠王时期开凿。为了灌溉农田，魏国在黄河与圃田泽（今郑州东圃田一带）之间开挖了一条运河，从荥阳引黄河水向东南流，浇灌田地，这就是鸿沟。鸿沟流到圃田泽后继续向东，一直延伸到了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然后向南流入颍水，再经颍水下流注入淮水。鸿沟开凿之后，不仅使济水、颍河、淮河、泗水和黄河互相贯通，构成了鸿沟运河系统，而且还可以灌溉大片农田，形成了这一流域的农业丰产区。据记载，当时的鸿沟曾经有几百里长，现在因为黄河水土流失，只剩下三四里长，再也看不到往日的辉煌了。

历史文献

岷江遥从天际来，神功凿破古离堆。恩波浩渺连三楚，惠泽膏流润九垓。劈斧岩前飞瀑雨，伏龙潭底响轻雷。筑堤不敢辞劳苦，竹石经营取次裁。

——清代黄俞《都江堰》

都江堰

除魏国外，秦国的都江堰也非常著名。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的、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而且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都江堰在今四川灌县西北，岷江流经这里，每当春夏山洪暴发的时候，江水奔腾而下，从灌县进入成都平原，由于河道狭窄，古时候常常引发洪灾，洪水一退，又是沙石千里。而灌县岷江东岸的玉垒山又阻碍江水东流，造成东旱西涝。秦昭王时期，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他们对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整体规划，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

首先李冰父子请教了许多有治水经验的农民，虚心地向他们了解当地的地形和水情，并做了一系列实地勘察后，决心凿穿玉垒山引水。由于当时还未发明火药，李冰父子便以火烧石，使岩石爆裂，终于在玉垒山上凿出了一个口子。因其形状酷似瓶口，故取名“宝瓶口”，开凿玉垒山分离出的石堆被称作“离堆”。宝瓶口引水工程完成后，虽然起到了分流和灌溉的作用，但因江东地势高，江水很难流入宝瓶口，李冰父子又率领大家在离玉垒山不远的岷江上游和江心筑分水堰，用装满卵石的大竹笼放在江心，堆成一个形如鱼嘴的狭长小岛。鱼嘴把汹涌的岷江分隔成外江和内江，外江排洪，内江通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为了进一步起到分洪和减灾的作用，在分水堰与离堆之间，又修建了一条长的溢洪道，以保证内江无灾害。溢洪道前修有弯道，江水形成环流，江水超过堰顶时洪水中夹带的泥石便流入外江，这样便不会淤塞内江和宝瓶口水道，故取名“飞沙堰”。

煮海盐

盐在远古时代就被当作调味品，先民不再满足于依靠自然的恩赐所得到的盐，便开始摸索从海水、盐湖水、盐岩、盐土中制取。海盐制作是中国关于食盐制作的最早记载。

郑国渠

秦国的另一大型水利工程是关中的郑国渠。郑国原是韩国的一位水利专家，韩国为了消耗秦国的国力，使其无力东向扩张，在前237年派郑国其人去到秦国游说，劝秦国凿一条运河，引泾水东流入洛水，即从今天的陕西礼泉东北谷口地方起，引泾水往东到今天的三原县北汇合浊水及石川河道，再向东入洛水。

本来就想发展水利的秦国，很快采纳了郑国的这一建议，并征集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任命郑国主持兴建。在施工的过程中，不幸韩国“疲秦”的阴谋败露，秦王大怒，要杀掉郑国。郑国却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洫志》）秦始皇嬴政是位很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认为郑国说得有理，于是仍然对其加以重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条渠才竣工，人称郑国渠。

郑国渠建成后，秦国的经济效益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粮食亩产量较黄河中游高出许多倍。郑国虽然是个奸细，但在水利建设上可是当之无愧的专家。这一条运河干道的选择，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充分利用了自然的地形特点，渠道开凿在高处，形成了一套自流灌溉系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渠道的作用，扩大了灌溉面积。

这条历时十余年才完成的伟大工程，非但没有起到消耗秦国国力的作用，反而给秦国带来了农业的丰收，让关中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沃野。郑国渠工程之浩大、设计之合理、技术之先进、实效之显著，在我国古代的水利史上是少有的，也是世界水利史上罕见的。

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战国时期，手工业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分工非常细密。仅以木工这一手工业者来说，战国时期叫作“攻木之工”，分为七部，分别是轮、舆、弓、庐、匠、车、梓。“轮”即“轮人”，主造车轮和车盖；“舆人”专管造车舆，也就是车厢；“弓人”专门造兵器弯弓；“庐人”负责制造兵器的把柄；“匠人”除主管营造宫室城郭外，还管制造农具；“车人”主管制造各种车辆，也管制造农具；“梓人”主要制造木质饮食用具和乐器的架座之类。

细致的分工让产品的种类、质量乃至数量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从采矿、冶炼等大型手工业，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用品，如煮盐、纺织、竹木漆器等等，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达景象。

煮盐业

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必需品，古代称自然的盐为“卤”，只有经过人力的加工以后，才能称为“盐”。中国古代最早发现和利用自然盐始于洪荒时代，与动物对岩盐、盐水的舐饮一样，是出自生理本能。据说炎黄二帝的对决，就是为了争夺盐。

中国关于食盐制作的最早记载是海盐的制作，即炎帝时的宿沙氏首创用海水煮制海盐。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制盐已经分为池盐、海盐和井盐了。春秋时期，晋国河东池盐煮造业和齐国的海盐煮造业都已经兴盛起来。当时河东的盐池被称为“盬”，己被视为“国之宝”（《左传·成公六年》）。到战国时期，齐燕两国的海盐煮造业更加发达，所谓“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管子·地数篇》）。魏国的河东池盐煮造业也很发达，猗顿便是由经营池盐而成巨富的（《史记·货殖列传》）。而井盐出现较晚，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巴蜀地区。在秦并巴蜀以后，李冰做蜀郡守时，广都（今四川双流东南籍田镇一带）的井盐已经开始开发。

酿酒业

此时酿酒技术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礼记·月令篇》于仲冬之月说：“乃命大酋，秫稻必齐，麹糵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剂）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毋有差贷。”这六个“必”，就是对当时酿酒技术的经验总结。

酒是用秫稻做的，首先要挑选好秫稻。用麹来造酒，是我国古代酿酒技术上的重要发明，它能把糖化和酒化两个过程结合起来进行。因为麹既富有糖化力的丝状菌毛霉，又有促成酒化的酵母。糵是发芽糖化的谷粒，古时曾用作酿酒原料。酒是用麹、糵酿造的，所以要“麹糵必时”。因为毛霉和酵母菌是很敏感的低级生物，受到污染就会影响菌类活动，或者滋生杂菌，所以要“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温度的控制也很重要，酵母活动最适当的温度是三十摄氏度左右，因此需要“火齐必得”。可见酿酒业在当时也有了极大的发展。

纺织业

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有了丝麻纺织。到了战国时期，在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丝织业非常发达，而且已经形成了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纺织品。加上缫车、纺车等手工纺织机器的应用，劳动生产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手艺日益精湛，缫、纺、织、染等工艺逐步配套。纺织品则大量成为交易物品，有时甚至成为交换的媒介，起到了货币的作用。

齐鲁之地在当时被称作“冠带衣履天下”，意思是说，各国人身上穿戴的都有齐鲁地方出产的纺织品。据说鲁国的纺织工艺水平极高，即“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也就是说，鲁地生产的素白细丝织物非常轻薄精细，而且又很结实耐用。

齐国不仅能生产出罗、纨、纱等大批丝织品，而且能生产出更加精致的锦帛、缟缣等近二十种精品。

漆器制造业

战国时期蓬勃发展起来的手工业，还有竹木漆器的制造。

漆器是中国特有的一项发明，它的历史几乎和纺织品一样悠久。相传早在尧、舜、禹之时，人们已开始用漆器做食具和祭器了。到了战国时期，漆器的颜色种类非常多，而且有了繁复细致的彩绘，并用桐油作稀释剂。桐油是中国特产的一种桐树果实榨出的干性植物油，直到近现代依然是漆料的稀释剂和配料。将桐油掺进漆料中，可以改善漆液的性能，从而调配成更多更便于描绘细致图案花纹的彩色漆料。

在漆器的胎质方面，战国时代也有所创新和发展。当时已能根据不同器物的特点创造出不同的胎质。除一般的木质施漆外，有的还采用了薄木加裱麻布，然后在表面上施漆并绘制各种美丽的图案。

建筑业

战国时期的木工，除了使用斧、凿、锥等铁工具以外，还有画方形用的矩，画圆形用的规，弹直线用的绳，测量垂直线用的县（悬），测量水平线用的水准，同时还发明了一种矫正木料曲直的工具，叫作櫽栝或榜檠。

木工的工作主要是建筑房屋、制造车舟等交通工具和建筑坟墓等。这时富贵人家的棺椁往往选取七围八围的楸、柏、桑来制作，坟墓里往往有棺椁数重，外面一层层地堆积着石块、木炭。在安徽寿县和河南汲县战国墓的发掘中，都曾发现木椁外堆积着深厚的石子层和木炭层。战国时期棺的制作，底和壁已运用套榫来镶拢。战国时的车，车辐已多到三十辐到三十四辐。这些都说明当时木工技术已相当进步。

当时房屋的建筑，已有葺屋（草屋）和瓦屋之分。富贵人家的房屋往往用石基石础、木柱木架，上盖瓦顶，并开始有两层的楼房，说明建筑技术有了较大进步。战国铜钫上的建筑图案，屋下有高基，上为木结构，屋分两间，有立柱三根。每间各有一门，门扉双扇。柱顶有斗拱承枋，枋上更有斗拱作平坐。上层楼没有柱，只有两门。上层楼的平坐似有栏杆，平坐两端作向下斜垂线，用来代表屋檐，说明当时平坐直压在腰檐上。战国宴射椭杯上的建筑图案，是架空的阁，阁基有三个支柱，两旁有阶梯五级，阁的两边有立柱，柱顶有斗拱承枋，阁顶有檐伸出很长。根据燕下都故城宫殿建筑的遗址来看，建筑时先挖坑，再填土打夯，然后挖出间次，留出墙壁，挖好柱窝。房屋的结构，是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其梁架部分大概用木材。房顶先铺芦苇，再涂草泥土，在草泥土上又涂厚一厘米的“三合土”，然后盖瓦。从已经发掘的秦咸阳宫第一号遗址来看，宫殿建筑在较高的大夯土台基上。宫殿四周设有回廊，宫殿之间有复道相连接。有的墙是在夯土台壁上补砌土墼，有的墙全用土墼筑成，并有壁柱用来巩固土墙。据推测，宫室之内设有大柱，用以承托屋盖的大梁。可见当时建筑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后代建筑技术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当时的大规模建筑，已经有了简单的平面设计图。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金银错铜版《兆域图》，是一幅中山王陵园建筑的平面设计图。在这幅设计图上，四周有三道长方形的围墙，外面一道叫“中宫垣”，中间一道叫“内宫垣”，里面围住坟墓封土的一道叫“丘”。三道围墙之间都有规定的距离。在“丘”以内设计建筑五个“堂”，“堂”就是建筑在封土上的“寝”。现在发掘的中山一号和二号墓，都有覆斗形封土，封土下部有平台彼此相连，封土半腰都有一圈方形的回廊建筑。一号墓保存较好，以外檐面积计算约为五十二米见方，和《兆域图》所记王堂方二百尺面积相近。由此可见当时国君陵园的建筑规模。

从青铜到铁器

铸造业的发展主要体现为冶铁业和青铜业的发展，随着采矿业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的青铜冶铸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采矿业的进步

战国时代的采矿的遗迹，目前已经发现了许多处，其中以湖北大冶铜绿山和湖南麻阳铜矿遗址最为有名。

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面积相当广，南北长约两公里，宽约一公里。在这里发现了当时的矿井支架、坑道，出土了不少采矿用具，同时还发现了大小炼炉数座和十多块饼状的铜锭。这里堆积着古代的大量矿渣，有的达数米厚，估计约有四十万吨左右。根据这四十万吨的炼渣计算，当时提炼出来的铜当在万吨以上。

遗址中发现的竖井采用四根圆木，每根的两端砍成台阶状的搭口榫，相互搭成方框支架，然后用这种方框层层迭压构成。这种竖井主要是供采矿工人上下和运取矿石、提取井下积水以及通风换气用的。斜井也用圆木构成，是把两根圆木的两端凿成孔，再将另外两根圆木的两端劈成榫头，穿接成一个方框，然后用这些方框若干，沿着矿层的倾斜走向，由浅入深，节节伸延到需要的位置。在这些框形支架外面，还用小树棍排成一片，防止矿井坍塌。从这种结构来看，当时已经很好地解决了井下的支护问题。

从发掘的情况来看，当时已经把矿井挖掘到了地下五十多米深的地方，而且初步解决了井下的通风、排水、提升、照明等复杂技术问题。在通风方面，当时的矿工们利用井口内外自然形成的不同气压，封闭已经废弃的巷道，使空气沿着采掘方向前进。这样就可以在没有鼓风设备给井下送风的情况下，也能使空气到达工作的地方，从而保证了采掘工人对空气的需要。而当时对地下水的排除方法是，将水先引到积水坑，然后通过竖井，用辘轳把水提上地面。

青铜铸造技术的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的又一个高潮期。在战国早期，青铜器的纹饰发展成浮雕状，繁复的镂空花纹达到了东周时期青铜器制作的顶峰。到了战国中晚期，许多铜器都变成素面的，而且日用器皿大量增加。

这一时期对青铜的取材、配料等，都有了相当精密的分析记录，并且总结归纳出了一套科学的理论。不少论述用今天的科学方法去验证，也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周礼·考工记》中，对青铜器中铜与锡的比例问题有这样的记录：“金有六齐（金即铜，在化学上称铜锡合金为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用途的青铜器，铜与锡的比例是各不相同的。据现代科学分析，这种比例是十分正确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青铜工艺技术不断有着新的创造。首先是“金银错”技术的创造，就是在铜器表面上镶嵌金银丝，构成文字或图案。战国中期，这种工艺的精致程度就达到了高峰，不仅施用于兵器、礼器和用器上，还施用于车器、玺印、铜镜、带钩和漆器的铜扣上。同时有镶嵌红铜工艺技术的创造，就是用红铜薄片镶嵌在铜器表面上，构成各种图案。

冶铁技术的创造

战国时期，铁器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但还没有完全取代青铜器。虽然都是金属，但采矿和冶炼的要求以及技术水平却很不一样，因为铁的熔点比青铜的要高许多。

按照一般冶铁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先炼成熟铁，即块炼铁，因为它不像炼生铁要求的温度那样高。这种块炼铁出炉的时候，是一种含杂质较多的海绵状铁块，从炉中取出时往往会影响炉膛，这样就不可能连续冶炼。生铁则不然，它是把铁熔成了液体。这样不仅不影响炉膛，还能接二连三地持续冶炼，而且可以进行铸造，是十分有利于铁器的使用和推广的。根据有关记载，在国外，生铁的冶炼大约直到14世纪，才用熟铁渗碳的办法炼得。在中国，根据对战国时代的一些铁工具的分析研究，当时已经能够对生铁进行不同工艺的柔化处理了。因为发明了鼓风设备，极大地提高了炉温，所以当时中国在冶铁方面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战国时期，一些远近驰名的铁器生产地，如赵国的邯郸，楚国的宛地，韩国的冥山、墨阳等等，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铁器冶铸中心。从有关文献记载和历年各地考古发现来看，铁农具有耒、犁、铫、锄等，铁工具有刀、斧、凿、锯、锥、锤等，铁兵器有杖、矛、剑、甲胄等。礼器中也有用铁做的，甚至在人们的装饰品中，也出现了一些铁制品。

生产模式的改变

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上的逐步得到了广泛地使用，标志着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反映在生产方式上，就表现为生产模式的改变。

商业的繁荣

在春秋时期，手工业生产都是由政府经营的，由“工正”负责对手工业进行管理。而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主要是手工业“徒隶”，包括世代相袭的手工业奴隶和罪犯，后来还出现了定期服役的自由民做手工工匠的情况。

战国时期，私有土地的进一步发展，地主、自耕农的普遍出现，使得手工业生产的性质也起了变化。除了仍由官府直接掌握的部分手工业生产外，还有“豪民”（大地主）们经营的大规模私营手工业、个体的小手工业以及小农家性质的手工业。

此时官营手工业生产的范围，主要包括兵器、礼器以及专供贵族使用的部分消费品。在官府手工业工场中，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大致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奴和刑徒；还有一部分是征调或雇请的私人手工业工匠，这部分人大致有一定的期限。

蚕织图

战国时期生产工具的发展，促进了当时农业的进步，蚕织业在当时已经十分普遍。

私营手工业包括了私营大手工业主和不脱离农业生产的家庭手工业、个体手工工匠等。

一些有名的私营手工业主，如赵国邯郸的郭纵，以冶铁成业，其富可与王侯相比。他们都拥有大批的奴隶性质的手工业工人为他们劳动。

至于个体小手工业者和普通农户家庭手工业，则是农业生产的一种补充。中国古代传统的“男耕女织”，在战国时期已经十分普遍。一般来说，农家从事的手工业多为纺织、编制竹器、草鞋等。这些除了可供自身消费以外，有多余的还能与其他事物进行交换。

此外，战国时期的个体小手工业者也有了新的发展。当时一般人使用的生产和生活用具，像农民使用的铁农具、木工使用的铁制工具等，有不少都是小手工业者所生产供应的。这些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工人，不从事农业生产，而以自己的手工业产品换取农民生产的粮食。这种个体手工业生产者在战国时期已经相当普遍了，有人还在都市里开店摆摊，一面生产，一面出售。

随着交易的频繁，商业繁荣起来，商人的地位也上升了，人们不再视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为下贱，而能够公正地对待他们。商人的经营范围很广，商品种类也很多，上到贵族的高级消费品和军需物资、礼乐祭器，下到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盐、铁、牲畜、竹木漆器等，都是商品。

商人为了获得丰厚的利润，在诸侯国之间往来贩运。不仅如此，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讲述生意经的商业理论著述。例如范蠡曾说：“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这话的意思是说，物价涨到顶了就必然会下降，降到极低就又要上涨。做生意贵在把握好这种极限，千万不要错失良机，贱的时候就应该大量买入，贵的时候就要及时卖出。据说范蠡还写了一本叫作《计然》的书，专门论述有关商业交换、怎样才能获取高额利润的问题。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扩大，货币也开始广泛流通起来，高利贷也在这时发展起来并逐渐普遍，甚至连堂堂的周天子也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债。周赧王就因欠债太多而无力偿还，害怕回宫居住，于是就造了一座高台，自己躲藏到上面去，人们称之为“逃债台”，“债台高筑”一词即由此而来。

多样的货币

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自发地产生的。它的历史和商品交换的历史分不开，它的起源和发展水平也是与交换的起源和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中国最早使用的货币是天然贝，据有关文献的记载，这在夏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在考古发现中，只能证实商代确实出现了大量的用于交易的贝币。西周时仍以贝币为主，同时还发现了不少铜贝，楚国的“蚁鼻钱”就是一种仿贝形的金属铸造货币。

战国时期，贵金属黄金真正加入到了货币的行列。以前所谓的赐“金”，一般都指的是铜，而不是黄金。

与此同时，铸造的货币也更加广泛流行，并且走向定型化。战国时的铸造货币，一般都铸有铭文，或是标明价值、重量。春秋中叶，不但政府铸造货币，一些富商大贾也私自铸钱，各国政府并未完全掌握铸钱的大权。战国时期，各国相继把铸币权收归政府，但因为各国之间还不统一，各国货币的形制、重量、单位各不相同。

这一时期，货币的形制主要有铜贝、布币、刀币和圆钱。在黄河中下游的三晋、齐、鲁等国，多用铜贝，贝上有齿棱，没有文字。南方的楚国也用铜贝，贝上有文字，被称为“蚁鼻钱”。周王室和郑国使用的是布币，称作空首布，上面有文字，多为地名。刀币流行在渤海、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是齐国、燕国、赵国和中山国的货币。不过这些国的刀币样子也各不相同。齐国的刀币正面有文字，背面上部有三道横纹，边线从首一直至尾。燕国的刀币，正面的铭文多为一个字。赵国则是圆首的直型刀币。圆钱在秦国使用，有圆形圆孔和圆形方孔两种，文字一般为四个字，顺序为“上下右左”，称为直读。“顺时针”排列称为旋读。两个字的圆钱，顺序为“左右”，称为顺读。圆钱的发展，一说由纺轮发展而来，一说与玉璧、石璧有关。

人流摩肩接踵的城市

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贾的往来贩卖，必然会促进都市的繁荣和交通的发达。都市成为商业的集散地点，交通要道就成了货物运输、加强各地经济联系的纽带。除了各国的国都之外，大大小小有名的都市不断涌现，它们基本上都是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

这些大城市都位于陆路和水路交通的纽带上，不但城市的规模较大，人口也十分密集。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原因有很多，如原来城中人口的自然繁衍，由于战争的需要而驻守军队等。但是商业的发展对城市人口的增加，起的却是举足轻重的作用，影响非同一般。

四通水道

战国时期的城市建筑构件已十分科学。这件四通水道的出土，说明当时的人在城市用水处理方面已经十分先进。

以当时齐国的都城临淄为例，有人口七万户。若以每户五口计，人口达到了三十五万之多。所以不难想象当时街道上的繁华景象，车水马龙，行人拥挤塞路。用战国人的话说就是：“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据考古发现佐证，齐国故城临淄包括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小城在大城的西南方，其东北部伸进大城的西南隅，两城衔接十分巧妙。大城南北近九里，东西七里左右，是官吏、平民以及商人居住的城。小城南北四里，东西近三里，是国君居住的宫城。两城总面积达六十余平方里，正所渭“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

城内的交通与排水布局也比较规整科学，最宽的道路有十七米，最狭窄的道路也有四米。城内的主要排水系统有两处，大小城各一条，将天然的河流、城壕和城内的河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排水网。城里已经发现有冶铁、炼铜、铸币、制骨等各种手工业作坊多处。据有关文献记载，那时的临淄城店铺毗邻，店门外高高飘着各种招徕客人的小旗子，有卖酒的，有兑换金钱的，有弹琴下棋的，有斗鸡走狗的。四方土特产、手工业产品齐集市上，有行商，也有坐商，交易繁忙，买卖兴隆，一派热闹繁荣的景象。

商业集散地都邑发展的同时，联系各个集散地的交通网道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四通八达的道路形成了一个交通贸易网，各地物资交流非常活跃。无论是北方特产的大马牲畜，还是南方特产的羽毛、丹青，亦或是东方特产的渔盐海产，西方特产的皮革，都可以在中原地方买到。

文化与生活

战国时期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创造活动十分丰富活跃，诸子百家的互相争辩和设坛讲学，使得思想学术空前繁荣。科技也有所发展，天文、医学等领域都取得辉煌成就。此外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音律和绘画的进步，百姓的精神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百家争鸣

战国时期的长期兼并战争，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袭贵族千余年来对土地和知识的垄断权丧失了，平民阶级（包括奴隶）通过军功掌握了权力。私学的大量涌现，让平民也有了学习知识的机会。一个人的权务，不再取决于他的祖先是不是贵族，而决定于他自己的思想和能力。中国所有的古哲学思想和文化创造，几乎都在这个时代中萌芽成长。最主要的有四大学派，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此外还有阴阳家、名家、农家、杂家和兵家等。诸子百家到处宣传他们的思想，互相争辩和收徒讲学，使思想学术进入了空前的辉煌时代。

孟轲好辩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为孔子所创。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伦常，曾遭到墨、法、道等学派的激烈批判，但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因此儒家文化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得以绵延至今。

《孟子》书影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儒家学派对中国人的影响至为深远，继它的创造人孔子以后，孟子将儒家学派的理论体系发展得更为完善。

孟子名轲，邹国（今山东邹城）人，是孔子的第四代门徒，后世尊称他为亚圣。孟子小时候非常调皮，母亲为了让他接受好的教育，花了不少心思。刚开始他们居住在一片墓地附近，孟子就对丧葬之礼熟稔在心。他母亲觉得这里不适合孩子居住，于是带着孟子搬到了一个集市附近。在这里孟子又学起了商人做生意的样子，母亲知道后，又带着他搬到了一所学校附近。在这里孟子开始变得守秩序、懂礼貌、喜欢上了读书。孟子的母亲很满意地点着头说：“这才是适合居住的地方呀！”后来“孟母三迁”的故事为历代的人们所称道，就流传了下来，用以说明人应该要接近好的人、事物，才能学习到好的习惯。孟子最主要的政治思想，就是“性善论”“王道”和“仁政”。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他说：“莫之为而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就是说，没有人去做而自然做出来的，就是天意；没有人去招致而自然到来的，就是命运。他还说，只要充分扩张善良的本性，就懂得了人的本性；懂得了人的本性，就懂得天命了。这样就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能够顺应“天命”了。孟子还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即五百年左右会出现一个“明君”“圣人”，然后周而复始地循环。

孟子认为，人一生下来便具备四善：仁，恻隐之心；义，羞恶之心；礼，辞让之心；智，是非之心。而君子能够一直保存这四善。所谓王道，即尊崇尧、舜、禹、商汤、周公和孔子，尊崇先王圣人之道。而王道的核心，就是要施仁政，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曾对齐宣王说：“假如大王有一个臣下要去楚国，将他的妻子儿女托付给他的一个朋友照料。等他回来时，却发现自己的妻子儿女在挨饿受冻，他应当怎样对待这个朋友呢？”齐宣王回答说：“跟这个朋友断交。”孟子接着说：“长官管理不好属下，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那就罢免他。”孟子说：“全国都没有得到治理，那又该怎么办呢？”齐王不敢正视孟子，扭头看着左右侍从，说起别的事情来了。

孟子反对兼并战争，认为应该对那些提倡富国强兵，能征善战的国君、将领施行最重的刑罚。强调道德修养才是搞好政治的根本，即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荀卿守正

荀子虽然是韩非子和李斯的老师，但他本人却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只是他的观点和孟子大相径庭。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赵国猗氏（今山西临猗）人，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对重整儒家典籍也有较大的贡献。因为提倡性恶论，常被拿来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

荀子的思想偏向经验及人事方面，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重视人为的努力。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之后提出了“礼”，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本恶，需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

《荀子》书影

《荀子》论题鲜明，语言丰富多彩，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

现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哲学、逻辑、政治、道德等许多方面的内容。

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他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要兴旺，就必须重视教师的作用，同时对教师提出严格要求，认为教师如果不给学生做出榜样，学生是不能躬行实践的。

庄周梦蝶

道家的始祖是老子。传说孔子还曾到周朝向老子探询过关于《周礼》的若干细节问题，老子则用一种教训的语气回答道：“你问的那些人，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剩下了言论。英雄人物遇到可以施展抱负的机会，就应该立即献身。没有这种机会时，也不必勉强追求。我认为有钱的商人要像没钱的人一样，有才能的人不必外表精明。把你的骄傲去掉，再把你的欲望去掉，这些东西对你无益。”

这一段话答非所问，但恰恰说明了老子的思想——不要作为，任凭事物自然发展。在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中，这种清静无为的思想被表述得淋漓尽致。老子认为，无为即是有为，自然就是一切规律，什么事都不做，就是已经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的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名周，宋国人，其出身可能是没落贵族，曾在家乡做过管漆园的小官，没多久就归隐了。庄子愤世嫉俗，生活很穷困，却不接受楚威王的重金聘请，在道德上非常廉洁、正直。他一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则充满着对当时世态的悲愤与绝望。从他退隐、不争、率性的表象上，可以看出庄子是一个对现实世界有着强烈爱恨的人。

庄子的虚无主义比老子更加消沉，反对对任何事情认真，认为世上根本没有真，是非无法肯定，善恶也无法肯定，所以不必发扬善反对恶。不但抽象的事物如此，庄周认为他自己这个人是否存在，同样也无法肯定。相传有一天，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飞来飞去，十分快乐。醒来之后，他感到很迷惑，弄不清是他在梦中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在梦中变成了他。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是庄子的主要思想。他把生死、贫富、饥渴、寒暑等都说成是命中注定的，认为理想的境界当是超脱人世的所谓“至人”。这种人水火伤害不了，活也无所谓，死也无所谓，随随便便地来，随随便便地去，没有忧患，没有利害烦恼，可遨游太空，达到理想境界。庄子的妻子死时，他曾敲起瓦盆歌唱道：“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表达了对生死无所谓的超然态度。

庄子的哲学思想和老子一样，也以“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源，他发展了老子哲学的消极部分。“道”本身既是有情有实的，又是人们看不见摸不着的。“道”是根本，天地还没有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了。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终了，谁也不知道。鬼神、上帝、天、地都是由“道”生出来的，自然界的万物也是由“道”生出来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永恒的、绝对的、无变化的；而万物是暂时的、相对的、有变化的。“道”无所不在。

庄子的“道”和老子有不同的地方，老子的“道”是客体的，庄子的“道”是指人的主体精神，认为人只要自以为精神上得了“道”，就可以与“道”同体。“道”既然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也就存在于“我”，“我”就是“道”，“道”就是“我”，世界就成为“我”的主观观念的产物。

庄子的文章，文字汪洋恣肆，意象雄浑飞越，想象奇特丰富，情致滋润旷达，给人以超凡脱俗与崇高美妙的感受，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的文章体制已脱离语录体的形式，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可以说，《庄子》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其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尤为后世传颂。庄子一生洁身自爱，始终过着清贫的隐居生活，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奇葩。《庄子》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因此庄子不但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庄子

庄子的学说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被称为“老庄哲学”。

《庄子》中还有很多寓言故事，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例如惠施在梁国做宰相，庄子于是去梁国看这位好朋友。有人报告惠子说：“庄子来梁国是想取代您的相位呢。”惠子很惶恐，便派人在国中搜了三日三夜。正在为找不到庄子发愁的时候，庄子居然从容地来拜见他了。庄子说：“南方有一只鸟，它的名字叫作鹓雏，你有没有听说过？这只鹓雏展翅而起，从南海飞向北海，不是梧桐它不栖息，不是精致的食物它不吃，不是醇美的泉水它不喝。这时有只猫头鹰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一只腐烂的老鼠，恰好鹓雏从头顶飞过。猫头鹰看到后，急忙护住自己的腐鼠，仰头看着鹓雏说：‘吓！’现在您也想用您的梁国来吓我吗？”

还有一次，庄子带着弟子出外访友，夜间留宿在朋友家中。主人很高兴，命儿子杀鹅款待。他的儿子问：“一只鹅会叫，一只鹅不会叫，我应该杀哪一只呢？”他父亲说：“当然杀那只不会叫的了。”第二天庄子带着弟子出了朋友的家门，没走多远，弟子便忍不住问道：“昨天在山中，有树木因为不成材而得以终老天年，现在这朋友家的鹅却因为不成材而被杀，弟子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庄子回答说：“成则毁，锐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厚，不肖则欺。怎能免累呢？只有道德之乡才逍遥啊！”弟子回答说：“人应像鹌鹤一样起居，以四海为家，居无常居，随遇而安；像鸟一样饮食，不择精粗，不挑肥瘦，随吃而饱；像飞鸟一样行走，自在逍遥，不留痕迹。”庄子微笑着点点头。

又有一次，庄子独自骑着匹瘦马，慢慢地行走在通向楚国的古道上，他看到哀鸿遍野，骷髅遍地，一派兵荒马乱后的悲惨景象。夕阳西下，庄子走到一棵老树下，想找块石头坐下休息，忽然看到旁边露出一个骷髅。庄子拿过来，问它道：“先生是贪生患病而落到如此地步的吗？还是国破家亡、刀斧所诛而落到如此地步的呢？先生是因有不善之行、愧对父母妻子而自杀才落到如此地步的吗？还是因冻馁之患而落到如此地步的呢？抑或是寿终正寝所致？”说完，拿过来枕在上面就睡着了。半夜时分，骷髅出现在庄子梦中，说道：“先生，刚才你所谈的那些情况，皆是生人之累。你想知道死后的乐趣吗？”庄子回答说：“当然。”骷髅说：“无君于上，无臣于下，无四时之事。从容游佚，以天地为春秋。即使南面称王之乐，也不能与此相比。”庄子不信，问道：“如果让阎王爷使你复生，将你的亲朋妻儿都还给你，你还愿意吗？”骷髅现出愁苦的样子说：“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历史文献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庄子·秋水》

列子御风

列子，名寇，又名御寇，是继老子和庄子之后又一位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学识以老子为本，主张清静无为。列子贵虚尚玄，修道炼成御风之术。庄子《逍遥游》中记载其“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

列子因为穷而常常面有饥色，却拒绝郑国暴虐的执政者子阳馈赠的粮食，他主张应摆脱人世间贵贱、名利的羁绊，顺应大道，淡泊名利。列子终生致力于道德学问，在郑国隐居四十年，先后著书二十篇，现存八篇，其中有寓言故事百余篇，篇篇意味深长，发人深省。如《列子学射》《纪昌学射》和《薛谭学讴》三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时，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真正的本领是从勤学苦练中得来的；知识技能是没有尽头的，不能只学到一点就感到满足。又如《承蜩犹掇》告诉我们，曲背老人捕蝉如神的技艺源于他的勤学苦练；情节更离奇的《妻不识夫》则说明，一个人是可以移心易性的。

兼爱非攻

墨家的人多来自社会下层，十分重视艰苦实践。墨家纪律严明，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按照墨家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如果没有办法推行就要辞职。做官的墨者还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当首领的更要以身作则。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思想、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因此大多数都是有知识的劳动者。墨者勇于吃苦耐劳，严于律己，将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墨家学派是由鲁国人墨翟开创的，他被后人尊称为墨子。

墨家学派的代表思想就是博爱与和平，反对浪费，反对享受，更反对侵略。他们认为儒家尊崇的一切繁文缛节都是犯罪。墨家有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节用和节葬。

墨子曾经提出许多问题，例如：为什么在街上杀一人是犯罪，在战场上杀一万人是英雄？为什么抢夺别人的鸡鸭是盗贼，抢夺别人的国土是名将？为什么一个人死后要用活人殉葬？为什么埋葬一个死人要花费许多钱财？为什么父母死了，儿子要守丧三年，不去劳动，却要平白受人供养？

这些问题说明了墨子务实的思想。因此当孔子的信徒在各国间游说宣扬自己的信念时，墨子的弟子却在努力耕田。

《墨子》书影

《墨子》一部分记载了墨子言行，阐述了墨子思想。另一部分则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

墨子死后，他的门徒把他生前的言论编纂为一本书，命名《墨子》，作为墨家学派的经典。他的信徒都自称墨者，组成小的团体，首领被称为巨子。

后期的墨家充分肯定人的认识能力，认为通过感官与外界事物接触就能获得知识。他们认为知识的来源有“闻知”“说知”“亲知”三条途径。“闻知”是听别人传授的知识；“亲知”是自己亲身经历得来的知识；“说知”是思维推理得来的知识。他们认为在室内而不直接接触事物得来的知识，即是判断推理，有理性认识的意思，在认识论上比墨子进了一大步。

在此基础上，墨家还提出了一整套逻辑思想和方法。当时盛行“辩”，他们提出概念要准确，要能充分表达事物的含义；理由要充分，要用同类的事物或概念进行类比、类推，不能把不同的事物或概念进行类比、类推。概念应该适应于事物的变化，不要强求别人承认自己的论证等。

后期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学在对名家的批判中得到发挥。他们给空间和时间下了比较确切的定义，“宇”是空间的总称，“宙”是时间的总称。空间包括东、西、南、北、中一切方位，时间包括古、今、日、夜所有历程。空间有远近，时间有先后。这看来好像是很普通的道理，可却是针对名家的诡辩说的，很有意义。墨家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应该说和他们许多人亲身掌握生产技能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有直接的关系。

以法代礼

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原有的界限被打破，大国之间互相侵略兼并，各个国家都想要在这种残酷的竞争中保全自己的国家，因而就需要有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实力。而要有这样的实力，就要强化国家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为自己鼓吹的统治方略提供的理论依据，构成了法家的主要思想。法家的历史哲学观相对于其他哲学流派完全是一种全新、革命的观点。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精神而闻名，并提出了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在法理学方面作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等关系作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但是法家也有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等。

历史文献

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祗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掘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总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刿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谮而不让；闳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躁人间，则见以为诞；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

——《韩非子·难言》

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子。韩非是韩国的贵族，据说他有口吃，不善言谈。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韩非将自己的见解写成了《孤愤》和《五蠹》，秦王嬴政读后极为赞赏，急切地下令攻打韩国。韩王本来不任用韩非，在形势急迫的情况下，便派韩非出使秦国。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加以陷害，致使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强调只要制定了“法”，就必须严格执行，任何人都不能例外，而且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韩非虽然死了，但其理论并没有被嬴政摒弃。

韩非认为，作为国家，谁的力量大就能实施兼并，因此必须要富国强兵。要实现富国强兵，就要实行法治，要实行法治，就要批判儒家的仁义。

韩非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就是以官府的宪令作为法治的依据，人人都要遵守。“法”是规矩，是准绳，不能离开，更不能任意行事。他主张大力宣传“法”，要让“卑贱”的人都知道，无论什么人都不能犯“法”。为了行“法”，不惜设重刑。

历史细读

惠施的友人田需一度受到魏王的器重和宠用，惠施告诫他说：“你一定要好好对待魏王身边的人。比如那杨树，横着栽下能生存，倒着栽下能生存，折断栽下它也能生存。但是如果有十个人栽它而只有一个人拔它，那么它就难以生存了。十个人栽这一易生之物，却抵不过一个人的破坏，原因就在于栽起来困难，而拔除它很容易。你今天虽然能使自己受器重于君王，但如果想要除掉你的人多了，你一定会很危险。”

韩非说，“术”是国君驾驭群臣的手段，是一种权术。而这“术”是不能让人知道的。商鞅行法，之所以数十年没有能够成就帝王的事业，在韩非看来，就是因为没有掌握“术”，“法”也就不能施行了。

韩非的哲学思想继承了老师荀子的传统，批判地改造了老子“道”的思想，把“道”说成是自然界的本身和运动着的规律。他认为自然界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的，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他非常反对天命鬼神，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就是十个尧那样的“圣人”，也不能使农作物在冬天里长出一株穗来，因此迷信鬼神是国家将亡的一种征兆。

对于韩非的这些思想，秦王嬴政在拜读了他的著作后也不由得感慨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慎到是战国时期法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赵国人。他早年学黄老道德之术，把道家学说向法家理论方面发展。曾在齐国的稷下讲学，受上大夫之禄，负有盛名。他受老子影响，认为“道”的本质是万物相等。他是法家中主“势”的一派，提出了集权的主张，在政治上把权势放到了第一位。他把君主的权势看作行法的力量，认为有了权、有了法，一个平凡的君主就可以无为而治天下。贤能和智慧并不足以服众，权势地位则能够使贤者屈服。慎到尊君，但并不主张独裁，这和申不害不一样。他反对治理国家的关键全在于君主一人，国家兴亡的责任亦非属个人。他强调遵循“天道”，并指出“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之者，因人之情也”，这带有较浓的道家色彩。慎到将自己的主张归纳为《慎子》一书，《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四十二篇，现仅存残本。

名家

战国时期，“诸侯异政，百家异说”，思想极为活跃，以逻辑与认识论问题为讨论内容的名辩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名家着重于讨论“名”与“实”的关系，也就是事物的名称和事物本身的关系，往往在事物的名词、概念和逻辑的分析研究上下工夫，当时人称他们为“察士”或“辩者”，“名家”是汉代人叫出来的。

宋国人惠施是名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和墨家一样，曾努力钻研宇宙万物构成的原因。他的著作今已失传，只有《庄子·天下篇》中保存了他的十个命题。这十个命题主要是对自然界的分析，其中有些含有辩证的因素。他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大一”是说整个空间大到无所不包，不再有外部；“小一”是说物质最小的单位，小到不可再分割，不再有内部。惠施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变动之中，比如说太阳刚升到正中，同时就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生下来，同时也就开始走向死亡了。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事物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但是他无条件地承认“亦彼亦此”，只讲转化而不讲转化的条件。

对于惠施的哲学思想，人们至今依然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与庄子的那一场辩论。庄子和惠施在濠水的桥上游玩。庄子说：“小鱼悠闲地游出来，这是鱼的快乐啊！”惠子问：“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庄子回答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呢。”惠子辩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由此而推论，你既然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很明显的了。”庄子回答说：“请把话题从头说起吧！你说：‘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云云，就是你知道了我的意思而问我，那么我在濠水的桥上也就能知道鱼的快乐了。”

惠施的学问很渊博，魏王经常听他讲学，十分赞赏他的博学。一年魏国的宰相死了，魏王急召惠施。惠施接到诏令立即起身，日夜兼程直奔魏国都城大梁。途中一条大河挡住去路。惠施心里记挂着魏王和魏国的事情，心急火燎，结果失足跌落水中。眼看就要沉入水底了，幸亏一个船家赶来，才救了惠施一命。

船家问道：“既然你不会水，为什么不等船来呢？”惠施回答说：“时间紧迫，等不及了。”船家又问：“什么事这么急，让你连安全也来不及考虑呀？”惠施说：“我要去做魏国的宰相。”

船家笑得差点从船上栽下去，露出鄙视的神情对惠施说：“看你刚才落水的样子，可怜巴巴地只会喊救命，如果不是我赶来，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像你这样连凫水都不会的人，还能去做宰相吗？真是太可笑了。”惠施听了这番话十分气恼，很不客气地对船家说：“要说划船、凫水，我当然比不上你。可是要论治理国家、安定社会，你同我比起来，大概只能算个连眼睛都没睁开的小狗。凫水能与治国相提并论吗？”

公孙龙

公孙龙为平原君的门客，因其《白马论》而一举成名，强调“名”是绝对的、不变的。

惠施作为战国时期“名辩”思潮中的思想巨子，公孙龙与他共同将名辩学说推向了顶峰。

公孙龙是赵国人，曾经是平原君的门客，因《白马论》一举成名。当时赵国的马匹流行烈性传染病，导致大量马匹死亡。秦国战马很多，为了严防这种瘟疫传入秦国，就在函谷关口贴出告示：“凡是赵国的马都不能入关。”

一天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前。关吏说：“你可入关，但马不能入关。”公孙龙辩道：“白马非马，怎么不可以入关呢？”关吏说：“白马是马。”公孙龙讲：“我公孙龙是龙吗？”关吏愣了愣，但仍坚持说：“按规定不管是白马黑马，只要是赵国的马，都不能入关。”公孙龙道：“‘马’是指名称而言，‘白’是指颜色而言，名称和颜色不是一个概念。‘白马’这个概念，分开来就是‘白’和‘马’或‘马’和‘白’，这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譬如说要马，给黄马、黑马都可以，但是如果要白马，给黑马、给黄马就不可以，这证明‘白马’和‘马’不是一回事呀！所以说‘白马’就不是‘马’。”

关吏越听越茫然，被公孙龙这一通高谈阔论搅得晕头转向，如坠云里雾中，不知该如何对答，无奈之下只好让公孙龙和白马都过关去了。

公孙龙的哲学思想不像惠施那样强调“实”是相对的、变化的，而是强调“名”是绝对的、不变的。

阴阳家

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齐国人邹衍，他曾是燕昭王的老师，游历过魏、赵、燕、秦等国。《邹子》一书共四十九篇，但今已失传，只有从秦汉时期他人的著作中才能了解到邹衍的思想。

邹衍的学说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天论，二是地理学说，三是阴阳五行的五德终始学说。阴阳五行本是解释宇宙的哲学思想。五行分别是水、火、木、金、土。不同的二物在一起能发展，相同的东西在一起就不能发展，这五种物质合起来则可以造成百物、万物，以至发生无穷的作用。这是关涉到宇宙构成的学说，还属于朴素的五行说。邹衍扩大了这五行学说，成为阴阳五行家。

依据当时的地理知识，邹衍称中国为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外面是大洲大海。这个说法虽然不着边际，但也扩展了人们的空间概念。

邹衍将金、木、水、火、土与“五德”相联，与天的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相呼应。“五气”相胜，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一气胜一气，循环往复。与此对应，“五德”也循环往复，相代而兴。每一个朝代相当于一个“德”，一切制度设施都要和这个“德”相应。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宗教迷信的神秘色彩提出了皇权神授的观点。

纵横家

纵横家多为策辩之士，是中国最早也是最特殊的外交家。

纵横家们在国力富足的基础上利用联合、排斥、利诱等办法不战而胜，或以较少的损失争取较大的利益。

战国纵横家书

纵横家们或合众弱以攻一强，或事一强以攻诸弱。他们对人类智慧的超常创造和发挥，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影响极为巨大。

他们的智谋、思想、手段、策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创造的智慧是后世无法超越的。纵横家人物多出身贫贱，他们以布衣之身、用三寸之舌退百万雄师，或者解不测之危，非常有智慧。纵横家的始祖为鬼谷子，他是春秋时期的人，以隐居于鬼谷而得名。追随鬼谷子学习纵横术的人有很多，著名的人物主要有苏秦、张仪、甘茂、司马错、乐毅、范雎等。《战国策》记录了这些纵横家们的活动和言行。

杂家

杂家，顾名思义，就是各家的学说兼而有之。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治国主张与理论。为了打败其他流派，各学派或多或少地会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和观点，或以攻诘对方，或以补充自己学说的缺陷。可是任何一个流派也都有其特色与长处，而“杂家”便是充分地利用这个特点，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吕氏春秋》就是杂家的集大成之作。

《吕氏春秋》是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集体编纂的，又名《吕览》，在前239年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前夕。《吕氏春秋》写成之时，吕不韦把此书放在咸阳市门，无论诸侯游士，有能增减一字者，悬赏千金。

《吕氏春秋》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其内容驳杂，有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等各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吕氏春秋》的编著目的就是为了集各家之精华，成一家之思想，那就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据吕不韦说，此书对各家思想的取舍完全是从客观出发，对各家都抱持公正的态度，并一视同仁。因为“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没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

马王堆帛书老子《道德经》

稷下学宫的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各家各派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此帛书为《道德经》，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

《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分为《孟春纪》《仲春纪》《季春纪》《孟夏纪》《仲夏纪》《季夏纪》《孟秋纪》《仲秋纪》《季秋纪》《孟冬纪》《仲冬纪》《季冬纪》。每纪都是五篇，共六十篇，使用十二月令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现存六十三篇，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三十六篇，杂论各家学说。

值得一提的是，“杂家”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它也并不自命为“杂家”学派。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

群英汇于齐鲁

在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稷门（西边南首门）的附近，设有中国古代最早的学术活动和政治咨询中心——稷下学宫。齐宣王在位时扩置学宫，招揽天下贤士近千人，任其“不治而议论”，其中七十六人被尊为“上大夫”。著名的有彭蒙、田骈、慎到、宋钘、尹文、兒说、邹衍等。邹国的孟轲和赵国的荀况，也曾先后到稷下学宫游学。孟子在齐威王和齐宣王时两度游齐。荀子在齐襄王时游学稷下，并多次出任学宫主持人——祭酒。

稷下学宫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等百家之学，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历时约一百四、五十年，逐渐形成一个具有一定倾向的学派，后人称为“稷下学”。各家在稷下自由讲学、辩论，各自著书，言治乱之事，向君主提出建议，促进了百家争鸣的开展和学术文化的繁荣。

赵国的慎到，早年学黄老道德之术，把道家学说向法家理论方面发展，曾在齐国的稷下讲学，受上大夫之禄，负有盛名。齐国的彭蒙、田骈，他们的学说也都有道家倾向，均在稷下讲学。他们主张“齐万物以为首”“贵齐”，强调事物的齐一、均齐。认为对万物应取“莫之是，莫之非”的态度，“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主张因循自然，不置可否，齐一万物。还提出行不教之教，认为“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

宋钘是宋国人，其思想受到道家和墨家的影响，主张以“宽”“恕”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原则，“设不斗争，取不随仇”，“见侮不辱，救民之斗”。主张在国与国之间“禁攻寝兵，救世之战”，禁止攻伐，息止兵事，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提出“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认为只有破除了见侮为辱、以情为欲等偏见，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力图从主观上清除荣辱、誉非、美恶的界限，要求做到“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荣辱等是属于外在的东西，不应以之妨害内心的平静，即使身陷牢狱之中，也不以为羞耻。如能做到人人“见侮不辱”，即虽然被侮，但不以为耻辱，这样就不会互相争斗，能够“救民之斗”，天下便安宁了。

科技、文学与生活

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天文方面主要表现为二十八星宿体系的形成，医学方面则是中医体系逐步建立，当时的数学知识也日益丰富，很多科技知识和学科在这个阶段萌芽。

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十分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风格各异的诗赋，影响十分深远。

天文和历法

战国时代通用的天文历法叫作四分历，是春秋末年开始有的。这种历法将一年分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规定每十九年置七个闰月，一个朔望月为二十九天半多。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历法。

战国时代有名可考的天文学家，齐国有甘德，魏国有石申，楚国有唐昧，赵国有尹皋。其中以甘德和石申在天文学上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甘德写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写有《天文》八卷，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成为一部，称为《甘石星经》。

《甘石星经》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天文学著作，可惜它在宋代以后就失传了，今天只能从唐代的天文学书籍《开元占经》里见到它的一些片断摘录。这些片断摘录表明，甘德和石申曾系统地观察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发现了五大行星出没的规律。记录了八百颗恒星的名字，测定了一百二十一颗恒星的方位。后人将甘德和石申测定的恒星记录称为《甘石星表》，这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恒星表，比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测编的欧洲第一个恒星表大约早二百年，在中国和世界天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为了准确地计时，战国时还创造了一种在中国一直使用到明清时代的“滴漏”。这些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十分先进的。

扁鹊针刺行医图

扁鹊具有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他遍游各地行医，而且医学知识十分全面，无所不通，很快名扬天下。扁鹊还被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对中医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

医学

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著作是《内经》。《内经》因假托是黄帝所作，故又称《黄帝内经》。实际上这部医学经典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许多医学家长期积累的成果，它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

《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又称《针经》）两大部分。《素问》和《灵枢》各有九卷八十一篇，合为十八卷，一百六十二篇。《内经》在我国古代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指导下，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人体生理学、病理学、病因学、诊断学等，介绍了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等三百余种病候，以及对这些疾病所应该采取的汤液、针灸、按摩等治疗方法。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医学的必读之书。

战国时期，有一位伟大的医学家，名叫扁鹊。扁鹊本名秦越人，齐国人，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被尊为医祖。

据说扁鹊看病行医有“六不治”原则：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的人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的人不治；四是病深不早求医的人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的人不治；六是相信巫术而不相信医道的人不治。扁鹊在总结前人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总结出望、闻、问、切的诊断疾病的方法。在这四诊法中，扁鹊尤擅长望诊和切诊。他遍游各地行医，声名大震。

相传有一次扁鹊路过虢国，见到那里的百姓都在进行祈福消灾的仪式，就问是谁病了，宫中术士说，太子死了有半日了。扁鹊问明详细情况，认为太子患的只是一种突然昏倒不省人事的“尸厥”症，鼻息微弱，像死去一样，便亲去察看诊治。他让弟子磨研针石，刺百会穴，又做了药力能入体五分的熨药，用八减方的药混合使用之后，太子竟然坐了起来，和常人无异。继续调补两天后，太子完全恢复了健康。从此天下人都传言扁鹊能够“起死回生”，但扁鹊否认说，他并不能救活死人，只不过能把应当活的人的病治愈罢了。

还有一次扁鹊拜见蔡国桓公，扁鹊说道：“君王您的皮肤表面有病，如果不治恐怕会深入体内。”蔡桓公认为扁鹊想故意卖弄自己的医术，很不高兴地说道：“我没有病。”扁鹊出去后，桓公对身边的人说：“医生就喜欢治疗没有病的人，想以此来邀功。”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桓公说：“您的病在肌肤里了，如果不治恐怕会更深入体内。”桓公这回连话都没说，扁鹊只好出去。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蔡桓公说：“您的病在肠胃里了，如果不治恐怕会更深入。”桓公还是不予理睬。过了十天，扁鹊望见到桓公就回头跑开了。桓公很是纳闷，派人去问他原因。扁鹊说：“病在皮肤表面的时候，汤剂和熨敷就可以治疗它；在肌肤里的时候，用银针和石针就可以治疗它；在肠胃的时候，用火剂汤就可以治疗它；在骨髓的时候，那是掌管性命之神所管辖的地方，就无可奈何了。”过了五天，桓公身体疼痛，派人去找扁鹊，扁鹊已经逃往秦国去了，桓公很快就死了。

扁鹊到秦国后去拜见秦武王，当时秦武王正在患病，就把病情告诉了扁鹊。扁鹊建议及早医治，可是武王左右的大臣却提出异议，说：“君王的病在耳朵的前面，眼睛的下面，未必能治好，弄不好反而会使耳朵听不清，眼睛看不明。”秦武王把这话告诉了扁鹊，扁鹊听了很生气，把治病的砭石一丢，说：“君王同懂医术的人商量治病，又同不懂医道的人一道讨论，干扰治疗。凭着这件事就可以了解到秦国的内政如何了，如此下去，君王随时都会有亡国的危险。”

秦武王听了觉得有道理，可要不要让扁鹊给自己治病，心里还是拿不定主意。秦国太医令李醯见状，因为忌妒扁鹊的医术，就设计把他害死了。

离骚楚风

先秦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伟大的诗人，他们的文学成就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和伟大的政治家。他的代表作主要是《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其中《离骚》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

屈原出生于楚国的贵族家庭，因为家族衰落，屈原只担任了楚国的大夫。屈原是楚国贵族中的杰出人才，精通历史、文学，洞悉各国形势和治世之道。他二十多岁就做了楚怀王的左徒，对内和楚王讨论国家大事，发布号令，对外接待宾客，应对诸侯。楚王还让他草拟法令，又让他出使齐国，联齐抗秦。屈原的开明政策，曾一度使楚国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楚怀王对屈原的信任以及屈原的改革精神和措施，却招来了楚国贵族大臣们的反对和忌妒。他们只知道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将国家的利益置之脑后，于是对屈原的诋毁之声终日围绕在怀王的周围，终于昏聩的楚怀王听信了谗言，渐渐疏远了屈原。

前304年，张仪由秦至楚，使得齐楚断了交。怀王发觉被骗后，派屈原出使齐国重修旧好。而此时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瓦解了齐楚联盟的活动，楚国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于是屈原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前299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楚怀王被秦国扣留，最终客死秦国。楚国人因为此事心里很是不平，屈原更是气愤，劝楚顷襄王搜罗人才，操练兵马，为国家和怀王报仇雪耻。屈原的话再一次招来了令尹子兰和靳尚等人的仇视，他们天天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楚顷襄王于是就把屈原革了职，放逐到了湘南。这是屈原第二次被放逐。

屈原第一次被放逐以后，有三年的时间没有见到楚怀王。他对国家竭尽了忠诚、智慧，可是却被奸佞遮蔽、阻挠。他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去见太卜郑詹尹，说道：“我心中有疑惑，想靠您帮助我解答。”詹尹就把策摆正，拂去龟壳上的灰尘，问道：“您有什么事，请说吧。”

《离骚》书影

《离骚》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浪漫主义抒情诗，神话传说的充分运用，更加强了《离骚》的浪漫主义气韵。《离骚》的语言吸收了部分楚国方言，颇有特色。

屈原道：“我应该勤勤恳恳，朴实忠诚呢，还是无止境地去应酬逢迎、往来周旋呢？我应该去锄掉茅草，勤劳耕作呢，还是去逢迎达官贵人以博取荣誉呢？我应该直言不讳以致使自己受到危害呢，还是随波逐流贪图富贵，苟且偷生呢？我该超越浊世，远举高蹈，以保持自己的本性呢，还是去巧言奉承，强作笑颜来侍奉一位女人呢？我应该廉洁正直以保持自身的洁白呢，还是圆滑世故、柔弱取媚于人呢？我应该像一匹千里马那样昂然翘首呢，还是像野鸭浮游一样，随波起伏，偷生全躯呢？我应该与骐骥抗轭并驾呢，还是尾随劣马的足迹呢？我应该与天鹅一道并翅高飞呢，还是去和鸡鸭争食呢？所有这些，究竟孰好孰坏，何去何从？人世混浊，没有一块干净之处。人们认为知了的翅膀很重，却把千斤的物体看得很轻；体庞音亮的大钟被人们抛弃不用，却敲起瓦钵让它发出雷鸣。谗佞者位高权重，十分显赫；贤仁之士却毫无地位，默默无闻。唉，我还能说什么呢，谁又知道我的廉正忠诚呢？”

詹尹听后，放下了手中的蓍草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事物各有不足之处，人的智慧也有不明的时候。占卜也有不能解答的问题，神灵有时也无法通晓。您就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事吧。我的龟壳、蓍草实在无济于事，占卜是解决不了您这些问题的。”

屈原于是天天在汨罗江（在今湖南东北部）一带徘徊，写着伤心的诗歌。一天，屈原在江边遇见了一名渔父。这名渔父对屈原说：“您不是楚国的大夫吗？怎么会弄到这等地步呢？”屈原说：“许多人都是肮脏的，只有我是个干净人；许多人都喝醉了，只有我还清醒着，所以被赶到这儿来了。”

这名渔父对他的话很不以为然，说道：“既然您觉得别人都是肮脏的，就不该自命清高；既然别人都喝醉了，那么您何必独自清醒呢！”屈原反驳说：“我听人说过，刚洗过头的人总要把帽子弹弹，刚洗过澡的人总是喜欢掸掸衣上的灰尘。我宁愿跳进江心，填在鱼肚子里去，也不能拿自己干净的身子跳到污泥里，染得一身脏。”

由于不愿意随波逐流，在前278年五月初五楚国都城被攻破的那天，屈原抱着一块大石头，跳到汨罗江里自杀了。附近的渔民没有找到屈原的尸体，便把竹筒子里的米撒下去，希望鱼儿吃这些米，不要咬食屈原。

五月初五从此被称为端午节。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每年的这一天举行划船竞赛和吃粽子，表示对屈原营救不辍。

屈原留下的长诗《离骚》，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对楚国的一草一木，都寄托了无限的深情，人们常把它与《诗经》并称。

另一位楚辞的集大成者是宋玉，也有人说他是屈原的弟子。宋玉又名子渊，战国时鄢（今湖北襄樊宜城）人。

宋玉的作品，流传至今的只有《九辩》  一篇。宋玉的成就虽然难与屈原相比，但他是屈原诗歌艺术的直接继承者。在他的作品中，物象的描绘趋于细腻工致，抒情与写景结合得自然贴切，在楚辞与汉赋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目录

秦 朝

千古一帝

身世之谜

登上王位

扫灭六国

集权统治

皇帝独裁

设三公九卿，废分封置郡县

严酷秦法

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规定车同轨、行同伦

北击匈奴

南服百越

行暴政祸国殃民

焚书坑儒

求长生不老药

阿房起，始皇亡

二世而亡

胡亥登基

沙丘之谋

杀兄弟屠忠良

揭竿而起

李斯自食其果

权臣赵高

指鹿为马

赵高杀二世

秦朝的遗产

秦长城

秦陵兵马俑

西 汉

楚汉争霸

入关约法

鸿门宴

霸王别姬

汉初风云

庶民皇帝刘邦

汉承秦制

强化政权

诱杀韩信，安抚功臣良将

打击老功臣萧何

英布造反

四皓保太子

临终托命

无为之治

采用黄老学说

萧规曹随

吕后专权

文景之治

周勃安刘

汉文帝即位

休养生息

崇尚节俭

虚心纳谏

为百姓祈福

减轻刑罚

以农为本

七国之乱

晁错削藩

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

汉武雄风

武帝政治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削弱相权

推恩令

刺史制度

兴办太学

增收措施

大力发展农业

盐铁官营和五铢钱

置均输，行平准

推行“算缗令”和“告缗令”

抗击匈奴

飞将军李广

卫青大战匈奴

霍去病封狼居胥

张骞通西域与丝绸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

丝绸之路

武帝拓边

匈奴与东北汉四郡

诸越内属

通西南夷

司马迁著《史记》

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大兴土木四处巡游

征伐过度

巫蛊之祸

轮台悔过

后宫宠妃

昭宣中兴

盐铁会议

昭帝明辨诈书

霍光大权在握

霍光另立新帝

盛极而衰的霍家

宣帝时期政通人和

减免租税和徭役

整顿吏治

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

匈奴分裂，纷纷来朝

昭君出塞

赵充国屯田，诸羌来降

设西域都护

社会经济的发展

铁农具、牛耕的普遍使用

兴修水利

冶铁业、丝织业和商业

西汉衰亡

王氏权倾朝野

命当大贵

王凤专权，五侯当朝

赵飞燕姐妹

姐妹入宫得专宠

众矢之的的许皇后

燕啄皇孙

成帝选皇储，“温柔乡”中丧命

王莽篡汉及改制

王莽篡汉

王莽改制

改革失败

东 汉

刘秀起兵与东汉中兴

刘秀复汉

兄弟起兵

昆阳之战

刘秀百骑定河北

托天命称帝

得陇望蜀，一统天下

云台二十八将

知人善用的邓禹

谦逊将军冯异

有志尚义的铫期

光武中兴

以柔治国

官职改革

防范宗室外戚

封禅泰山

儒学与谶纬

太子让位

明章之治

明帝刚柔并济

严治宗室、外戚

马援之女明德皇后

王景治理黄河

豪强地主庄园

外戚、宦官专权

窦氏临朝

窦太后听政

飞扬跋扈的窦宪

借宦官铲除窦氏

和帝宽缓为政

邓后独揽大权

邓氏入宫封后

邓氏揽权

安帝除邓氏

安帝之政

重用有道之士

正直之臣杨震

阎氏专权

顺帝时宦官得势

凭宦官之力继位

宦官十九侯

宦官干政

梁氏乱政

初露端倪

几经辗转的帝位

梁冀独霸朝政

借助宦官铲除梁氏

与边境各族和海外的交往

匈奴弱势

南匈奴与北匈奴

窦宪燕然山勒铭

经营西域

班超投笔从戎

班勇再通西域

与羌人、鲜卑、高句丽及海外交往

羌人起义

与鲜卑、高句丽等国修好

海外交往

桓、灵帝时期的腐朽统治

士大夫“清议”

第一次党锢之祸

桓帝后位三迁无子嗣

承明门之变

第二次党锢之祸

窦太后之死

卖官鬻爵

聚敛钱财

灵帝牡丹花下死

乱世而亡

黄巾起义

何进之乱

豪强纷起

董卓专权

汉献帝流离失所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曹丕称帝

东汉的文化、科技和医学

唯物论、佛教和史学

博学奇儒王充

班氏兄妹撰《汉书》

科技发明

蔡伦造纸

张衡发明浑天仪与地动仪

医学的发展

医圣张仲景

神医华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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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要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秦以前的中国，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只有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而其所辖的各地方，也已经不是封建性的诸侯列国并存，而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的行政区分了。因此讲中国传统政治，可以径从秦汉讲起，以前暂略不论。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

——钱 穆

秦  朝

千古一帝  大一统帝国  急政暴政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前221年，秦王嬴政吞并六国，结束了长期诸侯割据一方的政治局面，建立了一个以咸阳为国都、地域广阔的国家。其疆域东至东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

秦始皇即位后，兼采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他还规定皇帝自称曰“朕”。为了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他还取消了帝王死后臣子以其行为来定号的谥法制度。

秦始皇以秦国官制为基础，把官制加以调整和扩充，建立起一套新的政府机构。在这个机构中，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有左右二员，掌管政事。太尉掌管军事，不常置。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贰，掌管图籍秘书，监察百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分别是掌管具体政务的诸卿，其中有郎中令、中尉、廷尉、奉常、太仆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与诸卿议论政务，最终由皇帝裁决。在地方上，秦始皇采用李斯的建议，废除诸侯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度，把全国分为三十六个郡，以后又陆续增设至四十个郡。郡置郡守、郡尉和监御史。郡下设县，县置县令（长）、县尉、县丞。县下设乡，乡下有亭、里等，共同构成了一套严密的地方行政机构。这些郡县完全由中央和皇帝掌控，是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单位。

秦始皇消灭六国后，为了巩固统一，又对全国的文字、货币、度量衡等进行了统一。在统一文字方面，秦始皇下令以秦国的“小篆”作为规范化文字，推行全国。文字的统一，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统一货币方面，他规定以原秦币为基础，分为二等，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并规定铜钱圆形方孔。货币的统一，给货物贸易带来了方便，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统一度量衡方面，他以原秦国的度量衡制为基础，颁布全国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及标准器。度量衡的统一，也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秦始皇还规定了“车同轨”“行同伦”的政策，不仅方便了交通运输，更使人们的思想行为得到了规范。

为了巩固统治，秦始皇还颁布了严苛残酷的法律，对农民实行什伍编制。为了压制异端思想，秦始皇又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将除《秦记》、医药、卜筮、农书之外的文献典籍一律烧毁，并将非议朝政的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儒生活埋，史称“焚书坑儒”。

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三皇五帝，为了体现其至高无上与独尊的地位，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修造骊山陵和阿房宫。频繁的劳役使民众苦不堪言，繁重的修造工程造成民众的大量伤亡，再加上严酷的刑罚，沉重的苛捐杂税，更使得人们如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秦始皇死后，其子胡亥在赵高和李斯的合谋下登上皇帝位，即为秦二世。秦二世时政治更加黑暗，刑罚更为苛刻，使得秦王朝的灭亡加速。

前209年，陈胜、吴广首先领导农民起义，此后各地起义军不断涌现，并以刘邦和项羽领导的起义军最为强大。各地起义军群起，使得秦二世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赵高害怕秦二世罪责自己，于是先下手把秦二世杀了。秦二世被弑后，赵高又立子婴为王。不久，子婴又杀了赵高。后刘邦领导的起义军攻破咸阳，子婴投降，至此秦王朝灭亡 。

秦朝的横征暴敛，导致其迅速灭亡。秦朝灭亡后，反秦大军中又出现了分裂。项羽与刘邦之间展开了争夺天下的楚汉之争，最终汉胜楚败，分裂的局面又走向统一。

秦朝世系：秦始皇嬴政>>秦二世胡亥>>秦王子婴

秦朝大事一览表

时间 事件

前221年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自称始皇帝，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废分封、置郡县。

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

前219年 秦始皇前往泰山封禅。

前215年 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军三十万攻打匈奴。

前214年 秦始皇建筑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以防止匈奴的侵扰。

前213年 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

前212年 坑杀术士、儒生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

前210年 秦始皇出巡，途中患重病，崩于沙丘平台。

赵高、李斯合谋更改遗诏，立胡亥为太子，令扶苏、蒙恬自杀，史称“沙丘之谋”。

前209年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

前208年 赵高杀李斯。

前207年 赵高杀秦二世胡亥，立子婴为秦王。

前206年 刘邦率军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

千古一帝

秦始皇是建立中国统一封建王朝的第一人。他姓嬴，名政，以赵为氏，一说为吕不韦之子。因为在赵国出生，嬴政又被称为赵政。秦始皇十三岁继承王位，三十九岁统一中国，建立秦朝，自称始皇帝。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功过最受争议、气势最为霸道的帝王。他自认为功劳超过了三皇五帝，以睥睨天下之势，把“皇帝”的烙印深深地印在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身世之谜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帝王，是秦朝的建立者。他姓嬴，名政，是战国时期秦庄襄王的儿子，母亲名叫赵姬。据《史记》记载，赵姬原本是富商吕不韦的小妾。当时庄襄王作为秦国的人质住在赵国，那时他的名字还叫作异人，因姓赢，又叫赢异人。他对美貌非凡、能歌善舞的赵姬一见倾心。擅长察言观色的吕不韦敏锐地感受到这个异人（庄襄王）“奇货可居”，很快就与异人交上朋友，并献上美人赵姬。为了让异人将来能登上王位，他一掷千金。先送给异人五百金，让异人在赵国结交天下朋友。又拿出五百金购买奇珍异宝，然后亲自带到秦国以讨好太子安国君和其夫人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吕不韦经由华阳夫人的弟弟和姐姐见到了华阳夫人，并劝她收异人为义子。事后吕不韦并没有松懈，而是继续向华阳夫人的姐姐游说，让她对华阳夫人说，如果安国君能立异人为嗣，可使华阳夫人避免在年老时失宠。华阳夫人听后认为很有道理，就亲自接见异人。因为华阳夫人出生在楚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吕不韦采取“乡情攻势”，事先教异人身着楚服，说楚国的语言，加上异人本身的应对自如，华阳夫人深为感动，收其为义子，并令异人改名为“子楚”。又说服了安国君立子楚为嗣。如此一来，异人变成了安国君的继承人，在秦国的地位迅速提高。

吕不韦计说夫人

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禹州）的大商人，他在赵都邯郸见到入质于赵的秦国公子子楚（即异人）时，认为其“奇货可居”，遂予重金资助，并游说秦国太子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立子楚为嗣。后安国君继位为孝文王，子楚被立为太子。后子楚即位，任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

前259年，赵姬生下了嬴政。嬴政出生后，世人纷纷谣传其是吕不韦的儿子。由于身世不明，嬴政从小受了不少窝囊气，他性格中冷酷、苛刻、寡恩的一面正是这时形成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也就是说，他未发达时可以忍受别人激烈的言语，一旦跃居高位，便会翻脸无情。

安国君即秦孝文王死时，嬴政才九岁，异人作为太子也结束了自己的人质生涯，回到秦国光明正大地登上王位，是为秦庄襄王。嬴政也被立为太子。对于当初帮助自己争夺王位的商人吕不韦，庄襄王没有忘记其大恩，封他为丞相。

不过庄襄王仅仅在位三年就死了。前247年，年仅十三岁的嬴政继位。由于嬴政年纪尚小，所有国家大事均由其母后赵姬和相国吕不韦处理。

有一种说法是吕不韦之所以让嬴政称呼自己为“仲父”，是因为他认为嬴政是自己的儿子。直到嬴政成年之前，他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所有的事都要听从“仲父”的安排。庄襄王去世后，已身为太后的赵姬依然与吕不韦私通，后来又与宦官嫪毐勾结在一起，形成一派新的势力。对于这些，嬴政心知肚明，但他不仅没阻止，还要给这些人加官进爵，他心里的苦闷可想而知。但嬴政究竟是不是吕不韦的儿子，直到现在依然是个谜。

阳陵虎符

虎符是我国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调动军队的凭证，多以青铜 铸造，因其状呈虎形，故称。据考证，虎符均由左右两半组成，其右半由中央保存，左半则发给统领军队的将领。调动军队时，由帝王派出的使臣将符相合，方能调兵。图上虎符上的铭文为：

“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阳陵。”

登上王位

前251年，秦昭王死，太子安国君先服丧一年。前250年，安国君即位，也就是秦孝文王，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子楚为太子。孝文王在位仅仅三天便死了，子楚即位，也就是秦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庄襄王在位三年就去世了。

前247年，十三岁的嬴政登上了秦王的宝座。由于年少，国家大政由相国吕不韦把持。

吕不韦帮助嬴政清除了很多政治上的潜在威胁，包括嬴政的弟弟成蟜。吕不韦不仅独揽大权，还与太后（赵姬）私通。随着嬴政日渐长大，吕不韦的行为有所收敛，并献假太监嫪毐“侍候”太后，结果太后和嫪毐生下两子。假太监嫪毐亦以王父自居，自称“假父”，封长信侯，领有山阳、太原等地，网罗党羽，在雍城长年经营，建立了庞大的势力。

当时曾经割据一方的诸侯经过多年的争斗，一些小诸侯国已被大诸侯国所吞并。地处西部地区的秦国，由于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再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统治者颇具才能，因此已经成为势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可以说到嬴政继位时，秦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已具备了统一六国的条件。

前238年，二十二岁的嬴政在雍城蕲年宫举行冠礼。嫪毐动用玉玺发动叛乱，攻向蕲年宫。嬴政早已布置好了三千精兵，打败了叛军。嫪毐转而攻打咸阳宫，那里也早有嬴政的军队，嫪毐最终被捕获。嬴政将嫪毐五马分尸，曝尸示众，夷灭三族，嫪毐和赵太后所生的两个私生子被杀害。赵太后也被嬴政关入了雍城的萯阳宫。

不久嬴政又以失职为由免除了吕不韦的相职，把吕不韦放逐到巴蜀之地。两年后嬴政又派人给吕不韦送去书信，信中对吕不韦大加责问。吕不韦被迫服毒自尽。从此嬴政彻底扫清了对自己政权的威胁，成为了秦国名副其实的君王。

正史史料

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

——《史记·秦始皇本纪》

扫灭六国

嬴政举行冠礼后，开始亲理朝政。他除掉嫪毐，罢免吕不韦。当年他听从秦国贵族所言，下了《逐客书》要逐出六国食客，但被李斯的《谏逐客书》所阻。此后嬴政招揽人才，励精图治，准备统一天下。其手下能人众多，文臣有尉缭子、李斯，武将有王翦、王贲、蒙武和蒙恬，除此之外还有善于从事间谍活动的姚贾和顿弱。

前230年至前221年，嬴政采取远交近攻战略，开始兼并六国。先后于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灭韩、十九年（前228年）灭赵、二十二年（前225年）灭魏、二十四年（前223年）灭楚、二十五年（前222年）灭燕、二十六年（前221年）灭齐，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帝国。

秦始皇

秦始皇，姓嬴，名政，自称“始皇帝”，出生于赵国。在我国历史上首次完成了中国的大一统，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

秦王嬴政首先决定攻取赵国，因为在六国之中赵国的实力最强，是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但是赵国并没有那么不堪一击，秦国军队多次进攻赵国均被击退。在进攻赵国的同时，秦国对韩国采取扶植亲秦势力以从内部逐步瓦解的策略。前231年，韩国南阳郡“假守”（即代理郡守）腾，向秦国献出他所管辖之地。腾被秦王嬴政任命为内史，后又派他领兵进攻韩国。腾对韩国军队的情况一清二楚，所以进攻较为顺利，于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擒获韩王安，韩国就此灭亡。

前229年，秦国利用赵国发生天灾的机会，又派王翦率军进攻赵国。赵国派李牧、司马尚率军抵抗秦军，双方相持了一年。在这生死关头，秦国使出离间计：王翦用重金买通了赵王的权臣郭开，要他四处散布李牧、司马尚企图反叛的言语。赵王轻信流言，派人去撤换李牧。李牧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没有从命，赵王暗中派人处死了李牧、司马尚。赵王处死李牧，无疑为秦军亡赵除去了主要障碍。此后秦军如泄洪之水横扫赵军。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年），秦军攻下赵国都城邯郸不久，出逃的赵王迁献出本国地图降秦，但是赵国公子嘉却带着随从逃入代郡（今河北蔚县）称王。秦军一直到前222年攻占燕国之后才将他俘虏。

秦军攻打魏国筹划已久。前231年，魏景湣王迫于秦国的强大压力，主动向秦国进献出丽邑地方，以求缓兵。此时秦王嬴政正调动兵马准备向赵国发动进攻，不想分散兵力攻打魏国，于是就接受了所献之地，这使得魏国得以残存数年。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年），就在秦军主力南下攻打楚国的时候，秦王嬴政派将领王贲，领兵围攻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军紧关城门，只守不出。由于大梁城防异常坚固，秦军强攻无果。最后王贲采用水攻，派大批士兵去挖掘渠道，引黄河、鸿沟的水灌入大梁。三个月之后，大梁的城墙全被浸坍。魏王假投降，魏国就此灭亡。

在灭亡赵国的过程中，秦国大军已兵到燕国边境。燕国君臣胆战心惊，眼见秦国军队就要向自己杀来，却无力应对。燕国太子丹想用刺杀秦王的办法来化解危局，就派荆轲前往秦国以献上厚礼来接近秦王进行刺杀，时值前227年。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但是秦王嬴政差点被荆轲刺伤，于是秦王对燕国十分愤恨，立即增兵大举进攻。前226年，秦军攻下燕都蓟（今北京），燕王喜与太子丹逃往辽东郡。秦将李信率领秦军数千人，紧追太子丹至衍水。太子丹因潜伏于水中得以逃脱。后来燕王喜为求得休战，保住燕国不亡，就派人将太子丹处死，将其首级献给秦王嬴政。燕王喜逃往辽东以后，秦军就把主力调往南方，去攻打楚国。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王贲奉命攻打燕国在辽东的残余势力，擒获燕王喜，燕国灭亡。

处于南方的楚国，土地辽阔，物产丰富，号称拥有百万兵卒。但是楚国的内政总是生于贵族之间无休止的争权夺利之中，这种状况延续到战国末期时更加严重。前228年，楚幽王死亡，统治集团内部再次发生了夺权斗争。幽王的同母弟犹，即位为哀王。仅过了两个多月，就被他哥哥负刍的门徒杀掉了。负刍成为了楚王，楚王室摇摇欲坠。就在楚国发生内乱的时候，前226年，秦王嬴政不失时机地抽调秦军，南下进攻楚国，攻城略地，夺取了楚国大小城池十余个。前224年，秦国与楚国的决战前夕，秦王嬴政先派将领李信率军二十万攻楚，被楚军击败。后又派大将王翦率军六十万攻楚。王翦进入楚境后，并未立刻进攻。他总结了李信兵败的教训，采取屯兵操练、守城不出、麻痹敌人、以逸待劳的战略。这样一年多时间过去了，秦军对楚地渐渐适应，斗志高昂，体力充沛。而楚国部队士气不足，缺乏斗志，加上粮草不足，准备东归。当楚军撤走之时，王翦就抓住时机全军出击，一举打败了败楚军的主力，然后乘胜率兵南下，深入楚国腹地，杀死了楚军统帅项燕。接着秦军攻占了楚国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虏了楚王负刍。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楚国灭亡。

漆壶彩绘牛马图

此为木胎漆绘，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四十四号秦墓。壶高22.8厘米，腹宽24.2厘米，通体髹黑漆，颈部与圈足上各绘红漆一道。中部用红、褐漆彩绘，一面画《奔马飞鸟图》，另一面绘一牛。鸟的翱翔，烘托了骏马奔腾如飞之意。在画法上鸟、马、牛都用褐漆平涂，以红漆单线勾勒，使得形象异常逼真，表现出秦朝高超的漆绘艺术。

齐国是六国中最后一个被秦国消灭的国家。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嬴政命令王贲攻打齐国。当时的齐王建奉行其母亲的“谨事秦”的政策，不修战备，不思进取，更无治理好国家的能力。齐王建十六年（前249年），他的母亲君王后去世，后胜任丞相。秦国迅速展开收买丞相后胜的谋略，向后胜赠送了大量的钱财。后胜得了秦国大量的钱财后，就派大批宾客相继到秦国去。他们到秦国后，秦王又赠送给他们大量的金银珠宝，让他们回齐国充当内应。这批人从秦国回到齐国后，为亲秦积极地制造舆论。他们说齐王建应去朝秦，以表示归顺之心，又说秦齐是姻亲，用不着与秦国备战对抗，也用不着帮助其他诸侯国攻打秦国。就在这个时候，王贲率军攻齐，几乎如入无人之境，大军长驱直入，攻下临淄，齐王建向秦投降，齐国灭亡。

齐国的灭亡，使秦国走完了消灭群雄、统一六国的最后征程，结束了诸侯长期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疆域广阔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疆域，东至东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秦王嬴政兼采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尊号，宣布自己是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皇帝，即“始皇帝”，并希望后世万代承袭，递称二世、三世皇帝。

集权统治

秦始皇吞并六国后，天下归一，规定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称皇帝。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他采用李斯的主张，废除诸侯分封制。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大权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确立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在中央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等官职。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官职不相互隶属，一切政事由皇帝最终裁决。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度，全国划分为三十六个郡，后陆续增设至四十个郡，郡下设县。这样，皇帝就把统治全国各地的权力全部集中在了自己的手中。另外，为了维护集权统治，秦朝还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同时还规定了要“车同轨”“行同伦”； 为了扩大疆域，恐固和稳定边疆，秦朝又北击匈奴，南服百越。

皇帝独裁

秦实现统一后，秦帝国空前强大，秦王的称号已不足以彰显其威力。

于是秦王嬴政向文武百官征集名号，最终把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尊称合而为一，号称皇帝。由于他是首位皇帝，所以叫“始皇帝”，并希望“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皇帝是封建国家的最高统帅，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从秦始皇开始，历代的封建君主都沿用了皇帝这个称号。他为显示自己独特的至尊地位，自称为“朕”，“命为制，令为诏”，“印”称“玺”。又废除子议父、臣议君的“谥法”，制定了尊君抑臣的朝仪和等级森严的舆服制度。

秦始皇创造了“皇帝”这一独特的尊称。秦朝的皇帝统治时间虽然短暂，但“皇帝”这一名号却为历代封建君主所袭用，从此就成了独裁专制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中最高统治者专用的尊称。

琅邪台刻石

此碑为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巡行天下时，南登琅邪所立。书体是典型的小篆，以曲线为主，笔书粗细如一，尽显雍容典雅之风。

为了宣扬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扩大政治影响，镇抚六国旧贵族的残余势力，巩固新建的秦王朝，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曾先后五次大规模巡游天下，主要是到华中、华东、华北等六国旧属地。沿途他以皇帝的名义祭祀名山大川，表示自己受命于天，理应统治全中国。他还在巡游的地方刻石以纪念功绩，努力制造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舆论。实际上这支庞大的巡游队伍本身，就是最形象、最有力的宣传队。它把皇帝的威严、官府的声势、朝廷的政令制度，最生动鲜明地传至沿途各地，给沿途地方官吏以至广大民众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在地域辽阔、交通闭塞、民众多为文盲的古代中国，这是贯彻中央集权的有力措施，其作用远远超过若干道诏书和刻石。秦始皇巡游时带上主要的文武官员，沿途照常批阅公文，处理政务。

秦始皇五次巡游，其中前219年的东巡，尤为史家所津津乐道，这就是著名的泰山封禅。泰山，海拔1500多米，在古人眼里，是东方的第一名山，故称之为东岳。人们认为帝王如果真正受命于天，必须亲临泰山顶上目睹上天降给的符瑞。因此帝王们都把到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即“封”，然后到泰山下的梁父山祭地，报地之功，即“禅”，作为终生向往的一件大事。但从周代以来，帝王们虽向而往之，但都终慑于天威，不敢随意从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认为自己的功劳盖过了五帝，因此来泰山脚下，行封禅之礼，以表明自己的皇权是受命于天。

于是秦始皇亲登泰山之顶，隆重地举行了封禅大典。封禅大典后，秦始皇又令随从在山顶刻字留念，其内容是对秦始皇的一些颂词，表示秦要申明法令，用法律的权威来保护刚刚建立起来的秦王朝的各项制度。泰山刻石共一百四十四个字，相传为李斯所书，现仅残存十字。“封”山刻石后，秦始皇及其随从从山后下山，来到梁父山举行了“禅”礼。

为了防止民众反抗，秦始皇下令迁全国各地富豪十二万户到都城咸阳，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还将一部分贵族富豪迁居他乡，如把楚国贵族迁居到河北，赵国富豪迁居到四川。又下令收缴全国各地的兵器，运至咸阳加以销毁，铸成十二个铜人，放置在宫中，以壮国威。

名家评史

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价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

——鲁迅

设三公九卿，废分封置郡县

秦始皇自称始皇帝后，即着手改革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机构。改革以后的中央官僚机构实行将、相分职，政务和政事分离。具体来说，就是在中央设立负责政务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为百官之首，其职责是协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务，丞相使用的相印为玉制，上面的印钮为金制，所以称“金印”。官员上朝时官印要放在袋中用一丝带系于腰间，丞相用的是紫色丝带，所以称之为“金印紫绶”。秦朝的丞相为左、右两位，右丞相的地位低于左丞相。太尉辅助皇帝参理武事，同样也是“金印紫绶”。御史大夫负责监察工作，同时又要辅助丞相处理政务，为“银印紫绶”。

秦郡县天下图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把全国分成三十六个郡，郡下设县。郡县主要官吏均由中央任免，加强了中央的集权制的统治。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为“三公”。三公虽然有分职，但相互牵制。如丞相虽为百官之首，但其仅管理民事，军事由太尉管理。太尉虽然主管军事，但并不直接掌控军队，也没有发兵权，发兵权归皇帝享有。御史大夫虽然地位低于丞相和太尉，但由于他负责监察百官，同时又负责协助丞相处理政务，所以对丞相和太尉都有所牵制。三公互相牵制的结果，使军政大权都归皇帝一人掌握。

在三公之下，设有分管一些具体事务的官员，称之为“九卿”，其中主要有：管理宗庙礼仪的奉常，管理宫殿掖门户的郎中令，管理皇宫守卫的卫尉，管理皇室车马的太仆，管理山海池泽之税的少府，管理宗室亲属事务的宗正，管理全国司法的廷尉，管理谷食钱货的治粟内史，管理民族事务的典客，九卿都有自己的办事机构和属僚。

三公和九卿都可以参加商议国家政事和决策。商议中间，群臣都可以各抒己见，由皇帝最终裁决，颁布诏令，下发执行。

此外秦王朝还在中央机构设立了由学识渊博、见闻识广的人担任的博士官，充当皇帝的参谋或顾问，也参加议政。秦始皇时有博士七十人。秦王朝博士官是诸家并立，以儒家为主。

云梦睡虎地秦简

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简，共一千一百多支（另有残片八十支）。这些竹简绝大部分保存完好，虽不是《秦律》的全部，却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法律条文。它涉及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以及秦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发现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同时，它的出现也震惊了书法界，使现代书法家们眼界大开，为研究书法史提供了真正的秦隶资料。

废分封置郡县，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在地方设置郡县，是秦王朝的首创。秦王朝最初把全国分为三十六个郡，后又征服百越，增设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全国共四十个郡。

严酷秦法

战国时期，《秦律》是秦国最早的成文法，它是商鞅根据李悝的《法经》，“改法为律”而成的。自秦孝公时起，《秦律》经过多次增补、修改，到秦统一中国后，这部律法已较为完整。《秦律》早已佚失，它的具体内容，史书中只有简单的记载。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内容大部分是秦的法律及文书，为了解和研究《秦律》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从云梦秦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巩固土地所有制，是《秦律》的主要内容之一。在秦简律文中，也反映出秦王朝对农民的残酷压榨。这些律文规定是十分严苛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和镇压农民的反抗，以保护封建地主阶级享有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

从秦简中还可以看出，秦王朝酷刑种类繁多，并且十分残忍。仅刑法的名称就有赀、笞、迁（流放）、耐（剃去须鬓）、髡（剃去头发）、黥（在脸上刺字）、劓（割鼻子）、鋈（断足）、斩左趾（砍左脚）、宫或腐（男子阉割、女子幽闭）、戮、磔（分裂肢体）、弃市等。《秦律》中有不少条文是针对“隶臣”的，可见由犯罪而沦为奴隶的人为数不少。

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规定车同轨、行同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文字、经济、道德行为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变革。

秦王朝统一以前，诸国文字并不统一，差异较大，这给政令的实施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带来诸多不便。因此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当年便下令“书同文字”，即用简化的秦文“小篆”作为标准文字推行全国，废除其他六国文字。并由丞相李斯和赵高等人编写小篆字书，规定作为学童必读的书本。另一方面，由于战国以来王权加强，官府事务繁杂，公文数量日渐增多。虽是经过初步简化的小篆也不易书写，因而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这样后来在实践中便产生了更易写的字体，即所谓的“秦隶”。这种书体较早流行于民间，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竹简，字体就是用毛笔书写的秦隶。据说在秦统一中国后，有一个叫程邈的人总结了群众的创造，向秦始皇奏上“隶书”新字体，得到秦始皇的称赞，被作为秦书八体之一。到了汉代，隶书大为流行，这就是今天通用的楷书的前身。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的方言差异很大。有了统一的文字作为书面语言，对于加强各地联系、巩固国家统一，意义十分重大。

文字统一后，秦始皇又废止了各诸侯国形制、轻重、大小不一的货币，以黄金为上币，以秦国旧行的圆形方孔铜钱为下币，文曰半两，重如其文。

同时，秦始皇还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制定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并用法律规定了度量衡器误差的允许限度。

文字、货币、度量衡的统一，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统一国家的发展。

另外，秦始皇还规定了要“车同轨”“行同伦”。

秦铜量器

此为当年秦统一量器的标准器具。为便于国家征收粮帛、物资及土木工程计算，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并在量器的外壁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四十字诏书。

“车同轨”即交通工具方面的改革，“车同轨”的结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车同轨”的工作主要集中于“驰道”的修筑和水路的疏浚。秦朝的驰道以京城咸阳为中心，东至燕齐，南达吴楚，北极九原，交通十分便捷。驰道统一为宽五十步（六尺为一步），用铁锤筑土坚实。驰道中央宽三丈，是皇帝专用道路，种松树标明路线。专路两旁，民众自由行走。驰道的修成，有助于经济发展，并给民众的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水路工程最著名的当数分湘江为南北二渠。北渠向北流经湘江，南渠流经兴安县城，向西与桂江上游大溶江合流。南渠所经都是地势较高的地方，秦始皇派人开凿渠道，长六十里，渠中设若干个斗门，南北来往船只可以通过斗门上进和下降。大船自湘江上溯，通过北渠，再进南渠，运输上了节省人力。如此灵巧的工程，称灵渠确是名副其实了。这样陆上驰道和水上河渠，构成了相当发达的水陆交通网，大大有助于运输的往来和经济的发展。

“行同伦”就是指端正社会世俗风气，规范人伦关系行为。在这方面，秦始皇也给予相当的重视。比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来到泰山脚下。这里原是齐国属地，号称“礼仪之邦”。始皇就令人在泰山上刻石，记下“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糜不清净，施于后嗣”（意谓男女之间界限分明，以礼相待，女治内，男治外，各尽其责，从而给后代树立好的榜样），予以表彰。而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在会稽刻石上留的铭文，则对当地人伦关系中的不正之风，大加鞭笞，以杀奸夫无罪的条文来扶正吴越地区男女之间的不正之风。

用统一的政策来规范世人，大大加强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同时对经济和教育的发展、政令的推广、人伦关系行为的规范，亦有着积极的作用。

北击匈奴

匈奴人以游牧为生，随水草迁徙各地，没有固定的居所，食肉衣皮，没有农耕和城邑，善于骑射。匈奴人没有自己的文字，尊重勇猛无比的青壮年而轻视年老无力的人。他们的生活习俗和社会风俗同中原民族的差异很大，和原住北方的戎狄族也不尽相同。匈奴人生性剽悍，崇拜英雄，有很强的集体主义和献身精神，只要他们的首领单于发号施令，部下都会纵马披发，携带弓箭飞驰奔杀。匈奴人个个能弯弓射箭，人人善骑术并习进攻，他们把以农耕生产为主、物产丰富的中原地区作为侵扰的对象。战国后期，匈奴人乘中原诸侯各国之间忙于战事之机，纵马南下，攻占河套地区（今内蒙和宁夏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南的黄河沿岸地区）。秦王朝统一六国后，匈奴人所占领的河套地区就像一把匕首插在背上一样，成为秦始皇的忧患之地。同时当时社会上也流传一句话：“最终致使秦灭亡的是胡。”因此匈奴人直接威胁到秦始皇的统治，使他心中忧虑万分。

大权

国家度量衡的标准器物。作为重量衡器的标准，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权即砝码。此权形制在秦权中较为罕见，为底略大的八棱体，腹空，上面中有横梁，横梁两旁有“大騩”二字，侧面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四十字诏书以及秦二世诏。此权重2300克，依九斤计算，应为当时九斤的砝码。

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亲临北部边境巡察，布置对匈奴的反击。回到都城咸阳后，就派他的长子扶苏为监军，派大将蒙恬率军三十万攻打匈奴。蒙恬大将的三十万大军锐不可当，一举攻占了河套地区。第二年大军又渡过黄河，攻占了被匈奴控制的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阴山（今内蒙古狼山）、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大青山以西地区）。这一场场胜利，使蒙恬大将名震匈奴。收回失地后，秦在这一地区新设置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西），并设置了四十四个县。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秦始皇又迁徙内地居民三万多户到北河、梅中一带屯垦。这次大规模的移民，不仅对防御匈奴的再次侵扰十分有利，同时也促进了边境地区的开发、发展和民族间的学习、交流。

为了更好、更有效地抵御匈奴的侵袭，秦始皇修筑了闻名于世的万里长城。秦长城是在原有诸侯国修建长城的基础上加以连接和延伸。长城的修筑，要追溯到战国时代，当时秦、赵、燕三国老百姓常常受到匈奴、东胡、林胡等游牧民族南下的侵扰。这些游牧民族精于骑术，善射弓箭，来去迅速，加上这三个国家之间忙于战事，无力反击兵马迅速、运动性极强的游牧民族，于是在自己的北部边境地方各自修筑长城，并派军队驻守，以抵御游牧民族的掠夺。秦始皇修筑的长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有效地抵御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扰，对保护秦王朝统治地区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南服百越

我国南部和东南部是越族人民生活居住的地区，居住在这些地区的越族被称为“百越”，分布在今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及湖南南部地区，各自为政，互不隶属。

秦始皇攻占楚国之后，很快降服了生活在浙江一带的越族，设置了会稽郡。接着于前221年，降服了生活在今温州一带的东越民众和闽越地区（今属福建），并设置了闽中郡。接着秦始皇命尉屠睢率军五十万，分五路南下，对生活在今广西、广东地区的西越和南越进行大规模的战争，遭到越族民众的顽强抵抗，相持长达三年。

秦始皇为了更好地支援前线的军队，就命监御史史禄在今广西兴安县北开凿一条水渠，名为灵渠。这条灵渠连接了湘江和桂江支流漓江之间的交通，从而解决了从陆路运输粮饷的难题，这才将西越和南越两地越族军队打败，但其仍存残余力量。

前214年，越族乘秦军没有防备，打败秦军，杀死了尉屠睢。秦始皇又派军队增援前线，终于降服了越族，在南海、桂林、象设置了三个郡。次年秦始皇派五十万民众迁徙到五岭戍守，与越人居住一处，从而促进了民族融合和这一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秦始皇统一南方和东南两个地区，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社会经济发展。如秦在统一过程中，派遣内地民众数十万到南方去戍守，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带到了南方，促进了当地农业和经济的发展。

秦始皇在征服百越的过程中，也打开了通往南方和东南沿海地区的道路，特别是灵渠的修通，使长江水系同珠江水系相连，这就促进了中原地区同南方、西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交流。

秦始皇经过北击匈奴、南服百越后，秦朝疆域空前广阔，东至东海，西至临洮，“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封建帝国。在这个辽阔地区内居住着的各族人民，由于处于统一国家的领域内，各地区、各民族相互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进一步增强，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文明的提高，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行暴政祸国殃民

秦统一中国后，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秦朝的残暴统治和繁重的徭役，也给广大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得被压迫的农民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为了统一全国民众的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为了求得长生不老药，他派人四处寻找，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了享有奢华的生活，他又在咸阳大兴土木，建造阿房宫；为了死后有好的归宿，他又在骊山大造陵墓。繁重的徭役和兵役，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焚书坑儒

春秋战国以来，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各门学派百家争鸣，不同的学说也在广泛流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心里自然很得意，前213年，他在都城咸阳举行宴会。齐国人淳于越对于废分封非常不满。他是个思想保守的读书人，当着众人的面，他不仅反对秦始皇设立郡县制，还批评李斯等大臣阿谀逢迎，他说：“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当场进行批驳道：“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历史细读

“博士”最初为官名，最早见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负责编撰著述，保管文献档案，掌通古今，传授学问，培养人才。秦始皇时有七十人担任博士。汉朝沿袭秦置。到汉武帝时，还设置了五经博士，博士成为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官职。汉初，《易》《书》《诗》《礼》《春秋》每经设置一名博士，故称五经博士。

二人唇枪舌剑地当廷争论了一番，谁也不能说服对方。散会后李斯对秦始皇建议说：“如今各种学说众多，老百姓难免会被它们误导。既然已经统一了文字、货币，人们的思想也应该统一，如果任其发展，最终肯定会难以控制。不如将除《秦记》、医药、卜筮、农书之外的文献典籍一律烧毁，杜绝六国旧人利用它们反对新王朝的机会。”

秦始皇觉得有理，便接受了这个提议，下令：

一、史书除《秦记》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

二、《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的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掉。

三、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四、医药、卜筮、种树等书不在禁列。

五、若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

就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焚书运动。此举一出，天下哗然，一些儒生和方士大为不满，他们纷纷议论，说秦始皇“乐以刑杀为威”等等。

焚书坑儒

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使得许多古代典籍付之一炬，其中六国史籍的损毁尤其严重，引起诸多儒生的不满，最终导致坑儒事件。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本来是为了禁绝一切异端思想，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反对以古非今。但其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成了他残酷暴戾的证据，遭后人唾骂。

秦始皇听到这些议论，勃然大怒，就派官员彻查此事，对违犯者杀无赦。

官员们经过调查，发现有四百六十多个儒生和方士散布过这些诽谤朝政的话。接着秦始皇下令将他们全部活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对秦始皇来说，此举无疑是为了“杀一儆百”，封住那些儒生的口，但这件事做得实在有些过火。他的大儿子扶苏看不下去了，上书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秦始皇一向喜爱这个长子，但这么直率的批评，让秦始皇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一气之下就把扶苏发配到边关，让他和大将蒙恬一起修长城去了。

不过史书对这段历史的记录并不相同，绝大部分只对焚书做了详细的说明，对坑儒的描述则非常笼统，而且出现了歧义。有的说秦始皇只坑过一次儒，有的则说坑过两次。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说秦始皇的坑儒只有一次，即前212年，在咸阳活埋了四百六十多个辱骂秦始皇的方士和儒生。

但《史记·儒林列传》唐张守节在《正义》中则是这样记载的：“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也就是说，在第一次的坑儒事件结束之后，广大的儒生不仅没有噤若寒蝉，减少对朝政的议论，反而更加强烈地反对秦始皇了。由于有了第一次公开、大规模的坑儒，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因此第二次他采取了更隐秘、更残忍的方法，让被害者在不知不觉中突然死去。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秦始皇坑儒的人数就不仅仅只有四百六十多人了，而是一千一百六十多个。但直到现在，这依然是个未解之谜。

不过不管是一次还是两次，“焚书坑儒”都是秦始皇对不同政见人士的残酷镇压。一把大火将中华民族千余年的文化结晶付之一炬，极大地摧残了中国的古代文化，同时也扼杀了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开了“文字狱”的先河。

虽然那些提出反对意见的儒生思想比较保守，但秦始皇采取的行动是野蛮而残酷的，给后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从一开始，这个事件就是愚昧的，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推行愚民政策，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因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没几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

正史史料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

——《史记·秦始皇本纪》

求长生不老药

秦始皇自从坐上皇帝的宝座后，就非常害怕死亡，为了求得长生不老的仙药，四处打听术士，并将他们召集到咸阳，为其炼制仙丹。

但是这世上哪有不死药呢？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术士们百般推脱，秦始皇明白自己上当受骗了，这时恰好发生了儒生散布反对言论的事件，于是他顺水推舟，将这些炼药不成的术士也一并活埋了。

蓬莱仙境

蓬莱，又称“蓬壶”，隶属山东烟台，神话中渤海仙人居住的三座神山之一。传说战国末期的齐宣王、燕昭王，以及后来的秦始皇、汉武帝都曾劳民伤财地派人去寻找蓬莱仙境，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到达过，不是说三神山隐于水下，便是说因大风所阻，半途而返。可见所谓仙山，不过是方士们的无稽之谈。

不过秦始皇并未死心，他曾多次出巡，除了视察长城的修筑情况、了解民情之外，还有一件他念念不忘的大事，那就是寻找三神山，求取长生不老药。

秦始皇第二次东巡，是在前219年。这一年秦始皇在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回来时路过渤海南岸的黄县（今山东龙口），听说这里有一个名叫徐市（又叫徐福）的方士非常厉害，秦始皇便召见了他。

徐市说：“渤海中有三座神山，分别叫蓬莱、方丈和瀛洲。山里住着很多仙人，他们手上就有一种可以让人长生不老的奇药。如果皇上愿意提供船只、珠宝，我愿意冒险出海，为您寻求仙药。”

秦始皇正盼着不老药，听他这么一说，于是高兴地批准了他的请求。就这样，徐市带着人马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秦始皇望眼欲穿，终于把徐市等回来了，徐市说：“臣在海中遇到海神，告诉他想求取仙药，没想到海神觉得礼物太少，只能进去参观。臣在蓬莱仙山见到了灵芝生成的宫阙，里面的仙人个个光彩照人，臣问他们：‘需要什么礼物才能得到仙药？’海神说：‘必须用三千童男童女作为献礼。’”

一心想长生不老的秦始皇对这番话毫不怀疑，他马上命人在全国搜寻童男童女，让徐市将他们带回去祭海神，可怜这些孩子就这样葬身海底，而失去儿女的百姓无不怨声载道。

前218年春天，秦始皇再次东巡，距离上次还不到一年时间，但这次徐市入海却没有回来，他只得先返回了咸阳。前210年，秦始皇再次东巡。这一次徐市亲自从家乡赶来面见皇帝，从他最初入海求仙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年时间，其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但他始终没有拿出不死药。

为了逃避惩罚，徐市只好禀报说：“虽然长生不老药就在蓬莱仙山，但海神派了大蛟守护，一般人无法靠近，希望您增派一些弓箭能手同去。”

秦始皇一口答应，为了给徐市扫清道路，他甚至派人带上捕鱼工具，入海捕捉大蛟。徐市一行人乘船从琅邪港出发，一路并没有什么发现，直到临近芝罘才看见一条大鱼，他们杀死了大鱼。在巡游的路上，秦始皇病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平乡），他到死也没能吃上仙丹。徐市担心即位的皇帝追究此事，便带领着剩下的人乘船逃跑了。

徐市乘船到底去了何处，《史记》中并没有记载，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千古之谜。后世便有了种种推测，有人说徐市乘船东渡日本，有人说徐市乘船到了台湾或琉球，甚至还有人说徐市乘船到了美洲，但这些说法都找不到可靠的历史文献来证明。因此有关徐市去处，至今仍是一个谜。

为了求得长生不老仙丹，秦始皇耗费了巨大的财力、人力和物力，还使许多无辜的人葬身海底，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阿房起，始皇亡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秦始皇在消灭六国、统一全国以后，自以为功德超过了三皇五帝。他为了体现帝王所享有天下最奢华的生活和至高无上的权威，在都城咸阳大兴土木，修建陵墓和宫殿，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骊山陵墓和阿房宫。

秦始皇将陵墓的地址选在今陕西临潼县城东。书中记载：“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

骊山陵从前247年就开始修建，直到前208年才完工，共费时三十九年。在历史文献中，《史记·秦始皇本纪》首次记载了秦始皇陵地宫情况：“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由此可见，秦始皇陵完全是按照地下王国构想的。它藏品丰富，规模宏大，而且是世界上结构最奇特的帝王陵墓之一。不夸张地说，它就是一座豪华的地下宫殿，生动再现了秦代灿烂的文化和科学技术。

阿房宫

此图为清代画家袁耀根据唐朝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写意，拟画的阿房宫胜景。图中层峦耸翠，曲水萦环，重楼叠阁，各抱地势，尽显阿房宫气势的恢宏。

可是为了这座陵墓，老百姓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修建时秦始皇征发了几十万人长年累月地干活。修建完毕后，为了防止泄密，所有参加劳动的工匠都被活埋在陵墓里。埋葬秦始皇时，秦二世胡亥下令：“宫内没有子女的宫女全部殉葬。”

这项工程还在进行中，秦始皇又下令修建阿房宫。在灭六国时，每消灭一个国家，他就仿照其国的宫殿样式在咸阳盖起同样的宫殿。统一天下后，秦始皇自认为功盖三皇五帝，在他眼里，咸阳宫实在太狭小简陋了，配不上自己的气派，因此他要建造一座规模更大的宫殿。

这一次他看中的是渭南平原。这里地势开阔，河流密布。早在西周初期，周朝的文王和武王就已经在此修建了丰、镐二京，现在秦始皇也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

阿房宫的主体建筑就在丰镐遗址不远的东北处。按照秦始皇的总体规划，阿房宫是从位于古城村聚家庄一带的阿房前殿开始，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向东有阁楼延伸到骊山，向南则通往终南山巅，向北有道路联接咸阳宫。这个计划气势磅礴，如果全部实现，阿房宫将“复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是任何一个帝王的宫殿都望尘莫及的。

朱雀

朱雀，亦称“朱鸟”。战国以及秦汉时代，人们把朱雀当成是守卫南方的神禽，能够护送人们升天成仙。

但是直到秦始皇逝世，阿房宫也仅仅只修建了一部分，这部分有宫城环护，俗称“阿城”。所有石料均运自北山，木材则来源于四川和荆楚。阿城的北门安装了磁铁，如果有少数民族觐见时身披铠甲，怀藏利刃，进门就会被发现，因此这道门也叫“却胡门”。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先修完骊山陵墓，接着便对阿房宫进行大规模扩建。他的倒行逆施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项羽入关后，阿房宫和其他宫殿一起被烧得精光。

不管是秦始皇陵还是阿房宫，都是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为了修建它们，秦始皇曾役使了七十万人，以至于最后男子人数不够用，只得让女人来担负运输工作。据统计，服徭役的人数居然不少于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

当时就有童谣唱道：“阿房阿房，亡始皇。”果然不出所料，阿房宫还未修完，秦始皇就死亡了。

二世而亡

秦二世胡亥是一个昏庸无道的君主，其残暴程度与秦始皇的统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统治时期滥杀无辜、横征暴敛、加重刑罚，给民众再次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他不仅处死蒙恬、冯去疾等大臣，而且杀害了他的兄弟姐妹，以致天下人心浮动。在埋葬秦始皇时，他下令把后宫无子女的宫女全部殉葬。又怕修陵工匠泄露陵墓内的秘密，便把工匠全部活埋。秦二世豢养了大量的狗马禽兽，供其玩乐游猎之用。因咸阳缺少粮草，他便令各郡县官吏逼迫民众将粮草送往咸阳。运输粮草的民众，要自带食物，不得吃咸阳三百里以内的粮食，将百姓推向了死亡的境地。

秦始皇时的刑罚已非常严苛：一人犯法，夷灭三族；一家犯法，邻里连坐。到秦二世胡亥时，刑罚更加严苛，以“杀人众者为忠臣”，各级官吏都是执行这种刑法的刽子手。在被压迫阶级同统治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的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越来越尖锐，酝酿已久的反秦农民起义终于爆发了。

胡亥登基

胡亥，即秦二世，嬴姓，名胡亥，是秦始皇第十八子，公子扶苏的弟弟，从中车府令赵高学习狱法。在秦始皇出游南方病死沙丘宫平台后，秘不发丧，在赵高与李斯的帮助下，杀死兄弟姐妹二十余人，并逼死扶苏而当上秦朝的二世皇帝。其在位时间为前210年至前207年。

秦始皇陵一号兵马俑坑

秦始皇从即位时起就开始建造自己的陵园，举世闻名的秦始皇兵马俑坑就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此图即为一号兵马俑坑东端的全景，是1974年农民打井时发现的。前边三列面朝东的横队，共有武士俑204件，是军阵的前锋。后边紧跟着是三十八路纵队，战车与步兵相间排列，是军阵的主体。军阵的左右两侧和最后各有一列分别面南、面北和面西的横队，是军阵的两翼和后卫。整齐严肃的军阵布局，生动地再现了秦军的威武雄壮。

沙丘之谋

前210年，秦始皇病死，胡亥继位。胡亥是秦始皇的小儿子，按理说皇帝的位置怎么也轮不到他，他最终之所以能当上皇帝，与一个人息息相关，这个人就是宦官赵高。

由于赵高“通于狱法”，与“喜刑名之学”的秦始皇不谋而合，因此受到重用。但自古以来，善泳者溺于水，明法者则多犯法，赵高也是这么一个人。他自恃有才而恣意妄为，结果被大臣蒙毅（将军蒙恬的弟弟）抓了个正着，按律当斩。秦始皇觉得他是个人才，不忍心杀死他，便赦免了他的罪行，还让他担任中车府令，并兼管符玺大权，为自己起草诏书。

没有多久，他又任命赵高做儿子胡亥的老师，专门教授法律。赵高心胸狭窄，善于弄权，对曾经处置过自己的蒙氏兄弟怀恨在心，总想找机会报复。有这么一个人当老师，胡亥受到的影响自然很大。

胡亥出生于皇家，自幼娇生惯养，又是最小的儿子，难免有些任性、贪图享乐。而且他常年住在宫中，耳濡目染的都是权力之争，再加上赵高的“教诲”，胡亥养成了贪婪残忍、昏庸无能的性格。

前210年，赵高终于等来了机会，胡亥也稀里糊涂地跟着他发迹了。这一年秦始皇再度东巡，他带着丞相李斯、宠爱的小儿子胡亥和中车府令赵高开始了最后一次出巡。

回程时天气炎热，队伍到达沙丘时，秦始皇突然患了重病。或许他预感到自己躲不过这一劫，就叫来赵高，让他写一封诏书给在北部边境驻守的长子扶苏。不久秦始皇就病死于沙丘平台。但老奸巨猾的赵高并没有按时发出诏书，反而将其扣留在手中，因为他早已打好了自己的算盘。

走出宫殿后，赵高立刻找到胡亥，他意味深长地说：“皇上已经不行了，他没有给你的其他兄弟下诏，唯独写了诏书给你的哥哥扶苏。用不了多久，他就是新皇帝了，而你没有寸土之地，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胡亥没听懂他的意思，傻乎乎地回答道：“父亲这个决定没什么呀，我自小就知道，明君了解臣子，明父了解儿子，既然父亲做出了这个决定，那也我没什么可说的。”

眼看胡亥碌碌无为，丝毫没有夺权的野心，赵高忍不住继续说：“不然。当臣子和让别人称臣完全不同，前者受制于人，后者却能够制人，怎么可能一样呢？如今生杀大权都掌握在我和丞相手中，只要你说句话，我们肯定会帮助你图谋这个江山。”

胡亥不敢相信地说：“废兄而立弟，是为不义；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为不孝。而且我能力不够，这么做无异于夺人之功，千万不可行！如果我当了皇帝，天下人肯定不服气，到时候说不定连江山都保不住了。”

赵高冷笑道：“我只知道，汤、武杀其主，天下人都称其为义举，没听人说他们不忠；卫君杀其父，孔子还专门写书称赞他，谁敢说他不孝！如果你顾小而忘大，将来必定后患无穷，后悔你自己今天的决定。只要你下定决心，鬼神都会避开，胜利就在眼前啊！我劝你还是听我的话。”

彩绘双耳长漆盒

此盒为湖北云梦睡虎地九号秦墓出土。盒为椭圆形，两端有耳，由盒身与盖扣合而成，内涂朱漆，外髹黑漆。盖顶、外壁和外底有“咸亭”“亭”字烙印三处，表明其出产地当为秦代都城咸阳。

胡亥叹了口气：“可是父亲还在人世你就图谋这种事，恐怕不会什么好处。更何况丞相也在，他是万万不会同意的！”

赵高胸有成竹地说：“所谓时机都是自己谋划的，只要你愿意，其他的就交给我来办。”

经过赵高的一番诱惑，胡亥终于动摇了，最后他表示，愿意听从老师的安排。

说服胡亥之后，赵高又找到李斯。一开始，他并未说明来意，而是拐弯抹角地问：“和蒙恬相比，你的才能、谋略、功劳，还有太子扶苏的信任程度如何？”

李斯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不及蒙恬。”

赵高又说：“那么一旦扶苏即位，必定会任命蒙恬为丞相，到时候你会是什么处境应该能想到吧！”

听到这话，李斯低下头没有言语。赵高看出他动了心思，于是趁热打铁地说：“胡亥这孩子心思单纯，性格温顺，不像扶苏那么精明强干，如果他当了皇帝，你的地位和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不会失去。”

正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再加上丞相李斯一向迷恋权力，因此他和赵高一拍即合，决定伪造一封诏书：“立胡亥为太子。太子扶苏因为不能回京，对皇帝怀恨在心，是为不孝。蒙恬身为臣子，驻守边疆十几年，不仅没立战功，反而多次上书非议朝政，而且不规劝太子的无良行为，是为对皇帝不忠。扶苏不孝、蒙恬不忠，命其自刎，以谢皇恩。”

扶苏接到诏书，虽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没有丝毫怀疑，举起宝剑就准备自杀。

大将蒙恬怀疑有诈，赶紧拦住他说：“你应该回京向皇上申诉，如果真是他的意思，再自刎也不晚。”

但扶苏却说：“既然父亲让我死，我还有什么理由申诉呢？”说完流着眼泪自尽了。

蒙恬却据理力争，怎么也不肯自裁，使者无奈，便将他关进阳周（今陕西子长北）的大牢。

扶苏死后，赵高等人觉得铲除了最大的政敌，因此一回到咸阳，就立刻宣布胡亥继位。胡亥时年二十一岁。立下大功的赵高当然不会放过为自己加官晋爵的机会，在他的指使下，胡亥封他为郎中令。从此朝政大权被赵高一手掌握。

正史史料

二世曰：“善。”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议其罪独后。二世使使令将闾曰：“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杀兄弟屠忠良

胡亥登上皇位时年方二十一，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效仿父亲的衣着，穿戴一样的皇冠、皇袍，蓄起胡须。不过即使他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像自己父亲的样子，但是他心里却非常清楚，自己不是块当皇帝的料。

没几天赵高便对胡亥说：“虽然您坐上了皇位，但是您你那些哥哥都是公子，个个都有地位，当初肯定图谋过这个天下。如今您年纪最小，反而当了皇帝，他们肯定都不服气，还是尽早处理他们为好。”

在谋夺帝位的过程中，胡亥已经深刻体会到“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道理，眼看已经大功告成，他当然不愿意被人夺走皇位。即便是自己的亲兄弟，如果他们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也不能轻易放过。而且第一步已经迈出去，迈第二步就自然得多了。

据专家考证，秦始皇共有儿女三十三个，但史书中有名有姓的只有长子扶苏、幼子胡亥、公子高和公子将闾四人。对于这些人最后的下场，史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被杀；公子高欲避祸，要求陪葬始皇帝陵。

在赵高的指使下，胡亥下达了一个又一个屠杀命令。第一次，是在咸阳市（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城市）处死十二个兄长。第二次在杜邮（今陕西咸阳东）同时杀死六个兄弟和十个姐妹。只见刑场上鲜血淋漓，惨叫声不绝于耳，闻讯赶来看热闹的百姓实在受不了，都惧怕地跑开了。

蒙恬杀死石凯

该图描绘了蒙恬在攻打燕国时击杀燕将石凯的场景。蒙恬战功卓越，又对秦朝忠心耿耿，却死在宦官赵高以及由他拥立的胡亥手上。他和公子扶苏的死，预示着秦国离灭亡已经不远了。

公子将闾三兄弟平日小心谨慎，处事稳重，赵高、胡亥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可以陷害他们的理由，只好先将他们禁闭起来。等到其他兄弟姐妹都被杀死之后，赵高也不想找什么借口了，直接派人去命三兄弟自尽。

将闾对来使说：“我们按照要求深居简出，恪尽职守，从来没有违反过宫中的礼节和制度，为什么突然让我们自裁呢？”

使者面无表情地回答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皇帝下了命令，我只能按章行事。你们还是快点动手，皇上等着我复命呢！”

三人终于恍然大悟，皇帝无非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担心他们谋反，就算继续求情，他也不会改变主意。他们相对而泣，最后无奈地喝下了毒药。

到了这种时候，剩下的公子高终于变得“聪明”起来，他看着兄弟姐妹们一个个惨死，总有一天厄运会落到自己头上，逃跑肯定是不行的，那样会导致家人被诛。他辗转反侧了好几天，最后决定牺牲自己的性命来保全家人。他上书给胡亥说：“臣不才，愿意为父亲殉葬，希望你看在兄弟的情分上饶了我的家人。”

这个决定让胡亥很高兴，不用自己动手就除掉一个眼中钉，因此他爽快地答应了公子高的请求，兴奋之余，还赏赐了十万钱。至此胡亥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死光了，公子高是唯一一个死得名声好听一点的。

自1974年发现秦始皇兵马俑之后，考古队又于1976年在秦陵东侧上焦村发现了十七座陵墓。根据工作人员的清理，这些陵墓内埋葬的人有男有女，他们身首异处，肢体分离，有的头骨上插着箭头，有的下骨左右扭错，这些都是非正常死亡的标志。陵墓内的陪葬品既丰富又精致，绝不是普通百姓所能拥有的。再加上陵墓位置靠近秦始皇陵，因此人们猜测，这些人多半是被杀死的公子和公主。

胡亥不仅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姐妹，还在赵高的怂恿下，杀害了大批忠良。

一直以来，赵高都对蒙氏兄弟心怀怨恨，一来是因为他们当初得罪过自己，二来是他们的地位会对自己产生威胁，因此赵高念念不忘除掉他们。

当初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时，上卿蒙毅曾随行在身边，后来赵高嫌他碍手碍脚，便找了个“替始皇出祷山川”的借口将他支走了。

秦始皇死后返回咸阳时，蒙毅也准备和队伍一起走，但没想到的是，赵高命人将他抓起来囚禁在了代郡（今河北蔚县）。

胡亥登基后，想到蒙氏兄弟文韬武略，一个能镇守边防、抗击匈奴，一个足智多谋，便打算释放他们，继续为自己效力。但是赵高担心他们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对胡亥说：“先帝当初本来是要立您做太子的，但蒙毅三番五次地阻挠，结果导致先帝改变了主意。”

听了他的话，胡亥信以为真，他火冒三丈地说：“既然如此，就让他去陪伴先帝吧！”

于是下诏将蒙毅杀害。接着又派人来到阳周的监狱，对蒙恬说：“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

蒙恬气愤地说：“自我先人至今，为朝廷出生入死已有三代。虽然我被关在这里，但我手下统领着三十万大军，足以推翻朝廷，不过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应该守义而死，我之所以没有叛变，是不想辱没先人，不敢忘记先帝的大恩。昔日周成王即位时年幼无知，周公旦为了天下大业，曾经断指立誓‘忠心为主’，并每天背着他上朝。后来成王长大，却听信谣言要杀掉周公旦。周公旦只得逃往楚国。当成王醒悟过来后，杀了那些妖言惑众的人并请回了周公旦。因为这件事，所以《周书》上说：‘君王办事要反复考虑。’我蒙氏家族对朝廷忠心耿耿，从无二心，却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这一定是有奸臣挑拨。周成王犯错之后能够改过自新，最终换来昌盛的局面；而夏桀杀关龙逢、商纣杀比干后不改过，最终国破人亡。所以我认为，圣君做事一定要反复考虑，哪怕犯了错误，只要能够改正就是百姓的福气。我说这些并不是想免去死罪，我早就做好了死谏的准备，希望你能将这些话转达给皇上，让他为天下万民着想。”

双兽纹瓦当

瓦当在秦汉时就已经普遍使用。它可以蔽护房檐，延长建筑物寿命，同时亦可以起到装饰作用。秦代早期的瓦当，多采用动物纹作为装饰。此瓦当印有双兽两头，一左一右，两身对向，却只有一颈，形象新颖生动。

使者无奈地说：“我只是奉诏而来，将军的良言我不敢传报。”

蒙恬叹息道：“我哪里得罪了上天？竟然落得无罪而被处死的下场！”

想了想，他又说：“我这一生，修长城、挖沟渠至少有一万多里，可能无意中挖断了地脉，这也许就是我的罪过吧！”

说完，蒙恬毫不犹豫地服药自杀了。

就这样，赵高和胡亥除掉了所有对自己不利的人。胡亥高兴了几天，但没多久他又担心起来，因为大臣官员们对这些行为议论纷纷，言谈中流露出很多不满。

胡亥问赵高说：“自从杀了诸多公子和蒙氏兄弟，大臣们不服，普通官员也议论纷纷，为之奈何？”

赵高说：“臣一直想提醒皇上，但又不敢说，先帝的大臣多半是天下的累世贵族，他们的功劳相传久矣。如今我出身低贱，承蒙皇上您抬举，才能主管国家大事。那些大臣虽然表面上对我很尊重，其实心里非常不满，除非皇上能治他们的罪，将其一一铲除，否则无法振威天下。”胡亥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对。”

为了杀一儆百，胡亥大开杀戒。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二人为了免遭羞辱，毅然选择了自尽。

在赵高的建议下，胡亥于前209年初，也就是即位的第二年，效法父亲秦始皇巡游天下。他从南边的会稽（今江苏苏州），一直巡游到北边的辽东（今辽宁辽阳）。一路上他不问青红皂白，连连下令诛杀官员，结果当地的人都惶恐不安。而这一切，仅仅源于赵高的一句话：“你应该趁这次巡游树立自己的威信，只要那些官员不听话，就杀了他。”

就这样赵高利用没有头脑的胡亥，大大扩张了自己的权势，只要官员一死，他就安插一个自己的亲信。这些人都是他提拔上来的，他们和赵高一样，出身低贱，自然对他死心塌地。赵高的兄弟赵成做了中车府令，女婿则做了咸阳的县令。至于朝中其他要职，也遍布着赵高的党羽。

在胡亥巡游的过程中，所有的地方官员无不惊恐万分，不知道厄运哪天就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一时间，全国人人自危，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正史史料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史记·陈涉世家》

揭竿而起

虽然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但老百姓并没有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为了一统天下，秦始皇四处征战。而且在兼并战争过程中，还仿照六国宫殿的建筑风格，在咸阳重新建造各国宫殿多达二百处。没多久又开始为自己兴建豪华的陵墓和规模宏大的阿房宫，再加上修筑长城、驰道（为了皇帝巡游而修筑的宽广大道）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老百姓根本无暇顾及农业生产，社会经济生活受到了严重破坏。最后造成“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馈，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的局面，老百姓对此怨声载道。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不仅没有收敛暴政，反而更加厉害。他信任善于玩弄权术的赵高，诛杀有功的大臣和自己的亲兄弟，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尤其是扶苏的死，更是激起了众怒。但稀里糊涂的胡亥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些隐患，他征调民众继续修建阿房宫和始皇陵，每日寻欢作乐。有一次胡亥居然征集了五万人到咸阳，目的就是为了“令教射狗马禽兽”。

《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一天胡亥觉得咸阳的城墙颜色不好看，于是说：‘如果将城墙重新油漆一遍就好了。’宫里的滑稽演员优旃说：‘皇上的主意太好了！虽然又要花钱，但这么一来，城墙就变得好看了。而且油漆很光滑，就算来了贼寇，想必他们也爬不上去。’胡亥被他的话逗笑了，‘漆城工程’总算作罢。”

正史史料

七月，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为“张楚”。胜自立为楚王，居陈，遣诸将徇地。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乡，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

但是对于老百姓，法律则特别严苛，最后居然导致“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局面。《史记》中记载的死刑有戮、斩首、活埋、弃市、腰斩、车裂、溺死、夷族等，共有十几种。至于普通的处罚更是数不胜数，比如割鼻子、断足、笞打，等等。虽然笞打是对一般犯人的惩罚，但被打死或打残的人也不在少数。在如此严酷的统治下，老百姓怎么可能安居乐业呢？

前209年，胡亥下令征发一批徭役到渔阳（今北京密云）。但是大雨连绵不断，当这批人冒雨赶到大泽乡（今安徽宿州）时，前面的道路被洪水冲毁了，队伍无法前行，每个人都焦灼不安。因为按照规定，如果耽误了时间，所有的人都会被斩首。

这时，队伍中的两个屯长——陈胜和吴广挺身而出。

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方城）人。吴广，字叔，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们二人仔细分析了大家的处境，然后说：“如今被大雨阻隔，耽误了期限，即使赶到了也是死路一条，不如起来反抗，干一场大事业，就算不成功，左右也不过是个死。”

吴广点头称是说：“没错，咱们老百姓受到的暴政实在太多，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但是咱们以什么理由造反呢？”

陈胜说：“我听说当今皇帝胡亥是始皇帝的小儿子，他根本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因为当初立的太子是扶苏。扶苏因为反对父亲的暴政，结果被打发到北边去了。几个月前，始皇突然病死沙丘，赵高、李斯等人却宣布胡亥是新皇帝，然后处死了公子扶苏。虽然咱们不清楚宫闱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扶苏的贤明有目共睹，百姓并不知道他已经死了。另外楚国名将项燕一向为楚国人敬仰，很多人以为他逃跑了，可实际上他早被杀了。我们不如以这两个人为的名义倡导天下，响应者肯定很多。”

这一番分析有理有据，吴广也认为很有道理。不过他们俩人都身份低微，想要号令天下，很难让人信服，想到这里，二人便找到算命先生求助。

第二天，他们将写有红字的布放入鱼腹，再命属下买回来烹煮。属下割开鱼肚子一看，布上写着“陈胜王”三个大字。

晚上士兵们又看到住处附近燃起了大火，并传来“大楚兴，陈胜王”的声音，仔细一听，好像是狐狸发出来的一样。当时的老百姓本来就很迷信，他们深信狐狸有灵性，绝对不会骗人。因此经过这一番安排，陈胜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提高了很多。

跪射武士俑

此为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一号兵马俑坑所出土。此俑身着战褐，外披铠甲，右膝着地，左膝弯曲下蹲，右手握弓，左手向右作扶持姿势。俑的面部表情严肃，动作机警，将当时弓弩手的形象生动地体现了出来。

由于大雨一直下个不停，带领士兵的两个将尉只有喝酒解闷。这时吴广走过来，故意说要逃跑，将尉一听果然震怒，他拿起鞭子就向吴广挥过来，吴广眼快手疾，夺过他的宝剑一剑将其杀死，陈胜也杀死了另一名将尉。

接着他们将九百个人召集起来，慷慨激昂地说：“我们遇到大雨，看样子肯定会延期，而延期是要被砍头的，你们的父母兄弟也要被杀。我们乃堂堂男子汉，既然要死，就要死得壮烈些，那些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吗？”

这番鼓动性很强的话果然收到了效果，大家振臂高呼：“受命！”

就这样陈胜、吴广以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发动了起义，陈胜自封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由于项燕是楚国大将，大泽乡是他当初活动的地方，大部分士兵又都是楚国人，因此为了顺应民心，他们打出“大楚”的旗号。

这支不足千人的队伍虽然缺少足够的粮食和兵器，但是他们的目标明确，就是“伐无道，诛暴秦”，而且组织严密、战斗力强，因此一路上所向披靡，迅速攻下大泽乡。首战告捷后，军队更加壮大，接着又攻克了蕲县（今安徽宿州南）。当他们来到陈城（今河南淮阳）时，已经拥有了几万名步兵、几千名骑兵、六七百辆兵车。

当大泽乡起义的烽火迅速呈现燎原之势时，原先战败的六国贵族也开始蠢蠢欲动了。这些人被降为普通人后非常不甘心，但如果他们要造反，作为原先的剥削阶层，老百姓们不可能支持他们，因此他们顶多是搞一些暗杀活动。当农民的起义运动如火如荼时，他们便怀着不同的动机投奔了陈胜。

至于各地出现的小规模农民起义，则更是数不胜数。《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下》中记载：“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巿举魏，韩广举燕，穿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胜载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后，非长官之吏，无尺寸之势，起闾巷，杖棘矜，应时而动，不谋而俱起，不约而同会，壤长地进，至乎伯王，时教使然也。”

起义军进入陈城后，陈胜便召集当地的三老豪杰商量下一步的行动。三老豪杰纷纷说：“将军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我们愿拥立将军。”

但是魏国名士陈馀和张耳不赞成陈胜立即称王，他们提出应从六国后代中选人，否则难以服人。陈胜没有听他们的话，最终自立为“楚王”，国号“张楚”，暗含着张大楚国之意，同时任命吴广为假王。

陈胜、吴广领导农民起义后，地方官员派人来到咸阳，将这个消息如实禀报给了胡亥。二世居然不肯相信，他勃然大怒，免去使者的官职，并将其关进大牢。

当另一个使者再次带来同样的消息时，胡亥这才召集大臣们商议此事。

大臣们议论说：“既然百姓造反，应该立刻发兵镇压。”

听了这句话，胡亥很不高兴。叔孙通见龙颜不悦，深知皇帝不想承认有人造反的事实。于是他说：“你们都说错了，现在国家太平，哪里还有什么人敢造反呢？只不过是一群鸡鸣狗盗之徒，只要地方官员下令，就能将他们一网打尽。这等区区小事怎么还要劳烦皇上亲自过问呢？”

胡亥听说只是强盗，果然心花怒放。这时他又问大臣：“到底是造反还是强盗？”有的说是“造反”，有的说是“强盗”。最后胡亥将所有说“造反”的大臣都关进了大牢，而赐叔孙通二十匹帛，并升其为博士。

谁知叔孙通早已看出了他的残暴无能，一出宫殿，同僚不解地问他：“先生一向仗义执言，今天怎么拍起马屁来了？”

叔孙通说：“如果不这么说，我恐怕会送掉性命。”没几天他便投奔了义军。

不过正当各地农民起义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原先投奔陈胜的一些豪杰、名士却纷纷拥兵自重，割地称雄。陈胜称“楚王”后还不到三个月，先后有人自立为赵、燕、齐、魏等王。到了前208年，项梁（项燕的儿子）拥立芈心为楚怀王，又立韩成为韩王。自此六国全部复辟，这些人为了争夺城池而相互残杀，从而给了秦军以喘息的机会。

在陈城站稳脚跟后，陈胜派周文向西攻打咸阳。一路上周文的队伍不断扩大，到达函谷关时已有几十万人马。但是由于义军缺乏战斗经验，最后战败，周文自杀。

周文的主力军覆灭之后，围攻荥阳的吴广便完全暴露在秦军面前。在这种危急关头，必须改变作战策略才能出奇制胜。但是吴广的部下田臧却采用了一个卑鄙的手段。

他假造陈胜之命将吴广暗杀，同时捏造了一个罪名证明吴广该死，然后将吴广的首级献给陈胜过目。就这样大泽乡起义的领袖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毁于自己人的屠刀之下。

对于田臧这种擅自杀害主将夺权的行为，本来应该严罚才是，但陈胜担心大敌当前，再杀掉田臧会涣散军心，因此他反而封田臧为上将，出兵迎战秦军。

不过田臧这个人耍阴谋诡计很在行，带兵打仗却一塌糊涂。刚和秦军一对阵，田臧就兵败被杀了，剩下的士兵惊慌失措，四处逃窜。这一仗下来，义军死伤过半，损失惨重。

无独有偶，吴广死后，陈胜也遭遇了同样的下场。自立为王后，陈胜逐渐有些傲慢轻敌起来。对于有过者不罚，有功者不赏，至于那些和自己有私怨的人，则往往任意报复。

前208年，秦军破荥阳之围后，便向义军的首府陈城攻来，而这时由于义军接连打了几次败仗，陈城的兵力已严重不足。

陈胜坚守了一个多月，眼看就要进入寒冬腊月，城内粮草不继，外面的救兵又没有音信，无奈之下，陈胜只好退守下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

没想到他还未在下城父站稳脚跟，就被最信任的车夫庄贾所杀害。接着庄贾将下城父拱手献给了秦军。

虽然陈胜的部将吕臣很快就收复了陈城，处死了庄贾，但是陈胜和吴广建立的张楚政权已不复存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场中国历史上爆发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就被消灭了。不过其他的起义军依然前仆后继，抗击胡亥的暴政。

李斯自食其果

赵高唆使胡亥除掉公子、大臣之后，便将目光锁定在曾经的盟友丞相李斯身上。当日“沙丘之变”是二人为了各自利益的暂时联手，而赵高凭借这一功劳居为郎中令。赵高平时利用职权滥杀无辜，大臣们表面上不说，但私底下都对他怨声载道。这时李斯又上了一个《劝行督责书》，规劝皇帝用重刑治天下，对那些犯罪的官员，不管高低贵贱，一律刑法伺候。赵高心想，如果有人上殿对皇帝揭穿自己的伎俩，丞相李斯绝不会袖手旁观，他一定会从中发难，到时候自己肯定逃不脱刑罚，因此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于是他对胡亥说：“您作为万民之主，自称为‘朕’，理应高高在上，让大臣们只闻其声，不见其容才对。当年先帝威震四方，虽然每天和大臣们见面，但他们都不敢随便乱说。如今您刚刚继位两年，很多事情未必非常了解，万一和大臣们议事时言语不当，肯定会让他们轻视。虽然他们当面不敢说什么，背后肯定会妄加评论，这不是玷污了皇上的英名吗？依我看您今后不必上朝，如果有大臣求见，就让我和其他几个熟悉法令的官吏通报，经过商议后再做裁决。这么一来，大臣们见皇上处事有方，自然不敢妄加菲薄了，老百姓也会称赞您是一代圣主。”

泰山刻石

前219年，秦始皇东巡登上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丞相李斯等颂秦德而立碑于泰山之巅。

胡亥一听，这个主意甚好，不必早朝处理那些烦心事。因此他乐得安逸，整日呆在宫中寻欢作乐，一切大事统统交给赵高全权处理。

游说成功之后，赵高便开始进行下一步的行动，就是离间李斯和胡亥的关系，并借机陷害李斯。

原来陈胜、吴广起义时，李斯的长子李由负责镇守荥阳，但他没有挡住义军西进的队伍。赵高抓住这一点，打算大做文章，诬陷李由和陈胜是邻县的同乡，因此不肯积极镇压。而李斯身为丞相，虽然手握大权，但似乎很不满足，心怀图谋，想自立为王。

不过因为胡亥对李斯提出的《劝行督责书》颇为满意，所以想让自己的计划顺利实施，必须先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天赵高来到丞相府拜访李斯，一番寒暄之后，赵高便提到起义军的事。他说：“当今关东大乱，群盗多如牛毛，六国旧臣纷纷自立，城池连连失守，形势非常紧张，可是皇上依然每天沉溺于歌舞声色之中。如今战事吃紧，原本应该增调人手去剿灭叛军，但皇上却不闻不问，只顾修筑工程浩大的阿房宫。大敌当前而不思进取，我实在是心急如焚。本想劝谏皇上，无奈位卑言轻。而您身为丞相，过问此事名正言顺，总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刻而不进谏吧？”

听了这番高谈阔论，李斯以为赵高是真的担心国家社稷，于是就说：“我对此事也考虑了很久，但是皇上深居宫阁，根本不上朝，就算我想劝谏，也没有机会呀。”

眼看李斯一步步走进自己设下的陷阱，赵高不动声色地说道：“如果您真的想直言进谏，这倒不难，我愿意效劳，只要打听到皇上空闲的时候，就立刻来通报。”

李斯一听，当即应允。

过了几天，赵高看胡亥正兴高采烈地欣赏歌舞，便派人通报李斯说：“皇上今天有空，请速来进谏。”

李斯赶紧换上朝服驱车来到宫门外，请求面见圣上。而胡亥此时正在兴头上，听到通报，他面色一沉，不高兴地说：“真扫兴，有什么要紧事？跟他说我正忙，改天再来。”

李斯吃了个闭门羹，又受到训斥，以为是赵高的消息不准，完全没想到这是个圈套。

接下来赵高又耍了好几次同样的手段，李斯的进谏每次都被驳回。如此折腾了三四次，胡亥便认为李斯是故意来败兴的，他生气地说：“平时没事的时候他不来，一旦我欣赏歌舞的时候，他就来了，这不是欺负我年轻不懂事吗？”

看到自己的诡计见效了，赵高自然不会放过机会，他说：“皇上先别生气，我看这事没那么简单。沙丘矫诏之时，丞相也曾参与其中，他自以为有功，本想皇上会割地封王，谁知您已继位两年，他的心愿一直没有实现。不过有些事皇上不问，臣也不敢乱说。”

胡亥见赵高欲言又止，反而来了兴致，他追问道：“什么事？快说吧！”

赵高于是说：“我听说丞相的长子、三川郡守李由已经私自谋反了，强盗陈胜等人和他是邻县子弟，所以他们攻打荥阳时，李由不肯出击。我还听说，这些强盗与丞相一直有书信往来，说什么将来攻打咸阳时里应外合，以后共执江山等等。只不过没有人追查此事，因此无凭无据，我也不敢禀告皇上。还有丞相权倾朝野，儿子皆娶了公主。女儿则嫁给公子。如此显赫的地位必定会危及您的声威，请皇上三思。”

斩李斯父子

秦始皇死后，李斯为保全自己的利益，附和赵高伪造遗诏，立少子胡亥为帝。赵高篡权后又施展阴谋，诬陷李斯谋反。前208年，李斯在咸阳街头被腰斩于市，并被灭三族。

这番谗言将胡亥吓出了一身冷汗，不过事关重大，他也不敢草率行事，于是命人去核实李由是否与强盗暗中联系，如果证据确凿，一定要重重处罚。而赵高也早已买通了当地官员，他们串通一气，一起陷害李斯父子。

这时李斯才明白自己上了赵高的当。他当然不肯束手就擒，于是上书揭发了赵高的罪行。他写道：“现在有的大臣专擅刑赏大权，这很危险。当年司城子罕做宋国丞相时掌握着生杀大权，曾劫杀其君；齐简公的大臣田常位高权重，最后杀了宰予和简公，窃取了齐国。如今赵高的奸邪之心就像子罕、田氏一样，如果皇上不早日防范，恐怕他就要图谋不轨了。”

虽然这些话句句切中要害，但胡亥自幼亲近赵高，早已先入为主，认为李斯多心。他还将李斯的话私下告诉了赵高。赵高一听，立刻惊恐地跪在地上说：“望皇上明察！丞相本来就企图篡权，只不过是忌讳我赵高一人。如果我死了，丞相就会像田常那样窃国。依臣之见，丞相是把我赵高看成宰予，将皇上您当作齐简公啦！”

李斯不知道胡亥已将自己的话告诉了赵高，于是又邀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再次进谏。但此时的胡亥已经被赵高所蒙蔽，他相信李斯是为了篡位夺权，因此下令将三人关进监狱。

冯去疾和冯劫见胡亥昏庸至极，明白秦朝气数已尽，便慨然自杀。但李斯不肯轻易送命，还请求胡亥彻查此事。

没想到的是，胡亥安排赵高来审理此案，赵高自然求之不得。他指使狱卒对李斯严刑拷打，让其招供谋反之事。位居三公的李斯哪里受过这种酷刑，再加上他年岁已高，最后逼不得已，只好承认了“谋反”之罪。

这时的李斯虽已招供，但是依然心存侥幸，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反叛之心，而且有功于秦。当年被秦始皇治罪时，曾依靠一篇《谏逐客书》而力挽狂澜，如果将自己的冤情告知皇上，说不定能够得到赦免。

可惜李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胡亥怎么能与秦始皇相提并论呢？秦始皇虽然暴虐，但毕竟雄才大略，胡亥却被赵高牵着鼻子走。而且赵高耳目众多，他精心炮制的文章还没送到胡亥跟前，就落入了赵高手中，他冷笑一声说：“阶下之囚，安得上书！”

赵高见李斯不死心，怕他会翻供，于是又指使心腹装扮成胡亥派来的官员，对他进行轮番审讯。李斯信以为真，于是推翻原来的供词，说出实情。但这些“官员”对他再次严刑拷打，不许其翻供。就这样反复十余次，李斯终于不敢再改口翻供了。等到胡亥真的派御史来审讯时，李斯以为又和以前一样，是赵高安排的人，徒受皮肉之苦也不能鸣冤，因此不敢改口翻供。

胡亥见李斯承认了“谋反”之罪，高兴地对赵高说：“若非赵君，差一点被丞相所卖，真是好险啊！”

这时派去调查李由的使臣回来告诉赵高：“李由已经被项梁杀死了。”

赵高大喜，这一下死无对证了。于是他捏造出李由意图造反的信件，上报给胡亥。胡亥闻言大怒，下令将李斯具五刑，腰斩于市，并诛灭三族（父族、母族和妻族）。

行刑那天，围观者人山人海，谁也没想到，曾经红极一时的丞相竟然会落得如此下场。

李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后面是他的次子，再后面是其父母、妻子。

这时的李斯已经须发皆白，他看着儿子哽咽地说：“吾欲与汝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说完父子二人抱头痛哭。后人有诗曰：“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

很快行刑的时辰到了，刽子手并列两旁，监刑官下令执行五刑：先在脸上刺字，然后涂墨，这叫“黥刑”；割掉鼻子叫“劓刑”；砍掉左右脚叫“刖刑”；接着施以“腰斩”；最后是“醢刑”，即剁成肉酱。这种死法是当时最残忍的“施五刑”，等到五刑完毕，李斯早已魂归西天了。

其余亲属也一一被诛杀，只见刑场之上鬼哭狼嚎，围观者无不惊恐万分。

对于李斯的死，有人感慨，有人却认为他是罪有应得：“李斯矫诏杀扶苏和蒙恬，才让胡亥坐上皇位，他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却断送了大秦江山。”

正史史料

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狭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

——《史记·李斯列传》

权臣赵高

赵高在帮助胡亥登上皇位后，将丞相李斯害死，当上了丞相。为了能够独揽大权，通过指鹿为马的闹剧，排除异己。后又派人杀死秦二世，不久后被秦王子婴所杀。

指鹿为马

李斯死后，赵高自认为除掉了心腹大患，而且胡亥深居宫中，对外面的事毫不知情，因此他一跃成为丞相，独揽大权，谋取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虽然赵高大权在握，但他依然很害怕大臣们联合起来反对自己。为了试探这些人的真实态度，他精心安排了一场指鹿为马的闹剧。

前207年，赵高乘胡亥会见群臣之时，当众命人牵来一只鹿，对胡亥说：“臣为皇上精心挑选了一匹宝马。”

胡亥一向喜欢斗狗赛马，听到这话，马上高兴地说：“丞相送来的定是好马。”

说完他定睛一看，眼前并不是宝马，而是一只鹿，他笑着说：“丞相，你弄错了，这不是马，是只鹿。”

赵高扫视了一眼旁边的群臣，坚持说：“这就是一匹马，皇上您再仔细看看。”

胡亥走到鹿身边看了好一会儿，觉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迷惑不解地问左右：“到底是鹿还是马？”

武府温酒炉

此炉出土于陕西咸阳塔儿坡。其上部为椭圆形耳杯，耳杯两侧有执耳如翼，前后各置一个铺首衔环耳。下部为椭方形炉，炉的四蹄足短矮。通体素面无纹饰，杯一侧耳下及炉腹外均刻铭文“脩武府”三字。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有耳杯的温酒炉。

大臣们因为害怕赵高的权势，又不清楚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有的人便随声附和道：“是马。”有的不愿意助纣为虐，又想明哲保身，于是沉默不语。有的则直言不讳地说：“这明明就是一只鹿吗。”但大部分人都说是“马”，胡亥看他们都这么说，还以为自己真的病了，于是召太医进宫治疗。

太医诊脉后说：“皇上曾于春秋之时在郊外祭祀，当时是否没有好好持斋？”

胡亥点点头，太医又说：“这就对了，您就是因为斋戒不诚才出现这种情况的。最好是再次虔诚祭祀，才能消灾免祸。”

胡亥信以为真，于是来到上林苑老老实实地斋戒、祭祀。

赵高支开胡亥后，立刻派了几个心腹将在皇上面前说是“鹿”的大臣诱出宫杀掉了。对于那些说假话、阿谀奉承的人，则收罗到自己门下。从此朝廷内外更加惧怕赵高，所有的人都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就送掉性命。

这样一个昏君和奸臣搭配在一起，如果不丢掉江山，岂不是一桩天大的怪事。胡亥的昏庸令赵高更加有恃无恐，对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也渐渐不满意起来，甚至企图胡亥取而代之。

同年起义军首领项羽和秦军在巨鹿（今河北巨鹿）展开大战。起初义军将领宋义被秦军的气焰所吓倒，在原地停留了四十多天不敢前进，项羽痛斥他的怯懦行为，然后处死了他。

接着项羽率军带了三天的粮食渡过漳水，过河后项羽下令将船全部凿毁，表示出不夺取胜利就不再返回的决心。项羽的决心和勇气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奔巨鹿，截断了秦军的粮道。

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秦军将士被杀的杀，跑的跑。在这种沉重打击下，秦军大将章邯走投无路，只好率部众二十万人在洹水南的殷墟（今河南安阳）投降了项羽。至此秦军的主力土崩瓦解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巨鹿之战”。项羽以少胜多，令无数后人为之景仰。这也是秦末义军取得的一次最伟大的胜利。巨鹿之战的胜利扭转了整个战争局势。

但是这个消息传不到胡亥耳朵里，当咸阳城内人心惶惶时，他依然在宫中花天酒地。大臣们虽然了解实情，但没有人敢多说一句话。因为赵高正做着篡位称帝的美梦，如果有人跟他做对，项上人头可能随时不保。

不过当赵高在攀向皇权的路上又进一步时，秦朝的灭亡也随之更近了一步。唐人周昙曾写过一首名为《秦门胡亥》的诗：“鹿马何难辨是非，宁劳卜筮问安危。权臣为乱多如此，亡国时君不自知。”

赵高杀二世

前207年，沛公刘邦率领大军势如破竹，直捣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距离秦都不过几百里。他先礼后兵，派出使者来和赵高谈判。这时赵高担心胡亥怪罪自己，于是和女婿咸阳令阎乐、弟弟郎中令赵成商议，决定先下手为强，用胡亥的人头和起义军谈判。

赵高说：“皇上荒淫无道，只知道享乐，结果导致海内皆叛。如今事情紧急，却加罪于我们。我们岂能束手就擒？除非先发制人，杀掉二世，立公子子婴即位。子婴的仁厚有口皆碑，可令百姓臣服，这样说不定能转危为安。等解了眼前的危机，咱们再做打算。”

阎乐迟疑地问：“宫中戒备森严，恐怕不容易进去。”赵高说：“你可诈称有贼带兵入宫。”

接着赵高又命赵成为内应，让阎乐里应外合，选好心腹抓紧行动。二人领命，各自回去准备。

赵高看阎乐迟疑的样子，暗自思虑：“阎乐虽然是自己的女婿，但毕竟是外姓之人。”为了防止中途有变，他派人将阎乐的母亲接到府内作为人质。一切安排就绪后，阎乐便带着人马直抵望夷宫大门。此时的望夷宫内依然是歌舞音乐不绝于耳，一派天下太平的气象。

守卫大门的士兵见阎乐带着军队手持兵刃冲过来，立刻阻拦，阎乐一挥手，属下就将门卫绑了起来，他大声呵斥道：“有贼人入宫，你们为何不拦住他们？”

门卫分辩说：“四周警备森严，日夜都有人巡逻，哪有盗贼会入宫呢？”

阎乐说：“盗贼已经进入宫中了，你还敢狡辩。”说完手起刀落，砍下门卫的头。接着他下令：“从现在起，只要有人拦阻就杀掉他们。”

一时间侍卫、宦官大惊失色，他们有的试图阻拦，但很快就被杀掉了。其他人一见，只得纷纷逃命。嫔妃、宫女也吓得连声尖叫，四处逃窜。金碧辉煌的望夷宫内顷刻间尸横遍地、血流成河。

此时胡亥正在休息，他听到外面的呼喊声，急忙坐起来，突然“噗”的一声，一支箭射了过来，正中床前的壁柱。原来赵成已和阎乐碰头，正四处寻找二世胡亥。

胡亥大怒，命左右侍卫护驾，但这些人都被吓存了胆，纷纷逃走了，只有一名宦官还站在身边。

胡亥问道：“你知道事情有变，为何不早告诉我呢？”

宦官苦笑着说：“正因为臣什么都不说才活到今天，如果我将这些告诉皇上，恐怕早就被杀掉了！”

胡亥无言以对，只得呆坐在床前。这时阎乐已经冲到胡亥面前，他厉声喝道：“你荒淫无道，滥杀无辜，反叛的人多如牛毛，实在是罪不可赦。如今山东的‘强盗’已兵临城下，你还是自找出路吧。”

胡亥问：“可否让我见见丞相？” 阎乐回答说：“不可。” 胡亥又问：“我愿意退位，就做个郡王行吗？”阎乐回答说：“不可。”胡亥便说：“我愿做万户侯。” 阎乐回答说：“不可。”眼看无计可施，胡亥只得哀求道：“我愿意和妻子做个普通老百姓，请你放我一条生路。”阎乐不耐烦地喝道：“我只是奉丞相之命为天下除害，你还是少说几句。说得再多，我也不敢报知丞相。”

胡亥自知难逃死路，最后拔剑自刎了，时年二十四岁。接着赵高按照原先的计划，立子婴为秦王。谁知子婴并不买账，不久他就设计杀了赵高。后来子婴投降刘邦，秦朝就此灭亡。

胡亥在位仅仅三年。如果说秦始皇任用赵高是引狼入室，那么胡亥重用他则加快了秦朝灭亡的脚步。《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胡亥极愚，骊山未毕，复作阿房，以遂前策。……诛斯、去疾，任用赵高，痛哉言乎！人头畜鸣。……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

而且赵高刺杀皇帝，开了宦官专权逞凶的先例。从此自汉朝至明清，宦官干政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害。

虽然秦始皇期望皇帝的大位能够“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苦心经营的天下只存在了十五年。儿子胡亥是秦朝的第二个皇帝，也是最后一个。

更凄惨的是，胡亥被杀后不得入秦陵，是以黔首，即百姓的礼节安葬的。他的墓地在杜南（今陕西西安西南）的宜春苑。这里荒草迷离，人烟稀少，只有墓碑告诉后人，这里是秦朝末代皇帝的坟墓。对此司马相如曾作赋说：“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误兮，宗庙灭绝。”一句话，咎由自取！

秦始皇嬴政和二世胡亥都没有后来的皇帝所享有的谥号和庙号。因为秦朝的治国思想是法家，实行中央集权制，为了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大臣是不许议论评价皇帝的。直到汉朝后变为儒家思想，谥号和庙号才开始出现。

秦朝的遗产

秦朝留给后人的众多遗产中，最生动、最直接、最能反映帝国强大的实物，莫过于举世闻名的秦长城和栩栩如生的兵马俑。秦长城十分雄伟、壮观，它是人类建筑工程的奇迹之一。长城的修筑有效地防御了匈奴的侵扰，对巩固其统治，维护国家安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秦始皇时代的兵马俑却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秦始皇所统率的精锐强大的军队。俑的形象生动逼真，造型各异，形态各不相同，显现出秦朝匠人高超精湛的技艺。这些都成为留给后人的一笔非常宝贵的物质文化

遗产。

秦长城

匈奴是中国北方边境上的古老民族，他们以强悍和骑射著称，分布在蒙古的大草原上，过着四海为家的游牧生活。

从战国末年以来，匈奴时常南下侵袭，抢夺人马和财物，严重地威胁沿边各国百姓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因此北面的各诸侯国纷纷修建了长城，以防御匈奴南下的侵扰。

十二字瓦当

此瓦当出土于陕西咸阳故城。上面分三竖列刻有“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十二个字。字体是秦朝的标准小篆，表达了秦始皇“天命神授”及“千秋万岁”的思想。

前215年，匈奴再次南下，忍无可忍的秦始皇派大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兵马，夺回河套一带的大部分地区，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但是这样并非长久之计，每发动一场战争，势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一旦吃了败仗，就是劳民伤财，于是秦始皇将内地人民迁往北部边境居住，派大将镇守。

接着他下令，征调几十万人，在秦、燕、赵原先修筑长城的基础上，进行修补、连接，再向东西延伸，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最终连成一条长达五千余公里的防御线，这就是著名的万里长城。

如今秦长城虽只然剩下部分遗迹，但它作为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防御匈奴南侵、保障中原人民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万里长城蕴含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血汗，是智慧的结晶。而到了现代，它仍然以其蜿蜒起伏的雄姿，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象征着我国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

秦陵兵马俑

1974年春天，陕西临潼的农民在打井中，无意中从两米多深的地里挖出一些陶俑的碎片。消息传开后，人们议论纷纷，从而引起考古部门的高度重视，他们派来专业勘探人员。从此尘封于地下两千多年的文化宝库与世人见面了，这就是闻名海内外的秦兵马俑。

秦兵马俑坑

秦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于秦陵陵园东侧1500米处，目前已发现三座，坐西向东呈品字形排列，其中共出土了约七千个秦代陶俑及大量的战马、战车和武器，代表了秦代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坑内的兵马俑大小与真人相近，神采各异，由弩步车马四个兵种和将军俑组成，他们结成方阵，威武雄壮，再现了秦军风采，为世界所罕见，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经过五年的开发和建设，1979年，规模宏大的秦兵马俑博物馆开放了。

秦兵马俑一号坑位于地下五米的地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上千个武士俑，它们和真人一般大小。身体呈现古铜色，排列成三列向东的队伍。每列有武士俑七十个，仿佛是军阵的前锋。后面紧接着是步兵和战车，看上去是军队中的主体。左右两侧各有武士俑一百八十余个，仿佛军阵的两翼。西端有三列横队，两列面东，一列面西，如同军队后卫。

兵马俑身上还有多处文字。据专家研究，一些是陶匠的名字，一些标明了俑的出处，还有一些文字则有待破解。

这些武士俑身穿铠甲，手里拿着青铜兵器。几十匹战马似昂首嘶鸣，好像马上就要出征。整个军队处于整装待发的状态。从如此威武雄壮的气势中我们可以看出，秦始皇为完成统一大业而展现出的军威。

将军俑

出土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二号兵马俑坑。此俑头戴燕尾长冠，身着两层战袍，披细密甲，显得雄姿英发，气概绝伦。出土时，立于战军之后，似为军队的指挥官。

除了武士俑之外，其他坑内还有和真马一样大小的陶马三十二匹，每四匹为一组，拖着木质战车。武士们手中的兵器也各式各样，有刀、矛、剑、戟和弓箭。令人惊讶的是，还有荆轲刺秦王时，秦王砍伤荆轲的一把利剑，虽然历经了两千多年的侵蚀，这把宝剑依然十分锋利。

看到如此壮观的景象，人们不禁要问秦始皇为什么要建造兵马俑呢？

原来这些兵马俑都是秦始皇为自己的皇陵设置的陪葬品。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十三岁即位，即位后不久，就开始在骊山修建陵墓，直到他五十岁去世安葬时，陵墓尚未竣工。秦二世时，又继续修建了两年，前后历时近四十年。

一般来说，皇帝都少不了为自己安排陪葬用品。根据研究人员的发现，秦始皇陵四周分布着大大小小约四百多个陪葬坑，里面包含有各式宫殿和奇异珍宝，兵马俑就是其中之一。

在挖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又发现了第二个兵马俑坑，于是他们将其命名为二号坑，最初发现的那个称为一号坑。没过几年，三号坑和四号坑也相继被发现。

这些被挖掘出来的武士俑整体风格浑厚简练，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他们的脸型、发型和体态、神韵均不相同，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或不同民族，其脸上的表情将人物性格表现得栩栩如生。

这些兵马俑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可以说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创作的。手法细腻明快，布局井然有序，气势辉煌，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护卫皇城的御林军的形象。

过去有人认为，中国古代雕塑是从南北朝随佛教传入的，但兵马俑的出现否定了这种观点。它有力证实了秦代的雕塑已经十分成熟，在中国雕塑史上具有重要作用。而那些兵器则说明，秦朝时期的冶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大大超过同时代的西方国家，堪称世界冶金史上的奇迹。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1974年的偶然发现，这些完美的杰作将依旧沉睡于地下。如今它们不仅为研究秦代历史、铸造技术和古代车马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还被赞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1987年12月，秦兵马俑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内外游人纷纷慕名而来，其巨大的规模、磅礴的气势、高超的技术都让世人惊叹不已。

这些具有鲜明个性和强烈时代特征的兵马俑，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艺术才能。不仅为华夏灿烂的文化增添了光彩，也在世界艺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西  汉

国力强盛尊崇儒学抗击匈奴

秦朝被推翻以后，项羽和刘邦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之争。最终刘邦在垓下之战中打败了项羽，于前202年称帝，改国号为汉，定都长安。刘邦即为汉高祖。

汉高祖刘邦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对内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黄老政策，注重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同时为了巩固统治，刘邦又大力打击功臣，封刘氏宗亲为王。

刘邦死后，其子刘盈即位，吕后开始临朝听政。吕后遵刘邦遗嘱继萧何后任曹参为相。曹参继续沿用萧何时的政策，达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效果。

吕后死后，陈平、周勃等大臣一举铲除了吕家势力，拥立代王刘恒继位，即汉文帝。文帝在位期间，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逐步消除了多年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文帝之后的景帝，继续推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政策，重农抑商。文帝、景帝时期，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发展迅速，史称“文景之治”。

景帝之后，汉武帝刘彻即位。汉武帝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上，他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加强集权统治。在经济上，

将铸币、盐铁收归国家专营，创立均输、平准政策，稳定物价，加强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文化上，他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了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在军事上，任用卫青、霍去病等人抗击匈奴，使得匈奴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实力大为削弱。在外交上，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打通了东西方贸易的通道，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武帝之后的昭、宣二帝，继续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采取整顿吏治、轻徭薄赋、劝民农桑等措施，使得“天下殷富，百姓康乐”， 国家经济得以明显恢复和发展，汉朝再度出现盛世，史称“昭宣中兴”。

汉宣帝之后，西汉王朝逐渐走向衰落。竟宁元年（前33年），汉元帝刘奭去世，皇太子刘骜继位，是为汉成帝。成帝整天沉迷于酒色，不理朝政，尤其宠爱赵氏姐妹，致使皇权旁落，外戚王氏开始登上西汉的政治舞台。当时国家的赋税徭役日益加重，统治阶级“多蓄奴婢，田宅无限”，造成大批农民破产，流离失所。元寿二年（前1年），汉哀帝去世。太皇太后王政君任其侄儿王莽担任大司马，并迎接中山王刘衎即位，是为汉平帝。五年后，平帝死，王莽又迎立刘婴即位，自己当上了“摄皇帝”。8年，王莽代汉称帝，改国号为“新”，废刘婴为安定公，西汉灭亡。

王莽称帝后，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但他的改革并没有缓解已经激化的社会矛盾，反而引起了天下更大的动乱，各地农民起义和西汉宗室旧臣反对“新”朝的斗争不断发生。地皇四年（23年），王莽政权在绿林军的打击下灭亡。天下又进入另一轮的争夺当中。

相对秦朝而言，西汉在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早在《淮南子》一书中，就有“日中有踆乌 ”的记载。踆乌，即太阳黑子的形象。成书于西汉末的《九章算术》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阐述了负数以及加减运算法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关于脉法、灸经的记载。同时，还载有对内、外、妇产、小儿、五官等科五十多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可以称得上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医方。

西汉世系： 汉高帝刘邦>>惠帝刘盈>>高后（吕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昭帝刘弗陵>>宣帝刘询>>元帝刘奭>>成帝刘骜>>哀帝刘欣>>平帝刘衎>>孺子刘婴（王莽摄政）>>〔新〕王莽>>更始帝（刘玄）

西汉大事索引

时间 事件

前202年 刘邦在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中战胜项羽，称帝，改国号为“汉”，史称西汉。

前200年 刘邦率军攻打匈奴，结果被围困在白登山。

前198年 汉朝与匈奴签订“和亲条约”，并以宫女冒充宗室公主嫁给单于。

前195年 刘邦逝世，庙号太祖，谥号为高皇帝，葬于长陵。

前188年 惠帝卒，葬于安陵。

前180年 执掌朝政的吕太后病逝。

前167年 汉文帝正式下令废除肉刑。

前154年 吴王刘濞率领七个诸侯国起兵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大将周亚夫率兵平定七国之乱。

前141年 汉武帝刘彻即位。

前138年 张骞应募任使者，出使西域。

前136年 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

前134年 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

前129年 汉武帝任卫青为车骑将军，攻打匈奴。

前128年 武帝再次派卫青抗击匈奴，第二年经过苦战，收复了河南地区，并在此设朔方郡。

前127年 武帝颁布“推恩令”。

前124年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京城设立“太学”，办学事宜由丞相公孙弘主持。以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则由儒学博士担任。

前121年 汉武帝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攻打匈奴，获胜。通过这次战役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截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打开了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

前119年 汉武帝颁布“名田令”。

汉武帝推行“算缗”。

张骞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

前117年 汉武帝下令在全国实行盐铁官营。

颁布“告缗令”，并任命杨可负责。

前115年 大农丞桑弘羊提出试行“均输令”。

前113年 汉武帝下令将开采权和铸币权收归中央，禁止郡国铸钱，并指定由“上林三官”负责铸钱。

前112年 汉武帝派兵十万，水陆并进，征讨吕嘉。

前110年 汉武帝派兵攻入东越。

汉武帝到泰山封禅。

前109年 汉武帝为滇国王颁发了“滇王之印”。

前108年 汉武帝派兵征讨姑师和楼兰。

汉武帝在卫氏政权的基础上设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为汉属四郡。

前106年 汉武帝正式颁行刺史制度。

前104年 汉武帝派李广利出兵攻打大宛。

司马迁、孙卿等人完成著名的《太初历》。

前99年 齐、楚、燕、赵等地均爆发了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后被平息。

前89年 汉武帝设置司隶校尉。

前87年 在位整整五十四年的汉武帝病逝，葬于茂陵。

前81年 汉昭帝召开“盐铁之议”。

前74年 汉昭帝病逝，葬于平陵。

前68年 汉宣帝派侍郎郑吉到渠犁屯田。

前59年 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众投降，汉宣帝封其为“归德侯”。

汉宣帝封郑吉为安远侯。

前56年 匈奴左大将军王定投降，汉宣帝封其为信成侯。

前51年 汉宣帝召集萧望之、刘向、韦玄成等人在石渠阁召开了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讨论“五经”异同。

前33年 王昭君出塞，嫁于呼韩邪单于，汉匈关系缓和。

前16年 汉成帝封王莽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

前8年 王莽继王凤、王音、王商、王根四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

6年 汉平帝死亡，年仅十四岁。王莽立两岁的刘婴为帝，历史上称其为孺子婴。

7年 东郡太守翟义立刘信为帝，向全国发出檄文，声讨王莽毒死汉平帝，阴谋夺取刘家天下，号召天下民众诛杀王莽。

8年 王莽称帝，改国号为“新”，废刘婴为安定公。

10年 王莽下诏实行五均六筦。

23年 王莽政权在绿林军的打击下彻底灭亡。

楚汉争霸

秦朝末年，项羽、刘邦领导农民发动起义，反抗秦朝的残暴统治。经过多年的征战，项羽、刘邦大军推翻了秦王朝。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土地于天下王侯达十多人，其中刘邦被封为汉王，都南郑。但刘邦志在天下，并不甘心屈居于项羽之下。在张良、萧何、韩信等人的辅佐下，经过四年血战，终于在前202年战胜项羽，称帝，国号汉，定都长安。

入关约法

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另一支力量强大的队伍也随之崛起，这就是楚国贵族后代项梁和其侄儿项羽。他们在吴中（今江苏苏州吴中区）起兵，很快就发展到近万人。

陈胜被车夫庄贾杀害后，项梁便拥立楚怀王的孙子为楚王，定都盱眙（今江苏盱眙），并与秦军首领章邯展开激战。项梁打了几次胜仗后，变得骄横狂妄，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结果被得到援兵的章邯偷袭，兵败被杀。项梁死后，章邯觉得楚国不会再构成大的威胁，便开始进攻赵国，赵国于是向楚国求救。

正史史料

（沛公）还军霸上。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十一月，召诸县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巿。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待诸侯至而定要束耳。”

——《汉书·高帝纪上》

楚王和众将商议后决定兵分两路增援赵国：一路由项羽直接北上救援，最后引发了巨鹿之战；另一路则由刘邦率领，进入关中牵制秦军。他们还约定：“谁先入关中，谁就做天下之王。”

起初刘邦的进攻并不太顺利，但经过几次战役，秦军节节败退。最后刘邦终于兵临城下，来到咸阳附近的霸上（今陕西西安城东）。

而这时听闻刘邦的人马已经攻破了距咸阳不远的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秦二世胡亥吓得惊慌失措。他连忙派赵高发兵抵抗，没想到赵高怕胡亥怪罪自己，竟派心腹把胡亥给逼死了。

接着赵高立子婴为秦王。子婴知道赵高早就想自己当皇帝，只是碍于大臣们的反对，才立的自己。到了朝见家庙那天，子婴推说身体不舒服，不愿意参加登基大典，心急火燎的赵高只好亲自去催。等他一进门，已经布好的伏兵立刻冲出来，把他杀死了。

子婴杀了赵高之后，派出五万兵马驻守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张良建议刘邦：“派兵在峣关附近的山头插上旗子，作为疑兵。另派人马绕过峣关正面，从东南方向进攻。”

刘邦听从了张良的计策，终于消灭了这支秦军。当他率领军队来到霸上后，子婴知道没有了退路，只好带着玉玺、兵符和节杖，带领大臣们投降了刘邦。

帛书云气占图

此图为《天文气象杂占》的一部分。《天文气象杂占》主要从星、慧、云、气等方面占验吉凶，原是一个整幅，包括完整或破缺的共约三百条。每条上面是图，下面是名称、解释和占文。第一列和第二列开头的一段，画成动物、植物或各种器物，均代表云的形状。

刘邦手下的部将主张把子婴杀掉，但刘邦说：“楚怀王派我攻打咸阳，就因为相信我能够宽厚待人。再说人家已经投降了，再杀掉他不好。”最后他收了玉玺，将子婴软禁了起来。就这样秦始皇建立起来的强大王朝仅仅维持了十五年，就在各地起义军的打击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

刘邦的军队进了咸阳，将士们冲进皇宫，纷纷抢夺仓库里的金银财宝，只有萧何跑到秦朝的丞相府，把有关户口、地图等档案收集保管了起来。刘邦原本就是个好色之徒，他看见皇宫内“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不禁想留在这里享享清福。这时部将樊哙闯进来说：“沛公，您是想要打天下，还是想当个富翁？正是这些东西使秦朝灭亡了，您还要它们干什么呢？”刘邦不听，固执地说：“让我歇几天再说。”

樊哙无奈，只好把谋士张良叫过来。张良说：“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刘邦一听羞愧不已，当即撤军，返回霸上。接着他按照张良的指点，与当地的名士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老百姓早就受够了秦朝的严酷法律，刘邦的这一决定无疑大快人心，百姓们纷纷拿出酒肉来慰劳军队。刘邦听说后，便派人对他们好言相劝，说：“我们粮仓里不缺粮食，大伙儿就别费心了，还是把东西都拿回去吧！”

因此刘邦的军队给关中百姓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百姓们都说：“真希望沛公能够留在关中做王。”

鸿门宴

经过巨鹿一番大战，秦军将领章邯终于投降了。这时。项羽也领兵直奔关中而来。等到了函谷关，他发现刘邦不仅已平定了关中，还派人守住了各个战略要地，项羽不禁产生了怀疑。

他的谋士范增说：“刘邦居山东时贪财好色，现在到了咸阳，居然不取财物和美女，看来野心不小。如果你不认真防备他，将来肯定会败在他手上。而且他只有十万人马，我军则有精兵四十万，只要进攻，他绝不是我们的对手，不如趁机除掉他。”

这时刘邦的属下曹无伤对刘邦非常不满，为了得到更高的官位，他偷偷派人对项羽说：“沛公刘邦想称王关中，然后将秦朝财物全部纳入私囊。”

项羽一听，顿时火冒三丈，立即命令英布领兵四十万攻下函谷关。然后直奔咸阳，驻扎戏下（今陕西西安临潼区东北），准备于次日攻打刘邦。

从兵力上来看，这时的刘邦根本无法与项羽抗衡。不想项羽的叔叔项伯救了刘邦。

项伯和张良的关系很好，他看项羽准备马上进攻，便连夜潜入刘邦的大营，劝说张良立刻逃走，以免被杀。

张良大惊，但他不愿一个人逃走，反而迅速将消息透露给了刘邦。刘邦惊慌失措地问道：“这可如何是好？”张良说：“眼下当务之急是立刻去见项伯，向他表示您并没有和项羽争夺王位的野心，请他从中周旋。”

于是刘邦设盛宴款待项伯，还和他定为亲家。刘邦好言好语地解释道：“自从入关以来，我将吏民登记造册，把仓库封存起来，不敢占有半分财物，就是为了等着将军。派兵把守函谷关也是为了防止强盗入侵，并非想阻止将军入关。我和将士们日夜盼望着你们早点到来，怎么会有造反之心呢？请您回去务必向将军解释清楚，以免误会。”

项伯看刘邦这么诚恳，便一口答应了下来，他说：“你明天到营帐来，向将军当面说明情况，他应该不会怪罪于你的。”当天夜里，项伯返回军营对项羽说：“沛公先行入关为我们扫清了障碍，是有功之人。而且据我观察，他并没有造反的心思，我们不应该猜疑他。”项羽一听信以为真，便打消了进攻刘邦的念头。

第二天刘邦带着樊哙、张良和一百名精兵如约来到项羽的军营，当面给项羽赔礼道歉。

在酒宴上，双方你来我往，杀机不断。项庄在席间以舞剑为名想趁机刺杀刘邦，但没有成功，这就是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由来。

鸿门宴后，项羽领兵进入咸阳，杀死被软禁的秦王子婴，还一把火烧光了阿房宫。另外他还纵容士兵们烧杀抢掠，老百姓怨声载道。接着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掌握军权。楚王被尊为“义帝”。他还封了十多个诸侯王，封刘邦为“汉王”，国都南郑（今陕西汉中南郑区），巴蜀、汉中共四十一县均为刘邦的领地。

不过为了削弱刘邦的实力，项羽只给了他三万军队，虽然后来有人追随他到了南郑，但总兵力也没达到十万。为了消除项羽的猜疑，同时防备其他王侯袭击汉中，刘邦接受了张良的建议，烧毁了通向汉中的栈道。

正史史料

夏四月，项羽围汉荥阳，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亚父劝项羽急攻荥阳，汉王患之。陈平反间既行，羽果疑亚父。亚父大怒而去，发病死。

——《汉书·高帝纪上》

霸王别姬

到达南郑之后，刘邦便萌生了与项羽一争天下的念头。原因是将士们水土不服，日夜思念家乡，牢骚满腹，再加上封在齐国的田荣嫌分封不公，率先起兵反叛，这给了刘邦一个进攻的绝好机会。

这时项羽的部将韩信投奔了刘邦。经过丞相萧何的大力推荐，刘邦封韩信为大将军。韩信随即提出：“我们的大部分将士都是山东人（指函谷关以东地区），现在他们归家的心愿强烈，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东进，事不宜迟。”

于是前206年，刘邦让萧何负责管理后方，自己则和韩信率兵从陈仓（今陕西宝鸡）偷渡，一举攻克了关中，楚汉战争正式爆发。

刘邦占领洛阳后继续挥师东进，很快又攻下了彭城。项羽原本打算平定齐、赵后再收拾刘邦，现在见他来势汹汹，便率领三万精兵迅速赶回。刚打了胜仗的刘邦喜不自胜，他大摆酒宴庆祝胜利，没想到项羽在清晨突然发动袭击，仅用了一天工夫，汉军就被打得节节败退。在撤退途中，又被项羽消灭了十几万人。等到了灵璧（今安徽宿州西北）东边的睢水，刘邦又丧失了十几万人马，漂浮的尸体居然堵塞了睢水。

刘邦带着几十名骑兵奋力逃脱，他的父亲和妻子吕雉都被项羽抓去了。眼看着刘邦兵败如山倒，原来跟随他的诸侯纷纷舍他而去。刘邦退到荥阳后，得到萧何派来的援兵，再加上韩信也来会合，于是汉军又重整旗鼓，在荥阳南边打败了项羽，两军陷入对峙状态。

韩信九里山十面埋伏

前202年，汉王刘邦率本部人马，追击向彭城撤退的项羽。追到阳夏南时，刘邦下令暂停追击，派使者命韩信、彭越与自己在固陵会师，联合追击项羽。韩信三十万兵马自齐南下，切断项羽向彭城的退路。彭越率数万兵马与刘邦在固陵会师，担任主攻。刘贾与英布自寿春率兵北进，切断项羽的南逃之路。五六十万汉军将楚军重重包围在垓下，使得楚军寸步难行。

不久项羽的大将英布投靠了刘邦。但项羽毕竟不是一般人物，他派兵切断了汉军的运粮通道，最终将荥阳团团包围。走投无路的刘邦无奈，只好向项羽求和，提出：“以荥阳为分界线，荥阳以西为汉，从此互不侵扰。”

项羽想答应，但谋士范增坚决反对，他说：“现在正是消灭汉军的好时机，一旦错过这个机会，无异于放虎归山，后患无穷。”

眼看着范增从中作梗，陈平便想出一个离间计。

当项羽派使者劝刘邦投降时，刘邦先摆出盛情招待的样子，送去各种精美食品，见了使者后故意说：“我们还以为是亚父（指范增）的使者来了，没想到是项王的使者。”

说完刘邦命人撤掉精美食物，换上粗劣的饭菜。使者一见大为震怒，回去便一五一十地禀报了项羽。项羽不知有诈，从此不再相信范增，怀疑他背着自己和刘邦私下交往。

范增猜到是刘邦的诡计，他对项羽说：“现在天下局势已定，我也派不上用场了，不如回家做个平民百姓。”说完负气离开了。不过他还没有回到彭城，就在半路病死了。范增走后，项羽继续进攻荥阳。刘邦的大将纪信自告奋勇地替刘邦向项羽“假投降”，以拖延时间，让刘邦趁机逃脱。

霸王别姬

前202年，项羽被刘邦的大军包围在垓下，虞姬不愿成为项羽的拖累而拔剑自刎。这动人的一幕被后人演绎为《霸王别姬》的故事。此图描绘的便是《霸王别姬》的情景。

果不其然，项羽的大部分军队被纪信所吸引，最后没有抓住刘邦。项羽一气之下，便放火烧死了纪信。

接着双方在荥阳东北部的广武山僵持不下。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项羽越来越烦躁，因为打持久战对他不利。为了迫使刘邦投降，尽早结束战斗，项羽将原先俘虏的刘太公押到两军阵前，对刘邦说：“你再不投降，我就把你的父亲煮了！”

没想到刘邦毫不在乎地说：“我们曾是结拜兄弟，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做，别忘了分给我一碗肉汤。”

项羽气得七窍生烟，他拔出宝剑，准备当场杀死刘太公。一旁的项伯赶紧劝道：“将军，现在胜负未定，杀了他的亲人也无济于事，反而会增加彼此的仇恨。”项羽无奈，只好将刘太公带回去。一计不成再生一计，项羽提出：“我和你单独决斗来决胜负吧。”可惜刘邦不肯上当，他说：“我斗智不斗勇。”接着刘邦大骂项羽，给他列了十条罪状。项羽越听越生气，他操起弓箭对准刘邦，一箭正中刘邦的胸部。为了安抚军心，刘邦故意弯下腰摸着脚趾说：“臭小子箭术也不怎么样，不过是只射中了我的脚。”

双方又僵持了十多个月，刘邦渐渐占了上风。而项羽由于兵力和粮草不足，难以与汉军抗衡，最后他们定下停战协定：“楚汉以鸿沟（今河南荥阳、中牟和开封一线）为分界线，东西分治。”

签订协定后，项羽将刘太公和吕雉还给了刘邦。当项羽领兵准备返回时，张良和陈平却极力劝说刘邦：“项羽现在兵不精，粮不足，我们应趁机灭掉他。万一他回到彭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于是刘邦立刻率兵追赶项羽。不过当他在固陵（今河南太康西）追上项羽时，韩信和彭越的援兵还没赶到，反而被项羽打得落花流水。刘邦向张良请教计策，张良献计说：“今能取睢阳以北至谷城皆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复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散也。”汉王刘邦立即派使者前往韩信、彭越处许给其地，二人皆引兵而来。

这一下汉军集合了各路援军共三十万人马，将项羽包围在垓下。夜里汉军唱起苍凉的楚国歌曲。项羽的军队以为汉军已占有了全部楚地，一个个心灰意冷，不战而败。

走投无路的项羽叹息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他的宠姬虞姬则唱道：“汉兵已略地，四放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虞姬说完含泪自刎。项羽擦去眼泪，率领八百余骑兵连夜突围。第二天一早，刘邦得知后立刻派人火速追击。渡过淮河后，项羽身边只剩下一百多人了。到达阴陵（今安徽定远西北）时，由于迷路，一行人误入大泽之中。好不容易从大泽中出来，又被骑兵追上了。这时项羽的随从只有二十八个人了。不过即便如此，项羽依然和汉军激战了三次，杀伤数百汉军，最后在江边自刎。至此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完全胜利而结束。

汉初风云

西汉王朝建立时，社会形势是人口散亡，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疾苦。刘邦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巩固统治，就采纳了士人陆贾的建议，用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政治，基本上沿袭秦朝的政治制度，以适应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形势，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时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固，汉高祖又消灭了拥兵自重的异姓王。汉高祖死后，吕后继续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人民的生活得以改善，人口得以增加。

庶民皇帝刘邦

前202年，刘邦兑现诺言，封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韩信和彭越联合原来的燕王臧荼、赵王张敖及长沙王吴芮等共同上书，请刘邦即位称帝。

刘邦假意推辞，韩信等人则说：“您虽然出身贫寒，但能率领我等诛灭暴秦，平定天下，功劳远远大于我们，您称帝乃是众望所归。”

听到这里，刘邦也不再推辞，他说：“既然你们觉得这么做有利于天下百姓，那就听你们的吧！”

汉高祖

汉高祖刘邦，字季，沛郡丰邑（今江苏丰县）人。前202年，刘邦战胜西楚霸王项羽后称帝，国号“汉”，史称“西汉”。先定都洛阳，后迁往长安。在位期间，继承秦制，加强中央集权，同时还推行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使战乱给社会所带来的破败局面得以改观。

同年二月甲午，刘邦在山东定陶氾水之阳（今属山东）举行了登基大典，改国号为“汉”，定都洛阳。妻子吕雉被封为皇后，儿子刘盈理所当然地成了太子。为了与后来刘秀建立的东汉相区别，历史上将刘邦建立的汉朝称为“西汉”，也称“前汉”。

后来刘邦在洛阳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喝到酒至半酣时，刘邦询问众人：“我们之所以能够取胜，原因在哪里呢？”

有的说是因为皇上能与大家同甘共苦，项羽则自私自利、残暴不仁。

刘邦点点头，承认他们都说得有道理，但没有切中要害，他总结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

刘邦的总结可谓一语中的。众所周知，战争的胜败完全取决于领导者，只有善于用人，才能取得成功。

汉殿论功

汉高祖刘邦初立，要对群臣进行封赏。将军们自以为战功显赫而目空一切，在殿堂上争相邀功请赏。刘邦想挫一挫他们的锐气，便提出萧何的功劳最大。将军们听后都很不服气。刘邦于是说：“将军们都知道猎人与猎狗吧。打猎的时候，追逐野兽的确实是猎狗，而在后面指挥猎狗的却是猎人，在寡人心目中，萧何就是猎人。更何况萧何当初举族好几十个人一起跟随寡人打天下，可谓功不可没。”这一比喻， 使将军们顿时矮了半截，他们知道刘邦内心实已动怒，便都默不作声了。

没多久刘邦决定迁都长安。因为一个叫娄敬的戍卒从山东赶来，他说：“周朝以洛阳为都城，但您之所以得天下和从前的周朝完全不同，所以洛阳不适合作为都城。您应该定都关中，关中易守难攻，这样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刘邦在朝堂上说出了娄敬的意见，让大臣们讨论。结果除了张良之外，所有的人都反对，他们一致认为洛阳好。

张良说：“关中乃金城千里，天府之国，进可攻退可守。”

最后刘邦听从了他的意见，将都城迁到长安。从此长安成为了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打败英布之后，刘邦路过沛县。他想到自己原本是个不起眼的亭长，如今当了皇帝，自然要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一番，于是特别召集父老兄弟，举行了一场酒宴。他还命年轻子弟组成一百二十人的歌舞团，为酒宴助兴。

在酒桌上，刘邦语带讥讽地对父亲刘太公说：“父亲，你以前总说我是个不干活的无赖，治家理财比不上二哥。如今我做了皇帝，您看是二哥的财富多，还是我的财富多呢？”

刘太公闻言红了脸，不再说话。刘邦想起自己这些年四处征战，忍不住慷慨泣下，击筑高歌。他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也就是著名的《大风歌》。奇怪的是，中国的古诗很少只有三句的，从《诗经》开始就讲究双数，但这首歌却偏偏是单数。

酒宴结束后，刘邦动情地说：“我虽然定都关中，但我是以沛公之名讨伐暴逆的，所以我决定，沛县永远不必缴纳赋税。”

沛县父老非常高兴，连着十余天举办宴会庆祝。刘邦准备走了，父老乡亲们一再挽留。刘邦笑着说：“我的人马太多，让你们长期供应粮草，压力实在太大，所以我要尽快离开。”

任用三杰

汉初三杰，即历史上辅佐刘邦夺得天下的张良、萧何、韩信三人。楚汉之争，刘邦之所以能够战胜比自己实力强大数倍的项羽，主要在于他能够争取人才和善用人才。韩信、英布等人原来均为项羽部下，但项羽不能知人善用，皆被刘邦挖走，并委以重任。结果楚汉之争，项羽惨败，并自刎于乌江。由此可见知人善用的重要性。

汉承秦制

历史上有一种通称叫“汉承秦制”，意思是说，汉朝的制度基本上是继承秦朝的。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汉朝初期的治国政策有了很大变化，指导思想是一种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

汉朝首先取消了秦朝的残酷刑法。法律主要是以战国时期李悝制订的《法经》六篇为基础的《九章律》，补充了户籍管理、赋税征收和婚姻制度的“户律”，征发徭役、城市守备的“兴律”，以及管理牛马畜牧、驿传方面的“厩律”，加在一起就是《九章律》。至于其他针对百姓日常生活的严酷法律，基本上都被废除了。

在军事方面，军队分为两种，京师之兵和郡国之兵。京师之兵又分为两种，卫尉统领的南军和中尉统领的北军。礼仪方面则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沿袭秦制，使人对神圣的皇权产生敬畏。

郡县制度和秦朝也差别不大，但乡一级的地方机构有所不同，在各乡的三老中再选出一个作为县的三老，负责联系县级的上下官吏。

历史细读

奴婢是指我国秦汉时期受人役使的奴隶，是秦汉社会中身份地位最低贱的人，是主人的财产，如同牛马、田宅、器物一样。主人可以役使、打骂、赠送和买卖奴婢。但法律规定不得随意杀害奴婢，要杀必须要报请官府获准，称为“谒杀”。

秦代的奴婢被称为“隶臣”“隶妾”“人奴”“人奴妾”“人臣”“人妾”等，汉代的奴婢则被称为“僮”“家人”“苍头”“卢儿”“臧获”等。奴婢所生子女被称为“奴产子”，仍为奴婢身份。

除了郡县制以外，刘邦还实行了封国制，即在各地分封诸侯王，目的是为了巩固政权。最初分封了很多异姓王，比如韩信等人。后来又封了九个同姓王，都是刘氏家室子弟。但事实证明，这些人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多次发生叛乱，到最后他们一个个也都被杀掉了。

同时刘邦还规定：“辅佐诸王的相国和太傅必须由中央任命。这些中央官员不许依附诸侯王对抗政府，否则以‘阿党附益’的罪名处罚。”

不过和这些制度比起来，西汉建国初期最大的问题是经过秦朝末年的战争破坏，经济衰微，百业萧条，国库空虚，人民生活贫困。为此刘邦颁布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

一、劳力归农

凡复员的军吏，可按军功大小分配田宅。动员在外流亡的人回乡。释放赦免罪人和奴婢，以增加劳动人口。

二、减轻徭役

缩短服役时间，从二十三岁开始服役，五十六岁免役。富贵人家则允许以钱代役。

三、薄敛赋税

根据官吏的俸禄和政府开支制定赋税总额，田租（土地税）征收率为十五分之一，口赋（即人口税）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

四、节约财用

汉初统治者提倡节俭。前200年，刘邦视察萧何负责修建的未央宫时，他责备道：“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五、鼓励生育

颁布“民产子令”，生一个孩子可以免除两年徭役。这一政策实施后，汉朝人口渐增，达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高峰。

六、抑制商人

工商业者另立户籍，称作“市籍”。凡在市籍的人都要接受监督限制，目的是让商人务农，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当时的商人地位低下，不能穿丝绸，不得乘车骑马，不可做官，不能携带武器。另外还要多缴纳一至数倍的口赋。

七、迁徙豪强

为了控制六国贵族的后裔，刘邦采用娄敬的建议，将关东六国的强宗大族、豪门望族共计约十万余人强制移民到关中，由政府提供住宅和土地，使他们处于中央的控制之下，免除了后顾之忧。

八、和亲政策

前200年，刘邦率军攻打投降匈奴的韩王信，即战国韩襄王的后裔。

匈奴王冒顿单于故意隐匿精兵，用老弱士卒来迷惑汉军。刘邦果然中计，汉军被围困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的白登山，整整七天，几乎弹尽粮绝，情况十分危急。

最后陈平送了一幅美女图给冒顿阏氏（相当于汉朝的皇后），阏氏担心汉家美女会夺去丈夫对自己的宠爱，于是劝其解围，放走了刘邦。

这次大败之后，刘邦认识到自己暂时还无力征讨匈奴，于是采用了娄敬提出的和亲建议。

前198年，刘邦派娄敬带着家室公主嫁给冒顿单于，答应每年赠送相当数额的物品，互不侵扰，并开放关市，允许两族人民进行贸易。

有人认为和亲政策是个拙劣的谋略。但是以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亲政策是迫不得已的，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事压力，使人民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对恢复经济和农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汉族和匈奴两族人民和平地进行贸易，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良好影响。

九、安定边境

向边境移民，并加强守卫，为开发边疆赢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并使汉朝政权更趋稳定。

这些措施对汉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均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文景之治”局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平分肉

陈平，阳武（今河南原阳）人，是秦末汉初的一位风云人物。作为刘邦的智囊，他对西汉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陈平年少时，有一次正赶上村里祭祀社神，大家都推举陈平主持分配祭肉。依据乡情俗规，他对祭社的男女老幼，照顾得十分妥帖，分配公平。父老乡亲一致赞扬道：“陈平这孩子年纪虽小，却不仅仪表堂堂，读书用功，连分祭肉都想得这么周到，真是个人才。”陈平踌躇满志地说：“要是让我治理天下的话，我会像分祭肉一样称职。”

强化政权

刘邦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逐一消灭了拥兵自重的异姓王。刘邦还打击丞相萧何，削弱了丞相的权力，加强了皇权，增强了皇帝的威信。

诱杀韩信，安抚功臣良将

刘邦虽然做了皇帝，但他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的皇位。首先让他如鲠在喉的就是各地的异姓王。这些人拥有兵将，实力不小。其次是部将，他们为了功劳大小而争斗不已，如果安抚不当，就会投奔异姓王，犯上作乱。

刘邦最先下手收拾的就是韩信。前201年，有人告发韩信谋反，刘邦向大臣们询问该如何处理，大部分人的意见是出兵讨伐。

但陈平却说：“楚国兵精粮足，韩信又擅长带兵打仗，公开讨伐很难取胜。不如以巡游云梦为借口，将各诸侯王召集到陈（今河南淮阳），然后抓他问罪。”

刘邦依计行事，果然抓住了韩信。韩信听到自己的罪状，大声喊冤：“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刘邦只好释放了韩信，将其降为淮阴侯。韩信对此非常不满，并怀恨在心。前197年，陈豨在外地反叛，刘邦亲自率兵讨伐。韩信托病没有一同前往，却暗中派人通知陈豨：“只管起兵，我将协助你。”韩信于是与家臣商量，准备发兵袭击吕后、太子，不想事情败露。吕后采用萧何的主意，将韩信诱进宫中杀了，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没过多久，除了长沙王吴芮于前201年病死外，其他诸侯王也纷纷被消灭。接着就要安抚其他将领了。

一天刘邦在洛阳南宫看见众将领聚在一起，便问身边的张良：“这些人聚在一起是在干什么呢？”张良说：“他们在计划谋反，因为他们担心皇上以后不会再封高官了。”刘邦接着问道：“应该如何解决？”张良反问道：“您最恨的人是谁？”刘邦毫不犹豫地说：“是雍齿！这家伙虽然立了很多功劳，但他太张狂，好几次都想杀掉他。”张良说：“那么皇上，您就封雍齿为侯吧！如果大家发现您最讨厌的雍齿都能受封，他们就不会着急了。”

打击老功臣萧何

对于丞相萧何，刘邦后来也产生了怀疑。刘邦远征英布前，曾多次派人到丞相府问萧何：“有什么需要准备的？”萧何闻言，便决定捐出财物，组织子弟兵。他的一个宾客见了，立刻阻止了他说：“您这么做会遭受灭族之灾的呀！”萧何大惊，追问原因，宾客解释道：“您当丞相数十年，时刻为百姓着想，很多百姓尊敬您甚于皇上，所以皇上对您的声望十分不安。这次东征早就准备完毕了，皇上却一再派人来咨询，其实并非有事相商，而是怕您乘机造反。您最好多买些田产，尽量表现得自私些，一旦您的声望受损，皇上才会对您放心。”

萧何

萧何，沛（今江苏沛县）人，汉初三杰之一。早年任秦沛县狱吏，秦末辅佐刘邦起义。汉朝建立后，他以功高被封为“酂侯”，位列第一，食邑八千户。

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不再频频追问了。等到刘邦平定叛乱后回到长安，很多人上书告状，说萧何强行低价收买民宅田地。刘邦心里十分明白，于是对萧何说：“你身为丞相，应该多为百姓谋福利啊！”

萧何本来就是故意做给刘邦看的，听他这么一说，当即表示：“长安城土地稀少，但以前秦二世养兽狩猎的地方上林苑空地尚多，而且已经荒芜，不如将其开放，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

刘邦闻言大怒：“你一定是收了商人的贿赂，借百姓之名为他们牟利。”

接着便将萧何关进大牢，并派人调查其有无官商勾结的事情。过了好几天，才有人询问刘邦：“丞相犯了什么大罪，竟惹得皇上如此生气？”

刘邦回答道：“我听说李斯当丞相时，将善政归于皇帝，恶政则自己扛起来。如今萧何接受了商人的贿赂，让我开放皇家园林，完全是在讨好民众，对我不忠。”

大臣解释道：“只要对百姓有利，就应该尽量向皇上争取，这是丞相的职责。而且皇上一直都在御驾亲征，镇守关中的都是丞相。如果他真的有野心，这块土地早就不是皇上您的了。既然丞相对如此大利都没有兴趣，怎么会收取商人的小利呢？更何况李斯的做法并不足以效仿，望皇上三思。”

刘邦一听有理，当日便派人赦免了萧何。通过这次萧何事件，刘邦不仅削弱了丞相的权力，同时还增强了皇帝的威信。

英布造反

前196年，当吕后诛杀韩信和彭越后，英布极为恐慌，他担心殃及自身，于是暗中聚合部队，准备起兵反叛。

英布，又称黥布，因为他受过秦朝的黥刑而称之，六县（今安徽六安）人。最初是项羽属下，被封为九江王。归降刘邦后被封为淮南王，与韩信、彭越并称汉初三大名将。

英布造反时，刘邦正被宿疾困扰，因此有意让太子刘盈带兵征讨。商山四皓得知后，立刻找到吕后的哥哥吕泽说：“如今皇上让太子东征，即使成功了，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如果失败则会被废掉。而且太子率领的诸将都是曾随皇上打江山的枭将，他们怎么肯听从毫无经验的太子统领呢？到时候势必不会尽力奋战，最终使太子无功而返。其结果是皇上就会以赵王取而代之，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请吕后找机会哭诉。”

于是吕泽连夜进见吕后，说明了商山四皓的看法。经过吕后的一番哭诉，刘邦只得打消让太子亲征的念头。由于手下诸将都不是英布的敌手，刘邦只好带病亲征。

出发时所有的大臣都前来送行，这时张良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但他仍然勉强支撑着病体，将刘邦送到曲邮。张良说：“臣本应随皇上东征，无奈身患重病，皇上此去一定要多加小心。楚人生性剽悍，不要与其过分争斗，尽量避免损伤。太子的威望和经验都不足，不妨让他担任统率关中兵马的将军，好好锻炼一下。”

刘邦点头答应，接着征调上郡、北地、陇西三地的车骑讨伐英布。双方在蕲县以西的会甀相遇。

在刘邦亲征之前，英布已打探到他身体不适，因此英布在军事会议上和将领们说：“皇上已经老了，无法御驾亲征，依我看他这次不会来的。他手下的将领真正能独立作战的只有韩信和彭越，可是这两个人都已经死了，看来这次行动不足为虑。”

于是英布全力进攻荆国。荆王刘贾被杀，其余部队几乎全部投降。接着英布继续西攻楚国。

楚将经过商议，最后决定分三路抵挡，以奇兵之势突袭。楚将手下的谋士劝说道：“英布一向善于用兵，楚民对他十分畏惧，兵法上有云：‘诸侯在自己境内作战，士卒一旦到了危急时刻，就会自行逃散。’如今兵分三路，如果其中一路被打败，剩下的必定会望风而逃，不可能过来相救。”但是楚将不听劝告，依然坚持按原计划行动，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楚军全线溃败。攻下荆、楚两国之后，英布继续西行。

刘邦到达蕲县后，立刻下令建筑坚固的防御工事。英布也很快到达该地。由于淮南军大多是楚国军队改编的，布阵和旗帜都颇像项羽的队伍，因此刘邦看了很不舒服。

刘邦站在远处，厌恶地质问英布：“你为什么要造反呢？”英布直接了当地说：“想当皇帝而已。”刘邦大怒，下令全军出击。由于荆、楚两国投降的将士并不十分忠诚，再加上原本以为不会出现的刘邦居然到了前线，因此极大地打击了淮南军的士气。

这场战争打得非常艰苦，混战长达半天，到了最后关头，刘邦不得不抱病来到前线鼓舞士气。直到傍晚，刘邦安排的特别敢死队猛攻英布大本营，英布才被迫撤退，结束了这场混战。

英布带领人马渡过淮河往南撤退，但刘邦的人马紧追不舍。虽然英布数次反击，但由于他气势已失，每次都没捞到什么好处。慢慢地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几百人。

刘邦认为英布的力量已经溃散，想必已无可作为，因此命大部队班师回朝，只留下几支精锐队伍继续搜查英布的下落。

不久特别部队便得到消息，英布投靠了长沙王。

刘邦派人以重金贿赂长沙王，希望他能助自己一臂之力，长沙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英布原与长沙王通婚，因此对其深信不疑。

长沙王对英布说：“你长久住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刘邦迟早会找到你的，不如逃到越国去，我来安排。”英布相信了，就和长沙王派来的使者一同去了番阳。夜晚路过一户农家时，他们前去借宿，英布便被埋伏好的人杀死了。一代猛将就这样死于乱民之手。

不久北方也传来捷报，叛变的陈豨兵败被杀。这两场南北叛乱给西汉王朝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好在最后都顺利讨平。其中能够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刘邦不辞辛苦，亲自领兵出征。

四皓保太子

早在前205年，刘邦就已立儿子刘盈为太子。因为他是吕后所生的嫡长子，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当时刘盈年仅六岁。

不过刘盈生性懦弱，丝毫没有领导者的风范。他既没有父亲刘邦的豪迈气概，也没有母亲吕雉的高明手段，而且刘邦长年在外征战，对这个儿子的感情并不深。

刘邦晚年时宠爱年轻的戚姬，戚姬生的儿子如意既可爱又聪慧，颇为懂事。刘邦担心软弱的刘盈会使皇权旁落，而如意跟他相比，更像自己，适合继承帝业。因此有心废掉刘盈的太子之位，改立如意。

商山四皓画像砖

刘邦登基后，立长子刘盈为太子。后来刘邦发现刘盈的才智不及三子赵王如意，便想废掉刘盈，改立如意。吕后闻听后连忙找来张良出主意，并请来了隐居多年，却博学多才的商山四皓。刘邦看到太子有四皓辅佐，便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

虽然戚姬笼络了不少支持如意的大臣，但他们认为刘盈个性仁慈，也没有犯下什么大错，所以事情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当这些消息传到刘盈的生母吕后耳中时，她不禁恨得咬牙切齿，长年的患难和孤独让她变得多疑而好胜。她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的地位，一旦太子刘盈被废，自己所有的心血也就会随之付诸流水了。

她想来想去，最后觉得张良长于谋划，又深得刘邦信任，如果能得到他的支持，刘盈的地位说不定能够保住。于是她安排自己的哥哥建成侯吕泽上门请教张良。

其实张良也反对废掉太子，只不过这是皇帝的家事，自己身为臣子，还是少管为妙。

吕泽上门后，开门见山地对张良说：“先生是皇上最信任的谋臣，如今皇上想要废立太子，这对国家非常不利，先生怎么能不管不问呢？”张良推辞道：“虽然早年皇上经常需要臣之谋划，但是现在天下太平了，更换太子乃皇上的家事，即便大臣们都反对，最后的结果还是由皇上自己决定的。”吕泽不甘心，恳求道：“无论如何请先生救救太子，给他出个主意。”张良被他缠得没有办法，只好说：“这不是仅凭口舌就能解决的，我知道皇上一直想说服四位高人出山辅佐，但这四人一来年岁已高，二来都以为皇上轻慢儒生，因此一直躲在山中。如果你们能将其请出来，并让皇上知道他们愿意辅佐太子就行了。”

商山四皓图轴

秦末汉初时，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四位著名的博学之士，为避乱世，长期居住在商山深处，不愿意出世做官。四人年纪都已八十有余，须发皆白，故被称为“商山四皓”。

张良所说的这四个高人就是“商山四皓”。吕后得知消息后，随即命人带上太子刘盈的亲笔信和价值不菲的厚礼，前去好言请求四人出山。他们果然接受了，从而成为刘盈的座上宾。

此时由于长期劳累，刘邦的病情更加恶化了。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便决定尽快解决继承人的问题。但是这个决定遭到了刘盈的老师叔孙通的强烈反对，他说：“昔日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申生，立奚齐，结果晋国混乱数十年。秦始皇不早定扶苏，让赵高得到机会，最后亡国。这些都是皇上亲眼见到的。而太子为人仁孝，这是皇上和吕后辛苦调教的功劳，怎么可以随便更改呢？如果皇上执意要废掉太子，臣愿伏诛，以死相谏。”一听这话，刘邦只好说：“先生您多虑了，我不过开个玩笑而已！”看到叔孙通舍命护主，其他大臣也纷纷上书支持刘盈。刘邦见大臣们都反对，只好暂时搁置此事。

消灭英布后，刘邦回朝大摆宴席，庆祝征伐顺利，太子刘盈也奉命陪在一旁。

忽然刘邦看见太子身后的宾客席上坐着四位老人。他们须发皆白，衣冠甚伟，遂派人上前询问。得知四人是商山四皓，刘邦大惊。他奇怪地问：“我曾派人寻访公等四人，你们从来都不肯见面，如今怎么会成为太子的宾客呢？”

老人回答：“皇上一向不喜欢读书人，经常谩骂他们，我等不愿受辱，所以躲起来了。但是现在听说太子仁厚，恭敬天下读书人，大家都愿意为其效力，臣等理当出来辅佐太子。”

刘邦郑重其事地表示：“还请四位高人替我好好调教太子。”

四人向刘邦敬酒后先行离去。刘邦站起来，恭恭敬敬地目送他们远离。

宴会结束后，刘邦召来戚姬，对她说：“我本来想废掉太子，但现在太子有商山四皓辅佐，羽翼已成，很难变更了。今后你还是听吕后的话吧！”

戚姬闻言痛哭不已，她说：“以后我们娘儿俩可没有好日子过了。”

身为皇帝，却不能保护自己心爱的妃子和儿子，刘邦也不禁感叹起来，他说：“我也没有办法，算了，你来跳场楚舞，我给你唱首歌吧！”

接着他高声唱道：“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从此刘邦再也不谈论废立太子的事了。不过虽然他更易太子没有成功，但提前立下太子却成为汉代的一项定制。这个制度后来被历代王朝所承袭，成为封建社会中皇位继承的惯例。

历史细读

叔孙通是鲁地薛县的一个儒生，秦始皇时被召到咸阳，秦二世时被拜为博士。西汉建立后，他又协助汉高祖刘邦制订了汉朝的宫廷礼仪，并出任太子太傅，辅佐太子刘盈。

临终托命

长年的征战使得刘邦显得苍老不堪，再加上讨伐英布时被流矢所伤，返回途中又没有好好地治疗，使得他旧病复发，最终到了难以医治的地步。

虽然御医已经表示无能为力，但皇后吕雉依然不甘心，到处打探名医。经人介绍，找来一个对金疮颇有研究的医生。医生替刘邦诊完脉后说：“这病能治。”

吕后立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刘邦。不过这对夫妻平时就不和，互相猜忌，因此刘邦毫不领情，反而破口大骂那个医生。

他说：“骗人的江湖郎中。当年我靠三尺宝剑，以平民身份得天下，这都是天命。如今我气数已尽，就算是扁鹊再生，也不可能救活我！”

刘邦拒绝接受治疗，下令赐五十金令其离去。

吕后没有办法，眼看皇帝就要咽气，她只好坐在床边询问后事。吕后问道：“陛下百岁之后，萧相国死了，令谁代之？”刘邦回答：“曹参可。”吕后又问：“曹参后谁能代之？”刘邦回答：“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继续追问：“再接下来呢？”刘邦叹息道：“接下来的事你也不用知道了。”

这番遗言记载于《史记》中，它足以证明刘邦的远见和知人善用。

教子务学

刘邦虽然长年在外征战，对儿子刘盈的感情不深，但他也时常教导儿子。有一次他对刘盈说：“我年轻时适逢乱世，当时秦朝禁止学习儒学书籍，我自己也觉得读书没什么用。到我登基后，方才醒悟过来，这才去看书。回忆我的过去，所做的事情多有过失之处。”

不过一生“崇武轻儒”的刘邦，临终前却反省了自己“读书无用论”的思想。他在给太子的遗嘱中说：“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尧舜不以天下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耶！吾以尔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为嗣。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尔。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

开创了汉朝基业的刘邦在弥留之际，谆谆告诫太子的并非治国安邦的大略，而是嘱咐其勤奋读书，这在中国封建皇帝中是绝无仅有的。从“读书无用”到“读书安邦”，这篇遗嘱可以看作是他的学习体会，也算是一种远见。

前195年四月甲辰，刘邦在长安长乐宫逝世，享年六十二岁。大臣们以其“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因此定庙号为太祖，谥号为高皇帝，葬于长陵（今陕西咸阳东窑店镇附近）。

无为之治

西汉初年，经历了连年混战之后，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当时的统治者顺应时代的要求，以黄老清静之术治理天下，采取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宽松政策。

采用黄老学说

汉初治国思想采用的是黄老学说。它来源于先秦的道家思想，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到了秦汉，老子的思想曾经风行一时。后来又有人说道家的鼻祖是黄帝，鼓吹“帝道”，从而出现了“黄帝学派”。将“老庄之学”和“黄帝之学”结合起来，就成了当时最流行的学术流派，也就是“黄老之术”。不过当时的黄老之学已不是道家思想的本来面貌，而是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收儒、墨、名、法诸家思想，其本质依然是“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家思想。

黄老学说重在无为而治，它是道家的基本思想，也是其修行的基本方法。道家的老子认为，世间一切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而世间一切万物的运动变化也遵循道的规律。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既然道以自然为本，那么对待事物就应该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不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也只有这样，事物才能健康发展。当然无为而治的“无为”，决不是一无所为，不是什么都不做。无为而治的“无为”是不妄为，不随意而为，不违道而为。

这种清静无为、俭朴寡欲的思想有利于小农生产，它满足了汉初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的政治称为“黄老政治”。体现这种思想的哲学家是陆贾，但真正开始实行的则首推曹参。

萧规曹随

刘盈即位后，由于年纪尚小，因此吕后趁势把持了政权。为了避免汉王朝就此陷入风雨之中，丞相萧何做了很多工作。一方面要阻止吕氏势力扩大，减少对刘氏政权的伤害；一方面还要消除功臣们对吕后的不满，避免内战。萧何性格温和而谨慎，在关中威望甚高，即便是强悍的吕后，也要对其礼让三分。

虽然吕氏家族全力夺权，但在萧何的阻拦下，扩张程度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由于长期劳累，萧何的身体每况愈下。

刘盈深知丞相一职的重要性，因此在萧何病情恶化后，他亲自来到相国府请教后事。

刘盈问道：“君相，您百岁之后有谁可以继任？”

萧何吃力地说：“皇上应该是最了解臣下的人，这个问题何必问老臣呢？”

刘盈接着说道：“您觉得曹参如何？”

萧何微微一笑说道：“既然皇上已经找好了人选，老臣死而无憾了！”

其实在刘邦的遗言中，早已确定由曹参继任萧何的丞相职位。但是吕氏家族的权势越来越大，如果不强化一下曹参继任的合法性，恐怕会出现变数。惠帝正是担心这一点，所以才特意来确定一下。由皇帝和丞相决定的事，自然就不用向吕后汇报了。

隔月萧何便去世了，他对汉王朝的贡献巨大。刘邦刚入关中时，萧何抢到秦国的文书纪录，得以正确掌握了全国的生产情况。接着他制定了合理的开源节流规划，这些都对汉王朝初期的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不过萧何本人并不富有，他的相国府窄小简陋，一点儿也不气派。

有人劝他多为子孙多积蓄一些财产，萧何却说：“如果我的后代贤能，必定不会缺少家财；如果后世不贤能，再多的钱财也会被人夺走。”

曹参和萧何一样，最初都是刘邦的上司，沛县起义时，他们俩出了不少力，可以说是刘邦早期的谋士和亲密伙伴。

曹参和萧何的感情一直很好。楚汉战争爆发后，萧何在关中负责人力粮草，曹参则在外面征战，二人配合得相当默契。曹参个性勇猛，据说他全身的伤疤多达七十余处，在皇朝论功时，曹参的功劳仅次于萧何。

据《史记》记载，曹参曾攻陷过两个诸侯国，攻取的县则多达一百二十多个，俘虏诸侯王两人，丞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候、御史各一人。

刘邦晚年的两大军事战役，即讨伐陈豨和英布之所以能够成功，曹参也有很大的功劳。曹参从齐国率兵来支援，由此可见刘邦对他的依赖。

刘邦任命曹参为齐国相国辅佐齐王刘肥。令人奇怪的是，曹参此时的作风却完全不同了，他一改往日强悍的军人作风，采用了审慎弱势的“黄老之术”，让一切顺其自然。

对于曹参来说，这是个相当不容易且非常了不起的改变。由于当时的刘肥年纪尚轻，曹参便召集齐国的儒生，讨论如何让战乱之后的齐国百姓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

各家各派的齐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曹参不禁感到左右为难。后来他听说胶西有位盖公精通黄老之术，于是立刻携带重礼前往求教，盖公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盖公说：“治道应该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相信人民自己处理的能力，则政治自然会趋于安定。”

曹参听了后似有所悟，实际上他当时并不太了解黄老之学，只是尽量在学习感悟。曹参令人腾出房间给盖公居住，以便能随时向他请教。

从此曹参就以黄老之术来治理齐国，与民休息，不求自己的成绩，但求百姓能够安定富足。在九年之内，就使得齐国安定繁荣。人们都公认他是继管仲、晏子之后的齐国第一贤相。

曹参越来越洞悉世事了。他一听到萧何去世的消息，就立刻命人收拾行李，准备入长安，并开始移交工作。

众人不解，向他询问原因，曹参沉静地回答说：“我将入京为相，提前准备以免仓皇失措。”

果然刘盈的诏令很快就下来了。临行前，曹参交代继任者：“努力照顾好齐国的狱市，只要这方面管理得好，齐国大概就没有其他事了，切勿为了自己的政绩而干扰百姓的生活。”继任者不解地问道：“难道治理国家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政务吗？”曹参回答：“那倒不是，狱市是兼容善恶的地方，如果您一味地干扰他们，那么人们何处容身呢？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最重要。”

在汉初，曹参的“勿扰狱市”是一项不容忽视的经济政策。它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那么“狱市”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专家们的看法历来不一，最常见的解释是将“狱市”分解为刑狱和都市，但“勿扰刑狱、都市”于情于理都不太通，所以始终没有成为定论。解放后，陈直先生经过仔细考证，认为“狱市为齐国大市之名，狱为“嶽”字的省文，即齐国庄嶽之市”。也就是说，这里的“大市”类似于现在的集贸市场。“勿扰狱市”是指政府不要干涉集市交易，施行市场开放。曹参的这个举动颇有超前意识，这么一来，可以保证商品的顺利流通，刺激生产发展，进而活跃经济。

曹参接替萧何的职位后，对萧何曾经做出的规划没做丝毫改动，完全按照以前的方针实行。不仅如此，他还非常小心地选拔官员，从各郡选出有实际经验但拙于文辞、个性稳重的官吏，以最安定的手法来推动政务。如果发现对方有一丁点儿野心或企图，他就绝不任用。

为了降低办事效率，曹参日夜饮酒，避免处理过多的事务。此时由于吕后专政，吕氏家族打算夺权，需要变更的行政制度众多。但是曹参一律不理，每日只顾喝酒，积压的公文多得惊人。

一些大臣见曹参什么事都不办，便来到相国府给他提意见。还没等众人开口，曹参就摆出酒菜，让他们没有说话的机会。一旦发现有人想开口，曹参就喊道：“喝，再来干杯！”这种事情发生多了之后，大臣们也不再做无用功了。不办事光喝酒反而成了大家的习惯。

有人向曹参告密说：“官员们整日喝酒，无所事事，应该整肃这种无效率状态。”

曹参满口答应他来到现场后，却没有责备一个人，反而与他们同乐，大吃大喝起来。曹参不仅很少花时间处理公事，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替众人遮掩一些不起眼的过错。这么一来，官员们几乎都无事可做。

慢慢的，风声也传到了汉惠帝耳朵里。自从“人彘”事件以后，惠帝整天喝酒作乐，沉溺于女色，但那时还有细心负责的萧何，因此他并不担心。如果现在曹参也成了甩手掌柜，那整个政务岂不要立刻陷入停顿状态？

想到这里，惠帝立刻召见了曹参的儿子曹窋。他斥责道：“你父亲是否欺负我年少不懂事，才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来？你回去告诉他：‘高皇帝已经归天，皇上年纪尚小，您身为相国，整天喝酒，无所事事，怎能成为百姓的领导者呢？’但要记住，别说是我讲的，看看他的反应如何。”

舞乐晏飨画像砖

此为河南唐河县针织厂出土的画像砖，表现了古人舞乐宴饮的场景。舞者姿态轻盈飘逸，饮者神情怡然自得，一派和谐景象。

曹窋回去后按照惠帝的吩咐，把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亲。没想到曹参当场发怒，他骂道：“你的工作是好好侍奉皇上，怎么如此多嘴？一个黄口小儿也配议论天下大事？”

说完他拿出棍棒，怒责曹窋二百下，以示惩戒。

惠帝得知后气愤不已，他立刻召见曹参，当面斥责道：“你为何要处罚曹窋？这是我让他这么做的。”其实，曹参早就猜出是惠帝的主意，他处罚曹窋也是做给刘盈看的。一听这话，曹参当即解释道：“皇上，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惠帝奇怪地问：“这从何说起？”曹参说：“皇上，您认为自己可否比得上圣明英武的先皇？” 惠帝说：“那当然比不上。”曹参又问：“那么陛下认为，我和萧相国谁更贤能？” 惠帝回答道：“老实说，你比不上萧相国。”

曹参笑着说：“皇上说得对，我们都不如他们。既然高皇帝和萧相国已经制定了清楚的法令，我们只要遵守既定的法令执行不就行了吗？”惠帝顿时明白过来，说：“那就按照丞相的意思去办吧！”

事实上刘邦的汉王朝介于周王朝制度和秦朝郡县制度之间，并没有先例可循，再加上秦朝过分中央集权，最后导致政治一片混乱。因此萧何采取了一种特别的制度，即一律简化。各地方仍拥有相当自主权，以应付个别情况。可惜这套制度实施不久，刘邦和萧何便相继去世。这段期间是汉朝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因为刚刚平定强大的诸侯王，重要将领拥兵在外，而继任的刘盈只有十几岁，根本不可能独立处理朝政。

吕后则野心勃勃，她希望由吕氏家族来掌握大权，如果不守好萧何定下的制度，吕后一党肯定会极力破坏。对此曹参心知肚明，因此他禁绝任何改变，完全依照萧何的规划，以确保汉朝制度不被吕氏破坏。

如果根据需要变更萧何的法制，吕后必定也会找出众多借口更改法律。只有大家都不变动，吕后也就无可奈何，尚不稳定的汉朝新政权才能够得以维持。

《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参为汉相国，出入三年。卒，谥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司马迁则在《史记·曹相国世家》中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正史史料

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死事，封其子吕台为郦侯，子产为交侯；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

——《史记·吕太后本纪》

吕后专权

由于整日沉溺于酒色，前188年汉惠帝病逝了。这时他才年仅二十三岁，谥“孝惠皇帝”，葬于安陵（今陕西西安附近）。

令人奇怪的是，吕太后身为惠帝的亲生母亲，当唯一的儿子去世时，她居然显得心不在焉，一滴眼泪也没有掉。

张良之子张辟疆发现了这个情况，立刻告诉右丞相王陵，他曾从项羽手中救出刘邦一家人，包括太公和吕后，因此深得吕后的器重。王陵个性耿直，讲义气，是有名的血性汉子。刘邦病逝前，曾留下遗言：“曹参之后，可由王陵接任丞相。”

“皇后之玺”印

此玺发现于陕西咸阳韩家湾狼家沟。玉玺呈白色，上凸雕魑虎纽，底面阴刻篆书“皇后之玺”四字，体现出汉印浑厚博大的风貌。前188年，汉惠帝死后，吕后开始掌握国家朝政，并开始用玉玺，此玺有可能就是吕后生前的御用之宝。

曹参去世后，惠帝便任命王陵为右丞相。不过王陵的应变能力较差，惠帝于是又让善于智谋的陈平担任左丞相以协助他。

张辟彊对王陵说：“太后只有惠帝这一个儿子，如今惠帝崩逝，太后却不觉得悲痛，丞相您是否知道原因呢？”

王陵坦白地回答：“不知道。”

张辟彊分析道：“先帝没有能够继承皇位的儿子，太后想另立继承人，又担心遭到大臣们的刁难，因此心中不安，无法沉浸于丧子的哀痛之中。丞相不如主动提出封吕氏家族的人为将，负责南北禁军。如此一来，吕太后必定心安，丞相等人也会免去祸患。”

王陵觉得有理，便立刻和陈平、周勃等人商量，大家对这个意见都表示同意，于是王陵上书恳请吕太后重用吕氏家人。

吕太后解决了心中的大事，总算缓过劲来，开始为丧子而痛哭不已。

惠帝生前与皇后张嫣并没有儿子。因为皇后张嫣是惠帝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惠帝不喜欢张氏，因此并未留下儿女。不过惠帝与后宫的美人却生有几个孩子，分别叫刘恭、刘彊、刘不疑、刘义、刘朝、刘武。惠帝死后，吕后立刘恭为帝，并处死了其生母，史称“前少帝”，其他人则相继被封为王。

这样吕后就获得了一个大好的夺权机会。其实在刘邦病重时，吕后就已在悄悄地独揽大权，她经常阻止大臣们与刘邦见面。

四月刘邦在长乐宫病逝，吕后秘不发丧，她找到审食其商量说：“那些大将都和皇上一起打过江山，如今让他们称臣，心里常有不平。太子继位后年纪太小，如果不诛杀诸将，说不定他们会起来造反，引起天下不安。”

经过一番商议，吕后便决定，隐瞒刘邦已死的消息，诛杀诸将。

历史细读

《庄子·逍遥游》：“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常用来比喻超越自己的职分而代替他人行事。

将领郦商听说后，迅速赶来见审食其。他说：“我知道皇上已经去世，四日不发丧，吕后想要诛杀诸将。但如此一来，天下必乱。陈平和灌婴在荥阳有十万人马，樊哙和周勃在北方有二十万人马，如果他们知道这个消息，肯定会率军攻打关中。到时候大臣们从内部响应，诸侯在外面反叛，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立刻就会分崩离析。”

审食其把郦商的话转告给了吕后，吕后才正式宣布死讯，并大赦天下，让诸侯和大将们放心。

惠帝时期，吕太后陆续解决了刘邦分封的一些诸侯王，齐王刘肥差点被毒死，赵幽王刘友被饿死，赵恭王刘恢自杀。燕灵王刘建死后，吕后还派人追杀他的独子，使其绝后。

惠帝死前的两年，曹参病逝。紧接着樊哙和张良也死了，这些能够约束吕太后的功臣相继去世，朝廷的均衡开始发生变动。

此时吕太后还很健壮，而新皇帝年纪尚小，因此她以此为借口，临朝称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独掌国家大权的女性。

不过吕太后和后来的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有所不同。慈禧虽然以皇太后的名义掌权，但颁发诏书依然要借皇帝的名义，而吕太后则有自己专用的玉玺，而且纪年也改为“高后”。从这个意义上讲，吕后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个有实无名的“女皇帝”。所以《史记》和《汉书》分别将其列为《吕太后本纪》和《高后纪》是有道理的。

吕后能专权绝不是偶然的。首先，她本身精明强干和丈夫刘邦共同经历过患难，而且对文臣武将极为熟悉，具有较高的威望和深厚的根基，其他宠姬则都不具备这些条件。

其次，她的儿子刘盈懦弱、寡断，难以稳定大局，那些诸侯王对皇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再加上曾出现过废立太子的前车之鉴，因此有野心、有魄力的太后当然要越俎代庖。

另外，汉代并没有后来的 “男尊女卑”思想。恰恰相反，汉代尊重女权，妇女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当时的很多女性是有爵位的，甚至和男人一样封侯，拥有封地。刘邦曾封兄长刘伯之妻为“阴安侯”，吕后曾封樊哙的妻子、她的妹妹吕媭为“临光侯”，封萧何的夫人为“酂侯”等。

汉文帝

汉文帝刘恒，汉惠帝刘盈弟，母薄姬。初被立为代王，都晋阳。吕后死，在周勃、陈平的支持下诛灭诸吕，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兴修水利，废除酷刑，使汉朝进入强盛安定时期。

从某种程度上说，秦汉时期的社会风气较为宽容大度，崇尚男女平等。人们不觉得私生子、私通和离婚再嫁是耻辱。汉武帝时的名将卫青、霍去病都是私生子，照样拜将封侯。

据史书记载：民间有“使男事女，夫诎于妇”的现象。陈国（今河南淮阳一带）妇人尊贵是普遍存在的习俗。后来的唐朝与汉代颇为相似，即我们所熟悉的“汉唐遗风”。在这种背景下，女主专权自然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

正式称制以后，吕太后想晋封吕氏族人，以期刘氏、吕氏共享政权。不过这个提议遭到了右丞相王陵的反对。王陵说：“高皇帝在世时，曾刑白马和诸大臣、将领盟誓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太后要晋封诸吕氏，是违反盟约的。”吕太后碰了个钉子，非常不高兴，但她又不能发作，只好去找左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没想到这两个人居然一口就答应了。他们表示：“高皇帝平定天下时封刘氏子弟为王，今太后称制，封吕氏子弟为王也并无不可。”王陵很不高兴，他责问陈平和周勃：“当年高皇帝盟誓时你们也在场，现在却背弃盟约，讨好太后，有何面目见高皇帝于地下？”陈平苦笑着说：“当面指责太后的过失，我不如你；但保全社稷，安定刘氏后代，你不如我。”王陵无奈，只好主动辞官，告老还乡，从此不问政事。

没有了反对力量，吕太后更加胆大了。她追尊其父为宣王，将已经去世的长兄吕泽封为悼武王。这时她的女儿鲁元公主也去世了，吕太后便封其子张偃为鲁王，追谥鲁元公主为鲁元太后。除了死人之外，她还分封了一大堆吕氏族人为诸侯王。

面对势力日渐强盛的吕氏家族，有人为了避祸不敢发言，有的则公然发难。这人就是吕太后颇为欣赏的朱虚侯刘章。刘章是齐王刘肥之子，颇有勇力。

一次宫廷举办宴会，吕太后命刘章为酒吏，负责饮宴礼仪和安全。

刘章乘机说：“微臣乃武将后代，希望能以军法来执行酒宴礼仪。”

吕太后听了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当场批准。

接着刘章吟唱了一首《耕田歌》：“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意思是隐讽吕氏一族为非作歹，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精明的吕太后自然明白他的意思。她沉默不语，居然没有治刘章的罪。

宴会即将结束时，一位吕氏官员酒醉了，没有向太后请示便擅自离去。刘章知道后，拔剑追赶，没一会儿就拎回来一颗人头。他若无其事地说：“有亡酒者一名，臣谨依军法处斩之。”

太后及其左右大惊失色，但由于刚才已经答应他以军法执行礼仪，因此也无法罪责刘章。

这件事过后，吕太后深感刘氏党人已产生了极大的不满，于是嘱咐吕产：“应稍加约束。”而吕氏党人对刘章敬畏有加。刘氏党人的士气由此得到了很大的鼓舞。

高后四年（前184年），逐渐长大的少帝通过熟悉内情的宦官得知，自己并非皇后之子，而且生母已被吕太后所杀。不懂事的少帝竟然公开声称：“太后杀了我母亲，以后我一定会报复的。”吕太后闻言无比震怒。她将少帝监禁于永巷，对外宣称：“皇上病了，众大臣均不得见。”不过日子久了，总得有个交代。于是吕太后召集群臣，对他们说：“如今皇上一病不起，恐怕无力再理朝政，为了国家的安定，应该尽快找个人来代替。”

大臣们不明就里，只得说：“皇太后为天下万民计，一切都是为了宗庙社稷能够永久安定。臣等没有异议，愿奉诏行事。”

于是吕太后废了少帝，并将其偷偷杀死。五月立常山王刘义为帝，并改其名为刘弘，这就是“后少帝”。这位刘义也是汉惠帝刘盈之子，前少帝刘恭的异母弟。

接着吕太后指定侄儿吕禄的女儿为皇后，吕家的势力到达鼎盛。刘氏诸侯虽然心怀不满，但由于禁卫军完全掌握在吕氏手中，因此不敢造次，只得隐忍苟存。

正当右丞相陈平和陆贾、周勃商议如何压制吕氏一党时，年事已高的吕太后突然病危，眼看就要死了。

在临死前，吕太后嘱咐吕产和吕禄说：“我晋封了很多吕氏诸侯为王，大臣们必定不服。我死之后，皇帝年少，他们恐怕会心存不轨，所以你们两个一定要掌握兵权。如果情况危急，不必来参加我的葬礼，切勿被他人有机可乘。”

事实证明吕太后的确有先见之明，前180年，吕太后逝世。陈平、周勃迅速联合刘襄、刘章，一举消灭了吕家的势力，并拥立代王刘恒继位，即汉文帝。

惠帝当了七年有名无实的皇帝，接着吕太后又执政八年。在这段时间内，虽然吕太后致力于铲除异己、分封族人，但她也为汉朝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吕太后遵守刘邦的遗嘱，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人；继续让曹参等人推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一些政策比高祖时期还要宽松；在法律方面，废除了“三族罪”和“妖言令”；继续实行和亲政策，换回了北疆的安定。

应该说这十五年是汉王朝从建国到文景之治的过渡时期，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景之治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措施。文、景两帝统治期间，社会稳定，经济和农业生产得到显著了发展，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文景之治”。

周勃安刘

前180年，执掌朝政的吕太后病逝。陈平、周勃等人联合齐王刘襄突然发难，铲除了吕氏家族的势力，史称“周勃安刘”。

吕家的权力被铲除后，大臣们纷纷商议，认为应尽快找一个刘邦的儿子来继位，可是吕太后生前已将这些人杀得差不多了，只有刘恒和刘长还在。想来想去，他们便决定，立远在代地的代王刘恒为帝，这就是后来的“汉文帝”。在中国历史上汉文帝是很有名的，“文景之治”的评价就是对他的充分肯定。事实上刘恒之所以能继承帝位，和他的母亲薄姬分不开。

薄姬是南方的吴郡人。秦朝末期，天下大乱，魏豹自立为魏王。当时有一个善于看相的女人许负，在当地很有名气。许负看过薄姬后，说她面带贵相，将来贵不可言。魏豹听说了这个消息，便强迫薄姬的母亲将女儿送进内宫。

前205年，刘邦打败魏王豹，将所有宫女掳到荥阳工作。薄姬也被分配到纺织作坊里做织布等工作。一天刘邦到荥阳视察工作，发现这个女子楚楚动人，柔弱可爱，于是将她带回长安。但他很快就把这个女人忘得一干二净。按理说薄姬的下场会和很多不幸的女人一样，愁苦哀怨地度过余生，最后老死宫中。

然而没想到的是，一天刘邦和两个美人寻欢作乐时，这两个美人为了讨好刘邦，将薄姬的故事当笑料讲给刘邦听。谁知刘邦听后却动了恻隐之心，当晚就召见了薄姬。

薄姬说：“我昨夜梦见有一条苍龙盘踞在我的肚子上，不知道这是何征兆？”刘邦一听大喜，觉得是祥兆，便临幸了她。一夜过后，薄姬果然怀孕了，后来生下了刘恒。不过薄姬虽然母凭子贵，被封为“姬”，但刘恒出生后，薄姬再也没有受到过刘邦的宠爱。

薄姬很懂得自处之道，她喜欢读《老子》，对道家哲学有所认识，明白谦退是上策，于是平日只是种种花草、修身打坐。正因为她的与世无争，皇后吕雉并没有注意到她，也因而得以保全了性命。

在薄姬的教育下，刘恒自小就做事谨慎，从不惹是生非，是刘邦的儿子中最不显眼的一个。刘恒八岁时，被立为代王，管辖范围在河北西北部和山西北部一带，这里气候严寒，是抵御北方匈奴的前线要塞。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汉高祖去世。那些经常受到汉高祖宠幸的姬妾，如戚夫人等，都被吕后幽禁了起来，不许出宫。而薄姬因为极少被汉高祖召见的缘故，得以出宫，跟随儿子刘恒前往封地代地，是为代王太后。

由于受到了母亲的影响，刘恒也力守老子的三宝法则：“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刘恒清心寡欲，没有引起吕后的丝毫注意。而这时刘邦的其他儿子除了刘肥和刘长外，已全都被吕后害死了。

周勃等人消灭了吕氏一族后，远在边塞的刘恒如同得到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做了皇帝，薄姬也被尊为皇太后。

刘恒对母亲非常孝顺，虽然当了皇帝，但他从来也不怠慢母亲。一次薄姬患了重病卧床不起，这一病就是三年。刘恒急得团团转，不仅四处找寻良医，还亲自为母亲煎制药汤。每次煎完，还要先尝一尝，看汤药苦不苦、烫不烫，觉得合适了才端给母亲喝。

一时间刘恒孝顺母亲的事广为流传，人们都称赞他是个孝子，还留下一首诗颂曰：“仁孝闻天下，巍巍冠百王。母后三载病，汤药必先尝。”

汉文帝即位

刘邦的旧臣陈平和周勃诛灭吕氏势力之后，便开始商议由谁来继承皇位。当时在位的小皇帝是吕后立的刘弘，他们觉得刘弘不符合皇位继承的法统，因此只能从刘邦剩下的儿孙中选择。当时可供选择的人有齐王刘襄、淮南王刘长和代王刘恒。不过刘长年幼，刘襄的舅舅实力强大，十分凶悍，假以时日，恐怕又是一个“吕氏家族”，只有薄姬没有任何势力和背景，因此陈平等人选中了刘恒。

他们派使者去代地迎接刘恒，表示要拥立他为帝。二十三岁的刘恒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欣喜若狂，反而有些拿不定主意，只好征求左右大臣的意见。

郎中令张武等都说：“现在的朝廷大臣都是跟随高帝时的大将，他们熟习兵事，多谋善诈，其用意恐怕不止于此，不过是畏惧高帝、吕太后的威势罢了。如今他们刚刚诛灭诸吕，血染京城，此时来人，名义上是迎接大王，恐怕不可轻信。希望大王推脱有病，不要前往，以观其变。”

中尉宋昌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当初秦始皇暴虐，天下豪杰纷纷起事，自以为能得天下的人不少，但最后当上皇帝的只有高祖，所以老百姓都认为天下是刘家的。虽然吕后曾经专权，但为时很短，人心仍然向往刘家。吕后当年已立吕氏家族人为王，他们权力很大，然而太尉仅凭一支符节便进入吕氏把持的北军，振臂一呼，将士们就表示要辅佐刘氏，消灭叛吕，这是天意所授。即使大臣们想作乱犯上，老百姓也不会随便听从他们的驱使，更何况他们内部能够保持同心一致吗？如今高帝的儿子就剩下淮南王和您，而您的贤圣仁孝早已闻名天下，所以我认为，大臣们是根据人心所向才迎大王做皇帝的，大王就不要犹豫了。”

眼看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刘恒只好去请教母后薄姬。这个深通《老子》的老太太说：“派你舅舅薄昭到长安去察看一下形势吧！”接着刘恒又用龟甲进行占卜。只见龟甲上显出一条大大的横向裂纹，根据卜辞，大横代表着更替，将做天王。刘恒奇怪地问：“我本来是代王了，还能做什么王？”

占卜者解释说：“所谓‘天王’就是天子。”这时被派到京城打探消息的薄昭也回来了。他说：“您不要再怀疑大臣们了，他们是真心拥戴您做皇帝。”刘恒笑着对宋昌说：“果然如你所言。”

随后刘恒带着宋昌、张武等人前往长安。走到高陵，他下令停车，并派宋昌先去打探消息。宋昌刚走到渭桥太尉周勃便率领丞相以下的官员前来迎接。宋昌回去将情况禀告了刘恒刘恒这才放下心来，继续前进。

他们来到渭桥，群臣立刻跪下拜谒。这时刘恒的身份还是代王，不是皇帝，而汉朝中央政府的权力早已掌握在周勃一人手里。局势非常微妙，进退之间很难处理，因此刘恒当即跪下来还礼。

露台惜费

汉文帝刘恒是我国历史上真正提倡节约的皇帝。史载他在位时，生活十分俭朴，经常身着粗袍；所居室内帷帐全无龙凤纹饰；修建的陵墓全用泥瓦，甚至连墓室装饰也明令不准使用金、银、铜等贵重金属。一次汉文帝想修造一座露台，就召集工匠们计算工程费用，当工匠们告诉他修成需要百金时，汉文帝马上感叹：“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于是放弃了原先的打算。

拜礼完毕后，周勃上前说：“代王，我希望向您单独禀报。”还没等刘恒开口回应，他身边的宋昌就过来拦阻，这也是个精通黄老学说的人才。他说：“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周勃被他说得没有了办法，只好跪下来献上玉玺和符节说：“没有别的，只是公事，这是皇帝的玉玺，今特来送上。”刘恒接过玉玺，按照常理，他就是皇帝了，但他却说：“我初来乍到，还不了解情况，不一定由我来当皇帝，我先保管这些东西，到了官邸再做商量吧！”

刘恒先住进官邸，每天都在观察各方面的情况。他觉得自己尚年轻，处理政务经验不足，如何让刘氏宗族和手握兵权的大将们服气，应该好好想清楚。

眼看刘恒毫无动静，大臣们都急得不得了，他们说：“现在您已成为高帝的长子，是继承皇位的最佳人选，希望您早日继承天子之位。”刘恒说：“此事事关高帝宗庙，是件大事。我没有才能，恐怕难以胜任，请你们还是再找一个更合适的人选吧。”最后在群臣的苦苦哀求下，刘恒才说：“既然所有的宗室、将相、诸王、列侯都认为没有人比我更合适，那我就不敢推辞了。”

于是在前180年，刘恒正式即位。他在高祖庙举行了典礼。即位后他先是大赦天下，后又颁布了许多惠民诏书，如有关养老之事，通知各地不要向皇帝进奉宝物等。

汉朝时期，丞相以右为上，左丞相相当于副职。为了表彰周勃，文帝将原先的右丞相陈平改任左丞相，任命太尉周勃为右丞相。

休养生息

汉文帝和他的儿子汉景帝是封建社会中比较开明的皇帝。西汉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评价说：“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西汉从建立到汉景帝时期，不过经历了六十多年，但德政达到了极盛的地步，这与他们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分不开。这些政策极大地推动了西汉的发展，为后来汉武帝时期的鼎盛局面奠定了基础。

崇尚节俭

汉文帝是个出了名的节俭皇帝，他坐上皇位后，一件龙袍就穿很长时间，破了就缝缝补补。这并非他矫揉造作，完全是因为他信奉老子“慈”“俭”思想的缘故。

据史书记载汉文帝：“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

文帝即位后，他下诏清点长安的公用马匹，将多余的全部送到驿站使用。而且他在位期间，没有大修过宫殿和皇苑，全部都是以前留下来的，对此文帝从来不觉得简陋。

一次他本想造一座露台，但召来工匠一算，需要用“百金”。文帝便说道：“百金相当于十个中等人家加在一起的财产。我觉得先帝的宫殿已经很奢侈了，常常觉得羞愧，露台就不用建了。”

在文帝的带领下，后宫所用的衣服器物也很简单，没有任何奢侈攀比之风。

还有一次，有人献给汉文帝一匹千里马，文帝说：“我外出时，前面有鸾旗，后面有车队，就算走得再远，一天也不过几十里。我一个人骑着千里马干什么用呢？”结果他不仅把千里马退还给原主，还按里程给了其生活费。接着他下了一道诏令说：“我不收献礼，各郡各县都不要给我送礼，否则严惩不贷。”

文帝在位二十多年，始终恪守节俭的原则。他不仅自己做到了，还严责各级官员要节省，以免扰民。

正史史料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汉书·文帝纪》

虚心纳谏

汉文帝曾广开言路，鼓励臣民发表意见。不管职位大小，只要提出建议，他都会认真听取，讲得对的有嘉奖，说错了的也不追究责任。

通过纳谏，文帝也纠正了一些错判的案件。如：魏尚原是云中郡的太守，曾多次率军击败匈奴，匈奴对其十分畏惧，一直不敢轻易南下。一次，魏尚又去攻打匈奴，但后来上交的敌人首级比报告中少了六个。文帝一气之下就免了他的官职，并将其关进大牢服刑。

郎中署长冯唐对此颇有微词，于是找了个机会觐见文帝。在聊天时，文帝偶然得知冯唐的祖先是赵国人，父亲曾住在代郡，文帝登基前就是代王，因此二人谈得十分投机。这原本就是冯唐刻意制造的机会，因此文帝在他的引导下，不知不觉地谈到了赵国有名的将军廉颇。

文帝感叹道：“如果我能得到像廉颇那样的将军，就不怕匈奴入侵骚扰了。”冯唐不客气地反驳道：“那倒未必，恐怕皇上即使得到了廉颇，也不会加以重用。”文帝一听，便有些生气地问道：“为什么呢？”冯唐说：“廉颇之所以能够经常打胜仗，是因为赵王充分信任他。但现在将军魏尚仅仅因一件小事就被您罢官入狱，所以我认为，您即便得到了像廉颇那样的将军，也不会重用他。”听了冯唐的话后，文帝一言不发。当天下午，他就下令释放了魏尚，并恢复了他原来的官职。对于直言进谏的冯唐，文帝也给予了奖赏，升他为车骑都尉。

堵阳人张释之是汉代以铁面无私而闻名的法官。虽然他很早就开始了仕途，但他的官运很糟糕，在汉文帝时代做了整整十年的下级官吏，始终没有得到升迁的机会。

这时中郎将袁盎觉得张释之是个人才，就向汉文帝推荐了他。汉文帝听说后，就叫来张释之，当场对他进行面试。谁知张释之不太清楚状况，只简单说了一些目前的法律条令，结果文帝很不满意。

张释之发现自己已经没有机会了，也就不再抱有幻想，他开始像平时那样瞎扯起来。他侃侃而谈，分析了秦代和汉代的政策，诸如秦朝为什么会灭亡之类的问题，没想到居然吸引了文帝，被封为谒者仆射。这也是个小官，但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常常跟着皇帝。

种植水稻

汉代在农业上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发明，就是水稻的移栽技术。此项技术的发明，使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了。

张释之得到了这个可以表现自己的机会，自然不会放过。

一天张释之跟着文帝来到了驯养野兽的上林苑。文帝一时兴起，就召来上林苑的负责人上林尉，询问有关蓄养虎的情况，结果他问了十多个问题，上林尉居然一个也答不上来。

这时上林尉身边的一个猎场小吏为了给长官解围，就挺身而出，回答了文帝的问题。

汉文帝一见更加生气，他责问上林尉：“你是怎么当官的？既然没有本事，就回家呆着去吧！”接着文帝当即罢免他的官职，让那个小吏接任。这时身边的张释之突然问道：“皇上，您认为绛侯周勃是个怎样的人？”文帝被他问得莫名其妙，但依然回答：“德高的长者。”张释之又问道：“那么东阳侯张相如呢？”文帝回答道：“也是个德高的长者。”张释之接着说：“周勃和张相如都是德高的长者，但他们都不擅长言语。而这个小吏夸夸其谈，空有口舌而不切实际，如此一来，怎么能听到老百姓的声音呢？这正是秦朝灭亡的原因。如果您仅仅因为逞口舌之利而提拔他，恐怕会误导官员们，请皇上慎重！”

听他这么一说，汉文帝马上想起了周勃当年被自己问得张口结舌的样子，就这样他打消了提拔小吏的念头，并拜张释之为公车令。后来张释之又凭借自己的才华成为了司法机构的最高负责人。

为百姓祈福

汉文帝即位之初下了道诏书，表达了自己爱护百姓、关心老人的意愿。管理民政的机关向各县发布命令：每月给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赐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再加赐帛两匹，絮三斤。而且赐给九十岁以上老人的东西，必须由县丞或县尉送达，其余则由主管的小官吏送达。

文帝认为农业是天下的根本，老百姓只有勤于耕种，才能确保衣食无忧，国富民强。为了劝农耕种，他还亲自耕作，以作表率。后来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允许以粮食换爵位，或用粮食来赎罪。最典型的措施就是减轻农民的赋税。

为了让百姓安心务农，他顺利解决了南越王赵佗的独立问题。对于北面的匈奴，文帝则采取和亲和积极防御的策略，同时将内地的人迁到边疆，这些都为老百姓提供了充分的务农条件。

此外汉文帝对主持祭祀的官员只为自己一人祈福很不满意，后来他下令，主祭官在祭祀时同时要为百姓祈福。这些都表明，汉文帝时刻将百姓放在心中，不以一己之私而损害百姓的利益。

减轻刑罚

汉文帝之前，对罪犯的刑罚十分严厉，其中有一项“连坐法”，也就是一个人犯罪后，整个家族的人都会跟着一起受罚，要么处死，要么沦为奴隶，丧失平民身份。

没当皇帝之前，文帝就觉得这种处罚很不妥当，他说：“一个人犯罪应该由他自己承担，而不应该连累家人。”

即位之后，汉文帝马上提出废除“连坐法”，他说：“一个人犯了法，直接定他的罪就行了，跟他的父母妻儿有什么关系呢？长此下去，我不相信这种做法会有什么好处！”于是大臣们按他的意思起草诏书，废除了“连坐法”。老百姓对这项政策十分拥护，他们得知后，高兴地说：“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了。”

不过除了连坐法之外，古代的刑罚还有多种肉刑，这些都是残害犯人肉体的刑罚，非常残酷。比如，用刀割开面额，然后涂上墨，称为“墨刑”；割掉鼻子称为“劓刑”；砍掉双脚称为“刖刑”。

前167年，临淄有个小姑娘名叫淳于缇萦，她的父亲淳于意原本是个读书人，但他喜欢研究医学，经常给人治病，是当地的名医。后来淳于意还做了太仓县令，由于他不喜欢官场，没多久就辞了官，一心一意地当起医生来。

一天有个商人的妻子病了，他请淳于意来医治，病人吃了药后没有好转，过了几天就死了。气愤的商人于是告到官府，说淳于意是庸医，故意残害人命。经过审理，当地官吏判处淳于意“肉刑”。但由于他曾担任过县令，必须奏报朝廷才能处罚，因此淳于意要被押至都城长安。

临行前，淳于意看见来送别的五个女儿叹息道：“可惜我没有儿子，否则遇到这种危难情况，还能帮上一点忙。”几个女儿都低着头伤心流泪，只有小女儿缇萦又是悲伤又是气愤，她暗想：“为什么女儿就没有用呢？”父亲的话激起了缇萦的血性，她立刻收拾行李，要随父亲一起去京城。不管家人如何劝解，她都只当没听见。到了长安之后，缇萦四处奔走，找人为父亲求情。但到了这种时候，谁会为她出头呢？无奈之下，缇萦只得写了一封奏章，来到宫门口，请求守门的人交给汉文帝。

文帝听说有个少女上书，觉得非常惊讶，忙令人呈上来，只见书中说道：“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汉文帝看了信之后又惊又喜。他觉得这个小姑娘很有才气，而且勇敢，于是召集大臣们商议此事。

历史细读

庙号是中国古代君王死后在太庙里立宣奉祀时追尊的名号。一般认为，庙号起源于殷商，如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君王庙号追尊之初非常严格，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开国帝王一般是“祖”，继嗣帝王有治国才能者为“宗”。

汉文帝说：“一个人犯了罪应该受罚，但也应该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受了肉刑之后，犯人们要么脸上被刺了字，要么四肢不全，这会引来人们的歧视，而且失去了劳动能力，这种刑罚如何能劝人为善？不如用其他刑罚来代替吧！”大臣们商议后，决定以后就用“打板子”来取代肉刑。原本要被砍脚的，变成打五百板，割鼻子的改为打三百板。就这样因为“缇萦救父”的义举，汉文帝正式下令废除了肉刑。后人有诗称赞缇萦：“欲报亲恩入汉关，奉书诣阙拜天颜。世间不少男儿汉，可似缇萦救父还。”

不过虽然缇萦的举动值得人们敬佩，但如果她遇到的不是汉文帝，恐怕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自文帝废除肉刑之后，再也没有皇帝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恢复它。

但是将肉刑改为打板子也有很多弊病，有的犯人还没被打够数，就已经断气了，于是只好又减轻次数。

接着汉文帝又废除了“诽谤妖言罪”。当时不管是大臣还是百姓，都不能随便议论皇帝，更不能有所怨恨，否则就是犯了“诽谤妖言罪”。百姓如果因为不高兴而诅咒天地，就犯了“民诅上罪”。因为天地和“天子”有关系。文帝说：“这些刑罚使大臣们都不敢说真话，久而久之，皇帝就无法了解自己的过失，这对国家政事非常不利，而且也无法招纳良才。”

因此文帝下令将这些刑罚一一废除，并尽量减轻刑罚，更改法律和制度，使得各种处罚尽量宽大。据历史记载，在汉文帝即位的二十几年中，监狱里几乎没有犯人。

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得力措施，汉文帝开创了受到世人称道的“文景之治”。而减轻刑罚、废除肉刑等举动，更是成为历代效仿、歌颂的好榜样。所以历史对汉文帝的评价是“慈惠爱人曰文”。还说：“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富庶，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至刑措。至于制度礼乐，则谦逊而未遑也。”

前157年夏天，汉文帝去世，享年四十六岁。他以道德治天下，虽然他在位期间似乎并未干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人们对他的评价一直很高。他一去世，丞相就赞颂他“功莫大于高皇帝（指汉高祖刘邦），德莫盛于孝文皇帝”，并将其与刘邦并列尊为太祖、太宗。

在古代，有夺取天下之功的称为“祖”，有治理天下之德的称为“宗”。汉文帝正是因为有效地治理了西汉王朝，庙号为太宗。他死后，大臣们商议他的谥号，大家一致认为，他够得上称一个“文”字，因此谥号为孝文皇帝。老百姓则称他为“汉文帝”。

汉文帝葬在霸陵（今陕西西安东）。按照他的遗嘱，霸陵十分朴素，据说是瓦做的，里面并没有值钱的珠宝玉器，所以完好无损地保存到了现在。

以农为本

继汉文帝之后，汉景帝继续推行文帝时期的一些方针政策。在农业上，景帝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国家政策。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始终。”因此景帝曾多次下令，让郡国官员将劝勉农桑作为头等大事。

汉景帝继承了父亲文帝的休养生息政策，国力继续得到加强。为了使百姓都有地可种，提高生活水平，景帝及时调配了人口和土地。他改变了当时“不准百姓迁移”的政策，允许他们从土地少的地方迁到土地多的地方，从贫瘠的地方迁到土地肥沃的地方。一来可以开发土地资源，二来也可以增加国家收入。

为了保证正常的农业生产，他还颁诏，以法律手段严厉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员。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景帝还下令将田租减免一半，即从“十五税一”降到了“三十税一”。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景帝又下令推迟男子开始服徭役的年龄三年，缩短服役的时间。景帝为了节约粮食，曾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和以粟喂马。

在“文景之治”时期，社会日趋稳定，物价也慢慢降了下来。据学者统计，在整个西汉王朝，只有文景之治的近四十年内米价下跌幅度最大。这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计。另外农业的大力发展也为其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七国之乱

汉高祖刘邦建汉之初，曾大封同姓子弟为王，让他们建立诸侯国。诸王在封国内是国君，权力很大，这无疑是导致地方分裂的一个因素。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逐渐表现出来，最终晁错的《削藩策》，成为了七国之乱的导火线。

贾谊

贾谊，又称贾长沙、贾太傅，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 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年少时即有才名，二十余岁时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又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但是在二十三岁时，却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感歉疚，后忧伤而死。其著作主要有散文《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辞赋有《吊屈原赋》《鵩鸟赋》等。

晁错削藩

前157年，汉文帝刘恒病逝，三十二岁的太子刘启登基，即汉景帝，他的母亲窦后是个极有手腕的女人。

在汉文帝还是代王时，吕后给他送来了一批宫女。刘恒发现其中有一个窦氏风姿绰约，美丽非凡，马上就被她迷住了。他抛弃代王后，专宠窦氏，很快就生下女儿刘嫖，后被封为馆陶长公主。前188年，她又生下儿子刘启。窦氏出现之前，刘恒的王后已生下三个儿子，但没多久就都无缘无故地死掉了。就这样刘启成了汉文帝刘恒的长子。后来窦氏又生下儿子刘武。窦氏非常宠爱这个小儿子，不仅将其封为梁王，甚至要求景帝死后将皇位传给他。

不过窦氏成为皇后以后，因为生病失明，渐渐失去了恩宠。直到文帝去世后，她当上了太后，才开始干预朝政。

可惜刘启当上皇帝刚刚才三年，就爆发了“七国之乱”。前154年，吴王刘濞率领六个诸侯王起兵叛乱。当年高祖刘邦灭掉异姓王后，封了很多同姓王。这些人有行政权和司法权，而且官吏大多也是自己任命的，差不多就是个独立王国，成为一方割据势力。汉文帝时，不断有同姓王谋反，直接威胁到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大臣贾谊、晁错等人曾极力主张消灭这些同姓王，以绝后患，但文帝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刘濞成为吴王后，便开始暗中准备攫取皇位。他开采铜矿，私自铸钱，还煮盐贩卖，设官市，免赋税。为了壮大力量，他还招纳逃犯。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吴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刘濞的野心也越来越大。

一次吴太子（刘濞的儿子）入朝觐见文帝，曾和太子刘启下棋，谁知一言不合争吵起来。刘启一气之下抓起棋盘扔过去，将吴太子砸死了。

汉文帝派人将尸体送回吴国。刘濞愤怒地说：“天下同宗，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何必送到吴国来葬？”接着，他又派人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并声称有病，再也不去长安觐见皇帝了。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认为刘濞“于古法当诛”。汉文帝于心不忍，赐他几杖，准许他不再朝请。但刘濞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骄横。

景帝即位以后，非常器重晁错，先提拔他为内史，然后又升至御史大夫，为三公之一。

晁错写了一篇《削藩策》呈给景帝，里面说：“吴王刘濞势力日渐强大，假以时日，恐怕会引起叛乱，应尽早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朝廷直接统治。早点行动祸患会少一些，反正削了他们会造反，不削他们也要造反，所以应先下手为强。”

景帝采纳了他的“削藩”建议，前154年，景帝以各种罪名先后削掉了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六个县，这就是历史上说的“削藩”。

不过当使者将景帝的削地诏书送到吴国时，刘濞不愿束手就擒，他还诛杀了使者，并打出“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号召各诸侯国起兵。消息一传开，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纷纷响应，“七国之乱”于是爆发。

刘濞等人发难后，立刻率领二十万大军与楚军会合，随即挥戈西向，杀了汉朝军队数万人。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

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

七国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景帝马上将周勃的次子中尉周亚夫升为太尉，并由他连同三十六个将军率兵攻打吴楚叛军。窦太后的侄子窦婴也被封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不过虽然景帝派了周亚夫等人攻打刘濞，但他心里始终摇摆不定，这就给了袁盎可乘之机。

袁盎原为吴相，与刘濞关系甚密，入汉朝做官后，也确实为朝廷着想过，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气量狭小，因此不能成大事。七国之乱爆发前，晁错曾在景帝面前批评过他，从此他一直怀恨在心。如今刘濞打着“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他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

袁盎对景帝说：“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为了换取七国罢兵，景帝竟然相信了袁盎的话，然后下令将晁错腰斩于东市，并族诛。

既然晁错已经死了，七国应该也就没有起兵的借口了。但当景帝发出招降书给刘濞时，刘濞却笑着说：“我已经是东方的皇帝，谁有资格对我下诏书？”

景帝这才明白刘濞的狼子野心，他后悔莫及，终于决定以武力平息叛乱。没过多久，大将周亚夫就平定了七国之乱。吴王濞逃到东越后被杀。

七国之乱是西汉王朝与诸侯王之间的一次关键性战争，但仅仅只过了三个月，就胜败分明，归根结底只有两个原因。

一是民心向背。汉朝建立以来，停止战争，与民休息，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百姓的日子也好过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拥戴汉室。而刘濞等人为了一己之私挑起战火，破坏安定，再加上驱使百姓服兵役，勾结匈奴，所以遭到了从上到下的反对。在战争过程中，甚至有一个名叫赵涉的士人向周亚夫建议：“只要经蓝田出武关，就能迅速控制洛阳军械库，又可避开吴楚伏兵。”周亚夫采用了他的计策，果然顺利避开吴楚伏兵，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二是人才运用得当。景帝任命太尉周亚夫为主帅，的确找对了人。周亚夫极具谋略，七国之乱刚刚爆发时，他就献计说：“楚兵勇悍，正面交锋难以取胜，不如放弃梁国之地，然后断绝吴楚粮道，这样就可以平定叛乱。”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亚夫的判断是对的。而吴王刘濞虽然招纳了很多亡命之徒，但他却没有真正任用他们。

叛乱平定后，景帝趁机将诸侯王国的权力收回，以加强中央集权。

接着景帝加快削藩力度。诸侯王国的郡县从高祖时期的四十二个郡减为二十六个郡，而由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则从十五个增加到四十四个，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此后绝大多数诸侯国的地位实际上已降为郡级。景帝还大量裁撤王国官吏的数量。这个变化对于国家的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意义非常重大。

另外他还剥夺削弱了诸侯王的权力，抑贬他们的地位，“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并收回了他们的官吏任免权、行政权和司法特权，还有经济上的特权，比如开采盐、铁、铜等资源的权力。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食租税”之权。至此诸侯王在名义上依然是封君，但实际上成了只享受当地租税的贵族阶层，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条件了。

经过七国之乱，诸侯王的割据问题总算得到了基本解决。不过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消灭，后来的汉武帝依然继续采取了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势力的措施。

汉武雄风

汉武帝刘彻，幼名刘彘，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他的文治武功使得汉朝达到鼎盛时期。他继续推行景帝时期的休养生息政策，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权利，并引入了刺史的官职，监察地方。在军事和经济上则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经营行业变为国家经营，同时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成为当时社会的正统思想。他抗击匈奴，铲除边关大患。他开疆拓土，扩大版图。他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后来由于汉武帝连年对匈奴和西域用兵，并举行封禅，祀神求仙，挥霍无度，加以徭役加重，捐税增加，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

武帝政治

汉武帝登基之初，一方面政治形势较为稳定，社会经济状况较好；另一方面诸侯王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对他的统治权构成潜在的威胁。所以他在继续推行汉景帝时定下的各项政策的同时，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来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统治。

刘邦祭孔图

刘邦原本不喜欢儒生，但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他认识到了儒学的巨大作用。前195年，刘邦在鲁地以太牢祭孔子，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祭祀孔子的皇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高祖刘邦用太牢祭祀孔子，可见儒学的重要的地位。但西汉前期，指导统治思想的是黄老刑名之学，其次是阴阳五行之学，儒学博士不被朝廷所重视。著名儒生如贾谊杂阴阳五行学，晁错杂刑名学，讲纯儒学的人只能做博士官。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推崇老子思想，反对儒家学派。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他深知在政治上儒道两派对立冲突，对统一国家是不利的。他在年幼时就深受儒学影响，直至即位后他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正统思想，还把道、名、法、阴阳五行各家学说统一在儒家里面。

刘彻还是太子时，就深受儒学影响，因此一继承皇位，他就立刻实施了一系列的“新政”。比如罢免丞相卫绾，改组“三公”人选；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精通《诗》学的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儒生王臧为郎中令，相当于皇宫侍卫长；议立“明堂”，准备按古制大兴礼乐。“明堂”是儒家提倡的一种朝会礼仪，为了指导筹建明堂的事务，武帝还特意派人请来名儒申公。

为了更好地选拔人才，武帝还下诏，令全国的官吏向中央推荐人才，当时叫“贤良方正”。董仲舒就是这次推荐考试的第一名。

不过这些改革，因为太皇太后窦氏的强烈反对，而遇到了阻力。这是因为汉朝从建国之初，一直都以黄老思想作为治国方针，主张“无为而治”，使国家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最后才有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而且太皇太后从做皇后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年了，其家族在朝廷中的势力很大。按照规定，分封的王和诸侯都要回到各自的封地去，但这些人不愿意离开京城，他们互相勾结，常常做出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武帝对此颇为头疼。

蒲轮征贤

汉武帝非常重视儒家学说，举用当时的名儒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他二人又向武帝推荐了他们的老师申公。武帝听说后非常高兴，派遣使者用安车去迎接申公，又用蒲草裹了车轮，以便申公坐得舒服，另外又以币帛加玉璧作为聘礼，使得申公非常感动，于是随同使者来到国都。之后武帝授他以太中大夫之职，并向他询问治理天下的道理。由此可见，汉武帝对儒学的重视。

经过了解，武帝认为儒家思想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汉朝先祖奉行的黄老之学，虽然对恢复、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的本质是姑息妥协的，这无疑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而且由于政府对农民控制得比较宽松，很多人为了逃避赋税而脱离户籍，变成了“亡人”，如果政府对农民失去控制，肯定不利于自己的统治。

另外在西汉王朝妥协退让的政策下，匈奴势力一天天扩大。他们肆无忌惮地抢掠边境，这也直接关系到西汉政权的生死存亡。

更严重的是，统治阶级内部也是矛盾丛生，代表地方割据势力的异姓王虽然早已被消灭，同姓王的势力也大大减小，但一些皇室贵族、豪强地主和大商人势力膨胀，这些也对中央集权造成了潜在威胁。

所以当武帝召见董仲舒时，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儒家治国思想，武帝听后非常赞赏。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亲自召见他，针对国家长期积压下来的问题，他一一做了解答，并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意思是帝王受命于“天”，应秉承“天意”而统治天下，所以称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种“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正是武帝当时最需要的精神武器。接着董仲舒又从天人关系出发，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了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并直截了当地提出“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建议统一学术和统一思想。

董仲舒

董仲舒，汉代思想家、政治家。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时他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为汉武帝所采纳，从而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并影响后世两千余年。

董仲舒的学说原本来源于孔子的思想，但他又融进了法家和其他学派的一些思想，形成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首先是统一思想，即独尊儒术。先对百姓进行教育，宣扬君主的权力是上天赐予的，使皇权神化，让百姓无条件服从。然后实施仁政、运用法制，即“德主刑辅”。如果教育无效，就用刑罚来镇压。这套治国方针刚柔相济，所以武帝大为赞赏，并将其作为汉朝的指导思想。

但太皇太后窦氏对此却大为光火，原因有两点：一是她认为武帝的想法与老祖宗背道而驰，对国家不利；二是她感觉到了自己面临的危险。几十年来，她一直凭借着家族的力量在干预朝政，但武帝任命的重臣赵绾却说，窦氏不应该继续干涉朝政，这一下惹恼了窦氏。

这时武帝还没有力量与奶奶窦氏较量。在窦氏的干预下，武帝被迫将赵绾和王臧下狱治罪，将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免职，然后由窦氏宠信的人接替了这些重要职位。他还放弃了筹建明堂的计划，申公也因病回家，几年后就死了。这些对一心想实施新政的武帝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他并没有消沉，因为他还年轻，而窦氏已经垂垂老矣。

四年后，也就是建元六年（前135年），年迈的窦氏终于去世，而王太后因为宠爱儿子，不干预政事。因此二十二岁的武帝告别政治“禁锢期”，有了独立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

他马上将窦氏的人一律罢免，重新起用田蚡做丞相，并采用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对付地方豪强势力。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改变了汉朝一直以来的指导方针，由崇尚无为政治的黄老学说，变为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不仅开启了汉代灿烂文化的先河，还形成了士子尊儒好学的一代风尚。借助政府的力量，儒学从诸子百家之一迅速取得了绝对优势，并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的主要哲学思想。

不过虽然汉武帝是“罢黜百家”，但其他思想学派并未完全被禁止，儒家以外的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学，很多人还能够入朝为官。

削弱相权

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汉武帝下了不少工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对大臣的控制，二是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控制。而这些都需要封建官僚机构来实现。因此武帝在政治体制上设立了两个官僚系统：一个由大将军、尚书等组成，称为“中朝”，又称内朝或内廷，主要是决策；一个以丞相为首，称为“外朝”，主要是管理政务。

当时丞相主要管理文武百官，手中握有很大的实权，有时候决定权甚至超过了皇帝，对此武帝非常不满。

丞相田蚡上任之后，掌握所有官吏的任免大权，可谓权倾朝野。一天田蚡进宫奏事，武帝问他：“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这句话充分表明了武帝的不满，因此他的第一项工作是削弱相权。

武帝削弱相权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原先的丞相一般都是开国功臣，现在他们都已经老了，有的已经去世。武帝便利用这个机会，让儒生来代替元老，掌握国家政权。通过打击丞相，武帝加强了自己的权力。

他通过贤良对策等方式，在身边集中了一批有才干的近侍。这些人由庶僚身份，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成为入侍武帝的内臣。不过他们虽然名义上是侍从，但具有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的权力，有时甚至面折廷争而罢黜大臣。但他们的官位并不算高，是名副其实的小官管大事。对汉武帝来说，这些小官更容易控制，因此收到了“以卑制尊、以轻驭重、以中御外、尊君抑臣”的目的。

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任命平民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担任丞相，一举打破了以前总是由贵族担任丞相的惯例。

“中朝预政”是朝廷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不仅加强了皇帝的控制权，而且为众人理解武帝的意图提供了方便，增强了工作效率。

另外还设置了丞相司直，这个职位说起来是丞相的下属，但他除了协助丞相监察不法官员之外，还有监察丞相的作用。

历史细读

“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来被董仲舒发展为系统的儒家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天人合一”理论，体现了儒家对阴阳、五行学说的合流并用，是儒家思想的一种创新。

推恩令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又颁布了“推恩令”。高祖刘邦在位时，曾封了很多同姓王，但这些同姓王的后代却横行乡里，不肯服从中央命令，结果导致了七国之乱。汉景帝平定叛乱后，诸侯王国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诸侯王的势力依然存在，他们再次成为半独立状态的割据势力，因此武帝决心彻底解决这个内乱的根源。

元朔二年（前127年），善于揣摩圣意的主父偃提出了“推恩”政策。他说：“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随即颁布“推恩令”。也就是广布恩惠，让更多的人享受特权。内容主要是：诸侯王的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儿子则以推恩的形式在本侯国内分封。新的侯国脱离原来的王国，地域非常独立，受当地郡县官吏的管辖。这样一来，相关的政治权力也被剥夺了，自动将权力交给了国家。这些地方的王侯可以享受封地的租税，依然保有物质上的特权，但没有了以前的政治特权。

此时封侯的数目已多达一百多人，后来又有四十四人封侯。有一次一天之内居然有二十四人同时被册封。此外对于有罪的诸侯王，则趁机削夺其封地和爵位。根据汉制，每年八月都要举行宗庙大祭，诸侯王必须献上黄金以助祭，当时称为“酎金”。前112年，武帝借口酎金不合规定，一下就削夺了一百多人的爵位。

这种恩威并施的政策，基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威胁和困扰中央皇权的诸侯王问题。汉武帝以后，虽然诸侯王依旧存在，但他们已经不具备任何政治势力了。

马王堆帛书

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写在整幅帛上的和写在半幅帛上的两种，字体有篆、隶之分，总字数达十二万余字。帛书的内容涉及古代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它不仅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汉代书法的珍贵材料。

刺史制度

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的权威，武帝认为，必须赋予监察机关更大的权力，以便于监督庞大的官僚队伍，让他们尽心尽力地办事。但从汉景帝开始，由于管理宽松，司法制度日益废弛，奢侈成风。为了扭转这种情况，汉武帝对汉初以来的监察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

元封五年（前106年），武帝正式颁行刺史制度，他将全国分成十三个监察区，每个区改名为“部”，每部任命一位刺史，除了中央的刺史叫“司隶校尉”之外，其余十二个监察区的统称为“刺史”。“刺”即刺举，是侦伺不法，检核问事的意思；“史”为“御史”之意，表示是皇帝派出的使者。

刺史可以对地方进行六个方面的监督，也就是“以六条问事”：

一、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二、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

三、二千石不恤疑案，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薄，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

四、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

五、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

六、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

也就是说，刺史主要是为了防止郡守和地方豪强勾结，对抗政府，以免出现同姓王犯上作乱的情况。同时负责向中央推荐官吏，可以罢免政绩不好的。

当时刺史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几乎等同于钦差大臣，如果常驻地方，还有自己的官衙。不过这些刺史虽然权力很大，但属于低级官员，属于御史中丞直接领导。在查明地方官吏的不法事实后，不能擅自处理，必须上报御史中丞，由其定夺。

另外武帝还于征和四年（前89年）设置了司隶校尉，督察京城百官和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七郡的官员。

就这样，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丞相司直形成了武帝时期的三大监察系统。这三个系统互相监督，大大加强了皇帝对朝廷和地方的管理，从而保证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

兴办太学

为了维护西汉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必须有一大批官员不断地加以补充，这就需要一套完整的办法。

当时并没有科举制度，这是隋唐时期才出现的，而主要是“察举制”，也就是通过官吏推荐，然后经过考试挑选出来。但这种结果并不理想，因为推荐的人大多都是官员的亲属，贤才并不多，这对急需人才治理国家的武帝来说，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因此他扩大了察举的范围，下令郡守向中央推荐贤才，否则就以“不举孝廉罪”处罚。同时允许官吏和百姓上书，谈论政事。通过这种方式，武帝最大限度地选拔出了德才兼备的人才。另外汉朝初期，察举只有贤良和孝廉两科，武帝又增加了儒学、明法以及德行等科。

武帝还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前124年）在京城设立了“太学”，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国家设立的大学，主要是为了培养人才。办学事宜由丞相公孙弘主持，以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则由儒学博士担任，太学首开了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正规途径。由于适应国家培养官吏的需要，所以发展很快，武帝时太学的五经博士弟子只有五十人，到了西汉末年，则达到一万多人。

这样的选官制度也保证了“独尊儒术”的推行。秦汉之际，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蔑视儒生，儒家遭到了各种贬黜。到了武帝时期，则处于复兴状态，儒生们开始大量进入政权体系，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逐步巩固起来。

儒生在太学学习一年之后，再举行考试，然后依照成绩来任命官职。

文景之治时期，儒学就设立了《诗》《书》《春秋》三经博士。到了建元五年（前136年），趁着太皇太后窦氏病重之机，汉武帝正式设立了五经博士。元朔五年（前124年），丞相公孙弘上书奏请：“让博士弟子员受业一年，经过‘射策课试’，能通一经者补文学掌故之缺，课试高第者出任郎中。”

另外由于在汉景帝时期，文翁办学成功，因此武帝将他的经验加以推广，“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这些都进一步扩大了选拔官吏的范围。

应该说汉武帝是中国古代帝王中教育热情最高、成绩最大的一个。他颁布的一系列兴教举措，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发展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另外汉武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在统一的国家制度下颁布历法的皇帝。前113年，他下令：“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将此前之年追加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个年号均为六年。”

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改订礼制和历法。其主要内容是，改用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太初”的意思是宇宙开端，武帝以此命名历法，象征着太初年间的“改元更化”。

这些制度改革都是汉武帝提倡儒术的表现，通过这些措施，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政治、法律、教育等各个领域，巩固了皇权的统治。

增收措施

汉武帝统治时期，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包括农业、工商业、货币、贸易税收等几个方面。在农业方面采取移民屯田，实行“代田法”，兴修水利；在工商业方面采取桑弘羊的建议，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在货币方面禁止郡国铸钱，统一铸造五铢钱；在贸易方面设置均输官、平准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在税收方面采取“算缗”“告缗”，征收商人资产税。这些政策的实施，为当时国家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广阔的来源，并解决了对外征战需要的大量钱物，尤其巩固了汉帝国的政权统治，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

大力发展农业

汉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移民塞下，并在边地设置“屯田官”。元朔二年（前127年），设立了朔方和五原郡，招募了十万户人迁徙。元狩四年（前119年）还从关东迁徙了七百二十五万人至陇西、北地、西河、上郡和会稽等地。屯田制度是汉武帝的一大发明，为后世统治者所仿效。

汉武帝初期，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速度很快，巧取豪夺的手段也变本加厉。为了抑制他们的发展，扶持小农经济，稳定在籍编户之民的人口数，汉武帝利用皇权的政治力量，在不改变赋役制度的条件下，抑制和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势力发展。

汉武帝下令，将郡国豪强和资产在三百万以上者，全部迁往茂陵。这次迁徙豪族和当初高祖不同。高祖是为了打击六国旧贵族的政治势力，武帝则是从经济上压制大搞土地兼并的新兴暴发户。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又颁布了“名田令”，其中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这项法令，限制了工商业主和高利贷者霸占田地的数量。同时他还任用酷吏，严厉打击那些横行乡里、作奸犯科的豪强。这些措施对保障赋役来源和巩固社会秩序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武帝还大力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当时人们已广泛使用铁制农具，并在生产中推广牛耕和耧车（又称耧犁）。用耧车播种不但速度快，而且下种均匀，对于农作物生长十分有利。另外在农业上还试行了“代田法”，这是一种保护地力的先进耕作方法。垄沟和垄台的位置每年交换使用，可以有效地恢复地力。

水利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是农业的命脉，因此武帝大力兴修水利，发展灌溉事业。他指挥修筑的水利工程有漕渠、白渠、六辅渠、成国渠、洛水渠和龙首渠等。

经过上述一系列措施，汉代的农业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并迅速达到鼎盛时期。而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盐铁官营和五铢钱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武帝于元狩三年（前120年）开始起用精通“轻重之术”的经济专家孔仅、东郭咸阳和桑弘羊，他们都出身于大工商业主之家，号称“理财三杰”。

“理财三杰”提出了“轻重”理论。同一种商品，稀缺时价格就会提高，此为“重”；过剩时则下降，此为“轻”。轻与重完全随着市场需求的涨落而变化。

盐铁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但在汉初，盐铁是由私人经营的，国家除了收取官税之外，其余的事一概不问。特别是在文帝时期，对盐铁的经营完全是放任自流。

元狩六年（前117年），桑弘羊等人提出了一个盐铁官营专卖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因为盐铁专营起源于战争，又由于当时对外战争较多，国家财政比较困难，富有的商人们却不想对国家作贡献。他们富有的程度足以和郡县及国家对抗，因此他们对这个建议非常反感。

但汉武帝的态度十分坚决，完全不理睬反对者的意见，于元狩六年（前117年）下令，在全国实行盐铁官营。

从此中央接管了具有巨大收益的盐、铁、酒等商品，从煮制、冶炼、酿造到销售，都由国家全权经营管理，并制定了法令严格限制私人经营。由于这些东西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同时关系到国家的稳定，所以这个政策不仅大幅度地增加了国家收入，同时也打击了商人的势力。

在此之前，由于采矿的权力在诸侯王手中，而且允许郡国铸造货币，因此当时的货币制度非常混乱。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下令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禁止郡国铸钱，并指定由“上林三官”铸钱。由于钱币是由上林苑的均输、钟官、辨铜三官统一铸造，因此也称“三官钱”；因为重量为五铢，故又称为五铢钱。这是继秦始皇统一六国货币后的第二次货币统一政策。

货币的统一和稳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一直到隋朝的六七百年间，五铢钱都是历代封建王朝使用的标准货币。

置均输，行平准

为了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打击商贾随意哄抬物价，元鼎二年（前115年），大农丞桑弘羊提出试行“均输令”。

均输是国家通过税收征购，调集基本生活用品，比如粮食和布帛等，然后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组织商品流通的体制。原来的汉法规定，各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进奉一定数目的贡物。由于这些贡物往来运输麻烦，因此武帝在郡国任命了均输官。其职责是将朝廷需要的贡品及时运往京师，然后将不需要的物品运到价格较贵的地区出售，所得钱财上缴大司农。这样既可以减轻郡国运输贡物的负担，还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并调节了各地区之间的需求，一举三得，是非常合算的。

接着桑弘羊又提出了“平准”制度。它是与“均输”配套并行的制度，由国家控制各种商品的销售，平抑物价。“平准”制度使国家实行了全面的商业垄断。

任命的平准官员应根据均输官储存的物资，了解市场上的物价变化。如果某种商品开始涨价，就迅速抛售，跌价时则大量购入，以此平抑和稳定物价，调控市场，打击牟取暴利的富商大贾。

在丰收的季节，粮食价格往往比较低，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国家便出高价来收购，等到第二年粮食价格上涨时，国家再平价卖出。这样富商们就失去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机会，稳定了物价和政局。

这些措施都是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市场、调剂物价，在加强经济管理、打击富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推行“算缗令”和“告缗令”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推行“算缗令”。这是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规定商人们必须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财产。“缗”是指用绳子串起来的铜钱，一千钱一串，称为一缗。根据财产税，每二千钱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算缗令”的颁行严重打击和限制了商人们，并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所以很多商人为了少交或不交，就隐瞒财产数目，有的甚至干脆不报。

为了解决这种状况，汉武帝于元狩六年（前117年）颁布了“告缗令”，并任命杨可负责此事。如果发现隐瞒资产不报或呈报不实者，一经查实，立刻没收其财物。但这种做法的效果也不太明显。

元鼎三年（前114年），汉武帝加紧推行“告缗令”。他再次下令，鼓励人们告发那些不遵守“算缗令”的人，告发者可得到被告发商人的一半财产作为奖励。这样以来，顿时出现了“告缗遍天下”的盛况，中等以上的商贾大都被告发。一时间朝廷增派了很多官员到各郡国收缴缗钱，数以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和大量田宅都被充公。

“告缗令”前后共实行了近十年，至元封元年（前110年）才停止。这是自汉初实行“抑商”政策以来，对商人打击最重的一次，很多商人就此破产，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抑制。

虽然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三大政策打击了商贾的投机，解决了国家财政困难，使濒于崩溃的西汉经济得以恢复，但同时也给百姓带来了很多不便。由于官办企业管理不善，产品质量往往得不到保证，均输、平准也没有完全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另外这些政策严重打击了商人的积极性，阻碍了当时商业的发展，再加上官商结合加速了官僚机构的腐败，因此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抗击匈奴

匈奴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民族，他们世代生活在河套地区，属游牧民族。在秦朝末年，匈奴逐渐的强大起来，并开始不断地对外扩张，随着野心的不断膨胀，把目标盯上了汉朝幅员辽阔的土地，不断的对汉朝边疆地区派兵侵略和骚扰，汉朝和匈奴展开了一系列军事对抗。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运筹帷幄、英勇善战的抗匈名将，如李广、卫青、霍去病等。

飞将军李广

汉景帝时期，匈奴也进入了最强大的时期，他们南下进攻汉地，烧杀抢掠，严重地威胁了老百姓的生活和西汉王朝的政权。而这时的汉朝虽然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但是要彻底消灭匈奴依然不太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汉景帝只能继续维持和亲的政策，对于他们的小股骚扰，能忍则忍。

不过景帝虽然没有大规模反攻，但也决非一味妥协，他任用李广、程不识等人，在不多的反击战斗中，震慑了匈奴。在中国历史上，李广是一位家喻户晓、传奇式的人物。

李广，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人。他的先祖李信是秦国名将，李家的家传本领是“善骑射”。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大举入侵汉地，李广从军，开始了一生数十年的征战生涯。

李广的个人作战能力极强，在和匈奴的作战中，他以一名小兵的身份斩杀敌人无数，很快就升为汉中郎，就连汉文帝都见识过他的勇武。

一次他和文帝一起打猎，当众格杀了一头猛兽，震惊朝野。文帝感叹道：“李广生不逢时啊，如果你生在高祖时代，万户侯也不算什么。”

汉景帝刘启即位后，李广被升为陇西都尉。在平定七国之乱中，跟随周亚夫作战，斩将夺旗，勇不可当。不过李广这个人没什么政治头脑，胜利后他居然接受了梁王的赏赐和印信。作为一名汉将，接受诸侯王的赏赐是非常不妥的，就这样功过相抵，景帝没有给他应有的赏赐。

好在李广也不在乎这些，他只喜欢打仗，于是他上书请求景帝任命自己担任上谷太守，直接和匈奴交锋，景帝答应了。在接下来的日子，李广历任上郡、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地区的太守，在边界的各个位置上与匈奴作战。每到一处，李广都令匈奴闻风丧胆。最后匈奴士兵只要一看见李广的旗帜就胆怯逃跑，不敢来犯，都盼着他早点离任。当他的离任消息一传出来，当地的匈奴人都弹冠相庆、举杯痛饮，他们高兴地说：“这个瘟神终于走了。”

李广担任上郡太守时，匈奴大举入侵上郡。汉景帝派遣近臣跟随李广整训士兵，抗击匈奴。一天这位近臣带了几十名骑兵，纵马驰骋，碰到三个匈奴人，并同他们交战。那三个匈奴人转身射箭，射伤了这位近臣，其他几十名骑兵也全部被射杀。这位近臣跑到李广跟前，跟李广述说了发生的事情。李广说：“这一定是匈奴射雕的人。”

说完李广带了一百人去追击那三名匈奴人。李广亲自动手，射杀二人，生擒一人，经过询问，果然是匈奴射雕的人。他带着俘虏正准备离开，突然前面尘烟大起，跑过来几千名匈奴骑兵，手下们顿时惊慌起来。不过李广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他不慌不忙地说：“匈奴人不会立刻进攻，他们会在几里之外判断我们是不是诱敌部队。所以我们不能逃跑，不然很快就会被他们追上，大家就会性命不保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若无其事地与他们对阵，以此来迷惑他们，然后另作打算。”

部下一听，既然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这样。在李广的安排下，这一百人不仅没有逃跑，反而卸下马鞍开始休息。此时只要匈奴人一进攻，李广就会全军覆没。但是在远处观望的匈奴人拿不定主意，他们暗自嘀咕：“这是不是李广的诱敌之计？”

双方僵持了一会儿，匈奴阵中跑出一位骑白马的将军，在两军阵前驰骋，以鼓舞士气。李广立即上马，率领十几个人冲杀过去，只一箭就将这个白马将军射杀了，然后回到阵中继续休息。这一下匈奴人士气低落，更加担心汉军有了埋伏。等到晚上，他们终于率兵撤退了。

还有一次，李广外出打猎，回来时已经天黑了，在朦朦胧胧中，他似乎看见一只猛虎伏在草丛中，于是立刻拿出弓箭，竭尽全力地把箭射了出去。等了一会儿，四周没了动静，他便开始找寻老虎的踪迹，但怎么找也找不到。

第二天他再次返回，才发现草丛中有一块酷似卧虎的巨石，昨天射出的箭就插在上面。箭已深深地陷入巨石中拔不出来了。李广觉得很好奇，再次拔箭射击，却再也射不进去了。这个故事被载于正史，唐代诗人卢纶还作了一首五言绝句《塞下曲》来描述它。诗中写道：“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李广对部下极其关爱，每到一处宿营，如果部下没有水喝，他自己就不会先喝；部下没有食物，他也不会先吃。因此深受部下爱戴，都愿意为他舍生忘死。在他的训练下，部将们都成了弓箭高手，而且锻炼出极强的心理素质。即使匈奴骑兵冲到眼前，他们依然能连眼睛都不眨，然后开弓放箭，命中率极高。他们的很多次作战都是依靠出众的军事素质和凝聚力，以少胜多，或坚持等到支援的大部队。

卫青

卫青，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前129年，匈奴又一次兴兵南下，汉武帝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迎击匈奴，卫青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他一生七次率兵攻打匈奴，为朝廷立下了赫赫战功，所得封邑一万六千七百户。他虽然战功显赫，权倾朝野，但他从不结党干预政事。在军队中，他能够体恤士卒，能与将士同甘共苦，因此享有崇高的威望。

在李广四十多年的征战生涯中，他始终坚持在战斗的第一线。每当他上任的消息传到匈奴，都会引起震惊，匈奴人对李广又害怕又敬畏，称他是“汉之飞将军”，不敢侵犯他所镇守的地区。能够在敌人那边得到如此高的评价，李广可以说是汉军第一人。

可惜的是，李广年迈后跟随卫青作战，有一次却因失道而延误了战机，使匈奴单于逃脱了。李广说：“我从小和匈奴作战，大大小小的战争有七十多次。这次跟从大将军出战，没想到会迷路，真是天意啊！如果这个消息传出去，肯定会被众人耻笑，我李广已经六十多岁了，不能再去面对这种羞辱。”说完就引刀自杀了，全军将士无不痛哭失声，老百姓们也是流泪叹息。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这样极具个性的将军，不管输赢，他都保持了一个军人的本色和气度。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会与匈奴交战，这样就牵制住了匈奴人，让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如何进攻汉朝，而只顾对付这个勇猛强悍的敌人了。

李广是将门之后，而且有一套非常适合塞外的治军方法。他的部队灵活机动，长于应变，所以司马迁称赞他说：“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向之。”

汉景帝除了支持李广等人抗击匈奴之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为后来武帝攻打匈奴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比如施行“马政”。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不擅长骑马，这样对壮大骑兵不利，无法适应需要，而且限制了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发展。景帝即位后，继续进行马政建设，他下令：“扩大设在西边（如北地郡）、北边（如上郡）的马苑，造苑马以广用。”他还鼓励各郡及民间饲养马匹。由于景帝大力促进马业的发展，因此军马生产颇具规模，官府的马匹增加到四十万匹，民间的则数不胜数。

另外景帝继续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这两项措施是汉文帝时期，由晁错提出来的，经过实践，这些措施被证实是有效的，因此景帝即位之后使之更加完善。

景帝还将大批移民充实于边地，使其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这些人在匈奴边界设立关市，和匈奴人交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匈奴的骚扰，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

卫青大战匈奴

在汉武帝一生的业绩中，抗击匈奴是其中的一项重大功绩。其在位期间，大大小小的战役多达十多次，关键性的战役有三次，一共持续了数十年。

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采纳王恢的建议，派“飞将军”李广与王恢、李息、公孙贺、韩安国五位将军，率三十万汉军埋伏在马邑附近，同时派出聂翁壹引诱匈奴，可惜匈奴的军臣单于发现这是诱兵之计，因此很快就撤兵了，三十万大军无功而返。不过虽然马邑之谋失败了，却激起了武帝全面反击匈奴的决心。接着他全面改革了军事体制，取消太尉，设立大将军和侍中的带兵制度。最重要的是，他提拔了皇后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出任大将军。

卫青的出身非常卑微，他的父亲郑季是平阳侯府中的一个小官，和平阳侯的小妾私通后，生下卫青，从此他就跟随母亲姓卫，终生没有改姓。作为一名私生子，卫青的生活当然不会太好，后来他跟随父亲郑季，谁知郑季居然打发他去放羊。兄弟姐妹们都看不起他，经常把他当奴隶一样呼来唤去，而卫青从来都是逆来顺受，毫不反抗。

一天卫青作为奴仆陪同别人去武帝的甘泉宫，半路上被一个相士看到，相士说：“你相貌贵不可言，将来至少要封侯。”卫青不相信地说：“我不过是个奴隶，只要每天不被别人打骂就很高兴了，怎么敢有这样的痴心妄想？”卫青长大之后，就不再做奴仆，成了一名骑兵。这时武帝宠幸他的姐姐卫子夫，卫子夫很快就有了身孕，这引起了皇后陈阿娇的极度不满。皇后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母亲馆陶长公主，但馆陶长公主找不到卫子夫的麻烦，只好拿她的兄弟来出气。在她的指使下，卫青被关进大牢，幸亏他的好兄弟公孙敖相救，卫青才得以逃脱。后来卫青功成名就之后，一直照顾公孙敖。尽管事情做得非常隐秘，但馆陶长公主要杀卫青的事还是被汉武帝知道了。汉武帝非常生气说：“和宠妃过不去的人就是和我过不去。”就这样武帝将卫子夫的兄弟们都封了官，而卫青则成为一名侍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汉军的素质和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于是汉武帝决定要大规模地反击匈奴。

这一次他派出四路大军：卫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太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每路人马都有一万多骑兵。其实这次作战胜算的机会很小，因为卫青和公孙敖都是初出茅庐，根本没有率领大兵团骑兵作战的经验。而且汉军对匈奴一向都是以防御为主，这样大规模的进攻以前从来没有过。

事实也的确如此。运气不好的李广一出战就遇到了匈奴主力，结果全军覆没。李广本人也被俘虏，好在他神勇无比，最后居然夺了敌人的战马逃了回来。公孙敖则遇到了匈奴的突袭，苦战后损失七千多人，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公孙贺一心想要和匈奴作战，结果出去晃了一圈，连个人影都没碰到。只有卫青跑到匈奴圣地龙城绕了一圈，并斩杀了数百名匈奴骑兵。

这次进攻使汉朝损失惨重，得不偿失。李广和公孙敖按律当斩，后来他们出钱为自己赎罪，最后被贬为庶人。幸好卫青小胜了一把，给汉武帝挽回了一些颜面。卫青也因此被封为关内侯。

元朔元年（前128年），匈奴派出两万骑兵侵入边境，由渔阳进入雁门，都城长安受到了直接威胁。

武帝再次派卫青出征，他率领三万骑兵，斩杀匈奴数千人。第二年匈奴攻入河南，卫青经过一番苦战，终于收复了河南地区。接着他乘胜追到陇西，途中斩杀匈奴数千人，并缴获了百万头牲畜。

在追击过程中，卫青遇到了跟随匈奴的两个西域小国的军队。他率兵奋力拼杀，将白羊王和楼烦王亲自率领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回朝以后，武帝极为高兴。一直以来，都是匈奴从汉朝抢东西，如今汉朝居然也可以从匈奴那里获得东西了，因此他下令封卫青为长平侯，他的部下苏建也被封侯。

匈奴牧羊图

匈奴是生活在我国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他们以游牧为生。为了寻找水源和牧场，他们经常随牧群而迁徙。图中所描绘的就是汉时匈奴人牧羊的情景。

接着武帝在河南地区设置朔方郡，以稳定对北方地域的控制。这次胜利为后来的赫赫战果打开了胜利之门，它不仅证明了匈奴并非不可战胜的，还收复了自秦末以来就沦陷于匈奴的河套地区，极具战略意义。

河套地区距离长安不过一千多里，匈奴骑兵只要两三天就能到达。汉朝初年，就常常被匈奴所扰。收复河套以后，不仅减轻了匈奴对汉王朝腹地的威胁，还可以利用这个天然屏障，将朔方和五原建成抗击匈奴的基地，为军需粮饷提供了方便，也为最后击败匈奴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过受此重创，匈奴当然不肯善罢甘休，转过年来，到了草长马肥的日子，匈奴又气势汹汹地率兵进攻代郡，杀了代郡太守，还掳走几千名百姓。

汉朝也对此进行了反击，车骑将军卫青率领三万骑兵再次出征，游击将军卫尉苏建、骑将军太仆公孙贺、强弩将军左内史李沮和轻车将军代相李蔡都是他的属下。

由于卫青行军隐秘，因此迷惑了匈奴。匈奴主将右贤王甚至认为卫青不可能来得这么快，所以并未进行防范。

当卫青在半夜发动突袭时，右贤王居然喝得酩酊大醉，他猝不及防，只得连夜逃窜。失去指挥的匈奴军队随即溃散。卫青派人尾随追击，虽然没有捉住右贤王，但将他的裨王十余人全部俘获，共俘获男女一万五千多人，牲畜十百万头。

汉武帝收到捷报后，立刻派使者手持大将军印，在卫青回师的路上直接封他为大将军。卫青风风光光地回到朝廷。武帝大肆赞扬了他的功劳，并爱屋及乌，将他还在襁褓中的儿子都封了侯。

卫青谦虚地说：“我们能取得如此战果乃是皇上的洪福，既然皇上已封赏了臣下，我的几个孩子尚在襁褓中，他们并没有功劳。更何况取得这个成绩是各位属下苦战的结果，他们都没有被封赏，我的三个孩子哪里敢接受封赏呢？”此时汉武帝龙颜大悦，听他这么一说，于是也一一赏赐了他的部下，上次丢了爵位的公孙敖也被封为合骑侯。

元朔六年（前123年），武帝又派卫青率十万骑兵出塞，追歼匈奴。这时匈奴的实力已经比不上当年了，但他们不肯认输，继续发动报复性攻击。

这一次汉军吃了点亏，代地都尉被杀死。接着匈奴抓住汉军行军中脱节的破绽，以数万重兵包围了卫青的部下苏建和赵信，他们当时仅仅只有三千骑兵。

经过一天的苦战，汉军渐渐不支，眼看性命不保，赵信便率领八百人投降了，而苏建则杀出一条血路，孤身逃回大营。面对如此惨败，有人说：“损失了三千骑兵，应该杀死苏建。”但也有人反对说：“苏建以寡敌众，失利后还不顾一切地逃回，并未像赵信那样投降，足见他的忠诚，这种人怎么能杀呢？”眼看部下意见不一，争论不休，卫青只得说：“我奉皇上之命在外统兵，当然要立军威，按职责来说应斩杀苏建。但作为臣子，我不能因为皇上的恩宠就在外自行其是，因此我决定将苏建带回京城，让皇上圣裁。”

霍去病封狼居胥

在与匈奴的战争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就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

霍去病，河东郡平阳（今山西临汾）人。他是卫青的外甥，和卫青一样，他也是个私生子。霍去病的父亲叫霍仲孺，是平阳县的县吏。一次他去平阳侯家做事，结果认识了卫青的姐姐卫少儿，接着卫少儿就生下了霍去病。

霍去病和舅舅卫青关系很好，因为两人的年纪相差无几，在卫青当骑兵的时候，便常常对霍去病进行特别训练。卫青升官之后，霍去病也得到了一个侍中的小官位。

后来卫青为了让霍去病在实战中得到磨练，每次出征都带着他。在卫青的提拔下，武帝任命霍去病为骠姚校尉。校尉是地位较高的军官，仅次于将军，“骠姚”的意思是勇健轻捷。

霍去病和卫青最大的区别在于他敢于冒险，而且以勇悍著称，即使没有援兵，他也敢千里突袭。这种做法非常危险，但一旦成功，战果也很大。卫青的作战方式则是“正兵”，长处是稳健，虽然在和匈奴的周旋中占不了什么便宜，但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这么一来，队伍的机动性就大打折扣，不容易发挥出骑兵的优势和特点。

卫青很疼爱霍去病，很少让他单独率兵面对匈奴骑兵，一直将他带在身边，警告他不准乱跑。

可惜霍去病是个坐不住的人，这天他终于忍不住了，于是带着卫青给他的八百骑兵，离开大军营地去突袭匈奴。

在一般情况下，这样做结果不是战死就是被俘，但是霍去病表现出了令人惊异的独立作战能力。在霍去病的率领下，这帮骑兵把匈奴打了个措手不及，取得了斩杀俘虏两千多人的战果，不仅杀死了匈奴单于的叔祖父籍若侯产，还活捉了他的叔父罗姑比，大胜而归。

本来霍去病不听指挥、私自出兵应该受到严惩，不过卫青是他的舅舅，再加上这次出兵很顺利，因此功过相抵，没有惩罚他。回去后卫青将霍去病的事报告给了汉武帝，武帝立即封霍去病为“冠军侯”。

这次胜利使得汉武帝心情舒畅，因此等待他处理的苏建也保住了一条性命。

在后来的日子，因为霍去病的出现，卫青自然就少了很多立功机会，不过他不会跟自己的外甥斤斤计较。此时卫青的姐姐卫子夫年纪也大了，武帝又迷上了另一个美女王夫人，卫青得知王夫人的族人很贫穷，于是采纳手下的意见，以祝寿的名义送了王夫人一笔巨款。王夫人非常高兴，一有机会就在武帝面前说卫青如何如何好。

武帝是个聪明人，他立刻明白一定是卫青贿赂了王夫人，于是去质问卫青。卫青一五一十地将事情告诉了武帝，因此武帝觉得卫青老实，就没有追究此事，反而将那个给他出主意的人封为东海都尉。

从此武帝认为卫青对自己忠心耿耿，因此对他一直另眼相看，即使后来霍去病的功劳远远超过了卫青，但他的大将军位置始终没有动摇过，以至于武帝觉得自己有点对不住霍去病，还特意造出一个“骠骑将军”的名号给他。元封五年（前106年），卫青在家中逝世，谥号为“烈”。

霍去病自崭露头角以来，一直被汉武帝重用。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天，霍去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率领一万多人从陇西出塞。这原本是汉朝对匈奴的一次试探性作战，但霍去病兵出长城后就改变了作战目的。

他率领部队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在大漠中纵横驰骋，途中击败了无数敌军，其中包括匈奴属下五个小国的军队。他不仅杀死了属国国君折兰王和卢胡王，俘虏了浑邪国的王子和丞相，还抢走了休屠国的祭天金人。

不过这次作战毕竟是在敌人的国土上，因此他们不敢恋战，只斩杀了敌军八千余人就撤退了，但霍去病及其军队带给匈奴的震撼是巨大的。河西首战告捷，武帝看到霍去病又带了一大堆战利品回来，十分高兴。

同年夏天，霍去病再次出击。汉军兵分两路，一路由霍去病和公孙敖率领，另一路由张骞和李广率领。走到半路上，霍去病和公孙敖失散了，不过对他来讲，公孙敖在不在都无关紧要，因此他故伎重演，在匈奴的地盘横冲直撞，深入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两千多里，越过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一直杀到了祁连山（今甘肃张掖西北）。

由于没有碰上匈奴主力，霍去病又不甘心空手而回，于是他开始攻打那些归附匈奴的小国。经过多次战斗，他击败了小月氏，俘虏了酋涂王，和他们的各级王爷、妃子、王子五十多人，丞相、将军、当户、都尉六十多人，斩杀敌人三万多，迫使两千多人投降。不过霍去病的队伍也损失惨重，死亡受伤失踪的人占了全军人数的十分之三。

这是西汉对匈奴开战以来，取得的一次空前大捷，经过这次战役后，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截断了匈奴和羌人的联系，打开了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这次胜利也使霍去病的名气如日中天，风头几乎盖过大将军卫青，武帝不好意思把卫青的大将军头衔转给霍去病，但又觉得过意不去，于是将骠骑将军的地位升一级，等同于大将军。

由于河西走廊是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因此扫清匈奴之后，就为后来的“通西域”创造了重要条件。同年秋天，匈奴发生了一件大事，匈奴单于认为手下的浑邪王管理的地盘多次被汉军攻破，死伤惨重，因此对他非常不满，匈奴单于下令召见浑邪王，准备杀了他。

浑邪王见势不妙，就上书汉武帝愿意率领死党休屠王一起降汉。武帝听到这个消息大喜过望，但又害怕敌人是诈降，于是派霍去病前去受降。

不过浑邪王愿意投降，他的部下却意见不一。当他宣布要投靠汉朝的时候，军营中立刻乱成一团，多数部将都率领着人马逃跑了。霍去病见到这个情况，立刻雷霆出击，当场杀了那些不愿投降的敌军，共计八千多人，然后挟持着浑邪王及其部众渡过黄河，来到汉朝的地盘。

张掖太守虎符

虎符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帝王发给地方官或驻军首领的调兵凭证。虎符分为左右两半，右半存于朝廷，左半发给统兵将帅或地方长官，并且一地一符，专符专用，绝不能同一兵符同时调动两个地方的军队。调兵遣将时需要两半勘合验证，方能生效。此件虎符为半符，侧面刻“张掖左一”银字，背存“与张掖太守为虎符”八个字的左半边，是西汉政府颁发给张掖太守的虎符。

这是一次标志性的胜利，它意味着汉朝能够保护曾隶属于匈奴的浑邪王。匈奴却对此束手无策，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匈奴对塞外各属国的控制。

所以匈奴对此无比震怒，匈奴王立即出兵袭击汉朝边境。由于汉朝部队早已今非昔比，匈奴根本占不着便宜，恼怒之下只得杀了许多百姓，然后在汉军到来之前仓皇逃走。

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和各位大将一致认为：“投降匈奴的赵信为匈奴出谋划策，给了他们很多帮助。这么一来，匈奴就会认为，由于汉军的后勤补给跟不上，所以绝不可能越过大漠来攻打自己，因此应该将计就计。”

经过商议，武帝决定了对匈奴的远征方案：卫青和霍去病各领五万骑兵，辅助步兵和后勤补给部队数十万人，分两路出击匈奴，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

赵信原本以为，汉军没有深入大漠的能力和决心，因此给匈奴单于出了个主意：“以逸待劳，让卫青送上门来。”不过卫青一生享有不败的美誉，见此情况，他立即以车仗绕营防御，然后用五千骑兵袭击匈奴的侧翼。双方正在激战之时，突然刮起一阵大风沙，一时间伸手不见五指。汉军虽然人少，但训练有素，毫不慌乱，匈奴骑兵见势不妙，立即撤退了。

卫青追击了二百多里，斩杀匈奴近两万余人，夺得大量战略物资。战绩虽然不小，不过和霍去病相比，就逊色多了。

霍去病率领五万骑兵从右北平出击，抓获单于章渠、王爷三人，以及匈奴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八十三人，斩杀了匈奴王爷比车耆。他还一直追击匈奴左贤王的部队，直到了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翰海（今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才停了下来。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上积土祭天，这就是著名的“封狼居胥”。

这样辉煌的战绩，彻底奠定了霍去病为西汉第一名将的地位，即便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也是对外战争的最高荣誉。后世帝王和将军都希望能达到“封狼居胥”那样的功业，但几乎无人能及。

马踏匈奴石雕

马踏匈奴石雕是霍去病墓前众多的石雕之一，是汉武帝为表彰霍去病抗击匈奴的战功而建立的。雕塑中，用一匹高大雄健、傲然屹立的战马来象征这位年轻的将军。一个象征匈奴的武士则仰面朝天，被无情地踏在蹄下。整个雕塑用一整块石头雕成，深沉浑厚，既是古代战场的缩影，也是霍去病赫赫战功的象征。

而且霍去病完全是无后方作战，所有的粮食和其他物资都是从敌人那里夺取的，共斩杀匈奴七万多人。应该说这次大规模的出击，狠狠打击了匈奴的势力。匈奴是游牧民族，人口本来就不多，而参战的往往都是青壮年，经过这次漠北大战，匈奴逐渐衰弱下去。

不过汉军的损失也很大，士兵死了一万多人，十四万匹马损失了足足十一万，这就导致了没有实力将已经衰弱的匈奴彻底消灭，给了他们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无论如何，这次战争之后，汉朝和匈奴之间出现了少有的平静。

由于霍去病屡建大功，因此多次得到汉武帝的嘉奖，不仅赐封其食邑，还加官大司马。

一次霍去病胜利归来，汉武帝准备了豪华的府邸让他参观，谁知他说：“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这句话被后人无数次地引用，激励着一代代的军人投入到反抗侵略的战争中去。

霍去病为人极为剽悍，虽然作战勇敢，但是却不能很好地善待部下，不像卫青和李广都是出了名的爱兵如子。当军中士兵没有吃饱饭的时候，就令人陪他玩蹴鞠。所以作战的时候，跟着他的往往都是亡命之徒，因为除了能带来军功之外，霍去病实在不能给他们别的东西。

霍去病用兵坚决果断，武帝曾希望他能学一些孙子和吴起等人的兵法，霍去病却说：“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

不过从十八岁从军到二十四岁逝世，短短几年工夫，霍去病率兵总计斩首、俘获匈奴十一万多人，迫使浑邪王率数万人投降，夺取了河西地区，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郡，这个成绩也足以让他笑傲疆场了。

二十四岁那年，霍去病不幸染病身亡。汉武帝十分悲痛，为了纪念他，特意命人仿照祁连山，为他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坟墓。

张骞通西域与丝绸之路

西汉时的张骞是开辟西域道路的第一人，他两次出使西域，对内促进了西域与内地的频繁交往，对外开通了历史上著名的商道——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开通，大大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张骞出使西域

汉武帝即位不久，就抓回了一批匈奴人。由于匈奴人长期侵犯边境，骚扰百姓，因此汉武帝亲自审问了这些人，想摸清他们的底细。

谁知有个匈奴人非常傲慢，他说：“你们没什么了不起的，根本比不上我们匈奴人。像我们旁边的那个大月氏国王，不听大单于的指挥，还妄想跟我们作对，结果被我们单于把脑袋砍下来做了酒器。”

武帝一听顿时大怒，下令将其处死。不过这个无名小兵无意中提到的大月氏国却引起了武帝的注意，他想：“大月氏的国王被匈奴如此羞辱，大月氏人肯定要立誓报仇，如果能联络他们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匈奴，岂不很好？”

可是大月氏自从离开敦煌后，就不知道去了何处。当时人们的地理知识非常匮乏，根本不知道长城以外还有多大，所以联络大月氏是一项既艰巨又危险的任务。汉武帝提出这个提议后，朝中根本无人敢于应承，他只好公开悬赏，招募愿意承担这个任务的使者。

等了一年，武帝总算等来一个人，他就是张骞。张骞，汉中城固人，当时的一名郎官。

武帝很欣赏张骞的胆识，当即挑选了一百多人作为他的随从，还找来一个名叫甘父的匈奴人当向导。临行之前，武帝将写好的国书交给他。就这样张骞带好准备的物品出发了，从此拉开汉朝数百年经营西域的序幕。

出了长城，就都是匈奴活动的范围，尽管张骞等人十分小心，但走了近千里路后，他们还是落到了匈奴人手里，当了俘虏。

匈奴大单于得知他们的意图后，非常愤怒，一气之下，便命他们一行人去做奴隶。很多人受不了折磨，最后都死了，只有张骞毫不畏惧，始终保持大汉使者的风范。为此大单于很欣赏他，最后还送给了张骞一个匈奴女人，让她当张骞的妻子。

就这样过了几年，张骞也有了孩子，匈奴人对他的防范之心渐渐小了。一天甘父来找张骞，经过商量，两人决定乘着匈奴没有好好防备的机会逃跑，于是他们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向西逃窜，这时距张骞离开京城已经十一年了。

为了避免被匈奴追上，他们不停地向西逃跑。没多久到了另一个国家，张骞起初以为是大月氏国，后来才发现是另一个国家大宛。

大宛国王一向钦慕中原文化，这时见到一个汉朝使者，非常高兴，于是他答应派兵护送张骞去大月氏。在大宛士兵的护送下，张骞顺利地到达了大月氏。死了丈夫的王后现在成了大月氏的女王。张骞鼓动女王：“希望能和汉朝联手，为国王报仇。”但大月氏已经被匈奴吓破了胆，再加上生活安定，不想再惹麻烦。张骞他们在大月氏呆了一年多，也没有说服女王。不过虽然没有完成汉武帝交代的任务，但张骞在这一年里到了很多地方，见到了很多和汉朝不一样的东西。

既然说服大月氏已经无望，张骞和甘父只好往回走，路过匈奴的地盘时，他们本想蒙混过关，但很不幸，最后又被匈奴抓获了。关了一年多之后，他们又找到一个机会连夜逃跑了，这一次总算回到了汉朝。

回国见到了汉武帝，张骞便把这十三年的经历讲给他听。虽然张骞第一次出使没有达到结盟的目的，却获得了大量关于西域各国的知识，武帝被他的意志所感动，因此封他为太中大夫。

张骞说：“我在大夏国的时候，居然发现了我国蜀地出产的细纺布，经过一番询问，原来是大夏的商人前往身毒国贩来的。”武帝一听也觉得很神奇，他说：“既然身毒国和蜀地有贸易往来，它们之间就肯定有路线，既然你已有了经验，不如再次出去看看。”张骞欣然同意。他将汉武帝提供的人马分成四路，从不同的路线南下。但是由于当时西南地区天气恶劣，道路艰险，劫匪横行，所有人马都没有能够到达身毒国。但他们这次却发现了滇越国（今云南）。

虽然张骞没有找到身毒国，但意外发现了滇越国，因此汉武帝非常满意。接着他安排张骞跟着卫青去攻打匈奴，因为如果想要封侯，必须要立军功。另外张骞当了十一年的俘虏，对匈奴的地形非常熟悉。战斗结束后，张骞被封为博望侯。

两年之后张骞再次和李广一起出征，这次他差点送掉性命。经此一役，武帝意识到张骞并不适合做将领，还是让他去当探险家为好。

霍去病消灭匈奴的主力骑兵后，匈奴在西域诸国的影响力大大下降，于是汉武帝派遣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这一次张骞带了很多礼物。

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首先来到乌孙国。乌孙国王和原来的大宛国王一样，想和汉朝做生意，但又担心匈奴，不敢与其公开决裂。在和乌孙国交涉的同时，张骞派遣手下出使附近的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通过这次接触，小国国王们都知道还有一个能与匈奴抗衡的汉王朝存在，愿意与汉朝发展贸易往来。

在张骞的努力下，乌孙国王终于派遣使者带着礼物和张骞一起觐见汉武帝。武帝非常高兴，命人带着乌孙国使者四处参观走访。这一下乌孙终于明白，汉王朝的实力远远超出了匈奴，很快乌孙就与汉朝结亲通好。

两年后张骞派出的手下才陆续回到汉朝，他们将到过的地方一一记录下来，最后发现有三十六个国家，并带回了这些国家的使者。武帝出巡时，让各国使者一同前往。这样各国的使者们进一步了解了汉朝的情况，回国后经他们一宣传，大部分国家立刻同意和汉朝建立友好关系。

从此汉武帝每年都要派遣使者去访问各国，少则五六次，多则十几次，每次都派出百余人甚至数百人。比较远的安息、奄蔡、条支等国也有大汉使者的足迹，双方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

丝绸之路

张骞通西域后，西域的商人络绎不绝地到汉朝来做生意，他们将汉朝的商品经过西域运到西亚，再运到欧洲。由于这些商品中最著名的就是丝织品，因此这条路线被称为“丝绸之路”。

当时的“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包括今新疆地区、中亚、南亚、西亚乃至罗马帝国等地区；狭义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东南地区，包括我国新疆地区和哈萨克斯坦中东部地区。去西域也有两条路：一条是南道，从玉门关、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过葱岭即可到达大月氏和安息；一条是北道，出玉门关、阳关经车师前国，西行至疏勒，过葱岭即可到达大宛、康居和奄蔡。匈奴控制西域各国后，这两条道路都被隔断了。

前114年，张骞去世。他这段出使西域的历史被称为“凿空西域”。“凿空西域”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它不仅将汉朝的影响扩大到中亚、罗马等地，也让汉朝人的生活和视野发生了巨大变化。先进的生产技术在西域得到推广，比如冶铁、凿井术等；精美的手工业品也传入各地，比如丝绸和漆器。而西域的诸多物产也先后输入中原，比如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葡萄、骆驼、驴、汗血马，等等。不过这些仅仅是丝绸之路通商的附属品。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文化知识、发明创造传播到西方，为西方的近现代化提供了必要支持。在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上，“丝绸之路”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另外汉武帝也因此使西汉版图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张骞死后，丝绸之路遭到了匈奴的破坏。当时姑师和楼兰两国是通往西域的要道，元封三年（前108年），武帝派兵征伐两国，最后楼兰王被擒，楼兰国成为汉朝的藩属，姑师国也兵败国破。从此通往西域的道路便畅通无阻了。

大宛出产汗血宝马，因这种马速度奇快，奔跑时会流出红色汗珠而得名。汉武帝为了改良马种，再加上方士的煽动，他们说大宛马是“天马”“神马”，因此汉武帝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此马。

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派遣李广利出兵进攻大宛，大宛誓死抵抗。经过四年苦战，前后发兵十多万，终于包围了大宛都城。最后城内的贵族杀死国王后投降，进献良马数十匹，一般的马三千匹，汉军这才班师回朝。

听到汉军相继攻破楼兰、姑师和大宛等国的消息，西域各国无比震动，他们相继派人到汉朝朝贡，或让子弟留居汉朝。

天马图

我国古代所谓的天马，皆来自西域。据传此类马耐力好、速度快，很适合长途行军与作战。汉武帝得到此马后，心喜若狂，并作歌咏之：“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为了让使者往还方便，武帝下令：在敦煌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之间设置驿站，修筑烽燧亭障，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一带）等地屯田。屯田士卒最多时达到了六十多万。

武帝还任命了使者校尉，由其处理与西域各国之间的各种事务。而这一切，均得益于张骞出使西域，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他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敦煌壁画中也有关于他通西域的场景。在张骞纪念馆中，写有“大汉之魂”四个字，这恐怕是对其一生最恰当的评价。

武帝拓边

汉武帝在位时，曾向东北、南方、东南、西南地区大力开拓疆土，成果非常辉煌。

匈奴与东北汉四郡

首先是跟匈奴的战争。四十年来，武帝不停地派兵攻打匈奴，将他们一再往北驱赶，使其对汉朝地区失去了威胁力。赶走匈奴之后，北方的局势得到稳定，经济也有了比较快速的发展。张骞出使西域后，西域的一些国家与汉朝结盟，共同夹击匈奴，最终确立了汉朝的宗主地位。当时东北方向已将辽东半岛、鸭绿江和浑江一带纳入了汉朝版图。除此之外，现在的甘肃和新疆地区也归属了汉朝。

东北地区也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除汉族之外，还有挹娄、乌桓、鲜卑、夫余和高句丽等等。汉初燕人卫满在这里建立了政权，后来与汉朝约为藩属。 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武帝在卫氏政权的基础上设置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为汉属四郡。

诸越内属

南方及东南沿海地区是越人的地盘，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在这里设立了郡县。秦末爆发农民起义后，当地贵族和官吏就分别夺去了政权。汉初分割成南越、东越和闽越，并称“三越”，南越由赵佗所创立。

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王郢率兵攻打南越。南越王不敌，只好向汉武帝求救。武帝派出大将王恢和韩安国，分两路讨伐闽越。

王郢的弟弟余善见汉军来势汹汹，便和族人合谋，杀了闽越王郢投降汉朝。武帝立未参与谋乱的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为了安抚余善，也封他为“东越王”，共同治理闽越地区。不过实际权力完全掌握在余善手里。

但即便如此，余善依然不肯善罢甘休。元鼎六年（前111年）秋天，他再次起兵，抗拒汉朝，并刻“武帝”印玺，自立称帝。

武帝见此，自然十分震怒，于元封元年（前110年）冬天派兵攻入东越。这时闽越内部发生叛乱，越繇王居股杀死余善，然后率众投降汉军。

为了彻底解决闽越问题，武帝遂废除闽越政权，并将当地居民迁居到江淮之间。

此时南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表面化了。赵佗的第四代孙婴齐成为南越王之后，因为慑于汉朝的强大，便提出了一些明显的亲汉举措，妻子樛氏和儿子赵兴都非常赞同他的意见。但是以丞相吕嘉为首的割据势力却对此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婴齐死后，赵兴继位，元鼎五年（前112年），吕嘉发动政变，他杀死太后、赵兴以及汉朝的使者，立建德为王。

元鼎五年（前112年）秋天，汉武帝派兵十万，水陆并进，征讨吕嘉。经过一年多的苦战，终于攻下了南越的都城番禺。吕嘉和建德仓皇失措，他们沿着海边逃跑，最后迫于汉军的追赶，逃入海中，但仍被捕获。

至此南越政权完全被消灭。武帝将这些地区分置为九个直属的郡。这次胜利促进了东南地区民族之间的融合，还发展了海航事业，对中国与南洋、印度之间的海上贸易起到了促进作用。

通西南夷

为了拓边，汉武帝还把目光集中在西南地区，即今天的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一带，这里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因此被统称为“西南夷”。他们有的依然过着氏族部落的生活，有的则已进入奴隶社会。

建元六年（前135年），曾率兵攻打闽越的将领王恢，派番阳令唐蒙去南越。一天唐蒙在南越吃到一样调料，他觉得味很美，于是向当地人打听。原来这是四川产的枸酱，是巴蜀商人贩卖到夜郎国，然后经牂牁江转运到南越来的。

于是唐蒙上书汉武帝说：“臣打算去夜郎国说服他们联合，只要利用夜郎精兵沿牂牁江而下，就能出其不意地制服南越。”

武帝应允了他的要求，并任他为中郎将，率领一千人前往夜郎国。当时的夜郎国范围包括今贵州北部、西部一带，以及四川南部、云南东北及广西北部地区。

骑士贮贝器

贮贝器是古代为贮存作为流通货币的贝而设计的一种器皿。汉时流行于云南滇族地区。此贮贝器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整个贮贝器由器身、器盖和器足三部分组成。盖上中立一柱，柱上有一人跨马伫立，周围有四牛。器身上两个器耳做成虎形，显得威武、端正。此贮贝器设计之巧妙，铸工之精细，堪称少数民族文物中的上品。

唐蒙来到夜郎国拜见国王。国王听说汉朝的辽阔强盛后，不禁觉得万分惊讶，这才知道自己见识浅薄，孤陋寡闻，当即表示愿意归顺，从此便有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汉武帝在这里设置了郡县。唐蒙攻破南越后。夜郎国派使者觐见汉武帝。

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又给滇国王颁发了“滇王之印”。原来在战国后期，楚将庄蹻来到滇池后，征服了这里的居民。由于这里与中原隔绝，因此他建立滇国，自立为王。

武帝发兵攻打西南部时，曾深入到滇国。滇王见汉军实力雄厚，不想自讨苦吃，于是开城投降。从此西南的大部分地区都融入了大汉版图。

自此以后，中国版图就形成了。虽然后来历史上每个朝代的疆域都有所变化，但那仅限于局部，总的来说，大体上是汉武帝时期对外扩张的范围。

汉武帝对边疆地区的大力开发，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些行动不仅融合了多种民族，推动了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而且还加强了内地与新疆、西南、中亚、南洋、欧洲及日本等地的海陆交通。国内外人民都扩大了活动范围，往来日益密切，既丰富了各国人民的地理知识，还增强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对世界文明的进步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司马迁著《史记》

谈及汉武帝的独断专行，就不得不提起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司马迁，人们都知道他是巨著《史记》的作者。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史官世家，自周朝开始，他的先祖就担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汉武帝即位后，他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毕生致力于修史，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撰写一部史书，为此他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父亲的影响下，司马迁从十岁起就开始诵读古史，并游历过很多地方。回到长安后，武帝很重视这个学问丰富、广闻博识的年轻人，因此命他为郎中，并让他带着命令出使巴蜀。

司马迁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征和二年（前91年），他基本上完成了《史记》的全部写作。这可谓是他这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到泰山封禅，司马谈因病不能继续随行，忧郁而死。临终前他嘱咐司马迁：“我死之后，你一定要做太史，不要忘了我的遗愿。”

从此司马迁就秉承父亲的遗志，准备编写《太史公书》，即后来的《史记》。同时他还参与了汉代《太初历》的编写。司马迁和壶遂、邓平、落下闳、唐都等二十多人改革历法，经过反复计算，终于在太初元年（前104年）完成了著名的《太初历》。

秦朝时以十月为一年之始，但《太初历》以正月为一年之始，一月的日数为29.53天，一年的日数是365.25天。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第一次大改革，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

担任太史令的头几年，司马迁的生活波澜不惊，记载历史的时候总是力求真实，绝对不肯做“为尊者讳”的事情。

汉武帝虽然平日忙于政事，但他一有空就会来检查司马迁的工作。这天他翻看着司马迁的史书草稿，看到汉朝时，他不禁大怒，对司马迁说：“你怎么把伟大而英明的汉高祖刘邦写成了一个流氓？还将项羽当成一个英雄？”司马迁说：“高祖的性格本来就是那样，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更何况他以平民身份奋斗成为皇帝，不是更证明了他的伟大吗？另外臣下认为项羽也很伟大，因为他在抗击暴秦的战争中功不可没。”他说得振振有词，武帝也无话可说，于是继续往下看。到了汉景帝刘启时，他又不舒服了，因为司马迁写道：“……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原来景帝刘启并非文帝刘恒的长子，本来轮不到他做皇帝，只是上面的三个哥哥都莫名其妙地死了，景帝才登上了皇位。

武帝登上帝位时也颇受争议，因为他也不是景帝的大儿子，当时窦太后和一些人都赞成拥立他的叔叔梁王，所以他希望司马迁将景帝和自己登上帝位写成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梁园飞雪

梁园，又名“兔园”，是汉梁孝王刘武在梁地所建的一处私家园林，其旧址据说在今河南开封东南。梁孝王喜好结交天下的文人名士，如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羊胜等皆为其座上宾客。他们与梁孝王在园中游览赏乐，饮酒作赋，往往乐而忘返。“梁园”因此而闻名。

但是让太史令更改历史是史学上的大忌。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权臣崔杼杀死了国君齐庄公，于是齐国太史写道：“崔杼弑庄公。”崔杼不同意，让齐太史改写，结果遭到拒绝，崔杼一怒之下杀了齐太史。然后又让他的二弟来写，结果写的依然是“崔杼弑庄公”，崔杼又把他杀了。于是崔杼又找来太史的三弟，结果写的依然是“崔杼弑庄公”，崔杼也把他杀了。最后命齐太史的小弟做太史，这个小弟继续奋笔疾书：“崔杼弑庄公。”这一下崔杼没办法了，只得任由这段历史被记录下来。其实崔杼原本并不是什么坏人，但却因为这件事，最终变得臭名昭著。

因此，虽然汉武帝暗示司马迁修改历史，但他出于一个史学家的良知，并没有照做，武帝于是对他产生了不满。

天汉二年（前99年），李广的孙子、汉骑都尉李陵率兵五千随李广利出征，攻打匈奴。由于李广利指挥失当，致使李陵遭到匈奴主力的围攻。李陵斩杀匈奴一万余人，最终弹尽粮绝，被俘后投降。

武帝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怒，但他又不能惩罚李广利，因为他当时正宠爱李夫人，而李广利是李夫人的哥哥，因此武帝下令，将李陵的家人全部下狱。

满朝文武也落井下石，纷纷指责李陵投降可耻，只有司马迁为其辩护。他说：“李陵只带领了五千步兵，却吸引了匈奴数万之众，杀敌一万余人，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现在他虽然投降了，但是臣下以为只要他不死，以后还是会效忠皇上的。”

之后有人谎称李陵为匈奴练兵，汉武帝听了之后认为司马迁是在为李陵开脱辩解罪责，贬低贰师将军李广利，因此立即下令，将司马迁关进大牢，择日处斩。并将李陵的家人全部处死，从此一代英雄的李家在中原绝后了。

司马迁当然不想死，因为他还没有完成父亲的遗愿。当时判了死罪的人只要拿出五十万钱就可以免去死罪，但司马迁家境并不富裕，拿不出这笔钱。另外被判决死罪的人还可用腐刑来代替。

被处以腐刑对任何一个男人来说都是奇耻大辱，但司马迁经过仔细考虑，决定接受腐刑，忍辱偷生地活下来。就这样他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力坚持了下来。

六年之后，司马迁终于出狱了。武帝或许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任命司马迁为中书令。从此司马迁埋头写作，终于完成了史学巨著《史记》。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记载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司马迁认为，历史的主因是人，写史即是写人，所以采用了纪传体的形式。后来的史官都接受了这个观点，所以中国的正史“二十四史”都采用了纪传体的形式。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直到东汉末年才被称为《史记》。它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于《史记》，鲁迅先生的评价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个评价可谓精确传神，因此《史记》既是史学名著，同时也是文学名著。

除了《史记》外，司马迁还撰写了《报任安书》，文中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所传颂。

面对武帝的独断专行和当时监狱的酷刑，很多人都忍受不了折磨而死，但司马迁之所以是司马迁，就是因为他刚毅、隐忍、倔强。直到现在，人们翻开《史记》中的《孝景本纪》，第一段依然写着：“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有原则的司马迁只字未改。

司马迁的陵墓和祠堂在陕西省韩城市芝川镇，位于黄河西岸的梁山东麓。

名家评史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讨匈奴，通西域，军费浩繁，大司农的钱用完了，连他父亲（景帝）、祖父（文帝）几辈子积蓄下来的财富都花光了。

——钱穆

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虽然汉武帝雄才大略，以前无古人的姿态创造了中国历史上震古烁今的伟业，但武帝的大功与大过并存。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对他的评价是：“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也就是说，汉武帝是和秦始皇一样的人物。秦始皇有的缺点他都有，比如专制独裁，大兴土木，连年征战，迷信巫术等。但不同的是，两人的治国政策并不一样。汉武帝是“文武并用”，而且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因此避免了秦始皇的亡国之祸。

大兴土木四处巡游

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汉武帝修建了很多苑囿和宫殿，上林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上林苑是专供皇家游猎的地方，它原本是秦始皇留下来的。武帝即位后，便将终南山和原来的土地划到一起，然后命人重新修建。上林苑完工后，周长四百余里，四周环绕着围墙，苑中有七十多座错落有致的宫殿、十来个清澈的湖泊，还有飞流直下的瀑布、郁郁葱葱的树林、成群结队的麋鹿，至于各地的名果异卉，更是数不胜数，就连南方的龙眼、槟榔、橄榄等水果树，也是武帝一声令下后被移植过来的。

修建上林苑时，有谏官提醒武帝说：“皇上侵占农田过多，应稍加节制。”

汉武帝觉得他说得对，于是赏赐其钱帛以示嘉许。但武帝却丝毫不改，该建的面积一分不少。后来他觉得旧宫太矮小，不足以迎神，因此又专门修建了“建章宫”，周长三十里。还在宫殿北面开凿了太液池，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等“仙山”。

每每有外国使者来朝拜，武帝便摆出大国的架子，任意封赏，还带着使者四处巡游。和秦始皇一样，武帝也非常喜欢出巡，不过他的次数更多，高达十几次。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从京城长安出发，先到北部阅兵，接着南下到了中岳嵩山，然后向东巡游海边，到泰山封禅。封禅结束后，他又沿着海岸线一直往北，来到碣石（今河北昌黎），接着向西经过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就这样绕了一大圈才返回长安，整个巡游里程居然达到了一万八千里。这次巡游的路程和花费都远远超过了秦始皇。

这些都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武帝即位时由于有文景之治的基础，国家还比较富足，经过他这么一折腾，国库已近空虚。

征伐过度

汉武帝在位总共有五十四年，战争就持续了四十三年，对匈奴发动的战争就有十多次，还有对西域国家的征伐也有好几次。他用兵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战死的民众不计其数。为了满足对外的不断征伐，他加大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征税，还加重农民的赋税，这就造成大量百姓破产。到了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齐、楚、燕、赵等地均爆发了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但不久各地起义就被平息。他对于建功之人，赏赐更是丰厚，像抗击匈奴名将卫青、霍去病等人均被封赏过大量钱物。这些钱物都是从民众身上得来的，压得民众困苦不堪。汉武帝即位的头几年，社会安定，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老百姓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人给家足”，国库里也是“府藏皆满”。但经过数十年的征战，最后变得“海内虚耗”，每年过重的兵役都让百姓叫苦连天。除了打仗之外，百姓和士兵还有的在朔方城沿边屯田，“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日子过得非常凄苦。

铜羽人

汉人将羽人视为飞仙，寓向往飞天成仙、长生不老之意。此羽人造型生动，长脸尖鼻，眉骨突起，双耳竖立，奇异的形象表现出一种超现实的精神力量，展现出深厚的艺术底蕴。

巫蛊之祸

创下一片江山之后，汉武帝认为自己的功德足以超过历代帝王，于是他决定封禅泰山。元封元年（前110年）至征和四年（前89年），他共举行了六次封禅活动。

和秦始皇比起来，武帝对长生不老的期望也毫不逊色。《史记·孝武本纪》载道：“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从十六岁继位起，武帝就开始修筑自己的陵墓，修了五十多年。他还遍寻方士，希望能得到长生不老药。

元鼎四年（前113年），方士栾大来到长安，上书说能找到长生不老药。武帝信以为真，陆续赐予他“五利将军”“天士将军”“地士将军”等五个封号，还把女儿嫁给他。最后居然为其专门刻了一方玉印，封他为“天道将军”。两年后栾大的骗局败露，汉武帝下令将其腰斩。但是汉武帝仍然不肯死心，认为自己没有找到真正的高人，因此继续派人到海上求仙。

一次他到陕西的黄帝乘龙升天处祭祀，大臣问道：“当年黄帝升天时，不忍和妻儿别离。如果让皇上在升天和妻儿之间选择，您会选择什么呢？”武帝毫不犹豫地说：“将弃妻子如敝屣（即破鞋子）！”由于武帝信奉鬼神，精神恍惚，结果被江充利用，导致了“巫蛊”之祸的发生。

所谓“巫蛊”术，就是在桐木刻制的偶人身上写下仇人的名字，然后埋入地下，象征“为其下葬”，并借助祭祀鬼神的活动实现心愿。“巫蛊”术在西汉很盛行，武帝即位后，就因为“巫蛊案”废了陈皇后。

武帝晚年时，曾住在甘泉宫（今陕西淳化），他常常睡不着，觉得头疼欲裂，因此怀疑有人在暗中作怪，近侍江充趁机挑拨说是大臣和百姓在诅咒武帝。武帝深信不疑，便指令江充到各地去追查此事。

江充得到这个机会，当然不会放过，他打击异己，捏造证据陷害太子刘据，先后让几万人死于非命。

刘据是皇后卫子夫所生的儿子，也是汉武帝的长子。元狩元年（前122年）被立为太子，人称“卫太子”。不过刘据的地位并不稳固，大将军卫青病逝后，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就失去了最有力的靠山，再加上卫子夫年老色衰，武帝早已移情别恋。

刘据在很多问题上和武帝的看法都不一致。武帝多任用酷吏，刘据却宽厚待人；武帝坚持以武力解决蛮夷问题，刘据则主张用怀柔政策。结果父子之间的嫌隙越来越大。武帝怀疑太子会争权夺利，太子则担心父亲会听信谗言，取消自己的继承人资格。

自从江充负责调查巫蛊一事后，就有人揭发刘据宫中有诅咒武帝的木偶人。刘据知道这是江充在陷害自己，于是假造圣旨杀了江充。武帝闻讯后大怒，命丞相刘屈氂带人去抓捕刘据，双方激战几天，刘据大败后逃走。接着汉武帝严令各地缉拿，走投无路的刘据只好自杀了。卫皇后也自杀身亡。

后来丞相刘屈氂和将军李广利也被诬陷有巫蛊活动，结果刘屈氂被杀，李广利则带着七万军队投降了匈奴，这对武帝的打击无疑是很大的。当他终于弄清楚所谓的“巫蛊”之祸完全是江充一手制造时，武帝无比恼怒，便下令诛杀了江充全家。直到这时，武帝才逐渐清醒过来，明白自己冤枉了儿子，心中十分内疚，但已于事无补，只好在刘据殉难的地方建了一座“望思台”。

轮台悔过

“太子一案”对汉武帝的刺激极大，他开始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最后一次到泰山封禅。路过巨定县（今山东广饶）时，他看见农民在田里辛勤劳作，居然亲自拿着农具到田里劳动。他说：“自即位以来，我所做之事令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如今又误信方士，靡费天下，以后悉罢之。”

不久武帝就斥退了所有的方士。回到长安后，桑弘羊请求武帝增派劳力到轮台修筑城堡、驻扎军队，武帝于是下了一道诏书，深刻地反省了自己以前做过的后悔之事。他说：“前段时间专职衙门上奏，想将百姓的赋税再加三十钱，以资助边防费用，这无疑将会增加他们的负担。如今又要派兵到遥远的轮台去屯田垦荒，这不是令百姓更加愁苦吗？目前的要务是禁止严厉残暴的法令，不再增加赋税，只要能维持边防就够了。继续以农为本，鼓励百姓养马，并执行‘马复令’（养马可以免除赋役）。”

由于武帝的这道悔过诏书源于轮台屯田之事，所以历史上称之为“轮台悔过”。经过一番痛定思痛，武帝的治国政策从“多欲”向“无为”回归，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接着他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两年努力，社会终于又趋于稳定了。所以说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就在于他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轮台悔过”也表明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后宫宠妃

武帝一生宠妃无数，先后有两位皇后。第一位皇后叫陈阿娇，她是武帝的表姐。她的母亲馆陶长公主原本看上的是当时的太子刘荣，但刘荣的母亲栗姬对长公主十分不满，因为长公主经常给皇帝推荐后宫的美女。栗姬将长公主嘲笑一番，拒绝了她的请求。长公主非常气愤，接着她找到武帝的母亲王娡，希望能与其结亲，王娡爽快地答应了。在两人的策划挑唆下，景帝最终废掉了刘荣，立刘彻为太子。

不过景帝听说要将陈阿娇嫁给刘彻的消息时，他反对说：“他年纪还小，现在就谈婚姻大事太早了点，更何况陈阿娇比他年长，不太般配。”

不甘心的馆陶长公主于是又想了个办法。一天她将自己的宝贝女儿陈阿娇带进宫中，让她和表弟刘彻一起玩耍。馆陶长公主故意问侄儿：“你想不想娶媳妇呀？”年幼的刘彻连连点头。接着馆陶长公主便将宫女叫过来，一一指给他，结果刘彻都不满意。当馆陶长公主指向陈阿娇时，刘彻却忽然大声说：“若得阿娇，我愿盖一座金宫殿给她住。”这就是“金屋藏娇”的典故。

馆陶长公主高兴极了，立即找到弟弟景帝，将这些话告诉他。景帝不信，于是亲自盘问儿子，刘彻毫不含糊地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景帝听了不禁啧啧称奇，觉得这桩婚事一定是天意，于是很快就答应了这桩婚事。

刘彻当上皇帝以后，陈阿娇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皇后。武帝之所以能登上皇位，完全是岳母加姑母馆陶长公主的功劳，再加上陈阿娇比他年长，他又从小就对表姐言听计从，因此他对皇后陈阿娇非常宠爱。

但过了好几年，陈阿娇都未怀孕，太皇太后窦氏原本就对刘彻更改国策、尊崇儒术气愤不已，于是她抓住这个机会，想以“皇帝无子”的名义另立皇帝。

这时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便开始给刘彻推荐美女，她想一旦刘彻能够保住皇位，自己也有莫大的好处。因此她选了一些良家女子经自己调教加以训练。

前139年春天，按照惯例，武帝应到渭水之畔举行“修禊”祭典。办完公事之后，他在返京途中前往平阳公主府，专程去看望姐姐。在府中他一眼就看中了歌女卫子夫，并打算将她带回皇宫。

历史细读

修禊是一种古老的风俗。商周以来，巫觋的遗风仍有流传，禊即其一。《周礼·春官》：“女巫掌岁时，祓除衅俗。”由女巫导演，于三月上巳沐浴除灾祈福。汉代应劭的《风俗通义》把禊列为祀典，说：“禊，洁也。”春日万物生长易生疾病，便于河水中洗浴而将身上的疾病及不祥清除干净。

临行前，平阳公主对卫子夫说：“有朝一日你富贵了，希望你不要忘了我。”

不过当皇后陈阿娇得知丈夫带回了一个歌女时，气得怒火中烧，而武帝对卫子夫也不过是一时新鲜，犯不上为她得罪表姐和姑妈，因此很快他就将卫子夫忘到了脑后。

眼看卫子夫并未受到宠爱，平阳公主于是又进献了很多美女，再加上其他人为了讨好武帝争相进献，皇宫很快就人满为患了。汉武帝打算释放一批宫人。在挑选宫人的时候又再度注意到了卫子夫。武帝回想起初遇的情景，不禁对她万分怜爱，为了避免被皇后察觉，他将卫子夫安排在上林苑居住。

没想到卫子夫很快就有了身孕，陈阿娇得知消息后，顿时大哭大闹，痛骂武帝欺骗自己，最后便哭着去找母亲馆陶长公主。

陈阿娇出宫后，武帝便将卫子夫迁到自己的寝宫旁，两人的感情也与日俱增。这时馆陶长公主指使人将卫子夫的弟弟关进大牢。消息败露后，武帝怒不可遏，他立即将卫子夫册封为“夫人”，同时升卫长君、卫青为侍中，赏赐卫步、卫广，将卫君孺赐婚公孙贺。卫少儿原本和平阳府的家人霍仲孺有私情，但在生下霍去病之后两人就各奔东西了。后来卫少儿又和汉初名臣陈平的曾孙陈掌有私情，武帝听说后，便命陈掌迎娶卫少儿，并升他为詹事。

面对这一连串的封赏，陈阿娇气得死去活来，为了挽回丈夫的宠爱，她开始求助于巫术。武帝察觉后，命酷吏张汤办理此案。最后巫师楚服以“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的罪名被判死刑，宫中的三百多名宦官、宫女也受到牵连被诛杀，陈阿娇则完全失宠。元光五年（前130年），二十七岁的武帝颁布了废后诏书：“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一年后她的母亲馆陶长公主也由于丈夫刚死，成为寡妇，并和自己的养子董偃发生了不伦之恋，根本无暇顾及女儿。虽然陈阿娇用重金让武帝欣赏的司马相如写了一篇凄恻动人的《长门赋》，但依然无法重拾往日的宠爱，最后郁郁而终。

而此时卫子夫已生了三个女儿，即卫长公主、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之后又生下儿子刘据。由于刘据是武帝的长子，因此被立为太子，卫子夫也随之被封为皇后。此外她的弟弟卫青和外甥霍去病也因为抗击匈奴为国家立下大功，成为大汉王朝的顶梁柱，这些都奠定了卫子夫的地位。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卫子夫逐渐老去，武帝便开始在民间广选美女，三十岁以下的女子共计一万八千名。武帝开始宠爱赵国王夫人，她生下儿子齐王刘闳后，更加得宠。不过王夫人青年早逝，尚未成年的齐王很快也死了。

接着，中山国李夫人出现了，倍受武帝宠爱，后被追封为皇后。李夫人是个从小以歌舞为生的倡女，她的哥哥李延年擅长音律，犯法后被处以宫刑，成为武帝的男宠，被封为协律官。当时汉朝蓄男宠十分常见，《史记·佞幸列传》中记载：李延年常“与上卧起，甚贵幸”。

一天武帝又让李延年歌舞助兴。李延年唱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听后叹息道：“这世上哪有如此倾城倾国的佳人？”这时早已被李家收买的平阳公主不失时机地说：“歌中的美女就是李协律的妹妹。”武帝大喜过望，立即召见李夫人，一时间形影不离，对她无比宠爱。很快李夫人就生下儿子刘髆，被封为昌邑王。和王夫人一样，李夫人也青年早逝。生下儿子不久，李夫人就生了病，而且越来越严重，武帝得知后便亲自前往看望。

听说皇帝驾临，李夫人立刻用被子蒙住自己的脸，不管武帝说什么，她都不肯出来相见。最后惹恼了武帝，转身就走了。

这时入宫陪侍的李家姐妹纷纷责备李夫人：“你为什么不肯见皇帝一面呢？”李夫人叹息道：“世上以色事人者，色衰则爱弛，爱弛则恩绝情断。皇上之所以喜欢我，完全是因为我容貌出众。如今我重病在身，从前的美色尽失，如果被皇帝看见，他只会厌恶我，甚至连从前留下的好印象也会一扫而光，将来怎么会顾念旧情，照顾我的兄弟和儿子呢！”

彩绘云气异兽图

此图为马王堆一号汉墓外棺的彩绘漆画。画中怪兽出没，或鼓琴，或舞蹈，或狩猎，或与飞禽走兽相搏相逐，充满神奇色彩。怪兽均拟人化，其状劲健勇武，豁达豪迈，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崇尚。

事实证明，李夫人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子。她死后，武帝对其念念不忘。为了表示自己的情意，他下令为李夫人举行皇后级别的葬礼，并将其葬在自己的茂陵附近。《三辅黄图》记载她的墓地规格是“东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高八丈”。武帝还命画师画了她的像，挂在自己居住的甘泉宫，甚至找来方士为她招魂，目的就是想再见她一面。

后来李夫人的兄弟因犯淫乱后宫罪而被灭族。她的长兄李广利虽然攻打匈奴不利，但武帝顾及跟李夫人的情意，没有将李家绝后，反而封李广利为海西侯。

总之武帝对李夫人一直不曾淡忘，给身边的大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武帝去世后，托孤重臣霍光追封李夫人为“孝武皇后”，并将她的灵位与武帝并列，李夫人的墓被称为“英陵”，又名“习仙台”。

接下来武帝相继宠幸过尹婕妤和邢夫人，她们都是以歌女的身份得宠的。

这时后宫却传来了太子造反的消息。作为一个皇帝，武帝的猜疑心极重，因此他任命江充去深入调查。江充假借“巫蛊之事”，几年间就在全国杀害无辜之人高达数万，接着又开始陷害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

此时卫子夫已做了三十八年皇后，由于见不到丈夫而无法洗脱自己的冤屈，于是她自杀身亡，最后被胡乱埋在长安的桐柏亭。直到汉宣帝即位，才追谥曾祖母卫子夫为“思皇后”，将她重新隆重改葬，并置三百户人家守陵。

被追杀的太子刘据死后，卫氏家族也尽数被灭。刘据的子孙中只有一个数月大的婴儿刘询幸免于难。

在卫子夫自杀前的两三年，武帝出巡至齐国河间，一个术士声称：“此地有祥云笼罩，必有奇女生长于斯。”武帝听后立即令人就地寻访，果然找到一名赵姓女子，她相貌美丽，但从小就得了一种怪病，双拳紧闭，无法张开。武帝见此大为惊讶，他亲自为她掰拳，更让人奇怪的是，女子的双手竟很容易就恢复了健康，她的右手心还握着一只小小的玉钩。于是武帝将其带回宫，并称她为“拳夫人”。

太始三年（前94年），拳夫人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刘弗陵。据说刘弗陵足足在母腹中呆了十四个月才降世，武帝大喜过望，说：“我只知道尧帝是怀胎十四个月出生的，没想到钩弋夫人也给我生了这样一个儿子。”随即他下令将生子之处的宫门改为“尧母门”，敕封赵氏为婕妤，号“钩弋夫人”，因此刘弗陵也叫“钩弋子”。

刘弗陵长得虎头虎脑，非常聪明，武帝对他倍加珍爱。再加上刘弗陵与众不同的降生经历，武帝终于下决心立他为太子。

卫太子刘据被废后，武帝一直没有再立太子。此时他的儿子还有三个，即三子燕王刘旦、四子广陵王刘胥和幼子刘弗陵。按说燕王年纪最大，应当立他为太子。一次燕王从封地派出一个使者上书武帝，请求返回京城侍奉父亲。武帝大怒，当即将该使者处斩。大臣们都很吃惊，他们想既然皇上不喜欢燕王，那就应该轮到广陵王刘胥了。

后元元年（前88年），在甘泉宫中养病的武帝召来画师，画了一幅《周公负少年成王图》，“负”是抱持之义，即周公抱着成王接受诸侯朝拜的图画。大臣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武帝想立幼子刘弗陵。

《史记·外戚世家》中说：“上居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也。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女不得活！’”

这个变故更是令群臣大为震惊。原来武帝担心刘弗陵年纪小，而钩弋夫人刚刚二十多岁，过于年轻，一旦自己离世，钩弋夫人势必会掌握朝政，成为另一个吕雉。

其后汉武帝询问左右：“老百姓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左右回答：“人们不明白，将立其子，为什么要杀死其母呢？”汉武帝说：“一般人是不能明白的。自古以来，国家之所以变乱，往往是因为主少母壮，难道你们不知道吕后吗？”

这件事充分体现了汉武帝的深谋远虑和毒辣手段，这个由他一手建立的“立子杀母制”，直到南北朝时期才被废除。不过也有人批评他的做法“违天理而拂人情”。明朝的张宁在《读史录·武帝》中说：“武帝此举，残忍不经，殊非正家裕后之义。”

此外武帝还下令，将其他儿女的生母都杀掉了，原因就是为了避免她们成为刘弗陵的养母而专权。史书中写道：“故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岂可谓非贤圣哉！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固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谥为‘武’，岂虚哉！”

后元二年（前87年），也就是钩弋夫人被杀的第二年，七十岁的汉武帝卧病不起，这时他正式册立刘弗陵为太子，令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和丞相田千秋一起辅佐少主。两天后武帝病死，葬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

于是八岁的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他追封母亲为皇后、皇太后，并为其兴建“云阳陵”。

应该说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雄才大略、最为杰出的君主之一。他开辟的疆域，奠定了其后两千余年中国版图的基础，还令大汉帝国成为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足以媲美西方的罗马帝国。但是他也有“大过”，如果说他的功劳是一手缔造了汉朝的辉煌，那么他犯下的过错则导致了帝国的衰落。

汉武帝在位整整五十四年，是中国古代史上在位和享年最长的帝王之一。《谥法》说他“威强睿德曰武”，也就是威严、坚强、睿智、仁德，所以谥号孝武皇帝。

昭宣中兴

汉昭帝和汉宣帝时代，西汉王朝处于稳定发展的阶段。汉武帝死后，年仅八岁的汉昭帝即位，霍光辅政，一改汉武帝时期穷兵黩武和好大喜功的政策，着力恢复西汉初期实行的无为政治，采用休养生息的政策，多次下诏赈贷农民，减免田租、口赋等税收。另外规定，凡是郡国遭受地震、水旱灾害时，当地当年的租赋、徭役全部免除，减轻农民的力役负担。昭帝死后，宣帝即位。宣帝下令降低食盐的价格，禁止官吏擅自征发徭役，注意减轻农民的负担。他还着力整顿吏治，推行招抚流亡人口、安定民生的措施，使社会生产重新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这些政策的推行和实施，使濒临崩溃的西汉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政治又出现新局面，史称“昭宣中兴”。

盐铁会议

汉武帝时期，由于频繁远征，消耗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国家财政非常窘迫，必须寻找新的财源。当时盐铁都是由商人私营的，他们从中获得了巨大利润。

在桑弘羊等人的建议下，武帝实施了一系列的新政策，比如统一货币、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这些措施都丰富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盐铁官营出现了很多弊端。比如铁器的质量很差，价格却很高，主管官员借机牟取私利。因此使得百姓的负担越来越大，加剧了人民与封建国家的矛盾，反抗斗争也日益频繁。

《盐铁论》内页

《盐铁论》是汉宣帝时期的桓宽根据汉昭帝时所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主要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为研究西汉经济思想史提供了极期珍贵的资料。

另外依靠盐铁官营等政策聚敛的财物，无法维持长期战争的消耗。到了武帝晚年时，情况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这是班固在《汉书》中描述的情况。不过由于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力量大为削弱，边境的形势有所缓和。出于这些考虑，武帝的治国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下令：“此后务绝在禁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但是对于这些变化，统治阶级内部意见并不统一。

武帝死后，桑弘羊继续推行以前制定的经济政策。但是霍光认为，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必须取消盐铁专营。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昭帝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所在。

“贤良文学”是一帮来自社会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比较了解社会情况，根据自己的见解，提出了不同的治国政策，即废除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法。事实上由于这些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大商人和士族的商业利益，因此他们也打着“与民休息”的旗号大肆反对。

在霍光的支持下，“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盐铁之议”。在会议上，双方辩论的主要内容有：

一、民间疾苦的原因

“贤良文学”认为民间疾苦主要是由于国家经营盐铁等经济事业引起的，必须废除盐铁、酒榷、均输官。桑弘羊一方则认为，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都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基础，而且这些政策可以堵塞豪强的兼并，对农民有利。

二、对匈奴的政策

“贤良文学”主张遣散士兵，用财物、美女与匈奴和亲，用德政感化匈奴。桑弘羊则说，匈奴言而无信，德政对其无用，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保证汉王朝的安全。他还强调武帝的做法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

三、施政方针和治国思想

贤良文学信奉儒家的“仁义学说”，认为仁政可以无敌于天下，他们反复举出秦始皇的例子，说明严法酷吏是亡国之道。桑弘羊则提倡“法家学说”，他认为有了严格的法令，百姓自然会小心谨慎，不敢多生奸邪之心。

此外会议上还讨论了农业的基本政策、社会现状、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如何看待古今关系等问题，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经过一番争论，最后桑弘羊取消酒的专卖，而保留了盐铁专卖。这次会议也更加表明了两位辅政大臣对当时经济政策的观点和分歧。

《盐铁论》就是西汉的桓宽根据“盐铁会议”记录整理撰写而成的。

桓宽，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人。宣帝时举为郎，后出任庐江太守丞。他根据盐铁会议的文献，进行了加工和概括，最后写出了六十篇《盐铁论》。《盐铁论》内容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是研究西汉后期历史的重要史料。它采用了汉赋主客问答的方式，通过双方的互相诘难使论点不断深化。《盐铁论》的议论针砭时弊，切中要害，语言朴实，简洁流畅，郭沫若称它是“一部对话体历史小说”。自宋代以来，《盐铁论》一直都有刊本，现在较为通行的是张敦仁的考证本、郭沫若的《盐铁论读本》和王利器的《盐铁论校注》。

不过，由于霍光的影响，《盐铁论》偏袒了“贤良文学”，文字的大部分比较激烈、夸张，既有从容细致的说理，也有激烈而生动的比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过这次辩论，尽管没有废除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法，但使桑弘羊在仕途上受到了一定挫折。根据贤良文学的意见，酒类专卖停止了。这就使“与民休息”的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实施，对昭帝、宣帝时期的社会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缓解了武帝统治后期遗留下来的社会矛盾，史称“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不过如果全部废除这些政策，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影响也会很大。到了汉元帝时期，由于解除了匈奴的外患，曾一度废除盐铁专卖。但事实证明，政府不能缺少这项收入，于是三年之后，又恢复了专卖政策。所以当时仅仅废止酒的专卖政策也是明智的。

苏武牧羊

汉武帝时，苏武奉命出使匈奴，结果被匈奴单于扣留。直到十九年后，即前81年，苏武才得以返回长安。

昭帝明辨诈书

汉昭帝刘弗陵是汉武帝刘彻最小的儿子，母亲赵婕妤，又称钩弋夫人。史书上记载刘弗陵自幼聪明多智，很受武帝疼爱。原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被逼自杀后，太子之位一直空缺。武帝想立刘弗陵为太子，为避免汉高后吕氏专权之患的历史重演，便将其母赵婕妤赐死。第二年汉武帝临死前召见群臣，宣布立刘弗陵为太子，拜霍光等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少主。汉武帝死后，在霍光的辅佐下，汉昭帝推行了很多利民的政策，武帝时代几乎消耗殆尽的国力得到慢慢恢复，这让老百姓非常高兴，他们认为：“又一个汉代雄主在茁壮成长。”

不过上官桀、桑弘羊、丁外人、长公主等人一直在找机会陷害霍光。后来他们还联合了燕王刘旦。

汉武帝刘彻驾崩时，消息传到燕国，刘旦不仅没有伤心，反而怨恨父亲没有将皇位传给自己。他派人暗中刺探朝廷的情况，一心想要寻找机会取代这个年幼的弟弟。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上官桀、燕王刘旦等人加紧了政变的准备工作。燕王刘旦先后派了十余人，带上大批金银珠宝贿赂长公主和桑弘羊，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一天霍光到长安附近去检阅皇帝的近卫部队御林军，为了让府中有个照应，他调了一名官职仅次于将军的校尉到自己家里。上官桀和刘旦认为这是整垮霍光的好机会，于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以燕王刘旦的名义写了一封奏章给昭帝，告了霍光一状。按照他们的计划，只要昭帝相信里面的内容，将霍光定罪，然后就可由桑弘羊组织大臣胁迫汉昭帝退位。

信中说：“霍光正在检阅京城武备，京都附近已经戒严，他一路上耀武扬威，坐着皇帝出巡时才用的车马，违反礼仪规定。他还私自调用校尉，召回被匈奴扣留十九年的苏武，令其担任典属国，企图借助匈奴的兵力谋反。而燕王刘旦为了防止奸臣叛乱，已预备放弃爵位，带兵来护卫皇上。望皇上尽快明察，将霍光治罪。”但是汉昭帝收到这份奏章后，一点反应也没有，好像完全没有这回事。

第二天上早朝之前，霍光已经知道自己被上官桀诬告了，他不敢上朝，便留在偏殿里等待汉昭帝的处置。汉昭帝没有看到霍光，于是问道：“大将军怎么没来？”上官桀乘机说：“因为他的诡计被燕王识破了，所以心虚不敢上朝。”昭帝轻轻一笑，命人唤霍光上殿。霍光一进来，立刻跪倒在地，并摘下官帽叩头请罪。

昭帝说：“大将军起来吧！我知道你没有罪，这份奏章是伪造的。”霍光听后又惊又喜，他问：“皇上是怎么知道的呢？”昭帝说：“你出京城去阅兵不过是最近几天的事，如果你要调动兵力谋反，根本用不了十天时间。而燕王刘旦远在北方，这么短的时间，他怎么会知道呢？更何况你要是真的有心谋反，不可能只调用一个校尉。这些都足以证明有人想陷害你。”此言一出，举座皆惊，在场的大臣无不佩服昭帝的聪明善断，而这时的昭帝才仅仅十四岁。

眼看诡计没有得逞，上官桀仍然不肯善罢甘休，他在殿上继续列举霍光的罪责。昭帝越听越不耐烦，他直截了当地说：“霍光乃先父挑选的辅政大臣，先父的眼光不会错，更何况他办了很多利于国家的好事，谁要再诬蔑他，我必严惩不贷。如今到底是谁想挑唆我们君臣的关系？一定要彻查此事。”上官桀闻言大惊失色，他心虚地说：“这种小事就不要追查了吧？”昭帝看了上官桀一眼，没有说话，他暗想陷害辅政大臣怎么会是小事呢？从此昭帝开始怀疑上官桀。

上官桀等人陷害霍光不成，反而引起了昭帝的疑心，于是他们决定尽快发动政变。他们计划由长公主出面宴请霍光，然后在宴席附近埋伏兵士，趁机杀掉他，最后废除汉昭帝，立燕王刘旦为皇帝。

不过凭借兄长霍去病的威望，再加上辅政这么多年，霍光在军队中的地位要远远高于上官桀和桑弘羊，因此中下层军民都很爱戴他。在政变之前，长公主门下一名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将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告诉了司马迁的女婿大司农杨敞。杨敞又立刻转告了谏大夫杜延年。昭帝得知这一阴谋后，马上决定先下手为强。他派丞相田千秋发兵，以“谋反罪”逮捕了上官桀和桑弘羊，并将其族人全部关进大牢。

长公主和燕王刘旦自知罪不容赦，遂先后畏罪自杀。只有九岁的上官皇后由于年纪幼小，又是霍光的外孙女，所以未被罢黜。由于昭帝的冷静和果断，这场政变被迅速粉碎，保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

就这样汉昭帝在霍光的辅佐下，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们都高兴地说：“当年的孝文和孝景皇帝又回来了。”

但遗憾的是，年轻有为的昭帝刘弗陵仅仅活了二十一岁。元平元年（前74年）四月，刘弗陵病死在长安未央宫，而且没有留下一个子嗣，死后谥号为“孝昭皇帝”。葬于平陵（今陕西咸阳秦都区）。

后人对他的评价是：“汉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书之诈，诛桑弘羊、上官桀。后世称其明。”

昭帝死时，上官皇后年仅十五岁。

霍光大权在握

霍光是汉昭帝的辅政大臣，执掌汉室最高权力将近二十年，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立下了赫赫功勋，成为西汉历史上杰出的重要政治人物。

霍光另立新帝

年轻有为的汉昭帝死了，又没有留下一个子嗣，但国不可一日无君。在这种情况下，另立新帝是当务之急。

一些大臣主张立广陵王刘胥。他是昭帝同父异母的哥哥，身强体壮，勇力过人，但他有个怪癖，对金钱美女都没有兴趣，单单喜欢跟狗熊打架。他在自己的封地建了一个庞大的熊苑，里面豢养着各种狗熊，没隔几天，就抓一只熊出来打架。后来刘胥因诅咒之事被发觉，自杀身亡。

当初正是因为刘胥的品行不端，汉武帝才没有让他继承皇位。作为辅政大臣，霍光自然不愿意立这么一个失德的皇帝，否则就对不起死去的汉武帝。

霍光在和皇太后商量后，不顾其他大臣的反对，重新选择了一个继承人，这就是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他的父亲是李夫人的儿子昌邑哀王刘髆。

不过霍光这一次却看走了眼，这个昌邑王刘贺在进宫的路上就原形毕露，只要看到稍有姿色的女色，就命人抢回来。登基之后，朝廷为昭帝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按规矩，皇帝大丧期间应该斋戒，但刘贺毫不在意，依然带着手下四处游猎，淫乱放纵，把皇宫里弄得乌烟瘴气。

见此情形，霍光后悔莫及，他找来好友大司农田延年，商量如何解决。

丙吉

丙吉，字少卿，鲁国（今属山东）人。早年曾在鲁国担任狱史，因有功绩，被提拔到朝中任廷尉右监，后因受牵连被免职。宣帝即位后，又任御史大夫、丞相等职。其执政期间为人宽和，隐恶扬善，被人称道。

田延年说：“大将军是国家的中流砥柱，既然已经知道昌邑王不是个好君主，就应该禀明太后，将他废掉另立一个贤明的人。当初商朝的伊尹曾立太甲为君，后太甲残暴不仁，伊尹将他关了三年，自己亲自主政，等到太甲醒悟过来后，才把政权归还给他。你应该向伊尹学习，做一个汉朝的伊尹，做一个安定汉室社稷江山的重臣。”

霍光一贯忠心谨慎，虽然田延年的建议不合礼法，但他犹豫再三之后还是听从了田延年的建议。接着他征求了其他大臣的意见，大家一致决定要废掉这个昏君。他们一起去见年幼的上官太后，陈述废掉昌邑王的理由，太后写下一纸文书，于是只当了二十七天皇帝的昌邑王刘贺就被废黜了。

这件事情让朝廷上下震惊不已，虽然霍光完全是为了国家着想，而且这个决定最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权臣，霍光总有些说不出的尴尬。

昌邑王被废掉后，光禄大夫丙吉上书给霍光，推荐生活在民间的皇曾孙刘病已，后改名刘询，他是戾太子刘据的孙子。丙吉说：“这位皇曾孙有德有才，是皇帝的最佳人选。”霍光和大臣们、皇太后一商量，便将刘病已接回宫中，立为皇帝，也就是汉宣帝。

由于之前的皇帝非常强势，而且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日趋完善，因此从未出现过能够主导朝廷的大臣。但霍光是汉朝的第一位权臣，作为一名辅政大臣，他辅佐了两代帝王共十九年，在处理朝廷的大事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稳定了局势。

在霍光的辅佐下，汉宣帝继续推行“与民休息”的方针，使西汉王朝再次兴盛起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昭宣中兴”。

盛极而衰的霍家

汉宣帝即位时已年满十八岁，在掖庭中，他已见过不少宫闱争斗，再加上他天性聪颖，对自己的特殊身份非常敏感，因此即便是做了皇帝，他对辅政大臣霍光依然非常恭敬。

即位之初，由于宣帝已年满十八，霍光觉得他已经成人，便表示要“归政”。宣帝则百般谦让，“不受而委任之”，大臣们的奏章都是先交给霍光浏览，然后才呈给宣帝御览。每次上朝，宣帝都要收敛笑容，以示礼貌。但实际上，每当霍光站在身边时，宣帝就觉得无比恐惧，若有芒刺在背。成语“芒刺在背”的典故就是出自这里。直到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后宣帝才开始亲自处理政务。

当时霍家的势力非常强大，霍光的儿子、女婿和外孙都在朝廷做官。宣帝知道既然霍光可以让自己一步登天，坐上皇位，他也可以令自己万劫不复，为了自保，最好的方法就是对其言听计从。

没多久宣帝便下诏，增封霍光食邑一万七千户，赏赐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奴婢一百七十人、马二千匹。在这之前，霍光已被昭帝封为博陆侯。接着他又封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右将军，霍去病的孙子霍山为列侯，食邑三千户。

不过虽然霍光在朝政上一手遮天，但他推行的政策基本上都是对国家有利的，因此宣帝也随他处理，从不插手干预。

宣帝即位前，就在民间有了患难与共的妻子许平君，登基后就想立她为后。但是大臣们却认为，霍光的女儿霍成君是最佳的皇后人选，并纷纷上书提出这个建议，霍光对此也不加阻拦。

不过宣帝虽然平时对霍光言听计从，这一次却非常固执，当大臣们再次提到这件事时，他下了一道诏书：“求微时故剑。”意思是说，我想找到未当皇帝时在民间用过的那把宝剑。擅长揣摩皇帝心思的大臣们终于明白，皇上惦记以前的结发妻子，于是他们马上改变口风，请求立许氏为皇后。

没过多久，宣帝将许平君接进宫，并立为皇后。对于这件事，霍光并未放在心上，但霍光的妻子霍显却觉得宣帝立一个身份低贱的“刑人”之女为后，有失体统，是故意跟自己过不去。

其实霍显的身份也不高贵，她并非霍光的原配夫人，但此人颇有心计。霍显一心想让自己的女儿霍成君成为皇后，如今希望破灭，自然恨得咬牙切齿，因此她紧盯着后宫，等待能够害死皇后许平君的机会。

后来许平君怀孕了，很快生下一个小孩，但她的身体却一直很不舒服。宣帝命御医好好诊治，还招募精通医术的女医进宫。掖庭户卫淳于赏的妻子淳于衍也应召入侍。

淳于衍与霍显的关系很好，临行前淳于赏对妻子说：“你何不去与霍夫人辞别，顺便求她帮忙，把安池监的职位给我。”于是淳于衍来到霍家提出请求，霍显直截了当地说：“这件事一点也不难，但你也要帮我做件事。如今皇后正在生病，要是你能帮我使小女成为皇后，你要什么官职我都可以给你。”

经过一番思索，淳于衍终于答应了霍显的要求。她将附子捣成粉末藏在衣服里，偷偷带进宫中。许平君喝下药后，顿时觉得头昏眼花，她挣扎着问道：“这是什么药？”淳于衍说：“是御医开的方子，等一会儿就有效果了。”

很快许平君就命丧黄泉了，宣帝得知后十分悲痛。他下令将所有的医官都抓起来严刑拷问。

霍显收到这个消息后惊慌失措，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得将实情告知了霍光。霍光闻言非常吃惊，但事已至此，也只能隐瞒事实，以保全家人的性命。

第二天上朝时，霍光对宣帝说：“皇后的崩逝是命中注定，我想众医官没有谁有胆子敢于谋害皇后，如果加罪于他们，恐怕有伤仁德。”其实以汉宣帝的精明，他应该知道皇后的死很蹊跷，但他现在刚刚二十一岁，皇帝的位置还未坐稳，于是他不敢再坚持。很快就赦免了医官们，并将许皇后葬在自己陵墓的南园，谥号为“恭哀皇后”。

这样霍光的女儿霍成君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了皇后。霍成君和母亲一样，喜欢奢华，更奇怪的是皇太后上官氏是霍光的外孙女，按照辈分，皇后是她的姨妈，就这样皇太后反而要对皇后表现得恭恭敬敬。

表面上宣帝对霍成君很喜欢，几乎达到了独宠的地步。其实这些都是做给霍家人看的。宣帝知道自己没有与霍家抗衡的能力，于是他采用了韬光养晦的办法。表面上看，他与霍成君的夫妻关系似乎还超过了与许皇后的关系，但是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霍成君都没有怀孕，更别说生下儿子了，而与此同时，后宫里却不断有孩子降生。

地节三年（前167年），宣帝立许平君的儿子刘奭为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这一下霍显更加生气了，她唆使皇后毒死太子，但宣帝仿佛意识到这一点，并特意给太子安排了保姆，每次吃东西前，都让保姆先尝一尝，因此霍成君的阴谋没有得逞。

汉宣帝等了六年，霍光终于死了。亲政以后，宣帝开始逐步削弱霍家的权势。他先是任命魏相为丞相，并封他为高平侯，然后一一换下霍家执掌兵权的人。

面对这种情形，霍显当然不肯束手待毙，而且毒杀许平君的事眼看就要暴露。于是霍显和儿子霍禹商量后，决定假借太后的诏令，杀掉魏丞相，然后再废黜宣帝。但他们的计划不够周密，被宣帝预先得知。于是宣帝下令将霍氏灭族，所有参与谋反的人均被连坐诛灭。接着宣帝向霍皇后颁布了一道诏书：“皇后荧惑失道，怀不德，挟毒与母博陆宣成侯夫人显谋欲危太子，无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庙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呜呼伤哉！其退避宫，上玺绶有司。”

从此废后霍成君就被幽禁于上林苑的冷宫“昭台宫”。十二年后，刘询突然又想到了她，觉得让她住昭台宫太便宜她了，又下令让她搬到“云林馆”。这时霍成君已感到了无生趣，就在云林馆里自杀了，被葬在蓝田县昆吾亭东（今陕西西安）。

至此宣帝终于为自己的亲政扫清了道路。不过虽然霍家被诛，但他依然肯定了霍光的功德。他在诏书中说：“定万世策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宁，……功如萧相国。”霍光在掌权期间所实施的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进步政策，宣帝不仅没有宣布废止，反而一直在沿用。

诏儒讲经

甘露三年（前51年），汉宣帝召萧望之、刘向、韦玄成等人在石渠阁召开了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讨论“五经”异同。最后由汉宣帝亲自裁断，认定梁丘贺传授的《易经》，夏侯胜、夏侯建传授的《尚书》，穀梁俶传授的《春秋》为真传。就此三家分别设立儒学研究的博士，教授子弟，发扬光大。

宣帝时期政通人和

汉宣帝即位之初，大小政事都委托给霍光。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逝世，宣帝开始亲政。他采用文景时期的做法，减免租税和徭役，大力发展农业。宣帝重用的丞相是魏相。魏相历数汉朝建国以来实行过的正确政策，还收集了贤臣的言论上奏给宣帝。宣帝对他非常信任。

宣帝遵从儒教。甘露三年（前51年），他召集了一批儒生讲述五经的异同，称制临决。然后他大力整顿了吏治，重用那些注重实际、熟悉法令政策的官吏，并实行刑名考核。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他还设置了治御史，审核廷尉量刑是否适当。此外还命令群臣通报下层百姓的事情，以便了解民情。

减免租税和徭役

汉宣帝效法文景之治时减免租税和徭役的做法，积极发展农业。

本始四年（前70年），宣帝下令：“今后大量减少御膳，少屠宰牲畜。乐府应裁减多余的乐人，让他们回家发展农业。”

亲政之初，宣帝曾于地节三年（前67年）下诏说：“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意思是说，将苑囿和公田分给贫民和不固定的流民耕种，并贷给他们种子和食物，不收算赋和徭役。他还下令降低一直都很高的盐价，减轻了百姓过重的负担。

元康元年（前65年），宣帝下诏：“原先贷给贫民的种子和食物一笔勾销，不予追回。”

本始元年（前73年），全国免收当年租税。本始三年（前71年），由于发生大旱灾，宣帝又下令免去受灾地区百姓的租税，如果京城一带的灾民迁徙到其他地方，则一概不收租税、不服徭役。第二年全国有四十九郡发生地震，当年免去受灾地区所有的租赋和徭役。

地节四年（前66年），诏书说：“如果家中有祖父母、父母去世，子女或孙子可免服徭役，让其尽孝子之道，为长辈送终。”

元康四年（前62年），全国粮食大丰收，谷价非常便宜，一石谷的价钱才五钱。为了防止谷价下跌损害农民的利益，大司农中丞耿寿昌设立了常平仓。如果粮食丰收，就以不太低的价格买进，等到灾年饥荒时，则以原价售出。另外这样做还能够保证北边军队的粮食供应。宣帝对他的这一做法极为赞赏，赐其为关内侯。

神爵元年（前61年）春天，宣帝巡行到甘泉、河东等地，下诏：“所振贷物勿收，行所过毋出田租。”

甘露二年（前52年），减全国算赋三十钱。汉初时每人每年的算赋为一百二十钱，文帝时减至四十钱，武帝时除了恢复一百二十钱之外，还增加了许多名目。

由于宣帝重视农业，多次下令减免租税和徭役，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经过努力取得了一定的实效，史称宣帝时期“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

整顿吏治

宣帝亲政之初就下令：“二千石严教吏谨视遇，毋令失职。”他命郡国长官督促地方官员，避免其失职，注意肃清吏治，五日一听事，由此了解下情。平日对官吏“观其言，察其行”，定期考试。

为了让律法更公平，宣帝还特设了廷平官。他说：“间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

宣帝认为，官员应该奉公守法，否则就是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吏务平法。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

历史细读

算赋是秦汉时期政府向成人征收的人头税。该税由商鞅创设。这种税收用来治“库兵”“车马”，具有军赋性质。汉初四年（前203年），汉高祖刘邦下令，凡是十五至五十六岁的男、女每人每年交纳一百二十钱（一算），是为算赋（东汉时也称口算），从此成为定制。

宣帝经常派出丞相、御史掾及其他官吏巡行全国各地，检查吏治的工作。如果有人上报冤案，一定要追究到底，让导致错误的人负起责任。

元康二年（前64年）冬天，一向精明能干、治理有方的京兆尹赵广汉执法出了偏差，“坐贼杀无辜，鞫狱故不以实，擅斥除骑士乏军兴数罪”，最后被腰斩。

神爵四年（前58年），号称“屠伯”的河南太守严延年因为用法严酷，导致屈打成招，结果被弃市。

宣帝一向反对苛政，他下诏批评道：“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

虽然宣帝出生在帝王之家，但他的这些做法都是来源于幼年时代的坎坷经历。当初丙吉在监牢里一直保护他到出狱，后来又帮助他登上皇帝宝座。宣帝觉得自己能登上皇位完全是一种运气，所以他非常谦逊，丝毫不觉得自己有资格乱来。他提出的考察官吏等措施，除了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外，也是体谅百姓的一种表现。

对于有功的官吏，宣帝从不吝啬封赏。地节三年（前67年），胶东相王成安抚流民有功，宣帝奖励他定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五凤二年（前56年），奖励治行优异的颍川太守黄霸定秩中二千石，黄金百斤，赐爵关内侯。其他官员也各有赏赐。

正因为如此，故史称宣帝时期的律法“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吏称其职，民安其业”。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宣帝—方面强调法制，主张执法严明，另一方面却减轻刑罚，并多次亲自审理案件。地节四年（前66年），汉宣帝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

为了体现仁政，宣帝在位时，曾多次下令大赦天下，体现了其皇恩浩荡。这些轻刑措施，或许和他当初坐牢的经历有关。

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

汉宣帝时，西汉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基本上相安无事。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使各民族日趋融合，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正处于巩固发展的时期。

匈奴分裂，纷纷来朝

汉宣帝即位之初，汉朝与乌孙联合，共同反抗匈奴的侵扰。双方相约出兵，分头攻打匈奴，最后匈奴无力抵抗，只得仓皇逃走，损失惨重。过了一年，匈奴又遭到乌孙、乌桓、丁令等几方夹击，再加上当时大雪纷飞，天气寒冷，匈奴被打得落花流水，力量大大削弱，因此匈奴单于产生了重新与汉朝和亲的念头。

宣帝亲政后，匈奴除了外患外，内部也产生了矛盾。他们分裂成五个单于分支，每派势力都想投靠汉朝，或者争取与汉和亲。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众投降，宣帝封其为“归德靖侯”。五凤二年（前56年），匈奴呼遬累单于也过来投降，受封为列侯。

眼看匈奴已分崩离析，宣帝于五凤三年（前55年）拟诏宣称：“（匈奴）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单于阏氏子孙昆弟及呼遬累单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当户以下将众五万余人来降归义。单于称臣，使弟奉珍朝贺正月，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

昭君出塞

王昭君本是汉朝宫廷的一名宫女。前33年，她应诏与匈奴单于成亲。离开长安时，她骑着马，冒着凛冽的寒风，前往匈奴。到达匈奴后，她受到匈奴人民的盛大欢迎。昭君出塞，促进了汉匈两族人民的团结，使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得以和平稳定。

为了安抚前来投降的匈奴人，汉朝设置了西河、北地两个属国。次年匈奴单于称臣，派弟弟谷蠡王到汉朝做了侍卫。甘露元年（前5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都将儿子派到汉朝入侍。

甘露二年（前52年），呼韩邪单于亲自来到五原塞，他说：“明年正月我愿带着珍宝去拜访汉朝皇帝。”

使者将呼韩邪单于的意思传达给宣帝，宣帝欣然接受，并安排盛宴款待其使者，同时宣帝还给了很多赏赐。接下来的几年，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不断地派遣使者觐见宣帝。宣帝极为高兴，每次都对匈奴使者格外有礼。

由于汉朝边境长久以来外于和平状态，宣帝便将守卫的士卒减少了十分之二。地节三年（前67年）冬十月，宣帝下诏说：“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

昭君出塞

汉宣帝在位时期，由于他的励精图治，出现了“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的盛世景象。那时候匈奴由于内部贵族争夺权力，势力日益衰落。后来匈奴分裂成五个单于，互相间战事不断。

其中一个单于名叫呼韩邪的，被他的哥哥郅支单于打败了，死伤了大批人马。呼韩邪单于战败后，为了摆脱危局，左伊秩訾王建议他“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这个建议遭到群臣的反对，他们说：“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随后左伊秩訾王予以反驳说：“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各大臣对两种建议相持不下，最后呼韩邪单于决定与汉朝和好，并亲自带着随从来汉朝拜见汉宣帝。

呼韩邪是首个来到中原朝见汉朝皇帝的单于，因此受到汉宣帝的特殊礼遇。《汉书》上记载：“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二千骑，为陈道上。”以盛大场面来迎接呼韩邪单于的到来，并赐给呼韩邪单于大量的钱物。呼韩邪单于留在长安一个多月，回国时他请求汉宣帝派兵护送他回去。汉宣帝同意，就派了两个将军带领万名骑兵护送他到了漠南。这时候匈奴正缺粮少食，汉宣帝还送去三万四千斛粮食。

呼韩邪单于感激万分，一心要与汉朝和好。汉宣帝死后，汉元帝刘奭即位。没过几年，郅支单于侵犯西域各国，还杀了汉朝的使者。汉朝派兵打到康居，打败了郅支单于，把郅支单于给斩杀了。

郅支单于一死，呼韩邪单于的地位才得以稳定。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一次到长安朝见，并请求同汉朝和亲。汉元帝答应了下来。

以前汉朝和匈奴和亲，大都挑选公主或者宗室的女儿。这次汉元帝决定挑个宫女给单于，他派人到后宫去传话说：“谁愿意到匈奴去，皇上就把她当成公主看待。”

后宫的宫女都是从民间挑选来的，她们一进了皇宫，便失去了昔日的自由，盼望着有一天能放出宫去。但一听说是要远嫁匈奴去和亲，便没有人愿意了。

这时候有个名叫王昭君的宫女，不仅长得美丽，还懂音律。她入宫数年，都没有见到皇帝，心生悲怨，听说匈奴请求和亲后，便请求出塞和亲。

负责和亲的大臣正在为无人应征而焦急万分，听到王昭君愿意去，就把她的名字上报给了汉元帝。汉元帝让大臣挑选个好日子，让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在长安成亲。

呼韩邪单于得到如此年轻美貌的妻子，心喜万分，对元帝更是感恩戴德。临行时他和王昭君辞谢汉元帝。汉元帝见到王昭君如此美丽，心中大惊，想要留下王昭君，但他已答应呼韩邪单于，为免失信于人，也就只好如此了。昭君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离开了长安。她骑着马，冒着凛冽的寒风，千里迢迢地来到了匈奴，做了呼韩邪单于的阏氏，也就是王后。日子一久，和他们朝夕相处，她慢慢地就融入匈奴人的生活。

王昭君远离自己的故乡，长期生活在匈奴。她劝呼韩邪单于不要去发动战争，还把中原的文化传授给匈奴人。从此以后，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了数十年。

赵充国屯田，诸羌来降

汉宣帝时期，羌族先零部落北渡湟水，毫无顾忌地侵占汉民地区。先零部落酋长甚至联合了其他各部落的二百多个酋长，于元康三年（前63年），与他们签订了共同侵犯汉地的盟约。

宣帝得知这个消息后，便问将军赵充国该如何应付。赵充国说：“既然羌人内部已经签订了盟约，那么他们很有可能联合其他民族，我们应及早准备。一方面要加强边境守卫，监视羌人的行踪；一方面要打探其内幕消息，破坏他们的联合。”

宣帝听了连连点头，于是派遣义渠安国巡视羌人地区。义渠安国到了那里之后，就召集先零各部落首领三十余人。由于他们均凶暴狡诈，义渠安国就把他们全杀了。接着他又调兵杀了先零羌民一千多人。这一下羌族各部恐慌起来，为了自保，他们很快就聚在一起攻打边境城市，并杀了太守。

神爵元年（前61年）春天，羌人突然偷袭了义渠安国率领的三千骑兵。无奈之下，义渠只得垂头丧气地回来，向皇帝报告发生的情况。宣帝立刻调兵支援，并让将军赵充国前往。

赵充国来到金城后，安排侦探了解敌情，并派间谍打入羌人内部宣传政策。每天他都让军士好吃好喝，一点儿也没有进攻的意思。羌人见汉军的壁垒坚如城墙，而且死守着不出来，他们根本无法进攻，不禁开始互相埋怨起来。

这时担任酒泉太守的辛武贤认为反攻的时机到了，于是向宣帝上书，建议马上出兵。但是赵充国却认为，这个主意不妥，如果现在冒险进兵，到时必定会首尾不顾，进退两难。他说：“我们应先攻其主谋先零部落，逼他们悔过，然后再派一个能干的人去收降。”

接着赵充国仔细分析了马上进击的不利后果，以及留兵屯田的有利条件。宣帝肯定了他的“屯田之策”，于是下诏命令退兵，让赵充国负责屯田。

神爵二年（前60年），忍耐不住的羌民杀了先零大豪杨玉和犹非，并将他们的首级敬献给宣帝，表示愿意投降。于是汉朝设金城属国，安置投降的羌民。至此羌族之乱终于告一段落，为汉朝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设西域都护

自从张骞开通了丝绸之路、李广利征伐大宛之后，汉朝便在西域设置了校尉，并屯田于渠犁。

地节二年（前68年），汉宣帝派侍郎郑吉到渠犁负责屯田。郑吉在这里积蓄了不少粮食，为攻打车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一发兵，就打败了车师。

捷报传到京城后，宣帝命郑吉继续在渠犁和车师屯田积粮，等安定西域后再对付匈奴。没想到的是，匈奴得知消息后，居然跑过来争夺车师之地，这一来郑吉抵挡不住，只好向朝廷要求增援。

宣帝命长罗侯常惠率领张掖、酒泉的骑兵开往车师。为了显示汉军的神威，在车师北边陈兵扬威，结果匈奴被吓得撤兵了。由于得到了汉军的保护，免遭匈奴欺压，车师王很快就臣服于汉朝。没多久郑吉又传来好消息：“匈奴日逐王来向汉朝投降。”宣帝让他负责好好保护鄯善西南道各国的安全，同时也要兼顾车师西北道各国的安全，所以后来郑吉号称“都护”。西域都护的幕府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主要负责管理屯田事务，并处理西域各国事务。以前匈奴管理西域的称为“僮仆都尉”，但现在被汉朝的都护取代了。

神爵二年（前60年），宣帝封郑吉为安远侯。史称“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也就是说，汉朝与西域的关系之所以能密切起来，始于武帝而成于宣帝。

宣帝在位期间，汉朝各方面的情况开始好转，如果将其与汉初的情况相比较，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民族外交关系，“昭宣中兴”都超过了汉初，正是“吏称其职，民安其业”。

北方民族农耕生活壁画

此壁画出土于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反映了我国北方民族在汉朝时农耕生活的场景。

社会经济的发展

西汉时期，铁农具、牛耕的普遍使用，使得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水利技术的进步，也使西汉时的农业生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与此同时，手工业也大力发展，买卖的活跃，促进了商业繁荣，而商业的繁荣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铁农具、牛耕的普遍使用

西汉时期，铁农具、牛耕的普遍使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发展。从汉初至文、景时期的六十多年中，社会经济从凋敝状态中得到恢复和发展，到了汉武帝初期，便出现了物阜民丰、国家昌盛的景象。据司马迁说，当时粮仓丰积，粮食都溢出并堆积在仓外，以至于腐败不可食。国库钱财累积百巨万，连钱串都朽断了。

武帝时冶铁制器由国家专营，在很多地区都出现了铁农具。不仅中原地区出现了铁农具，就是在今天的辽宁、甘肃、四川、湖南等地方，也都有西汉的铲、锄、镰、铧等铁制农具出土。出土的犁铧等铁制农具数量很多，宽窄大小相异，这是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犁耕技术的结果。

汉代农耕主要用牛，也有用马来耕作的。但从西汉时期牛犁模型、牛耕壁画和犁铧实物等看来，西汉社会已普遍使用所谓二牛抬杠的犁耕法，即《汉书·食货志》中所说的由二牛合犋牵引、三人操作的一种耕犁。汉武帝时，赵过在推行代田法的同时，发明了二牛耦耕的耦犁。其操作方法是一人牵牛引耕，一人掌犁辕，以调节耕地的深浅，一人扶犁，以掌握平衡。这种耕作速度快，不至耽误农时。此后人们对耦犁构造加以改进，出现了活动式犁箭以控制犁地深浅，不再需要人掌辕。驭牛技术的娴熟，又可不再需人力牵牛引耕。从西汉晚期起，二牛三人的耕作方法已逐渐为一人扶犁并驭二牛的方法所取代，这是犁耕法的重大进步。汉武帝时期，应防务的需要，进行大规模移民到边远地区，并实行屯田，把牛耕技术也传播到边远地区。犁耕技术传播的同时，播种用的耧犁也开始使用。西汉晚期，耧犁已传到辽阳一带。辽阳的汉末村落遗址和北京清河汉代遗址中，都发现有铁制耧足。由于汉武帝频繁地发动战争，出现了马、牛畜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农耕时曾出现以人力来代替畜力的现象，给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阻碍。

兴修水利

西汉时期，水利建设较为发达，如龙首渠、六辅渠、灵轵渠、成国渠等灌溉田地都很多。龙首渠在洛水旁，由于渠岸容易崩塌，就把容易崩塌的地段凿成若干深井，井与井之间相通，叫作井渠。除了京城和周边地区以外，关东地区也兴修了一些水利设施。如汉初羹颉侯刘信在舒城（今安徽庐江西南）修建七门堰，用来灌溉田地。汉景帝时，当时的蜀郡太守文翁率领民众“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汉武帝时，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郡引黄河及山谷之水，汝南、九江等郡引淮水，东海郡引巨定泽，泰山郡引汶水，来灌溉土地。引渠灌溉工程促进了水稻的种植，并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西汉时期最重要的水利工程，就是治理黄河。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黄河在酸枣（今河南延津北）地带决口，文帝调遣大批士卒去堵塞，很快便堵住了决口。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又自瓠子（今河南濮阳附近）经巨野泽南流，灌入淮河、泗水，淹没了大片地区，虽经武帝治理，但不见成效。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从泰山回长安，路过此处，发卒数万人堵塞决口，并命令将军以下的官员都要去堵塞河堤决口。经过这次治理，黄河之水才流入故道，此后“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水利技术的进步，使西汉时的农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昭帝、宣帝以后，社会内外较为稳定，当时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人口也增长较快，根据西汉末年的统计，当时全国有户一千二百二十多万，口五千九百五十多万，全国垦田数达到八百二十七万多顷。

冶铁业、丝织业和商业

在西汉的手工业中，冶铁行业占有重要的地位。西汉的冶铁技术比战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代东至东海，西至陇西，北至辽东，南至犍为，包括某些诸侯王国在内都有铁官，这些铁官的设置，可以说明这些地方的冶炼行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山东、河南等地都发现了冶铁遗址，其中河南巩义、郑州的冶铁遗址规模最大，包括矿坑、工场以及从开采矿石到制出成品的全部生产设备。在巩义铁生沟汉代遗址的发掘中，共清理出炼铁炉十七座、熔炉一座、锻炉一座、藏铁坑七个、矿石坑一个、配料池一个等。郑州古荥遗址发掘的的一座炼铁炉，是现知汉代炼铁炉中最大的。古荥遗址资料表明，当时生铁冶炼和加工工艺有较大的进步。随着冶铁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铁兵器在军事上的使用逐渐增多。到了武帝以后，铁兵器更多，替代了铜兵器所居的主要地位。由于铁器的兴起，铜器在汉代的独特地位受到了影响，但贵族阶层仍然喜爱精美的铜制器皿。

丝织业是西汉的重要手工业之一，是当时农户的家庭副业。当时长安和临淄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长安设有东西织室，临淄和陈留襄邑（今河南睢县）等地设立了大规模的官营作坊。作坊的织工常达数千人之多。在丝织业发达的城市里，也有富商经营的作坊。农民家庭则主要是纺织自己穿用和缴纳赋税的麻布、葛布和绢帛，有时也卖一小部分纺织品。当时丝织品的种类很多，官营作坊以生产比较贵重的锦、绣、纱縠为主。1972年，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丝织品，有保存较好的绢、缣、绮、锦、纱、罗等丝织品。这些绚丽多彩的高级丝织物，用织、绣、绘、印等技术制成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及菱形等花纹，反映了西汉的纺织技术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西汉的丝织物通过馈赠、互市或贩卖，大批输往边远地区及国外。此外煮盐（包括海盐、井盐、池盐）、酿造等行业，也都是西汉时重要的手工业行业，生产规模和技术都超过了前代。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繁荣起来。据《史记》记载，西汉时期全国已形成了若干个经济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大的都会。关中地域广阔，最为富饶。当时长安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全国最繁华的都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当时合称五都）等城市，是全国主要的都会。蓟、阳翟、寿春、江陵、吴等，也都是一方的都会。全国各地区、各都会之间，有大道相连。而江南水路发达，船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当时吴王刘濞用江陵之木所造之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辆车”，吴国船载运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出现在通都大城市里的商品，有牲畜、毛皮、谷物、果菜、水产、染料、木材、木漆器、铜铁器等种类。奴隶被当作一种商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买卖的活跃，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而商业的繁荣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西汉衰亡

昭帝和宣帝维持了西汉的平稳发展，而从元帝开始，西汉逐渐走向衰落。西汉的衰落与外戚专权有很大的关系。成帝时期，外戚王氏得势，权倾朝野，就连成帝也要受制于外戚王氏。6年，外戚王莽以“居摄”的形式君临天下，称“假皇帝”。8年，王莽由“假皇帝”当上了真皇帝，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

王氏权倾朝野

竟宁元年（前33年）五月，在位十六年的汉元帝刘奭去世。六月，皇太子刘骜继承皇位，是为汉成帝。刘骜的亲生母亲王政君被尊为皇太后。也正是从那一天起，外戚王氏家族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西汉的政治舞台，成为掌控国家生死存亡的决策者，也为后来王莽乱国埋下了伏笔。

命当大贵

王政君的先祖据说是黄帝后裔，东周时为田氏，初任齐国卿大夫，后成为齐国国君。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齐国消亡。随着项羽的崛起，田安被封为济北王，田氏家族仍然居住在齐地。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废除了田安的王侯封号。齐地的人将田氏家族改称“王家”，从此田氏后代子孙便由“田”改姓“王”了。

田安的孙子王遂生有一子名叫王贺，汉武帝时期，王贺曾经担任绣衣御史，被派到魏郡（今河北临漳西南）缉捕地方盗贼。因为对盗贼的宽仁，他的上司对他极为不满，给他扣上了一顶“奉使不称”的罪名。王贺被罢免回家时感叹说：“听说挽救一千条人命，就能造福子孙。如今我救了万余条性命，不知我的后代子孙们能否得到福佑？”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王氏家族都默默无闻，安静地生活着。后因王贺与济南望族终氏之间产生纠纷，为免生事端，遂带领全族从东平陵（今山东济南东）远迁到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委粟里，其子王禁在当地担任小小的廷尉史，而王政君正是王禁的二女儿。

胸无大志的王禁一生都没有什么建树，最大的爱好就是酒和色。他官职虽小，却一口气娶了好几房妻妾，一共育有八男四女：长子王凤，次子王曼，之后是王谭、王崇、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长女王君侠，次女王政君，再次为王君力、王君弟。王政君和长子王凤及四子王崇均为王禁嫡妻李氏所生。

彩绘铜雁鱼灯

此雁鱼灯采用传统的禽鸟衔鱼造型。据考证，禽鸟衔鱼具有着特殊的含义。当时人们认为鸿雁是瑞禽，多用于婚嫁、聘问之礼。“鱼”与“余”同音，喻意富裕。因此雁鱼灯又寓意着富足和美好。

根据《汉书》记载，李氏夫人怀王政君时，曾经梦见一轮明月从天而降，投入她腹中，李氏已知晓这一胎必是女儿无疑。因而王政君尚未出世，已经显示出了非比寻常的气势。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王政君呱呱落地，成为李氏所生唯一的女儿。生了三个孩子之后，李氏实在不能忍受丈夫没完没了地纳妾，一气之下，大闹一场，离开王家改嫁给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苟宾为妻。

时光飞逝，年复一年，失去母爱的王政君悄然长大了，长得不仅美貌如花，且“婉顺”深谙妇人之道。于是她的婚姻大事就被排上了日程。王政君年幼时也曾许配人家，但还没等到她谈婚论嫁的年龄，未婚夫就死了。后来东平王又听说她容貌出众，便主动上门求亲，王禁惊喜之余，当即答应。正在准备婚礼之际，东平王又突然一命呜呼。两次未嫁丧夫，人们纷纷传言王政君命硬克夫，于是再也无人敢来提亲。

迷信的王禁不免害怕起来，赶紧请来当地最有名的术士给二女儿看相卜卦。术士郑重告知王禁：“令爱命当大贵，天机不可言。”这让王禁立即联想到了皇帝后宫，不由得喜出望外，从此对王政君加倍关心爱护，还特意请来老师教授其琴棋书画、宫廷礼仪。

王政君年满十八岁时，就被送进了皇宫，成为掖庭中地位低微的宫人——家人子。恰逢皇太子刘奭痛失爱妃司马良娣，对身边其他妃嫔也都失去了兴趣。皇太子尚无子嗣，却不近女色，这自然引起了宣帝和皇后的忧心。皇后特意从后宫挑选了五名家人子，精心装扮，然后召太子进宫探视。皇后早已吩咐随伺的长御，让他观察太子中意哪一名家人子。

皇太子刘奭根本没有注意到皇后身边的美女，当长御奉皇后之命来询问时，他只好随口说：“其中一个人还不错。”长御想起太子曾经对一名身穿红色花边长裙的女子望了一眼，于是回禀皇后。此女正是进宫不久的王政君。皇后随即传命，派侍中杜辅、掖庭令浊贤将王政君送到太子寝宫。太子不好拒绝皇后的美意，当晚便“御幸”了王政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太子后宫十多位妃嫔多年来无一人受孕，偏偏王政君只一次机会就有孕在身。

第二年，也就是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王政君生下了一个男孩。汉宣帝盼了多年，终于盼到了嫡长皇孙，汉王朝也终于后继有人了，真是喜从天降，汉宣帝亲自为小皇孙取名为“骜”。骜者，千里马也！足以说明对其满怀厚望。从那时起，汉宣帝就时常把刘骜带在身边，生活起居，都亲自过问，十分溺爱。

黄龙元年（前49年），刘骜三岁，汉宣帝去世，皇太子刘奭登基，是为汉元帝。长皇孙刘骜被册立为太子，王政君升为婕妤。仅仅三天之后，她又母凭子贵，被册封为元帝皇后。虽然当上了皇太子，但刘骜的命运此时仍然摇摆不定。因为汉元帝膝下又多了两名皇子。最受宠爱的当属傅昭仪所生的儿子定陶王刘康。汉元帝总是和刘康形影不离，“坐则侧席，行则同辇”。而刘骜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失去了宽博恭慎的本性，一味沉迷在酒色奢靡之中，对国家政事不闻不问。汉元帝认为他无德无能，难以堪当国家重任，渐渐萌生废掉刘骜，另立刘康为皇太子的想法。

王政君和刘骜听闻后，惊惧万分，不知如何是好。幸好汉元帝最宠信的大臣史丹始终支持刘骜，每当汉元帝流露出另立太子之意时，史丹总是鼎力相助，说尽好话，这才一次次保住了刘骜的地位。汉元帝病重之时，傅昭仪和定陶王刘康常在他身旁，而刘骜和王政君却难得有机会进宫朝见龙颜。史丹担心汉元帝改变想法，便趁着在后宫独自侍奉汉元帝之际，泪流满面，跪拜在汉元帝卧榻前，情真意切地说：“皇太子刘骜是您的嫡长皇子，已经册封了十多年，天下的群臣、百姓都早已接受，是众望所归。可如今宫内外流言四起，纷纷谣传陛下您要废掉当今太子而改立定陶王刘康。如果真是这样，王公大臣必然内心不服，不肯奉诏，而臣也宁愿先被陛下赐死。”

闻听此言，汉元帝颇受感动，也深知废太子之事阻力重重，不是自己想做就可以轻易做到的。于是他摇头叹息说：“你不必担忧，太子和定陶王都是朕的皇子。我虽然左右为难，但必定还是会为他们的将来认真考虑。既然先帝喜爱刘骜，也曾叮嘱我册封他为太子，王皇后也遵循礼制，母仪后宫，朕自然不能违背先帝意愿。如今朕卧病不起，恐怕难以治愈，时日无多，以后还望你们全心辅佐太子，以固我汉朝江山。如此朕在地下有知，也绝无遗憾！”史丹泣不成声，连连叩首。经此一事，刘骜的皇太子之位才变得牢不可破。王政君也安然地继续做着当朝的皇后。

正史史料

时帝舅大将军王凤辅政，（王）章虽为凤所举，非凤专权，不亲附凤。会日有蚀之，章奏封事，召见，言凤不可任用，宜更选忠贤。上初纳受章言，后不忍退凤。章由是见疑，遂为凤所陷，罪至大逆。

——《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

王凤专权，五侯当朝

汉元帝四十二岁时病逝，太子刘骜终于登上了皇位，王政君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生活了，王氏家族的势力迅速在朝野中扩张。早在王政君当上皇后时，她的父亲王禁就已被封为阳平侯。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王禁去世，长子王凤继承阳平侯爵位，同时被任命为侍中、卫尉等官职。汉成帝即位后，王凤以长舅身份担任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他的兄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同日封侯，世称五侯。其堂弟王音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王氏子孙多半被任命为卿大夫、侍中、诸曹、郡国守、相、刺史等官职，王氏家族“群弟世权，更持国柄”，很快形成了“王凤专权，五侯当朝”的政治局面。

汉成帝刘骜安稳地当上了一国之君，悬了多年的一颗心终于得以放松了下来，对王凤等人更是宠信有加。而王凤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大力排除异己，除了借成帝之手打击宦官和其他外戚势力外，还重点排挤丞相王商。王商与王凤五弟同名，其父、兄都曾是朝中重臣，这位王商的政治能力和手腕都不亚于王凤，是当时朝廷中唯一可与王凤相抗衡的政治力量。

建始三年（前30年）秋天，长安盛传城外有洪水将至，城内百姓害怕洪水冲进城内，纷纷逃命，王凤劝汉成帝和皇太后带着后宫妃嫔登上船只以避水灾。大臣们也人心惶惶，全都附和王凤的提议，只有丞相王商不慌不忙地说：“自古以来再无道的国家，也没有大水漫过城郭的时候。何况如今天下太平，四海安定，怎么会有大水一天之内突然就会来到呢？这一定是谣传，在这种时候，不应该让百姓登上城墙，再次令他们惊慌。”汉成帝听了王商的话后，认为很有道理。过了一段时间，城里也没见大水袭来，经过调查，果然是传言失实。成帝对王商很是赞赏。王凤因此事而十分羞惭，后悔自己莽撞失言。

河平四年（前25年），王凤的亲家琅邪太守失职，受到王商的惩处。王凤去说情，却被不徇私情的王商回绝了。王凤怒不可遏，联合汉成帝宠臣史丹诬陷王商。汉成帝素来倚重王商，知道王商是被陷害，因此命此案到此为止。但王凤不肯罢休，坚持要成帝惩办王商。成帝迫于压力，下诏书切责王商并收回了王商的丞相印绥。王商悲愤不已，三天后吐血身亡，其族人均被赶出长安城。

王凤的势力日渐扩张，朝中群臣大多心怀畏惧，对其唯唯诺诺。渐渐地汉成帝发现自己也要“遂谦让无所颛”。一天成帝召见著名学者刘歆，见他畅谈古今，博学多才，诗词歌赋更是令人叫绝。成帝很欣赏刘歆，打算封他为中常侍。当即命人去取官服，谁知身边的大臣却上前提醒道：“陛下请暂缓，这件事情应该先通报给大将军，再作定夺。”成帝一挥手说：“不过册封一个文官，区区小事无需告诉他。”谁曾想，左右大臣面露难色，竟然集体叩拜，奏请成帝先行告知王凤。成帝无奈，只得派人去王凤府中通报，得到的回复竟然是王凤坚决不同意封刘歆为官。成帝大吃一惊，只好打消此念。

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成帝虽然贵为皇帝，却全无九五之尊的绝对权威，这令成帝内心极为不快，对王凤也颇有微词。但皇太后王政君总是维护自家兄弟，成帝得不到皇太后的支持，也无计可施。朝中有一位京兆尹王章，正直不阿，不喜欢趋炎附势。他看出了成帝的心思，于是上奏说：“如今朝中政务，事无大小，皆由王凤决断，陛下不曾举手。王凤这样做，乃专擅朝政，绝非忠臣所为。”并列举出王凤的几条大罪，指出应该限制王凤专权，另选贤良之臣打理朝政。

这一番奏言句句深入成帝的内心，他深以为然。从此成帝视王章为心腹，经常秘密召见他，并在其提议下，准备召琅邪太守冯野王入朝，取代王凤。可惜隔墙有耳，这一番机密谈话偏巧被王音偷听到了。对堂兄王凤“卑恭如子”的王音即刻将听到的话告知了王凤。

折槛图

汉成帝时，丞相张禹仗着自己是皇帝的老师，恃宠而骄，朝中大臣多敢怒不敢言。一日槐里令朱云上书求见，当着众大臣的面，请求皇上赐尚方宝剑，要斩佞臣张禹。皇上怒斥朱云以下犯上，下令要将朱云处死。朱云抱着殿槛抵抗，以至槛折。此时左将军辛庆忌，叩头力保，朱云才得以免罪。事后要修缮殿槛时，成帝却要保留原状，借以表彰忠臣，并作为日后的警戒。

王凤马上以身体有恙为由，精心润色了一篇奏章，请乞骸骨（辞职之意）：“臣材驽愚戆，得以外属兄弟七人封为列侯，宗族蒙恩，赏赐无量。辅政出入七年，国家委任臣凤，所言辄听，荐士常用。无一功善，阴阳不调，灾异数见，咎在臣凤奉职无状，此臣一当退也。《五经》传记，师所诵说，咸以日蚀之咎在于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二当退也。河平以来，臣久病连年，数出在外，旷职素餐，此臣三当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诛废，……，愿乞骸骨，……唯陛下哀怜！”同时派人送给了成帝和皇太后，皇太后为兄长的奏章所感动，又气愤儿子无情，落泪不已，不肯进食。这可吓坏了一向孝顺的成帝，急忙跑去找王凤，向他道歉，说自己没有要赶他走的意思，请他进宫安慰皇太后。王凤却不动声色，直到成帝下旨命尚书拟奏章以大逆罪弹劾王章后，王凤这才起身进宫安抚皇太后。这出闹剧最终并没有动及王凤的一根毛发，却让忠直敢谏的王章冤死于大狱之中，还累及他的全家老少均被流放边关。

至此朝野上下，王公大臣再无人敢质疑王凤，无不恭敬从命，唯恐一个不留神，自己的项上人头就难以保住。而王凤也越发气焰嚣张。阳朔三年（前22年）八月，王凤因病而亡，临终前推荐王音接任，汉成帝照此办理。这样一来，朝中大权仍然由王氏家族把持。

一年夏天，汉成帝的舅父成都侯王商因不耐酷暑，病倒了。为了避暑，他竟不顾礼仪，向汉成帝借用皇帝的明光宫当作自己的休养之所。汉成帝虽心中不悦，却也勉强答应了。没过多久，王商在自己的侯爷府中大兴土木，开挖人工湖。为了引水，他自作主张把长安城墙凿了一个大洞，直接将城外河水引入湖中，带领侍妾歌女行船于湖上，饮酒作乐。汉成帝听说后，亲自来到王商府中察看，他虽恼恨王商擅自凿穿都城，破坏了帝王之气。但碍于皇太后的情面，还是隐忍了下来。而几天后发生的一件事，令汉成帝心中压抑许久的怒气终于爆发了。那一天汉成帝微服出游，路经曲阳侯王根的府邸，一时兴起进去参观，却看到园中的楼台亭阁和皇宫中未央宫的白虎殿十分相似。这么明显“骄侈僭上”大逆不道的行为，使得成帝再也按捺不住，当场发起火来，痛斥王根后甩袖而去。

汉成帝毕竟是当朝天子，龙颜震怒，王根不由得心中慌乱，急忙找来王商打算一同进宫向皇太后请罪，准备自行黥劓之刑罚，以平息皇帝的怒气。汉成帝听说他们要去找皇太后，更加震怒，对王音怒道：“两位外家（指舅父）究竟想要干什么呢？还想自己在皇太后前黥劓自己，用这种手段，让皇太后伤心，为国家添乱。外家家族强大，而朕寢弱已经很久了。今天是他们自取其辱，你告诉他们，不要去打扰皇太后，还是各自回府，闭门思过，以待惩治。”按照汉成帝的打算，这回一定要狠狠地惩治自己的舅父们，可是车骑将军王音用枯木捆住自己以请罪，王商、王根都背着斧子来请罪。汉成帝实在下不了狠心，只好就此作罢，再不予追究。

安昌侯张禹是汉成帝的老师，颇受成帝敬重，曾担任丞相之职，和王凤、王商一起主持朝政。张禹是一个审时度势、明哲保身的人，眼看王氏外戚炙手可热，为避锋芒，他多次上奏汉成帝，请求辞官，均未获准。于是张禹采取了“当官不主事”的策略，决不与王氏发生正面冲突。这一次汉成帝未能如愿处置胆大妄为的舅父们，心中怒火郁积，便来征询张禹的意见，问他有何想法。刚巧张禹因为一块好地皮私下里和王根发生了不愉快，如果张禹借机挑拨，以汉成帝对他的信任，必将会对王氏家族带来损害。可张禹毕竟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多年，早已看出皇太后王政君对成帝的影响力，也深知王氏家族的权势无法撼动。倒不如趁机为王氏说些好话，一来可以化解自己与王根之间的矛盾，二来也可以让自家子弟得到王氏的青睐，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张禹便违心地安慰汉成帝，不必和王氏兄弟计较，他们虽然张狂了些，但毕竟是一家人，对陛下绝无二心。汉成帝一听老师都这么说，对舅父们的怨气也就消减了不少。王氏兄弟听说这件事后，果然和张禹交好，来往密切起来。

在汉成帝和王氏家族奢靡之风的影响下，朝野上下竞相攀比，刻剥百姓，以致“百姓贫，盗贼多，吏不良，风俗薄”。百姓生活无以为继，甚至出现了“人至相食”的悲惨景象。后来在现今山东、河南、四川等地区，先后爆发了侯毋辟、申屠圣、郑躬、樊并、苏令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和铁官徒暴动事件。

赵飞燕姐妹

赵飞燕原是阳阿公主家的一名舞姬。汉成帝刘骜在阳阿公主家见到赵飞燕后，甚是喜欢，便召她入宫，封为婕妤。汉成帝对她极为宠爱，后又废了许皇后，立飞燕为后。赵飞燕之妹赵合德亦被立为昭仪。姐妹二人受成帝专宠十余年，显赫一时。传说赵飞燕体态轻盈，舞技超群，令汉成帝十分着迷。绥和二年（前7年）三月，沉迷于酒色的汉成帝在赵合德的怀抱中暴毙。皇太后与大司马王莽“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赵合德畏罪自杀。四月刘欣即位，是为汉哀帝。赵飞燕因帮助刘欣即位，汉哀帝感恩，仍旧尊她为皇太后。六年后，汉哀帝死于未央宫。大司马王莽以赵飞燕谋害皇子之罪，逼迫其自杀。

姐妹入宫得专宠

鸿嘉三年（前18年），汉成帝刘骜身着便服，微服出行，途经阳阿公主府，公主安排了盛大的宴席款待贵客，席间召来好几位歌舞伎表演助兴。其中一名叫赵飞燕的舞女引起了汉成帝的注意。她容貌出众，肌肤若雪，舞姿轻盈曼妙，举手投足之间娇柔可人，眉目含情，明眸似水。一曲歌舞还没有跳完，汉成帝已迫不及待地向阳阿公主提出，要赵飞燕随自己一同入宫。公主当然不敢违背圣意，于是赵飞燕自此走进了汉朝皇宫，开始了她载入史册，并被后人评说不断的人生。

若从出身论起，赵飞燕并非出自普通人家，她的母亲是江都王的孙女姑苏郡主。姑苏郡主嫁给江都中尉赵曼之后，因为丈夫无能，不能令她享受闺房之乐，于是她暗地里和美男子冯万金私通，并怀了孕。为了避嫌，姑苏郡主借故返回娘家待产，并生下了一双漂亮的双胞胎女儿。因为是私生子，姑苏郡主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干脆派人将孩子丢弃在了城郊野外。三天之后，姑苏郡主心中实在不忍，前去察看，发现两个女儿居然都还活着，只是连日啼哭，已经奄奄一息。于是姑苏郡主就将她们抱了回来，送到了冯万金家中。冯妻虽然不高兴，但还是同意收留她们。冯万金给姐妹俩起名为宜主、合德。她们在生父家度过了平静的童年时光，人也出落得越发娇丽。可好景不长，还没等到她们长大成人，冯万金就突然故去，冯家很快门庭中落，冯妻也将她们姐妹二人赶出了家门。

姐妹俩无处投靠，辗转流离，最后来到了长安城，租了一间屋子安顿下来。她们的邻居名叫赵临，家境殷实，是阳阿公主的管家，一直很照顾她们，姐妹俩也很尊敬他。一来二去，她们干脆拜赵临为义父，并搬进了赵家。赵临收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自然也很得意，还将她们举荐进了阳阿公主府，当了公主的侍女。

因为遗传了生父冯万金的音乐才能，姐妹俩对歌舞有着不一般的天赋，很快就从一般的“舍直”，成为公主府中数一数二的歌舞伎。尤其姐姐赵宜主，舞姿动人，优雅柔美，令人叹为观止，因而被称作“飞燕”，而她的本名却逐渐不为人们所提起了。

汉成帝在阳阿公主府采到了宝贝，兴冲冲地回到皇宫。赵飞燕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后宫佳丽们再也无缘得见皇帝一面。没几天汉成帝听说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更美，就动了心思，连忙派侍从吕延福去迎接。为了让赵合德受宠若惊，汉成帝还亲自安排了皇后的专座百宝凤舆前去迎接。赵合德却不同于一般人，她并没有兴高采烈地坐上去，而是对吕延福说：“只有飞燕姐姐传令找我，我才会进宫。”吕延福只好带着空空的百宝凤舆回宫复命。汉成帝一听，对赵合德更是心向往之，为早日将其接进宫中，他不断地赐给赵飞燕昂贵的金银珠宝，还将她迁进了豪华的远条宫。

赵飞燕很快就将妹妹赵合德引荐给了汉成帝。当赵合德亭亭玉立于殿堂之上时，她的娇媚之态令汉成帝如痴如醉。站在汉成帝身后的资深宫廷教习“披香博士”淖方成亲眼目睹此景，悄悄叹息道：“这是祸水，将要灭火矣！”当时的星相家都认为西汉王朝的命运属于火象星座，现在这“红颜祸水”却要将火象扑灭了。

汉成帝迷恋柔若无骨的赵合德，还将赵合德的酥胸称为“温柔乡”，并心满意足地感叹道：“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云乡也。”当然赵飞燕的歌舞亦令汉成帝流连忘返。成帝特意为赵飞燕在皇宫太液池上，打造了一艘沙棠木做的豪华大船，并取名为“合宫舟”。一次泛舟水面游玩时，赵飞燕身穿云英紫裙，碧琼轻绡，载歌载舞，表演《归风送远曲》，一阵大风吹来，裙袖飘飘，只见赵飞燕仿佛要随风而去，汉成帝急忙令正在吹笙的侍臣冯无方上前，握住赵飞燕的双足。赵飞燕的身体在风中摇摆，继续舞蹈。从那之后，世上便传说她“身轻如燕，能做掌上舞”。

众矢之的的许皇后

一时之间，赵氏姐妹专宠于后宫，汉成帝对她们二人言听计从，就连往日最宠爱的班婕妤也不予理会，那位人老色衰的许皇后更是没有了地位。而许皇后的不幸，不仅仅是失去皇帝丈夫的爱，还有与皇太后的积怨和赵飞燕姐妹的野心觊觎。

皇太后王政君一向讨厌这个明媒正娶的儿媳妇，因为许氏外戚曾把持朝政多年，凌驾于王氏家族之上。虽然现在王家早已掌控了政权，但积怨难平，再加上许皇后没有子嗣，汉成帝对她也不复关爱。皇太后就准备对许家和许皇后大动干戈，以报复许皇后的父亲许嘉在汉元帝朝时对王家的轻视。

玉舞人佩

玉舞人佩在汉代贵族妇女的佩饰中特别盛行。其造型优雅精致，玉人身着长袖拖地裙，一手高举过顶，一手甩向身侧，作翩翩起舞状，将汉代舞蹈形象传神地表现出来。

汉成帝初登帝位之时，就按照母亲王政君的意思，大肆册封王氏亲族。有一天长安城内突然黄雾漫天，一连好几天都不曾散去，臣民议论纷纷，都认为是上天以此示警，表示对王家外戚大量升迁的不满。王凤也吓坏了，知道自己做得太过分，连忙上奏请求辞去官职。可没想到，汉成帝根本不批，还大包大揽地拍胸脯表示，“咎在朕躬”，希望舅父们不要多虑，安心做官。随后一段时间，又不断出现异常天象，日食、地震、洪水等等。为了让天下人不再把愤怒的目光紧紧盯住王家，也为了让汉成帝向天下人有个交代。皇太后和王家人商议，将这些不祥之兆转嫁到其他人的头上。挑来选去，最合适的人选无疑是许皇后一家人了。

在王家人的指使下，大臣刘向、谷永上奏汉成帝“灾异咎验，皆在后宫”。指出一连出现的灾祸之象，是老天暗示在皇帝后宫中，有人图谋不轨，意欲危害国家。奏章中虽未提到“许氏”，但一切隐含的矛头却直指后宫的许皇后。汉成帝自然也读懂了其中的深意，他火冒三丈，当即下令裁减许皇后的所有日常开支，“椒房仪法，御服舆驾，所发诸官署，及所造作，遗赐外家群臣妾，皆如竟宁以前故事”。不但许皇后的吃用、待遇被降了等级，在朝中为官的许氏家族也均遭到降级处置。

这么大的黑锅盖在许皇后和许家人头上。一向谦恭温良、谨守礼仪的许皇后满腔怨恨，提笔给汉成帝写了一封正式抗议书：“时世异制，长短相补，不出汉制而已，纤微之间，未必可同。若竟宁前与黄龙前，岂相放哉？家吏不晓。今一受诏如此，且使妾摇手不得，今言无得发取诸官，殆谓未央宫不属妾，不宜独取也。言妾家府亦不当得，妾窃惑焉。幸得赐汤沐邑以自奉养，亦小发取其中，何害于谊而不可哉？又诏书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宁前，吏诚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为不得不如前。设妾欲作某屏风张于某所，曰故事无有，或不能得，则必绳妾以诏书矣。此二事诚不可行，唯陛下省察。”用以控诉皇帝对自己的不公。

汉成帝读罢许皇后的抗议书，竟无动于衷，并没有改变先前的决定，还叫人将刘向、谷永的奏章拿给许皇后看，以示自己的公正。不仅如此，汉成帝还亲自召见许嘉，劝他告老还乡。许氏家族在朝廷中几乎丧失了发言的权力。

眼看许皇后一天天以泪洗面，日渐憔悴，许皇后的姐姐平安刚侯夫人许谒看不下去了。她常常出入后宫，对许皇后内心的苦楚极为了解。鸿嘉三年（前18年）十一月，许谒又进宫探望妹妹。对愁眉不展的皇后妹妹说：“妹妹一定是想念陛下了，我想陛下之所以亲近赵氏姐妹，也是为子嗣后代。要是妹妹你怀上身孕，陛下一定会像当年那样宠爱你的。”许皇后面颊绯红，叹息说：“我现在这个模样，怎么才能怀孕生子呢？”

许谒提议请巫祝在寝宫里设祭坛祈禳，求上天赐子。这个消息被赵飞燕得知，正好赶上后宫一位怀孕的王美人莫名其妙地流产了。赵飞燕便诬蔑说，许谒是受许皇后的指使，找人设坛作法，诅咒王美人，以致龙胎不保，合谋者正是同样失宠的班婕妤。汉成帝和皇太后正为保不住龙子而难过，听了赵飞燕的话后不由得勃然大怒。汉成帝当即将许皇后的印绶收回，废弃了皇后称号，并将其赶到昭台宫中。后又将许谒问斩，其余许氏亲属都被遣送回原籍山阳郡（今山东金乡西北）。

受到无辜牵累的班婕妤也被抓起来拷问，然而她却不卑不亢地回答说：“妾闻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诉；如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其坦荡的话语感动了汉成帝，为示歉意和安抚，成帝还特意赐给班婕妤黄金百斤。虽说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场劫难，但班婕妤心里清楚，如今后宫是赵氏姐妹的天下，自己今日虽然保住了地位，明日或许就会像许皇后一样被废黜。心有余悸的班婕妤写了一份奏章，请求汉成帝应准她去长信宫奉养皇太后，以借此离开宫廷斗争的核心之地。

历史细读

淳于长，字子鸿，西汉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人。其父族虽无权势，但母族十分显赫，其姨娘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之母，他的几个舅父都贵为列侯。他二十来岁便当上了黄门侍郎。从此他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千方百计地接近和讨好成帝，渐渐取得了成帝的信任。后来官升卫尉，位列九卿。

燕啄皇孙

许皇后被废之后，依照汉成帝所想，恨不能立即将赵飞燕册立为新皇后。可皇太后王政君却不答应，她嫌赵飞燕出身卑贱，实在不配母仪天下，只会有损皇家的脸面，众大臣也纷纷附和。

汉成帝不敢违背皇太后的意愿，便暗地里拜托侍中淳于长向皇太后说情。淳于长不是别人，正是皇太后王政君最喜欢的外甥。得了汉成帝的托付，淳于长不遗余力地大下工夫，几乎磨破了嘴皮子，皇太后王政君才终于勉强同意。于是永始元年（前16年）四月，汉成帝下旨将赵氏姐妹的“父亲”赵临封为成阳侯。这样一来，赵飞燕摇身一变，不再是出身贫贱的歌舞伎，而是王侯之女。皇太后这才公开答应汉成帝立新后的请求。

六月，皇后的宝座空虚了一年半之后，汉成帝诏告天下，将赵飞燕立为新皇后，同时册封赵合德为昭仪，赐居昭阳舍。天下臣民一片哗然，但汉成帝却置若罔闻，一心只顾讨美人欢心。成帝派人将昭阳舍里里外外重新修整一遍，涂以丹朱，雕梁画栋，用黄金、明珠、蓝田玉等点缀其间，台阶全部用白玉铺设而成，金碧辉煌，极尽奢华。汉成帝流连“温柔乡”中，“湛于酒色”，足不出宫。

虽然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俩专宠后宫多年，却未能生下子嗣。汉成帝为此时常忧心，便偷偷召幸后宫其他女子。赵氏姐妹害怕别的妃嫔怀孕生子，威胁到她们的地位，因此她们绝不允许别人怀孕，并疯狂地摧残有孕的妃嫔、宫人，“生下者辄杀，堕胎无数”。

双层九子漆奁

奁是中国古代妇女盛梳妆用品的匣子。此漆奁出土于长沙东王堆一号汉墓，由盖、上层器身及下层器身三部分组成。器身上层可放置手套、组带等物。下层底板上有九个凹槽，槽内置九个小奁，可装粉扑、香粉、胭脂等妇女化妆品。

曹伟能是在皇后中宫侍奉皇后的女教习，负责教授赵飞燕《诗经》。她面容秀丽脱俗，汉成帝曾私下里召幸过她几次。元延元年（前12年），曹伟能的母亲曹晓进宫探视女儿，惊讶地发现女儿肚腹已经膨胀，就追问发生了什么事。曹伟能毫不隐瞒，对母亲说是“御幸后有了身孕”。就在这一年的十月，曹伟能在宫廷牛官令舍顺利地产下一名男婴。已经将近四十岁的汉成帝得到消息后，暗自高兴，随即派遣六名宫女前去服侍曹氏母子，嘱咐她们多加照顾。宫女们也不敢怠慢，心中了然，这可是皇帝的继承人，将来的天子。

然而降生皇子的大事又怎能瞒得过高度警戒的赵氏姐妹知道此事后，赵合德立刻威逼汉成帝将曹伟能母子解决掉。汉成帝只好派中黄门田客拿着诏书去找掖廷狱丞籍武。籍武打开诏书，上面赫然写着：“把牛官令舍中那个产妇和新生儿，以及六名宫女全都抓进暴室狱。关于孩子是谁的，是男孩、女孩，都与你无关，不可过问！必须遵照命令执行！”籍武带兵冲进牛官令舍，曹伟能和宫女们都大吃一惊。曹伟能拜托籍武说：“请好好照顾这个孩子，收好他的胞衣，你应该知道这孩子的来历。”籍武心中当然如明镜一般，于是他就将曹伟能母子妥善安顿在牢房中。

过了三天，田客前来探问情况，听说小婴儿还活着，赶紧回宫请示，没一会拿着新诏书跑了回来，告诉籍武说：“陛下与昭仪都非常生气，责问你为何不将这孩子杀死？”籍武震惊万分，哭泣着跪拜在地说：“我知道没有奉诏办事，理应受死。可就算是杀了这个孩子，恐怕我也只能一死。请你回奏皇上，就说陛下身边尚无子嗣，曹伟能虽是卑贱宫女，但孩子毕竟是皇上的血脉，还请皇上收回成命，留孩子一条性命吧！”田客也被感动了，又转回后宫，很快就带着第三封诏书回来。籍武满怀希望地迎上前，却听到田客打开诏书命令道：“无需多说，今夜漏上五刻时分，你将孩子带到东交掖门处交给王舜。”籍武见事情已无法挽回，忙问道：“皇上听了我的话，是怎么说的？”田客回答说：“瞠也。”“瞠”就是两眼发直的意思。汉成帝对此什么也没有说。

籍武将婴儿交给王舜之后，又过了三天时间，田客带着一个小绿箧前来，他命令籍武将里面的药丸和一张纸交给曹伟能，且要籍武必须亲眼看着曹伟能吃下药丸。曹伟能看到纸上竟是汉成帝的御笔写道：“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汝自知之。”曹伟能对籍武长叹道：“果然是赵氏姐妹欲专擅天下，不容我和孩子。我儿子前额长有壮发，长相如同孝元皇帝，不知道是不是也遭到了毒手。求您想办法将这件事禀报皇太后，我儿尚且有救。”说完，就服毒而死。

王舜抱走孩子后，带到后宫找到张弃为乳母。张弃养了十一天，又被李南拿着诏书将孩子抱走。后不知所终。

赵合德也没有放过那六名曾经服侍过曹伟能的宫女。她们被告知可以选择自杀或是被杀，于是这六名无辜的宫女在牢房中用六条悬挂梁间的绳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曹伟能母子冤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元延二年（前11年），同样一幕悲剧再次在皇宫中上演。而这一次，汉成帝竟然亲自充当了杀死自己亲生儿子的刽子手。

元延二年（前11年）初，汉成帝在上林苑中宠幸了许美人，这里远离赵氏姐妹的宫殿，十分隐秘。当汉成帝得知许美人身怀有孕时，仍将她安置在上林苑中养胎待产。他自己不敢亲自前去探望，却暗派亲信中黄门靳严带着太医前去照料，还给许美人送去三颗名贵的养生药丸。这一年的十一月，许美人为汉成帝生下了一名皇子。汉成帝闻讯大喜，不知道是不是太过兴奋，竟主动向赵合德全盘托出。赵合德又惊又怒，担心许美人母凭子贵，抢了赵氏姐妹的风头。于是对着汉成帝又是撒娇又是撒泼，哭哭啼啼地说：“你居然骗我，说你只去中宫姐姐那里。既然如此，许美人住在上林苑那么远的地方，她的儿子是从哪里来的？你曾发过誓，永不辜负我！现在却让许美人生了孩子，你背弃誓言，是不是想让许家人重新当皇后啊？我还是离开皇宫吧！”

汉成帝一听，赶紧表态说：“我答应你的事情永远不会变，我决不会让许家翻身来抢你们姐妹的位置。天下没有人能在赵家之上。”说完后汉成帝亲笔给许美人写了一封信，吩咐严靳说：“你立即把这封信送给许美人，她会给你一样东西，你带来交给我。”

许美人看到汉成帝的亲笔书信后，没有任何怀疑，将孩子包裹好，放在一个箧屉里交给了靳严。靳严将箧屉送到了赵合德的寝宫，汉成帝立即命令所有侍从离开，并亲手关上了所有的门窗。过了一小会儿，寝宫的大门重新开启，汉成帝命中黄门吴恭将箧屉及一纸诏书送到籍武那里。

籍武打开诏书，看到上面写着：“箧屉里有一个死孩子，将他埋在一个秘密地点，不要被人发现。”籍武心知肚明，又一个可怜的皇子被扼杀了。他在牢房墙外偏僻角落挖了一个坑，将那只箧屉里的幼小尸体埋葬了。

在曹伟能和许美人之后，还有一些身份低下的宫女因为怀有龙胎而遭到迫害，汉成帝对她们的死毫不怜惜。赵氏姐妹一次次成功地消灭了后宫的隐患，以致当时民间曾流传着一首童谣：“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

成帝选皇储，“温柔乡”中丧命

汉成帝已经四十多岁，却没有一男半女可以继承皇位，这对于“家天下”的封建王朝来说，可是天大的事情。既然汉成帝没有自己的子嗣，他就只能在兄弟中选择。他的父亲汉元帝一共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傅昭仪所生的定陶王刘康。可惜刘康命薄，早在前23年八月就已经去世。现任定陶王是刘康的儿子刘欣。汉元帝另外一个儿子就是冯媛昭仪所生的中山王刘兴。

在众位大臣的一再提议下，汉成帝终于答应册立皇储。元延四年（前9年），中山王刘兴和定陶王刘欣各自离开自己的封地，应召来到长安城。一个是自己的皇弟，一个是自己的皇侄，为示公允，汉成帝公开对两人进行了各方面的考察。最终发现，刘兴虽早已成年，却不学无术，胸无大志；刘欣虽不过十七岁，却风度翩翩，才华出众，忧国忧民。虽然汉成帝自己一辈子没有对国事、百姓上过心，却在这一点上特别挑剔。他非常欣赏年少有为的皇侄刘欣。

汉成帝希望选皇侄刘欣为皇位继承人，可是在朝堂上，大臣们却拿出旧制礼法反对他。御史大夫孔光指出，必须按照“兄终弟及”的规矩，因此应该册立汉成帝的皇弟刘兴为皇位继承人。

陪同定陶王刘欣进朝的人中有一位是他的祖母（即后来的傅太后）。老太太对汉成帝召见自己孙儿的目的早就心中有数。当汉成帝在朝堂上考察两位皇位候选人之际，老太太也没有闲着。她将早已备好的金银和奇珍异宝送给了汉成帝宠幸的赵昭仪以及汉成帝的舅父骠骑将军曲阳侯王根。赵氏姐妹及王根私下里认为汉成帝既然不可能有亲生儿子，那么立谁为皇储对他们而言也没有太大的区别。现在刘欣的祖母一心示好，何不妨做个顺水人情，就帮刘欣说说好话吧。有了赵飞燕姐妹及王根的鼎力相助，刘欣在汉成帝的心目中越发完美。于是汉成帝不顾群臣的激烈反对，于绥和元年（前8年）下诏，正式册定刘欣为皇太子。为警戒群臣，以免他们再多嘴提出异议，汉成帝还下诏将主张“兄终弟及”的御史孔光降级成了廷尉。

绥和二年（前7年）二月，正好是册立皇太子一年之后，天上的星象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变化，被视作光耀保佑汉王朝的火星突然失去了光彩，黯然无光，就如同被污水浇过一般。上至朝廷，下至民间百姓，无不人心惶惶，纷纷传言说是当朝皇帝将会遇到大灾难。汉成帝也吓坏了，赶紧昭告天下，寻求解决避难之策。

有一位官员自称善星象和破解之法，求见汉成帝，禀告说只要找到一位权高位重的大臣当皇帝的替身，用他的生命祭天，就可平息天怒，保佑皇上龙体安康。汉成帝急忙“照方抓药”，开始寻觅合适的人选。一时间，满朝文武无不战战兢兢，生怕皇上选中了自己。

选来选去，汉成帝觉得还是当朝丞相位高权重，是最佳人选。当时的丞相是翟方进。汉成帝当即召他入宫，义正词严地要求丞相为社稷安危着想，为国尽职尽忠。如同晴天一个霹雳，震得翟方进晕头涨脑，当他步履蹒跚地刚刚走进丞相府时，汉成帝的催命诏书就紧跟而至。汉成帝在诏书中大骂翟方进身为丞相，却没能担当起国家重任，以致天下苍生灾难不断，诏书最后还让翟方进好好想想，应该如何谢罪。事已至此，翟方进也只能一死了之，于是当天他就无奈地自杀了。

汉成帝闻讯大喜，特意为替死鬼翟方进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不仅命令文武百官都要去参加，汉成帝自己也亲临祭奠，感谢这位为国为自己捐躯的丞相。

至此汉成帝认为自己的灾祸已经消除，于是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奢靡生活。原本身材健壮、高大的他，因为多年酒色浸淫，已经变得干瘦、羸弱。为继续满足自己的淫欲，他不惜服用刚烈的丹药，“其丹养于火，百日乃成。先以大瓮贮水满，即置丹于水中，水即沸腾乃易去，复以新水，如是十日不沸，方行服用”。

绥和二年（前7年）三月，汉成帝设宴为次日就要离开长安的楚思王刘衍和梁王刘立饯行。席间汉成帝还表示要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宴席结束后，汉成帝召来赵合德同宿未央宫白虎殿。

第二天清晨，汉成帝早早起身，准备接见前来辞行的楚思王刘衍和梁王刘立。然而他刚刚拿起裤子和袜子，就突然一阵战栗，裤袜失手掉落在地上，他自己随即扑倒在地，身体僵直，口不能言。还不到一炷香的时间，汉成帝竟一命呜呼了。赵合德抱起汉成帝的尸首，号啕大哭。

皇太后王政君和大司马王莽惊闻四十五岁的汉成帝猝死，质问皇帝起居发病状，群臣都声讨赵氏是祸水。赵合德自知难逃一死，服毒自尽。绥和二年（前7年）四月，刘欣继位，是为汉哀帝。赵飞燕因为当年在立储上帮了他大忙，也被封为皇太后。

正史史料

时王祖母傅太后随王来朝，私赂遗上所幸赵昭仪及帝舅骠骑将军曲阳侯王根。昭仪及根见上亡子，亦欲豫自结为长久计，皆更称定陶王，劝帝以为嗣。成帝亦自美其材，为加元服而遣之，时年十七矣。

——《汉书·哀帝纪》

王莽篡汉及改制

西汉后期由于土地兼并和灾荒，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阶级矛盾尖锐。王莽代汉正是适应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基本思潮，即人心思变、社会思治这一实际情况。但在封建经济已经高度发展的西汉末年采用奴隶制时代的井田制，这种愚行注定了王莽改制的失败。

王莽篡汉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也是西汉权臣王凤之侄，他的父亲王曼是王皇后和王凤的异母兄弟。他在幼年时便没有了父亲，不久他的哥哥也离开了人世。他从小勤奋好学，对亲人尽孝重礼，孝母尊嫂，对长辈以礼相待。他的伯父王凤病重期间，他守候在其床榻之旁，亲自为其尝药，衣不解带照顾了数月。王凤尤为感动，临死之前，王凤嘱咐王政君照顾好王莽。汉成帝时王莽初任黄门侍郎，后升为射声校尉。一时之间，得到朝廷众多大臣的赞誉。永始元年（前16年），汉成帝又封他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他的地位愈加显赫，为人处世愈加谦逊谨慎。他生活俭朴，把自己的车马衣裘都送与宾客，广交天下能人贤士。因此他的名声越来越大，远远超过了他的叔伯。

二龙穿璧

二龙穿璧出土于河南洛阳金谷园村东墓后室脊顶。画面似方形，在四边中央，分别有四枚玉璧，两条矫健的巨龙分别从左右玉璧中穿过，张口衔托上方的玉璧。两条巨龙，左边一条有角，右边一条无角，似有雌雄之分。龙尾穿过下方玉璧，蜿蜒分向左右。空隙之处皆以朱色流云纹点缀。整个画面形象传神，再现了新莽年间精湛的彩绘艺术。

他的一个表兄名叫淳于长，二十来岁就当上了黄门侍郎。淳于长是王政君姐姐的儿子。王凤病重期间，他和王莽一起在床榻旁精心照料。王凤临死之前，嘱咐王政君也要好好照顾淳于长。不久淳于长就成了汉成帝的侍从官。

当时赵飞燕深受宠幸，汉成帝想废掉许皇后，改封她为皇后。而王政君以赵飞燕出身卑微为由，没有同意。淳于长极力讨好赵飞燕，时常为她在皇太后面前说好话。过了一年，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封淳于长为关内侯，不久又加封淳于长为定陵侯，地位愈加显赫。赵飞燕被封为皇后，原来的许皇后则被汉成帝打入冷宫，住在长定宫。淳于长因经常出入后宫，得知许皇后的姐姐在家寡居，便与其私通，还把她纳为小妾。由于这层关系，许皇后就送给他大量的钱物，要他向皇上求情，复立为婕妤。淳于长就哄骗她，说只要有钱财，他就有办法让许后复出当“左皇后”。许皇后信以为真，就不断地送金钱给他。几年时间下来，他就积聚了大量的财物。

当时王莽另一个叔父王根身居要职，是辅佐朝政的大司马和骠骑将军，但年老多病。淳于长位居九卿，是成帝的宠臣，当时是最有希望接替王根的人选。然而王莽早就对王根的显耀位置有所企图，想取而代之。这样淳于长就成了他掌握大权的障碍。王根生病时，王莽精心照料，深得叔父欢心。王莽知道，只有除掉淳于长，才能在以后掌握辅政大权。此时他早已掌握淳于长的种种劣迹，于是便趁机向王根告发了淳于长，并且说：“您身体欠安，淳于长特别高兴。他以为可以代替您辅政，并且暗地里到处给人封官许愿。”王根大怒道：“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王莽说：“侄儿不知道您的心意，所以没敢说。”王根说：“去！快到东宫禀奏皇太后。”王莽进宫向王政君禀告此事。王政君生气地说：“小儿竟敢如此，太不像话了，快去告诉皇帝！”于是王莽又把淳于长的劣迹告诉了汉成帝。汉成帝因此免去了淳于长的官职，遣送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后来淳于长“戏侮长定宫，谋立左皇后”的事情败露，被判以大逆之罪，死于狱中。

绥和元年（前8年），王莽继王凤、王音、王商、王根四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并执掌了朝中大权，时年三十八岁。但他与其他叔伯不一样，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在社会上的声望，他更加小心从事，生活上也更加节俭，甚至把大量钱财赠送给贤良人才。他的母亲患病时，朝中王公大臣都派自己的夫人前去探望。王莽的妻子出来招待她们，身上仅穿着能够遮住膝盖的衣裳。这些王公大臣的夫人还以为是王莽的奴仆，一打听才知道是王莽的夫人，对此大家无不惊叹。

汉成帝曾有过幼子，后来被赵飞燕姐妹合谋杀害，于是成帝只得立定陶共王刘康的儿子刘欣为皇太子。汉成帝死后刘欣即位，是为汉哀帝。他封王政君为太皇太后。因为刘欣是汉元帝的宠妃傅昭仪的孙子，于是王政君以及王氏家族的权势受到了威胁。高昌侯董宏首发其难。当时汉哀帝的母亲丁姬健在，董宏便上书说：“春秋之义，母以子贵，丁姬宜上尊号。”王莽联合师丹当即予以反击，斥责董宏“误朝不道”，把董宏的建议驳了回去。过了几天，汉哀帝在未央宫设宴，宫廷侍从把傅太后的座位设在王政君旁边。王莽大声斥责宫廷侍从，说道：“定陶的太后只是藩妾，怎么能与至尊的太皇太后并列而坐呢？”于是他下令把座位撤掉，重新设定位置。傅太后得知此事后十分愤怒，坚决不同意他的做法，并直奔未央宫怒斥王莽。王莽深知汉哀帝继位后其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太后的外戚正得势，只好辞职回到封地。

汉哀帝仅在位六年便去世了，且无子嗣。于是王政君直奔未央宫，夺得玉玺，又派人把王莽召回京师，把保卫皇宫的兵权交付给他。这时汉元帝的儿子中山王刘兴已去世，于是姑侄二人商定立其年仅九岁的儿子、中山嗣王刘衎为皇帝，是为汉平帝。

刘衎登上皇位后，王莽就开始铲除曾经与他为敌的汉哀帝的母舅势力，逼迫他们自尽。同时他借口赵飞燕谋害汉成帝皇子，也逼迫其自尽。这样，傅、赵两家的外戚势力全都被他铲除了。

因为汉平帝年幼，大权都掌握在王政君手里。除了王莽是她信赖的人外，还有她的弟弟王立。因此王莽指使孔光上奏，说王立与淳于长案件有牵连，收受过许皇后的财物。王政君不想处置王立，王莽便说：“现在汉室衰微，几代皇上都没有儿子继承帝业。您代替幼主执掌朝中大权，也要心怀畏惧，处处警惕，力求公正于天下。怎么可以心怀偏私处事不公呢？”于是王政君只好把王立赶出长安，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去了。

王莽逐步扫清了威胁自己地位的一切势力。他的亲信王舜、王邑、甄寻、甄邯、甄丰、刘歆、平晏等人成天在王政君面前称赞他，说他的功劳可与萧何、霍光相比。于是王政君便要加封他。王莽却再三推辞，不肯接受，并且称作有病，不去上朝。有人向王政君说：“王莽有德操，讲礼让，不能勉强。如果先行封赏了孔光等有功之臣，他自然也就会接受封赏了。”王政君听后觉得有道理，就封赏了孔光、王舜、甄丰、甄邯等人。汉哀帝元始元年（１年），王莽接受了“安汉公”的爵位，“让还益封畴爵邑事，云愿须百姓家给”。

元始四年（4年），王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年仅十三岁的汉平帝，并被册封为皇后。他便成了国丈，从而也极大地削弱了王政君的权柄。

元始五年（5年），汉平帝死了，年仅十四岁。因为汉成帝、汉哀帝都无子嗣，而汉宣帝还有五个为王的曾孙健在。按照规定，新皇帝应该从这五个人中挑选。但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偏大，不易掌握，于是王莽就从汉宣帝玄孙中挑选了一个两岁的婴儿当皇帝。婴儿皇帝名叫刘婴，历史上称其为孺子婴。

没过几天，武功县境内有个叫孟通的人在淘井时，淘出了一块白色石头，上圆下方，石头上刻有八个红色大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之后王莽指使他的手下将此事告知了王政君。王政君说：“这种荒诞不经、欺骗天下的事，怎么可以实行呢！”王舜说：“王莽并无野心，不如让他摄政，安服天下。”王政君只好让步，让王莽摄政，改年号为居摄。从此王莽当上了“摄皇帝”。

王莽的野心被刘家宗室的许多人看了出来，因而对其极为不满。安众侯刘崇与张绍等人召集百余人起兵讨伐王莽，攻打宛城（今河南南阳）。他们认为，只要他们举事，刘家宗室其他的人就会支持，天下民众就会响应，结果攻打宛城失败了。张绍是张竦的堂兄，张竦与刘崇的远房父辈刘嘉到皇宫内自首待罪。为了表示宽宏大量，王莽没有株连杀掉刘家宗室和张竦一家，反而封赏他们及其子弟为侯。

居摄二年（7年），东郡太守翟义立刘信为皇帝，并向全国发出檄文，声讨王莽毒死汉平帝，阴谋夺取刘家天下，号召天下民众诛杀王莽。翟义起兵后，声势浩大。王莽惶恐不安，成天抱着孺子婴在庙里祷告。他派出王邑、孙建等八名将军迎击翟义大军。翟义起兵不久，赵明、霍鸿等人也起兵响应，人数达十余万人，直取长安。王莽更加惶恐不安，派王奇、王级带兵抵抗。十二月王邑在陈留一带击败翟义的军队。同年，王莽增铸错刀、契刀、大钱等三种钱币，与原有的五铢钱同时流通。居摄三年（8年）春，王邑等人回师，打败了赵明、霍鸿等部，平定了这场战乱。

新莽“大泉五十”陶范

“大泉五十”是王莽第一次货币改革的新铸币之一，也是王莽统治时期流行时间较长的一种币型。

战乱平定后，王莽加紧了篡位的步伐。一时间制造出了许多王莽代汉顺应天意的“符命”。一会有人说，巴郡挖出了石牛。一会儿又有人说，扶风发现了一块大石，上面刻有要王莽当皇帝的字。王莽说道：“赤帝汉高祖显灵要我当皇帝，我怎敢违背呢？”于是初始元年（8年）王莽终于称帝，改国号为“新”，改年号为“始建国”，废刘婴为定安公。

王莽改制

王莽称帝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王莽改制”。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极其严重，大多数农民处于无地或少地的境况之下，再加上统治者骄奢淫逸，对百姓大肆搜刮，致使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当时很多官僚贵族家里都蓄养了很多奴婢，导致社会上劳动力严重不足。为解决西汉时期遗留下来的种种矛盾，王莽附会《周礼》，托古改制。始建国元年（9年），针对当时的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下诏令宣布：“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900亩）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有敢违抗者，将被流放到边远地区。

不久王莽又开始进行币制改革，废掉之前发行过的错刀、契刀和汉代的五铢钱，另铸小钱，“文曰‘小钱直一’，与前‘大钱五十’者为二品，并行”，并颁令禁挟制铜炭，以防盗铸。到了第二年，王莽改做“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凡宝货三物，六名、二十八品”。天凤元年（14年），王莽又废掉大小钱，改行货布、货泉二品。

始建国二年（10年），王莽下诏实行五均六筦。五均是在国都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城市设立五均官。政府管理五均赊贷及管理物价，征收商税。六筦是王莽政权对盐、铁、酒、铸钱、山泽等课税对象的掌控，比如盐、铁、酒、铸钱等方面不许私人经营。

改革失败

王莽改制的指导思想是“托古”，即效仿古代圣人进行改革。王莽希望革除弊政，使自己的“新”王朝能够长治久安。更重要的是，他要借助古代圣人帮助自己树立威信，使自己取得的帝位合法化。不过西汉末年毕竟不是西周初年，井田制早已被时代所淘汰，所以“托古”的实质是历史的倒退，其改制必定要走向失败。

王莽改制遭到失败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王莽宣布收天下田为“王田”，不可以私自买卖。由于地主官僚阶级的反对，没过几年，王莽不得不取消这道诏令，宣布“王田”可以买卖。同时对买卖奴婢的做法也不予处治，他之前颁布的诏令变成了一纸空文。王莽的土地、奴婢改革触犯了作为国家统治基础的大地主阶层的根本利益，而他又需要这些人来支持，这就决定了其改革只是一种空想。王莽的货币政策也有很大问题，币制变革成了变相搜刮民财的手段。品级繁多的货币之间兑换关系复杂，引起了经济混乱，导致“新”朝经济快速崩溃和人民的破产，激起了民众的怨愤。五均六筦改革旨在控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剥削，制止发放高利贷的行为，并使国家获得经济效益。然而王莽无力控制用来推行五均六筦的大商人，这些人与郡县通力作弊，剥削民众，从中谋利，与王莽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

王莽改制引起天下动乱，导致各地农民起义和西汉宗室旧臣反对“新”朝的斗争不断爆发。地皇四年（23年），王莽政权终于在绿林军的打击下灭亡。

东  汉

光武中兴  蔡伦造纸  党锢之祸

新朝末年，王莽变革失败，引发社会动荡，此时身为汉代宗室的刘秀乘势而起，并不断发展壮大。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定都洛阳，刘秀即为汉光武帝。

汉光武帝为了巩固中央政权，维护中央集权统治，采取措施削弱功臣的权力，扩大监察机构尚书台的权力，并取消在各郡国的都尉设置，抑制地方军权。同时他又减轻税赋，兴修水利，废除“官奴”，清查土地。这些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逐渐恢复了汉朝往日的强盛，史称“光武中兴”。

汉光武帝死后，汉明帝即位。明帝命窦固、耿忠征伐北匈奴。东汉军队抵达天山时，击败呼衍王，斩首千余人。又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时，留军屯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其后窦固派班超出使西域，恢复了东汉王朝与西域的联系，并开拓了东西文化的交流渠道。汉明帝与汉章帝在位期间，国家繁荣富强，百姓安居乐业，史称“明章之治”。

章和二年（88年），汉章帝刘炟突然病逝，年仅十岁的刘肇即位，是为汉和帝，年号永元。因刘肇年幼，统治大权完全落入窦太后与其兄窦宪手中。永元元年（89年），窦宪奉命讨伐北匈奴。91年，北匈奴灭亡。窦宪平定北匈奴后，变得更加嚣张、独断专权。最终窦氏的专权引起了

群臣的不满。92年，汉和帝刘肇与宦官郑众等人合力剪除了窦氏。郑众因功升任大长秋，后又被封为鄛乡侯，参与政事，深得汉和帝的宠信。郑众死后，其养子继任，从此打破了宦官不能世袭爵位的旧制。自此宦官登上了东汉的政治舞台，开始参与政事。

汉和帝以后，宦官与外戚的争权斗争愈演愈烈。汉桓帝时，唐衡、单超、徐璜等五人在剪除梁氏外戚集团之后，均受到封赏，世称“五侯”。桓、灵帝时期，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对士族阶层进行残酷迫害，使得大部分士人终身不得做官，甚至被终身禁锢，史称“党锢之祸”。在“党锢之祸”中，宦官依靠皇权铲除异己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权势。此后东汉王朝的统治变得更加腐朽没落，加之宦官利用自己的权势到处抢掠，兼并土地，更加重了阶级矛盾的激化。中平元年（184年）爆发的黄巾军起义，则为东汉王朝敲响了丧钟。在黄巾起义的沉重打击下，东汉王朝逐渐走向衰亡。延康元年（220年），曹丕代汉称帝，东汉王朝灭亡。

虽然东汉时期出现了严重的外戚与宦官专权的局面，但其在文化、手工业、科技、医学等方面仍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继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之后，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成为我国又一部重要的史学巨著。105年，宦官蔡伦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改进了造纸技术，制造出适合书写的植物纤维纸，提高了纸的质量，使纸的应用得到普及。另外东汉制陶业的发展，使中国彻底摆脱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更多的器具带入了普通百姓家。在科技方面，张衡创制了能够比较准确地表演天象的浑天仪和观测地震的地动仪，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医学方面，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也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学著作之一。另外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是有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位利用麻醉技术对病人进行手术治疗的外科医生，他所创造的“五禽戏”是我国第一套体操性质的健身活动。

东汉世系：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和帝刘肇>>殇帝刘隆>>安帝刘祜>>顺帝刘保>>冲帝刘炳>>质帝刘缵>>桓帝刘志>>灵帝刘宏>>少帝刘辩>>献帝刘协

东汉大事索引

时间 事件

25年 刘秀称帝于鄗，改元建武，定都洛阳，国号汉，史称东汉。刘秀即为汉光武帝。

29年 光武帝册封孔子之后孔安为殷绍嘉公，并派大司空祭祀孔子。

30年 光武帝下诏恢复汉景帝时实行的“田租三十税一”制度。

光武帝宣布调整郡、县及封国，并大量裁减官员。

31年 南阳太守杜诗发明了“水排”，从而大大促进了冶铁手工业的发展。

39年 光武帝下诏“度田”，即“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

42年 光武帝下诏废除州牧制度，置刺史。

48年 马援奉命远征武陵、五溪蛮夷。

匈奴日逐王比被南边八部拥立为单于，并归附东汉，称南匈奴。

50年 光武帝刘秀授南匈奴单于玺绶，并正式设置使匈奴中郎将。

56年 光武帝泰山封禅。

57年 倭奴国到洛阳朝贡，汉赐其印绶。

二月，光武帝刘秀病逝，葬于原陵，庙号世祖，谥号“光武皇帝”。

60年 为表彰为东汉建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臣们，汉明帝命人画二十八将于云台。

68年 汉明帝下令在京都洛阳建造白马寺。

69年 王景率士卒治理黄河，其后几百年间，黄河顺畅无大患。

73年 明帝派窦固、耿忠等人分兵四路，进攻北匈奴。

88年 章帝死，皇太子肇嗣位，是为汉和帝。

89年 窦宪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

91年 窦宪大破北单于，北单于遁逃，其国遂亡。

和帝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由其负责西域各国的管理。

92年 汉和帝与宦官郑众等人合力剪除窦氏，郑众因功被升迁为大长秋，参与政事，是为宦官用权之始。

97年 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甘英的使者团一直前行到西海（即波斯湾）才返回西域。

105年 蔡伦将改进的造纸工艺上报给和帝。

107年 邓太后与群臣商议，决定放弃对西域诸国的统治权，撤销西域都护。

121年 高句丽国侵扰东汉边境，国王宫亲率兵马包围了东汉的玄菟郡。

122年 高句丽国国王亲自到玄菟郡投降。

123年 安帝下诏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西出塞外，驻扎在柳中。

125年 安帝在南巡途中，病死于叶城，年仅三十二岁。

宦官孙程等拥立刘保登上帝位，是为汉顺帝。

132年 张衡发明并制造出了地动仪。

144年 顺帝死亡，皇太子刘炳嗣位，是为汉冲帝，皇太后梁氏临朝称制。

145年 冲帝死亡，梁太后和梁冀立汉章帝玄孙刘缵嗣位，是为汉质帝。

146年 梁冀鸩杀质帝。

蠡吾侯刘志嗣位，是为汉桓帝，皇太后梁氏仍临朝。

159年 桓帝剿灭梁氏，宦官势力再起。

168年 窦太后迎汉章帝玄孙刘宏嗣位，是为汉灵帝，窦太后临朝称制。

183年 宦官怂恿灵帝公开出卖官爵，灵帝在西园开设出卖官爵的“西邸”机构。

184年 黄巾起义爆发。

186年 灵帝下诏铸制新货币——四出文钱。

189年 灵帝死亡，皇子刘辩嗣位，是为汉少帝。

董卓废少帝，立陈留王刘协，是为汉献帝。

190年 董卓将已被废为弘农王的少帝刘辩毒死，之后又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

192年 司徒王允设计杀董卓。

196年 曹操迎汉献帝于许。

200年 献帝下密诏诛杀曹操。

曹操破袁绍于官渡。

207年 曹操降服乌桓，统一了整个北方地区。

213年 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220年 十月，曹丕称帝，废汉献帝为山阳公，改国号为魏，建都洛阳。曹丕即为魏文帝。东汉至此灭亡。

刘秀起兵与东汉中兴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赤眉、绿林起义时，刘秀与其兄参加了绿林起义。更始元年（23年），刘秀取得昆阳之战的巨大胜利，打败了王莽大军。不久刘秀又到河北活动，取得部分官吏与地主的支持，收编了河北地区的铜马、高湖、重连等农民起义军，实力大增。建武元年（25年），刘秀称帝，重建汉政权，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其在位期间，以“柔道”治天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发展社会生产，使东汉初年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长，史称“光武中兴”。光武帝之后的汉明帝、汉章帝继续遵循光武帝的制度，励精图治，使得天下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史称“明章之治”。

刘秀复汉

西汉自成帝、哀帝之时，便逐步陷入外戚独霸朝政的局面，尤以王莽祸国最为严重。王莽掌权后，连立了两个年幼皇帝，西汉亡国之君刘婴继位时年仅两岁。野心勃勃的王莽亲手覆灭了西汉，于8年自建王朝，国号为“新”。之后他推行了多种举措，如恢复井田制度，设置五均六筦，改革币制。这些措施导致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民不聊生，阶级矛盾严重激化，各地不断爆发反抗起义。

新莽王朝末年，各地连年灾荒。17年，王匡在湖北揭竿而起，号称“新市兵”；王常在江陵率众起义，称作“下江兵”；荆襄民众在陈牧的带领下也发动起义，被称为“平林兵”。次年樊崇起兵于山东青州一带，因为他和手下都将眉毛涂成红色，因此号称“赤眉军”。西汉皇族刘氏后裔也纷纷起兵，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刘縯、刘秀兄弟。25年，刘秀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在鄗城（今河北柏乡北）南的千秋亭登基称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就是汉光武帝。

兄弟起兵

光武帝刘秀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十二月，出生在父亲刘钦任职县令的陈留郡济阳县（今河南兰考东北），是汉景帝庶子长沙王刘发的后裔。刘钦和夫人樊氏共育有三男三女，长子刘縯，次子刘仲，三子即刘秀。

刘秀出生时，济阳县有个地方的谷子一支茎生出九支谷穗。谷类生穗开花即为“秀”。刘钦听闻后，觉得这是大吉之兆，就为新生的儿子取名为刘秀。刘钦去世时，刘秀刚满九岁，由叔父刘良抚养长大。刘秀生得一表人才，身长七尺三寸，鼻梁挺拔，额头饱满。他温和守信，处事谨慎，喜欢务农。直到二十五六岁才去游历长安，在那里拜许子威为师，学习《尚书》。虽然学习只是“略通大义”，但他却交下了不少好友。他见有的同学家中贫寒，就和同住一寝室的韩子共同出钱买了几头驴，派自己的仆人去跑运输，挣到的钱就为同学们支付花费。史书上称刘秀“乐施爱人”“勤于稼穑”。

刘秀年轻时并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对生活十分知足，种田之余喜欢读书，总是将多余的粮食送到宛城去卖。为此他常常受到大哥刘縯的嘲讽。刘縯生性爽直刚毅，一心想恢复刘氏的江山，处处结交天下英雄，等待时机。刘縯看到弟弟刘秀胸无大志，十分焦虑，故意在众人面前取笑刘秀，以此来激励他。久而久之，刘秀果然被刘縯的壮志豪情所感染，“愤而有志于天下”，也投身到反抗新莽政权的运动中，并逐渐显示出了他非凡的谋略和智慧。

汉光武帝涉水图

汉光武帝刘秀在王莽末年与其兄刘縯一起参加起义军，经过南征北战，终于推翻了王莽政权，建立了东汉王朝。

地皇三年（22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天下大乱，新莽政权显露出败亡之象。同年十月，与李通从弟李轶等起兵于宛。十一月，刘秀派遣宾客回到舂陵。那时刘縯已经会众起兵。当地民众包括刘氏宗族子弟对刘縯发难还心存恐惧，认为只有普通百姓才会造反，为了不受拖累，有的“亡逃自匿”，还有的保持观望态度。后来听说一向沉稳持重的刘秀也参与起兵，并亲眼看到刘秀头戴高帽，身穿绛红色军服，意气风发地出现在起义队伍中，人们惊讶地议论道：“谨厚者亦复为之！”于是他们这才放弃了怀疑之心，纷纷踊跃参加，就连附近各县的地主豪强也加入进来。刘氏兄弟的起义军得以壮大。因为是西汉皇族后裔领导的起义军，因此他们这支队伍又被世人称作“汉军”。

起兵一个月后，汉军与王莽军队交战于小长安，初战不利，大败而返。刘秀和众人失散，单骑逃跑。在路上他遇到三妹伯姬，连忙将其拉到马上。不过片刻，又遇到二姐刘元和她的三个女儿，刘秀欲将她也拉上马。刘元看到追兵就在不远处，不肯上马，催促刘秀快点策马离开。而刘元和她的三个女儿则均被赶上的追兵杀死。小长安之败，刘秀的二哥、二姐及刘良的妻子和她的几个孩子都被王莽军队杀害，刘氏宗族死伤达数十人。

经此一战，刘秀劝说刘縯改变策略，主动和王匡、王凤等人的部队联合，“合纵”反抗新莽王朝。至第二年，绿林军已发展至十余万人。此时众将领都意识到，是该拥立一个自己的皇帝了。既然刘氏是西汉皇族，则理应立一位刘姓皇帝，以此来号召天下之人，齐心协力消灭新莽王朝。从南阳地区起兵的将领豪强一致认为刘縯是最佳人选。因为刘縯功绩灼灼，威望极高。但绿林军中新市等分支的将领们并不支持刘縯，他们都是平民出身，自由散漫惯了，生怕刘縯当了皇帝后，治军更加严明，他们的行为就会大受拘束，于是他们力推平林军中的更始将军刘玄为帝。刘玄是舂陵侯的曾孙，生性较为懦弱，甚少主见，容易受左右摆布。

最终商讨的结果，刘玄被推选为皇帝。是年二月初一，设祭坛于淯水，改元为更始元年（23年），以王匡为定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縯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刘秀为太常偏将军。随后刘玄派刘縯率领绿林军主力部队围攻宛城，另派刘秀、王凤、王常领军北上作战，接连攻克王莽统治下的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东北）和郾（今河南漯河郾城区），夺取了大批粮草、军用物资，以作为围攻宛城的强有力支持。

正史史料

光武议曰：“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破，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昆阳之战

王莽得知刘玄自立新朝，且军事力量强大，震惊不已。为保障长安城的安全，王莽急忙将作战的重点转移到南阳。王莽从各地调集了四十二万军队，号称百万大军，任命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为主帅，率军前往南阳镇压。王莽的讨伐军队浩浩荡荡，连绵千里，五月已抵达颍川（今河南禹州）。当时刘秀的部下正向阳关（今河南禹州西北）进发，为避王莽大军，不得不退回昆阳。而昆阳城守城军队仅有八九千人，刘秀下属部将见王莽军队人多势众，心生胆怯，返回昆阳城中，并向刘秀提议，不如弃城退守荆州故地，避免和强敌正面交锋，以免损失惨重。可这样一来，攻打宛城的主力部队就会直接暴露在王莽大军面前。因此刘秀不肯弃城，并严厉地对部将们说：“只要我们合力抗敌，兵力虽相差悬殊，但仍有打胜的希望。若我们弃城而逃，不仅将会被紧追猛打，更会令宛城之军腹背受敌。昆阳城要是守不住，我们的各路军队都将深受牵累。”当部将们对他所言“合兵尚能取胜，分散势难保全”的道理还在怀疑时，有兵士来报，说王寻、王邑大军已经抵达昆阳城北。

在刘秀的一再劝说下，众部将终于同意坚守昆阳城等待援兵。王凤、王常负责守城，刘秀自己亲率李轶等十三骑连夜从昆阳城南门闯出，前往联络附近各地军队。刘秀将郾县、定陵的军队全部集合起来，随他赶往昆阳。驻守郾县、定陵的将军要求留部分兵力看守原驻地，被刘秀拒绝，并指出现在必须要倾尽全力才可与敌军抗衡。刘秀共集结数千军队带往昆阳，而他亲率步兵、骑兵共千余人一马当先，充任前锋部队。

就在刘秀星夜率援兵往回赶时，围城的王莽军队发生了分歧。有谋士建议王邑、王寻弃围昆阳，直趋宛城，击灭绿林军主力。或者将围昆阳城的军队打开一个缺口，任由守城军队逃离，这样自然就可以顺利进驻昆阳。王凤、王常也派人向王邑、王寻表示投诚之意，但王邑、王寻自恃兵强马壮，一意孤行，放言道：“百万之师，所过当灭。今屠此城，喋血而进。前歌后舞，岂不快耶！”因此他们意欲擒杀守城将领，血洗昆阳，随后再消灭围困宛城的绿林军主力。遂将昆阳团团围住，里外数十层，并使用冲车撞城门、架设云梯爬城等种种方式不断强攻。无奈昆阳城墙十分坚固，再加上王凤、王常投诚被拒，深知只有谨遵刘秀叮嘱，拼死一搏，才会有生存的希望，于是顽强抵抗，将小小的昆阳城守得固若金汤。王邑、王寻纵有百万人马，却一连数日未能向前一步。

由于多次攻城不下，王莽军队已经是身心疲惫，锐气大减。地皇四年（23年）六月初一，刘秀带领援兵日夜兼程来到昆阳城外，他率前锋将士直冲到离敌军四五里的地方才停下来。接着刘秀策马挥刀在前，冲入敌军，击杀敌军几十人。这次小小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绿林军的士气，将领们高兴地说：“刘将军见小敌怯，见大敌却这般勇敢无畏！”

在刘秀的带动下，将士们豪气冲天，奋勇杀敌，将王邑、王寻所派近千人一举歼灭。为鼓舞昆阳城守军士气，动摇敌军军心，刘秀派人拟了一份宛城已被绿林军攻克的假战报，用箭射入昆阳城中。王邑、王寻得知，不免有些惶然，为防止各州郡的将士不受制约，遂严令各营不准擅自出兵。此时刘秀已亲率三千人悄然渡过昆水（今河南叶县辉河），潜行至敌军大营后侧，并突然发起猛攻，直扑王寻、王邑的主帅大营。王寻、王邑仍不以为然，只带领帐下一万余名士兵迎战。刘秀一马当先，王邑、王寻部下被杀得人仰马翻，慌乱逃窜。

伍伯画像砖

此画像砖浮雕官吏出行队伍的前驱伍伯六人。头上皆着帻，短衣束带，跨步飞奔。前二人肩负长矛，口中吹管；后四人右手执棒，左手执棨戟。整个画面烘托了出行队伍威武的气势。

各州郡将士远远听见厮杀声，却又不敢违抗王邑的命令擅自出兵救援，致使王寻在战斗中被杀。昆阳守城将士见刘秀取胜，也打开城门冲杀出来，王邑的部队受到内外夹击，溃不成军，相互践踏，四下夺路而逃。偏偏这时老天爷“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服战，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只有王邑、严尤、陈茂等人带着剩下的几千人，狼狈地逃回了洛阳。刘秀以不足两万之部就将王莽的四十二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这一场战役，刘秀缴获的战利品不计其数，足够支援绿林军主力部队所需。

昆阳之战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也是反抗王莽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这一战几乎摧毁了王莽军事主力，加快了新莽政权覆灭的脚步。昆阳之战的胜利，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各地豪门富强争相揭竿而起，高举反莽旗号，如成纪人隗崔、隗义，河北人周宗，皆在此时起兵，接受更始皇帝的年号，等待诏命。

昆阳之战后不久，刘縯一举攻下了宛城，刘氏兄弟威名远扬。于是新市、平林的农民军将领对他们的猜疑心更重，就劝说更始帝刘玄除掉他们。而刘縯的部将对刘玄当皇帝也不服气，总是违抗命令，还表示说：“是伯升（即刘縯）兄弟带领我们起兵，如今却让刘玄当了皇帝。”刘玄也害怕刘氏兄弟的威名会影响他的皇帝宝座，于是“共谋诛伯升”，给刘縯及其部下安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全部杀害了。此刻刘秀正带着部队在外地作战，听说长兄被害，悲愤不已。但他自知势单力薄，不足以与更始帝对抗，只得强忍悲痛，连夜赶回宛城，主动求见刘玄谢罪。刘秀毫无悲色，也不给哥哥刘縯举办葬礼。这一场表演成功地骗过了更始帝和那些排斥他的将领，因而刘玄非但没有杀他，还封他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让他继续领兵作战。而根据史书记载，那段时间刘秀“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足见他忍辱负重，是在等待时机。

刘秀百骑定河北

更始元年（23年）九月，更始军队一连攻克长安和洛阳，刘玄打算以洛阳为国都，命令刘秀先行修整洛阳宫殿、官府。刘秀“安排僚属，下达文书”，很快将混乱不堪的洛阳城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刘秀还依照汉朝旧历来安排官制和官服。一切安排就绪。刘玄高高兴兴地选了个黄道吉日，全体赶往洛阳。对于曾经历了西汉和新莽朝的大臣们而言，他们当然希望看到刘氏王朝的复兴，于是纷纷从长安城赶往洛阳朝见。可当他们抵达洛阳后，却被帝座上更始皇帝和那些亲信大臣们不伦不类的装束吓了一跳。

西汉时期，服饰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非常考究和复杂。上至皇帝嫔妃、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要遵循严格的规定。而现在更始皇帝和亲信们却胡乱穿着。有的随便用一块布包着脑袋，还有不少人穿着华丽的女服，毫无威严庄重之感。长安的大臣们对此滑稽可笑的一幕，暗暗摇头叹息，这哪里是他们心目中的帝王将相啊？

正当他们大失所望之际，身着正规汉服，神秀俊朗、仪表不俗的刘秀走上前来，一下成为整个大殿中最夺目的焦点。长安的大臣们感觉似乎又回到了西汉的殿堂，顿时心生喜悦，相互感叹道：“真没想到，今日又能得见汉朝官员的威严了。”因而他们对刘秀格外尊崇。

刘玄定都洛阳后，他所辖范围仅有长安及河南大部分地区，其余地方都被打着各种旗号的地方武装势力所盘踞。他们根本不把洛阳的玄汉政权放在眼里，也因此对开阔的洛阳地区虎视眈眈。刘玄坐卧不安，唯恐被哪一支割据势力侵袭。

在群臣的建议下，刘玄决定招降各地的武装队伍，以保障洛阳的安全，尤其是周边地区如河北冀州一带。可派谁去招降呢？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任务非常危险，可能会有去无回，一般的文臣武将根本没有勇气和能力前往。新任大司徒刘赐是刘玄和刘秀的族兄，举荐了唯一能够担当此任的刘秀，左丞相曹竟也力荐刘秀。可刘玄心里却不踏实，因为他深知一旦外部的武装队伍被招降，势必会增强刘秀的军事实力和威望。可是别无选择的刘玄，最终也只能同意由刘秀担此重任。

心存疑虑的刘玄下诏，任命刘秀为大司马，“持节北渡河，镇慰州郡”，前往招降河北地区的武装队伍。或许是希望刘秀就此葬身河北，以除大患，刘玄居然没有给刘秀指派护卫军队。刘秀仅仅带着冯异等不足两百名随从渡过黄河，前往河北。

鉴于河北形势纷繁复杂，刘秀听取邓禹“延揽英雄，务悦民心”和冯异“理冤结，布惠泽”的建议，一路惩治地方恶霸贪官，释放关押的无辜百姓，废除新莽王朝的酷刑苛政，恢复汉朝法制，受到各阶层百姓的欢迎，这为刘秀日后建立政权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刘秀在河北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王郎政权。王郎原本是邯郸一个以卜卦为生的术士，趁乱世谎称自己是汉成帝之子刘子舆，联合当地的豪强富绅自立为王，建立起割据政权，并悬赏十万户通缉刘秀。

在河北一地无军事实力的刘秀被迫逃亡。更始二年（24年）初，刘秀从真定北往蓟城，随后又往南逃，一路上被王郎部下追击堵截，“趣驾南辕，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一度处境危急，直至逃到信都（今河北邢台西南）才摆脱追兵。刘秀身边只余下邓禹、冯异等几名亲信，突遇雷雨大风，众人被浇得透湿，慌忙躲到一处破茅草屋避雨，“异抱薪，邓禹热火，光武对灶燎衣”。等到雨过天晴，刘秀前去拜见信都太守任光，并接受任光的建议，发布檄文，征兵讨伐王郎。檄文一出，各地方小型割据武装纷纷主动前来归附。四月刘秀亲率联合军队出发，将邯郸团团围住，激战二十余天，王郎军队终于被消灭。王郎派人请降，要求予以优待，封给自己一个食邑万户的侯位。刘秀回复说：“即便成帝再生，也不能得到天下，何况你这个假冒刘氏宗亲的人呢？你只要能保住性命就该满足了。”王郎见此，只得带着随从逃跑，途中被杀。

刘秀占领邯郸后，在清理缴获的文书档案时，发现了此前官员们向王郎密报有关刘秀情况的大批奏折，有人建议按照奏折上所署人名一一查办。那些官员们全都惶恐不安，自以为末日将临。谁知刘秀根本没有看那些奏折，而是将官吏们召集起来，当着他们的面将奏折全部焚毁。刘秀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令反侧子自安”。这样一来，这些官员果然死心塌地的归附了刘秀。铲除了王郎政权后，刘秀牢牢地控制住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

历史细读

随着汉代的冶炼技术和锻造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作战兵器的种类也呈现出多种多样性。如当时的长柄兵器有枪、矛、戟等，短柄兵器有刀、剑等，远射兵器有弓、驽等，防护装具有铠甲、盾牌，锤砸、劈砍兵器有锤、杖、斧、钺等。这些兵器多为铁制品，质量较高，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托天命称帝

更始帝刘玄听闻刘秀掌控了河北地区，内心更加不安，连忙派使节赶到河北，加封刘秀为萧王，命刘秀和部将们即日返回长安听候调遣。同时刘玄又暗令在邯郸掌握兵权的尚书令谢躬监视刘秀，并派苗曾、韦顺、蔡充分别任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以掌握幽州地区的兵力。对于刘玄的种种安排，刘秀早已看穿其意图，他自然不肯就此罢休，乃“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紧接着刘秀派吴汉、耿弇攻击苗曾、韦顺、蔡充，将幽州十郡划归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随后刘秀再派吴汉、岑彭用计袭杀谢躬，收编了其下属部队。

当年秋天，刘秀调集全部兵力，发动了一连串军事行动，在馆陶（今河北馆陶）、蒲阳（今河北满城附近）先后击败并收编铜马、高湖、重连、尤来等地方起义军。为了解除被收编将领的顾虑，刘秀传令让将领们先行回到各自军营中休整，他独自一人骑着马前往各军营巡视。这一举动无疑在表明自己对被收编将领的绝对信任，将领们大受感动，纷纷表示：“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以死相报）乎？”由此刘秀的军事力量大增，河北地区也安定下来。因为收编了铜马军队，后来关西一带也将刘秀称为“铜马帝”。

建武元年（25年）春正月，方望赶赴长安求得孺子婴（刘婴），随即和安陵人弓林在临泾城（今甘肃镇原）“聚党数千人”，立孺子婴为皇帝。方望做了丞相，弓林当了主掌兵权的大司马。孺子婴临泾称帝，自然遭到更始皇帝刘玄的反对。刘玄派丞相李松带军前去攻打，孺子婴、方望、弓林等都被诛杀，身首异处。

早在更始二年（24年），刘玄派兵选将迎击赤眉军。可赤眉军人多，刘玄军不能抵挡。刘秀认为长安将来必然被赤眉军攻破，想趁机夺取关中，于是任命邓禹为前将军，领二万精兵赶往关中，等待时机攻取长安。为防止驻扎在洛阳的李轶北渡救援长安，刘秀派冯异为孟津将军，率军把守，部署重兵看住黄河渡口。同时刘秀又委派寇恂担任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坐镇当地，确保大后方的安全和前方粮草的供应。

此时以樊崇、逢安、徐宣为首的赤眉军，正从河南东部迅速扑向长安。刘秀亲率军队来到冀中、冀北一带，部将们纷纷请求刘秀称帝，但刘秀总觉得时机不够成熟，一再推辞。当军队行至中山县时，将领们再次请求刘秀称帝，刘秀不允。随后来到南平棘，刘秀仍然拒绝了将领们的恳求。耿纯进谏说：“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其言辞恳切，深深打动了刘秀，于是他终于回答说：“吾将思之。”

有一位名叫彊华的儒生，特意从关中赶来拜见刘秀，他手捧赤符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意思是说：四七为二十八，自从汉高祖刘邦称汉王的那一年前206年，到刘秀起兵的22年，正好是228年。汉朝在五行属于火，如今天意要刘秀称帝，理应顺应从事。

25年六月，在“诸将固请”及“赤符天命”之下，刘秀终于下定决心，在鄗城（今河北柏乡北）南的千秋亭五成陌筑坛祭天，登基称帝，重建汉政权，史称东汉。这年改为建武元年。

得陇望蜀，一统天下

作为东汉开国之君，刘秀面对四分五裂的混乱局势，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各处割据势力，一统天下。

建武元年（25年）七月，刘秀亲率军队来到怀县，并派部将驻守五社津，以防备荥阳以东发生战事。随后命吴汉、朱祜等十一位将军率军包围了洛阳。当时镇守洛阳城的是朱鲔。因长安城的形势日见危急，刘玄迁居到长信宫。丞相李松亲率军队抵抗赤眉军进攻。不久李松被赤眉军生擒，李松的弟弟是城门校尉，闻讯后即刻将长安城门打开，将赤眉军放进城。赤眉军进入长安，刘玄投降。九月初六日，刘秀将更始皇帝刘玄改封为淮阳王，并昭告天下“吏民敢有贼害者，罪同大逆。其送诣吏者封列侯”。

无终夺军

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人。奉刘秀之命前去幽州各地征调兵丁。当时的幽州牧为更始帝部下苗曾，苗曾下令各郡不得响应征召。吴汉率领二十骑人马先行赶到苗曾驻地无终。苗曾见吴汉人少，便以常礼迎接。没想到吴汉一见面，立即令部下擒住苗曾并将其斩杀，夺其军权。

洛阳城被围困了好几个月，朱鲔始终顽强坚守，攻城的将领们不免有些焦躁。因为岑彭曾经在朱鲔手下当过校尉，两人颇有交情，刘秀便找来岑彭，让他去劝降朱鲔。岑彭奉旨来到洛阳城外，对城墙上的朱鲔陈述利害得失。朱鲔也坦陈内心所虑：“大司徒被害时，鲔与其谋，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诚自知罪深！”岑彭回去禀告刘秀，刘秀回答说：“建大事者不计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于是岑彭又去找朱鲔。朱鲔听了半信半疑，但仍命人从城墙上垂下一条绳索，对岑彭说：“必信，可乘此上。”岑彭毫不犹豫，抓起绳子就要往上攀爬。朱鲔看岑彭确有诚意，当即答应投降。

之后朱鲔将自己反绑起来，跟随岑彭拜见刘秀。刘秀迎上前，亲手解开朱鲔身上捆绑的绳索，并随即让岑彭送他返回洛阳城内。这一举动，让朱鲔感动不已。朱鲔打开洛阳城的大门，带领全体守城将士出城投降。刘秀进入洛阳城，任命朱鲔为平狄将军，封为扶沟侯。从此东汉定都洛阳。

建武二年（26年），和刘秀反复抢占长安的赤眉军引兵东归，和邓禹的部队遭遇。赤眉军大败邓禹军，邓禹带着二十四骑狼狈地逃回宜阳。次年二月，冯异率汉军以“诱敌伏击法”与赤眉军大战于崤底。赤眉军溃不成军，八万余人投降，其余十多万人仓皇逃走。而刘秀早已断定“赤眉无谷，自当东来”，因而亲率汉军大部队在宜阳严阵以待。疲惫不堪的赤眉军无力抵抗，樊崇带领十多万将士全体投降，并将在长安城掳来的传国玉玺献给了刘秀。延续了十年之久的赤眉军起义就此结束，而刘秀没有大动干戈，就取得了关中地区的控制权。

至此，刘秀已基本控制了中原（今河南、河北和山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其余地区仍然被各武装势力所占。如在东部地区，就有齐地张步、东海董宪、睢阳刘永、沪江李宪；在南部地区，秦丰占领南郡，田戎霸占夷陵；在西部地区有几大霸主，如公孙述占据成都一带，隗嚣占据天水，窦融驻守河西，九原地区皆属卢芳；在北部地区只有占据渔阳的彭宠。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刘秀决定采取“先关东，后陇蜀”及“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军事策略。

建武三年（27年），刘秀派大将大司马吴汉及盖延率汉军攻克睢阳，刘永在突围途中被部将杀害。建武五年（29年），汉军在垂惠（今安徽蒙城）全歼刘永余部，消灭了关东地区的最大割据势力，确保了京都洛阳的安全。同年二月，彭宠不敌汉军进攻，被叛将杀死。汉军占领渔阳，统一了燕蓟地区。六月，刘秀亲率汉军征讨占据东海郡（今山东郯城）的董宪。董宪弃城而逃，跑到了朐（今江苏连云港南部），于次年被吴汉击杀。

建武五年（29年）十月，刘秀派大将耿弇攻打济南郡、临淄。张步被步步紧逼，最终无路可逃，投降东汉。随后汉军又铲除了占据庐江一带的李宪，全面平定关东地区。

接着刘秀将矛头直指占据天水地区的隗嚣。他首先说服占据河西的窦融与汉室合作，使得隗嚣处于腹背夹击的困难境地。建武六年（30年）四月，刘秀派耿弇等将领分别带一支队伍进攻陇阺（今陇山，陕西陇县西北），危急时刻，隗嚣主动联合公孙述一起抗汉。

建武八年（32年）春，刘秀命令来歙率领两千精兵，偷袭略阳，以此来牵制隗嚣的主力部队。入夏后，刘秀亲率汉军，与河西窦融的军队两面夹击陇军，隗嚣大败，逃至西城（今甘肃天水西南部）。不久他被大将王元带领援兵救出，共同奔赴冀（今甘肃天水西北部）。汉军一度因粮草匮乏而撤离，但隗嚣的军事力量也遭到重创，已无反抗之力。建武九年（33年）正月，郁郁难平的隗嚣因病去世，他手下部将们拥立隗嚣次子隗纯继任王位。刘秀听闻后，再次发兵攻打陇西。建武十年（34年）十月，汉军终于大胜，隗纯被迫投降，就此结束了历时四年的陇西之战。

平定陇西之后，各地武装势力中，只剩下占据巴蜀的公孙述是刘秀唯一的心头大患。为了清除统一天下的最后一块绊脚石，刘秀马不停蹄，立即开始讨伐公孙述。25年，也就是刘秀称帝同一年四月，公孙述在蜀郡功曹李熊的劝说下，在成都即帝位，年号“龙兴”，自称白帝。公孙述任命李熊为大司徒，任命自己的弟弟公孙光为大司马、公孙恢为大司空，成为当时割据势力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

东汉二十八宿全图

此年画描绘的是帮助刘秀打下江山的二十八位勋将，包括邓禹、耿弇、冯异、铫期等。二十八人正好对应天上的二十八星宿，故称《东汉二十八宿全图》。

建武十一年（35年）春，刘秀坐镇长安指挥，命大将岑彭、大司马吴汉率军从长江溯江西行，大将来歙率领陇西军队从天水赶赴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北）。很快岑彭、吴汉的军队攻克夷陵，进入江关（今重庆奉节）。六月来歙率领的陇西军占领了河池、下辨（今甘肃成县），一路向南逼近。公孙述眼看大军压进，竟接连派人暗杀了来歙、岑彭两位汉朝大将军。但这并未能阻拦汉军前进的脚步，吴汉接替了岑彭统帅之职，继续挥兵伐蜀。建武十二年（36年）正月，吴汉在鱼腹津（今四川眉山岷江渡口）大败蜀军。十一月吴汉大军兵临成都近郊。十七日公孙述拼死一搏，亲自带领数万蜀军迎战吴汉，被吴汉打得溃不成军。公孙述也身负重伤，不治身亡。蜀地至此平定。历时十二载，刘秀终于削平群雄，取得了统一天下的最后胜利。

云台二十八将

在光武帝刘秀平定天下的过程中，骁勇善战、忠心耿耿的“云台二十八将”无疑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是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岑彭、冯异、朱祜、祭遵、景丹、盖延、铫期、耿纯、臧宫、马武、刘隆、马成、王梁、陈俊、杜茂、傅俊、坚镡、王霸、任光、李忠、万脩、邳彤、刘植。光武帝自然不会亏待这些战功赫赫的将军，但在统一天下之后，他本着“退功臣而进文吏”的原则，只给予这些将领们丰厚的赏赐，而将治理国家的重任交给了文臣。

知人善用的邓禹

在“云台二十八将”之中，位居首位的当属邓禹。当年光武帝刘秀在长安求学时，认识了年仅十三岁的邓禹，两人虽然年龄相差七岁，却彼此投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刘秀受更始帝派遣去往安抚河北之时，邓禹不应更始帝所召，却北渡赶往邺城（今河北临漳），追上刘秀，要求同往。刘秀问他说：“如今我主管河北一带，你来找我，是想要个什么官职呢？”邓禹回答说：“我期待你统一天下，成为开国明君。而我邓禹能够借助你的威名，作为开国功臣而名留青史。”两人开怀大笑。当晚刘秀就将邓禹留在自己的帐篷中，秉烛长谈。在河北的那段日子里，邓禹不离刘秀左右，为他出谋划策，分析形势。

刘秀深知邓禹知人善用，因而每次用人前都会先与邓禹商议。二十八将中的寇恂和吴汉都是通过邓禹的推荐才为刘秀所重用的。消灭王郎政权后，刘秀率领大部队平定河北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同时派邓禹领兵两万西略关中对抗更始军队。邓禹一路进兵，连打几次胜仗，军纪严明，从不打扰百姓，深受当地民众欢迎。后来在与赤眉军的战斗中，邓禹暴露出将略不足的弱点，连吃败仗，被刘秀调回。

总的说来，邓禹善于谋略，心胸宽广，刘秀对他常委以重任。刘秀称帝后，即任命邓禹为大司徒，封酂侯，食邑一万户。平定天下后，邓禹进位太傅，改封高密侯，食邑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他“笃行淳备，事母至孝”，“资用国邑，不修产利”，深得光武帝和明帝的敬重。史书如是评价：“光武之在河北，未知身首安寄也。邓生杖策，深陈天人之会，举才任使，开拓帝王之略。当此之时，臣主欢然，以千载俄顷也。洎关中一败，终身不得列于三公，俯首顿足，与夫列侯齐伍。”关中战败，大概是邓禹征战中不多的失败经历。但他也曾说过：“吾将百万之众，未尝妄杀一人，其后世必有兴者。”他的后世子孙果然也不同凡响。他共有子十三人，最出名的当属邓震、邓袭、邓鸿、邓训等人，邓家子孙甚至还出了一位汉朝皇后，这是后话了。

谦逊将军冯异

在二十八将中，还有一位居功至伟却极为谦逊的大将军冯异。光武帝刘秀起兵不久，曾率兵进攻颍川，久攻父城而不下。恰好此时，冯异被刘秀的手下抓住，在其从兄冯孝及同乡的劝说下，冯异表示愿意跟随刘秀。

《后汉书·冯岑贾列传》中记载：“自伯升之败，光武不敢显其悲戚，每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异独叩头宽譬哀情。”也正是冯异，对当时的局势看得非常透彻，并提醒刘秀与左丞相曹竟之子曹诩主动交好，请曹氏父子帮忙说服更始帝，最终更始帝同意派刘秀去安抚河北。冯异也陪同前往，并力劝刘秀“施行恩德”，建汤武之业，“徇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刘秀照此行事，果然大得民心。

还有一次，邓禹西略关中，与赤眉军交手，屡战屡败之际，刘秀便命稳重善战的冯异接替了邓禹。冯异率军先是在华阴地区和赤眉军连战两个月，降服敌兵五千余名。之后两军约定再战，冯异用计大败赤眉军。这一战击垮了赤眉军的士气，八万多人弃械投降东汉。冯异一鼓作气，将延岑及关中地区其他武装力量一一击败，平定了关中。

一连几年，冯异都在外征战，手握关中军事大权。一贯谨慎的他唯恐被光武帝猜疑，主动上书要求回京城，光武帝不予批准。不久有人上奏诬告说：“冯异专制关中，欲自立为咸阳王。”光武帝非但不信，还特意将奏章送给冯异看，因此冯异对光武帝感激涕零，上书以谢圣意。后来冯异奉旨回朝，光武帝不仅给他丰厚的封赏，还与他亲密无间，一起商量消灭巴蜀公孙述的策略。冯异戎马一生，对光武帝从无二心，后来在同隗嚣余部的战役中，病死于军营。

有志尚义的铫期

铫期，颍川郏县（今属河南）人。其人身材高大，容貌威严。刘秀攻打颍川时，得知铫期有志尚义，召他任贼曹掾，主管盗贼之事。后来他随刘秀来到了蓟城（今北京）。

王郎称帝于邯郸后，便发布檄书给各州郡。过了不久，檄书传到蓟城，蓟城的豪强起兵响应王郎。刘秀想要离开蓟城到信都，这时百姓前来围观，满街喧哗，阻塞道路，车马不能前进。铫期纵马执戟，瞋目怒视，喝令民众说：“跸。”围观的百姓一一退却。铫期保护刘秀来到城门，城门已经关闭，铫期等人又率兵攻城，并使人打开城门。刘秀到了信都后，任命他为裨将，与傅宽、吕晏一起隶属邓禹部下。

在消灭王郎势力的过程中，铫期随军与王郎大将皃宏、刘奉大战于巨鹿城下。他奋起神威，冲锋陷阵，亲手杀死敌兵五十多人。将士们亦受其激励，个个奋勇当先，不久大破王郎军。平定王郎后，因他立下赫赫战功，刘秀便拜铫期为虎牙大将军。

刘秀即位后，封铫期为安成侯，食邑五千户。当时檀乡、五楼的农民军进入了魏郡的繁阳（今河南内黄北）、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同时，魏郡的豪强地主时降时反；更始帝的部将卓京等人又密谋在邺城反叛，魏郡人心惶惶。为了稳定魏郡的局势，光武帝任命铫期为魏郡太守，行大将军事，前往镇抚。铫期到任后，首先调发郡中士卒击破卓京，斩其将士数百人，卓京逃入山中。消灭卓京这一反叛势力之后，铫期又发兵打退进入繁阳、内黄的农民军。农民军败退后，他又着手解决魏郡的豪强地主问题，使得魏郡得以安定。

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视察魏郡，当时魏郡局势已基本稳定，光武帝很是高兴。不久光武帝任命铫期为太中大夫之职，并把他调回洛阳。后来又调其为管辖宫廷禁卫军的卫尉。建武十年（34年），铫期去世。光武帝亲临治丧，赠以卫尉、安成侯印绶，谥忠侯。

光武中兴

东汉初期，社会还未安定，历经多年战乱，人口锐减，生产凋敝，经济衰败，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在这种情势下，光武帝着手推行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以改变现状。

以柔治国

建武十七年（41年），光武帝刘秀返回故里，宴请家乡父老。家族中女性长辈们也举杯畅饮，其乐融融。她们对刘秀说：“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意指刘秀从小就生性温和，毫无悍厉之气，如今才能光宗耀祖。刘秀听后大笑，回答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刘秀并非说笑而已，“以柔治国”成为他在位三十三年治理天下的主导思想，也成为他治理国家的一大特色。刘秀建立东汉，接手的是残破不堪、民不聊生的社会局面，为了重建刘汉盛世，完全抹去新莽政权所造成的损害，光武帝刘秀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就在平定天下期间，每平定一地，他都诏令部属，“注重安抚，不事屠戮”，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拜谒画像砖

此画像砖右方席上端坐一位戴进贤冠、身着宽袖长服的长者，他微抬右手，态度庄重地接受拜谒。左边四人，持牍跪拜。画像砖以简洁的手法，通过人物的身姿动态将人物的精神状态很好地表现了出来。

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刘秀第一次下诏宣布：“被卖的妻妾、子女愿意回到父母身边的，可听其自便；若敢拘留者，按法律论罪。”建武十一年（35年）二月，光武帝下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建武十三年（37年）十二月，光武帝再次下诏称：“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人；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从事。”明令禁止豪门富强抢逼弱民为自己当奴婢。

光武帝曾先后九次下令释放奴婢、禁止买卖并随意杀害奴婢。这些诏令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许多贫苦百姓不再流离失所，并回到自己的家乡，从事生产劳作。这既缓解了社会矛盾，也对解放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此外在建武七年（31年），光武帝下诏大赦天下，将京城及各郡、国在押囚犯，除死刑犯外，一律释放，所犯罪行，概不追究。罪犯重获自由之身，且恢复平民身份。至于那些理应受到两年徒刑处罚的在逃犯，由各地方官府统一发布公告，公布其姓名，一概免去罪名，不必再受惩戒。让他们看到公告后，能够安心回家，从事生产。

建武初年，根据全国户籍记录，各地遗存人口不足原数十分之二，满目荒野，民不聊生。 而到了建武五年（29年），户籍人口记录已大大提升，乡村土地的荒芜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及至建武后期，全国户籍记录在册的人口已升至二千一百多万。

另一项能够体现光武帝“以柔治国”的重大措施就是降低赋税，减少国家开支，以此来减缓百姓的负担。建武六年（30年），光武帝下诏说：“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

光武帝还摒弃了西汉王朝以来累赘复杂的官吏设置制度。他在登基初期就开始大量合并官府，减少吏员。建武六年（30年）六月，光武帝下诏说：“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仅仅这一举措，就合并了四百余县，原有的官员配置只剩下十分之一。在平定天下后，军事行动锐减，光武帝由此又简化省去了一些官职，“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以简寡，至乃十存一焉”。这些措施有效地节省了国家开支，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在建武初期，“田宅逾制”和隐瞒土地、户口的现象极为严重，“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针对这一点，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诏“度田”，即“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但在核查过程中，地方官员不敢触及王公贵族和豪强世家，“多为诈巧，不务实核”，“优饶豪右，侵刻羸弱”，以致“百姓嗟怨，遮道号呼”。这种不公平的核查激起了农民的不满，全国各地均出现了骚动，当地的豪强也趁机作乱，地方上一时之间形势严峻。刘秀刚柔并济，对农民的反抗采取安抚和镇压两手方案，并处死了十几名在核查中作假的地方官员。光武帝时期实行的田地丈量，使得征税更加合理化，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对国计民生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有一次皇太子表示想听父皇讲些战场厮杀的故事。光武帝却说：“古时候，卫灵公曾向孔子请教关于战争之事，孔子没有作答。如今战争之事业非你所要了解的！”光武帝执政共三十三年时间，在平定天下之后，他甚少谈及军事，在安定边陲方面，他更注重安全维护，而不赞成武力扩张。建武二十七年（51年），大将军臧宫和马武准备出击匈奴，光武帝没有批准，他指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这充分体现了光武帝不提倡武力，而善于“以柔治国”。

官职改革

光武帝在建立东汉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吏治，以加强中央集权。首先削弱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职权，将其分别改为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以此来突出尚书台的决策地位，完全降低了以往三公“无所不统”的重要作用。

在东汉初期，光武帝沿用西汉官员配置，各州分设州牧，“总领一州军政大权，品秩为二千石”。直到建武十八年（42年），光武帝下诏废除州牧制度，置刺史。刺史是监察官，不仅品秩减少了大半，仅有六百石，职权也比州牧缩水了不少。这样一来，可以有效地防止各地州牧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形成割据。原本每郡太守、都尉各一人，太守掌民政，品秩两千石，都尉管军事，品秩比两千石。光武帝在建武六年（30年）八月，下诏“罢郡国都尉”，取消郡县的专职武官，“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将太守、都尉的职权合并于一人。同时“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将地方上的更戍役制度废除，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管理。同时光武帝还下诏强化监察制度，提高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官职的权限和地位。并将春秋时期便已出现的监军之制明文规定，设“北军中候”掌监五营。若有军队出征，皇帝就会派自己的亲信大臣随军监督。

市井画像砖

此画像砖的左边有一门，门旁有“东市门”三字。右端是市楼，楼下有二人端坐，可能是管理市井的官吏。市门与市楼之间是交易场所，有列肆坐售的，也有摆摊贩卖的，形象地反映了市场交易的繁忙景象。

防范宗室外戚

光武帝对刘氏宗族一贯重视，凡是宗族中随他起兵的人，光武帝都给予王、侯之封，在政治、经济方面也予以优厚待遇。但有一点是光武帝始终坚持奉行的，那就是“宗室不得理司”，以防宗室结党营私，干扰甚至祸乱朝纲。光武帝明确表示宗室子弟不得参与政事，都要安居于各自的封地。正因为此，光武帝执政期间，“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建武二十四年（48年），光武帝又“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指出严格依循汉武帝对淮南王、衡山王之乱所制定的“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但凡有“阿曲附益王侯者，将有重法”。光武帝此诏，就是为了告诉宗族子弟，你们不但要老老实实地在封地待着，而且绝不可以“豢养宾客”，结交天下豪杰。建武二十八年（52年），光武帝得知诸王多有违背，即“诏郡县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从此而后，宗族子弟再不敢违抗相关诏令。

从汉高祖刘邦之始，就有白马之盟，“非刘氏不王”，以防止外戚干政乱权。但在西汉时期，仍不时发生外戚专权的现象，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次。第一次在西汉初年，吕后封自家人吕产、吕禄为王，祸乱朝纲，幸而未能得逞。再一次就是覆灭了西汉的王莽，自建新朝称帝。光武帝亲身经历了王莽之乱，自然不会允许同样的不幸发生在自己辛苦建立的东汉王朝。因此他严格控制外戚的权力，在经济上给予优厚的封赏，但决不允许外戚掌控朝权。阴皇后的兄长阴识，跟随光武帝征战多年，先后被任命为骑都尉、阴乡侯。当光武帝以军功论赏时，阴识却叩首辞让，说：“天下初定，将帅有功者众。臣托属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因而深得光武帝敬重，“常指识以敕戒贵戚，激励左右焉”。阴皇后的弟弟阴兴也屡建战功，光武帝赐爵关内侯，阴兴坚决推辞。平定天下后，阴氏兄弟与著名文人冯衍往来密切，而这恰恰犯了光武帝不喜外戚结交宾客的忌讳。光武帝下令将外戚所结交的宾客依法处置，重者处死，轻者贬官。阴氏兄弟虽然是光武帝面前的红人，但也难免受到责备。冯衍也因此被罢免官职，潦倒而死。在为太子选择太傅时，光武帝明确表示不任用外戚阴识，最终选用了大臣张佚。

赏强项令

董宣，字少平，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时曾任北海相、江夏太守、洛阳令等职，以不畏权贵、执法严明而著称。任洛阳令时，湖阳公主的奴仆仗势杀了人，董宣依法处决了杀人犯。公主诉于光武帝，光武帝令其向公主叩头谢罪。而董宣拒不低头。刘秀令人强按之，也不能使其俯首。刘秀最后奖励了他，还给了他“强项令”的称号。

光武帝在政治、军事权力方面对宗室、外戚诸多控制，但在其他方面却听之任之，只要不干涉朝政，光武帝对他们并不严格管束。久而久之，皇亲国戚们也摸清了光武帝的脾气，绝口不谈政治，一味骄奢淫逸，在洛阳城中恣意妄为、专横跋扈，还纵容奴仆横行于市，百姓们备受欺辱，敢怒而不敢言。光武帝听闻后，特召已经六十九岁的董宣为洛阳令，董宣以不畏权贵、执法严明而著称。他到任后不久，湖阳公主（光武帝的姐姐）的家奴在街市上杀了人，董宣立即将他缉拿归案，并就地正法。湖阳公主恼羞成怒，立即哭哭啼啼地跑到皇宫找光武帝哭诉了一番。光武帝心疼自己的姐姐，就安抚说一定要严惩董宣，好让姐姐出这口闷气。

董宣清楚皇帝为何要召见自己，当光武帝怒气冲冲地责问：“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当众羞辱公主！”董宣神色坦然地回答说：“因为陛下一向圣明，施行仁政，才复兴了汉室江山，使国家富强。现在湖阳公主包庇滥杀无辜的家奴，陛下却任意纵容，还要责问臣。陛下以何治理天下？臣只知依法办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说罢，董宣便一头撞向殿柱，顿时头破血流。光武帝急忙命宦官拉住董宣，并给他包扎伤口。光武帝说只要董宣向湖阳公主磕头赔罪，事情就可以就此罢休，董宣却执意不肯。光武帝命人按住董宣给湖阳公主磕头，董宣硬撑着用双手支住地面，抬着脖子大呼道：“臣无过，为何要赔罪！”光武帝深受感动，便不再勉强他。湖阳公主气愤不已，光武帝好言安抚，将其送回公主府。同时赐封董宣为“强项令”，并赏钱三十万给他，以示对他刚正不阿的奖励。董宣将赏钱全部分给了下属。从那以后，洛阳城的皇亲国戚个个收敛了不少，京城百姓感激董宣，都把他称为“卧虎”，称赞说：“桴鼓不鸣董少平。”

封禅泰山

光武帝不喜浮华，克勤克俭，登基多年，身为一朝天子依然严格遵循“身衣大练，色无重采，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的朴素作风。自秦始皇以来，各朝皇帝“厚葬”之习愈演愈烈，光武帝却不循前人之风，多次下诏提倡薄葬。在他生前为自己修造陵墓之时，曾特意吩咐窦融说：“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陵池，才令流水而已。”

对于群臣屡次提议封禅泰山，光武帝认为那是劳民伤财的事，更是不予答应。谁知仅仅过了两年时间，光武帝竟然自己改了主意。那是建武三十二年（56年）正月初，光武帝夜里读《河图会昌符》，正好读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一向笃信“谶纬”之说的光武帝，不免心生疑虑，自己不正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吗？第二天上朝，他就诏令大臣们在《河》《洛》中找寻有关“九世封禅”的说法。大臣们再次上奏说天意如此，理应封禅泰山，以答谢上天对汉朝复兴的保佑。

光武帝率领众王公大臣，浩浩荡荡从洛阳出发了。二月到达泰山脚下的奉高，先在山下沐浴、斋戒，做封禅的准备。当地官员们早已做好了前期准备工作，安排石刻，修建封禅坛。

二十二日，光武帝率领诸王、大臣、孔子后裔在泰山南侧，举行了盛大的“燎祭”。光武帝说：“泰山虽已从食于柴祭，今亲升告功，宜有礼祭。”于是派使者“以一特牲祭祀于常祠泰山处，告祠泰山”。随即他又登上玉辇上山。抵达山顶时正好是午后，光武帝换上隆重的封禅礼服，立于封禅坛前，面北朝南，身后依次排列着文武百官。刘秀登上封坛，“尚书令奉玉牒检，皇帝以寸二分玺亲封之，讫，太常命人发坛上石，尚书令藏玉牒已，复石覆讫，尚书令以五寸印封石检。事毕，皇帝再拜，群臣称万岁”。之后光武帝命人将刻有近七百字禅文的封禅碑立于坛上，就此结束了当天的封禅仪式。二十五日，光武帝又率众前往泰山脚下祭地神，而后返回京城洛阳。

四月光武帝下诏大赦天下，并将建武三十二年（56年）改称建武中元元年，以纪念泰山封禅之行。建武中元二年（57年）二月，刘秀病逝于洛阳南宫前殿，享年六十二岁。他临终遗诏说：“朕无益百姓，（葬礼）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遣吏及因邮奏。”刘秀逝世后，被葬于原陵（今河南孟津白鹤镇铁谢村），庙号世祖，谥号“光武皇帝”，取其光复汉室、克定天下之意。

儒学与谶纬

光武帝刘秀出身于皇族世家，从小就接受了儒学教育。还在南征北战的时候，他就极为重视儒学，下令搜集、整理古代各类典籍，“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并且每到一处“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即拜访当地著名的儒学人物，或是请他们担任官职，或是赐予封号。光武帝时期，担任国家重要官职的人大多为儒生出身。“《易》学者刘昆，《尚书》学者欧阳歙，《春秋》学者丁恭，《诗》《论语》学者包咸，以及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桓荣等都曾担任官职。光武帝以儒家方略治理天下，自然十分敬重他们，对他们以礼相待。往往朝堂政事商议完毕后，还会和他们彻夜长谈儒家经典。或是秉烛诵读，夜深不寐。

建都洛阳之后，光武帝立即在洛阳城门外修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他还常常“车驾幸太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并封赏表现出色的儒生。建武五年（29年）二月，光武帝册封孔子之后孔安为殷绍嘉公。十月光武帝派大司空祭祀孔子。因为光武帝对儒学的推崇和提倡，在建武年间，许多郡、县“兴庠序之教”蔚然成风，就连民间也创办了多家私学，儒学盛行一时。

《白虎通德论》书影

谶纬之书的内容虽然包含一些有用的天文历法、古代传说，但大多荒诞不经。刘秀、王莽就是利用他们来改朝换代的。建武中元元年（56年），谶纬之书甚至凌驾于经书之上，成为士人求取功名的必读之书。章帝时召儒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一书，将谶纬学与今文经学糅合在了一起。

儒学在光武帝执政期间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却并非正宗儒学，而是间杂了颇有些荒诞的“谶纬”之学，而这完全是受到光武帝自身经历的影响。早在他起兵之时，就有宛人李通以图谶劝他起兵。后来又有儒生彊华自关中奉赤符请他称帝。这两次“谶纬”，直接引导了光武帝刘秀生命中的两次重大转折。在东汉初年，“谶纬”学说成为儒学中最流行的学问。王莽末年，许多地主豪族起兵，都利用谶纬作为割据称雄的思想工具。刘秀夺取政权也利用谶纬制造舆论，得天下后，遂极力宣扬谶纬，要求臣僚信奉。

太子让位

光武帝刘秀起兵之前，就曾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二十九岁时，他迎娶了阴丽华。婚后不久，刘秀就被刘玄派去修整洛阳。临行前，刘秀将阴丽华送回了她的娘家新野。将更始帝刘玄迎回洛阳后，刘秀又被转派到河北。在征讨王郎期间，为了取得拥兵十万的真定王刘扬的支持，刘植以“天子娶九女，诸侯纳三妇”为由，劝说刘秀答应真定王的要求，于24年春迎娶了真定王的外甥女郭圣通。郭家是真定国槁（今河北石家庄东南）地的大富豪。郭圣通很快怀有了身孕，为刘秀生下了长子，取名为刘彊。

建武元年（25年）十月，刘秀迁都洛阳。很快地就派侍中傅俊将阴丽华接到洛阳皇宫。在他心目中，阴氏是自己的结发妻子，也是当朝皇后的不二人选。可阴丽华却拒绝接受皇后的册封，反而劝说他：“困厄之情不可忘，何况郭贵人已经生子。”光武帝无奈，于建武二年（26年）册封郭圣通为皇后，封阴丽华为贵人，同时册立长子刘彊为皇太子。

郭圣通虽然当上了皇后，但光武帝最宠爱的依然是阴丽华，就连出外打仗都带她同行。建武四年（28年），阴丽华随光武帝出征彭宠，在元氏诞下一子，也就是后来光武帝的接班人汉明帝刘庄。

刘庄一出生即成为光武帝最喜爱的儿子，常常被光武帝带在身边呵护。而对于长子刘彊却显得有些冷淡。皇后郭圣通不蒙帝宠，眼见儿子也不讨皇上的欢心，因担心儿子的皇太子之位不稳，于是对阴丽华母子心生嫉妒和猜疑，因而在光武帝面前也总是呈怨怼之情。再加上她又不善于管理后宫，嫔妃之间矛盾多多，频频发生是非，闹得光武帝在后宫也不得安生。

其实光武帝早有废郭皇后改立阴丽华的想法，但一再被阴丽华劝说，才一直没有实行。可日子长了，光武帝不胜烦恼，终于在建武十七年（41年），宣布废掉郭皇后，册立阴丽华为皇后。

阴丽华坐上了皇后的宝座，这对于郭圣通而言，她所失去的仅仅是一个皇后的封号，待遇方面没有丝毫的减少。刘彊继续当他的太子，而郭圣通的次儿子刘辅升为中山王。光武帝还特意多赐给他一郡，而这一郡的收入就用于郭圣通的生活开销。郭圣通从此以“中山王太后”的名义和儿子一起生活。

亲生母亲被废，这令皇太子刘彊压力重重，于是他主动要求辞去太子之位，并多次委托弟弟们或朝中大臣将自己的心意转达给父皇。最初光武帝并没有答应，但在刘彊的一再坚持下，建武十九年（43年），光武帝终于下诏，将东海王刘庄册立为皇太子，而刘彊则和刘庄交换，就任新一任东海王。显然光武帝对长子刘彊颇有歉意，毕竟他没有犯任何过错就被废黜，因此光武帝将原本东海王的封地扩张到两倍之多，共计二十九个县，还指定将建有壮丽王宫灵光殿的鲁郡作为国都，在其他待遇方面也给予其最高封赏。光武帝还特意安排刘彊的堂舅新郪侯郭竟去担任东海国相，以便更好地照顾刘彊。二十八岁那一年，刘彊离开了皇宫，前往自己的封国东海。临行前光武帝专门下诏，将刘彊的车马仪仗及宫殿陈设，都升至和皇帝一样的规格，作为对刘彊失去登上帝位机会的补偿。光武帝和废太子刘彊之间的浓浓父子情感动了满朝文武和天下百姓，号称“以柔治国”的光武帝在家庭关系上也同样凸现了这一特点。

明章之治

明帝在位期间，国家繁荣富强，“吏得其人，民乐其业，远近畏服，户口增强，天下安定，百姓殷富”。随后即位的汉章帝，为人宽厚仁和，也始终遵循光武帝的制度，励精图治，光大祖业。因而史书中将汉明帝及汉章帝时期的政治称之为“明章之治”。

明帝刚柔并济

明帝继位后，在经济上仍然以柔为主，他曾多次下诏，减轻赋税、徭役，并将属于国家的土地、山林川泽租借给没有田地的平民百姓从事生产。这样一来，许多流离失所的百姓逐渐安定了下来。

明帝重视和提倡儒学教化，兴建各类学校，奖励成绩优秀的儒生。还诏命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入学校学习。甚至还专门建立南学宫，为四大家族子弟办堂开课。这四大家族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四姓外戚，即樊氏家族（光武帝的母舅家）、郭氏家族、阴氏家族、马氏家族（马明德皇后娘家）。“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立学于南宫”，号称“四姓小侯”，设置“五经师”以传道授业。“太学声誉日高，匈奴亦遣人来洛阳学习”。

明帝重视依法治国，“为政苛察，总揽权柄，权不借下”。他在位期间，吏治严明，国泰民安，很少有贪官污吏和作乱犯上的人。明帝继续限制三公权力，事归台阁，因而尚书职责重大，是朝中举足轻重的大臣。但一向执法严明的明帝，对尚书的管理和求非常严格，一旦发现他们有失误，绝不放纵，有时还会毫不容情地予以鞭责，“九卿皆鞭杖”。永平三年（60年），明帝封赏给投降的胡人一千匹缣，这事交给尚书郎暨礼办理，谁知他竟然看成赏三千匹，就照此办理了。司农将办理结果奉上请明帝过目，明帝发现了这个失误，大为光火，当即下令重重鞭责暨礼，若不是众大臣求情，暨礼几乎被鞭打致死。

严治宗室、外戚

明帝之朝，以“严切”闻名，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宗室、外戚的严格管理和打击上。

从光武帝开始，就十分注意对同姓宗族子弟的管理。光武帝的儿子全都封王，各有封国，但光武帝明令禁止他们扩充权力、交结宾客。明帝即位以后，效仿光武帝的做法，妥善处理自己与兄弟之间的关系，经济上一向待遇宽厚，但严格控制诸王的权力。刘荆是明帝的同母弟弟，生性张狂，暗藏野心。在明帝登基后不久，刘荆假冒郭况的名义给废太子东海王刘彊写信，说他没有任何过失却被废黜，并劝说刘彊在封地东海起兵造反，像汉高祖那样夺取天下，夺回原本属于他的皇位。最后刘荆还在信中讲了一番秦始皇长子扶苏的不幸遭遇，以此来恐吓刘彊。

并无非分之想的刘彊果然被这封书信吓坏了，令他惊慌失措的并不是扶苏的遭遇，而是“造反”这样骇人的字眼。刘彊没有半分迟疑，就连忙将这封书信及送信人全都交给了明帝刘庄。明帝在细细查问之后，才发现这件事情竟然是自己的胞弟所为，出于兄弟之情，明帝并没有采取行动，而是让这件事情悄无声息地过去了。但在暗地里，明帝从此开始对刘荆严加防范。

没过多久，刘荆再次生事，他“使巫祭祀祝诅”，诅咒的正是对他一忍再忍的皇兄刘庄。很快刘荆的举动就被地方官上报给了明帝，刘荆自知这次罪孽难逃，不待明帝下诏处置，就自杀了。明帝听说弟弟刘荆以自杀谢罪，心里很难过，也就没有继续追究刘荆的家人、部属，还诏令追谥刘荆为思王。

之后明帝对自己的兄弟诸王、宗室皇亲也不再心慈手软，而是严惩不贷。最终在光武帝十一个儿子里，除了长子刘彊被废后抑郁而终，临淮公刘衡去世得早之外，其余诸王中有多位先后因犯“谋反”罪或别的罪名而被处置。东平王刘苍虽然没有任何过错，也主动在永平五年（62年）离开京都回到自己的封国，老老实实地过日子。

对待宫廷外戚，明帝更是大加防范。他严格遵行光武帝“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的制度。对当时四大外戚家族的权势都予以严格控制。永平三年（60年），明帝为了表彰为东汉建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们，特意画二十八将于云台，却偏偏没有把自己的岳父大人马援画进去。这并非马援不够资格，而是明帝将其视作皇后外戚，恐怕他权势过大，而故意不予列入。此外曾跟随光武帝立下赫赫战功的李通、邓晨也未能荣登二十八将之列，究其原因，也正是他们都迎娶了光武帝的姐妹，而被明帝束之高阁。

馆陶公主带着儿子来找明帝，想为儿子谋个官职，明帝也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不过为了安慰馆陶公主，明帝赏赐给她千万钱，然后把她打发走了。他对群臣说：“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则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难之。”群臣感怀，皆赞明帝。

明帝在位时，虽奉行儒学，但在君臣关系上，却并未遵行儒家的伦理规范。明帝采用较为严酷的方式对待臣子，就连那些股肱大臣也难免受到苛责和处罚，他还下令处死了大量朝中重臣，对待违法的外戚更是甚为“严切”。明帝所采取的“严切”措施，使得他成为东汉历史上对外戚和功臣打击得最重的皇帝。

马援之女明德皇后

光武帝刘秀娶了一位贤惠的妻子，也就是明帝刘庄的亲生母亲阴丽华。而在对待后宫问题上，明帝刘庄显然要比光武帝处理得更为令人称道。他只有一位明德皇后，且贤德聪慧，不仅为天下臣民敬重，也深得明帝和阴太后的喜爱。

这位明德皇后姓马，闺名已失传，说起她的父亲，正是声名显赫的大汉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马援为东汉王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光武帝时代的重臣。但因为其生性率直，不喜奉承，也得罪了不少王公大臣，其中就有年轻的权贵梁松。梁松是光武帝的女儿舞阴长公主的丈夫，受封为陵乡侯。

正史史料

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长秋宫，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马贵人德冠后宫，即其人也。”遂立为皇后。

——《后汉书·皇后纪上》

有一次马援给自己的侄儿马严、马敦写了一封信，信里面提到了朝中不少大臣，有褒有贬。尤其批评了越骑司马杜季良，并且提到驸马梁松、窦固也和此人来往密切，言语之间颇有不屑。谁知这封信竟然落到了别人手中，并以此为凭据，上奏给了光武帝。光武帝阅罢，怒不可遏，不仅罢免了杜季良的官职，还把两个女婿梁松、窦固狠狠地痛骂了一顿。梁松、窦固吓坏了，赶紧磕头赔罪，好不容易才让光武帝消了气，没有受到惩治。当梁松得知是马援的书信给自己招惹的是非后，愤恨不已，下定决心要报复马援。但马援毕竟居功至伟，梁松一时之间也找不到机会。

建武二十四年（48年），马援奉命远征武陵、五溪蛮夷。第二年三月，马援身染重病，却被部将耿舒诬告进军不利，光武帝就派时任虎贲中郎将的梁松赶往军中责问马援，还命他代为监管马援部属。梁松长途跋涉，当他抵达军营时，马援已因病去世。但梁松还是诬陷了马援。光武帝一怒之下，追收了马援新息侯印绶。许多小人也借机进行诬陷，纷纷向光武帝告状，说马援在外征战，曾搜刮了一车珍宝藏于家中。光武帝更加震怒，以至于马援的尸首运回京城后，光武帝竟不允许将其埋葬在原来准备好的墓地。家人只得将马援安葬在城西偏远之地。

安葬了马援之后，其妻儿及侄子马严腰结草绳，集体去皇宫求见光武帝。光武帝将梁松的奏章拿给他们看，马援家人才明白事情的原委。关于那一车珍宝，只不过是交趾特产的一种叫薏苡的植物果实，马援常常食用，以治疗筋骨风湿，避除邪风瘴气。马援夫人为申述冤情，先后六次上书，终于打动了光武帝。最终光武帝下诏将马援葬回原来的墓地。

明德皇后是马援三个女儿中最小的，她在幼年时曾经患过一场大病，病情严重，缠绵难愈。马援夫人非常担忧，便请来巫者占卜。巫者卜毕，说这个小女孩绝非一般人，将来必然大富大贵。马援夫人又请来相士给家里的三个女儿看相，所有相士都对年幼的小女儿惊叹不已。于是马夫人从此开始对自己的三女儿另眼相看。

52年，这位年仅十三岁的马家小女儿被选入太子刘庄的宫中。建武中元二年（57年）二月，刘庄即位。他本打算册立这位马家的女儿为皇后，却遭到诸多大臣的反对，于是只好先将她册封为“贵人”。同时为明帝生下长子刘炟的贾氏也被册封为“贵人”。贾氏的母亲是马援的长女，论起辈分来，她还是马贵人的外甥女。因为马贵人一直没有怀孕生子，明帝就将贾氏所生的儿子刘炟交给她抚养。

马贵人没有让明帝失望，她将刘炟视若己出，对其照顾得无微不至，虽然后宫中奴婢众多，但她总是亲自打理刘炟的生活起居。也正因为她无私的爱，刘炟也对她这位养母充满了感恩之情，母子之间关系融洽，彼此非常关心。

永平三年（60年）初，大臣们上奏恳请明帝刘庄册立皇后。这时明帝为光武帝所守三年孝期已满，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立后。可是在明帝心目中，只有一位堪当皇后的人选，那就是马贵人，但这再次遭到了群臣的反对。阴丽华太后知道儿子的心思，也知道他顾忌大臣们的反对，于是她公开表态说：“马贵人德冠后宫，即其人也。”既然德高望重的皇太后发了话，大臣们也不敢再阻拦。阴家、贾家及其他嫔妃家的外戚们也就都无话可说了。永平三年（60年）春，明帝正式下诏，册立马贵人为皇后，同时她的养子刘炟被册立为皇太子。

虽然当上了后宫之首，但马皇后毫不骄横跋扈，一如往昔一样平易近人，生活俭朴。除了重大隆重的场合身穿绫罗绸缎外，平日里她常常穿的是粗布衣裙。按照汉室皇宫的规矩，每逢初一、十五，宫中所有嫔妃都必须向皇后请安。有一次嫔妃们又来朝见明德皇后，远远地看到她的裙摆舒展，都以为她穿着昂贵的织锦缎，谁知等她们离近了细看，才发现那裙子不过是棉布缯料。诸位嫔妃都暗自发笑，马皇后注意到后，一点也不介意，反而温和地解释道：“日常起居，穿这样容易染色的衣料就很好。”嫔妃们闻言，无不露出敬慕之色。在马皇后的带动下，后宫效行节俭，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宫廷开支。而王公贵戚们听闻后，也自检其身，不以奢侈浪费为时尚，朝廷风气大为改观。

明帝去世后，皇太子刘炟登基，是为汉章帝。不久汉章帝欲给马皇后的三位哥哥封侯爵，却遭到皇后的拒绝，并特意提醒自己的养子应以前朝为鉴，谨遵光武帝和明帝不许外戚担任要职的原则。

建初四年（79年），马皇后病逝，终年四十一岁，谥号“明德皇后”。汉章帝将她合葬于明帝显节陵。明德皇后一生简朴正直，宽厚仁和，正如同《续列女传》中所称赞的“在家则可为众女师范，在国则可为母后表仪”。

王景治理黄河

王景，字仲通，祖上为琅邪不其（今山东青岛即墨西南）人。从小“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沉深多技艺”，对治理水利工程非常有研究，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治水专家。

有一年黄河泛滥，冲毁了浚仪（今河南开封）附近的浚仪渠，那一带的百姓纷纷逃难，田地荒废，生产停顿。为了及时让百姓回到家园，恢复生产，朝廷下诏召来了王景，协助主事官员王吴一起修复浚仪渠。王景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在当地考察了水情和地形后，建议王吴采用“墕流法”来修整浚仪渠。所谓“墕流法”，为王景自创，就是在堤岸一侧设置侧向引流的溢流堰，作用就是专门分泄洪水。王吴采纳了他的建议，很快浚仪渠就修复完毕。从那之后，“水乃不复为害”，当地民众大为喜悦，纷纷赞扬王景的功德。这一次成功地修整浚仪渠，也让王景“由是知名”，其“能理水”的名声传闻天下。

毛织花带

此花带出土于新疆民丰尼雅遗址，由绛红、深褐、黄、白四色线有规律地排列成有节奏感的彩条织制而成，做工精细。

明帝初年，黄河汴渠的水害比较严重。根据《汉书》中记载，自从新莽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洪水从魏郡决口之后，汴渠就遭到了严重的损毁。但当政的王莽却毫不顾念百姓的死活，并未派人维修，情况因此越来越恶化。明帝继位时，灾情已经向东蔓延，越过被损毁的汴渠，吞噬了原来的引水水门，“兖、豫之人，多被水患”。

永平十二年（69年），明帝下诏，正式启动治理黄河、修整汴渠的计划。明帝听说王景是水利方面的专家，颇有实际经验，就特意将王景召上朝堂，询问他关于治理黄河的策略。王景回禀说：“河为汴害之源，汴为河害之表。河、汴分流，则运道无患；河、汴兼治，则得益无穷。”这番与众不同的见解深得明帝赞赏，遂亲赐《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给他，并任命王景仍和王吴一起，负责治理黄河、汴渠。

这一年的夏天，王景和王吴来到汴渠地区，带领数十万官兵、百姓，开始了明帝时期最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据史书记载，这次治水工程主要是“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王景根据当地多年的水灾情况和复杂地形，采取了各种相应的技术措施，开凿山地，以通旧河道，助水流畅通。同时注意将横向连贯的水沟堵上，全面对黄河、汴渠进行了治理、修整。尤其是在对汴口的治理中，王景别出心裁地想出了“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的方法，交替从河中引水入汴，达到了改善汴口水门的目的，成功地将河、汴之水引导分流。

永平十三年（70年）四月，历时一年的治理工程终于全部结束。因为工程浩大，动用的人力物力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但王景的治理成效也大大超越了过去，为害几十年的黄河洪水隐患被彻底消除，汴渠修整一新，并重新恢复了通航的功能。定陶以北，往年被淹没的大面积的耕地重新被开垦种植，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恢复。其后九百多年间，黄河顺畅，史书上极少出现黄河泛滥改道的记载，故而有称“王景治河，千载无患”。

黄河的水患解决后，明帝时期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据史书记载，东汉光武帝末年，全国在籍人口记录为二千一百多万，二十年后，也就是明帝末年，全国在籍人口激增至三千四百多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增长，而这的确得益于明帝治黄的决心和王景治黄的功劳。

豪强地主庄园

西汉后期以来，豪强地主已经用庄园的形式剥削、压迫农民。这些大地主或称世族、豪族、名门、大家、门阀等。其中有贵族地主、官僚地主和商人地主，有些地主还兼有其他身份。东汉建立后，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盛行，土地兼并的迅速发展，豪强地主建立了一个个封建地主庄园。他们占有大片土地和山林川泽，种植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还经营手工业、渔牧业等行业。如刘秀的儿子济南王刘康就有田八百顷，奴婢一千四百人。有些豪强地主“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山东滕州出土的东汉画像石，还表现了当时地主庄园中冶铁的情景。《四民月令》就记述了地主庄园中进行各类粮食及农副产品交易的情况。地主庄园的多种经营，保证了庄园内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能自给自足，不需要依赖外界供应。

在庄园里，剥削者和劳动者常常是聚族而居，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豪强地主利用宗族血缘关系作为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手段。庄园的主要劳动者有徒附、奴隶和农民等，他们对豪强地主有着极强的依附性。农民除了向庄园主交纳地租外，还要为庄园主服各种劳役。地主庄园还拥有私人武装，称“家兵”、“部曲”，由依附的农民组成。他们在农闲时操练军事，平时为豪强地主看家守院。根据《四民月令》记载，大地主在自己的庄园里纠集一部分农民，于二三月青黄不接或八九月寒冷将至时，在庄园里“警设守备”，“缮甲兵，习战射”，战时则跟随豪强地主出征打仗。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豪强地主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进行军阀混战及割据地方﹐大量地扩充家兵，并使之成为公开、常设、有组织的私人军队。地主庄园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生产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东汉地主庄园的大量存在，给东汉王朝的政治局势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地主庄园的私人武装，虽然在平时起到了维护封建秩序、镇压人民反抗、保卫地主庄园的作用，但由于它是封建地主庄园经济的产物，在东汉朝廷控制力衰弱的情况下，它往往也会发展成地方武装割据的工具。

外戚、宦官专权

东汉自光武帝、明帝、章帝之后，开始出现外戚专权的局面。由于外戚专权，使得皇帝成年后，往往不甘于外戚专权的局面。无奈之际，他们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如此一来，宦官因此而得势。等到新的皇帝即位之后，新一轮的外戚与宦官专权的局面又开始了。由此，东汉政权就在外戚与宦官的交替专权之下渐渐走向了衰亡。

窦氏临朝

窦氏家族在东汉历史演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西汉末年，王莽当政时，窦融曾任将军司马，封建武男。新朝灭亡后，窦融投降更始军，在大司马赵萌部下为校尉，后被推荐出任巨鹿太守。窦融见更始政权不稳，请求赵萌为他说情得以被任命为张掖属国都尉，后被推举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更始政权灭亡后，窦融又归顺光武帝，辅助光武帝统一天下，因立下赫赫战功而奠定了窦氏家族在东汉的政治地位。汉章帝时，窦融的曾孙女被册封为皇后，窦氏家族也因此由功臣之家转变为皇亲国戚。

正史史料

孝和皇帝讳肇，肃宗第四子也。母梁贵人，为窦皇后所谮，忧卒，窦后养帝以为己子。建初七年，立为皇太子。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年十岁。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

——《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

窦太后听政

章和二年（88年）二月，三十三岁的汉章帝刘炟突然病逝，年仅十岁的皇太子刘肇继承了皇位，是为汉和帝，改年号为“永元”。

汉和帝刘肇是汉章帝刘炟的第四个儿子。在他之前有三位兄长，他下面还有四个弟弟，而刘肇之所以能够超越诸多兄弟，登上皇帝的宝座，这完全要归功于被他尊为皇太后的窦氏。

75年，汉章帝刘炟登基。两年后章帝下旨广纳天下美女，一时间后宫美女充盈，花团锦簇。章帝一共册封了六位贵人，恰好是三对姐妹花。其中宋氏姐妹是明德皇后的亲属，早在章帝做皇太子时已经入宫陪侍。另外两对则是同时新选入宫，分别是窦氏姐妹和梁氏姐妹。

窦氏姐妹入宫后，颇受章帝宠爱。建初三年（78年），章帝按照惯例要册封皇后，从六位贵人中选中了窦氏姐妹中的大窦氏，窦氏一家从此更加春风得意。高兴之余，大窦氏也不免心生忧虑，因为她和妹妹一直未能诞下皇子、皇女。而章帝宠爱的大宋贵人已生有三皇子刘庆。建初四年（79年），章帝下诏，册立刘庆为皇太子。窦皇后自然明白母凭子贵的道理，因此不免为自己的皇后之位担忧起来，她常和妹妹窦贵人私下里商议对策。恰在同一年，小梁贵人为章帝生下了四皇子刘肇。

刘肇刚一呱呱坠地，窦皇后就跑到小梁贵人寝宫，宣布说这个孩子由自己抚养。小梁贵人虽然不情愿，但见章帝并不反对，也只好忍气吞声地答应了。窦皇后一心想让章帝改立四皇子刘肇为太子，同时，窦皇后也担心将来刘肇一旦称帝，他的亲生母亲小梁贵人及其一家就会飞黄腾达，自己完全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思前虑后，窦皇后决定找机会除掉宋氏姐妹和梁氏姐妹。

有一次大宋贵人给家中写了一封书信，其中有一句：“病思生菟，令家求之。”窦皇后得知后，就向章帝诬告说大小宋贵人“生菟巫蛊”，章帝信以为真，当即命人将大小宋贵人抓起来并严加拷问，宋氏姐妹二人含冤自尽。此前章帝已经废黜了皇太子刘庆，将其贬为了清河王，同时将窦皇后的养子刘肇立为新的皇太子，当时刘肇年仅三岁。

为除掉梁家，建初八年（83年），窦皇后暗中指使人投“飞书”诬陷梁贵人的父亲梁竦谋反。章帝大怒，命令严刑查办。梁竦不堪刑罚，只得屈打成招，冤死在大牢中。梁家人则都被流放到九真郡（今越南中部）。梁氏姐妹也难逃噩运，“以忧卒”。而那时小梁贵人刚年满二十二岁。

章和二年（88年），汉章帝去世，十岁的刘肇被推上皇位，窦皇后晋升为皇太后，并临朝听政。窦太后一执掌朝政，就大肆封赏朝廷命官，受封之人首选就是窦家的亲戚。她首先提拔自己的哥哥窦宪为侍中，提拔弟弟窦笃担任虎贲中郎将，另提拔弟弟窦景、窦瑰担任中常将。此外窦太后还大力提拔归附窦家的官员，使得朝堂之上，多半是窦家的心腹之人，从而牢牢地把持了朝政大权。

窦太后借和帝之口，首先宣布“罢盐铁之禁，纵（任）民煮铸”，也就是解除了郡国盐铁官营制度，纵容豪强兼并，以此来迎合富强豪绅对经济利益的要求，大大满足了他们贪婪的胃口，以此来换取豪强对窦氏政权的支持。这么做最直接的严重后果是既浪费了国家的资源，也令国家税收大幅度减少，加剧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窦太后临朝不久，北匈奴遭受天灾，境内大乱，南匈奴单于趁机请求东汉朝廷出兵帮助消灭北匈奴。当时朝中大臣多有反对之声，但窦太后仍坚持发兵征讨北匈奴，而她选择的大将军正是其兄窦宪。

飞扬跋扈的窦宪

窦宪是窦太后的兄长，性情暴烈急躁。窦太后临朝听政后，任命窦宪为侍中，“内主机密，外宣诏命”。窦宪的几个弟弟也获得重用，大权尽落在窦宪兄弟的手中。

太尉邓彪仁厚谦和，与世无争，窦宪看重他这一点，力荐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窦宪执掌朝政，每当“其所施为，辄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桓郁为屯骑校尉，曾经给几代皇帝当过老师，生性“恬退自守”，窦宪觉得他很适合教育年幼的皇帝，于是推荐他进宫当老师，给皇帝教授经书。经过一番安排，朝堂之上、后宫之内，大多都是窦氏的心腹，每遇事情，窦宪无往而不利。

车马俑群

此俑群为整套出行仪仗中的一部分。整套出行仪仗包括四十五件铜俑，三十九件铜马，十四辆铜车等项。其中不少器物上有铭文，说明俑所代表的人物身份。

随着权势的增长，生性暴躁、睚眦必报的窦宪开始清算旧账，大肆打击以前得罪过窦家的人。汉明帝时，窦宪的父亲窦勋犯法被明帝查办，韩纡曾经参与审理这个案子，窦宪对此一直怀恨在心。为出心头怨气，虽然韩纡早已故世，窦宪仍然不肯罢休，派人杀害了韩纡的儿子，并将其头颅拿到窦勋墓前祭奠。

对于刘氏皇族，窦宪也不放在眼里，毫无顾忌地打击皇族势力，以消除对自己地位可能会造成的威胁。88年，即章帝去世之后，各地王公贵族都进京城吊丧。其中有位都乡侯刘畅，乃光武帝刘秀的兄长齐武王刘縯的曾孙，英俊潇洒，能说会道，常常进宫陪伴窦太后。窦宪担心刘畅一旦得宠，分了自己的“宫省之权”，将对自己大为不利，就安排刺客于屯卫之中杀害了刘畅，并将这个罪名安在了刘畅的兄弟利侯刘刚头上。当窦太后经过调查得知凶手竟是窦宪时，怒不可遏，当即命人将窦宪抓起关押在内宫之中。按照汉朝律法，杀害宗室成员是大罪，窦宪理应判处死刑。可窦太后再生气，也不舍得杀死自己的兄长。正好此时，南匈奴上表东汉朝廷，请求发兵讨伐北匈奴。因而她不顾朝臣们的反对，答应窦宪提出的率军出征北匈奴，以此来赎死罪的请求。不久窦宪平定了北匈奴，为朝廷立下大功。

窦宪平定北匈奴之事，使得他在朝中的势力更盛。窦家大大小小的亲戚都被封为京官或地方官。窦宪的叔父窦霸为城门校尉，窦褒为将作大匠，窦嘉为少府，此外还有十余人任侍中、将、大夫、郎吏等职。就连窦家的仆人也胡作非为，横行霸道，甚至公然抢夺民女和财物，主管官员一听说是窦府家奴所为，皆噤若寒蝉，视若不见，“有司莫敢举奏”。

借宦官铲除窦氏

窦宪大权在握，在朝堂之上唯我独尊，汉和帝虽然贵为一朝少年天子，但对他也是恭恭敬敬。永元四年（92年），和帝已年满十四岁，这一年十三个郡国地震，各地也发生了大旱或蝗灾。此时的窦太后在后宫百般节俭行善，对权势并没有什么要求。而利欲熏心的窦宪却按捺不住对皇权的向往，暗中图谋，欲行叛逆。渐渐长大的和帝也不满于窦氏专权，越发向往亲自执掌朝政，于是窦宪与和帝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窦宪开始谋划，怎样将自己这个名义上的外甥皇帝除掉，由自己取而代之。窦宪和女婿郭举及其父亲郭璜、穰侯邓叠、邓叠弟弟步兵校尉邓磊暗地里商议要杀害和帝。和帝也敏锐地感觉到了不祥的气息，于是他决定主动出击，出其不意地除掉自己那个狂妄的舅父窦宪。

可是在和帝身边，几乎找不到一位可以信任的大臣和随从，唯一能够借助的力量就是身边的那些宦官了。和帝经过细心观察，发现钩盾令郑众谨慎机敏且富有心计，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于是和帝找了一个机会，把自己的想法对郑众和盘托出，郑众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当时窦宪拥兵在外，一旦京城发生变动，他必然会带兵叛乱。因此郑众建议和帝，要先控制住窦宪在京城的党羽。恰好窦宪和邓叠班师回京城。

和帝指令大鸿胪持节到京城外迎接，并按等级赏赐军中将士。在此过程中他们一直都不露声色，以免引起窦宪的怀疑。郑众暗中笼络了不少宦官，以等待时机。而和帝身边也还有一位皇室支持者，即废太子清河王刘庆。

和帝亲自御临北宫，命令执金吾、五校尉领兵“屯卫南、北宫”，严守城门，不得放任何人出入，以防备窦宪出逃或派人出城求援。又派人前去捉拿郭璜、郭举父子和邓叠、邓磊兄弟，将他们关入大牢并连夜以重罪处死，悄无声息地解决了窦宪的党羽们。

之后和帝派谒者仆射当着窦宪的面宣读诏书，将其大将军印绶收回，改封为冠军侯。因为顾念到窦太后的养育之恩和窦宪西征的功劳，和帝并没有严惩窦氏兄弟，而是限令窦宪与窦笃、窦景、窦瑰人各自回到封地，闭门思过，不准滞留京城。等他们回到封地后不久，为绝后患，和帝又密令逼迫窦宪与窦笃、窦景自杀。窦氏四兄弟中，只剩下窦瑰逃过一死 。

和帝在宦官郑众等人的协助下，一举铲除了把持朝政的窦氏兄弟，从此开始执掌朝政。亲政之后，和帝下诏升郑众为大长秋。不仅让他经常陪伴在自己左右，还时常与他讨论朝中政事。从此东汉进入了史书上所言“宦官用权自此始矣”的时代。不久和帝又下诏将郑众册封为鄛乡侯，这也是东汉历史上宦官封侯的开始。在和帝的信赖和庇护下，宦官的势力开始强大起来。和帝利用宦官的力量铲除了外戚窦氏，结束了东汉历史上的第一个外戚专权的时代，却也打开了东汉宦官擅权专政的局面。

永元九年（97年），窦太后去世。多年以来，和帝生母小梁贵人的堂兄梁禅和姐姐梁嫕一直在等待时机。一听说窦太后去世的消息，他们立即向当朝的三公哭述，讲出了和帝的真实身世。和帝如梦方醒，这才知晓自己多年来孝顺的却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和帝当堂痛哭，遂为自己冤死十多年的生母以礼改葬，谥号“恭怀皇后”，姨妈大梁贵人也同时雪冤，梁氏姐妹被重新安葬在西陵。对于窦太后，和帝念及其多年的养育之恩，决定不降窦太后的尊号，仍然上谥为“章德皇后”，与汉章帝合葬于敬陵。

在和帝为梁氏姐妹雪冤的同时，在铲除窦氏外戚行动中立下大功的清河王刘庆也上书和帝，请求和帝为自己的生母宋贵人平反。和帝应准，还将外放的宋氏家族全都召回京城，封刘庆的四个舅舅宋衍、宋俊、宋盖、宋暹为郎官，对他们予以重用。

和帝宽缓为政

十四岁的汉和帝在扫除了外戚窦氏之后，开始亲理政事。他虽然年少，但颇有才干，在位十七年间，以民生为重，行贤良之策，多次平定少数民族之乱，边陲较为稳定，国家富强。但和帝之后，东汉王朝便一蹶不振，渐渐走向衰落，这也是和帝重用宦官而埋下的隐患。

和帝自从亲政以来，凡事都亲力亲为，每日早起上朝，从不迟到。和帝十分体恤民众疾苦，多次诏令“理冤虐，恤鳏寡，矜孤弱”。永元八年（96年）京城一带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和帝悲天悯人，将责任归咎于自身，他下诏说：“蝗虫之异，殆不虚生。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表示自责之情。同时他还要求文武大臣们好好检点自己的行为，忧国忧民，以利民众。岭南（今属广东）地区盛产龙眼、荔枝等南方水果，每年丰收之季，当地官吏都会派专人运送，上供给朝廷。为了保证水果的新鲜，从岭南到京城洛阳，沿途“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对于这种为了满足个人口腹之欲而劳民伤财的做法，大臣唐羌十分不满，于是上书和帝，请求停止运送。和帝阅后，表示赞同，“远国珍馐，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由此足以说明和帝发自内心地关爱天下黎民，堪称明君。

养老画像砖

养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汉朝沿习对老人的优抚政策。《后汉书·礼仪中》明文规定，每年秋季，地方官府依法授予年纪达到七十岁的老人鸠杖，老人可凭借鸠杖领取粮食。此画像砖描绘的正是汉朝官府向老人发放粮食的场面。

也正因为爱民惜民，和帝能够耐心地听取臣下的建议，在位时以宽缓为政，主张宽刑。和帝朝时重用廷尉陈宠，由他主管刑狱，正是因为看中了陈宠具有一颗仁爱之心，断案“务从宽恕”。和帝时期，还有一位名叫杨孚的南海郡番禺人，熟读经史，在朝廷举办的“贤良对策”中获得提拔成为议郎。他秉直敢言，常上书和帝提建议，每每获得和帝的采纳，对他极为赏识。一次杨孚建议和帝奉行以“孝治天下”的政策，和帝深以为然，当即下诏恢复旧礼，命令“臣民均行三年通丧”。

邓后独揽大权

邓后，名叫邓绥，是汉和帝的皇后。邓氏被立为皇后之后，因其颇具学识和才能，开始逐渐参与政事。在汉和帝病死之后，邓氏开始独揽朝政，从此专檀朝中权柄长达十六年之久。

邓氏入宫封后

汉和帝刘肇一生先后册立了两位皇后。两位皇后都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都曾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而后一位皇后邓绥在和帝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东汉朝政大权的实际把持者。

邓绥有着深厚的家族背景，其爷爷邓禹是前太傅、高密侯。邓禹子嗣兴旺，共有十三个儿子，而且个个都很有出息，最有名的要数邓震、邓袭、邓珍、邓训、邓鸿等。邓绥就是护羌校尉邓训的女儿，母亲阴氏则是光烈皇后阴丽华的侄女。邓绥还有五个兄弟，分别是邓骘、邓京、邓悝、邓弘和邓阊。

邓绥十二岁时被选入宫，但在临行前，却发生了意外，邓训因病不治去世了。于是邓绥只能推迟进宫的时间。按照儒家的说法，父母之丧是最重的“斩衰之丧”，需要守整整三年之孝。邓绥严守孝道，一天哭丧两次，而且只吃清淡的食物。三年丧满的时候，她的亲戚都不敢认她，因为邓绥已经变得非常憔悴。大家都为她而担心，而邓绥做的一个奇怪的梦却让大家喜上眉梢。在梦中邓绥以手抚天，举头饮用天上的钟乳。邓家人都非常好奇，就向解梦的人询问。解梦的人听了邓绥对梦境的描述，立即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昔日帝尧曾经梦见自己攀天而上，商汤也梦见登天而食，这都是千古帝王的先例。你家姑娘也做这样的梦，将来一定会风光无限。”邓家人听了之后兴奋异常，为了验证解梦人的话，他们又找来相士。结果相士一看到邓绥，就诧异地说：“她生相乃是成汤之格，有主理天下之份！”邓家上下听到这些，更加坚信邓绥的未来不可小觑。

永元七年（95年），邓绥再次得到了入宫的机会。永元八年（96年），汉和帝在邓绥进宫之前的那批入选的贵人里面，已经册立了阴贵人为皇后，这让邓绥颇感失落。阴皇后是前朝执金吾阴识的曾孙女。阴识是光武帝的皇后阴丽华的哥哥。阴家是个大家族。阴氏自小知书达理，聪明伶俐，长得也很漂亮，一入宫便深得和帝的宠幸，被封为贵人。

邓绥于永元八年（96年）冬入掖庭为贵人。据史书所记载“后长七尺二寸，姿颜姝丽，绝异于众，左右皆惊”。可见邓绥的美貌和气质确实非同一般，这也使得她能够在众多佳丽中脱颖而出，得到和帝的宠幸，被册封为贵人，位置仅次于皇后。

祝祷升仙

此壁画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描绘墓主与神人会晤的情景。左上角绘一肩臀生羽的羽人，羽人手持三珠树。中上方一只仙鹤向珠树飞来。画面右上角腾跃着一条仅露半身的苍龙。下部分则描绘了人对神敬礼膜拜的场景。整幅壁画运用了浪漫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

一次邓绥生了重病，和帝让她的家属进宫探视，甚至破例允许他们自由进出，并且没有时间限制。病中的邓绥知道后，就向和帝说：“宫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内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讥，下使贱妾获不知足之谤。上下交损，诚不愿也！”和帝对此非常感动，说：“人皆以数入为荣，贵人反以为忧，深自抑损，诚难及也！”从此和帝更加宠爱邓绥，反而将皇后冷落在了一边。

邓绥病愈之后，并没有因为得到皇帝的恩宠而忘乎所以，仍然非常谦恭。她和蔼可亲，与其他嫔妃及宫女、宦官都能友好相处，在宫中口碑甚好。邓绥不爱攀比，平时衣着朴素，即使在宫中有宴会时也是如此。阴皇后对邓绥在宫中的一切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常常与自己的外祖母邓朱商议如何除掉邓绥。

和帝有一次患了重病，眼看着就要一命呜呼。这消息很快就在后宫传开了，阴后得知后，狠狠地说：“我得意，不令邓氏复有遗类！”由于邓绥平时在宫中的人缘很好，所以就有人偷偷将阴后的话传给了她。邓绥听后，伤心不已，没想到自己如此战战兢兢地伺候皇后，却换来这样的结果。邓绥觉得自己在宫中已经没有希望了，既然如此，“越姬心誓必仪死之分，上以报帝之恩，中亦解宗族之祸，下不令阴氏有人豕之讥。”随即就要服毒自杀，幸亏宫女们及时拦阻，并骗她说和帝病情好转了。

果真和帝病情有所好转，没过几个月便痊愈了。永元十四年（102年）夏，有人告发阴皇后，说她和外祖母邓朱合谋，使用巫术害人。和帝听后非常生气，决心严查到底。他派出中常侍张慎和尚书陈褒专门负责此案。他们逮捕了邓朱和她的两个儿子邓奉、邓毅，阴皇后的弟弟阴轶、阴辅、阴敞也被抓了起来。他们动用酷刑要阴氏一族认罪，终于有人因承受不了，而承认了密谋之事。邓奉、邓毅、阴辅都被活活打死。和帝掌握了证据后，决定废掉阴皇后，于是收缴了她的玺绶，并把她贬到桐宫居住。阴后的父亲阴纲听说了自己儿女的下场后，自杀身亡。阴皇后和邓朱的家属均被流放到日南郡比景县（今属越南），其他的宗亲也都被贬为庶民。阴氏家族就此没落。失意的阴氏遭受了如此多的打击，没多久也在冷宫中死去。

当邓绥听说皇后阴氏被废的消息时，曾上书进行过劝阻，请求皇帝三思。大臣们在阴皇后被废之后，纷纷请求和帝再立皇后。和帝一直对邓绥欣赏有加，便下了诏书：“皇后之尊，与朕同体，承宗庙，母天下，岂易哉！唯邓贵人德冠后廷，乃可当之。”邓绥连忙上书进行推辞，这反而让和帝更加欣赏邓绥的品德。最终邓绥还是接受了册封，在她二十一岁的时候，成为和帝的第二任皇后。邓绥做了皇后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取消进贡珍玩。她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奢靡风气，因此规定每年只能供些纸墨，其他珍奇异宝一概不得进贡。和帝对邓绥的家人也是格外照顾，几次都想封赏邓氏家族，却都被邓绥婉言谢绝了，所以她的哥哥邓骘在和帝朝时，始终是虎贲中郎将，职位没有任何变化。

元兴元年（105年），汉和帝突然感觉身体不适，卧床不起，且多日不见好转，病情也日渐加重。十二月不治身亡，时年二十七岁，在位共十七年，死后葬在慎陵（今河南偃师市寇店镇白草坡村东南），庙号穆宗（后除庙号），谥号孝和皇帝。

邓氏揽权

元兴元年（105年），汉和帝突然去世。朝堂顿时乱成一团，大臣们所担忧的是皇帝临终前并没有立下储君，且后宫多年来并没有留下子嗣。正当大臣们一筹莫展之时，临时听政的邓皇后却向天下宣布：“和帝并非没有皇子，只是一出生就送出宫去，在民间抚养。”大臣们将信将疑。邓皇后解释说，后宫嫔妃曾先后为和帝诞下十余名皇子，均早夭。久而久之，后宫被视为不祥之地，在和帝的默许下，后宫再有皇子降生，就立即让乳媪将新生儿抱出宫外在民间抚育。

作为后宫之主，邓皇后对这一切安排极为清楚。如今和帝去世，皇帝的继承人当然要从寄养在宫外的皇子们中选择。邓皇后将他们都接了回来，一共是两位皇子。一位是八岁的长子刘胜，另一位少子刘隆，此时才刚满百日。按照儒家“嫡长制”的传统例制，刘胜既为皇帝长子，就理应被立为新皇帝。可偏偏这位皇长子，一出娘胎，就“痼疾”缠身，无法担当国家重任。但多数大臣仍认为应该坚持儒家礼仪，迎立刘胜为帝。

邓皇后却对此坚决反对，她坚持迎立少子刘隆为帝，甚至不惜与群臣对抗。邓皇后希望将幼帝完全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费尽心机和曲折才登上和帝皇后位置的邓绥，此刻完全抛开了和帝在世时的温良贤德，她深知掌握宫廷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多么重要。虽然自己没有亲生儿子可以登上帝位，但一定要选择一个能顺从自己的新皇帝。刘胜已经八岁，与尚在襁褓中的刘隆相比，显然不易控制。于是邓皇后最终以刘胜患有“痼疾”为理由，毅然否决了群臣的提议，将少子刘隆立为新帝，而刘胜被册立为平原王。她本人则以皇太后的名义临朝听政。

106年，邓绥皇太后下诏将这一年改为延平元年，升太尉张禹为太傅，任命司徒徐防为太尉，参与主管尚书事务。因为皇帝还是个婴孩，邓绥还特意下诏，让朝中重要的大臣都常居宫中，尤其是张禹，只准他每五天离宫回家一次。每次上朝，都专门为其唱名，并为其安排一个特殊的位置，坐于“三公”之上。

汉和帝共有四个兄弟，即前废太子清河王刘庆、济北王刘寿、河间王刘开及常山王刘章。在为和帝举行了葬礼之后，按照惯例，诸位藩王就带着家眷前往各自的封国就位。但是就在他们去向邓太后辞行之时，清河王刘庆却接到了邓太后的旨意，要求他把十三岁的长子刘祜留在京城。邓太后一向对刘庆特别优待，待遇各方面总是比别的藩王要好。如今更是看中了聪明伶俐的刘祜。邓太后说自己非常喜欢这个孩子，想把他留在身边。实则邓太后担心皇帝幼小瘦弱，恐将来发生不测，到时候可以有个准备。清河王刘庆答应了这个要求，并将刘祜的嫡母清河王妃耿姬也留在了京城，住在清河国设在京城的官邸中。

幼小的刘隆在邓绥皇太后的怀抱中开始了名义上君临天下的生活，而大权在握的邓绥则开始按照自己的心思安排朝政。她深知娘家人是自己的坚实后盾，106年四月，刘隆继位后不久，邓绥皇太后即下诏大肆提拔兄长邓骘及弟弟邓悝、邓弘、邓阊。当初和帝在位时，曾多次要按成例封赏邓氏外戚，封邓骘为侯，都被邓绥辞谢。如今邓骘从一个中级武将直接连升几级，被封为车骑将军，待遇地位等同于三公，成为群臣之首，同时执掌兵权。邓悝、邓弘、邓阊也同时被封为侯。邓悝原为黄门侍郎，现接替邓骘为虎贲中郎将，助其掌控军事。邓弘、邓阊也都晋封为侍中。然而邓绥皇太后立和帝幼子而不立长子，毕竟有违儒家礼教和皇室传统，朝中还是有很多大臣不断上书反对。

正如同邓绥皇太后所担忧的那样，刘隆继位不过八个月的时间，就于延平元年（106年）八月染上风寒而夭折，死时年仅一岁，史书上以“殇帝”称之。满朝大臣们都以为，这一回平原王刘胜作为唯一的继承皇位的候选人应该顺理成章地当上皇帝了吧。谁知早有准备的邓绥皇太后依然将群臣的建议当成耳旁风。她将邓骘召进宫中，将自己打算立刘祜的想法全盘托出。邓骘又找太傅张禹、太尉徐防等大臣们商议，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随即邓骘连夜亲自持节，用皇室诸王才能乘坐的青盖车将刘祜悄悄地接进了皇宫。

次日一早，邓绥皇太后便来到了崇德殿，亲手将皇帝玺绶奉送到刘祜手中，并正式向天下臣民宣布：这位十三岁的清河王子刘祜登基为帝，是为汉安帝。因为刘祜尚未成年，所以仍由邓绥皇太后临朝听政。

早在殇帝延平元年（106年）六月，也就是邓绥当上皇太后不久，“郡国三十七雨水”。当时东汉共有一百余个郡国，竟有近三分之一的地方都遇到水灾，随之而来的就是严重的疫情。邓绥皇太后不仅下诏大赦天下，而且颁布诏书，大幅度削减各级官员按照级别配置的官服、车马、仪仗，往年太官、汤官的开销费用每年将近两万万钱，此时也被大幅削减至数千万钱。同时诏令禁止使用过于奢靡的物品和食用珍馐美味，还特意指出除了供奉皇陵祠庙以外，其他场合都不能食用精致的大米和麦面等。

元初六年（119年），邓太后又下诏设立学校，将和帝的弟弟济北王、河间王家中五岁以上的孩子及邓氏家族中的子孙共七十多人召集起来读书。她还为幼童专门配置了老师和保姆，这些孩子每天一早就进宫上学。邓太后亲自监督教育，有时还负责监考。但邓太后过世之后，这所学校也就停办了。

邓太后临朝听政一共十六年，在安帝朝就达十五年。虽说是独揽朝政，但她却勤政爱民，知人善任，从不纵容外戚。她还曾亲自手书《令知司法官员说》，要求司法部门对邓氏子弟犯法者不可网开一面。因而在史书记载中，也颇为肯定她的历史贡献：“自太后临朝，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每闻人饥，或达旦不寐，而躬自减彻，以救灾厄。故天下复平，岁还丰穰。”

安帝除邓氏

汉安帝刘祜即位四个月后，清河王刘庆就一病不起。永初元年（107年）十二月，刘庆去世。邓太后诏令按照光武帝废太子刘彊的葬礼规格将其隆重安葬。这时的邓太后和少年安帝之间，母子关系较为亲近。邓太后一心提防和帝的长子刘胜，直到永初七年（113年），年仅十五岁的刘胜没有留下子嗣就死去了，邓太后这才放下心来。可渐渐长大成人的安帝希望能够亲政时，已经习惯大权在握的邓太后却没有还政的意思，这对母子为争权位，关系日渐紧张起来。

邓绥自当上皇太后之日起，便一改往昔温柔的做派，对那些胆敢反对自己的大臣绝不手软。早在永初元年（107年），司空周章因看不惯大长秋郑众干涉朝政，而直言进谏。周章还多次上书，恳请邓绥皇太后还政于安帝。几次三番后，周章意识到单凭进谏根本改变不了现状，于是决定谋反。他暗中联络了一些支持立刘胜的大臣，和他们商议，准备买通皇宫门禁守卫，将邓骘兄弟及郑众等人捕杀，将邓太后囚禁在南宫，废安帝为远国王，将平原王刘胜立为新帝。然而正在他们筹划此事准备行动时，却被人揭发。邓骘派兵捉拿参与者，周章闻讯后畏罪自杀，其余多位被牵连其中的大臣、皇宫侍卫也被捕下狱，处以酷刑。

之后又有大臣不断上书请求邓太后归政，邓太后每每读到臣子有关归政的奏疏，便会对其严加惩处。郎中杜根曾经与一位郎官共同上书，请求邓太后让安帝亲自主理国政，“帝年长，宜亲政事”，因而惹恼了邓太后。邓太后当堂下令将他们二人装入白绢制的袋中，在殿上活活打死，然后用车运出宫，弃于京城郊外。多亏杜根命大，又慢慢苏醒了过来，但他怕被邓太后知道，仍然装死躺着一动不动。整整三天后，邓太后派人去察看。察看的人见他的眼眶里生了蛆，才放心地回宫复命了。杜根逃到湖北宜城山中，隐姓埋名，在一家酒店里做酒保，直到十五年后邓太后去世，他才敢重新露面。

诸如此类的事件屡屡发生，邓太后对于胆敢提议归政的人都施以严惩，吓得众人绝口不敢再提归政之事。安帝虽然内心十分不满，但没有大臣们的支持，势单力孤的他也只能一忍再忍。与此同时刘氏皇亲及大臣们对邓氏外戚的不满也日益加深。

建光元年（121年）二月，邓太后身染重病，竟至吐血，卧床不起，可她仍强撑着身子起床，“乘辇于前殿”。为求早日康复，邓太后于是大赦天下，但其病情仍然毫无起色。三月邓太后驾崩，享年四十一岁。安帝尊谥邓绥为“和熹皇后”，将其与和帝合葬在一起。

邓太后去世后，汉安帝终于得以亲政。他的乳母王圣早就对邓太后心怀不满。当年邓太后曾经将河间王的儿子刘翼也留在京城。王圣因此怀疑邓太后不愿归还政权，是有废黜安帝的打算，于是她经常和中黄门李闰在安帝面前大说邓太后的坏话，这令安帝心中恐慌和愤恨不已。邓太后尸骨未寒，一位受过邓太后责罚过的宫人，心怀怨恨，就向安帝诬告说：“邓后在日，曾经暗中与邓悝、邓弘、邓阊及尚书邓访欲谋害陛下，策划改立平原王刘翼为皇帝。臣等欲告陛下，奈其贵宠，禁不敢言。希望陛下圣明详察，严惩奸臣，以告诫天下，以为后世法。”安帝怒不可遏，但因为邓悝、邓弘、邓阊三人均已过世，安帝也只能将怒气发泄到他们的后人身上。于是将西平侯邓广德、叶侯邓广宗、西华侯邓忠、阳安侯邓珍、都乡侯邓甫德均以大逆不道之罪罢官降为庶人。邓骘因为没有参与此事，只是被免去所官特进，赶出京城，出就所封上蔡侯国。至于邓氏家族的其他人，也多半受到牵连，“皆免官归故郡，没入骘等资财田宅。徙邓访及家属于远郡”。不久在地方官员的逼迫下，邓广宗、邓忠自杀身亡。安帝又下诏将邓骘改封为罗侯。建光元年（121年）五月，邓骘和儿子邓凤一起绝食而亡。邓骘的从弟、河南尹邓豹，度辽将军、舞阳侯邓遵及将作大匠邓畅也都被迫自杀。只有邓广德兄弟因是阎皇后亲属才得以留在京师。之后安帝下诏将平原王刘翼贬为都乡侯，遣回河间封地。刘翼黯然离开京城，从此不出大门，不再会见宾客，自省谢罪。

大司农朱宠对邓骘等人无辜受死十分痛心，曾上书安帝，请求安帝允许将他们的尸骨还葬故土祖坟，并对邓家的遗孤好生对待。安帝看到奏章后很不高兴，下令朱宠免官返乡。随后天下百姓群起呼应，为无罪受牵累的邓骘等人喊冤，安帝这才有所觉悟，经过一番思量后，下诏斥责将邓氏诸人迫害致死的地方官员，还特准邓家人将邓骘等人的尸骨运回洛阳北芒山旧茔安葬，并允许那些被流放的邓氏族人重返京城。

安帝之政

汉安帝亲政之后虽然下令灭了邓氏一族，同时也重用了一些有才能的人士，但是仍然没有改变帝后和外戚干政的局面，以致祸乱朝政，使正直的良臣受到迫害。

重用有道之士

二十七岁才真正掌权的汉安帝，也曾想做出一番卓有成效的事业，让东汉王朝更加富强、辉煌。建光元年（121年）四月，安帝下诏命上至三公九卿，下至郡太守、各封国相，都要广泛为朝政提意见，并举荐一位“有道”之人，即品学兼优的人。

尚书陈忠担心安帝不能接受一些激烈言辞而迁怒于提意见的人，因此上书提醒安帝，他在奏章里说道：“臣闻仁君广山薮之大，纳切直之谋；忠臣尽謇谔之节，不畏逆耳之害。……若嘉谋异策，宜辄纳用。如其管穴，妄有讥刺，虽苦口逆耳，不得事实，且优游宽容，以示圣朝无讳之美。若有道之士，对问高者，宜垂省览，特迁一等，以广直言之路。”他劝安帝效仿前朝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及汉元帝的宽阔胸襟，接受百家之建议，重用有德之人。安帝读罢奏章，深受感动，当即下诏，任命有道之士沛国人施延为侍中。

同时陈忠还向安帝举荐了“隐逸”及“直道”之士杜根、成翊世等人。这些人都是当年敢于提议邓太后归政而受到迫害的人。安帝全部接纳并对他们予以重用，任命杜根为侍御史，成翊世为尚书郎。有人问大难不死、隐匿民间多年的杜根说：“以前你直言进谏，惹来杀身之祸，天下臣民无不敬佩你。而你为什么要躲在民间吃苦，而不去朋友故交那里呢？”杜根说自己“周旋民间，非绝迹之处，邂逅发露，祸及亲知，故不为也”。

正直之臣杨震

安帝执政初期，很想成就一番事业，但他执政时多受亲信宦官、乳母王圣及圣女伯荣等人的影响，以致祸乱朝政，使正直的良臣受到迫害。

延光二年（123年），安帝下诏罢免太尉刘恺，升司徒杨震为太尉。杨震出身世家，“明经博览，无不穷究”。元初四年（117年）入京做官，三年后升任司徒。杨震为人正直，不屑与小人为伍。

在杨震升任太尉之后，大鸿胪耿宝去找杨震，希望他能向安帝举荐中常侍李闰的哥哥，并说：“圣上器重李常侍，想让三公征召他的哥哥当官。我来找你，就是转达圣上的意思。”杨震却拒绝说：“要是圣上确实有意让李常侍的哥哥当官，那应当令尚书下诏。”耿宝碰壁而返，将此情形告诉了李闰。李闰对此十分恼恨。

安帝的乳母王圣，依仗着皇帝的宠幸，和女儿伯荣在宫廷内外活动，收取贿赂，干预朝政，串通奸恶。杨震先后两次上书，请求安帝“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杨震的一片苦心，却未能得到安帝的认可。安帝还把奏章拿给王圣等人传阅。原本就对杨震有诸多不满的王圣母女和宦官们，由此更加仇恨杨震。

正史史料

永宁元年，代刘恺为司徒。明年，邓太后崩，内宠始横。安帝乳母王圣，因保养之勤，缘恩放恣。圣子女伯荣出入宫掖，传通奸赂。

——《后汉书·杨震列传》

当年十二月间，京城发生了地震。杨震再次上书安帝，指出现今天灾频发，百姓受难，这是上天给我朝的警示，希望皇上能够不为身边中臣左右，“奋乾刚之德，弃骄奢之臣”。杨震还为刚刚发生的地震主动自责，上书说：“臣蒙恩备台辅，不能奉宣政化，调和阴阳……。”

然而，杨震的奏章并没有打动安帝，反而令安帝十分反感。而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人见安帝并不听信杨震的进谏，因此更加胆大妄为，公然结党营私。延光三年（124年）二月十三，安帝带领文武大臣东巡。二月二十八，临幸泰山、东平，后到达东郡，经魏郡、河内而返回京城。就在安帝巡视地方期间，樊丰等权阉竟私下以安帝的名义发布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自兴建豪华奢靡的私宅府邸，所费劳役、钱财无法估算。

杨震把这些情况都写入奏章，等待安帝回京后上报。樊丰等人听说后，大为惶恐。他们也知道伪造皇帝诏书罪无可赦，因而决定先下手为强。恰好此时，太史上报说星象出现了奇异的逆行现象。樊丰等人便以此为借口，派人去禀告安帝，大肆诋毁杨震说：“这是上天所给的警示，杨震对赵腾之死心有怨恨，何况他还曾与邓氏家族交好，现在一定是对圣上不满。”三月二十九，安帝巡游归来后，并没有马上回宫，而是住在京城的太学里。当夜安帝就派遣使者颁策，将杨震的太尉印信收回。此后杨震闭门不出，也不会见任何宾客。这又给了樊丰等人诬告的理由，他们指使耿宝上书安帝说：“杨震是当朝重臣，现在闭门不出，是因为他对陛下心怀怨恨，不愿意服罪。”

安帝听后更加气恼，遂下诏命杨震遣归原郡。杨震奉旨离开京城洛阳，来到城西夕阳亭。他慨然而叹，对他的儿子和随从们说：“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勿设祭祀！”随即饮鸩而卒，享年七十余岁。

安帝听说杨震服毒自尽后，并没有丝毫悲伤之情。樊丰等人仍不肯罢休，竟指使弘农郡太守移良派人破坏丧仪，拦截杨震的丧车回故乡，迫使停棺道侧，并罚杨震的儿子们为驿站传递文书、充当苦力。路人皆知杨震之冤，见棺者不禁泣下。《后汉书》中如是评价杨震：“抗直方以临权枉，先公道而后身名，可谓怀王臣之节，识所任之体矣。”

外戚、宦官在安帝的纵容下，越发横行无度，恃宠妄为，扰乱天下。安帝亲政的几年间，朝政日渐腐败，奸佞小人春风得意，忠良大臣虽然气愤填膺，却也只能摇头叹息，无可奈何。东汉王朝在安帝手中逐渐走向没落，邓太后执政时的繁荣不复存在。

阎氏专权

元初元年（114年），安帝二十一岁时，阎姬被选入宫。根据史书记载，阎姬并没有东汉以往几位皇后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在当时皇后出身名门望族似乎已经成为汉代皇室的惯例，阴皇后、马皇后、窦皇后和邓皇后无一例外都是大户出身。从阎姬这一代上溯祖上，有些名望的只有她的祖父阎章。阎章在明帝时期曾经担任过尚书之职。阎章的两个妹妹都曾被明帝选中作为贵人，这应该是以往阎家历史上最光耀的一件事情了。但明帝是个大公无私的皇帝，他的姻亲会被有意地限制权力，得不到任何加官晋爵的机会。因而阎章虽然有能力，工作又勤奋，也有足够的资历，但在明帝朝始终未能得到升迁和任何封赏。

然而正是因为阎姬家世不够显赫，才使她有机会成为皇后的人选之一。安帝刘祜一直宠幸着李氏。他本打算立李氏为皇后，但立后这么大的事情，作为皇帝，刘祜也有很多无奈。他并没有独自做决定的权力，因为他要顺从邓太后的想法。阎姬是邓绥皇太后的娘家亲戚，这就使她占有一定的优势。而阎姬更加被邓太后看好的是她的低微出身。因为阎家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与邓氏家族相比都是远远比不了的，即使阎姬成为皇后，也不会对邓氏家族构成威胁。这是邓太后立阎姬为皇后的主要原因。

元初二年（115年），安帝遵照邓太后的意旨，把贵人阎姬册立为皇后。一开始安帝对阎皇后也是宠爱有加，甚至许诺说，等阎皇后生子后就将其子立为皇太子。但阎皇后入宫以后，五六年都没有一点怀孕的迹象。而安帝后来所宠爱的妃嫔李氏，却十月怀胎，为安帝诞下了一位龙子。安帝大喜，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作刘保。刘保不仅是安帝的长子，也是他在位多年唯一的皇子。永宁元年（120年），安帝立刘保为太子。阎皇后为此妒忌不已，她设计将李氏用毒酒鸩死，使刘保变得无依无靠。但因为阎皇后和邓太后的特殊关系，谁也不敢彻底追查此事，于是李氏悄无声息地从皇宫中消失了。

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病死，安帝亲政。阎姬顿时来了精神，连忙要求安帝在对付邓氏外戚的同时，将她的四个兄弟加官晋爵。这样阎显、阎景、阎耀、阎晏并列为卿校，典掌禁兵。事隔不到一年，到延光元年（122年），又将阎显加封为长社侯，食邑一万三千五百户，并追封其早死的母亲为荥阳君。连阎显兄弟家年幼的孩童，也全都官拜黄门侍郎。

延光三年（124年），阎皇后暗中勾结安帝的乳母王圣、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等人诬陷皇太子刘保的奶娘王男、厨监邴吉等人，最终害死了二人。而对已经失去了亲生母亲的太子刘保来说，王男和邴吉无疑是他最亲近的人，一下子失去了他们，使刘保伤心不已。江京、樊丰因为惧怕皇太子日后复仇，就想斩草除根，彻底断了刘保的后路。他们和阎皇后用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太子和太子宫的属官，凭空伪造证据向安帝汇报。安帝自然非常生气，于是召集了所有大臣来讨论废黜太子的事情。

耿宝等人表示赞同安帝的想法，一致认为应当废黜刘保的皇太子之位。而太仆来历、太常桓焉、廷尉张皓则提出反对，说：“太子年龄尚小，还是个孩子，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识别好与坏。况且太子并不一定知道王男、邴吉的阴谋，所以不应该以此惩罚他，而应该挑选忠诚厚道的有识之士做他的老师，传授给他必要的知识和礼仪。况且废黜太子不是一件小事，不应该轻易地做出决定。”然而安帝并没有听进他们的劝告，大臣们也只好无奈地退出。

废黜了太子之后，阎皇后及其同党的篡权之心更是变本加厉。她的三个兄弟阎显、阎景、阎耀，都担任了卿校，统御皇家禁军，同时被安帝封为侯。帝舅耿宝也被封为大将军。并同江京、樊丰等宦官、内侍勾结起来。安帝时期，由于外戚和宦官狼狈为奸，朝政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外忧内患连绵不绝，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延光四年（125年）三月，安帝在南巡途中，突然发病死于叶城（今河南叶县），年仅三十二岁，葬于恭陵（今河南洛阳市孟津县三十里铺村南），庙号恭宗（后除庙号），谥号孝安皇帝。阎皇后为了使阎氏家族长期把持朝政，便与江京、樊丰决定拥立一个年幼不懂事的皇族成员为帝。最后他们选中了汉章帝的孙子济北王刘寿的儿子北乡侯刘懿。三月二十八，北乡侯刘懿即位，史称少帝，尊阎皇后为太后。

阎太后任命阎显为车骑将军，掌握军政大权。以阎显为首的阎氏家族开始打击排斥异己，他们诛杀安帝的亲信宦官，外戚耿宝，中常侍樊丰，侍中谢恽、周广，安帝的乳母王圣等陆续被贬或被杀。阎氏家族逐步控制了东汉的朝政大权，东汉王朝也由此进入了外戚阎氏擅权的时代。

顺帝时宦官得势

汉顺帝刘保之所以能登上帝王宝座要归功于宦官，因此在他即位后，对有功的宦官大肆封赏，宦官成为汉顺帝的亲信重臣。一时间宦官权倾朝野，地位显赫。

凭宦官之力继位

汉顺帝刘保是汉安帝唯一的儿子，理应是皇位不可置疑的唯一继承者，可是刘保登上皇帝之位的历程却颇为坎坷。他所凭借的完全是宦官的力量，这也注定了在顺帝朝，宦官成为了操纵东汉朝政的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

延光四年（125年）二月十七，安帝带领文武大臣南巡地方。三月初三，当安帝抵达宛城时，感觉身体不舒服。初八日安帝抱病离开宛城。初十抵达叶城时，突然病死了，这时他才年仅三十二岁，亲政尚不足五年。

安帝刚一病死，阎皇后及阎显、阎景、阎耀以及宦官江京、中常侍樊丰等人就秘密商议起来，他们认为如果立刻向天下宣布安帝的死讯，那留守京城的王公大臣们势必会将皇宫中的济阴王刘保拥立为皇帝，那样一来，他们这些人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为了避免大权旁落，他们密谋决定，封锁安帝的死讯，秘不发丧，一切都等回到京城再作安排。

击鼓说唱俑

该说唱俑踞坐在一土台上，其头戴软小冠，并以长巾围绕一匝，前额上打一花结。上身光赤，下身着长裤，赤脚，双眼微开。其右手拿鼓槌，高举齐眉，左臂抱一扁鼓，两臂上均有饰物。右腿平抬，左腿蜷曲，活泼诙谐的表演中透露着憨厚之态。

阎皇后下诏称安帝病重，除了阎显兄弟、江京等人外，别人不得求见安帝。他们将安帝的尸首安置在皇帝车驾上，所过之处，饮食、供奉照旧，每天还装作问候安帝起居，一切都和安帝活着时一样。这样一路遮掩，一路快赶。四天后他们终于回到京城洛阳，然后悄悄把安帝的尸体运进了皇宫，并以安帝身体不适的名义禁止任何人拜见。

次日早上，阎皇后还一本正经地下诏，派司徒刘熹前往郊庙拜祭，为安帝祈福，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宫里人与大臣们虽然觉得疑惑，但还是被蒙骗了。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当晚他们诏告天下，宣布安帝驾崩。阎皇后被尊为皇太后，临朝执政。她任命阎显为车骑将军。此时有大臣提出应当由济阴王刘保继承帝位。早商议好对策的阎太后认为济阴王刘保早已经被废黜，不适合当皇帝。随即宣布将汉章帝的孙子、济北惠王的儿子、年幼的北乡侯刘懿接进皇宫继位。

延光四年（125年）三月二十八，北乡侯刘懿即皇帝位，史书称其为少帝。阎太后临朝执政，大肆册封阎氏家人以及那些亲信的宦官、随从，就连乳娘、厨师等人也都受封当上了朝廷命官。阎氏外戚和宦官之间相互勾结，为了共同的利益联起手来，祸乱朝纲。朝廷名义上是阎太后执政，而实际掌握政权的则是她的兄弟阎显。为了独揽朝权，清除障碍，阎显首先就拿安帝的舅父大将军耿宝开刀。耿宝多年来执掌兵权，为阎显所嫉恨。阎显指使人诬告耿宝对朝廷不满，图谋不轨，让阎太后下诏剥夺了耿宝的兵权和官职，并将其遣回原籍。阎显又将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侍中周广等人以与耿宝合谋的名义抓入大牢处死。并声称安帝乳母王圣也牵扯其中，因为阎太后不敢过于迫害她，遂下诏将王圣母女赶出京城，流放到遥远的雁门地区。清除了皇宫内外的反对势力后，阎太后和阎显的兄弟们变得更肆无忌惮，在朝堂上威风不可一世。

正当他们春风得意之时，少帝刘懿却病倒了，此时距他继位不过两百余天。眼看少帝病情一日重甚一日，没有康复的可能，阎太后等人也不免忧心忡忡。宦官江京建议阎显说：“眼看着少帝的病情愈来愈重，难以治愈，应该及早再作打算，不然一旦济阴王刘保继承皇位，必然会报复我们。还是赶紧征召诸王之子，从中选择一个可以继位的人吧。”阎显对此十分赞同，并赶去和阎太后商议。延光四年（125年），少帝刘懿即位仅七个月就病死了。阎太后还是秘不发丧。阎显带兵将宫门关闭，屯兵自守，准备征召诸王之子进宫，再从中挑选一个年幼便于控制的新傀儡皇帝。几番斟酌之后，阎太后和阎显、江京等人征调济北王、河间王的王子入京。而王子们还在赶往洛阳的路途中时，东汉皇宫内就发生了一起宦官夺权、拥立新帝的宫廷政变。

当初汉安帝死后，济阴王刘保因为是被废的皇太子，阎太后等人竟然不允许他上殿拜祭安帝。刘保伤心不已，失声痛哭，一连几日茶饭不思，内外大臣无不为之感动。如今少帝早亡，皇宫内的宦官都略有听闻。中常侍孙程找到济阴王谒者长兴渠，曾经担任太子府史的中黄门王康，以及长乐太官丞、京兆王国等人说：“济阴王是皇帝唯一的后裔，并没有任何过失，先帝却偏偏听信奸臣谗言，废黜了他。如果我们现在联手杀掉江京、阎显等人，拥立济阴王登上皇位，我们必为有功之臣。”众人对此都十分赞成。

十一月初二，孙程、王康、王国分头联络了十九个人，即中黄门黄龙、彭恺、孟叔、李建、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魏猛、苗光等，他们一同来到皇宫西钟楼下秘密聚会，每个人都撕下衣襟对天发誓，密谋共同发动政变。

十一月初四，京城洛阳与十六个郡和封国同时发生了地震。当天晚上，按照预先商议的计划，孙程等人聚集在崇德殿，随后手持兵刃进入章台门。当时江京、刘安和李闰、陈达等人恰好都围坐在禁门下聊天，见此情形大惊失色。不待他们有所反应，孙程和王康急忙奔上前，挥刀斩杀了江京、刘安和陈达，却没有杀害李闰。因为李闰在内宫具有一定威信，宫内的人都很听他的话。孙程打算让李闰助他们一臂之力，因而他举刀胁迫李闰说：“你必须答应和我们一起拥立济阴王刘保为皇帝，不得动摇，否则就别想活命。”李闰赶紧答应道：“好，一切都听从你们的吩咐。”

于是他们找到济阴王刘保，把他带到皇宫西钟楼下，在那里他们草草地拜十一岁的刘保为新帝，改元“永建”，这就是东汉历史上的汉顺帝。紧接着他们就以顺帝的名义传令，将尚书令、仆射等官吏召集来，全体簇拥着新帝刘保的车驾，拥进南宫，直奔云台。同时孙程派虎贲和羽林军卫士驻守于南宫和北宫的所有宫门，任何人不得外出或进入，以断绝内外交通。随即顺帝刘保登上云台，发布诏文，号令王公贵族、文武百官。

此时有宦官前往阎太后那里禀报发生了政变，正在宫中的阎显也已经听闻，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是好。阎太后身边的宦官樊登说：“请太后马上下诏，发兵诛杀谋反之人。”并提议让宫中护卫军官冯诗和阎崇带兵前来保护阎太后。阎太后依此行事，还宣布说：“如果抓到济阴王刘保的人可封为万户侯，抓到李闰等叛乱主谋可封为五千户侯。”阎太后希望以重爵悬赏来达到平息叛乱之效。

冯诗等人虽都许诺，但又说：“因仓猝被召，带兵太少。”阎显派冯诗等和樊登去左掖门外迎接增援的将士。冯诗趁机斩杀了樊登，回到自己的军营固守。

掌握兵权的卫尉阎景此时也听到宫廷发生政变的消息，他急忙召集下属军队，准备进皇宫救援阎太后和阎显。然而他带兵刚刚来到盛德门，就遇到了尚书郭镇。原本称病在家休养的郭镇听说刘保被立为新帝，大为欣喜，随即接到孙程派人送来的顺帝诏令，命他带兵抓捕阎显、阎景等人。郭镇即率领羽林军把守在皇宫大门外等待。两军相对，剑拔弩张。阎景的手下首先抽刀大喊：“让开，不要挡道！”郭镇手下也举起了武器。郭镇持节宣读新帝诏书阎景轻蔑地说：“这是什么诏书？”举刀向郭镇砍去。郭镇闪身躲过，拔剑刺中了阎景。阎景倒在了地上，然后羽林军蜂拥而上，用长戟抵着他的胸脯，将其生擒活捉。一看主将被擒，阎景手下的将士们也纷纷投降。阎景被关押进了廷尉大狱，当天夜里就被杀死。

第二天，即十一月初五，孙程等人派遣使者进入皇宫北宫，将皇帝玺印拿到，随后他们保护顺帝刘保来到嘉德殿。由刘保发出诏书，命侍御史持符节，前往抓捕阎显及阎耀、阎晏，将他们三人关入大牢，随即处死，阎氏族人全都被流放至偏远地区。至于阎太后，刘保还算客气，只是让她迁往离宫居住。

十一月初六，孙程等人命令将皇宫禁门打开，守卫军队撤回军营。初九日顺帝下诏给司隶校尉，称：“惟阎显、江京等人祸乱朝政，应当被诛杀。其他臣子，均可宽大处理。”以赢得群臣的拥护和安心。十一岁的刘保就在宦官的簇拥下登上了东汉皇帝的宝座，他成为自西汉以来，又一次历经宫廷政变才登上帝位的刘氏皇族，同时也是汉王朝数百年历史上第一次由宦官发动政变拥立的皇帝。这一场宦官主导的宫廷大内乱，不仅改变了顺帝刘保的一生，也彻底改变了东汉王朝的命运。从那以后，东汉王朝彻底沦入了衰亡败落的局面。

宦官十九侯

年仅十一岁的顺帝刘保登基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报答有功之臣，而宦官孙程等人更是功居首位。于是顺帝下诏将孙程等十九人全都封为列侯：“孙程食邑万户，王康、王国各食邑九千户，黄龙食邑五千户，彭恺、孟叔及李建各食邑四千二百户，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各食邑四千户，魏猛食邑二千户，苗光食邑千户，号为十九侯。”并按照他们分封的等级，赏赐车马仪仗，至于金银、锦帛的封赏更为优厚。同时擢升孙程为骑都尉，为十九侯之首。因为李闰是半路参加的政变，并不在首谋之列，所以顺帝没有给他封侯。

顺帝又下诏任命将作大匠来历为卫尉，提拔朱伥、施延、陈光和赵代等人，就连已经故去的闾丘弘等人的儿子也都入朝为官。顺帝也没有忘记当初蒙冤而死的乳娘王男和厨监邴吉，下诏令他们的家属返回京城，不仅亲自接见安抚，还给予其丰厚的赏赐。

在顺帝册封的十九侯之中，苗光的爵位最低。政变之初，孙程等人进入章台门时，只有苗光一人没有随同前往。当顺帝准备封赏有功之人，命王康向上呈报功臣名单的时候，和苗光关系不错的王康就谎报苗光也随他们进入了章台门。在顺帝封赏过后，苗光因为心虚而终日不安，没过多久就主动向黄门令坦白交代了事实真相。黄门令上书顺帝，弹劾王康和苗光欺君犯上，理当严惩。顺帝却没有生气，而是下诏安抚说，对此事不再追究。

乐舞百戏图

此图出土于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图以建鼓为中心安排人物的构图位置，将观者放置于上角，在余下的大面积中尽情地描绘场中乐舞杂耍之人，纪实式地展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场面。

当初顺帝刘保被废黜皇太子之位时，负责服侍他的小黄门籍建、傅高梵、长秋长赵熹、丞良贺、药长夏珍等人都受到了牵连，坐罪流放到朔方郡。之后顺帝诏令他们全部返回京城，并都擢升为中常侍。

这样一来，孙程等十九位封侯受爵的宦官，大受顺帝的宠信，成为朝廷中的新贵。后来顺帝还下诏准许宦官将爵位传给其养子。在顺帝的宠信和纵容下，宦官们不仅在后宫内任意妄为，还兼做朝官把持朝政。一时间宦官势力空前膨胀，东汉朝政不再掌控在外戚阎氏手中，而是转为宦官擅权。宦官权势炙手可热，东汉王朝的统治则愈加黑暗腐败。

宦官干政

顺帝继位之时，虽然年少，尚能明智地听取大臣的意见行事。但由于他性格软弱，做事犹豫不决，因此对待亲信宦官始终不能痛下决心整治。因而在朝政方面也深受其扰，未能做出大的成就。

对于群臣的进谏，顺帝大多能够采纳实行。虞诩被顺帝任命为司隶校尉，几个月后他上奏弹劾太傅冯石和太尉刘熹，顺帝接受了他的奏章并下诏将二人免官。随即虞诩又上书顺帝，弹劾中常侍程璜、陈秉、孟生、李闰等人。这就激起了宦官们的不满，朝中大臣也多有议论，认为虞诩过于苛刻。三公联名弹劾虞诩，指责其违反常法，于盛夏之季，大肆逮捕和关押无罪的人，使吏民深受其害。

虞诩上书顺帝辩解说：“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罚者民之衔辔。”他指出如今朝臣和地方官员大多推卸职责，使得百姓有冤无处申诉。且当今风气“以苟容为贤，尽节为愚”。虞诩所查出的案件牵连者甚众，三公担心自己也因此受累，所以先来诬陷他。虞诩宁愿以死来向顺帝尸谏。顺帝读阅了虞诩的奏章后，感慨不已，不但未对虞诩降罪，反而从此对他更加器重。

不久虞诩上书顺帝，请求惩办中常侍张防，控告其利用权势，接受贿赂，贪赃枉法。顺帝一看是弹劾自己最宠信的宦官，心中不悦，就将奏章压下不予表态。虞诩一连写了几次奏章，都没有得到顺帝的答复。为了表示愤慨，他自投廷尉监狱，而后再次上书顺帝，指出以往安帝重用樊丰，“交乱嫡统，几亡社稷。今者张防复弄威柄，国家之祸将重至矣”。顺帝被奏章所感动，心中稍有动摇。这时张防却跑到顺帝面前痛哭流涕，大说自己冤枉。顺帝怜惜他，便立刻将虞诩的奏章弃置一旁，并下诏将虞诩遣送到左校罚做苦役。

对于这样的结果，张防仍不满足，为了断绝后患，他一定要将虞诩置于死地。在张防的指使下，刑狱官员在两天之内，接连传讯虞诩四次，对其严刑拷打，百般虐待。一位狱吏劝说虞诩自杀。免得再受折磨，虞诩却拒绝说：“我宁愿受尽折磨，被斩于街市，以警示世上之人，也不愿默默自杀。否则世人又怎能明辨是非呢？”

张防残害忠臣虞诩的事情在朝野中掀起轩然大波，大臣们多半愤怒，但碍于顺帝对张防的宠信，而不敢为虞诩进言，伸张正义。倒是浮阳侯孙程和祝阿侯张贤听说此事后，先后入宫求见顺帝。孙程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初顺帝在政变之时，“常疾奸臣，知其倾国”。如今却和先帝一样纵容和包庇奸佞。虞诩忠心耿耿，却遭到如此下场。而中常侍张防“臧罪明正”，罪恶多端，却逍遥法外，甚至残害忠臣。今日观看天象，示意说宫中有奸臣，请求顺帝将张防打入大牢，以防止天降灾变。孙程慷慨陈词之际，张防就站在顺帝身后。顺帝也很尴尬，还没来得及表态，孙程就气愤地呵斥张防说：“奸臣张防，何不下殿！”张防无奈，只得赶紧退进了东厢。

接着孙程又请求顺帝马上下令逮捕张防。顺帝迟疑不决，只好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尚书贾朗素来与张防私交很好，因而争辩说虞诩诬告张防，确实犯了罪。顺帝一听，更加犹豫，就让孙程等人先退出宫去，自己要好好想一想。

没想到孙程等人刚退下，颇受顺帝宠信的中常侍高梵也来求见。原来虞诩的儿子带着虞家门生一百多人，打着旗子，将高梵的车驾团团围住，向高梵不停叩头，直至流血，述说虞诩实属被张防陷害的冤屈。高梵大受感动，答应入宫将此事禀报给顺帝。顺帝正在左右为难之时，高梵的话终于让他下定了决心，随即下诏将张防流放到边疆，处死或罢免了尚书贾朗等六人，当天就将虞诩释放出狱。

接着孙程又上书顺帝，言辞激烈地陈述虞诩有功而无过，希望顺帝能够再次重用虞诩。顺帝深受触动，随即任命虞诩为议郎，几天之后，又下诏将虞诩擢升为尚书仆射。重获启用的虞诩不改以往风范，依然直言进谏。并向顺帝举荐南阳郡人左雄，赞其尽忠尽职，“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这一次顺帝马上就接受他的提议，任命左雄为尚书。

玉熊虎相门纹板饰

此玉料呈白色，正面以浅浮雕加阴线刻饰图案。左侧饰一螭虎，中部饰一前两足张开的熊，右侧饰一向熊猛扑的斑虎，其他部分饰以流云纹。整个画面形象、精致，显示出其高超的刻画水平。

虽然在虞诩这件事上，顺帝接受了孙程等人的进谏，但顺帝心中已经对孙程有些不满。大臣中有善于见风使舵者借机弹劾孙程等人，说孙程和王国等人结党营私，扰乱朝政。顺帝也正想打击孙程等人，于是随即下诏罢免了孙程一干人的官职，并将他们的封地全都改到偏僻贫瘠的地区。紧接着顺帝又下诏命令十九侯必须在一定限期内离开京城，各自回到他们的封国去，还派洛阳令监视督促他们按时出发。

司徒掾周举不满顺帝的做法，于是劝说司徒朱伥出面劝说顺帝。朱伥遂上表劝谏，盛怒过后的顺帝也正在后悔自己的决定，于是他立刻接受了朱伥的建议，下诏将孙程改封为宜城侯。孙程抵达封国后，心里怨恨不满，将印信和符策都派人退回给顺帝，自己擅自违背圣旨，来到京城郊外的山林中。顺帝听闻后，心中懊悔不已，急忙下诏寻找孙程，在找到之后，诏令恢复孙程原来的封爵和食邑，并赏赐车马和衣物，将其送回封国。永建三年（128年）十二月，顺帝想念孙程，遂将孙程等十九侯又全部召回京城，让他们参与朝政。

永建四年（129年）正月初一，顺帝下诏大赦天下。十一日顺帝行成年加冠礼。阳嘉二年（133年），京城宣德亭突然发生地裂，长八十五丈。顺帝不安，特意召集王公大臣们所举荐的贤人能士，询问有关对策及当朝的政治利弊。李固直言不讳地指出，应该以前朝安帝为鉴，放宽胸襟，谋求实行善政，审慎加以选任，使尚书能辅佐君王，推行善政。并请求顺帝罢黜宦官，削减他们的权力，仅保留品德方正的常侍二人，在左右听候驱使。再保留有才智和高雅的小黄门五人，在殿中供职。顺帝读之，深以为然，当天就命乳母宋娥搬出皇宫，回到她自己的私舍。而宦官们闻听大患临头，都向顺帝叩头请求恕罪。顺帝终于还是没有下狠心按照李固的提议去做，只是提拔李固为议郎。但宋娥和宦官们却都对李固恨之入骨，于是伪造书信，捏造罪名来诬陷李固。顺帝信以为真，下令查办李固，而宦官们竟然不将诏书送抵尚书台，而直接传达下去。大司农黄尚、尚书仆射黄琼进行挽救，并求助于梁商，请顺帝派人重新查明事实。结果李固被关押了很久才被无罪释放，但从此不再受到顺帝重用，而是被调任为洛县县令。于是李固便辞官回乡。

阳嘉四年（135年）二月十六，顺帝下诏将孙程的养子封为侯，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允许宦官以养子继承爵位。因为感激宦官发动政变拥立自己为帝，顺帝允许他们参与朝廷政事。御史张纲上书反对，但顺帝毫不理会。

在顺帝的纵容下，乳母、宦官频频贪赃枉法。永和二年（137年）五月初六日，有人揭发山阳君宋娥勾结奸佞，以不实之词诬陷他人。顺帝查实后，下令收缴了宋娥的印信，并遣送其回封国。而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泛、王道、李元、李刚等九侯，因与宋娥互相贿赂，谋求高官和增加食邑，顺帝下诏将他们也一律遣回各自封国，并以减少其所享用的封国租税的四分之一作为惩戒。

顺帝在位时期，官员选拔的不正之风越发严重，外戚和宦官各自安排自己的亲信，结党营私，使得大批有识之士不能进入官场为国家效力。为此阳嘉元年（132年），尚书令左雄对人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修建太学，扩充生员，任用清白儒生为官吏。左雄还直谏顺帝诏告天下，鼓励群臣举荐贤良、正直之士，并对明经者进行考试，通过者可为太学生。因为地方官员在举孝廉时最易舞弊，所以左雄针对这些弊端，建议对地方上举荐的孝廉进行复试，再由尚书台举行二次复试。根据复试的成绩来任命官吏，对于那些不合乎才能要求的被举之人一概遣回原籍，而举荐人也要受到严惩。这样一来，便加强了各地方官员对举荐孝廉的责任心，使他们再也不敢随意贪污受贿。顺帝遂诏令各郡国举孝廉。

汉安二年（143年），尚书令黄琼认为，先前左雄所上奏的关于孝廉的选举制度，只限于推荐精通“儒学”和“文吏”，在选拔人才上还有不足之处。于是上奏顺帝请求增加“孝悌”和“能从政”两科，一共四科，作为考核内容，得到顺帝的批准。

梁氏乱政

汉顺帝时期，外戚梁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汉顺帝死后，梁氏势力如日中天，掌控了朝中大权。此后梁氏外戚利用手中的权势胡作非为，扰乱朝政，甚至废立皇帝。外戚乱政给皇权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也引发社会的不安，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祸害。

正史史料

阳嘉元年春，有司奏立长秋宫，以乘氏侯商先帝外戚，《春秋》之义，娶先大国，梁小贵人宜配天祚，正位坤极。帝从之，乃于寿安殿立贵人为皇后。

——《后汉书·皇后纪下》

初露端倪

阳嘉元年（132年），十八岁的汉顺帝打算从宠爱的四个贵人中选立皇后，但这四个贵人各有千秋，顺帝也犹豫不决，不知道选哪一位更好。于是有人提议说用抽签的方法，由上天决定，抽到谁就是谁。时任尚书仆射的胡广与尚书郭虔、史敞联名上书进谏。他们认为，选立皇后是一件大事，皇帝本人不愿意自己来决定，是皇帝谦恭的表现，但是用抽签的方法让上天来决定，未免有些欠妥。这种方法自古没有先例，而且选择皇后应该以她的德行为依据，德行好的人自然有不同于其他人的气质。同时他们向皇帝建议，除了四位贵人外，再增选几位良家女儿，从其中物色品德最好的。品德一样好，物色年龄较大的；年龄一样大，挑选外貌美丽的。然后再稽查典籍，最后由陛下考虑决定。顺帝接受了这个建议。

有一位梁贵人，是汉和帝刘肇的母亲梁贵人的侄女，乘氏侯梁商的女儿。顺帝对她有着特别的好感，因此顺帝决定选立她为皇后。阳嘉元年（132年）正月二十八，梁贵人被顺帝封为皇后。阳嘉四年（135年）其父梁商被拜为大将军。梁商就任大将军后，开始总揽朝政。之后顺帝又任命执金吾梁冀为河南尹，梁商的少子梁不疑为侍中、奉车都尉。自此梁氏家族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朝廷之中做官。

梁皇后膝下无子，顺帝只有虞贵人为他生的一个儿子叫刘炳。建康元年（144年）四月，顺帝立皇子刘炳为太子，并大赦天下。

建康元年（144年），汉顺帝在玉堂前殿驾崩，年仅三十岁，安葬在宪陵（今河南洛阳西），庙号敬宗（后除庙号），谥号孝顺皇帝。顺帝刘保在位十九年，昏聩无能，任由宦官与外戚专权，使得东汉王朝在宦官与外戚的争斗中加速了衰落的进程。

汉顺帝驾崩后，年仅两岁的太子刘炳即位，次年改元为“永憙”，刘炳就是汉冲帝。梁皇后被尊为皇太后，并临朝主持朝政。她任命太尉赵峻为太傅，大司农李固为太尉。冲帝在位只有半年，便夭折了。为了实现长期掌权的目的，梁太后又将另一个年仅八岁的皇族成员刘缵迎入宫中，于永憙元年（145年）正月立为皇帝，改元“本初”，这就是汉质帝。质帝刘缵是汉章帝的玄孙。质帝即位后，朝政仍旧由梁氏家族把持。东汉王朝向着衰败的深渊又下滑了一步。

几经辗转的帝位

建康元年（144年），年仅三十岁的汉顺帝刘保病逝，此时他唯一的儿子太子刘炳不过两岁，即位后不过半年也死了。因帝位空虚，把持朝政的梁太后和梁冀就在刘氏皇族中挑选，最后挑了一个八岁的孩子，并于永憙元年（145年）正月立其为皇帝，改元“本初”，这就是东汉历史上的汉质帝。

汉质帝名叫刘缵，是汉章帝的玄孙，他年纪虽小，却聪明伶俐。质帝每日坐在朝堂上，看着梁冀对群臣发号施令，对恣意蛮横的梁冀很是不满。小孩子并不懂得遮掩，有一天梁冀又在呵斥文武大臣，质帝就指着梁冀大声说道：“此跋扈将军也。”梁冀非常恼怒，又不好公然发作。梁冀觉得质帝不是个好掌控的人，一旦他长大后亲政，更不会将自己放在眼里，因而暗起杀心。

本初元年（146年）闰六月初一，梁冀命令质帝身边的内侍把鸩毒放在汤饼中，送给质帝吃。不一会，药性发作，质帝感到十分难受，就让人赶紧去传太尉李固。李固来到质帝卧榻前，询问详情。质帝挣扎着说：“我刚才吃了汤饼，现在觉得肚子里很难受，嘴巴很干，给我点水喝，我还可以活。”站在旁边的梁冀连忙阻止说：“恐怕会呕吐，不能喝水。”梁冀的话还没有说完，年幼的质帝已经痛苦地咽气身亡。李固大为伤心，伏在质帝的尸体上恸哭，并怒斥服侍质帝起居健康的御医。梁冀担心下毒的真相被揭穿，心里十分痛恨李固。

汉质帝突然去世，东汉王朝在极短的时间里再一次面对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李固与司徒胡广、司空赵戒，联合给梁冀写了一封书信，信中说：“天下不幸，频年之间，国祚三绝。”希望梁太后和梁冀大将军能够像过去前朝一样，广泛征询王公大臣们的意见，以找到一位“令上应天心，下合众望”的新皇帝。并郑重指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

梁冀读信后，心有不悦，但还是和梁太后商议，将朝中三公、俸禄二千石的官员及列侯都请到宫中，一起讨论继承皇位的合适人选。太尉李固、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大鸿胪杜乔提议由“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朝廷莫不归心”的清河王刘蒜继承皇位。不想这个提议却遭到了宦官曹腾的破坏。

曹腾听说三公提名刘蒜，赶紧连夜去拜访大将军梁冀说：“大将军您位高权重，几代都是皇亲国戚，门客下属遍布朝廷、地方，难免有一些过错，落下不少埋怨。清河王以严厉明察著称，如果立他为帝，大将军您的日子恐怕就不好过了，还有可能会大祸临头！您不如拥立蠡吾侯为帝，这样就可以长保富贵。”这番话说得梁冀心惊肉跳，如梦方醒。说起来他原本和梁太后打算立为新帝的就不是清河王，而正是蠡吾侯刘志。当初平原王刘翼被贬逐回到河间国，他的父亲河间王刘开上书顺帝，请求将自己封地中的蠡吾县分给刘翼，顺帝批准，并将刘翼封为蠡吾侯。刘志是刘翼的儿子，章帝的曾孙，继承父亲的侯位成为现任蠡吾侯。此时刘志正在京城洛阳，因为梁太后想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特意下诏把他叫来的。

梁冀急忙进宫去找梁太后，两人合谋还是立刘志为新帝。于是第二天一早，梁冀重新召集王公大臣们讨论。梁冀为恐吓众人，故意摆出凶神恶煞的样子，司徒胡广和司空赵戒及大部分的大臣都心生畏惧，不敢坚持前一天的建议，而是唯唯诺诺地表示：“但凭大将军做主，我们愿意听从！”只有李固和杜乔坚持立刘蒜为帝。梁冀恼羞成怒，宣布散会，让众大臣回去等通知。李固回府后，又给梁冀写了一封信重申其立帝的想法。

这下可彻底惹恼了梁冀，并于初四日，劝说梁太后下诏免去了李固的太尉之职。初五日梁太后又下诏，将胡广升任为太尉，任命赵戒为司徒，和梁冀一起主管朝廷事务，随之又将太仆袁汤升为司空。又过了两天，即本初元年（146年）六月初七，梁太后正式下诏，派大将军梁冀亲自持符节，用帝王乘坐的青盖车迎接蠡吾侯刘志，将其迎进南宫。当天时年十五岁的刘志即皇帝位，改元“建和”，是为东汉桓帝，梁太后仍然临朝听政。她将朝廷大权交给三公等辅佐大臣，但实际执掌朝权的还是大将军梁冀。

七月初二，汉质帝被安葬于静陵（今河南洛阳东南）。同年九月，汉桓帝追尊皇祖父河间孝王为孝穆皇，祖母赵氏为孝穆后，追尊父亲蠡吾侯刘翼为孝崇皇。祭庙名为烈庙，陵园名为博陵。并设置令、丞等官员负责掌管，派司徒以隆重大礼举行祭祀。十月汉桓帝尊亲生母亲耿氏为博园贵人。

梁冀独霸朝政

汉桓帝即位后，为感谢梁冀的拥立之功，下诏“增封梁冀食邑一万三千户”。由此大权在握的梁冀变得更加飞扬跋扈，为所欲为。

因为喜欢兔子，梁冀就在洛阳城西建立了一处兔苑，面积竟达数十里。他还公开发布文书，向各地官府征收兔子。每只兔子都被剃掉一撮兔毛，以识标志。要是有人伤害了梁家兔苑里的兔子，必受严惩，甚至被判以死罪。有一位来自西域的商人不知道这个禁令，误杀了一只梁氏兔苑的兔子，以致被杀，且不少人遭到株连，最后因罪致死的竟达十多人。

对于朝中大臣，梁冀也是任意处置。当时朝中有一位年轻的郎中名叫袁著，年轻气盛，因看不惯梁冀的狂妄行为，直言上书，请求桓帝下诏削减梁冀的权限，收敛其威风。桓帝不置可否，梁冀知道后，暴跳如雷，马上派人追杀袁著。袁著终于体会到梁冀一手遮天的厉害，被逼无奈之下，他只得装成暴病而亡，让家里人安排后事，抬着棺材举行了葬礼。谁知这一招并没能瞒过梁冀的门客，袁著最终还是被梁冀手下的兵丁抓了起来，被活活地打死。

建和元年（147年）八月十八，汉桓帝按照梁太后的意思，册封梁太后和梁冀的妹妹梁女莹为皇后。梁冀本打算以厚礼迎亲，可杜乔却说此与礼制不合，予以反对。之后杜乔还回绝了梁冀推荐的尚书人选，因此梁冀越发憎恨杜乔，总想找个机会除掉他。而宦官唐衡、左一道也一向嫉恨杜乔，于是就在桓帝面前诬告说：“以前杜乔和李固反对陛下即位，认为您不能侍奉汉朝宗庙的祭祀。”桓帝由此也讨厌起杜乔和李固来。

随后梁冀诬称李固、杜乔暗地里和刘文、刘鲔等人互相勾结，图谋不轨，欲将二人逮捕治罪。梁太后素知杜乔为人正直，因此拦住梁冀，不让他为难杜乔，梁冀只好将李固抓入大牢。为给李固申冤，他的门生王调，身戴刑具上书桓帝，赵承等数十人闻讯，也都带着腰斩所用刑具一起聚集到皇宫外。梁太后听说此事后，下诏将李固释放，京城的百姓无不欢欣雀跃，为李固庆贺。梁冀大为吃惊，没想到李固竟然如此深得民心。他担心日后被李固报复，再次上书桓帝弹劾李固。桓帝不分青红皂白，下令严查李固。

刚出牢狱没多久的李固再次被捕，被关进了监狱。大将军长史气愤填膺，去找梁冀理论，劝其不要再迫害李固。梁冀非但不听，还甩袖而去。虽然有几位忠臣仗义执言，梁太后也力图挽留，但是梁冀不依不饶，而桓帝也任由他发威。几天后李固便冤死在狱中。

李固死后，梁冀再次将矛头对准了杜乔。他派人威胁杜乔说：“你还是赶紧自杀吧，这样可以保全你的妻子、儿女。”杜乔不肯答应。第二天梁冀又派人骑马来到杜乔家门口，细细倾听，没有听到里面有悲伤痛哭的声音。梁冀进宫要求梁太后下诏逮捕杜乔。这一次梁太后没有再保护杜乔，没几天杜乔就冤死狱中。

和平元年（150年）正月初二，梁太后下诏，告知天下，自己不再临朝听政，正式将朝政大权归还给已经年满十九岁的汉桓帝。仅仅一个多月后，梁太后便去世了。桓帝隆重地安葬了梁太后，谥号为顺烈皇后。

借助宦官铲除梁氏

延熹元年（158年），梁冀执掌朝政已有十五年时间，而汉桓帝刘志也已经继位十三年，是二十七岁的成年人了。但是梁冀对权力的欲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强烈，他对桓帝也越来越轻视。每逢地方上进贡财物，梁冀总是先挑选上品留给自己享用，挑剩下的才派人进献给桓帝。

汉安帝的嫡母耿贵人病死后，梁冀竟派人向耿贵人的侄子耿承索求耿贵人遗产中那些珍稀的宝物。耿承身为列侯，身份显赫，对梁冀的无理要求自然不予理会。梁冀大怒，竟然找了个理由将耿承一家十多口人全都杀害了。类似的事情一再发生，致使汉桓帝对梁冀的不满日渐增多。

这一年的五月二十九，天上出现了日食之象，这在古代被视为大不吉，是上天在警告当朝皇帝“为政有过”。太史令陈授派小黄门徐璜上报桓帝说：“这次的日食之变，罪过在于大将军梁冀。”梁冀听闻后，授意洛阳令逮捕和拷打陈授，最后将其杀害在大牢中。一向宠信太史令的桓帝由此更加憎恨梁冀。

未曾有机会掌权的桓帝终于不堪忍受梁冀的跋扈凶残，下决心要除掉他。但他的身边，宦官、宫女、羽林军大多是梁冀的亲信或眼线，桓帝深知必须谨慎行事。延熹二年（159年）七月的一天，汉桓帝刘志趁上厕所的机会，把亲信宦官小黄门唐衡召进去，问他朝廷内外有哪些人和梁冀不合。唐衡回答说有中常侍单超、徐璜以及黄门令具瑗、横门左悺等。桓帝就对唐衡和盘托出自己打算铲除梁冀的想法，唐衡表示一定倾力支持。八月桓帝在内殿秘密召见单超、徐璜等人，桓帝对他们说：“大将军兄弟专权，威慑天下，我现在打算铲除他们，你们意下如何？”单超等人连声附和，都大骂梁冀篡权误国，早应诛杀。桓帝赞同道：“奸臣胁国，当伏其罪，何疑乎？”于是桓帝与五位宦官合谋如何发动羽林军一举击败梁冀。

此时梁冀也得到眼线来报，说桓帝和单超等人正在密谋除掉他，于是他马上派中黄门张恽带禁军入宫把守。张恽刚进入宫中，正巧遇到具瑗带羽林军而来。具瑗指责张恽“辄从外入，欲图不轨”，并且将其抓住，并迅速报给桓帝。见事情已经泄露，桓帝决定事不宜迟，立刻开始行动。桓帝亲自来到御前殿，诏令诸位尚书入宫见驾，并指派羽林军守卫皇宫，同时派具瑗与司隶校尉张彪一起率一千多名羽林军将梁冀府邸团团围住，立即收缴其大将军印绶。往日狂妄自大的梁冀自知难逃一死，即和老婆孙寿服毒自尽。而梁氏、孙氏家族中的男女老少，全都被抓到街头当众斩首。

紧接着桓帝又下诏杀掉与梁冀素来亲近的王公大臣数十人，太尉、司徒、司空均免死而被废为庶人。其余大小官员被罢黜者达三百余人，以致“朝廷为空”。梁冀全部家产被没收，最后一统计，发现没收的梁冀家产的总价值竟然达到“三十余万万”，全都上激国库，减收当年全国租税的一半，占用的民田仍旧归还给当地农民耕种。百姓闻之，无不欢欣鼓舞。

在彻底铲除梁冀及其党羽之后，汉桓帝大肆封赏有功之臣，首先就是参与主谋的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这五名宦官。他们都被封为侯，世人合称其为“五侯”。因为单超死得较早，余下四侯依仗桓帝的宠信，肆无忌惮，横行于朝野。当时京城中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左回天（左悺）、具独坐（具瑗）、徐卧虎（徐璜）、唐雨堕（唐衡）。”根据史书记载，桓帝亲政后“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桓帝借助宦官的力量铲除了外戚梁氏，换来的却是比梁冀更加贪婪骄纵、独裁奢靡的宦官专权。

与边境各族和海外的交往

东汉时期，朝廷与各民族的交往进一步发展，不仅出现了汉人与边境地区的各民族的交往，而且出现了汉人与海外一些民族国家的交往。这一时期，汉人与边境的匈奴、西域、羌人、鲜卑等民族交往密切，对这些民族地区的统治也逐步加强。与海外的国家如倭国、天竺等国的交往也逐渐频繁，这些交往促进了航海和造船技术的发展。

匈奴弱势

由于匈奴内部争斗不断，后来一部分归附东汉，称为南匈奴，一部分留居漠北，称为北匈奴。南、北匈奴相互攻打，匈奴的势力大大被削弱，最后东汉派兵征服了北匈奴，北匈奴五十八部降汉。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

此为东汉朝廷颁发给匈奴首领的官印。此类官印的钮为俯跪着的骆驼，示意匈奴向汉朝臣服。

南匈奴与北匈奴

新莽时期，与匈奴的关系就很紧张。王莽政权被绿林军推翻后，时隔一年，更始帝刘玄派使者到匈奴，授单于玉绶，以改善关系。刘秀建立东汉后，又于建武六年（30年）再次派王飒出使匈奴，以通旧好。汉匈关系虽然得到了改善，但匈奴贵族内部斗争激烈，一再分裂内战，对汉朝也一再侵扰。刘秀为了防御的需要，将幽、并二州边区的百姓迁到常山关（今河北正定）和居庸关以东。在长城一带修筑亭候、烽燧，以加强防御。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贵族为争夺单于王位而分裂为南、北两部。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日逐王比被南边八部拥立为单于。日逐王比的祖父呼韩邪单于曾与汉朝交好，得到过汉朝的帮助，统治稳定。日逐王比也称呼韩邪单于，他率部众归附东汉朝。之后单于比向东汉“奉藩称臣”，并请求使者监护。屯居于五原塞（今内蒙古包头一带），南下归附东汉的称为南匈奴，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

此后南、北匈奴互相攻打，匈奴势力大大削弱。建武二十六年（50年），光武帝刘秀派遣中郎将段彬等人授南匈奴单于玺绶，立单于庭于五原西部，后又内迁到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此后东汉正式设置使匈奴中郎将，派兵监护匈奴。南匈奴率部众迁徙到云中后，继续向内徙居到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以美稷为南单于庭。汉朝每年赏赐给匈奴贵族金银珍宝，向匈奴提供粮食。南匈奴单于还派贵族子弟到洛阳学习汉朝文化。

南匈奴归附汉朝，而北匈奴则与东汉为敌，经常对南匈奴和东汉民众进行掠夺。当时东汉刚刚建立，国力尚在恢复中，因此直到汉明帝时，才发动了对北匈奴的反击战。永平十六年（73年），明帝派窦固、耿忠等人分兵四路，进攻北匈奴。窦固、耿忠追至天山，攻击匈奴呼衍王，斩首匈奴兵千余级。又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攻占伊吾卢（今新疆哈密西），设置宜禾都尉，留官吏士兵屯田伊吾卢城。章和元年（87年），北匈奴为鲜卑所破，北单于被杀，北匈奴五十八部降汉。

窦宪燕然山勒铭

永元元年（89年），朝廷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联合南匈奴一同讨伐北匈奴。窦宪“佩金印紫绶，比照司空规格配备属员”，以执金吾耿秉和耿夔为副将，奉命出征，“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与北匈奴军队大战于稽落山。汉军大破北匈奴军，“斩首一万三千级，受降二十万人”。窦宪率军一鼓作气，出塞三千余里，将北匈奴的残余部队一直追击至私渠海。经此一役，北匈奴的军事势力土崩瓦解。窦宪“登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刻石勒功”，才班师回朝。

窦宪平定北匈奴立下大功，窦太后喜出望外。在窦太后的要求下，当年九月，汉和帝下诏，派中郎将持节到五原任命窦宪为大将军，同时犒劳赏赐三军将士，军中凡“各郡二千石长官子弟，都升任太子舍人”。永元二年（90年）六月，和帝在窦太后的授意下，再次下诏，册封窦氏四兄弟侯爵之位，窦宪封爵为武阳侯，食邑二万户；窦笃为郾侯，窦景为汝阳侯，窦瑰为夏阳侯，各食邑六千户。窦笃、窦景、窦瑰均接受了封赏，唯有窦宪坚决辞让封爵，仍领大将军之职。按照汉朝官员级别配置，大将军的官位在三公之下，官属标准与太尉相同。如今窦宪北伐成功，手握重兵，满朝文武都唯他马首是瞻。为讨好权倾朝野的窦宪，王公大臣们竟然联合起来，上书奏请朝廷，将窦宪的大将军之位置于“三公之上，太傅之下”，并将其设置官属的档次提升。

永元三年（91年），窦宪决定彻底消灭北匈奴，遂派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人率领汉军出征。从居延塞至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北单于，斩首匈奴兵五千余级，北单于遁逃，不知去向，其国遂亡”。这一场大战令北匈奴彻底从西域消失了。

经营西域

班超出使西域，说服了西域各国归顺汉朝。汉和帝特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由其负责西域各国的管理。经过多年的征战，班超最终完成了统一西域的伟大使命。汉安帝时，西域各国反叛势力重新抬头。安帝下诏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五百人，驻扎在柳中。东汉政府与西域各国又重新交好。

班超投笔从戎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他的父亲班彪、长兄班固、妹妹班昭都是闻名于世的史学家。班超“有大志，不修细节”，博览群书，明察事理，不辞劳苦，孝敬恭谨。

永平五年（62年），班固奉召入京担任校书郎。班超和母亲随同前往。因为家境贫寒，班超就在官府里找了一份文书工作，每天伏案抄抄写写。他常常投笔而立长叹道：“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

有一次汉明帝无意向班固问起班超现在何处，班固回答说：“他在官府当文书，赡养母亲。”明帝当即下诏任命班超为兰台令史，掌管奏章和文书。可没过多久，班超因犯了过错而被免职，后来投到窦固帐下为假司马，跟随窦固出击匈奴，多有战功，深得窦固信任。

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接受窦固的指派，和从事郭恂带着三十六名随从人员出使西域。他们一行来到了鄯善（今属新疆），鄯善王一开始热情相待，可没几天，却对他们明显地冷淡了。班超不由得警觉起来，他猜想一定是北匈奴也派了使者前来，鄯善王迫于北匈奴的强势而不再和汉朝使者亲近。正在此时鄯善王的仆人前来安排酒食。班超做出早已知晓的样子，突然问道：“匈奴使者来了几天？现在住在什么地方？”鄯善王的仆人以为汉朝使者知道了匈奴使者前来的消息，一时惊慌，竟脱口说出了实情：“他们已经来了三天，就住在距此十五公里的营地。”。

班超随即下令将这个仆人严加看管起来，以防其向鄯善王通风报信。此时班超心里已经有了决断，但他深知郭恂胆小谨慎，不会同意他的做法，因此班超只将三十六名随从召集起来饮酒。痛饮几杯后，班超举起酒杯说道：“你们和我一起出使西域，为的就是‘立大功，以求富贵’。如今匈奴的使者也来到这里，鄯善王对我们不再友好，极有可能会把我们抓起来送给匈奴。我们现在的处境岌岌可危，恐怕性命难保，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大家一听，都愤慨激昂，纷纷表示说：“如今我们身处险境，生死都跟随司马。”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趁夜火烧匈奴使者，让他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来偷袭，将他们全部消灭。这样一来，匈奴必然迁怒于鄯善王，鄯善王害怕，必然归顺我朝。”大家都点头赞同。于是班超带领三十六名随从直奔匈奴使者的营帐。

投笔封侯

班超由于家境贫寒，经常以替官府抄写文书维持生计。有一天他把笔往桌子上一扔，感叹地说：“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永平十六年（73年），窦固出征匈奴，征用班超为假司马，从此打开了班超立功边疆的大门。

此时夜色渐深，刮起了大风。班超安排了十名随从拿着鼓藏在营帐后面，叮嘱他们一旦看见火光就猛敲战鼓，大声呐喊。另外安排二十名随从拿着武器埋伏在营帐前。班超亲自带着余下的六名随从顺着风向纵火焚烧营帐。大火一起，那十个名随从就敲鼓大喊起来。营帐内的匈奴使者惊恐不已，纷纷探出身子来察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班超就带着埋伏的二十名随从冲杀进了营帐，将匈奴使者及其三十多名随从全都斩杀，烧毁了所有的营帐。

第二天一早，班超带领众人回到自己的营帐，派人去请鄯善王。鄯善王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班超将被杀的匈奴使者的首级拿给他看。鄯善王惊恐不已，脸色大变。班超见他心生惧意，便上前好言安抚。鄯善王当即表示归顺汉朝，还愿意将王子送到汉朝做人质。

班超顺利地完成了使命，窦固更加欣赏他，还将班超出使的经过上奏给汉明帝。明帝也赞叹班超足智多谋。此时于阗王国（今新疆和田）已取代莎车王国在那一地区的霸主地位，北匈奴派遣了使者和于阗王国交好，于是明帝打算派班超出使于阗王国。临行前明帝担心他的安危，吩咐他多带些随从人员。班超拒绝说：“于阗王国距离遥远，兵力强盛，我就是多带几百个人同去，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最终班超仍然只带着原来的三十六名随从出发了。

班超抵达于阗王国后，于阗王见汉朝使者人员很少，心中轻视，对他们并不热情。班超劝说他与汉朝交好，脱离匈奴。于阗王犹豫不决，便求助于本国的巫师，请求神的指示。在于阗王国，巫风炽盛，而于阗王所信任的巫师早已被北匈奴使者收买。他故意对于阗王说：“天神生气，责问你为何要与汉朝交好？汉朝使者带来一匹‘騧马’，神要你将此马杀掉来祭天。”

于阗王一听是天神的意见，不敢违抗，连忙派国相向班超讨要那匹马。班超已经知晓是巫师在捣鬼，还是欣然答应了，只是要求由巫师前来亲自把马牵走。巫师不知何意，他刚来到马前，班超立即下令随从将巫师斩首，把其首级送到于阗王面前。于阗王大惊失色，因为他对班超在鄯善国诛杀匈奴使者一事早有耳闻。为了避免班超采取更加严厉的行动，于阗王赶紧下令将北匈奴的使者处死，并表示愿意归顺汉朝，永世交好。

鄯善和于阗王国是当时西域的主要国家，另外还有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噶尔）等国家。龟兹王国一向和北匈奴关系最为密切，还依借北匈奴的军事力量攻击疏勒王国，并将其国王杀死，将龟兹籍的大将兜题立为疏勒新王。班超劝服于阗王国之后，继续出使西域各国。他派部将田虑先行出使疏勒王国，劝说兜题归顺汉朝。兜题当然不肯答应。对此心中早有准备的田虑突袭兜题，将其抓住囚禁在自己的营帐内。此时班超也赶到疏勒，主持大局，将疏勒已故先王的侄儿忠立为新王，疏勒从此归顺了汉朝。没过多久，龟兹王国也臣服于汉朝王室。至此“西域南道诸国，全部归顺”。

永元三年（91年），汉和帝为表彰班超多年的功绩，特任命他为西域都护，由其负责西域各国的管理，驻守在龟兹的它乾城。任命有功之臣徐干为长史，驻扎在疏勒，和班超互为呼应。就任西域都护后不久，班超还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派遣甘英代表东汉政府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甘英率领的使团一直前行到西海（即波斯湾）才返回西域。这是中国和外国交好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

经过多年征战，班超以疏勒为根据地完成了统一西域的伟大使命。永元十二年（100年），思念家乡的班超上书汉和帝，表示说：“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和帝深为感动，随即下诏，将时年七十一岁的班超调回京城洛阳，任为射声校尉，并封他为定远侯。回京一个月后，班超不幸病逝。和帝感怀不已，时常表示对他的思念之情。

班勇再通西域

汉安帝即位后不久，西南部的蛮夷接连请求“内属”，接受东汉王朝的统治。北匈奴也再次向汉朝提出和亲的请求，但邓太后认为北匈奴早已不成气候，因而没有答应其请求，只是赏赐来使，以礼相送。北匈奴单于被拒，觉得很没面子，又听信了韩琮虚报的消息“关东水潦，人民饥饿死尽，可击也”，于是决定起兵反叛东汉的统治，而这也随即引发了西域诸国的连锁反叛。永初元年（107年）六月，邓太后与大臣们开会商讨西域问题，认为维持在西域的统治所耗费用巨大，决定放弃对西域诸国的统治权，撤销西域都护。

尼雅护膊织锦

该织锦出土于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一座双人合葬墓中。锦为长方形，采用经线提花的织造制作方法，以宝蓝、绛红、草绿、明黄和白色等五组色经织出星纹、云纹、孔雀纹、仙鹤纹、辟邪纹和虎纹。花纹之间贯穿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字。边缘用白织物缝边，两边下面各缝出三条长带。其出土时位于尸体的臂肘腰部。“五星”为占卜用语。“中国”应指中原地区。整句话主要表达了汉晋时期天象占星术和乞求强盛吉利的思想意识。

延光二年（123年）四月，北匈奴与车师国联合，入侵东汉所辖河西地区。有朝臣上书汉安帝，建议关闭玉门关和阳关，以杜绝外患。敦煌太守却认为“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并提出有关西域的上中下三策：“西域各国受北匈奴呼衍王的控制，入侵我朝。呼衍王常辗转来往于蒲类海和秦海之间。我朝可派酒泉属国军队两千人直进昆仑塞，除掉呼衍王，令西域各国失去首领。之后再调集鄯善国军队五千人进逼车师国后方，此为上策。中策则是我朝不出兵，但设置军司马，领兵五百人，由河西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供给犁、牛、粮食，出塞进据柳中。还有一种是下策，就是放弃交河城，将鄯善国愿意归顺我朝的民众迁入塞内定居。”

汉安帝召集群臣商议，众人议论纷纷。陈忠上书说：“西域大部分国家还是向往汉朝的，只是由于受到北匈奴的胁迫，不得不服从他们。如今北匈奴已经打败了车师国，下一步就是收服鄯善国。如果我们不派军援救，那其他国家也会相继归附北匈奴。这样一来，北匈奴的实力就会增强，并会步步进逼南羌地区。若一旦他们与羌人联合，势必会对河西四郡造成极大的威胁。到那时我们必然要派军救援河西地区。而那样就要征发百倍徭役，耗费巨大。既然目前敦煌告急，朝廷理应施以援手，不然如何面对天下臣民和各异族。这不仅有损朝廷威信，也会减少我朝的疆土，实非良策。”安帝觉得有理，就问陈忠有何良策，陈忠回答说：“依我所见，朝廷应该在敦煌设置校尉，依照旧例增加河西四郡的驻军，以镇抚西域各国。”安帝深以为然，宣布照此办理。随即安帝下诏任命班超少子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五百人西出塞外，驻扎在柳中。

班勇，字宣僚，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其父为东汉名将、西域都护班超，其母为疏勒国王室之女（即疏勒夫人）。他生长于西域，自幼习学汉语言文学和西域诸国语言文字。遍访西域诸国，每有见闻，以笔志之。后随父回到长安，颇有父亲班超的风范。

延光三年（124年）的正月，班勇一行抵达楼兰。他带给归顺东汉朝廷的鄯善王三条特赐的绶带印信。但此时龟兹王白英还犹豫不决，不知是否归附。班勇“开以恩信”，打动了白英。于是白英带着姑墨、温宿两国国王，把自己五花大绑，来到班勇面前表示愿意诚心归降。

班勇觉得这是进一步行动的大好时机，当即答应了龟兹王白英和姑墨、温宿两国的归降，并从龟兹等国征调了步骑兵一万多人，和汉军一同奔赴车师前王国。在伊和谷赶走了入侵的匈奴伊蠡王，收编车师前王国军队五千余人。而后车师前王国重新与东汉王朝交好。班勇率众返回柳中，在那里垦田屯戍。东汉王朝与西域诸国暂时恢复了平稳安定。

与羌人、鲜卑、高句丽及海外交往

汉安帝在位期间，虽然与有的民族发生过征战，但并未影响到东汉王朝对边境的控制，与各边境少数民族的往来还是友好的。交通的发展，也使得东汉与海外国家的交往变得更加密切和频繁。

宁城幕府

此图描绘了墓主人护乌桓校尉幕府内的设置和活动情况。建筑风格独特，对研究我国古代衙署建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羌人起义

永初二年（108年），羌人不满东汉朝廷的统治，揭竿而起，发动了东汉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叛乱。邓太后派邓骘和征西校尉任尚率五万军队平定羌人之乱。没想到邓骘大败，“死者八千余人”，羌人叛军一直打到陕西、山西一带，直接威胁到中原地区。邓骘上书邓太后，请求放弃因羌叛而残破不堪的凉州（今甘肃），退守陕、山。邓太后找来大臣们商议，迫于邓骘的威慑，满朝文武大臣竟都同意这样做。只有郎中虞诩坚决反对，并且竭力说服了太尉张禹，这才没有答应邓骘的请求。不久邓太后和邓骘的亲生母亲阴氏去世，邓骘以此为由，再次上书邓太后，提出免除军职为母亲守孝。邓太后不愿意使军权旁落他人，但也知道邓骘的能力不足以平定叛乱。左右为难之际，邓太后请教自己的老师班昭。班昭回答说：“邓骘为母亲守孝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如果您不能应允，将来怎能留下谦让之名呢？”邓太后领悟过来，当即批准了邓骘的奏请。经过几次调换后，任尚成为东汉军权的掌控者，并很快平定了羌人的叛乱。

邓太后听说任尚所用兵法，均出自虞诩的建议，遂任命虞诩为武都太守，“入甘肃平羌”，安抚民心，治理地方。

与鲜卑、高句丽等国修好

安帝在位期间，与各边境少数民族的往来友好。虽然与西域各国之间处在不断的和平与征战之中，但并未影响到东汉王朝对边境的控制。

永初元年（107年）至永初七年（113年），居住在今内蒙古地区北部的鲜卑族首领燕荔阳主动提出与东汉朝廷交好，为示诚意，他还亲赴东汉京城面见汉安帝朝贺。安帝热情地接待了他，还特赐鲜卑王印绶，并下诏允许汉民与鲜卑族在上谷郡的宁城（今河北宣化西北）通市，互相进行商业贸易。元初五年（118年）春，北匈奴单于逢侯，带领一百多名骑将来到朔方塞，归顺东汉朝廷。安帝下诏将其安排在颍川郡（今河南中部）。

建光元年（121年）秋，高句丽国侵扰东汉边境，国王宫亲自率领马韩、濊貊数千骑兵包围了东汉的玄菟郡。夫余国国王派儿子尉仇台带领二万军队和当地官府军队一起抵抗，大败高句丽国军队。不久高句丽国国王宫去世，由其子遂成即位。玄菟郡太守姚光上书汉安帝，请求乘高句丽国新旧国王交替之际，发兵进攻高句丽。安帝询问大臣们的意见，大多数人都赞成姚光的提议，只有陈忠反对说：“高句丽国的前任国王宫生性狡猾，姚光不能彻底讨伐。如今宫去世，如果我们乘机进攻，这是不义之举。宜遣使吊问，因责让前罪，赦不加诛，取其后善。”安帝觉得言之有理，遂听取陈忠的建议，派使者前往高句丽国吊丧以示友好。建光二年（122年）七月，高句丽国国王遂成将当初从东汉境内所劫掠的俘虏、牲畜还给东汉，并亲自到玄菟郡投降。濊貊也随之归顺了东汉朝廷。此后东汉东部边境与邻国相安无事，互通友好。

海外交往

东汉时期的海外交通进一步发展，与各国间的往来更加密切。光武帝时期同日本、天竺（今印度）、叶调国（今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大秦国（即罗马帝国）的关系密切，往来频繁。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派使臣来赠送方物，刘秀赐以印绶。1784年，日本人在九州志贺岛（今日本福冈县志贺町）发现了一枚汉制金印，金印刻有“汉倭奴国王”五个篆字。这枚金印很可能就是光武帝刘秀当时所赐的金印。汉和帝时，天竺多次派遣使者前来赠送方物。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奴国王帅升派使臣献奴婢一百六十人。汉顺帝永建六年（131年），叶调国王派遣使臣师会赠送方物，汉顺帝封师会为汉归义叶调邑君，还赐国王金印紫绶。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国王安敦也派使者送来象牙等器物。

桓、灵帝时期的腐朽统治

桓、灵帝时期，宦官专权，发生了两次迫害儒生的“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后，宦官的权力更是达到了顶峰。他们卖官鬻爵，横行乡里，甚至鼓动皇帝建造园林，铸造新币，最终致使民众不断反抗，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士大夫“清议”

东汉宦官专权不仅使朝政日益黑暗，而且也阻断了当时读书人的仕途。这时的选举、征辟制度，都要按照宦官的意愿行事，这就严重地侵夺了当时读书人的仕途之路。这一时期，太学生已发展到三万余人，各地方的儒生也众多，他们入仕无门，就与当朝不满宦官专权的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反对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形成了所谓的“清议”。

所谓“激扬名声，互相题拂”，主要是比较廉正的官吏、士人、太学生等互相标榜。当时最善于评论人物的是名士郭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许邵、许靖也善于评论人物，“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更其品题”。曹操未仕之前，许邵曾评之曰“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所谓“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就是批评朝中的高官，表扬优秀之人，以树立他们的威信。如他们十分推崇反对宦官专权的士大夫李膺、陈蕃、王叔茂，就编成谚语说：“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如批评当时的察举、征辟制度，就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清议”这种舆论起初兴于地方，后来迅速传播，“流言（品评之言论）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于是太学成为京师洛阳的清议中心。

“清议”这种政治舆论力量，在揭露当时宦官专权的黑暗，反映民生疾苦，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当时宦官专权的情况下，“清议”这股政治舆论力量又使他们成为被清理的对象，最终酿成了党锢之祸。

皇甫规

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人，东汉名将。他出身于武官世家，博文强识，熟习兵法，其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招抚羌人，安定羌变，缓解了东汉朝廷与羌人之间的矛盾。

第一次党锢之祸

汉桓帝刘志顺利地诛杀了权倾朝野的大将军梁冀之后，就想效仿前朝贤明君主，好好治理国家，成就东汉王朝新的辉煌。可是桓帝的远大志向很快就在其宠信宦官的影响下慢慢磨灭了，而他也渐渐习惯了由宦官们把持朝政，指点江山。

桓帝亲政后，除了重用宦官，也颇为器重不少当朝的名人志士。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被任命为太尉的陈蕃和担任司隶的李膺。《世说新语》中对他们的评价极高，评价陈蕃为“言为士则，行为示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而评价李膺“风格秀整，高目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桓帝朝的读书人都以与他们二人结交或拜访为荣。在人们心目中，若是得到李膺的亲自接待，那无异于喜跃龙门，会得到世人的艳羡和敬佩，身份地位也会大大提高。

早在梁太后执政期间，太学就得到了迅猛发展。她曾诏令自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员家中的孩子都必须送往太学学习，各地学子也纷至沓来。至汉桓帝亲政时，学子日盛，太学生已经达三万多人。他们对宦官专权深感痛恨和悲哀，同时也为自己黯淡的政治前途表示不满。也正基于此，太学生们才和“清流”官员们结成同盟，共同对抗宦官专权的黑暗现状。

永兴元年（153年）七月，全国有三十二个郡和封国同时发生了严重的蝗灾，“黄河河水上涨，泛滥成灾”。百姓饥寒交迫，生活无以为继，流离失所，最多时竟有数十万户在外逃荒。其中尤以冀州的情况最为严重。接到灾情的相关报告后，汉桓帝十分忧心，下诏命侍御史朱穆为冀州刺史前往察看。还在路上时，朱穆就听闻冀州所属的各地方官员已经有四十多名解下印信绶带自动离职而去。及至到任，朱穆便据实向桓帝报告并弹劾了那些贪官污吏。不久宦官赵忠的父亲去世。赵忠将棺材运回故乡安平国安葬，并逾制偷偷地制作了只有皇帝和王侯才准许穿的玉衣来装殓其父。朱穆知道后，命当地郡太守核实。郡太守左右为难，最后还是迫于朱穆的威严将赵忠父亲的坟墓挖开，劈开棺木验看。赵忠大怒，向桓帝哭诉。桓帝下诏将朱穆送至廷尉治罪，判处他到左校罚做苦役。此事引起一片哗然，太学学生刘陶等数千人集体在皇宫前上书请愿，为朱穆申冤。他们指出朱穆秉公处事，而宦官们目无国法，恣意妄为。朱穆为民除害，伸张正义，才受到宦官们的痛恨和迫害。他们上奏说：“只是因为他深感朝廷的纲纪不振，畏惧国家法令长久丧失，所以竭尽忠心，报答国家，为皇上深谋远虑。我们愿意接受黥刑，在脸上刺字，脚戴铁镣，代替朱穆去服苦役。”桓帝被奏章所打动，经过一番考虑后，将朱穆释放了。

永寿元年（155年），天降灾荒，冀州等地的农田颗粒无收，灾情严重，人们食不果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悲惨事件。刘陶直言上书，指责桓帝“妄假利器，委授国柄”。指出朱穆、李膺等人“履正清平，贞高绝俗”，应当予以重用，“宜还本朝，挟辅王室”。可这篇措辞激烈的奏章并没有引起汉桓帝的反思，桓帝甚至根本没有理会。

延熹五年（162年），在平定羌人之乱中立下大功的皇甫规却被宦官们合谋陷害，于是在朝野之间引发了一次大的风潮。皇甫规对待羌人不仅是靠武力收服，更取得了他们的信任，羌人数十万人主动投降，基本解除了多年来东汉朝廷深感头疼的一个大问题。但由于皇甫规“恶绝宦官，不与交通”，就连“五侯”中的徐璜、左悺都亲自表示友好，“欲从求货，数遣宾客就问功状”，婉转地向他索取贿赂。但他“终不答”，全都不卑不亢地回绝了。这就惹恼了不可一世的徐璜等人。为报复皇甫规，他们指使人诬陷皇甫规“贿买羌人降汉”。汉桓帝竟不问事情的真相，就将皇甫规打入大牢，“论输左校”。有功之臣反被奸佞小人陷害，这样黑白不分的事情激怒了太学生和那些正气尚存的官员们。因此“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桓帝见激起了众怒，也清楚自己对待皇甫规的事情过于草率，很快就下诏将他无罪释放了。

延熹八年（165年），桓帝开恩，特批李膺官复原职。李膺与当时担任太尉一职的陈蕃仍坚持与专权的宦官集团做斗争。当时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在李膺属下任县令，有人告发张朔“贪残无道”。张朔害怕李膺严办自己，赶紧逃到京城藏匿在哥哥张让家中。李膺亲自带领兵士到张让家搜查，从夹墙中搜出了张朔，将其抓进监狱。在案情审理清楚后，立刻将张朔处决。张让痛心疾首，向桓帝哭诉。桓帝心有不忍，随即招来李膺，责怪他“不先请便加诛”。李膺毫不畏惧，据理力争。桓帝确知张朔犯下了该杀的罪行，也不好降罪于秉公执法的李膺。张让见桓帝放过了李膺，心中愤恨不已，暗暗发誓一定要为自己的弟弟报仇。

延熹九年（166年），“素以方伎交通宦官”的河南方士张成，得知朝廷即将颁布大赦令，于是唆使他的儿子杀人。当时担任司隶校尉的李膺执法严厉，将张成父子“督促收捕”。谁知没几天，朝廷果然颁布了大赦令，张成洋洋得意，等待和儿子一起安然无恙地回家。李膺激愤之极，不顾赦令，竟将张成父子就地正法。这件事情一下轰动了整个京城。素来和张成交好的宦官们乘机唆使张成的学生牢修，上书控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昏庸的桓帝闻之震怒，立即下令逮捕李膺，并将其囚禁在黄门北寺狱。接着又一连串地逮捕了林密、陈翔、范滂等二百多人，并且“布告天下，使同忿疾”。并根据各地方郡、县的举报，“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又一举抓捕了一百多人。宦官集团希望借此机会，重创或消灭与之对立的官员群体，遂“使者四出，相望于道”，甚至“悬赏金购募”，并动用酷刑逼供，迫使被抓的人“钩谓相牵引也”。也正因为此，这些党人也被称作“钩党”。而太尉陈蕃不肯签署逮捕党人的官文，并上疏抨击宦官“肆行贪虐，奸媚左右”，请求桓帝大赦正直之臣，并“割塞近习与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士，简练清高，斥黜佞邪”。但已被宦官们挑拨得一肚子怒火的桓帝根本听不进去，宦官们也“由此疾蕃弥甚”。最终陈蕃非但没有改变桓帝的想法，还因此被罢免了官职。永康元年（167年），有一位颍川人贾彪自告奋勇赶到京城为党人鸣冤，恰好此时，李膺在牢狱中也改变了策略，他在应付审讯时，故意将一些宦官子弟牵扯其中。宦官们听说后，心里十分不安，生怕受到什么牵累。他们就对桓帝建议说：“如今天象总是不正常，看来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大将军窦武出于对宦官专权的不满和对党人的同情，也上书劝谏桓帝，不要严惩连坐天下党人，以免臣民失望。窦武在奏章里还着意请桓帝吸取以往宦官专权祸国的教训，不要重蹈秦二世灭亡的覆辙：“今不虑前事之失，复循覆车之轨。臣恐二世之难，必将复及；赵高之变，不朝则夕。”桓帝终于改变了原来的打算。永康元年（167年）六月初八日，桓帝下诏改元，同时大赦天下，将李膺等党人全部罢官“赦归田里”，但把他们的名字记录在三府，禁锢终身不得为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党锢之祸。虽然李膺被贬官遣返故乡，却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佩，家乡父老夹道欢迎他的归来，世人赞誉这些正义的党人，还为他们起了各种美号，如窦武、陈蕃、刘淑被尊为一代宗师“三君”，李膺、杜密等八人被称作一代精英“八俊”。此外，还有“八顾”“八及”“八厨”等。

其后东汉朝廷虽几次宣布大赦天下，但都特意注明“党人不赦”。由此党人成为东汉王朝中特殊的政治分子，而桓帝也因为在宦官的怂恿下制造了第一次党锢之祸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笔浓重的记录。

桓帝后位三迁无子嗣

在桓帝刘志的一生中共册立过三位皇后。第一位皇后梁女莹，是梁太后和大将军梁冀的妹妹。说起来要不是当初梁太后早就看好刘志，打算把妹妹嫁给他，恐怕刘志也未必能够成为皇帝。本初元年（146年），十五岁的桓帝继位后，就按照梁家的安排册封梁女莹为皇后。而梁皇后依仗梁太后和梁冀的势力，也是极尽奢靡，其居住的宫殿和朝服仪仗都超过前朝任何一位皇后。她生性好妒，不能容忍桓帝宠幸其他妃嫔，但她侍奉桓帝多年，都没有怀过身孕，因此她更加嫉恨受宠的妃嫔怀孕。只要她听说有哪一位妃子或宫人有妊娠之征，她就一定要想办法将此人整死，心里才能痛快。这样一位凶残暴戾的皇后，桓帝自然对她没什么感情，只是碍于梁太后和梁冀的面子，经常去梁皇后那里。等到梁太后去世后，桓帝就很少涉足她的居所，逐渐疏远冷落了她。梁皇后气恨交加，于延熹二年（159年）因病去世。

梁皇后死后，汉桓帝终于摆脱了束缚，于是他立即下诏，让宦官们从民间选取美女进宫供其淫乐。当时最受宠爱的邓猛女后来就成为桓帝的第二任皇后。邓猛女是汉和帝皇后邓绥的侄女，她的母亲改嫁给了梁冀的族人梁纪，邓猛女也因此改姓梁。梁冀的妻子孙寿无意中见到邓猛女，觉得此女容颜秀丽动人，就举荐她入宫，没想到她竟然颇受桓帝的宠幸。在铲除了梁冀外戚之后，她非但没有受到影响，还因为是邓家女儿，而被桓帝正式册立为皇后。但是身为皇后的她却和桓帝的宠妃争风吃醋，且始终没有子嗣，终于也被桓帝废除，贬死于冷宫。

宴饮观舞

此为巨幅百戏图中的局部画面。图以严谨的布局，众多的形象与富丽的色彩，描绘了宴饮观舞的欢快景象。

延熹八年（165年），郎中窦武的长女窦妙被选入宫当了贵人。窦武是窦融的后代，也是世族大家。大臣们因而都举荐窦贵人为新任皇后。而桓帝这会儿正宠信采女田圣，并打算立她为皇后。司隶校尉应奉上书反对说：“皇后之位非同小可，它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前朝曾经立赵飞燕为皇后，以致皇室后嗣断绝。恳请陛下虑及《关雎》，而疏远五种禁忌。”太尉陈蕃也反对册立出身卑微的田圣，而力荐窦贵人。桓帝无奈，只得顺从大臣们的意愿。延熹八年（165年）冬，桓帝下诏册立窦贵人为皇后，擢升其父窦武为特进、城门校尉，封为槐里侯，食邑五千户。窦妙成为桓帝的第三任皇后，但是桓帝几乎从没有宠爱过她，而是迷恋于宦官们推举的那些采女，因此窦皇后十分憎恨那些宦官。

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二十八，汉桓帝刘志于德阳前殿去世，时年三十六岁。汉桓帝虽然有过三位皇后、无数妃嫔，却没能留下一个可以继承皇位的皇子。在他死后第二天，窦妙就以太后身份临朝执政。侍御史刘儵推举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宏继承皇位。刘宏是汉章帝的玄孙，河间孝王刘开的曾孙，解读亭侯刘淑之孙，刘苌之子。于是窦太后与父亲窦武派人迎接年仅十三岁的刘宏入宫，于168年正月拥立刘宏为帝，改元“建宁”，是为汉灵帝。

承明门之变

汉灵帝刘宏继位时，东汉王朝危机四伏，民间疾苦，奸佞作乱，天下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作为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灵帝哪有治理国家的能力，而这一切自然要由窦太后来担当。

临朝听政的窦太后“欲振兴刘氏天下，挽大厦于将倾”，从桓帝死后，她就立即采取了一系列举措。168年正月初三，窦太后将自己的父亲城门校尉窦武升任为大将军，任命桓帝朝的太尉陈蕃为太傅，和窦武及司徒胡广一起“参录尚书事”，主理尚书台的政务。并任命前长乐卫尉王畅为司空。此外窦太后还重新征用李膺等天下名贤参与政事。这些举措无疑反映了窦太后想让士大夫重新掌权，打击宦官专权势力的决心，因而赢得了天下贤士的向往，也给当时昏暗已久的朝政带来了一线希望。

建宁元年（168年）六月十七，汉灵帝依照窦太后的懿旨，“录定策功”，册封窦武为闻喜侯，窦武的儿子即窦太后的兄弟窦机为渭阳侯，窦武的侄儿窦绍为雩侯，窦靖为西乡侯，中常侍曹节为长安乡侯，共封侯爵十一人。

临朝执政之后，窦太后决定铲除宦官集团，陈蕃早已对宦官当道深恶痛绝，此时更是积极响应。有一天天上出现日食，百姓们祈祷呼喊。陈蕃遂赶往大将军府，窦武言道：“日乃阳气，君王之象。月乃阴气，臣下之象。今苍天示以日食，当有君侧小人作奸弄权，太傅必为此事而来吧？”陈蕃也直言不讳地说：“我今年已经八十岁，只想助扶将军一臂之力，除掉朝廷祸害，斥退废黜宦官，以消除上天的警示。”于是窦武上奏窦太后，请求“将宦官全部诛杀或废黜，以肃清朝廷”。窦太后大为吃惊，回答说：“汉来故事，世有宦官，但当诛其有罪者，岂可尽废邪！”见窦太后不批准，窦武只好请准先行逮捕中常侍管霸及苏康等，并坐罪处死。其后窦武又多次上书请求诛杀曹节等，但窦太后不忍批准。陈蕃专门写了一份奏章，希望窦太后和灵帝下定决心，将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疯等人全部诛杀，以免他们危害国家，并请求将这份奏章昭告天下。窦太后还是拿不定主意。

建宁元年（168年）九月初七，负责主管奏章的中官先将此事报告给了长乐五官史朱瑀。朱瑀偷看了陈蕃的奏章后，气得大骂说：“那些掌权宦官放任犯罪，自然可以诛杀。可是我们又没有犯罪，为什么要受到株连呢？”于是他大呼道：“陈蕃、窦武奏请皇太后废黜皇帝，大逆不道！”并连夜召集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及中黄门王尊、长乐谒者滕是、长乐食监王甫等十七人歃血为誓，决意诛杀窦武、陈蕃等人。

曹节赶紧跑去叫醒灵帝说：“现在情况紧急，请陛下速往德阳前殿。”并让灵帝拿着佩剑，在乳母赵娆和宦官的保护下，前往德阳前殿。睡得迷迷糊糊的灵帝并不知道发生了何事，就按照曹节的话去做了。宦官们关闭宫门，威逼尚书拟写诏书，任命王甫为黄门令，随即持节到北寺狱，逮捕尹勋、山冰等人。山冰怀疑有诈，不肯受诏，被王甫杀害。之后王甫率领兵士将窦太后劫持，抢到了皇帝印玺。宦官又逼迫尚书拟诏给窦武，要求他服罪。窦武拒不受诏，和他的侄儿窦绍，共同射杀使者，并集合手下士兵数千人，与王甫对抗。

陈蕃听闻事变，就带着门客、学生八十余人，拿着武器闯入承明门，一直来到尚书台，正好遇到王甫。陈蕃被拘捕，送到北寺狱囚禁，当天就被杀害。而王甫向窦武手下出示了所谓的皇帝诏令，命令手下不断向窦武军中呼喊：“窦武反叛，汝等皆为禁兵，当宿卫宫省，为何随之造反？先降者有赏！”窦武手下将士信以为真，纷纷跑到王甫一方。窦武和窦绍只得撤走，后被追兵包围在都亭，窦武长叹一声，拔剑自刎，窦绍也自杀身亡。他们的首级被砍下，悬挂在洛阳都亭示众。为绝后患，宦官们又大肆搜捕窦武的亲族、门客、姻戚，大肆屠杀。窦武的家人全部被流放到日南郡，朝中大臣但凡是窦武、陈蕃所举荐的，全都被免官，永世不得录用。就连窦太后，也被迁到南宫云台。

宦官主谋的这场宫廷政变大获成功，汉灵帝稀里糊涂地以为自己避过了大灾祸，而对宦官们感激不尽，很快就大肆封赏亲信宦官。建宁二年（169年）正月，十四岁的汉灵帝大赦天下，并下诏册封中常侍、长安乡侯曹节为长乐卫尉，改封育阳侯；长乐食监王甫迁为中常侍，仍照旧兼任黄门令；长乐五官及其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六人，皆封为列侯；护匈奴中郎将张奂迁大司农并封侯。此外还有十一名宦官与官吏被封为关内侯。原本是小黄门的张让因平息窦武、陈蕃有功升为中常侍。在汉朝初年，中常侍没有固定的编制，但一般都设四人，每年俸禄一千石。可是灵帝却一口气封了十二位中常侍，他们就是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其中以张让、赵忠为首，“皆贵盛无比，分封为侯”，与两位大宦官时任大长秋和领尚书令的曹节及黄门令王甫“相为表里，把持朝政”，为所欲为，朝堂之上群小得志。

光和四年（181年），曹节去世，中常侍赵忠代领大长秋，张让升任宫廷总管。他们的权势达至顶峰，其家族中的人也皆鸡犬升天，被任命为重要的地方官职。世人把张让、赵忠为首的中常侍专权称作“十常侍”。灵帝对“十常侍”百依百顺，非常依赖，甚至在大臣面前表示说：“张常侍乃我公，赵常侍乃我母。”令大臣们啼笑皆非，叹息不已。

第二次党锢之祸

昏庸无能的汉灵帝倚仗宦官的力量，赶跑了窦氏外戚，却又使东汉王朝沦落入混乱不堪的宦官专权时期。这更加激起了社会上贤能之士的强烈不满，最终再一次引发了“党锢之祸”。

在梁太后执政期间，太学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全国各地奔赴来京城学习的学生人数猛增至三万多人。在灵帝执政期间，这个人数有增无减。灵帝还曾诏令当代名儒蔡邕、马日磾等正定五经文字。由蔡邕以八分隶书书写镌刻于石碑上，以相参检。碑高一丈许，广四尺，共四十六枚。骈罗相接，立于太学门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栏樟，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卒看守。一时间太学生“观视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满大街小巷。经学之盛，于斯为美”。太学的繁盛本是一件好事，但儒生们对宦官把持朝政的不满，却令太学很快就受到宦官的打击而迅速败落下去。

大宦官侯览的母亲及家人在老家山东为非作歹，气焰嚣张，山东名士、督邮张俭上书汉灵帝弹劾侯览，奏章却被侯览扣下。气急败坏的侯览指使无赖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互相别署称号，结成朋党，图谋社稷，而以张俭为领袖”。灵帝不问青红皂白，立即下诏追捕张俭等人。张俭在逃亡途中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最后成功地逃到塞外。宦官们借机大肆抓捕帮助张俭逃跑的人，受牵连者甚众。

正史史料

是时（张）让、（赵）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

——《后汉书·宦者列传》

建宁元年（168年）十月，曹节上奏汉灵帝，逮捕、拷杀虞放、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其妻子家人皆受到流放边境的处置。在第一次党锢事件中幸存的李膺被捕后死于狱中，其子弟、亲戚全部被削职为民。此外“借机报私怨和地方官滥捕牵连，以至死、徙、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宦官们又几次兴风作浪追捕党人，以至党人之狱遍及全国。熹平元年（172年），宦官又指使司隶校尉抓捕党人和太学诸生千余人。熹平五年（176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毅然上书，欲为众“党人”讨个公道，要求赦免党人。掌权的宦官们认为这是替党人翻案，竟然胁迫灵帝立即下令益州用槛车将曹鸾从永昌押解到了司隶所属的槐里县，用棒槌将其活活打死。灵帝又诏令各地方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族亲，都被免官禁锢”，永远不许再做官。这就是东汉末年的第二次党锢之祸。官僚、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熹平石经

据《后汉书·蔡邕列传》中记载，当时蔡邕认为古代经籍年代久远，俗雅穿凿，文字多有谬误，贻误后学，遂与杨赐、张训、韩说等人，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熹平石经初立于洛阳，后因变乱，屡经迁徙，散失殆尽。石经文字为隶书，其严谨规范、雍容端整、点画平厚、骨气洞达，表明当时的汉隶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窦太后之死

建宁四年（171年），汉灵帝认为窦太后当年拥立自己为帝有功，便于十月初一率领文武百官，专程来到南宫拜见窦太后，并亲自为窦太后进食和祝寿。见灵帝对窦太后仍然很关爱，黄门令董萌借机多次为窦太后申冤，灵帝也颇有感触，于是接受了董萌的建议，下诏增加给窦太后的财物供奉。但曹节、王甫却非常气恼，为了除掉不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的董萌，他们大肆诬陷董萌，直到灵帝深信不疑，诏令将董萌下狱处死。

熹平元年（172年），窦太后的母亲于比景病故。窦太后因为过度忧伤，思念成疾，一病不起，于当年六月初十病逝于南宫云台。因为宦官们对窦氏家族积怨甚深，竟然不顾皇宫礼仪，用一辆简陋的运载衣服的车子装着太后的尸体，放在了城南的一个院子里。几天之后，曹节、王甫打算用贵人的礼节为太后发丧，灵帝不肯。曹节等人又打算将窦太后埋葬到别处，不和汉桓帝合葬，而把冯贵人的尸体移来和桓帝合葬。灵帝虽然心里不情愿，但又不想直接反对，于是诏令王公大臣们开会讨论，命中常侍赵忠监督集议。与会者数百人，大臣们多半不愿开口，以免得罪了宦官。互相观望了很久，赵忠催促说：“议案应该迅速确定下来！”最后廷尉陈球说：“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临天下，宜配先帝，是无所疑。”赵忠暗含威胁地请陈球执笔起草议案，太尉李咸也表示支持，王公大臣们也纷纷附和，赵忠极为恼怒。曹节、王甫听说后，争辩说：“窦家罪恶如此深重，怎么能和先帝合葬呢？”李咸上书灵帝劝说道：“（太）后尊号在身，亲尝称制，且援立圣明，光隆皇祚。”同时他还尖刻地指出：“太后以陛下为子，陛下岂得不以太后为母！”灵帝看了奏章，大为感触，当即同意了将窦太后合葬宣陵的意见。七月初二，灵帝诏令将窦太后葬于宣陵，谥号为桓思皇后。

关于窦太后葬礼的争执是宦官和外戚及官员们的再一次较量，虽然最终灵帝接纳了官员们的建议，但从召开公卿会议讨论这件事，就可知灵帝的昏庸无能及宦官对他的掌控。整个灵帝朝，朝政大权都在宦官势力的垄断之中。

光和五年（182年），司徒陈耽向灵帝上疏揭露张让、赵忠与地方官员互相勾结、结党营私、狼狈为奸的犯罪事实，而灵帝竟不予理会。但张让等宦官却怀恨在心，两个月之后，陈耽就被诬陷而屈死狱中。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十常侍”更加嚣张狂妄、肆无忌惮。

卖官鬻爵

汉朝选拔官员的方式主要是征辟，也就是每年各地方向朝廷推荐贤良之才，再通过考试得以录用。汉安帝刘祜时，东汉买官卖官的歪风已经滋生。汉桓帝时期，执掌朝权的大宦官更是暗中买卖官爵。到了灵帝朝，干脆就公开设定了买卖制度。光和元年（178年），宦官怂恿灵帝公开出卖官爵，灵帝欣然应允，就在西园第一次开设“西邸”机构，专门公开出卖官爵，按照官位高低标出不等的价钱。俸禄为二千石的官职价钱为两千万，四百石的官职价钱为四百万，甚至可以指定买某县的县令、长吏的官职，而且根据每个县的大小、贫富等不同，官职的价格也不等。且可以有钱的先交钱，没钱的人到任以后照原定价格加倍偿还。卖官价格十分昂贵，官吏的任期却很短，这样一来，新官上任后根本无心为民办事，而是想方设法掠夺财富，搜刮民脂民膏，以捞回买官的本钱。

汉桓帝时期只是把一些低级官吏秘密买卖，而现在已是“自关内侯、虎贲、羽林”等都可以买卖。在满足灵帝贪欲的同时，作为“西园卖官”开创者的张让，私自叫宦官亲信出买三公、九卿等朝廷重臣的官职，公的价钱是一千万，卿的价钱是五百万。等到了中平二年（185年），汉灵帝朝堂上三公九卿、地方刺史、太守等官职，都被中常侍、阿保（即保姆）用钱买得。地方官员大多是富绅豪强买得，那些原本可以通过征辟踏入仕途的读书人却因为没钱而得不到官职。

后来张让不满足于在西园买卖官爵，他又向灵帝建议说：“以后官员升迁、调任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按照买官的价格再支付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钱。”很多官员倾家荡产也拿不出这么高昂的费用，好多人只得弃官而去。

灵帝和张让等人肆无忌惮地买卖官职，使得本来已经很尖锐的宦官与官僚、太学生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正史史料

是岁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着商估服，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着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放效。

——《后汉书·孝灵帝纪》

聚敛钱财

光和三年（180年），沉迷于吃喝玩乐和赚钱乐趣中的汉灵帝刘宏已经二十七岁。他不满于现有的皇家园林，决定建造新苑。张让等人当然是拍手赞成，文武大臣们也对此不闻不问，只有光禄勋杨赐直言上谏，请求灵帝不要劳民伤财。灵帝心里有些犹豫，便询问张让等人。张让便鼓动说：“陛下您自己用的园林，并不是很大，不会耗费多少财力。”于是灵帝下令动工在洛阳宣平门外建造毕圭苑。

汉灵帝早先当解读亭侯时，日子过得比较清苦，现在拥有了天下还觉得不满意，他偏爱积蓄私房钱，并将各郡、国向朝廷进贡的奇珍异宝，都精挑细选出来一部分自己最喜欢的珍品，存放到皇帝私人的宝库中署内，叫作“导行费”。灵帝觉得钱财放在宫中也不稳妥，遂派人回到河间老家购买良田，建造府邸。不久灵帝又想出了一个新主意，让人在西园建造万金堂，将大司农所管国库中的金钱、绸缎以及自己所收的钱财宝物统统藏在里面。之后灵帝为了更稳妥，干脆将自己的巨额“私房钱”分别寄存在他最宠信的宦官张让、赵忠等人家中，每家寄存几千万钱不等。中常侍吕强上书规劝说：“全天下的财富，无不生于阴阳，皆归陛下您所有，这难道还有公私之分吗？”可视钱如命的灵帝根本听不进去，还是横征暴敛，东藏西放。

光和四年（181年），汉灵帝在后宫中呆腻了，便突然提出要“微服私访”。张让、赵忠一听，根本不敢让灵帝出宫亲眼看到他们那些逾制的府邸。而要拦住灵帝对张让而言再容易不过了，他告诉灵帝近来京城盗贼猖獗，恐怕外出有危险。灵帝担心自己的安危，也就打消了出宫的念头。为了让灵帝感受宫外的生活，张让在宫内仿照外面的街市，修建了许多店铺，并让一部分宫女扮成各种商人在叫卖，另一部分人则扮成顾客购买。还有的扮成卖唱、耍猴的等等各行业的人，然后请灵帝穿上商人的服装，与众人一起玩乐。

中平二年（185年），皇宫南宫遭了一场大火灾，足足烧了半个月才熄灭，南宫被毁。没过多久，京城西面的广阳门又倒塌了。灵帝打算将这些宫殿重新修复，可是一想到要动用国库里的钱，他就觉得心疼。张让明白灵帝的心思，就提议说：“现在国用不足，但修复宫殿也是大事，不可不为。请陛下命令加征全国耕地的田税，每亩十钱，那样就足够用来修复南宫的了。”灵帝一听说不用动自己的钱财，当然喜出望外，遂令各州郡除了正常赋税之外，每亩多上缴十钱，用以修缮宫殿。而各级地方官员借此名义，往往多收钱财以中饱私囊，这就更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负担。

为了修建豪华宫殿，除了每亩地多征收十钱，灵帝还下诏调发太原、河东（今山西南部）、狄道（今甘肃临洮）诸郡向朝廷进献木材及精美的石料，定期运送到京城来，限期内不能完成任务者将予以重罚。张让指示手下的宦官在验收这些物料时，百般挑剔，故意将好的评定为次品，借口不符合要求而拒绝接收。因这些材料无法再运回原地，他们就强迫各地方官员予以贱卖，自己则用原价的十分之一来收购。各地方官员为了完成任务，只得再次采购木材、石料，而宦官们仍然是百般挑剔，以致宫殿连年未能修成，朝廷就年年征收修缮宫殿的赋税，弄得百姓们苦不堪言。

汉灵帝对此十分不满，遂命皇宫卫士分别到各地方官府去督促，这些人也受张让、赵忠的指使向各州、郡官府索取大量的贿赂。灵帝还下诏，但凡刺史、俸禄二千石官员以及茂才、孝廉在升迁和赴任时，都必须先去西园交纳“助军”和“修宫”钱，方能赴任。很多清正廉明的人即便不愿升迁而想要辞去官职，也要被迫去交纳这两项费用才能得到批准。一次司马直被任命为巨鹿太守，因为张让等人也知道他极为清廉，还把他应交的款数额减少了三百万。司马直捧着诏书长叹不已道：“身为父母官，我怎能忍心剥削百姓去迎合弊政。”于是他借口身染疾病而辞职，但却没有获得批准。无奈司马直只好赴任。在他途经孟津时，详细直率地写了一份陈述当朝各种弊政的奏章送给灵帝，随后就服毒自尽了。灵帝读了奏章之后，大为震动，遂下诏暂时停止征收“修宫”钱。

中平三年（186年），贪得无厌的灵帝还是觉得自己的钱财太少。这时张让又想出了一个新主意，他怂恿灵帝下诏铸制新货币“四出文钱”。汉朝多年来通行的都是五铢钱，而新行的“四出文钱”比五铢钱小，但充五铢钱使用。这样一来，不仅朝廷变相搜刮了天下的财富，而张让等宦官也借此大赚了一笔。

在昏聩、荒淫的汉灵帝带动下，再加上宦官上下弄权，文武大臣也无心于国事，纷纷热衷于聚敛钱财，沉醉于侈靡的风气之中。

灵帝牡丹花下死

汉灵帝继位后，先立宋氏为皇后。宋皇后是扶风平陵人，性情温和善良，与世无争。因为过于正统端庄，未能得到灵帝的宠爱，后宫中那些受宠的妃嫔也都欺负她，甚至联起手来诬陷和诋毁她。而在宦官那里，宋皇后也没有强有力的支持者。中常侍王甫曾经枉杀渤海王刘悝及他的王妃宋氏，而宋氏正是宋皇后的姑母。王甫惧怕宋皇后因她的姑母被诛杀而怨恨他，就和太中大夫程阿诬陷宋皇后在宫廷里采用巫蛊、方术等邪门左道诅咒皇帝。这在汉代宫廷里可是最严重的罪行。原本就不喜欢宋皇后的灵帝怒不可遏，在光和元年（178年）收缴了宋皇后的皇后印信，宋皇后也没有辩解，而是自行来到暴室监狱。没过多久，她就在狱中忧郁而死。她的父亲宋酆以及她的兄弟们，也都先后被诛杀。

汉灵帝是东汉历史上出了名的追求淫欲的皇帝。一年盛夏，为了避暑，灵帝命人建造了“裸游馆”，让人采来绿色的苔藓覆盖在台阶上，又命人沿着殿堂挖凿沟渠，引来渠水环流整个“裸游馆”。渠水中种植着莲大如盖的荷花，“高一丈有余，荷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取名叫作“夜舒荷”。因为这种莲荷只在月亮升起以后才将叶子舒展开，故又名“望舒荷”。灵帝命年纪在十四岁以上十八岁以下的宫女都浓妆艳抹，除去身上一切衣饰与他一同裸浴。当时西域进献了一种茵墀香，灵帝命宫女以此香沐浴，并将沐浴后漂着脂粉的水倒在渠水中，世人称之为“流香渠”。灵帝找来肌肤玉般柔滑的歌女执篙划船，他和众人于船上寻欢作乐。有时他还命人将船弄沉，然后观看那些落入水中的裸体美女们，同时伴以《招商七言》的歌曲来衬托情境。灵帝与那些裸体美女在裸游馆中日夜饮酒作乐，还举杯叹息道：“假如一万年都如此，那就如同天上的神仙了。”灵帝常常喝得不省人事，连天亮了也不知道。为了把自己从醉梦中叫醒，灵帝又让宦官们争相学鸡叫，还在裸游馆北侧修建了一座鸡鸣堂，里面放养了许多只鸡。有一天灵帝醉得实在厉害，就连宦官们学鸡叫的声音也未能将他唤醒，直到一个宦官无意间将一支大蜡烛扔到殿堂外，才惊醒了灵帝。

汉灵帝终日耽于淫乐，不思立后之事。朝中大臣们一再上书说，宋皇后被废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还请陛下尽快确立中宫。光和三年（180年）十二月初五，灵帝册封何贵人为皇后，并下诏将何皇后的哥哥、颍川郡太守何进升为侍中。何皇后出身低微，她只是南阳郡一个屠户家的女儿，后来根据选择宫女的制度被选进后宫。据史书上记载，她“身高七尺一寸，肌肤如雪，亭亭玉立”。进宫之后，颇受灵帝的宠爱，并诞下了灵帝的皇长子刘辩，因而才有机会被册立为新皇后。

除了何皇后所生皇子刘辩之外，汉灵帝的诸多妃嫔也曾生育了多个儿子，但大多都没能存活下来。最后仅留有两位皇子，另一个就是王美人所生的次子刘协。何皇后听说王美人也生下了皇子，妒性大发，竟然派人用毒药毒死了王美人。灵帝大怒，打算废掉何皇后，何皇后又惊又怕，急忙以重金贿赂张让等宦官，让其帮忙求情，这才让灵帝打消了废后的念头。但灵帝从此不再理会何皇后，而且也嫌恶何皇后生的皇长子刘辩，觉得他“轻佻无威仪”，不是当皇帝的适宜人选。灵帝害怕何皇后再下手害死刘协，就把他寄养到永乐宫。在董太后的精心呵护下，刘协才得以顺利地长大。而在灵帝心目中，只有刘协才是日后皇帝之位的继承人。

龙形金片饰

此金饰出土于江苏邗江甘泉山二号汉墓。饰片用细小的金珠和金丝作出龙首和龙身，颇为精细，表明当时的掐丝和镶嵌等细工工艺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中平六年（189年）四月十一，三十四岁的汉灵帝刘宏驾崩于嘉德殿，葬于文陵（今河南洛阳西北），谥号孝灵皇帝。“灵”在谥法中解释为“乱而不损曰灵”。这是对他二十二年在位的中肯评价。汉灵帝死后，四月十三日，何皇后与其兄何进一起拥兵入宫，临朝听政，拥立时年十四岁的皇长子刘辩为皇帝，史称汉少帝。少帝尊何皇后为皇太后，主持朝政，并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光熹”。并将其九岁的弟弟刘协封为渤海王，任命何进为大将军，与太傅袁隗共同辅政，负责国家军政要务。

乱世而亡

东汉中期之后，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地主豪强称雄，政治日趋黑暗、腐朽，最终导致黄巾起义爆发。此后地主豪强割据，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将汉献帝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曹操死后，曹丕逼迫汉献帝将帝位禅让给自己，东汉灭亡。

黄巾起义

汉灵帝昏庸无耻，阉宦流毒于天下，官府横征暴敛，百姓受到层层压榨，国库空虚，民不聊生，民愤民怨极大，社会矛盾严重激化，全国各地不断爆发起义。从建宁元年（168年）到中平元年（184年）之间，有文字记载的农民起义就有十几起。这些大大小小的起义，预示着东汉王朝的命运已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尽头。而中平元年（184年）开始的黄巾军农民大起义，则为东汉王朝敲响了灭亡的丧钟。

正史史料

中平元年春二月，巨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帅有三十六方，皆著黄巾，同日反叛。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以应之。

——《后汉书·孝灵帝纪》

黄巾军的发起人是巨鹿人张角。他信奉黄帝、老子，并擅长法术和咒语，广收门徒，自称“太平道”。他用念过咒语的符水为人治病，竟然治愈了不少病人。人们都十分崇拜他，将他奉若神明。张角走遍各地，不过十多年的时间，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和豫州等八州信徒竟达数十万人之多。各地方官府皆以为张角“教民向善，因而为百姓所拥戴”。只有太尉杨赐察觉到不妥，上书灵帝，建议捉拿张角等人，但灵帝却不以为然，将奏章弃于一旁。

光和六年（183年），张角设置三十六个“方”，“方，犹如将军。大方统率一万余人，小方统率六七千人，各立首领”。他公开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并指派门徒用白土在京城各官署及各地方官府的大门上都写上“甲子”二字。张角和大宦官张让等人共同信奉道教老子，而张让等人也认识到东汉王朝的统治已不再稳固，为求得退路，他们和张角之间的关系往来密切。张角和众人密谋，由大方马元义等先集结荆州、扬州的信徒数万人，在邺城会合先行起事。计划制定后，马元义多次前往京城，秘密接洽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以他们为皇宫内应，约定在次年三月初五，于京城内外同时发动起义。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军起义正式爆发，这是东汉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一场农民起义。灵帝惊慌失措，赶紧让大臣们想办法剿灭，但黄巾军起义就如大火燎原一般，很快烧遍了全国。

黄巾起义军越演越烈，朝廷的军队难以降服。此时郎中张钧上书汉灵帝说：“张角之所以兴兵作乱，而能够聚集百姓部众数十万，都是因为以张让为首的‘十常侍’为害朝廷和天下，百姓生活无以为继，只得铤而走险，谋议造反。如今应该斩杀‘十常侍’，并将他们的头颅悬挂在城门外，向天下百姓谢罪，再公告天下。百姓们消除了满腹怨恨，也就不会再起义了。”灵帝读了奏章，并不表态，反而将张钧的奏书拿给张让、赵忠看。张让即刻表现得痛心疾首，大呼冤枉，还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拿出来供给朝廷剿灭叛匪。灵帝被他的一片真诚所打动，因此对张钧的奏章不理不问。

张角

张角，河北巨鹿人，黄巾起义军首领，太平道的创始人。张角早年信奉黄老学说，对民间医术、巫术十分熟悉。

张让等人合谋买通了廷尉、侍御史，并反咬一口，诬陷张钧与黄巾军有勾结。灵帝偏听偏信，遂将张钧打入牢狱，不久以叛逆罪将其处死。豫州刺史王允在镇压黄巾起义军时，从缴获的物品中发现了一些宦官及张让的门客与黄巾军往来的信件，就上奏给灵帝。灵帝恼火之极，怒斥张让道：“你们总说党人不轨，如今国家陷于危难，你们却和黄巾军暗中串通，你们是不是该杀？”张让赶紧谢罪，并把事情都推到已经死去的中常侍王甫、侯览身上。在张让的巧言安抚下，灵帝没有继续追究他。但张让对王允怀恨在心，先后两次在灵帝面前大进谗言，中伤王允，并将王允抓入牢狱。幸而有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等联名上书，请求灵帝宽恕，这才救得王允一条性命。

中郎将卢植率领官军在巨鹿（今属河北）地区讨伐黄巾军，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斩杀和俘虏黄巾军一万余人。张角不敌，只能退守广宗县城。卢植率领军队将广宗城团团围住，并修筑长墙，挖掘壕沟，制造攻城用的云梯，准备下一步进攻广宗城。就在这时，灵帝派小黄门左丰到卢植军中视察。左丰其人乃是张让的心腹宦官，于是有人建议卢植备上一份大礼送给左丰，这样左丰回京城复命时，就会在张让面前“言好事”。然而卢植生性耿直，不喜阿谀奉承，还说：“竖阉成名，天下岂不可悲！”左丰其人听说后，暗怀怨恨。等回到京城后，就故意在灵帝面前造谣说：“广宗贼易破，而卢植修建坚固的堡垒，不愿尽力克敌，下令让部队休息，坐等天时诛灭张角等贼人。”灵帝大怒，当即要下诏治卢植的罪。司空张温婉言相劝，希望灵帝给卢植一段时间用以克敌。可是张让却在一旁不依不饶，极力怂恿严惩卢植。昏庸的灵帝遂下诏说：“卢植按兵不动，未能建功。速派槛车押回京师，减死一等。”卢植被关在囚车中押解回洛阳，灵帝判处了他比死罪轻一等的刑罚。而后派董卓接替卢植的职位，继续围剿张角的黄巾军。

中平二年（185年），汉灵帝以讨伐张角有功，将中常侍张让等十二人封立为列侯。而此时东汉王朝已经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灵帝却毫不自知，依旧沉迷在荒淫奢华的生活之中而不能自拔。

何进之乱

中平六年（189年）四月十一，三十四岁的汉灵帝刘宏驾崩于皇宫嘉德殿。由于他生前没有确立皇太子，因此引发了东汉末年最为激烈的皇权争夺之战。灵帝的妃嫔们曾经为他生下了好几名皇子，却接连夭折，只剩下何皇后所生的刘辩及王美人所生的刘协。

灵帝在世时，文武百官曾多次请求灵帝册立皇太子，虽然灵帝心中倾向于刘协，但总是犹豫不决。灵帝曾亲手组建了一个以“西园八校尉”为主的亲卫部队，并任命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统领这支部队。蹇硕嫉恨何进掌握兵权，因而力劝灵帝立刘协，但灵帝一再拖延，没有正式下诏。直到灵帝重病卧床不起，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才单独召见蹇硕，叮嘱他拥立刘协为皇帝。蹇硕临危受命，但他也深知这件事操作起来困难重重，遂打定主意，先下手将何进除掉，再立刘协为皇帝。

汉灵帝病逝之后，蹇硕指示左右，先秘不发丧，随即假传圣旨让大将军何进入宫面圣，并在宫殿四周密布伏兵。何进接旨后立刻赶往皇宫，刚到宫门口，便与蹇硕手下的司马潘隐相遇。两人素来交好，潘隐用眼神和手势示意何进不要入宫，何进不解，就跟着潘隐退出到宫门外。潘隐急忙告诉他说：“蹇硕埋伏了人马，打算诛杀您，再迎立刘协为皇帝，您赶快想对策吧！”何进闻言大惊，迅速返回自己所辖的军营，并分派兵马控制住各封国驻京的官邸。随后何进匆匆赶到何皇后宫中，告知蹇硕欲图谋反。何皇后与何进商议后，觉得事不宜迟，于是马上召集群臣，宣布灵帝驾崩，于同月立十四岁的皇长子刘辩为皇帝，史称汉少帝，改元“光熹”。何皇后被尊为皇太后，临朝听政，封何进为大将军，与太傅袁隗共同辅佐朝政，负责军国事务。

蹇硕见大势已去，十分懊恼。这时何进让黄门令将蹇硕引入后宫，当场将蹇硕杀死，而饶恕了其他人，同时将蹇硕统领的亲卫部队收归到自己帐下。蹇硕死后，何进下一个要对付的目标就是骠骑将军董重。董重是董太后的侄子，与何进素来不合。董太后曾和董重商议，劝说灵帝立刘协为皇太子。如今何家掌握了大权，董太后和董重心有不甘。为绝后患，何进指使三公及自己的弟弟车骑将军何苗联手上奏，弹劾董太后，并指责说董太后为封国王后，应该住在封国里，不可滞留在京城皇宫。何太后立即准奏，威逼董太后立即出宫。同时何进亲率兵马包围了董重的府邸，董重被迫自杀。董太后也不知何故，突然暴病身亡。处理完这些隐患之后，何太后才下诏为灵帝发丧，葬于文陵（今河南孟津），并将九岁的渤海王刘协改封为陈留王。

何进接管了蹇硕统领的亲卫部队。这时汉灵帝所宠信的宦官张让、赵忠等人，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深知何进要诛灭宦官的决心，便拿出大笔金银财宝送到何太后的母亲舞阳君及何苗府上，求他们为自己说情。果然在母亲和兄弟的劝说下，何太后犹豫不决，不准何进轻举妄动。

何进很着急，又不能公然违抗何太后。袁绍看出了他的心思，便建议他召集各地方的军队入京，迫使何太后同意清除宦官。主簿陈琳反对说，那样做只会“授人权柄，不但无功，反而会招来祸患。将军只要当机立断，便可成功”。典军校尉曹操也赞同陈琳的建议，并说：“如果召外兵入京，反而会令宦官有所警惕，后果堪虞。”但何进却一意孤行，曹操见劝说无用，只得失望地离去。于是何进即刻拟写了密诏，派人连夜送往各地驻军营地，召集他们带军入京诛杀宦官。

豪强纷起

东汉末年，政治腐朽，社会矛盾尖锐，最终爆发了黄巾军农民大起义。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其中著名的有董卓、袁绍、袁术、公孙瓒、曹操、孙坚、刘备等，一时间军阀林立，称王称帝，割据一方。他们之间相互混战，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更加痛楚不堪。

董卓专权

董卓是陇西临洮人，出生于汉顺帝永建七年（132年）。自幼习武，曾经游历羌地，结交了一批羌人朋友，被称作“健侠”。桓帝延熹四年（161年），朝廷在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六郡挑选羽林军兵士，董卓在段炯的推荐下，来到京城洛阳担任羽林郎。后来在平定汉阳羌人的暴动事件中，董卓因为熟悉羌地情况，又了解羌人的生活习性而获得重用，随后一路升迁。但因为党锢之灾的牵累，董卓被迫卸职还乡。直到黄巾军起义爆发，他才再次被朝廷启用，任命为中郎将，并在镇压农民军起义过程中大获全胜，被封为邰乡侯，食邑一千户。几经沉浮，此时的董卓已经羽翼丰满，坐拥数万大军。正逢东汉末年，社会局势混乱，皇权不稳，野心勃勃的董卓意识到只要自己拥兵自重，就可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恰在此时，坐镇河东的董卓收到了何进的密诏，喜出望外，认为“此乃天赐良机”，于是立即派兵赶往京城洛阳。听说董卓带兵进京，侍御史郑泰对何进说：“董卓是豺狼之辈，他进入京城，一定会有大祸。”卢植也劝何进赶紧传令让董卓退兵返回。可何进仍然不听劝告，反而再次劝说何太后下诏诛杀宦官，但何太后与何苗还是迟迟不能下决心。何苗还劝说何进与宦官讲和，不要轻举妄动。何进也有些犹豫，赶紧派种邵带着新诏书阻止董卓入京。在极力劝阻下，董卓驻兵在河南夕阳亭，静待局势变化。

此时只有袁绍仍然坚持诛灭宦官。他假传何进命令，传书各地方州郡，将宦官家属统统拘捕入狱，归案定罪。这样一来，何进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入宫面见何太后，请她批准诛杀中常侍以下的宦官。可是何太后仍然不肯答应，何进只得退出。而宦官张让、段珪、毕岚等中常侍听说何进入宫，心里有些害怕和怀疑，于是特意派人偷听，才惊悉是何进要除掉他们这些人。张让等人不愿意任人宰割，被动等死，于是派了十几个人埋伏在嘉德殿外，等到何进一出殿门，就一拥而上，将他训斥了一通，随即命尚方监渠穆将何进刺死。之后张让又伪造圣旨任命前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原少府许相为河南尹。尚书省的官员对此产生了怀疑，遂提出要见何进。张让干脆叫人将何进的头颅扔到众人面前，并宣布说：“何进谋反，已伏诛矣。”

何进的部下吴医等人听说何进被杀，遂率兵包围了皇宫。袁绍听说后，也派弟弟虎贲中郎将袁术率兵去攻打皇宫，并放火烧了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随后袁绍带兵冲入宫中，并下令只要是宦官一律斩杀。因为来不及辨明身份，只要见到没长胡须的男子就杀掉，以致误杀了不少没有胡须但并非宦官的男子。转眼之间，竟然屠杀了二千多人。张让、段珪等人吓得魂飞魄散，慌忙来找何太后，没敢说何进已经被杀死，只是告诉何太后说大将军的下属要谋反发动了叛乱，放火焚烧了宫室。何太后一听，也不知如何是好，和少帝及陈留王刘协一起，任凭张让、段珪等人挟持，从皇宫的北门逃出，一直跑到了小平津（今河南孟津东北）。尚书卢植、河南中掾闵贡得知后紧追不放，卢植一马当先，先砍倒了几个宦官，并厉声对张让、段珪等人呵斥道：“今不速死，吾当杀汝。”张让、段珪自知难逃一死，转身先跪拜少帝，之后投身于黄河之中，自杀身亡。

袁绍早已派人催促驻守在夕阳亭的董卓速速赶到京城洛阳。远望京城，董卓隐约看到了宫中的火焰，心知大事已经发生。正在他带兵行进之时，竟在北芒山遇到了何太后及少帝一行人。董卓赶紧上前拜见少帝。少帝惊魂未定，又看到一个骠勇健硕的将军，心情更加紧张，一时间竟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而陈留王刘协却镇定自若，厉声呵斥董卓说：“你既然是前来勤王救驾的，见了皇上为何不下跪？”董卓暗自感到意外，不禁对这位九岁的藩王高看一眼。接着刘协又简单扼要地说明了宫廷事变的经过，由此赢得了董卓的好感。

董卓带领军队护送汉少帝一行人回到京城，他运用强有力的手腕，很快就平息了京城内的动乱，全盘掌控了局势。随即董卓指使人弹劾司空刘弘，由自己取而代之。又过了几天，中平六年（189年）九月，董卓废黜了生性懦弱的少帝刘辩，贬封其为弘农王，改立刘辩之弟刘协为帝，并改元“永汉”，是为汉献帝。同时他将何太后迁到永安宫居住，不久派人将其毒死。

董卓自封为郿侯，不久升为相国，将朝中大权紧紧地掌握在手中。同时他还赶跑了反对他废立皇帝的袁绍。在朝堂之上，董卓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经过这一场宫廷大动乱，祸国殃民猖狂了很久的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宦官集团最终彻底覆灭，东汉王朝终于摆脱了持续近百年之久的宦官专权的政治局面。年幼的刘协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被推上了东汉末代皇帝的宝座，而实际上执掌政权的却是以董卓为代表的地方豪强势力。从此天下四分五裂，东汉王朝气数已尽，后来的数十年不过是在苟延残喘。中国历史从此开始进入了一个四方枭雄并起的三国时代，而汉献帝刘协不过是一个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左右的傀儡皇帝。

董卓执掌朝权以后，横征暴敛，大开杀戒，引起了天下人的不满，各路豪杰纷纷讨伐董卓。而年幼的汉献帝也不甘心受董卓的摆布，但他所能依赖的只有以王允为首的文官集团。于是东郡太守桥房假传三公密令，给地方州郡，征集各地强兵，铲除奸臣董卓，以解国家于危难之中。当时被赶到渤海担任太守的袁绍首先起兵响应，很快就集结起十四路人马。因为起兵的地方多在关东一带，因此史书上称其为“关东军”。袁绍成为众望所归的关东军盟主，分几路大军向京城洛阳奔来。

眼见大军压境，董卓自知不是对手，决定离开洛阳，迁都长安。文武大臣都不同意，但迫于董卓的淫威，也只能跟随同行。初平元年（190年）正月，董卓将已废为弘农王的少帝刘辩毒死。二月董卓威逼汉献帝答应从洛阳迁都长安，数百万百姓也随之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一路上冻死、饿死的百姓不计其数。在离开洛阳之前，董卓还下令对洛阳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大洗劫，将富家财产没收归为己有，并放火焚烧了城内所有的皇宫、殿宇、官府、民舍，使洛阳二百里内的房屋荡尽，鸡犬不留。最令人发指的是，贪得无厌的董卓竟然指使部将吕布摧毁汉室帝王陵墓和王公贵族的坟墓，挖掘并盗取了墓冢中陪葬的金银珠宝。

初平三年（192年），司徒王允、吕布、士孙瑞三人共谋除掉董卓。四月吕布将董卓杀死，天下臣民无不拍手称快。汉献帝下诏命王允“录尚书事”，任命吕布为奋威将军，封温侯，由他们两位共同主持朝政。

汉献帝流离失所

铲除董卓之后，王允实行株连政策，当时百姓传言说“当悉诛凉州人，卓故将校遂转相恐动，皆拥兵自守”。李傕、郭汜等人原是董卓手下的部将，现在上书汉献帝，请求赦免，但遭到王允的拒绝。李傕、郭汜不知如何是好，于是索性把心一横，干脆率兵十万将长安城团团围住。献帝命吕布率兵亲自守卫，两军对峙长达八天，而胜负未决。

谁知吕布的部下突然发生兵变，偷偷将长安城门打开，李傕、郭汜立刻带领军队攻入城内，长安城顿时陷于一片厮杀声中。吕布猝不及防，虽奋力抵抗，无奈叛军人多势众，难以招架。吕布冲到王允面前，请他和自己一起逃走。王允却长叹一声说：“承蒙社稷威名，辅佐幼主，安定国家，是我的愿望。即便不能，我也甘愿一死。请你转告关东诸公，多为国家安危尽力，那我将死而无憾！”吕布只好带着几百名残兵败将，杀出一条血路，离开了长安城，投奔袁术去了。

历史细读

印和系的绶带，可以作为官印的统称。汉代规定，凡是专职官员，都有颁发的印绶，以表示其职权受命于皇帝。有金印紫绶、银印青绶、铜印黑绶等区别，代表了官职级别的大小，后来被历代所沿用。

吕布一走，李傕等人更是势如破竹，直扑皇宫而来，将宫门围得水泄不通。王允把汉献帝扶上宣平门楼，望着下面数以万计、杀气腾腾的叛军，献帝却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惊恐和胆怯。他镇定地大声喝问李傕：“你们带兵来袭，意欲何为？”

李傕抬头，看到是汉献帝在发问，也不敢造次，当即跪拜在地，叩头请求献帝宽恕。他回答说：“董卓被吕布所杀，臣等前来，是为董卓报仇，并非造反。随后我们会自行前往廷尉处请罪。”献帝说：“吕布已经逃走，你们为何不去追赶，却来包围宫门？”李傕回答说：“司徒王允与吕布是同谋，我们想找他问个明白。”只见王允自己走出宫门，来到李傕面前，毫不畏惧地问道：“我王允在此，你们想要问什么？”李傕指着他问董卓究竟犯了什么罪过，以致被杀。王允怒目圆睁，大声回答说：“董卓死有余辜，百姓们无不欢欣雀跃、拍手称快，难道你们不知道么？”李傕又问道：“即使是董卓罪大恶极，那我们又有什么罪过，而你却不肯赦免我们？”王允厉声喝道：“你们和他一起坑害民众，如今又拥兵进入京城，不正是欺君之罪吗？”李傕被顶得说不出话来，恼怒之极，他手下的将士蜂拥而上，将王允抓住当场砍死。随后李傕等人大开杀戒，将汉献帝身边的文武大臣斩杀殆尽。据史书上记载，这一场浩劫“吏民死者万余人，狼藉满道”。

汉献帝对此也无可奈何，并且知道自己已经落入李傕、郭汜的手中，成为了他们二人所控制的傀儡。汉献帝被迫册封李傕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初平三年（192年）九月，献帝在李傕、郭汜的暗示下，下诏将二人再次封侯。李傕晋升车骑将军，郭汜为后将军，朝政完全由他们两人共同决断。两年之后，即194年，汉献帝行加冠礼，改年号为“兴平”。但对他而言，仍然没有掌控朝权的可能。

实际上根据史书的记载，汉献帝并非昏庸无能之人。他颇有智慧，且极为关切民间疾苦。据《后汉书》所载，兴平元年（194年），献帝还留居在长安时，就办过一件令百姓交口称赞的事情。那时的长安，历经多年动乱之后，又遇上一连几个月的大干旱，农田颗粒无收，一斛谷竟然能卖到五十万钱的高价。穷人吃不起粮食，为求得生存，长安城里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献帝听说后，十分痛心，立即令侍御史侯汶打开国家粮库救济灾民，用米、豆混合为饥民熬粥。可是一段时间后，饿死的人还是很多。献帝渐渐产生了怀疑，认为所用的米、豆和上报的数额不相符合。于是献帝决定亲手试一试，他按照侯汶所上报的数量，派人取出米、豆各五升，放在自己面前，然后亲自监督熬粥，最后只得到两盆粥，这显然是不够城中灾民们分食的。这也足以说明粮食发放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克扣现象。献帝大怒，当即命人责打侯汶五十大棍，并召集京官们责问为何粮食发放下去，却还是有那么多的百姓被活活饿死？从那以后，赈济灾民的粮食才得以如实发放，百姓们也才真实地受到了国家的救助，减少了死亡数量。那一年献帝不过刚年满十四岁，但却已经显露出他对国计民生的关心，也显示出他颇具治理天下的才能。

兴平二年（195年）三月，李傕和郭汜因相互猜忌，以至于兵戎相见，刚刚安定下来的长安城再次变成拼杀的战场。李傕和郭汜都想把汉献帝挟持在自己手中，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李傕抢先一步，派他哥哥的儿子李暹带领数千人马将宫门围住，逼迫献帝出宫跟他们走。太尉杨彪出来喝问李暹说：“自古以来，从没有皇帝徙居于臣子家中的。你们怎么能如此草率，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呢？”李暹却反问道：“我们是担心郭汜叛逆入宫，才来保护陛下，迎接圣驾到安全的地方暂避凶险。你竟然胆敢阻挡，难道你是郭汜的同谋吗？”杨彪一听，再也不敢多说话，只好回禀献帝。献帝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听从李暹的安排，带着皇后等人坐上了李暹安排的大车，一起来到了李暹大营。

听闻长安发生了兵变，镇东将军张济赶紧带领兵马来到长安城，前往拜见汉献帝，并奏请献帝亲自调和李傕与郭汜之间的矛盾，还说自己愿意一路护送献帝到弘农去。献帝当然也希望李傕和郭汜讲和，不要再互相攻打。在汉献帝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李傕和郭汜答应彼此既往不咎，和平共处。郭汜当即释放了自己拘捕的大臣们。于是张济履行自己的承诺护送献帝启程前往弘农。谁知就在路上，郭汜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劝说献帝转去高陵。之后献帝一行终于抵达华阴，驻守当地的宁辑将军段煨亲自出营迎接，并细心打理献帝及皇后等人的饮食、服装。后来张济也心生邪念，竟然联合郭汜、李傕两人，一同追赶献帝等人。负责护卫献帝的杨奉、董承等人寡不敌众，丢盔卸甲，所带奇珍异宝也都在仓皇之中丢弃在路上。而汉献帝和皇后两人分乘两辆车子，在董承的拼死保护下，才终于逃脱。他们逃入曹阳境内，一路继续东进，好不容易才摆脱追兵。

孔融

孔融，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由于他曾任北海相，亦称孔北海。他与曹操在政治上颇有分歧，每多乖忤，终于在建安十三年（208年）被曹操所杀。

不久汉献帝和众人渡过了黄河，步行数里，终于来到了大阳。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代步工具，他们只能用一辆牛车载着献帝和皇后，其他人就跟在后面步行。他们吃尽了苦头，终于赶到安邑，河内太守张杨、河东太守王邑都前来接驾。献帝感激他们的忠心，下诏拜授张杨为安国将军，封王邑为列侯。而当地的其他文臣、武将也不甘于后，纷纷要求献帝给他们加官晋爵，献帝也都一一答应。这样一来，就连官员的印章都不能发放齐全，负责此事的后勤官员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用锥子在普通的石块上刻字以充当印章。献帝住在破烂不堪的房子里，和大臣们商议国事，室外人来人往，士兵们也在一旁列席参观，时不时还取笑一番，汉献帝也可以称得上是东汉朝最狼狈的皇帝了。杨奉等人主张在安邑建都，而太尉杨彪等人主张献帝东还，仍然以洛阳为京城。双方争执不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而汉献帝也拿不定主意，只好暂时留在安邑。

在此期间，李傕与郭汜没完没了地打仗、和好。趁着这混乱的局势，建安元年（196年）七月，汉献帝终于在杨奉的保护下重返已经残破不堪的京城洛阳，而洛阳皇宫早被董卓的一把大火烧成了废墟，新的宫殿还没来得及修建，到处瓦砾成堆，荆棘满目。因此献帝只得暂时住在中常侍赵忠留下的府邸中，作为行宫。不久杨安殿修缮一新，献帝暂时入住在那里。而朝廷百官没有住所，无处安身，只能栖身于破壁残垣之中。因为京城中粮食奇缺，几乎人人都吃不上饭，有的大臣一连数日粒米未进，竟然还有官员被活活饿死。献帝派人向各地州郡求救，征集粮草，但“十无一应”。无奈之下，自尚书郎以下的官员只好亲自去京城外的田地里采集野谷子充饥。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汉献帝回到京城洛阳后，一切百废待兴，加上董卓余党的威胁，令献帝坐立不安。为了彻底消灭董卓的残余势力，汉献帝“饮鸩止渴”，招来兵强马壮的曹操为己所用，以对抗其他的军事集团。而在这一时期，曹操早已占据兖州，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不容小觑的军事力量。

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当年受宠的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曹操从小狡猾，善于谋略与权术，得到了太尉桥玄的另眼相看。桥玄曾经对曹操说：“天下即将发生大的动乱，掌握时代命运而平息这场大乱的人，莫非就是你了。”桥玄还劝说曹操要提高自己的名望，应该结交当时的著名人物许子将，也就是许训的侄子许劭。许劭和他的堂兄许靖都有很高的声望，他们喜欢评点名士，并常常根据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而更新评点。曹操听从桥玄的劝告，特意前去拜访许劭，询问他对自己有何评价。许劭对曹操的为人早有所闻，心中不悦，因而闭口不答。曹操极为恼火，竟然出言相威胁，许劭这才被迫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听了以后，反而不再恼怒，呵呵大笑着离开了。

如今曹操接到了汉献帝的诏书。他感觉这是上天赐给自己的一个大好机会，惊喜之余，他立刻做了周密的安排，并亲自率领军队赶到京城，入宫朝见献帝。在清除了献帝身边的武将后，保卫京城和献帝的重要责任都由曹操负责。献帝还特意赐给曹操节钺。节钺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物品，代表着极深的含义。“节”即符节，是古代君王派遣将相委以重任时，用作凭证的一种信物。获得它的人，就意味着皇帝准许他自行做主，斩杀违反军规者。而“钺”是古代一种和斧子相似的兵器，它通常是君王所专用，是权力的象征。献帝想借此表示自己对曹操的信任与敬重。而这样的安排，也使得军政大权完全被曹操一人所把持，曹操的权欲不断膨胀，为其后曹氏家族称帝埋下了伏笔。

汉献帝虽然坐在龙椅上，但在他身边指点江山并做出一系列治国决策的却是曹操。他不仅借献帝的名义，处死了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人，同时还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三人为列侯。曹操处心积虑，想先稳固自己在朝野中一言九鼎的地位，进而做到“奉天子以令不臣”。在董昭的提议下，曹操决定把汉献帝从洛阳迁到自己的地盘许都（今河南许昌东）。虽然这招致了驻守在梁县的杨奉的阻挠，但曹操还是顺利地将献帝迁移到了许都。献帝虽然不情愿再次改换都城，无奈自己没有决策的权力，只好默默听从。因为仓促搬来，许都尚无宫殿，因此献帝只好暂住在曹操的军营之中。等到宫殿、宗庙全都建造好之后，建安元年（196年）六月，献帝才正式进入许城内。九月曹操被献帝任命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权限在三公之上。按照朝廷的旧制，曹操也几次上书表示谦让。其《上书让增封》表说：“无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忧结。比章归闻，天慈无已，未即听许。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实，下为臣身免于苟取。”但也只是做做谦让的样子而已。

曹操所信任的荀彧晋升为侍中，代理尚书令。每当曹操外出征伐时，就将朝政大权交予荀彧执掌。而汉献帝依然不过是曹操手中的一个傀儡皇帝。因为献帝迁都许后，关中地区纷纷归附，曹操由此控制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不久袁绍提出许都气候不宜久居，建议曹操请献帝迁都鄄城，却遭到曹操的拒绝。而且在曹操升任大将军后，以献帝名义任命袁绍为太尉，封邺侯。可太尉官职虽高，还是要受大将军节制。于是袁绍上表献帝推辞，不愿意担任太尉。

汉献帝有些为难，但曹操却上书说自己愿意辞去大将军一职，改由袁绍担任。其实这是因为曹操看到袁绍此时的实力远强于自己，为了保持暂时的安定，曹操才决定对袁绍做出让步。建安二年（197年）三月，曹操以献帝的名义，正式下诏：“派将作大匠孔融持节到冀州策命袁绍为大将军，并赐给弓矢节钺、虎贲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诏令一下，袁绍这才心理平衡，不再对曹操指手划脚。

建安元年（196年）十一月，曹操在辞让大将军一职之后，又借献帝之口改封自己为司空，并代理车骑将军。车骑将军在将军中略次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虽然曹操让出了大将军之位，但袁绍远在许都之外，在献帝身边统控全局的仍然还是曹操。袁绍得到了大将军的职位，却并未能发挥其作用。

曹操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代。但是对于汉献帝刘协而言，当一名傀儡的滋味并不好受，他并不甘心受制于曹操或其他任何人。当朝一些正直之臣也纷纷提出质疑。太尉杨彪不满曹操专权，愤然辞职而去。献帝企图先削弱曹操的兵权，而后将他一举铲除。建安五年（200年），献帝下诏“以董承为车骑将军”，并用自己的鲜血写了一封密诏，将其藏在衣带之中，赐给董承，让他与刘氏宗亲刘备商议如何诛杀曹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衣带诏”。这也是汉献帝刘协试图收回皇权所做的一次努力，但非常不幸的是，这次计划还没有开始实施就遭到了惨败。密谋泄露，被曹操得知。而这时刘备已经借故离开了许都，也幸亏如此，刘备才幸免于难。

曹操听说汉献帝竟然要诛杀自己，怒不可遏，当即派兵将董承等人抓入牢中。他自己提着宝剑，冲进了皇宫。此时汉献帝正在和伏皇后闲谈，突然看见怒气冲冲的曹操，不由得大惊失色。曹操直言道：“董承心怀不轨，竟敢谋反，请陛下即刻下诏治他的罪。”献帝疑惑地问道：“董承是朝廷重臣，又是皇亲，他怎么会造反呢？”曹操却回答说：“董承想要谋害我，而这么做势必会影响到陛下的安危，那不是谋反又是什么呢？”

“摆亮子”曹操发兵（局部）

“摆亮子”在皮影戏中是亮箱的一场戏。此为《三国演义》剧目《当阳桥》影戏中的一个场面，表现了曹操发兵时的场景。

汉献帝又问是否有什么确实的凭证，曹操一听更加生气，怒目圆睁地大声说道：“证据确凿，不容置疑。难道陛下想袒护董承，也想把我杀了吗？”献帝不免有些慌乱，他担心的是给董承的密诏被曹操发现，这下也不敢再多问，只得说：“若董承确实犯下大罪，当然应该依法处置。”接着曹操马上要求献帝把董承的女儿董贵人交出来，要将其一并连坐处置。献帝一听，难过不已，哭着说：“董贵人已经怀有身孕，不如等她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再行治罪。”曹操却置若罔闻，坚持要把董贵人抓走，还恶狠狠地说：“就算她把孩子生下来，也要一并处死，以免留有后患。”

汉献帝惊骇得说不出话来，只得任由曹操命令士兵将身怀六甲的董贵人拖出皇宫去，而他只是不停地落泪哭泣。曹操随即命令士兵将董贵人活活勒死，并将几个主谋董承、王服、种辑等处斩，夷灭三族。曹操借此杀掉了一大批忠于汉献帝的臣子，并加强了对献帝的控制。朝廷上下安排的都是他的亲信，就连献帝“左右侍卫莫非曹氏之人者”。曹操深知献帝的重要性，因而对献帝本人倒不敢轻举妄动，但献帝的生活却变得更加凄惨。

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和袁绍的军队在官渡进行了一场历史上有名的大决战，在此战役中，曹操以少胜多，击败袁绍，获取了北方地区的大片土地，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此后，曹操继续挥师前进，相继占领北方各地方州、郡。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降服了乌桓，从而统一了整个北方地区。第二年六月，曹操又罢去三公，改设丞相、御史大夫，并自立为丞相。同年七月，曹操亲率军队南征，与孙权、刘备的联军在赤壁大战，结果大败而返。此时天下已初步形成三国鼎立之势。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正史史料

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

——《后汉书·孝献帝纪》

当初曹操残忍地杀害了董承和董贵人，伏皇后对此十分怨恨。她曾经写了一封书信秘密地送给父亲伏完，她在信中诉说了曹操的残暴和自己的担心及恐惧，历数曹操的种种罪恶，并请求伏完找机会将曹操这个大奸贼除掉。可是曾当过辅国将军的伏完对朝政毫无兴趣，也不想和曹操发生冲突。因此他将女儿的书信放在一边，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伏皇后虽内心焦急，但却毫无办法。伏完去世后，建安十九年（214年），伏家的一个仆人为了受到封赏，竟将伏皇后给伏完的这封书信偷了出来，交给了曹操。曹操读罢，雷霆震怒，立刻冲进皇宫，逼迫汉献帝下诏废去伏皇后。献帝又惊又忧，他和伏皇后的感情一向很好，实在不忍心将她废掉。献帝还在犹豫之时，曹操已经擅自命令尚书令华歆起草废后的诏书，献帝被逼无奈，只得亲手盖上了皇帝的印玺。曹操立即派人送给伏皇后。伏皇后听闻后，正收拾细软准备搬出居住的后宫，却忽然听到殿门外面人声嘈杂，竟是华歆奉曹操的指令，带着士兵来抓捕她。伏皇后心知不妙，也不敢出去，赶紧躲到了宫殿墙壁的夹层中，结果还是被华歆搜到。华歆一把揪住伏皇后的头发，一直将她拖到大殿外面。此刻汉献帝和御史大夫郗虑却只能坐在殿外，愁眉不展，唉声叹气。伏皇后光着双脚，披头散发，对献帝哭泣说：“陛下，我真的难以活命吗？”献帝泪流满面，叹息着回答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伏皇后又问郗虑说：“郗公！天下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吗？”不待伏皇后和献帝最后告别，华歆就将伏皇后拉走，关进了监狱，最终幽闭而亡。就连伏皇后所生的两名皇子也被曹操下令毒死，伏氏家族受株连被处死的有一百多人。献帝竟然不敢稍做劝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变成了冰冷的尸体。皇帝当到这般地步，汉献帝也算是古往今来第一位窝囊皇帝了。伏皇后死后不久，曹操就暗示献帝再立新皇后，而人选只有两个，那就是曹操早就送入宫中被封为贵人的两个女儿。建安二十年（215年）正月，献帝将曹操的女儿曹节册立为皇后。

然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如意算盘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遭到各地方诸侯的强烈抵制，大骂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曹操也曾想过将汉献帝抛弃，自立为帝，却又担心自己“匡扶汉室”的大招牌就此毁于一旦，因而遗臭万年。同时在他的强权压迫下，汉献帝也时有反抗。当初“议郎赵彦常为献帝陈说时事，曹操恶而杀之”。随后当曹操上殿朝见献帝时，献帝终于忍耐不住，对曹操说：“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这无异是在说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你要是不想辅佐我，就把我抛弃了吧。这番话让曹操大吃一惊，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如何应答。从此之后，曹操就很少再去朝见献帝。

曹丕称帝

曹操挟持汉献帝，征战一生，并实行“唯才是举”和开垦屯田的政治、经济政策，统一了中国的北方，占有了半壁江山，和刘备、孙权等人三足鼎立。虽然他心中无数次想过要取汉献帝而代之，却始终缺乏称帝的勇气。曹操在不甘心和犹豫之间又做了多年汉臣，直到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病死，他的儿子曹丕袭爵为魏王。

闻听曹操的死讯，汉献帝满心欢喜，他以为多年的忍耐终于到了尽头，自己可以堂堂正正地坐在殿堂之上，亲自执掌政权了。于是献帝即刻下令，将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改为延康元年。

曹丕篡汉

曹丕，字子桓，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母亲为卞氏。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丕在司马懿、吴质等大臣的帮助下，成功地被立为世子。延康元年（220年），曹操病死。曹丕继位为丞相，随后又逼迫汉献帝禅位，代汉称帝，改国号为魏，成为魏国的开国皇帝。

可是汉献帝的希望再一次化为了泡影，曹丕和父亲曹操不同，他早就想尝尝当皇帝的滋味，如今终于轮到自己当家做主，当然就要尽快实现这个宿愿。曹丕指派人假造各种祥瑞，并大传谣言说汉代的气数已尽，将由魏曹来代替。魏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禁卫军左中郎将李伏等大臣，未经通报，就带领全副武装的士兵，闯入献帝的寝宫，胁迫他自动让位，并言之“汉室国运已终，气数当尽，望陛下效法尧、舜，以江山社稷，禅让魏王”。献帝闻言大惊，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他想不到自己隐忍了多年，等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他慌忙逃往后宫，曹皇后听到嘈杂声，出来查看，献帝哭述说：“皇后，你的哥哥想要自立为帝，谋害我呢！”曹皇后大怒。她将献帝护在身后，横眉冷对追赶而来的华歆等人，大声呵斥道：“你们竟然为了荣华富贵，想要谋害皇帝。我父亲功高盖世，也未敢自立为帝，仍然甘为汉臣，兄长为何做出如此乱逆之事？他继位不久，即思篡汉，天必不保尔等长久！”毕竟曹皇后是曹丕的亲妹妹，华歆等人一时也不敢有所举动，只得灰溜溜地带着士兵们退出宫去。

几天后曹丕即将抵达许都，华歆等人上奏请汉献帝上朝，献帝被逼无奈只好上朝面见群臣。接着华歆马上将已经拟好的退位诏书递给献帝，逼他亲自昭告天下。献帝不敢不答应，只得派御史大夫张音将诏书送给正在曲蠡的曹丕，曹丕心中大喜，但故意推辞不受。华歆等人连忙上书曹丕，劝说其应天下臣民之请，登基称帝。同时加紧胁迫献帝将皇帝玉玺交出来。献帝哭着说：“玉玺一向由皇后保管，不在我身边。”华歆带人向曹皇后索要玉玺，曹皇后拒不肯交。曹丕听说后，派曹洪、曹休领兵逼迫曹皇后。曹皇后见兄长对自己毫无怜惜之情，绝望之极，甩手将皇帝玉玺扔到宫殿外。之后华歆又逼着献帝下达了第二道诏书，连同玉玺一起送给了曹丕。曹丕仍然摆出一副不答应的架势，而将玉玺和诏书退回。献帝只得再次下诏，曹丕觉得时机已经成熟，这才做出勉为其难的样子答应了。曹丕在接受汉献帝“禅让”后，曾说“舜禹受禅，我今方知”。然而汉献帝与曹丕这出“三让三辞”的把戏，根本瞒不过世人的眼睛。

220年十月，曹丕在繁阳亭登上受禅坛，接受玉玺，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国号为魏，是为魏文帝。随即追尊其父曹操为魏武帝，将废献帝封为山阳公，曹皇后为山阳公夫人，逼令他们立即搬出皇宫，但允许其在封地山阳城（今河南焦作东南）内奉汉正朔和服色，建汉宗庙以奉汉祀。魏文帝曹丕还安抚刘协说：“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共之。”

东汉王朝历经一百九十六年，至此终于在汉献帝朝宣告灭亡。十四年后，即魏青龙二年（234年）三月，亡国之君刘协病死在封地，终年五十四岁，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今河南修武北），谥号孝献皇帝。据《谥法》所说：“聪明睿智曰献。”这说明汉献帝在天下人眼中，确实不是一位糊涂无能的皇帝，可惜“献生不辰，身播国屯”。汉献帝在东汉末年黑暗混乱的社会中连年流离迁徙，不能自主执掌朝政，而被迫受不同的军事力量操纵。他的聪明才智难以施展，更难有能力挽救被外戚和宦官搅和得乌烟瘴气、遍体鳞伤的政治局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东汉王朝一步步地走向灭亡的结局。

东汉的文化、科技和医学

东汉时期的文化具有多样性，在文学领域，这一时期以散文、赋和诗歌为主。在经学领域，古文经学因谶纬之风的影响而日趋盛行，成为当时儒生、学者主要研究的对象。在哲学领域，王充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唯物主义代表人物。宗教领域，道教和佛教思想的广泛传播，使其信奉之人也逐渐增多。在史学方面，班氏兄妹撰写了《汉书》。

东汉的科学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南阳太守杜诗发明了水排，从而大大促进了冶铁手工业的发展。蔡伦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在其基础上制造出了质量更好并适合书写的植物纤维纸，他造出的纸被世人称为蔡侯纸。在天文学领域，张衡发明的浑天仪和地动仪，是当时科学技术的一大成就。在医学领域，张仲景、华佗代表着东汉医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唯物论、佛教和史学

博学奇儒王充

东汉奇儒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其年少时就成为了孤儿，后来他来到京师洛阳游学。当时洛阳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夺得天下后，特别注重文雅，尤喜儒术，史称他“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收集典籍，征召遗隐，“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籍，云会京师”。为了安抚这些饱学之士，光武帝建太学，设博士，用他们来传授知识，造就人才。太学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典籍丰富，名流辈出，也是全国学术活动的中心。

王充到太学拜扶风（今陕西咸阳东）人班彪为师。当时太学受今文经学的影响，盛行章句之学。传经注重家法师承，先生们将先师的遗教记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称为“章句”。先生教弟子们反复记诵“章句”，并恪守师训，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之光武帝刘秀迷信纬书谶记，事无大小，都取决于图谶，使谶纬神学充斥学坛。而太学教育，不仅方法僵化刻板，而且内容虚诞。好在郑众、桓谭、班彪等人都在京师，他们都是古文经学家，博学多通，号称大儒。在数家之中，王充受班彪和桓谭二人的学风影响最深。

王充对班氏父子十分赞赏，说：“班叔皮（班彪，字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理完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坚（班固，字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王充以班彪为师，以班固为友，日诵诗书，在学问文章、立身道德上都大受其影响。当时班彪并未在太学任职，王充是他的私淑弟子。王充“好博览不守章句”，正是师承于班氏“博而不俗”，“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的风格。

白马驮经图

相传一天夜里，汉明帝梦见了金人，博士傅毅为其解梦说是西方的佛，于是明帝派遣大臣蔡愔、秦景等前往西域寻求佛法。永平十年（67年），蔡愔等会同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印度高僧，用白马驮着佛经、佛像，返回京城洛阳。汉明帝盛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在洛阳建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于桓谭。桓谭是两汉之际的著名学者，著有《新论》一书。他治学的特点也是“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与班氏父子学风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颇具求实精神，爱好古文经学，常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他曾在光武帝面前“极言谶之非经”，被光武帝视为“非圣无法”，险遭处斩。他对俗儒的鄙俗见解更是反对，常常调笔讥讽，“由是多见排抵”。桓谭求实的治学精神，王充特别赞赏。受桓谭的影响，王充对神学迷信、虚妄之言也深不以为然，他后来撰写《论衡》一书，其主旨也是“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与桓谭《新论》的主旨如出一辙。

当时在京师的青年学者除班固之外，还有贾逵、傅毅、杨终等，俱曾为官兰台，王充也与他们有交往。兰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在那里读书作文，皆由皇家供应纸墨，条件优越，因此时人称进入兰台为登蓬莱，并以此为荣。

《汉书》书影

《汉书》，东汉班固撰，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包括帝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主要记述了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又一部重要史籍。

王充在洛阳除了师从名师，结交朋友之外，还博览群书。《后汉书》说王充在洛阳，“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在熟读经史之余，王充还广泛地涉猎诸子百家之学。浅学俗儒多拘于经本，认为经为圣人所创造，是真理之所在。一经之中，又专守一师之说，抱残守缺，排斥异己。而王充通过对儒学与诸子百家之学的对比研究，则认为诸子百家之学与儒经同等重要，有时子书甚至比经书还要可靠。他认为五经遭到秦朝焚毁，文有遗缺，而诸子无缺文。孰劣孰优就不辩自明了。

和所有的封建时代的读书人一样，王充学成之后回到家乡，也曾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场的境遇是屡屡受挫，《后汉书》说他“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后来曾做过从事之类的小吏，由于对政务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因此不被上级看重，屡遭黜斥。以后又携家至彤阳郡（今安徽宣城）、九江郡（今安徽寿县，一说今安徽凤阳南部）、庐江郡（今安徽庐江西部）、扬州（今安徽和县）等地，担任一些较小的官职。后辞职回家，潜心写作，终成《论衡》等著作。

王充写作的《论衡》一书，就是针对当时的儒术和具有神秘色彩的谶纬学说进行批判。《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因此它是中国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典籍。

班氏兄妹撰《汉书》

汉和帝即位之初，窦宪请命攻打北匈奴，在他的军队中，有一位中护军班固，“参与军中谋议”。班固乃扶风安陵人，他的父亲班彪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固因“雅好文章”颇受汉章帝器重。窦宪出塞三千余里，追击北匈奴余寇至燕然山，“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刻在石碑上的正是班固所作的《封燕山铭》，史称“燕然勒铭”。因为此事，班固成为窦宪重用的官员，但班固并没有参与窦氏兄弟的谋反计划。

班固的父亲班彪曾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是续补司马迁的《史记》，用以纪录汉武帝太初之后的事情。班固继承父志，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着手编写“包举一代”的史书《汉书》，历经二十余年，终于完成了《汉书》的主要部分。可恰在此时，窦氏垮台，已经六十一岁的班固因受政争牵连，而被罢免了官职。因为班固曾经得罪过洛阳令种兢，被公报私仇，抓入牢狱并迫害致死。

汉和帝得知班固是蒙冤而亡，雷霆大怒，不仅下诏严惩以权谋私的种兢，还处死了害死班固的狱吏，以告班固在天之灵，也算是给班家人一个交代。同时为了完成班彪和班固父子二人几十年来的心血，完成最后八表和《天文志》的部分内容。和帝还特意下旨，令班昭继承父兄遗志，完成《汉书》后半部分的文字整理工作。班昭，又名姬，字惠班。她大约出生在49年，扶风安陵人。班家“家有藏书，内足于财”，是当地有头有脸的富贵人家。父亲班彪、长兄班固都是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昭还有一位二哥，更是位了不起的人物，那就是出使西域的名将班超。班昭从小就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再加上天生聪颖，悟性很高。班昭接受和帝之命，潜心续写，补撰了八表。后在马续的协助下，班昭还写出了《天文志》，最终完成了《汉书》的撰修工作，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史。和帝大喜，对其予以嘉奖。《汉书》完成后，和帝特许班昭在东观藏书阁讲解《汉书》，那里是皇室的图书馆，不少人奉诏跟她学习。

班昭深得和帝赏识，和帝多次召她入宫，让皇后邓绥和其他嫔妃拜她为师，在皇宫内讲习经史。邓皇后还开办了一所专门给王公贵族家子弟学习的学校。及至邓太后临朝执政时，班昭以师傅之尊，参议朝政，对邓太后影响很大。当时人们把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女子称为“大家”，班昭的丈夫姓曹，故世人都恭敬地称她为“曹大家”。

科技发明

蔡伦造纸

在汉和帝在位时期，蔡伦还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进行了技术改进。最初人们把文字刻写在龟甲或牛、羊等动物的兽骨上，后来人们发明了简牍，即竹简、木简。“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再后来就出现了以缣帛（一种丝织品）为纸来书写的方法，《后汉书》中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和以往的甲骨、简牍相比较，缣帛轻便柔软，更适宜于书写和保存。但它的造价却非常昂贵，一般人家根本用不起，因此缣帛也只运用在小范围的富贵之家，得不到普及推广。直至汉和帝年间，有一位名叫蔡伦的宦官，根据前人的经验，研制发明了成本较低的真正纸张，受到和帝的称赞，蔡伦的大名也因此被载入史册，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史上闻名的人物之一。

蔡伦是桂阳人，出生于汉明帝永平四年（61年），他“有才学，尽力敦慎”。永平十八年（75年），十五岁的蔡伦被选入洛阳皇宫，成为明帝宫中的一个小太监。第二年任小黄门。此后任黄门侍郎，掌管宫内外公事传达及引导诸王朝见、安排就坐等事。汉和帝继位后，窦太后临朝听政。蔡伦被提拔为中常侍，常伴在年幼的和帝左右，并参与国家政事，俸禄二千石，地位与九卿等同。和帝亲政之后，蔡伦投靠了邓皇后，兼任尚方令，负责管理宫内御用器物和宫廷御用手工作坊。“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秘，为后世法”。蔡伦在任职尚方令期间，总结了西汉以来的造纸经验，潜心研究、改进造纸工艺，终于利用树皮、碎布（麻布）、麻头、渔网等原料精制出了质量更好并适合书写的植物纤维纸张，并于元兴元年（105年）将此成果上报给和帝。“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从此在全国得到推广，人们开始普遍使用这种造价较为低廉的纸张，我国的文字记录历史逐步脱离了竹简时代。

张衡发明浑天仪与地动仪

张衡，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北）人，东汉历史上有名的天文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张衡博学多才，为人却谦逊温和，有着很高的声望，很多人举荐他去做官，都被他婉言谢绝。汉安帝刘祜是一个爱才的人，他听说张衡学识渊博，于是“公车”征召张衡，封张衡为太史令，专门负责天文和历法方面的工作。

张衡非常勤奋，上任不久，他就以前人的设计为基础，制作出了一种新的浑天仪。由于浑天仪没能流传后世，因此现代人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子。只能从张衡所著的《浑天仪图注》《漏水转浑天仪注》的资料中，了解到其中的一些信息。专家们认为，张衡制作的浑天仪是由一个支架和一个遍布星座的球体组成的，是用来演示天象的仪器，和近代的天球仪有些相像。浑天仪的球体与报时的漏壶相连，缓慢运转。这样就可以通过浑天仪了解到在某一时刻，某星的运动轨迹，或升起，或消没，或中天，或偏斜。

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张衡发明并制造出一种专门用来观测地震的仪器地动仪。它的形状像一个酒坛，直径八尺，全部用精铜铸成，表面饰有篆文、山龟、鸟兽等图案。地动仪的中心是一根立柱，立柱与八条龙相连。八条龙的龙头分别对准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八个不同的方向。龙嘴是可以活动的，每个龙嘴中都衔着一颗小铜球。每个龙头正对的方向下方，分别配置有一个张开嘴的铜制蛤蟆。如果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那么这个方向相对的龙嘴就会自动张开，将铜球吐出，落进铜蛤蟆的嘴里。地动仪制成之后，一直没有得到验证，大家都对地动仪的作用有所怀疑。永和二年（137年）的一天，一条龙把口中的小铜球吐进了铜蛤蟆口中。然而并没有发生地震，人们因而觉得这个仪器毫无价值。就在人们议论纷纷之时，陇西传来了地震的消息，恰好是吐出铜珠的龙头所指的方向，这时候人们才开始佩服张衡和他的地动仪。张衡发明的地动仪不仅在当时是令人惊叹的科学仪器，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用于观测地震的仪器，它比欧洲制造的类似仪器早了一千七百多年。地动仪在地震报告上的精确性和可靠性，不仅显示了设计者的智慧和才能，而且它的精良制作也反映了我国当时的冶金、铸造和计量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科学上，张衡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政治上，张衡同样也很有所作为。张衡虽然淡泊名利，但对国家大事非常关心，曾两次任太史令，后又任侍中这样的内职，为顺帝提出了不少建议，后因遭到宦官的排挤而出京。永和元年（136年），顺帝任命张衡为河间相。当时的诸侯王刘政荒淫无度，无视国法，和郡内的豪强地主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举国上下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张衡来到这里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使局面有了彻底改观。据《后汉书》中载：“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擒，上下肃然，称为政理。”

医学的发展

医圣张仲景

东汉末期，我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临床医学家，这就是被世人称之为医圣的张仲景。张仲景，名机，字仲景，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张仲景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尤其喜好医学。年轻时曾拜名医张伯祖为师。

张伯祖医术高明，在当时享有盛名。张仲景听说张伯祖医术高明，便前往拜师学医。张伯祖刻苦钻研医学，善于把握病证，因此治愈了很多病人，在当地很受百姓尊重。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勤奋，无论是外出诊病，还是上山采药，从不觉得累。张伯祖非常器重这个学生，便把他积累了一生的行医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张仲景。此后张仲景学习更加刻苦，在博览医书，广泛吸收各代医家经验的基础上，把学到的知识用于临床诊断，进步极大，很快就成为一个具有名气的医生，以至于超过了他的老师。当时的人称赞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

《伤寒论》书影

张仲景原著为《伤寒杂病论》，在流传过程中，后人将其中外感热病的内容整理编纂结集为《伤寒论》。它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等数种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以后钻研医学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对这个理论做了新的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称之为“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除了“勤求古训”，他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良方，甚至民间验方也囊括其中。他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润导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为了更好地“博采众方”，与同行交流经验，张仲景到了繁华的都城洛阳一带行医，和当时文学史上号称“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交往密切。在与王粲的接触中，张仲景凭着自己多年看病行医的经验，渐渐发现年轻的王粲隐藏着“疠疾”的病源。有一天他对王粲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若不治，到了四十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便会死去。现在服药，还可以挽救。”王粲听了他的此番话很不高兴，自认为身体又没有出现不舒服状况，便没有听从他的话，更不会去吃药。过了几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就问他：“你吃药了没有？”王粲骗他说：“已经吃了。”张仲景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神色，就对王粲说：“你并没有吃药，你的神色跟往常一样。你为什么讳疾忌医，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如此轻呢？”王粲始终不相信自己患病，二十年后他的眉毛果然渐渐地脱落，半年后就去世了。

张仲景把所吸收的医学知识，运用在临床诊断的实践中，时时“平脉辨证”，认真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张仲景在长沙做太守时，也时刻不忘救治患病的百姓。他规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专门给百姓治病，并分文不取。他坐在大堂之上，挨个仔细地给百姓治病。时间久了，便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和十五两天，他的衙门前就聚集了各地的病人等候看病。这就是“坐堂”一词的由来。他在治病过程中，不断地吸收和总结临床经验，丰富和发展临床医学。

那时张仲景虽然位居太守，但他并不热衷于功名利禄。后来他专门总结经验，从事医学著作的撰写。

通过几十年的行医经历，张仲景收集了大量的医学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治疗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这部医学著作。这本书的问世，标志着我国的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

神医华佗

华佗，字元化，是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谯城区）人，又名旉。华佗自幼刻苦攻读，习诵《尚书》《诗经》《周易》《礼记》《春秋》等典籍，具有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幼年的华佗在攻读经史的同时，也留心医药。

当时大多数读书人都以入仕为荣，而华佗则淡泊名利，无意于仕途，终生以医为业。在他青少年时期，正值东汉桓帝、灵帝时代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之际，国家政治黑暗，统治阶级和官僚阶层腐败不堪，广大黎民百姓饱受剥削和压榨之苦。华佗目睹官场腐败和百姓的苦难，决心不入仕途，以医济世。当时朝廷中的一些官员，对华佗较为赏识，沛国相陈珪推荐他为孝廉，太尉黄琬征召他为官，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华佗行医，并无师传，主要是精研前代医学典籍，在实践中不断地钻研、探索。当时我国医学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已经流传于世，望、闻、问、切四诊原则和导引、针灸、药物等诊治手段也已基本确立和广泛运用。在行医过程中，他得益于研习前人的医学典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践。

在华佗多年的医疗实践中，他非常善于区分不同病情和脏腑病位，对症施治。一天有两个军官，都身热头痛，症状相同，但华佗的处方，却大不一样，一个用发汗药，另一个用泻下药。两个人感到奇怪，但服药后全都被冶愈。原来华伦诊视后，已知一个为表症，用发汗法可治愈；一个为里热症，不用泻下药难以治愈。

对于民间的治疗经验，华佗常吸取后再加以提炼，以治疗一些常见病。当时黄疸病流行地区较广，他花了三年时间对茵陈蒿的药效做了反复试验，决定用春三月的茵陈蒿嫩叶施治，结果救治了许多病人。民间因此而流传一首歌谣：“三月茵陈四月蒿，传于后世切记牢。三月茵陈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华佗还以温汤热敷治疗蝎子蜇痛，用青苔炼膏治疗马蜂螫后的肿痛，用白前治咳嗽，用黄精补虚劳等。这些方法既简便易行，又疗效神速。如果有病邪郁结在体内，针药都不能达到，他就采用外科手术的方法治疗。他所使用的“麻沸散”，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应用的麻醉剂。华佗采用酒服“麻沸散”施行腹部手术，开创了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华佗十分提倡导引养生，还创编了“五禽戏”，即模仿五种动物的形态、动作和神态，来舒展筋骨，畅通经脉。五禽分别为虎、鹿、熊、猿、鸟。常做“五禽戏”可以使手足灵活，血脉通畅，还能防病祛病，从而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五禽戏图

五禽戏，相传是东汉名医华佗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创编的一套防病、治病、延年益寿的健身方法。明代罗洪先所撰的《仙传四十九方》中，有五禽戏图的相关绘画。

华佗中年以后，曾到徐州游学。徐州是江淮重地，首府为彭城（今江苏徐州）。民间传说他住在彭城附近的沛国（今江苏沛县）。其实华佗的行医足迹，遍及当时的徐州、豫州、青州、兖州各地。由于行踪地域广阔，又深入民间，因此华佗成为了我国历史上民间传说最多的名医。

华佗经过数十年的医疗实践，已熟练地掌握了养生、方药、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精通内、外、妇、儿各科，临症施治，诊断精确，方法简捷，疗效显著，被誉为“神医”。

目录

三 国

东汉末世，群雄纷起

黄巾起义

五斗米道和太平道

黄巾起义的爆发与败亡

董卓擅权

董卓立汉献帝

曹操起兵陈留

关东群雄兵陈酸枣

父子反目为“美人”

曹操势力的壮大

曹操两征徐州

挟天子以令诸侯

刘备辗转四方

织席贩履的皇孙

拜领徐州

夹缝中求生存

江东蓄势

孙坚战死襄阳

孙策回取江南

魏、蜀、吴三国鼎立

曹操统一北方

招降张绣，诛杀董承

官渡之战

曹操征乌桓

孙权据江东

孙策遇刺

屯田和讨山越

消灭黄祖

赤壁之战

诸葛亮出山

刘备南撤

孙刘联合

赤壁之战

曹操攻破马超、韩遂

三分天下

生子当如孙仲谋

刘备得益州

刘备进位汉中王

孙、刘三争荆州

建安风骨

魏蜀吴三国建立

分久必合

动荡中发展的三国

精于治国的曹操

刘备兵败猇亭

吴蜀重修盟好

诸葛亮治蜀

七擒孟获

孙吴开发江南

诸葛亮北伐

卫温、诸葛直浮海至夷洲

司马懿智取公孙渊

日本卑弥呼女王遣使来魏

毌丘俭东征高句丽

蒋琬、费祎治蜀

统一的趋势

姜维屡次北伐

吴魏交恶

东吴的王位之争

曹魏大权旁落

司马懿非人臣也

蜀亡

两 晋

西晋统一全国

西晋建立

司马氏代魏

竹林七贤

吴末帝孙皓

东吴灭亡

短暂兴盛中的危机

太康之治

分封诸王埋隐患

驾羊车游幸后宫

石崇王恺斗富

玄学盛行

白痴太子

内忧外患，分裂在即

八王之乱

“何不食肉糜”

贾南风弄权

八王之乱

少数民族进入中原

巴氐李氏大成国

匈奴刘渊称汉王

石勒从奴隶起兵

石勒投靠刘渊

短命王朝的惨剧

晋军主力尽失

智囊团君子营

刘聪杀兄夺位

晋愍帝求降

张轨建立前凉

东晋十六国

暴虐的刘聪

陈元达冒死进谏

刘聪日益残暴骄奢

皇太子谋杀皇太弟

晋室南渡

司马睿建康登基

“王与马，共天下”

经营江南

祖逖北伐

匈奴势力的消失

刘曜改汉为赵

前赵末代皇帝刘曜

后赵灭前赵

鲜卑族慕容氏的兴起

鲜卑辽东三部

大棘城一战成名

慕容廆身后之乱

羯族的后赵政权

后赵皇帝石勒

残忍嗜杀的石虎

石虎篡位

兴亡交替

各国势力的此消彼长

慕容皝建立前燕

今是友，明为敌

王敦武昌叛乱

庾亮掌权

苏峻叛变

有兴必有亡

王导、庾亮、庾怿

慕容皝统一辽东

桓温灭成汉

石虎诸子骨肉相残

冉魏的建立与灭亡

前秦兴起

东晋北伐

苻生暴虐，苻坚取而代之

任用贤能，富国强民

前燕亡国

前秦统一北方

桓温的野心

谢安东山再起

凉州风雨飘摇

苻坚统一北方

统一反成分裂之势

淝水之战

苻坚一意孤行

苻坚兵败淝水

北方再度分裂

慕容垂志在复燕

姚苌自称大秦王

前秦灭亡

东晋的反攻

北方的混战

慕容垂灭西燕

塞外强国北魏

灭后燕主力

吕光征伐西域

后凉建立与灭亡

东晋衰落

东晋内乱

南北文化的发展

刘裕专权

征孙恩、平桓玄

灭南燕、亡后秦

南北朝

南北对峙之势

刘宋政权的建立

东晋灭亡，刘裕建宋

宋武帝刘裕病亡

北魏统一北方

拓跋珪连年征战

“成吾业者，必此子也！”

北魏灭大夏、北燕、北凉

北魏的汉化

去“胡气”推进汉化

“国家之宝”古弼

元嘉之治

铲除权臣

檀道济北伐，功高被妒杀

刘义隆清除内患

元嘉草草，仓皇北顾

刘义隆一怒北伐

拓跋焘遭戏弄

政权盛衰、融合统一

南北政权更迭

太监宗爱弑二帝

冯太后毒杀魏献文帝

萧道成堂皇称帝

女政治家文明太后

“使黄金与泥土同价”

迁都洛阳与鲜卑汉化

有魄力的孝文帝

齐武帝驾崩，萧鸾行废立掌权

萧衍领兵抗北魏

南朝换代，北魏分裂

荒唐的萧宝卷

南齐各地纷纷造反

萧衍杀萧宝卷掌权

萧衍灭齐，称帝后舍身佛事

“恨石崇不见我”

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

侯景之乱

北齐与北周

北齐代东魏

酒鬼皇帝高洋

北周代西魏

天下归隋

南北朝的宗教、艺术与科技

陈霸先自封陈王

陈后主《玉树后庭花》

北方再度统一

杨坚篡权建隋

隋文帝统一全国

中外文化的交融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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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往往以文化来划分，而非以血统来划分。少数民族汉化了，便被视为“杂汉”“汉儿”“汉人”。反之，如果汉人接受某少数民族文化，与之同化，便被视为某少数民族人。南北朝时期，北方便有汉人因为久居鲜卑地区，接受鲜卑的文化，与之同俗，不仅被人们视为鲜卑人，他们自己也把自己视作鲜卑人。在少数民族中间也是这样。某一少数民族人如果接受另外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与之同化，便被视为另一个民族的人，他的本民族反而隐蔽不显。

——陈寅恪

三  国

群雄纷起三国英雄魏蜀吴鼎立

两汉持续了四百多年的大一统局面，到东汉末年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群雄并起，政局的混乱已经是一种趋势，在这个乱世谁是强者谁才能够存在下去。魏、蜀、吴三国脱颖而出，终于在群雄争霸中凭借自己的实力，消灭了其它割据政权，使军阀割据混战的局势转化为暂时局部统一的政权形式——三国鼎立。220年，北方的霸主曹操过世，曹丕登位，并逼汉献帝禅让，建国号魏，史称曹魏。次年，刘备不承认曹魏政权，以继录汉朝法统自居，宣布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而坐拥江东诸郡的孙权，自222年以来虽自立年号，却一直只称吴王，表示低人一等。踌躇再三，孙权终于也在229年称帝，建立吴，史称孙吴。

随后的曹魏政权虽然为司马氏所篡夺，但它的国力却日趋强大。在灭蜀（263年）、代魏（265年）后于280年灭吴，这样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之乱以后延续了整整9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终于结束。三国鼎立时期虽然短暂，但它促进了由分裂局面到三家局部统一，进而实现全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三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对外交往各具特色，充满生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时势造英雄，这段时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如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周瑜、许攸、关羽、张飞、司马懿、陆逊等人。三国时期的这些人物是英雄也好枭雄也罢，忠臣也好叛臣也罢，胜者也好落败身亡者也罢，每个人都在这个时代焕发出自己独特的风采。

经济方面，曹操在196年即募民屯田。除了屯田之外，曹魏还注重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开辟良田，发展手工业、商业。因此北方遂由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时期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一变而为“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在蜀汉，主持政务的诸葛亮十分注重粮食生产。他分兵屯田，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因此蜀国的经济得到很快的发展。据载蜀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经常有一千多人在维护，成都“家有盐泉之井”，蜀锦更成为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孙权对农业生产也甚为重视，曾实行屯田。吴国的冶铁、煮盐业也颇为发达，青瓷制作更是其著名的特产。江东的造船业有了重大的发展，建安郡的侯官（今福建闽侯）是重要的造船中心。海路经常远航于东海、南海。大秦（罗马帝国）的商人亦通过南海来到吴都建业进行贸易。

至于文化方面，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皆极具文学才华，并称“三曹”。此外清谈玄学在曹魏的晚期，亦日益流行起来，对中国的哲学有着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各国对于文教、科技事业都十分重视。相传蜀相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为当时十分先进的运输工具。医学方面，华佗的医术，至今仍为后人所传颂。

虽然三国时期战乱频发，一度出现了“典籍散乱”“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的局面，但由于刘表、曹氏父子、诸葛亮及孙权等人的极力提倡，经学、史学、科技、文艺等都有了相当的发展。这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不至于中断 ，同时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这种发展相辅相成的是中华优秀文化向边远地区及外域的传播与辐射，而通过这种传播与辐射又促进了更广大地区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魏世系：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叡>>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元帝曹奂

蜀世系：昭烈帝刘备>>后主刘禅

吴世系：吴大帝孙权>>废帝孙亮>>景帝孙休>>末帝孙皓

三国大事一览表

时间 事件

184年 三月黄巾起义

189年 董卓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

190年 正月，关东诸侯以讨伐董卓为名聚集起来，推举袁绍为盟主。

191年 黄祖部将从竹林间发射暗箭，孙坚中箭身死。

192年 董卓被其亲信吕布所杀。

196年 曹操胁持汉献帝刘协，迁都到许昌。

197年 郭汜被自己的部将伍习杀死。

198年 曹操征讨李傕，灭其三族。

200年 袁绍派陈琳撰写檄文骂曹操，并发布了此檄文，之后命大将颜良等人进兵白马。

孙策被刺客所伤，不久后身亡。

202年 袁绍病死。

207年 八月曹操大破乌桓，消灭了袁氏残余势力。

208年 赤壁之战，曹操被孙刘联军打败。

203年 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

203年 曹操起兵号称四十万，亲自南征孙权。

214年 刘备取得了益州，领益州牧。

215年 曹操亲征汉中张鲁。

216年 曹操称魏王。

219年 刘备进位汉中王。

220年 正月曹操病亡。

220年 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国，都洛阳，史称曹魏，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221年 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以诸葛亮为丞相。

222年 孙权被魏文帝曹丕册封为吴王。

223年 刘备死于白帝城。

225年 诸葛亮南征。

226年 大秦商人从海道经交趾来到建业（今江苏南京），谒见孙权。

226年 魏文帝曹丕卒，曹叡继位。

228年 诸葛亮北伐，姜维降蜀。

228年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229年 孙权称帝，国号吴，史称孙吴。

230年 吴派卫温、诸葛直航海到夷洲。

231年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

234年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

234年 八月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

234年 蜀国大将魏延被马岱追上斩首，并被夷灭三族。

237年 辽东的公孙渊自立为燕王。

238年 司马懿破辽东公孙渊，杀公孙渊之子。

239年 曹叡病亡，曹芳继位。曹爽、司马懿共同执掌大权。

241年 孙权分兵四路攻魏，司马懿自请出兵征讨。

244年 毌丘俭奉命讨伐高句丽。

245年 魏毌丘俭再次攻破高句丽，使得高句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进犯边境。

245年 陆逊愤懑而死。

246年 董允与蒋琬均病亡。

249年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杀曹爽一伙。

249年 司马懿被封为丞相。

250年 孙权废太子孙和，赐鲁王孙霸死，立孙亮为太子。

251年 司马懿亡。

252年 孙亮继位。诸葛恪、滕胤等人辅政。

253年 孙峻和吴主孙亮定下计策谋杀了诸葛恪。

263年 刘禅向邓艾投降，蜀汉灭亡。

264年 钟会因谋反被杀。

264年 邓艾被杀害。

东汉末世，群雄纷起

黄巾起义给了腐朽的东汉王朝沉重的一击，东汉的统治力量被严重削弱，为军阀割据战争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军阀割据势力也开启了三国乱世的大门。东汉王朝行将就木，数不清的割据势力蜂拥而起，这些割据军阀们使出浑身解数，都想趁乱世成就一番事业。

黄巾起义

五斗米道和太平道

每当统治腐朽、社会动荡不安并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时，宗教往往成为民众的主要精神支柱，成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毒品。不过作为工具的宗教既然可以为统治阶级控制人民所用，也就有人会利用它来聚集无路可走的民众。我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基本都借助这个工具，这场黄巾大起义就是以宗教的形式发动的。

此时佛教已经传入了中国，但还没有广泛流传，而土生土长的道教却非常地兴盛。当时道教分为三派：三辅的骆曜教人们“缅匿法”（一种隐身术），汉中张鲁传播五斗米道，东方的张角创立了太平道。我们在这里着重讲述一下张鲁的五斗米道和张角的太平道，骆曜的“缅匿法”影响不大，不作过多介绍。

正史史料

中平元年春二月，巨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帅有三十六方，皆著黄巾，同日反叛。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以应之。

——《后汉书·本纪·孝灵帝纪》

五斗米道又称正一道、天师道，是道教最早的一个派别。东汉顺帝时，由张道陵在四川鹄鸣山（今四川成都大邑北）创立。凡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得此名，因又称为“米巫”“米贼”“米道”。又因张道陵自称张天师，所以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

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年），张道陵开始在巴蜀一带行医传道，从者甚多。张道陵死后，其子张衡继之，张衡死后，其子张鲁继续传其道。东汉末年，张鲁占据了汉中，建立了持续近三十年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后来投降了曹操。西晋后五斗米道逐渐开始分化，一部分在官僚中传播，另一部分仍秘密活动于农民中。

太平道也是道教早期教派之一。东汉顺帝年间，有一个名字叫宫崇的人，到皇宫献《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未被顺帝采纳。之后这部经书开始在民间流传。

张角

张角创建的太平道属于道教的一个分支。东汉顺帝时（125年—144年）流传《太平清领书》，张角得此书加以研习，自称有所得，于是号“太平道人”。张角借为广大民众治病之名以传道，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势力渐渐壮大，为黄巾起义做准备。

《太平经》是对《道德经》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内容十分丰富。太平道的创建者是东汉灵帝熹平、光和年间的河北巨鹿人张角，他曾读过《太平经》，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利用《太平经》传播道教，教练弟子，以跪拜思过、符水咒语为人治病。

张角有两个弟弟，一名张宝，一名张梁。张角手下另有八名弟子，在组建太平教的过程中，这些人发挥了重大作用。

黄巾起义的爆发与败亡

张角通过符水给病人治病来传道。他目睹广大民众在东汉王朝暴政统治下的悲惨境况，义愤填膺，决心通过武装起义的途径改变这一局面。大凡起事者都是有非常的能力并能将自己的意图付之实施的人，张角虽然只是一个道士，可他有人际交往广泛这个优势。太平道在群众中宣传反对剥削、敛财，主张平等互爱，深得穷苦大众的拥护。十余年间，势力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徒众达数十万人之多，主要是穷苦农民，也有城镇手工业者、个别官吏，甚至宦官。

张角将教徒划分为三十六方（教区组织），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渠帅负责。张角选定于甲子年甲子日，即中平元年（184年）三月初五举行大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响亮口号。可是就在起义即将发动的关键时刻，太平道内部却出了叛徒，济南人唐周向朝廷上书告密，使得起义计划全部泄露。张角为了扭转被动不利的局面，当机立断，派人飞告各方提前起义。于是天下三十六方“内外俱起，八州并发”，众达数十万人。起义军以黄巾缠头为标志，称为“黄巾军”。历史上著名的“黄巾起义”正式爆发了。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汉灵帝慌忙调集各地精兵，进剿黄巾军。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其中著名的有袁绍、袁术、公孙瓒、曹操、孙坚、刘备等。

起义开始后，群众纷纷响应，或入伍为信徒，或送粮送衣，义军发展很快。黄巾军的主力分散在巨鹿、颍川、南阳等地，他们各自为战，攻城夺邑，焚烧官府，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与此同时，各地还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农民武装。但黄巾军各自为战，缺乏战斗经验，以致东汉王朝能够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颍川、陈国、汝南、东郡和南阳的黄巾军相继失败。冀州黄巾军在张角病死后，由张梁统率固守广宗。当年十月，皇甫嵩率官军偷袭黄巾军营，张梁阵亡，三万多黄巾军惨遭杀害，五万多人投河自尽而死，张角被剖棺戮尸。张宝也随即于下曲阳兵败阵亡，十余万黄巾军被杀害。之后黄巾余部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仍然坚持斗争。青州黄巾一度发展到拥众百万。后来因作战失利，被迫接受曹操的收编。太平道从此也就传授不明了。

黄巾大起义虽然没有推翻腐朽的东汉王朝，但却从根本上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破坏了世族大地主建立的封建统治秩序，使东汉王朝的统治分崩离析，名存实亡了。

董卓擅权

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朝廷日益腐朽，朝中大臣与宦官集团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终军阀董卓坐收渔利，控制了朝中大权。但董卓荒淫残暴，没过多久，就在政变中被杀死了。

董卓立汉献帝

经过黄巾军起义的冲击，东汉王朝已经摇摇欲坠，汉灵帝一死，外戚和宦官两个集团便发生了一场大火并。中平六年（189年），十四岁的皇子刘辩即位，这就是汉少帝。按照惯例，由何太后临朝听政，外戚大将军何进执掌朝政。宦官蹇硕想谋杀何进，没有成功。何进执掌朝政以后，把蹇硕抓起来杀了。中军校尉袁绍劝何进趁机把宦官势力彻底除掉。

何进与太后商量，何太后不答应。袁绍又劝何进秘密召集各地的兵马进京，迫使何太后同意除掉宦官。主簿陈琳听了，阻拦何进说：“将军手里有的是兵马，要消灭几个宦官，还不是像炉火上烧几根毛发那样容易？如果召外兵进京城，这好比把刀把子交了给别人，不闹出乱子来才怪呢。”何进不听。他派人给并州（今山西大部，内蒙古、河北的一部分）牧董卓送了一封信，叫他迅速带兵进洛阳。

张角采药偶遇仙传

中平元年（184年）正月瘟疫流行时，张角通过散施符水为人治病，自称“大贤良师”。他与弟子云游四方，传播其思想。

不料宦官首先动手，杀死了何进，裹挟着汉少帝与其异母弟陈留王刘协夜出逃到洛阳城北门外。袁绍得知何进被杀，立刻派他弟弟袁术攻打皇宫。袁术干脆一把火烧了皇宫的大门。大批的兵士冲进宫里，不分青红皂白，见了宦官就杀。共屠杀了两千余人，一些没长胡须的人也被当作宦官杀掉。经过这场火并，外戚和宦官两败俱伤。此前被何进召来的董卓却带兵进了洛阳。

董卓本来是凉州（今甘肃、宁夏和青海、内蒙古一带）的豪强，在凉州结交了一批羌族豪强，称霸一方。他靠镇压起义军起家，做到并州牧的位置。他本就有侵占中原的野心，怎会放过这次机会。于是他临近洛阳后并不急于进城，而是驻守在城外按兵不动，只等外戚宦官残杀过后他才大摇大摆地带了三千人马赶来，正好拦下劫持了少帝的宦官，杀死宦官后，救下了少帝，坐收渔翁之利。

这时朝中大臣纷纷称赞董卓，希望他“再造中兴”。但事与愿违，事实证明赶走了狼却引来了虎，董卓进了洛阳后不久，就使用各种手段将洛阳的兵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

当初陈留王刘协随少帝刘辩被宦官张让和段珪劫持，遇到董卓时，少帝刘辩在骄横的董卓面前面如土色，九岁的陈留王刘协却对董卓厉声呵斥：“既然你前来勤王救驾，见了皇帝为何不跪？”董卓和少帝谈话，少帝语无伦次，再和刘协谈话，刘协则将事情经过完整交代。董卓认为刘协贤能，且为董太后所养，又自以为与董太后同族，为了摆脱何太后的牵制，遂有废立之意。

于是董卓威胁袁绍等大臣支持他废少帝改立陈留王，被袁绍拒绝。袁绍为避免被董卓加害奔往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北部和河南北部）去了。其弟袁术听到消息，也逃出洛阳，出奔南阳（今属河南）。

袁绍兄弟走了以后，董卓就召集文武百官，宣布废立的决定。中平六年（189年）废除了少帝，改立年仅九岁的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董卓杀了何太后及汉少帝，自己当了相国。登基登得热热闹闹，然而还未等汉献帝刘协从兴奋中冷静下来，一切就改观了。董卓控制了朝廷，也控制了他这个新皇帝。他不过是个空头的天子，无权、无势、无力，不要说重整祖业，就连起码的尊严也不能保障。汉献帝从即位到最后被迫退位，都不是自己的意愿，从董卓手里专权的工具到沦为曹操手中的一枚棋子，名副其实的一世傀儡。

曹操起兵陈留

曹操本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宦官家庭。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中的一员。父亲曹嵩，则是曹腾的养子。曹嵩的出身，当时就搞不清楚，所以陈寿称他“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夏侯氏之子。曾先后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太尉等官。

曹操是曹嵩的长子，其人“少机警，有权数”，自幼博览群书，善诗文，通古学，也有过人的武艺。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未被时人所重，但素以知人名世的太尉桥玄一见曹操就大为惊奇，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随之桥玄又让曹操去拜访汉末主持“月旦评”的名士许劭，许劭评价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由此曹操渐知名于世。

正史史料

（董）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董）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灵帝熹平三年（174年），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入洛阳为郎。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为东汉都城，是皇亲贵戚聚居之地，很难治理。曹操一到职，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汉灵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立即处死。于是“京师敛迹，无敢犯者”。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卢植等人合军进攻颍川黄巾军，结果大破黄巾，斩首数万级。随之迁为济南相。济南相任内，曹操治事如初。济南国（今山东济南）有县十余个，各县长吏多依附贵势，贪赃枉法，无所顾忌。曹操之前历任国相皆置之不问。曹操到职，大力整饬，一下奏免长吏八名，震动济南，贪官污吏纷纷逃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当时正是东汉政治极度黑暗之时，曹操不肯迎合权贵，遂托病回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弋猎，暂时隐居了。

中平五年（188年），汉灵帝为巩固统治，设置西园八校尉，曹操因其家世被任命为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

董卓担任相国之后，为了笼络自己的士兵，经常纵容他们抢劫奸淫，残杀无辜百姓，使得人心惶惶，朝不保夕。有一次洛阳附近的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举行庙会，百姓齐集在那里赶集。董卓派兵到那里，竟把集上的男子全都杀死，还把掳掠到的妇女和财物，用百姓的牛车装载着，耀武扬威地回到洛阳。一路上高呼万岁，诳说打胜仗归来。

董卓的倒行逆施，造成洛阳城一片混乱。当时朝中大臣都畏惧董卓的横霸，没有人敢于说话，一些有见识的官员纷纷离开洛阳，其中就包括曹操。董卓进洛阳时，为了笼络人心，曾用高官厚禄收买一些官员。他听说曹操有点名气，就把曹操提升为骁骑校尉。但是曹操看到董卓的倒行逆施，不愿在董卓手下办事，他冒险逃出洛阳，逃到了陈留（今河南开封陈留镇）。

曹操逃到陈留后，“散家财，合义兵”，组织起一支五千人的军队，准备讨伐董卓。而朝中另有一些官员则密谋除掉董卓，这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当时的大臣司徒王允。

关东群雄兵陈酸枣

董卓贪婪暴虐，擅行废立，引起关东诸郡牧守的强烈不满。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关东诸侯以讨伐董卓为名聚集起来，他们推举袁绍为盟主。曹操以奋武将军的身份，参加了讨董军。二月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自己则留居洛阳抵御关东军。董卓的凉州军骁勇善战，关东群雄十余万人驻扎在酸枣（今河南延津北）一带，但是这些聚集起来的乌合之众面对骁勇的凉州军，都不想动用自己的力量，而是希望通过这场战争削弱对手，壮大自己的实力。于是整日饮酒，驻军却都按兵不动，无人向洛阳推进。曹操认为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应趁机与之决战。曹操建议诸军各据要地，再分兵西入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围困董卓，关东诸将都不肯听从。

曹操看出他们只是想保存实力，都不想攻打董卓，于是单独带领着五千人马，向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进兵。董卓听到曹操向成皋进兵，早已派大军在汴水（今河南荥阳西南）边布好阵势。

曹操的人马刚刚到了汴水，就遇到了董卓部将徐荣的拦击。徐荣兵多，曹操兵少，两下里一交战，曹操的人马很快败下阵来。曹操骑着马往后撤退，肩上中了一箭。他赶紧拍马逃奔，又是一支箭，射伤了曹操骑的马。那马一受惊，把曹操掀了下来。后面徐荣的追兵呐喊声越来越近。正在危急时刻，幸亏曹洪赶上，他跳下马来，扶起曹操。曹操骑上曹洪的马，才脱离了险境。

曹操损兵折将，回到酸枣。再看看他的同盟军，不但按兵不动，将领们还每天喝酒作乐，根本没想着讨伐董卓。他满怀气愤，跑到袁绍他们摆酒宴的地方，指责他们说：“你们以起义兵为名，却在这里犹豫观望，让天下百姓失望。我真替你们羞愧！”过了不久，酸枣的几十万兵马把粮食全消耗完，就各自散去。

经过这次战斗，曹操觉得跟这些人一起根本成不了大事，就单独到扬州（今安徽淮水和江苏长江以南）一带招募人马，准备重整旗鼓。

父子反目为“美人”

初平三年（192年），司徒王允与吕布在长安定计杀死了董卓。

董卓专断朝政后，俨然是东汉皇帝，车驾、着装都与皇帝的差不多，尚书以下的官员都要到他的太师府去请示汇报。性情残暴的他，视朝廷命官为奴仆，部下将领言语稍有差错，就可能被当场处死，弄得人人自危。于是时任司徒的王允便与司隶校尉黄琬、仆射士孙瑞等人密谋除掉董卓，并想到了精于骑射、力气超人的中郎将吕布。

董卓知道自己树敌太多，害怕遭到暗算。因此无论去哪里，都让吕布做随从侍卫，相当于贴身警卫。董卓起先对吕布很是信任，认其为义子。但这“父子”二人有一个共同的弱点，皆是好色之徒。

民间普遍流传王允巧施美人计，说王允有个歌女貂蝉，有倾国倾城之貌，能歌善舞，体态轻盈。某日夜间貂蝉在后花园拜月时，忽然轻风吹来，一块浮云将那皎洁的明月遮住，恰巧为王允瞧见，于是王允称貂蝉有“闭月之容”，计上心头。王允把自己的连环计告诉貂蝉，希望她能相助，貂蝉也深明大义，决意舍身取义。王允便用貂蝉施行离间计，挑拨吕布与董卓的关系。后来吕布果真因为怨恨董卓霸占貂蝉而与王允联合，一起诛杀了董卓。但这毕竟是传说，正史中并未记载。

王允一向厚待吕布，就是看准了吕布是诛杀董卓的最佳人选。当时机成熟以后，王允即向吕布提出了让其作内应除董卓的建议。吕布开始时也很犹豫，认为董卓毕竟是自己的义父，父子之情，难以下手。王允与仆射士孙瑞反复地劝他说董卓“对上不尊天子、对下不守仁义，天理不容”。最后终于劝动了吕布做内应。

尽管他们的密谋十分小心谨慎，但还是走漏了风声，旋即有人在一块布上写了个“吕”字，背在背上行走于街市，边走还边喊：“布啊！”其实这是在暗示吕布将对董卓不利。董卓的亲信向董卓禀报了此事，但却并未引起董卓的警觉与重视。

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四月，汉献帝患病痊愈后大会朝中百官。董卓也驾车前去，可是在登车时马却无缘无故地受到惊吓，把他摔在泥地上，因为朝服弄脏了，便回去换衣服。他的小妾觉得马受到惊吓不吉利，劝董卓不要上朝，可是董卓却执意要去。但是由于心中有所顾忌，便命吕布等前后护卫。当走到宫门前时，马再次受惊而不行，董卓觉察到有异常，便想返回。吕布却在一旁劝他进宫，于是董卓又上路了，并一步步地进入事先布置好的埋伏圈。刚进入宫门，骑都尉李肃便先一戟刺向董卓，但董卓身穿铁甲未能刺入，只是胳膊受伤并跌落车下。董卓惊慌之中还回头大呼道：“吕布安在？”可吕布却大声答道：“有诏书讨贼臣！”持矛将董卓刺死，并命令士兵砍下了他的首级。不可一世的董卓就这样成了他义子的刀下鬼。之后吕布被王允封为奋威将军、温侯、假节，礼仪待遇与三公等同。

董卓被杀之后，汉献帝所能依赖的只有以王允为首的文官集团，“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卓故将校遂转相恐动，皆拥兵自守”。王允又不执行分化瓦解政策，一味株连，如曹操的好友蔡邕等一些迫于董卓淫威而迎合的大臣也都被处决。李傕等董卓部将请求赦免，也遭到了王允的拒绝。

李傕因得不到赦免，在贾诩的建议下同郭汜、张济等人结盟，率军西进，攻打长安。王允听说后，派董卓旧部将领胡轸﹑徐荣在新丰迎击李傕。徐荣战死，胡轸率部投降。五月李傕到达长安时已有十余万人参加围攻长安。八日后城陷，与吕布展开巷战，吕布败走，王允等人遇害。李傕等人占领长安后，挟持汉献帝并逼迫其封李傕为扬武将军。接着李傕、郭汜二人又为争权夺位而进行新的火并。此时张济联合郭汜将李傕赶出了长安。

杨奉联合杨定将郭汜赶出长安后，李杨两人又再度狼狈为奸，攻打长安。汉献帝重回洛阳，于是董承等人带着汉献帝一行从孟津渡过黄河，河内太守张杨等为粮草都没有了的献帝送来粮食。

李傕、郭汜最终没有追到汉献帝，于是一把火烧掉了长安城，关中地区在其后两三年间都没有人迹。

双方经过了将近五年的混战，相继败亡。先是建安二年（197年）郭汜被自己的部将伍习杀死。建安三年（198年）四月，曹操征讨李傕，灭其三族。李傕的首级被送往许都，高悬示众。

说完了关西军阀，再来看看为了征讨董卓而组成的关东军阀同盟。上面就提到了关东军阀都是以讨董卓为名，实则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事实上同盟并没有集中兵力攻击董卓，在董卓西迁长安后这个同盟随即解体，在关西军阀李傕、郭汜互相残杀的时候，关东军阀之间展开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割据混战。一时间关东的几大主要势力，袁绍和公孙瓒在北方对峙，袁术和刘表在南方对峙。而兖州的刘岱投向了袁绍，徐州的陶谦倾向于袁术。

正史史料

（董）卓兵强，（袁）绍等莫敢先进。太祖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将据成皋。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曹操势力的壮大

随着董卓及关西军阀的衰亡，曹操在关东诸侯的混战中脱颖而出。他宏图大志，再加上擅长笼络人心，曹军很快就成为当时不可小觑的一支武装力量。

曹操两征徐州

黄巾军的主力虽在中平元年（184年）十一月就被镇压下去了，但各地的黄巾军余众还在坚持战斗。东部沿海一带大部属青州，小部属兖、徐二州，是汉末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地区之一，著名的青州黄巾军即主要活动于这一地区。初平三年（192年），青州黄巾军大获发展，连破兖州郡县，阵斩兖州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等迎曹操任兖州牧，曹操和鲍信合军进攻黄巾，鲍信战死。曹操“设奇伏，昼夜会战”，终于将黄巾击败，获降卒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曹操收其精锐，组成军队，号“青州兵”。

曹操兴兵报父仇

此版画反映的是曹操征讨徐州牧陶谦的情景。其实曹操“报父仇”只是借口，其真正目的就是为了进占徐州这块沃土。

初平元年（190年），曹操的父亲曹嵩避难于琅邪，当时刺史陶谦的部将张闿等人觊觎曹嵩的财宝，于是袭击并杀害了他。曹操把这笔账算到了陶谦的身上。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秋，曹操以为父报仇为名，进兵徐州（今山东郯城），向东南扩展势力。当时的徐州牧陶谦退守郯县。曹操率军攻打陶谦，夺取徐州地盘，连克十余城。最后大败陶谦于彭城，杀男女数十万，鸡犬不留，就连归属陶谦的关中流民都不放过。不久曹操军粮将尽，只好撤军。

兴平元年（194年），曹操再征徐州，占领琅邪、东海诸县，陶谦逃到了丹阳，不久病死。曹操讨征徐州期间，所过大肆杀戮，一路上“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曾参加讨董卓之战的陈留太守张邈和曹操部将陈宫因对曹操不满，遂背叛了曹操，迎吕布为兖州牧。当时只有鄄城（今山东鄄城北）和东郡的范（今河南范县东南）、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两县尚在曹操掌握之中，分别由司马荀彧和寿张令程昱、东郡太守夏侯惇等坚守，形势异常危急。曹操从徐州赶回，听说吕布屯于濮阳，遂进军围攻濮阳。二军相持百余日，蝗灾大起，双方停战，曹操还军鄄城。

挟天子以令诸侯

兴平二年（195年）夏，曹操整军再战吕布，于巨野（今山东巨野南）大破吕布军，吕布逃往徐州投靠刘备。

曹操从陈留起兵到将吕布、张邈赶出兖州，经过六年的经营，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根据地。曹操起兵之初，仅有数千人，出任东郡太守前后，他陆续延揽一些拥有宗族、部曲等家兵的豪强地主归附自己，后击溃青州黄巾军，又收其精锐组成“青州兵”。这样曹操又有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根据地和军队，是曹操得以成事的基本条件。

再说汉献帝和文武百官摆脱了李傕、郭汜的追击，几经辗转回到早已荒废多年的洛阳。多年的战火，再加上旱灾，造成了令人极度恐怖的大饥荒。曾经商贾如云的洛阳城，如今满目疮痍，到处都是断壁残垣，仅有的几百户人家，只能到处剥树皮、挖草根为食。汉献帝的臣僚们自尚书以下都要自己出去采集食物，许多人在觅食的过程中，饿死在荒郊野外，情景十分悲惨。

正史史料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

——鲁迅

早在初平三年（192年），曹操的谋士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的战略性建议，曹操深以为是。汉献帝自思百废待兴，把年号改为建安元年（196年）。听说曹操兵强马壮，于是宣诏曹操入朝，希望曹操能够在这样危难的时刻担当起保国安民的重任。曹操欣然领兵入朝，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目的，曹操先是不断向献帝进献食品和器物，博得了汉献帝和朝中大臣们的好感。建安元年（196年）八月，曹操亲至洛阳朝见献帝，在迎接献帝后不久，曹操就借口粮食匮乏，连哄带骗地把献帝及一班朝中大臣转移到了许昌。至此汉献帝正式迁都于许昌。从此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这是曹操政治上的一大成功。汉献帝还以为曹操是真的要帮助他“恢复汉室”，哪里知道自己再次沦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傀儡。

汉魏之间，社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大饥荒。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故自败者不可胜数。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采纳部下建议，利用攻破黄巾军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成为曹操征战四方，统一北方的重要条件。

张飞

刘备手下大将张飞，素以勇猛著称，与关羽并称为“万人敌”。

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200年），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204年），又进一步明确为“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通过以上两项措施，曹操统治区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这是曹操在经济上的一大成功。

迎接汉献帝迁都于许昌和恢复农业生产是曹操得以成功的两个重要条件。

刘备辗转四方

在汉末群雄中，刘备一直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位置。他兵微将寡，又没有固定的地盘，在混战中不断地辗转投靠一些有实力的军阀。但他胸怀大志，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理想。

织席贩履的皇孙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据说是西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胜之子刘贞，西汉元狩六年（前117年）被封为涿县陆城亭侯，因为不及时向皇帝缴纳贡金，失去侯爵，于是世代成为涿县人。刘备的祖父刘雄和父亲刘弘，都曾在州郡做官。

刘备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与母亲以贩鞋、织席为生，艰苦的生活使他从小得到了许多锻炼。少年老成的刘备，处境虽然艰难，但对前途却充满了憧憬和希望。他坚信终有一日能够摆脱贫困，干一番大事业。十五岁那年，刘备经母亲张罗，又得到同宗刘元起的资助，与公孙瓒等人一起，拜九江太守、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卢植为师。刘备平日喜好的是狗马、音乐和衣着一类的东西，对读书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这期间他的一大收获是与比他年长的公孙瓒成为了好朋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刘备平时不大讲话，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但很善于接近他人。由于他喜欢结交天下豪侠，所以在他周围聚集了包括关羽、张飞在内的一批有作为的青年人。

黄巾起义时，中山国大商人张世平、苏双等正在涿郡一带从事贩马活动。他们对农民起义十分害怕，见刘备很有组织能力，就捐助了许多钱财，让他纠合起一支队伍，跟随校尉邹靖镇压黄巾起义军。不久刘备因为镇压黄巾起义军有功，被任命为中山国安喜县（今河北定州东南）尉。一天郡督邮因公到县，对刘备百般刁难，实则是对刘备没有给自己献上财物表示不满，盛怒之下，刘备辞去官职。从此刘备带领着自己的薄弱之师开始了新的历程。刘备加入大将军何进的队伍，继续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军。下邳一役，刘备表现突出，被任命为下密县（今山东昌邑东）丞，不久又做过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县尉、县令。

初平元年（190年），黄巾起义军攻下高唐县，刘备投奔已经做了东汉中郎将的公孙瓒。当时天下大乱，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公孙瓒以刘备为别部司马，让他和青州刺史田楷一道，抵抗冀州刺史袁绍的进攻，刘备屡立战功，先后被提升为平原（今山东平原南）县令、平原国相。其时战事频仍，天下饥馑。刘备矢志功名，乐善好施，他经常与那些地位比他低的士人同席而坐，同桌而食，结交了一批能够推心置腹的朋友。平原国有位叫刘平的人，素来瞧不起刘备，见刘备地位比他还高，心中甚是不平，于是收买了一名刺客前去刺杀刘备。刘备浑然不觉，对刺客非常热情，刺客不但没有下手，反而将实情全部告诉了刘备。

拜领徐州

公孙瓒被袁绍打败后，刘备与田楷向东转移，屯驻齐（今山东淄博临淄北）。初平四年（193年），曹操大举进攻徐州，徐州牧陶谦派人向田楷告急，刘备与田楷迅速前往相救。刘备所部共一千余人，还有一些乌桓骑兵，途中又收容了几千饥民。到达徐州后，陶谦表奏刘备为豫州刺史，让他驻守小沛（今江苏沛县），以防备曹操。刘备在此广交文武豪杰，礼贤下士，赢得了当地人士的好感。碰巧陶谦因曹操的进攻，急火攻心一病不起，他于临终前对心腹糜竺说：“非刘备不能安定此州。”陶谦死后，糜竺依嘱率州人迎请刘备，此时为兴平元年（194年）冬。徐州“殷富，户口百万”，做徐州牧对于一心想要“立功立事”的刘备来说，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事。但此举并非可以无所顾忌，近在寿春的袁术就让他十分头疼，于是刘备推托说，袁术“四世三公，海内所归”，你们应当去请他。北海相孔融劝刘备说：“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刘备这才做了徐州牧。

《三国志通俗演义》插图  桃园三结义

刘备向来知人善任，他还在做安喜县尉时就已经得到关羽、张飞的拥戴。此插画表现的是刘关张三人关系的密切，描述了桃园三结义的情景。

袁术听说刘备做了徐州牧，于建安元年（196年）六月，率兵来攻。刘备留张飞守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率领关羽、赵云到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一带迎战。两军相持了一个多月，互有胜负。袁术见与刘备争夺没有什么进展，于是怂恿另一支军阀势力吕布趁虚向刘备后方下邳进攻。下邳守将曹豹本来就与张飞不和，此时与吕布联合，击败了张飞，吕布于是掳走了刘备的将士家口。刘备急忙回军下邳，结果溃败。刘备重新聚合散兵后，攻取了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平山堂），但又被袁术打败，不得已退守海西县（今江苏东海南），打败了那里的杨奉、韩暹。当时兵疲粮乏，吏士自相啖食，不得已刘备主动向吕布求和。

结果吕布归还了刘备的妻儿，自己做了徐州牧。建安元年（196年）十月，刘备暗中投靠了曹操。曹操对他非常器重，推荐刘备做了豫州牧。为了让刘备去攻打吕布，曹操一面让他在小沛收集散卒，一面资助他粮食和兵力。刘备驻守在小沛，暗中招兵买马，不久发展到了万余人。建安三年（198年）春，吕布派人外出买马，刘备的部下不明情况，贸然抄掠了他们的钱财。吕布一气之下，亲自出兵攻打刘备。

建安三年（198年）九月，面对吕布的进攻，曹操先是派夏侯惇救援，战败。于是曹操亲自东征徐州，率军前往梁国（今河南商丘南），与刘备会合，进攻久与他为敌的吕布。在曹军的攻势之下，吕布的军队上下离心，屡战屡败。十二月曹军包围了下邳，吕布的部将侯成、宋宪等生擒了吕布、陈宫等归降曹操。曹操将吕布、陈宫处死，收降了吕布大将臧霸、孙观、张辽等人，初步控制了徐州。

夹缝中求生存

刘备到许都（今河南许昌）后，曹操一直对他非常器重。曹操的谋臣程昱对曹操说：“据我看刘备才能出众，又很得人心，终究不会屈居人下，应该趁早除掉他。”但另一谋士郭嘉则认为此时刘备已经略闻于世，而且在他落魄时除掉他会影响曹操的名声。曹操考虑再三说：“现在正是广揽英雄的时候，如果因为杀掉他一人而失天下士人之心，这不是我们应该干的事情。”于是打败吕布后，刘备与曹操回到许都，被提升为左将军。

此时的曹操对刘备更加客气，出则同车，坐则同席。但刘备也深知曹操为人猜忌，自己在他的手下时刻都有危险，所以从来不露锋芒以求得自保。而且他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专擅朝政的做法十分不满，所以暗中与汉献帝及其东汉拥护献帝的旧臣联系。不久汉献帝亲手授给外戚车骑将军董承一道密诏，要他筹划诛杀曹操，刘备也参与了密谋。

建安四年（199年）春，他们还没有发难时，曹操同刘备评论当时英雄人物，说：“今天论起天下英雄，看来只有您和我二人了。袁绍之徒，不足挂齿。”刘备正在吃饭，一听此话，还以为自己恢复汉室的密谋被曹操发现，顿时吓得连正在夹菜的筷子都失手掉落在地。

为了争取主动，刘备索性暗中加快速度，与董承等人谋划，准备除掉曹操。正在这时，淮南的袁术因力单势弱准备逃往青州归依袁绍。曹操因为担忧二袁联兵以后难以对付，正巧此时袁术得到传国玉玺自己领先称王，曹操就以袁术称王为名派了刘备等人率军对其进行截击。曹操的谋士程昱、郭嘉告诫曹操：“刘备此人不能将他放走！”曹操也意识到不妥，想改变主意，但已追赶不上。刘备还没到徐州，袁术就病死了。于是刘备趁机再次占领下邳，杀死徐州刺史车胄，自己还驻小沛，让关羽留守下邳。这时附近的一些郡县脱离曹操，归附刘备，刘备兵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他又派人到冀州（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东），与袁绍结盟。

曹操得知刘备占据了徐州，为了免于将来同袁绍作战时腹背受敌，决定先消灭立足未稳的刘备。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亲自东征。当时袁绍正准备兴兵南下，攻击曹操，所以诸将劝阻曹操说：“与您争夺天下的是袁绍，他现在兴兵南下，您反而去东征，如果他趁机从背后进攻，我们将会措手不及。”曹操说：“刘备为当世人杰，今日不除，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但处事迟缓，不会马上南下的。”于是分兵把守官渡，亲率精兵征讨刘备。刘备原以为曹操大敌当前，无暇东顾，所以并无应敌准备。没料到曹操精兵突然而至，这时刘备大惊失色，他来不及做正面抵抗，便弃众投奔了袁绍。曹操收编了刘备的部众，截获了他的家属，还活捉了刘备的大将关羽。

曹操煮酒论英雄

曹操与刘备在席间谈论时事。刘备听到曹操对自己的评价“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一时惊慌得将手中筷子落于地上。当时正逢天上雷声响过，于是刘备称自己被雷声吓得掉了筷子，以此来掩饰惊慌。

袁绍听说刘备要来，十分高兴，不但派长子袁谭远道接应，而且亲自出城迎接。不久袁绍率大军南下，与曹军在官渡对峙。袁绍派刘备和刚刚从曹操那里投奔过来的汝南黄巾军刘辟袭击曹操的后方许都，结果为曹军所败。但值得刘备庆幸的是，关羽又回到了他身边。接着刘备率领本部人马与汝南黄巾军首领龚都等合兵，发展到数千人。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后，接着进攻刘备。刘备投奔荆州的刘表。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人。灵帝时为北军中侯，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迁荆州刺史，得到蒯越、蔡瑁等当地名士、大族的支持，平定长江中游的反抗力量，徙治襄阳。刘表因实力雄厚，据地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在全国兼并战争中保地自守。刘备至襄阳（今湖北襄阳），荆州牧刘表待他以上宾之礼，交给他一支部队，让他屯驻新野。

江东蓄势

正当中原地区混战不已时，江东地区的孙氏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经过孙坚、孙策父子两代人的经营，逐渐在江东地区站稳了脚跟。

正史史料

灵帝崩，（董）卓擅朝政，横恣京城。诸州郡并兴义兵，欲以讨（董）卓。坚亦举兵。

——《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

孙坚战死襄阳

熹平三年（174年），孙坚（155年—191年）以吴郡司马的身份召募精勇千余人，协助当时扬州刺史和丹阳太守的州郡兵，共同镇压了会稽的许生起义。黄巾大起义爆发后，中郎将朱儁上表封孙坚为佐军司马。当时孙坚在任下邳丞，他就在跟随他的乡里少年的基础上，又招募商旅及淮、泗一带的精兵，总共一千多人，组成他的基本队伍，跟随朱儁进攻黄巾军。

中平四年（187年），东汉政府为了镇压南方的农民起义军，任孙坚为长沙太守，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农民军都被他平定。关东州郡讨伐董卓时，孙坚也起兵响应，并进军中原，成为袁术的部下。在州郡兵中，孙坚的军队是一支少有的劲旅。征讨董卓时表现最为积极，数次击败董卓的部队，并且斩杀了董卓的大将华雄。当时孙坚收集散卒，进屯梁县之西的阳人。董卓派遣大将胡轸、吕布、华雄等攻打孙坚。吕布与胡轸不和，而胡轸是主帅，吕布故意捣乱，使军中自相惊恐，士卒溃乱。孙坚率军追击，胡轸和吕布、华雄等败走，孙坚部下斩了华雄。董卓迁都长安，孙坚进兵洛阳，修复被董卓破坏的皇陵后返回鲁阳。

初平二年（191年），袁术派孙坚征讨荆州，攻打刘表。刘表派黄祖在樊城、邓县之间迎战。孙坚击败黄祖，乘胜追击，渡过汉水，包围襄阳。刘表闭门不战，派黄祖乘夜出城调集兵士。黄祖带兵归来，孙坚又与之大战。黄祖败走，逃到岘山之中，孙坚追击。黄祖部将从竹林间发射暗箭，孙坚中箭身死，年仅三十七岁。

孙策回取江南

孙策是孙坚的长子，在孙坚进军中原时，与家人徙居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孙策在江淮间广结知名人士，与舒县大族周瑜相友善。孙坚死后，孙策往见袁术，袁术把孙坚余兵全部归还给他。孙策因为不是袁术的心腹，故不被重用。

兴平元年（194年），刘繇受命为扬州刺史。因右将军袁术占据州治寿春，遂渡江治曲阿，出兵击败孙策舅父丹阳太守吴景及孙策从兄丹阳都尉孙贲，二人退至历阳。刘繇命部将樊能等屯横江、张英屯当利，以防备袁术的军队。袁术派吴景、惠衢率军攻打张英等未克。这时割据群雄正倾其全力在中原混战，江南地区是一个没有大的割据势力的空虚地带。兴平二年（195年），孙策遂趁机要求助吴景平定江东。袁术许之，向朝廷请求封孙策为折冲校尉。事实证明，这个正确的战略选择，对以后孙氏势力的发展壮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孙策率步兵千余人、骑兵数十人，由寿春南下，沿途招兵买马，进抵历阳时，部队已增至五六千人。孙策好友周瑜在其从父丹阳太守周尚支持下，率领军队及携带大批粮秣来历阳迎接孙策，使得孙策实力大增。孙策英勇善战，又知人善任，治军严明，深得民众拥护。遂率军进攻横江、当利，首战告捷，乘胜渡长江南下，军锋所向，无往不胜。

兴平二年（195年），孙策率兵攻打扬州刺史刘繇的根据地曲阿，双方发生激战。于是孙策首先集中兵力，攻取扬州刺史刘繇囤积粮秣和军械的牛渚山，攻克彭城国相薛礼驻守的秣陵城，击败驻守秣陵城南的下邳国相笮融。随即挥师进击刘繇部将驻守的梅陵、湖熟、江乘，先后攻克并歼灭了刘繇布防在曲阿外围的守军，迫使刘繇率兵出城决战。

一开始两军处于对峙状态。一次刘繇的部将太史慈只带了一名骑兵出城侦察，在神亭跟孙策骤然遭遇。孙策也只带领了随从骑兵十三人，其中有原孙坚的部将韩当、宋谦、黄盖。太史慈毫不畏惧，拍马冲锋，正跟孙策相对，孙策一枪刺中太史慈的战马，太史慈顺势揪住孙策，二人一起滚落马下。孙策夺得太史慈后肩的手戟，太史慈也夺得孙策的头盔，二人继续激烈搏斗。正当二人生死拼搏之时，双方救援的部队同时赶到，于是孙策与太史慈各自撤回营地。此战中二人英勇搏斗的精神为世人所称道，人称“神亭酣战”。神亭之战后刘繇退守不战，孙策趁势猛攻，刘繇大败，逃往丹徒。孙策顺势占领了曲阿（今江苏丹阳）。

孙氏父子在江东的名声并不好，所以孙策初过江时，“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长吏委城郭，窜伏山草”。孙策为了笼络民心，下令整顿军纪，严禁士兵抢掠，至“鸡犬菜茹，一无所犯”。他又规定：“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也。”这样孙策的势力便壮大起来，军队迅速发展到两万多人，声震江东。

历史细读

太史慈的墓地在今天江苏镇江市北国山中峰西南隅，墓丘直径约3米，高1.7米。墓前原有碑，题为“孝子建昌都尉太史慈墓”，后来改题为“汉吴将子义太史公之墓”。

建安元年（196年），孙策南下攻打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守王朗兵败投降。建安四年（199年），袁术病死，其部下投奔庐江太守刘勋于皖城（今安徽潜山）。孙策袭皖，赶走了刘勋，袁术的部属三万多人皆归孙策。孙策又兵临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华歆不战而降。孙策分豫章为庐陵郡（今江西吉水东北）。在此前后，孙策又削平了丹阳（今安徽宣城）、吴郡（今江苏苏州吴中区）的割据势力。这样孙策就占据了扬州的会稽、吴、丹阳、庐江、豫章、庐陵六郡，大体上统一了江东。

魏、蜀、吴三国鼎立

经过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和兼并，最终决定历史走向的赤壁之战确立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因此这场战争，成为了此历史时期的一个分水岭：赤壁之战前，群雄割据，征战不断；赤壁之战后，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势基本形成，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

曹操统一北方

曹操在政治上占据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再加上手下谋臣武将众多，最终在中原混战中先后消灭了各路诸侯，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北方地区。

招降张绣，诛杀董承

张绣出身于将门世家，是张济的侄子，武艺高强。张济战死后，张绣接管了他的部分军队，并与刘表联盟，屯于宛城。建安二年（197年），曹操南征，部队到达淯水，张绣率众投降。这第一次宛城之战，张绣没有打就投降了曹操。虽然双方的实力对比史籍中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显然张绣一方是处于劣势。因为张济战死后其部卒有许多归降了刘表，只有一部分被张绣接管统领。所以张绣的实力并不足以与已经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相抗衡。张绣投降后，曹操纳了张绣的婶婶，即张济的遗孀，张绣感觉受到了侮辱，非常生气。曹操得知此事后，怕张绣会背叛他，于是想先杀了张绣。曹操花重金收买了张绣手下的猛将胡车儿，让他行刺，结果被张绣发觉，张绣大怒，于是起兵反叛曹操。

这次反叛使曹操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曹操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被杀，还损失了一员大将典韦，曹操也险些丧命。张绣引兵追击，被曹操击退，于是张绣退守穰城，再次与刘表联盟。

建安三年（198年），曹操又一次攻打张绣。这次两军在穰城交锋。曹操谋臣荀攸发现张绣与刘表的联合势大难图，所以劝说曹操不可攻打张绣，但曹操没有听从，结果这次曹操没有攻下穰城，也就没有到达宛城，所以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宛城之战。据说曹军的撤退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刘表的援军截断了曹军后路；第二是袁绍的叛卒劝说袁绍将袭取许昌。张绣进行了追击，贾诩劝阻，可是张绣不听，果然遭到了曹操的算计，因而失败了。后来贾诩再劝他追击，张绣虽然不解，但却听从了他的话，结果大获全胜。

建安四年（199年），张绣再次投降曹操，原来他听从谋士贾诩的计策，认为投降曹操才是出路。曹操大喜。张绣到达后，曹操牵着张绣的手，一起参加宴会席，并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娶了张绣的女儿，并封张绣为扬武将军。这年十二月，曹操率军屯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北），准备迎击袁绍。

建安五年（200年），张绣参加了官渡之战，力战有功，升为破羌将军。建安十二年（207年），张绣跟随曹操北征乌桓途中去世，谥定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他的儿子张泉则因牵扯到魏讽谋反案中被杀。

上面提到过刘备在许昌时曾经与董承等人密谋杀曹操，恢复汉室，而曹操则加强了对汉献帝的控制。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汉献帝刘协似乎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作为皇帝，就算是有名无实，但却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既然有那么多人在打自己的主意，那么自己也要好好地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完成作为一个皇帝所要完成的职责。因此汉献帝看中了曹操，立即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司隶校尉。迁都许昌后，又任命他为大将军，准备借助曹操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愿望。在这期间，汉献帝少年睿智的名声，也逐渐为时人所公认。建安元年（196年），孙策写给劝谏袁术的书信中就提到汉献帝“明智聪敏，有夙成之德”，虽说是溢美之词，但也证明汉献帝的确是很聪颖的。不过老奸巨猾的曹操可没想过如何帮助汉献帝光复汉室，只是想利用他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随着曹操地盘的不断扩大、权力的不断稳固，曹操开始逐渐铲除异己，集权力于一身。对此汉献帝是有所察觉的，也是不甘心的，他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反抗行动。汉献帝曾经气愤地对曹操说：“你若要辅助我，就要宽厚一些，否则你就开恩把我抛开罢。”说得曹操大惊失色，匆匆告辞，从此不再朝见献帝。建安四年（199年），汉献帝任命自己的岳父董承为车骑将军，借以牵制曹操；刘协又秘密写下衣带诏赐给董承，要董承联络忠于汉室的大臣、诸侯，共同除掉曹操。汉献帝的这一次冒险，反映出他还是很有头脑和见地的。只是汉献帝的种种努力都因为计划泄露而告失败。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处死了参与计划的董承等人，并夷其三族。汉献帝的贵人董氏也因为受到其父董承的牵连而被害。当时董贵人怀有身孕，汉献帝虽然极力保护，但最终未能幸免。汉献帝的失败，宣告了自己恢复皇权的愿望彻底破灭了，曹操也借此加强了对汉献帝的控制。

官渡之战

从建安元年（196年）起，曹操利用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东征西讨，开始了他剪灭群雄、统一北方的战争。其时在曹操的北边是占有冀、并、幽、青四州的袁绍，在南边是占据扬州的袁术，在东南是占据徐州的吕布，在正南是占据荆州的刘表，在西边是关中马腾、韩遂诸将。此外董卓部将张济之侄张绣投降刘表后，屯驻于宛城（今河南南阳），对许都形成了威胁。

袁绍是当时北方最强大的一股势力，也是曹操统一北方最强大的敌人。袁氏一门，自高祖袁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势力本就很大。后来袁绍又取得冀、并、幽、青四州之地，实力大增，有军队数十万人。袁绍的兵力在当时远远胜过曹操，自然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他决心同曹操一决雌雄。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绍南下进攻许都，官渡之战的序幕由此拉开。袁绍以其长子谭、次子熙、外甥高干分守青、幽、并三州，后方稳固，兵精粮足，根本不把曹操放在眼里。他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志在一举消灭曹操。建安五年（200年）正月，袁绍派陈琳撰写檄文并发布，檄文中把曹操骂得体无完肤，文中说曹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挠折栋梁，孤弱汉室，除灭中正，专为枭雄”，连曹操听了，都出了一身冷汗，宿疾头疼病竟减轻了许多。二月袁绍命大将颜良等人进兵白马（今河南滑县北），亲自率大军进屯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向曹操发动进攻。

袁绍

袁绍虽然出身名门大族，拥有的兵力和人力都十分雄厚，但他骄傲自大，不善于采纳他人的意见、笼络人心，所以被曹操打败于官渡。

曹操也预先做了布置，命在青州有潜在影响的臧霸等人攻入青州，占领齐（今山东临淄）、北海（今山东寿光东南）等地，巩固右翼。同时又命大将于禁屯军黄河南岸，监视袁军。只不过作一下对比就会发现，曹操的实力要比袁绍弱得多。

曹操所占据的黄河以南地区，地盘既小，又是战乱之地，残破不堪，还没有完全恢复，物资比不上袁绍那样丰富。曹操的兵力也远不及袁绍，其总兵力大概不过几万人，投入前线的兵力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刘宋裴松之认为此数不准确，曹操的兵力不会如此之少，但远逊于袁绍却是毫无疑问的。袁绍大军来攻，许都震动。但有时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客观条件而是人，这场战争中的两个人一对比就知道为什么袁绍会失败了。曹操安慰众将说：“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曹操对袁绍有很深的了解，他敢于在袁绍将要大军压境之时抽身去进攻刘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之上。

建安五年（200年）二月，袁军颜良等人围攻白马，就此拉开了大战的序幕。在这之前刘备被曹操打败，关羽也被曹操捉去。曹操十分佩服关羽的为人，任命他做了偏将军，又封他为汉寿亭侯。四月曹操亲自率兵北上解白马之围，他采纳谋士荀攸之计，先进军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在白马以西），做出要渡河袭击袁军的态势，吸引袁军分兵西向，然后突然转向兼程去救白马。曹军突然杀到，袁军措手不及，颜良被曹军杀死，袁军大败，白马之围遂解。曹操救出白马军民，沿黄河西撤。袁绍闻知，立即渡河追赶曹操。曹操见追兵渐近，命军士解鞍放马，并置辎重于道。袁军追兵至此，争抢辎重，阵形混乱。曹操率领仅有的骑兵突然杀出，大破追兵，阵斩袁绍另一大将文丑。颜良、文丑为河北名将，二战将分别被杀，袁军大震。曹操初战得胜，主动撤军，继续扼守官渡。

八月袁绍大军连营而进，东西数十里，依沙堆为屯，进逼官渡。曹操分兵坚守营垒，伺机而动。袁军向曹营发动猛攻，先是作高橹、起土山，由上向曹营中射箭，接着又挖地道，欲从地下袭击曹营，皆被曹操以相应办法击破。两军一攻一守，相持近两个月。久战之下，曹操的处境极为困难。

十月袁绍从河北运来粮草万余车，派大将淳于琼等带万余人看守，屯于离袁绍大营四十里的乌巢。恰好这时袁绍的谋士许攸来投奔曹操，献计让曹操偷袭乌巢。曹操大喜，亲率精锐步骑，乘夜从小路偷袭乌巢。曹操军至乌巢，命四面放火，袁军大乱，淳于琼拒营死守。袁绍闻知，急忙派兵救援，曹操左右见“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操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遂大破之，斩琼等，尽燔其粮草。”当袁绍听说曹操袭击乌巢时，认为这正是攻破曹操大营的好机会，因此派去的援兵很少，而以重兵围攻曹操大营。但曹营未破，乌巢败讯已经传来，袁军溃散，大将张郃等人投降曹操。于是曹军大获全胜，袁绍仓皇带领八百余名骑兵退回河北。曹军先后歼灭和坑杀袁军七万余人，尽获袁军辎重，官渡之战就这样以曹胜袁败而结束。当曹操清点袁绍书信时，得到自己部下写给袁绍的信，尽烧之，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

历史细读

曹操曾经和袁绍共任东汉官员，两人曾一起反对宦官专权，讨伐董卓时他们也曾经合作。而且在年少时曹操还曾施诡计救过袁绍一回。一次两人进了一家新婚人家，故意先喊叫：“有贼啊！”然后趁乱进入新房，劫走了新娘。可是两人逃走时逃进了荆棘丛中，迷失了方向。袁绍就要被追捕的人抓住时，曹操急中生智，大声叫道：“小偷在这边！”追捕的人转向曹操的方向追去，袁绍才得以逃脱。两个人最后都平安无事，因此留下了个“贼喊捉贼”的故事。

从客观条件上说，曹操本处于劣势，但由于他能正确分析客观条件，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所以能扬长避短，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使战争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终于赢得了胜利。官渡一战，曹操击溃了最大敌人袁绍，由他统一北方已是大势所趋。

建安七年（202年），袁绍病死，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不和，发生火并。袁谭不敌袁尚，向曹操乞降。

建安九年（204年）二月，曹操趁袁尚出兵攻打袁谭之机，进军围攻邺城。袁尚率军回救，依滏水（今滏阳河）为营，曹操进军将其营寨包围。袁尚害怕，请求投降，曹操不许。袁尚乘夜逃跑，袁军溃散。袁尚逃奔中山（今河北定州）。曹操命人拿缴获的袁尚的印绶节钺招降邺城守军，城中守军斗志崩溃，邺城遂被曹操攻破。第二年正月，曹操又以负约为名，攻灭袁谭，冀州平定。

袁尚兵败后，逃奔幽州刺史袁熙。不久袁尚、袁熙又逃奔三郡乌桓。

曹操征乌桓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为了肃清袁氏残余势力，也为了彻底解决三郡乌桓入塞为害问题，决定远征乌桓。汉末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结合，是为三郡乌桓，其首领为辽西部的蹋顿。三郡乌桓与袁氏关系一直很好，并屡次侵扰边境，掳掠人口财物。这年五月，曹操亲率大军到达无终（今天津蓟州区）。当时正值雨季，道路积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曹操听从无终人田畴之议，改从一条久已断绝，但“尚有微径可寻”的路线进军。在田畴的引导下，曹操大军登终无山（今河北玉田北），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直指乌桓老巢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曹军进至离柳城不足二百里时，乌桓才发现，于是蹋顿与袁尚、袁熙等人率数万骑兵迎击。

孙伯符大战严白虎

孙策字伯符。由于他英勇善战，有勇有谋，在其父孙坚所创的基业之上，进一步发展扩充在江南的势力，打败盘据在吴郡一带的地方豪帅严白虎，使东吴的基业更加夯实，被称为“小霸王”。

八月两军相遇，时曹军辎重在后，“被甲者少”，而乌桓军军势甚盛。曹操登高瞭望，见敌军虽多，但阵势不整，遂命大将张辽为前锋，趁敌阵稍动之机，向敌军发动猛攻。乌桓军队大乱，曹军阵斩蹋顿，大获全胜，胡、汉降者二十余万，袁尚等人逃奔割据平州的公孙康。这时有人劝曹操乘势进击公孙康，曹操说：“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也。”遂率军还师。不久公孙康果然斩杀袁尚、袁熙，并将其首级献于曹操。诸将不明所以，曹操说：“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于是曹操攻破三郡乌桓，也彻底肃清了袁氏势力。

孙权据江东

孙权是孙坚次子，孙策的弟弟，孙策死后，年仅十九岁的孙权成了江东之主。他谨遵孙策遗命，重用张昭、周瑜等文武官员，使江东的实力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孙策遇刺

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孙策外出打猎。他骑的是上等精骏宝马，驰驱追逐一只鹿，跟从的人都没有赶上他。正当他快如疾风般地奔驰时，突然从草丛中跃出三个人，弯弓搭箭，向他射来。孙策仓猝间不及躲避，面颊中箭。这时后面的扈从骑兵才赶到，将三个人杀死。

原来孙策曾杀死了吴郡太守许贡。据《江表传》记载，许贡上表给汉帝，说孙策骁勇，应该召回京师，控制使用，免生后患。此表被孙策的密探获得，孙策便责备许贡，并下令将他绞死。许贡死后，其门客潜藏在民间，寻机为他报仇，这次终于得手。

孙策中箭，创痛甚剧，医生告诉他，说这伤可治，但应好好养护，一百天之内不能有剧烈的活动。孙策拿过镜子自照面目，对左右说：“脸都成了这个样子，还能建功立业吗？”奋力起身使出如虎威力，大吼一声推翻茶几，伤口都裂开了。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便请来张昭等人，托以后事。他告诫大臣们：“现在北方战乱，我们可以守住吴越三江之地，观北方战局，坐收渔翁之利。”接着又叫来孙权，给他佩上印绶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对孙权的嘱托也非常切合实际，在两军对战乃至夺取天下这一方面孙策要比孙权强，而孙权则在任用贤能保持国家稳定这一方面见长，两人是一猛一稳，所以孙权应该以保江东为主。当天夜里，孙策去世，时年二十六岁，而孙权当时只有十九岁。

孙坚、孙策虽然都过早地死去，但他们却发展起了一支有很强战斗力的队伍，也占据了一块相当大的地盘。这就为孙权在江南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屯田和讨山越

为了开发江南经济，孙权的第一个战略措施，就是仿照曹魏推行屯田制度。东吴的屯田制度始创于建安七、八年间，一直推行到吴亡，历时七十多年。和曹魏一样，东吴的屯田制也分军屯和民屯两类。屯田的地区，在今江苏境内有溧阳、吴郡等地，在今浙江境内有海昌、上虞等地，在今安徽境内有新都、皖城等地，在今江西境内有柴桑，在今湖北境内有夷陵、江陵、金城、白沙口、金女、大文、桃班、武昌、下灵山、厌里口、安乐浦、阳新、浔阳等地。这些屯田基地，有些是在与曹魏军事对立的邻近地带，有些是在孙吴的腹地，分布很广泛。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数千家，毗陵屯田上的劳动者有男女各数万口，可见东吴屯田的规模是很可观的。为了配合屯田生产，东吴很重视水利灌溉设施的建设，如《水经注》中称“巴水出雩娄县之下灵山，即大别山也……吴时，旧立屯于水侧，引巴水以溉野”；阳新县富“水之左右，公私裂溉，咸成沃壤，旧吴屯所在也”。

第二项举措就是征讨山越。东汉末年，在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山岭地区，散居着许多“椎髻鸟语”的山越人。随着州郡和豪强武装崛起的浪潮，这些山越之人在他们大族的领导下，也建立起许多拒绝向官府服役纳税的割据王国。这些山越武装人数少的数以千计，人数多的达数万人，其力量不容忽视。东吴政权建立后，为了与魏、蜀抗衡，需要广开兵源、税源，因此就对各地的山越展开了长期的征讨。

孙吴政权对被征服的山越人，采取了“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政策。东吴的士兵都要在军屯上进行生产，“春唯知农，秋唯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所以，东吴从征讨山越中得到精兵十余万人，同时也就是为国家增加了十多万精壮的劳动力。所谓“羸者补户”，就是把被征服的山越的老弱、女丁编为国家的自耕农和民屯上的生产者。

山越人民离开深山以后，他们受东吴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可能比受大族的剥削和压迫要重一些，但他们居处的自然条件有所改善，而且和汉族进一步融合，也使他们的生产技能和文化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这对江南的开发有着重大的意义。

消灭黄祖

孙权曾跟随孙策转战江东，常常在一起进行谋划。孙策死后，孙权在张昭、周瑜等人的辅佐下继位。他一方面“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另一方面“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使动荡的局面很快稳定下来。

这时北方的曹操已渐次消灭了袁绍集团，席卷了冀、幽、并、青四州，成为最大的割据势力。襄阳的刘表也占领了包括今湖南、湖北的荆州地区，“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成为仅次于曹操的第二大割据势力。但刘表无能，举措失宜，所以地位不稳。曹操在讨平三郡乌桓以后，把刘表当作首要的兼并对象。在这种形势下，吴将甘宁向孙权建议：“荆州地形险要，山陵起伏，水陆通达，绝对是我们向西图发展的方向所在。我已经观察刘表，此人没有远虑，儿子又不成器，不是能够继承基业的人。至尊您应当及早规划，不要让曹操得了先机。而欲夺荆州，则应该先取黄祖。”因此建安八年（203年），孙权开始讨伐黄祖，大破黄祖水军，但没有攻破城池。而此时山寇复动，于是退走。

建安十一年（206年），黄祖遣将领邓龙领兵数千人入柴桑，被吴将周瑜讨击，结果邓龙被虏。建安十二年（207年），孙权又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建安十三年（208年）春，孙权复征黄祖，黄祖先遣陈就引舟兵拒吴军，却为都尉吕蒙所破，凌统、董袭等用尽精锐攻之，遂屠其城。黄祖只身逃亡，骑士冯则追枭其首。但未等孙权对刘表用兵，曹操已率大军袭襄阳。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曹操率领十多万大军南征，直指襄阳。就在此时，刘表突然病死，其次子刘琮继任荆州牧。大臣劝刘琮投降曹操，刘琮说：“现在我和你们占据全楚之地，守着我家先辈的家业，坐观天下，为什么不行呢？”有个叫傅巽的大臣对他说：“您自认为比得上刘备吗？”刘琮回答：“我不如他。”傅巽分析说：“假如刘备有足够的能力抵御曹操，那么刘备就不会甘居于您之下了。希望您能够当机立断。”刘琮慑于曹操的军威，于这年九月，派使者向曹操投降。荆州被曹操占领，荆州水军数以千计的蒙冲、斗舰，悉归曹操所有，至此曹军的水战实力大增。

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战役，孙权、刘备联军不过几万人，但由于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最终以少胜多，打败了拥有二十多万人的曹操，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

诸葛亮出山

刘备起兵的前十几年间由于兵力弱，又缺少高人谋士，所以实力十分弱小，总是辗转四方，依附于他人。直到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为他谋划发展大计，才为他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

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父亲诸葛珪做过东汉的太山郡丞。诸葛亮父母早亡，投靠了叔父豫章太守诸葛玄。后来诸葛玄为避乱世，带着诸葛亮投奔了荆州牧刘表。叔父去世后，诸葛亮隐居在襄阳西北二十里的隆中，一个院落，几间草屋，一面种地，一面读书，过着清贫的生活。诸葛亮读书与当时大多数人不一样，不是拘泥于章句，而是观其大略。通过潜心钻研，他不仅熟知天文地理，而且精通战术兵法。他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常常自比为春秋时候的大政治家管仲和战国时候的大将乐毅，很想干一番大事业。他十分注意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社会形势，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用兵的知识。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就像卧龙一样随时准备腾飞而起。

武侯高卧图

诸葛亮出山，帮助刘备成就了大业。此图表现的是诸葛亮出山前，隐居南阳躬耕自乐的形象。

建安十一年（206年）前后，刘备正依附于刘表，屯驻新野。当时投在他手下的谋士徐庶，与诸葛亮是好友，他说诸葛亮人称“卧龙”，向刘备极力推荐诸葛亮。

刘备见到诸葛亮后，摒退众人，推心置腹地对诸葛亮说：“现在汉室倾危，奸臣擅政，致使皇上颠沛。我自不量力，试图伸张大义，但苦于智谋短浅，至今仍然没有多大建树。不过我的志向没变，您看我该怎么办，才能取得成功呢？”诸葛亮早就听说刘备思贤若渴，善于用人，此刻见刘备坦诚求教，就毫不保留地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个人的设想和盘托出。诸葛亮说：“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中的一段话。刘备听了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思想豁然开朗。他觉得诸葛亮人才难得，于是恳切地请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见刘备虚怀若谷，抱负宏大，当下就痛快地答应了刘备的请求。不久，刘备以隆重的礼节把诸葛亮接到了自己的驻地。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刘备对诸葛亮更加佩服，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刘备的知己关羽和张飞，见诸葛亮寸功未立，就受到刘备如此的青睐和倚重，不免流露出一些不快。刘备向他们解释说：“吾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希望你们不要再说什么了。”关、张二人见刘备对诸葛亮如此敬重，就停止了对他不服气的议论。经过几年经营，到刘备屯驻樊城时，他们已经拥有了一支万余人的军队。在刘备的周围，聚集了关羽、张飞、赵云等武将，诸葛亮、孙乾、糜竺等谋士。由于刘备善于用人，荆州一带许多士人都归心于他。

刘备南撤

曹操至江陵后，立即采取安顿荆州吏民的措施。贾诩劝说曹操先利用荆州的资源，休养军民，稳定新占地区，可是曹操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曹军的作战部署大体是：以赵俨为章陵（今湖北枣阳东南）太守兼都督护军，同时统一指挥于禁、张郃、朱灵、李典、张辽、路招、冯楷七军，在汉水、淮水之间行动。荆州方面，曹操以曹仁和夏侯渊驻守江陵，以曹洪驻守襄阳，另以一部水陆军由襄阳沿汉水南向夏口。曹操则亲率一部连同新附荆州之众顺江而下，攻打东吴。

曹操南征时，刘备正屯驻于樊城，对曹操南征和刘琮不战而降等事一无所知，刘琮也不敢将乞降的事告诉他。所以直到曹操大军抵达宛城（今河南南阳），刘备才听到消息。刘备兵微将寡，腹背受敌，形势非常严峻。经过商议，决定向南撤退，约好在江陵（今湖北江陵）会合。江陵是重要的军事基地，可以西接益州牧刘璋，东联江东的孙权，而且那里囤积了不少军需物资，有利于同曹操周旋。刘备派关羽率领水军乘船走水路，自己率余众经襄阳南撤。

经过襄阳时，诸葛亮建议刘备攻杀刘琮，以便占据荆州。刘备说：“刘表临死前，将刘琮托付给我，现在为了保全自己，背信弃义，我实在不忍这么干。不然我死后有什么脸见刘表？”于是刘备主动邀请刘琮一起南撤，刘琮没有接受。但刘琮左右的人和其他一些荆州人都归附了刘备。到达当阳（今湖北当阳东北）时，跟随刘备的百姓多达十余万人。由于带着数千车物资，队伍行动缓慢，有时一天只能前进十多里路。有人提醒刘备说：“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操兵至，何以拒之？”刘备回答说：“成大事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我怎么能忍心抛弃他们？”依然照旧缓慢行进。刘备后来在当阳境内的长坂被曹操追上，结果兵众四散，几千车物资也被曹操截获。刘备带领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脱，斜趋汉津，恰好与关羽的水军相会。前来迎接的刘表长子刘琦也带着一万多人随后赶到。合兵以后，刘备所部共两万多人，一同前往夏口（今湖北汉口）。

孙刘联合

曹操南征，刘表病死，这个消息刚刚传到江东的时候，孙权就感觉到形势不妙，连忙派鲁肃前往荆州观察动静。鲁肃找到刘备、诸葛亮，已是长坂之败以后，当时刘备正准备投奔苍梧（今广西梧州一带）太守吴巨。鲁肃劝刘备说，与其远投岭南，不如近联孙权。建议他们向东撤退。诸葛亮见情况紧急，也劝刘备向孙权求救，于是刘备一面率领队伍向东撤退，一面派诸葛亮去见孙权。当时孙权拥军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观望曹刘成败。夺得荆州的曹操从江陵顺江东下，图谋一举消灭孙权，席卷江东。出发前，他写信恫吓孙权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诸葛亮跟着鲁肃来到柴桑时，孙权已接到曹操威胁的书信，顾虑孙刘联军不能与曹操相匹敌。为了促成孙刘联盟，诸葛亮用计激孙权说：“曹操现在攻破荆州，威震四海，将军如果能以吴越之众与他抗衡，就应早日与他绝交；如果抵挡不住，为什么不按兵束甲，向他称臣呢？”孙权听后大怒说：“我拥有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岂能受制于人！”

但孙权部下却分成了以鲁肃为代表的主战派和以张昭为首的主和派，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诸葛亮为了坚定孙权取胜的信心，解除他的后顾之忧，仔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豫州（指刘备）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敝，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归附曹操，为兵势所逼，并非心服。今将军如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曹操必矣。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孙权听了大喜，鲁肃又用激将法进言，劝孙权立即把周瑜从鄱阳（今江西波阳东北）召回。

周瑜支持诸葛亮和鲁肃的意见，先后分析曹军的弱点，指出：第一，曹军疲惫不堪；第二，“又今盛寒，马无藁草”；第三，加之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曹操的后患。既而进一步分析了曹军的实际力量，指出来自中原的曹军不过十五六万，而且所得刘表新降的七八万人，人心并不向曹。

孙权终于决定与刘备共同抗曹，并立即派周瑜、程普、鲁肃等统领三万水军，跟随诸葛亮与刘备会合，迎击曹操。这样历史上决定三国分立的赤壁大战便爆发了。

正史史料

（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刘）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赤壁之战

建安十三年（208年）十月，周瑜率领的军队在樊口与刘备会合。然后逆水而上，行至赤壁，与曹军相遇。曹军新编及新附荆州水军，战斗力较弱，又遭瘟疫流行（据说当时江南血吸虫病泛滥），以致初战不利。曹操不得不把军队“引次江北”，把战船靠到北岸乌林一侧。周瑜则把战船停靠南岸赤壁一侧，彼此对峙。

因为北兵不习惯船上生活，于是曹操就下令用铁索将战船连锁在一起，以减轻风浪颠簸。周瑜部将黄盖建议采用火攻战术以败曹军：“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周瑜采纳了黄盖的建议，当即决定让黄盖用诈降接近曹操战船。黄盖准备了十艘蒙冲斗舰，满载薪草膏油，外用帷幕伪装，上插与曹操约定的旗号。

时值隆冬，北风大作，但按气象规律，几天严寒日过后，亦常见有少暖之日，风向亦或变为东风、南风。据说十一月十二甲子日这一天，晴空风暖，傍晚风起。及至午夜风急，黄盖以准备的船舰出发，顺风驶向曹船。到了江的中心，黄盖手举火把，使众兵齐声大叫：“降焉！”曹军官兵毫无戒备，“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离曹军二里许，黄盖遂令点燃柴草，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各营。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

在南岸的孙军主力船队乘机擂鼓前进，同时刘备也自蜀山向乌林进发。盟军横渡长江，大败曹军。曹操见败局已无法挽救，当即自焚余船，引军退走。周瑜、刘备军队水陆并进，曹操沿华容小道（今湖北潜江西南）向江陵方向退却，加以瘟疫、饥饿，曹军损失大半。幸得张辽等接应，才得以脱险。至江陵城下，曹操恐后方不稳，自还北方，留曹仁、徐晃守江陵，满宠驻当阳。

赤壁战前曹操的优势是明显的：第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自然在道义上难以争锋；第二，曹操以新胜之军南下，士气正盛；第三，曹操兵力数倍于孙、刘两家。既然曹操具有如此的优势，孙刘联军的战绩更显辉煌。此战孙刘联军扬水战之长，巧施火攻，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赤壁之战后，曹操退回北方，再未有机会如此大规模南下。曹操集团也失去了在短时间内统一全国的可能性。

诸葛亮全式弩

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对促成孙刘联盟确实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制作出一种新式武器全式弩，这种弩一次能发射十支箭。

周瑜等与曹仁隔江对峙，遣甘宁袭取夷陵（今湖北宜昌），曹仁率部进围甘宁，周瑜率军救援，大破曹仁军。刘备回师夏口，欲溯汉江迂回曹仁后方。次年曹仁被迫撤退。孙权继续与刘备联盟，以抗拒曹操。刘备乘势取得荆州大部，包括武陵（今湖南常德）、长沙、桂阳（今湖南郴州）、零陵等四郡。稍后又夺得刘璋的益州。孙权据有江东，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割据局面。

曹操攻破马超、韩遂

赤壁大败后，曹操采取了一些措施，以稳定内部局势。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曹操下《求贤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提出不拘品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目的是尽量把人才搜罗到自己身边。

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开始对关中用兵。马超和韩遂是东汉末年盘踞在关中的割据势力。他们的官职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属朝廷命官，要征伐他们就必须出师有名。三月曹操以讨伐汉中（今陕西汉中东）张鲁为名派部将钟繇进兵关中。要征伐张鲁，钟繇的军队就必须经过马超和韩遂的防地，关中马超、韩遂、杨秋等发动了反叛。于是曹操立即派大将曹仁进攻关中，马超等人屯据潼关。

马超和韩遂虽然力量较弱，但曹操要想打败他们也并不容易。七月曹操率领大军亲征关中。在战争开始阶段，双方互有胜负。在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曹操不仅在局部战斗中获得了胜利，还故意坚守营寨不出。马超和韩遂因为是联军作战，希望速战速决，曹操的拖延对马超和韩遂的联合军事行动不利，战争的主动权已经转到了曹操的手上。九月曹操大破关中诸军，马超、韩遂逃至凉州，杨秋逃至安定（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南）。

这时马超、韩遂提出割地求和，并答应派“质子”到曹操处，曹操听贾诩计谋“伪许之”，“离之而已”。曹操采纳了这个建议，表面上假装同意休战，暗地里却使用计谋离间二人。曹操与韩遂有旧，于是相约会见，在阵前叙说旧事，抚掌欢笑，并不谈及军事。事后马超等人问韩遂曹操所言何事，韩遂说没什么重要的，于是马超等人起疑。曹操又写信给韩遂，信中多有修改的痕迹，于是马超等人更加起疑。曹操成功地分化了敌人，马超和韩遂两个人相互猜忌，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很轻易就打败了马超和韩遂的联军，取得胜利。十月曹操进军安定，韩遂、杨秋投降，马超投奔汉中的张鲁，关中地区基本平定。

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割冀州的河东、魏郡等十郡以为魏国封地。曹操封魏公后，所任丞相和冀州牧如故，权势愈来愈大。七月曹操建魏国社稷宗庙，又在魏国内设置尚书、侍中。

三分天下

赤壁一战使曹操元气大伤，再也无力攻打南方，而刘备也借此机会在荆州站稳了脚跟。此后刘备在诸葛亮的建议下夺取益州，有了巩固而坚实的大后方，至此曹、刘、孙三家成初建鼎足之势。

正史史料

二十五年，魏文帝称尊号，改年曰黄初。或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生子当如孙仲谋

当初北方各个军阀混战的同时，江南的孙氏家族正在蓄势待发。经过了孙坚、孙策的努力，正在逐渐发展成为江东一支强大的势力，并统一了江东。最终把吴国推向最高峰，和蜀、魏呈鼎足之势的就是孙权。

赤壁之战时，孙权才二十六岁，但已显露出他足以与曹操、刘备并称无愧的政治家才干。当他听了东吴内部主战派和主降派七嘴八舌的辩论以后，“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这是何等的气魄！在赤壁之战中，主要是由于孙权有抗曹的巨大决心，在各方面又处置得宜，因而才取得了以孙刘五万联军大破二十多万曹军的奇迹。

马超和韩遂平定了以后，曹操给孙权写了一封书信，希望与孙权联合讨伐刘备，并许诺如孙权应允，江东之地将永远归属孙权。但是孙权没有接受曹操的“建议”，而且作好了和曹操决战的准备。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治所从京（今江苏镇江）迁移到了建业（今江苏南京）；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濡须口（今属安徽）建立军港，准备抵抗曹操。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率兵号称四十万，亲自南征孙权。次年正月，曹军进至濡须口，攻破孙权设在江北的营寨，生擒其将公孙阳。孙权亲率七万军队，前至濡须口抵御曹军。二军相持月余，各无所获。曹操远远地见对面将士严明整肃，不仅脱口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自觉难以取胜，遂撤军北还。

建安二十年（215年），魏将张辽等先发制人，在合肥击退十倍于己之孙权大军。是年孙权趁曹操西征张鲁，亲统十万大军包围了合肥（今安徽合肥）。曹操仅留部将张辽、李典、乐进等率七千人守合肥。张辽按照曹操关于乘敌部署未定，实施反击，挫其锐气，以安众心，尔后据城固守的预留指令，留乐进守城，自与李典选募八百名勇士，连夜杀牛犒军。拂晓时分，张辽披铠甲执长戟，率先冲锋陷阵，杀数十人，斩将两员，直冲至孙权麾下。孙权大惊，不敢与张辽交锋，退至一土山上，见张辽兵少，遂令部众围击张辽。

张辽率领数十人奋力突出重围，余部呼救，张辽又冲入敌阵，救出其余部下。往来冲杀，所向披靡，孙权的军队不能抵挡。激战直至中午，孙权的军队锐气被挫，守军士气大振。孙权围合肥十余日不克，遂撤围退兵，至逍遥津（今安徽合肥东）北，张辽乘机率步骑发动袭击。孙权部将甘宁、吕蒙奋力抵挡，部将凌统率卫队拼死厮杀，掩护孙权逃至逍遥津。时值河桥半拆，丈余无板，孙权急策所骑骏马腾越而过。将军贺齐率三千人在逍遥津南接应，孙权才侥幸得免。战后曹操升张辽为征东将军。在此战中，张辽智勇兼备，以步卒八百破吴军十万，如此神勇，世所罕见。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攻占汉中，进封魏王后，于冬天再度大举南下，来报去年之仇。孙权闻讯，知曹操亲执金鼓以令进退，不敢大意，于是任命吕蒙为督、蒋钦为副，负责节度前线诸军，自己也亲自引兵随后接应。吕蒙来到先前所立之濡须口，下令全军严加戒备，修整城墙器具，并在垣楼上设置一万余张强弩，以待曹操。次年正月，曹操与诸将会师于居巢（今安徽桐城南），马步三军号称四十万，于濡须水岸临江饮马。吕蒙乃趁曹军立寨未稳之际，建议孙权命甘宁发动夜袭。曹操前军失利，知吕蒙督阵乃有备而来，不敢妄进，遂令大军暂退，到安全处下寨。二月曹操大军进至江西之郝溪，孙权自濡须口引兵出击，与战不利，被曹军逼攻而退。孙权鉴于曹操兵力强大，与之正面交锋难以取胜，反而会使自身实力受损，于是遣都尉徐详向曹操请降。曹操此时也正因刘备大军进屯益州东北，似乎有意争夺汉中而头痛不已，今见孙权有意媾和，自然是再好不过，于是马上派出使者回报对方，并重申与孙家的姻亲关系以示旧好。然后在三月时留下夏侯惇、曹仁、张辽诸将屯守居巢，便急忙引军赶往汉中去了。

彩绘人物扁形漆壶残片

这件三国时期的彩绘人物扁形漆壶残片，壶上漆画风格独特，人物形象奔放，洋溢着浪漫的生活气息。

刘备得益州

经过赤壁之战，孙权的统治得到巩固，刘备也趁机向江南发展势力。他表奏刘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这四郡的太守先后投降，刘备因此占据了荆州的江南部分。不久刘琦病死，刘备做了荆州牧，领兵屯驻油口，改油口为公安（今湖北公安）。刘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征收赋税，供军政费用。为了加强孙刘联盟，共同抵御曹操，孙权嫁妹给刘备。在鲁肃的建议下，孙权又同意刘备的请求，将南郡借给他，即所谓“借荆州”。后来曹操正在写字时，听说孙权借荆州给刘备，连笔都落到地上了。至此刘备在荆州立足已稳。为了实现诸葛亮《隆中对》中提出的目标，刘备集团开始谋划，准备夺取西面的益州。

益州包括今天的四川全部和云南、贵州的大部分地区，地域广大，土地肥沃，素以“天府之国”著称，但在刘焉、刘璋父子的统治下，这里成为一个社会矛盾尖锐的地方。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打下荆州，刘璋曾归附曹操。赤壁之战后，刘璋断绝了同曹操的关系。孙权曾遣使和刘备商议，试图共同攻取益州，刘备因为另有打算，拒绝了孙权的建议。

原来刘璋在赤壁之战前后派部下张松、法正先后拜见过刘备，刘备借机询问了许多益州的情况。张松、法正见刘备善于用人，于是把益州的地理形势和府库钱粮、人马兵器等情况，都告诉了刘备，使刘备“尽知益州虚实”。张松、法正回到益州后，都劝刘璋与刘备结好，后来二人又密谋寻找机会迎接刘备入蜀。谋臣庞统也提醒刘备：“今天如果不取益州，终有一天它将为别人所得。”

建安十六年（211年），益州牧刘璋听说曹操准备派大将钟繇率军进攻汉中的张鲁，十分恐惧。张松趁机巧妙地向刘璋提出了迎刘备入蜀的建议。刘璋为了抵抗曹操，于是派法正持厚礼前往荆州迎接刘备。当时就有人说刘璋此举是引狼入室。果然法正到荆州就劝刘备趁机占据益州，刘备心里也正有此意。他以接受邀请为名，率领步卒数万人，与庞统、黄忠等进入益州，留下诸葛亮、关羽、张飞等驻守荆州。刘备抵达涪县（今四川绵阳东北），刘璋率步骑出城热烈欢迎。刘璋让刘备做了大司马，兼领司隶校尉，将杨怀、高沛统领的白水军交给刘备，让他去攻打张鲁。刘备率领约三万人，带着大量的武器装备，向北前进，去攻打张鲁。当前进到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的时候，刘备根本不再考虑什么讨伐张鲁的问题，而是停下来拥军自保，“厚树恩德，以收众心”，为夺取益州作准备。

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曹操进攻孙权，孙权请刘备相救。刘备以孙权和他势同唇齿为借口，派使者请刘璋给予一万兵力及武器粮草，以便他援救孙权。刘璋对刘备不讨张鲁，却去援救孙权相当不满，只勉强答应给予兵力四千人，武器粮草等也都只给刘备要求的一半。刘备借机激怒将士说：“我为刘璋征讨强敌，将士辛勤劳顿，无暇安宁。刘璋虽然资财积累丰富，对我们却如此吝啬，这怎么能让大家为他拼死作战呢？”使军中上下都对刘璋产生了不满情绪。在成都的张松以为刘备真的要离开益州，赶紧给他写信说：“今大事垂手可立，怎么就放弃而走呢？”不料此事被他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所告发。刘璋当即捕杀了张松，然后下令各守关将领不得放刘备通过。刘备闻讯大怒，果断诱杀了刘璋的白水军督杨怀、高沛，收编了白水军，接着与黄忠、卓膺率兵进驻涪城，准备继续南下进攻刘璋。

刘璋慌忙派人迎击，接连战败，退守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刘璋又派李严总督绵竹诸军，准备反击，不料李严倒戈投降。至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分兵攻占了附近诸县，最后将刘璋的儿子刘循包围在雒城（今四川广汉西北）。但围攻雒城的战事非常不顺利，一年多也没能攻克，于是刘备下令留守荆州的诸葛亮火速领兵西上。

诸葛亮留下关羽驻守荆州，自己立刻与张飞、赵云统兵入蜀。一路上，诸葛亮、张飞、赵云接连攻下了巴东、江州、江阳（今四川泸州）、德阳（今四川遂宁东南）等地。建安十九年（214年）五月，刘备攻下雒城，乘胜追击，在成都与诸葛亮的军队会师，将刘璋围困在了成都。当时成都城内有三万精兵和可供一年支出的粮食布匹，不少人还想固守，这时马超前来投奔刘备，与刘备一起合围成都。刘璋无心再抵抗，便说：“我家父子在益州二十余年，对老百姓无恩无德，已经让他们四处奔波，攻战三年了，我怎么能忍心再让他们为我受苦呢！”因此于此年六月出降。刘备终于取得了益州。

占据益州后，刘备自称益州牧，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依靠法正、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等文臣武将，又收罗了董和、黄权、李严等一部分刘璋旧部，初步具备了建立自己政权的人员规模。从此刘备外出征战，诸葛亮镇守成都，足食足兵，配合十分默契。

刘备进位汉中王

曹操征讨孙权无功而返，而在这个时候，刘备又从刘璋手中夺取了益州。而汉中是益州的门户，“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而益州附近的割据势力张鲁军事力量薄弱，曹操如果不进攻张鲁，张鲁势必会被刘备吞并。刘备势力的扩张，对曹操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所以在建安二十年（215年）三月，曹操抢先一步亲率十万大军征讨汉中张鲁。

赵云大战长坂坡

曹操取得荆州以后，刘备顾不得家室南逃，大将赵云在长坂坡千军万马中救出刘备的儿子刘禅。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江苏丰县）人。张衡死后，张鲁继为五斗米道首领。其母好养生，“兼挟鬼道”，与益州牧刘焉家有往来。他通过母亲跟刘焉家的关系，得到了刘焉的信任。东汉初平二年（191年），刘焉任命他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带兵同击汉中太守苏固。刘焉死后，刘璋即位，张鲁不顺从他的调遣，刘璋杀害了张鲁的家族。张鲁于是割据汉中，以“五斗米道”教化人民，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张鲁在汉中自称“师君”。来学道者，初称“鬼卒”，后号“祭酒”，各领部众，领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不置长吏，以祭酒管理地方政务。继承其祖的教法，教民诚信不欺诈，令病人自首其过，对犯法者宽宥三次，如果再犯，然后才加以惩处；若为小过，则当修道路百步以赎罪。又依照《月令》，春夏两季万物生长之时禁止屠杀，又禁酗酒。他还创立义舍，置义米肉于内，免费供行路人量腹取食，并宣称取得过多，将得罪鬼神而患病。

东汉末年，群雄蜂起，社会动乱，不少人逃往相对安定的汉中地区，其中关西民众从子午谷逃奔汉中的就有数万家。张鲁还得到巴夷少数民族首领杜濩、朴胡、袁约等人的支持。他采取宽惠的政策统治汉中，“民夷便乐之”。“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五斗米道凭借政权的力量扩大了影响。

建安二十年（215年）七月，曹操大军进占了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北）。张鲁听说阳平关失守，逃往巴中。曹操进军南郑，尽得张鲁府库珍宝。十一月张鲁出降曹操，汉中遂为曹操所有。

同年刘备正准备向北进攻，扩大自己的统辖范围，孙权以刘备已经取得益州为理由，派人要求他归还荆州。荆州为刘备集团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是赤壁之战后刘备取得的一份胜利果实，严格说来并不存在借与还的问题，所以他自然不会轻易让给孙权。于是推辞说：“等我夺取了凉州，荆州自然会归还给你。”孙权大怒，认为刘备对荆州借而不还，太不讲信用。于是不加说明，就派吕蒙夺取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之地。刘备闻讯后，急忙领兵五万来争。孙刘间的冲突眼看就要升级。正值此时，曹操打败张鲁，平定了汉中，进而直接威胁巴、蜀。刘备权衡利害，不得已与孙权讲和，约定孙权统辖江夏、长沙、桂阳，刘备占有南郡、武陵、零陵三郡，然后迅速回防益州。这样刘备虽然丢掉了一些地盘，却避免了与孙权的一场火并，得以腾出力量与曹操在汉中周旋。荆州受挫后，夺取汉中，并把它作为对付曹操的军事据点，已经成为刘备集团的一个战略目标。汉中周围群山环绕，中间是汉水盆地，土厚民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刘备如能占有汉中，进可以伺机出击军中原，袭击曹操，退可以拥有雍州（今陕西西安西北）、凉州（今甘肃张家川）。

汉中本属益州，曹操从张鲁手中夺下汉中后，蜀中上下一日数十惊，刘备想用斩首示众的办法制止慌乱，都无济于事。当时曹操的谋臣刘晔劝曹操一鼓作气，灭掉蜀汉。曹操考虑到自己后方不稳，控制汉中又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实际上后来曹操连控制汉中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以夏侯渊、张郃镇守汉中。刘备采纳谋臣法正的建议，让诸葛亮驻守成都，负责军需供应，自己率兵进攻汉中。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在汉中西南的定军山（今陕西勉县南）与夏侯渊对阵，令老将黄忠出击，阵斩夏侯渊，大获全胜。曹操迅速率军从长安赶来，企图夺回失地，刘备自信地说：“曹操即使赶来也没用，我肯定能夺下汉中了。”刘备占据险要，任凭曹操多次挑战，始终不出兵交锋。日子一长，曹军的逃兵日益增多。等到这年夏天，曹操仍然一筹莫展，不得已撤军回了长安，刘备终于实现了占领汉中的目标。这年秋天，刘备自立为汉中王，任命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留守汉中，自己迁至成都。

正史史料

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遂定荆州。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孙、刘三争荆州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主要致力于关陇后方的巩固，孙刘两家则围绕着荆州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夺。荆州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吴、蜀都不愿放弃这个能够提供大量兵源和物资的重要之地。荆州位居长江上游，北上可以进攻曹魏的襄、樊，威胁许昌，东下可以顺流抵达孙吴的腹地。蜀若失去荆州，就被封闭在三峡以西的四川，在东面无法与吴、魏争衡。吴若不占领荆州，就会时刻受到长江上游的威胁，无法确保江东的安全。所以从战略上来说，荆州是吴、蜀必争之地。而荆州对吴比对蜀还重要一些。

起初孙刘两家为了联合抗曹，孙权同意把荆州借给刘备。当刘备跨有荆、益以后，势力急剧壮大，对孙权造成了严重威胁，孙刘矛盾趋于激化。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向刘备讨还荆州未果，即派吕蒙带兵攻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后孙刘双方妥协，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这是争夺荆州的第一个回合。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后，按照诸葛亮的战略，打算从两路进攻曹操。正巧西面的汉中打了胜仗，于是趁着这个势头，从东面的荆州攻打中原。刘备命镇守荆州的大将关羽进攻襄、樊。樊城魏守将曹仁向曹操求救，曹操于是派了于禁、庞德两员大将增援。曹仁让援军屯兵于樊城北面的平地上。该处地形低，恰逢雨季，襄江水急，一晚襄江暴涨，大水骤至，平地水深丈余，很多魏军都被水冲走淹死。等到天亮，“关公及众将皆摇旗鼓噪，乘大船而来”。于禁被围投降，庞德抵抗被俘，拒降被杀。曹操得知关羽水淹七军，并擒于禁、斩庞德，担心关羽势大难以收拾，于是采纳司马懿、蒋济的建议，联络孙权从背后袭击荆州，并许诺事成之后，割江南之地来册封孙权。关羽和孙权关系不好，曾扬言说：“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孙权）邪？”可见如关羽获胜，蜀对吴造成的军事压力当会更大。收到曹操的书信后，孙权大喜过望，马上回了曹操一封信，表示愿意出兵“以讨关羽自效”。同时还把偷袭荆州的计划和盘托出，并请曹操配合及保密。起初孙权想趁机攻取曹魏的徐州，但遭到吕蒙的反对，他向孙权说：“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吕蒙的主张显然更符合东吴的利益。于是孙权改变了主意，采取与曹魏联合，达成了夹击关羽的密谋。

曹操采纳了司空军祭酒董昭的建议，把孙权的书信射入樊城以增强守城将士的信心和士气，另外再让曹仁和徐晃分别把消息透露给关羽。关羽得知孙权打算和曹操联手的传闻，虽然犹豫起来，可却因好胜心的驱使，以为樊城指日可拔，迟迟不肯回师。等到关羽屯营为徐晃所破，后方又传来江陵、公安二城俱失的急报，关羽才慌忙撤了樊城之围，匆匆率军往南而还。不过此时曹操虽未派兵追击，然而南郡已为吕蒙偷袭所得。关羽虽然明白现今情势已经逆转，但又想到之前吕蒙初到陆口曾多次遣使结好，于是在回军途中先派人到江陵责问吕蒙背盟，希望吕蒙能心念曾经的同盟情谊而令事情能有所转圜，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探知城中的情况。而这正好中了吕蒙的离间之计，吕蒙对关羽派出的使者尽都厚礼款待，还让他们在城中自由游走，以致随征将士家属皆来探问信息。使者回到关羽营中，军士们都来私下询问家中状况，得知城里一切安好，甚至待遇比关羽主政时还来得优渥。如此辗转言闻，官员将士们都丧失了斗志，只想着与家人团聚，人马便因此逐渐离心逃走。

此时孙权大军来到了江陵，关羽见大势已去，率孤军往西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路上被孙权的军队擒杀，荆州全部丢失。这是争夺荆州的第二个回合。

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并夺回荆州，在他称帝后倾全力向吴进攻。蜀和吴有所不同，蜀处群山环绕之中，易于自守，外敌很难进攻，所以他大举攻吴，不必顾忌魏的袭击。而吴与魏仅一江之隔，极易受到魏的攻击，他如对付蜀，就更得提防魏。因此孙权不得不向曹丕称臣、进贡，并接受曹丕赐给他的吴王封号，以避免“二处受敌”的困境。曹丕受到孙权的迷惑，对吴、蜀之争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吴得以全力对蜀，终于在夷陵大破刘备的军队。这是争夺荆州的第三个回合。经过以上三个回合的斗争，最后确立了吴对荆州的统治。

建安风骨

曹操在孙权擒杀关羽、取得荆州后，表奏孙权为骠骑将军、荆州牧。孙权遣使入贡，向曹操称臣，并劝曹操代汉称帝。曹操将孙权来书遍示内外群臣，说：“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耶！”曹操手下群臣趁机向曹操劝进。曹操自己还不想废汉献帝自立，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还军洛阳。当月病死在了洛阳，终年六十六岁。

曹操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是东汉末年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东汉末年建安时期的诗歌创作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七子”和蔡琰，他们的作品形成了以“建安风骨”为代表的独特艺术风格。正如刘勰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曹操不仅是政治军事上的风云人物，同时也是建安文学的开拓者。他的《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等都是不朽的文学作品。曹操的诗歌反映了汉末的动乱时事、民生疾苦，也抒写了他自己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洋溢着豪迈勃发的阳刚之美，成为“建安风骨”的写照。曹丕无论是政治胆识、军事谋略还是文学创作，都远不及其父曹操。他即位的当年便采用九品中正制，向大贵族官僚地主集团靠拢，消解了对民生疾苦的关心。曹丕现存的诗歌多是男女恋情和游子思妇的题材。他的《燕歌行》二首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曹植则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被称之为“建安之杰”。他的前期诗歌多抒豪情，后期由于受到曹丕的压制，作品多倾诉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与备受压抑的悲愤。前者以《杂诗》为代表，后者以《赠白马王彪》为代表。曹植对文学发展贡献最大的是五言诗。他的诗作既有充实的内容，又讲究艺术形式。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具有雄健的笔力。能够在使用美丽辞藻的同时，仍然保持着诗歌沉雄浑厚的美学意蕴。

孙权降魏受九锡

孙权鉴于自己称帝名不正、言不顺，为了避免成为天下公敌，于是实行了晚称帝的策略，接受魏主曹丕授予的“九锡”称号。

“七子”是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建安七子”中的多数人都经历了汉末乱世的流离困苦，诗歌体现了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和同情，抒写了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充满了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王粲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诗人，被誉为“七子之冠冕”，他的《七哀诗》是建安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蔡琰是与七子并称的女作家。现在流传下来题为蔡琰的作品共有三篇，即五言、骚体《悲愤诗》各一首和《胡笳十八拍》。其中只有五言《悲愤诗》可以断定为蔡琰所作。这首诗长达五百四十字，生动地描写了诗人在汉末军阀混战中的悲惨遭遇。《胡笳十八拍》与五言《悲愤诗》题材相同，但风格迥异，具有强烈的抒情特色，多是内心情感的直抒宣泄。

魏蜀吴三国建立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国，史称曹魏，建都洛阳，定年号为“黄初”。并追尊其父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为了继承汉统，第二年诸葛亮等人也请刘备称帝。刘备还想推脱，诸葛亮劝道：“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耳。”认为刘备称帝既合理又必要，刘备于是在221年四月正式称帝，国号汉，也叫蜀或蜀汉，建都成都，定年号为“章武”。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同年五月，立刘禅为太子。222年孙权称王，229年称帝，国号吴，史称孙吴或东吴，建都建业（即建康，今江苏南京），定年号为“黄龙”。

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为什么曹丕、刘备先后于220年和221年称帝，而孙权则在222年称王，229年才称帝？上面孙刘三争荆州一段中，结果是孙权胜刘备败，其实孙权晚称帝与同刘备争夺荆州是有一些联系的。以下是对其中一些缘由的分析。

在魏、蜀、吴三国中，就其政治凭借来说，吴不如蜀、蜀不如魏。曹操和曹丕“挟天子而令诸侯”，一切以汉献帝为招牌，名正言顺。因此当曹丕具备了称帝的条件以后，仅导演了一场禅让的闹剧，就率先做了皇帝。而刘备则是“帝室之胄”，虽然比较疏远，但也有兴灭继绝的称帝资格。所以当曹丕废黜汉献帝以后，刘备就马上宣布自己是汉室的合法继承人，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种政治凭借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但东吴却没有。在三国中孙权称帝最晚，这当然是由于吴、蜀长期争夺荆州，孙权不得不对魏采取韬晦的策略，但也与他缺乏这种政治凭借有关系。直至夷陵之战以后，孙权与蜀恢复了联盟关系，解除了西顾之忧，又经过几年的酝酿，孙权才在黄龙元年（229年）正式称帝。

分久必合

尽管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已基本形成，但是它们之间的战争却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三家归晋”的统一之势也在这一次次的战争中逐渐形成。三分鼎立的局面形成之后，三国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魏、蜀、吴三国在各自领国内都有所开拓、发展。北方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经济逐渐得到恢复，曹魏国力日趋增强；蜀国经济在几任相国的主持下出现了好的状况；吴国也在自己较为优势的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开拓。

动荡中发展的三国

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权名存实亡，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乱世时代。到三国鼎立之后，战乱纷争也一直是这一时期的主流。但即便是在这样的乱世中，魏、蜀、吴三国在经济上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而且与外国也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和交往。

精于治国的曹操

东汉末年以来的军阀混战，给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当时人口锐减，百姓大量死亡，到处可见累累的白骨。有名的大宅无人居住，百里之内人烟绝迹。曹操在他的《蒿里行》就描述当时的情景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描绘出了战乱之中一片凄凉的景象。

面对这种情况，首先采取措施的是曹魏统治者。曹操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方法。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使农业生产能够正常进行。曹操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

其一就是“屯田”。其形式有民屯、军屯之分。民屯始于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挟持汉献帝到许昌之后的许下屯田。后来曹操又下令“州郡例置田官”，把民屯更为广泛地推广到其他地区。这样一来在洛阳、黄河中下游南北水利条件较好、土地肥沃或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一时间大多设置了这种民屯组织。民屯采用了军事组织的方式进行管理，将召募的流民（被称为“屯田客”或“典农部民”）按照五十人编为一屯，每屯设置司马。司马之上逐级为屯田都尉、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中央设大司农总领，自成一个系统，不隶属于郡县。政府对屯田民收取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田租。

军屯是士兵和他们的家属（即所谓“士家”）作为土地上的生产者，战时为兵，闲时为农。政府收取的租税大致与民屯相同。军屯正式建立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左右，黄初年间（220年—226年）开始大规模推行。大多设在有军队驻扎和“士家”聚集的地区，特别在与吴蜀对抗的地区，因有重兵和战略需要，规模更大。如淮河南北的军屯，后来发展到十余万人。军屯的基本单位是营（六十人），之上有度支部尉、度支中郎将或度支校尉等官职。

如果把原来的屯田客和士家用军事编制组织起来，那么他们所受的剥削更重，这是他们所不乐意的。加之“士家”的社会地位极低，饱受统治者的压迫和歧视，所以屯田客、士兵逃亡或武装反抗的事件多有发生，劳动的积极性也不高。但屯田制的实施，使那些处于战争环境下的地区的社会生产能够基本进行下去。

其二是在屯田以外的地区大力招入流民，安定生产。东汉末大约从桓、灵二帝开始，流民问题就已经很严重，有时达到数十万人。军阀混战以后，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和流亡迁徙，使政府控制的人口更少，往往十户中只有一户尚在，大量土地废置、荒芜。对于这种状况，曹魏以户口垦田增减、盗贼多少为据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因此地方官员大都注意招抚流民，劝课农桑，如关中由政府出面买牛。金城太守苏则给流民分粮食，很多人都来归附，半个多月内就招徕了数千家流民。为了使自耕农能够安心生产，不再逃亡，曹魏在建安九年（204年）还颁布了较轻的田租户调令。除此之外，还规定地方官不得再乱收苛捐杂税，不准豪强向贫苦百姓转嫁负担。特别在户调上，曹操废弃了西汉以来的人口税均摊这种有利于豪强的方式，而是在户均绢二匹、绵二斤的基础上采取了按民户财产多寡定出户等，然后再按户等高低，富则多收、穷则少征的方法收取租税，这对广大自耕农是有利的。

三国青瓷羊

这件三国青瓷羊长30.5厘米，高25厘米。造型十分美观，整体作卧伏状，身躯肥壮，昂首张口，似正在咩咩而鸣。全身装饰划纹、圆点纹，卷曲纹。羊头上布有一个圆孔，可以插蜡烛。因东汉已出现了蜡烛，而此类羊、狮等器其背部或头部有孔的皆为烛台。

曹操一边下令颁布田租调令，一边下令禁止豪强兼并土地，否认其有免役免税的特权，曹操本人还带头向国家缴税。重用能“抑强扶弱”，打击横行不法的官员，这都有利于调动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

通过这些一系列的措施，到曹操后期，北方的农业生产已基本得到恢复，甚至有所发展。史称是时“关中丰实”，扬州更是公家私家都有所积蓄，京兆地区都变得十分丰沃了，连编户都已经皆有车牛，沛郡遇上丰收的好年头，一顷地能增收一倍。原来被董卓烧毁的洛阳已成为“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的繁荣都市。这与汉末的凄凉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刘备兵败猇亭

章武元年（221年）七月，因为吴国夺占了荆州，关羽被杀，刘备决定进攻孙权。赵云和其他一些文武大臣谏阻说：“蜀国的当务之急是早图关中，控制黄河、渭水上游，讨伐曹魏，而不是讨伐孙权。吴蜀一旦交战，祸福难料。”但刘备拒绝接受这些意见，下决心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关羽是刘备的生死患难之交。关羽早年跟随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在大庭广众之下，常常整日侍立护卫，不辞艰险。后来他们又共同经历了四处奔波、寄人篱下的岁月。

建安五年（200年），刘备被曹操打败，关羽也被曹操捉去。曹操欲招降关羽，他却说：“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不久关羽果然寻机逃回刘备身边。刘备、诸葛亮先后入蜀以后，关羽依然留守荆州，为保证刘备夺取益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关羽突然被孙权杀死，刘备从感情上始终难以接受，所以他不可能不为关羽报仇。这一点连曹魏的刘晔都料到了，他说：“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 。”另外从当时刘备集团的利益看，刘备也确有攻击孙权、夺回荆州的必要。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为刘备制定的蓝图中，即把占据荆州作为刘备能否完成帝业的重要条件之一。现在失去荆州，北面失去了作为屏障的汉、沔地区，直接受到来自曹操入侵的威胁，东南则失去了大量物质财富的来源，刘备仅靠蜀中益州，处境是非常艰难的。而且就当时吴蜀两国形势看，刘备凭借地理优势，如果指挥得当，也不是没有打败东吴军队、夺回荆州的可能性。所以尽管有许多大臣谏阻，刘备还是没有改变东征的决心。

正史史料

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遗憾的是，刘备指挥失当，导致了这次东征的失败。

临出发前，张飞被部将刺杀。孙权听说刘备东伐，赶紧派使者向刘备请和，孙吴南郡（今湖北江陵东北）太守诸葛瑾（诸葛亮的哥哥）也写信给刘备，劝他不要以兵戎相见，刘备都未予理睬。蜀军由三峡顺流而下，攻破孙吴的巫县（今四川巫山）、秭归（今湖北秭归）守军。为了便于固守荆州，孙权一方面遣使向魏称臣，避免两面受敌；一方面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城），任命年轻的大将陆逊为大都督、假节、安西将军，督将军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五万大军，进驻夷道、夷陵，加强西线防务。

章武二年（222年）二月，刘备率军从秭归分两路出发攻吴。黄权请战说：“吴人悍战，我们顺流东下，进易退难。我请求当先锋同敌人交兵，陛下宜为后镇。”刘备未予采纳，而是自统主力军，在江南岸沿山势东进，最后在猇亭（今湖北宜都西北）一带扎营。

与此同时，刘备还派侍中马良到五溪蛮地区安慰动员，结果五溪蛮积极出兵响应。蜀军自巫峡至夷陵界，树栅连营七百余里，立几十营，凭借高处，据守险要，气势强盛。陆逊见此情形，只得不与蜀军交战，等待时机。由于蜀军在山地布阵，兵力难以展开，而且劳师费时。双方在猇亭对峙将近半年，蜀军弱点逐渐暴露出来。蜀军因为没有机会与吴军决战，粮草物资一天天减少，士气逐渐低落。刘备急于求成，于是改变战略，命水军也全部登陆，进入山林。陆逊见有机可乘，立即下令全线出击，让士兵每人带一把茅草，包围蜀军，一边放火，一边进攻，结果连破蜀军四十余营。蜀军损失惨重，丢掉了四万多人，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也损失殆尽。刘备连夜向西突围，抄小道逃往白帝城（今重庆奉节东）。这次战争即是“猇亭之战”，也称“夷陵之战”。

猇亭战败，刘备悔恨交加，他曾惭愧地说：“我竟败在陆逊手下，难道是天意吗？”加上军旅劳顿，积劳成疾，刘备竟一病不起，留在白帝城。孙权由于害怕曹魏趁机袭击后方，没有攻入蜀境，而是遣使请和。刘备一败涂地，无力再战，只得同意议和。刘备惨败的消息传到成都，诸葛亮大为震惊，叹息说：“如果法孝直（法正）不死，一定会劝阻主上东征。即使东征，也不会导致这样的局面。”

章武三年（223年）四月，刘备病情恶化，死于白帝城永安宫，终年六十三岁。临终前他派人把诸葛亮请到白帝城，托付后事。他恳切地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刘禅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哭着说：“我一定竭尽全力，效忠贞之节，死而后已！”于是刘备对刘禅说：“我死之后，你要把丞相看作父亲一样，和他共同治理蜀汉。”这就是白帝城托孤。刘备又留下遗书，叮嘱刘禅不可懈怠。凡事不能以为是小恶就随便做，也不能以为是小善而不去做。这年五月，刘备的梓宫运回成都，葬在惠陵，谥号昭烈皇帝。

吴蜀重修盟好

刘备建立蜀国以后，占据的地盘大体是今四川及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四川虽然十分富庶，有着“天府之国”的美称，但与曹魏占据的黄河流域相比，却要狭小得多。刘备兵败猇亭不久即因病而死，蜀国元气大伤，而蜀地的人才也十分凋敝，加之后主刘禅才智平庸，时称蜀国“主幼国危”，政权有倾覆的危险。为了应对这种局面，诸葛亮在受刘备托孤辅佐后主之后，着重考虑的是如何使弱小的蜀国迅速恢复元气，以对抗强大的魏国，维持三国之间的均势，进而“恢复汉室”。为此他认真地实行“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进而北伐以成霸业的治国方针。首先第一步就是与吴国恢复结盟关系。猇亭之战后，蜀、吴联盟一度破裂。当时孙吴乘胜之威，封锁长江。又任命南中叛乱夷帅雍闿为永昌太守，同时任命原益州统治者刘璋之子刘阐为益州刺史，以招降纳叛。这种局面的出现，对蜀国十分不利。面对如何完成二弱（吴、蜀）以抗一强（魏）之势，内绝南中叛乱之外援的形势，此时出现了契机。

黄初四年（223年）八月，曹丕见蜀国在猇亭之战中战败，加之刘备新亡，蜀后主刚继帝位不久，民心未定。在大将司马懿的建议下，曹丕“五路下西川”，分兵五路伐蜀。但实际上魏国只派出一路大兵，其他四路都是借用别人的力量。

名家评史

汉末自黄巾叛乱，三国争衡，干戈相寻，性命有如朝露；群雄既自相割据，骨肉且尽成刀俎，加以权奸起伏，倾轧凌夷，先王的礼法不足以防闲，儒家经世主义，已无复支持能力。

——王治心

诸葛亮面对五路大军入川，采取了多方面的应对战略，也分别派出了五路人马来抵御：第一路是由曹真率领的魏军一部，便命令大将赵云领兵固守易守难攻的阳平关；第二路率领魏军的将军是以前蜀国的武将孟达，诸葛亮深知他其实并非真心归顺魏国，正巧他的生死之交还在蜀国当官，便冒充他的字迹修书一封，要孟达行军至半途，推说有病而班师；第三路是羌兵，就由东汉著名大将马援的后代马超领军抵挡，羌人素来很敬重马超，还称他为神威天将军，一看到是他自然领兵撤退；第四路是南蛮兵，首领孟获疑心病很重，便令大将魏延领一支人马，用疑兵之计把南蛮兵吓退回去；最后一路吴国比较棘手，由于两国之前为了荆州而反目，但诸葛亮了解蜀吴猇亭大战时，曹丕曾趁吴国后方空虚，领三路大军偷袭吴国，吴帝孙权应该不会再轻信魏国的协议，一定会先按兵不动，看其余四路军马会否成功，一旦四路都败则吴国不会起兵。为了保险起见，他还特令关兴及张苞两员小将各领三万精兵驻扎在险要地区，以便救应各方。

诸葛亮于223年十月派尚书邓芝出使东吴，说明吴蜀两国唇齿相依的利害关系，希望能与之重修盟好，一同抵抗曹魏。邓芝见到孙权，深入剖析了联蜀抗魏之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权审时度势接受了诸葛亮的建议，抓住时机和蜀汉重修旧好，与魏国彻底断绝了关系，合作七年的魏吴关系从此结束。自此之后，吴蜀双方书信、使者往来不断，聘问不绝，重归于好。这一举措为蜀国争取到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对于孙权按兵不动的做法，曹丕十分愤怒，于是在黄初五年（224年）九月，曹丕亲征孙权。至广陵，看到吴的军营整齐肃穆，禁不住望江兴叹道：“东吴有人才啊！不是那么容易攻取的。”很快就退兵了。黄初六年（225年）十月，曹丕又亲征孙权至广陵，结果天寒水冻无法渡江，于是又只好退兵。

诸葛亮治蜀

诸葛亮成功联吴抗曹后，开始治理内政，发展经济，这也是蜀国在元气大伤之后重新崛起的关键。

为此他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在政治上，诸葛亮针对益州自东汉以来对民不施恩德、刑罚界限不清的弊病，严格实行法治，实行恩威并重的措施。例如马谡、李严、廖立原来皆为诸葛亮所敬重，后马谡违背军令而被斩，李严、廖立皆以罪过被免官。蜀人杨洪、何祗资历虽浅，因有政绩，皆被提拔重用。当时蜀人张裔称赞诸葛亮说：“行赏不遗忘疏远的人，处罚不宽恕亲近的人。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因尊贵而免。”因此在他执政期间，蜀国政治在三国中是最好的。这说明诸葛亮通过法治，的确收到了使政治比较清明，社会风气逐渐好转的效果。

诸葛亮像

《三国演义》中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等都是表现诸葛亮足智多谋的故事。诸葛亮是三国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在他的治理下，蜀国每每能够力克强敌。他为蜀国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后病逝于五丈原。

在经济上，诸葛亮充分利用了益州原有的有利条件，花了大约五年的时间，全力发展农业生产，与民休息，同时大力发展水利事业。诸葛亮还派出一千二百个壮丁对都江堰进行护理，保障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当时的农业产量很高，绵竹、广汉一带的水田，能亩产三斛以上；手工业方面，以盐、铁、织锦业最为发达。益州的许多地方都产井盐，成都甚至各个农户家中就有产井盐的井口，临邛的盐井工人已发明用天然气熬盐，即所谓火井煮盐。蜀设有司金中郎将和司盐校尉，分别负责“典造农战之器”和煮盐；织锦业尤为繁荣，成都是蜀锦的主要产地，所产蜀锦驰名全国，远销吴、魏，是军费的一大来源。直到蜀亡，国库尚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织锦业之盛可见一斑。

七擒孟获

雍闿是汉朝什邡侯雍齿的后代，蜀国的建宁太守。刘备死后他心生叛意，于章武三年（223年）夏，在南中发动叛乱，杀死太守正昂，随孟获一同造反，并且在士燮的引诱下，归附东吴，并将太守张裔送给东吴。当时东吴与蜀还未和好，东吴遂以雍闿为永昌太守，派孟获煽动诸夷叛乱以响应其行动，参与叛乱的还有朱褒、高定二人。最终叛乱被诸葛亮平定，建兴三年（225年）雍闿被高定部将所杀。

南中对于蜀汉来说是命运攸关的，没有稳定的南中，就很难有稳定的蜀汉政权，更谈不上什么北伐中原统一中国了，所以蜀汉对南中是志在必得的。

因为在这场叛乱中南方豪强孟获也有参与，因此诸葛亮于建兴三年（225年）对南中发动平定战争。三月诸葛亮亲自率领蜀军，由成都开始南征。参军马谡为诸葛亮送行数十里路，并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大方针，诸葛亮采纳了此言。他率军从水路由安上到越嶲进入南中，又派马忠进攻牂牁郡，李恢由平夷攻向建宁郡。

李恢军行至昆明，被敌军围攻。当时李恢兵少于敌人一倍，又未得到诸葛亮军消息，便对南人说：“官军粮草将尽，想谋划退还。不过即使我们现在能够撤军，亦不能回到北方。所以想回来与你们等人一起谋反，因此用诚心相告。”南人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围困开始松懈。就在此时，蜀军突然出击，大破敌军。李恢率军南至盘江，东接牂牁郡。而马忠军则顺利的在且兰打败了朱褒，与李恢军会合。

另一方面，诸葛亮军在南行途中，雍闿已被高定部下所杀，大军到达后数战皆胜，斩杀高定。与其他两军声势相接，准备迎战孟获。诸葛亮听到孟获为当地人所信服，便想生擒他。五月大军渡过泸水，与孟获军交战，成功俘虏了孟获。诸葛亮带他到营阵观赏，问他觉得蜀军如何，孟获回答他：“我之前不知你军虚实，所以才会战败。现今蒙赐观看营阵，原来不过如此，如果再战，我们一定能够取胜。”

诸葛亮的心意在北方，又知道南人叛乱问题严重，便用马谡的方针，要使孟获心服口服。于是他将孟获放走再战。这样经过七次擒纵，诸葛亮仍继续放走孟获。孟获及其部众终于对蜀心服口服，不再离去，孟获说：“公（诸葛亮）真是天上的神威，南人不再反叛了。”大军便移军到滇池。蜀军成功平定了南中，至十二月回到成都。

孙吴开发江南

东汉末年，交州刺史朱符被当地人民所杀，州郡陷于混乱。交趾太守士燮趁机向朝廷上表，把自己的几个弟弟任命为各郡的太守。士燮为政宽厚，长于《春秋》之学，北方避难的士人多往依之。士家成为雄踞岭南的一大势力。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以步骘为交州刺史，领武射吏千人，便道入岭南。苍梧太守吴巨不服，被步骘诱杀。步骘威声大震，合兵二万南下，在高要峡口击溃了苍梧人衡毅、钱博的阻击部队。士燮兄弟相率服从，吴始占有岭南地区。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步骘在番禺建筑城郭，并迁州治于此。

吴在岭南建立统治后，该地所出产的明珠、大贝、犀角、象牙、玳瑁、翡翠、战马等珍品，源源不绝地被运到东吴朝廷，这说明吴对岭南的统治是有效的。孙权称吴王后，贬经学大师虞翻于交州，虞翻“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这是继士燮之后又一次在岭南大规模地传播儒学文化。《水经注》卷三六《温水注》称：“（交州）火耨耕艺，法与华同。名白田，种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米不外散，恒为丰国。桑蚕年八熟茧，《三都赋》所谓‘八蚕之绵者’矣。”由此可知，左思《吴都赋》所谓“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指的是吴交州地区。由此可见岭南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东汉时在岭南置交州，下辖7郡56县；吴分交州置广州，两州共辖15郡92县。州郡县的增多，也反映了岭南的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程度。

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孙权在这一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所施行的政策使得江南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日后长江流域经济赶上黄河流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权重视屯田，黄武五年（226年），“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这也可以证明东吴的屯田也和曹魏一样，是普遍用牛耕田的。汉代江南已经使用牛耕，但到了南朝才开始普及。由于东吴推行的屯田很广泛，又重视水利灌溉，普遍利用牛力，对江南经济的开发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名家评史

（长江流域）一向落后的经济，逐渐追上黄河流域的水平。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结合起来，中国封建经济的势力更繁盛了。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出比两汉更强大的唐朝。

——范文澜

发展交通和手工业生产。在吴国的经济方面，水上交通和若干手工业部门的发展也很引人注目。赤乌三年（240年），孙权使左台御史郗俭，凿都城建业西南，自秦淮抵宫苑之内的仓城，以运输粮食，名运渎。赤乌四年（241年），孙权又诏凿东渠，通北堑，以泄玄武湖水，南接秦淮，逶迤十五里，名曰青溪。赤乌（238年—251年）中，孙权又令凿潮沟，引江潮抵青溪，接秦淮水，西通运渎，北连玄武湖。运渎、青溪、潮沟是沟通建业一带的水运线路。赤乌八年（245年），孙权“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勾容中道，自小其（今江苏句容东南）至云阳（今江苏丹阳西南）西城，通会市，作邸阁”。这段水道名破冈渎。破冈渎东南连接云阳至吴、会的水道，西北与运渎接通，这样吴越运船就可直达吴京都仓城。孙权还令“岑昏凿丹徒至云阳”的水道。《南齐书·州郡志》所谓“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就是指孙权时凿通的这条水道。这条水道也就是以后江南运河的前身。

为了水运和作战的需要，孙权十分重视造船业的发展。当时最大的造船基地在建安郡侯官（今福建福州），吴在此设典船都尉，许多罪犯都被罚到这里造船。武昌的官府造船业也很兴盛，当时造的一艘名为“大船”的战舰，能“容兵士三千人”；另一艘名为“长安”的战舰，“船楼装高”，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孙权曾派万人船队北至辽东，南到台湾、海南岛，为航海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孙吴灭亡时，西晋从吴国接收的舟船多达五千余艘。这都说明吴国具有极强的造船能力。

纺织业和冶铸业的发展也较为显著。江南盛产麻布、葛布，华歆北还时，孙权赠以越布、香葛，曹丕也曾遣使向吴求细葛，可见江南所产布、葛的质量居全国上选。江南的丝纺织业原来也很落后，吴时始见起色。诸暨、永安生产的丝因质量优异，被列为贡品，称“御丝”。孙权在后宫设织络厂，起初生产者不满百人，孙皓时已发展到了上千人，这些多来自罪犯的女徒专为统治者生产高级丝织品。吴国最大的冶铸基地设在建业和武昌。建业的石城门外有冶城，后来一直作为东晋南朝的冶铸中心。孙权曾在黄武四年（225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钢越炭作之”，可见武昌有巨大的冶铸作坊。《宋书·百官志》上称：“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吴所置。”这说明孙吴的冶铁业十分普遍，为以后南朝冶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孔明挥泪斩马谡

街亭为汉中咽喉要地，马谡没有听从诸葛亮之前的部署，结果兵败丢失了街亭。诸葛亮又气又悔，挥泪斩杀了马谡。

孙权还致力于海外交通。吴多江湖，东南又沿海，为适应水战和江海交通贸易，造船业较为发达。建安郡侯官是孙吴造船业的中心。选自闽、粤的航海水手经常驾海船北航辽东，南通南海。黄武五年（226年），大秦商人从海道经交趾来到建业（今江苏南京），谒见孙权，谈及大秦的风土民俗。为了加强同南海诸国的联系，黄武五年（226年）孙权遣使朱应、康泰到扶南（今柬埔寨）。他们的访问范围包括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据说他们经历和传闻的国家有一百几十个，在扶南遇到中天竺的使臣陈宋，“具问天竺土俗”。回国之后，朱应写下了《扶南异物志》一卷，康泰著《吴时外国传》，记述了他们出使扶南等国的见闻。

诸葛亮北伐

诸葛亮恢复与孙吴的联盟、平定南中后，就准备北伐曹魏。这是因为蜀国在当时的三国中是最为弱小的，只有以攻为守，才能图存。

第一次北伐在蜀汉建兴六年（228年）春，他令赵云等作疑兵，摆出由斜谷（今陕西眉县南）攻郿城（今陕西眉县北）的态势，以吸引魏军，自己则率领主力向祁山（今甘肃西和祁山堡）方向进攻。于是陇右的天水、南安、安定等郡相继叛魏降蜀，又收服了姜维，一时关中大震。后来在军事要地街亭的防守中，诸葛亮没有使用宿将赵云以及魏延，而是使用了虽然智谋过人，与诸葛亮多次英雄所见略同，但缺少临阵经验的马谡。派马谡带领五万多人马做先锋，到军事重镇街亭去抵御魏军。魏国的大将军曹真派张郃为先锋，带领五万人来应敌。结果马谡只知死搬兵书教条，违背了诸葛亮的部署，不听从部下王平的正确建议，把军队安排在街亭沿线的山坡上，结果被魏国大将张郃包围在山上，断了水道，蜀军不战自乱，丢失了街亭。赵云等出兵也不利，诸葛亮只得退回汉中。不久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又叛汉附魏。

历史文献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诸葛亮《出师表》

战后诸葛亮为了申明法度，挥泪斩杀了马谡，并且自贬三级，行丞相事。此战的后果十分严重，不但使蜀国损失了智谋之士，更重要的是，魏国在原本防守空虚的西线部署了很多的兵力，使蜀汉从此失去了奇袭魏国的机会，使诸葛亮伐魏之战再也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第二次北伐是在同年冬，诸葛亮乘陆逊在石亭打败曹休之机，出散关，包围了陈仓（今陕西宝鸡西南）。攻打了二十多天未破，魏的援军赶到，他不得已又退回汉中。魏将王双来追，被斩杀。

第三次北伐是在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进攻武都（今甘肃成县）、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打败了魏国的援军，攻占了这两郡，留兵据守，自己率部回师。次年魏军进攻汉中，诸葛亮加强防守，又增调援军，再加上连续大雨，子午谷、斜谷等道路不通，魏军撤退。

第四次北伐是在建兴九年（231年）二月，诸葛亮率领大军攻打祁山，开始以木牛流马运送军粮。当时曹真病重，魏军统帅司马懿迎击，诸葛亮割麦于上邽（今甘肃天水境内），准备决战。司马懿追诸葛亮至卤城（今甘肃天水境内），他知蜀军远来，军粮不多，凭险坚守，拒不出战。当时有“畏蜀如畏虎”之讥。五月司马懿与诸葛亮交兵，魏延等将斩获敌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诸葛亮想用退兵的办法引诱敌人，但司马懿追赶很谨慎，蜀军一停，他就扎营拒守。六月李严因运粮不济假传刘禅要求退兵的圣旨，加上蜀军粮草将尽，诸葛亮只得班师，魏将张郃追诸葛亮退兵至木门，中箭身亡。

正史史料

（诸葛）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

——《三国志·蜀书·诸曹亮传》

第五次北伐是在建兴十二年（234年）春，诸葛亮率领十万大军出斜谷口，到达郿县，在渭水南岸五丈原扎营。此次战役开始后，司马懿屯军于渭水之北。得知诸葛亮出斜谷，他判断蜀军将夺取渭南，于是在渭水南岸背水设防，阻断了蜀军东下之路。司马懿对众将说：“亮若出武功，依山而东，诚为可忧。若西上五丈原，诸将无事矣。”不久诸葛亮大军果然进占了五丈原，魏军将士都很高兴。司马懿原先对诸葛亮的战略意图认识不足，错误地认为诸葛亮兵出斜谷后，就应该去占领武功（治今陕西武功西），然后向东迫近长安，而进驻五丈原就不能构成对魏国的威胁。但扬武将军郭淮则认为诸葛亮此举有更为远大的战略企图，其目的在于占领五丈原以西的陈仓、祁山、天水等地，推进其作战基地。为此郭淮判断诸葛亮必争北原。于是在征得司马懿同意后，他率军预先抢占了北原。当诸葛亮派重兵渡河去抢占积石原时，由于郭淮事先作了严密的防备，蜀军只好退回渭南。司马懿在分兵令郭淮抢占积石原的同时，率大军扎营于马冢山，隔武功水（今陕西岐山南的石头河）与五丈原的蜀军对垒，筑营阻拦，却不与蜀军作战。他料知蜀军远来，粮草运输困难，想把蜀军拖垮。诸葛亮也有准备，在渭水分兵屯田，作长期战争的打算。诸葛亮在这次出兵前曾与孙权约定同时攻魏，五月吴军十万攻魏，不胜后撤回江东，所以蜀军只得与魏军独自周旋。八月间诸葛亮积劳成疾，病情日益严重，不久就与世长辞。死后姜维等遵照他的遗嘱，秘不发丧，整军退入斜谷。

诸葛亮的五次北伐虽然竭尽了蜀汉的全部兵力，但仍然未能给魏国造成重大的打击和损害，也就未能实现诸葛亮的战略意图。“出师未捷身先卒，长使英雄泪满襟”，可惜诸葛亮壮志未酬，只能满怀着一腔遗恨而离世。

卫温、诸葛直浮海至夷洲

孙权得知魏文帝曹丕去世后，于黄初七年（226年）八月出兵攻魏。命吴左将军诸葛瑾部兵分两路进攻襄阳（今湖北襄阳），他亲自率军进攻江夏郡（今湖北云梦西南）。孙权一路为魏军所败，遂撤兵而走。而诸葛瑾则被司马懿击败，吴将张霸被杀，被斩首千余级。

黄初八年（227年），吴国鄱阳（今江西波阳）太守周鲂用诈降诱敌之计致书魏国扬州牧曹休，表示愿意叛吴归魏，请求曹休派兵接应。曹休中计，率军十万向皖（今安徽潜山），与另外两路魏军同时深入吴地。孙权率军进驻皖口（今安徽怀宁皖水入江处），派陆逊等率兵三万，迎击曹休于石亭（今安徽舒城）。陆逊等三路吴军同时向曹休军冲杀、追击，斩俘魏军一万余人。这就是石亭大战。这样孙权于229年称帝。

黄龙二年（230年）春天，魏国征东将军满宠筑合肥新城（在今合肥市西北）。孙权曾多次进攻包围合肥，但是都无功而返。魏在合肥筑造新城，加强淮南的守备，东吴要想在淮南与魏争夺就更困难了。并且魏国在西边襄、樊又一直屯聚重兵防守，而突破不了这道条线，吴国的北面疆域就无从扩大。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东吴的水军优势，再建造一些大船，进一步向南边海外发展。

三国时代，民间传说夷洲、亶洲就是徐福的童男童女繁衍居住的地方，所以孙权决定派兵收取夷洲和亶洲，顺便收取靠近交州的琼崖，这样吴的领土就延伸到了海中。

吴黄龙二年（230年）正月，吴大帝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万余人的船队赴夷洲（今台湾岛），卫温率船队从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启程，在夷洲的南部登陆，征服了岛上的部落之后与之和平相处。当时夷洲生活的土著居民高山族还处在氏族公社阶段，过着原始社会生活，他们分成许多部落。男子承担上山狩猎、下海捕鱼、保卫部落、守护财产的职责；妇女、儿童主要是在部落的管辖范围内采集树种、野果、植物根茎，为全体部落成员准备饭食、烤肉，大家平分食物。

部落首领是酋长，氏族内部完全平等，大家住的都是石房子，在房子周围围上一圈木栅栏。酋长房中唯一特别的就是摆着许多人头骨，因为按照当地风俗，室内陈列的人头骨越多，表示杀死的敌人越多，本领也越大。在氏族部落中，没有法律，只按习惯来处理问题。有事大家召开部落会议共同商议。卫温等人开始在夷洲住了下来，帮助高山族人耕种，并教给他们农业生产技术和铸造技术。但是由于水土不服，许多吴军士兵生了病。由于当地的医疗水平比较落后，吴军所携带的药物也使用完了，病死的人越来越多，一万士兵最后只剩下十之一二。卫温和诸葛直商量后做出决定，俘虏当地一两千人，返回大陆。

卫温、诸葛直回来以后，孙权认为二人是无功而返，很是生气。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之罪，入狱被杀。

司马懿智取公孙渊

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七月，辽东太守公孙渊反叛。他联合鲜卑侵扰北方，并自立为燕王。次年（238年）正月，魏明帝把司马懿从长安召回洛阳，派他率军四万讨伐公孙渊。

公孙渊派士兵赶到辽隧（今辽宁鞍山西），构筑了长壕坚守，与远道至辽东（今辽宁大凌河以东地区）而来的司马懿军相对峙。见敌人拒不迎战，司马懿手下将领们沉不住气了，请求司马懿发起攻击。司马懿却说：“敌人坚壁不出，是想把我军长期阻滞在这里，使我军焦躁疲惫。现在我们如果进攻，那就正好中了敌人的计谋。敌人的主力都在这里，那么他们的大营襄平此时一定空虚。我们要直取襄平，出其不意地打败他们。”

司马懿将计划定好之后，在外面插出许多旗帜，假装进攻敌人阵地南部。等公孙渊把全部精锐部队都调到南部准备迎战时，司马懿乘机从敌人阵地北部偷渡辽河，向襄平进发。当魏军到达首山（今辽宁辽阳西南）时，公孙渊派卑衍等阻击，结果被打得大败。魏军乘机包围了襄平。

时值七月，连日大雨，辽河水猛涨，平地水深数尺。很多将领请求移营别处，司马懿传下军令：“敢言移营者斩！”并真的斩杀了不服从军令的军士，全军这才安定了下来。这时叛军趁发大水的机会出城打柴放牧，诸将想袭击他们，司马懿也坚决不同意。司马懿平定孟达反叛时，曾经日夜不息地前进，只用了十五天的时间就攻克坚城，杀掉了孟达。而这次同样是长途奔袭，却不慌不忙，诸将都迷惑不解。司马懿说：“平孟达时敌人兵少而粮食够吃一年，我们的部队人数是孟达的四倍，粮食却不够吃一个月。只有速战速决才能在那种情况下取胜。再说用四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使我们具有了极大优势。那时我们之所以不惜牺牲，就是为了同敌人的粮食优势进行竞争啊！而现在的形势正好相反，敌众我寡，敌饥我饱，进攻的条件不具备，急着进攻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不担心敌人进攻，只担心敌人逃跑。现在敌人的粮食将尽，而我军尚未合围。如果我们掠夺他们的牛马、柴草，就是故意驱使敌人逃跑。用兵打仗应该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采取灵活的策略。敌人依仗人多势众和大雨连绵，所以虽然饥困难耐，仍然不肯束手就擒，我们应该装出无能为力的样子稳住他们。如果因为贪图小利而把敌人惊走，那可不是好的计谋。”

司马懿的一席话不仅使大家感到佩服，也使将士安下心来。

这样双方在雨中相持三十多天。不久雨过天晴，司马懿马上命令魏军日夜攻城。强弓劲弩，箭如雨下，公孙渊的守城部队伤亡惨重。而且城中粮食已尽，公孙渊求降不成，率残部弃城突围。司马懿发兵追击，在梁水（今辽宁太子河上游）斩杀了公孙渊父子，平定了辽东地区。

用兵之道，有“急”有“缓”，司马懿可算是深谙此道。当时公孙渊虽然在兵力上多于魏军，但粮食缺乏；魏军虽然粮草充足，但攻城准备却不充分。加上天降大雨，天气也不利于攻城。司马懿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急于进攻，就会迫使敌人凭借优势兵力做困兽之斗或突围逃跑。相反如若拖延一段时间，公孙渊缺粮的问题将日益严重，必然引起军心涣散。那时再攻城，可一举而下。于是他定下缓兵之计，果然大获全胜。

职贡图之倭国使臣

中国三国时期与日本的邪马台国交往颇多，两国已经互通使臣。此图是萧绎所绘制的《职贡图》中的倭国使臣。

日本卑弥呼女王遣使来魏

2世纪末左右，日本民间出现一位叫卑弥呼的女子。当时日本最大的国家邪马台国大乱，三十多个部落属国互相残杀，争斗不止，无人能统一全国。卑弥呼虽然年纪不大，却极其聪慧，常年从事鬼神之道，倭国人都相信她能呼风唤雨。很快卑弥呼就拥有了宗教权威，各部落首领协商决定推举她为女王。凭借原始宗教的号召力，卑弥呼顺理成章地成了女王。此时的邪马台，正是日本的最初雏形。

当上女王后，卑弥呼住在深宫，绝少露面，也很少接见官员。国事都由其弟弟处理，负责传达女王命令，卑弥呼一直保持着极其神秘的色彩。但南邻狗奴国男王听说邪马台国君是个女子，就想吞并邪马台。卑弥呼从一些到过中国的商人、渔民口中，了解到中国的强大和繁盛。为了避免亡国，她打算结交中国魏朝来巩固邪马台国的政权。三国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邪马台倭国女王卑弥呼派遣使者难升米和都市牛利横渡大海来到洛阳。使者带着牲口、精米、丝织品和金银，表示愿意臣服于魏国，希望魏国能和邪马台女王永世交好。魏明帝欣然答应，授予卑弥呼女王“亲魏倭王”的称号和金印，并赏赐给使者大量丝绸布匹、宝器珍玩，令其带回倭国献给女王。日本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逐渐频繁。从此时到正始九年（248年）的十年间，两国使者往返就有六次之多。

日本列岛的人从来没有见过来自中国的宝物，觉得卑弥呼竟然能和中国拉上关系，还获得了如此罕见的宝物，实属难能可贵。狗奴国的男王听说此事也大为吃惊，出于对中国的敬畏，立刻打消了吞并邪马台的念头。一年后魏朝派遣使臣带着魏帝的信函、金印、礼品前往邪马台国，会见卑弥呼女王。卑弥呼回信给魏帝以示感激。当时日本还没有正式文字，女王贺信都是由专人用汉语记录。之后卑弥呼女王又多次遣使向魏国进贡，两国关系十分密切。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有关日本和中国交好的记录。

卑弥呼以其鬼神之道和卓越的政治才能，统治邪马台国七十余年，在九十多岁高龄时去世。她死后国人十分悲痛。由于女王终身未嫁，没有后代，王位由她的宗室女壹于继承。壹于也略懂鬼道，邪马台国人希望她继承卑弥呼的神秘色彩。壹于继续结交中国朝廷，以鬼道治国。在她死后，一位男主成了国君。中国史书上未见此男主结交后来的晋朝的记载，也没说他会不会鬼道，但卑弥呼女王时代的太平之世一去不复返了。

毌丘俭东征高句丽

公孙渊镇守辽东时，高句丽在外交上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与公孙氏为敌并且分别与吴、魏建立了关系。太和七年（233年），东吴曾派遣使者出使辽东公孙渊，后来公孙渊反目，杀死了东吴的使者。使者团中有几个人逃亡到高句丽，假称奉孙权之命而来。从此高句丽与东吴的关系非常密切，东吴还赐予高句丽东川王“单于”的称号。但曹魏当时为了避免高句丽与东吴结盟而对自己不利，便频频派人出使高句丽，恩威并施，欲使其与东吴断交。后来高句丽迫于魏国的压力只得与东吴绝交，斩杀了吴国的使者并送其首级于幽州。公孙氏败亡后，辽东诸郡都并入了魏国。当时魏正忙于与吴、蜀的战争，内部司马氏与曹氏又在争斗，无暇顾及。于是高句丽东川王趁机开始频频侵扰魏地，高句丽大臣沛者得来绝食死谏，劝国王不要与魏国为敌，以免招来亡国之祸，可是东川王却根本听不进去。他攻打辽东几个小城，虽然暂时获得了胜利，但也招来了魏国的报复。

面对高句丽的袭扰，魏国当然不会坐视不理。正始五年（244年），魏国内部争斗稍缓，就派毌丘俭东征，报高句丽侵扰之仇。毌丘俭率领魏军步骑万人东出玄菟郡，向高句丽进发。高句丽的东川王亲率士兵两万到沸流水迎战。两军对阵，以死相搏，魏军以方阵迎敌。东川王被打得大败，魏军斩首数千级。

东川王只得狼狈逃回丸都城，率少数残军在坚固的丸都城据守。毌丘俭围城后，采用避实就虚的方法，利用山城西北面山体陡峭，上面的守兵不多的形势，从正面佯攻，却在西北偷袭的战法，让士兵带着兵器长绳，偷偷地顺着山崖爬上去，杀死上面的守兵，“束马悬车”，攻破了丸都山城。据《三国志》所载，魏兵“屠丸都”，采取了烧光杀光的策略，唯独对当初劝说国王不要侵犯魏国的沛者得来一家网开一面，“俭令诸军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

245年，毌丘俭再次征讨高句丽，东川逃王奔买沟（今朝鲜咸北会宁）。毌丘俭派玄菟太守王颀紧追东川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记功而还。东川王在逃亡中抑郁而死。毌丘俭东征，是中原王朝对东北地区有史以来最远的一次征讨，魏国势力远至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原属高句丽统辖的朝鲜半岛岭东秽貊地区，也归入了乐浪、带方二郡。魏军两次征讨，每次均俘获高句丽人口数千，将他们迁入内地。高句丽几遭灭顶之灾，侥幸苟延残喘了下来。以后四十余年间，高句丽都不敢再侵扰辽东地区，并频频向魏、晋纳表称臣，双方长期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

蒋琬、费祎治蜀

蜀建兴十二年（234年），相国诸葛亮在北伐途中病逝于五丈原，蜀国还没有决定由谁来继任诸葛亮的职位，就发生了其部下杨仪与魏延争夺权力内斗的事件。

魏延曾经跟随刘备攻取益州、汉中，屡立战功，被刘备提拔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诸葛亮北伐时，曾令魏延自领一军，大破魏国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这证明魏延确实是很善于用兵的。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仍以魏延为先锋，在诸葛亮大营前十里驻扎。魏延既勇猛，又善于抚养士卒，但是他性情高傲，其他同僚都对他很忍让，只有丞相长史杨仪对他不肯谦让包容，魏延因此对杨仪十分不满，后来竟持刀威胁杨仪，逼得杨仪“泣涕横集”。杨仪也是一个颇有才干的人，善于筹算粮饷，办事敏捷精细，但却秉性狭傲，不能容人。诸葛亮对他们两个人都颇为器重。

历史细读

军师官名。《通典·职官》中认为是监军之职，掌监察军务，也参谋军政。始见于东汉，隗嚣曾聘平陵人方望为军师，袁绍也曾请卢损为军师。魏曹操以荀攸为军师，“军国选举及刑狱法制皆使决焉”。蜀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晋避司马师讳改为军司，也用以量节军务所宜，内中尤以太尉军司最为重要。南朝宋齐、以后，此官遂废。

杨仪、魏延不和这件事情，几乎是尽人皆知。诸葛亮也预料到自己死后二人矛盾必定激化，他认为自己死后将没有人能够节制魏延，于是暗地里特地同杨仪、费祎、姜维等商定身后退军之事，“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诸葛亮死后，杨仪等准备按照诸葛亮生前的部署，诸营相次退军。魏延听说后大为恼怒，不想就此退兵，于是趁杨仪等尚未动身之时，自己率军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同时魏延、杨仪都上表指控对方叛逆。魏延行至南谷口，返身与杨仪等军交战。王平在前抵御魏延，怒叱他说：“丞相刚死，尸骨未寒，你就做出这样天理不容之事！”魏延的士兵都知道罪在魏延，因此不肯为他卖命，都四散而逃了。魏延独自携子数人向汉中逃亡，被马岱追上斩首。结果杨仪竟“夷延三族”。

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魏延虽然很能打仗，但为人太过于骄横；杨仪虽然很有才干，但心胸太过于狭隘。因此这二人都没有担当辅政大臣的条件。于是这份大任落在了蒋琬和费祎的身上。蒋琬，字公琰，零陵郡湘乡（今属湖南）人。诸葛亮辅政之后，启用蒋琬，诸葛亮数次北伐，蒋琬在后方筹备粮草物资，使大军无后顾之忧。因此诸葛亮常常说他忠义有雅量，可以托付大业。诸葛亮曾秘密给后主刘禅上表说如果自己去世，应当由蒋琬来接替他的职位。后来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新丧主帅，远近危竦，蒋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延熙二年（239年）蒋琬进位为大司马。他在位期间待人宽厚，公私分明，不以个人好恶任用人，其忠厚宽容也受到了人们的称道。蒋琬以姜维为凉州刺史，图谋袭取凉州。又因涪（今四川绵阳）水陆四通，若东北有急，从涪可以奔往接应。蒋琬自汉中还驻涪。但蒋琬素有疾病缠身，至延熙九年（246年），病势转剧去世。

与蒋琬同时主持蜀国政事的是费祎。费祎，字文伟。刘备称帝后，费祎作为太子舍人，迁庶子。后主刘禅即位后，费祎又担任黄门侍郎。诸葛亮很早就认为他是个可造就之材。一次南征回来，群僚到数十里外迎接，年龄职位大多在费祎之上，而诸葛亮特意命他与自己同车而归。因此众人对费祎无不另眼相看。

一次诸葛亮以费祎为昭信校尉，出使吴国。孙权一向喜欢戏谑使臣，吴国大臣诸葛恪等又博学善辩，在交谈中处处刁难费祎，费祎却辞顺理正，最终也没有屈服。因此孙权对他颇为器重，说：“君天下淑德，必当股肱汉朝，恐不能数来也。”因为费祎奉使称旨，所以多次出使吴国。建兴八年（230年），费祎由参军转为中护军，后又为司马。当时正是魏延与杨仪相互憎恶争斗之时，费祎常对诸葛亮建议应分别对待二人，使得魏延、杨仪各尽其用，这也是费祎居中调解的功劳。蒋琬向来体弱多病，于是令费祎代为尚书令。延熙六年（243年），晋升其为大将军。

三国蜀延熙七年（244年）春，曹爽发兵十万伐蜀，与征西将军夏侯玄自骆口（今陕西周至西南）进攻蜀汉中。当时汉中蜀军不足，诸将都十分恐慌，想守城不出战。负责汉中军务的蜀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王平力排众议，命护军刘敏率部进占兴势（今陕西洋县北），多设旗帜，虚张声势，自率一部兵力为后援。闰三月，费祎以大将军的身份从成都督军来援助。魏军被阻于兴势，后方军粮供应不上，牛马骡驴大量死亡，蜀涪县援军及费袆援军亦相继到达。曹爽被迫率大军撤退。费祎率军进据三岭（今陕西终南山的沈岭、衙岭、分水岭）截击，魏军苦战，始得退回，失散、伤亡甚重。

费祎与蒋琬在蜀国主政的时间大致相仿，从蒋琬到费祎，虽然他们经常不在成都，但军国大事、庆赏刑罚，都需经过他们的同意，然后才能颁布施行，权限很大。费祎“宽济而博爱”，能得众心，是其优点，但疏于防范，也是其缺点。延熙十六年（253年）末，费祎与臣僚下属举行大会，饮宴之间，魏国降将郭循趁费祎欢饮沉醉之时，以刀刺杀费祎。治蜀的又一能臣就这样死于非命。费祎向来谦虚朴素，家不积财，儿子皆布衣素食，出入不用车骑，和平常人没有什么不同。费祎的治国才能较之蒋琬还是要略逊一筹，虽然在他们主执期间蜀国还算平稳，但他们过世后，蜀国就没有什么能够维持社稷的良材了。

统一的趋势

姜维屡次北伐

姜维，字伯约，天水冀（今甘肃甘谷东）人。少孤，与母居，喜好儒学大师郑玄的学说。原为曹魏天水郡的中郎将。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出军祁山，姜维投降了诸葛亮。当时姜维二十七岁，被封为当阳亭侯。诸葛亮对姜维极为器重，并准备把他培养成栋梁大材。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卒，姜维统诸军，被封为平襄侯。延熙元年（238年），姜维随大将军蒋琬驻扎汉中。延熙六年（243年），姜维升任镇西大将军，兼任凉州刺史。他曾恩威并用，多次平定了周边各族的反叛。

姜维继承诸葛亮的军事政策，一直主张对外用兵。延熙十二年（249年）秋，姜维督军进攻雍州，驻军在洮城。魏将郭淮与刺史陈泰统兵抵御。而此时南安太守邓艾进围曲城，切断了交通及水源，使曲城蜀军困窘不堪。姜维领兵救援，到了牛头山（今甘肃洮河南岸），被陈泰大军阻拦。郭淮则率军进逼洮水，企图切断姜维的退路。姜维不得已迅速撤回。这时邓艾已经抢占了洮城，姜维遂撤军退走。在这场战争中，魏军料敌准确，处处占得先机，使蜀军一无所获。

蒋琬死后，姜维屡求对外用兵，而处事持重的费祎常常加以节制，每次给他的兵力都不过万人。因此在费祎死前，姜维未能发动大规模北伐曹魏的战争。费祎死后，姜维行动有了较大的自由，常出动数万之众北伐。不久出陇西，破魏将徐质，乘胜拔河关、狄道、临洮三县。

延熙十八年（255年）七月，姜维乘魏大将军司马师病亡之机，出兵数万人攻打魏国的狄道。魏征西将军陈泰命雍州刺史王经率所部进驻狄道，待他率主力自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到达后，再钳击蜀军。但是王经不等陈泰军到达就擅自进攻蜀军，结果伤亡惨重，率领残部万人还保狄道。姜维乘胜包围了狄道城。司马昭命邓艾出任安西将军，与陈泰并力抗击蜀军，并遣太尉司马孚为后援。陈泰与邓艾军会合后，避开蜀军，出其不意地绕过高城岭（今甘肃渭源西北），进至狄道东南山上，燃火击鼓与城内联络，守军见援军到了，士气大振。姜维督军沿山进攻，被魏军击退。

姜维

诸葛亮去世后，姜维继续率领军队北伐曹魏。

256年，姜维伐魏受挫，退守钟提（今甘肃临洮南）。邓艾判断姜维还会伺机进犯，于是加紧备战。姜维先出兵祁山（今甘肃东南部山地），闻邓艾有备，改从董亭（今甘肃武山南）攻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南）。邓艾军抢占了武城山（今甘肃武山西南），然后据险拒守。姜维见地利已失，强攻难克，于是趁夜渡渭水东进，沿山进取上邦。两军战于段谷（今甘肃天水西南），结果蜀军交战不利，死伤甚众。姜维败归，自请贬为后将军。

姜维的这几次伐魏战争都是无功而返，劳民伤财，对蜀汉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这也是蜀国灭亡的原因之一。

吴魏交恶

魏蜀之间战事不断，吴国也在边界上不时与魏国交锋。吴建兴元年（252年）十月，诸葛恪于东兴征集人力，重建以前未完成的大堤，连结左右两山，并在其间筑城两座，各留千人防备魏军，自己则率兵返回建业。魏认为吴军侵入其疆土，耻于受侮，因此十二月魏王曹芳分兵三路攻吴。吴将丁奉自率三千人疾速突进，下山后改乘舟楫，顺风直下，仅两日即至东兴，占据徐塘（即濡须坞，在今安徽含山西南）。当时天降大雪，魏将胡遵等人正在聚会饮酒，毫无戒备。首先赶到的丁奉见魏军前部兵少，便令众军脱去衣甲，丢弃长枪大戟，只携带头盔和短刀盾牌，率部轻装突袭魏军前部营垒，吕据等部也相继赶到。魏兵远远看见，指点大笑，不加防备。谁料吴兵登上堤岸，擂鼓呐喊，奋勇向前。魏军惊恐溃逃，争渡浮桥，因超载桥断，落水及自相践踏而死者达数万人，魏军前部督韩综、乐安太守桓嘉先后溺死。毌丘俭、王昶等以东兴兵败，皆烧营退走。吴军终获大胜，缴获了大批军需物资。吴主进封诸葛恪为阳都侯，加封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并赐金一百斤，马二百匹，绢布各万匹。

东兴之战获胜后，诸葛恪便有了轻敌之心，越来越独断专行。

吴建兴二年（253年），诸葛恪又要出兵伐魏。大臣们都认为国力不支，军士疲惫，一致劝阻，但诸葛恪不听。同年三月，诸葛恪不顾众人反对，征发二十万人伐魏。吴地百姓骚动，诸葛恪开始失去民心。诸葛恪于五月回军包围了新城。魏牙门将张特率三千人拒守新城，苦战月余，吴军士卒病亡战死者过半，但仍然未能攻克新城。诸葛恪督师强攻，城池将陷。于是张特行缓兵之计，向吴军伪降，乘夜修补城防工事，继续死守。吴军士卒疲劳，加上天热和饮水等问题，士卒们患腹泻、脚气病的已经达半数以上，死伤随处可见。各营军官所报病人数目越来越多。诸葛恪认为军官们在说假话，扬言要把他们杀掉，于是谁也不敢再去汇报。诸葛恪为了掩饰自己的过失，更加独断专权。魏国知道吴军已疲病不堪，于是命司马孚、毌丘俭趁势率军急进，合击吴军。诸葛恪被迫撤退后率军在江渚驻扎了一个月，后又想到浔阳去屯垦。直等朝廷屡次召他回去，他才领兵返回。从此百姓对诸葛恪大为失望，怨恨的情绪渐增。

同年八月，诸葛恪回到建业检点名录，把自己出征后选曹奏准任命的各级官员，一律罢免，重新选任。此后诸葛恪的统治愈加严苛，动不动就对他人横加责备，觐见他的人，个个屏息敛气。他还改换宿卫人员，用他亲近的人来担任，并命令部队整装待发，想进攻青州、徐州。

当时孙峻想与诸葛恪争权，便利用诸葛恪为万民所怨、众口所嫌的机会，说他想制造叛乱。同年十月，孙峻和吴主孙亮定下计策，置酒请诸葛恪赴宴。孙峻在宴席上趁机杀掉了诸葛恪。

诸葛恪的儿子诸葛建，当时任步兵校尉，听说诸葛恪被杀，车载其母而逃。孙峻派人于白都追杀了他的另一个儿子诸葛竦。诸葛建欲北投魏国，逃奔了数千里后，被追兵所获。诸葛恪被夷灭三族。

东吴的王位之争

孙权的长子、次子皆早亡，于是立三子孙和为太子。然而孙权宠爱孙和的弟弟孙霸，并且封孙霸为鲁王，制造了兄弟不和的气氛。两人同为王夫人所生，享受一样的政治待遇，宫室、礼秩未分。后来孙权干脆命他们各立门户，由此的地位而大臣中也形成了两派。比较正派的大臣如陆逊等维护太子的地位而公主孙鲁班（孙权宠姬步夫人长女，嫁给大臣全琮）、全琮家族想依靠鲁王捞取政治上的好处，所以拥戴鲁王而诋毁太子，因此在朝中形成了两个权力中心。陆逊、太子太傅吾粲、顾谭等都上书请求孙权削弱孙霸的权力，但孙权却一意孤行，不听劝谏，最后吾粲被孙霸及其党羽反咬一口，惨遭诬陷，死于狱中，顾谭及其弟顾承被流放到了交州，而陆逊被活活气死。陆逊死后，其子陆抗葬父，并还都谢恩。孙权拿出杨竺告发陆逊的20条罪状，陆抗逐一对答，为父亲辩白，孙权才有所觉悟。因此孙权才觉得孙霸一党所言之情不实。而潘夫人与全公主沆瀣一气，一同谮毁太子孙和。

于是孙权就问计于侍中孙峻，而孙峻却是孙权第七子孙亮阵营的。全公主与孙峻又一起诋毁太子，于是年已昏耄的孙权于赤乌十三年（250年），废太子孙和，流放到丹阳故鄣。反对孙权废太子的陈正、陈象遭到族诛，朱据、屈晃各被杖一百。同时孙权又赐死了鲁王孙霸，鲁王的党羽杨竺、全寄、吴安、孙奇等也被诛杀。于是孙权立第七子年仅十岁的孙亮为太子。孙亮,字子明,又称废帝。少年聪明，即位时由诸葛恪、滕胤、吕岱等人辅政。孙权还学汉武帝立幼先杀母的做法，让宫人将孙亮的生母潘夫人缢杀。至此王位之争才告一段落。孙亮虽然聪明，但毕竟年幼，这也是吴国后来出现内乱的缘故。

正史史料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荧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东。八月，丹阳、句容及故鄣、宁国诸山崩，鸿水溢。诏原通责，给贷种食。废太子和，处故鄣。鲁王霸赐死。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曹魏大权旁落

曹丕本人文采出众，落笔成章，也实行了一些利国利民政策。比如在他刚继承曹操爵位的时候，下令说：“关卡渡口是用来通商旅的，池塘林苑是用来抵御灾荒的。在这些地方设立禁令，课以重税，不符合便民的原则。因此要解除池苑的禁令，减轻关卡渡口的税率，全部恢复为什一税率。”另外针对汉末的历史教训，曹丕还警惕防范后宫和外戚专权。

黄初七年（226年），曹丕病逝，太子曹叡即位，是为魏明帝，改年号为“太和”，司马懿、曹真、陈群、曹休四人为顾命大臣。曹叡脾气禀性与曹丕相似，也做了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比如曹叡常说：“刑狱攸关天下性命。”每次朝廷断大狱，曹叡经常亲临旁听。曹叡把对蜀汉作战的军事大权委托给了司马懿。诸葛亮最后一次驻屯渭南与司马懿相持，司马懿以持久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诸葛亮死在阵中。司马懿因为对蜀汉战争的胜利逐渐掌握了军政实权，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

但是曹叡后期滥用民力，大兴土木，追求享受。他在洛阳大修宫殿，建造了昭阳、太极等巍峨壮观的宫室。曹叡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误农时，重徭役。杨阜、高堂隆等大臣纷纷多次向曹叡进谏。曹叡对付劝谏者自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耐心听完，优待进谏的人，但仍然是我行我素，丝毫不改。就在曹叡造土山，种香草的时候，已经是三朝老臣的司马懿因为长年领兵在外，成为了帝国的军事支柱。整个曹魏时期虽然没有出现宦官和外戚干政的情况，却出现了大臣专权的危险。

239年，魏明帝曹叡驾崩，时年36岁。曹叡原来有三个儿子，即曹囧曹穆和曹殷，但遗憾的是这三个亲生儿子都是早早地夭折了。到239年为止，曹叡的亲兄弟们，曹丕的其他儿子全部都已经死了。此时曹叡既没有亲儿子来即位，也没有亲兄弟来即位，于是就由养子齐王曹芳来继位。曹芳的身世十分神秘，据《魏氏春秋》记载，曹芳是曹楷的儿子，而曹楷是曹操和卞夫人所生的孩子曹彰之子，也就是说曹芳是曹操的曾孙。曹叡因为没有儿子，就收养了曹芳当自己的儿子。235年，封曹芳为齐王。曹叡病重，便立曹芳为太子。曹叡病死后，曹芳便继承了帝位。魏明帝去世时，齐王曹芳年仅八岁，曹叡遗命司马懿为太尉，与宗室大臣曹爽共同辅政。齐王即位，司马懿任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和曹爽各统精兵三千人，共执朝政。司马懿与曹爽的派系之争也就此展开。不过无论是在军事、智谋还是实力上，曹爽都不是司马懿的对手。

芳林营建

“芳林营建”就是说魏明帝曹叡在位时大修宫室、园林，耗费民力。曹叡之后，司马氏的权力进一步膨胀，开始逐渐地控制了朝政大权。

正始二年（241年）四月，孙权分兵四路攻魏，司马懿自请出兵征讨。朝臣们认为，敌兵远来攻坚，当待其自破。而司马懿则认为边界受到敌人的侵袭而坐以待毙，不坚定抗敌，这样做对社稷不利。于是六月司马懿统军增援，他知道南方暑热低湿，不宜长久驻军在此，于是先派轻骑挑战，吴将朱然不敢迎战。司马懿于是检选精锐，摆出攻城的架势。吴军连夜撤退。在三州口（荆、豫、扬三州之接合处），为魏军追及，吴军被歼万余人。而进攻六安、柤中的吴军亦无功而还。七月增司马懿食郾、临颍，前后共四县，食邑万户，子弟十一人皆为列侯。

此前吴国派诸葛恪屯驻宛城，镇守边界的将领深以为苦。司马懿在正始四年（243年）九月，率军出征攻打诸葛恪。军队到达舒城，诸葛恪焚烧积聚，弃城而走。

再看看曹爽进行的几场战役。正始六年（245年）秋八月，曹爽废置中垒、中坚营，把两营兵众统交给他的弟弟曹羲率领，司马懿援引先帝旧例加以制止，曹爽不听。正始七年（246年）春正月，吴兵入侵柤中，曹爽不听司马懿的建议留万余家百姓以避吴兵。结果吴兵击破柤中，所失百姓，数以万计。

正始八年（247年），曹爽用心腹何晏、邓飏、丁谧之谋，把郭太后迁到永宁宫。一时间曹爽兄弟专擅朝政，排挤司马氏的势力。司马懿不能制止，从此与曹爽矛盾渐深。五月司马懿伪装生病，不问政事。随即曹爽等人加紧了篡权的步伐。正始九年（248年）三月，黄门张当私自把内廷才人石英等十一人送给曹爽，曹爽、何晏乘机与张当勾结，谋危社稷。

曹爽及其同党也担心司马懿是装病。同年冬河南尹李胜要到荆州任刺史，行前曹爽派他去暗中查探司马懿的病情。司马懿假装病重，让两个侍婢扶持自己，要拿衣服，因拿不稳掉在了地上，还指着嘴说渴。侍婢献上粥来，他用口去接，汤流满襟。李胜说：“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何意尊体乃尔！”司马懿故意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善为之备。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兄弟为托。”李胜说自己是去荆州而非并州。司马懿故意错乱其辞：“君方到并州。”李胜又说：“当忝荆州。”司马懿说：“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盛德壮烈，好建功勋！”李胜回来对曹爽说：“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过了几天，李胜又对曹爽说：“太傅不可复济，令人怆然。”曹爽等从此便不再防备司马懿。司马懿表面装病，实际上也在暗中布置，准备消灭曹爽势力。

嘉平元年（249年）春正月，魏帝曹芳离开洛阳去祭扫魏明帝的坟墓高平陵，曹爽兄弟全部随行。司马懿乘机上奏永宁太后，请废黜曹爽兄弟。司马懿一举收集旧部，关闭各城门发动政变。然后上疏罗列曹爽种种乱法不臣罪状，假皇太后令，免去曹爽兄弟全部官职。曹爽手中无兵，归罪请死。曹爽兄弟及党羽全部被处决，并夷三族。司马懿夺取了魏国的朝廷大权，史称“高平陵之变”。

历史文献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曹丕《燕歌行》

司马懿非人臣也

王夫之说：“魏之亡，自曹丕遗诏，命司马懿辅政始。”

司马懿出身世家豪族，为司马防次子，史书称他年少时聪明且具有雄才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司马懿生在乱世中，“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建安六年（201年），曹操任司空，听到他的名声后，派人召他到府中任职。司马懿不想在曹操手下干事，就借口称自己有风痹病，身体不能起居。曹操不相信，就派人夜间去刺探消息，司马懿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真像染上风痹病一般。后来没有办法推辞，被曹操辟为文学掾。曹操称魏王后，任命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佐助曹丕，与陈群等同列“四友”，是曹丕智囊团的主要人物。但是曹操早年曾做过一个“三马食槽”的梦，所以曹操在世的时候就对司马懿极不放心，还把自己的疑虑对曹丕说了：“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但是曹丕却极力保举司马懿，而且还把曹操的怀疑告诉了司马懿。因此司马懿在曹操手下任职时，小心谨慎，勤勤恳恳，“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向曹操上表称臣，怂恿曹操自立为帝。曹操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司马懿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早就表示支持曹操，因此曹操才对他由猜忌逐渐转为信任。

魏明帝曹叡在位期间，太和元年（227年）六月，明帝命司马懿驻扎宛城，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司马懿并没有受到曹叡的重视，曹叡对他并不十分信任。曹真、曹休、夏侯楙这些近亲，陈群、华歆、王朗这些重臣，权势地位都很高，与司马懿不相上下，并且都对他深怀戒心。这样司马懿主动提出来愿为骠骑大将军，自愿乞守西凉等处，到陕西、甘肃一带去练兵。但此时诸葛亮使用离间之计，使曹叡怀疑司马懿有造反的意图，结果他被削去官职，贬回老家。

正在这时，诸葛亮初出祁山，接连取胜，魏国大都督曹真的大军受困。曹叡不得不下诏让司马懿官复原职，加为平西都督，重新出山前往长安。这时早先降魏的蜀将孟达，被诸葛亮收买，在新城准备叛魏，径取洛阳，并约诸葛亮直取许昌。司马懿截获了孟达和诸葛亮之间的信件，当机立断，首先率兵包围了新城，出其不意地消灭了孟达。曹叡夸奖司马懿有孙膑、吴起一样的军事谋略，并赐给他金钺斧一对，并说：“后遇机密重事，不必奏闻，便宜行事。”

面对诸葛亮的连年北伐，曹叡选择司马懿总摄陇西诸路军马，这样司马懿是真正大权在握了。在与诸葛亮的长期较量中，司马懿取得了赫赫军功，显示出了非凡的才智，同时司马懿的野心也逐渐地膨胀起来。曹叡死后，司马懿与曹爽共同辅政，曹爽是曹真的儿子，他为了夺权，表面上推举司马懿为太傅，私下却行架空之实。司马懿于是称病，不预朝政，消除了曹爽集团的戒心。并最终在“高平陵之变”中一举消灭了曹爽集团。

高平陵事变之后，司马懿独掌朝政，大权在握，司马氏取代曹魏的迹象已经初露端倪。曹芳封司马懿为丞相，将他的封地增加到十二个县，邑二万户，并且授予他奏事不名的特权。该年十二月，朝廷给司马懿加九锡之礼，授予他朝会不拜的特权。司马懿觉得时机尚不成熟，坚持推让了九锡。司马懿在临死前受封为相国、安平郡公。但是他依然认为时机不到，没有接受，而是致力于整个家族权势的加强。司马懿的孙子和侄子都受封为列侯，家族封侯者十九人。嘉平三年（251年）六月，司马懿去世，年七十二岁。

司马懿在抵抗诸葛亮北伐的过程中，渐渐扩大了自己的实力，也为自己赢得了声望，曹氏政权正在一步步地被司马氏家庭所取代。

蜀亡

在三足鼎立的三个国家中，蜀汉最为弱小，蒋琬、费祎二人虽无赫赫之功，但也能够安稳地保住基业。蜀汉的柱石大臣除了诸葛亮、蒋琬、费祎以外，还有董允。以上四人号为“四相”，也称“四英”。诸葛亮辅政时，把宫中府中视同一体。诸葛亮死后，宫、府之事由蒋、费、董三人共同治理，他们之间都能很好地合作共事。这三人都是诸葛亮精心挑选与培植的辅政大臣。

董允在后主刘禅时，升迁黄门侍郎。诸葛亮北伐期间，董允主持宫省之事，很能匡救补缺。后主对他也很忌惮。董允对刘禅宠信的宦官黄皓数次责备，黄皓很畏惧董允，终董允之世，黄皓的职位不过黄门丞。延熙九年（246年），董允与蒋琬相继病故。大将军姜维虽然官位很高，但经常率兵在外，很少亲理朝政。黄皓操纵国事，主持朝政的董厥、诸葛瞻皆不能矫正，于是蜀国的政治日益败坏。

蜀国政权的败坏，是由于后主愚蠢昏庸，宦官黄皓窃权，投机嗜利的士人依附黄皓。黄皓和右大将军阎宇勾结，阴谋加害姜维，以使阎宇掌管军权。姜维得知后，对后主说了这件事情。后主刘禅则袒护黄皓，说他只不过是一介小臣，何必放在心上，还让黄皓去向姜维致歉。姜维意识到自己失言，害怕被害，便以练兵屯田为借口，远离成都以避祸。

这时蜀、吴二国的政治都很腐朽，内部矛盾重重。而魏国在司马氏的统治下，虽然屡起内争，但国力强盛，人才不减于往昔。魏元帝曹奂景元三年（262年）冬，司马昭欲大举伐蜀，先告谕众人说：“自定寿春以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今吴地广大而下湿，攻之用功差难，不如先定巴蜀。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次年令钟会都督关中。

景耀六年（263年），姜维上表于后主刘禅，指出了钟会治兵关中，意在图谋攻蜀，建议派兵驻守阳平关和阴平桥头，以事防备。刘禅却听信黄皓的巫鬼之说，认为魏国不会进兵，将姜维的建议搁置在一边，使大臣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结果朝廷也没有对魏军加以防范。同年夏司马昭大举伐蜀。

蜀国得知魏大举进攻的消息后，才急忙派廖化率军增援姜维，派张翼等率兵前往阳平关，但为时已晚。关口被攻打下来，钟会大军长驱而进，获得了大量的库藏积谷。

这时在沓中屯田的姜维，受到邓艾所部诸军的进逼，又闻钟会已入汉中，引兵且战且走，但诸葛绪已屯驻桥头。姜维乃从孔函谷（今甘肃文县西北）入北道，绕到诸葛绪的背后。诸葛绪怕后路被断，就退后三十里，姜维这才得过桥头。诸葛绪迟一日来不及截击姜维。这样姜维遂还至阴平，合集士众，欲向关城。未到闻关城陷，乃退往白水，遇廖化、张翼、董厥等，合兵守剑阁，以拒钟会。

冬十月邓艾进军至阴平，简选精锐，欲与诸葛绪自江油（今四川江油东）趋成都。诸葛绪不同意，而自引军向白水，与钟会会合。此时钟会要专制军权，于是向朝廷密告诸葛绪畏懦不进，并用囚车将诸葛绪押回洛阳治罪，其军全都归属于钟会。

魏国大将邓艾

邓艾是三国时期魏国的大将，小时家中贫穷，后来得到了司马懿的重用，逐渐成为一名功绩显赫的将军。最后却因为居功自傲，而被钟会等人陷害而死。

姜维此时守在剑阁，列营守险，钟会久攻不下，粮运艰难，军中粮草断缺，想要退兵。邓艾则认为，蜀军已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应该乘胜追击，并提出分兵由阴平小道南进，绕开剑阁，经由江油，出其不意进攻剑阁南边的涪县。他认为此时剑阁守军如果分兵出援，则我主力可克剑阁南进，如果剑阁守军不动，则涪县可为我所得。于是邓艾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桥作阁，备历艰险。加以粮运将尽，濒于危殆。邓艾以毡裹身，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当邓艾部队到达江油时，蜀军守将马邈投降。于是邓艾得以继续挺进。

诸葛瞻督诸军前来抗击邓艾，但却不听谋士“速行据险，无令敌军得至平地”的建议，结果前锋很快被邓艾击破。然后他退守绵竹，邓艾以琅邪王诱其投降，诸葛瞻怒斩邓艾的使者，列阵以待邓艾。最终被邓艾击溃，诸葛瞻被杀。诸葛瞻的儿子诸葛尚叹曰：“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使败国殄民，用生何为！”策马冒阵而死。

蜀汉没有料到魏兵如此迅速，未作城守调度，听说邓艾军已经进入平川，百姓惊扰，奔走山野，不可禁止。后主刘禅接受谯周的建议，遣侍中张绍等奉玺绶以降于邓艾。后主的儿子北地王刘谌拒降自杀。

张绍前来投降，邓艾大喜，报书褒纳。后主派遣人命令姜维投降钟会，又遣尚书郎李虎将民簿送于邓艾，一共有 “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甲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邓艾至成都城北，后主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反绑着双手，诣军门投降。邓艾给他松了绑并焚烧了棺木，表示接受。

姜维并不知道后主投降，引军东入巴郡。钟会进军到涪，遣胡烈等追击姜维。姜维至郪（今四川三台南），得到后主令降之命令，乃命兵士放下武器投降了钟会。钟会厚待姜维等人，皆还其印绶节盖。

姜维知道钟会手握重兵，心怀异志，于是想借机使他谋叛，然后乘机恢复蜀汉，于是故意与钟会交好。钟会向来嫉妒邓艾，于是与监军卫瓘合谋密告邓艾要谋反。

魏咸熙元年（264年），司马昭令以槛车征召邓艾。邓艾战败被囚禁，钟会独统大军，决意谋反，欲使姜维率领五万人出斜谷为前驱。他自将大军随其后。结果事泄，魏军将士忿怒，杀死了钟会，姜维也一起被杀。邓艾被本营将士救出，但卫瓘想起当初自己与钟会一起陷害邓艾之事，害怕邓艾官复原职后会祸及自己，于是斩邓艾父子于绵竹西。

魏咸熙元年（264年），刘禅举家迁往洛阳，被曹魏封为安乐公。司马昭与刘禅宴会间，特别安排了蜀地的乐舞，蜀国旧臣们都因怀乡悲国而伤心落泪，而刘禅却依旧是嬉笑自若。司马昭对旁人说：“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

蜀自章武元年（221年）夏刘备称帝建国，至景耀六年（263年）冬，刘禅向邓艾投降，共历四十二年。

两  晋

魏晋风度江南发展民族融合

两晋时期指的是西晋及其后的东晋十六国时期。继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后，265年，司马氏从曹魏手中取得政权，建立了西晋王朝。西晋在280年灭吴，统一了中国。此后直到316年西晋灭亡，在这段时间内，经济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发展。

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265年—290年），是西晋历史上最繁荣安定的时期，西晋的许多重大政治、经济措施，均在此期间颁行，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但同时也埋下了一些隐患。晋武帝即位后认为曹魏灭亡就是因为宗族的地位太低，后来面对司马氏家族的争夺时没有人能帮忙，于是开始大肆分封司马氏的宗族为王。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败笔。三国分裂的局势由司马炎所终结的同时，八王之乱和割据混战的种子也已经被他亲手埋下。

西晋的统一极为短暂，到316年就在北方少数民族匈奴进攻下灭亡了。西晋灭亡以后，北方分裂，出现“五胡十六国”的政权割据状态，西晋皇族司马氏则在江南建东晋政权。“十六国”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晋室的衰败和自戕。西晋灭亡后到北魏统一北方的一百多年间，内迁中原的少数民族主要有五个，史称“五胡”即匈奴、鲜卑、羯、氐、羌。其中匈奴大致分布于今之晋、陕、甘地区；鲜卑族散居于今之辽东、辽西、内蒙古一带；羯族居于山西南部太行山两侧；氐族先居于川、陕、甘交界处，后南入川，东入关中；羌族则由甘、青进入陕西。各族先后在中原和巴蜀地区建立了十六个国家，使北方长期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这十六国是成汉、大夏、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实际上当时的政权并不止十六国。除了以上所述之外，还有代（北魏前身）、冉魏（汉人冉闵所建）、西燕等。

两晋时期的哲学主要是“玄学”，玄学是以道家理论解释儒家经典《周易》为中心而形成的思想流派。《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当时玄学所谈，主要是《老子》《庄子》和《周易》，即所谓“三玄”。代表人物是王弼、阮籍、嵇康、山涛等人。

西晋末期，玄学没落，乱世之中宗教得以迅速的发展。佛图澄、道安等中外僧人为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龟兹僧人鸠摩罗什于后秦时在长安传教，译佛经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东晋僧人法显外出寻求佛法，携回很多梵本佛经，著有《佛国记》。道教的炼丹术十分流行，两晋之际的炼丹术士葛洪撰《金匮药方》一百卷，另有《肘后救卒方》三卷。

医学方面，西晋王叔和收集整理《伤寒杂病论》一书，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又编成《脉经》十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

东晋田园诗产生并有所发展，其代表是陶渊明的作品。在书法、绘画方面，东晋的王羲之尤善行书，被后人称之为“书圣”。其子王献之兼精诸体，尤工行、草和隶书，父子二人并称“二王”。东晋的画家顾恺之善画人物，注意点睛传神，他的名作有《女史箴图》等。在史学方面，西晋陈寿作《三国志》，是一部记述三国时期近百年间的重要史事和人物的纪传体断代史。

在科学技术方面，魏晋之际的数学家刘徽用割圆术来计算圆周率，把圆周率求到小数点后第四位，推算出π=3.1416。西晋地图学家裴秀，绘有《禹贡地域图》和《地形方丈图》。他还总结前人的制图经验，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制图六体”，即绘制地图的比例尺、方位、距离等六项重要技术。这些原则直到明末，一直为我国制图者所遵循。

西晋世系：武帝司马炎>>惠帝司马衷>>怀帝司马炽>>愍帝司马邺

东晋世系：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成帝司马衍>>康帝司马岳>>穆帝司马聃>>哀帝司马丕>>废帝司马奕>>简文帝司马昱>>孝武帝司马曜>>安帝司马德宗>>恭帝司马德文

两晋大事一览表

时     间 事     件

272年 晋武帝派杨肇率军援助战略要地西陵，陆抗平定步阐叛乱。

277年 将扶风王司马骏改封汝南王，琅邪王司马伦改封为赵王，渤海王司马辅改封为太原王，东莞王司马乂改封为琅邪王，汝阴王司马骏改封为扶风正。

278年 西晋羊祜死，杜预接任其职位。

279年 西晋攻打东吴。

280年 西晋攻打东吴，吴帝孙皓投降，吴亡。

290年 晋惠帝立，外戚杨骏辅政。

291年 贾后杀杨骏。

296年 氐族人齐万年于关中起兵。

298年 关中连年饥荒，巴氐豪酋李特率流民入蜀。

299年 江统著《徙戎论》。

300年 赵王司马伦杀贾后。

301年 赵王司马伦废惠帝自立。

303年 李特入成都，旋为益州刺史罗尚所杀。李特之子李雄再次攻下成都。

304年 李雄称成都王，改元建兴。

307年 惠帝中毒死，其弟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

310年 刘渊死。

310年 刘聪杀刘和，继承汉赵帝位。

311年 汉刘曜攻下洛阳，追获晋怀帝。

313年 秦王司马邺在长安即位，是为晋愍帝。

316年 刘曜进兵长安，愍帝降，西晋灭亡。

318年 司马睿称帝，建立东晋，是为晋元帝。

318年 刘曜称帝。

322年 晋元帝死，明帝即位。

324年 晋明帝下令讨伐王敦，王敦病死，兵众溃散。

328年 苏峻之乱爆发。

329年 后赵杀前赵太子刘熙，前赵亡。

330年 后赵石勒称帝。

335年 后赵迁都于邺。

337年 鲜卑慕容皝建燕国，称燕王，史称前燕。

338年 鲜卑拓跋什翼犍继代王位。

345年 东晋任命桓温为荆州刺史。

347年 桓温灭成汉。

349年 石世即位。

350年 冉闵建立冉魏。

351年 苻健在长安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352年 前燕慕容儁灭冉魏。

354年 桓温北伐前秦，逼近长安，因缺粮退兵。

356年 桓温第二次北伐，入洛阳，留兵戍守而还。

357年 前秦苻坚即位，汉人王猛辅政。

369年 桓温北伐前燕，至枋头粮尽撤退，结果大败。

370年 前秦灭前燕。

373年 桓温图谋篡位不成病亡。

376年 前秦灭前凉。

377年 晋建北府兵。

383年 晋秦淝水之战，前秦大败。

384年 谢安上奏司马曜，起兵北伐，收复中原。

385年 西燕慕容冲称帝，入长安。

385年 谢安去世。

386年 姚苌在长安称帝。

386年 蔡容垂自立为帝，改元建兴，史称后燕。

394年 前秦苻登为后秦姚兴所杀。

394年 慕容垂包围长子。慕容永被俘而死，西燕灭亡。

395年 北魏在参合陂大败后燕。

396年 后燕莱客垂去世，谥号或武皇帝，庙号世祖。

396年 东晋孝武帝司马曜死。

397年 鲜卑秃发乌孤称西平王，筑廉川堡为都，南凉始此。

398年 慕容德自立为燕王，史称南燕。

399年 孙恩起义爆发。

402年 孙恩败死，其妹夫卢循继续统领其众。

402年 刘牢之自杀而亡。

403年 吕隆降于后秦，后凉灭亡。

403年 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帝，国号楚。

404年 刘裕自京口起兵讨伐桓玄，桓玄挟安帝归还江陵，不久败死。

405年 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不久就自动解职回家，正始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

407年 赫连勃勃称大夏天王。

409年 刘裕征伐南燕

410年 卢循﹑徐道覆北进，攻长沙﹑豫章等郡，进逼建康，为刘裕所败。

411年 卢循败死，孙恩﹑卢循起义失败。

417年 刘裕北伐入长安，后秦灭亡。

西晋统一全国

随着曹魏的壮大，南北抗衡的基础逐渐消失，北方统一南方的条件已经成熟。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却异常尖锐。

蜀景耀六年（263年），魏国司马昭派邓艾、诸葛绪、钟会率十八万大军分三路攻蜀，很快就进逼成都。后主刘禅出降，蜀亡。

司马昭灭蜀后，还没有坐上皇帝之位就因病而死。咸熙二年（265年），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逼魏元帝曹奂“禅让”帝位，自己称帝，国号晋，都洛阳，史称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

太康元年（280年）三月，吴主孙皓向晋投降，吴亡。自190年关东军讨董卓，经过九十年的分裂混战，至此中国又重新走向统一。

西晋建立

司马氏自从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之后，就掌握了魏国的大权。自此之后，魏国宗室和一大批忠于曹魏的大臣受到清洗，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先后专权。灭亡蜀国后不久，司马昭病死，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取代了曹魏，建立了晋朝。

名家评史

就全史（指中国全部历史）而言,户口莫少于是时。大体当盛汉南阳、汝南两郡之数。三国晚季如此，其大乱方炽时可想。

——钱穆

司马氏代魏

司马氏真正暴露出篡位的野心是在司马师废齐王曹芳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司马懿病死以后，长子司马师继续掌权。司马氏家族的专权和司马师对曹芳的紧逼，不仅使曹芳极为不满，也遭到了部分大臣的反抗。正元元年（254年），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的父亲、光禄大夫张缉等图谋以太常夏侯玄为大将军，以替代司马师，然后再逐步清除司马氏家族的势力。结果事情败露，凡是牵涉到其中的人都被诛杀。半年后司马师决定检验自身的力量，要废去曹芳，另立新帝。于是逼迫郭太后下令：“告于宗庙，曹芳重新归藩为齐王，以避皇位。”司马师马上拿着皇太后的诏令，召集公卿大臣会议。群臣们都大惊失色，但是又不敢作声。于是司马师废黜齐王曹芳后，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曹髦是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即位前被封为高贵乡公。司马师废黜曹芳的盛大演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向天下暴露了司马氏家族的篡逆之心。忠于曹魏王朝的力量虽然发动了多次反对司马懿父子的战斗，但规模较大的“淮南三叛”都被司马氏镇压了下去。司马家族通过三次扬州战役，血洗反对派，止息了内争。曹魏的内乱起得急，也消得快，并没有对司马氏家族造成沉重的打击。

魏帝曹髦实在忍受不了司马氏的专横，“见威权日去，不胜其愤”。景元元年（260年），他集合了宫内的禁卫军和侍从太监，吵吵嚷嚷地从宫里杀了出来，自己还拿了一把宝剑，站在车上指挥。司马昭的心腹贾充带了一队兵士赶来拦截，双方立时打了起来。贾充手下的兵士一见皇帝自己动手了，毕竟有点胆怯，准备逃跑。贾充手下有个叫成济的，对贾充说：“您看怎么办呢？”贾充厉声说：“司马公平时养着你们是干什么的！这还用问吗？”贾充这么一说，成济的胆量顿时大了起来，他拿起长矛就往曹髦身上刺去。曹髦来不及反应，就被成济刺穿了胸膛，跌下车来，当即身亡。士兵们一看对方连皇帝都敢杀，顿时一哄而散。

司马昭听说他手下人真的杀了皇帝，也有点慌了，连忙赶到朝堂上，召集大臣们商量。老臣陈泰主张斩了贾充，但司马昭不同意。后来司马昭用郭太后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给曹髦加上了许多罪状，宣布废为平民，想把曹髦被杀的事轻轻掩盖过去。但是朝中大臣还是议论纷纷，司马昭没有办法，就把罪责一股脑儿推给了成济，下令把这个倒霉的家伙满门抄斩。除掉了曹髦，司马昭从曹操的后代中找了一个十五岁的曹奂接替皇位，即魏元帝。曹奂，本名曹璜，魏武帝曹操之孙，燕王曹宇之子被封为常道乡公。

司马氏父子执政，改变了前两代大兴土木、滥用民力的弊政，继续大力推行富国强兵的战略。 可以说曹魏的国力持续增长，但曹氏政权却逐步转移到了司马氏的手中。

灭蜀后一年，即咸熙元年（264年），司马昭进封为晋王，并加九锡。咸熙二年（265年），司马昭建天子旌旗，其世子改称太子。司马昭有两个儿子，即司马炎和司马攸。司马炎是司马昭的长子，字安世，据说生来异相，双耳过肩，双手过膝。可是父亲司马昭并不喜欢这个相貌奇特的长子，而偏心为人忠厚仁慈、喜欢古籍文章、具有儒者风范的小儿子司马攸。司马昭虽然把司马攸过继给了哥哥司马师，但依然很想把他立为世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每次和司马攸在一起的时候，司马昭总是拍拍自己的座位，对他说：“这就是桃符（司马攸的小名）以后的座位。”司马炎看到父亲宠爱司马攸，冷落自己，很不甘心。况且自己又是长子，按照历来的规制，王位是应该由他来继承的，弟弟没有这个权利。所以司马炎便和弟弟争夺世子的位置。他在朝中培养自己的心腹，收买司马昭的亲信，慢慢积聚力量。司马昭的手下对立司马攸都表示反对，连司马攸的岳父贾充都支持立司马炎为世子。由于司马炎得到了群臣们的鼎力支持，于是具有政治头脑的司马昭没有意气用事，打消了废长立幼的念头，在这一年十月正式立司马炎为世子。

泰始元年（265年）五月，魏帝曹奂下令，允许司马昭享有天子的仪仗。是年八月司马昭病死，享年五十五岁，追谥为文王，司马炎继立为晋王。司马炎于十二月重演了曹丕代汉的“禅让”故事，废掉魏元帝曹奂，自立为皇帝，国号晋，年号泰始。历史上称西晋，都城仍在洛阳。司马炎是为晋武帝。

魏自建安十八年（213年）建国，至咸熙二年（265年）名实俱亡，历时五十二年。若自曹丕代汉元年算起，则历时四十五年之久（220年—265年）。

名家评史

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不同之处是：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

——陈寅恪

竹林七贤

当时司马氏与曹氏争权，因此曹魏末期的政治十分黑暗。面对这种状况，很多文人义士恪守礼仪道德，不愿同流合污，因此当时出现了一些独特的隐士。其中以“竹林七贤”最为有名，所谓“竹林七贤”是指西晋初期的七位名士，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他们的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即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他们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称“竹林七贤”。

这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但他们在生活上都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氏朝廷的虚伪，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

嵇康、阮籍、刘伶在政治上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其中以嵇康最为激烈，并因此获罪被杀。嵇康，字叔夜，出身于儒学世家，其人才学显著。他表面上旷达洒脱，实际上性格刚烈正直。因为他是曹氏的姻亲，自然对专擅朝权的司马氏极为不满。同时由于性格刚直，他在朝中得罪了司马氏的同党，终因小人进谗言而被司马昭杀害，他的名曲《广陵散》也因此失传。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 ，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后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用。

阮籍与嵇康齐名，曹魏时任尚书郎。但他与当时的曹爽一伙政见不和，因此辞官归家，后司马氏掌权将他重新征用，可司马氏在高平陵之变中杀害了很多政见不同的名士，这使阮籍无意再为司马氏政权效力，因此每天醉酒，“口不臧否人物”。因为不想将女儿嫁给司马炎，于是大醉六十天而拒绝司马昭提亲。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后人辑有《阮步兵集》。

刘伶是西晋沛县人，他在政治上强调无为而治，但被西晋以“无能”罢免。他生平嗜酒，整日饮酒放诞，作有《酒德颂》。

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了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四十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好清谈，但为人十分贪婪吝啬，他一直在西晋任高官，置备家产，广收田园。每日拿着牙筹（数钱用具）在家中数钱，时人都引为笑谈。

由于政治态度的不同，竹林七贤最后各奔东西。

历史文献

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尝谓之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吴末帝孙皓

诸葛恪死后，孙峻于建兴二年（253年）出任丞相。后孙峻在战争期间病逝，由其从弟孙琳接掌权力。太平二年（257年），废帝孙亮亲政，但施政常被孙琳掣肘。孙亮对孙琳的独断专权甚为不满，于是密谋诛杀骄横跋扈的孙琳。永安元年（258年），孙琳派光禄勋孟宗将废少帝孙亮之事告于孙权宗庙。孙琳发现孙亮想杀死自己，于是废孙亮为会稽王，改立孙休为帝。和孙亮一起策划政变的大臣都被孙琳杀死。永安三年（260年），孙亮的封地会稽传出谣言，说孙亮将返回建业复辟，而孙亮的侍从亦声称孙亮在祭祀时口出恶言。于是孙亮被贬为候官侯，在前往封地途中死去。据《三国志》记载，孙亮可能是自杀，也可能是被孙休派人毒死的。孙亮死时只有十七岁。

孙休登基后，封孙琳为丞相，孙琳权倾朝野，孙休遂设计诛杀了孙琳。孙休在位期间，颁布多项制度，嘉惠百姓，促进了东吴的繁荣。孙休好文，继位后于永安元年（258年）创建国学，设太学博士制度，诏立五经博士，为南京太学之滥觞，韦昭为首任博士祭酒。他曾想统一南方，于永安七年（264年），趁蜀中无主，西征巴蜀，却屡次战败。同年七月，孙休病重，已不能说话，但还能写字。当月即病死，时年三十岁，英年早逝。孙休死后大臣们迎立孙皓为帝。

彩绘贵族生活图漆盘

这是出土于安徽朱然墓的三国时期吴国的彩绘贵族生活图漆盘。漆盘内的画面分为三部分：上为贵族宴饮，中为梳妆、对弈、驯鹰，下为出游。画面设计科学，布局简洁，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孙皓，字符宗，东吴的第四代君主。他是孙权废去的皇太子孙和的长子，也是东吴的最后一位皇帝。虽然孙休有几个儿子，但孙休去世时儿子都十分年幼。群臣鉴于蜀汉之亡，认为主少国危，想立一个较年长的君主，所以作为废太子孙和的长子孙皓便被拥立为帝。孙皓即位后，追谥父亲为文皇帝，并为他举行祭祀大典。据《三国志》记载，孙皓初立时，下令抚恤人民，又开仓赈贫，减省宫女，并放生宫内多余的珍禽异兽，一时被誉为明主。

但很快他便变得粗暴骄狂、以暴虐治国，又好酒色，从而使民心丧尽。在孙皓统治时期吴国的政治极端腐败，不仅征收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而且还滥用民力，广营宫室。蜀汉灭亡后，吴国失去了长江上游的屏障，便把都城从建业迁到武昌（今湖北鄂州市鄂城区），长江下游人民溯江供应，疲惫不堪，引起普遍不满和反对，孙皓只好又迁都回建业。沉重的赋调徭役使人民过着“老幼饥寒，家户菜色”的贫困生活。士兵打仗、种田、交税、服役，却“衣不全短褐，食不赡朝夕”，处境更为悲惨。

东吴灭亡

孙皓信用小人，用剥面、挖眼、锯头、斩首等酷刑来虐杀大臣，弄得上下不安，人人自危。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海盐、庐陵、豫章等地，都有农民起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东吴的统治已经是摇摇欲坠了。而这时的晋武帝司马炎却很有作为。他禁止奢华，提倡节俭，连自己的车驾上拴牛的青丝都换成了青麻，还曾经亲自耕种以鼓励农桑。在政治上他也很宽大，封赏汉献帝刘协以及后主刘禅的后代，对魏废帝曹奂尤其宽厚，允许他继续使用天子的仪仗，上表时也不用称臣。他的这些举动其实也是为了诱降孙皓。

泰始五年（269年），司马炎任命羊祜出镇襄阳，统领荆州的人马，并派其他人分别出镇扬州等地。羊祜到襄阳后，发现军粮不足。这时候东吴在距离襄阳七百里的一个小城中驻有兵马，经常骚扰边境。羊祜先用诡计骗其撤兵，解除了威胁，然后立刻组织军士屯田，开荒八百顷。他刚到襄阳时，军粮不足一百天，几年后就囤积了足够支持十年的用度。同时他对东吴采取怀柔政策，出兵打仗从来不搞诡计（并非不会），尽管人们劝他兵不厌诈。俘获的东吴军民有想回去的一概放还。羊祜出兵东吴时，如果在其境内收割了军粮，事后一定会按照价值送绢补偿。打猎时也禁止晋兵过境，如果发现自己的猎物中有之前被东吴射杀的一律派人送还。后来连东吴的人都尊称其为“羊公”，他去世时甚至为他痛哭。东吴在泰始年间（265年—274年）任命了陆逊之子、镇军大将军陆抗为荆州附近的统帅。

羊、陆两人互相尊敬，经常派使者往来。陆抗有时送给羊祜好酒，羊祜都痛快地畅饮。陆抗对羊祜也相当信赖佩服，他有病时羊祜曾派人送来药，手下人劝他小心谨慎，而陆抗却一饮而尽，并说：“羊祜不是这种小人！”同时陆抗告诫手下：“他们一心行德，我国如果再政令严酷，那么不用他们动手我们自己就会失败。我们大方向上要安民报国，小事上不要太苛刻。”羊祜、陆抗虽然私下互相敬佩，但在公事上却毫不相让。

陆抗

陆抗是东吴大将陆逊之子，东吴后期著名的将领。曾屡次击退西晋的南侵。其死后东吴就再没有可以与西晋相抗衡的将才了。

泰始八年（272年）八月，两人终于交手，这就是东吴平定步阐叛乱之战。此年八月，东吴朝廷征调镇守西陵的步阐入朝。步阐是步骘的儿子，步家在西陵镇守两代，一下子得到朝廷的调令，以为这是朝廷认为他不称职的惩罚，立刻举兵反叛。他派人把侄子送到洛阳为人质，晋朝也对其加官进爵。十月陆抗出兵平叛，晋朝也命令荆州刺史杨肇增援西陵，车骑将军羊祜进攻江陵，另从巴东地区派水军攻击建平牵制东吴。陆抗将西陵围个水泄不通后，自己驻扎在要道上阻挡杨肇的援兵。陆抗严令自己的部下立刻修筑工事，大家问他为什么不一鼓作气攻克西陵。而陆抗对这一战的艰苦有清楚的认识，他说：“这里城池坚固，粮草充足，没那么容易攻克！如果不预先作好准备，北方的援兵来了后里应外合，怎么办呢？”但诸将不同意他的意见，只好进攻，果然没讨到便宜。羊祜的五万大军逼近江陵，陆抗也不以为然，他说：“江陵是坚城，不是那么容易攻克的。而西陵的叛乱如果不能平定，整个西部将无法安宁！”他立刻亲赴前线。江陵北方有陆抗专门修建的堤坝，蓄水来阻挡北方强大的步兵。羊祜本来想利用这里的水路运粮，却派人制造谣言说要破坏陆抗建的堤坝来通过步兵。陆抗听说后，立刻命令破坏堤坝。而羊祜只好另外从陆地运粮。十一月陆抗到了西陵后，吴军中发生叛变。

羊祜

羊祜在职期间清正而有所作为，军不扰民，发展生产。百姓都十分崇敬他。其死后，襄阳百姓为了纪念他，修建了堕泪碑，以此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

陆抗认为自己的部署已被敌方得知，立刻派精兵加强原来薄弱地方的守备。第二天晋兵果然蜂拥而至，陆抗一声令下吴军迎头痛击。杨肇损兵折将后，不得已在一个月后撤兵。陆抗派了少量的人马虚张声势去追击，却把杨肇吓了个半死，晋兵一败涂地。十二月西陵孤掌难鸣被攻克，攻击江陵的羊祜也被迫撤走。陆抗为此被孙皓加为都护，而羊祜却从车骑将军变成了平南将军，杨肇被撤职。孙皓听到捷报，得意忘形，从此再也不理朝政。泰始十年（274年）陆抗病逝后，羊祜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开始了灭吴的筹划。咸宁二年（276年），他再度升任镇南大将军后，立刻上表陈述灭吴的主张，司马炎对此相当赞同。但大家大多认为陇西一带才是重点，加上羊祜因为不巴结朝廷权贵而被贾充等人所忌恨，只有张华、杜预等少数人赞同。这件事因此被搁置了起来。咸宁四年（278年），羊祜病情加重后回到洛阳，司马炎对他相当尊重，长谈之后终于下定了灭吴的决心。因为晋朝大臣的阻挠，司马炎总是不能下决心灭吴，羊祜最终遗憾地去世了，没能看到统一江东。去世前羊祜给司马炎写了一个详细的进攻吴国的军事方案，并举荐杜预代替他驻守边镇。十一月司马炎在他的推荐下任命了杜预为镇南大将军，荆州地区的新统帅。同年羊祜病故，享年五十八岁。

羊祜没有看错人，据《晋书》记载，杜预本人虽没有什么武艺，连骑马都不会，射箭的技术就更谈不上了。但每有军事行动，朝廷都要召他参谋规划，因为他知彼知己，善于同敌人斗智。在灭吴战争中，吴人最恨杜预，主要是因为他善于用兵，常常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杜预有大脖子病，东吴人就给狗脖子上戴个水瓢，看见长包的树，写上“杜预颈”，然后砍掉，借以发泄对杜预的仇恨。杜预到任后挑选精锐突袭东吴的西陵守将张政，把他打了个措手不及。张政对此羞愧难当，不敢上报。杜预将此事转而上报东吴，孙皓果然把张政撤了职。张政是东吴的名将，这次虽然因为不小心而兵败，但仍然不失为一位名将。这下却被东吴自己解决了。咸宁五年（279年），七年前就开始打造舰船的益州刺史王濬以及杜预等纷纷上表，催促司马炎下决心灭吴。司马炎收到杜预的表章时正和中书令张华下围棋。张华当时便离席而起说：“陛下神武，国富兵强；孙皓失政，东吴衰败。这样的机会不能放弃，希望您下定决心吧！”司马炎这时已经完全被说服，并责骂了仍然劝阻他出兵南伐的贾充。当年十一月，晋朝集中了二十万大军，分兵多路以摧枯拉朽之势开始了灭吴之战。此后在晋平吴的途中虽然还有些反对意见，但司马炎已经坚定了灭吴的决心，战役的进展也很顺利，最终取得了灭吴战争的胜利。

太康元年（280年）初，杜预从荆州向江陵，王浑从扬州向建业，王濬从益州率领水军沿长江直插东吴腹心，势如破竹。王濬也是个名将，他在益州督造了大批战船，船上还造了高墙城楼，人站在上面，可以四面瞭望。

为了不让东吴发觉，造船是秘密进行的。但是许多削下的碎木片掉在江里，顺水漂流到东吴的地界。东吴太守吾彦发现后，敏锐地感觉到事情不妙，连忙向吴主孙皓报告说：“这些木片一定是晋军造船时劈下来的。晋军在上游造船，看来是要进攻东吴，我们应该提前作好防守的准备。”

可是孙皓对这一正确的分析并没在有放在心上，只是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我不去打他，他们还敢来侵犯我！”

吾彦没有办法，只得在江面险要的地方打上大木桩，钉上大铁链，把大江拦腰截住。又把一丈多高的铁锥安在水面下，好像无数的暗礁，使晋国水军没法通过。此时王濬得到了杜预的大力援助，给他运来了大批木筏。王濬命令士兵在每个木筏上放上草人，披上盔甲，手拿刀枪，让几个水性好的兵士带领这一队木筏随流而下。这些木筏碰到铁锥，铁锥的尖头便扎在木筏子底下，被木筏扫掉了。然后烧断铁链，乘风破浪直下江南。按照朝廷的命令，王濬攻克建平（三峡附近）后归杜预指挥，到建业后归王浑指挥。杜预看到这个命令后却想到，王濬如果攻破了建平，他的功劳在自己之上，怎么能够指挥得动他；如果攻不破建平，他根本就到不了自己这里。因此攻克江陵后他写信给王濬，要他长驱直入直取建业，实际上是放权给王濬。王濬得到这样的鼓励，立刻顺江而下直奔建业。半路上王浑提醒他，王濬笑笑答道：“风大船快，我也停不住啊！”而此时东吴剩下的少量武装一触即溃。晋兵南下时，孙皓就命令丞相张悌率兵三万渡江迎战。由于双方的实力差别过于悬殊，张悌战死。王濬势不可当，其兵甲塞满长江。孙皓先后派出了两支部队抵抗，第一支部队有一万人，结果却望风而降，这时候孙皓手下的人还说晋兵乘的都是小船，我们的大船撞也能把他们撞翻。六神无主的孙皓当即派两万人的部队给了此人，结果这支部队在组建的当天夜里就全都当了逃兵。三月走投无路的孙皓在部下的劝说下投降，东吴灭亡。五月被送往洛阳后，司马炎封他为归命侯，四年后死于洛阳。随着东吴的灭亡，三国的历史也彻底地降下了帷幕。

正史史料

武皇帝讳炎，字安世，文帝长子也。……及晋国建，立为世子，拜抚军大将军，开府、副贰相国。……封魏帝为陈留王，邑万户，居于邺宫；魏氏诸王皆为县侯。追尊宣王为宣皇帝，景王为景皇帝，文王为文皇帝。

——《晋书·帝纪第三》

短暂兴盛中的危机

晋武帝在统一全国之后，很快就失去了励精图治的雄心，在他的带领下，朝廷上下都过着一种荒淫奢侈的生活，政治日趋腐败。分封诸王也为日后埋下了隐患，而危机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后继无人。

太康之治

自从280年灭掉吴国之后，司马炎就把年号改为“太康”，十年间再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社会发展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司马炎刚刚坐上皇帝宝座之后，并没有开始过高高在上的奢靡生活，而是审时度势地巩固自己的帝位。他知道父亲司马昭和祖父司马懿对曹氏所进行的残酷杀戮使人们对他也存有戒心，南边的东吴也还没有消灭。为了统一天下，司马炎采取了以仁义治国的方针，赏赐安乐公刘禅的一个子弟做驸马都尉，安抚人心；下诏书准许陈留王曹奂继续用皇帝的仪仗出入，向他上书时也可以不用称臣。

皇甫谧

皇甫谧，字士安，西晋著名学者、医学家。其著作《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第一部针灸学著作。晋武帝时多次征召皆不就。

为了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实力，司马炎专门颁布诏书，将无为而治作为治国方针。当年他又向地方的郡国颁布了五个诏书：一是正身；二是勤百姓；三是抚孤寡；四是敦本息末，即鼓励农业这个国家之本，压制商业这种末业；五是去人事，也就是精简机构，裁撤冗员。

这种诏书虽然有些作秀的味道，但其中的很多措施确实是当时应该做的。曹操原来实行的利国利民政策，到了魏国末期已经被众多剥削民众的苛政所取代，司马炎这时的诏书即使不能全部施行，也给遭受繁重剥削的百姓带来了一丝希望。

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晋武帝实行占田制。

晋武帝早在致力于统一全国之时，便力革曹魏积弊，下诏郡国守相务劝农功，务尽地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收到了初步效果。灭吴之后，改元“太康”，以示天下从此太平康乐之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采取了三条重大措施：一是对原吴国地区仍示以宽厚，尽快安定社会秩序；二是对军队进行整编和复员；三是颁布和推行占田制。

占田制并不是政府将土地授给农民，只是承认其占有土地的限额，将其占有合法化。它解除了屯田制下军事管制的强迫劳动，鼓励人民去占田开荒，对士族地主占田则在法律上给予了一定限制。

据载280年西晋有户二百四十六万，282年即激增至三百七十七万，两三年间增加了一百三十多万户，这与西晋初期实行占田制，恢复发展经济，使得大量流民垦占荒土，重新向国家呈报户口具有密切的关系。《晋书·食货志》载：“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这些叙述虽然显有溢美之处，但也多少反映出占田制实行后，太康年间的繁荣情况。

分封诸王埋隐患

西晋统一全国后，为了使江山更加稳固，采取了分封诸王的政策。

当初曹爽当政时，曹冏曾上《六代论》，从历史上论述分封的必要性。并指出，如不分封宗室诸王，政权可能转入他人之手。六年后，司马氏果然夺取了曹魏政权。西晋统治阶级也认为没有摘分封制是曹魏灭亡的主要原因。晋武帝觉得要想让江山更加稳固，由同姓诸王屏护才会更加保险，于是在建国初期的265年就分封了二十七个同姓王，并不断扩大他们的权力。开始仅允许诸王自选国中长吏，收取封国的租税。继而又以户数多少把诸王分为三等，并开始置军。大国二万户，置上中下三军，五千人；次国万户，置上下二军，三千人；小国五千户，置一军，一千五百人。以后又逐步使诸王都督各州军事、假节，得斩违军令者。这样诸王不仅掌握了封国中的军政大权，并且控制了相当多的军队。

历史细读

魏晋时期承袭汉代旧俗，流行单名。以三国西晋这段历史著名人物为例，如刘备、曹操、孙权、关羽、张飞、诸葛亮、司马懿、嵇康、阮籍、羊祜等，都是单名。

西晋分封宗室的目的是为了藩卫皇室，但后来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诸王大都卷入了争夺中央统治权力的斗争中，反而削弱了中央皇权的统治。晋武帝在分封同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异姓士族为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他们也有封地，公侯邑亦分三等。其辖下民户数：大国一万户，次国五千户，小国五千户以下。晋武帝完成了分封宗室诸王的政治计划，自以为得计，认为司马氏的统治从此稳固了，其实反而种下了祸根。

277年，将军杨珧等人又建议说：“古时候分封诸侯，是为了藩屏护卫王室。而现在诸位王公都在京城，这就失去了保卫王室的意义。当异姓诸将领居住在国家的边境地区时，应当让皇室的亲戚参与其中。”司马炎觉得有道理，于是下诏书，将扶风王司马亮改封为汝南王，出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伦改封为赵王，督邺城守事；渤海王司马辅改封为太原王，监并州诸军事；东莞王司马乂当时任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徐州诸军事，遂改封为琅邪王；汝阴王司马骏因当时任镇西大将军，使持节，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遂徙封为扶风王。诸王封国在其都督区内，使他们得以长期留任。如赵王司马伦坐镇邺城达十四年之久。诸王中不担任官职的，都把他们遣返回各自的封国。

晋武帝羊车游宴

晋武帝后期日益骄奢淫逸，后宫美女如云，他每天都为到哪里留宿而发愁。后来干脆赶着羊车在后宫游玩，羊车停到哪里，他就“随遇而安”住下来。

异姓大臣中有立过大功的，也都被晋武帝封为郡公或郡侯。贾充被封为重郡公，王沈被追封为博陵郡公，羊祜被封为南城郡侯。

羊祜见到诏书后，坚持推辞不接受。羊祜每当被授予官职和爵位时，经常辞让，他的至诚之心一贯有名，所以羊祜被特别许可不接受分封给他的官爵。羊祜一直掌管着关键的部门，凡是他参与谋划商议的事情，他都把草稿烧掉。由羊祜荐举而做了官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是谁推荐的。羊祜常说：“在公众的朝廷里授予官职，但是却让别人向你个人谢恩，这样的事情是我所不敢做的。”

诸侯们分封到地方后，慢慢积聚自己的力量，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埋下了伏笔。

驾羊车游幸后宫

全国统一，再加上大封诸侯，晋武帝司马炎觉得天下已经太平，可以坐享江山了，于是司马炎开始贪图醇酒和美女。其实早在泰始九年（273年）他就下诏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的女儿入宫，第二年又下令挑选下级官员及普通氏族家庭的女儿入宫。他选美女期间，天下人一律不许结婚，要等他挑选后才可婚嫁。他派太监乘车马到全国各地去挑选美女，然后带回宫中。高门大族的女儿们怕被选中，都故意弄得蓬头垢面，穿着又破又脏的衣服，被选中者离开父母时无不号啕大哭。他宫中的姬妾多达一万余人，以致使他每天发愁，不知道到谁那里睡觉才好。于是就乘坐羊车，任凭羊停在何处，他就宿在何处。有些聪明的女子为了得到皇帝的宠幸，便想出一个办法，将竹叶插在门口，并在地上洒上许多盐汁。因为羊生性喜欢吃竹叶，又喜欢吃咸的东西，因此就停下来不走。这些美女也就得到了宠幸的机会。

不久宫里的美女都知道了这个办法，纷纷仿效，以至于每一个门前都插上了竹叶，地上洒满了盐。羊也变得刁猾起来，开始随意走随意停，不再被竹盐所诱惑。美女们没有办法，只好听天由命了。

石崇王恺斗富

大臣们见司马炎变得昏庸荒淫，便找机会劝谏。一次司马炎和众人去洛阳郊外祭祀，回来后司马炎得意地问司隶校尉（当时京城地区的监察官）刘毅：“你说我能与汉朝的哪个皇帝相比？”司马炎觉得刘毅肯定会回答汉高祖刘邦、武帝刘彻以及光武帝刘秀之类有名的皇帝，没想到刘毅却说他只能和汉桓帝、灵帝相比。司马炎很不高兴，因为这两个皇帝统治时期是东汉政局最混乱的时候。司马炎不甘心地问道：“我怎么会和他们一样呢？”刘毅直言不讳地说：“当年汉桓帝卖官，让人把钱都归入了国库。而陛下您现在也卖官，所得的钱却都进了自己的腰包。要这么来说的话，您恐怕还不如桓、灵二帝呢！”司马炎无法狡辩，只好讪讪地替自己找个台阶说：“爱卿所言极是。不过在桓帝时没有你这样的直言之臣，但我身边却有，这说明我还是比他们好一些啊！”

不仅仅卖官，司马炎每天的三餐饭就要一万钱，还嫌没有可吃的菜，无法下筷子。而一万钱，在当时足够一千人一个月的伙食。司马炎一次在女婿王济家吃饭时，有一道乳猪非常好吃，司马炎就问王济是怎么做的。王济偷偷告诉他，乳猪是用人的乳汁喂养大的，做的时候又用人的乳汁烹制，所以很好吃。司马炎听了很不高兴，觉得女婿超过了自己，结果宴席没结束就借故走了。王恺是晋武帝司马炎的母亲文明太后的弟弟，官拜右将军，颇得武帝的宠爱和器重。于是大权在握，欺压百姓，聚敛财富。他与当时的散骑常侍石崇、景献皇后从父的弟弟羊琇三人共称“三大富豪”。他们为证明谁才是最多财富的拥有者，竟然用谁更为奢侈来一比高下。王恺自认为财富无人匹敌，用当时特别贵重的麦糖清洗锅子，而石崇对此不以为然，竟用更为珍贵的石蜡当作柴火焚烧。王恺不甘示弱，用紫纱步障四十里，石崇则用织锦步障五十里。石崇用一种叫椒的涂料涂饰房屋，王恺就用红色的石脂盖过他。晋武帝对此不仅不加管束，而为了使王恺获胜，还曾多次资助他，为他壮威。有一次他赠送给王恺一株二尺多高的珊瑚树，王恺便十分得意地拿出来向石崇炫耀，谁知石崇竟拿出铁如意，几下就将珊瑚树击成碎片。王恺见状勃然大怒，以为石崇是出于忌妒所致。谁料石崇却轻松地说道：“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痛恨不已的，我现在赔给你。”于是便命令他家的仆从取出自家珍藏的珊瑚树，二尺多高的异常之多，三四尺高的竟然也有六七株之多。王恺看见后被惊得目瞪口呆，艳羡万分。后来两人斗得离了谱，石崇开始造假来骗王恺，他的牛车跑得快如飞鸟，原来他故意把车辕弄歪，让牛卡得疼痛难忍，就跑得快了。造假的目的只是为了占点上风，可见当时这些富豪的生活是何等的奢侈、无聊。后来王恺知道了石崇的把戏，便如法炮制，牛车竟跑得比石崇的还快。石崇知道后，竟然残忍地将泄密的人杀死了。

这些世家豪族的心性也极其残忍，例如在请客人吃饭喝酒时，石崇经常让美女劝酒，如果客人喝不完酒，他就杀掉这个美女。有次王导和王敦兄弟俩去他那里吃饭喝酒，而人们都知道石崇的这个“规矩”，本不善饮酒的王导为不祸及女侍，每次都把酒尽量喝尽。但王敦却不吃这一套，总不喝完，使石崇连杀三人。王导埋怨王敦不通人情，王敦却说石崇杀自己人，不必着急。

“太康繁荣”就在这种腐败中走向了末路。

玄学盛行

面对西晋社会又渐入腐朽，当时的士人对黑暗的政治越来越失望，玄学成为名士的主要思想寄托。

玄学盛行于魏晋时期的士人中，“玄”是幽远之意。《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注：“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无”是玄学的核心。这就是所谓的“贵无”思想。当时玄学所谈，主要是《老子》《庄子》和《周易》，所谓“三玄”。

魏晋以来，士人对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学观点早已厌倦，要求用“新”的观点来解释自然、社会或历史现象。由于社会处于战乱状态，自东汉末至司马氏时期，专权已经成为了政治风气。一般士人上进无路，由于党派之争且有生命之虞，因此士人的思想消极，倾向于“玄虚淡泊，与道逍遥”。这些因素都促成了魏晋玄学的产生。

清谈玄学之风，始于曹魏正始时期（240年—249年）。初期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稍晚的代表人物即前面提到的“竹林七贤”阮籍、嵇康等人。阮籍、嵇康由于反对司马氏专权，经常遭受迫害。于是在思想和生活方面，采取了崇尚自然、反对名教、放荡不羁、使酒任性的态度。在政治上崇尚无为，主张国君要无为而治，甚至主张“无君”“无臣”。阮籍说：“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

白痴太子

立子嗣问题向来是历代帝王费心头痛的大事，晋武帝司马炎也不例外。司马炎在泰始三年（267年），册立了嫡长子司马衷为皇太子，但司马衷却是个痴呆，因此司马炎心里一直有些犹豫和担心。

司马炎的胞弟司马攸，被封为齐王，为人清和平允，亲贤好施，声名很好。司马炎在内心深处，一直把这位端凝美姿容的弟弟当作最强的竞争对手。司马昭临死时，曾向司马炎、司马攸兄弟讲解汉朝淮南王、魏朝陈思王（曹植）与当兄长的皇帝之间不相容的故事，劝诫二人友爱相扶。母亲王太后在临死前，也流着泪对司马炎说：“桃符（司马攸的小字）性急，而你这位哥哥也不慈爱，如果我死了，恐怕你们兄弟必不相容。希望你能友爱自己的弟弟，勿忘我言。”

司马攸获封齐王后，“总统军士，抚宁内外”，有匡济之功。“而时有水旱，百姓则加赈贷，十减其二，国内赖之”，对晋朝以及他自己封地内的官吏、人民恩养有加。降身虚己，待物以信，并不时劝谏晋武帝务农重本，去奢即俭。

晚年的司马炎知道司马攸是众望所归，于是不再让他留在京城，把齐王和他的儿子们都放了外任。司马攸于是上书，乞求自己能为死去的生母王太后守陵，但司马炎不答应。眼见催促赴封国上任的诏书一道比一道急，司马攸又气又急，一下子病倒了。

为了查明弟弟是否装病推脱离京，晋武帝不停地派宫中御医到齐王府邸去诊视。御医们终日在宫中行走，明白武帝的心思，都知道司马炎心中在防备齐王，回宫后都报称齐王身体很好，没有大碍。而真实情况是，司马攸的病势一天重过一天，但催其上路的诏书却日益严厉，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

齐王司马攸生性刚强，虽然已经病得几乎不能走路，仍旧挣扎着换上一身新朝服，梳洗停当，入宫面辞晋武帝。兄弟两人各怀心事道别。辞出数日，半路颠簸辛苦的齐王终于支持不住，吐血而亡，年仅三十六岁。晋武帝得知皇弟死讯后，才明白司马攸不是装病，恸哭不已。下诏处死了数位为齐王诊病的御医，也借此掩饰自己的过失。

英明的弟弟死了，司马炎不再担心他会篡夺自己的皇位，但对于痴呆的太子司马衷，却始终犹豫不决。恰巧有一天晚上宫中着了火，司马炎到城楼上观看火情，这时司马衷年仅五岁的儿子司马遹却过来拽爷爷的衣服，说夜里危险，不能让光亮照到皇帝身上。司马炎听了又感动又惊讶，如此小的孩子竟有这样的智力。司马炎从此坚定了让傻儿子做太子的决心，希望孙子以后能有大的成就。

这时的晋武帝司马炎，虽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荒废国政，但也有诸多缺陷，例如用人不当。他不听人劝告，任用胡烈、牵弘两人到西部打击羌胡入侵，结果二人因为应对无方，剿抚不力，不久后全部战死，陇西一带也混乱起来，司马炎追悔莫及。从此晋朝尽管大力镇压连年动武，也仅仅能保住勉强的和平。边疆不宁是常见的事，这件事本身不是太大的问题，但却对后来的事情有着间接的影响。其一就是统一全国，陆抗病逝后羊祜就建议灭吴，而此时贪图安逸的贾充等人却极力反对，他们反对伐吴的理由之一，就是他们认为应先集中力量平定陇西，因此让东吴多延续了几年；其二就是间接影响了司马炎选太子妃。边疆出现叛乱，朝廷当然要选派有能力的大臣去处理，很多大臣都推荐贾充。贾充是个善于玩弄权术的小人，到了战场上就没有了他的“用武之地”，很多正直的人都看不起他。而此时推荐他的目的实际上是想要把他堂而皇之地逐出京城。

贾充一时之间无法推辞，便找手下人商量对策。手下人就给他出谋划策，说您只有与皇帝结亲这一个办法，即想办法把女儿嫁给太子，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地留在朝中。贾充的长女已经嫁与司马炎弟弟齐王司马攸为王妃，次女名叫贾南风。太子司马衷已经十三岁，到了婚娶的年龄，这时司马炎的即将定下卫瓘的女儿为太子妃。这位卫小姐是大家闺秀，富有教养，懂理礼数。与此相反，贾充的女儿贾南风则是貌丑性妒。而且司马炎知道这些。虽然司马炎认为贾南风“丑而短黑”，不宜做太子妃。但善于此道的贾充却有办法，他先行贿司马炎的皇后杨艳，再让自己的党羽在司马炎面前整天吹嘘自己女儿的才德。司马炎的皇后杨艳因为得到贾充的妻子郭槐许多礼物，便提出要为太子娶贾充又黑又丑的女儿十五岁的贾南风为妃。便在司马炎面前说贾南风如何贤良。这样司马炎终于在泰始八年（272年）二月，将贾南风迎娶为太子妃。司马炎虽然不是无能的君主，却先立了个白痴的太子，然后又给太子找了个黑心的妃子。

太熙元年（290年）四月，晋武帝命汝南王司马亮和杨骏一同辅政，之后就死于洛阳宫中的含章殿。当时的皇后杨芷为了使其父杨骏单独辅政，就伪造遗诏，封杨骏为太尉，兼太子太傅，统帅军队，并总领尚书，执掌朝政。

内忧外患，分裂在即

西晋门阀世族集团在建国初期就暴露出了其奢侈残暴和腐朽性的一面。晋惠帝继位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八王之乱”。建兴四年（316年）十月，匈奴攻破长安，晋愍帝司马邺出降，内忧外患的西晋终于灭亡。

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历时十六年，不仅使社会生产遭受到严重破坏，百姓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同时也使西晋的国力损失殆尽，无力控制地方和内迁各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全面爆发。因此在各地流民起义的同时，各族上层分子也抓住时机，起兵反晋，其中匈奴人刘渊起兵最早。

“何不食肉糜”

晋武帝死后，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晋惠帝司马衷是有名的白痴，而他的皇后贾南风则是历史上有名的荒淫残忍的皇后。此时的司马衷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但因为痴呆，无法处理政事，而且不时还要闹出一些笑话来。

有一次司马衷带了一群太监在御花园里游玩。那是初夏季节，池塘边的草丛间，响起一片蛤蟆的叫声。司马衷呆头呆脑地问身边的太监说：“这些小东西是为官家叫，还是为私人叫呢？”太监们面面相觑，不知这问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个比较机灵的太监一本正经地说：“在官地里的为官家，在私地里的为私家。”司马衷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有一次各地闹饥荒，地方的官员把灾情上报朝廷，说灾区的百姓饿死很多。司马衷问大臣说：“好端端的人怎么会饿死？”大臣回奏说：“闹灾荒，没有粮食吃。”司马衷忽然灵机一动，说：“没有粮食吃可以吃肉粥嘛！”大臣们听了，个个目瞪口呆。

而贾南风在当太子妃时就十分残忍，一个宫女怀有司马衷的孩子，被贾南风得知，她就亲手将那个宫女杀死。司马炎对此十分愤慨，一度想将她废掉，但因贾充在朝中的地位牢固，权势显赫，因此没能实现。司马衷对这个妻子既害怕又喜欢，凡事都顺从贾南风的意思。

司马炎对儿子的痴呆一直心存不安，总想试试儿子到底傻到什么程度。一次他送给太子一卷文书，里面提出了几件公事，要太子处理。太子虽然痴呆，贾南风却十分聪明。见到这卷文书，马上就明白了皇帝的意思，连忙把宫里的老师请来，替太子做答案。

老师写了一份答卷，引经据典，头头是道。贾南风看了挺满意，可想到皇上是知道太子平常不大懂事的，现在写出这样一份卷子，反倒会引起他怀疑。于是就命太监照着那份答卷另外起草了一份粗较为浅的答案，让太子依样画葫芦抄写了一遍，送给司马炎。司马炎一看，卷子虽然写得不高明，但总算有问有答，可见太子的脑子还是清楚的，因此便打消了废黜太子的念头。

历史文献

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朽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诗云：“哿矣富人，哀哉茕独。”岂是之谓乎？

——鲁褒《钱神论》

贾南风弄权

前面介绍了，晋武帝司马炎临死前，曾遗命汝南王司马亮和杨骏一同辅政，但杨芷皇后为了让自己的父亲大权独揽，擅自修改了遗诏。

太子司马衷即皇帝位，改元永熙，尊杨皇后为皇太后，册立贾妃为皇后。

贾南风一向有着强烈的权力欲望，虽然丈夫是皇帝，自己贵为皇后，但朝中大权皆为太后杨氏及杨骏把持，自己只是以小辈仰人鼻息，心中十分愤恨。贾南风想干预朝政，于是请汝南王司马亮入朝一同参政。

元康元年（291年）四月，司马亮让楚王司马玮入朝，骗司马衷说杨骏要谋反。司马衷哪里辨得清什么真假，命楚王司马玮屯兵司马门，东安公司马繇率禁兵四百人去逮捕杨骏。

杨骏得知内变，急忙召众官商量。但却没有决断，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不久被乱兵刺死，家中老幼无一幸免。杨太后的母亲裴氏依罪该斩，杨氏“截发稽颡”，上表儿媳贾后，自称臣妾，哀求饶了母亲的性命。贾后当然不许，当着杨太后的面，杀掉了杨骏的妻子，又把杨太后幽禁，派人断绝饮食，活活将其饿死。

除掉杨骏后，朝臣推举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共同辅政，贾南风没能达到完全掌权的目的。于是她联合楚王司马玮用“诬以谋反”的手段除掉了汝南王司马亮。“八王之乱”的序幕由此拉开。

贾后又以司马玮胡乱杀人为由，一道诏书颁下，又斩了司马玮。从此贾南风专擅朝政，开始肆无忌惮地妄为。

从290年到300年，贾南风在这十年间大权独揽，将朝廷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大肆委用亲信、党羽，派他们担任重要的官职。贾南风的族兄贾模和从舅郭彰，分掌朝政。

贾氏南风夺朝政

贾南风，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充之女。貌丑而性妒，因惠帝懦弱而专权。

当时的皇太子司马遹不是贾南风所生。这个司马遹就是在皇宫失火时紧紧拉住司马炎的衣服，不让火光照到他身上的孩子。司马炎十分宠爱他，对大臣夸赞司马遹说：“此儿当兴吾家。”

贾南风对此十分忌妒。元康九年（299年），贾南风将妹妹贾午生下的男婴弄入宫中，说是自己所生。接着到处散布太子的恶行，为废除太子做准备。永康元年（300年）一月，贾南风以司马衷生病为由，召太子入朝，然后灌醉了太子，让他抄写了一份自己早已拟好的“谋反”诏令。第二天朝会上遍示众人，表示“（司马）遹书如此，今赐死”。

大臣张华和裴頠力保太子无辜。贾南风害怕事缓有变，上表请废太子为庶人，又自拟皇帝诏书“许之”，太子被送往洛阳之外的许昌宫囚禁。贾南风旋即派孙虑等害死了太子司马遹。

朝廷大臣们对此议论纷纷。掌握禁军的赵王司马伦抓住了把柄，派禁军校尉、齐王司马冏带兵进宫逮捕贾南风。

专门玩弄阴谋的贾南风，这一下也中了别人的计。见齐王司马冏带兵进宫，大吃一惊说：“你们想干什么？”司马冏说：“奉皇上的诏书，特来逮捕你。”贾南风大叫大闹，指望司马衷来救她，但赵王司马伦手起刀落，把她抓起来杀了。

贾南风死后，羊献容被立为皇后。

八王之乱

所谓“八王”，一般指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长沙王司马乂和东海王司马越。虽然卷入动乱的司马氏不止这八位，但他们在其中作用明显，影响巨大，所以统称为“八王”。

司马衷的兄弟淮南王司马允，在平定贾后之乱后被封为骠骑将军，并兼任中护军。司马允“性沉毅，宿卫将士皆敬服之”。他知道赵王司马伦有篡逆之志，便称病不上朝，密养死士，暗中准备趁机诛除赵王。司马伦很忌惮这位年轻的亲王，便加封司马允为太尉，外示尊崇，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兵权。司马允于是上表称自己有病，不能接受太尉的官号。司马伦忍耐不住，派御史持诏，要收司马允的中护军印信，并弹劾其大逆不道。

司马允接讨诏书一看，根本不是皇帝司马衷的笔迹。大怒之下，厉声对左右宣言：“赵王欲破我家！”于是率七百多勇士起兵，从王府杀奔而出，沿路大叫：“赵王造反，我将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一路上归附的人非常多。

司马允本想先入皇宫，把司马衷控制起来，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司马伦的手下王舆派人关紧左掖门，一时攻不进去。不得已，司马允率精兵来围攻司马伦的相府。

当时在宫中值勤的陈准想帮助司马允，便对已经吓得瑟瑟发抖的司马衷说：“应遣人举白虎幡，出宫解斗。”司马衷于是连连点头。

白虎幡是麾军进战之旗，驺虞幡才是解斗之旗。陈准本想派人持白虎幡授其弟陈徽，助战司马允。哪知陈准派出执举白虎幡的伏胤，在出门前被司马伦的儿子汝阴王司马虔叫住，说：“富贵当与卿共之！”伏胤是墙头草，便携带没有写字的空白诏书出宫，诈称“有诏助淮南王”，没有把白虎幡递送到陈徽手中。

正史史料

（司马）骏为汝阴王，肜为梁王，伦为琅邪王，皇弟攸为齐王，……皇从叔父辅为渤海王，……权为彭城王，绥为范阳王，遂为济南王，逊为谯王，睦为中山王，凌为北海王，斌为陈王，皇从父兄洪为河间王，皇从父弟楙为东平王。

——《晋书·帝纪第三》

司马允见皇帝的诏使前来，认为一定是派自己讨伐司马伦的圣旨到了，马上让伏胤进来，自己从兵车跳下，跪地接诏。伏胤是禁军军校出身，身手敏捷，抽刀就把司马允的脑袋砍了下来。淮南王司马允左右虽有千人之众，但都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主人被杀。伏胤口宣诏令，表明他是受帝命斩杀司马允。司马允死时，年仅二十九岁。

为了继续抬高赵王司马伦的威望，加紧篡逆的步伐，司马伦的亲信孙秀在朝议上提出，为司马伦加九锡。朝廷本来就掌握在司马伦手中，朝议不过是走个形式，当然得到了大臣们同意。司马伦得了“九锡”，他的儿子们也握有了各路禁军大权。

司马伦及他的几个儿子都是庸愚无识之徒，真正的幕后策划其实是孙秀。永康二年（301年）正月，孙秀与司马伦再也等待不住了，于是就派司马衷的堂叔、义阳王司马威去逼迫司马衷“禅位”。司马衷虽然愚憨，但也知道身上的玺绶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死抱着不肯放手。司马威伸手去夺，几乎把司马衷的手指掰断。

嗷嗷大哭的皇上被司马伦送到了金墉城，被尊为“太上皇”，司马伦即位，改元建始。司马伦一即位，马上把他的同党，不论文官武将，或是侍从、兵士，都封了大大小小的官职。那时候官员戴的官帽上都用貂的尾巴作装饰，司马伦封的官实在太多太滥了，官库里收藏的貂尾不够用，只好找些狗尾巴来凑数。所以民间就编了歌谣来讽刺他们，叫作“貂不足，狗尾续”。

司马伦虽然当了皇帝，但真正的皇帝却是孙秀。所有的诏令都是由孙秀定夺的。孙秀向来与石崇有隙，就向石崇索要他的宠妾绿珠，绿珠美艳且善吹笛，石崇为解绿珠思乡之情，建了一座极其奢华的“金谷园”。石崇不给，孙秀大军一围，石崇见大势已去，对绿珠说：“我因你获罪，奈何？”绿珠流泪道：“妾当效死君前，不令贼人得逞！”遂坠楼而亡。孙秀大怒，将石崇和潘岳等人斩首。不久后，许昌坐拥强兵的齐王司马冏、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传檄讨贼。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本来想帮助赵王司马伦，看到齐王与成都王兵强马壮，遂改变了主意，与二人一起讨伐司马伦。很快就汇集了三十多万大军。

历史细读

古代的“石”如何换算成现在的重量单位？“石”读（dàn），是古代的计量单位，各个朝代不一样。汉代的时候，十五千克为钧，四钧为石，因此一石就是六十千克。现在粮食都称重量，古代是用斗量的。韩愈的《马说》中有“一食或尽粟一石”，一顿可以吃光一石粟。这里的“石”是粟的重量单位。“十斗为一石”这里的“石”，是容量单位。

孙秀、司马伦听说三王起兵，十分恐惧，派亲信将领张泓、士猗、许超和孙会等人率京中禁军迎战。齐王司马冏在颍阴被张泓打败，孙会、士猗等人在黄桥大败成都王司马颖，杀死数万成都王的兵马。消息传回宫内，孙秀、司马伦大喜，大赏黄桥之功。这样一来，出征的将领地位相同了，谁也不听谁的指挥和调动，自大起来。司马颖在黄桥大败后，趁孙会等人松懈之机突然进攻，大败对方，乘胜长驱渡过了黄河。

孙秀和司马伦感到事情不妙，连夜商量对策，手中握有禁兵的王舆却率七百多兵士从南掖门入宫，攻杀了孙秀、许超、士猗等人，然后强迫司马伦发诏：“吾为孙秀所误，以怒三王。今已诛秀，其迎太上皇复位，吾归老于农亩。”

于是数千甲士又在深更半夜赶到金墉城，将睡梦中的司马衷叫醒，迎回了宫中。事定之后，三王入城，发诏杀掉赵王司马伦和他的四个儿子，捕杀了孙秀等人的亲党。

手夺皇帝玺绶的义阳王司马威听到司马伦被赐死的消息后，慌忙逃归洛阳。诸王商议后，觉得司马威的罪行不大，想饶他一死。这时一直呆呆坐在上面的司马衷忽然发话说：“阿皮（司马威小名）掰我手指，夺我玺绶，不可不杀。”司马衷的这句话，是他当皇帝以来唯一自己作出的“决定”。诸王当然没有异议，派人杀了司马威。

司马冏奏请册立司马衷的侄子、年方八岁的司马覃为皇太子，自己出任太子太傅。司马冏大权在手后，也骄奢擅权，耽于宴乐起来。太安元年（302年），河间王司马颙在李含的怂恿下起兵。双方连战三日，齐王的部队大败，司马冏被自己的长史赵渊执送入宫。司马衷看着他，面露恻然的神情，估计是想到司马冏曾经拥立自己复位，很想饶他一命。但不等皇上发话，司马冏就被牵了出去，立时斩于阊阖门下，传首六军示众。

太安二年（303年）八月，李含被长沙王司马乂所杀，河间王司马颙于是起兵讨伐司马乂。双方在洛阳大战，死伤数万。长沙王手中有司马衷这张王牌，关键战斗皆在军中显耀皇帝旗鼓，一直占据着上风。

成都王司马颖这时投向了司马颙，率兵赶来。关键时刻，本来与长沙王一伙的东海王司马越，害怕城外二王的兵马越聚越多，就半夜冲入司马乂的房中，把俊伟英勇的长沙王捆绑起来，并以皇帝名义下诏免其官职，将其杀死。召成都王司马颖等入城辅政。

永安元年（304年），取得胜利的司马颙、司马颖联盟瓜分果实，司马颖成为皇太弟，司马颙为太傅。但他们都不在洛阳。司马颖耀武扬威地进入京师后，上表请立自己为皇太弟，这一来引起了司马越的不满。东海王司马越镇守洛阳，不愿意受远在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的指挥，于是奉惠帝之命征讨邺城，双方又打了起来。

两军在荡阴（今河南汤阴）相遇，司马颖的大将石超大败司马越。混乱之中，晋惠帝司马衷倒在了草丛中，脸上中刀，身中三箭，狼狈不堪。只有侍中嵇绍赶来相救，将司马衷扶上了车。这时兵士把嵇绍从车上拉下，用刀乱砍。司马衷高声叫道：“忠臣也，勿杀！”兵士们回答说：“奉太弟令，唯不犯陛下一人。”嵇绍就这样死于乱刀之下，“血溅帝衣”。

不久司马颖派卢志找到了坐在草丛中号啕大哭的司马衷，把他带到了邺城。人们见到司马衷身上的衣服溅满鲜血，便让司马衷换下血衣拿去清洗。司马衷说：“这是嵇侍中的血，不要洗它！”

东海王司马越吃了败仗，让弟弟东瀛公司马腾联合北方的少数民族，合兵南下进攻邺城。司马颖的军队连连战败，卢志便劝司马颖带着司马衷返回洛阳。

当时司马颖还有甲士一万五千多人，逃跑时做护卫绰绰有余。可是司马颖的母亲程太妃因为眷恋邺城，迟迟不愿起身，司马颖也是没有决断。大军见主帅无谋，一哄而散，司马颖和卢志只好带着数十骑，拥着司马衷乘小牛车南奔洛阳，一路上狼狈不堪。

东海王司马越拥着大军追击，很快就入驻洛阳，控制了司马衷，被委任为太傅、录尚书事。司马颖等人逃出洛阳后不久便被范阳王司马虓的属下一网打尽。河间王司马颙削去司马颖的皇太弟的称号，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永兴三年（306年），司马颙被杀。自此“八王之乱”结束。

司马衷作为一个傀儡，被诸王玩弄于股掌间，天天以泪洗面，经常随乱军颠沛流离，风餐露宿。八王之乱结束后，司马衷回到了洛阳宫里。但他的非人生活却没有结束，大权掌握在东海王司马越之手。

307年，司马越觉得这个傀儡皇帝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暗中命令宫人下毒，毒死了司马衷。晋惠帝死后，司马越不敢自己登基，便立了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改元永嘉。

从291年到306年，在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诸王之间互相残杀。尤其是在301年到306年的六年里，发生数次大战，如301年三王伐赵王司马伦，303年二王伐长沙王司马乂，304年东海王司马越伐邺城，304年东瀛公司马腾伐邺城，305年到306年东海王司马越伐关中。西晋诸王之间的这场大恶斗使数十万人丧失了生命，许多城市被洗劫和焚毁。在京城洛阳，十三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迫服役，城内米价贵到一石万钱，不少人因饥饿而死，并掀起了大规模的流亡浪潮。

少数民族进入中原

西晋政权因为内斗而导致经济、军事实力受到了很大削弱，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实力则一天天壮大起来，他们趁机南下侵扰西晋的边境，并且最终进入中原，终于导致了“十六国”的出现。

周处长桥搏蛟

西晋大将周处年少时膂力过人，放浪不羁，经常惹事伤人，横行乡里。一次他遇见一位老者，老者告诉他村中有“三害”，深为百姓所憎恶。于是周处问是哪“三害”，老者说：“一为南山上的猛虎，二为大河里的蛟龙（大鳄），而这第三个就是你周处。”周处深受震动。于是他上山杀虎，下河斩龙，并从此重新做人。此图描绘的就是周处搏蛟龙的情景。

巴氐李氏大成国

“八王之乱”期间，由于战祸不断，加之灾荒连年，疾疫流行，赋敛如故，广大人民饥寒交迫，无以为生，只好背井离乡，四处逃亡，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的流民浪潮。当时全国流徙人口的总数近三十万户，一百余万口，涉及秦、雍、并、冀、梁、益、豫、荆、兖、宁等十余州。流民的生活非常悲惨，他们流移四散，很多人都因饥饿而死，白骨横野。西晋王朝对流民不仅没给予妥善安置，反而采用强迫流民返回故地的极端手段，结果直接引发了流民大起义。

元康四年（294年），匈奴族郝散等领导的羌、胡族起兵反晋。当时正值关中饥馑，疾疫流行。296年秋，秦、雍二州氐、羌人民纷纷起兵响应，推举齐万年为领主。齐万年称帝，拥兵七万，威慑关中。西晋派安西将军夏侯骏、建威将军周处征讨，受梁王司马肜因节制。周处进兵攻击屯兵梁山（今陕西乾县西北）的齐万年。梁王肜因与周处有宿怨，于是公报私仇断了他的归路。周处被齐万年大军包围，战败阵亡。元康九年（299年）正月，孟观败起义军于中亭（今陕西武功西），齐万年被俘后遇害。齐万年自起兵到失败共四年（296年—299年）。从此遍及各地的流民大起义此起彼伏。江统有鉴于齐万年的起兵，写了《徙戎论》。

元康八年（298年），关中闹饥荒，略阳（今甘肃天水东北）、天水等六郡的各族民众十余万人流入巴蜀地区乞食。流民队伍中有一个巴氐豪酋、氐族人李特及他的兄弟李庠、李流等。一路上李特兄弟接济挨饿、生病的流民。流民感激、敬重李氏兄弟。巴氐本是川蜀一带的一个部族，曾投奔张鲁，曹操攻下汉中时，将这一部族迁入关中略阳，号为“巴氐”。

流民进入蜀地后，贿赂了朝廷派来调查情况的官员，于是得以留在蜀地。蜀地百姓生活较为安定。流民就分散在各地，靠给富户人家打长工过活。以后流民分散到蜀中各地，朝廷已无法禁止。当时李特进入蜀地，看到了这里的地形后，曾说：“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

当时的益州刺史赵廞本是贾后的姻亲，势力很大，李特到了益州之初得到赵氏的重用。到了永康元年（300年），贾后失势被杀后，赵廞便起兵击败了朝廷任命的新的益州刺史，自称益州牧、大将军，割据益州。但赵廞虽独据了益州，却不是能成大事之人。李特的三弟李庠在赵廞手下，他骁勇善战，很有威望，赵廞对他心怀忌恨。加之有人煽风点火，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又说“此乃倒戈授人也，宜早图之”。赵廞便找借口杀了李庠。当时李特、李流兄弟都拥兵在外，赵廞又将李庠的尸首交给李特，派人去对他们说：“李庠虽然已伏罪被杀，但你们兄弟与此罪无关。”让他们仍然做他的督军。赵廞杀了李庠，又把尸首交还，还留给李特兵权，这让李特十分忿恨。正好赵廞内部发生了变乱，李特便乘机偷袭赵廞的军队，击溃其部下的各部人马，攻入成都，赵廞被手下人所杀。

李特向洛阳方面说明了赵廞的罪状。朝廷任命罗尚为益州刺史，进入益州。罗尚不听从左右所提的早日除掉李氏的建议。

杨香扼虎救父

西晋的杨香十四岁时随父亲到田间割稻，忽然跑来一只猛虎叼走了父亲。杨香为救父亲，不顾自己的安危，跳上前去用尽全身气力扼住猛虎的咽喉。猛虎终于放下父亲跑掉了。这个故事描述了平民百姓在危急时刻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无畏的精神。

于是双方表面上相安无事，但事实上矛盾一触即发。罗尚要把流民赶回关中去。流民们听到官府要逼他们离开蜀地，可家乡正在闹饥荒，回去也是死路一条，于是纷纷向李特诉苦，李特向罗尚请求放宽遣送流民的限期。流民感戴李特，纷纷投奔于他。李特在绵竹设了大营收容流民。不到一个月，流民就聚集了近两万人。其弟李流也设营收容流民几千人。

李特收容流民后，派属下阎式再次请求罗尚缓期遣送流民。阎式来到罗尚的刺史府，看到那里正在调动人马，修筑营寨。他对罗尚说明了来意，罗尚对阎式说自己已准许流民缓期返回故地，并让他回去通知流民。阎式因为有所怀疑，于是告诫他不要因为小人的谗言而与百姓为敌，小看了老百姓。因为百姓看起来软弱，但若逼得他们无路可走，对您是没有好处的。罗尚假惺惺地称自己所说的都是实情，让他回去通告流民。

阎式回到绵竹后，转述了罗尚说的话，但他同时告诫李特罗尚的话不可靠，得要防备他偷袭才好。李特立刻把流民组织起来准备抵抗晋军的进攻。晚上罗尚果然派步兵、骑兵三万人，偷袭绵竹大营。晋军进入营地，见李特大营里没有异样。晋将自以为得计，一声号令，叫兵士猛攻李特大营。三万晋军刚进了营地，只听得四面八方响起了锣鼓声。大营里预先埋伏好的流民，手持长矛大刀勇猛无比。晋军被杀得丢盔弃甲，四散逃窜，晋军主将也被流民们杀死。李特知道晋朝统治者不会罢休，于是六郡流民首领共推李特为镇北大将军，李流为镇东将军。他们整顿兵马攻下了附近的广汉，赶走了那里的太守。李特进入广汉后，宣布约法三章，打开了官府的粮仓，救济当地的贫苦百姓。流民组成的军队在李特的领导下，纪律严明。蜀地百姓平时受尽晋朝官府的压迫，在李特的统治下生活倒是安定起来。民间编了一个歌谣说：“李特尚可，罗尚杀我。”

罗尚节节败退，只好据江与李特对峙。太安二年（303年），李特渡江攻下蜀郡，罗尚退守太城，向李特求和。李特以为蜀中已定，并不作防备。因为当时军中缺粮，李特便将六郡流民分散到村落就食。李流劝李特说：“我们刚攻下此地，人心未稳。现应聚兵一处，以防不测，而不可分散部队。”李特之子李雄也支持李流。但李特却错误估计了形势，说道：“如今大事已定，我们安定民众，岂可胡乱猜忌呢？”

罗尚表面上向李特求和，暗地里却勾结当地豪强势力。不久得到了荆州等地派来的援兵，乘着李特的军队分散在各地时围攻李特。李特的军队大败，李特也在乱军中被杀。其子李雄继续率领流民战斗。不久李雄军大败罗尚援军，军队重新振奋起来。李流在当年去世，众人共推李雄为主。李雄的军队攻下成都，将罗尚赶出益州。永安元年（304年），李雄自称成都王，改元建兴，废除晋朝的法律，重新约法七章。当时的晋朝内部正因为“八王之乱”而根本无暇四顾，蜀中得到了暂时的安定。

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李雄自称皇帝，国号大成。后来到李雄的侄儿李寿在位时，改国号为汉，所以又称“成汉”，李雄成为“十六国”中第一个称皇帝的人。秦、雍六郡流民起义，是西晋末年流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成汉也成为后来的“十六国”之一。

历史文献

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

——江统《徙戎论》

匈奴刘渊称汉王

在中原战乱频发的同时，匈奴却在此时兴盛了起来。

东汉时期，蒙古大草原发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旱灾，持续时间非常长久，“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匈奴人“死耗大半”，加上内部战争和与汉朝的冲突不断，导致强盛雄武的匈奴汗国陷入了分裂的局面，散裂为南、北匈奴。

文姬归汉

此图表现的是蔡文姬即将从匈奴回汉时的情景。当初蔡文姬被匈奴人掳到北方，在北方生活了十二年之久，后被曹操以重金赎回。

北匈奴一直向西迁移，最后立足于东欧，被罗马帝国畏称为“上帝之鞭”。而南匈奴则大部分依附东汉，迁至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216年，曹操发现迁居塞内的匈奴人日益繁盛，便把南匈奴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

由于汉高祖刘邦曾嫁宗室公主入匈奴，所以匈奴中各贵族就冒姓刘氏，他们在匈奴诸种中地位最为尊贵，因此五部匈奴部帅都是刘姓的匈奴贵族。这些匈奴人移居塞内的时间较长，汉化日深。他们当中的贵族子弟不仅博览群书，还精于骑射，可以说是能文能武的高门士族。

在曹操设置的五部中，刘豹是其中一部的首领。在东汉末年，於扶罗单于死后，其弟呼厨泉单于继任，以於扶罗单于的儿子刘豹为左贤王。日后大名鼎鼎的刘渊，就是这位左贤王的儿子。

刘渊自幼便居于汉地，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七岁丧母，年幼的他“擗踊号叫，哀感旁邻”。如此孝道，也显示出刘渊的道德礼仪近乎完全汉化。

青年时代，刘渊就显现出很大的志向，他发奋习武，博览群书，可以说是文武全才，而且相貌不凡。许多相士见到刘渊后，都大惊说：“此人相貌非常，吾所未见也。”曹魏咸熙年间（264年—265年），刘渊作为“质子”（少数民族贵族子弟在京城做“人质”）在洛阳居住，当时司马昭很器重他，常邀请刘渊入府做客。晋武帝建立西晋后，王浑、李憙等人都曾向司马炎推荐刘渊。但是很多大臣都认为，重用刘渊，必会为以后带来祸害。尽管司马炎也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但还是没有启用他。

受到几次失意的打击，刘渊有些心灰意冷。一次为友人饯行时说道：“王浑、李憙两位是我的老乡，多次在皇上面前举荐我，却招致了谗毁之言。其实我本来就没有当大官的打算，二公好心却成了坏事，唯有您深明我心！自今以后，我恐怕要老死于洛阳城内，与君永诀了！”说完刘渊悲歌慷慨，纵酒长啸，一座之人皆深为感动。刚巧刘渊的一番言语都为晋武帝的弟弟齐王司马攸听到，这位睿智聪明的藩王回朝后就建议司马炎除掉刘渊，以免祸患。幸亏王浑为他说尽好话，刘渊才逃过一劫。

西晋的内乱使统治者自顾不暇，无力再控制内迁各族，这为刘渊的兴起提供了大好时机。外戚杨骏辅政，为了拉拢人心，树立私恩，加封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并封为汉光乡侯。

“八王之乱”期间，刘渊曾在成都王司马颖手下，同时他趁机在五部纠集人马，以观时变。刘渊的堂叔祖刘宣秘密召集五部的上层贵族，与他们秘密盟誓，共同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刘渊身在邺城，听说自己已被五部暗中遥尊为大单于，欣喜过望。但他表面仍不动声色，假称五部族人有丧事，向成都王司马颖请假，说自己要回部落参加葬礼，司马颖没有答应。不过这可不是这位藩王有先见之明，而是当时各王之间争斗激烈，司马颖太想把刘渊留下来当帮手，所以才不放他回去。刘渊见不能成行，又不敢贸然私下逃归，便让属下呼延攸回去，让刘宣等人召集五部并诱引宜阳诸部胡人，齐集兵马，打着声援司马颖的旗号，准备伺机兴兵。

永安元年（304年），荡阴一战，司马颖得胜，把晋惠帝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高兴之余，加封一直在身边出谋划策的刘渊为冠威将军。但没多久，王濬率十多万人反叛，直扑而来。刘渊趁机说自己要回五部带匈奴之兵助司马颖，司马颖同意。刘渊于是得以回到左国城，并在左国城即汉王位，国号汉，史称“汉赵”。刘宣等人立刻尊他为大单于。短短二十天，刘渊就招集了五万余众，集中于离石（今山西离石）。不久司马颖迎战王濬失利，挟持晋惠帝南奔洛阳。

刘渊不想失约，命令刘景、刘延年等，率步骑两万人，准备进攻鲜卑。刘宣等人再三进谏，说：“晋朝发生内乱，自相残杀。这正是我们恢复地位的好时机啊！怎么能带兵帮助他们打仗呢？要抓住机会自立才是！”刘渊却说：“要灭掉晋朝，还不是像掰断一根朽木一样容易？但是晋朝的百姓未必会向着我们。我看汉朝立国的年代最长，在百姓中影响最大。我们的上代又是汉朝皇室的兄弟。现在汉朝灭亡了，我们用继承汉朝的名义，也许可以获得民心。只有得到民心，才能得到天下。”大家听了，觉得刘渊的话确实有道理，便同意了。于是刘渊宣布自己是汉王，很快就攻下了上党、太原、河东、平原等几个郡，势力越来越大。势力比较小的各族反晋力量也都来归附刘渊。

西晋青釉堆塑楼阙人物坛

堆塑楼阙人物坛是丧葬用的明器，其造型是从汉代五联罐发展而来的，流行于三国吴、西晋时期。此罐器腹印贴奏乐舞人，顶部结构复杂，有姿态生动的人物、鸟兽等堆塑装饰。此器物上刻有“造此廪”的字样，说明这类瓷罐是象征地主豪门谷仓的明器。

石勒从奴隶起兵

永嘉元年（307年），刚刚掌握了大权的司马越也意识到刘渊势力壮大的威胁，于是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刘渊获知这一消息，以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在板桥一带拦击刘琨。刘渊起事以来终于首逢对手，刘琨击败了刘景，进驻并州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安抚军民。

此时邺城也发生了战争，在河北一带的成都王司马颖原先的部下汲桑以为成都王报仇的名义，自称大将军，进攻司马腾驻守的邺城。汲桑本不足惧，但他的先锋大将，乃是十六国时期赫赫有名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后赵皇帝石勒。

石勒，字世龙，羯族，十六国时期后赵国的建立者。石勒的先祖是匈奴支系羌渠的后代，羯人乃是匈奴别部羌渠的后裔。相比于匈奴，羯人的地位要低得多，羯人的基本社会单位还是以部落存在的。

石勒自小在外闯荡，不但精通骑射，而且胆略超群，这使他的能力超过了其父。石勒的祖父耶奕于、父亲乞翼加（又名周曷朱）都是部落里的小帅，父亲乞翼加虽然武艺出众，但不太会管理部下，而且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骂部下，不得部下之心，将士关系非常紧张。父亲见石勒越来越能干，常常让他代为小帅之职，石勒凭借自己的胆识和能力，很快便赢得了大家的尊重，部落也管理得井井有条。当地的汉人郭敬、宁驱认为此人非同常人，经常给予资助，石勒感激之下，便为他们耕种。

晋惠帝末年，并州饥荒大乱。石勒部落所在的地方饿死了许多人，石勒和族人不得已出外逃生，可却被抓作奴隶卖给了山东茌平（今山东茌平）人师欢。师欢见石勒壮健雄武，又善骑射，深感他与众不同，便打听了石勒的来历，然后填写了一张放免书，除去了石勒的奴隶身份，让他成为一名有人身自由的田佃客。石勒本是名门之后，又曾经率兵作战，如今沦落到一个遭人欺侮的下等人，甚至被卖为奴隶，心中十分不平。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石勒联合另一个朋友牧马人汲桑，先后召集了十八个人组成一支小骑兵队，号称“十八骑”，正式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十八骑中包括了汉族和匈奴、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人。

永兴二年（305年），成都王司马颖的旧将公师藩聚众数万在赵（今晋冀豫部分）、魏（今冀鲁豫部分）起兵反晋，石勒便率领着自己的“十八骑”和汲桑一起参加了公师藩的军队。

这时的石勒还没有正式的名字，只有一个小名，汲桑觉得他领兵打仗，应该有个正式的名字，于是就给他取了“石勒”这个名字，因为他的祖先曾经是中亚的石国人。汲桑以石勒为扫虏将军、忠明亭侯，以前锋都督率军进攻邺城。不久公师藩兵败被杀。永嘉元年（307年）三月，石勒和汲桑再度起义。石勒打仗之勇猛，在十六国时期是出了名的。他一战大败晋新蔡王司马腾的将领冯嵩，攻占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长驱直入城中，其部下李丰将惶恐出逃的司马腾杀死于城外。汲桑的军队在城内杀死士族、民众万余人，又火烧了邺城宫室，大火竟然十日不灭。可怜邺城这座曹操曾一度建都的名城，就这样被焚掠一空。

后来在东武阳一战中，司马越的晋军大破汲桑军。汲桑与石勒收拾残兵败将，逃回到了山东。石勒觉得当前汉王刘渊声势正盛，意欲投奔，劝说汲桑同去以图发展，但汲桑不肯。在经过赤桥一带时遭到冀州刺史丁绍袭击，结果大败，汲桑与石勒在乱军中失散，汲桑在逃到平原时被晋军所杀。

石勒投靠刘渊

此时的刘渊已经建国三年，在北方有了自己稳固的根据地，各地的起义军都去投靠他。石勒从山东往山西投靠刘渊，那时刘渊刚迁到山西的新都城黎亭（今山西壶关），石勒率领残兵中途逃至自己的老家上党郡，当时据于此地的也是胡人张背督、冯莫突。石勒便投靠了这支胡人的部队，他很快看出这支部队难成大器，就向张背督等人指出刘渊乃是可以与晋军抗衡的最强的势力，说服这支部队往投汉赵营。

在石勒和被说服的几千兵马经过乐平（今山西昔阳）时，听说这里有一支二千人的乌桓部军队，首领是张伏利度。以前刘渊多次想收服他，都未能成功。石勒想如果自己能把这件事办好，就更能得到刘渊的赏识和器重。于是石勒令其他人率领部下先走，自己只身来到了张伏利度的营帐，表示愿做他手下的一员，终身为他效力。张伏利度很高兴地收下了他，任他为部将。

此后石勒凭借自己的勇气和谋略，不但使张伏利度和他结拜为兄弟，其他的将领对石勒也极为佩服。石勒见时机已经成熟，便在一次开会时将张伏利度绑了起来。他说自己想率领众将士去投奔刘渊，以图更大的发展，如果张伏利度也能去，还奉他为主帅。张伏利度见石勒并没有加害自己的意思，便答应了。

汉王刘渊见石勒说服张伏利度来投奔他，异常高兴，于是任命石勒为督山东征讨诸军事，赐号辅汉将军，封平晋王，张伏利度也封为乌桓王，由石勒统一率领投奔的全部人马。

光熙元年（306年），山东刘伯根率万人反晋，东莱郡（今山东莱州）大族王弥也参加其中。后刘伯根战死，王弥统其众人，转战于今河北、山东、安徽、河南等地。永嘉二年（308年）五月，兵临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使晋廷“京邑大震，宫城门昼闭”。后被晋司徒王衍击败，王弥率余部投奔了刘渊。

永嘉二年（308年），刘渊称汉帝。刘渊得到石勒的相助，同时部队又得到了休整，便积极准备进攻洛阳，消灭腐朽的西晋。

名家评史

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起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的资格。

——鲁迅

短命王朝的惨剧

不管是西晋还是十六国，这些王朝都非常短命，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一支势力拥有统一天下的能力。

晋军主力尽失

在益州称帝的李雄巩固了政权，并且废除了晋朝遗留下来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当时李雄不仅有李氏一族的支持，也招揽了不少人才。成国建立初期的局面相当不错，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的便是这个时候还在“窝里斗”的西晋皇室。

上面已经说过在李雄称帝的那一年，也就是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司马越册立司马衷之弟司马炽为帝，这就是晋怀帝，年号为永嘉。司马炽是武帝司马炎最小的一个儿子。武帝临死的前一年，将他封为豫章王。八王之乱期间，他洁身自好，不问世事，闭门读书，专心于史籍，因而颇有声望。司马炽在即位之初，遵照旧制，在太极殿东堂听政。每次朝会，司马炽都要和群臣讨论各种国家大事、考证经史典籍，这让十余年没能和皇帝谈论朝政的大臣们十分欣喜，许多大臣都说：“今天又看到武帝的时代了！”

而此时的西晋内部又出现了动乱。司马炽在当皇帝前，与中庶子缪播的关系很好，因此在他即位之后，便任命缪播为中书监，并任命他的弟弟缪胤为太仆卿，把他们当作心腹。其舅父散骑常侍王延和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也一起参与朝廷的机密事务。

这样一来，引起了司马越的不满，朝中权力争夺的矛盾一下子尖锐起来。永嘉三年（309年），司马越诬陷缪播等人图谋叛乱，从司马炽身边逮捕了他们，并将他们全部杀死。而司马炽却无能为力，只能叹息流泪而已。

汉赵国见西晋朝廷内乱不断，于是发兵攻伐。晋怀帝永嘉三年（309年），刘渊采纳大臣们的建议，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大赦境内，改元河瑞。汉赵军当时的攻势渐渐形成了灭晋之势。

晋左积弩将军朱诞痛恨司马越的倒行逆施，失望之下叛降刘渊，劝刘渊出兵攻打晋都洛阳。刘渊当即以朱诞为前锋都督，为汉赵军开路，以平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向洛阳方向进发。在连战连胜之后，这年八月，刘渊正式发动进攻洛阳的总攻势。但欲速则不达，汉赵军进攻洛阳的第一次战争以晋军大胜而结束。这年冬天，刘渊以举国之兵力再次向洛阳发动突然袭击。晋军在河南被汉赵军击败，但汉赵军显然未从几个月前的第一次惨败中完全恢复过来，晋护军贾胤等率勇士千余人夜攻刘聪军，两军战于大夏门，刘聪军溃散。洛阳的百姓虽然恨透了腐朽的西晋王朝，但也不愿受匈奴贵族的统治。所以刘渊两次进攻，都遭到洛阳军民的猛烈抵抗，不得不退兵。

但石勒在这一年中却相继攻占了魏郡、邺城和赵郡等地，兵马发展到了十多万人，势力空前壮大起来。

洛阳大战的第二年，刘渊病死，将他的灭晋大业留给了他的后人。

汉赵西晋在洛阳附近的两次大战，均以西晋军的胜利而告终，这使得晋朝的紧张局势得到暂时的缓解。但晋朝颓势已成定局，无力应对汉赵国下一次全面凶猛的进攻了。刘渊死后，汉赵军继续对晋都洛阳用兵，石勒的骑兵在华北平原上所向披靡，渡过黄河攻下襄阳城以及江、汉一带的堡垒三十余个。石勒便想以此为根据地与天下抗衡，参军张宾立刻向他指出当前形势，认为战线已经拉得过长，且江汉一带并不适合石勒的精骑发展，不如北撤。于是石勒北还，途中又先后攻下晋江夏、新蔡、许昌等城，可谓是威震中原。此时在洛阳以东一线出现了一片巨大的沦陷区，洛阳几乎陷于孤立无援的地步。

司马越请求迎战石勒，想拥有大军来建立战功，以此来提升自己的权势。但司马越率四万精兵出讨后，飞檄各州郡征兵，竟然没有一支地方的军队赶来支持，这让司马越又急又气。就在这时，曾经受到司马越排挤的司马荀发出檄文，历数了司马越的罪状，声讨司马越。晋怀帝司马炽自是求之不得，于是密赐手诏命他讨伐司马越。

贵族出行仪仗图

贵族骑马出行，由穿上盔甲、持武器旌旗的侍从簇拥，声势显赫，也反映出北方贵族仍然以骑马为主。

司马越有所风闻，截获了司马荀所派的使臣和司马炽的诏书。于是司马越与司马荀开战。半个月后，司马越忧愤成疾，病死在项城（今河南沈丘）军中。部将王衍等只得率兵带着司马越的灵柩返回东海（今山东郯城），要回到他的封国安葬。

石勒得知司马越暴死的消息后，率劲骑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围攻这数十万西晋军民。石勒派兵士一把火烧掉了司马越的棺柩，并说：“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 石勒军队逮捕了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望等多位晋朝高官和皇族藩王，后都被石勒杀死。李恽原本是司马越留在洛阳监视晋怀帝的，由于司马越的失势，他以奔丧为名，带着大批王公官吏逃出洛阳。石勒在消灭了王衍军以后，又击溃李恽军，杀死了随军的晋宗室四十八个藩王和官员。至此西晋的主力军被彻底地消灭了。

智囊团君子营

在攻打常山时，石勒得到了谋士张宾的辅佐，从此石勒的事业如虎添翼。赵郡人张宾，是个相当有才华的低级士人，他经常自叹难逢明主。石勒大军到了河北后，他立即来到石勒军中。当时来投奔石勒的士人越来越多，石勒认识到自己想要成大事，必须要依靠这些在晋朝不得志的士人的帮助。因此在永嘉三年（309年），石勒让张宾将军中有文化的汉族士人集中起来，组成一个智囊团，专门研究军事作战方面的事宜。他以张宾为谋主，加上不少低级士族，别立一营，号为 “君子营”，为石勒出谋划策。石勒在对汉人的利用这点上要远远胜过刘渊。

当永嘉六年（312年）的时候，汉国已经占据了黄河下游的大片土地。石勒用张宾之计，除掉了与自己有隙的晋朝降将王弥，从而执掌了幽、并二州军事，而他的实际控制范围则早已到达了长江以北地区。下一步准备攻打江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建业（今江苏南京）。由于晋朝的统治中心还未完全转移到南方，石勒对江南形成的攻势被认为是一举攻灭江南晋朝势力的好机会。然而与历史上的多次南北战争出现的情况一样，北方士兵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加上这年的雨季提前来临，进入二月以后大雨连续不止，暴雨冲垮了道路，将石勒的简易军营冲得不成样子。同时瘟疫也开始在军中蔓延，一半的士兵病死。因此士气受到了很大打击，石勒的部将们也是各怀心志，军心浮动。

青釉人骑兽器

这是西晋的青釉人骑兽器。一个圆脸高鼻、大眼短发的人手揪兽角，驾驭着一只怒目龇牙的野兽。从此人戴的高高的帽子推测这是用来插烛照明的灯具。

晋军听说这些消息后，将军队集中在寿春一带，准备进攻石勒的军队。石勒赶忙召集众将士商议对策，张宾直率地说：“我们去年就不应该在这里安营扎寨，既然现在大雨不停，那我们就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北方的邺城一带西连平阳，而且又有山河的天然屏障，那是个好地方，我们应该北上去夺取。如果能够成功的话，控制了河北地区，那天下就是属于您的了。晋军之所以要防守进兵，就是害怕我们南下进军，如果我们现在突然撤退走了，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根本不会追击我们。现在我们必须先把辎重物资运走，兵马则趁机运动，做出进军的样子来迷惑敌人。等到我们的辎重都运送完了再掉头北上，那样就会平安撤退，开创新的霸业。” 石勒听了满心欢喜，擢升张宾为右长史，号为“右侯”。依计而行，果然顺利北上到达了邺城。石勒从此以后更把张宾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凡事多多少少都要与张宾交换意见。

第二年石勒终于攻下了邺城，并让石虎镇守邺城。石勒又征询张宾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张宾说：“如今天下已经大乱，我们不能这样没有根据地到处游击，常言道‘得地者昌，失地者亡’。现在看来，附近的襄国和邯郸地势很险要，我们可以选择其一作为我们建都的地点。有了巩固的根据地，再派兵将四处征讨，不用多长时间，霸业便可以建立起来。”

石勒边听边频频点头，于是决定进军襄国。石勒占领襄国后，开始练兵屯粮，以襄国为中心，形成了自己的根据地，势力也逐渐强大起来。

刘聪杀兄夺位

永嘉二年（308年）攻打洛阳时，刘渊认为汉赵军已对晋军形成了绝对优势，灭晋当在弹指之间，当时竟迫不及待地在蒲子称帝，改元永凤，大赦境内，封长子刘和为大将军，四子刘聪为车骑大将军，族子刘曜为龙骧大将军，其他宗室尽皆封王。异姓按照功勋谋区别，也封为郡县公侯。永嘉四年（310年），刘渊带着没有攻下洛阳的遗憾在平阳去世。而刘渊无法想到的是，在汉国的内部，一场残酷的帝位之争正在酝酿之中。

刘渊去世后，太子刘和继承了皇位，而兵权却掌握在刘渊的第四子楚王刘聪手中。

刘聪，字玄明，是刘渊的第四个儿子。传说刘聪的母亲张氏怀孕的时候，曾梦见一轮红日钻进怀里，醒来后她对刘渊说起这件事，刘渊告诉张氏这是吉祥的预兆，不要对外面说出去。张氏足足怀了十五个月的身孕，才将刘聪生下来。刘聪出生的那天夜里，家里出现了一道白光，待生下来时，家人发现刘聪的左耳有一抹二尺余长的白毛。

刘聪从小就聪悟好学，博士朱纪见了他以后觉得十分惊奇。十四岁的时候，刘聪就已经通晓经史，综合百家之言能得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尤其喜欢诵读兵法。在书法方面，刘聪的草书与隶书都写得非常出色；在文章方面，他曾写过百余篇述怀诗、五十余篇赋颂，都是字字珠玑，文才斐然。十五岁时，刘聪开始学习击刺的武术，善于射箭，能够拉开三百斤的弓箭，可以说是冠绝一时。

刘聪身上既有父亲匈奴骁武的遗传，也有母亲汉族诗文积淀的灵性，确是人中龙虎。二十岁时，刘聪在洛阳游学，交结名士无数，当时的大臣乐广、张华都对他大加赞赏。在京城见过大世面后，刘聪回到故地，官至右部都尉，善于抚接匈奴五部士众，族人归心。其父刘渊在成都王司马颖手下效力的时候，刘聪唯恐父亲有个三长两短，自告奋勇在司马颖手下任积弩将军，常常冲锋陷阵，为父亲刘渊争功。

汉赵国一直局促于并州一隅，后来定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刘渊当了皇帝不久就卧病不起，临终时将兵权交给了安昌王刘盛。刘盛年幼时不喜欢读书，只读《孝经》和《论语》两本书，他说：“读这两部书能够照着去做，就足够了，哪里还用得着多读却不去做呢？”刘渊因为他忠诚，所以才将重要的职务交给了他。

但刘和性格多疑，平时对属下也没有什么恩德，因此汉赵朝中的实际权力还控制在能征善战的刘聪手中。呼延攸是刘和的舅家人，刘渊临终任命了一批大臣，唯独没有他，这让呼延攸感到既羞愧又愤恨。他对刘和说：“先帝不考虑轻重的情势，使三王子（指齐王刘裕、鲁王刘隆、北海王刘乂）在京城里统领强兵，大司马刘聪拥兵十万在近郊驻扎，陛下不过是在他人那里寄寓的皇帝罢了。应当尽早考虑对付这种情势。”刘和一向对呼延攸深信不疑，马上宣召安昌王刘盛，让他出兵剿灭刘聪。刘盛说：“先帝的棺椁还没有安葬，楚王刘聪也没有变节，您就要自相残杀，天下会怎么说陛下呢？请您不要听信挑拨离间的小人的谗言，疑忌自己的兄弟。兄弟尚且都不能相信，那别人谁还值得相信呢？”呼延攸大怒，命令左右随从把刘盛杀了，密谋攻打刘聪。

岂知刘聪早有准备，永嘉四年（310年），还没等呼延攸的军队集结完毕，他就率先下手，收服了呼延攸手下的兵将。在光极殿西室，刘聪亲手杀死了哥哥刘和，并将呼延攸斩首，将首级悬挂在交通要道上。大臣们于是请刘聪继承帝位，刘聪表示北海王刘乂是皇后所生，皇位应该由刘乂继承。但刘乂坚持请刘聪即位。刘聪谦让了一阵后，也就同意了，宣布继承汉赵帝位，并说：“北海王以及诸公是因为祸乱困扰还多，看重我年纪大几岁罢了。这是国家的事业，我怎么敢推辞！等北海王长大后，我将把大业交还于他。”于是尊奉刘乂的母亲单氏为皇太后，自己的母亲张氏为帝太后。以北海王刘乂为皇太弟，兼大单于、大司徒。立自己的妻子呼延氏为皇后，封儿子刘粲为河内王、刘易为河间王、刘翼为彭城王、刘悝为高平王。

晋愍帝求降

在石勒大败司马越的同时，刘聪命刘曜进攻洛阳。

在永嘉五年（311年）六月，汉赵大军兵临洛阳城下。几路大军会兵一处，围攻洛阳城。然后攻破了洛阳城门，晋怀帝在出城逃往长安的路上被汉赵军追获。刘曜一把火把洛阳烧成了灰烬。

刘聪俘虏了晋怀帝后，吴王司马晏的儿子秦王司马邺时年十二岁，逃至密州，在长安继承了西晋皇位，是为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八月，刘聪派大将刘曜率军围攻长安。双方军队僵持了四个月，长安城内粮尽，无法据守。司马邺赤露肩背，口含玉璧，乘坐羊车，出城求降。西晋至此宣告灭亡。西晋自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元年（265年）十二月建立，到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十月灭亡，经历了四个皇帝，一共五十二年。

刘聪再一次面对西晋降帝，对他百般羞辱。不久就杀害了他。

司马邺死后，谥号愍帝。至此黄河以北的中原地区名义上尽归汉赵国所有。西晋曾经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前期也曾有过短暂的繁荣，有过创新改革。但在成功面前，西晋统治者没能进一步进取，而是开始懈怠、腐化，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方面留下了一系列的隐患，终于导致了灭亡。这个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张轨建立前凉

在西晋混乱亡国的过程中，凉州张轨于建兴二年（314年）二月被西晋的朝廷任命为太尉、凉州牧，封西平郡公。于是张轨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史称前凉。张轨是安定郡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

晋惠帝时，张轨在京做官。赵王司马伦夺权后，张轨要求回凉州。301年正月，朝廷任命他为凉州刺史。张轨到任后，大力任用当地有才干的人物作为帮手，如宋配、阴充、汜瑗、阴澹等，妥善安排境内的鲜卑部落，并迅速平定了那些桀骜难驯的大小割据势力，威镇西方，稳定了凉州的局面。永兴二年（305年），俘获鲜卑十多万人口，安置在河西走廊。永嘉之乱时，晋怀帝被困洛阳，地方各大员无人登门，只有张轨派人送来贡品，连年不断。

洛阳、长安陷落后，张轨专门设了武兴、晋兴二郡，安置关中流民。张轨还下令铸造五铢钱，钱币于是在河西流行起来。晋愍帝占据长安后，张轨派了三千人前去保卫。之后张轨就占据了凉州一带地方。

东晋十六国

西晋灭亡以后，司马氏在江南重建政权，史称东晋（317年—420年）。北方则进入了“五胡十六国”的大动乱时期，从刘渊建国到北魏统一北方（304年—439年）的一百三十多年间，各少数民族上层和汉族官僚地主纷纷建立政权，历史上叫作“十六国”时期。“十六国”因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而得名，“十六国”时期的历史，以秦晋淝水之战（383年）为界，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秦晋淝水之战前，北方先后出现的政权主要有成汉（氐）、前赵（匈奴）、后赵（羯）、冉魏（汉）、前燕（鲜卑）、前秦（氐）。淝水之战后，北方再次分裂。原来在前秦统治之下的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趁机建立起各自的分裂割据政权，主要有西燕（鲜卑）、后燕（鲜卑）、南燕（鲜卑），北燕（汉）、后秦（羌）、大夏（匈奴），后凉（氐）、南凉（鲜卑）、北凉（卢水胡）、西秦（鲜卑）、西凉（汉）等。

暴虐的刘聪

匈奴刘渊建汉赵，自称汉王，永嘉二年（308年）称帝。刘渊死后，刘聪杀兄夺位，从此之后，刘聪变得更加骄横。

陈元达冒死进谏

刘聪坐上了汉赵的皇帝宝座，又尽占了黄河以北的中原地区，他的性情也变得更加骄横，向来不喜欢大臣的忠言直谏。313年，刘聪把贵嫔刘娥立为皇后，为她建造仪殿。廷尉陈元达恳切地劝谏说：“您的父亲刘渊身穿粗布衣服，居住的地方连双层的坐垫都没有，皇后妃嫔甚至不穿绫罗绸缎，拉车的马匹也不喂粟谷，这是爱惜百姓的缘故。陛下即位以来，已经建造了四十多处宫殿，加上一再兴兵作战，军粮运输不停，饥馑、疾病流行，造成人们死的死、逃的逃。但您还在不停地大兴土木，这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的想法吗？现在晋朝的残余势力还在西边占据着关中地区，陛下不但不为这一切担忧，却还在宫廷中建造殿堂，这难道是目前所急需的吗？”

这番话惹得刘聪勃然大怒，骂道：“朕身为天子，建造一个殿堂，为什么要问你这样的鼠辈呢？你竟敢胡说八道扰乱大家的情绪，不杀掉你这个鼠辈，朕的殿堂就建不成！”于是向左右随从命令道：“拖出去杀了！连他的妻子儿女一起在东市悬首示众，让这群老鼠一起去墓穴里去！”

当时刘聪是在后宫逍遥园的李中堂内，陈元达事先已经料到了刘聪的反应，因此早就在腰间绑了一把大锁。听到刘聪要把他拉出去，陈元达马上跑到园中，用锁把自己锁在堂下的树上，大声呼喊道：“我所说的，都是为社稷大业考虑，而陛下却要杀掉我。我能够与关龙逄、比干同游，这就满足了！”随从们上前拉他，却怎么也拉不动。

这时站在一旁的朱纪、范隆、刘易等人一起叩头，一直叩得头上出血，说：“陈元达为先帝所赏识器重，一直尽忠竭虑，知无不言。今天他所说的话虽然有些狂妄直率，但希望陛下能够宽容他。因为直言劝谏而杀列卿，这让后世怎么说呢？”

刘聪听大臣们这样说，一时不便再喊拖出去砍了，于是便阴沉着脸，不置可否。

刘皇后听说后，暗中命令随从们停止对陈元达的刑罚，马上写了一道奏疏给刘聪，说：“现在宫室已经齐备，用不着再营建新的，四海还没有统一，应当珍惜百姓的财力。陈元达的直言是社稷的福气，陛下应该加以赏赐。现在反而要杀他，天下要怎么来评说陛下呢？直言进谏的忠臣固然不顾自己的性命，而拒绝进谏的君主也是不考虑自身的性命。陛下为了给我营建宫殿而杀劝谏的大臣，这样使忠良之臣缄口不言是因为我，远近都产生怨恨愤怒是因为我，公私两方面的困窘弊害也是因为我，使国家社稷面临危险还是因为我，天下的大罪都集中到我一个人的身上，我怎么能够承担得起呢？我观察发现，自古以来造成国破家亡的，没有不是从妇人开始的。我心里常常为之痛心，想不到今天自己也会这样，使得后世的人们看我，就像我看古人一样！我实在没有脸面再伺候您，希望您允许我就死在这个殿堂里，来弥补陛下的过错吧！”

刘聪看完刘皇后的奏疏，脸色都变了。过了许久，才慢慢地说：“朕近年以来，因为中风伤病，喜怒超过了限度，不能自己控制。陈元达是忠臣，朕却没有看出来。各位能够磕破头让我了解他，确实是深明辅佐之臣的职责。我的惭愧藏在心中，怎么敢忘掉呢？”说完，叫陈元达上来，把刘皇后的奏疏拿给他看，并说：“在外有像您这样的人辅佐，在内有像皇后这样的人辅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又赏赐给在场劝谏的人不同数量的稻谷与布帛，把逍遥园改称为纳贤园。刘聪对陈元达说：“你本该怕朕，现在反倒是朕怕你了！”一出直谏纳谏的好戏就此收场。

刘聪执政时期，重新制定了汉赵国的百官制度，除中央机构沿袭刘渊建国初的旧制外，还创立了一套胡、汉分治的地方行政体制，置左、右司隶，各领民户二十余万，每万户置一内史，共设内史四十三人，用以统治汉人。又设大单于，大单于之下设左右辅，各领六夷十万落，每万落置一都尉，用以管理胡人。刘聪以其子刘粲为丞相、领大将军，封晋王，以中山王刘曜为大司马。刘聪所建立的这套行政机构，形式上是对曹操匈奴五部分治法的继承和大范围的应用，但实际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刘聪的百官建制仍然保存了大单于的职能，大单于的地位仅次于皇帝，担任大单于的大都是皇位的继承者。在刘氏的统治机构中虽然也吸收了一部分汉人，但大权基本上都掌握在匈奴贵族手中。

刘聪日益残暴骄奢

刘聪虽然攻克了洛阳、长安，消灭了西晋政权，但他实际所能控制的地方东不逾太行，南不越嵩、洛，西不过陇坂，北不出汾、晋。在中原地区曹嶷据青、齐，石勒据河北，鲜卑拓跋部据代北，皆各据一方。

但刘聪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自从灭掉西晋之后，他渐渐骄奢起来，虽然有陈元达冒死进谏，但并不能改变他的所作所为。每次用餐时必须准备珍馐美味，而且一定要有新鲜的鱼。左都水使者刘摅有一次送鱼蟹来迟了，被枭首在东市。宫殿也装饰得穷奢极丽，由于给两位妃子的宫殿没有按时修好，他又杀死了监工大臣。到汾河去观鱼，他又彻夜不归。刘聪喜好出外游猎，早晨出去夜里才回来，回来后点起几千支蜡烛，用来延续白昼的欢乐。

刘聪本人骄奢淫虐，朝廷内外也没有一点纲纪。刘聪的母亲因为刘聪刑罚太过严厉，三天不吃饭以示警告。刘聪的次子、大将军刘敷屡次哭着劝谏，刘聪大怒说：“你想要我死吗？天天用哭声来烦扰人！”刘敷于是积忧病死了。

刘娥皇后去世后，靳准有两个女儿，都是沉鱼落雁的美色，分别叫靳月光、靳月华。靳准早就有意凭借着两个女儿以谋取高官，美人计已经筹划多时。见时机成熟后靳准便将两个女儿献给了刘聪，第二天刘聪便封二女为贵嫔，后又将靳月光册封为皇后。

虽然备受宠爱，但是后宫佳丽众多，靳月光也不能天天见到刘聪。时间一长，靳月光便耐不住寂寞了，于是找了几个美少年入宫打发时间。不料这件事被陈元达探听得一清二楚，他将靳月光的秘事收集了许多证据，写在奏折里交给了刘聪。刘聪怒火中烧，痛骂了一番靳月光，将陈元达的奏折掷在靳月光脸上。靳月光看完奏折后，不敢分辩，哀乞刘聪的饶恕。刘聪大怒之下拂袖而去，靳月光当晚便服毒自尽了。

刘聪本来是一时气愤，听说靳月光自尽了，赶忙跑去。见到靳月光的脸色凄惨无比，刘聪便抱着尸体大哭了一场，从此将靳月光的死归咎于陈元达，无论他再有什么规谏，刘聪都置若罔闻。

从此以后，刘聪命儿子刘粲为丞相，一切国事都让刘粲决定，自己不再理朝政。太监王沈的养女，容颜美丽，刘聪想立她为左皇后。尚书令王鉴、中书监崔懿之、中书令曹恂进谏，刘聪非常生气，对刘粲说：“王鉴口出狂言，侮谩尊上，不再有君臣上下的礼节，应该快快定他的罪！”刘粲于是收捕了王鉴等人，没有审讯就将他们送往刑场斩首。

皇太子谋杀皇太弟

刘聪杀兄即位后不久，因为自己是超越兄弟次序而当的皇帝，于是封北海王刘乂为皇太弟。之前的皇后呼延氏一直将北海王视作眼中钉，不断地劝说刘聪除掉皇太弟，刘聪心里也暗暗下了决心。刘乂的舅父感到事情不妙，哭着进言刘乂希望他自己请求撤销皇太弟的封号，以免召来杀身之祸。刘乂却认为自己皇太弟的名号是天经地义的。大祸临头还如此不自知，这位皇太弟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刘聪把国家大事都交给了儿子刘粲，很明显有传位于子的意思。恰值有一次天落红雨，使刘乂所居住的延明殿周围一片殷红，形同上天降血。古人迷信，刘乂心中不由得感到厌恶和恐惧，忙把东宫属官卢志、崔玮、许遐等几个汉族儒官请进宫来，商议对策。卢志等人劝说刘乂派刺客杀死刘粲。大将军刘骥连年征战在外，城内没有可以抵战的悍将，只要发兵鼓行冲向云龙门，宿卫将士肯定会倒戈奉迎，那么举事必能成功。卢志等人远虑深谋，把情势分析得头头是道。但皇太弟刘乂政治经验极其缺乏，没有勇气行此大事。没几天刘乂手下的东宫舍人荀裕上告了卢志等人劝刘乂谋反的事情。刘聪大怒，把刘乂软禁了起来。

刘粲早就对这位挡在自己前面的小皇叔恨得牙根痒痒，至此更是杀心顿起。几天后刘乂正在府中呆坐，忽然丞相刘粲手下的将军王平闯入，一脸焦急和凝重，通告他说：“奉皇上诏旨，京城内有人想叛乱，请诸王宗室裹甲执兵，以备非常！”刘乂不敢怠慢，连忙命令东宫府臣卫士全身披挂，各执兵器，在府内集结，等待命令，准备为皇上效死。

刘粲则奔赴皇宫禀报刘聪说，皇太弟刘乂手下着甲衣准备作乱。刘聪大吃一惊，令刘粲马上率军包围东宫。刘粲拘捕了听命于东宫的氐、羌酋长十多人，严刑拷问，把他们的头颅都枷锢于高木格之上，烧红铁器炙灼双目。这些酋长们忍受不住刑罚，于是只得招认自己和皇太弟共同谋反。

于是刘聪下令，诛杀东宫所有的官员，平素与皇太弟亲近、交厚的人也一律格杀勿论，废黜皇太弟，改封为北部王。不久刘粲就让靳准杀死了皇太弟。刘聪听说皇太弟的死讯后，悲恸痛哭地说：“我们兄弟仅剩二人却不能兼容，怎么才能使天下人知晓我内心的情感呢？”

由于皇太弟刘乂有大单于的头衔，平时在京中的氐族和羌族贵族均是他所掌属。因此皇太弟死后，氐族、羌族反叛的人很多。刘聪让靳准代行车骑大将军职务，征讨平定了叛乱，并将刘粲立为皇太子。

名家评史

曹魏东晋之百余年间，乃中国社会之率乱时期，亦为对抗礼教之反动时期。此反礼教运动与反专制之潮流汇合，遂蔚为一种以放浪人生观为基础之无君论。

——萧公权

晋室南渡

司马睿于318年在江南建立起了东晋政权。东晋的建立离不开王导等一大批士族地主的支持，因此东晋皇帝并没有将朝廷大权集中到自己手里。

司马睿建康登基

317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匈奴的汉赵政权正在发生内乱，而一直在江南的原西晋皇族司马睿却等来了晋愍帝司马邺被害的消息，于是在以王导为首的江南士族的支持下顺理成章地在建康登基称帝，史称“东晋”。海内大乱之时，唯独宗室琅邪王司马睿的江东一带稍稍平静一些。他在镇东司马王导的劝告下，召辟贤才，延揽俊杰，总算使晋朝有了一块最为安全的喘息之地。当长安陷落的消息传到江南后，镇守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司马邺的堂叔、琅邪王司马睿，于317年称晋王，年号建武。第二年（318年）即帝位，年号太兴，是为晋元帝。

司马睿在西晋皇族中，地位和名望并不高。他曾经参与讨伐成都王司马颖的战役，但是由于作战失利，便离开洛阳，回到封国。晋怀帝即位后，司马睿被封为安乐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来到了江南。司马睿带去了一批北方的士族官员，其中最有名望的是王导，司马睿对王导可谓言听计从。司马睿刚到建康的时候，常常因为喝酒而耽误事情，王导对此进行劝说，司马睿就命令人斟上酒，接过酒杯后把酒倒掉，从此便戒了酒。

江南的一些大士族地主嫌司马睿地位低，不怎么看得起他，也不来拜见他。因为这个，司马睿心里很不踏实，要王导想个办法。王导有个堂兄名叫王敦，当时在扬州做刺史，很有势力。王导把王敦请到建康，两人一商量，想出一个主意来。每年的三月初三是当地的禊节，百姓和官员都要到江边去“求福消灾”。

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坐上华丽的轿子到江边去，前面有仪仗队鸣锣开道，王导、王敦和从北方来的高官、名士，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跟在后面，排成了一支十分威武的队伍。在江边看热闹的人很多，大家看到这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大排场，都轰动了。江南有名的士族地主顾荣听到这个消息，赶忙来看。结果看到王导、王敦这些有声望的人都对司马睿非常尊敬，大吃一惊，怕自己怠慢了司马睿，赶紧出来排在路旁，拜见司马睿。自那以后，江南大族纷纷拥护司马睿，司马睿在建康就站稳了脚跟。

永嘉南渡后，北方的士族地主纷纷逃到江南来避难，王导劝说司马睿把他们中间有名望的人都吸收到王府来。司马睿听从了王导的意见，不但拉拢了江南的士族，又吸收了北方的人才，巩固了地位，心里十分感激王导。

历史细读

门阀士族形成于魏晋。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成为世家官僚垄断选举的工具，司马氏对世家官僚采取笼络和放纵的政策以取得他们的支持。西晋建国后，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因而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典型的门阀政治局面。门阀士族拥有特权，并与庶族保持着严格的界限。在政治上，他们累世做职闲望重的高官；在经济上，按官品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且不向国家纳租服役；社会地位高人一等，不与无特权的庶族（又称寒门）联婚和同乘共坐。他们注意门第，垄断政治，排斥庶族寒门。庶族即使做了官，依然会受到士族的歧视。

“王与马，共天下”

司马睿登基那天，王导和文武官员都进宫来朝见。司马睿一见到王导，便从御座站了起来，把王导拉住，要他一起坐在御座上接受百官的朝拜。这个意外的举动让王导大为吃惊，他连忙推辞。后来王导每次上朝，司马睿都要起立相迎。

司马睿刚开始统治江东时，认为自己能够得到这个皇位，全靠王导、王敦兄弟的力量，所以对他们特别尊重，并重用他们。让王敦总领征讨军事，王导担任尚书，负责机要政务，王氏兄弟的门生子弟也各自占据了显要的职位。

王导在内执政，而王导的堂兄王敦则在外掌兵，王氏家族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作“王与马，共天下”。意思就是王氏家族同皇族司马氏共同掌握着东晋的政权。

不久司马睿在稳定了皇位后，开始不满“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掌握了军权的王敦自恃有功，而且宗族势力强盛，越来越骄横跋扈，也开始不把司马睿放在眼里。司马睿看出了王敦的骄横，因畏惧而憎恶，于是提拔刘隗、刁协等人作为自己的心腹，开始逐渐抑制和削弱王氏家族的职权，王导也逐渐被疏远。中书郎孔愉说王导是个忠贤的人，有辅佐王室的功勋，应当加以任用，结果被司马睿贬黜。司马睿暗中进行军事部署，试图最终全面排清王导家族势力。

刘隗性格刚烈，不徇私情，当时的名士多被他弹劾，但司马睿总是加以宽容，因此大家都把怨恨集中到刘隗身上。南中郎将王含是王敦的哥哥，因为家族的势力强大而地位显赫，骄横放纵，一次请求安排参佐以及郡守县令等官职就达二十人左右，而且大多不称职。刘隗于是弹劾王含，事情虽然被压了下来，但王氏家族从此对他深怀忌恨。

王导见司马睿疏远了自己，却没有不满，依然听任自然，安守本分，性情非常淡泊，对于职位的升降也能妥善处理。但王敦却心怀不满，给司马睿上疏，为自己和王导鸣冤叫屈，言辞之间颇多怨恨。因为重要的奏表都是王导先看的，因此王敦这些诉说委屈的奏折都被王导扣了下来，加封后退还给了王敦。王敦不甘心，不断指使心腹向司马睿进言，盛赞王敦和王导的功劳。

司马睿对此很是反感，一天晚上召见谯王司马承说：“以王敦近年来的功劳，现在的职位已经够大了。但他的索求却没有止境，现在该怎么办呢？”谯王说：“陛下不早点处置他，以致到了今天的地步，王敦必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

刘隗于是为司马睿出主意，派自己的心腹去镇守各地。适逢王敦上表，要让宣城内史沈充代替甘卓任湘州刺史。司马睿对谯王司马承说：“你看，王敦叛逆的行为已经昭著了，照这样的情势下去，不会很久，朕就要遭受惠帝那样的命运了。湘州占据着长江上游的地势，控制着荆州、交州、广州的交会处，一旦被王敦的人控制，后果不堪设想。”

谯王说：“那就请陛下让我去吧，这样既不用王敦的人，也没用刘隗的人，王敦也说不出什么。只是湘州经历了一番大的寇乱之后，人口稀少，物产凋敝。如果让我去治理，得等到三年之后，才有能力参加战事。如果不到三年，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能有太大的帮助。”司马睿非常高兴，下诏说：“自从晋王室建立基业以来，任命方镇大员，都是宗亲和贤良并用，现任命谯王为湘州刺史。”长沙人邓骞听说此事后，叹息说：“湘州的祸乱，恐怕由此而生了！”

于是谯王走马上任，行至武昌，王敦设宴招待他，并说：“大王平素是德才兼备的读书人，恐怕不是将帅之才。”谯王笑着说：“即使是一把钝刀，也是可以割一下的！”王敦不以为然，对属下说：“谯王不知畏惧，还要学人家说些豪言壮语，可见他不通军事，不会有什么作为。”于是听任谯王赴任。

当时湘州土地荒芜，官府和人民均财用短缺。谯王带头节俭，尽力安绥和抚恤民众，很有能干的名声。湘州在谯王的治理下，慢慢地发展了起来，后来成为东晋稳固的后方。

经营江南

早在洛阳陷落时，荀藩奉立秦王司马邺在长安继位，他们传檄四方，要求各地藩国出兵勤王。司马睿在这时被委任为镇东大将军、兼督扬江湘广交五州诸军事的职务。司马睿对于西晋朝廷的征召不以为意，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经营江南方面，根本无心北顾。

由洛阳外流的官僚士族以及中原地区的广大汉族人，为了逃避胡人的杀戮，除一部分以坞堡自守，一部分北迁辽东、西亡凉州外，绝大部分人纷纷南下。

人口的南迁，往往是以一个个大宗族为中心的集体迁徙，这些北方来的士庶侨民具有强大的势力。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司马睿接受了王导的建议，大量吸收这些人参与政权。他先后委任了很多北方士人担任朝内外的主要官职，使北方侨人士族在江南政权中明显地处于优势地位。同时司马睿还在长江南北设置了许多侨置州郡县，安置流亡人口。

对于北来侨民，为了照顾他们日后还乡的情绪，司马睿没有把他们编入土著民户的永久性户籍即黄籍之中，而是专门为他们设置了一种临时户籍叫白籍。白籍侨户受到优待，长期享受减免租税赋役的待遇。通过这些措施，司马睿很快就取得了北方侨人士族的支持，并使他们成为了自己政权的支柱。但是司马睿的这种做法也带来了一定的恶果，造成了江南地区郡县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混乱，并为大族侵吞人口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南迁的人流中，既有门阀大族，又有心怀复国的有大志之士，还有许多著名的僧人、道士等，其中较为著名的是研究医理、方剂的炼丹术士葛洪。他于东晋成帝咸和元年（326年）南下广州。葛洪先后撰《金匮药方》一百卷，另有《肘后救卒方》三卷，为我国医学事业做出了贡献，也为当时受疾疫流行困扰的百姓提供了许多治病良方。他撰写了许多有关儒、道以及医药方面的著作。其中的《抱朴子》一书，“内篇”二十卷，谈“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为道家思想。“外篇”五十卷，是政论性著作，为儒家思想。葛洪反对祈祷派道教，攻击张角等人。他把道教与儒家思想结合了起来。

在南迁众人中心怀复国大志的当推祖逖为第一人，他多次上书给司马睿，坚决要求出师北伐。祖逖的要求使司马睿左右为难，因为在江南建立起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是司马睿和王导的共同理想，根本无意于北伐。但是司马睿又不能直接拒绝祖逖的要求，这样做会激怒一部分有着光复中原志向的人士。最后司马睿只得对祖逖采取敷衍的态度，一方面大造声势，鼓励祖逖北伐，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另一方面则既不供给武器铠甲，也不调拨士兵，只给了祖逖一千人的粮廪和三千匹布，由祖逖自己去招募军队。

历史细读

东晋初年，为了安置南下的北方流民，政府设置了侨州郡县。流民在侨州郡县里可以不缴纳赋税，也不服徭役。后来为了明考课、定税收，政府开始实行土断。即整理户籍，清查隐匿漏户，居民不分侨旧，一律在所居郡县编入正式户籍，取消对侨人的优待，一律充作政府的赋役对象。

祖逖北伐

在石勒建立后赵政权时，南方的祖逖开始为北伐做积极的准备。

祖逖出身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北）的世家大族。曾与其好友刘琨同任司州主簿，他们“闻鸡起舞”，相互砥砺，成为一时美谈。永嘉五年（311年）刘曜率汉军攻陷洛阳时，祖逖率亲邻几百家避难南下，甘苦与共，被推为流徙的首领。抵达泗口（今江苏清江北）后，当时还是镇东大将军的司马睿任命他为徐州刺史，不久升任为军咨祭酒，移居京口（今江苏镇江）。祖逖对司马睿等人苟且偏安的行为非常不满，主动上书要求北伐。司马睿虽然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但令其自行招募士兵、自造兵器。

永嘉七年（313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祖逖率领跟随自己南下的队伍百余家，毅然从京口渡江北上。船到中流，祖逖眼望着面前滚滚东去的江水，感慨万千。想到山河破碎和百姓涂炭的情景，想到困难的处境和壮志难酬的愤懑，他敲着船楫朗声发誓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意思是说，若不能平定中原，收复失地，就决不再回江东！表达了他收复北方失地的坚强决心。

祖逖渡过长江后，暂驻淮阴，起炉冶铁，铸造兵器。同时又招募到二千多名士兵，并在淮阴自造了大量兵器。祖逖的北伐得到中原人民热烈的响应和支持，南迁的人们都是迫于战乱才背井离乡的，无不希望早日重返故土，因此祖逖的军队所到之处，人人欢迎支持，迅速收复了许多失地。

祖逖领导的北伐军相继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他曾大败石虎的进攻，进入河南，收复了很多地方。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石勒慑于北伐军的威力，转而采取守势，下令幽州官府修葺祖氏坟墓，成皋县修葺祖逖母亲的坟墓。并写信给祖逖，请求互通使节、互市贸易。祖逖听说后，因碍于当时的形势，没有回信。但派人专程道谢，并和石勒约定和好，听任双方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官方和私人都富足起来，兵马也日益强壮，为中原地区人民争取到了难得的和平生活。

闻鸡起舞

祖逖与好友刘琨经常谈论时事到很晚，同床抵足而卧。一天晚上，祖逖正朦胧入睡，突然听到了荒鸡（古人把三更以前鸣叫的鸡叫荒鸡）的叫声。于是叫醒刘琨，取过双剑和刘琨对舞起来。从此以后，两人只要听到鸡叫声就起身习武，于是便有了“闻鸡起舞”的故事。

祖逖的目标是收复中原。就在祖逖准备继续进军河北，完成统一大业之时，晋元帝司马睿听说祖逖在河南深得民心，屡建战功，担心祖逖力量过大难以控制，将来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便于321年七月任命戴渊为都督兖、豫、幽、雍、冀、并司六州军事、征西将军，出镇合肥。一是可以制约王敦，同时也以此来节制祖逖。

祖逖认为戴渊是南方吴人，虽然有些名望，但并无远见卓识。而自己目前已经过了艰难困苦的阶段，收复了河南，而戴渊却不费气力即来统御，心中颇为不快。这时传来王敦跋扈，朝廷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的消息，眼看内乱将起，北伐还有什么希望！祖逖心力交瘁，忧愤成疾。

不久祖逖听说好友刘琨在幽州被鲜卑人杀害，而司马睿跟王敦正在明争暗斗，便在忧愤中死于军中，终年五十六岁。

祖逖、刘琨死后，东晋内部连续发生内乱。朝廷因忙于平乱，无暇北顾，石勒趁机占领了河南，晋军被迫退到淮南，祖逖北伐的成果化为乌有。

匈奴势力的消失

318年匈奴汉赵国靳准发动政变，平阳城内刘氏男女老幼全部被杀。坐镇长安的刘曜遂自立为帝，并派兵族灭了靳氏，次年改国号为赵，建都长安，史称前赵。东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刘曜兵败被杀，前赵灭亡。匈奴汉赵、前赵政权共三世，立国凡二十六年。

刘曜改汉为赵

司马睿虽然在西晋灭亡的时候号称要出兵北伐，却迟迟不见一点的实际举措，唯有驻守在豫州一带的祖逖与石勒的军队有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而想要在沦陷区维持抗汉赵势力的刘琨与段匹磾结为兄弟，准备利用段氏鲜卑的力量继续施行他“以夷制夷”的策略，但这一次他却受到段氏鲜卑内部的排挤和猜忌，最终自己也被段匹磾杀害。

而此时北方的汉赵政权也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先是靳准叛乱，紧接着是汉赵政权的分裂。

却说刘聪整天沉溺在后宫成千上万的粉黛中，由于纵欲过度，他渐渐感到体力不支，躺在光极殿寝室里，每天都听见鬼哭的声音。光初元年（318年）七月，喜酒好色的刘聪病重暴死。

刘聪死后，其子刘粲继位。刘粲耽于酒色，每日游宴于后宫中，军国大事都交给靳准处理。靳准早就有谋逆之心，此时大权在手，又备受刘粲的信任，于是开始扫除朝中的障碍。靳准对刘粲说：“听说诸位大臣想行伊尹、霍光故事，废掉皇上，奉大司马刘骥（刘聪另一个儿子）为帝。陛下如果不先发制人，臣下恐怕祸患就在须臾之间了！”

刘粲起先不信，但禁不住靳准的女儿、自己的宠妃靳月华日日夜夜在耳边煽动，便下令诛杀了上洛王刘景、济南王刘骥、齐王刘劢、昌国公刘顗、吴王刘逞等人。一天之内，把兄弟辈的刘氏亲王杀了个干干净净。为了安心享乐，刘粲封靳准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决断一切军国大事。靳准矫诏，任命堂弟靳明为车骑将军，靳康为卫将军，把皇宫禁卫部队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

光初元年（318年）九月，靳准亲率精兵，全副武装冲入光极殿，把正在后宫玩乐的刘粲杀死。

刘曜当时是相国，镇守长安。听说靳准叛乱，亲自率领军队由长安出发，赶赴平阳。行至赤壁（今山西河津西北的赤石川），遇到了从平阳出逃的太保呼延晏与太傅朱纪。他们劝刘曜称尊号，刘曜遂即帝位，宣布国号为“赵”，史称前赵。这样由刘曜建立的前赵国便取代了同是匈奴刘氏所建的汉赵国。

刘曜是汉赵国开国之主刘渊的族侄，因为父母早亡，自幼便被刘渊收养。刘曜从小聪慧过人，八岁时一次跟随刘渊上山打猎，忽遇暴雨，刘曜与同行者避于树下。这时一个炸雷震树，所有人都仆倒在树下，唯独刘曜神色自若。刘渊十分惊异，说：“此吾家千里驹也。”

刘曜身长九尺三寸，垂手过膝，白眉，目有赤光，须髯不过百余根，但皆长五尺。不仅仪态不凡，而且性格“拓落高亮，与众不群”。读书志于博览，不求精思章句。射箭的本领最大，能洞穿一寸厚的铁板，被称为“神射手”。

元熙元年（304年），刘渊汉赵国初建，刘曜已崭露头角，为汉赵国建威将军，率兵相继攻克泫氏（今山西高平）、屯留（今山西长子）、中都（今山西太原），为汉赵国在并州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光初元年（318年），当时汉赵的大将石勒驻守在河北，刘曜于是封石勒为大将军，同石勒成犄角之势，进攻平阳。

不久靳准被堂弟靳明所杀，靳明送传国玺给刘曜，准备投降。当时石勒的实力已经十分强大，想要与汉赵分庭抗礼。听说靳明要投降刘曜后大怒，派主力急攻平阳，靳明向刘曜求救。刘曜收归了靳明的部众不久，平阳被石勒攻占，刘曜立脚不稳，不敢马上同石勒翻脸，于是授石勒为太宰、领大将军、加殊礼，以河内二十四郡封石勒，想以此先稳住石勒，以便腾出手来对付关、陇地区的敌对势力。

归赵侯印

归赵侯印是北朝十六国前赵官印。方形印台，铜质马钮。印面篆刻阴文“归赵侯印”四字。十六国时期战乱不断，朝代更换颇繁，统治者对归降投顺者多加笼络。此印文比较严谨，凿刻结构齐整，有曹魏官印的遗风。

前赵末代皇帝刘曜

当时关中、陇右一带有很多氐、羌等少数族人未予归附，常同西晋残余势力联合进攻刘曜，给刘曜政权造成了严重威胁。刘曜建前赵称帝后，对关陇和并州的晋朝残余势力和氐、羌、巴、羯等少数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征服战争，把被征服的各少数民族部落数十万人迁徙至赵都长安。

刘曜自己称帝，表示他是北方汉、胡各族的正统统治者，他的儿子刘胤是大单于，统治胡人。刘曜在前赵国积极推行儒学，在长安设立太学和小学，聘请著名学者传授儒家文化，当时学生多达一千五百余人。

320年，刘曜部下长水校尉尹车，联结巴氐酋长徐库彭反叛，刘曜先杀死了尹车，又囚禁了徐库彭等五千人，然后将其全部斩首。这一举动引起了巴、氐族人的强烈义愤，共推巴、氐归善王句渠知为领袖，举行起义。一时间羌、氐、巴、羯三万余人，尽皆响应。刘曜打算亲征，光禄大夫游子远以为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不如智取，于是刘曜命游子远出征。游子远知道这些人之所以反叛，其实是被严政苛法所逼。于是下令赦免那些叛逆人员的家属，放他们回原籍，准许他们按照原来的方式自谋生业，不予干涉。结果才到雍城（今陕西凤翔），那些听到大赦消息的人就纷纷投降，降者竟达十余万人。然后进军安定，氐人、羌人也闻风归顺。只有句氏宗党五千余家据城固守，后也被游子远发兵讨平。

接着刘曜开始大举用兵凉州张氏政权。张轨死后，由张茂继立。刘曜出兵凉州时，张茂正为凉州刺史。刘曜大军长驱进入西河，戎卒二十多万人，临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自古军旅之盛，未有斯比”，凉州为之震怖，张茂遂以牛羊、金银、女妓、珍宝、珠玉及凉州特产贡献刘曜向其称藩，刘曜署张茂为西域大都护、凉王等职，旋即班师。

刘曜在短时期内就征服了关、陇地区，但兼并易而固守难。在刘曜统治关陇期间，虽然也起用了一些有学识的汉人做官，也在长安开办学校，遣经学之士以教之，但他始终没有一套成型的治国安民的政治措施。刘曜初入关中时，对部下的规谏还听得进去，等到平定了巴、氐叛乱不久，就开始对大臣们的进谏听不进去了。

刘曜非常宠爱从洛阳抢来的晋惠帝的皇后羊氏，虽然此时羊氏已经三十多岁了，但毕竟是大家闺秀，又曾母仪天下，风韵非一般女人可比。刘曜把她纳为自己的妃子后不久，便册封她为皇后。

曾经有一次刘曜问羊氏说：“我比起司马家的孩子，怎么样呢？”羊氏回答说：“陛下是开基的圣主，他是亡国的昏君，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他贵为帝王时，只有一个夫人、一个孩子和他自己三个人，竟然都不能庇护。我在那时实在是不想活了，以为这世界上的男人都是这样。自从做了您的妻子，才知道天下自有大丈夫。”刘曜从此更加宠爱她，日夜将她带在身边。羊氏因此有机会常常干预国事，在为刘曜生下了三个儿子后死去。

不久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山体滑坡，有人进献山崩时发现的一方白玉，上面有“皇亡，皇亡，败赵昌”等字。当时群臣皆贺，认为是赵王石勒的败亡之征。刘曜听后非常高兴。

彩绘季札挂剑图漆盘

魏晋年代出土的漆器数量非常少，因此很珍稀。这个漆盘真实生动地表现了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挂剑的故事。季札遇到喜欢自己所带之剑的徐君。季札归来时，徐君已经去世，空有良剑，不见故人，于是系剑亡人树上，与地下的徐君共享拥有良剑的快乐。

当初靳准遍杀匈奴刘氏宗亲时，刘曜在京城的世子刘胤趁乱逃出，躲在匈奴的黑匿郁鞠部。本以为这位世子早已在靳准之乱中遭到屠害，谁料四年过后，一直流离于匈奴黑匿郁鞠部的刘胤忽然返回，“风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长八尺三寸，发与身齐，多力善射，骁捷如风云”。父子相见，抱头痛哭。

此时刘曜与羊皇后所生的儿子刘熙为皇太子。刘胤归来后，经过苦难磨炼，处世谦逊，文武兼备，又是匈奴刘氏“先帝”御封的世子。因此刘曜就想废掉刘熙，重新立刘胤为储君。

刘曜在朝堂之上提出要改立太子，大臣们议论纷纷。刘胤听见父亲的话进身泣诉说，自己会尽心辅佐弟弟。面对刘胤如此明白的表示，大臣又对改立太子有异议，加之羊皇后尸骨未寒，刘曜最终下不了易储的决心，只得封刘胤为永安王，同时命皇太子刘熙在宫中对刘胤行家人之礼（正式场合，刘胤虽然年长，仍要向弟弟皇太子刘熙下拜。但在宫内，刘熙应该向刘胤行拜见兄长之礼）。

后赵灭前赵

318年十月，刘曜建立前赵政权，封羯人石勒为大司空、大将军。

刘曜知道石勒骁勇善战，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因此并不信任他。后来刘曜将石勒的左长史王修杀死，气得石勒暴跳如雷，趁机对下属说：“我为刘氏江山出生入死，屡立战功，没想到他们恩将仇报，反而要拿我开刀。原来我还盼望着能够封王，现在看来只能由我自己封自己为王了。”大兴二年（319年），石勒在襄国（今河北邢台）称赵王，史称后赵。前赵和后赵之间的大战在所难免。

名家评史

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上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新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采镂金”是更高的美的境界。

——宗白华

石勒自称赵王后的第四年，张宾病故。石勒悲痛欲绝，以后每当他与身边的谋臣意见不合时，他总是想到张宾当初的好处，慨叹道：“右侯离我而去，让我和这些人在一起谋划大事，岂不太残忍了吗？”

尽管失去了自己一生中最得力的助手，石勒还是花了几年的工夫，先后消灭了幽州的段匹磾、青州的曹嶷，又乘着东晋的豫州刺史祖逖病故的机会，攻下了淮北的豫州、兖州、徐州之地，与东晋划淮而治。这样一来，石勒终于得到了机会转过头来对付他真正的对手刘曜了。

325年，石勒命侄子石虎领兵攻打前赵的石梁和并州。刘曜亲率大军于金谷屯营，士卒无故大惊，大军连夜奔溃四散，刘曜只得退归长安。成和三年（328年），石勒派石虎领兵突袭前赵。石虎围攻黄河东边的蒲坂城（今山西永济），直接威胁到了前赵的都城长安。

刘曜领兵十万御驾亲征，同时派刘胤守卫长安都城。后赵的中山公石虎面对刘曜亲率的十万大军，心中畏惧，率军引退。刘曜在高侯（今山西闻喜）追上了石虎，大败石虎军，大将石瞻被杀。一时间形势对刘曜非常有利，但此时刘曜却向后赵的洛阳包围过去。他想拿下洛阳之后，再北上消灭后赵。他没有挟必胜之威进攻后赵的都城襄国，耽误了上天赐予他的大好机会。

石勒本是又气又急，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却欣喜异常，知道刘曜没有什么大的军事谋略。328年后赵诸军齐聚于成皋（今河南荥阳），共步卒六万，骑兵两万七千人。刘曜因胜而骄，并没有积极备战。不久后赵前锋杀至洛水，包围了刘曜。两军交锋，石勒大获全胜，刘曜在退兵时马陷石渠，摔在冰上，身上被创十余处，无奈被生俘。

刘聪在位时，刘曜与石勒曾多次协同作战，可谓是患难与共。这时刘曜支起肘子，向石勒问候道：“石王！曾忆重门之盟否？”（即回忆两人在河内合作，进攻晋军的旧事）石勒倨然高座，良久下令医生为刘曜医伤。眼见刘曜的伤势日有起色，石勒让刘曜给长安城内的皇太子刘熙写信，劝他们尽快投降。虽已被俘，刘曜仍旧具有匈奴人的血性，他只写了几个字给太子刘熙说：“与诸大臣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也！”石勒看了这封信后，便派人杀了刘曜。

第二年春天，长安落入后赵手中。不久石虎领兵与前赵军队决战，将皇太子刘熙俘获连同刘胤等文武官员全部被杀害。匈奴刘氏经此劫难，损失惨重，宗族势力大大削弱。

匈奴族建立的汉赵、前赵政权，自刘渊于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称汉王起，至329年前赵灭亡共三世，立国凡26年。

凤鸟形金步摇冠饰

这件凤鸟形金步摇冠饰是步摇上面的配饰。

事实上两个赵国都想先在本国范围内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双方都采取了重视教育制度的措施。刘曜开办太学，并选拔优秀的学生和教师进入这样的国立最高学府。同时接受大臣们的建议，吸取汉国衰败分裂的教训，停止了大修宫室的工程，将资金用于军资和民用。应该说，相比于他的前任皇帝刘聪，刘曜还是作了一点努力来改变国内疲敝的现状的。但最终他还是败在了石勒的手中。至此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石勒暂时统一了中国的北部，与东晋以淮水为界，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形势，达到事业顶峰的石勒在襄国称帝。这个出身卑贱、年轻时做过奴隶的羯族人，终于登上了万乘之尊，傲视天下。石勒是十六国期间很有魄力的帝王，后赵在十六国中是一个版图辽阔、实力强盛的国家。

鲜卑族慕容氏的兴起

前燕（337年—370年）是鲜卑慕容氏建立的政权。慕容氏在西晋时期就是东北塞外的强大部族。337年，慕容皝自称燕王，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慕容皝之子慕容儁继位后，灭了冉魏，先后迁都蓟（今北京西南）和邺。352年称帝，成为据有黄、淮河之间广大区域，在北方与前秦对峙的强大政权。370年，被前秦所灭。

历史细读

鲜卑是中国古代东胡部落联盟的一部分。秦汉时期，游牧于西剌木伦河附近，依附于匈奴。后北匈奴西遁，鲜卑部落占领了蒙古沙漠以北的匈奴故地。东汉后期，檀石槐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兴盛一时。曹魏初年轲比能建立部落联盟，但亦在轲比能死后即告解体。魏晋之际，东部鲜卑分成慕容部、段部、宇文部等，慕容部在十六国时期建立了前燕、后燕等诸国。

鲜卑辽东三部

汉灵帝年间，东汉朝廷发动了最大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北伐鲜卑”的战争，汉军联合南匈奴分三路进攻鲜卑的三部，结果被檀石槐的三部军队打得大败。东汉当时又开始了内乱，从此对檀石槐只能是消极防御，此时的鲜卑在北方达到了全盛。可惜檀石槐死后，各部落纷纷叛乱，鲜卑各部又重新处于分裂混战的状态。而且各部之间也常常是战乱不休。

辽东是鲜卑人崛起的地方，也是历来鲜卑势力最为强盛的地区。到了三国时期，辽东已经形成了以三大家族为中心的三部，他们按地理位置自东向西分别是宇文鲜卑、慕容鲜卑和段氏鲜卑。辽东鲜卑的形势是三国相争，情形与当时魏、蜀、吴三足鼎立之势很相似。慕容鲜卑位于辽东鲜卑的中部。曹魏初年，慕容家族的首领莫护跋率领其部内迁到辽西一带，莫护跋助司马懿讨伐公孙渊有功，被封为率义王，后在辽西的昌黎大棘城北（今辽宁义县西北）建国。当地人常戴一种叫作步摇冠的帽子，莫护跋束起自己的头发，也戴起了这种帽子，他部落里的人看到莫护跋，就都叫他步摇。由于口音不纯正，这个称呼传来传去，就被传成了慕容，莫护跋就真的把慕容作为自己的姓氏。

莫护跋的孙子慕容涉归的时候，因为征讨立了功，被晋武帝封为鲜卑大单于，慕容部又迁到了辽东郡的北部，这才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慕容涉归死后，他的弟弟慕容耐乘机夺取了本该属于涉归之子慕容廆的单于之位，并且派人谋杀慕容廆。慕容廆亡命到辽东的汉人家中，不久慕容耐被手下人所杀，慕容廆被重新迎接回来成为慕容部的首领。

慕容廆年少时就是个很引人注目的人物，曾经被人誉为“命世之器，匡难济世”之才。慕容廆的确也有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打算，宇文部和慕容部结怨已久，所以慕容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讨伐宇文鲜卑。慕容廆上书晋武帝，请求支持，晋武帝不希望出现边乱，没有准许他的请求。慕容廆大怒，领兵闯入辽西汉人的聚居地进行抢掠，晋武帝集中了全幽州的兵力讨伐慕容廆，慕容廆难以抵挡，大败而归。之后慕容廆又进军东北面的夫余国，收编了夫余国的部众，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大棘城一战成名

慕容部处于宇文和段氏两大部族之间，面对这两部的实力都比自己要强大的对手，精明的慕容廆一面向晋武帝请降，取得晋朝授予的官职，一面暂时用金钱来对付两部的连年进攻。慕容廆还娶了段氏鲜卑单于的女儿为妻，通过和亲来缓解双方的关系。

从292年到302年，这十年间，移居大棘城的慕容廆极少用兵，在那里教部落里的人种田，订立起与汉人相似的法令法规，致力于将自己的部落从游牧变换成农耕。同时重用汉人，制定相应的对外政策，积蓄力量静静地等待着机会的来临。

慕容廆终于等来了他企盼已久的机会。在慕容廆寂静无声的十年间，宇文鲜卑却在一直不停地对外征伐。晋惠帝太安元年（302年），宇文鲜卑的首领宇文莫圭统一了塞外的东胡各部，自称单于，成为塞外最强大的一支力量。而此时南边的慕容部成为他下一个目标。宇文莫圭派其弟宇文屈云进攻慕容部边境各城，意欲一举消灭慕容部。但慕容廆这十年可不是在悠闲地贪图享乐，他此时早已经是知己知彼，于是亲率大军迎战宇文屈云的别部首领素延，首战便击败了对手。素延这个人虚骄狂傲，原本看不起慕容廆，一看首战失利，马上气急败坏地大发雷霆，于是他很快集结了十万人的军队进攻慕容部，一夜之间把大棘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历史细读

大单于原是匈奴君主的尊号。十六国时期由于不少政权实行胡汉分治，因而在官制上也存在两个体系。胡族系统仍然尊称为大单于，属于少数民族官员的一种虚衔。一般大单于是由君主自兼或者由太子（世子）兼领，实际等于副王。如匈奴刘渊建立的汉国就以皇太子为大单于。

看到外面人山人海的围兵，大棘城中慕容廆镇定自若地面对手下人的惊恐情绪，对他们说：“素延的兵虽然多，但却毫无章法可言，已经在我的算计之中了。诸位只管拼力一战，没什么好愁的！”这样一来振奋了士气，慕容部军队趁着敌人不备之时，立即出城迎敌。素延的军队虽多，却乱作一团，溃败得一塌糊涂，被慕容部的军队一直追出了上百里，俘获和斩首的士兵数以万计。宇文屈云的军队也不得不退回塞外，远远地避开慕容廆的风头。慕容廆一战成名，附近的一些名士纷纷投往他的麾下。慕容廆为这些士人按照各自的来源地专门设立郡县收容他们。慕容廆对待士人的方法是因才而用，有见识谋略的做谋主，文章写得好的做枢要工作，而在儒学上有所造诣的人就授予他们祭酒的职务，慕容部落迅速繁荣起来。

晋元帝在江南称帝，东晋主动派人拜慕容廆为龙骧将军、大单于，慕容廆没有接受。将军鲁昌劝他与东晋通使，从而可以以东晋皇帝的命令讨伐各部，既可名正言顺地消灭异己，又可获取天下人心。慕容廆觉得有道理，于是派遣使者通过海路前往建康，尊奉东晋为正统。东晋的平州（即今辽宁一带）刺史崔毖镇守辽东，看到慕容廆的势力日益强大，加之慕容廆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却不听使唤，于是决定消灭慕容部。晋元帝大兴二年（319年），他暗中联合了高句丽、段氏鲜卑和宇文鲜卑，共讨慕容廆。面对三国军队的攻势，慕容廆任凭三国的军队围攻，闭门固守国都大棘城。三国的军队攻打得疲乏了，也未见一点攻进城内的起色。这时慕容廆乘机派人带着牛肉美酒出城，假装是崔毖命令属下犒劳宇文部的军队。这样其余二国怀疑宇文部与崔毖是同谋，深恐对己不利，当即就领着自己的部队退走了。

宇文部首领宇文悉独官恼羞成怒，独自带领本部数十万士兵攻打大棘城，连营三十多里，大棘城形势相当严峻。此时慕容廆将自己的长子慕容翰在徒河的军队招回，准备合兵一处，共商破敌良策。没想到其子慕容翰却偏偏按兵不动，同时派人向慕容廆说：“悉独官举国来犯，敌众我寡，只可用计，不可力胜。现在城中的守军用于防守已经足够了，我请求把手下这支军队留在外面充作奇兵，等候时机进攻敌军，然后内外夹攻，宇文部必败。如若合兵一处，则悉独官可以毫无顾忌地专心攻城，那样我们就无计可施了。更何况未战先怯，士气也会大受影响。”慕容翰的建议得到了慕容廆部下们的支持，慕容廆就听任慕容翰留在徒河。

悉独官得到这一消息，就先分派数千骑兵突袭慕容翰。慕容翰得知，使计派人冒充段氏鲜卑的使臣，诱使宇文部骑兵闯进了慕容翰事先设下的埋伏之中。结果悉独官的几千骑兵全部被慕容翰的伏兵消灭。慕容翰乘胜追击，同时把战况告知了守在大棘城中的慕容廆。慕容廆的世子慕容皝以精锐部队突然出城直取悉独官的营寨，悉独官仓皇应战，两军才一交锋，慕容翰的骑兵已经杀到，火烧了宇文部大营。宇文部的军队惶恐不知所为，整个战场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只有悉独官独自一人逃回国内。宇文部经过此战元气大伤，此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慕容廆身后之乱

慕容廆花了四十九年的时间苦心经营，把慕容部从一个弱小的部落发展成为辽东最强大的势力。在打垮宇文部后的几年中，慕容鲜卑战无不胜。东北崛起的国家高句丽两次想要进犯辽东，都被慕容廆的儿子慕容翰和慕容仁击退，高句丽从此对慕容鲜卑不敢再犯。慕容廆乘段氏鲜卑兄弟争位之机派世子慕容皝带兵攻打，大获全胜。这时关东的石勒已经对慕容廆有所耳闻。石勒当时正在对抗前赵刘曜，但对于慕容鲜卑的力量又不得不加以防备，于是对慕容廆遣使通和。但慕容廆自称已尊奉东晋为皇族正统，把石勒的使者扣押下来送往建业。石勒大怒，马上派人联络与慕容鲜卑有世仇的宇文鲜卑。这时宇文悉独官已死，在位的是他的儿子宇文乞得归，石勒就加封乞得归官爵，命他去攻打慕容廆。宇文乞得归也真听话，不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就带兵攻打慕容部，结果一战即溃。慕容部的军队追着乞得归的残兵败将，攻进了宇文鲜卑的国都，将城中的百姓全部迁回本部。

晋成帝咸和八年（333年），慕容廆病逝，世子慕容皝继位。慕容翰虽为长子，且战功显赫，颇得人心，只因是庶出而没有被立为世子。慕容翰意识到慕容皝继位后自己的危险处境，就带着自己的儿子投奔段氏鲜卑去了。段氏鲜卑的首领段辽欣喜不已，对慕容翰委以重任。

后赵铜钱

这是后赵石勒时期的铜钱，又称为“后赵丰货”。石勒统治时期，后赵的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慕容翰出逃不久，慕容鲜卑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一场内乱。慕容皝的两个弟弟慕容仁、慕容昭一直很受慕容廆的喜爱，慕容皝忌恨已久。当时正在守备东部边境的慕容仁回来奔丧，暗自与弟弟慕容昭商量说：“我们从前与慕容皝的矛盾不小，现在他即位以后执法严厉，无罪的时候尚且担惊受怕，何况有罪呢？”两人定计里应外合，慕容仁举兵，慕容昭为内应，共同废掉慕容皝。

慕容皝得到消息后，当即赐死了慕容昭，派弟弟慕容幼、慕容稚等人讨伐慕容仁。结果慕容幼、慕容稚兄弟都被慕容仁擒获，辽东一带慕容皝的守将或降或走，慕容仁占据了整个辽东郡，与西面的慕容皝相抗衡。因此慕容部一分为二，以段氏鲜卑为首的其他鲜卑部族纷纷支持援助慕容仁，辽东一带的几大势力暂时重归于均衡态势。

羯族的后赵政权

后赵（319年—351年）是石勒建立的。319年，石勒在襄国称赵王，灭前赵后改称皇帝，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史称后赵。后赵全盛时期的统治区域南过淮河，北及燕代，西起河西，东到大海，是与东晋对峙的大国。石勒死后，其养子石虎从石勒子石弘手中夺得帝位。由于他荒淫暴虐，穷兵黩武，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石虎死后，诸子争立，互相残杀。

后赵皇帝石勒

石勒统一北方后，天下形势是：后赵居北，其疆域相当于曹魏；东晋在东南，领土与东吴相仿；西南是李氏的成国，取得了汉中和宁州。还有一些周边小国，主要有并州北部拓跋氏的代国，凉州的张氏政权，以及辽东一带慕容氏、段氏等鲜卑部族。

石勒为人宽宏大量，在他建立后赵政权之后，将老家武乡的乡亲们请到了襄国。但小时候的一个伙伴李阳没有来，原来他在年轻时曾和石勒为争夺沤麻用的池塘而多次打架，现在怎么也不敢去见做了赵王的石勒。石勒又派人专程去请他，等李阳到了石勒的宫殿，石勒高兴地拉住他的手说：“以前你打过我，我也打过你，咱们抵消了，现在仍然是好朋友。”然后石勒任命李阳做他的参军都尉，李阳感动不已，从此成了石勒手下的一员战将。

后赵太和三年（330年），在大臣们的劝说之下，石勒自称大赵天王，儿子们全部封王，众大臣也依次加官晋爵。九月石勒正式称帝，改元建平，立妻子刘氏为皇后，世子石弘为太子，任命中山公石虎为太尉、尚书令，并进升爵位为王。

石勒称王后，删定律令，减轻百姓一半田租，严禁兵士欺侮“衣冠华族”士人，并在襄国都城内立小学十余所，崇文敬教，并铸造后赵国自己的丰货钱。

石勒并不是好大喜功、奢侈浪费的君主，他对自己的地位和功绩也有自知之明。建平三年（332年），石勒设国宴款待高句丽使臣，酒到半酣，石勒问中书令徐光：“你看我能和前代哪个皇帝相提并论呢？”徐光说：“陛下您应该超过汉高祖刘邦和魏武帝曹操。自三王以来，没有可以相比的，比您高的仅仅是轩辕黄帝。”石勒笑道：“人应该有自知之明，我没有那么大的功绩。假如我能够遇到刘邦，我会向他俯首称臣的。如果遇到汉光武帝刘秀这样的人，我倒可以跟他一争天下。大丈夫做事要光明磊落，怎么能像曹操和司马懿那样，欺负孤儿寡母篡夺人家的天下呢？”大家听了，对石勒莫不心悦诚服。

石勒同样重视教育，尽管石勒自己不识字，但是却十分重视读书人，他在身边的汉族士人的帮助下对汉文化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和认识。他还命令部下凡捉到读书人，一律不许杀死，一定要让他自己亲自处理。石勒十分提倡儒家的经学，他在国内建立了一所太学，十余所小学，要他部下将领的子弟进学校读书，还建立了保举和考试的制度。并亲自去到太学、小学考试学生，按照经学程度的高低给予赏赐。还用经学进行考试，作为评定九品的标准。凡是各地保举上来的人经过评定合格，就选用他们做官。

石勒时期龟兹僧人佛图澄为石勒、石虎所敬重，尊为“大和尚”，他们利用佛图澄传播佛教，以加强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统治。佛图澄前后有门徒将近万人，所到州郡，兴立佛寺，共有八百九十三所。

石勒严禁部下提到“胡”“羯”等字。但是为了安抚汉族士人，有时候也没有严格执行禁令。一次汉族官员樊坦被任用做官，进宫朝见的时候，穿了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石勒吃惊地问他：“你怎么穷到这种地步？”樊坦忘了禁令，回答说：“刚刚碰到一批羯贼，把我的家当都抢光了，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留下。”石勒笑着说：“羯贼这样乱抢东西，太不应该。我来替他们赔偿吧！”樊坦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禁令，吓得浑身发抖，连忙向石勒请罪。石勒则笑着说：“我这个禁令，是对付一般百姓的。对你们这些老书生，我不怪你们。”说完真的赔给樊坦一些衣服钱财，还赏给他一辆车、一匹马。

还有一次，有位饮酒大醉的羯人骑马闯入王宫，石勒大怒，立即责问卫队小队长汉人冯翥：“君王威行天下，王宫之内，为何有人敢于入？作为守卫值班的军官，你为什么不能阻止来人！”惶惧之间，冯翥忘了忌讳，回答说：“刚才那个醉胡乘马驰入，速度很快，我向他喊叫了半天，那个羯胡也听不懂我说什么。”自己话音刚落，冯翥忽然意识到自己刚才犯了“国讳”，叩头出血，以求宽恕。谁料石勒只是笑了笑说：“胡人确实难以和他们讲话沟通。”

因为石勒不识字，便常找一些读书人把书讲给他听，一边听，一边还发表自己的见解。一次他让人给他读《汉书》，听到有人劝汉高祖封旧六国贵族后代的历史，就说：“唉！刘邦采取这样错误的做法，还怎么能够得天下呢？”讲书的人马上给他解释，后来由于张良的劝阻，汉高祖并没有这样做。石勒点头说：“这才对啦。”

残忍嗜杀的石虎

石勒的后赵国看似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但其内部潜藏的危机却是最为严重的，究其问题所在，还是石勒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但石勒毕竟是一代英雄，对付汉人的两手政策，总算是得到了汉族士人的拥护。隐患尽管存在，北方毕竟进入了战乱后一个短暂的休养生息的时期，后赵初期的景象一派兴盛。但继他之后的统治者却做不到这一点。石勒在位期间，大将石虎就以残忍嗜杀而令人胆寒。

汲水壁画

在这幅十六国时期的壁画中，一个女子正在井边上汲水，表现了当时人们生活的一幅场景。

石虎，字季龙，后赵国主石勒的侄子，自小由石勒之父抚养，比石勒小十几岁。石虎少年时代赶上晋末的大动乱，四处颠沛流离。后来西晋的刘琨为了笼络石勒，派人找到石勒的母亲和石虎，一并送回给正在葛陂准备进攻建邺的石勒。石勒当时很感激，但拒绝了刘琨要他归降晋朝的要求。

石虎被刘琨送入石勒营中时，刚满十七岁。石虎这个人生性暴虐，天天手持着弹弓、骑匹快马在军营里游荡，逮谁弹谁，上下怨恨石勒大怒，向母亲禀告，要处罚这个四处给自己惹事的小魔头。母亲为石虎求情说：“快牛为犊子时，多能破车。还是忍耐一下吧，石虎长大些就会变好的。”

老太太的话似乎很灵验，一年后石虎“稍折节”，待人接物长进了不少。他“身长七尺五寸，矫捷便弓马，勇冠当时，将佐亲戚莫不敬惮”。其实石虎凶神恶煞的性情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对于石勒来讲，这个侄子变得“有用”了，一下成了手下的得力大将。由于作战勇敢，石勒任命石虎为征虏将军，并且封他为中山王。

石虎后来娶了将军郭荣之妹为妻，但不久就杀掉了结发之妻，续娶清河大姓崔氏的姑娘，后又将其杀害。不仅杀妻，凡是军中诸将有勇略气力的，以及和自己不和的人，石虎总是找碴杀掉对方，酷虐霸道。石勒对他屡次斥责、教导，均于事无补，石虎仍旧我行我素。

石虎虽然杀人虐众，却为石勒冲锋陷阵，功劳甚多。并且他在指挥方面也很有才干，“御众严而不烦，莫敢犯者。指授攻讨，所向无前”。为此石勒愈加对其宠任，委以专征大权。

石勒做了几年皇帝，开始考虑起接班人的问题。石勒选的太子是他的二子石弘。这个石弘与其父大不相似，好文不好武。石勒很担心，说：“当今天下并不太平，不能偏文轻武。”于是专门安排当时的名士传授太子兵法和剑术，然而还是改不了石弘的本性。石勒常对中书令徐光慨叹说：“大雅（石弘的字）暗弱，一点儿也不像将门之子。”徐光安慰他说：“汉高祖马上取天下，而孝文帝沉静少言，却能守成天下。圣人的后代，应该是不好残杀的，这是天道啊。”石勒听后这才高兴起来。

正史史料

（石季龙）性残忍，好驰猎，游荡无度，尤善弹，数弹人，军中以为毒患。……军中有勇干策略与己俟者，辄方便害之，前后所杀者甚众。

——《晋书·载记第六》

石虎篡位

石勒称帝的后期，后赵右仆射程遐（太子的舅舅）向石勒进言说中山王石虎不仅勇悍，而且有权谋武略，性格凶暴残忍，长期握有兵权，恐怕将来会对太子石弘不利。

石勒则认为中山王石虎与他是骨肉至亲，现在天下还没有安定，太子石弘需要石虎的辅佐。因此石勒反而怀疑程遐是想专帝舅之权。

石勒不听，程遐退下后，将此事告诉了中书令徐光。一次徐光看到石勒很不高兴，便问他为什么事发愁。石勒说东吴、西蜀还没有平定，恐怕后人不把他当作承受天命的君王看待。徐光借机劝说石勒这是不忧虑心腹之患，却反倒忧虑四肢之患。指出中山王石虎功高盖主，而且性情不仁，他才是最大的祸患。石勒听后开始命令太子参与国事，而且凡事可以自己做主，只有征伐斩杀方面的大事才呈报给石勒。石勒虽然做了一些小的调整，石虎的权力因此受到了一些限制，但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太子的权力略有增长，中山王石虎的门庭却日益冷清。这样一来，石虎便怏怏不乐。建平四年（333年），石勒去邺城巡视刚刚落成的沣水宫，中途回来时得了重感冒。不久石勒派使者到东晋，表示愿意和晋朝重新修好，但晋成帝司马衍却不领情，下诏焚烧了使者带来的礼物。石勒一气之下病情加重。石虎乘机封锁消息，假传诏书不让石勒的儿子们来看望，大臣们也禁止入内。到了七月，石勒口授了一份遗嘱说：“我死后三天就可以下葬，在这几天不准禁止民间的嫁娶、祭祀、饮酒、食肉，各地的守将和官吏不准来奔丧。送葬时不许太浪费，只准用普通的车辆。坟墓中也不许陪葬珍珠、金银和宝物。我死之后，儿子们要吸取东晋司马氏兄弟内斗导致国破家亡的教训，互相谦让，和睦共处。”石虎点头答应。几天之后，后赵的建立者，戎马一生的石勒病逝，终年六十岁。

彩绘陶灯

这是出土于陕西成阳平陵乡的十六国时期彩绘陶灯。灯柱为圆筒形，圆形座外撇，顶端的灯碗与灯柱相连。灯柱的上部一周有四个插灯碗的小圆孔，两个左右对称的带柄灯碗插入孔内，同时可有五盏灯使用。具有较强的时代风格。

石勒死后，石虎劫持了太子石弘，并收捕了程遐、徐光等大臣，文武官员纷纷逃散。石弘大为恐惧，要让位给石虎。石虎却不接受，下令将程遐、徐光等人斩首。石弘流泪对其生母程氏说：“恐怕先帝子孙很快就要被杀个精光了！”石弘即位后，石虎自任为丞相、魏王、大单于，划分了十三个郡作为自己的封国，并总领朝廷大小政事。这样石虎就成了实际上的准皇帝，石弘虽身为皇帝，却已无威严可言。

石勒的妻子刘太后与彭城王石堪商议对策，石堪于是轻骑奔袭兖州，准备引兵讨伐石虎。石虎得知后，抓住了石堪，并杀死了他。这样刘太后的图谋败露，石虎将她废黜并杀了她。刘太后很有胆识谋略，石勒生前也经常和她共同决断军事。她辅佐石勒建立功业，有很大的功劳。不久忠于石勒的宗室河东王石生在关中起兵，石朗在洛阳起兵，都声言要讨灭石虎。石虎不敢怠慢，自率步骑七万人直趋洛阳，一战便擒获了石朗。不久石生也被部下斩首，献于石虎。

石虎虽然残暴蛮勇，却不失经国大略。他先是击降了西北的氐、羌部落，又平定了关中地区，广立威权，这样石虎便下令废石弘为海阳王。石弘为人慈爱文弱，出宫之日，群臣、宫人莫不痛哭流涕。没过几天，石虎派人将其杀死于崇训宫。石弘死后，石虎改元建武。建武元年（335年），石虎把国都从襄国迁到邺城，下令把洛阳先前象征西晋王朝威权的铜驼、翁仲、九龙等巨大青铜礼器仪物全都迁移到邺城，以壮声威。石虎又下令在邺城南投石于河，兴建“飞桥”，“功费数千亿万，桥竟不成”。赵国境内，“众役繁兴，军旅不息。加之久旱谷贵，金一斤值米二斗，百姓嗷然无生赖矣”。至此石勒中晚期所施行的与民休息的政策，被破坏得荡然无存。

兴亡交替

石勒死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石虎实行残暴统治，而且穷兵黩武。350年汉人冉闵夺取了其政权，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魏，史称冉魏（350年—352年）。

337年，鲜卑族慕容皝自称燕王，史称前燕。352年慕容儁灭冉魏后称帝。370年，前燕被前秦所灭。

351年，氐族苻健称天王，国号秦，史称前秦。

各国势力的此消彼长

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了东晋政权，而各少数民族也相继进入北方地区。他们在建立了政权之后，互相攻伐，混战局面始终不断，而各个政权都没有能够具备统一的力量，于是出现了各国势力此消彼长的局面。

历史细读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服装上对各阶层人们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其尊卑之别靠服饰的面料、形制、颜色等来体现。例如帽子，有冠、冕、弁、帻、巾、帽等。“通天冠”为皇帝所戴，平冕、远游冠、缁布冠、进贤冠、武冠、高山冠、法冠、长冠等为王公贵族们所戴。建华冠、方山冠、巧士冠等为舞人、宦者所戴，却敌冠、樊哙冠等为殿门卫士所戴。

慕容皝建立前燕

鲜卑慕容部在慕容廆死后就陷入了内乱，慕容仁得到了周边其他鲜卑部落的支持，与慕容皝各据一方，这也给了辽东大族段氏可乘之机。段辽与慕容仁结成同盟，要灭掉慕容皝。在柳城之战中慕容部大败，差一点全军覆灭，慕容部危在旦夕。这时随段辽大将段兰一起出征的慕容翰眼见慕容部将要覆灭，于心不忍，力劝段兰不要冒进，应先撤退。段兰听从了他的建议退兵。

重新休整之后，慕容皝第二年出兵征讨慕容仁，一举攻下襄平。又过了两年，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的春天，慕容皝趁海水结冰之际，踏冰行军，突袭慕容仁驻地平郭城外七里处，慕容仁手下将士此时心怀异志，仓促上阵迎战。这时大将慕容军率本部投降了慕容皝，慕容皝军士气大振，进军大破慕容仁。慕容仁逃走，却被叛变的部下拿获献给了慕容皝，慕容皝先斩杀了慕容仁手下叛将，再赐慕容仁一死。这样慕容家的兄弟之争终以慕容仁的失败而告终，慕容皝统一了慕容部。

而此时段兰也开始后悔当初没有乘胜消灭慕容部，以致现在后患无穷。于是再次领军数万进攻慕容皝的柳城，宇文部的宇文逸豆归也在同时进犯慕容皝的安晋。慕容皝此时已无后顾之忧，亲率大军前往迎敌，两部的军队望风而逃。

此战过后，段辽已经不能与慕容皝相抗衡，屡次进犯皆被打退，段氏逐渐由攻势转入守势。晋成帝咸康三年（337年），慕容皝建立前燕，称燕王，以封弈为国相，立慕容儁为太子。

今是友，明为敌

段氏的屡次进攻使慕容皝决定在称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消灭段氏。

石虎后赵建武三年（337年），从东北的辽东传来消息，慕容皝在兼并了慕容仁的势力之后，再次统一了慕容部，慕容皝自称燕王。慕容皝派使臣向后赵称藩，约定共同消灭段氏鲜卑。石虎早有意向吞并辽东，马上就答应在第二年出兵。

晋成帝咸康四年（338年），后赵石虎为了扩充本国的军事力量，在国内新召集勇士三万人。可段辽却在此时派大将段屈云攻打后赵的幽州，于是石虎以水路舟兵十万，陆路步骑兵七万，分两路讨伐段辽。石虎派姚弋仲等人为冠威将军，统步骑十万为先锋，从陆路讨伐段辽。

慕容皝则亲自领兵攻掠段氏的令支以北（今河北省东北部）诸城。其作战路线十分诡异，这使段辽的军队始终难以与之正面交锋，段辽决定追击慕容皝，慕容翰却劝他争取与慕容皝联合对付后赵。他怪慕容翰当初贻误了战机，这次不听，亲自带着本部兵马追击慕容皝。而此时慕容皝的伏兵早已埋伏在那里等候已久，结果段辽又吃了大败仗而南逃。

这时在南线，后赵大军已长驱直入蓟城，段辽所属各郡守将望风而降。段辽困守令支城，但此时令支城中已不可久驻，于是段辽只得与身边所剩的唯一一员大将慕容翰挥泪告别。

段辽与慕容翰分手后，为躲避石虎的追赶北逃密云山，慕容翰则往东北塞外投奔宇文部。而石虎的前部轻骑兵由将军郭太、麻秋率领，在密云山一带擒获了段辽的母亲和妻子，段辽投降了石虎。石虎进入令支城，按照功劳大小大肆封赏，将段氏的遗民分别迁往司、雍、兖、豫四州。

后赵国和前燕国的合作这时却出现了裂痕。讨伐段辽取胜后，石虎怪燕国的慕容皝说话不算数，独自为战，不和后赵会师一处共同讨伐段辽，便以此为理由进兵征讨慕容鲜卑。大和尚佛图澄及太史令赵搅等人固谏，请石虎不要连续用兵，石虎不听。

石虎出兵攻燕的行动让燕人惊恐不安。慕容皝在本族大将和汉人谋士的支持下决心坚守城池，严阵以待。声势浩大的后赵军队向前燕的国都棘城杀来，士兵总数多达数十万人，附近的前燕郡县向后赵投降的城堡达到三十六座。后赵大军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向棘城发起猛攻，城内的前燕士兵军心浮动。慕容皝的部下玄菟太守刘佩请求自带一支敢死队出城迎击后赵军，用胜利来稳定军心。这支敢死队在后赵军阵中冲杀了一阵之后“斩获而还”，前燕守军深受鼓舞，士气重新振作了起来。两军在棘城内外相持了半个多月，城头的前燕军由鲜卑大将慕舆根指挥，每日从早到晚全力抵抗攻城的后赵士兵。慕容皝左右一些意志不甚坚定的人劝说慕容皝降赵，慕容皝十分干脆地斥责道：“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

战争的时间一拖长，远师劳顿的后赵大军坚持不下来了。石虎见无法攻克棘城，无奈之下下令全军撤退。石虎自率数十万大军撤退时，被慕容皝的儿子慕容恪在城门拖树枝扬尘的二千骑兵吓得肝胆俱裂，弃甲而逃，奔回襄国。各路后赵兵马被杀三万多人，唯独石虎的养孙石闵一部边打边撤，有条不紊，无一人损失。以后几年燕赵之间的战争不断。

石虎虽出兵受挫，败给了慕容皝，但这并不妨碍他一统天下的野心和征伐的步伐。他又想攻伐昌黎，运谷三十万斛于海岛，准备食储。又运三百万斛谷于高句丽，派兵将大集海滨屯聚。同时他还下令在青州造船千艘，以备海战之用。不仅北讨，石虎也派军队南征。石闵在荆扬地区一路大胜，杀东晋兵一万多人。胡亭一役，后赵军掠去七万户晋民凯旋。

后赵统治的地区在西晋末年战乱和前后赵之争中破坏最为严重，兵事频兴之时，后赵境内的天灾不断。先是冀州八郡闹蝗灾，饿死数万人。又逢大旱，一年内后赵境粮食减产，多达几万人冻饿而死。当时的人口已是极为稀少，急需休养生息。水旱蝗灾如此严重，但石虎想的却是如何早日统一天下，对百姓是一轮又一轮的横征暴敛，强征入伍，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后赵百姓可谓是苦不堪言，饥民遍野。百姓穷窘绝望，卖妻鬻子以充军调。在后赵境内，道路两旁上吊自杀的人比比皆是。石勒时期创造下的良好局面已不复存在。

温峤

温峤，字太真， 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人，东晋名将。温峤生于西晋，从小以孝悌闻名。开始为司隶都官从事，后举秀才。历官东阁祭酒，补上党潞令。晋元帝即位，任长史。晋明帝时，拜中书令。晋成帝时，为江州刺史。卒赠侍中、大将军，谥曰忠武。

王敦武昌叛乱

东晋大将军王敦听说祖逖死去的消息之后，认为天下已无人可敌，于永昌元年（322年）正月在武昌举兵发动了叛乱。他给晋元帝司马睿上疏，罗列了刘隗的种种罪状，表明自己起兵不是造反，而是“清君侧”，是为了维护司马氏的统治。司马睿勃然大怒，下诏讨伐王敦，并悬赏说，谁能杀掉王敦，封为五千户侯。

王敦起兵之时，派使者告诉梁州刺史甘卓，约他共同顺长江向下游进发，甘卓同意了。可等到王敦登船时，甘卓却不来了，还派参军孙双到武昌劝阻王敦不要谋反。王敦愤恨不已，又派遣参军向谯王司马承游说，请谯王出任军司。结果谯王只是唉声叹气，说自己统领的地方土地荒芜，人民稀少，势力孤单，后援断绝，不能打仗。

王敦见状，只得派先锋独自进攻长沙，自己则向石头城进兵。长沙的城墙、护城河不完善，物资储备也不充足，人心惊恐。有人劝说谯王向南投靠陶侃，或者退守零陵、桂林。谯王不肯，环城固守，发誓要以身殉职。不过王敦看得没有错，谯王的确缺乏军事才能。不久后其城池就被王敦的部将魏乂攻破，谯王也被俘获，不久就被杀掉了。

王敦到达石头城后，守将周札投降，王敦不战而胜。司马睿于是令刁协、刘隗、戴渊率领兵众进攻石头城，结果大败。太子司马绍听说以后，打算自己率领将士与敌人决战，他坐上军车正要出发，却被臣下温峤死死抓住马勒头说：“殿下是国家君位的继承人，怎么能逞一己之快，轻弃天下而不顾呢！”司马绍执意要出征，温峤抽出剑斩断了马的鞍带，把司马绍硬生生地拽了下来。

王敦聚集军队闯入了皇宫，放纵士卒劫掠财物，皇宫、朝廷里的人奔逃离散。司马睿拉着刁协、刘隗的手，命令二人出逃，以避灾祸。刁协出行至江乘，被人所杀，把首级送给了王敦。刘隗则投奔了后赵，在任太子太傅时死去。王敦在建康城中又杀了戴渊等一批反对他的大臣，然后才退回荆州。

晋元帝司马睿见兵败已成定局，只得宣布实行大赦，任命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各军、录尚书事、江州牧，赐封武昌郡公。

王敦得志以后，越发暴虐傲慢，四方贡献的物品大多送入他的府第，将相及地方的文武大员，全都出自他的门下。王敦任用沈充、钱凤为谋主，只对他们二人言听计从。

司马睿见无法动摇王氏的势力，自己虽然名为天子，号令却不出宫门，渐渐忧愤成疾，卧床不起。想到大臣中只有司徒荀组对自己比较忠顺，就任命他为太尉，兼领太子太保，打算让他参与朝政，钳制王导。不料荀组受任不久就因病而死，司马睿更加忧伤，病势加重。永昌元年（322年）闰十一月己丑日晚，司马睿病死于建康宫中的内殿，时年四十七岁，遗诏由太子司马绍继位，也就是晋明帝。

晋明帝初年，王敦一族更是掌握了东晋王朝的军事大权。但晋明帝算是拥有大智慧的明君。明帝太宁二年（324年），王敦病重，明帝列举王敦的罪状，下诏讨伐王敦。王敦命其兄王含为元帅，率兵五万再次攻打建康。王含被击败，王敦一怒之下而死，王含则兵败被杀，王敦之乱平息。这时候东晋王朝内患已除，皇帝英明，本该是有大作为的时候。然而仅仅过了一年，二十七岁的晋明帝司马绍就忽得暴病而亡。

正史史料

成皇帝讳衍，字世根，明帝长子也。太宁三年三月戊辰，立为皇太子。闰月戊子，明帝崩。己丑，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增文武位二等，赐鳏寡孤老帛，人二匹，尊皇后庾氏为皇太后。秋九月癸卯，皇太后临朝称制。司徒王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参辅朝政。

——《晋书·帝纪第七》

庾亮掌权

晋明帝年仅五岁的儿子司马衍继位成为东晋的第三任皇帝，是为晋成帝。这个年仅五岁的孩子，由母亲庾太后抱着听政，庾太后的兄长庾亮任宰相，执掌朝政。

明帝在临终时曾下遗诏，命王导与庾亮一同辅政，但真正的权力此时却都集中在庾亮一人手里。庾亮，字符规，“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是魏晋风度中的一个楷模人物，《世说新语》中常常提及此人。但在政治上，庾亮却是个刚愎自用、心胸狭窄的人。

王导主持朝政时，宽和驭下，深得众心。到了庾亮执政时，却苛刻任法，颇失人心。同时庾亮对拥军在外的陶侃、祖约、苏峻等大将深加猜忌，整日里盘算如何提防这三个人。

陶侃时为荆州刺史，拥有荆、湘、雍、梁四州之众。祖约任豫州刺史，统管其兄祖逖北伐后占领的大片地盘。这两个人见明帝遗诏中的大臣名单里没有自己，都怀疑是庾亮从中作祟，删除了他们两人的名字。此外历阳内史苏峻，在征讨沈充、钱凤的过程中立了大功，手中又拥强兵数万，也存骄盈之心。

为了防备这三个外臣，庾亮派和自己关系不错的老友温峤任江州刺史，镇守武昌。又任命王舒为会稽内史，以为声援。同时又派人大修石头城，以防万一。

咸和元年（326年），庾亮执政才半年多，就借口南顿王司马宗谋反，派禁兵去上门逮捕他。司马宗性格固执，拒战反抗，不久兵败被杀。其兄西阳王司马羕也被降封为县王，已被封为虚官大宗正的前右卫将军虞胤也被贬为桂阳太守。庾亮此举并不是出自于公心，因此大失天下之望，都认为他是在翦除宗室势力，以巩固自己的威权。

司马宗、司马羕兄弟一直都与苏峻关系很好。事发后司马宗手下有个亲信跑到苏峻处匿藏，庾亮派人去抓捕，苏峻隐匿不交，惹得庾亮恶从心起。

六岁的晋成帝司马衍对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有一天学习功课完毕，忽然想起了什么，便问庾亮：“从前常常在殿中看见的那位白头发老头子去哪里了？”司马羕、司马宗两个宗室王，对成帝来讲是曾叔祖辈，宗室元老，都在朝会大殿上专门设有座位。

于是庾亮告诉外甥：“那个人要谋反，已经被杀掉了。”

小皇帝一听，立刻哭了起来。因为平日里司马宗对他很好，常常抱着他在宫内游玩。司马衍边哭边说：“舅舅你说别人做贼，便杀了他；如果别人说舅舅你做贼，又该怎么办呢？”庾亮一听这话吓了一跳，脸色都变了，不知如何回答这位六岁皇帝的问话。庾太后在旁边也听见了，很是生气，用牙尺敲打司马衍的脑袋，怒斥他说：“小孩子怎么说这种话？”显然是看见哥哥被儿子说得一脸惊惶，心中不安，只好斥责儿子。

苏峻叛变

庾亮跟镇守历阳（今安徽和县）的大将苏峻不和，下令征调苏峻当大司农，想以此剥夺苏峻的军权。苏峻遂起兵叛变，东晋再一次陷入内乱。

咸和三年（328年）二月，苏峻率兵到达蒋陵的覆丹山。陶侃对庾亮说：“苏峻知道石头城有重兵戍守，不敢直接前来，必定会从小丹杨南道徒步而来，应当埋伏兵众截击，可以一战而擒获他。”可是庾亮不听。苏峻果然从小丹杨前来，因迷了路，夜间赶行，军队各部混乱。庾亮听说后才感到后悔，但为时已晚。此时苏峻的军队已经逼近都城，京城内的官员大多遣走家人向东避难，只有左卫将军刘超把妻子儿女迁居到宫内。

朝廷下诏让卞壸率军出击，结果大败，死伤数以千计。苏峻乘风势纵火，烧毁了朝廷的官署。卞壸在战斗中背部受伤，伤口尚未愈合，又支撑着身体率领左右侍卫苦战至死。他的两个儿子卞眕、卞盱也跟随在父亲身后，先后战死。他们的母亲抚摸着尸体痛哭说：“父亲是忠臣，儿子是孝子，还有什么遗憾的呢？”

苏峻的军队很快进入台城，王导赶忙让侍中褚翜去保护皇帝。褚翜立即进入内室，抱着司马衍登上太极前殿。王导和陆晔、荀崧也赶了过来，共同护卫着司马衍。当时百官逃奔离散，宫殿上悄然无声。苏峻的兵众进来后，只看见王导这几个大臣抱着晋成帝司马衍坐在宝座上。苏峻叱令褚翜退下，褚翜站立不动，呵斥他说：“苏峻来觐见皇上，军人岂能侵犯逼近！”这句话竟然使苏峻的士兵不敢上殿，转而冲进后宫，宫女及太后左右的侍人都被掠夺一空。

当时官府拥有布匹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币亿万，绢数万匹，其他物品价值与此相当。这些财物都被苏峻尽数耗费用光，掌管皇帝饮食的官员只能用大火烧剩下的数石粮米，熬粥给司马衍吃。不久苏峻矫诏称令大赦天下，唯有庾亮兄弟不在赦免之列。而王导因为素有德行和名望，还让他保持原职，位居自己之上。

温峤听说建康失守，号啕痛哭。此时庾亮已逃到了寻阳，宣布太后诏令，任命温峤为骠骑将军。温峤素来看重庾亮，庾亮虽然战败奔逃，温峤还是分出了部分兵力交给庾亮，二人准备起兵讨伐苏峻。

温峤派遣督护王愆期到荆州，邀请陶侃与自己同赴国难。

陶侃到达寻阳后，大家都说陶侃准备诛杀庾亮以向天下人谢罪。庾亮甚为恐惧，便采用温峤的计谋，去见陶侃叩拜谢罪，援引过错，自我责备，风度举止很是恭敬。陶侃也因此敞开了心胸。

苏峻听说陶侃等人起兵，于是逼迫司马衍迁居石头城。各路军队刚到石头城，就想与苏峻决战。陶侃说：“叛贼气势正盛，难以与之争锋。应当待以时日，用智谋战败他。”此后多次交战均无所建树。监军部将李根请求修筑白石垒，陶侃便下令连夜筑垒，一个晚上便竣工了。双方就这样相持不下，苏峻多次出击，虽然获胜，但架不住时间一长，粮食开始短缺。在一次进攻中，苏峻意外坠落马下，立时被斩首，剐割肢体，骨骸也被焚烧。三军将士都高呼万岁，苏峻余部遂大败。

东晋内乱前后经过了八年，此时才勉强安定了下来。东晋上下不考虑收复失地，却把心思都用在内斗上。这就为北方觊觎已久的割据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有兴必有亡

随着各国势力的此消彼长，一些强大起来的政权开始为统一而努力，其中有的获得了暂时的成功，有的国家则在战争中亡国。

王导、庾亮、庾怿

咸和六年（331年）冬祭祀太庙时，晋成帝司马衍下诏，把祭祀剩下的胙肉送给王导，并且令他不用下拜谢恩。王导非常惶恐，以有病为由，推辞不敢接受。

当初因为司马衍即位时年纪尚小，王导又是三朝元老，因此每次见到王导，司马衍都要下拜。给王导下手诏，第一句话也是“惶恐而言”。庾亮给郗鉴写信数说王导不遵循君臣之礼，但是郗鉴却把庾亮的言语告知了王导。王导身边的人都劝王导秘密地加以防备，王导却说：“我和庾亮休戚与共，像这种庸俗的传说，不应当由智慧之人的口中传播。如果庾亮来到都城任职，我就头戴方巾，归隐还乡，有什么可惧怕的呢！”王导于是给陶侃写信说：“庾公是皇上的大舅，你可要好好辅佐他呀！”

庾亮想要收复中原失地，上表奏请任命桓宣为都督沔北前锋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守襄阳。朝廷同意了庾亮的要求，并任用建威将军陶称为南中郎将，进入沔中。

畜牧画像砖

这件画像砖描绘了牧童放牧牛羊的情景，原画像砖旁还题有“畜牧”二字。

庾亮上疏说：“蜀地的汉国很弱，而北方胡虏仍然强大，我想率十万大军迁移镇守石头城，派遣各军罗列分布在长江、沔水一带，作为北伐的准备。”司马衍把疏章交给朝中大臣们讨论，王导请求同意这一行动，而郗鉴、蔡谟却表示反对，说：“物资财用不足，不能大举行动。”

朝廷中大臣大多数与蔡谟的观点相同，于是司马衍下诏，不允许庾亮迁移镇守地。庾亮非常失望，一年后便郁郁而终了。

庾亮死后，他的弟弟豫州刺史庾怿受到了重用。庾怿因为讨厌王氏族人，便想暗中除掉他们。庾怿给江州刺史王允之送去酒，说是犒赏他。王允之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觉得庾怿不会无缘无故地对自己好起来，于是便把这些酒拿去让狗试喝，狗饮酒后果然死亡。王允之于是将此事秘密奏报给晋成帝司马衍。

司马衍说：“我大舅庾亮曾经导致国内大乱，小舅庾怿难道也想这样吗！”于是叫来庾怿教训了一番。庾怿于是服毒自尽。

慕容皝统一辽东

慕容皝打败段辽后，慕容翰转而投奔了鲜卑宇文部，当时鲜卑首领是宇文逸豆归。然而宇文逸豆归却是个嫉贤妒能之人，不但处处提防慕容翰，还有除掉他的意图。慕容翰只得装疯卖傻，并且让宇文逸豆归信以为真。而此时的慕容皝也需要慕容翰归国辅佐他，于是派人到宇文部去探听慕容翰的消息，向慕容翰表示了希望他回国的意图，正巧这时的慕容翰也想归国。于是慕容翰等到宇文逸豆归放松了警惕后，便带着儿子回到了慕容部。

历史细读

氐族是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从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分布在陕西、甘肃等地，从事畜牧和农业。魏晋时期建立了仇池、成汉、前秦、后凉等政权，大量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和生产技术。

本就立于不败之地的慕容皝得到慕容翰相助，更是如虎添翼。慕容翰与慕容皝因此制定了战略计划，也就是要先征服其后方高句丽、宇文部等势力，然后再找机会以图中原。为了使自己的战略得以实施，慕容皝派使者向东晋朝廷称臣，并要求封自己为大将军、燕王。他还上书晋成帝，在信中以忠臣自居，并指斥朝中掌握重权而不把皇帝放在眼中的大臣。朝臣们大都认为自汉朝以后便没有封异姓王的事情，而大将军从来都是在朝中任职，没有派在“边城”的道理。庾亮死后，当时的东晋执政者是庾亮的弟弟庾冰和庾翼。慕容皝直接给晋成帝讲了历代外戚专权的危害，指明庾氏兄弟专权，是国家的祸患。并说自己是说别人所不敢说的话，是为皇帝着想。因此晋成帝对慕容皝的看法与朝臣们就不同了，“永嘉之乱”以后，东晋皇帝的权威尽失，慕容皝的一番进言倒是让他心中颇有同感。而且以当时慕容部的实力，采取这种友好的态度是最为适宜的。于是成帝以慕容皝对他“忠心耿耿”为由，决定给予慕容皝以封赏。庾冰也因为慕容皝的信感到惊惧，于是也就同意了。这样慕容皝在自称燕王后，终于得到了东晋皇帝的一个名正言顺的封号。

晋成帝咸康八年（342年），慕容皝开始准备讨伐高句丽和宇文部。在慕容翰的建议下，慕容皝决定先攻高句丽再取宇文部。从辽东进攻高句丽有南北两条路，北边的一条平坦宽阔，而南边的一条则险峻狭窄。慕容翰带领主力部队从高句丽意想不到的南路进军，果然碰到的防守部队只是高句丽的老弱残兵，他们很快就溃散了。高句丽国王高钊单骑逃走，自己的母亲和妻子都被燕军俘虏，前燕军队直接占领了高句丽的国都。慕容皝一时找不到高钊，于是虏其父棺椁后回师。高钊果然于半年后派他的弟弟来向慕容皝称臣进贡，换回其父的遗骨。而他母亲则依旧以人质的身份被扣留在前燕。

高句丽投降后，慕容皝开始着手对付宇文部。宇文部自从宇文逸豆归掌权后日益衰微，而慕容翰曾经在宇文部寄居良久，对那里的山川地形都十分了解。于是晋康帝（晋成帝之弟）建元二年（344年），慕容皝以慕容翰为先锋大将，三路大军一齐向宇文部进发。宇文逸豆归一面向远在南方的石虎求救，一面派猛将涉奕于带领精兵迎战。慕容翰趁单独决斗的机会与慕容霸诱杀对方主将涉奕于。宇文部的众士兵一见主帅被杀，不战自溃。前燕军队乘胜追击，攻克了宇文部的都城。宇文逸豆归还没等到后赵的援兵，就败逃漠北，最终老死他乡。宇文部至此消亡。

慕容皝终于完成了统一辽东的大业，但前燕在最后一场战争中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慕容翰在战争中被宇文氏的箭射伤，回到国内后一直在家中疗伤，闭门不出。这时有人诬告说慕容翰准备谋反，慕容皝由于始终猜忌慕容翰，就不管是真是假，以此为名，赐死了慕容翰。可怜雄才大略、有勇有谋的慕容翰一生漂泊，最后还是含恨死在了自己的兄弟手中。

桓温灭成汉

342年，晋成帝司马衍一直感到身体不适。到了夏天，病情突然加重。因为自己的儿子年龄尚小，司马衍宣布立自己的同母弟琅邪王司马岳为皇位继承人。三天之后，司马衍病死于建康宫中西堂，时年二十二岁。同月司马岳即皇帝位，是为晋康帝。司马岳即位后，封晋成帝的儿子司马丕为琅邪王、司马奕为东海王。

当时东晋王朝面对的形势是北方的后赵与西南的成汉结盟，赵、汉之间保持着友好的使节往来，而东北的前燕和西北的前凉则在表面上仍然奉东南的东晋为正统。东晋当时所忌惮的是后赵与成汉结盟，于是想要先灭掉其中一方，成汉除有险峻的地形作为依靠外，比后赵的实力要弱许多，东晋便把成汉作为讨伐的首选目标。

尸毗王本生

北凉石窟北壁中层，是莫高窟壁画著名本生故事画，即尸毗王割肉饲鹰救鸽。“尸毗”是古印度阎浮提洲国王。被割肉的小腿抬起，尸毗王目视血淋淋的伤口，使割肉主题一目了然。周围较小的画面描写了鹰追鸽、鸽向尸毗王求救、眷属痛苦等情节。

屯守蜀中的李雄，素以宽厚著称，刑法简约。成汉在他的统治下正在稳步地发展，成为一块福地，很多人都慕名前来投奔。

但这种境况并不能持久，玉衡二十四年（334年），李雄死亡。李雄死后其子嗣们开始了对王位的争夺。李雄所立太子李班并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是李雄的哥哥李荡之子。李班虽是一个仁孝之人，但却很迂钝。李雄死后，他虽然继承了王位，却一心只在殡宫中服丧，整日为李雄哭泣，将朝中政事都交给他的叔父建宁王李寿处理。

李雄的亲生儿子车骑将军李越本就对父亲不立亲子不满，奔丧回成都后，看到李班这个情景，就和他的弟弟安东将军李期暗中策划杀死了李班，奉李期为皇帝，改元玉恒，这也就是成汉幽公。

李期即位后，荒淫无度，滥杀无辜。李期的哥哥李霸、李保无病而死，宫中传说是李期毒杀的，这引起了大臣们的恐惧和不安，成国的局势开始急转直下。成幽公玉恒四年（338年），李期正准备对付李寿，李寿却假造了成都来信，说李期要加害于他。将士们都十分愤怒，于是李寿便以将军李弈为先锋，率军从驻守的涪城前去攻打成都。很快就打败了已失去民心又未曾设防的李期，李期上吊自杀而死。李寿消灭了李期后，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汉，改元汉兴。因为这个汉国就是从前的成国，为了和西汉、东汉、蜀汉等其他诸汉区别开来，历史上把李寿的这个汉国称为“成汉”。

历史细读

古代帝王起驾时扈从中仪仗队的名称，仪式随着出行的目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汉朝以后亦用于后妃、太子、王公大臣等。

而此时的成汉已成亡国之势。李寿大肆修建皇宫，又从各郡迁徙大量老百姓入成都，充实国都的人口，而且严刑滥杀。蜀中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太子李势于成汉汉兴六年（343年）即位后，残忍昏庸有胜其父。大将李弈对李势不满，从晋寿起兵谋反，攻打成都。由于李势的倒行逆施，严刑重罚，以至于蜀中有不少老百姓都跟随了李弈。李势亲自登城防御，才将李弈消灭。

由谁来担任将领来攻打成汉呢？此时东晋继王敦之后的又一个权臣桓温登场了。桓温，字符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人，出身世族，自幼豪爽好赌，且嗜杀擅战，是东晋的名将、权臣。后来娶了晋明帝司马绍的女儿南康长公主为妻，成了晋明帝的大女婿。

当时桓温与在朝中执政的主战派庾翼有交往，庾氏兄弟一直主张讨灭成汉、后赵。此时东晋皇帝之位也已经传到了第五任晋康帝之子，穆帝司马聃的手里晋穆帝即位的时候只有两岁，由当时的褚太后临朝听政，中书监何充控制了朝中的大权。何充对桓温很是赏识，让他接替庾翼担任荆州刺史、安西将军。

此时桓温认为灭掉成汉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在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年），上表东晋朝廷准备伐汉。桓温以袁乔率领二千士兵为先锋，出兵西征。成汉一见东晋大军来进攻，也赶紧大举发兵应战，但与桓温交手的李福、李权等人的军队非败即降。大将昝坚手下的士兵也都不战自溃。桓温乘势攻到成都城下，放火焚烧城门，成汉的士兵无心再战，纷纷出降。李势只好开东门走出成都城，然后向桓温递上降表，到桓温军中投降。桓温灭成汉的战争前后算起来也不到半年，成汉灭亡的这一年是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东晋至此重新控制了益、梁、宁三州，同时占有吴、蜀两地。

石虎诸子骨肉相残

在桓温灭亡成汉之时，后赵石虎正和前凉交战，自顾不暇，无力南顾。前凉王张骏此时已经去世。

张骏是前凉政权的君主，他是前凉明王张寔之子，前凉成王张茂之侄，在位二十二年。324年，张茂病死，张骏在前凉都城武威继位，年号太元。先前晋愍帝司马邺曾任命张骏为凉州牧、领护羌校尉西平公。前赵刘曜又使人拜张骏为凉州牧、凉王。张骏极力扩大版图，先后击败龟兹、鄯善等国，称霸西域，军力强盛。又发展经济，减轻刑罚，人称“积贤君”。张骏长期据守凉州，对于先后占据其东邻关中地区的前赵、后赵两个政权始终没有归附也不敌对，而后赵始终把东晋当作自己的主要对手，所以前凉国内的政局是当时几个割据政权中最为稳定的一个。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张骏自称假凉王，对外仍然奉东晋为正统。按照晋时的官职制度在国内设立类似的官吏，前凉实际上已经成为西北一个独立的王国。

玉盏

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少能在墓中看到立体玉器，这是一件北燕时期极为难得的玉盏。

张骏在称王的第二年就死了，所以石虎趁着张骏去世的时机打算消灭前凉。此时张骏的儿子年仅十六岁的张重华已继任前凉假凉王，石虎以为这个张重华很好对付，可是没有想到，张重华在大敌当前时却显示出了另一番帝王的风度。当大敌来临之时启用谢艾，授予其五千兵士作为先锋，大破石虎的军队。石虎损兵折将不少，却没有占得一点便宜。后因为他的宫廷之中内乱不断，无奈之下只得退兵。

石虎一向宠爱太子石邃，但石邃当上太子后日益骄淫残忍。河间公石宣、乐安公石韬也都得到石虎的宠爱，石邃恨之如仇敌。石虎也渐渐变得喜怒无常，对石邃谴责斥骂，鞭打杖击，甚至一月之中多次发生这种事情。石邃于是称病不理政事，并与手下李颜等人密谋要到冀州杀死河间公石宣。石虎得知消息后，把石邃幽禁在东宫。过了一段时间，石虎心头的气渐渐消了，下诏赦石邃，在太武东堂召见他。石邃上来朝见，非但不谢罪，而且只点了个头便转身回去了，石虎的呵斥他也置之不理。石虎勃然大怒，下旨杀死石邃，改立石宣为天王皇太子。

正史史料

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冉）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

——《晋书·载记第七》

但石虎没有就此接受教训，下令石宣、石韬皆有“生杀拜除”的权力。后赵司徒申钟进谏，说太子石宣与石韬两人分政，肯定会因争权生成嫌隙，势必造成乱国害亲的后果，但石虎听不进去。348年，石虎某日心情不好，因小事迁怒太子石宣忤旨，高声骂道：“我后悔不立石韬为太子！”左右太监不大工夫就把话传了出去。石宣闻之愤怒，石韬闻之则喜悦。石韬自恃石虎的宠爱，因此故意与石宣作对。秋季石宣与他的亲信杨坯、牟成、赵生密谋，趁石韬在东明观夜宴后宿于佛家精舍之机，派人杀死了石韬。

石虎怀疑石宣杀了石韬，把石宣扣留起来，审问赵生，赵生供出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和缘由。石虎听后更加悲痛愤怒，便把石宣囚禁在贮藏坐具的仓库中，用铁环穿透他的下巴颏并上了锁，又拿来杀害石韬的刀箭，让他舔上面的血，石宣的哀鸣嚎叫声震动宫殿。

佛图澄对石虎说：“石宣、石韬都是陛下的儿子，今天如果为了石韬被杀而再杀了石宣，这便是祸上加祸了。”石虎没有听从佛图澄的劝说。他命令石韬所宠爱的宦官郝稚、刘霸把石宣伤害到和石韬一样。然后又在柴堆四周点火，浓烟烈焰冲天而起，烧死了石宣。之后石虎也因此得了大病。

石宣死后，石虎听从张豺的建议立年仅十岁的儿子石世为太子，其母刘昭仪为皇后。石虎说：“我要用三斛纯净的灰，洗涮我内脏的秽恶。否则我为什么专生凶恶无赖的儿子，年龄一过二十岁就要杀害他的父亲！如今石世年方十岁，等到他二十岁时，我已经老了！”不久石虎病情恶化，任命彭城王石遵为大将军，燕王石斌为丞相，执掌国事，任命张豺为镇卫大将军，一同辅佐朝政。

刘皇后和张豺一起假传诏令，杀了石斌。不久石遵从幽州来到邺城，刘皇后传诏，让他在朝堂接受任命，给他配备了三万宫中的亲兵，没见石虎便让他回去，石遵流着眼泪走了。两天后石虎去世，石世即位，尊奉刘氏为皇太后。刘氏临朝听政，任命张豺为丞相。张豺辞让不肯接受，请求任命彭城王石遵、义阳王石鉴为左右丞相，以此来安抚他们，刘氏听从了。

彭城王石遵在返回的途中听到了父亲病亡的丧讯，返回国就杀了张豺。石遵即皇帝位，废黜石世，贬刘氏为太妃。过了不久，又杀死了他们。

历史细读

魏晋南北朝时期，周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其中匈奴进入今山西汾水流域。东部的乌桓、鲜卑，从东北的辽河流域，一直发展到河西走廊。甘、青、滇、黔边境的氐族、羌族人，也进入关中。西晋时期，中原地区的西北诸郡，住满了少数民族。

冉魏的建立与灭亡

石闵（？—352年），原姓冉，字永曾，小名棘奴。父亲冉瞻本是乞活军（一种兵民混合的组织，以家为单位）首领陈午帐下的一个少年兵。石勒破陈午后，俘虏了年仅十二岁的冉瞻。石勒命石虎认冉瞻为义子。冉瞻战死后，石虎于是把冉闵当作自己的孙子一样养育，随他姓石。

石闵“幼而果锐，及长，身长八尺，善谋略，勇力绝人”，一直是石虎帐下的得力勇将，被封为游击将军。在石虎进攻燕国的慕容鲜卑时，二十多万军队全线崩溃，唯独石闵一军大胜，由此功名大显。当年虽然石虎收冉瞻为养子，但身为汉人的冉瞻心中对石虎还是心存芥蒂，石闵也不例外。

后赵石遵称帝后，石闵在出兵平息沛王石冲的叛乱中立下了大功。石遵怕石闵在朝中势大，想诛杀石闵，但从小看着石闵长大的太后郑氏不忍心，对石遵加以劝阻。

石闵闻讯后，与李农等人率军把石遵赶到琨华殿后用乱刀砍死，同时被杀的还有太后郑氏等人。于是石闵尊石鉴为皇帝，不久石闵发动政变杀死了石鉴。

石闵深知羯人、胡人不会为自己所用，便颁下了一道《杀胡令》：“汉人斩一胡人首级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士兵升牙门将。”后赵自石勒在襄国称赵王（319年）至冉闵夺取政权（350年），历时三十一年。于是石闵在350年年初即皇帝位，国号大魏，史称冉魏。石闵自己恢复冉姓，立其子冉智为皇太子，以李农为太宰，封为齐王。

冉闵称帝后不久，据守在襄国的后赵新兴王石祗称帝。六夷胡人由于冉闵杀胡之事，纷纷承认石祗的政权，接受他的封号，与冉魏为敌。石祗特别器重能征善战的羌人姚弋仲。而姚弋仲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想回到羌人的发源地关中地区，以图进一步的发展。但姚弋仲碰上了同以关中为发源地的氐人领袖蒲洪，蒲洪由于对后赵的待遇不满意，早就派使节向东晋请降，东晋朝廷准备北伐，蒲洪被任命为持节和征北大将军。这时蒲洪改姓苻氏，自称三秦王。姚弋仲和苻洪都想乘着关东大乱空虚的良机，先一步进入关中，创立基业，为了抢占关中双方在关东打了起来。结果苻洪击退了姚弋仲，占据了主动权，开始为前秦的兴起做准备。可是战场上得胜的苻洪不久却被后赵降将麻秋毒死，苻洪临死前告诫其子苻健说，关东的局势混乱，他没有能力在乱局中立稳根基，应该迅速进入关中发展才是长久之计。苻健遵从父亲的遗命，向东晋告丧，同时率部众向关中进发。

外敌来势汹汹，冉闵此时却把矛头对准了身边的人。他首先对李农下手，杀了李农及其三个儿子。如此一来，李农手下的“乞活军”大为愤慨，这些一直分散在各地的“乞活军”，虽然身为汉人也不再为冉闵卖命了，从而使冉魏失去了重要的支持力量。但英勇善战的冉闵却还是在战争中一路获胜。350年八月，石祗派石琨进攻邺城，双方战于邯郸，石琨大败。刘国等人又与后赵将军张贺度等人联军，在昌城集结准备再次大举攻邺。后赵大将张贺度虽是沙场老将，但仍不敌冉闵，大败而归。此时的冉闵，正处于他人生的巅峰，开始沉浸在纵横天下的快感当中。不久石祗向慕容燕国以及羌族的姚弋仲处乞军求援，姚弋仲即派其子姚襄率二万八千士兵来救，慕容儁也派将军悦绾率三万兵来赴。

冉闵率全军出战，结果一败涂地，仅率领十余骑逃回了邺城。而冉闵的儿子冉胤被先前配给他指挥的一千胡人杀死。但不久冉闵即恢复了元气，大败了石祗的大将刘显，并成功劝其投降倒戈，杀掉了赵王石祗。可是不久驻军襄国的刘显觉得冉闵威胁已远，宣布称王，进攻冉闵辖下的常山。冉闵率八千精骑驰救常山，一仗就打败了刘显，并把石勒经营数年的襄国宫室付之一炬，迁其民于邺城。冉闵虽然屡战屡胜，但他自从称帝后就专注于平乱和征伐，军队疲乏，缺少粮食，只能率军四处游击，掠夺粮食。

永兴三年（352年）五月，燕王慕容儁派慕容恪、慕容霸等人深入中原，进击冉闵以及其他后赵的残存势力。冉闵刚一称帝，慕容部就意识到南下进攻后赵的时机已经成熟。当时慕容皝已死，继承王位的是慕容儁。不久慕容儁把都城迁到蓟城，中原士大夫们纷纷前往归顺，慕容儁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使自己处于中原争霸战中的有利地位。冉闵的大将军董闰和车骑将军张温久经战阵，劝谏冉闵要避其锋芒，但冉闵并不在意，十分轻敌。而慕容部却正好相反，十分小心谨慎。

双方刚刚开始交战时，冉闵屡战屡胜。但鲜卑军中却有慕容恪这样的智勇双全的人物。他利用“连环马”，诱使冉闵步军于平地决战。慕容恪的“连环马”，人马即使死掉了，仍旧是用锁连在一处的，这样就形成重重障碍，阻挡了冉闵及其兵众的突围。三面受敌之下，冉魏寡不敌众，激战半日，魏军悉数英勇战死。冉闵虽被围数重，最后仍向东跑出了二十多里地。本来冉闵就可以马上脱险了，但这时他所乘的朱龙宝马却忽然倒地而死，冉闵被重重摔在了地上。鲜卑骑兵于是一拥而上，生擒了他。慕容儁把冉闵送到龙城后处斩了他。冉闵的皇后董氏及太子冉智均被生俘，送往蓟城，数位冉魏高官自杀殉国。冉魏立国三年，即宣告灭亡。

前秦兴起

西晋灭亡后，游牧民族成了黄河以北广大地区的主角，他们相继建国称王称帝。前面提到氐族贵族三秦王苻洪死后，他的儿子苻健带领余部前往关中。第二年，即351年占据了关中，以长安为首都，称天王、大单于，改元皇始。翌年称帝，建国号大秦，即前秦。他的儿子苻生继位后，嗜酒残暴，肆行杀戮，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357年六月，苻生被苻健的侄子、东海王苻坚废为越王，后被杀死。十六国时期出现了七十多位君主，但是真正有所作为、并统一了整个北方的是前秦皇帝苻坚。

东晋北伐

桓温灭亡了成汉以后，手握兵权，在东晋朝中声望日高。而此时晋穆帝司马聃年幼，主持朝政的是太后褚蒜子。因为有权臣王敦叛变的先例，桓温也就成为了东晋皇室心中的一个隐患。后赵国内纷争时，桓温几次上书要求北伐，晋穆帝却在这时任用殷浩，与谢尚一同主持北伐。希望借此来削弱桓温的势力。

殷浩虽然具有名望，可是却不懂军事，而且并不积极准备北伐，一上来就开始壮大自己的势力，首先对付驻守在历阳的姚襄。姚襄是姚弋仲的儿子，此时已经投降了东晋。姚弋仲死后，姚襄在与占据关中建立前秦的苻健的战斗中失利，军队损失了大半。由于姚襄与谢尚的关系很好，他本人又博学善谈，在江东士大夫中很受欢迎。殷浩囚禁了姚襄派往东晋作为人质的几个弟弟，而且一再指使刺客刺杀姚襄。谁知这些刺客倒很敬重姚襄，反而都把实情向姚襄和盘托出。殷浩一心要除掉姚襄，但在与姚襄的对阵中却总是失败。

殷浩与姚襄不和，但开始北伐前秦时却还任用他作为先锋，结果姚襄倒戈，东晋损失惨重，被羌族人打得大败，死伤了一万多人马，连粮草武器也全部丢失。东晋朝廷无可奈何，于永和十年（354年）正月，将中军将军、扬州刺史殷浩废为庶人，朝政大权再次尽落入桓温之手。东晋重新启用桓温进行北伐。但事隔几年，北伐的最佳良机已经失去，桓温所面临的北方局势已经很难打破，而收降了原后赵关东大部分地区的慕容儁和征服了关中各个军阀割据势力的苻健已经先后在晋穆帝永和八年（352年）称帝。

十六国木牍《得示帖》

这是出土于武威的十六国时期的木牍，上面文字仿王羲之的书法《得示帖》。

晋穆帝永和十年（345年）二月，桓温领征西大将军，统率晋军四万，从江陵出发，分兵三路，进攻前秦（都长安）。三月桓温先头部队攻克上洛（今陕西商州）和青泥（今陕西蓝田南），俘秦荆州刺史郭敬，司马勋攻掠前秦之西边部分地区。前凉秦州刺史王擢也举兵响应，进攻陈仓（今陕西宝鸡东）。东晋大军压境，前秦国主苻健派兵五万在峣关抵抗，苻健派太子苻苌、丞相苻雄、淮南王苻生、平昌王苻菁、北平王苻硕率军五万屯于蛲柳（今陕西蓝田南）抗击东晋军。四月桓温率军在蓝田（今属陕西）与秦军交战。淮南王苻生骁勇善战，单骑突阵十数次，杀伤东晋将士甚众。桓温督众力战，击败了秦军。将军桓冲在白鹿原（今陕西蓝田西灞河、浐水之间）又败苻雄军。桓温军边战边进，进抵长安城东灞上（今陕西西安东北），苻健只好带领残兵逃回长安坚守。桓温胜利进军，长安附近的郡县官员纷纷向晋军投降。桓温发出告示，要百姓安居乐业。百姓欢天喜地，都牵了牛，备了酒，到军营去慰劳东晋将士。

战争进行到这个时候，顺阳太守薛珍力劝桓温进军长安，桓温不从，因而贻误了战机。前秦适时组织反攻，斩东晋士卒万余人。桓温驻兵灞上，想等关中麦子熟了的时候，派士兵抢收麦子，补充军粮。可苻健料到桓温的打算，就把没有成熟的麦子全部割光，使得桓温颗粒无收。

远道而来的桓温断了军粮，被迫撤军，随军迁徙关中三千余户百姓。苻苌等紧随追击，桓温屡败。及至潼关时，逃亡及战死以万计。九月桓温还至襄阳。虽然没有消灭前秦，但总算是打了胜仗，桓温升任征讨大都督。

桓温退回东晋之后，很快便恢复了元气。此时羌豪姚襄降而复叛，北返中原，占领了许昌至洛阳之间一大块地盘。同时前秦和前燕正受内乱困扰，桓温觉得这正是进军河洛一带的大好机会。

于是东晋朝廷让桓温担任征讨大都督，去讨伐姚襄。桓温把姚襄打得大败，随即进驻洛阳。这是东晋立国之后，晋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到故都。但是一心偏安的东晋君臣不敢也不愿返回故地。此时前秦正受苻生苛政的磨难，前燕慕容氏内部不稳，这次向北进军是最好的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可惜的是，无论是皇帝还是士族，都赞成偏安江南。于是大好时机就这样白白地丧失了。

桓温主持的第三次北伐，目标是前燕政权。桓温率五万步骑从镇地姑孰出发，兵分东西两路，从水路进入黄河。前燕大将慕容垂率领八万大军前来抵御，再次被桓温击败。但是部将袁真一直打不开石门一带的水道，桓温行进到枋头一带时因为得不到军粮接济，只得烧毁船只，向南撤退，途中被前燕的精骑追击，大败而归。这次的失败主要是桓温对将领的能力估计不足，如果当时听从郗超的计策，就不会发生军粮不济的情况。

苻生暴虐，苻坚取而代之

苻健在关中减轻赋税，发展生产，优待士族，尊崇儒学，各方面都有了一些起色。苻健死后，儿子苻生即位。苻生小时候失去了一只眼睛，性情非常暴烈。一次因祖父苻洪开他的玩笑说了他的瞎眼，苻生拔出佩刀就刺自己的瞎眼。但苻生长大后却是击刺骑射各种武艺都冠绝一时。太子苻苌死后，苻健因为谶文中有“三羊五眼”的字样，就立了苻生为太子。

皇始五年（355年）苻健去世，谥号为景明皇帝，庙号为高祖。苻生即位，宣布改年号为寿光。丞相雷弱儿性格刚烈耿直，因为赵韶、董荣败坏朝政，便经常在朝廷公开议论他们。赵韶、董荣便向苻生进谗言，诬陷雷弱儿。苻生于是杀掉了雷弱儿及其九个儿子、二十多个孙子。各羌族部落因此对前秦产生了离心。

苻生继位两年来，不但没有丝毫改进，残暴的行为反而是变本加厉。喝酒不分昼夜，有时一连数月不临朝处理政事。进上的奏章不审阅，常常搁置不理，有时在醉酒后处理政事。周围的人因此就常干奸诈之事，赏罚失去标准。由于少了一只眼睛，他非常忌讳说“残、缺、偏、只、少、无、不全”一类的词，因误说了这些字眼儿而被杀死的人，不计其数。

苻生曾经问周围的人说：“自从我统治天下以来，你们在外边听到些什么？”有人说：“圣明君主主宰天下，赏赐得当，刑罚严明，天下人只有歌颂太平盛世了。”苻生愤怒地说：“你向我献媚！”于是就把他拉出去杀了。第二天他又问相同的问题，有人对他说：“陛下的刑罚稍微过分了一点。”苻生又愤怒地说：“你诽谤我！”把这个人也杀了。有功的臣子和皇亲国戚几乎被他诛杀殆尽，群臣们能够保全一天，就如同度过了十年。

前秦的东海王苻坚，一直被时人称誉，大家忍受不了苻生的残暴，都劝苻坚取而代之。苻坚是前秦开国君主苻洪的孙子，苻雄的儿子，苻健的侄子。苻坚的父亲苻雄因辅佐长兄创业有功，被封为东海王。苻雄死后，苻坚继承了东海王的爵位。苻坚生下来时，后背有红色的纹理，隐约看上去是“草付臣又土王咸阳”八字。苻坚从小聪颖不凡，目有紫光，苻洪非常喜欢这个孙子，称他为“坚头”。

历史细读

东晋桓温第一次北伐关中，驻军灞上。王猛披着粗布衣服拜访他，此时的桓温名震动天下，王猛在他面前却一面侃侃而谈当世之事，一面旁若无人在衣襟里摸虱子。这就是典故“王猛扪虱论天下”。桓温觉得他与众不同，便问道：“我北伐战功显赫，可为何三秦豪杰无人归附呢？”王猛说：“您现在与长安近在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不知道您的意图，所以不至。”桓温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说：“长江以南没有人能和你相比！”

当时有个善于相面的人，在路上看到苻坚长相奇特，就上前拉住他的手说：“这里是皇帝巡行的街道，你们在此玩耍，不怕司隶校尉把你们捆起来吗？”苻坚回答说：“司隶校尉只捆有罪的人，不捆玩耍的孩子。”相面人对随行的人说：“这儿有霸王之相。”

寿光三年（357年）六月的一天，太史令康权对苻生进言说：“昨天晚上同时出现了三个月亮，彗星进入太微星座，又连着井宿。自从五月上旬以来，天空阴云密布，又不下雨，一直到今天。将要出现臣下图谋主上的灾祸了。”苻生十分愤怒，认为这是妖言，把他活活摔死了。

苻坚在几年之内南征北战，得到了不少英豪的支持和帮助，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苻坚身边亲信的尚书吕婆楼向苻坚推荐了自己的门客王猛。而正是这个王猛，帮助苻坚成就了他的大业。

本来由于苻坚在朝中威望颇高且手握兵权，苻生一直没有敢动苻坚兄弟。但苻生一天夜里对服侍他的婢女说：“苻坚、苻法兄弟也不可信赖，明天我就把他们除掉。”婢女连夜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苻坚以及他的哥哥清河王苻法。苻法和苻坚看到箭在弦上，当晚便率兵闯入王宫。抓住苻生，废黜苻生为越王。不久就把他杀了，定谥号为厉王。

苻坚于是就去掉了皇帝的称号，称为大秦天王，在太极殿即位。

任用贤能，富国强民

苻坚即位时，前秦还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关中本来就是各民族杂居的地区，民族仇杀此起彼伏。前秦在战乱中建国，法律制度都不健全。苻生又实施残暴统治，当时水旱灾害时常发生，致使千里秦川豪强横行。

苻坚继位后，果断处斩了帮助苻生作恶的佞臣董荣、赵韶等二十余人，提拔重用了一批精明廉洁的汉族士人参与朝政，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寒门出身的王猛。

王猛少年时家贫如洗，为了糊口，靠贩卖畚箕为生。王猛为人严谨，博学多才。吕婆楼向苻坚推荐了王猛后，二人一见如故，苻坚大有当年刘备遇到诸葛亮之感，即位后当即拜王猛为中书侍郎。

当时京师的西北门户始平县豪强横行，苻坚于是派王猛为始平县令前往治理。王猛执法严明，雷厉风行，下车伊始就把一个作恶多端的奸吏当众打死，致使奸吏的狐朋狗党联名上告，并勾结执法官将王猛逮捕，押送到长安狱中。苻坚却认定王猛是治理乱世的干才，当即赦免王猛，对他更加信任。一介寒士汉人王猛，接连得到苻坚的重用和提拔，让一些前秦的元老显贵妒火中烧。姑臧侯樊世，是随苻健入定关中的氐族豪帅。他居功自傲，当众侮辱王猛，并发誓要把王猛的头砍下来挂在城门上。

苻坚得知后，决定杀一儆百。于是苻坚故意说，要把公主嫁给已经与樊世的女儿订婚的杨璧，偏偏樊世不知好歹，抵触苻坚。苻坚大怒，斩樊世于马厩。

之后王猛又逮捕胡作非为的苻坚妻弟，斩首示众，陈尸街头。随后又和御史中丞邓羌通力合作，全面查处扰民乱政的权贵，接连诛杀了二十多个不法的贵戚豪强。于是京城内外百官震肃，豪强贵戚无不谨身守法，社会风气大为好转，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秩序，老百姓拍手相庆。苻坚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我才知道天下有法制的好处了。”

随着吏治的整顿，恣意妄为、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日趋消除，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大为好转。苻坚开始设立学校办教育，培养治国人才。他自幼学习汉族文化，仰慕儒家经典，为扭转氐族迷信武力、轻视文化知识的落后观念，积极恢复了太学和地方的各级学校，广修学宫，招聘满腹经纶的学者执教，并强制公卿以下的子孙入学读书。苻坚每月到太学一次，考问诸生经义，品评优劣，勉励他们刻苦学习。

宣文君授经图

《宣文君授经图》描绘了苻坚时期的一则历史故事。前秦苻坚立国之后，听说太常卿韦逞的母亲宋氏相当有学问，她还费心保存了世传的家学《周官音义》，便封年纪已经八十的宋氏为“宣文君”，让她向一百多名学生传授《周官》，成为一时美谈。

苻坚还亲自挑选品学兼优的学生，让他们到各级权力机构任职。同时规定，俸禄百石以上的官吏，必须“学通一经，才成一艺”。如果不通一经一艺，则一律罢官为民。由于苻坚的大力倡导，并同官吏的选任相结合，前秦很快就出现了劝业竞学、养廉知耻的风气。不仅培养了官僚后备队伍，提高了统治阶层的文化素质，同时也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农业经济的恢复。苻坚即位后，前秦的经济形势也极其困难。由于战乱不息，天灾连年，国库空竭，民生凋敝。为了迅速扭转百废待兴的萧条局面，苻坚决定偃甲息兵，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永兴二年（358年），前秦广大地区遭遇大旱，苻坚下令减少自己的膳食，撤销歌乐，后宫皇妃以下的宫女改穿布衣，不再穿绫罗绸缎。文武百官也相应地减少俸禄，以示与民共休戚。同时还指令开发山上的矿产林木，解除限制河流湖泊渔业的禁令，使国家和老百姓共同分享。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使人民获得休养生息。由于苻坚的措施得力，虽然遭遇大旱，却没有引起大的饥荒灾难。

为了解决关中地区少雨易旱的问题，苻坚下令官府征调了豪富童仆三万人，开发迳水上游，凿山起堤，疏通沟渠，灌溉梯田和盐碱地，使荒芜了多年的田地又重新长出了五谷，老百姓深受其利。苻坚还亲自耕作，他的夫人苟氏也到近郊养蚕，以劝勉农民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和丝织。苻坚又多次派遣使臣到各地巡视，抚恤孤寡老人。朝廷屡次发诏劝课农桑，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奖励努力种田的农民。后来前秦再次遭遇大旱灾，苻坚考虑到农民歉收，就下令减免部分租税，节约官府开支，适当降低官俸，并规定不是当务之急就不要征派徭役了。

由于苻坚把发展农业作为基本国策，使得前秦的经济恢复得很快，几年后便出现了安定清平、家给人足的新气象。史载从长安到各州郡，都修了通道驿亭，游人和商贩沿途取给十分方便。

前秦通过以上改革，基本上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社会经济也有了进步，出现了“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请托路绝，田畴修辟，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的局面。从而为前秦统一北方奠定了政治和物质基础。

历史细读

城外的市集即是草市。魏晋南北朝时期繁华的都市外面都有草市。最初的草市大概是在都城旁边的牲口草料市场，后来买卖范围扩大，逐渐由定期的乡村市集发展为市镇，由非官方市场集镇慢慢纳入官市系统。

前燕亡国

北方地区当时的形势是，后赵大将张平仍然拥兵并州六郡，而此时的前燕的南部疆界从黄河推进至淮河以北地区。在西面僻处凉州的前凉国自张重华于东晋永和九年（353年）病亡后，国内发生了王位之争，结果国力基本消耗殆尽，此时也是苟延残喘。所以当时较有实力的三部就是前燕、前秦和东晋。

前秦与其他两国比起来，疆域最小，实力也并不强大。但励精图治的苻坚在王猛的辅佐下，一步步地壮大起来。而与此正好相反，前燕内部此时却再次陷入危机。

前燕皇帝慕容儁登基时年纪还很小，大权落在了慕容恪手里，这引起了太师慕舆根的不满。因此慕舆根企图变乱，结果却未成功，后被打入天牢秘密处死。安定了民心之后，慕容恪开始向外图谋发展。

当时东晋打败姚襄后占据了洛阳，慕容恪认为洛阳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一旦东晋加强防御对自己没有好处，于是和慕容垂率领数万精兵突袭洛阳。 慕容恪亲自擂鼓，前燕军队声势大振，士兵都拼命地往前冲杀，终于攻进城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东晋守军后继无援，死伤殆尽，前燕在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后终于攻下了洛阳。慕容恪以洛阳为基地，继续痛打东晋，不久又进攻兖州和宛城（今河南南阳），东晋守军都不战而降。在一连串胜利的鼓舞下，慕容恪又派兵进攻襄阳。可当燕军刚杀到襄阳城下时，慕容恪病危，燕军只好匆忙回国。

慕容恪死后，不久四世托孤的老臣阳骛也死了，四个顾命大臣只留下一个贪心的慕容评。慕容恪临终时向君主慕容儁推荐慕容垂。慕容垂有勇有谋，慕容皝在位时曾经有过立慕容垂为世子的打算。当初慕容儁在位时就对这个皇弟十分忌恨，曾经和皇后可足浑氏连手陷害慕容垂，对慕容垂的妻子用刑，迫使她承认自己丈夫的“叛逆之行”，结果没有达到目的，慕容垂的妻子却被折磨致死。但慕容垂始终没有谋叛或是投奔别国。然而慕容儁却和他的父亲一样，惧怕慕容垂。而慕容评与可足浑氏也预谋除掉慕容垂。慕容垂恐被慕容评谋害，无奈之下于前燕建熙十年（369年）十一月，携子出逃投奔前秦。

逼走了慕容垂后，前燕又向前秦索要之前割给前秦的虎牢以西之地（东晋桓温曾趁慕容儁死而攻打前燕，当时前燕向前秦求救并割了虎牢以西之地给前秦为条件以向前秦求救，前秦出兵两万前往援助），慕容儁即帝位后，苻坚早就有了灭燕之心，于是以此为借口开始进攻前燕。

苻坚掌握了战机，在前燕朝政败坏，内部矛盾加剧，且又连年与东晋作战、军队战斗力大为下降之时发动进攻。前秦建元五年（369年）十一月，前秦辅国将军王猛统领将军梁成、邓羌等率步骑三万，并且命前燕降将慕容垂为向导进攻前燕。王猛大破慕容臧于荥阳，洛阳守将慕容筑因援军不至，在王猛争取之下于次年正月以城降。此战是前秦统一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前秦就开始转入了对前燕的攻势。前秦军占领洛阳、荥阳两战略要点后，王猛留邓羌屯金墉（今河南洛阳东北，晋洛阳故城西北隅），自率军返长安。四月苻坚令王猛统领杨安、张蚝、邓羌等十将，率步骑六万进攻前燕，苻坚亲送王猛到霸东，同时继续集结兵力，准备亲自率领以为后继，攻克了整个河东之地。

慕容儁为挽救危机，派遣其太傅慕容评率众四十余万以救二城。王猛在作战指导上，采取政治攻心与武力打击相结合，以及地道攻城、迂回夜袭等战法。前燕军大败，全军溃散，慕容评单骑逃回邺城。于是王猛进兵围攻邺城。苻坚令王猛围而不攻，阵前休整，候主力到达后合力攻城。同时令李威辅佐太子留守长安。又令阳平公苻融屯洛阳，对东警戒，确保后方。而自率精兵十万驰赴邺城。燕军大将慕容桓被迫放弃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北逃至龙城（今辽宁朝阳），燕军全线崩溃。初七日前燕散骑侍郎余蔚（一说徐蔚）等夜开北门，迎接前秦军，邺城随即陷落。

慕容儁等逃往龙城，被前秦军追起赶俘获；各州郡牧守先后投降，自此前燕遂亡。

前秦统一北方

在王猛的辅佐下，苻坚励精图治，使前秦的国力变得日益强盛。再加上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日益腐朽，终于使前秦有了统一北方的可能。

桓温的野心

在北方前秦灭了前燕，而南方的东晋统治集团此时也是矛盾丛生。桓温长期掌握东晋的军事大权，随着权力的不断增大，桓温的野心也在一步步地膨胀。在北伐之前，桓温已经迫使晋廷给他加殊礼，位在诸侯王之上。有一次桓温抚枕而叹道：“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从前桓温是以忠勇之士刘琨、温峤为榜样的，到这时也发生了变化，把王敦当成了榜样。有一次他路过王敦墓，对着墓冢称慕不已，说：“可人，可人！”可见此时的桓温已经动了篡位的念头。

枋头败归后，桓温威望大减。有个心腹官员知道他的野心，于是向他献计说，用废立的办法可以重新树立威权，提高自己的威信。那就先得学西汉霍光的办法，把现在的皇帝废了，自己另立一个皇帝。

那时候晋穆帝已经死去，在位的皇帝是晋废帝司马奕。太和六年（371年）十一月，桓温带兵到建康，寻找借口逼褚太后下诏废黜司马奕，派散骑侍郎刘亨进宫收缴了国玺，逼司马奕离宫。把司马奕废了之后，另立司马昱当皇帝，这就是晋简文帝。简文帝以往只是喜好清谈，没有什么实际的治国能力。桓温当了宰相，大权在握，带兵驻在姑孰（今安徽当涂），司马昱形同傀儡。

后来不久，晋简文帝病重时，在大臣的支持下，遗诏由太子司马曜继承皇帝之位，这就是晋孝武帝。当时小皇帝司马曜只有十岁。

原来满心期待着简文帝临终前会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桓温大失所望，便以进京祭奠简文帝为由，于宁康元年（373年）二月率军来到建康城外，准备杀大臣以立威。桓温到达建康那天，随身带领的将士，都是全副盔甲，手里拿着明晃晃的武器。朝廷官员到路边去迎接时，看到这个情景，吓得变了脸色。

桓温请两个最有名望的士族大臣王坦之、谢安到他官邸去会见。王、谢两人早已听说桓温事前在客厅的背后埋伏了一批武士，想杀掉他们。王坦之非常害怕，问谢安怎么办。谢安神情坦然地说：“晋祚存亡，在此一行。”王坦之硬着头皮与谢安一起出城来到桓温营帐，紧张得汗流浃背，把衣衫都沾湿了。

谢安却十分镇静地对桓温说：“我听说有道的诸侯设守在四方，明公何必在幕后埋伏士卒呢？”

桓温听后，只得尴尬地说：“我也是不能不防备啊！”说着就命令左右把后面埋伏好的士兵撤去。由于谢安的机智和镇定，桓温始终没敢对二人下手，不久就退回了姑孰。迫在眉睫的危机，被谢安从容化解了。桓温看到都城建康的士族中反对他的势力不小，因此不敢轻易动手。同年三月，桓温得了重病，这位“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的一代枭雄，抱憾而死。

冯承素摹《兰亭序》

谢安与当时的名士王羲之等经常一起游山玩水。王羲之的著名书法作品《兰亭序》就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为当时兴致高涨，所以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及。据传其真迹已经为唐太宗李世民陪葬了。此为冯承素摹《兰亭序》。

谢安东山再起

谢安，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祖谢缵，在曹魏时担任过长安典农中郎将。祖父谢衡，是西晋有名的儒学家，“博物多闻”，“以儒素显”，任过博士祭酒、太子少傅、散骑常侍一类的文官。父亲谢裒（一作褒），永嘉之乱时随兄携家南渡，在东晋政府中担任过侍中、吏部尚书等要职。

谢安出身于这样的名门世家，因此从小受家庭的影响，在德行、学问、风度等方面都有良好的修养。当他四岁时，谯郡的名士桓彝见到他大为赞赏说：“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即王承，东晋初年名士）。”当时的宰相王导也很器重谢安，青少年时代的谢安就已经在上层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

然而谢安并不想凭借出身、名望去猎取高官厚禄。东晋朝廷先是征召他入司徒府，接着又任命他为佐著作郎，都被谢安以有病为借口推辞了。后来拒绝应召的谢安干脆隐居到会稽的东山，与王羲之、许询、支道林等名士高僧频繁交游。出则渔弋山水，入则吟咏属文，挟妓乐优游山林，就是不愿当官。

当时担任扬州刺史的庾冰仰慕谢安的名声，几次三番地命郡县官吏催逼，谢安不得已，勉强赴召。仅隔了一个多月，他又辞职回到了会稽。后来朝廷又曾多次征召，谢安仍然予以回绝。这曾激起了不少大臣的不满，接连上疏指责谢安，朝廷因此作出了对谢安禁锢终身的决定，后经皇帝下诏才赦免。然而谢安却不屑一顾，泰然处之。

谢安虽然屡屡不愿出山，但当时的士大夫却都对他寄予很大的期望，以至时常有人说：“谢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他的妻子刘氏，眼看谢氏家族中的谢尚、谢奕、谢万等人一个个都位高权重，只有谢安隐退不出，曾对谢安说：“夫君难道不应当像他们一样吗？”谢安掩鼻答道：“只怕难免吧。”谢安能说出这句话，说明他当时对时政并不是一点都不关心，只是出于对谢家家族整体利益的考虑，隐忍东山而已。

升平三年（359年）谢万被废黜，升平四年（360年）谢尚辞世。此时谢家在政治舞台上，再没有可以支撑谢家家族的力量。同年谢安为家族考虑，被迫步入仕途。因谢安一直隐居东山，故历史上有“东山再起”之说。该成语现今已是广为应用，但多半指失败之人蓄势再起，倒已经与本意有些出入了。

桓温死后，谢安被任命为尚书仆射兼吏部尚书，与尚书令王彪之一起执掌朝政。数月后中书令王坦之出任徐州刺史，谢安又兼总中书省，实际上总揽了东晋的朝政。谢安为了缓和矛盾，稳定政局，实行了着眼于长远，以和谐安定为重的执政方针。他重用桓温的弟弟桓冲，让他担任都督徐、豫、兖、青、扬五州诸军事和徐州刺史，负责镇守京口，后来又转为都督七州诸军事，兼任荆州刺史。桓冲也认为自己的德望不及谢安，主动提出镇守外地，心甘情愿地以镇守四方为己任。桓冲和谢安关系的缓和，实际上使得东晋朝中最大的隐患暂时消除了，两家的其他成员虽然也有些看法，却不能改变大势。两人同心协力辅佐晋孝武帝，东晋王朝出现了难得的团结气氛。

当时前秦在苻坚的治理下日益强盛，东晋军队在与前秦的交战中屡遭败绩。谢安派自己的弟弟谢石、侄子谢玄率军征讨，接连取得胜利。又命谢玄训练出战斗力很强的北府兵，为抗击前秦作好了准备。

名家评史

（魏晋时期）文化界的各方面，都向着解放自由的路上走，各自建立各自的新生命。不仅文学绘画是如此，就是书法，也是遵循一致的路线发展的。我们只要看看由汉隶楷书变到王羲之父子那样如行云流水般的行草，那种解放自由的精神，活跃的个人主义的情感与生命，真是再明显也没有了。

——刘大杰

凉州风雨飘摇

随着经济实力的恢复，苻坚接连征服了前燕、前凉，瓦解了代国，使前秦变得空前的强盛。

建元十一年（375年），王猛得了重病，苻坚亲自为他到南、北郊以及宗庙、社稷坛祈求神灵。然后到王猛的宅第看望他的病情，见王猛已无好转的可能，便向他询问后事。

王猛临终前告诫苻坚说，晋朝虽然偏居长江以南，但他们是正宗相沿，上下安定和睦。自己死了以后，希望苻坚不要把晋朝作为图谋的对象。鲜卑、西羌，才是最主要的敌人，应该逐渐消灭他们，以使江山安定。说完这些，王猛就病逝了。

苻坚亲自参与装殓王猛，三次前往痛哭，并对太子苻宏说：“这是上天不想让我统一天下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夺走了我的王猛呢？”但苻坚对王猛的临终遗言却并没有放在心上，前燕灭亡后，投降前秦的鲜卑贵族都被苻坚封了高官。

建元九年（373年），桓温病死，苻坚下令发兵进攻东晋益州，占领了三十年前成汉的故地。

王猛去世后，凉州欲脱离前秦的管制。前凉实力虽小，但在张重华的治理下国内安定，又拥有名将谢艾，要想消灭它并不太容易。不过好景不长，张重华的母亲马氏和张重华的异母哥哥张祚勾搭成奸。丑事败露后，二十七岁的张重华羞愤难当，竟被活活气死。张祚趁机篡夺了王位。张祚害怕前凉重臣或宗室发动政变推翻他的统治，尤其对谢艾更是又恨又怕，就设下圈套将谢艾给杀害了。谢艾被杀引起了人们的公愤。不久驻守枹罕的前凉宗室张瓘率领大军进攻姑臧，姑臧城里的军民没人肯为张祚出力，等张瓘兵临城下时，大臣宋混发动政变，把张祚困围在宫里，结果宫里侍卫也要捉拿他。张祚走投无路，躲进了御厨房，被御厨们杀掉了。

张瓘、宋混等拥立张重华的儿子、年仅六岁的张玄靓为凉王。张瓘自封为大司马，宋混自封为仆射。不久二人闹翻，张瓘征召外兵来姑臧捉拿宋混。宋混则抢先一步带领两千名凉州兵进攻张瓘的官邸。张瓘被迫自杀，大权被宋混把持。宋混死后，权力传给了其弟宋澄。不久张瓘的弟弟张邕发动政变，杀死了宋澄，和张天锡一起重新把持朝政大权。张天锡不想与侄子共同执政，他发动政变进攻张邕，逼迫他自杀后，自封为冠军大将军，单独把持朝政。不久就处死了傀儡小皇帝张玄靓，自立为大都督兼凉州牧。

凉州经过这几场动乱后，统治早已经是风雨飘摇。张天锡见前秦王猛已死，他竟然不自量力地认为吞并中原的时机到了。于是暗地里训练将士，准备进攻前秦。苻坚听说后，就派遣两名使者前去责问张天锡。张天锡杀了前秦使臣，公然与前秦对抗，苻坚便以此为借口开始征讨前凉。

376年八月，前秦十三万军队进攻前凉的汉人政权。凉州本来地方就小，而此时张天锡一意孤行，内部屡屡出现分裂，手下或叛或降，前秦军轻而易举就打败了凉州军，活捉了五千名凉州重甲步兵。苻坚派遣使者把这些俘虏都放了回去，凉州看到前秦的强大，前凉军哗变，张天锡被俘，前凉灭亡。

苻坚统一北方

前秦消灭了前凉，接收了前凉在西域的领土，北方就只有河套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国了。鲜卑拓跋部自拓跋猗卢死后，部族四散。经过一段动乱后，东晋咸和四年（329年），拓跋猗卢的侄孙拓跋翳槐被各部拥立为代王。拓跋翳槐为了稳定内外形势，决定与刚刚统一北方的后赵结好，便把弟弟什翼犍派往后赵作人质。什翼犍在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做人质整整十年，使这个鲜卑人有机会更多地了解和接受汉族文化。

东晋咸康四年（338年），拓跋翳槐死后，群臣欲将拓跋什翼犍的弟弟拓跋孤推立为代王，拓跋孤拒绝了。他亲自前往襄国，向石虎表示愿意代替什翼犍为人质，让什翼犍回国。石虎被拓跋孤的义气所感动于是，让他们兄弟一同回到故国。此年（338年），什翼犍受其兄长代王拓跋翳槐遗命，即位于繁畤（今山西繁畤），改元建国，当时他年仅十九岁。什翼犍即位后，按照在后赵时了解的中原制度，着手设置文武百官，分掌政务。他任用燕凤、许谦等汉人，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一改以往部落中杂乱无章的状况，做到号令严明，政事清简，得到了附近百姓的拥护，纷纷前来归附，部众一下子达到了数十万人。

历史细读

酒泉丁家闸墓群的五号墓前室壁画中描绘了天上、人间、地下三个境界，广布于自墓的四壁直至顶部的多层的长卷式的构图中。发掘时间是1977年，这是首次发现的十六国时期的大型墓室壁画。

拓跋什翼犍即位后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向前燕慕容皝请求联姻，娶了慕容皝的妹妹为皇后，密切了与前燕的关系。通过这一联姻，什翼犍的王位在燕国的庇护下得以巩固。然后迁都云中盛乐宫（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在故城南面修筑了新的盛乐城，一度衰落的代国又重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建国四年（341年），匈奴铁弗部首领刘虎侵犯代国西境，被什翼犍击退。此后什翼犍先后与汉国、后赵及燕国并立，确立了代国在战乱之中屹立不倒的地位。

与什翼犍同时的就是拓跋部西面的近邻铁弗部的首领刘虎。

所谓“铁弗”，即父亲是匈奴人，母亲是鲜卑人的混血儿所形成的民族。刘虎在刘聪时期便以宗室身份被委任为安北将军、丁零中郎将，居于新平（今山西定襄一带）。什翼犍建国四年（341年），刘虎不愿坐视拓跋部的强大，亲率本部人马袭扰代国边境，遭到什翼犍大军的重创，此后拓跋部和铁弗部争斗不止。不久刘虎去世，什翼犍把女儿嫁给继位的刘虎之子刘务桓，实现了与铁弗部的和解。

建国十九年（356年），铁弗部首领刘务桓病死，其弟刘阏头继立，暗中谋划反叛，被什翼犍发觉。什翼犍当即采取了两项对策，他一面把手下的刘悉勿祈兄弟十二人全部遣返回去。刘悉勿祈是刘阏头的侄子，什翼犍遣返他们是要利用他们搅乱刘阏头的内部，引起自相猜疑，很快引起了刘阏头势力的分化。另一方面，什翼犍亲率军队西巡，迫使刘阏头因畏惧而投降。刘阏头见什翼犍大兵压境，只得请降。什翼犍于是兵不血刃，干净漂亮地瓦解了反叛势力。两年后的建国二十一年（358年），阏头部属又发生内乱，这次部众全都归附了当初什翼犍遣返的刘悉勿祈。刘悉勿祈死后，其弟刘卫辰继立，什翼犍又把女儿嫁给刘卫辰，藉此笼络和控制了刘卫辰。

北魏骑马吹角俑

图中器物是陪葬陶俑。只有关中地区还维持着随葬俑群的习俗。这件陶俑是北魏早期作品，极具代表性。一吹长号角的骑士正在鼓气吹号，明显可见吹号人着胡服，长号角亦已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乐器。

但刘卫辰并没有真的被拉拢过来，他于建国二十八年（365年）反叛，什翼犍于是亲征，刘卫辰遭什翼犍痛击而逃遁。什翼犍痛恨刘卫辰的反复无常，在两年之后主动出击，讨伐刘卫辰。这个时节虽已入冬，但黄河尚未全部结冰。什翼犍命令部下用芦苇搓成粗绳，拦截浮在水面的流冰，很快就使河面的冰合拢在一起，不过冰一下子还不坚固。什翼犍又吩咐把苇草散洒在冰上，冰与草相连结，犹如浮桥，军队顺利地渡过黄河。刘卫辰没有料到代国军队突然到来，仓皇西逃，什翼犍收降了刘卫辰部落大部，胜利而归。

建国三十四年（371年）春，其族人长孙斤谋反，在宴席上刺杀什翼犍。什翼犍之子，代国世子拓跋寔以身护驾，与长孙斤搏斗，被刺伤胸部，不治身亡。两月后拓跋寔的遗腹子出生，便是后来的道武帝拓跋珪。拓跋寔后被其子拓跋珪追谥为献明皇帝。

而此时走投无路的刘卫辰逃往前秦，苻坚正是求之不得，他遣送刘卫辰回到朔方（即河套一带），给他兵马守卫。名义上是让铁弗部复国，实际上却将前秦势力推进至河套地区，一举两得。建国三十八年（375年）的十月，降秦的刘卫辰向苻坚求援。建国三十九年（376年），苻坚派出步骑兵二十万，对拓跋鲜卑发动了大举进攻。此时什翼犍身患重病，已无法亲率军队抵抗，拓跋鲜卑连战连败，只好率领着主力部属躲进阴山之北。继而转回漠南，什翼犍被他的庶长子拓跋寔君杀害，时年五十七岁。代国也宣告灭亡。

此时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只有六岁，被母亲藏到部将刘库仁的帐篷里躲过了大屠杀，因而得以幸免。刘库仁知道自己实力弱小，就向前秦军投降，并请前秦帮助消灭反叛势力。苻坚出兵消灭了代国的反叛势力后将代国分为两部分，以黄河为界，河西归刘卫辰，河东归刘库仁。刘库仁在军营里秘密抚养拓跋珪，等着他长大以后报仇雪恨。

而此时原本令苻坚头疼的两个部落也被收服了。这样苻坚用六年时间，统一了北方。

统一反成分裂之势

383年，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政权随之分崩离析，北方重新陷入了分裂混战的状态之中。384年，前燕贵族慕容垂首先建立后燕，羌族姚苌自称秦王。次年苻坚为姚苌所杀。苻坚本想一统全国，却不想南进的失败反而招致了前秦的灭亡。

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是继赤壁之战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前秦八十万军队不敌东晋几万人的军队，原本已经统一的北方也在此战之后重新陷入了分裂的状态。

苻坚一意孤行

苻坚虽然失去了最得力的助手王猛，但他在南征北战中依旧无坚不摧。在灭亡前燕之后，前秦军乘胜进军，又消灭了前凉、代国等割据势力。这时前秦帝国已经掌握了北至大漠，东至高句丽，西至凉州、南至淮河一线的广大地区，苻坚进而把东晋作为自己的下一个目标。

苻坚在王猛生前对他是言听计从，但是他却没有听王猛临死前留下的忠告。在统一北方之后，前秦的国力大增，长安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朝廷里也尽是些羌、氐、鲜卑等各族官员。前秦各族官员、百姓在苻坚的统领下，形成了一个极具包容力的大熔炉。这一切也助长了苻坚消灭南朝，一统天下的野心。建元十八年（382年），苻坚大会群臣，议大举攻晋之事。但是当时北方刚刚安定，百废待兴，民众皆不愿再战。

在前秦统治集团内部，对于是和是战也分歧甚大。苻坚问计于弟弟阳平公苻融，苻融力谏伐晋的危险，并且劝告说，凡是主张晋不可伐的人都是忠臣。太子苻宏、幼子苻诜、爱妾张夫人，都劝谏苻坚不可伐晋。苻坚一时举棋不定。这时慕容垂、姚苌私下劝苻坚伐晋，请他“圣心独断”。苻坚大喜，认为可以和他们共定天下。不久东晋将军朱绰焚践沔北屯田，掠前秦六百余户而还。这次事变大大激怒了苻坚，使他不顾一切地决意出兵。

苻坚决定攻打东晋后，派他的儿子苻丕和慕容垂、姚苌等带领十几万大军，分兵几路进攻东晋的襄阳。四月前秦的军队抵达沔水以北，东晋守将梁州刺史朱序依靠汉水天险，认为前秦的军队没有舟船，很难顺利地渡江而来，未作防备。不料石越却带领五千骑兵在隆冬季节星夜趟水过河。十几万军队一齐向襄阳内城杀了过来，朱序惶恐惊骇，固守中城。襄阳城危在旦夕。朱序的母亲韩氏听说前秦的军队将要到达，亲自登上城墙察看是否坚固。行至西北角，认为这里不够坚固，就率领女仆及城里的成年女子一百多人，在城墙里边又斜着修筑了一道城墙。襄阳人称这段城墙为“夫人城”。

东晋守将朱序固守襄阳，秦兵十余万攻城不下。苻坚大怒，限苻丕第二年春攻下襄阳，否则自杀，不许生还。苻丕听从姚苌的意见，把汉水、沔水一带的百姓迁徙到许昌、洛阳，阻塞晋军转运的通道，断绝援军。

襄阳的守将朱序宁死不降，坚壁清野，与前秦打持久战。此时桓冲拥有兵众七万人，由于害怕前秦的强大，不敢救援襄阳。苻丕督兵力攻，被朱序屡次击败，只好后退。朱序以为秦兵已退，不再设防，部将李伯护贪图重赏，投降了苻丕做内应。379年，苻丕攻破襄阳，朱序被俘。前秦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把襄阳攻了下来。苻坚认为朱序能够为晋国坚守襄阳，是个有气节的忠臣，就把他留在前秦国并授予了官职，但此举却为自己留下了后患。

东晋玉双螭鸡心佩

这件东晋早期的玉双螭鸡心佩的两面饰纹相同，都是镂雕的双螭虎，一大一小，呈现出如流云的形态。鸡心佩始于汉代，这件是魏晋时期的代表作。

苻坚兵败淝水

东晋太元八年（383年）八月，苻坚大举出兵，平民每十丁出一兵，富家二十岁以下的从军子弟，都给羽林郎官号，富家子弟来从军的有三万余骑，下令兵分三路前进。苻坚令苻融率慕容垂等带领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令姚苌督率蜀兵顺流而下，苻坚自己带领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

此时东晋王朝，经过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和执政的谢安等人的励精图治，政治较为稳定，经济上出现了“谷帛殷阜”的繁荣景象。谢安之侄谢玄在京口招募北方流民及其后裔组建的“北府兵”皆为“劲勇”，刘牢之等将领以“骁勇”著称。所有这些，都为东晋抵御前秦的进攻奠定了基础。

前秦出兵的消息传到建康，司马曜和京城的文武官员都着了慌，大家都盼望宰相谢安拿主意。当时东晋由谢安、谢石主持朝政。东晋与前秦相比虽然国力弱小，但是当时桓温之乱已平，东晋政局暂时安定了下来。孝武帝也不甘束手待毙，决意效法孙权与北军决一死战。为对抗北军，孝武帝以谢安为统帅，派遣都督谢石、徐州刺史谢玄、豫州刺史桓伊、辅国谢琰等以水陆军八万人，前往救援江北重镇寿春。

谢安推荐自己的侄儿谢玄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掌管江北的各路人马。谢玄也是个军事人才，他到了广陵以后，就招兵买马，扩大武装。当时有一批从北方逃难到东晋来的人，纷纷应征。他们中间有个彭城人叫刘牢之，从小练得一身武艺，打仗特别勇猛。谢玄派他担任参军，叫他带领一支精锐的人马。这支人马经过谢玄和刘牢之的严格训练，成为百战百胜的军队。由于这支军队经常驻扎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又叫“北府”，所以把它叫作“北府兵”。

谢玄手下的北府兵虽然勇猛，但是前秦的兵力比东晋多十倍，谢玄心里终归有点紧张。出发之前，谢玄特地到谢安家里去告别，请示一下这个仗怎么打法。哪里知道谢安听了像没事一样，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我已经有安排了。” 谢玄回到家里，心里仍不大踏实。隔了一天，又请他的朋友张玄去看谢安，托他向谢安探问一下。

谢安一见到张玄，也不跟他谈什么军事，马上邀请张玄到他山里的一座别墅去。到了那里，还有许多名士先到了。张玄要想问，也没有机会。

谢安请张玄陪他一起下围棋，还跟张玄开玩笑，说要拿这座别墅做赌注，比一个输赢。张玄是个围棋高手，平常跟谢安下棋，他总是赢的。但是这一天，张玄根本没心思下棋，勉强应付，当然输了。下完了棋，谢安又请大伙儿一起赏玩山景。整整游玩了一天，到天黑才回家。

这天晚上，谢安把谢石、谢玄等将领，都召集到自己家里，把每个人的任务一件件、一桩桩交代得清清楚楚。大家看到谢安这样镇定自若也增强了信心。荆州刺史桓冲见谢安兵力少，又派一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去指挥，认为此次肯定是要失败了，因而很是担心。

很快寿春失守，水军部队只得在离洛涧（今安徽淮南东）二十里处驻扎下来。苻坚得知前秦军攻下了寿春（今安徽寿县），苻融就在寿春，于是撇下大部队，只带少数亲兵兼程赶到寿春督战。据记载苻坚一日与苻融一同登上寿春城头瞭望，看见晋军军容整齐，士气高昂，不由得心中大惊。面对晋军的严阵以待，苻坚也不敢贸然出击，于是就派遣曾是晋臣的降将朱序渡河去劝降。朱序到达淝水东岸之后，不但没有劝说谢石投降，反而将前秦军虚实相告。并且劝谢石说，趁前秦兵没有到齐，应该迅速打败它的前锋，这样大军就会溃散。谢石等人听从了朱序的计谋，派遣谢玄、谢琰以精兵数万，在淝水岸边列阵。

谢玄遣刘牢之率精兵五千攻打洛涧，前秦兵溃败，抢渡淮水，士卒淹死达一万五千人。谢石又派遣使者告诉苻融说，希望前秦军略退以腾出战场，苻融将计就计，想趁晋军半渡而击之。不料前秦后军见前军退却，以为前军已败，结果阵脚大乱，争相后退。苻融起初还来回驱驰，不料想其马突然失蹄，落马跌死，于是全军遂溃散。这时朱序在秦军阵后大呼道：“秦兵败了！”前秦兵顿时奔逃溃散，苻坚制止不住，又被渡河的晋军射伤。前秦军在奔逃的路上听到风声鹤唳，都以为追兵来了，昼夜不敢停息，死亡大半。苻坚收拾溃兵，到洛阳时只有十几万人。

当晋军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的捷报送到时，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他看完捷报，便放在座位旁，不动声色地继续下棋。客人忍不住问他，谢安淡淡地说：“没什么，孩子们已经打败敌人了。”直到下完了棋，客人告辞以后，谢安才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跳跃入室，把木屐底上的屐齿都碰断了。

淝水之战进一步确定了早已存在的南北对峙的局面。东晋的胜利，使南方避免了一场大的混乱和破坏，经济文化得以继续发展。前秦的失败，使一个主要靠政治、军事强力维持的北方统一政权迅速瓦解，在统一政权掩盖下的各种矛盾又充分展开。

北方再度分裂

淝水之败后，前秦元气大伤，被前秦征服的各民族鲜卑、羌等部族酋豪等纷纷趁机谋取再次独立，建立割据政权。384年，前燕贵族慕容垂首先建立后燕，羌族姚苌随即自称秦王。苻坚虽然采取了一些政治措施，军事上也大肆镇压，但是终因兵力不足而失败。第二年长安又发生饥荒，使得前秦的局势更是雪上加霜。不久慕容冲在长安造反，直接危及到苻坚的安全。东晋太元十年（385年），苻坚与战不利，只好撤出长安，流转于关中一带，最终在五将山被姚苌遣将军吴忠包围。吴忠擒获苻坚后，将其囚禁于新平。姚苌因向苻坚求玉玺不可得，便将苻坚缢死于新平佛寺中，苻坚死时年仅四十八岁。而慕容家族先是有慕容垂逃回前燕故地，慕容宗族的子弟跃马披甲，遍地狼烟。羌族的姚苌等人也重新崛起，丁零、乌桓相继起叛。从这之后的半个多世纪（384年—439年）里，各族上层分子先后在北方建立了十三个政权，北方再度陷入分裂和混乱之中。

关东地区先后出现的国家有六个：即鲜卑慕容垂建立的后燕（384年—407年），都中山（今河北定州）；鲜卑慕容泓建立的西燕（384年—394年），都长子（今山西长子）；鲜卑拓跋珪重建的代国，后称魏（北魏，386年—534年），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鲜卑慕容德建立的南燕（398年—410年），都广固（今山东益都）；汉人冯跋建立的北燕（407年—436年），都龙城；还有丁零翟辽据滑台（今河南滑县）建立的翟魏（388年—392年）。关中地区则有羌族姚苌建立的后秦（384年—417年），都长安；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407年—431年），都统万城（今陕西横山）。河西走廊民族复杂，先后出现了五个国家，即鲜卑乞伏国仁建立的西秦（385年—431年），都苑川（今甘肃榆中）；氐人吕光建立的后凉（386年—403年），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397年—439年），都张掖；鲜卑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397年—414年），都廉川堡（今青海乐都）；汉人李暠建立的西凉（400年—421年），都敦煌。

慕容垂志在复燕

在淝水之战中，前秦的军队只有慕容垂率领三万兵马全身而退，他率部护送苻坚回到前秦国都。途中很多人劝慕容垂乘机杀掉苻坚复国，慕容垂念及当初苻坚的收留之恩予以拒绝，把苻坚安全护送回国都。但慕容垂一回到长安就想要回到前燕旧部复国，于是向苻坚请战以平定边境起事小国为名率军出征。前秦的大臣都劝苻坚说，国家现在需要有大将把守，以防发生变乱，而且放走慕容垂他一定不会再回来。但苻坚却认为慕容垂在淝水战后没有叛他而去，这次也不会。于是应允慕容垂请求，让他率兵出战。

慕容垂逃出樊笼，如鱼得水。而权翼则秘密派兵在慕容垂经过的桥下设下埋伏，慕容垂起了疑心，改道从凉马台扎草筏渡河而去。十二月慕容垂至安阳，派参军田山拿信去见镇守邺城的长乐公苻丕（苻坚之子）。苻丕虽怀疑其欲叛前秦，但仍然前去迎接。慕容垂将兵败之事详细告诉了苻丕。苻丕走后，慕容垂与前燕旧臣暗中联络，准备重建燕国。当时洛阳附近的丁零人翟斌起兵叛前秦，苻坚便派慕容垂前去平叛。同时派苻飞龙同行，以便监视慕容垂的行动。

慕容垂想入邺城参拜宗庙，亭吏阻拦，慕容垂怒杀亭吏。石越对苻丕说：“慕容垂杀吏焚亭，反形已露，终为祸患。趁他现在将老兵疲，可袭而取之矣。”可是苻丕却优柔寡断地说：“淝水之战后众叛亲离，慕容垂护送君王，这样的功劳是不能忘记的。”没有听从石越的建议。

慕容垂留慕容农、慕容楷、慕容绍在邺城，行至安阳汤池，以兵少为由，于河内募兵，几天时间便募得八千人之多。

平原公苻晖遣使责备慕容垂，让其立即进兵，慕容垂便对苻飞龙说：“现在敌寇已经距离不远，我们应当昼止夜行，以攻其不意。”苻飞龙觉得有理，便同意了。一天夜里，慕容垂派慕容宝率兵在前，慕容隆率兵跟随自己，并把氐兵分散编入队伍，与慕容宝击鼓为号，一起行动。半夜里鼓声响起，慕容垂部前后合击，全歼了苻飞龙部氐兵。

此时翟斌又来归附慕容垂。慕容垂决定北取邺都，据之而制天下，遂回师向东。

慕容垂军至荥阳，称燕王，封官拜爵后，亲率二十余万军队，从石门（今河南荥阳石门）渡黄河，长驱攻打前秦邺城。苻丕退守中城，燕军久攻邺城不下，右司马封衡建议引漳水灌城。到了七月邺城仍未能攻下，翟斌恃功骄纵，索求无厌，渐有叛心。慕容宝请求将其杀掉，慕容垂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因此没有同意。翟斌还想担任尚书令，慕容垂没有答应。翟斌大怒，暗中与苻丕联络，让其派丁零兵决堤放水，以解除邺城被淹的危险。事泄后慕容垂杀了翟斌兄弟，余者皆免。

前秦邺城守军长期被围，粮草渐尽。慕容垂只留出苻丕西走之路。苻丕急忙向东晋谢玄求援，谢玄派刘牢之、滕恬之等救援邺城，并从水陆运米二千斛接济苻丕。四月刘牢之于邺城击败慕容垂，慕容垂退至新城，不久又从新城北退。刘牢之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苻丕，单独率兵追击，苻丕闻后也发兵继后。慕容垂认为：“秦、晋相恃为强，一胜则俱豪，一失则俱溃，非同心也。今两军相继，势既未合，宜急击之。”刘牢之急行军二百里，在五桥泽（今河北广宗北）抢夺后燕战备物资时，被慕容垂打得大败，死亡数千人。刘牢之旋被召回。时邺城守军粮尽，无力坚持。苻丕率众西出寻找粮食，双方继续对峙。

西秦说法图

这是西秦时期的壁画，画面主要部分是上方的一佛两菩萨说法图，佛坐于莲座上，下面有漩涡纹水波，两菩萨双手拱于胸前侧身而立。这是一组保存相对完整的十六国时期的珍贵壁画。

姚苌自称大秦王

慕容垂包围邺城的同时，时任北地长史的慕容泓招募了几千名鲜卑人，自称大将军，推举慕容垂为丞相，驻屯华阴（今陕西华阴）。前秦灭前燕后，苻坚任慕容泓为北地（今陕西渭水之北）长吏，镇守今陇东一带。苻坚淝水战败后，给前燕宗室恢复燕国创造了条件。华阴离长安只有百十里路，苻坚对慕容泓的起兵非常气愤和恐慌，急忙派将军张永率领步骑五千讨伐，结果被慕容泓打败。苻坚又任命巨鹿公苻睿为卫将军，又派左将军窦冲和龙骧将军姚苌为副将一道出征。

姚苌，字景茂，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西）人，羌族，十六国时代后秦（384年—417年）的建立者。姚苌为姚弋仲之子。据说姚弋仲一共有四十二个儿子，姚苌为其第二十四子。姚苌成年后曾追随其兄姚襄转战中原多年，参与机要，初步显露了一些军事才能。

东晋永和十二年（356年）八月，姚襄在伊水（今河南洛阳南）被东晋征西大将军桓温击败，不得不退回关中。在关中时姚襄又与前秦发生冲突，双方交战多次。升平元年（357年）五月，姚襄被前秦名将邓羌以诱兵之计击杀于三原（今陕西三原），姚苌被迫投降了前秦。苻坚即位后，看中了姚苌的军事才能，封其为扬武将军。此后数年之中，姚苌多次以副将身份随同王猛出征，屡有战功。

正史史料

（姚）苌曰：“燕因怀旧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东归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岭北，广收资实，须秦弊燕回，然后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庄得二之义也。”

——《晋书·载记第十六》

再回过头来看苻睿、姚苌进兵攻打慕容泓的情况，部队刚一上路又接到急报说平阳太守慕容冲也造反了，慕容冲招募了两万军队，对前秦的蒲坂发动了进攻。苻坚只得把窦冲调去讨伐慕容冲，还带走了苻睿两万人。慕容泓听说苻睿、姚苌来讨伐他，就带着部下准备投奔关东的慕容垂。苻睿一见敌人要逃跄，下令乘胜追击。姚苌劝阻说：“鲜卑人都有想回故土的打算，所以都纷纷造反，最好把他们都放走算了。要知道即使倒提着老鼠的尾巴，老鼠也会咬到人手的。他们发现自己处于绝境时，必然会做困兽之斗，万一失败了，秦王那里也不好看。”

苻睿不听，姚苌知其必败无疑，就带着自己的手下尾随在后面。慕容泓在半路设下埋伏，冒失的苻睿战死在华泽。慕容泓于是逃走了。姚苌收殓了苻睿的尸体就赶紧向苻坚请罪。苻坚听说爱子被杀，大为愤怒，要将姚苌治罪，姚苌逃往渭北陇西。当地羌族豪强与之一起造反，此时关中和陇西豪族率领五万余人来归，并推姚苌为主。姚苌于是与苻坚决裂，自称大秦王，也建立秦国，史称后秦。

姚苌建立后秦后，其部下曾劝说其东取长安，立足关中。但是当时后燕主力也在关中，后秦若东进势必与其发生冲突。姚苌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形势，决定暂时避开后燕的主力，转而向西发展和巩固自己的势力。

前秦灭亡

苻睿被杀，姚苌又造反，慕容泓打消了投靠慕容垂的念头，又杀回长安。被窦冲打败的慕容冲也率领八千骑兵前来投奔慕容泓，慕容泓的部队很快就达到了十几万人马。于是慕容泓在华阴称济北王，建立燕国，史称西燕。他遥奉五叔慕容垂为丞相、都督陕东诸军事、大司马、冀州牧，仍号吴王。

苻坚困守长安，看见前燕贵族背信弃义，把慕容儁叫到面前大骂慕容家族忘恩负义。虽然如此，苻坚仍不忍诛杀慕容儁等人。慕容泓称帝不久便被大臣高盖等所杀，众人便拥立慕容冲为主。长安城外，慕容冲率军歼灭秦军数万，占据了阿房城，步步逼近。慕容冲是慕容泓的小弟，曾随哥哥慕容儁等一同迁往长安。慕容冲十二岁时前燕国亡，其十四岁的姐姐清河公主被苻坚纳入后宫，苻坚见清河公主生得天生丽质，便纳为妃子。随后又将慕容冲接入后宫，作为娈童伺侍苻坚。一时间姐弟二人宠冠当世。后来经丞相王猛劝谏，苻坚才将慕容冲迁出皇宫。而此时慕容冲就在城外攻打苻坚，苻坚派人给慕容冲送去一件锦袍，想以此来使他念及从前之情。慕容冲却说：“孤家现在以天下为任，怎能看重这一件小袍子的恩惠呢？如果你束手来降，我们慕容家对待你也不会比你从前待我们家差。”苻坚气得大呼后悔当初没有听从王猛、苻融的劝告，使鲜卑族人如此猖狂。

慕容儁在长安城内秘密召集鲜卑数千人准备暗杀苻坚，消息泄露，苻坚诛杀了慕容儁父子及其宗族，城中鲜卑人不论少长男女全被杀光。

慕容冲在长安城外围城日久，城中乏粮，以至于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苻坚倾尽最后家财设宴款待群臣，打仗的将军也分不到几片肉吃。即使塞进嘴里也不敢咽下，回到家“吐肉以饴妻子”。建元二十一年（385年），慕容冲在阿房城内称帝，改元更始。五月慕容冲集中全部人马向长安发起猛烈的进攻，苻坚全身甲胄，亲自督战，飞矢满身，血流遍体。最后全城陷落，苻坚奔逃，慕容冲占据了长安，纵兵大掠，死者不可胜计。

姚苌称帝不久陇西之地就全部被其平定，后秦兵锋于是转回了东方。建元二十一年（385年）五月，苻坚逃到五将山，姚苌派兵包围并俘获了苻坚，将他送到了新平。姚苌派人向苻坚索要传国玉玺，并让苻坚把帝位禅让给他。苻坚大骂姚苌是忘恩负义的叛贼，说他不配拥有玉玺这样的圣物。姚苌羞愤不已，派人把苻坚缢死在新平佛寺。其子苻诜以及夫人张氏等人皆自杀。

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四月，姚苌趁西燕军撤退的机会，一举攻占了长安。接着姚苌在长安称帝。姚苌在长安称帝的行为使他一下子成为了关中各股势力进攻的目标。当年七月前秦王苻丕迁徙到了渭北地区，任命苻登为大将军，意图夺回长安。不久东晋扬威将军冯该杀死了苻丕。氐族人推苻坚族孙苻登为主，从枹罕起兵，与姚苌等人展开了激烈的争战。苻登为人善战，特别愤恨杀掉苻坚的羌人。此后数年，苻登和姚苌在关中和陇西地区展开了拉锯战。苻登于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称帝，立苻坚神主于军中，每次战斗前都要预先向苻坚神主致礼。手下将士都在铠甲上刻上“死休”二字，示以必死之心。苻登求战心切，率铁骑万余人在姚苌大营环驰，“四面大哭，哀声动人”。姚苌就下令三军回哭。

太元十六年（391年）三月，苻登进围长安，连战连捷。但麻痹之下，遭姚苌夜袭，苻登只好退守郿城（今陕西眉县东）。此仗使苻登元气大伤，难以再对后秦构成威胁。不久苻登委任的右丞相窦冲叛乱，自称秦王。苻登率兵进攻，窦冲向姚苌求援，苻登又损失了一路兵马。后秦虽然暂时摆脱了危险，但是姚苌因带病出征致使病情加重，终于不治。当年十二月，姚苌死于长安，其子姚兴袭位。苻登闻讯大喜，率全部氐军向关中挺进。后秦新君姚兴率军迎战，大败苻登，苻登单骑奔亡雍州。留守胡空堡的苻登的儿子苻崇与苻登的弟弟苻雍，听说苻登战败，竟然出逃，致使余众溃散。苻登还至胡空堡，无所投靠，只得逃往平凉。姚兴追击，苻登拼死一搏的决战于山南。两军接战，苻登大败被杀，时年五十二岁。

至此，前秦自苻健于东晋穆帝永和七年（351年）称帝，至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394年）苻登被杀，共历五世，四十四年。

东晋的反攻

淝水之战结束后，东晋在东线和西线都展开了反攻。东线方面，谢玄在得胜后进驻寿春，384年一月，他派刘牢之向北攻克谯城。西线方面，桓冲于二月去世，但在去世前，他也趁前秦兵败，派部将郭宝出兵新城，很快新城、魏兴、上庸三郡纷纷投降。四月谢安派竟陵太守赵统进攻襄阳，一举收回了这个汉水上游的重镇。从379年就失去的襄阳城，终于又回到了东晋手中。五月谢安又命令梁州刺史杨亮领兵五万，进军巴蜀。各地捷报频传，西线的桓冲虽然去世，但是并没有耽搁东晋的反攻大计。于是淝水之战后的大规模北伐，也跟着拉开了序幕。

不过北伐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粮草的运输。东晋时期，南方的骡马非常少，连司马曜、谢安他们出行都是乘坐牛车，没事从不骑马。南方跟北方打仗，主要的运粮手段，就是走水路，最厉害的兵种，也是水军。由于这个客观因素，历来的北伐战争，碰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怎么保持粮道的畅通。这也是为什么南方人北伐，绝大多数都选在夏秋时起兵的原因。当年桓温北伐不能完胜，一方面是他不愿意过多折损实力，另一方面就是粮运的问题。

384年八月，谢安上奏晋孝武商司马曜，起兵北伐，收复中原。这时水道已经畅通，出兵的时机终于来临了。下游在出兵之前，豫州刺史桓石虔的母亲突然去世了。桓石虔因给母亲守孝，不能出征，下游的北伐大任，就落在了谢玄的肩上。

384年，谢玄从广陵带北府兵北上，兵到下邳，准备夺回淮北的彭城。前秦的徐州刺史不战而逃。谢玄立刻渡过淮河，占领了彭城。九月谢玄派刘牢之进攻前秦兖州刺史张崇。张崇也是闻风丧胆，当即弃城而逃。于是谢玄收复了兖州。这时的谢玄和北府兵已经是名震天下，北府兵所到之处，黄河南岸所有的坞堡，纷纷投降。这样东晋与前秦“划淮河为界”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兖州收复时已经是十月份，天气寒冷，运粮的水路就成了问题。于是经过一番筹划，谢玄采用了督护闻人奭的计谋，拦住吕梁的河水，建立七个坝汇集支流河水。这样即便天冷水势不足的时候，也一样能行船运输。解决了后顾之忧，谢玄毫不耽搁，立即起兵，向青州进军。十月谢玄派遣淮陵太守高素进攻前秦青州刺史苻朗。苻朗是苻坚的侄子，谢玄的大军刚到琅邪郡，他就弃城出降。谢玄一举收复了青州。

谢玄乘胜渡过黄河，进兵冀州。他先派刘牢之、郭满分别守住要冲，自己则带领着颜雄、刘袭继续向河北进军。苻丕派桑据镇守黎阳，谢玄命刘袭趁夜突袭，一举拿下了黎阳。

到这时兖州、青州、司州、豫州都已经收复，于是朝廷下令，命谢玄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这七州的军事。

谢安东西并举进兵中原的策略，把淝水之战前东晋下游以淮河为界、上游以汉水甚至长江为界的疆域，一下子提到了以黄河为界。桓石民收复了洛阳，谢玄甚至渡过黄河，打到了冀州。整个黄河以南地区，重新归入了东晋的版图。紧跟着西线再度告捷，十二月收复梁州。385年四月，蜀郡太守任权攻克成都，又收复了益州。

此次北伐，东晋把握住了时机，进军一直十分顺利。在东晋历史上的几次北伐战争中，这一次，是成果最丰硕的了。经过了这次北伐战争，东晋的疆域也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大范围。

历史细读

东晋南朝人在取名的时候往往喜欢在名字里用上“之”或“道”字。这是由于当时道教十分盛行所造成的。“之”字是天师道的标识，当时人们崇信天师道，就纷纷以“之”字命名。例如众所周知的王羲之、顾恺之、檀道济，等等。

北方的混战

苻坚在淝水一战大败后，北方狼烟四起，从前依附前秦的部族蜂拥叛乱，大家打得不亦乐乎。慕容垂趁苻坚兵败之际收复了前燕的失地，恢复了燕国（史称后燕）。慕容垂立国后，灭掉了同是慕容氏的西燕。此时北魏兴起，拓跋珪不甘屈服于后燕，于是北魏与后燕之间也兴起了一场大战。

慕容垂灭西燕

苻坚被姚苌杀害后，苻丕即皇帝位，退出邺城，燕军乘机进入邺城，后燕攻邺城之战结束。慕容垂让慕容和镇守邺城，同慕容农率众讨伐余岩。余岩战败投降，被慕容农所杀。慕容垂随即率步骑三万反击高句丽，收复了辽东和玄菟二郡。慕容垂以慕容农为使持节、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诸军事、幽州牧，镇守龙城。十二月慕容垂定都中山。

太元十一年（386年）正月，慕容垂自立为帝，改元建兴，史称后燕。六月慕容垂派慕容楷等攻打前秦苻定、苻亮等部。慕容楷先写信给众人，陈述利害，苻定等遂降。八月慕容垂留太子慕容宝守中山，自率范阳王慕容德等向南略地。

西燕的慕容冲占领了长安后，鲜卑官兵迫切要求东归故里，而慕容冲贪恋长安的荣华富贵，不愿东归。这样西燕君臣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二月，左将军韩延在官兵的一致要求下，带兵杀死了慕容冲，拥立将军段随为燕主，改元昌平。段随继位后不到三十天，就被慕容氏宗室慕容恒和慕容永所杀。之后西燕内部又经过多次为了争夺权力的宫廷政变，直到慕容永杀死了西燕君主慕容忠，自称大将军、大单于，雍、秦、梁、凉四州牧，河东王，因为他执法较为宽平，西燕内部的矛盾才有所缓和。慕容永是前燕开国君主慕容廆之弟的孙子，同慕容垂是堂兄弟。得知慕容垂已在中山称帝，故于386年六月向慕容垂称臣。当时前秦尚未灭亡，前秦国君苻丕仍然率军据守平阳。十月慕容永占据了长子，反叛后燕，自立西燕皇帝，改元中兴。

东晋持盾武士俑

此武士俑表情喜悦、平和，右手拿盾，左手手指弯曲。服饰上身衣服稍窄，下身衣服较为宽大，有利于保持平衡。

后燕和西燕皆为鲜卑慕容部所建，两国均以复兴前燕相标榜。但后燕主慕容垂认为，西燕主慕容永仅是前燕宗室的疏属，而自己则是前燕主慕容廆的子孙，决心于有生之年除掉他。于是慕容垂发兵进攻西燕，连破西燕军，并包围了台壁。慕容永带领五万精锐与慕容垂交战。慕容垂运用计谋，把慕容永诱进埋伏圈，很快就将西燕军队打败，慕容永逃回长子。394年，慕容垂包围了长子。八月慕容永向东晋求救未成，后又向北魏求援，北魏国君拓跋珪早就想趁机南下，于是派大将拓跋虔、庾岳率领五万骑兵救援西燕。可是北魏军队还没赶到长子，慕容永的堂兄慕容大逸豆归就已打开城门，迎接后燕军队入城，慕容永被杀死，西燕灭亡。

西燕自384年慕容泓开国到慕容永被杀共历七帝、十一年。这十一年间，西燕四迁国都，七易国主。西燕最盛时的疆域有今陕西西安地区、山西南部与河北西南部，共八郡，七万六千八百户。

塞外强国北魏

代国灭亡之前，什翼犍的大臣长孙斤曾经谋反，在朝会时拔刀直奔御座，想刺杀什翼犍。当时身为嫡子的拓跋寔徒手与其格斗，结果被长孙斤刺中肋部，伤重而死。代国灭亡时，拓跋寔的儿子拓跋珪年纪尚幼，被生母贺氏带着逃走，归依刘库仁部。后来苻坚兵败淝水，北方的各部族乘乱纷起，刘库仁的儿子刘显要杀掉拓跋珪，多亏贺氏足智多谋，带着儿子逃回娘家，依附拓跋珪的舅舅贺讷。不久贺讷的弟弟贺染干见这个外甥越来越得众心，便想方设法要杀掉拓跋珪，但皆未得逞。

东晋太元八年（383年）十月，刘库仁被部将慕容文所杀。刘库仁之子刘显准备一举除掉整个鲜卑族贵族集团，由于计谋泄露，拓跋珪逃脱。刘显此举迫使鲜卑贵族再度联合起来。拓跋珪与出逃的代国旧臣长孙犍、元他等迁徙到贺兰山（今宁夏银川附近）一带，并在这里暂时安顿了下来。

拓跋珪是什翼犍的嫡长孙，颇得众人拥护，于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正月在牛川即代王位，改元登国。当时汉人崔玄伯、邓渊、王德等人帮助代国制定国家制度、天文历法。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拓跋珪改称魏王，复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以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

当时拓跋珪有个叔父名窟咄。拓跋窟咄起初被前秦军抓到长安，出逃后投奔了慕容永。慕容永以其为新兴太守。这一年八月，刘显遣弟刘亢埿与窟咄联合，向北魏国南部进攻。当时北魏国新立，人心不稳，敌人大兵压境下多有叛乱。拓跋珪不得已率部退回阴山，以地利固守，同时向慕容垂求援。慕容垂令其子慕容麟率步骑前来相助。当年十月，北魏国与后燕联军在高柳（今山西大同阳高西北）大破拓跋窟咄。拓跋窟咄投奔刘卫辰，被刘卫辰杀死，拓跋珪于是悉收其众。当年十二月，慕容垂遣使封拓跋珪为上谷王，被其拒绝。次年北魏与后燕再一次联合击败了刘显势力。

北魏自此基本光复了原代国的领地。其后数年，拓跋珪历破库莫奚、高车、贺兰、纥突邻、纥奚诸等部。随着北魏的扩张，其与北方另一股强大势力，自己的盟友和潜在敌人后燕的矛盾也在逐渐加剧。

历史细读

从许多东晋南朝时期的绘画以及人物雕塑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那时的人们都喜欢穿着宽大的衣服，特别是袖子都是又长又宽。这是由于受到玄学、清谈之风的影响，当时的士人喜服寒食散，为了方便散去药力，于是都喜欢穿宽袖广衫。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奢侈风气。

灭后燕主力

西燕慕容永在都城被围之际，一面向晋朝求援，一面向当时还是后燕附庸国的北魏乞求救助。拓跋珪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派兵去救援西燕。可还没等北魏的军队赶到西燕的国都，慕容永的西燕就已经灭亡了。

早些时候，拓跋珪曾派弟弟向后燕进贡，慕容氏的年轻贵族们知道北魏多良马，就扣下其弟当人质。拓跋珪做事也很刚狠，坚决不向后燕献马，致使两国的关系陷入断绝的地步。

既然已经撕破了脸皮，自己又发兵来救西燕，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拓跋珪便不时派兵袭扰后燕国的边境。这样一来，慕容垂于建兴十年（395年）五月向北魏用兵，派太子慕容宝和慕容农、慕容麟带领八万名士兵向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进军。连战连胜，锐不可当。

当时很多人都劝说慕容垂不可冒进攻打北魏，但慕容垂并没有听进这一番良言，仍派慕容宝率兵灭北魏。想让这位太子以兵胜立威，日后更加顺理成章地承继帝位。

拓跋珪把部落国人全部迁移，西渡黄河千余里，以避后燕军兵锋。后燕军一路皆胜，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挡，只差渡河一举攻灭北魏国了。

395年冬，拓跋珪率兵于黄河南岸迎战。慕容宝整军准备渡河决战，两军在黄河两岸相持了十多天，忽然暴风大起，数十艘船只漂往南岸。北魏国俘获了后燕军甲士三百多人，但全部都予以释放，让他们归回后燕军阵垒。慕容宝出发时，慕容垂已经得了重病。拓跋珪让放回去的人说慕容垂已经死了，慕容宝应该早点回去争夺帝位。慕容宝听到后，非常忧惧，兵士也心中骇动。

魏、燕两军继续相持了几十天，赵王慕容麟手下的将领慕容嵩认定慕容垂已死，想杀了慕容宝，拥戴慕容麟为皇帝。结果事情败露，慕容嵩等被杀，因此慕容宝、慕容麟兄弟两人暗中也互相猜疑。这样一来就使得军心涣散，慕容宝便于半夜时分烧掉战船撤离战场，连夜逃回。

当时黄河尚未结冰，慕容宝认为魏军没有船不会追击，就没有部署掩护的军队，大军缓慢撤退。哪知寒流忽至，一夜暴风，黄河便结了冰。拓跋珪亲自引兵从冰上过河，不带辎重，只挑选了精锐骑兵两万人急追后燕军。

后燕军行至一个叫参合陂的地方，慕容宝认为已经远离了北魏军，因此索性命令军队在原地休息。自己也跳下马鞍，躺在草地上睡起觉来。后燕军一觉醒来，起营将要东还，突然看见山上静静站立着大批北魏军，顿时僵住了。拓跋珪纵兵实然从山上冲杀下来，后燕兵被淹死和被人马践踏而死的就有万余人。太子慕容宝、赵王慕容麟等人单骑逃出。拓跋珪大获全胜，把俘虏的近五万后燕兵全部活埋。

建兴十一年（396年）三月，慕容垂以古稀之年，亲自率领后燕大军秘密离开中山，越过青岭，经过天门，开山劈路，出其不意地穿过云中，攻陷平城，俘虏了北魏三万多人。

这下轮到北魏王拓跋珪肝胆俱裂了，只想马上逃跑，但一时之间又想不出来往哪个地方逃窜才好。就在此时，北魏峰回路转。慕容垂在离开中山时，身体就已欠佳，攻陷平城后马上带着战利品撤离。后燕军经过参合陂，慕容垂见到去年被北魏杀害的几万名后燕兵的尸骨堆积如山，伤感之情油然而生。那些被活埋掉的后燕军的亲人，顿时放声大哭，声震山谷。慕容垂听到哭声，悲伤、气恼、懊丧、忿愤之情一齐涌上了心头，口吐鲜血，病情加重。在距平城三十里的地方旧病复发。走到上谷之沮阳时，已经奄奄一息，十分吃力地口授了几句临终遗言：“现在国家多难，丧礼从简。为了防止强敌伺机捣乱，到京师以后再发布讣告。”说完就故去了，时年七十一岁。谥号成武皇帝，庙号世祖。

拓跋珪听说慕容垂已死，想马上引军追击，但又怕慕容垂是假死。因慑于这位老英雄的威名，拓跋珪退至阴山等候消息。慕容宝见父亲驾崩，慌忙退军回国继位。

历史细读

幅巾是平民戴的头巾，方便实用。魏晋时期由于名士都崇尚玄学，任性放达的风尚使很多人开始不戴冠帽而戴头巾。这一点在很多当时的绘画以及石刻中都可以看出。

拓跋珪见慕容垂真的死了，再无惧怕，为了取得中原，乘机于皇始元年（396年）八月，亲率四十万大军伐燕。慕容宝把皇宫里的珍宝全都拿出来，招募兵士抵御。拓跋珪率军东进，直指后燕国都中山，首先攻取了常山（今河北正定南）。拓跋珪亲率大军攻中山不克，他觉得急攻伤士，久围则费粮，遂率军向南。

397年拓跋珪扎营于巨鹿，慕容宝派勇士万余人袭击北魏营。后燕军夜到北魏营，凭借风势放起大火，烧得北魏帝来不及穿衣戴帽，光着脚就击鼓迎战。天亮后北魏国将士以骑兵攻击慕容宝的军队，后燕军大败，万余人被斩首，十二万后燕军将士逃入山中，忽遇大风，冻饿而死。慕容宝败下阵来，派西河公库傉官骥率兵三千帮助慕容详守卫中山。

此时后燕不断发生内乱，慕容详在中山城自立为帝。七月慕容麟率众潜袭中山，杀慕容详自立。慕容麟率两万骑兵进驻新市（今河北新乐西南），遭拓跋珪攻击。慕容麟战败，率数十骑逃奔邺城。拓跋珪乘势攻入中山，后燕投降的公卿尚书及将士有两万多人。拓跋珪攻克中山后，派骑兵三万人增援拓跋仪进攻邺城。永康三年（398年）正月，后燕范阳王慕容德从邺城率户四万，南徙滑台（今河南滑县东）。拓跋仪率军进入邺城，随即追慕容德至黄河而归。北魏伐后燕之战结束。同年慕容宝被自己的舅舅兰汗诱杀于龙城。至此后燕已不是北魏的对手了。不久后燕分裂为辽东的北燕和山东的南燕，慕容氏从此一蹶不振。

399年，魏军大破高车三十多个部落，俘获了七万多名军士，缴获马匹十多万，牛羊一百四十多万头。在以后的八九年之中，北魏四处兴兵，征伐不已，成为北方地区的强国。

吕光征伐西域

龟兹僧人鸠摩罗什于后秦时到达长安传教，译佛经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他的弟子中著名的有道生、僧肇、道融、僧叡等，合称“什门四圣”。

鸠摩罗什的父亲出身天竺望族，后来到了西域的龟兹国，罗什即出生于龟兹。七岁随母出家，研习佛法。善于辨析义理，应机领会，独具神解，讲经说法，名声大震。其神思俊才，传遍了整个西域，每年举行讲经说法，西域诸王都云集闻法，并长跪在鸠摩罗什的法座旁边，让鸠摩罗什踏着登上法座。鸠摩罗什的名声不仅远播西域，也东传至中原。

苻坚建元十三年（377年），太史上奏说：“在外国边野，出现一颗闪亮的明星，未来应当有一位大德智人来到我国。”前秦苻坚久仰鸠摩罗什的大名，在心中早已有迎请的想法。于是苻坚说：“我听说西域有位鸠摩罗什，襄阳有释道安。那位外国的大德智人，一定是鸠摩罗什吧！”

花链饰带

此为鄯善米兰第五号寺院仙墙下部的一条饰带，描绘一组人物肩负S形的大花链。花链的每一凹凸处均有一半身人物像，有裸体的孩子，有供养人，也有僧徒。此种主题与构图形式在古罗马帝国早期的石棺雕刻与犍陀罗的浮雕之中常有出现。

苻坚所说的释道安是著名高僧佛图澄的弟子，他博学多识，对佛教经典具有很深的造诣。起初在北方传教，后赵末年，中原大乱，他到了东晋的襄阳传教，以后又移居长安。他在襄阳时，为佛教僧徒制定了“戒律”三条。在襄阳和长安时，又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整理工作。这两件事对于当时和后代中国的佛教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鄯善国前部王和龟兹王弟，曾一同前来朝见苻坚，说西域有丰富的珍珠宝贝，应该派兵讨伐。在前秦苻坚建元十七年（381年）二月，西域的车师前部王和鄯善王曾来到长安朝见苻坚，请求发兵征讨不服前秦的西域诸国，依照汉朝制度在西域设置都护。是年九月，苻坚任命手下的爱将氐族人吕光为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次年正月，吕光与姜飞、彭晃、杜进等将领以鄯善王和车师前部王为向导，率步兵七万和精锐骑兵五千，从长安出发。

龟兹国王与大臣像

龟兹是西域古国，中国唐代安西四镇之一。汉代时归附，魏晋时龟兹遣使入贡。本图右侧第一人有双环项光，身分最高，应是国王，跟随在他后面的两人应是大臣。国王穿大领长衣，大衣为半袖，有肩盖，腰部系珠带，下穿窄口裤和黑皮靴。左手所持物已残失，腰下挂短刀和短剑，刀鞘宽大。身后佩长剑，仅可看见剑柄。两大臣服装及所佩刀剑均与国王的不同。

临行之前，苻坚在建章宫举行饯别宴，对吕光说：“帝王顺应天道而治国，爱民如子，哪有贪取国土而征伐的道理呢？只因为怀念远方的大德智人罢了！我听说西域有一位鸠摩罗什大师，他深解佛法，擅长阴阳之理，是后学的宗师。我非常想念他。贤哲之人，是国家的大宝，如果你战胜了龟兹国，要赶快护送他回国。”

吕光家族是西汉皇后吕雉的族人。吕光青年时期为人深沉、持重，喜怒不形于色。王猛感到吕光是个人才，能成大器，便把他推荐给苻坚，后逐步被提拔为鹰扬将军。吕光不负王猛和苻坚的厚望，他追随苻坚南征北战，在战争中大显身手，赢得了前秦大臣的交口称赞。吕光的西征大军阵容强大，仅将军一级的高级官员就有姜飞、彭晃、杜进等。另外，陇西、冯翊、武威、弘农等郡有名望的人物如董方、郭抱、贾虔、杨颖等也作为助手参加了西征军。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一月，淝水之战前，吕光告别苻坚，离开长安，前往征伐西域。

前秦军队穿越了三百余里沙漠，进兵至焉耆，焉耆等西域小国闻风而至。吕光的军队刚出发，鸠摩罗什就告诉龟兹王白纯说：“龟兹国运衰微了，将有强敌从东方攻来。你应该恭敬迎接，不要派兵反抗。”但是龟兹王不听劝告，负隅顽抗，结果被打得一败涂地，龟兹王白纯也被杀死。西域诸国畏惧吕光的威名，纷纷归降前秦。于是吕光相继讨平了西域三十六国。

后凉建立与灭亡

在淝水之战进行的同时，吕光也在西域地区鏖战。经过一年多的征战，吕光统一了西域全境。吕光意气风发，平复龟兹国后，便立白纯之弟白震为龟兹国王。太安元年（385年）三月，吕光用两万匹骆驼驮着一千多种珍奇的西域货物，带着一万多匹西域骏马撤离了西域。吕光掳获鸠摩罗什，看他年纪尚小，不知道他的智慧高深，就把他当凡夫俗子来戏弄。几番的恶意欺负，鸠摩罗什都胸怀忍辱，丝毫没有怒色。最后吕光感到惭愧，才停止了自己轻慢的行为。

吕光率军返国，中途在山下扎营休息。鸠摩罗什说：“不可以在此地停留，否则全军将士必定狼狈不堪，应该把军队转移到高原上。”吕光没有理会鸠摩罗什的建议。果然晚上大雨滂沱，山洪暴发，将士被淹死了数千人。此时吕光方才暗自感到鸠摩罗什的神异。

鸠摩罗什又对吕光说：“这地方不宜久留，推算时运和定数，你应赶快率兵回国，中途一定可以发现福地，适合居住。”吕光听从了鸠摩罗什的建议，迅速率军离开。当大军到达凉州（今甘肃武威）时，苻坚已在淝水之战中惨败，中国北方又回到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

凉州地处边陲，消息十分闭塞。386年九月苻坚已被姚苌杀害的消息才传到凉州，吕光令所有凉州人都为苻坚披麻戴孝。一个月后，吕光自称凉州牧、酒泉公，并自立为帝，国号凉（史称后凉），建元为太安。

386年，吕光在临洮一举击败原前凉国主张天锡的儿子张大豫。387年十二月，攻克张掖城。接着吕光率领两万骑兵攻取了酒泉。随后率军前往凉兴（今甘肃安西）截击王穆，王穆单骑逃走被杀。至此凉州全部及河西大部地区均为吕光所有。

395年七月，吕光率十万大军进攻西秦，西秦国主乞伏乾归投降了吕光，并把儿子敕勃作为人质留在西平。麟嘉八年（396年）六月，吕光升号为天王，建国号为大凉，改年号为龙飞，史称后凉。后凉这时达到全盛时期，统治疆域同前凉略同。

龙飞二年（397年）正月，吕光攻打临洮、武始、河关，西秦大为震惊。大将吕延不听劝阻，麻痹轻敌。乞伏乾归伏击，吕延战败，被斩首。吕光埋怨沮渠罗仇、沮渠麹粥护卫不力，将二人斩首。四月沮渠罗仇的侄子沮渠蒙逊起兵反凉，其堂兄沮渠男成也起兵响应。八月吕光的散骑常侍、太常郭黁联合尚书仆射王详，推举田胡王乞基为君主，也共同起兵反凉。吕光派吕纂去讨伐郭黁，郭黁大败。此时凉州人张捷、宋生等聚众起兵反凉，郭黁又与他们共推后将军杨轨为盟主，联合击凉，与吕光决战。六月杨轨兵败，转而投降了王乞基。郭黁听说杨轨败逃，于是投降西秦。后凉将军吕弘放弃张掖，率军东走。段业进入张掖城后欲追击吕弘，沮渠蒙逊劝阻他说：“归师勿遏，穷寇勿追，此兵家之忌呀。”段业不听，结果大败而回。

承康元年（399年）十二月，年老多病的吕光因为屡次失败而恼怒，病情加重，传位给太子吕绍，自称太上皇。吕光告诫吕纂、吕弘好好辅佐吕绍，不要听信任何谗言。不久吕光病死，时年六十三，在位十年。

吕光死后，吕绍即位。诸子并没有遵循他的遗言，开始互相攻杀夺权。吕绍被吕纂逼迫自杀，吕纂又被吕弘杀死。最后吕隆被立为天王，改元神鼎。吕隆是吕光弟弟吕宝的儿子。为了建立自己的威名，但凡豪望、名流，乃至宗亲大臣不顺己者，吕隆全部杀掉。结果使得后凉朝廷内外人人自危，生产也受到严重的破坏，人民生活更是无法维持，姑臧城内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悲惨景象。此时后秦国主姚兴派大将姚硕德率兵向后凉进击，当时投降后秦的乞伏乾归也率兵跟随出征。401年七月，姚硕德从金城渡过黄河，直趋广武（今甘肃永登）。

秦军顺利地进至姑臧，吕隆派辅国大将军吕超、龙骧将军吕邈率军迎敌。后凉战败，吕邈被杀，一万多人被后秦军斩杀，吕隆据城固守。后凉巴西公吕伦见后秦军队无法阻挡，率东苑二万五千兵众向后秦投降。九月吕隆派使者出城向姚硕德投降。姚兴命其为凉州刺史，继续镇守姑臧。不久吕隆又与南凉的秃发傉檀和北凉的沮渠蒙逊互相攻杀。后怕被他们消灭，于后秦高祖姚兴弘始五年（403年）八月迁往长安，被姚兴拜为散骑常侍、建康公，后凉灭亡。

后凉自386年吕光称王至吕隆投降后秦，共历四主十八年。弘始十八年（416年）一月，吕隆因参与姚愔的叛乱，被姚泓杀死。

姚兴得到鸠摩罗什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八岁了，姚兴以国师之礼待鸠摩罗什，大兴佛教。次年请他到西明阁和逍遥园翻译佛经。鸠摩罗什译有《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等。关于翻译的总数，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载，共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多卷。

东汉明帝时，佛法传至中国，历经魏晋诸朝，汉译的经典渐渐增多。但是翻译的作品多不流畅，与原梵本有所差距。鸠摩罗什羁留凉国十七年，对于中土民情非常熟悉，在语言文字上能运用自如，又加上他原本就博学多闻，兼具文学素养，因此在翻译经典上，自然生动而契合妙义。

东晋衰落

淝水之战后，北方重新分裂，东晋的外部威胁解除了。然而东晋统治阶级并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改革内政，收复中原，而是加紧争权夺力和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手握重兵的将领纷纷发动叛乱，虽然这些叛乱被镇压了。但是东晋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

东晋内乱

晋孝武帝司马曜重用司马道子辅政。司马道子最宠信的就是中书令王国宝，王国宝的父亲是王坦之，岳父是谢安。但王国宝“少无士操”，为人谄险，谢安“每抑而不用”。王国宝因此十分痛恨谢安。后来司马道子娶了王国宝的堂妹为妻，于是王国宝鼓动司马道子弄权，诋毁谢安。趁着司马曜因为谢家权势太盛而感到害怕之际，总是说谢安的坏话。

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谢安去世，时年六十六岁。谢安一死，东晋朝中的权力就更集中于会稽王司马道子手中。由于当时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的生母皇太妃李氏还在世，司马道子“恃宠乘酒，时失礼敬”。“帝（孝武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礼秩”。孝武帝觉得司马道子权势过大对自己构成了威胁，于是下诏任外戚王恭为南兖州刺史，坐镇北府，同时任世族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以制约司马道子的权力。孝武帝后来封自己的二儿子司马德文为琅邪王，而改封司马道子为会稽王。王国宝闻知孝武帝疏忌司马道子，就开始疏远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大怒，两人翻脸。

司马道子非常好酒，一次宾客满坐，司马道子喝醉了。当时桓温的儿子桓玄也在座中，频频举杯，司马道子忽然在大庭广众之下高言：“桓温晚年想造反，是不是这样啊？”桓玄闻言，忙跪伏殿中，满脸流汗不敢抬头。桓玄心里怨恨司马道子，种下了日后谋反篡晋的根子。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司马曜死亡，白痴皇帝司马德宗即位，是为安帝，第二年改年号为隆安。这位皇帝还不如西晋惠帝，不仅“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饥饱也不能辨”。幸亏其同母弟琅邪王司马德文恭谨聪敏，司马德宗登基之后，十岁的司马德文一直陪侍着他。

司马道子独揽军政大权，王国宝又马上重新谄附司马道子，司马道子被他的语言迷惑，再次倚为心腹。王恭入朝拜孝武帝坟陵之余，劝司马道子不要亲近小人。司马道子起先还对王恭客气，但王恭“每言及时政，辄厉声色”，司马道子渐生相图之意。王恭一走，司马道子把东宫卫兵全部调配给王国宝指挥。王导之孙右仆射王珣也被朝廷拜为尚书令。王国宝、王绪兄弟掌权后，“纳贿穷奢，不知极纪”，又不断劝司马道子削夺王恭和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兵权，致使内外扰动。

王恭闻信，派人联络殷仲堪，准备讨伐王国宝等人。桓玄也鼓动殷仲堪起兵。殷仲堪是陈郡世家大族出身，入朝为官后，孝武帝很信任他。但是殷仲堪虽有美誉，却并非将帅之才。

建康方面，司马道子听说王恭、殷仲堪有异动，马上宣布内外戒严。王绪劝王国宝假借司马道子之命，杀掉王珣、车胤，再乘机裹胁安帝和司马道子，发兵讨伐王恭和殷仲堪。但王国宝却没有胆量去做，怯懦的司马道子为了平息二藩起兵，“乃委罪（王）国宝”，派人把王国宝、王绪逮捕入狱。又称诏赐死王国宝于狱中，杀王绪于闹市。

王恭罢兵，退还京口。殷仲堪虽然声援王恭，但是一直犹豫未敢真正发兵，因此趁势率兵还镇。事情时暂告一段落。

豫州刺史庾楷对朝廷割四郡交由王愉掌管不满，派儿子庾鸿鼓动王恭说司马尚之兄弟有篡夺帝位之心，比王国宝还要危险，不如先下手为强，除掉他们。王恭也怀疑司马尚之兄弟对安帝不利，便听从庾楷之议，于隆安二年（398年）通使殷仲堪、桓玄，联合再次起兵。司马道子将军事托付给十七岁的儿子司马元显。晋廷遣谯王司马尚之将兵讨伐庾楷。虽然二次起兵声势很大，但王恭、殷仲堪、桓玄之间并不团结。殷仲堪以手下的南郡相杨佺期为先锋，率水军五千先行。桓玄领兵继之。殷仲堪自带两万军，殿后而行。

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八月，杨佺期、桓玄兵船刚至湓口，王愉一箭未发，就仓皇逃往临川。庾楷一战即溃，单骑奔归桓玄。桓玄有智谋勇力，在白石大获全胜，与杨佺期连兵直逼横江。司马尚之、司马恢之兄弟大败。晋军各路皆退，只得回兵固守石头城。

石头城图

在今南京市西清凉山上，三国时孙吴就石壁筑城戍守，称石头城。

王恭两次起兵依仗的都是其手下南彭城内史刘牢之。刘牢之在淝水之战中率五千“北府兵”一举击溃苻坚手下名将梁成两万之众，临阵斩杀梁成及数名前秦大将，奠定了东晋在淝水大战中最终大胜的基础。淝水之战后，刘牢之又率兵北伐，进屯鄄城，“河南城堡承风归顺者甚众”。但后来五桥泽一役，为慕容垂所击败，刘牢之勉强得脱。此后刘牢之因为不救廪丘被围的友军而被免官。

王恭重新任用刘牢之，但只以爪牙武将任命他，“（刘）牢之负其才能，深怀耻恨”。司马元显得知此事后，派人劝说刘牢之弃王恭，答应以王恭的职位转授予刘牢之。不久王恭派刘牢之出征。刘牢之随即向朝廷投降，同时又指示其子刘敬宣和女婿高雅之率劲兵倒戈。王恭没有准备，立时军溃，只得独骑向曲阿方向奔逃。中途被抓，押送都城建康。王恭未及入城，便被司马道子下令在建康东北郊的倪塘斩首。司马道子封刘牢之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晋陵诸军事，完全取代了王恭的职位。

司马道子又以朝廷名义，提拔桓玄为江州刺史，以杨佺期代郗恢为雍州刺史，以桓修为荆州刺史，同时罢黜殷仲堪为广州刺史。如此离间，使得殷、桓、杨三人心中各怀疑虑，皆起相图之心。桓玄自恃自己有才能地位，对寒人出身的武将杨佺期总有不屑之意。而杨佺期为人骄悍，暗中劝说殷仲堪杀掉桓玄。殷仲堪因为暗忌杨佺期兄弟勇健，怕杀了桓玄没人能够牵制杨氏兄弟，所以一直没有行动。最终三个人“各还所镇”，不再进兵，这样东晋又化解了一次重大的政治危机。

南北文化的发展

在南方的东晋，田园诗产生并有发展。其代表人物就是陶渊明。他是陶侃的曾孙，陶侃曾官至大司马，他的父辈也做过太守、县令，但到了他这一代，家境已衰。他年少时抱有大济苍生之志。二十九岁时才担任一些小官，无法实现他的远大抱负，官场上派系之争以及一派阿谀奉承的风气，使陶渊明对黑暗的政治气氛很是失望。他无法忍受内心的压抑，不愿与这些人同流合污，于是将思想感情倾注于田园生活上。义熙元年（405年），任彭泽（今江西湖口东南）县令，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迎接郡里来的督邮，自动解职回家。受老庄思想和隐逸之风的影响，他对恬静、闲适的田园生活更加怀念。四十一岁时便结束了仕隐不定的生活，全身心地回归自然。从此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直到病死。

陶渊明亲自下田参加劳动，闲时读书写诗。他的田园诗代表作有《归去来兮辞》《归田园居》等。诗歌表达了他不随俗浮沉、不追逐名利的心境。他晚年所写的《桃花源诗》表现了他不满意剥削无度、战无宁日的社会，描述了一个幻想中的世界，一个人人自食其力、无剥削、无压迫、平等、安乐、幸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春蚕收长丝，秋熟靡（无）王税”，“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陶渊明的诗歌和人品，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晋书法上的集大成者是王羲之与王献之父子。王羲之曾从师多人，后博采众长，一变汉、魏以来质朴的书风，成为新体，后人称之为“书圣”。其书法真迹已无存，唐人双钩廓填的行书《姨母》《丧乱》等帖，犹可传真。其子王献之兼精诸体，尤工行、草和隶书，与其父齐名，被称为“小圣”。绘画方面，东晋顾恺之善画人物，注意点睛传神。他的名作有《女史箴图》，是唐人临摹本，为传世珍品。

史学上有东晋袁宏撰的《后汉纪》三十卷。东晋常璩撰的《华阳国志》，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期间巴、蜀地区的史事，是研究四川及西南少数民族史地的重要资料。

而在北方，则呈现出胡汉文化冲突、交融的景象。从东汉初年到东晋时期，匈奴逐步汉化。刘渊汉化程度很深，建立的政权也称“汉”。后赵羯族人石勒，汉化程度也很深，采纳汉人的治理方略，重用汉人张宾为谋主。他设立太学和郡国学，用儒家经学培养包括羯族将领子弟在内的人才。前秦国的苻坚更是汉文化的极力推崇者，他重用汉族寒门士人王猛，按照汉法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文化。

民族的同化总是双向进行的，胡人汉化的同时，也是汉人接受胡人文化的过程。汉人在生产、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吸收了胡人的习俗。这种变化，从东汉末年已经开始。《后汉书·五行志》载道：“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由于皇帝的倡导，京都的达官贵人都竞相仿效，兴起了汉人胡化之风。这种风气到五胡十六国时期达到了高潮。十六国时期，随着骑马民族的南下，把畜牧业及与其有关的生产技术带到了中原地区。胡语、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给中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北方汉人子弟也以学习胡语为时髦之举。久而久之，北方汉语中便充斥了“胡虏”之音。

在与外国交流的过程中，天竺国曾经赠送给凉州刺史张轨许多乐器，其中有笛子、琵琶、箜篌、五弦琴、铜鼓、皮鼓等，还带来了天竺调等乐曲。吕光远征西域，又将筚篥、腰鼓、答腊鼓等，以及龟兹乐曲传入了中原。

陶渊明画像轴

陶渊明，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

宗教方面，自西晋以后，许多文人死离逃散，玄学受到打击。南北各族统治者设法巩固他们的统治，各族劳动人民亦想使自己的希望有所寄托，于是佛教在南方和北方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许多西域的僧人东来传教，也有中国人外出求法的。后赵石勒、石虎尊龟兹僧人佛图澄为“大和尚”。佛图澄前后有门徒将近万人，兴立佛寺共有八百九十三所。佛图澄的弟子释道安博学多识，对佛教经典造诣高深。他起初在北方传教。后赵末年，中原大乱，他到东晋的襄阳传教，以后又移居长安。释道安的弟子慧远为东晋著名僧人，后世净土宗人尊之为初祖。

自中国西去求法的有东晋僧人法显。法显从长安西行，自海上归来，携回很多梵本佛经。归国后撰《佛国记》，记录了他的旅行见闻。

刘裕专权

就在镇压孙恩、卢循起义期间，东晋统治集团内部一直争斗不已。402年，桓玄起兵叛乱，攻入建康，杀死司马道子父子及北府兵将领刘牢之等。403年，桓玄逼迫晋安帝司马德宗退位，自己做了皇帝，建立桓楚。

桓玄作乱之初，靠的是北府兵的支持，东晋的大多数士族也对此持默许态度。但是桓玄称帝之后，企图除掉北府兵将领，夺取北府军权，这就引起了北府兵的反抗。北府兵将领刘裕团结北府兵中上级军官，密谋推翻桓玄。

404年，刘裕在京口起兵，声讨桓玄。桓玄兵败，逃到江陵，不久被杀。刘裕恢复了东晋政权，迎回晋安帝，改元义熙（405年—418年）。刘裕辅政，掌握了东晋的全部军政大权。

征孙恩、平桓玄

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据史书记载，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刘交的后代。刘裕生下来不久，母亲便死了，是姨母抚养了刘裕。长大后的刘裕胸怀大志。他识字不多，依靠贩卖鞋子维持生计，又爱好赌博，因此被同村的人轻视。

东晋朝廷内忧外患不断，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年底，孙恩因民心思动，乘机起事。琅邪孙氏是世家大姓，世代信奉“五斗米道”。孙恩的叔叔孙泰一直师从杜子恭，学习“方术”，以此诱骗百姓钱财。后被流放到广州。王恭起兵反晋时，孙泰以讨伐王恭为名，眩惑士庶，阴谋作乱后被告发，司马道子派人杀掉了他。孙恩因此怀恨在心，逃至今舟山群岛。孙泰被杀后不久，孙恩就在极短时间内聚众数万人，杀掉吴中八郡的数位地方官。其中就有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及王凝之诸子、谢氏子弟谢邈和谢冲等人。

义军得到广大农民和奴客的拥护。东晋派卫将军谢琰（谢安之子）和北府名将刘牢之率北府兵镇压。刘牢之征讨孙恩，把刘裕征召来任参军事。孙恩的军队逼近海盐，刘裕率军与他对抗，在海盐的旧城址上修筑阵地。孙恩几乎每天都对刘裕的阵地发动进攻，但每次都被刘裕击败，孙恩手下大将姚盛也被杀死。

孙恩与刘裕多次交战失利，损失很大，后改向沪渎进军。刘裕马上放弃了这座城池，追击孙恩，再次把他打得一败涂地。孙恩屡战屡败，在陆上站不住脚，只能退回海上做海盗，不时袭扰周边城市，但势力已大不如前。后在元兴元年（402年）三月，孙恩最后一次登陆，战败后投海而死，义军乃推其妹夫卢循为首。

后来东晋的桓玄举兵叛乱，俘虏了晋安帝司马德宗。桓玄矫诏将掌权的司马道子赶出京城，贬逐到安成郡居住，不久又赐给他毒酒令其自杀。司马道子的儿子们，以及庾楷、张法顺等人，全部被押到建康城的街市上，斩首示众。桓玄剥夺了刘牢之兵权，刘牢之自杀。

桓玄废黜了晋安帝司马德宗，自立为帝。此时北府兵将领刘裕得知刘牢之的死讯，突然率军打了回来，一仗便击败桓玄，迎接晋安帝司马德宗复位。桓玄灭亡后，最大的赢家当属刘裕。由于迎接晋安帝复位，对晋室有“再造”之功，东晋朝廷封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使持节、徐青二州刺史如故。

此时的刘裕，对于皇帝赐给他的封号表示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这并不是假装，因为当时刘裕资历较浅，虽然新立大功，但没有多少势力基础。而且桓玄的灭亡，也让刘裕清楚地看到，冒险称帝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刘裕是个聪明人，他在接受了册封后，移镇京都之外，遥控朝廷。这样既保证了自己军权在手，又远离了京城这块是非之地，可以进退自如。

灭南燕、亡后秦

此时逃到岭南的孙恩的妹夫卢循等“遣使贡献”，作出服从朝廷的姿态。东晋朝廷便任命卢循为广州刺史，以徐道覆为始兴相。

卢循派人送给刘裕一大篓“益智粽”，意思是说刘裕缺少智慧，应多吃这种粽子补补脑子。刘裕也是市井出身，当然明白其中的含义，便回赠了卢循一大坛“续命汤”中药，其中意思是说先让你多活些时间，等我有时间再去消灭你。

东晋内部就这样得到了暂时的平静。刘裕于是派使臣出使后秦，以平等的姿态示好，并要求归还原为东晋领土的南乡诸郡。后秦的姚兴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竟然出人意料地答应并交还给刘裕一大片土地。后秦群臣纷纷进谏，姚兴坚持己见，反驳说：“天下善恶的标准是一样的。刘裕出身寒微，能够诛杀桓玄，兴复晋室，内整庶政，外修封疆。对于对这样的人，我怎能因为吝惜数郡之地而不成其千秋美名呢？”于是后秦尽还汉水以北十二郡给东晋。

当时后燕正遭国变，国主慕容熙被杀。胡夏的赫连勃勃和后秦的姚兴兵戎相见。南燕国主慕容超也趁乱进攻东晋淮北的宿豫城。南燕这次攻伐东晋，不是为了开拓疆土，而是因为慕容超喜好声色之娱，想从东晋的汉人中拣选少男少女，送入教坊司学习音乐，以供自己娱乐。

409年四月，刘裕率大军自建康出发讨伐南燕，一路经过的每处战略要地，刘裕均派精兵筑城守御，唯恐南燕出奇兵突袭断绝补给之路，重蹈当初桓温北伐的覆辙。

历史细读

部曲原为军队编制及地主私兵之称。东晋南朝时，部曲渐用于生产，成为私家奴仆，但身份略高于奴婢，经“自赎”或主人“放遣”，即成平民。唐以后再无此称。

慕容超听说刘裕北伐，决定待晋军过了大岘关，出现在平原地区时，再发挥铁甲精骑的长处，冲践敌军，将其一举成擒。就这样刘裕未见南燕的一兵一卒，顺利通过了大岘关。刘裕把南燕前锋公孙五楼打得大败。两军在平原交战，南燕的铁骑本来很强劲，但没想到晋军使用了兵车坚阵，骑兵冲荡践踏的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反而被兵车上的晋兵以利矛捅死在车前，侥幸跃过兵车的，又被阵内的晋兵刀砍斧剁。晋军以四千人对敌四万，由于燕军人数众多，双方一直未能分出胜负。于是刘裕派遣檀韶、向弥与胡藩绕过燕军正在战场上厮杀的主力，突然向临朐发动进攻，一举克城。同时刘裕又派人四处散布晋军已有众多援军自海道赶至战场的消息。慕容超身为皇帝，此时正在临朐的大本营中，城内守军总共才有两三千人。眼见城陷，慕容超单骑逃至段晖的军营内。当燕军听到大批晋朝援军从海上来攻的消息时，再也坚持不住，纷纷扭头奔逃。晋军乘胜追击，慕容超侥幸逃过一劫，但他的玉玺、御辇以及全套皇帝仪仗，全部都成了晋军的战利品。

刘裕穷追不舍，第二天就攻陷了广固的外城，逼使慕容超龟缩于内城死守。此时南燕只有求后秦来救援这一条路了，于是慕容超派遣韩范出使长安借兵。后秦的姚兴正在与胡夏国赫连勃勃相互攻伐，见南燕乞援，姚兴派使臣威胁刘裕说如果晋军不退兵，将遣十万铁骑帮助慕容超。刘裕听了使者威胁的话，不以为然地让他回去告诉姚兴说：“我们大军本来打算灭掉燕国之后，休整三年再来消灭姚兴。现在既然你们嫌等得太久，那就成全你们。”

王懿执法犯颜

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兴兵征讨后秦。在消灭后秦的战争中，王懿因功升任太尉咨议参军。灭后秦后，朝中文臣武将都支持刘裕迁都洛阳，进而收复整个北方的想法。唯有王懿顶着冒犯刘裕的危险，提醒刘裕应以安顿后方为重，免为政敌所乘。刘裕听从了他的建议，为自己后来掌握时局创造了条件。

很快慕容超兵败，刘裕一举荡平了南燕。

410年，卢循、徐道覆等人再次起兵攻打长沙，进逼建康，刘裕将其击败。卢循于次年战败身死，孙恩、卢循起义宣告失败。之后刘裕开始进攻后秦。这个由羌族贵族姚苌建立起来的政权，曾经多次威胁东晋。在这之前的正月，后秦国王姚兴派兵攻打东晋的雍州（今湖北襄阳），被雍州刺史赵伦之击败，为晋提供了北伐的借口。二月后秦国主姚兴病死，太子姚泓即位，兄弟争位相残，关中骚乱。四月西秦主乞伏炽磐侵犯后秦的过境。六月并州匈奴部落聚众叛乱。同时夏国赫连勃勃也乘机起兵侵扰后秦的边境。后秦因此内外交困，国力大减。

刘裕以其长子刘义符和亲信刘穆之等留守建康（今江苏南京），亲率大军，兵分五路征讨后秦。派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率步兵为前锋，从淮河一带出兵向洛阳方向进攻，自己亲自率领水军沿着黄河进军。王镇恶、檀道济进入后秦境内后，连战皆捷，然后进逼洛阳，姚洸出降，后秦军四千余人被俘。

历史细读

清商乐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发展起来的音乐。它是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清商乐流入南方，又与吴歌、西曲相融合。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

那时北魏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黄河北岸。刘裕率水军自淮、泗入清河，准备逆黄河西上。北魏因滑台丢失而对刘裕采取了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不肯借道，还在黄河北岸集结了十万大军，威胁晋军。刘裕的水军沿着黄河前进，有时因为风高浪急，晋军的船只被水冲到北岸，因而受到魏兵的攻击。刘裕派水军上北岸去攻打魏军，魏兵即逃。等晋军回到船上，他们又在北岸骚扰。弄得晋军来回奔跑，无法顺利进兵。

刘裕派遣一名军将率领七百兵士、一百辆兵车登上北岸，沿岸摆开一个半圆形的阵势，两翼紧紧靠着河岸，中间鼓出，当中的一辆兵车上竖了一根白羽毛。因为这种布阵形状像个月钩，所以名叫“却月阵”。

魏兵远远观察着晋军的布阵，没有敢动。不一会只见晋军中间车上有人举起白羽毛，两侧就涌出了二千名兵士，带着一百张大弓，奔向兵车。魏兵集中三万骑兵向河岸猛攻晋阵。晋军阵上一百辆兵车上的弓箭齐发，仍旧挡不住魏军的进攻。没料到晋军在却月阵后面，另外布置了一千多支长矛，装在大弓上。这种长矛约有三四尺长，矛头十分锋利。当魏军正向晋军猛攻的时候，晋军士兵们就用大铁锤敲动大弓，长矛即向魏军飞去，每支长矛就能射杀魏兵三四个人，三万名魏军一下子就被射死了好几千人。其他魏军不知道晋军阵后还有多少这种武器，吓得抱头乱窜，全线崩溃。晋军又乘胜追击，杀死了大批魏军。

刘裕打退魏军后，打通了沿黄河西进的道路，顺利西进。那时候王镇恶和檀道济带领的步兵，已经攻下了洛阳，在潼关和刘裕水军会师。后秦姚绍再一次遣将率众二千进趋黄河以北九原（今山西新绛北），设立河防，以断绝檀道济、王镇恶的粮援，被沈林子击败。姚绍发病身亡。东平公姚瓒代姚绍行使兵权，引兵攻袭沈林子，被沈林子击败。八月二十三王镇恶军攻姚丕，大破之。姚泓与姚瓒引兵来救，遇姚丕部败退，自相践踏，不战而溃。姚泓单骑还宫，王镇恶自平朔门（长安北门）攻入长安。姚泓出降，后秦灭亡。

南北朝

南北对峙文化的交融崇佛与灭佛

拓跋珪即位之初，北魏还较弱小，后来拓跋珪在盛乐和河套地区屯田，发展农业，任用汉人为谋士，对外称臣于后燕以获取援助，使得北魏在大漠争雄中处于有利的地位。拓跋珪联合后燕，先后攻降贺兰部、独孤部、库莫溪部等部落，击败高车、匈奴刘卫辰，获得了草原霸主地位，不久北魏因后燕强迫其献良马而与后燕反目。395年北魏军在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东北，一说在今山西阳高）尽歼后燕军主力。397年攻占后燕都城中山。398年，拓跋珪正式称帝，北魏一跃而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国家。424年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他在汉人地主官僚崔浩和道教首领寇谦之的支持下，制定了“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的治国大纲，并进行了一些汉化的初步改革。北魏国力进一步增强，在对夏、柔然的战争中多次取得胜利。431年夏灭西秦，同年吐谷浑灭夏。太延二年（436年），北魏灭北燕。太延五年（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了北方。

南朝包括四个连续的封建政权，即宋（420年—479年）、齐（479年—502年）、梁（502年—557年）、陈（557年—589年），它们都建都于建康。东晋末期，皇权日益旁落，武将出身的刘裕掌权后，对内整顿吏治，重用寒人，实行“土断”，抑制兼并，整顿赋税制度。对外于义熙六年（410年）灭南燕，义熙九年（413年）平定了在益州割据的谯纵。义熙十三年（417年）又灭后秦。这样刘裕在统治阶级中树立了威望，取代东晋的条件日益成熟。不久，刘裕果然灭晋自立。

就在刘宋国力强盛之时，北魏也日渐强大起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439年统一了北方，国势蒸蒸日上。双方经常发生战争。泰常七年（422年），北魏攻克滑台。泰常八年（403年），北魏攻克虎牢。使刘宋失去了两个河南重镇。元嘉七年（430年），刘宋为了夺回河南失地，派兵五万北伐，结果失败。此后二十年间，双方虽相安无事，但均有攻灭对方、统一全国的意图，于是在450年爆发了第二次元嘉北伐。

南朝时期佛教盛行，范缜发展了魏晋以来的无神论思想，对佛教进行了批判。范缜又著《神灭论》，进一步阐明了无神论观点。佛教的发展和寺院的增多使得土地被大量兼并，户口逃匿，隐瞒不实。这对封建国家的赋税征收和徭役征发都很不利，封建国家与寺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都曾下令焚经毁像，迫使僧人还俗，这是对佛教的两次沉重打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歌出了许多传世之作。南北对立的状态，使民歌的发展带有地区性的特点。南方的民歌有吴歌和西曲之分，多以表述情爱为主要内容，以婉转缠绵为其特色。北曲包括了北方少数民族如鲜卑、吐谷浑等民族的民歌，多反映社会现实、北国风光，特色是慷慨爽朗。

南朝齐、梁时的刘勰，撰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他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不应当片面地追求形式，文学的发展受社会情况及其发展的制约等。《文心雕龙》总结了齐、梁以前的文学发展状况，把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光辉著作。南朝梁人钟嵘撰《诗品》三卷，选择自汉到梁部分诗人及其作品进行评论。他批评了片面追求声律及以用典为贵的风气。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有很大的发展，其中的石窟寺艺术是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拓跋濬之时。每座石窟寺都是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敦煌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在世界艺术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南朝：

宋世系：武帝刘裕>>少帝刘义符>>文帝刘义隆>>孝武帝刘骏>>前废帝刘子业>>明帝刘彧>>后废帝刘昱>>顺帝刘準

齐世系：高帝萧道成>>武帝萧赜>>郁林王萧昭业>>海陵王萧昭文>>明帝萧鸾>>东昏侯萧宝卷>>和帝萧宝融

梁世系：武帝萧衍>>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敬帝萧方智

陈世系：武帝陈霸先>>文帝陈蒨>>废帝陈伯宗（临海王）>>宣帝陈顼>>后主陈叔宝

北朝：

北魏世系：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南安王拓跋余>>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元宏（拓跋宏）>>宣武帝拓跋恪>>孝明帝拓跋诩>>孝庄帝拓跋子攸>>长广王拓跋晔>>节闵帝拓跋恭>>安定王拓跋朗>>孝武帝拓跋脩

东魏世系：孝静帝元善见

北齐世系：文宣帝高洋>>废帝高殷>>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后主高纬>>幼主高恒

西魏世系：文帝元宝炬>>废帝元钦>>恭帝元廓

北周世系：孝闵帝宇文觉>>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宣帝宇文赟>>静帝宇文阐

南北朝大事一览表

时间 事件

422年 刘裕死，少帝刘义符继位。

423年 北魏拓跋焘继位，是为太武帝。尊崇道士寇谦之。

424年 南宋政变，废杀皇帝刘义符，改立刘义隆，是为宋文帝。

425年 胡夏赫连勃勃死，其子赫连昌继位。

426年 谢晦反抗刘宋朝廷失败，被杀。

427年 拓跋焘率领大军攻克统万城。

439年 北魏统一北方，十六国结束。

440年 北魏太武帝听信寇谦之的话，到道坛受符箓。

445年 《后汉书》作者范晔因为谋反之罪被杀。

446年 太武帝拓跋焘在全国范围内灭佛。

452年 太武帝拓跋焘被宗爱所杀。

453年 刘宋太子刘劭杀宋文帝自立。后刘骏杀刘劭。

455年 波斯萨珊王朝遣使来华。

460年 北魏开凿云冈石窟。

462年 祖冲之奏上《大明历》。

465年 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即位，十二岁，丞相乙浑专权。

471年 北魏拓跋宏即位，是为孝文帝。

476年 北魏献文帝拓跋弘被毒死。

476年 北魏冯太后称太皇太后，再次临朝称制。

479年 萧道成称帝，国号齐，是为齐高帝。

482年 齐高帝死，太子萧赜即位，是为齐武帝。

484年 北魏开始施行“班禄”制。

485年 北魏颁行均田制。

493年 北魏始凿龙门石窟。

494年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禁士民胡服。

495年 北魏禁止在朝廷讲鲜卑语。

496年 北魏定族姓，改拓跋氏为元氏，其余鲜卑诸姓均改为汉姓。

500年 雍州刺史萧衍在襄阳起兵。

501年 齐南康王萧宝融即位，是为和帝。萧衍入建康。

502年 萧衍称帝，国号梁，是为梁武帝，齐亡。

515年 北魏孝明帝立，胡太后临朝称制。

523年 北魏活野镇民起义。六镇起义开始。

528年 北魏尔朱氏之乱。

534年 高欢立元善见为帝，是为东魏孝静帝。

535年 宇文泰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文帝，定都长安。

541年 宇文泰颁布六条诏书。

547年 北魏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

548年 南朝发生侯景之乱。

549年 侯景陷台城，梁武帝萧衍死亡。侯景立萧纲为帝，是为简文帝。

550年 高洋废东魏孝静帝自立，国号齐，是为齐文宣帝，都邺，史称北齐。

551年 南朝侯景废简文帝，立萧栋。又废栋自立，国号汉。

552年 南朝王僧辩、陈霸先克建康，侯景企图逃跑，被部下杀死。

552年 高洋命人用毒酒毒死了东魏孝静帝。

552年 萧绎在江陵称帝。

553年 萧纪发兵攻江陵，兵败被杀。

556年 宇文泰死亡。

557年 宇文护逼迫西魏恭帝禅让，立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为大周天王，建立北周。

557年 陈霸先废梁敬帝而自立，国号陈，是为陈武帝。

560年 宇文护毒杀北周明帝，立宇文邕为帝，是为北周武帝。

577年 北周武帝率兵入邺，北齐灭亡。

578年 北周武帝去世，宇文赟即位，是为北周宣帝。

578年 宇文赟杀皇叔齐王宇文宪。

579年 北周宣帝传位于太子宇文阐，是为北周静帝。

581年 杨坚逼迫北周静帝禅位，代北周建隋，是为隋文帝。

589年 隋灭陈，全国归于统一。

南北对峙之势

东晋司马氏政权日渐衰落，终于在420年被权臣刘裕建立的刘宋政权取而代之。北方鲜卑拓跋部日渐强盛，首领拓跋珪及拓跋焘通过连年的征战，终于在439年再次统一了北方。此时的南北势力比较均衡，哪一方都没有足够的实力统一全国，形成了南北对峙之势。

刘宋政权的建立

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国号宋，是为宋武帝。东晋政权共历十一帝一百零四年之后灭亡。

东晋灭亡，刘裕建宋

刘裕因为一直忙于战事，便任命刘道怜监留府事，刘穆之兼右仆射。朝廷的事情，无论大小，都由刘穆之决定。他又任命刘钟领石头城戍事，扎驻在冶亭。

刘裕灭掉后秦之后，留下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自己则回建康去夺取东晋的帝位。

刘裕写密信给东晋宗室司马休之府中的韩延之，希望他背叛司马休之，为自己效力。韩延之回信拒绝了刘裕，言辞平和坚定地述说了为臣之道。刘裕看后对他十分钦佩，说：“做别人的属下，就应当这样啊！”不久韩延之因为刘裕的父亲名叫刘翘，字显宗，就把自己的字改成显宗，并给儿子取名叫韩翘，表示绝不做刘氏的臣下。

很快两军对阵，鲁轨、司马文思统领着司马休之的军队四万人，依傍着陡峭的江岸排下战阵。刘裕军队的士卒，没有人能够攀登上去。刘裕披挂起铠甲，打算亲自攀登。谢晦上前抱住刘裕，刘裕怒不可遏地拔出佩剑指着谢晦说：“我要杀了你！”谢晦说：“天下可以没有我谢晦，但是却不可以没有您啊！”刘裕叫建武将军胡藩登岸，胡藩有些疑虑。刘裕命令身边的侍从去把他抓来，打算杀了他。胡藩看着来人说：“我正打算去进攻贼兵，没时间前去受教！”于是用刀尖在江岸上掘出小洞，仅能容下脚趾，他便踩着飞身跃上江岸，后边跟着他向上爬的人渐渐多了。登上江岸之后，便直奔向前，拼死一战。司马休之的军队无法抵挡，渐渐向后撤退。刘裕军队因此趁机猛攻，司马休之的部队完全溃败，刘裕于是攻克了江陵。

刘裕大权在握，但还是想当真正的皇帝，于是害死了司马德宗。之后伪造遗诏，立司马德文为帝，是为晋恭帝。

不久之后，刘裕命令傅亮草拟好禅位诏书，入宫逼迫晋恭帝司马德文誊抄。司马德文强作欢颜地对左右说：“桓玄篡位，晋朝那时已经失国，多亏刘公出兵讨平，恢复了晋朝，才得以再延续了近二十年。今日禅位，我心甘情愿，没有什么可以怨恨的。”说完提笔抄誊诏书，交给了傅亮。然后携同后妃等眷属凄凉出宫，被刘裕降封为零陵王，迁居秣陵（今江苏江宁），由冠军将军刘遵考带兵监管。

元熙二年（420年）九月，刘裕命令张伟携毒酒一瓶，去毒杀晋恭帝司马德文。张伟不忍谋害故主，但又怕回去后难以交代，就自己喝下毒酒自杀了。刘裕又派褚淡之假意去探望褚皇后，命令自己的亲兵暗暗跟在后面。褚皇后听到兄长来了，出外相见。亲兵趁机越墙进入司马德文室内，将毒酒放在他面前，逼他快饮。司马德文摇头拒绝说：“佛教说人凡自杀，转世不能再投人胎。”兵士便将他挟上床去，用被子蒙住他的脸面，用力扼死了他，然后跳墙而去。司马德文被杀后，谥号为恭帝，葬于冲平陵（今江苏江宁蒋山西南）。刘裕率领文武百官亲临朝堂，哭泣哀悼了三天，东晋灭亡。

刘裕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宋。登基典礼结束后，刘裕乘着皇帝的车驾从石头城进入建康宫。东晋旧臣徐广悲痛不已，在祭坛放声大哭。侍中谢晦忙将他拉到一边说：“徐公如此，未免有点过分了吧？”徐广说：“您是宋朝的佐命大臣，我是晋室的遗老，悲欢之情，当然是各不相同了。”

刘裕宣布大赦天下，凡是行为不道德、受过舆论抨击的人，一律消除罪名，使之改过自新。刘裕为人十分节俭，寡欲严整，做了皇帝之后也没什么改变，经常穿着连齿木屐，在神虎门外散步。由于刘裕本人出自寒门，知道民间的疾苦，因此采取了许多措施，相对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并对世家大族的横暴侵占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打击，抑制了豪强势力。

名家评史

西晋以后，“新学”乃特盛行江左。这样，晋朝末年的思想、南北新旧之分，真可算判然两途了。因此南北朝的名称，不仅是属于历史上的政治区划，也成为思想上的分野了。这种风气的影响不仅及于我国固有学术的面目，就是南北佛教因为地域的关系也一致地表现了不同的精神。最后，北朝统一了中国，下开隋唐学术一统的局面，因此隋唐的学风尚是遵循北朝的旧辙。

——汤用彤

宋武帝刘裕病亡

刘裕任命徐羡之为司空，掌管国事。又任命王弘为卫将军，谢晦为领军将军兼散骑常侍，入宫值班，总管宫廷安全保卫事务。

刘裕还是东晋的宋公时，谢瞻为宋国的中书侍郎，他的弟弟谢晦为右卫将军。当时谢晦的权势和地位已经很高了，只要谢晦在家，就会门庭若市，宾客盈门，车门云集，甚至堵塞了巷口。谢瞻看到如此情形，不胜惊骇，认为谢晦权倾朝野，将来必定会招来祸患。于是谢瞻多次请求刘裕贬降谢晦的官阶，并用篱笆把自己家和弟弟家的门庭隔开，说：“我不忍心见到这种场面。”谢晦有时把朝廷中的机密告诉谢瞻，谢瞻就故意传给亲戚朋友，作为谈资，目的在于使谢晦闭口。刘裕即位后，谢晦因有辅助开国的功劳，官位更高了。谢瞻也为此更加忧惧。不久谢瞻出任豫章太守，患病不治。临终前，他留了一封遗嘱给谢晦说：“我幸能保全一身，再无恨事。你要自思勉励，为国为家。”

徐羡之出身寒门，也没有什么学问，但却有很大的志向和气度。一旦居于高位，掌握国家大权，朝野上下都推崇佩服他，认为他有宰相的声望。徐羡之平时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对于弈棋非常精通，但每次观看别人对局，他却一言不发，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当时的人因此更加推崇他。

刘裕的得力助手刘穆之在内总管朝廷政务，在外供应军旅给养，遇事当机立断，快如流水，因此一切事情，没有堆积迟滞的。各方宾客从四面八方集中到这里，各种请求、诉讼千头万绪，内内外外，咨询禀报，堆满台阶屋子。刘穆之竟然能够眼睛看辞作讼书，手写答复信件，耳朵同时听属下的汇报，嘴里也应对自如，而且同时进行的这四种工作互相之间也不会混淆错乱，全都能处置得当。

刘穆之喜欢宾客来往，说笑谈天，而且从早到晚，毫无倦意。偶尔有闲暇时间，他便亲自抄书，参阅古籍，校订错误。刘穆之的性格旷达豪迈，吃饭一定要宽大的饭桌，一大早便经常准备十个人左右的饭食，而且总有客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进餐的。

谢晦曾对刘裕说起皇帝之位不能传给没有才能的人。皇太子刘义符常和一些奸佞小人厮混，于是刘裕让他考量一下另一个皇子刘义真。谢晦和刘义真交往之后，认为他德行低于才能，不是人主。不久刘裕便把刘义真派出了京城。

登基刚刚三年，刘裕就得了重病，他把太子刘义符召到床前，告诫他说：“檀道济有才干，精于谋略，且无野心。不像他的哥哥檀道韶，有一种难以驾驭的气质。徐羡之、傅亮二人，不会有其他企图。谢晦多次随我南北征战，善于随机应变，将来如果有问题，一定是他。”

几天之后，刘裕在西殿去世，谥号武帝。皇太子刘义符即皇帝位，年仅十七岁。

北魏统一北方

淝水之战后，北方再度陷入分裂。除了姚苌建立的后秦、慕容泓建立的西燕和慕容垂建立的后燕外，还有一系列新的割据势力，即南燕、北燕、大夏、西秦、南凉、后凉、西凉、北凉，等等。这些割据政权长期混战，互相征伐。最后北魏于439年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拓跋珪连年征战

拓跋珪于东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夏七月正式称帝，是为北魏道武帝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改元天兴，正式以魏为国号，史称北魏，并开始以北魏年号纪年。当年十一月，拓跋珪仿中原王朝，按《周礼》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由此，北魏初步汉化的政治和官僚体系开始逐渐成型。

登国六年（391年），一直与北魏有世仇的刘卫辰派儿子直力鞮攻打贺兰部，贺讷遂向拓跋珪乞降。毕竟是骨肉相连的血亲，拓跋珪于是率部反击直力鞮的军队。接着他率军征伐黜弗部，在戈壁上冒险行军，连追三天，在南床山大破柔然部落，斩杀敌军不计其数。据《魏书》记载，柔然是东胡苗裔，原姓郁久闾，后来太武帝拓跋焘讨厌柔然人数次侵掠反叛，改其号为“蠕蠕”。

刘卫辰父子瞧不起年轻的拓跋珪，面对北魏大军不仅不避其锋芒，反而再三侵掠，趁拓跋珪伐柔然之际，派兵攻打魏国的南部边境。拓跋珪大败直力鞮于铁岐山，缴获牛羊二十多万头，擒获并斩杀了直力鞮。刘卫辰只得逃走，路上被手下所杀，将其首级送至魏国。

正史史料

初，（道武）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愈甚。而灾变屡见，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

——《北史·魏本纪第一》

拓跋珪是个记仇的人，他把俘获的刘卫辰家族的五千多人不分老少，全部杀死，投入黄河之中。一时间，黄河水全部变成了红色。刘卫辰全族尽灭，只有刘卫辰的第三子刘勃勃逃脱，他就是后来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

拓跋珪在攻灭刘卫辰部的战争中，共获良马三十多万匹，牛羊四百多万头，奠定了国家繁盛的物质基础，周围的各部落也纷纷降服。

随着拓跋珪四处征讨的节节胜利，大部慕容鲜卑、中原汉人等各族民众均被北魏迁至塞上，“给以耕牛，计口授田”，为拓跋鲜卑的军队提供兵源以及军粮。

天兴二年（399年）二月，拓跋珪召集诸封国军队，再度击败高车部落（主要游牧于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南岸地区），掠得大量人口、牲畜。拓跋珪为北魏皇室和贵族修建了庞大的狩猎场所鹿苑。史载鹿苑南临台阴（今河南濮阳顿丘城南），北据长城（指今山西段长城），东包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马铺山），属之西山（即西面一直延续到西山，西山的地望不详，据推断可能就是指贺兰山），绵延广袤达到数百公里。

渐渐地拓跋鲜卑从氏族形态转变为地域形态，越来越多地仿效中原汉族的政权形式，奴隶制形式慢慢转化，军事贵族也渐渐成为汉地郡县制的统治类型。恰恰是拓跋鲜卑制度的“汉化”和兼收并蓄的灵活性，田租户调日益成为北魏的主要统治形式，原来的鲜卑军事贵族也都逐渐成为类似中原汉族的“大地主”，由此奠定了日后北魏的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基础。

长孙道生守廉

北魏长孙道生清廉节俭，数十年不让子弟为其修缮宅院。长孙道生跟随北魏太武帝征讨赫连昌有功，加封侍中，进封上党王。死后被赠封太尉，谥号靖。

与北魏的安定相比，其周围的其它割据政权内部动乱不已，极不稳定。弑主叛国，拥兵自立之事不断地上演，更加剧了这些地方政权的衰败和瓦解。他们与其说是亡于北魏军队的铁蹄之下，倒不如说是亡于自己的道德沦丧更为确切。在后燕名存实亡之后，北魏在中原的主要对手就只剩下后秦了。后秦国主姚兴为了在弱势中占据主动，不断骚扰和侵略北魏，但是最后总是被北魏击退。姚兴没有能够削弱北魏，自己反而被拖得精疲力尽。北魏天兴五年（402年），拓跋珪亲率大军，以围城打援之法，分割包围秦军，最后在柴壁（今山西临汾西南）彻底击败后秦的军队，消除了统一的最后障碍。在击败姚兴之后，北方虽然暂时仍然处于分裂状态，但北魏已经在中原地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拓跋珪作为一个拓跋鲜卑族的统治者，注重吸取刘渊汉国及前朝胡汉共治的经验。一方面以鲜卑骁勇的武力作为后盾，一方面又注意吸收汉族士人治理国家，双管齐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是北魏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尽管拓跋珪在战争中有时显得残暴不仁，但是他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

“成吾业者，必此子也！”

拓跋珪统治后期常服食一种叫“寒食散”的补药，其中的矿物质提成物对人体有害，因此使得这位不到四十岁的皇帝屡屡发病，或数日不食，或数夜不睡，整晚地自言自语，精神忧闷不安。

白天上朝时，拓跋珪喜怒无常，追思朝臣的旧恶前怨，大加杀戮。见到大臣脸色有异，或呼吸不调，或言辞失措，就大叫而起，亲自殴打致死，然后将尸体一字排开摆放在殿前。这一来使得朝野上人心骚动，各怀忧惧。

拓跋珪与妃子贺兰氏所生的儿子清河王拓跋绍，自小就很凶狠，喜欢打劫行人，剥光人家的衣服取乐，又常常杀猪剁狗，荒悖无常。拓跋珪为了教育这个儿子，曾经把他头朝下吊在井里，垂死之时才放出来，但仍然无济于事。

409年的一天，性情无常的拓跋珪公然大骂贺兰妃，把她关在宫里，扬言要杀掉她。贺兰妃赶快派人向儿子拓跋绍求救。当时拓跋绍才十六岁，于是在夜里与宦官宫人密谋，跳过宫墙冲入天安殿。周围侍者见到黑影惊呼“有贼”，拓跋珪四处摸索了半天，找不到弓箭。就在此时，冲进来的拓跋绍就把他一刀杀死了，拓跋珪当时只有三十九岁。

拓跋珪死后，长子拓跋嗣继位，是为明元帝，改年号为永兴。他以长孙嵩、安同、崔宏等八大臣共听朝政，又使燕凤、封懿等共议政事。北魏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开始注意吸收汉族地主进入政权。上谷张兖、清河崔玄伯等著名汉族豪强成了拓跋嗣的得力谋士。

崔玄伯的儿子崔浩，更是受宠一时。拓跋嗣即位之初，到处网罗“豪门强族”和“先贤世胄”，给他们高官要职。山东、河北的著名士族豪强也都归附了北魏。他们帮助北魏朝廷出谋划策，制定政治、礼仪、法律制度，使北魏政权逐渐巩固和强盛起来。当时关中为赫连勃勃所统治。黄河以南为东晋，后为南朝刘宋所统治。辽西为北燕所统治。凉州为北凉、西秦所统治。漠北为蠕蠕（柔然）所统治，经常侵扰北魏边境。422年，北魏军队渡过黄河大举进攻碻璈城（今山东茌平西南）、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洛阳（今河南洛阳）、虎牢（今河南荥阳）等几个重要军事战略要地。到第二年，四郡全部攻下。于是司州及兖、豫二州大部郡县皆属北魏。

423年，拓跋嗣死后，拓跋焘即位，是为北魏太武帝，改年号为始光。他先后消灭了大夏、北燕、北凉等国，增强了北魏国力，统一了北方。

拓跋焘出生时，“体貌瑰异”。当时的道武帝拓跋珪见到这个大胖孙子，“奇而悦之”，并说：“成吾业者，必此子也！”

拓跋焘登基后，国家大事都由元老崔浩掌控。崔浩精通儒家经典，对于朝廷制度和各级机构的功能，尤其熟悉。因此凡是朝廷礼仪典章、军国诏令，全都由他负责。崔浩不信佛教，说：“为什么要崇拜这个胡人的神呢？”崔浩的言语惹恼了不少鲜卑贵族，左右亲信大臣常常攻击崔浩。但他崇信道教，与嵩山道士寇谦之交往很深，命他重新清理整顿道教。后来又遇见了神人李谱文，据说是老子的玄孙，授以《图真经》六十余卷，命他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同时崔浩上疏皇帝赞扬寇谦之。拓跋焘于是表示崇奉天师，宣扬道法，遍告天下周知。还在平城东南建立了天师道场，设立了五层高坛。

北魏灭大夏、北燕、北凉

拓跋焘是北魏王朝一位杰出的君主。他继位后，采取了多项措施，如整顿税制，分配土地给穷人，安置流民，引用大批汉人参政，旨在加强北魏的封建化进程，加强与中原地主的融合，稳定社会，发展经济。这些又使北魏国势日盛，为其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北魏建国和发展的时期，正处于十六国的后半期。南方的东晋已为刘裕的刘宋王朝所取代，北方则还有西秦、夏、北燕、北凉等割据政权的存在与攻伐，北魏的北边还有柔然经常南下侵扰。拓跋焘君临中原，即把平定北方提上议程。425年八月，拓跋焘闻夏主赫连勃勃已死，其子赫连昌继位，内部不稳，遂决定首先攻打夏国。

历史细读

五石散出自汉代，是由五种矿物质配制而成的，人服用之后全身发热，必须要寒食、寒衣、寒饮、寒卧，所以又称“寒食散”，三国曹魏时期开始流行起来。长期服用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内心烦躁，当药力发作时常常要外出散步以求散去药力。魏晋时期的何晏、裴秀等人都服用过五石散。

夏国立足于关中，建立者赫连勃勃，属匈奴族铁弗部，其父刘卫辰就是拓跋部的死敌。赫连勃勃先依后秦姚兴，407年自称大夏天王，攻取长安，占有关中，然后称帝，定都统万（今陕西横山）城。赫连勃勃是一个极端残暴的人，他把人民看作草芥，任意虐杀。他网罗一些汉族士人来助虐，因之战斗能常获胜利，成为强国。413年，赫连勃勃发民众十余万户筑统万城作为国都。城基厚三十步，高六丈余。筑城的土都经过蒸熟，筑成后用铁锥刺土，如果刺进一寸，便杀死筑者。残忍凶暴，民不堪命。城中宫墙厚三丈余，也用蒸熟土筑成，坚硬可以磨刀斧。宫中楼台高大，殿阁弘伟，土木装饰，极其华丽。当初刘裕灭后秦，留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对刘裕来说关中的得失是无足轻重的。

赫连勃勃和他的军师王买德看到了这一点，于418年率大军进攻长安。这时刘裕留下的将帅互相残杀，沈田子杀了王镇恶，王修杀了沈田子，刘义真又杀了王修。这些将帅杀完以后，刘义真还放纵将士大肆抢掠，载着夺得的财物妇女，逃向潼关。因为车辆车子太多，一天只能走十里路。赫连勃勃军追击而来，刘义真全军覆没，只身逃回江南。赫连勃勃杀死刘义真军士无数，堆积人头成堆，称为骷髅台。

赫连勃勃一举攻取了长安，于是自称皇帝。因赫连勃勃任意屠杀臣民，搞得“夷夏嚣然，人无生赖”，国力衰弱。北魏先伐夏国，应该说是正确的选择。拓跋焘决定兵分两路进攻夏国，一路攻长安，一路趋统万城。不久拓跋焘的大军抵达黄河的君子津，正遇天气酷寒，黄河冰封。拓跋焘亲自统率轻骑兵两万人，踏冰渡过黄河，袭击夏国的国都统万城。夏王赫连昌正在与文武群臣欢歌宴饮。北魏大军的突然出现，使夏国上下惊恐万分。但在战斗中，拓跋焘身中流矢，战马也重伤倒地，差点被夏军俘虏。拓跋焘换马再战，亲手刺杀骑兵十余人，又杀死夏国一名大将。赫连昌大败而回，急忙向城中撤退。拓跋焘认为统万城难以攻取，于是裹胁当地居民一万余户，班师回国。

427年五月，拓跋焘又率领大军自君子津渡河攻打统万城，赫连昌战败，逃奔上邽（今甘肃天水），北魏军遂攻克了统万城。此时北边的柔然（即蠕蠕）不断南下侵扰，拓跋焘只好暂停灭亡夏国的战争，转而北击柔然。神二年（429年），拓跋焘决定大规模反击柔然。这年四月，他亲自率军北伐。魏军深入大漠，大败柔然，又破归服于柔然的另一游牧部族高车（又称敕勒），获牲畜人口数以百万计。此后柔然的残余势力虽仍不时犯边，但为害程度已大为减轻。

在基本上解决了北方边患之后，拓跋焘又回头攻打夏国的残余势力。这时夏国联络南方的刘宋，计划共同攻伐北魏国，并进而瓜分北魏土。神三年（430年），拓跋焘一方面分军抗击南方刘宋的北上军队，同时恢复对夏国的进攻。不久即收复长安，略取平凉，占有了关中。神四年（431年），夏主赫连定灭西秦，掠其民十余万，随即欲北击北凉，于半渡黄河时，被吐谷浑王派兵擒获。第二年（432年）被送至北魏京师平城，被拓跋焘杀死，夏国灭亡。接着拓跋焘掉转兵锋，东指北燕。

北燕系汉人冯跋所建，在今东北辽宁一带。冯跋原籍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州），父亲是西燕的将军。西燕灭亡后，冯跋东徙和龙（今辽宁朝阳），在后燕任官。冯跋与高云杀死了暴虐无道的后燕主慕容熙，并推高云为国主。不久高云被臣下刺杀，冯跋遂自立为王，称燕天王，史称北燕。冯跋废除苛政，社会经济渐有发展。冯跋死后，弟冯弘夺位，杀冯跋诸子百余人，国势日衰。

延和元年（432年）六月，魏帝拓跋焘亲征北燕，同时遣使与刘宋通和，以防其北上。后因久攻北燕国都和龙未下，拓跋焘引军西还。延和三年（434年），北魏再攻和龙。次年正月，北燕遣使求救于刘宋王朝，刘宋赐冯弘燕王封号，但无力援救。燕主冯弘孤立无援，遣使到高句丽，想谋求躲避之地。太延二年（436年）五月，冯弘弃和龙奔向高句丽，两年后被杀，北燕灭亡。这时北方的割据政权就剩下北凉了。

北凉占据有河西（今甘肃一带），为卢水胡酋长沮渠蒙逊所建。沮渠蒙逊祖上是卢水（今甘肃黑河）部落西帅，其父当初归属前秦苻坚。父亲死后沮渠蒙逊统一了他的部落，雄据一方。前秦苻坚死后不久，沮渠蒙逊起兵攻打后凉吕光，拥立京兆人段业为主。399年段业入据张掖，自称凉王。401年沮渠蒙逊因段业杀了沮渠男成，遂起兵攻破张掖，杀死了段业，自称凉州牧，改元永安，建都于张掖（今甘肃张掖西北），建国北凉。421年沮渠蒙逊出兵灭掉西凉，尽有酒泉（今甘肃酒泉）、敦煌（今甘肃敦煌西）等地，西域三十余国向他称臣，强盛一时。433年四月，沮渠蒙逊死亡，儿子沮渠牧犍继位。

439年，北魏兵临其境，围攻姑臧，沮渠牧犍出降，北凉灭亡。北凉沮渠氏联合境内汉族大姓势力，以郡县方式管理人民，征发赋役。又大兴佛教，译经造像。还不时与刘宋互通使节，使河西与江南的文化交流得以继续保持。

至此北魏王朝实现了北方各部的统一，结束了历时一百多年的十六国分裂局面。从而与南方的刘宋政权并立，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格局。而太延五年（439年）北魏灭北凉这一年，被认为是南北朝的开始年代。

北魏的汉化

西晋灭亡以后，各少数民族相继进入中原，在混战局面下，民族融合的脚步也加快了，各少数民族纷纷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向汉族学习，从而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细微。

历史细读

三长制是北魏的基层组织制度。北魏初年，各地豪强隐匿户口，逃避徭役。孝文帝采纳汉族李冲的建议，实行三长制，以代替宗主督护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职责为查户口、督农耕、收租调、征徭役和兵役。三长可免一至三人的官役。

去“胡气”推进汉化

随着进入中原的时日渐长，拓跋鲜卑接触到的中原封建文化越来越多。拓跋族进入中原以后，迁汉人到平城，造成更大范围的民族间错居杂处，原有部落组织已不能适应这种新的局面。一部分汉人地主入仕北魏后，力图按照封建方式改造拓跋族政权。这些因素使北魏开始了封建化的进程。

北魏封建化的正式开始在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在这一年攻下后燕都城，正式称“皇帝”，表明北魏此时已开始以中原之主自视。为了适应新形势，北魏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在政治方面的有：一、把都城从盛乐迁往平城；二、参照汉制立官职、制礼仪、定律令、考天象；三、令朝野人士皆束发加帽；四、命令州县大量收集儒家经典，置五经博士，设立太学。北魏企图通过这些措施，去掉“胡气”，建立中原“正朔”的新形象。

经济方面的措施则是开始定居农业化。大致在破燕以后，拓跋珪开始解散部落组织，并按照地域定居。为了便于管理，拓跋珪设立了“八部帅”。其职责是“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农业生产，增强平城的经济力量，拓跋珪在灭燕以后，还将“山东六州”的四十余万吏民、百工伎巧迁往平城。接着又下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授田”。在京畿地区（今内蒙古凉城、山西大同及代县之间的三角地带）建立了北魏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型农业区。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在遵循拓跋珪既定政策的基础上，又采取了弛禁罢苑、改牧为农、检括人口、计口授田政策。因此北魏的农业经济初具规模。

太武帝拓跋焘时，在北方士族崔浩、道士寇谦之的支持下加快了封建化、汉化的进程。

在政治方面大量任用汉人，相对地提高了汉人地位。太武帝以崔浩为司徒，掌选举。431年，崔浩将北方大族名士如范阳卢玄、博陵崔绰、渤海高允、广平游雅等数百人全部“差次叙用”，创造了北魏一次任用汉人最多的纪录。北魏政权中鲜卑贵族势力有所削弱，汉族地主势力有所增长。

在经济方面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不断减轻农民的负担。太武帝下诏“蠲除烦苛，更定科制，务从轻约，除故革新，以正一统”。大败柔然后，又下诏减少徭役，与民休息。要求收税时“不得纵富督贫，避强侵弱”。这些诏书总的精神，是适当减轻农民负担，尽可能做到公平合理，以保护封建农业的发展。这对于一个刚征服中原的游牧民族来说，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文化方面太武帝下诏以道教为国教，寇谦之为天师，并接受寇谦之代表老君授给他的“太平真君皇帝”称号，登坛接受道教符箓。从此以后，北魏每位皇帝即位时都要接受符箓。寇谦之奏请建造静轮宫，要建得高到人在上面听不到鸡鸣犬吠之声，目的是想伸向天上与天神相接。崔浩也力劝拓跋焘兴建，花费了数以万计的财力物力，建了几年仍未完工。这遭到太子拓跋晃的反对。

太武帝还提倡儒学，425年北魏建立了太学并祭祀孔子。449年又下诏“宣文教”，要求王公以下百官，其子弟都要到太学学习儒经。与此同时极力削弱被拓跋族奉为“戎神”的佛教，并逐渐升级，由勒令部分和尚还俗，禁止王公以下至于庶人私养沙门，到446年的全国范围内灭佛。

对于崔浩、寇谦之用这些较激进手段所实行的封建化政策，鲜卑贵族十分不满，并一直进行着抗争，因此对崔、寇二人心怀怨恨。崔浩虽然受到北魏三代皇帝的信任，但他和鲜卑统治者之间发生了矛盾。450年鲜卑贵族终于利用“国史案”，给崔浩加以“尽述国事，备而不典”和受贿的罪名。

萨珊波斯贵族供养人

这张壁画出土于新疆的伯孜克里克石窟，是一张萨珊波斯贵族供养人壁画的特写部分。伯孜克里克石窟开凿于5世纪左右，北魏时期的壁画在风格上多受其影响。

当初拓跋焘派崔浩撰修北魏史，并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拓跋焘撰修国史只是想留给皇室后代看，但是崔浩手下有两个文人，却劝崔浩把国史刻在石碑上，以提高崔浩的声望。崔浩自以为功大位高，果然把国史刻在石碑上，还把石碑竖在郊外祭天坛前的大路两旁。国史里记载的倒是史实，但是北魏的上代文化还十分落后，有些事情是不体面的。过路的人看了石碑，都纷纷议论起来。北魏的鲜卑贵族趁机向拓跋焘告发，说崔浩一批人写国史，是成心揭朝廷的丑事。拓跋焘本来已经嫌崔浩太自作主张，一听这件事，十分愤怒，于是便派人把崔浩抓来审问，崔浩吓得什么也答不出来。拓跋焘大怒，下令将崔浩处死（时寇谦之已死），并满门抄斩，同时受到株连而死的汉人贵族达两千多人，改革以失败告终。

崔浩、寇谦之汉化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当时民族矛盾还没有达到基本消解的程度，而反对派力量过于强大，参与改革的力量比较弱小，改革成败系于皇帝一念之间。改革派的策略过于激进等，也是导致这次汉化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尽管如此，他们所实施的政策仍然代表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方向。

而此时的北魏在文化上也与世界有一定的交流。北朝经陆路与经济文化繁荣的萨珊朝波斯相联系，波斯人东来经商，陕西、河南、山西、河北、青海、内蒙古、新疆以及广东等地，都曾发现不少萨珊钱币。渊源于印度以至犍陀罗的开凿石窟、绘制壁画、雕塑佛像等佛教艺术，自西而东传入，在新疆、甘肃、山西、河南等地逐渐与中国传统艺术相融合，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佛教从中国向东传入高句丽、百济，由高句丽传入新罗，又经由百济传入日本。在朝鲜、日本流行了千余年的佛教，许多方面都有中国的烙印。

历史文献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木兰诗》

“国家之宝”古弼

443年，拓跋焘前往漠南，命令军队舍弃辎重，率轻骑分四路袭击柔然。

拓跋焘来到鹿浑谷，正好与柔然国的敕连可汗相遇。但是拓跋焘没有听太子拓跋晃的建议追击柔然，结果错失了良机。

拓跋焘非常后悔。从此以后，每遇到军队或国家大事都要和拓跋晃商议。拓跋焘又亲征柔然，打得柔然节节远遁，基本上不敢再主动侵扰北魏境。同时拓跋焘继续巩固道武帝时代设置的北部镇戍，修筑长城，绵延三千多里，设置六镇，迁柔然、高车降附人民于其中，形成了一整套严明完备的边戎制度。并派出吏员，积极戍守。

大臣古弼为人忠厚谨慎，善良正直。当他进宫晋见拓跋焘，奏请把上谷占地面积太大的皇家苑囿减去一半面积，分给平民百姓耕种时，拓跋焘正在和刘树下围棋，心思根本没在古弼身上。古弼坐着等了许久，始终没有得到说话的机会。因此他非常愤怒，就突然跳了起来，揪住刘树的头发，把刘树拉下了床。然后又揪着他的耳朵，打他的后背说：“朝廷没有治理好，实在是你的罪过！”拓跋焘大惊失色，放下棋子说：“不听你奏请事情，是我的过错，刘树又有什么罪过呢？你还是放开他吧！”古弼说：“我身为臣属，竟无礼到这种程度，罪过实在是太大了。”说完出宫来到公车官署，脱掉帽子、光着脚请求处罚。拓跋焘召他入宫，对他说：“我听说过建造社坛的工程，是要一跛一拐地去干活。完工之后，要衣冠端正地去祭祀，神灵就降福于他。而你有什么罪过呢！戴上帽子穿上鞋做你该做的事去吧。”

一天拓跋焘去河西狩猎，古弼留守平城。拓跋焘下诏让古弼将肥壮的马送给打猎的骑兵，但古弼提供的却全是瘦弱的马。拓跋焘勃然大怒说：“笔头奴胆敢不听我的诏令，我回去先斩了这个奴才！”（古弼的头长得很尖，拓跋焘经常把他的脑袋比作笔尖）古弼却说自己身为人臣为国家着想才是头等大事，把肥壮的马供给军队所用，瘦弱的马供给打猎所用，这是为国家作长远打算，虽然被处死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拓跋焘听说后感叹道：“我有这样的臣子，是国家之宝呀！”于是赏赐给古弼一套礼服、两匹马和十头鹿。

又有一天拓跋焘再次去山北打猎，捕获了几千头麋鹿。于是下诏给尚书，让尚书派出五百辆车来运送麋鹿。拿着诏书的信使走后，拓跋焘对左右的将士说：“笔头公一定不会给我这么多车，你们不要等了，还是用马来运送吧。”说完就回宫了。

拓跋焘刚走了一百多里，就收到古弼的奏表说：“今年秋天谷穗下垂而且颜色金黄，桑麻大豆遍布在田野里，野猪野鹿偷吃，飞鸟大雁啄食，加之风吹雨打，这样损耗早晚就会相差三倍。乞请允许推迟延缓运送麋鹿，以便把谷子尽快收割运送完毕。”拓跋焘说：“果然如我所说的那样，笔头公可称得上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啦！”

元嘉之治

刘宋时在位时间较长的是文帝刘义隆（424年—453年）。史书称刘义隆“幼而宽仁”，比较了解下情。在宋文帝统治时期，继承了宋武帝的治国政策。在经济上奖励耕织，兴修水利，减免赋税，赈济灾荒；在政治上坚持宋武帝的集权政策，铲除专权大臣的势力。同时整饬吏治，抑制豪强，加强对地方官员的考课督察，并放宽刑罚，招求贤才；在思想文化方面，大力兴建学校，发展教育，传授儒学。从而使刘宋前期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兴旺局面。刘宋国内“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政治经济文化均得到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文帝元嘉后期，南方出现了东晋以来少有的繁荣景象。史称宋武帝、宋文帝统治时期，“内外晏清，四海谧如”。因为宋文帝在位时间较长，所以号为“元嘉之治”。

铲除权臣

南朝宋刘裕死后，皇太子刘义符继位。刘义符不问政事，一味游玩享乐。群臣多次劝谏，他一概不听，甚至在宫中开设酒铺，自充酒保，以为游戏。刘裕的另一个儿子刘义真聪睿敏捷，喜爱文学，但是性情轻浮，常与谢灵运、颜延之和慧琳道人一起游玩。刘义真曾经说：“有朝一日如果我当上皇帝，就任命谢灵运、颜延之为宰相，慧琳道人为西豫州都督。”谢灵运是谢玄的孙子，性情傲慢偏激，不遵守法令及世俗的约束。当时朝廷只把他放在文学侍从之臣的位置上，并不认为他有从事实际工作的才干。谢灵运认为自己的才能足以参与朝廷机要，因而常常愤愤不平。

徐羡之等对刘义真与谢灵运等人的交游十分厌恶，认为谢灵运、颜延之是在挑拨是非，离间亲王与朝廷的关系，诽谤朝廷要臣，于是贬谢灵运为永嘉太守，颜延之为始安太守。此时徐羡之等已经在密谋策划废黜刘义符。但是废黜刘义符之后，身为次子的刘义真依照顺序，应当继位。于是徐羡之等便利用刘义真与刘义符之间早已存在的宿怨，先上疏弹劾刘义真的种种罪行，将刘义真贬为平民。

谢灵运

谢灵运，东晋和南朝刘宋时期的诗人。谢玄之孙，汉族，乳名为客儿，世称谢客。

徐羡之等因檀道济是刘裕时代的大将，威望震慑朝廷内外，而且掌握强大的军队。于是便征召檀道济和王弘入朝，把废立皇帝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刘义符常常在傍晚率左右游逛，夜里就睡在龙舟上。檀道济选定日子，引兵开路，徐羡之等随后入宫抓住刘义符，送回到他的故居太子宫。徐羡之随之宣称奉皇太后张氏之命，列举了刘义符的种种过失罪恶，废其为营阳王，由宋武帝的第三子宜都王刘义隆继承皇帝之位。不久徐羡之等派人刺杀了刘义符，又派人杀死了流放在新安的刘义真。

就这样年仅十八岁的刘义隆继承了皇位。刘义隆继位之后下诏让谢晦镇守重镇荆州。刘义隆深知谢晦等人手握大权，位高权重，他们虽然把自己推举为皇帝，但也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帝位。加之杀害亲族之仇，所以决定铲除徐羡之、谢晦、傅亮等人。

刘义隆打算诛杀徐羡之和傅亮后，发兵讨伐谢晦，于是宣称要征伐北魏。傅亮预感到事情没这么简单，写信给谢晦说：“目前朝廷要动员讨伐黄河以北，事情并不会到此为止。”但是谢晦并没放在心上。正巧谢晦的两个女儿将分别嫁给彭城王刘义康和新野侯刘义宾，所以谢晦派他的妻子曹氏和长子谢世休送女儿抵达建康。

刘义隆认为王弘、檀道济并没有参与弑杀刘义真、刘义符的阴谋，而且王弘的弟弟王昙首又是自己的心腹。所以在开始行动之前，刘义隆秘密派人告诉王弘，并且召见檀道济，打算派檀道济去讨伐谢晦。檀道济抵达建康后，刘义隆下诏，公布了徐羡之、傅亮、谢晦杀害营阳王刘义符、庐陵王刘义真的罪状，命令逮捕诛杀他们。并且说：“谢晦据守长江上游，可能不会立即伏法，朕将亲自统率朝廷的大军前往讨伐。罪犯只限谢晦一人，其他胁从者一律不加追究。”这一招起到了瓦解人心的大作用，而且一箭双雕，不仅能使谢晦军中人心动荡，出现反叛，还能彰显皇帝的宽厚仁慈。

这天刘义隆下诏召见徐羡之、傅亮。徐羡之走到建康城西明门外，谢世休飞报傅亮说：“殿内举动异常！”傅亮马上借口嫂嫂生病，暂时回家，并派人通知徐羡之。徐羡之逃出建康城，在一个烧陶器的窑里自缢身亡。傅亮乘车逃出城不久就被抓住后斩杀，谢世休也没能逃脱。

刘义隆将要讨伐谢晦，向檀道济询问策略。檀道济是刘裕在京口起义讨伐桓玄时的老臣，战场搏杀了二十多年，深受刘裕器重。所以刘裕驾崩前，诏以徐羡之、傅亮、谢晦和檀道济为顾命大臣，辅弼幼主。徐、傅、谢三人都是文臣，只有檀道济是武将。刘裕知道檀道济会武不懂文，且对刘家忠心不二，所以才放心地将檀道济交给刘义符。

在刘裕死后，之前稍有缓和的南北局势再次紧张起来。北魏屡次南下，形势对南方很是不利，但有檀道济在，北魏人还是奈何不得。在开国武臣大多过世之后，只有檀道济仍然屹立江东。

此时谢晦已得知徐羡之、傅亮等被杀，后悔没早做准备。于是谢晦先为徐羡之、傅亮举行了祭礼，又为儿子发布死讯，然后亲自走出虎帐统率军队。

谢晦当年曾跟随刘裕南征北讨，经验丰富，所以发号施令，指挥调动，莫不切实妥当，几天之间，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投奔谢晦，很快就聚集了精兵三万多人。于是谢晦上表，盛赞徐羡之、傅亮等都是忠贞之臣，却遭受横暴的冤杀。又述说当初杀刘义符、刘义真而迎立刘义隆都是为了国家着想，没什么地方辜负皇室。都是因为王弘一伙猜忌和离间造成的灾祸。现在要发动大军，以清除陛下身边的邪恶之徒。

当初谢晦、徐羡之、傅亮为了保全自己，就用谢晦把守长江上游，把檀道济安置在广陵，使他们各自拥有强兵，这样足以胁制朝廷。而徐羡之、傅亮在朝中居高官、掌实权，可以维持长久的安定。没想到今日弄巧成拙。谢晦听说檀道济率兵来攻打自己时，大为惶恐。双方一交锋，谢晦的军队一触即溃，全军大败。谢晦出逃不久被光顺之俘虏，用囚车押到京师建康。刘义隆下令将谢晦、谢遁以及他们兄弟的儿子斩杀。

历史细读

裴松之（372年—451年），南朝宋史学家，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曾任中书侍郎、永嘉太守等职。奉文帝命为陈寿《三国志》作注。博采群书一百四十种，注文多出原书三倍，随处补缺、纠谬、录异、论辩，开创了史注新例。另著有《晋记》《宋元嘉起居注》等。

檀道济北伐，功高被妒杀

一次刘义隆在武帐冈为衡阳王刘义季饯行。临出皇宫时，刘义隆告诉儿子们暂时不要吃东西，等到达送别刘义季的地方再设宴进餐。可是直到太阳西斜，刘义季还没有到来，大家都饿得脸色很难看。刘义隆这才对大家说：“你们从小生活在富裕安适的环境中，看不到老百姓生活的艰难。今天就是想让你们知道，世间还有饥饿困苦，让你们以后知道使用东西要节俭罢了。”

429年，王弘多病，况且又早下决心远离权势，因此每件事都推给刘义康处理。刘义隆于是写信给弟弟刘义恭，告诫他要把卫青、西门豹等古人作为借鉴，修正自己的德行。倘若有一天朝中发生不测，皇子还小，刘义康必然要负起周公的责任，而刘义恭也不可不尽到恭敬辅弼的道义。到那时国家的安危存亡，就取决于他们二人。因此要养成简朴的习惯，不可以奢靡。还应该多多接见府中的官员，亲近他们以便多了解民间的具体情况。这封言词诚恳亲切的信，立时在朝中传扬开来，朝臣们纷纷赞扬皇帝的明智圣德。

横吹画像砖

南朝时的步卒鼓吹画像砖，兵士们吹着号角并配合着击鼓，可见当时作战是以这种形式来提振军威的。

刘义隆自从即位以来，就有收复黄河以南失地的雄心。他见朝内人心稳定后，便下诏挑选披甲精兵五万人，分配给右将军到彦之，并责令到彦之统率王仲德、竺灵秀带水军进入黄河。同时，刘义隆又派骁骑将军段宏率领精锐骑兵八千人，直指虎牢，刘德武率军一万人随后进发，长沙王刘义欣统兵三万人，监征讨诸军事。

在军事行动开始以前，刘义隆先派田奇出使北魏，正告北魏国主拓跋焘说：“黄河以南的土地本来就是宋国的领土，中途却被你们侵占。现在我们要收复故土恢复旧日的疆界，与黄河以北的国家毫无关系。”

拓跋焘听后十分震怒，喝斥道：“我生下来头发还没干的时候，就已经听说黄河以南是我国的土地。这块土地怎么是你们能妄想得到的呢？你们如果一定要出兵攻取，现在我们会暂且撤军相避。等到冬天天寒地冻，黄河结上坚冰，我们自然会重新夺回来。”

刘宋军队一路旗开得胜，但很快严冬来临，北魏军队开始反击，他们大举渡过黄河，进攻刘宋，在黄河以南占领了大片土地。刘宋军队节节败退，唯有檀道济率领大军抵抗得有些成效。

在短短二十多天里，檀道济跟北魏军打了三十多仗，宋军节节胜利。见到其他的宋军都在败退，檀道济开始骄傲起来，防备也有点松懈了。北魏军看准有利时机，用两支轻骑兵向檀道济的宋军前后两翼发起突然袭击，把宋军的辎重粮草放了把火烧了。

檀道济的将士虽然英勇善战，但是断了军粮，就没法维持下去，准备退兵。这时北魏派出大军追赶檀道济，想把宋军围困起来。宋军将士看到大批北魏军围上来，都有点害怕，有的兵士偷偷逃跑了。檀道济却不慌不忙地命令将士就地扎营休息。当天晚上，宋军军营里灯火通明，檀道济亲自带领一批管粮的兵士在一个营寨里查点粮食。一些兵士手里拿着竹筹唱着计数，另一些兵士用斗子在量米。有人偷偷地向营里望了一下，只见一只只米袋里面都是雪白的大米。这个消息马上被北魏兵的探子听到了，赶快去告诉北魏将，说檀道济营里军粮还绰绰有余，要想跟檀道济决战，一定还会是败仗。

其实北魏军中了檀道济的计。檀道济在营里量的并不是白米，而是一斗斗的沙土，只是在沙土上覆盖着少量白米罢了。到了天色发白时，檀道济命令将士戴盔披甲，自己穿着便服，乘着一辆马车，大模大样地沿着大路向南转移。北魏将看到宋军从容不迫地撤退，吃不准他们在哪儿埋伏了多少人马，不敢追赶。由于檀道济的功劳大，威望高，让刘义隆感到了不安。恰巧这年刘义隆生了一场大病，刘义康就跟心腹商量说：“如果皇上有什么三长两短，留了檀道济总是一个祸根。”他们就用刘义隆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诬陷檀道济谋反。

檀道济在被捕的时候，气得瞪圆了眼，愤怒的目光像要喷射出火焰来一样。他狠狠地把头巾一拉，摔在地上说：“你们这是自毁长城！”檀道济最后还是被杀了。消息传到北魏，北魏朝的将士都高兴得互相庆贺，说：“檀道济一死，南方就没有害怕的人啦！”可惜檀道济这样一位绝世名将，没有战死沙场、马革裹尸，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檀道济死的这一年是宋元嘉十三年（436年）。檀道济冤死之后，鲜卑人便不再视南朝为强敌，经常南犯。南朝的实力在与北朝长期混战中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再无力北伐，只能勉强自保。

名家评史

南渡人物，皆魏晋清流，自身本多缺点，历久弥彰，逐次消沉，故南朝世运不如东晋，亦不如北朝。

——钱穆

刘义隆清除内患

宋文帝刘义隆长年患病，稍微操劳就会旧病复发，因此多次病危。

每次刘义隆患病，刘义康都尽心侍奉，药物非经自己亲口尝过，绝不让刘义隆服用，有时一连几夜都不睡觉。朝廷内外的大小事务，刘义康都一个人决定施行，而且处理得无不精密妥善。刘义隆因此把很多大事都委派给他。刘义康只要有奏请，立即就被批准。因而刘义康的势力倾动远近，朝野上下的人士，都集中在他的周围。每天早晨，刘义康府第前面常有车子数百辆，刘义康对来访客人亲自接待，从不懈怠。各地进贡的物品，都把上品呈献给刘义康，而把次等的呈献刘义隆。

刘湛与仆射殷景仁结怨很深，因此打算倚靠刘义康的势力，排挤殷景仁。刘湛刚刚进朝廷做官时，刘义隆对他还十分优待。可等到后来，刘湛煽动和唆使刘义康恣意妄为，这使得刘义隆对他心怀不满，但对他的礼遇却并没有改变。有一次刘义隆病重，命刘义康起草托孤诏书。刘义康回到府中，痛哭流涕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刘湛和殷景仁。刘湛说：“治理国家不胜艰难，哪是年幼君主所能胜任的？”鼓动刘义康谋反。刘义隆病愈后，知道了这件事，就把刘义康降了职。但刘义隆依旧赐赏刘义康财物，而且信件不断，把朝中大事都告诉了刘义康。

刘义隆召见檀道济曾举荐的沈庆之，当时已经是深夜，沈庆之全副武装，束紧裤管进门晋见。刘义隆问他：“你为什么这般装束？”沈庆之回答说：“夜半召见，定有急事，不能宽服大袖。”刘义隆于是派沈庆之逮捕了刘湛，当即将他斩首。

刘义康失势后，与他关系密切的徐湛之因为也参与此事而被捕，罪当处死。徐湛之的母亲是会稽公主，在宋文帝刘义隆的兄弟姊妹中，她是敬皇后所生，年龄又最大，一向备受礼遇。因为徐湛之，会稽公主入宫晋见皇上，大声哭号，指责刘义隆不念亲情，于是刘义隆赦免了徐湛之的死罪。而徐湛之却并没有放弃谋反的念头，他与一直为刘义康抱不平的散骑员外郎孔熙先等人一起鼓动谋杀刘义隆。

历史细读

《后汉书》是刘宋时范晔所著。它是范晔在前人所修的几家《后汉书》的基础上撰写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所记为东汉近两百年间的重要史事和人物等。原书为九十卷，只有纪、传，无表、志。萧梁时，刘昭把西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收入，并为其作注，分成三十卷。到北宋时，合刊为一书，成为今本，共一百二十卷。为研究东汉时期历史最宝贵的资料。

孔熙先非常富有，他常常和范晔在一块儿赌博，故意输钱给范晔。范晔既爱他的钱财，又欣赏他的才华，二人慢慢亲近起来。孔熙先时常鼓动范晔谋反。当时范晔和吏部尚书沈演之都为刘义隆所信任。每次范晔先到朝廷时，一定要等待沈演之一同入宫。可是沈演之却已被刘义隆先行单独召见。范晔因为这事对刘义隆怀有怨气，于是和孔熙先一起谋划反叛。

谢综和他的父亲谢述都受到刘义康的厚待，谢综的弟弟谢约又娶了刘义康的女儿，便和孔熙先约定一同谋反。

刘义隆到武帐冈赴宴这天，范晔等人图谋叛乱。作为刘义隆侍卫的内应许曜，将佩刀微微拔出，向范晔使眼色。范晔突然害怕起来，吓得不敢抬头。不一会儿宴席结束，徐湛之害怕事情不能成功，就将孔熙先等人的阴谋全都报告了宋文帝。于是刘义隆命令有关部门严密搜捕追查。这天夜里，范晔被召唤入宫后就被软禁。孔熙先见风使舵，将一切罪责都推到了范晔身上，于是范晔被杀。

才华横溢的范晔就是《后汉书》的作者，他一生无论仕途还是生活都比较坎坷，《后汉书》记事上起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年），下迄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囊括东汉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范晔特别重视史论，他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把史论作为重心，成为《后汉书》的一个特点。《后汉书》无论是文章构架还是文采都有很高的文学水平。

元嘉草草，仓皇北顾

元嘉年间，宋文帝刘义隆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尤其是第二次北伐，败得是惨不忍睹，以至于南宋词人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发出了深深地感叹：“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重装甲马骑兵作战图

这幅画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战争场面。图中的马都披挂着铠甲，当时作战的方式是甲马与步兵相结合。披上铠甲的战马虽然能够得到全面的保护，但负荷过重降低了速度，削弱了骑兵的战斗力。

刘义隆一怒北伐

450年，宋文帝刘义隆决意再次北伐。北魏国主拓跋焘听说后，又一次去信说：“我们两国和好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可你却贪得无厌，引诱我边境的老百姓。现在听说你打算自己亲自来，请随便行动吧。来的时候，我不迎接，离开这里我也不相送。如果你已经厌倦了你所居住的国土，那么你可以到平城来居住，我也前去扬州居住，我们不妨易地而居。你已经五十岁了，还未曾迈出过家门。虽然你自己有力量前来，也不过像个三岁的孩子，同我们生长在马背上的鲜卑人相比，你该是个什么模样呢？我们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送给你，暂且送给你十二匹猎马和毛毡、药物等。你从很远的地方来此，马力不足，可以乘我送给你的马；水土不服，可以吃我送去的药。”

这封带有侮辱性的信让刘义隆大为恼火，于是开始全国大规模动员，上起王公、王妃、公主以及朝廷官员，下到富有的民众，每人都要捐献出金银、玉帛及其他物品来支持北伐，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征兵。就是僧侣、尼姑的积蓄有满二十万钱的，都要借出四分之一来供军队急用，战事结束后即归还。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七月，宋文帝派两路大军北伐。西路军主帅是当时名将柳元景，经湖北北部熊耳山打到了弘农、潼关，进展顺利。东路军由宁朔将军王玄谟率领，也渡过了黄河，围攻滑台（今河南滑县）。王玄谟的军队士气旺盛，武器精良。但是王玄谟刚愎自用，贪婪好战，他军纪败坏，又虐待部下，还乘百姓资助战争之际中饱私囊，所以大失人心。

450年，拓跋焘在诛杀了崔浩等数千人后，率军南征渡过黄河，号称百万士兵。滑台一役，王玄谟被拓跋焘打得一败涂地，赶快撤退逃走。北魏军队乘胜追击，又杀死了一万多人。北魏军以每日一二百里的速度推进，连战连捷，南朝将士百姓死伤无数。王玄谟的部下非逃即死，到最后几乎全军覆没，丧失的军用物资及武器堆积如山。萧斌正要派沈庆之前去援助王玄谟，这时王玄谟已经逃了回来。萧斌大怒，差点斩了王玄谟，无奈之下，萧斌只得率军撤退。

刘义隆任命柳元景为弘农太守，到陕城与庞法起等会师。庞法起等来了援军，一举攻进了潼关，北魏的守将娄须弃城逃走。

由于东路主力受挫，西路也只好撤军。北魏永昌王拓跋仁进攻悬瓠、项城，刘义隆害怕他们会攻到寿阳，就命令前进中的刘康祖班师回朝。结果拓跋仁率领八万骑兵追击刘康祖，而刘康祖只有八千将士。副将胡盛之打算依靠险要的山势，让军队从小路到达寿阳，刘康祖却宣布迎敌。刘宋军将士都拼死同北魏军队搏斗，北魏军队虽然遭受到了重创，但刘宋军士毕竟寡不敌众，后来刘康祖阵亡，其余士众见主帅已死，随即崩溃，致使全军覆没。

拓跋焘率领六十万大军南下，一直打到长江北岸之瓜步（今江苏南京六合区东南）。北魏军很快攻打到长江边上，大毁民房，砍伐芦苇，声言要造船渡江，攻下建康。宋朝上下大为惊恐，于是急调各地军民在沿江六百里布防。刘义隆下诏悬赏购买北魏国主及其王公的首级，许诺若有成功者加封爵位，赏赐金银绸缎。同时派人把用野葛酿成的毒酒放在空无人烟的荒村，想毒死北魏将士，但却没能毒到他们。北魏见无机可乘，加之天寒地冻，粮草不济，拓跋焘没有再发动进攻，而是下令开凿瓜步山，修筑盘山路，在山上搭好毛毡帐篷房。拓跋焘不喝黄河以南的水，用骆驼驮着黄河以北的水跟随在自己身边。同时他派人送给刘义隆骆驼、名马等礼物，要求两国和解，并请求与刘宋皇室联姻。

刘义隆也派遣田奇带着奇珍异果送给拓跋焘。拓跋焘得到黄柑，拿过来就吃。他身边的侍从中有人趴在他耳边低语，怀疑果品里有毒。拓跋焘没有回答，而是抬起手指着天，把他的孙子叫过来给田奇看，并说：“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不是想要成就功业，传播自己的名声。而是想要维持过去的友好，安定百姓，永远结成婚姻，永远相互援助。宋国皇帝如果能够把他的女儿嫁给我这个孙子，我也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武陵王为妻，那样从今以后就不会再让一匹马南下骚扰。”于是拓跋焘下令焚毁攻城器具，于次年正月撤退。北魏退军时烧杀抢掠，“徐、豫、青、冀、二兖（南兖州、北兖州）六州杀略不可胜算，所过州郡，赤地无余”。

名家评史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宗白华

拓跋焘遭戏弄

451年春，北魏军回军途中攻打盱眙城，刘宋大臣臧质守城。拓跋焘在城外大大咧咧地向臧质喊话，要尝尝南国美酒，臧质于是在罐子里撒了泡尿，送给拓跋焘。

拓跋焘大怒，下令修筑长围墙，一个晚上就修好接在了一起。又搬来东山上的泥土石头填平壕沟，在君山上造起了一座浮桥，从而彻底切断了盱眙的水陆通道。拓跋焘给臧质写了封信说：“我现在派出去的攻城军队，都不是我们本国本族人，城东北是丁零人和匈奴人，城南的是氐人和羌人。如果让丁零人死了，正可以减少常山、赵郡的贼寇；匈奴人死了，正好减少了并州的贼寇；氐人、羌人死了，当然也就减少了关中的贼寇。你如果真的杀掉了他们，对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利的地方。”

臧质回信说：“看了你的信，我完全明白了你的奸诈之心。你自己依仗着四条腿，多次进犯我国边境。王玄谟被你击败在东边，申坦军又在西边被你打败，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你难道没有听说一首童谣里所说的吗？‘只因卯年还没有来到’，所以我们用两路军队引导着你们走上饮长江水的道路罢了。你的冥期已经注定，这不是任何人能够改变得了的。我奉命前来消灭你们，原预定要到达白登。可是军队还没有走出多远，就遇到你们自己前来送死了，我怎么能让你再活着回去，到桑干河享受荣华富贵呢？如果你幸运的话，当被乱军所杀；如果你不走运，被我们活捉后，就会用锁链锁住你的脖子，让一头小毛驴驮着你，把你一直押送到我们的都城建康。我本来就不打算全尸，如果天地没有显灵，我被你打败了，即使被剁成肉酱，碾成粉末，宰割车裂，也都不足以向我们朝廷表示我的歉疚。你的智慧见识以及军队的力量，哪里超得过苻坚呢？如今已经下起了春雨，我们的各路大军就要集合起来，你只管一心一意去攻城吧，千万不要立刻逃走！如果你们粮食不够吃，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打开粮仓馈赠给你们。你派人送来的刀剑我已收到，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让我挥刀斩了你呢？”

拓跋焘看完臧质的信，气得浑身发抖，命令手下人制造了一个大铁床，把刀尖锥尖朝上放在铁床上说：“攻破城池，抓住臧质，我一定让他坐在这张铁床上。”

臧质又给北魏大军写了封信说：“你们告诉胡虏中各位士人百姓，拓跋焘在给我写的信上，这样对待他们。他们本来是汉人，为什么要去自取灭亡呢？他们怎么不知道转祸为福呢？”同时臧质又将朝廷的悬赏写在信上告诉他们说：“砍下拓跋焘的人头的，封为万户侯，赏赐棉布、丝绸各一万匹。”

于是双方的战争爆发，北魏军围攻了三十多天，仍未攻下。这时又赶上北魏军中瘟疫流行，有人报告说，宋朝水军从东海进入淮河了，刘宋朝廷又下令彭城守军切断北魏军队回归的道路。拓跋焘于是下令焚毁攻城器具，而后撤退。

田奇回到建康，刘义隆召集太子刘劭及各位大臣前来商议，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答应北魏的联姻。只有江湛反对，他说：“戎狄没有亲情，答应他不会有什么好处。”

刘劭非常生气，对江湛说：“如今三位亲王都处于危险境地，如果拒绝他们，他们就会逮捕三位亲王，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坚持反对呢？”大家商议完毕后一同走了出来，刘劭指使持剑人和左右侍从推撞江湛，江湛几乎被撞昏倒地。

太子刘劭对宋文帝刘义隆说：“北上讨伐，我们战败招来了奇耻大辱，导致我们几个州郡沦陷残破。只有杀了江湛、徐湛之，才能够向天下老百姓谢罪。”刘义隆说：“北上征伐本来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江湛、徐湛之只是不表示异议而已。”从此太子刘劭同江湛、徐湛之二人结下了怨仇。

北魏所提出的皇家联姻的建议，最终也没能实现。拓跋焘在瓜步山上召集全体官兵，按照功劳大小，分别封爵升官，进行奖赏。然后沿长江北岸燃起烽火，劫掠了驻地的居民，焚烧了老百姓的房屋后，向北而去。

刘宋政权由此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国力削弱，防线也渐次由河北而到淮北，最后退守淮南。从此南北对峙局面开始向北强南弱转化。

政权盛衰、融合统一

虽然此时的南北方整体上还是处于比较稳定的对峙状态，但是南北双方的政权却都在不断地发生变乱，南方的政权更替，北方的政权分裂。伴随着各部势力的此消彼长，逐渐形成了统一之势。而南方的汉族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在文化、生活、经济等各个方面渐渐融和，使社会文化出现了空前的自由和包容的状况，为隋唐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此时中外的交流主要还是借助于宗教的传播。

南北政权更迭

南朝自刘宋王朝之后，相继出现了齐、梁、陈三个朝代。与此同时，北方北魏的统治也并非固若金汤，北魏先是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之后这两个政权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所取代。

太监宗爱弑二帝

在拓跋焘南征时，由太子拓跋晃主持国家事务。拓跋晃十分相信左右近侍，自己私下里经营庄园农田，收取利润。高允劝告他说：“天地因为不存私心，所以能够覆盖承载万物；帝王因为没有私心，所以能够宽容养育百姓。如今殿下您是一国的储君，是国家上上下下作为典范的人，却自己私下经营个人的田地，养鸡养狗，甚至派人去集市上摆摊贩卖，与市井小民争夺小利，以至于诽谤您的话到处流传，没法让人去反驳或掩盖。国家是殿下您个人的国家，您富裕得拥有四海，要什么会没有？何必要与贩夫、贩妇们去争夺这尺寸大小的微利呢！”但拓跋晃并没有接受高允的劝谏。

拓跋焘有个宠信的宦官，名叫宗爱，在拓跋焘南征时干了许多违法的事。太子拓跋晃及其手下一批官员，看不惯太监宗爱的作为，双方结怨很深。宗爱害怕拓跋焘回来后被太子告发，于是“恶人先告状”，捏造了太子官属的罪名，诬陷太子及其手下人意图谋反。拓跋焘相信了他的话，大为愤怒，于是下令清洗太子府，处斩了道盛等人，太子属下的多名官员也被连坐处死，拓跋晃遭到拓跋焘的严厉申斥，因忧虑过度，生病去世，时年二十四岁。慢慢地拓跋焘知道了太子拓跋晃并没有罪过，因此感到非常后悔。

452年，拓跋焘一直在追念、哀悼拓跋晃。当初陷害太子的宗爱害怕自己被杀，索性刺杀了拓跋焘。英雄一世的拓跋焘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最后竟然死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宦官手中。

兰延、和匹、薛提等人，没有宣布拓跋焘的死讯。和匹认为拓跋焘的嫡亲皇孙拓跋濬年纪尚小，所以打算立年龄稍大的王子。于是征召太武帝拓跋焘的第三子秦王拓跋翰入宫，然后把他安置在一个秘密房间里。但薛提却认为拓跋濬是嫡亲皇孙，不应该废黜。反复讨论很久也没有决定下来。

宗爱得到消息，于是就把拓跋焘的第六子拓跋余秘密迎来，假传赫连皇后的命令，召见兰延等人。兰延等人认为宗爱的地位一向低下，所以根本没有怀疑，全都随宗爱进了宫。在这之前，宗爱就已经派三十个宦官手持武器在宫中埋伏起来。兰延等人一入宫，就被这些伏兵一个个抓起来杀了，拓跋翰也没能幸免。于是拓跋余登基，继承了北魏皇位。

云冈石窟第一窟西壁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市西北的武州山北崖上，最早开凿于450年，是我国四大石窟之一，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现存主要洞窟53个，大小造像51000多躯。

拓跋余即位之后，改元承平（或作永平），称南安王。拓跋余虽然对群臣下属很是宽厚，但本人却放荡不羁，每天只知道彻夜畅饮，夜夜笙歌，耽于声色游猎，很快就使得国库空虚，以至于上下离心，百姓愤恨。另外拓跋余为感谢宗爱的扶立，封其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宗爱自拓跋余即位后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朝野内外都非常忌惮他，而此时拓跋余则怀疑宗爱另有企图，就密谋削夺宗爱的权力。宗爱于是在452年十月率先杀死了拓跋余。这位南安王在位仅仅八个月就被杀身亡。拓跋余死后，宗爱被羽林郎刘尼等人杀死。拓跋濬即位，是为文成帝。拓跋濬是太武帝的嫡孙，原来的太子拓跋晃之子。他在位时北魏国力开始下降。465年，文成帝去世，年仅二十六岁。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皇后，即后来的冯太后。

冯太后毒杀魏献文帝

冯氏的祖父冯弘、伯父冯跋都是北燕国王，其父冯朗在北燕灭亡后降北魏，官至秦、雍二州刺史，姑母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左昭仪。后来其父因罪被杀，她随姑母入宫。

452年，文成帝即位后，封十四岁的冯氏为贵人，四年后又立她为皇后。同年文成帝立自己两岁的儿子拓跋弘为皇太子。按照“立子杀母”的规矩，拓跋弘的生母李贵人被赐死。冯皇后抚养拓跋弘，待太子视同己出。

文成帝死后，献文帝拓跋弘即位时，年仅十二岁，尊冯皇后为皇太后，由丞相乙浑总揽朝政。乙浑图谋篡位，冯太后用计把他逮捕后杀死。从此朝政由冯太后一人裁决。

随着献文帝慢慢长大，冯氏与拓跋弘母子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471年，十八岁的献文帝被迫禅位于五岁的儿子拓跋宏（即孝文帝，即元宏），自己做了太上皇。但他仍旧统兵南征北伐，这本身就使冯太后感到了威胁，而且他还杀了太后的男宠李奕，于是冯太后于476年将年仅二十三岁的献文帝毒死了。

萧道成堂皇称帝

453年，太子刘劭因与其弟刘骏争夺皇位继承人，结果都遭到宋武帝刘义隆的贬斥。刘劭一气之下，入宫杀了刘义隆，宣布自己为皇帝。不久刘骏起兵，又杀了刘劭，即皇帝位，改元孝建，是为宋孝武帝。

刘义隆在位期间，提倡文化，整顿吏治，重视农业生产，使江南有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史称“元嘉之治”。但晚年的一场北伐战争让江南的恢复成果丧失殆尽。刘义隆死后刘宋政治日坏，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小规模农民起义不断发生。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为了争权夺利，不断相互残杀。自孝武帝刘骏起，凡新皇帝继位，都对掌握州镇兵权的兄弟叔侄们心怀猜忌而大开杀戒。这种大规模的自相残杀，极大地削弱了刘宋的统治力量。这时一个叫萧道成的禁军将领登上了政治舞台，也是他日后来建立了齐朝。

萧道成，字绍伯，父亲曾是刘宋的汉中太守。萧道成原籍兰陵（今山东枣庄），兰陵萧氏是晋末渡江的北方士族之一。但萧道成是该族远支，后来累积军功才升上了高官。萧道成从十六岁起，便跟随父亲在战火中磨炼。二十三岁时，到雍州刺史萧思话手下担任左军中兵参军，长期寄人篱下的生活，使萧道成非常抑郁。

历史细读

成书于三国时候的《水经》记述了全国137条大小河流及源流和流经的地方。北魏郦道元依据新的观察和考证，博览众书，为其作注，即《水经注》。《水经注》以全国水道系统为主，描述了1252条河流的源流脉络、古今变迁。它早已不是单纯的注释，而是一次工程巨大的再创作。郦道元在书中对山川景物的描述文笔绚烂。它是研究我国古代地理的重要著作。

466年，刘宋国内发生多起叛乱，萧道成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朝廷内的许多大臣、将佐都畏缩不前，只有刚升任右将军的萧道成奉命率部平叛。东讨晋陵（今江苏常州）时，他勇敢进击，一天之内连续攻占叛军的十二个营垒，声威大震。这时徐州刺史薛安都投降了北魏，萧道成又奔赴东线作战，力挫薛安都之悍将、不少人畏之如虎的薛索儿，解除了青、冀二州的威胁。

从此以后，萧道成在刘宋的地位迅速上升，奉命统一筹划北方军事，成为独当一面的战将。从这时起，萧道成有意迎接宾客，收养豪杰。第二年刘宋明帝刘彧征调萧道成入朝，擢升其为散骑常侍、太子左将军，后又迁任右将军，掌管禁卫军，与尚书袁粲共掌朝廷机密大事。

宋后废帝刘昱即位不久，叔叔刘休范欲夺位称帝，自寿阳发兵数万，顺江而下，直扑建康，来势极为凶猛，朝野上下一片恐慌，将军们都面面相觑，手足无措。这时又是萧道成挺身而出，详细分析当前局势，部署了作战计划。刘昱和大臣们本来吓得无所适从，此时只能唯萧道成之言是从。

萧道成布置停当后，亲率部队赴前线抵御，与刘休范进行直接交锋。萧道成让属下黄回、张敬儿诈降刘休范。刘休范没有丝毫怀疑，将二人安置在身边，还单独请他俩喝酒。乘酒酣不备，张、黄二人夺过刘休范的防身短刀，将其刺死。但这时叛军的另两路兵马丁文豪、杜黑蠡所部却一举越过秦淮河，直杀进了皇宫。好在这时刘休范的死讯传来，萧道成终于平定了叛乱。不久萧道成升任中领军将军，独掌朝政。

萧道成权倾朝野后，将朝中有实力的对手一一铲除，总揽了一切朝政大权，离登基称帝仅仅一步之遥了。

刘昱即位时年仅十二岁，自小就喜欢猴一样地爬竿玩耍，而且喜怒无常，但他是一个天生的手工匠人和音乐家。刘昱继位后，常常是夜里从承明门出，夕去晨返，或晨出暮归，随从们都执长矛大棒，路上凡遇见男女行人及犬马牛驴立时杀死，致使人民惊扰，道无行人。小皇帝喜欢施行击脑、椎阴、剖心的刑罚来取乐，每日都杀死数十名犯人。如果跟随他的随从中有人在施刑时面有不忍之色，刘昱就让那人立正站直，亲自用长矛刺穿杀掉。刘昱还在耀灵殿上养了几十头驴，自己所乘的御马就在床边喂养。出门时如果遇见婚丧嫁娶，刘昱就下马与那些拉车担货的少年相坐一处，高歌饮酒为乐，别人也不知道这位衣装普通的小孩子就是当朝天子。

北魏金瑞兽

出土于内蒙古科尔沁旗左翼中旗希伯花鲜卑墓。它的造型奇特，似一奔走的瑞兽，具有浓郁的鲜卑民族特色。

一次一个叫孙超的亲信口中有蒜味，为了证明他吃过大蒜，刘昱让左右抓住孙超，用刀剖腹，探看他肚子里到底有没有大蒜。不久听说大臣孙勃家里金银财宝非常多，刘昱就亲率人马去劫掠，而且挺刀冲锋在前，身先士卒，第一个冲入。孙勃当时正居丧在家，眼看着皇帝带兵前来，知道家族不免横死，就扑上前揪住小皇帝的耳朵，骂道：“你比桀、纣还要坏，日后难逃屠戮！”左右杀掉孙勃后，刘昱恨他揪自己的耳朵，亲自脔割他的尸体以解恨。

由于太后多次教训申斥刘昱，刘昱很是厌烦，就让太医准备毒酒，打算鸩杀太后。左右随从劝他说：“如果太后死了，您就得以孝子身份参加那些复杂的丧礼仪式，就没时间出去玩了。”刘昱听见这话，方才打消毒死母亲的念头。

一天刘昱闯进领军府，看见萧道成挺着个大肚子正在睡午觉，刘昱立时来了兴趣，引满弓箭要射他。左右急忙劝解说：“大肚子固然是个好靶子，可是一箭射死，以后就再也没有了，不如改用草箭，射了以后可以再射。”刘昱于是改用草箭，一箭正中萧道成肚脐，然后哈哈大笑。

萧道成甚是气愤，秘密与几位大臣商议借机废掉刘昱。禁卫军首领越骑校尉王敬则也与小皇帝身边的亲信暗中联系，伺机行事。

不久刘昱乘坐露天无篷车，跟左右侍从前往蛮冈，比赌跳高。然后前往青园尼姑庵。夜晚刘昱来到新安寺偷狗，煮吃狗肉后醉醺醺地回仁寿殿睡觉。弄臣杨玉夫一向深得刘昱的宠信，而这一天刘昱忽然对杨玉夫大为痛恨，一看见他就咬牙切齿地说：“明天就杀了你这小子，再挖出你的肝肺！”刘昱命杨玉夫观察织女渡河，并说：“看见织女渡河时，马上叫醒我。如果没有看见，就杀了你。”

正史史料

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梁书·儒林列传·范缜传》

当时刘昱出宫进宫没有一定的时间，宫中各门夜间都不敢关闭，负责宫廷保卫的官员，惧怕跟皇帝见面，都不敢出门。禁卫军士卒更是躲得远远的，内外一片混乱，互不相关，没有人管理。当天夜晚，杨玉夫等到刘昱呼呼大睡时，与杨万年合伙，取下刘昱的防身佩刀，砍下了刘昱的人头。然后假传圣旨，命宫女演奏音乐。陈奉伯把刘昱的人头，藏在袍袖里面，跟往常一样，神色自若，宣称奉皇帝派遣出宫，出宫后把人头交给了王敬则。

王敬则飞马奔向领军府，敲门大喊，萧道成恐怕是刘昱的诡计，不敢开门。王敬则把人头从墙上扔进去，萧道成令人洗净血迹辨识，果然不错，这才全副武装，骑马而出。萧道成进入仁寿殿，殿中官员惊慌恐惧。但紧接着听到刘昱已死的消息，都高呼万岁。

死去的刘昱被宣布为废帝，萧道成以皇太后的名义，迎立明帝第三子刘準为帝，是为宋顺帝。

479年，萧道成逼迫刘準退位，要刘準到殿堂举行禅位仪式。刘準害怕，就躲到佛盖下面不去。萧道成的死党王敬则带兵抬着板舆进殿，左寻右找才找到他，硬把刘準抬走。萧道成降封他为汝阴王，迁居丹阳，派兵监管。不久监视刘準的兵士忽然听见门外马蹄声杂乱，以为发生了变乱，就一刀将刘準砍死，事后谎报说刘準是病死的。

479年，萧道成就这样宣布自己为皇帝，建立了齐朝，改年号为建元。史称萧齐或南齐，萧道成即是齐高帝，刘宋王朝自此灭亡。

女政治家文明太后

471年，孝文帝拓跋宏即位，献文帝被尊为太上皇帝。476年，献文帝被毒杀，冯太后以太皇太后身份再次临朝听政。她杀了一批政敌，重用一批有改革思想的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颁行班禄制，整顿吏治，统一度量衡，推行“三长制”，实行均田制。这些措施改变了鲜卑族的落后局面，为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拓跋宏受过很好的汉族教育，他认为要使国家强大，就一定要吸收中原的文化，改革一些落后的风俗。

拓跋宏继位不久便亲临饲养老虎的禁苑，颁布诏书说：“虎狼凶猛残暴，捕捉它们的时候，往往要伤害许多人，既没有什么好处，浪费又很多。从现在起，不要再捕捉它们进贡了。”

不过由于拓跋宏年幼，大权一直都掌握在冯太后手里。485年，北魏颁布均田法，规定男子十五岁以上，国家授给露田（不栽树木的田）四十亩，女子二十亩。此外还授男子桑田二十亩，需对每家课种桑五十株，枣树五株，榆树三棵。不适合种桑树的地方，男子授麻田四十亩，女子五亩。均田法还规定，桑田可留给农民作“世业”，死后可以不归还给国家，其余土地本人死后要还给国家。因此这些举措限制了农民的自由迁徙，保障了北魏的租调来源。均田制规定严密，充分照顾到田地的肥瘦、远近、宽窄等诸多因素。同时又辅以“三长制”，强化了地方组织，搜括荫户。最终使北魏均田制得到顺利的实施，“课有常准，赋而恒分”。不仅对当时中国北方的农业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鲜卑国家的经济结构，使得农业逐渐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位，加速了鲜卑王朝脱离奴隶制的过程。

490年九月，冯太后病逝，终年四十九岁，谥为文明太皇太后，葬于永固陵。这以后拓跋宏才做了真正的皇帝。

冯太后的生活也比较俭朴，不好华饰，可谓是北魏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使黄金与泥土同价”

齐朝在萧道成统治时期，局势平静，社会经济有所发展。萧道成奋斗半生，既切身体会到创业的艰难，也深刻明了误国的祸患。所以和其他许多开国之君一样，勤勉于朝政，谨慎治国，取得了较好成效。

萧道成在剪除刘宋残余势力的同时，大力改革，下令免除老百姓的旧租宿债，减轻市税。又下令诸王不得各自营立邑邸，封略山湖，以保护自耕农的利益，希望达到“公不专利，氓不失业”的理想境界。

南齐朝廷规定，禁止招募部曲，安抚流民返乡务农。在这个基础上，政府派员检定户籍、整顿户口，以分辨门第清浊界限，防止偷漏税赋，保证财政收入，这也是南齐的一项重大举措。萧道成办事历来雷厉风行，为此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实行严格、全面的检籍，凡有违抗者，便罚充远戍。但在实践中，由于官吏贪赃枉法，实际效果有限。

萧道成身为天子，倒是能够一直以身作则。他倡导节俭，自己也衣着简朴，不饰文绣，不求精细。后宫的器物栏杆等，以铜为装饰的，一概以铁代替。

这一系列的举措，确实起到了节省政府开支、提高行政效率、改良民风的作用。此外萧道成还提倡儒学，注重学校教育和文化发展。一次视察衣库，萧道成看见里面有一个玉导，就说：“留着此物，正是滋长一切弊病的根源！”当即命令将玉导打碎，还检查库中存放着什么奇巧的物品，一概依照这一事例处理。他经常说：“假如我能够有十年时间治理天下，我就能让黄金的价值与泥土相等。”

这固然是大话，但萧道成治国的成效却是不可否认的。可惜的是，萧道成仅仅在位四年便因病而死。

北魏宁懋石室武士图（局部）

这是出土于河南洛阳的北魏线刻，刻于孝昌三年（527年）。石室内外壁均线刻绘画，门外两侧线刻二武将，是北朝晚期的成熟作品。

迁都洛阳与鲜卑汉化

洛阳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和军事重镇，在东汉时期已经成为首都及中原最大的商业中心。东汉末年，洛阳遭到了严重的破坏。220年曹丕称帝后，从河北等地迁居民数万以充实洛阳，并在汉宫的基础上重新建筑洛阳宫城和外城。随着北方地区的逐步统一，洛阳的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洛阳城中的丝织业、制盐业、冶铁业比较发达，商业已逐渐兴盛起来。全城有三个主要市场，即金市、马市和羊市。西晋统一后，洛阳成为国都，人口也有了显著增加，而且还成了全国的贸易中心，全国各地的珍贵商品在洛阳市场上都有出售，从绢布、粮食、药材、器皿到生产工具，应有尽有。八王之乱使洛阳腹地经济受到了很大破坏。310年，匈奴刘曜攻破洛阳，纵兵劫掠，洛阳再次毁于战火。永嘉之乱后，十六国互相混战的一百余年间，洛阳几成废墟。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一个在政治上很有作为的君主，他认为要巩固北魏朝的统治，一定要吸收中原的文化，改革一些落后的风俗。为此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迁到洛阳。他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

有一次上朝，拓跋宏把这一打算提了出来，大臣们纷纷表示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拓跋宏发火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呢？”拓跋宏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后，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可。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么样？”

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了拓跋宏的主张。

493年，拓跋宏亲自率领步骑兵三十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多月，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但是拓跋宏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

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又出来阻拦。拓跋宏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怎么样？”

平城贵族中反对的人还有不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拓跋宏驳倒了。最后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迁都是件大事情，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

拓跋宏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么呢？要治理天下，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什么我就不能迁呢？”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拓跋宏把国都迁到洛阳以后，决定进一步改革旧的风俗习惯。有一次他跟大臣们一起议论朝政，他说：“你们看是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咸阳王拓跋禧说：“当然是移风易俗好。”

拓跋宏说：“那么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违背。”接着就宣布几条法令：一、改说汉语。三十岁以上的人改口比较困难，可以暂缓，三十岁以下、现在朝廷做官的，一律要改说汉语，违反这一条就降职或者撤职；二、规定官民改穿汉人的服装；三、鼓励鲜卑人跟汉族的士族通婚；四、改用汉人的姓。北魏皇室本来姓拓跋，从那时候开始改姓为元。拓跋宏改名为元宏，就是用了汉人的姓。

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魏的政治、经济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的融合。

有魄力的孝文帝

北魏孝文帝元宏的太子元恂不喜欢学习，且长得身肥体胖，受不了河南夏天的炎热，经常思念回到北方去。元宏赐予元恂汉人的衣服和帽子，他却常常私下里穿着胡服。高道悦多次恳切地劝谏元恂改装，元恂非常厌恶他。

不久元恂与心腹密谋策划，叫来马匹骑着直奔平城，亲手在宫殿里杀死了高道悦。中领军元俨严守门禁，以防止事态扩大，到了夜间才平定下来。次日天刚亮，陆琇急忙骑马去向元宏汇报，元宏一听大吃一惊，但没有声张其事。

元宏不动声色地召见元恂，数说了他的罪过，并且亲自与咸阳王元禧轮番把元恂打了一百多棒，然后命人把他扶着拽出去，囚禁在城西。一个多月之后，元恂方才可以起床。

一年后孝文帝巡视代地，中尉李彪上奏说，太子又与左右谋逆。已经对元恂大感寒心的元宏不问真伪，派兄弟元禧携诏书毒酒，于河阳监所赐死元恂，时年十五岁。“以粗棺常服”，随便找个地方便将元恂埋掉了。

497年夏天，元宏见改革进行得很顺利，于是发兵二十万，直向南朝杀来。

元宏的南伐不但没能聚能很大的成功，在宛城还被南朝南阳太守房伯玉埋伏的虎纹衣士兵差点暗杀掉，受惊匪浅。不久南朝齐明帝驾崩，笃信儒教的孝文帝下诏称：“礼不伐丧。”引兵而还。回军途中，元宏因为四处征伐太过劳累，忽患重疾，便赴邺城养病。

498年，孝文帝回到洛阳，不顾自己病躯未愈，一进城就召见任城王元澄，问道：“朕离京以来，风俗有改变吗？”元澄谨答：“圣化日新。”

元宏说：“朕入城，见车上妇人犹戴帽，穿小袄，依旧是北鲜卑的装束。如此又怎么能说是‘日新’呢？”元澄回答道：“穿鲜卑旧服的人少，不穿的人多。”元宏不以为然，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放任自流，满城妇人肯定都会穿回鲜卑旧服的！”

四月间，元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所恢复，又御驾亲征，想完成他统一中原的梦想。行至梁城，病势加重，只能北还。

499年，元宏病危，将国事托付给兄弟元勰后，便去世了。死后谥号孝文帝。

孝文帝对他的几个弟弟非常爱护，彼此一直没有产生隔阂。一次他曾对元禧等人说：“我死之后，子孙们如果不肖，你们看情况而办。可以辅佐则辅佐，不可辅佐则取而代之，千万不要让江山为他人所有。”

元宏常常说：“一国之主患在不能用心公平，以诚待人。如果能做到这两点的话，即使是胡、越之人也可以使他们成为兄弟。”

孝文帝用法严厉，对于大臣们只要有罪绝不姑且宽容。但是如果别人有小过失，又常能宽大而不计较。

有一次他在饭中发现了虫子，又有一次手下人进羹时不小心烫了他的手，他都笑而宽恕，没有治罪。衣服穿旧了，浆洗一下仍旧穿着，坐骑的鞍勒唯用铁木而已。

刻烛赋诗

南朝齐永明年间，有一大群文士集合于竟陵王萧子良左右，形成了一个文学群体，文学史上称“竟陵八友”。萧子良常常在夜里召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刻一寸以此为率。这些人中，沈约、谢朓、范云等，都是一代才学之士。

齐武帝驾崩，萧鸾行废立掌权

齐高帝萧道成死后。482年，其子萧赜继位，是为齐武帝。齐武帝萧赜从小随父亲在军中长大，亲眼看到了刘宋的亡国，知天下来之不易，所以在位的时候能够兢兢业业。齐高帝和齐武帝在位期间，是萧齐王朝的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比较安定，政治也比较清明，经济也有所恢复和发展。齐武帝在位十一年，号称“太平天子”。齐武帝死后，他的子侄便不断发生争夺皇位的斗争，这也是南齐仅仅存在二十四年的原因之一。

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年）七月，齐武帝病重。在他即位之初，就把长子萧长懋立为太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太子忠厚仁孝，处事练达，很受朝野爱戴，从未有过失。然而这年正月，太子萧长懋却突然病死了。太子去世后，齐武帝立太子的长子萧昭业为皇太孙。萧昭业待人接物颇知礼节，齐武帝很喜欢这个长孙，有意以他为皇位继承人。但齐武帝对皇长孙能否担当得起治国重任心中也没有数。齐武帝的次子萧子良历任会稽太守、丹阳尹、扬州刺史、司徒等职，善于延揽人才，他属下的沈约、王融、萧衍、范云等，皆是当时著名的才学之士。为了避免出乱子，齐武帝还是决定立皇长孙萧昭业为皇位继承人，让竟陵王萧子良辅佐他。

历史细读

《宋书》是纪传体正史，南朝梁沈约撰，记述南朝刘宋一代的史事。全书一百卷，有纪、传、志，无表。纪传部分因成书草率，叙事多忌讳，所载多为诏令章奏等，颇为冗长。但宋志三十卷，上追三代秦汉，于魏晋最详，可补《三国志》无志之缺。此书在长期流传中，有所残缺，后人取《南史》等书补足卷数。

齐武帝病情加重，他命令竟陵王萧子良带甲仗入延昌殿侍奉医药，以防不测。萧子良以萧衍、范云、王融等为帐内军主，协助他处理事务。

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是南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曾经做过侍中、卫尉等高官。萧衍从小就很聪明，喜欢读书，是个博学多才的少年，尤其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年轻时的萧衍与沈约、谢朓等七人号称“竟陵八友”，其中的沈约后来著有《宋书》《齐纪》等书，谢朓则是这一时期著名的诗人。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门第观念非常重，不是名家大族的人想做官比登天还难。萧衍因为他的家族背景，刚做官时就是在卫将军王俭手下。王俭见萧衍很有才华，言谈举止也很出众，就提拔他做了户曹属官。因为萧衍办事果断机敏，和同事以及上司关系融洽，不久又被提升为随王的参军。当年萧衍的父亲萧顺之因为受到猜忌郁郁而终，萧衍对此心怀怨恨。父亲死后，萧衍便辞官回家，为父亲守丧三年。后虽为竟陵王萧子良征用，升任太子庶子和给事黄门侍郎，但他心中却另有图谋，因此韬光养晦，时刻想着为郁郁而终的父亲报仇。

当齐武帝进入弥留状态时，皇太孙萧昭业不在齐武帝身边。王融想假传圣旨立萧子良为帝，登基诏书都已经拟好了。萧衍对王融这种擅自废立的行为明确地表示反对，而他的朋友范云却对此事抱以支持的态度。

皇太孙萧昭业听说齐武帝病危，匆匆赶来。王融声言皇上有旨，无论何人，不得擅入宫门一步。不久齐武帝又从昏厥中苏醒过来。见皇太孙不在身边，知道情况有变，急命近侍速召皇太孙率甲士入宫，并把朝廷大事委托给尚书左仆射西昌侯萧鸾。嘱咐完这一切，武帝才死去，时年五十四岁。

萧鸾听到这个消息，驾车驰至宫门。王融前来阻挡，萧鸾推开众人，拥皇太孙闯入宫内。接着萧鸾召集群臣上朝，将萧子良扶出皇宫。群臣在萧鸾的指挥下三呼万岁，萧昭业登上了皇帝宝座。萧昭业在即位十余天后，就下令诛杀了王融。对于王融的如意算盘和悲惨结局，萧衍原来早就预料到了，他的好友范云因此对他异常敬佩。

正史史料

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堕茵席者，殿下是也；落溷粪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

——《梁书·儒林列传·范缜传》

西昌侯萧鸾是齐高帝萧道成的侄子。他年幼丧父，由萧道成抚养长大。由于他生活朴素，办事干练，齐武帝很看重他。萧子良性情仁厚，笃信佛教，喜爱文学，不愿为国事操劳，就向齐武帝推荐了萧鸾。可见萧子良并无心夺取帝位，王融乃是自作多情。但竟陵王萧子良还是受到王融事件的牵连，因此遭到了萧昭业的疑忌。萧子良身为宰辅之臣，倍受猜忌，根本不敢有所作为。在齐武帝死后不久，他也因为忧惧而死，年仅三十五岁。

文惠太子萧长懋生前对萧昭业管束比较严格。萧昭业费用不足，便私下向富户筹借，人们慑于他的淫威，谁也不敢不借。文惠太子生病后，他亲奉医药，哀声戚戚，愁容满面。但一回到私宅，便照样寻欢作乐。文惠太子死后，齐武帝亲往东宫吊唁。萧昭业跪拜迎接，放声痛哭，几度昏厥。齐武帝见状，分外怜爱，搂着他劝他节哀。齐武帝走后，他依然寻欢作乐如故。

萧昭业即位以后，经常与左右侍从微服出游，玩些荒唐的游戏。齐武帝在位时皇室用度也很节省，国库积蓄的钱达五亿万之多，金银布帛不可胜计。萧昭业即位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把国库中的积蓄挥霍得一干二净。

萧昭业宠幸中书舍人綦毋珍之等人。綦毋珍之所提的建议，没有不被采纳的。綦毋珍之公开卖官鬻爵，甚至不通过皇帝，擅自将宫内财物据为己有。由于他权势熏天，所以一些官吏私下互相告诫说：“宁拒至尊（皇帝）敕，不可违舍人命！”萧昭业又以宦官徐龙驹为后阁舍人，让他日夜陪伴自己。有时徐龙驹代萧昭业批阅奏章，左右侍从恭恭敬敬地侍候着他，简直和皇帝没有什么两样。由于萧昭业不理政事，所以朝廷大事皆决断于辅政大臣西昌侯萧鸾。萧鸾见萧昭业荒淫无道，屡次进谏，但萧昭业都不听从。

不久萧鸾搜集了徐龙驹、周奉叔、綦毋珍之等人的罪状，诛杀了他们。萧昭业见自己的亲信陆续被杀，便怀疑萧鸾有异志，就想要除掉他。但计谋未定，政变就发生了。

萧鸾因为备受疑忌，愤懑之余，便生废立之心。行此非常之事，他首先想到的便是萧衍。萧衍对皇室有仇怨的心事早已被萧鸾看破。萧衍开始假意表示反对，他说：“废立皇帝是大事，不能轻率从事，现在行废立之事难免会遭到诸位王子的反对。”

萧鸾则说：“现在的众王子都没有什么才能，只有随王萧子隆文武兼备，而且占着据荆州。如果把他召回来，就万事大吉了，但怎么才能让他回来呢？”

萧衍认为随王徒有虚名，并无真正的才干，他的属下也没有什么出色的人，只是依赖武陵太守卞白龙。但这个人贪图金钱，只要许诺高官厚禄，就可以把他召回来。没有了左膀右臂，随王到时候也会跟着回来。萧鸾对萧衍的分析很是赞同，两人一拍即合，于是决定废黜萧昭业。

从此他们经常策划于密室，商量废立大计。隆昌元年（494年）七月二十日，萧鸾发动了政变。他先派萧谌进宫，诛杀了萧昭业的亲信直阁将军曹道刚、中书舍人朱隆之等人。接着自己率兵自尚书省进入云龙门，王晏、徐孝嗣、萧坦之等紧随其后入宫。

政变发生时，萧昭业听见外面的嘈杂声，知道情况有变，急忙命令关闭内殿的所有门窗。可直到此时，他仍不知道萧谌参与了政变，还派人传萧谌前来救驾。萧谌率兵闯入寿昌殿（皇帝寝殿），将萧昭业挟持出寿昌殿后，便把他杀了。萧昭业死时，年仅二十二岁。他的亲信弄臣，也都被诛杀干净。二十一日，萧鸾以太后的名义追废萧昭业为郁林王，迎立文惠太子的次子新安王萧昭文为帝。萧鸾以皇帝名义，封自己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都督、扬州刺史，晋爵宣城郡公。十月又晋爵宣城王。从此萧鸾独揽朝政大权。萧昭文虽然名为皇帝，实为傀儡，行动上没有丝毫的自由，甚至饮食起居等生活小事，也要事先报告萧鸾，得到准许后才能行动。

494年十月初十这一天，萧鸾以皇太后的名义，废萧昭文为海陵王。次日萧鸾即皇帝位，改元建武，是为齐明帝。这一年十一月，齐明帝诈称萧昭文生病，几次派御医前往探视，伺机谋害了他。

历史细读

范缜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生活在齐梁时期。因为梁武帝十分崇信佛教，所以形成了一种举国崇佛的狂潮。为了批驳“人有生死，灵魂永在”的观点，范缜撰写了《神灭论》一文揭露了统治阶级利用佛教对人民的愚弄和欺骗。这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唯心主义猖獗的时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神灭论》激怒了统治阶级。竟陵王等发动僧侣、文士与范缜进行辩论。范缜与其论战，“辩摧众口，日服千人”，维护了“神灭论”的光辉。

萧衍领兵抗北魏

萧鸾称帝之后，没有忘记萧衍的谋划之功，把他提拔为中书侍郎，萧衍的地位开始显赫起来。

不久北魏的孝文帝率领三十万大军亲自征讨南齐，沿淮河向东攻打钟离。齐明帝萧鸾先派左卫将军崔慧景、宁朔将军裴叔业领兵迎战。听到北魏军队分兵攻打义阳后，又派遣萧衍和平北将军王广之领兵救援。

王广之领兵进到离义阳百里之外时，听说北魏军队人强马壮，有些畏缩不前。萧衍则请求充当先锋，和北魏军队交战。王广之于是派部分军队归萧衍指挥，进兵义阳。

萧衍带领军队连夜抄小路赶到了距离北魏军只有几里地的贤首山，然后命令士兵将旗帜插满了山上山下。等到天一亮，义阳城中的齐军看到后，以为重兵已经赶到给他们解围来了，于是士气大增，马上集合军队出城攻击北魏军，同时顺风放火。这边的萧衍也趁机夹攻北魏军。萧衍亲自上阵，摇旗擂鼓助威，齐军士气高昂，个个奋勇杀敌。北魏军在齐军前后夹击之下，溃不成军，只好退却。齐军最终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萧衍也因战功而升任太子中庶子。

潘贵妃

齐东昏侯萧宝卷宠爱潘贵妃，因为他特别喜欢干屠夫商贩之类的事情，就在宫苑中设立市场，让太监杀猪宰羊，宫女沽酒卖肉。让潘贵妃充当市令，自己则担任潘贵妃的助手。如果市场上有争执，就让潘贵妃裁决。

497年秋天，北魏军再次南下，接连攻下了新野和南阳，前锋直逼雍州（今湖北襄阳）。齐明帝萧鸾赶忙派萧衍、左军司马张稷、度支尚书崔慧景领兵增援雍州。

498年，萧衍和崔慧景领兵与北魏军作战，在雍州西北的邓城被北魏的几万铁骑兵包围。萧衍知道城中粮草和器械缺乏，就对崔慧景说：“我们远道征战，本来就很疲惫，需要休整，现在又遇到强敌围困。如果军中知道粮草缺乏的实情，肯定会发生兵变。为防万一，我们还是趁敌人立足未稳，鼓舞士气杀出重围为上策。”

崔慧景却说：“北方军队都喜欢游动作战，不会在夜里攻城的，不久自然会退兵。”没想到北魏军队非但没有退却，反而开始增兵。崔慧景一看不妙，没有和萧衍商议，就私自带着自己的部队逃走了。其他各部见统帅已逃跑，也纷纷逃散。萧衍无法控制局面，只好边战边退。北魏军在后边追赶射箭，齐兵死伤惨重。

最后萧衍退到了樊城才得以站稳脚跟。这次战败后，齐明帝并没有责备萧衍，而是让他主持雍州的防务，任雍州刺史。从此萧衍就有了一块固定的根据地，这为他自己势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日后争夺萧齐政权的资本。

南朝换代，北魏分裂

南朝萧齐政权后期，齐东昏侯萧宝卷昏庸无能，致使国内变乱频生，南齐迅速走向衰落。502年，萧衍灭齐称帝，建立梁朝。而北方的北魏政权也分裂成了东魏、西魏。

历史细读

南朝宋文帝时规定，限年三十而任官，郡县守宰任期以六年为满，刺史或十余年。宋孝武帝时对于官员入仕的年龄不再做限制，但是守、宰一届的期限却减为三年。齐武帝初年规定地方官任期为三年，以后成为制度。到了梁朝初期又将入仕年龄规定为二十五岁，不久又规定，年龄不满三十岁不能入仕。陈朝沿袭了梁朝的规定。

荒唐的萧宝卷

萧鸾于494年即位后，便开始压制宗室势力，设立典签监视诸王，并且在任期间屠杀宗室，萧道成与萧赜的子孙都被萧鸾诛灭。萧鸾在位时长期深居简出，要求节俭，停止各地向中央的进献，并且停止不少工程。萧鸾晚年病重，却十分崇信道教与厌胜之术，将所有的服装都改为红色，直到萧鸾特地下诏向官府征求银鱼以为药剂，外界才知道萧鸾患病。498年萧鸾病死，葬于兴安陵。

498年，太子萧宝卷即南齐帝位，时年十六岁。他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东昏侯，著名的荒唐皇帝，与前面的萧昭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的统治下，南齐加速了走向灭亡的进程。

萧宝卷的父亲萧鸾死时，遗命徐孝嗣为尚书令，沈文季为左仆射，江祏为右仆射，刘暄为卫尉，陈显达为太尉主持军政，始安王萧遥光与上述大臣同参内外大政。

萧宝卷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父亲办丧事。但他每每看见巨大的棺椁摆放在太极殿里，就很不高兴，因为那黑森森的棺材影响了他玩乐的心情，于是下令赶紧把棺材拉到陵墓里埋掉。但古代礼法森然，停柩有固定的天数，徐孝嗣争执了好久，才使萧鸾的棺材又多停放了一个月。其间每当臣下祭拜或属国使臣临吊时，萧宝卷作为“孝子”，应该在旁“临哭”，但每次他都推称“喉痛”，只是在一旁站立，装装样子而已。

太中大夫羊阐是个秃头，一次哭拜时官帽落地，露出了光头，萧宝卷顿时哈哈大笑起来，对左右说：“秃羊啼叫了！”大臣们心中惊疑不已，从未见过这样的“孝子”和皇帝，而且是在如此庄重肃穆的场合这般样子。

萧宝卷在东宫当太子时就十分顽劣，讨厌读书写字，最喜爱的事情就是半夜里和几个小太监一起挖洞抓耗子。

萧鸾临死时虽然安排了贤明的大臣辅政，但同时又提醒萧宝卷，要他“做事不可在人后”，即对属下王公大臣要果于诛杀，不能先被别人算计废杀掉。萧宝卷对于父亲临终的这番话倒是身体力行，凡是劝谏他不要过度玩乐的人，一律诛杀。

萧宝卷性格内向，加上有些口吃，因此平时很少说话，只喜欢出宫闲逛，可是却不允许任何人看到他。每次出宫时都要先行戒严，为了预防有人从门缝偷看，凡是他经过的街道，两旁房舍都要空出来。萧宝卷每个月都要这样出游二十多次，而且忽南忽北，忽东忽西，时常夜游。一次一名孕妇因来不及躲避，被萧宝卷看见了，下令将其剖腹，母子就这样一同残死。

在辅政大臣中，徐孝嗣待人处事圆滑周到，不露棱角，因此虽官高名显，却始终平安。许准看到萧宝卷残暴无行，就劝说徐孝嗣另立新帝。徐孝嗣长久迟疑难决，以为欲行此事一定不能动用干戈，必须是等待皇帝出游的机会，关闭城门，召集群臣百官在一起商议，把萧宝卷废掉。

虽然徐孝嗣有此想法，但是终究不能决策而行。萧宝卷身边的那帮宠信之徒也对徐孝嗣渐渐厌憎。沈文季以年纪大且有病在身为由，不参与朝政。其侄子沈昭略对他说：“叔父您年纪才六十岁，身为仆射而不理事，你想以此而免祸自保，怎么能办得到呢？”沈文季笑而不语。

不久萧宝卷把徐孝嗣、沈文季、沈昭略三人召入宫去，赐给他们毒酒。沈昭略愤怒不已，骂徐孝嗣说：“废掉昏君，另立明主，这是从古到今天经地义的大法，全因你这做宰相的无能，以致我们才有今日。”接着把酒瓯砸到徐孝嗣脸上，并且说：“我让你死了也做一个破了面的鬼！”徐孝嗣一口气喝下一斗毒酒后死去。徐孝嗣的儿子徐演娶了武康公主为妻，另一个儿子徐况娶了山阴公主为妻，但是都受父亲牵连而被杀。沈昭略的弟弟沈昭光听说抓捕的人来了，家中人劝他逃走，但是他不忍心丢下自己的母亲，就进入屋中，拉着母亲的手悲声哭泣，抓捕者进来就把他杀了。沈昭略哥哥的儿子沈昙亮逃走了，得以幸免。但是听说沈昭光死了，叹息地说：“家门遭受如此屠灭，我还活着干什么呢？”于是扼断自己的喉咙而死。

贵妇出游画像砖

此块南朝时期的贵妇出游画像砖出土于河南邓州市。画面描绘了贵族妇女盛装出行的情景，人物线条流畅优美。

萧宝卷最宠幸的妃子姓俞，乐户出身。萧宝卷听说宋文帝有个潘妃，得以在位三十年，于是就改称俞姓女子为潘贵妃。萧宝卷平素称呼潘妃的父亲俞宝庆为阿丈，呼宠臣茹法珍为阿兄，这些人常在小皇帝左右捉刀应敕，时人谓之“刀敕”。

萧宝卷常戎服骑马前往诸刀敕家中游宴，婚丧嫁娶无不参加。一次前往俞宝庆家里，萧宝卷亲自跑到井边打水，又给厨子做饭打杂，嬉笑哭骂，与奴同乐，没有一点儿帝王的威仪。后宫之中，天下珍奇相聚，骇人眼目。

一次宫内失火，烧毁了华林至秘阁的殿宇三千多间。萧宝卷趁机大造新殿，其中专门为潘妃建造的就有神仙、仙华、玉寿三座宫殿，都是金碧辉煌。其中玉寿殿中的飞仙帐，四面织锦彩绣，窗间尽画神仙飞舞飘荡，殿内的一切书字、灵兽、神禽、风云、华炬等都是用纯金纯银打制。萧宝卷还命人把宫内外的玉饰和佛寺中的宝物全部凿剥下来，重新剖剔一新，装饰潘妃的宫殿。

萧宝卷还喜欢园林景致，在大暑天种树，朝种夕死，死而复种，最后没有一棵树活下来。为了保持园林常绿，他令人在城里城外大肆搜刮，见树就取，破门毁院，从居民家里把树木给挖走。不少几人合抱的大树，费尽人工移掘至宫内，没看上几眼就落叶荡尽。宫中的阶庭之内，全是细草铺地，绿色茵茵。这些都是用刮取的草皮覆盖其上，太阳晒一天就枯死了。而每天每日需要不停地更换，以保持常绿常新。

后来萧宝卷还下令把园林山石都涂上彩色，远远望去五彩斑斓。又建紫阁等台阁，墙壁上绘满春宫图画，以供他淫乐观赏之用。

由于潘妃之父是小商贩出身，潘妃自小就喜爱市场买卖的热闹景致。萧宝卷因此专门为她在皇宫后花园设立店肆，模仿城内集市的样子，放置所有的日用百货杂物，与宫人太监一起假装商贩立于店内高声吆喝。并让潘妃充任市令（市场管理员），萧宝卷则自己担任市吏录事（管理员助手），时不时还“扭送”几个“打架争吵”的“商贩”到潘妃前听候处罚。萧宝卷自己有过错时，潘妃也怒目圆睁大声叫打。萧宝卷很惧内，只得暗中吩咐侍从，不能在潘妃发怒时用大荆棍对他施刑。

在集市内游走时，潘妃坐着小轿，萧宝卷则戎服乘马跟随伺候。潘妃喜欢在小酒肆内当老板娘酿酒，萧宝卷就立于肉案后当屠夫切肉，玩得有模有样，不亦乐乎。

南齐各地纷纷造反

始安王萧遥光见辅政大臣接连被杀，心中惊惧。这时萧宝卷又下诏召他返回建康议事，更让他相信萧宝卷要杀自己，于是索性起兵造反。

萧遥光率兵连夜攻占了建康东城，由于出其不意，开始时进展很顺利。但由于其本性怯懦，没有乘胜攻入禁宫，丧失了最好的机会。天一放亮，台军（首都禁卫军）全部集结起来，本来兵锋占优势的萧遥光一日之内兵溃退走，最后跑到床下躲避，被兵士搜出砍了头。从起事到被杀，全部加起来也不过四天。

萧遥光是萧鸾的侄子，少年时便和萧宝卷吃住在一起，两人感情很深，萧宝卷常昵称萧遥光为“安兄”。萧遥光被杀后，萧宝卷登上旧时和萧遥光一起玩耍的旧宫土山，遥望萧遥光被杀的东府，怆然呼唤“安兄”，黯然泪下。萧宝卷此种“正常人”的举止，史书上也仅此一件。

历史细读

继三国时期的数学家刘徽之后，到了南朝宋、齐年间又出现了一位著名的数学家，他的名字后被用来命名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这个人就是祖冲之。计算出圆周率的近似值在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第七位数字的杰出数学家。这在当时是最为精确的圆周率数值，直到一千多年后，德国数学家奥托才求得。祖冲之的贡献记录在他的专著《缀术》之中。该书不但是唐朝的教科书，而且在古代朝鲜、日本也曾是教科书。

平定萧遥光后，萧宝卷觉得宰杀大臣太容易了，在不到一个月内，又杀掉本来参与镇压萧遥光叛乱的功臣刘暄、萧坦之和曹虎等大臣。杀刘暄时，萧宝卷有些犹豫说：“刘暄是我的亲舅舅，怎么会谋反呢？”一个侍卫说：“明帝乃武帝同堂（指萧宝卷之父齐明帝与齐武帝是堂兄弟），恩遇如此，犹灭武帝之后，舅舅又怎么能可信呢？”于是萧宝卷族灭了刘暄一家。

此时六位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太尉陈显达一人了。陈显达谦厚有智谋，自以为寒人出身而位居官官，每次升迁都有愧惧之色。他常常嘱咐告诫自己的儿子说：“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贵凌人！”萧宝卷即位后，陈显达在外督军进攻北魏，杀伤无数，惊得魏孝文帝亲自率十余万大军增援。虽然最后陈显达被击退，但累的大名鼎鼎的孝文帝回去后不久就病死了。

陈显达在听闻徐孝嗣等人的死讯后，感到祸之将至。499年十一月，陈显达于寻阳起兵数万，在采石与朝廷军队相遇交战，获得大胜，建康上下大为震惊。虽然陈显达身经百战，但由于太过于轻敌大意，即刻北上袭城，一时间禁宫四门紧闭。陈显达只带领了数百名步兵，在西州前与官军大战，七十多岁的他挥矛如飞，矛杆杀断后拿着矛尖还杀掉十多人。不久增援的官军赶到，陈显达不支败走，被杀于乌榜村，随后被满门抄斩。

诛杀陈显达后，萧宝卷更加骄恣放荡，觉得自己帝位稳固，是上天的旨意。一月之中，他出外游玩的时间竟有二十几日之多。萧宝卷自小爱玩，身体十分强壮，他爱玩一种叫“担幢”的游戏，即做白虎幢高七丈五尺，左臂右臂来回担玩。后来觉得不过瘾，又把几十斤重的白虎幢移到牙上担玩，因此坏掉了好几颗牙齿，仍旧担玩不已。

由于萧宝卷数次诛杀大臣，豫州刺史裴叔业很惊惶，于是以寿阳城投降了北魏。萧宝卷闻讯后，派护军将军崔慧景前去讨伐。崔慧景也是三朝老臣，出城后大喜过望，说：“此脖项终能免于被这群小辈所砍了！”

萧宝卷的三弟江夏王萧宝玄当时坐镇京口，听说崔慧景带兵北行，就发密信劝他造反。崔慧景见信大喜，立即掉头返回，攻下东府、石头、白下、新亭诸城，包围了建康。萧宝玄是萧宝卷的亲弟弟，娶了徐孝嗣的女儿为王妃。徐孝嗣被杀后，女儿也受到株连而被杀害。萧宝卷就把自己用过的两个姬侍送给萧宝玄做妻子，萧宝玄因此又恨又羞，起了取而代之的想法。

达摩一苇渡江

这幅达摩图是明宪宗所画，表现了达摩离开萧梁后，乘坐一支芦苇渡江去北魏的情景。

众军包围都城后，都劝崔慧景发火箭烧掉北掖楼，城崩后就可直入城里。崔慧景觉得胜利在望，入城后立了新帝又要重新造楼太浪费，不用此计。他本人又好佛理，有南朝人清谈的习惯。大战前夜，竟住在法轮寺与宾客高谈玄言，诸将皆怨恨失望。

萧衍的哥哥萧懿当时屯兵于小岘，闻讯后即刻带兵驰援，从采石渡江。凌晨时分交战，率兵大破崔慧景军。崔慧景单骑逃至蟹浦，被渔人杀死。

萧宝玄也被擒获，萧宝卷把这个三弟招入后堂，用步障把他围起来，命数十名太监敲鼓鸣叫绕行鼓噪，告诉他说：“前几天你和崔慧景包围我时，我就是这种感觉。”隔了几天，萧宝卷越想越气，派人杀掉了萧宝玄。

萧衍杀萧宝卷掌权

萧懿平定了崔慧景之乱后，获封为尚书令，又掌管卫尉（禁军司令）。茹法珍等人因为忌惮萧懿的威仪，鼓动萧宝卷杀掉他。有人得知消息后，在江边准备小船，劝说萧懿逃往弟弟萧衍处。萧懿不信，说：“自古皆有死，哪有尚书令叛逃的？”

果不其然，萧宝卷派卫士于宫中赐毒药给萧懿。萧懿愚忠，在喝下毒酒之前还说：“我弟弟萧衍现在襄阳，以后必反，我深为朝廷忧之。”

萧衍听说兄长被杀，起兵直发都城。由于萧宝卷不停地诛戮功臣武将，使得人人自危，于是纷纷投降。萧衍挟持南康王萧宝融为天子（明帝第八子，时年十四岁），连破竟陵、江陵，在湘中与诸军相会，然后进逼汉口，并攻克了都城门户郢州。

郢州失陷后，萧宝卷一点也不慌张，依旧驰马游玩。他对茹法珍说：“一定等敌军来到白门前（建康城西门），才要和他决一死战！”

待到萧衍兵临城下，萧宝卷才招集兵马固守城池。由于投降萧衍的兵士太多，萧宝卷于是把监狱内的囚犯放了出来，发给兵器充当守城军士。对其中那些不可赦免的死囚，就近在朱雀门前被砍头，一天之内，百余人被杀。

501年，萧宝卷派征虏将军王珍国等迎敌，让宦官王宝孙持自己的白虎幡督战。萧衍将士死战，王珍国等人大败，淹死于秦淮河的南齐兵士不计其数，致使萧衍的兵士踩着浮尸就可以冲过河去。

萧衍长驱直入，围攻建康六门。萧宝卷派人烧毁城内营署，驱逼士民，逃入宫城内紧闭四门守城。当时宫城内仍旧有甲士七万多人，萧宝卷又喜欢打仗，外面攻城时还不断与卫士、宫人在华光殿前演习战斗格杀。他自己身着戎服，以金银为铠胄，遍插羽毛、宝石装饰，跟平常一样不慌不忙。听见城外攻城鼓声阵阵，他就穿着大红袍登景阳楼往城外眺望观赏，差一点被飞弩射中。

萧宝卷之所以心中有底气，是因为先前的陈显达、崔慧景等人的围城攻伐都以失败而告终，他觉得自己是天命之子，萧衍肯定也不会例外，必败无疑。萧衍围城前，他不以为意，连粮草都有没准备。

平日里萧宝卷总是喜欢赏赐左右钱财，动不动就以亿万计。但这时萧宝卷不知怎么突然吝啬起来，不肯出钱物赏赐守城的军士。茹法珍情急之下，叩头请求他拿出金银财物赏赐属下，萧宝卷回答说：“贼来只是要我一个人的命吗？干吗只管我要东西？”

萧宝卷的后殿有数百张大木板，士兵们想拿去加围城防，但萧宝卷硬是不准，说这些木头要留着做殿门用。还催促御府赶制三百人的精仗，准备萧衍败退后庆功时给仪仗队使用，并大施金银宝物雕饰仪仗铠甲。城内人闻讯后，莫不愤恨，都想逃亡投降。

退败守城的王珍国等人听说这个消息，害怕自己被杀，就密谋串通宫内的宦官和侍卫一起，准备先下手为强。

几天后萧宝卷刚刚在含德殿吹笙唱歌完毕，躺下还未入睡，一行人就叫喊着冲入殿中。萧宝卷感觉不妙，翻身跳起，从北门跑出想逃往后宫，这才发现大门已关，手中也没有武器。这时叛兵纷纷上前，萧宝卷很快挨了一刀，躺在地上后还口中大喊：“奴才要造反吗？”

兵士们大刀在手，二话没说，挥刀就把这个昏君的脑袋剁下了。众人用浸过油的黄绢包起他的首级，派人送给萧衍投降（浸过油的黄绢透明，以便萧衍辨认）。

萧衍于是进城，斩了潘妃、茹法珍等人。又以宣德太后令，立萧宝卷的同母弟萧宝融为帝。

历史细读

达摩，全称菩提达摩，南天竺人，婆罗门种姓，自称佛教禅宗第二十八祖。南朝梁武帝时航海到广州。梁武帝信佛，达摩至南朝都城建康会梁武帝，面谈不和，遂一苇渡江，北上北魏都城洛阳，卓锡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传衣钵给慧可，后出禹门游化终身。达摩在中国始传禅宗，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大力弘扬，成为中国佛教最大的宗派。后人便尊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尊少林寺为中国禅宗祖庭。

萧衍灭齐，称帝后舍身佛事

萧衍在攻占首都建康后，立萧宝融为帝，是为和帝。自己则升任大司马，掌管中外军国大事，还享有带剑上殿的特权，不用向皇帝行叩拜大礼。

萧衍虽然大权在握，也想废和帝自己做皇帝，但他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静待时机。好友沈约知道他的心事，便委婉地向他提起此事。第一次时，萧衍虽然心中高兴，但还是装糊涂推辞过去了。当第二次沈约再提起时，萧衍犹豫片刻后，也就答应了。

沈约于是告知了范云，两人都同意拥立萧衍做皇帝，萧衍知道后很是高兴。在他们谋划的过程中，萧衍竟然贪恋起原来宫中的两个美女来，把头等大事忘到了脑后。范云知道后很是着急，又找到萧衍，说明利害，这才使萧衍下决心灭齐代之，免得夜长梦多。

范云和沈约一面逼迫萧宝融禅位，一面在民间大造舆论，说萧衍奉天命应当称帝。等萧宝融的禅让诏书送到后，萧衍假装谦让。于是范云带领上百名大臣，再次上书称臣，请求萧衍早日登基称帝。太史令也陈述天文符谶，证明他称帝合乎天意，萧衍这才装着勉强接受众人的请求。502年，萧衍正式在都城的南郊祭告天地，登坛接受百官跪拜朝贺称帝，建立梁朝，改年号为天监，是为梁武帝。南齐灭亡。

萧衍废掉萧宝融后，派人给他送去金子，逼其吞金自尽。继而对外谎称是病死的，追为和帝，并按照皇帝的规格举行了丧礼。

萧衍虽然杀了萧宝融，但对前朝宗室还不算太残忍，毕竟自己与他们同属一宗，不过是宗属稍疏罢了。萧道成一系的支属萧子恪兄弟十余人，均被授以清闲之官，得以安度生活。

萧衍做了皇帝后，很勤于政务，而且不分冬夏春秋，总是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在冬天把手都冻裂了。为了广泛地纳谏，听取众人的意见，萧衍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良才没有得到任用，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建议，则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

当时梁朝的法律十分严酷，并且实行株连法，不管老幼一概不免，一人逃亡，全家以身抵罪服劳役。百姓既然被逼迫得走投无路，各种作奸犯科的窃盗作乱案件就更严重了。一次萧衍去郊祀，有一个秣陵老头借此机会拦住御驾讲道：“陛下执法，对庶民太严酷，对权贵则太宽松，这不是长久之道。如果能打一个颠倒，那么就是天下大幸了！”

萧衍于是考虑对百姓执法加以放宽，下诏说：“自今开始，流放之家以及该以身抵罪服劳役者，如果有老人或小孩，可以把他们免除在外。”

萧衍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次的，吃饭也是蔬菜和豆类，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

萧衍很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要求地方的长官一定要为政清廉。并且经常亲自召见他们，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清正廉明。为了推行自己的思想，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迁到大县里做县令。大县令有政绩，就提拔到郡中做太守。政令执行后，吏治状况得到显著的改善。

萧统（昭明太子）

萧统，南朝梁文学家，梁武帝萧衍长子。齐中兴元年（501年）生于襄阳。萧统两岁时就被立为太子，但未及即位就死了，谥号昭明，世称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撰了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文选》。

不过萧衍的猜疑心很重，总害怕开国功臣们要夺他的皇位。对于范云和沈约，萧衍也未加重用。范云是在梁建国后就病逝了，而沈约非但没能主持朝政，还经常受萧衍的斥责，后来也病死了。

北魏发生内乱以后，南方的梁朝曾经几次起兵北伐。但是因为萧衍指挥无能，不但未能收复失地，反而死伤了无数军民。北魏分裂后，也没有能力再进攻南方，梁朝才有了一个比较长期的安定时期。

梁武帝看到宋、齐两个朝代都因为皇族之间互相残杀而发生内乱，他就对自己的亲属格外宽容。

萧衍对功臣吝啬，但对自己的亲戚却是格外照顾，甚至不惜徇私护短。萧衍的六弟临川王萧宏窝藏杀人凶手，萧衍不但不加惩罚，反而加封官职，妄加纵容。萧宏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谋划着篡夺萧衍的皇位，结果在派人刺杀萧衍时事情败露。萧宏因为极度恐惧，得病而死。萧衍在没有子嗣的时候，抚养了萧宏之子萧正德。萧正德从小就很粗野阴险，萧衍即位后，他一心想成为东宫太子。

不久萧衍的长子萧统出生，萧正德于是被交还给父母，并被赏赐西丰侯的爵位。但萧正德心中恨恨不平，一直怀有谋反之心。这一年萧正德由黄门侍郎升为轻车将军，不久他逃奔北魏，自称是被废弃的太子，前来避祸。

北魏尚书萧宝寅上表朝廷说：“伯父是皇帝，父亲是扬州刺史，而他却丢下亲人，远远地投到别的国家来，岂有此理！不如杀了他。”萧正德于是又从北魏逃了回来。萧衍流着泪教诲他，恢复了他的爵位。

萧综是萧衍的次子，但他的母亲吴淑媛原来是东昏侯的妃子，被萧衍纳为妃七个月后，生下了萧综。但萧衍很喜欢这个儿子，封他为王，还做了将军。不久吴淑媛失宠，开始怨恨萧衍，就把七个月生萧综的事告诉了儿子。从此萧综觉得自己是东昏侯的儿子，与萧衍逐渐疏远。

不久梁和北魏在边境发生冲突，萧衍让萧综领兵，督率各军作战，但萧综却投奔了北魏。北魏很高兴，给予萧综高官厚禄。萧综于是改名为萧缵，并表示要为东昏侯服丧三年。萧衍听说后非常生气，撤销了给他的封号，还把吴淑媛废为庶人。后来萧衍听说萧综有要回来的意思，就让吴淑媛给他送去小时候的衣服。不久吴淑媛病逝，萧衍又起了恻隐之心，下诏恢复萧综的封号，给吴淑媛加了谥号为“敬”。

这两次打击对于萧衍来说是很沉重的，他开始看破红尘，信仰佛教。527年，萧衍开始来到同泰寺，做了三天的住持和尚。自从信佛之后，萧衍不近女色，不吃荤肉。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全国效仿。并要求以后祭祀宗庙不准再用猪、牛、羊等牺牲，而要用蔬菜代替。理由是皇帝吃素，神灵自然也吃素。

这个命令下达后，大臣们议论纷纷，都表示反对。最后萧衍只得允许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状祭祀。

萧衍醉心佛事，在他统治的末年，建康“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富。所在郡县，不可胜言”。他还曾经屡次 “舍身”，自进寺院为“寺奴”，而且一次比一次的时间要长。梁武帝决定舍身同泰寺为奴，他的朝臣“三表不许”，“于是内外百官共敛珍宝而赎之”。皇帝“舍身”，大臣们得公私齐凑钱财为他“赎身”，三次“赎”皇帝，共花费了三亿多万的钱。佛教的盛行，让大批男丁为了逃避兵役、徭役而出家为僧，使梁朝国力每况愈下。

历史细读

中国大约在东汉末年出现“灌钢”法的初始形式。南朝齐、梁时的陶弘景首先记载了灌钢法。南北朝时期的綦毋怀文对这一炼钢工艺进行了重大改进和完善。綦毋怀文，姓綦毋，名怀文，是中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冶金家。他曾用这种方法制成十分锋利的“宿铁刀”。据史书记载，綦毋怀文的炼钢方法是:“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灌钢法是中国古代炼钢技术上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恨石崇不见我”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经济有所发展，同时也隐伏着危机。皇帝和鲜卑贵族们的生活日益腐化。孝文帝曾经两次调动大军攻打南齐，由于南齐军民的抵抗，无功而返。499年，南齐派兵攻打北魏。魏孝文帝带病抵抗，打退了齐兵。不久孝文帝就病死了。

魏孝文帝死后，魏宣武帝元恪继位，北魏又开始衰落。元恪一反孝文帝严格的做法，实行“宽以慑下”的政策，使政治日趋腐败，北魏统治者又走上了历史上大多数没落王朝的老路。宣武帝元恪的皇后胡氏生活奢侈，败坏朝纲。元恪死后，孝明帝元诩继位，因其年幼，胡太后临朝称制。

生活腐化。如高阳王元雍有僮仆六千人、伎女五百人，一食之费数万钱，外出时仪仗卫队几乎堵塞道路，回家后通宵达旦地歌舞饮宴。尚书令李崇也是腰缠万贯，却对人说：“高阳王一顿饭可抵我千日饭钱。”

吏治腐败，贿赂公行。吏部公开卖官，各有定价。大郡太守值二千匹绢，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故被讥为“市曹”。

由于北魏以前几代国力强盛，统治阶级搜刮了不少财富。有一次胡太后偶然到库房去看，发现那里积累的绫罗绸缎多得用不完。就想出一个主意，下命令叫贵族大臣都到库房里来，把绫罗赏赐给他们。她规定各人凭自己的力气，拿得动多少就拿多少。这批贵族大臣都是些贪得无厌的家伙，吵吵嚷嚷地都想多拿一些。可是他们平时养尊处优，哪里拿得动许多绢匹。尚书令李崇、章武王元融两个人各背了一叠绢，累得汗流浃背，刚迈开两步，就连人带绢跌倒在地上。李崇伤了腰，元融扭了腿胫，都躺在地上叫疼。

胡太后看了，派人把他们两人背上的绢匹全夺了下来。两个大臣偷鸡不着蚀把米，一个揉着腰眼，一个拐着腿，一步一拐地空手出了宫门。宫里宫外的人看见了，都笑得前俯后仰。有胡太后带头，下面的贵族豪门，也竞相比阔气。

西晋时代有大富豪石崇，北魏的河间王元琛也要学石崇。他特地邀请贵族、大臣到他家宴会，宴席上用的食器有水晶杯、玛瑙碗，都精巧华丽得出奇。元琛还请大家参观他的堆满金银绸缎的仓库。后来大家到他家的马厩一看，发现喂马的食槽也是用银子打造的。

元琛一面领着大家看，一面对章武王元融说：“大家都说晋朝的石崇富，我不恨自己见不到石崇，只可惜石崇没有见到我。”元融从元琛家里回来后，觉得自己比不上元琛家里富有，因此懊恼得三天都没有起床。

鲜卑贵族元显隽的墓志

鲜卑贵族元显隽的墓志铭，其姓氏拓跋此处已改为元，籍贯也改为洛阳。这是当时孝文帝改革的实物证明。

此时土地兼并严重，胡汉贵族地主和寺院僧侣地主竞相占夺耕地。北魏除太武帝拓跋焘一度毁佛外，其他诸帝都崇奉佛教，故各地寺院林立，僧尼众多。在迁都后的二十年中，全国有寺院三万多所，仅洛阳就有一千三百六十七余所，僧尼二百多万。

到了魏孝明帝即位时，因为年纪太小，由他母亲胡太后临朝。胡太后是个专横奢侈的人。她相信佛教，认为佛法能减轻她的罪过。因此她在皇宫旁边专门建造了一座气势宏伟的永宁寺。寺里供奉的佛像有用金子塑的，也有用白玉雕的，高的一座有一丈八尺。寺的旁边又建造了一座九十丈高的九层宝塔。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风吹动塔上的铃铛，发出的声音，十里以外都能听到。寺里有一千多间僧房，都用珠玉锦绣装饰，叫人看了眼花缭乱。据说从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像这样华丽的寺院，还从来没有过。

北魏的统治者还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在建都洛阳之前，他们花了三十多年时间，在云冈（今山西大同武周山）开凿了大批石窟，有大小佛像十万尊以上。从宣武帝到胡太后，又在洛阳伊阙的龙门山开凿石窟，建造佛龛。前前后后开凿了二十四年，花了八十多万人工。这些石窟和佛像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高度的雕塑艺术水平，但它也大大加重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负担。

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

北魏在北方边境设立了六个镇，派了将士防守。523年，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北）的匈奴人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是姓）首先带领兵士杀死镇将，发动起义。其他五个镇的兵士也纷纷响应，反对北魏的起义势力越来越大。由于北魏勾结北方的柔然族人共同镇压，六镇兵士的起义失败了。

这时期的起义遍布北方各地，名号繁多，主要有四个部分，即北方边镇起义、河北起义、山东起义和关陇起义。这些起义前后持续了九年（523年—532年）之久，遍及北方大部分地区，参加起义的有匈奴、鲜卑、敕勒、丁零、氐、羌和汉族等百万人。这些起义沉重打击了北魏的腐朽统治，使北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起义还削弱了胡汉门阀世族的腐朽势力，有力地冲击了北方的门阀制度，使统治阶级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同时起义也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北魏政府为了防止六镇兵民的反抗，把起义失败的六镇兵士二十多万人都押送到冀州、定州、瀛州（今河北河间）。这些兵士哪里肯受北魏朝的奴役，在冀州又燃烧起了起义的火焰。鲜卑族的葛荣率领起义军进攻瀛州，北魏政府派章武王元融为大司马，广阳王元深为大都督，发动大军镇压。那些只知吃喝玩乐的贵族哪里会打仗。葛荣起义军到了博野镇（今河北中部），就派出一支轻骑兵偷袭元融的大营。元融没有防备，被起义军杀死。元深听到元融被杀，退到定州，也被葛荣的骑兵俘虏。

葛荣把各路起义兵士会合在一起，号称百万，准备向洛阳进军，声势浩大。这时候秀容（今山西朔州）有个部落酋长尔朱荣，手下有八千强悍的骑兵，专门和农民军作对。北魏孝明帝就利用尔朱荣的兵力来对付葛荣。

葛荣认为尔朱荣人马少，容易对付。他把兵士在几十里的阵地上散开，准备围捕尔朱荣。想不到尔朱荣把兵力埋伏在山谷里，发动精兵突击，把葛荣的兵士冲散，再前后夹击。起义军遭到失败，葛荣本人也被杀害。

葛荣起义失败后，北魏内部也发生了大乱。尔朱荣和胡太后、孝明帝在内乱中互相残杀。最后北魏的实权，落在两员大将高欢和宇文泰手里。534年，北魏的孝武帝逃到长安投靠宇文泰。丞相高欢想篡夺政权，关西大都督宇文泰维护朝政，双方进行激烈交战。豳州刺史孙定儿投靠高欢势力，拥兵数万，与宇文泰集团抗争。宇文泰为消灭孙定儿军，派遣部将刘亮带兵攻打。孙定儿以为宇文泰军离自己尚远，未作认真防备。刘亮只带了二十名骑兵，急速向孙定儿驻地挺进。为了迅速消灭孙定儿的几万部队，刘亮用计谋，先在离城不远的一处高地树起一面大旗，然后带着人马突然闯入城中，并在酒宴上挥刀杀了孙定儿。接着刘亮手指城外那面大旗吩咐自己的官兵说：“快出去招呼大军进城!”孙定儿军兵士看到城外大旗，以为旗下真的有大军聚集，于是全部投降。

高欢于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十月，决定立北魏孝文帝的曾孙、清河文宣王元亶之子元善见为皇帝，即位于邺城东北，改元天平，是为东魏孝静帝，正式建立了东魏政权。元善见年仅十一岁，由于年幼，由权臣高欢辅政。

535年，宇文泰立北魏孝文帝之孙、京兆王元愉之子南阳王元宝炬为帝，都城长安，改元大统，是为西魏文帝，正式建立了西魏政权。北魏从此分裂，北方形成了东西对峙的局面。

历史细读

六镇起义是指北魏末年北方六镇戍卒和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六镇设于北魏初年，后增为武川、怀朔、沃野、柔玄、怀荒、抚冥、御夷、高平、簿骨律等九镇，均以贵族为镇将。魏都城南迁洛阳后，六镇逐渐失去重要性。宣武帝以后，“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他们大都贪残无比，霸占土地，克扣兵饷，对镇兵和各族百姓进行残酷的奴役和剥削，加上灾荒连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正光四年（523年），怀荒（今河北张北）镇兵杀镇将起义。不久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北）破六韩拔陵率士兵也杀镇将起义，各族人民及镇兵纷起响应。

侯景之乱

晚年的梁武帝信任大将侯景，侯景原来是被鲜卑族同化的羯族人，和高欢关系很好。在怀朔六镇起义失败后，侯景投奔了高欢，高欢很欣赏他，对其委以重任。

高欢死后，侯景和高欢的儿子高澄不和，于是投降了西魏。但西魏对他有戒心，于是侯景又想请求萧衍接纳他。

萧衍恰巧在这时做了一个梦，梦见北朝的刺史、太守都来向他投降，萧衍认为这个梦是好兆头。不久侯景派人来说他跟东魏、西魏都有冤仇，决心向南梁投降，还表示愿意把他控制的函谷关以东十三个州都献给南梁。

萧衍接见了侯景派来的使者后，马上召集大臣商议。大臣们大多认为南梁和北朝多年来相安无事，现在接纳了北朝叛将，只怕引起纠纷。但是萧衍一心想要恢复中原，再想起他做过的那个梦，认为这是佛祖来帮助他了。于是他不听大臣们的劝阻，把侯景封为大将军、河南王，派侄儿萧渊明带兵五万去接应侯景。

萧渊明带兵北上，受到东魏的进攻，几乎全军覆没，萧渊明也被俘虏。东魏又进攻侯景，侯景大败。

东魏派使者到南梁，主张双方重新讲和。侯景害怕起来，派一个人冒充东魏使者送信到建康，提出用萧渊明交换侯景。萧衍不知道这是侯景的试探，写了一封信交给使者，说只要把萧渊明放还，就立即把侯景交给东魏。

铜牛车

乘牛车是汉人的习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始实行汉化改革，一些鲜卑贵族也乘坐牛车以显示地位。

侯景走投无路，他找到萧衍的养子萧正德，诱骗他说，只要他肯做内应，推翻萧衍之后，就拥戴他做皇帝。萧正德权迷心窍，秘密派了几十艘大船，帮助侯景的叛军渡过长江，把梁武帝居住的内城，即台城包围起来。由于救援的兵马都隔岸观火，因此台城很快失守，萧衍成了侯景的俘虏。

侯景带着五百名甲士去见萧衍，萧衍见侯景来了，不慌不忙地问道：“你是哪里的人，竟敢作乱，你的妻子、儿女还在北方吗？”侯景竟不知道怎么回答，旁边的部下替他说：“臣下侯景的妻子和儿女都被高氏杀了，现在只他一人归顺陛下。”萧衍又问道：“你过江时有多少兵马？”侯景这时自己回答道：“千人。”萧衍问：“攻城时多少？”侯景答道：“十万。”萧衍问道：“现在呢？”侯景想了想说：“率土之内，莫非己有。”萧衍点点头说：“你有心忠于朝廷，应该管束好部下，不要骚扰百姓。”侯景听了，只是点了点头。

见过萧衍后，侯景对身边的亲信王僧贵说：“我多年征战疆场，从来没有胆怯过。这次见萧衍竟然有点害怕他，莫非真是天子威严不容侵犯吗？”

但是侯景毕竟是打进都城的，他的军队掌握了都城的管理大权，卫兵进出皇宫也很随便，还佩带武器。萧衍见了很奇怪，问左右侍从，侍从说是侯丞相的卫兵。萧衍生气地喝道：“什么丞相！不就是侯景吗？”侯景不久就杀了同伙萧正德，派人监视萧衍，限制他的饮食供应。萧衍毕竟年迈，很快就病倒了，最后连饿带病死去，终年八十五岁。

萧衍死后，侯景先拥立梁武帝萧衍第三子萧纲为帝（简文帝），旋即废萧纲而立萧衍的曾孙、豫章王萧栋为帝。不久又废萧栋自立，改国号汉，大杀萧衍子孙。萧梁统治至此已实际解体。552年，王僧辩、陈霸先攻下建康，侯景企图逃跑，被部下砍死于船中，侯景之乱结束。

侯景乱梁是南方的又一次空前大浩劫，也是南朝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南朝在长江下游以北土地，尽为北齐所占，汉中及长江中游以北土地，尽归西魏所有。残暴的侯景军在江东地区烧杀抢掠，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门阀势力也在这次内乱中受到沉重打击。侯景入建康前，曾求婚于侨姓士族王、谢而受挫，心怀怨怒。及陷建康，对“富室亲家，子女妻妾，悉入军营”。在战乱中死亡的门阀士族，更是不计其数。北齐颜之推说，两晋之际南下的百家士族在建康者，经过侯景之乱已“覆灭略尽”。从此南朝力量更加衰落了。

北齐与北周

北魏分裂之后，东魏朝政大权被权臣高欢把持。高欢死后，他的儿子高澄专权。后来高澄的弟弟高洋灭东魏自立，建立了北齐政权。而西魏的大权则一直掌握在宇文氏手中，557年，宇文觉建立北周政权，西魏灭亡。

北齐代东魏

东魏建立后，大权牢牢掌握在高欢手中。高欢善于玩弄权术，势力渐大，权倾朝野，令孝静帝天天都提心吊胆，对高欢颇为畏惧。高欢执政至547年死去，期间土地兼并情况严重，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尖锐，屡败于劲敌西魏宇文泰。而高欢死后，其子高澄继承了其父亲的职位，权势更大。

高澄是高欢的长子，自幼聪明过人，深得高欢喜爱。531年高欢攻下邺城后，将他立为世子。高欢死后，高澄被孝静帝元善见任命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承袭其父渤海王位。

不久高澄因为专横跋扈被其厨奴兰京杀死，“内外震骇”。他的弟弟高洋当时年仅二十一岁，却神色不变，指挥若定，亲自围捕兰京等人，“自脔斩群贼而漆其头”。

名家评史

……反观高氏，虽其所凭借者胜于宇文，然并无调和汉人与鲜卑之方策，故东魏北齐四十余年之中，其政治上常发生鲜卑与汉人之冲突，力量分散。齐为周灭，此其一因。

——缪钺

高洋（526年—559年）是东魏大宰相高欢的次子。高洋肤色黝黑，脸大，面部的肌肉往两边耷拉，一身牛皮癣，踝骨畸形。与哥哥高澄相比，高洋完全是个丑陋的少年，但父亲高欢对这个丑儿子却很看重。

一次高欢为了试探儿子们的智力，在每人面前扔了一团乱丝线，观察当时还都是少年的儿子们的反应。大家见到线团，都手忙脚乱想把丝理顺，唯独高洋“抽刀斩之”，口里还恶狠狠地说：“乱者须斩！”

因为父亲是东魏高官，高洋也出任京畿大都督，掌管外朝大政。但是他假装愚钝憨直，连自己的妻子被哥哥齐王高澄多次调戏也假装不知道。无论国事家事，高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求相安无事。

高澄死后，高洋被封为大丞相，都督全国军事，并承袭了哥哥高澄的齐王爵位。自此以后，高洋一下子像变了个人似的，不但办事井井有条，一清二楚，还推行新法，把晋阳城管理得市井繁荣，井然有序。

对于高澄之死，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十分高兴，起初天真地认为：“此乃天意，威权当重归于我。”但接踵而来的事实随即粉碎了他的幻想。高洋去晋阳宫入殿面辞，“从甲士八千人，登阶者二百余人，皆攘袂扣刃，若对严敌。”高洋自己不说话，让随从人传话，告诉孝静帝说自己要去晋阳，虚拜两下，扭头便走。孝静帝大惊失色，望着高洋背影，沉痛地说：“此人似乎更不相容，吾不知死在何日！”

高澄死后没多久，高洋就在高德政、徐之才、宋景业等人的鼓动下从晋阳向邺城出发，准备篡位。当时不仅高欢的挚友司马子如、高隆之等人不大愿意高洋急着篡位，连高洋的母亲娄氏也说：“汝父如龙，汝兄如虎，犹以天位不可妄据，终身北面事人。你以为自己是谁，敢行尧舜之事！”

这样一来，高洋犹豫了，半路返回晋阳，闷闷不乐。徐之才善察人意，进言说：“正为不及父兄，才应早升尊位以定人心。”恰巧高洋自铸铜像成功（北朝人喜以铸像占卜吉凶），便欣然上马，率军马直奔邺城，逼迫元善见禅位，登上了皇帝之位，是为北齐文宣帝。

至此东魏灭亡，齐国建立，史称北齐，其时为550年五月，改元天保。高洋最终还是没有放过元善见，于552年，命人毒死了元善见，元善见死时年仅二十八岁。高洋追尊其父高欢为神武皇帝，其兄高澄为文襄皇帝，尊其母娄氏为皇太后。

北齐主高洋纵酒妄杀

高洋嗜酒成性，每天都要喝得大醉方休。之后就随意行凶，草菅人命。

酒鬼皇帝高洋

建国初期，高洋励精图治。高句丽、柔然、库莫奚、南朝萧绎都相继遣使朝贡。“终践大位，留心政务，理刑处繁，终日不倦。以法政下，公道为先”。

552年春，高洋亲自率军，讨伐在代郡一带屡次侵境的库莫奚，“大破之，获杂畜十余万”。随后高洋北巡冀、定、幽、安四州，北讨契丹，“亲逾山岭，为士卒先，指麾奋击，大破之，虏获十万余口，杀畜数十万头”。此次征伐，高洋以皇帝之尊，露头袒膊，昼夜不息，骑行一千多里，“唯食肉饮水，壮气弥厉”。至此“远近山胡莫不慑服”。两年后高洋发一百八十万役夫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从此高洋“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

当了皇帝的高洋开始嗜酒，渐渐变得昏乱妄为，脾气暴躁。有时喝到酣畅时，他自己就起身擂鼓，然后跳舞，直跳得筋疲力尽。有时他脱光了衣服，乱叫乱闹。有时他披头散发，穿上胡服，到街上挥刀舞剑。有时随意乱走，到大臣家去乱闹一通，搅得人人胆战心惊。三伏天高洋会赤身裸体躺在地上晒太阳，而三九天他则在风雪中光着身子跑来跑去。不但自己发狂，还让随从们仿效他，弄得随从们苦不堪言。

高洋酒醉后不但发疯，还泯灭人性，兽性大发。一次他企图强奸父亲的小妾尔朱氏。尔朱氏不从，哀求他不要乱了伦理。高洋假意应允，却趁尔朱氏不备将其残忍地杀死。

高洋有个宠妃姓薛，被封为薛嫔。薛嫔的姐姐也十分美貌，高洋便将她也召进宫来，薛氏姐妹于是恳请皇帝封他们的父亲为司德公。高洋知道薛氏姐妹的父亲是个卖唱之人，地位卑贱，不配当官。后来不知怎么又想起薛嫔与高岳有过暖昧关系，不禁大怒。便令人当着高岳的面，将薛嫔的姐姐活活锯成八块，接着砍掉薛嫔的头，将她的尸体乱刀剁碎，继而把两姐妹的血渗进酒里，让大臣们共饮。高洋还叫乐师剔去薛嫔大腿的筋肉，用白森森的腿骨做成乐器。在每次杀人后的酒宴上，让乐师用薛嫔腿骨做成的乐器弹奏“佳人难再得”的曲子，以示对薛嫔的“怀念”。

随着酒瘾渐增，高洋几乎每日沉醉。别人大醉时昏睡，高洋一醉就杀人，或肢解，或焚烧，或投河，以把人虐死为至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酗酒、杀人。到了三十岁时，高洋已经不能吃饭了，每天只靠几碗酒度日，最终在昏醉中死去。

北周代西魏

西魏立国后宇文泰在大统七年（541年）九月，颁行了由苏绰起草的六条诏书，“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十一月又颁布了十二条新制，和之前颁布的二十四条新制合在一起，共三十六条。六条诏书和这些新制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并据此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大统十二年（546年）九月，高欢亲率大军十余万人，围攻西魏据守的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想拔除西魏安在汾水下游的这个钉子。西魏并州刺史韦孝宽镇守玉壁，顽强抵抗。高欢先后采用断水道、火攻、挖地道等战术，围城五十余日，士卒死亡七万多人，也未能攻下玉壁。最后高欢染疾，只得解围而去。玉壁之战，高欢倾力而出，攻一孤城五十余天不下，智力皆困，以至愤恚成疾，第二年正月，发病而死。自此西魏扭转了过去的劣势，和东魏势均力敌了。

在侯景覆灭的同年，萧绎在江陵称帝，同时其弟萧纪也在成都称帝。次年萧纪发兵攻江陵，兵败被杀。西魏乘机攻陷成都，占有了益州。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宇文泰死，诸子幼小，遗命宇文护掌管国家大政。宇文护是宇文泰之侄，他在与东魏的交战中屡建战功，又与于谨南征梁朝江陵。他想乘宇文泰的权势和影响尚存时早日夺取政权，所以在557年迫使西魏恭帝（拓跋廓亦称元廓）禅位于周。不久就杀了拓跋廓。

同年宇文护立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称大周天王，是为北周闵帝，建立北周。宇文护为大司马，封晋国公。宇文觉也是少年坚毅刚决，不满宇文护的专权。他又与大臣商量捕杀宇文护，结果尚未发动就泄了密，宇文觉被废黜，不久后被毒死。

宇文护又拥立宇文泰另一个儿子宇文毓为帝，是为北周明帝。宇文护认为宇文毓温文儒雅，立他为帝好控制。岂料宇文毓却并不如宇文护所想象的那般懦弱无能，他在处理事务中逐渐显露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才干。他周围逐渐集聚起一批老臣元勋。他致力于发展经济，在百姓中也威望日高。为了试探一下，宇文护假惺惺地搞了一次“归政于帝”的举动，把除了军权以外的所有权力都交还给皇帝。谁知宇文毓毫不客气地照单全收，并把自己的名号正式改为皇帝（在此以前，北周的最高统治者不称皇帝而叫天王）。所有这些，都引起宇文护的疑惧和不安。于是在560年他指使一个御厨在明帝的食物里下了毒，毒死了明帝。

尔后又立宇文泰四子宇文邕为帝，是为北周武帝，实际大权仍由他掌握。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子，性格沉稳，不爱多言，但如果有事问他，他总能说到点子上，所以明帝曾感慨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宇文泰很喜欢他，常对人说：“成吾志者，此儿也。”

北周武帝即位时，北周政局十分不稳，关键原因就在于宇文护垄断了北周的实权。宇文护性宽和，但是不识大体，委任非人而久专权柄，又素无戎略，两次伐齐都大败而归。诸子贪残，僚属恣纵，蠹政害民。宇文邕与其弟卫王宇文直暗中策划，于建德元年（572年）杀死了宇文护。

宇文护被杀后，北周的大权才真正开始掌握在北周武帝手中。北周武帝除去了心头之患，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在父亲宇文泰所建立的基础上，终于使原来弱于北齐的北周，转弱为强。

天下归隋

南朝萧梁政权灭亡之后，取而代之的是陈朝。而北方的北周政权因为北周武帝励精图治而变得强大起来，北周在灭北齐后，政权被大臣杨坚篡夺。杨坚建立隋朝，最终消灭南陈，统一了全国。

南北朝的宗教、艺术与科技

崇信佛教者与反对佛教者之间的斗争。东晋南朝时期，由于受玄学和宗教发展的影响，鬼、神等迷信思想十分严重。范缜先后仕齐、梁，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官。他发展了魏晋以来的无神论思想，对佛教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南齐时，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在西邸招揽宾客。萧子良笃信佛教，范缜在西邸与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范缜很明确地说明了人生富贵、贫贱的偶然性，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范缜又著《神灭论》，论证 “形与神”的关系问题。范缜用刀与利的关系比喻形与神的关系，指明了精神对物质之依赖性，这在当时的唯物主义理论上是一大进步，有力地批判了精神不灭的思想。

西魏诸天

此图中上层有驾马车的日天、趺坐菩萨，中层是一群供养菩萨，下层为一辆三凤车。“天”在佛教中主要指有情众生因各自所行之业而感得的殊胜果报。佛教把古代印度神话和其他宗教中的一些神也称为“天”，并将他们吸纳进来，视为佛教的护法神。“天”的队伍不断扩大。

在道教方面，北魏前期的寇谦之是炼丹派的代表人物。他得到太武帝拓跋焘的支持和扶植，在北魏都城平城建立天师道场，称为“新天师道”。

在绘画方面，陆探微擅画人物，造型有“秀骨清像”之评，与顾恺之并称“顾陆”。张僧繇亦善画人物，尤善绘佛像。

南北朝时代，诗歌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了新的变化，文人诗歌从刘宋初开始由玄言转向山水。山水诗派的开创者是南朝刘宋的谢灵运。他与陶渊明不同，是世家大族之冠，又身居高位。他拓宽了诗歌的题材，描写山水，着意于欣赏刻画，注重词藻，表现形式和技巧方面也有新的变化。“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谢灵运所写主要是会稽、永嘉、庐山等地的山水名胜，亦有他的地主庄园。

历史细读

胡床是西域常用的坐具，东晋南朝时期使用胡床十分普遍。胡床类似于今天的折叠椅，简便、实用、便于携带，很快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胡床的传入渐渐地改变了汉人以往席地而坐的习惯。

南北朝时期的民歌出了许多传世之作。由于南北对立的状态，民歌的发展也就带有地区特点。南方的民歌有吴歌和西曲之分。吴歌为建康一带的民歌，西曲为郢、荆、樊、邓一带的民歌。吴歌与西曲艳丽细腻，内容较狭窄，多写情歌及少女。北曲包括了北方少数民族如鲜卑、吐谷浑等族的民歌，汉族亦有不少优秀之作。多以反映社会情况、北国风光为主要内容，以慷慨爽朗为其特色。著名的《敕勒歌》原为一首鲜卑语诗歌。在高欢被西魏击败时，曾命敕勅族人斛律金唱此歌以激励士气，高欢亦同时合唱。《木兰诗》则质朴刚健，内容宽泛，形式也更为自由。

刘勰撰《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南朝梁人钟嵘撰《诗品》三卷，选择自汉到梁时部分诗人及其作品，进行评论。他批评了片面追求声律及以用典为贵的风气，亦反对玄学对诗歌的影响，主张作品要古朴自然，切忌“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南北朝时期的石窟寺艺术是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我国的石窟寺的开凿随着佛教传布的方向亦由西而东、由北而南。最早的石窟寺开凿于新疆，以拜城县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现存洞窟二百三十六个，始凿于前秦。此外甘肃还有永靖县西秦年间开凿的炳灵寺石窟，天水北魏期间开凿的麦积山石窟等。东方最早的石窟是山西大同武周山的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之时。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迁都洛阳，又开始在洛阳城南的龙门凿窟造像。

石窟寺是一种佛教寺庙的建筑形式，起初是以洞窟为主，后来出现了露天摩崖造像。石像有佛、菩萨、天王、力士等。大型佛像神态肃穆安详，虽静欲动。每座石窟寺都是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如敦煌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在世界艺术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正史有刘宋时范晔的《后汉书》，萧梁时刘昭把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中的八志收入，并为其作注，分成三卷，为研究东汉史的重要资料。史学方面，《宋书》为南朝梁时沈约撰，是一部记述刘宋一代的纪传体断代史。《齐书》亦名《南齐书》，为南朝梁时萧子显撰，亦为纪传体断代史，今本佚序录一卷。东魏杨衒之撰的《洛阳伽蓝记》，分城内及四门之外五篇，详细地记述了城内外著名伽蓝（佛寺）的结构、古迹、工商业、历史等情况。文字简洁，描述细致，史料价值极高。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全面系统的综合性的地理名著，文笔生动流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祖冲之除了计算出圆周率之外，还编制了《大明历》，规定一年为365.2428天，这个数据比当时其他一些历法更为准确，是我国宋代《统天历》以前最好的一个数据。《大明历》的编制是我国历法史上的第二次大改革。

在农学方面，北魏的农学家贾思勰，曾任高阳郡（今山东高阳）太守。他平时关心农业生产，具有丰富的农业知识。他从文献中搜集了许多古代和当时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知识，又记问老农，撰成《齐民要术》一书。这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农业科学著作。

陈霸先自封陈王

侯景之乱后，梁武帝子孙为了争夺皇位，纷纷自立。在中央朝廷，武将陈霸先控制梁元帝以为正统。555年，梁元帝死亡，陈霸先立敬帝萧方智。557年，他废敬帝而自立，是为陈武帝，国号陈，年号永定。萧梁灭亡，共立国五十五年。

陈霸先，字兴国。永嘉之乱时，其先辈南渡，迁居吴兴长城（今浙江长兴），家世寒微。

梁朝宗室新喻侯萧暎担任吴兴太守时，对陈霸先非常器重，因为这位小吏虽然出身僚佐，但讲义气，重然诺，在吴兴地面一呼百应。陈霸先在岭南镇压当地民乱有功，很快就升为西江都护、高要太守。梁朝新州刺史卢子雄讨贼不利，被朝廷斩首，他的儿子与部下造反，进寇广州。陈霸先“率精兵三千，卷甲兼行以救之，屡战屡捷”，大破贼众。梁武帝萧衍得知后，授陈霸先为直阁将军，封新安子，并派画师到岭南画了陈霸先的像送至建康亲自临观。至此陈霸先名闻朝廷。

后来侯景作乱，广州刺史元景仲与侯景暗通。陈霸先马上提拔朝廷委派的宗室萧勃为广州刺史，带兵攻打元景仲，逼得这位前广州刺史自杀。于是陈霸先便以始兴（今广东韶关）为根据地，准备北讨侯景。始兴土豪侯安都认为陈霸先是个英雄，日后必成大器，主动帮他招兵买马。两人一起统兵，与王僧辩会师，大败侯景，收复了建康，并被梁元帝萧绎封为长城县侯，成为平定侯景军乱的重要功臣之一。

不久梁元帝被西魏军队俘获杀害，陈霸先就与王僧辩共迎梁元帝的第九子、时任江州刺史的萧方智为帝，是为梁敬帝。梁敬帝只有十三岁，一切军国大事皆由陈霸先和王僧辩主持。这时北齐把在寒山之战中俘虏的梁武帝的侄子萧渊明送回。王僧辩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想让萧渊明当傀儡，任由自己摆布。于是拥立萧渊明继皇帝位，把原先和陈霸先共立的小皇帝萧方智封为“皇太子”。

陈霸先认为王僧辩废萧方智是名不正、言不顺，多次劝阻，皆被王僧辩拒绝，陈霸先自此和王僧辩反目成仇。陈霸先以拒抵北齐为名，突袭王僧辩。王僧辩听说城外有兵来攻，慌忙四处寻找兵甲。因为来不及抵御，王僧辩父子不得不下楼投降。陈霸先于是派兵把王僧辩父子押下去，用绳子双双勒死。此时的陈霸先想重新迎立萧方智为帝，但自己立足未稳，只得向北齐“称藩”，并以萧渊明为“司徒”，做做样子给北齐看。555年，王僧辩的残余势力杜龛、王僧智等人起兵，并引北齐军入寇。面对强敌，陈霸先披甲跨马，亲自带兵从建康西明门出击，大败北齐军，缴获无数战利品。556年，北齐又遣萧轨、东方老以及任约等人率十万大军攻梁，但全被陈霸先打败。

557年，陈霸先见北齐已经无法对自己构成威胁了，便自封为陈王。三天之后，这位陈王就让梁敬帝“禅位”于己，改国号为陈，梁朝至此灭亡。

但陈霸先只做了三年皇帝，便重病不治而死。陈霸先死后，他的侄子陈蒨即位，是为陈文帝，年号天嘉。陈霸先一直对陈蒨颇为器重，称其为“吾家英秀”。陈蒨在梁朝历任吴兴太守、会稽太守，协助陈霸先消灭了王僧辩的部属。陈霸先称帝后，封其为临川王。曾召总揽军政，后奉命驻军皖口。陈蒨面对政局动荡、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的局面，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整顿吏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平定各地割据势力，使政局渐趋平稳。他还反对奢靡，厉行节约，使江南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这时的陈朝政治清明，百姓富裕，国势比较强盛。陈蒨是南朝历代皇帝中难得一见的有为之君。566年病逝，谥号为文帝，庙号世祖。

陈后主《玉树后庭花》

陈文帝之后，陈废帝陈伯宗即位。之后是陈顼，即陈宣帝，他于568年即位，在位十四年，年号太建。陈顼在梁元帝时，累官直阁将军、中书侍郎。在陈废帝时，进位太傅，领司徒，总揽军政大权。光大二年（568年），假传太后之命，废陈伯宗自立为帝。他曾从北齐手中夺回了淮南旧地。太建十年（578年），与北周争夺徐、兖二州，败于吕梁（今江苏徐州东），淮南尽失，陈朝国土大缩，从此一蹶不振。

陈宣帝病重弥留之时，太子陈叔宝与其胞弟始兴王陈叔陵以及另外一个兄弟长沙王陈叔坚一同入宫侍疾。宣帝小敛之时，陈叔陵用切药刀，猛然砍向跪地痛哭的储君陈叔宝的脖子，由于刀钝砍杀不深。陈叔坚制住了陈叔陵，但被他逃脱。陈叔陵回到府中召集人马反叛。陈叔坚借太子的名义召右卫将军萧摩诃入宫受敕。萧摩诃当时虽然手下仅有数百名兵马，却是百战名将，接到命令后直奔东府杀来。双方刚一交战，陈叔陵就落败，被萧摩诃的手下当场杀死。

太建十四年（583年），陈宣帝病死，陈叔宝即位，改元至德，是为陈后主。陈叔宝脖子上的伤刚一好，他便开始奏乐饮酒，天天玩乐不休。继位两年后，便在光照殿前建造起三座弘丽高大的楼阁，分别命名为临春阁、结绮阁、望仙阁，供宠妃张丽华居住游玩。

张丽华出身于军人之家，生下儿子陈深（后被立为太子）。陈叔宝继位后，马上拜这位宠姬为贵妃。由于出身贫贱，张贵妃聪慧的秉性发挥到极致，“才辩强记，善候人主颜色”。当时陈叔宝倦于政事，百官奏书皆由太监进呈御阅，陈后主每每把张贵妃抱置膝上“共决之”，而且条理分明，批奏有度，“无所遗脱”。陈叔宝见张贵妃如此聪颖伶俐，益加宠异，对其所言无不听。

陈叔宝的文学修养很高，十分喜欢诗赋歌曲，能作曲赋诗，极有成就，他的代表作《玉树后庭花》更是诗句脱俗。自负的陈叔宝，每天便在一群文人骚客和美女们的陪伴下，作诗饮宴，游乐无度。

陈朝在武帝及文帝、宣帝时期，政治情况较梁末有所改善，受破坏的江南经济也逐渐得到了恢复。但陈在对北方的战争中，却是先胜后败。陈宣帝太建五年（573年），陈将吴明彻乘北齐大乱之机北伐，攻占了吕梁（今江苏徐州东南）和寿阳，一度占有淮、泗之地。北周灭北齐后，吴明彻再次北伐，在进攻彭城的战斗中失败被俘，陈军主力覆灭，淮南得而复失，陈的国力愈加衰弱。连年的战乱让自耕农的贫困状况日益严重，繁重的徭役、兵役以及官吏的层层盘剥，更使普通百姓的生活困苦不堪。

而在此时，北方的北周却日益强大起来。北朝地区的人民已基本上完全汉化，士兵自西魏起就在均田制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府兵制”，军人的自豪感、荣誉感以及他们身份的日益提高，使其战斗力随之越来越强。

齐后主华林纵逸

北齐的后主高纬喜欢用琵琶弹奏《无愁曲》，因此民间称其为“无愁天子”。他在华林园建了一个贫儿村，自己身穿破烂衣服行乞取乐。高纬只知享乐，当北周大军压境时他还在打猎，北齐的灭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北方再度统一

北周武帝即位之后，做了三件大事：一是除掉宇文护，使大权重归于皇帝手中；二是大力打击佛教，增强了全国的经济实力；三是灭掉北齐，重新统一了北方。

长期以来，北周和北齐之间主要是战争关系，双方互有胜负，力量大体均衡。但是自从北周武帝亲政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经过灭佛，国家经济实力增长；二是吸收广大汉族农民充当府兵，扩大了府兵队伍，军事优势形成；三是北与突厥和亲，南与陈朝通好，外交策略上获得成功。

北齐在高洋死后国势日衰。560年，权臣高演废齐主高殷自立。高演在位时北齐国力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之后继位的高湛（高演之弟，北齐武成帝）悭吝无为。高湛死后继位的是后主高纬，他昏庸无道，在位12年，北齐的政治日益腐败，已成风雨飘摇之势。北周武帝看清了北齐混乱的局势，决定出兵伐齐。建德四年（575年）七月，北周武帝出兵攻打北齐。前期进军很顺利，但后来因为北周武帝得了急病，所以只得退兵。

第二年（576年）十月，北周再次出兵伐北齐。此次伐北齐，北周武帝集中了十几万兵力，改变了前次的进军路线，亲自率部直攻晋州。十月下旬，北周军主力进抵平阳城下，北齐晋州刺史崔景暠等投降。平阳为晋阳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北周武帝接受了上次伐北齐失败的教训，派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安定梁士彦为晋州刺史，留精兵一万镇守平阳城。

北齐后主高纬在北周军进攻平阳的时候，正带领妃子冯淑妃在天池（今山西宁武西南管涔山上）打猎。晋州告急的文书，从早晨到中午飞马传送了三次，右丞相高阿那肱居然不去报告高纬。直到晚上，信使来说：“平阳已陷。”高阿那肱才上奏高纬战事情况，冯淑妃却要求高纬“更杀一围”。高纬竟然置战局而不顾，又和冯淑妃尽兴打起猎来。

十一月初，北齐后主率齐军主力十万要夺回平阳，开始将平阳城包围，昼夜不停地攻打。城中情况危急，城堞皆尽，城墙完好处不过数仞而已。齐周双方短兵相接，或交马出入。北周军外援不至，守城将士有些惊慌。而梁士彦慷慨自若，对将士们说：“死在今日，吾为尔先。”于是北周军奋勇争先，无不一以当百。北齐军稍退，梁士彦立即命令城中军民乃至妇女，昼夜修城，三天就把城墙修好了。北齐军挖地道攻城，城坍陷了一处，将士乘虚而入。可是就在此紧急关头，高纬却突然命令将士暂停攻城。原来传说晋州城西石上，有圣人遗迹，高纬要和冯淑妃同去观看。冯淑妃涂脂抹粉，耽误了很长时间才姗姗而来。这期间北周军早已抢时间用木板把缺口挡了起来。高纬又恐城中射出的弩矢伤了冯淑妃，特抽出攻城的木料，筑造远桥。这样一来，北齐军就失去了攻城的有利时机。

十二月北周武帝从长安赶赴平阳，北周军其他各路兵马也齐集平阳，约有八万兵力。北周军临城而阵，东西长达二十余里。起先北齐军怕北周军猝然而至，曾想出一个办法，在城南穿堑，从乔山至于汾水。北齐后主高纬见周军到来，便下令北齐兵在堑北布阵。北周武帝命齐王宇文宪前去探看虚实，宇文宪回来后很有信心地对北周武帝说：“请破之而后食。”

两军交战，实力不相上下，后来北齐军略略后退，冯淑妃就惊慌失措地大声喊道：“齐军败啦！齐军败啦！”高纬带着冯淑妃慌忙向高梁桥逃去。北齐师见君主一逃，顿时军心大乱，连战皆溃，死者万余人。“军资甲仗，数百里间，委弃山积”。

平阳之战，北齐主力实际已被打垮。高纬逃回晋阳，想逃往北朔州（今山西朔州），进而投奔突厥。他一出晋阳城，百官纷纷逃离，连穆提婆见大势已去，也转而投奔北周武帝去了。高纬在邺城，将皇帝位子让给了八岁的儿子高恒，自己当起太上皇。577年一月，北周武帝率军攻破邺城。这时高纬已先一日逃往济州，又从济州逃往青州，准备投奔陈朝，为北周追兵所俘，送往长安被杀。

北周武帝灭北齐，统一北方，在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结束了自东西魏分裂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使人民免受战争之苦，得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从而促进了整个北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广泛交流和发展，为隋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坚篡权建隋

北周宣帝宇文赟是周武帝宇文邕的长子，性情暴虐，荒淫无道。578年武帝去世后，宇文赟即位，即位后他立刻沉湎酒色，又大肆装饰宫殿，且滥施刑罚，经常派亲信监视大臣们的言行，北周国势日渐衰落。宇文赟帝位刚刚坐稳，马上就诛杀了他的叔父、功高德茂的齐王宇文宪。讨伐北齐时，宇文宪率军打得北齐后主高纬一路狂奔，又俘虏了北齐最能打仗的宗室安德王高延宗、任成王高湝以及广宁王高孝珩等，可以说是北周王朝平定北齐的头等功臣。可是宇文赟刚一即位就缢死了齐王，顿时使天下之人大失所望。

宣帝即位一年后就禅位于长子宇文衍（后改名阐），他本人则在禅位次年死亡，年仅二十二岁。杨坚以宣帝后父的身份假称受遗诏辅政。静帝宇文阐继位时年仅七岁。杨坚自任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至此北周的国家最高权力，实际上已落入杨坚手中。杨坚祖上为弘农杨氏，是著名的世家大族。后居武川镇，累世有功于北魏王朝。其父杨忠在西魏时，屡有战功，赐姓普六茹氏。北周代西魏，进位柱国大将军，封随国公。杨坚在灭齐时，建立了大功。杨坚的妻子是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之女，杨坚长女为宣帝皇后。所以杨坚在宣帝时，已官高权大，“位望益隆”。

杨坚辅政，引起了宇文氏贵族和皇亲国戚的疑忌。大象二年（580年）六月，相州（今河北临漳西南）总管尉迟迥（宇文泰之外甥）首先举兵反叛，不久就聚集了十余万人。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等相继响应，可是杨坚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他一方面废除宣帝时的“刑政苛酷，群心崩骇”的事项，改行惠政，减轻赋税，解放奴婢，开放鱼池山泽之禁，任民樵采捕捞，深得人民拥护；另一方面积极出兵，对反叛势力进行坚决的打击。八月尉迟迥兵败自杀，司马消难因兵败而投降南方的陈朝，王谦于十月兵败被杀。至此一场全国性叛乱被平定下来。

次年杨坚即废北周静帝宇文阐自立，是为隋文帝，国号隋，改元开皇，仍定都长安，称大兴城。北周灭亡。从此中国的北方结束了北朝的历史，进入隋朝统治时期。

仁政惠民的廉吏令狐熙

此版画描绘了隋文帝时期，令狐熙任沧州刺史，勤政爱民的故事。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亲临洛阳，令狐熙前去洛阳朝见，百姓以为他要离任，极其不舍。等他复还时，百姓们纷纷出境迎接。

隋文帝统一全国

开皇三年（583年），隋出兵反击突厥获胜，消除了北面的威胁。又经过数年的治理，国力日益强盛。而南方的陈朝传至后主陈叔宝时，政治日益腐败，库空民穷，戒备懈怠。

开皇七年（587年），杨坚采纳大臣们的灭陈之计，想方设法误导敌人，疲劳敌军，并且加紧赶造战船，迷惑、麻痹陈军。并下诏揭露陈后主的罪行，争取陈国民心。陈叔宝听说后，没有派兵防御，而是自以为“王气在此，自有天佑”。朝中众佞臣都附和陈叔宝说有长江之险，不必担忧。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隋朝以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王杨素为行军元帅，率五十万大军南下伐陈。由杨广指挥，直接攻打陈都建康。在敌人大军压境的紧急情况下，南朝陈后主仍然沉缅于酒色而不能自拔，自恃长江天险，忙于准备欢庆春节，甚至令驻守江州 （今江西九江） 、京口（今江苏镇江）的两个儿子率船返回建康，致使长江防守更加薄弱。隋军在长江上游首先发起进攻，屯于公安的陈荆州刺史陈慧纪一看形势不利，忙率战船千艘、将卒三万余人东撤，欲增援建康，结果被隋军阻于汉口。

开皇九年（589年）正月初一，位于长江下游的隋军乘陈军欢度春节之机，分路秘密渡江，韩擒虎率军袭占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杨广率军进屯六合南之桃叶山。这时陈后主才感到事态严重，急忙下旨调兵抵御，但为时已晚。隋行军总管宇文述率军三万攻占石头城，对建康已形成包围之势。配合主力进攻建康的其他两翼隋军亦进展顺利。王世积军在蕲口大败陈军，燕容军已进入太湖，牵制住吴州陈军。“陈人大骇，降者相继”。

这时建康附近陈军尚有十万余人，但陈叔宝“唯日夜啼泣”，先前的自信、霸气荡然无存。后主陈叔宝不懂军事，又不听臣下的合理建议，将军队全部集中部署于城内外。此前陈朝大将萧摩诃数次请兵，要趁隋军立足未稳出击，但都被陈叔宝拒绝。结果建康城被围成铁桶一般。

孔范想要立功，夸下海口请兵出战。陈叔宝竟然同意，二十日下令诸军出击。“诸军南北二十里，首尾进退不相知”。隋朝大将贺若弼观察军情后，仰天大笑，以甲士八千人为阵，等待陈军来攻。陈军方面人数众多，可是只有大将鲁广达一人率部下两三千人进战隋兵，吓得贺若弼“纵烟以自隐”。但孔范由一帮亲兵围着龟缩观望。萧摩诃因为陈叔宝不用自己先前的策略，故而一直率部下“观战”。刚得小胜的陈朝兵士斩杀隋兵后，纷纷拿着人头回奔建康城内，向皇帝“领赏”。趁陈兵骄惰之时，贺若弼指挥隋军径直朝孔范一军杀来。两军还未交手，孔范纵马便逃，一时间“陈诸军望见，骑卒溃乱，不可复止，死者五千人”，连大将萧摩诃也被活捉。

任忠跑回城中，告诉陈叔宝打了败仗，陈叔宝顿时慌了手脚，急忙拖出两大箱黄金给任忠，让他出外募人出战。任忠带着这两大箱黄金，一出城就投降了隋将韩擒虎，并掉转头带领隋军直入朱雀门。

隋兵很快从四面八方冲入皇宫，陈叔宝跟着一帮宫人就往景阳殿跑。但因为体力不支，只好躲入一口枯井内。隋军到处找不到陈后主，捉住几个太监一问，才知道他逃到后殿投井了。隋军兵士来到后殿，从一口井中把陈后主和两个宠妃拉了上来。

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对陈朝亡国君臣皆宽恕其罪而不杀，并令后主下诏招降，吴州等地拒降被攻灭，余皆归附。陈朝灭亡，隋朝得三十州、一百郡、四百县。至此自东晋以来二百余年的分裂局面重归于一统。

中外文化的交融流通

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分裂为三个国家：北边是高句丽，西边是百济，东边是新罗。

这三个国家同中国的南北政权都保持了经常性的来往。南朝的宋、梁政府应百济的请求，曾把一些佛教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赠给百济。由于互相往来密切，中国的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等书籍以及医药、历法等相继传入朝鲜。朝鲜的语言吸收了不少汉语词汇，很多人能用汉文写作。与此同时，朝鲜人创造的乐曲和新罗的一些乐器也传入了中国。

南北朝时期，日本也曾多次派使者来中国。通过互相往来，中国的文化传到了日本。4世纪时，不少中国纺织工、养蚕和缫丝能手、裁缝师、陶工以及厨师等移居日本，带去了先进的技术。中国的《论语》《千字文》也由百济人王仁带入日本，日本开始采用中国汉字。百济人又把中国的五经传到日本，于是儒家思想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梁武帝时，司马达把印度的佛教带到日本，从此日本文化又受到佛教影响。

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一直很密切。这些国家向往中国文明，不断派遣使者来到中国。据记载，这时期扶南国遣使来中国就有三十多次。扶南是中国史籍所载1到7世纪印度支那半岛南部的古国名。又作夫南、跋南。约在1世纪初建国。其领土包括今柬埔寨以及越南南部、泰国东南部一带，鼎盛时达到老挝南部、泰国西部乃至马来半岛南端。自三国孙吴黄武四年（225年）至南朝陈祯明二年（588年），扶南国不断遣使来华。3世纪中期，朱应、康泰奉吴大帝孙权之命出使该国，回国后著有《扶南传》《扶南异物志》。梁天监三年（504年），梁武帝曾授其国王阇耶跋摩以安南将军、扶南王之号。扶南国和中国的经济、文化联系颇为频繁。“扶南大舶”远近闻名。“扶南乐”早在三国时即传入中国，隋代和唐初被列为九部乐之一。南北朝时期，扶南国僧人来华在扶南馆等处译经，番禺（今广东广州）的佛寺中曾供有扶南国所造的石像。6世纪下半期，其北部属国真腊崛起，扶南国的都城南徙，与中国来往渐稀。这时越南与中国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越南的交趾是中国和西方、南海诸国商使往来的常经之路。林邑与南朝也有密切联系。经过长期往来，中国的制酒、养蚕术传到老挝。中国的灌溉用水车、建筑、造纸、纺织等技术传到越南，并开始推广。越南的琉璃制造技术，这时也传入中国，使中国的琉璃制造技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提高。

与大秦（罗马帝国）等国的交流。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大秦除了通过“丝路”与中国北方保持联系外，还通过海路与南中国交往。孙吴黄武五年（226年），大秦商人秦伦来到建业，受到了孙权的接见。西晋初年，大秦又派使者来中国。

同一时期，波斯（伊朗）、康居、大宛、大月氏等国的商人、使者也不断来到中国。北魏太安元年（455年），波斯萨珊王朝遣使来华。此后直到西魏时期，信使往来不断。通过友好往来，大秦等国的石棉布、水银、琉璃、药材和汗血马等输入到中国。中国的丝绸、铜器等输出到大秦、波斯等国。6世纪末，中国的养蚕术通过波斯也传入了大秦。

与印度等地的交往。三国以后，由于海上交通的开辟，中国同南亚各国的联系得到了加强。佛教在中国传播以后，僧侣们的往来经常不断。他们多是学问僧，对中国同印度等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其中贡献较大的是自中国西去求法的东晋僧人法显。法显本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从后秦京城长安出发西行，历经艰险，翻越葱岭，经过今阿富汗到达了印度。他西去求法前后共十四年，历访三十余国，携回很多梵本佛经。他游历了印度各地，到达释迦牟尼诞生地迦维罗卫城（今尼泊尔境内），自海上回国途中又到过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或兼称此二岛）和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或苏门答腊）。法显归国后在建康翻译了带回的大量佛经。又撰《佛国记》（《法显传》），记述了他的旅行见闻。他对促进中国同印度、尼泊尔等国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目录

隋 朝

隋文帝励精图治

杨坚的称帝之路

显赫的出身

处心积虑的夺权

开皇之治

官制的改革

兵制的改变

新的律法

科举制度的创立

经济的全面复苏

晚年的失误

因猜疑而毁法制

无过也要挨打

疏远忠臣

废嫡引祸端

隋炀帝的一生

一统河山

战功卓著的皇子

开拓疆土

奢华误国

建东都

下江都

一征高句丽

祸起萧墙

雁门破胆

起义中丧命

瓦岗军

众叛亲离

不容忽略的成就

文教艺术

书法

绘画诗歌

对边疆地区民族的教化

科技成就

历法医学

火药的起步

大运河

赵州桥

唐 朝

唐朝的建立

代隋而立

李渊起兵

攻占长安

统一战争

击破薛氏父子

北定刘武周

中原鏖战

李世民的雄才大略

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的密谋

骨肉相残

网罗英才

犯颜直谏的魏徵

战功赫赫的徐世勣

房谋杜断

贞观之治

纳谏与任贤

纵囚归狱

均田制与府兵制

科举制度

反击突厥

统一西域

联姻吐蕃

玄奘西行

晚年的迷茫

征战高句丽

奢侈的加剧

储位的遗祸

武则天女主天下

漫漫皇后路

从才人做起

反客为主

称帝之路

铲除异己

修改《姓氏录》

二圣临朝

废子夺权

武则天的统治

一代名相狄仁杰

控制西域

酷吏和酷刑

礼与法的争议

立储让位

唐玄宗的开元盛世

唐朝复国

韦氏之乱

太平公主的野心

开元盛世

改革吏治

姚崇治蝗

兵制改革

抑制佛教

掌控靺鞨族

手工业的发展

国际大都市的兴起

商业和交通

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印度

尼泊尔

越南和柬埔寨

朝鲜

阿拉伯

伊朗

东罗马

日本

安史之乱

盛世下的危机

远贤臣，亲小人

奢华无度

舞马斗鸡

杨贵妃的专宠

杨氏乱政

边疆败绩

安禄山的得势

因战乱结束的盛世

渔阳起兵

马嵬驿之变

颜真卿的抵抗

永王东巡与李白

张巡守睢阳

叛乱平息

动荡的王朝

藩镇割据

割据始成

泾原之变

边患又起

反击吐蕃

和亲回鹘

改革自救

刘晏整顿经济

杨炎与两税法

永贞革新

元和中兴

李愬雪夜入蔡州

张议潮光复河西

唐朝的灭亡

宦官之祸

宦官祸起

宦官与兵变

南衙与北司之争

宦官专权

甘露之变

朝政混乱

牛李党争

出身之别

水火不容

凄凉收场

唐王朝的末日

腐败的朝政

黄巢起义

朱温篡唐

唐朝的文化

科技的发展

雕版印刷术

火药的发明

李淳风与僧一行

药王孙思邈

史学的发展

《通典》

《史通》

宗教的发展

佛教

道教

外来宗教

儒学的发展

优美的唐诗

初唐四杰

诗仙李白

诗圣杜甫

王维与田园诗

边塞诗人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帝国的夕阳

诗僧寒山与拾得

女性诗人

古文运动与传奇小说

古文运动

传奇小说

绚丽多彩的艺术

兴盛的书法

多样化绘画

敦煌雕塑

诗化的音乐

霓裳羽衣

唐人风流

饮茶

醉吟

对弈

曲江宴

女子英气

五代十国的兴衰

后唐的李克用父子

结仇朱温

李克用的三支箭

李存勖称帝

宠幸伶人

后唐灭亡与儿皇帝

吴越

钱镠其人

修筑海堤

前蜀后蜀

两代而亡

后主丧国

亡于李后主的南唐

李昪的统治

边佛子与边和尚

李后主亡国

励精图治的后周

郭雀儿立国

后周的改革

建设开封城

周世宗灭佛

柴荣南征北战

遗留后患

其他政权

归义军曹氏政权

甘州回鹘

于阗国

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

战乱中的士人

司空图

罗隐

杜荀鹤

杜光庭

韩熙载

词的发展

蜀地花间词

南唐二主词

绘画艺术

花鸟画

人物画

山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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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要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秦以前的中国，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只有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而其所辖的各地方，也已经不是封建性的诸侯列国并存，而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的行政区分了。因此讲中国传统政治，可以径从秦汉讲起，以前暂略不论。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

——钱 穆

隋  朝

短命而亡  光辉灿烂  泽被后世

北周的辅政大臣杨坚于581年迫使年轻的北周静帝禅位，自立为帝，定国号为隋，年号开皇，建都长安，他就是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

隋朝建立之后，于589年灭陈，结束了中国将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中国又进入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时代。隋文帝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建立三省六部制。三省即尚书省（管理全国政务）、内史省（起草诏令）、门下省（审查政令及封驳），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在尚书省之下，分设六部尚书，分管全国各种政务。从此以后，历经唐、宋、元、明、清各朝，基本上沿袭了这种三省六部制。

在地方官制方面，最初沿用的是州郡县三级制，后来取消郡，实行州、县两级制。同时并省了不少州县，裁汰了一些冗官，从而节省了政府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隋文帝还下令，任何官员都要由吏部任命，改变了过去就地征辟的州郡长官多是本地豪强地主的弊病。隋朝还规定，县佐不准任用本乡人士。这些措施既改善了吏治，又加强了中央集权。

隋炀帝杨广于605年继位之后，大力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联系。607年，隋炀帝来到榆林，宴请突厥启民可汗及其部属。他带来了一支由三万多人组成的仪仗队伍，“辂辇车舆，皇后卤簿，百官仪服，务为华盛”，后面还有十多万甲胄鲜明的军队护驾。而来自中原的能工巧匠还仿照突厥可汗的牙帐形式，设立了一个能容纳数千人的大帐，以用来招待少数民族首领。

而早在这之前，启民可汗就征发突厥各部的劳力修建道路，恭迎杨广的驾临。杨广来了以后，启民可汗亲自用佩刀在隋炀帝的帐前除草。到场的少数民族首领也“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并共推杨广为“圣人可汗”。隋朝在北方少数民族中的声望达到了巅峰。

609年，隋炀帝又开始西巡。他横穿祁连山后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使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隋炀帝又令武威、张掖士女大众盛饰丽服观看，前来参加盛会的人群和乘骑绵延数十里。

隋炀帝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几番下江都游玩，滥用民力，民众的怨气不断积累。而此时隋炀帝三次讨伐高句丽皆不胜，死亡近百万人。百姓苦于隋炀帝的暴政，农民起义的烽火烧遍了全国，曾经强大一时的隋朝不久便灰飞烟灭了。

隋朝的统治共三十八年，前后仅文帝、炀帝两代，是我国历史上存在时间较短的朝代之一，但对后世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隋一朝，赵州桥得到修建，有关火药的记载也开始出现。修建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也是隋朝的一大功绩，长江、黄河、淮河、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得以联结。大运河还对黄河起了分流作用，数百年间黄河都未发生大的洪涝灾害。

在政治制度方面，隋朝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建立了科举制度。隋朝以前，政府选用官员采用的是“九品中正制”，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隋朝则设立了进士科，用考试的方法以才取人，考取的就可以到中央或地方政府中做官。

隋朝的速亡为后面的朝代提供了教训，而隋朝的成就为后世的繁华提供了基础。一个更为强盛的唐朝随之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

隋朝世系：文帝杨坚>>炀帝杨广

隋朝大事索引

时间 事件

581年 杨坚代北周称帝，国号隋，是为隋文帝。

隋文帝立长子杨勇为太子，将杨广封为晋王。

583年 隋文帝以“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每年断狱，犹至万数”，特敕命苏威、牛弘等人本着删繁就简的原则，修改《新律》，完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开皇律》。《开皇律》上承汉律的源流，下开唐律的先河，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585年 隋文帝在全国各地设置义仓，农民在收获季节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放在义仓，发生灾荒时便开仓放赈。

589年 杨广统领五十万大军南下灭陈，统一了全国。

590年 隋文帝下诏军人入户籍，属州县，府兵与均田制合一。

597年 隋文帝为了分化突厥，将安义公主嫁给小可汗之一的突利可汗，突利可汗遂倾向于隋文帝。

598年 隋文帝出动大军攻打高句丽。军中疾疫流行，士兵大多病死，无功而返。

600年 隋文帝下诏，废太子杨勇为庶人，改立杨广为太子。

601年 陆法言写成《切韵》五卷，统一了书面的声韵，为音韵学奠定了基础。

604年 杨广即位。

刘焯制定《皇极历》。

刘焯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了“等间距二次内插法”的公式。

韦云起率军大败契丹军。

605年 隋炀帝命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二百多万人。

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一百余万民夫，开凿通济渠。

606年 启民可汗到长安求见杨广，解释自己的忠诚，希望消除误会。

607年 隋炀帝被推为“圣人可汗”，隋朝在北方少数民族中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隋炀帝杨广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到达流求，也就是今天的台湾。

608年 刘焯推出岁差为七十六年差一度。

永济渠开凿。这条运河主要是利用自然河道，沟通沁水和淇水，然后北流从天津入海。其中一支向北伸展，然后合永定河，北达涿郡（今北京）。

609年 隋炀帝开始西巡。他成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亲巡西域的中原王朝帝王。

隋炀帝亲率大军击破吐谷浑部，吐谷浑“率男女十余万口来降”，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的广大土地尽为隋有。隋炀帝调罪人为戍卒，开屯田，并运粮供应，以保卫西域的安全。

隋炀帝来到位于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使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

610年 隋朝派虎贲郎将陈棱等率军攻流求，隋朝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随着陈棱等的军事活动达到了台湾。

隋炀帝着手进攻高句丽的准备工作，造车造船，调集军队，成百万的农民被征发用来从事运输和各种劳役。

611年 王薄率众在长白山（今山东济南东北）起事，自称“知世郎”，号召人们拒绝参加出征高句丽的战争，吸引了众多逃避征役的农民加入。

翟让在东郡（今河南滑县东）附近的瓦岗寨招集贫苦农民，组织了一支起义队伍，号称瓦岗军。

612年 隋炀帝集中了一百多万大军御驾亲征高句丽。

隋朝军猛烈攻击辽东（今辽宁辽阳），城墙塌陷，高句丽守军悬白旗乞降。但由于要等待隋炀帝的指示，遂丧失机会。

隋炀帝狼狈撤退，最后损失了三十万人。

613年 隋炀帝第二次御驾亲征高句丽。

杨玄感发动叛变，截断了隋炀帝的退路。隋炀帝放弃辽东，回军迎战杨玄感，第二次东征便这样草草收场。

614年 隋炀帝进行第三次东征。

高句丽王国无力抵抗隋军，就把杨玄感的同党、投奔到高句丽的斛斯政，送还给杨广，以表诚意。

高句丽国王高元拒绝入朝，隋炀帝下令准备第四次东征。

615年 隋炀帝从洛阳出发，到汾阳宫（今山西宁武）避暑。

突厥汗国的始毕可汗（启民可汗之子）亲统骑兵十余万，将隋炀帝围困。

616年 农民起义军已经占领了全国三分之二的郡县。

隋炀帝不顾大臣劝阻，再次去江都（今江苏扬州）巡游。

617年 瓦岗军攻占隋朝大粮仓兴洛仓，开仓分粮，声势大振。

李渊在太原起兵。

618年 隋炀帝被叛军所杀。

李渊在长安称帝，唐朝建立。

隋文帝励精图治

杨坚原本是北周的丞相，他乘北周皇帝贪图享乐之机，于581年夺取了北周的政权，建立了隋朝。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最终统一了全国。

杨坚的称帝之路

显赫的出身

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是西魏和北周的军事贵族，北周武帝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为随国公，杨坚后来也承袭了父爵。

西魏王朝曾有八大柱国，分别是宇文泰（李渊妻外祖父）、元欣、李虎（李渊祖父）、李弼（李密曾祖父）、赵贵、于谨、独孤信（杨坚岳父，李渊外祖父）、侯莫陈崇。他们创造了西魏、北周、隋、唐四个朝代辉煌的历史。据《周书》记载：“当时荣盛，莫与为比。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

乾坤带

图为唐太宗在金殿授秦英帅印的场面。在隋朝以及唐初，权臣现象非常突出。杨坚、李渊都是原来的大贵族。就是到了唐朝，据说大臣秦琼的孙子秦英因小事打死了皇妃的父亲，也只是带军出征，将功折罪。

传说杨坚出生的时候，窗外笼罩在紫金暮霭之中，仿佛神迹，一家人都兴奋不已。杨坚在佛寺里度过燃灯诵佛的童年。因为父亲的荫庇，杨坚十三岁入学，十四岁便步入仕途，京师长安的地方长官京兆尹薛善任用他为功曹。十五岁时，杨坚又因父亲的功勋被授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的官衔，封成纪县公，入宫为官。不久又升为大兴郡公。十六岁时，杨坚升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据《隋书》记载，北周明帝见杨坚面相不凡，顿生猜疑，曾派享誉京城的相面先生赵昭审视杨坚，赵昭诡言回禀北周明帝：“不过柱国耳。”之后赵昭就私下跑到杨坚官邸，对杨坚说：“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善记鄙言！”

北周武帝登基后，杨坚升为左小官伯，不久后为随州（今湖北随州）刺史，进位大将军。相传他在随州做刺史期间，有一神秘僧人，法名僧空，前来探访，见到杨坚，惊道：“公非人臣之相，异日必大贵，当执掌符命。”杨坚笑而不答。其实早在杨坚在京任仪同三司时，关中的地方官吏、豪绅就都以杨坚有私志，纷纷劝其伺机废北周。如果说此前杨坚只有废北周的意向而无实际行动，那么自他在随州为政期间，便开始暗中派人潜交豪友，招募人才，为废北周做准备了。当地新贵名流以杨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竞相表示愿鼎力以事。杨坚任刺史还不满三个月，当地的士庶之心就尽为其所收买，足见其笼络人心的手法高超。这之后，杨坚被征还京师，适逢母亲罹病，杨坚昼夜服侍，不离左右。二十五岁那年，杨忠与独孤信亲自操办了子女们的婚姻，杨坚娶了十四岁的独孤伽罗为妻。

处心积虑的夺权

568年，杨忠去世，杨坚袭爵，成为随国公。杨忠去世前，北周的大权实际上掌握在权臣宇文护的手中。宇文护是开国皇帝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泰去世时因为太子宇文觉年幼，遗命让宇文护辅佐少主，没想到宇文护却把少主害死，另立傀儡，自己独揽大权。北周武帝宇文邕虽然是宇文护扶植的，却不甘于做傀儡，于是暗中积蓄力量，积极准备夺回权力。

宇文护看中了杨坚的才能，要拉拢他。但杨坚抱定了“两姑之间难为妇”的观念，在皇帝与权臣之间严守中立。杨坚的严拒引起了宇文护的仇视，多次想暗杀杨坚，幸亏大将侯伏、侯万寿兄弟替他说情，才免于一死。

572年，宇文邕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宇文护，并将其党羽一网打尽。宇文邕虽然夺回了政权，但由于本身的心腹并不多，不得不大力拉拢那些原来的中立派，这就给了杨坚很好的发展机会。适逢宇文邕为自己的太子选妃，杨坚便将自己的长女杨丽华送入宫中，成为了太子妃。如此一来，杨坚成了未来的国丈，地位大大提高。

杨坚虽然深得宇文邕的器重，但他根本瞧不起宇文邕，只是目前还羽翼未丰，不得不低头，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一些精明的大臣觉察出杨坚图谋不轨，齐王宇文宪奏告宇文邕说：“杨坚的相貌非同寻常，臣每次见到他，总感到浑身不自在。此人恐不是久居人下者，请尽早把他除掉！”宇文邕不信。内史王轨也上奏说杨坚有歹相，宇文邕根本不信面相这一说，也不予理会。此时宇文邕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攻伐北齐上，对杨坚的长相当然是无暇留心考察。

575年，宇文邕下诏伐齐。北周出动了十八万大军，宇文邕亲率六万士卒直趋河阴（今河南孟津东北），杨坚率领水军三万，顺黄河东下。起初进军较为顺利，攻取了一些州县。但在攻打中潬城（今河南孟州西南）时受阻，围攻了二十多天也没能攻克。宇文邕心急如焚，因而病倒了，大军不得不西撤。次年宇文邕再次御驾亲征，大获全胜，统一了北部中国。

北周武帝像

宇文邕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皇帝。他决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次之，佛教最后。次年禁佛、道二教，勒令沙门、道士还俗，使寺院原有的大量人口开始向国家纳税服役，为历史上三武灭佛之一。他灭掉北齐，完成了局部的统一。可惜的是，他三十六岁就病逝了，“平突厥，定江南”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后来后周世宗柴荣也有类似经历，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杨坚在此次作战中功劳不小，进位柱国，出任定州总管，随即转为亳州总管。不久宇文邕驾崩，皇太子宇文赟即位，这就是北周宣帝，立了杨坚的女儿杨丽华为皇后。父以女贵，杨坚马上被拜为上柱国、大司马，第二年转为大后丞、右司武。遇到宇文赟外出的时候，便由杨坚处理日常政务。

年轻的宇文赟与他父亲不同，完全是个酒色之徒。做皇帝不过两年，就禅位于七岁的皇太子宇文阐，也就是北周静帝，自己称“天元皇帝”，做太上皇去了。不过宇文赟并没有停止吃喝玩乐，北周王朝在他的统治下迅速走向没落。

一直觊觎皇位的杨坚心中暗喜。他身为相国，大权在握，早就想把皇帝拉下龙椅了。看到宇文赟丑恶的嘴脸，便对心腹之人说：“天元皇帝没什么德政，看相貌也不会长寿。法令繁多而严苛，整天沉湎于声色中，我看皇上的统治维持不了多久。宇文宗室诸王各就封国，既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朝廷内也失去了亲信。像这种局面，一旦天下有事，局势将不可收拾。”

宇文赟虽然是个昏君，但对杨坚图谋不轨也略有觉察。他有四个宠妃，一并立为皇后。四个皇后争宠，互相诋毁。宇文赟对杨皇后最为不满，动辄骂道：“朕要诛灭你家族！”然后宇文赟召杨坚进宫，吩咐身边的卫士：“若他表情有异，就立即把他杀掉！”杨坚入宫后神情自若，宇文赟于是怀疑起自己的判断力来了，是不是自己搞错了，杨坚果真有二心吗？因为拿不定主意，放过了杨坚。杨坚表面上不露声色，但心中对宇文赟的猜忌甚感不安，权衡再三，决定暂时离开朝廷，到地方上避避风头，让心腹郑译留下监视皇帝。

隋朝气象

1952年修复隋朝时建的赵州桥时，在桥下淤泥中发现了此栏板。栏板上绘有一龙。

580年，宇文赟突然心血来潮，要南征陈朝，郑译乘机推荐杨坚为扬州总管。宇文赟一直对郑译很信任，哪里知道他早就投靠了杨坚，于是便同意了。但是还没有等到出征，宇文赟就一病不起。在郑译的参与下，杨坚伪造了一份诏书，以宇文赟遗诏的名义宣布，杨坚总管朝政，辅佐周静帝宇文阐。

很快宇文赟就死了，杨坚等人并没有立即公布消息，而是趁机用假诏书夺取了军政大权，以及京城部队的指挥权。一切准备就绪后，这才发布了宇文赟去世的消息。杨坚做了辅政大臣，马上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吸收了一批有才干的人，稳定了政局，然后又向威胁他地位的宗室各王展开了攻势。

宇文赟的弟弟宇文赞在朝廷中和杨坚的地位不相上下，杨坚于是派人对他说：“你不必再这样劳累地参与政事，以后的皇帝位置肯定是你的，你只管回家等着就行了。”宇文赞年轻，也没什么谋略，就相信了此话，回家等着杨坚来迎接他登基。

宇文氏家族还有五位有势力的藩王，都在地方统兵，如果他们联合起兵，杨坚还是很难对付的。所以在他们得知宣帝病逝的消息之前，杨坚便用假诏书将他们召回长安，然后收缴了他们的兵权和印信。五位藩王见自己无法与杨坚抗衡，便秘密联系在外的另一个藩王起兵，但不久便被杨坚打败了。被剥夺了兵权的藩王们决定孤注一掷，设下了鸿门宴。

杨坚对于五王的警惕性不足，觉得已经收缴了他们的兵符，解除了他们的兵权，他们应该不会什么作为了。于是见赵僭王宇文招有请，遂带着杨弘、元胄等几个随员前往。到了王府，随从都被挡在门外，杨弘和元胄硬闯了进去。元胄进去一看就知道苗头不对，对杨坚道：“相府有事，丞相不宜久留！”宇文招马上斥责元胄，喝令他退下。元胄两眼圆睁，不但不退，反而提刀上前来保护杨坚。宇文招不敢动弹，只得赐给元胄一杯酒说：“我哪有什么恶意，你何必如此紧张？”说完装作呕吐，想要离开座位，却被元胄强行扶回座位上。宇文招几次想离开，都被元胄“劝”止。宇文招说口渴，元胄便让人送来水让他在座位上喝。宇文招被置于元胄的威胁下，他手下的人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时滕闻王宇文逌来到，杨坚出门迎接，元胄赶忙在他耳边说：“苗头不对，赶快离开这里！”杨坚估计风险不大，说：“他没有兵马，能干什么呢？”元胄说：“兵马本来就是他们的，只要他们先下手干掉丞相，一切都完了。”但杨坚还是没有走，依然镇静地回到席上坐下。此时元胄听到后堂有披挂盔甲的声音，急忙上前对杨坚说：“相府的事那么多，丞相怎么这样，老坐着不走呢？”说完拉着杨坚就走。宇文招快步追出来，元胄堵在门口。等杨坚出了府邸大门，他才紧走几步赶上。

杨坚回到了相府后，马上就以谋反罪杀掉了这五个藩王。宇文氏皇室的势力被消除后，杨坚的称帝之路平坦了许多。

解除了中央的威胁后，杨坚开始对付地方武装。这时河南、四川、湖北等地的将领纷纷起兵。经过打与拉两手策略的较量，杨坚在半年之后，便平定了三地的军事力量，彻底控制了北周的政权，做皇帝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而已了。

581年，杨坚让人替静帝写好退位禅让诏书，然后送到他的王府。杨坚假意推辞，最后才接受了大家的意思，穿上皇帝的服装，登上了心仪已久的宝座。杨坚是继承父亲爵位的随国公，后来又进封为随王，因其忌讳“随”字的本意，而去掉了繁体“隨”字的“辶”而取“隋”字为其国号，建元开皇，是为隋文帝。一个强盛的王朝开始出现在中国历史上。

开皇之治

隋文帝取得政权后，一面躬行俭朴，一面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巩固政权的措施。这些措施使人口迅速增加，府库日渐充实，社会呈现了一片繁荣景象。因为隋文帝的第一个年号是“开皇”，且用此年号长达二十年，另一个年号“仁寿”仅用了四年，所以历史上把隋文帝在位的时期称为“开皇之治”。

官制的改革

官制方面，隋文帝杨坚下令废除了北周的六官制度，建立三省六部制。三省即尚书省（管理全国政务）、内史省（起草诏令）、门下省（审查政令及封驳），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在尚书省之下，分设吏（掌人事）、礼（学校、科举、祭祀）、兵（国防）、都官（司法）、度支（财政）、工（掌营造屯田等）部，每部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

两年之后，改都官为刑部，度支为民部，六部尚书分管全国各种政务。从此以后，历经唐、宋、元、明、清各朝，基本上沿袭了这种三省六部制。此外还有御史台（监察各级官员）、都水台（掌水利）及大理（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太常（掌礼乐）、将作等十一寺卿，以及左右卫（掌禁卫）、十二府（管府兵）。

在地方官制方面，最初沿用的是州郡县三级制，后来取消郡，实行州、县两级制。同时并省了不少州县，裁汰了一些冗官，从而节省了政府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

隋文帝还下令，任何官员都要由吏部任命，改变了过去州郡长官就地征辟，多是本地豪强地主的弊病。隋朝规定，县佐不准任用本乡人士。这样一来，本地人就无法把持本地政务了。这些措施既改善了吏治，又加强了中央集权。

兵制的改变

隋朝建立前，西魏实行的是府兵制。当时权臣宇文泰为了巩固政权，利用鲜卑族的血缘关系维系复杂的部族力量，用恢复鲜卑姓氏和赐鲜卑姓氏的方式拉拢各族将士。具体办法是：凡是六柱国将军、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将军都要恢复鲜卑旧姓，汉人则赐以鲜卑姓。至于普通士兵，也跟随其主帅改为鲜卑姓氏。

隋文帝执掌朝政后，首先废弃了自己的鲜卑姓氏普六如氏。接着全国其他将领也跟着恢复自己原来的姓氏。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是争取了广大汉族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又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削弱了军队统领方面的分离倾向。

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颁布了关于军人编入户籍的诏令，这是府兵制度的重大改革。西魏、北周的府兵，一般是家属随营，列于兵户，不属州县。军队南征北战时，家属也跟军队一起行动。隋朝把兵户编入民籍，改属州县管辖，府兵可按均田令保有自己的土地或领受一份田地，增加了人们参军入伍的积极性。

新的律法

隋朝一开始使用的律法，是隋文帝命人修订的《开皇律》。后来隋炀帝又制定了《大业律》。

《开皇律》包括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盗贼、斗讼、诈伪、杂、捕亡、断狱十二篇。刑罚分五种：一为死刑，有斩和绞；二为流刑，分为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两千里共三等；三为徒刑，分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共五等；四为杖刑，从六十到一百共五等；五为笞刑，从十到五十共五等。隋朝又把北齐的重罪十条改为“十恶”之条：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之罪和故意杀人者，虽然遇大赦之机，仍要除名。隋律名目众多，但比较北魏律，刑罚多少有所减轻，取消了一些残酷的刑罚。

在诉讼程序方面，隋朝规定，如有人因冤枉上告，假若县官不理，允许越级向州官上诉，直到朝廷。全国各地的死罪犯人，不准在本地处决，必须送大理寺复审，然后再送尚书省奏请皇帝裁决。

齐州的小官王伽奉命押解七十余名犯人进京。犯人们披枷带锁，跋山涉水，千辛万苦才走到荥阳。看到犯人和负责押解的差役们都疲惫不堪，王伽心中不忍，命令解去犯人身上的枷锁，并对他们说：“你们触犯了国法，皮肉受苦也算罪有应得。只是连累了押送你们的人，无辜陪着你们受苦，你们不觉得惭愧吗？现在你们不必再受枷锁之苦了，差役们也不必陪你们遭罪。你们自行赴京，但一定要在规定的日期到达京都。否则我只有替你们一死。”一席话说得人们无地自容。到了约定的日期，犯人们果然如期到达，没有一个人逃走。

隋 青釉武士俑

该俑浓目大眼，头戴盔，颈结护带，身穿铠甲，甲外有护胸。就是有了这样的精锐士兵，隋文帝才能一统河山，平定西域。

隋文帝杨坚听说后，十分惊奇，召见王伽，赞扬了他的做法。不但如此，隋文帝还召见了犯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赐宴款待并赦免了他们的罪行，然后晓谕天下道：“官吏们要以王伽为榜样，用德行感化庶民。庶民应像李参那样，改恶从善。这样天下就会太平，不用刑律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

科举制度的创立

在隋文帝变革的一系列措施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建立科举制度了。隋朝以前，政府选用官员用的是九品中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门第出身，名门望族的子弟可以被选为上品做高官，庶族寒门出身的人只能被选为下品小官，以至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

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命令京官五品以上，以及地方总管、刺史等官员，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个条件举荐人才，也就是要德才兼备的人。他希望通过这一制度缓和江南汉人的不满情绪，给中下层读书人提供入仕之途。考生不分出身，地位一律平等。到了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又创置了进士科，国家用考试的方法以才取人，考取的就可以到中央或地方政府中做官。

经济的全面复苏

除了政治上的改革，隋文帝也非常重视农业发展，下令缩短农民服兵役和徭役的年龄，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并多次下令减税，组织农民大规模兴修水利设施。

隋朝经济的发展和均田制的有效推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均田制度是：农民所受土地，分为露田和永业田两种，露田要归还，永业田不用还。丁男可受露田八十亩，妇女四十亩，奴婢成年后也可得到露田。如果家中有牛，一头牛受六十亩露田。每个男丁受永业田二十亩，用来种植桑麻。

农业发展的具体表现是粮食储备大增。开皇五年（585年），隋文帝又在全国各地设置义仓，作为救灾之用。农民在收获季节交纳一些粮食，放在义仓，由本地社司管理，发生灾荒时便开仓放赈。伴随着农业的发展，隋朝的人口也逐年增长，城市经济开始繁荣。隋文帝下令修建西京大兴城和东京洛阳城。还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向东，至潼关入黄河，这就是广通渠，此举极大地促进了全国各地物资的交流。

这一时期，隋文帝还统一了货币。早在南北朝时期，钱币轻重极端紊乱，种类也很繁杂。隋文帝废除了各种旧钱，新铸一种五铢钱，作为标准货币通行全国。继而统一度量衡，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升为一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隋朝对商业的管理非常严格，规定三千户以上的城市，都要设立市署，专门管理地方商业，控制商品的流通和市场价格。

晚年的失误

因猜疑而毁法制

随着国力日渐昌盛，隋文帝也进入了暮年，渐渐变得喜怒无常，猜疑心越来越重。

杨坚的猜疑有时显得很可笑，例如他为了禁止官员贪赃受贿，就派人去向官员行贿试探，如果有人敢收下，就立即处死。当时有个刑部侍郎想升官想得入了迷，听说穿红裤子对升官有好处，就在上朝时穿了件红裤子去。不想杨坚一看非常生气，认为大臣穿红裤子是想辟邪，而这个“邪”就是指他这个皇帝了，于是命令卫士将这个侍郎推出去斩首。大理寺的官员站出来阻止，说这种罪根据法律是够不上死罪的。杨坚却说：“你可惜他，难道就不知道可惜你自己的命吗？”还有一次，一个武官的衣服和佩剑不太整齐，杨坚就说这是对皇帝不敬。可杨坚不治武官的罪，而是说御史没有尽到责任，因为御史是专门监督官员的。所以杨坚就处死了御史，谏议大夫站出来劝止杨坚，竟也搭上了性命。

早期立法有功劳，晚年坏法有过错，这就是杨坚的前后对照。那时行刑一般要在秋天进行，意为顺应天意，即秋天叶子要落，气氛肃杀。而春天万物复苏，要生长了，这时严禁猎杀动物，不许破坏幼小树木。总体来说，就是春夏行赏，秋冬处罚。杨坚在晚年时却破坏了这种惯例，在夏天的时候就要杀人。有大臣反对，他便狡辩说：“夏天时老天爷有雷电暴雨，这也是天意在发怒。”他还大量使用法外酷刑，即杖刑，在宫廷里就经常放着棒子。他曾下令凡偷盗一文钱以上的，都要在闹市中处以死刑。曾有三人偷了一个瓜，被抓后立即被处以死刑。如此严刑酷法，在隋朝全国上下形成了滥行摧打，以残暴为能干的风气。这样隋朝就出现了一大批酷吏。到了隋炀帝的时候，不仅是残忍，而且还有骄奢淫逸、大规模劳民扰民伤民，使得社会动荡不已。这也是隋朝那样短命的重要原因。

无过也要挨打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了这样的皇帝，大臣中也出现了一大批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酷吏。曾做过幽州总管的燕荣就是一例。

有一次外出，燕荣看见路边有一丛荆棘，觉得可以用作鞭打人的刑具，就专门拉来一个人作试验。那人苦苦哀求说自己没有过失不应该受到鞭打，燕荣却说：“现在打了你，以后若有罪就免了。”结果把那人狠狠地鞭打了一通。过了不久，那个白白挨打的人偶然犯了一点小错，燕荣又要打他，那人说：“大人，您以前说过有罪就不再打啊！”燕荣却另有一番道理：“没有过失尚且要挨打，何况真的有了过失呢？”说完还是把那人狠狠打了一通。

后来朝廷准备将观州长史元弘嗣调任幽州长史。元弘嗣对燕荣很了解，他怕到任后受到燕荣的凌辱，坚决推辞。隋文帝知道元弘嗣的想法后，便特意下诏保护元弘嗣说：“元弘嗣到幽州之后，若要受十下以上的杖刑，都必须上奏。”燕荣得到这道圣旨后十分忿恨地说：“元弘嗣这个小子，竟敢耍弄我！”于是燕荣就想方设法刁难元弘嗣，派他去监督收粮进仓的事。然后就命人严查入仓的粮食，只要有一点糠壳或不饱满的谷粒，便要杖打元弘嗣。而每次都是杖打不到十下，这样就没有必要上奏皇帝，但有时一天之内要打他好几次。这样过了整整一年，后来燕荣干脆把元弘嗣关在监狱中，并断绝了他的粮食。元弘嗣与燕荣结下了深深的怨仇。元弘嗣在狱中饥饿难耐，便抽出自己衣服上的丝絮，喝水咽下以充饥。元弘嗣的妻子被逼跑到京城，在皇宫门前鸣冤叫屈。隋文帝知道后派官员去幽州进行调查。官员查后上奏说燕荣确实残暴，且贪赃枉法，劣迹不少。隋文帝便把燕荣招到京师，把他问罪处死了。

疏远忠臣

在隋文帝杨坚宠信的大臣中，高颎称得上是第一位。高颎字昭玄，又名敏，是独孤信的家客，而独孤信的女儿就是杨坚的妻子。杨坚之所以看重高颎，不仅仅因为他与自己的私人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看重了他的才华与胆识。高颎从小便聪明能干，能文能武，十七岁开始做官，参与了平定北齐的战争，立过战功。杨坚自从看重了他，就将自己想要夺取北周政权的心愿如实相告。高颎没有丝毫犹豫，欣然接受了杨坚的招纳。他对杨坚说：“我愿意听从你的指使，即便你的事业不能成功，我高颎全家被杀，也没有半句怨言。”

杨坚登上皇位后，高颎当上了宰相，大小政事，隋文帝杨坚都要先同他商量。在统一全国的战斗中，高颎出谋划策，功勋卓著。

后来高颎的儿子娶了太子杨勇的女儿，而晚年的隋文帝和皇后独孤氏却越来越不喜欢太子，加上晋王杨广的挑拨离间，渐渐萌发了废太子的念头。

一次隋文帝试探高颎说：“有神灵告诉晋王妃，说晋王一定会统有天下，你怎么看呢？”高颎跪倒在地，回答说：“谁长谁幼，是有次序的，这怎么能够废呢？”皇后独孤氏一向是主张废太子的，听了高颎的话，就想暗地里找机会陷害他。

不久隋文帝要挑选几个东宫的卫士做自己的卫士，高颎认为不应这么做，说：“若尽把强壮的卫士挑选走了，恐怕东宫的保卫力量太差。”隋文帝听了很不高兴，说：“我时常东跑西跑的，才需要有较强的卫士。太子整日呆在东宫，身边何必要有那么多壮士。以后东宫的保卫由皇宫卫队兼管着就可以了！”

598年，隋文帝想出兵辽东，高颎坚决不同意，但隋文帝坚持要打，并派高颎为主帅。结果军中疾疫流行，兵士大多病死，无功而返。皇后又借机中伤高颎，说高颎是阳奉阴违，消极抗命。隋文帝自此对高颎更加愤恨，找了个借口将他免官，让他只带个齐公的虚衔回家闲居。

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投井下石的事总是层出不穷的。高颎的属官司告密说：“高颎的儿子对高颎说，司马懿假托有病不上朝，结果取得了天下。你现在得到这样遭遇，怎么知道不是一件好事呢？”隋文帝于是将高颎除名为民。

废嫡引祸端

隋文帝杨坚晚年猜忌大臣，蔑视法制，唯独认为他的家庭是异常安定的。杨坚的皇后独孤氏醋意很重，他们有五个儿子，都是皇后所生，因此杨坚曾骄傲地说：“从前的帝王，姬妾太多，儿子们不同母亲，所以往往分党相争。不像我的五个儿子，一母同胞，亲如手足。”可是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能摧毁人性和人伦，那就是权力和金钱。

杨广，小名叫阿，是隋文帝的次子，从小就聪慧过人，深得父母欢心。581年，隋文帝立长子杨勇为太子，将杨广封为晋王。杨广在南下灭陈和抵御北方突厥的战斗中立有大功，见父亲立了哥哥做继承人，开始对杨勇心怀妒恨，私下里与杨素勾结，阴谋夺取太子的地位。

杨勇是一个花花公子，为人疏阔豪爽，不拘小节。独孤皇后最讨厌男人三妻四妾，杨勇偏偏有许多姬妾；杨坚最讨厌大臣花天酒地，杨勇偏偏喜欢音乐歌舞，常常通宵饮宴。杨广就从这些细微之处下手，离间父母与杨勇的关系。杨广只有妻子萧妃一人，家里的乐器上都布满灰尘，有的连弦都断了。杨坚夫妇每次到儿子的府里去，杨勇总是礼数淡薄，而杨广夫妇一定是双双站到门口亲自迎接。杨广出镇江都（今江苏扬州），每次入朝辞行时，都痛哭流涕，依依不舍。杨坚夫妇见儿子如此孝心，也流下眼泪，不忍他远离膝下。再加上杨广有很好的文学素养，对任何人都很诚恳，谦虚有礼，因此朝中一片颂扬之声。

最终杨坚废掉了太子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糊涂的隋文帝此举为隋朝的衰落和灭亡埋下了隐患。

隋炀帝的一生

隋炀帝杨广在位十三年，期间“统一江山”“修通运河”“西巡张掖”“三游江都”“三驾辽东”，既有盖世之功，也有亡国之举。

一统河山

战功卓著的皇子

晋王杨广在隋文帝的几个儿子中，算得上是比较出色的，而且战功卓著。588年，年仅二十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五十一万大军南下，向陈朝发动进攻。隋军在杨广的指挥下，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一举突破长江天堑。所到之处，无不披靡，对百姓“秋毫无犯”，对于陈朝库府资财“一无所取”，赢得了南朝的民心，最终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

陈朝的皇帝名叫陈叔宝，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陈后主。他是个只知道喝酒享乐的人，最喜欢的便是喝酒、赋诗、唱曲子，即位之后就一直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日子。他生长于深宫之中，不知民间疾苦，不懂创业艰难。面对北方强大的隋朝，也没有任何进取的志向。他还下令建造大皇寺，在内部造七级浮屠，工程还没等到竣工，就被大火烧毁了。陈后主这样奢侈靡费，使得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可他还是大肆在民间搜刮，造成了赋税繁重、民不堪命的残酷局面。

陈叔宝极其喜爱诗文，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的文人骚客，朝廷命官往往不理政务，每天都和陈叔宝在一起饮酒作诗听曲。陈叔宝还特意筛选了十几个容貌美丽又通晓诗词歌赋的宫女，将她们封为“女学士”。如果是姿色不佳但有才华的就命为“女校书”。每次宴会的时候，妃嫔与这些女官、狎客都与陈后主欢饮达旦，附庸风雅，大多是靡靡之音的艳词。还要从这里选出一些写得特别艳丽的，谱上曲子，令宫女们演唱。其中就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陈后主所作的《玉树后庭花》如下：“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而老百姓一年从头干到尾，辛辛苦苦得来的劳动果实，大多被官府掠夺去了，经常有人饿死、冻死在路上。有位官员对陈后主的所作所为实在看不过去，就劝谏道：“陛下！老百姓穷得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已经到了怨声载道、天怒人怨的地步，请陛下整肃朝政，不然我们国家就很危险了。”而陈后主最恨有人说老百姓怎么穷、国家大事怎么重要这样的话，就勃然大怒道：“你这是在胡说八道，诽谤朝政！如果你愿意改正，我才能饶了你。”那位大臣回答道：“我的话是从心里发出的。”陈后主就把那位大臣残忍地杀害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劝谏陈后主了。

而隋文帝随时都想着灭掉陈朝。当听到陈后主沉湎于酒色，感到时机已成熟，他向大将高颎询问攻取陈朝的方略。高颎建议：“江北气候寒冷，收割季节比较晚；江南气候温暖，收割季节比较早。趁他们忙于收割时，我们稍稍调集人马，扬言要发动大举攻击。他们势必要全国动员，严加防守，这样一来就会耽误了农时。等他们人马集合起来了，我们就让军队解散，回家收割庄稼。反复几次后，他们就会习以为常。然后我们再真的聚集人马，他们就不会再当真了。这时我们突然发起进攻，出其不意地挥师渡江，胜利十拿九稳。”

亡国之音

陈后主曾经在宫中修建了临春、结绮、望仙三座高阁。门窗以及栏杆都是用沉香木、檀香木制成的，奢侈无比。他每天都和宠妃、宠臣在皇宫里举行酒宴，并制作俗艳的诗词，如《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陈后主还专门挑选了一千多个宫女，专门演唱这些靡靡之音。该图就是描述他这一亡国行为。

隋文帝觉得很对，就按高颎的计策去做，果然蒙蔽住了陈后主。589年，当隋朝的军队开始进攻时，陈后主收到警报后竟然丝毫不作防备和部署，照样喝酒玩乐，还说：“建康自古是帝王之都，朕受天命当皇帝，怕什么呢？江南是块福地，多次化险为夷。过去北齐打过来三次，北周打过来两次，都没占到什么便宜。这次隋朝的兵马打来，也不过是虚张声势，有什么可怕的呢？”

589年正月初一的清晨，大雾满天，江面上雾气茫茫，什么也看不见。陈朝君臣还在酣睡，两支隋军分别由大将贺若弼、韩擒虎率领，悄悄渡过了长江，突破长江天险，然后汇合在一起，包围了建康城。

隋军渡过长江后，陈后主这才慌了手脚。城内外虽然有十几万人马，但陈后主和他的宠臣江总、孔范等人都不会指挥打仗，急得抱头痛哭。当隋军攻打建康城时，陈朝军队乱成一团，兵找不到将，将找不到兵，有的被抓，有的投降。陈后主手足无措，就和张丽华、孔贵妃坐进一个大篮子里躲在华林园景阳楼畔的枯井中。隋军打进宫里，听说陈后主投了井，忙找来绳子铁钩放到井下去钩。没想到吊上来的除了他，还有他的两个宠妃。隋朝士兵看到这个情景，都气愤地说：“像这样荒唐的君主，怎么能不亡国呢！”这口井本来叫景阳井，自此以后人们就管它叫胭脂井了，借此嘲笑陈后主的荒淫无道。陈朝的一些遗老认为这是陈朝的耻辱，又把这口井叫作“辱井”。一朝昏君成了俘虏，后来陈后主病死在洛阳。

隋军抓住了陈叔宝和他的宠妃张丽华之后，有人告诉大将高颎要把张丽华留下来。高颎不予理会，斩了张丽华，并且说：“周武王灭殷，杀了妲己。现在平定陈国，不宜留张丽华。”但陈国之所以灭亡，根本还在于陈叔宝，而不在于张丽华。君主亡国大致有四类情形：第一类是荒淫无耻，不理政事，导致亡国；第二类是荒于畋猎，乐不思返，导致亡国；第三类是贪杯好饮，极尽享乐，导致亡国；第四类是大修殿宇，劳苦人民，导致亡国。而陈后主这四条都占全了，怎么能不亡于强大的隋朝之手呢？

破镜重圆

陈朝灭亡后，国破家亡的陈后主及其皇族都被送至长安。当时南朝后主陈叔宝的大妹妹乐昌公主在临行前，把一面铜镜弄成两半，一半留给丈夫徐德言，一半自己收在怀中，约定以后每年的正月十五，他在长安街市上沿街叫卖这半边铜镜，以此探听对方的消息。后来双方历经千辛万苦，终得重逢。后世遂称夫妻分离而复合为“破镜重圆”。

开拓疆土

杨广于604年继位，次年，隋将韦云起率军大败契丹军，俘虏四万余人，杨广大喜过望，就采取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举措。

在这些举措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隋炀帝的巡行。这要先从突厥说起。隋朝时期，突厥完全统治了原来匈奴的故地，东方跟新崛起的契丹部落接壤，西方到葱岭、中亚。北齐、北周统治时期，他们都没有足够的力量跟突厥抗衡，只好竞相呈献珠宝财货。隋王朝统一中国后，仍不能马上摆脱它的威胁。不过突厥汗国内部并不太平，大小可汗时有内斗发生。隋文帝就对突厥采取和亲政策，但他的目的不是和解，而是分化。他把安义公主嫁给小可汗之一的突利可汗，突利可汗遂倾向于隋朝。599年，当大可汗都蓝可汗准备攻击大同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时，突利可汗马上向隋朝报信告警。都蓝大可汗大为怒震，跟另一小可汗达头可汗，联合攻打突利可汗。突利可汗部众溃散，投奔中国。杨坚改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那时安义公主已经去世，杨坚再把义成公主嫁给他。又在朔方地区（今河套地区）筑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安置启民可汗陆续来归的部众，并派军队驻屯黄河北岸，防御都蓝大可汗和达头小可汗的进攻。

仁寿四年（604年），汉王杨谅（隋炀帝杨广同母弟）因不满杨广夺嫡即位，起兵造反。杨谅造反的时候曾派人联络突厥启民可汗，企图借助突厥骑兵的力量争夺帝位。不过还没等启民可汗回话，杨谅的造反行动就失败了。此事情败露后，杨广怀疑启民可汗的忠心，就不允许突厥部落在长城以南休养生息了，命令他们全都回到塞外，而且不能在长城附近游牧。启民可汗不得不在606年初亲自跑来求见杨广，解释自己的忠诚，希望消除误解。

为了炫耀大隋的繁华，隋炀帝将大量北齐、北周、南齐、南梁、南陈等国的末代君主们留下的乐工、舞者和杂耍人员都重新召集起来。启民可汗一行人来到隋朝的朝堂后，隋炀帝先派人引导他们参观陈列的各种文物珍宝，这些让启民可汗惊讶不已，而艺人的表演更让启民可汗等人感觉到有如置身于天堂之中。启民可汗请求隋炀帝允许突厥民族穿汉服说汉语，归化为中原臣民。隋炀帝非常高兴，但是没有答应启民可汗部突厥人加入隋朝的请求。

607年，隋炀帝来到榆林，宴请启民可汗及其部属，这是隋炀帝的第一次大规模远巡。他将盛大的排场看成是震慑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的武器。隋炀帝带来了一支由三万六千人组成的仪仗队伍，“辂辇车舆，皇后卤簿，百官仪服，务为华盛”，后面还有十多万甲胄鲜明的军队护驾。他还让人造了一个带轱辘的、可拆卸的活动宫殿，起名叫观风行殿。据说可以同时容纳几百人，“推移倏忽，有若神功”。而在榆林郡城的草地上，宇文恺率领来自中原的能工巧匠，仿照突厥可汗的牙帐形式，设立了一个能容纳数千人的大帐，在这里招待少数民族首领。这些都让边境的少数民族震惊不已。

而早在这之前，启民可汗就征发突厥各部的劳力在西起榆林，东达于蓟（涿郡治地）的三千里道路上翻修了御道，宽达百步，恭迎杨广驾临。隋炀帝来了之后，启民可汗还亲自用佩刀在隋炀帝帐前除草。而依附突厥的奚、室韦等数十个部落的酋长也紧跟其后，除草整路。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敬献马三千匹，隋炀帝赐帛一万三千段。史载“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北方各少数民族共推隋炀帝为“圣人可汗”。这标志着隋朝在北方少数民族中的声望达到了巅峰。

白虎关

隋唐两代，为了拱卫京师、发展商业，都把平定西域作为重要的目标。民间耳熟能详的薛仁贵、薛丁山都与征西有着密切的关系，并被演绎成各种故事，白虎关的故事即是其中之一。但由于隋炀帝不爱惜民力，故导致王朝灭亡。而唐朝则汲取隋炀帝的教训，故成盛唐雄风。

609年，隋炀帝又开始西巡。他成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亲巡西域的中原王朝帝王。其目的有二：一是解除吐谷浑的威胁。吐谷浑活动范围在今青海北部及新疆东南一带，隋唐时期建有强大政权，并多次进攻张掖。而自南北朝至隋二百年间，吐谷浑实际上垄断着丝路贸易。隋炀帝想夺取丝绸之路贸易控制权，发展经济贸易。二是意在隋朝繁荣的国力下，采用威力震慑与军事征服相结合的手段，解除草原民族对抗中原王朝的军事联盟。

当时隋炀帝亲率十万大军前往甘肃陇西，西上青海，击破吐谷浑部，吐谷浑“率男女十余万口来降”。隋炀帝遂在西域设立了河源（今青海湖南岸）、西海（今青海湖西岸）、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四郡，共辖八县，调罪人为戍卒，开屯田，并运粮供应，以保卫西域的安全。使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的广大土地尽为隋有。

隋炀帝继续北上，横穿祁连山后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使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隋炀帝又令武威、张掖士女大众盛饰丽服观看，前来参加盛会的人群和乘骑，绵延数十里，以此夸耀中原王朝的强盛。

当然隋炀帝也不全是一路风光。巡行队伍在途上遇到暴风雪，一行人顶着暴风雪艰苦跋涉。很多官兵被冻死，随行官员也大都失散，骡马损失殆尽。隋炀帝也是狼狈不堪，在路上吃尽了苦头。虽然此次出巡最为艰险，但收获却是最大的一次。隋朝的版图、隋朝的强盛此时到达了顶峰。除了向西北开拓疆土外，隋朝大军还向东南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607年，隋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到达流求，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及周边岛屿。不久隋炀帝又派朱宽到流求去招降，流求不从。610年，隋朝派虎贲郎将陈棱等率军攻流求，隋朝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随着陈棱等的军事活动到达了台湾。其实在此之前，大陆商人已常到流求贸易。从此以后，大陆人移居台湾岛的日益增多。

隋炀帝在完成这一系列的军事活动后，就开始通商西域。但隋炀帝主要是用金钱来引诱西域的商人来朝贸易，还命令西域商人所经过的地方郡县都要殷勤招待，在西域商人走的时候，还要给予很多的赏赐。这是借贸易之名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本来应是双方互利的贸易，在隋炀帝手中，却变成了使国家耗费巨额钱财，百姓也因此而负担巨增。

而这一切在610年招待西域商人的活动中达到了顶点。从正月十五夜间开始，隋炀帝命令在洛阳端门外大街上设置盛大的百戏场，为西域各国使者和商人表演百戏。在几十里外，都能听到乐声，灯光通明如同白昼，直演奏到正月底结束。西域商人到洛阳东市做交易，隋炀帝命令本市商人盛饰市容，树木都缠上帛绢做装饰，连地摊上的卖菜人也得用龙须席铺地。西域人经过酒食店门前时，店主都得邀请他们入座吃饱喝足，不收分文。还说隋朝富饶，酒食不要花钱。不过胡商的反应却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他们说：“你们这里也有穷人，连衣服都穿不起，还不如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

奢华误国

如果说开拓疆土曾是隋炀帝的雄心壮志，那么贪婪和奢侈也是他的本性。为了取得皇位，他将这些欲望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显得异常朴素，没露一丝痕迹。做了皇帝以后，多年来隐藏在假面背后的贪婪和欲望，一下子就暴露了出来。

建东都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不顾国力和民力的限制，同时开展营建东都洛阳和开通大运河两项重大的工程。东都洛阳的设计师，就是隋朝杰出建筑师之一的宇文恺。宇文恺规划设计的东都，分宫城、皇城和外廓城，气势宏伟，宫殿富丽堂皇，穷极壮丽，其规模之大和动员人力、物力、财力之巨，都是空前的。隋炀帝命人建造了方圆二百里的西苑，并且还在苑内修建了一个人工湖，周围十余里。在这个苑中还建造了传说中海上的三座仙山，即“方丈”“蓬莱”“瀛洲”。

为了洛阳城的早日落成，隋炀帝每月役使二百多万人参加营建工程。负责营建洛阳的宇文恺，为了迎合隋炀帝的欢心，使东都规模力求宏大。东都建成后，是城中套城，内有宫城、中有皇城、外有郭城，壮丽无比。为了赶时间修筑城墙、殿宇，工匠死伤了十分之四五。运送工匠们衣不遮体的尸体的车辆在道路上绵延不断。为了大殿中的一根巨木，隋炀帝下令征召了两千人把它从江西运到东都。在此服役的百姓，往往有人累得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下江都

为了游玩和加强对全国的统治，杨广征调了一百多万民工，历时五年，修建了一条东北起自涿郡（今北京），东南到苏杭，全长两千多里的大运河。河的两旁开辟大道，道旁种上榆树和柳树，岸边每隔两个驿站设置一座供杨广休息的行宫，一共建了四十多座。隋炀帝巡游无度，他在位的十四年中，居住在两京长安和洛阳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五年，他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巡游上。曾经七次出巡，其中三次北巡，一次西巡，三次下江都（今江苏扬州）。下江都时隋炀帝除了自已乘坐的巨型龙舟外，随行的王公贵族、百官妃嫔、僧尼道士，分乘几千艘大小船只，与隋炀帝一同巡游。其中专门装载各种物品的船只，就有二百条之多。保驾的御林军也倾巢出动，分乘千余艘大船。偌大的龙舟不用桨篙，完全用纤夫拉，一次就要动用纤夫八万人。杨广出游一次，加上护卫的军队，大概有一万余艘船，首尾相衔可以绵延二百多里。骑兵还夹岸护卫，万马奔腾，旌旗遍野，场面甚是壮观。

游幸江都

隋炀帝到江都巡游，龙船有四层那么高。在最上面有正殿、内殿、朝堂；中间的两层设有一百二十间房子，都是用金玉来装饰的；在下面的一层，居住的都是他的侍从。

为了解决数十万人的吃饭问题，船队所过州县方圆五百里地以内的百姓，都要献上最精美的食品。贡奉来的山珍海味堆积如山，妃嫔们吃不完，就在上路的时候全都扔掉。但与此同时，不知道有多少百姓家中断炊，腹中空空，活活地被饿死！

一征高句丽

民众的怨气在积累，此时的隋炀帝却穷兵黩武，一连三次发动了讨伐高句丽的战争。他调集大批军队远征高句丽，而战事却三战皆不胜，死亡近百万人。百姓苦于隋炀帝的暴政，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了全国。

高句丽，也简称高丽，是西汉到隋唐时期东北地区出现的一个有重要影响的边疆民族。668年，高句丽被唐王朝联合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所灭，在历史上持续了七百年之久。它与918年在朝鲜半岛出现的另外一个名为“高丽”的政权没有继承关系。周秦时期，高句丽的先人一直生活在东北地区。前37年，夫余人朱蒙在玄菟郡高句丽县辖区内建立政权。高句丽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包括吉林东南部、辽河以东和朝鲜半岛北部。其趁北朝末年、隋朝初年，中原战乱不断，北方突厥频频入塞侵扰的形势，多次派兵侵入辽东地区，掠夺土地、人口。隋文帝就曾因此欲发兵讨伐，后高句丽上表谢罪，文帝方才罢休。

自汉至唐，我国历代王朝，包括分裂时期的各王朝都认为高句丽是边疆民族政权。如唐太宗就视高句丽地区为中国的传统疆域，实现对高句丽的统一是完成“九瀛大定”的最后一项使命，这也是隋唐两朝不惜倾全国之力要统一高句丽的重要原因之一。

607年，隋炀帝北巡之时，在突厥启民可汗帐内发现高句丽秘密派遣的使节，“启民不敢隐，与之见帝”。黄门侍郎裴矩就此说：“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亲见启民举国从化，可因其恐惧，胁使入朝。”可是高句丽的国王高元一直没有来，杨广就准备讨伐高句丽。

610年，隋炀帝着手进攻高句丽的准备工作，造车造船，调集军队，征发物资，百万的农民被征发而来，从事运输和各种劳役。被征发的农民昼夜不停地劳作，死者不计其数。他征调大批工匠在山东东莱（今山东莱州）海口大规模造船为自己的出征做准备。工匠们被迫在水里长时间的工作，腰部以下都生了蛆，死亡人数占总人数的十分之三四。他还大量征发江淮以南劳力和船只运送粮食，据说船只前后相连，长度达到了一千多里。其中有几十万民工和兵士负责运送粮食，好多人因为过度的劳累而死在了路上。

恰巧这时黄河发大水，三十余郡成为水乡泽国。但征粮却毫不放松，交不上粮的农民纷纷逃亡，政府指称他们是“盗贼”，不但派兵征剿，还逮捕他们的家属处刑。于是官逼民反，灾民纷纷武装起来，杀死官员，抢夺富民的粮食，天下大乱。

隋炀帝一面派人镇压民众起义，一面毫不放松进攻高句丽。612年，隋炀帝集中了一百多万大军御驾亲征。辽东（今辽宁辽阳）是高句丽王国西境第一大城，在隋朝大军的猛烈攻击下，城墙塌陷，高句丽守军悬白旗乞降。将领们既不敢接受，也不敢继续攻击，于是急忙停止攻打，向隋炀帝报告。等到指示回来，守军已把缺口填住，恢复了抵抗。一连三次，都被耽误，加之渡过鸭绿江深入高句丽国境的另一支军队失败，隋炀帝只好狼狈撤退，损失了三十万人。

祸起萧墙

613年，隋炀帝第二次御驾亲征。此时杨素的儿子杨玄感正在黎阳（今河南浚县）督运军粮。他突然发动叛乱，截断了隋炀帝的退路。隋炀帝只得放弃辽东，回军迎战，第二次东征便这样草草地收场了。

杨玄感看到隋炀帝东征使隋朝局势混乱，就想利用这个时机来推翻隋朝。

杨玄感用督运粮草的名义，征发了年轻力壮的民夫、船工八千多人，要他们运粮到辽东前线。这些年轻人恨透了劳役，听说叫他们远离家乡去干苦差使，更加气愤。一天杨玄感把民夫集合在一起说：“当今皇上不顾百姓的死活，让成千上万的父老兄弟死在辽东，这种情况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也是被迫来干这件事的。现在我决心跟大伙一起，推翻暴君。你们看怎么样呢？”大伙儿一听有人带头反对朝廷，谁都愿意跟随他，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

杨玄感把这八千农民编成队伍，发给武器，准备进攻隋军。他发现身边缺少一个谋士，不禁想起了正在长安的好朋友李密。

李密的上代是北周贵族，少年时李密被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他生性灵活，在值班的时候左顾右盼，被隋炀帝发现了，认为这孩子不大老实，就免了他的差使。李密并不懊丧，回家以后发奋读书。有一次李密骑着一头牛，出门看朋友。在路上他把《汉书》挂在牛角上，抓紧时间读书。正好宰相杨素坐着马车在后面赶上来，看到前面有个少年在牛背上读书，暗暗奇怪，便招呼他谈了一阵，觉得这个少年人很有抱负。回家以后，杨素跟他儿子杨玄感说：“我看李密这孩子的学识、才能，比你们几个兄弟强得多。将来你们有什么紧要的事，可以找他商量。”杨玄感从此就跟李密交上了朋友。

杨玄感把李密接来，向他请教要如何推翻隋炀帝。李密说：“要打败官军，有三种办法：第一，昏君正在辽东，我们带兵北上，截断他的退路。他前有高丽，后无退路，不出十天，军粮接济不上，我们不用打也能取胜，这是上策；第二是向西夺取长安，抄他的老巢。官军如果想退军，我们就拿关中地区做根据地，凭险坚守，这是中策；第三是就近攻东都洛阳，不过这可是一条下策。因为朝廷在东都还留着一部分守兵，不一定能很快攻得下来。”

杨玄感急于求成，听完这三条计策，觉得前两条都太费时间，说：“我看你说的下策倒是个好计策。现在朝廷官员家属都在东都，我们攻下东都，把家属都俘虏起来。这样官兵军心动摇，我们就保证能取胜。”

因此杨玄感立刻出兵攻打东都洛阳，一路上有许多农民踊跃参加起义军，队伍扩大到十多万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隋炀帝连夜退兵，派大将宇文述等带领大军分头去攻打杨玄感。杨玄感抵挡不住，想往西退到长安去。宇文述带兵追击，最后把杨玄感的人马围住。杨玄感无路可走，终于被杀。

雁门破胆

614年，隋朝国内的起义已经演变成了燎原之势，但隋炀帝仍然打算第三次东征。高句丽王国一连三年受到攻击，无力抵抗，于是他们就把杨玄感的同党，于前一年投奔高句丽的斛斯政，送还给隋炀帝，以表诚意。隋炀帝觉得争到了一点面子，撤军来到洛阳，用酷刑把斛斯政处死后，再次征召高句丽婴阳王高元入朝。没想到高元仍然不来，隋炀帝火冒三丈，下令准备第四次东征。没想到突厥这时对隋朝发动了进攻。615年，隋炀帝从洛阳出发，到汾阳宫（今山西宁武）避暑。

突厥汗国的始毕可汗（启民可汗之子）得到消息，亲统骑兵十余万，向隋炀帝发动突袭。隋炀帝退到雁门郡（今山西代县），被突厥团团围住，流箭直射到隋炀帝面前，城内存粮又仅够二十余日。雁门守军仅一万七千人，形势十分危急。隋炀帝魂飞魄散，整天抱着幼子杨杲哭泣。大将樊子盖建议说：“现在别无他法，只有一面征兵，一面请陛下宣布不再东征。并立下重赏，亲自鼓励将士奋死卫城，才有希望支持到救兵到达。”隋炀帝于是登城巡视，向守城将士说：“各位努力杀贼，只要我能够脱险，凡随驾官兵，一律重赏。”并保证以后不再对高句丽用兵。隋军士气大增，奋勇抵抗，虽然死伤惨重，仍能力保城池不失。同时炀帝下诏征发各地隋军火速来援。

与此同时，大臣萧瑀建议说：“以突厥的习惯，可汗如果出兵，皇后必定知道。请派密使去见义成公主求救，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于是隋炀帝立即派人间道前往，义成公主因此向始毕可汗告警说：“北方发生情况了！”始毕可汗这才解围而去。

突厥久攻不下，侦知东都和各郡的援军已经到达忻口（今山西忻州北），又得义成公主北边有急的谎报，乃于九月撤围北逃。隋军追至马邑，俘虏了突厥老弱两千人后撤回。

隋炀帝回到洛阳，心神稍定，发现又处于绝对安全之地时，深怕自己在雁门郡的懦夫表现被人耻笑，决定一手遮天下耳目。他拒绝封赏守雁门郡的兵将，樊子盖一再请求隋炀帝不可失信，隋炀帝大怒，樊子盖不敢再说话。隋炀帝又向群臣宣布萧瑀的罪状：“一小撮突厥丑类，窜至雁门城下，萧瑀怕得不成样子，实在可耻。”把萧瑀贬出了洛阳。接着隋炀帝下令加强第四次东征的准备工作。国无信不立，隋炀帝屡屡食言，自然会众叛亲离。

有勇有谋的李世民

与隋炀帝的懦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世民有勇有谋。据说雁门之变时，他才十六岁，在云定兴手下当兵，就提出建议：“我们可以多张旌旗连绵数十里，突厥人必定以为救兵大至，就会望风而遁。”云定兴采纳了他的建议，收到了相当的效果。

起义中丧命

自从隋炀帝杨广即位以后，对老百姓的横征暴敛就一刻没有停止过。三次征讨高句丽的战争，又进行了全国规模的大征调，使永济渠沿岸的村落几乎找不到男丁。劳力缺乏，田园荒芜，再加上一场洪水，粮价飞涨。忍受不了兵役、徭役和饥饿的人们纷纷揭竿而起，最终推翻了隋朝，隋炀帝也死于非命。

瓦岗军

隋末首先起义的是山东邹平县人王薄，传说王薄是个铁匠，很会打造枪头。他在611年率众在长白山（今山东济南东北）起事，自称“知世郎”，表示自己是先知先觉者，号召人们拒绝参加出征高句丽的战争，反对官府，因而吸引了众多逃避征役的农民加入。

王薄的起事虽然不久就被官军镇压下去，但从此各地农民起义相继出现，星星之火，迅速形成了燎原之势。在隋末众多的起义军中，影响最大的要算瓦岗军。

瓦岗军首领翟让，本来是东郡的一个小吏，因为得罪了上司，被打进监牢，还被判了死罪。有个狱吏同情他，跟他说：“我看你是条好汉，怎么能在牢里等死呢！”一天夜里，狱吏偷偷把翟让放了。翟让逃到东郡（今河南滑县东）附近的瓦岗寨，招集了一些贫苦农民，组织了一支起义队伍。

杨玄感兵败被杀后，李密也遭到逮捕，不过在送往京师的途中，他设法逃脱了。此时的李密想找个起义军的首领做靠山，但是有的起义军首领看他是个文弱书生，不大重视他。李密没办法，只好改姓换名，东躲西藏，几次差点儿被官府抓去。最后他听说东郡瓦岗寨有一支起义军，兵力很强。带头的叫翟让，为人厚道，又喜欢结交英雄，就决定上东郡去投奔瓦岗军。

李密投奔翟让以后，帮助翟让整顿人马。那时候附近各地还有一些小股的农民队伍，李密就到各处去联络，说服他们联合起来，听从翟让的指挥。翟让十分高兴，跟李密渐渐亲近了起来。翟让虽然有了很多人马，但他并没想到自己能推翻隋炀帝。李密对翟让说：“从前刘邦、项羽，本来也是普通老百姓，后来终于推翻了秦朝。现在皇上昏庸暴虐，百姓怨声载道，官军大部分又远在辽东。您手下兵强马壮，要拿下东都和长安，打倒暴君，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翟让听了很高兴，两人商量了一番，决定先攻打荥阳。荥阳太守向隋炀帝告急，隋炀帝派大将张须陀带大军去镇压。李密请翟让摆开阵势，正面迎击敌人，他自己则带领了一千人马在荥阳大海寺北面的密林里设下埋伏。翟让假装不敌败退，张须陀紧紧追赶，中了李密布置的埋伏，最后全军覆没。

经过这一场战斗，李密在瓦岗军里提高了威信，不但号令严明，而且生活朴素，凡缴获来的钱财，全都分给起义将士。

617年春天，李密提议攻打东都附近的兴洛仓（今河南巩义东北）。兴洛仓也叫洛口仓，是隋王朝建造的最大的一个粮仓。翟让、李密两人带七千名精兵攻破了兴洛仓，立刻开仓分粮。接着瓦岗军又打败了东都派来的隋军救兵，声势大振。

众叛亲离

616年，农民起义军已经占领了全国三份之二的郡县。隋炀帝把农民军看成盗贼，因此不把农民军放在眼内，仍然要到江都（今江苏扬州）出游，一些大臣劝他要爱惜民力，他把这些大臣一律斩首。临出发前，还作了一首告别洛阳宫女的诗，其中有“我爱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句。到了江都后，各地官员来朝见，隋炀帝不问他们的政绩，只问他们奉献多少礼物钱粮，多的升官，少的贬黜，于是地方官员对老百姓更加暴虐。农民起义的烽火此刻越燃越烈，隋炀帝也预感到末日临头，一直胆战心惊，晚上也难以安睡，睡梦中常惊呼有贼。一次他还对着镜子说道：“如此好头，谁来取之？”因此他变本加厉地享乐。江都美女就有三万，天天摆宴，酒不离口，宾主全醉。618年，瓦岗军逼近江都，李渊也在太原起兵。他不敢回京城，而称为“骁果”的随从禁卫多是关中人，不愿意跟从隋炀帝久驻扬州，打算自行回本土。统领骁果的武贲郎将司马德戡等得知此状，便集兵数万人，推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首，于一日傍晚时分杀入宫中。

白瓷鸡首壶

此壶塑一侧一鸡首，一侧为直体曲颈伏首形龙柄，龙口衔接壶口沿，作饮水状，造型精美，是隋朝瓷器的经典之作。但这只是隋朝一贵族家庭九岁夭折的小女孩的随葬品。当时以隋炀帝为首的统治阶层穷奢极欲，而基层民众则在徭役、兵役的沉重负担下艰难生活，所以隋朝的农民起义范围广，影响大。

隋炀帝听到兵变的消息，仓皇改换服装，逃入西阁。叛兵搜至西阁，只见炀帝和萧皇后正坐在一起哭泣，隋炀帝还责问叛将道：“我犯了什么罪，你们要如此对待我？”叛将们说：“你穷兵黩武，游玩不息，穷奢极侈，使军士枉死战场，百姓失去生计，天下大乱，你还没有罪吗？”隋炀帝狡辩道：“我确实对不起百姓，但你们也跟着我享尽了荣华富贵，今天的事是何人为首？”叛将们说：“天下之人对你这个昏君都恨之入骨，岂止是一个人带的头？”这时有人喊道：“对这种昏君用不着多废话，赶快结果了他。”萧皇后哀求说：“皇上实在不贤，但看在以往对你们的恩情上，叫他退位，降为三公，留他一条命吧。”叛将们不允。隋炀帝叫喊道：“你们别动手，让我喝毒酒自尽吧。”叛军声称毒酒不如刀锋省事。隋炀帝哭着说：“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一位天子，就让我留个全尸吧。”说完解下了自己的衣带，让这些哗变的禁军把自己勒死了，同时被处死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隋炀帝死后，萧皇后和宫人用床板做了口小棺材，将其装殓，草草埋葬了事。杨广死时五十岁，当了十五年皇帝，谥号炀帝。李渊于同年称帝建立了唐朝，改年号为武德，定都长安，史称唐高祖。

陈后主陈叔宝死后，隋炀帝授其谥号曰炀。根据古人的说法，好内怠政、好内远礼、去礼远众、逆天虐民曰“炀”。谁料想十多年后，隋炀帝死后自己也被谥为“炀”，这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戏剧性事件。为此后人有诗曰：“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不容忽略的成就

隋朝虽然因为隋炀帝的好大喜功三十八年而亡，但因其消除了南北长期对立、攻战的局面，为南北方经济的发展和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除去建立三省六部制及确立科举制度以外，在文化、医术和科学领域仍然有很多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教艺术

书法

隋朝的书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书法家。智永禅师就是一例。他是王羲之的七世孙，在绍兴永欣寺出家，法号智永。当时向他求字题匾的人络绎不绝，日久天长，将寺院的门槛都踩坏了，最后只得用铁皮包起来，人称“铁门槛”。

有一天几位年轻书生慕名来求智永禅师的墨宝，并请教写字秘诀。智永笑答：“赠字不难，但秘诀实无，不过老衲可奉送诸位四个字“勤学苦练”。如能持之以恒，保你一生受用不尽。”那些书生闻言，大失所望。智永禅师便耐心开导他们说：“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老衲先祖羲之公七岁开始练习书法，以张芝‘临池写书，池水尽黑’的事迹激励自己，经常坐在自家门前的高岗上临池学书，练完就到台下池中洗涮笔砚，天长日久，池水尽染。献之公学书曾用尽十八大缸清水，老衲学书也是靠勤学苦练，才有了今日的成就。”

这些书生还不相信，智永禅师便带领他们去寺中的塔林，停在一座高高的坟冢前。冢前立一石碑，上刻“退笔冢”三字，下有“僧智永立”几个小字。书生们大惑不解，智永禅师解释说：“我练字磨秃的笔头尽在于此。”偌大一座坟冢，贮满秃笔头。书生们看罢，感叹不已。

绘画诗歌

在绘画方面，著名的画家有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田僧亮、杨契丹、孙尚子、尉迟跋质那等人。当时绘画仍以道释人物故事为中心，但山水画已逐渐发展成了独立的画科。他们除画寺院壁画外，还画卷轴画，专长于人物、车马、楼阁及山水配景。现存展子虔的唯一作品《游春图》，乃是用勾勒刷法，着大青绿，注意远近关系和山树人物的比例，能够于咫尺之中，具备千里之趣，被认为是山水画的始祖。于阗（今新疆和田）画家尉迟跋质那，当时人称“大尉迟”，善画西域人物，画面上有阴影晕染，即所谓“凹凸法”，对后来的绘画影响很大。

在诗歌方面，隋朝也取得了相当成就。隋朝文学的作者基本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北齐、北周旧臣，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他们多写反映边塞军旅生活的作品，体现了北方诗人重气质的特长，历来为人称道。例如卢思道的《从军行》：“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而杨素作为隋朝的开国重臣，亲历征战，对边塞风霜行役的军旅生活体验尤深，在诗中表现得更为真切。他的《出塞》其二在平实的叙说中流动着粗犷深沉的情思：“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历览多旧迹，风日惨愁人。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交河明月夜，阴山苦雾辰。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二是由梁、陈入隋的文人，如许善心、虞世基、王胄等。他们把南朝诗风带入隋朝。一些北方文人在学习南朝文学的表现手法后，诗风也不免陷于轻艳，如卢思道的《美女篇》《夜闻邻妓》等，着意描写女性的体态服饰和媚眼纤腰。

隋朝大佛

甘肃麦积山石窟位于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艺术与汉族艺术相互融合的特点。该佛像泥塑彩妆，两眼炯炯有神，神情庄重，并具有豪迈的气势，是隋朝雕塑的优秀之作。

本来在隋文帝时代，北、南两种诗风是同时并存的，甚至在同一作家的创作中同时体现出来。但到了隋炀帝即位以后，附庸风雅，以天子之尊，却以文学领袖自居，沿袭梁、陈贵族文人以诗为娱的生活方式，隋代诗歌就明显地向重文采的南朝诗风方面发展了，雕琢堆砌之作颇多。相比之下，倒是隋炀帝本人《春江花月夜二首》其一比较清丽明快：“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但有意思的是隋炀帝也因此十分自负，他曾说：“天下皆谓朕承袭绪余，以有四海。设令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他自认为自己才华横溢，哪怕跟士大夫们一起考试，也会得第一。自负的人也多嫉妒，薛道衡死，他就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他又发表了一番评论：“‘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邪？”以至于很多人相信薛道衡就是因为诗歌写得比隋炀帝好才招致杀身之祸的。

对边疆地区民族的教化

隋朝一方面在开疆辟土，以通商业，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化。梁毗用自己的行为改变少数民族的陋习就是其中一例。

西宁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那里的土著人分成许多部落，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梁毗到西宁州上任后，土著人的部落酋长们接连不断地到州府来参见新上任的刺史，他们每人都给梁毗献上了一份黄金为礼物。梁毗找来手下孔目，打听土著呈献金子是何缘故。孔目告诉他，每个部落都有一顶神秘的金冠，部落里不管谁得到这顶金冠，就自然成为众人的首领。部落酋长之间，也以所戴金冠的重量来区别贵贱，金冠重的部落就可以驱使金冠轻的部落，因此各个部落常常为了争夺金冠而发生战争。听了孔目的话，梁毗不解地问道：“既然黄金对于他们如此重要，为何又将它献给官府呢?”孔目回答说：“土著人视金冠为权力的象征。自从归顺了朝廷，他们便把向朝廷的刺史呈献黄金，看作是接受统治的礼仪。所以每换一任刺史，酋长们照例要来献一次黄金。”梁毗又问道：“过去献的黄金是不是都进了历任刺史的私囊?”孔目不好回答，只好支支吾吾地说：“这也是土著人对大人的一点孝心。”

梁毗没有和孔目多费口舌，只吩咐赶紧把土著酋长们悉数召集到官府，然后失声痛哭，说道：“这些金子饿了不能充饥，冷了不能御寒，你们为了它相互残杀，不知杀死了多少同胞兄弟。如今你们把它拿来送给我，难道想让我和那些不幸的人一样去死吗?”

一席话说得酋长们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是好。梁毗也不多加责怪，只是叫他们各自收回所献的黄金。梁毗在西宁做了十一年刺史，由于他的提倡，土著人不再为了争夺黄金而进行战争。朝廷也对梁毗帮助边疆民族移风易俗之举大加赞赏。

科技成就

历法医学

在历法方面，计算方法更加精密。604年，刘焯在制定《皇极历》时，最早提出了“等间距二次内插法”的公式。四年之后，得出了岁差为七十六年差一度的结论，已接近准确值。丹元子还将周天各星的步位编成了一篇七言长歌，叫作《步天歌》，共七卷，文句浅显，便于传诵，在天文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医学方面，太医博士巢元方奉朝廷命令编撰《诸病源候论》一书，共五十卷，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候。这是中国第一部详论疾病分类和病因、病理的著作。他提出白发的根源是身体虚弱，营养不良，故有“千过梳头，发不白”的设想，意即勤梳头可防止头发变白。隋炀帝也曾经下令编纂《四海类聚方》，专述治疗，与《诸病源候论》相辅相成，形成较为全面的医学配套著作。

巢元方著有《养生方导引法》，中间有大量的食疗方法。据说一名官员全身关节疼痛，经常头晕呕吐，诸医诊治无效。隋炀帝命令巢元方前往诊治。巢元方诊后认为是风入腠理，便将肥嫩的羊蒸熟，令其掺药食下。那位官员药未尽病就治愈了。巢元方又叮嘱他用杏酪五味并佐以羊肉，一天吃几枚，可使疾病不复发。

经学和音韵学此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颜之推、萧该、长孙纳言等八人和陆法言讨论音韵学，一致认为四方声调分歧很大，南北用韵不同，以前诸家韵书，定韵缺乏标准，都有错误。故商量古今的同异，南北的是非，多数由颜之推、萧该决定。陆法言记录了诸人议论的要旨，经过他本人多年的斟酌，于601年写成《切韵》五卷，统一了书面的声韵，为音韵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火药的起步

火药的发明也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历史文明的象征。早在前6世纪，中国人已经对硫磺、硝石有所了解，留下了“石流黄出汉中”“消石出陇道”的记载。这里的“石流黄”就是指构成火药的主要成分之一“硫磺”，“消石”就是指构成火药的另一种主要成分“硝石”。

至于火药的发明，则与古代炼丹术有关。古人试图炼出吃后可以得道成仙的仙药，而出于对财富的追求，炼金术也发展起来。炼丹家制仙药、炼金银的目的都没有达到，不过由于敢于大胆地尝试，却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发现和创造了不少新的东西，火药就是这样发明的。

硝石是一种重要的化学原料，能够和多种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硫磺也较为常见，因此成为古人经常接触的化学原料。但两者都比较容易燃烧，性质活泼，不容易控制。炼丹家们因此采用了名叫“伏火法”的办法，就是在其中加入别的物质，使其燃烧过程可以控制。在多年的摸索中，人们已经认识到点燃硝石、硫黄、木炭的混合物，会发生异常激烈的燃烧。《太平广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隋朝时，有一位老人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制药，有个叫杜子春的人来找他。天色已晚，老人叫他在制药（炼丹）的地方休息，告诉他切勿乱动，然后自己就离开了。杜子春睡在药炉的旁边，半夜醒来，发现炉子里冒出了大火，火焰直蹿屋顶，把房子都烧了。”因硫磺和硝石在古代被认为是重要的药材，而木炭也与药物有关，“火药”也由此得名，其本义就是“能着火的药”。

人们认识到火药这种燃烧性能之后，逐渐将火药用于军事。在火药未发明之前，作战的时候，也常常使用“火攻”。但这些能着火的东西，绝然不是火药，而是草艾、油脂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燃烧不快，燃烧力也不大，因此火药就取而代之。事实上火药刚开始用于军事，既不能炸死人，也不能推动子弹打人。其主要效力是燃烧。在攻城时，用来焚烧敌人的楼橹及其他防御物；在追踪敌人时，用来焚烧敌人的柴草积聚；在两军对峙时，用来恫吓敌人或扰乱敌人的队伍。到了后来，火药武器由开始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逐步过渡到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

历史细读

据说杨柳中的“杨”字与隋炀帝有关系。古人的笔记小说记载，在开凿通济渠时，有大臣建议在堤岸种柳，隋炀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令在大运河两岸种柳，并赐柳树国姓“杨”，从此柳树便有“杨柳”之美称。

大运河

中国内地的主要河流如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等，都是从西向东流。而在这几条大河之间，从南到北，有一条人工河纵贯其间，这就是世界最古最长的大运河。这条运河把长江、黄河、淮河、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联系起来，形成遍及全国的水运网，人们称它为南北大运河。

从南北朝时期开始，江南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但是隋朝的政治中心在北方，北方城市和边防军所需要的粮食，很大部分要依靠江淮地区供应。依靠马车和人力车运输不仅运量小、速度慢，而且费用很大。加之江南不断有小的叛乱，因此隋文帝下诏没收天下兵器，严禁私造。同时更禁止江南人私造大船，凡是三丈以上的船只，一律由国家所有。隋炀帝即位之后，一方面为了加强对江南的统治，一方面也为了自己游玩享乐，下令开凿大运河。

605年（大业元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一百余万民夫，开凿通济渠。这条运河是利用古代运河渠道加以拓宽的工程。两千多里的渠道，只用了一百余天就竣工了。通济渠的具体路线，是以东都的西苑为起点，引谷水、洛水入黄河。进入黄河以后，利用黄河的一段河道直达板渚（今河南荥阳西北），再引黄河水南流，进入汴水。

在淮河与长江之间，隋朝以前有邗沟相通。后来邗沟由于多次改道，河道狭窄，根本无法通行大船。隋炀帝于是组织十余万民夫，把旧有的邗沟拓宽取直，从山阳到达扬子（今江苏仪征），直通长江。

608年（大业四年），永济渠开凿。这条运河主要是利用自然河道，沟通沁水和淇水，然后北流从天津入海。其中一支向北伸展，然后合永定河，北达涿郡（今北京）。610年（大业六年），江南运河开凿，将江南的一些小运河拓宽，绕过太湖以达杭州。

这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通航后，对南北经济的交流起了重大的作用，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如扬州、楚州、魏州、润州、河阴等城市很快地繁荣和发展起来。大运河开通后，还对黄河起了分流的作用，减少了黄河本身的压力，数百年间黄河都未曾发生大的泛滥。

赵州桥

隋朝另一著名工程是赵州桥。赵州桥也叫安济桥，位于河北赵州（今河北赵县）城南五里的洨河之上，设计者是隋朝杰出的工匠李春。

赵州桥建于595年至605年，施工技术堪称巧妙绝伦。从整体来看，赵州桥是一座单拱桥，在当时算得上是世界上最长的石拱桥。它的桥洞不是普通的半圆形，而是像一张弓，桥面平坦宽阔，方便车马通行。

赵州桥最大的科学贡献，在于它的“敞肩拱”的创造。在大拱的两肩，砌有四个并列的小拱，既增大了水流的通道，节省石料，减轻桥身重量，又利于小拱对大拱的被动压力，增强了桥身的稳定性。使得赵州桥经受住了无数次洪水冲击，八次大地震摇撼，以及车辆重压，千载如一日，至今仍巍然挺立在洨河之上。

赵州桥的另一特点是跨度特别大，桥上却采取了平拱形式，使跨度和高度之间的比例只有五比一左右。这是一个大胆的创造，也是一个惊人的成就。赵州桥的平拱形式不仅桥面坡度小，便于车马行人往来，而且还节约材料，并大大增加了桥梁的强度。

因赵州桥巧夺天工，此桥被说成是木匠祖师鲁班所建。据说昔日河流湍急，两岸百姓只得靠木船摆渡。鲁班在一日晚间，赶着白花花的羊群来到这里，瞬间羊群化作各种各样的石头坐落于河中。鲁班借势挥锤动工，至拂晓时分，一座奇特壮丽的石桥便身披晨曦，婷婷玉立于洨河之上。这事惊动了仙界。张果老十分惊讶，约了柴王爷一同来试桥，看它结不结实。张果老倒骑毛驴在前，驴背褡裢里装着日月；柴王爷推小车在后，运载着五岳名山。行于桥中心，将桥压得摇摇欲坠。鲁班见势不妙，纵身跳入水中，用手将桥托住，石桥安然无恙。桥身经过这样的重压，也就更加稳固了，但桥面上也留下了清晰的驴蹄印、车道沟，桥腹上则留下了鲁班的手掌印。

自然这些只是传说。据推测这些痕迹是行车标记和工程标记。三分之一的位置可能是出于石桥安全的考虑，载重的车辆应该从中间走，驴蹄印及车道沟大概是为驾车人提供参考。而桥腹上的手掌印可能是怕万一桥发生裂痕，可在手掌印处暂时支撑，以争取维修时间。

唐  朝

光耀千古  风流繁华  盛极而衰

隋炀帝的暴虐统治激起了人民的激烈反抗。在短短的数年间，到处都有人举旗起义，人称“十八路反王，六十四处烟尘，七十二家盗贼”，但最终一统天下的却是唐高祖李渊。

李渊本是隋朝的贵族，与隋炀帝是姨表兄弟。他经过充分的准备，设计杀死当地官员，并于617年五月在太原起兵反隋，很快占领了长安。待到隋炀帝身死，李渊便于618年称帝，建立了唐朝，年号为武德，定都长安，史称唐高祖。

唐朝建立时，全国还处在分裂之中，农民起义军和隋朝残余将领割据各地，李渊在长安起兵之后，便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统一战争。以李世民为首的唐军将士努力奋战，先后消灭了王世充、窦建德等强大的割据势力，统一了全国。

626年，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迫使李渊将皇位让给了自己，是为唐太宗。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唯贤，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一系列以农为本、休养生息的政策，同时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国力变得十分强盛，并取得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与此同时，唐太宗“自古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少数民族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被尊称为“天可汗”。其中在他的主持下，文成公主入藏，这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件盛事。

唐太宗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但是他的儿子高宗李治却优柔寡断，高宗的皇后武则天乘势而起。武则天从唐太宗的才人做起，逐渐掌握了唐朝的最高权力。在690年，武则天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这个过程中，徐敬业、骆宾王等人起兵反抗，但都被镇压了下去。

后来，宰相张柬之等人乘武则天年老病弱，发动兵变，迫使武则天退位。之后唐朝宫廷又经过了几次内乱，政权几经更迭，最终武则天的孙子、唐睿宗李旦的儿子李隆基登上了皇位。他就是后来的唐玄宗，人们多称其为唐明皇。他继位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新的发展，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

但盛世下面也潜伏着危机。755年，安禄山和史思明起兵反对唐王朝。前后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了唐朝的盛世。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至衰的转折点。这场战争严重破坏了北方经济，致使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边防日益空虚，少数民族的一些政权趁机自立，纷纷侵占边疆地区。

面对唐王朝混乱的经济局面，唐朝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刘晏对漕运进行了改革，杨炎推行了“两税法”。但藩镇割据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根除。在中央朝廷，宦官乱政现象日益突出，朝廷中也出现了激烈的党争。在这一时期，基层民众的生活痛苦不堪。黄巢起义之后，唐王朝已名存实亡，后被朱温所灭。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是唐朝藩镇割据局面的继续和扩大。在这一时期，虽然文化方面颇有成就，但民众饱尝战乱之苦。直到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才结束了中原的分裂局面，但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已是不可阻挡之势。

虽然唐朝已经成为了历史，但他的繁荣仍是中国人心中的骄傲。唐朝之所以被称为盛世，是因为国家统一、经济繁盛、文化昌明、国威远播，更是因为其进取、开放、昂扬的民族精神。“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是多么的豪迈自信！唐朝统治者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爱惜民力，虚怀纳谏，出现了唐太宗、魏征这样的贤君名臣。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辉煌灿烂、光照四邻。对外交往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频繁局面。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了东亚的许多国家，中华文化圈开始形成。“唐人”也成为中国人的代称。

唐朝世系：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中宗李显（又名李哲）>>睿宗李旦>>武后武曌（称帝，改国号为周）>>中宗李显（复唐国号）>>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德宗李适>>顺宗李诵>>宪宗李纯>>穆宗李恒>>敬宗李湛>>文宗李昂>>武宗李炎>>宣宗李忱>>懿宗李漼>>僖宗李儇>>昭宗李晔>>哀帝李柷

唐朝五代十国大事一览表

时间 事件

618年 李渊定都长安，建立唐朝，年号为武德，史称唐高祖。

李世民将薛仁杲彻底击溃，薛仁杲投降，陇西收归唐朝。

619年 刘武周占领并州，齐王李元吉无力抵抗，弃城而逃。李渊欲放弃并州，遭到李世民的反对。

王世充废杨侗而称帝，建立郑国，定都洛阳。

620年 唐军围困洛阳，王世充派人出城，向窦建德求救。

李世民在武牢关之战中，击败窦建德。

王世充向唐军投降。

626年 李建成和李元吉骑着马来上早朝，被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下的伏兵所杀。其中李建成为李世民亲自射杀。

李世民即位，史称唐太宗。

627年 玄奘西行求法。

630年 李靖击败突厥颉利可汗并将之擒获。

640年 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

644年 唐朝派人出使天竺。

645年 玄奘结束历时十九年、跋涉五万余里的行程，回到长安，引起巨大轰动。

唐军征战高句丽。

648年 唐军攻破龟兹，势力深入到西域的纵深地区，开辟了通往西域的南路交通要道。

649年 李世民病逝。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

651年 大食遣使与唐朝通好。

654年 武则天被接回皇宫中，封为昭仪。

高宗下诏书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立武则天为皇后。

671年 义净搭波斯船从广州出发，赴印度研习佛学。

684年 徐敬业在扬州起兵，骆宾王还专门写了《讨武曌檄》。

690年 武则天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713年 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

唐玄宗册封皮逻阁为台登郡王。

723年 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

唐朝设立黑水府。

735年 唐玄宗罢免张九龄的宰相职务，任命李林甫做宰相。

738年 皮逻阁建立南诏。

745年 唐玄宗将杨玉环纳为自己的妃子。

751年 高仙芝在怛罗斯与阿拉伯人展开会战，唐军两万人的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鲜于仲通率兵往击南诏，大败而归。

752年 杨国忠当上宰相，身兼四十余职。

755年 安禄山、史思明以接到皇帝命其讨伐杨国忠密令为名，发动安史之乱。

756年 哥舒翰战败，安禄山叛军攻占潼关。

在唐玄宗出逃途中，发生了马嵬驿兵变，杨国忠被杀。

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并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

757年 安庆绪杀其父安禄山，接掌大权。

763年 安史之乱被平定。

780年 杨炎推行两税法。

783年 泾原兵变，唐德宗逃出长安。

784年 唐德宗颁布《罪己诏》，默认藩镇割据的事实。

808年 牛李党争开始。

815年 李师道派刺客在长安刺杀武元衡，重伤裴度。

817年 李愬雪夜入蔡，平定吴元济叛乱。

822年 吐蕃与唐朝“甥舅和盟”。

835年 甘露之变，宦官势力不但没有清除，反而更加嚣张。

851年 张议潮派使者携带河西十州的地图和户籍到达长安。

875年 黄巢起义。

907年 唐哀帝被废，唐朝灭亡。

朱温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建都汴（今河南开封），史称后梁。

910年 钱镠征调数十万军民，筑起一道长达千里的捍海石塘。

923年 李存勖宣称他是唐王朝帝位的合法继承人，自称皇帝，建立后唐。

938年 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

960年 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

唐朝的建立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隋朝就从一个强大繁荣的王朝走向了灭亡，北至山西、河北，东到山东、江浙，南抵岭南，西达河西走廊，到处都有人举旗反抗。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但最后得到这只“鹿”的却是李渊和李世民父子。

代隋而立

李渊本是隋朝的贵族，被封为唐国公，自称陇西成纪人（今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鲜卑姓是大野，字叔德。李渊的父亲李昞，北周时历官御史大夫、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母亲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

李渊起兵

李渊之妻窦氏的父亲窦毅在北周是上柱国，母亲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窦氏从小就很聪明，在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时，窦氏曾恨恨地说：“我恨自己不是男子，无法为舅舅家消除祸患。”吓得父亲赶紧捂住她的嘴说：“你不要胡说，这是灭门之罪！”因为这件事，窦毅认为自己的女儿不是等闲之辈，在选婿时想了一个办法，让人在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凡是两箭各射中一只孔雀眼睛的，就招其为婿。前边有几十人都没有射中，只有李渊两箭都射中了。窦毅便让女儿嫁给了李渊，她也由此成为了李渊的贤内助。

据说有一次，隋炀帝看到李渊的脸上皱纹多，便戏称李渊是“阿婆面”。李渊回家后很不高兴，窦氏问清原因，马上贺喜道：“这是吉兆啊，你继承的是唐国公，‘唐’便是‘堂’，‘阿婆面’就是指‘堂主’啊！”一席话说得李渊顿时高兴了起来。

李渊有不少骏马，窦氏就劝他把这些骏马献给爱马的隋炀帝：“皇上喜欢鹰和马，您是知道的。现在应该把骏马献给皇上，不该自己留着，招人闲言诬陷。”李渊开始还舍不得他的骏马，后来真的被隋炀帝责问。窦氏不久后去世了，李渊这才细细琢磨亡妻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经常给隋炀帝送骏马鹰犬。隋炀帝异常高兴，很快升李渊为将军。李渊流着眼泪对儿子们说：“我如果早点听你们母亲的话，早就做上这种官了。”

在隋末民变初起时，李渊曾静观其变。但随着起义队伍越来越多，李渊感到形势对自己越来越有利，于是产生了代隋自立的想法。

李渊有四个嫡子，次子李世民时年十八岁，是个很有胆识的青年。晋阳（今山西太原）县令刘文静十分看重李世民，二人是知心朋友。刘文静跟李密有亲戚关系，李密参加起义军后，刘文静受到株连，被革了职，关在晋阳监牢里。

李世民赶到监牢里去探望，刘文静对他说：“现在皇上远在江都，李密逼近东都，到处都有人造反。这可是打天下的好时机啊！”

李世民回到家里，想想刘文静的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正好这时太原北面的突厥可汗进攻马邑，李渊派兵抵抗，打了败仗。李渊怕隋炀帝追究他的责任，心里非常着急。李世民抓住这个机会，劝父亲起兵反隋。

李渊犹豫了一下，也觉得不起兵确实无路可走了，便把刘文静从监牢里放了出来。刘文静帮助李世民招兵买马，李渊又派人把正在河东打仗的另两个儿子李建成和李元吉召了回来。李渊听从了刘文静的计策，派人备了一份厚礼，到突厥可汗那里讲和，约他一起反隋。突厥可汗一口答应。李渊稳住了突厥，就开始策划反隋之事。

李渊派人到处散布谣言，诡称隋炀帝有诏，要再次攻打辽东，令发太原、西河、马邑、雁门一带的壮丁，凡年在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以岁暮为期，集中涿郡待发。当时民众已苦于兵革，而且东征高句丽，已多次失败，因此人心益怨，动乱更急。李渊就设计杀死当地官员，于617年五月在太原起兵反隋。而原隋朝的官僚裴寂又送来上等米七万斛、布匹五万段、甲胄四十万领，李渊声势大振。

攻占长安

李渊太原起兵后，便接到了李密的信，商议结盟之事，实际上是想让李渊尊他为盟主。李渊非常高兴，他当时正需要有人为他阻挡中原还没有被消灭的隋朝军队，好让自己集中兵力拿下长安。于是李渊给李密回信，对李密极力吹捧。李密欢欢喜喜地上了钩，专心对付东面的隋军。

李渊在西进过程中碰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西河郡（今山西汾阳），不想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仅用了九天便得胜而归，这使李渊喜出望外。然后李渊建立了基本的军事和政权机构：设置大将军府，自称大将军；长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领左三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领右三军；裴寂和刘文静为长史司马。

此后李渊听从了李世民直接入关中的建议，分兵攻打长安。在招降长安失败后，李渊下令攻城。长安内史卫文升本来是坚决不投降的，听说李渊打进来后，竟然被活活吓死了。李渊的军队占领长安后，马上下令禁止掳掠百姓，受到人们的夹道欢迎。待到隋炀帝身死，李渊便于618年称帝，建立唐朝，年号为武德，定都长安，史称唐高祖。

统一战争

唐朝建立之初，全国还处于分裂状态，农民起义军和隋朝残余将领割据各地。李渊在长安安定下来之后，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统一战争。

历史细读

李渊在太原起兵后不久，他的家人便遭到了隋政府的通缉。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让丈夫柴绍去投奔李渊，自己则秘密变卖家产，招兵买马。平阳公主的兵力很快发展到六七万人，成为关中地区的一只劲旅，号称娘子军，与李渊互相策应。据说山西的娘子关就是因她曾经在那里驻军而得名的。

击破薛氏父子

薛举是隋朝金城郡（今甘肃兰州）的富豪，617年称西秦霸王，后来称帝，占据了陇西全境，兵力有十三万人之多。

薛举见李渊称帝，便进击唐之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泾河北岸），李世民率军予以抗击，两军相遇在高墌（今陕西长武县西北）。李世民认为薛举军粮少，决定守城不战，以使其师疲惫。但薛举则利用李世民部将刘文静、殷开山不听约束和轻敌的弱点，进行突然袭击，最后将唐军击败，并且俘获了唐大将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等。随即薛举命儿子薛仁杲进逼唐宁州（今甘肃宁县），想一举攻下长安。不料薛举却在这时病死。他的儿子薛仁杲继续威胁长安，李渊命李世民为元帅再次出征，将薛仁杲彻底击败。于是薛仁杲投降，陇西收归唐朝。

北定刘武周

北方的刘武周是唐朝的一个劲敌，他不但英勇善战，还是一个难得的将才。相传在和突厥的一次战斗中，刘武周被困于突厥腹地，欲退无路，欲进无粮，形势十分危急。突厥首领始毕可汗是个沙场老将，深知刘武周的厉害，不敢与他正面交锋，只是把军队驻扎在距刘武周营地二十里处，将刘武周的人马包围起来，企图把刘武周和他的兵马困死。

刘武周深知少数民族骑兵虽然勇敢快捷，但战术欠佳，只会白天作战，不善于夜间用兵，很快他便想出一条突围的计策来。第二天刘武周下令士兵昼夜夯筑土城，准备柴火。突厥军队的哨骑看到刘武周的兵营出现城堡，大惊失色，赶忙禀报始毕可汗。始毕可汗一听，傲气十足地笑道：“刘武周是想筑城顽抗，我们就是只围不战，看他还能坚持到何时！”

可是始毕可汗万万没有料到，就在他认为刘武周将要不战自灭的当天晚上，刘武周令兵士将柴火点燃，悄悄地率军突围出来。此处是一个山沟口，沟底狭窄，两边陡峭，刘武周让一半兵士在沟中间垒石柱，让另一半兵士上到两边坡顶堆积石块。一天后十里长沟内垒起若干个石柱，纵看像条长龙。刘武周于是命令一部分兵士伏于两边坡项，派一名副将守住沟南口，自己领兵在沟北口。

秦叔宝

李渊父子之所以能够平定群雄，除去本身实力雄厚外，其善于收揽人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猛将秦叔宝就是不满王世充的为人才转而投唐，历经二百多场战斗，为唐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突厥军队后来发现土堡内已空空如也，只有一堆烧完的柴火，大呼上当，便马上出兵追击。突厥骑兵进入十里长沟后，因石柱挡道，无法快速行进，只好放慢马蹄，靠两边山脚走走。此时埋伏在两边坡顶的兵士居高临下，滚石下山，又用弓箭乱射。而长沟的两端又有刘武周的兵士把守，出不来也进不去。就这样进入沟内的突厥骑兵全部被歼。

刘武周起兵反隋后，和突厥人合作。由于开始时李渊采取了联络突厥的策略，所以刘武周也没有构成大的威胁。

629年，刘武周联合突厥南下占领了并州，唐朝的并州总管、齐王李元吉无力抵抗，弃城而逃。李渊先是派裴寂出击，结果大败而归。想到并州靠近北方边塞，李渊便起了放弃的念头，结果遭到李世民的坚决反对。最后李世民领兵出征，用坚壁清野消耗对方的战术，全面击溃了刘武周的军队。刘武周逃到突厥后被杀，唐朝恢复了原来在河东地区的领地。

中原鏖战

唐朝在中原的主要对手是王世充。王世充是西域人，姓支氏，年幼时母亲改嫁汉人王氏，因此随继父姓王。隋炀帝营建江都时，派了大臣张衡去监工。这个张衡是隋炀帝杨广篡位的功臣，在朝中权倾一时。可是杨广看到张衡每天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居功自傲，不免暗生杀机。但是大家都知道张衡是隋炀帝心腹中的心腹，有谁敢冒险去说张衡的坏话？就这样杨广一直没能下手，只好经常把张衡远远地打发出去。但是杨广的心事让王世充看出来了，王世充就打了个小报告，说张衡监工不严，江都宫有的工程粗制滥造。杨广收到举报后大为欣赏，也不管是真是假，反正只是要个借口，于是立刻下令逮捕了张衡，贬为庶人永不录用。其他人看出张衡倒台了，于是都去检举张衡有谋反嫌疑，杨广趁势响应民意，下令杀了张衡。张衡临刑前大叫道：“我为人做何等事，而望活命乎？”据说监斩官立即掩耳，不敢听他的临终遗言。就这样王世充取而代之成了隋炀帝的宠臣。

唐朝特勤骠

这是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一匹。“特勤”是突厥的官号，据说这匹曾经伴随李世民平定天下的骏马就是来自突厥。可见一方面是突厥和中原地区贸易往来相当频繁，另一方面则是突厥和李渊家族的关系非同一般。当时中原大乱，突厥试图浑水摸鱼，与诸多势力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隋炀帝被杀后，王世充便拥立隋炀帝之孙元德太子杨昭的次子杨侗为帝，年号皇泰。接着又打败了瓦岗军，可谓兵强马壮、势力极大。619年，王世充一脚踢开了傀儡皇帝杨侗，改封他为潞国公，自己称帝，建立郑国，定都洛阳。不久即派人去毒杀杨侗，没有毒死，就缢杀了他。杨侗死时年仅十六岁，遗言说：“愿下辈子不要再生在帝王尊贵之家。”谥号为恭皇帝。

李渊派李世民征伐王世充，因为李世民不但善于打仗，更善于用人。他从原瓦岗军和其他割据势力的降将中收留了一批人，像有名的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等。一次李世民亲自带了五百名骑兵在阵地上巡视，被王世充发现，发动一万多名步兵、骑兵围了上来。王世充的大将单雄信冲到李世民身边，用长矛直刺，本以为一枪就能结果了唐军主帅。不料李世民身后的尉迟敬德飞马赶上，大喝一声，把单雄信刺落马下。尉迟敬德保护着李世民突出包围，两个人又带着骑兵转过身来，在郑军阵地来回冲杀，吓得郑兵不敢阻挡。接着后面的唐军主力冲了上来，把郑军打得一败涂地。

这一次唐军将洛阳围得水泄不通，王世充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派人偷偷出城，赶到河北向窦建德求救。窦建德自从王世充称帝以后，也自称皇帝，国号夏，攻占了唐军许多土地。他接到王世充的求救信后，一面带领三十万人马，水陆并进，援救东都；一面派出使者给李世民送去一封信，要李世民退回关中。

李世民把李元吉留下，继续围攻王世充，自己则带领三千多名精兵北上，扼守武牢关（即虎牢关，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窦建德的大军到了武牢关，遭到唐军的阻击，久攻不下。李世民又派轻骑兵抄小路，把夏军的粮道切断了。

窦建德十分气恼，认为自己的兵力远胜过唐军，命令全军出动，摆开阵势准备决一死战。夏军从早上站到中午，可是唐军就是不出来交战，兵士们又疲劳，又饥饿，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到河滩上舀水喝。李世民一见时机已到，就命令将士渡过汜水，直冲窦建德大营。李世民乘夏军不防备，自己带领一支队伍插到夏军阵后，举起了唐军的大旗。夏军将士回头一看，以为唐军已经占领了大营，没有心思再战，争先恐后地逃散了。窦建德在混战中受了伤，也被唐军俘虏。王世充眼看大势已去，也只好向唐军投降。

李世民的雄才大略

唐朝一统天下后，李渊做皇帝没多久，次子李世民就在626年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李渊被迫将皇位让给李世民，唐朝由此进入第一个兴盛时期“贞观之治”。

玄武门之变

按照古代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来看，如果没有意外，李世民是没有办法坐上皇帝的宝座的，但他却让太子李建成感到如芒在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李建成与李元吉千方百计地要削弱李世民的势力。关键时刻，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发动了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的密谋

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后，立其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三子李元霸早亡。三个儿子中，李世民战功最多，威信也最高。但因为李建成是长子，所以他能够取得太子地位。

李世民不但有勇有谋，而且手下还聚集了一批人才。文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号称十八学士；武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勇将。太子李建成也立有军功，曾攻占长安，威慑群豪。他和弟弟李元吉联合，一起在李渊面前排挤李世民，双方矛盾逐渐激化。

此时李渊也对李世民颇有意见，他曾对宰相裴寂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后来限制李世民的军政权力，将其兵权转归齐王李元吉，又罢免了他的都督山东河南河北诸军事的职务，由太子李建成取代。接着又驱逐了李世民的心腹房玄龄、杜如晦，以至于李世民召二人密谋发动政变的时候，他们都是身穿道服潜回的。

626年五月，突厥进犯中原，李建成乘机向高祖要求带兵去抵御，高祖答应了他的要求。李元吉提出要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三员猛将归他指挥，并调秦王府的精兵充实自己的部队。李世民感到自己已经受到皇帝怀疑，准备放手一搏。

626年六月初三的晚上，李世民收买了守卫玄武门的统军将领，带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秦叔宝、程咬金、侯君集、段志玄、张士贵等人埋伏于玄武门。他准备在玄武门发动突然袭击，截杀明日上早朝的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

而李建成虽然与李世民有矛盾，但他贵为太子，再加上生性仁厚，就没有采取行动。他的弟弟李元吉自告奋勇要除掉李世民，谋士魏徵也建议李建成早日下手，但李建成却无动于衷。甚至在玄武门之变的当天，他接到密报，说李世民可能要对自己动手，李元吉主张应该“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可是李建成还是觉得玄武门的守将常何是他的亲信，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常何早已被李世民收买。李建成最终被自己的亲兄弟射杀。

骨肉相残

中国古代用青龙、朱雀、白虎、玄武（龟蛇）来表示天空中东、南、西、北四大区景象（四象）。玄武即由北方七宿（斗宿、牛宿、女宿、虚宿、危宿、室宿、壁宿）组成龟蛇相缠之象，在神话中被称为北方之神，代表北方。唐朝皇宫城墙的北面正门便被命名为玄武门，因内廷处在皇宫北部，玄武门就举足轻重。唐代的宫廷卫军司令部就驻在玄武门，称为“北衙”，有着坚固的城防和强大的兵力。

从唐高祖开基到唐玄宗朝之前的九十多年中，共发生了四次宫廷政变，而这四次政变都牵涉到当时的皇宫城墙的北面正门玄武门。第一次就是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第二次政变发生在705年，忠于唐王室的将领大臣占领玄武门，把太子李显从东宫迎来，然后一同闯入皇宫，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太子李显重即帝位，复唐国号；第三次是707年太子李重俊的政变。太子李重俊因为不堪忍受皇后韦氏与武三思的欺凌，发动兵变。韦后挟持中宗登上玄武门门楼，调兵镇压。中宗对军士宣布李重俊谋反，于是军士倒戈，李重俊的党羽立时溃散，李重俊被杀；第四次则是710年李隆基发动的政变。他占领了玄武门，随之纵兵闯入皇宫，斩杀了韦后和安乐公主。纵观这四次政变，凡是占领了玄武门的政变都获得了成功，没有占领玄武门的均告失败。

玄武门之变发生前，玄武门的守将常何原来是太子李建成的部属，所以李建成才能在已获知李世民有不正常举动、形势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依然毫无防备地和李元吉经玄武门进宫参加早朝。

626年六月初四清晨，李建成和李元吉骑着马进宫早朝，被李世民的伏兵所杀。其中李建成为李世民亲手射杀。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听到玄武门出了事，全部出动，猛攻玄武门。李世民指挥手下凭借着玄武门的坚固城防进行抵抗，直到尉迟敬德出示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头颅后，东宫和齐王府的兵才散去。

与此同时，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全副武装进宫。这时候李渊正在划船，尉迟敬德手持兵器冲进宫来，说道：“太子和齐王发动叛乱，秦王已经把他们杀了。秦王怕惊动陛下，特地派我来保驾。”

宰相萧瑀也趁机为李世民说话：“太子和齐王没有什么功劳，但两人却一向妒忌秦王，施用奸计。现在秦王既然已经把他们消灭了，这是件好事。陛下不如把国事交给秦王。”

到了这种地步，李渊要反对也没用了，只好听萧瑀的话，宣布了李建成、李元吉的罪状，命令各府将士一律归秦王指挥。过了两个月，李渊即让位给秦王，自己做了太上皇。李世民正式继位，就是唐太宗。

虽然李世民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但玄武门之变对唐代的宫廷政治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即皇位可以通过兵变取得。因此宫廷之内常为皇位的继承而明争暗斗，骨肉相残，受封为太子者未必能安稳地继承皇位。唐代太子地位的不稳定促发了对皇位继承权的激烈争夺，直接造成了唐朝政局的动荡，并导致朝臣的结党和宦官的分派。这是唐玄宗朝以后唐朝政局纷争不断、中央政府逐步走向衰弱的重要原因。

网罗英才

在唐太宗李世民手下，聚集了一批有才学、有智谋且能征善战的人才，正是他们辅佐李世民统一了天下，进而取得皇位，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犯颜直谏的魏徵

魏徵从小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李密曾授他以瓦岗军元帅府文学参军之职，执掌文翰。魏徵对李密也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曾向李密进十策，以期拓展宏图。可惜李密虽知这些建议很不寻常，却未能采纳实施。随着瓦岗军的连连胜利，一些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将领决定与王世充的大军决一死战。魏徵看到自己的军队也在征战中伤亡惨重，预感到了危险，便去劝说李密不要急于迎敌。应以守为攻，不过十天半月，等到敌人粮尽，可不战自退，那时再出兵追击，定能取胜。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决策，却被认为是书生意气，不予采纳。结果邙山之战，瓦岗军几乎全军覆没，李密仅带残兵万余人逃出。预感到败局已定，李密被迫归附了李渊。

后来魏徵便到李建成手下，李建成推荐魏徵为太子洗马。太子洗马是东宫的属官，一般负责掌管四库图籍、缮写刊辑等事务。而实际上，魏徵的工作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一直被太子视为谋臣。魏徵看到秦王李世民的勋业与日俱增，影响也越来越大，很为太子担心。此时恰逢窦建德的部将刘黑闼拥兵南下，魏徵感到太子建立功勋的机会到了，便对李建成说：“秦王功高，朝廷内外都倾心于他。现刘黑闼残兵散众，此时去攻击他，势必有如摧枯拉朽之势。您亲率大军讨伐，获取功名，并以此结识山东豪杰，这才能稳居东宫之位。”李建成接受了魏徵的建议。

镜子之于古人

对于古人来说，镜子是正衣冠的重要工具，而衣冠则是一个人的修养的重要表现。不过古代的镜子多用铜制，现在这种在玻璃上镀上水银而成的镜子则是近代欧洲发明的。

当时刘黑闼的士气很盛，如立即交战决难取胜。魏徵献策说：“上次秦王击败刘黑闼，其被俘获的将领皆被处死，他们的妻子儿女也都成了阶下囚。后来虽有诏书赦免了其余党之罪，却无人再敢相信我们。现在释放全部被囚禁的俘虏，安抚宣赦后遣送回去，我们就可以坐视敌军之离散了。”李建成此时对魏徵可谓言听计从。果然不出魏徵所料，刘黑闼军粮草用尽，军心大乱，士卒有的逃亡，有的干脆捆缚了首领来投降唐军。刘黑闼见形势不妙，率军逃跑，齐王李元吉率军追击，大败刘黑闼。唐朝由此稳固了在山东、河北的统治。

李建成得胜回来后，与李世民的矛盾更趋激化，因此魏徵多次建议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唐太宗告发了魏徵。唐太宗立刻派人把魏徵找来，问他为什么从中挑拨离间，破坏他们兄弟的关系。魏徵理直气壮地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有听从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唐太宗问魏徵：“历史上的君王，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魏徵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治理天下的君王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么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唐太宗连连点头称是，觉得魏徵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便把魏徵提拔为谏议大夫。

其实李世民对魏徵的才干早有了解，通过这次面对面的交锋，决定对他委以重任。当时唐太宗虽已即位，李建成、李元吉在山东的影响还在，余党也多逃亡在那里。李世民遂任命魏徵为特使，专程前往山东，全权处理安抚事宜。魏徵途经磁州，遇到州县差官押送前太子的侍卫官李志安和齐王府的护军李思行进京。魏徵对他的副使说：“我在受命出使之时，上面已有诏令，赦免东宫和齐王府的旧人，现在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谁能不生疑心呢？我若视而不救，这次出使安抚就会徒劳，人们一定不会再相信我们了。”于是魏徵当即命令释放了李志安等二人，然后才写奏书递到朝廷。李世民看后非常高兴，由此愈发信任魏徵。

不久唐太宗看到他的统治巩固了下来，心里十分高兴。然而魏徵还时时进言说：“陛下要居安思危啊！”后来魏徵提的意见越来越多，只要是看到唐太宗有不对的地方，他就当面力谏。有时候唐太宗听得不是滋味，沉下了脸，魏徵还是照样说下去，叫唐太宗很是难堪。

有一次魏徵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吓了一跳，问道：“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徵！总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参拜。唐太宗惊奇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徵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这一番话像一盆清凉的水，顿时把唐太宗的满腔怒火都浇熄了。

643年，直言敢谏的魏徵病死了。唐太宗非常难过，说：“用铜制成的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否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照见政治的兴衰；用人作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政绩与过错。我经常保持着这三面镜子，现在魏徵去世了，我少了一面镜子。”

战功赫赫的徐世勣

徐世勣字懋功，因唐高祖李渊赐姓李，故名李世勣。后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遂改为单名勣。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一带）人，后被封为英国公，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历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朝，深得朝廷信任和重用，被朝廷倚之为长城。一次徐世勣病重，药方上讲治此病胡须灰可以做药引。李世民听说后，自剪胡须，为徐世勣和药。按照儒家礼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般人都不会轻易损伤，何况贵为九五之尊的天子。李世民亲剪“龙须”为臣子做药引，被传为千古美谈。

自然徐世勣的功勋也是对得起这种优待的。首先当属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徐世勣自十七岁参军，到七十六岁去世，在半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中，经历大小战役无数，立下了赫赫战功。徐世勣镇守并州十六年，令行禁止，四夷宾服。唐太宗曾深有感触地说：“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勣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

身经百战的徐世勣还是个感情细腻之人，他的姐姐身体不好，时常生病。一次姐姐生病的时候，徐世勣正好在家，虽然已是年迈的老人，且身为仆射，却亲自下厨给姐姐煮粥。恰好一阵强风吹来，火苗往回一燎，把徐世勣的白胡子烧掉了几根。姐姐看到后心疼的埋怨他说：“家里这么多仆人、家妇，哪个不能熬粥，何苦自己受罪呢！”徐世勣说道：“并不是没人使唤，只是想到姐姐老了，我也老了，想多给姐姐熬几次粥，也不知以后还能有多少时间。”

唐朝持盾武士俑

该武士披甲持盾，表情坚毅。正是有了这样勇猛的士兵，优秀的唐朝将领才有了用武之地。

房谋杜断

房玄龄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房玄龄的父亲房彦谦是一位名士，因公务繁忙很少回家，但偶尔回家，总要对子女们说些做人的道理。他的俸薪不多，又常常拿出去周恤亲友，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什么。一次他歉疚地对房玄龄说：“别人都因享受朝廷俸禄而致富，惟独我是因做官而受穷。我能留给你的，就只有这一身清白了。”此时的房玄龄只有十岁，却回答道：“不图父亲积下万贯家财，父亲的言传身教，足够儿子受用终身了。”

三十八岁这年，房玄龄投到李世民的手下，从此开始了他不平凡的仕途。在与隋军作战之时，每逢打了胜仗，其他唐军将士都忙着打扫战场，有的争相搜罗金银财宝，有的抢夺年轻女子。而房玄龄却是到俘虏营里，将各级军官一一登记造册，挨个儿谈话。当唐军将俘虏押回京都时，他已对这些人的身世、才干了如指掌。李渊要下令杀这些人时，他就将挑选出来的名册交给李世民，让他收罗这些人才。久而久之，李世民便拥有了许多可用之才，势力越来越强。

大名鼎鼎的杜如晦当时一直在秦王府做兵曹参军，不被李世民重视，不久又要将他调至陕西去做地方官。房玄龄立即前去劝说李世民将他留下。李世民听从了这一建议，重用了杜如晦。在讨论大事的时候，房玄龄善于出计谋，杜如晦善于作决断，所以史称“房谋杜断”。

房玄龄极有雅量，即使反对过他的人，只要是人才，只要他们愿意，他就容纳下来并委以重任。李世民杀了兄弟成了太子后，将东宫的主要谋士魏徵关进了大牢。早在隋末群雄逐鹿之时，魏徵就表现出超人的才能。在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魏徵也曾经出过不少让李世民头疼的主意，李世民对他可谓恨之入骨。正是房玄龄的苦苦劝说，才让李世民改变了主意，任命魏徵为谏议大夫。在继位之初，唐太宗曾对朝中官员论功行赏，房玄龄、杜如晦排在前面，得到了重赏。封赏完了之后，唐太宗说：“今天论功行赏，大家有什么意见尽管讲出来。”淮安王李神通说：“臣带兵打仗，舍生忘死，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端坐朝中，舞文弄墨而已，功劳却排在前面，臣心里不服。”唐太宗说：“你们是有功劳，但房玄龄运筹帷幄，把握全局，你们只是具体执行而已，所以他功劳最大，当然应该排在第一。”淮安王李神通惭愧而退，其他大臣也无话可说。

贞观之治

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唯贤，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一系列以农为本、休养生息的政策，同时完善科举制度，使得国力变得十分强盛，并取得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

纳谏与任贤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肯于兼听纳谏。翻开唐史，可以看到很多犯颜直谏、面折廷诤的事迹。上自宰相御史，下至县令小吏，甚至宫廷侍女，都有人敢于上疏直谏。而只要是正确的，唐太宗都肯于接受。

一次唐太宗派使臣征兵，封德彝建议说：“中男虽未满十八岁，但身强力壮的也可以当兵。”唐太宗批准了他的建议，诏令也写好了。但是魏徵坚持认为不能这样做，因此唐太宗很是生气。魏徵说：“竭泽而渔，暂时虽然有鱼吃，但是一次把大小鱼都捞尽了，以后就无鱼可捕了。同样道理，假若毁林打猎，虽然暂时可得到不少野兽，但是将来就永远打不到野兽了。如果叫全国的中男都去当兵，那么租调徭役由什么人负担呢？况且兵不在多，全在统帅得当，何必拿幼小的人凑数呢？”唐太宗一想，觉得魏徵说得很有道理，便接受了他的意见。

除了兼听、纳谏，唐太宗还注意任用贤才，很注意根据官员的实际表现考察发掘人才。一次要任命刑部侍郎，宰相推荐了几个人，但唐太宗审查后都不满意。后来唐太宗想到李道裕，认为这个人不但有见识，更能坚持原则，敢于对错误的人和事进行抗争。过去处分罪臣张亮时，只有李道裕坚决反对朝廷的判决，认为“张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唐太宗因此提拔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唐太宗用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在隋末征战时，唐太宗就注意搜罗原李密、王世允、窦建德集团的人才，吸收了瓦岗军的秦叔宝、程咬金等；在打败刘武周时吸收了尉迟敬德；在攻破窦建德集团时，吸收了张玄素；在消灭李建成时，吸收了魏徵。长孙无忌是唐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的哥哥，在玄武门事变中立下了大功。因为历来外戚掌权会被众人攻击，因此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本人为了避嫌，再三请求只当一个虚职，不要实权。但长孙无忌确实具有宰相之才，因此唐太宗用人不避亲，任命他为宰相。

唐朝仪卫

图中六人均顶盔带甲，蹬长筒尖头靴。前面一人为领队，左手按剑。后随五人，参差排列，身佩长剑、弓箭，手执红色五旒旗。仪态威武，气宇轩昂。

在这样的用人政策下，唐太宗统治期间，出现了不少尽职尽责的大臣。隋炀帝好大喜功，裴矩就尽量迎合他。正是他劝告隋炀帝在洛阳征调四方的奇技、杂戏，向少数民族和外国使节夸耀强盛。炀帝称赞裴矩很忠诚，说：“裴矩很懂得我的心思，大凡所上奏的，都是我想好的但没有说出来的。若不是一心一意为了国家，又么怎能如此呢？”唐太宗刚即位的时候，准备大力惩治奸邪官吏，就派人用财物去试探他们。有个官员接受了馈赠的一匹丝绢，太宗是很生气，要杀了他。裴矩就进谏说：“这个人接受贿赂，确实应该严惩。但陛下用财物试探他们，接着施以极刑，这是没有道理的。”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就此召集官员，当众赞扬他说：“裴矩竟然能够当廷辩驳，不肯当面顺从。如果每件事都能像这样，又何愁天下不能治理好呢！”

纵囚归狱

唐太宗认为，赏罚是国家大事，必须严肃对待。为了明确赏罚的标准，唐太宗任命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改《武德律》，制定了《贞观律》。相比《隋律》，《贞观律》减轻了一些刑罚。后来长孙无忌又组织人为《唐律》作注，即后来的《唐律疏议》。这是一部完备的法典，五代以后各朝法律大都以此为范本增改而成。

除了“律”，唐初还制定了“令”与“格”。“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格”则是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最后还定出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称为“式”。律、令、格、式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国家政治制度到社会经济生活，以及民间的婚丧嫁娶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规范。

为了使国家的律、令、格、式能够有效地贯彻执行，唐朝还设有御史台，掌管纠察弹劾事宜。唐太宗主张严惩贪污分子，凡是主管官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贪污的，只要贪了一尺布帛，就要被杖百下，如果贪污的财物达到十五匹，则会被处以绞刑。

在对官员严厉的同时，李世民对一般犯罪的民众则颇有仁慈之心。632年，李世民亲自审理囚犯，他看到那些被判死刑的囚犯，生命即将结束，心中对他们产生了很强烈的怜悯之情，不忍心杀掉他们，就先把他们放回家，看望家中的父老，限定在第二年的秋天准时回来服刑。还命令当时掌管司法刑狱的所有官署，将天下现押的判处死刑的囚犯，都暂时放回家去，告诉他们要按期回到京城。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到第二年的秋间九月，去年所放的三百九十名死囚都按时回来了。在没有人催督的情况下，个个都按期到达京师朝堂，听候处决，竟没有一个逃亡隐匿的。李世民最后都赦免了他们。

唐初法治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重证据、重事实，反对刑审逼供，并明确规定，法官审理案件时，必须根据具体情节审察罪状，反复查证。如果证据不足，还需要拷问被告时，不许单人进行，必须和所属长官一同立案审判拷讯。凡违犯上述规定者，要打六十大板。另一方面，假若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确凿，具有可靠的人证物证，即使被告人自己拒不认罪，也可以根据罪证来判决。不仅如此，《唐律》还规定，除了解犯罪者的行为和后果以外，还要了解犯罪的动机是否是出于有意识，把犯罪的情况做出全面分析以后，再量刑定罪。

为了减少错案、冤案，李世民还允许被告人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审案的官员如果故意加以阻挠，就被视为犯罪行为，要受到五十或一百大板的处罚。这个规定实施以后，贞观时期被判处死刑的案犯很少，据史书记载，有一年全国只处死了二十九个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秩序井然，人民生活安定的情景。贞观一朝不愧为我国古代政治最为清明的时期。

均田制与府兵制

在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隋朝末年长期战乱带来的恶果还没完全消除，国家农田荒芜，民不聊生。唐太宗沿用了父亲李渊创立的政策，并逐步加以完善，在短短数年之间，就使流散的人口回到故里耕作，粮价稳定，社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农业方面，唐朝实行“均田制”，严格规定了占田的额度：丁男、中男受田百亩；老男、笃疾、废疾者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道士、和尚三十亩；尼姑二十亩；官户受田等于良丁之半，工商业者和官户相同。

这种均田制度取消了奴婢的受田，地主官僚们因此有可能减少奴婢的数量，从而扩大了国家的编户，有效地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并且放宽了土地买卖的限制。

分配土地和户籍制度具有密切关系。唐政府规定，每年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在编制计账以前，先由户主自己写一个报告书，这个报告书叫作“手实”。“手实”上要写出全家人的姓名、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土地数量、土地坐落等。所谓计账，就是在“手实”上记入来年的课役，然后再根据“手实”和计账，三年造一次户籍，作为实施均田制度和征收租庸调的根据。

均田制度的实施，使不少荒地得到了开垦，从而扩大了耕地面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唐朝的府兵制是从西魏北周以来逐步形成的，统领全国府兵的机构是十二卫和太子卫率，卫下设折冲府。所谓十二卫：一是左右卫，领武安、武成等各五十余府；二是左、右武卫（或鹰扬卫），领风亭等各四十九府；三是左、右侯卫（金吾卫），领同轨、宝图各五十余府；四是左、右领军卫（戎卫），领万年、万敌等各六十余府；五是左、右屯卫（或威卫），领宜阳等各五十府；六是左、右骁卫（或武威卫），领永固等各四十九府。

太子左右卫率领广济等各五府，太子左右司御率领郊城等各五府，太子左右清道率领绛邑等各三府。合十二卫和太子卫率所领折冲府的总数，共六百五十七府。折冲府是府兵的基层组织，专管有关府兵的具体事务。折冲府分布的范围非常广泛，但在全国各道的有多有少，很不平衡。由于折冲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地方长官对折冲府也担负相当的职责。主要是根据兵部卫大将军传达的敕书和兵符，会同地方长官按规定发兵。其次是练兵，查阅军备和点兵。

府兵的训练分为两种形式，平时分散练兵，冬季集中，地方刺史有检查督促之权。府兵所用马匹的补充或淘汰由刺史和折冲部尉共同处理。而府兵的检点是根据籍账上报的丁口，由县令直接负责的。全国府兵在皇帝的总领之下，统领于诸卫。府兵的调发属于尚书省兵部，军权是高度集中的。

在唐朝要成为府兵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府兵要自备粮食、弓箭、衣服等装备。因此原则上是拣点六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地主及富裕农民。但是由于战争频繁和府兵的超期服役，愿意当兵的人非常少，贫民也被迫点兵，因此逃役现象十分严重。到了武周时期，府兵制度便逐渐遭到了破坏。到了唐玄宗的天宝年间，府兵制则被彻底破坏。

科举制度

唐太宗时期，科举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成为选拔官吏的极为重要的手段。

每年冬季，各官办学校负责把毕业的学生贡给尚书省，参加科举考试。在私学毕业的学生也可以由州县保荐参加考试。应试的方法主要有帖经、墨义、口试、策问、诗赋五种。

“帖经”就是将书本上的某行贴上几个字，要求应试者将贴住的字填写出来，类似现在的填空题。“墨义”是一种简单的对经义的回答。因为“帖经”“墨义”简便易行，一般在应试时常常要问三五十条，更有甚者要问至一百条之多方可通过。

“策问”是主考官设题指事，由考生做文章，题目的范围一般有人事政治，称为方略策和时务策等。“诗赋”是为了克服考生存在的多背诵经义和旧策，而缺乏真学实才的现象，在后来加试的一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推动了唐代诗赋的兴盛。

考试的时间是每年二月，地点在首都长安，有时在洛阳。因此边远州县的应试者，必须在考试前一年秋季从住地出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二月以前到达考场。唐朝科举一共有十二科，但其中主要的是进士科和明经科。特别是进士科最受重视，因为进士及第后，“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因此当时有人称进士为“白衣公卿”或“一品白衫”。

“进士及第”就是考试及格，第一、二、三名专称为“状元”“榜眼”“探花”，属光荣中的光荣。每当唐太宗看到进士们鱼贯而入的肃穆行列时，总忍不住兴奋地说：“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

在此之前，当官只限于贵族和门第世家。正因为科举制度的实施，才使政权的大门向民间开放，让没有门第作后盾的英才们，得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反击突厥

在唐太宗即位初期，中原的战事虽然已经结束，但西部边境上还很不安定。特别是东突厥，当时还很强大，成为唐朝的主要威胁。东突厥贵族不断侵扰唐朝边界，闹得地方不得安宁。

唐太宗即位不满二十天，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就率领十多人马万，一直打到离长安只有四十里的渭水边。颉利可汗以为唐太宗刚刚即位，未必有能力抵抗。于是便派出使者来到长安城，扬言突厥有一百万兵马，马上就开到。

唐太宗可不是等闲之辈，他不理会颉利可汗的威胁，把使者扣押了起来，亲自带了房玄龄等六个人，骑马到渭水边的便桥，指名要颉利可汗出来，隔河对话。

颉利可汗听说使者被扣，已经有点吃惊了，又看到唐太宗亲自上阵，后面唐军旌旗招展，军容整齐，不禁害怕起来。于是带着将领在渭水对岸，下马拜见唐太宗。

唐太宗隔着渭水对颉利可汗说：“我们两家早已订立了盟约，几年来也没有少给你们金帛，你为什么还要背信弃义，带兵进犯呢？”颉利可汗被责备得无话可说，表示愿意讲和。双方在便桥上订立了盟约，颉利可汗退兵，唐太宗则开始加紧训练将士。

第二年北方下了一场大雪，东突厥的牲畜死了不少，发生了饥荒。颉利可汗对其他部族索要贡品，引起了其他部族的反抗。于是颉利可汗派他的堂兄弟突利去镇压，反而被打得大败。突利逃回来后，被颉利可汗责打了一通，两人因此失和，突利投降了唐朝。唐太宗因此决定抓住这个时机，派出李靖、徐世勣等四名大将，率领十多万大军，分路出击东突厥。

630年，李靖亲自率领三千名精锐骑兵，从马邑出发，趁颉利可汗不防备，连夜进军，逼近突厥营地。颉利可汗毫无防备，发现唐军突然出现，大惊失色。李靖又派间谍混进东突厥内部，说服了颉利可汗的一个心腹将领投降。颉利可汗一看形势不妙，偷偷逃跑了。

李靖攻下定襄，得胜回朝，李世民十分高兴，说：“从前汉朝李陵带兵五千，结果不幸被匈奴俘虏。现在你以三千轻骑深入敌人后方，克复定襄，威震北方，这是自古以来少有的盛事啊！”

颉利可汗逃到阴山以北，怕唐军继续追赶，便派使者到长安求和，还说要亲自朝见唐朝皇帝。唐太宗一面派唐俭去安抚，一面又命令李靖带兵前去察看颉利可汗的动静。李靖领兵到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和徐世勣会师，两支军队一起向阴山进发。

便桥会盟局部

左边是突厥奔放的骑兵，右边则是唐军威严的仪仗。

颉利可汗求和实际上只是缓兵之计，想等草青马肥的季节来到，再逃到漠北。他看到唐俭来到，以为唐太宗中了他的计，暗自高兴，防备也松懈了下来。没想到李靖和徐世勣率领唐军很快到了阴山，命令部将苏定方率领两百名轻骑，冒着夜雾进军。等到东突厥的前哨发现唐军的时候，唐军离颉利可汗的营帐只有七里地了。颉利可汗慌忙骑上他的千里马逃跑，李靖指挥唐军追杀，东突厥兵找不到主帅，乱成一团。唐军歼灭东突厥兵一万多，还俘获了大批俘虏和牲畜。颉利可汗也没跑掉，最后被他的部下抓住交给了唐军，押送到了长安。

自隋朝以来，突厥始终是西北的强国。李靖灭了东突厥，不仅解除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祸患，也洗刷了唐高祖与太宗向突厥屈尊的耻辱。太上皇李渊也欣喜万分，他把太宗、贵臣十几人，还有诸王、嫔妃、公主等召至凌烟阁，设宴庆祝。一时兴起，唐高祖李渊还亲自弹起了琵琶，唐太宗李世民跳舞，大臣们也接连起身举杯祝贺，一直延续到深夜。

东突厥灭亡了，唐太宗不久后在东突厥原地设立了都督府，让东突厥贵族担任都督，由他们管理东突厥各部。在灭掉东突厥后，唐太宗又开始向西突厥进攻。640年，唐军在侯君集等的率领下攻取高昌，以其地为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亚尔乡西）。642年至648年，唐军在接连打败西突厥后，又攻取焉耆、龟兹等地。天山南路各国纷纷摆脱西突厥的控制，归附唐朝。唐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统领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称为“安西四镇”。

统一西域

统一大漠南北后，唐太宗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扫除“丝绸之路”的障碍，完成统一西域的大业。唐朝的西域，主要指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的新疆、青海的广大区域。隋朝时期，西域和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隋末农民起义后，中原连年内战，西突厥乘机占领西域，汉族麹氏建立的高昌政权也割据一方，破坏了“丝绸之路”的交通。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地处西域和中原之间，是中西交通的枢纽。唐太宗一度希望高昌国能够归顺唐王朝，不想高昌的国王麹文泰非常傲慢，说道：“鹰飞天上，雉伏蒿中，猫游堂奥，鼠伏穴间。彼尚且各自得所，我为一国主，难道还不如鸟兽吗？”这话让唐太宗大怒，于是在639年命令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副总管左屯卫大将军薛万钧，率兵讨伐麹文泰。麹文泰虽然大话说得十分响亮，可一听说唐军有十几万人马，顿时吓得束手无策。没过几天竟然得病死了，将王位传给了儿子麹智盛。唐朝大军抵达后，等到新上任的高昌国王办完了丧事，便把高昌城团团围住。这时的高昌王麹智盛仗着与西突厥订有盟约，还幻想西突厥能来救援。但是西突厥在途中听说唐军已达高昌，中途便折回了。侯君集用高达十余丈的巢车攻打高昌，站在车上可以俯瞰城内。高昌王无计可施，开城投降。

平定高昌后，唐政府在高昌故地设立西、庭二州。640年，在西域建立了安西、北庭都护府，治所暂设交河城。

为了彻底完成统一西域的大业，唐太宗派阿史那社尔出击西突厥。阿史那社尔是突厥人，十一岁时便以智勇闻名于本部。归顺唐朝后，被授左骑卫大将军，其部落被安置于灵州之北。在征讨高昌国时，阿史那社尔也参加了。战后侯君集私自取走了许多珍宝，唐军随即上行下效，唯有阿史那社尔以未奉诏为由，秋毫不取。回京后唐太宗盛赞其廉慎，赐予高昌宝刀及杂彩千段，封为毕国公。

647年，唐太宗发兵攻打龟兹（今新疆库车）。次年阿史那社尔率军首先击败西突厥的处月、处密二部，消除了进军龟兹的侧后威胁。然后阿史那社尔自焉耆以西，分兵五道，出其不意地向龟兹北境进兵，杀了焉耆国王。龟兹大为震动，守将大多弃城逃走。

很快阿史那社尔的大军进逼龟兹都城，用了四十天，先后攻破龟兹大城五座，小城七百余个，西域大为震动，西突厥、于阗、安国等争相送驼马和军粮。至此唐朝势力深入到西域的纵深地区，控制了西达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开辟了通往西域的南路交通要道。

自此唐太宗在西北各族中的威信大大提高，回纥等各族首领一起来到长安朝见，拥护唐太宗为他们的共同首领，尊称他是“天可汗”。在中国的历代皇帝中，唐太宗是唯一一个被沙漠绿洲之国尊称为“天可汗”的人。在今天甘肃敦煌的莫高窟中，就有一尊画像被认为是唐太宗像，画上除了唐太宗，还有唐朝的官员和西域各国国王的身影。

联姻吐蕃

在与东突厥战斗的时候，唐朝的南方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吐蕃王国。

吐蕃兴起于青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的是活动在雅隆河谷的牦牛部，统一牦牛部各部落的叫弃聂弃赞普。“赞普”是雄强丈夫的意思，以后成了吐蕃君长的尊称。从弃聂弃开始，吐蕃确立了酋长世袭制度，第八世赞普布袋巩甲以后，吐蕃社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逐渐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

629年，年仅十三岁的松赞干布继位。松赞干布的父亲囊日论赞，是一位很有作为的赞普。受父亲的影响，少年时代的松赞干布就已经显现出非凡的才能。父亲被仇人毒害而死后，松赞干布一面缉查凶手，一面训练军队，很快平息了各地的叛乱，统一各部，定都逻些（今西藏拉萨），建立了吐蕃奴隶制政权。之后又先后降服周围的苏毗、多弥、白兰、党项、羊同等部，势力日益强盛。

完成统一后，松赞干布开始致力于政权建设，建立了完备的、以赞普为中心的、高度集权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同时他还制定法律、税制，任用贤明的大臣，采取许多措施鼓励百姓学习和运用先进生产技术，发展农牧业生产，使吐蕃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迅速呈现中兴之势。为了改变吐蕃人没有自己的文字、靠刻木结绳记事的落后面貌，松赞干布派人到印度求学，终于创制出本民族的文字藏文。

看到唐朝的富庶与繁荣，年轻的松赞干布非常羡慕和向往。他在与南部的泥婆罗（今尼泊尔）通好的同时，遣使与唐王朝沟通关系，并派宰相禄东赞在640年赴唐求婚。

据说各国来大唐求亲的使者很多。因此唐太宗下了一道命令，要前来求亲的使者先解答五个难题。哪一国使者能够解答，就跟那国和亲。第一道题目是要求把一根很细的丝线，穿过一颗有九曲孔道的明珠。禄东赞把丝线系在一只蚂蚁的腰部，于是蚂蚁带着丝线，爬过明珠的九曲孔道，丝线也就带过来了。第二道题目是把一百匹母马和一百匹小马驹儿放在一起，要求辨认出哪匹马驹儿是哪匹母马生的。禄东赞把母马和马驹儿分开关了一天，断绝了马驹儿的饲料和水。第二天再把它们放在一起。饿慌了的马驹儿分别奔到自己的母亲那里去吃奶，它们的母子关系也就认出来了。剩下的三道难题，禄东赞也很顺利地解决了，唐太宗非常高兴。

布达拉宫落成图

松赞干布迎娶强大唐朝的宗室女文成公主为妻，为夸耀后世，在拉萨建九层楼宫殿一千间以居公主，取名布达拉宫。该壁画就描绘了布达拉宫落成时的盛况。

禄东赞入唐，是为了和唐朝建立联姻关系。唐太宗答应了他。史书中记录了当时唐太宗的话，他说：“蛮族都重视妻子的力量，等她生了孩子，就是我的外孙，这样吐蕃就不会向唐发起进攻了。为此我怎么能舍不得自己的一个女儿呢？”

唐太宗确有先见之明，唐朝和吐蕃联姻之后，在647年，唐王朝命王玄策为正使，与副使蒋师仁出使中天竺。但此时中天竺发生了政变，纂位的新王阿罗顺那派兵伏击唐使。王玄策寻机逃脱，来到了泥婆罗国（今尼泊尔），檄召临近唐朝各部军府节度使及近处各大唐藩属国，以吐蕃王中之王的名义，向泥婆罗借得七千骑兵。松赞干布闻悉后，也发兵一千二百人帮助王玄策。648年，王玄策带领这些借来的军队，一仗击溃了天竺数万大军。阿罗顺那弃国投奔东天竺，求助东天竺王尸鸠摩派援兵准备反攻唐军。王玄策设计全歼阿罗顺那残部，活捉了阿罗顺那。中天竺灭亡。这是中印历史上第一次战争，不过王玄策率领的不是唐朝的兵马，而是尼泊尔和吐蕃的部队。王玄策能借到这支彪悍的兵马绝对和吐蕃是有关系的。这里也能看出文成公主入藏的意义。

文成公主是在641年入嫁吐蕃的，松赞干布前往位于黄河源头的美丽湖泊柏海（今青海鄂陵湖或札陵湖）边上迎接远道而来的公主。文成公主带去了大量物品，有锦帛珠宝、生活用品、医疗器械、生产工具、蔬菜种子，还有经史、诗文、工艺、医药、历法等书籍，促进了吐蕃文化及工艺技术的发展和繁荣。

七十年后，唐朝的又一位公主金城公主，携带着锦缯数万匹、多种工匠以及一个龟兹乐队进入吐蕃，嫁给了弃隶缩赞赞普。吐蕃通过互市，向唐朝购买茶叶、丝绸等物品。一些吐蕃贵族子弟也相继进入长安学习汉族文化，双方派遣的使臣不绝于途。汉文化的输入对吐蕃社会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吐蕃的马和形制优美奇异的金银器等物品不断地传到内地，吐蕃的赭面风俗也被汉族妇女所模仿。

唐朝和吐蕃还分别在长安和逻些建碑，刻盟文及与盟人名于其上以纪其事。双方在盟文中重申“和同为一家”的舅甥亲谊，今后决心“和叶社稷如一统”，“各守本境，互不侵扰”，“烟尘不扬”，“乡土俱安”。还规定了唐蕃双方人员往来路线和供应办法等具体事项。在现存唐蕃会盟碑的背面，还记述了唐蕃和盟关系的始末，对唐朝文成、金城公主先后嫁到吐蕃，唐蕃间长期和战不定的形势作了回顾，对极力主张与唐和盟的赤祖德赞作了充分的肯定。此次会盟在客观上使吐蕃社会得到了暂时的安定，吐蕃的经济、文化又有了一定的发展。自706年至822年的一百多年间，吐蕃与唐朝共会盟八次，最后一次会盟被称作“甥舅和盟”。

玄奘西行

在唐太宗统治时期，还有一位非常伟大的佛学家和翻译家不得不提，他就是在627年从长安启程，踏上艰辛的求佛之旅的僧人玄奘。

玄奘是长安大慈恩寺的和尚，原名陈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十三岁那年出家，精通佛教经典。他发现以前翻译过来的佛经错误很多，又听说天竺地区有很多的佛经，就决定到天竺去学习。

玄奘从长安出发后到了凉州（今甘肃武威），当时朝廷禁止唐人出境，玄奘在凉州被边境士兵发现，他逃过边防关卡，向西来到玉门关附近的瓜州（今甘肃瓜州）。在瓜州玄奘打听到玉门关外有五座堡垒，每座堡垒之间相隔一百里，中间没有水草，只有堡垒旁有水源，并且由士兵把守。这时候凉州的官员已经发现他偷越边防，发出公文通缉他。

玄奘单人匹马在关外的沙漠地带摸索前进，到了第一个堡垒边，因为怕被守军发现，白天就躲在沙沟里，天黑了才走近堡垒前的水源，可还是被守军发现了。幸运的是，守堡的校尉王祥也是信仰佛教的，问清玄奘的来历后，不但不为难他，还帮他准备了装备，亲自把他送出十几里，指引他走上一条通向第四堡的小道。

第四堡的校尉是王祥的同族兄弟，他很热情地接待了玄奘，并且告诉他，第五堡的守军十分凶暴，叫他绕过第五堡，到野马泉去取水。再往西走，就是一片长达八百里的大沙漠了。

玄奘离开第四堡后迷了路，没有找到野马泉，随身带的水袋也喝光了，大沙漠里一片茫茫，上不见飞鸟。接连走了四夜五天，没有一点水喝，玄奘终于支撑不住，昏倒在了沙漠上。到了第五天半夜，天边起了凉风，把玄奘吹得清醒过来。他站起来，牵着马又走了十几里，终于发现了一片草地和一个池塘。有了水草，人和马才得以摆脱绝境，终于走出大沙漠，经过伊吾（今新疆伊吾），到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一带）。

高昌王麹文泰也信仰佛教，听说玄奘是大唐来的高僧，十分敬重他，并请他讲经，还恳切地请他在高昌。玄奘坚持要到天竺去，麹文泰没法挽留，就给玄奘准备好行装，派了二十五个人，随带三十匹马护送。还写信给沿路二十四国的国王，请他们保护玄奘过境。

玄奘带领人马，越过雪山冰河，冲过暴风雪崩，经历了千辛万苦，到达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受到西突厥可汗的接待。打那以后，玄奘一路顺利，经过西域各国终于到达了天竺。

天竺是佛教的发源地，有很多佛教古迹。玄奘在天竺游历各地，朝拜圣迹，向高僧学经。统一北印度的戒日王是个笃信佛教的国王，听到玄奘的名声，在他的国都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为玄奘开了一个隆重的讲学大会，邀请天竺十八个国的国王和三千多位高僧到会，听玄奘讲学。

645年，玄奘结束了历时十九年、跋涉五万余里的伟大行程，回到长安，带回了梵文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引起了巨大轰动。正在洛阳的唐太宗听说后，对玄奘的壮举十分敬佩，不但没追究他偷渡的罪名，还在洛阳行宫接见了他。玄奘也把他游历西域的经历向太宗作了详细的汇报。

此后玄奘在长安的慈恩寺专心译经，二十年间译出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这些佛经后来在印度大部分失传，中文译本就成了研究古代印度文学、科学的重要文献。此外玄奘还将这次所经历的各地区的风土、人情、物产、信仰和历史传说等，撰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流传于后世。玄奘还有一个贡献，就是把老子的《道德经》译成了梵文，介绍给印度。《秦王破阵乐》也是玄奘介绍给印度的，当戒日王了解到《秦王破阵乐》的来历后，决定派使臣到长安，和唐朝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晚年的迷茫

贞观后期，唐太宗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从以前的“虚心纳谏”变成了“渐恶直言”“一意孤行”，从而导致了一些纷乱。

征战高句丽

高句丽虽然一直向唐朝纳贡，但实际上却对唐朝持敌视态度。唐太宗为了援助处于高句丽和百济围困中的新罗，决定东征高句丽。

645年，唐军向辽东进军。唐太宗在路上对手下人说：“四方已经基本安定，就剩下这一块地方了，趁着我还没有死，良将们还有精力，一定要解决掉。”很快唐军攻破了高句丽的盖牟城，俘虏两万多人，缴获粮食十多万石。

大将徐世勣和李道宗进逼辽东城下，这时高句丽军数万前来救援。有人建议说：“高句丽军众多，唐军人少，我们应该坚守。”两位主帅则认为应该灭掉敌人的锐气，于是唐军在处于劣势我们却猛烈出击。高句丽兵始料不及，被冲乱阵形后大败而归。唐太宗率大队人马随后赶来，把辽东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日夜攻打。乘着刮南风的机会，唐太宗指挥士兵点燃城池西南楼，顺风放火。高句丽军大败。

攻克辽东后，唐军继续向白岩城进发，白岩城不战而降。唐军继续向安市进发，安市城虽小，却十分坚固。有的将领建议绕城而过，攻击其首都。但唐太宗却不愿行诡兵。唐军围攻了数月不克。在长孙无忌的建议下，唐太宗只得撤军。这次征伐高句丽，攻克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七万余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余人。当然唐军阵亡约两千人，而损失最大的是战马，伤亡了七八成。

此战虽重创了高句丽，但战事旷日持久，耗费巨大，最终也未能灭亡高句丽。因此唐太宗认为自己还是战败了，痛心地说：“如果魏徵还活着，肯定不会让我进行这次远征的。”

奢侈的加剧

贞观后期，随着整个形势的好转，李世民在一片颂扬之声中也渐生骄奢之心。有一年有人上书说天下太平，皇帝应该往泰山封禅。房玄龄接到了这份奏章之后，先替太宗拟好持否定态度的诏书，再将奏章与诏书一并交上。太宗看了很不高兴，但也只得表示同意。他又打算修建洛阳宫，作为礼物送给女儿高阳公主。高阳公主此时已是房家的儿媳妇，房玄龄当然不愿意让这种奢侈之事发生在自家身上。于是房玄龄又去进谏，结果惹怒了李世民，被投入监狱。最后在众多大臣以及皇后的劝说下，李世民才将房玄龄放了出来，并暂缓了修洛阳宫的计划。

麟德殿复原图

麟德殿在太液池西侧高地上，是唐帝宴会、非正式接见臣下和娱乐的场所。史载在麟德殿大宴时，殿前和廊下可坐三千余人，并进行表演百戏，还可以在殿前击马球。

李世民下诏说，太子所用之物，任何人都不得限制，结果造成太子生活严重的奢华浪费现象。他自己也开始修造宫殿，东都洛阳的飞山宫、翠微宫都修建得十分壮观华丽。不过唐太宗毕竟还是一个自律性很强的人，在晚年也反省自己过度奢侈靡费的错误。他对太子李治教诲时反省了自己的一生，说道：“你应该从历史中寻找古代的贤明帝王作为学习的典范，像我这样的人不足以效法。我做了许多错事，比如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常有兴造，犬马鹰隼没有不去的地方，巡游四方又劳民伤财。这都是大错，你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好事，总想学着去做。”

储位的遗祸

晚年的唐太宗最烦心的就是太子问题。李承乾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长子，聪明机灵，八岁时就被立为了太子，可惜的是右腿有残疾。因此看着弟弟李泰一天天讨得父亲的喜爱，李承乾心里很是害怕，担心自己的储君之位不保。

于是李承乾派人伪称是李泰府中的官属，向唐太宗呈递“亲启密奏”，指控李泰的种种罪恶。不料太宗发现其中有诈，下令捉拿告密之人，要求将事情追查到底。告密计划落空以后，李承乾又派亲信纥干承基等人暗杀李泰，结果又没有得手。于是李承乾暗中联络政治上失意的叔父李元昌和大臣侯君集等人，歃血盟誓，阴谋发动政变，迫使太宗退位。

执扇宫女图

此壁画出自唐朝因议论奸臣当道而被武则天处死的懿德太子李重润的墓室。唐代注重厚葬，贵族希望死后在阴间仍能过着生前的豪华生活。但对于像李重润这些冤死的皇子来说，这些已没有任何意义。

643年，唐太宗的第五子齐王李祐反于齐州（今山东济南）。叛乱被平定后，在审问谋逆案件时，牵连到李承乾的亲信纥干承基。因此纥干承基供出了李承乾密谋发动政变的方案。唐太宗听后大为震骇，没想到自己的兄弟、儿子、功臣、女婿全部牵涉进去，气得要拔刀自杀，幸亏被褚遂良等几个大臣拉住。于是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不久后便死了。

太子李承乾因谋反被废，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这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也是唐太宗比较满意的一个儿子。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是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上看，均处于劣势。可是作为舅父的重臣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李治。

长孙无忌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长孙无忌的妹妹就是李世民的皇后。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反隋开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玄武门之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推辞，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鉴于他的才干，太宗仍然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

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就会得到尊重，权势也会得到保持。魏王李泰聪明绝伦，善作诗文，喜好经籍、舆地之学，文武官员多投其门下，已然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傲物，不把上品官员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长孙无忌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了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

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年少懦弱的李治，可唐太宗还是犯难了。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年间所实行的政策依然能够保持下去，那么就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为此他不得不舍弃李泰而册立李治为太子。

由于李治性格仁弱，唐太宗即便在立了李治之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三子吴王李恪为太子。李恪的母亲杨妃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史载李恪是个性情中人，且具有天然帝王的资质，深得唐太宗的喜爱和器重，因为太宗认为这个儿子和自己很相像。不过李恪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自己身上不仅流淌着李唐王室的血液，也存在着前朝的皇家血统，势必会与皇帝的宝座失之交臂。李恪对这一点看得很深也很透彻，所以当机立断，决意清心寡欲，远离长安这个权力的中心，在偏远的江南做他天高皇帝远的吴王。

唐太宗很希望册立一个自己喜欢的儿子为太子，因此对长孙无忌说：“你是不是不把李恪当作外甥呢？其实李恪英武果敢，很像我啊！将来说不定也能像对待亲舅舅一样对待你，保护你的。”但这番话并没有打动长孙无忌，反而被长孙无忌一句冷冰冰的话挡了回去：“晋王仁厚，将来定是能够守住基业的好皇帝。即使做一件小事，举棋不定也会遭到失败，更何况是册立储君呢？”唐太宗听到这话，只好作罢。

649年，时年五十三岁的唐太宗李世民病逝于翠微宫含风殿，将李治托孤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太子李治即位为帝，是为唐高宗，加授长孙无忌为太尉，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以徐世勣为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第二年改年号为永徽。

武则天女主天下

唐太宗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但是他的儿子高宗李治却是个庸碌无能的人。649年，唐太宗病亡，作为太子，二十二岁的李治即皇帝位。李治的性格优柔寡断，朝廷大事都靠他的舅父、宰相长孙无忌主持决断。这些老臣倒也没让他失望，他们遵守贞观遗规，推行均田制，留意垦殖荒田，继续发展科举制度，百姓生活安定，人口迅速增长。然而这种良好的君臣关系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一个女人的强势介入打乱了。这个女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女皇武则天。

漫漫皇后路

武则天以“才人”身份入宫，先是侍奉唐太宗，后来又侍奉唐高宗，最后通过权谋获取了皇后之位。在这期间，她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干和胆略。

从才人做起

武则天名（624年—705年），本名珝，后改名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东）人。为唐朝开国功臣武士彟次女，武士彟从事木材买卖，家境殷实，隋末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以后，武家曾资助过钱粮衣物。唐朝建立后，武士彟以“元从功臣”身份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武则天十四岁时，唐太宗听说她仪容举止美，召她入宫，封为五品才人，赐号“武媚”。在唐朝的后宫中，妃嫔有十九级，皇后以下有“惠妃”“淑妃”“德妃”“贤妃”“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婕妤”“美人”“才人”“宝林”“御女”“采女”。在一次驯马中，武则天受到了唐太宗的注意。有一次唐太宗带着妃嫔们去看一匹叫“狮子骢”的烈马，这匹烈马长得十分肥壮，但是性格暴躁，不好驾驭。唐太宗问众多妃嫔，谁有办法驯服烈马。妃嫔们都不敢接话，只有十四岁的武则天站了出来说：“陛下，我能！”唐太宗非常吃惊，问她有什么办法。武则天说：“只要给我三件东西，第一件是铁鞭，第二件是铁锤，第三件是匕首。它不听话就用鞭子抽它；还不服，就用铁锤敲它的头；如果再不服管教，这样的马也没有用处，就用匕首割断它的脖子。”唐太宗听了哈哈大笑，很赞赏她的泼辣性格。不过可能也是因为这种性格，武则天并不十分得宠。她在宫中十二年，没有为太宗生育一男半女，才人的称号也没有改变和提升。

但是武则天的才华并没有被唐太宗所忽视，时常让她在自己的书房伺候笔墨。在皇帝的书房里，君臣之间经常私下接触，讨论国家大事。她的工作是整理皇帝特意挑选出来的往来案牍，侍候笔墨、绢砚、茶饮、休息等，耳朵里听到的不再是后宫的窃窃私语，蜚短流长，而是君臣之间对国家大事的决策。武则天因此也跟随唐太宗学到了许多处理政事的能力，增加了丰富的政治阅历。

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唐太宗为了锻炼他的执政能力，让他经常陪侍在自己身边，学习治国理政的能力。因此李治跟唐太宗身边的妃嫔有了较多的接触。由于李治生性比较柔弱，因而性格刚烈的武则天吸引了他的注意。武则天知道自己在唐太宗身边是不会再有出头之日了，因此对李治也就格外留心。

649年，唐太宗病亡后，依照皇家的规定，已故皇帝没有子女的妃嫔，都要出家为尼。因此唐太宗的这些妃嫔都被送到长安感业寺，武则天也在其中。

反客为主

650年，唐高宗与妻子王皇后到感业寺进香，又看见了武则天，二人相对垂泪。这一切被王皇后看在了眼中。那时王皇后正跟李治的另一位妃嫔萧淑妃争宠，于是就把武则天接回宫中，封为昭仪，想用她来帮助自己打击萧淑妃。

武则天回宫后，立即得到了唐高宗的宠爱，乃至高宗不仅疏远了萧淑妃，还想废了王皇后，立武则天做皇后。这件事遭到很多老臣的反对，特别是长孙无忌，说什么也不同意。褚遂良甚至磕头磕得流血，一气之下提出辞官回家。武则天怒火顿生，大声喊道：“怎么不把这种臣僚乱棍打死！”其他人见状，赶忙替褚遂良求情。褚遂良的性命虽然保住了，但却被贬任潭州（今湖南长沙）都督。唐高宗明白，废立皇后一事能否得到朝臣们的赞许，关键在于打通长孙无忌这一关节，于是他与武则天带着重礼亲自到长孙无忌家里去拜访，不但封长孙无忌宠姬所生的三子为五品朝散大夫，还赠送了十车金银珠宝与缯帛之物。长孙无忌接受了这些厚礼与封赏，但却顾左右而言他，对于废后之事则绝口不提。唐高宗与武则天无计可施，只得怏怏而归。此后武则天还让生母杨氏出面，带着重礼，到长孙无忌府上去说情，均遭到了拒绝。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多次相劝，也遭到长孙无忌的严厉斥责。

后来还是开国的功臣徐世勣给唐高宗出了个主意，说皇后的废立是皇上的家务事，没有必要和大臣们商量。同时武则天私下拉拢了李义府和许敬宗等人，也在朝廷大臣们中间大造舆论，支持武则天。许敬宗甚至在朝堂上说：“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子，还想换个老婆，何况是天子呢！”终于在654年，高宗正式下诏书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册立武则天为皇后。

称帝之路

做了皇后的武则天并不满足于此，她对权力有着极度的渴望，随着自己的政治才干越来越成熟，武则天为称帝展开了一系列行动。

铲除异己

武则天成为皇后以后，唐高宗李治把原来宫人刘氏所生的皇太子李忠贬为梁王，立了武则天的长子代王李弘为皇太子，封次子李贤为潞王。以于志宁兼任太子太师，中书令崔敦礼为太子少师，许敬宗、韩瑗、来济等同为太子宾客（东宫高级属官），李义府兼太子左庶子，同时大赦天下。原太子李忠与母亲刘氏黯然离开东宫回归王府，当时原太子属官都害怕得罪高宗和武后，不敢相送，唯有昔日太子右庶子李安仁与李忠泣别。武则天得知此事后，对李安仁的忠义之举大加赞赏，请唐高宗提升其官职。这套政治权术让高宗和大臣们感动不已。至此武则天的皇后地位终于稳固了下来。

不久武则天又生了第三位皇子，取名为显。为示庆贺，各京官和朝集使都加了勋级。李显也很快被封为周王。武则天在后宫总算是事事遂意，踌躇满志。因此她开始把目光瞄准了朝中的元老们。

这些元老重臣，虽然在废立皇后和改立太子等一系列斗争中受到了打击，但是他们的首要人物长孙无忌等人，依然在朝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除了褚遂良被贬为潭州都督外，其他人的职位均没有变动。武则天的亲信许敬宗、李义府等人，虽然在废后一事上贡献不小，却还没有得到他们所期冀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

656年，韩瑗上疏唐高宗，替褚遂良喊冤。但是此时的高宗已不是那个刚即位时惟贞观老臣之命是从的小皇帝了，无论从维护武则天的地位还是从维护他本人的尊严方面考虑，他都不会答应韩瑗的请求。韩瑗见高宗拒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便以辞职相要挟。高宗看出他的用意，不许他辞职。韩瑗等人于是利用手中的职权，改调褚遂良为桂州（治所在今广西桂林）都督。

与此同时，许敬宗等人也在积极活动。就在褚遂良当上桂州都督后不久，许敬宗等人诬告韩瑗、来济、褚遂良等人结为朋党，图谋不轨。根据是桂州是用武之地，褚遂良为桂州刺史，其实是以为他作外援伺机谋反。于是高宗毫不迟疑地贬韩瑗为振州（治所在今海南三亚西北）刺史，贬来济为台州（治所在今浙江临海）刺史，再贬褚遂良为爱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西北）刺史。褚遂良至爱州后，上表自陈，罗列了自己的功绩，还有自己受诏辅政的功劳。字里行间充满了哀求，但高宗不为所动。不久褚遂良郁郁而终。

韩瑗等人被贬，朝中的元老级人物只剩长孙无忌了。自从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长孙无忌很少抛头露面，主要承担领导编纂书籍的职责。当韩瑗、来济等被贬逐，褚遂良病死爱州之后，他就成为武则天等人的直接对手。武则天和许敬宗等人都明白，只要长孙无忌还在朝中，韩瑗等人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

状元及第

虽然旧贵族影响仍在，但新的势力已经出现。在唐朝时期，学子们一旦考中进士，可谓光宗耀祖，万人瞩目。中状元后骑马游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659年，洛阳人李奉节等告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使李巢互为朋党，唐高宗诏令许敬宗审理。许敬宗审讯急迫，韦季方自杀未遂，许敬宗则乘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伺机谋反。由于在废立皇后问题上高宗和长孙无忌之间曾有过冲突，长孙无忌已失去了高宗往日的尊宠。但高宗对许敬宗耸人听闻的诬奏还是感到惊讶和疑惑的，不相信长孙无忌会谋反，命许敬宗再加审查。第二天许敬宗上奏，诡称昨晚韦季方已承认与长孙无忌共同谋反，还编造了谋反的口实，极力敦促高宗以法收捕。许敬宗见高宗怕留下杀舅父的恶名，迟迟下不了决心，又列举了汉文帝杀其舅父薄昭，至今天下仍称其为“明主”一事，以消除其疑虑。还进一步说：“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无忌今人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在他的一再鼓动下，高宗没有召见长孙无忌，即下诏剥夺他的官爵、封邑，流放于黔州（治所在今重庆彭水），并派兵立即遣送出京。不过高宗仍念舅甥之情，念他有拥戴之功，特准许按一品标准供给饮食。长孙无忌的家族也受到株连，从弟渝州刺史长孙智仁、族弟长孙恩、儿子驸马都尉长孙冲，族子驸马都尉长孙铨、长孙祥等也都陆续被或诛或贬，无一幸免。

不久之后，唐高宗又命司空徐世勣、中书令许敬宗等五名宰相再次审理长孙无忌一案。许敬宗命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并籍没其家。然后上疏高宗，说长孙无忌罪状属实。于是高宗又下诏赐死韩瑗、柳奭等人。至此贞观年间的元老重臣死亡殆尽。

修改《姓氏录》

当初长孙无忌曾以武则天出身贫寒，反对高宗把她立为皇后。武则天对此耿耿于怀，为了提高威望，她主持将《姓氏录》进行了修改，借此来提高自己武姓的地位。

在唐太宗时期，曾经修订过《氏族志》，这是高士廉根据唐太宗的命令按照官位高低来制订的，算得上是一部国家法定的贵族族谱。原来早在魏文帝的时候，就确立了“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当时用人的方法，首先是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由他们推荐把各地的士人按“才能”分别评为九等，朝廷按监控照等级加以选用。这本是一种选官制度，但后来各州担任“中正”的人，都出自豪门世族之家，他们选人也都以门第高下为标准，并不是真正看中才能，从而逐渐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不过高士廉等人受门阀制度影响很深，他收集全国各个势族的家谱，依据史书，辨别真假，考证世系，推进忠贤，贬退奸佞，分清高下，定出上下共九等，不仅没有对门阀制度加以抑制，反而连唐太宗的设想也没有达到。他因沿袭魏晋南北朝旧例，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二，唐太宗大怒，亲自出面干涉，将崔姓降为第三。

659年，许敬宗等人在武则天的授意下，以《氏族志》不叙武氏家族为名，请求进行修改。高宗于是下诏，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人进行修订，而不再任命士族出身的人插手，并命令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把它作为门第高下的意义淡化了。该书以皇后族武氏为第一等，其余的望族都以在唐朝担任官品之高下为标准，分成九等。凡五品以上的官员，不管其出身是士族或是庶族，都写了进去，贯彻了“各以品位为等第”的原则。通过《姓氏录》，高宗朝比较彻底地否定了旧的门第观念，笼络了许多庶族出身的新贵族，受到了大多数出身低微的人士的拥护。

二圣临朝

没过多久，唐高宗生了一场大病，成天头昏眼花，有时候连眼睛都睁不开。本就不喜欢处理朝政的高宗，见武则天能干，就索性把朝政大事全交给她管了。

武则天执掌了朝政后，渐渐不把唐高宗放在眼里。高宗想要干什么，如果没有经过武则天同意，就干不了。唐高宗心里气恼，有一次他跟宰相上官仪商量，打算废了武则天。上官仪下去起草废黜皇后的诏书，而此时早就有宦官把这件事报告了武则天。

等上官仪拿着起草好的诏书来见唐高宗时，武则天也已到了。她厉声责问高宗：“这是怎么回事？”唐高宗见了武则天，吓得好像矮了半截，把上官仪起草的诏书藏在袖子里，结结巴巴地说：“我本来没有这个意思，都是上官仪教我干的。”武则天立刻下命令把上官仪杀了。从此以后，唐高宗上朝，武则天也坐在旁边，大小政事都得由皇后点了头才算数，朝中称之为“二圣”。

不过武则天虽然心狠手辣，但她也是很有才干的。她曾经上意见书十二条，也就是历史上的“建言十二事”，这里面包括了发展农业、减轻赋税、广开言路等，基本上是一套较为完整的治国方略，被高宗颁布诏书加以推行。

在唐高宗之后，武则天之所以能在朝廷中施展才干，这和她对于庶族出身的官员的重用有很大的关系。科举制度在隋炀帝时期创立，就是为了打破魏晋时期以来做官都讲出身的惯例，消除由此引出的很多弊端。到了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基本定型，新的官员很多都是出身于微寒之家，他们需要最高层重用他们，而武则天就成了他们的总代言人。一大批文人学士成为了武则天的积极支持者，武则天则利用他们来打击旧贵族反对势力，借以巩固自己的权势与地位。

废子夺权

武则天一共有四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李弘、次子李贤、三子李显、四子李旦。李弘为人忠厚，而且知道谦虚忍让，唐高宗和众大臣对他都很满意。高宗因为身体状况日渐不佳，便想把皇位传给太子李弘。但武则天却不愿意让儿子来侵夺自己的权力，675年，武则天用毒药将年仅二十四岁的儿子李弘毒死。

李弘死后，高宗的精神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加上原来的头疼病，觉得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再操劳国家大事了，就想把皇位让给武则天。但是由于大臣们的极力反对，武则天没能如愿。于是次子李贤被立为太子。李贤和哥哥李弘一样，生性聪明，在高宗让他处理政务过程中也显示出过人的能力，加上宰相们的辅佐，武则天又感到了权力将要离她而去。所以武则天指使人诬告太子贪恋女色，想早日夺取皇位。680年，李贤被废掉太子身份，贬为庶人。后来又被迁往巴州，最终被迫自杀。

683年，唐高宗去世。武则天先后把两个儿子立为皇帝，即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但都不中她的意。李旦性情淡薄，而李显则没有智谋。一次李显让三品以上的官员们在朝堂上拔河，哪一方赢了，政令就由哪一方决定。结果有几位年纪稍大者摔在地上动弹不得，李显却哈哈大笑。还有一次，李显和皇后韦氏在元宵节出去散心，想起祖父两次放宫女出宫和释放死囚回家省亲的事情来，也发起慈悲，让数千宫女出宫游玩，最后很多人没有回来。见儿子没有太宗那样的号召力，闹出笑话也不知道反省，武则天很是生气。

唐朝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

相传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就是武则天的模拟像。因为“卢舍那”是光明普照的报身如来佛，而武则天取名为“曌”，也是光辉满天的意思。但不管实情如何，那带着永恒微笑的卢舍那大佛与盛唐气象是分不开的。

没过多久，武则天把中宗废了，并把睿宗软禁起来，自己以太后的名义临朝执政。这样一来，又遭到一些大臣和宗室的反对，并有人起兵，发动叛乱。

684年，被武则天贬出京城的唐朝勋臣徐世勣之孙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抗，仅十多天便召集了十余万兵马。著名诗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专门写了《讨武曌檄》，其中有言：“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据说武则天看了之后，不但没有生气，而是在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发出感叹道：“宰相安得失此人？”武则天调动了三十多万兵马迎战，让李孝逸领兵平叛。徐敬业不久便连遭失败，不到五十天的时间，徐敬业的叛乱便被平定了，武则天终于度过了这次大的政治危机。

全国恢复了安宁，没有人再敢反对武则天。一名叫傅游艺的官员，联络了关中地区九百多人联名上书，请求太后即位称帝。武则天一面推辞，一面提拔了傅游艺的官职。如此一来，劝她做皇帝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僧人还伪造了《大云经》，说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应该代唐执政，成为新天子，在佛教理论方面提供了依据。接着武则天亲自导演了一场大戏，以唐睿宗为首的六万多臣民上表劝进，请改国号。至此水到渠成，武则天在“上尊天示”“顺从众议”的“万岁”声中，登临大宝，实现了她梦寐以求的夙愿。这年她已是六十七岁的高龄。

690年，武则天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年号为天授，定都洛阳，并号其为“神都”。史称“武周”。武则天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的统治

武则天做了皇帝之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唐朝的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唐王朝处于继续繁荣的上升阶段。

一代名相狄仁杰

武则天做了皇帝之后，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在她统治时期，唐朝的农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粮食储备相当丰富，同时修建了许多水利设施。

武则天还继续发展科举制度，广泛罗致人才。改革了科举中试卷的管理办法，采用糊名制度，使评卷人不能了解答卷者的姓名，有利于人才的公平选拔，并首开殿试先河。为了广揽人才，武则天还创立了“自荐”和“试官”制度，在各阶层中广泛罗致人才，发现、提拔了一批庶族的贤能俊杰之士。

在武则天任用的大臣中，最著名的就是宰相狄仁杰。他就是先通过应试明经科，从而步入仕途。狄仁杰，字怀英，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唐高宗仪凤年（676年—679年）间，狄仁杰出任大理丞，一上任就发现有两万多件积案等待处理。他用了一年时间一一进行了审理，竟没有一桩案件上诉。狄仁杰推理精湛，判案手法多样，体察民情，以民为重，后来遂演绎成“神探狄仁杰”的故事。

当时武卫大将军权善才不慎砍了昭陵（唐太宗陵墓）陵园中的柏树，狄仁杰判处免职之罪，唐高宗要他改判为死刑，狄仁杰不肯。唐高宗气得脸色都变了，大叫道：“权善才砍了昭陵上的柏树，不处其死罪，就是朕对先帝的不孝！”众臣一看龙颜大怒，都纷纷给狄仁杰使眼色。狄仁杰却坚持说：“臣历览古史，深知忤逆皇上是没有好下场的。但也不尽然，如果是夏桀王、商纣王时代，确实没有好下场；如果逢尧、舜之君，就不会这样。今恰值尧、舜（指高宗）在位，所以臣才不怕纣王杀忠臣比干的事情发生。如果皇上不接纳臣下的意见，百年之后，有何面目到九泉之下去见古代那些直言进谏的忠臣呢？国家大法公布于天下，何种罪行判何种罪，是分得清清楚楚的。怎么能把不够死刑的罪判成死罪呢？法律如果随意更改，天下百姓便不知什么叫犯法，什么叫合法了。因为不慎砍了昭陵上的一棵树就要杀一个将军，那百姓们会怎样评价皇上呢？”这一番慷慨陈词使唐高宗无话可说，权善才终于免处死罪。

后来狄仁杰到豫州任刺史，正赶上唐朝宗室越王李贞起兵反对武则天，武则天派大将张光辅去平定叛乱。张光辅生性残暴，加上奉旨平叛，非常嚣张跋扈，任意向地方勒索钱财。地方官员不敢违抗，惟独狄仁杰对他不加理会。张光辅大怒，当面责骂狄仁杰轻视自己。狄仁杰说：“你统帅三十万大军，要杀的只是越王李贞一个。可是现在您却放纵军队疯狂抢掠，杀死了无数百姓，这与作乱又有什么区别呢？我恨不得把你亲手杀了。”张光辅无法反驳。

满床笏

郭子仪在过八十寿辰时，七子八婿皆来祝寿。两厢有身穿朝服的七人是郭子仪的七个儿子，阶下又有来郭府祝寿的八个女婿。由于他们都是朝中大官，手中皆有笏板，拜寿时把笏板放满床头，故此图题作“满床笏”。但如果不是武则天创立武举科，那么郭子仪就可能默默无闻于世了。

武则天感到狄仁杰能根据事件本身进行判断，而不是根据上司的意思办事，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就把他调到京城担任宰相。不久后武则天想造一尊大佛像，估计要花费数百万两银子，国库无钱开销，武则天便下了一道诏书，让僧侣们每人每天节约一文钱资助此事。狄仁杰当着武则天的面，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工程是由人干的，不能靠鬼神。物产不是上天送来的，而是土地生产的。虽说是僧侣资助，那也必然会转嫁到百姓身上。如今边境太平，国家应少向百姓摊派，宽省民力。即使是国家出钱雇工，那么雇工一来，也必然会影响农业生产。这种事情既费官钱又耗民力，一旦边境有警，可就没钱支持边防了。”武则天觉得有理，接受了狄仁杰的谏议。

不过狄仁杰的宰相做得并不顺利，不久便被陷害，又贬到地方去了。在做魏州刺史时，正赶上契丹贵族攻陷冀州，河北震动。狄仁杰到任后，把征调来的四乡百姓都解散回家种田。契丹看到狄仁杰不劳苦百姓，又没有信心打垮他们，便不敢再来侵扰，从冀州撤退了。老百姓更加敬爱狄仁杰，修了一座寺庙，向狄仁杰的塑像烧香膜拜。武则天非常高兴，亲自在狄仁杰的战袍上绣了“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金字，以示表彰，再次将狄仁杰召回来，复任宰相。

700年，狄仁杰因病去世，武则天望着站满官员的朝堂，流着眼泪说：“朝堂上空了！”以后朝廷每有大事，大臣们无法判决时，武则天都会叹息道：“老天为什么那么早夺去我的国老啊！”

到了702年，唐朝又创立了武举科，专门选拔军事人才，由兵部主持。考试科目有三：一是用一石弓和六钱重的镞射箭；二是用八斤重的长矛刺击；三是举重。合乎标准者及第，任命为武官。唐朝著名的大将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据说郭子仪身材魁梧，体魄健壮，相貌秀杰。年少时在河东（今山西西南部）服役，因犯军纪要被处斩。在押赴刑场的途中，被当时著名诗人李白发现。李白见他相貌非凡，凛然不惧的样子，甚感可惜，认定此人将来一定会大有造化，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于是便以自己的官职担保，将郭子仪救下。郭子仪后来果然不负所望，通过武举成名，并且立下赫赫战功，一度挽救了衰败的唐王朝。

控制西域

对于西域的安全问题，武则天是相当重视的。从7世纪开始，吐蕃强大了起来。670年，薛仁贵的军队在大非川全军覆没，西域四镇被吐蕃占领。692年，王孝杰率兵大败吐蕃军队，夺回了四镇，然后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屯兵镇守。

当时唐朝廷对保卫西域四镇问题有两种意见。狄仁杰认为西域地处边塞，得到这块盐碱地不能用来耕织，其人口也不向中央纳税，而国家还要连年出师保护，得不偿失。右史崔融主张维护西域，他说：“高宗时主管官员玩忽职守，因而未能坚守四镇，放纵了吐蕃的强大，这才造成了国家的损失。现在王孝杰一战收复四镇，怎能弃而不要？如果四镇失守，吐蕃的势力就会占领西域，住在西域南部的群羌势必投降吐蕃。这样如果吐蕃控制了沙漠地区，将是西部边陲的重大威胁。”武则天接受了崔融的意见，决定保卫西域，以促进中外贸易。

696年，吐蕃乘着武则天反击契丹的时机，以和亲为名，企图诱使武则天放弃安西四镇，并要求分给突厥十姓的土地。于是武则天派颇有远见的郭元振出使吐蕃，一探究竟。

郭元振回来后上疏道：“利益能够催生祸害，祸害也能够产生利益。国家大患，唯有吐蕃与突厥。如今两者都已经归附，对中原来说非常有利。但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引发祸患。现在倘若我们直接拒绝吐蕃，恐怕边患会比以前更加严重。所以要制定出好的对策，使他们知道讲和有希望，作乱作恶则无借口。在边疆地区，国家忧虑的是十姓、四镇两地；而在境内，则担心的是甘、凉、瓜、肃等州。国家在关陇地区屯兵戍卫，已经有三十年了。现在的能力和作用已经枯竭，一旦甘、凉等地发生变故，难道还有余力去支援吗？善于治国的人，必定先安内而后攘外，不贪外以害内。这样大局就有了保障。吐蕃人认为四镇靠近他们，担心我们以此为跳板进攻他们，因此四镇就是吐蕃的软肋。而吐蕃的青海等地则容易成为我们的边患。现在可以这样回复吐蕃人：‘大唐用四镇扼守西域诸蕃的交通要冲，分化诸蕃的力量，使得他们不能够联合东侵大唐。如果我们撤军，诸蕃的力量必会大大增强，对大唐构成威胁。为了杜绝后患，当将吐浑诸部、青海故地划给我们，那么俟斤部落可以归还给吐蕃。’”朝廷听从了郭元振的建议，化解了这场外交危机。

郭元振又对武则天说：“长期以来的徭役让吐蕃百姓困苦不堪，因此他们都希望大唐和吐蕃之间能够实现和平。吐蕃的首领钦陵打算分裂四镇归为己有，因此才没有归顺的念头。假如陛下每年都向吐蕃派去和亲使团，钦陵一定会屡屡拒绝。这样他的部下自然无不怨恨，君臣之间就会产生矛盾，吐蕃内部就会发生变故。”武则天同意了郭元振的方法。几年之后，吐蕃君臣果然相互猜忌，部属因此诛杀了首领钦陵。

过了一段时间，突厥、吐蕃联兵进犯凉州，武则天马上任命郭元振为凉州都督前去救援。起初凉州境内纵深仅四百余里，吐蕃、突厥每次侵扰都逼近城下。为巩固凉州防务，郭元振在南硖口设置和戎城，在北碛口设置白亭军，控制交通要道，一举拓境一千五百里。从此以后，唐军凭险据守，敌军不敢再来进犯。郭元振又遣甘州刺史李汉通开辟田地，种植水稻，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以往凉州的谷物每斛值数千钱，至这一年粮食丰收之后，一匹细绢可换数十斛谷物，积存的军粮可供数十年之用。凉州地区牛羊遍野，郭元振治理五年，恩威并用，百姓安居乐业，外敌心生畏惧。

酷吏和酷刑

武则天选官的范围广大，任命的尺度宽松，别人推荐和自荐她都能够接受。但只要发现不称职的，就立即废黜或诛杀，并且过分相信酷吏，使得在她统治的这一时期，酷吏的酷刑代替了律法和诉讼。

周兴是有名的酷吏，除了武则天自己和武姓亲属外，所有的官员和牵连所及的民众，都在他的酷刑下发抖。只要是周兴逮捕审讯的人，很少有能活着走出狱门的。

可是有一天，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他的头上。武则天接到告密信，说周兴跟已经处死的叛党是同谋，武则天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立刻下密旨给另一个酷吏来俊臣，叫他负责审理这起案件。

说来也巧，当太监把密旨送到来俊臣家时，来俊臣正和周兴在一起喝酒。来俊臣看完武则天的密旨，不动声色，把密旨往袖子里一放，仍旧回过头来跟周兴谈话。来俊臣说：“最近抓了一批犯人，大多不肯老实招供，您看该怎么办为好？”周兴捻着胡须，微微笑着说：“这还不容易！我最近就想出一个新办法，拿一个大瓮放在炭火上。谁不肯招认，就把他放在大瓮里慢慢烤。还怕他不招？”

来俊臣听了连连称赞：“好办法，好办法！”一面说，一面就叫公差去搬来一只大瓮和一盆炭火到大厅里。然后把瓮放在火盆上，盆里炭火熊熊，烤得整个厅堂的人都禁不住流汗。

周兴正在奇怪，来俊臣站起来，拉长了脸说：“接圣上密旨，有人告发周兄谋反。你如果不老实招供，就只好请你进这个瓮了。”

这就是著名的成语“请君入瓮”的由来。周兴死后，来俊臣当上了酷吏的首领。他所用的酷刑，只“枷”一项，就有十种使人心悸的名号，即“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着即承”“失魄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等。其他酷刑，如“凤凰展翅”，名称虽美，却是把人手足绑上短木，像扭绞绳索一样地扭绞双臂。“玉女登梯”，是教犯人爬上高梯，用绳子拴着脖子，向背后牵引，或窒息而死，或跌下摔死。来俊臣还写有《罗织经》一书，把他逼供的种种招数都记述在内。

不久来俊臣的胃口越来越大，想独掌朝廷大权，他见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和女儿太平公主势力很大，索性告到他们身上去了。这些人当然也不是好惹的，他们先发制人，把来俊臣平时诬陷好人、滥施刑罚的老底全都揭了出来，并且把来俊臣抓了起来，要判他死罪。武则天一看朝中反对来俊臣的人众多，只好把他处死。

来俊臣被处死刑那天，人人称快。大家互相祝贺说：“从现在起，夜里可以安心睡觉了。”

国色天香

武则天当政之后，独断专行。相传武则天想游览上苑，便宣诏上苑：“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几天之后，百花盛开，唯独牡丹违命。武则天一怒之下便将牡丹从长安贬到洛阳。

礼与法的争议

武则天治下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谋杀案。被杀者是御史大夫赵师韫，他在公事出差途中被人杀死于一处驿站（驿站在古代都属于官府，往来官员多住于此）。凶手徐元庆很快投案自首。他是该驿站里的一名服务人员，同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赵师韫在任负责治安工作的下邽县尉时，处死了徐元庆的父亲。不久赵师韫升任京官。徐元庆为报杀父之仇，隐姓埋名，到一处驿站做起了服务员。因为他心里清楚，这是他可以接近赵师韫的唯一方法。终于有一天，徐元庆有了机会，报了杀父之仇。

但就是这么一个案子，却难倒了包括女皇武则天在内的朝廷上下。徐元庆到底是孝子还是凶犯，该杀还是该予以表彰，这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唐律的基础是礼，礼的核心是孝义。徐元庆手刃父仇，然后束身归罪，体现了孝道。然而法律又明文规定“戕奉法之吏，杀无赦”。如果惩处徐元庆，就是违背了礼制，破坏了法的基础；如果判他无罪，让其逍遥法外，又会直接损害国家法律的权威性。经过广泛的讨论之后，朝廷准备赦免徐元庆。

就在此事即将以这样的结果落下帷幕之时，陈子昂力排众议，写下了一篇《复仇议》。他认为，徐元庆谋杀之罪案情清楚，按照唐律当然毫无争议地应该判处死刑，只有判处死刑才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徐元庆这样做却是为父亲报仇，是对父亲的一片孝心才让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因此陈子昂建议，因为“礼”与“法”的冲突，应该在处死徐元庆的同时并加以旌扬。最后徐元庆案也就按照陈子昂的建议给了结了，《复仇议》还被“编之于令，永为国典”。

然而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此终结，很多年以后，大文学家柳宗元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驳〈复仇议〉》的文章。在柳宗元看来，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有罪，那么被县尉处死就是罪有应得，父亲有罪被诛而徐元庆却为此谋杀朝廷命官就是死罪。如果赵师韫草菅人命，而徐元庆无处申冤，那么执政的官员向徐元庆道歉还来不及，又怎么能去处死他呢？由于柳宗元的分析鞭辟入里，遂作为定论收录在唐朝的法律文献之中。

立储让位

通过酷吏政治，武则天巩固了自己的权势和皇位。但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她又左右为难了。武周一朝，武则天的侄子们都做了宰相和将军，掌握了朝政大权。大臣们有了功劳也赐以武姓，而不是李姓。她还免掉了武姓的田赋，把自己的故乡文水县改为武兴县，这一系列的举动促使他的侄子武承嗣等人公开地对李旦的皇储地位提出了挑战。

693年，武则天在万象神宫里举行了祭典大礼，让侄子武承嗣为亚献，武三思为终献，而正式的皇储李旦却被冷落到一边，非常尴尬。武则天的行动无疑是对侄子们的公开鼓励。

但是武则天的意愿遭到了宰相狄仁杰等人的强烈反对。一天已经七十四岁的武则天对狄仁杰说：“朕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只大鹦鹉的两个翅膀折断了。爱卿看是什么征兆啊？”狄仁杰抓住这个绝佳的时机说：“陛下姓武，那鹦鹉便是陛下了，两个翅膀就是陛下的两个儿子。如果陛下再次起用两位爱子，两个翅膀就会重新好起来的。”

同时宰相吉顼也在努力。他对武则天当时的男宠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俩说：“你们俩因为受皇上的宠爱，蔑视群臣，被众大臣们嫉恨。如果想要保住性命，现在只有为立储君出力，日后还能够将功赎罪。你们要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劝说她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张氏兄弟听了吉顼的话，对武则天立李显为太子起了关键作用。

698年，武则天将李显秘密接回洛阳，当时的太子李旦聪明地请求退出，让母亲立哥哥为太子。这让武承嗣极为气恼，不久便郁闷而死。

705年，武则天病卧在床，几个月也不召见宰相，只有张氏兄弟俩侍奉在身旁，左右朝政大事，这使大臣们六神无主。宰相张柬之经过周密部署，发动兵变，把张氏兄弟杀死，迫使病中的武则天退位，由其儿子唐中宗李显复位，重建唐朝。

几个月后，八十二岁的武则天死于上阳宫的仙居殿。临终时她异常清醒，立下了遗嘱，包括去掉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葬在乾陵，和高宗合葬。只许为她立碑，不许立传，这就是武则天无字碑的来历。还有赦免王皇后、萧淑妃以及褚遂良等人的家属。武则天死后，她的谥号变过几次，但儿孙们的尊敬态度始终没有改变。唐玄宗即位后，改为“则天皇后”，到了749年，最后把武则天的谥号定为“则天顺圣皇后”。

唐玄宗的开元盛世

唐玄宗李隆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新的发展，超过了他的先祖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

唐朝复国

武则天去世之后，中宗李显复位，国号也由“周”变回了“唐”。但是朝中并不安定，一股暗流始终在涌动，直到唐玄宗即位之后，唐朝才真正走向了安定、繁荣的局面。

韦氏之乱

唐中宗李显复位后不久，他的妻子韦皇后就效法当年的武则天，跟李显同时出现在金銮殿上听政。因为唐中宗昏庸懦弱，大权不久就落入了韦皇后手中。韦皇后与李显最宠爱的小女儿安乐公主一起，公开招权纳贿，把国家官爵分别标定价格，公开兜售。

人们期待的唐朝中兴局面没有出现，相反朝政却是日益腐败起来。随着权力欲望的不断膨胀，韦皇后希望丈夫早日死掉，以便自己能够像武则天一样女主天下。安乐公主也要求父亲立她为皇太女，希望登上权力的最高峰。李显知道大臣们不会接受这个决定，不肯答应。于是母女二人合谋，在710年毒死了唐中宗。然后立唐中宗的第四子年仅十六岁的李重茂为皇帝，由韦皇后临朝称制。

这时武则天的第四子李旦和女儿太平公主还有相当大的势力，是韦后登基的障碍。就在韦氏母女打算除掉李旦和太平公主的时候，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率领羽林军抢先一步攻进皇宫，杀了韦后和安乐公主，并将韦氏党羽一并铲除。

李隆基发动政变时，李旦并不知道。等到知道时，政变已经成功。这时太平公主出面，让李重茂下诏将皇位让给了他的叔叔李旦，因此李旦继承皇位，是为唐睿宗，李隆基被立为太子。

照夜白

早年的唐玄宗也是善于骑射，照夜白就是他最钟爱的一匹宝马。画中的马首高高昂起，鬃毛飞扬，双耳直立，两目圆瞪，四只马蹄腾跃踢踏。其体态肥硕，矫健有力，充分展示了大唐艺术的韵味。

太平公主的野心

太平公主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小女儿，极受父母兄长尤其是武则天的宠爱，权倾一时。太平公主八岁时，以替已经去世的外祖母荣国夫人杨氏祈福为名，出家为女道士，太平一名，乃是她的道号。虽然号称出家，她却一直住在宫中。一直到吐蕃派使者前来求婚，点名要娶走太平公主。李治和武则天不想让爱女嫁到远方去，又不好直接拒绝吐蕃，便修建了太平观让她入住，正式出家，借口公主已经出家来避免和亲。

十六岁时，太平公主与薛绍成婚。婚礼场面非常豪华，照明的火把甚至烤焦了沿途的树木，为了让宽大的婚车通过，不得不拆除了县馆的围墙。后来薛绍受长兄薛顗谋反的牵连，武则天下令薛绍杖责一百，结果饿死狱中。当时太平公主正怀着她和薛绍的第四个孩子。武则天为了安慰女儿，打破唐公主封邑不过三百五十户的惯例，将她的封户破例加到一千二百户。

武则天认为小女儿的长相、性格都像自己，常与之商议政事，但从不让太平公主将她参与政事的事情外泄。太平公主畏惧母亲，行事也比较收敛。唐中宗复位后，太平公主逐渐走到幕前，积极参与政治，很受中宗的尊重。可惜唐中宗不久便被韦后与安乐公主毒死。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一起草拟遗诏，立李重茂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李旦参谋政事，试图在韦后与皇族之间谋取平衡。但韦后党羽改李旦为太子太师，架空了李旦，打破了这一平衡。太平公主遂派其子薛崇简与刘幽求一起参与了李隆基等诛杀韦后的行动，清除了韦氏党羽，并亲手将李重茂拉下皇位，拥立唐睿宗李旦复位。太平公主因此番功劳而晋封万户，三子封王，为唐朝公主权势之顶峰。

在协助李隆基政变除掉韦后以后，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发生了权力之争。她要求哥哥唐睿宗李旦废掉太子李隆基，并积极培植自己的党羽。此时朝中七位宰相其中五位都是太平公主的亲信，文武百官除了姚崇、宋璟等寥寥数人外，大多数都依附于太平公主。唐睿宗则试图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寻求政治平衡，以避免伤害到任何一人。

712年，唐睿宗李旦禅位于太子李隆基，唐玄宗李隆基即位。次年太平公主准备起兵夺权。不料李隆基早有防备，先发制人，诱杀了左、右羽林将军和宰相。太平公主见党羽被诛杀殆尽，不得已逃入了南山佛寺，三日后返回。太上皇李旦出面请李隆基恕其死罪，被李隆基拒绝，太平公主最终被赐死于家中。至此经过一连串的宫廷政变，唐朝内部动荡的政治局面才得以稳定下来。

开元盛世

李隆基即位之后，改年号为“开元”，是为唐玄宗。他励精图治，重用贤臣、改革吏治、轻徭薄赋，使唐朝进入了盛世时期，后人称为“开元盛世”。

改革吏治

唐玄宗李隆基即帝位后，裁减了韦氏母女出卖的冗官，精简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并先后任命干练正直的官员如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韩休等人为宰相，针对当时的弊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唐玄宗还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予以恢复。这本是唐太宗时期的一种制度，到了武则天主政后，提拔了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做宰相，有的事不敢再公开，因此将这种制度也就废除了。

经过认真选择、仔细考虑，唐玄宗首先起用了姚崇为相。因为一次唐玄宗召姚崇骑马打猎，然后讨论政治。曾问姚崇是否愿意出任宰相，姚崇回答说，除非唐玄宗接受十条改革纲领，即著名的“十事要说”，否则就难以从命。其主要内容是：皇帝应以仁爱治天下，而不是靠严刑峻法的威慑力量；不进行军事冒险；施行法律应不论亲疏，同样严厉；禁止宦官参政；禁止征收苛捐杂税来取宠于皇帝；禁止任命皇亲国戚在朝中任职；树立皇帝以前因与大臣们关系过分亲密而受损的个人权威；容许大臣们直谏而不用担心专横的惩处；停止建造佛寺道观；清除外戚过分的政治权力。唐玄宗表示同意，姚崇于是接受任命。姚崇著名的“十事要说”，几乎囊括了武则天末年以来的所有弊政，总结了历史上盛衰治乱的经验及教训，为开元施政的基本方针奠定了基础，时人称他为“救时之相”。

牧马图

唐朝的畜牧业也非常发达。图中绘有黑白二马，一人骑于黑马之上，虬髯络腮，头戴巾，正执辔缓行。二马体态肥硕，气势不凡，可见当时畜牧业之发达。

唐玄宗十分信任姚崇，除军国大事须与自己共同商定外，其他一般庶务都放手让姚崇去做。有一次姚崇曾向玄宗奏请按次序升转郎官的事情，当时玄宗只是仰面看着殿堂，姚崇连续奏请了好几次，玄宗还是不动，没有任何的表示，始终没有做出回答。姚崇心中十分害怕，以为是自己说的不对，引起了皇帝的不高兴，于是就不敢再行奏请，小步快走了出去。散朝后内侍高力士向玄宗进谏说：“陛下最近日理万机，宰相奏请事情，应该当面表示是否可行，为什么一点都不申说考察呢？”玄宗说：“朕对他万分的信任，连国家大事都交给了他，并且让他处在重要的官职。只有大事再奏与朕，朕与他商量。刚才他向朕汇报郎官升迁之类的事情，这样的琐细小事，他自己就可以做主了，为什么还要再向朕奏请，来烦劳朕呢！”正好高力士有事到中书省宣旨，就把玄宗的话顺便告诉了姚崇。姚崇这才不再忧虑而高兴了起来。

姚崇还受到玄宗的特别礼遇，每在便殿相见，玄宗必起立相迎。事毕退朝，则临轩相送。这是其他宰相所未曾受到的宠遇。因此他辅佐玄宗竭智尽力，任相时间虽然不长，却颇有成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确定了在唐玄宗在位期间所实行的一种新的施政形式，即只任用为数甚少的宰相，通常只有两三个人。继姚崇之后，唐玄宗又先后任命了张说、李元绒、韩休、张九龄等人为相，国力日盛。唐玄宗还非常重视县令的选拔和作用，他说：“郡县者，国之本；牧宰者，政之先。”因此在县令上任以前，唐玄宗都要亲自召见，进行比较严格的考核。为此唐玄宗专门颁布了《整饬吏治诏》，规定每年十月进行考核，优胜劣汰。这一政策的实施，对改善地方吏治起了一定作用。

正是因为唐玄宗十分重视对官吏能力和德行的考核，所以在唐玄宗的开元、天宝年间才出现了一大批历史上有名的贤臣，其中姚崇、宋璟、张九龄都是德才兼备的贤相。姚崇为人刚直果决，向唐玄宗提出的“十事要说”是治理国家非常有效的策略。宋璟十分重视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为人刚强正直，不徇私情。张九龄更是任人唯贤，帮助唐玄宗选拔了一批有用之才，他还常常直言进谏唐玄宗，对他的过错从不隐瞒。

姚崇治蝗

唐玄宗即位后，马上下令减免赋税，促使农民努力从事生产。同时从豪强大族手中没收非法土地，以维护遭到破坏的均田制度。唐玄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个检田括户的运动，设了十道劝农使，分头到各地检查未曾登记的土地和豪族、官僚等荫庇的劳动力，将检括的土地没收，分给无地之人。对于“账外”人口则重新登记，就地入籍。这次运动使唐朝政府增加户口八十余万。

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唐玄宗使唐朝的经济又步入正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据说当时各州县的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布帛，长安和洛阳的米和帛都跌了价。

不仅如此，唐代的生产工具也得到了改进，发明了曲辕犁和用水力转动的筒车。曲辕犁，也称东江犁。这种犁的优点是，操作时犁身可以摆动，富有机动性，便于深耕，且轻巧柔便，利于回旋。

但那时候自然灾害也很频繁，中原一带就发生了特大蝗灾。蝗群飞过的时候，黑压压的一大片，连太阳都被遮蔽了，庄稼更是颗粒无收。当时人们认为蝗灾是上天降给人们的灾难，非常恐慌。各地为了消灾祈福，都烧香求神，可蝗灾还是在不断恶化。

捉蝗农夫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时有发生，蝗灾则是其中危害较大的一种。历朝历代一旦遭遇蝗灾，从朝廷到普通百姓，都非常重视，全力以赴力图扑灭蝗灾。这幅壁画中一农夫手执一巨型绿色蝗虫，表现了古代人民对彻底消灭蝗灾的良好愿望。

宰相姚崇这时向玄宗上了一道奏章，认为蝗虫不过是一种害虫，没有不能治的。只要各地官民齐心协力驱蝗，蝗灾是可以扑灭的。唐玄宗立刻批准了姚崇的奏章，下令百姓一到夜里就在田头点起火堆，等飞蝗看到火光飞了下来，就集中扑杀。这个命令一下去，汴州（今河南开封）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他还写了一道奏章，说蝗虫是天灾，人力是没法抗拒的，要消除蝗灾，只有积德修行。这时长安朝廷里的一些官员也站出来反对，认为姚崇灭蝗的办法，过去从来也没人做过，现在这样冒冒失失推行，只怕闯出什么乱子来。

唐玄宗听到反对的人多，也动摇起来，又找姚崇来问。姚崇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做事只要合乎道理，就不能讲老规矩。再说历史上大蝗灾的年头，都是因为没有积极地扑杀，所以才造成了严重灾荒。现在河南河北，积存的粮食已经不多了，如果今年因为蝗灾而歉收，将来百姓无粮可吃，流离失所，那样国家就危险了。”有人认为天灾非人力所能制服，姚崇大声驳斥道：“扑杀蝗虫解救百姓是善举，如果上天降灾祸，全由我姚崇一人承担，决不推诿给别人。”唐玄宗听姚崇说得有道理，就亲自到了灾区视察，看见漫天的蝗虫肆虐，而百姓却因为害怕遭天遣而不敢捕杀。唐玄宗于是叫人捉来几只蝗虫，用火烤熟了，当着众人的面吃了下去，表示自己坚决治虫的决心。人们看见皇帝吃了蝗虫，马上放了心，开始用姚崇的办法灭蝗，果然有效，光汴州一个地方就扑杀了蝗虫十四万担，灾情马上缓和了下来。

兵制改革

由于均田制一度遭到破坏，农民逃亡，原来的府兵制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军队的兵源越来越少。唐玄宗做了皇帝时，士兵逃跑现象已经极为严重，军队战斗力也很低下，无法和强悍的突厥军队抗衡。

723年，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从关内招募了军士十二万人，充当卫士，这就是“长从宿卫”，也叫作“长征健儿”。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唐玄宗将这种制度推广到了全国。这种制度使原来的府兵轮番到边境守卫的做法被替代了，解除了各地百姓到边境地区的守卫之苦。同时这种雇佣兵还为集中训练、提高战斗力提供了保证。

文殊菩萨

唐代建造了很多佛像，此为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左胁侍。神态庄严，高13.3米，衣纹、缨络安排妥帖，为盛唐之珍品。

除了对兵制进行改革之外，唐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另外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

见朝唐政府厉兵秣马，长城以北的回纥等族自动取消了独立割据的称号，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也恢复了，唐朝重新开始行使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

此时活动于幽州东北部的契丹势力强大，尤其是契丹牙官可突干有勇有谋，经常侵扰唐朝边境。唐政府派大将张守珪驻守幽州。以前幽州长史赵含章、薛楚玉等人，对于可突干的进攻都无能为力。张守珪到任后，整顿军政，激励将士，伺机主动出击契丹，频频取得胜利。契丹首领屈利与可突干对张守珪都非常害怕，感到在战场上取胜无望，于是改变策略遣使诈降。但他们的计谋被张守珪识破，张守珪将计就计，派部将王悔去屈利营帐商量受降事宜。本来屈利并无降意，当王悔到其营帐后，就想杀死王悔。王悔早有警惕，时值契丹另一首领李过折与可突干争权，王悔利用他们的矛盾，劝诱李过折斩杀了屈利和可突干。之后王悔带领李过折及契丹余部来归降唐朝。

唐玄宗非常高兴，下诏在幽州立碑纪念，记录下了张守珪的战功及朝廷的封赏。张守珪继续镇守幽州，从此以后，唐与契丹的斗争由守势变为攻势。

抑制佛教

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修建了很多佛寺，许多人出家为僧。唐中宗、睿宗也信仰佛教，佛教势力迅猛发展，全国的僧尼人数膨胀到数十万人。僧尼不服役，不纳税，建寺造像又耗资无数。唐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下令淘汰天下僧尼，强令还俗的有一万余人。并下令各地不得兴建佛寺，禁止民间铸佛像和抄写佛经，抑制了佛教的发展。

在唐朝初年，寺院的僧侣们在“禅林”中生产，主要项目不过是种植稻、菜、茶等，产品只供自己维持生活，没有手工业生产，与市场联系较少，对社会依赖性不大。只有少数必需品，如镰刀、瓷器、食盐等要从市场购买。因此寺院的所谓禅林经济是封闭的，整体财力较弱。

但是随着田庄产业和租佃经营的发展，禅林庄园开始出现，并迅速扩张。据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山东赤山院每至收蔓菁萝卜时，寺中上座等职事人员尽出拣叶；如库头无柴时，院内僧侣尽出担柴；余如耕作采茶等劳动均不分贵贱，集体作务。但至唐末，农禅结合的优良传统逐渐被冷落下去。一部分僧人不再劳动，成为禅林中的上层和尚。大量佃农和雇农开始为寺院工作，国家的劳动力和赋税收入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抑制佛教是必然的。

掌控靺鞨族

渤海（粟末部）与黑水部，是唐王朝东北部靺鞨族中最强大的两部。靺鞨人的祖先，在商周时被称为肃慎、息慎，两汉至东晋时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勿吉分为七部，即粟末、黑水、安居骨、拂涅、号室、伯咄、白山。到隋唐时称靺鞨，而七部的名称不变，控制着今东北地区。

营州都督府是唐朝统治东北的政治中心，696年，营州都督赵文翙残酷地压迫契丹人，激起了契丹人的不满。松漠都督李尽忠及其内兄孙万荣联合契丹人，杀了赵文翙，占据了营州。武则天派二十万大军前去镇压，契丹大将李楷固、骆务正投降。当时居住在营州一带的靺鞨人、高句丽人曾参加李尽忠的反唐队伍，武则天为了分化他们，封白山靺鞨酋长乞四比羽为许国公，封粟末靺鞨的乞乞仲象为震国公。乞四比羽拒绝封爵，和乞乞仲象率领靺鞨人与高句丽人，乘唐政府内部混乱之机，离开了营州一带，东渡辽水（即辽河）。武则天令李楷固率兵追击，杀了乞四比羽。不久后乞乞仲象去世，其子大祚荣为人骁勇，善于用兵，团结了靺鞨人和高句丽人，和李楷固大战于天门岭，唐军大败。698年（圣历元年），大祚荣乘突厥侵扰定州、赵州之机，率领靺鞨人和高句丽人向东进军，回到大白山（今长白山）一带，建筑了敖东城（今吉林敦化），自立为王。该国西接契丹，东涉日本海，南与新罗为邻。

唐王朝见状，重新调整政策，招抚靺鞨族。713年（开元元年），唐玄宗李隆基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在其统治区设立忽汗州。从此以后，这里的靺鞨专称渤海，其统治者接受了唐王朝的封号，成为忽汗州都督。

据《渤海国志长编》记载，当时渤海的物产有稻、麦、粟、豆、棉花、豉、皮革、玛瑙杯，牧业养马、牛、羊等，药品有牛黄、麝香、人参等，其中部分产品输入中原。唐政府在青州设有渤海馆，专门管理渤海地区的贸易。渤海的靺鞨人还多次“遣诸生到京师太学”，有些学生还参加了长安的科举考试，如乌照度、高元固、乌光赞等，都在长安中了进士。

黑水靺鞨是靺鞨族的一个分支，位于黑龙江下游，其风俗好编发，缀野猪牙，以雉尾为冠饰，居住半地穴式的房屋。唐政府在723年（开元十一年）设立了黑水府，任命黑水部的首领倪属利稽为刺史，管理地方政务。不久后改为黑水都督府，直属幽州都督府，中央政府另派长史于黑水府“监之”。

黑水都督府的设置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加强了中原和东北边疆的联系，开发了东北边区。从松花江到黑龙江流域各地，直到库页岛，都建立起了民族地方行政机构，使东北边疆地区进一步得到巩固；其次黑水都督府建立后，促进了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

手工业的发展

唐朝的手工业，无论是技术水平，产品种类或是生产规模，都超过了前代。在唐代，扬州商业的繁荣，在全国范围内居第一位，与四川成都有“扬一益二”之说，有“雄富冠天下”之誉。这时的扬州还是国际贸易港口，东南亚及西亚诸国的商船都到扬州进行贸易。据《新唐书》记载，天宝十年（751年），有一场大风，一次就吹翻了广陵湾几千艘商船，可见当时扬州港口贸易的繁盛。天宝六年（747年），扬州人口已达47万之多，仅阿拉伯商人就有5000多人。来这里取经和学习汉文化的日本遣唐僧人和留学生络绎不绝。天宝十二年（753年），大明寺高僧鉴真大师，由扬州出发东渡日本。

三彩骆驼载舞俑

该俑出土于唐右领军卫大将军鲜于庭海墓。一匹白骆驼昂首立于长方形平面板座上。背上垫一菱格纹圆毡，上以木架制作成平台，中央立有男性胡俑，左右两侧各坐两个乐俑。骆驼型体高大，人物表情生动，代表了盛唐时期的社会风俗及高超的艺术成就。

扬州铜镜生产始于隋代，且铸镜工艺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颇受当时朝廷的喜爱。《洛河记》中载：“隋炀帝喜奢侈，幸江都，王世充献铜屏，帝甚喜，擢江都通守。”

进入盛唐时期，由于扬州城池扩大，人口增多，运河便利，南北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促进了扬州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此时扬州生产的铜镜量大质高，纹饰摆脱了前期铜镜纹饰的拘束和严谨，出现了自由豪放和新颖的风格，纹饰的布局生动自然，镜子的式样也较丰富，除圆形、方形外，大量出现了方亚形、葵花形、菱花形，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其纹饰、图案为研究古代纹样、神话故事、诗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当时的纺织业分工非常细，主要有绢、绫、锦、絁、罗、布、纱、绮、褐等。每种纺织品按质量好坏又划分出很多等级，其中仅绢就分八等之多，而常用的布则分了九等。因为纺织技术的高超，丝织品的品种花色更多，可谓争奇斗艳，琳琅满目。

陶瓷业也发展到新的阶段，除了青瓷以外，又发明了白瓷和三彩陶器。白瓷的发明是隋唐陶瓷工业的最新成就，唐代盛行一种说法，叫南青北白，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类玉类冰”，北方著名的邢窑白瓷则“类银类雪”。

而唐朝后期发明的三彩陶器，是在陶胎上先涂上一层有彩色的釉，然后画上黄、绿、青色花纹，经过烧制而成的鲜丽陶器，非常精美。唐三彩种类很多，有人物、动物、碗盘、水器、酒器、文具、家具、房屋，甚至装骨灰的壶坛等等。大致上较为人喜爱的是马俑，有的扬足飞奔，有的徘徊伫立，有的引颈长嘶，均表现出栩栩如生的各种姿态。至于人物造型，有妇女、文官、武将、胡俑、天王，根据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刻画出不同的性格和特征。贵妇面部丰圆，梳成各式发髻，穿著色彩鲜艳的服装，文官彬彬有礼，武士刚烈勇猛，胡俑高鼻深目，天王怒目威武，足为我国古代雕塑的典范精品。

另一种手工业是焙制茶叶。南北朝时期饮茶之风主要在长江以南。到了唐朝，由于南北经济的交流，饮茶之俗风靡全国。茶叶不仅是国内各地最畅销的商品，而且还有一部分远销新罗和日本。隐居在苕溪（今浙江湖州）的陆羽，完成了茶文化的创始之作《茶经》。这本著作详细讲述了茶的起源、形状、功用、名称、品质；谈了采茶制茶的用具，如采茶篮、蒸茶灶、焙茶棚等；论述了茶的种类和采制方法；叙述了煮茶、饮茶的器皿；讲解了烹茶的方法和各地水质的品第；谈论了饮茶的风俗；叙述了有关茶的故事、产地和药效等。还将唐代全国茶区的分布归纳为山南（荆州之南）、浙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西、岭南等八个区域，并谈了各地所产茶叶的优劣。这部《茶经》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茶叶采制和饮用经验，全面论述了有关茶叶起源、生产、饮用等各方面的问题，传播了茶叶的知识，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开中国茶道的先河，是中国古代最完备的茶书。

在金银细工的制作方面，唐朝也非常发达。金银平脱器是唐朝金银器行业中的新产品，其制作方法是把金银叶片刻成花草或禽兽图案，用胶粘在器物上，然后涂满漆，再慢慢磨光，露出金或银的图案花纹来。这种工艺品，漆黑、金黄、银白各种颜色互相辉映，光耀夺目。

唐朝的造船业也相当发达，造船中心主要分布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市）、洪州（今江西南昌市）、嘉兴（今浙江嘉兴）、金陵（今江苏丹徙）、江陵（今湖北荆州）等地。当时所造之船的种类很多，最特别的当属李皋发明的车船。船身前后设车轮以代替桡桨，用脚踏轮，就能使船进退。船上建有两重或三重楼，另在楼头设拍竿，作为打击敌船的武器。

至于海船，则更加壮观。当时从印度洋到红海，都有唐朝的船只航行。因为唐朝的造船技术领先世界，采用了水密舱结构，增强抗风浪击打的安全性。天宝年间泉州所造安海船，有十五个底舱，可载货物数万石。因此在远洋航行中，过口税比其他国船舶多上数倍，足见中国船载货之多，船体之大，也博得了“海上霸王”的称号。

国际大都市的兴起

随着国力的增强，唐朝的首都城长安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了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大都市。

长安是当时唐朝最大的城市，长方形的城市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宫城是宫殿区，皇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外郭城占地广阔，被划分为108个坊，遍布寺院、府第和民宅。此外长安还有两个市，即东市和西市，市内有两条南北和东西大街，宽度都在十五米左右，相交成“井”字形，是商业街。两市的店铺鳞次栉比，“四方珍奇，皆所积集”。长安城内的街道，呈东西和南北方向排列，相互垂直，很像一块棋盘。全城的街道两旁都有水沟，并种植槐树、榆树，市容十分壮观。

长安是西京，唐朝还有一个都城东京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第二大城市，城内设有南市、北市和西市，市内是绢行、衣行、肉行、药行、铁行、秤行、鞭辔行等各类行业的店肆。

宾客图

这是章怀太子李贤墓道东壁的一幅壁画。画中以唐朝官员为前导，正引导三位外族宾客。画中礼宾官与使节主次分明，安排得当，根据特征随类赋衫，将唐朝负责外交官员的优雅从容和外国来使的谨慎与忐忑对比得淋漓尽致。这幅壁画表现了各国、各族之间人员的友好往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

西京长安不仅集中了全国各地的精英人物，还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侨民来此居住。包括黑人，当时称作昆仑奴。他们很多在长安永久居留，开设商店酒家，用胡人女子作招待，被称为胡姬，与中国的男性酒保竞争。许多在长安居住的外国人与唐人通婚，连姓氏也都汉化。有些人还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唐朝官员。如进士及第的李彦升，就是阿拉伯人。

唐朝被当时各国崇拜的程度，远超过其他两大超级强国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这两个国家对宗教有排斥性，但唐朝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当时唐朝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长安的各国人们，都十分崇拜，千方百计地要留下来。

不同国家的人来到长安，也带来了他们各自的文化。唐朝容纳百川的胸怀和气度，欢迎多种多样的文化，唐朝人更是对新鲜事物、奇装异服趋之若骛。

拿音乐来说，唐朝不仅融合了国内各民族的乐舞，还吸收外来乐舞，创造了风格多样、优美和谐的唐舞。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个音乐家，喜欢音乐和击鼓，他曾选坐部伎三百人和宫女数百人，在梨园教以音声，称为“皇帝梨园弟子”，专门研习各国舞蹈。

商业和交通

城市的发达，带动了唐朝商业的繁荣和交通的发展。当时以长安为中心设置驿路，贯通于全国各地。驿站附近有私人经营的旅店，供经商之人以及一般行人使用。

陆路方面，共有九条干线。第一条从长安经兰州、甘州（今甘肃张掖）到沙州（今甘肃敦煌），转入西域。或从兰州经鄯州（今青海海东）到吐蕃。第二条，从长安经兴元（今陕西汉中）到成都，由成都可达南诏。第三条，从长安经东都、汴州（今河南开封），东北达登州（今山东蓬莱）。或从东都到幽州（今北京）。第四条，从长安经夏州（今陕西靖边北）到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附近）。第五条，从长安经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到太原，经幽州、营州（今辽宁朝阳）入安东道。途中从太原、云州（今山西大同）可入回鹘道。第六条，从长安经襄州（今湖北襄阳）、江陵、潭州（今湖南长沙）、衡州（今湖南衡阳）到广州。第七条，从长安经东都、汴州到扬州（今江苏扬州）。由扬州渡江，经润州（今江苏镇江）、常州（今江苏常州）到苏州（今江苏苏州）。第八条，从长安到襄州、随州（今湖北随县）、安州（今湖北安陆）、鄂州（今湖北武汉）、黄州（今湖北黄冈）、江州（今江西九江），最后到达洪州（今江西南昌）。第九条，从长安过襄州到荆州（今湖北荆州）、峡州（今湖北宜昌）、归州（今湖北秭归）、夔州（今重庆奉节）、万州（今重庆万州区）、忠州（今重庆忠县）、涪州（今重庆涪陵区），最后到达黔州（今重庆彭水）。

水路方面，当时各主要河流都可以通航。从长安经渭河入黄河到东都，经永济渠北达幽州。洛阳东南由通济渠可达扬州及东南各州。

除了首都长安，东都洛阳也很繁盛。洛阳位于长安到幽州、登州、扬州的驿路汇合点上，又是南北运河的中心，因此江淮的粮食和布帛，大部分囤积在洛阳附近，然后再转运于长安等地。

扬州则是东南地区的最大都会，它既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又是出海的港口，经常住有波斯、大食、新罗等国的商人。成都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都市，盛产锦缎、纸张、茶叶，印刷业也很发达，同时又是通往南诏的要道。南诏和西南各族的贵族子弟，很多人都在这里学习。

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在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时期，不光是唐王朝各地的经济联系加强了，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唐朝与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商业往来，因此促进了唐朝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印度

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在唐朝时被统称为天竺。从唐朝初年开始，两国的贸易就往来频繁。孟加拉、印度半岛东西两岸，经常有中国商船泊港，印度的商船也经常到广州、泉州来贸易。唐朝输往印度的商品有麝香、丝织品、瓷器及铜钱等，从印度输入的物品有宝石、珍珠、棉布、胡椒等。

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唐朝与天竺的密切联系更多表现在佛教上。敦煌、云冈、麦积山以及洛阳龙门开凿的石窟，里面的佛教壁画和雕塑大多保留了印度北部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此外中国的纸传到了印度，以后又传去了造纸术，使印度结束了用贝叶写字的时代。

天竺也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他们的先进文化同样也传入了中国。唐太宗时期，曾派人向天竺学习用甘蔗熬糖的方法，从此中国学会了制造砂糖，后来又学会了制造冰糖。另一方面，天竺的数学、天文学也传到唐朝，为《天衍历》提供了推算日食的计算方法。在医学方面，天竺的外科手术、骨科以及眼科，都对唐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阎立本职贡图局部

唐朝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该图所描绘的便是唐太宗时南洋的婆利、罗剎以及林邑等国前来中国朝贡及进奉各式珍奇物品的场景。

在中国和天竺的交往上，唐代的高僧起了桥梁的作用。除了玄奘，当属另一位佛教大师义净贡献最大。义净于671年搭波斯船从广州出发，赴印度研习佛学十年，先后周游三十余国，历时二十五年，带回经书四百部。归国后在洛阳翻译佛经十二年，译出佛经230卷，撰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义净介绍了天竺的医学知识，提到患者常用少食的方法来治疗，这和现代的医疗原理是符合的。同时义净在书中还提到了天竺僧人的卫生习惯，如散步、淋浴、刷牙、活舌、饭前洗手等，这些习惯至今依然被印度僧侣所保持。

尼泊尔

西南亚的另一个国家尼泊尔，早在5世纪时，就曾有东晋高僧法显去过，他是外国人中访问尼泊尔又留下历史资料记录的第一人。到了唐朝，双方关系更加密切，玄奘曾到过现在尼泊尔的白塔瓦尔附近，参拜了释迦牟尼父母的宫殿遗址，以及佛的诞生地，参观了佛在太子时与人角力的地方，瞻仰了佛剃发为僧和传道的遗址。最后玄奘还朝拜了释迦牟尼在娑罗树下灭度（逝世）的圣地。

644年，卫尉丞李义表奉命出使印度，道经加德满都谷地，受到了国王那陵提婆的热烈欢迎和殷勤款待。三年后，那陵提婆遣使到达长安，带来许多蔬菜作为礼物，其中就有我们今天常吃的菠菜。到了唐高宗时期，那陵提婆的儿子尼利那连陀罗继位，又遣使入唐，赠送了土特产。

越南和柬埔寨

唐朝时期，在今越南中部立国的是林邑。623年和625年，林邑王范梵志两次遣使，来唐朝通好，唐高祖都举行了盛宴欢迎林邑使者，并赠送大量锦、彩等丝织品。贞观年间（627年—649年），林邑一再派使者送来驯象、五色带、朝霞布及火珠等物。生于越南地区的汉人姜公辅曾在唐朝考中进士，并在长安担任高官显职。唐代的典章制度也在此时传播到越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唐代的扶南被真腊统一，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632年，真腊第一次派使者来到唐朝，唐太宗非常高兴，回赐了大量礼品。唐中宗以后，真腊划分成南北两部，北部称陆真腊，也叫文单。开元（713年—741年）时期，文单的王子带领使团来到长安，唐玄宗封他为果毅都尉。自此以后，文单经常来唐朝朝贺，赠送驯象、犀牛等物，唐朝则以锦绢回赠。

朝鲜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新罗商人来唐朝贸易的很多，北起登州、莱州（今山东莱州），南到楚州、扬州，都有他们的足迹。新罗商人给唐朝带来了各种土特产，有牛、马、苎麻、布匹、折扇等，也从唐朝贩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由于贸易的频繁，唐政府在长安设立新罗馆，专门接待新罗商人。

不久新罗派来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这些留学生不少人参加了唐朝的进士科举考试，有人进士及第后，还留在唐朝做官。回国的新罗留学生，将他们在唐朝学到的先进知识带回。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的历法。639年至749年，新罗相继设立了医学、天文和漏刻博士，研究唐朝的医学、天文和历法。788年，新罗也采用科举制来选拔官吏。

当然唐朝人也从彼此的交往中获得了好处。新罗音乐受到唐人的热烈欢迎，新罗的土特产也丰富了唐人的生活。

阿拉伯

唐朝称阿拉伯为大食，在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后，东灭波斯，西陷开罗，建立了势力达到中亚、南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帝国。651年，大食遣使与唐朝通好，阿拉伯商人开始到唐朝来经商，不少人都在唐朝定居落户。在众多来唐朝的阿拉伯人中，一位作家在他所著的《中国印度闻见录》中记载了他的所见所闻：一天一个外商去拜见驻守广州的中国官吏。会见时外商总盯着官吏的胸部，官吏很奇怪，便问：“你好像总是盯着我的胸，这是怎么回事？”那位外商回答说：“透过你穿的丝绸衣服，我隐约看到你胸口上长着一个黑痣，这是什么丝绸，我感到十分惊奇。”官吏听后，失声大笑，伸出胳膊说：“请你数数吧，看我穿了几件衣服？”那商人数过，竟然穿了五件之多，黑痣正是透过这五层丝绸衣服显现出来的。外商惊得目瞪口呆，官吏说：“我穿的丝绸还不算是最好的，我的上级穿的要更精美。”

这本书中还有关于茶叶的记载，可见阿拉伯国家当时还没有喝茶的习惯。书中记述：“中国国王本人的收入主要靠盐税和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都很高，中国人称这种草叶叫‘茶’。这种干草叶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可以治百病。”

关于当时中国的京城，书中作了生动的描述：中国的京城很大，人口众多，一条宽阔的长街把全城分为两半。大街右边的东区，住着皇帝、宰相、禁军及皇家的总管、奴婢。在这个区域，沿街开凿了小河，流水潺潺。路旁葱茏的树木整然有序，一幢幢宅邸鳞次栉比。大街左边的西区，住着庶民和商人。这里有货栈和商店，每当清晨，人们可以看到，皇室的总管、宫廷的仆役，或骑马或步行，到这里来采购物品。

伊朗

伊朗在唐朝被称作波斯。唐高宗在位时，大食进攻波斯，唐政府曾发兵声援，波斯暂时失败，其王子俾路斯投奔唐朝，唐政府留他住在长安，并授以官爵。

当时两国的贸易关系很密切，波斯港口经常有唐朝的商船停泊，同时波斯商船也常到广州。当时唐朝用丝织品、纸、大黄、黄连等换取波斯的宝石、珊瑚、香料、药品等。长安、扬州、广州、楚州、交州和泉州等地都有波斯人居住，他们开设“波斯店”，经营各种波斯的特有商品。

另一方面，波斯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而且南北两路在此会合。现在伊朗的伊斯法罕，就是唐朝丝绸路上一个重要转运站。中国的丝绸、工艺品、土特产等输入波斯以后，再向西方转运。

东罗马

643年，东罗马遣使来到唐朝，献上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书答礼，并回赠绫、绮等丝织品。因为东罗马的皇帝、贵族、妇女都喜爱中国的丝织品，所以当地成为唐朝丝织物的重要转输地。东罗马的医术和吞刀吐火等杂技也随之传到了唐朝，人们争相观看。唐玄宗时，东罗马帝国多次派使者来到长安，赠送狮子和羚羊。

此外，外国的医药学此时也传入国内，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外国的医生也可以在唐王朝行医。唐高宗时，太医秦鸣鹤就来自东罗马。那时唐高宗得了眩晕病，头晕目眩，不欲睁眼，秦鸣鹤诊后说：“风热之毒上攻头目，若用针点刺头部出血即能痊愈。”皇后武则天在帘内怒气冲冲地说：“你这个医生该杀头！皇帝的头能放血吗？”秦鸣鹤惊慌地磕头请求饶命。高宗于是说：“医生议论治病，按道理不应该有罪。况且我头晕脑胀，几乎不能忍受，针刺头上出血未必不好。我决意让你扎针。”秦鸣鹤立即针刺“百会”和“脑户”二穴出血。高宗说：“我感觉眼睛亮多了。”话还没说完，皇后在帘内表示感谢说：“这是老天爷的恩赐呀！”说罢亲自捧着精致的丝织品和珠宝赠送给秦鸣鹤。

日本

唐帝国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和发达，也吸引了近邻日本。隋朝时期，日本就曾先后四次向隋朝派来遣隋使。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国文化十分仰慕和向往，因此出现了学习和模仿中国文化的热潮。

630年，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来学习唐朝文化。从630年到895年的二百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派遣了十六批遣唐使。这些日本遣唐使团在唐朝都受到了盛情的接待，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如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长期留居在唐朝，写得一手好诗文，并历任光禄大夫、秘书监等职。他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有着深厚的友情，常常作诗相互酬赠。

遣唐使学成回国后，引进唐朝典章律令，推动了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他们在长安如饥似渴地考查学习，博览群书，回国后参与枢要。此外还仿效唐朝的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养人才。

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在日本人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记意的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吉备真备用汉字楷体偏旁创制了“片假名”，空海采用汉字草体创制了“平假名”。

在生活习惯方面，唐人的打马球、角抵、围棋等活动先后传入日本。茶叶于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到平安时期已兴起喝茶之风。唐服传入日本，亦为日本人所喜爱。

在节令方面，端午节饮菖蒲酒，七月十五盂兰盆会，九月初九重阳节，都由唐朝传入日本。而唐朝丰富多彩的文学，更为日本人所欣赏。唐朝著名作家的诗文集相继传入日本，其中白居易形象鲜明、语言通俗的诗句，尤其受到喜爱。

在艺术方面，唐朝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等也纷纷传入日本。日本宫廷还请唐乐师教授音乐。

在科学技术方面，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雕版印刷等陆续传入日本。中国式的犁和大型锄传入日本并开始普遍使用。日本仿照唐的水车，制造了手推、牛拉、脚踏等不同类型的水车。694年，日本兴建了第一个都城藤原京。710年，修建了平城京，794年又修建了平安京。这些城市的设计、布局都模仿了唐朝的长安城，连建筑所用砖瓦的纹饰也完全相同。

在日本到唐朝学习的学问僧中，最著名的是空海。他于804年来到长安青龙寺，向惠果学习密宗，回国时带回了一百八十多部佛经，在日本建立了密宗。

同时中国僧人也不断东渡日本，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鉴真和尚。鉴真，俗姓淳于，扬州人，对律宗有着精深的研究。应日本圣武天皇的邀请，鉴真东渡日本，经过六次努力，历尽艰险，双目失明，终于在754年携弟子到达日本。鉴真不仅把律宗传到了日本，还把佛寺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传到了日本。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就是鉴真及其弟子所建。鉴真精通医学，对本草尤为精通。虽然双目失明，但鉴真能以鼻嗅分辨各种药物，他还给日本皇太后治愈了疑难病症。在日本曾有《鉴真上人秘方》一书问世，据说这就是鉴真的处方记录。当时日本药学初兴，药物真伪混杂，日本天皇下令“辨证”，鉴真鉴定药物的性能，为日本古代药物学奠定了基础。据说现在日本东大寺传的“奇效丸”，就是鉴真传到日本去的。正因为这样，所以直到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日本的药袋上仍然画着鉴真的图像。应该说鉴真对日本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安史之乱

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至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结束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指安禄山，“史”指史思明。安史之乱系指他们起兵反叛唐王朝的一次祸乱。前后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了唐朝的盛世，对唐朝后期乃至以后的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安史之乱的爆发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盛世下的危机

唐玄宗执政后期，由于国家处于一片繁荣昌盛的局面之下，逐渐变得骄奢淫逸。此时的唐玄宗不再想着如何治理好国家，而是一门心思地吃喝玩乐。他重用小人，宠爱杨贵妃，使朝政日趋腐败，开元盛世那光鲜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饮中八仙图局部

杜甫有《饮中八仙歌》，所咏者皆为当时豪饮名流，即贺知章、李适之、李白、崔宗之、苏晋、汝阳王李琎、张旭、焦遂等八人。该图就是根据杜甫的诗意而作的。李适之爱好与文人宴饮。他夜晚饮酒，白天处理政事，一点也没有耽误工作。但正是因为他没有挖空心思讨好皇帝，所以才被李林甫排挤。

远贤臣，亲小人

唐玄宗在执政之初，曾经励精图治，任用了姚崇、宋璟等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为相，遂有了开元盛世的局面。但后来唐玄宗以为大功已成，逐渐丧失了进取心，骄傲怠惰，沉溺于享乐之中。当时的宰相张九龄是一位富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他见玄宗凭借着国富民强、兵甲强盛的条件，开始有了贪求边功、穷兵黩武的思想苗头，就经常向玄宗进谏告诫。735年，范阳节度使张守珪斩契丹叛臣有功，玄宗欲提拔他做宰相，张九龄苦苦相劝，认为不能用宰相职务奖赏功臣，玄宗总算勉强接受了。不过玄宗对张九龄的一再规谏很不耐烦，就在这一年，他罢免了张九龄的宰相职务，任命李林甫为宰相。

李林甫虽然不学无术，读文章都会念错字，但能登上宰相的高位，并且担任宰相长达十九年之久，固然是靠了他的政治手腕，也是因为他善于阿谀奉承，能够非常符合晚年唐玄宗的心思。李林甫将宦官、宫女都加以收买，每有奏请之事，这些人都会向他透露皇上的态度，皇上的一举一动尽在其掌握之中。

唐巾舞壁画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歌舞虽好，但唐玄宗沉醉其中，不理朝政，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至衰。

因此在唐玄宗的眼中，李林甫善解人意，从不跟他唱反调，用起来顺手。好比736年（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在东都洛阳住久了，想回长安。宰相裴耀卿进言说：“现在农民收割还没有完毕，等到冬天农闲时节方可返回为好。”大臣们离开玄宗时，李林甫故意瘸着走路，落在了后面。玄宗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回答说：“我不是有病，是有事要上奏皇上。洛阳、长安本来就是皇上的东宫、西宫，皇上要到哪里去，何必要等待时机呢！如果说妨害农事，只要免除所经地区的租赋就行了。”玄宗大悦，立即下令车驾回长安。

李林甫每次上奏事情，唐玄宗都非常满意。这是因为李林甫通过宦官和妃嫔，把玄宗的心理活动摸得一清二楚。执掌朝政后，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谏官们的嘴巴封住。李林甫对谏官们说：“你们不要多言多语。你们不是见到了过仪仗队里的马匹吗？它们吃的饲料相当于三品官的待遇，但只要一叫唤，就立刻会淘汰掉，再想不叫唤也没有机会了！”唐玄宗果然听不到有人说李林甫的坏话，自然更加信任他了。

李林甫自从担任了宰相之后，对才能、声望在自己之上并受唐玄宗器重、有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就千方百计地加以排斥。李林甫的府上有一个月堂，每当要排挤某个大臣的时候，李林甫就住进去闭门不出，构思计策。等到他出来之后，就有大臣要倒霉了。张九龄、李适之等正直之士，就是被他这样排挤出相位的。

天宝（742年—756年）初年，李适之担任左相，而李林甫担任右相。李适之为人心胸宽阔，坦率正直。一次李林甫故意告诉李适之说：“华山发现有金矿，如果开采，可以使国家富裕，圣上尚不知此事。”等到李适之将此事告诉了唐玄宗，李林甫又对玄宗说：“我早就知道华山蕴藏着金矿，但华山是陛下王气所在，不宜开采，所以未曾提出此事。”唐玄宗于是认为李林甫能够处处替自己着想，而对李适之则逐渐冷淡了，并对李适之说：“以后报告事情，最好先跟李林甫商议一下，不要轻易发言。”李适之无言以对，对心怀叵测的李林甫产生了畏惧之心，遂提出辞去相位。

李适之罢相后，陈希烈担任左相。陈希烈性情柔顺，只知道事事顺从，容易控制，因此李林甫才推荐了他。陈希烈担任宰相后，所有事务均由李林甫一个人决定，他唯一做的事就是点头说“是”。

一次官员严挺之被李林甫排挤在外地任刺史。后来唐玄宗想起了他，对李林甫说：“严挺之还在吗？这个人很有才能，还可以用呢。”李林甫说：“陛下既然想念他，我去打听一下吧。”退朝之后，李林甫连忙把严挺之的弟弟找来，对他说：“你哥哥不是很想回京城见皇上吗？我倒有一个办法。”严挺之的弟弟还以为李林甫关心哥哥，十分感激，连忙请教。李林甫说：“只要叫你哥哥上一道奏章，就说他得了病，请求回京城来看病就可以了。”严挺之接到他弟弟的信，真的上了一道奏章，请求回京城看病。李林甫就拿着奏章去见唐玄宗说：“真是太可惜了，严挺之现在得了重病，不能干大事了。”唐玄宗惋惜地叹了口气，也就不再提起此事了。

这样的事李林甫着实做了不少，因此当时的人们就说，李林甫这个人是“嘴上像蜜甜，肚里藏着剑”。成语“口蜜腹剑”就是这样来的。由于李林甫杀人多，结仇也多，坏事做绝，因此他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唯恐刺客暗算他。每次出入，骑从甚多，戒备森严，在距他一百多步远的地方就设立警卫。在家里也是重墙复壁，墙四壁要用厚木板或石头包上一层，唯恐刺客穿墙而入。晚上睡觉也睡不安稳，为了防备刺客，一夜之间要换好几个地方，即使是自己的家里人也不知道他究竟睡在什么地方。玄宗就是这样受他的蒙蔽，以为国家强盛繁荣，因此逐渐倦怠了政事。

奢华无度

唐玄宗登基之初，当时社会崇尚奢侈华靡的风气，于是就颁布诏令：“皇帝乘坐的车马、穿的衣服、系的腰带以及摆设器皿，如果是有金银装饰的就要交给相关的政府部门进行销毁或者改造，用来无实国库；那些带有珠玉、锦绣的装饰品或者是丝织品都要在殿前用火焚烧掉；宫内皇后、嫔妃以下所有人，都不可以用珠玉、锦绣来装饰服装；从此以后，天下的人们不许再采贡珠玉，不可以再织锦刺绣。”除此之外，皇帝还撤销了长安和洛阳两地的织锦坊。

但唐玄宗在位时间长了，享乐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朝廷日常的耗费一天比一天多。唐玄宗不仅拥有众多的嫔妃宫女，据说当时的六宫粉黛就多达四万名，而且连宦官的数量都大幅增加。史称“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衣朱紫千余人”。而按照唐朝的相关规定，官衔六品的穿黄衣，官衔在三至五品的穿朱紫，玄宗时期仅仅六品以上的的宦官就已经达到了四千多人，那么普通宦官就更多了。唐玄宗对宦官又十分宠信，所以这也为唐朝中后期发生严重的宦官专权埋下了祸根。

唐玄宗的奢侈还在其他的方面得到了体现。李隆基酷爱温泉，所以就专门建造了用于洗浴温泉的房屋，其豪华程度远非我们现代人所能够想象的。唐朝的郑处诲所撰《明皇杂录》记载，李隆基在长安大内就下令修建了终年可以供其享受温泉浴的房屋数十间，房屋与水池四壁装饰得异常华美，材料精选的都是花纹大理石，池中放置了用金玉点缀的银镂漆船和白香木小船，还用珠宝和名贵香料堆叠成瀛洲仙岛的样子。李隆基曾经对华清池进行扩建，据说“制作宏丽”。华清池扩建修好之后，安禄山为了孝敬唐玄宗，以博取他的欢心，在范阳让工匠专门用汉白玉雕刻了栩栩如生的鱼龙凫雁，还配有石梁和石莲花。李隆基就赶快下令将其放在温泉池中，将石梁架在池上，仿佛石莲花刚刚冒出水面的样子。

如此巨大的耗费，按照以往传下来的征用赋税标准已经无法满足这些需要。一些官员为了讨好唐玄宗，就想方设法搜括百姓。按照唐律，戍边的战士可以免征六年的租庸，但当时的边防将领为了夸大战功，掩饰败迹，冒领军需，往往不上报战士的死亡情况。因此很多阵亡战士在家乡的户籍上并没有除名。户口色役使王鉷得知这种情况，就根据户籍认为这些人在逃避课役，开始向阵亡战士的家属征收他们的租庸，有的累计征收多达三十年。

而王鉷从搜刮来的这些钱财中每年拿出几百万贮在内库，供唐玄宗挥霍，并说：“此是常年额外物，非征税物。”自然王鉷也私吞了不少，连他家中的井栏都用珠宝装饰，又在自家的花园里引水为喷泉，号为“自雨亭”。在他因卷入谋反案件被赐死以后，官府没收了他的家产，几天时间都没能点清。但当时唐玄宗竟然对王鉷非常赏识，认为他有“富国之术”，能使皇帝有钱花，又不浪费国库之财。因此对他不断委以重任，以至王鉷身兼二十余职。可叹的是，唐玄宗就此认为国家财力丰富，用度丰裕，所以更加挥霍无度，没有约束，视金银如粪土，赏赐更加没有限度。

上梁不正下梁歪。唐玄宗好大喜功，底下官员就挖空心思投其所好。官员韦坚为了取悦唐玄宗，在装满了各地珍宝财物的转运船只会集长安时，请唐玄宗前来观看。韦坚一声令下，擅长音律的崔成甫在打头的船上高歌：“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早已经准备好的一百多名美女也开始翩翩起舞，与之唱和。唐玄宗看了非常高兴，认为韦坚是治国能臣。

舞马斗鸡

唐玄宗认为天下太平，政事有李林甫处理，国家财政又相当充实，于是纵情享乐。其中舞马和斗鸡是比较有特色的两项娱乐活动。

舞马的记载最早见于三国的曹魏，唐代最为兴盛。唐玄宗命人物色了许多骏马，教它们跳舞。若塞外有善于马术的人来到长安，他都会让他们拿出看家本领，教马跳舞，不曲尽其妙决不罢休。相传唐玄宗共驯养了四百多匹舞马，每匹都取了某家宠、某家驹的名字，并分为若干部。

在每年八月十五千秋节（即唐玄宗的生日）举行的盛大庆典中，舞马表演必不可少。表演时舞马全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以鬃鬣，间杂珠玉”，在乐曲中跃然起舞。唐玄宗还让人用木板搭建了三层的舞台，演员骑马上去，旋转如飞，表演各种惊险奇妙的舞姿。当曲终时，舞马口衔酒杯，跪拜在地，向皇帝祝寿。初唐人万万没有想到，曾为创建大唐帝国而征战四方的坐骑，至玄宗时已成为了宫廷的玩物。

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攻占长安，安禄山的得力爪牙田承嗣得到几匹舞马，以充军马。一次军队举行宴会，正在奏乐之际，这些马跳起舞来。养马人不知道这些马的来历，都以为马在闹鬼，拿着笤帚殴打它们。这些舞马以为是自己跳得没有合上音乐节拍，就像从前给唐玄宗表演时那样跳个不停。马夫就把马匹闹鬼的事报告田成嗣，田成嗣下令用鞭子抽这些舞马。当时也有人知道它们是舞马，但因为田成嗣暴虐，最终也没人敢说。马跳得越是合乎节奏，鞭打得就越厉害，直到被打死为止。

斗鸡这一习俗也是早已有之，但唐玄宗将之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次唐玄宗出去游逛，看见七岁的贾昌在云龙门外道边上玩木鸡，于是把他召入皇宫，充当鸡场的驯鸡少年。当时贾昌年纪虽小，但进入鸡群中，就像指挥一群小孩子一样，对于不管是健壮的鸡还是瘦弱的鸡，不管是勇敢的鸡还是怯懦的鸡，对它们喂水喂食的时间，疾病的迹象，他都了如指掌。随便逮出两只鸡，贾昌都可以像指挥人那样指挥它们。监护鸡场的宦官把这一情况向玄宗作了汇报。玄宗把贾昌召来在院中进行检验之后，当天就任命他担任五百驯鸡少年的首领。每当节日，贾昌都要穿上朝服，指挥斗鸡。

唐玄宗对贾昌极为优待。贾昌的父亲过世时，官府备办了殡葬用品和丧车，由贾昌将遗体护送回家。时人称贾昌为“神鸡童”，还为他编出了这样的话：“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钜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后来玄宗还亲自做媒，为贾昌娶了妻子，新郎新娘的服装首饰都由朝廷提供。

杨贵妃的专宠

如果说痴迷于舞马斗鸡还只是败坏社会风气、耗费国家钱财的话，那么唐玄宗宠爱杨贵妃就真正标志着一系列唐朝致命错误的开始。

杨玉环是蒲州永乐人（今山西永济），出身于官宦世家。曾祖父杨汪是隋朝的上柱国，唐初被李世民所杀。父亲杨玄琰是蜀州司户。父亲去世后，杨玉环就被寄养在洛阳的三叔杨玄珪家里。

杨玉环天生丽质，加上优越的教育环境，使她具备了一定的文化修养，性格婉顺，精通音律，擅长歌舞，还善弹琵琶。唐玄宗的女儿咸宜公主在洛阳举行婚礼时，杨玉环也应邀参加。咸阳公主的胞弟寿王李瑁对杨玉环一见钟情，遂册立她为寿王妃。婚后两人生活甜美异常。

不料唐玄宗对这个儿媳妇同样也是一见钟情。为了得到杨玉环，唐玄宗先是打着孝顺的旗号，下诏令她出家做女道士，说是要为自己的母亲荐福，并赐道号“太真”，不久后便正式将其纳为自己的妃子。那年玄宗六十一岁，杨玉环二十七岁。唐玄宗为了女色，甚至不惜从自己的儿子手中强夺，这已是国家败亡之兆。皇帝奢侈加上纵欲，这说明安史之乱的爆发并非偶然。

唐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无与伦比，贵妃每次乘马，都有大宦官高力士亲自执鞭；专为贵妃制作衣服的织绣工就有七百人；为了让心爱的人尝到她喜欢的新鲜荔枝，玄宗不惜动用八百里加急来递送。据说在当时的宫中专门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到七百人之多，仅仅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的脂粉钱就达上百万。唐玄宗为了讨得杨贵妃的欢心，不仅给予杨氏兄弟姐妹贵重的赏赐，还封官晋爵。史籍记载当时的杨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据说杨家姐妹出入乘坐的车子，即使是牛车，也会用金玉翡翠来装饰得耀眼瑰丽。因此人们羡慕感叹“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杨氏乱政

杨国忠本名钊，是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的外甥，据说是杨贵妃同曾祖兄。就是这样的人，却因为杨贵妃的专宠而当上宰相权倾一时，也是唐玄宗时期朝政腐败的重要表现。杨国忠从小放荡不羁，喜欢喝酒赌博，因此穷困潦倒，经常向别人借钱，人们都瞧不起他。但四川富豪鲜于仲通在经济上经常资助他，并把他推荐给了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章仇兼琼一见杨钊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又伶牙俐齿，非常满意，就任用了他。因为章仇兼琼当时正担心李林甫专权，禄位难保，所以就想使杨国忠利用杨玉环的裙带关系进入朝廷，作一内援。在杨国忠到京城向朝廷贡奉蜀锦时，章仇兼琼让他带上价值万贯的名贵土特产。到了长安后，杨国忠就用这些土特产贿赂杨氏诸姐妹。于是杨氏姐妹就经常在玄宗面前替杨国忠和章仇兼琼美言。不久章仇兼琼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杨国忠被任命为金吾兵曹参军。

杨国忠在长安站稳脚之后，便凭借着杨贵妃和杨氏诸姐妹得宠的条件，巧为钻营。在首都长安，杨国忠的势力也在迅速扩大。杨国忠是杨贵妃的族兄，唐玄宗和杨贵妃姐妹经常在一起赌博取乐，杨国忠便在旁算赌账，又快又准，使得玄宗大为赏识，称赞他是一个好度支郎。君无戏言，杨国忠就这样真的担任了管理财政的度支郎，宦途从此开始。到了748年的时候，杨国忠一人就已经身兼十五职。再过了四年，到了752年，杨国忠当上宰相之后，达到了权力的顶峰。这时杨国忠兼职也达到巅峰，达到四十余职，当时朝中几乎所有重要职位包括御史大夫、判度支使、铸币使、吏部尚书等职位都由杨国忠一人兼任。

杨国忠同李林甫一样，非常善于揣摩唐玄宗的心意，对玄宗喜欢什么和厌恶什么，都能了如指掌，且百般迎合。玄宗对这位善解人意的姻亲大为欣赏，而杨国忠则使用种种手段巧取豪夺，聚敛财物供唐玄宗挥霍。

虢国夫人游春图

此图描绘的是天宝十一年（751年）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三姊虢国夫人及其眷从盛装出游的情景。杨氏姐妹一度权势熏天，弄得朝政混乱不堪。虽然后来她们不是被唐军诛杀，就是被安禄山叛军所杀，但唐朝政权已大伤元气。

杨国忠势力的迅速发展，对李林甫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权力的天平开始向杨国忠这一边倾斜。750年，御史大夫宋浑贪赃一亿钱，案情败露，被判流刑。宋浑是李林甫的亲信。这时原本效忠于李林甫的酷吏吉温见杨国忠受到皇帝的宠爱日深，遂背弃李林甫而转向了杨国忠。李林甫看在眼里，竟然无法营救宋浑。

752年，发生了邢縡事件，杨国忠借此狠狠地打击了李林甫的势力。当时的御史中丞有两位，一个是杨国忠，一个是王鉷，而王鉷是李林甫的亲信。王鉷的兄弟王銲有一个亲信邢縡，阴谋发动政变。不料事情泄露，邢縡被杀。杨国忠将案情报告给了唐玄宗，说王鉷一定参与了这次阴谋。李林甫因王鉷是自己的亲信，极力为其辩护。玄宗遂准备赦免王鉷兄弟。这时左相陈希烈突然杀出，一口咬定王鉷参与了叛乱。陈希烈本是李林甫推荐为相的，凡事唯李林甫马首是瞻，但此时却突然倒戈，投靠了杨国忠。就这样杨国忠、陈希烈等人联手诛杀了王鉷兄弟。经过此事，唐玄宗开始疏远李林甫，而杨国忠再次得到了升迁。

同一年南诏不断攻击南方边境，剑南节度使奏请让杨国忠亲临前线督战。李林甫为了达到离间唐玄宗与杨国忠的关系，也极力怂恿。杨国忠动身前，向玄宗辞别，流着泪说自己将会被李林甫害死，恳求不要让他蜀地。玄宗安慰他说：“你暂时去蜀郡逗留一段时间，我数着手指头等着你回来，回来之后就任用你为宰相。”

此时李林甫已身患重病，巫师说只要真命天子看他一眼，病即可痊愈。唐玄宗原本打算亲去李宅探望，但左右侍从坚决反对。最后唐玄宗只得命李林甫的家人把他抬到庭院，玄宗登上降圣阁遥遥相望，举起红手帕向他招手致意。李林甫已不能起身，命他的家人遥遥叩头致谢。杨国忠刚到蜀郡，玄宗就派宦官把他召了回来。杨国忠到达昭应（今陕西临潼），去拜见李林甫，在病床旁跪下。李林甫泪流满面，对杨国忠说：“我已不久于人世，你一定会出任宰相，朝廷的事，就全拜托你了。”杨国忠连连说不敢担此大任，说此话时紧张得满头大汗，唯恐李林甫病愈后要加害于他。但李林甫不久就死去了，杨国忠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杨国忠终于当上了宰相，他口才流利，擅长强词夺理，为人轻狂浮躁，裁决机要大事独断专行。杨国忠继李林甫之后专擅朝政，妒贤嫉能，用人唯亲，营私舞弊。唐朝的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

边疆败绩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唐朝的大乱之势不仅体现在朝政混乱上，边疆的屡屡败绩也是其中的重要表现。当时唐玄宗好大喜功，边将就投其所好，屡屡挑起战争。开元（713年—741年）初年，每年边疆军费约为二百万贯，开元末年增加到一千万贯，到天宝（742年—756年）末年就变成一千五百万贯了。

唐骑兵仪仗

这是敦煌壁画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部分。骑兵甲械齐整，旌旗鲜明，从中可见唐军的风采。但因皇帝好大喜功，再加上将领狂妄无能，使唐军在多次对外作战中均遭到失败，且损失惨重。

一方面是军费激增，另一方面是唐军将领由于节节胜利而滋生了狂妄自大的情绪，最终导致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附近）之败与南诏的反叛。怛罗斯之败使唐朝失去了对中亚的控制权，而南诏的反叛不但消耗了唐朝的国力，还使边疆民众生灵涂炭。对于此种情形，杜甫在《兵车行》中有着生动的描述：“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怛罗斯之败要从小勃律的反叛说起。715年，吐蕃以武力迫使小勃律（今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与之联姻。于是西北二十余国皆臣服于吐蕃，中断了对唐朝的纳贡，四镇节度使田仁琬曾三次讨伐，但均未成功。

747年，唐玄宗任命大将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步骑一万人进行长途远征。高仙芝从安西出发，仅用百余日便到达连云堡（位于小勃律西北部，即今阿富汗东北的萨尔哈德）。连云堡地势险要，有万名吐蕃兵防守，但高仙芝指挥的唐军作战神勇，半天时间便攻占了该城。此后高仙芝率兵继续深入，平定了小勃律国，活捉小勃律国王及吐蕃公主。

在胜利之后，高仙芝变得狂妄起来。西域藩国石国“无番臣礼”，高仙芝领兵征讨，石国请求投降，高仙芝允诺和好。但是不久高仙芝即违背承诺，攻占了石国城池，俘虏了石国国王并献于阙下斩首，掳走男丁，掠取财物。

几乎在同一时间，阿拉伯国内发生政权变动，阿拔斯王朝（中国史称黑衣大食）取代了倭马亚王朝（中国史称白衣大食）。阿拔斯王朝收到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的求救信后，联合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所有属国，准备派大军进攻安西四镇。高仙芝得到情报后，在未掌握大食军队人员装备虚实的情况下，就采取先发制人之策，深入七百余里长途奔袭，主动进攻大食。鉴于当时唐帝国在西域的影响，有许多葛逻禄及拔汗那国的军卒参加了大唐军队。组成的大唐联军有三万多人，其中唐兵占三分之二。751年，高仙芝率军到达了阿拉伯人控制下的怛罗斯，双方在怛罗斯河两岸展开了决战。

由于唐军将士极其英勇善战，加上强弓硬弩的技术优势，高仙芝曾经占取了上风，阿拉伯联军先后七次进攻均被唐军压制。但因为阿拉伯联军兵力太多，大约在十万以上，高仙芝也无法取得胜利。战斗持续了五天，就在两军相持不下的时候，葛逻禄部雇佣兵突然叛变，成为战役的转折点。叛军从背后包围了唐军的步兵，断绝了他们与骑兵的联系。唐军突然失去了弓弩手的支援，阵脚顿时大乱。阿拉伯联军趁机出动重骑兵主力对唐朝步兵猛攻。连日征战的唐军在内外夹击之下再也支撑不住，终于溃败，高仙芝在夜色掩护下逃往安西。副将李嗣业和别将段秀实收拢散兵游勇向安西撤退，途中恰逢大唐联军中的拔汗那兵也溃逃至此，结果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李嗣业惟恐大食追兵赶到，于是挥舞大棒毙杀了百余名同属大唐联军的拔汗那军士，才得以率先通过。高仙芝发誓要和阿拉伯联军再决雌雄，因此积蓄力量，积极进行战争准备。但由于唐朝国内“安史之乱”的爆发，他被征调回中原抵御叛军。之后因为唐朝长期处于战乱，就再也无暇也无力顾及西域地区了。

正史史料

近得卿表，知蒙归义等效命出力，自讨西蛮。彼持两端，宜其残破，苟非生事，定是输忠，亦卿等指麾，更张远略。诸部所请朝贡，及蒙归义等立功，并委卿料。

——唐玄宗《又敕王昱书》

此役唐军损失惨重，两万人的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慑于唐军所表现出的惊人战斗力，阿拉伯人也没有乘胜追击，只是巩固了他们在中亚的霸权。几年后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国力大损，也只能放弃与阿拉伯人争夺中亚的统治权，原本臣服于唐朝的中亚诸国转而臣服于阿拔斯王朝和吐蕃王朝，对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时候，阿拉伯人俘获了一些会造纸术的中国士兵，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由此传入阿拉伯，并进一步传入了欧洲。

如果怛罗斯之战还只是发生在遥远的西域，那么南诏的叛变则直接影响到四川等地的稳定，而延续的时间要更为长久。南诏是中国唐朝时期西南地区的边疆政权，其统治区域包括今日云南全境及贵州、四川、西藏、越南、缅甸的部分地区，由蒙舍诏首领皮逻阁在738年建立，937年被段思平所灭，改名大理。

诏的意义，或说诏即王。而根据唐人的记载，“先时南蛮六部不相臣服，天子每有恩赏，各颁一诏，呼六诏”。因皮逻阁所在的蒙舍诏在六诏中位于南方，故称南诏。

本来六诏势力大致相等，其中蒙嶲、越析二诏地域最大，兵力最强，蒙舍诏比上述二诏较弱。但由于其他五诏受吐蕃威胁，常弃唐归附吐蕃，而南诏始终附唐，因而得到唐朝的大力支持，南诏的实力得到很大的发展。713年，唐玄宗封南诏皮逻阁为台登郡王。714年，皮逻阁遣谋臣张建成入朝。738年，皮逻阁准备兼并五诏，就告知剑南节度使王昱，请求合六诏为一。当时唐朝正在与吐蕃争夺安戎城，战事激烈，皮逻阁攻打其它五诏，可以牵制吐蕃。王昱就向朝廷报告，得到了唐玄宗的允许，并派出御史严正诲等人参与军事，很快统一了六诏，成立以西洱河地区为中心的南诏国。该年唐玄宗赐皮逻阁名为蒙归义，封其为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南诏”之名由一诏而成为洱海地区之统称，继而成为统治整个云南及其周边广大区域的西南地方政权。

皮逻阁在唐朝的支持下军事征服五诏、统一洱海地区的过程被描绘成“火烧松明楼”的故事。据说蒙舍诏势力强大以后，皮逻阁用松枝盖了一座大楼，称松明楼。然后强令五诏首领前来松明楼祭祖。除越析诏首领以路远不曾赴会外，其余四诏首领都如期前往。祭典之后，皮逻阁便邀众人登楼入宴。宴会间皮逻阁装醉离席，下楼后就命人将门锁上，点燃了松明楼。四诏首领均被烧死，其部落被迫降服，而越析诏也只好表示臣服。据说如今云南的火把节就与这次事件有关。

但唐朝与南诏的友好关系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748年，皮逻阁谢世，其子阁罗凤继位。而此时的南诏，已不是蒙舍川的那个小部落，已经成为了雄踞西南的强大地方政权。而这时唐朝朝政已相当混乱，走杨国忠门路而当上剑南节度使的鲜于仲通不知方略。750年，他的属官姚州太守张虔陀甚至侮辱与阁罗凤同来的妇女，还勒索贿赂。阁罗凤不应，张虔陀就派人去辱骂，并向朝廷告发他图谋扩张领地。阁罗凤感慨道“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颜，万里忠臣岂受奸邪之害”，于是派人远赴长安向唐玄宗控诉张虔陀的罪行。唐玄宗听信了杨国忠的谗言，对此事不予理会。

阁罗凤就起兵攻破云南，杀了张虔陀，因而唐廷震动。751年，鲜于仲通率兵八万往击南诏，阁罗凤请和，说现在吐蕃大兵压境，如不许和，我将会归附吐蕃，云南就不是唐所有了。鲜于仲通自恃兵力强大，进军至西洱河，被南诏击败，唐兵死亡六万余人。白居易曾这样写道：“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战全军没。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鲜于仲通只身逃到京城，杨国忠一伙权臣为其掩盖罪行。唐玄宗一方面为鲜于仲通设宴庆功，擢升他为都城长安的最高长官“京兆尹”。另一方面积极备战，征集士卒，调集军队，准备再征云南。这真是“西洱全军败没时，捷音犹自报京师。归来设宴甘泉殿，高适分明为赋诗”。

在唐朝的压力下，阁罗凤归附了吐蕃，在752年被册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赞普钟为小赞普），“赐为兄弟之国”。阁罗凤自立国号为大蒙。当时杨国忠当政，不知大乱就在眼前，还继续出兵攻打南诏，唐兵前后死亡了约二十万人。更为严重的是，杨国忠不是就近从四川地区征调士兵，而是从陕西、河南、河北等地征集。北方人风闻云南为蛮荒之地，瘴气袭人，历来去者无还，因此纷纷逃避兵役。杨国忠强制征兵，不从者强行捆绑送往征兵所。很多人为了逃避兵役，甚至自残。唐人就有诗云：“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人生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因此广大民众对杨国忠怨恨至极，这也是安禄山日后反叛时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的重要原因。

历史细读

唐朝的地区设置总管，后来改为都督，总揽数州的军事。唐睿宗时始有节度使称号，因为授职时朝廷赐给双旌双节，故有此称。其时在边境每以数州或十余州为一镇，以节度使管辖这些州，掌管该镇的军、民、财政和监察大权。

安禄山的得势

唐玄宗统治的后期，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而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极易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破的关系。

本来唐王朝自建立以来，这些边防军将领都用忠厚而有名望的重要高官，任期短暂，从不由中央大员遥领，也从不兼任其他地区，功勋特别高的，往往调到中央担任宰相。随着唐朝的国力日益强盛，有了征服四海的雄心壮志，边防军将领十余年都不调换，任期长久，宰相则开始遥兼边防军统帅，唐朝的权力开始集中。而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唐玄宗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了多个藩镇，长官叫节度使，不仅带领军队，还兼管行政、财政和监察，权力很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以至于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随着玄宗的不断开边，到了742年，边防军达到了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控的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

而在这其中，李林甫等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林甫执掌朝政后，不但排挤朝廷的文官，还猜忌边境的节度使。担任朔方等四镇节度使的王忠嗣，立了很多战功。他手下的将领哥舒翰、李光弼等，都是骁勇善战的名将。李林甫看到王忠嗣的功劳大，威望高，怕他被唐玄宗调回京城当宰相，于是派人向唐玄宗诬告说王忠嗣想拥戴太子谋反，害得王忠嗣险些丢了性命。王忠嗣受不了这个冤枉，一气之下就病死了。

李林甫为了切断边防军将领调到朝廷当宰相的渠道，就提议任用少数民族将领为边防军的统帅。因为少数民族的将领都不通文墨，甚至不识字，不可能入朝为相。他奏报唐玄宗说：“文官出任统帅，面对乱箭飞石，都害怕得不得了。不如专用贫寒出身的少数族人，他们勇敢果决，习惯于战场上冲杀。又出身贫寒，势力孤单，没有党派。陛下只要诚心诚意，对他们以恩德相待，他们就会效忠。”玄宗欣赏这种见解，开始重用少数民族将领。于是边防重镇的各节度使开始由少数民族将领担任，如安禄山、哥舒翰、高仙芝等。

安禄山是营州人，原名扎荦山。其父可能是来自西域的胡人，其母阿史德氏是个突厥巫婆。其父早死，他从小随母在突厥部族生活。后其母改嫁于突厥将军安波注之兄安延偃。后来其族破落离散，他与安波注之子安思顺等人一起逃离突厥，并约为兄弟，从此即冒姓安氏，名禄山。史称他懂得九种民族语言，又熟悉当地地形，故得到唐廷重用。

安禄山年轻时在平卢军里当过军官，因为不遵守军令，打了败仗，边境守将把他解送到长安，请朝廷处分。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为了严肃军纪，把安禄山判了死刑。唐玄宗听说安禄山很能干，就下令把他释放了。

张九龄对唐玄宗说：“安禄山违反军令，损兵折将，按军法不能不杀。而且据我观察，安禄山不是个善良的人，不杀恐怕后患无穷。”但唐玄宗不听张九龄的劝谏，还是赦免了安禄山。后来张九龄被撤了职。安禄山却依靠他奉承拍马的手段，一步一步地晋升，当上了平卢节度使。不出三年，又兼任范阳（今北京）节度使。

安禄山当了节度使以后，就尽量搜罗奇禽异兽，珍珠宝贝，经常送到宫廷来讨好唐玄宗。他知道唐玄宗喜欢边境将领报告战功，就采取阴谋手段，诱骗平卢附近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将士参加宴会，在酒席上用药酒灌醉他们，然后把士兵们杀了，又把他们首领的头割下来，献给朝廷报功。然而就是这种败坏唐朝声誉的行为，却让唐玄宗非常高兴，还召安禄山到长安朝见。在745年，安禄山欲以边功邀宠，屡次侵犯北方的奚与契丹。本来唐还把公主嫁给奚与契丹，双方关系友好和睦，最后却导致奚与契丹各杀公主叛唐。

安禄山长得特别肥胖，凸肚子，矮个子，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唐玄宗一见到他就指着他的肚子开玩笑说：“你这么大的肚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呢？”安禄山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没有别的，有的只是对陛下您的赤胆忠心啊！”

唐玄宗更高兴了，就封安禄山为郡王，还替他在长安造了一座华丽的府第，让杨贵妃把安禄山收作干儿子，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安禄山每次进宫，都先拜贵妃，玄宗问是何故，安禄山回答说：“胡人先拜母亲，后拜父亲。”玄宗听了很高兴。

安禄山取得了唐玄宗和李林甫的信任，除了范阳（今北京）、平卢（今辽宁朝阳）两镇外，又兼任了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节度使，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分地区。

胡人舞蹈

五人均深目高鼻，身穿窄袖长衫，属于典型的西域胡人的形象。中央一人翩翩起舞，其余四人各持乐器作伴奏状。有唐一朝，胡人的舞蹈特别盛行。安禄山虽然体重有三百余斤，但为了讨好唐玄宗，苦练胡旋舞五年，达到了“疾如风焉”的程度。

因战乱结束的盛世

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因为它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对唐朝后期的影响尤其巨大。

渔阳起兵

唐朝这时看似强大繁华，实则虚弱不堪。安禄山早就有了谋反之心。唐玄宗宠幸杨贵妃，荒于政事，朝纲大乱。安禄山“计天下可取，逆谋日炽”。与杨国忠矛盾的激化则是他起兵的导火索。

安禄山很瞧不起杨国忠。一次杨国忠向安禄山索取巨贿，被他一口拒绝，而且对待杨国忠也没有应有的礼貌。杨国忠不能忍受这种轻蔑，决心打击他。唐朝的名将哥舒翰与安禄山有隙，杨国忠便与之结成联盟，共同排斥安禄山。因哥舒翰与安禄山不和，玄宗经常劝他们和解，让他们结拜为兄弟。一次俩人一同入朝，玄宗皇帝命宦官高力士宴请他们。安禄山对哥舒翰说：“我的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你的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我们族类相同，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互亲近呢？”安禄山意在拉拢哥舒翰，但哥舒翰根本不吃这一套，说：“狐狸向着自己的洞穴叫，被认为是不祥之兆，因为它忘本了。兄既然亲近我，我为什么不诚心对你呢？”安禄山认为他在讥讽自己是胡人，顿时大怒，骂哥舒翰说：“你这个突厥人怎敢这样放肆！”哥舒翰正想反唇相讥，高力士急忙用眼睛向哥舒翰示意，哥舒翰才作罢，佯装喝醉，不欢而散。

杨国忠见状，开始不断地进行煽动，对唐玄宗说安禄山会谋反，可玄宗根本不相信。于是杨国忠采取了“逼他反”的手段，派遣军队包围了安禄山在长安的住宅，逮捕了他的宾客，全部处死，希望以此来激怒安禄山。安禄山果然恐惧、愤怒，于是决定发动叛乱。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马上就要来到了。

755年，安禄山经过一番周密准备，决定以“清君侧”讨伐杨国忠为名起兵叛乱。这时正好有个官员从长安到范阳来，安禄山假造了一份唐玄宗从长安发来的诏书，召集将士宣布说：“接到皇上密令，要我立即带兵进京讨伐杨国忠。”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的十五万步兵、骑兵浩浩荡荡向南进发，一路上烟尘滚滚，鼓声震地。中原一带已经有一百年左右没有发生过战争了，老百姓好几代人没有看到过打仗了，沿路的官员也都是跑的跑，降的降。安禄山的叛军一直向南进攻，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的抵抗。

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认为是有人造谣，根本不相信。直到后来警报一个接一个地传来，他才慌了起来，立刻召集大臣们商议。杨国忠得意洋洋地说：“我早说安禄山要反叛，还不是被我说准了吗！不过陛下尽管放心，他的将士不会跟他一起叛乱。不出十天，一定有人会把安禄山的人头送来。”唐玄宗听了这番话后，稍微安心了。但事情远没有他想得那么简单。

马嵬驿之变

安禄山的头并没有被人送到长安，叛军却长驱直入，渡过了黄河。唐玄宗派遣大将封常清到洛阳招募兵马六万人进行抵御。但队伍未经训练，而叛军都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很快被叛军击败，洛阳失陷。于是封常清与驻屯陕州的大将高仙芝一起退守潼关。唐玄宗这个时候又听信宦官的谗言，杀死了高、封两人，起用告病还家的大将哥舒翰统兵赴潼关。占领洛阳之后，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年号圣武。756年，安禄山向西进击，直逼潼关。

潼关是京城长安的门户，形势险要，道路狭窄。唐玄宗派大将哥舒翰带领重兵把守。叛将崔乾祐在潼关外屯兵半年，没能打进去。潼关的守军每天晚上在烽火台上烧起一把火，作为平安的信号。关里的烽火台接到信号后，也一座接一座地放“平安火”，一直传到长安。

叛军攻不进潼关，但是关里的唐王朝内部却闹起矛盾来。哥舒翰主张坚守潼关，以疲惫叛乱，等待时机。郭子仪、李光弼也从河北前线给唐玄宗上奏章，请求引兵北上，攻打安禄山的老巢范阳。但是宰相杨国忠却反对这样做。想到重兵都掌握在哥舒翰手里，如果哥舒翰打胜了，回到长安，自己的宰相位子肯定就保不住了。于是杨国忠天天在唐玄宗面前说潼关外的叛军已经不堪一击，哥舒翰守在潼关按兵不动，会丧失歼灭叛军的时机。唐玄宗听信了杨国忠的话，接二连三地派使者到潼关，催逼哥舒翰带兵出潼关杀敌。

哥舒翰明知出关没有好处，但是没法违抗皇帝的圣旨，痛哭一场，只好带兵出关。关外的叛将崔乾祐早已养精蓄锐，只等唐军出来。他派精兵埋伏在灵宝（今河南灵宝）西面的山谷里。哥舒翰的二十万大军一出关，就中了埋伏，几乎被叛军打得全军覆没，阵亡十几万人。叛军第二天乘胜打进潼关，哥舒翰也被俘虏了。

潼关一失守，关内就无险可守了。从潼关到长安之间的一些地方官员和守军，都纷纷弃城逃走。烽火台上的“平安火”见不到了，唐玄宗这才感到形势危急，着急起来，要杨国忠想办法。杨国忠哪里想得出办法，只有劝玄宗逃住蜀地。

于是唐玄宗、杨国忠带着杨贵妃和一批皇子皇孙，在将军陈玄礼和禁卫军的护送下，在潼关失陷后的第四天，放弃了长安，逃往四川。第二天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马嵬驿兵变。

当唐玄宗一行走到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市西）时，随行的将士又饿又累，想到这一切都是受了奸相杨国忠的牵累，不肯再走，发生了哗变。这个时候，有二十几个吐蕃使者拦住杨国忠的马，向杨国忠要粮。杨国忠还没来得及答话，周围的兵士已经嚷起来：“杨国忠要造反了！”一面嚷，一面射起箭来。杨国忠慌里慌张地想要逃走，几个士兵赶上去，把他的头砍了下来。

士兵们杀了杨国忠，情绪激昂，把唐玄宗住的驿馆包围了起来。唐玄宗听到外面闹哄哄的，问是怎么回事，左右宦官告诉他，兵士们已把杨国忠杀了。唐玄宗大吃一惊，不得不扶着拐杖，走出驿门，慰劳兵士，要将士们回营休息。士兵们不理唐玄宗的话，照样吵吵嚷嚷，要求将杨贵妃处死。

唐玄宗对于兵变大为愤怒，他低着头站了半晌，才说：“贵妃住在内宫，怎么知道杨国忠谋反呢？”高力士知道不杀杨贵妃，就不能平息士兵的气愤，于是说：“贵妃是没有罪，但是将士们杀了杨国忠，如果留着贵妃，将士们怎么会心安呢？希望陛下慎重考虑，只有将士们心安了，陛下也才会安全。”

唐玄宗为了保自己的性命，只好狠了狠心，叫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别的地方，用带子勒死了她。真是“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省玉搔头。君王掩面求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将士们听到杨贵妃已经被处死，总算消了气，撤围回营。这就是著名的“马嵬驿之变”。

经过这场兵变，唐玄宗像惊弓之鸟一样，急急忙忙逃到成都去了。太子李亨留下来主持朝政。李亨从马嵬驿一路收拾残余的队伍北上，在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即位，改年号为至德。这就是唐肃宗，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

颜真卿的抵抗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各地军民纷纷抵抗。平原太守颜真卿就是其中一位。在中国历史上，颜真卿以书法著称于世，但他的高尚气节同样辉映千古。

颜真卿少有才名，很早就考中进士，进入朝廷。不过他的仕途却坎坷不平。玄宗对自己开创的“开元盛世”颇为洋洋自得，沉湎于酒色之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朝堂上，李林甫、杨国忠正在上演一场勾心斗角的权力争夺战。一个是“口蜜腹剑”，一个是依靠裙带关系起家，都在排除异己，极力拉拢大臣，壮大自己的队伍。颜真卿曾任监察御史，却没有向任何一方屈服，而是直言进谏。他很快便被逐出了朝廷，到千里之外的平原郡（今山东德州）去任太守。

平原郡属河北道，是安禄山管辖的地区。这时安禄山对新上任的太守并不太信任，于是便派亲信到平原郡前去查看。颜太守盛情款待了这批客人，并陪同他们游览了当地名胜东方朔祠。游览之后，颜真卿还书写了他的一幅传世名作《东方先生画赞》。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儒雅的书生早已感觉安禄山蓄谋造反之志，既然那么多人说安禄山要造反，唐玄宗都听不进去，颜真卿只好尽自己的努力。他表面上照常吟诗题字，泛舟游玩，暗中却积极进行抵抗准备。叛乱开始后，叛军长驱直入，河北各郡县官吏都惊惶失措，有的弃城而逃，有的俯首称臣，只有颜真卿为太守的平原郡（今山东德州）和其族兄颜杲卿为太守的常山郡（今河北正定）得以固守，没有落到叛军手里。颜真卿还派人向朝廷报告，玄宗得知情况后非常高兴地对其左右说：“我不知道颜真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竟有如此作为。”756年，颜真卿高举义旗，联络堂兄颜杲卿起兵抵抗，附近十七郡纷纷响应，被推为盟主，合兵二十万，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

颜杲卿曾一度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便派长子颜泉明赴长安献李钦凑首级和何千年、高邈等叛将，同时请求救兵。不料行至太原，太原尹王承业却把颜泉明等人留在太原，又把颜杲卿的奏表换掉，重新写了一道表，把击败叛军的功劳大多揽在自己身上，另派人送到朝廷。玄宗非常高兴，就封王承业为羽林大将军，手下封官拜爵者上百人。

《李太白文集》书影

李白虽然因其豪放正直的性格仕途不顺，但是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在诗歌方面的创作成就，有许多著名作品流传于后世。

对于颜杲卿的求援，王承业置之不理，企图借叛军之手杀掉颜杲卿一家，以便掩盖自己的阴谋。而这时颜杲卿起兵才八天，各种防守的准备都没有做好，叛军已经开始反击。当时叛军抓到颜杲卿的小儿子颜季明，借此逼迫颜杲卿投降，但颜杲卿不肯屈服，还大骂安禄山，因此颜季明被杀。常山郡也因粮尽矢绝，被叛军攻陷。当时颜杲卿被押至洛阳，面对安禄山的威逼利诱，他不为所动，还痛骂安禄山。安禄山大怒，下令把颜杲卿等人捆在柱子上，一刀一刀地给剐了，其景象惨不忍睹。颜氏一门壮烈殉国者三十余人。直到颜真卿回朝向肃宗哭诉事情原委，颜杲卿父子才得到表彰。“安史之乱”平定后，颜真卿又派侄子颜泉明去河北寻访颜杲卿父子的遗骨及流散家人，仅寻得颜季明头骨带回。

永王东巡与李白

就在叛军不断攻城略地的时候，唐王朝内部又陷入了内讧。唐肃宗与其异母北、玄宗第十六子永王李璘又发生了冲突，而大诗人李白也卷入其中。

756年，因安史之乱逃离长安的太子李亨于灵武城南楼即帝位，是为唐肃宗，尊称唐玄宗为太上皇。肃宗即位没有得到玄宗的允许，玄宗的尴尬自不必说。永王李璘也颇为不服。

而在玄宗逃亡的过程中，任命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任命永王李璘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兼江陵大都督如故。事实上，三天前李亨已经擅自即位称帝。

唐肃宗对永王李璘并不放心，就命他入蜀觐见玄宗。如果永王李璘奉命入蜀，则自解兵权；如果永王李璘抗命不从，则相当于谋反。永王拒不受命，肃宗遂派人讨伐。75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永王李璘以平乱为号召，在江陵（今湖北荆州）起兵，引军东下，直指广陵（今江苏扬州）。这便是所谓的“永王东巡”。

而原来的江陵长史高适觉得永王李璘有对抗唐肃宗之意，便借口有病，偷偷离开江陵，投奔了肃宗，详细介绍了江东的形势。肃宗就设置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任命高适为节度使。又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瑱为节度使，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同对付永王。

永王在东下路上与沿途官员发生了冲突。吴郡太守李希言派人质问永王李璘擅自引兵东下是何用意。永王大怒，派兵攻打李希言。李希言大败。他又派大将攻打广陵，江淮为之震动。但由于唐肃宗早有准备，再加上永王对军事并不谙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便大败。他逃到岭南一带，被肃宗部将所杀。

永王李璘得知李白正在庐山隐居后，立即想将这位誉满天下的诗人罗致旗下，以壮声威。于是派亲信三次上山，以平定安史之乱、复兴大业的名义，聘请李白参加他的幕府。李白认为他将从江淮一带北上抗敌，就下庐山入永王军幕府为其僚属。永王兵败之后，李白也因此获罪下狱，长流夜郎，后遇大赦被放还。

张巡守睢阳

在唐王朝风雨飘摇之时，一大批节义之士脱颖而出，抗击住叛军的疯狂进攻，为唐王朝的反击赢得了时间，从而使唐王朝转危为安。死守睢阳的张巡和许远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756年一月，叛军攻陷了宋（今河南商丘）等州。谯郡（今安徽亳州）太守杨万石慑于叛军威势欲举郡迎降，逼迫张巡为其长史（副职），并以此身份迎接叛军。张巡坚决不从，率部属哭祭皇帝祖祠，誓师讨伐叛军。他与起兵拒叛的另外一名官员贾贲会合，进兵至雍丘（今河南杞县）一带，时有兵力两千人。

这时雍丘县令令狐潮投降了叛军，率军击败北上抗击叛军的襄邑（今河南淮阳）军队，并将所俘将士捆于庭院，准备日后杀死。后来令狐潮因故出城，被捆士兵乘机解开绳索，杀死看守，召贾贲、张巡入城，抵抗叛军。

令狐潮纠集大军进攻。当时张巡固守孤城，又无朝廷消息，有部将六人劝张巡出降，说：“现在双方力量相差太大，再说皇上生死不明，不如投降吧。”张巡表面许诺，却在次日府衙设皇帝画像，率全军将士朝拜，然后将劝降的六人斩首。

雍丘被围日久，城中粮食日渐缺乏。恰好有数百艘为叛军提供补给的运粮船，刚停靠在河边，仍未卸粮。张巡从城上发现这个情况，便在夜间把军队集中到城的南面，装出好像要出战的样子。令狐潮见势也把军队调到城南。张巡乘机派敢死队袭击运粮船队，在夺走大量粮食之后，一把火将剩下的粮食通通烧了个精光。

粮食的问题得到了缓解，但箭矢也快消耗光了。张巡就命令士兵在晚上把事先准备好的稻草人穿上黑衣，用绳子绑好，从城上慢慢放下。叛军隐隐约约看见有成百上千个身穿黑衣的士兵，沿着绳索爬下墙来，报知令狐潮。令狐潮中计，以为是张巡派兵来偷袭，于是命令向城头放箭，射杀唐军。待到天色大亮之后，叛军这才发现城墙上所挂的全是稻草人。这次张巡共得箭数十万支，解决了军中缺箭的问题。

事情还没有结束。之后一连几天晚上，城墙上都出现了稻草人。令狐潮的士兵见状，又好气，又好笑，都觉得张巡贪得无厌，又来骗他们的箭了，于是一箭不发。等到围城的叛军不再防备时，张巡挑选了五百勇士，并在夜里把他们放下城去，趁敌不备，杀向令狐潮的大营。叛军顿时大乱，不辨敌我，自相冲撞践踏。令狐潮仓皇之中来不及组织抵抗，纵马一直逃到十几里之外。

等到后来，雍丘城中木头用尽，没法修建守城器械。于是张巡装出弃城的样子，对令狐潮说：“我想率军弃城撤退，请你的军队向后退出六十里，以便我逃逸。”令狐潮久攻不下，也就答应了。令狐潮军一退，张巡就率军把城外三十里内的叛军营房拆掉，将木材运回城中。

不久张巡又向令狐潮传话：“如果你非要得到这座城池，可以送马三十匹。我得到马之后，就会逃走，到时你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而得到雍丘。”令狐潮取城心切，就送了三十匹马给张巡。张巡得到马之后，挑选出三十位精锐士兵，将马分给他们，相约道：“叛军若来，每人斩一敌将。”第二天令狐潮来到城下，责备张巡失约。张巡答道：“我想逃，但将士抗命，那有什么办法呢？”令狐潮知道又上当了，非常恼怒，就准备攻城。还未等军阵排好，城内三十名精锐骑兵率军从城内杀出。叛军因为军阵未成，一时大乱，三十铁骑率兵左挑右杀，擒获十四名叛将，斩百余首级，还缴获不少兵械牛马。令狐潮退到陈留(今河南开封东)，一时不敢再攻雍丘。

张巡不但智谋超群，军纪也极其严明。一日张巡让郎将雷万春在城头上与令狐潮对话，叛军乘机用强弓射雷万春，雷万春脸上被射中了六处，仍旧巍然挺立不动。叛军将士认为张巡诡计多端，这一次一定又放了个什么木头人来骗他们。令狐潮就派兵去侦察，得知确实是雷万春，十分惊异，远远地对张巡说：“刚才看见雷将军，才知道您的军令是多么严明了然而这对于唐朝必亡的天道又能怎样呢？”张巡回答说：“你人伦都不知，还有什么资格来谈论天道？”

正史史料

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

——张巡《守睢阳诗》

757年一月，安禄山之子安庆绪杀其父安禄山，接掌了大权，命令其大将尹子奇为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率十三万大军向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城扑来，企图夺取江淮富庶之地。睢阳太守许远探知，忙向张巡告急。当时张巡率领三千士兵火速前往睢阳。两部合兵一处，总共也不过七千多人，与叛军相比，大大处于劣势。因张巡战功卓著，比其官高的许远主动让出战场指挥权，专心经营粮草等后勤保障。张巡出任主帅后，首先清除了内部的叛将，然后率军出城主动袭击叛军，缴获了大批车马牛羊。张巡把这些战利品都分给了将士，自己分毫不取。

张巡见对方人多势众，便采取了疲敌之计。他经常半夜在城中鸣鼓，城外叛军认为城内唐军要整队出击，大为紧张，严加戒备。结果等到天亮，也没有看到城中唐军杀出，这时他们已经疲惫之极，就解甲休息。张巡立即乘机与勇将南霁云、雷万春等将领，各率数十名骑兵，从城中杀出，直冲敌营，叛军顿时大乱。如在雍丘防守时那样，张巡采取虚虚实实的办法，神出鬼没，叛军经常一夕数惊，惶惶不安，不得休息。

还有一次，一名叛军将领率领千余名骑兵到城下招降。他们恃其兵多，未加防备。张巡提前用绳吊下几十名持大刀强弩的勇士潜在护城壕中，并和他们约好：“听到鼓声就起来杀敌。”当他们接近护城壕时，城上鼓声突然响起，伏兵突然杀出，重创叛军。那名将领来不及抵抗，便被擒获。后面的叛军还不知道前面的胡人酋长怎么莫名其妙地就出事了，还赶来想要救人，但被城墙上的强弩射退。过了一阵，那些勇士又拉着绳索攀回城内。叛军这才知道发生什么事，从此不敢轻易靠近城墙。

叛军强攻无效，就劝张巡投降，张巡毫不理会，且反过头来劝说叛军中的将士投诚。当时叛将李怀忠在城下巡逻，张巡在城上问他：“你参加安禄山的部队多长时间了？”李怀忠答：“两年。”张巡又问：“你祖父和父亲都是官员吧？”李怀忠答：“是的。”张巡就质问他：“你们家世代做官，吃着天子的俸禄，为什么要加入叛军呢？”李怀忠答道：“不是这样的，我曾经殊死征战，却被他们击败，这是天命。”张巡又问：“自古以来，反叛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如果等到反叛被平定，你的家族就会被诛杀，你忍心这样做吗？”李怀忠掩面流泪而去，随即带领数十人投降了张巡。

张巡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他知道这样被围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张巡就想擒敌先擒王，射杀叛军主将尹子奇。但问题是唐军方面都不认识尹子奇。张巡就想出了一条计策，他命人用蒿草削作箭矢，射向叛军。被射中的叛军士兵，十分高兴，以为张巡他们的箭支已经用完，就去报告尹子奇。张巡因此认出了尹子奇，即命手下大将南霁云拉弓射击尹子奇。南霁云是名神箭手，一箭正中尹子奇左眼。主将突然重伤，叛军大乱。张巡率军趁势杀出城外，大败敌军，差点生擒尹子奇。

但睢阳之围仍未解除。当时黄河南北都变成了战场，朝廷的主要经济来源都依靠江淮以南供应，睢阳是江淮与关中重要的交通枢纽。可救兵隔岸观火，始终不来增援。城内粮食断绝，士兵只能捕捉鼠雀充饥。没过多久，连老鼠和鸟雀都没有了。

南霁云曾经突破重围，向掌有重兵的临淮节度使贺兰进明求救。贺兰进明因为妒忌张巡、许远的威望和功劳超过自己，不肯派兵相救。但看中了南霁云，极力挽留他，还准备了酒食和乐队，宴请南霁云。南霁云慷慨陈词道：“我来的时候，睢阳城中的将士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粮食吃了！我即使想一个人享受吃下这些美食，道义不能允许，我也难以下咽！”说完拔出自己的佩刀，斩断了一根手指，鲜血淋漓，拿给贺兰进明看。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极为感动，为南霁云流下了眼泪。南霁云知道贺兰进明终究没有为自己出兵的意思，就骑马离去。将要出城时，他箭射城中的佛塔，直入砖面半箭之深，发誓道：“我回去打败叛军后，一定要杀掉贺兰进明。此箭可以为证！”

叛军知道城内没有外援后，围攻更加紧急。大家商量着撤退，但是张巡、许远认为睢阳是江淮的保障，如果放弃了睢阳，叛军就会乘胜击鼓向江南进攻，江淮一带一定会失守，因此决心坚守到底。最后城内守军只剩四百余人，又多有创伤，睢阳终于陷落，张巡和许远被俘。敌将尹子奇劝张巡投降，张巡嗔目怒骂。尹子奇大怒，敲落了张巡牙齿，张巡仍然大骂不止，最后被杀。

张巡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临敌应变，屡挫强敌。从757年一月开始，到757年十月睢阳陷落，张巡用不足万人的守军，在睢阳苦守了十个月，有力地牵制了十几万人的叛军。由于张巡的坚守，阻挡了叛军的南下，使得富庶的江淮地区得以保全。并且由于牵制了大量叛军的有生力量，又为唐军组织战略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在睢阳城破前，唐肃宗已下诏命中书侍郎张镐替代贺兰进明为河南节度使。张镐率兵日夜兼程，赶往睢阳救援，并发文书给周围的将领，要求共同发兵救援睢阳。谯郡太守闾丘晓距离最近，竟然不从军令，没有出兵。等张镐赶到时，睢阳城已被攻陷三天了。张镐一怒之下，召来闾丘晓，将其杖击至死。但这些已无济于事。韩愈曾经尖锐地指出：“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

叛乱平息

不过幸运的是，叛军内部也出现了内讧。安禄山没想到唐玄宗会如此之快地逃离长安，因此当他长驱直入进入长安后，以为大功告成，不想西出追击，唐玄宗这才得以安全到达四川，太子李亨也较为顺利地到达灵武。安禄山开始“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他下令搜求玄宗的乐工、舞马，以兵仗护送到洛阳，并搜得梨园弟子数百人，在东都禁苑凝碧宫奏乐，在宴会上助兴。但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安禄山原来就患有眼疾，自起兵以来，视力渐渐减退，至此时已是双目失明，性情变得格外暴躁。对左右侍从稍不如意，非打即骂，稍有过失，便行杀戮。他自从称帝后，诸将就很少能面见他议事，都是通过严庄转达。严庄虽然是安禄山的亲信，但也时常被安禄山鞭挞。宦官李猪儿常为安禄山穿衣解带，服侍左右，可是挨打最多，怨气也最大。安禄山宠幸的段氏，生下一子名叫安庆恩，安禄山常想以安庆恩取代长子安庆绪。安庆绪时常担心被废，严庄也恐怕宫中事变于己不利。于是严庄与安庆绪、李猪儿串通一气，准备谋害安禄山。

757年一月的一个夜晚，三人悄悄地进入安禄山的住所。侍卫见是严庄和安庆绪，就没有人在意。于是严庄、安庆绪持刀站立在帐外，不许外人进入。李猪儿手持大刀直入帐内，对准躺在床上的安禄山腹部猛砍一刀。安禄山平时总把佩刀放在床头防身，事前已被李猪儿偷偷拿走。这时他挨了一刀，知道大事不好，急忙去摸刀，哪里还摸得着？他气急败坏地大声呼叫，可根本没人能来相救。很快安禄山就咽气了，死时五十五岁。安庆绪当即在其床下挖了一个深坑，用毡子裹着安禄山的尸体，连夜埋在坑中，诫令宫中严加保密。第二天早晨，严庄对部下宣告说：“安禄山病危，诏立安庆绪为太子，军国大事皆由太子处分”。安庆绪随后即伪燕帝位，尊安禄山为太上皇，然后发丧。

安庆绪即帝位后，大将史思明屯兵驻守在范阳，宣布不再听从安氏的调遣。史思明是宁夷州突厥族人，原名窣干，是安禄山的同乡和好友，通晓多种少数民族的语言。到长安奏事时，唐玄宗很赏识他，赐名叫思明。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令史思明经略河北，封他为范阳节度使，占有十三郡，拥有八万余部队。安庆绪杀安禄山称帝后，对史思明收拢其溃散的残部不满。当时唐朝对叛军剿抚并用，史思明便投降了唐朝。朝廷封他为归义王，任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

在史思明投降之后，唐朝趁机从陇右、河西、安西、西域等地陆续调集了十多万军队，又从回鹘借兵四千人，唐肃宗以其子李豫为天下兵马元帅，以郭子仪为副元帅，率军一举收复了长安。很快郭子仪打出潼关，攻下了华阴（今陕西华阴）、弘农（今河南灵宝），安庆绪被迫逃到邺城（今河南安阳）。

史思明深知安庆绪的成败对他有极大的影响。正好唐朝廷害怕史思明再度叛乱，处处防备，总想除掉他。史思明见状，再次起兵叛乱，派兵援助安庆绪。此时唐军的兵力已经占有了优势，并且有郭子仪以及李光弼等名将坐阵，却因为唐肃宗派出的监军宦官鱼朝恩独断专行，不听从将领们的合理建议，唐军损失惨重，被迫撤军。

同年史思明杀了安庆绪，自己回到范阳后自称大燕皇帝，年号顺天，并把儿子史朝义封为怀王，再次出兵攻打洛阳城。李光弼受命守卫洛阳，可洛阳的官员听到史思明的兵势强大，都很害怕，主张退到潼关去。李光弼说：“现在双方势均力敌，我们如果退了，敌人就会更加猖獗。不如把我军转移到河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于是李光弼下令把官员和老百姓全部撤出洛阳，带兵到了河阳（今河南孟州）。等史思明进洛阳的时候，洛阳已成了一座空城。史思明要人没人，要粮没粮，又怕李光弼偷袭，只好带兵出城，在河阳南面筑好阵地，和李光弼的唐军对峙。

李光弼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将，知道眼前的兵力不如叛军，只能智取。李光弼听说史思明从河北带来了一千多匹战马，每天放在河边沙洲吃草，就命令部下把母马集中起来，然后把小马拴在马厩里，等叛军的战马一到沙洲，就把母马放出来，和敌人的战马混在一起。过了一阵，母马想起小马，嘶叫着奔了回来，敌人的战马也跟着到了唐军的阵地。

在接下来的几次交锋中，史思明都没能取胜。最后史思明集中了所有的兵力，派叛将周挚进攻河阳的北城，自己领了一支精兵攻打南城。李光弼也把将士集中起来，严肃地宣布军令说：“大家看我的旗帜行动，我如果缓慢地挥旗，你们可以各自行动。如果急速挥旗着地，就是总攻的信号。若看到这个信号，必须奋勇向前，不准临阵退却。”说到这里，他拿了一把短刀插在靴子里说：“我是国家的大臣，决不死在敌人手里。你们如果战死在前线，我就在这里自杀。”

将士们听了李光弼一番激励的话，都勇气百倍地杀上阵去。这一场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叛军受到猛烈地攻击，纷纷溃退，被唐军杀死、俘虏了一千多人，还有一千多名士兵被挤到水里淹死了，攻北城的叛将周挚也逃走了。史思明知道周挚败退，不敢再战，逃回了洛阳。

李光弼连续打退史思明的进攻，双方相持了将近两年。这时唐肃宗听信宦官鱼朝恩的话，命令李光弼攻打洛阳。李光弼认为敌人兵力还很强大，不该轻易攻城。可是唐肃宗接二连三派了宦官逼他进攻，李光弼冒险进攻，果然打了个败仗，李光弼也被撤了主帅的职。史思明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乘胜进攻长安，可是在途中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在洛阳称帝后，叛军内部更加分裂，从此没有力量再向唐朝发动进攻。

762年，唐肃宗病死。太子李豫即位，改元宝应，是为代宗。唐代宗继续平叛，调集各路兵马，又从回鹘借到一部分军队，以其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率军收复了洛阳、河阳、郑州、汴州等失地。史朝义逃往河北，河北叛将见他大势已去，纷纷向唐朝投降。763年，史朝义在唐军打击下，被迫自杀，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可唐朝的繁盛也一去不复返了。

动荡的王朝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至衰的转折点。这场战争严重破坏了北方经济，致使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更重要的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边防日益空虚，中央政府统治的区域迅速缩小，边疆的一些少数民族趁机建立政权，纷纷侵占边区。唐王朝也并未吸取教训，朝政日渐腐败。

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虽然被平定了，但安史余部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势力。唐代宗为了求得平安，将河北一地分成若干地区，赏赐给安史余部，以示安抚。而在平叛的过程中，唐朝对掌兵的将领也多加节度使的称号。因此经过安史之乱以后，形成了藩镇长期割据的局面。

割据始成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藩镇割据的主要情况是这样的：

魏博镇：从田承嗣开始，占有魏、博（今山东聊城）、贝（今河北清河）、相、卫（今河南卫辉）、磁（今河北磁县）、澶州（今河南濮阳西）等州，镇治在魏州。

昭义镇：从薛嵩开始，传至其弟薛崿时，被田承嗣吞并。

成德镇：从李宝臣开始，割据恒（今河北正定）、定（今河北定州）、易（今河北易县）、深（今河北深州）、冀（今河北衡水西南）、赵（今河北赵县）等州，镇治在恒州。

卢龙镇：从李怀仙开始，割据幽、涿（今河北涿州）、莫（今河北任丘西北）、瀛（今河北河间）、平（今河北卢龙）、蓟（今天津蓟州区）等州，镇治在幽州。

淄青镇：从侯希逸开始，割据淄（今山东淄博）、青（今山东青州）等十五州，包括今山东全境。传至李师道时，被朝廷所灭，分为三镇。

宣武镇：从李灵曜开始，割据地时有变动，大体在汴（今河南开封）、宋（今河南商丘）、亳（今安徽亳州）等州。唐宪宗时，其内部兵乱，朝廷另派节度使，直接掌握。

打金枝

相传汾阳王郭子仪过八十大寿，其子郭暧所娶的升平公主，恃贵不往，郭暧怒而殴之。还说：“你仗着你爹是皇帝，就耀武扬威吗？我告诉你，我爹是不想干皇帝这个差事，要不还轮得到你家？”最后皇帝不但没有怪罪郭暧，还加封了他。这从侧面说明，在安史之乱之后，由于军事上的无能，唐朝皇帝的威望已经开始降低，这也是藩镇之所以跋扈的重要前提。

淮西镇：从李希烈开始，割据申（今河南信阳）、光（今河南潢川）、蔡（今河南汝南）等州。后来到吴元济时，被朝廷平定。

在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中，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成德、魏博和卢龙三镇，时称“河朔三镇”。此三镇的节度使各自拥兵自重，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不入中央，甚至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只能加以承认，不能更改。

泾原之变

780年，唐代宗李豫病死，太子李适继位，次年改年号为建中，是为唐德宗。德宗李适继位后，决心重振中央的权威。781年，恰巧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与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死亡，德宗拒绝任命他们的儿子继任节度使。于是三镇联合魏博、淄青等节度使一起行动，宣告脱离中央，各自称王，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乘机独立。德宗动员全国兵力，先行攻击李希烈。

783年十月，当泾原镇的出征部队经过长安时，恰逢天降大雨，泾原士兵全身湿透，狼狈不堪。而唐朝廷派出的官员带给军队的尽是粗米咸菜。泾原士兵大怒，产生了哗变。唐德宗这才下令赶运二十车金钱财宝，可是恩典来的太迟，叛军挟持姚令言，已攻入长安，德宗仓皇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

唐德宗出走后，叛军打进宫城，进了含元殿，大掠府库。同时长安的居民也乘势进宫，抢夺国库及皇室财物。叛军头子姚令言感到自己威信不高，便把被软禁在京城的原卢龙节度使朱泚弄出来当招牌，说要协助他夺取天下。这样一来，朱泚便当上了叛军的首领。

唐德宗离开首都两天以后，文武百官才知道皇帝已经出走，于是也陆续跟着来到了奉天。金吾大将军浑瑊拜见皇帝，反映京城情况，德宗立即任命浑瑊讨伐逆贼。宰相卢杞很不满意浑瑊的报告，说：“朱泚忠贞不贰，群臣莫及，为什么说他作乱呢？臣愿以百口之家，保他不会谋反。”唐德宗也犹豫起来，让浑瑊不要发兵，等待朱泚迎自己回宫。

不料朱泚此时已经阴谋篡位了，召集留在长安的官员姚令言、源休、段秀实等商讨登基问题。源休手执笏板来见朱泚，俨然大臣朝见天子的模样。段秀实看了特别生气，跳起来骂朱泚道：“你这个狂贼，我恨不能把你碎尸万段，岂能和你一同谋反！”说罢夺过源休的笏板，把朱泚的前额打得鲜血直流，可段秀实也被马上赶来的卫士乱刀砍死了。

不久朱泚自称大秦皇帝，改年号“应天”，杀了唐宗室许多人。各地的割据藩镇见状，更加猖狂起来。唐德宗本想逃往凤翔的，因为奉天和长安离得太近，总感觉到不安全。然而凤翔的守军也投靠了朱泚，德宗惶恐万分。当然也有些节度使支持德宗讨伐叛军。龙武将军李观率卫兵千余人奔奉天勤王，稳定了奉天的局势。为了增强奉天的防卫力量，德宗派了不少使者带着敕旨到各地去，令各地节度使火速派兵护驾。

此时朱泚已到达奉天城下，猛攻奉天。他特制了一架云梯，高广数丈，上能容五百人。云梯下架着巨轮，前来攻城。浑瑊急令士兵暗凿地道，通出城外，储薪蓄火，然后组织敢死队，准备和朱泚决一死战。凑巧叛军的云梯辗着地道，轮子陷在了地里。地道里很快放出火来，一声巨响，只见浓烟冲天，云梯化成了灰烬。唐德宗大喜，忙派太子李诵督战，分兵从三个门出发攻击叛军，叛军大败。这时候神策军大将李晟等人率军来援。朱泚见势不妙，赶快退回了长安。

朱泚回到长安后并不认输，开始策反奉天的守军将领。唐德宗令戴休颜等人守卫奉天，自己带领朝臣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奉天在浑瑊的指挥下，一步步展开了反攻，首先攻克了咸阳。朱泚知道长安孤城难守，只得败走泾州（今甘肃泾川），沿途部众尽散，只剩下骑兵数百人。当他走到彭原（今甘肃庆阳）时，被部下刺死。

这时唐王朝的半壁河山都已靡烂，幸而还有一些忠于中央政府的军队收复了长安，造反的元凶李希烈也被他的部下所杀，德宗又回到了长安。不久之后，反叛各镇在获得中央政府准许世袭的保证下，取消了王号。藩镇势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加强。

边患又起

内患未平，边患又起。在安史之乱中，边疆的一些少数民族看到唐朝的虚弱，便开始了反叛之路，并一度攻陷了长安，唐王朝也开始艰难地反击。

反击吐蕃

763年，吐蕃乘唐平定安史之乱无暇西顾之机，沿着两千余里的边境，发动全面总攻，唐军节节败退。吐蕃大军先后攻入大震关（今甘肃清水东），接连攻陷兰州（今甘肃兰州）、廓州（今青海化隆西）、鄯州（今青海海东）、渭州（今甘肃陇西东南）等地，河西走廊跟中原之间的交通，被拦腰切断。边防官员向朝廷告急，可是宦官程元振却隐瞒不报，直到吐蕃军攻入了邠州（今陕西郴县），唐代宗才得知消息，仓促任命雍王李适为元帅，郭子仪为副帅，出镇咸阳（今陕西咸阳）。

雍王名位虽高，但完全不懂军事。郭子仪闲居很久，原有的部众早已离散，仓促间招募，只得到骑兵数十名。等郭子仪到达咸阳时，吐蕃兵已达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郭子仪恳请皇帝增兵防守，可是宦官程元振从中阻挠，只有渭北兵马使吕月将率领两千余众抵抗，结果失败，吐蕃兵直捣长安。唐代宗惊慌失措，携带嫔妃与雍王出奔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长安城被大肆劫掠了一番。

郭子仪组织各地兵马反击。当时郭子仪一路上只收集到了四千人马。他采用疑兵之计，白天多张旗帜，夜晚又燃起无数火堆，一路上弄出声势浩大的样子，让吐蕃军队起了疑心，不知道郭子仪究竟带来多少人马。他还派人混进长安，暗中召集数百名少年，半夜里在大街上敲锣打鼓，大声叫喊。吐蕃军队不知底细，还以为郭子仪的军队已经进城，就连夜撤出了长安。

就这样郭子仪仅用了十五天的时间便将长安收复，将唐代宗迎了回来。唐代宗回来后，下诏撤销了程元振的职务，削职为民。消息传出后大快人心，振奋了将士们的斗志。不过代宗虽然嘉奖了郭子仪，心里却认为赶走吐蕃军队是佛光普照的结果，只要虔诚礼佛，万事都可以逢凶化吉，从此醉心于佛事。

764年，唐朝将领仆固怀恩因不满唐朝对待他的方式，起兵反叛，被郭子仪平定。当时仆固怀恩把反叛的事情告诉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先是责怪他不该造反，然后又提刀追着要杀他，并说道：“吾为国家杀此贼，取其心以谢三军。”仆固怀恩随即逃到边疆地区。

765年，仆固怀恩声称唐代宗已经去世，郭子仪也被宦官鱼朝恩害死，引吐蕃、回纥等部族共三十万大军来攻打唐朝。唐军抵抗不住，吐蕃、回纥联军趋赴蓝田，直取长安。一时京师震恐，宦官鱼朝恩劝代宗再一次逃出长安。由于大臣们的反对，才没有逃走。唐代宗被迫急召郭子仪，屯驻长安北面的泾阳城。

这时吐蕃、回纥之间产生了隔阂。仆固怀恩在进军路上暴病而死，吐蕃、回纥双方为了谁当首领争吵不休，两军分营而住。由于双方兵力悬殊，郭子仪决定亲赴敌营，希望说服回纥将领退兵。当时郭子仪颇受少数民族的敬重，因此当他脱去戎装并单骑来到回纥大营，双方言和，回纥主将药葛罗立即退兵，并发誓不再侵唐。当郭子仪单骑访问回纥军队的消息，传到了吐蕃军营时，吐蕃的将领们因为害怕唐军和回纥联合起来袭击他们，于是连夜带着大军撤走了。唐王朝又一次转危为安。

郭子仪虽然为唐王朝立下了大功，但唐代宗却认为主要是佛的保佑。他“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由信佛走向了佞佛。但事实上，唐王朝之所以能够抗击吐蕃，与回纥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和亲回鹘

唐王朝虽然击退了吐蕃，但实在无力对付其他的少数民族了。此时有势力的少数民族当属回纥，因此和亲政策在这时又派上了用场。唐代宗的父亲唐肃宗，为了表示对回纥出兵帮其平乱的功劳，将女儿宁国公主送往回纥和亲。宁国公主是唐肃宗李亨七个女儿中容貌最出众的，可惜却嫁了两任短命的丈夫。宁国公主还没从丈夫去世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就被选定和亲，她也只能哭着安慰父亲：“国家事重，死且无恨！”说得唐肃宗伤心不已。

宁国公主到达回纥后，可汗举行了盛大的仪式，立为新王后，并派王子率领骑兵继续帮助唐天子平叛。可仅仅三个月后，可汗便去世了。回纥人按照本国风俗，准备让宁国公主殉葬。在此生死关头，宁国公主表现出了大唐公主的威严与镇定。她据理力争道：“按照我大唐国的风俗，丈夫亡故，妻子为其服丧三年。服丧期满后，就可以改嫁，这叫终礼。现在回纥既然万里迢迢与唐朝通婚，不就是仰慕大唐的风俗习惯吗？所以我是不应该为可汗殉葬的！”国人见公主言之有理，只好做罢。不过为了照顾回纥人的情绪，宁国公主用刀划面，自毁容貌。

788年，唐德宗李适采用宰相李泌的建议，把女儿咸安公主嫁给回纥的天亲可汗。同年回纥改国号为回鹘。三年之后，吐蕃军队攻击灵州（今宁夏灵武），回纥出兵迎击，吐蕃遭到空前大败，天亲可汗把俘虏送到长安献捷。咸安公主在回纥生活了二十一年，经历了四位可汗，为回纥与唐朝的和平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到了唐穆宗时期，应回纥的请求，唐穆宗将自己的妹妹、唐宪宗的第十七个女儿太和公主下嫁，成为回纥崇德可汗的王后。825年，崇德可汗去世，其弟彰信可汗即位。832年，彰信可汗去世，特勒可汗即位。太和公主先后成为了彰信可汗和特勒可汗的王后。此后几年，回纥发生大灾难，先是连年饥荒，然后便发生了内乱。太和公主也回到了故国。

当时的皇帝唐武宗李炎，以盛大的礼仪迎接公主归来。然而太和公主却换上囚服，痛哭流涕，自言辜负了朝廷的重托，没有尽到责任。唐武宗派人安慰公主，并晋封她为安定长公主。历经坎坷的太和公主终于回到了阔别近二十年的故国，然而因为在战乱中饱受屈辱和惊吓，在返回长安不久便因病去世了。

当然唐朝真正和亲的公主远不止这几位，很多女子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当初宁国公主下嫁回纥可汗时，朝廷还派了一个亲王的女儿陪嫁。宁国公主自毁容貌后返回了故国，这位公主却留了下来，回纥人称她为小宁国公主。然而她在回纥的生活和最后的归宿，却没有记载。

改革自救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北方地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户籍紊乱不堪，再加上藩镇割据以及军队不时反叛，唐政府的统治机构陷入了半瘫痪的状态。

针对这种情况，唐王朝必须得推行改革，以延续统治。784年，回到长安的唐德宗颁布了《罪己诏》，对自己所作所为作了深刻的反省：“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怨气凝结，力役不息……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罪实在予！”

但这时唐王朝已经虚弱不堪，藩镇也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唐德宗被迫承认藩镇割据的局面：“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籓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虽缘朱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胁从将吏百姓等，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顺并散归本道、本军者，并从赦例。”

刘晏整顿经济

安史之乱破坏了北方经济。不光是安禄山的叛军烧杀掠夺，回鹘军、唐军都像盗贼似的，几乎无一例外。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史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黄河流域几年间就变得凋敝不堪，满目荒凉，人口锐减。受战乱破坏最严重的河北道、关内道、河南道及淮南道，人口减少了一半还多。战乱期间和战乱之后，北方的人口大量南迁，这也导致了北方经济恢复的困难。

由于生产力的破坏，物资缺乏，使得物价高涨，斗米少则千钱，多者七千钱，比开元年间上涨了三百多倍。绢价涨到四千钱以上，比开元时提高了二十多倍。许多原来富裕的人家也只能在死亡线上挣扎了。郭子仪曾在一份奏折中写道：“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东至汴郑，达于徐方，北自覃怀，至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面对唐王朝凋敝混乱的经济局面，大臣刘晏首先对漕运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整顿和改革，很快就使原来已经断绝的东路漕运得以恢复，而且在效率方面较之前代也大有提高。刘晏上任后，首先组织人力疏浚河道，建造了两千艘坚固的漕船，每十船为一队，军官负责押运。他不再征发沿河壮丁服役，而是由政府雇用船夫。他沿用过去前人的办法，将全程分成四个运输段，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为此又特意在扬州、汴口、河阴、渭口等处设仓贮粮，以备转运。这样比过去用江南民工长途运输的方法提高了效率，减少了损耗，降低了运费，同时也免除了南方民众一项旷日持久的而又苦不堪言的劳役。当他组织运输的第一批粮食运达长安时，唐代宗欢喜异常，组织了军乐队到东渭桥迎接运粮船队，还派了特使飞马慰问他说：“你啊，真是朕的萧何！”

历史细读

刘晏字士安，七岁便以“神童”之名享誉乡里。后被录取神童科，留在唐玄宗身边担任秘书正字。一次，唐玄宗问道：“你担任朕的秘书正字，正得几字？”刘晏答道：“天下字皆正，唯有朋字未有正得。”此话一语双关，不仅说出了“朋”字的字形结构特点，还对杨贵妃一家结党营私表示了不满。

766年，刘晏获得提升，以户部尚书兼领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职，半壁江山财任，尽属刘晏一人。在继续做好漕运工作的同时，刘晏开始对食盐专卖制度进行大力改革，以增加专卖收入。通过对食盐专卖各环节所作的明智变通，政府得自食盐专卖的收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翻了十倍有余，由刘晏接管时的每年六十万贯猛增至大历（766年—779年）末年的六百万贯。

在户税和地税的管理上，刘晏也进行了整顿和改革。刘晏对地税的整顿有两点：第一是对地税的征收额有所提高。刘晏之所以提高地税，是由于唐中叶均田制被破坏后，占有少量土地的个体农民的数量减少了，而大土地私有者迅速发展起来。加重地税是为了让官僚贵族、豪强地主多负担一些国家的租税，尽快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虽然一般百姓的地税额也随着有所增加，但和大土地私有者相比损失不大。因为贫困农民大多沦为地主的佃户，他们是不交地税的，即使有土地的农民也不会有很多的好田，绝大多数也是下等地。第二是规定大土地私有者的田庄每处都要交纳地税，以此防止大土地私有者逃避地税。因为他们的田庄分散在各地，有的甚至在其他州县，因此特别制定了这条规定。

调琴啜茗图

图中雍容华贵的三位贵妇或调琴，或品茶，侍女立于两旁。这说明在经历过了一系列的改革之后，唐朝虽然再也没有回到安史之乱前的盛况，但生产已有所恢复，贵族们又过上了悠闲的生活。

由于刘晏的理财方针、措施、办法适应了唐王朝经济残破的局面和当时社会的需要，所以使唐王朝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也得以休养生息。他起初受命为转运使时，全国才二百万户，国家财政收入只有四百万贯。到了779年，户口增加到了三百万户，财政收入达一千三百万贯，其中盐利过半，而国家并没有增加农民的税收。

杨炎与两税法

779年，唐德宗又启用杨炎进行改革。经过深思熟虑的筹划后，杨炎对德宗详尽说明了原来赋税制度的缺陷，并提出了自己的新政策，这就是中国财政史上著名的两税法。

两税法，实质上就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它取消了租庸调及其各项杂税的征收，保留户税和地税。量出置入，由政府先预算开支以确定赋税总额。户税是按户等高低征钱，户等高的出钱多，户等低的出钱少。地税是按亩征收谷物。无论户税和地税，都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被称为两税法。

两税法在施行的初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弊病也很快显露无遗。从形式上看，征收两税是“以资产为宗，不以人丁为本”。可实际上，在实行两税法时并没有进行资产普查，而是根据以前各地的旧税总数，改变了税名，变成两税税额的。因此人们的负担很不合理，赋税的承担并不均衡。加之两税是以钱计税，各户都有固定的钱数，交税时要用实物折钱，因此市场上货币的流通量逐渐减少。不仅如此，在两税法实施后的第三年，各地官员就开始私自加税，人们的负担越来越重。白居易的《无名税》就生动地表现了当时民众的苦痛与愤慨：“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妨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不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如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永贞革新

805年，唐德宗死亡，太子李诵即位，改年号为永贞，是为唐顺宗。唐顺宗做太子二十多年，一直很关心朝政。即位之后不久，便任命韦执谊为宰相，自己的老师王叔文为翰林学士，改革内政。

王叔文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以擅长围棋得以入侍东宫，职责是陪皇太子娱乐。唐顺宗对自己的师傅很是尊敬，除了下围棋，也谈论一些国家大事。有一次顺宗与王叔文和其他一些侍读畅谈天下政事，涉及到当时一些比较敏感的弊政。顺宗对他身边的人说：“我准备把这些弊政向父皇直言，以便能够改正。”众人都对此举表示称赞，唯独王叔文一言不发。等众人都退下后，顺宗单独留下王叔文，问他：“刚刚为何就你不说话呢？是不是有什么深意？”王叔文道：“我以为太子的职责乃在于侍膳问安，向皇上尽忠尽孝，不适宜对其他的事品头论足。皇上在位时间长了，如果怀疑太子是在收买人心，那殿下将如何为自己辩解呢？”顺宗闻言恍然大悟，既紧张又感激地对王叔文说：“如果没有先生的这番点拨，我怎么能够明白这其中的奥妙啊！”从此顺宗对王叔文格外喜欢，东宫事无大小，都委托他来谋划。

这一次唐顺宗的改革就是永贞革新，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惩办大贪污犯李实，撤销其京兆尹的职务，贬为通州长史。李实是皇族，封为道王。过去在担任节度使时期，由于克扣军饷曾引起兵变。后来关中大旱，唐德宗准备减税。李实却讨好皇帝，虚报灾情，迫使农民典桑、卖地来交税，弄得不少农民破产流亡，对李实恨之入骨。

第二，罢宫市与五坊小儿。宫市是唐德宗时的一项扰民政策，宦官可以随意在市场上侵夺平民的财物。“五坊”即是雕坊、鹤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则是指在五坊服务的差役。五坊小儿在长安城内外各处张网捕雀，有时把网盖在门口或井上，不叫人们出入打水，只有给了钱，才许可打水。奉使出外的宦官还常在路上抢马，一度使得商旅断绝。因此在唐顺宗时，罢除了这五坊小儿。

陋室铭图

此图取刘禹锡在贬逐地所作的《陋室铭》意境入画：“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第三，剥夺宦官的兵权和裁抑藩镇。

第四，罢盐铁使月进钱。盐、铁专卖是唐朝后期政府的重要收入，设盐铁使经营。后来巧立名目，出现所谓盐铁月进钱，就是在正课以外每月向皇帝进献余钱，以供皇帝私用。

第五，释放宫女和教坊女乐九百余人。

第六，宫中禁征乳母。唐德宗时期，宫里要乳母，都令寺观选婢女充当。于是寺院常出卖产业，在民间购买有姿色的民女送上。

永贞革新是在唐顺宗支持下的政治改革，目的就是要消除宦官专政和消灭藩镇割据势力。因此反对革新最坚决的，就是以俱文珍、刘光琦为首的宦官集团，还有韦皋、刘辟等节度使。

唐顺宗虽然是个有政治远见的人，但因为他即位之时就患了中风，根本无法说话，政令的执行都靠王叔文来进行。王叔文为了推进改革，与王伾联手，启用了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八人，希图改变艰难的政治局面。虽然他们有改革之心，但一没兵权二乏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在政治上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除了革除宫市、五坊小儿及进奉等进展较为顺利外，其他的改革措施都受到了阻挠。永贞革新很快就遭遇了失败。

不受贡献

唐宪宗刚刚即位，其姑奶奶升平公主就给宪宗选中了十几个美女。宪宗断然拒绝道：“我父皇在世的时候，从来不曾接受别人的进献，我怎么敢违背父皇的教诲呢！”后来荆南地方贡献了两只绿毛龟，宪宗专门下诏令说：“只有贤能的人才是国家真正的财富。至于那些一根茎秆上长出许多穗的庄稼和那些珍禽奇兽，对于我来说实际上都是没有用的东西。从今以后，不要再向我报告这样的事情，也不要向我进献那些东西。”

因为西川节度使韦皋想要完全领有剑南三川、扩大地盘的阴谋未能得逞，对王叔文等人非常憎恨，以武力胁迫顺宗禅位。顺宗久病失语，又遭到了宦官与藩镇的激烈反抗，被迫禅位，传帝位于太子李纯，自称太上皇。这样一来宦官得势，王叔文、王伾随即遭到了贬逐。王叔文被贬后又被赐死，王伾则死于贬所。柳宗元等八人都被贬为“边州司马”。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改革派虽然被宦官一网打尽，但是他们的后台唐顺宗还在世。宦官们为了杜绝后患，在806年一月毒死了唐顺宗。

元和中兴

唐顺宗退位后，他的儿子李纯继位，改年号为元和，史称唐宪宗。唐宪宗李纯出生时，正是皇曾祖唐代宗的晚年。他出生的第二年，祖父唐德宗即位，父亲唐顺宗被立为太子。李纯六七岁的时候，曾被德宗抱在膝上逗引作乐，问他：“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在我的怀里？”李纯道：“我是第三天子。”这一回答使德宗大为惊异。作为当今皇上的长孙，按照祖、父、子的顺序回答为“第三天子”，既闻所未闻，又很契合实际。德宗皇帝不禁对怀里的皇孙增添了几分喜爱，因此在李纯十一岁时，就册封他为广陵郡王。

唐宪宗登基之后，体恤百姓。在808年，南方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宪宗就任命官员到江淮、两浙、荆湖、襄鄂等地去赈济饥民。在官员出发之前，宪宗劝诫他们道：“我在宫中所用的东西，即使是一块小小的布帛，也必须登记在册，唯恐浪费。唯独对于赈济百姓，可以不计所费。你们可要体会朝廷的心意，千万不要只是饮酒游山玩水而忘记了本分啊！”

唐宪宗喜欢阅读历朝实录，每当读到唐太宗贞观和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故事，就仰慕不已。为了重现祖上的雄风，宪宗也决心改革。唐宪宗首先恢复了唐太宗时期谏官随宰相议事的制度，以便“开直言，广视听”。宪宗曾在延英殿与宰相共同商讨治理天下的方法。天色已经很晚了，那时候天气十分的炎热，宪宗满脸汗水，甚至连衣服都被汗水打湿了。宰相担心宪宗身体疲倦，就请求退出去。宪宗却将他们留了下来，对他们说：“朕要是回到宫中，跟朕在一起相处的都是一些宫女和宦官这样的人。所以朕很喜欢与你们在一起暂且共同探讨治理国家的方法和相关的政策措施。唯独这样我是不知道劳累的。”

与此同时，唐宪宗还起用了大量优秀的人才。例如杜黄裳，唐德宗时只是担任管理国家祭祀礼乐的太常卿。宪宗登基后，杜黄裳很快被擢升为宰相。还有武元衡、裴度和裴垍等人，从政以后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看过白居易的百余篇诗作后，宪宗即任命白居易为翰林学士，做自己的侍从和顾问。

裴垍执政后，马上就对两税法进行了改革。两税法是以钱计税，而百姓纳税时，主要是用粮和绢。这里便出现一个以绢折钱的标准问题，如果价格标准定得合理，纳税者也不会吃亏，否则必然会加重负担。裴垍调整了纳税物折价标准，尚书省为了适当减轻纳税者的负担，制定一个低于市场实际价格的折价标准，这个标准谓之“省估”。其次裴垍还调整了两税上贡、送使、留州的比例。两税钱物以前的分配比例极不合理，送给节度使的部分较大，助长了他们的割据实力。裴垍将标准改为节度使只许留用其直属州上交的税物，如果不够用，再报请朝廷分收余州少数税物。这样一来，不但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限制了节度使的财源。

除此之外，唐宪宗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建立了收支计簿制度。规定户部、度支使、盐铁使三个机构，于每年十二月，把一年当中各项收支的具体数字报告给朝廷。如果部门尚有剩余钱物或赤字，也须如实上报。这样做以后，一面使朝廷可以了解国家财政的实际情况，以便及时提出处理办法，同时也可以减少官吏弄虚作假和营私舞弊的机会。

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唐朝的经济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还出现汇兑业务的雏形“飞钱”。“飞钱”亦称“便换”，起于唐宪宗时期。唐朝才开始使用铜钱，但由于国内及外贸交易的日益发达，当时与唐朝通商密切的许多国家，也流通“开元通宝”，因此铜钱大量外流，唐朝中央政府有限的铸币量不敷使用，铜钱短缺的形势加剧。于是中央政府规定各地方政府禁钱出境，以防止铜钱流入海外。在这样的背景下，“飞钱”就应运而生。

“飞钱”有两种，一种是官营，商人在京城把铜钱交给地方设于京城的“进奏院”（相当于现在的驻京办事处），由进奏院开具发联单式的“文牒”或“公据”，一联交给商人，一联寄回地方，商人到达该地可以随时随地兑换现钱。另外一种是私营，一些大商人“邸店遍海内”，他们向不便携款远行的商人发放票据，商人可凭此“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与官府主持的飞钱一度每千钱“便换”收取汇费达百文不同，私商受理的“飞钱”都不收汇费。但由于古时交通不够便利，合券付款往往在一两个月之后，商人相当于获得了利息收益。因为票券上的钱好像在飞来飞去，所以人们把此类票券叫作“飞钱”。

“飞钱”一方面便利了商业，另一方面进奏院在京城收到的款项，恰好用来抵作向中央政府交纳的赋税，可谓公私两便。后来飞钱因携带便利又多有官方承兑，有时就被直接用作支付手段，在市场上流通转让，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货币作用。“飞钱”不是纸币，但却是宋元时期纸币产生的渊源。

正史史料

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路旁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皆涕零。老人收泣前置辞，官军入城人不知。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

——刘禹锡《平蔡州》之二

李愬雪夜入蔡州

在经济有所恢复的同时，唐宪宗实行铁腕政策，削平了反叛的方镇，打击了藩镇割据势力的气焰。平定淮西叛乱就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

淮西镇的叛乱由来已久。782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与河北藩镇朱滔、田悦等勾结，起兵反叛。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朝廷屡次讨伐无果，淮西镇遂保持半独立状态。唐宪宗即位之后，发兵征讨淮西，可是花了多年的工夫，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都以失败而告终。

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去，他的儿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纳，继又举兵叛乱，“发兵四出，屠午阳，焚叶，掠鲁山、襄阳”，还骚扰洛阳一带，使长安受到震动。

在如何对待叛将吴元济的问题上，当时大多数朝臣是主和派，都认为不能再打下去，主张赦免吴元济之罪，并任命他做淮西节度使。但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力主用兵。815年，唐宪宗决定对淮西用兵，这就引起了恒州王承宗和郓州李师道割据势力的恐惧。

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了表面助官军讨伐、实际上支持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按照幕僚的建议，招募了一帮亡命之徒，潜入河阴（今河南荥阳北）漕院，杀伤了十余人，焚烧钱帛三十余万贯匹，谷三万余斛，把江、淮一带集中在这里的租赋都烧毁了。李师道还试图贿赂武元衡和裴度，但没有成功，就派人刺杀武元衡和裴度。当时李师道已用重金收买了守卫潼关要道的士卒，从而使手下的刺客能不受任何阻碍地潜入京师附近作案。

815年六月初三，天还没有亮，武元衡去上早朝。他上朝时打的灯笼，瞬间被刺客用暗箭射灭，武元衡随即中箭，他的随从吓得四散而逃。刺客从容地将他杀死，砍下头颅而去。随后刺客又去刺杀裴度。裴度头部被砍伤，不过因为他当时戴着官帽，创口不深。裴度的随从王义将刺客从后面抱住，大声呼救。刺客回身砍断了王义手臂，然后再去追杀裴度。这时裴度跌入沟中，刺客以为裴度已死，才停止追击，从容逃走。他们行凶后还嚣张地在京城郊县留下字条，威胁破案的官差：“毋急捕我，我先杀汝。”

在此之后，李师道又派数千人潜入东都，打算在洛阳焚烧宫阙，杀掠市民，后因事泄未能得逞。他又派人焚烧了唐高祖李渊陵墓的寝宫，折断了唐肃宗李亨陵墓门戟四十七支。

藩镇割据势力向主战派大臣下毒手，朝廷内主和派的大臣们，以“人情恐惧”为借口，纷纷要求唐宪宗罢兵，甚至要求宪宗罢免裴度的官职，以安抚这些割据势力。裴度面对王承宗、李师道等的暗杀威胁以及主和派要求撤兵的压力，向宪宗进言道：“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宪宗支持裴度的意见，即提拔裴度为宰相，让他负责此事。

817年，讨伐淮西的战争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前方战争屡屡失利，兵饷运输又发生了严重困难。朝中主和派官员又纷纷主张撤兵。而裴度认为吴元济“禁人偶语于途，夜不燃烛，有以酒食馈遗者”处以死罪等酷法的政策不得人心。朝廷军队之所以失利的原因，在于人心不齐。八月，裴度亲赴前线协调指挥。在此情况下，一代名将李愬就脱颖而出了。

当时李愬担任唐州（今河南唐河）等三州节度使。李愬刚到唐州之时，向官员宣布说：“我是个懦弱无能的人，朝廷派我来，是为了安顿地方秩序。至于打吴元济，不关我的事。”果然李愬上任后一点不提打淮西的事，而对于唐州城里许多生病和受伤的士兵，李愬就忙着一家家上门慰问。这个消息传到吴元济耳朵里，让吴元济放松了警惕。

一次李愬的士兵在边界巡逻，碰到一队淮西士兵，双方打了一阵，唐军把淮西士兵打跑了，活捉了其首领丁士良。丁士良是吴元济手下的一名勇将，经常带人侵犯唐州一带，很多人都吃过他的亏，非常恨他。这一回活捉了他，都请求李愬把他杀了，给死去的将士报仇。可李愬却吩咐士兵给他松了绑，并且好言好语地问他为什么要跟吴元济闹叛乱。丁士良本来不是淮西士兵，是被吴元济俘虏过去的，见李愬这样宽待他，就愿在其麾下效命。李愬依靠丁士良的帮助，打下了淮西的两个据点文城栅和兴桥栅，先后收服了李祐和李忠义两员大将。

李愬计划攻打蔡州，因此每得吴元济的降兵，必会亲自招来盘问详细情况，所以对吴元济内部的地形与兵力部署了如指掌。李祐对李愬说：“吴元济的精兵都在洄曲一带驻扎，蔡州城主要是由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把守。我们可以乘虚直入，直捣蔡州城。”李愬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征得了裴度的同意。

在一个风雪之夜，李愬下令李祐、李忠义两员降将率领敢死队三千人为先锋，自将三千人为主力部队，命唐州刺史李进诚率三千人后卫，踏上攻打蔡州的征程，但绝大多将士都不知道此战的目标。

在占领了张柴村后，李愬命令士兵稍事休息，并留下五百人守卫张柴村，以阻击吴元济可能的援兵。有人问具体目的地，李愬说：“进蔡州城捉吴元济。”手下将士大惊。这时风雪扑面，军旗被吹裂，人马冻死的随处可见。官军从未走过这条道路，又因是降将李祐带路，人人以为这下子完了。然而军令如山，也只能前行。大军行至蔡州城附近，当地有鹅鸭池，李愬令士兵驱赶鹅鸭，以掩盖部队行军的声音。凌晨三四点钟，李愬军至蔡州城下，守军无一人发觉。李忠义首先登上城墙，敢死队随后跟进。守卒还在熟睡，全被杀死了，只留下打更的，叫他们照常打更。于是大开城门，让官军入城。里城也以同样的方法被攻破，城内竟还无人知觉。等到了天亮时，李愬已经占据了吴元济的外宅。当时有人向吴元济报告说：“官军来了！”这时吴元济尚未起床，笑道：“肯定是盗贼作乱，等到天亮了就把他们全都杀死。”又有人报告说：“外城已经被占领了。”吴元济说：“这必是洄曲的部队来向我要寒衣。”等到他起床后，才在院子里听到官军的口令呼喊声，响应者近万人，这时吴元济才害怕起来，率左右登上护城墙抵抗。官军烧其南门，老百姓争相送柴草帮助，吴元济被迫投降，李愬将其押送到长安。

心向朝廷的张议潮

剽悍的骑兵环护着皇帝敕封的旌节。这是张议潮将河西再次纳入唐王朝版图的标志。

淮西的平定让河朔四镇大为震惊，他们立即取消世袭，交回行政财赋大权。四镇之一的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更是献出了三个州给中央。但他马上又懊悔献得太多，临时变卦，唐宪宗立即下令讨伐，李师道被部下杀死。

到此时唐朝算是恢复了表面上的统一，但节度使领有重兵的局面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所谓的“元和中兴”，并没有恢复昔日唐朝富强繁荣的局面。

张议潮光复河西

在唐王朝遭遇统治危机之时，基层的忠心爱国人士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光复河西的张议潮即是其一。

所谓河西，指的是现在甘肃省黄河以西地区，又称河西走廊。这里是中原和西域之间的交通要冲，河西走廊西端的沙州（今甘肃敦煌），是从西域进入中原的咽喉，地位极其重要。贞观（627年—649年）时期，唐王朝在这个地区设置了陇右道，把管辖范围扩大到瓜州以西。河西走廊周围是民族杂居之地，北面最初是突厥，后来是回鹘，南面则是吐蕃。

安史之乱以后，河西、陇右的军队被调到内地平叛。吐蕃人趁机攻陷了凉州（今甘肃武威），河西节度使逃往沙州，在沙州设立节度使府。当时沙州附近的各州也都被吐蕃占领着，只有沙州军民不肯投降。后来吐蕃奴隶主尚奇心儿包围了沙州，沙州刺史周鼎向回鹘求援，可是回鹘没有伸手相救。周鼎打算焚城东逃，部众不从，结果周鼎被手下阎朝杀了。阎朝坚持守城十一年，终因粮尽，自己和沙州同陷于吐蕃。

吐蕃好不容易拿下了沙州，开始残酷地对待占领区的百姓，只要是汉人被他们俘掳后，老弱全部杀光，少壮充当奴隶。不仅如此，吐蕃的奴隶主还严禁唐人穿汉族服装，只许他们每年元旦着自己的衣服祭祀祖先，祭完便收起来。每逢这一天，唐人无不向东方遥拜，痛哭流涕。

848年，沙州的张议潮无法忍受吐蕃人的虐待，领导人民起义，将吐蕃人赶出了沙州。不久又夺回瓜州（今甘肃瓜州）。在光复沙州后，张议潮立即派人到长安报告。张议潮唯恐表文送不到长安，分遣了十队使者，带着同样的表文出发，其中一队顺利到达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天德军将报告送到长安，张议潮因此被唐王朝任命为沙州防御使。

紧接着张议潮又率领着河西人民扩大战果，接连收复了伊州（今新疆维哈密）、河州（今甘肃临夏）、甘州（今甘肃张掖）、鄯州（今青海海东）等地。851年，张议潮派其兄张议潭携带河西十州的地图和户籍到达长安。唐政府在沙州恢复了河西节度使，号称“归义军”。

河西地区虽然被张议潮收复，但河西走廊并不安宁，吐蕃人还在不断地侵犯这片土地。858年，吐蕃人开始大规模地反攻，结果再一次被张议潮打退。866年，张议潮又光复了西州（今新疆吐鲁番）。

张议潮前前后后进行了长达十九年的斗争，保持和巩固了河西走廊，并且大力发展农牧业。张议潮专门设置了“渠人”这一官职，几个“渠人”以一条渠为中心组织起来，专门监督管理渠道事务。由于水利设施的兴修，使得河西走廊的农业得到了发展，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经济逐渐繁荣，使沙州成为了东西贸易和交通的中枢。

唐朝的灭亡

虽然唐朝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藩镇割据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根除。在中央朝廷，宦官乱政现象日益突出，朝廷大臣也产生了激烈的朋党之争。而由于政治腐败，战乱不断，赋税过重，广大的普通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益贫困，痛苦不堪。黄巢起义之后，唐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后被朱温所灭。

宦官之祸

唐朝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和唐中宗、睿宗在位时期，内部斗争十分激烈。皇族、外戚、后妃、大臣、禁军将领各自结成政治集团，尔虞我诈，你争我夺，搞得政局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对外人很难相信，唯独对平日里伺候在左右的宦官深信不疑。宦官能够经常接触皇帝，了解皇帝的心思，又受到皇帝的信任，因此各个政治派系对宦官都很重视，极力拉拢宦官，最终酿成大祸。

宦官祸起

唐朝的宦官之祸是从唐玄宗时期开始的。唐玄宗李隆基是在激烈的皇族内部斗争中当上皇帝的，他深知大臣、将领、外戚结党营私的危害，因此对功臣宿将都怀着深深的戒备之心。所以开始对自己身边的宦官大力提拔，任用亲信宦官参政领军。如高力士就担任了内侍省的最高职务“知内待省事”，所有的宦官都听他指挥。朝廷中的许多重要官员，如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韦坚等人，都是依靠高力士的引荐才得以被玄宗重用的。

在唐玄宗时期，以监军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宦官开始大规模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756年，负责抵御安史叛军的将领高仙芝和封常清，就因为与监军宦官边令诚有矛盾，被其诬告，二人遂遭处斩。高仙芝和封常清都是功名显赫的大将，竟然由于宦官的一句诬陷就人头落地。两员名将被冤杀引起了军心的动摇，也使唐廷丧失了两员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大将，对平定安史之乱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安禄山攻陷潼关向长安进军时，边令诚却率先投降了叛军。

唐肃宗在当太子时，权相李林甫、杨国忠都曾想方设法要把他从太子的宝座上赶下来。当时朝廷中的大多数官员也都是李林甫、杨国忠的党羽，因此肃宗对这些宰相、大臣特别猜忌。唐肃宗登上皇位之后，因强藩作乱险亡其国而疑忌将帅，开始用自己宠信的宦官李辅国统帅禁军，军权逐步落入宦官之手。

在这种情况下，宦官开始成为唐朝后期的重大祸害。李辅国规定宰相和各部尚书有事陈请，一定要先禀告他，然后才能奏报给皇帝。文武百官想要在朝见时间之外见皇帝，也必须经过他的同意。他还设立了“察事厅子”，以侦察官员的活动。在他最嚣张的时候，连当时的宰相李揆都要对他执子弟之礼，呼为“五父”。他甚至利用唐肃宗与其父亲唐玄宗之间的矛盾，假传圣旨把唐玄宗幽禁在大明宫内，以至唐玄宗忧愤而死。唐玄宗病死之后，肃宗也得了重病。张皇后想要杀掉李辅国，然后废黜太子李豫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李辅国决定先下手为强。762年四月，李辅国与程元振同谋将张皇后杀死。肃宗因此受惊吓而死，李辅国于同月拥立李豫为帝，是为代宗。李辅国因为拥立有功，十分骄横，竟然对代宗说：“陛下只须深居宫中，外面的政事由老奴来处理。”代宗虽然心中不满，但慑于他手握兵权，只好委曲求全，尊称他为尚父，事无大小，都要与他商量后才能决定。过了一段时间，代宗乘李辅国不备，派人扮作盗贼将其刺杀而死。

李辅国虽然被处死了，但是宦官作为一个势力集团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更为变本加厉。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后，唐代宗为了显示对他的恩宠，率百官出门远迎。但宦官鱼朝恩的座位仍在郭子仪之上，众臣皆敢怒而不敢言。唯有颜真卿挺身而出，当面斥责宦官的无耻行为。颜真卿的传世之作《争座位帖》就这样书就的。

宦官与兵变

宦官气焰嚣张，郭子仪倒是宽宏大量。767年十月，郭子仪击败了再次出兵侵扰的吐蕃军队。就在他即将凯旋还朝时，他父亲的坟墓被盗挖，盗贼一直没有被抓获。但人们普遍怀疑是素来与郭子仪不睦的宦官鱼朝恩指使人干的。因此朝野上下都担心郭子仪回朝后因盛怒而闹出事端，甚至不排除兵变的可能性。没想到郭子仪入朝后，唐代宗把这件事告诉了他，郭子仪反而号泣上奏道：“臣长期主持军务，不能禁绝暴贼，军士摧毁别人坟墓的事，也是有的。这是我不忠不孝，招致上天的谴责，不是人祸。”这番话一出口，朝野上下才算是人心安定了下来。

但是其他将领就不一定能够忍受宦官的专权与嚣张。仆固怀恩的反叛就很有代表性。仆固怀恩是铁勒族人，安史之乱时，仆固怀恩随郭子仪作战，屡立战功。为了向回纥借兵，还把两个女儿都远嫁到回纥和亲。安史之乱中，仆固怀恩家族中共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可谓满门忠烈。而在一次战斗中，仆固怀恩也差点丢掉性命，最后抱着马头过河，总算逃过一死。但仆固怀恩为人比较狂妄，治军不严，结果命运就比较悲惨。

香山九老图

该图描述了白居易等九位文人墨客在河南洛阳香山聚会宴游的故事。当时朝政腐败，他们又无力改变，只好忘情于山水。又因为志趣相投，结为“九老会”，因此得名“香山九老”。

763年，仆固怀恩奉命送回纥可汗回漠北，监军骆奉先误信谣言，竟诬告仆固怀恩与回纥勾结。仆固怀恩非常气愤，上书唐代宗说：“昔同罗叛乱，臣为先帝扫清河曲，一也；臣男玢为同罗所虏，得间亡归，臣斩之以令众士，二也；臣有二女，远嫁外夷，为国和亲，荡平寇敌，三也；臣与男玚不顾死亡，为国效命，四也；河北新附，节度使皆握强兵，臣抚绥以安反侧，五也；臣说谕回纥，使赴急难，天下既平，送之归国，六也……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诋毁，弓藏鸟尽，信匪虚言。陛下信其矫诬，何殊指鹿为马！”

唐代宗派宰相裴遵庆慰问仆固怀恩，并让他入朝觐见。仆固怀恩终因害怕成为高仙芝第二，因此举众叛乱，后来暴病身亡。唐代宗一直没有在诏书中称仆固怀恩“谋反”。在得知他的死讯后恻然道：“怀恩没有谋反，只不过被左右之人所误罢了。”最后还赦免了仆固怀恩所部有功于国家的旧将。唐代宗虽然感叹，却依旧依赖和信任宦官。

仆固怀恩叛变并不是偶然的。皇帝派宦官们充当监军是为了防止叛变的，但如果没有叛变案件爆发的话，监军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即使将领没有反叛之心，宦官监军也要诬陷统帅叛变，或把统帅逼得叛变。皇帝也因此更加信任宦官，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766年，同华节度使周智光与监军张志斌发生了冲突，周智光大怒道：“仆固怀恩哪里有要谋反的意思？都是你们这些鼠辈作福作威，他害怕入朝被你们所害。我本来是不反的，现在就反给你们看看。”说完就将张志斌斩首。

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原来是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失败后，他拒绝史朝义的官爵，向唐朝政府投降。但在775年他为朝廷立下战功后，朝廷派宦官马承倩前往慰劳。马承倩临返长安前夕，李宝臣到旅舍致谢，并送给马承倩绸缎一百匹。对于经济落后的河朔地区而言，这礼物已经很重了。但是马承倩却嫌太少，把它扔到道旁，大骂而去。李宝臣惭惧难当，他的部下提醒他说：“现在全国局势不稳，朝廷正用得着我们的时候尚且如此。一旦天下太平了，我们还能活下去吗？”于是他就拥兵自立，自置官吏，不向唐朝中央政府交纳租税。

李愬平定蔡州后，一度遏制了藩镇的割据分裂活动，大搞刺杀活动的李师道也被部将刘悟诛杀。但监军宦官刘承偕颇恃恩权，常当众污辱刘悟，又纵其属下乱法，甚至与磁州刺史张汶策划绑架刘悟。李悟知道之后大怒，下令士兵杀掉张汶，并将刘承偕关了起来。后由朝廷出面，下诏流放刘承偕至远州，刘悟这才放出刘承偕，上表谢恩。自此刘悟就开始效法河朔三镇进行割据，不再听命于朝廷。朝中失意之徒，也多往投奔。825年九月，刘悟死后，被追赠为太尉，其部下拥立其子刘从谏继位。

南衙与北司之争

宦官势力膨胀之后，因利所趋，无事不争，这便和朝臣发生了冲突。这些文人自幼攻读诗书，最大的梦想就是入朝为官，然后一步步晋升，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现在宦官的专权大大减少了他们出人头地的机会。宦官往往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入宫中的，很少有机会学习儒学家问。他们参政之后专断朝政，见解也与大部分朝臣不同，这也引起了大臣们的强烈不满。这些问题日积月累，矛盾便开始激化。于是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便逐渐开始。虽然当时有很多官员是通过投靠宦官当上大臣的，但他们在心底里是看不起宦官的。一旦有机会，朝官对宦官的争权总是予以反击，双方矛盾激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唐代的政府机构三省六部及其所属各官署衙门都设在京城长安宫城之南，因此通称为“南衙”；由宦官组成的，专门负责皇宫内务的内侍省设在皇宫之北，被称为“北司”。所谓的南衙北司之争，就是以宰相为首的朝臣集团与北司宦官集团争夺朝廷政治权力的斗争。唐肃宗、代宗时期，有三个飞扬跋扈的大宦官，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这时期的南衙北司之争主要就是围绕他们三个人进行的。

759年，李辅国借口京城强盗出没，要求唐肃宗准许他选拔五百名羽林骑兵在城中巡逻，确保京城安全。按照唐朝的规定，京城的巡逻防卫任务一向是由金吾大将军手下的金吾士兵执行的，隶属南衙管辖；皇帝的禁军羽林军只负责皇宫的防卫，由北司指挥。这两支军队起着相互制约的作用，一旦其中一支军队被人控制发生叛乱，另一支军队可以作为镇压力量。李辅国要求把金吾兵的防务移交给羽林军，目的就是想要控制整个京城，南衙当然不同意，肃宗也是知道其中利害的，因此没有同意李辅国的要求。

南衙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打击北司的好机会，宰相李岘便以此事为由，向唐肃宗汇报了许多李辅国专擅朝政的罪行。肃宗感到李岘言之有理，就责令李辅国把断案审判的权力交还南衙各部。李辅国的权威大大被挫，对李岘恨之入骨，后来借口李岘拉帮结派把他贬出了京城。

唐代宗即位后，感到李辅国权力太大，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开始设法削弱李辅国的势力。因此在宫中，提拔了另一名宦官程元振来取代了李辅国的位置。哪里知道，走了一只狼又来了一只虎。程元振比李辅国更加骄横，凡是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合的大臣，统统被程元振贬斥、流放甚至杀害。

763年，吐蕃大举入侵，边将告急，程元振竟然不向唐代宗通报军情。等到吐蕃军队进逼长安了，唐代宗才知道消息，仓皇出逃，命令各藩镇节度使派兵前来御敌。李光弼等大将对程元振恨之入骨，没有一支军队前来保驾。有大臣趁机向代宗上书说：“如果陛下想要保存祖先的宗庙社稷，就杀掉程元振，把所有的宦官都交给州郡管理，把神策禁军的指挥权交给朝廷大臣。”这封上书言词激烈，代宗为情势所迫，只好将程元振削职为民，赶回老家。而程元振不甘心失败，在听说到吐蕃退出长安，代宗起驾回宫的消息后，就穿上一身女人的衣服，偷偷地潜入长安，希望再次得到重用。想不到被京兆府的官吏抓获，将其流放。

在唐代宗时，还有一名大宦官鱼朝恩也是极受恩宠。他是唐肃宗任命的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统一指挥在前线与史思明作战的九支节度使部队，并且专门负责指挥神策军。神策军本是节度使的军队，鱼朝恩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就把这支军队的指挥权从陕西节度使手中夺了过来，成为隶属北司的一支强大的禁军。鱼朝恩还自负文武全才，自告奋勇地申请出判国子监，负责全国教育。以一名宦官而充任此职本已骇人听闻，鱼朝恩更不以此为满足，还寻得了一个机会，向那些进士出身的宰相们讲授《易经》。

宰相元载当初是靠投靠李辅国当上宰相的。李辅国死后，他又投靠了枢密使董秀，因此与鱼朝思既有南衙北司之争，又有不同派系的斗争。大将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击退吐蕃的功臣，鱼朝恩对他十分疑惧，多次在唐代宗面前诋毁他。于是元载和郭子仪不谋而合，一起建议唐代宗除掉鱼朝恩。唐代宗也渐渐感到鱼朝恩掌握兵权对自己不利，因此同意了元载的计划。

很快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鱼朝恩年轻气盛的养子鱼令徵在与同事发生争执时，因没有品级受到了一些侮辱。鱼朝恩便为其申领了高级官员才有资格穿的紫色朝服，唐代宗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鱼朝恩的亲信侍卫就用紫色官服将鱼令徵打扮好了。内心苦涩的代宗只能顺水推舟，夸奖鱼令徵年轻英俊。这时代宗心中杀机已起，就为鱼朝恩安排了一场鸿门宴。一无所知的鱼朝恩欣然赴约，元载收买了鱼朝恩的亲信周浩，将鱼朝恩当场缢杀。

鱼朝恩死后，宦官不再掌握兵权。南衙与北司在经历了几个回合互有胜负的斗争后，南衙稍稍占据了上风。

宦官专权

继唐代宗和德宗之后，唐德宗之子李诵即位，是为顺宗。唐顺宗即位之后，决心要根除由宦官把持朝政的局面，起用了一批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政治的官僚士大夫，即“二王八司马”。这些人既不是门阀大族，又与宦官对着干，在南衙中也受到排挤。那些出身门阀大族的朝官与他们存在着世族与庶族的争执，那些投靠宦官的朝臣又秉承宦官的意旨与他们处处作对。没过多久，权宦俱文珍、刘光琦等人便强迫顺宗让位，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顺宗重用的一干人全被贬出了朝廷。

唐宪宗是在宦官的支持下登上皇位的，因此对宦官信任有加。此时的宦官势力早已不只是一两名大宦官才有权威，敢于专横，而是作为一个群体处处显示自己凌驾于南衙之上的权势。

宦官的暴行得不到有效的制止，因为昏庸的皇帝坚定地相信他们，于是宦官的暴行不但公开而且合法。凡不能使宦官满足的对象，随时都会发现忽然陷入“谋反”的巨案。虽然大臣们不断向皇帝建议对宦官的权力加以约束，但皇帝都听不进去，连本来很英明的唐宪宗都不承认宦官诬陷大臣。他说：“宦官怎么敢诬陷大臣呢？即令有什么谗言，当皇帝的也不会听。”还得意洋洋地宣称：“宦官只不过是一个家奴，为了方便，差使他们跑跑腿而已。如果违法乱纪，除掉他们就跟拔掉一根毫毛一样容易。” 唐宪宗夸口后不久，即被宦官陈弘志谋杀。昙花一现的“中兴”也随着唐宪宗的暴死而成了明日黄花，藩镇再度专横割据如故。

金棺银槨

唐朝皇帝多有痴迷佛教者，还为佛骨制作了奢华的金棺银槨。但这不一定能够带来好处，唐宪宗晚年好神仙之术，多服金丹，性情暴躁易怒，最后被宦官毒死。

一次诗人元稹任监察御史，由东都洛阳返回长安，在敷水驿休息。正当他准备住下时，宦官刘士元带着一批随从闯入驿站，叫骂着要元稹让出住处。唐代的监察御史虽然只是八品官，但因为可以监督官员，弹劾违法官吏，一向是受人敬畏的。如今一个不知名的宦官居然也敢让监察御史让出住房，元稹就上前与刘士元争论。刘士元根本就不把南衙的小官员放在眼里，用马鞭将元稹打得遍体鳞伤。回到长安后，刘士元又在宪宗面前指责元稹对宦官无礼，虽然有许多大臣为元稹辩护，宪宗还是将元稹贬出了京城。

812年，一向反对宦官专政的李绛出任宰相，向唐宪宗建议说：“京西、京北都有神策军兵抵御吐蕃入侵，但是各将领作战时总是先要禀明护军中尉，然后才能和当地节度使军队一同出兵。节度使不能指挥神策军，往往贻误战机，不如将神策军兵营的人马、粮食、刀枪器械交给当地节度使，便于指挥作战。”宪宗觉得这个建议很好，而且他也已经意识到了宦官掌握兵权的弊端，准备实施李绛的方案。交出兵马武备，无疑是大大削弱北司的实力，宦官集团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他们让神策军将领联名上书给皇帝，不同意隶属于地方节度使。同时在宫中活动，向宪宗施加压力，因此这一计划最终没能得到实行。

李绛数次企图打击宦官，都没有成功，这引起宦官们的忌恨，终于将李绛罢免。南衙与北司的抗争，又以南衙的败北而告终。

甘露之变

唐顺宗、宪宗、敬宗皇帝最后都死于宦官之手。从唐穆宗以后，唐朝的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皇帝的命运渐渐都掌握在了宦官的手里。826年，唐穆宗之子、敬宗之弟李昂继位，是为唐文宗。文宗虽然也是在宦官的拥戴下成为皇帝的，却是比较贤明的皇帝。唐文宗不喜欢音乐、歌舞和游乐，也不近女色，自己在听朝理政的闲暇时，十分注意读书。他对身边的人说：“若不能亲自处理政事，抓紧时间观览图书，怎么能够做人间君主呢？”所以他每当退朝处理完政事以后，就阅读各种典籍，还经常就经书诗赋中的名物询问大臣，宰相也经常被他问住。文宗尤其喜读史书，对于历史上的名君贤臣羡慕不已。他因为喜欢读《贞观政要》而仰慕魏徵，就下诏寻访到魏徵的五世孙魏謩，并把魏謩任命为负责对皇帝进谏的右拾遗。文宗也很喜欢把他认为有学问的大臣召到宫中讲谈经义，评论文章。像当时的翰林学士柳公权就常常被他召来，一谈就是很长时间，有时候在夜里闲聊的时间过长，不自觉中蜡烛都燃尽了。

唐文宗更想铲除宦官势力，做出一番功业来。他继位后不久，各地推荐的举人便到京都来应试。有一个举人叫作刘蕡，在试卷里公开反对宦官专权。他认为要想国家安定，就必须清除宦官势力，把政权交给宰相，把兵权交给将帅。

这份考卷落在几个考官手里，考官们传来传去地看，赞不绝口，觉得不但文采好，而且说理精辟，是篇难得的好文章。但是到了决定录取的时候，谁也不敢表示态度，因为如果录取了刘蕡，就要得罪了宦官，他们的位子也保不住。

结果跟刘蕡一起来投考的二十二人都考中了，刘蕡却落选了。刘蕡是大家公认的杰出人才，这次只是因为说了些正直的话而落选，大家都觉得委屈了他。唐文宗身为皇帝，连选取一个人的权力都没有，只能在宦官操纵之下过日子，自己也很气恼。

一次唐文宗生了一场病，正好宦官头子王守澄手下有个官员叫作郑注，精通医道。王守澄就把他推荐给了唐文宗治病，文宗服了他的药后，果然一天天好了起来。唐文宗很高兴，召见郑注，发现他口齿伶俐，像是个有才干的人，就把他提拔为御史大夫。

郑注有个朋友叫李训，原来是个很不得志的小官员，听说郑注受到了朝廷的重用，就带了一些礼物来求见。郑注正好想找个帮手，就请王守澄把李训推荐给唐文宗。李训也因此得到文宗的信任，最后官至宰相。

李训、郑注两人取得了唐文宗的信任，文宗把自己想除掉宦官的心事告诉了他们。他们跟文宗秘密商量，想法削弱王守澄的权力。王守澄手下有个宦官叫仇士良，跟王守澄有矛盾，李训、郑注就请文宗任命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掌握一部分禁卫军。接着李训又解除了王守澄的兵权。王守澄失了兵权，很快就被杀了。

杀了王守澄后，接下来就要除掉仇士良了。李训经过一番策划，联络了禁卫军的将军韩约，决定动手。835年的一天，唐文宗上朝的时候，韩约上殿启奏，说禁卫军大厅后院的一棵石榴树上，昨天夜里降了甘露。天降甘露被认为是好兆头，李训当即带领文武百官向文宗庆贺，还请唐文宗亲自到后院观赏。

唐文宗命令宰相李训先去察看，李训装模作样地到院子里去兜了一圈回来说：“我去看了一下，恐怕不是真的甘露，请陛下派人复查。”唐文宗又命令仇士良带领宦官去观看，仇士良叫韩约陪着一起去。韩约走到门边，神情紧张，脸色也发白了。仇士良觉得奇怪，问韩约说：“韩将军，您怎么啦？”

正说着一阵风吹来，吹动了门边挂的布幕。仇士良发现布幕里埋伏了不少手拿明晃晃武器的士兵，大吃一惊，连忙退出，奔回唐文宗那里。李训看到仇士良逃走，立刻命令埋伏的卫士赶上去。哪知仇士良和宦官们已经把文宗抢在了手里，把他拉进软轿，抬起就走。

李训赶上去，拉住文宗的轿子不放，一个宦官抢前一步，朝李训劈胸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仇士良趁机扶着文宗的软轿，进内宫去了。

神策军碑

《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立于皇宫禁地，碑石大小不明，崔铉撰文，柳公权书。是年柳公权66岁。“左神策军”是唐天子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由拥立武宗有功的宦官仇士良指挥。武宗驾临“左神策军”军营时，仇士良借机奏请立此碑以纪圣德，武宗应允。因柳公权当时为左散骑常侍，又是当朝一流的书法家，故皇上命其书写。因是奉旨书写，故柳公权的书法特别郑重，竭尽全力。所书之字端庄森严，较之早两年书写的《玄秘塔碑》更为苍劲精练。

李训图谋诛杀仇士良的计划失败后，只好从小吏身上讨了一件便衣，化装逃走。仇士良立即派兵出宫，大规模逮捕了一批参预谋划的官员，把他们全都杀了。李训东奔西逃，走投无路，在路上被杀。郑注正从凤翔带兵进京，得到消息，想退回凤翔，也被监军的宦官杀死。

这次事变即被称作“甘露之变”，受株连被杀的有一万多人。宦官们从此把唐文宗严密监视了起来，文宗的日子更不好过，五年之后就得病死了。于是仇士良又拥立文宗的弟弟李炎即位，这就是唐武宗。依然由宦官执掌朝政，南衙几乎成为北司的附属。

朝政混乱

唐武宗时期最著名的宰相李德裕，是个心怀抱负的政治家，时刻想着要削弱宦官的权力。843年，权宦仇士良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杨钦义被任命为左神策中尉。

左、右神策中尉各有自己的官印，由宦官掌握，南衙是不能干涉的。唐武宗和李德裕认为杨钦义刚接手神策军，势力较小，便于命令，可以趁机将两枚大印收归宰相管理，从而将神策军的指挥权从北司手中夺过来。

于是唐武宗连发三道诏书，要求护军中尉将官印送到中书门下宰相处。杨钦义不明真象，准备交出大印。右神策中尉看穿了武宗和李德裕的目的，坚决反对交出官印。按照惯例，新任护军中尉上任要以士兵出迎大印。右神策中尉扬言道：“迎接大印的时候要派兵马，那么送大印到宰相那里也应当派兵马护送。”言下之意，就是唐武宗和李德裕如果收回大印，他的大军即刻就要发动叛乱。武宗和李德裕无可奈何，只好作罢。

唐武宗病死后，宦官集团拥立唐宪宗之子、唐穆宗的异母弟李忱即位，这就是唐宣宗。宣宗小时候不爱说话，宗族里的人都认为他很笨，宦官立宣宗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操纵。没想到宣宗这样做完全是在装傻。他即位以后，马上就给在“甘露之变”中被杀的宰相平反，向朝臣们透露出了他想限制宦官权力的信息。

左神策军中尉马元贽在唐宣宗即位斗争中出过大力，权势很大。宰相马植想方设法讨好他，甚至与他攀成了本家。马元贽遂将一条宣宗赐给他的玉带送给了马植。马植觉得荣耀无比，佩戴着上朝。宣宗认出了那条玉带，心中很不高兴。他知道处置马元贽会招来麻烦，于是将马植罢免。这样一来，朝臣们都不敢过分接近宦官了，无形之中，对限制北司的权力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次唐宣宗假装与翰林学士韦澳谈论诗歌，得以把身边的宦官支走，问韦澳有没有削弱宦官权力的办法。韦澳将宣宗的意思透露给了宰相令狐绹，令狐绹秘密上奏宣宗说：“现在宦官的势力太大，一旦动手，势必甘露之变会重演，只有慢慢治理。一旦宦官犯了罪，就治他的罪，流放外地，永不录用。一旦北司的职位有了空缺，就不要再派宦官接任。久而久之，宦官自然就会减少，直到没有了势力。”这个方法可以说是在当时情况下对付宦官的最好方法，只要能坚持下来，宦官问题自然会得以解决。可惜的是，宣宗在位时间不长就死去了，这一政策没能继续执行下去。

唐宣宗死后，宦官发生了派系斗争，掌握神策军兵权的左神策中尉王宗实杀死了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和宣宗指定的皇位继承人，拥立唐宣宗的长子郓王李漼为帝，这就是唐懿宗。此时的南衙，根本连说话的权力都没有了。

唐懿宗以后唐王朝江河日落，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藩镇互相争战。懿宗在位十五年后死去，宦官刘行琛、韩文约又拥立唐懿宗第五子年仅十二岁的李儇继位，是为唐僖宗。僖宗继位之后，所有的政务都由枢密使、神策军护军中尉田令孜处理，唐僖宗甚至称他为“阿父”。田令孜搞得朝政一片混乱，终于爆发了黄巢起义。

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各地藩镇的实力大大增强，已不把唐朝廷放在眼里，唐朝廷所能控制的地方不过十数州而已。这时的南衙北司却还在不断地互相争斗，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牛李党争

“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这是唐文宗李昂面对国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官间的朋党之争所发出的无奈叹息。这两个政客集团，一称“李党”，一称“牛党”。李党的重要人物有李德裕、李绅、郑罩，牛党的重要人物有牛僧孺、李逢吉、李宗闵。李党多是出身于世家士族，牛党则多出身平民。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一直闹了四十多年。历史上把这段党争称为“牛李党争”或“朋党之争”。

出身之别

朝官中之所以形成对立的党派，往往是由于出身的不同。“出身”指的是入仕为官的途径。在唐朝要么是依靠祖荫、门第入仕，要么是凭借科举进士为官。

李党魁首李德裕，祖父是李栖筠，在唐代宗时曾为御史大夫，父亲李吉甫在宪宗时曾两次入相，权倾一时。牛党中的李宗闵、牛僧儒则是进士出身。李宗闵虽然是唐高祖之子李元懿的玄孙，但由于长期以来好几代没有人担任过高官，祖父就已经无荫可言，李宗闵只有通过科举考试、得中进士的途径为官。牛僧儒更是出身寒门，苦读寒窗才中了进士。

出身不同，政见也不同，这就构成了朋党之争的基础。808年，唐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科（科举考试的一种，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时事政策等发表意见，可直言极谏）。李宗闵是前科进士，牛僧儒因为不满足于一个县尉之职，两人都参加了这次考试，期望得到考官及皇上的赏识，得以加官晋级。在应试策中，他们和另一个县尉皇甫湜都直言不讳地指陈时弊，攻击了宦官以及藩镇的问题。三人的对策都得到了考策官的赞赏，评为上第等级，唐宪宗对此也表示了嘉许。不料半路上杀出了宰相李吉甫，他对唐宪宗说：“皇甫湜是策试复核官员王涯的外甥，王涯没有避嫌，其中必有虚假包庇。”宪宗一时没了主意，只得重新评判，结果考官一一被贬，牛僧儒、李宗闵的升迁更是成了泡影。后来知道是李吉甫断了他们的升迁之梦，自然是怀恨在心，见到李德裕后，不免把对老子的怨恨加在儿子的身上。

水火不容

821年，由礼部执掌的常科考试中，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因为一些利益、人情关系，分别推荐士人杨深之、周汉宾。这次主持考试的是右补阙杨汝士及礼部侍郎钱徽，因而段文昌、李绅两人都写信给钱徽，要求予以关照。然而事与愿违，揭榜之日，杨深之、周汉宾名落孙山，及第的是郑覃之弟郑朗，裴度之子裴譔，李宗闵的女婿苏巢，杨汝士的弟弟杨殷士等主考官的亲朋故旧。

李绅、段文昌二人大怒，告到了唐穆宗面前。李德裕知道李宗闵与自己已过世的父亲有过节，元稹也与李宗闵在仕途进取上有矛盾，而这次中第者中有李宗闵的女婿苏巢，他们二人便为段文昌作证。穆宗立即命中书舍人王起重新考试，结果是中第的这些人确实名不符实。穆宗大怒，不仅免去了中第者的进士之名，而且下诏贬钱徽为江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县令，李宗闵为剑州刺史。

这件事加深了李德裕与李宗闵之间的仇恨，此后他们各树朋党，互相倾轧。不论哪方得势，在人事安排上，都极力排斥对方，培植私党。他们提携自己的同年、同学为官，而这些同年、同学又有各自的同乡、朋友，从而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覆盖了朝中大大小小的重要机构。以到长安城中有“门生故吏，不牛则李”之说。

832年牛僧儒罢相，李德裕还朝，被唐文宗委以重任。李宗闵得知后如坐针毡，长吁短叹。这时牛党的骨干杜悰给李宗闵献了一计，他说：“李德裕虽自恃有才，但不是科举出身，只是依靠祖辈门荫，因此也常心有戚戚。如果举荐他为知举（进士科主试者），他一定会心满意足，同时也就阻塞了他的入相之路。”李宗闵当即深表赞同。

果然李德裕听到此事后，表示欣然接受。但此事并没有付诸实施，最终因牛党的另一重要成员杨虞卿的阻挠而告吹。李德裕还是官拜宰相。

拜相之后，李德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驱逐牛党人员。然而李德裕的这次得势也是昙花一现，新得宠的李训、郑注因憎恶李德裕，再引李宗闵为宰相与之对抗，终于又将李德裕排斥出了京城。树倒猢狲散，李党成员纷纷倒台。然而李宗闵并未因此稳坐泰山，因其同党杨虞卿被郑注、李训诬陷下狱，他很快也被贬出京城。

一时间牛、李两党被贬斥的被贬斥，被调离的被调离。直到“甘露之变”，郑注、李训被杀后，牛、李两党在朝中才逐渐复起，又开始了相互的排挤和打压。

这时期西川附近有个吐蕃将领投降，李德裕趁机收复了一个重镇维州（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李德裕立了一功，但是牛僧孺却跟唐文宗说：“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而跟吐蕃搞坏关系，才不上算呢！”要唐文宗下令叫李德裕把维州让还给吐蕃，使李德裕非常生气。后来有人告诉唐文宗，说退出维州城是失策，并且说这件事全是牛僧孺排挤李德裕的手段。唐文宗很懊悔，对牛僧孺也疏远了。加上唐文宗受宦官的控制，一会儿用李德裕，一会儿用牛僧孺。一派掌了权，另一派就没好日子过。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地转悠着，把朝政搞得十分混乱。

凄凉收场

840年，唐文宗去世，仇士良等宦官拥立唐穆宗第五子、文宗的异母弟颍王李炎为帝，是为唐武宗。而原来支持立唐敬宗第六子陈王李成美为帝的杨嗣复、李珏就被排挤出了相位，李德裕得以再次入朝为相。这一次李德裕吸取了以前的教训，对牛党的打击变本加厉，不遗余力，始终不给他们一点点还手的机会。

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子少傅白居易。他是进士出身，以品德才学闻名于天下。唐武宗想以其为相，征求李德裕的意见。白居易与李宗闵有亲戚关系，与牛僧儒的关系亦较融洽，李德裕便以其老弱多病为由而提出反对。在武宗时期，李德裕在驱逐牛党的同时，不断任用自己的亲信，巩固了李党的地位，也削弱了宦官的权力。但由于其专权日久，树敌较多，一些朝官、宦官甚至皇帝本人也对他多有不满。唐武宗死后，即位的唐宣宗在登基之日，就对左右说：“刚才靠近我身边的人是不是李太尉？他每次看我的时候，我都感到毛发耸立。”果然没过几天，李德裕即被罢相，然后一贬再贬。李党成员也被纷纷逐出朝廷。而牛党却时来运转，一升再升。然而争了大半辈子的牛僧儒、李宗闵等人，毕竟年事已高，虽得到升迁，却多数病死在途中。闹了四十多年的朋党之争终于以这几位主人公的离世而落幕，但是混乱的唐王朝的政治已经闹得更加不可收拾了。

狩猎出行图

唐人爱好狩猎，这也是唐人豪放的重要体现。但唐敬宗因打猎而荒废国事，终于酿成了大祸。

唐王朝的末日

随着唐朝政治的日益腐败，藩镇割据势力也越来越强大，而唐朝皇帝对政权的掌控力却越来越弱。再加上农民起义的烽火越烧越旺，唐王朝的末日终于来临了。

腐败的朝政

晚唐时期，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之祸以及朋党之争，皇帝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天子身份，只不过是朝中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偶，所以多是一些昏庸的君主。这与当时的宦官专权有关，他们往往操纵着皇位的继承权，于是就会在诸多的候选人之中挑选那些不务正事、荒唐无用的人，宦官之间的权力斗争又常常会将这些无用的君主轻易地害死或废掉。

唐敬宗就是这样的一个皇帝，他继位的时候只有十六岁，刚刚继位就不顾一切地游戏玩乐。他平日里迷恋击球游戏，还喜欢徒手摔斗。他无时无刻都沉浸于这些耍闹之中，即使是在皇宫各个殿堂中，他也是说玩就玩，全无顾忌。陪同他玩的大小内侍们，如果球击得不好，就要遭到杖罚，甚至被发配到边远地区。而和他摔斗时，内侍们往往又不敢使出全力，所以屡屡有人被他摔得头破臂断。因此他左右的宦官们内心中对他怀有极大的愤懑。敬宗只是一心求乐，隔三差五地请来乐工大肆鼓吹敲打，或者是招募来有名的力士相互摔斗。当他看得兴起时，就随手大把大把地赏赐金钱。

唐敬宗不仅自己喜欢打马球，还命令禁军将士、三宫内人都要参加。他还在宫中举行了这方面的大型比赛，如马球、摔跤、散打、搏击、杂戏等，很多人都来参加。敬宗还命令宫人、教坊、内园等分组，骑着驴打马球，一直折腾到夜里一二更才结束。敬宗白天玩不够，就深夜带人捕捉狐狸，宫中称之为“打夜狐”。

他根本不关心朝政，连每天形式上的上朝也不顾了，常常是一个月下来连三次上朝都没有。这样群臣们想见他一面难乎其难，在朝堂中等了一天又一天，不知何时才能晋见。谏议大夫李渤向其进谏，敬宗没有办法很晚才来到了朝堂。退朝以后，左拾遗刘栖楚对敬宗的做法更是极力地劝说，他头叩龙墀，鲜血直流。敬宗虽然表现出大受感动的样子，但就是不改正，后来大臣们一个月之内也很难见到皇帝两三次。在地方任职的李德裕为了劝谏皇帝，进献了《丹扆箴》六首，敬宗命令翰林学士韦处厚起草诏书表扬了李德裕，但还是始终不肯改正。

一次敬宗突然想去骊山游幸，大臣们都表示反对，但就是制止不了他的这个想法。拾遗张权舆在大殿叩头进谏说，骊山是一个很不吉祥的地方，但凡到过那里的君主都会遭到亡国的后果。并列举了周幽王、秦始皇和唐玄宗等帝王的事例来讲给他听。敬宗对他的话非但不听，反而更增添了前往的兴致，于是当日就去了那里。回来之后还对手下的人说，大臣们的话是不可信的，丝毫不把臣下的意见当回事。

唐敬宗最后被宦官刘克明和击球军将苏佐明等谋害而死，谥号为“睿武昭愍孝皇帝”。但他后面的皇帝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例如唐僖宗也是痴迷打球，甚至到了让人以打球来赌西川节度使的地步。他曾经得意地对身边的伶人说：“朕若参加击球进士科考试，应该中个状元。”那位伶人则毫不客气地回应道：“若是遇到尧舜这样的贤君做礼部侍郎主考的话，恐怕陛下就会名落孙山。”他还与亲王斗鹅，一只鹅的赌资竟高达五十万钱。有一次京畿地区发生蝗灾，地方官员报告说：“这些蝗虫不吃皇家庄稼，都吓得抱着荆棘自尽了。”而唐僖宗对这些谎言竟然深信不疑。然而广大的民众却不堪忍受唐王朝的政治腐败、经济剥削和生活的艰难，撼动了唐王朝统治的黄巢起义由此爆发。

黄巢起义

安史之乱后，民众的赋税负担越来越沉重。在783年的泾原兵变中，当时参加兵变的士兵攻入长安，就高呼：“不夺尔商户僦质，不税尔间架、除陌矣。”唐朝被迫宣布“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但不久就又恢复了。

874年，关东地区遇到了一场严重的旱灾，可唐朝政府依然催促地方上交赋税。民众忍无可忍，就揭竿而起。濮州（今山东鄄城北）人王仙芝领导几千人在长垣（今河南长垣）起义，以“天补均平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的名义传檄诸道，痛斥唐政府官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深得人们的拥护。875年，王仙芝打下了濮州和曹州，队伍壮大到数万人。这时黄巢率领数千人也在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起义，响应王仙芝。

黄巢本以贩盐为生，但唐朝的盐税越来越重，便决定起兵响应。黄巢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长安去参加进士考试，但都没有考中。黄巢和王仙芝两支起义队伍汇合后，转战山东、河南一带，接连攻下许多州县，声势越来越大。唐王朝非常恐慌，命令各地镇压。但是各地藩镇都不愿意损失自己的队伍，互相观望，使唐王朝束手无策。

唐王朝看到军事镇压的办法不行，就采用封官许愿的手法。在起义军攻下蕲州（今湖北蕲春）的时候，派宦官来见王仙芝，授予他“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衔。王仙芝听到有官做，迷了心窍，表示愿意接受任命。黄巢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气愤，就带领一群将士冲到王仙芝那里，狠狠责备他说：“当初大家起过誓，要同心协力，平定天下。现在你却想去当官，叫我们弟兄往哪里去？”王仙芝还想搪塞，黄巢抡起拳头，朝王仙芝劈头盖脑地打了过去，打得王仙芝满脸是血。王仙芝自知理亏，只好认错，把唐朝派来的宦官赶跑了。

经过这番波折，黄巢决定跟王仙芝分两路进军。王仙芝向西，黄巢向东。不久王仙芝率领的起义军在黄梅（今湖北黄梅）被唐军打败，他本人也被杀死。王仙芝失败后，起义军重新会合，大家共推黄巢为王，号称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

起义军在黄巢的带领下，一路上势如破竹，接连打下越州（今浙江绍兴）、衢州（今浙江衢州）。接着又劈山开路，打通了从衢州到建州（今福建建瓯）的七百里山路，一直打到了广州。在广州休整以后，因为岭南地区发生了瘟疫，黄巢便带兵北上，顺利地渡过了长江，直达淮河。各地的藩镇将领都想保存实力，不愿为唐王朝卖命，没有人认真阻挡。

880年，黄巢带领六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潼关。唐王朝惊慌失措，唐僖宗和宦官首领田令孜带着妃子，逃到成都去了，来不及逃走的唐朝官员纷纷出城投降。黄巢进入长安城后，即位称皇帝，国号大齐，改年号为金统。但黄巢起义军长期流动作战，占领过的地方都没留兵防守。因此虽然几十万起义军进入了长安，但四周还是唐军的势力。没有多久，唐王朝调集各路兵马包围了长安。

而这时黄巢起义军却沉醉在胜利之中，“还将短发戴华籫，不脱朝衣缠绣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朝闻奏对入朝堂，暮见喧呼来酒市”。黄巢从当皇帝的那一天开始，就迷失在温柔乡里。将领们在取得官位后，也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生活。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黄巢也派出宦官去充当监军，结果导致将领的反叛。

黄巢派出大将朱温驻守同州（今陕西大荔），但是朱温却投降了唐朝。唐王朝又召来沙陀贵族、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率领四万突厥骑兵进攻长安。起义军大败，只好撤出长安。

黄巢带领起义军撤退到河南，又遭到朱温、李克用的围攻。884年，黄巢在攻打陈州（今河南淮阳）失败之后，在唐军的紧紧追赶下，最后退到泰山狼虎谷，兵败自杀。

闲适的女子

唐人绘画中经常看到闲适的女子。然而当乱世来临时，安静的生活被打破了，被唐僖宗处死的女子就是唐末无数命运悲惨的女子的缩影。

黄巢死后，他的二三十个姬妾被唐军抓住，唐僖宗亲自审问她们说：“你们都是勋贵人家的女儿，世受国恩，为什么要跟随逆贼呢？”为首的一个女子回答道：“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而失守长安，您不是也逃到巴蜀之地去了吗？您现在责备我一个女子不能抗拒贼人，那么那些逃跑的公卿将帅，您该如何处置他们呢？”唐僖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下令把这些女子全部处死。临刑前执法人员因为可怜这些女子，让她们喝醉后再行刑。女孩们边哭边喝，不久都在醉卧中受刑而死了。唯有那个为首的女子不哭也不喝酒，从容就死。

朱温篡唐

黄巢起义失败后，唐僖宗回到长安。这时候各地的藩镇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都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成为大大小小的割据力量。其中最强大的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和宣武节度使朱温。朱温是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人，祖父和父亲都是乡村的私塾教师。二十五岁时，朱温参加了黄巢起义军，因为作战骁勇屡立战功。黄巢起义军建立“大齐”政权后，朱温奉命转战河南一带，攻占了邓州（今河南邓州），阻断了唐军由荆襄北攻起义军的道路，巩固了“大齐”政权的东南面防线。经过短短五年的南征北战，三十而立的朱温成为了黄巢手下最得力的干将。

882年，朱温与唐朝河中节度使王重荣隔河对峙，由于兵力弱少，朱温几次战败，只得向黄巢求救，但都被负责军务的孟楷拦阻扣压。再加上起义军内部混乱腐败，朱温一筹莫展。这时有谋士进言道：“黄巢无德无能，只是趁唐朝衰乱才得以占领长安。如今看来，唐朝气数未尽。将军您在外拼死苦战，却为庸人所阻挠，这就是先前章邯叛秦而归楚的原因。”朱温反复掂量后，就杀掉了监军，率部投降了唐朝。

唐僖宗在得到朱温归降的消息后大喜过望，兴奋地说：“这真是天赐我也！”立即赐朱温高官厚禄，还赏他一个名字，叫“全忠”。唐僖宗似乎看到了复兴祖业的希望之光，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引进来的却是一只真正的“狼”。

朱温投降唐朝廷后，唐朝廷任命他为汴州（今河南开封）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汴州是运河要冲，地方上颇多富商土豪。朱温便收大土豪李让为干儿子，并挑选了一批勇武有力的富家子弟，编成一支叫作“厅子都”的部队作为自己的亲兵卫队。

唐僖宗病死后，他的同母弟李晔继位，是为唐昭宗。昭宗想依靠朝臣来反对宦官，结果遭到了失败。到了后来，宦官还把唐昭宗软禁了起来，打算另立新皇帝。这件事给了野心勃勃的朱温一个好机会。朱温派出亲信偷偷溜进长安，跟宰相崔胤秘密策划，发兵杀了宦官头目刘季述，迎接唐昭宗复位。唐昭宗和崔胤还想杀掉所有的宦官，其它的宦官就投靠另一个藩镇、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他们还把唐昭宗劫持到了凤翔。崔胤向朱温求救，朱温带兵进攻凤翔，要李茂贞交出唐昭宗。李茂贞兵力敌不过朱温，只好交出了唐昭宗。

朱温把唐昭宗抢了过来，带回长安。从此唐王朝政权就从宦官手里，转到了朱温手里。

朱温掌握了大权后，就派军进入皇宫，对宦官进行了彻底的屠杀，只留下黄衣（品秩最低的宦官）幼弱者三十人，供宫中打扫。同时朱温还下令各地藩镇将担任监军的宦官一律杀掉。唐朝持续一百多年的宦官势力，至此被彻底铲除。但这时唐王朝也走到了尽头。朱温因诛杀宦官有功，受封梁王，从此挟天子以令天下。

904年，李茂贞又率军逼近长安。朱温将唐昭宗挟持到了洛阳。在途中停留期间，唐昭宗秘密召各地藩镇前来救援他。西川节度使王建派兵会合李茂贞军，前来抢夺昭宗，途中遇到朱温军队的阻挡而退回。昭宗又向李克用传书告急，但是朱温早有准备，屯重兵在河中，李克用也无计可施。四月昭宗达到洛阳。一些藩镇为了和朱温对抗，就连盟举义，打出了“复兴”的旗号。朱温就在八月杀死了唐昭宗，另立唐昭宗的第九子，年仅十三岁的李柷为傀儡皇帝，他就是唐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唐哀帝。

宦官被诛杀殆尽，皇帝成了朱温手中的傀儡，留下的还有一批唐王朝的大臣。朱温手下的谋臣对朱温说：“你要干大事，这批人是最难对付的。他们平时自命清高，把自己称作‘清流’，应该把他们扔到浊流（指黄河）里去。”朱温听从了他的话，在一个深夜，把三十多名朝臣集中起来杀掉，全部扔进了黄河里。

907年，朱温废了唐哀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定年号为开平，建都汴（今河南开封），史称后梁，朱温是为后梁太祖。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唐王朝彻底宣告结束。

唐朝的文化

唐朝经济的繁荣和开放的胸襟促进了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进步，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两项是在唐朝出现的，这就是火药和雕版印刷术。此外孙思邈的医药学和僧一行的天文历算学，也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

唐朝的文学成就集中在诗歌和散文上。诗歌绚丽多彩，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顶峰。散文一转前朝文风，古文则代表唐代散文的主要成就。传奇小说也在唐朝出现，奠定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基础。在唐朝还开始确立了官修史书的制度，并且产生了第一部史学史的专著《史通》。除此之外，唐朝的音乐、绘画、雕塑等艺术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科技的发展

科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唐朝在火药、印刷、医学、历法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些成就也促进了唐朝盛世局面的出现。

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堪称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当然它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的。印刷术的始祖，应该是人们日常使用的图章，也就是印玺。

印章有阳文和阴文两种，阳文刻的字是凸出来的，阴文刻的字是凹进去的。如果使用阳文印章，印到纸上就是白底黑字，非常醒目。但是印章一般比较小，印出来的字数有限。刻碑一般用阴文，拓出来的是黑底白字，不够醒目。而且拓碑的过程比较复杂，用来印制书籍也不方便。但是拓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石碑面积比较大，一次可以拓印许多字。正是在这两种刻印方法的启发下，雕版印刷术被发明出来。

雕版印刷的方法是这样的：把木材锯成一块块的木板，把要印的字写在薄纸上，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划，用刀雕刻成阳文，使每个字的笔划突出在板上。木板雕好后，就可以印书了。印书的时候，先用一把刷子蘸了墨，在雕好的板上刷一下，接着用纸复在板上，另外拿一把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把纸拿下来，一页书就印好了。一页一页印好以后，装订成册，一本书也就印成了。这种印刷方法，是在木板上雕好字再印的，所以大家称它为“雕版印刷”。

对于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具体时间，一般认为是唐朝贞观年间。当时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编写了一本叫《女则》的书，长孙皇后死后，唐太宗下令用雕版印刷把它印出来。玄奘取经归来后，也刊印了许多普贤菩萨像，施于四方。到了唐朝末年，全国的印刷业已相当发达，印刷的中心则主要分布在成都、淮南和洛阳等地，雕版印刷术也开始流传到了国外。

火药的发明

除了雕版印刷，火药也是唐朝重要的科技发明。火药的起源与炼丹术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古代方士在炼丹时无意中配制出来的。它的产生，也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炼丹士常用的丹砂，是古代的主要颜料。丹砂可产生水银，水银又制成银珠。其他颜料如赭石、曾青、铜绿、石绿、藤黄等，都是炼丹过程中出现的副产品。火药也是炼丹中的副产品之一，它可能是在两种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是直接用类似火药的药料制造某种药时，这种药发生了火药的作用；另一种是间接用类似火药的药料变化某种药时，这种药意外地发生了火药的作用，因此发明了火药。

第一次把火药的配方记录下来的，是唐初的炼丹家和药物学家孙思邈。他写了一部《丹经》，书中谈到硫磺的“伏火”方法，即把硫磺、硝石各二两，研成粉末，放进砂锅里。然后掘一个坑，把锅放在坑里，使锅顶和地面平齐，再用土把锅的四周填实。然后把三个皂角烧红成炭，一个一个放入锅里，不小心就会起火，这就是原始的火药。

到了唐朝末期，火药开始用于军事。最初用火药制造的武器叫作“火箭”，就是把一种火药的引线点着，用弓箭射向敌人的武器。后来又发明了“发机飞火”，就是用抛石机把点着的火药包抛向敌人。唐哀宗时，郑璠率军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发机飞火”，烧毁了该城的城门。这是有关火药用于军事的最早记载。唐朝发明的火药屡经改进，后来经过阿拉伯传入欧洲，对整个世界文明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李淳风与僧一行

有唐一朝，涌现出大量的天文学家。李淳风就是初唐杰出的天文学家，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科学家。他在世界最早的气象学专著《乙巳占》中，把风分为八级。直到一千年以后，英国学者才把风力划分为零到十二级。

当时唐朝使用的是《戊寅元历》，在日、月食方面经常出现明显的误差。有一年李淳风按自己的历法计算，某月初一将出现日食。而朝廷按旧历法颁布的历书中这天是没有日食的，他就把自己算出的日食发生、结束的精确时刻上报到朝廷。但当时认为日食是一件不吉祥的事，李世民不高兴地说：“李淳风，如果没有日食，你准备接受什么惩罚呢？”李淳风回答道：“圣上，如果没有日食，我甘愿受死。”

等到了那一天，李世民在院子里等着，快到李淳风说的时间了，太阳还是毫无动静。李世民就对李淳风说：“我看你赶紧回家一趟，与老婆和孩子告别吧！” 李淳风对自己的历法充满了信心，说道：“还早着呢。”然后李淳风在地上插一根木棍，影子投射到墙上，他在墙上的影子边划了一条标记说：“圣上请看，等到影子到这里时，就会出现日食。”果然到那时日食就发生了，跟他说的时间丝毫不差。从此李世民对李淳风的历法大为欣赏。到了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朝廷决定改用李淳风的历法，并将其命名为《麟德历》。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

此图为唐朝画家梁令瓒所绘。原画分为上下两卷，前画五星，后画二十八宿。现在只保存下来五星及十二宿神形，计十七幅图。古人以神兽命名各宿，每个星宿或作老人，或作女像，以及其他怪异的形象。人兽线条纤细圆劲，设色以黄色为基调，墨色用晕染法，极富立体感。

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一行和尚，本姓张，名遂，魏州昌乐（今山东昌乐）人。张遂的曾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功臣张公瑾，但张氏家族在武则天时代已经衰微。张遂自幼刻苦学习历象和阴阳五行之学，青年时代即以学识渊博闻名于长安。为避开武则天的拉拢，剃度为僧，取名一行。先后在嵩山、天台山学习佛教经典和天文数学，曾翻译过多种印度佛经，后成为佛教密宗的领袖。

武则天退位后，李唐王朝多次召一行回京，均被拒绝。直到唐玄宗李隆基派专人迎接，他才回到长安。玄宗遂命一行主持修编新历。一行和尚从725年开始修编新历，到727年完成，因《周易》“大衍之数”而取名《大衍历》。这部历法系统周密，结构合理，比较符合天文实际，是当时最为的先进历法。后来的历法家几乎都是按照它的结构来编写历法的，直到明朝末年吸收西洋历法后才有所改变。

为了编制此部历法，僧一行发起和组织了世界上最早的测量子午线长度的活动。子午线即地球的经度线，子午线长度是天文学上一项重要的基本数据，通过子午线长度可以确知地球的大小。724年，在僧一行的发起下，唐朝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大地测量活动，测量地点达十二处。以今河南省为中心，北起铁勒（今内蒙古自治区以北），南达林邑（今越南中部），测量范围之大，前所未有。国外实测子午线长度，是814年阿拉伯天文学家进行的，比我国晚了九十年。

而在724年，一行和尚还与梁令瓒等人创造了一架黄道游仪，用来观测日、月的位置和运动情况。一行通过观察，发现了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恒星自行的观点早了将近一千年。

历史细读

因孙思邈医术高超，善于养生，后人对他的年龄至少有六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他活了一百零一岁，第二种说法是一百二十岁，第三种说法是一百三十一岁，第四种说法是一百四十一岁，第五种说法是一百六十五岁，第六种说法则是一百六十八岁。

药王孙思邈

唐代医学有很大的发展，不但分科较细，而且名医辈出，其中最杰出的是“药王”孙思邈。孙思邈的《千金方》共收载了八百余种药物，对其中二百多种药物的采集和炮制专门做了记述。

孙思邈不但是药王，医术也很高超。传说有一天孙思邈外出，看见一行出殡的队伍迎面走来。他忽然上前一步按住棺材大喊：“且慢！且慢！”送殡的人以为他是疯子，要赶走他。孙思邈说：“人还没有死，怎么忍心埋了呢？”众人说：“人早死了，你不要再胡说。”孙思邈说：“人如果死了，血会凝固的。你们看棺材底下正在滴鲜血，怎么说人死了呢？”众人一看，果然有细细一道血丝向外流，就打开棺材请他看。只见一个妇人面黄如纸，小腹很高，下身正向外渗着鲜血。

这女子的丈夫哭道：“我妻子婚后十年没有生育。这次怀孕一年多了，昨天才觉胎动，又难产死了。”孙思邈试了病人的鼻息和脉象，取出三根银针，一根刺人中，一根刺中脘，一根刺中极。三针扎下去，孕妇很快苏醒过来。众人把孙思邈当成了神仙，一齐跪下磕头。孙思邈送给病人的丈夫一剂药，回去后服下，果然母子平安。

传说未免带有离奇的成分，但孙思邈总结的养生经验历代相传，到今天依然为人们所奉行。这就是发常梳、目常运、齿常叩、漱玉津、耳常鼓、腰常摆、腹常揉、摄谷道（即提肛）、膝常扭、脚常搓。

唐朝医学的另一个杰出成就，是由苏敬等人在659年集体编修的图文并茂的药物学专著《新修本草》。此书共五十三卷，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定的药典。

此外外国的医药学此时也传入国内，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外国的医生也可以在唐王朝行医。

史学的发展

唐朝以前，史书大都是私家著作，唐太宗时开始设立史馆，指定专人编修前代和本朝国史，并令宰相监修。从此作为正史的纪传体史书的编修工作，完全操于政府之手。

唐代编成的正史很多，二十四史中，唐朝编修的共有八部，即《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六部官修史书，以及由李延寿私人编修而获得政府批准成为正史的《南史》和《北史》两部。鉴于梁、陈、北齐、周、隋五史没有《志》，后来又增修了《五代史志》，这就是现在《隋书》中的《志》。

《通典》

《通典》是中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专史。作者杜佑，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牧的祖父。《通典》一书记载了从上古直到唐代宗年间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此书不仅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为后来的典章制度分类专史开创了先例。

《通典》全书共二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门，这一结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这个逻辑构成，体现了杜佑对封建制度的全盘理解。在每一门目之中，杜佑又细分子目，每事以类相从。他叙述各种制度及史事，大体按照年代顺序，原原本本地详细介绍。在有关事件之下，还引录前人的有关评论，或写下自己对此的看法。这种评论与叙述相结合的写作方法，提高了《通典》的学术与经世致用价值。

《史通》

《史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刘知几，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刘知几的祖父就是个史官，父亲曾任唐高宗的侍御史。刘知几十七岁时就读完了唐朝以前的主要史书，二十岁中进士，任主簿，继续研究史学。

在修史的过程中，刘知几很反感一些“隐秘”，即歪曲历史的写法，坚持按照着自己的意志编写史书。经过九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史通》。

《史通》书影

《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它兼有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方面的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在这本书里，刘知几总结了唐以前的各种史书，分析论证了这些史书的优劣，同时提出了自己修史的见解。《史通》分内外两篇，内篇的《六家》《二体》两章，专门分析研究唐以前史书的类别和体例。所谓“六家”，指的是《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各家，说明了各家的源流兴衰和优缺点。“二体”就是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体裁各有特点。外篇包括《史官建置》和《历史正史》两篇，概括了过去历代政府编纂史书机构的变化，以及历朝正史的写作情况。对于史书里的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以及史书的论赞、序例、断限等，都备加论列。

值得一提的是，刘知几非常反对在史书里宣扬神学迷信思想，他引用史书中大量关于灾变怪异的记载，证明“天人感应”现象是根本不存在的，除了少数是自然现象的偶合以外，绝大多数都是伪造的。刘知几说：“且叙一灾，推一怪，董京之说，前后相反；向欲之解，父子不同。差之千里，何其阔哉？”刘知几还举例说：“同样是冬天无雪，发生在战国被说成是惩罚天子的软弱，而发生在汉朝又被说成是警告汉武帝的征伐，这难道不是信口雌黄吗？当周武王准备伐纣时，他占卜吉凶的结果是‘龟焦蓍析’，这是神灵不许他出征，但武王东征后却取得了胜利。有人传说鵩鸟入室会给人带来不幸。汉朝贾谊在长沙的时候，忽然有鵩鸟飞进了他的寝室，但是第二年贾谊却被皇帝召住京城，受到了重用。”

宗教的发展

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朝代，对于各种文化都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不仅佛教、道教这些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之久的宗教在有唐一朝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就连西方的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景教等外来宗教，也在这一时期相继传入中国。

佛教

在唐朝前期，佛教非常盛行。唐太宗认为佛教“玄妙可师”，因此佛教不仅得到很大发展，而且高僧也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某些知识分子甚至认为做官不如当和尚，因为通过入寺为僧取得富贵，比参加科举要容易得多。这些抱着争取富贵野心当和尚的知识分子，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学习领会佛教教义的条件比普通僧众优越。他们出家以后，或倡立新说，或译出新经，因为只要培养起名声，富贵便自然而来，许多高僧甚至成为皇帝的老师。到了武周时期，因为武则天自命是佛的化身，更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

但在同时，因寺院享有免役、免税等特权，其势力快速膨胀，反佛的斗争也开始激烈起来。唐初反佛斗争的代表人物是傅奕。他视佛教学说为“糜损国家”的亡国之论，并认为佛教僧徒“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坚决反对其在唐朝的传播，主张令僧尼还俗。

621年，他上《废省佛僧表》，列举清除佛教益国利民理由十一条，又搜集魏晋以来各朝反对佛教者的传略和言论，编为《高识传》十卷，以佐证其革除佛教的理由。他明确提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在他看来，人的生老病死，是由于物质性的自然因素；人事的凶吉祸福，则是和君主所推行的政策与自身的努力有关，而与人们是否信仰佛教无涉。因而他认为，佛教徒把人的生死寿夭、贫富贵贱，都归结成超自然的佛法，“乃谓贫贱富贵，功业所招”，“皆云有佛”，是“愚僧矫诈”，是“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傅奕的言论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傅氏所奏在司，既不施行，奕乃多写表状，公然远近流布。京室闾里，咸传秃丁之诮；剧谈席上，昌言胡鬼之谣。佛目翳而不明，僧威阻而无力。”唐朝皇帝也对佛教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唐太宗时期佛教的代表人物法琳说老子的父亲是一个单眼、跛脚、缺耳的乞丐，七十多岁还讨不起老婆，后与邻居老女仆私通，才生下老聃，因为是在李树下生的，所以就姓“李”。这让以老子后代自居的唐朝王室极为愤怒。唐太宗就对法琳说：“你们佛教的经卷里说，只要一念观音菩萨，刀不能伤。现在给你七天时间去念观音，到时拿你试刀，看看到底伤不伤！”七天之后，太宗派人来问：“这几天念观音灵验了没有？”法琳不得不狡辩：“这七天我没有念观音，只念陛下。”太宗又使人问他：“让你念观音，你为何只念陛下？”法琳回答到：“陛下建立了绝大功业，按照佛经，陛下就是观音，所以只念陛下。”虽然法琳凭巧言善辩逃过了死罪，但还是在流放途中病死。

玄奘翻译的佛经

玄奘的译经工作得到了唐朝政府的支持，这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上就有“玄奘奉诏译”的字样。

但是佛教依然在唐朝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南北朝以来新的佛经不断传入，对教义的解释都不尽相同，所以逐渐形成了许多佛教宗派。其中以玄奘为代表的法相宗、以法藏为代表的华严宗和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的影响较大。

法相宗，因剖析一切事物（法）的相对真实（相）和绝对真实（性）而得名。创始人玄奘曾游学印度十多年，回国后先后译出《成唯识论》，奠定了法相宗的理论基础，再加上其强调不许有心外独立之境，亦称唯识宗。由于玄奘及其弟子常住大慈恩寺，故又称慈恩宗。

不过有意思的是，虽然玄奘在历史上享有大名，但他所创立的法相宗却没有保持长久的影响力。当时玄奘回到唐朝以后，极受恩宠。他可以出入宫禁，陪驾随行，译经事业也可以享受到得天独厚的供给条件，甚至被皇帝尊为“法门之领袖”，唐太宗还为之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但他的活动范围也由此局限在最高统治集团和一部分上层僧侣的小圈子，和一般的佛教信众并没有多少交涉，因此无法形成拥有广泛信众基础的教团组织。

法相宗没有在中国持续下去，大概还有以下的原因。当时佛教宗派之间的竞争比较激烈，再者法相宗的学说中包含有变革现实的因素而不受统治者的欢迎，唐朝皇帝对玄奘的兴趣超过了对法相宗的兴趣。另外法相宗比较深奥，不能深入基层，所以一旦失去了王权的支持，就很快衰落了下去。

华严宗也是唐朝兴起的佛教派别，在这其中法藏作出了突出贡献。法藏本是西域康居国人，因而以康为姓，其祖父侨居长安。他十七岁时入太白山求法，后去云华寺师从智俨，听讲《华严经》，得其嫡传。他多次讲授《华严经》，备受世人推崇。在他讲到万物互相包容的关系时，连自诩天资聪颖的武则天也无法理解。他就用金狮子作比喻，说金狮子的眼和耳等都是由黄金造成的，所以狮子眼即狮子耳。而金狮子的每根毛是金，所以一根毛中就有金狮子，甚至是无数的金狮子。总之现象和现象之间虽然有差别性，但更有同一性。武则天恍然大悟。他的弟子把这次宣教记录加以整理，称为《华严金狮子章》，又称《金狮子章》。此书集中和简要地概括了华严宗的基本观点，是华严宗的权威性著作。

法藏为使本宗顺利发展，始终把自己的宗教活动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密切结合在一起。一遇旱灾，他就为朝廷作法祈雨。697年，朝廷出师讨伐契丹部落叛乱，法藏又设道场行道，为唐军祈福。在699年，京师发生了地震，人们都惶惶不安，觉得这是大难临头的凶兆。而此时法藏正在讲《华严经》，讲堂及寺中的房屋都被撼动，僧众惊惶不已。法藏却解释说：“佛在说法的时候，常感到有六种震动。今天终于印证了。”他立即派人报告武则天。武则天欣然下诏，把这场地震宣扬成是如来佛降迹显灵，既是法藏精诚所致，也是朝廷上得天心下符民意的结果。法藏的一系列活动深得武则天的欢心，武则天特意将《华严经》中贤首菩萨的名字赐给法藏，因而法藏又名贤首，华严宗又名贤首宗。

禅宗虽然早已有之，但直到六祖慧能时期，才逐渐在中原佛教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禅”是梵语音译“禅那”的简写，意思是静虑。静坐沉思，称为“坐禅”或“禅定”，是佛教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慧能的佛学主张可归纳为四句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主张佛在心内，只要净心、自悟，就不必苦修，不必背诵大部头的经卷，便可以顿悟成佛。这种简单易行的修行方法适应了基层民众的要求，因此流传很广。

慧能俗姓卢，先世河北范阳（今北京一带）人。其父谪官至岭南新州，故638年慧能生于此地。慧能幼年丧父，家境贫困，靠卖柴养母。有一天他听到有人在诵读《金刚经》，颇有感悟，就准备学习佛法。670年，他把母亲安顿好之后，就北行求法。

672年，慧能来到黄梅（今湖北黄梅）参拜弘忍大师学法。弘忍见面就问：“你是哪里人？来求取什么？”慧能回答道：“弟子乃岭南人，来到这里不求其他，只求作佛。”弘忍听了随口说：“你是岭南的蛮夷，哪里能作佛？”慧能回答说：“人有南北之分，佛性并无南北之分。我怎么不能作佛？”弘忍颇感吃惊，不好回绝他，就安排他在碓房舂米。

在慧能入寺八个月之后，弘忍命他的弟子呈上一首偈语，希望从中选择继承人。但当时弘忍的徒众有七百多人，慧能只是干杂事的，本来没有资格参加。神秀是众僧中的上座和尚，他在半夜三更时分，独自掌灯，在佛堂的南廊写下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慧能在第二天则回应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众人大惊。弘忍就把世代相传的衣钵交给他，认定他为禅宗六祖。

慧能后来回到南方，几年之后他来到广州法性寺，正好遇到有两位僧人为风吹动了幡旗一事而争论，一个说风动，一个说幡动，争论不已。慧能便插口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你们的心动！”此言一出，众人顿时对慧能刮目相看。慧能由此名声鹊起。不久慧能从广州到了曹溪（今广东韶关南）宝林寺，在这里慧能正式传法，确立了他作为禅宗六祖大师的地位。武则天、唐中宗多次邀请他赴京师，终不应诏。而神秀则在北方传法。从此南北分流，形成了禅宗的南北两派。但后来慧能的弟子则在论战中战胜了北宗，慧能的南宗在禅宗传播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成为唐以后中国佛教的主流。

唐玄宗禅地玉册

用玉制成的书籍称为玉册。古人深信玉材经久不朽，因此玉册多是朝廷进行重要祭祀活动或记录重大事件时所特制的典籍。此玉册就是唐玄宗在725年泰山封禅时祭祀大地所用的玉册。

道教

有唐一代，道教异常繁荣。与佛教相比，道教卷入政治更深。隋朝末年，有些道士眼看着隋王朝行将覆灭，便在逐鹿中原的群雄中物色新的政治靠山。如东都道士桓法嗣投靠王世充，认为王世充“当代隋为天子”；泰山道士徐洪客则向李密献进取天下之策；当时还是道士的魏徵也“进十策以干（李）密”，密“虽奇之而不能用”。但更多的道士还是断定李渊父子能够取得天下，故纷纷为其效劳。道士岐晖在611年即称“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617年，当李渊起兵反隋时，岐晖更宣称：“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遂改名叫平定，并组织道士八十余人前去接应，还捐出道观中所有的粮食。而在唐高祖李渊准备起兵反隋时，著名道士王远知就密传符命，为其制造舆论。道士薛颐在618年也跑到秦王府中，告诉李世民“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李世民在没有登基之前，曾与房玄龄一起微服去拜见王远知。王远知外出迎接，说道：“你们二人中必有一人是圣人，应该是秦王吧？”李世民就如实相告。王远知说：“您将来要做太平天子，愿您自爱啊！”李世民后来又亲自去拜见王远知，受三洞法，投在道教名下。

另外唐王朝之所以对道教尊崇和扶持，还有其特殊的政治需要。隋唐之际，魏晋以来盛行的门阀统治已趋衰落，但仍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唐朝皇族虽是贵族，但并非名门望族。为了抬高其门第，巩固统治，唐朝皇帝便利用道教祖师老子姓李的巧合，尊奉老子为唐王室的祖先，宣称自己是神仙后裔。

这时一些道教上层人物，也在各处制造“老君显灵”、降授“符命”的传言，以迎合李唐王室的政治需要。620年，有一个名叫吉善行的人声称在羊角山见到一位骑着朱鬛白马的白胡子老人。据说那位老人告诉他：“我是当今天子的祖先李耳，如今是太上老君。你去转告唐天子，他的子孙可以世代为天子。”李渊听到此番言论后，便在羊角山立庙纪念，从此宣称自己是太上老君李耳的后代，是“神仙之苗裔”。

在这种背景下，625年唐高祖李渊下诏宣布三教中道教列第一，儒教列第二，佛教排第三。637年，唐太宗李世民再次宣布尊奉道教。666年，高宗诏封老君“太上玄元皇帝”尊号，命令天下各州皆置道观一所，各度道士七人。678年，又将《道德经》列为国家科举考试的正式科目，列于《论语》等儒家经典之前。同年又下令道士隶属于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宗正寺，有罪也不依常法处置，地位仅次于诸王。有唐一朝常有朝臣、皇亲特别是公主弃官辞宫，入观修持。

唐玄宗登基以后，鉴于武氏、韦氏均利用佛教势力篡夺李家王朝的事实，自即位之日起，便大力推行崇道政策，从而使道教的发展达到了唐代的顶峰。

唐玄宗在即位之初，就组织人力搜集天下道书并进行整理和传播。最终编成《道藏》一书。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他还加尊玄元皇帝（即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又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壮大道教的势力。后来又置崇玄学，设立博士，培养道教人才，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每到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这三天，文武百官都得去崇玄学听《道德》《南华》两经。

741年，有人向唐玄宗进言说见到玄元皇帝降临，并告诉他在尹喜台附近藏有灵符。玄宗马上遣人前去挖掘，果然掘得“灵符”。很多人认为这是伪造的。但唐玄宗丝毫不理会，认为这是老子对他的恩赐，就将年号“开元”改为“天宝”，并改发现灵符的桃林县为灵宝县。

唐玄宗还先后把卢鸿一、王希夷、李含光、司马承祯、张果等当时最著名的道士请到长安来，加官进爵。甚至还要把玉真公主嫁给道士张果，不过被张果拒绝。743年，唐玄宗命令天下诸州在开元观均铸老子像一尊。他还用白玉塑造了数米高的老子像，又将自己的塑像立于其侧。748年，他又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之像陪祀老子。

而在民间，士大夫对宣扬长生不死的道教也极为向往。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声称 “吾之有生二十载矣，雅厌城阙，酷嗜江海，常学仙经，博涉道记”。田园诗人孟浩然也有意“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李白更是“五岁诵《六甲》”，“十五游神仙”，最后还登坛受箓，正式成为道教中人。

在此背景下，道教得到了极大发展。华山、王屋山、青城山、天姥山、泰山等名山大川都遍布着道教的宫观，就连偏僻的深山野谷，也有着道教的踪迹。到了884年，仅在官府登记的道观就有一千九百余所，道士达一万多人。道教赢得了上至天子、下至百姓的信仰。

外来宗教

除了佛教和道教，唐朝皇帝对于其它的外来宗教也采取了开放的态度。西方的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景教等，在唐朝时相继传入我国。

祆教又名拜火教，曾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国教。祆教认为世界上有光明和黑暗两神在互相斗争，而火是光明的象征，代表善神，所以崇拜它。摩尼教受其影响而创立。依照教义，摩尼教徒要禁欲，不饮酒，不吃肉，不祭祖，身穿白衣，死后裸葬。694年，波斯人拂多诞持摩尼教经典《二宗经》来到中原，摩尼教的传入始见诸唐朝文献。摩尼教在唐朝有所发展，长安、洛阳、武威、敦煌等地都设有祆祠。唐政府中设有萨宝府，是专管祆教的机构。但后来摩尼教趋于衰落，只是在民间仍有流传。

虽然摩尼教没有在唐朝得到太大的发展，但在回纥却一度成为国教。回纥牟羽可汗助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时，曾在736年携带四个摩尼教士回国，摩尼教在回纥地区影响力大增，并成为回纥的国教。

摩尼教在回纥受到尊崇与回纥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当时回纥助唐平乱后，依靠粟特人（西域一善于经商的民族，在当时亚洲的国际贸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发展商业经济，而粟特人早已信奉摩尼教。另外当时回纥已由部落联盟形成了封建政权，原来的原始宗教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当时佛教在回鹘地区也有一定影响，并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佛教人物，例如胜光法师。胜光法师曾用回鹘文翻译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回鹘从9世纪开始信奉佛教，并用回鹘文翻译经典，还建造佛寺与石窟，绘制壁画，塑造佛像，创造了灿烂的佛教文化，使佛教得以在回鹘长时间流行。同时又对回鹘的文学艺术、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推动了与周边汉、藏等民族的交流。

但就唐朝时期回鹘部落的实际情况来看，回鹘人社会发展程度不高，对义理高深、体系庞大的佛教教理尚难以接受。而回鹘当时还以游牧为主，尚武好战。摩尼教以善恶二元论思想为核心，认为经过斗争，光明最终会战胜黑暗。而佛教不讲斗争而讲调和，戒杀生、戒争斗，不能满足当时回鹘部落的需要。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本

此碑出土于明朝，当时西方的传教士得知后，争相拓片，将之译成拉丁文寄回欧洲。1907年入藏西安碑林（今西安碑林博物馆）。碑额上部是吉祥云环绕的十字架，下部是具有佛教色彩的莲花瓣朵，显示出景教开的是中土佛教之“花”，结的是基督教之“果”。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即聂斯脱利派，又名也里可温教。因教义的分歧，在当时的宗教会议上被裁定为异端，聂斯脱利本人被撤职，在流放中死去。他的信徒被迫东迁，在波斯传教，在唐朝时期的中国也有所发展。因大秦是唐代对东罗马帝国的称呼，对景教也就称其为“大秦景教”。至于为何称“景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有“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句，可能是当时的聂斯脱利派教徒既取“基督”的谐音，又取光明辉煌的含义。

635年，叙利亚教士阿罗本带领一个庞大的传教团从波斯来到长安。唐太宗派高级官员到郊外“宾迎入内”，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并让他在长安译经布道。唐太宗还在638年下诏允许他在长安及各州建造寺院。景教一度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之盛况。

唐代景教第二位著名的传教士是景净。景净也是叙利亚人，随阿罗本一起来到唐朝。景净参加过佛经的翻译工作，同时也翻译了大量基督教经典。据说当时聂斯脱利派有经典五百三十部，景净译了三十部，现存八部。在唐德宗继位后不久，由传教士伊斯出钱，他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撰文。此碑重约两吨，碑身两米多高，正面镌刻汉字阐述了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和景教在唐朝的发展过程。碑底和两侧有用叙利亚文镌刻的七十名景教传教士的名字、职称和并列对照的汉文。

伊斯兰教在世界上出现虽晚，却较早地传入中国。628年，穆罕默德在向拜占庭、阿比西尼亚派遣使节的同时，也向中国派遣了使节。651年大食遣使来贡，则是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唐朝对伊斯兰教极为宽容，而大食也对中国极为向往，据说穆罕默德曾有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从651年到798年的一百四十八年间，大食共派出三十九批使节来到唐朝。

而751年唐与大食的怛罗斯之战则以战争的方式促使唐朝对伊斯兰教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怛罗斯之战中被俘归来的杜环所著《经行记》对伊斯兰教的教义、教法作了详尽的介绍，对唐朝人了解伊斯兰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于757年向大食借兵镇压叛乱，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大食援兵在平定安史叛乱后有一部分返回本土，一部分定居在长安一带。这些士兵没有携带自己的妻室，只能娶唐朝女子为妻。而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他们的妻室必须加入伊斯兰教，早期的伊斯兰教就以这种形式在中国传播开来。

景教和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在唐朝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地传播，与当时统治者开明的胸怀与怀柔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唐太宗李世民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正是由于唐人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宽松的文化气氛，在世界其他地区尚频繁爆发宗教战争的时候，这些外来宗教还能在唐朝和平共存并得到发展。

儒学的发展

有唐一代，在宗教得到发展的同时，儒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唐朝统治者出于种种考虑，对儒、佛、道都予以扶持。唐朝建国之初，原则上是以儒、释（即佛教，以其创始人释迦牟尼得名）、道并举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基本国策。高祖李渊下令恢复学校，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三百余员，郡县学亦各置生员，为儒学的恢复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和条件。李渊还经常亲临国子学，听诸生讲解经义。儒、佛、道遂在唐朝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而儒学也吸收了佛道的某些思想。

在儒、佛、道三家中，儒家是传统宗法文化的代表，它致力于建立上下有序、尊卑分明的社会等级伦理关系，以保持家族和睦，维护社会的统一和稳定。但当时儒学还不很完善，没有像佛教和道教那样，能够构造一个超脱社会现实苦难的彼岸世界，因此在哲学层面一度处于下风。

虽然当时的儒学还不够完善，但佛道两教追求一种超脱现实的精神境界，在实践中以出世离尘为前提，对社会经济还是有相当负面的影响。而儒学则能“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财务，弘益风范”。因此当时的佛教和道教为了取得唐王朝的支持，不得不在政治伦理关系上服从儒家的纲常名教。目连救母的故事就是在唐朝开始广泛流传的。

而在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大力提倡强化纲常名教的儒学。韩愈、李翱则顺时而动，领导复古运动，进一步巩固了儒学的权威。韩愈坚决排斥佛老，而李翱则从佛教吸收养料，把儒、佛相结合，为宋明理学开辟了道路。

对于儒学的发展史而言，唐朝也是中国儒学的重要发展阶段，其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五经正义》的编纂。汉代儒学重在明经，魏晋儒学重在义理，南北朝诸儒虽抱残守缺，但他们倡导的逐字逐句注释经典的“义疏之学”，得到了唐代儒家的尊重和提倡。唐太宗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儒生们撰定《五经》义疏，共一百七十卷，名《五经正义》，确定了儒家经典官方注解的权威地位，令天下传习。

《五经》是指五部儒家经典著作，即《诗》《书》《礼》《易》和《春秋》。汉武帝时，朝廷正式将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故称《五经》。《五经正义》在儒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其引用大量史料诠释典章制度、名器物色，又详于文字训诂，为后人研读经书提供了方便。同时这一次对儒家经典的整理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不仅对西汉以来的儒学成果兼容并蓄，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儒学上的各种纷争，在版本和经义两个方面达到形式上的统一，从而完成了中国儒学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而且还将《五经》定义为官方教科书，确立了其官方权威地位。

《五经正义》是唐朝儒家经典整理工作的最重要成果，但并不代表这项工作的全部。除《五经正义》外，唐朝学者的重要著作还有许多，诸如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贾公彦的《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徐彦的《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的《春秋穀梁传疏》，以及李鼎祚的《周易集解》等，都颇负盛名，价值甚高。

优美的唐诗

中国诗是含蓄的，靠着汉字的排列组合，能够产生一种绘画般的意境，给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而唐朝文学中，成就最辉煌的是诗歌，它的优美让世人折服。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伟大诗人之外，见诸典籍的还有两千多名诗人，他们共为后人留下四万多首诗歌。壮丽河山、勇士出征、悲欢离合、人生感悟，都通过唐朝诗人的如椽巨笔，鲜活地永驻于时空之中。可以说诗是汉文所发挥的最高艺术，唐诗则是诗中的最高峰。

唐诗的发展一般可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初唐扭转了齐梁以来浮艳的诗风，在初唐诗人中，号称“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成就颇大。后来的陈子昂积极提倡建安风骨，批判齐梁诗风，力求恢复文学浪漫和现实的完美结合，使唐诗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盛唐一般指从712年到762年这五十年的时间，这也是唐代诗歌的黄金时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同时出现在诗坛，各种体裁的诗歌争芳斗艳，才华横溢的诗人大量涌现，相互争辉。王维、孟浩然以优美的田园山水诗闻名，高适、岑参则以豪迈的边塞诗著称。

从安史之乱到唐文宗的太和末年即827年，这六十多年被称为中唐时期，现实主义的诗歌作品得到极大的发展。最突出的代表是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派，还有善用形象思维、表现手法奇特而独树一帜的李贺。

到了晚唐，伴随着国势的衰微和社会动乱，诗的风格发生很大的变化。杜牧虽然在艺术上有一些新的发展，但感伤的情绪还是成为了诗歌的主基调。李商隐则以沉郁的风格，尽现自己在仕途上历尽的坎坷。

春夜宴桃李园图

该图以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诗意入画，描绘了李白与其四从弟在春夜的桃李园中设宴、斗酒赋诗的情景。“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生动地描述了唐朝诗人的生活。

初唐四杰

初唐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受南朝诗歌的影响，柔靡纤弱。但号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他们才华横溢，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对现状的愤懑不平和壮怀激烈之情，拓宽了诗歌的题材。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也有大量诗作问世。

王勃是隋末大儒王通之孙。六岁能文，十几岁的时候在沛王府负责文书起草工作。他极有才华，如《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黄鹤楼

中国的名胜多与文化结合在一起。滕王阁的知名离不开王勃的《滕王阁序》，岳阳楼则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分不开的。而崔颢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句则使黄鹤楼跻身于江南三大名楼之列。

初唐四杰勇于创新，在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打破了六朝以来“宫体诗”的束缚，但还有不足之处。例如王勃的这首诗，三、四两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就不合律诗对仗的要求。一些轻薄的文人因此讥笑他们。然而这掩埋不了他们的文学成就。杜甫则有精辟的评论：“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然而由于王勃才高年少，也由此召来了祸端。当时斗鸡非常流行，而王公贵族们不光以此赌博金钱，有时还要靠鸡来互相炫耀，甚至还因为斗鸡而引发矛盾。一次唐高宗的儿子沛王李贤与英王李哲在群鸡会战中斗争激烈，王勃作为沛王李贤王府中的属官，就专门为沛王写了一篇游戏之作《檄英王鸡》，通过声讨英王的斗鸡来为沛王助兴。文中有言：“两雄不堪并立，一啄何敢自妄？……牝晨而索家者有诛，不复同于彘畜；雌伏而败类者必杀，定当割以牛刀。”

从文学的角度而言，这篇文章是骈文的经典之作，对仗工整，典故使用巧妙，充分体现了年仅二十岁的王勃高超的文才和渊博的学识。但此文被高宗认为是在挑拨诸王间的关系，触动了高宗担心皇室内斗的敏感神经。他当天就下诏罢免了王勃的官职，将他逐出沛王府。王勃的一生从此坎坷不平。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王勃又担任了虢州参军一职，因杀害官奴遭达被判死罪。恰好遇到唐高宗大赦天下，才侥幸捡回了一条性命。其父亲也受连累，从雍州司功参军被贬为交趾（今越南河南西北）令。他前去看望父亲，却在渡海途中落水而死。

诗人英年早逝，却留下了《滕王阁序》这一千古名篇。《滕王阁序》全称《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又名《滕王阁诗序》。滕王阁在今江西省南昌市赣江之滨，为唐高祖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始建，故名滕王阁。后来阎伯屿为洪州牧，宴各方名士于阁上，王勃也参加了此次宴会，即席而作《滕王阁序》。

对于《滕王阁序》的创作年代，还有争议。根据《唐摭言》的说法，王勃写《滕王阁序》时才十四岁。阎伯屿在新落成的滕王阁大宴宾客，并请来宾为滕王阁作序。但阎本想让女婿孟学士写这篇文章，也让他预先构思好了。阎伯屿命人拿纸笔在宾客间来回推让，大家事先都无准备，也知道阎伯屿的意思，所以都托辞不作。王勃也受邀参加此次宴会，却不推辞谦让。阎伯屿不相信他的才华，十分恼怒，拂袖而去，但也派人窥伺王勃如何下笔。第一次禀报说“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伯屿说：“这只是老生常谈罢了。”第二次禀报说“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伯屿沉吟不语。最后一次的禀报是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阎伯屿急忙站了起来说：“此乃天才，当流传不朽！”阎伯屿也就不再让他的女婿著文了，而在场的宾客看了一致称好，滕王阁也因此篇文章与黄鹤楼、岳阳楼并称江南三大名楼。

王勃创作《滕王阁序》极富传奇性。王勃写文章很有特色，先磨墨数升，再酣畅饮酒至醉，然后拉起被子蒙脸躺下。等到酒醒时，奋笔疾书，不改一个字而文成，当时的人称王勃为“腹稿”。而经过后世的附会，王勃创作《滕王阁序》更是被蒙上了一层神话色彩。相传在王勃写作《滕王阁序》的前一天，他还在七百里之外。不过他突然遇到一须发斑白、仙风道骨、貌若神仙之老者。那位老者一语道破王勃的身份，并告诉他：“明天就是九九重阳节，滕王阁将有高会。如果前往赴宴，赋诗作文，足垂不朽。”王勃大惊，又问道：“老先生有所不知，此地离洪州七百余里，来不及了。”老者仰天大笑，便以神风送王勃七百里，一夜就到了洪州。

而作为四杰之一的杨炯也并非浪得虚名。他诗中激扬豪迈的格调，为唐初诗坛吹进了一股新风。如《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该诗表现了唐人不甘寂寞，不想老死窗下，而宁可做个低级军官到边疆建功立业的热切期望。

杨炯还与王勃、卢照邻等人共同主张刚健的文风，反对宫体诗风。其诗歌也在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以突破齐梁“宫体”诗风为特色，在诗歌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在《王勃集序》中对王勃改革当时淫靡文风的创作评价很高，实乃唐初四杰有意识地改革当时文风的体现。

整体而言，杨炯虽然唱和、纪游的诗篇还未脱过去的绮艳之风，但他的《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边塞征战诗表现了期盼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气势轩昂，风格豪放。如《战城南》：“塞北途辽远，城南战苦辛。幡旗如鸟翼，甲胄似鱼鳞。冻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这首用乐府旧题写的一首五言律诗，虽以征战者的口吻讲述了远征边塞的艰苦军旅生涯，但一脱汉乐府中的《战城南》的悲伤情绪，变得格调雄浑激越，充满了对胜利的希冀。这也是唐朝开国气象在诗人作品中的重要体现。

继“初唐四杰”而起的是陈子昂，他在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表现了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他在理论上对南朝以来绮丽柔靡的诗风提出批评，认为这类诗辞藻华丽、内容空洞，背离了《诗经》重视思想性的传统。他在著名的《修竹篇序》里，集中表达了诗歌革新的主张：“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苍凉辽阔，一扫前朝孱弱之文风。韩愈曾用“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高度评价他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经过陈子昂等人的努力，盛唐诗歌风气由此开启。

历史细读

对于李白游历的经费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认为李白出身商人家庭，漫游过程中也兼营商业；另外一种则是认为李白在出名之后，不但得到皇帝的赏赐，很多人还邀请他写文章，自有不少收入，沿途还得到了不少朋友及崇拜者如汪伦的招待。

诗仙李白

经过初唐诗人的努力，唐朝诗歌在盛唐期间达到顶峰，出现了“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

到8世纪初，唐王朝出现了开元盛世，经济、文化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诗歌创作领域也出现大批优秀诗人，写下内容异常丰富的诗歌。社会生活的富足开放在诗歌领域的最直接反映，那就是李白的飘逸奔放的诗歌。

李白，字太白，原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生于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幼年随父迁居绵州昌明（今四川江油）。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如《夜宿山寺》：“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他经历坎坷，既是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隐士的气质。著名的《侠客行》：“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合下，白首太玄经。”就出自他的手笔。因其诗歌内容广泛，想象力丰富，热情奔放，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因此被称为“诗仙”。

李白从二十多岁起就到各地游历，不仅到过长安、洛阳、金陵、江都这些大城市，还到过洞庭、庐山、会稽等许多名山胜地。当时科举考试是唐代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但考官往往会考虑到考生的社会声名，不通过科举而靠人推荐更得如此。所以“有四方之志”者为了个人的出路或者仕途，常漫游各地，结交权威人士，用言语或诗文作自我宣传。因此唐朝文人在青年时代往往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漫游时期。正如李白所说：“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725年，李白离开四川，开始了他一生的漫游生涯。李白一出蜀地，就在江陵（今湖北江陵）遇到了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极受当时的唐皇室推崇，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曾多次召其入宫讲经论道，玄宗还让玉真公主随其学道。李白对司马承祯极为景仰，特呈上自己的诗文。司马承祯也非常欣赏李白，视其为不平凡之人，赞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李白有感于此段经历，创作了《大鹏遇希有鸟赋》，其中有“俄而希有鸟见谓之曰：‘伟哉鹏乎！此之乐也。’吾右翼掩乎西极，左翼蔽乎东荒。跨蹑地络，周旋天纲。以恍惚为巢，以虚无为场。我呼尔游，尔同我翔。于是乎大鹏许之，欣然相随。此二禽已登于寥廓，而斥鷃之辈，空见笑于藩篱”句。在该赋中，李白称赞司马承祯是希有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鸟），自己则以大鹏鸟自喻。李白又来到了庐山，在此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但李白第一次到长安时，这种才气并没有转换成仕途。他在湖北安陆娶了许圉师的孙女。许圉师曾经做过左相，许圉师的父亲许绍更是唐高祖李渊的同窗，后来被封为安陆郡公。但许圉师因为一个儿子在打猎时杀了人，为抵罪遭到贬谪。当时许家还是相当兴旺的，李白也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特意提到：“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于此，至移三霜焉。”但这段婚姻也是有相当代价的。因为此段婚姻相当于入赘，而入赘在传统文化中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汉书·贾谊传》就有“家贫子壮则出赘”的话。李白跟这位许氏夫人大约生活了十年，生有一儿一女。女儿名平阳，儿子小名明月奴，后改名为伯禽。李白后来带着他们移居东鲁（今山东曲阜东），诗文之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许氏的身影。有人认为许氏病故，有人认为是婚变。

在这其间，也就是在730年，李白第一次入长安。他从安陆来到长安后，通过光禄卿许辅乾也就是许圉师的好友的介绍去拜访一向爱推贤进士的右相张说。也有一种说法是通过老朋友元丹丘的引见。不巧的是张说正在病中，便让他的二儿子张垍接待了李白。张垍将其推荐给了玉真公主（唐玄宗的九妹，出家为尼，对道家很是热衷），让他居住在玉真公主的别馆里。这一等就是好几个月。李白曾在《玉真公主别馆苦雨》描述了自己的苦闷心情：“秋坐金张馆，繁阴昼不开。空烟迷雨色，萧飒望中来。翳翳昏垫苦，沉沉忧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吟诗思管乐，此人已成灰。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李白迟迟得不到消息，只好离开了长安。

李白这次受挫其实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唐语林·企羡》记载了薛元超的话：“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薛元超是唐朝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薛收的儿子，武则天朝位至宰相。他尚且如此，何况李白出身平民，且没有参加科举，他遭遇挫折则是必然之事。面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局面，他一度消沉，“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雉赌梨栗”。他自认为有治国之才，“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但残酷的现实却是“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在经历长安多年的磨难之后，他写出了名传千古的《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第一次西入长安求仕铩羽而归后，就于740年举家移居山东。他很快就和当地的文人雅士相识并结为朋友。其中关系甚为密切者，有孔巢父、裴政、韩准、张叔明、陶沔等五人，与李白号称“竹溪六逸”。他们常常徜徉于徂徕山之竹溪，纵酒酣歌，啸傲泉石，举杯邀月，过着一种逍遥自在、放情山水的浪漫生活。

742年，唐玄宗诏令天下道门龙凤来集京师，已经四十二岁的李白在友人的推荐下接到朝廷召他入京的诏书。李白十分激动，写下了《南陵别儿童入京》：“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这次到了长安之后，结识了著名诗人贺知章。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及《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都是传诵一时的名作。这时贺知章已经八十多岁了，在朝廷上声望很高。743年，贺知章因年老上奏玄宗请求回乡做道士，玄宗为他赋诗送行，百官也纷纷握手告别，可见贺知章在朝廷享有极高的声誉。

而这时李白还没有得到唐玄宗的接见。据说李白前去谒见贺知章，将其大作《蜀道难》呈上。贺知章“读未竟，称叹者数四”，认为此诗只有神仙才写得出来，因此称李白为“谪仙人”。而李白一生虽文采卓然，但在仕途上并不得意，故“谪仙”也成为李白的代称。

基于李白的文采，贺知章就拉他去喝酒畅叙。不过贺知章忘了带钱，就毫不犹豫地解下佩在身上的显示官品级别的金龟以充酒资，这就是著名的“金龟换酒”典故的来历。后来贺知章在唐玄宗面前极力推荐李白，李白遂被召进宫中。李白对此十分感动，在贺知章去世以后，李白写下了《对酒忆贺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直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在李白的诗歌中，古体诗尤为突出。唐朝的诗歌有古体与近体的区别。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这个概念专指唐代以前形成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虽然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李白的成名作之一《蜀道难》就是一例：“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李白正是通过不受格律约束的古体诗表达了自己的奇思异想和豪壮奔放的风格。

清平调图轴

此画描绘了唐朝天宝年间，唐玄宗召李白作“清平调”的故事。中坐者为唐玄宗，下坐且奋笔疾书者为李白。

李白在被唐玄宗授予官职后，境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他自己的叙述，那一段时间“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他已不再是“少年不得意，落魄无安居”，而是“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钩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李白虽然得到唐玄宗的礼遇与敬重，但是他担任的“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只是陪侍皇帝游戏诗文的。也就是说，李白的职责更多的是作为诗人粉饰太平、润色王业。在一段官宦生涯中，李白留下了力士脱靴等故事。

当时唐玄宗对杨贵妃极为宠爱，把政事都交给宰相李林甫，天天和贵妃饮酒作乐。相传一次玄宗陪着杨贵妃，在沉香亭欣赏由洛阳新进贡来的牡丹名贵品种“姚黄”“魏紫”。本已有李龟年率领的梨园子弟伺候，但玄宗说：“还用旧词干什么？”就命人去找李白。内侍们在翰林院和李白家都找不到人，最后在一个酒店里找到喝得酩酊大醉的李白，七手八脚把李白拉进轿子，抬到了宫里。

李白进了宫，醉得踉踉跄跄，无法给唐玄宗行礼。唐玄宗因为爱惜他的才华，也不加责怪，只是叫他马上把歌词写出来。内侍们急忙在他面前的几案上放好笔砚绢帛，李白席地而坐。忽然觉得脚上穿着靴子，很不舒服，便招呼身边一个年老的宦官给他脱靴子。这个老宦官正是唐玄宗最宠信的高力士，平时朝廷高官都对他点头哈腰，今天一个小小的翰林，居然命令他脱靴子，他简直无法容忍。但是因为唐玄宗在旁边等着李白写歌词，高力士也不敢得罪李白，只好跪下来给李白脱了靴子。

李白脱了靴子，正眼也不看高力士，拿起笔来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很快三首《清平调》就写好了。其一为：“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其二为：“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其三为：“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槛杆。”唐玄宗反复吟咏了几遍，觉得文词秀丽，确是好诗，马上叫乐工谱曲演唱。

但李白好酒这一点却导致了他的仕途梦断于此。按照李白生前好友范作之子范传正所撰写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的说法，玄宗“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担心他会泄露宫廷的秘密，恐酿成祸端，就对李白心存芥蒂。因为李白屡屡进入内廷作诗，难免不会在醉后泄露宫禁中的秘密。

另外他对社会黑暗的抨击也使他屡遭毁谤。而此时李白也厌倦了当时徒有其名而无所作为的身份，而此时朝廷政治开始腐败，唐王朝已走上了下坡路。李白就在一首诗揭露了这一点：“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那些在皇帝身边得势的佞幸人物，坐着华贵的大车在街上招摇，荡起漫天灰尘。一些宦官聚敛了大量财富，修起宏丽的住宅。就连只是替皇帝开心的斗鸡人（应该指贾昌等人），也坐在带有华盖的车子里耀武扬威。他们鼻孔朝天，喷出的气息仿佛能吹动天空的云彩，路上行人都吓得纷纷躲开。社会上再没有厌倦名利的贤人，好人与坏人的区别也没有人在意了。

而那些人也容不下李白。“恃才傲物”“交通外官，图谋不轨”等谗谤接踵而来，甚至连他《清平调》词中“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也被指斥为用赵飞燕的典故影射杨贵妃。李白也在《玉壶吟》中抱怨：“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他又在一首诗中写道：“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

面对唐玄宗周围的趋炎附势的小人，李白知道自己不过是给皇上解闷散心的，要想政治上有所作为是不可能了，遂在744年左右辞去了官职，重新开始游览名山大川，写诗抒情。虽然唐玄宗是赐金放还，但毕竟是仕途的一大挫败。一些曾纷纷与李白交好的人也因此转变了态度，“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李白对此也特别苦闷，他通过《秦水别陇首》表达了自己的心情：“秦水别陇首，幽咽多悲声……挥涕且复去，恻怆何时平？”

杜甫曾这样评论李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仕途不顺也许是李白人生的挫折，但李白之所以成为李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不拘一格、放荡狂傲、藐视权贵的人生态度。李白曾与著有《长短经》的纵横家赵蕤交好，他也曾经试图通过纵横术来求取功名，但唐朝已不是苏秦、张仪所生活的战国时代。不过李白离开长安固然使朝廷少了一个词臣，却使唐朝的诗歌增添了一颗最为璀璨的星辰。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实为大幸。

李白在四处漫游过程中，性格豪放，喜爱游览和饮酒。他曾写下《将进酒》一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月下独酌》也与酒有着密切的关系：“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对于自己爱好饮酒这一点而言，李白也不否认。他在其《赠内》一诗中写道：“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可见李白的的确确是一个“不可一日无此君”的醉仙。但这与他的境遇有相当大的关系。他终生梦想施展抱负，干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业。他曾在一首诗中表明了志向：“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他以《庄子》中的大鹏自居，对自己的政治才能充满自信。但实际上他未必具备政治家的才干，他的“大言”受到世人嘲笑并不奇怪。他虽以孔子“后生可畏”的话为自己辩解，但在屡遭挫折的情况下，也颇为无奈：“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可是李白没有这么做，他有一个不安定的灵魂，他有更高更远的追求，于是离别东鲁家园，又一次踏上漫游的旅途。这首诗就是他告别东鲁诸公时所作。虽然出翰林已有年月了，但是政治上遭受挫折的愤怨之情仍然郁结于怀，所以在诗的最后发出那样激越的呼声。

李白从长安回到山东的家中时，还对前途有着很大的信心。再次出游时，他写了《梦游天姥吟留别》：“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但在多年的漂泊过程中，李白饱尝人间辛酸，看透了世态炎凉。《秋浦歌》曾语：“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他的《独坐敬亭山》诗抒发了孤独、寂寞和无奈的心情：“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山林中的鸟儿高飞远去，天空中的白云随风飘逝，只有敬亭山与自己相对而视，互不厌弃。这是天纵英才、怀才不遇后的生动写照。

不过他在漂泊生活中也留下了一段段珍贵的友谊，例如与汪伦的交往。汪伦是住在泾县的一名士绅，他非常喜欢李白的诗歌，盼望能见到这位诗人，好一睹诗仙的风采。他听说李白在安徽逗留的消息后，很想把他请来。但是泾州名不见经传，自己也没有什么才气，怎么才能请到大诗人李白呢？不过汪伦知道李白有两大爱好喝酒和游历，只要有好酒，有美景，李白就会欣然前来。于是他就派人送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虽然不认识汪伦，也从未到过泾县，但他被汪伦的盛情所感动，也想欣赏泾县的美景，痛饮当地的美酒。他就来到了汪伦的家里，受到每天都是美酒佳肴的热情款待。但住了几天，李白一直没有看到十里桃花，也没有见到万家酒店。他就问汪伦：“先生信中所说的‘十里桃花’和‘万家酒店’怎么还没有见到呢？”汪伦一听，忍不住大笑起来，他解释道：“我说的‘桃花’是指此地的桃花潭，它方圆十多里，不是‘十里桃花’么？那‘万家酒店’是指店主人姓万，这不是万家酒店吗？”李白一听，恍然大悟，也不禁大笑起来。后来汪伦就陪同李白游览了桃花潭及当地的风光。

酒宴虽好终会散。汪伦在家中设宴送别之后，李白登上了停在桃花潭上的小船。船正要离岸，忽然听到一阵歌声。李白回头一看，只见汪伦正和许多村民一起在岸上踏歌为自己送行。李白由此吟出《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首颂扬美好友情的诗歌，因其简单明快，内涵丰富，至今仍为人们广为传诵。

而在李白的游历过程中，他对民众遭受到的苦难也没有视而不见。对于唐玄宗的屡挑边衅政策，他在《战城南》一诗中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惟见白骨黄沙田。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这场战争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李白也未能幸免。他的儿子伯禽来不及逃亡，被留在了山东，他的一个好友武谔就扮作叛军将其带到南方。对于民众的苦难，李白这样写道：“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但作为一介书生，再者他年事渐高，基本上已是报国无门。因此他在隐居庐山之时，在《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激愤地说道：“吾非济带人，且隐屏风叠。”

李白虽然屡遭挫折，但兼济天下之心未灭。他在《扶风豪士歌》写道：“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因此当永王三次派人聘请李白参加他的幕府时，他就答应了。

但李白显然考虑得过于单纯了。安史之乱爆发后不久，唐玄宗即被迫逃往蜀中，而太子李亨乘机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改年号为至德。而逃至汉中的玄宗尚不知情，还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分命太子李亨、永王李璘等人率兵讨贼。已继位为帝的李亨显然会猜忌李璘对自己帝位的威胁，而李白却还只想着是在为唐王朝平叛杀贼服务。例如他曾赋诗：“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出乎李白的意料，永王很快被唐肃宗打败，并且在逃亡过程中被杀。李白也因之被捕。当时社会上对李白事件争议很大，有人认为李白罪大当死，有人则深信李白是无辜的。杜甫曾赋《不见》：“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经过多方营救，李白终于免于一死，被判为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杜甫“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倒是形象地描述了诗人心中的悲凉。

李白原计划走水路经四川到夜郎，沿途都有官员招待他，他写诗予以回报。唐朝官员能够盛情接待一位获罪的诗人，不失为唐朝一道美丽的风景。在到达奉节（今重庆奉节）时，朝廷大赦天下，规定：“天下现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已下，一切放免。”李白也正在赦免之列。他随即兴奋地从奉节买舟东下，著名的《早发白帝城》便写于此时：“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获得赦免之后，李白仍然牵挂着国家的命运。他不顾年迈，竟然想去从军，而未能如愿，因为征兵的军官不收留他。他因此很是失望，写诗对江夏韦太守说：“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面对岁月的变迁，他终于承认，手中的诗笔比宝剑更有分量。

760年，李白看到开赴前线的新兵与亲人告别的景象，赋《豫章行》以纪之：“胡风吹代马，北拥鲁阳关。吴兵照海雪，西讨何时还。半渡上辽津，黄云惨无颜。老母与子别，呼天野草间。白马绕旌旗，悲鸣相追攀。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本为休明人，斩虏素不闲。岂惜战斗死，为君扫凶顽。精感石没羽，岂云惮险艰。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此曲不可奏，三军发成斑。”

761年，战事再度吃紧，朝廷以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率大军出镇临淮（今安徽固镇），防御叛军南下。李白这时已是六十一岁的高龄，但是他仍然怀着耿耿的报国之心，打算赶往临淮，加入李光弼的军队。可惜走到半路上，他病倒了，不得不中途返回。他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无穷遗憾：“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

随着从军理想的破灭，李白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762年，诗人与世长辞。对于李白之死，向来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李白当时得了重病，临终前赋有《临路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推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另外一种说法则认为，李白晚年常来采石矶，饮酒赏月，对江吟诗。在一个皓月当空之夜，醉时跳江捉月，沉于江中。宋人梅尧臣曾有诗曰：“采石月下逢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不应暴落饥蛟涎，便当骑鲸上青天。”在人们的心目中，投江捉月才是一代伟大诗人的理想归宿。

千秋万载名，寂寞身后事。李白告别人世之后，他的族叔、时为当涂（今安徽当涂）县令的李阳冰，将李白葬于当涂县城南约十里处的龙山东麓。龙山与青山隔河相望，是李白酷爱的南齐诗人谢朓常游之地。但根据其孙女的说法，李白还是希望葬在青山，“宅近青山，同谢朓公之脱骨”，但由于家贫，他们无力置办。直到李白过世之后五十多年，李白的生前好友范作之子范传正因念及与李白有通家之情，与同当涂县令诸葛纵合力将李白墓迁葬于青山西麓。范传正为新墓撰写了碑文，其中有“谢家山兮李公墓，异代诗流同此路”句。李白坎坷一生，终于在死后五十多年由好友之子遂了自己的一桩心愿。

纵观李白一生，虽然在官场上并不得意，但在诗歌方面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李白继承屈原以来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加上他的天才和勤奋，创造出独特的风格。李白诗歌的第一个特点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本是李白评论他人之语，但用来形容他的诗歌也恰如其分。李白与王昌龄、杜甫、杜牧、李商隐等人诗歌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其诗歌的构思、内容浑然天成。如《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篷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青山、白水、浮云、落日，景物虽常见，却构成了高朗阔远的意境。如《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用平易的语言将思乡之情娓娓道来，如清水芙蓉，不带半点修饰。寥寥数语，从“疑”到“举头”，从“举头”到“低头”，将一幅鲜明的月夜思乡图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古人以思乡为题材创作了大量诗歌，但只有李白通过他那巧妙的语言将这个千人吟、万人唱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致流传千年而不衰。

第二个特点则是他那丰富无比的想象力。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瑰丽动人的意境，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感觉，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他用“燕山雪花大如席”描述北方之雪，他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来表达自己的豪气，从而使自己的诗歌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杜甫曾这样称赞李白的诗歌：“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盛唐为李白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而盛唐也因这位伟大的诗人而增添了光彩。

诗圣杜甫

与李白的豪迈浪漫不同，杜甫则是另外一种风格。杜甫字子美，河南巩县人，比李白小十一岁。与李白不同，杜甫在北方经历了战乱，眼看着爱子饿死，因此他的诗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意味，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诗中对于权贵人物穷凶极恶的奢侈，平民所受的剥削迫害都有深刻的反映，被誉为“诗史”。他传世的诗有一千四百多首，每一首都是千锤百炼，字字一丝不苟。因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后世尊为“诗圣”。

与李白不同，杜甫一开始就打算走科举的道路。他生在一个“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唐初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七岁开始学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就以诗文闻名：“习年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从，以我似班扬。”虽然他“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但也是“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另外也颇有轻狂之气：“忆昔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开始了漫游生活。杜甫生在官僚家庭，当时生活上没感到有什么艰难，这是他出游的物质基础。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东渡日本，“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而在那个时候，唐王朝国力强盛，不断开疆拓土，年轻人都渴望建功立业，封侯万里。杜甫也是如此，曾赋《房兵曹胡马》诗：“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这时他还没有预料到将来要面对的困难。

735年，杜甫参加科举考试。杜甫对自己的诗才颇为自负，然而当年只录取了二十七名进士，杜甫落第了。杜甫虽然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他并不在意。他在随后的漫游途中写道：“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自古以来，写泰山的诗文虽然众多，但只有杜甫能用“齐鲁青未了”五字而囊括泰山之雄姿。“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气势不凡，意境辽远，将诗人的抱负和理想都含蕴其中。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虽然他才华出众，但却一生与进士无缘。

唐朝的科考，采用的是考试与推荐相结合的录取制度。考卷的优劣只是一个方面，主考官同时要照顾到举荐者的人情和面子。应试举人为了增加及第的可能性，便将自己的诗文在考前托关系呈送给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以求推荐，即“行卷”。其中最为有名的一例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的祖父曾经当过县令，父亲官至刺史，家族也有不少做官的。经父亲引荐，当时白居易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名士顾祝，以一首“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赢得了顾祝的高度赞扬。有了顾祝的引荐，白居易几乎是一夜成名于诗坛，为其考中进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杜甫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虽然杜甫也是书香世家，父亲和祖父都当过县令，但杜氏的家风向来是“奉儒守官”，再加上其官职卑小，杜甫两次参加科举，都无人引荐。杜甫曾将自己的诗文投给多名达官贵人，但无人理睬，可谓“袖里新诗十首余，吟看句句是琼琚。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事实上在唐代能够托关系、结交权贵多是官宦子弟，最终被录取的也往往是他们。平民子弟能通过科举入仕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唐朝见于史册的七十四名状元中真正平民出身的只有两人。杜甫虽是官宦家庭，但只是小官，因此受挫。

然而更严重的打击还在后面。747年，唐玄宗下诏广求才子，只要有一项特长的士子就可以到京都参加考试，但这时正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当政之时。李林甫在朝中权势倾天，他担心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士子给他制造麻烦，于是设置重重障碍，故意刁难，不让一位考生合格。而唐玄宗居然相信了李林甫“野无遗贤”的荒谬说法。一场全国性公开举行的招贤考试，居然选拔不出一名合格的人才，使这场考试成为一场闹剧。很多人都公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而杜甫只是在李林甫倒台后才指责他“破胆遭前政，阴谋都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不管怎么说，这次让立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甫梦想再次破灭。

祸不单行，而就在这一段时间，他的父亲死在奉天县令任上，杜甫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极为困顿。而一直考不中进士，也使很多原本看好杜甫的人丧失了对他的兴趣与信心。他们曾经盛情款待杜甫，“春酒杯浓琥珀薄，水浆碗碧玛瑙寒”，这也让杜甫见识了上层社会生活的奢华。但到了后来，杜甫面对的却是“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当时为了生存下去，他甚至跑到城外去挖掘草药来换取生活费，即“卖药都市，寄食朋友”。

这时“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生活已离他很远了。虽然他曾写过“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的诗句，但这时他已“生涯似众人”，过着普通百姓那样的日子。如这时期所写的《丽人行》就饱含了嘲讽之意：“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匎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餍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沓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但他对于社会的不平，语言犀利而不激烈，在不动声色之中而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后人对这首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逗点处，声声慨叹。”

然而诗人在困守长安期间，为了求得仕进和维持生计，也写过一些奉和应酬的诗。后来唐玄宗倒给了他一个机会。当时唐玄宗已年过六十，做了三十多年的皇帝，觉得海内升平，社会富庶，就终日沉溺声色，颇信神仙。上有所好，下必迎之。先是有人报告说在紫云里见到玄元皇帝（即老子，唐皇室将之尊为先祖），后来又说在某地出现了符瑞，于是当时又增添了一条“专习祠祭之礼以干时”的获官门路。既然天下无事，符瑞迭现，唐玄宗就亲至太清宫、太庙，合祭天地于京城南郊，谓之三大礼。杜甫献《三大礼赋》而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宰相加以考核。但直到几年后才得到一个小官职，而此时已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夕。

杜甫在得官之后，回到奉先（今陕西蒲城）的家中探亲。但一路上看到的却是饿殍遍野，而唐玄宗还在骊山上与杨贵妃在华清宫内通宵作乐。回到家中，他才得知幼子竟然因为冻饿而死。杜甫万分愧疚，他作为一名父亲，竟然没有本事养活自己的孩子。而当年的秋收还算不错，穷苦人家却仍然食不裹腹。悲痛之余杜甫想到天下民众的苦难生活，自己好歹是个官员，既不缴纳赋税，也不从军打仗，生活中尚且充满辛酸，那些平民百姓的苦难就更可想而知了。想想失去土地的农民，已经是倾家荡产，又想想驻守边防的士兵，还不是缺吃少穿。所有这些都体现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揭露了唐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但杜甫尚未知晓的是，在他写了这首诗的时候，安史之乱已经在范阳爆发了，唐朝民众还要遭受更大的苦难。杜甫在惨痛的现实面前成为了一位忧国忧民的诗人，中国文学史也由此增彩不少，但在诗歌的背后却是诗人乃至唐朝民众付出的惨痛代价。

756年，杜甫返回长安。由于情势危急，他又回到奉先。潼关失守，在一片恐慌中，杜甫带着家人向北逃亡。此时他们犹如惊弓之鸟，昼夜兼行。杜甫一度累倒在草丛中，他的家人在前行了十几里才发现他掉队了，就折回原路，才把他找回。他在一首诗中写出当时的窘状：“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

杜甫一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鄜州（今陕西富县）。诗人把家人安顿在城北三十里的羌村之后，满怀杀敌报国的壮志激情，投奔在灵武即位的唐肃宗。而当时朝廷的高官，在国家危亡之际，或随唐玄宗逃之夭夭，躲到遥远的蜀中，或潜逃在偏僻的乡村，首鼠两端，观望成败，甚至卖身求荣。肃宗手下还不到三十个文武官员。杜甫却毅然前往，不畏艰险，跨越叛军占领的地区前去追随，可惜在途中为叛军所俘获，押解至长安。

当时由于杜甫没有做过高官，叛军并没有把诗人看在眼里。杜甫也设法隐避，因此他在长安还有一定的行动自由。不过想起远在鄜州的家人，他写了《月夜》一诗：“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对于杜甫来说，此时自己身陷乱军之中，而身在鄜州的妻子独看鄜州之月而忆长安，可是小儿女们还未谙世事，哪能为她分忧，只会增加她的负担。

然而在忧国忧民的诗人心中，他在担心家人的同时更牵挂国家的命运。他在《春望》中表达了自己的忧国忧民之情：“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让杜甫和长安民众更为痛心的是，官军一再惨败。当时在咸阳东的陈陶发生了一场战役，由于唐军将领房琯只是善于慷慨陈词而不务实际，结果一天内四万唐军惨败，逃回的不到几千人。杜甫在长安看到胡人胜利归来，在长安市上痛饮高歌，长安民众异常痛苦失望。诗人目睹此景，写下了一首《悲陈陶》：“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后来杜甫终于逃脱了叛军的囚禁，远行千里来到唐肃宗所在的凤翔（今陕西凤翔）。君臣见面时，他已经是异常狼狈和窘迫，“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不过这足以让唐肃宗十分感动。他当时刚继皇帝位，北有安禄山作乱，南有永王李璘盘踞，然而就在这样的非常时刻，还是有对朝廷忠心耿耿的官员历经千辛万苦前来投奔。肃宗很快就授予杜甫左拾遗的官职，负责向朝廷进谏。杜甫的仕途开始出现转机。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原本是杜甫在政坛上最佳的脱颖而出的时机。事实上这一时期也的确有不少文人都得到了破格的提拔，颜真卿也是在抵抗叛军的过程中成就了政治人生中的辉煌，一跃成为朝廷重臣。也就是说，在当时的非常时期，原本人才的任用是不拘一格的，然而杜甫却因“房琯事件”遭到贬斥，最终只能抱憾而终。当时房琯向唐肃宗主动请缨，试图以古代车战的方式来对抗安禄山的边塞骑兵，结果在陈陶被安史叛军打得七零八落，死伤四万余人。第二件事是房琯的琴师董庭兰被人指责收受贿赂，唐肃宗大怒之下，下令贬去房琯的宰相之职。而杜甫与房琯交往很久，面对好友被贬的局面，杜甫认为“罪细，不宜免大臣”，希望帮助房琯脱罪，因此触怒了肃宗。好在宰相张镐为杜甫求情，才让杜甫免去了责罚。但杜甫的仕途基本上走到了尽头。第二年他被贬为官华州司功参军，远离了长安。因而杜甫开始了拖家带口的漂泊生活，这对于他个人是一种不幸，但也成就了若干伟大的诗篇。

当时杜甫没有直接到华州上任，而是先去了东都洛阳。但在从洛阳去华州的路上，遇到唐军大溃，在目睹战役后的社会现象后，写出了“三吏三别”，成为了杜甫诗篇上的不朽之作。当时长安、洛阳虽然已经被官军收复，但是安史叛军还没有被消灭，战争还很激烈，唐军到处拉壮丁补充兵力。

有一天杜甫经过石壕村（今河南陕县东南），到一户穷苦人家去借宿，家中只有一对老夫妇。半夜里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老翁翻墙逃走，老妇走出去应对。进屋的是官府派来抓壮丁的差役，他们厉声询问家中年轻男子的去向。老妇人哭着说道：“我的三个孩子都到邺城打仗去了，前两天刚接着一个儿子来信，说两个兄弟都已经死在战场上了。活着的人暂且偷生，死的人永远逝去。家中再也没有什么人丁了，只有个还在吃奶的小孙子。因为有小孙子，所以儿媳妇没有离开这个家，但进进出出没有一条完好的裙子。老妇我虽然身体衰弱，请允许我跟你们回去，赶紧去河阳服劳役，现在还赶得上做早饭。”说话的声音也已经消失了，但好像听到低声哭泣抽咽。然而天亮以后，杜甫离开那家的时候，送别的只有逃走回来的老翁一人。

杜甫把这件事写成诗歌，叫《石壕吏》。他在华州的时候，前后一共写过六首这样的诗，合起来叫作“三吏三别”（《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三吏三别”内容深刻，风格沉郁雄浑，语言精炼，叙事严谨，真实反映了唐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

在《无家别》中，杜甫以一个当兵归来的青年农民的口吻，写出了安史之乱给民众带来的巨大苦难。安史之乱后，兵乱所至之处，田园庐舍一片荒凉。这个败阵归来的士兵看到家乡已面貌全非。乡邻们要么死于战乱，要么逃亡而远走它乡，旧里已成空巷，连太阳都有点暗淡无光，一片凄惨气氛。村里只剩下一两户老年人，狐狸之类的动物在村里横行，它们反客为主，竖起毛来发怒，怪这个青年搅乱了它们的安宁。面对如此惨状，这个农民为了活下去开始锄地、灌园。然而这种安静的生活并不能维持多久，县吏知道他回来后，又召他去练兵。不过这次是当地方兵，不出本州。那位青年转身看看家里，任何可携带的东西都没有。稍觉安慰的是，虽然只身一人，在本地总比远离家乡不知所归好些吧。可是又一想，家乡已一无所有，无所留恋，远近都一样，无所谓了。母亲久病在床，却得不到儿子的孝顺，已经死去五年了。母子都留下刻骨的遗恨。人生到了这种无家可归的程度，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759年，杜甫辞官，后来辗转到了四川。在这一段时间中，杜甫为李白的境遇而担忧，写了《梦李白》二首。其一：“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其二：“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当时只知道李白被流放夜郎，却不知道他已遇赦放还。杜甫积思成梦，最后通过诗歌表达了对李白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关切。后人因之评论：“千古交情，惟此为至。”

唐朝滉五牛图

曾出任朝廷要职的唐代著名画家韩滉在描绘农家事物、风俗人物和表现农家生产、生活场面方面有着突出成就。该画不仅刻画出了牛的形象，而且十分恰当地表现了牛的精气神，极具神韵，可见韩滉对农家生活非常熟悉。

从759年到770年这十来年，杜甫先在四川居住多年，后来在荆、湘一带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760年春，他依靠朋友的帮助，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生活暂时安定了下来。杜甫也由此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歌。他在《江畔独步寻花》中歌颂美好的山川：“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诗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更是脍炙人口。

不过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盛世一去不复返了。诗人不得不感叹：“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涂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杜甫的安定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761年秋天的一天，“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度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沈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但杜甫并没有局限于个人的痛苦，而是在这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想到了天下的百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此时的杜甫虽然居住在偏远的蜀中，但心里仍然牵挂着国家的大事。他在《登楼》一诗中表达了对唐王朝的忧虑：“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庭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唐军的胜利也使杜甫欣喜若狂，在听到唐军收复了黄河南北的大片土地之后，他写了被后人喻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杜甫无时不在渴望朝廷早日平定叛乱，希望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然而在战乱漂泊的年代，他虽然渴望为国为民出力，却无从下手，如今得到喜讯，如何不让他欣喜若狂。

然而“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的理想并没有化为现实。767年，诗人在夔州（今重庆奉节）停留，写下了一首忧国伤时的悲歌《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此时虽然安史之乱已在四年前结束，但是地方藩镇为了争夺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又乘机而起，社会仍然是一片混乱。这时的杜甫已经是一位漂泊受难、饱经沧桑的五十六岁的老人了。他目睹了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的重重创伤，晚年的孤独和生活的艰辛以及民众的苦难，使他百感交集，因此写下了这首被称为“杜集七言律诗之冠”的慷慨激越、动人心弦的诗歌。

根据《旧唐书·杜甫传》的记载，770年，诗人在湖南一带漂泊，被洪水围困十天左右，一直没有饭吃。当地县令得知之后，用小船将杜甫救了回来，并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饱餐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而辞世了，一代诗坛巨星就此陨落。

杜甫家道中落，又遭遇安史之乱，曾“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有一段时间不得不自己背柴捡拾橡栗度日。杜甫颠沛流离的一生其实也是当时唐朝基层民众苦难生活的缩影。他的诗作一方面反映出了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一生的遭遇，另一方面也是唐帝国由盛转衰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但面对此景，杜甫诗风却老成稳健，用精炼的语言描述出自己以及民众的遭遇。杜甫一方面讲究语言的提炼，“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另一方面又感情真挚浓郁。如《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参、商是此出彼没、永不同时出现的两颗星星。而在一个美好的夜晚，诗人与阔别二十余年的老友聚会，两个鬓角都已花白的好友在灯光下款叙离情。相见的惊喜，儿女的热情，饮酒的畅快，最后写到即将分别的怅惘，都在杜甫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一生潦倒，其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但死后开始受到重视，特别是入宋以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杜诗的影响开始超出文艺的范围，更成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

王维与田园诗

田园诗是诗歌中的重要类型，多以农村景物和农民、牧人、渔父等的生产活动为题材。自从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体之后，便主要成为了隐居的文人和退居田园的官员们所作的以田园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诗歌。

田园诗在唐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是偶然的。唐朝开国之后的几十年间，社会经济繁荣，出现了“贞观之治”以及“开元之治”的盛世局面，一些文人由此拥有了饱览山川田园风光的悠闲的物质生活条件。由于唐代取士较为重视声名，士人往往四海游学，在结交名人的同时遍览名胜山水。李白、杜甫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而一部分直接求仕困难的知识分子往往由隐而仕，走所谓的“终南捷径”。他们在隐居生活中，常常临水登山抒怀寄傲，游园写景乐隐怡闲。又加之唐朝佛教与道教盛行，文人们或隐遁山水虔诚向佛，或游历山川求仙访道，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自然，因而以山水田园为描写对象的诗作也随之兴盛起来，诗人们以赞美祖国山川壮丽而抒发壮志豪情，以描写田园闲适静美而表现社会和平安定。

早在初唐，唐人对景物的描写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花摇情满江树。”后人曾给予该诗“以孤篇压倒全唐”之誉的评价。

到了盛唐，山水田园诗篇大量涌现，并形成一个影响很大的山水田园诗派。代表诗人是王维、孟浩然。

当时王维以诗才闻名于唐开元、天宝年间，他多才多艺，工诗善画，兼通音乐，书法也有很深的造诣，有“天下文宗”之称。苏轼曾这样评论他的诗画：“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在一开始仕途还比较顺利，二十一岁时就考中进士，得到张九龄的提拔，官至监察御史。张九龄罢相后，他便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后来政治上遭受挫折，就居住于乡间，与道友裴迪往来，“弹琴赋诗，傲啸终日”。这些在他的诗歌中就有明显的体现。

王维也曾想在政治有所作为。他在《送梓州李使君》中写道：“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他借用汉朝官员在蜀地实施教化的典故，勉励友人在还比较落后的梓州创造业绩，超过先贤。他在《送綦毋潜落第还乡》鼓励友人：“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至金门远，孰云吾道非？”

对于社会的不公，他在《洛阳女儿行》诗中给予深刻的揭露：“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容颜十五余。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脍鲤鱼。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罗帷送上七香车，宝扇迎归九华帐。狂夫富贵在青春，意气骄奢剧季伦。自怜碧玉亲教舞，不惜珊瑚持与人。春窗曙灭九微火，九微片片飞花琐。戏罢曾无理曲时，妆成只是薰香坐。城中相识尽繁华，日夜经过赵李家。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

王维也曾有慷慨悲歌。如《送张判官赴河西》：“单车曾出塞，报国敢邀勋。见逐张征虏，今思霍冠军。沙平连白云，蓬卷入黄云。慷慨倚长剑，高歌一进君。”《老将行》更是描写出一位老将军的豪迈：“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崩腾畏蒺藜。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路旁时卖故侯瓜，门前学种先生柳。苍茫古木连穷巷，寥落寒山对虚牖。誓令疏勒出飞泉，不似颍川空使酒。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节使三河募年少，诏书五道出将军。试拂铁衣如雪色，聊持宝剑动星文。愿得燕弓射大将，耻令越甲鸣吾君。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

幽篁坐啸图

此图取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诗意。古代文人在仕途失意之后，往往隐居乡间，这也促成了田园诗作的大量产生。

但整体而言，王维的诗歌还是以描写景物为主。如《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如《汉江临眺》：“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还有被誉为田园诗经典之作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王维在张九龄被贬时就流露出归隐之意，“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他对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极为向往，还特意写了《桃源行》一诗。后来他就营造了辋川（今陕西蓝田南）别墅，在那里居住了十多年。

王维在辋川居住之后，写了大量的相关诗文。如《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王维的田园生活也并不孤独，他的周围有一大群屡屡来访的好友，这在他的诗文中有相当多的体现。如《送别》：“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还有一些“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意气相投之人。如《送张五归山》中的张五：“送君尽惆怅，复送何人归。几日同携手，一朝先拂衣。东山有茅屋，幸为扫荆扉。当亦谢官去，岂令心事违。”

此外王维还有“诗佛”之称。王维生活的时代，佛教兴盛，士大夫学佛之风很盛。王维字摩诘，名和字均取自于《维摩诘经》中的维摩诘居士。他早年即信奉佛教，晚年更是奉佛长斋，这在诗歌中也有很多体现。他的一些诗歌直接描述寺院生活。如《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还有一些诗歌清冷幽邃，充满禅意，已超出一般平淡自然的美学，富有禅宗的意味。如《终南别业》：“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如《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还有《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而在这其中，以《鸟鸣涧》最为知名：“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在诗人的笔下，一切都是虚幻无常，没有生的喜悦，亦无死的悲哀，但一切又都是不朽的、永恒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王维家境富裕，又担任过朝廷要职，他对于耕作的辛劳、艰苦是没有体会的。他只是隐居在乡村，是一位乡村生活的旁观者，并没有“种豆南山下”。与他相交的也多是文人雅士，而没有“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眼中的乡村生活，只是一片淡泊无拘、恬然自乐，是能放纵性情、返璞归真的地方，如《渭川田家》中的“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句。而同样是晚归，陶渊明则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孟浩然则有很大不同。与王维的一帆风顺相比，孟浩然的一生则要坎坷得多。他先隐居在鹿门山（今湖北襄阳东南），还写有《夜归鹿门山歌》一诗：“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路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直到四十岁左右时，才游学到京师。孟浩然非常有才气，他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以及《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都是广为流传的诗作。但他没考中进士，也没任过正式的官职，长期漫游和隐居，以田园诗闻名于世。

孟浩然也曾经试图走仕途道路。他曾写过《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意思是自己目前虽然是个隐士，可是并非本愿，出仕求官还是心焉向往的，不过还找不到门路而已，所以希望张丞相即张九龄能给一机会。不过孟浩然由于种种原因而与仕途失之交臂。

历史细读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李白《赠孟浩然》

当时王维非常欣赏孟浩然。相传有一次，王维私自邀请他进到内署（王维的办公处），不久唐玄宗来了，孟浩然藏了起来（按照唐朝法律，平民百姓是不能到内署去的）。唐玄宗有所察觉，王维就说出实情，皇帝高兴地说：“我听说这个人却没有见过，有什么害怕还要藏起来呢？”就下令孟浩然出来。唐玄宗询问他最近的诗作，孟浩然施礼后，就背诵了自己的诗作《岁暮归南山》，其中听到“不才明主弃”（我缺乏才能，所以圣明的君主不用我）这一句，唐玄宗很不高兴地说：“是你不求上进，而不是我不让你当官，你怎么能怪我呢!”孟浩然的仕途之路从此被断绝了。

孟浩然后来也不是没有做官的机会，但他一是机缘不巧，二是性情散漫。张九龄颇为赏识孟浩然的才华，在他被李林甫排挤出朝廷担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期间，曾经邀请孟浩然到他的幕府之中任职。可惜的是，张九龄从此往后却是自身难保，麻烦不断，无法对孟浩然施以援手。

襄州刺史兼山南采访使韩朝宗也很欣赏孟浩然的才华，在734年进京的时候，邀请他同行，准备寻找机会向朝廷推荐。当时韩朝宗又被人称之为韩荆州，素有提携贤才之美称，李白曾认为“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虽有夸大的成分，但也可见韩朝宗在文人当中的影响有多大。而韩朝宗对写了一篇文采斐然的《与韩荆州书》的李白置之不理，却很看重孟浩然。孟浩然的一位老朋友来了，他便与老朋友喝起酒来。这时有人提醒他：“君与韩荆公有期。”孟浩然此时正喝在兴头上，却说：“业已饮，遑恤他！”他就没有按时赴约。

韩朝宗听说这话之后，很是生气，不辞而别，以后再也不愿为他举荐。一次宝贵的政治机遇就淹没在美酒与友情当中。

这种率性而为、随心而动的风流气度就是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也不曾改变。740年，王昌龄游历襄阳，拜访孟浩然。当时正值孟浩然背患疽病，即将痊愈，医生叮嘱他不可饮酒，不能吃鱼鲜。可是好友相聚，孟浩然就把医嘱放在了脑后，设宴款待朋友，开怀畅饮，又吃了不少大鱼大肉。结果旧病复发，不幸去世，时年五十二岁。

在孟浩然坎坷而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一系列描写田园生活的诗篇。其中以《过故人庄》一诗流传最广：“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诗人通过生花妙笔描写了一幅其乐融融的田园场景。老朋友准备了黄米饭和烧鸡，邀请诗人到村中作客。两人端着酒杯兴致勃勃地聊起桑麻的长势和收获。双方意犹未尽，约好等到重阳节那天，诗人还要来观赏菊花。从此诗的风格以及用第一人称的写法也可以看出，孟浩然是深入到了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不是像王维那样如局外人一般。

韦应物也是著名的田园诗人。他写有揭露社会黑暗现实的《采玉行》：“官府征白丁，言采蓝谿玉。绝岭夜无家，深榛雨中宿。独妇饷粮还，哀哀舍南哭。”还有《夏冰歌》：“出自玄泉杳杳之深井，汲在朱明赫赫之炎辰。九天含露未销铄，阊阖初开赐贵人。碎如坠琼方截璐，粉壁生寒象筵布。玉壶纨扇亦玲珑，座有丽人色俱素。咫尺炎凉变四时，出门焦灼君讵知。肥羊甘醴心闷闷，饮此莹然何所思。当念阑干凿者苦，腊月深井汗如雨。”他的《杂体五首》的第三首写道：“春罗双鸳鸯，出自寒夜女。心情烟雾色，指历千万绪。长安富贵家，妖艳不可数。裁此百日功，唯将一朝舞。舞罢复新裁，岂思芳春苦。”这些诗歌揭露了王侯贵族的享乐生活，反映了采玉、采冰人和寒女的疾苦，可以说是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先声。

韦应物最为人称道的还是田园诗。如《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树上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在诗人独具匠心的描述下，滁州（今安徽滁州）西郊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河被传为一代美景，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的奇迹。首句的“幽草涧边生”为地上之物，次句“黄鹂树上鸣”为空中之景，在视听两方面给人以美的感受。第三句写“晚来急”，第四句则以“舟自横”相扣。这首诗为韦应物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苏轼就说过：“乐天长短三千首，却逊韦郎五字诗。”

自然韦应物也不是单纯地描写田园生活，他也关注到了民众的疾苦。如《观田家》一诗：“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归来景长宴，饮犊西涧水。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仓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他对农民辛苦的劳作、沉重的赋税徭役有着深切的体会。而想到自己不下田劳动，吃着农民生产的粮食，却不能改善他们的境遇，感到十分惭愧。这与后来白居易等人发起的新乐府运动有着颇多相似之处。

边塞诗人

唐朝之所以涌现出大量的边塞诗，一方面在于唐朝强大的边防和唐人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另一方面在于文人建功立业的壮志和“入幕制度”的激励，普遍投笔从戎，赴边求功。他们对边塞和军旅生活有着亲身体验，从戎而不投笔，以厚实的相关边塞经验为基础，创作了气势磅礴、充满爱国激情的篇章。或描绘苍凉的边塞风光，或赞颂将士们的勇武精神，或描述将士生活的艰辛。于是产生了一大批以描写边塞生活著称的边塞诗人。

唐朝很多诗人都创作过边塞诗。李白、杜甫也多有相关诗作。如杜甫对征战生活相当熟悉，“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他曾以一名士兵的口吻写下了多首边疆诗，如“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千金买马鞭，百金装刀头。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但杜甫也明确地指出：“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被人称为“诗佛”的王维也有不少脍炙人口的边塞诗。如《陇西行》：“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其《使至塞上》则更为著名：“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句画面开阔，意境雄浑，生动地描述了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被后人称之为“千古壮观”。“诗鬼”李贺也写下了豪迈非凡的《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临韦偃放牧图

盛唐边塞诗大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军对外战争的屡屡胜利，而这与唐军特别是骑兵的强大是分不开的。据史载当时唐朝军队的战马“动以万计”。该图就是其生动的写照。

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则描述了守边将士的思乡之情：“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卢纶的《塞下曲》则有“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等豪迈诗句。“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虽是追慕汉朝飞将军李广的风采，但也反映出了当时唐军将士的豪迈。而李颀的《古从军行》则有哀怨的情绪：“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将士们在刮得昏天黑地的风沙中艰难行进，而汉代远嫁乌孙王的公主也是走的这条路，她弹奏的琵琶曲一定是充满幽怨。将士们在荒无人烟的地方野营过夜，弥漫天地的大雪飘起，和远处的沙漠连成迷蒙一片。南飞大雁的鸣叫声凄厉又哀伤，胡兵也耐不住这艰苦生活而落下了眼泪。听说朝廷已传下不准后退的命令，只能拼着性命死战。年年都有无数人抛骨异域，唯一的成果是葡萄从西域传入中原种植，供当时的富人高官享用。诗中虽然颇多哀怨情绪，但是基调还是高昂进取的。

而在创作边塞诗较多的诗人中，王之涣、王昌龄、高适、岑参则较为知名。王之涣一生只留下了六首诗，但均有盛名。如《送别》：“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更是千古名句。在这其中，《凉州词》则是唐朝边塞诗的经典之作：“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本是唐代乐府曲名。凉州，泛指河西一带。杨柳，指北朝乐府《折杨柳歌辞》。在描绘了高远辽阔而荒凉的塞上景象之后，转而抒写征人戍边的悲怨。“何须怨”实要怨。春风不度玉门关”，一则指塞外寒苦的生活，二则隐喻朝廷的恩泽不及于边关将士。

与王之涣一样，王昌龄的边塞诗并不多，但多为名篇，所以被列入边塞诗派。他曾创作了《从军行七首》。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其五：“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这些诗篇都经常被后人引用。而他对战争的残酷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从来幽并客，皆向沙场老。莫学游侠儿，矜夸紫骝好”。

《出塞》则是他的边塞诗的代表作：“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此诗被誉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王昌龄的边塞诗有其独特的地方，其重点不在征战生活和边塞风光，而侧重描写将士们的思想感情。在他的笔下，边塞环境只是人物心理活动的背景，戍边战士的内心世界才是诗的中心。

高适的经历则颇具传奇性。他年少时不好好读书，到处漫游，甚至做了一段时间的乞丐，靠向人讨饭为生。直到五十岁的时候，他才下功夫努力学习，后来终于成为有唐一代的著名诗人。他多写边塞战场上的情景，同时又顾及到征夫的疾苦、少妇的情怀，别开生面。后人多将他与岑参相提并论，合称高岑。值得一提的是，他最后进爵为渤海县侯，是唐朝诗人唯一被封侯的。他的《别董大》非常著名：“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但时至今日，董大是何许人也，绝大多数人都不清楚，而高适却名留青史。

高适以边塞诗著称，并不是偶然的。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游历过唐朝的北部边境。732年，信安王李祎征讨奚、契丹部落，他又北去幽燕，希望到信安王的幕府中效力，但未能如愿，“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些经历就体现在他的诗歌当中，如《营州歌》：“营州少年爱原野，孤城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唐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他还在《蓟门行五首》中写出当时边关将士的生活以及内心世界：“边城十一月，雨雪乱霏霏。元戎号令严，人马亦轻肥。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一朝事将军，出入有声名。纷纷猎秋草，相向角弓鸣。蓟门逢古老，独立思氛氲。一身既零丁，头鬓白纷纷。勋庸今已矣，不识霍将军。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戍卒厌糠核，降胡饱衣食。关亭试一望，吾欲泪沾臆。”《塞上听吹笛》也从侧面反应了守边士兵的心理：“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

而高适边塞诗的代表之作则是《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此诗本是高适唱和他人《燕歌行》所作，意在慨叹征战之苦，谴责将领骄傲轻敌，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利，使战士受到极大的痛苦和牺牲，反映了士兵与将领们之间苦乐不同，庄严与荒淫迥异的现实，“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也写出了为国御敌之辛勤，主题仍然是雄健激越，慷慨悲壮。此诗也因此被誉为高适的“第一大篇”，而且也是整个唐代边塞诗中的杰作，千古传诵。

岑参则是非常典型的边塞诗人。他进士出身，曾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记，后又做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判官，前后两次在边塞共生活了六年。他曾写诗抒发自己的壮志：“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边塞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他曾在《逢入京使》中表达了自己第一次出塞时对故土的留恋：“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但他很快被边疆生活所吸引，留下了一系列著名的诗篇，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夜半行军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这首诗一开始，就生动地描绘出西域狂风弥天、飞沙走石的恶劣环境。敌人来犯，狼烟四起，将军带兵奔赴战场迎敌。寒风似刀，马背上依然热汗蒸腾，很快又结成冰凌。在帐幕里起草讨敌的檄文，还未等写完，砚台里的墨水已冻成冰块。岑参随即在诗中抒发了自己的豪情，这样吃苦耐劳勇武向前的军队，一定会使敌人闻风丧胆，不敢交战。那我们就在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的西门等待胜利凯旋的捷报吧！诗中所体现的乐观豪迈的气概，正是盛唐时代精神的鲜明体现。

岑参还有不少描绘西北边塞奇异景色的诗篇，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遂成为描写雪景之千古名句。

岑参边塞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少数民族生活的描述。他在《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延歌》描写了少数民族舞女的美妙舞姿：“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此曲胡人传入汉，诸客见之惊且叹。慢脸娇娥纤复秾，轻罗金缕花葱茏。回裾转袖若飞雪，左鋋右鋋生旋风。琵琶横笛和未匝，花门山头黄云合。忽作出塞入塞声，白草胡沙寒飒飒。翻身入破如有神，前见后见回回新。始知诸曲不可比，采莲落梅徒聒耳。世人学舞只是舞，姿态岂能得如此。”

他对少数民族的一些神话也加以记述。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旁青草长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阴火潜烧天地炉，何事偏烘西一隅？势吞月窟侵太白，气连赤坂通单于。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见夕阳海边落。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热海即伊塞克湖，唐人又称其为“大清池”“咸海”，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唐时属安西节度使领辖。岑参虽未到过那里，但根据自己长期在荒远之地的体验，将少数民族的神话加以渲染，向人们描绘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新奇世界，在如汤煮的热海水中，居然有长且肥的鲤鱼。热气可以蒸沙烁石，把云彩点燃，岸边的青草却是四季长青，令人不可思议。

难能可贵的是，岑参的诗歌反映了各族人之间友好来往、相互学习的场景。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中的“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句反映出了各族民众欢乐一堂的场景。《赵将军歌》中的“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句则反映了双方高层的友好相处。“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则为当时民族交融的力证。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唐代中后期，王朝的鼎盛期已过，但诗歌创作仍未衰歇。不过与盛唐不同，此时的诗歌更多的是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唐帝国走向衰落过程中的危机和民间苦难。在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白居易以及新乐府运动。

安史之乱以后，一些关心王朝命运的士大夫力求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良方妙药。他们开始运用文学来宣传政治改革主张，以批判现实为宗旨的新乐府运动便逐渐兴起。所谓“新乐府”是指用乐府诗写时事，又不受古题束缚，而是“因事立题”的诗歌形式。

诗人李绅不但是新乐府运动的最早倡导者之一，而且是写新乐府诗的最早实践者。可惜的是李绅写的《新乐府》二十首今已不传。不过他早年所写的《悯农二首》还流传至今。其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其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在李绅等人的基础上，白居易更是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大力提倡新乐府诗歌，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指导方针，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诗歌进行了一场改革运动。从而进一步发扬和光大了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把唐诗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白居易字乐天，原籍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河南新郑。据说刚六七个月的时候，他就能辨认“之”“无”两个字，五六岁时就开始学写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写诗非常刻苦。正如他自己所说：“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白居易如此刻苦地诵读和写作，竟到了口舌生疮、手指成胝的地步，他也由此被人们称为“诗魔”。

在他十五六岁的时候，白居易来到长安。相传当时长安有一个文学家顾况，很有才气，但是脾气高傲，遇到后生晚辈，常常很不客气。白居易听说了顾况的名气，就带了自己的诗稿，到顾况家去请教。顾况听说白居易也是个官家子弟，不好不接待。白居易拜见了顾况，送上名帖和诗卷。顾况瞅了瞅这个小伙子，又看了看名帖上有“居易”两个字，皱起眉头打趣说：“近来长安米价很贵，只怕居住很不容易呢！”

但当他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马上换了另外一副态度，热情地说：“能够写出这样的好诗，住在长安也不难了。”

这次见面以后，顾况十分欣赏白居易的诗才，逢人便夸，白居易很快就在长安出了名。不过几年，他就考取了进士。唐宪宗提拔他做翰林学士，后来又任命他为左拾遗。

在诗歌的形式方面，白居易强调语言不但要质朴通俗，还要便于入乐歌唱。而这些都要为补阙和体察时政服务：“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不过在他看来，写作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的最重要目标还是让皇帝了解民情，“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白居易一生的诗歌创作，以四十四岁时即815年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在前期他写了大量讽谕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作了有力的揭露，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轻肥》《买花》《重赋》《卖炭翁》。

《轻肥》取自《论语·雍也》：“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后世以“轻肥”借指达官贵人。作者首先极言内臣的生活之豪奢：“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最后点出基层民众的苦难生活，“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买花》则生动地反映出了社会上的贫富差距。贵族们一掷千金，在牡丹花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与精力，“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而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只有“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局面，《重赋》里面就有生动的说明：“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虽然白居易把责任归咎于贪官污吏，“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但这也引起了皇帝的不满。而他的《卖炭翁》则更是将矛头指向了与皇帝有着密切关系的宫市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白居易就遭到了达官贵人的忌恨。正如他在《与元九书》说的那样：“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

815年，宰相武元衡被人派刺客暗杀了，裴度重伤。这次暗杀由藩镇指使，但朝廷的官员谁也不想开口说话。只有时任太子左善大夫的白居易站了出来，向宪宗上了奏章，要求严查凶手，以雪国家之耻，以报宰辅之仇。然而杀死宰相的真凶无人追捕，宦官和官员们却抓住这个机会，说白居易不是谏官，不该对朝廷大事乱提意见，这是对皇帝和朝廷的大不敬。他们还说白居易母亲因为看花失足落井而死，而白居易还作有《赏花》及《新井》诗，这是不孝，这样的官员应从太子身边调离外任。白居易遂被逐出京城外任江表刺史。但又有言官认为白居易罪状之大不宜治理一郡百姓，白居易又被改授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白居易无辜受到贬谪，心情十分抑郁。有一天晚上，他在江州的湓浦口送客人，听到江上传来一阵哀怨的琵琶声，叫人一打听，原来是一个漂泊江湖的歌女弹的。白居易见了那歌女，又听她诉说自己的可悲身世，十分同情。再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引起满腔心事。回来以后，写下了著名的叙事长诗《琵琶行》。其中“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诗句，被广为传诵。同时白居易也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唐朝音乐演奏的绝妙记录：“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舟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在那个时候，司马表面上是刺史的助手，实际上在中唐时期这个职位是专门安置犯有大错的官员的，相当于是变相发配到某地去接受监督看管的。白居易说自己是“恬然自安”，“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但比起前期来说，他已相当消极。不过他毕竟是一个曾经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虽然以“独善其身”为处世原则，但他的兼济之志并未完全消失，转而表现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人民做好事。如他曾经在杭州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了当地民众的饮水问题。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蓄水泄水的方法，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后人为了纪念他，就把这道长堤叫作“白堤”。而他在离开苏州时，人们泣涕相送，依依不舍。就是在他隐居于洛阳龙门的时候，还出钱疏浚航道。当时洛阳附近的伊河（黄河的支流之一）冬季水浅，船民需在寒冬腊月涉水背纤拉船过险滩，十分辛苦。白居易决心“誓开险路作通津”，带头出钱，疏浚、开凿了龙门潭以南的八节滩和九峭石。使得航道大为改观，当地民众异常感激。

贵妃出浴图

白居易的《长恨歌》对后世文学艺术有着很大的影响。此画即取“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亲承恩泽时”诗意。

但仕途的坎坷确实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诗歌虽仍有讥讽之作，如在杭州刺史任上所写的《代卖薪女赠诸妓》：“乱蓬为鬓布为巾，晓踏寒山自负薪。一种钱塘江上女，著红骑马是何人？”卖柴妇女头发零乱，用粗布头巾扎着，每天都到山中去背柴。同样是住在钱塘江畔的女性，为什么另一些不务生产的妓女却能穿红戴绿、骑着高头大马，过着舒坦的日子？但在江南任上的诗作中，白居易更多的是描绘江南美丽风光的诗作。如《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如《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还有《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些诗篇都广为传诵。

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是最早写词的诗人之一，著名的《忆江南》就是一例。白居易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后来又在江南担任官职多年，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因此当他因病回到洛阳之后，也就是六十七岁时，写下了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胜景仍然在他心中栩栩如生。其中最有名的一首就是“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之大之美，对于一般人而言，实乃一言难尽，白居易却用十几个字表达出来。他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展现了光彩夺目的江南春景。

事实上白居易在被贬江州之初，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即讽谕诗、感伤诗、闲适诗和杂律诗。前期多讽谕诗，后期多其他三类；前期比较注意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后期更多着眼于艺术。但就诗歌艺术本身而言，作为新乐府运动重要代表人物的白居易，其感伤诗的成就要超过讽谕诗。代表白居易诗歌最高艺术成就的《琵琶行》和《长恨歌》都是感伤诗。但白居易的绝大多数诗歌都是语言平易浅切、文意自然流畅，颇合新乐府运动之意。例如他在三十多岁时所作的《长恨歌》。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以及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上的大事，但白居易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仅用“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这也是《长恨歌》取得极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白居易诗名很大，在外国例如日本也有很大的影响。他去世后，唐宣宗曾写诗悼念：“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帝国的夕阳

821年，唐宪宗去世，唐王朝的危机进一步加深。特别是在835年，李训引诱宦官参观所谓的“甘露”，企图将其一举铲除。但举事不密，反而导致宦官大肆屠杀朝官，史称“甘露之变”。唐诗风貌也由中唐进入晚唐，再次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正如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句所展示的那样，晚唐诗坛笼罩着浓重的感伤气息。另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些中唐的诗人也敏锐地感觉到国家的衰落，诗风颇为沉郁。

在晚唐阶段，中央层面是宦官专权，地方层面则是藩镇割据。而许多出身寒微、拙于钻营的有才之士，在考场上长期受困，甚至终生不第。少数士人即使幸而中举，也很难像中唐的韩愈、白居易等人那样，凭借他们的文才进入政治机构上层。面对王朝末世的景象和自身暗淡的前途，士人心理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有些人开始思索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情调悲伤的怀古咏史诗大增。

横跨中晚唐的刘禹锡有诗《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在这首诗中，刘禹锡表达了对唐王朝结束藩镇割据的期望之情以及对国家统一的坚定信心。

而杜牧则在《江南春》中写道：“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首《江南春》千百年来素负盛誉。短短的四句诗，既写出了江南春景的丰富多彩，又抒发了南朝大兴佛教而速亡的历史感慨。这对于当时统治者一心热衷佛教、广建佛寺不能不说是一个提醒。他还写有《泊秦淮》一诗：“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后庭花》是指陈后主创作的《玉树后庭花》，向来被人们看作是亡国之音。当时的唐王朝已是千疮百孔，藩镇拥兵自重，社会危机四伏，边患频繁，而那些醉生梦死的统治者不汲取历史教训，仍在纵情享乐。杜牧通过此诗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无比关怀和深切忧虑。

文人间的友谊

虽然人生道路多坎坷，但唐朝文人之间的友谊还是很深厚的。杜甫与李白如此，后来的刘禹锡与柳宗元也是如此。刘禹锡就曾为柳宗元的文集作序，该图为其书影。杜牧也曾为李贺的诗集作序。

无独有偶，李商隐也提到了《玉树后庭花》，通过《隋宫》表达了对唐帝国可能走向覆灭的担心：“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陈后主（陈叔宝）是个荒淫误国的皇帝，与当时尚为隋朝皇子的杨广有过交往。相传杨广当皇帝后，曾在梦中与死去的陈后主相遇，并让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舞了一番《玉树后庭花》。在李商隐看来，隋炀帝死后到九泉之下遇到陈后主，应该感到惭愧，因为他自己也步了陈后主的后尘。

对于个人的境遇，杜牧则有《赤壁》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感叹周瑜因有东风之便取得成功，有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之意。不过相对于李商隐而言，杜牧还是比较幸运的，他虽然不能力挽狂澜，但仕途生活还是比较顺利，个人生活也相当闲适。他曾在扬州度过了一段放纵的生活，流连于青楼歌榭间，并有若干诗作传世。如《赠别》：“多情却是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据说当时他的上司牛僧孺怕他出事，特意派兵卒三十人换了便装暗地保护他。后来杜牧被提拔为监察御史，牛僧孺为杜牧饯行，提醒他“节俭风月情怀”，要注意身体，更要注意为官形象。杜牧起初还力图表明自己的清白和洁身自好，结果牛僧孺命人当场拿出一只书篓来，里面都是暗中保护他的兵卒写的密报，尽是“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之类，竟有近千篇之多。但纵是如此，杜牧还是对扬州的生活充满了怀念之情，他在《寄扬州韩绰判官》一诗中写道：“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与他合称“小李杜”的李商隐就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出身并不高贵，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面对出身贫寒之士在社会上的困顿，他不由地发出感叹：“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和妻子的关系极好，“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与白居易不同，他对唐玄宗进行了无情的嘲讽：“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但就是因为他的婚姻，使他身不由已地卷入了牛李党争中，不能脱身。

坎坷的人生促使李商隐一系列《无题》诗（多为七言近体）的诞生。诗以“无题”命篇，是李商隐的创造。这类诗作其内容或因不便明言，或因难用一个恰当的题目表现，所以命为“无题”，其寓意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结论。不过《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人们一般将其视为抒写爱情的名作。

而李商隐诗集的第一篇《锦瑟》也往往被看作无题诗，其文为：“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千百年来，历代诗论家颇多揣测，莫衷一是。然而这正是李商隐的诗歌吸引人们的地方之一。

如果说杜牧、李商隐还是比较关心时政的话，那么孟郊、贾岛由于种种原因，则是另外一种风格，后人遂称他们为“郊寒岛瘦”。孟郊比贾岛大二十多岁，是贾岛的前辈诗人。但他们都是遭际不遇，官职卑微，一生穷困，一生苦吟。

孟郊早年贫困，屡试不第。四十多岁始中进士，六十多岁时贫病而死，中年还曾丧子。他的诗歌主要是表达了中下层文士对穷愁困苦的不平情绪。但他的很多诗歌也反映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其中有些针砭了社会上人际关系中的丑恶现象，有的则尖锐地揭露了贫富之间的不平等现象。

有意思的是，孟郊专写古诗，现存诗五百多首。有的诗反映了亲情，如《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如《结爱》：“心心复心心，结爱务在深。一度欲离别，千回结衣襟。结妾独守志，结君早归意。始知结衣裳，不如结心肠。坐结行亦结，结尽百年月。”

孟郊对于人际关系的看法则在《赠崔纯亮》一诗中得到较为全面的体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有碍非遐方，长安大道旁。小人智虚险，平地生太行。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君心与我怀，离别俱回遑。譬如浸檗泉，流苦已日长。忍泣目易衰，忍忧形易伤。项籍非不壮，贾生非不良。当其失意时，涕泗各沾裳。古人劝加飧，此飧难自强。一饭九祝噎，一嗟十断肠。况是儿女怨，怨气凌彼苍。彼苍昔有知，白日下清霜。今朝始惊叹，碧落空茫茫。”“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确是当时不少文人的心声。

而孟郊的《寒地百姓吟》则表达了他对于社会上的人们贫富不均的愤怒。诗中有言：“无火炙地眠，半夜皆立号。冷箭何处来，棘针风骚劳。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高堂搥钟饮，到晓闻烹炮。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华膏隔仙罗，虚绕千万遭。到头落地死，踏地为游遨。游遨者是谁，君子为郁陶。”“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绝不是孟郊的一时愤懑之语，而是当时基层民众面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而发出的怨怒之词。

这种精神在孟郊的童年就有所体现。相传有一年冬天，孟郊的家乡闹灾。皇帝派遣钦差大人来了解灾情，县令大摆宴席，为钦差接风。正当县令端起酒杯说“请”，身穿破绿衣裳的小孟郊走了进来。县太爷一见，眼珠子一瞪说：“哪来的小叫花子，去去去！”小孟郊本来对他们不顾百姓灾情大吃大喝就很气愤，于是顶了一句：“家贫人不平，离地三尺有神仙！”

钦差则对小孟郊很是轻视：“唷，小叫花子，你不要卖弄文才，我倒要好好考考你。我出个上联，你若是对得出，就让在这里吃饭；若对不出，哼，就判你私闯公堂，打断你的狗腿！”小孟郊毫不畏惧地说：“请吧！”

钦差大人看到小孟郊所穿的破破烂烂的绿衣裳，摇头晃脑地说：“小小青蛙穿绿衣。”小孟郊扫了一眼酒桌上的螃蟹，又注意到钦差穿着红衣，不慌不忙地对道：“大大螃蟹着红袍。”

钦差大人一听，气得浑身发抖，但有话在先，不好发作。三杯酒入肚后，他认为才思来了，又神气活现起来。他斜着眼看了看小孟郊，说道：“小小猫儿寻食吃。”小孟郊则看着馋狗啃骨头似的钦差，看着溜须拍马的县令，不动声色地回道：“大大老鼠偷皇粮。”钦差、县令不听则罢，一听则目瞪口呆，再也说不出话来。原来小孟郊说得很对，他们吃的正是救灾的银子。

与孟郊的批判精神不同，贾岛的诗歌题材较为狭窄。有科场不得意的失意和怨愤，有窘迫困顿生活的哀叹，有对于清寂之境和禅家境界的体验，以及与僧人、隐士的交往。大多不出个人生活范围，不离琴、棋、鹤、茶、竹、石等物，很少反映社会问题。

不过题材虽然狭窄，但在苦吟方面，贾岛还是很下功夫的。贾岛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叫作“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就是这样两句诗，贾岛竟然花了三年的时间：“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在唐朝的诗人中，讲究诗句的锤炼乃是经常之事，如杜甫曾“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孟郊“一生空吟诗，不觉成白头”，卢延让有“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之诗句。但在这其中，最为出名的是以推敲典故而闻名的贾岛。

贾岛作诗时，非常讲究铸字炼句，反复苦吟思索，为此流传下来一个生动的故事。据说有一次他访问隐居的友人李凝，正好友人外出未归。

一天他骑在驴子身上想到一首诗，描绘李凝隐居地的幽静景色，大意是自己来访不遇，以后如果再来，就一同隐居。但贾岛觉得这首诗的三四句“岛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的“推”字似乎应该改一改，他一直在考虑究竟是用“推”字好呢？还是改为“敲”字好？贾岛在驴背上反复思索，总是犹豫不决，不知不觉间用手做出推和敲的姿势，想把这个字确定下来。这样一直走到长安城里，他还是做着手势不断苦吟。正值任京兆尹的韩愈出行办事，由于贾岛太专心了，一头撞进韩愈的仪仗队。已经冲进了第三节队伍，但他还在苦吟，仍要继续向前闯。仪仗队的兵士便把他抓了起来，推到韩愈面前。韩愈便盘问贾岛，为什么无缘无故冲撞他的仪仗？贾岛这时才回过神来，连忙说明是由于自己在驴背上作诗，完全没有注意到外界的缘故，并非有意冲撞。韩愈也对贾岛的诗句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不但没责备他，反而立马想了很久，然后说：“用‘敲’字好！”贾岛想来想去，改为了“敲”字。这一字之改可以反衬出李凝的隐居之处在万籁俱寂之中更显得幽静，也就是响中寓静，这比在万籁俱寂中无声无息地推门要好。于是这两句就最后确定了下来，变成“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从此韩愈和贾岛便成了好友，“推敲”也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一段佳话。

诗僧寒山与拾得

贾岛虽为著名诗人，但也曾经在佛寺中居住过很长时间，还出家当过和尚，后来在韩愈的劝说下才还俗。此例说明了有唐一代诗歌与僧人的密切关系。事实上唐朝也出现了不少能吟诗作文的僧人。寒山与拾得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唐朝诗人张继有诗《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而寒山寺的称呼就源自著名诗僧寒山的名字。

寒山是唐代首都长安人，出身于官宦人家，多次投考不第，后来出家。三十岁后隐居于浙东天台山，享年一百多岁。据说寒山是隋皇室后裔杨瓒之子杨温，后来由于种种复杂原因遁入空门。

寒山作为中国唐代少有的几位白话诗人之一，对于诗歌创作有着自己的理论。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

他的诗歌题材广泛，特别是关注农村生活，从农业生产、社会道德到婚姻家庭、子女教育，几乎触及到了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朴素清新的诗歌在绮靡软媚的初唐诗风以及高亢激昂的盛唐诗歌中都显得别具一格，具有独到的价值。

拾得的经历也颇为传奇。国清寺丰干禅师一日外出，听到山道旁有一名小孩的啼哭声，寻声一看，原来是一个被人丢弃小孩子。问遍附近村庄的人家，没有人知道这是谁家的孩子，丰干禅师就只好把这个男孩带回国清寺，等待人家来认领。因他是丰干禅师捡回来的，所以大家都叫他“拾得”。

诗僧寒山、拾得

寒山、拾得在文学界有着很高的名声，后来也成为了神话人物。此图为明人所作《四仙拱寿图》局部，右为寒山，左为拾得。

拾得长大以后，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就有寒山。相传当时寒山贫困，而拾得在厨房做杂务，就常把残食盛放竹筒里，让寒山带回去充饥。两人经常诗歌唱酬，后来就流传下来《寒山拾得忍耐歌》，其文如下：

“昔日寒山问拾得曰：‘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

“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寒山云：‘还有甚诀可以躲得？’

“拾得云：‘我曾看过弥勒菩萨偈，你且听我念偈曰：老拙穿衲袄，淡饭腹中饱。补破好遮寒，万事随缘了。有人骂老拙，老拙只说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涕唾在面上，随他自干了。我也省力气，他也无烦恼。这样波罗蜜，便是妙中宝。若知这消息，何愁道不了。人弱心不弱，人贫道不贫。一心要修行，常在道中办。世人爱荣华，我却不待见。名利总成空，我心无足厌。堆金积如山，难买无常限。子贡他能言，周公有神算。孔明大智谋，樊哙救主难。韩信功劳大，临死只一剑。古今多少人，那个活几千。这个逞英雄，那个做好汉。看看两鬓白，年年容颜变。日月穿梭织，光阴如射箭。不久病来侵，低头暗嗟叹。自想年少时，不把修行办。得病想回头，阎王无转限。三寸气断了，拿只那个办。也不论是非，也不把家办。也不争人我，也不做好汉。骂着也不言，问着如哑汉，打着也不理，推着浑身转。也不怕人笑，也不做脸面。儿女哭啼啼，再也不得见。好个争名利，须把荒郊伴。我看世上人，都是精扯谈。劝君即回头，单把修行干。做个大丈夫，一刀截两断。跳出红火坑，做个清凉汉。悟得长生理，日月为邻伴。’”

寒山、拾得二僧不为世事缠缚，洒脱自在，清朝雍正皇帝赐封寒山为“和圣”，拾得为“合圣”，合称“和合二圣”。民间也将其奉为“和合二仙”，在民间的画像上，其典型形象总是满面春风，拍掌而笑。

女性诗人

有唐一代，诗歌极度繁荣，当时的女性虽然不能漫游全国，但也有不少诗歌传世。在这其中，较为出名的女诗人当属薛涛与鱼玄机。

薛涛的父亲薛郧本是京城长安一名小吏，安史之乱后移居成都。薛涛幼时即显出其过人的天赋，八岁能诗。相传其父曾以“咏梧桐”为题，吟了两句诗“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薛涛应声即对“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但这两句诗似乎预示了她一生的命运。据说她父亲当时沉默了好久，既惊奇小女聪慧过人，又预感到她人生坎坷而惆怅。而在她十几岁的时候，薛郧逝世，薛涛与母亲裴氏相依为命。迫于生计，薛涛开始在欢乐场上侍酒赋诗、弹唱娱客，被称为“诗伎”。并且凭着自己过人的美貌及精诗文、通音律的才情，与唐朝的诸多名士文人都有交往，其中包括元稹、白居易等著名诗人。

在一开始，朝廷拜中书令韦皋为剑南节度使，经略西南，以防吐蕃。韦皋是一位能诗善文的儒雅官员，他听说薛涛诗才出众，而且还是官宦之后，就破格将时为乐伎身份的薛涛召到府中侍宴。在古代官员是士籍，普通民众是民籍，商人为商籍，乐伎则是乐籍，入了乐籍之后就很难改变自己的身份。

薛涛刚一到，韦皋就命她即席赋诗以试其才情，薛涛思索片刻之后，题下《谒巫山庙》一诗：“乱猿啼处访高唐，一路烟霞草木香。山色未能忘宋玉，水声尤是哭襄王。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斗画眉长。”此诗清丽凄婉，且有愁旧怅古的深意，韦皋大为赞赏，众宾客也都叹服称绝。从此之后，府中每有盛宴，韦皋必定召薛涛前来侍宴赋诗，她也被人们看成是蜀中的重大交际场合上不可缺少的人物。值得一提的是，她对时事也颇为关心，《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诗的第一首就说：“闻说边城苦,而今到始知。羞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

韦皋离任之后，薛涛又遇到了武元衡。武元衡对她极为照顾，还因为爱慕她的才华，曾向朝廷上书要提拔她为校书郎。校书郎归唐代秘书省管辖，负责整理典籍等文字工作。虽然说是个小官，但毕竟属于官吏阶层，其社会地位是乐伎所不能比拟的。虽然武元衡的请求没有得到应允，但此举也让薛涛感动万分，因为武元衡当时以宰相身份任西川节度使，身为宰相却为一个曾为歌伎的女子上奏请官，实属罕见。不过薛涛确实在武元衡幕府内从事过校书一类的工作，因此薛涛又有“女校书”“薛校书”之称。薛涛病逝后，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段文昌亲自撰写的墓碑就是“西川女校书薛洪度墓”（薛涛字洪度）。

薛涛为世人所知的还有“薛涛笺”。当时她在闲暇之余，常把乐山特产的胭脂木浸泡捣拌成浆，再加上各种原料，制成粉红色的纸张，同时纸面上会呈现出不规则的松花纹路。她常用这种纸来誊写自己作的诗作，有时也送些诗笺给友人，人们就称这种纸笺为“松花笺”或“薛涛笺”。

与享有美誉的薛涛相比，鱼玄机则充满了争议。鱼玄机，原名鱼幼薇，字慧兰，玄机是她出家后的道号。她出生于长安城郊一位落魄的士人之家。鱼父饱读诗书，却一生功名未成。鱼玄机在父亲的栽培下，五岁便能背诵数百首诗章，七岁开始学习作诗，十一二岁时，她的习作就已在长安文人中传诵开来，成为人人称道的诗童。

在她十几岁的时候，鱼玄机到城南风光秀丽的崇贞观中游览，正碰到一群新科进士争相在观壁上题诗留名。鱼玄机很是感慨，她空有雄才大志，却因自己生为女儿身，满腹才情无用武之地，无法与男子一争长短。于是她题下一首七绝：“云峰满月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而这首诗被贵公子李亿看到，对她大有好感。李亿这次赴京是为了出任因祖荫而荣获的左补阙官职。在温庭筠的撮合下，终纳鱼玄机为妾。但是李亿的原配夫人裴氏并不赞同此事。李亿最后只好写下一纸休书，将鱼玄机扫地出门。鱼玄机被迫到道观里栖身。在数年之后，鱼玄机知道李亿不可能再来接她入门，就与四方文士交往。结果她与侍女发生矛盾，盛怒之下误杀了侍女，最后被人发觉，官府遂将其处死，结束了她年仅二十多岁的生命。

鱼玄机曾写下“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的诗句，但终因感情受挫，走上了不归路。但她的才气还是为后人所称道。其存诗五十首，后人辑有《唐女郎鱼玄机诗集》。

古文运动与传奇小说

唐代除了诗歌这一最具代表意义的文学样式之外，还有散文、传奇。散文是相对于南北朝时期骈体文而言的，中唐的韩愈、柳宗元发起了一场古文运动，解放了文体。而传奇则是小说的一种发展，他们都具有高度的文学魅力。

古文运动

唐朝时兴起的古文运动，是相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隋文帝时曾下诏禁止“文表华艳”，但并没有扭转颓风。唐朝初期的文坛，骈文仍然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因此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诗人王勃曾提议改革文弊，但他自己的作品却仍然使用骈体。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先后提出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韩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因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韩愈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从词汇和语法两方面来建立新型古文的标准。韩愈准备创造一种融合了古人词汇语法，同时又适合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文学语言，创造出一种自由流畅、直言散行的新形式，这就是韩愈文体改革的主要内容。

韩愈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而且把新型古文广泛地用于政论、书信、赐序、杂说、碑铭等各种体裁中，创造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柳宗元字子厚，因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世称柳河东。因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二人并称韩柳。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风辞采华丽。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任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在永州生活了十年后，调任柳州刺史。这两个地方都是边远地区，荒僻贫苦。柳宗元怀着郁愤之情，最后孤独地死在了柳州，年仅四十七岁。

在被贬期间，柳宗元写了大量的散文。他的文章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富于战斗性，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柳宗元的散文也很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章须有益于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在柳宗元的诸多作品中，以《捕蛇者说》最为著名。当时在永州的山野间生长着一种奇异的蛇，黑色的身子而有着白色的花纹。据说这种蛇碰到草木，草木都要枯死。如果咬了人，就没有办法救治。但捉到它之后，晾干蛇肉，制成药丸，就可以用来治疗手足痉挛、颈肿、毒疮等疾病，还能去掉腐烂的肌肉，杀死人体内的各种寄生虫。太医奉皇帝的命令来征集这种蛇，每年征收两次，招募能够捕捉蛇的人，用蛇顶替他们应该缴纳的租税。于是永州地方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捕捉这种蛇。

有一户姓蒋的人家，享有捕蛇而不纳税的好处已经三代了。他的祖父、父亲都死在了这件事情上，而他也是好几次几乎丧命于此。柳宗元怜悯他，准备告诉主管收税的官吏，更换他的差事。而那位男子则告诉他老百姓的无奈：“自从我家三代居住此乡，累计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了，而乡邻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窘迫。先前和我祖父同时居住在此地的，现今十户还剩下不到一户了；和我父亲同时居住在此地的，现在十家还剩下不到两三家了；和我本人在此地同住了十二年的，现在十户人家也剩下不到四五家了。他们不是死了，就是搬走了，而我却因为捕蛇留了下来。凶横的差吏一来到乡里，就从东头闹到西头，从南边闯到北边，吓得人们乱嚷乱叫，连鸡狗也不得安宁。而我一年里头冒生命危险的只有两次，其余时间便怡然自得，哪像乡邻们天天有这种危险呢！现在即使死在这上头，比起乡邻们的死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又怎么敢怨恨呢？”

《捕蛇者说》这篇文章通过对以捕蛇为业的蒋氏一家三代悲惨遭遇的描述，尖锐地揭露了从唐玄宗天宝后期至作者被贬官永州时约六十年间百姓生活的悲惨状况。在苛重赋税的压榨下，基层民众纷纷走上逃窜死亡的道路，孔子的“苛政猛于虎”诚非虚言。该文具有很强烈的感染力，同时也是古文运动的重要篇章。

韩愈和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散文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华丽空洞的骈文，开始走上了衰亡的道路。文体开始从骈俪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变成了充实流畅的散文，扭转了过去三百年来的文风。

传奇小说

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唐朝的文学都空前繁荣。由于当时佛教的广泛传播，佛教僧侣在对普通人进行宣讲时，往往把经文通俗化、故事化，有的还边说边唱，增强感染力。这种讲唱形式，称作俗讲，俗讲的话本，称为变文，并逐渐发展为传奇小说，同样为唐朝的文学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传奇小说从最初的讲唱佛经故事，发展到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当代人物传记等社会生活的内容。传奇小说其实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出现了，不过那时故事中的主人公多是神鬼。唐朝如此繁华的世界，人们可以到处旅行，接触到不同肤色的人，了解到广大世界的奇闻，鬼神自然站不住脚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逐渐成为了主角。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莺莺传》等，都风靡一时，令无数唐人为之心动神摇。

另一方面，伴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风俗，就是“行卷”和“温卷”。当时的应试文人为了获得主考官的赏识，往往在考前送上自己的文章，叫作“行卷”，考后再送则叫“温卷”，这两种文章经常就是考生写的小说。因为小说“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正是这种风气的盛行，刺激了小说的发展。

唐朝小说流传至今的不下百篇，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四十多篇。第一类是讽谕小说，例如沈既济的《枕中记》。讲述了唐开元年间，卢生郁郁不得志，骑着青驹穿着短衣进京赶考，结果功名不就，垂头丧气。一天旅途中经过邯郸，在客店里遇见了得神仙术的道士吕翁。卢生自叹贫困，道士吕翁便拿出一个瓷枕头让他枕上。卢生倚枕而卧，一入梦乡便娶了美丽温柔的妻子，还中了进士，升为陕州牧、京兆尹，最后荣升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中书令，封为燕国公。他的五个孩子也高官厚禄，嫁娶高门。卢生儿孙满堂，享尽荣华富贵。八十岁时，生病久治不愈，终于死亡。断气时，卢生一惊而醒，转身坐起，左右一看，一切如故，吕翁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哩！这也是成语“黄粱一梦”的由来。作者以几十分钟的时间来衬托几十年的光阴，诉说了人间的万般荣华富贵，不过如梦境一样，刹那便会消失。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表达的也是这种意思。

第二类是侠义小说，多描写一些身怀绝技、神出鬼没的英雄人物，以袁郊的《红线传》和裴铏的《聂隐娘》最有代表性。

第三类是爱情小说，如白行简的《李娃传》。讲述了荥阳公子赴京应试，与名妓李娃相爱，结果几乎被其父鞭挞至死。后流落街头，得李娃救护督促，发愤用功，应试得中。其父回心转意，认李娃为儿媳。全篇情节波澜起伏，结构完整。后世多改编为戏曲。

第四类是历史、政治小说，如陈鸿的《东城父老传》。写贾昌幼年以斗鸡得宠，后遭安史之乱，身经沧桑，尽悟前非，遂出家为僧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唐朝天宝年间的历史情况。还有皇甫枚的《三水小牍》，记载了晚唐的异闻轶事。著名的篇章如《飞烟传》，故事悲惨动人；其他如《王知古》，从一个侧面描写了藩镇武将张直方的骄横残暴；《却要》写了女奴的机智泼辣和贵家子弟的荒淫无耻；《鱼玄机》写了女道士鱼玄机的凶悍狂暴，人物颇具个性。文中偶尔穿插一些诗歌骈语，文辞华丽，在晚唐小说中很有特色。

第五类是神话故事，李朝威的《柳毅传》堪称经典。故事讲述书生柳毅在前往长安赴考途中，在泾阳遇到一位女子，在冰天雪地下牧羊。多次打听之下，才知道原来对方是洞庭湖的龙宫三公主，远嫁给泾水龙王十太子，但受其夫泾阳君与公婆虐待。书生柳毅感其不幸，就为其将家书带至洞庭龙宫。其叔父钱塘君将龙女营救出来，回归洞庭，钱塘君就提议柳毅与龙女成婚。柳毅因传信乃急人之难，本无私心，且不满钱塘君之蛮横，故严辞拒绝而去。但龙女对柳毅已生爱慕之心，自誓不嫁他人，后来二人终成眷属。因《柳毅传》富于想象，情节曲折，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故李朝威也被后来的一些学者誉之为传奇小说的开山鼻祖。

唐朝的传奇小说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广泛的题材。元朝王实甫的《西厢记》就源自元稹的《莺莺传》，明朝的《绣襦记》取材于《李娃传》，清朝洪昇的《长生殿》则来自唐人的《长恨歌传》。至于“三言”、“二拍”及《聊斋志异》等书，受唐朝小说的影响更加明显。

绚丽多彩的艺术

唐朝之所以被称为盛世，除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以外，还有它灿烂的文化艺术，开放的社会风气，使这一时期的艺术也表现得多姿多彩。

兴盛的书法

宋人欧阳修曾有言：“书之盛，莫盛于唐。”事实上也是如此，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怀素、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无一不是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显赫地位的大书法家，楷书、行书、草书都有极大的发展。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则是有多方面的原因在其中的。

唐朝结束了隋末的战乱之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达到了鼎盛时期。国力强盛，中外文化大交流、大融合，旧的框框被打破。国家的强大成为士人昂扬的精神支柱，频繁的文化交流也开阔了文人的视野，唐人的书法创作也由此被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唐朝特别重视书法教育，无论是学校教育、科举考试，都和书法有密切的关系。长安专门设立了六种学馆，书学属于六种学馆之一，专门培养书法人才。而当时的皇帝本身也对书法的兴盛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如唐太宗、高宗、睿宗、玄宗等皇帝都十分爱好和提倡书法。加上他们都具有相当的书法造诣，上行下效，使得书学之风鼎盛。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他曾以重金募天下所存王羲之书法真迹，开唐代尊崇二王（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书法的风气。李世民曾下诏京师五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弘文馆学习书法，并委任当时的大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为弘文馆书学博士，教授书法。而在民间，碑刻之风十分盛行，造像刻石、墓志墓表不可胜数，这就对书法有着广阔的需求。

而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进士、明经及第以后，不能立即当官，必须经过吏部的考试，考试内容包括身、言、书、判。在具体考试之前，要求应试者必须是“楷书遒美”，先考书判，书判合格后，再考察身、言。这就要求参加考试的士人必须写得一手好字，方得授官职，这也推动了书法的发展。

初唐时期最为著名的四名书法家为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号称“初唐四大书家”。其中欧阳询是这四人中最为年长的。他生于557年，祖父曾任陈朝大司空。他最初仿效王羲之，后独辟蹊径，自成一家。

欧阳询的书法早在隋朝就已声名鹊起，远扬海外。但欧阳询自己却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依然读碑临帖，精益求精。据说有一次欧阳询外出游览，偶然在路边看到晋代书法名家索靖所写的石碑。他骑在马上仔细观看了一阵才离开，但刚走几步又忍不住折回来观赏，赞叹不已，久久不愿离去，便干脆铺上毡子坐下反复揣摩。最后竟在碑旁一连待了三天，直到领悟到索靖书法用笔的精神所在，方才离去。他的书法也更为精进，人们都争着想得到他的手迹，一旦得到就视作瑰宝，作为习字的范本。

欧阳询的形貌很丑陋，但他的书法却誉满海内外。唐高祖年间，高句丽特地派使者来长安求取欧阳询的书法。唐高祖李渊感叹地说：“没想到欧阳询的名声竟大到连远方的夷狄都知道。他们看到欧阳询的笔迹，一定以为他是位形貌魁梧的人物吧？”

与“初唐四大书家”的书法作品迥然不同的则是张旭的草书。张旭是一位具有传奇性的人物。他在诗歌方面也颇有造诣，如《桃花溪》：“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而《山中留客》更是脍炙人口：“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张旭特别爱喝酒，被杜甫列入酒中八仙，并有诗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他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张颠”的称号。“草圣”也由此流传开来。如今在他曾担任县尉的常熟还有一条“醉尉街”。旧时城内还曾建有“草圣祠”，祠内的一副楹联是这样写的：“书道入神，落纸云烟，今古竞传八法；洒狂称草圣，满堂风雨，岁时宜奠三杯。”

他精工楷书、草书，尤以草书著称。他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史称“草圣”。他一方面继承了二王的传统，后人曾有评论：“其名本以颠草，而至于小楷行草又不减草字之妙。其草字虽然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

张旭的书法在当时就极受欢迎。相传张旭以前的一个邻居，家境贫困，听说张旭性情慷慨大方，就写信给张旭，希望能得到他的资助。张旭非常同情他，便在回信中说，您只要说这信是张旭写的，要价就可以上百金。邻人将信照着他的话上街售卖，果然马上就以高价售出。而唐文宗时也曾下诏宣布张旭草书、李白诗歌、斐旻剑舞并称“三绝”。

唐人曾记载过一则张旭任常熟县尉时从一老翁处获得教益的故事。张旭到常熟才任县尉十多天，就有一个老翁为了一件小事到县衙内告状，张旭给他写了判决书。不料过了几天，这个老翁又来到县衙。张旭很不高兴，责备这个老翁道：“你怎么为一件小事屡次告状呢？”这个老翁的回答则非常有意思：“我不是为了再来告状，而是因为看到你判决书上的笔法奇妙，想多得一些作为墨宝珍藏起来。”后来张旭得知这老翁家藏有不少遗墨精品时，就请求他拿来观摩。张旭看到老翁先父的墨迹时，惊呼“天下工书者也”，然后就反复揣摩学习，书法又得以长进。

社会上的普通事物在张旭眼中往往蕴含着书法的真谛。韩愈曾这样称赞他：“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相传他曾经看到公主与担夫在羊肠小路上争道，各不相让，但又闪避行进得法，从而领悟到书法应进退参差有致、张弛迎让有情。而根据杜甫的说法，张旭在河南邺县时经常前去观看公孙大娘舞剑，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张旭的书法纵逸豪放，正是盛唐气象的鲜明体现。

怀素是继张旭之后的又一草书大家。他虽为僧人，但却好饮酒，每当饮酒兴起，不分墙壁、衣物、器皿，任意挥写，时人谓之“醉僧”，有“颠张醉素”之称。

怀素小时候家里很穷，年少时就出家当了和尚。他对练书法很感兴趣，但因买不起纸张，就在寺院附近的一块荒地，种植了一万多株芭蕉树。芭蕉长大之后，他摘下芭蕉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由于住处触目皆是蕉林，因此他风趣地把住所称为“绿天庵”。他又用漆盘、漆板代纸，勤学精研，盘、板都写穿了，写坏了的笔头也很多，埋在一起，名为“笔冢”。

唐中后期的大书法家有颜真卿、柳公权等。颜真卿把篆、隶、行、楷四种笔法结合起来，创造了方正敦厚、沉着雄浑的新书体，称为颜体，对后世影响极大。他的代表作有《多宝塔碑》《祭侄文稿》等。唐后期的名书法家柳公权以楷书见长，融诸家笔法，自成一体，世称柳体。代表作有《李晟碑》《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

多样化绘画

有唐一代，绘画艺术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初唐绘画以宗教佛像和贵族人物画为主，名家有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等，现存的《太宗步辇图》和《历代帝王图》就是阎立本的杰作。

盛唐以后，人物画开始以世俗生活为内容，山水画也日益兴盛起来。最有成就的画家是吴道子，有“画圣”之称。现存的《天王送子图》据说就是他的作品。

唐朝还有许多长于画花鸟禽兽的画家，如薛稷善于画鹤，曹霸、韩幹善于画马，韩滉善于画牛。韩滉的《五牛图》是一幅纸本设色画，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用纸作画的作品。画中五只不同形态的牛，表现了牛的生活形态和习性，结构标准，造型生动，形貌真切。那时韩幹以画马著称，韩滉以画牛著称，后人因此称为“牛马二韩”。

寺院、石窟和陵墓中的壁画，是唐朝绘画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千佛洞的壁画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极为罕见。敦煌的唐代壁画规模相当大，总面积有五万多平方米，且内容丰富，有佛像画、佛经故事画、民族传统神话故事画、经变画等。虽然这些壁画以佛教内容为主，但也反映了敦煌一带的社会经济生活。在石窟中保存有敦煌地区农业生产的画面，如二牛抬扛、曲辕犁播种、割麦、打场、扬场等全部农业生产过程。同时保留了捕野羊、杀野猪、追黄羊的场面，非常生动。

斗牛图

该图作者戴嵩是韩滉的弟子。此图绘两牛相斗的场面，风趣新颖。双牛均用水墨绘出，以浓墨绘蹄、角，点眼目，绘鬃毛，传神生动地画出了斗牛的肌肉张力、逃者喘息逃避的憨态、击者蛮不可挡的气势。

在唐代的敦煌壁画中，人们对“飞天”都盛赞不已。她们婀娜多姿的体态，飘逸动感的姿态都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飞天”在梵文中叫作犍达婆，又叫香音神，在佛经中称为“天人”。据说她们身体裸露，吃的是香品，声音非常悦耳。在佛行事或说法的时候，她们就在佛的周围飞翔，或护持佛赴会，或听候佛的差遣。

飞天的形象主要来源于古代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中的天使、印度犍陀罗艺术和笈多王朝的佛教艺术。我国汉代壁画上她们最早出现的时候，肩上还长着一双翅膀。唐朝时期，飞天的双翅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飞舞的飘带来表示飞翔。飞天的造型到唐代比往日更加成熟。她们个个体态丰腴，一副典型的唐代美女风度，身披的飘带挥舞自如，好像从天上蜿蜒而下。飞天身旁用流云落花衬托，增强了动感。绘画用笔粗壮而又活泼流畅，色彩金碧辉煌。因为飞天是自由、快乐、吉祥、幸福的象征，形象又是如此的优美动人，所以古代画家们最喜欢画她们。不仅把飞天画在佛像的周围，而且还画在龛楣的上端、龛顶的转角处，只要有空余的地方就画上她们。因此这就是敦煌“无壁不飞天”之说法的来源。

除了飞天，反弹琵琶也是唐代敦煌壁画中多次出现的。劲健而舒展，迅疾而和谐。反弹琵琶实际上是又奏乐又跳舞，把高超的弹奏技艺、绝妙的舞蹈本领、优雅迷人的姿态集中在舞者的肩上。反弹琵琶是大唐文化一个永恒的符号——“反手拨弦自在弹，盛唐流韵袅千年”。

作为宗教艺术说来，佛像画是敦煌壁画中的主要内容。这里有三世佛、七世佛、释迦牟尼佛、天王、阿修罗等佛。隋唐时期，由于大乘佛教思想的流行，敦煌的佛像画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佛、文殊、普贤、观世音、大势至、四大天王、地藏菩萨等单独形象。

佛经故事画也是壁画的主题，早期壁画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小乘教的《文度集经》《贤愚经》和《佛说修行本起经》等，内容是佛的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唐朝时还出现了完整的佛传连环画。例如莫高窟第二十九窟，有一幅长达二十多米的连环画，从摩耶夫人夜梦神人乘象入胎有孕开始，用了六十九个不同情节的画面，一直画到释迦牟尼出家，在菩提树下苦修为止。

敦煌壁画中的图案，多用变形的植物纹、动物纹、天象纹、几何纹，各种纹样大部分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例如莲花在佛经中叫“法花”，象征纯洁、净化、净土，龙、凤、麒麟象征祥瑞，石榴象征多子多孙，忍冬象征坚忍不拔。唐朝时期因为中外交流频繁，受西域、印度的影响，波斯纹样也开始流行于敦煌壁画中。

敦煌雕塑

唐朝的雕塑艺术，以石雕和泥塑最为多彩。如洛阳龙门、永靖炳灵寺等石窟中，有许多唐代的石雕造像，或造型雄伟，或刻画细腻，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陵墓石雕中，昭陵（唐太宗之陵墓）的石刻六骏，刻画了六匹骏马的不同姿态、性格和神情，十分生动逼真。

莫高窟的敦煌艺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而在所有洞窟中，唐朝的内容是最丰富的，手法也是最高超的。雕塑也不例外。如在雕塑方面，著名的敦煌千佛洞，唐窟达二百多个，其中的立体泥塑佛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放射出健美的光彩。它们常常与壁画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显示出雕塑艺人的高度智慧和才能。

由于“神”的身份不同，又分别采取不同手法来表现。主体塑像多为圆塑，侍从的菩萨多是浮雕，而附属的供养菩萨、飞天、千佛等，则采用影塑或浮雕。圆塑的内容主要是佛、菩萨、罗汉、天王等，多是丰圆而略带微笑的面容，还有健壮的体魄，具有西域民族的特点。头上的三珠冠，垂肩的发绺，胸前的缨络，以及交脚面坐的姿势，带有一定的印度、中亚、波斯色彩。而唐朝时期的天王、力士塑像，更是表现了浑身充满力量的神态，这种力量不是虚张声势，而是一种内在力量的显露，具有极其豪放的风度。

诗化的音乐

唐朝的音乐吸收了少数民族和外国音乐的精华，形成了坐部伎和立部伎。坐部伎规模较小，演奏者只有三至十二人，在堂上表演。立部伎在堂下演奏，参加的有数十人。坐部伎主要用龟兹曲，乐器以琵琶为主。立部伎多用大鼓，杂以龟兹曲。

然而唐朝音乐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与诗歌的高度结合。白居易的《琵琶行》即是一例，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也有大量音乐的场面。李颀虽然没有他们知名，但却因音乐诗而闻名。如《古意》一诗有言：“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能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

如果说《古意》还是从侧面来描写音乐，那么《听安万善吹觱篥歌》就对乐器的原料、曲子的来历等作了较为系统的交代，并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音乐的美妙：“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旁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世人解听不解赏，长飙风中自来往。枯桑老柏寒飕飗，九雏鸣凤乱啾啾。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变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岁夜高堂列明烛，美酒一杯声一曲。”

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兼寄语弄房给事》则是描写唐朝著名乐师董大的胡笳表演：“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古戍苍苍烽火寒，大荒阴沉飞雪白。先拂商弦后角羽，四郊秋叶惊摵摵。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窃听来妖精。言迟更速皆应手，将往复旋如有情。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绝胡儿恋母声。川为静其波，鸟亦罢其鸣。乌珠部落家乡远，逻娑沙尘哀怨生。幽音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迸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长安城连东掖垣，凤凰池对青琐门。高才脱略名与利，日夕望君抱琴至。”

诗人感于乐师的演奏，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而当时的艺人往往也会吟唱诗人的作品。旗亭宴饮即是一例。

相传有一次，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一起到一家名为旗亭的酒楼喝酒，忽然有掌管乐曲的官员率十余名子弟登楼宴饮。三位诗人就加以回避，坐在角落里，围着小火炉，且看他们表演节目。一会儿又有四位美丽的梨园女子登上楼来。随即乐曲奏起，演奏的都是当时流行的曲子。王昌龄三人就约定：“我们三个在诗坛上都是知名人物，可是一直未能分出个高低。今天算是有个机会，我们悄悄地听这些歌女们唱歌，谁的诗被唱得最多，谁就最优秀。”

歌女首先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就用手指在墙壁上画了一道说：“我的一首绝句。”接着一歌女唱道：“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高适伸手画壁说：“我的一首绝句。”又一歌女出场：“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非常高兴，又伸手画壁说道：“两首绝句。”

大圣遗音

此琴为桐木所制。背面有“大圣遗音”四字，并刻有“巨壑迎秋，寒江印月。万籁悠悠，孤桐飒裂”十六字。

王之涣虽然出名很久，可是歌女们竟然没有唱他的诗作，有点不甘心，就对高适和王昌龄说：“刚才这几个唱曲的，都是不出名的歌女，所唱不过是下里巴人之类不入流的歌曲。那阳春白雪之类的高雅之曲，哪里是她们唱得了的呢！”于是用手指着最漂亮的那位歌女说：“到这个姑娘唱的时候，如果不是我的诗，我这辈子就再也不和你们争高下了。如果是我的诗的话，你们二位就拜倒在座前，尊我为师好了。”高适和王昌龄也就答应了。

过了一阵，那个最漂亮的姑娘开始唱了，她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得意至极，揶揄王昌龄和高适说：“怎么样，土包子，我说的没错吧！”三位诗人开怀大笑。

那些歌手听到笑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都站了起来问道：“请问几位大人，你们在笑什么呢？”王昌龄他们就把比诗的缘由告诉了这些歌女们。歌女们施礼下拜说：“请原谅我们俗眼不识神仙，请各位赏光。”三位诗人接受了她们的邀请，欢宴一天。

这种诗歌与音乐结合的现象也与词的出现有相当的关联。唐朝著名词人张志和具有超凡的艺术天赋，“凡歌词、书画、击鼓、吹笛，无不精工”。相传他在颜真卿的一次宴会上，曾赋《渔歌子》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子”即是“曲子”的简称。词牌《渔歌子》即始于张志和写的《渔歌子》而得名。在场的颜真卿、陆羽、徐士衡、李成矩等人共和了二十五首。张志和就根据这些诗歌画了不少风景图，实为一时盛事。

霓裳羽衣

舞蹈在唐朝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就包括皇帝后妃们也不例外。李世民曾亲制《破阵舞图》，唐玄宗也擅长音乐舞蹈，曾亲自主持过培养艺人的梨园。

620年，秦王李世民破刘武周部，军中用旧曲填唱新词，庆祝胜利，这是《秦王破阵》之曲流传于世的开始。唐高宗时的《神功破阵乐》、唐玄宗时的《小破阵乐》，皆出于《秦王破阵乐》。

在演奏时，一百多名乐工披甲持戟，并擂大鼓，声震百里，气壮山河。凡是朝廷设宴招待三品以上的官员及“蛮夷酋长”，都要在玄武门外演奏此一舞曲。此舞以其浓厚的战阵气息和雄壮的气势，令观者“凛然震竦”，也是大唐之风的生动体现。也正因为如此，当年唐三藏玄奘游天竺时，印度历史上著名的戒日王就对这首由“少而灵鉴，长而神武”的“秦王天子”创制的舞曲赞叹不已。

而精于音乐舞蹈的唐玄宗则创制了《霓裳羽衣舞》。唐玄宗精于音律，乐师的演奏一旦出现失误，他就能马上察觉。至于《霓裳羽衣舞》，则有多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一次唐玄宗梦游月宫，遇到仙女舞蹈，歌声玄妙优美，舞姿翩翩轻扬。他醒来之后，对梦中的情景还记得清清楚楚，便很想把梦中的舞曲记录下来。但无论如何回忆，就是谱不全这首舞曲。后来唐玄宗来到三乡驿（驿站名），幻觉中望见了女儿山（传说中的仙山），顿时把在梦中看到的舞曲全想起来了，于是立即记录下来，命令乐工排练《霓裳羽衣舞》。刘禹锡就有“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的诗句。

第二种说法则出自《唐会要》的记载，754年，唐玄宗以太常刻石方式，更改了一些西域传入的舞曲。此曲就是根据河西节度使杨敬述进献的印度《婆罗门曲》改编而成。

第三种则综合了前两种说法，认为此舞曲前半部分（散序）是玄宗幻觉中看到了传说中的女儿山后悠然神往，回宫后根据幻想而作；后半部分（歌和破）则是吸收《婆罗门曲》的音调而成。

《霓裳羽衣舞》是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但在安史之乱后失传。相传该舞曲描绘的是唐玄宗向往神仙而去月宫见到仙女的故事，着力突出虚无缥缈的仙境和舞姿婆娑的仙女形象。舞者穿五色羽服，蝉纱薄饰，宛如仙女下凡。按照白居易的说法，该舞曲共分三十六段，分散序（六段）、中序（十八段）和曲破（十二段）三部分。

唐朝诗人对此多有记载，如元稹《法曲》就有这样的诗句：“明皇度曲多新态，宛转侵淫易沈着。赤白桃李取花名，宽裳羽衣号天落。”白居易在《霓裳羽衣歌》中也有表述：“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舞时寒食春风天，玉钩栏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颜如玉，不着人家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按照《唐会要》的说法，该舞曲谱成后的第二年，作为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就爆发了。包括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得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善跳胡旋舞，但这并不是舞蹈的错。安史之乱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至少就唐玄宗而言，还是刘禹锡说得中肯：“开元天子万事足，唯惜当时光景促。”是唐玄宗的贪图享乐而不是舞蹈导致了唐王朝的衰落。

值得一提的是，唐朝的舞蹈还有软舞、健舞之分。软舞动作抒情优美，节奏比较舒缓。健舞动作矫健有力，节奏明快。

著名的胡旋舞就属于健舞，以快速轻捷的旋转动作为主要表现内容。舞起来左旋右转，变化多姿，岑参曾有诗“回裾转袖若飞雪，左鋋右鋋生旋风”。白居易也曾经对胡旋舞作了详细的描述：“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胡旋女的舞艺高超：“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而唐朝最出名的健舞则莫过于舞剑。杜甫曾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有生动的描述：“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临颍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萧瑟。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

宋国夫人出行图局部

此图绘张议潮之妻宋国夫人（这是朝廷的封号）出行的壮观场面。她的出行仪仗以歌舞百戏为前导，四人婆娑起舞，乐队六人伴舞。其中还有精彩的载竿表演，一力士顶竿，伸出两手平衡身体，竿上两童子上演惊险动作。这种恢弘的气度乃是唐人的重要特点。

唐人风流

唐朝之所以被认为是盛世，并不仅是由于其当时高居世界之首的生产力水平，更重要的是其进取、开放、昂扬的精神面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是多么的豪迈自信！唐朝正是因为其先进的文化和高昂的民族精神，而成为中国人永久的财富。

饮茶

唐朝是中国的盛世，许多文化在唐朝或诞生萌芽或发扬光大。饮茶也概莫能外。在这其中，被后人誉为“茶圣”的陆羽对唐人的饮茶习俗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陆羽生于733年，因相貌丑陋而在三岁时成为弃儿，被竟陵（今湖北天门）龙盖寺住持僧智积禅师收养。对于陆羽的名字，则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智积禅师为给孩子取名，占得“渐”卦，卦辞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意思是鸿雁飞于天上，四方皆可通达，两羽翩翩而动，动作队伍整齐有序，可供效法。这就是陆羽姓“陆”名“羽”字“鸿渐”的来历。另外一种说法则是陆羽长大之后自己占卦所得。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仿佛都预示着陆羽这位传奇人物“本为凡贱，实为天骄。来自父母，竟如天降”。陆羽从小就与众不同，他身在佛寺，但不愿皈依佛法，削发为僧。相传在他九岁时，智积禅师让他学习经文，陆羽却问：“我既无兄弟，又无后代。剃去头发，身穿僧衣，号称和尚，这能算孝吗？我想要学习孔圣人的文章，可以吗？”智积禅师颇为恼怒，就派他“扫寺地，洁僧厕，践泥污墙，负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以迫使他悔悟回头。

陆羽并不因此而屈服，求知欲望反而更为强烈。一次他偶尔得到东汉大文学家张衡的《南都赋》，虽然不认识上面的字，只能在放牧的地方端正地坐着，展开书卷，嘴巴动动模仿读书的动作而已。但是智积禅师知道之后，还是把他禁闭于寺中，并派年长者看管。

《论语》玉烛

酒令在唐朝已开始流行。这具“《论语》玉烛”应是这样使用的，酒宴开始后，先由令官饮一杯令酒，然后从圆筒中抽取一支上面刻有来自《论语》的酒令辞句的酒筹，再根据指定由某人来劝酒或罚酒。劝、罚过后就有了抽筹的资格，从而依次劝罚下去。

陆羽不能忍受这种生活，并慨叹：“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怎么能不知诗书呢？”于是就在十二岁的时候乘人不备，逃出龙盖寺，到了一个戏班子里做了优伶。他虽然长得很丑，又有些口吃，但却非常幽默，演丑角极为成功，后来还编写了名为《谑谈》三卷有关笑话的书籍。

746年，李齐物被贬至竟陵来当太守，县令为其接尘，并让戏班子来演出。李齐物对年仅十四岁的陆羽很是赏识，于是赠他以诗书，并介绍他到隐居于天门西北火门山的邹夫子那里去读书。读书之余，陆羽也常为邹夫子煮茶烹茗。

752年，礼部郎中崔国辅被贬为竟陵司马。该年陆羽告别邹夫子下山，并与崔国辅相识交好，两人常一起出游，品茶鉴水，谈诗论文。后来陆羽就为考察茶事，漫游江南一带。他常常独行野中，评茶品水。不少茶叶由于陆羽的推荐而在社会上名声鹊起。即使同一江中之水，陆羽也能区分出不同水段的品质。他还对所品尝的江河泉水，排为高下二十等，对后世的茶道影响很大。

相传湖州刺史李季卿曾与陆羽相逢。李季卿一向很倾慕陆羽，便很高兴地说：“陆君善于品茶，天下闻名。这里的南零水又特别好，二妙相遇，千载难逢。”（南零水又称中泠水，位于江苏镇江金山，唐宋时金山矗立长江中心）他就命令一名士兵前去取水。

过了一阵，水送到了。陆羽用勺舀了些水，便说：“这水倒是长江水，但不是南零水，好像是临岸之水”。那位士兵说：“我乘舟深入南零，有许多人看见，万不敢虚报。”陆羽一言不发，将水倒去一半，又用勺舀了一些水，然后说：“这才是南零水。”那位士兵大惊，急忙认罪：“我取水回来，快到岸边时由于船身晃荡，水洒出了半瓶。我害怕不够用，便用岸边之水加满，不想你鉴水的本领如此神通。”李季卿与来宾数十人都十分震惊。

陆羽的这些成果在《茶经》得到了全面的展现。《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十个部分：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就，十之图。在该书中，茶叶生产的历史、源流、现状、生产技术以及饮茶技艺、茶道原理都得到相当详尽的论述，赋予茶事以浓郁的文化色彩，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在唐朝，同陆羽《茶经》齐名的还有卢仝的《玉川茶歌》，该诗原名《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因卢仝自号玉川子，故后人有此称。又因此歌中有饮茶七碗之说，故也被称为《七碗茶歌》。

据说卢仝是初唐诗人卢照邻的后代，但不爱功名，因其《玉川茶歌》脍炙人口，后被人们称为“茶仙”。《玉川茶歌》中有言：“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卢仝的这首诗歌挥洒自如，虽有夸张，却又恰到好处，对饮茶的普及和茶文化的传播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了人们吟诵茶叶的典故。

醉吟

唐朝以前，统治者多把酒看成“伤德败性”之物，汉代“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非遇重大庆典或皇帝特赐，百姓不可聚饮。而唐代统治者则把百姓饮酒看成是政和民乐的表现，故不加禁止。在这种情况下，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市民村人，都多有饮酒的习惯。当时长安城中酒肆很多，以致有不少胡女在酒肆里充当服务员。李白的《少年行二首》就提到：“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更有富豪为标榜自己好客乐善，“每大雪，自坊口扫雪，立于坊前，迎宾就家，具酒暖寒。”

文人对酒更是爱好。李白自称“醉圣”，白居易自称“醉尹”，皮日休自称“醉士”，皆以酒醉自诩，汝阳王李琎干脆自称“酿王”。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则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几名酷爱饮酒的名人：“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内人双陆图局部

除了围棋以外，双陆也是一种在唐朝颇为流行的游戏。双陆是一种从国外传入的古代棋类游戏，与象棋略为类似，后失传。该图就描绘了贵族妇女们以棋艺消遣的娱乐生活。二女子对弈，左右有人观棋。

唐代不少诗人还极为颂扬饮酒的好处。李白认为“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而王绩则在《醉乡记》中说：“每甚醉，便觉神明安和，血脉通利。既无忤于物，而有乐于身，故纵心以自适也。”在他眼中，饮酒有莫大的好处。而对于白居易，曾有人这样评论：“白乐天多乐诗，两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在白居易的笔下，饮酒成为友谊的见证，如《问刘十九》一诗中就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据说白居易家有一可泛舟的池塘，若他在船上宴请宾客，就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装有美酒佳肴的皮囊，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先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而在他死后，前来拜墓的人们都用酒来祭奠，曾有一段时间墓前的土地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的时候。

对弈

围棋在唐朝得到了长足发展。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还在《原弈》中对于围棋的起源进行了探讨。而当时的一般人也对围棋的性质有了相当的了解。唐朝著名大臣李泌七岁时曾参加唐玄宗的神童选拔考试，当时唐玄宗正与燕公张说对弈，便想用围棋来考试李泌的才学。张说先作了一首诗：“方若棋盘，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李泌稍假思索即道出：“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句句不离棋而无棋字，玄宗料定他将来必成栋梁之才，嘱咐李泌父母悉心教导。

围棋的流行与皇室的推动有着莫大的关系。唐高祖李渊在任太原留守时，经常与裴寂下围棋，“通宵连日，情忘厌倦”。而李世民也多与臣下对弈，一次吏部尚书唐俭毫不相让，结果惹恼了他，遂被贬到地方。唐玄宗更是特设“棋待诏”一职，以陪皇帝下棋。根据传说，唐僖宗一开始并不会下棋，但一次“梦人以《棋经》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觉，命棋待诏观棋，凡所指画皆出人意”。在这种情况下，围棋就得到广泛的流行。唐人张籍曾有《美人宫棋》一诗：“红烛台前出翠娥，海沙铺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收尽，数数看谁得最多？” 不过这时候的围棋已由过去的侧重军事价值而转向用来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增长智慧。弈棋与弹琴、写诗、绘画开始被人们视为风雅之事，成为社会上流行的游艺娱乐项目。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经常边下棋边作诗，“率下四子成一首诗”。杜甫也很喜欢围棋，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仍“老妻画纸为棋局”，不忘围棋。元稹常约友人在自己家中举行棋会。在一次棋会上，老丞相段文昌也应邀前来，大家从掌灯时分一直下到次日天亮，分手时还约定对弈再战的日期，元稹由此写下《酬段丞与诸棋流会宿弊居见赠二十四韵》。

自然也有因为酷爱下棋而差点误了前程的。唐宣宗时期，宰相令狐绹推荐李远为杭州刺史，宣宗却加以驳斥：“我听说他有‘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销一局棋’诗句。放纵如此，怎么能为官一方，治理百姓呢？”令狐绹急忙替他辩解，说这是他在诗歌中使用了夸张的手法，实际上他挺勤政爱民的。宣宗这才勉强同意让他就职。

整体而言，唐朝围棋还是颇为兴盛的，并影响到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等地。而在851年，日本国还派遣善于围棋的王子出使长安与人对弈，唐宣宗就命围棋国手顾师言出战。而根据唐人的笔记小说记载，双方落子都十分谨慎，“王子至三十三下，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而该位王子冥思苦想许久，仍然举棋不定，毫无解法，“瞪目缩臂，以伏不胜”。他就问唐朝的鸿胪（唐朝负责外交的官员），顾师言棋品可列第几。那位官员骗他说：“第三。”实际上顾师言是下得最好的。王子请求与第一会面，鸿胪就谎称：“按照我们大唐的规矩，胜了第三方能见第二，胜了第二方能见第一。你不能胜第三，怎么能见第一呢？”日本王子听了之后，便用双手掩住棋盘，叹了口气说：“小国的第一，竟然还比不上大国的第三，确实如此啊。”

曲江宴

唐人酷爱出游，或打猎，或赏山玩水。王维曾有诗云：“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但对当时的长安人来说，到曲江游览以及进行宴会则是一大盛事。

唐朝的曲江池位于长安城东南。在秦、汉时期，这里是上林苑中的“宜春苑”之所在。因有曲折多姿的水域，故名曲江。隋文帝在曲江辟建了一所专供帝王游赏饮宴的园林，取名“芙蓉园”。而在唐玄宗年间，在芙蓉园的基础上，对曲江园林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营造，池中广植莲花，池四周遍种奇花异草，以曲柳为主，并修建了不少庭台楼阁及寺院，将之变成了半开放式的园林。曲江池也由此成为长安人的游玩胜地。唐人曾有这样的诗句：“曲江水满花千树，东马争先尽此来。”

农历三月初三是我国古代的传统节日上巳节，按照习俗，这天人们都要到水边清洗尘垢，除去不祥。到了唐朝，上巳节仍然是一个全国性的重要节日，但已演变成以游春踏青为中心活动的节日。由于唐代开放的社会风气，许多妇女也前来游玩。杜甫在《丽人行》中写道：“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一时间曲江一带游人盛集，盛况空前。刘驾《上巳日》写道：“上巳曲江滨，喧于市朝路。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逢。”

游骑图局部

《游骑图》绘一行人马出游的场面，该图为其局部。一骑怀抱马球杖，一骑正在纵马提缰，奋力追赶前面的人。人与马造型雍容大方，神态各异。

曲江也是皇帝举行宴会的重要场所。自唐中宗开始，每年三月时分，朝廷在曲江为新科进士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以示祝贺。曲江宴设于曲江边的杏园，所以又称杏园宴。杏园因此地多栽杏树而得名。每到春天，杏花开放，灿若云霞，又兼草长莺飞的春天景色，是曲江风景最佳处。而唐时进士极为难考，考中进士往往被读书人视为最高荣耀。在那一天，新科进士个个鲜衣怒马，由鼓乐彩旗引路，吹吹打打前往曲江。所经之处万人空巷，连闺阁千金也要卷起帘子，争睹其仪容风采，“十二街前楼阁上，卷帘谁不看神仙”。皇帝也会亲临曲江池边的紫云楼观看，赐予御用水果糕点。长安的行市（百业商店）大半临时迁往曲江，罗列于江岸。长安市民也成千上万俱往曲江看热闹，致使“长安几于半空”。

在曲江盛宴上，新科进士筹觥交错，欢声笑语。宴席上的节目很多，其中一个是歌《诗经·小雅》中的“鹿鸣”诗，因此该宴会又名“鹿鸣宴”。而最出名的还是“探花”，探花在那时只是一项活动名。“探花”的任务由以往的进士中两名年轻俊美的人充任的“两街探花使”，骑马遍游长安各处名园，采摘各种早春的鲜花。当时长安官宦人家私宅花园很多，都极乐意开放供“探花使”采摘，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以采到牡丹、芍药为最有运气，但如果有别的人更早一步采得牡丹、芍药等鲜花回来，“探花使”就要受罚。

而贵族子弟、巨商豪贾也竞相设宴曲江边。每逢春日，他们就成群结队，在曲江池畔设帐排宴，享受美好春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多为女子参加的“探春宴”及“裙幄宴”。这使平时蛰居闺门的女子们有了外出游玩的机会，而在这些宴会上，女子们可以聚集饮酒，这也反映了唐人社会风气对女性的开放程度。

“探春宴”在农历正月十五后的“立春”与“雨水”二节气之间举行。达官贵人家的女子们纷纷相约做伴到郊外游宴，仆人或家人还会用马车运去帐幕、餐具及食品。她们先在野外踏青，观赏秀丽山水，然后再搭起帐幕，摆设酒肴，庆祝春天来临。同时还要围绕“春”这个主题进行吟诗联句等娱乐活动，一直玩到傍晚才回去。

“裙幄宴”则是在三月初三进行。唐朝的女子们趁着明媚的春光，带着丰盛的酒肴，来到曲江池边，以草地为席，周围插上竹竿，挂起红裙布作宴幄，故曰“裙幄宴”。女子们在里边举行饮宴，自得其乐。

而在举行“裙幄宴”之前，青年女子往往会举行“斗花”，也就是在游园时比赛谁佩戴的鲜花更名贵更美丽。她们一个个身穿华丽的服装，手持柳枝，头插花朵，“争攀柳丝千千手，间插红花万万头”。当时这项活动非一般民众所能承受。而富家女子为了在斗花中显胜，不惜重金争购各种名贵花卉。而这也吸引了大量民众人群前往观看，成群结队地穿梭于曲江园林间。

女子英气

“探春宴”及“裙幄宴”只是唐朝开放社会风气的一个侧面。相对其他朝代而言，女子有了相对高的社会自由与社会地位。这首先体现在婚姻方面。

有唐一代，男子在离婚方面还是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妻子的命运多系于丈夫和公婆的喜怒之间。白居易有诗云：“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步非烟更因偷情而被丈夫活活打死。

步非烟原是唐朝官吏武公业的小妾，通音律，有文采。武公业虽然对她极为宠爱，但因其为人粗鄙，双方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而邻家的青年男子赵象在一次偶然机会看到容貌纤丽的步非烟，就非常思慕。赵象就用重金买通武家的守门人，托其转达仰慕之情。守门人让自己的妻子去试探步非烟的口风，而步非烟却笑而不答。赵象就用了薛涛笺写了一首诗：“一睹倾城貌，尘心只自猜。不随萧史去，拟学阿兰来。”“阿兰”是指东汉仙女杜兰香，相传是仙女，却降于人间，嫁凡人为妻。赵象的意思是他对步非烟一见倾心，希望像“仙女一样高贵”的步非烟能够眷顾他。步非烟也回了口信：“我亦曾窥见赵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当之。”并有诗曰：“绿惨双娥不自持，只缘幽恨在新诗。郎心应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拟谁？”步非烟的意思是因赵象送来的新诗，让她双眉长敛，更增愁苦。他的心意可以说就像是司马相如打动卓文君心房的琴声一样，但是她的心事又能向谁诉说呢？

捣练图

唐朝的妇女对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就是宫中妇女也得参加各种劳动。此图就描绘了唐代宫中妇女制作丝绢的劳动场面。图画顺序为自右向左，开始是四个妇女用木杵在捣练，中间是两个人，一个坐在地毡上理丝，另一个坐在凳子上缝纫。最后几个妇女正把练拉直，并将之弄平，其中一个小孩还跑到绢下观看。

随着双方的诗文来往，二人的感情日益加深，遂乘武公业因公事繁忙而常不在家之际，赵象就爬过后墙与步非烟私会。过了一段时间，因步非烟曾经以小过错鞭打过某婢女，婢女将私情告诉了武公业。武公业就在该他值班的一天找了个借口向上司请假，潜回家中，伏于墙下，本来想抓住赵象，被其挣脱，只扯下一片衣角。武公业就将步非烟绑在柱子上，用马鞭抽打得她流血不止。步非烟始终不开口求饶，并说：“生得相亲，死亦何恨！”最后连武公业都打累了，休息了一阵准备再打，这时步非烟已经丧命。武公业以暴疾而亡的名义埋葬了她。而赵象则隐名埋姓，远遁他乡。

步非烟固然有错，但命运也相当悲惨。不过纵观整个封建社会，唐朝在婚姻方面还是比较开放的。公主再嫁者就有多人，三嫁者也不乏其例。在法律层面，男女双方可以自愿离婚，“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而如果女子为舅姑服丧三年，或男方娶时后来富贵者，或女子被休后无家可归，即使女子有不事舅姑、无子、淫、妒、恶疾、哆言、窃盗等情况，男方也不能休掉女方。而只要男方对女方家族犯有殴杀罪、谋害等罪，女方也可以向官府提出申请，强制离婚。

在女子地位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一些女子就在唐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武则天，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也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女性人物之一，据说娘子军一词就直接与她相关。当时李渊起兵反隋时，长安的隋朝官员立即下令拘捕李渊的家人，其中就有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和她的丈夫柴绍。柴绍听到捉拿他的命令，就对平阳公主说：“你父亲起兵，我想去和他会合。我们一起跑肯定跑不掉，把你留下我又怕有危险，你说应该怎么办？”平阳公主极为镇定地说：“你一个人走吧，我作为妇道人家，躲起来很容易，到时候我自有办法。”于是柴绍就独自逃走了。

然而平阳公主确实是不一般。在柴绍离开之后，她立刻动身回到鄠县（今陕西西安西南）的李氏庄园，将产业变卖，公开招兵买马。当时的长安虽然还掌握在隋室手中，但周围的州县到处都是各种反叛武装。其中人数最多的一股的首领是胡商何潘仁，手下有几万人。平阳公主就派家僮马三宝前去游说何潘仁，将其纳入旗下。之后她又连续收编了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人，势力大增。在平阳公主的组织和指挥下，这些乌合之众不但屡次打败隋军的进攻，还夺取了武功、周至、始平等县，队伍也扩大到了七万多人，号称“娘子军”。后来“娘子军”一词被用来指称由女子组成的队伍。等到李渊的主力渡过黄河进入关中时，平阳公主已经在关中站稳了脚跟。丈夫柴绍属于李世民的部下，夫妻二人各领一军，都有自己的指挥部（幕府）。

平阳公主在623年去世，她的葬礼有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辂、麾幢、班剑四十人、虎贲甲卒。有官员认为女性下葬用鼓吹与古礼制不合，李渊则加以反驳道：“鼓吹乃是军乐。公主参谋军务，亲临战阵，古时候有这样的女子吗？以军礼来埋葬她，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于是就以军礼下葬平阳公主，并谥平阳公主为“昭”，乃“有德有功”之义。

而唐朝女子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以胖为美。整体而言，唐人绘画、雕塑、陶俑及各类艺术作品所表现的女性形象，多为“丰肥浓丽”。据说武则天就是额头宽、脸颊丰、颈部圆浑而重叠，极其富态，但这并没有妨碍她夺得最高权力。作为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杨玉环，更是家喻户晓、流传千古的胖美人典范。白居易有诗曰：“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苏轼则在《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表明了态度：“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

中国人对于女性的审美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复杂的变迁过程。在远古时代，有利于生殖和生产的标准就是女性美的标准。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极度依赖手工劳动，频繁的战争也需要大量的人口，因此能否繁衍更多的后代直接关系到一个群体的兴衰，所以古人极为看重女性的旺盛的繁殖能力和哺育能力。而这只有丰满的女性才能够承担此任。这在国外也不例外。意大利的格里玛狄雕像、沙威格诺雕像、法国洛赛尔洞穴的《持角杯的女像》、奥地利维林多夫雕像等，都是臀部膨大，乳腹部极为丰满和突出。

在中国古代，这种审美取向在基层民众中有着强大的影响。由于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极为重视传宗接代，甚至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较为肥胖的女子就比瘦弱型的女子要更受欢迎。另外在古人看来，太瘦是一种病态的表现，因此“瘦”与“病”多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如果女子过瘦的确会引发很多疾病。所以在有些地方，就是到了20世纪，媒人的报酬与女方的体重直接挂钩，女方越重，媒人的报酬就越多。

但对于社会上层而言，他们对女性的生育功能并不如基层民众那么看重，但也有着复杂的变迁过程。

在春秋时期，被后人认为是“千古颂美人者无出其右，是为绝唱”的《诗经·硕人》，其标题的意思就是高大白胖的女子，可见当时的人们还是喜欢高大丰满、皮肤白皙的美女。而到了春秋末期，则出现了一个“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楚灵王。有人曾这样描述他：“楚灵王有一癖性，偏好细腰，不问男女，凡腰围粗大者，一见便如眼中之钉。既成章华之宫，选美人腰细者居之，以此又名曰细腰宫。宫人求媚于王，减食忍饿，以求腰细，甚有饿死而不悔者。国人化之，皆以腰粗为丑，不敢饱食。虽百官入朝，皆用软带紧束其腰，以免王之憎恶。”这种以瘦为美的审美观一直延续至汉代，如赵飞燕就极其纤瘦，以身轻如燕而闻名。应该说唐人不是一开始就以胖为美的。至少就女俑而言，从唐高祖到唐高宗前期，女俑的造型还是身材修长居多。到了唐高宗后期至睿宗时期，女俑服饰开始宽大。直到唐玄宗时期，造型丰满的女俑开始大量出现。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崇尚的“丰肥浓丽”绝不单纯是女性体态上的胖瘦，而是一种全方位的审美理念，所体现的是唐人力量型的、开放兼容的文化视野。唐朝国力强盛，“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文明发达，唐人充满了高度的自信，因此崇尚并醉心力量和开张的美。唐人喜爱的牡丹雍容华贵，花型高贵丰满。唐代影响最大的颜体书法也是肥硕浑厚。

五代十国的兴衰

907年朱温篡唐，中原陷入了分裂割据的局面，直到960年北宋建立后才逐渐结束了这种割据局面。在这短短的五十四年间，中原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而在这五代之外，全国各地还相继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和北汉十个割据政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

自秦至唐的一千多年中，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一直在北方。但经过唐末藩镇割据以及连年战乱和气候环境的变迁，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人口锐减。而在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的南方却相继崛起了一批割据者，他们也进行过混战，但是战争的规模远没有北方大。而且统治者一般都比较注意经济建设，能够推行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因此在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经济超过了北方。

后唐的李克用父子

李克用堪称一代枭雄，他因有大功于唐朝而被封为晋王。因与朱温结仇，李克用集团与朱温集团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后来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消灭后梁建立了后唐，但后唐政权也没能维持多久。

结仇朱温

李克用本姓朱邪氏，祖先是唐朝时西北的沙陀人，因对唐王室有功，因此被唐王朝赐姓李。李克用出生时便有一只眼睛失明，从小就爱骑马射箭。他十五岁那年，庞勋领导桂林戍卒起义，声势浩大，纵横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唐廷十分震惊，急召沙陀骑兵驰援。李克用随父出征，军中称为“飞虎子”，因镇压起义有功，被授为云中牙将。而在黄巢攻占长安城时，唐僖宗急忙下诏，命李克用勤王救援。李克用大破黄巢军，也因功被授河东节度使，地位日益显赫，河东以晋阳（今山西太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也成了李克用的大本营。

李克用当时名声很大，占据淮南的杨行密却常常因为不知其相貌而苦恼，就派了几个画工扮成商人，去河东偷画李克用的像。画工到河东后没多久就暴露了身份，被李克用抓住。李克用一开始很生气，后来又对左右说：“我瞎一只眼这是实情，不妨召他们来画一画，看看他们怎么画我。”等画工到了，李克用告诉他们：“杨行密派你们来给我画像，那你们就画吧。如果今天画不好，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当时正值盛夏季节，李克用手执扇子驱热，画工便以他拿扇子的样子入画，挡住他的那只瞎眼睛。李克用却大怒道：“你这是在谗媚讨好我！”另外一个画工则很聪明，将李克用画成了搭弓射箭的样子，而且微闭一只眼观察箭的曲直，这样他的瞎眼就不会在画中被人看出来了。李克用看后大喜，重赏了那位画工。这段趣事经过后人的加工，变成李克用瘸一条腿，然后单腿跪下做射箭姿势，再闭一只眼拈箭拉弓。

在一次宴会上，年轻气盛、恃才自傲的李克用喝了些酒后，说了一些对朱温很不恭敬的话。朱温怀恨在心，也为了使自己在将来少一个对手，就起了杀心。宴会结束之后，李克用喝得醉醺醺的，回去倒头便睡。朱温遂命部将杨彦洪围住李克用的住所。尽管外面的喊杀声震天动地，李克用却一无所知。他的亲兵薛志勤等人奋起格斗，暂时挡住了朱温手下的进攻。侍从郭景铢吹灭蜡烛，扶着沉醉不醒的李克用躲到了床底下，然后用冷水浇脸才把李克用唤醒。朱温见情形混乱，下令放火，盘算着就算杀不死李克用，烧也烧死他了。但这时正是夏历五月中旬的夜晚，天气突变，一时雷雨大作，竟然压制了火势。薛志勤趁机扶着李克用越墙而出，杀回了营寨。杨彦洪见李克用突出重围，飞马去追。此时朱温也赶到了，误将杨彦洪当作李克用，一箭射死了杨彦洪。

李克用回到自己的根据地之后，立刻集合人马，准备找朱温报仇。他的夫人刘氏就劝他：“朱温无道，自当向朝廷申诉，如果擅自举兵相攻，天下人就无法分辨是非曲直了。”李克用也冷静了下来，就没有出兵，只写了一封信质问朱温。朱温却答道：“前夜之变，我事先一点都不知情，这都是杨彦洪搞的阴谋。杨彦洪今已自取灭亡，望公鉴察。”朱温把责任推在了死人身上。这件公案唐朝政府没法处理，只好不了了之。不过从此以后，朱温与李克用势成水火。

李克用的三支箭

李克用不善于处理内部矛盾，因此内乱频生，最后还是没有完全打败朱温。临终时李克用下令薄葬，发丧之后二十七天便可除去丧服。如果按照当时的社会风俗，儿子为父亲服丧要满三年，最短也不能少于三个月。李克用要求缩短丧期，就是要长子李存勖以大局为重。为了鼓励儿子，李克用还交给李存勖三支箭：“一支箭先讨伐刘仁恭，他是我一手扶植起来的，最后却背叛了我；一支箭北击契丹，当初契丹和我盟誓结为兄弟，相约兴复唐朝社稷，后来他却背信弃义，你一定要讨伐他；最后一支箭去灭朱温。你如能完成这三项心愿，我死而无憾了。”

刘仁恭原是幽州（今北京）节度使李匡威的部下，李匡威兄弟内讧之时，刘仁恭趁机围攻幽州。但到了居庸关时，却被打败了，只好逃往晋阳，投奔李克用，说自己可以拿下幽州城。李克用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并派兵协助刘仁恭。刘仁恭虽然口气不小，但能力却不大，也不懂军事，几次都没有攻下幽州。李克用为了早日得到幽州，便亲率重兵围攻，终于得手。得到幽州后，李克用竟然将幽州交给了刘仁恭管理。

刘仁恭借李克用之手如愿以偿地得到幽州，开始一步步地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时日益远离李克用。在李克用和朱温争夺魏博镇时，李克用向幽州征兵，刘仁恭却借口防备契丹，不给一兵一卒。不久之后，朱温攻下了兖州（今山东兖州）、郓州（今山东东平）地区，李克用再次向刘仁恭借兵，刘仁恭不但不发兵相助，还用重金诱降河东将领。李克用亲自领兵讨伐刘仁恭，轻敌加上醉酒，反而被刘仁恭打败了。

李存勖小名亚子，幼时体貌出众，而且忠厚沉稳，十来岁时便跟随李克用出征作战。在一次战斗得胜后，李存勖随父亲进见唐昭宗，昭宗非常惊讶，夸奖道：“这孩子的长相真是出奇！”然后轻抚着他的背说：“你日后必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不要忘了为我大唐尽忠尽孝啊！”因为昭宗还说了一句“此子可亚其父”，意思是说会使他的父亲成为亚军，也就是超过其父，因而李存勖又名“亚子”。

他继承父位后，首先对军队进行了整顿。为了提高战斗力，他制定了严格的军律，下令战斗部署已定时，必须保持严整的队形和阵式，以防发生混乱，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分路进军时，到达集结地的时间不得延迟，违者即以斩首。李存勖还利用自己的音乐才能，制作了不少军歌，让将士在作战时一起放声高唱。这次改革收到了极大的效果，军队战斗力得到很大的提高。

李存勖将三支箭供奉在家庙里，每临出征就派人取来，带着上阵，打了胜仗，又送回家庙，表示完成了任务。914年，李存勖攻破幽州，擒获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数年之后，他又大破契丹兵，将耶律阿保机赶回北方。923年，李存勖攻灭后梁，统一了北方，基本上完成了李克用的遗愿。

参军戏俑

中国很早就有滑稽戏的表演。秦汉之时就有俳优，到了唐朝则发展出参军戏。此戏为两个角色合演，一个机智，称参军，一个愚鲁，称苍鹘，与相声有点类似。这种表演形式在五代、北宋时仍有出现。李存勖与李继岌合作演出的这出戏就有滑稽戏的成分。

李存勖称帝

黄巢起义之后，唐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每当有人挟持唐朝皇帝，李克用便以救驾灭贼为名，联合各方势力讨伐。这样既能趁势扩张自己的势力，又能收买人心。李茂贞劫持唐昭宗、朱温迫使唐昭宗迁往洛阳，这些都给了李克用极好的讨伐借口。朱温称帝后，李克用却拒绝了手下称帝的建议，以唐王朝忠臣的身份进行讨伐，在与后梁的对抗中逐渐占据了上风。

一些仍忠于唐朝的人员就投靠了李克用。如宦官张承业尽心辅佐李克用、李存勖，就是为了灭掉后梁，复兴唐朝。而李存勖在灭亡后梁后，有了称帝之意。张承业顾不得身体有病，让人抬着他去劝说李存勖：“大王父子血战三十余年，都是为国报仇，复兴唐室，现在万万不能称帝。”李存勖见张承业态度如此坚决，也不好说是自己想要登基，只说这是众将的意思。张承业劝说了半天，李存勖还是没有改变主意，毕竟帝位的诱惑力太大了。绝望的张承业最后对李存勖说：“主将血战是为了李唐王朝，现在我王自取之，误老奴矣！”之后他忧郁成疾，不久便病死了。

李存勖在923年宣称他是唐王朝帝位的合法继承人，自称皇帝，史称后唐，是为后唐庄宗。坐上龙椅的李存勖兴高采烈，自夸道：“吾于十指上得天下！”后唐之所以能够夺得天下，靠的是战略得当，将士用命，文武百官各司其职，但李存勖却认为天下是靠他一个人赤手空拳打下来的。统治者目中无人到了如此程度，他离败亡也就不远了。

宠幸伶人

称帝之后，李存勖的全部心思就不再是天下了，而是唱曲演戏。在战场上，在称帝前，李存勖冒死陷阵，英勇有为。但在政治上，在登基后，李存勖却是盲人瞎马，愚蠢妄为。

后唐庄宗李存勖不但喜欢戏曲，而且懂音律，能谱曲。直到宋朝，山西一带的人们往往还能唱他谱的曲子。他很喜欢看戏、演戏。李存勖还常常面涂粉墨，穿上戏装，进入“戏班子”之中，和艺人们一起耍笑。他宠幸一位刘夫人，为了博得刘夫人的欢心，他什么都敢演，什么都敢说，卖呆出丑无以复加。和那些艺人一样，李存勖也要有个“艺名”，于是他给自己取名为“李天下”。这样每日里朝廷宫阙上下，艺人们来来往往，不管什么样的人都张口闭口“李天下”的胡叫。李存勖却听之任之。有一天他上台演戏演到兴头上，连呼了两声“李天下”。敬新磨走上前来，啪地打了他一个大嘴巴。李存勖本人也目瞪口呆，侍从都大惊失色。其他伶人就把敬新磨抓了起来，质问他：“你怎么敢打天子的耳光？”他却嬉笑着解释道：“理（李）天下的只有你一个人，你连叫两声，那个理（李）天下的是什么人呢？”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李存勖竟然很高兴，还赏赐了敬新磨。

根据史书记载，还有一次，敬新磨在殿中奏事，而当时殿里面养有很多狗。敬新磨离开的时候，有只狗起来追他，敬新磨就靠着一根柱子边，向李存勖大声喊道：“陛下，不要放纵你的儿女们来咬人！”李存勖是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忌讳狗字，因此敬新磨以此来讥讽他。李存勖大怒，立即张弓搭箭，准备射死敬新磨。敬新磨急忙说道：“陛下不要杀我啊，我与你是一体的，杀了很不吉祥！”李存勖感觉很吃惊，问其原因。敬新磨回答道：“陛下开国，改元同光。天下都称你为同光帝。‘同’就是铜，杀了敬新磨，那铜就没有光了啊！”（铜器如果不磨的话，极易生锈）李存勖顿时大笑，就把敬新磨放了。李存勖的皇后名叫刘乐，她的父亲刘叟原来以卖药占卜为生，号刘山人。刘皇后的性格非常凶悍，正与其他姬妾争宠，常常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因而非常忌讳说到自己的出身。当时中原大乱，他父亲曾携带她逃难，但被李存勖的将领袁建丰掠走。刘山人为了保护她，被乱兵打翻在地，血流如注。后来她当上了皇后，他的父亲得知消息后，就赶快来找自己的女儿。李存勖特意将袁建丰找来核实，确认了他的身份。李存勖本来想以隆重之礼接待刘山人，但是刘皇后却死活不肯认自己的父亲，还说：“臣妾小时候被带走时，还有一点记忆在。臣妾的父亲不幸被乱兵杀死，臣妾还伏在父亲的尸首上痛哭过。臣妾的父亲既然已经死了，那现在这名老翁分明是贪图荣华富贵而冒名顶替臣妾的父亲的。”说完后刘皇后就命人将亲生父亲刘山人打了几十大板。但李存勖却仿做了刘叟的衣服，背上药篓子和药书，让他的儿子李继岌提着破帽子跟在后面，一块跑到刘皇后的卧室里说：“刘山人来看女儿了。”刘皇后大怒，打了李继岌一顿，并把李存勖赶了出去。这事在宫中被传为笑谈。

正史史料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

事实上李存勖不但沉溺于戏剧，而且那些唱歌跳舞演杂戏的艺人们也得到他的垂青，广泛地参与到朝廷政治生活中，这也成为李存勖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存勖喜欢打猎，但常常踏坏庄稼，把洛阳附近的农田糟蹋得不像样子。洛阳令就潜伏在草丛中等候李存勖，拦住李存勖的马劝说道：“陛下还没有统一天下，战争也没有停息，因而征收繁重的赋税以及劳役老百姓以供应军队的粮饷。现在田里的庄稼快熟了，但您为什么却放纵游猎，毁坏众多的庄稼呢？这样老百姓如何缴纳租赋，官员如何监督老百姓努力耕作呢？陛下如果不听我的劝告，请赐我死于你的马前，这样后世就知道这是陛下的过失了。”李存勖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样忠心尽职的地方官吏，于是暂时停止了游猎。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仍旧继续四处打猎。

自然伶人中也不乏忠直之辈，敬新磨就是其中之一。有一次李存勖跑到中牟（今河南中牟）打猎，践踏了农民的田地，中牟县令也拦住马头，为民请命。李存勖大怒，呵斥他离开，并且准备杀掉他。敬新磨知道这样不好，就带领诸位伶人追上县令，把他带到李存勖的马前，斥责他：“你作为县令，难道就不知道皇帝喜欢打猎吗？为什么为了给朝廷缴纳税赋而放任农民种庄稼呢？为什么不让你们县的农民挨饿，空出此地以让皇帝驰骋呢？你应该被处死。”说完就请求李存勖赶快把他处死，其他伶人也纷纷附和。李存勖大笑，县令才得免于一死。

但像敬新磨这样的伶人毕竟是少数，就是敬新磨的受宠也是朝政混乱的重要表现。尽职尽责的朝廷命官的谏言和性命竟然还不如这些伶人的逗笑管用。李存勖与后梁多次作战，他宠爱的伶人周匝被后梁军队俘获。等到李存勖后来灭掉了后梁，进入大梁城，周匝就跑到他马前来谒见。李存勖非常高兴，赐给他财物，并慰劳他。周匝则告诉李存勖说，他之所以被后梁军队俘获而不死，是因为后梁主管伶人事宜的陈俊以及储德源的帮助，希望能够给两个州来报答他们。李存勖则许诺把他们两个都任命为刺史。郭崇韬劝说道：“与陛下一起打下天下的人，都是英勇忠义的壮士。现在大功绩刚刚完成，还没有给那些壮士封官赏赐，反而先任命伶人做刺史，这会失去天下的人心，不可以啊！”李存勖听从了他的劝诫。但在第二年，周匝又多次提起此事，李存勖就对郭崇韬说：“我已经答应了周匝了，如果食言，让我不好意思见他们三人。你的话虽然很对，但还是为我委屈一下，答应他们吧。”最后还是任命陈俊为景州刺史、储德源为宪州刺史。

在这种混乱的朝政下，伶人们得到皇上的宠幸，为所欲为，而那些文臣武将们却倒了霉。不少伶人拨弄是非，造谣生事，专门说朝臣们的坏话。李存勖也偏听偏信，滥施惩罚。李存勖还派出伶人去刺探臣僚们的言行。群臣愤嫉于内，诸将怨惧于外。但众人气愤之余又不敢向李存勖告状，有的人甚至反过来巴结伶人，以保富贵，就连手握重兵的节度使们也被迫争相用重金去贿赂伶人。

另外李存勖无视唐朝宦官祸害之烈，还起用唐朝遗留下的宦官，视他们为心腹，担任宫中各执事和诸镇的监军，他身边的宦官多达近千人。唐末宦官大批被杀，侥幸逃生的宦官多藏匿于民间，这下又神气起来了。将领们受到宦官的监视、侮辱，“由是藩镇皆愤怒”。

李存勖只信任伶人和宦官，每天只是在宫中忙着看戏，刘皇后则加剧了局势的恶化。当时中原连年大旱，那些血战数十年的将士缺乏粮食，其父母妻儿不得不到郊外挖掘草根充饥，就在挖掘草根时，往往倒地饿死。可是李存勖毫不在意，游猎享乐如故。有官员建议暂时借用皇宫里堆积如山的金银绸缎，发给将士养家救死，等到国库充足时，再如数归还。李存勖是答应了，但刘皇后却对这个建议大发雷霆，她派人送出两个银盆和三位皇子，告诉宰相说：“宫里只剩下这点东西，请你卖掉以充军饷吧！”官员们目瞪口呆，敢怒不敢言。后来救济兵士之事也就不了了之。民众生活痛苦不堪，她却花费大量钱财去供养佛寺。

925年，郭崇韬灭掉了前蜀，但却在次年因为不能满足宦官们的索取，被诬陷谋反。本来郭崇韬因为李存勖重用伶人，曾多次进谏，这使李存勖非常不快，加上伶人又对他多加诋毁，使李存勖对他猜疑更深。此后李存勖又听信伶人的谗言，冤杀了功臣朱友谦一家。这样大臣及将领们都惶恐不安，戍卒皇甫晖作乱，而前去镇压的军队也多发生兵变。大将李嗣源被叛军所拥戴，在邺都（今河北大名）起兵反对李存勖。李存勖前去平叛，士兵大多溃散。李存勖声称即行颁发赏赐，但将士们直率地回答说：“我们的父母妻儿已经饿死了，还要这些干什么？赏赐再多，也不能救回他们的生命，我们并不感激。”李存勖见众叛亲离，唯有流泪不已。

掐丝团花金杯

此杯是何家庄窖藏坑的二百多件金银器的一件。相传一位唐朝贵族在安史之乱时因财宝太多，一时难以带走，就埋了起来。后来因经办人死于战乱，从此无人知道这宗地下宝藏的具体地点。当时的唐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遂成为安史之乱的重要诱因。李存勖也因皇后贪财而丧失了军心民心。

李存勖只好退守洛阳，结果又有伶人作乱，李存勖带领侍卫亲兵抵挡。纷乱中一箭飞来，正中李存勖的面门。宦官将他扶入宫内殿廊下，拔出箭矢，血流如注。不过刘皇后并没有前去看望他的伤势，而是让宦官送去一碗酪浆。据说拔箭之后，喝水还有存活的希望，喝酪浆是非死不可。李存勖饮下之后，倒地而死。宫人们怕他的尸体被叛军肢解，于是把众多的乐器堆在他的身上，点火将尸体焚烧。而刘皇后则携带着价值连城的珍宝，从洛阳骑马逃到晋阳（今山西太原），躲进尼姑庵为尼，但新继位的皇帝李嗣源还是将其处死了。

后唐灭亡与儿皇帝

李存勖死后，李嗣源当上了后唐皇帝，称帝后改名李亶，是为后唐明宗。后来皇位经过后唐闵帝李从厚，传到了末帝李从珂手中。936年，李从珂下令调他的姐夫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到郓州（今山东东平）任天平节度使。石敬瑭拒不接受命令，起兵叛变，并向塞北的契丹请求援助，应许割让幽云十六州的土地作为报酬。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异常兴奋，御驾亲征，击溃了后唐军队。李从珂见大势已去，带着全家登楼，放火自焚。李从珂的皇后想把宫殿全部烧毁，儿子李重美劝阻说：“新皇帝来了，还要用的，烧了又要花多少民力重造。死了还要惹人怨，这是何苦呢？”皇后于是放弃了这个主意。石敬瑭的岳母曹太后也在其中，有人劝她不必死，她却说：“子孙弄到这样下场，我何忍独生！”

不过李从珂在自杀的同时，也拉上耶律倍陪葬。耶律倍又名李赞华，是耶律阿保机的长子，也就是耶律德光的哥哥。他曾在916年被立为太子，后被封为东丹王，后来因为兄弟矛盾被迫流亡到后唐。耶律倍拒绝前去，李从珂立刻派人赶到耶律倍的住处杀死了他。

石敬瑭击败李从珂之后，建立了后晋，是为后晋高祖。他一当上皇帝，马上就在938年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幽云十六州分别是幽州（今北京）、顺州（今北京顺义）、儒州（今北京延庆）、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州区）、涿州（今河北涿州）、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武州（今河北张家口东南）、蔚州（今河北蔚县）、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朔州（今山西朔州）、云州（今山西大同）。契丹得到广大的农耕地区，开始从单纯的游牧经济转向游牧与农耕相结合混合经济，实力大增。在古代，游牧民族固然拥有强大的武力，但也是非常脆弱的，一场大雪就能让草原的牲畜死亡大半。强大一时的东突厥就是因为一场大雪而元气大伤，再加上唐朝将领千里奔袭，击破东突厥的王廷，东突厥就此瓦解。而农耕地区的生产则比较稳定。拥有幽云十六州的契丹后来支援北汉，一次就能给粮数万石。

除了割地，石敬瑭还尊称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自称为“儿”。事实上那一年耶律德光才三十七岁，而石敬瑭年已四十七岁，石敬瑭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儿皇帝”。

吴越

在南方十国中，钱镠建立的吴越国是比较安定的地区。吴越定都杭州，盛时拥有十三州之地，疆域大致分布在今天的浙江全省、江苏西南部、福建东北部。

钱镠其人

钱镠年少时因为家贫，靠贩卖私盐为生，后来从军，曾任浙西镇将董昌的部将。黄巢起义军攻至浙东一带时，钱镠用很少的兵力保住了杭州。唐王朝遂封他为都指挥使，后来又提拔为节度使。

在混乱动荡的环境里，钱镠小心自保，在位期间始终不称皇帝，并发明了“警枕”。他用一段滚圆的木头做枕头，叫作“警枕”，困了就斜靠着它休息。如果睡熟了，头从枕上滑落下来，人也就会醒过来了。他卧室里放有粉盘，夜里若想起什么事，就立刻在粉盘上记下来，免得白天遗忘。

钱镠不但严于律己，而且对待部下也很严格。一天晚上，在他住所周围值更的兵士坐在墙脚打起盹来。忽然几颗铜弹子飞到兵士身边，兵士顿时被惊醒。原来这些铜弹子是钱镠从墙里打过来的，从此那些士兵在值更的时候就再也不敢打盹了。还有一天夜里，钱镠穿了便服外出，回来的时候城的北门已经关闭了。钱镠在城外高喊开门，管门的官员不理睬他。钱镠就谎称：“大王派我出去办事，现在我要急着回城。”那位官员说：“晚上看人看不清楚，别说是大王派的人，就是大王自己过来，也不能开门。”钱镠无奈，只好从南门进了城。第二天他就把管北门的那位官员找来，称赞他办事认真，并重重地赏赐了他。

修筑海堤

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吴越境内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方面丝织、造纸，特别是陶瓷，都在唐代基础上有了更大的进步，其秘色青瓷制作精美，闻名于世。

隋代杭州只有一万多户，吴越盛时已达十余万家。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钱镠解决了民众的饮水问题。他命人引西湖水入城，又开凿九十多眼水井，以解决居民的供水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907年时，有人向钱王献策，说如填西湖更建新城，国运可至千年。钱镠不以为然，说百姓靠湖水为生，无水即无民，再说哪有千年国运，有国百年就基本满意了。

吴越在水利工程方面的成就更为人称道。吴越重点整治了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浙江武义的长安堰，溉田十多万亩。鄞县东钱湖的石塘，湖水溉田五十余万亩。越州的大鉴湖，溉田十多万亩。吴越之地开始变成了鱼米之乡。

钱镠最为世人称道的，莫过于他修建海堤。杭州钱塘江沿岸潮水极大，往往会冲坍堤岸，毁坏农田。钱镠便下令改进修建技术，有人就提出了一种办法，即用巨竹编成大竹笼，内装石块，投入水中，再用许多巨木，一层层地竖在滩上，构成坚实的基础。910年，钱镠征调数十万军民，筑起一道长达千里的捍海石塘，并设立水闸，防止海水倒灌，彻底根治了杭州城的潮侵之患。钱镠采用了这个方法，造成钱塘江捍海石塘，还征发民工修筑钱塘江的石堤和沿江的水闸，防止海水倒灌。他又命人凿平江里的大礁石，以方便船只来往。因为他在兴修水利方面的贡献，所以民间称他为“海龙王”，并留下了“钱王射潮”的美丽传说。相传钱镠为了解决潮侵之患，决心修建捍海石塘，但均因钱塘江潮头水太高，潮水冲击的力量又猛，因此钱塘江两岸的堤坝，总是日修夜坍。因此有民谣说：“黄河日修一斗金，钱江日修一斗银。”手下的人告诉他：“大王，这海堤还是不要修了，是不会修好的。因为钱塘江里面有个跟龙王住在一起的潮神总是跟我们作对，每当海堤修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就会兴风作浪，鼓起潮头，冲坍海堤。”钱镠就作表申告于天，到潮神祠祭祀，并将“传语龙王并水府，钱塘借与筑钱城”诗句投入水中。结果海塘还是被潮水冲毁了。

钱镠于是大怒道：“潮神如果有灵的话，应该照顾当地的老百姓。我修筑堤塘，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怎么能屡次毁坏我的工程。这样的潮神，我一定要用弓箭射他，以示惩罚。”然后他就精选了一万名弓箭手，在农历八月十八即潮神生日那天，强弩齐发，将潮水射退，遂修成捍海石塘。

前蜀后蜀

前蜀是王建所建，都城成都，盛时疆域约包括今天的四川大部、甘肃东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地区。前蜀仅仅两代就被后唐所灭，节度使孟知祥又建立了后蜀政权，但后蜀政权同样也是仅传承了两代即亡国。

两代而亡

前蜀的建立者王建打下江山并不容易。他曾经在唐僖宗逃亡过程中立有大功。当时山中的栈道几乎被烧断，浓烟中路也看不清楚，王建奋不顾身，冲在前面开路。而在休息的时候，唐僖宗累得枕着王建的腿就睡着了。唐僖宗醒来后，见王建为保护自己一直没有休息，感动得热泪盈眶。

王建建立政权之后，下诏劝课农桑，发展生产，命令官吏不得侵扰百姓，以使他们能安居乐业，并能听取臣下的谏议，政治相对清明。一次有个和尚挖出自己的一只眼珠子献给王建。王建非常感动，就下令由官府供给一万名僧人的饭食。有大臣提出不同意见：“此人无故自残，不追究他的罪过已经是宽恕了，不应该再这样重赏饭食，以免不良风俗泛滥。”王建听了醒悟过来，马上收回了成命。

王建晚年，前蜀的国力减衰。一天王建偶然听见太子王衍和诸王斗鸡、打球喧呼的声音，不由地感叹道：“我身经百战，才开创了这个局面，他能守得住吗！”王衍虽然相貌俊伟，才思敏捷，且颇有才学，但只是喜欢吃喝玩乐，根本不是治国安邦的材料。一次王衍见一民女貌美，也不管人家已经订婚，就强夺过来，女子的未婚夫气得恸哭而死。

后唐的李严出使前蜀时，看到王衍的荒淫无度，回去就建议攻打前蜀。925年，王衍出游秦州（今甘肃天水西北），大臣蒲禹卿上表劝谏。王衍宠信的韩昭见了大怒，骂道：“等皇上归来后，当使狱吏好好问你的罪！”但没等王衍走到秦州，后唐的大军就杀了过来，只用了七十天时间就灭了前蜀，王衍献城投降，后来被杀。

后主丧国

925年，后唐灭掉前蜀，以孟知祥为西川节度史。等到李嗣源一死，后唐陷入了混战，李从珂起兵争夺皇位，没有精力顾及蜀中之地。孟知祥就听从他人的劝告，在成都正式称帝，建国号蜀，史称后蜀。

孟知祥在位期间，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废除了一些苛捐杂税，并组织修缮水利设施，以促进农业生产。他还整顿地方吏治，派遣清廉官员上任，以收揽民心，巩固统治，但他在皇帝的宝座上只待了半年就因病而死。他死之后，十六岁的儿子孟昶继位。因纨绔子弟王昭远善于逢迎，孟昶便加以重用，一切政务都委托王昭远办理，自己则纵情享乐。

他挑选民间美女充实后宫，宫人竟有数千人之多。有一名姓费的女子，因风姿秀逸，且精工音律，孟昶就将其选入宫中，宠爱异常。因前蜀王建有妾号为花蕊夫人，孟昶也就袭其名称，封费氏为花蕊夫人。孟昶天天沉溺在脂粉堆里，一有闲暇，便和花蕊夫人一道将后宫召来，亲自点选。选出资容俊秀之人，轮流奉侍，并加以封号，其品秩比于公卿士大夫。

孟昶还下令成都“城头尽种芙蓉，秋间盛开，蔚若锦绣”。成都之别号“蓉城”自此而始。以至后来的宋朝军队兵临城下时，遥望成都城墙上仿佛兵甲旌旗林立，近看却是一片绿荫，这一度让宋军大惑不解。事实上就在孟昶纵情享乐的时候，赵匡胤已经开始了南征北伐。有人劝孟昶做好防备，但他却认为蜀地山川险阻，不足为虑。结果宋兵一到，后蜀旋即灭亡。

亡于李后主的南唐

南唐为李昪在937年所建，共历经三代，最盛时幅员包括三十五个州，大约地跨今江西全省及安徽、江苏、福建、湖北和湖南等省的一部分。总体而言，南唐经济较为发达，使得江淮地区在五代乱世中“比年丰稔，兵食有余”，为中国南方的经济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文化也出现了繁荣局面。

李昪的统治

李昪极为重视农业，在称帝之前就采纳了大臣宋齐丘“虚抬时价，以折绢及蠲课调”的建议。当时绢的市价每匹五百文，绸六百文，绵（丝绵）每两十五文。宋齐丘建议将绢每匹价格定为一千七百文，绸两千四百文，绵每两四十文。如果实施这一建议，官府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李昪极为赞赏，认为是“劝农上策”，就采纳了这一政策。不到十年，江淮地区便呈现出“野无闲田，桑无隙地”的繁荣富裕景象。

李昪称帝之后，规定三年内栽种桑树达三千株的，赏帛五十匹；每丁垦田达到八十亩的，赏钱两万。桑田和农田免租税五年。同时他还极为注意招来移民，宣布凡是避乱移入南唐的，一律计口给食，并分给土地，而且免除三年田赋劳役。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李昪的生活却很节俭，他常常脚穿草鞋，左右服侍的只是几个老丑的宫人。李昪也不轻开边衅，因此在他统治时期，南唐的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人们殷富充实，政府的财力也很充足。

李昪的“息兵安民”政策，造就了江淮地区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南唐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安定、富强的南唐，成为饱经战乱沧桑的文人士大夫理想的栖身之所，“北土士人闻风至者无虚日”，江北士人如韩熙载等人多流落至此。宋齐丘、冯延巳等大批文人也被招来至李昪门下。李昪并设太学，兴科举，广建书院、画院，在文学、美术、书法、音乐等诸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唐的社会文化之盛，在五代十国诸政权中是绝无仅有的。

边佛子与边和尚

951年，湖南的楚国发生了兵变，南唐趁机发兵，一举灭掉了楚国。南唐君臣得此成功，元宗李璟甚至以为“天下一家”指日可待了，于是命边镐镇守湖南。

边镐早先因不虐待俘虏，被人叫作“边佛子”。他进入潭州（今湖南长沙）时军纪严明，街上店铺都能照常营业。当时湖南饥荒，他就用官家仓粮救济饥民，所以潭州人都叫他“边菩萨”。可是不久，南唐就开始对湖南采取掠夺的政策，把金帛、珍宝都搬到金陵去了，还在湖南征收沉重的赋税，因此大失人心。而边镐自从得了“边菩萨”这个称号后，开始沉溺于佛教，潭州人大失所望，都改口叫他“边和尚”。不久楚国的旧将发动叛乱，将南唐的军队又赶出了湖南。李璟懊丧已极，不想再用兵打仗了。

可这时后周在郭威、柴荣的治理下已经强大起来，南唐不可避免要遭到志在统一全国的后周世宗柴荣的攻打。从955年开始，后周发动了对南唐的三次战争。而在955年十二月至956年三月间，柴荣御驾亲征，攻占了南唐的泗、濠、楚等州，南唐军队一溃千里，淮河水军全军覆没。958年，李璟在屡战屡败的形势下，放弃长江以北的土地，废除帝号，改称“国主”。

自从败于后周以后，南唐每年都要向中原政权缴纳高额的贡奉。南唐原先南北之间的经济具有互补性，如江南缺盐，而江北产盐。在失去了长江以北的领土后，南唐不仅失去了重要的食盐产地，还要花费巨资向中原政权买盐。南唐政权不得不加重赋税，连鹅生双子、柳树结絮都要课税，以致怨声载道，国势日益衰败。

李后主亡国

南唐最后的一个国主李煜，史称李后主，是一个著名的词人，对诗词、音乐、书画都十分精通，但是却不懂得如何治国理政。李煜也实施过一些仁政，如减轻赋税，放宽刑罚等。但面对日益强大的后周，南唐的小修小补根本无济于事。

李煜工书法，善绘画，精音律，尤以词的成就最高，但“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李煜虔诚信佛，有钟山隐士、钟峰隐者、钟峰白莲居士等名号。白莲指代佛教中的莲社、莲宗。居士也有居住在家的佛教徒之义。

窅娘舞莲图

这幅刺绣“窅娘舞莲”图表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宫嫔窅娘用白帛裹足，身轻如燕，在高六尺的金莲花上起舞的情形。

李煜虽然以佛教徒自居，但却贪图享乐。据说小脚的流行就与他的妃子窅娘有关。缠足这一现象在五代前已有之，白居易曾有“小头鞋履窄衣裳”的诗句，描写的可能就是缠足的女性。杜牧“细尺裁量约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则应是刻画妇女用布带缠足的情况。但是五代以前，缠足并不流行。窅娘算是有明确记载的缠足第一人。

窅娘据说是混血儿，双目深凹，所以得名“窅娘”（窅就是眼睛深陷的意思）。她十六岁时被选入宫。窅娘用白帛裹足，把两只脚都缠的很小，善跳金莲舞。李煜就诏令筑金莲台，饰以珍宝。窅娘跳舞时身轻如燕，好像莲花凌波，回旋有凌云之态，因此很受李煜的宠爱。而窅娘也便常用白绫紧裹双足，久而久之，便把脚裹成了“新月型”。

励精图治的后周

后周为郭威所建，因郭威自称是周朝虢叔的后代，故建国号为周，史称后周，他就是后周太祖。盛时疆域约为今天的山东、河南两省，陕西、安徽、江苏的大部，河北南部、湖北北部以及内蒙古、宁夏、甘肃、山西的部分地区。虽然这个王朝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使中原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显露出一番崭新的气象，经济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后来的北宋统一中原地区奠定了基础。

郭雀儿立国

郭威的童年颇为不幸。一种说法认为，他本来姓常，但由于母亲改嫁顺州（今北京顺义）刺史郭简因此就改姓郭。郭简在战乱中被杀，其母不久也死去。幸亏郭威的姨母怜惜这个可怜的孩子，将他带回山西收养。十八岁时候成为潞州（今山西长治一带）李继韬的部下。因他脖子上刺了一只飞雀，所以人们又叫他郭雀儿。

郭威勇武有力，豪爽负气，因此李继韬非常欣赏他。郭威的驻地附近有一个屠户欺行霸市，非常跋扈。郭威有一次酒后，就故意找茬开骂。那个屠户知道郭威不好惹，起初忍气吞声，但最后终于忍不住了，就扯开衣服，指着肚子说：“有胆量你就照这儿捅一刀！”不想郭威真的抄起刀子就捅进了他的肚子。因此郭威被抓进了监狱，但是李继韬出于对他的关爱，又将他放了。

从那时开始，郭威方才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明白单靠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开始找书看，并在朋友的推荐下，读了不少兵书。后来李继韬被李存勖发兵灭掉，其部众悉数被其收编。因郭威略通文墨、书算，升为军吏。

在此期间，郭威迎娶了柴守玉，她就是后来继承郭威皇位的柴荣的姑姑。柴守玉本为李存勖选入宫中的嫔御，但入宫后还没见到过李存勖，李存勖就被叛军所杀。之后后唐明宗李嗣源将大批宫人遣散归家，柴守玉也在其中。行至黄河岸边，其父母来迎，为大风雨所阻，只好暂时住于旅舍。正好郭威因公事出差，也停留在此地。柴守玉见他虽然衣服破旧，不能蔽体，但却身躯魁伟高大，面容果敢刚毅，目光如炬，便想此人日后必成大事。又加上数日的接触，柴守玉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便想嫁给他。在一开始，她的想法遭到家人的反对：“你曾是皇帝左右之人，归家后当嫁给大官，为什么却要嫁与此贫贱之人呢？”但柴守玉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双方就在旅舍之中定亲，很快就举行了婚礼。

历史细读

枢密使最早为唐代宗设立，以宦官充任，掌中枢机密，传达皇帝的诏旨。唐昭宗时杀尽宦官，改以士人充任。后唐时期，枢密使与中书令同掌国务，文事出中书，武事出枢密。

郭威成亲之后，改掉了身上的不少毛病，并凭着自己的才干以及判断力，逐渐做到了后汉的副枢密使，并成为刘知远的托孤大臣。后汉隐帝刘承祐继位之后，进封郭威为枢密使。郭威屡立战功，因此遭到猜忌。隐帝遂派人诛杀郭威，不料事情泄露，郭威就在950年打出“清君侧”大旗，很快进入开封城。隐帝在逃亡途中被杀。

郭威并没有立即称帝，而是先让李太后主持大事，以此来安定人心。他又严禁士兵掠夺骚扰京城，恢复了京城的治安秩序。郭威派人迎接刘知远的弟弟刘崇的儿子来继位，以此来稳定刘氏宗室。当时的很多人都认为郭威要夺位称帝，此举不过是稳住刘崇不要起兵的缓兵之计，绝非郭威本意。但刘崇却被骗住了。郭威还对刘崇的使者说：“我出身低贱，脖子上还黥了飞雀，自古哪有雕青天子？请你家将军不要怀疑我。”

当时有官员李骧劝谏刘崇说：“我看郭威终究会有称帝的野心，决不会屈居人下，甘为人臣，更不会立刘氏后代当皇帝。我们不如马上出兵，出太行进据孟津，这样郭威就会有所忌惮。等到公子顺利即位后，我们再罢兵也不为晚。”糊涂的刘崇却大骂李骧道：“你这腐儒，竟敢离间我们的父子关系。”遂命人把李骧拉出去杀掉，并派使者把此事告诉了郭威，以示坦诚。

谁知道没过多长时间，郭威等局势稳定下来之后，就让手下将领发了假情报，说契丹要南下进犯，然后就奉太后之命领兵出城。到了澶州（今河南濮阳南），数千名将士发生兵变，仓促之间，没有办法制备黄袍，就撕裂黄旗披在郭威的身上权充黄袍加身，拥立郭威为帝。951年，后周建立。刘崇至此方才醒悟过来，深悔没有听信李骧之言。然而这时大势已去，郭威遂于太原称帝，建立后周，是为后周太祖。

汴梁图

五代政权内部充满了斗争。据说国丈苏凤吉欲加害后汉隐帝刘承祐，就让其女西宫苏熙英求隐帝去太师府赴宴，意图以伏兵加害。但正宫柳瑞莲有所察觉，做好了准备，就挫败了他们的阴谋。苏熙英就以身怀六甲为由哀泣求恕，该图就反映了这一情节。

后周的改革

郭威在位三年就病死了，将皇位传给了内侄柴荣，是为后周世宗。柴荣延续了郭威的政策，令后周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治理国家方面，郭威颇有才干，他以行动改变了从后梁以来军人政权专横跋扈的形象，重任有才德的文臣。他对大臣们说：“我是军人出身，没读多少书，也不精通治国安邦的大计。你们如果有利国利民的好计策就赶快上书言事，千万不要只说一些粉饰太平的废话。”

郭威刚即位，就下令废除后汉窃盗一钱以上处死的苛法，规定除谋反叛逆以外，不得屠戮亲族。后周以前，各地每年依例进奉的特产名目繁多，郭威规定以后谁都不准再行进贡。他对大臣们说：“朕出身微寒，尝尽人间疾苦。现在有机会当了皇帝，怎么能为了自己的享乐而拖累天下百姓呢？”他不仅不让进奉宝物入宫，还让人将宫中的珠宝玉器、金银装饰的豪华床凳、金银做的饮食用具一共几十件，当众打碎在大殿之上。他对侍臣严肃地说：“凡为帝王，安用此！”

郭威虽贵为天子，但却持薄葬观念。954年，郭威便嘱咐养子晋王柴荣说：“陵墓务必从简，别去惊动、扰害百姓，不要用许多工匠，也用不着在陵墓前立上石人石兽。只要用瓦棺做椁就可以了，免得浪费人力物力。陵墓前替我立一块石碑，在上面刻上‘周天子平生俭约，遗命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就行了。安葬以后，可以免除陵墓附近三十户百姓的徭役，让他们守护陵墓，不要派宫人专门守陵。每年的寒食节不忙时，你们派几个人到陵上祭奠一下就行了。如果没有时间去，只须遥祭即可。”

郭威还不放心，又告诫柴荣说：“我从前西征时，见到唐朝皇帝的陵墓被人发掘、破坏，这都是由于陵墓里藏着太多金银财宝的缘故。而汉文帝因为一贯节俭，简单地安葬在灞陵原上，过了数百年陵墓还完好无损。你一定要记住这话。”

郭威和柴荣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屡次下令减免租税。同时期的多数称帝称王者无不横征暴敛，还放纵文臣武将强取豪夺，为所欲为，但郭威、柴荣却不一样。有一项叫作“牛租”的税，是朱温统治时开始征收的。当初朱温在淮南抢到大批耕牛，便把牛发给河南一带的农民使用，但每年须缴纳牛租。事情过了几十年，牛早已死了，可牛租却每年都要照缴不误。直到郭威做了皇帝，才把这项租税取消。

后周以前，各州府有分派民户当“散从亲事官”的制度，实际上就是责令当差的民户无偿提供政府和官员需索的物资。郭威认为这种制度使“贫乏者困于供须”，而豪富的人充当了，倒可以逃避赋役，并把负担转嫁到穷人身上去，因此废止了这项制度。规定从节度副使以下官吏“差定当直”（为官吏当差）的百姓人数，从七人到十五人不等，不准超过。

盐和牛皮是五代时期控制极严的两种物资。从中唐以来，盐税一直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官煮官卖，禁令森严。后晋以前，犯禁的还分斤两多少定罪，后晋改为不分多少，一律处死。郭威恢复了分斤两多少定罪的办法，减轻了刑罚的处置。牛皮在后周以前也是不准民间买卖的，都是由政府收买。后唐明宗时收牛皮只给盐，不给钱。到了后晋连盐也不给，干脆没收。后汉法律规定，私贩牛皮一寸的，就处以死刑。郭威把应缴总数减去三分之二，其余一分，按田地分派，每十顷田地捐一张牛皮，其余归百姓自用，不禁买卖，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

唐末以来，有一种“营田务”的制度，就是把官有土地交给佃户耕种。这些佃户的户籍不属州县，由户部另外设官管辖。郭威取消了营田务，把户籍划归州县管辖，房屋、田地、农具、耕牛则归佃户所有。实施的当年，划归地方管辖的农民就有三万多户。这些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之后，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有人建议将一些好的无主土地卖掉而不是分给百姓，就能得到数十万贯钱来充实国库，郭威却说：“让百姓得利，就像国家得利一样，朕要这些钱干什么呢？”

郭威还大力实行招来流民的政策。有一年契丹的幽州发生饥荒，很多人民逃荒来到后周的沧州地区。郭威就给他们分发口粮，又分配无主荒地给他们耕种，让他们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郭威又命令沿边州县对流民要妥加安置，所以四方流民纷纷来归，前后共达数十万人。这样做既壮大了自己的实力，也削弱了对手。

而在958年，柴荣下诏均定田赋，就是按照实际的田亩数字收税。自中唐以来，地方官只知道必须收满当地租税的总额。因此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就隐匿土地，交通官府，广有田地而不纳租税。这部分土地的租税没有着落，官府就把它转嫁到农民身上去。农民自有的土地，有时卖掉了，或者被河水冲坏了，有地变成无地，租税仍然得照缴。周世宗柴荣就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地均田，查出了许多官僚地主隐匿的土地。禁止地方官吏和豪绅将赋税转嫁到百姓身上，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郭威和柴荣都能毫不留情地严惩贪污的官吏，对政治风气起到了良好的影响。莱州刺史叶仁鲁是后周太祖郭威的老部下，因贪赃枉法被判处了死刑。郭威派人告诉他说：“你触犯了国法，我也没有办法救你，只能抚恤你的母亲。”柴荣执政时，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主管收税，因场官在正额之外多收了耗余，也被处死。有人说孟汉卿罪不至死，柴荣说：“我也知道，但不能不以此来告诫别人。”在重修永福殿时，柴荣亲自视察工地，见内供奉官孙延常克扣工食，虐待役夫，有的役夫还用瓦盛饭吃，不禁大怒，当场将孙延常斩首。其他贪财的、滥杀投降将士的人也被毫不留情地处死。

建设开封城

在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同时，柴荣也开始建设开封城，从而为北宋开封的繁华奠定了基础。开封城本来城郭不大，街道狭隘，由于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朝都以此为都城，因此官衙商旅越来越多，便显得格外狭小，还经常引发火灾。955年，柴荣决定建筑外城，先立下标志，等冬天农闲时兴筑，农忙停工，秋后再继续进行。相传柴荣曾命手下大将赵匡胤绕着旧城飞奔，直到马力竭尽跑出五十里。于是柴荣就以马跑的范围扩建城池，修建了气势宏伟的东京外城。

在这座新城里，政府先划定了官衙、仓库、街道的范围，其余则让人民自由建造房屋。城中许多旧街道本来并不宽广，又被居民建造房屋时占用了一部分，以致能通行大车的不多。改建时都拉直加宽。在拓宽街道的同时，柴荣也规定凡是街道宽度在五十步以上者，准许居民各在门前五步以内种树挖井，修盖凉棚；宽度在二十五步以上至三十步以下的街道，则是门前三步以内的地方；街道宽度二十五步以下者，根据宽窄划与居民适当空地。

这个改建的工程前后进行了三年，完工以后，面貌完全改观。一个叫周景的官员，请周世宗柴荣准许人民沿汴渠种植榆柳，兴建楼阁，以壮观瞻，柴荣答应了。周景首先在渠口附近，造起了十二间高楼。后来各地商船来得多了，周家的楼房正对着停泊的地点，客商留宿，堆放货物，都极方便，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这个开封城与隋唐的长安城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产物。隋唐的长安城，坊市衙署各有固定的位置，商业区域限于东西两市，坊和市都是封闭性的，住宅和商店的门都在坊、市里面，没有向大街开的。唐中叶以后，情况逐渐有了改变，比如南方扬州等城市，市容繁盛，已经看不出封闭性的特点。开封作为首都，对民居不加限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首例。

而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兴修水利，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开封在古代以河湖遍布而闻名。但在五代时期，由于藩镇割据，战火连绵，流经开封的大运河已不能通航，黄河水患不断。柴荣先后派宰相李谷巡视黄河堤防，调用六万民工修固河堤，调发民工两万人到原武（今河南原阳）堵塞黄河决口，减少了水患。在此基础上，柴荣命人分别疏浚汴河、五丈河，修复了从黄河到长江的水道，“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使山东和江淮的粮食、货物都可由水道直达京城，使开封恢复了水路交通枢纽的地位，并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经济最繁荣的城市。

五台山图局部

《五台山图》原图高三米多，宽十多米，是莫高窟中规模最大的绘画之一。图中绘有大量的寺庙建筑，既是五代时期佛教繁盛的重要表现，也为后人研究五代佛教留下了宝贵的文物资料。

周世宗灭佛

后周世宗柴荣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就是其治理佛教的行动。由于此次行动对佛教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所以又称之为世宗灭佛或者法难。

五代十国时期，连年争战，土地荒芜，水利失修，直至“人烟断绝，荆榛蔽野”，众多百姓遁入佛门，致使佛教迅速发展，不事稼穑的佛门弟子越来越多，甚至有的盗匪以及罪犯也选择了出家以逃脱惩罚。同时免租税的田地日益增多，这就大大地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兵役征集，国家政权与佛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都先后采取过一些禁佛的措施，其中周世宗灭佛则是比较大的一次，影响也较为深远。自此之后，佛教已不复往日的兴盛。

955年五月，早有限佛禁佛志向的后周世宗柴荣诏告天下，正式拉开了“灭佛”的序幕。柴荣在诏书中，虽然肯定佛教的济世之益，“释氏贞宗，圣人妙道，助世劝善，其利甚优”。但“前代以来，累有条贯，近年已降，颇紊规绳”，特别是一些违法犯罪之人，也躲进寺院以逃避惩罚。鉴于这种情况，凡是国家批准的可以存在，但要严格限制数量。对于没有经过国家批准的，一律禁止。对于朝廷官员，严禁“奏请创造寺院及请开置戒坛”。而对于出家人而言，柴荣也制定了严格的规定。首先要家长同意，还要会“念经文”，并有明确的数量要求。男子凡十五岁以上能背诵经文五百页者，女子凡十三岁以上能背诵经文三百页者，方可剃度出家。对于那些“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等损伤身体的行为以及“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将被视为“聚众眩惑流俗”，一律禁止。对于违反这些规定的，依照法律，或判处监禁或流放等等。此条规定颁布之后，柴荣废除了三万多所寺庙，还俗的僧尼有六万多人，从而壮大了后周的实力。

辽人出行图

该图是对一名辽国官员生活的描绘，中间融合了汉族以及契丹的生活习俗。四位侍者各持马鞭、风帽、茶水碗具等，正在等候主人上马出行，似要去野外踏青赏景。事实上辽国的南部已是定居生活，因此后周与辽国的战争就变成了对城池的争夺。

955年九月，柴荣又下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当时佛教盛行，民间百姓则纷纷销毁铜钱，以铸造器皿及佛像，结果政府没有铜可以用来铸钱。针对这一情况，柴荣规定除去寺庙道观的钟磬、钹镲、铃铎之类准许保留外，民间的铜铸佛像，都必须限时送官，政府会给以适当补偿。如果超过期限而隐匿不送，私藏五斤者，即可判处死罪，一斤以下则判处监禁两年的刑罚。

柴荣此举遭到众多大臣的反对，柴荣则坚持己见。他说：“我听说佛在世间原本在于救人，即使是自己真身的脑袋眼睛也会毫不吝惜地拿来布施于人，更何况是塑像呢？倘若我的身体可以赈济天下万民，我也是不会吝惜的。”大臣们都不敢多言。

柴荣不但是说了，还是实实在在地做了。一次洛阳官员报告说，当地寺院有一极为灵验的“大悲佛”。民间传说，谁敢毁此铜佛，必有报应，会遭天谴。有大臣就提议网开一面，柴荣则加以驳斥道：“作为天子，一言九鼎，岂能因为一个佛像而改变呢，我要亲自过去看看。”柴荣后来就亲临该寺，督促毁佛。就是这样，士兵们仍不敢下手。于是柴荣就亲自拿起斧头破佛面胸，人们都为他而担心。完事之后，柴荣还对百姓进行现身说法：“你们都说大悲佛灵验，我现在把佛像毁了，不还是毫发未损、安然无恙吗？”

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柴荣“灭佛”和“铜禁”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佛教寺院被大量裁撤关闭，五代后周王朝之前的铜制佛像，几乎绝迹，留下的多是泥塑彩绘的佛像。

柴荣南征北战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后周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从而为其开展统一全国的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刚继位时，柴荣曾立下三十年的宏志：“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虽然五年之后他英年早逝，但他的政绩却是非常显著的。

柴荣曾经命近臣各撰一篇《安边策》，征询大家有关统一全国的方略。有大臣献“先易后难”之策，即先平定南方诸国，积蓄人力财力，然后再北伐强大的辽国，收复幽云失地，从而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但是柴荣并没有采纳这个策略，而是制定了首先碰契丹这个硬钉子，收复幽云失地，然后再席卷南方诸国，可以称得上是“先难后易”之策。

在此方针的指导下，柴荣首先对后蜀用兵。955年，收复了秦、凤、阶、成四州之地，然后答应后蜀的求和请求，罢兵归朝。此战的目的并不是要灭亡后蜀，而在于夺取战略要地，迫使后蜀不敢轻启战端，威胁后周的西部边境。接着柴荣从955年冬天开始到958年，多次亲征南唐，完全占据了淮南十四州，夺取了淮南富庶之地。此战巩固了后周的南部边境，增强了后周的经济实力，削弱了南唐。南唐被迫俯首称臣，不敢轻易向北用兵。

经过这一系列的战争，使后周的军事与经济实力不断壮大，柴荣就开始了对辽国大举用兵。959年，柴荣亲率大军自开封出发，直抵沧州，然后统步骑数万直入辽国境内。仅仅用了四十天的时间，就一举占领了契丹把守的三关，即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益津关（今河北霸州）和淤口关（今河北霸州东）。还有宁州（今天津静海区）、瀛州（今河北河间）和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三州，总计有十七个县，是五代时期和辽国交战取得的最大胜利。柴荣还想继续进军，夺取幽州，但不幸身染重病，只好在派将固守各州之后退兵南归。回到开封之后不久，便病逝于宫中，年仅三十九岁。可惜大志未酬，英年早逝，三十年的宏愿无法实现。

赵匡胤像

与郭威从黄旗上撕掉一块黄布充作龙袍相比，宋太祖赵匡胤的兵变则准备得更为充分，他的同谋者甚至在事前已经准备好了黄袍。

柴荣虽然没有完成统一大业，但其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制定的正确策略，却让后人赞叹不已。他暂不贪图富庶的南方地区，利用这一时期辽国因君主昏庸而导致政局混乱之机，毅然北伐，结果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后来的赵匡胤则采取了“先易后难”的策略，没有利用好辽国政局动荡的时机，结果宋朝屡败于辽国。中原政权也无险可守，抵不住游牧民族铁骑的突击，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遗留后患

后周世宗柴荣虽然对国家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革，但他的改革以经济为主，政治上却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因为对北汉的战争没有取得胜利，柴荣痛感百官无能，因此政事无论大小，都由自己亲自决定，百官只能奉命行事而已。当时有官员看到了问题，上书劝谏，请求选拔能够识别人才、为人公正的人做宰相，说国家应该让这些人来治理，而皇帝只要根据群臣的功过，给以赏罚即可，这才是为政之本。可柴荣根本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

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系列充满争议的官员，周行逢就是其中一例。周行逢曾任武平节度使，负责武安、静江等地的军事。周行逢到任之后，矫正前人的弊端，关心民事，全部废除了以前肆意征收的苛捐杂税，严厉惩治祸害百姓的贪官污吏，慎重选择廉洁公正的官吏担任地方官员。他的女婿唐德向他要求小吏的职位，周行逢说：“你的才能胜任不了吏职，我现在私下照顾你还可以，但是如果你当官没有一点政绩，我是不敢枉法来宽容你的，那么亲戚之间的情谊也就断绝了。”于是送给他耕牛、农具，打发他回去了。

当时的军队将领大都骄横跋扈，周行逢一律依法惩处，绝不宽容姑息，众人既怨恨又害怕他。有位将领与他的十几个同伙密谋作乱，周行逢了解到情况之后，就设宴把所有将领都请来，在座位上逮捕了谋反的将领，当众数落说：“我穿布衣，吃粗粮，充实国库，正是为了你们这些人，你们为何忘恩负义要谋反呢！今日的宴会，就是你的忌日。”说完后当场诛杀了他。在座的诸位将领都吓得两腿发抖。周行逢生性多疑残忍，常常分别派遣人去秘密刺探各州的情况，将领士兵凡有谋反和叛逃的，周行逢都能事先察觉，抓住杀掉，他的部下都很敬畏他。他派遣到邵州（今湖南邵阳）的人，没有什么事可以汇报，只是说刺史刘光委经常设宴饮酒。周行逢说：“他多次聚众饮酒，是想谋反吗？”就立即把刘光委召来杀了。

他的妻子邓氏看不惯他的行为，就规劝周行逢说，用法太严就不会有人亲近依附了。周行逢非常愤怒道：“你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什么！”邓氏很不高兴，就到乡下去看守田园，不再回到周行逢的府第来了。周行逢多次派人去接她，都被她拒绝了。有一次邓氏带人来交税，周行逢借机去看她说：“我身为节度使，夫人为何如此自找苦吃呢？”邓氏说：“税是朝廷的财富。你身为节度使，不带头交税，怎么能够统率百姓！难道你就不记得你当乡里小官时代人交税以免受拷挞的时候了吗？”周行逢想邀她回府，被邓氏严辞拒绝，并说：“因为你诛杀太过分，我经常担心突然发生变乱，我在乡间草舍则容易逃避躲藏。”周行逢听了又羞又怒。

而更致命的则在军事方面，柴荣改变了中央和地方实力的对比，但是并没有解除方镇的兵权。他加强了中央的禁军，但是没有认真考虑禁军将领可能争夺帝位的问题。柴荣死时，皇子只有七岁，根本没有控制局势的能力。于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很快就演出了一场“黄袍加身”的闹剧，把皇帝的宝座抢去了。

其他政权

当时在中国境内还存在过其他的割据政权：如在沙州（今甘肃敦煌）有归义军曹氏政权；在甘州（今甘肃张掖）、西州（今新疆吐鲁番）有回鹘可汗，史称甘州回鹘、西州回鹘；新疆地区则有于阗等国；青海、西藏一带有陷于分裂状态的吐蕃政权；南诏国在937年崩溃以后，云南地区先后出现了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大理国等政权。在这些政权中，最为强大的还是辽国。在唐朝灭亡的907年，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成为中原政权不容忽视的强大势力。

归义军曹氏政权

张议潮病逝之后，其侄子张淮深主持归义军军政事务，保持了归义军辖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安定。但不幸的是，归义军内部接连发生变乱。先是张淮深及其家人被杀，继而是索勋篡权，两年后嫁给李明振的张议潮第十四女又与诸子合力除掉了索勋。最后是索氏家族被清除，张议潮之孙张承奉重任归义军节度使。

而这个时候，归义军的内乱给活动在其周边和辖区内的少数民族提供了可乘之机，甘州被回鹘攻占，肃州也不再听从归义军的号令。凉州因有甘、肃二州相隔，实际上也脱离了归义军的控制。到9世纪末10世纪初时，归义军实际控制的的地区仅有瓜、沙二州了。

张承奉在唐朝灭亡之后，对后梁采取了不予承认的态度，故一直使用旧年号。张承奉随后在910年自称白衣天子，建立了西汉金山国。“西”乃指其国所居之方位，它是以中原为坐标的；“汉”乃是言其国民族之属性。“西汉”连用，意为西部汉人之国。“金山”又名金鞍山，在敦煌西南，即今甘、青、新三省交界处之阿尔金山。他不甘坐守瓜沙，想用武力恢复归义军兴盛时的旧有疆域。但在回鹘军队的攻打之下，被迫降格为敦煌国。

914年，沙州地区的另一个大族曹氏家族中的曹仁贵（后改名为议金）取代了张承奉，恢复了归义军的称号。曹氏归义军政权努力改善与周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通过联姻等办法与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于阗等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了相对友好的关系。同时积极利用唐朝在少数民族中的声威，以求在西北各民族中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归义军政权与西域各绿洲王国间的友好往来，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还为密切中原王朝与这些地区的联系和中西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

但到了曹氏归义军政权的晚期，再度与甘州回鹘发生战争，引起了民众的不满。1002年，归义军内部发生兵变，当时的首领曹延禄与其弟曹延瑞被迫自杀。虽然曹延禄的族子曹宗寿在众人的推举下掌握了归义军政权，但战争和内乱已使曹氏归义军政权迅速衰落。而沙州地区的回鹘势力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迅速发展，到了11世纪的30年代，曹氏政权遂被沙州回鹘所取代。

甘州回鹘

9世纪时，回鹘瓦解，一部分向西迁徒。先前他们投奔吐蕃，被吐蕃分散安排在各地。位于凉州（今甘肃武威）、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的是甘州回鹘。因为甘州是河西回鹘的中心，故河西回鹘又称甘州回鹘。

回鹘西迁河西后不久，吐蕃发生了内乱，急剧衰落。851年，张议潮打败吐蕃守将，收复了沙州。而当唐朝皇帝为了表彰其收复之功而派遣的使臣东返之时，张议潮即与甘州回鹘发生了冲突。不过双方虽然冲突不断，但最后也互相承认，使者往来不绝。

酒肆

七人坐于酒肆内，都注目于室外。室外大树之下，一老人左手握拳，右手甩袖，做舞蹈状。说明当时沙州地区的酒肆中已有舞蹈艺人。

但在唐朝灭亡和张承奉自立金山国白衣天子以后，双方关系很快恶化。归义军坚决反对篡唐的后梁，而甘州回鹘则与后梁交好。910年，西汉金山国战败，被迫与甘州回鹘缔结城下之盟，结为“父子之国”，降天子称号为王，改用后梁年号。这样张氏沙州归义军政权便成为了甘州回鹘的附庸。而曹氏掌握归义军政权后，则依附于甘州回鹘一起向后唐朝贡。曹氏又世代与回鹘通婚，其后裔曹贤顺甚至认为自己是回鹘人。

甘州回鹘之所以在与沙州汉人政权的较量中处于优势地位，是由于甘州回鹘的地理位置重要，能够有效地切断沙州与中原王朝的联系。而甘州回鹘立国之初就与中原王朝交好，特别是趁张承奉称西汉金山国期间，得到了中原王朝的大力支持。

甘州回鹘继承回鹘同唐朝友好的传统，仍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唐朝曾嫁公主给回鹘，所以甘州回鹘“当五代之际，有居甘州、西州者尝见中国。而甘州回鹘数至，犹呼中国为舅，中国答以诏书，亦呼为甥”。

翟奉达等供养像

翟奉达是曹氏政权中的著名文人。该图中七位身穿官服的男供养人，分别代表翟奉达的父亲、兄长、本人、弟弟、宗叔、孙子、儿子等。

根据史书的记载，甘州回鹘至少向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遣使朝贡三十余次。911年，甘州回鹘向后梁遣使朝贡，后梁太祖朱温亲自接见来使，并赐给官职。924年，李存勖册封河西回鹘可汗仁美为英义可汗。928年，甘州回鹘遣使来后唐，入贡者达一百多人，明宗李嗣源册封仁裕为顺化可汗。939年，后晋册封当时的回鹘可汗为奉化可汗。940年甘州回鹘遣使来后晋。

于阗国

五代十国以来，中原战乱不断，朝廷频繁更替，无暇西顾。912年，尉迟婆跋继位为于阗王，他自称“唐之宗属”，以唐朝国姓李氏为姓，并主动与内地联系，明确表示归属中央的意愿。这位于阗国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李圣天。自李圣天以李氏为姓后，于阗政权就被人们称为“李氏王朝”。

李圣天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中，按照中原朝廷的惯例，采用了内地通行的年号。在行政制度方面则模仿唐朝，境内分为十州，都城称安军州（在今新疆和田境内），这些做法被后来李氏王朝的统治者所效法。而在李圣天统治期间，于阗国经济繁荣，农业、手工业、商业都较发达，“西南抵葱岭与婆罗门接，相去三千里。南接吐蕃，西至疏勒两千余里”。

李圣天延续了于阗国历来与中原王朝的密切关系。唐末以来，其与中原的交通一度断绝之后，于阗国就与沙州政权开展了频繁的交往。早在唐代，于阗就已与沙州结盟，在张议潮举兵打败吐蕃在敦煌建立张氏政权时，得到了于阗的支持和拥戴。唐末五代，于阗王在与张议潮之侄张淮深的通信中，自称“大于阗汉天子”，称沙州张氏为舅。而在曹氏统治敦煌期间，两者的关系更加密切，使者、僧侣来往不断。曹议金还把次女嫁给于阗王李圣天为后，这样于阗国与沙州政权在血统上就结成了亲缘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938年，于阗国王李圣天派遣使团，抵达后晋都城开封，向国主石敬瑭进贡，奉上了玉石、郁金香、牦牛尾等名贵土特产品，以示归顺。后晋对于阗国主动归属十分赞赏，封给使团官员以官职，并于同年指派官员出使于阗，并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

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

五代十国时期虽是乱世，但文化的发展仍有可观之处。此时期，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平衡性。江南（吴、南唐、吴越）和巴蜀（前后蜀）两个地区富庶安定，对文化的发展非常有利。中原虽屡经丧乱，但也不乏短期的安定时光，因此在文化上不致完全黯然失色。

另外五代十国时期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完全中断。不仅是各地割据政权和中原政权常有政治上的联系，各地经济上也有紧密的联系，因此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发展。加上唐末的许多文人学士，在丧乱之际，或隐遁山谷，或流亡到比较安定的地方，保存并散布了文化的种子。

战乱中的士人

在唐末五代丧乱中，许多文人学士流散四方，希望能寻觅一片容身之地。他们历尽沧桑，饱经忧患，因而从立身处世到吟诗作文，无不透露出沉痛的气息。

司空图

司空图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人，少有文才，但不见称于乡里，后来以文章为绛州刺史王凝的赏识。司空图于三十三岁擢进士上第，受到王凝的赞许，名声益振。

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时，司空图的弟弟有个奴仆叫段章，参加了黄巢起义军，曾热情地向他宣传起义军的各种善举，劝他往迎起义军，司空图不肯。便回到了故乡河中。后来听说唐僖宗逃到成都，他想去追随僖宗，可惜晚了一步，只得自行返回家乡。从这时起直到他去世的二十多年时间，司空图基本上是过着一种消极的隐居生活，他的大部分诗歌和诗论也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

904年，朱温迁都洛阳，召司空图为礼部尚书，他佯装老朽不任事，被放还。不久朱温篡唐，司空图绝食呕血而死，终年七十二岁。

唐末五代杨凝式《韭花帖》局部

该帖记述杨凝式午睡醒来，腹中甚饥之时，恰逢有人馈赠韭花，感觉非常可口，就写下此帖以表示谢意。对于当时的文人而言，能够过上安定的生活就是一种幸福。

司空图留给后世的诗作，大多是抒发山水隐逸的闲情逸致，内容非常单薄。他还写诗表白道：“诗中有虑犹须戒，莫向诗中着不平。”而在文学史上，司空图主要是以诗论著称，他的《诗品》是唐诗艺术高度发展在理论上的一种反映，是当时诗歌纯艺术论的一部集大成的著作。《诗品》把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分为雄浑、含蓄、清奇、自然、洗炼等二十四种风格，每格一品，每品用十二句形象化的四言韵语来比喻说明。但他的诗论缺乏严密的系统性，特别是片面强调所谓“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宣扬了一种远离现实生活体验的超脱意境。

罗隐

罗隐小时候便在乡里以才学著名。罗隐才华出众，被当时的人所推崇，当初认他为叔叔的罗绍威，就很喜欢罗隐的诗歌。割据青州的王师范经常派人送信送财物给罗隐，求他赠诗。等得到他的诗后，大喜不已，爱不释手。有个朋友中了进士，罗隐写诗祝贺，朋友的父亲却说：“儿子及第我并不高兴，高兴的是得到罗公诗文一篇。”可见罗隐在当时的名气之大，但这名气也成了他及第的最大障碍。

历史细读

据说罗隐之所以屡试不中，他的长相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宰相郑畋的女儿非常喜欢罗隐的诗文，但在有一次罗隐去拜访她父亲时，她忍不住偷着看了看这位才子，结果见他相貌丑陋，衣服还穿得窝窝囊囊，大失所望，从此再也不看罗隐的诗文了。

他曾想借助科举考试踏入仕途，一展宏图。但罗隐虽然名声很大，却数次没有考中。事实上罗隐的才学确实出众，当时的宰相郑畋和李蔚都很欣赏他，但由于他的试卷里讽刺意味太强，人也很狂妄。一次乘船，罗隐巧遇大臣韦贻范，他并不知是谁，便向船夫询问。船夫哪里知道是谁，只是说：“是一个大官，文章写得好。”罗隐不屑地说：“我用脚指缝夹着笔，都比他写得好！”这句话让韦贻范忌恨在心，罗隐的狂妄之名也因此传遍了朝廷，再应试时就很难考中了。有一次唐昭宗又想起罗隐，想把他录用在甲科，有大臣便举出罗隐的《华清宫诗》加以劝阻。他的诗中写道：“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在称赞唐玄宗的同时还不忘讽刺，见罗隐竟敢讽刺自己的先祖，唐昭宗便打消了起用他的念头。

罗隐乃自编其文为《谗书》，在序言中自嘲道：“我来到京城数年，饥寒交迫，几乎不像一个正常人了。我拿这本书来骂自己：‘他人用书得荣誉，你却拿它自取其辱；他人用书取富贵，你却因此得贫困。’所以我的书不过是自己谗媚自己罢了，就叫《谗书》吧。”但此书一出，罗隐更为权贵所憎恶。

罗隐在考场上屡战屡败，他被迫离开长安到别处暂且谋生。恰好他碰上一个名叫罗尊者的人，这人为他看了相后对他说：“你志在考场及第，但做官仅能做很低级的小官。如果能放弃科举，向东漫游，则必定有大富贵。”后来他就去投奔钱镠。

在一开始，他怕钱镠不收留自己，就将自己的一首诗送给钱镠。其中有两句“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漫英雄”，意思是说钱镠度量大，容得下贤士。钱镠遂对之加以重用。当时西湖的渔家每天都得送几斤鲜鱼给钱镠，鱼也得名为“使宅鱼”。碰巧钱镠请罗隐为一幅垂钓图题诗，罗隐便借此进谏道：“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何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钱镠看了，马上下令不让再送鱼了。

悠闲的韩熙载

与杜荀鹤的郁郁不得志相比，韩熙载倒是身居高位，春风得意。虽然他也有诸多烦恼，但与很多文人相比，生活已相当悠闲舒适。

罗隐著述甚丰，但散佚严重，今存诗歌约五百首，有诗集《甲乙集》传世，散文名著《谗书》五卷六十篇（残缺两篇），哲学名著《两同书》两卷十篇，小说《广陵妖乱志》《中元传》等，另有书启碑记等杂著约四十篇传世。在他的诗歌中，一些精警通俗的诗句流传甚广，成为经典名言。如“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家财不为子孙谋”，“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任是无情也动人”等等。又如讽刺小诗《雪》：“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罗隐的咏史诗《西施》一首也写得比较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孟浩然墓》则批判了当时社会对书生的冷遇：“数步荒榛接旧蹊，寒郊漠漠雨凄凄。鹿门黄土无多少，恰到书生冢便低。”

杜荀鹤

与罗隐齐名的杜荀鹤，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台）人，相传为杜牧出妾之子。杜荀鹤数次上长安应考，不第还山。黄巢起义军席卷山东、河南一带时，他又从长安回家。从此“一入烟萝十五年”，过着“文章甘世薄，耕种喜山肥”的生活。

韩熙载夜宴图

此画所描绘的就是韩府里一次夜宴的场景。从场景来看，全卷大致分为听乐、观舞、歇息、横吹、送别五个场景。图中所绘人物衣着、器具等都无不细致入微，人物面部及双手勾染，现出凹凸之感，是一幅工笔人物画的经典之作。

后来杜荀鹤游大梁（今河南开封），献《时世行》十首给朱温，希望他省徭役、薄赋敛，朱温连正眼也没看他一下，对他不理不睬。不久后杜荀鹤再次隐居山中。杜荀鹤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只能在诗坛享有盛名。他善长宫词，以语言通俗著名。因长期居住在九华山，所以吟咏九华山面貌的诗篇甚多，是晚唐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提倡诗歌要继承风雅传统，反对浮华，其诗作平易自然，朴实明畅，清新秀逸。

杜光庭

杜光庭字宾圣，号东瀛子，处州缙云（今属浙江）人。杜光庭少年习儒，因为九经考试落第，入天台山修道。唐末为避战乱，来到了成都，曾事蜀王建父子，官居谏议大夫。后来辞官不就，隐居青城山白云溪。据说他擅长武术技击，四川青城武术中的仙鹤拳、白鹤单刀都为杜光庭等所初创。

杜光庭对《道德经》的研究颇有成就，还将之前注解诠释《道德经》的六十余家意见进行比较、分析。他努力调和儒、道二家的思想，认为老子的思想主旨，“非谓绝仁、义、圣、智，在乎抑狡诈聪明。将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见素抱朴，泯和于太和，体道复元，自臻于忠孝”，把孔孟之道与老君之道统一起来。

在诗歌创作方面，他的宝塔诗《论古今》有相当的名气：“古，今。感事，伤心。惊得丧，叹浮沈。风驱寒暑，川注光阴。始炫朱颜丽，俄悲白发侵。嗟四豪之不返，痛七贵以难寻。夸父兴怀于落照，田文起怨于鸣琴。雁足凄凉兮传恨绪，凤台寂寞兮有遗音。朔漠幽囚兮天长地久，潇湘隔别兮水阔烟深。谁能绝圣韬贤餐芝饵术，谁能含光遁世炼石烧金。君不见屈大夫纫兰而发谏，君不见贾太傅忌鵩而愁吟。君不见四皓避秦峨峨恋商岭，君不见二疏辞汉飘飘归故林。胡为乎冒进贪名践危途与倾辙，胡为乎怙权恃宠顾华饰与雕簪。吾所以思抗迹忘机用虚无为师范，吾所以思去奢灭欲保道德为规箴。”

韩熙载

韩熙载自幼勤学苦读，后隐居于中岳嵩山读书，二十来岁时游学于洛阳，并且参加了科举考试，一举考中进士，此时他还不到二十五岁。可是不久之后，因为其家族卷入了一场兵变，其父亲被杀，韩熙载不得不逃离中原。

相传韩熙载在逃到南方的吴国之前，与好友李谷宴别，两人举杯痛饮，畅谈理想。韩熙载对李谷说：“如果有人将来用我为宰相，我必将长驱以定中原。”李谷也毫不示弱：“中原如果用我为相，我取南方如同探囊取物。”后来周世宗柴荣用李谷为相，采用其谋夺取了南唐的淮南之地，而韩熙载在南唐却无所作为。

当时在吴国掌握实际大权的是徐知诰，也就是后来的南唐烈祖李昪。韩熙载想要得到重用，必须要首先得到他的赏识。当时中原之士南迁的很多，大都得到擢用，但李昪却认为他性格孤傲、不拘小节，所以就没有重用他。

当时有一名大臣自以为文采很好，非常喜欢给人撰写碑志，而韩熙载因为字写得很漂亮，所以每逢此类事，都由那位大臣起草文字，而由韩熙载进行缮写。韩熙载每次做这事时，都会塞住自己的鼻孔。有人询问其原因，韩熙载就回答说：“文辞秽且臭。”这也引起了那位大臣的愤慨。

南唐元宗李璟即位后，韩熙载因为是东宫的旧僚，终于受到了重视。韩熙载章疏不断，对于朝中大事，或驳正失礼之处，或指摘批评弊端，但也因此引起了朝中权要特别是宋齐丘、冯延巳等人的忌恨与不满。他们就诬告韩熙载嗜酒猖狂。李璟不得已，只好将韩熙载贬到了外地。后主李煜即位后，再一次起用韩熙载。可他仍不改其狂傲的性格。他在政界受挫后，纵情于清歌艳舞之中。

词的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是词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其实从唐朝中叶开始，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已经开始写词了，只不过还不普及。到了五代十国时期，词的作家才纷纷出现，开始同古近体诗分庭抗礼。

词在民间早已有之，原是供歌妓乐工吟唱之用的，某些民间杂曲也可以纳入词的范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歌妓乐工越来越活跃。这样词的创作逐渐繁荣起来，文人学士从最初的只是写来娱乐，慢慢把它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不过由于词在晚唐、五代、宋初多是酒席宴前娱宾遣兴之作，故有“词为小道、艳科”“诗庄词媚”之说。

词很重要一个特点就是有词牌，即曲调。词牌名称的由来，只有少数可考，例如《雨霖铃》，这是唐玄宗在马嵬驿之变以后，逃往四川的途中，正赶上连日霖雨，栈道途中闻铃声，因追悼杨贵妃，命采其声为调，制词牌《雨霖铃》以寄恨。

词有很多分类方法。根据词的结构，不分阕的为单调，分二阕的为双调，分三阕的称三叠。而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一般认为，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字以上则为长调。最长的词牌《莺啼序》共有二百四十个字。

词在五代初年，还被看作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但当时却很受人欢迎，好的词往往会流传很广。和凝在后唐、后晋、后周都做过大官，他年轻时非常喜欢写词，不过后来做了宰相，就很少作词了。但契丹人进开封时，还是因为他作词才知道他的。可见当时的词流传之广。

蜀地花间词

自从唐末以来，从关中流亡入蜀的文人是最多的，其中文学家韦庄名望最高。韦庄本是唐玄宗时期著名宰相韦见素之后，自幼才敏过人，长大后疏旷不拘，任性自用。黄巢起义时，韦庄和家人失散，避乱江南。后来唐朝灭亡，他力劝王建称帝。王建做前蜀皇帝后，就任命他为宰相，参与国事。

韦庄的诗词语言清丽，多写闺情离愁和游乐生活，是花间派的重要词人。蜀人赵崇祚搜罗包括他在内的十八家词五百首，编了一部《花间集》，这是中国最早的词选集。在这十八位词人中，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三位与蜀无涉外，其余十五位皆活跃于西蜀，或生于蜀中，或宦旅蜀中，他们是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顾夐、牛希济、欧阳炯、孙光宪、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他们的作品词风艳丽香软，以描绘闺中妇女日常生活情态为特点，如“一只横钗坠髻丛，静眠珍簟起来信，绣罗红嫩抹酥胸。羞敛细蛾魂暗断，困迷无语思犹浓，小屏香霭碧山重”诗句，后人遂称之为“花间词派”。

正史史料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韦庄《菩萨蛮》

而统治者的爱好也推动了词的发展。五代十国时期，前蜀王氏、后蜀孟氏割据蜀中，数十年间，沉湎于歌舞伎乐，词也因之盛行。

前蜀开国皇帝高祖王建的淑妃徐氏还有一位姐姐，两姊妹皆为国色天香，并且受到过很好的文学熏陶。王建立国之后，徐氏姐妹皆被纳入后宫，称为大、小徐妃。小徐妃在宫中号为花蕊夫人，意思是“花不足以拟其色，蕊差堪状其容”。她颇有才情，著有百首《宫词》。所谓“宫词”，乃是我国古代文学一种独特的文体，起于唐朝诗人王建，是以七言绝句的形式，专门表现宫廷禁苑中宫女的生活。

花蕊夫人的《宫词》以白描手法记述了蜀宫的生活场景，如“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长似江南好风景，画船往来碧波中”，还有“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乘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似走，几回抛鞍把鞍桥”。对于宫女的心理状态她也有相当生动的描述：“秋晓红妆傍水行，竟将衣袖扑蜻蜓。回头瞥见宫中唤，几度藏身入画屏”。花蕊夫人是中国历史上首位创制“宫词”的女性，在后世赢得了一大批模仿者。

当时姐妹二人皆受宠幸，大徐妃之子王衍本排行十一，但却由于母亲和花蕊夫人的关系被立为皇太子。王建当上皇帝后不久就因病死亡而王衍即位之后荒嬉无度，对吃喝玩乐十分在行，天天陪着母亲和花蕊夫人玩乐。他还创作了一首词：“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这边走，莫厌金杯酒。”但最后由于王衍荒淫失政，后蜀很快就被后唐灭掉了，他和他的母亲以及花蕊夫人也被李存勖所杀。

南唐二主词

南唐是与西蜀（前后蜀）并驾齐驱的五代时期的两个文化中心。虽然西蜀由于有《花间集》一书，所以流传后世的作者较多。而南唐虽没有人做结集的工作，但南唐的两位君王即元宗李璟和后主李煜，却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李璟传世的词只有五首，感情真挚，风格清新，语言不事雕琢，对南唐词坛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因此历代论者对其评价都相当高，其中“小楼吹彻玉笙寒”更是流芳千古的名句。据说当时南唐的大臣冯延巳也是一位有名的词人，他的一首《谒金门》曾广为传唱。《谒金门》中有这样一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李璟很欣赏这句词，但还是调侃道：“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冯延巳机敏地回答道：“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也。”

到了后主李煜时，词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词本来是供歌唱用的歌词，作者往往是一写出来就交给乐工歌姬去唱，因而内容多以相思、享乐为主。优秀的词人逐渐增入抒情的成分，词的格局才有了提高。李后主的词是第一流的抒情诗，他因此也成为历史上最杰出的词人之一。

李煜前期的词风格绮丽柔靡，不脱“花间”习气，多描写富丽堂皇的宫廷生活和风花雪月的男女情事。后期则由于成为了亡国之君，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

绘画艺术

五代十国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时期。前后蜀和南唐的画院是高手云集的地方，而一些不求闻达的艺术家则专心从事艺术创造，也有很高的造诣。五代绘画艺术的发展在人物画、花鸟画和山水各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

花鸟画

五代十国时期的花鸟画的主要部分是描写与贵族生活有联系的花卉禽鸟。进入五代十国，花鸟画开始突破唐代只是作为装饰艺术的地位，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有独特地位的一种样式。

著名的花鸟画家黄笙是成都人。他幼好绘画，聪明有奇能，曾入蜀随刁光胤学画竹石花雀，又学孙位画人物、龙水、松石、墨竹，山水师郑虔、李升，鹤师薛稷。诸家之长，皆能曲尽其妙，成一家之法。与江南的徐熙并称“黄徐”。与南唐的徐熙多写汀花水鸟不同，黄筌多画宫中异卉珍禽，故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谚。黄筌格调富丽的画风遂成为北宋初年翰林图画院优劣取舍的标准，被称为“院体”。

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

此图描绘了麻雀、鸠、腊嘴、龟、蚱蜢、蝉等二十多种鸟类和昆虫，虽然不是一幅完整的构图，却是一幅珍贵的写生作品。

黄笙所画之物均用勾勒法作画，即以细淡的墨线勾画出所画鸟的轮廓，然后填以色彩，以着色为主，给人以富丽工巧的感觉，真正地体现了黄筌一派“用笔新细，轻色晕染”的特点，代表着五代十国时期花鸟画走向成熟的标志。相传他在墙壁上画了六只鹤，活鹤见了当是真的，想和它们站在一起。后来他又在墙壁上画了野鸡，猎鹰见了当作活物，要飞上去捕食。

人物画

五代十国期间涌现出了一大批写真名手，如蜀地的常重胤、宋艺、阮知晦、贯休和尚等，南唐的周文矩、顾闳中等。著名的人物画家贯休和尚，俗姓姜，字德隐，号禅月大师，很受前蜀王建的礼待。他工于诗画，所画十六罗汉的骨相都突兀古怪，流露出玩世不恭的神态。

南唐画院中，人物画家有顾闳中、周文矩等。顾闳中传世的作品有《韩熙载夜宴图》，这是一件不朽之作，将韩熙载置酒高会、观赏舞乐的生活描绘得极为生动。韩熙载和宾客、婢女的一举一动，乃至神情态度，都被精妙地刻画出来。就连杯盘的颜色和形状，都让人一目了然的看出是出自何窑。周文矩在后主李煜时任翰林待诏，工画人物，尤擅仕女。传世作品有《明皇会棋图》卷，描绘李璟与兄弟们在屏风前对弈的场景。

《韩熙载夜宴图》还与这两位大画家有着相关的一段趣事。相传当时南唐国势衰弱，北方强大的后周对南唐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后主李煜总担心那些在南唐做官的北方人会存有二心，出身北方望族的韩熙载就是其中之一。一日有人向李煜报告说，今晚又有一些朝中官员要去韩熙载家聚会。后主为掌握情况，于是派顾闳中和周文矩深夜潜入韩宅，看他到底有什么意图。

顾闳中和周文矩到了韩府之后，发现宾客中有当年的新科状元郎粲、太常博士陈雍、紫薇郎朱铣等官员和教坊副使李嘉明，还有当时一些走红的歌女和舞女。夜宴的气氛异常热烈，宾客们一个个陶醉于欢乐之中。在夜宴进行当中，还有歌女唱歌、奏乐和舞女跳舞助兴。回去之后，顾闳中和周文矩根据自己的目识心记，各自绘制了一幅《韩熙载夜宴图》送给李煜。李煜看了画以后，明白韩熙载这种沉湎声色来消磨时光的做法实际上想借此来表明自己对权力没有兴趣，他对韩熙载的戒心顿时减少了许多。但周文矩所作的一幅今已失传，现在只能见到顾闳中的作品。

山水画

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成就非常突出，对宋代画风也有很大的影响。也正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作为中国绘画艺术的一种有独特意义的形式出现在中国艺术史上。

知名的山水画家有荆浩、关仝、董源等人，他们描写的是在一定季节天气起状况下的山河大地的面貌，并密切结合自然环境的特点。构图上多以雄伟的巨峰为主，再布置人物的活动（旅行、待渡等）和人工建筑物（寺庙、栈道、山居、水亭等），以通过山水来寄托情怀。

荆浩字浩然，沁水（今属山西）人。后梁时期因躲避战乱，曾隐居于山西太行山之洪谷，故自号“洪谷子”。他开创了以描绘高山峻岭为特色的北方山水画派，是唐末五代最具深远影响的山水画家之一。据说他曾写生数万本，笔法圆熟丰厚，继承盛唐以来画家的长处而有所发展，可称之为继往开来的人物。荆浩著有《笔法记》，为中国第一部山水画论著作，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见解，很有见地。他认为绘画不能满足于“似”，即形式上的相似，而是要追求“真”，也就是形神俱备。荆浩对笔和墨下了不同的定义，说“笔”是线条勾勒，“墨”指的是明暗深淡。画山水必须两者配合，才能画出好的作品。其典型作品有《匡庐图》。

荆浩的典型代表作品有《匡庐图》。匡庐即庐山，又名匡山，传说殷周时期匡裕结庐隐居于此。朝廷征召不应，后派使者访之，仅存一空庐。此《匡庐图》为荆浩想象庐山山水之作。

荆浩的学生关仝，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所画山水颇能表现出关陕一带山川的特点和雄伟气势，而且在立意造境上能对荆浩的格局有所突破，显露出自己独具的风貌，被称之为关家山水。他的画风朴素，形象鲜明突出，简括动人，被誉为“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关仝喜作秋山、寒林、村居、野渡、幽人逸士、渔村山驿，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往往能使观者如身临其境。

目录

辽

中原文化的吸收者——辽

辽之兴衰

白马青牛的后代

王子客死他乡

宋辽对峙

宋辽之间的和平

与西夏的战争

辽国的灭亡

辽国余绪西辽政权

辽汉之间

南院大王与北院大王

辽国与汉族文化

宋朝

宋朝的历史轨迹

初平天下

黄袍加身

酒宴与兵权

文官势力的顶峰

李后主的悲歌

钉破并州

两雄之争

幽州碰壁

澶渊之盟

泰山封禅

王朝的危机

财政赤字

胜少败多

强敌环伺

帝国的改革

庆历新政

神宗皇帝

王安石其人

王安石变法

虽千万人，吾往矣

新旧党争

苏轼惹火烧身

司马光尽废新法

隐忍的哲宗

元祐党人碑

“小人”章惇

北宋灭亡

皇帝轻佻

花石纲与方腊起义

联金伐辽

开封陷落

靖康之耻

宋金对峙

赵构称帝

初期乱象

岳飞之死

十里荷花与完颜亮侵宋

仓皇北顾

南宋灭亡

宋蒙开战

悲壮谢幕

两宋梦华

高度的政治文明

司法制度的健全

政府社会职能的完善

古代科技的高峰

国家标准与针灸铜人

军事技术的发展

指南针的运用

科技著作的大量涌现

繁荣的经济

农业格局的变化

煤炭的使用及五大名窑

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繁荣下的阴影

宋朝的城市

商业城市的出现

市民的生活

城市的角落

士人的享乐生活

两宋风流

灿烂的宋词和宋诗

享誉一时的书法与绘画

书院的兴起

理学对社会的影响

西夏金元

夹缝中成长——西夏

三足鼎立之势

西夏的建立

与北宋的战争

治国政策的反复

西夏的灭亡

汉蕃之间

混合经济

西夏与汉族文化

西夏与佛教

与南宋对峙的金国

金之兴衰

肃慎，吾北土也

金国建立

完颜亮的改革

猛安谋克的没落

蒙古部落的威胁与金长城

蒙金战争

金之文教

女真与中原文化

文学的发展

火药武器的进步

昙花一现的元帝国

一代天骄的诞生

苍狼白鹿的后代

成吉思汗家族的来历

铁木真统一草原

草原民族的生活风貌

蒙古的军事扩张

三次西征及与欧洲的交往

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

蒙古西征与马可·波罗

初步统一中国

元朝的建立

定都北京

国号的确立

统一全国

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

草原本位的阴影

行省制度

宗教政策

几家欢乐几家愁

元朝灭亡

寻欢作乐的皇帝

腐败的吏治

红巾军起义

元朝的历史成就

农业的发展

王祯与《农书》

棉花种植与黄道婆

繁荣的商业

便利的交通

初步完善的货币政策

青花瓷与泉州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科技

回回医学

天文学

工程学

独具特色的社会政策

村学与书院

繁荣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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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在十世纪时正处于草原民族的一次大推进前夕，这一次比先前几个时代所经历的数次推进更为波澜壮阔……至于第三代，也就是说先是契丹人和女真人、后是蒙古人的那一代，他们由于把草原作战传统与定居民军队那更为巧妙的作战手段结合起来，特别是使用了围点战（攻坚战）的技术，而在作战方式方面取得了具有决定性的进步。

——［法］谢和耐

辽

游牧民族因俗而治创两院制

辽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建立的朝代，契丹族本是游牧民族。辽朝将重心放在民族发展上，为了保持民族性将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分开统制，主张因俗而治，开创出两院制的政治体制。并且创造契丹文字，保存自己的文化。

辽朝曾大力学习汉族文化，模仿唐代制度，建立城池，祭拜孔子，开少数民族政权之先河。辽国统治延续了两个多世纪，其余部又在西域地区建立了西辽政权，扩大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古代西方人就以为横跨东西的契丹是中国的真正主人。而据《突厥语大词典》的解释，秦（当时中亚对中国的称呼）分三部，上秦即宋，中秦为契丹，下秦即喀喇汗王朝。而契丹实力大增之后，乘着中原的战乱与分裂，屡次南下中原，夺取了幽云十六州，并由此与宋朝发生了多次冲突。 1005 年，双方签订了“澶渊之盟”，约定了双方开展榷场贸易，宋辽为兄弟之国，但宋每年需交纳岁币三十万。

辽国世系：太祖耶律阿保机>>太宗耶律德光>>世宗耶律阮>>穆宗耶律璟>>仁宗耶律贤>>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道宗耶律洪基>>天祚帝耶律延禧

辽大事一览表

时间 事件

916年 统一各部之后，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契丹政权。

918年 阿保机下令建造上京。

920年 契丹人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借鉴汉字，创立了契丹大字。

938年 辽国获得幽云十六州。

947年 辽国攻占开封。

辽国正式改国号为“辽”。

979年 宋攻辽，宋军大败于高梁河，宋太宗腿部中箭，乘驴车而逃。

986年 北宋试图收复幽云十六州，被辽军击败。辽军自此占据了主动。

988年 辽国举行首次科举考试。

991年 宋朝赐李继迁国姓赵姓。

1005年 辽国与北宋签订了“澶渊之盟”，两国开始和平共处。

中原文化的吸收者——辽

辽国是中国北方曾强大一时的少数民族政权，与北宋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它大力吸收中原文化，建造城市，创立文字，创造了融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于一体的辽国文化。辽国灭亡后，其余部又在西域地区建立了西辽政权，扩大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辽之兴衰

契丹部落经过长期的发展，乘中原战乱迅速壮大，建立了辽国，并夺得了幽云十六州。还与北宋发生多次战争，最终签订“澶渊之盟”，保持了多年的和平。但随着女真部落的崛起，辽国在女真和北宋的联合打击下灭亡。

辽人牵马图

这是辽国晚期墓室壁画中所绘辽人引马侍立的情景。马匹惟妙惟肖，辽人表情生动，其发式则透露出浓浓的少数民族色彩。

白马青牛的后代

建立辽国的契丹部落出自鲜卑宇文部，居于辽河（今西拉木伦河）上游的草原地区，即今天辽宁省和吉林省与内蒙古相邻的西部地区。关于契丹的起源，有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相传远古时候，有个漂亮的小伙子乘着一匹雄健的白马，沿土河（今内蒙古老哈河）向东走。一个骑着青牛的美貌少女沿着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向下游走。他们相遇在两条河汇合的木叶山（意为“高山”，在内蒙古境内）上。两人产生了爱慕之心，就结为夫妻，生下了八个儿子。他们的子女就是契丹族八部的祖先。可以看出，契丹族最初是由以白马和青牛为名的两个原始氏族组成的小部落，后来发展成八个部落。辽国在木叶山建立了庙宇，每当辽国出兵或者春秋祭祀的时候，都要用白马和青牛作为祭品。

契丹各部各自为生，在其疆域内放养羊、马畜群和狩猎。只是在有战事的时候，他们的首领才会聚在一起选举一位临时的领袖。唐朝时曾经赐予一名首领国姓“李”，并任命其为世袭的松漠都督，这是为间接管理契丹诸部特别设立的官员。当时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

宴乐图

自从耶律阿保机修建城池以来，契丹部落上层的生活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采用中原汉族的享乐方式。

9世纪40年代初，回鹘政权垮台，北方草原产生了权力真空。这时契丹部落的实力不断增强，晋王李克用与契丹部落中实力最强大的耶律阿保机约为兄弟，而朱温也派人乘船过海向阿保机送来书信和珍贵的礼品。但契丹人还是经常越过唐朝边界进行突袭，掠取牲畜、人口。唐朝节度使刘仁恭也常派兵在深秋时节攻打契丹，并在每年霜降之后派人焚烧塞外的牧草。

为了更好地进行对外扩张，耶律阿保机开始试图统一契丹各部。907年，阿保机通过部落联盟选举的仪式，正式继任可汗，成为名副其实的契丹族领袖。阿保机继任可汗之后，修建城池，招徕躲避中原战乱的汉人，实力不断壮大。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阿保机又从契丹各部挑选健壮勇武的兵士，建立了自己的侍卫亲军“腹心军”，使它成为自己统治权力最可靠的保障。他还准备采纳汉族知识分子的建议，仿效中原汉族王朝，实行君主世袭制。但这也激起了其他各部的不满。915年，契丹其他七部用武力逼迫阿保机退位。阿保机退位后，仍然保留着对自己所建汉式城池的控制权，拥兵自立。

916年，阿保机在妻子的建议下，向其他七部首领写信说，你们吃的盐，都是我供给的，你们都应该来犒赏我。各部首领接到信件，都准备礼品前去赴宴。耶律阿保机在筵席上突然变脸：“契丹强盛，都是由于我努力的结果，你们只不过是沾了我的光，但是你们竟然合伙把我赶下了首领之位。既然你们不愿意给我权位，今天我只好用武力强抢了。”说罢伏兵四起，各部首领被当场格杀。阿保机随后统一了各部，成为契丹部落的首领。经过多年的经营，契丹成了当时北方少数民族中最强盛的民族，党项、室韦、回鹘等都成为了契丹的附庸。

东丹王出行图

此幅画为耶律倍也就是东丹王的作品。图中他在马背上手把缰绳，面带忧郁，若有所思，情绪正和他弃辽投奔后唐的处境相吻合。

王子客死他乡

耶律倍又名李赞华，是耶律阿保机的长子，曾在916年被立为太子，后被封为东丹王，最后却客死他乡。

耶律倍能武能文，他曾多次随军出征，立有不少战功。同时他酷爱读书，崇拜汉族的文明，能用汉文写诗作文。有一次耶律阿保机问他：“当了皇帝应该祭天敬神。我想立庙祭祀有大功德的人，不知应该先祭祀谁？”耶律倍马上回答说：“孔子是大圣人，应该先祭祀孔子。”耶律阿保机非常赞同，马上命人建立孔子庙，每年分春、秋两季祭祀。

926年初春，新兴的契丹政权攻破曾强盛一时的渤海国都城，并改其名为东丹国。所谓“东丹”即东契丹之意。耶律阿保机鉴于渤海国的残余势力之大和疆域之广，辽国一时难以完全消化，而耶律倍既有军事才能，又熟悉中原文化，能够很好地治理深受中原影响的渤海国故地，就封耶律倍为东丹王。耶律倍即位后衣天子冠服，建元甘露。东丹实际是一独立王国，其王至尊，权力极大，仅次于契丹皇帝。

但事情马上起了变化，数月后耶律阿保机突然病故，述律皇后执政。耶律倍闻听父王病故后前去奔丧。而在外督军征讨的契丹大元帅、耶律倍二弟耶律德光亦来奔丧，名为奔丧，实为争位。由于述律皇后偏爱耶律德光，耶律倍只好让位。耶律德光于927年十一月即帝位，是为辽太宗。耶律德光担心耶律倍仍会和他争夺皇位，就将他迁到东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派人严密监视。耶律倍愤懑难忍，意欲离开契丹。后来他就借机从海路来到后唐。他在临走前，还写了一首诗以抒发自己出走的心情：“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他把诗刻在一块木牌上，竖在海边，然后避过监视者，乘船逃走。后唐皇帝李嗣源热情地接待了他，供给食宿，并赐以节度使的官职。而耶律倍为了表示对汉族文化的崇敬，改名为李赞华。

936年，后唐的李从珂发动兵变，夺取了帝位，并派人谋杀了闵帝李从厚。同年亲契丹的原后唐节度使石敬瑭统兵攻打李从珂。李从珂兵败，走投无路，决定自焚。但他要找耶律倍来殉葬，马上派人去召他前来与自己一起自焚。耶律倍拒绝前去，李从珂立刻派人赶到耶律倍的住处杀死了他。耶律倍因皇室内斗被迫流落他乡，最后死于非命，实在值得同情。

宋辽对峙

938年，后晋高祖石敬瑭将位于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从而使契丹占据了中原的边缘部分。幽云十六州分别是幽州（今北京）、顺州（今北京顺义）、儒州（今北京延庆）、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河北蓟县）、涿州（今河北涿州）、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武州（今河北宣化）、蔚州（今河北蔚县）、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朔州（今山西朔州）、云州（今山西大同）。辽国得到了广大的农耕地区，开始从单纯的游牧经济转向游牧与农耕的混合经济，实力大增。在古代游牧民族固然拥有强大的武力，但也是非常脆弱的。一场大雪就能让草原的牲畜死亡大半。强大一时的东突厥就是因为一场大雪而元气大伤，再加上唐朝将领千里奔袭，击破东突厥的王廷，东突厥就此瓦解。而农耕地区的生产则比较稳定，拥有幽云十六州的辽国支援北汉，一次就能给粮数万石。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改年号为大同，并借用了唐朝宫廷的全套体制，公开表明了他力图成为整个中国北部的皇帝的决心。

契丹地理之图

此图于1344年雕版墨印。本图采用了中国古代地图传统的形象绘法，主要表现了辽国（即契丹）疆域、山川大势、京府州镇、长城关塞以及邻国部族等内容。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而幽云十六州一失，中原王朝的北部边防从此几乎无险可守。幽云十六州所处的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秦朝的万里长城就修建在这一带。对宋朝而言，游牧民族的铁骑可以纵横驰奔于繁华富庶的千里平原，数日之内即可饮马黄河，宋朝始终直接暴露在北方骑兵的凶猛攻击之下。宋朝立国之初，面对辽人铁骑由幽云十六州疾驰而至的威胁，不得不在开封附近广植树木，以防辽国骑兵快速突击。宋朝还在河北南部兴建“北京”大名府，驻守了大量军队，以和辽国对峙。而宋朝在灭掉北汉之后，就开始筹划收复幽云十六州。

历史细读

拒马河古称涞水，后来因其水大而马匹不得过，故称拒马河。战国时期，燕国和赵国就曾以此河为界。这也是宋朝防御辽国侵入的重要防线，宋辽之间爆发的很多战争都发生在拒马河一带。而在北京一带的拒马河因古有十个渡口，故称十渡，现在是北京有名的旅游景点。

难堪大任的曹彬

宋朝建立后，为收复幽云十六州，宋太宗赵光义在979年驱疲惫之卒攻辽，结果大败于高梁河，宋太宗腿部中箭，乘驴车而逃。后来又在986年乘辽国政局变动，发动了进攻，但仗还没有打，宋朝已注定输了。

宋朝主将曹彬这个人本来就不能独当一面，更别说是主力军的主帅了。在此次战斗中，西路军取得了一些胜利，而曹彬手下诸将欲与西路军争功，他却无法平息众议，导致宋军人心不齐。在宋军被辽军团团包围时，他又弃军而逃，造成宋军群龙无首，最终伤亡惨重。

当时宋军的战略意图很清楚，以曹彬、米信为主力，在离幽州最近的地段出兵，缓慢推进，吸引契丹主力，给太行山西北方向的田重进、潘美作掩护，创造机会，待田重进、潘美全取太行山西北诸州之后，再合力攻取幽州。

在宋朝突然进攻的情况下，契丹首先是战略收缩，以燕京为防御重心，对太行山西北诸州的失陷暂时不理，对宋军曹彬主力采取的不是硬碰，而是坚守要地，寻机袭扰。目的是使宋军疲惫，消磨宋军的斗志，好为援军的到来争取时间。之后契丹全力驰援，主要方向还是在幽州地区。

等到宋军曹彬部被契丹截断了粮道，粮尽而退时，契丹的援军也基本上到位了。曹彬竟然又被宋太宗一诏挡回，退而复进。他听说萧太后大军已到，又掉头而退，结果被辽军包围。这时曹彬与米信弃军而逃，幸好曹彬的部下李继隆、李继宣等人奋力抵抗，才没有全军覆灭。大部分宋军或被俘，或被杀，或掉入河中溺死，损失巨大。“为辽师冲击死者数万人，沙河为之不流，弃戈甲若丘陵”，可见当时之惨烈。

宋朝的惨败基本上宣告了宋朝对收复幽云十六州努力的彻底失败。从此之后，宋朝一百多年内再也没有主动进攻过契丹（直到辽末联金灭辽），战略上完全处于极其被动的守势。宋朝也从此产生了畏惧辽人的心理，在国防上只专注于构筑河北防线，又疏浚河道、种植林木，想尽各种办法阻止契丹铁骑的南下，而不再有锐意反击之举。

巾帼英雄萧太后

辽国有一种氏族外通婚的习俗，也就是本氏族的男子要到外氏族娶妻。与创立辽国的耶律氏世代通婚的是唯乙室和拔里氏二部族。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之后，因为追慕汉高祖刘邦，便将自己的耶律氏改称刘氏。又认为唯乙室、拔里氏功劳极大，可比汉开国丞相萧何，遂将后族一律改称萧氏。萧氏与耶律氏世代通婚的习俗一直沿袭了下来，萧氏的女子都嫁给耶律氏，耶律氏的女子都嫁给萧氏。因此萧氏成为辽国仅次于耶律氏的势力。有辽一代，萧氏共有十三名皇后、十七位北府宰相、二十位驸马。

当时辽国主政的萧太后，是中国古代女性政治家、军事家的杰出代表。其执政后内平不服，亲征澶渊，展示了她的雄才大略。在用人方面，她唯才是举，使韩德让、耶律斜轸、耶律休哥等人尽其才。

萧太后萧绰，又称萧燕燕。她就是《杨家将》里面杀伐决断的萧太后的原型。她既是率领辽国军队与北宋在中原北部对峙的将领，又是一个清正贤良、深明大义、为辽国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女政治家。

萧绰是北府宰相萧思温的三女儿，小时候就显得与众不同。有一次她和两个姐姐一起扫地，她们都是胡乱应付，唯独萧绰很安静地把地打扫得一尘不染，于是萧思温高兴地说：“此女必能成家。”969年，耶律贤即位，是为景宗。萧绰也很快被立为皇后，但她父亲因贵族内部的矛盾又在此年被刺杀。残酷的权力斗争使年仅十七岁的小皇后萧绰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迅速地成长起来。

当时的辽国经过辽穆宗耶律璟的十九年残暴治理之后，国势大为衰落。辽景宗想要振兴辽国，但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于是便将希望寄托在了聪慧过人的皇后身上。萧绰开始辅助景宗治理国家，推行全面的改革。在景宗的支持下，萧绰得到了充分发挥政治才能的机会，并得到了群臣由衷的钦佩和忠诚。景宗也常对大臣们说：“你们凡是写到皇后的讲话，也要用‘朕’字，这可要作为一条法令定下来！”可见萧皇后那时就已初步显露出了政治才干。

辽景宗逝世以后，萧太后虚心依靠将领，任用汉人不加怀疑。她制定了重视农耕、减轻农民赋税的政策，教育儿子辽圣宗耶律隆绪要虚心学习中原文化。在她的教导下，辽圣宗能写出“乐天诗集是吾师”的诗句，还能用契丹文翻译白居易文集，并与臣下共同欣赏。辽圣宗还喜欢读《贞观政要》这部书，从中吸取治国的经验。

而在军事上，萧太后也有卓越的战功。除去这次击败宋军外，后来还以年过半百之躯亲征北宋，迫使宋朝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按照约定，北宋每年要向辽国交纳岁币三十万。自此以后，辽国在享受多年和平的同时，也凭空得到了一大笔财富，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辽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名家评史

把游牧民族看成可以单独靠牧业生存的观点是不全面的。牧民并不是单纯以乳肉为食，以毛皮为衣。由于他们在游牧经济中不能定居，他们所需的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和茶及酒等饮料，除了他们在大小绿洲里建立一些农业基地和手工业据点外，主要是取给于农区。一个渠道是由中原政权的馈赠与互市，一个渠道是民间贸易。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宋辽之间的和平

在1005年“澶渊之盟”订立的时候，寇准估计最多可以保持几十年的和平，结果两国长期和平共处，直到最后宋朝毁约联金攻辽，和平时期长达一百多年。宋、辽两国后来的文书往来一律不称国名，而是互称南北朝。宋称南朝，辽称北朝。宋、辽两国已经互相承认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保持了对中国文化的一致认同。

本来辽国内部对于是否与宋朝对峙就有争议。述律太后（耶律阿保机的妻子）不主张深入汉地南进中原，愿在本土和北方游牧民族中实行统治，而辽太宗耶律德光主张南进。947年，耶律德光出兵占领了开封。因辽军四处掳掠，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原军民奋起反击，到处袭击辽兵，夺回了不少被侵占的城镇，使辽军无法立足。耶律德光叹息说：“想不到汉人这样难对付！”他被迫后撤，死于北返途中。述律太后就说：“等待本土各部恢复到过去的强盛时，再葬你入土。”她责怪耶律德光倾国南伐，耗竭财富，造成本部落不安。

“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国的主战派也意识到宋朝拥有强大的实力，难以攻下。同时他们也逐渐认识到和平发展的好处，认识到汉人在经济与文化发展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于是就有计划地笼络燕地汉人韩、刘、马、赵四大家族，给以特权，帮助他们治理地方。韩德让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契丹人就不再试图通过掠夺来积累财富。

而宋朝对辽国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韩琦认为：“契丹据有大漠、辽东和整个燕地数十个郡县，东边的高丽和西边的西夏都臣服于他们。自五代到现在，一百多年了，与中原抗衡，越来越兴旺。从高层次的文化事业到日常生活习惯，尽是模仿汉人。”富弼也说：“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虽然富弼的话有些夸张，但也说明了契丹已经高度汉化，而且在很多方面不亚于北宋。

辽兴宗耶律宗真精于绘画，他曾经自绘一幅肖像送给宋仁宗，请宋仁宗回赠他一幅真容，以增加兄弟情谊。等到宋仁宗的画像送到时，辽兴宗已去世，辽道宗耶律洪基继位，他就把宋仁宗的真容和辽兴宗的画像挂在一起。辽道宗即位之初，宋廷派大学者欧阳修前往祝贺，辽国举国轰动。辽道宗组织满朝官员热情接待，宾主尽欢。他自己在接见欧阳修时还发了一个宏愿：“如果人生有轮回，愿后世生在中国。”而宋仁宗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时，辽道宗竟然痛哭流涕。

与西夏的战争

宋辽实现了相对和平，但辽国与西夏又爆发了战争。本来辽国极为重视与西夏的关系，早在1031年辽兴宗耶律宗真即位之初就把兴平公主（辽兴宗的姐姐）许配给李元昊，但夫妻二人关系一直不睦。后来兴平公主病重，李元昊仍然不闻不问。直到公主病死，李元昊才向辽国通报此事。辽兴宗闻讯大怒，当时就派使者持诏质问李元昊。李元昊由于正在全力攻宋，就贡献财宝讨好辽兴宗，但矛盾仍未化解。

男女侍

图中的人物与中原相差无几。辽国认为自己承袭了中原文化，与宋朝是平起平坐的大国，而西夏只是一个缺乏教化的小国，这是双方屡屡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

自从1042年北宋答应每年增加二十万岁币之后，辽国就劝阻李元昊不要伐宋。因此李元昊非常不满。夏辽两国又因边境地区的党项部落归属问题发生争执，最后发展到李元昊劝诱辽国的党项人叛逃，辽国派使臣令李元昊归还，元昊不从，双方关系破裂。

1044年五月，辽国党项部落叛乱，李元昊派兵救援，杀掉了辽国的招讨使。辽兴宗大怒，在国内征调人马，准备亲征西夏。西夏也加快了与宋朝的和议，不再一味加码，最终达成了向宋朝称臣，但宋朝每年要给岁赐“银、绮、绡、茶二十五万五千”的和议，也开始进行与辽国的战争准备。

1044年十月，辽夏战争爆发。辽兴宗亲自率领十万精兵攻打西夏，开始节节胜利，西夏连吃败仗。后来李元昊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沿途的房屋和粮草被全部烧毁，水井也被全部填埋。但根据辽国的军事制度，士兵作战时一律自备鞍马兵器、自带粮饷食品，进入敌境后士卒靠四处抢掠，自筹给养，这种筹措粮草的办法被称之为“打草谷”。然而辽国十万大军这次却无法借粮于敌，以战养战，失去了后勤保障，人粮马料皆成大问题，因此战斗力大减。

这时候李元昊又派人“请降”，辽国君臣正在大营计议，李元昊忽然发起猛攻，直袭辽军中军大营，却被打得大败。辽军正待追击，忽然天起大风，风沙吹向辽军。辽人崇拜神灵，迷信鬼神。大风一吹，兵将皆心惊肉跳，一时军中大乱。但西夏军队早已习惯了风沙，李元昊立即命令反攻，攻破了辽军中军大营。辽军溃败，辽兴宗本人与数十骑勉强逃脱，差点成为这位姐夫的阶下囚。此次大战，发生于河曲（今内蒙伊克昭盟），故称“河曲之战”。但西夏迫于辽国的实力，派使与辽国讲和，并送回西夏军俘获的辽国驸马等贵族大臣。但辽人害怕宋朝人知道后耻笑，还在幽州等地大贴告示，夸耀大败了西夏军队，李元昊被迫服输纳贡。

更有意思的，辽兴宗败后仓皇逃命，其身边有个名叫罗衣轻的伶人，趁着辽兴宗驻马休息时，还故意说：“陛下您看看鼻子还在吗？”当时西夏还保留浓厚的原始社会遗风，总是割掉俘虏的鼻子再放归。辽兴宗本来就很不高兴，听到罗衣轻这样说后，怒上心头，命令卫士把罗衣轻杀了。时为太子的辽道宗耶律洪基急忙劝解道：“插科打诨的不是黄幡绰。”（黄幡绰是唐朝有名的伶人）罗衣轻不肯认错，继续拿辽兴宗找乐，顺口接声：“领兵打仗的也不是唐太宗。”辽兴宗闻言之后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就放过了罗衣轻。

辽国的灭亡

辽国在建立城市后，皇族仍保持着渔猎骑射的传统。皇帝在四季都出外游猎，其行在称为捺钵。“捺钵”是契丹语，汉译为“行营”“行宫”。在春捺钵捕杀野鸭、大雁和凿冰钩鱼，夏捺钵在避暑胜地放鹰，秋捺钵猎鹿﹑熊和虎，冬捺钵在永州（今辽宁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合处）猎虎。捺钵也是政治活动的中心。皇帝在夏捺钵和冬捺钵与大臣会议国事，在春捺钵会见各族首领，招降纳贡，安抚各部。

在春捺钵的重要活动是钩鱼和举行头鱼宴。头鱼宴有点类似于汉族的尝新（庄稼收获时所进行的庆祝活动）。这时虽然春天已经来临，但东北的江面还结着厚厚的冰。他们先在冰面上搭起帐篷，凿开几个冰眼，其中中间的冰眼凿透用以钩鱼，外围的不凿透，用以观察鱼的动静。而生活在附近水中的鱼已经感觉到春天的来临，便重新活跃起来。为了呼吸空气，它们一般都会游到凿开的冰眼去。鱼将到时，观察人告诉皇帝，皇帝就到中间的冰眼用绳钩掷鱼。钩得的第一条鱼叫作头鱼。得头鱼后，皇帝要举行头鱼宴。这时东北各部首领及在千里之内者皆要朝见进贡。但这种忠诚关系并不紧密，而且随着辽国实力的变化而忠叛不定。

贵族妇女像

此幅壁画中的贵族妇女所梳发髻的正面上下对插两把发梳，佩金钗，端坐于高背椅上，面前置条案，上有展开的经卷。此女仪态典雅贤淑，颇有唐人风范。这也反映了辽人对唐朝的向往。

到了1112年春捺钵时，辽国最后一个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在酒席间要求各部首领们依次歌舞。但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端立直视，辞以不能”，劝者再三，执意不从，致使宴会不欢而散。本来天祚帝要处死他，不过有大臣担心会就此激起已经很强大的女真部落的反抗，就劝阻了天祚帝。

但这时辽国由于政治腐败、佛事浪费等原因，国力已经相当虚弱。例如圣宗时期曾数次禁止私度、滥度僧尼，乃至裁汰僧尼。这表明当时辽国境内佛教的急剧发展，已到了国家难以控制的程度。但这种状况一种没有得到改变，辽道宗耶律洪基曾经在一年之内饭僧三十多万，懿德皇后一次施给寺院十三万贯钱。一贵族用自己的宅院建立寺院，并捐出田地百顷。在这种风气影响下，民众也纷纷施舍。一时之间，辽国佛教大盛，但也造成国力空虚，以至后人认为辽亡于佛。

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回到自己的部落之后，就于1114年对辽国发动了进攻，这时候辽国已经十分衰败，再加上内部的分裂，根本抵抗不住女真部落的进攻。而在这时，宋朝又加入其中，不但不施以援手，而且还派兵攻打辽国。虽然宋朝的进攻被击退，但也消耗了辽国的力量。1125年，天祚帝耶律延禧被俘，辽国灭亡。

辽国余绪西辽政权

西辽（1132年—1218年），亦称黑契丹。辽国贵族耶律大石在辽国覆亡前夕，召集残部出走，以图光复辽国，但迫于金朝的强盛，只能向西发展，后建立了西辽。西辽先后降服诸国包括喀喇汗王朝，定都虎斯翰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即唐代的碎叶城，也就是唐朝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一时成为西域强国，直到1218年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灭亡。

西辽的建立结束了西域各国内部纷争不已和相互之间侵袭的局面，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秩序空前安定。西辽统治者以中原儒家思想作为指导，轻徭薄赋，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难能可贵的是，西辽统治者还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萨满教、佛教、景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文化都得到很好的发展。

西辽文化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西域地区传播了中原的汉文化，是汉、唐之后汉文化向西域传播的又一个新浪潮、新高峰。耶律大石本身就接受过汉族的文化教育，并于1115年考中辽国的进士，取得殿试第一名，后来当上了翰林承旨。契丹语称翰林为林牙，所以人们称他为大石林牙，或林牙大石。建立西辽时，耶律大石尊号为天志皇帝，建元延庆。后来的皇帝实行汉文年号，采用汉语为官方语言。蒙古西征时，随成吉思汗来到这里的耶律楚材就说，耶律大石“颇尚文教，西域人至今思之”。在生活习惯上，耶律大石除中国丝绸外，不穿别的衣服。末代公主在出嫁时还坚持“按照汉女的习惯”梳妆。

耶律大石西征的军队中有大批汉人，当时有人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见到“汉人工匠杂处城中”，在农村也有汉人，或为地主，或为农民。这应是耶律大石军中汉人的后代。他们与契丹人一起在传播汉文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当时伊犁河谷地区居民“以瓶取水，戴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可见当地传入了不少汉人的先进技术。在建筑和造型艺术方面，当地也受到汉文化的很大影响。汉人的建筑技术和材料例如瓦、方砖、灰色的半圆瓦、火炕式的取暖系统得到广泛使用。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回纥与汉氏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

辽汉之间

契丹部落与中原地区很早就有了交往，周围的其他少数民族也有着和汉族交往的历史。再加上辽国社会发展程度较高，有着较多的农业生产，因此比较广泛地吸收了汉族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明。由于辽国政权大力吸取并传播中原文化，所以古代西方人就曾认为辽国才是中国的主人，以契丹代称中国。

历史细读

在喀喇汗王朝诸大汗铸造的钱币上，常有“秦之王”等称号。“秦”是当时中亚地区对中国的称号。据《突厥语大词典》的解释，秦分三部，上秦即宋，中秦为契丹，下秦即喀喇汗王朝。《宋史·回鹘传》说：“先是，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喀喇汗人的《福乐智慧》以及《突厥语大词典》也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南院大王与北院大王

契丹政权建立之后，由于中原战乱，很多汉人来到辽国境内，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很早就效仿中原体制，修建了一座城池，号为汉城，安置这些汉人，又仿照幽州的官制任命各部官员。后来逐渐发展成辽国的两部制：“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这实际上是辽国统治者根据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不同特点，分别设置国家机构进行统治。在这种体制下，北方各部所在地区用契丹文处理政务、记录文件，而南方（汉人）地区既用汉文又用契丹文。南面的政府体系，它的许多官员，尤其是中下级官吏，都是汉人。汉人家族在幽州城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但重大决策的权力尤其是军权，仍然掌握在皇帝以及契丹人手中。

918年，耶律阿保机下令建造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后来被称为上京。但有了固定的都城并不意味着就具备像中原王朝那样拥有固定官署与宫廷的永久性政府组织。相反至少在辽国早期，皇帝的住处仍然不是宫殿，而是临时搭设的营帐。

辽国于988年举行首次科举考试，但时兴时废，考试的内容也很不规范。例如辽圣宗游猎，曾一箭射中三鹿，科举考试即以“一箭贯三鹿”为题。而在1036年，考生必须以《日射三十六熊赋》为题写作他们的文章。辽国统治者不许契丹人参加科举，以保持他们骁勇善战的传统，后来才放开了这一政策。有辽一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主要是汉人。但辽国汉人高级官员的儿子和孙子们更多的是通过世袭获得权力，例如一度成为辽国最有权势的汉人韩德让的祖父韩知古是中书令，其父亲韩匡嗣担任过枢密使。这一做法同契丹人职位世袭的传统做法相符。

辽国与汉族文化

契丹与汉人很早就有了较多交流。特别是唐末以及五代中原的战乱，使大批的汉人流入辽国，汉人竟然占到辽国都城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辽国虽然为少数民族政权，但汉人占相当大比重。而辽国统治者也努力学习汉族文化，掌握中原地区的政治文明。辽太祖阿保机在修建都城的同时，就修建了孔庙以及佛寺、道观，并亲自拜谒孔庙，表示了对儒学的重视。都城也是完全按照标准的汉式设计，建立了城墙、城门、街衢、宫殿、官署、寺庙、驿舍等。1027年，一部基于唐律的汉式法典被下令编纂修订，该法典也适用于契丹人。辽国皇帝和契丹大臣们能够直接阅读汉文的儒家经典。而辽国的外交使节到了宋朝，双方人员全是用汉语交谈，就是辽国民间市场也用汉语。辽国甚至还冲破宋朝的禁令封锁，弄到宋军的火药配方，并在燕京大规模检阅，给当时的宋朝君臣以不小的震动。

特别是938年夺取幽云十六州后，辽国汉人的数量就超过了契丹人。而汉人的文化又远远高于契丹人，所以辽国虽是契丹人统治的国家，却很快接受了汉人的语言文字及风俗习惯。后来不少契丹人都以中原文化的继承者自居，成吉思汗时期的耶律楚材就是典型一例。

契丹政权趁着中原战乱，先后从太原和开封取得了以前王朝的书籍、地图、历象、仪器、乐谱、宫中乐器、皇帝出行的法物以及铠仗，甚至包括刻在石头上的经书。他们就自豪地宣称：“秦汉以来，帝王文物，尽入于辽。周、宋按图更制，乃非故物。”辽国君臣更在族源等方面制造舆论，自称契丹本是炎黄之后，同属华夏一脉。辽代史学家耶律俨在其主编的辽国史《皇朝实录》中就称“辽为轩辕后”，即认为辽人是黄帝的后代。

自然辽国也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室韦、渤海的冶铁技术传入契丹，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创造，生产出著名的镔铁。辽国的马鞍，被宋人称为“天下第一”。而汉族的制瓷技术也传入了契丹，辽国瓷器生产颇为发达，质地、色彩和形制都具有特色，鸡冠壶、长颈瓶、袋形壶等是辽瓷中最有代表性的产品。

辽人饮茶图

随着辽汉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辽人也开始饮茶。这幅图就描写了辽人备茶的情景。图中有煮茶、盛茶的工具。大概是为一位贵人，气氛略显紧张，而几个小孩从柜后伸出头来，更加重了这种气氛。

辽国在吸收中原的思想体系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的同时，也极力维护和发展契丹文化。与鲜卑和拓跋这样的早期征服者不同，耶律阿保机下令创立一套本民族的文字。920年，契丹人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借鉴汉字，创造了数千个契丹文字，是为契丹大字。契丹人从此有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字，结束了结绳刻木记事的历史。925年，他们又借鉴回鹘文字，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发明了第二种文字，即契丹小字。

在拥有自己的文字后，契丹人根据统治的需要翻译了一部分汉文著作。除了法律和医学著作以外，还有《旧五代史》等历史著作被翻译过去，这些史书描写的时期正是契丹人兴起的时期。另一部重要译著是《贞观政要》。这部唐太宗与大臣们之间的答问录提供了一套有关唐代治国方略的生动指南。由于它的政治风格和讲求实效的内容，再加上少数民族统治者对唐太宗的崇拜，使得这本书极受欢迎。因为虽然唐朝统治者起初包含了突厥的成分在其中，但最终唐太宗成为天可汗，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中间确立了巨大的声望。基于这个原因，这本书后来还被译成西夏文、女真文和蒙古文，几个世纪后又被译成满文。

在此基础上，辽国成为当时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五代十国时期，辽与后梁、后唐、后晋等都有贸易往来，与南方的吴越、南唐也通过航海往来使臣、交换商品。“澶渊之盟”后，宋辽实现了相对和平的局面，先后在边地州军设置榷场，进行边境贸易。辽国卖给宋朝的商品主要是羊、马、珍珠和镔铁刀，自宋朝输入的商品有茶叶、药材、丝麻织品、漆器、瓷器、铜钱、香料以及印本书籍。上京城的南门之东有回鹘营，是回鹘商贩的住地。西夏、吐蕃、高昌和中亚等国也经常有使臣往来和贡献物品，并交换畜产和手工业品。日本的僧人和商客也来到辽国交易货物。

统治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辽国实际上只控制了中原边缘地区，但其疆域十分辽阔，东濒太平洋，西至额尔齐斯河上游，北至外兴安岭和贝加尔湖一线。再加上他们又极力学习中原文化，在传播汉文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古代西方人就以为横跨东西的契丹是中国的真正主人。因此在阿拉伯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契丹，而在俄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中则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

宋朝

南北对峙繁荣风流终沦敌手

谈论宋朝，就不能不提到《清明上河图》。这幅数米长的巨幅画卷展现了北宋都城开封繁忙的交通运输、街头市肆的买卖盛况。舟楫、屋宇、店铺、地摊、酒旗、车马、行人历历在目，汴河两岸的繁华跃然纸上，展现出宋朝都城的磅礴气势和繁盛景象。历代王公贵族无不被画中梦幻般的繁华祥瑞及闲适优雅所迷醉，争相收藏《清明上河图》。时至今日，《清明上河图》仍不断勾起人们对宋朝之盛世景象的追忆。

可惜的是，《清明上河图》中的开封早已埋没在地下数百年，只有至今屹立的铁塔和开封市民的闲适生活在提示着古今的时空联系。随着厓山之战的惨败，宋朝的繁华也随风而逝，后人也只能通过《清明上河图》这些历史的残片来追忆那个繁荣的时代。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宋朝，那就是“梦华”，虽然繁华一时，却脆弱不堪，追之忆之恍如梦境。

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宋朝，从此结束了中原地区多年的战争，实现了初步的统一，经济社会也开始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开封、杭州先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市民阶层迅速壮大，市民生活也显得闲适与富足。绘画、书法、诗词均有较大的发展，涌现出了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杰出的文学家。同时，活字印刷术得到发明，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火药开始大规模用于战争。而这些技术先由阿拉伯人掌握，后来传到欧洲人那里，为欧洲由中世纪向近代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支持。

但繁华的背后也隐藏着若干危机。为了发展经济，自然资源过度被开发利用，北宋的开封城就出现了燃料危机。而比生态压力更为严重的则是少数民族的威胁。辽国屡次南下，最后于1005年与宋朝签订了“澶渊之盟”。其中规定，宋辽为兄弟之国，但宋朝需要每年向辽国支付三十万岁币（后增加到五十万岁币）。李元昊也于1038年建立了西夏政权。在几次战争之后，宋夏签订和约，西夏向宋朝称臣，但宋朝也须每年向西夏支付岁币。

之所以出现了这种局面，是因为少数民族在广泛吸收中原文化之后变得更加强大，且与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有关。宋朝建国后逐步削弱军事将领的权力，实行重文轻武政策，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但由于庞大的军队及日益增多的政府冗员，积贫积弱问题开始出现。王安石于1069年开始变法，虽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到了12世纪，崛起于东北的金国在灭掉辽国之后，又将矛头对准了北宋。1126年，金兵攻下了开封，并于1127年掠宋徽宗、宋钦宗北上，是为靖康之耻。宋宗室赵构建立了南宋，凭借长江天险与金国对峙。宋金互有攻伐。主战派岳飞被迫害致死，而张浚北伐以及韩侂胄北伐均告失败。直到金朝灭亡后，宋朝才趁机收复了河南地区。但蒙古军队也蓄谋南下，宋蒙战争爆发。

南宋的坚固城防、江南崎岖不平的地形使蒙古在欧亚大陆上所向无敌的骑兵难以发挥用武之地，蒙古大汗蒙哥也丧命于钓鱼城下。后来蒙古军队发展出自己的水军，在来自西亚的回回炮的支持下，攻破了围困数年的襄阳城。1276年，宋帝出降，元军攻占临安。部分南宋大臣先后拥立赵昰、赵昺为帝，在沿海一带流亡。1279年，元军与南宋流亡小朝廷决战于广东厓山。同年二月初六，陆秀夫背着年仅九岁的赵昺投海殉国。次日元军清理战场，海上浮尸十万余具。宋朝至此灭亡。

北宋世系：太祖赵匡胤>>太宗赵炅（赵光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英宗赵曙>>神宗赵顼>>哲宗赵煦>>徽宗赵佶>>钦宗赵桓

南宋世系：高宗赵构>>孝宗赵昚>>光宗赵惇>>宁宗赵扩>>理宗赵昀>>度宗赵禥>>恭帝赵>>端宗赵昰>>帝昺赵昺

宋朝大事一览表

时间 事件

960年 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宋朝建立。

961年 为消除将领兵变危险及避免藩镇割据的局面，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开始削弱军事将领的权力。

965年 宋灭后蜀。

976年 赵匡胤突然死亡，其弟赵光义继位。

977年 宋廷组织人力编纂《太平御览》。

979年 北宋灭掉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宋攻辽，宋军大败于高梁河，宋太宗腿部中箭，乘驴车而逃。

986年 北宋试图收复幽云十六州，遭到惨败，杨业死节。从此北宋再也无力向辽国发动进攻。

993年 王小波、李顺在四川发动起义，提出“均贫富”的主张。

1004年 辽大举攻宋，在寇准的坚持下，宋真宗御驾亲征。

1005年 宋军在澶州击退辽军，签订“澶渊之盟”，约定辽宋为兄弟之国，宋国每年向辽国交纳三十万岁币。

1008年 宋真宗制造天书骗局，并改元“大中祥符”。

宋真宗封禅泰山。

1015年 丁谓运用统筹方法，修复失火宫室。

1023年 宋朝设立益州交子务，首次由中央政府发行纸币。

1041年—1043年 宋军先后遭受好水川以及定川寨数次惨败。

1041年—1048年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

1043年 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改革吏治。

1045年 庆历新政失败。

1047年 士兵王则发动兵变，占领贝州，建国号安阳。

1052年 壮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围困广州。

1053年 狄青夜袭昆仑关，击败侬智高。

1063年 濮议之争。

1069年 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特别是解决财政危机，宋神宗任王安石为相，开始变法，但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抵制。

1076年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从此退出政坛。

1079年 苏轼因遭御史弹劾，被关入狱，是为乌台诗案。

1086年 司马光尽废新法。

1086年—1093年 沈括创作《梦溪笔谈》，反映了北宋的科学发展水平和他自己的研究心得，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1102年 宋廷立“元祐党人碑”，书反对变法的大臣姓名于其上。

1103年 李诫编修的《营造法式》刊行全国，这是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

1111年 宋朝开始筹划联金灭辽。

1117年 宋徽宗开始修建艮岳，始开花石纲。

1120年 江南民众不堪官府花石纲侵扰，方腊起义爆发。

1125年 金灭辽。金国开始进攻北宋。

1126年 金军攻破开封城。

1127年 金灭北宋，宋徽宗、宋钦宗及宗室被掠。

1129年 赵构为躲避金军的攻击，在海上飘荡数月。

1130年 黄天荡之战，金军被韩世忠带领的南宋水军围困四十余天。

钟相、杨幺起义，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

1131年 杨幺部队俘获高宣，起义军开始建造车船，对付官军。

1132年 军事专家陈规发明世界上最早的管型火器，并投入实战。

1142年 因反对议和及遭皇帝猜忌，主战的岳飞被害。

宋金和议签订，宋向金割地称臣。

1161年 李宝利用火箭射击金军战船，以三千人击溃了金人六万人的船队，火药武器开始应用于水战。

虞允文在采石矶击败完颜亮的渡江部队。完颜亮被乱兵所杀，南宋转危为安。

1162年 辛弃疾以五十名骑兵突袭金营，生擒叛徒，以归南宋。

1163年 张浚北伐，历经二十余天而败。

1194年 绍熙政变，宋光宗被太皇太后和大臣联合推翻。

1196年 御史沈继祖上书弹劾朱熹，朱熹呈上《谢罪表》。

1204年 岳飞被追封为鄂王，南宋开始为北伐做舆论准备。

1206年 在韩侂胄的推动下，南宋北伐。

1208年 宋金嘉定和议签订，规定宋朝每年交纳岁币六十万，另付犒军费三百万。

1210年 爱国诗人陆游抱着“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憾去世。

1231年 拖雷袭击宋境，迫使南宋借道，以绕道进攻金国。

1233年 南宋联蒙攻金。

1234年 宋将取金哀宗骸骨而还，宋理宗以此告祭祖先。

宋蒙爆发战争。

1247年 宋慈发表《洗冤录》，这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

1253年 忽必烈革囊渡江，奇袭大理，完成了对南宋的包围。

1259年 蒙古大汗蒙哥在南宋钓鱼城下战死，三路伐宋蒙古大军撤退。

1273年 元军在回回炮的协助下，攻下了襄阳、樊城。

1276年 元军逼近临安，南宋朝廷投降。

1279年 厓山海战爆发，陆秀夫背负赵昺投海而死。南宋灭亡。

宋朝的历史轨迹

1275年，元朝大军逼近临安，南宋朝廷抵挡不住，遣使请和，却遭到元军统帅伯颜的严词拒绝：“你们宋朝从小孩子手中得到了天下，也在小孩子手中失去天下，这就是天意，你不要多说了！”1276年春，元军攻占临安。1279年，张弘范统率元军在厓山击溃南宋舰队，南宋丞相陆秀夫抱着年仅九岁的赵昺跳海自杀。这个曾经繁荣一时的王朝就此云消雾散。

“得国由小儿，失国由小儿”。这本是伯颜拒绝宋朝使者的外交辞令，但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宋朝的史实。赵匡胤从后周朝廷的寡妇孤儿手中夺走了江山，建立了宋朝，但是由于担心其统军大将采用同样的手段篡位，于是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政策。此时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崛起，对宋朝构成了重大的威胁。宋朝先是支付岁币以求得一时的平安，然而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已有入主中原、成为汉家天子的壮志。后来北宋被金国所灭，而南宋则在强大的元朝的持续攻打下也悲壮地灭亡了。而这一切都要先从陈桥驿兵变说起。

初平天下

赵匡胤通过陈桥驿兵变夺得了政权，建立了宋朝，并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加强了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形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

名家评史

（赵匡胤）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天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

黄袍加身

960年正月初一，河北镇、定二州突然传来北汉勾结辽国大举入侵的急报。后周朝廷就匆忙派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迎敌。而在这个时候，京城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认为出师之日就是赵匡胤当皇帝的日子。由于前几次武将夺权都对京城进行了大肆抢掠，很多富人就带着家眷到外地避难。唯一不知情的就是年仅七岁的后周恭帝，以及他二十多岁的继母符太后。他们甚至还为赵匡胤置酒送行。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重臣在几天之内就将他们取而代之，成为皇宫的新主人。

正月初三下午，赵匡胤率领的主力军队到达距离开封城仅数十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陈桥镇），并在此夜宿。据说这晚赵匡胤喝多了酒，在帐中沉睡。而赵匡胤的亲信聚在一起，对士兵们说道：“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不若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于是他们立即派人通知留守开封的大将石守信、王审琦做好内应。

第二天天刚亮，部分将士就手持兵器，冲入帅帐，振臂高呼：“大军无主，愿立点检为天子！”有人把早已准备好的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然后大军回城，迅速控制了京城。后周宰相范质虽心有不甘，但见大势已去，只得率百官臣服。赵匡胤接受禅让，但发现没有禅让诏书，翰林学士陶穀立即从袖筒中拿出早已拟好的禅让诏书。赵匡胤在殿下拜受后，登殿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建隆，是为宋太祖。太祖即位后，封恭帝为郑王，迁居西京，其后代也受到宋朝历代皇帝的照顾，并授丹书铁券。

赵匡胤

赵匡胤（927年—976年）出生在一军人家庭，因其作战勇猛、战功卓越，三十二岁的时候就当上后周朝廷的禁军将领，后来建立宋朝，开启了中原地区一百多年的和平。

这次兵变应该是唐末乃至五代武将篡权的继续，也是必然之事。自东汉灭亡以来，曹魏代汉、司马氏代魏、八王之乱、南朝兵变、杨坚篡权、玄武门之变、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五代十国这些活生生的史实，让皇权“有德者居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空谈。“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成为众多有野心之人竞争皇位的真实想法。如果是突然兵变，那么乱军之中怎么会有一件早已准备好的黄袍呢？正如有诗云：“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但赵匡胤却要为这次夺权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他和柴荣曾经拜天祭地、称兄道弟，从昔日并肩作战的兄弟的孤儿寡母手中夺过天下大权，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赵匡胤就将各种“神迹”附于其身，企图让人相信他当上皇帝是天命所归。

赵匡胤当上皇帝之后，很多关于他是真命天子的说法便流传开来。比如说赵匡胤出生时体有异香，三日不散。还有一种说法，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幼时随母亲杜氏逃避战乱，因他们年纪很小，便被杜氏放在箩筐里担着走。当时名气极大的道士陈抟见到了，开口吟道：“谁说当今无真主（真龙天子），两个天子一担挑。”就在陈桥驿兵变的前一天晚上，赵匡胤的谋士苗训告诉周围的人，他发现天有二日的奇观，并说两日相搏必有新王兴。小太阳代表的就是小皇帝柴宗训，大太阳代表的就是赵匡胤。实际上天有二日完全是荒诞无稽的谎言，苗训煞有介事地编造这个神话，就是要在人们心中留下赵匡胤即位是顺应天命的印象。

酒宴与兵权

赵匡胤在若干统军大将的拥护下即位称帝，但完成了由大臣到皇帝的转换以后，他就开始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跋扈局面不再继续；二是如何使赵宋王朝长期巩固下去，不再重蹈以前五个短命而亡的王朝的覆辙。

961年，赵匡胤借宴饮之名，召集拥戴他称帝的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宴饮。席间他以“君臣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为由，以赏赐良田美姬为诱饵，逼迫诸将交出兵权。于是石守信、王审琦等将领都请求罢免禁军军职。赵匡胤遂逐渐将禁军兵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雪夜访普图

赵普出身小吏，却勤于学习，最终辅助赵匡胤夺取皇位并完成了初步统一，是赵匡胤最重要的智囊人物之一。

后人对这次事件有不少有趣的记载。比如说，在一日晚朝后，赵匡胤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当大家相谈甚欢的时候，宋太祖突然屏退侍从，叹了一口气，给他们讲自己的苦衷：“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但做皇帝也太艰难了，还不如做大将快乐。自从当上皇帝之后，我就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石守信等人急忙询问原因。赵匡胤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位谁不想要呢？”石守信等人连忙叩头说：“陛下怎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赵匡胤说：“你们几位我当然信得过，只怕是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自己想不干，那能行吗？”石守信等人听到这里，感到大祸临头，赶忙跪下，含着眼泪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想到这一点，请陛下指点一条出路。”赵匡胤便托出了自己的计划：“人生苦短，想要得到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积聚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多买良田美宅，为子孙留下一份大产业。同时买些歌伎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我再同你们结为亲家，君臣之间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第二天这些大将纷纷上表声称年老体衰，要求辞去军职。就这样赵匡胤不费一兵一卒，就收回了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此事是否发生过还有争议，但赵匡胤用几乎不流血的手段就解决了诸将的兵权问题则是无可置疑的，只是事情远没有一场酒宴就能解除统军大将的兵权那么简单。赵匡胤能够顺利地解除武将的军权，一方面是有其社会原因，另一方面是赵匡胤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削弱了统军大将的权力。

社会方面，一是人心思定。唐末及五代时期，战乱频繁，民众生活、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建立强有力的统一王朝是人心所向。而赵匡胤继承了后周的安定局面，又不暴虐滥杀，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二是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让诸将的野心有所消退。安史之乱以来，武将夺权虽时有发生，但多数都不得善终或者是祸及子孙，包括那位发出“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豪言壮语的安重荣最后也没当成皇帝，还丢了性命。前人的教训再加上宋朝官员优厚的待遇，使武将篡权的野心有所收敛。

制度设计方面，在赵普的建议下，赵匡胤采取了三项主要措施来剥夺地方军事将领的权力：第一，削夺其权。将节度使这一实职变成荣誉职位，同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地方官，三年一换。平时向朝廷奏事，直接对中央负责。宋太祖的做法一直为其后辈所沿用；第二，控制地方经济命脉。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留少量充作日常经费外，其余的都要上交中央政府，不得占用。这样就将地方的财权收归中央了；第三，收其精兵。965年，宋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所辖军队中骁勇的士兵，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又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送到各路，招募符合“兵样”标准的人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城当禁军。这样禁军便集中了全国的精兵，而地方军队则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再也没有力量同中央抗衡了。

赵匡胤在黄袍加身及杯酒释兵权之后，于976年的一天晚上突然死去。第二天他的弟弟赵光义继承了皇位，改年号为太平兴国，赵光义即历史上的宋太宗。有人怀疑是赵光义害死了赵匡胤。据说当时皇后本来是让宦官王继恩去通知赵匡胤的儿子赵德芳的，但是王继恩却去通知了赵光义，赵光义就抢先进入了宫中。皇后非常吃惊，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对赵光义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在官家的手上。”过了几年，赵匡胤的二儿子赵德昭自杀身亡，四儿子赵德芳则在二十三岁的时候暴病身亡。而赵匡胤的三弟也被下狱，后遭流放，两年后死于外地。

历史细读

在古代，皇帝有多种称呼。孤、朕、寡人原来普通人也可以使用，后来成为皇帝专称。天子则是皇帝的他称，古人认为“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臣子与皇帝交谈或相互对话时多称皇帝为“上”或“今上”“皇上”“圣上”“明上”“主上”“万岁”等。国家、县官、朝廷、车驾、乘舆也用来代称皇帝。至于宋朝，因“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

文官势力的顶峰

武将势力被削弱，而文官势力也在皇帝的控制之内，这说明皇帝的权力加强了。一个明显的力证就是，宰相诸大臣在朝堂上不再是坐着而是站着与皇帝言事。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据说某一天赵匡胤在朝堂议事，对仍坐在那里议事的宰相范质说：“我眼睛有点花，你把文稿拿过来让我看看吧。”范质就起身把文稿拿给他看。赵匡胤又说：“你再拿近一点。”范质就又凑近了一点。等皇帝看完了，范质才发现自己的凳子已被撤走。原来在他站起来的时候，赵匡胤已让人把椅子搬走了。从此以后，大臣都只能站着和皇帝议事。从君臣共坐到君坐臣立，君臣之礼发生了重大改变，与“杯酒释兵权”一样，赵匡胤都做得相当巧妙。从此君臣促膝而谈的共坐议政方式，变为君主高坐于御座之上，臣僚站立其下。君臣之间，高下立见。

宋朝政权稳固之后，在保留官员子弟可担任低级官职的恩荫制度的同时，继承隋唐的科举制度，开榜取士，利用文臣治理天下，文官势力达到了顶峰。

科举大兴

宋朝推行“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科举的地位更加凸显。与唐朝相比，宋朝科举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录取人数的增加。唐朝每次录取进士不过二三十人，甚至只有几人或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则多达两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这就极大地拓宽了中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道路。

中举后的优厚俸禄，也极大地吸引着宋朝的读书人。宋真宗赵恒为鼓励天下的年轻人通过读书获得功名，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富者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宋真宗还有一句名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据说当年韩琦要杀狄青的部下焦用，狄青极力为部下求情，说焦用是个好男儿。韩琦讥讽道：“进士及第的才是好男儿，焦用一介武夫，哪有这个资格？”最后硬是当着狄青的面杀掉了焦用。

一举成名天下知

宋朝的状元基本为贫寒之士。其实单就考试成绩而言，并非历次科场都是出身贫寒的举子独占鳌头，只是因为宋朝政府采取了特别举措限制官宦子弟，才使平民子弟更容易崭露头角。

最初宋朝禁止宗室参与科举考试（宋神宗赵顼以后方允许远房赵姓宗室参加科举考试），同时规定官宦子弟中举后都要经过复试方能录取。后来这方面的限制愈来愈严，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宦子弟不仅要单独进行考试，以便考查其学业之优劣；即便考中进士也还要另行组织测试，以防止舞弊行为。朝廷逐渐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所有参加科举考试的官宦子弟均无资格得到状元头衔，即便考试成绩最好，也要降低名次，然后依次递补其他举子为状元。但还是出了一次意外，在宋徽宗赵佶时的一次考试中，徽宗之子嘉王赵楷考了第一，登仕郎王昴考了第二。宋徽宗在钦点状元时，决定不让宗室魁天下，也不让官宦子弟中状元，于是钦定第三名为状元，可是第三名颜天选也是官宦子弟。但由于皇帝金口玉言，百官自是不敢提出异议，结果就点错了状元。

科举考试图

该图生动地展示了古人科举考试的场景。主考官坐在大堂上，负责监督。考生则各占一桌，站着答题，写完者就出列奉上试卷，由监考人员收卷。

在科举制度日趋完善的宋朝，进士的地位非常之高。两宋时期，科举发榜之日，“状元一出，都人争看如麻”，整座京城都为之轰动。由于宋代的进士都是由皇帝钦点的，所以进士特别荣耀，披红戴花，巡游街市，受万人仰慕，以致造成交通堵塞。当时人就说，就算是独领千军，北扫辽国，西灭叛夏，一统天下，也没有进士游街光耀。正是因为重文轻武，再大的战功也顶不上一个进士，所以举国上下才会全身心沉浸于诗书，“以武为耻、以不武为荣”。这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下，已注定了宋朝灭亡的命运。宋朝因为重文轻武而坐稳江山，又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葬送了江山。

历史细读

在官宦子弟不能得状元这条不成文的规定形成以前，宋朝出现了父子状元。梁灏在985年考中状元，而他的儿子梁固则于1008年考中状元，这就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父子状元。

官职授予

在唐代，考中进士后还要参加吏部的考试，通过之后才有资格担任官职。到了宋代，只要是进士五甲以上就可直接授予官职，而且担任地方官三年后即可到京城就职，升迁速度之快也是其他入仕途径所无法相比的。另外由于是皇帝亲自主持殿试、选拔进士，所以考取进士的就有了“天子门生”的美称。在宋朝政府的高级官员中，科举出身者占了压倒性的优势。就以北宋时期的正、副宰相为例，科举出身的人就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南宋比例更高，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可以说宋代士人在经过十年寒窗的艰苦努力之后，一旦科举登第，就会得到超值的回报，真是“十年勤苦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戏文中的陈世美就是从一介贫寒书生考上状元的，只是他没有把持住，最后抛妻弃子，当上了驸马。但这也与宋朝的择婿习俗分不开。

榜下捉婿

在宋朝，考中科举的士人成了富豪之家选择佳婿的抢手货，于是“榜下捉婿”就成为宋朝的一大风景。在考试成绩出来后要举行唱名仪式，金榜题名者会被赐予官服、笏板，从此脱离平民，步入仕途，正所谓“前日秀才，今日官人”。唱名结束后是“期集”，也就是新及第举人的宴会活动。不过唱名和期集不在一处。从唱名地到期集地的路程就成了择婿的最佳地点，富豪人家竞相在此观望这些新及第的士人，从中挑选自己满意的人选。有的进士往往会被八九家同时看上。

为了笼络住自己中意的对象，有权势、家财丰厚者还会以仕途前景或大量钱财来吸引士人。宋仁宗时，颇得仁宗宠爱的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看中了刚及第的冯京，就派人把冯京请到家中。一见面他就对冯京说：“我们家一个女儿嫁给了皇上，还有一个女儿正待出嫁，想许配给你，怎么样啊？”还谎称这是皇上的意思。不一会儿，宫中就有人持酒肴来，甚至拿出大量嫁妆给冯京看。然而冯京不愿依附权贵，毅然回绝了这门亲事。这件事传开以后，冯京被世人誉为志操高洁、不惧权贵的君子。不过后来冯京还是被名臣富弼招为女婿。而宋徽宗年间的权贵朱勔在洪皓等待殿试时就表明想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但洪皓不屑于他的为人，就拒绝了他。洪皓登第之后，朱勔再次向他请婚，而且送给他大量的钱财，并许以高官，不过洪皓依旧是拒绝了这门婚事。据说当时的王安石也被老宰相吕夷简看中，派人请他到家里吃晚饭，但王安石已和他人定下了亲，所以没有攀上吕府这门亲事。冯京、洪皓、王安石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操守高洁之人，而凡俗之人就禁不住诱惑了。

当时还流行一种所谓“系捉钱”，以送给男方。传统的婚姻观念到宋朝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魏晋至唐中期，由于门阀制度盛行，婚姻对象的选择是有着严格的门第限制，讲究门当户对。唐中后期门阀制度开始衰落，经历五代，到了宋代，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门第观念已经相当淡薄，婚姻择偶主要有两条标准，个人才能及钱财。为钓到进士婿，有的富商甚至会拿出千余贯的“系捉钱”，以诱士人上钩，不少进士就当了富商的女婿。这种风俗非常盛行，以至于引起了一些官员的强烈批评，认为这些人现在就贪图钱财，以后踏上仕途肯定也是贪赃枉法之辈。

历史细读

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别，开发程度不同，使得南人与北人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在饮食、风俗习惯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历史上中原是文化昌盛之地，是汉族的传统居住地。而南方开发较晚，早期多居住少数民族。加上中国往往是北方统一南方，所以很容易形成北人对南人的歧视。再加上科举上南人的优势，北人不能接受这种局面，就加重了对南人的歧视。但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很普遍。美国也是南方人和北方人彼此轻视，不过南方人歧视北方人的程度要更大一些。

南人与北人

宋朝的科举政策无疑给大批地位寒微的青年人步入仕途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对江南士子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其一，自唐中期以来，在黄河流域干戈不息之时，正是江南歌舞升平之日。江南士人多以写诗作文为能事，北宋侧重辞赋的考试方式最合江南士人的脾胃；其二，宋朝兴起于黄河流域，朝廷勋贵权臣尽是北人，江南士人则为降国之人，不可能享受祖上的恩荫，开科取士无疑给这些人提供了一条难得的参政之路。但这也引起科举考试乃至朝廷官职任命的南人北人之争。以地域分野是中国古代政坛上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特别是以南人北人的争论最为激烈，矛盾也最为突出。而南人北人之争也在有宋一朝达到了第一个高峰。

宋初开科取士以后，朝廷在录选过程中带有明显的偏见，极力倾向于北人。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赵祯当政后，北人集团虽不如前三朝那样公开歧视南人，却在科考录取办法上做文章。针对南方士人往往在科举考试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情况，有人提出了按十人录取一人的标准。对此南人欧阳修极力反驳道：“如果不问各路人才多少，一律按十人取一人，就会使人才多的地方有遗贤，人才少的地方会滥选。人才选拔应该不问东南西北，哪里人才多，那里就多选。”宋仁宗由此开始推行“无南北之异”的政策。在此政策之下，江南士人在科场上开始大出风头，致使北方士大夫多有“沉抑之叹”。

但是南人的宰相之路并不平坦，赵匡胤、赵光义两朝近四十年从无南人当上宰相，不用南人当宰相似乎成了没有异议的规矩，南人只好望位兴叹。南人王钦若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办事干练，颇得宋真宗的器重，但在宋真宗想任命他为相的时候，就有大臣王旦声称不让南人担任宰相是“公议”。在王旦死后，真宗毅然起用王钦若为相。王钦若不由地感叹道：“要不是王旦王公，我十年前就当上了宰相。”

江南才子晏殊的经历也颇有代表性。晏殊自幼笃学，七岁能文，有神童之称。他十四岁的时候，就能在朝堂上与多名进士同场竞技。皇帝非常喜欢他，并准备赐他同进士出身。时任宰相的寇准立即表示反对，说晏殊是一个南方人，不应该对他这样优待。幸好宋真宗对晏殊厚爱有加，对寇准的说法不以为然：“张九龄难道不是江南人吗？既然唐朝可以用一个岭南人为相，宋朝给一个江南人同进士出身，怎么不可以呢？”寇准无言以对。

官员的幸福生活

宋朝的官员待遇非常优厚，除正俸外，还有服装、禄粟、茶酒、厨料、薪炭、盐、随从衣粮、马匹、刍粟、职钱、公使钱及恩赏等。而除了俸禄之外，宋朝官员还有“职田”，就是依官阶高低可免费获得数十亩或数百亩田地。即使官员退休以后，朝廷也会给他们一个管理道教宫观的名誉官职，使他们可以借此领取俸禄；或者授予馆阁的职衔，以修书撰史的名义领取俸禄。为了鼓励官员按时退休，自宋神宗以后，朝廷还准许官员带职致仕，并对退休官员给予种种礼遇和优待。

苏轼与佛印

苏轼经常与和尚佛印交往，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不仅如此，宋朝大臣的生命安全也有所保障。相传宋太祖曾立下秘密誓约，规定子孙后代“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誓不诛大臣、言官”，“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事实上宋朝大臣被处死的确实少之又少，岳飞算是为数不多死于皇帝之手的大臣中最为知名的一个。即使在北宋后期，曾因党争而三次大规模地贬斥士大夫，但一般也不开杀戒。因此苏轼曾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960年—963年）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

但问题也出现了。宋朝大臣在拥有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的同时，却缺乏有效的制约。官员的进取心被消磨掉了，即使干得不好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照样有优厚的俸禄，很多官员就不求振作有为，但求勉强维持，得过且过，缺乏行政效率。王安石曾痛心疾首地指出：“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资序则不以任事而辄进之；虽进之，士犹不服也。明知其无能而不肖，苟非有罪，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虽退之，士犹不服也。”即使官员犯了大错，也极少被追究责任，而往往是被安排去主持“州县之事，使之临士民之上”，成为地方的一把手，甚至又重新调回中央。而在宋仁宗年间，高邮知军晁仲约与过路的叛军达成协议，命令富人拿出钱帛，备好酒菜，并以鼓乐相迎，以求高邮的平安。大多数朝廷官员建议处死晁仲约，但在范仲淹的坚持下，晁仲约免于一死。因此当时一个大臣在给皇帝的上书就指出朝廷“赏重于罚，威不逮恩”。宋朝廷对误国败事者有罪不罚，罚不当罪，罪废复用，这对官员固然是好事，但国家却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谏官制度

宋朝是中国古代台谏政治最发达的时代，也是谏官最为活跃的时代。与唐朝的谏官属丞相管理不同，宋朝的谏官直接受皇帝的领导。宋朝谏官官职都不高，侍御史是从六品，殿中侍御史和左、右司谏是正七品，左、右正言和监察御史是从七品。官品虽低，但他们可以弹劾高官、批评皇帝。谏官们甚至可以“风闻言事”，不必对言论的真实性负责。但在弹劾高官时，按例必须将奏疏的副本递送给被弹劾的那个人。

历代皇帝设立谏官的初衷，更多的是牵制百官的权力，同时改进朝政。宋朝则有所不同，宋朝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就是让执政大臣“异论相搅”，谏官是其中的重要手段。这也是宋朝文官集团党争异常激烈的重要原因。

有宋一朝，基本上没有汉唐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之害，更无外戚之患。应该说是谏官制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臣僚之间党同伐异，特别在对外关系上，和战两派一直在激烈争论，持续到宋朝的灭亡。这极大地消耗了宋朝本已不足的统治力量。

濮议之争

司马光在一篇文章中，把谏官的地位看得非常之高，“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都要依靠谏官了，所以谏官“其为任亦重矣”。但是谏官的水平却不足以承担如此重任。颇有盛名的司马光也曾做过谏官，他认为把谏官的名字刻在石头上，就能监督谏官忠于职守。而这样的想法竟然还得到了其他谏官的赞赏，并付诸实施。当时谏官的水平可窥见一斑。虽然宋朝的谏官并没有太高的水平，但也在宋朝的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爆发于1063年的“濮议之争”就是其中一例。

宋英宗赵曙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如何确定英宗生父濮王的名分就成为朝野关注的问题。但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问题引发了一场持续十八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濮议之争”。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臣认为，濮王是仁宗的哥哥，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而以欧阳修、韩琦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考”在文言文中就是父亲的意思）。司马光认为欧阳修等人是“巧饰辞说，误惑圣听”，是“挟奸佞之心”以“误惑陛下”。如果其他大臣附和欧阳修的意见，也就都是小人。大臣贾黯临死前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英宗一定要称濮王为伯父。而蔡伉觐见英宗时，跪下来痛哭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范纯仁（范仲淹的儿子）、吕诲等更是联名上了一道折子，指责欧阳修、韩琦禽兽不如，并请求把二人处死，以谢天下。范纯仁等人为了扩大影响，又找人把这道奏折抄布天下。欧阳修也毫不示弱，专门为这个问题写了洋洋四卷文章，以回应对方的攻击。

历史细读

宋朝总共十八个皇帝，除去宋末的两个由朝臣仓促拥立的小皇帝外，十六个皇帝中六个都不是由亲生儿子继承皇位的，赵光义的兄终弟及，包括宋仁宗在内，这都是宋朝的皇位继承斗争激烈的表现。宋仁宗一生下来就被刘皇后抱走，等到他知道谁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时，他的母亲已经死去多年。后来被民间演绎成“狸猫换太子”的传说。

当时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司马光等人却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如当时宋朝边界兵祸连连，宋军连吃败仗，国家财政负担沉重，仅向辽、西夏缴纳岁币一项每年就达七十五万两（辽三十万两，1042年后又增加二十万两，西夏二十五万两），国家税源日益枯竭。朝臣们对这些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却为了皇上对他生父的称呼而闹得天翻地覆，引发了长达一年多的争论，差点儿把当时素有贤名的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弄下台。仿佛天下兴衰，就取决于英宗对他的生父的称呼。这本是皇帝家的私事，对国对民并无实质性的影响，却被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多数朝臣看作是关系王朝存亡的大事，比被西夏连连击败、丧师失地、被迫每年纳贡还要紧急。在这场争论中，分别以欧阳修和司马光为代表的两派人马引经据典，显得庄严肃穆，还个个自诩是为国为民的英雄，即使丢官罢职也在所不惜。而且朝廷大多数官员都参与了这次争辩，就此埋下了党争的隐患。

“濮议之争”实质上是日后残酷激烈的新旧党争的一次预演。而表现异常积极的吕诲、范纯仁、司马光等人竟然在士人中间获得了很高的声望，这也使他们在王安石变法中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攻击诋毁，结果又是获得了声望。然而这也是宋朝必定要亡国的征兆，做实事的朝廷官员极少，更多人是在一些无关轻重的事情上大动干戈。偶尔有人出来做实事，也会遭到他们的百般诋毁。宋朝就这样亡了国。

酷爱读书的宋太宗

宋太宗统一全国后，下令整理各种曲籍，先后下令编纂《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太平御览》意思就是太平兴国年间皇帝亲自阅读的书。宋太宗赵光义每次读书都是从上午一直读到下午。大臣担心这样对他身体不好，但是太宗却说：“只要翻开书卷阅读，就会有收益，就不觉得劳苦了。”这就是“开卷有益”的出处。在他的影响下，宋朝人形成了很盛的读书风气。

与士大夫治天下

中国的文人，自孔孟以来，无不怀抱“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崇高理想，期望“得君行道”。但明君难求，可望而不可及、可求而不可得，士大夫最后往往都抱憾终生。纵然满腹经纶、胸怀大志，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历史机遇，没有得到皇权的宠信，他们也只能发出怀才不遇的浩叹。但在宋朝偃武修文的情况下，北宋的士大夫终于有了机会。随着科举考试的制度化、标准化，文学崇拜和文人膜拜弥漫于官场、士林和社会。进士科以文章品评人才取士，所以最受追崇。在这种文学崇拜的文风、士风、官风之下，士人蜕变为文士，初步形成了文士阶层。而宋朝对士大夫和文人的宽容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皇帝对存有不同意见的士大夫，或者听之任之，或者将其贬官外任。到了1071年，文彦博向宋神宗指出宋朝的执政特点，就是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饱读经书的士大夫们表现出了极高的参政热情。两宋的士大夫顺理成章地在政治、军事、文学艺术、思想哲学等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政治领域，士人与国君共治天下，还共同掌握军权；在文艺领域，以抒情自娱见长的诗词书画大兴，特别是词一枝独秀，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在思想哲学领域，士人排斥佛老、回归经典的经世儒学，并开创专讲心性的理学，涌现出了一大批哲学家、思想家。

这种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局面固然使宋朝的文化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五代以来社会道德沦丧的局面。相反那些士大夫们反而成为了社会腐朽风气的重要载体，更加重了宋代积弱挨打的窘态与困境。宋仁宗和神宗时期，虽然有范仲淹、王安石等颇有盛名的人物主政，却没有能够开创儒者所称颂的盛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宋之前曾经有过两次君臣共治的佳话：一次是汉初的汉文帝、景帝时期；另一次是唐初的唐太宗时期。虽然前者实行的是黄老之道，后者实行的是王霸之道，都不是儒道，但却取得了中国历史上受人高度颂扬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这是有深刻原因的。

名家评史

讲究砥砺气节，自然是一种好处。然而其弊，不免矫激沽名，就不免要树党相争。再加宋儒的议论，彻底太甚。于是论人则失之“苛刻”，论事则失之“负气”。往往有一种“只论是非，不论利害的偏见”。就是军国大事，也要拿来作孤注一掷。

——吕思勉《中国大历史》

有宋一朝，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社会地位优越而约束很少的情况下，养成了“高自矜许，讽嗤他人”“惊世骇俗，以动视听”等毛病。其中最致命的毛病则是大多数士大夫们对世事人情无知无能，不足以治国，用《诗经》断案的陆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陆参是宋真宗时期的人，进士出身，曾经当过县令。一次两个人为了争夺田产找他打官司，陆参在诉状的后面写道：“你们难道不知道虞、芮两国的事情吗？”（《诗经》中的典故，相传虞、芮两国有人曾因争地兴讼，到周国求西伯姬昌评断，但在周国看到大家以谦让为风，就不再为此事争执）诉讼双方把这个判决拿给主管的官吏看，谁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又去找陆参。陆参在诉状的后面写道：“可悲啊！县里都没有一个人懂《诗经》吗？”时人都引以为笑谈。但当时一位朝廷重臣却认为他有古人之风，将他推荐到朝廷，担任清要之职。

另外宋朝的绝大多数士大夫在日常生活方面也不能充当表率。宋朝士大夫的行为举止往往与自己提倡的礼教相悖，不能承担教化民众的政治责任。二程（程颢、程颐）是宋朝非常有名的理学家，提出了著名的女性“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观点。但有一次，程家两兄弟在外面吃饭，酒桌上照例坐了几个妓女陪着吃客玩乐，弟弟程颐一见，立即告辞，以示庄重。哥哥程颢却谈笑自若，照样喝酒，照样与妓女玩乐，嘴里却振振有词，说：“座中有妓，心中无妓。”这还曾被人们传为一时美谈。程颢满口仁义道德，却忘了《论语·颜渊》中的话：“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司马光也是要求女子自八岁“不出中门”，“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还要求妇女送迎客人不能出大门，即使是见自己的亲兄弟也不能越过大门的门槛。但司马光在洛阳撰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就经常做东，带着乐妓到富弼那里游乐，“公以地主，携妓乐就富公宅……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这些所谓的朝廷重臣胡子眉毛都白了，还在纵情声色，而当时的人们包括此事的记录者还对此津津乐道。

自然在宋朝灭亡的时候，虽然许多士大夫选择了逃避，但也有不少士大夫在关键时刻以死报国，文天祥就组织勤王兵力抵抗元军，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让我们击节赞叹。可这些无力保家卫国最后只好怒目捐躯的文臣们，在为国捐躯之时是否想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早已国破家亡，生灵涂炭，气节可贵，却于事无补。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与赵匡胤、赵光义认定了士大夫不会亡人之国有莫大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武将一旦造起反来，就会导致江山易主，所以不得不层层设限，严密防范。但是士大夫们没有兵权，永远造不了反，正是所谓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所以他们放心重用文人，压抑武人，深信纵然文臣或私德有亏，才学平庸，但绝不会对皇位构成直接致命的威胁。从短期来看，他们是对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是大错特错，从而为宋王朝带来悲剧性的后果。安史之乱警示人们武装力量失控是危险的，而宋代的历史则提醒人们士大夫同样可以成为亡国的重要因素。

歌乐图（局部）

由于宫廷及士大夫的享乐需求，歌舞在宋朝有了长足的发展。该图描绘了歌女在表演前的准备工作。

李后主的悲歌

赵匡胤在稳固了内部之后，即着手统一全国。因为担心北方辽国势大，赵匡胤和赵普没有采取后周世宗的先北后南、先辽国后其他的方略，而是制定了先南后北的计划，以至于错过了利用辽国内乱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机会。赵匡胤花了近十年时间，先后出兵消灭了南平（即荆南）、后蜀、南汉。这样南方的割据政权就只留下南唐和吴越两国。

南唐是“十国”中最大的一个割据政权，加上土地肥沃，水利发达，战乱不像中原那样频繁，所以经济比较繁荣。南唐最后一个君主李煜，史称李后主，是一个著名的词人，对诗词、音乐、书画样样精通，可就是不懂得如何处理国事。

窅娘舞莲图

这幅刺绣《窅娘舞莲》图表现了南唐李后主的宫嫔窅娘用白帛裹足，身轻如燕，在高六尺的金莲花上起舞的情形。当时后主李煜不理国事，沉溺于歌舞享乐，故成亡国之君。

北宋建国后，李煜每年都要向北宋进贡大量的金银财宝，企图借此维持自己的地位。后来看到宋朝接连消灭了周围几个小国，他才害怕起来，表示愿意取消南唐国号，改称“江南国主”。但正如赵匡胤所言：“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酣睡。”974年，赵匡胤派大将曹彬、潘美带领十万大军，分水、陆两路攻打南唐。由于辽阔的江面挡住了进军的道路，宋军开始赶造浮桥。这个消息传到南唐的国都金陵（今江苏南京），李后主问大臣们该如何应对。有大臣说：“自古以来，没听说搭浮桥可以过江的，他们一定办不成！”李后主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早说他们是小孩子闹着玩罢了。”三天之后，宋军搭好浮桥，一举渡过了长江。李后主连忙调动大军来增援。南唐军想要火烧宋军，哪知正好起风，反烧了自己， 导致全军覆没。十万宋军很快就打到了金陵城下，李后主只好被迫投降。

978年，吴越的钱俶也归附了宋朝。至此南方的割据政权全都被消灭了。

钉破并州

赵匡胤在统一了中国南方之后，马上开始出兵攻打北汉的都城太原。北汉请辽国出兵援助，宋军吃了败仗。赵光义继承皇位之后，又开始筹划进攻北汉。979年，宋太宗亲率大军出征北汉，先击退了辽国的援军，对太原进行长期围困，最终迫使北汉统治者纳城投降。

太原城虽然攻下了，但当地军民顽强的抵抗让赵光义大为愤怒，太原屡出帝王的历史也使他感到恐惧，太原距都城开封十日可至的地理位置更令他担忧。他既不能将如此重镇托于外人之手，更不能置之不理。于是赵光义强令太原城的居民搬迁，接着就开始放火烧城。城内一片混乱，百姓夺门而逃，互相踩踏，伤亡惨重，而老弱病残由于行动迟缓，被烧死的更多。第二年宋朝又引汾水、晋水灌城。火烧水淹后，这座千年古城化为了一片废墟。为了破坏太原这一带所谓的“龙脉”“王气”，赵光义在新修的太原城中将街道都改成丁字形，认为这样就可以钉住龙脉；然后又将城外山头削平，表示割去了“龙首”。赵光义认为，如此一来，赵家的江山似乎就可以千秋万代了。

赵光义的短视和狭隘让宋朝丧失了一座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边防重镇。且不说辽人时时寇边，后来金人大举南下，也是攻下城防异常薄弱的太原后，原来分为两路的兵力合攻开封，北宋遂遭灭亡。赵光义的暴行和短视遭到了后人的辛辣讽刺：“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并州是太原的古称）不幸的是，赵光义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惜牺牲一切的作风为宋朝的大多数皇帝所继承，宋朝遂走向了不可挽救的灭亡之路，中原无数民众的生命也消逝在少数民族南下的铁蹄之中。

两雄之争

宋朝建立之后，面临着完成统一全国，特别是收复幽云十六州的重大挑战。与后周“先北后南”的战略不同，宋朝“先南后北”，统一了中国南方，然后才图谋北方。但在与辽国的交锋中，宋军遭遇败绩，最后与之签订了“澶渊之盟”。为了挽回在宋辽战争中失去的面子，粉饰太平，宋真宗又进行了耗资巨大的泰山封禅活动。

历史细读

李后主李煜工书法，善绘画，精音律，尤以词的成就最高。但其“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当他从一个尽情享乐的国主变成了一个亡国之君后，词作的内容也由宫廷生活和男女情爱转到亡国之痛上，创作出了《虞美人》《浪淘沙》《乌夜啼》等优秀作品。

幽州碰壁

赵光义在灭亡了北汉之后，不顾士兵的疲惫及大臣们的反对，想乘胜攻打辽国，收复幽云十六州失地。起初宋军攻势凌厉，北方有几个州的辽国守将纷纷投降。但幽州城久攻不下，使得人心浮动。有一天，将领曹翰看到宋军士兵在泥土里挖出了两只螃蟹，就像算命先生似的预测开了。他说：“螃蟹是水里的生物，现在却到了陆地上，就和我们一样到了不该来的地方。螃蟹又长了好几条腿，是预示敌人的救援马上就要到了。而且蟹和卸同音，看来我们是要卸甲归田了。”曹翰的怯战和避战心理动摇了军心。

但赵光义丝毫没有察觉到士兵的疲惫，幻想着能够快速解决掉幽州，对辽国的援兵并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在攻城十多天之后，宋兵在高梁河畔（今北京西直门外）与耶律沙的援军展开激战，一直打到日落西山，辽军落了下风，被迫后撤。此时赶来增援的辽军将领下令每名辽兵都手持两支火炬。在朦胧的夜色里，宋军只见一片火炬的海洋席卷而来，辨不出有多少辽兵，顿时军心惶恐，斗志全无。辽军顺势出击，天亮之后宋军被彻底击溃。赵光义大腿也中了两箭，箭深入骨，并与大部队失散。他没法骑马，只好换上便服，坐着农家的驴车狂奔逃命。而耶律休哥虽然也多处负伤，但仍坐在马车上指挥追击。宋军的兵器、辎重，乃至赵光义的仪仗和随从的妃嫔、宫女，都成了辽军的战利品。

此战之后，宋朝的战略便转为防御。辽军不断袭击宋朝边境。980年底，辽景宗耶律贤御驾亲征，亲至南京（今北京），祭旗祀天，攻打北宋。耶律休哥在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击败了宋军。听闻瓦桥关之败，宋太宗又惊又怒，下诏北巡。辽景宗引兵北还。赵光义也有过趁辽军退师的机会再进攻幽州的意思，但朝廷文臣大多谏劝，认为应广积储、缓用兵。太宗心知幽州难克，便下诏返军。

后来宋朝遇到了极好的机会。在外部方面，982年，辽国的辽景宗去世，即位的辽圣宗耶律隆绪才十二岁，便由太后萧绰（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萧太后）临朝摄政。因为需要稳定国内的政局，因此辽国停止了向宋朝的进攻。在内政方面，赵匡胤的儿子赵德昭、赵德芳均已过世，已被贬逐至房陵的弟弟赵廷美也忧郁而卒，赵光义的统治更加稳固，就差用赫赫武功来洗刷昔日的高梁河之耻了。这时有边将向宋太宗上奏章，认为辽国政局变动，正好可以趁机收复幽云十六州。于是在986年，赵光义派曹彬、田重进、潘美率领三路大军北伐。这一年是宋雍熙三年，史称“雍熙北伐”。三路大军分路进攻，旗开得胜。潘美和杨业为西路军，出了雁门关，很快就收复了四个州。但是曹彬率领的主力因为孤军深入，被辽军杀得大败，宋太宗赶快命令各路宋军撤退。

赵匡胤解裘赐将

宋太宗赵光义亲征失败的直接原因就是不顾士兵疲惫强行攻城，这与他的哥哥宋太祖赵匡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赵匡胤当政时，一日京城里下起了大雪，赵匡胤就派人将身上的貂裘送到前线，还让人托口信说朝廷不能让每个人都穿上皮衣，请大家谅解。

西路宋军将领杨业审时度势，认为辽军势头正劲，不能硬拼，再者皇帝已下令撤退，也应该暂避其锋芒。然而同率西路军的潘美和监军王侁却欲争功，斥责他胆小怕死。潘美是主将，而王侁也具有直接上书皇帝的特权，是皇帝安插在部队的耳目，潘美对他也不敢不敬三分。而杨业的身份也有些特殊。他原为辽国盟邦北汉刘氏政权的大将，曾经受到北汉皇帝的宠信，后来才归降宋朝。虽然归降以来战功赫赫，可他毕竟不是赵光义的嫡系，故受到了蔑视和排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杨业明知出兵必败但不敢违抗命令，只好带领手下人马出击辽军。临走的时候，他流着眼泪对潘美说：“这个仗肯定要失败。我本来想看准时机，再痛击敌人，以报答国家。现在大家责备我避敌，我不得不先死。”接着他指着前面的陈家峪（今山西朔县南）对潘美说：“希望你们在这个谷口两侧，埋伏好弓箭手，等到我退到这里时，你们再两面夹击，也许有转败为胜的希望。否则的话，我所率的部队难免会全军覆没。”潘美觉得杨业说得很有道理，就立即指挥诸将在谷口设伏。

杨业出兵之后，果然遭到辽军的伏击，杨业抵挡不住，只好一边打一边后退，把辽军引向陈家峪。到了陈家峪，却没看到接应的部队。原来杨业走后，潘美、王侁等了一天，得不到杨业的任何消息，王侁认为一定是辽兵退了，怕杨业抢了头功，催促潘美把伏兵撤去，离开了陈家峪。而等到他们得到杨业兵败的消息之后，便从另外一条小道逃跑了。

杨业兵败被俘后，绝食了三天三夜而死。杨业是辽国的死敌之一，青少年时代就以勇武闻名，屡立战功，当时有“杨无敌”之称。980年，辽国曾经派十万大军攻打雁门关，当时杨业只有数千人的兵马守关，但是他派遣少数士兵固守关城，自己则率军绕到辽军背后发起进攻。他刀斩萧多罗，生擒李重海，使辽军闻之丧胆，“望见业旌旗即引去”。萧绰虽然对杨业视死如归的气概非常赞叹，但是为了鼓舞士气，进一步扩大胜利，仍然下令将杨业的头颅割下，装入匣中，传送边关各地，辽军士气大振。而宋朝守军则大受打击，未曾与敌交锋便已经丧失了信心。在辽军的猛攻之下，无法守住已经收回的土地，使得辽国顺利地夺得原先被北宋攻占的城池。在宣扬辽国国威的目的达到之后，萧绰下令为杨业修建祠堂，四时祭祀不绝。

宋太宗赵光义对杨业的战死感到非常痛惜，追赠他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并将潘美、王侁撤职查办。杨氏一家堪称一门忠烈。杨业的儿子杨延昭守卫边疆二十余年，后病逝于军中，终年五十七岁。辽军非常害怕他，称他为杨六郎。宋真宗赞扬他们父子说：“杨延昭的父亲杨业为前朝名将，延昭捍卫边疆，有他父亲的风采。”杨延昭之子杨文广也是戎马一生，从狄青南征，立有军功。虽然正史上对杨业的妻子佘太君没有记载，但在民间传说中她是精通兵书、忠心爱国的巾帼英雄。人们为了怀念杨家将的爱国情怀，编演了评书、小说和戏曲剧目，其中有杨家将、杨门女将，以及穆桂英挂帅等故事。

宋朝伐辽失败的原因，正是由于君王对武将极其猜忌，同时对战败的大将又过于宽容，使得大将们畏首畏尾，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如此将帅，在关键时刻自然不可能集中全力去拼杀。另外宋军以前得胜太过容易，忽然与强大的辽国骑兵相遇，很容易丧失取胜的信心。这两次伐辽战争失败后，使宋朝举国上下患上了一种“恐辽病”，这也是后面“澶渊之盟”的心理基础。

历史细读

历代杨家将传说中，以为杨延昭是杨业第六子，故称杨六郎。但是根据史书记载，杨延昭是杨业长子。一种说法认为，古代人称天狼星（除太阳、月亮外，天上最亮的星星）为六郎星，认为六郎星是将星。因杨延昭多有战功，被认为是六郎星转世，所以称他为杨六郎。但历史上杨六郎没有担任过高级军职，后来“澶渊之盟”签订，宋辽边境基本上处于和平状态。民众只是把保家卫国的情怀寄托在尽忠报国的杨氏家族身上，最终演绎成杨家将故事。

澶渊之盟

1004年，辽国大举进攻北宋。在寇准的力促下，宋真宗赵恒御驾亲征，双方皇帝相遇于澶州城下。宋军击退了辽军的进攻，但宋真宗却不愿再战，于是双方签订了“澶渊之盟”，开了中原王朝向少数民族政权交纳岁币的先声。

宋真宗御驾亲征

1004年九月，辽国萧太后和圣宗耶律隆绪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辽军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绕过宋军坚守的州县，直趋黄河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大有直逼北宋都城开封之势。宋军的告急文书一日之内五至，京师大震。唯独刚刚走马上任的宰相寇准一方面派遣军队抵抗，另一方面平静如常，将告急的文书都扣了下来，不让宋真宗知道。宋真宗听到风声后质问寇准，寇准便将一堆急报全部拿出来。宋真宗一见这么多急报，立即慌了手脚，忙问该怎么办才好。寇准不紧不慢地说：“陛下是想尽快解决此事呢，还是想慢慢来？”宋真宗说当然是想尽快解决。寇准趁势说：“陛下要想击退辽兵，有五天时间即可。”宋真宗问有何办法，寇准提出要宋真宗率军御驾亲征。宋真宗迫于无奈，只得同意在第二天的朝会上讨论亲征与否。

朝中大臣们在如何对付辽国进攻的问题上，产生了主张逃跑迁都与坚决抵抗两种对立的意见。两个副宰相王钦若和陈尧叟都劝宋真宗逃跑。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而陈尧叟是蜀人，主张宋真宗逃到成都去。寇准一听迁都的建议，就当着他们两个人的面声色俱厉地说：“这是谁出的好主意？出这种主意的人，应该先斩他们的头！皇上亲自带兵出征，可以鼓舞士气，一定能打退辽兵。如果南逃，人心动摇，敌人就会乘虚而入，国家就保不住了。”寇准的意见得到了宰相毕士安和武将高琼等人的支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宋真宗勉强同意亲征。

1004年底，宋真宗御驾亲征。然而很多大臣对此战都没有信心，甚至连原来表示支持寇准的宰相毕士安也借口有病在身，不肯随驾北征。宋真宗没走多远，跟随宋真宗亲征的一些大臣听说辽国萧太后不顾年过半百，戎装上阵，亲自擂鼓助威，辽军士气极旺，又开始害怕了，趁机提出应该迁都金陵。宋真宗优柔寡断，本来就是勉强出征，现在更是犹豫，想打退堂鼓，于是召来寇准商议。寇准坚决反对撤退迁都，并说：“现在大敌压境，四方危急，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进则士气倍增，退则土崩瓦解。到时辽军必然趁势来攻，恐怕到不了金陵，陛下就成为辽军的俘虏了。”大将高琼也支持寇准的意见。宋真宗不得已，加上有其父赵光义因士气受挫而大败的前车之鉴，只好不再提撤退之事，于是继续北行。

当宋真宗抵达澶州时，辽军已经三面围住了澶州。澶州城横跨黄河两岸，南北城以浮桥连接。宋真宗遥遥望见黄河北岸烟尘滚滚，战事激烈异常，心中胆怯，不敢过河。寇准认为澶州北城将士正在浴血奋战，皇帝亲临，会极大地鼓舞士气，于是力请宋真宗渡河。他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摇动，敌人气焰会更加嚣张，这不是取胜的法子。现在四方将士正在陆续赶来，我们还怕什么辽国，逗留不进？”寇准说得很有道理，宋真宗却很不情愿，只是公然拒绝宰相的提议无异于表明自己怕死，只好默不作声。

寇准看见皇帝这副样子，就跑出去找武将高琼说道：“太尉您深受国家的厚恩，今日打算有所报答吗？”高琼慷慨激昂地答道：“我身为军人，愿意以死殉国。”于是寇准与高琼一起去见宋真宗。寇准开门见山地说：“陛下如果认为我刚才必须要渡河的话不足凭信，可以问问太尉。”宋真宗还来不及回答，高琼便说：“寇相公的话不无道理，陛下千万不要考虑迁都江南，随军将士的家人都在京师，他们不会抛弃家中老小只身随陛下逃往江南的。”接着高琼便上前请宋真宗立即动身渡河，宋真宗无言以对。高琼当机立断，命令士兵把宋真宗的车驾开往北城。到了黄河渡河口浮桥处，宋真宗又让停下来。高琼用铁锤击打宋真宗御车的轿夫后背，迫使宋真宗渡过了黄河。

高琼画像

高琼素不识字，但却忠心向宋。因此寇准才和他一道，督促宋真宗渡过黄河。因其功绩，谥曰“烈武”，后又追封为烈武王。

宋真宗渡过黄河之后，到了澶州北城。车驾中的宋真宗本人心惊胆寒，而北宋将士们看到皇帝的黄龙旗出现在澶州北城城楼上，顿时士气高涨起来，欢声雷动，气势百倍，声音传出几十里远。而在宋真宗到达澶州之前，辽国主将萧挞览带领骑兵观察地形，宋将李继隆属下的兵士张环突发床子弩，将其射死。辽军慑于宋军强大的城防武器，本来就士气大挫，听到宋军的欢呼声后更是心惊胆战。这时候各路宋军也已经集中到了澶州，多达几十万人。但宋真宗在澶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视后，仍坚持回到南城行宫。宰相寇准留在北城，负责指挥作战。宋真宗回到南城后，尽管有黄河天险，但还是不放心，数次派人前往北城探视寇准的举动。而寇准为了使真宗放心，就和一个官员在北城城楼上泰然自若地喝酒下棋。寇准如此表现，显然是胸有成竹，宋真宗总算放下了心，不再恐慌。

首开岁币

萧太后觉得这次很难占到什么便宜，就有心讲和了。此时局势明显对宋军有利，寇准坚决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但由于宋真宗一心议和，致使宋臣中妥协派的气焰变得极为嚣张。这些人联合起来攻击寇准，甚至说他拥兵自重，图谋不轨。寇准在这些人的毁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

辽国坚持要索回被后周夺取的瓦桥关（今河北雄县）以南的“关南地区”，包括莫州（今河北任丘）、瀛州（今河北河间）。宋真宗不肯接受，表示关南地区不可以割让，但宋国愿每年给辽国金帛。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萧太后见局势不利，就答应了宋真宗的条件。剩下的问题就是每年给辽国银绢的数量。曹利用就此请示宋真宗，宋真宗说：“迫不得已的话，一百万也可。”意思是说，只要不割地，能够讲和，辽国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以答应。寇准非常痛心，只是当着真宗面不便再争。曹利用离开行营后，寇准便紧紧跟在他的后面，一出门便一把抓住曹利用的手说：“数目不能超过三十万，否则回来的时候，我要你的脑袋！”

曹利用回来之后，宋真宗询问结果，曹利用伸出三个指头。宋真宗误以为给了辽国三百万，大吃一惊地说：“太多了！”但想了一想，又认为谈判既已成功，也就算了，于是就说：“三百万就三百万吧。”曹利用告诉宋真宗是给辽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合计才三十万。宋真宗不禁大喜过望，重赏了曹利用，甚至写诗与群臣唱和，以示庆祝。

由于澶州也称澶渊郡，所以这次辽宋盟约被称为“澶渊之盟”。“澶渊之盟”规定：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因为辽圣宗耶律隆绪年幼，故称宋真宗为兄。

二、划定国界，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藏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修筑城防。

三、宋朝每年向辽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次三弓弩

次三弓弩是床弩的一种。需三十人张发,射程二百步（约折合现在的三百米）。

“澶渊之盟”之后，寇准越来越受到皇帝的信赖，王钦若非常嫉妒，便想方设法诋毁寇准，离间宋真宗和寇准的关系。一天退朝时，寇准先走，王钦若在一旁看到宋真宗目送寇准时流露出敬重的感情，便说：“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是否认为他对社稷有功呢？”宋真宗点头。王钦若马上挑拨说：“陛下以为寇准是忠臣吗？他不过是以陛下您的生命作为赌注，成就他的私名罢了。”见宋真宗神情有变，王钦若进一步挑动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赌棍在钱快输光的时候，会把所有的钱都一下子押上去，孤注一掷。陛下在澶渊的所为，不就是寇准的孤注吗？当时实在太危险了，万一失败，陛下岂不是很危险？”王钦若的这番话让宋真宗对寇准的感情一下子发生了变化。再加上寇准独断专行，又得罪了朝廷上下不少人，丁谓就是其中之一。丁谓本出于寇准门下，逐渐做到参政一职，对寇准总是毕恭毕敬。在一次宴会上，菜汤沾湿了寇准的胡须，丁谓就站起来慢慢地为寇准拂拭。寇准笑道：“副宰相是国家的重臣，难道还为上级拂胡须吗？”这就是“溜须”一词的来历。丁谓面红耳赤，从此以后，他就特别仇视寇准。在这伙人的攻击下，寇准被贬官外地，最后死于海南。

“澶渊之盟”，使辽兵得以从险境中安然脱身，关南之地虽得而复失，但每年三十万岁币再加上日后增加的二十万钱帛也促进了辽国的发展。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来看，“澶渊之盟”的订立，结束了宋辽之间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使此后的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这不仅使双方边境大片地区得以发展生产，而且双方还通过榷场进行经济交流和商业活动，带动了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应该说“澶渊之盟”有深刻的经济因素的影响。有宋一代，人们追求实际，讲求功利，义利并重，甚至利重于义的思想逐渐盛行，有压过传统思想的倾向。同时商人地位的提高使众多官僚开始经营商业，人们更加看重利益。宋朝开始出现了大商人与大地主、大官僚相结合的局面，因而此时以经济代价换取两国的和平必定能够为大多数君臣所赞同，以利为重的宋朝社会风气也使得这种解决方式易于为民众所接受。实际上宋朝后来经由榷场所获得两国贸易的利润远远超过了他们为和平所付出的钱物。

虽然这些钱物对宋朝来说并不是太大的负担，但这一方面消磨了统治集团的斗志，使他们不思进取，苟且偷安；另一方面也打击了宋朝军民的士气，这也是导致宋朝对外战争屡遭败绩的重要原因。北部防线的兵士也极少训练，再加上恐胡心理，结果等到金兵打来，宋军一触即溃，金军很容易就包围了开封，遂有靖康之耻。另外，北方少数民族实力的增长加重了宋朝多年来的边患。实力不断增强的少数民族不断南下，最后灭掉了宋朝，入主中原。

历史细读

榷场是指宋、辽、西夏、金政权在边界设置的互市市场。榷场贸易受官方的严格控制。官府设专职官员，稽查货物，征收商税。交易双方须由官方中介人从中斡旋，不得直接接触。各政权对交易的商品种类也都有严格的规定。比如北方的战马，南方的铜铁、硫黄、焰硝等军用物资，一般都严禁出境。中原及江南地区向北方输出的主要是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以及海外香药之类，辽、金、西夏输往南方的商品则有牲畜、皮货、药材、珠玉等。

泰山封禅

对北宋来说，“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不仅每年都要交纳岁币，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也给国家带来了洗不清的屈辱。宋真宗也觉得脸上无光，就让王钦若想办法为自己洗刷掉城下之盟的耻辱。而王钦若的建议就是泰山封禅。他向真宗提议：“我们用武力是很难打败辽国的。不过辽国之人敬畏天地，不如大搞符瑞，泰山封禅，辽国必定不敢轻看我朝。”在王钦若看来，进行泰山封禅，一方面是向世人显示赵宋是天命所归；另一方面是因为北方少数民族敬畏天地，封禅可以让他们不敢轻视宋朝。真宗听罢欣然同意。

但按照惯例，赴泰山封禅是要有天瑞（上天降下的祥瑞）出现才能进行的。现在没有任何天瑞，怎么进行封禅呢？不过宋朝君臣早就有了对策。王钦若当时就说：“不一定非得有天瑞，前代所谓的天瑞都是人们自己弄出来的。只要皇帝表示相信并且加以崇拜，好让天下人知道，这就与天瑞没有什么差别。”宋真宗后来又问著名学者杜镐：“古人说黄河出《河图》、洛水出《洛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杜镐就直截了当地回答：“这是古代的圣人拿鬼神来当作治理百姓的手段而已。”真宗心里有底之后，就开始假造天瑞。

1008年正月，宋真宗诏告天下，煞有介事地说：“以前梦见天神下降，让设立道场迎接天书。果然天上降下二丈多长的黄帛，就在左承天门南面的屋角上挂着。我派人去看，帛长约二丈，像封着书卷，用青丝绳缠着，隐约看出里面有字，这就是天神所言的天书下降了。”真宗因此改元大中祥符，给群臣加官晋爵，以谢天恩。此风一开，各地官员都开始上报所谓的天瑞。而丁谓为讨真宗的欢心，近乎走火入魔，凡见到鸟都说是仙鹤，所以时人称其为“鹤相”。一天寇准到山上游玩，遇到一群乌鸦飞过，笑谈说：“要是丁谓在场，肯定要说黑仙鹤飞于仙山了。”

既然有了天瑞，宋真宗就决定在十月赴泰山封禅。但封禅劳民伤财，因此很多大臣都表示反对。这时候丁谓又跳出来，特意将历年收支数据编成《景德会计录》，与封禅大典的经费预算一起上报，认为经费充裕，完全支付得起封禅，说得头头是道。封禅一事就这样决定了下来。

丁谓是宋朝难得的人才，但他的大部分才能都用在讨好皇帝上了。1015年，宋真宗命丁谓负责修复失火宫室。京城里本来就十分拥挤，修缮大型宫殿既需要大量泥沙土石，又需要其他各种建筑材料，运输极成问题。丁谓就想了个统筹处理的办法，先在皇宫前面大道上挖土，以解决取土问题，而大道上挖土则形成沟壑，引入汴河水，将其变成可通船只的河道，各种建材通过木排竹筏都由此运入宫内。宫室造好之后，他又命人将废弃的砖瓦和垃圾填入沟壑内夯实，再建成通道。这样“一举三役济”，因此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时人赞叹不已。

而在前往泰山的路上，宋真宗命令所有的人都要吃素。封禅结束之后，真宗对宰相王旦等人说：“你们这些天一直陪着我吃素，很是辛苦，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吃肉了。”这时一名官员跳出来说：“皇上您不知道，微臣和王旦等人都私下偷着吃肉，只有您一个人一路都在吃素。”真宗问王旦说：“他说的是真的吗？”王旦等人赶快谢罪道：“他说的是真的。”真宗真是哭笑不得。

此外宋真宗还下令在京城建起一座玉清昭应宫，作为敬奉“天书”的地方。这座宫殿花了七年的时间才建成。这场“天书”闹剧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直到宋真宗死去，“天书”作为随葬品埋入坟墓方才收场。

王朝的危机

“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实现了几十年的和平，因此享乐思潮开始在宋朝君臣中间流行。上至天子、下至县官，都是挥霍无度。朝廷的庞大开支，造成宋朝财政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宋朝开国以来，由于不抑兼并，大官僚和大地主阶级竞相兼并土地，造成“势官富姓，占田无限”的严重局面，使得众多的农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而在宋朝实施重文轻武、防范武将政策的同时，少数民族政权的实力却在不断增强，外部的军事威胁一直没有解除，军费开支始终是宋朝的沉重负担。宋朝看似繁荣的表象背后实则是危机重重。

财政赤字

与唐代相比，北宋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了，但是军队和官吏以及皇家的开支费用更多，岁币也是沉重的负担，宋朝财政由此出现了严重的亏空。根据《文献通考》的记载，1065年宋朝的财政就超支一千五百多万贯。

首先是军费庞大，这还要从宋太祖赵匡胤的养兵政策说起。赵匡胤在实行以文制武、裁抑武将政策的同时，创设了养兵制度。赵匡胤认为，遇到灾荒年景，将饥民招募为兵，可以避免饥民作乱；而正常年份，即便有军队作乱，百姓也不会参加。但这也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军队所资皆取之于农，农民负担沉重，一有灾荒，贫民衣食无寄，政府不能救济，又只好将之纳入军中。这种军队战斗力极差，战斗力越差就越需要数量，数量越多则战斗力越差，出现了难以根治的怪圈。就这样宋朝的军队由开国之初的三十多万人变成了后来的八十万禁军。宋神宗时期有人估计，当时朝廷财政收入的大约六分之五都花在军队上面。虽然有所夸张，但也说明军费所占比例之高。

花在官员上面的开销也不可忽视。赵匡胤时期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以后，演变出为数众多的冗官。当时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都要领取俸禄，这些可有可无的冗官占到了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禄大约在一千二百万贯钱。这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但这么多的官员不但没有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反而互相推诿，以致国事糜烂。宋太宗赵光义统治期间，开封仓库中堆积的雨衣和帐篷有数万段破损，却无人负责。对朝廷的财政危机，大臣们却束手无策。

历史细读

丁谓是宋朝著名的财会专家，尤其精于建筑统筹。《景德会计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比较完备的会计学著作，由丁谓在1007年（宋真宗景德四年）主编而成。这在普遍鄙视实际事务的封建王朝是难能可贵的。

胜少败多

虽然宋朝军队人数日益增多，但战斗力却不容乐观。宋朝一方面限制武将的权力，另一方面轻武重文。比如规定军队三年换防京城的“更戍法”，时人曾这样描述它的消极作用：“地形山川未及知，军员仕伍未及识，吏民士俗未及谙，已复去矣。”结果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战斗力极为低下。另外宋太宗赵光义还搞出一套“平戎万全阵”，让前线将士照此布置。宋真宗、宋仁宗也经常沿用赵光义制定的“将从中驭”的办法，自定阵图，交由将帅临阵按图指挥作战，因此根本无法应付机动灵活的辽军及西夏军队，屡战屡败。

而在重文轻武的政策之下，为将者多为粗鄙之人，为兵者多为游手好闲之辈或无以为生的贫民，而官府也有意将他们召入军中，以免扰乱地方或图谋不轨。这与汉朝往往征召出身清白的青年从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军中兵将都缺乏文化及礼仪修养，战则无策，居则无行，根本无法胜任保家卫国的重担。但宋朝皇帝为了防止武将夺权，越是粗鄙武将越是受宠。另外士兵的素质也不容乐观。除了军中多为流氓无赖外，还让罪犯去充军，严重影响了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宋朝军队存在大量因犯罪而被刺配入军的例子，因此当时社会上就有人骂基层士兵为“贼配军”。

因此当宋朝庞大且战斗力不高的军队与以文制武的国家政策相结合时，吃败仗就成了家常便饭。宋朝不但在与辽国的交战中屡战屡败，而且在与西夏的交战中也是损失惨重，最后还是以岁币了事。连金国的亡国之君金哀宗也不把宋军放在眼里，他说：“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有余力焉。”

西园雅集图

宋朝政府官员往往将政事交给下级官吏处理，自己过着悠闲的生活。他们的聚会宴饮活动往往会持续一整天，甚至数天。西园为北宋驸马王诜的宅第。他曾邀苏轼、苏辙、黄庭坚、圆通大师等十六人游园，实为一时盛事。

好水川惨败

宋朝重文轻武，但文官集团却无法解决边患问题，一再丧师辱国。这在好水川之战的惨败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好水川（今宁夏自治区一峡谷名）因流经该处的河水甘冽，有好水之称，故有好水川之名，但这里就是宋朝万余将士埋骨他乡之所。

1041年，鉴于西夏皇帝李元昊攻势转剧，宋仁宗准备展开反攻，下诏让驻扎在边境的部队“应机乘便”，根据具体情况，择时向西夏进攻。范仲淹却消极应对。当初范仲淹在宋夏边境驻扎期间，就一味采取防守策略，准备消耗西夏国力。西夏却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突破，宋朝多地失守，一时边境大急。但范仲淹仍然坚决反对和西夏开战。宋仁宗的诏书下达之后，他仍然坚持“严戒边城，使持久可守”。韩琦为此痛心疾首地说：“现在朝廷边境有二十万大军，却忐忑不安地守着界壕，不敢与敌人打仗，实在让人痛心！”他认为，西夏即使是全国动员，人数也不过数万。宋兵如果全力出击，肯定能打败西夏。针对范仲淹的怯懦表现，韩琦毫不客气地指出：“大凡用兵，先要将胜负置之度外，然后可进。”范仲淹的朋友也责怪范仲淹：“还没有打仗就想着要失败，这样没有信心，又怎么能打胜仗呢？”

历史细读

唐朝末年以来，群雄并起，控制兵源成为了将领们维持割据局面的基础。为了防止士兵逃走，唐末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开始在士兵脸上刺字。宋代承袭此弊，刺民为兵，很多人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被迫投身行伍。后来大量的罪犯也被刺配充入军中，刺配成为一种耻辱的标志。就是立有大功的岳飞，在公文中仍不免说“行伍贱隶，辱知朝廷”。

这时西夏又发兵攻击，韩琦决定迎头痛击。于是以任福为统帅，命令他带兵绕到西夏兵身后设伏，等到西夏兵退回时进行前后夹击，围歼其主力。任福一路过关斩将，不免于轻敌，过于深入，被西夏兵在好水川一带合围了起来。好水川一战相当惨烈，宋军无一弃械投降，主将任福身中数箭，仍然挺身与敌人决斗。手下请他先走，任福喝道：“我作为统军大将，打了败仗，就要以死报国！”最后力战身亡。

宋军溃败，韩琦狼狈逃回。阵亡将士的家属数千人拦住马头，哀号招魂，大哭道：“你们随着将军出征，今天将军回来了，你们何在？愿你们的孤魂，也随着将军返家！”哭声震动天地，韩琦又惧又惭。范仲淹却在此时却讽刺韩琦说：“此情此景，恐怕再难以置胜负于度外！”

范仲淹对军事虽然是门外汉，打仗不行，但搞宣传可是相当有本事。他到边境不到一个月，就有人宣传称，西夏已警告他们国人说：“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可欺。”（小范老子指范仲淹，大范老子指范雍，下面的一韩指韩琦）但马上宋军就在好水川惨败。没过多久，又有人宣称，边疆民众到处歌唱道：“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但这种对内宣传自欺欺人的手法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定川寨之战宋军再次大败，最后还是以向西夏支付岁币了事。

狄青的悲惨命运

宋朝并不是缺乏军事人才，而是军事人才往往被压制。狄青就是典型的一例。他自幼练得一身好武艺，长大以后加入了朝廷的军队。当时宋军正在和西夏交战，经常打败仗，士兵普遍产生了畏惧西夏军队的情绪，因此士气低落。而狄青每次作战都披头散发，戴着铜面具，手持利刃冲入敌阵，往往所向披靡，大大鼓舞了士气。据说狄青长相俊美，因担心临敌不够震慑才带着面目狰狞的铜面具以威慑敌人。在对西夏战争的四年中，狄青经历了大小二十多次战斗，先后中了八箭。因其作战英勇，西夏人十分畏惧这个戴着铜面具的宋朝武将，称他为“狄天使”。在他的带领下，他的部下也变得勇猛如虎。

范仲淹像

他少年时家贫好学，以天下为己任。曾主持过庆历新政，改革吏治，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没有成功。在驻防宋夏边境期间，采取保守的防守政

策，屡屡为西夏所乘。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对后人影响很大。

1052年，西南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侬智高为了摆脱交趾国（位于今越南北部）的控制，多次向宋朝恳求内附。宋仁宗担心因此得罪交趾，所以多次拒绝了侬智高的请求。侬智高一怒之下，就向宋朝发动了战争，先后攻陷了宋朝数州之地，并围困广州两月之久。而宋朝中央派遣的增援部队屡战屡败，宋仁宗害怕了，一反往日文人为正、武人为副、宦官监军的带兵惯例，任命狄青为宣征南院使，总领平南的一切事宜。狄青也向皇帝申明心志说：“我自小当兵，要报效国家，唯有上阵杀敌。愿亲率大军，前往平叛，誓将贼首捕获，押至殿门之下。”

韩琦画像

韩琦是北宋著名大臣。他早期主张积极防御西夏的进攻，后来趋向保守，主张对辽妥协，反对王安石变法。后来他在家中修建昼锦堂，纵情享乐。

狄青率军到达昆仑关（位于今广西南宁市东北方约六十千米处）附近时，已是1053年正月，而正月十五上元节是宋人最隆重的节日之一。狄青按兵不动，令大军休整，欢庆节日十天。侬智高得到情报后，放松了警惕。不料狄青就在侬智高防守松懈之时，一昼夜急行军，率领精锐部队越过昆仑关，摆好阵形，凭着地形优势一举打败了侬智高的部队。

而在誓师前，宋军有畏战情绪。狄青为了鼓舞士气，暗地里准备好一枚两面图案都是正面的铜钱，并用这枚铜钱当众占卜，说若得正面，出征必胜。结果连掷数次，尽得钱的正面。军士以为必有神助而信心大增。后来等到宋军凯旋，狄青才告诉手下将领占卜铜钱的真相。狄青的谋略可窥见一斑。

狄青顺利讨平侬智高之后，官拜枢密使，朝野舆论大哗。在朝廷的大臣看来，这违背了赵匡胤立国以来防制武人的国策。而宋仁宗这一任命也导致了文官集团对狄青的大肆攻击，为狄青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有一年开封发大水，狄青搬家到大相国寺殿上避水，并穿了件浅黄色的袄子坐在殿上指挥士卒。便有人传言他黄衣登殿，想当皇帝。有大臣还说：“水者阴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也。”言外之意是因为任用狄青所以招致了开封的水灾。这些谣传除了当时盛行谶纬巫术的原因外，主要还是基于对武将的猜忌。宋朝诸多文官在反对狄青的活动中空前团结，摆出不罢狄青就罢我的阵势。宋朝抑文轻武的国策成为了文人们集体团结起来共斗狄青的旗帜。

当时韩琦指使其家妓白牡丹称狄青为“斑儿”，嘲笑他脸上作为武人标志的刺字，但他并不在意。宋仁宗专门下诏让他将脸上的刺字印记用药除去，狄青却这样回答仁宗：“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是因为有这印记。臣愿意留着印记，用以激励军心，所以不敢奉诏。”而当时宋朝还需要他，因此宋仁宗仍然器重狄青。但等边疆局势缓和下来之后，仁宗就在1056年罢掉了狄青的枢密使职务，出外知陈州。事实上纵观宋代的历史，枢密使一旦“能得士众心”，也就是得到将士的拥护，就会遭到罢免。宋朝的开国功臣曹彬就因此被罢官。狄青立有大功，又在士兵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因此遭到罢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曹皇后像

宋仁宗的曹皇后是宋初大将曹彬的孙女，她的弟弟就是八仙传说中的曹国舅。图中她穿着皇后的礼服，冠服华丽，神态肃穆。两位侍女分立两旁，一个捧着长巾，另一个捧着痰盂，准备随时听从皇后的使唤。

狄青出发前，对旁人说：“我此行必死无疑，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因此今去此州，狄青必死无疑。”狄青似乎预感到了自己将命丧此地的命运。去陈州之后，皇帝仍不放心他，每半个月都要遣使探问，狄青整日生活在惶恐之中。到了第二年，狄青因为承受不了朝廷疑忌而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暴病死于陈州，年仅四十九岁。一代名将就此殒落。

北宋君臣的恐辽病

宋朝建立伊始，曾经打算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宋军先是初败于高梁河，连宋太宗赵光义腿上也中了两箭，数年后讨辽大军又惨败于拒马河，赵光义和一班文臣武将因此得了“恐辽病”，从此不敢再言北伐。而宰相赵普也连上三道奏疏，恳请赵光义“永罢兵革，无为而治”。反观汉高祖的平城之围、唐太宗的渭桥之险，二人不但没有得“恐匈病”或“恐突病”，反而斗志更加昂扬，最终将匈奴和突厥击败。宋人不但甘愿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还越来越将这种挨打的局面视为不可逆转的常态。宋真宗听到辽军大举进攻的消息后，就想着南迁。后来在寇准的极力鼓动下，才勉强亲征，却在有利的形势下主动求和，纵使年出三十万银帛也在所不惜，签订了“澶渊之盟”。后来辽国只是口头的威胁又让北宋每年增加了二十万岁币。

宋神宗时期，辽国要求重新划定宋辽边界，宋朝不能接受，谈判陷入了困境。宋神宗下诏向群臣咨询“待遇之要，御备之方”。退休的老宰相韩琦上书说：“朝廷不应该野心勃勃，加强军事建设，让辽国心生疑虑，有七件事让辽国不满：一、高丽早已脱离中国，成为辽国的藩属，我们却利用商人，跟他恢复旧有关系，辽国当然认为对其不利；二、王韶用武力从西夏夺取吐蕃部落的河湟地区，辽国当然认为下个目标一定是它；三、我们在北方边境线上遍植榆树柳树，又大挖水塘，目的显然在阻挡辽国骑兵奔驰；四、我们又在国内实行保甲制度，寓兵于农，教人民战斗技能，让辽国担心宋朝的军事力量；五、黄河以北各州县，积极修筑城池，掘深护城河渠，让辽国担心攻城不方便；六、我们又设立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装部队的装备，让别人担心我们的军事力量；七、我们又在黄河以北重要的各州，安置三十七个将领，加强驻屯的国防军训练，让辽国担心我们要进攻他们。以上七项，都是刺激辽国的措施，使他们反感。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才可以使辽国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跟我们继续友好相处，那就是立即把这些措施全部废除：一是跟高丽王国断绝通商；二是把河湟地区交还西夏控制；三是铲除沿边限制敌人骑兵深入的榆树柳树；四是解散保甲，停止民众军事训练；五是黄河以北州县城池，任其颓塌，护城河渠也任其淤塞，停止修筑；六是撤销兵工厂，停止制造武器，停止更新装备；七是撤销黄河以北设立的三十七个将领，停止军队训练。只有辽国真的不再怀疑我们，我大宋才有可能迁延岁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韩琦七项奏折”。宋神宗看了之后，大失所望。他在和朝臣的谈话中指出：“仁宗皇帝时有何防备？李元昊不是照样造反么？辽国不也是照样索求土地吗？”

韩琦之所以有这种糊涂的想法，也不完全是他自己的原因，因为宋朝的大多数君臣都不把边防看得太重。以对宋朝的执政理念产生重大影响的宋太宗赵光义为例，986年第二次伐辽大败后不久，赵光义就对近臣吐露了自己的心里话，说外忧不足为惧，关键是要防范内部的叛乱。更可笑的是，宋朝的君臣无法在战场上战胜敌人，就企图用金钱来击败敌人。赵匡胤认为辽国精兵不过十万人，准备用二十匹绢购买一个辽兵的人头，合计一下，总共也花不了二百万匹绢。而夏竦到了宋夏边境，总是吃败仗，就发榜文说：“有得（李）元昊头者，赏钱五百万贯，爵西平王。”李元昊则命人潜入宋朝的城池，故意丢下了不少布帛。路人多有拾得，展开一看，上面写道：“有得夏竦头者，赏钱两贯文！”

贝州兵变

如果说辽国、西夏军事实力强大，对之软弱或恐惧还有情有可原之处的话，那么内乱的久久不能平定，则可以说明宋朝的积弱已经非常严重。贝州兵变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047年十一月贝州王则起事，自立为王，一开始朝廷官员无人敢去平息叛乱。而王则原来只不过是一逃荒的农民，先是给地主放羊，后来才加入宋军。他起兵时只有几百人，也没有什么谋略。占领贝州城之后，既没有乘胜进攻，也没有躲入山区据险自守，而是采取阖城死守这种保守战略，还建国封官改元，“榜所居门曰中京，居室厩库，皆立名号。城以一楼为一州，书州名，补其徒为知州，每面置一总管。”那时朝中那些为濮议问题大动干戈的大臣，都没有了主意。宋仁宗感叹说：“你们没有一个能为国家做实事的，还天天上殿来干什么呢？”

宋朝廷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派副宰相文彦博为正、明镐为副，率领十万大军前往镇压。贝州军民前来投诚，却被急于邀功的宋朝官军杀死。后来城内有人决定响应官军号召投诚，约好了做内应，晚上拉官军上城。先上去的官军登上了城墙，为了独占其功，就砍断了绳索，不让后来者上来，却因寡不敌众，被王则的军队赶下城去，导致功亏一篑。

而在中央层面上，枢密使夏竦与明镐有矛盾，因为担心明镐会打胜仗，就从中百般阻挠。不管明镐向朝廷奏请什么，夏竦都从中破坏。直到副宰相文彦博上书皇帝，要求独立的指挥权，情况才得以扭转。最后宋军终于攻破了贝州城。

在王则被押至开封之后，其余党四人在皇宫内发动了“庆历卫士之变”。一天晚上，在皇宫中政殿当值的皇宫卫士颜秀、郭逵、王胜、孙利等四人突然发难，杀伤了数名卫士、宫人后冲入延和殿纵火。但是由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局势迅速被赶来的禁军控制。御史宋禧因此还向朝廷进言说：“这都是平安无事久了，疏于防范造成的。听说四川的罗江狗警觉如神，建议在后宫中多养此狗，以防备紧急情况。”宋禧也由此多了两个外号，“宋罗江”和“罗江御史”。笑话归笑话，这件事情反映出即使作为精锐之精锐的宋朝皇宫禁卫军的实力也是非常弱的，要不那四个人也不敢在皇宫中发动变乱，而且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声势。

强敌环伺

游牧民族很早就拥有强大的游牧骑兵。他们从小就开始骑马射箭，技术娴熟。当时宋人就不得不承认：“胡骑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不如也；隘险倾侧，且驰且射，中国之技不如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不如也。”而后来的蒙古骑兵更是“来如天坠，去如雷逝”。与此同时，由于传统的产马地区要么生态退化，要么掌握在少数民族手中，北宋军马严重缺乏，只能通过贸易手段获得少量的马匹。在骑兵方面，宋朝根本无法与少数民族相比。

不仅如此，先是契丹人和女真人，后是蒙古人，这些骑兵与先前的游牧民族不同，他们把草原作战传统与定居民族军队的作战手段结合起来，在作战方式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特别是使用了攻坚战的战术。而随着少数民族铸造技术的提高及与中原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游牧骑兵与中原士兵的装备差距已经很小，甚至要略胜一筹。随着实力的增强，此时游牧骑兵发动战争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当秋季和冬季因粮草缺乏而南下中原抢劫物资，而是变成力图征服中原。

而气候的变化也迫使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开拓土地。10世纪是气候温暖期，草原牧草茂盛，北方游牧民族的牲畜及人口数量大量增长。这也是辽国实力增强的重要基础，也因此满足于与宋相对和平的共处局面。不过到了12世纪，气候变冷，太湖湖面曾一度全部结冰，甚至可以通行马车。因此东北亚寒冷地区的民族纷纷南下中原。而这时蒙古高原屡屡发生冻灾，旱灾也十分频繁。在拔都西征欧洲的前后几年，蒙古草原因干旱而野草自燃，河水干涸，史称“牛马十死八九，民不聊生”。而铁木真称，成吉思汗时期到元军灭宋这几十年间，北方草原地区被迫南下的贫民数量高达九十万户。蒙古部落先是为了争夺草场等资源争斗不已，后来就把矛头对外，特别是对准占据中原的金国以及占据江南的南宋。而此时这些政权虽然经济和文化相对发达，但统治集团软弱昏庸，安于享乐，最后亡于蒙古之手。

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宋朝君臣对此一无所知。畏敌如虎的保守派如司马光等人，只将边患视为“肌肤之忧”。他们没有深刻认识到北方或西方的游牧民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具体地说，就是辽国、西夏，以及后来的金朝及蒙古，已经不是古代的夷狄了，他们不但强弓铁骑更加强大了，而且早已怀着入主中原、成为汉家天子的壮志。历史证明，日显疲态的中原封建政权是很难应对处于上升时期的少数民族封建政权的。正是对少数民族政权的轻视，使宋朝的民众付出了国破家亡的惨重代价。

帝国的改革

北宋初年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逐渐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宋朝陷入积贫积弱的局势中。1038年就有大臣上书宋仁宗，认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其中包括全国有定官而无限员，各级官员比以前增加了五倍；几十万禁军坐耗衣食；京师多设徒卒，增添官府衣粮；大臣遭到罢黜后，国家仍然支付俸禄。对日益增多的开支，北宋政府主要是依靠加重按地亩征取的农业税来解决这些问题。但当时的官僚豪绅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赋税的负担主要落在中小地主及自耕农民的身上。而中小地主的赋税负担总是通过加重地租或放高利贷而转嫁给佃农，这就促使宋朝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对这种局面，士大夫感到必须采取措施，摆脱困境。

庆历新政

宋朝的改革是从吏治开始的。宋代统治者给予官员以优裕的待遇，本意是希望以此形成官员奉法守正的风气，但官员的厚禄最终造成朝廷财政的极度困难。同时当时官员只要挨够年资，不出大的过错，到时便可升迁。大多数官员们就因循守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仅凭资历升官，致使官场死气沉沉。而很多官员到了年龄也不退休，阻碍了官员队伍的正常更新，导致官员队伍老化、僵化。而他们的后代又可以荫袭父辈，获得官职，更加剧了冗官的弊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庆历（1041年—1048年）新政就是针对这些问题的一次重要尝试。范仲淹采取各种措施考核官员，罢免不称职官员，却因为这些措施遭到因士大夫阶层激烈的反对，很快便宣告失败。因为这些新政的实施都发生在宋仁宗庆历年间，所以叫作“庆历新政”。

吏治改革

1038年到1041年间，为了抵御西夏的军事侵犯，宋朝调集大军，军费开支陡然大增。当西夏犯边时，辽国又乘机迫使宋朝增加每年交纳岁币的数额。1043年宋军惨败之后，又被迫向西夏交纳岁币。宋朝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宰相吕夷简对此束手无策。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在这年三月罢去压制改革派的宰相吕夷简，任命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七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任命富弼、韩琦等为枢密副使。宋仁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富弼等人给予特别礼遇，并多次催促他们立即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范仲淹、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改革意见，并加以补充发挥，于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其主要内容是：

一、对官吏定期考核，以其政绩好坏决定其升降。

二、严格限制大臣子弟靠父亲的关系得官。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十五岁、弟侄年满二十岁才能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

三、改革科举制度，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

四、慎重选择任用地方长官。

五、明确地方官员职田之数，均衡官员的职田收入。

六、重视农桑，兴修水利。

七、整治军备，在京城附近地区招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辅助正规军。每年用三个季度的时间务农、一个季度的时间教练战斗，寓兵于农。

八、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已得到施行。

九、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维护中央权威。

十、合并郡县，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

秋声赋意图

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屡遭挫折，通过《秋声赋》抒发了自己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的苦闷心情。该图是时人根据《秋声赋》的意境所绘的图画。

这次改革的重点在于吏治。1043年底，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到各路监察官吏善恶。他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一位官员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一个又一个官员，从旁劝止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哭呀！”范仲淹听了，用笔点着不称职官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名，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官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但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及反对。1045年，辽国和西夏对宋朝的威胁相继解除，宋朝的外部威胁暂时化解，宋仁宗就先后罢去范仲淹、欧阳修、富弼和认同新政的宰相杜衍，让他们去担任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遂告失败。

失败原因

庆历新政失败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改革触动了统治阶层的利益。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但必须在维护宋朝统治的前提下进行。庆历改革的各项措施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官员、削减薪俸。而当时北宋的官僚阶层已经是暮气沉沉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部分官员都得丢官，因此这个大手术当然无法实现。而改革者为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触动了读书人的利益。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只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即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因此庆历新政就难以深入地推行下去。

历史细读

欧阳修小时候家里特别贫苦，无力购买纸笔，寡居的老母亲就亲自教他学问。没有纸笔，就用芦荻为笔，以沙地为纸，教他认字。后来他与宋祁一起修《新唐书》，按照惯例，修史时一般只署上官职最高的主编者，因为欧阳修是主编，应该只署欧阳修的名字。但欧阳修认为宋祁撰写了所有的列传，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坚持让宋祁也列名于上。二十四史中只有《新唐书》署了主编以外的撰修者的名字，因此时人都感叹欧阳修的君子之风。

二是朋党问题触动了宋朝禁止大臣结党的忌讳。很多人指责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是“朋党”。宋仁宗便召范仲淹询问：“从来都是小人结为朋党，难道君子也结党吗？”范仲淹答道：“臣在边疆时，看见勇于作战的人自结为党。其实朝廷也是这样，邪正各有其党。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就在此时，欧阳修也进呈《朋党论》，表达了对范仲淹的支持。然而自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以来，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宋仁宗因此对范仲淹极为不满。

三是改革者自身准备不足。宋朝存在的问题很多人都看到了，但关键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改。范仲淹没有在基层工作过，对民间情况了解很少，在执政以前并没有确实可行的行动指南，以至于皇帝三月份召他入京，直到九月份他才在别人的催促下拿出《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条措施，但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范仲淹建议在京郊招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相当于变相扩军，而宋朝本来就实行养兵政策，军队早已人满为患。

四是改革者自身存在缺陷。改革者身为官僚体制的一分子，没有洁身自好，给了他人以口实。比如范仲淹主张限制官员荫补，但他的儿子范纯仁在没中进士以前，就是因为他身居高位而当上太常寺太祝的。而对范仲淹等人构成最后一击的也恰是其阵营中的官员行为不检点造成的。当时京师各衙门都在春秋时节搞迎神赛会，将库存杂物和废纸等卖掉，以其所得作为本衙门职员的聚餐费。这本是一种官场陋习，而由范仲淹举荐得以担任进奏院提举的苏舜钦也习以为常，就主办进奏院的聚饮。自己又拿出十两银子，还邀请一些别的部门的由范仲淹举荐的青年官员前来，并召来妓女劝酒助兴。这些人饮酒作乐，喝得酩酊大醉，集贤校理王益柔更是当场赋《傲歌》一首，其中有“九月秋爽天气清，祠罢群仙饮自娱。……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这些人赶快把他送回家，企图掩盖消息，但还是为他人所知。监察御史刘元瑜立即上奏弹劾苏舜钦坐监自盗，用公款召妓吃喝；王益柔作《傲歌》犯上谤圣，大逆不道；其他几位，或与妓女同座滥饮，或孝服未除不该饮酒作乐，并要求严厉惩处。平心而论，如果不考虑王益柔的《傲歌》，这些事情在当时的官场上是经常发生的。但一是这些行为毕竟是违背了朝廷法度，二是坐实了外部对范仲淹结党的猜疑。宋仁宗知道这件事之后，立即命令连夜捕人，命令开封府严加审讯。苏舜钦以自盗公钱的罪名被除名，永不叙用；其余的人均受降官处分，被放逐到外地任职。在范仲淹提拔的人中只有曾公亮因为名声很好，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新政一派遂遭受到沉重打击。

神宗皇帝

宋神宗赵顼是宋朝较有作为的君主。他在做太子的时候，常常废寝忘食地读书或者研讨学问，其父宋英宗不得不派内侍去提醒他休息。当上皇帝之后，他不修建宫室，不四处游玩，也不贪女色。面对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他力图力挽狂澜，进行改革。

当时困扰宋朝君臣的大致有以下几个问题：大宋作为泱泱大国，却为什么要如此卑躬屈膝地面对辽国？西夏又小又穷，怎么也让大宋颜面扫地？怎么对付西夏与辽国？如何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大宋积贫积弱的状况如何扭转？神宗皇帝想有所作为，就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希望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但大臣们都束手无策。那些大臣也许精通诗文，但对如何实现国富兵强毫无办法。比如宋神宗向富弼征询有关边防的事宜，这位当年曾经支持过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老宰相告诫他说：“陛下如果能够二十年内不言兵，亦不重赏边功，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但这不是神宗皇帝所想要的答案。于是既有为人称道的治国理论又有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的王安石就在此时正式登上变法的舞台。1068年四月，宋神宗不顾各方反对，召正在江宁养病的翰林学士王安石入京，希望他为实现富国强兵出谋划策。

王安石画像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和文学家。他为解决宋朝积贫积弱的问题，大力推行新法。这些新法虽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却遭到保守势力的的强烈反对。最终他的改革也没有能够挽救宋朝灭亡的命运。

王安石其人

在庆历新政失败二十多年后，王安石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变法。与庆历新政的变法者相比，他实在是一个更理想的改革者。王安石早年以才气闻名于世，其《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更是引起朝野轰动。他有二十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拥有良好的政绩，并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试验。

王安石自小记忆力就很强，具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但他读书时还是异常刻苦，即使睡觉吃饭也手不释卷，还经常感叹：“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他到常州担任太守期间，除了处理政务，就是读书及思考问题，脸上很少露出笑容。有一天府衙中举办宴会，当艺人表演滑稽戏的时候，王安石忽然笑了起来。下属官员就重重赏赐了艺人，称赞说：“你的才艺能使太守露出笑容，难得啊，应该得到赏赐。”有人怀疑王安石并不是因为这个而发笑的，便在事后找了个机会问王安石：“您那天在宴会上为什么发笑？”王安石回答道：“那天在宴会上，我突然悟出了《周易》中‘咸’‘常’两卦的道理。自己高兴认为有所收获，所以才不自觉地笑了出来。”可见王安石不但有很高的文学造诣，而且在社会治理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在后来变法中的理财思想就受到《周礼》很大的影响。

王安石二十二岁那年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本来按照考官的评定，王安石第一名，王珪第二名，韩绛第三名，杨寘第四名。杨寘是晏殊女婿杨察的弟弟，而晏殊时为枢密使。在录取过程中，杨察通过晏殊探听消息，得知杨寘不是第一名。这时杨寘正在跟一帮狐朋狗友喝酒，就拍桌子骂道：“不知哪头驴夺了我的状元！”随后事情有了变化，宋仁宗因为对王安石文章中的一句话不满意，就把他的状元拿了下来。第二名王珪、第三名韩绛有官在身，按照宋朝的规定不能成为状元，于是状元就落到了第四名杨寘的头上。

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书影

针对宋朝的内忧外患，官员们经常上书，给皇帝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建议。苏轼也不例外。但遗憾的是，当时的皇帝并不看好他的意见。

但王安石对功名倒看得很淡，一生从来没有提过自己曾经中过状元这件事。而当时全社会上都把科举看得很重，因此人们都称赞他“气量高大”。他对非常欣赏他的曾巩说：“状元不状元的无所谓，历朝历代也有很多状元，但真正能成就一番事业的又有几人？”王安石的话在日后竟然得到验证。后来状元杨寘早死，无所作为，而王珪、韩绛和王安石都是宋朝历史上颇有名气的宰相。

王安石在扬州任职期间，利用工作闲暇时间研究治国之道。他在三十八岁时写出长达万余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全面阐述了他的改革主张，引起了朝野上下的轰动。宋神宗在第一次与王安石的谈话中，就指出：“我了解你已经很久了。世俗之人都不了解你，认为你只是知道学术，而不可以处理实际事务。”王安石则干脆地回答道：“学术就是用来处理实际事务的。如果不能用来处理实际事务，那还有什么用呢？”

王安石不但在学术研究中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而且在基层处理了多年的实际事务。他在淮南判官的三年任期结束后，得到很高评价。按照宋朝的规定，凡是进士，担任地方官三年后，即可以来到皇帝身边，为皇帝撰写诏令的翰林、知制诰等。很多高官都是通过这条途径快速升迁，甚至当上宰相的。但王安石实在看不下去那些朝廷大员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样子，无意在京做官。在别人到处跑官的时候，他却主动要求外放到下面去做地方官。从二十二岁中第到四十六岁开始在中央推行变法之前，他基本上都是在地方官的任上。而他在每一个任职的地方，都有很好的政绩。

王安石第一次独当一面就是在鄞县（今浙江宁波）担任县令。鄞县当时很穷，地方也很小，正在遭遇严重的旱灾。王安石到任之后，不是像其他官员一样立即去搞好与上级的关系，而是不顾劳累，马上下乡了解情况，开仓发放救灾粮款。在实地调查中，王安石发现老百姓因连年受灾再加上地主的盘剥，连买种子的钱都没有。那些放高利贷的地主就等着老百姓过来借钱，一般年利率是百分之一百五到百分之二百，也有高达百分之三百的，农民往往为之倾家荡产。为了不让老百姓再受盘剥，王安石在鄞县推出“贷谷与民，立息以偿”的政策，也就是把县府的存粮以低息贷给老百姓，等秋天粮食下来了，老百姓再还钱。

在鄞县任职期间，王安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改革理念。他在1047年给上司上书，集中谈了他对理财之道的见解。他首先指出，现在之所以这么穷，不单单是开支无度，更是不会生财的后果。他还对以前的一些所谓理财之道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当时的国家财政部门，光把眼睛盯在老百姓身上，一心从老百姓身上揩油。在王安石看来，搜刮老百姓是不可能真正富裕的。正是因为此点，他不仅坚决反对政府的垄断行为，而且也反对巨商大贾和豪强地主阶级对经济利益的垄断，而恰恰是这一点导致后来的变法遭到了早已卷入商业的部分官僚的极力反对。

正史史料

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欤！

——王安石《与马运判书》

王安石变法

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又因这次变法是在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故又称“熙宁变法”。因为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阶层的利益，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在短短的几年间，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一边摸索着前行，一边与反对变法的一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变法伊始，朝廷里能够辅助王安石进行变法的人才严重缺乏。当时有人形容朝廷的五个主要执政者王、曾、富、唐、赵是生、老、病、死、苦：王安石是生龙活虎；曾公亮年过七十，遇事模棱两可，轻易不发表意见；富弼因循守旧，见行新法便装病求退；唐介反对变法，但四月死去；参知政事赵抃难以阻挠变法，暗地里叫苦。因此宋神宗和王安石决不能依靠曾、富、唐、赵这些人进行变法。1069年二月，神宗特地下令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陈升之与王安石同领其事，实际上由王安石主持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工作。王安石还任用吕惠卿、曾布、章惇等新人作为变法的助手，先后颁布了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等诸多法规，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神宗皇帝的要求及鉴于庆历新政改革吏治所遇到的巨大阻力，这次变法侧重于富国强兵。

利息收得对吗？

青苗法是民众向政府贷款时以正在生长的庄稼作为抵押，在粮食收获后偿还贷款，故有此名。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帮助耕作。当年借款随春秋两税归还，每期取息二分。青苗法最早由宋仁宗时的陕西转运使李参在陕西实施，当时称之为“青苗钱”。王安石又在鄞县实验，效果良好。但为了谨慎起见，青苗法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准备等到工作有了经验后，再“推之诸路”。

青苗法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解决农民的生活、生产困难，抑制兼并，同时增加国家收入。但是宋朝的地主官僚就是依靠向农民放高利贷获利，同时利用农民的生活困难兼并土地。现在政府用低利率放出贷款，不但使他们不能获利，而且阻塞了他们的兼并之路。因此青苗法激起了士大夫的强烈反对，他们利用青苗法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其进行大肆攻击。例如有人认为利息过高。王安石指出，这二分利主要用于补充“官吏之俸，辇运之费，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虽然国家可能在这上面获利，但只有这样做才能有粮食救济百姓。实际上青苗法规定的利率在当时是很低的。青苗法总利息不能超过三分利，“假令一户请钱一千，纳钱不得过千三百”。到了后来，随着经验的积累，青苗利息就减为一分。而按照《宋刑统》规定，民间的月利息最高就可以达到六分。另外《宋刑统》又规定“不得回利为本”，“而因利为本者，杖六十”。之所以对超过十分的高利贷以及利滚利现象制定了严厉的惩处措施，就是因为这些现象非常普遍。

青苗法为农民提供了便利，但高利贷者就不愿意了。范镇就指责青苗法采用类似于低价竞争的手段，剥夺了豪强大户人家放高利贷的好处，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苏辙则认为，王安石是“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是“夺富民之利”，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不可否认的是，青苗法的执行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但那并不是措施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问题，是行政制度的问题，是可以进行改进而使之进一步完善的问题。任何法令都存在执行的问题，而当时以司马光为首的士大夫不想着怎么去改进青苗法，只是一味地反对。司马光一伙的反对也曾使宋神宗对变法改革一度产生过动摇。王安石因此不客气地指出：“任何变法，甚至任何事物，总有出现问题的时候。当时尧让大臣共同选择一个人治水，尚且在开始时遭遇到失败，但经过不断的努力，最后才取得成功。因此现在进行变法，难道能没有失误之处？作为改革的主持者，应该统筹全局，纵观利害关系，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改进，这样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如果听到一点意见就罢手，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天下事如煮汤，刚加一把火，又加一勺水，汤何时才能喝？”

保丁可靠吗？

当时的宋朝并不太平，治安状况非常恶劣，特别在农村地区，抢劫现象非常猖獗。王安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推行保甲法，规定各地农村住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个成年男性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边境地区的保丁还承担战时出征任务，自备弓箭，为正规军做辅助性工作。

整体而言，保甲法利国利民，给民众带来了不少好处。但守旧派却指责让贫苦农民练习武艺是有意使之为盗，大肆制造保甲多为盗贼的舆论，害怕农民武装起来之后会谋反作乱，而且一有灾荒则必生内乱，为国之患。另外这些民兵多是乌合之众，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宋神宗本人对此也心有疑虑。王安石则信赖并依靠农民，认为由忠厚老实的农民经过训练之后所组成的民兵足以承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其战斗力也可能会超过由无赖游民组成的禁军。保守派提出的另一个理由是保甲法扰民。农民晚上需要轮班巡逻，农闲时白天还要训练。但在盗贼频发的古代，民众的第一需要是安定，是保证生命财产的安全。老百姓虽然多了点事情，但是“当未如频遇盗窃之苦”。

泥马渡康王

宋朝统治者不相信甚至担心民众的力量，但正规军战斗力又不高，所以在金兵南下时就无所凭借。相传宋高宗赵构只是依赖神灵提供的泥马相助才摆脱了金兵的追击，足见当时皇帝之窘态。

保甲法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社会上开始流传谣言，说民众担心训练保甲是准备派他们到边境去打仗，于是就有人砍掉自己的小指头以逃避训练。宋神宗也非常担心。后来官府找到了那个所谓的斩指者，原来是“因斫木误斩指”，好多人还出面证明了这一点。

王安石对此发表了看法：“从古到今，没有谁可以不宣传不造势就能让上下都听从命令。如果做事情只是任人随意造谣，谁肯听从命令？任由老百姓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加以引导劝说指挥，那又何必设置君主与官吏呢？所以只好用法律来管理民众。开始肯定会有怨言，不过为天下做事，这点压力应该是可以承当和接受的。”然后他话锋一转说：“对于保甲法，上面的执政大臣及下面以前残害民众的人，是不愿意看到它贯彻实行的。但如果要召来农民问他们的话，肯定都特别赞同。”

在司马光拜相之后，保甲法被废除了。但在北宋灭亡的时候，正规军大多未战先逃，士大夫们也是争相逃命，倒是基层民众自发组织的乡民在奋勇抗击金军的入侵。这不禁让后人设想到，如果不废除保甲法，一直训练民众的话，是不是中原民众可以免除金朝铁蹄的荼毒呢？至少宋高宗赵构也不会被追得那么狼狈，以致于跑到海上避难吧！

免役法的废除

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公役，在宋朝农民有保管或运输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而那些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要么拥有不服役的特权，要么设法逃避，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农民身上。这对农业生产十分不利，因为这些人平时都有终日忙碌的生产劳动，服役太多往往使得他们生计无着。但更可怕的是破产的风险，税钱收不上来需要照例赔偿。如果把保管的公物弄丢了或有所损失，是要照单赔偿的。有的人负责运输财物进京交差，路上被盗减损，也要自己负担。即使货物平安运达京城，也往往因为官吏故意挑三拣四地找麻烦而迟迟交不了差。最重最普遍的就是衙前役，任务是看管衙门公物，由乡户轮流看管，如有损失，照价赔偿。当时“浙民以给衙前役，多破产”。还有一对父子因为家里有两个男丁，就需要服衙前役，父亲就告诉儿子：“我应该求死，以免你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父亲遂自缢而死。

在王安石推行免役法之前，已有一些地方官员根据实际需要主动停止了差役法，特别是在南方，变差役为雇役已是很普遍的现象。王安石的办法则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叫“助役钱”。年景不好时，贫困人家可以少交免役钱或不交。此后在实践中，免役法又经过数度修订，不断完善，贫民已经不需要出免役钱了。

免役法刚一推行就受到了基层老百姓的欢迎，“被差者得散去，开封一府罢衙前八百三十人，畿县乡役数千，遂颁其法于天下”。民众虽然出了一点钱，但不需要再服差役，不再担惊受怕，可以专心务农，所以都很高兴。同时政府财政收入也有很大增加，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也多了一条谋生之道。另外由于没有差役的负担，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可以方便地进入城市谋生，城市经济得以活跃起来。

但是老百姓欢迎，不等于士大夫也欢迎。当时宰相富弼退休在家，当地的太守李师中要求他得同其他富户一样交纳助役钱，却因此被人指责为挟公以报私怨。苏轼更是极力反对免役法，在他看来，自古以来农民出力做差役是应该的，就好比“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但差役法这种带有人身强制性质的制度，是不能适应宋朝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虽然后来司马光大力反对取消差役法，但在王安石变法以后，“赋役合一”渐渐成形，差役法也逐渐成为了历史名词。

飞鸟尽，良弓藏

1074年，王安石辞去相位。从表面上看，王安石之所以辞去相位，是因为宋神宗产生了动摇，变法派内部分裂，再加上王安石与其他恋眷官位的士大夫不同，想让位于年轻人。但深层的原因是神宗觉得改革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若让王安石继续改革下去，就可能会挑战他的皇权。所以王安石辞职已成必然之事。

梧荫清暇图

在古代社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宋朝极力笼络士大夫，文人也过上了悠闲的生活。但王安石却在立下大功的同时，生活俭朴，洁身自好。这就让一些人怀疑他是在积累名声意图不轨，可能会成为第二个王莽。再加上王安石向来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在军界又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宋神宗又想单独干出一番事业，因此王安石不得不辞去相位，以证清白。

当时宋神宗之所以要力排众议，起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主要就是想缓解财政危机及西夏带来的军事压力。而王安石变法以来，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增加，王韶对吐蕃部落用兵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绩，并使西夏陷入了被动的局面。辽国甚至也开始担心宋国会来进攻。这也就是说，统治危机已经得到了初步化解。虽然宋神宗仍然准备继续推行改革，但客观而言，王安石已经开始具备对皇权提出挑战的能力。在政治上，王安石变法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他不但在基层民众中积累了声望，而且一大批熟悉实际事务的人才也为他所用。后来变法派内部虽然出现了纷争，但对王安石仍是尊敬有加。在军事上，王韶掠地千里，章惇平定了南苗、郭逵南击交趾，这些宋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武功都与王安石的指挥与协调有很大的关系。而王韶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文人将领。在王安石第一次辞相之后，王韶心中就非常不安，再加上有人说朝廷有意废除熙河路，别人再讲什么话他都不信。虽然宋神宗特意写了手谕，但还不得不请王安石写信给王韶进行安慰，由此可见王韶与王安石的紧密关系。而这正是有宋一朝的皇帝所要竭力避免的现象。在个人道德方面，王安石生活俭朴，洁身自好，就是那些拼命诋毁他的人也挑不出任何毛病。只有苏洵在《辨奸论》中认为王安石之所以与一般的士大夫不同，那是因为他隐藏着绝大的奸恶狡诈。在此情形之下，虽然王安石没有个人野心，但很多人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不能不让宋神宗感到狐疑。

1073年的一天，王安石乘马入宣德门。宦官张茂则不让他进去，还让别人用鞭子抽打王安石的坐骑，并且对王安石喝斥道：“难道你想成为王莽吗？”而在这以前，宰相进宣德门，都是进到门里才下马的。宋神宗虽派人去查看王安石坐骑的伤势，却一直不愿追究张茂则的罪责。这次下马事件虽然不一定是宋神宗的安排，但与他的纵容脱不了关系。于是君臣之间开始产生了裂痕，王安石不可能不清楚这一点，他开始提交辞呈。改革在守旧派的反对声中遭受了重大的挫折。

历史细读

妄生奸诈，荧惑圣上，首倡邪术，欲生乱阶，违背常法，轻革朝典，学非言伪，王制所诛，非曰良臣，是为民贼!而又牵合衰世，文饰奸言，徒有啬夫之辨谈，讵塞诤臣之正论。加以朋党鳞集，亲旧星攒，或备近畿，或居重任，窥伺神器，专制福威，人心动摇，天下惊骇。

——司马光《奏弹王安石表》

虽千万人，吾往矣

王安石把孟子的一句名言“虽千万人，吾往矣”，当成自己的座右铭。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道理，就算是有千万个人反对，他也会坚持下去。正是这句名言，成了王安石日后变法时的精神支柱。

守旧官僚的攻击

新法一开始实行，就遭到了守旧官僚们的大肆攻击。司马光更是给新法戴上了“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的帽子。王安石则在《答司马谏议书》中给予反驳：“你用来指教我的，是认为我所推行的新法侵夺了官吏们的职权，制造了事端，争夺了百姓的财利，并拒绝接受不同的意见，因而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我却认为从皇帝那里接受命令，议订法令制度，又在朝廷上修正决定，把它交给负有专责的官吏去执行，这不能算是侵夺官吏们的职权。实行古代贤明君主的政策，用它来兴办对天下有利的事业、消除种种弊病，这不能算是制造事端。为天下治理整顿财政，这不能算是与百姓争夺财利。抨击不正确的言论，驳斥巧辩的坏人，这不能算是拒绝接受他人的不同意见。至于社会上对我的那么多怨恨和诽谤，那是我本来早就料到它会这样的。”

变法触动了皇亲国戚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按照旧制，宋朝宗室子弟均居住在京城，不许参加科举考试，但仍授予虽有职无权、有名无实，却俸禄优厚的官爵；不准出补外官，只能留在京师，养尊处优，自是衣食无忧。宋神宗和王安石却变革宗室子弟的任官制度，不再给予五服以外的宗室子弟这种特殊待遇，但允许宗室通过科举人仕，量才授官。这就使不少宗室子弟失去了得到官职的机会。他们拦住王安石的马，对他说：“我们和皇帝都是同一祖先，相公不要为难我们。”王安石严词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说：“就是祖宗，过了几代也要搬出祠堂，何况是你们呢！”人群才不得不散去。另外根据新法，朝廷没收了向皇后父亲的部分财产，曹太后的弟弟也受到了违犯市易法的指控。以两宫太后及皇后、亲王为首的宗室外戚自然十分仇视王安石，抓住一切机会诋毁新法。一次宋神宗同弟弟岐王赵颢、嘉王赵頵一起玩游戏，神宗以玉带为赌注，嘉王却说：“我若胜了，不求玉带，只求废除青苗法和免役法。”曹太后更是坚持“祖宗法度不宜轻改”的守旧派。在变法争论最为紧张激烈之时，两宫皇太后就常常在神宗面前哭泣。曹太后更是对神宗说：“王安石是在变乱天下呀！”岐王也在旁劝说神宗应该遵从太后的懿旨，说新法是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的。

而到了北宋末年的宋钦宗时期，为了掩盖因其父宋徽宗的无能与昏庸而导致金兵入侵的事实，就把“国事失图”的责任由奸臣蔡京上溯至王安石。而对王安石的否定在南宋则达到了高峰，宋高宗赵构为了开脱其父兄宋徽宋与宋钦宗的历史罪责，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并将王安石作为北宋政权的亡国元凶。这就成为了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对王安石的主流看法。

与谁治天下

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究竟该设计来治官，还是治民，这是一个古往今来统治者都必须要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问题。而作为势必要触动各方利益的改革，更不会回避这个问题。王安石在变法中就选择了治官。这样一来，自然引起手下官员的反对。针对官员对变法的抱怨，宋神宗告诉文彦博说：“虽然变法让士大夫们感到很不方便，但对民众来说却是好事。”文彦博反问道：“陛下是用士大夫统治国家，还是用百姓统治国家？”神宗明白地指出变法的目的就是针对士大夫阶层而不是针对下层百姓，文彦博则也直言不讳地告诫神宗，皇帝只能与士大夫合作，而不能与百姓合作。

特别是新法的很多政策需要官员的身体力行，让过着安逸生活的士大夫很不满意。这在兴修农田水利的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苏轼当时就说：“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文彦博也持类似的观点。但苏轼他们却忘记了一点，兴修水利这种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举自然须要官员四处考察地形甚至带头劳动，他们是朝廷官员，拿着朝廷的俸禄，就得为朝廷服务、为百姓办事。

在守旧派看来，王安石不但侵犯他们的利益，还要扰乱他们的安逸生活。这就是王安石变法遭到百般阻挠的关键原因。遗憾的是，科举制的发展及政治制度的安排，特别是谏官制度，使士大夫队伍在这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中具有相当大的分量，再加上宋朝驾驭大臣的“异论相搅”政策，王安石没有力量把反对新法的旧党逐出朝廷，更不要说全部清除了。他得不到商鞅所得到的坚定支持。他只能把部分守旧派贬出中央，贬到地方上担任地方政府的一把手，而中央的守旧派大多过得逍遥自在。于是王安石变法呈现出一种世界历史上很少见的奇异场面，即由一批反对新法的人负责执行新法。他们用种种方法加以破坏，故意迫使农民痛恨新法。事实上青苗法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所谓增加农民负担的现象，大多是反对变法的官员所为。

祖宗不足法

自然大多数反对新法者没有像文彦博那样，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说得那么赤裸，毕竟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一代明君唐太宗也有名言：“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于是争论的重点就转移到祖宗法度是否可变这一问题上来。他们指责王安石所认为的“祖宗不足法”。而王安石虽然没有提出这个说法，却也没有否认。而后来对王安石的指责也多为说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最终导致北宋亡国。

司马光认为越变越退步、越变越亡国，主张谨守“祖宗之成法”，以“世世相承，无有穷期”。自然这不是简单的观念上的保守，而是对自身利益的贪执与自私。当时的保守派之所以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原有的优待士大夫的政策对他们最为有利。王安石则巧妙地用保守派所极为推崇的宋仁宗为例来加以反驳：“仁宗在位四十年，多次修改法律。如果法是不变的话，子孙应该世世代代遵守，那么为何总是要改呢？”其实祖先法度只是保守派手中的一个工具。当祖宗之法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就会马上找借口尽改祖宗成法。例如在宋神宗去世之后，司马光等守旧派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抛出“以母改子”的言论，尽废前朝的法制，再也不提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旧论调了。

王安石并不局限于此，他认为如果说“法制具在”，国家财政不应该不足，“中国宜强”，但是“今皆不然”。因此要健全法制，要积极改变现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王安石进行了很多尝试。但就是这些，还是遭到了守旧派的极力反对。当时王安石提议汴河两岸种稻，苏轼不是农业专家，但却马上给皇帝上书说：“汴水独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他的依据就是当地的民歌中并没有提到这里能长稻谷。他进而指责那些实实在在地尝试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的人是“妄庸轻剽，浮浪奸人”。但是经过农民的努力，汴河两岸后来确实长出了稻谷。

名家评史

荆公（王安石）所创设的财政机关，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创设之后，对于支出一方面，则把一岁的用度，和郊祀大计，都“编著定式”。所裁省的冗费，计有十分之四。

——吕思勉《中国大历史》

开源与节流

保守派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害民之术”，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剥民兴利”。这也是自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学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这其中就涉及在国家财政方面如何开源与节流的问题。

当时宋朝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贫。贫的表现是宋朝的经济较汉唐发达得多，收入的绝对值并不低，但开支太大，入不敷出，国库年年赤字。再加上岁岁输钱帛于辽夏，又让脆弱的财政雪上加霜。这个问题，可以说人人都能看到，并无异议，但如何解决问题就见仁见智、纷纭不一了。王安石的办法就是理财。他认为财用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理财未得其道”，而理财的主要途径是开源而非节流。他批评宋仁宗，“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所以“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

宋朝的商业贩运

王安石之所以产生重在开源的看法，与宋朝商业的繁荣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宋人不远千里，贩卖货物。这些商人旅途异常辛苦，连善于长途行走的骆驼都累得直喘气，或立或卧，而车夫只是在客栈上的桌子上打个盹，又准备走上新的行程。

司马光并不认同王安石的观点。1068年底，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之间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论。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之所以亏空，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反对说：“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王安石说：“不是这样的。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赋税却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则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赋税还坏。”

当时政府向农民，甚至是城市的工商业者提供贷款，来解决他们所遇到的资金困难问题。同时大兴农田水利，以增加耕地面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这些措施都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国家也可以在不加重民众赋税负担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收入。但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官僚对经济一窍不通，不肯接受王安石的理财之道，也弄不明白王安石“只要善于经营，可以不增加赋税而使国家富裕”的观点。只是认为天下的财富都是固定的，不在民间，就在朝廷，所谓理财就是聚敛，就是搜刮民间。他们完全没有认识到，人的劳动是能够创造财富的，破除垄断、增加流通也是能够促进财富增长的。这就是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不同之处，也是他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原因。

自然事情还不只是理论上的争论那么简单。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官僚并不是在为民众着想，而是为了自己的小集团利益着想。他们担心的是，政府肯定要限制官僚及大地主的利益，与官僚及大地主争利。实际上也是如此，因为农民已经很穷了，没有什么可以剥夺的了。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及限制兼并，政府肯定会向富豪和官僚征税，例如免役法就规定原来具有免役特权的官僚需要交纳免役钱，而方田均税法也意在让地主藏匿不报的耕地纳税。同时农民之所以相当贫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豪强地主的高利贷盘剥，而青苗法又剥夺了他们的高利贷收入，让农民不至于破产，增大了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难度。守旧派强烈反对王安石的理财就是必然之事了。

如何看待王安石变法

虽然守旧派对王安石变法百般诋毁，但变法确实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变法期间，大量荒田被开垦，全国兴修水利设施一万多处，新增可灌溉土地达三千多万亩。因此农民得到了好处，国家增加了收入，“中外府库，无不充衍”。财力的充足使得社会各项事业的开展有了可靠的经济基础，也使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军事实力也得到很大的增强，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王韶开边千里及章惇平定南苗就是其中两例，而当时辽国甚至还开始担心宋朝会进攻他们。另外，如果守旧派官僚关于王安石变法扰民害民的描述都是真的话，那应该有不少农民起义，但在变法期间并没有农民起义，这说明王安石变法对基层民众并没有太大的妨害。相反通过保甲法的实施，农村的社会治安还有很大好转。而从政策的延续性上看，虽然司马光上台之后尽废新法，但王安石开创的不少政策后来又继续得以施行。免役法、保甲法等法规甚至到了元明清各朝还在继续实行。

但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有这么多争议呢？这是因为在宋朝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王安石变法涉及很多深层次的问题。

第一是任何一场改革都不会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当时宋朝上下都认为不改革不行，但对如何改革却一直没有很好的办法。而王安石的才气已为朝廷上下所承认，再加上他在二十几年地方官任上的良好政绩，众人对他都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就包括司马光也说：“王安石享有天下大名三十多年，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淡泊名利，志向高远。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即王安石不当大任则罢，但凡身担大任，则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天下苍生都会承受他的恩泽。”说空话可以，但是当王安石真的开始变法，而变法又触动了官僚集团的利益时，司马光又站出来极力反对。虽然王安石变法本质上有利于宋朝的长治久安及士大夫的利益，但由于当时的官僚集团已经相当腐朽和短视，只是一味维护自己的当前利益，所以他们激烈地反对变法。结果北宋被金军灭掉，官僚地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最终还是受到了摧残。

第二是任何改革都存在不少“毛病”和“缺失”，有的可能还比较严重。这是事物发展的正常规律。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尤其是改革，一般都是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要求当事人做事不出一点问题、不走一些弯路是根本不可能的。而王安石在变法中，勇于革新，勇于实践，一心扑在改革上。而守旧派总是一味地挑变法事业的毛病，可是他们又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国家面临的困境，只是一味地抱残守缺，维持现状，直至北宋灭亡。

历史细读

王安石变法期间，有大臣一味反对王安石的看法，又说自己不懂财政，王安石就大怒道：“公辈坐不读书耳！”一大臣则狡辩：“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这种风气发展到南宋，文人放弃了过去的经学传统，不研究治理国家的实际学问，却抬出赵普宣称“半部《论语》治天下”。实际上宋太宗赵光义曾经这样评价赵普：“及至晚岁，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常存几案，强记默识，经目谙心，硕学老儒，宛有不及。”

其实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有人不赞同他出任宰相。王安石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王令，终生不仕，还力劝王安石也退隐山林。他认为任何改革都已经不可能挽救宋朝的命运了，认为王安石纵然有心济世，也是无力回天。以王安石之才能，对时局的看法不可能不比王令更清醒。但是他们的性格却大为不同，王令选择逃避，王安石则是选择迎难而上。他的《游褒禅山记》中就写得很清楚：“力量足以达到目的而未能达到，在别人看来是可以讥笑的，在自己来说也是有所悔恨的。而如果尽了自己的主观努力而未能达到，便可以无所悔恨了。”因此能不能为天下人做点事情，“系吾得志与否耳”。如果有机会而不去做，则“吾耻之也”；而如果想去做而没有机会，“吾不恤也，尽吾性而已”。但遗憾的是，反对改革的司马光却享有盛名，而一心变法的王安石却屡遭误解。

至于北宋灭亡，则是宋朝各种积弊爆发的总结果。王安石变法在当时的环境下，也只能是化解宋朝的财政危机而已，不能从根本上挽救宋朝。实际上新法在经历了几年的反复之后，基本还在实行。宋朝不是亡于新法，而是亡于没有全面改革。

闲适的苏轼

此图根据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所绘。追求闲适生活的苏轼并不适合于官场，但当时文人除了做官之外没有别的好出路，这也是他人生颇多坎坷的重要原因。

新旧党争

虽然王安石已经罢相，但由于新法仍在继续，改革派与守旧派的利益冲突仍然十分尖锐。再加上由于当时改革派倾向于中央集权，加强皇帝的权力，而守旧派则代表相对独立的大官僚利益，所以两派之间的斗争与皇权和后权的矛盾结合在一起，加剧了北宋末期的党争。

苏轼惹火烧身

严格来说，乌台诗案并不应该属于党争。苏轼之所以被别人指责，实在是有他自己的原因。苏轼少有文气，很早就名满天下，但在官场上却屡屡不得意。一是因为苏轼的政论文章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因此他的政论文章要么老生常谈，要么毫无价值，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则鞭辟入里，又有切实可行的构想，在当时的朝廷上引起巨大轰动乃至后人的高度评价，为王安石日后的主政变法奠定了基础。二是作为一名政府官员，苏轼的一些行为并非无懈可击。他在杭州任上，虽年已四十，却纳十三岁的歌伎朝云为妾。虽说宋朝对士大夫极为宽厚，但也不会鼓励这些行为。据说就是朝廷派人到湖州去抓捕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在处理政事，而是在为他的一位好友整理遗作。但上面这几点在宋朝的官场虽然不至于升官，但也不致于招罪。关键是苏轼又爱评论时政，极力否定新法。不过王安石宽厚待人，所以苏轼过得仍然逍遥自在。但王安石能容得了他，不等于别人也能容得了他。等到王安石辞相之后，苏轼就因出言不慎，栽了个大跟头。

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按照惯例他向宋神宗上表致谢。谢表中有“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句，意思是“自己知道生不逢时，不能为新近晋升的人工作；皇上看我已经老了，也做不出什么事情来了，或者可以让我去当地方官去牧养百姓”。京城早就有一批人看不惯苏轼，于是纷纷上表奏劾苏轼“讥切时政”。其中以御史李定说得最为严厉，在他看来，苏轼眼高手低，没有什么可行的施政方针，对他人计划又只注意到缺点及不完善的地方，一直在诽谤朝政，皇帝却没有管，这次一定要严惩。他们搜集了很多苏轼攻击新法的诗文，给苏轼定了罪。因“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故称之为“乌台诗案”。苏轼在狱中承认自己确实写过诗讽刺新法。

苏轼下狱后，长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便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坏消息，就改送鱼。一天苏迈有事，不能去给父亲送饭，便托朋友代劳，但忘记告诉朋友这个约定，偏巧这个朋友就给苏轼送去了一条鱼。苏轼大惊，以为自己难逃一死，便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苏辙看到哥哥的绝命诗，痛哭流涕，立刻上书给宋神宗，希望能以自己的官爵来赎哥哥的罪。而宋神宗主要是想借此警告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员，颇有杀鸡给猴看的意味，并无置苏轼于死地的意思。再加上朝廷中有多人为苏轼求情，就连赋闲在家的王安石也劝神宗放过苏轼。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

历史细读

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府（台）中有许多柏树，常有数千只乌鸦栖息在树上，晨去暮来，号为“朝夕乌”。再加上御史的主要工作就是监督百官及皇帝，一般不讨人喜欢。因此后人将御史台称为“乌台”，暗指御史都是乌鸦嘴。

司马光尽废新法

如果说在乌台诗案中，朝廷对于苏轼的处理还算是依照法律的话，那么司马光尽废新法则带有很浓厚的党争气氛。

1085年春，宋神宗赵顼病死，其子赵煦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元祐，是为宋哲宗，年仅十岁。其祖母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高氏的身份临朝执政。宣仁太后是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执政后就授予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很高的职位，各种反对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了一起。1086年五月，司马光返回京城，开始废除新法。到1087年九月病死前，司马光以一年半的时间，将十七年变法新政包括于民于国两相便利的免役法全部废除，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病死之后，清除王安石变法影响、恢复祖宗旧制的工作仍在继续，一直到1093年，前后历时九年。至此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为元丰党人，后人又称新党；反对变法的一派，则被称为元祐党人，后人又称旧党。

当司马光准备撤销大部分旧党赞同的免役法时，苏轼劝他不要匆忙行事，司马光大怒。苏轼就说：“从前常听你称赞某某犯颜直谏，某某据理力争。今天你刚当宰相，就不准别人开口。”另一位大臣范纯仁也认为免役法已经获得一致拥护，只不过少数官僚人家不便，万不可改。司马光立刻翻脸。范纯仁说：“你如此声色俱厉，不过堵人的嘴，使人不敢开口罢了。凡事应该虚心地听听大家的意见，不必一定谋从己出。”但这一切都不足以动摇司马光走回头路的决心。

与此同时，司马光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旧党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人甚至竭力搜寻新党章惇、蔡确的传闻轶事，任意穿凿附会，对其进行诋毁。有人认为蔡确的《车盖亭诗》讥讽当朝太后是武则天，将其贬到新州。吕大防和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在蔡确被贬新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新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已被斥逐的新党人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贬斥。是为车盖亭诗案。蔡确被贬时，范纯仁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已经七八十年了，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不幸的是，新党的报复比他们预想的还要猛烈。

这时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经劝告司马光，如果将来有人以“父子义”（即儿子要继承父亲的事业的道理）唆使宋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将不堪设想。司马光却说：“如果老天还保佑宋朝的话，肯定不会有这种事！”但司马光万万没有想到宋哲宗早已打定了主意，只不过在等待机会爆发罢了。

隐忍的哲宗

宋哲宗非常聪明，八九岁时便能背诵《论语》，颇得父亲宋神宗的喜爱。1084年，神宗在宫中宴请群臣，时年九岁的哲宗随同。哲宗虽然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却表现得极为得体，得到宋神宗的夸赞。哲宗即位后，辽国派使者来参加神宗的吊唁活动。宰相蔡确因两国服饰不同，怕年幼的哲宗害怕，便反复给哲宗讲辽人的着装以及各种礼仪。哲宗先是沉默不语，等到蔡确讲完，忽然严肃地问道：“辽国使者是人吗？”蔡确一愣说：“当然是人，不过是夷狄。”哲宗道：“既然是人，那怕什么？”蔡确无言以对，惶恐退下。

高太后在哲宗即位时，一再表示她垂帘听政是出于无奈，却丝毫不放松手中的权力。在其垂帘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宋哲宗对朝政几乎没有发言权。而司马光及其后继者，也完全无视小皇帝的存在，凡事都由高太后定夺。在朝堂上，哲宗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大臣们向来是向太后奏事，背朝哲宗，也不转身向哲宗禀报，以致哲宗亲政后在谈及垂帘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斥责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大臣完全不顾君臣之义。

高太后和旧党所做的一切，对宋哲宗来说，负面影响非常大。少年老成的哲宗面对不将自己放在眼中的高太后和旧党，也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每次大臣向哲宗和高太后奏报时，哲宗都沉默不语。有一次高太后问哲宗为何不表达自己的看法，哲宗回答说：“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弦外之音就是自己无非是一个摆设而已。哲宗常使用一个旧桌子，高太后令人换掉，但哲宗又派人搬了回来。高太后问其原因，哲宗答：“因为这是爹爹用过的。”高太后心中大惊，知道他将来必定会对自己的措施不满，并且会重新实行宋神宗的政策。范纯仁还因蔡确被贬一事请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哲宗依旧以沉默相抗议。范纯仁这时候才知道，哲宗已经和他们这些旧党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大臣刘挚曾上疏，让高太后教导哲宗如何分辨君子和小人。高太后说：“我常与孙子说这些，但他并不以为然。”高太后因此愈加担心，当然更不敢放下手中的权力。但越是这样，哲宗心中的不满就越大。随着高太后的衰老和哲宗的成长，朝廷的大多数人都感觉到了这种气氛，连高太后都感到了山雨欲来、新党复起的政治气氛。1093年八月，高太后病危时，告诫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要他们提前准备，尽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

宋哲宗画像

宋哲宗赵煦是北宋较有作为的皇帝。他亲政之后，打击保守派势力，恢复了变法，并停止与西夏谈判，多次出兵讨伐西夏，迫使西夏向宋朝求和。可惜哲宗英年早逝。

1093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开始重新提拔被贬斥的章惇、吕惠卿等新党人员。1094年二月，新提拔的李清臣就在殿试发策时极力肯定宋神宗的新法，而苏辙则列举了汉昭帝罢去武帝晚年苛政等例子，表示哲宗应该像汉昭帝一样改变宋神宗的做法。哲宗因苏辙将神宗比作汉武帝（汉武帝当年因为过于好大喜功，耗尽了朝廷历年积累下的财富；晚年又多猜疑，最后连太子也逼死了）而勃然大怒，就把苏辙贬往外地。四月有谏官猛烈抨击司马光、文彦博误国，甚至把高太后比作吕后与武则天。翰林学士曾布建议恢复神宗的事业，改元以顺应天意，于是宋哲宗改年号为绍圣。绍，为连续、继承之意。这是新党重新执政的正式标志。“绍述”也成为绍圣年间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其原意就是继承前人的做法。而对哲宗而言，就是继承其父神宗变法的意志与事业。

事实上随着新法实施的效果日益显现，相当部分的官僚地主也看出了虽然王安石变法对他们的利益有所触动，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有利于他们的统治，部分旧党的立场有所松动。但他们多是空谈之人，新党对他们并不感兴趣。再加上宋哲宗因为大部分旧党在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不顾君臣之义，对他这个小皇帝置若罔闻，也不肯原谅他们。在新党方面，虽然章惇等人曾在乌台诗案中营救过苏轼，但经历了元祐时期旧党的打击后，他们对旧党异常痛恨。同时他们也吸取了王安石变法期间对拒不执行新法的官员过于宽厚的教训，于是在哲宗的支持下，开始罢黜那些反对新法的官员。1094年，旧党的主要人物吕大防、刘挚、苏轼等人被贬到岭南。1095年，哲宗下令吕大防等数十人永不叙用。另外章惇对旧党还采取了一个极其严厉的措施，即搜集旧党臣僚的章疏，把宋神宗去世以后所有批评新党和新法的奏议都予以分类，再根据这些奏议依次定罪。此活动直到哲宗去世时仍在进行。

元祐党人碑

如果说宋哲宗还是力图有所作为，为了推行改革和巩固皇权而对旧党进行打击的话，那么宋徽宗时期的元祐党人碑则相当过分。不过主持修建元祐党人碑的蔡京却是司马光提拔上来的。司马光当初决定废除新法，下令恢复差役法，限期官员五日内完成。绝大多数官员都认为时间太紧，唯独蔡京在短短的五天里完成任务，而且无一违例，因此他得到了司马光的重用。

1100年，宋哲宗去世，其弟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由向太后临朝听政，再次起用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几个月后，向太后患病还政，宋徽宗正式执掌朝政。1102年宋徽宗用蔡京为相，又基本上照搬了熙宁新政的做法。九月宋徽宗令中书省进呈元祐中反对新法及在元符中有对新法过激言行的大臣姓名。蔡京共确定了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等一百二十人，分别定其罪状，称作奸党，并由徽宗书写姓名，刻于石上，立于端礼门外，称之为“元祐党人碑”。蔡京还将这份名单发给各州县，要求各地也刻名于碑，以儆效尤；并规定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后来“元祐党人”增加到三百零九人，其中章惇（曾反对立赵佶为帝，认为赵佶人品不好）、曾布等原为新党。“元祐党人”在这里变成了宋徽宗和蔡京打击报复他人的政治工具。

宋徽宗一朝还继承了司马光当政时焚毁王安石《三经新义》底版的做法。1103年，宋徽宗下诏，焚毁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人的文集。蔡京等人还要烧毁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只因前面有宋神宗御制的序文，这才作罢。

1106年，朝廷下令毁掉“元祐党人碑”，恢复了被贬的官员身份，并命令不要再为此事纠缠。过了一段时间，朝廷又在一次大赦天下中，彻底废除了党人之禁。

苏轼题竹图

苏轼性爱竹子，不但喜欢赏竹，还爱画竹、咏竹，并常常将咏竹之诗题于竹上，堪称文坛雅事。

“小人”章惇

古人常用两分法把人分为两类，一种是君子，一种是小人。这种分法本是侧重社会地位，后来发展为侧重政治和道德，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宋朝的绝大多数士大夫更是如此，平时自命君子，一旦掀起争论，就把对方视为小人。这是宋朝党争的一大特色。

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者多被旧党视为小人，章惇更是如此。最多的指责就是他对司马光一党展开的猛烈报复。应该说章惇与王安石不同，章惇对守旧派的态度要严厉得多。章惇和苏轼是好朋友，据说有一次两人一起旅行，遇到一条深涧。深涧下面湍流翻滚，只有一条横木为桥。章惇胆子大，要苏轼走过去，到那边的悬崖上题词。苏轼两腿发软，不敢过去，章惇却毫无惧色地走了过去，从容在石壁上题词：“章惇、苏轼来此一游。”然后又走了回来。苏轼拍着章惇的肩膀说：“章惇必能杀人！”章惇问其原因，苏轼说：“连自己身家性命都不顾的人，还怕杀人吗？”

但他之所以对旧党实施强力打击，主要是吸取王安石变法中法令无法得到贯彻执行的教训。至于司马光所受到的冲击，则主要与他割地于西夏以及对宋哲宗不行君臣之义有关。难能可贵的是，章惇“不肯以官爵私所亲”。他四个儿子都考上了进士，但只有一个儿子在中央任职，其他三个都在地方上工作，没有一个因为父亲当过宰相而做上大官的。

而另一个足以证明章惇的人品与官品的事情就是他当时极力反对立赵佶（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为帝。宋哲宗死后，宋神宗的皇后向太后和朝臣商议立谁做新皇帝。向太后认为赵佶“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提议由他继位。其实赵佶荒淫无耻，当时就已经恶名在外，民间都说他“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李后主”。但满朝大臣都不提意见，谏官也不吭声，只有章惇当众直指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谁都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但章惇却不愿意跟其他大臣一样明哲保身。

宋徽宗一朝，北宋走向了耻辱的灭亡。后人感叹，假如当初不立徽宗，金国纵然强大，宋朝也不会那么容易灭亡。可惜宋朝像章惇一样的“小人”太少，而所谓的“君子”太多。

北宋灭亡

虽然北宋经济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但皇帝的享乐之风也更加兴盛。宋徽宗继位之后，不理国事，导致奸臣当道。后因修建供自己享乐的艮岳而造成东南地区的方腊起义。而金国在联宋灭辽中看到宋朝的虚弱本质，就趁机攻下开封城，灭掉了北宋。

皇帝轻佻

章惇之所以当着朝臣的面说赵佶“轻佻”，一方面固然是他为官正直，另一方面是赵佶的荒淫无耻早已臭名远扬。赵佶在做藩王的时候，就迷恋声色犬马。他以藩王之尊，经常和一群狐朋狗友一起，游幸于青楼歌馆，寻花问柳。凡是京城中有名的妓女，几乎都与他有染，有时他还将喜欢的妓女乔装打扮后带入王府肆意玩乐。

但赵佶也颇有心计。赵佶并不是向太后的亲生儿子，但他曲意奉承，施展出浑身解数，以讨取向太后的欢心；甚至不惜降尊纡贵，着意笼络向太后身边的侍从，让他们在太后面前为自己说话。久而久之，宫廷中上上下下都一致称赞赵佶仁义孝悌，又风流蕴藉，不同凡响。向太后也受到了蛊惑，对赵佶刮目相看，认为他贤于其他诸王，对他特别钟爱，最终使他当上了皇帝。

当上皇帝之后，赵佶变本加厉，更加荒淫无道。尽管后宫佳丽如云，但他仍然常常微服出宫，寻找刺激。王黼更是引诱宋徽宗微服出游，夜宿娼门。因为怕人知道，他们君臣曾翻墙出宫。宫墙高耸，徽宗一时下不来，让王黼做垫脚石，笑着说：“王安石，背耸过来。”王黼接口道：“神宗皇帝，脚伸下来。”宋神宗在位时勤政，王安石大力变法，宋朝呈中兴之势，却成为了徽宗君臣的笑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当时李师师是名冠汴京的歌伎，徽宗经常以体察民情为由到她家过夜。据说当时皇宫和李师师家还有地道相连。民间后来就开始流传一种传说，说徽宗的父亲宋神宗曾去看过宋宫里收藏的李后主画像，看后颇为心仪，后来徽宗的母亲便生下了赵佶。这徽宗是李煜转世，是来灭亡宋朝的。

不但如此，宋徽宗还重用身边的侍从，不管是书童，还是宦官，或是唱曲的、赶车的，只要能将他服侍好，便不管人品如何，能力怎样，纷纷出将入相，权重一时。宦官权力开始膨胀。比如宦官童贯竟然官至枢密使，总掌全国兵权，而且还在与辽、金等国的外交和战事中，充当外交使节。这是以前的王朝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更让人感叹的是，而金人攻陷开封之后，掳去徽宗的乘舆、嫔妃，他都未曾动色，而当在金人索要他馆藏的书画时，才“听之喟然”。由此可见，徽宗最看重的身外之物不是国家而是书画。

名家评史

当皇帝和朝廷沉湎于享乐而不理朝政的时候，就会自寻死路。北宋的末代皇帝就是一个审美家，热衷于绘画和艺术品的收藏。

——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享乐皇帝

宋神宗和王安石没有想到他们日后会成为宋徽宗的笑料，更没有想到他们的改革成果竟然与北宋的亡国联系在一起。宋徽宗上台伊始，宰相蔡京就报告说，如今国库尚有神宗皇帝积累下来的五千多万贯积蓄，用度充裕，完全可以使朝廷威仪更加气派一些。他援引《易经》，发展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理论，认为在太平时节，君王要有天子的气派，要敢花钱，敢于纵情享乐，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他还援引《周礼》，说自古以来，只要是君王，其花费都是不必计算、不受限制的。如果皇帝过分节俭，苦了自己，就有失皇家气度。对君王来说，这样做是可耻的。

不仅如此，就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也成为宋徽宗纵情享乐的借口。有一次，一位大臣对宋徽宗说：“所谓人生，就应该以四海为家，以太平岁月娱乐自己。人的一生没有多少时间，难道还要把自己弄得很辛苦吗？”宋徽宗对此非常赞同，还对其他大臣说：“先皇为天下欢乐，也为天下忧愁。如今四海太平，我才有机会放松一下，游玩游玩啊！”

宋徽宗既然如此，他手下的大臣也就更加纵情享受，不顾百姓的死活了。据说当时一个人在京城买了一个小妾，这位女子说自己原来是为蔡京做包子的厨师。有一天那人让她做包子，她却说不会做。那人就责备她说：“你既然是负责做包子的厨师，那又为什么不会做包子呢？”她回答道：“我是专门切葱丝的。”事实上蔡京府上最多时竟有数百名厨师。连包包子都有专人负责切葱丝，蔡京的奢华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底层民众的生活极为困苦。在花团锦簇的京城开封十多里外，到处都是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

道君皇帝与艮岳

有宋一代，朝廷对道教的尊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宋徽宗更是如此。温州道士林灵素入朝，对徽宗胡诌道：“天有九霄，最高是神霄。神霄玉清王者是上帝的长子，号长生大帝君。陛下就是长生大帝君下凡。”徽宗非常高兴，在其出生地福宁殿东建玉清神霄宫，铸神霄九鼎。又在皇宫附近建上清宝箓宫。林灵素在宫中聚道士讲道，徽宗在旁设帐听讲。道士们上徽宗称号为教主道君皇帝，徽宗欣然接受。徽宗又根据蔡京的建议，汇集古今道教事件，编纂道教史。他还下令设立道学，道士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做道官。全国各地到处都在修建道观，每一道观均由政府拨给很多田地，每年都获得不少田租。

吕洞宾与宋徽宗

由于宋徽宗屡次举办道会，因此他也就出现在各种神话传说中。这幅后世的壁画就反映了吕洞宾与宋徽宗的交往。宋徽宗在主楼前方挺立，其左侧有官吏持笏恭候，右侧有道人奉迎，阶下和廊庑之中，皆挤满了官吏和道士。

宋徽宗当上皇帝后，久久不能得子。道士刘混康就告诉他，京城东北角风水极佳，正处在八卦的艮位之上，倘若将地势增高，皇家子嗣立即便会兴旺。徽宗下令照办。不久宫中竟然连连诞育皇子。然后又有道士撺掇皇帝，说这里若建一个神仙洞府，则国运必将亨通昌盛。前面的说法已得到了证实，因此徽宗更加深信不疑，若在此地建成艮岳，国家的兴旺发达必是指日可待。

于是宋徽宗征用民间劳役数十万修建艮岳，1117年兴工，1122年初步建成，耗资无可计数，甚至里面的一木一石都是价值千贯甚至万贯。艮岳山上还修建了无数的亭台楼阁，放置了无数的奇花异石，并养有大量的珍禽异兽。艮岳北部为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假山之间，水声潺潺。为了产生更好的云雾缭绕的效果，徽宗还命人在油绢袋中注满水，放置于山峦峭壁之上，以形成高山云雾的效果，当时的人们称之为“贡云”。

然而用大量金钱粉饰的太平马上便烟消雾散。1126年，金兵攻打开封，宋钦宗下令“毁艮岳为炮石”，于是百姓一拥而入，拆毁屋宇、砍伐树木充当薪柴与兵器，把鹿苑中的梅花鹿全部杀死以充军粮，而艮岳之中收藏的碑帖书籍则被随意丢弃。刚刚建成的艮岳就此毁于一旦。这标志着徽宗皇帝浪漫生活的终结。徽宗更没有想到，艮岳的修建不但没有使国家兴旺发达，反而成为北宋灭亡的重要诱因，他自己也凄惨地客死在去国千里的苦寒之地。

花石纲与方腊起义

宋徽宗为在艮岳中布置各种奇花异石供其玩赏，派朱勔等在苏州特设一个应奉局，到江东各地专门搜集花石竹木和珍异物品，送到开封，每十船组成一纲，称花石纲。如果哪个百姓家里有一块较别致的石头或一株少见的花木，应奉局就闯进去用黄纸一贴，就算是赵宋皇家的了。如果花木高大，应奉局就拆屋毁墙，趁机将财物抢掠一空，然后扬长而去。

宋徽宗本人对此事极为痴迷。安徽灵壁县产一巨石，用大船运往开封，拆毁了城门才进入城中，上千人都搬不动。入城之后，徽宗还御笔赐名“卿云万态奇峰”，并悬金带于其上。后来在太湖又采得一石，该巨石需百人合抱。送到京城后，宋徽宗大喜，赏赐搬运船夫每人金碗一只。朱勔的四个奴仆因此被封官，朱勔本人也晋升为“威远军节度使”，那块大石头则被封为“盘固侯”。

花石纲掠夺持续多年，成为一场巨大的灾难。单是在江河湖海的惊涛骇浪中，人船皆没者就不可胜数。江苏某地有一株唐朝古树，人们决定将它进献宋徽宗。但此树树冠巨大，无法通过一般的桥梁，于是造大船海运，结果一日风大，树枝与风帆纠结在一起，“舟与人皆没”，一船人全部葬身鱼腹。还有一块石头，单是运输费用就达三十万贯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一万户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而且在各级官员的邀功请赏心理的作用下，贡品也变得几乎无所不包，“大率灵壁、太湖、慈溪、武康诸石，二浙奇竹异花、海错，福建荔枝、橄榄、龙眼，南海椰实，登、莱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毁桥梁，穿城郭而至”。贡品数量之大以及受到影响的地区之广，在中国历史上相当罕见。宋徽宗却欣然接受这些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对民众因此而受到的苦难视而不见。

花石纲使运河两岸的大批农民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再加上连年灾荒，百姓饿殍满地。生活在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的方腊揭竿而起，反对宋朝的腐朽统治。青溪多产竹木漆茶，是应奉局重点索取之地。而这些沉重的负担最后都转嫁到普通农民身上，尤其是靠出卖劳动力度日的赤贫者身上。方腊本来在洞源村东地主方有常家里当佣工，更对这种剥削压迫之苦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对横征暴敛的应奉局怀有刻骨仇恨，就准备发动民众反抗官府。

1120年十月，方腊假托“得天符牒”，以帮源峒为据点，聚集贫苦农民，号召起义。他们在方有常家的漆园聚会。方腊激动地向赶来的农民说：“如今我们百姓整年劳苦耕织，能得到一点粟帛。但赋税繁重，官吏侵渔，我们单靠农桑不够过日子，就只好依靠漆楮竹木，可是这些又被他们抢走，一点不留。官老爷们声色犬马，不顾百姓死活。朝廷每年还要给西、北两敌百万银绢。这也是我们百姓的血汗啊！我们整年勤劳，老婆孩子还是受冻挨饿，吃不到一顿饱饭。官老爷们却随意挥霍掉，稍不如意就要鞭打百姓，甚至随便处死百姓。大家说，我们该怎么办？”听众激愤地说：“听你的号令！”方腊趁势发出起义的号召：“东南的百姓过得太苦了，花石纲的骚扰更是让人无法忍受。如果大家能揭竿而起，四方必然闻风响应。我们攻下江南之后，减免徭役和赋税，有十年时间就能统一全国！”这就是历史著名的漆园誓师。方腊起义于是爆发，很快就占领了杭州城。当时起义军对政府官员痛恨入骨，官员凡是被擒，皆被杀死。

宋徽宗命童贯征讨，宋朝军队虽不能对外取胜，但仍有力量对内。而当时童贯察觉到民变的原因，于是以宋徽宗的名义下罪己诏，撤销花石纲和主持花石纲的机构应奉局。这使得江南民众对朝廷没有以前那么痛恨。童贯利用这个机会，集中各路大军进攻，方腊不得不退回青溪，据守在山谷深处的帮源峒。官军不了解道路，无法进攻，这时起义军里出了奸细，给官军引路。方腊没有防备，兵败被俘，押解到东京后被杀。

方腊起义失败以后，宋朝君臣没有从自身探究原因，而是不停地推卸责任。宰相王黼就对徽宗说：“民变是下面的官员实行茶法、盐法太过苛刻激起的，跟陛下的花石纲无关。童贯太老实，受奸邪小人的蒙蔽，把罪过全都推到陛下身上。”宋徽宗果然大怒，立即恢复了花石纲和应奉局。

联金伐辽

宋徽宗不仅把国内搞得民怨沸腾，而且是个好大喜功的人。他曾多次派军攻打西夏，想完成祖宗的未竟之业。他还梦想着收复幽云十六州，以建立不朽功勋。这时一位名叫马植的辽国中层官员出现了。他基于对当时局势的判断，向宋朝政府提出了联合金国灭亡辽国的远交近攻政策。可惜远交近攻政策只有在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下，才能发挥其作用。而腐败无能的北宋朝廷不但没有收回失地，反而亡于金人之手，中原人民再次生灵涂炭。

1111年，宋朝按照惯例派遣使节前往辽国祝贺第九任皇帝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生日，童贯任副大使。在他返回的路上，马植悄悄在夜晚潜进入他的房间。马植曾经担任过辽国的中级官员，原籍幽州（今北京），对辽国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希望故乡重回中原王朝的统治，向童贯介绍形势，并提出收回幽云十六州的计划：“辽国东北边陲有一个女真部落，骁勇善战，对辽国的暴政切齿痛恨，有随时叛变的可能。一旦叛变，辽国绝没有力量控制，肯定会灭亡。我们应该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良机，跟女真缔结军事同盟，南北夹攻，幽云十六州唾手可得。”

这让童贯大为兴奋，就把马植秘密带回国内，介绍给了宋徽宗。徽宗跟他谈话之后，决定采纳他的意见。对这件事朝廷内外不少大臣都表示反对，但童贯、王黼、蔡攸等大臣竭力支持。于是徽宗立即着手实施，在几次使者往返之后，双方在1120年就共同出兵攻辽基本达成一致，约定灭辽后，幽云之地归宋，宋把过去每年给辽的岁币如数转给金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宋金“海上之盟”。

过了不久，宋徽宗得知辽国已经获悉宋金盟约之事，非常后悔，担心遭到辽国的报复，便下令扣留金朝使者，迟迟不履行协议出兵攻辽，这为后来金国进攻宋朝留下了把柄。在此期间，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接连攻下辽国的中京、西京，辽末帝天祚帝也逃入山中，辽国的败亡已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徽宗才匆忙命令童贯带领十五万大军以巡边为名向幽州进发，打算坐收渔翁之利。但这批人马一到幽州便遭到辽将耶律大石的袭击，大败而归。1122年，徽宗又布置了一次进攻，但还是以惨败告终。

北宋朝廷的腐败和军事上的弱点给了金人以可乘之机。1123年春，金太祖完颜旻对宋徽宗派来的使者态度强硬傲慢，并责问马植，当初宋金两国联合攻辽，为什么在幽州城下看不到宋军的一兵一卒。当谈到土地问题时，金太祖背弃前约，坚持只将当初议定的后晋石敬瑭割给辽国的幽州地区归宋，不同意将营州、平州、滦州还给宋朝，他辩称此三地是后唐刘仁恭献给辽国的，并非后晋割让。金人态度强硬，宋方毫无办法。几经交涉，金国最终才答应将石敬瑭割给辽国的幽州及其附近六州之地归还宋朝，条件是宋朝另添每年一百万贯的“代税钱”。金人认为他们放弃了幽云地区，每年损失不少租税，要求宋朝加以补偿，其实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赔款。

1123年四月，宋徽宗派童贯、蔡攸代表朝廷前去接收燕京地区。但金兵撤退时，将燕京一带的人口、金帛一并掠走，只留下几座空城送给了宋朝。虽然如此，童贯、蔡攸等人还是上了一道阿谀奉承的奏章，声称燕京地区的百姓箪食壶浆，夹道欢迎王师，焚香以颂圣德。徽宗十分得意，自以为建立了不世之功，宣布大赦天下，命人立碑纪念这一功业，并对参与此次战争的一帮宠臣加官晋爵。朝廷上下都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之中，殊不知末日即将降临。宋朝的富裕及无能已经完全刺激了金国的野心，金国开始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下一个猎物——赵宋王朝。

五马图（局部）

宋人所绘的马匹膘肥体壮，姿态雄伟。但普通士兵很少接触马匹，再加上北部边境长年没有战事，士兵缺乏训练，故在上战场之际才发现一些人连马都不会骑的。

其实当时马植已经意识到了隐伏的危机。1120年，马植见到女真的首领完颜阿骨打。当时金军已经占领了半个辽国，并开始攻打辽国的上京。马植到达时，完颜阿骨打告诉他：“你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力量，再谈条件。”说罢就下令攻城。这个闻名四方的号称铜墙铁壁的契丹首都，一天即被攻陷。马植大为震惊，他知道女真是强悍的，但料想不到竟强悍到如此程度。马植警告当权官员：“和平顶多维持两三年，中原必须早作准备。”但以宋徽宗为首的宋朝高层人物，还试图虎口夺食。

宋朝君臣除了扣押金国的使臣以外，又屡屡犯下致命的错误。1123年五月，南京（今河北卢龙）留守长官张觉向宋国归降。马植再度提出警告说：“现在我们不要招降纳叛，绝不可以不遵守盟约。”宋徽宗立即把马植贬官。但金国很快就击败了张觉。张觉逃入宋国，请求庇护。在金国的严厉压迫下，徽宗虎头蛇尾，只好杀掉张觉，把人头送还。这个轻率的举动使辽国的降兵人心全部瓦解，后来他们中间一些人又投降了金国。由于他们比较熟悉宋朝的情况，为金国攻打宋朝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恰好金军向宋军官员索取二十万石军粮，遭到拒绝，就说：“马植算什么东西，他承诺的怎么能算数呢？”1125年，金兵在俘虏了辽天祚帝后，就开始以宋朝违背盟约为借口攻打宋朝。

开封陷落

与宋朝发达的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金兵的攻打下，宋军的国防显得如此孱弱。金兵两次深入千里，围攻开封，虽有北宋军民奋力抵抗，但宋朝积弊已深，最高统治者又在迎战与妥协中间动摇，开封终被金兵所破。宋徽宗、宋钦宗以及宗室和大量京师人口被掠至北方，是为靖康之耻。

第一次围城

1125年，金兵分两路南下，一路攻打太原，一路攻打幽州。两路大军约定在开封会师。金太宗还派出使者到汴梁，胁迫北宋割地称臣。这时东路金兵已经攻下了幽州，直奔开封而来。1126年一月，金军东路部队抵达黄河。而在这之前，曾有两万宋朝禁军开赴黄河。欢送他们出征的开封民众惊奇地发现，这些禁军很多连马都不会骑，需要有人扶着才能上马，甚至还有从马上掉下来的。这些士兵到了前线之后，远远望见金军旗帜，就一哄而散。

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之后，正在艮岳游山玩水的宋徽宗竟然吓得昏了过去，醒来后就写下了传位给东宫太子的诏书，宣布退位。不久他就带着两万亲兵逃出汴梁，到亳州（今安徽亳县）避难去了。当卫士们在一片痛哭声中请求徽宗不要继续南下时，童贯竟然命令亲兵放箭，当即射倒数百人。太子赵桓即位，改年号为靖康，是为宋钦宗。宋钦宗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大臣大多主张迁都，只有李纲主张坚守待援。这时金军已经逼近开封城，宋钦宗只好把主张抵抗的李纲提升为兵部侍郎，并且下诏亲自讨伐金兵。其实宋钦宗也是畏敌如虎，看着宋军在前线接连打败仗，开封吃紧，宰相白时中、李邦彦两人又主张逃跑，也准备逃跑。李纲好不容易才稳住了宋钦宗，开始积极准备防守，在京城四面都布置了强大的兵力，配备好各种防守武器。同时还派出一支精兵到城外保护粮仓，防止敌人偷袭。

这时金军产生了动摇，唯恐宋朝有所准备而想退师。而原本降宋，后来却因宋杀张觉而最终投降金国的郭药师，清楚宋朝的腐朽本质，说宋朝非常富裕，而且未必做好了准备。即使宋朝有所准备，也可以耀兵于宋朝。金军将领听从他的建议，继续南下。1126年金军到达汴京外围后，由郭药师引导，占领了城西北的牟驼岗，也就是宋朝官府养马的地方。宋军对如此重要的地点不加以守卫，也不把马匹及草料运入城中，结果两万匹战马以及堆积如山的草料落入了金人手中。

历史细读

唐朝的太学只招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弟，而宋朝太学下移至招收八品以下官员及平民的优秀子弟，规模日益扩大，至北宋末已达三千多人，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北宋末年太学生陈东带领士人及市民伏阙上书，伸张正义，迫使皇帝收回了成命，重新起用李纲，成为著名的政治事件。

金军多次进攻均告失败，眼看东京城防坚固，一下子难以攻克，就派人来讲和。宋钦宗早就想要求和，立刻迫不及待地派出使者到金营谈判。金军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议和条件，即北宋赔给金朝黄金五百万两，银币五千万两，马一万匹，绸缎一百万匹；宋钦宗尊金国皇帝为伯父，并派亲王到金营做人质；除把太行山以东七州交还金国外，还要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土地。宋钦宗一心想要求和，就准备全部接受。李纲听到朝廷准备全部接受这些丧权辱国的条件，力主跟金人拖延谈判时间，只等四方援兵一到，就可以反攻。宋钦宗却很不耐烦，说：“你只管带兵守城，和谈的事不要管。”他开始下令在开封全城强搜金银，并运送给金军。

这时候各地救援的宋军二十多万人马陆续到了城外，而围城的金兵只有六万人。金兵一看形势不妙，赶快把人马后撤，缩在堡垒里。援军大将种师道、姚平仲都支持李纲的抗战主张，但种师道主张长期相持，等敌人粮草接济不上被迫退兵的时候，再找机会反击。而姚平仲心急，主张派一支人马乘夜偷袭金营，活捉金军元帅完颜宗望，至少也要打击金兵的气势。正好宋钦宗希望侥幸取胜，就同意夜袭金军大营。

但可笑的是，既然是偷袭，军机决不可泄露，但宋钦宗竟用道士选择良辰吉日作为夜袭日期，并且大张声势，传旨在开宝寺立起大旗，上书“御前报捷”四个大字，还在封丘门正楼上设立御座，以便自己亲临受俘，弄得满城风雨、人人皆知。姚平仲也自恃有宋钦宗的信任，欲独占其功，竟然与宋钦宗商定由他率军直奔金军中军大帐所在地牟驼岗，并由宋钦宗下旨，其他部队无旨意不得擅自出兵，使之不能与其争夺首功。而金军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姚平仲偷袭没能成功，反而中了金军伏击，损失了一千多人马。姚平仲突围后，竟然狂奔数千里，躲藏到了四川，隐姓埋名几十年。

此时投降派大臣幸灾乐祸，造谣说援军已经全军覆没，还趁机攻击李纲。宋钦宗惊慌失措，马上派使者到金营赔礼道歉，并把李纲、种师道撤职。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开封军民都气愤万分。太学生陈东听说李纲被撤职，马上集合了几百名太学生，涌到皇宫的宣德门外，上书请愿，要求朝廷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位，惩办李邦彦、白时中等奸贼。开封军民听说太学生请愿，都不约而同地来到宣德门前，一下子就聚集了几万人。这时候李邦彦正好退朝出来，请愿的太学生就纷纷用砖头、瓦块砸他，吓得李邦彦抱头鼠窜，赶快又逃进宫去。宋钦宗无奈，只好派人召李纲进宫，并当众宣布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

李纲复职后，重新整顿队伍，下令凡是能够英勇杀敌的一律重赏。宋军士气极为高涨。金军看到这种情况，迫于宋朝军民的士气，不等宋朝交足赔款，就匆忙撤退了。种师道马上向宋钦宗建议，在金兵渡黄河退却的时候发动攻击，消灭金兵。但是宋钦宗见到李纲和种师道得到了太学生的拥护，害怕他们获得军功后会拥兵自重，就严令不可追击，甚至下令沿途驻军均不得追击，如果任何人胆敢中途邀击金军，即以叛逆论罪。

围攻开封的金兵退走之后，宋徽宗回到汴梁，以为从此可以过太平日子了，又开始花天酒地起来。李纲一再提醒宋钦宗要加强军备，防止金军再次进攻，可宋钦宗根本就听不进去。

这时西路女真军队的主帅完颜宗翰正率军加紧攻打太原。尽管宋朝使臣进城传达了割让太原的诏书，但太原军民与中山、河间两镇一样，拒绝了这份屈辱的圣旨，与金兵展开了血战。而宋钦宗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也开始组织兵力救援太原，但只拨给李纲一万二千人。他向朝廷请求拨军饷银、绢、钱各一百万，朝廷也只给了二十万。李纲到了河阳，招兵买马，修整武备。钦宗却命令他解散招来的新兵，立刻前去太原。但救援太原的部队直接受钦宗指挥，根本不听李纲的调度。三路人马没有统一指挥，结果屡吃败仗，没有解去太原之围。投降派趁机攻击李纲，宋钦宗把李纲撤职，贬谪到南方。

这时候太原城已经被完颜宗翰的西路军围困了八个月。而太原经历了赵光义的焚烧之后，早已不是周长四十二里共开二十四道城门的坚固城防，只是一座没有包砖的、周长十一里只有四座城门的土城。城里早已断了粮，待到牛马吃完、皮革烧光、野草糠皮吃尽，太原城终于被金兵攻破，太原三十余名官吏壮烈殉国。太原守将王禀依然率领饥饿疲惫的士卒坚持巷战，后背负供奉在太原祠庙的赵光义御容出城，被金兵全力追赶，身中数十枪，最后投汾河自尽。太原城破之后，金兵大肆屠杀，在饥饿中幸存的太原百姓几乎被屠杀一空。

开封城陷

宋钦宗企图通过一些秘密活动来进攻金国。他首先写了一封密函给金国大将耶律余（耶律余原是辽国大将，被辽国末代皇帝所逼，于1121年降金），请他发动兵变；然后又写了一封密函给西辽国君耶律大石，对过去叛盟的事表示歉意，要求恢复百年来的传统友谊，夹击金国。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宋钦宗竟把如此重要的信件交给金国派到开封催缴欠款的使节萧仲恭，试图用重贿请他转交给耶律余。萧仲恭回国后立刻就把密函呈给了金国皇帝，而派往西辽的使节也在边界被金国部队捉住，因此金国又获得了攻打宋朝的借口。

1126年八月，金国对宋朝展开第二次攻击。这时金国已经攻下了太原，仍然兵分东西两路南下。在黄河南岸防守的宋军还有十二万步兵和一万骑兵。金军的西路军到了黄河北岸，不敢强渡。到了夜里，完颜宗翰虚张声势，派士兵打了一夜战鼓。南岸的宋军听到对岸的鼓声，以为金兵要渡河进攻，纷纷丢营弃寨逃命，十三万宋军一下子逃得无影无踪。到了第二天早上，宋军大将才发现，其手下已全部逃跑了，军营中只剩下他一人。这样金兵没动一刀一枪，就顺利地渡过了黄河。金军东路军也攻下大名（今河北大名），渡河南下。两路金兵不断向开封逼近，宋钦宗只好派给事中王云陪同康王赵构前往议和。行到磁州（今河北磁县），王云被愤怒的百姓所杀。州官宗泽则跟赵构说：“金朝要殿下去议和，这是骗人的把戏。他们已经兵临城下，求和又有什么用呢？”赵构害怕被金朝扣留，就在相州（今河南安阳）留了下来。

此时金人胃口更加膨胀，提出讲和也可，除三镇外，必须增割两河之地。宋钦宗再派耿南仲、聂昌分头再去交涉，聂昌走到降州，为民所杀，耿南仲也为民变所迫逃到了相州。百姓搅碎了宋廷议和的清梦。钦宗乃立主战的何栗为相，再次下诏勤王。

金军这一次稳扎稳打，用两个月的时间，除了几个城镇外，占领了所有的华北之地。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1126年十一月，两路大军在开封城下会师，宣布宋钦宗叛盟毁约的罪状，要求割让已在他们手中的整个黄河以北地区。

当时城防形势相当严峻。有人建议用火箭、蒺炮、金汁炮御敌，但此前因为宋钦宗拒绝了李纲加强开封城防的建议，致使军备松弛，再加上生产作为火药重要原料的硫、硝的山西地区已被金人占据，武库里根本没有这些火器。另外汴梁城的设计本来着重防御功能，所以修得弯弯曲曲。宋徽宗为求美观，肆意改直，结果防御功能大大下降。更要命的是，由于当时的官员相互推卸责任，政务荒废，城外大批军用物资，特别是几百门石炮，既没有及时运回城里，又没有及时销毁，反而成为了金人的攻城利器。

金兵日日架炮攻城，炮石在城墙脚下堆积有一丈多高。金兵为了补充石炮供给不足，把城外的石磨、墓地的石碑等都通通砸碎当作炮石。金兵还在城外建起高高的瞭望台，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内宋军的调动情况。正好当年开封天气异常寒冷，金兵早已习惯了这种天气，而宋军则被冻得拿不起弓箭。护城河结了厚厚的冰，金兵可以纵马跃至城下，展开攻势。宋军则士气不振。殿前都指挥使王宗濋为鼓舞士气，对宋军出城杀敌者许以金碗、官诰。此令既出，兵士争先效力，一天下来，竟斩敌三千。可是等到兵士领赏之时，宋钦宗却不愿意兑现，严重影响了士气。

这时一个道士郭京声言他会神术“六甲法”，即挑选男子七千七百七十九人，经过咒语训练后就可刀枪不入，这样就可以消灭金军，生擒两路元帅。宋钦宗和一些高级官员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郭京要求城上守军撤退，不准偷看，说偷看会使法术失灵。施法之后，郭京命他的神兵出击，结果大败而归。如果不是宋军及时把城门关闭，金军就可能乘势冲入。郭京说：“这必须让我亲自作法。”于是他率领残余的神兵，缒城而下，向南逃走。就在此时，金军发动猛烈攻击，攀城而上，城上没有守军，无数军民死命防守的开封就此陷落。

靖康之耻

在金兵攻下开封外城后的第二天，就有三十万民众领取器甲，准备在巷战中和金兵决一死战。金军将帅害怕开封军民的抵抗，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宣布议和退兵。当时蒋宣、李福等禁军士兵不顾一切冲进皇宫，想要力保宋钦宗突围，钦宗竟下令将其格杀。钦宗又派何栗和齐王赵栩到金营求和。何栗恐惧至极，吞吞吐吐不敢答应，钦宗再三命令，他还在拖延时间。吏部侍郎李若水见状，怒斥何栗道：“国家危难至此，都是因为你们这样的小人误事。如今社稷倾危，你们万死也难辞其咎！”何栗不得已领命，却浑身发抖，不能跨坐上去，最后还是别人把他扶上马，而在由皇城向北出朱雀门这段短短的距离中，他的马鞭竟掉落到地上三次。

金军将领要求宋徽宗到金营谈判，徽宗不愿前去。宋钦宗不得已，以太上皇受惊过度、痼疾缠身为由，由自己代为前往。钦宗到金营之后，金军统帅却不与他相见，只是派人索要降表。钦宗急忙令人写降表献上。钦宗呈上降表后，金人设立香案，令宋朝君臣北面而拜，以尽臣礼，宣读降表，并下令各路勤王兵马停止向开封进发。

宋钦宗刚回到朝廷，金人就来索要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可谓漫天要价。然而钦宗已被金人吓破了胆，一意屈辱退让。宋廷起初不愿交出内府的金银，就向百姓抢夺。略有反抗者，就被抓到监狱。金人又索要少女一千五百人，钦宗不敢怠慢，甚至让自己的妃嫔抵数，京城里的少女不甘受辱，纷纷自杀。但金人的要求仍然没有得到满足，他们扬言要纵兵入城抢劫，并要求钦宗再次到金营商谈。钦宗再赴金营，被金人扣留。金人扣留钦宗后，声言金银布帛一日不齐，便一日不放还钦宗。宋廷闻讯后，加紧搜刮金银。开封府派官吏直接闯入居民家中搜括，横行无忌，如捕叛逆。百姓五家为保，互相监督，如有隐匿，即可告发。然而金人仍不罢休，宋廷就改掠他物以抵金银。凡祭天礼器、天子法驾、各种图书典籍以至百戏所用服装道具，均在搜求之列。诸科医生、教坊乐工、各种工匠也被劫掠。宋廷疯狂掠夺妇女，只要稍有姿色，即被开封府捕捉，以供金人玩乐。当时吏部尚书王时雍掠夺妇女最为卖力，号称“金人外公”。

不过灭宋是金人的既定方针，所以尽管宋朝君臣对金人如此俯首帖耳，金人还是决意废黜宋钦宗。1127年二月初六，钦宗被废为庶人，北宋灭亡。金人册封一向主和的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建立了傀儡政权。初七宋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宋朝变节官僚范琼等人翻脸不认旧主，逼迫徽宗乘坐牛车出宫。金人同时大肆搜寻宋朝宗室。开封府徐秉哲也命令坊巷五家为保，不得藏匿皇室成员。此人将宗室三千多人衣袖连在一起，送至金营。金人不见太子，再命人在城中搜查。原来钦宗临出城时，暗中命令孙傅辅佐太子赵谌监国，孙傅便将太子和皇后藏到民间，但还是被范琼找到。孙傅说：“我为太子傅，当与太子共生死。”遂共赴金营。车子在城里走着，后面尾随的一些仍然忠于宋朝的官吏痛哭不已。当遇到相送的百姓时，太子扯着嗓子大呼道：“百姓救我！”众人一时哭声震天。当金人逼迫徽宗和钦宗二帝脱去龙袍时，随行的侍郎李若水抱着钦宗大哭，不让他脱去龙袍，还斥责金人为狗辈。金人恼羞成怒，用刀割开他的咽喉，并割掉了他的舌头，李若水至死方才绝声。当时就有金人不由地感叹道：“辽国之亡，死义者十数人，南朝唯李侍郎一人而已。”

正史史料

粘罕令曰：“必使李（若水）侍郎无恙。”若水绝不食，或勉之曰：“事无可为者，公昨虽言，国相无怒心，今日顺从，明日富贵矣。”若水叹曰：“天无二日，若水宁有二主哉！”……至郊坛下，谓其仆谢宁曰：“我为国死，职耳，奈并累若属何！”又骂不绝口，监军者挝破其唇，噀血骂愈切，至以刃裂颈断舌而死，年三十五。

——《宋史》卷四四六《李若水传》

金军在掳掠了大量金银财宝后，开始分两路撤退。被驱掳的百姓男女不下十万人，史称“靖康之耻”。

宋徽宗和钦宗北上途中，被迫头戴毡笠，身穿青布衣，骑黑骡子，一路上不但受尽旅途风霜之苦，还备受金军的侮辱。将要过黄河时，大臣张叔夜受不了侮辱，悲愤难抑，仰天大呼后自杀。1128年，徽宗和钦宗二帝抵达上京，金人命他们身穿孝服拜祭完颜阿骨打庙，是为献俘仪，以此来羞辱北宋君臣。

在封建时代，没有不亡之国。但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科技、庞大的军队数量以及无数优秀人才却灭亡得如此窝囊的，恐怕只有宋朝一家。大多数的改朝换代都会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过对于宋朝这样一个以儒道伦常立国的王朝来说，竟然是以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丧尽伦常的方式走向死亡之路。皇帝为求苟安，奴颜婢膝，苟且偷生，甚至把一万多名宫廷、宗室和京城女性作为抵押品，明码标价地献给了金军。她们在金军的营寨中屡遭强暴和蹂躏。金兵北撤时，这些女性作为战利品随同北迁，在途中历经磨难，大批死亡。到达金国都城上京以后，她们又被遣送到洗衣院，供金国君臣肆意玩乐，或赏赐给金军将领，甚至流落民间，被卖为奴娼。作为她们父兄丈夫的男子，竟然不仅让她们来承担国破家亡的精神痛苦，而且还要让她们承担被糟蹋的身体痛苦、受人歧视的心理压力。宋钦宗的朱皇后就是因为不甘受辱而自杀。妻女受辱，而宋徽宗和钦宗二帝却苟且偷生，徽宗甚至照样吟诗作赋，怀念过去的腐朽生活。有这样的国君，国家怎么能不灭亡呢！

宋金对峙

北宋灭亡之后，宗室赵构建立了南宋政权。在金军的步步紧追之下，赵构一度出海逃亡。然而在南宋军民的奋力抵抗下，形成了宋金对峙的局面。南宋军民普遍希望能够恢复中原，但得不到赵构的支持，著名将领岳飞也被杀害。后来南宋在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失败之后，先后发动了张浚北伐和韩侂胄北伐，但均以失败告终。

宋高宗赵构手书《洛神赋》局部

这是赵构手书的《洛神赋》开头。赵构在位三十六年，政治上无能，成偏安之局，却精于书法，善行书、草书，并有论述书法理论的《翰墨志》一卷。

赵构称帝

宋高宗赵构是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母亲韦后也只是宋徽宗的一名妃子。若按照皇位传于嫡长子的传统，怎么也轮不到赵构继位。可是世事多变，金人的入侵使他继承皇位有了可能，并且最终变成了现实。当时宋朝皇室几乎被全部掠到北方，而赵构却幸运地逃过一劫，因此他成为皇位唯一的合法继承人。

1126年金兵第一次攻至开封城下时，宋廷向金人求和，金人要求以亲王、宰相为人质，方可退兵。宋钦宗命康王赵构前往金营。赵构在金营被软禁期间，姚平仲劫营。金军将领认为庶出的康王赵构似乎不足为恃，便提出要更换嫡出的肃王赵枢来。钦宗只好命肃王赵枢代替赵构，赴金营为人质。在钦宗答应割地、赔款等要求后，金人暂时撤军，肃王却没有被放还，而是被掳北去，身死异乡。金兵第二次南下时，赵构又被派出与金兵议和，后经宗泽劝阻，停留在相州（今河南安阳），逃过了一劫。

1126年底，宋钦宗见乞和无望，慌忙派人持密诏前往相州，任命赵构为兵马大元帅，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命他们尽起河北（即黄河以北）兵马勤王。赵构传檄各地勤王大军赴大名府（今河北省邯郸一带）集合，得到积极响应。宗泽赶到之后就催促赵构，“京师受困日久，入援之策不可缓”，要求尽快确定出师日期。但赵构无意出师救援，他打着勤王旗号集合军队，只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以便伺机夺取帝位，因此对宗泽的建议置若罔闻。当时他还从容地对亲信说：“夜来梦皇帝脱御袍赐吾，吾解旧衣而服所赐，此何祥也？”在宋朝需要赵构将生死置之度外时，他竟做起皇帝梦来，根本不顾开封军民的死活。

不久开封失陷的消息传来，赵构仍不积极救援，以至于1127年宗室尽被掳去，其中还包括赵构的妻子与母亲。而在此时，他的亲信把“靖康”解读为“十二月立康之兆”，即宋钦宗年号靖康，他当上皇帝十二个月后任命弟弟康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且康王的大元帅府正好于靖康元年十二月设立。赵构也就于1127年五月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宣布即位，改年号为建炎，是为南宋高宗。

初期乱象

北宋灭亡之后，民众纷纷自发组织起武装力量抵抗金兵，但南宋统治者没有有效地利用这些义军，再加上统治者以及军队高层安于享乐、腐化不堪，正规军战斗力低下，结果赵构被金兵追至海上，狼狈逃命数月。禁军士兵又因宦官的恣意妄为发动了兵变，而原为义军的钟相也和杨幺一道，以“等贵贱、均贫富”为口号，发动了持续数年的农民大起义。

义军风起云涌

靖康之变后，黄河以北的中原大地沦入金人的铁蹄之下。中原民众生灵涂炭，遭受了巨大的苦难。金朝统治者虽然逐渐吸收中原文化，却仍然残留着掠夺杀伐的奴隶制习俗，高官贵族乃至普通士兵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强取汉人财产，甚至掳掠青壮男女为奴。因为宋军无法完成保家卫国的任务，中原百姓于是就自动集合起来，“怀土顾恋，以死坚守”。黄河以北的民众“忠义民兵等倡义结集，动以万计，邀击其后，功绩茂著”。

在这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王彦的“八字军”。王彦所部将士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示决心，故称“八字军”。这些义军的抗金活动，牵制着金兵的南下，也使金朝在北方的统治不能稳定下来，因而帮助南宋朝廷保住了江南的半壁河山。但赵构并没有信心抗战，反而担心义军的力量壮大会动摇自己的统治。因此，南宋朝廷对金人采取屈辱投降的政策，对义军则采取压制及不信任态度。但就是在这种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中原人民仍然坚持了多年的抗金斗争，直到1142年宋金和约签订之后，金朝腾出手来专门镇压义军，义军的活动才沉寂下去。

金海陵王完颜亮1161年南侵，引发了北方人民抗金斗争的又一次高潮。辛弃疾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辛弃疾生于北宋灭亡之后的金人统治地区，他从小就受到民族意识与爱国思想的教育，立志恢复失地，报效祖国。当时北方爆发了以耿京为首的农民起义。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组织了两千余人的抗金队伍，在济南南部山区起义，不久投归耿京领导的义军。后来辛弃疾奉命渡江与南宋接洽联合抗金事宜，叛徒张安国却趁机杀死耿京投降金人。辛弃疾归来途中闻此消息，立即带领身边仅有的五十余人，飞骑闯入金营，活捉了张安国，并收拢义军残部万余人投归南宋。

过河！过河！过河！

南宋建立后，虽然金兵撤出了开封，但仍严重威胁着南宋朝廷的安全。再加上民众遭受金兵之祸后一致要求抗金，立足不稳的赵构不得不起用抗战派代表人物李纲为宰相。那时各地军民纷纷组织义军抗敌，多的几万人，少的也有数千人。李纲认为应该支持这些武装力量，收复失地，并且推荐宗泽留守开封。

宗泽是一名爱国忧民之士。1119年，他因反对宋金海上之盟，自请去职不得，曾被软禁于镇江。金兵第二次攻打开封的时候，宗泽要求康王赵构召集各路将领，救援开封。哪知道赵构早就抱着拥兵自重、乘机自立的想法，对宗泽的建议置之不理。宗泽没办法，只好孤军解救开封之围。有一次他率领的宋军遭到金军优势兵力的包围，宗泽对将士说：“今天进也是死，退也是死，我们死也要对得起国家。”将士们受到他的激励，以一当百，英勇作战，杀退了金军，但由于兵少势单，最终没有解除开封之围。

宗泽接受任命时，虽然金兵已经撤出开封，但城墙全部被破坏了，百姓和士兵混杂居住。再加上靠近黄河，金兵经常在北岸活动，开封城里人心惶惶，社会秩序混乱。宗泽一到开封，就下令逮捕勾结金兵、为虎作伥者，就地正法，以清除金兵的内应；同时严禁盗窃，严惩奸商，采取限价政策；并发动民众疏通汴河、五丈河，使各地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开封。由于宗泽理财有方，开封很快重现了商旅云集、货物充盈、物价平稳、人心安定的繁荣景象。

同时宗泽积极联络义军，并以国家大义来团结义军共同抗金。有个义军首领王善，聚集了数万人马，想袭击开封。宗泽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单骑去见王善。他流着眼泪对王善说：“现在正是国家危急的时候，如果有像您这样的几个英雄，齐心协力抗战，金人还敢来侵犯我们吗？”王善被他说得流下了感动的眼泪，说：“愿听从指挥。”至于其他的义军，宗泽也派人去联络，说服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抗金。宗泽的努力收到很大成效。从1127年冬到1128年春，金军挟新胜之势，又对开封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却在宗泽的抗击下，遭受到严重挫败。

就在宗泽准备北上恢复失地之时，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却嫌南京（今河南商丘）不安全，准备继续南逃。李纲因反对南逃，只当了七十五天宰相，就被宋高宗撤了职。他苦心经营的抗金措施，一概被废除。宗泽一再上奏章，要求高宗回到开封，主持抗金。从1127年七月至1128年五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宗泽接连上了二十四道《乞回銮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乞回銮二十四疏”。但是奏章到了黄潜善等人手里，他们竟取笑宗泽是个狂人，把他的奏章扣了下来。过了不久，宋高宗就从南京逃到扬州去了。

其实赵构从即位起，他就没有打算回到开封，收复中原。一是他自身没有这个能力，也担心在此过程中有将领积累了声望，对他的皇权不利；二是北伐如果成功，或者取得部分成功，宋徽宗和钦宗二帝一旦返回中原，他就得让位，而且很可能会追究他拥兵自重、拒不救援开封的罪过。因此在他立足不稳的情况下，还都开封、迎还二帝的建议触了他最大的忌讳，根本不可能得到他的应允。

不过宋高宗赵构的态度也不是没有松动。1128年五月，赵构突然下诏要回开封恭谒宗庙。据说，有人自称是从金营里逃回的信王赵榛，也就是赵构的十八弟，在河北五马山组织义军，上书请求支援。虽然赵榛承认赵构的帝位，但赵构担心如果赵榛入主开封，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这个偏安的皇位就坐不住了。于是他一方面一改往日的懦弱，信誓旦旦要回开封，另一方面却拒绝给予赵榛支援。此时金军对五马山发动了猛烈攻击，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五马山很快被金兵攻破，赵榛不知所踪。赵构也就不再提回开封的事了。

宗泽在屡劝赵构都无果的情况下，准备出兵渡过黄河收复失地。可赵构不但一再拒绝宗泽的建议，而且越来越猜忌宗泽。宗泽为宋王朝忠心耿耿，却得不到赵构的理解和支持，反而“信而见疑，忠而见谤”，眼看自己殚精竭虑筹划的北伐计划成为了泡影，因而忧愤成疾，病情日益恶化。众将去探望他，他朗声说道：“我因山河沦陷、二帝蒙尘，积愤至此。你们若今后仍能奋力杀敌，我死也无憾了。”大家齐声说：“敢不尽力！”众将走后，宗泽又反复吟诵杜甫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第二天风雨大作，宗泽大呼：“过河！过河！过河！”遂告别人世。

狼狈逃命

宗泽去世之后，宋朝派杜充任开封留守。杜充是个昏庸残暴的人，他一到开封，就把宗泽的一切防守措施全都废除了，原来团结在宗泽旗下的义军也陆续散去，有些甚至为金兵所用。没过多久，中原地区又全都落在了金军手里，金兵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击。

赵构畏敌如虎，不顾主战派大臣和将领们的反对，于1127年十月将朝廷迁至扬州，以避金军兵锋。父兄以及妻母被掳的奇耻大辱都无法激起他对金人的仇恨，他在金人面前卑躬屈膝，一味地投降求和。赵构企图偏安一隅，但金兵却不肯放过他。金人要趁赵构立足未稳，将其一举消灭。

桴鼓助战

据说在黄天荡之战中，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亲自为将士擂鼓助威，她遂被民间视为同花木兰一样的巾帼英雄。

1129年二月，金军奔袭扬州，前锋距离扬州城仅有数十里。赵构正在后宫白天宣淫，一听到战报，慌忙带领几个随从逃跑。这次惊吓也给赵构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他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赵构逃到杭州之后，立即派人到金营议和。听到金人攻破扬州就撤退的消息之后，宋高宗这才稍微安心，升杭州为临安府，以临安府治为行官。

但金兵在秋季又发动了一次攻击。金兀术（完颜宗弼，也称金国四太子）率领大军过江，直攻临安。赵构逃往明州（今浙江宁波），金军再攻陷明州。赵构逃亡海上，金军入海追击三百里。但是金军将领不敢过于孤军深入，而且夏天将至，金人不习南方的酷热，就于1130年三月撤军北还。在撤军过程中，金军一把火烧了临安，又在苏州纵兵焚掠，南宋民众再次遭受到深重的苦难。

1130年四月，宋高宗在海上获悉金兵北撤，才回到陆上。在这四个多月的颠沛流离的海上流亡生活中，赵构吃尽了苦头。一次赵构实在饥饿难耐，便命令停船靠岸，找到一所寺院索食。僧人没有准备，只好以五张大饼进献，赵构一口气连吃了三张半，根本顾不上臣僚与卫士的肚子。

但是这些苦难并未磨砺出赵构坚忍的意志，也没有激发起他的斗志。他在第一次入质金军前，曾慷慨英武地宣称：“国家有急，死亦何避！”当副使张邦昌揣度此去凶多吉少，害怕得眼泪鼻涕直流时，赵构还责备道：“此大丈夫本分，相公不必如此！”但赵构的勇气在于阅历的贫乏，并非是本性刚强。长于深宫的赵构在金军大营中第一次真正地体会到了敌人的猖狂气势，从内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当姚平仲夜劫金营落败，金人以此呵斥恫吓他，大有杀掉他而泄恨的意思时，赵构已经开始对金兵畏敌如虎了。他不顾父兄及妻母被掳、国土沦陷的国仇家恨和中原浴血奋战的军民，宁可忍受道路风霜，只为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在逃跑途中，他还时时不忘向金人乞和，一再派出使者前往金营，在国书中竟然自称“康王”，说自己未得金朝允许就登基称帝，实为大错，现在甘愿放弃帝位，向金朝称臣。但他的哀求根本阻挡不了金兵继续南下，倒是南宋广大军民的奋起抵抗，使金兵屡遭挫败，再加上江南气候潮湿、河道密布，不利于金朝骑兵作战，金军主帅才决定撤兵。

金兵在北撤途中，遭到南宋军民的不断攻击。当撤至镇江时，宋将韩世忠率水师截断了金兵的归路，将其逼入建康东北数十里处的黄天荡，宋军以八千人的兵力包围了十万金兵。双方相持四十多天，金兵屡次突围均告失败，最后用火攻打开缺口，才得以撤退。

在金兵退去之后，赵构开始考虑定都何处。有人建议应把建康（今江苏南京）或镇江暂作行都，以便与江北的抗金斗争互为声援。赵构却没有这个胆量。而临安（今浙江杭州）交通方便，江河湖泊交错，金人的骑兵无法驰骋，即使抵抗不住金兵，赵构也可以很快坐船出钱塘江口逃到海上。临安又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基本可以满足南宋朝廷的需要，而且自唐、五代以来，经过了长期的开发建设，已经一跃成为繁华秀丽的“东南第一州”。它对刚刚饱经流离之苦、热切渴望安逸生活的赵构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1138年，宋高宗赵构正式决定定都临安，南宋朝廷终于获得了喘息之机，初步在东南站稳了脚跟。

历史细读

宦官在北宋朝虽然有受到皇帝信用的一面，以致他们广泛参与政事并卷入政争，但是从来没有达到汉唐明三朝祸乱朝政的地步。这主要是因为宋朝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从而阻碍了宦官的势力膨胀。另外宋徽宗信任宦官却最终导致亡国，而一度废掉宋高宗赵构的“苗、刘兵变”也是以宦官乱政为借口，这就使宋朝皇帝不得不引以为戒。

苗刘兵变

1129年二月，赵构从扬州狼狈逃出，最后抵达杭州城。他听说金兵已撤，就在杭州安顿了下来。赵构长舒了一口气，又开始过上花天酒地的日子，致使下层的军民怨愤异常，以致酿成了兵变。

1129年三月的一个清晨，正是春暖花开时节，赵构暂驻的杭州街头突然戒严，一队队士兵把守着各处城门，城楼下突然挂出御营都统王渊的首级。接着赵构宣布退位，年仅三岁的皇太子赵敷即位称帝，由隆祐太后临朝听政。而在宫中，八千禁军四处捕杀宦官，“凡无须者尽杀之”。血泊深处，也有不少普通的仆役和低级官员，因为没有胡须而被误杀。虽然他们连声辩解，但杀红了眼的士兵根本顾不了那么多，只要是看着可疑的，便一并杀掉。是为“苗刘兵变”。

这场兵变是有深刻原因的。宋高宗赵构一味逃避，任用奸臣，导致南宋一败再败，生灵涂炭。局势稍一稳定，他就又开始纵情享乐，宦官也开始作威作福。这勾起了民众因北宋末年宋徽宗因重用宦官导致朝政不可收拾的痛苦回忆。苗刘兵变之中，当时就有大臣直言：“近闻将相大臣剿戮内侍，诚可以快天下之心，纾臣民忿怒之气！”

在从扬州逃出之前，赵构把军政大权全部交付给了黄潜善和汪伯彦，一心玩乐，结果遭到惨败。而各地城乡居民看到皇帝和高级文武官员们拼命南逃，也都扶老携幼，追随在他们之后逃难。很多人家连钱财都顾不得带上，也有很多人家父母兄弟妻子分离失散、不能相见，以致道路上哭泣呼喊之声不绝。而一些溃败军兵，乘势到处逞凶，公然抢劫，民众房屋也多被放火焚烧。因此不论是逃走的还是没有逃走的百姓，没有一家不是关门闭户的。民众遭受了深重的苦难，他们咬牙切齿，要杀黄、汪二人以泄积愤。有好几个姓黄的朝官，因被误认为黄潜善，而为逃难群众所杀。

在御营司做都统的王渊依附宦官康履而被提升。这次他负责调度渡江船只，却利用职权，抢先调用了百来只船只，早在一个月以前就把他和大部分宦官的私财和眷属运往临安。等到金军兵马逼近扬州，南宋兵马百姓都拥挤在大江北岸争渡的时候，反而仅有极少的船只可供使用。当金军追至时，还有十多万民众没有来得及过江，除被金军掳去以外，都丧命江中。而在金军烧杀抢掠之后，扬州城也化为一片焦土，“士民皆死，存者才数千人而已”。

历此劫难后，宋高宗虽然下了罪己诏，放还了被贬斥的士大夫，但却唯独不赦免李纲。这是因为当时黄潜善上奏说开释李纲可能会得罪金朝，于是赵构“罪纲以谢金”。这时中丞张澄上书，论黄潜善、汪伯彦“大罪二十”。赵构被迫将黄、汪二人外放。但康履、蓝珪等宦官因为在此次高宗逃亡途中尽心侍奉，算是“有功”之人，气焰更加嚣张。到了杭州之后，他们作威作福，大讲排场，浩浩荡荡地观赏钱塘潮，引得众怒沸腾。王渊本对扬州溃逃负有重大责任，却通过依附宦官升任高官，这也使民众极为愤怒。禁军军官苗傅和刘正彦对赵构的赏罚不明极为不满，再加上其部下多为中原人士，对赵构的苟且偷安政策大为愤怒，于是就开始谋划政变。

1129年三月的一天，王渊在退朝的路上，被埋伏着的兵变士兵斩杀。苗傅、刘正彦把王渊的首级悬于长矛之上，引兵直朝赵构所在的行宫而来。守门的中军统制吴湛本来就是苗傅手下，他一边开大门，一边派人向内殿的皇上报告说：“苗傅不负国，只为天下除害。”赵构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六神无主。新任宰相的朱胜非只得带着其他朝臣拥着宋高宗，登上行宫的城楼。兵变将领仍旧依礼大呼“皇上驾到”，兵变士兵见到皇帝的伞盖，也齐声高呼万岁，拜见赵构。

赵构询问兵变将士：“爱卿们因何而来？”苗傅和刘正彦厉声回答道：“只是因为陛下信任宦官，军士有功不赏。黄潜善、汪伯彦二贼误国，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置。王渊组织撤退不力，因与康履是好友，竟得高职。王渊已斩，望皇上下旨杀康履、曾择等宦官以谢三军！”而赵构想把他们流放到海岛了事，但遭到苗傅的断然拒绝：“如今天下纷乱，百姓罹难都是因为宦官们专权而致，若不斩康、曾二人，决不还营归寨。”他们身后的数千名官兵都群情激愤，怒视城楼之上的南宋君臣。朝臣也赞同斩杀康、曾二人，以谢天下。赵构无奈，只得答应。

苗傅仍然愤愤不平，指责赵构：“你不该当皇帝，如果钦宗回来的话，那应该怎么办呢？”苗、刘进而提出要赵构退位，立其年仅三岁的幼子赵旉为皇太子，请隆祐太后孟氏临朝听政，并与金人议和，归还二帝。高宗不愿。隆祐太后也劝说二人说：“现在大敌当前，我是一个妇女，抱着三岁的小孩决定朝政，如何号令天下？如果金国人听到的话，也会更加看不起我们。”但苗、刘二人对赵构早已失去了信任，在听完隆祐太后的话之后，恸哭不已，并声称如果太后不答应他们的要求的话，他们就要自杀于太后面前。赵构被迫退位。赵构三岁独子赵旉（兵变失败后数月之间便受惊吓而亡，疑为谋杀）被拥立为帝，改元明授。

这时韩世忠、张俊等人调集兵力，开始攻打苗傅和刘正彦二人。苗、刘失利。而二人在撤退的时候，还专门向赵构索要了丹书铁券。殊不知赵构对他们已是恨之入骨，诚如苗傅的谋士王钧甫所言：“二将忠有余而学不足。”苗、刘两人最后被韩世忠擒获，斩首于建康。苗刘兵变至此结束。

平心而论，苗傅和刘正彦虽然有勇无谋，但对宋朝可谓忠心耿耿，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他们之所以发动兵变、废掉赵构，是因为赵构荒淫无道、任用奸臣，不但不力图恢复中原失地，还让江淮民众屡遭灾难。但不幸的是，在兵变失败之后，赵构更加猜忌武将，南宋军民恢复中原的梦想终成泡影。后来矢志恢复中原的岳飞之所以被赵构加害，与这次苗刘兵变给他带来的心理阴影就有着很大的关联。

钱眼将军

钱眼将军张俊是南宋前期的重要将领，但比他的战功更出名的则是他的贪财敛财。他原本出身行伍，却在十几年时间里跻身于大富豪的行列。据说他一个人拥有的田地，每年光是田租就能收进三十多万石，相当于当时南宋最富饶的绍兴府全年赋税的一半。有人甚至还认为至少不低于一百万石。一次他在家设宴款待宋高宗赵构，集水陆奇珍、飞禽走兽于一席，菜肴达二百多种。而他为了防止家中的财宝被窃贼偷走，便把家里的白银统统做成一千两一个的大球，取名为“没奈何”，意思是不管什么样的窃贼都拿这大家伙无可奈何。

而张俊之所以在短短的十几年内聚敛了那么多的财富，一是克扣部队的粮饷，二是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各种经营活动。张俊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特意从部队里专门挑选了一批年轻力壮、身材高大的士兵，从手臂以下一直文身到脚，号称“花腿军”，无偿地为自己家从事各种劳役，包括耕种土地和大兴土木。当时极有名气的太平楼酒家就是张俊的产业。这座酒楼以经营高档酒菜和富丽豪华的气派而闻名。有一首打油诗讲的就是这件事：“张家楼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所以军中又称他为“张太尉铁脸”，意思是他没有廉耻观念，脸皮好像铁打的一样。就是这样一个贪鄙的人，却很得赵构的宠幸。赵构何尝不知张俊很坏，取其无远志，所以重用他、厚待他。看来苗刘兵变并没有让赵构真正吸取教训，而在这种思想主导之下，南宋朝政也更加腐败。

历史细读

据说有一次，宋高宗赵构在宫中大宴群臣，一艺人自称可以看出世上显贵的人是上天什么星宿下凡的。在场的君臣纷纷要求他给观测一下。于是这位艺人从袖筒中掏出一枚铜钱对准了赵构，观察片刻，声称看到了帝星。又对准韩世忠，说是看到了将星。最后他将铜钱对准了张俊，左看右看，说看不到星星。众人大急，张俊更急，请他无论如何再仔细观察一番。他煞有介事地仔细看了半天，最后叹了口气，严肃地对大家说道：“确实看不到星宿，只是看到一个坐在钱眼里的将军。”众人大笑，一时成为京城笑谈。

钟相、杨幺起义

南宋王朝一方面对金国屈辱求和，致使金兵不断掠夺江南，另一方面加紧剥削民众，加重税捐，使老百姓遭到双重灾难。再加上宋朝溃散的军队军纪松弛，四处抢劫，甚至有些正规军队也是祸害一方。岳家军单是做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宁可冻死也不拆老百姓的屋子烧火取暖，宁可饿死也不抢老百姓的粮食充饥）就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可见当时宋朝的军队军纪之差。

1130年，金兵攻占了潭州（今湖南长沙），大肆抢掠。接着一个被金兵打败的宋军将领孔彦舟带着一批败兵残卒在那里趁火打劫。当地百姓忍无可忍，在钟相的带领下举行了起义。

正史史料

平时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驱虏，甚于夷狄。陛下不得而问，正以防秋之时，责其死力耳。张俊守明州，仅能少抗。奈何敌未退数里，而引兵先遁？是杀明州一城生灵，而陛下再有馆头之行者，张俊使之也。……臣观今日诸将，用古法皆当诛。

——《文献通考》卷一五四

钟相是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在金兵南下的时候，他组织过抗金民兵，还派长子钟昂率三百余人前往南京（今河南商丘），也就是赵构称帝的地方“入卫王室”，但没得到朝廷的支持，就回到家乡组织农民自卫。当时他采用宗教的形式在农民中宣传，自称“天大圣”，能够解救人民疾苦。钟相说：“现在朝廷的法律把人分成贵贱贫富，这不是好法。我行的法，就是要不分贫富贵贱，人人平等。”钟相宣布起义之后，附近各县的农民纷纷参加起义军，钟相就建立政权，自称楚王。起义军攻占城池，焚烧官府，打击豪强大户，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洞庭湖周围十几个州县。钟相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一些士大夫也前去投奔。

南宋朝廷十分恐慌，任命孔彦舟担任捉杀使，镇压起义军。孔彦舟知道正面打不过钟相，就先派一批奸细，假扮成贫民，混进钟相起义军队伍。1130年三月，孔彦舟发起进攻，与埋伏在内部的奸细里应外合，起义军措手不及，钟相和他的大儿子被捕，惨遭杀害。

钟相被害后，起义军推杨幺当首领，继续和官军作战。杨幺原来名叫杨太，因为他年纪轻，当地民众亲密地称他为杨幺（幺就是小的意思）。起义军在杨幺的带领下，在洞庭湖沿岸建立营寨，又在湖里和各个港汊上集中了大批船只，平时生产，战时打仗，屡屡击败朝廷的军队，队伍越来越壮大，后来发展到了二十多万人，占领的地区也越来越广。起义军在占领的地方，宣布免除百姓的一切劳役和赋税。

而朝廷官员程昌寓被杨幺水寨义军击败后，焦躁不安，正好木匠高宣献车船（以脚踏机轮为动力的大型战船）图样，就不惜工本制造了大批车船，每船可装载水军一千人，由人踏车就可以使船进退。程昌寓没有考虑到江水涨落不定的情况，急着炫耀车船威力，督军攻打义军水寨。结果水寨滩头水浅，车船开进港汊，搁在浅滩里动弹不得。起义军趁势发起攻击，程昌寓乘小船逃脱，车船被义军缴获，高宣也当了俘虏。自此各寨义军利用当地丰富的木材资源，改制创新十余种车船，与轻便小船配合，出没于洞庭湖区，屡败宋军，取得了水战优势。

岳母刺字

相传岳母为了激励岳飞，在其背部刺上“精忠报国”四字。这幅年画即描绘了这一场景。

有一天洞庭湖边的江面上，忽然出现了三只大车船，船上既不见旗帜枪械，也不见一个士兵。宋将崔增、吴全见了，以为起义军在上游被官军打败，这几条船是顺流漂下来的，就开船追赶。不料到了湖面宽广的地方，几只大船里突然发出一阵擂鼓声，船舱里钻出来的起义士兵开动车船，横冲直撞，把官军的几百只小船全部撞沉。而留在沙滩上的官军步兵也遭到起义军的攻杀，一万多名官军全军覆没。农民军又向宋军其他部队喊话道：“崔增、吴全是天下有名的水军，但他们一万多人，只消我们三只车船，就全部消灭掉了。你们还不够我们杀的。”宋军士气大挫。农民军趁机发动大举进攻，宋军狼狈逃走。

刘豫伪齐政权（金人在中原扶植的傀儡政权）听到起义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就派人带着金帛文书，到杨幺大寨游说，要起义军联合进攻宋朝，提出“联军灭宋，分地而王”的方针，被起义军拒绝。伪齐又派了三十五个人带了官诰、金带、锦袍来诱降，起义军不再饶恕，把三十五名伪齐使者全部杀死。

和杨幺的民族大义相反，一贯对金屈服的南宋，把农民军看作是比金、齐更为危险的敌人。有人向宋高宗上书说：“方今之大患有三：曰金虏，曰伪齐，曰杨幺。然金虏、伪齐，皆在他境，而杨幺正在腹内，不可不深虑之。若久不平灭，必滋蔓难图。”侍御史张致远也在1135年二月上奏说：“金朝侵侮，不过是小病，如果善用药石，就很容易去掉。而庶民作乱，则是心腹大患，如果一直不管，实在难好。”对待金朝，宋朝官员中存在着抗战派与投降派的对立，但在镇压农民起义时，他们又高度一致起来。宋金战事略有缓和，高宗便派张浚亲临督战，又下令把精锐的岳飞所率部队从淮西前线调往洞庭湖。二十万朝廷大军开始镇压杨幺起义。

由于这时起义军将领有人动摇叛变，杨幺大寨被官军攻破，杨幺被俘后遭到杀害。而其部下将领夏诚仍在水寨坚持斗争。鉴于义军的车船优势，岳飞就采纳降将杨钦的计策，遣人开闸泄放湖水，放巨筏堵塞港汊，并于湖面散放青草，以破农民军车船的优势。后以杨钦为向导，进围夏诚水寨。夏诚率水军出战，因水浅船行不便，车船机轮又被水草缠住，遂被官军击败。至此前后相继六年的钟相、杨幺起义失败。

钟相、杨幺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沉重打击了南宋的腐朽统治。钟相、杨幺本是勤王兵马，最后却走到了南宋的对立面，反映出南宋朝政的腐败与昏庸。而农民军以区区数州之地，竟制造出先进的战船，占据水战优势，南宋军队竟然不敢正面交锋。这也说明宋朝的部分体制已经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历史细读

党进是赵匡胤时期的高级将领。一次，党进在街上看见艺人说书，就问那个说书人：“你在说什么？”说书人回答：“说韩信!”党进竟勃然大怒，说：“你对我说韩信，见韩信就会说我。”当即命令手下人将说书人打了一顿。虽然他目不识丁，言语举动都非常粗鲁可笑，但赵匡胤却很优容他、重用他，原因就在于他没有知识，即使起兵造反也很难成功。

岳飞之死

岳飞少年时丧父，由母亲养育成人。青年时代，正遇上女真贵族对宋朝发动大规模的掠夺战争。他目睹北宋灭亡前后的惨痛场景，有坚决抗击女真贵族民族压迫、收复故土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其母在他的背部刺上“尽忠报国”四个字，以激励他尽力杀敌、报效国家。现今不少人所说的“精忠报国”，应是受到宋高宗御赐“精忠岳飞”四字并由岳家军以之为旗帜与金兵作战的误导。

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岳飞与其他将领一道奋力抗击金兵，收复了中原不少失地，金兵逐渐失去了战场上的优势，南宋朝廷的安全得到了初步的巩固。当时岳家军所到之处，民众无不欢欣围观，“举手加额，感慕至泣”。而由于岳家军作战勇猛，军纪严明，当时的金军就有人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但岳飞在苗刘兵变的时候没有驰兵救援，这就很让宋高宗赵构怀疑岳飞是否对自己心存不满。更重要的是岳飞本人文武兼备，而岳家军也是当时南宋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再加上岳飞力主北伐，这就与赵构的偷安政策形成了冲突。不过由于当时金军的攻势正猛，岳飞还有利用价值，赵构就没有把岳飞怎么样。但随着宋金战场局势的日益缓和，赵构也不用担心金兵再次南下，岳飞及岳家军就成为了赵构的眼中钉。于是在赵构的指使下，由秦桧出面罗织罪名，岳飞于绍兴十一年除夕夜（1142年正月二十七）含冤而死，时年三十九岁，其子岳云及部将张宪也被杀害。

岳飞其人

岳飞与其他将领不同，与宋朝防范武将的政策相抵触，所以让赵构动了杀机。

第一是因为岳飞好学。他本是地主家的佃客，幼年并没有读太多的书。但他天性好学，其后贵为大将，仍然好学不倦，其中他最爱读的书就包括《孙子兵法》。武穆遗书虽是传说，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岳飞谋略的高明。但在宋代，典型的武臣通常连字也不识，越是没有知识，就会越得朝廷的信任。岳飞文武双全，自然要被看作是危险分子。同时岳飞注意招揽人才，发挥幕僚的作用。1136年，岳飞上书要求增加幕僚二十员：“欲乞差参谋、参议各一员，主管机宜文字一员，书写机宜文字一员，干办公事六员，准备差使八员，点检医药饮食二员。”时人也称，岳家军中“食客所至常满，一时名人才士皆荟幕府”。但宋朝统治者最害怕武将和文人交往，因此对将帅及其幕僚处处防范，甚至由朝廷派遣官员监视将帅。岳飞触犯了宋朝的大忌。

历史细读

相传岳飞的著名部将杨再兴是武冈军（治所在今湖南省新宁县）瑶族人。他自小习武，弓法神奇，后来跟随曹成对抗朝廷。岳飞领命征讨，其弟岳翻在此战中为杨再兴所杀。但岳飞见杨再兴魁伟勇武，说：“吾不杀汝，汝当以忠义报国。”杨再兴感恩依言，就追随岳飞，屡立大功，后来被小说家演绎成杨家将的后人。

第二是岳飞不爱财、不好色。宋代的将领，特别是南宋初年的大将，差不多个个都贪财，前面提到的钱眼将军张俊就是典型一例，韩世忠也曾议买官田。但岳飞不爱财，这就让赵构很是猜忌。在赵构看来，一个贪财的将领往往会因腐化而丧失上进心，这样就不可能对他形成威胁。以前梁武帝听说他的兄弟临川王萧宏家里库房很多，疑心藏的是武器，等到打开库房一看，只见装的都是钱。梁武帝于是知道临川王是个没有出息的东西，就非常高兴，也就不追究这些钱的来源了。赵构对诸将的心理和梁武帝对临川王的态度是差不多的。当赵构得知韩世忠也是一个求田问舍之人，就非常高兴，特意赏赐田地给他。而岳飞死后被抄家，家里仅有一百余贯现钱。赵构曾要在杭州为岳飞建豪宅，岳飞辞谢道：“北虏未灭，臣何以家为？”在南宋初年诸将中，少有不贪财的，更少有不好色的，例如张俊和韩世忠都是娶名妓为妻。赵构不仅以诸将贪财为可喜，而且觉得诸将好色也是可喜的。贪财的人已不足畏，贪财而又好色，就更不足畏了。当时诸将无不姬侍众多，唯有岳飞与众不同，他家里并无姬妾。有人特意送美女给他，他拒却不受说：“皇上为了国事殚精竭虑，这难道是将领应该享乐的时候吗？”一个不贪财而且不好色的人，越发使赵构感觉到难以驾驭，这当然又构成了岳飞的一条死因。

第三是岳飞不扰民，得军心。岳飞治军非常严厉。他的军队有“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的美称，深得民众的拥护。有次他的一个部下取民众一缕麻来束马革，他立刻将其斩首示众，毫不姑息。同时，岳飞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非常关心将士的生活。当时南宋对军队犒赏极厚，岳飞从来不取一文，全部分给将士。他的饮食与士卒同例，部队补给艰难时，则“与士卒最下者同食”。而岳飞全家均穿粗布衣服，妻子李氏有次穿了一件绸衣，岳飞便道：“二圣在北方过着艰苦的生活，你既然与我同甘共苦，就不要穿这么好的衣服了。”自此李氏终生不着绫罗。岳飞还亲自为得病的士兵调药。当部下的将领到远地驻防时，他常遣自己的夫人去慰问他们的家人。若部下战死，他不仅为之痛哭，并抚育死者的遗孤。因此他和他的部下关系亲密得像一家人一样，故他的部队打起仗来绝无兵不顾将、将不知兵、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毛病。当初苗刘兵变中宋高宗赵构之所以被废掉，对方的理由就是他不得民心、不得军心。因此岳飞越是得民心、得军心，赵构越是害怕。

岳家军

岳飞之所以能够抗击金朝的侵略，除了中原民众的支持外，岳家军作战勇猛、纪律严明则是关键因素。但正是因为岳家军的强大，岳飞才会为赵构所猜忌。

北宋灭亡前后，宋朝的主力部队已不堪一击，无法抵御金兵的进攻。赵构也在金兵的追击下狼狈逃命。南宋政权在生死线上苦苦支撑了数年，不可能完全实行以文制武这一套猜忌武将的办法。迫于无奈，赵构为了稳定风雨飘摇中的流亡政权，部分放弃了宋朝猜忌武将的传统政策，承认义军，并放松了对将领的控制，给予他们各种实权。不过事实上，当时的军队大部分都得自己解决粮饷问题。岳飞在镇守湖北时，很大程度上只能靠做生意维持。而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将领凭着个人才能，收拢溃散的原宋朝部队，吸纳义军，抗击了金兵的侵略，捍卫了江淮地区的安全。再加上古代的将军多以自己的姓氏制成大旗立于军中，所以民间自发地称呼岳飞的部队为岳家军、韩世忠的部队为韩家军、张俊部队为张家军、刘光世的部队为刘家军。岳飞以及他带领的岳家军就是其中最强大的军事集团。

迎銮图

曹勋前往金朝接客死异邦的宋徽宗赵佶和郑皇后的棺柩以及赵构生母韦太后南归，安乐郡王韦渊率仪仗迎于途中。仪仗肃穆，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深深的丧国之痛。

这种类似私家军的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以岳家军为例。宋朝正规军队之所以失败，至少有以下原因：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互不相救；军纪松弛。而岳家军多以亲信同乡为骨干，这样将领兵士就彼此熟悉信任，作战也分外勇敢。即使是一部遇到危险，其他部队也会奋勇来救。这一点有点类似于乡兵，虽然乡兵的兵员一般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也比较差，但战斗力却不逊于当时的宋朝正规部队。同时岳飞不受朝廷派来的文臣的牵掣，命令可以在军中得到很好的贯彻，能够保持严明的军纪。再加上宋朝实行募兵制，往往是对岳飞比较认可的民众才会加入岳家军。而岳家军在岳飞的带领下屡屡取得胜利，又强化了这种格局。但这也为岳飞带来了杀身之祸。

南宋初年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人权力增大，但当金兵的攻势减弱，暂时不意图江南时，赵构就着手削弱武将的军权。岳飞及岳家军就成为众矢之的。岳家军在战斗中不断壮大，最后达到十万之多，且多有战功，是南宋当时的精锐部队。而岳飞深得军心、民心，平生大志昭著，更成为朝廷疑忌的对象。尽管岳飞素以忠君著称，岳家军也为赵构在江南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仍不免成为宋朝防范武将政策的牺牲品。

而赵构杀害岳飞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岳飞力图恢复中原，对他的偏安政策构成了挑战。他还担心岳飞的实力及威望在北伐中进一步提高，更担心一旦金朝因岳飞的胜利放回宋钦宗的话，他的皇位乃至性命就岌岌可危了。

恢复中原的争论

靖康之变中，宋徽宗和钦宗被抓至金国的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这对宋人来说是极大的耻辱。宋人提起此事时，就以“二帝北狩”而代之。而在南宋成立初期，迫于宋、金两国军事和政治斗争的局势，虽然宋高宗赵构只想苟安江南，但在表面上还是提出要恢复中原、迎还二帝。赵构定都临安时，称临安为“行在”。古时皇帝出行所在之地叫作行在，此名意味着杭州只是暂住，最终还是要还都开封。宋哲宗的皇后孟太后死前也留下遗命，希望选择就近之处暂时安葬，待将来恢复中原故土后，再归葬祖宗陵园。因此孟太后的陵园既没有高耸的陵台，也无神道两侧雕刻精湛的石兽。当时的人们也对赵构恢复中原寄托了很高的希望。当曹勋从金朝关押宋朝宗室的地方南逃时，在靖康之变中被掳到南方的赵构的妻子邢秉懿摘下金环，交给曹勋说：“幸为吾白大王，愿如此环，得早相见也。”

可邢秉懿没有想到，她的丈夫是个懦弱无能的皇帝，只想苟且偷安，保住他自己的富贵。虽然赵构遥封她为皇后，一直到得知她的死讯之后才另立皇后，南宋的中宫也因此虚位长达十六年，但这些只是赵构蒙骗世人的伎俩。对于这一点，宋钦宗看得还比较清楚。1142年，宋金关系有所缓和，赵构的生母、宋徽宗的韦贤妃由五国城归宋。她离开时，宋钦宗挽住她的车轮，请她转告赵构，说自己若能归宋，到道观出家就够了。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钦宗知道他被囚在五国城并不仅仅是金人的意思，但他的哀求并没有感动赵构。

事实上赵构根本就没有想要恢复中原。1129年二月，靖康之耻才过去两年的时间，赵构已经乐不思蜀，白天宣淫，结果被金兵攻来的消息吓得失去了生育能力。而当时他接到警报之后，不是想着如何抵御，而是抛开数十万军民，立即南逃，以致军民死伤惨重。

赵构的态度在1156年，也就是宋钦宗去世的那一年，所发布的一份诏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当时赵构的权力已经巩固，但还是有人上书要求收复失地，他就专门下了一份诏书说：“朕维偃兵息民，帝王之圣德；讲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断自朕志，决和议之策。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议耶？近者无知之辈，遂以为尽出于桧，不知悉由朕衷。乃鼓倡浮言，以惑众听。至有伪造诏命，诏用旧臣；献章公车，妄议边事。朕实骇之……内外大小之臣，其咸体朕意，恪遵成绩，以永治安。如敢妄议，当置重典。”在这段话里，赵构首先用儒家的大道理为他的投降政策辩护，其次则诏告天下，和议的政策是不容改变的，如果谁还要继续讨论就要严惩。

岳飞则力主恢复中原。他目睹了在金军铁蹄下中原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激发了满腔的爱国情怀。在岳飞还是低级军官的时候，他就上书赵构求战。当时的宰相黄潜善和汪伯彦看到岳飞的上书，批示道“小臣越职，非所宜言”，于是就将他革掉官职、削除军籍。后来只是因为战事紧急，岳飞才得以重新任命。

岳飞虽然屡遭挫折，但爱国之心不改。1138年，赵构派岳飞收复襄汉六郡，但警告他只许收复李横原先“所守旧界”，不许越界到伪齐领土上，否则“虽立奇功，必加尔罚”。在这样的情况下，赵构与岳飞的矛盾就难以化解了。在岳飞看来，只要努力，虽然金人强大，但恢复中原还是有可能的。但赵构并不想恢复中原、迎还二帝，他只是想偏安江南，过自己的安逸生活。

北宋的灭亡与艮岳的修建有很大的关系，而赵构在逃亡过程中，还不忘将艮岳上的少量奇石精品南运，安置在了临安皇宫的御花园里。当时不少大臣也持与赵构相似的观点。那些从北方来的士人，正忙着弄个一官半职以安身立命，南方的士人则对北伐根本就不关心，只要金兵再不过长江就行了。

可悲可叹的是，当赵构的生母韦太后从金国回来之后，竟忘了亡国之耻以及自己所受的屈辱，又沉浸在享乐之中。当时赵构为了表示以天下养太后的决心，就挖空心思制作了一些在宋徽宗时期宫中所用的香烛。这些香烛是用龙涎香、沉脑屑等上等香料填充河阳花蜡烛而成的，异常昂贵，南宋小朝廷既无财力也无心思弄这些东西，这次也只能弄十几支。但韦太后在寿宴上却视而不见。赵构实在忍不住了，就对她说：“这蜡烛还让您满意吧？”可她却淡淡地说：“你爹爹曾经每夜都点几百支，连妃子的房间也有的点。”赵构当时非常失望。在韦太后中途离席的时候，就对妃子说：“我怎么能比爹爹富贵呢！”

在这种风气下，岳飞是一个异类，而且是一个掌有重兵的异类，因此岳飞的死就是必然之事。就是因为岳飞在抗金斗争中将众多爱国志士团结在他身边，赢得了民众的拥护，不愿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生活，力主北伐，结果被赵构杀害。

岳飞死了，和议成了，虽然丢了中原，江南又安全了几年，皇帝又开始纵情享乐，士大夫们也继续吟风弄月、填词作画了。但岳飞的遭遇又怎么能不让一心爱国的忠义之士寒心呢？后来金国在招降南宋的一名大将时，就特意强调：“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叁夷之诛，可不畏哉！”事实上南宋小朝廷的偏安日子也没有持续几年。1161年，金军又大举南下，幸好有虞允文等将士力挽狂澜，南宋朝廷又维持了一百多年。假如一个社会共同体在边衅频仍的危急存亡之秋，其上层居然还有心思去纵情享乐，使人“直把杭州作汴州”，同时又在自毁长城，其灭亡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当时的南宋诸军

自然岳飞并非毫无指责之处，例如岳飞在几次救援友军的战斗中行动迟缓，这也是秦桧给岳飞定的罪状之一。但这是当时宋军的通病。有人上书赵构说：“今之诸军将帅，相视若冰炭，相疾如仇雠。假使一军深入，其谁为应；一军陷阵，其谁为援？”后人也有评论道：“建炎中兴之后，兵弱敌强，动辄败北，以致王业偏安者，将骄卒惰，军政不肃所致。”岳飞等人的功绩也不能做太多的夸大：“张、韩、刘、岳之徒……究其勋庸，亦多是削平内难，抚定东南耳。一遇女真，非败即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怪不得陆游感叹道：“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宋朝虽然实行重文轻武政策，但对于武将却是极为宽松的，这也是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南宋成立伊始，中央政府极为依赖军队，更是无力控制这些现象的发生。因此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北宋立国伊始，对武将极为宽松，军纪松弛，结果导致宋军屡败，北宋也由此灭亡。而南宋建立之后，又不得不依赖武将来维持局面，军纪更加败坏。赵构在局势稳定下来后，一方面对武将的各种违法乱纪之事纵容姑息，另一方面剥夺了韩世忠、张俊的兵权（刘光世病死），杀掉了岳飞，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幸好金军不习惯在南方作战，宋朝这样的军队还可以偏安江南。但等到更为强大的蒙古军队南下的时候，宋朝这样的军队虽然造不了皇帝的反，但却纷纷溃逃投降，葬送了南宋。

十里荷花与完颜亮侵宋

自隋朝以来，江南地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宋朝时已成繁华之地，这也引起了少数民族政权的觊觎之心。据说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描写江南繁华的《望海潮》不但在中原地区广为传播，而且也为少数民族所熟知。而金朝皇帝完颜亮读到《望海潮》时，就“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事实上有宋一朝，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领导者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成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他们熟悉中原的制度，并渴望成为中原的统治者。唐太宗天可汗的地位是想有所作为的少数民族领袖所追求的。宋朝的软弱也给他们提供了机会，刺激了他们的雄心。金主完颜亮即是一例。

今日北风甚劲

金国海陵王完颜亮1149年弑君而篡位称帝之后，加速吸收汉族文化，同时也开始了侵宋的准备。1154年，金朝从上京迁都到燕京。1158年，他又命令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兴建宫室，准备将都城再次南迁，以便进攻南宋。许多大臣都表示反对，认为宋人无罪，师出无名，连太后徒单氏也极力劝阻。完颜亮却一意孤行，甚至处死了太后，禁绝异议，积极准备南侵。

1158年，南宋出使金国的使者孙道夫回国后即报告金国有南侵之意，而宋高宗赵构却错误地认以为金国没有什么借口，不会南侵。宰相还怀疑孙道夫借此引荐主战派张浚出山，便把他贬到外地。1159年末，金国禁止百姓谈论即将起兵南侵的消息传到南宋，有些官员要朝廷早作准备，反而被赵构斥责是造谣生事。

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金朝很快就要攻打南宋。1160年，金朝使臣施宜生想透露点消息给南宋朝廷，但是旁边一直有金朝的随从官员，不好明说，就向接待他的张焘暗示：“今天北风可刮得厉害啊！（今日北风甚劲！）”他怕张焘还不明白，拿起几案上的笔说：“笔来，笔来！（“笔”和“毕”同音，“毕来”，就是都来的意思）”赵构这才开始准备。施宜生回到金国之后，因此事为副使所控告，受酷刑而死。

火箭烧金船

1161年秋，完颜亮以向宋朝索要淮河之地未果为由，起兵六十万，号称百万，分四路攻宋：一路从海上直取临安；主力则由完颜亮率领，从宿、亳，攻淮泗；一路出唐、邓，取荆襄；一路出秦、凤，侵四川。金兵在千里战线上，发动了对南宋的全面进攻。完颜亮狂妄地宣称：“多则百日，少则一个月，定能灭掉南宋。”

金军为防止赵构流亡海上，还出动了六万水军从海路进攻临安，企图将赵构一举擒获。在大敌当前的紧急关头，宋将李宝自请率领一支战船一百二十艘、弓弩手三千人的船队北上，长途奔袭金人的船队。

宋代的喷火器

中国很早就将石油（在沈括命名之前，多称猛火油）用于战争。宋军就研制了喷射石油的猛火油柜。上有四个铜管，管上横置唧筒，与油柜相通。唧筒前部装有“火楼”，内盛引火药。当发射时，点燃“火楼”中的引火药，然后用唧筒向油柜中压缩空气，使猛火油经过“火楼”喷出时，遇热即成烈焰，用以烧伤敌人和焚毁战具，水战时则可烧浮桥和战船。喷火距离为五至六米。

完颜亮这次南征加重了金朝统治地区民众的负担，再加上金朝女真贵族对中国北部地区一贯实行残酷统治，各族人民纷纷起来反抗。1161年八月，义军起兵收复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完颜亮被迫分兵数万围攻海州。李宝援救了被金军围困在海州的抗金义兵，并与山东义军取得了联系。十月下旬，李宝的船队驶抵石臼山（今山东日照附近）。几百名金朝汉族水兵前来投诚，他们告诉李宝，金人的船队正停泊于距离石臼山只有三十里左右的唐岛（又名陈家岛，在今山东灵山卫附近），而且金兵由于不习惯水战，多在船舱中匍匐而睡。根据这一情报，李宝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火攻破敌的战法，率领船队迅速出击。而充当金军水手的多是被迫征来的汉族人民。当他们远远望见李宝的船队时，一直不告诉金兵。所以当李宝的军队逼近金人的船队时，金军还在船舱里睡觉。李宝紧紧抓住战机，命令船队全面出击。刹那间“鼓声震荡，海波腾跃”。李宝的部队用火箭射向金人的船帆。由于金人的船帆是用油布做成，见火即燃，霎时间金人的船队烟焰冲天。再加上金军遭到突袭，惊慌失措，仓促应战，船只挤成一堆，几百艘战船一下子陷入火海之中。少数没起火的金船，宋军就跳上船去进行肉搏战。受尽压迫的金人船队中的汉族水兵，纷纷倒戈起义，大概有三千人之多。这时金军水军主将尚未启程，得知战败，急忙逃跑。金朝六万人的船队烟消云散。

李宝之所以能够全歼相当于自己数倍兵力的金人庞大的船队，粉碎金军从海上侵袭宋都城临安的战略计划，首先关键在于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李宝所部士气高昂，斗志顽强。而女真族占领区的人民为摆脱金国的残酷统治，对宋军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和支持。初则提供情报，后则临阵倒戈，严重地削弱了金军的实力，壮大了宋军的力量。其次李宝根据所得情报，正确地采取了出其不意、隐蔽接敌、火攻破敌的战法，这也是赢得这次海上奔袭战胜利的重要原因。这次海上胜利，同陆上的采石矶之战的胜利一起，使南宋转危为安。而唐岛之战也开创了火药火器大规模用于海战的先河。

虞允文力挽狂澜

完颜亮率领的金军主力很快就抵达长江北岸。刘锜领兵迎战，命副帅王权先行。王权畏敌如虎，出发前和妻妾哭泣告别，还以犒军为名，将家中金帛装船运走。王权听说金军逼近，连夜逃走，宋军不战而溃。刘锜患病已重，只好退兵镇江。宋高宗赵构闻讯，准备再次入海避敌。后经大臣竭力劝阻，高宗暂留临安，观望形势。但又暗地命令建造船只，备足粮食和淡水，做好了逃难海上的准备。在此危急关头，虞允文在采石矶击败了完颜亮的渡江部队，使金军内部矛盾激化，完颜亮被部将所杀。

当时虞允文只是以中书舍人参谋军事的身份，到采石矶犒军。当他看到军无主帅、军心涣散时，他便召集将士，重新部署，抗击金兵。当时有人劝他说：“你是奉命犒师，又不是派你督战，何必自讨苦吃呢？”他慷慨地回答：“假如金兵一旦渡江，国家就危险了，作为臣子，我怎能逃避呢？今天的事情，只能进不能退，如果不能抵挡就以死殉国。”士兵们被虞允文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先后聚集了一万多人，奔赴采石矶防御。

虞允文与将领们商议，决定采用水、陆配合，以水战为主的战法。步兵与骑兵埋伏于江岸高地之后，水军分五队，各以海鳅船（一种用车轮激水，行动快速的小型战船）和大型战船组成，一队泊大江中流，为主力；两队分东西两翼，成犄角之势；其余的两队隐蔽于港湾中，以袭击敌船和援助前阵。

而此时完颜亮的堂弟完颜雍趁中原空虚而在东京（今辽宁辽阳）称帝，是为金世宗。而南征将士也有从前线逃回去拥立完颜雍的。再加上水军被宋军击败，金军军心动摇。完颜亮决定先取南宋，再北上与世宗抗衡。这时金军制造的大船还没有到达前线，有金将进谏说：“臣观宋舟甚大，行驶如飞。我舟既小，行驶反缓，水战非我所长，恐不可速济。”完颜亮斥道：“以前我跟四太子追赵构至海上几百里，当时有大船吗？”他执意进军。他先使部分水军佯攻以试探宋军虚实。虞允文识破了金兵的动机，未予反击。于是完颜亮在岸边挥动红旗，五千金军乘坐三百余艘小船，顺风顺水，向东岸（长江在芜湖——南京一段，自南而北，折向东流。金军在北岸，故在西北方向；宋军在南岸，故在东南方向）冲来。等到金兵靠近东岸，突闻鼓号四起，只见宋军从岸头隐蔽处冲出，严阵迎战金兵。这种气势，金军自从出兵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因此大为震惊。然后部分金兵开始登陆。宋军看到金兵登岸，一时胆怯，开始后退。虞允文就拍着一名将领的后背说：“你的胆量，天下闻名，此时立在阵后做甚？再向后退，就和小孩子没有什么差别了。”在虞允文的刺激下，宋军拼死力战。

这时江面风力渐弱，虞允文命令以海鳅船猛冲金军船只，并用装有火药、硫磺、石灰的霹雳炮猛击。霹雳炮“盖以纸为之，而实以石灰硫磺。炮自空而下坠水中，硫磺遇水而火自水跳出，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迷其人马之目，咫尺不相见。遂压虏舟，人马皆溺”。在海鳅船上划船的民工也毫无惧色，冒着射来的箭矢踏车前进。南宋军将见民工都这样勇敢，深为感动。而金兵所用的舟船底部宽平，风力一弱，就在江中飘摇不定，无法前进。结果船只或沉入江，或半浮水面。水军将渡江之敌歼灭了一大半，打退了金兵的进攻。

完颜亮不甘心失败，于是重新集结船只，准备再次进攻。这时天色已晚，正好有一队败退的宋军路经采石，虞允文立即让他们自山后至江边往返击鼓，充作疑兵。当时采石附近百姓，也来助战观战，连绵数十里，助威声不绝。完颜亮听到对岸鼓声震天，人声如潮，以为宋朝援军到达，慌忙下令退兵。

次日在虞允文的指挥下，宋军主动出击，在另一渡口处焚毁敌船，射退敌骑。完颜亮被迫移驻瓜州渡，准备再次渡江。完颜亮无视金军的怯战情绪，将没有战死而退回的金兵全部杀掉。并对近侍说：“三日渡江不得，将随军大臣尽行处斩。”这就激起了兵变，结果完颜亮被乱箭射死于帐中，于是金军主力退去。消息传来，老将刘锜激动得热泪盈眶，抓住虞允文的手说：“朝廷养兵三十年，今日大功乃出儒生！”

金兵退去，南宋又一次面临着是抗战还是求和的问题。抗战派主张乘胜北上作战，恢复中原。有官员上书说，完颜亮被杀，金朝内乱，这正是难得的好机会。也有人建议密传檄文，号召中原义士，各取州县，等有机会可乘，就一举恢复故地。但赵构拒不采纳。

金朝在退兵后遣使来告世宗完颜雍即位。金使来到临安，要求宋朝行臣子之礼。一些大臣认为：“金朝南侵，已弃绝原来的盟约，接待金使，当用平等的敌国礼，不再称臣。”赵构则希望要回河南的皇室陵寝地，仍然甘愿作金朝的藩臣，而不以为耻。投降派官员附和赵构，说土地是实利，称臣是虚名，主张继续称臣。

仓皇北顾

宋高宗赵构实行屈辱退让政策，激起了南宋军民的不满。赵构之后的宋孝宗赵昚力主恢复中原，利用金国完颜亮被杀之后政局不稳的机会，发动了北伐。但由于军队战斗力低下，尤其是指挥混乱，遭到惨败。等到蒙古兴起之后，韩侂胄也发动了一次北伐。但由于朝政腐化不堪，不但惨败而归，而且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之一，韩侂胄也被杀掉。

张浚北伐

采石矶之战后，南宋方面宋孝宗继承皇位，金国金世宗夺得皇位。宋孝宗要乘采石矶之役的胜利扩大战果，金世宗则要恢复采石矶之役以前的疆界，宋金间的一场大战也就不可避免了。张浚北伐就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发生的。

张浚北伐与宋孝宗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虽然南宋的君王大多昏庸不堪，但宋孝宗赵昚还算是较为英明的一位。宋孝宗原是宋太祖赵匡胤儿子赵德芳的六世孙。高宗赵构在扬州逃跑时因为受到了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而后唯一的儿子也死去了。而宋太宗赵光义一系的后人，在靖康之变后基本被金国一网打尽，全都押往北方。剩下的只是些远支，血缘上并不比太祖一脉的近支宗室更近。再加上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传闻，认为是赵光义杀了赵匡胤而得到了皇位。据说一些出使金国的使臣回来后说，金太宗长得酷似赵匡胤，于是人们纷纷说，太祖要回来夺皇位了。基于各种考虑，宋高宗赵构说：“太祖大公无私，将皇位传给弟弟而不传给自己的儿子，现在朕就将皇位传给太祖的后人。”据说在太祖的后人中，宗室们挑中了一胖一瘦两个小孩，将他们送到赵构面前。赵构中意胖小孩，这时两个孩子在宫中站着，突然来了一只猫，瘦的孩子没动，胖孩子却伸脚去踢猫。这一脚踢走了猫，也踢没了赵构的好感，于是瘦的孩子便被留了下来，他就是赵昚。

赵昚自小在宫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后来晋封为郡王。这位天资聪明的皇储非常厌恶秦桧，而秦桧也顾忌赵昚能力太强，双方关系很僵。赵昚的生父病故时，秦桧上奏要求赵昚守制三年，当时因为赵昚的皇太子身份并未确定，所以这个要求也并不过分。秦桧是想借机免去赵昚的皇储身份，但没有成功。守孝期满后，赵昚回宫，后被确立为太子。

1161年，金军再次南侵，宋高宗赵构又准备下海逃命。这时皇太子赵昚上书，要求自己率兵迎敌。不久金兵退走，赵构决定禅位给赵昚，自己自称太上皇，颐养天年。赵昚即位后，首先做的就是给岳飞平反，并将秦桧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全部予以平反昭雪，力图收复失地。

1163年，宋孝宗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负责抗金前线的军事指挥。此前金人向南宋索取海、泗、唐、邓、商五州之地及岁币，被张浚拒绝。金朝于是屯兵虹县、灵璧，摆出一副马上就要进攻南宋的架势，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张浚主张先发制人，立即进行北伐。

北伐初期，宋军接连取得胜利，李显忠攻克灵璧、宿州，邵宏渊攻克虹县，北方民众纷纷响应，归附者络绎不绝。然而就在宋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军队内部的问题开始暴露。首先是将领不和，导致宋军无法协调行动、统一指挥。邵宏渊为人心胸狭隘，争强好胜，宋孝宗任其为招讨副使，位在李显忠之下，对此他耿耿于怀。而张浚对这一问题又处理不当，听任邵宏渊不受李显忠节制，导致问题恶化。其次面对胜利，主帅李显忠产生了轻敌心理。攻克宿州后，他既不谋进取，也不做防守，终日与部下饮酒作乐。当有人报告说有金军万余人向宿州逼近时，他竟不以为然地说：“区区万人，何足挂齿！”此外李显忠在犒赏军士时有失公平，士兵三人才分得一千钱，每人平均只得三百余钱，无法调动士兵们的作战积极性。邵宏渊又趁机暗中起哄鼓噪，士卒怨怒，宋军一度高昂的士气大为削弱。

就在宋军主将失和、军心浮动的时候，金人已经从前期仓促应战的慌乱中调整过来，准备反击了。宋孝宗和张浚对北伐面临的潜在危险也已有所觉察，以时值盛夏、人马疲乏、不宜连续作战为由，急令宋军撤退。然而诏书尚未到达军中，金军已抵达宿州城下。当时正值酷暑时节，李显忠通知邵宏渊出兵，夹击金军，邵宏渊却按兵不动，李显忠只得独自率军出战。战斗间隙，邵宏渊装模作样地出城巡视，对士兵们说：“天气如此炎热，就是手不离扇尚不凉快，更何况要在烈日暴晒下穿着厚重的铠甲作战？”言外之意是宋军几乎没有获胜的机会。宋军的二号统帅人物都表现出如此悲观的情绪，使得宋军人无斗志，军心涣散。

宋宁宗

宋宁宗是南宋比较软弱的皇帝。在位期间，先后有韩侂胄及史弥远专权。他曾派使节赴蒙古谈判，拟联蒙灭金，但宋军对金作战失利，反而丢城失地。

当晚中军统制官周宏、邵宏渊之子邵世雄等将领各带领所部逃跑，宋军顿时大乱，金人趁机大举攻城。李显忠率领部下奋力抵抗，而邵宏渊当此紧急关头，仍不肯与李显忠合力守城，极力主张弃城撤退。李显忠知道邵宏渊对自己心存嫉恨，不会援手，仅凭自己所部孤军守城已不可能，只得放弃宿州，连夜南撤。但步兵怎么能跑过金军的骑兵，宋军刚刚退到符离，就被追击的金兵赶上。在金兵的围攻下，宋军再无抵抗之力，士兵们丢盔弃甲，惊慌逃窜，连同随军民夫在内的十多万人马伤亡殆尽。李显忠、邵宏渊二将在乱军中逃脱，侥幸保住了性命。至此历时仅二十天的北伐以宋军溃败告终，这也是孝宗在位期间唯一的一次北伐。虽然失败了，但这毕竟是南宋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出击，说明宋金的实力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与以前南宋穷于应付金人的进攻有了很大不同。不过也说明了在防范武将的政策下，南宋军队充斥着无能之辈，即使偶尔出现了岳飞等优秀人才，也很快被扼杀。南宋也只能靠着江南的水网苟且偷生。

南宋在北伐失败后，主和的声音再次抬头。金国又乘机继续进攻，宋军抵抗不住。宋孝宗赵昚最后答应了金国稍作退让的议和条件，将宋朝收复的唐、邓、海、泗四州还给金国，改宋对金称臣为叔侄之国，将岁贡改为岁币，并将秦、商二州的土地割让给了金国。

绍熙政变

基于日益崛起的蒙古对金国构成了致命威胁，为了化解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以及收复失地，韩侂胄发动了北伐。但由于军队的腐败以及将领的叛变，北伐失利，求和派就杀掉韩侂胄，将其首级送到金国，以此议和。而这一切与先前的绍熙政变有着莫大的关系。

历史细读

南宋杭州有一风俗，亲王一旦登基成了新皇帝，市民就可以去该亲王的旧府第随意拿东西，皇家认为这样可以图个吉利，是为“扫阁”。但该亲王也可以事先把贵重物品转移走，以减少损失。所以到了扫阁那一天，基本上是一些桌椅板凳之类的粗笨之物，让百姓们乱抢一阵，热闹一番。但这次却不一样，宋孝宗以前说过要让赵抦继承皇位，没想到后来即位的却是嘉王赵扩。赵扩事先一点准备也没有，杭州人顿时将偌大的一座嘉王府上下里外拿得一干二净。

韩侂胄的得势，开始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危机。宋光宗赵惇于1171年被立为太子，但东宫历来都是权力斗争的中心，言行稍有疏忽，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更不要说保住储君的地位。赵惇深知这一点，因此在入主东宫后，他勤奋好学，一举一动都严守礼法，对宋孝宗更是恪尽孝道。赵惇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做了十几年孝子，等自己过了四十岁，父亲却依然身体康健，而且也没有将皇位传给他的意思，心中很是烦恼。一天，赵惇终于耐不住性子，便向孝宗试探道：“我的胡须已经开始白了，有人送来染胡须的药，我却没敢用。”孝宗何等聪明，立刻听出了儿子的弦外之音，回答道：“有白胡须好，正好向天下显示你的老成，要染须药有什么用！”太子碰了个软钉子，更加摸不清父亲的意思，只得求助于太皇太后吴氏（高宗的皇后）。太皇太后便开始向孝宗暗示，早点传位给太子，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太子还须多加历练。

1189年，宋孝宗禅位于太子赵惇，自称寿皇圣帝。四十三岁的赵惇终于登基为帝是为光宗，第二年改年号为绍熙。他觉得自己终于没有必要事事都看着孝宗的脸色行事，父子二人就此产生了隔阂。宋孝宗认为赵惇对他不够孝敬。由于孝宗仍有强大的影响，再加上其他人的不断挑拨，宋光宗也由此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感，最终导致他患上无端猜疑和极度偏执的症状。孝宗逝世时，宋光宗连丧事也不肯主持，只得由太皇太后吴氏代其主丧。此时的宋光宗，精神病的症状已十分明显，他根本不相信孝宗已死，以为这是一个篡夺自己皇位的圈套，每天只是呆在深宫中喝酒。由于时刻担心遭人暗算，他从不让佩剑和弓箭离身。就在这位皇帝终日提防已经死去的父亲暗算自己的时候，皇位已经被儿子悄悄取代了。

太皇太后吴氏和朝廷大臣考虑另立新君，嘉王赵扩就这样被选中，没来得及被册封为太子，就于1194年在大臣的拥立下仓促即位，是为宁宗，第二年改年号为庆元。当太皇太后吴氏命赵扩穿上黄袍时，赵扩居然吓得绕着殿柱逃避，口中大声喊叫：“儿臣做不得，做不得！”太皇太后命令韩侂胄把黄袍取来，给嘉王穿上。韩侂胄拿来黄袍，嘉王一看就跑，两人绕着殿中的柱子跑来跑去。最后太皇太后喝止住嘉王，加上韩侂胄在旁劝说，嘉王这才穿上黄袍，并在韩侂胄的扶持下登上御座，这场政变因为发生在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所以被称之为“绍熙政变”。韩侂胄还在第二天陪同宁宗去拜谒光宗，并设法从光宗处取得传国玉玺，由此立得大功。后来韩侂胄拜平章军国事，三省相印都放在他家中，被其亲信、当时的宰相陈自强尊为“师王”，完全掌握了朝廷大权。

绍熙政变是第一次由文官发动，以不孝的罪名把在任的皇帝赶下宝座的政变。这次政变体现出了宋代礼教蕴含的巨大道德力量。这种力量之强，甚至对于至高无上的皇帝，也有衡量的尺度和约束的标准。这与南宋的道学繁荣有着密切的联系。南宋人所讲的道学是指继承孔孟道统而以洛学为主干的思想体系。而所谓洛学即二程（程颢、程颐）之学，在朱熹这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也成为绍熙政变的重要理论基础。朱熹后来也被安排到宋宁宗身边担任侍讲。可惜宁宗对朱熹宣讲的那一套“存天理、灭人欲”的议论毫无兴趣，经常是敬而远之，在一个多月后更是以朱熹年老的借口辞掉了他。同时皇权对士大夫势力的过于强大也心存不满，韩侂胄就成为了打击道学的急先锋。

庆元党禁

在宋孝宗年间，就有大臣声称：“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朱熹曾经上书孝宗，认为政治的清明有待于治道的“大根本”，即君主能够“正心诚意”，使“人主之心术”归于正才能解决。孝宗认为朱熹在诋毁他“君心不能以自正”，要治朱熹的罪。幸好有大臣劝阻不要和一个狂妄书生生气，朱熹才逃过一劫。宋宁宗一朝，也有不少大臣上书批评道学。一位大臣就认为道学是“依正以行邪，假义以干利”，“如饮狂药，如中毒饵”，“口道先王语，而行如市人所不为”。又说：“孝宗锐意恢复，首务核实，凡虚伪之徒言行相违者，未尝不深知其奸。臣愿陛下以孝宗为法，考核真伪，以辨邪正。”

韩侂胄不属于士大夫阶层，他执掌朝政后，就开始正式打击道学的势力，朱熹等提倡道学的五十九人被打入“伪学逆党籍”，朝廷更在1198年五月正式下诏禁“伪学”。一时间理学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宋宁宗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是为“庆元党禁”。

这要先从沈继祖弹劾朱熹说起。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先是上书弹劾朱熹“不孝其亲”“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哭吊汝愚”“为害风教”等六大罪。特别指责朱熹霸占已故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做自己的小妾，进而主张斩熹之首，以绝“伪学”（这是沈继祖对道学的称呼），史称“庆元党案”。

不知道是不是违心，朱熹写了《谢表》，向皇帝认罪承认“私故人之财而纳其尼女，规学宫之地而改作僧坊”。他还说出了一句“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朱熹的认罪让道学一派极为被动。有大臣进而上书，要求将道学家的语录之类，全部销毁；朝廷录用进士，凡是有讲到程朱义理之学的试卷，一律不得录取。因此朱熹的门生、朋友都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者改换门庭，从此不再进入朱熹家门，与他划清界线。

韩侂胄的权势在道学势力的全面溃退中水涨船高，但他的权势并不是那么巩固。太皇太后吴氏和皇后韩氏都去世了，而宋宁宗新的皇后杨氏则跟韩侂胄有仇，因为当初他反对立杨氏为皇后。所以韩侂胄迫切需要用现在还算巩固的权力做一番大事，“立盖世功名以自固”。但对一个执政者来说，要想有所作为，无非是文治武功两方面。文治方面无非是内政的改革。内政的改革有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的教训，韩侂胄既没有那个才能，也没有那个胆略，自然不会考虑。武功方面则自然是响应民众恢复中原的意愿，出兵北伐。

而此时北方的金朝已经不如昔日强大。金人朝国内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时有发生，特别是北方蒙古高原上的蒙古部落从金建国时就在边境骚扰，金人束手无策，只得在北方边境修筑壕沟堡垒，走上了汉族王朝的老路。而在韩侂胄开始北伐的那一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头被尊为成吉思汗，金国灭亡的序幕已经拉开。对南宋朝廷来说，金朝实力衰落的最直接迹象就是金国的使者不再像过去那样视南宋皇帝如无物、公然咆哮朝堂。1202年，金章完颜璟宗还对使宋大臣交代，要给宋朝使者讲明“两国和好久矣，不宜争细故，伤大体”。

辛弃疾《去国帖》

辛弃疾的书法虽无豪纵恣肆之态，但也不失方正挺拔之气，字里行间透露出浓浓的爱国之情。

韩侂胄为了进一步了解金国的情况，就于1203年冬派亲信邓友龙出使金朝。一天晚上，有人潜往邓友龙住处，分析金朝形势，罗列金朝为蒙古所困、国内饥馑连年的困境，认为南宋北伐必然能势如破竹。历史再次重演。这时安丰守臣厉仲方也上书称淮北义民都愿归附，周围大臣也力主伐金。再加上1203年金国竟然公开宣称，金国已经以土德取代了宋朝的火德。而按照传统的政治观念，每个正统的王朝，都相应地以五行中的一种物质来表示。对南宋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挑衅。因此摆在南宋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保持偏安局面，默认金国已经取代南宋成为中国的正统王朝；二是向金国开战，并收复中原。韩侂胄选择了第二条路，那就是北伐。

未闻函首可安边

1205年的一天傍晚，当时任镇江知府的辛弃疾登上镇江城北北固山上的北固亭。辛弃疾壮志未酬，独对满天夕阳，发出了流传千古的感慨：“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辛弃疾南归后，正值南宋统治集团中妥协投降势力嚣张得势之时，他凭着对南北政治、军事形势的深刻了解，与投降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曾先后呈给宋孝宗《美芹十论》和宰相虞允文《九议》。这两篇政论全面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和进取方略，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强国措施，显示了辛弃疾经邦济世的非凡才能。他还能用以民为本的思想看待北伐事业，他说：“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他还能用战略家的眼光，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提出抗敌救国的三原则：“一曰无欲速，二曰宜审先后，三曰能任败。”但由于种种因素，特别是南宋政府的猜忌，辛弃疾一直郁郁不得志。

历史细读

宋将郭倪以诸葛亮自许，并在扇子上题有“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诗句。北伐前夕，他对后勤官说：“木牛流马靠你支持。”（木牛流马，相传是由诸葛亮发明的运输工具）结果兵败如山倒，他不知所措，对着幕僚流泪。正巧好开玩笑的军法官彭法传在场，他后来就对人说：“这就是带汁的诸葛亮（带汁即流泪的意思）。”人们无不拍掌而笑。郭倪知道后非常愤怒，要治彭的罪，但因他很快就被朝廷罢免，只好作罢。

1204年，时任浙东安抚使的辛弃疾入朝，上报历年探查得来的金朝情况。他认为金人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务为仓猝可以应变之计”。他提出当务之急在于厉兵秣马，等待时机。但是韩侂胄急于北伐，并没有重用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中，辛弃疾除了抒发虽然年老但仍想建功立业的感想外，更是担心朝中没有称职的人才，而这很可能会导致北伐的惨败。而事实的发展正如辛弃疾料想的那样，这次北伐正如张浚当年北伐一样，再次遭到了惨败，韩侂胄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但韩侂胄确实为北伐做了相当的准备。其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崇岳飞、贬秦桧。封建朝廷加给死者的谥号和封号，是官方对其所作的评价，有时也是推行何种政策的一种标志。1204年，宋宁宗追封岳飞为鄂王，给予其政治上的极高地位，以鼓励抗战派将士的士气。1206年，宁宗、韩侂胄削去秦桧的爵号，并将其谥号改为缪丑。贬秦的制词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当时传诵一时，大快人心。韩侂胄对秦桧的贬抑，实际上也是对投降、妥协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为北上伐金做了舆论准备。

除此之外，宋廷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准备北伐。宁宗在1205年改年号为“开禧”就是标志性事件。开禧出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和宋真宗“天禧”年号，透露出宋廷恢复中原的志向。1206年二月，为凝聚统治阶级的力量，韩侂胄废除了对“伪学”的禁令，朱熹等名列伪学逆党人士也被追复旧职，以争取他们一致对外，但其中一些人并不愿合作。

北伐战车虽然已经启动，但是朝中的反对之声时有耳闻，韩侂胄不能不有所犹豫。武学生华岳的言论就很有代表性。在华岳看来，“将帅庸愚，军民怨怼。马政不讲，骑士不熟。豪杰不出，英雄不收。馈粮不丰，形便不固。山砦不修，堡垒不设”，他进而断言宋军会“师出无功，不战自败”。

当时金朝是衰落了，但南宋更是糜烂，整个官僚阶层都沉迷于西湖歌舞的暖风之中。而当时的将领也多靠谄媚权臣爬上高位，在任时只知克扣军饷、役使士卒，打起仗来自然是怯于战而勇于逃。而真正的将才，则沉沦下僚，如日后力挽狂澜的毕再遇、李好义只不过是低级军官，而诛杀叛将吴曦的杨巨源也只是一个看管仓库的小官。但问题在于，当时北伐的诏书讲得很清楚：“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孝顺，匹夫无不报之仇……兵出有名，师直为壮。言乎远，言乎近，孰无忠义之心？为人子，为人臣，当念祖宗之愤！”难道国破家亡的深仇大恨就此了结？南宋糜烂的官风如何才能有所改观？这些反对韩侂胄北伐的人无法给出答案。

遵循韩侂胄的意图，宋朝边境的将领开始了一系列的试探性攻击。1206年四月，宋军在东线中线相继告捷。在东线，镇江都统制陈孝庆和部将毕再遇攻克了泗州，陈孝庆攻克了虹县。在中线，江州都统制许进攻克了新息县，光州民间武装孙成也收复了一些州县。捷报传到临安，韩侂胄大受鼓舞，于是请求宋宁宗下诏伐金。

在决策者的乐观情绪中，开禧北伐正式开始。1206年五月，宋朝发布了北伐的诏书。但是韩侂胄实在是高兴得太早了，他对宋军将领的无能没有充分的预料，更没有想到宋军中的叛徒以及内讧会导致北伐的失利。

就在诏书下达的前一天，江州都统制王大节攻打蔡州（今河南汝南）失败，军队溃散。西线兴元都统制秦世辅更是无能，行军途中，军队居然溃散。在攻打宿州的战斗中，宋军以几万人攻打仅有几千金兵守城的宿州，攻势激烈，民众武装奋勇当先，登城肉搏。金兵失去了斗志，宿州陷落在即。这时候令人扼腕的一幕发生了。城下的正规军嫉妒民众武装之功，竟然射杀民兵。这种恶劣举动不但瓦解了民兵的斗志，而且使本来准备投降的金兵兔死狐悲，议论纷纷：“他们一家人还自相残杀，我们投降还能有活路吗？”于是金兵重整斗志，做困兽斗，趁着宋军内讧造成的一时混乱重新巩固了城防。宋军主将昏庸无能，对军粮防范不严，竟然被金兵烧毁了粮草。当时正值淫雨连绵，宋军疲惫不堪。而其中一个将领根本不懂兵法，竟然将部队驻扎在低洼之处，营地被大水所淹，金兵趁机以骑兵冲击，击溃了该部宋军。其他部队也无法支撑，又听说金军援军将至，只得撤退，被金军骑兵追上，又被打散。宋军残军退入蕲县，被金兵包围。金人又抛出了诱饵，要求交出猛将田俊迈来换取其他宋军的安全，而几个宋军将领竟然真的把田俊迈交给了金人。金人虽然放走了这些宋军将领，却歼灭了宋军的绝大部分部队。田俊迈落在金人手中，被作为俘虏献捷给金章宗，其悲惨命运可想而知。

宋军的全面溃退实在是大出韩侂胄的意料，他“为之须鬓皆白，困闷不知所出”。这时韩侂胄虽然对宋军战斗力大失所望，对北伐几乎失去了信心，但金人的报复已经不可避免，也只好硬撑下去。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了自己手下人才的缺乏。乏人可用的他不得不放下身段，起用一些跟他政见不同的人物，以解燃眉之急。同时韩侂胄惩办了王大节、李汝翼、皇甫斌等大批败军之将，斩掉了将田俊迈交给金人的郭倬，然后罢免他们的后台苏师旦，没收其家产犒军，破格提拔了作战勇猛的毕再遇。平心而论，韩侂胄在宋军溃败后尚属清醒，赏罚大致得体，防御措施、人选也大致得当。然而不幸的是，韩侂胄诸多补救措施还没来得及生效，金军的反攻已经开始。

1206年九月底，金军开始大规模反攻。金朝置北方蒙古政权的威胁于不顾，几近倾国之力南下。战争形势由宋军北伐反而变为金军南侵。而1207年一月，韩侂胄的重要政治盟友吴曦叛变，使得京湖、两淮宋军孤立无援，韩侂胄几乎精神崩溃。虽然军中勇士杨巨源和李好义于几十天后斩杀了吴曦，但已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接任吴曦的安丙不仅不许乘胜北伐，还在宋军内部自相残杀。安丙与孙忠锐不和，命杨巨源伏兵杀掉了孙忠锐。安丙又诬指杨巨源谋乱，把他下狱害死，假造说是自尽，报给朝廷。抗金将士无不愤慨。由下级军官和民众武装发展起来的大好形势，又被安丙等人断送了。 这时的金朝，正如辛弃疾所判断的，处在“必乱必亡”的前夕，只是由于宋朝出了叛徒导致内部不和、部署失宜，才使金兵得以侵入淮南。但金朝实际上已不再有继续作战的能力，只是对宋朝威胁、讹诈。在此情况下，金朝加强了对南宋主和派的诱降活动。1206年底，金军就秘密派人去见宋军东线主帅丘崈，示意讲和。丘崈密送金使北归。此后丘崈多次遣使与金军和谈，暂行停战。

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崈主和，韩侂胄陷于孤立。1207年正月，韩侂胄罢免丘崈，改命张岩督视江淮兵马，并捐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又派遣使臣方信孺到开封同金朝谈判。宋使方信孺到达金朝后，金人先把他下狱，虚声恫吓。到了九月初，方信孺才带回金国的复信，说宋朝若称臣，以江淮之间取中划界；若称子，以长江为界。还要斩元谋奸臣（指韩侂胄等），函首以献，增加岁币，出犒师银，方可议和。韩侂胄大怒，决意再度整兵出战。宋宁宗下诏，招募新兵，以兵部侍郎等官职聘请辛弃疾出山。重病缠身的辛弃疾躺在病床上，听了宁宗发来的任命诏书后，唯有仰天悲叹，上奏请辞。韩侂胄还以为辛弃疾嫌弃官职太小，又慌忙进封他为朝议大夫、枢密都承旨，命令辛弃疾立刻到临安奏事。可诏书还没到达，六十八岁的辛弃疾就大呼“杀贼”数声，忧愤而死。

但南宋朝廷像辛弃疾这样的忠义之士少之又少。投降派痛恨韩侂胄打破了他们苟延残喘、醉生梦死的生活。道学的支持者则痛恨他主持了庆元党禁，虽然他为了团结人心而撤销对他们的禁令，但他们还是不愿意放过韩侂胄。于是在两派势力的合谋下，主和派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等人勾结，杀掉了韩侂胄，将其首级送到金朝。

1208年五月，权倾一时的宋前太师韩侂胄的首级被从临安送抵金中都。金章宗亲御应天门，接受金军将领所献的韩侂胄首级。随着韩侂胄首级悬于闹市，金国正式宣布罢兵。1208年九月，宋金嘉定和议签订。其主要内容如下：其一，依靖康故例，世为伯侄之国；其二，增岁币为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其三，疆界与绍兴时相同（金放弃新占领的大散关、濠州等地），南宋另给金军犒军银（赔款）三百万两。

当时临安的太学生为韩侂胄写诗鸣不平：“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於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在这首诗中，韩侂胄被比作因为力主削藩而被汉景帝牺牲掉的晁错和被燕太子丹牺牲掉的樊於期。其实作为敌方的金人，对挑起宋金战端的韩侂胄颇多同情。金人后来将其首级收葬，并谥为忠谬侯。1209年，金人还特意把宋使带到韩侂胄的墓前，向他解释，韩侂胄是“忠于谋国，谬于谋身”。

而随着韩侂胄的首级被送往金国，象征着由当年李纲、岳飞等抗金将士铸造并抵挡了女真铁骑的堤坝已经千疮百孔。南宋军民士气大挫，再也无力有效抵抗外来的进攻，投降现象也日趋增多，南宋朝廷遂亡于蒙古军队之手。

历史细读

拖雷是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是蒙古军队的优秀将领，但在战争中却极为残暴。在蒙古西征中，因一支蒙古小部队在马鲁城下被歼灭，拖雷于1221年率七万精兵围攻马鲁，马鲁长官出城投降。拖雷假称不杀俘虏，但入城后却屠杀了除四百名工匠外的全部居民和降卒，并将马鲁城夷为平地。

南宋灭亡

南宋与金国签订了屈辱的和约，又苟且偷安了一段时间。北方的蒙古政权日益强大起来，最后与南宋结盟，灭掉了金国。南宋与蒙古立即发生了冲突，腐败的南宋朝廷无法抵抗强大的蒙古军队，虽然南宋军民奋勇抵抗，蒙古大汗也战死在钓鱼城下，但等到忽必烈即位之后，蒙古便全力攻打南宋，中原王朝第一次完全亡于少数民族手中。

宋蒙开战

孱弱的南宋朝廷没有能力打败金国，但却又想复仇，加上蒙古军队的强大压力，被迫给蒙古军队借道，最后还与蒙古结盟，一起攻破了蔡州。但蒙古军队早已把矛头对准了南宋，乘南宋收复中原故土时，发动了对南宋的攻击。南宋军民奋力抵抗，蒙古大汗蒙哥丧命于钓鱼城下。但由于南宋朝廷的政治腐败以及蒙古军事力量的强大，蒙军攻下了南宋重镇襄阳，并击溃了宋军主力，逼近临安。

宋理宗画像

宋理宗赵昀既是南宋灭亡的关键人物之一，也是南宋诸位皇帝中命运极其悲惨的一位。他继位的前十年都是在权相史弥远挟制之下，一直到1233年史死后才开始亲政。亲政之初他立志中兴，却爆发了宋蒙战争。而在元灭南宋的战争中，他的陵墓被盗，头骨还被不法僧人制成法器，直到明朝才得以安葬。

联蒙伐金

当韩侂胄的头颅被送到金朝时，金朝已非常衰弱，并遭到蒙古军队的不断进攻。在蒙古军队的攻打之下，金朝将首都迁到了开封，固守潼关。蒙古军队难以突破，就想绕至金军后面进行攻打，而这就需要经过宋朝的土地。蒙古政权就此多次向宋朝派出使者，提出两国结盟，要求借道。宋朝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双方仍不断地进行谈判。

1231年，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率领三万骑兵，准备假道南宋攻打金朝，但请求假道的使者刚到陕西就被南宋守将杀死。拖雷大怒，就强行过境。宋军与拖雷发生冲突，但宋军毫无战斗力，损失惨重。仅陕南一带阵亡的宋军士兵和被屠城的百姓就达数十万，宋朝官员束手无策。在蒙古军队的胁迫下，南宋朝廷同意提供蒙军粮草，并派人担任向导，引蒙古军通过宋境，进入河南。金人闻警，急调大军堵截，但在次年的钧州（今河南禹县）三峰山一战中，三十万金军大败，主力尽丧。蒙古军很快就开始围困汴梁，金哀宗完颜守绪向南逃亡，到达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带。而拖雷仅以三万骑兵就如入无人之境，并击败了三十万金军，蒙古军队的战斗力极大地震动了南宋朝野。

蒙古军队于1233年九月围困蔡州之后，筑起长垒，对金哀宗所在的蔡州实行重重围困。金军企图突围，但没有成功。因蒙古最初曾备受金人压迫，与金国有不共戴天之仇，急于灭金，于是再次派出使者，要求南宋出兵援助，攻打邻近宋境的蔡州。南宋也想借蒙古之力灭掉金国，恢复失地，就与其签订了和约。双方约定，灭金以后淮河以南的土地归南宋所有，南宋则为蒙古军供应粮秣，南宋与蒙古仍以淮河为界。但河南地区的归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成为宋蒙今后爆发战争的重要原因。

1233年十月，宋将孟珙率军二万，运粮三十万石，赴蔡州供应蒙古军。十一月孟珙至蔡州城下与蒙军会合，宋军受到蒙古军队的欢迎，双方约定由宋军攻南、蒙军攻北，互不侵犯。金哀宗感到穷途末路，绝望至极。有金臣献计，建议重新结好南宋，向南宋乞粮求和，即可以避免腹背受敌，也可以离间宋蒙之间的关系。南宋朝廷见金灭国在即，再联系到宋金两国的历史积怨以及先前金朝欲占领川蜀的图谋，就拒绝了金国的乞和与求粮。

宋朝选择与蒙古结盟是有深刻原因的。此时的金朝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从金蒙的力量对比和整个战局来看，在蒙古军的不断打击下，在三峰山之战以前，金国已经失去了黄河以北的土地。三峰山之战后，金军的主力悉数被蒙古消灭，金朝的灭亡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南宋与金联盟并不能改变大局，只能得罪蒙古，使宋蒙提前开战。再加上当时南宋军民一直视中原为故土，而矢志收复中原。早在金宣宗完颜珣时期，金人因宋朝停止了岁贡，就不顾北方蒙古的侵略和西夏的趁火打劫而贸然侵宋，金哀宗完颜守绪即位后也没有表达出同宋联盟的诚意，甚至还在背地里打南宋川蜀的主意。幸好当时孟珙击败金军，并乘胜攻克唐、邓等州，粉碎了哀宗入蜀的计划。

1234年，金朝在宋蒙联军的进攻下灭亡。孟珙率领军队载着金哀宗的骸骨和诸多战利品回到临安。南宋上下欣喜若狂，朝中更是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宋理宗赵昀还特意告祭祖先。然而宋蒙战争也在这一年爆发了。

正史史料

金哀宗的乞和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

——《金史·本纪第十八》

金朝灭亡之后，蒙军主力撤回。由于宋蒙联手灭金时对河南的归属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在蒙古军北撤后河南成了无人占领区。宋军就派人收复了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商丘）。在宋军进军河南的同时，远在大漠的窝阔台还不知道南宋军队北上的消息，但蒙古大军已经准备大举南下。蒙古在诸王大会上重新制定了战略目标。蒙古大汗窝阔台对名将木华黎的孙子塔思说：“先皇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唯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塔思回答说：“臣家累世受恩，图报万一，正在今日。臣虽驽钝，愿仗天威，扫清淮、浙，何劳大驾亲临！”窝阔台大喜，当即下令塔思随王子阔出南征。

由于中原地区遭受严重的战乱破坏，无法固守，宋军很快就被打败。中路蒙古军队随即占领襄阳，兵临长江。西路蒙古军队也攻下了成都。幸好此时蒙古的主力部队用于西征，没有全力对付宋军。宋军与蒙古军展开了惨烈的拉锯战，宋军最终收复襄樊诸郡和成都等地，暂时解除了蒙古大军对南宋的威胁。而1241年窝阔台病死，蒙古军队对南宋的大规模进攻告一段落。

上帝之鞭折于此处

1251年，拖雷的儿子蒙哥登上蒙古大汗之位。1253年，忽必烈率十万大军长途奔袭并灭掉了大理国，南宋陷入蒙古军队的战略包围之中。1257年，蒙古大军兵分三路大举进攻南宋：中路军由蒙古大汗蒙哥亲自率领，南下四川，直扑重庆；南路军从云南出发，经广西，直扑长沙；北路军由忽必烈率领，直扑鄂州（今湖北武汉）。三路大军计划在鄂州会师，然后顺江东进，直取临安，企图一举灭亡南宋。

由大汗蒙哥率领的中路军一举攻克了成都，此后宋军节节败退，四川大部失守。蒙军顺嘉陵江南下，但在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城遇到了守将王坚的顽强抵抗。钓鱼城位于三江（嘉陵江、渠江、涪江）合流处，因山为垒，屯兵聚粮，形成坚固的山城防御体系。双方在合州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相持了几个月，蒙古军多次攻上城墙，但由于山路崎岖，后续部队难以快速跟上，被宋军击退。

这时蒙古军队可以顺江而下，而没有必要攻占钓鱼城。但蒙哥所经沿途各山城寨堡，多因南宋守将投降而轻易得手，尚未碰上一场真正的硬仗，就决定继续攻打钓鱼城。蒙古军队从1259年二月打到六月，虽然南宋的援兵均被击退，但钓鱼城仍补给充足。一日南宋守军将一条三十余斤的鲜鱼及蒸面饼百余张抛给城外蒙军，并投书蒙军，称即使再打十年，蒙军也无法攻下钓鱼城。

相形之下，蒙军的境况就很糟糕。蒙古人本来畏暑恶湿，加以水土不服，又值酷暑季节，导致军中疟疠、霍乱等疾病流行，不少将士因此丧命，导致中路军士气低落。心情焦急的蒙哥亲自率兵攻城，被飞石击中。1259年七月，蒙军自钓鱼城撤退，行至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一带，蒙哥逝世。因那时蒙古大汗由蒙古贵族集体推选，不少将领要回到漠北参与新的大汗选举，中路军就退出了四川。当时的蒙古军队被西方人称为“上帝之鞭”，在此遭受重挫。

北路的忽必烈并未撤军，而是继续进军，包围武汉。从云南经广西北上的南路军也包围了长沙，并与忽必烈军会合。这时南宋丞相贾似道前来议和，而忽必烈因急于北归抢夺汗位，就答应了贾似道的求和要求，北路军及南路军引军北还。因此宋朝的灭亡被延后了二十年。但在蒙古军后撤之后，贾似道却攻击了殿后的一支几百人的蒙古军队，并夸大战功，上报朝廷，因此还得到皇帝的嘉赏。

而蒙哥的战死也使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就此结束。1253年，蒙哥派遣其弟旭烈兀发动了第三次西征，先后攻占今伊朗、伊拉克及叙利亚等大片土地。正当准备向埃及进军时，旭烈兀获悉蒙哥死讯，就留下少量军队继续征战，自率大军东还。结果蒙军因寡不敌众而被埃及军队打败，蒙军始终未能打进非洲。蒙古的大规模扩张行动从此走向低潮。

屡拘使者

忽必烈于1260年称汗以后，首要大事就是对付来自漠北和西域（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即今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等地区）的一些蒙古贵族，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他暂时无力向南宋用兵，就派郝经前往南宋议和。

当时蒙古内部的一些北方汉族将领企图通过对南宋的战争扩大势力，因此就千方百计阻挠郝经与南宋议和。在郝经出使途中，他们私下派出部队不断侵扰南宋，导致南宋对郝经的出使目的很是怀疑。而蒙古两次侵宋最终都以撤退告终，其大汗蒙哥也命丧于钓鱼城下，南宋的民族情绪极为高涨，郝经出使南宋之路坎坷不平。

郝经一行本来打算自涟州经楚州（今江苏淮安）入宋。行至济南时，主管山东淮南行省的李璮告诉郝经，他先期派往南宋通报的两个人已为宋楚州官员所杀，若继续前行，恐怕会遭遇不测。于是郝经改道五河（今安徽五河县），抵达宿州，遣副使移文于南宋，要求对方接待并安排入境日期。但在此期间，李璮却突袭淮安，后被击退。正好贾似道也想掩盖与忽必烈口头议和之事，就将郝经扣押在军营里。后来宋理宗赵昀得知此事，经过讨论，宋朝君臣认为此乃蒙古重操故伎，以议和为幌子，掩护其军事行动，就“下诏告谕，誓不与北和”。蒙古屡次派使者诘问郝经下落，甚至以武力相威胁，南宋均置之不理，以图在心理上打击蒙古的气焰，以示抗蒙决心。郝经在江南做囚徒，一做就是十六年，一直到1275年伯颜大军渡过长江，宋朝到了亡国的边缘，才把郝经送还。但就在这时，宋朝又屡屡攻杀对方使者，致使元朝坚定了早日灭宋的信念。

当时元军攻至江苏一带，因不适应当地湿热的气候，就对南宋朝廷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在重兵威胁临安的同时，还派遣廉希宪、严忠范作为蒙古国特使，来和南宋朝廷进行谈判。廉希宪到了建康（今江苏南京）后，请求元军将领伯颜派兵保卫他的人身安全。伯颜对他提出的要求不以为然，对他说：“你是代表大元国的外交人员，用不着士兵保护。带着士兵反而会引起南宋的怀疑，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廉希宪却坚决要求派兵护送，伯颜只得派出了五百名士兵为他送行。廉希宪一行到了独松关的时候，宋朝守将张濡就杀死了严忠范，然后把廉希宪抓了起来，押送到了临安。伯颜对此事件不能置之不理，就向宋朝写信，谴责其无理行为。南宋朝廷接到信件后，也不敢怠慢，立即派出使臣，向对方说明事件的起因，并向元朝赔罪，解释说是边境上守卫将领造成的误会，朝廷对此毫不知情。伯颜为了进一步处理这一事件，派遣议事官张羽，跟随着宋朝的使者返回南宋都城临安。结果他们到了平江的时候，又被当地的守卫将士杀死了。地方守军攻杀议和使者事件的频频发生，说明南宋朝廷开始丧失对地方的控制能力。

襄阳、樊城陷落

忽必烈在局势稳定下来之后，开始发动了对南宋的大举进攻。这次进攻以襄阳及樊城（两城隔汉水相望）为主攻点。1267年，忽必烈下令阿术率军攻打襄阳。襄阳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长达六年的关乎南宋政权命运的襄阳保卫战就此打响。

襄阳以及外围的樊城城坚池深，城中储备可支数年，蒙古军队便决定采用围困战术。蒙古军首先在鹿门堡和白河口（都在今湖北襄阳东北）筑城，切断了宋军南北之援。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完成了对襄阳的围困圈，并切断了襄阳与外界的联系。蒙古军队知道自己水战不如宋军，于1270年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兵七万，日夜操练。

南宋朝廷先后派张世杰、夏贵、范文虎率军援救襄阳，均被拦截的蒙古军打败。1270年农历正月，南宋朝廷派李庭芝督师援救襄、樊。但宋将范文虎担心李庭芝夺去头功，便致书宰相贾似道，表示不愿听其节制。贾似道竟然让范文虎牵制李庭芝。李庭芝多次要求进兵，范文虎却日恣淫乐，拒不发兵。范文虎遭到弹劾后，才于九月率师援助，结果为蒙古将领阿术、刘整等大败于灌子滩（今湖北襄阳南）。范文虎不顾儿子还在襄阳奋战，率先乘舟逃脱。

1271年，忽必烈又从四川增兵，襄阳、樊城两城所受压力越来越大。1272年春，元军（1271年元朝建立）对樊城发动总攻。而这时两城已被围五年，粮食已基本耗尽。李庭芝就招募了三千民兵，以张贵、张顺为首，充当敢死队，携带城内急需物资，成功突破了元兵的包围，冲进了襄阳。这是五年内第一支进入襄阳的援兵，极大地鼓舞了全城军民的士气。然而收军时却不见张顺，数天之后，张顺的尸体才从河中浮起，他身中六箭，手中仍然紧握兵器，见者无不动容。

张贵带领民兵入援襄阳成功后，又派能泅水的战士二人，联络范文虎，约定自郢州（今湖北钟祥）发兵夹击。但范文虎失约，又因为叛徒出卖，元兵来袭。张贵误认元兵为郢州兵，仓促应战，身被数十创，战败被俘。阿术劝张贵投降，张贵不屈而被杀。元军派四名南宋降卒抬着张贵尸体晓示襄阳城中，迫使吕文焕投降。吕文焕杀掉了降卒，把张贵与张顺合葬在一起，并立庙祭祀。

历史细读

驯养宠物的传统在宋朝立国之始就很兴盛。宋初大将党进曾经在京城负责治安，看到有养驯鹰和鹦鹉的人，就骂他们：“你们买的肉不去给自家的爹妈吃，反而精心饲养这些鸟儿！”并命人把这些鸟儿放了。尚未登基时的宋太宗赵光义也养了鹰，他不但给养鹰人钱财去买肉，还说：“你应当好好地看护它，不要让猫狗伤了它。”连未来的皇帝都痴迷此道，社会上自然也会弥漫此风。

这时襄阳城已被围五年有余，粮食吃尽，民力殆尽，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吕文焕每次巡视城楼，都南望恸哭。但临安城内的权贵们却天天歌舞升平，正应了前人所谓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士大夫也是置国家危亡于不顾，个个正襟危坐，大谈“修身养性”，退朝之后都是纵情享乐。宋理宗之后的宋度宗赵禥更是一心玩乐，将朝政全部交给贾似道，不称其名，而称其为师臣。朝臣都称贾似道为周公。贾似道在西湖葛岭有不少豪华堂室，朝中官员都把文书抱到葛岭，交给他的门客处理。有人因此讽刺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在襄阳被围之时，他还与小妾以斗蟋蟀为乐，并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关于蟋蟀的专著《蟋蟀经》。当时他的一个门客就以开玩笑的方式劝谏他说：“这恐怕也是军国大事吧。”时人称他为“蟋蟀宰相”。

1273年，襄阳被围第六年，元军开始切断襄阳和樊城之间的交通。当时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宋军植木江中，联以铁索，架造浮梁，互为声援，共同坚守。元军派军断木沉索，焚毁浮桥，断绝了樊城与襄阳的联系，并放火烧毁了襄阳江岸宋军的战船。随后元军用回回人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所造的巨炮攻打樊城。该炮又称“回回炮”或“襄阳炮”，实为巨型发石机，威力巨大，可一次发射一百五十斤的石块，“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樊城西南角被回回炮攻破，守将牛富率军巷战，终因寡不敌众，投火殉职，樊城陷落。然后元军开始集中兵力攻打襄阳。

此时襄阳城早已陷于内无力自守、外无兵入援的困境。城中宋军多次突围不得，李庭芝督师援襄亦告失败。樊城破后，对襄阳宋军军心打击很大。接着元军又使用回回炮攻打襄阳。元军根据对地势的细心观察，在襄阳城东南角安置回回炮，结果一炮就轰塌了襄阳谯楼（古代城门上用以高望的楼），对守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打击，“声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汹汹，诸将多逾城降者”。这时元军将领又派人入城招降。元将阿里海崖更是亲自到襄阳城南门下，宣读元世祖忽必烈的招降诏书，并将招降诏书射上城楼，许以高官厚禄，并声称不会屠杀城中居民。吕文焕见大势已去，终于举城投降。与吕文焕同守襄阳的荆湖都统范天顺自缢殉难。襄阳城终于在坚守了数年之后失陷。襄阳降后，南宋沿江诸城皆闻风而降，为元军进攻南宋腹地敞开了大门。

襄阳被元军攻下之后，南宋的半壁河山已命垂一线。对蒙古来说，这是宋蒙开战以来空前的胜利，它表明了蒙军水上作战与攻坚作战的能力已有很大的提高，南宋以前赖以固守的坚固城防、纵横水道对元军已经构成不了任何障碍。

但可悲的是，襄阳、樊城失陷后，朝野震动。大臣上书，请斩杀怯弱逃跑的范文虎，但因范文虎是贾似道的女婿，朝廷只降了范文虎的官职。还有大臣上书痛斥贾似道用人不当，贾似道大为恼怒，将上书的大臣全部贬逐出朝。而吕文焕因南宋朝廷救援襄阳不力而对南宋生出了逆反心理，投降之后主动充当元军前锋，要求攻打驻扎在郢州的范文虎所部。后来还利用他在南宋军队的人脉关系劝降沿途的南宋守将，因而加速了南宋的灭亡。这实在是南宋朝的一大悲剧。

写生蛱蝶图

此图上半部分彩蝶翔舞于野花之上，蚂蚱跳跃于草叶之下；下半部分则是蝴蝶的特写。整幅图给人以春光明媚的愉悦和轻柔的美感。此图曾为贾似道收藏。他对政务不够投入，也没有抵住元军的攻势，对斗蟋蟀、搜集书画倒非常上心，甚至采用各种不法手段将皇宫收藏纳为己有。当今流传下来的唐宋名迹，有不少是经他收藏的。《写生蛱蝶图》就是其中一例。

逼近临安

襄阳、樊城失陷之后，元军势如破竹，逼近临安。1275年，贾似道被迫亲率十三万大军迎战元军。他委任孙虎臣率领先头部队，夏贵统领中军，他自己则带领后卫军队到江上驻扎，指挥各路军队。

元军步兵与骑兵夹岸而进，先对宋军展开了一番炮击，宋军辎重营帐登时被毁不少。接着阿术指挥小型战船数千艘，“乘风直进，呼声动天地”，直冲孙虎臣军。孙虎臣手下先锋将姜才勇敢，率军与元军接战。但孙虎臣看到无法战胜元军，感到非常恐惧，连忙逃到随军带来的小妾的船上躲避起来。宋军将士见状，大呼道：“步军统帅跑了!”军队因而溃散，不可收拾。

夏贵的水军为坚船大舰，面对元军的数千蚂蚱小船，其实占有很大的优势。但他看到孙虎臣不战自逃，也自乘一只小舟，狂逃不已。他败至鲁港，正好掠过贾似道的指挥舰，大呼道：“敌众我寡，势不支矣!”贾似道惊愕失措，不仅没有下令组织部队迎击元军和阻遏溃军，反而令人鸣金收兵。元军大军杀至，宋军一哄而散，贾似道随即也弃军逃跑。

贾似道一直逃出一百多里地，这才招夏贵上船议事。没说几句话，孙虎臣也登上了船，进门就拊胸大哭“我军无一人用命抵敌”，而完全不讲他自己未战先逃之事。贾似道此时也不敢追究二人的败绩，只得向二人问计。夏贵扔下一句话：“诸军皆胆战心寒，不能再战。您可到扬州召集溃兵，迎圣驾于海上，我本人会死守淮西。”说罢就扬长而去。此时宋军溃兵“散江而下”，贾似道急忙派人登岸，扬旗召唤，竟无一人响应，不少人还冲船上高声叫骂。至此南宋十三万精军，除被杀和淹死水中的以外，全都溃逃了。

贾似道兵败之后便成为众之的，朝野上下人人高喊要处死他。谢太后认为贾似道勤劳三朝，不能因为一朝之罪，而失了对待大臣的礼数，仅将他贬为高州团练副使，抄没了他的家产。贾似道在南去途中，被山阳县尉郑虎臣所杀。

但悲哀的是，“蟋蟀宰相”贾似道被杀掉了，接着上台的又是一个逃跑宰相陈宜中。他抵抗元军不力，逃跑的本事却是不逊色于别人。1275年七月，朝野内外纷纷要求他亲往前线督战，他却逃到了远离前线的南部沿海地区，要求朝廷在这一地区给他安排职务。1276年正月，伯颜要求宰相到元军大营会谈，陈宜中不敢前往，便再一次抛弃了太后和年幼的皇帝，于当天夜里逃离了临安。后来他又在撤退途中借口到占城（国名，在今越南南部）去搬救兵，结果一去不返。据说在元军攻打占城时，他又远逃到泰国，最后老死在那里，再也没有回来。

悲壮谢幕

在元军的猛烈攻势之下，南宋小皇帝恭帝赵于1276年出降。一些大臣先后拥立宋端宗赵昰和末帝赵昺继位，继续抵抗元军，出现了宁死不屈的文天祥、负帝投海的陆秀夫等具有崇高气节的悲剧性英雄人物。

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元军的猛烈攻势之下，南宋朝廷土崩瓦解，陈宜中只不过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有些官员甚至故意令御史弹劾自己，御史的奏章尚未呈上，他们已经出城潜逃。太皇太后谢氏无计可施，下诏斥责这些大臣说：“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现在我和新皇帝遭难，你们大小官员都不曾说一句救国的话。朝中的官员离职逃走，外边的守臣丢印弃城。御史官不能弹劾，两三个宰相也不能统率，却在里外合谋，陆续在半夜逃跑。你们平日里读圣贤书，平时是怎么自我标榜的？却在此时做出这种事情。活着有什么面目见人，死后又如何见先帝？”在1276年正月短暂的休战后，仅有六名官员出现在朝堂上。官员的逃跑瓦解了军心、民心，使南宋王朝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南宋皇室也因之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时元军气势极盛，已不同意南宋的议和要求。1275年十二月，宋朝使者柳岳前往元军大营求和。柳岳哀求元军班师，保证每年进奉修好。伯颜说：“你们宋朝拘我郝经杀我使者，我们大元因此才兴师问罪。以前吴越的钱氏、南唐的李氏都是献出国土而投降的，这都是你们宋朝的祖制，你们宋朝怎么不遵守呢？你们宋朝从小孩子手中得到了天下，也在小孩子手中失去天下，这就是天意，你不要多说了！”

南宋朝廷迫于无奈，于1276年正月呈上传国玉玺及降表。1276年二月初五，宋恭帝赵率百官于临安降元。三月，皇帝及后宫数千人被元军押解北上。忽必烈为了瓦解南宋残余势力的斗志，对谢太后和宋恭帝都很优待。恭帝被封为瀛国公，后被送到西藏学习佛法，曾将《百法明门论》《因明入正理论》这两部中原佛教著作翻译为藏文，于1323年去世，享年五十三岁。谢太后有病，元军允许她留在临安养病。八月，谢太后来到元朝的都城大都，忽必烈封她为寿春郡夫人，七年后病故，享年七十三岁。

历史细读

文天祥在参加殿试时，直指时弊，慷慨激昂。而当宋理宗看到“天祥”之名时，也不由自主地说：“天祥者，宋之瑞也。”虽然文天祥并没有挽救宋朝于灭亡，但他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使他当之无愧于“状元中的状元”。

状元宰相文天祥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他被元军扣留后，寻机逃走，继续抗争。后来转战于广东海丰五坡岭一带。一天，文天祥与部将邹沨、刘子俊、杜浒等人正在吃饭，突然遭到元军袭击，仓促之间来不及应战，便被俘虏。刘子俊自称是文天祥，与文天祥争着承认。元兵判断出真伪后，将刘子俊放在锅里煮死，文天祥则被押到潮阳见张弘范。张弘范百般利诱，文天祥始终刚强不屈。

张弘范又将文天祥押至崖门海。在过伶仃洋时，勒令文天祥写信劝张世杰投降元军。文天祥正气凛然地说：“我不能保卫宋朝，本身就够耻辱了，难道还能让别人背弃宋朝！”张弘范不死心，再三逼迫。文天祥奋笔挥就了名传千古的《过伶仃洋》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被押到元大都后，时人称誉能成天下宰相之大器者“北有耶律楚材，南有文天祥”。元朝统治者对文天祥是“既壮其节，又惜其才”，更希望能够利用文天祥的声望来收买民心，稳定天下。因此在文天祥被俘后的几年里，元朝将他安排在官府的招待所中，用尽一切办法对他进行劝降。

元朝先是派前南宋朝宰相留梦炎劝降，结果却被文天祥骂走；元朝后来又派俘虏来的宋恭帝去劝降。面对十来岁的不谙世事的年幼孩子，文天祥先是“北面拜号”，以臣见君之礼拜之。又说“圣驾请回”，明确表示自己决心殉国，无意降元。

当元朝副宰相阿合马强行要文天祥下跪时，他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为什么要跪呢？”宰相孛罗提审文天祥的时候，文天祥昂然屹立，对孛罗行了一个拱手礼。孛罗命令手下逼迫文天祥下跪，文天祥坐在地上竭力挣扎，坚决不跪。文天祥说：“南揖北跪，我是宋人，当然要依宋礼作揖，怎么能行你们胡人的跪礼呢？”孛罗问他：“明知拥立赵昰、赵昺二王也保不住赵家社稷，你又何必拼死抵抗呢？”文天祥掷地有声地回答道：“假如父母得了重病，虽然明知治不好，但绝没有不去医治的道理。为了大宋，我尽力而为。局势不可挽救，那是天命。我文天祥到了今天，一心求死，你就不要再说废话了！”

最后忽必烈亲自劝降文天祥，但文天祥对忽必烈仍然是长揖不跪。忽必烈也不强迫，只是劝说道：“如果你能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对我，我可以让你在中书省做宰相。”文天祥回答说：“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会苟且偷生。”元世祖又问：“那你希望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求一死！”元世祖无奈之下，只得下令处死文天祥。文天祥从容赴义，南向再拜，从容引颈就刑，时年四十七岁。死后人们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宋朝的终点“厓山之战”

宋恭帝赵出降之后，南宋大臣先是于1276年五月在福州拥立其异母兄长赵昰为帝，是为端宗。1278年三月，在元军的追击下，宋端宗入海躲避，不幸遭遇沉船，落入海中，虽被救起，但就此得病，好几天都讲不出话来。后因元军追兵再度逼近，他又不得不入海转移，但经此颠簸，又惊病交加，于四月病死，年仅十一岁。陆秀夫、张世杰遂于同月拥立其同母弟赵昺为帝，是为末帝。1278年六月，太傅张世杰、丞相陆秀夫等文武官员拥年仅八岁的宋末帝赵昺及其母后杨太后，率领二十余万宋军和勤王义军驻扎新会（今广州新会）厓门。各地闻讯纷纷组织民军前来勤王，还运来不少军粮和各类物资，准备与元军在此决一死战。

1279年正月，张弘范率军由闽入粤，准备消灭最后的残余宋军。在打败文天祥后，直扑新会厓山。元军副帅李恒也率兵船百余艘从广州驶到崖门海面，水陆夹攻崖门宋军。宋太傅张世杰为死守计，焚烧厓山的陆地据点，结大舟千艘，贯以大索作一字阵，奉宋末帝赵昺据中间的巨舰，指挥作战。张世杰此举有两大失误，一是放弃了陆上基地，单是淡水就严重缺乏。在十几天的防御战中，将士们只能饮海水解渴，而饮过海水的士兵呕吐不止，战斗力严重削弱。二是把千余战船贯以大索，结成水寨，虽然集中了力量，但却丧失了机动性，相当于把宋军暴露在敌人面前，任人攻打。兵败之后，正是由于宋末帝赵昺位于中间的大舟，才难以突围。

元将张弘范先是控制了厓山之南的入海口，又从北面和南面两个侧翼切断了宋军的所有退路。当时有千艘载满渔民义兵的小船前来救援宋军，也被元水师击溃，数千渔民落海，大部分壮烈牺牲。张弘范又切断了宋军的粮草运输以及取水路线，不断向宋军炮轰袭击。元军还以装满油脂干草的小船火攻宋军连环船，但宋军早有防备，船面涂上泥浆，并用长木顶住攻过来的火船。张弘范见久攻不下，便改变手法，派张世杰的外甥三次去劝降张世杰，但都被他严词拒绝。两军对峙多天。

名家评史

南宋末年，首都临安被元军攻入，丞相文天祥组织武装力量坚决抵抗。失败被俘后，元朝劝他投降，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意思是人总是要死的，就看怎样死法，是屈辱而死呢，还是为民族利益而死？他选取了后者，要把这片忠心纪录在历史上。

——吴晗《谈骨气》

1279年二月初六，元军再次发起猛烈进攻，宋军奋力抵抗，一直战至中午。张弘范乘宋军午饭防守松懈之机，趁着潮涨率元军发起总攻。宋军前后受敌，在黄昏时终被元军攻破阵线。张世杰见水师阵脚大乱，战船为大索联贯，进退不得，便下令砍断绳索，率十余战船护卫杨太后突围。张世杰杀到外围，见赵昺的御船过于庞大，被外围的船只阻隔在中间，无法突围，便派小舟前去接应。但当时海面生了大雾，对面不辨人影，陆秀夫唯恐小船为元军假冒，又担心如突围不成反被元军截获，拒绝来人将赵昺接走。张世杰无奈，只得率战船护卫杨太后杀出崖门。

陆秀夫见大势已去，且无法突围，就对赵昺说：“事已至此，陛下当为国捐躯。大宋已经受尽屈辱，陛下不能再被敌人侮辱了！”于是赵昺就身穿龙袍，胸挂玉玺，由陆秀夫背着，跳海自尽，时年九岁。大臣及宫人也多随之投海自尽。后来元军清理战场，海上浮尸十万余具，场面惨不忍睹。元军一兵卒从一具身着黄衣的幼童身上取得“诏书之宝”的印玺，经确认是宋末帝赵昺所带玉玺。张弘范再派人寻找赵昺尸体时，已下落不明。据说赵昺的尸体后来漂到深圳赤湾，被人收葬，当地现在仍有宋少帝陵。而香港民众也在据说是宋端宗赵昰及宋末帝赵昺逃难期间曾停留的地方修建宋王台，以示纪念。杨太后闻宋军大败、宋末帝投海，亦赴海而死。张世杰收拾残部，心情黯然，令船队再次出海。不料突遇飓风，船舰皆翻，张世杰为国捐躯。

厓山之战结束了，“汉氏存亡顷刻中”，宋朝就以这样的惨痛结局收场，中原汉族政权第一次完全沦于游牧民族之手。南宋是相对幸运的，在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攻打之下，支撑了几十年。当时元朝的政策还比较温和，没有对民众进行大规模屠杀，宋朝皇室也得到了优待，靖康之耻没有重演。而且由于元朝统治者宽松的文化政策，中原的文化得以较好地保留。

但越是这样，越是让人感到悲凉。如果说北宋的败亡还有种种偶然因素可言的话，那么南宋的败亡则是彻底的失败。对中原民族特别是士人来说，这无疑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他们无法从深深的自责中超拔出来，“惜哉无祖逖，谁肯著先鞭（祖逖是东晋初有志于恢复中原而致力北伐的著名人物）”便是他们悲凉心声的表达。比照南宋的歌舞升平、苟且求和的偏安岁月，这种悲凉才更显得惨痛。

两宋梦华

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都取得了令人炫目的成就，涌现出了沈括、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等一大批灿若群星的人物。然而宋朝的开封城由于水灾而沉睡在地下数米处，后人只能通过《清明上河图》等有限的资料来追忆昔日的繁华。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宋朝的繁荣，那就是“梦华”，即虽然繁华一时，但却随风逝去，追之忆之恍如梦境。

高度的政治文明

在继承隋唐制度的基础上，宋朝的政治体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创造出了足以称道的政治文明。这在司法制度的健全和政府社会职能的完善这两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洗冤录》书影

宋慈的《洗冤录》开篇就讲：“事莫重于人命，罪莫大于死刑。杀人者抵，法固无恕，施刑失当，心则难安。……俾知法者畏法，民鲜过犯，保全生命必多。倘检验不真，死者之冤未雪，生者之冤又成。”这闪耀着人性光辉的论述直到现在仍然是指导司法工作的重要思想。

司法制度的健全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宋朝司法制度形成了两大突出的特点：一是通过机构的设置和不断的调整，使监察制度有了长足的发展；二是司法审判中强调搜集证据，不仅注意物证的收集、鉴别和运用，而且还建立了较为严密的检验制度、犯罪现场勘查制度，并注意在死伤案件中运用法医学的知识，并出现了《洗冤录》这样的法医学名著。

监察制度

宋朝中央设大理寺为中央最高审判机构，御史台为监察机构。御史台除行使刑事监察职能外，还拥有重大疑难案件以及诏狱的审判权，同时也是法定的上诉机关。对于社会上争议较大的案件，仍由皇帝指定朝臣组成临时特别审判机构“制勘院”审理。

宋朝的地方司法机构则分为路、州（府）、县三级，实行三级三审制：县一级是基层司法审判机关，处理杖刑以下的刑事案件；州（府）可以判决发配以上直至死刑的案件；路一级司法机构负责监督州、县的审判活动。路设提点刑狱司，作为中央在地方各路的司法派出机构。提点刑狱司负责官员为提点刑狱公事，俗称提刑官。提刑官即是提刑司的长官，为朝廷派驻到路的最高司法监察官员。南宋杰出的法学家宋慈之所以能够写出了《洗冤录》，一方面是学习借鉴前人及当代人的成果，另一方面与他在提刑官任上处理了大量案件，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法医学经验有很大的关系。

在宋朝，如果官员误判的话，会遭受降职等处分。再加上宋朝的经济社会变化极为剧烈，各种思潮争论非常激烈，这也导致宋朝的很多案件直到现在还争论不休。其中一个是斗鹑少年案。有一年，有人看见同伴饲养的斗鹑（鹌鹑，当时宋朝赌博成风，很多东西都可以当作赌具）很好，就想据为己有，主人不给，他就强行夺走，结果被追到的主人刺了一刀，不治身亡。开封府判定鹑主人死刑，王安石复审后认为：“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乃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殴之，乃捕盗也，（盗）虽死，当勿论。”开封府不服。后经多方复议，认为开封府判的是对的。王安石就因为复审失误而被认为有罪，宋仁宗下诏“放罪”，不予追究。按照惯例，王安石要到皇帝殿门谢恩，但王安石认为自己按律复审，并没有错，不肯去谢恩，皇帝也就没有追究。

重视物证和检验

物证和检验制度在宋朝诉讼证据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宋代已开始出现关于物证的理论，郑克在其所著的《折狱龟鉴》中通过比较分析各种案件，系统地总结了治狱之道、破案之术和定案之法。宋代的刑事案件证据体系中的证据以物证为多，主要包括犯罪工具、犯罪中留下的物品以及痕迹等，这些物证的收集由司法机关通过现场勘验、检查、搜查而获得。当时官府规定，在物证确凿的情况下，即使犯罪者不承认也可以定罪。在《水浒传》中，官府取得了鲁智深打死郑屠的确凿证据后，就发出了对鲁智深的通缉令。但如果物证不全的话，即使犯人已经招供，也要查取物证以验证口供的虚实。例如审讯盗窃案务必要查出窝藏赃物和地点，否则法官要受到徒二年的处罚。换言之，只有查出赃物才能给人定罪。在田宅买卖发生纠纷时，有官印的契约是法官判案的最主要证据，“官司定夺，止凭契约”。如杀人案的处理，必须要有尸首可验，如果没有，则作为疑案上奏朝廷处理。

检验是获取证据的重要途径，宋朝的检验制度和检验技术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宋朝司法极为注重尸体检验工作，制定了严格的检验制度。在检验范围上，各种非正常死亡情况须报官府差官检验，通过检验后确定有无犯罪，后来又规定凡没有医者证明或猝死的，都要检验。

宋朝检验一般必须经过报检、初检、复检三个程序。报检是指在发生杀伤案件及非正常死亡后，死者所在的邻保必须报州、县差官检验，这是一种法定的强制性义务。在报检后，州、县官府要召集当地里正、死者家属等相关人员在现场进行初检。复检是在初检后根据案件性质和法定的复检范围，对已初检的案件进行复查，检验有无舞弊和错误，是对初检的监督和检查，所以复检官必须是与初检人员无关的上级人员或相邻州、县的人员。宋朝还对检验笔录的内容、格式等做出了一定要求。1174年，浙西提点刑狱郑兴裔创制了检验要点、注意事项。验状既是审判杀人案件的根据，又有帮助尸亲认识无名尸体的作用，与今日的鉴定书性质相似。1211年，宋朝又印制颁布了“检验正背人形图”，这是我国最早的尸图。检验官根据尸身伤痕点依样画于图状上，验状直观明了，从而方便了检验工作，减少了检验中的失误，还可以防止检验官员的徇私舞弊。

包拯画像

包拯是宋朝著名大臣。他在开封府任上，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开封府广泛流传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这样一句话，意思是只有阎王和包公那里才打不通关节。

宋朝检验制度的成就在宋慈所著的《洗冤录》中有集中的体现。《洗冤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比欧洲最早的系统性法医学著作早了三百多年。《洗冤录》出版于1247年，朝廷立即下令全国颁行，要求办理刑案的官吏人手一册，《洗冤录》成为当时和后世的法医检验指南。该书相继被翻译成朝鲜、日本、英、法、德、俄等多国文字，至今仍然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和实用价值。

政府社会职能的完善

随着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扶助的对象越来越多。对于这种情况，宋朝开创了中国古代社会对鳏、寡、孤、独救济制度化、经常化管理的先河。其中完成于1096年的《详定重修敕令》对社会救济体系做了较为系统的规定。

社会救助事业的初步完善

经过多年的发展，宋朝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官方社会救助体系。

一、幼儿救助机构。宋代原来的幼儿救助和贫病救助混在一起，专门的慈幼机构出现于南宋中期以后，主要为婴儿局、慈幼局和慈幼庄等。对于弃婴或者孤儿，政府出钱雇佣乳母，并为这些孩子聘请大夫。如果有人想抱养这些孩子，需要与政府订立契约。同时宋朝政府为了从源头上杜绝弃婴现象，还对抚养孩子有困难的家庭给予一定的补助。

二、助葬机构。两宋时期，因疾疫和贫穷，一些人往往客死他乡，有的无家可归者甚至死于道旁。针对此种情况，宋朝政府开始设立安葬这些人的漏泽园。漏泽园的字面意思就是为“上天的恩泽所漏掉”的人服务。宋真宗时已有此做法，宋徽宗时形成了制度和规模。蔡京为宋朝的社会救助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后来他死于流放地，最初就是被葬在漏泽园中。

三、济助贫病孤老的机构。宋朝济助贫病的机构主要有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和养济院等。宋朝的福田院沿用旧制，设在首都，主要赈济那些流落街头的年老之人，以及身有重疾、孤苦伶仃或贫穷潦倒的乞丐。居养院初设于宋徽宗年间，主要收养无亲属供养的孤寡老人。安济坊是北宋收容病患并予以救治的机构，其收养对象为患病的贫民。安济坊也初设于徽宗年间，政府要求凡户数上千的城寨镇市，都要设置安济坊，凡境内病卧无依之人，都可送入安济坊医治。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对安济坊进行严格的监督检查，并制定了奖惩条例。如安济坊年治愈人数超过一定的数额，就给以奖惩。如果弄虚作假，就对主管人员杖一百。养济院创办于南宋初年，是一个兼顾居养院和安济坊功能的综合性济助机构。

专业消防队伍的出现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居住日益密集，火灾屡有发生，损失惨重。宋朝政府也因之建立了专业的消防队伍。以北宋的开封为例，政府专门设立了“探火军人”，并用砖砌望火楼，派人在上面巡逻瞭望，楼下驻扎有官兵，并配有各种灭火工具。一旦发生火情，则由官兵前往扑灭。如果奋力灭火，则给予奖励。如果有人受伤，上级就要派大夫察看伤势，加以救治。如果灭火不力，就以军法惩治。这套严密的体系在当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到了南宋的临安，消防体系更加完善，专业消防队伍数量超过千人，分隅管理（相当于现在的分片管理），并以专人负责。临安府也直接掌握着千人左右的消防力量。如果发现火情，瞭望塔上的士兵白天以旗、夜晚以灯的数量多少表示地区远近，并指示方向。若火情在本辖区内，主管官吏要立即率隅兵扑救；如果是附近的隅发生火情，则聚集隅兵等待临安府调遣。临安的消防组织与措施，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城市中最完善的，已与近代城市的消防组织相类似。可以说，这是我国最早的消防部队。

古代科技的高峰

宋朝科技极其发达，活字印刷术得以发明，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火药大规模用于军事。医学、建筑业也有长足发展，科技著作也开始大量涌现。

国家标准与针灸铜人

针灸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的医生认为用针来刺身体上不同的穴位可以治疗不同的病症，但针灸在治疗病症的过程中需要遵循人体正确的经穴规范。北宋以前，医生主要依照《黄帝明堂经》来确定人体上的穴位位置及用针时的深浅尺度。然而《黄帝明堂经》却因唐朝末年的战乱而下落不明，针灸在治疗中失去了标准，以致出现了大量的误诊病例。

各地频繁不断的误诊事故引起了宋仁宗的注意，他意识到只有制定一个新的针灸经穴的国家标准才能杜绝误诊病例的发生。于是他就指派著名的医学家王惟一设计针灸铜人，并组织全国的能工巧匠进行铸造，于1027年铸成了两座针灸铜人，并为此颁布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在石碑上，作为国家标准。

这两座针灸铜人都是一个直立的青年男子的形象，胸腹腔中空，铜人表面铸有经络走向及穴位位置，并在穴位钻孔。在进行针灸医学考试时，向铜人体内灌满水，再在铜人表面涂上一层黄蜡，这样铜人外表的经脉穴位就被封得严严实实，学医者无法辨认穴位，只能凭着经验下针。如果扎对穴位，水就会由孔中流出，否则无水流出。

军事技术的发展

宋朝建立以后，作为兵器制造业基础的采矿业和冶炼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科学技术更是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峰，为兵器制造业的创新和新式武器的问世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战争的需求促进和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宋朝立国320年，先后与辽、夏、金、元等政权并存，边患连绵，战争不断，宋朝不得不注意重视武器装备的改进和创新，对国防科技方面的发明创造采取奖励政策，并及时加以推广应用。这种政策提高了军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时“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甚至皇帝本人也加入到军工产品制造技术的研究与改进之中。宋高宗赵构就亲自改进克敌弓，从而在抗金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宋朝军事技术也由此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火药武器的使用

发明于唐末的火药在宋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书于1044年的《武经总要》一书就记载了火药的三种配方。朝廷对火器研制者实行奖励政策。970年五月，冯继升向朝廷进献火箭，因试验成功，得到了“衣物束帛”的赏赐。在朝廷的鼓励下，新型火药武器不断出现。后来又出现了带有爆炸性质的霹雳炮。

当时火药在兵器生产中占据首位。据记载，“同日出弩火药箭七千支，弓火药箭一万支，蒺藜炮三千支，皮火炮二万支”。在早期阶段，火药武器主要利用了火药的燃烧性能。而随着硝的提炼、硫磺的加工，火药质量得到提高，促进了火药武器的发展，逐步过渡到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到了北宋末年，人们创造了“霹雳炮”等爆炸力比较强的武器。霹雳炮一炸，声如霹雳，杀伤力比较大。

到南宋时期，由于战火频繁，火器的发展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先后出现了铁火炮、突火枪、火铳等新式武器。著名发明家陈规还于1132年研制了世界上最早的管形火器。这种长竹竿制成的管形火器，需由三个士兵同时操作，一人持枪，一人点火，另一个人辅助。它的个头粗长，装药较多，能持续进行较长时间的喷射。在与金人的战争中，宋军还使用埋设于地面的“火药炮”（即铁壳地雷），给了金军以很大的杀伤，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地雷。

火药武器也在一些战场开始成为主角。而虞允文在采石矶之战中，在水战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霹雳炮，给金军以很大的心理震撼，为宋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而1161年李宝之所以能够以三千兵力全歼金人六万人的庞大船队，就是利用火箭射击金兵的船帆，烧掉了敌船，开了海战中大规模运用火药武器的先河。

武器的专业化生产

宋朝非常重视武器的制造。宋太祖赵匡胤亲自督查武器的生产情况，他曾经每隔十天便查核一次各种兵器的质量。但由于种种原因，到了后来，武器质量难以保证。宋神宗曾随意抽取三张弓检查，结果没有一张弓令人满意，而赵匡胤时期造的弓还能使用。

针对这一情况，宋神宗就设立了军器监，专门负责兵器的生产，并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兵器的质量：一、军器监派员到各处都作院，指示制作的“法式”（规格、标准），按制作的优劣分为三等，作为各路都作院官员升降的依据；二、懂得制作军器技术的，无论官吏或其他身份的人，都可到军器监献策，以供采择。军器监由火药、青窑、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炉皮作、麻作、窑子作等十一个作坊组成，实行专业生产，并依照各自法式严格制作。全作坊有五千名工匠和三千七百名军匠。除军器监外，宋朝还专门设有由内府管理的御前军器所。御前军器所规模也很大，役兵工匠近万人。为了进一步提高兵器的质量，宋神宗还曾多次让军器监与御前所竞赛，比较优劣，并以此作为主管官员升降的重要标准。

军器监设置之后，促进了武器的专业制造，质量数量都有了保证，并且促进了创造发明。在此基础上，一百一十卷的《军器法式》被编纂出来。在量的方面，亦大有增加。至1075年五月，军器监成立仅两年，这两年当中的产品，多的增加了数十倍，少的也增加了一倍。在数量增加的同时，工料反而节省了许多。另外军器监的设置不仅促进了军事装备生产，还带动了采矿、冶炼、纺织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宋朝的采矿业及科学水平都得到很大的提高。

历史细读

北宋时期著名的药物学家唐慎微在为士人治病时，不收取任何费用，只是要求提供名方秘录。因此士人每当在书中看到一药名或药方，就记下来并告诉他。在此基础上，唐慎微编撰成了药物学巨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共三十二卷，六十余万字，是我国宋代以前本草学集大成的著作。问世之后，历朝修刊，并数次作为国家法定本草颁布，沿用了近五百年之久。

战船制造的繁荣

水战的主要武器是战船，而宋朝的造船事业非常发达，为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宋代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高度发展的时期，内河战船有了重大发展，海上战船已趋于成熟，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这使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很难越过长江防线。

北宋初年，在京城设有造船务，专门负责制造船舶。在内地的潭州（今湖南长沙）、衡州（今湖南衡阳）、虔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等地也设有造船工场房。战船的制造也日趋科学，北宋已出现“海战船式”，即海上作战舰船图样。南宋初年又出现了“大军船小样”，还有战船模型，可仿此建造战船。此外北宋时还制定了整修战船的规章制度。为了方便战船出入，这时已在沿海挖深航道，设置船坞，修建了作战船队专用的军港。

宋朝战船制造业的突出特点就是车船的使用。宋代车船以使用转轮数量为标准分级，一组两个转轮称为一车，车数越多，船体一般也越大。许多车船轮桨并用，在内河湖泊可以完全不靠风力而达到很高的速度。车船在杨幺农民起义军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南宋都水监高宣为著名车船制作家，后为杨幺起义军所俘，又为起义军造“和州载”“大德山”“望三洲”“混江龙”等车船，桨轮多至二十四车，船体长三十六丈，有三层楼那么高，可容战士千余人。当时官军水军都无法正面抵抗。最后只好在湖面散放青草，缠住轮桨，才打败了杨幺水军。

指南针的运用

中国很早就研制了指南针，但指南针是从北宋才开始被用于航海事业的。世界上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导航的最早记载来自北宋朱彧所著的《萍洲可谈》。他在该书中说：“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也就是说，当时航海若遇上阴天，船队就根据指南针来把握方向。

当时的指南针已大有改进。其中有一种新型的指南针名叫指南鱼。指南鱼用一块薄薄的钢片做成，大约有两寸长，五分宽，肚皮部分凹下去一些，形状很像一条鱼，又可以浮在水面上，故有此称。与司南相比，它不需要再做一个光滑的铜盘，只要有一碗水就可以了。盛水的碗即使放得不平，也不会影响指南的作用，因为碗里的水面是平的。而且由于液体的摩擦力比固体小，转动起来比较灵活，所以它比司南更灵敏、更准确。而沈括在制作和应用指南针的科学实践中，又发现了磁偏角的存在，即指南针“常微偏东，不全南也”。

指南针及磁偏角理论促进了宋朝航海事业乃至对外贸易的发展，泉州等地也因此发展成为繁荣的商港。繁荣的对外贸易不仅活跃了经济，其征收的关税还带来了巨额的财政收入，曾一度占到南宋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左右，缓解了南宋朝廷的财政紧张局面。与北宋相比，南宋的领土人口都要少上很多，收入却在八千万贯左右，远远高于北宋的六千万贯左右，这其中就有海外贸易的贡献。就世界范围而言，指南针先由阿拉伯海船采用，后来传到了欧洲。15世纪哥伦布探索美洲大陆时，指南针是他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重要技术保障。指南针与印刷术、火药一道改变了欧洲历史，也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

名家评史

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泉州海船模型

此海船模型藏于厦门大学博物馆。指南针用于航海之后，大量的海船被制造出来，宋朝的远洋贸易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泉州也一跃成为国际性大港口。

科技著作的大量涌现

宋朝与以往朝代很不相同的一点就是涌现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宋人在这些书中不但记录了不少当时的科技成就，也提出了很多自己独到的看法。其代表作为《梦溪笔谈》与《营造法式》，前者为大科学家沈括的著作，后者是李诫为官府撰写的技术指导著作。

沈括与《梦溪笔谈》

沈括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科学家，博学善文，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无所不通。其中以记录了当时科学发展和生产技术情况的《梦溪笔谈》对后世影响最大。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介绍了一种用牛皮做的箭囊听枕，并科学地指出，这种箭囊听枕之所以能够听到数里内外的人马声，是因为大地能够传递声音，而箭囊“虚能纳声”。他详细地记录并描述了陨石的特征及其陨落过程，记载了铁陨石的特性。他通过对浙江雁荡山、陕北黄土高原地貌地质的考察，明确提出了流水侵蚀作用说。他率先使用“石油”这个名词，并注意到石油资源丰富，“生于地中无穷”，预测“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认为石油可以用于照明和制墨，也可以作为森林资源的替代品。

在这本书中，沈括正确而详细地记载了平民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对于活字印刷的原料选择、注意事项以及与雕版印刷的对比还有毕昇如何改进印刷术，他都有翔实的记载。沈括的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活字印刷技术的可靠史料。

李诫与《营造法式》

有宋一代，除了私人的科技著作以外，宋廷还组织人力编纂了不少科技著作，作为国家标准。除军事方面的《武经总要》《军器法式》外，李诫编著的《营造法式》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北宋建国以后百余年间，建筑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宫殿、衙署、庙宇被陆续建造起来。但在施工中间出现了大量的浪费现象，而负责工程的大小官吏也往往肆意贪污，政府却无法监管。针对这种情况，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宋朝廷开始组织人力，编修了指导手册《营造法式》。但该书漏洞颇多，不能防止工程中的各种弊端。于是宋哲宗诏令李诫重新编修，并于1103年刊行全国，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营造法式》。

李诫参阅了大量文献和旧有的规章制度，收集在工匠中间流传的各工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以及各种建筑物构件的形制、加工方法，并结合自己多年修建工程的经验，对各种建筑的设计标准、规范和有关材料、施工定额、指标做出了明确规定。

该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考证了每一个建筑术语在古代文献中的不同名称和当时的通用名称以及书中所用正式名称，并明确了测定方向、水平、垂直的法则，广、厚、长等常用词的含义，计算工料的有关原则等。

第二部分详述建筑物各个部分的设计规范，各种构件比例的标准数据、施工方法和工序，用料的规格和配合成分，砖、瓦、琉璃的烧制方法等。

第三部分规定了各工种的构件劳动定额和计算方法，各工种所需辅助工数量，以及舟、车、人力等运输所需装卸、架放等工程定额。

第四部分规定各工种的用料定额，或以材料为准，如举例说明木料规格，注明适用于何种构件。或以工程项目为准，如粉刷墙面，每单位面积单位厚度，需用石灰、颜料各若干公斤。

第五部分是图样，包括当时的测量工具、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木作和彩画作的平面图、断面图、构件详图及各种雕饰与彩画图案。这是人们了解宋代建筑不可缺少的钥匙。

《营造法式》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典籍，也是我国古代工匠的技术结晶。它全面地反映了宋朝11世纪末到12世纪整个建筑行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还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建筑业劳动组合、生产力水平等多方面的状况，具有很高的科学及史学价值。《营造法式》在南宋和元代均被重刊，直到明代还被用于指导建筑施工，至今仍受到世界建筑界的高度重视。

繁荣的经济

宋代是中国封建王朝经济最为发达的朝代之一。在农业继续发展的同时，宋代在手工业特别是瓷器制造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远洋贸易首次在国家财政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纸币也开始流通。宋代商业的繁荣至今让人叹为观止。

农业格局的变化

自唐代以来，中国农业的重心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这一过程至宋代已经基本完成，北方农业虽有很大的发展，但江南的农业重心地位日益凸显，并出现了商品化生产的趋势，农民开始卷入到市场经济中来。

苏常熟，天下足

宋朝在开国伊始就采取了许多奖励农业、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特别是鼓励农民垦荒的政策。宋朝规定不论何人，只要能开荒并缴纳税赋，即可拥有开垦地的所有权。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百姓垦田的积极性大大增加。但此时只有南方还有大量荒地，江南的丘陵山区开始得到大规模的开发。从湖南到广西，历来为人少地多的山丘地区，在宋朝也被开垦了出来。随着人口的增长，特别是靖康之乱后北方人口的大举南迁，南方甚至出现了漂在水上的架田。南方农田面积由此大为增加。

架田

当时人们将木架浮在水面上，将木架里填满带泥的菰根，让水草生长纠结填满框架而成为人造耕地。耕种时，将水草上面的叶子除去，就可以种植水稻或蔬菜。为了防止它们漂走，人们经常用绳子将其拴在湖边或河边。

宋朝也很重视水利建设，在1069年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制定整治河道规划，修建沟渠陂塘以提高防洪蓄水灌溉能力，引河水淤泥溉田以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并设立了专门机构淤田司、浚河司。同时鼓励农民出钱兴修水利。这些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例如山西绛州一带原来亩产仅5～7斗，淤田后亩产达到了2～3石（斗和石都是古代的容量单位，一石十斗，一斗十升）。其中南方得益最大。南方地区在五代十国期间局势相对稳定，修建了不少水利设施，再加上南方本身就水网密布，开发水利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农作物品种上，南方很多地区已有早稻、中稻、晚稻的区分。水稻栽培技术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插秧工具秧马，提高了生产效率。早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在宋初从越南引进以后，经过一百多年的推广，江南各地已经普遍种植。江浙地区遂成为当时国内最主要的粮食基地，“苏常熟，天下足”这一说法就开始出现在南宋的诗文中。

江南不但提供了大量的粮食，也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蚕桑、茶叶。在有些地方，蚕桑经营甚至成为农民的主业，而茶叶也因商品化生产而产量大增。商人纷纷下乡收购各种商品，范成大就记载了这样的情形：“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茶。”

皇家园林中的农业活动

欧洲直到18世纪，甚至大城市里还保留着某些农村的生产活动。1746年威尼斯曾发布禁令，禁止在城内或寺院里养猪。中国的城市也不例外。虽然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和城市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行政区划上出现了城乡分治，在户籍管理上也出现了城镇居民的“坊郭户”和农村居民的“乡村户”，但即使是开封城中还有相当的农业成分。

皇家园林中的农业则是宋朝城市内的农业活动的典型。它首先是为满足皇宫荐新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荐新是宫廷中一年四季都要举行的大礼，主要内容是以新收获的五谷和其他时鲜果品等祭献祖先和神灵。为了表示对祖先和神灵的崇敬，用于荐新的物品贵在新鲜，而从市场上采购的物品难以保证。为了确保新鲜，宋朝规定宫廷和官府所需要的用于荐新的粮食等物资，首先应该由皇家园林提供。这些场所除了提供一年中所有祭祀用的祭品以及满足皇宫的需求外，还有大量可供出售的富余产品。

渔业在皇家园林中也有相当的发展。金明池是皇家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承担了水上乐园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在偏僻处大量养鱼。当时的钓鱼爱好者都向官府出钱购买许可证，钓上鱼之后再用双倍的价格买下来。现场还提供加工服务，京城很多人都对此乐此不疲。

另外为了表示对农业的重视，每年仲夏麦收时节，皇帝都要观看麦子收割。因此皇家园林也植麦种稻。这些地方也就成为皇帝及其大臣们了解农业、体察民情、观察庄稼甚至进行农事实验的场所。例如宋真宗在向江、淮、两浙推广占城稻之前，就在皇家园林对占城稻做过许多试验，并摸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技术。宋孝宗也十分关注新的农作物品种。有一次范成大进呈一种叫“劫麦”的新品种，宋孝宗命人先在皇家花园里试种，发现其穗饱满，就在江淮各地大面积推广。

为了增强对农业的认识以及提醒帝王不要忘了稼穑之艰难，自后周以来，宫中还用图画的形式来表达农桑的内容。描绘农家的耕织情况的耕织图在宋仁宗年间已在宫廷中出现。于潜县令楼璹经常深入民间了解农桑实情，感叹于农夫蚕妇的辛劳，就在1133年以连环图的形式详尽描绘了农耕、蚕织的全过程，其中耕图二十一幅、织图二十四幅，又由楼璹的孙子楼洪为每幅画配上五言诗，是为《耕织图诗》，上呈朝廷。宋高宗特别高兴，亲自召见了他，并颁布全国。吴皇后也命画家临摹此图的蚕织部分，并作了一些修改，还根据自己养蚕织绢的亲身经历，为画中内容作了详尽的题注。后来几乎所有州县官府的墙上都绘有《耕织图》壁画，以供官员百姓观摩。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集中了大量的优秀农业人才。另外由于新品种的培养方面需要数年的投入以及大量的资金，同时生活在繁荣经济下的城市居民具有很强的购买力，又为之提供了销售市场。城市在农业新品种的培养也有很大优势，韭黄等蔬菜就最先出现在宋代的城市。当时开封由于受运输条件的限制，冬天蔬菜供应特别紧张。京城的人们就在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韭黄培植技术。菜农在冬天把韭菜移植到温度较高的屋内，施以粪土，保证韭菜不会因低温而冻死。因这种状况下的韭菜少见阳光，不能产生光合作用而合成叶绿素，就会变成黄色，被称为“韭黄”。这是现代温室出现以前的北方冬天，生产蔬菜成本较低的办法。韭黄在开封大量种植，成为开封城里冬天的重要蔬菜。

名家评史

在南方，人口更加密集，富足程度增加，海上和内河交通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一种几乎不为中国北方所熟悉的特殊的城市生活方式，产生了一些重要的书香世家，这终于使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和它的活力。对于这种深远的、几乎难于觉察到的变化过程，我们最先想到的也是最有可能正确的解释是：正是10世纪至13世纪的来自中亚和今天蒙古一带的野蛮游牧民族的持续不断的压力，才构成了促进中国长江流域和东南省份经济普遍成长的主要动因。

——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生态的隐患

农业的开发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增长，对生态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北宋末年人口已达一亿左右，为了增加耕地面积，北宋开始大规模地围水造田，南方的许多森林也被砍伐、造田。再加上气候的变迁以及宋朝（还包括控制了黄河中上游部分区域的西夏）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的双重作用，宋代生态隐患已相当严重。一个典型的标志就是黄河、汴河河床的抬升。黄河夹带着大量泥沙入汴，使汴河河床越来越高，在有些堤段水面竟比堤外地面高出四米多。

宋代经济发达，刺激了对木材的需求，宫殿、陵墓、皇室富商私宅、僧寺道观以及河防工程都需要大量的木材。如修建定州木塔时，就有民谣说：“砍尽嘉山木，始成定州塔。”造船业也消耗了大量的木材。沈括就曾感叹：“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

居民对木柴的需求与气候变迁的双重作用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宋初气候还相当温暖，962年河南还有野生大象出现的记载。而1110年和1178年福州地区的荔枝两度被全部冻死。1245年，广州就曾经“大雪三日，积盈尺余”。气候的变冷直接导致植物生长缓慢，北方农业生产萎缩，同时增加了居民对燃料的需求，以致出现了木柴危机。

耕织图部分

此图是楼璹所献织图的一部分，是我国最早记录蚕织生产技术和以劳动妇女为主的画卷。每段画面下有宋高宗的吴皇后楷书题写的标题。有的标题下或旁注以小字,具体阐释画面内容。

北宋初年，由于木材不足，就出现了砍伐桑树和枣树为柴薪这种挖肉补疮的现象，军队后来也加入其中。政府屡禁不止，甚至出现桑树和枣树公然在木材市场出现的现象。先圣先贤的庙祠以及历代帝王、功臣陵墓区的林木也被人砍伐为木柴。在宋高宗赵构统治期间，甚至出现原来用来欣赏的花卉也被砍断刨根，充作干柴的现象。在柴薪危机中，北宋京城开封体现得最为明显。1058年冬天至次年春天，开封雨雪不止，不少贫民被冻死。而宋仁宗也不得不节食减膳，以示“畏天忧民”之心，宋代节日中最为盛大、热闹的元宵灯会也只好停办一年。北宋政府不得不以免税来刺激商人们由外地往开封贩运煤炭，以缓解开封的木柴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木柴危机的出现与对森林资源的破坏是一恶性循环的过程，严重损害了农业的生产能力。到了金朝，北方地区已无法实现粮食自给，不得不向南宋大量进口稻米。

煤炭的使用及五大名窑

随着煤炭的广泛使用，宋代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金属冶炼技术及水平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瓷器制造业方面，先后出现了五大名窑，并大量出口海外。

矿冶业的发达

矿冶业在北宋手工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矿冶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开采冶炼规模的扩大以及产量的增加上。这首先要从煤炭的大规模开采及运用说起。

我国煤炭蕴藏资源丰富，早在两汉时就已被用作炼铁燃料，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后来由于北宋燃料危机以及手工业的发展，煤炭才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时人记载：“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而由于手工业生产用煤的增加，当时就有人这样形容延州：“沙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说两座城在浓浓煤烟云中若隐若现，类似于现代工矿厂区的烟雾。在旺盛的需求下，北宋的采煤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今河南鹤壁市发现的一个宋代煤矿，矿井口直径二点五米，井深四十六米，还有完整的排水系统，规模已非常之大。

煤炭的广泛应用，又大大地推动了宋代矿冶业的发展。徐州很早就是重要的产铁地区，但是由于木柴的缺乏，连居民烧柴都成了问题，因此冶铁业陷入了停顿。后来由于发现了煤炭，冶铁业才得以继续发展。由于煤炭可以产生较高的温度，所以造出的兵器也比以往更加锋利。官府还在这里开始铸造铁钱，每年铸造三十万贯。徐州单是冶铁工人就有四千名左右。而江西信州（今江西上饶）则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在开采冶炼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产品大有增加。宋神宗期间年产铜七千多万斤，银一百多万两，产量都超过唐朝数倍。

瓷枕与五大名窑

中国是瓷器制造的故乡，宋代则是中国瓷器艺术臻于成熟的时代，不管是在种类、样式还是烧造工艺等方面，均处于巅峰地位。宋瓷追求以“玉为本，清如天，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艺术境界。虽然多是单纯的素色釉，式样简单，但却意境悠远。

谈到宋瓷，不能不谈瓷枕以及五大名窑。唐朝即有瓷枕，但在宋朝达到了高峰。宋代瓷枕主要流行民间，式样很多，有长方形、云头、花瓣、椭圆、孩儿、卧女等。图案多闲适，流露出宋人知足常乐的人生观，具有浓厚的民间气息。其中以童子荷叶枕最为出名。瓷枕也多有文字装饰，但与唐朝多用诗歌不同，宋人多用词曲，或用格言，如“为争三寸气，白了少年头”，“过桥须下马，有路莫行船”句。

北宋共有五大名窑，即汝窑、定窑、哥窑、钧窑和官窑。汝窑居宋代五大名窑之首，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宋朝属于汝州，故有此称。原为民窑，北宋晚期开始为宫廷烧造高档瓷器。瓷器自然含蓄，淡泊质朴。定窑唐朝时就很出名，在今河北省曲阳县一带，因唐属定州，故名定窑。定窑白瓷居多。哥窑窑址据说是在今浙江省龙泉市。传说浙江人章生一和其弟章生二都是制瓷好手，并在龙泉各设一窑，因生一是兄，所以被称为“哥窑”，生二为弟，当然被称为“弟窑”。哥窑瓷器由于胎体和釉层的膨胀系数不一致，形成釉面上的冰裂纹，别有风味。钧窑在今河南省禹县一带，宋代称钧州，宋初于此设窑，故有此名。宋徽宗时期又在这里设立官窑。官窑专供皇家用瓷，窑址在开封一带。南宋朝廷沿袭北宋旧制，在临安建造了专门为皇室烧造瓷器的官窑。

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与前代相比，宋代的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王安石之所以能够提出理财的观念，与此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市场意识的提高、远洋贸易的广泛开展和纸币的出现以及广泛使用。

全民经商

宋朝各个社会阶层都卷入到商业之中，宗教界也不例外。开封的大相国寺更是兼佛寺与交易市场于一体，不仅是著名的宗教圣地，更是繁华的商业区。相国寺每月初一、十五和逢八都要开放，允许老百姓在寺内做买卖。每次来交易的商人达万余之多，并且各有明确的交易区。根据史书记载，寺内大山门内交易飞禽走兽；第二座山门内出卖各种杂物；广场上出卖家用器物，有屏帏、马鞍马辔、弓箭、新鲜水果及果脯等；近大殿处多出卖各种老字号产品，如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赵文秀笔、潘谷墨。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很注重商品的品牌，有着很强的品牌意识，还设立了专门的交易地点。其中将人名写在商品名前以标示自己产品独特品质的做法沿用至今。两廊则出卖各个寺庙尼姑制作的绣作、珠翠首饰等，大殿后主要出卖书籍、古玩、图画以及地方上返京的官员带来的各地土特产等。

其中有意思的是，商品的售出者有官员，有道士尼姑，而且当时的人们也认同这种做法，要不也不会有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这种说法。而寺内“每遇斋会，凡饮食茶果、动使器皿”也要以金钱论价，虽然就三五百文钱，但僧人也要和顾客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

自然市场意识的提高并不完全是好事。军人、官吏纷纷利用职务之便，加入到商业中来，破坏了市场秩序，也败坏了官风、民风。特别是边境的官员士兵不顾朝廷禁令，进行边境走私，将盐、铁、货币等诸多战略物资大量输出，以至于辽国根本就不用铸钱，而宋朝倒出现了货币危机。辽国还在边境私买硫磺等火药原料，这也与边境官员士兵的走私有关。这直接影响了宋朝的国防安全。宋朝为了在经济上打击西夏，一度停止与西夏的贸易，对西夏打击很大。但边境的走私特别是官员士兵的走私，使宋朝的贸易战政策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用。

远洋贸易与陶瓷出口

宋代是历代王朝中最重视商业的朝代，尤其重视对外贸易。北宋在唐朝的广州一个城市的基础上增加了杭州、明州、泉州、板桥等九个负责远洋贸易的港口。南宋还在海南岛新建了神应港。据说神应港的前身是白沙津，沙多水浅，无法停泊大船，历任官员都想把白沙津改造成良港，但每次开挖不久，水中的泥沙都会重新淤积。1248年，这一带遇到台风，海浪冲走了大量的泥沙，白沙津顿成良港，人们便将之改成神应港。宋朝廷也从中得到了巨额的收入。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北宋皇祐（1049年—1054年）年间每年约五十万贯，到了南宋绍兴（1131年—1162年）年间已达每年约二百万贯。

在丰厚收入的刺激下，宋高宗赵构曾明确表态：“海外贸易获利最丰厚，如果经营得当，可以得上百万贯钱的收入，难道不比向民众征税好得多？”在此思想指导下，宋朝政府每隔几十里就在沿海添置灯塔，并于海上岛屿设立水师寨，为进出的商船护航。经过政府与民间的不断努力，到了12世纪末，宋朝开始取代了阿拉伯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

宋朝先进的造船技术也为其远洋贸易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宋船已经装备了指南针，配备了救生艇，并设有密封隔水舱。一般的远洋船只平均三十米长、十米宽，可载百余吨货物，外加六十余名水手。大的船只可载三百吨以上的货物，再外加五六百人，还往往携带足够吃一年的粮食，在上面养猪酿酒。

僧人补衲图

宋代僧人之所以卷入商业，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他们不能再仅靠信徒的供奉为生，必须削减开支、增加收入。图中的老僧虽然须眉尽白，显得老态龙钟，但也要亲自穿针引线。这体现了当时宋僧节俭的生活方式和禅家的信念。

1271年，意大利人在泉州看到了满载着瓷器的远洋船队出航，该船队的目的地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这是一个由上百条至少挂了十张帆的大船组成的庞大船队，每一条大船还分别配有小船三艘。每一艘大船上都有一支上千人的队伍，其中海员六百人，护卫人员四百人，包括弓箭手和持盾战士以及其他兵种。

宋代的对外贸易输出中最大宗的是瓷器。瓷器被宋人直接运往全球五十多个国家，最远的包括非洲大陆的坦桑尼亚。瓷器所到之处，都能引起轰动。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器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直到宋瓷输入之后，他们才改变了过去“掬而食之”的饮食习俗。在有些地方，宋瓷的使用成为阶级和身份的象征，据说有一段时间瓷器在欧洲甚至与同等重量的黄金等价。

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宋代的泉州、广州、杭州等著名对外贸易港口附近出现不少瓷窑，一些专门的外销品种也被生产出来。考古学家曾在沿海的窑址发现过一些瓷雕塑，人物形象高鼻深目，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瓷器出口之繁盛。

有意思的是，宋朝的瓷器出口在很多情况下是由小商人完成的。他们向船主支付运费，在船舱买得数米见方的空间。瓷器大小相套，塞得满满当当，而他们晚上就睡在瓷器上。宋朝商业的繁荣离不开这些吃苦耐劳的小商人。

纸币的出现

在古代，人们在进行交易时，采用的是物物交易，后来才出现了金属货币。纸币要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欧洲则到17世纪才发行纸币，真正意义上的纸币直到1694年才出现。而中国在北宋时期就出现了纸币“交子”。

历史细读

宋朝沿用唐朝的度牒制度，度牒相当于僧侣的身份证。但为了解决财政短缺，宋朝廷后来开始公开出售度牒。在《水浒传》中，鲁智深之所以能够到五台山出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赵员外已经买了度牒。

宋朝开国以来，市场经济异常发达，铜钱已无法满足需求，很多地方只好铸造铁钱作为铜钱的代用品。四川更是专用铁钱，当时买一匹绫罗需铁钱两万，重百余斤。再加上四川道路崎岖难行，铁钱根本无法满足蓬勃发展的经济需要。四川民间就开始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先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用楮树树皮纤维制成的一种纸，纸质很好）制作的券面上，再交给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三十文钱的利息，即付百分之三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被称为“交子”。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交子分铺。在商业上的大额交易方面，为了避免搬运铸币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后来交子铺户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这种交子真正成了纸币。但此时的交子尚未取得朝廷的认可，同时有一些唯利是图的铺户蓄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这样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益州知州张泳在1005年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符合资格的铺户，规定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始取得政府的认可。

1023年，朝廷设益州交子务，由朝廷官员担任监督人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钞纸院，以革伪造之弊”，规定了严格的章程。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也由此诞生。这种政府发行的纸币面额固定，盖有官印，用户以现钱换取纸币时，要把商业字号登记在册，兑现时按字号销账，以防伪造。

繁荣下的阴影

宋代经济相当发达，但农民却极其贫困。宋朝对土地兼并的政策是“本朝不抑兼并”，并认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在这种情况下，富人越来越富，往往“富有弥望之田”，而穷人则越来越穷，“贫无立锥之地”。另外宋代商业发达，大量资本流入农村，导致土地兼并情况不断恶化。据估计有宋一代，不足百分之一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是佃农。另外大地主往往拥有各种特权，不用纳税。据统计在1064年—1067年间，只有百分之三十的耕地纳税，沉重的税赋负担就落在了基层农民的身上。虽然王安石变法对此有所触动，但王安石辞相之后，这种局势更加恶化了。

在此背景下，宋代的农民起义呈现出新的特点。993年，王小波、李顺在四川发动农民起义时宣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均贫富”的口号，也从侧面说明宋代的贫富差距之大。钟相、杨幺则于1130年在湖南洞庭湖一带起义，更是主张“等贵贱，均贫富”。

其实连政府内部人士都注意到了这种情况。王安石在一次赴任途中，恰逢天下大旱，民众流离失所，弱妇病子比比皆是。王安石感同身受，写下一首描写灾民悲惨生活的纪实诗《河北民》：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悲愁天地白日昏，路旁过者无颜色。

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当时辽国和西夏经常侵扰中原，所到之处，“俘掠人民，焚荡村舍，农桑废业，闾里为墟”。而北宋朝廷却采取苟安政策，搜刮民脂民膏献于辽和西夏，以求得暂时的安宁。广大人民尤其是黄河以北的平民百姓深受边患、赋税、徭役等压榨之苦。老百姓实在没办法了，就拖家带口到黄河南岸找活路。但黄河南岸的百姓丰收时尚且无衣无食，歉收时就更不待言了。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好怀念唐朝贞观年间的盛世。

纺线图

这是明人临摹宋人作品《纺线图》而成，此图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纺织业的生产状况。

到了南宋时期，宋金战争激烈，人民流离失所，大批土地荒芜。南宋朝廷趁机把大量荒地圈为官田，再把它们卖给或赏赐给文臣武将。南渡的皇室、官僚和地主们拼命掠夺荒地或私田，南方土著地主也极力强占农民的田宅。这样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北宋。农民生活非常艰难，他们白天耕田，晚上纺织，小孩子虽不能耕织，也得学着从事种瓜之类的农业生产。

对于这种“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的局面，宋朝统治阶级仍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开封城内资产百万者非常之多，十万之上比比皆是。在绝大多数基层民众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时，京城的一些人连洗脸水、漱口水都不愿烧，都要到外面去买，可见当时宋朝上层生活之糜烂。宋徽宗就是典型一例。他喜欢花鸟、书法、绘画，喜欢太湖的石头，却没有想到有无数民工和厢军为之饿死累死在从太湖到开封的路上。

而到了南宋时期，都城临安的人口逾百万众，但皇族与官吏竟占全城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他们花天酒地，夜夜笙歌。酒肆、歌馆、青楼，随处可见，以至于有人感叹：“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拿“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来形容南宋上层的生活也不过分。但可叹的是，继南宋人追忆北宋开封的生活而写出《东京梦华录》之后，南宋的遗民又写出了《梦粱录》，历史重演。

更让人感叹的是，繁荣的对外贸易在两宋期间却变成了一把双刃剑。对外贸易固然刺激了国内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埋下了宋朝灭亡的伏笔。当时广州出口的商品主要是金、银、铜、瓷器、丝绸、布帛等手工业品，进口的则主要是象牙、犀角、珊瑚之类的奢侈消费品。南宋政府每年购入奢侈品花掉的钱，竟占去南宋年度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左右。随着大量奢侈品的进口，金、银、铜钱不断流出海外，国内钱币越来越少，国计民生难以为继，再加上频繁的战事，加剧了宋朝的财政危机，一个王朝因而没落。

名家评史

尽管丝与瓷的出口贸易有所增长，中国却从12世纪初就开始日趋贫困。贵重金属和铜钱流向国外，正证明了贸易上的逆差。中国人正在寅吃卯粮地过活，而且中国社会中一小部分人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之一。

——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宋朝的城市

宋代与前面朝代很大不同的一点就是有了极其繁荣的城市。各色人等在城市这个大舞台上扮演自己的角色，演出了一出出风俗剧。

商业城市的出现

宋朝打破了唐朝居民区“坊”和商业区“市”分开，并用围墙把居民区和商业区围起来的做法，同时改变了除了高官以外居民不许向街路开门的制度，这样就使商业扩散到各个大街小巷。在居民区“坊”里出现了做小买卖的，还有瓦子与勾栏，为都市增添了繁华的商业气息与市井色彩。宋仁宗年间，朝廷正式规定，只要纳税，可以到处开设店铺。而随着朝廷对于夜市的禁令的取消，很多市场一直营业到三更，五更又重新开张。娱乐场所则通宵营业。在此基础上，宋代涌现出了一大批商业城市。

以开封为例。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一百万，行市、酒楼、茶坊、食店、瓦子（娱乐场所）等连成一片。最为热闹的是潘楼街。潘楼街既有集市性质的潘家酒楼，又有金银彩帛的交易场所，还有最大的娱乐场所桑家瓦子。樊楼是北宋东京最繁华的一家酒楼，由东、西、南、北、中五座楼宇组成，每座楼皆高三层。宋朝话本中很多故事都与樊楼有关，据说宋徽宗就是在樊楼和李师师幽会。而桑家瓦子有五十多座戏场，其中最大一个戏场竟可以容纳一千多人。

市民的生活

商业城市发展起来之后，必定会产生市民阶层。宋代的商业及城市在封建朝代最为发达，因此也有着与其他朝代极为不同的市民阶层。他们的生活与前人有着很大的不同。

历史细读

宋代城市市民的生活节奏已大大加快。市民在遇到熟人时，如果有事情要忙，不愿寒暄，就以扇子遮面。对方心领神会，并不责怪，反而认为是礼貌之举。当时就有人说：“以扇遮面，则其两便。”

餐饮广告与吃什么

按照古代礼仪，天子一日四餐，诸侯一日三餐，平民两餐。在宋代以前，百姓在太阳出来之前吃一顿，在太阳落山之前吃一顿，然后就上床休息。即是在城市，官府也实行宵禁政策，晚上到了一定时间之后就有官府人员巡查。若有人还在街上走动的话，一般都要受到惩罚。但到了宋代，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人们有了很多的闲暇时间。加之宵禁的解除，城市居民的夜间生活一下就活跃了起来，很多人也由此养成了入夜后再吃一顿饭的习惯。再加上有一部分富裕的人群往往在外就餐，特别是在开封，那里的百姓，寻常家里都不开灶的。这样就刺激了餐饮业的发展。当然餐饮业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一般著名的酒楼，如樊楼会不惜千金请人赋写诗词以增加自家酒楼的名气，一些不知名的小店也会打出“孙羊肉”“李家酒”等特色招牌广告。更多的酒楼则是普遍以妓女的美色来卖酒以促进业务，官营酒楼也往往选择长相好、声音甜美的妓女来卖酒。她们的声音让食客们百听不厌，促进了酒楼的销售。

至于一般的小商小贩，也挖空心思使自己与众不同。宋哲宗时期，一名走街串巷卖饼的小贩，想出了别出心裁的叫卖词：“吃亏的便是我呀。”他不说卖的是什么东西，只说自己吃亏，吸引了不少买者。但在他走到被废的孟皇后居处瑶华宫前时，官府却怀疑他借此讽刺皇帝废后不当，就把他抓起来审讯。审后才得知他只是为了推销自己的饼，就将他放回。此后该小贩便改口为：“待我放下歇一歇吧。”此事一时传为笑谈。当时餐饮业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吃何种肉食还有着明显的人群差异。宫廷多吃羊肉，普通百姓则吃猪肉。因为羊肉价格比较贵，吃羊肉可以显得与众不同，再加上与少数民族互市，羊肉的供应也较有保证，所以两宋皇宫“御厨止用羊肉”，原则上“不登彘肉”（彘为猪的古称）。宋真宗年间，“御厨岁费羊数万口”。宋朝廷甚至在京师开封成立了牧羊业的管理机构牛羊司，“掌畜牧羔羊，栈饲以给烹宰之用”，羊存栏数达三万多只。为此还在京师开封之北开辟了大片牧地，“乃官民放养羊地”，雇用人员也达一千多人。虽然南宋牧羊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宫廷羊肉的消费量仍然很大，如皇太后每月食用羊的定量就为九十只。

平民百姓主要吃“价贱如泥土”而“贵人不肯吃”的猪肉（这两句都是苏轼的诗句。对大部分官僚来说，猪肉是很便宜的）。开封城的猪肉消费量非常之大，一个屠户生意好时一天就可以卖上百头猪。而猪的来源除了市民自养以外，主要靠外来供应。据说每天都有上万头猪被送到开封城。当时是由人赶猪入城，一个几千头猪的猪群只由十几人驱赶，猪也没有乱跑的。有趣的是，当时南薰门由于正对着皇宫，普通百姓不能由此门出入，但这些猪却不受限制。

至于牛肉，一般人是不能吃的。在封建社会，牛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而牛皮、牛角都是重要的军事物资，所以私自杀耕牛是要被处以重罪的。举报私宰耕牛者，官府都会给以重赏。就是等到牛老得不能再耕种了，也要官府批准了才可以杀掉。但古人相信吃了牛肉会有力量，因此在犒赏军队时往往会提供牛肉。而农民出于对牛的感情，一般也是不吃的。宋朝官府为了促进农业生产，还曾把从游牧民族手中购买到的本用来犒赏军队和祭祀的“蕃牛”改变用途，“转送内地，以给农耕，宴犒则用羊豕”，不让宰杀了。因此《水浒传》中提到的吃牛肉的人都是不从事农业生产、专与官府对抗的所谓江湖好汉。

不过在饮酒方面，倒是没有太大差别，当时的人们多喝家酿或者酒店自酿的黄酒，皇帝则喝皇宫自酿的黄酒，差别只是在于味道而已。而黄酒最传统的饮法是温饮。温饮的显著特点是酒香浓郁，酒味柔和。温酒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将盛酒器放入热水中烫热，另一种是隔火加温。但黄酒的加热时间不宜过久，温度以三十度左右为限。所以话本经常有烫酒、温酒一说。

宋人温酒器具

在这套酒具中，碗为注碗，酒壶为注子。宋人喝酒时，在注碗中放入适量热水，注子内盛酒置于碗中。注碗的水凉了之后，再换上热水，非常方便。

市民的娱乐

两宋的经济生活已经相当发达，市民耽于享乐，时人有言：“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就是南宋迁都临安之后，中原沦陷亡国的哀痛丝毫没有影响这种生活的延续，整个社会被一种及时行乐的风气所笼罩。这在玩蹴鞠上体现得相当明显。原出于强身健体目的的蹴鞠在宋代变成了表演项目，甚至成为一些人在仕途上飞黄腾达的工具。

蹴鞠是一种始于战国时期的古代足球运动。原先人们踢的是一种实心皮球，到了唐代，开始用动物的尿泡当球胆，再加上一层外皮。宋代在材料上沿袭唐代，但在踢法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宋朝重文治而轻武功，推崇谦谦君子的温文尔雅，鄙薄孔武之士的争强好胜。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蹴鞠由对抗性比赛逐步演变为表演性竞技。有宋一代盛行以表现个人技巧的踢法，谓之“白打”。既有单人表演，也有二三人乃至十余人的共同表演。甚至还有人比赛踢球的花样，在当时的娱乐场所踢球就是比赛踢球的花样。据说花样脚法有几百种之多，除用脚外，还可用头、肩、臀、胸、腹、膝等部位处理球。当时一位道士球艺极高，能“使鞠绕身，终日不堕”。

当时踢球的风气极盛，宋人著有《蹴鞠图谱》等专论踢球的著作，踢球者组织的足球团体有“圆社”“齐云社”等。不少皇帝都特别爱好踢球。赵匡胤就经常与亲信踢球，并有图画流传于世。宋神宗也经常和他的弟兄踢球。而南宋的孝宗更是痴迷踢球，如果下雨，就转到室内踢。大臣劝阻，他也不听。在帝王都如此痴迷的情况下，有些人就通过踢球而获得了飞黄腾达的机会。据说宋真宗年间，有一个姓柳的进士想晋见权倾朝野的当朝宰相丁谓，但一直苦于没有机缘。当他得知丁谓喜欢踢球后，就决计以自己不俗的球技引起丁谓的注意。一次他探听到丁谓在后花园踢球，便在后花园的围墙外等候，待丁谓所踢的球飞出，他立即用踢球的惯技挟住，并顶在头上，由此得到丁谓的召见。他跪见丁谓时将头上的球转到背上而不落，等到他起来的时候又让球回到头上。这让踢球老手丁谓大吃一惊，就提拔了他。这样的例子在宋朝还不止一桩。据说李邦彦也是因为善于踢球而得到宋徽宗的赏识，后来当上了宰相。

春节与元宵

宋人极为重视节日。比如等到农历腊月初八那天，和尚就三五成群，用盆子盛着佛像，走街串巷，一路念佛，而市民也纷纷给以施舍。同时各个寺庙也举办浴佛会，并给信徒分送有多种果子的七宝五味粥，是为腊八粥。而市民也开始用各种果子以及杂粮煮粥，后来就演变成到了这一天每家每户都要煮腊八粥的习俗。

在众多节日中，以春节（当时称元旦）和元宵节最为隆重。每到除夕夜，人们都要打扫房里房外，贴上年画，换上传说中能打鬼驱邪的钟馗门画（到了北宋末年则以唐代名将秦琼、尉迟敬德代之），将新的据说能够驱邪的桃木板钉在大门两侧（后来就发展为春联）。到了晚上，全家人都围坐在一起，整夜不睡，是为守岁。这时人们还要喝一种名叫屠苏的药酒，以祈求来年无疾无病。有意思的是，这屠苏酒是年少者先喝，年长者后喝。而儿童则享受着属于他们的节日，成群结伴地在大街上游玩。

历史细读

古人在春节时，把竹子放到火堆中，竹子爆裂，发出巨大的声响，以求驱瘟逐邪，是为爆竹。到了南宋，爆竹逐渐演变为以纸卷裹硝磺，以后演变为装火药，但依然沿用“爆竹”之名。

三更过后，爆竹声便响彻天空，宣告了新的一年的开始，“爆竹声中一岁除”。皇家开始举行隆重的朝贺大礼，寻常百姓也开始拜天地、祭祖先，互相拜年。官员在拜访亲友的同时，也要拜访同僚。如果自己不能亲往，就派人骑马到每一位朋友家代为拜见，并留下一张名刺（即名片），表示已前来拜年。这时官府放假三天。开封城中更有大量的娱乐活动，民众尽情玩乐。

元宵节也是宋朝的重大节日。官府放假五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出外赏灯。一般自十三日开始，称“上灯”，十四日为“试灯”，十五日为“正灯”，十七日为“罢灯”，又称“残灯”“阑灯”。随着闹花灯的兴盛，宋朝逐渐形成了“猜灯谜”的习俗。这在南宋的都城临安最为兴盛。

而随着火药的发明，宋人更是制造了大量的烟火以助兴。每逢元宵佳节，达官贵人便争相燃放各种烟火，宫中也要燃放烟火，这就推动了烟火制造业的发展，新的品种也不断被研发出来。人们利用火药燃烧时产生的气体向外喷射时的反推力围绕一个轴心旋转的原理，制造出了旋转型烟火玩具“地老鼠”。在南宋理宗年间，宫中燃放烟火，“地老鼠”喷着火，在地面上横冲直撞，跑到太后的椅子下，让见惯了各式庆典烟火的太后也乱了方寸。

瓦子听戏

宋代的娱乐事业极为发达。在北宋的开封城，有五十多家瓦子，人们喜闻乐见的傀儡、影戏、杂剧等表演，应有尽有。瓦子里还兼营商业，卖药的、卖小吃的、卖纸画的，到处都是。因为“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就起了“瓦子”这个名字，也有叫“瓦舍”的。在瓦舍中则设勾栏，就是用栏杆、绳索、幕幛分开而成的一个个表演场地。开封著名的瓦子有桑家瓦子、州北瓦子等，其中桑家瓦子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最大的勾栏可容纳数千人。

宋代的戏剧是由滑稽表演、歌舞和杂戏组合而成的一种综合性戏曲。演出时一般由四个角色组成，有的增添一人，演员有男有女。北宋的杂剧分为“艳段”和“正杂剧”两个部分。“艳段”是在正剧上演前表演的一段日常生活中的熟事。“正杂剧”又分为两段，表演一个完整的故事，是杂剧的主体。到了南宋，又增加了由民间的滑稽戏演变而来的“杂扮”。“讲话”（评书）也非常流行，从历史、爱情、神怪到侠客，各种故事题材应有尽有。而讲史家的话本一般称作平话，《三国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对后世影响很大。

宣德楼前演象活动

该图生动地描绘出七头披着锦缎的大象在宣德楼前演出的场景。七头大象的形貌以及所饰器具，均与史载相合。

宣德楼观象舞

对开封的市民来说，宣德楼前的象舞也是独具特色的娱乐活动。当时宫中一到有大的祭祀活动，就提前两个月训练大象，让大象在御街上来回走一趟。根据当时的记载，先是马车开道，再加以数十面红旗，十数张锣鼓，七头大象尾随其后。每头大象上面都坐着一个驯象员，如果大象不听话，就用棍子打它们。大象走到宣德楼前之后，要来回走几圈，然后整整齐齐排成一行，面北而拜，并用鼻子发出表示参拜的响亮声音。每逢此刻，御街上观者如堵。商贩乘机出售用泥捏成的小象以及画有小象的图画，很多人买了之后带回去作礼物，送给那些看不到驯象表演的人们。而一些王公贵族，就花费大量金钱，把这些大象叫到自己家里表演，以致这些大象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大象表演对于开封的很多人都是很稀奇的。宋徽宗时期，薛昂虽贵为宰相，但他的夫人在第一次见到驯象表演之后，非常震惊，回来就告诉薛昂：“真奇怪啊，我今天从皇宫门前过，竟然看到了大鼻子的毛驴。”后来人们都引为笑谈。

南宋时期虽然不再有演象活动，但也养有大象。当时象院养有外国进贡的六头大象，每天都要和两头骆驼一起，由负责礼仪的官员引到宫前唱喏，直到朝会结束。在返回象院时前面也是几队锣鼓，彩旗三四十面，一路敲锣打鼓，很是热闹。当时的人们都很喜欢这些大象，还给其中的一头母象起了个“三小娘子”的名字。

名家评史

13世纪的中国人……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巧和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历史中，我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他们能自然而然地自我约束，而且其生活中充满了欢乐和魅力。

——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使枪弄棒

宋朝之前的五代，战火频仍，因此全社会对武术有着强烈的需求，刺激了武术的发展。那时候中国武术已出现了大量套路，并形成了一系列的武术流派。宋太祖长拳即是一例。宋太祖长拳又称太祖拳或宋太祖三十二式长拳，据说是赵匡胤综合士卒在战场上真拼实杀的格斗经验编制而成的。而宋太宗赵光义在攻打北汉时，就选了军中勇士数百人，在城下舞剑，先将剑抛到空中，再跳起来接住。当时北汉的守城士兵见了之后非常恐惧。有宋一朝，虽然重文轻武，但也非常重视对士卒的训练，还特意设立了枪棒教头。

民间习武之风也是颇为兴盛。在农村，由于盗贼四起，农村民众多侧重实用性。另外《保甲法》也强制规定农民要购买弓箭，并加以练习。而城市居民习武则多出于爱好，还组成了相关团体，如角抵社、英略社、弓箭社都是影响比较大的民间习武组织。市民大多会刺枪使棒，但侧重于套路，武术多作为表演内容，主要有摔跤、使拳、踢腿、使棒、弄棍、舞刀枪、舞剑以及射弩等。

当时的市民为了强身健体，还创立了一种八段锦功法。八段锦是一套独立而完整的健身功法，共有八节动作，体势动作古朴高雅，古人把这套动作比喻为“锦”，意为这套动作美而华贵。八段锦上承汉代的五禽戏，后启明清时代的太极拳，与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同为中国四大健身气功，流传至今。

城市的角落

宋代的城市发展达到了古代中国的高峰，但除了燃料缺乏、物价上涨之外，也出现了一系列独具城市特色的现象。

色情业的畸形繁荣

宋代无论是通都大邑，还是偏远小镇，都有妓女的身影。据说当时在官府备案的妓女超过万人。而杭州在北宋期间，苏东坡一次出游就可集合起千余妓女，可见规模之大。到了南宋更是发达，虽然在元朝已有所衰落，但就算这样，马可·波罗还是对杭州色情业的繁盛感到极度震惊。

更让人感叹的是，当时的人们对这见怪不怪，笑贫不笑娼的风气已非常之盛。官府一有公私宴会，就要点妓女去点缀门面。例如在金明池举办各种竞赛时，官府就让妓女站在彩楼上，以壮观瞻。而苏东坡和相差二十多岁的妓女朝云恋爱不止，而柳永更是整日出入歌楼馆所，这在当时不仅没有被人讥笑，反被传为美谈。同时许多士大夫家里也蓄有歌姬。

如果一个妓女容貌出众，又在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方面颇有造诣，能够迎合士大夫的需求，那么她就可以名利双收。她们甚至可以购买家产，只在家里接待贵客。如果她们能和一些风流倜傥的才子文人来往，诗酒唱和，就会成为名重一时的名妓。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就出现了花魁制度。当时中状元的人被称为魁星下凡，花魁也就有女状元的意思在内。花魁被民间评选出来之后，就会立即成为社会仰慕的对象，就连卖油郎等体力劳动者，也对她仰慕不已，而官府也往往会让花魁充当一些宴会、演出的首席歌手或演奏者。李师师在宋徽宗一朝久居花魁的位置，还得到宋徽宗的宠幸，不过后来在靖康之乱中不知所踪。

有了庞大的市场需求，女子买卖就猖獗起来。让人震惊的是，很多父母也加入到出卖女儿的行列。宋代常有嫁女破家之说，范仲淹曾立下规矩：“嫁女者钱五十千，娶妇者钱二十千，再嫁者钱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京城一些生活困难的民众，无力支付这笔钱财，一等女儿生下来，就异常爱护，并根据她的具体情况教她各种技艺，等长成之后就卖给士大夫，或做小妾，或做女仆，甚至卖给色情场所。话本《碾玉观音》就有这样一个情节，再问：“小娘子如今要嫁人，却是趋奉官员？”待诏道：“老拙家寒，那讨钱来嫁人，将来也只是献与官员府第。”对于此种情况，南宋有官员上书：“臣观都人生女，自襁褓而教之歌舞，计日而鬻之，不复有人父母之心。”甚至官宦人家也有不得已出卖妻女者。王安石的夫人就曾为王安石买了一个小妾。据那位女子讲，其夫“为军将，运米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虽然王安石马上将那位女子送回，但也无力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

丐帮

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达，特别是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城市生活的大众化，促进了城市生活与相关社会活动的群体化。宋朝行会、结社之风大盛。当时有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球）、锦标社（射弩）、锦绣社（花绣）、英略社（使棒）、雄辩社（小说）、翠锦社（行院）、绘革社（影戏）、净发社（梳剃）等诸多社团。在这其中，就包括丐帮。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市民有财力施舍，当时开封城内的市民又较为豪爽。曾经有些盲人在军官上下班所经过的一座桥念经求化，往往能如愿以偿，以致该桥就被人叫作念佛桥。在这种情形下，大量的破产农民以及衣食无着的市民就加入到乞讨者的行列中来，人数日益膨胀。乞丐开始从无职业身份、无明确角色地位向半业职化、职业化转化。再加上官府的推动，丐帮逐渐形成，“诸行百户，衣着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

一些大城市已经有了丐帮帮主“团头”。据说在南宋初年的杭州城中，有一位世袭了七代的丐帮帮主“团头金老大”。他管辖着杭州相当一部分的乞丐，俨然族长、宗老一般，在乞丐中享有相当的权威，负责着众多乞丐的相关事务，但乞丐也得将每月的一部分乞讨收入缴纳给他。就这样金团头积累了大量财富，还“放债使婢”，成为杭州城数得着的富户。

历史细读

因宋朝重文轻武，青年士子们腰间不再以别着一把三尺长剑为荣，而改别扇子。很多文人就在扇面题诗写字，而社会上不少人甚至出高价购买。据说有一年夏天，有下级官吏用扇子为蔡京扇凉，蔡京于是在扇子上面题了两句杜甫的诗。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个人忽然阔气起来，一问才知，原来扇子被一位亲王花两万钱买走了。两万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一户普通人家一年的花销。而这位亲王就是后来登上皇位的宋徽宗赵佶。

闲人无赖

随着城市的发展，宋代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角色，即闲人无赖。当时社会已经有能力养活一些闲人，而文人或富家子弟在享乐时又需要有人去打理或者捧场。《水浒传》中的高俅、燕青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特别是高俅，他“自小不成家业”，只好流落到开封府，城里城外，为人帮闲，且学到了一套帮闲的本领，“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由于引诱他人子弟天天不务正业，“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为人告发，结果被开封府断了二十脊杖，赶出开封城，弄得“东京人民都不容他在家食宿”。后来他得着机遇又回到了开封城，凭着他的帮闲本领，先后取得了朝中重臣乃至皇帝的宠幸。

而当时色情业的畸形繁荣也导致了各种帮闲的出现，单是维持色情场所治安的人就为数不少。而当时无论官私筵会、富户宴乐，都要请一些妓女来陪伴。如果要请一些比较知名的角色，就离不开和色情业有广泛联系的中间人。在北宋甚至还有个专门帮国子监学生招妓赴宴拉皮条的团伙，共十多个人，常驻学府内以“专充告报”。

宋朝尤其是北宋特别推崇道教，算命求卦之风极盛，甚至靖康年间夜袭金营，皇帝也要算一个良辰吉日。因此宋朝就出现了大量的术士，有开店设肆的所谓专家，也有走街串巷的流动术士。据王安石所说，当时在开封城内注册登记的术士就有一万以上，而东京的总人口也不过一百多万。甚至大相国寺庙会也有他们的专门地盘。这些人随意拉个绳子挂上“神课”“看命”的布条，或在案前竖立一块“决疑”的牌子，就开始做起算命解疑的生意来。

另外一种则是小偷、流氓、骗子。特别是在南宋杭州城内，他们形成了团伙，光天化日之下就在街上结伙抢劫。另有一些人专干打家劫舍的勾当，在砖墙或竹篱上掏洞潜入富家宅院，拿走成箱的金银珠宝。据说一个小偷屡屡作案，还在被偷人家墙上写着“我来了”，但官府却束手无策。还有些人利用魔术等手段，“又有卖买物货，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还有些小偷专门在密集的人群中“剪脱衣囊环佩”。还有设各种骗局的，“以倡优为姬妾，诱引少年为事”的，是所谓“美人局”；“以博戏关扑结党手法骗钱”的，是所谓“柜坊赌局”。但在这样一个人口庞杂的大都会中，再加上宋朝官僚的无能，是无法根除盗贼和骗子的。

士人的享乐生活

传统儒学教育下的士人往往忧国忧民，但这样的士人在宋朝却变成了异类。大多数宋代士人是“太平也，且欢娱”，而且对社会风气的败坏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岳飞对之痛心疾首道：“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不患天下不太平！”

闲适的生活

宋朝立国伊始，就提倡享乐思想。宋太祖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时，就鼓励将领多买些歌舞美女，每天喝酒作乐以过一生。而当时的官员招待客人，酒如果不是照宫内酿酒的方法酿造的，水果、下酒菜如果不是远方的珍贵奇异之品，食物菜肴如果没有摆满桌子，士大夫们就都争相非议他，认为他没有见过世面。

寇准生活豪奢，在做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知府时，常常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而且不点油灯，全用蜡烛，官舍里到处灯烛通明。每次宴会结束时，连厕所里也是烛泪成堆，可见浪费的程度。他在一次宴会时，就赠了歌妓五匹绫（古时布帛也当作货币使用，这相当于五两白银，大致能买五百斤大米）。这连他的小妾都看不过去了，出言规劝，寇准却不以为然。

竹院品古图

该图描写苏轼和米芾等人在竹林里玩赏古物的场面。众人聚精会神地鉴赏古画，书童、侍女则在周围服侍。屏风后面一个童子在煮茶，一个童子在摆放棋局。当时士大夫的生活可谓闲适之至。

宋太祖赵匡胤曾经认为：“贵家子弟，唯知饮酒、弹琵琶耳，安知民间疾苦？”但有宋一代，来自下层的士大夫一旦有了条件，也是纵情享乐。皇帝曾经赞扬晏殊读书勤奋，不像别的官僚耽于嬉游宴饮，他却直率地说：“我不是不喜欢宴会游乐，只是家里贫穷，没有办法而已。如果有钱，我也会出去游乐的。”

事实上后来晏殊身历富贵，确实是喜爱宴游。在晏殊担任枢密使的时候，有一次下雪，正值欧阳修等人在他家做客，晏殊就很高兴地说：“天降瑞雪，又值客人来访，不可不饮酒为乐。”于是开宴置酒赏雪，即席赋诗。欧阳修却偏偏扫他的兴致，赋诗说：“主人与国共休戚，不唯喜乐将丰登。须怜铁甲冷透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欧阳修在此讥讽他作为枢密使（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只顾自己寻欢作乐，却不想想边境上的战士正经受着严寒。晏殊非常不高兴，后来就跟别人说：“欧阳修纯粹是胡闹，扰人兴致！”当时边患连连，晏殊却有“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等诗句。

宋庠、宋祁兄弟在得到功名之前，非常贫苦，经常以加了些菜沫的白粥充饥。但宋祁在当上了翰林学士之后，就暴露出他的真面目。他曾在那首有名的《玉楼春》词中这样写道：“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有一年的元宵节，宋庠（时为宰相）在官府读《周易》，听说他弟弟宋祁抱着歌妓通宵饮酒。第二天他就让亲信去批评宋祁：“相公让我转告学士，听说您昨晚上高点华灯，通宵夜宴，穷极奢侈，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年元宵节我们在州学内吃只加了菜沫的白米粥的艰苦呢？”宋祁却不以为耻道：“您也转告相公吧，不知道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吃白米粥呢？”看来当时的艰苦只是为了能够在将来满足自己的口腹声色之欲。这样的士大夫，怎么会体谅民间的疾苦呢？

当然宋朝的士大夫并非都是奢华之辈，王安石就非常节俭。王安石当宰相的时候，一个姓萧的亲戚来访，王安石约他吃饭。他们喝酒时，果品蔬菜之类都没有准备，那个萧公子非常不满。酒过三巡后，先上了两枚烧饼，又上了几块切成小块的猪肉。萧公子平时奢华惯了，也就不再举筷子吃菜了，只是吃了烧饼中间最好吃的一部分，然后就把烧饼放了回去，而王安石就把他剩下的饼拿过去吃了。但王安石也就是因为不沉溺于财利酒色，所以被人视为“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穿着类似罪犯的衣服，吃着极为粗糙的食物）”，还说这是大奸无比、极其虚伪。士大夫风气之败坏，由此可见一斑。

放荡的私生活

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后，却又写上“小乔初嫁”这一笔，还放在“雄姿英发”前面。此中正包含着他对于政治事业和个人生活两方面的理想，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宋朝士大夫文人集“建功立业”与“风流情种”于一身的人生观。

但问题在于建功立业难，风流倒容易走向极端。事实上宋朝的士大夫既没有解决宋朝的积贫积弱问题，也没能抗击外侮，以致北宋、南宋均亡于少数民族之手，倒是他们放荡的私生活却是为历代王朝之少有。而立下大功的狄青、王韶、虞允文、岳飞等人，都没听说有什么风流韵事。毕竟一个人的时间与精力有限，花在吟诗作赋上的时间多了，就不能勤于政事；花在风流之事上的精力多了，正事也就被耽误了。宋朝之所以灭亡，有着很复杂的原因，但与由士大夫的言传身教而导致的社会风气败坏有一定的关系。

苏轼的好友、词人张先在八十五岁的时候还娶了小妾，而苏轼竟然还有一丝羡慕：“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张先如此，其他人更是不堪。曾在朝廷派人逮捕苏轼之前通风报信的驸马王诜生活更是放荡，他有妾八人，还不时外出寻花问柳，而且在1079年因“携妾出城”而受处分。虽然公主温柔贤淑，尽心侍奉公婆，但王诜却偏偏宠爱小妾。甚至在公主生病时，当着公主的面与小妾寻欢作乐，最后把公主活活气死，王诜也因此被贬往外地。宋神宗死后，王诜还朝，后又因“隐匿妇人刘氏”而被罚铜三十斤。但品行如此恶劣之人却是宋徽宗赵佶的座上宾。

宋朝之所以出现王诜这样的怪胎，其实与宋朝整个社会风气有关。要是在别的朝代，不要说其妻子贵为公主，就是普通人家，女方家人也会跟王诜计较的，但王诜却能安然无恙。宋徽宗赵佶在登基之前就荒淫无道，而太后还认为他贤明，宋神宗也没有阻止赵佶的荒唐无行。到了最后，只有章惇一个人认为赵佶“轻佻”，这很能说明当时的士大夫生活普遍糜烂，对赵佶的丑行见怪不怪。

因此在宋朝就出现一种颇有讽刺性的情形，士大夫们一边嘴里大讲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让女人们遵守“三从四德”，甚至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边自身却沉溺声色，“早食则凛然谈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饮，尽欢而罢”。

两宋风流

宋朝是继唐朝之后中国文化的又一个高峰。由于士大夫待遇优厚，有了充裕的时间去从事文学艺术创作，从而创造了灿烂的宋词宋诗，绘画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在书院发展的同时，理学也对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灿烂的宋词和宋诗

宋词是宋朝文学中最璀璨的明珠。虽然有苏轼、辛弃疾这样的豪放派词人，但宋词基本上属于低吟浅唱的婉约词。而宋诗虽然不比宋词，但由于其长于议论，以及对基层民众生活的关注，特别是内含的家国之悲，也在诗歌历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低吟浅唱

词出现于晚唐，主要在宴乐场合供给伶工歌女歌唱，因此五代词的创作中心分别在西蜀和南唐的宫廷。入宋以后，随着都市的繁荣和文化娱乐业的发展，以及生活宽裕的士大夫的享乐倾向，词得到很大发展。宋代士大夫的享乐方式通常是召集歌妓轻歌曼舞，当时的士大夫大多蓄家伎，地位低的官员也有官伎提供歌舞娱乐。而由于都市的繁荣，民间的娱乐场所需要大量的词作，这就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也促进了词的繁荣和发展。士大夫的词作便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于民间。例如宰相晏殊喜召集宾客宴饮，以歌乐相佐，然后亲自赋词“呈艺”。欧阳修、秦观、周邦彦、苏轼也都为歌妓写了不少词作。更有一些词人直接为歌女写词，如柳永“多游狎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这时很多词作还仅限于描写闺情花柳、笙歌饮宴，追求华丽的词藻和对细腻情感的描写。因此词被认为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艺术。王安石就曾经批评晏殊：“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

但随着词在宋代的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和提高。范仲淹的“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使只闻都市风情、脂粉相思之类的世人耳目一新。苏轼更是首开豪放词风。宋词开始跳出歌舞艳情的巢窠，寄托了当时的士大夫对时代、对人生乃至对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升华为一种代表了宋朝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逐渐成为和诗歌同等地位的文学体裁。

另外由于词被看作是用于抒发个人情愫的文体，很少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而宋朝的士大夫本有丰富的声色享受，又有趋于轻柔、细密的审美心态，自然能够领略男女之间的旖旎风情。所以柳永能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种缠绵的词句。而身为女性的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则将词在描写人的心理活动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至今仍为人称道。

宋词也有别的艺术风格。当时就有人就说，苏轼之词适合关东大汉，铁板铜琶歌“大江东去”；而柳永之词，适合二八佳人，浅吟低唱，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堪称是豪放词的代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而辛弃疾由于经历了南宋初年的动荡局势，因此其词作一扫缠绵之气，“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岳飞的《满江红》更是豪迈之至：“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在宋朝的议论诗中，苏轼和王安石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苏轼有《题西林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王安石也有类似的诗歌传世：“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他还在《商鞅》一诗中为改革家叫不平：“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针对杜牧的“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的观点，王安石则在《乌江亭》中这样评论项羽：“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而围绕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的话题，王安石则有《明妃曲》：“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此诗被认为是咏王昭君的诗歌中最好的一首。

进入南宋之后，虽然仍有不少优秀的议论诗传世，如朱熹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但关注美好河山、关注民众生活的诗歌逐渐盛行。如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但这中间最为突出的则是南宋四大家，即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杨万里在《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中描述了西湖的美丽景色：“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小池》则写道：“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宿新市徐公店》则更为生动：“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范成大对农家的辛劳生活做了生动的描述：“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他还描写了竹笋的强大生命力：“土膏欲动雨频催，万草千花一晌开。舍后荒畦犹绿秀，邻家鞭笋过墙来。”陆游的《游山西村》则将田园生活与生活哲理结合为一体：“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自然两宋时期人民的生活并不是一片太平，尤袤就在《淮民谣》中写道：“流离重流离，忍冻复忍饥。谁谓天地宽，一身无所依！”

家国之悲

靖康之变打破了北宋朝廷歌舞升平的生活，而金兵南下的威胁乃至后来蒙古政权的攻击对宋人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词方面，无论是哪种风格的词人，其词作都带有深深的家国之悲。辛弃疾写道：“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而出于对世事的无奈，辛弃疾悲叹：“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而婉约派词人姜燮，面对扬州“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的景象，也不得不感叹：“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而这种家国之悲在宋诗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杨万里面对淮河以北的大好河山被金人夺走的惨痛场景，心中万般感慨：“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陆游曾经对抗金事业充满信心，“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可结果却是“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但他的爱国之情不改，“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不过面对“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种局面，他也只能在临死前谆告子女：“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由于宋朝军事上的软弱以及外交上的屈辱求和，宋朝的诗人并没有写出“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这样豪迈的诗句。但正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说的那样，“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他们的字里行间所蕴含的爱国情怀、骨气与血性，却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享誉一时的书法与绘画

书法与绘画都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必备技能。有宋一代，书法与绘画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书法方面涌现出了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书四大家。在绘画方面，宋朝沿袭了五代的画院制度，涌现出一大批如张择端这样的优秀画家。人物、山水、花鸟绘画都涌现出新的流派，名家高手灿若群星，形成了彪炳画史的两大体系，即宋代画院树立的院体画和米芾等人创兴的文人画，影响深远。

宋书四大家

宋代书法尚“意”，是对唐人书法尚“法”的一个创作理念上的创新。因此宋代行书名家颇多，但没有篆书、隶书和楷书大家。宋人传世的大批墨迹如书札，更多体现的是书法家有意识的个人性情。

“宋四家”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苏轼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等。黄庭坚善行书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他的行书，善藏锋，注意顿挫，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其《诸上座帖》“笔势飘动隽逸”，更是稀世佳作。米芾擅篆、隶、楷、行、草等各种书体，擅长临摹古人书法，能达到乱真的程度。体势展拓，笔致浑厚爽劲，自谓“刷字”（意指行笔方法与前人不同）。米芾书法自宋代以来，为后世所景仰，传世墨迹有《向太后挽辞》《蜀素帖》等。蔡襄书法精妙，恪守法度，有晋唐书风、前代意韵，变态无穷， 真、行、草、隶四体都达到了妙胜之境。苏轼评“君谟，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就其所长求其所短，大字为少疏也。”现存《万安渡石桥记》是他的大字代表。

宋朝的皇帝也非常爱好书法。宋太宗赵光义购募前人墨迹，编纂成《淳化阁帖》，并赏赐给大臣。宋朝的货币淳化元宝上的字也是赵光义亲题。宋高宗赵构还撰有书法专著《翰墨志》。但在这其中最突出的是宋徽宗赵佶。他学褚遂良等人而出新意，运笔挺劲犀利，笔道瘦细峭硬，而有腴润洒脱的风神，成一家法，自号“瘦金书”，亦称“瘦金体”。

清明上河图（局部）

在《清明上河图》中，商店的名称都被清晰地绘在画面上。当时宋人的生活场景的细节便存留在此画之中。

《维摩诘像》与《清明上河图》

宋朝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高峰时期。文人士大夫与宫廷之间的绘画创作各具特色而又互相影响，使宋代绘画在内容、形式、技巧诸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文人士大夫方面的代表是李公麟。他继承了顾恺之、吴道子等人的传统，而又有所创造，擅长于画道释、人物和鞍马，被认为是能“集众所善，以为己有，更自立意，专为一家。若不蹈袭前人，而实阴法其要”。其代表作有《五马图》《维摩诘像》等。与唐代的丰腴圆润不同，宋代画家往往喜欢将人物描绘成瘦骨清弱的形象。《维摩诘像》中的维摩诘像就呈现出一副清弱的病态之状，神情却十分睿智多思、清朗凝重。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皇室对绘画的推动。宋徽宗赵佶本身就是一个杰出的画家，他不仅提高了画院的地位，还设立了专门培养绘画人才的画学，分道佛、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科目，并进行严格的考试。在他的支持下，一系列传世画作被创作出来，其中以宫廷画师张择端的鸿篇巨制《清明上河图》为典型代表。

北宋风俗画作品《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是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这幅画生动地记录了中国12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这么大幅的风俗画在世界绘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张择端还是比较幸运的，能够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绘画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而画院的其他画师则多寂寂无名，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替皇帝做了“代笔”。宋徽宗经常举行书画赏赐活动，但他不可能用全部的精力去从事创作。而画院原属宫廷机构，画院的画家有义务画这些应制的作品，所谓“供御画”的作用正在于此。徽宗在上面题印，只是表示他对官僚臣下的恩赐之意罢了。不过他能在作品上签押，说明此画符合他的审美趣味，或者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

名家评史

能够向我们提供日常生活细节的，主要来自绘画作品。宋代画家们的确喜爱描绘富家生活的细致场景或街景。在其他的这类文物当中，我们可以参考一幅表现了12世纪初叶之开封城的长轴，此幅长轴出自一位特别擅长描画城墙和车马的画家。

——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书院的兴起

书院制度是中国古代有别于官学的重要教育制度。它始于晚唐，盛两于宋。宋朝统一后，文风日起，而当时政府尚无足够的人力物力顾及教育，书院的出现首先既满足了读书人的要求，又可为统治者培养大批治术人才，因而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其次官学路途遥远，入学多有不便，而书院则可因人、因地、因时而设，比官学更具灵活性。再者我国源远流长的私人讲学传统对书院的兴盛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宋代书院为名流或当地开明士绅、百姓捐资而建，一般有学田养护，当然也有得到官府资助的。书院办学的规模、层次不尽一致。层次较低的书院收授蒙童，承担启蒙教育的任务，中等层次的书院可培养秀才之类的文人。岳麓书院系高层次的书院，其讲学者中多为全国名流大师。而入院生徒对经史有一定了解，赋诗已有一定基础，甚至还要通过一定的考试或推荐，才能选拔入学。

宋代著名的书院还有石鼓、白鹿洞、岳麓、睢阳、嵩阳、茅山、丽泽、象山、应天、鹅湖等。其中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嵩山的嵩阳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号称中国四大书院。其中白鹿洞书院是朱熹亲自建立的，并制定了学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鹅湖书院也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的治学之所，坐落在江西省铅山县境内的鹅湖山北麓。相传东晋时有龚姓人家在此养鹅，其双鹅育子数百，遂名鹅湖。中国哲学史上有名的两次“鹅湖之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1175年，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于是出面邀请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六月，由吕祖谦邀请，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等人参加的一次学术会议，名为“鹅湖之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列席旁听者有官员及学者百余人，朱、陆双方的朋友和门生弟子也都到场。朱熹侧重于“道问学”，他认为治学的方法，最好是居敬和穷理，二者相互运用。陆九渊、陆九龄侧重于“尊德性”，力主发人之本心。陆九渊从“心即理”出发，提出“尧舜之前有何书可读”，认为只要“明心见性”即可，所谓“苟为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双方争论了三天，陆氏兄弟略占上风。

1188年，辛弃疾、陈亮两位爱国志士又举行了第二次“鹅湖之会”。这一次本来是邀请朱熹参加的，相约到鹅湖商讨统一大计，但朱熹因故没有前来。辛弃疾、陈亮来到鹅湖，“长歌相答，极论时事”，在鹅湖湖边的山道上纵论抗金策略，共计十余日而别。辛弃疾也写下了他这一生中最著名的词作名句，像“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像“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等，向世人展示了他豪放的诗词风格和豪迈的英雄气概。面对山河破碎的民族灾难，为统一祖国而呐喊抗争，这一次鹅湖之会以熠熠的爱国主义思想光辉而映照千秋。

理学对社会的影响

理学在宋朝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在理学的提倡者看来，它可以作为心防的思想和理论武器，挽救唐末五代以来的人心败坏，外可以抗拒胡人的入侵而图存，内可以排拒佛学，并抵制因工商业蓬勃发展而流行的“全民皆商”的社会风气和重利轻义的功利主义思潮而自固。但理学背离了经世务实精神，对解决宋朝的积贫积弱问题没有丝毫的帮助。理学家提倡“灭人欲，存天理”，而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以至于理学一度被称为“伪学”。不过理学还是对宋朝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正史史料

今无宗子，故朝廷无世臣。若立宗子法，则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

——《近思录》卷九

妇女地位的下降

有宋以来，妇女地位开始下降。北宋有人对有文才的女子就如此评论：“妇人美色能文翰，谓之人妖。”但那时女子还是有相当的地位。例如王安石的次子因媳妇生的儿子不像自己，就疑神疑鬼，结果把孩子吓死了，还天天和媳妇吵架。王安石对他儿媳的遭遇非常同情，就让他们离婚。同时又怕儿媳背上被休弃的名声嫁不出去，就认她为干女儿，还给她找了个好人家嫁了。

但到了南宋之后，汉族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理学开始大行其道，女性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朱熹就用“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理论劝友人的妹妹守节。在他的眼中，女色成了洪水猛兽，“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女子缠脚这一习俗的发展就与理学家的提倡有很大的关系。缠脚是对女性身体的极大摧残，女孩子四五岁就开始缠脚，直到七八岁才初具模样。民间谚语说得十分形象：“裹小脚一双，流眼泪一缸。”缠脚据说在五代时就已出现，但在宋代才开始流行。这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在理学家看来，“存天理，灭人欲”才是最重要的。宋王朝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一个比较弱势的政权，在与少数民族政权如金、辽、西夏以及蒙古的对峙中基本上处于被动地位。同时由于苟和求安而每年交纳的岁币增加了百姓的赋税负担，兵变、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统治阶层对安定与秩序充满了渴望。女性在缠了小脚之后，因行走不便而尽显柔弱，只好呆在家里做一个娴静的贤妻良母，这与宋王朝政权渴望的秩序是相符的。在这种情况下，女子所遭受的痛楚也就无人在意了。

据说朱熹在一县当主簿时，就下令妇女要用花布兜面，只留小孔看路。他要求妇女在鞋底安上木头，一走路就有响声，便于觉察，以防私奔。朱熹还大力提倡当地所有妇女缠足，说这样才能端正风俗。而随着理学家的大力提倡，缠足逐渐成为了社会风尚，延续达数百年之久。

理学家对女性如此严酷，而对于男性尤其是统治者则是另外一回事。在宋理宗的时候，理宗与贾似道大力弘扬程朱道学。不过他们虽然满口仁义道德，但宋理宗却公然将妓女唐安安招入宫中。后人就有诗云：“宋史高标道学名，风流天子却多情。安安唐与师师李，尽得承恩入禁城。”

家族意识及义庄

理学极为强调宗法伦理精神，尤其重视家族的作用。而在过去，普通百姓是不能祭拜祖先的。但由于南宋理学家的提议，普通百姓也可以创立祠堂，以祭拜祖先，这就开了中国民间祭祖的先河。

宋人对家族重视的另一个例子就是义庄的出现。由于经济、社会的重大变化，慈善组织成为宋代的一种社会需求。范仲淹就于1050年在其原籍捐助田地一千多亩建立义庄，试图用家族自身力量体恤族人，以家族纽带解决一部分人的社会福利问题。义庄的目的是保证族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义庄以田租为财政来源，为了公正，不许族人租种义庄的田地，义庄也不买族人自有的田地。对于生活确实有困难的族人，义庄才给予一定的补助。义庄设有管理人，负责经营管理。管理人有权独立处理义庄事务，但受族人的监督。对于违反义庄规矩的人，义庄可以采取罚款、取消获得救济资格、送官等不同的处罚措施。

义庄既巩固了家族，也服务了社会，减轻了国家负担。因此范氏义庄也受到了政府的欢迎和支持，官府对范氏义庄进行备案，并给予保护。其他地方也纷纷效仿。范氏义庄虽然历经朝代更迭，但到清朝年间依然有田五千余亩，且运作良好，延续了八百多年。

西夏金元

马背民族渐习汉风多元一体

从来没有不依赖农耕民族的游牧民族，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需要用皮、毛、马或其他东西和汉人交换诸如谷物、金属制品和茶叶、丝绸等物品。对于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少数民族来说，中原不单单是一个强大的邻居和先进文化的源泉，而且拥有令人惊奇的财富，并且是各式各样的商品的生产者。一些商品是生活必需品，一些商品是少数民族上层需要的奢侈品，还有一些商品则还可以用来与中亚或西方进行交易。

在中原王朝文化的影响下，游牧部落经济得到发展，政治上开始走向联合。同时为了更好地和农耕民族讨价还价，甚或掠夺中原地区以及应付由此引发的农耕政权的反击，在农耕区与游牧区交界地区形成了一系列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构成了重大的挑战，其统治者甚至萌发了入主中原、成为汉家天子的壮志。

这一趋势在辽、西夏、金、元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宋的软弱刺激了党项族李元昊的野心。李元昊不甘心臣服于宋，声称：“衣皮毛，事畜牧，是我们的习俗。英雄在世，当图大业，何必介意锦绮这些小东西！”他在学习中原文化的同时，强化民族传统，最后建立了大夏国。因其地处宋朝西方，亦称西夏。之后西夏与宋朝屡屡发生战争，形成了宋、辽（金）、西夏三足鼎立的局面。后来西夏被蒙古所灭，其国延续了二百多年。其金属冶炼、汉文典籍的翻译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12世纪初，女真部落于白山黑水即今天的东北地区兴起之后，用十多年的时间灭掉了曾强大一时的辽国，又消灭了北宋，与南宋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后来金朝逐渐掌握汉族文化，开始和南宋争夺正统地位。但在其北部边境，蒙古部落崛起，最后金亡于蒙古和南宋的联手攻击中。金朝的文化也相当发达，在文学戏剧以及武器制造方面，特别是火药制造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少数民族的势力在蒙古以及后来的元朝时期达到了顶点。而随着少数民族铸造技术的提高以及与中原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游牧骑兵的装备已相当精良。蒙古政权在发动西征的同时，征服了西夏以及金国，并开始向南宋发动进攻。虽然蒙古大汗蒙哥在四川战死，但因南宋统治集团整体软弱昏庸、安于享乐，即使有文天祥等人的奋力抵抗，南宋最后还是在1279年亡于元朝之手。

南宋灭亡后，早已在1271年建立的元朝统一了全国，将西藏、台湾等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并创立了沿用至今的行省制度。元朝在科技、航海以及戏曲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但因其对中原文化程度吸收不够，再加上民族压迫政策，引起民众的广泛不满，而纸币的贬值、财政的破产则直接造成元朝在1368年被推翻，历时98年。

西夏世系：景宗嵬名元昊>>毅宗嵬名谅祚>>惠宗嵬名秉常>>崇宗嵬名乾顺>>仁宗嵬名仁孝>>桓宗嵬名纯祐>>襄宗嵬名安全>>神宗嵬名遵顼>>献宗嵬名德旺>>末帝嵬名晛

金世系：太祖完颜旻（完颜阿骨打）>>太宗完颜晟>>熙宗完颜亶>>海陵王完颜亮>>世宗完颜雍>>章宗完颜璟>>卫绍王完颜永济>>宣宗完颜珣>>哀宗完颜守绪

元世系：太祖孛儿只斤·铁木真（成吉思汗）>>拖雷（监国）>>太宗孛儿只斤·窝阔台>>乃马真后（称制）>>定宗孛儿只斤·贵由>>海迷失后（称制）>>宪宗孛儿只斤·蒙哥>>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武宗孛儿只斤·海山>>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英宗孛儿只斤·硕德八剌>>泰定帝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天顺帝孛儿只斤·阿速吉八>>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明宗孛儿只斤·和世>>宁宗孛儿只斤·懿璘质班>>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

西夏、金、元大事一览表

时间 事件

1032年 拓跋部首领李德明病死，其子李元昊继位。

1034年 李元昊发布秃发令，强调汉蕃有别。

1038年 李元昊建国，自称“大夏”。因其居北宋西北，故称“西夏”。

1040年—1043年 宋夏战争爆发，宋军遭受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大败。

1042年 北宋增加对辽国的岁币二十万。

1044年 宋夏和约签订，宋朝每年须支付岁币。

辽夏战争爆发，辽兴宗亲征西夏。

1112年 完颜阿骨打在春捺钵的宴会上拒绝表演歌舞，女真部落与辽国的矛盾公开化。

1113年 完颜阿骨打成为女真部落领袖。

1114年 完颜阿骨打开始起兵反抗辽国。

1115年 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

1119年 金朝创立女真大字。

1123年 金朝开始科举考试。

1125年 金灭辽。

金国开始进攻北宋。

1126年 金军攻破开封城。

1132年 辽国贵族耶律大石建立西辽。

1138年 金朝创立女真小字。

1144年 西夏为皇室子孙开设汉文学校。

1145年 西夏创建大汉太学。

1147年 西夏开始通过考试选拔官员。

1153年 金朝从上京迁都到燕京。

1158年 金国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大兴土木，准备将都城再次南迁。

1161年 虞允文在采石矶击败完颜亮的渡江部队，完颜亮被部下所杀。

1173年 金朝创立女真进士科。

1189年 蒙古部落爆发十三翼之战，铁木真败绩。

1194年 金国在中都建立弘文院，大量翻译汉文化典籍。

1206年 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召开蒙古部落大会，称成吉思汗。

1211年 成吉思汗聚众誓师，决计出兵攻金。

1215年 蒙古攻占金中都。

1219年 蒙古西征开始。

1222年 成吉思汗会见道教首领丘处机。

1223年 蒙古军队大败钦察和俄罗斯联军。

1226年 成吉思汗在西征结束之后，亲率大军攻打西夏。

1227年 成吉思汗逝世，临终前制定了灭夏灭金战略。

西夏灭亡。

1231年 拖雷绕道宋境，进攻金国。

1232年 拖雷以三万人击败金军三十万，但很快死去。

震天雷、飞火枪首次出现在战场上。

1233年 蒙古联合南宋攻金。

1234年 蒙古灭金。

蒙古发动王子西征。

1241年 蒙军在波兰大破波兰与条顿骑士团联军，欧洲震动。

蒙古大汗窝阔台因饮酒无度病死。

1247年 蒙古宗王阔端命令西藏当地首领清查户口。

1253年 忽必烈革囊渡江，奇袭大理，完成了对南宋的包围。

1259年 蒙古大汗蒙哥在南宋钓鱼城下战死，忽必烈引军北还。

1260年 忽必烈遣官赴西藏地区清查户口。

忽必烈派遣特使郝经到南宋商讨和平解决方案。

蒙古军队攻占大马士革。

1264年 与忽必烈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投降。

1271年 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元。

1273年 元军在回回炮的协助下，攻下襄阳、樊城。

1276年 南宋朝廷投降。

1279年 张弘范打败了宋朝最后的抵抗力量，宋朝灭亡。

1280年 《授时历》由郭守敬主编而成。

1281年 忽必烈命令烧掉除《道德经》以外的所有道教书籍。

1282年 朱清等人海道运粮成功。

1286年 元朝政府规定各地三皇庙祭祀伏羲、神农、黄帝。

1296年 黄道婆从海南返回，在今上海一带推广先进的纺织技术。

1337年 伯颜借民众爆发起义之机，下令禁止汉人、南人携带并拥有兵器。

1351年 贾鲁治理黄河。

红巾军起义爆发。

1367年 朱元璋平定江南，发布北伐檄文。

元顺帝下诏削夺王保保的一切官爵，下令将领率兵剿除王保保。

1368年 明军攻至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灭亡。

夹缝中成长——西夏

西夏由党项的拓跋氏建立，拓跋部是党项化了的鲜卑上层。后来被蒙古所灭，其国延续了二百多年。其统治范围大致在今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的部分地区，其疆域方圆数千里，是西北地区又一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

三足鼎立之势

西夏原来臣属于宋，后来脱离宋朝而自立，与宋爆发多次战争，形成了宋、辽（金）、西夏三足鼎立的局面。开国皇帝李元昊死后，西夏在是否汉化的争论中反复，最后为蒙古所灭。

正史史料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盖拓拔之远裔，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

——《宋史》卷四八五《外国一·夏国上》

西夏的建立

拓跋部就是党项化了的鲜卑上层。9世纪，拓跋部生活在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一带。9世纪末年，唐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种形势使拓跋部的野心大大膨胀。873年，拓跋思恭占领了宥州（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境内），自称刺史。他还追随沙陀人李克用，曾帮助唐王朝收复长安，并击败黄巢，因功被封为夏国公，并赐国姓“李”，夏州地区的党项武装也被称为“定难军”，总括夏、绥、宥、银四州。由此以夏州为中心，鄂尔多斯以南的广大地区皆成为拓跋部的私人领地。

宋朝建立之后，拓跋部先是臣服于宋，向宋称臣。991年，宋朝曾赐拓跋部首领李继迁国姓“赵”，而他还使用着唐朝的李姓。因拓跋部多次劫掠宋朝边境，并与辽交好，宋朝曾一度与其断绝贸易往来。到了1032年，拓跋部首领李德明病死，其子李元昊继位。李元昊在这之前，就多次劝其父李德明不要向宋朝称臣。李德明表示：“我们以前总是打仗，也没有得到什么利益。而且我们党项人三十年能衣锦服绮，都是宋朝的恩赐啊，不可轻易辜负。”李元昊则不同意：“衣皮毛，事畜牧，是我们的习俗。英雄在世，当图王霸大业，何必介意锦绮这些小东西呢！我们不如拒绝朝贡，训练兵马。力量小可以去掳掠，大了可以去夺取土地，这样岂不更好？”

李元昊继位后，除改名为“曩霄”以外，又自称“嵬名兀卒”，即党项语的可汗。“嵬名”是拓跋鲜卑“元”姓（北魏孝文帝改制时，把“拓跋”皇姓改为“元”姓）的党项音译，“兀卒”在党项语中有“青天子”之意。李元昊的称帝野心也可见一斑。接着他还“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李元昊称帝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李元昊的叔父山遇劝他不要反宋，李元昊不听。山遇逃奔宋朝，宋廷怕得罪李元昊，反把山遇抓起来交给李元昊，结果山遇被残酷杀害。

1038年，李元昊称帝。此前李元昊已自建年号，称帝后改年号为天授礼法延祚。西夏对宋朝自称为大夏，建都兴庆（今宁夏银川）。大夏的国名承袭匈奴贵族赫连勃勃在十六国时期建立的夏国，当时赫连勃勃在今天的宁夏及周边地区建立过一个大夏政权。因为它在宋朝的西北，所以又叫作西夏。

李元昊派使臣去开封，宣告自己称帝一事。虽然语气不乏谦恭，但对宋朝来讲，藩国一下子变成了“友邦”，宋廷上下非常愤怒，马上下诏削夺李元昊的官爵。但是众大臣并没有意识到西夏威胁的严重性，认为：“元昊小丑，出师征讨，旋即诛灭！”唯有谏官吴育一人忧心忡忡地说：“元昊已经称帝，不可能自己再改回原先的称号，而且他一定做好了充足的战争准备。当今之计，应当暂且答应他的要求，让他没有口实兴兵。同时严命边将抓紧战备，争取时间，兵祸还可能不会太深。”但人们却认为吴育迂腐可笑。宋朝在削夺李元昊爵号的同时，立刻断绝双方的互市，在边境张贴告示，称有斩李元昊之首者就授予定难军节度使一职。李元昊也派遣使臣，把宋朝先前赐予的旌节和诰敕都退了回去。双方正式决裂。

回鹘王像

党项部落与回鹘有着广泛的文化交往，西夏统治时期的莫高窟的回鹘王像即是一例。

与北宋的战争

李元昊即位之后，对西夏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首先他以黄河为界，在西夏国内把军队划为左、右两部厢军，设十二监军司，分别命以军名，明确驻地。其次李元昊设立了铁鹞子、卫戍军、泼喜军等几个新兵种。铁鹞子是西夏最精锐的骑兵部队，配以最优良的战马、最精良的盔甲，总人数三千人。卫戍军是西夏禁卫军，共五千人，皆由西夏贵族子弟充任。泼喜军是炮兵，主要在攻城时用抛石机协助进攻，人数最少，才二百人。西夏炮兵所装备的是轻型旋风炮，作战时可立于骆驼鞍上发射石弹，主要用于野外作战。

西夏青铜镀金牛

该铜牛出土于西夏王陵。铜牛长1.2米，重188千克，造型精美，充分展示了西夏的工艺水平。而根据《梦溪笔谈》的描述，由于西夏冶铁业发达，西夏军队的兵器装备并不亚于宋军。

在军事准备完成之后，在辽国的支持下，西夏在1040年—1043年接连向北宋发动了三次大规模战争，即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以及定川寨之战。三次战役皆以西夏的胜利而告终，李元昊歼灭宋军精兵数万。总结其原因，不外乎有如下几点：

第一，由于宋朝原先的软弱政策，同时又在是否赞同李元昊称帝问题上面采取强硬立场，导致西夏主和派遭到沉重打击，以李元昊为首的强硬派势力抬头。他们贪图宋朝的财富，一致对外，军纪严明。而宋朝很多地方将领怯战畏敌，消极抵抗，吃了败仗也无实质性惩罚，导致军纪松弛。

第二，西夏的君主李元昊“幼熟读兵书，心娴韬略”，而且自年轻时就带兵打仗，战场烽火将他锻炼成一个杰出的军事指挥官，“性雄毅，多大略”。而宋军将领范仲淹、韩琦、范雍、夏竦等，都是以“儒臣委西路”，他们不能像汉唐的名将卫青、霍去病、李靖等一样，“身当行阵，为士卒先”。范仲淹、韩琦“忧国有情，谋国有志”，但未能娴熟兵略，不能尽知军情，以致“纵之而弛，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则失算”，屡遭败绩。

西夏木缘塔

此木缘塔四周书写佛经咒语，反映了“笃信机鬼，尚诅咒”的西夏人受到中原土葬习俗和西藏地区风俗双重影响的葬俗特色。

第三，西夏总兵力虽然少于宋军，但每次大战皆是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宋军一部主力。反观宋朝，战线拖沓，兵力分散。无论是宋军动向还是战场地形，西夏军皆是成竹在胸。反观宋军，在李元昊的声东击西之计下，宋军如堕云里雾里，好几次贪功冒进，都陷入了西夏优势兵力的包围之中。

虽然西夏的军事胜利使宋朝和辽国承认他的皇帝地位，但李元昊牺牲了与辽国的联盟关系，长期的消耗战争换来的不过是一些局部的胜利。李元昊发动宋夏战争的最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大量掠夺财富，以满足西夏皇室和党项贵族的贪欲。但几次战争下来，所获不偿所费，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沉重的兵役和徭役将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加上宋朝对西夏实行经济制裁，关闭边境榷场，停止互市贸易，对西夏经济造成很大打击。而宋朝答应每年给西夏绸缎十五万匹，银币七万两，茶叶三万斤，这也初步满足了西夏贵族的贪欲。自此以后，李元昊贪图享乐，肆意妄为，最后竟然强夺儿媳，结果被儿子所杀。西夏政局也从此走向动荡，无力发动新的进攻。

但是宋朝与西夏间的外交较量一直没有停止，西夏使臣一再要求得到与辽国使臣相等的礼遇，而宋朝官员则抱怨西夏使臣素质低下，言辞无礼。更重要的是，宋、夏和约中对边界问题存而未议。由于未能划定一条清楚的边界，为双方日后的激烈争端留下了隐患。此后宋夏之间又爆发了多次冲突。直到北宋灭亡，双方不再接壤，宋夏之间的冲突才得以停止。

治国政策的反复

早期党项族人主要依赖由部落首领率领的军队，而这些军队往往都处于高度分散的状态。而李元昊曾采取措施加强对军事首领的控制，但并没有放弃传统的部落长者议事的习俗。据载，李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

这种军事上的结构与西夏的统治阶层结构类似。李元昊强调蕃汉有别，这也是他立国的重要基础。在他土著化的革新措施中，最有名的是他在1034年发布的剃发法令，“初制秃发令，元昊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令，许杀之”。但西夏统治区域内，有党项、汉人、吐蕃等族。而李元昊初期的“主谋议”的六个人中五个都是汉人。就西夏的经济而言，东部汉人的农耕和西部的游牧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系。李元昊的远祖北魏拓跋氏就是通过全面汉化政策化解了这一问题。而在与宋、辽长期对峙的情势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复杂。国内不同的势力为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西夏第二任皇帝毅宗李谅祚亲政的十九年间，宋夏关系和缓。毅宗曾派人到开封，说自己的父亲李元昊建国时废除了汉礼，他希望宋廷恩准“去蕃礼，从汉仪”，并请求服饰汉族衣冠。同时他用马匹换取了《诗经》《尚书》等汉族典籍，恢复了与宋朝的边境贸易。毅宗的行为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汉族与党项礼仪的争论，争论的此起彼伏直接反映了主张亲汉派与党项排外派之间的相互力量对比的变化。后来出身汉人的皇太后在摄政期间，主张拥护党项礼仪，而小皇帝只要有机会就要改用汉族的传统习俗。在朝廷的权力斗争中，中原的政治制度甚至是具体的汉人，都成了双方斗争的武器和被攻击的对象。后来小皇帝联合大臣谋取太后的实权，遭到了太后的囚禁，拥护皇族的西夏大将也纷纷拥兵自立，西夏局势动荡不已。

西夏的灭亡

蒙古崛起之后，向西夏发动了攻击，曾在1205年、1207年和1209年三次攻入西夏，但是始终没有占领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天宁夏银川）和灵州。在1209年围攻中兴府的战役中，蒙古人引黄河水灌中兴府，但因为缺乏修筑水利工程的技能，堤围溃决，反而淹没了蒙古军队的营地，被迫解围撤军。但西夏国王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蒙古的附属国，除了贡献大批骆驼、鹰隼和纺织品之外，还被迫向蒙古首领请和。

但到了后来，西夏由于内部的纷争，拒绝支持成吉思汗经略中亚、攻打花剌子模的军事行动。1226年成吉思汗西征结束之后，亲率大军攻打西夏，并于年底包围了中兴府。1227年六月，中兴府被围半年，粮尽援绝，军民病困，又发生了地震，“宫室多坏，王城夜哭”。没多久瘟疫肆虐，军民死伤过半。西夏皇帝被迫乞降，西夏就此灭亡。

汉蕃之间

西夏地处西北一带，既有黄河之利，农耕条件优越，又有广阔的草场，畜牧业发达，同时又受到西藏地区的影响。因此西夏的经济就兼农耕与游牧于一体，在吸收汉族文化的同时，也吸收西藏地区的文化。在这其中，藏传佛教的发展是西夏文化的重要特色。

混合经济

西夏畜牧业发达，以其家畜、猎鹰和其他牲畜著称于世，而且农耕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主要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荞麦、水稻、豌豆、黑豆等，蔬菜品种有香菜、萝卜、茄子、胡萝卜、蒜、韭等，水果品种有杏、梨、葡萄、李子、柿子、枣、石榴、桃等。

西夏的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其中包括珍贵的驼毛毯、足以与最优质的宋朝出版物相媲美的插图印本书籍、大黄和其他药用植物。盐也是当时和宋朝交易的重要商品。

西夏的冶铁业更是发达。西夏政府开办有大型的冶铁作坊，宋朝使者在李元昊的宫中曾听到附近传来千百人锻铁的声音。党项人有“天下第一”盛誉的“夏人剑”，受到各族军队的珍视，宋统治阶级上层人士以佩戴该剑为荣。应用了当时较先进的鼓风技术，西夏的冷锻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由于西夏的军队多披经过冷锻的重甲作战，而宋军因“衣甲皆软脆，不足当石”，在宋夏战争初期屡遭失利，故宋人就建议“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纯钢甲”，以削弱西夏军队在铠甲方面的优势。

西夏与汉族文化

西夏政权非常推崇汉族文化。李元昊设立了汉学，以培养人才。西夏于1144年在全国设置学校，并为七至十五岁的皇室子孙开设了汉文学校。1145年则创建了“大汉太学”。1147年，还实施了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策举制度。有意思的是，1211年—1223年在位的西夏神宗皇帝李遵顼还是1203年的西夏状元，后统领西夏军事，最后登上皇位。从状元到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无前例的。

汉语和党项语都是西夏官方认可的语言，并且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西夏人还特意编写了《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本西夏文同汉文的对照字典，以促进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作者的写作目的在序言中说得很清楚：“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这说明作者编写该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西夏人学习汉文、汉人学习西夏文提供方便，从而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以便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增进西夏与汉族人民之间的友谊。

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汉人的《论语》《孟子》、各种专科书籍、治国方略著作都被翻译成了西夏文。军事论著如《孙子兵法》，也有西夏文的文本保存下来。而为了推动本国的养马事业，汉族兽医学的著作也被大量翻译。西夏的政府官员和文人们还往往把《孝经》《论语》《孟子》这些经典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同时喜欢阅读《庄子》《老子》以及汉族的军事论著。

西夏也重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李元昊在称帝之前，就筹划创立文字。党项文字由六千多个字构成，表面上很像汉字，但实际上是以包括复合表意在内的极为复杂的原则为基础的。西夏文字主要使用于政府机构和学校，并开始了将汉文和藏文文献翻译为党项文的工作。

西夏与佛教

西夏以佛教为国教，佛教思想体系在西夏社会的思想意识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儒学往往在西夏的统治者阶层影响较大。而佛教思想的影响，不仅在西夏上层，而且也在下层民众中广泛地存在。

西夏历代诸王均崇信佛教，除自中原请经及翻译、雕印佛经之外，还致力于寺庙的修建，故境内寺院林立。有些寺庙还承担了重要的文化任务，或翻译西夏文佛经，或刻印汉文佛经，或刻印西夏文佛经。而皇室还资助印制了大批最受欢迎的佛教文献，并在各种庆典场合广泛散施。例如在1189年，皇室特意用西夏文和汉文印制了数万部《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和其他经典。西夏的几朝皇帝和皇太后多以佛经的译者、校者的身份署名于当时所译、校的佛经卷首，由一般的倡导者变为主要佛事活动的实践者，在历代王朝中是极少见的。

但党项人信奉的佛教是一种混合宗教，它属于北方佛教的一支，吐蕃密教和汉地大乘经典的传统被巧妙地糅合在了一起。西夏对西夏境内的吐蕃人给予了较高的地位，并招揽藏族高僧入境传法，使藏传佛教能够在西夏流传发展，藏文佛经也得到流行和保护。后来藏族文化、藏传佛教得以通过西夏故地为蒙古人所接受，与西夏时期打下的基础有很大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西夏首次出现帝师，帝师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高于国师。这种特殊的宗教体制后为元朝所继承，对元朝的政治生活和宗教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南宋对峙的金国

建立金国的女真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他们建立了金国，并很快灭掉曾经强大一时的辽国和北宋，建立起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并在科技和文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金之兴衰

女真族部落于12世纪初兴起之后，用十多年的时间灭掉了曾经强大一时的辽国，后来又消灭了北宋，与南宋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后来金朝逐渐掌握汉族文化，开始和南宋争夺正统地位。但在其北部边境，蒙古部落崛起，在其攻势下，金人节节败退，最后金亡于蒙古和南宋的联手攻击。

肃慎，吾北土也

女真和他们的先人们世世代代居住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他们的历史可上溯到舜、禹和商周时期，其先祖被称作肃慎，其生活的白山黑水地区也被称为肃慎。周代有“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记载，这是东北地区见诸记载的最古老的民族。此后肃慎的后裔，名称屡有变更。到隋唐时称靺鞨，女真就是其中的黑水靺鞨。到了五代十国时期，黑水靺鞨逐渐兴旺起来，改称女真。

11世纪末，女真族被辽国统治者分为两大群落。首先是熟女真，他们是10世纪被契丹所俘获的部落后裔，被安置在辽河流域且已完全被同化。熟女真生活在吉林省东部，与辽国有着密切与定期的联系。但是最大和最主要的部分是生女真，他们居住在松花江中下游和黑龙江的东部山区，精于射猎，猎手们身披鹿皮，头戴鹿头皮帽，口衔用桦树皮制成的口哨，模仿鹿鸣，引鹿而至，然后用弓箭射杀。生女真在10世纪已经很强大，以致宋朝认为他们是反对辽国的一个潜在同盟，而他们也确实不时给辽国制造严重的麻烦。

在11世纪，生女真的完颜部逐渐强大起来，建立起对其邻部的统治，并开始将女真诸部落凝聚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辽国承认完颜氏为女真的首领，并任命他们的首领为女真节度使。

金国建立

在辽国末代皇帝天祚帝朝初期，女真与辽国的关系已经逐渐变得紧张起来。辽国政治日益腐败，而女真部落已经变得足够强大，不想臣服于辽。

1113年，阿骨打被部落首领们选为女真族的领袖，并被辽国按惯例授予汉式官职节度使的称号。阿骨打以阿疎事件为借口，开始骚扰辽国。阿疎本是一个女真首领，曾反对过当时完颜盈哥的霸权，并在辽国境内避难。辽国斥责了完颜盈哥，因为女真人当时实力还不够强大，只好接受。但在女真人羽翼丰满之后，却以不把“逃犯”阿疎交出来当作辽国最大的罪恶。辽金两国十年血战，几乎每次战役都要出现阿疎的名字。金国坚持只有把阿疎交出来，才可以和解，但辽国基于对藩属的责任和义务，每一次都加以拒绝。1114年，阿骨打以让辽国交出阿疎的要求又一次被辽国拒绝为借口，进攻作为边界的主要贸易场所和辽国皇帝按惯例接见女真首领的地点的宁江州。看起来好像阿疎是一个辽金和战的关键人物，金国对他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可是等到辽国崩溃，金国把阿疎逮捕后，只不过打了几板，即行释放。后来每有人请教阿疎姓名时，他都幽默地自我介绍说：“我叫破辽鬼。”

古格王统世系图

在11世纪时，除了宋朝、辽国、西夏三国之外，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或者相对独立的部落。西藏地区的古格王朝就是一例。

完颜阿骨打起兵之后，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并于1115年建国，号为“大金”。建年号为收国，是为金太祖。由于辽国以及北宋的统治极其腐朽，金国于1125年灭掉了辽国。而金国又在联宋灭辽中看出了宋朝的虚弱，就于1126年攻占了北宋都城开封，1127年北宋灭亡。后来金兵又南下攻打南宋，一度攻入了浙江，但宋金分界线在大多数时间还是稳定在江淮一线。

正史史料

廨宇制度极草创，居民往来或车马杂还，皆自前朝门为出入之路，略无禁限。每春正，击土牛。父老士庶，无长无幼，皆观看于殿之侧。主之出朝也，……拦驾以诉之，其朴野如此。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

完颜亮的改革

金国建立前后，其政治制度尚处于早期形态。就是在灭辽阶段，“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饮，自卑者始……军将行，大会而饮，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其合者即为将，任其事。师还，有大会，问有功者，随功高下与之金，举以示众，众以为薄，复增之”。而金朝早期的统治者，根本不知道在汉族的等级思想中皇帝与臣民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到了1197年，当金国的国家机构已经完全采用了汉制之后，在朝廷一次有关是不是应该对蒙古人发动进攻的讨论中，还是运用了投票决定的方式，表决结果为：“议者凡八十四人，言攻者五，守者四十六，且攻且守者三十三。”最后金朝根据投票结果，采取了守势。

但到了北宋灭亡之后，女真人不仅统治了辽国故地，还统治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河北和河南。如何来统治这样一个由许多有着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背景的众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便成为女真政权面临的一个难题。一开始女真人是按照辽国的旧例对他们进行治理的。整体而言，女真贵族掌握着所有的大权。

海陵王完颜亮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加强君主的权力，就采用汉制，进行大力改革。他为巩固皇权，镇压大批贵族反对派，大批任用汉人、契丹人、渤海人执掌朝政。他于1153年迁都长城以南的燕京（今北京）。他还废除了大部分贵族世袭的官职，并试图把他们的职位转变为正规官员的职务。而作为正规官员，必须是经过任命的，必要的话，朝廷可以随时将他们撤职。但他的改革也引起女真贵族的反对，随着他对宋朝军事扩张的受挫，他被部将所杀。但在他死之后，改革仍在继续。到了12世纪末，金国设立了与几乎所有宋朝曾经设立过的中央官署相对应的部门。金国逐步从部落和贵族的政治体制转化为中原王朝的官僚政体。

猛安谋克的没落

猛安谋克是金代女真社会的最基本组织。它产生于女真原始社会末期，由最初的围猎编制进而发展成为军事组织，最后变革为地方行政组织，具有行政、生产与军事合一的特点。它是满洲八旗制度的先驱。

汉语中的猛安谋克是两个女真词的音译。“猛安”的意思是千，指的是早期战争中统领千人的首长（千夫长），也可以指他统领的这个单位。“谋克”为百人的首长（百夫长）。猛安谋克的编制中有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谋克之副蒲里衍（牌子头）、什长（执旗）、伍长（击柝）、士卒（正兵）、士卒之副阿里喜。这种组织最初是平时射猎，战时出征，后来就转化成常设的军事组织。但无论是猛安还是谋克，一般都不能达到足额。

自完颜阿骨打起兵后，女真贵族为了降服汉、渤海、契丹和奚等族人，亦用猛安谋克编制，并用猛安或谋克称号授其首领，首领均为世袭，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他们的反抗情绪，并增强了自身的力量。因此女真只用了十余年时间，就灭掉了辽国与北宋。除了女真兵的勇猛善战和辽、宋的腐朽外，猛安谋克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但随着女真人统治的稳固，金国又逐步撤销了外族的猛安谋克。

后来为了更好地控制中原地区，金朝统治者把大量猛安谋克迁到中原，并创屯田军之制。政府规定：“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但许多女真人由于缺乏农事经验，又不习惯于在汉地的条件下耕种，就将土地租给汉人，坐收地租。他们逐渐失去原来剽悍善战的习性，一部分变得游手好闲，贪图享乐，或者沉溺于打猎，或者过度饮酒，甚至陷入贫困的境地。而另一部分人则崇尚汉族文化，吟风弄月，舞文弄墨，以考取进士为最大的荣誉，而把世袭猛安谋克这一军官职务看成是一种有失自己高贵身份而去充当赳赳武夫的莫大耻辱。

政府对于猛安谋克的没落采取了诸多措施。例如制定反对奢侈的法律来禁止酗酒和过度挥霍，定期进行军事训练。对于最贫困的谋克由官府颁给官粮，鼓励他们学习农耕技术。但不废除民族特权，就无法真正刺激这些猛安谋克努力耕作，加强武备。到了金国末年，黄河以北地区被蒙古占领，金政府为了安置这些猛安谋克，又占据了汉人的大量土地。但黄河和淮河流域正是密集耕种地带，这样大量汉人失去了自己的土地，金国也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民心。金国的灭亡进程也由此加快。

蒙古部落的威胁与金长城

自金国建立以来，其北方的蒙古部落就构成了严重威胁。金初对蒙古部落的战争投入的军队都是驻防北部的偏师，屡战不利，后来将兀术用于对宋作战的精锐部队调回，但是蒙古的合不勒汗还是成功地打败了一部分金军。1147年，金国被迫以割让几个边区县和献出大量实物为代价与蒙古人讲和。金国开始修建多条漫长的长城防御工事，以防御蒙古骑兵的入侵。

金长城全长约五千千米，共有两条。一条起于大兴安岭北麓，穿呼伦贝尔草原，达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德尔盖尔汗山以北沼泽地中，史称“明昌旧城”或“兀术长城”。这是兀术主持修建的。而到了12世纪末期，蒙古部落的威胁变得更加严重，金国就修建了第二条长城，史称“明昌新城”或“金界壕”，主要分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与兀术长城相比，金界壕已向南退缩不少。

金界壕的最大特点是由单线变成网状，构成了多重防御体系。金界壕长约一千九百千米、宽约八百千米。金界壕变单层阻断为多层阻断，外线失守，还有内线可防。变单向横向阻断为网内多方位阻断，敌军即使攻破一点，也不能长驱直入或左右迂回。这就避免了单线长城所存在的一点突破全线崩溃的缺点。而蒙古骑兵作战的特点是反应快速，迂回包抄，在长城网中，骑兵的特点却难以发挥出来。后来的明长城有许多地方汲取了金长城的特点。不过后来蒙古利用民族以及宗教信仰的相似使防守西部长城的汪古部归附，使金国苦心经营的长城屏障失去作用，金国利用长城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也化为了泡影。

金国之所以在攻打宋朝的同时采取防守蒙古部落也就是南攻北守的战略，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宋廷腐败而懦弱，致使宋军战斗力低下，加之中原地区的发达和富庶，攻打南宋会得到较多的利益。而蒙古高原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经济文化落后，即使攻下来也不会有太多的利益。再者由于蒙古部落还是松散的部落联盟，无法对之进行致命的打击。这也是以前中原王朝难以对付游牧民族的重要原因。而游牧民族一旦形成初步的政权，其实力已经相当强大。不过历史上也有几次成功突袭的例子。汉朝的卫青就乘匈奴的麻痹心理，利用骑兵的机动性，找到匈奴单于的直属部队，并进行决战，从而使匈奴转向彻底的守势。而唐朝的李靖也曾利用东突厥遭受大灾而实力大损的有利时机，利用骑兵千里奔袭，一举攻破颉利可汗的牙帐，生擒颉利可汗，从而灭掉了东突厥。但总体而言，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只是少数。

正史史料

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金史》卷十七《本纪·哀宗上》

蒙金战争

防御工事的修建并没有消除来自北方蒙古部落的威胁。到了金大定年间（1161年—1189年），金国民间就开始流传谣言：“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去处。”铁木真于1206年称成吉思汗之后，为了掠夺财富和扩张势力范围，以为祖先复仇之名，于1211年二月聚众誓师，决计出兵大举攻金。

蒙古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以十万蒙古军队在野狐岭（今河北万全县西北）与三十万金军进行决战。成吉思汗命大将木华黎率领敢死队在前冲杀，他则率主力跟进，攻破金军中军大营，金军败退会河堡。蒙古军骑兵跟踪追击，经过三天激战，歼灭了金军精锐。经过这一战役，金军再也无力抵抗蒙古军队的进攻，也没有了与对手决战的勇气，只是一味地依靠坚城死守，直到被蒙古兵一一攻破。蒙古军队乘势围困了中都（今北京）。但因城墙坚固，金军又屯有重兵，蒙古军伤亡惨重，就掳掠大批人畜和财物后撤兵。金国被迫将首都迁至开封。但这一战也让蒙古军队开始认识到中原先进的防守技术特别是火药武器的威力。后来蒙古军队吸收了中原的先进技术，组建了炮军，配合骑兵攻坚。1215年五月，金中都守将服毒自杀，蒙古军进占中都。

撞车

在古代的攻城作战中，除了用云梯登上城头外，攻方还往往会利用前端装有尖锐而厚重的铁器的撞车去撞开或毁坏城门。

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后，1232年四月，蒙古军队开始围攻开封城。围城战异常激烈，双方都使用了火器。女真和汉人的军士们努力抗击蒙古与汉人联军的攻击，震天雷、飞火枪首次出现在战场上，给蒙古军队巨大的杀伤。蒙古军停止攻城，但击败了金军的援军。开封粮尽援绝，又发生了瘟疫，军民伤亡惨重。

在此情况下，金哀宗只好带领少数臣僚离开开封，最后到达蔡州。蒙古军队又包围了蔡州，在前锋部队被击退之后，蒙古军不再攻城，而是筑起长垒，把蔡州城围了起来。而这时南宋应蒙古之约，也遣孟珙率领两万军队，运米三十万石，来到蔡州城下。蒙古军得到了宋军的粮食援助，就联合修建攻城器械。宋蒙联军在蔡州城外砍伐树木，用来制造攻城武器，砍伐呼喝声传到了数里之外，蔡州城内人心浮动，惊惧异常。幸亏守将四处游说，激以忠义，勉强安定了蔡州城内的动荡局势。金军守城壮丁不够用，就在城中到处征召健壮女子，上城墙运送木石充当壮丁。对于这种局面，哀宗也亲出劳军，“人有被创者，驻马近视敷药，军民感泣”。

金哀宗深知大势已去，对侍臣叹息道：“我当皇帝十年，自知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死无恨矣。所恨祖宗传国百余年，至我而绝，与自古荒淫暴君同为亡国之君，这让我耿耿于怀……自古以来，没有不亡之国，亡国之君往往为人辱囚，或被绑缚献俘，或跪于殿庭受辱，或关闭于空房。我绝对不会到这个地步！”然后哀宗带人趁夜出东城突围，但被打退。宋蒙联军在城外大搞心理战，他们支开大锅，煮肉豪饮。缺粮多日的守城金军闻见肉香，斗志大减。有投降者从城上缒城而下，告知宋军说城内已绝粮三个月，能吃的都已经吃尽，连鞍靴甲革包括鼓皮都煮掉吃了。

1234年，金哀宗准备传位于金末帝完颜承麟，完颜承麟拜而不受。金哀宗说：“实不得已啊，我身体肥重，不能驰马奔逃。而你矫捷多智，如果侥幸得以逃出重围，保存一线国祚，我死也瞑目了!”完颜承麟乃起身受玺。这时宋蒙军队已经攻破城门，金哀宗自杀于幽兰轩，残余金军大多战死。完颜承麟也死于乱军之中，在位不到一个时辰，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金朝自此为宋蒙联军所灭。蒙古灭亡金朝，为其随后建立元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正史史料

熙宗（完颜亶）自为童时聪悟，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夷狄”，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

——《大金国志》卷一二

金之文教

金朝在广泛学习汉族文化之后，文化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建筑、文学、武器制造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在此基础上，金朝开始尝试和南宋争夺中原文化的正统地位。

女真与中原文化

在吸收汉族文化方面，与契丹人相比，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女真人一开始对中原文化吸收得并不多，但也很早就受到汉族文明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女真人开始广泛接受汉族文化，完善了科举制，并萌发了自己身为唐朝继承者的观念。

对汉文化的向往

金朝很早就受到汉族文明的影响。金朝及其他少数民族王朝统治者汉化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个人的姓名。孩子除了取女真名之外，还要再取一个汉名，早在完颜阿骨打那一代就已经如此。在完颜阿骨打称帝时，在原有的姓名之外，完颜阿骨打又为自己取了个汉名叫作“旻”。取名时，女真人还往往遵从汉人的所谓“排行”制度，就是凡属同一代的所有男性成员，名字中都要有已经提前规定的同一个汉字。比如完颜阿骨打的下一代，汉名中的第一个字都是“宗”，这显然是在有意识地仿效中原的习俗。汉人传统上还有一种惯例，即将皇族的姓氏赐给有功的外族人，特别是心向中原的少数民族首领。这在金朝也不乏其例，曾有几十人得到过这种荣誉。在皇室认可的情况下，其他女真氏族的姓氏有时也被赐给非女真人的官员。

金熙宗完颜亶是金国第一个祭孔的皇帝，并积极地学习汉文化典籍。金国迁都中都（今北京）之后，汉文典籍被大量地翻译。当时金国组织人力翻译了《贞观政要》《史记》等书。为了使这一翻译更加富有成效，让不懂汉文的女真人学习汉文化，还专门在中都成立了翻译中原文化典籍的翻译机构“译经所”。1183年，金人翻译了中原文化经典中的重要著作《易经》《尚书》《论语》《孟子》《老子》《列子》《新唐书》。金世宗完颜雍曾经对大臣们说：“我之所以命人翻译《五经》，就是想让你们也都知道仁义道德的标准。”1194年，金朝又在中都设立了弘文院，全面翻译中原文化典籍。金章宗完颜璟还下令由朝廷出资购买《崇文总目》里所缺的书籍，设立藏书之所。金章宗还曾明确要求低于三十五岁以下的皇家侍卫人员，必须要熟读中原的文化经典。

1119年，女真人正式颁行了一种特殊的文字，即所谓的女真大字，它是在契丹大字的基础上创制的。1138年又颁布了一种女真字，称为“小字”。但有意思的是，金朝与西夏和宋的外交通信一直都是完全使用汉字的。就是在货币上，女真人也从未铸造过带有女真文的钱币，他们使用的钱币上只铸有汉文。金朝的纸币上印刷的也完全是汉文，并没有女真文字。

科举制度

金朝科举制始于1123年。从1129年起，进士科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后来则是一年一次。最初南方与北方的考试有所区别，称为南北选。北方侧重于辞赋，而南方偏重于经义。1173年，金世宗特地创立女真进士科，希望能有更多的女真平民进入官僚集团，以此来取代那些世袭的女真贵族们，不过女真人不中进士照样可以得到入仕和升迁的机会。

虽然具有实权的职位，特别是最高层的职位，大多数都由女真人把持，但汉人还是通过进士考试进入了官僚集团。在金代，有越来越多的汉族高官是通过科举，而不是通过诸如赐给某人官爵或者军功等途径获得官职的。在金朝时期，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是另外两个非汉族建立的王朝辽与元所无法比拟的。

金朝在科举考试中的预防作弊方法也值得一提。古人的作弊法主要是夹带。古人为此想了不少办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搜身，并将其雅称为“符验”。而到了金朝，考场纪律更为严苛，考生入场前，要进行裸体搜身，让考生脱去衣服、鞋帽，打开发结，甚至连鼻孔、耳孔也不放过。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后，觉得对考生脱衣检查实在不雅，不利于金朝笼络文士的大局，便开设了官办浴池，令考生脱衣入浴，事后换上统一服装入场。

历史细读

糊名法：武则天时期，考生必须用纸糊住考卷上的姓名，考官评卷后，由专人揭开登记。棘围法：唐宪宗时期，试院四周及墙上插满棘枝，令人无法爬越，以防有人传递作弊。

对正统的追求

完颜阿骨打在建国伊始，就确定了一个汉族式的年号“收国”。当时他手下的汉人谋士提出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或求大国册封。因此完颜阿骨打起草了一份向辽国请求册封的文书，提出了十项要求。首先完颜阿骨打要求封号为“大圣大明皇帝”，国号大金。其次允许他乘用玉辂、服衮冕，玉刻“御前之宝”。而在联宋攻辽的协议中，阿骨打的皇帝地位得以被郑重地承认，阿骨打被称为“大金大圣皇帝”。这意味着金朝已经成为一个与宋朝平等的国家。

金海陵王完颜亮则是金国追求正统的最典型人物。他想要成为整个中国的统治者而不仅仅是女真人的首领。完颜亮自幼聪敏好学，汉文化功底很深，能诗善文，又爱同留居金地的辽宋名士交往。他一直有君临万民以为正朔的理想。他在做藩王时，给人题写扇面，就有这样的诗句：“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他征服江南的雄心暴露无遗。他还认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以为正统。”江南对他来说是势在必得。

因此完颜亮篡位称帝后，实施了一系列旨在使女真的国家和社会汉化的改革。无论是礼乐、仪式上还是财政政策和行政管理上，他都不再满足于金国的政治中心仍然偏居东北的局面，决心将政治中心南移。1153年，完颜亮开始定居于燕京（今北京），并将它定名为中都。1157年，他甚至下令毁掉位于东北地区北部中京的那些女真宫室。1158年，他还下令在开封修建宫室，称之为南京，准备再次迁都。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认为金国已经接受了汉文化，南北已经没有区别，所以应该由他来统一中国。他把自己看成为全中国未来的皇帝，并且认为自己对中国的统治将会像宋朝的统治一样正当。但这并不是单靠自我宣称就能实现的，完颜亮因此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

完颜亮征南宋时，自命“六师”（周代天子六师，后来古人用六师来代指天子的部队）南伐，约束军纪，严禁扰民，有违犯者被他下令处决。据说一名小兵因不慎烧着了一户人家的房子，马上就被处死。这与金国初期金兵南下时的烧杀抢掠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他还特意到项羽庙去拜祭，据说他还祈求项羽保佑他能够统一中国。但虞允文在采石矶一战中击败了他。他没有在“笑谈顷”（这是完颜亮诗词中的句子）灭掉南宋，反而被部将所杀。他没有成为第二个周瑜，而成为了第二个苻坚。

王重阳会纥石烈

金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积极笼络各种宗教的上层人物。贵族纥石烈就与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交好。后来王重阳准备云游四方时，纥石烈亲自到郊外为其送行。该图就部分展示了这一场景。

海陵王完颜亮之后的金世宗完颜雍对女真贵族和平民中日益增长的汉化倾向感到忧虑，采取了诸如下令禁止取汉名、穿汉服等措施，想使女真人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但之后的金章宗完颜璟又加速了金国对正统的追求。在近二十年的统治期间，他都在致力于把金国变成像唐、宋那样政治体制的王朝而加紧进行各项改革。女真人的旧法是建立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和损害赔偿的基础之上的，轻罪被判鞭笞，杀人者被处决，他们的家资百分之四十入官（首领或者酋长），百分之六十给受害者家属，杀人者的亲属被充作奴隶。但如果将马牛杂物送给受害者家属来赎身也是可以的。在这种情况下，对罪犯唯一的惩罚就是割下他们的耳朵或鼻子，以标明他们的罪犯身份。曾出使金朝的范成大就在诗中写道：“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而基于唐律的《泰和律义》就废除了这一做法。

而金章宗与谋士们经过长久的讨论之后，终于在1203年从五行中选定了土作为金朝的德运。按照汉族传统的政治观念，每个正统的王朝，都相应地以五行中的一种物质来表示。宋朝选定的是火，代表他们王朝的颜色便是红色。对这种所谓德运的正式采用，说明最迟到1203年，至少在女真人自己眼中，他们所建立的金朝已经完全汉化，可以取代南宋作为中原正统的王朝。这是在完颜亮武力统一中国的企图失败之后，金朝在文治方面对宋朝发动的一次重大攻势。

金亡之后，元好问拒不应聘蒙古政权的官职，以表明自己的遗民身份和对故国的忠贞。但为了写作金史、保留金国的历史，在众人“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弥，下辱子孙”的情况下，与蒙古政权的官员相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的”中国，即唐朝传统的维护者。特别是到了后来，由于金国统治的中原地区受蒙古、南宋的双向进攻，使得华夏正统意识空前高涨，在金国甚至出现了以华夏正统自居，而视南宋为蛮夷的思想（在宋代以前，因南方多为少数民族，且开发不够，北方人故称南方人为蛮夷）。这种思想为元朝所继承，蒙古人也称呼南方人为蛮子，这种称呼直到现在仍有影响。

文学的发展

虽然女真人入侵中原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动荡，但局势也逐渐稳定了下来。当女真人遵循唐代的模式建立了中原式的中央政府后，汉人继续在大多数政府机构中供职。高雅文化受到保护，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有对经典的诠释，有散文和诗歌。大部分诗歌体现了唐代或宋代的风格，但也有女真人自己的风格。

元好问就是典型一例。他在赶赴科举考试的路上，遇到一个捕捉大雁的人。那个人说：“今天早上逮到一只大雁，将它杀掉了。但脱网的那一个却悲鸣不已，久久不忍离去，最后撞地而死。”元好问就花钱买下了这两只大雁，葬在汾水之上，用石头做了标志，称作雁坟。而与他同行的人就像唐宋的文人一样，纷纷赋诗纪念此事。元好问就写下了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摸鱼儿》：“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邱处。”

在民族风格上面，海陵王完颜亮的《念奴娇》与宋人的词相比，则别有一番豪情：“天丁震怒，掀翻银海，散乱珠箔。六出奇花飞滚滚，平填了，山中丘壑。皓虎颠狂，素麟猖獗，掣断真珠索。玉龙酣战，鳞甲满天飘落。谁念万里关山，征夫僵立，缟带占旗脚。色映戈矛，光摇剑戟，杀气横戎幕。貔虎豪雄，偏裨真勇，非与谈兵略。须臾一醉，看取碧空寥廓。”

名家评史

从民族这方面说，汉族在整个过程中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国家分裂时期也总是民族间进行杂居、混合和融化的时期，不断给汉族以新的血液而壮大起来。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火药武器的进步

女真族很善于学习其他兄弟民族的长处。在唐朝的时候，他们还曾经使用石头做的箭头。但接触到辽国文化，特别是先进的汉族文化之后，他们迅速接受，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在军事技术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

金兵第一次攻打开封时，还缺乏攻城器材。而到了1126年第二次攻打宋都开封时，金军已普遍装备了攻城炮。当时炮以梢多为胜，炮梢越多，射出的石弹越重，射程越远。金军造炮由早期的二梢、五梢迅速发展为七梢、九梢，种类有很多，如可投放巨石的虎蹲炮，可左旋右转、变换射向的旋风炮，可同时发放数枚炮石的撒星炮等。当时宋军遗留在城下的数百门大炮落入金军手中后，就成为了宋军的噩梦。再加上原来拥有的大炮，金军“一夜安炮五千余座”。金军在兵器制造上也并不甘于仅仅是模仿，而是积极将其加以改造，使之更适于作战的需要。比如辽、宋军所使用的炮架多无防护，拽炮士兵在实战中伤亡较大。金军则在炮架旁用原木密排成屏风，并用生牛皮和铁皮包裹，使之能抗击对方火器的攻击，从而避免了不少伤亡。

金国在火药武器方面的成就更是突出。在防御蒙古人的入侵中，金国发明了突火枪。据说这是由汉族工匠发明的武器。它是继南宋初年陈规所创长竹竿火枪后的又一种管形武器，灵巧轻便，适用于单兵作战。它以十几层硬黄纸叠在一起成筒状，长约六十厘米，然后将柳炭、铁渣、磁末、硫黄、砒霜之类混在一起紧紧填装进去，以绳系在枪头，军士各带一个小罐，里面藏有火炭，临阵时点燃，火焰可冒出枪端三米多远，无人敢于接近。到火药烧尽时，筒也不会损坏。喷射完毕后，还可用锋利的矛头刺杀敌人。突火枪是中国火器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装备的单兵火枪。

到了1232年，金国又发明了“震天雷”，是一种用铁罐装填火药的抛射兵器，开始用于抵抗蒙古人进攻开封城的战斗中。《金史》中描述说：“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这种铁火炮的出现，表明爆炸性火器已从纸壳装填火药发展为用铁壳装火药，增大了杀伤和摧毁的威力，成为以后铁壳爆破弹的先声。

昙花一现的元帝国

13世纪，蒙古帝国崛起，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征，并建立了新的统一王朝元朝。但由于蒙古贵族没有很好地学习和吸取汉族文化，耽于享乐，曾经强大一时的草原帝国尚不足百年就被农民起义所推翻。

一代天骄的诞生

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带领下，蒙古各部落凝聚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开始走上军事扩张之路，兵锋直指欧洲。同时灭掉金国和西夏，为中国的完全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苍狼白鹿的后代

《蒙古秘史》的开篇第一章便说：“天命所生的苍色狼与惨白色鹿同渡腾吉思水，来到斡难河源的不儿罕山前，产生了巴塔赤罕。”相传在周穆王时代，在周朝的西北和北方有一个以犬图腾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在犬部族的周围，有很多不同图腾的部落，其中有四个白狼图腾的部落，有四个白鹿图腾的部落。狼鹿两个氏族，世代婚姻，双方男女互相嫁娶。周穆王攻打犬部落的时候，打败了犬部落及其有力助手即这八个狼鹿部落。

据说在这场三四千年前的浩劫中，特古斯、乞袁氏各有一对夫妇逃了出来。乞袁即乞颜，意思是从山上冲下来的狂暴湍急的洪流。据说当时乞颜人勇敢、大胆而又极其刚强，所以人们以这个词作为他们的名字。他们在阿尔泰的高山之中找到了安身之地。这个地方名叫“额尔古讷昆”，意为险峻的山岭。那里四周全是高山和丛林，除一条攀着山石、扯着葛藤可以攀登而上的羊肠小道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出入的途径。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大约过了一千五百年，他们居住的地域逐渐显得狭窄了，于是他们就商量着要迁出山外，但那么多牲畜与财产却没法搬出去。他们开始寻找走出山区的办法，后来找到了一处铁矿，聚集木柴，用七十头牛的皮制成风箱，点火鼓风，直到山岩溶化，结果得到了无数的铁，山路也被开辟了出来。狼鹿部落的子孙走出了阿尔泰山，各自去开辟自己的新生活。这个故事叫作“化铁出山”，起初以口头形式流传。它是乞颜部族在远古时期创作的有关祖源的传说，在其氏族中代代相传，是这个部族祖先光辉业绩的记载。成吉思汗一系的蒙古王公，为纪念此事，每到除夕，都要召集铁匠们来到内廷，举行捶铁仪式，用以答谢天恩。

成吉思汗家族的来历

据说成吉思汗的第十一世祖阿兰豁阿先是生了两个孩子，但在丈夫死后，她又生下了三个儿子。阿兰豁阿的两个年长的儿子别勒古台和不古纳台，看到母亲寡居生子，私下议论纷纷。阿兰豁阿发觉了那两个儿子的怀疑，就将五个儿子唤齐，分给每人一支箭杆，叫他们一一折断。然后又拿出五支箭杆，捆成一束，让他们轮流去折，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折断。然后对他们说：“每天夜里都有个黄白色的人，从天窗和门额上透光的地方进来，抚摩我的腹部，一缕缕的光便浸入我的腹中。他离去的时候，借着日月之光，像黄狗一般，冉冉飘去。你们不要造次乱说，看起来你们的三个弟弟都是天的儿子，怎么能够和凡夫俗子们相比呢？”阿兰豁阿进而又谆谆教诲五个儿子说：“你们五个孩子，都是从我肚皮里生出来的。你们恰如刚才的五支箭一般，如果各自分开，谁都很容易被任何人折断。但如果紧紧地捆在一起，同心同德、友好合作，不管是什么东西都对你们无可奈何！”

但阿兰豁阿死后，前四个儿子把食物牲畜都分了，只有五弟孛端察儿平时沉默寡言，被当作傻子，只分得一匹劣马。但等到这几个哥哥来找弟弟的时候，他却劝说四个哥哥，袭击了一群“没有大小好歹，不分头蹄上下，没有头脑管束，容易对付的百姓”，把他们掳为奴仆。兄弟五人各自分得一份属民和畜群之后，便移住在不儿罕山麓。孛端察儿便是乞颜孛儿只斤的祖先，成吉思汗就是这个部族的后裔。孛儿只斤，意为苍狼的苍色。

这个故事见于《元史》《蒙古秘史》，大约反映着有母无父的母系氏族时代的风俗。在那个时候，原始制度开始解体，奴隶制逐渐兴起。不过阿兰豁阿后来所生的三个儿子的后人被称为纯洁出身的蒙古人，蒙古部的可汗都出自于这个家族，所以就被称为“黄金家族”。但在成吉思汗死后，只有他的直系后裔，即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四人的后代才被称为“黄金家族”，才有资格继承各汗国的汗位。拖雷之子蒙哥夺得蒙古大汗之位后，这个范围又进一步缩小为拖雷的后代。黄金家族的观念对现在的蒙古族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铁木真统一草原

铁木真在动荡的草原局势下成长起来，先后击败各路势力，被尊称为“成吉思汗”。一个强大的蒙古民族在中国北方形成了。

童年铁木真

后来蒙古氏族形成了松散的联盟，铁木真的始祖曾担任部落首领。直到他的曾祖父合不勒的时候，开始有了可汗的称呼。但当时尚不具备国家形式，不能发挥国家的作用，更不能调动全体蒙古人的力量，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没有什么建树。

蒙古结辫陶俑

该图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典型的蒙古人形象。他目光平和，正视前方。也许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男孩，但当蒙古人团结起来时，便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奇迹。

铁木真则是合不勒次子的第三子也速该的儿子。一天也速该在野外放鹰捕雀，看见一个男子带了美丽的新婚妻子坐着马车经过。他就回到家里，叫上哥哥和弟弟，抢了那个男子的妻子，并和她成亲。这就是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当时由于草原各部实行族外婚，年轻人找妻子总要走出很远的距离，到没有血缘关系的其他氏族去求婚，当找不到合适的妻子时，不惜采取抢亲的行动，用暴力去夺取其他部落的女人做妻子。这也是草原争斗的重要缘由。后来诃额仑夫人前夫的族人又抢去了铁木真的妻子孛儿帖。等到铁木真夺回妻子的时候，孛儿帖已经给别人生了孩子，铁木真给这个儿子取名为术赤，意为“客人”。但术赤的出身问题却成为铁木真家族的一个阴影，铁木真的次子察合台和三儿子窝阔台都认为术赤不是铁木真亲生的，因此看不起他，只有小儿子拖雷和术赤交好。这种矛盾一直影响了铁木真的好几代子孙。

在铁木真降生时，也速该在作战中俘获了塔塔儿部的首领铁木真兀格，为纪念这次武功，就为儿子取名为铁木真。据说铁木真出生的时候手中握有一块凝血，不知道这是不是预示着他以后会杀伐四方的征兆。蒙古族民间则传说其手握苏鲁锭（长矛，因铁木真曾以长矛为武器，故后来被赋予了蒙古的标志、战神的象征等含义）式的血饼而生，这是战神的象征。

到了铁木真九岁时，父亲也速该带他到与乞颜部世代通婚的弘吉剌部去求婚，最后就定了德薛禅家里的孛儿帖。孛儿帖当时十岁，比铁木真大一岁。当时蒙古人还存在着母系氏族的残余，按照习惯，儿女定亲以后，要先把男孩留在未婚妻家里。也速该留下聘礼和儿子铁木真，交代了一句“我儿子怕狗，不要让他被狗惊着了”，就返回了部落。蒙古人的牧羊犬固然凶猛，但未来的一代天骄小时候却怕狗，这恐怕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

也速该在回家途中，遇到一群塔塔儿人正在宴会，便依照草原习俗上前参加。在草原上，旅行者如遇到正在用餐的人们，可下马共餐，不必得其允诺，主人也不得拒绝。塔塔儿人请他喝酒，但想起也速该以前经常抢掠他们，与他们有世仇，便在食物里放了毒药。也速该勉强支撑着走了几天，毒发而死。

也速该死后，俺巴孩的孙子、泰亦赤兀惕人的首领塔尔忽台因为对也速该取得部落首领之位心有怨恨，就挑拨也速该的部下，使他们纷纷离去，连铁木真家的牲畜也被一起赶走了。后来泰亦赤兀惕人担心铁木真长大成人后报复，就把他抓了起来，给他戴上木枷，带到各个营帐里去示众。有一天泰亦赤兀惕部的首领和百姓都在斡难河边举行宴会，只留了一个年轻的看守监视他。铁木真趁看守不防备，举起木枷把看守砸昏，然后逃了出来。

以后铁木真和他的母亲、弟弟又躲进深山里，靠捉土拨鼠、野鼠生活，日子过得更艰苦了。后来因为他的异母弟弟抢走了他一条鱼，他就和亲弟弟合撒儿射死了异母弟弟别克惕。据说别克惕临死前说：“咱们正受泰亦赤兀惕人的欺辱，仇还没有报，你们为什么把我当作眼中钉？我们大家孤零零的，除了影子之外，没有旁的朋友，除了马尾之外，没有旁的鞭子，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请你们不要再杀弟弟别勒古台（别克惕的同母弟，也即铁木真的异母弟）了。”实际上别克惕果敢聪明，兄弟中只有他敢违抗铁木真的命令，铁木真对他早已心生不满，于是就借机杀死了他。类似的事情差点又再次发生。当他的大儿子术赤因病不能参加会议之时，他却听信一个商人的传言，决定出兵攻打术赤。不过尚未发兵，术赤病死的消息就已传来。

铁木真称成吉思汗

铁木真家族内部的仇杀并不是个案。当时的蒙古草原上诸部混战不已，互相攻伐，残酷杀戮，使得广大的牧民百姓无暇休养生息，无处可逃，深受其苦。而金人的干涉更加剧了草原的动荡。原来蒙古各部都臣服于契丹，12世纪初，金朝代辽，蒙古又归金朝统辖，铁木真本人和其他蒙古首领都接受过金朝的封职。据说起初燕京一带有谣言说：“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去处。”金国就每三年遣兵向北剿杀，谓之“减丁”。后来金朝改变了统治手法，开始利用蒙古各部的内部矛盾，来挑动蒙古各部互相残杀。而俺巴孩也因为和塔塔儿部爆发冲突，被塔塔儿人送到金朝，后被钉死在木驴上。这时最受磨难的还是广大的牧民。他们生活在这样的水深火热之中，盼望有个坚强的首领，能够统一各部消除战争，使他们过上安定的生活。

草原上的大车

这是草原居民广泛使用的大车。当时草原上的仇杀异常残酷，被打败的部落中高于车轮的所有男子都要被杀死，包括少年。

铁木真就应时而动，逐步统一了蒙古草原各部。童年的重重磨难没有把铁木真打倒，反而磨练了他的意志，为其日后成为一代天骄奠定了基础。铁木真在拼杀冲锋时如同雄鹰，高兴的时候就像三岁的牛犊一般欢快。

年轻的铁木真为了恢复父亲的事业，先是依附当时蒙古高原上最强大的克烈部首领王罕，并尊其为父，把自己部落失散的亲属和百姓聚集起来，又与札答兰部首领札木合结为安答（蒙古语，相当于汉语中的结拜兄弟），力量渐渐壮大了起来。他与王罕、札木合出兵，合本部兵马共数万人，夺回了被抢走的妻子。后来他独立出来，却与札木合爆发了冲突。1189年，札木合集合了泰赤乌等十三个部落共三万人，向铁木真发起进攻，铁木真也将自己部落的三万人分成十三翼迎战。结果铁木真大败，这是铁木真所遭受的第一次大挫折。

据说札木合得胜之后，命人用七十口大锅烹煮战俘，这激起了很多同盟者的反感，丧失了人心。另外铁木真来自蒙古可汗所在的氏族即黄金家族，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生前也享有较大声望。札木合则不属于黄金家族。而当时的蒙古人非常重视血统，铁木真因此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铁木真在用人方面，主要看才能大小，而不问出身，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只要有才能，就予以重用。他打破了当时草原上一个人只要沦为奴隶就要世代为奴的传统，凝聚了人心，吸引了大批人才。铁木真曾经说过：“智勇兼备者，使之典兵。活泼矫捷者，使之看守辎重。愚钝之人，则付之以鞭，使之看守牲畜。”被成吉思汗委以重任的四杰中的木华黎、赤老温和被札木合称为“四狗”之一的哲别都是奴隶。对于这些人，成吉思汗都能予以重用。

哲别原名叫作只儿豁阿歹，是泰赤乌部的将领。1201年，在征战泰赤乌部的战斗中，他射伤了铁木真的脖颈。幸好部将及时救治，铁木真才活了下来。战后铁木真询问何人所为，被俘的只儿豁阿歹站出来承认是自己所为，并表示愿为铁木真效劳。铁木真惊奇而赞许地拍着只儿豁阿歹的肩膀说：“凡是害人的事，别人都隐讳不说。而你却不隐己所杀，不讳己所敌，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你真是一个诚实的人。你的名字原叫只儿豁阿歹，可以改名哲别（在蒙语中，哲别就是箭的意思，这里是用来形容只儿豁阿歹箭术高超）。”后来哲别屡立战功，成为蒙古族杰出的将领。这种不计前仇的用人政策，使铁木真赢得了民众，同时也瓦解了敌人。

另外铁木真也身先士卒，常常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当时哲别射伤了铁木真，铁木真血流不止，昏睡至半夜才醒。有一次成吉思汗战斗失利，“会大雪，失牙帐所在，夜卧草泽中”。铁木真就是这样和部下上下一心，同甘共苦，艰苦奋斗，最后开创了一份大事业。

从十三翼之战恢复过来之后，铁木真就不断地强大起来。1196年，铁木真与王罕一起，配合金国攻击塔塔儿部，被金朝授以札兀忽里（部族官）。得到强大的金国授予的官职，他在草原上的声望因此大为提高。1201年，他击败了札木合的联军。1204年，他因与王罕产生矛盾，遭王罕突袭，败走，以饮浊水与从者盟誓，共渡难关。后来乘王罕不备，夜袭王罕大营，打败了王罕。

1206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草原的上百个部落。蒙古各部落在斡难河源（斡难河即今蒙古国鄂嫩河，在呼伦贝尔草原北部）举行大会，萨满教巫师阔阔出借当时蒙古族信奉的长生天的名义（萨满教认为可以通过一定的仪式使天神附身于萨满身上，这时萨满可代神立言）宣布授予铁木真统治所有蒙古部落的权力，并给铁木真上尊号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就是“坚强有力的可汗”的意思。一说是“拥有海洋四方”的意思。蒙古汗国宣告成立，蒙古民族就此形成。

蒙古民族的形成

在蒙古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漠北草原上先后出现过由匈奴、突厥等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它们虽曾盛极一时，对中原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但其政权组织却都是建立在氏族或部族共同体基础之上，并没有冲破氏族或部族组织的血缘外壳，统治部族与被其征服的草原诸部族一直未能成功地融为一体，一旦受到外部的打击，就会土崩瓦解。

名家评史

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路直到中亚细亚是一片大草原，这对游牧民族来说是可以驰骋无阻的广场。游骑飘忽，有来有去。牧场的争持，你占我走，你走我占，所以这个地区的民族是时聚时散的。哪个部落强大了就统治其他部落，而且以其名称这广大草原上的牧民。所以在史书上所见的是一连串在北方草原上兴起的族名，匈奴之后有鲜卑、柔然、突厥、铁勒、回鹘等。他们有时占领整个大草原，有时只占其中的一部分，最后是蒙古人，其势力直达西亚。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而蒙古政权建立之后的情况则有了不同。成吉思汗吸取了金国的统治经验，强化了王权。第一个措施就是清除宗教的异己势力。萨满巫师阔阔出为蒙古国政权的建立立下了大功，但萨满教巫师可代神立言的权力却与新兴蒙古政权的王权形成了冲突。成吉思汗就指使部下，以决斗之名，杀死了阔阔出。宗教势力因此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成吉思汗的王权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第二个措施就是千户制。成吉思汗将草原百姓划分为若干个千户。以前的对手诸如塔塔儿、克烈或乃蛮之类作为部落群体，被有计划地零散分配给混合千户，或者是分散成为由其他人组成的千户的属民。千户制取代传统的氏族、部族结构，而成为新的基本社会组织和国家单位。在千户制度下，氏族共同体逐渐分解，蒙古草原上原有各部族不再像以前游牧政权治下的被征服部族那样能够保持自己组织的完整和相对独立，蒙古民族逐渐形成。元朝虽然在14世纪下半叶灭亡，但在蒙古草原上再也没有像匈奴、突厥汗国崩溃后那样出现新的统治民族了。

草原生活

这幅画展示了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共通性，骆驼、帐篷、高轮大车均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典型场景。

蒙古对外军事征伐的胜利更是强化了蒙古人的民族认同感。随着掠夺来的财富不断流入蒙古草原，这一荒远的亚洲腹地进入了一个超正常繁荣的黄金时期。蒙古人的境遇已从赤贫如洗变成生活富足的状况。在起初阶段，蒙古人的生活极其困苦。据出使蒙古的欧洲人记载，夏天有充足的马奶时，蒙古人很少吃肉，除非偶尔赠给他们肉吃，或猎得禽兽时才有肉吃，也没有蔬菜。一般的普通百姓，冬天甚至连马奶也喝不上。他们还将黍子放在水里熬成稀粥，每个人早上喝一至两碗，白天他们就不再吃什么了，晚上每人再分给少量的肉食，喝些肉汤。其他民族的人民很难只靠这点肉食过活，因此当时的蒙古人极端节约食物。他们认为，不管用什么方式浪费任何食物或饮用水，都是极大的犯罪。在骨髓被完全吸尽以前，骨头是不允许丢给狗吃的。而在取得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之后，蒙古贵族过上了可以天天饮酒作乐的生活。同时由于蒙古军队征服了许多部族，蒙古贵族开始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即使普通的蒙古人身份也得到了很大提高。出使蒙古的教皇使者就注意到，不管照料那些诸如王公的外宾的蒙古人出身多么微贱，也总是走在这些外宾前面，并且总是占有最前面和最高的座位。实际上恢复成吉思汗时代的荣光也成为以后蒙古民族团结一致的重要动力，而蒙古族也多以成吉思汗的子孙自居。

草原民族的生活风貌

在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五岁的时候，成吉思汗已经初步统一了蒙古草原，但也结下了无数的仇人。其中用毒酒杀死了成吉思汗父亲的塔塔儿人被灭族，但一个叫作合儿吉勒失剌的塔塔儿人逃过了这次浩劫。他决意进行报复。一天他来到了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的帐房，假称要东西吃。诃额仑让他进入大帐，他却趁机抓住了在诃额仑大帐玩耍的拖雷，并拔出刀子（游牧民族多随身携带小刀，这也是他们吃肉的餐具），准备杀死拖雷。诃额仑的母亲大叫道：“小孩子完了！”刚好“四杰”之一的博尔忽的妻子阿勒塔泥正在诃额仑的帐房，就冲上前去，抓住合儿吉勒失剌的头发，打掉了他的刀子，双方扭打成一团。正在帐房外面宰牛的两个蒙古族将领者歹和者勒蔑急忙赶来，杀死了行刺者。

拖雷被救下来之后，成吉思汗开始论功行赏。阿勒塔泥、者歹、者勒蔑三个人都要争头功，者歹、者勒蔑二人对阿勒塔泥说：“若不是我们来得快，你一个妇道人家，能拿他怎么样？要不是我们，拖雷已被他害了。”阿勒塔泥说：“你们要不是听到我呼喊声，怎么会过来呢？要不是我抓住他的头发，把他的刀子打掉，等你们来的时候，拖雷早就被害了。”铁木真就将首功归于阿勒塔泥，者歹和者勒蔑其次。

当时蒙古族作为一个脱离原始社会不久的新兴民族，有着独特的社会风貌。就拿拖雷被刺的故事来说，乐于待客的主人，帮厨的将领和集体会议，展示了一幅13世纪蒙古草原上独特的社会风貌。这也是当时蒙古政权的重要特点。

伙伴与侍卫军

者歹和者勒蔑虽然身为将领，但仍要帮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宰牛，这与蒙古政权中的伴当（又称那可儿，相当于汉语的伙伴）制度是分不开的。与中原地区的政治传统不同，蒙古政权中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首领与追随者之间的个人关系特别重要。任何被认为能为可汗做出贡献的人都受到欢迎，都会纳入可汗的伴当圈，而不论其种族或社会出身如何。即使是在后期，当统治者与其伙伴间的这种伴当关系通过授“伙伴”以中原官称而被形式化时，社会实践中依然遵守着沿袭下来的习惯。例如耶律楚材虽然官衔为“中书丞相”，但在蒙古人心目中，他是以大汗的伴当的身份出现的。他荣幸地被大汗昵称为“吾图撒合里”，意为有着长胡须的人。

伴当在蒙古社会中是一个重要的阶层，他们是从各个社会阶层招募的。有一些伴当是贵族成员，也有些是从奴隶阶层中提拔起来的，但都与可汗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为可汗提供军事和政治建议，一般说来还要执行主人发出的任何命令，从追踪迷失的牲畜到外交谈判中担任个人的使者。

怯薛（即汉语中的宿卫）军是蒙古可汗直接掌握的精锐部队，他们的身份与伴当相似。怯薛起源于草原部落贵族亲兵。成吉思汗所建的怯薛共有一万四千人。担任宿卫的怯薛人员被称为“怯薛歹”，从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子弟及随从中选拔，分四班宿卫，称四怯薛。怯薛歹除宿卫外，也分任大汗的冠服、弓矢、食饮、文史、车马、庐帐、府库、医药、卜祝等事。任事者一概世袭，这也是元朝没有宦官之祸的重要原因。在其他朝代，宦官为皇帝提供贴身服务而获得宠信的机会，但在元代这些事情却被怯薛歹做了。

应该说以贵族子弟充作侍卫的做法自古早已有之。例如汉朝就规定中央和地方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员，在任职满三年后，可以保举子弟一人为郎，也就是充当宫廷禁卫军官。辽国、西夏和金国也招募贵族子弟建立侍卫亲军，但都没有像怯薛那样成为宫廷军事官僚集团。虽然自忽必烈以后，越来越多的汉式行政机构被引入，怯薛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但终元一代，加入怯薛仍然是蒙古族青年获得官职的重要捷径，怯薛仍然是元代官僚阶层的核心部分。

公议与大汗选举

成吉思汗之所以要召开会议来论功行赏，几个功臣还由此发生争执，这与蒙古的全体会议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就是选择大汗，蒙古部落也要召开由贵族组成的忽邻勒台（相当于汉语中的聚会，就是部落首领会议）。当大汗过世之后，蒙古贵族就要召开忽邻勒台，所有的蒙古贵族都要到场，共同推选新的大汗。这也是蒙古大军在第二次及第三次西征撤军的最重要原因，统军将领要回到蒙古高原上参加忽邻勒台，推选新的大汗。原则上不符合这些条件而选出的大汗是不被蒙古贵族认可的。忽必烈之所以与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发生冲突，就是因为阿里不哥认为忽必烈没有遵循传统。最后忽必烈还是依靠中原地区的人力物力打败了阿里不哥，但仍有不少蒙古贵族起兵反对忽必烈。这种皇权及其传承的不确定性，导致元朝诸多的统治者都是通过谋杀和放逐来清除他们的前任或竞争对手，从而引起了统治集团的分裂。

成吉思汗全家

成吉思汗的几个儿子都是颇有战功的将领，但这也使得他们以后纷争不断，其后代甚至兵戎相见。

这一分裂在成吉思汗逝世后就凸显出来，他的四个儿子开始出现纷争。在1219年入侵花剌子模前夜，成吉思汗的一个妻子指出了在即将发生的战役中他所面临的许多个人危险。在她的劝说下，成吉思汗决定立即确定自己的继承人。一场激烈的争吵很快就在两个主要候选人，即他的两个较年长的儿子术赤与察合台之间爆发了。察合台为了实现他夺取汗位的愿望，公开提出术赤的血统问题。在他看来，他的哥哥不是成吉思汗的亲生骨肉，不能继承汗位。争吵随之发生，拖雷明确支持术赤，兄弟们陷入了纷争。为了避免矛盾扩大，成吉思汗就转向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这是一个折中的候选人。最后成吉思汗的其他三个儿子都发誓，他们将尊重这一决定，在窝阔台即位时，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忠于他和支持他。为了消除对这一点产生怀疑的任何可能性，成吉思汗在临终前又重新肯定了窝阔台继承汗位的权利。

但成吉思汗的决定也要得到忽邻勒台的批准。1229年，在选举大汗的忽邻勒台上，王公、驸马、众大将都主张恪守幼子继承父业的旧制，主张立幼子拖雷，反对成吉思汗的遗命。因为按照蒙古习俗，幼子继承父亲所有的领地、牧地及军队，而年长诸子则外出自谋生计。故成吉思汗生前分封了诸子，而拖雷则留在了父母身边。拖雷是成吉思汗最宠爱的儿子，成吉思汗出征时，经常叫拖雷陪在身边。同时他也立下了很多战功，在蒙古人中具有极高的声望。1227年成吉思汗逝世后，由于几个哥哥都在外作战，就由拖雷监国。而成吉思汗留下的军队共有十二万九千人，其中十万一千人由拖雷率领。掌握着绝大部分蒙古百姓和军队的拖雷，起初的态度暧昧不明，并无坚决推戴窝阔台之意，因此窝阔台不得不一再推让。因此自夏至秋，聚会多时，一直决定不下来。后来拖雷表示遵从父亲生前的主张，将汗位给予三哥窝阔台。由于拖雷的实力实在太雄厚，虽然他已经点头应允，但窝阔台仍然颇为犹豫。又经过多次推让后，窝阔台终于被二哥察合台、弟弟拖雷、叔父斡惕赤斤推上了蒙古帝国的大汗宝座。

到底拖雷是在犹豫，还是力推窝阔台上台，没有史料说明。1232年拖雷以三万蒙古军队击败金国三十万大军，宣告了金国的败亡，但却在北返途中死去。据说当时窝阔台大汗亲征金国，占领了许多城市，忽然得了病，说不出话来。萨满巫师卜占之后，说道：“由于蒙古军队灭金之时杀戮太过惨毒，触怒了金国土地上的鬼神，侵害了大汗。必须由亲族中一个人代死，否则病不能好。”拖雷说：“我答应过父皇，一心辅助皇兄。何况在征战中杀人最多的正是我，造下无边罪孽的也是我，我愿意代皇兄去死。巫师，你念咒罢。”事实上在成吉思汗几个儿子中拖雷确实最为残暴，杀人也最多。巫师就念了咒，给拖雷饮了据说是抹过窝阔台身体后又施了咒语的水。拖雷说：“请皇兄照料我的孤儿和妻子。”不久就死了。拖雷死了之后，窝阔台的病果然就好了。据说当时由于拖雷有这样代兄赴死的“义举”，整个蒙古帝国上下，都将他奉若神明，窝阔台也非常感激他。但对于拖雷的死，有人认为是托烈尼哥（窝阔台之妃）的阴谋，甚至是窝阔台暗害的。因此拖雷之死也成了元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桩谜案。

拖雷临死前，曾经嘱咐窝阔台照料自己留下的孤儿寡妇。但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窝阔台倒是对不起拖雷。当时蒙古汗国盛行的是萨满教，当时的萨满教仍然带着原始宗教的印记，相信巫术、天意。以巫师的说法来解释拖雷之死，自然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同。然而拖雷的妻子唆鲁忽帖尼是成吉思汗义父王罕之弟扎合干不的女儿。虽然王罕的克烈部后被成吉思汗灭掉了，她的父亲也被杀，但是唆鲁忽帖尼仍然坚持着克烈部的景教信仰，也就是基督教中的聂思脱里派，蒙语称之为也里可温，因此巫师的解释并不能让唆鲁忽帖尼心服口服。唆鲁忽帖尼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在得知丈夫死讯的那一刻起，就怀疑事情另有隐情。不光是因为宗教信仰差异太大，更因为她深知蒙古政权内部权力斗争的许多秘密。早年成吉思汗就曾经指使三名力士杀死了威胁自己权威的巫师阔阔出，并毁尸灭迹，还声称是上天取走了阔阔出的性命和尸体。同时她也意识到人死不能复生，拖雷“义举”的名声肯定是比被大汗铲除的名声更符合实际需要，当务之急是严格地约束诸子及部属，既不让他们做任何违拗窝阔台大汗的事情，更不能让他们彼此之间出现争执，不能给别人任何整治拖雷后人的理由。

后来窝阔台在未经过任何宗室商议的情况下，就忽然把原属于拖雷家族的三千军户划到了自己的次子阔端的名下。这果然触怒了忠于拖雷家族的将领，他们纷纷表示要去讨回公道。然而唆鲁忽帖尼仍然不动声色地劝阻了部属的冲动，并平息了他们的怒火。唆鲁忽帖尼甚至变害为利，既然自己的部属和财产是不能拿回来了，何不趁势和阔端结下友情？果然阔端从此成了窝阔台系最为亲近拖雷家族的人物之一。同时唆鲁忽帖尼继续保持与术赤系的关系，拖雷家族与术赤家族联系得更紧密了。这也使得窝阔台不再轻易为难唆鲁忽帖尼。

1241年，五十六岁的窝阔台因为饮酒无度离开了人世，蒙古贵族又陷入了纷争，直到1246年才选出新的大汗。而1248年大汗贵由又在讨伐术赤系的途中死去。在蒙古贵族几年的纷争之后，1251年，术赤的长子拔都推选拖雷的长子蒙哥作为蒙古的大汗。经过一系列的争斗，蒙哥家族从此独占了蒙古大汗的位置。唆鲁忽帖尼也成为养育了三位蒙古大汗蒙哥、忽必烈、阿里不哥（后被忽必烈推翻）的母亲。如果将建立伊儿汗国（“伊儿汗”一词意为附属汗，即指波斯的蒙古统治者从属于大汗）的旭烈兀也看作皇帝的话，那就意味着唆鲁忽帖尼的四个儿子全部成为了皇帝。

拖雷系的上台标志着蒙古政权的内部纷争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据说窝阔台被推举即大汗位时，参加会议的诸宗王曾立下“只要是从窝阔台合罕子孙中出来的，哪怕是一块肉，我们仍要接受他为汗”的誓言。在贵由汗即位的忽邻勒台上，诸王也有类似的宣誓，但这些宣誓都得要让位于武力。因此也可以说拖雷之死是窝阔台家族与拖雷家族逐渐开始反目的导火线，它最终造成了帝国的长久内乱。

不过公议的原则对于后来元代政府的行政体系也有很大的影响，集体协商决定在大多数行政机构的运作中都是作为一项标准。官员每天都要参加会议，不参加者要受到处罚。出席会议的官员必须签上他们的姓名，由于很多蒙古官员不会写字，就盖上他们的印章，以证明他们的出席。特别是在司法体系中，相关官员要坐在一起共同进行司法讨论，最后的文件也要由相关官员共同署名才能生效。

蒙古妇女的生活

由于原始母系社会的残留，到了成吉思汗的时候，虽是男权社会，但女性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成吉思汗的妻子孛儿帖、拖雷的妻子唆鲁忽帖尼都是其中的杰出女性。

南宋的使者曾经注意到，在木华黎的营帐中，妇女的地位很突出，她们可以自由地与男人喝酒和交谈。另外由于蒙古族的尚武之风，蒙古族妇女对骑马射箭并不陌生。欧洲的使者曾指出：“年轻姑娘和妇女也会骑马，并能在马背上奔跑，同男人们一样地敏捷。我们甚至看见她们携带着弓箭……有些妇女也能像男人一样射箭。”

但整体而言，蒙古族妇女还是很辛苦的。居无定所、逐水草而牧的生活，要更多地依赖妇女高强度的劳动。张罗吃喝，缝补衣服，管教子女，迁徙时蒙古包的拆卸装运，到达新居地时搭建毡帐等事务，都要由妇女来完成。

除了身体的劳累之外，蒙古族妇女还承受着心理的重担。草原上盛行抢婚，妇女被抢来抢去。而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稳定的家庭，又会面临着失去儿子或丈夫的忧虑。虽然当时蒙古人不断取得对外的军事胜利，但这无疑是不计其数的蒙古子弟的鲜血和生命铺就的。命丧异域而终生不能见父母者肯定无法计数，生离死别的哀痛给妇女以及母亲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例如1252年，蒙哥汗把完全征服阿拉伯世界的重任交给弟弟旭烈兀，旭烈兀于第二年举兵西进。当时他把大部分家眷留在蒙古本土，身边只带一部分女眷出征。但这次战争极为漫长，等到局势稳定下来了，旭烈兀才派人从蒙古接家眷到波斯。遗憾的是，家眷还未到来，旭烈兀就于1265年去世了。他的长妻忽推哈屯异常悲痛，甚至哭瞎了双眼。

正史史料

十三年，平宋，幼主朝于上都。大宴，众皆欢甚，唯后不乐。帝曰：“我今平江南，自此不用兵甲，众人皆喜，尔独不乐，何耶？”后跪奏曰：“妾闻自古无千岁之国，毋使吾子孙及此，则幸矣。”帝以宋府库故物各聚置殿庭上，召后视之，后遍视即去。帝遣宦者追问后，欲何所取。后曰：“宋人贮蓄以遗其子孙，子孙不能守，而归于我，我何忍取一物耶！”

——《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一》

萨满教

蒙古人最早信仰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因其巫师被称为萨满而得此名，曾经长期盛行于中国北方诸多民族。契丹人、女真人都信仰过萨满教。《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兀室奸滑而有才。……国人号为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

在萨满教中，萨满被称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他可以将人的祈求、愿望转达给神，也可以将神的意志传达给人。而萨满宣称自己除了能为人祛除灾难外，还能占卜吉凶，预言祸福。他主持传统仪式，代氏族成员求子求女，求人畜两旺，为氏族成员治病等。在早期萨满则参与解决部落的重大疑难问题，直至决定首领的继承、战争与和平等。成吉思汗这个封号就是当时的萨满借神灵之名提出来的。

萨满教认为，长生天具有主宰世间万物的神秘力量，故予以无限的崇拜和敬仰。在蒙古民族的历史上，萨满教的长生天观念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并成为蒙古人扩张的重要理论。成吉思汗在重大战争前，一般都要祷告长生天。而后来的蒙古人也把成吉思汗看作是长生天的代表，他的所作所为都符合长生天的意志。一位蒙古可汗给教皇的回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你希望我们受洗礼，成为基督徒，我同样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你们西方人，以是基督徒为荣而蔑视其他人。但你们怎么能够知道，上天把他的恩宠给了谁呢？我们热爱长生天，长生天赋予我们力量，踏遍东方和西方……他们不服从长生天的旨意，也不忠于成吉思汗，所以长生天下令消灭他们并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们。……如果你不遵循长生天的意志，不听从我们的建议来求和，就意味着向我们宣战。其结果只有长生天才知道。”

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影响日益加深，蒙古族上层完全接受了藏传佛教的信仰。后来蒙古贵族宣布萨满教为非法，销毁了萨满教的各类法器。萨满教也在与佛教进行的或明或暗的斗争中，逐渐转入了民间，并以民间风俗的形式流传至今。

蒙古的军事扩张

蒙古政权建立之后，就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几乎把对外战争作为民族生存的依靠，游牧反而降居次席。当时不仅南宋、金、西夏之间你争我夺、矛盾重重，而且各个政权内部也充满了各个阶级、各个民族以及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西辽也已经衰落。而中亚的花剌子模才摆脱西辽的统治，政权还不牢固。俄罗斯也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而阿拉伯世界和基督教世界正在互相攻击，特别是在欧洲人发动了数次十字军远征之后，双方实力大损。因此这些国家最后就被拥有诸多军事天才和来自中国的精良武器的蒙古军队各个击破。

蒙古西征

蒙古骑兵正在追杀对方的溃兵。这是后人所绘的蒙古西征想象图。

三次西征及与欧洲的交往

蒙古先向金国和西夏发动了进攻，并于1215年攻下了金国原来的都城燕京（今北京）。但鉴于金国的城市均有坚固的防守，就利用从蒙金战争中学到的火药以及攻城技术，再加上阿拉伯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已陷入激烈的争斗中，就在继续保持对金国和西夏的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于1219年，也就是欧洲发动第五次十字军远征之后的第三年，发动了首次西征。

这次战争的起因是花剌子模杀蒙古商队及使者，成吉思汗以此为借口，亲率二十万大军（真正的蒙古军队只有十多万人，剩下的都是从统治下的各族民众中强行抽调的丁壮组成的部队，其中包括金国统治下的汉人百姓）西征。在蒙古政权准备大举进攻之时，花剌子模只是初具帝国的雏形，如撒马尔罕归属于花刺子模还不到八年，因此相当虚弱。在蒙古军队的攻势之下，其国王西逃，太子札兰丁逃到印度河以南地区。花剌子模王国的灭亡是一个转折点，让本来并没有太大野心的成吉思汗和其他蒙古贵族受到极大的鼓舞。花剌子模王国的脆弱、战争胜利后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满足和享受，使他们的人生观发生了变化，走上了不断扩张之路。

1221年，成吉思汗派遣的使者到达高加索地区，要求当地人投降。同年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结束。蒙军又深入俄罗斯，于1223年大败钦察和俄罗斯联军。1225年，成吉思汗引军东归，将本土及新征服所得的西域土地分封给四个儿子，后来发展为四大汗国。

1227年，成吉思汗在灭亡西夏前不久死去。1228年，欧洲教会发动了第六次东征，重新占领了耶路撒冷。1229年，元太宗窝阔台继任大汗，第六次十字军东征也在这时结束。

窝阔台于1234年派遣其兄术赤之次子拔都，率军再度西征。窝阔台长子贵由、拖雷长子蒙哥等王子从之，故又称长子西征（主帅拔都虽为术赤次子，但因其兄将继承人位置相让，实为真正意义上的“长子”）。西征军杀死了札兰丁，彻底消灭了花剌子模。不久后西征军又攻陷了莫斯科、基辅诸城，并分兵数路向西欧挺进。1241年，北路蒙军在波兰西南部大破波兰与条顿骑士团联军。拔都亲率蒙军主力由中路进入匈牙利，渡过多瑙河，直逼奥地利，全欧震惊，称蒙古军队为上帝罚罪之鞭。当时的英国也提心吊胆，禁止船舶出海捕鱼。正当西方各国惶惶不可终日之际，拔都忽然接到窝阔台驾崩的噩耗，于是率军东还至伏尔加河下游，建萨莱城为国都，建立了钦察汗国。因其帐顶为金色，故又称“金帐汗国”。这时从中国东北到匈牙利，所有“毛毡帐篷下的人”，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都成了蒙古民族统治下的成员。

在以前的西征中，蒙古人给阿拉伯世界以沉重的打击。当绝望中的阿拉伯人请求基督教国家的统治者提供援助时，一位主教却这样说：“让这帮畜牲互相残杀去吧！”但这一次他们不得不重视蒙古人带来的威胁。此时欧洲教会已经得知在蒙古人统治的帝国内部，基督徒有着相当大的实力，他们甚至想象蒙古第三任大汗贵由就是基督徒。有些人就认为，蒙古军队是支持基督教事业的天赐的干预者，是反对宿敌阿拉伯世界有力的同盟者。为了消除蒙古西征的威胁以及联合蒙古基督徒共同对付伊斯兰教，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人带着教皇致蒙古大汗的书信，出使蒙古。

欧洲教皇给蒙古大汗的信中，指责蒙古人滥杀无辜，要求蒙古人受洗成为基督徒，同时还试图与蒙古人建立一个政治联盟。贵由给教皇回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你在来信中称，我们应该领洗，成为基督教徒。我们对此仅给以简单的回答：我们并不理解，为何我们必须如此。……你们认为，只有你们西方人是基督教徒，并且蔑视他人。但是你们怎么知道天主究竟要施恩给哪些人呢？”贵由对教皇认为蒙古人滥杀无辜的指责嗤之以鼻，因为蒙古政权也了解到十字军对伊斯兰世界的屠杀。这份书信的原件，现在还保存在梵蒂冈的档案中，上面盖有蒙古大汗的印章。这是中西方外交史上最早的国书原件。后来教皇的使者不得不降低标准，改口要求蒙古大汗不要杀基督徒。

而蒙古大汗的回应则是：“要对所有基督教徒普施慈悲。”然而罗马教会不愿接受蒙古方面关于宗教和解的建议，更不愿意放弃对于基督教世界的控制，与蒙古人的谈判随即破裂。

蒙哥于1251年即大汗位后，令其弟旭烈兀率兵西征，是为蒙古的第三次西征。这次西征主要方向是西南亚地区，头等目标是消灭木剌夷国。木剌夷国属于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养有大批刺客，四处刺杀伊斯兰教逊尼派的重要人物，据说还曾经到和林行刺蒙古大汗，但被蒙古军队截获。同时他们还经常侵扰来往的商队，但他们的据点在深山区，其要塞很难攻破。不过在来自中国的工程部队的协助下，蒙古军队先将巨大的攻城器械拆卸后一件一件地运上山来，然后逐个攻破了他们的要塞。

消灭木剌夷国之后，蒙古军队挥师继续西进，这时有大批基督教的军队加入。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也主动要求出兵协助，攻击阿拉伯世界。

1257年，旭烈兀攻陷了巴格达，灭亡了历时五百余载的黑衣大食。此后旭烈兀又率兵攻陷了阿拉伯世界的圣地麦加，并于1260年攻占了大马士革，据说其前锋还渡海攻下了今地中海东部的塞浦路斯岛。本来还要攻打埃及，但蒙哥伐宋阵亡引起了蒙古内部纷争，旭烈兀遂将主力撤回，蒙古第三次西征结束。

这时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爆发了战争。旭烈兀支持忽必烈，金帐汗国支持阿里不哥。金帐汗国在高加索边境驻扎大军，旭烈兀便留下怯的不花统领五千军队驻守叙利亚，自己则驻军于阿塞拜疆。此后蒙古各部为了争夺汗位争斗不休。虽然名义上诸汗国都听命于蒙古大汗，但事实上已成独立王国。诸汗国之间的斗争取代了以前的齐力西征。

而这时蒙古军队由于过去几十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极为骄横狂妄。怯的不花就轻敌冒进，率领一万多人前去攻打忽都思，进入了他的包围圈。怯的不花率先发动了进攻，几乎将忽都思大军击溃。但忽都思军队人数众多，又擅长近战，逐渐在肉搏战中占据了上风。怯的不花不肯撤退，兵败被杀。

1270年，欧洲人发动了第八次十字军东征，也是最后一次十字军行动，从第一次算起，前后将近两百年。而到了14世纪，位于中亚的蒙古势力纷纷信奉伊斯兰教，欧洲教皇企图联合蒙古基督徒共同对付伊斯兰教的计划彻底成为了泡影。

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

蒙古大军在13世纪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西征，凭借较少的军队（总数最多不过二十万人）战胜了所有的敌人，改变了整个亚欧的历史，也促进了欧洲和近东的军事革命。蒙古军队的胜利并不是单靠勇猛获胜的，也不单是因为在文化和物质上都处于落后地位，对财富的向往使蒙古军队保持了旺盛的战斗力。蒙古军队之所以能够攻城掠地无数，用金朝末代皇帝的话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这里的中国指金国，因为当时金国占据了中原，自命正统，而古时往往称中原王朝为中国）。

历史细读

当时蒙古军队攻占北俄罗斯，只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每天的平均速度达到九十千米左右；攻占南俄罗斯，只用了七十天左右的时间，每天进攻速度达到将近六十千米；攻占匈牙利和波兰，只用了九十天的时间，每天进攻速度达到六十千米。即使不考虑天气和地形因素，这样的速度对于步兵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

精锐的骑兵

游牧民族在骑兵方面向来有巨大的优势，蒙古骑兵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蒙古马身材矮小，奔跑速度慢，跨越障碍能力也远远不及欧洲的高头大马，但蒙古马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的马，可以长距离不停地奔跑，对环境和食物的要求也是最低的。而为了让战马在急驰中减弱风的轰鸣，能够更清楚地听见背后主人的声音，以利于驾驭，骑手们将战马双耳各剪一道缺口。再加上蒙古人“其爱惜良马，视爱惜他畜尤甚。见一良马，即不吝几匹马易之。得之则旦视而暮抚，剪拂珍重，更无以加。出入不骑，唯蓄其力，以为射猎战阵所需而已”，使人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很容易达到人马一体的境地，从而取得对于其他骑兵的优势。

而蒙古人“乐意互相共享他们的食物，虽然他们的食物并不是很充足的。可他们能吃苦耐劳，即使他们没有食物，一两天完全不吃东西的时候，也不会轻易地表现出不耐烦，而是唱歌和作乐，好像他们吃得很好。他们在骑马时，能够忍受严寒，也能忍受酷暑。他们不是养尊处优的人”。蒙古军队分三路攻打花剌子模时，术赤、哲别率领三万人的军团，负责绕到敌后，切断花剌子模与阿富汗之间的联系，掩护主力战略展开。他们穿过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在一丈多深的积雪中行军，最终达成了战略目的。而且蒙古马除了作为骑乘工具外，也是食物来源的一种。蒙古军队的每名骑兵都拥有好几匹马，其中有可以挤马奶的母马，这也就减少了蒙古军队对后勤的要求。在攻打城市时，如果粮食耗尽就在城下打猎，等攻下城市之后，就向居民索要粮食及牲畜。这样就在后勤保障上占据了很大的优势，能够长途奔袭作战。

严明的纪律

虽然所有的游牧军队都天生机动灵活，但没有一个像成吉思汗的军队那样纪律严明。这是更重要的一点。成吉思汗颁布了蒙古第一部成文法《大札撒》，针对各种不同情况分别制定法令，针对各种不同罪行也制定相应的刑罚。他大力加强法制教育，下令所有将士都要遵守《大札撒》，“对于将校之有过者，只需遣派一最微贱之臣民，已足惩之。此将虽在极远之地，统兵十万，亦应遵守使者所传之命。若为受杖，则应伏于地，若为死刑，则应授其首”。他严明军纪，单是参加军事会议迟到，就会被处以死刑。对违纪者即使是亲戚贵族也不例外。而成吉思汗怀疑术赤托病不参加军事会议时，就准备立即出兵讨伐。他说：“凡诸临敌不用命者，虽贵必诛。”士兵们对于成吉思汗的命令总是认真执行，还互相告诫：“遣我火里去或水里去，则与之去。”将士们就是以这种火海敢闯、深水敢钻的精神去效死战斗。上下同心协力，使得军令、政令得以贯彻执行，这是蒙古军队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基础。

古代的鸽子通信

中国古代很早就运用鸽子进行军事通信。但这只是适用于通信双方位置相对固定的情况，因此大多数命令的传达还是由专门的传令兵完成。

与此同时，蒙古军队又设立了叫作“预力得格其”（实施战斗）的参谋部，并通过“箭速传骑”来传达命令和情报，昼夜可急驰四百里，相当于古代的电报系统，增强了军令传递和军队调遣的速度，极大地发挥了骑兵的优势。在此情况下，花剌子模国根本不知道蒙古军队的主攻方向，只好分兵防御各个城市，结果被各个击破。而在战斗中，蒙古军队也可以上百里地大规模机动，使敌人很难预料和防范到他们的主力在何位置。在1241年与匈牙利国王贝拉十万大军的作战中，一支小部队吸引匈牙利军队主力出战，而蒙古军队主力则在近百里远的南方乘夜渡河，从背后攻击匈牙利军队，匈牙利军队顿时大乱。

在与欧洲军队的作战中，拥有严明纪律的蒙古军队有着很大优势。当时欧洲多为重装甲骑兵，欧洲骑兵的马也远比蒙古马高大，依靠骑兵的冲击力取胜，而不像蒙古骑兵那样依赖弓箭。蒙古军队的装甲虽然没有欧洲军队的坚固，但保证了机动性。更重要的是，与欧洲骑兵协同作战的步兵多为临时征召来的农民，军纪根本无法与蒙古军队相比。当时蒙古军队的指挥通常用旗帜，偶尔用鼓点和响箭，部队调动迅捷无声，让对阵的欧洲军队摸不着头脑。而欧洲军队在追击的时候，往往就会阵型大乱，而在后退的时候，步兵又会立刻溃散，一发不可收拾。

蒙古军队更多的是先用一小部分骑兵利用弓箭的优势，不停地骚扰敌军。通常蒙古军队的骑兵只要发动一两次这种攻击，就会让对手不得不出击。如果对方出击，蒙古军队就立即后撤，因为骑兵的机动性，蒙古军队很容易在远离敌军后重新排列整齐，伺机再次骚扰。一旦追击的敌军队形散乱或疲惫时，早已四面包抄的骑兵则在一阵密集的弓箭射击后蜂拥而来。一旦对手开始败退，蒙古军队就会迅速变成包抄队形，利用骑兵的机动性，对残敌穷追不舍，彻底击破敌军。这种战术匈奴、汉族、契丹、女真人都用过，但蒙古人则把它发挥到了极致。1223年，三万蒙古大军与俄罗斯联军在迦勒迦河进行会战，蒙古军派出少量部队诱敌，连续退却九天九夜，期间遗弃了一些财物诱敌，使对方追击的部队阵型大乱，然后再反攻致胜，一路追杀，全歼对方八万人。

先进的攻城技术

单靠骑兵的机动灵活，蒙古军队固然可以在野战中所向无敌，但对于坚固防守的城市，还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他们曾经将土倒在城墙下，待与墙平时，再冲上城头。这种战术极为落后，但由于蒙古军队极为重视工匠，蒙古人很快就从金国和西夏的军队那里学到了各种攻坚技术，改变了以往单纯依赖骑兵的战术，并且学会使用已经在中原地区运用的火药。蒙古人特别注重投石机的使用，还专门成立了炮兵，在攻城时集中使用，具有无坚不摧的威力。

蒙古军队在投石机的制造技术方面，与阿拉伯世界及西方并无太大差别。他们主要胜在规模上，利用了中原地区充足的工匠资源。在西征过程中，蒙古就大量征发汉族等各族人民的工匠。号称永远都不会陷落的巴格达的城墙，也在随同旭烈兀西征的一支包括一千名汉人炮手在内的炮兵部队的攻击下变得不堪一击。原来凭借深山城堡而自立的木剌夷国也直接亡于来自中原地区的工匠之手。

蒙古军队另外一个优势是火药武器的装备。当时阿拉伯世界和欧洲从未见过火药和火箭类武器，这使他们产生极大的心理震撼。很多时候火药类武器尚未完全破坏城墙，守军就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意志，开始弃城逃亡。在攻击波兰的一场战斗时，蒙古军队将含有砒霜、巴豆的火箭射入波兰军队营帐中，产生强烈的毒烟，造成很大伤亡。而在当时西方宗教观念还非常浓厚的情况下，西方军队将此看作妖术，顿时斗志全无。蒙古军队强大的实力再加上新式的武器，让当时的西方人认为蒙古人是来自地狱的使者，而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是《圣经》上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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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军队广泛使用火药，使游牧民族的势力达到了最高峰，也推动了火药的传播。但正是火药武器的广泛流行，导致游牧民族的骑兵不敌农耕民族的火器。到了清朝，企图恢复成吉思汗荣光的蒙古准噶尔部就亡于清朝的大炮之手。19世纪末，机关枪的发明更是宣告了骑兵时代的结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波兰骑兵悲壮地冲向德国侵略军的坦克，为骑兵唱了最后一首挽歌。

高明的战略

蒙古军队之所以能够取得诸多的胜利，不但是蒙古精锐的部队以及与中原地区攻坚技术结合的结果，而且还有蒙古统帅高明战略的作用。这些在其他战争中也有充分体现。

虽然金国远比西夏富裕，而且金国与蒙古还有很深刻的矛盾，但蒙古兴起之后，却率先攻打西夏。这是成吉思汗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与西夏相比，金国毕竟是上邦。长期以来，漠北诸部（包括蒙古）一直是金国的藩属。在当时北方各族心目中，金朝的国君是“极其强大而尊严的”。因此如果先攻打金国，那么西夏就很可能被金国拉过去充当盟国。那时如果西夏出兵直捣蒙古本部，将会对成吉思汗构成极严重的威胁。因此为了全力攻金，蒙古必须要先剪除来自西夏的威胁。

从战术上来说，从漠北统一战争中锻炼出来的蒙古军团，擅长于在开阔的无遮无拦的原野上作战，而西夏又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处。这种地域环境，恰恰是成吉思汗军队南进中原的演兵场。而南下进攻人口稠密的农耕定居区，蒙古人将会面对严密的防守和坚固的堡垒，而动辄十几万大军的大战也是蒙古军队从未接触过的。当时从金朝投奔蒙古的一些人曾一再怂恿成吉思汗立即攻金，成吉思汗仍不为其言所动。

而到了蒙古军西征花剌子模前夕，成吉思汗有三个选择。一是金国。金国与蒙古有仇，经过长达数年的战争，金朝已无力抵抗蒙古的进攻，但蒙古灭金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二是西夏。西夏时而归附，时而反叛，对蒙古构不成威胁，但仍可能成为金国的盟友；三是花剌子模。花剌子模斩杀蒙古使臣，屠其商队。但花剌子模表面虽然强大，其实内部并不统一。

成吉思汗权衡利弊，决定避实就虚，先稳住西夏，牵制住金朝，利用从攻打西夏和金国的战争中学到的技术，全力攻打花剌子模。在初步统一亚欧大陆上的游牧部落之后，又在西域的人力物力的支持之下，开始进攻西夏。而蒙古每次进攻西夏都选择其防守较弱的西线进兵，而不是一直与宋、金对峙而国防配置设施牢固的东线。等灭掉西夏之后，再用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得到锻炼的蒙古军队大力攻打金国。同时又绕开金国重兵把守的潼关，绕道宋境直扑金国的都城，这样就使得金军主力不得不回师救援，结果因过于疲惫被击败。

在西征之时，蒙古军队不但建立了参谋部，而且还重视商人的作用。商人为蒙古军队提供了很多物资和情报。战前他们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据说拔都在决定是否攻打西欧时，就向商人们打听法国等地方是否有水草、是否有利于蒙古军队的作战。而蒙哥也询问相关人士“法兰西王国的情况，那里是否有许多羊、牛和马，他们是否最好立即进攻那里，并完全占领它”。这也是蒙古军队在西征过程中战无不胜的重要原因，他们从不打无准备之仗。

更让人称奇的是蒙古军队的心理战。在第一次西征期间，成吉思汗千里奔袭花剌子模的重要城市布哈拉。在包围了该城市之后，他知道援军不会到来，所以并不急着马上发动攻击，而是先削弱布哈拉民众的斗志，试图在战斗真正开始之前，用恐吓手段迫使敌人投降。蒙古军队先夺取了邻近的几个小城镇，再释放了一些平民，让他们逃往布哈拉。这些逃亡者不仅充斥该城，加重了城市的负担，而且大大地加剧了城内的恐惧氛围。蒙古军队又派间谍散布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传言，使市民士气低落。最后他们又给城外的民众提供宽待的投诚条款，对城市的居民展开心理攻势。而对于拒不投降的城市，蒙古军队则采用残酷的恐怖战术，以削弱敌人的士气。战俘被迫站在队伍前列向自己人进攻，而攻城时稍遇抵抗，就大肆屠杀该城居民，以恐吓其他城池的军民。

蒙古军队还利用当时民众对于天命的迷信来进行心理战。还是在布哈拉，成吉思汗把该城的失陷归结为统治者的过失和罪行，并宣布蒙古军队是代表上天来惩罚他们的。而到了元朝攻打南宋时，忽必烈就在《下江南檄》中指责贾似道误国，“堪嗟此宋，信任非人”，并宣称自己是“吊民而伐罪”（慰问受害的百姓，讨伐有罪的人）。而伯颜的“得国由小儿，失国由小儿”也对南宋军民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就包括后来的不少史学家都认为宋朝的灭亡是天道循环，这就削弱了南宋军民的抵抗力。另外元军可能还实行了心理战。南宋末年临安流传童谣：“江南如破，白雁来过。”又有流言：“亡宋者，百眼将军也。”这些流言的印证，再加上蒙古军队强大的军力，对仍在抵抗的军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震撼，这也是元军能够很快平定江南的原因。

正史史料

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勋伟迹甚众，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纪载云。

——《元史》卷一《本纪第一太祖》

应该说蒙古军队还经常采用欺骗战术。蒙古军队常用的一个战术就是将树枝拴在马尾巴上，扬起灰尘，以及让假人骑在多余的马上，给人以大部队在行军的假象。而第一次西征时，速不台和哲别在高加索山区遇到了钦察人以及阿速人和薛尔客速人的联军。哲别与速不台派人带了礼物去向钦察人说：“你们是突厥人，我们也是突厥人，不可同类相残，你们为什么要和外族联合呢？他们给你们的好处，可以从我们这里得到。”哲别与速不台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在语言上，蒙古人与突厥人确有很多互相借用的字词。而在生活方式上，同为游牧之民，更有很多一致之处。因此，哲别与速不台说蒙古人是突厥人，钦察人果然就深信不疑，于是离开了战场。但等到蒙古军队打败了阿速人与薛尔客速人之后，就追击并打败了钦察人，夺回了刚赠给他们的全部礼品。这与孙子的“诡道”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孙子总结战争规律，提出了兵不厌诈的“诡道”思想，自此以后，春秋以前以“仁义”为核心的战争指导思想在战国时期已经销声匿迹。当然这并不是说成吉思汗熟读过《孙子兵法》，而是说成吉思汗在与野兽及外敌长期的争斗中，同样悟出了这一道理。

蒙古军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对于蒙古军队的战略，历代评价不一，这在对成吉思汗的评论上体现得更为明显。阿拉伯史学家鉴于成吉思汗具有摧毁城市和战胜数倍于己的敌军的能力，断言成吉思汗“熟悉巫术并且诡计多端，以魔鬼为友”。据说拿破仑则这样评论道：“不要以为蒙古大军入侵欧洲是亚洲散沙在盲目移动，这个游牧民族有严格的军事组织和深思熟虑的指挥，他们要比自己的对手精明得多。我不如成吉思汗，他的四个虎子都争为其父效力，我无这种好运。”

三足掐丝珐琅香炉

掐丝珐琅的工艺来自波斯，约在蒙古政权时期传至中国。当时蒙古政权西征，将工匠俘虏带到中原，其工艺技术也随之传到了中国。明代开始大量烧制，并于景泰年间达到了一个高峰，后世称其为“景泰蓝”。此后景泰蓝就成了铜胎掐丝珐琅器的代称。

蒙古西征与马可·波罗

蒙古军队西征直接导致了一个东起太平洋西至波罗的海，而横跨亚欧大陆的强大政权的出现，丝绸之路也随之再次畅通，商人可以自由往来于蒙古政权的土地上。据说当时即使一个少女怀揣一袋金子，也可以放心地遨游这个广大的帝国。东西方开始频繁交往，中国的火药、纸币、活字印刷术也因蒙古西征而传入欧洲，西方的天文、医药传入中国，促进了东西方的陆路交通和文化交流，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欧洲人开始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古拉·波罗和叔父玛飞·波罗，原来是威尼斯的商人，兄弟俩常常到国外做生意。蒙古汗国建立后，他们携带了大批珍宝来到金帐汗国做生意，后来又到了中亚城市布哈拉居住。有一次忽必烈的使者经过布哈拉，第一次见到欧洲商人，感到很新奇，便邀请他们一起到中国。波罗兄弟本来也是喜欢到处游历的人，就跟随使者一起到了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忽必烈听到来了两个欧洲客人，十分高兴，在行宫里接见了他们。后来两人告别了忽必烈，回到威尼斯。

这时候马可·波罗已经十五岁了，他听父亲和叔父说起中国的繁华情况，十分羡慕，央求父亲带他到中国去。尼古拉也觉得让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不放心，就决定带他一起走。于是尼古拉兄弟带着马可·波罗向中国进发。1275年，尼古拉兄弟带着马可·波罗经过三年的旅行，再次来到了中国，觐见忽必烈。此时的元大都城（今北京）已经建好，马可·波罗便决定留下来。

马可·波罗在中国整整住了十七年，被元世祖忽必烈派到许多地方巡察，还经常出使到国外，到过南洋的好几个国家。1292年，伊儿汗国大汗阿鲁浑的妃子死了，派使者到大都来求亲。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阿鲁浑的请求，挑选了科克清公主作为阿鲁浑的王妃，并派尼古拉兄弟和马可·波罗与他们一起，由海路把科克清公主护送到伊儿汗国。

马可·波罗父子又经过三年的跋涉，回到了故乡威尼斯。这时候他们离开威尼斯已经二十年了。当地人看到他们穿着东方的服装回来，又带回许多珍奇的物品，都大为好奇。没过多久，威尼斯和另一个城邦热那亚发生了冲突，双方的舰队在地中海打起仗来，马可·波罗也参加了威尼斯的舰队。结果威尼斯打了败仗，马可·波罗被俘，关在热那亚的监牢里。有一个名叫鲁思梯谦的作家跟马可·波罗一起关在监牢里，他把马可·波罗讲述的事都记录了下来，编成一本书，这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一名《东方闻见录》）。在该书中，马可·波罗将中国的著名城市，像大都、扬州、苏州、杭州等，都做了详细的介绍，极力称颂中国的富庶和文明。他认为杭州是世界上最大、最美的城市，与杭州相比，欧洲当时最富裕的威尼斯只能算是一个村子。马可·波罗写道：“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能聚集这么多的商人，并且将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里的更贵重、更有用和更奇特的商品都汇集到这个城市里。”

这本书一经出版，就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但有些欧洲人认为马可·波罗把元朝中国的辽阔和繁华渲染得太过分，以为他是在吹牛，给他起了个绰号“百万牛皮”。当不相信此事的忏悔牧师在马可·波罗临死时敦促他收回他说的所有话时，马可·波罗回答道：“我还没有讲出我看到的一半呢！”

不过更多的欧洲人则相信马可·波罗说的是真的。《马可·波罗游记》也成为欧洲中世纪最著名的畅销书，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广为传播。文明繁荣的中国也成为文艺复兴的思想家批评当时欧洲的政府及教会的有力工具。而两百年后，哥伦布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留下了三百多条读书笔记，然后开始了他到富裕的东方去发财的海洋航行。而欧洲人对从东方传播过去的火药诸技术进行了改进，开始了向东方殖民掠夺的进程。在这一点上，《马可·波罗游记》的作用倒是跟柳永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词句类似，成为欧洲人殖民扩张的重要诱因。

初步统一中国

第一次西征结束之后，蒙古军队就开始攻打西夏、金、宋这些有着坚固设防的城市的国家。这些国家拥有大量的财富，但已处于衰落之中。蒙古军队灭掉了西夏，在此之前，成吉思汗于1227年八月逝世。蒙古军队遵循他临终前制定的战略，灭掉了金国，后来又将大理、西藏纳入版图，从而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

三峰山之战

成吉思汗在临终前，把儿子叫到床前，告诉他们去攻打金国的计策，他说：“金国的精兵在潼关，城防坚固，难以攻破。如果向宋朝借道，宋与金是世仇，必定会应允，那就可以直插金国的后路，威胁他们的都城开封。金国都城危急，肯定会召回驻守潼关的军队，但他们千里行军去救援，人马疲惫，即使赶到也不能作战了。这样我们必能大胜。”

1231年，拖雷就绕开金军重兵把守的潼关，从凤翔南下，绕道宋境，越过秦岭，出汉中盆地，由金州（今陕西安康）沿汉水东进。金哀宗闻讯，急调潼关以及黄河沿岸的守军到汉水一带阻击蒙古西路军。拖雷避开金军主力，兵分多路北上。金军又匆忙由邓州驰援南京。拖雷的主力在钧州（今河南禹县）三峰山附近伺机而动，另派三千轻骑袭扰金军。当金兵进击时，蒙军就快速退去，金兵刚扎营寨，蒙军就来偷袭。金军且战且行，昼夜不得休息，甚至连续三天吃不上饭，将士们精疲力竭，结果被蒙军包围在三峰山。当时恰逢天降大雪，天气非常寒冷。蒙古人长期在严寒多风雪的蒙古高原生活，已经习惯了风雪和严寒的天气，而此时的金兵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带，从未受过严寒和风雪天气的洗礼。蒙军在四面烤火煮肉，轮番休息。而金兵却披着金属铠甲僵立在雪中，饥寒交迫。蒙军知道金兵急于突围，就故意让出一条路。当金兵争相逃跑之时，蒙军伏兵四起，大败金兵，全歼金军精锐十五万，俘杀金帅完颜合达、移蒲阿。三峰山一战，金兵主力被歼灭殆尽。1234年，金朝灭亡。

历史细读

成吉思汗包括后来元朝的统治者死后均采用秘葬的方式。下葬之后，由马匹踏平墓地。等到第二年春天小草长出以后，墓地与其他地方分辨不出时，护卫的骑兵才撤走。为便于日后能找到墓地，在陵墓上杀死一只驼羔，将羔血洒于其上。日后子女如果想念成吉思汗，就让当时被杀驼羔的母驼作为向导，如果母骆驼停在一个地方久久徘徊，哀鸣不已，那么这个地方就是陵墓所在地。

蒙古灭金战争，共经历了三个阶段：1211年—1217年为成吉思汗侵金阶段，1217年—1223年为木华黎侵金阶段，1229年—1234年为窝阔台侵金阶段。在前两个阶段中，蒙古汗国的目的主要是掠夺财富和奴隶，逐渐消灭金朝的有生力量，在第三个阶段中才灭掉了金朝，这种战略部署是正确的。金朝的失败，在于统治阶级内部腐朽，缺乏全局战略，指挥不当。如三峰山之战，在朝廷的指挥下，十几万金兵疲于奔命，最后败于蒙古之手。尽管当时金国民众坚持抗战，也无法挽救败局。

蒙古之所以能够灭掉强大的金国，是因为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在政治上以反抗压迫为号召，发挥了新兴民族的锐气。在谋略上善于利用金、宋、夏以及金朝内部的矛盾，联此击彼，各个击破，尤其是成功地运用了借道于宋、联宋灭金之策。在战法上善于利用骑兵的优势，声东击西，突袭歼敌，逐渐消灭了金朝的有生力量。在战争前期焚烧金国的城池，掠夺其财富和奴隶，破坏了金国的经济，消耗掉了金国的实力。在武器装备上善于吸取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使长于野战的蒙古军增强了攻坚能力。而反观金统治者，政治腐败，多方树敌，士气不振，战法消极。再加上金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蒙古军队的不断攻击也破坏了金国的经济，后来开封地区又发生严重的瘟疫，遂亡于蒙古之手。

大理国王出行图

此图为大理国画工张胜温所绘，表现的是大理利贞皇帝（段智兴）率家人和文武官员礼佛的场面。全图人物线描劲挺流畅，造像生动，犹存唐画遗风，反映了当时大理国高超的绘画水平。

平定边疆

为了完成对宋朝的包围，忽必烈1253年率领十万大军攻打大理。元军来到金沙江边，面对汹涌的江水，蒙古军士缺乏船只渡江，却创造性地使用革囊渡过了金沙江天险。革囊顾名思义就是羊皮或牛皮做的气囊，元军或用单个革囊缚在身上，或坐在多个皮囊连缀而成的筏子上，出其不意地渡过了长江。而这时大理早已陷入分裂，段氏传位二十二代，就有十代帝王被迫托庇于佛祖座下为僧。元军很快攻下了昆明城，征服了唐朝屡攻不下的大理。

而西藏地区很早就与蒙古政权发生了联系。1247年，宗王阔端颁布令旨给乌思藏（今西藏自治区除昌都地区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锡金、不丹），要求各地首领清查户口。清查户口的目的在于征收赋税，这也是中央政府行使管辖权的标志。1253年，蒙古军队进入西藏，结束了西藏地区不相统属的混乱局面，从此西藏成为中国版图不可分离的一部分。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立即派遣官员赴西藏地区清查户口。1268年又派官员抵达乌思藏，进行更大范围的户口调查。1287年、1334年又进行了两次全面的人口调查。

与籍户同时进行的是设立驿站。西藏的驿站与内地的驿站相连，直通元大都。通过籍户，可以确定各地方首领统辖户口的多寡和资源情况，以便确定支差的人数和赋税的数量。法律规定，每一冒烟的烟孔为一户，每户要派出一人支应差役，并为驿站提供物资即牲畜。史载答失蛮等在清查户口与设置驿站时，“一路上在各地召集民众，颁发堆积如山的赏赐品，宣读诏书与法旨”。驿站的管理权统归宣政院和中书省，西藏地区的居民负有提供运畜、人丁和器具的法定义务。而沿驿居民也负有接站传送文书，为过站官员提供马匹、食物和住宿的义务。

后来元朝设置了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同时在西藏地区驻扎军队，成立地方军政机构，名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于宣政院。宣慰使司下面辖有管理民政的十三个万户府、千户所等。

元朝的建立

1259年蒙哥战死后，忽必烈和他的幼弟阿里不哥展开了争夺皇位的斗争。在夺得皇位之后，忽必烈定都北京，确定国号“大元”。他向南宋发动了进攻，最终统一了全国。

定都北京

蒙哥死后，忽必烈从前线撤军，并于1260年春天抵达开平。他在仓促召集的一次忽邻勒台上被推举为蒙古大汗。但因为大部分蒙古贵族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忽必烈的大汗之位受到异议。不到一个月，阿里不哥就在蒙古旧都哈拉和林被蒙古本土贵族推举为蒙古国大汗，双方因此展开了长达四年的内战。忽必烈受到被他征服的中原地区文明的吸引，并且依赖汉人谋士，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则作为传统的蒙古方式及准则的捍卫者出现。对阿里不哥来说，草原世界要比农耕世界更有吸引力。他不信任他的两个哥哥旭烈兀和忽必烈，认为他们背叛了蒙古的风俗。最后忽必烈凭借着中原地区的资源和兵力打败了阿里不哥。

为了巩固他的皇位，忽必烈更加认同中原地区的文化，并且寻求中原汉人对他的支持。这其中最明确的信号就是忽必烈在他的汉人幕僚刘秉忠的劝说下，接受了把首都从开平迁到燕京（今北京）的想法。忽必烈于1264年八月改燕京（今北京）为中都。由于金国旧城遭受到了战火的焚毁，无法在此重建新的宫室，同时莲花河水系水量不足，不能满足城市日常生活的需要，只能另选城址。刘秉忠选定高梁河水系为城市提供日常用水，1267年在燕京东北方向另建新都。1272年二月，改中都为大都。从此大都城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而闻名于世。

和以前的大部分位于黄河或其支流附近的中原首都不同，大都位于北部边境附近。忽必烈之所以选择这个曾是辽国、金国首都的地点，一是因为元朝不仅仅包括中原地区，二是忽必烈希望保持对蒙古诸部落的控制。

国号的确立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是为元世祖。与金国的海陵王完颜亮一样，他把自己看作是中原封建王朝更替的正统继承者。最显著的一个标志就是“大元”国号的采用。“大元”的国号出自儒家经典《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一句，是对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浩瀚宇宙的赞叹。

“元”是第一个与原来部落或封号或管辖地无关的国号。楚霸王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以后刘邦击败项羽，统一中国，改国号为“汉”。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为北周八柱国之一，佐命有功，被追封为“唐国公”，故国号“唐”。后周恭帝继位后，命赵匡胤为归德节度使，归德军驻扎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次年，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即位，因其发迹在宋州，故国号曰“宋”。后来的两个封建王朝，都不约而同地继承了元朝的传统。朱元璋在创业时期曾经称过吴王，也曾用过“宋”的国号，但当他在应天府称帝的时候，却将国号定为“明”。女真人在东北建国，是辽、金的故地，一度称“金”，不过入关后不久也就改成“清”了。“明”和“清”昭示着帝王们希望政治清明、天下为公的理想，如同得大位不久的忽必烈一样，都心存大志。

忽必烈一方面声称他的蒙古皇族是受命于天的，另一方面又力图让宋朝统治者公开承认天命的转移。忽必烈利用汉族的政治观念来打击南宋，在《下江南檄》中就宣称“宅中图大，天开一统之期；自北而南，雷动六师之众”，认为自己处在中国的中央，谋划四方，以天子之师，“吊民而伐罪”。伯颜的“得国由小儿，失国由小儿”无疑也是迫使宋朝皇室承认自己的退位是天意。而忽必烈虽然在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对于宋朝皇室却相当优待，这样就进一步减弱了汉人在军事上和心理上的对抗，也给汉人服务于新的政府铺平了道路。连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经过辽、金、元王朝的努力，汉人逐渐接受了“胡汉一家”的局面。例如朱元璋就这样评论元朝：“昔胡汉一家，胡君主宰。”朱元璋祭祀从伏羲到忽必烈的十六个中国帝王，自称继承了他们的大统。后来又祭祀中国历代名臣三十七人，木华黎、伯颜等蒙古族将领也名列其中。

正史史料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义而制称。为秦为汉者，盖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

——《元史》卷七《本纪第七·世祖四》

统一全国

忽必烈对南宋是志在必得。1259年，忽必烈刚刚到达长江北岸，准备南下攻打宋朝。这时他通过他的异母兄弟派出的信使获悉了蒙哥的死讯，便积极准备返回蒙古本土争夺大汗的位置。而在1264年彻底击败阿里不哥之后，忽必烈又开始准备对南宋发动进攻。

攻打南宋

南宋是蒙古军队遇到的众多对手中最难对付的一个。因为南宋所处的江淮地区，河渠成网，城镇林立，除襄阳、淮河防线外，西段四川一带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峡谷，东段地处淮河下游，水道众多，后方还有长江天堑，都不利于骑兵作战，而有利于南宋的水军。当年兀术下海追击宋高宗赵构三百里，却在退兵北归的途中遭到了韩世忠带领的南宋水军顽强阻击，十万大军被困黄天荡，四十余日才得以脱身。据说兀术回去之后仍心有余悸，说：“南人使船，好像我们北人使马，难以对付啊。”尽管蒙古军队和骑兵在北方是成功的，但他们不习惯南方的气候和地形，对南方的湿热高温没有准备。蒙古马不能很快适应高温，并且在南方农田上不能像以前在中亚的草原上那么容易得到草料。另外蒙古军队需要采用以前从未使用过或很少使用过的军事技术，例如为了对付南方的水军，他们需要造船，招募水手，并且训练水军。

但对忽必烈来说，攻打南宋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南宋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固然征服不易，但打下来之后便可以提供大量的财富与资源。而南宋此时也陷入了统治危机。虽然商业繁荣，水军强大，但自13世纪中期起已经面临着许多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困难。腐败和低效使军队战斗力下降，朝廷财政近乎崩溃。从13世纪60年代初期起，贾似道试图改革并约束牟取暴利的将领、外戚和官吏，但也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安插党羽，从而使南宋朝廷陷入分裂，一些将领就投降了蒙古军队。

而在蒙古人的心目中，衡量一位统治者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看他是否有能力将更多的领土并入他的版图，从而获得巨额财富。忽必烈曾经受到他弟弟的挑战，他作为蒙古统治者的合法性确实笼罩着疑云。新的征服，特别是征服汉人的国家将会壮大他在蒙古人中的声誉。再者汉人的世界观强调统一，而忽必烈也如前面金国的海陵王完颜亮一样，渴望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在他看来，南宋成了蛮夷，而元朝则成了华夏正统，“用夏而变夷”。尽管此时宋军相对较弱，并且没有构成对蒙古的直接威胁，但它可能恢复元气，而且它的首要目的之一是收复被蒙古占领的北方领土。忽必烈必须在南宋变成强大的对手之前征服它。

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

最初忽必烈并不想采用武力，一方面是他无力南顾，另一方面是他想实践儒家思想，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江南的人口及财富。1260年，郝经建议南宋承认忽必烈是天子，以换取实质上的自治。但南宋君臣不可能接受这种臣服，而蒙古前两次进攻的受挫也使南宋军民的自信心高涨。

而忽必烈在统治稳定下来之后，就发动了对南宋的进攻。位于汉水沿岸的襄阳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战略要地，是通向长江中游的最后一个要塞。宋人在那里修建了几乎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其中包括坚固的城堡、厚实的城墙和深深的护城河。从1269年四月到1270年四月，忽必烈向该地区派出了十万部队和五千艘战船。1272年初，襄阳陷入完全孤立的状态。但蒙古人认识到强攻城堡和要塞会遭到巨大的伤亡，于是忽必烈的侄子、波斯的伊儿汗阿八哈应大汗的要求派出亦思马因和阿剌瓦丁前来中国。这两位回回工匠在1272年下半年到达襄阳，并架设了能够远距离发射巨石的回回炮。借助这种大炮的威力，元军最后在1273年攻破襄阳。

1273年夏天，忽必烈任命伯颜为元军统帅。伯颜在波斯和中东战役以及大理战役中，就立下了赫赫战功。他在完成对军队特别是水军的训练之后，于1275年三月再次利用回回炮的优势，击溃贾似道率领的宋军。1276年，南宋的太皇太后最终承认宋朝的失败，然后把国玺交给伯颜，并传令仍在抵抗的郡县投降。1279年，张弘范又打败了宋朝最后的抵抗力量，宋朝灭亡，元朝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又一次出现在了中国的历史上。

这种外族征服对汉人来说，特别是对中原的士大夫来说，具有非常矛盾的意味。一方面中国获得了自10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如果从唐后期的藩镇割据时算起，中国已陷入分裂状态四百多年。但从另一方面看，垮台的宋朝被推崇为具有高度文明和繁荣文化的朝代。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蒙古人是外族，他们给被征服者印象最深的是军事上的勇武而不是文化上的成就。特别是元朝在吸收农耕文明方面异常迟缓，还对汉人采取民族歧视政策，这对汉人来说是一种严重的精神伤害。诚然“南北一家今又见”，这对于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缔造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对南宋统治下的江南文人士大夫们而言，却是“南人堕泪北人笑”，是一种亡国之痛。“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一语道出南人的复杂心境。

名家评史

对于中国人来说，看到中国完全屈从于反抗一切文化的、坚执其好战的部落传统的蛮夷民族，乃是一番五内俱焚的经历。而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些游牧民族之令人惊讶的征服也使得大家瞠目结舌。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

——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

元朝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建立起来的。忽必烈即位后，“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并创设行省以统治辽阔的国土。但元朝统治者为确保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对汉人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较少吸收中原文化。同时过分尊崇喇嘛教，又按照职业对居民进行划分，对社会各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整体而言，元朝的政治制度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名家评史

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

——孟森《明清史讲义》

草原本位的阴影

在对外征服完成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蒙古政权仍然像最初一样，维持着漠北的统治中心和国家本位的地位，对所占有的农耕地区仅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加以控制。在窝阔台成为大汗后，有一些蒙古人甚至主张将汉人杀光，将中原的田地一律改为牧场。耶律楚材劝说窝阔台：“汉人留下不杀，比杀了好，可以向他们征税。何况大汗想渡江灭宋，正需要庞大的军费。”他又进一步解释说：“怎么能说汉人没有用处呢？现在陛下准备伐宋，正需要军资，如果按年确定中原地税、商税和盐、酒、铁冶、山泽的收利，一年就可以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万石，足够供给我们的军资需要。请给我一年的时间，让大汗看看效果。”耶律楚材就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在各地征收赋税，由汉人儒者充任。1231年秋，窝阔台到了云中，十路课税使将已征收到的仓廪米谷的簿籍和金银布帛等陈放到他面前，都符合耶律楚材原奏之数。窝阔台大喜，对耶律楚材说：“你没有离开我左右，怎么就能收到这么多的钱米？”至此杀光汉人的建议这才在蒙古贵族中间消失。但在此时，蒙古人还只是把中原看成是巨大财富的产生地，对其文明特别是生活方式并不感兴趣。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定都汉地，改行汉法，并击败其弟阿里不哥，夺回漠北，才将蒙古国家的统治政策由草原本位变为汉地本位。但草原本位的思想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以后元王朝的历史。首都虽然南迁，但蒙古草原作为祖宗龙兴之地，在元朝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统治集团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农业地区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草原本位政策的阴影长期笼罩不散。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蒙古贵族的特权和利益，都在“祖先宗法”的幌子下得到长期保留。

迟缓的汉化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熏陶下走上汉化道路，这是一个总的历史趋势。但它们各自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和缓疾，是大有差别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汉化程度与北魏、金国和清朝等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政权相比是很低的。

有元一朝，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说汉语，甚至连元代皇帝中汉语最好的忽必烈也需要借助翻译。这样蒙古贵族就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陌生。虽然元朝统治者恢复了郊祀等儒家仪式，但他们一般不亲自参加这些仪式。元朝灭亡以后，蒙古族人就又回到过去游牧部落社会的老路上。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着复杂的原因。第一，蒙古人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建国后又主要通过对外扩张来谋得生存，没有进行过农耕生产。而拓跋鲜卑在南下前与农业社会有较多的接触，契丹也是这样，女真人则很早就开始进行粗放的农业生产。因此要使前者认识到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就要比后者困难得多。

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的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人除汉文化外，还受到西藏地区喇嘛教文化、西域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还亲自受戒。八思巴也为蒙古人创立了八思巴文。而文明发达的畏兀儿人很早就进入了蒙古政权之中，并贡献了不少军队，例如阿里海牙就在张弘范灭宋之战中立下了大功。而蒙古族最早创制的蒙古语也与畏兀儿文字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三，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元朝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汉文化主张加强王权，削减冗员，这就触犯了蒙古贵族的利益。例如耶律楚材将中原皇帝的跪拜礼引入蒙古政权，大汗窝阔台高兴，但蒙古贵族不满。察合台就说：“我是哥哥，给弟弟下跪，有这样的道理吗？”同时中原文化又反对民族压迫政策，主张民族平等，这也影响了蒙古贵族乃至皇帝的利益。

汗位继承与赏赐制度

蒙古帝国的汗位传承一直没有稳定过。按照蒙古的祖制，应该是由诸王、贵族参加的忽邻勒台进行推选。然而参加大会的各个王族和贵族都有自己的封地和军队，所以汗位的归属完全取决于力量的对比。第一次汗位的和平更递，是因为势力最大的拖雷基于兄弟情谊支持窝阔台，但是以后的血缘越来越淡薄，汗位的传递也就更加麻烦。忽必烈虽然用武力夺得了政权，但四大汗国也陷入了分裂。因为支持蒙哥上台而获得较为自由地位的金帐汗国不再承认忽必烈的最高统治权。为了获得旭烈兀的支持，忽必烈给予了他所建立的伊儿汗国相对独立的权力。等到海都打出反抗忽必烈的旗号，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也不再从属于忽必烈。等到忽必烈去世时，元朝中央与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的战争还在继续。

历史细读

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后来祭祀历代皇帝，刚举起酒杯，就看到元世祖忽必烈像流出了眼泪。明太祖笑道：“我得到了中原本来应该有的东西，而你失去了漠北本来所没有的东西，又有何遗憾？”元世祖像随即止住了眼泪。

就是在元朝内部，自元世祖忽必烈去世（1294年）到顺帝即位（1333年），在这短短的四十年中，汗位竟然更替了九次，最短的一次仅不到两个月。九个皇帝中有六位是在激烈斗争或武装冲突后登基的，有两位被杀，还有一位在被推翻后失踪。不仅皇帝成为争斗的牺牲品，高官显贵亦经常大幅度更换，因为每次帝位争夺之后总是伴随着血腥的清洗。

另外诸王大会不常召开，宗室外戚各居封地，养尊处优，与国家日常政务已基本无涉。相反，由次等异姓贵族组成的怯薛组织却是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再加上以皇帝为首的蒙古贵族贪图享乐，不勤政务，这就给了那些“家臣”，即次等异姓贵族充分扩大势力的机会。世祖忽必烈去世之后，元朝又爆发了皇位之争。战功显赫的伯颜握剑站在大殿阶梯上，宣布忽必烈的旨意，并解释为什么要立铁穆耳为帝，结果是“诸王股栗，趋殿下拜”。这是元朝权臣涉入皇位继承的开始，“大臣权重”成为元代中后期历史的一个基本现象，皇帝也只能利用朝臣之间的矛盾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因此尽管蒙古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但蒙古贵族仍然保留着很强的部落意识。再加上权臣的作用，就是到了元末，元朝已经到了即将灭亡的危急时刻，他们仍然在互相残杀，这就加快了元朝政权的瓦解。

防范汉人

在改朝换代之后，元朝政府明确宣布了对原来南宋臣民的保护政策，其中包括优待前贤之后、保护寺观庙宇和前代名人遗迹等。例如元朝政府对于岳飞不仅给予谥号，而且支持对杭州的岳庙及坟墓的修缮。而早在蒙古灭金占领中原后，就访得岳飞的后人岳珍，并授予许州长官。1325年，元朝泰定帝还规定，如果有人在黄帝陵园里砍伐树木或者打鸟掏鸟窝，都要扭送到官府问罪。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由中央政府颁发的保护黄帝陵的法令。但整体而言，蒙古贵族还是实行了对原南宋臣民不利的民族政策。

元朝并没有把民族明确分为四等的专门法令，但是在诸多政策法令法规中，蒙古人和色目人（即各色名目之人，是元朝对除了蒙古人、汉人和南人以外所有人的总称，包括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欧洲各族人）确实享有诸多特权。元朝人口数千万，蒙古人和色目人不过一二百万，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的汉人（原金朝统治下的居民）、南人（原南宋统治区域下的居民）却最受歧视。

八思巴文百家姓

八思巴文是忽必烈命八思巴创制的拼音文字。图为八思巴文书写的《八思巴文百家姓》。

在政府部门，往往是由政治经验不多的蒙古贵族担任长官，处于“监临”地位。而由汉人官吏负责日常行政，同时配备一位权位相当的色目官吏进行防范和牵制。在军事方面，汉人极少有担任主将的机会。而在元朝，枢密院掌握军权，“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汉人不得参与。

元顺帝时期的宰相伯颜更是让防范汉人的政策达到了顶峰。1337年，伯颜借民众爆发起义之机，下令禁止汉人、南人携带并拥有兵器，并禁止拥有马匹，也不准汉人、南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以此使汉人难以进入政府。尽管这一措施不久就取消了，但伯颜的这些政策还是引起了极大的恐惧。民间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这位丞相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诛杀张、王、刘、李、赵五大姓汉人，因为这五个姓占了汉族的绝大多数。虽然伯颜没有执行这种政策，但也的确反映了当时民族歧视之严重、蒙汉矛盾之尖锐。

元朝统治者制定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对于那些早期就投靠蒙古统治者的汉族官僚地主，元朝政府对他们则与蒙古贵族同样看待。元世祖就曾亲昵地称呼汉人将领董文炳为董大哥，到了他的孙子成宗即位后，也称呼董文炳的二儿子董士选为董二哥，其弟董文用则“与蒙古大臣同列”。汉人的万户世侯军队在忽必烈战胜内部的竞争者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忽必烈就是依靠世侯军队打败了阿里不哥。1287年，忽必烈攻打乃颜时，由于蒙古军将多是乃颜的将校或亲属，两军对阵时往往立马聊天，互不攻打。忽必烈就命令李庭、董士选等人统领汉军进攻。

南方的汉人官僚地主在元朝也是受优待的。元朝灭宋时，忽必烈已逐渐建立起封建的统治秩序，再加上江南作为税收基地的重要性，元军南下作战就采用了较为温和的手段，注意保护江南的财富。在取得江南后，元朝统治者又注意重用南方的汉族官僚地主。1287年，忽必烈诏命程钜夫为御史中丞，又下诏求贤于江南。程钜夫乘机推荐了赵孟頫等江南名流，忽必烈都授予他们一定的职位，试图借此取得江南官僚地主的拥护。

元朝委派蒙古、色目官员到江南各地进行统治，但这些官员只知贪求财富，不了解基层情况，因而往往被南人富豪所操纵。据说蒙古、色目官员在办理公务时，都必须依靠汉人小吏。而这些小吏又多与当地的豪绅地主相交结，或者即是土豪充任。路府州县各级官府也大都为当地的地主富豪所把持。但南方地主在土地兼并手段上不同于北方，他们先凭借财富来谋求政治地位，然后再依靠其权势来保护和兼并土地。

行省制度

但元朝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一无是处。随着蒙古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为了协调军事和行政管理工作，蒙古人借鉴金朝的先例，建立了一系列行台尚书省。这类机构原来是金朝政府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尚书省的分支机构，最早设立于12世纪初，简称为行省，主要建立于新征服的领土以及后来受到进攻威胁的边界地区。蒙古也设立了不少行省，其负责官员多为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在他的管辖范围内被授予全权。

而元朝建国以后，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省臣被派往地方执政，称为行中书省事。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成为固定的官府的名称，并进而成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忽必烈灭宋前后，陆续设立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辽阳、甘肃、云南行省，后来又在和林设岭北行省，总共十个行省。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以西之地，被称为“腹里”，直属于中书省。元朝设立的行省制度，后世一直沿用至今，就是我们今天的省制，是中国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沿革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行省下设路、府、州、县。路、府、州、县都设达鲁花赤一员，为最高长官。路设总管、同知，府设知府或府尹，州、县长官也都称尹。1265年，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府、州、县达鲁花赤也都必须由蒙古人充任。达鲁花赤在地方官员中地位最高，但往往不实际管事，成为高居于地方官之上的特殊官员，因而被称为“监临官”。

正史史料

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问。如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专席于坐隅。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怙势恣睢，气焰薰灼，为害四方，不可胜言。甚至强市民物，捽捶留守，与王妃争道，拉殴堕车，皆释不问。并有民殴西僧者截手，詈之者断舌之律……元朝之于喇嘛，方且崇奉之不暇，致使妨害国政，况敢执之以法乎？

——乾隆《喇嘛说》

宗教政策

元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宗教，各种宗教势力由此大涨。其中以喇嘛教的势力最大。但宗教之间也产生了突出的矛盾，佛道之间爆发了多次冲突，但由于蒙古统治者和元朝统治者都支持佛教，因此道教惨败。

独尊喇嘛教

在诸多宗教中，以喇嘛教为尊。有的皇帝一年四季斋醮不断，用于佛事的花费极多。据说当时佛事最多时达五百余种。大臣张养浩在1310年曾做过粗略的统计，如果把当年国家的财政总开支分为三份，朝廷每年用于佛事活动的费用就占了两份。这种挥霍浪费的程度实为前代所不及。根据元朝宣政院的的史料，仅在1318年一年之中，全国各寺院做佛事就用掉面粉四十多万斤，油八万余斤，每日用羊一万头。将当年全国的官俸和兵饷两项开支加在一起，也抵消不了做佛事一项的开支。而且每个皇帝还要动用国库资金修建各式各样的佛寺，赏赐僧人的钱帛土地、金银财宝有增无减，刊印佛经所费的金银也是数量惊人。时人就有“今国家财赋半入西蕃”的感叹。

喇嘛教在政治上也享有各种特权。元世祖忽必烈专设全国佛教和蕃地事务的总制院，领之于帝师（元代僧官名，意为皇帝之师。作为皇帝在宗教上的老师，其地位是十分崇高的）八思巴，专管全国佛教和蕃地事务。这就是说，政府任命僧人管理宗教事务，而且喇嘛教有了管理地方官府的授权，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后来总制院改为宣政院，而拥有中央人事、行政、司法大权的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根本不能或者很少能够插手宣政院的大小事务，这势必会造成宣政院及其所辖势力范围的不法行为。不仅如此，帝师或上层高僧常常以佛事为由请求释放重囚犯（其中好多是死囚），干扰司法。喇嘛僧人的这种行为，让一心崇佛的皇帝也一度怒不可遏。1312年，云南行省右丞有罪，喇嘛僧人奏请释之，元仁宗皇帝大怒道：“僧人宜诵佛书，官事岂当与耶！”

关于元朝如此尊崇喇嘛教的原因，一般认为与当时喇嘛教僧人迎合蒙古贵族的享乐需求是分不开的，他们教纵情享乐的蒙古贵族特别是皇帝以房中术。喇嘛教中有习密宗者，精通“大欢喜禅定”。元亡前夕，元顺帝的太子宣称：“李先生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李先生就是他的儒臣李好文，而所谓的佛经就是“大欢喜禅定”之类的房中术。

佛道之争

蒙古政权实行宽松的宗教政策，使各种宗教都得到蓬勃的发展，但宗教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其中以佛教与道教的斗争最为激烈。

道教在丘处机拜见成吉思汗时达到了一个高峰。丘处机生于1148年，自号“长春子”，曾拜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为师，是著名的“全真七子”之一，1217年成为全真教第五任掌门。而此时全真教已极为鼎盛，成为蒙古、金、南宋三国争取的对象。金国与南宋都曾遣使到丘处机隐居的山东前去召见，但丘处机审时度势，认为蒙古统治者很有可能一统天下，就拒绝了金国和南宋的邀请。但他在接到成吉思汗的诏书之后，为了全真教的发展，同时也想借机为民请命，劝蒙古军队少杀无辜，就以七十一岁高龄率十八位高徒，前往已被蒙古军队控制的燕京（今北京）。

丘处机抵达燕京之后，成吉思汗已率军西征。丘处机不顾年老体衰，跋涉万里，最后于1222年在西域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行营见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向丘处机请教养生长生之道。他说：“世界上只有养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短命之人皆因“不懂养生之道”，而养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即一要清除杂念，二要减少私欲，三要保持心情平静。成吉思汗虽然不赞同他的看法，却非常欣赏他。成吉思汗在他告还时“赐号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并下令免去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后来成吉思汗又赐给丘处机虎符玺书，并将原来金朝在燕京的御花园赏赐给全真教用来建造宫观。丘处机因此取得了相当于蒙古国国师的地位，一时间全真教达到“古往今来未有如此之盛”的兴盛局面。

历史细读

据说《老子化胡经》是西晋时期的道士王浮所撰。《后汉书》《三国志》均有老子化胡即在西域传播其学说的记载。王浮加上自己的发挥，撰写了《老子化胡经》，以证明道在佛先，道教地位应在佛教之上。此书一出，便成为佛道二教斗争的焦点。后来道教人士为了扩大此书的影响，制作了《老子化胡经》的图画版《八十一化图》。

蒙哥即位特别是忽必烈主持中原政事之后，中原的佛教已经逐步恢复，藏传佛教的影响也日益增强。加上留驻漠北的皇弟阿里不哥同样具有崇佛抑道的宗教倾向，佛教界就开始反击。

第一次佛道大辩论发生在1255年。当时蒙哥命少林寺长老福裕在都城哈拉和林建造佛寺，恰好全真教为了扩大影响，将《老子化胡经》的图画版《八十一化图》携至哈拉和林传布。福裕就将其上呈蒙哥，由此引发第一次佛道之争。道教败绩，不得不在寺观、田产、经文等方面，对佛教作出一些让步。但佛教界仍不满意，又继续告状。忽必烈大怒，将全真教代掌门张志敬打了个头破血流。后来佛教界又北上哈拉和林拜见蒙哥，意欲再开论战。不巧全真掌教李志常病死，门人筹办丧事，论战只好推迟。

1258年的佛道大辩论由蒙哥委托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境内）主持。据佛教人士的记载，按照佛教本来的说法，如果辩论输了，将被斩头。但当时忽必烈加以变通，如果佛教输了，担任主要辩手的十七名僧侣将跟着张真人回白云观当道士；如果道教输了，十七个主辩道士就得削发为僧。

由于蒙古贵族的偏袒，道教在辩论中失利。最后忽必烈又向道士们提出了一个难题：“你们道士经常说，只要持咒，就可以入火不烧，或白日升天，或摄人返魂，或驱妖断鬼，或服气不老，或固精久视。那现在你们就给大家表演一下。”众道士无言以对。其实佛教对于此类问题也是束手无策。

这次辩论之后，道教遭受了重创。十七个主辩道士被迫削发为僧，他们的道冠、道服被挂在长竿之上，以让远近民众知晓。蒙哥还发布命令，把《老子化胡经》《八十一化图》等书及底版统统烧毁，相关的碑刻和塑画之像，也统统予以清除。

九流图

这是清人所绘的九流图。中国自古就有对各种职业的划分，但只有元朝才将这些职业固定化。

但对道教的打击还远没有结束，佛教和道教的矛盾仍未化解，佛教人士也想乘胜追击。第三次佛道之争遂于1280年爆发。佛教人士上书忽必烈称“往年所焚道家伪经版本画图，多隐匿未毁。其《道藏》诸书，类皆诋毁释教，剽窃佛语，宜加甄别。”而这时忽必烈已经统一了中国，全真教笼络汉族人心的作用进一步下降，由于种种原因他对实行汉法的热情也已经下降，而佛教的势力进一步增强。1281年，忽必烈命令烧掉除老子的《道德经》之外的所有道教书籍，而且毁掉刻版。同时他禁止道士出售符咒，并强迫一些道士皈依佛教。这一事件最终改变了元初道教的优势地位。

后来生活在元末明初的道士张三丰在武当山创立一个新的道派教派别武当派，掀起了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最后一波高潮。据说他还将道家文化和武当武术相结合，融太极、形意、八卦于一体，创立了动静结合、以柔化刚的武当太极拳。

几家欢乐几家愁

有宋一代，进入上层社会圈子要通过个人努力，特别是要通过科举考试。而一般的农民也可以自由流动，有选择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自由。但到了元朝，各种职业不再像以前那样自由流动。而对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来说，其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户计制度

由于当时蒙古人的社会发展程度较低，世袭制还有强大的影响。虽然有能力的军事领导人可以获得很快的提升，但到了和平年代，世袭制度便成为了常态。蒙古人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将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带到中原广大地区，并一直在元朝予以实行。其重要实践就是职业户计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蒙古人及其所有属民都以一定职业按户划分，例如民户、儒户、军户、站户、匠户等。这些职业往往是世袭的，不能更改。元朝政府再根据某项职业对国家的相对重要性，决定是否免除赋役或者给予其他福利。

户计制度对蒙古政权乃至元朝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所有的铁匠、木匠和黑色火药的制作者在人口普查时都被登记为炮手，并建立了专门的名册。因此在旭烈兀西征时，蒙哥很快就召集了一支包括一千名汉人炮手在内的军队随同旭烈兀西征，帮助他攻破了伊朗山区的城堡和巴格达的城墙。

不过户计制度也有不少疏漏之处。例如朱元璋祖籍江苏沛县，祖父朱初一被列为淘金户，但当地并不出产黄金，只好到市场上去购买。由于无法承担如此沉重的负担，他索性丢弃了房屋田产，1289年带着大儿子朱五一和小儿子朱五四（朱元璋的父亲）迁走，后来朱五四又迁到了濠州（今安徽凤阳）定居，朱元璋就出生在这个地方。

医生地位的提高

很久以来，中国一贯重文章而轻科技，例如缔造天府之国的李冰父子的名声，远远无法与朱熹等思想家以及苏轼之类的文学家相提并论，但这种状况在元朝却有所不同。例如出于实用的目的，元朝极为重视医学，并且予医生以较高的社会地位。

元朝用武力和战争统一中国，战争中人畜伤亡不可避免，再加上元朝自然灾害及瘟疫频繁，屡有人员伤亡，医学是必要的救助手段，因此元统治者十分重视医学。特别是为了满足对医学人才的大量需求，元朝统治者不断提高医生的政治地位，以便笼络天下的医学人才。秦汉唐宋最高的医官品级都未曾超过从六品，金代也不过正五品而已，而在元代则达到秦汉以来历史上的最高点，始终在正四品以上，最高时达正二品，曾由礼部尚书兼任。

医生政治地位颇高并不等于医业在民间的地位也很高，汉族民众对医学仍抱着鄙夷的态度，不愿学医从医。因此元朝统治者为了提高医生的形象地位，改变人们对医学的偏见，借鉴了部分民间医生尊三皇为医学始祖的做法，将三皇确立为德高望重的行业祖神。中国古人视伏羲、神农、黄帝为圣贤先哲和汉族等民族的始祖神，尊称“三皇”，历代崇祀。而在元代，“三皇”成为了医学祖神，供奉于三皇庙，由医户专司祭祀。1286年，朝廷下令各地三皇庙祀伏羲、神农、黄帝，正式将三皇尊为医学始祖。医业三皇庙祀在元朝被列入国家大典，是三大全国性祭祀活动之一。当时要求全国都得祭祀的，只有三皇、社稷和孔子。政府还采取各种措施保证三皇庙的运行。祭祀三皇活动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们视从医为耻辱的心态，乐于学医从医，使政府有条件向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

文人地位的下降

如果说工匠和医生这两种职业都是早已有之的话，那么儒户则是元朝的特色。在蒙古人看来，儒学也相当于一种宗教，是为孔教。当时还有以佛教、道教、聂思脱里派、萨满教和其他宗教信仰确定的户籍。蒙古政权以优待、奖赏和免税政策来鼓励所有的宗教专职人员。按照国家的政策，儒户的主要义务是出人头地上学读书，“研习以备任用”。但由于元朝政府中有些当政的蒙古、色目官员对中原传统文化怀有成见，因此对儒户心存轻视甚至敌意，强迫他们和民户一样承担差役和各种苛捐杂税。因此儒户的实际处境远逊于同时代的僧、道户，和以前各朝特别是宋朝士人享受的优渥待遇更是难以相提并论。

元朝也重用了不少汉人，例如最终击败南宋的张弘范以及首开漕粮海运航道的朱清，朱清一度还拥有发行货币的权力。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撰成之后，朝廷不但予以刊行，而且还授予他及其亲属官职。但当时的大多数文人只会讲道德性命、圣贤之道，根本就不会得到重用。宋朝是最优待文人的朝代，却失败得如此之惨。当时有人认为，金国之所以灭亡，就与接受了汉族文化特别是重用儒生有很大关系。因此在蒙古人看来，重用文人就是亡国之俗，而且还与蒙古传统相违背，不可能再继续下去。

在著名的汉族士大夫许衡看来，以章句、诗词为内核的科举考试，于国于民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曾说出“也须焚书一遭”的豪语。科举考试直到元朝中后期才开始进行，但只重经文、策论，对词赋则不屑一顾。当时中书省臣就称：“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后来皇帝也下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就这样，以诗赋见长的文人失去了用武之地。

因此在元朝各个阶层中，文人感到的痛苦最大，以致引发“九儒十丐”的说法。有宋一代，文人享有国家给予他们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程度的社会声望与利益，即使是少数民族建立的辽国及金国最后也不得不尊崇文人。但当文人的社会地位在宋朝达到至高无上的境地后，却在元朝跌落到了谷底。

元朝灭亡

蒙古贵族夺得政权之后，贪图享乐，吏治腐败。贪图享乐的后果就是财政的紧张乃至破产，腐败的吏治更是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再加上元代自然灾害频繁，民众生活苦不堪言。而贾鲁治理黄河则使大量民工聚集，刘福通等人就以宗教为号召发动了一系列的起义。而此时蒙古贵族又陷入了激烈的内斗之中，遂被朱元璋带领的起义军推翻。

寻欢作乐的皇帝

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过分的享乐注定要走向灭亡。少数民族并非接触汉族文化之后就开始腐朽堕落的。蒙古贵族几乎没有吸收什么汉族文化，反倒更快地腐朽堕落。但蒙古政权的衰落也确实与汉族有一定的关系，那就是蒙古贵族凭借着从汉族掠来的财富纵情享乐，以致于国事不可收拾。

这种情况在窝阔台时期就开始了。窝阔台在他统治的后期酗酒的程度实在太厉害了，以至于特别指定了一个宫廷官员来控制他每天饮酒的数量。然而这种方法也于事无补。1241年，窝阔台在出猎途中的一次酗酒后死去，时年五十六岁。

如果说窝阔台还只是喜好宴饮和游猎的话，那么元顺帝则是荒淫无耻了。他很聪明，据说入宫受佛戒时，他看到佛前供着羊心，便问喇嘛，供佛是否用过人的心肝。喇嘛回答：“有的，只要人生歹心害人，就要用他的心肝做佛供。”他沉思片刻，问道：“这只羊也害过人吗？为什么把它的心拿出来做佛供？”喇嘛无言以对。顺帝也喜欢做木工活，凡是他身边的近臣在宫外修建住宅，顺帝都要亲自动手设计制作缩小比例的实物模型。因此京师人戏称顺帝为“鲁班天子”。

元朝差吏图

这是一组身穿元朝的差吏服装的人物画像，两个头戴盆式帽的下级差吏，一个左手拿文书，另一个双手拿文书，正作宣读状，表情严肃。其他三个武将各执兵器，面目怪异。

但他却因纵欲过度而性情迟钝，对治理国家毫无兴趣，将大权交给了大臣。当时一喇嘛教顺帝“演揲儿”法，译作汉文是大喜乐的意思，其实就是淫荡的房中术。顺帝如获至宝，悉心练习，每天与后宫女子淫戏作乐。那些喇嘛也留宿宫闱，肆意妄为。顺帝只知习法为快，从来不去禁止，朝廷成了君臣淫态百出之所。时人都说：“不秃不毒，不毒不秃，唯其头秃，一发淫毒。”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元顺帝居然担心其子不晓密法，还对他说“秘密可以益寿”，并令喇嘛教之。没过多久，太子也迷上了房中术，并传到宫外，蔚为时尚。朝野内外、廷内宫外无不充斥着这股邪气淫风。纵有臣僚劝谏，皇帝不但不听，反而想方设法躲避，其法荒谬可笑，甚至掘地道以躲“宰相以旧制为言”。有此皇帝，元朝怎能不亡？

腐败的吏治

上面的皇帝如此骄奢淫逸，下面的蒙古贵族和官员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元朝的官僚机制也暴露出众多的问题。元朝法律规定，职官升迁，从七品以下属吏部，正七品以上属中书省，三品以上由皇帝决定。实际上元朝州、县官多在外选拔，即使由吏部或中书省监督，各级官员的权力也很大。因此官员要升官，只要能讨上级喜欢就行了。这就为请客送礼、贪污受贿、结党营私创造了条件。官僚们为了获得利禄，就拼命争夺权力，全力行贿巴结上级，以求得到一官半职或升迁。一旦得逞之后，则肆无忌惮地贪污，或厚颜无耻地向属下和老百姓搜刮，根本“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向老百姓要钱的名目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

更让人吃惊的是，元朝官员不以贪污腐败为耻，反而以此为荣。对于贪污受贿，他们美其名曰得手；委任到富裕地区做官者，叫作好地分；委派到京都附近州县做官者，道是好窠窟。在元顺帝即位以前，就有人说：“数十年来，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己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

更可笑的是，蒙古贵族虽然吸收汉文化极少，却用汉文化来为贪官污吏辩护。当时如果有人收受了贿赂，政府只是没收赃物将其革职。御史认为判罪太轻，就有大臣为其辩护说：“按照礼法规定，大臣贪污，也只是不让他享受一定的待遇。但如果加重惩罚，就违背了刑不上大夫之意。”

元朝设计完备的监察制度也完全失效。元朝初年，由于法度清明，监察官员还能够严于律己，忠于职守。后来随着社会的腐败，监察系统也逐渐腐化堕落，用数千贯钱就可以在监察系统买个官做。监察官员也逐渐沾染上了贪污受贿的恶习，利用每年巡行地方之时，随意勒索。老百姓对这样的官员极为痛恨。当时如果监察官员巡行地方，各地会“用巡尉司弓兵旗帜金鼓迎送，其音节则二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强盗，亦用巡尉司金鼓，则用一声鼓一声锣”。民间就把监察官员视为和盗贼一样：“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几个官员勤于政事了。元世祖忽必烈时代曾经对官员处理事务规定了时限，一般事务五天内完结，中等事务七天完结，即使再重大的事务，相关部门也必须在十天内处理完毕。但忽必烈过世尚不到十年，就有官员上书，指出哪怕是一件小事，官员们也往往会拖延半年，要紧的事务办上一年也不稀奇。民间嘲之为“一紧二慢三休”。1338年，有一位名叫孟端的人曾在河南行省的墙壁上写道：“人皆谓我不办事，天下办事有几人？”

正史史料

一日，（明太祖）大会诸将，问曰：“天下奇男子谁也?”皆对曰：“常遇春将不过万人，横行无敌，真奇男子。”太祖笑曰：“遇春虽人杰，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竟册其妹为秦王妃。

——《明史》卷一二四《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传》

红巾军起义

有元一代，水灾、旱灾、虫灾、饥荒频频发生，几乎年年都发生自然灾害，且多数年份是一年数灾。特别是黄河流域，水灾与旱灾比以往任何时候发生得都要频繁，黄河也是频频决口。而到了14世纪，至少有三十六个冬天异常严寒，比有记载的任何一个世纪都多。14世纪四五十年代还发生了极为严重的瘟疫。而当时的政府因为赈灾力量有限，只好寄托于苍天的保佑，在1303年伤亡数十万人的山西大地震之后，把太原路改名为冀宁路、平阳路改名为晋宁路，意思是希望两地尽快安宁下来。

自然灾害使众多的百姓背井离乡、陷于贫困，很多人走上反抗的道路。政府不但财政收入大为减少，还要花大量的钱财赈济灾民和镇压农民起义。这就加速了元朝财政的破产，朝廷应付饥荒的能力下降，遂形成了恶性循环。为了应付庞大的开销，元廷不得不依靠滥印纸钞来支撑，这就使得国家的信用彻底破产。民间交易只肯使用铜钱或者以货易货，致“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得”。民间的怨气积累到了极点。而此时元朝政府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由贾鲁统领来治理黄河。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由于人群的大量聚集，红巾军起义就开始爆发了。元朝也在“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的民谣中灭亡了。

当1351年的治黄工程刚一开工，北方明教首领韩山童及其信徒刘福通等就决定利用这次大量民众聚集的机会发动起义。他们暗中凿刻一个独眼石人，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的河道上，之后就广布谣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独眼石人挖出后，河工们惊诧不已，大河南北，人心浮动。韩山童、刘福通等聚众三千人，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义。刘福通等宣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原的皇帝。刘福通自称是南宋名将刘光世的后代，应当辅之。但他们的行动被官府发现，韩山童被捕杀，其子韩林儿逃走。刘福通等仓促起兵，一举攻克了颍州（今安徽阜阳）。起义军因为头裹红巾为标志，故称红巾军。元末农民大起义正式爆发。

元末农民起义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宗教色彩特别浓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元朝皇帝推崇宗教，民间宗教势力强盛，因此通过宗教手段有利于组织民众。在元末农民起义中，弥勒教和明教影响较大。

弥勒教主要相信弥勒会转生到世间，拯救世人。元朝的弥勒教大本营在江西，教主彭莹玉是一个四方行走的和尚，以替人免费治病为名传教，在江西、湖北两地秘密传教近十年。由于他“法术”高强，老百姓“事之如神”。彭莹玉乘元末局势动荡不安之机，到处宣扬“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这一理论，湖广信众都期待着“末世劫变”的来临。1351年五月，北方明教刘福通“挑得黄河天下反”。而彭莹玉认为布贩子徐寿辉相貌奇特，应是弥勒转世，因此就在八月拥戴徐寿辉起义。

明教即摩尼教，由波斯人摩尼创立，因崇尚光明，故有此称。摩尼教的教义杂糅了祆教、基督教、佛教的教义思想，其主要经典有《二宗三际经》。“二宗”宣传明暗斗争，明是善、理，暗是恶、欲，明终胜暗，达到安乐。“三际”则指初际、中际、后际。在初际的时候明暗对立，在中际的时候明暗相互斗争，在后际的时候则明归明、暗归暗。初际明暗相背，中际明暗相混，后际明暗分别。摩尼教的神称为明使，也称为明尊，就是摩尼。摩尼教认为“若有明使，出兴于世，教化众生，令脱诸苦”。明使引导众信徒树立各种美德，最终进入极乐世界。

在红巾军起义中，本来推举韩山童为明王，但他已被元朝官府杀害，义军遂尊其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而朱元璋就归他管辖。后来朱元璋自立，率领部众推翻了元朝，而明朝的国号也与明教的“明”有很大的渊源。

这时的元军再也抵挡不住农民起义军的攻势。其军官大部分是世袭的贵族子弟，骄奢淫逸，只知吃喝玩乐，“至于武事，略不之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他们也学会了贪污受贿，克扣军粮，奴役士兵，抢劫百姓。每逢军官节日、生辰、出征、婚聘，属下都得出钱送礼，甚至军官拿钱买官，也向属下勒索钱财。

这时候地主武装就开始充当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主力，察罕帖木儿和他的养子扩廓帖木儿开始脱颖而出。察罕帖木儿是畏兀儿人，世居安徽，自幼攻读儒书，曾应进士举，名闻乡里。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他深感切身利益受到威胁，因而纠集武装，组织义兵，对抗起义军。他治军有方，作战勇敢，打败了长江以北的红巾军，使这支地主武装发展成当时规模最大、对农民军镇压最力的地方武装力量。

在察罕帖木儿被降将谋害后，他的养子王保保接替了他的职位。王保保是个汉人与畏兀儿人的混血儿。1361年，王保保受到元顺帝的接见，并被赐予蒙古名字“扩廓帖木儿”，这是他以蒙古名字取代汉名“王保保”的开始。

王保保在为养父报仇之后，没有利用朱元璋、陈友谅等人在江南大战的机会麾兵南指，反而不遗余力地参与元朝内部的党争。当时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希望早日继承帝位，加紧打击宰相孛罗帖木儿，以迫使顺帝禅位，致使孛罗帖木儿于1364年率军攻入京师。而太子逃到山西太原扩廓帖木儿军中，意欲仿效唐朝肃宗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即位于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北）之故事，然后进攻京师，消灭孛罗帖木儿的叛乱，但王保保没有答应。王保保同意出兵讨伐孛罗帖木儿，但不同意拥太子为帝，引起了太子的不满。

1365年王保保率兵攻入京师以后，仍不同意拥立太子为帝，因此遭到太子的嫉恨，后因出身及资历问题，无法在朝廷立足，就请求到南方去镇压反元武装。元顺帝就封王保保为河南王，让他带领天下兵马去肃清江淮地区的反元武装。1366年，王保保回到河南军中，下令征调四方兵马，可是各地军队均不听王保保的调遣，反而联合起来与王保保打内战。顺帝屡次下诏，令双方停止内战，但合力镇压反元武装，但双方军队皆置之不理。顺帝及太子对王保保不镇压反元武装反而打内战十分不满。1367年十月，就在朱元璋发布北伐檄文、准备大举灭元之时，顺帝下诏削夺王保保的一切官爵，下令将领率兵剿除王保保。1368年秋，明军进逼北京。顺帝被迫下诏恢复王保保的官职。1368年八月，明兵逼近大都，顺帝不战而逃，王保保入援不及，北京落入了明军之手。曾经威震欧亚的元朝就这样在统治阶级的激烈内讧中灭亡了。

元朝的历史成就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在这一时期，农业得到了继续发展，商业繁荣，从而促进了科技文化的交流。在吸收外来科技的基础上，天文学、医学诸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教育事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同时在宽松的艺术政策下，元曲兴起，文人画、民间壁画均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农业的发展

蒙古统治者进入黄河流域的初期，曾经尝试用自己原先擅长的畜牧业代替农业生产，后经耶律楚材的劝阻而停止。在统一全国之后，元朝政府很重视农业，并制定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禁止圈占农田为牧场，并派遣官员清理被侵占为牧场的民田；招集流民，鼓励垦荒，并且免除赋税一年，第二年税收减半；设立专管农业的机构，派人到地方检查农业生产，并将“户口增、田野辟”视作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标准“五事”的前两个；建立村社制，五十家立为一社，选择熟悉农事的老年人担任社长，在社中督促农业生产，后来又以社为依托设立社学，传播农业知识技能；设都水监与河渠司，“掌治河渠并堤防水利桥梁闸堰之事”，重点防范黄河决口，又设大都河道提举司，专门负责大都地区的水利事务。

草原上的农业生活

这是内蒙古汉墓中出土的壁画。这说明蒙古草原接近中原的地区很早就接触到了农耕文明。但由于当时的蒙古族还生活在蒙古草原深处，对农耕方式比较陌生。

王祯与《农书》

早在忽必烈时期，元朝政府就印发了《农桑辑要》。这是元代专管农桑及水利的中央机构大司农司主持编写的，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此书被颁发给各级劝农官员，以便更好地指导农业生产。

王祯编著的《农书》也是元朝农业方面的突出成就。王祯曾担任多年的地方官员。他不仅是一位廉洁奉公的地方官员，而且是劝农兴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农学家。在他看来，如果地方官不熟悉农业生产，不懂得农业知识，就很难尽到劝导农桑的责任。他不仅搜罗以前的历代农书，孜孜研读，而且经常注意观察各地的农事操作和农业机具，从而为他撰写《农书》奠定了坚实基础。

《农书》共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是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著作，其系统性及全面性远远胜过其他农业书籍。《农书》编纂出来之后，各地官方纷纷刊印。《农书》全书约有十三万字，共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农桑通诀”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广义农业的内容和范围，兼论南方和北方农业，提出了“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这一重要的农耕思想。“百谷谱”是分论各种农作物的品种、特性、栽培、种植、收获、贮藏、利用等技术知识，所介绍的农作物共有八十多种。“农器图谱”则是《农书》的重点部分，王祯将农业机械分为田制、仓廪、舟车、灌溉、蚕桑、织纤等二十个门类，详细介绍了二百多种农业机械，而且配绘了三百多幅插图并加以文字说明，这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农业机械书籍。

棉花种植与黄道婆

南宋后期，长江流域已开始种植棉花，以后其栽培区域和种植面积逐渐扩大。棉花保暖性好，且生产过程比蚕丝简单，单位面积产量也较高，价格也因此比较低廉。另外棉布比丝织品易于织制，质地也较坚牢。再加上当时气候的变冷，到元朝中叶，长江流域的棉花种植已经比较普遍，并已扩展到黄河流域。于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蚕丝和麻葛被棉布所替代。

元代南方的棉花种植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并带动了纺织业的发展，黄道婆等人对改进与创新棉纺织技术做出了巨大贡献。黄道婆又称黄婆，生于南宋末年，淞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市徐汇区东湾村）人。早年流落到海南岛的崖州（今海南崖县）。当时黎族人民的棉纺织技术比较先进，质量、色彩均居全国之首。黄道婆聪明勤奋，虚心向黎族同胞学习纺织技术，逐渐成为一个出色的纺织能手。

后来黄道婆返回乌泥泾。黄道婆根据在海南学习到的纺织技术，与当地的能工巧匠合作，发展了提花技术，推广了“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技术，使普通棉布能如五彩丝锦一般，上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各种美丽的图案，鲜艳如画。一时这种棉织布不胫而走，远销各地，很受欢迎。淞江一带很快就成为全国的棉织业中心，历几百年而不衰。

繁荣的商业

宋朝是中国商业发展的高峰时期，而元朝继承了宋朝的重商政策，并且给予商人以很高的地位。这是有其深刻原因的。一方面是宋朝的商业繁荣对蒙古统治者产生了极大的刺激。泉州等众多的南宋城市因与南亚、印度及中东的海外贸易变得极度富裕，蒙古人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是来自游牧经济的需要，游牧民族需要粮食来补充饮食，他们也需要瓷器、金属工具等手工业产品。游牧民族需要通过商业交换来获得农耕民族的产品。再加上蒙古在西征过程中受到商业发达的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对商业的重要性及经济效益也有很直观的感触。

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元朝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商业的政策。再加上漕运、海运的畅通以及纸币的流行，商业在元朝也极度繁荣起来，泉州保持了宋朝的繁荣，大都也开始兴盛起来。《马可·波罗游记》详细地记载了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年间当时元朝大都的繁荣景象：“国外运来的价钱昂贵的珍品和各种商品之多，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与之相比。来自各地的货物，川流不息。仅丝一项，每天进城的有成千车。另外还有不少的丝织品。”

在“以功利诱天下”的政策下，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崇义黜利”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冲击。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朝贩盐多白银，妻学宫妆儿学跪。瓮头新酒鹅儿黄，无时杀猪宴邻里。”曾担任官职的杨竹西的一首诗更是反映了商人地位的提升：“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千金宅，但愿盐商千斛舶。大农课盐折秋毫，凡民不敢争锥刀。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而元代的商业之所以繁荣，要从其便利的交通说起。

便利的交通

蒙古人在进行军事扩张的同时，便大力构建交通体系。《马可·波罗游记》中就写道：“他指示在道路两边每隔两三步远种上树。大汗下令这样做是使每个人都能看见道路，从而商人可以在树阴下面休息，并且不会迷失方向。”国内陆、海、河三运交通都相当便利，而从上都、大都到中亚、波斯、里海、黑海、钦察草原、俄罗斯和小亚细亚的陆路也都有驿道相通。同时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都较前代更为安全。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驿站与运河

驿站既可用于军事，又可用于商业，所以中原王朝很早就有了驿站系统，元朝则将之发展到了顶峰。蒙古政权成立伊始，就仿照中原的驿站制度，在境内恢复或创建了一批驿站，并将中原旧有的驿站系统延伸到了西域。窝阔台时期，又扩大了设立驿站范围，初步制定了有关驿站的管理制度。

而忽必烈即位特别是统一全国之后，进一步发展了驿站制度。1265年，忽必烈颁行了相关条例，以加强对驿站的管理。四周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也先后开通了驿站。驿站分陆站和水站。陆站有马站﹑牛站﹑车站﹑轿站﹑步站之分。在黑龙江下游地区甚至还设置了狗站，用狗拉雪橇行于冰上，以运载使者﹑货物。有元一代，驿站总数在一千五百处以上。

元朝还修建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元朝先是修建了贯穿山东的会通河，商品可以从长江直接运送到离大都不远的通州。这条路线为后来的明清两朝所沿用。1291年，在郭守敬的主持下又修建了通惠河。从通州到元大都，他设计多座水闸，水闸中间又设有斗门。郭守敬就是通过水闸和斗门的关闭与开放来调节运河各段的水位高低，以引导船舶顺畅通过。工程竣工之后，元世祖将这段一百多里长的运河命名为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国工程建设史上的杰作。通惠河投入使用之后，前往大都的船只可以直达元大都城内码头（即今天的北京积水潭），从而提高了漕运的效率。通惠河一直沿用到明朝和清朝，直到新的运输方式取代了漕运。

历史细读

在中国货币史上，正式把金银钱称作“元宝”始于元代。元人称金银钱为“元宝”，有元朝之宝的意思，黄金叫作金元宝，银锭叫作银元宝，后来也就成了金银货币约定俗成的通称。1276年，蒙古大军攻占临安后，伯颜在扬州将所得银子统统铸成每枚重五十两的银锭，取名“扬州元宝”，呈给忽必烈。忽必烈又将元宝分赐给王公贵族们。

规模巨大的海路漕运

元朝建都大都城后，京城的粮食需求量很大，最多时每年高达三百余万石。这些粮食，主要取自江浙地区。但运河漕运（江南粮食通过水路运往北方叫漕运）常因天旱水浅，河道淤塞不通，致使漕船不能如期到达。针对河运运力不足且时常中断的情况，元朝统治者便开辟了另一条漕运干线海道。

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南宋灭亡，元丞相伯颜命千户朱清将南宋库存典籍从临安取海道运往大都。1282年，元朝政府命朱清、张瑄等招募船员，开辟海道运输。此次海道运粮试航成功，在变化莫测的大海中仅损失六条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粮食顺利地运到了北方。1285年，朱清运粮十万石到京，翌年增至四十三万石。朱清因之升至海道中万户、大司户、江南行省左丞。

1293年，海运千户殷明略开辟了深海路线，即从刘家港入海，在深水中越过东海（今黄海），再绕道山东半岛进入渤海湾。由于航道便捷，如果顺风的话，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大都。元朝海运机关还曾在1311年接受船民苏显的建议，在长江入海口设立航标船，竖立标旗，指挥船只进出。1314年，接受船民袁源的建议，又在其他地方设置标旗指引行船。1317年，在天津海域附近高筑土堆，土堆外用石块砌垒，漕运期间白天高悬布幡，夜间悬点灯火，以方便船只行驶。这就大大地减少了船只碰上暗礁的机会，降低了沉船率。

这样一来，海道粮运便逐年增加，最高时曾达到了每年运粮三百五十多万石。实行海道运粮后，便利了江南地区粮食的北运，当漕船返回时，又将北方的豆、谷和土特产品（梨、枣等）载运到南方，这对促进南北方物资的交流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带动了商业的发展。

初步完善的货币政策

元代是中国古代纸币最为兴盛的时期，元朝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用纸币。在元代的大部分时期里，纸钞完全取代了铜钱在流通中的地位。纸钞的普遍使用便利了商业交流，马可·波罗甚至形容纸钞为点金石：“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中国，每个人都乐意接受这些纸币。因为无论他们走到大汗领地内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像使用金子似的毫不困难地用它们来做买卖。”

1260年十月发行的中统元宝交钞是由元朝中央正式发行的最早的纸币。燕京行中书省交钞提举司为纸钞的发行主管机构，后归户部主管，地方设诸路交钞都提举司管理。中统钞全国通用，所有的捐税课纳、交易买卖都要按照官方比价使用纸钞。有昏烂不便使用的可到各地官库置换，每贯收费三十文。回收的昏烂钞都要加盖毁钞印，点数封存，每季度集中销毁。

黑花婴戏图瓷罐

白地黑花瓷是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早期历史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在元代民间相当盛行。该罐在辽宁省沿海一带的一艘元代沉船附近发现。罐身以白釉为地，在肩部及腹部以黑彩着色，画面中有一胖娃娃身着肚兜，双手攥着一根花草，体态丰满，眉清目秀，嬉戏于花草之间，惹人喜爱。

制造伪钞的要处以重刑。最早的钱币产生在中国，可是最早的伪币也出现在中国。宋朝就有人利用假币进行交换和买卖。元朝的伪钞问题更加严重。1278年，有一个叫石治民的人因伪造货币而被处死，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有案可查的伪钞犯，“据石治民所招，即系自行发意雕板印造伪钞”。1287年，为整顿财政金融秩序，又发行至元宝钞，票面印有“伪造者处死，首告者赏银五锭，仍给犯人家产”的字样。为了更好地对付假钞，元朝各地都在钱局设有辨钞人，专门帮助民间辨识纸币真假，普及有关纸币知识，提高人们辨别真伪的能力。辨别后收取手续费，每贯一般收二钱，最多收六钱。这就有效地防止了假币的泛滥。

青花瓷与泉州

在元朝的海外贸易活动中，青花瓷是元朝出口的大宗商品。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器，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目前发现最早的青花瓷是唐代的，成熟的青花瓷器则出现在元代。

泉州也由此继续保持了繁荣。自1087年北宋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至北宋后期，海外已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泉州进行通商贸易，南宋则有五六十个。而到了元代，泉州与海外的通商贸易已涉足近百个国家与地区。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航船进出的灯塔遗迹。当时的泉州港港口里船舶无边无尽，货物堆积如山。元朝政府还在1281年作出规定：“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不再抽分。”这一极富开放性的政策使得泉州对于四海商贾颇具吸引力，因而极大地促进了泉州的繁荣昌盛，泉州也在此时赢得“东方第一港”之赞誉。《马可·波罗游记》生动地写道：“应知刺桐港即在此城……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言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

泉州的商业繁荣还促成了《岛夷志略》的成书。1349年冬天，著名旅行家汪大渊路过泉州，适值吴鉴受命编修《清源续志》（泉州在五代后曾置清源军节度，宋代加清源郡号，故又称清源）。吴鉴认为泉州为对外贸易的大港，又是诸蕃辐辏之所，不能没有海外诸岛屿及诸国地理情况的记载，于是请两次亲历海外、熟悉海道地理情况的汪大渊撰写《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一是为增加商人、文人的见识，二是宣扬元朝的威德远大。汪大渊在后序中写道：“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岛夷志》被多次刊行，最后以《岛夷志略》的书名流传于世。《岛夷志略》还记载了台湾、澎湖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当时台湾属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属泉州晋江县管辖，盐课、税收归晋江县。这是关于台湾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最早文字记载。

有意思的是，由于元朝国力的强盛，中国的商人在国外也变得威风起来。非洲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印度曾目睹中国船长上街，“护勇与黑奴等荷剑携戟，负弩前驱，奏乐鼓角，拥簇而行”。而等到他们至客居处住下来做交易时，大门两旁枪刀排排摆列，寒刃朝上，大肆炫耀武力，住多久就摆多久。伊本·白图泰赞叹道：“世界上再没有比中国人更富有强盛的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元朝就涌现出一大批富有的商人，沈万三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当时被认为是全国首富。而沈万三之所以能够积累大量的财富，与其利用住地周庄靠近刘家港等国际港口的优势，积极参与海外贸易有着直接的关系。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科技

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频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进了中国的重大发明以及科学知识广泛地向外传播，而且使得当时处于先进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的科技传入了中国，并且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回回医学

元朝时的中国，医药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收并蓄、互通有无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知识的内容。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频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进了中国的重大发明及中医药知识广泛地向外传播，而且使得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医药学典籍被带到中国并翻译成中文。

阿拉伯的芳香挥发剂、滴鼻剂与糖浆剂等已经得到推广应用。中国传统医药学此时已经深受这些外来医药学的影响，特别是中药学扩大了“中药”的内涵，大量吸收和使用了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传来的“海药”。元朝自1291年起先后在大都、上都建立了四个回回药物院，所有这些学校都受到波斯医生治疗方法的影响。元末杭州的阿拉伯人也开始设立比较正规的医院为国人治病。《回回药方》是中国的大型综合性回回医药学典籍，用汉语书写，同时夹杂着许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医药术语及汉语音译。

天文学

有元一代，领先于世界的阿拉伯与波斯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是从元朝开始的。这是因为元朝征调了大批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科学家前来中国。他们把阿拉伯与波斯的天文、数学、化学、地理、医学、文学、哲学、历史等各方面的知识在中国加以传播和介绍，其中尤以天文、数学等科技图书最多。

1260年，蒙古政权承金人旧制，设立司天台。1271年正式设立回回司天台，1312年设立回回司天监，后来还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马刺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来管理此类工作。以札马刺丁为首的西方天文学家不仅带来或使用了一批先进的天文仪器（主要来自阿拉伯及波斯），而且还设计并制造了许多先进的天文仪器。札马刺丁自己制作的就有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等多种仪器。

王恂与郭守敬等合作，在反复学习、稽考《哈基姆星表》及其他资料的基础上，于1280年编制完成一部著名的历法《授时历》，这是我国古代最好的一部历法。《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有26秒的差距，其准确程度等同于现行的公历，但比公历的使用要早三百年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元朝为这次修历，建立了二十七个观测站，最北的北海观测点设在靠近北极圈的地方，最南的设在西沙群岛。最远的观测点之间南北长一万多里，东西绵延五千里。这是我国古代和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天文观测活动。元朝辽阔的疆域也是成就《授时历》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细读

元朝政府在1281年的一份文件中规定：“诸论诉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谕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原是农村基层组织有职无权的社长又成了民事纠纷的调解员。

工程学

在建筑方面，元大都的建设堪称享誉中外的艺术瑰宝。元大都城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就是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他与刘秉忠为首的汉族能工巧匠一道，运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特色，结合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建筑风格，设计出格局宏大、规划严整、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元大都。元大都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同时与积极汲取外国的建筑成就也是分不开的。

元大都呈矩形，按东西轴和南北轴对称的原则布局。《马可·波罗游记》就说：“全城的设计都用直线规划。大体上所有街道全是笔直走向，直达城根。一个人若登城站在城门上，朝正前方远望，便可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城内公共街道两侧，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和货摊……整个城市按四方形布置，如同一块棋盘。”大街宽约二十五米，胡同宽约六米。城里的所有建筑，包括皇帝自己以及后妃的住所、接见外国使者的大殿以及湖泊、花园和桥梁，都体现出浓郁的中原色彩。

元大都城还设有钟鼓楼，作为城市东西南北的中心，这在中国城市建筑史上尚属首创。元大都鼓楼上置有壶漏、大钟等计时、报时工具。内置大钟，声响洪亮，全城遍闻。《马可·波罗游记》记载说：“新都的中央，耸立着一座高楼，上面悬着一口大钟，每夜鸣钟报时。第三次钟响后，任何人都不得在街上行走。除非遇有紧急事务，如孕妇分娩或有人生病，非出外请医生不可者可以例外。但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外出的人必须提灯。……夜间有三四十人一队的巡逻兵，在街头不断巡逻，随时查看有没有人在宵禁时间，即第三次钟响后离家外出，被查获者立即逮捕监禁。”

独具特色的社会政策

由于蒙古族统治者缺乏社会治理经验，其社会政策就呈现出松弛放任的特点，但在理学方面却比宋朝走得更远。值得一提的是，元朝极为重视教育，对村学与书院都采取了鼓励的态度。

《无冤录》书影

此书是宋代《洗冤录》的发展。开篇就提出：“法有宜于古者，未必皆便于今，贵乎随时之宜而损益之。”

宽松的法律

《元史·刑法志》中记载：“君臣之间，唯知轻典之为尚。”就是说元代统治者不倾向于搞严刑峻法。明人曾这样描述：“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这几乎相当于废除了死刑。虽然这种记载也许有水分，但却反映了元朝法律的相对宽容的倾向。

1290年，一个仓库官盗欺钱粮，有人提出要在他脸上刺字，砍掉他的手。元世祖忽必烈认为这是回回法，过于残酷，就阻止了这种行为。元朝刑律中也没有族刑，即“祖宗圣训，父子罪不相及”。历代封建统治者皆以儒家纲常伦理维系其思想统治，却不能遵照儒家“罪人不孥”的理想。而蒙古统治者却能做到“父子罪不相及”，可见蒙古族的习惯法也并不都是野蛮、残酷的。

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社会腐败也是客观存在的，人民就奋起反抗。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元朝统治者往往在平定以后不久就把这些“乱民”给释放了，或者顶多惩罚一两个带头的。朱元璋就经常与元军和解。后来他吸取元朝的经验教训，经常和大臣们说，“宋元宽纵，今宜肃纪纲”，“其失在于纵驰”，所以明王朝前期是空前的严酷专制。

理学的深入

元朝相当尊崇儒学。例如孔子在元代被皇帝赐予最高的封号“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清两代就把王号取消了。理学也得到发展，在元代成为官学，“四书”也成为科举考试和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

但元朝之所以重视儒学特别是理学，也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可以巩固自身的统治。例如元朝的理学家不再讲“尊王攘夷”，而只讲伦常纲纪，以维护元朝的统治秩序。如元朝著名儒者吴澄就说：“三纲二纪，人之大伦也，五常之道也。君为臣之纲，其有分者义也；父为子之纲，其有亲者仁也；夫为妻之纲，其有别者智也。长幼之纪，其序为礼；朋友之纪，其任为信。”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1311年元朝政府明令规定“命妇夫死不许改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形式明确限制妇女改嫁。《元典章》中还有“不改嫁誓状”“失节不封赠”“奁田需听夫家为主”等限制妇女权益的条文。

元朝统治者还根据自己的需要以及对儒学了解程度的增加而调整其政策，对于义门的政策就是其中一例。义门就是指累世同居共财的现象。自汉朝起，义门就已经开始出现，南北朝时期得到政府的旌表。进入宋代，由于当时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与扶植，累世同居共财这种形式发展到历史上的顶点。当时全国累世同居共财事例很多，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江州德安陈氏。陈氏自唐朝末年开始，累世同居共财达二百多年，到1063年分家时，“迄今一十三世，萃族三千七百余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颇为罕见的。但蒙古族进入中原以后，为了增加户口数目，提高国家的财政收入，彻底改变了唐宋以来原有的“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别籍异财”的传统，采取各种措施要求民众分家。在有的地区，甚至对析户采取了强制手段。而随着程朱理学的广泛传播，累世同居共财的义门又开始得到大力提倡与发展。1311年元朝政府首次旌表自南宋起就累世而居的浙江郑氏家族为“孝义门”，1335再次旌表为“孝义郑氏之门”，1353年太子两次赐书“麟凤”“眉寿”。其他王公大臣以及京都名士，也都纷纷吟诗歌颂郑氏家族。

村学与书院

教育在元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元朝还设立了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学校，在中央设立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国子学教授的内容是用蒙古文翻译的《通鉴节要》等，若学员学有成就，“观其所对精通者，量授官职”。回回国子学教授波斯文，主要方向是培养波斯文翻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外国语学校。

社学，亦称冬学，是元朝地方政府在村社创办的一种农闲学校，属于地方官学体系中最基层的教育机构。元朝政府规定：“今后每社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师，于农隙时分令子弟入学。”社学与书院相比，在规模、师资、生员、课程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别。社学主要是加强对农民子弟的封建道德教化以及农桑耕种技术的教育，各地社学并没有固定的课程，并不面向科举。由于它的办学方式较为灵活，在乡村教育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元代的私学也十分活跃。学生通常八岁入学。课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首先读朱熹的《小学》正文，次读《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孝经》，再读《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周礼》《春秋》。

元朝对于书院采取了积极介入、因势利导的政策，对其进行扶持。书院学官由政府委任，享受俸禄。给予书院生徒和官学生徒一样的政治待遇等，如拨付学田、禁止官兵骚扰等。政府规定：“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受中央政策的鼓励，地方官员也积极发展书院教育，而一些南宋的遗民因不仕元朝，隐居山林，也纷纷设立书院讲学。这些都使元朝的书院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书院数量达到四百多所，其中近两百所为新建或再建，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

繁荣的艺术

元代建立之后，实现了相当长时间的安定生活。因为不需要庞大的军队戍边，军费开支就减少了，人民的赋税负担也就相应地减轻，这就为艺术的繁荣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草原民族能歌善舞，对文艺有着特殊爱好，“元时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产”。在蒙古族的民俗习惯影响下，元朝形成一种浓郁的社会性的艺术氛围。杂剧的发展就与这种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系。

开放的艺术政策

相对于历史上其他封建王朝来说，元朝的文化政策相当宽松。这首先是因为元朝统治阶层文化水平较低，带有草原民族粗犷豪爽的特点。再加上其起家主要依赖强大的武力，对意识形态控制不严，对于文人通过文艺作品抨击社会弊端、讽刺政治黑暗现象等不太敏感。

睢景臣创作的以汉高祖刘邦为讽刺对象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也只有在元代才会出现。而当时好多人共同写汉高祖还乡这个题目，因为睢景臣写得最好，所以这一套散曲得以流传下来。从这一点来看，当时无论统治阶层还是普通文人，都没有把嘲弄皇帝当作一件多么犯忌讳的事情。

南宋遗民梁栋因做诗被仇家诬告，说他“讪谤朝廷，有思宋之心”。最后礼部判决说：“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

马致远更是通过《汉宫秋》抒发了对腐朽的南宋统治者以及南下的蒙古统治者的不满。正史上王昭君和亲，是匈奴入觐，汉廷怀柔。而在《汉宫秋》中，这一事件深深打上了汉民族屈辱的烙印。剧中匈奴有“百万雄兵，刻日南侵”的实力和野心，汉廷只能臣妾事胡，献出王昭君。国势衰颓，乃谁之咎？答案在“汉宫”之中。一类是卖国求荣的奸臣，如毛延寿平时“诌佞奸贪”，进而甘心为虎作伥，主动投敌，引狼入室。另一类是尸位素餐的官员，平时文恬武嬉，当国家遇难时“似箭穿着雁口，没个人敢咳嗽”。这两类人与误国实无本质区别，所谓“满朝中都做了毛延寿”。在他们之上的便是风流天子汉元帝，信用奸佞，“沉迷女色”，结果江山难保，把爱妃拱手送出，用作交易。这无疑是两宋灭亡时的真实写照。

元代杂剧舞蹈俑

这是在河南出土的元代杂剧舞蹈俑。以泥质灰陶塑成，头戴荷叶笠帽，身穿方领窄袖长袍，左胯系如意形垂饰，四肢作舞蹈表演状。形态粗犷，舞姿健美，服饰舞态颇有蒙古族特色。

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元代统治阶层允许了这种抗争情绪的存在，允许了剧作家们借古讽今。而这也是元代文人得以创造出辉煌的新艺术新文化、构筑出新的时代精神的前提条件。

壁画与文人画

与宋朝相比，元代绘画继续繁荣，且又有自己的特点，即壁画极为繁盛，文人画兴起。元代壁画在继承唐宋和辽金壁画传统的基础上也有新的变化，主要有宗教壁画、墓室壁画、皇家宫殿和达官贵人府邸厅堂壁画等。而从实物遗存来看，墓室壁画遗留不多。当时一些达官贵人为了附庸风雅，请名画家在府邸厅堂内画的一些山水、竹石、花鸟一类题材的壁画，已随着建筑物的毁灭而不复存在。传世较多而精品迭出的当属宗教壁画。

宗教壁画的兴盛与元朝政府保护宗教的政策有关。有元一代，由于宗教得到政府的保护，大量寺庙被修建。而从大都到各州府，凡修建三皇庙、五帝庙、夫子庙、佛寺、道观，都要绘制大量的壁画，这就刺激了壁画的发展。山西稷山县兴化寺、青龙寺佛教壁画，山西芮城县永乐宫、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道教壁画，均属于元代壁画代表作。这些壁画色彩丰富，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中国壁画中的珍品。

其中永乐宫的壁画颇具代表性。吕洞宾是在汉人中广泛流传的神仙人物，据说他是山西人，当地百姓为他修建了“吕公祠”，以示纪念。到了金代，因吕洞宾信奉道教，于是将“祠”改成了“观”。元朝初年，蒙古统治者想利用宗教和吕洞宾的声望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大兴土木，将“吕公观”改建为“永乐宫”。从修建大殿到绘完几座殿堂的壁画，历时一百余年，几乎与整个元朝共始终。永乐宫也由此成为是我国现存建筑面积最大、布局最完整的道教宫观。与建筑同期的各殿内壁画现存总面积一千多平方米，特别是《朝元图》，规模宏大，气势恢宏，笔法刚健有力，设色庄重典雅，为存世古代道教壁画中的最佳作品。

随着壁画的繁荣，一大批以马君祥父子为代表的优秀画工也脱颖而出。马君祥以善画宗教类壁画而著称，其继承了吴道子、武宗元的宗教画传统，但比唐宋的宗教画更为圆浑、有力，色彩灿烂而沉着协调，富有典型的元代风格。其代表作有《朝元图》。

而在元代绘画中，文人画占着据画坛的主流。因元代未设画院，除少数专业画家直接服务于宫廷外，大都是身居高位的士大夫画家和在野的文人画家。

赵孟頫是元人文人画家的重要人物。赵孟頫精通书画，一生画了大量的以马为题材的人马画，如《浴马图》《秋郊饮马图》等，均为精品。赵孟頫力主变革南宋院体格调，认为“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主张回归晋、唐、五代和北宋，通过这种途径，开创了新的画风。

而作为一代宗师，不仅他的友人高克恭、李仲宾，妻子管道升，儿子赵雍受到他的画艺影响，而且弟子唐棣、朱德润、陈琳、商琦、王渊、姚彦卿，外孙王蒙，乃至元末黄公望、倪瓒等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他的美学观点，使元代文人画久盛不衰，在中国绘画史上写下了绮丽奇特的篇章。元仁宗曾将赵孟頫、管道升及子赵雍的书画装为卷轴，“命藏之秘书，曰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妇父子皆善书也”。鉴于赵孟頫在美术与文化史上的成就，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頫的名字命名了一座水星上的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

如果说赵孟頫还能得到元朝统治者赏识的话，那么被称为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就是命运坎坷了。他出生在南宋末年，本姓陆名坚，但由于父母双亡，在十岁左右的时候就被黄乐收为养子。据说当时黄乐年已九十岁，友人来贺，看到他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就说：“黄公望子久矣!”从此陆坚便改姓换名为黄公望，字子久。他天资颇高，少有大志，十二三岁时就参加了本县的神童考试，后来又博览群书，好学不倦。时人就称赞他：“公之学问，不在人下，天下之事，无所不知，薄技小艺亦不弃。”

青年时代的黄公望本来还希望在政治上一展身手，投身仕途干一番大事业，但是当时的元朝统治者才开始选拔官员并不是采用科举考试的办法，而且规定汉人做官必须从当吏即一般的办事职员开始。到一定年限之后，视办事能力如何，再决定可否做官。而在其四十岁左右的时候，黄公望因受上司牵连，被捕入狱。虽然不久获释，但黄公望心灰意冷，便绝了仕途之望，开始了隐士生活。他先卖卜为生，后来回到故乡隐居，并于六十岁之后加入了新道教。

富春山居图

此图为一幅长卷，据说费时七年之久，可以称得上一幅巨制。图中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初秋的秀丽景色，峰峦重叠，奇峰秀石，苍松临壑，云山寒树，沙汀村舍，一并映入图中，却无任何杂乱繁冗之感，布局疏密得当。其用墨清润，笔法古朴，意境简远，把浩渺连绵的江南山水表现得畅快淋漓，真正达到了“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境界。

黄公望坎坷的经历对他的画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山水画，常写隐居地附近即富春江一带的景色，他非常注重对自然景物的观察，风格简洁明朗，平淡自然。他一生画了许多幅画，流传至今的有《富春山居图》《天池石壁图》《快雪时晴图》《富春大岭图》《九峰雪霁图》《江山胜览图》《秋山幽居图》《两岩仙观图》等名作，代表着元代山水画成熟时期的新面貌。其中《富春山居图》具有代表性，尤为人们所称道。

值得一提的是，少数民族画家也在元朝画坛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元朝是一个民族融合的朝代，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回族开始形成。回族最早可追溯到7世纪来华经商留居的穆斯林“蕃客”，其主要来源是13世纪蒙古人西征，以及元朝时期以各种身份从波斯、中亚细亚和阿拉伯等地大批被征发或自愿东来的各族穆斯林，人数达到数十万人。后来在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分别吸收了所在地区的汉、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部分成员。他们以移民迁徙的方式和商业交流活动在中国定居，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和交流逐渐形成了新的一个统一的、保持伊斯兰文化传统并大量吸收汉族文化的民族共同体。高克恭原为西域人，后来逐渐接受中原文化，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元初画坛上就流传着“南赵北高”的说法，将南方的赵孟頫和北方的高克恭相提并论。

大放异彩的元曲

元朝的戏剧空前繁荣，有《西厢记》《窦娥冤》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作品相继问世，并涌现出诸如马致远、贯云石等散曲小令名家。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优秀文学遗产。其中元曲四大家是指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和白朴。元曲四大悲剧是关汉卿的《窦娥冤》、白朴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还有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元曲四大爱情剧是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还有郑光祖的《倩女离魂》。

杂剧与铜豌豆

隋唐以来，文人的出路主要在科举。由于元代长期不进行科举考试，读书人不再有读书做官的传统老路可走，很多人不得不从事各种本不愿从事的职业。其中那些能够负担得起日常生活开支的人常常一心钻研艺术、学术，或者是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例如《正宫·醉西施·无题》就有“便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看法。许多读书人在倡优伎馆里“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当然和传统道德观念格格不入，但文人既然失去了凭借科举而做官的途径，就不能不自谋生计。

关汉卿在《不伏老》中把自己形容成“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则是其思想的集中体现。《窦娥冤》又名《感天动地窦娥冤》，剧情梗概如下：楚州贫书生窦天章因无钱进京赶考，无奈之下将幼女窦娥卖给蔡婆家为童养媳。窦娥婚后不久丈夫去世，并与窦天章失去了联系，婆媳相依为命。蔡婆向庸医讨债，差点被其勒死，恰好被张驴儿父子所救。不过张驴儿是个流氓，趁机搬进蔡家后，威迫婆媳与他们父子成亲，遭到窦娥的断然拒绝。张驴儿见她不从，便在羊肚汤里放入毒药想毒死蔡婆，以此来要挟窦娥，不料其父误食毙命。张驴儿便诬告窦娥杀人，官府严刑逼讯婆媳二人，窦娥为救蔡婆自认杀人，被判斩刑。窦娥在临刑之时指天为誓，死后将血溅白绫、六月降雪、大旱三年，以明己冤。后来果然都应验。此事引起朝廷的注意，已任廉访使的窦天章被派往楚州调查。窦娥鬼魂设法与窦天章相见，使他了解到了案件的真相，于是重审此案，最终为窦娥伸了冤屈。

对于苦难的现实，关汉卿笔下的人物不是逆来顺受，而是敢于斗争。他笔下的主人公如窦娥、赵盼儿等，不是苦难呻吟，而是敢于与现实抗争。这种直面现实、大胆揭露黑暗的做法，使其剧作具有浓郁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和战斗精神。窦娥就喊出：“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散曲与活神仙

散曲是元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它与杂剧中的唱词使用相同的格律形式，具有相近的语言风格，是元曲的一部分。为了适应即兴抒情和演唱的需要，在遵守固定的平仄格律的同时，散曲可根据作者需要随意增加衬字，从一字到十数字不等，因而散曲远远超出了传统诗词的表现范围，如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等作品，颠覆了诗歌的传统题材和思想观念。散曲更多地表现了市井生活和市民心理，既满足了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下层百姓的娱乐需求，又为文人增加了新的表情达意的艺术形式，取得了雅俗共赏的效果。但与杂剧的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相比，元代散曲作家以文人为主体，汉族士大夫又是其中的中坚力量，如张养浩、马致远等。

张养浩曾任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等职，曾因上疏言事得罪，晚年以陕西行台中丞前往关中救灾，卒于任上。他的散曲多写寄情林泉之乐，也不乏关怀民生之作。他在陕西赈灾时所作的一组《山坡羊》曲，将诗歌中常见的咏史题材用散曲的形式写出，特别是在《山坡羊·潼关怀古》里表达了深沉的历史感慨：“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此曲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历代王朝兴亡后面的历史真相，历来为人们所称道。

整体而言，由于文人的地位急转而下，元代散曲中始终弥漫着一种空幻感和凄凉感，如“王图霸业成何用”“盖世功名总是空”。一种常见的表述则是对屈原式人生道路的否定和对陶潜式生活方式的向往，如白朴在《寄生草·劝饮》中写道：“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这类作品表现了落魄文人对政治的远离和人生的无奈。马致远也有此类作品，如《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仅二十八字就勾勒出一幅晚秋夕照景象和苍凉萧瑟的意境，充分表达了天涯游子的孤独与彷徨。

目录

明 朝

盛世：一统山河日月明

从游僧到皇帝

出身贫寒

出家为僧

投奔郭子兴

经营江南

建立西吴政权

群雄俯首

明太祖重典治国

《大明律》与《大诰》

胡惟庸案

蓝玉案

空印案与郭桓案

锦衣卫与诏狱

叔侄争帝位

建文新政

削藩起争端

靖难之役

灭十族与“瓜蔓抄”

建文帝下落成谜

明成祖的文治武功

迁都北京

郑和下西洋

《永乐大典》

仁宣之治

守成令主

“三杨”辅政

内阁制的完善

平定朱高煦叛乱

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农业的快速发展

工商业日趋繁荣

明初的边疆统治

设立奴儿干都司

明成祖亲征漠北

驿道直达乌斯藏

祸乱：长使英雄泪满襟

土木堡之变

王振乱政

土木“北狩”

皇兄弟的政治博弈

北京保卫战

夺门之变

曹石之乱

万氏乱政

万贵妃独宠后宫

万岁阁老

传奉官

汪直与西厂

汪直擅权

西厂被废

弘治中兴

中兴令主

名臣辈出

改革盐法

武宗嬉政

太监刘瑾的时代

安化王起事

“豹房”与“镇国府”

宁王之乱

各地的起义

浙江矿徒起义

福建邓茂七起义

广东黄萧养起义

荆襄流民起义

河北刘六、刘七起义

中兴：最后的一抹亮色

大礼议之争

《大礼疏》

大礼狱

世宗崇道废政

信方术

爱祥瑞

首辅专权及内阁纷争

海瑞冒死上疏

北疆风云

庚戌之变

俺答封贡

东南倭乱

倭寇猖獗

抗倭名将戚继光

经营西南

西藏与内地的茶马贸易

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

张居正改革

出任首辅

政绩炳然

身后之悲

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

新作物传入

手工业的进步

国内外贸易的繁荣

城市与商人集团

败亡：无法阻挡的命运

万历三大征

宁夏之乱

播州之乱

朝鲜之役

国本之争与三大案

争国本

梃击案

红丸案

移宫案

东林党与阉党之争

东林党议兴起

九千岁魏忠贤

后金的兴起

努尔哈赤崛起

后金的建立

皇太极建立清朝

冤杀袁崇焕

五年平辽的豪言

擅杀毛文龙

皇太极行反间计

可悲的结局

辽东危机

萨尔浒之战

宁远之战

宁锦之战

松锦决战

明末农民大起义

八大王张献忠

李自成功败垂成

崇祯帝自掘坟墓

视大臣如奴仆

爱财的天性

推诿己过

崇祯帝自缢煤山

真假太子之谜

昙花一现的南明小朝廷

弘光小朝廷

隆武帝与鲁监国两朝为政

永历帝流亡缅甸

国姓爷郑成功

繁华：大明的文化风貌

哲学思想

程朱理学被奉为经典

心学的兴起

泰州学派

“异端”李贽

小说的繁荣

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

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

神魔小说《西游记》

世情小说《金瓶梅》

“三言”和“二拍”

四大科技巨匠

李时珍和《本草纲目》

徐光启和《农政全书》

宋应星和《天工开物》

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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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国历史上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代，先有朱棣（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主动与海外诸邦交流沟通，后有西方传教士东来叩启闭关自守的大门。同时明代又是一个极中央集权的朝代，中国历代各朝无出其右者，而明太祖建立的庞大农村集团，又导向往后主政者不得不一次次采取内向、紧缩的政策，以应付从内、从外纷至沓来的问题。这些发生在有明一代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使明朝历史具备了极纵横曲折的多面性格，致令学史者必须谨慎细心地厘清，才能洞见真相。

——黄仁宇

明  朝

空前集权  七下西洋  市民社会

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它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社会经济远远超过了前代的最高水平，并从中酝酿着新旧交替的冲动，从而展现出了丰富多变的时代风貌。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爆发了以红巾军为主体的元末农民战争。太祖朱元璋崛起于布衣之间，在强敌环伺的形势下，审时度势，消灭群雄，开创了大明基业。明朝建国后，他凭一人之力，一手创建了明朝的各种政治、法律制度，几乎一人完成了明朝延续近三百年的机构设置。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草创了影响深远的内阁制度。通过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奠定了明朝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北元势力退回到漠北草原，为明朝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元末动乱中受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了永乐年间，国家的综合国力，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居于前列。成祖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派遣郑和多次出使西洋各国，促进了明朝政府与西洋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显示出明朝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仁宗和宣宗二帝虽然没有雄才大略，却堪称守成之主，在他们的统治下，明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期，史称“仁宣之治”。

总的说来，这段时期政治清明，国力蒸蒸日上，堪称明朝的盛世。

到了正统（1436年—1449年）至正德（1506年—1521年）年间，国家开始逐渐走向衰落。长期相对稳定的政局，使统治者怠于政事，奸佞之徒得以窃取大权，造成宦官和权臣交替专权的局面。在经济上，土地兼并之风日炽，上至皇帝王公、下至普通地主，无不巧取豪夺，大肆侵占农民的土地。农民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流离失所，纷纷起义，沉重打击了明朝的统治。鞑靼、瓦剌部兴起，屡叩边关，朝廷失去了定国安边的强大实力，处于内外交困之际。

到了嘉靖中后期，国家面临的形势已经相当严峻。统治阶级更加腐朽，朝廷中朋党林立，势同水火。漠北蒙古势力日益强大，不时率兵南下骚扰。与此同时，倭寇也不断入侵东南沿海，甚至窜至南京，形成了“南倭北虏”的局面。面对这种危机四伏的局面，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主张政治改革，以缓和社会矛盾。张居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雷厉风行地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给日渐衰颓的明王朝带来一种新的气象。

张居正去世后，改革宣告失败，明朝的统治也自此走向了穷途末路。统治者不思进取，首辅秉政与宦官专权交错更替，政局非常混乱。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政，更加剧了政治的危机。在经济方面，商品经济繁荣，但贫富分化十分严重，土地高度集中。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一场农民起义的风暴席卷了中原大地。东北的建州女真建立后金，与明朝一争长短。明廷无力招架，节节败退，终于被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所推翻。清朝又击败李自成，坐收渔翁之利。

明代的社会经济远远超越了前代，到了嘉靖年间，社会经济日益繁荣，兴起了一大批市镇，商品经济不断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气象。从明代中期开始，心学便取代了理学的主流地位，出现了反传统的异端思想。在文学方面，出现了许多反映市民生活的名篇巨著。这些变化都是明朝时代风潮的缩影。

明朝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造船技术、航海技术、机器制造、火器制造等都有长足的发展，还出现了像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徐霞客这样的科技巨匠。明朝的科技水平在当时已居于世界前列。

明朝世系：

太祖朱元璋>>惠帝朱允炆>>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代宗朱祁钰>>英宗朱祁镇（二次继位）>>宪宗朱见深>>孝宗朱祐樘>>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穆宗朱载垕>>神宗朱翊钧>>光宗朱常洛>>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检

明朝大事索引

时间 事件

1368年 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年号洪武，是为明太祖。

1373年 朱元璋命刘惟谦等人编订《大明律》。

1376年 “空印案”发生。

1380年 左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诛，牵连甚广。

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及宰相，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管朝政。

1382年 朱元璋改仪鸾司为锦衣卫。

1385年 “郭桓案”爆发。

1386年 朝廷规定工匠“轮班”制，各地工匠轮流到京城服役，每三年为一班。

1393年 凉国公蓝玉以谋反罪被诛。

1398年 明太祖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是为惠帝。

1399年 燕王朱棣举兵，发动“靖难之役”。

1402年 燕王朱棣即帝位，是为成祖。

1405年 成祖派郑和率领船队出海。

1407年 郑和第二次出使西洋。

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奉朝廷之命，修建了从四川雅州（今四川雅安）到乌斯藏的驿道。

1408年 《永乐大典》编修完成。

1409年 郑和第三次出使西洋。

1410年 成祖朱棣率五十万大军亲征漠北。

1413年 郑和第四次出使西洋。

明廷封萨迦派尚师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领天下释教。

1414年 成祖率军攻打瓦剌部。

1417年 郑和第五次出使西洋。

1421年 明朝正式迁都北京。

郑和第六次出使西洋。

1422年 朱棣第三次亲征漠北。

1423年 鞑靼阿鲁台率军袭扰明朝边境，朱棣第四次亲征。

1424年 鞑靼阿鲁台出兵扰袭大同等地，成祖朱棣第五次亲征。成祖在北征途中驾崩，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

1425年 朱瞻基登上帝位，是为宣宗。

1431年 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

1434年 宣宗封宗喀巴弟子释迦也先为大慈法王。

1435年 宣宗朱瞻基病逝，皇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

1445年 叶宗留率矿工起义。

1449年 七月也先率瓦剌兵侵扰大同，王振挟英宗亲征。八月英宗在土木堡被瓦剌所俘，史称“土木堡之变”。

1450年 英宗获释回到北京，幽居南宫。

1452年 代宗将太子朱见深废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1457年 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发动政变，拥戴英宗复位。

1464年 朱见深即位，是为宪宗。

1465年 荆襄流民在刘通、石龙的领导下起义。

1468年 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满四的带领下起兵反明，响应人数号称十万。

1479年 宪宗命汪直巡边。

1487年 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孝宗。

1488年 孝宗采纳大臣的建议，重新开设大小经筵。

1492年 孝宗正式下诏，改革盐法。

1507年 武宗下令在紫禁城西北筑建“豹房”。

1510年 杨一清、张永平定了安化王的叛乱。

1517年 武宗朱厚照在宣府建造了“镇国府”。

1519年 宁王朱宸濠在南昌正式举兵反叛。

1521年 朱厚熜以藩王身份即皇帝位，是为明世宗。

大礼议之争开始。

1524年 因大礼议之争，廷杖大臣一百余人，有十多人丧命。

1550年 俺答汗大举入侵，史称“庚戌之变”。

1561年 倭寇大举侵犯台州，戚继光率兵抗倭。

李时珍开始撰修《本草纲目》。

1571年 穆宗下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

1573年 张居正实行“考成法”，以考核各级官吏的政绩优劣。

1577年 张居正提出清丈全国土地。

1581年 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

1583年 努尔哈赤以其父“遗甲十三副”起兵，率兵攻打尼堪外兰的驻地图伦城。

1592年 哱拜纠合儿子哱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人，唆使军锋刘东旸发动叛乱。

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出征朝鲜的命令。

明朝派副总兵祖承训、游击史儒率五千人支援朝鲜。

1593年 巡抚王继光奉命进剿杨应龙的叛军。

1616年 建州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定国号为后金，建元天命。

1627年 袁崇焕等率军击退后金大汗皇太极围攻锦州（今属辽宁）、宁远（今辽宁兴城）的军队。史称“宁锦大捷”。

1637年 宋应星所撰科技巨著《天工开物》刊行于世。

1644年 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成都正式建国，国号大西，年号大顺，称大西王，以成都为西京，建立了大西政权。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崇祯帝自缢于万岁山，明朝灭亡。

盛世：一统山河日月明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在元末群雄中脱颖而出，建立了大明王朝。经过了元末的长期战乱，整个社会还处在百废待兴之中。朱元璋励精图治，主持制定了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各项制度，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恢复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明成祖朱棣开拓进取，使永乐时期明朝的国力臻于极盛。明仁宗、明宣宗二朝，仍处于大明王朝的鼎盛时期，被誉为“仁宣之治”。一时“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安乐，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焉”。或称“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庶几三代之风焉”。

从游僧到皇帝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各路英雄揭竿而起，爆发了以红巾军为主体的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以一介游方和尚之身加入红巾军，与群雄逐鹿中原，最后开创了一个新的朝代。正如《明史》所言：“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

明太祖

明太祖朱元璋，原名朱重八，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1368年，在扫平各地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出身贫寒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家世观念十分浓厚，祖先崇拜的表现也十分突出。《荀子·礼论》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特别重视家世，有修家谱的传统，喜欢从祖先辉煌的历史中寻找成功的依据。历史上许多血统并不高贵的乱世豪杰在登上帝位后，往往要请一个身世显赫的古人作为自己的祖宗，如隋文帝杨坚请到了汉代太尉杨震为其先祖，唐高祖李渊一直将其先祖推到了春秋时代的老子身上。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朱元璋的身份十分特殊。他出身贫寒，从一名小和尚一步一步走向权力的巅峰，成为一国之君。这种传奇性的人生经历给他的生平笼罩上了一层迷雾。

朱元璋即位后，一些人揣摩他的心理，便将南宋大儒朱熹作为他的先祖。朱熹是徽州（今江西婺源）婺源人，按照明代的地域划分，是朱元璋的同乡。对一个封建皇帝来说，难能可贵的是朱元璋从不隐瞒自己卑微的身世。他命令大臣详细记录他的身世和经历，将自己贫寒的身世原原本本地告诉世人和子孙。这些大臣出于种种顾虑，不愿意直接描写朱元璋当年的窘境，不免稍加润饰。他对这些稍加粉饰的文字并不满意，在许多文章中坦率地谈到了自己的家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所作的《御制皇陵碑》。

金冠

此金冠用极细的金丝编制而成，冠顶两条蟠龙构成龙戏珠状。此冠制作精细，表现了明代杰出的金丝工艺。

明代学者徐祯卿的《翦胜野闻》中，引用了朱元璋亲笔所作的《朱氏世德碑》碑文，详细记载了朱元璋的身世。朱元璋的朱姓宗族出自金陵（今江苏南京）之句容，家住朱家巷，地属通德乡，世代以务农为生。因生计所迫，其先祖几经迁徙，曾迁往泗州盱眙县（今江苏盱眙），在父亲朱五四这一代又举家来到濠州钟离县东乡（今安徽凤阳）。元朝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十八，朱元璋来到人世。关于朱元璋的出生，民间流传着许多神化的传说。

为了标榜“君权神授”，增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历代帝王的出生都有许多神化的传说，朱元璋也不例外。据《天潢玉牒》记载，在朱元璋出生之前，朱元璋的母亲陈氏遇到一个道士，道士给陈氏一粒大丹，陈氏吞下大丹后不久，就生下朱元璋。在朱元璋出生之时，自东南飘来一股白气，香气弥漫，历经一夜都没有散去。《明太祖实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比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但是现存的《明太祖实录》曾历经两次重修，其可靠程度一直令人怀疑。《明史》因循旧说，也记载了一些这样的故事。因年代久远，朱元璋出生时是不是“白气贯室”“红光烛天”，都已无从考证。

关于朱元璋的出生地，也出现了两种说法：其一是泗州盱眙县说；其二是濠州钟离说。那么朱元璋到底出生在何处呢？

清代年画《洪武出世》

朱元璋幼时家贫，以为地主家牧牛为生。此年画表现的就是这一场景。

《凤阳花鼓》是一首流传广泛的安徽民歌，歌中唱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原来明朝时濠州钟离和泗州盱眙都隶属于凤阳府，因此可以说朱元璋生在凤阳。

在《御制皇陵碑》上有这样的记载：“皇考五十，居钟离之东乡，而朕生焉。”但是这里有一个至今无法解释的疑问。根据朱元璋的自述，父亲朱五四在六十四岁去世，朱元璋当时为十七岁，那么朱元璋出生时父亲就应该是四十七岁。而朱元璋又提到他的父亲是在五十岁时来到钟离东乡，那么朱元璋的出生地就不可能是钟离东乡。朱元璋的出生地到底在何处，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学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考证。

出家为僧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这首元朝末年民间广为流传的《醉太平小令》，深刻地暴露了元末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下，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尽管一生辛苦劳作，却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往往“取草之可茹者，杂米以炊”。

朱元璋原名朱重八，这是因为在当时平民百姓是没有权利取名字的，只是用行辈，或出生日期，或用父母的年龄合算一个数目作为称号。朱元璋这个名字是他参加红巾军后才取的。

朱元璋曾经念过几个月的私塾，后因家境贫困而辍学。为了生活，他曾给地主放牛，结识了徐达、汤和、周德兴等许多放牛娃。朱元璋从小就聪明过人，敢作敢当，大家都把他当作头目看待。一次大家正在山中放牛，突然感到饥肠辘辘，由于离收工的时间还早，又不敢回去。朱元璋就从牛群中拉出一头小牛崽。孩子们恍然大悟，七手八脚地宰杀了这头小牛，美美地饱餐了一顿。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将牛肉全部吃光后，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开始互相埋怨起来。这时朱元璋挺身而出，吩咐大家把小牛崽的皮骨埋好，用沙土遮盖了血迹，并把牛尾巴牢牢地插在石缝里。回去之后，他便对地主谎称小牛钻进了山洞，夹在石头缝里，无法拉出来了。地主知道有诈，就把朱元璋毒打一顿，并且不再让他放牛了。朱元璋虽然丢掉了饭碗，还挨了一顿打，但却赢得了大家的感激和信赖。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淮河流域发生了多年不遇的旱灾。紧接着又发生蝗灾，蝗虫铺天盖地，所到之处颗粒无收。百姓们还在为一日三餐发愁，谁料到祸不单行，瘟疫又起，人畜大批地死亡。不少人家相继病死，成为绝户。朱元璋一家也难逃厄运，先是父亲染病，没过几天就离开了人世，紧接着大哥和母亲也相继病死。这一年朱元璋年仅十七岁，家里穷得连棺材也买不起，在邻居们的帮助下，才将亲人草草埋葬。朱元璋称帝后，在《御制皇陵碑》中伤心地写道：“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当时灾祸连年，田地荒芜，已经没有办法再留在家乡了。正在朱元璋一筹莫展之际，好心的邻居汪妈妈就给附近的一所寺庙的主持送了点礼，求他们收下朱元璋。这所寺庙叫於（w$）皇寺，朱元璋称帝后，洪武十六年（1383年）在原址东北十五里处命人加以重建，改名为皇觉寺，后又改名为大龙兴寺。朱元璋为了生计，就来到於皇寺，成为一个小行童。所谓行童并不是真正的和尚，比和尚还要低一级。朱元璋在庙里辈分最小，地位最低，每天都要干一大堆杂活，还要忍受师父的责骂和师兄的刁难。日子虽然不好过，总算还可以图个一日三餐。但是好景不长。於皇寺虽然有许多土地，但由于严重的天灾，大部分为於皇寺耕种的佃户也逃亡了，僧人们也开始为一日三餐发愁。朱元璋做了不足两个月的行童，於皇寺的住持就打发僧众四处云游，化缘度日。最后朱元璋也被迫加入化缘的行列，流浪四方。此后荒山古寺便成为了他的安身之所，他只有靠别人的施舍方能勉强度日。“南历金、斗，西抵光、息，北至颍州”，可见朱元璋的足迹踏遍了淮西、豫南一带。

六祖像图轴

此图为明代丁云鹏所绘。丁云鹏善画佛像，尤精白描。此图描绘了僧侣于树下诵经、辩论经义的场景。

元朝末年，北方的韩山童、刘福通和南方的彭莹玉都利用明教、弥勒教和白莲教等宗教形式进行起义的宣传活动。明教又叫作“摩尼教”，是3世纪一个名叫摩尼（Mani）的波斯人综合了波斯拜火教、印度佛教和犹太罗马的基督教而创立的新宗教，在唐朝时传入我国。而“弥勒教”的历史最为神秘，所谓弥勒是指释迦牟尼成佛后的次一佛陀，是梵文Maitreya的音译，意思是“慈氏”，也就是最后降生人间的佛陀。据佛经记载，弥勒出生于古印度波罗奈国的一个婆罗门家庭，是释迦牟尼的弟子。释迦牟尼临死前告诉弟子，再过若干年，弥勒佛将重新出世，人间将变得无比美好。“白莲教”是中国人创立的一个佛教支派，与崇拜“阿弥陀佛”的净土宗不无渊源。早在两宋时期，弥勒教与摩尼教就出现了融合的趋势，主张“释迦佛衰，弥勒佛当持世”。到了元末，弥勒教、摩尼教与白莲教相互融合，在民间广泛流传“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等教义，成为起义造反的理论工具。朱元璋在淮西一带云游时，正值彭莹玉在这一带宣传弥勒教，秘密进行起义的组织活动。朱元璋很快就接受了起义造反的思想，这为他日后投奔红巾军埋下了伏笔。

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朱元璋回到於皇寺。这三年来，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据《皇朝本纪》载：“（朱元璋）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在青灯古佛之下，他开始发奋读书，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白莲教教主韩山童在颍州（今安徽阜阳）白鹿庄聚众起义。之后彭莹玉、徐寿辉在湖北组织起义，土豪方国珍、盐贩张士诚也先后在浙江和苏北起兵反元。因起义军头裹红巾，身穿红衣，被称为“红巾军”。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红巾军起义的烈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朱元璋虽身处佛门，内心却早已不能平静。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二月，定远（今安徽定远）土豪郭子兴联合孙德崖等人响应红巾军起义，在濠州（今安徽凤阳）起兵。次年起义军袭杀州官，占领了濠州城，郭子兴自称元帅。元朝派来镇压濠州红巾军的军队，不敢攻城，却在城外乱抓百姓，以此来报功请赏。就连和尚也可能被当作乱民，於皇寺已经不安全了。这时朱元璋接到儿时伙伴汤和的一封信。汤和曾和朱元璋一起放牛，比朱元璋大几岁，在外面闯荡几年后投奔了郭子兴，因军功当上了千户。汤和对朱元璋的能力非常有信心，劝他“速从军，共成大业”。朱元璋看过信后，“既忧且惧”，一直犹豫不决。不久一位师兄偷偷地告诉他，汤和来信邀他参军之事已经泄露出去了，有人扬言要去报官领赏。

马皇后

马皇后，安徽宿州人。她早年丧母，被郭子兴夫妇收养为义女，后嫁与朱元璋为妻。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册封马氏为皇后。洪武十五年（1382年），五十一岁的马皇后病逝，谥号孝慈。《明史》赞扬马皇后：“母仪天下，慈德昭彰。”

何去何从，朱元璋一时拿不定主意。他在伽蓝神面前祷告，用两个杯珓算一算吉凶。朱元璋发愿说，如果起义可以取得成功就请神显示两个阴珓，结果真的得到了双阴珓。被逼上绝路的朱元璋终于下定决心，离开於皇寺，投奔红巾军。

投奔郭子兴

至正十二年（1352年）闰三月初一，天刚蒙蒙亮，朱元璋就来到了濠州城下。当时两军对峙，红巾军的防范也很严密。守城军士认为朱元璋是元朝奸细，打算要杀掉他。朱元璋知道多说无益，只是宣称要求见大帅，却不说所为何事。守城军士不敢贸然行事，就通报了郭子兴。

朱元璋见到郭子兴后，从容不迫，侃侃而谈，给郭子兴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再加上汤和的书信，朱元璋就被留了下来。加入红巾军后，由于办事周全，心思缜密，朱元璋很快就升为九夫长，成为元帅郭子兴帐下的亲兵。他每次作战总是冲锋在前，从不贪图战利品，得到赏赐时还会平分给部下，因此很得人心。郭子兴认为朱元璋是个难得的人才，将他视作心腹，对他宠信有加。后来郭子兴还把养女马氏嫁给他，并给他取名元璋，字国瑞。郭氏一家对朱元璋日益亲厚，朱元璋在军中的威望也日益提高，军中称其为“朱公子”。

当时濠州城里有五位元帅，孙德崖等四人都是农民出身，大字不识，与郭子兴的意见时常相左。郭子兴瞧不起他们，双方不断发生摩擦。久而久之，矛盾日益尖锐，孙德崖等四人就采取各种方法排挤郭子兴。

至正十二年（1352年）九月，徐州的红巾军首领彭大、赵均用被元军所败，投奔濠州。孙德崖等四人本想借助彭大、赵均用的力量铲除郭子兴，却被彭、赵二人反客为主。在赵均用的煽动下，孙德崖等人终于发难，趁郭子兴单独外出的机会，将他抓到自己家的地窖里，打算把他杀了。此时朱元璋身在淮北，听说郭子兴有难后，连夜赶赴濠州。他分析形势后，认为郭子兴素来与彭大交好，此事的主谋应该是赵均用。第二天朱元璋陪着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到彭大处告状，当面陈说利害，请彭大主持公道。彭大带领人马，同朱元璋一起包围了孙德崖的家，救出了郭子兴。这场内讧就这样过去了，但将帅们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濠州城已成是非之地。至正十二年（1352年）十二月，元朝大将贾鲁包围了濠州城，大敌当前，五人只好将怨恨放到一边，共同御敌。至正十三年（1353年），贾鲁去世，“元兵解围去”，城内的义军也伤亡惨重。于是朱元璋就回到家乡招兵买马，儿时伙伴徐达、周德兴和乡里很多青年都来投军，很快就建立起一支七百人的队伍。郭子兴喜出望外，当即升任朱元璋为镇抚，并把这支部队交给他率领。朱元璋正式成为带兵的军官，有了自己的人马。

此时郭子兴虽名为大元帅，却没有什么实权。他越来越多疑，只相信自己的儿子。随着朱元璋的羽翼渐丰，郭子兴对朱元璋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将朱元璋帐下的得力干将一个一个地调到自己的帐下，逐渐剥夺了朱元璋的兵权，还对他百般刁难。一次郭子兴把朱元璋关进了禁闭室，朱元璋的妻子马氏想到丈夫饿着肚子，就偷偷到厨房拿些热饼，藏在怀中，送给朱元璋。当她把热饼拿给朱元璋时，胸前的皮肤都被烫坏了，朱元璋大为感动。朱元璋的处境日益艰难，马氏深明大义，将自己的私房钱全部拿出来，交给朱元璋去上下打点。就这样朱元璋渡过了这场危机。

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月，朱元璋与郭子兴失和后，决定离开濠州独立发展。为了不引起郭子兴的猜疑和反对，他将原来率领的队伍留给了郭子兴，只带着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材、张赫、张铨、周德兴等二十四人南下，攻打定远。这二十四人不仅对朱元璋忠心耿耿，而且才干过人，后来都成为明朝的开国功臣。

这时定远县同其他混乱地区一样，兵匪如蝗，军寨林立。有的是游兵团聚，有的是财主结寨自保。收降这些散兵游勇，是壮大势力的最好途径。朱元璋看准了这一点，智取了定远县的驴牌寨，收编了这支三千多人的队伍。不久他就凭借着自己手中的这支人马，乘胜夜袭占据横涧山、拥兵数万的缪大亨。缪大亨在睡梦中慌忙迎战，毫无准备，士兵伤亡惨重。迫于形势，缪大亨只得率领剩下的两万多人投降了朱元璋。朱元璋在不断扩大自己力量的同时，建立了严明的军纪，仁义之声远近闻名，深得民心。很多人都带着队伍主动归附，朱元璋的实力得以迅速扩大。

当时冯国用、冯国胜两兄弟，是远近闻名的才子，二人靠着祖上留下的一些产业，专好习刀弄剑，攻读兵书，结交天下豪杰。他们对朱元璋很是佩服，主动前来归附。朱元璋向冯家兄弟请教夺取天下的大计，冯国用回答道：“书生有六字相告。”朱元璋急忙虚心请教。冯国用接着说：“‘有德昌，有势强。’建康（今江苏南京）虎踞龙盘，帝王之都，拔而取之以为根本，成有势之强。然后命将出师，倡仁义，收人心，不贪子女玉帛，则为有德之昌。而后天下可定。”听到这番话，朱元璋茅塞顿开，就将冯氏兄弟留在了身边，冯氏兄弟因此成为朱元璋最早的幕府参谋。

当时起义军的成分十分复杂，其中有投降的元朝官军，也有收编的地方武装，所以不少士兵养成了抢掠奸淫的恶习。为了成就大业，朱元璋下定决心整顿部队，严肃军纪，使自己的部队成为一支仁义之师。他听从了冯氏兄弟的建议，制定了向南京发展，并以南京为根据地向四方扩张的战略计划。

经营江南

在刘福通、韩山童揭竿而起之时，朱元璋还是一个到处化缘的游方和尚。当徐寿辉自立为帝，建立“天完政权”时，他还是个半僧半俗之人。当陈友谅坐拥雄兵百万、张士诚占据江南之时，他还是郭子兴帐下的一个无名小卒。朱元璋礼贤下士，制定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以南京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这不能不令人佩服。

朱元璋凭借着手中这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一举拿下了滁州城。此战最大的收获不在于得到滁州城，而在于朱元璋得到了他日后的左膀右臂李善长。李善长，原名元之，祖籍安徽歙县，生于元延祐元年（1314年），比朱元璋大十四岁。他家道殷实，自幼饱读诗书，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因不满元朝的腐朽统治，李善长弃文经商，成为定远一带有名的大财主。他一直关注着形势的变化，密切地注视着各路英雄的动向，希望能辅佐一位明主，开创一番事业。当朱元璋凭借着胆识与智慧迅速崛起之时，李善长认为朱元璋是位难得的明主，便决定投奔朱元璋。

至正十四年（1354年），四十一岁的李善长求见朱元璋。朱元璋大喜过望，二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一次，朱元璋问李善长说：“现在天下大乱，到处都在打仗，什么时候才能天下太平呢？”李善长说：“秦朝末年，也这样大乱过。汉高祖刘邦是平民出身，因为他气量大，知人善用，从不滥杀无辜，只花了五年时间就统一了天下。现在元朝政治这样混乱，天下土崩瓦解，您何不向汉高祖学习呢？”此后朱元璋便以汉高祖为榜样，礼贤下士，有了吞并天下的远大志向。李善长成为朱元璋帐下的记室（秘书官），深得朱元璋的信任，一切机密谋议朱元璋都会与李善长相商，并认真听取他的意见。朱元璋还让李善长负责协调诸将关系，由此李善长在淮西诸将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至正十五年（1355年），郭子兴病死了。小明王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不久郭天叙阵亡，朱元璋成为大元帅，他接管了郭子兴的旧部，实力更加强大。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朱元璋大破元朝水军，攻克南方重镇集庆（今江苏南京），斩杀了元朝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福寿等人，元朝水寨元帅康茂才等率众投降。朱元璋改集庆为应天府，设立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以赵忠为兴国翼元帅；设立淮兴镇江翼元帅府，以徐达、汤和为统军元帅；设立秦淮翼元帅府，以俞通海为元帅；设立广兴翼行军元帅府，以邓愈为元帅。

同年小明王设立江南行中书省，任命朱元璋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右丞相、吴国公。朱元璋以李善长、宋思颜为行中书省参议，李梦庚、郭景祥为左右司郎中；设立江南行枢密院，以徐达、汤和为行枢密院同佥；设立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司，以冯国用为都指挥使；设立前、后、左、右中五翼元帅府，以华云龙、唐胜宗，陆仲亨、邓愈、陈兆先、张彪、王玉、陈本等为元帅；设立镇抚司、提刑按察司、兵马指挥司、理问所，负责稽查、监察、司法；设立营田司，负责屯田、农事等。这样行政、军政、司法等机构就大体完备了，朱元璋在江南正式建立了政权机构。

攻下应天府之后，朱元璋占有的地盘虽然还很小，但整个局势却对他非常有利。这时北方小明王、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主力牵制着元朝的主力部队，使元军无暇顾及他这样的红巾军小首领。朱元璋的东面是张士诚，西面是徐寿辉，在他们之间还夹杂着一些小的地方割据势力以及一些孤立的元军据点。朱元璋与张士诚、徐寿辉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但江南元军的势力还没有完全消灭，他们还有共同的敌人。再者此时张士诚、徐寿辉的实力还不足以兼并朱元璋。这样朱元璋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攻下了徽州，召见名儒朱升，请教夺取天下的计策。朱升向他提出了三条战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第一条是扩充兵力，巩固后方；第二条是发展生产，储备粮食；第三条是不图虚名，暂不称王。

朱元璋听取了朱升的意见，留朱升在军中办事，并制定了一个在两淮、江南地区“积粮训兵，待时而动”的策略。

所谓“高筑墙”，是指扩充兵力，巩固后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朱元璋夺取应天府之后，在应天大兴土木，并以应天为中心，向东扩展，逐渐控制浙东，巩固了自己的势力。所谓“广积粮”，是指发展生产，储备粮食。当时的军队每到一处，都采取抢掠或强征的方法来得到军粮，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纷纷逃走，这样军队的粮食供应便会出现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朱元璋刚过江的时候，采取的也是抢掠和强征的办法，称之为“检刮寨粮”。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朱元璋强调“惠爱加于民，法度行于军”，在军队里面设都水营田司，任命康茂才任都水营田使，专门负责屯田种地、兴修水利。朱元璋还命诸将在各地开垦粮田，制定章程，以生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同时他推行民兵制度，组织农村丁壮一面练武，一面耕种。一年后康茂才的屯区所生产的粮食不仅可供本部队的军饷，还有了存粮。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日后战胜群雄的经济实力，还得到百姓们的拥戴。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设立了盐法局和茶引制度，向商人收税。所谓“缓称王”是指不图虚名暂不称王。因此朱元璋为了避免树大招风，在形式上一直对小明王保持臣属关系。直到朱元璋改称吴王后，文告中的第一句话仍是“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表示自己仍是小明王的臣属。

同年朱元璋派兵先后攻下镇江、广德（今安徽广德）、长兴（今浙江长兴）、常州、江阴、常熟、池州（今安徽池州贵池）、徽州（今安徽歙县）、扬州等地，占据了应天府周围所有的战略据点。这样从战略上看，东面起自江阴，沿太湖南岸到长兴形成一条阻挡张士诚西进的防线；北面是友军，只需用少数的兵力来维持地方秩序；西线与天完政权接壤，采取以守为攻的战略；南面的宁国、徽州是向浙东（指浙江钱塘江以东以南的地区）挺进的先头阵地，需要派重兵把守。此时浙东的元军与元朝的主力部队完全隔绝，势单力孤，最容易取得成功。朱元璋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集中力量向南扩展。

到了至正十九年（1359年）年底，朱元璋已经占据了从江苏南京、太湖以西，南经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交界处，到浙东的一带的广大地区，实力大大增强。次年三月，朱元璋礼贤下士，将刘基、叶琛、宋濂、章溢四大名士请到应天。朱元璋诚恳地说道：“我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纷纷，何时定乎？”章溢回答：“天道无常，唯德是辅，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这句话大有深意，令朱元璋肃然起敬。一天朱元璋问陶安：“这四个人同你相比怎么样？”陶安回答：“臣谋略不如刘基，学问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叶琛。”于是朱元璋命刘基参谋政务；任宋濂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兼做长子朱标的老师；任命章溢、叶琛为营田司佥事，负责民事。并专门建造礼贤馆供他们居住，对他们恩礼备至，人称“四先生”。在这四位先生中，尤以刘基的功业最大。刘基出身于名门望族，自幼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元至顺四年（1333年），二十三岁的刘基一举考中进士，开始进入官场。据《明史》记载，刘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西蜀赵天泽论江左人物，首称基，以为诸葛孔明俦也”。此时元朝政治腐败，刘基虽然富有才干，但宦海生涯屡遭贬抑。刘基来到朱元璋的大军后，成为参赞军务的谋士。他“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为明王朝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朱元璋尊其为“吾子房（张良）也”。刘基为母亲奔丧时，朱元璋在给刘基的信中非常谦卑地写道：“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

朱元璋知人善任，礼贤下士，天下英雄无不归心，武有徐达、汤和、邵荣、常遇春、俞廷玉等一批骁勇善战的武将，文有李善长、朱升、刘基、叶兑等一批足智多谋的谋臣，这些人无一不是一时之选。朱元璋胸襟宽广，善于争取敌军的将领。康茂才本是元朝水军元帅，投降后得到了重用，立下无数战功，死后被追封为蕲国公。

经过数年的卧薪尝胆，朱元璋不仅在元军和诸豪强的夹缝中生存了下来，还不动声色地建起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以避强击弱为发展战略，在东部以防为主，防中有攻，对南部则是稳扎稳打，步步推进，以应天为中心，控制了皖南，夺取了婺州（今浙江金华）、衢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成为了称雄一方的霸主。

建立西吴政权

朱元璋取得浙东后，他的领土东、北两面与张士诚相接，西邻陈友谅，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在这些割据势力中，方国珍、陈友定志在保土割据，对朱元璋威胁不大。张士诚对元朝首鼠两端，也没有多大野心。陈友谅势力最强，占据着朱元璋的上游，野心勃勃，是朱元璋最主要的敌人。

陈友谅本是沔阳府玉沙县一个渔民的儿子，略通文义，做过县吏。徐寿辉起兵后，他在大将倪文俊手下做了文案，屡立军功，“为领兵元帅”。至正十六年（1356年）正月，徐寿辉在汉阳称帝，建立天完政权，而实权则落在了大将倪文俊的手中。九月，倪文俊企图加害徐寿辉，事情泄露后逃往黄州，被陈友谅所杀。陈友谅自立为宣慰使，又称中书平章，将天完政权牢牢地把持在自己手里。至正二十年（1360年）五月，陈友谅派人杀死了徐寿辉，自立为帝，“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即皇帝位，国号为汉，改元大义”。他占据了江西、湖南和湖北一带，地广兵多。徐寿辉的一些旧部疑忌不安，怕遭到陈友谅的毒手，纷纷来投降朱元璋。陈友谅称帝后不久，就率领强大的水军沿江东下，与张士诚相约夹攻朱元璋，准备成功后瓜分朱元璋的领地。

刘基来到应天后，朱元璋就曾向他征求对目前军事形势的意见。刘基认为：“陈友谅是最危险的敌人。张士诚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只满足于割据一方，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陈友谅势力最强，版图最大，拥有精兵利舰，又占据我方的上游，来势凶猛，必须集中力量先打败他。陈友谅势力虽然强大，但他杀君胁众，部众离心，人民疲敝，不难取胜。消灭陈友谅的势力后，张士诚势孤力单，便不敢出兵。这样应天城就没有了后患，可一举而定。我们再北向中原，必定可成王业。”朱元璋接着问道：“如何打败陈友谅呢？”刘基说：“陈友谅自恃人多势众、装备精良，骄傲轻敌。如果采用诱敌深入之计，用伏兵截击，定能取胜。”朱元璋听后茅塞顿开。

等陈友谅东下的军报传来时，应天城里的文官武将众说纷纭，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弃城，有的主张抵抗。朱元璋召刘基商讨对策。刘基认为：“我们必须与陈友谅决一死战，不能弃城而逃。目前我们与陈友谅的力量相差悬殊，首先要避免两线作战，一定要争取主动，集结主要兵力给陈友谅以迎头痛击，这样张士诚便不敢轻举妄动。而争取主动最好的方法就是诱敌深入。”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意见，决定伏兵智取陈友谅。这时康茂才便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棋子。

朱元璋在攻打集庆时招降了元朝的水军元帅康茂才，康茂才本是陈友谅的好友，归顺后一直备受器重，对朱元璋忠心耿耿。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康茂才亲笔写信给陈友谅诈降，说自己愿做内应。康茂才在信中说自己守的是江东桥，当陈友谅大举进攻之时，他就把这座木桥吊起来，使陈友谅的战船直达应天城下，同时还约好了接应信号。

鄱阳湖水战

此图反映的是鄱阳湖水战时的激烈场面。在这次战役中，朱元璋以少胜多，大败陈友谅，为其日后称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图画带有神话色彩，暗示了神助朱元璋取胜。

同年六月，陈友谅接到信后，深信不疑，迫不及待地率领主力部队直奔江东桥。这时朱元璋派大将胡大海进攻广信，切断了陈友谅的后路，在陈友谅的行军路线上埋下伏兵，并连夜命人将江东桥改为石桥。陈友谅率船队来到江东桥后，发现是座石桥，方知其中有诈，急忙命令船队返航，并直驶龙湾（今江苏南京沿江六渡口之一），在那里离船上岸，整编部队。朱元璋在卢龙山（狮子山）掌控全局，见陈友谅的部队已进入包围圈，便挥旗进攻，霎时伏兵四起，把陈友谅的部队团团围住。陈友谅的大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死伤无数，逃到江边后又发现已经退潮，许多船只搁浅在岸边。在这场战役中，陈友谅的大军元气大伤。朱元璋俘获了七千多名俘虏，缴获了百余艘大船，数百艘小船。张士诚见状，果然未敢轻举妄动。不久朱元璋乘胜追击，又攻取了太平、安庆、信州（今江西上饶）、袁州（今江西宜春）等地，进一步巩固了胜利成果。

此时中原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元军的反攻下，小明王被迫退到安丰（今安徽寿县），红巾军内部发生了分裂，由盛转衰。元军在击败红巾军后，也陷于内部的争斗之中，无心南顾。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派大将吕珍攻打安丰，刘福通派人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不顾刘基的反对，决定亲自带兵救援安丰。当朱元璋赶到时，刘福通已壮烈牺牲，朱元璋击退吕珍，将小明王接到滁州（今安徽滁州）。朱元璋对小明王表面上供养优厚，实际上则将他软禁了起来。

当朱元璋赶赴安丰时，陈友谅乘虚而入。六月陈友谅率大军包围了洪都（今江西南昌），同时攻下了吉安、临江等地。陈友谅制造了数百艘巨型战船，上下三层，船尾可当作攻城的云梯，企图采取战船攻城术。朱元璋吸取了太平失守的教训，改建了洪都的城墙，离河岸后退三十步。这样陈友谅就无法利用战船的优势来攻城，而只有弃舟登岸，采取陆战。洪都被围了八十多天，陈友谅也一直未能取胜。朱元璋在解除安丰之围后，亲率二十万大军救援洪都。朱元璋在到达湖口后，就派兵扼守鄱阳湖通往长江的水道，切断了陈友谅的后路。陈友谅得知朱元璋的援军到了，急忙撤去围城的部队，退至鄱阳湖迎战，从而爆发了规模空前的鄱阳湖水战。

陈友谅的水军战船又高又大，用铁索相连，一字排开，远远望去像山一样。朱元璋的水军全是些小船，双方实力悬殊，朱元璋屡屡战败。这时部将郭兴向朱元璋献策：“双方的兵力相差太远，硬拼不是办法，不如采取火攻。”朱元璋采纳了郭兴的意见，派出一支敢死队驾着七支小船，内装火药和芦苇，借着风势，冲入敌军船阵，并乘机放火。刹那间，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江面被大火染成了一片红色。陈友谅的船队因连接在一起，无法逃跑，死伤惨重。此后陈友谅又接连打了好几个败仗，只好带兵突围。陈友谅带着残兵败将来到鄱阳湖湖口，在这里又与朱元璋的伏兵相遇。由于连连失利，陈友谅的部队士气低落，很多将士都投降了朱元璋。战场上飞矢如雨，陈友谅被一支冷箭射中头部，当场丧命。主帅一死，部队更是人心离散。鄱阳湖水战一直持续了三十六天之久，战况十分激烈。之后朱元璋对刘基说：“我真不该不听先生的建议到安丰去，如果陈友谅乘机直取应天，我便进无所成，退无所守了。但陈友谅却反而去攻打洪都，在那里被困了三个多月，让我有充分的时间来布置。他出此下策，怎么会不灭亡呢？”鄱阳湖水战之后，朱元璋回到应天，命部将攻取武昌。武昌城坚难攻，朱元璋便采取围困的方法，同时分兵攻下湖北诸州县。

这样朱元璋就吞并了陈友谅的残余势力，大汉政权灭亡。至此朱元璋扫除了发展道路上的最大威胁。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自立为吴王，置百官司署，但仍奉小明王为皇帝，用龙凤纪年，对外发布命令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史称“西吴政权”。

群雄俯首

朱元璋吞并了陈友谅的势力后，实力大为增强。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十月，朱元璋挥师东进，将矛头对准了“吴王”张士诚。徐达、常遇春、胡廷瑞等水路并进，讨伐张士诚。

张士诚，小字九四，秦州白驹场（今属江苏盐城大丰）人。早年以贩盐为生，元朝末年，张士诚率领一帮盐贩子起事。至正十四年（1354年），张士诚占据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以平江（今江苏苏州）为都城，改名为隆平郡。经过七八年的扩张，其所据土地“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张士诚的领地盛产粮食，饶有鱼盐桑麻之利，最为富庶。他“外迟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对部下赏罚不明。朝中大臣整日只知寻欢作乐，武将们每遇战事，都谎称有病，直到张士诚加官赐爵后方才率部出军。打仗之时，这些大将还随身带着妓女解闷。胸无大志的张士诚，“既据有吴中，吴（地）承平久，户口殷盛，渐骄纵，怠于政事”，养尊处优，只图保住一块地盘尽情享乐。自称吴王后，终日不理政事，整日里与一批文人谈古论今，舞文弄墨。其弟张士信和其女婿潘元绍把持大权，贪渎无能，“金玉珍宝及古法书名画，无不充溢。日夜歌舞自娱”。此时张士诚的统治集团已经腐朽不堪，无力阻挡朱元璋的进攻。

朱元璋首先将目标对准大周境内的苏北、淮河流域，在短短的七个月里，就占领了通州（今江苏南通）、兴化、盐城、秦州、高邮、淮安、徐州、安丰等地，使张士诚的军力局促在长江以南。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八月，朱元璋命左相国徐达为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统兵二十万攻打张士诚。朱元璋采取了儒士叶兑的计策，先攻打平江的外围地区，分散敌人的军力，使张士诚的军队疲于奔走，再逐一击破，最后直取平江。朱元璋亲自誓师，再三严明军纪，严禁烧杀抢掠，不许部将挖掘坟墓，特别是注意保护平江城外张士诚母亲的坟墓，以免引起百姓的抗拒心理。在出师的同时，朱元璋又发布檄文声讨张士诚。檄文中列举了张士诚的八条大罪，并指斥弥勒教为妖术。这表明朱元璋已经背叛了红巾军，以承顺天命的王者自居，要承继王朝的正统。

朱元璋的大军势如破竹，不到几个月就攻取了绍兴、嘉兴、海宁等地。十一月朱元璋的大军合围苏州。苏州此时虽是一座孤城，但城坚粮足，一时难以攻克。朱元璋在城外筑起长长的围墙，派兵四面立营，屯田固守，断绝了城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张士诚走投无路，只能坐以待毙。小明王死后，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正月去龙凤年号，称吴元年。同年九月，苏州城破，张士诚被俘，后自缢而死。朱元璋“得城中兵民二十余万”，消灭了张士诚的割据政权。朱元璋从下令讨伐张士诚，到攻取苏州城，总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他愤恨当地人对张士诚的忠心，即位后对这一带收取的田赋特别重。

朱元璋消灭了张士诚的力量后，占据了现在湖北、湖南、河南的东南部、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而这些地方正是全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这时局势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朱元璋凭借着手中的强大实力，开始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在平江快要被攻克之时，朱元璋又派军攻打浙江的方国珍，并很快取得胜利。次年正月，朱元璋平定了福建的陈友定，又乘胜南进，击败了盘踞在两广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从而展开了与蒙元朝廷争夺全国政权的北伐战争。

朱元璋洞观全局，运筹帷幄，为部下做出大的方略，而具体作战则交给手下的大将。朱元璋认为，直接攻打大都（今北京）是十分危险的，如果不能很快地取得胜利，就会进退失据。而应用斫树的方法，先去枝叶，再去老根。他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作战计划，先取山东，撤其屏蔽；回师河南，破其藩篱；进据潼关，扼其门户。此时东、南、西三面的军事据点都被我军掌握，再围攻大都，元政府势单力孤，自然会不战而取。攻取大都后，云中、九原及关陇一带，皆可席卷而下。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率领二十五万大军挥师北上，并亲自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大军临行之前，朱元璋告谕全体军士：“此行非必略地攻城，要在削平祸乱，以安生民。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或有遗弃幼孤在营，父母或亲戚来求者，即还之。”为了瓦解元军的斗志，朱元璋发布檄文告谕北方百姓，在檄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同时又指出，蒙古、色目等族如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这就表明朱元璋北伐大军是正义之师，北伐的目的是为了将中原百姓从异族统治和阶级压迫中解救出来，新政权的合法性不言而喻。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一月，徐达率军平定了山东全境，继而兵分两路，进军河南。大军所向披靡，元朝将领纷纷归附。北伐战争按照朱元璋的计划全面展开，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时朱元璋已经占据了中原、江南和闽广等地，局势已经十分明朗，李善长率文武百官奉表，劝朱元璋称帝。

至元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年号洪武，此年即为洪武元年，建都于南京，是为明太祖。同年三月，北伐军已对元大都形成了包围之势。元顺帝见孤城难守，慌忙带着后妃、太子逃往上都（今内蒙古中部地区）。八月徐达率领大军攻进大都（今北京），元朝在中原九十余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顺应了历史潮流，顺应了民意。北伐大军旗帜鲜明，得到中原广大百姓的支持，一个生机勃勃的大明帝国诞生了。

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大军平定四川。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率大军攻打云南。次年大军获胜而归。洪武二十年（1387年），冯国胜、傅友德、蓝玉率大军攻打辽东元朝残将纳哈出，纳哈出被迫投降，朱元璋顺利地完成了统一大业。

大明混一图

该图绘成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属行政区域图。地图以大明王朝的版图为中心，东起日本，西达欧洲，南括爪哇，北至蒙古，是我国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最久、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世界地图。

明太祖重典治国

明太祖朱元璋南征北战，开创了大明王朝。他雄才大略，一手创建了明朝的各种政治、法律制度，几乎一人完成了明朝延续三百年的机构设置。为了巩固政权、循正吏治，他采取“以猛治国”的方针，甚至连功臣宿将也不放过。这种刚猛的治国手段一方面有力地保证了政局的稳定，对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将民主精神扼杀殆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大明律》与《大诰》

明朝建立后，百废待兴，朱元璋实行了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政策。他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他明确提出，“礼法，国之纲纪。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纪纲法度，为之本”。《大明律》和其后的《大诰》遂应运而生。

据《明史·刑法志》记载，元朝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占领武昌后即着手议订律令。元至正二十七年即吴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谳，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着手编修法律。朱元璋采纳了李善长提出的关于立法原则的意见：“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十二月又修订《律令直解》，把适用于民间的律令条文及违犯法令的案例，分类编辑成册，颁发到州县。但这部法律毕竟成书尚早，修订的时间也比较仓促，还存在许多问题。

建国之后，朱元璋认为这部法律已经不适合现实的需要，决定着手进行重新修订。从洪武元年（1368年）开始，他就与主持法律修订的官员和儒生一起研究《唐律》。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人编订《大明律》。洪武七年（1374年），《大明律》正式完成。之后又经过三次修改和增删，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式颁发。《大明律》共计30卷，篇目有名例1卷，包括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恶（谋反、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以及吏律2卷、户律7卷、礼律2卷、兵律5卷、刑律11卷、工律2卷，共460条。

与《唐律》相比，《大明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条例周密，刑罚手段极为严苛，对贪赃枉法打击极为严厉。

条例周密、刑罚手段严苛这两点主要集中体现在对“十恶”大罪的惩处上。历代对“十恶”大罪的惩处已是相当严厉，是“遇赦不赦”的重罪，但《大明律》对“十恶”大罪的惩处手段异常严厉，刑罚之严苛乃历代所未见。对犯下谋反罪的人，一改《唐律》中穷追首恶的规定，不分主犯、从犯，一律凌迟处死，三族以内男子在十六岁以上者都要斩首，就连左邻右舍也要一律杀头。《大明律》还将斩、绞列为轻刑，获罪者动辄被“凌迟”“剥皮”。自宋朝以来，吏治一直非常黑暗。宋、元两朝对腐败现象打击不力，官场污浊黑暗。至元朝末年，吏治更为糟糕。元末士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一书中写道：“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新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明朝建国之后，前朝的流弊盛行，贪贿之风横炽。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一案处死者竟达八万多人。这表现在《大明律》中，就是“枉法八十贯论绞”的规定，而实际执行起来则比律文还要严酷。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记载：“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述，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朱元璋鉴于唐、宋两朝臣下结党、皇权旁落的教训，不断地加强皇权。为防止大臣们结党营私，《大明律》中还专设“奸党”条，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犯罪，律该处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谏免，暗邀人心者，亦斩；若刑部及大小各衙门官吏不执行法律，听从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亦如之”。同时，为防范内外官交结，《大明律》还规定：“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附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安置。”

由于长期法纪松弛，人们对法律是否能切实执行还持观望态度。朱元璋严厉惩处贪污受贿的官员，但贪污的现象屡禁不止。为了使《大明律》深入人心，在洪武中后期，朱元璋就命人将全国官吏、百姓犯罪的实例汇编成书，取名为《大诰》。这一方面是为了给有关律条的具体实施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是用犯罪者的悲惨下场以儆效尤。

《大诰》分为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以及大诰武臣四部分，共236条，记载了被处以凌迟、枭首示众、诛九族的案例近五千个，杀头、弃世以下的案例一万个。太祖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为“臣民之至宝”。如犯死罪以下，家有《大诰》者罪减一等，家无《大诰》者罪加一等。此外还规定：“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欲其自幼知所遵守。阅三岁，为师者率其徒至礼部背诵，视其所诵多寡次第赏之。”洪武三十年（1397年），全国讲读《大诰》的师生至礼部背诵者就达十九万余人。

《大明律》是朱元璋毕生政治活动的经验总结，他在《祖训》中谆谆嘱咐：“凡我子孙，钦承朕命，勿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大明律》无论体例还是内容，都较前代法律有所突破，是我国古代具有深远意义的成文法典。《大诰》更加充分地反映出明太祖乱世用重典的施政方针，由于过于严酷，所以在洪武以后已经基本不再行用。

胡惟庸案

朱元璋手下有一大批辅佐自己打江山的谋臣武将，建国后这些人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明朝的开国功臣。从洪武二年（1369年）到三年（1370年），朱元璋先后两次大封功臣，徐达、常遇春等六人被封为公爵，汤和等二十九人被封为侯爵，其余身居高位者更是数不胜数。

在这些开国功臣中，李善长裁决如流，为开国功臣之首，被封为左丞相。朱元璋曾这样评价李善长的功绩：“东征西讨，目不暇给。尔独守国，转运粮储，供给器杖，未尝缺乏。剔繁治剧，和辑军民，各靡怨谣。昔汉有萧何，比之于尔，未必过也。”右丞相徐达是员武将，长期领兵在外，所以朝廷大权长期掌握在李善长手中。大部分开国功臣都是出身于淮西地区的将领，他们与朱元璋、李善长大多是同乡，在朝廷中掌握着实权。李善长自投奔朱元璋后，就被委以重任，负责协调众将领之间的关系，在淮西将领中威望很高。之后李善长的儿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为驸马，权势更为显赫，成为淮西集团的首领。李善长是个同乡观念很重的人，用人执政处处从淮西官僚集团的利害出发，以培植自己的势力。李善长凭借自己的权势，颐指气使，常常凌驾于百官之上，从而引起了朝中大臣和朱元璋的不满。早在胡惟庸成为丞相之前，朱元璋曾有意提拔杨宪为相，胡惟庸听到风声后，就私下里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杨宪与李善长不和，曾多次在朱元璋面前说李善长无相才。因为李善长早就对杨宪心怀不满，再加上胡惟庸的挑拨，即弹劾杨宪“排陷大臣，放肆为奸”，这实际上是为胡惟庸排除了晋升道路上的障碍。

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到汴梁视察，命李善长与刘基留守南京。李善长的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犯有贪污罪，时任御史的刘基负责调查此事。刘基为人正直，依法判斩，李善长却一再为他求情。刘基无奈之下，最后只得上奏朱元璋，在得到皇帝的准许后，将李彬处死了。李善长认为刘基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故意使自己难堪，恼恨至极。朱元璋一回到南京，李善长立即上奏诬告刘基侵职擅权，还撺掇淮西派及其他对刘基不满的大臣联名弹劾刘基。刘基则淡然处之，次年就告老回乡了，后又被朱元璋召回。

明朝建立后，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朱元璋的注意力也由外部转移到内部。他深知创业难，守业更难，而危险主要是来自统治集团内部，因此他经常与臣下谈论治道，告诫臣下要留意晚节。而李善长却居功自傲，这就引起了朱元璋的反感，为他日后悲剧性的命运埋下了祸根。随着淮西集团势力的日益膨胀，朱元璋对李善长颇有顾忌。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以年迈有病为由，让李善长告老还乡，时年五十八岁。朱元璋想让刘基当丞相，但刘基坚决不干。刘基认为朱元璋生性刻薄，很难容人，如果再在朝中为官，难免有杀身之祸。李善长致仕后，刘基的地位就显得更为突出了。不久刘基再次告老还乡。他韬光养晦，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但朱元璋对刘基也不放心，还派人监督他的一举一动。

刘基这个人是位奇人，善于洞察世事，无有不中。朱元璋对刘基十分倚重，曾向刘基请教丞相的合适人选，以罢免李善长。刘基说：“李善长是有功的老臣，能够调和各位将领间的关系，不宜马上把他换掉。”朱元璋很奇怪地问道：“李善长多次说你的短处，你怎么多次说善长的长处呢？我想让你做右相，你觉得怎么样？”刘基连忙顿首说：“换丞相就好比换掉房子里的梁柱，必须要用相当大的木料，如果用小木头代替，那么房子就会立刻倒塌。”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刘基说：“杨宪虽然具有丞相的才干，但却缺乏丞相的气量。”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又答：“汪广洋器量偏浅，还比不上杨宪。”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刘基急忙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必至辕裂犁破，祸且不浅了！”

李善长致仕后，胡惟庸就成为了淮西集团的首领。胡惟庸是凤阳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和李善长有同乡之谊，在和州投奔朱元璋，是渡江前的旧人。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心腹，极有才干。胡惟庸还将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为妻，结为姻亲，使得他与李善长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李善长的提携下，胡惟庸一路官运亨通，于洪武三年（1370年）任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任胡惟庸为右丞相。他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对官员的升降、生杀之事都自作主张，不向朱元璋一一请示。对于臣下送来的奏章，他也先行拆阅，凡不利于己者，就藏匿不报，朝廷势利之徒都奔走在他的门下。此外他还与陆仲亨等武将勾结在一起，在朝廷内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

魏国公徐达对胡惟庸的独断专行深恶痛绝，便给朱元璋上了密奏。胡惟庸知道此事后，私下里买通了徐达家里的下人，让他诬告徐达。谁知弄巧成拙，这条奸计反被自己的下人告知了徐达，此后胡惟庸才稍微有所收敛。

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发生了占城（今越南南部）贡使事件。占城贡使到南京进贡，把象、马赶到皇城门口，被守门的太监发现，报与朱元璋，朱元璋大怒。由于右丞相胡惟庸不仅未能及时引见占城贡使，还与礼部官员互相推卸责任。朱元璋大为震怒，以蒙蔽欺君之罪将右丞相胡惟庸和左丞相汪广洋关进监狱。此时胡惟庸的相位已经岌岌可危。

朱元璋《教说大将军》手迹（局部）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字写得别有风格。这幅手迹就是他写给大将徐达等人的亲笔书信。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阴谋叛乱。朱元璋立刻派大臣审理此案，很快就以谋反罪杀了胡惟庸。涂节被大臣参劾，说他本来准备参加谋反，因事情不顺利方才告变，结果涂节连同御史大夫陈宁一同被处死。

胡惟庸虽然死了，但胡惟庸案却一直没有了结。胡惟庸的同乡、故旧、僚属以及其他有关系的人皆被连坐族诛，一万多人因此丧命。胡惟庸案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许多对朝廷统治有威胁的文武官员、世族地主，都被罗织为胡党，被灭族抄家。朱元璋还乘机下令废除中书省，声称今后永不再设丞相一职。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以胡惟庸案为借口，再次兴起大狱，许多人又被杀。朱元璋颁布严敕，说李善长虽为元勋老臣，却“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将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赐死，并处死了他的家属七十多人。只有李善长的长子李祺和他的两个儿子，因为临安公主的缘故，得以幸免于难，后被流放江浦。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朱元璋要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进谏说：“父皇诛杀的人太多了，恐怕有违天道。”朱元璋听了没有做声。第二天他把太子叫来，将一根棘杖扔在地下，要太子捡起来。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说：“我让你拿棘杖，你认为棘杖上有刺，怕伤了你的手，若是把棘刺除去，你就可以不必担忧了。”朱元璋这番话可谓意味深长。

这场“肃清逆党”的活动，前后株连而死的多达三万余人。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亲作《昭示奸党录》告示天下，以述其罪状。一时间大臣们人人自危，每天上朝时都要愁眉苦脸地向家人诀别，交代后事。傍晚时如能平安回家，就要摆下宴席，举家庆祝。天下士子更把仕途视作畏途。

事实上胡惟庸谋反的证据并不充分。据《明史·胡惟庸传》载：“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由此可知，在胡惟庸被处死的时候，他谋反的证据还不充分，所谓的“胡党”更是牵强附会。朱元璋之所以兴起此案，是为了解决君权与相权的冲突。此案的直接后果，就是彻底地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此后皇帝直接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控制了一切生杀大权。

蓝玉案

胡惟庸案刚刚告一段落，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大案蓝玉案。

蓝玉是开国名将常遇春的内弟，早年曾在常遇春的帐下效力。他作战勇敢，所向披靡，深得常遇春的喜爱。由于常遇春的引荐，蓝玉由管军镇抚升为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1371年）四月，常遇春的女儿被册封为太子妃，蓝玉也成为太子朱标的舅父，与太子朱标往来密切。蓝玉在北征时看到燕王朱棣的行止，深感不安，回来后对太子说：“我看如今的燕王举动行止与皇帝无异。我还听善观望气的人说燕地有天子气，愿殿下早作防备，免生不测。”太子为人忠厚，不愿生事，就对蓝玉说：“燕王对我十分恭顺，决不会有这样的事。”随后有人将此事报告了燕王，燕王因此对蓝玉怀恨在心。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四川建昌卫发生叛乱，朱元璋命蓝玉率军平叛。同年监察御史胡子祺上书说：“据百二河山之险，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形胜所在，莫如关中。”朱元璋颇为心动，有迁都关中的打算，遂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并告谕说：“天下山川，惟秦中号为险固，向命汝弟分封其地，已十余年，汝可一游，以省观风俗，慰劳秦民。”十一月，奉皇命巡视关中三月之久的朱标因劳累过度，引起旧疾复发，回京后即卧病在床，不久后就去世了。这对六十五岁的朱元璋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他在召见群臣时伤心地说：“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死，命也！”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皇位应该由皇长孙朱允炆来继任，而此时皇长孙朱允炆才十五岁。太子朱标病死后，朝中便无人再替蓝玉说话。燕王朱棣在入朝奏事时就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及时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朱棣虽未指名道姓，但大家都心知肚明，所说的正是蓝玉。

正史史料

凉国公蓝玉以谋反，并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等皆坐诛。己丑，颁《逆臣录》于天下。

——《明史·太祖本纪三》

徐达、常遇春去世后，蓝玉南征云南，北征大漠，立下了赫赫战功，是洪武后期最有名的将领之一，被封为大将军、凉国公、太子太傅，赐世券。蓝玉带兵多年，麾下有十多名勇将，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事实上蓝玉虽然为明朝立下汗马功劳，但他的死却不那么令人同情。他广置庄田，蓄养了无数的庄奴、义子，为害乡里，霸占民田。蓝玉在出征时，还私自占有元朝皇帝的妃子，这也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他被封为凉国公后，居功自傲，骄横跋扈，令朱元璋十分不满。此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准，但他不仅不知收敛，仍然率性而为。

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命冯国胜为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领二十万大军北征蒙古，取得了“金山之役”的胜利，降服了元将纳哈出。次年三月，蓝玉再次率大军北征，取得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附近）战役的胜利，沉重打击了蒙古贵族的残余势力，使蒙古内部陷入连绵不断的内讧之中。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六月，蓝玉还平定了川西建昌月鲁帖木儿的叛乱。平叛胜利后，蓝玉于同年十二月班师回朝，而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蓝玉大胜而归后，朱元璋封宋国公冯国胜、颍国公傅友德为太子太师，蓝玉为太子太傅。蓝玉目空一切，见冯国胜、傅友德的官职比自己大，遂愤愤不平。朱元璋更加坚定了铲除蓝玉的决心。事实上，早在蓝玉出征时，朱元璋就以“胡惟庸案”为借口，处死了蓝玉的亲家靖宁侯叶升，从而拉开了清洗蓝玉势力的序幕。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告发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计划在朱元璋出宫举行“籍田”仪式时发动兵变。朱元璋下旨将蓝玉收监，第三天就以谋反罪把他处死了，并且抄斩三族。朝中武将、军中骁勇之士被大批屠戮。凡是与蓝玉偶通讯问之人，也不能幸免，四面构陷，八方株连，受此案牵涉而丧命者竟达两万多人。诏辑案犯口供为《逆臣录》，并颁行天下。

次年十一月，朱元璋找借口除掉了宋国公冯国胜。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二月，又赐死了颍国公傅友德。傅友德有勇有谋，对大明朝的建立有不世之功，是朱元璋册封的九个公爵之一。至此列入《逆臣录》引颈就戮者就有一公、十三侯、两伯。在明初开国功臣中，身为公侯而得以善终的仅有凤翔侯张龙和武定侯郭英二人。朝廷中的勋旧权贵，几乎一扫而空。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逆臣录》共5卷，记载了近千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到蓝玉的公爵府赴宴，并密谋叛乱的事情。吕景琳在《蓝玉党案考》一文中，对《逆臣录》的记载加以多方考证，指出了诸多疑点。籍田典礼的举行，对天气要求非常高，需要钦天监预测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虽定在仲春二月，但具体哪一天还要“择日而行”。为了保证准确，一般都是短期预测，不可能过早决定。即使钦天监奏定了祭祀的日期，朱元璋也不一定会出行。朱元璋一向行踪诡秘，警戒甚严，不可能将出宫的日期提前公布。这样蓝玉在一个月之前又怎能知道皇帝在二月十五这一天要出宫举行籍田典礼呢？这个日期被《明史》等典籍所引据，作为此案的证据，但同时也是蓝玉案中最大的漏洞。再者这起大案仅有几个证人的证言，且这几人身份低微，不是渔夫就是染匠，很难想象身为封疆大吏、手下拥有重兵的蓝玉会跟这些人同谋作乱。

胡惟庸案与蓝玉案前后延续了十四年之久，后人合称为“胡蓝之狱”。经过这两次大清洗，剩下的开国功臣已经寥寥无几。明太祖终于不必再费心罗织什么大狱，剩下的元勋宿将靠一些零散的罪名慢慢收拾就可以了。一些著名的功臣如周德兴、廖永忠、朱亮祖等人，纷纷因为一些莫须有的小过被赐死、鞭死或是砍头。一时间朝堂上下血雨腥风，人人自危。

在大兴党狱、剪除功臣势力的同时，明太祖不断加强分封诸王的宗藩制度。朝廷调兵，守镇官必须有御宝文书和藩王令旨方可发兵，如果没有藩王令旨，即使有皇帝的御宝文书也无权发兵。这样诸王实际上就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军权代表了，军权从武将转移到皇室手中。

空印案与郭桓案

明朝建国后，元末腐败的风气再次兴起，在中央和地方衙门中泛起一股贪墨之风，“贪墨所起，以六曹为罪魁”。这股歪风邪气乘王朝体制变革的空隙而起，不仅威胁着新王朝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而且对正常社会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巩固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太祖朱元璋出身于社会下层，对元末腐败的吏治有着切身的体会，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洪武二年（1369年），他告诫群臣：“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默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朱元璋运用刑律处置贪污案件，但仍不能有效地阻止贪污腐败风气的蔓延，多起大案相继发生，这就促使朱元璋不惜轻罪重判，法外用刑，用重典整肃吏治。“空印案”与“郭桓案”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两起贪污大案。

“空印案”发生于洪武九年（1376年）。这是一起明太祖严惩地方财政人员持空印账册至户部结算钱谷的重大案件。

所谓空印，就是指事先盖好官印的空白账册。明朝规定，各布政司、府、州、县对本地的户口、钱粮、军需等事项，均需在年底时派人到京城的户部进行核对。为了防止官员舞弊，明朝还规定地方上的账目要与户部的账目完全吻合，稍有出入，即被驳回，要求地方重新填写。地方上报的文书还要加盖地方衙门的印信方能生效，逐级核对无误后方可通过。事实上地方上的账目与户部的账目时有出入，地方官员如要回到原地重新填写，有时要往返上千里以上，这样不仅浪费时间，而且会延误上报的时间。因此各地进京申报的地方人员就便宜行事，在进京时携带多份空印账册，以便在被户部驳回后重新填制。此法作为“权宜之务”，上下早已习以为常。明太祖朱元璋偶然得知此事后，认为官员相互勾结，徇私舞弊，大为震怒，下令彻查。

“空印案”发生后，宁海人郑士利上书诉冤。郑士利是湖广按察使佥事郑士元的弟弟，在空印案中，郑士元因参与考校钱谷数目而被捕入狱。郑士利指出，考校钱谷的账册必须加盖完整的印信方可使用，且是加盖在两张纸上的骑缝印，即使被奸人得到也不能使用，何况一般人也得不到。各地编造钱谷账册的依据都在各府县留有存根，无论在当地合计，还是到省城合计，都无法作弊。再者先加盖印信而后书写不过是权宜之策，朝廷对此并没有明确禁止，各级官吏并不知这是犯罪，而现在朝廷突然要给他们治罪，无法让人心服。虽然郑士利将“空印案”的原委讲得很清楚，但朱元璋此举意为杜绝奸诈之徒，不为所动。最后郑士元、郑士利都被处以重刑，将全国包括十三个省、一百四十一个府、一千多个县的主印长吏及署字签名者一概处死，副职以下的官员打一百棍，充军流放。

洪武十八年（1385年），又爆发了户部侍郎郭桓盗卖官粮案，史称“郭桓案”。

御史徐敏、丁举廷弹劾郭桓等人与北平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等官吏勾结贪污，吞盗官粮。朱元璋听说此事后，十分愤怒，即令司法部门依法严加追查。此案一直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高级官员和许多布政使司的官员。在追查过程中还发现他们贪污了大量没有入库的税粮和渔盐等项税款，其数量之大令人震惊。据《大诰》记载，郭桓的罪行有：“其所盗官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等府钞五十万张，卖米一百九十万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广惠库官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除盗库见在金银宝钞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共折米算，所废者二千四百余万精粮。”

朱元璋随即将赵瑁、王惠迪等人处以弃市之刑，郭桓及六部侍郎以下的官员也一概处死。一时间，与各布政使司有牵连的大小官吏几万人也都被逮捕入狱，严加治罪。追赃时又波及全国各地的一批地主富户，受牵连而破产者不计其数。由于此案株连过广，导致民怨沸腾，明太祖最后不得不杀掉此案的主审官员吴庸等人，以平息众怒。

“郭桓案”是一起比“空印案”牵连更广的大案。朱元璋通过此案，不仅彻底打击、震慑了贪官污吏，也打击了地方豪强。通过这两起大案，明初的吏治大为好转，明初的清廉之风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肃清吏治也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但不可否认，这两起大案牵连甚广，许多无辜者无端丧命，充分暴露出明太祖专制统治的残暴性。

名家评史

严惩贪污使人歌颂，但问题在于诉讼法，即被指控贪污的官员，是不是真的贪污。在酷吏酷刑之下，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坦承不讳，更何况仅杀一身的贪污。不过真正的恐怖并非死刑，而是追赃。死刑一死即了，追赃则遗祸无穷。

——柏杨

锦衣卫与诏狱

早在明朝建国前，内部就曾出现了几次叛乱事件，这就引起了朱元璋的警惕。明朝立国后，朝中大臣出现了结党营私的现象，朱元璋多次训诫群臣，要对朝廷绝对忠诚。为了监视大臣的不法行为，朱元璋建立起了严密的特务组织锦衣卫。

洪武初年，朱元璋即置“检校”一职，暗中侦查大臣们的举动。这些人并没有逮捕和审讯的权力，也没有固定的编制，“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检校人员的构成也很复杂，有社会闲散人员，也有一些文武官员。这些人互相并不认识，只接受朱元璋一人的调遣，也只向他一人报告事务。当时重要的检校头目有高见贤、夏煜、杨宪、凌说等人。朱元璋将这几个人比作自己豢养的恶狗，使人见人怕。他们“伺察搏击”，专门窥探满朝文武的隐私，以此来博取皇帝的欢心，最后将自己搞得声名狼藉。结果朱元璋也容不下他们，就把他们统统处死。

洪武初年，朱元璋设置拱卫司，作为皇帝的侍从军事机构，后改名为拱卫指挥使司，于洪武二年（1369年）又更名为亲军都尉府，别设仪鸾司归其统领。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将仪鸾司改为锦衣卫，“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归属皇帝直接管辖。锦衣卫由两个职能不同的部门组成，其一与传统的禁卫军没有什么不同，其二负责侦缉、刑讯事务。锦衣卫的最高长官是指挥使，还专门设立了刑讯机构镇抚司。太祖朱元璋常将重犯逮捕至京城关入镇抚司狱中，令其讯治，故又有“诏狱”之称。这样锦衣卫从缉察逮捕到刑讯一应俱全，成为了严密的特务系统。

“诏狱”起源于西汉。在古代的时候，司法本是由官员司寇掌管，到了汉武帝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开启了皇帝亲自掌管司法的先河。此后历代因革不常，五代的后唐、后汉都设有侍卫亲军掌管的诏狱，但是荼毒人民生命之残酷，都比不上明朝的诏狱。

这些特务组织最初是负责监视百官动静的，只是负责调查及逮捕谋反妖言及大奸大恶之人，后来发展到专门用于迫害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这些特务组织相互交错，密如蛛网，遍布全国的各个角落。这样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甚至夫妻吵架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能传到皇帝耳中，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

据说有一次，博士钱宰罢朝回家，在路上信口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就对钱宰说：“你的诗做得不错啊！不过我并未‘嫌’你啊，改作‘忧’字怎么样？”钱宰一听，连忙跪下叩头，吓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朱元璋并不是要追究他的罪责，而是要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钱宰才算没有倒霉。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已是无所作为，但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常派锦衣卫去监视他。一天一个特务向田间插秧的一个老农夫问讯道：“这里可有个退了休的吴尚书吗？”那老人搓手答道：“我便是吴琳。”朱元璋得到了这一消息，知道吴琳并无异志，十分高兴，奖赏了吴琳。

锦衣卫木印

该印上刻“锦衣卫印”字样。虽然此印并不华丽，但在明朝，这枚看似普通的木印，正是让人谈之色变的锦衣卫权力的象征。

大学士宋濂对朱元璋赤胆忠心，但朱元璋还不放心，经常派特务监视他。一天宋濂在家中请客，特务竟把赴宴人等乃至菜肴情况全都列单汇报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宋濂请客及菜肴的情况，宋濂把所请客人和菜肴情况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听后十分满意地说：“宋学士所说皆实，没有骗我！”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监视他的人认为有可能是对皇上不满，就偷偷地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交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何故生气，宋讷做了解释，朱元璋知道他生闷气与朝事无关，才不追究。宋讷非常奇怪地问太祖怎么知道他的家事，太祖就把那张画像拿出来给他看，结果宋讷差点被惊倒。

锦衣卫审讯案件时对犯人严刑逼供，非法凌虐，致使民怨沸腾。洪武二十年（1387后），朱元璋被迫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所押囚犯转交刑部审理。同时还下令将内外狱全部交由三法司审理，废除了锦衣卫。而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窃取皇位后，又恢复了诏狱，并且作为一项祖制。

叔侄争帝位

为保证大明国祚绵长，朱元璋殚精竭虑，大行分封，企图用家族力量来维护王朝的统治，结果却造成尾大不掉的隐患。建文帝登基后，实行宽政，同时针对诸王势大难制的问题，实行削藩。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占据了南京，破城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入城后，大肆搜捕“奸党”，展开了一系列残酷的报复。一代名士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被灭了“十族”。其余的建文帝遗臣皆死于酷刑，甚至“转相扳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

建文新政

朱元璋当初当上吴王，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立马皇后所生的长子朱标为世子，将朱标视作自己的接班人。四年之后，朱元璋建立明朝，建元洪武。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立朱标为太子。

朱元璋对太子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花了大量心血去培养这位未来的储君。他命左丞相李善长兼任太子少师，右丞相徐达兼任太子少傅，中书平章录军国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朱元璋还特别设置了宾客、谕德等官职，来培养太子的道德品性。在繁忙的政事中，还不忘对太子耳提面命，教导太子为君之道。太子未满二十岁时，朱元璋就让他帮助处理政务。朱元璋要求朱标做到“仁、明、勤、断”这四个字。做到了仁，就不会失之于粗暴；做到了明，就不会为奸佞所惑；做到了勤，就不会沉溺于安乐；做到了断，就不会教条刻板地去执行法律。这四个字正是朱元璋为君多年的经验总结。

太子朱标也不负厚望，无论为人还是处事都符合一个帝王的标准，可以预见将来会成为一代明君。可惜的是，这位饱学的太子在三十七岁时就因病去世，朱元璋为此痛不欲生。之后朱元璋权衡再三，决定立朱标的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准备让他将来继承大统。朱允炆小时候相貌并不出众，朱元璋一开始对他并不满意。为了培养朱允炆，朱元璋就把他带在身边，渐渐发现朱允炆聪明好学，有过目不忘之能，心地也十分宽厚。时间长了，朱元璋慢慢地开始喜欢上这个孙子，殚精竭虑地为朱允炆安排一切。他知道宋濂的弟子方孝孺学问极好，只是为人有些骄傲，就把他派到太子的府里去当教习。朱元璋还高兴地对孙子说：“我有一个很好的人才送给你。这个人才学很好，就是有点傲气，我先压他几年，等你当皇帝后就可以重用他了。”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初十，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同日皇太孙朱允炆即帝位，以第二年为建文元年。建文帝即位后，罢黜了一批洪武旧臣，提拔了一批人同参国事，如兵部侍郎齐泰为兵部尚书，翰林院编撰黄子澄为太常卿，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决意实行新政。

建文帝大力提升文臣的地位，改变明太祖重武轻文的官僚体制。太祖朱元璋用武力夺得天下，自然而然地形成重武轻文的局面。洪武时期，军事衙门大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都督也是从一品，而六部尚书却只有正二品。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刘基仅仅得封“诚意伯”，而武将得封公侯者甚多，在这种局面下，文官在朝廷中的地位可想而知。朱允炆决心结束祖父尚武的政风，大力加强文官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建文帝大开科举考试，并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以官职。建文帝所重用的大臣大多为文人，人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洪武三十一年末，建文帝采纳了方孝孺的建议，把六部尚书从二品提到了一品，又在尚书和侍郎之间加了一个侍中的职位。在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都司是比任何文官的品级都要高的，这种制度上的改革就把六部尚书提到了与都司同级的地位。

建文帝对政府内部的权力进行了重新分配。他按照《周礼》的规定，对六部及其下属司的组织做了许多改动，对官员和皇帝侍从的头衔也做了变动，同时对南京各官署的名称也都进行了改革。这些变革并不是象征性地恢复古代的模式，也不是任意变更祖制，其真正目的是要建立一套新的建制，以加强皇帝所信任的顾问们的权力，从而加强文官之治，以削弱将军们和皇子们的权势。

建文帝重用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明太祖朱元璋裁掉中书省后，国家的一切事务都必须由皇帝决定，翰林学士们和六部尚书只有建议权和在政府中执行命令的权力。当建文帝召集这三位士大夫来“参国政”时，就结束了这种局面。此时这几位儒生不仅仅是作为皇帝的老师，实际上还处理国家大事，这样做远远地背离了明太祖朱元璋所定下的制度。这些儒生被置于六部之上施政的地位，他们不仅制定政策，而且执行政策，他们虽无丞相之名，但有丞相之权。文人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再也不用担心像洪武朝那样动辄以一言获罪的情况。他们对于朝政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文帝忠心耿耿，这也是后来大批文臣甘愿为建文帝殉难的原因。其实建文帝之所以没有设立丞相，只是在形式上尊重明太祖的《祖训录》而已。因为《祖训录》中明确规定，严格禁止后世子孙任命丞相。除此之外，建文帝还将户部和刑部的所属司从十二个减少到了四个，都察院中的两个都御史合并成了一个，同时国子监和翰林院的各项职责和人员编制都被提高和扩大了。这些措施，加强了儒家教育和翰林学士在政府中的顾问作用。同时在詹事府也设立了一些新职位，目的是使翰林学士在教育太子及各位年幼王子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建文帝还改变太祖“以猛治国”的方针，实行宽政。太祖朱元璋以刚猛治国，经常法外用刑。朱元璋认为：“法严则人知惧，惧则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法宽则人慢，慢则犯者众，民命反不能保。”他“雄猜好杀”，屡次兴起大狱，动辄杀戮，政治气氛非常凝重，文武大臣人人自危。建文帝在当皇太孙时就已经意识到太祖用刑过猛，曾向祖父请求更定《大明律》。太祖曾叫朱允炆断刑狱之事，朱允炆宅心仁厚，聪明果决，获得了朝野广泛的称誉。建文帝即位仅仅一个多月，就下诏在全国实行宽政，平反冤狱。洪武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一批无辜的官吏得以恢复自由，被发配远方的人也得以回到家乡。据记载建文朝监狱里的罪犯比洪武朝减少了三分之二。建文帝的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对太祖朱元璋严刑峻法的一种调整，也反映出了建文帝与太祖执政风格的迥异。

建文元年（1399年），建文帝下令减轻江浙地区的田赋。明初以来，江浙地区的田赋明显重于其他地方，这是因为朱元璋憎恨江浙地区的缙绅当年依附张士诚而采取的惩罚措施。另外朱元璋还特意规定江浙人不许担任户部的职位，目的在于防止江浙人偏袒家乡。建文帝则认为江浙重赋只是用惩一时，不应该形成定制。此后江浙人也可以担任户部的官职。他还针对寺庙侵占民田的情况，下令僧道每人占田不得超过五亩，多余的要退官分给农民。江南地区“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

建文帝和他的辅臣所实行的新政，应该说是切中时弊的。建文帝宅心仁厚，生长于深宫之中，缺少对现实的了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读书人，因此他的改革和所实行的新政难免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还接受方孝孺的建议，甚至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因为他们缺乏政治经验，提出的一些新法难免脱离实际，因此造成了一些混乱。特别是建文帝重用文臣，引起武将的不满；控制内廷过严，引起宦官的离心。建文帝及其亲信大臣对此没有察觉，反而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削藩，使新政的基础更加不稳定。

正史史料

惠帝（建文帝）天资仁厚。践阼之初，亲贤好学，召用方孝孺等。典章制度，锐意复古。尝因病晏朝，尹昌隆进谏，即深自引咎，宣其疏于中外。又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

——《明史·恭闵帝本纪》

削藩起争端

明朝建国后以南京为都城，远离塞北，北方蒙元残余势力时常南下，威胁着明朝的统治。为了保持朱氏王朝的长久统治，加强对边疆的管理，朱元璋便挑选一些“名城大都”分封诸王，以达到“外卫边陲，内资夹辅”的目的。他于洪武三年（1370年）、洪武十一年（1378年）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先后三次分封藩王，分镇全国各地。朱元璋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除立为太子的长子和早夭的第二十六子以外，其余二十四个儿子均被封为藩王，加上一个从孙，共二十五个藩王。

为防备北元势力的入侵，明太祖在从东北到西北的漫长边防线上，选择险要地区，建立藩国。如以北平为中心的燕国，以太原为中心的晋国，以西安为中心的秦国，以大宁（今内蒙古宁城）为中心的宁国等等，共设九国。此外在内地则有周（地处开封）、楚（地处武昌）、潭（地处长沙）、蜀（地处成都）等国。

按照明制，皇子封为亲王都要授予金册金宝，年食禄米万石。其护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但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像北边防御蒙古的几个藩王，所统士兵都超过此数。边塞诸王因有防御蒙古贵族侵扰的重任，所以护卫甲士尤多，其中又以宁、晋、燕三王的兵力最为强盛。北平的燕王朱棣拥兵十万，大宁的宁王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他们在边塞负责筑城屯田、训练将兵、巡视要害、督造军器。晋王、燕王多次出塞征战，打败元朝残余势力的军队，尤被重视，军中大将皆受其节制，甚至特诏二王军中小事自断。由于燕王朱棣功绩卓著，朱元璋令其“节制沿边士马”，位列诸王之上。这些藩王的府第、服饰和车旗等，“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

青花舞乐胡人纹扁壶

此壶制造于永乐年间。图中表现的是西域民族歌舞的场面，一名胡人在两位同伴吹箫、拍鼓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表情生动丰富。

朱元璋分封诸王，本是为了保卫大明江山，却造成了诸王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祸患。洪武九年（1376年），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就上书太祖，直言藩王封国太大，拥兵太盛，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势必造成大乱。不如现在就采取措施，“节其都邑，减其卫兵，限其疆域”。太祖大怒，将叶伯巨下狱。此后朝臣中再也没有人敢于出来反对封藩了。

朱元璋曾对皇太孙朱允炆说：“现在朕将抵御胡虏的重任交给诸王，将来你尽可以在朝中作一个太平天子。假如边关有事，他们就会帮你应付。”朱允炆沉默片刻后问道：“如果诸王对我有异心，又有谁来对付呢？”朱元璋大感意外，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才问道：“那你说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情，你怎么办呢？”朱允炆答道：“先用仁德去收服约束他们；如果不起作用，就要削夺他们的封地和军队；如果还不行，就要征伐他们。”朱元璋听后默默点头，一言不发。

各地的藩王大都是朱允炆的叔父，根本不把这位年轻的皇太孙放在眼里，言行颇为不逊。朱允炆对东宫侍读黄子澄说：“现在诸位藩王都是我的长辈，手握重兵，不守法纪，将来该怎么办呢？”黄子澄说：“诸王护卫兵的数量并不是很多，如果发生变故，朝廷以大军相临，无人可以抗衡。朝廷讨伐作乱的藩王是以大击小，以强击弱，以顺击逆。西汉吴楚七国的实力非常强大，最后都自取灭亡了。殿下不必过于担心。”朱允炆听了，心情稍微放宽了一些。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老皇帝去世，往往是新皇帝铲除政敌的一个绝好时机，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数不胜数。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发布遗诏：“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此时如果建文帝有心铲除燕王，完全可以在南京布下天罗地网，让燕王朱棣束手就擒，但饱读经史的建文帝白白放过了这个机会。

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是为明惠帝。因次年改元建文，又称建文帝。建文帝提拔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为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同参军国事。即位后的第三个月，建文帝听从黄子澄、齐泰的建议，制定了先剪除其他各王、让燕王孤掌难鸣的削藩计划。

此时朱棣的三个儿子在南京，如果朱棣有异谋，三个儿子则性命难保。因此朱棣便以病重为借口，请求建文帝让三个儿子回来照顾自己。这是一箭双雕之策，如果朝廷把他的三个儿子都放回来，那么就免去了受制于人的情况；即使不同意放归，也可以探知朝廷的意向，自己好早做谋划。建文帝一时拿不定主意，后来在徐增寿的蛊惑下竟将朱棣三个儿子送归燕国，燕王此后便没有了后顾之忧。建文帝的这种妇人之仁，被后代的史家们评为最愚蠢的举动。后来周王朱棣的幼子告发自己的父亲有谋反之意，建文帝即以此为借口，命大将军李景隆率兵北上巡边，路过开封时，突然派兵包围了周王府邸，将周王逮捕，押往京师。最后周王被剥夺封号，流放到云南。大臣们看清了建文帝的意图，告发藩王谋反的奏疏如雪片一般飞来。

为了应对建文帝随时可能派来的大军，燕王朱棣私下里培养了一批壮士，同时在燕王府里秘密地打造兵器。建文帝对燕王的行迹有所察觉，有了猜疑之心。朱棣便决定亲自去南京，一方面可以打消仁弱的建文帝对自己的疑心，另一方面还可以趁机探听朝廷的虚实。建文元年（1399年）二月，朱棣来到了南京。户部侍郎卓敬劝建文帝将燕王徙封南昌，以解除燕王对朝廷的威胁。但是建文帝优柔寡断，没有采纳卓敬的建议，几天后就将燕王放归北平。建文元年六月，燕王护卫百户倪谅告发朱棣，说他派两个部下招募死士，意图谋反。建文帝便下令逮捕了这两个人，他们供认了朱棣的一些谋反之事。但是建文帝没有当机立断，只是下诏训责。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建文帝先后废除了岷王、湘王、代王等五位藩王。但是饱读诗书的建文帝与朝中的大臣对消藩的艰巨性认识不足，没有及早制定周密的计划，起初对诸王采取的措施颇显软弱。黄子澄的削藩策略一开始就没有抓住燕王这个最危险的对象，反而将打击对象放在其他势力较弱的诸王身上，扩大了打击面，将本来可以争取的力量都推到了敌方阵营中。燕王朱棣趁此时机，则在暗中加紧活动，挑选壮士充实自己的护卫军，并以补充逃亡军士为名，收罗天下异人术士。一场大战已经无法避免了。

正史史料

夏四月，湘王柏自焚死。齐王榑、代王桂有罪，废为庶人。遣燕王世子高炽及其弟高煦、高燧还北平。六月，岷王楩有罪，废为庶人，徙漳州。己酉，燕山护卫百主户倪谅上变，燕旗校于谅等伏诛。

——《明史·恭闵帝本纪》

靖难之役

拥兵自重的宗室藩王严重威胁了中央皇权的巩固，建文帝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他还是皇太孙时，就已经有削藩的打算。朱允炆登基时，朱元璋的二子秦王、三子晋王已经相继辞世，四子燕王朱棣就成为皇室中最年长的人了。而且他的封地在北边，扼守防御蒙古的第一线，位尊权重，实权最为强大。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十二月，建文帝命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司，监视燕王的一举一动。

面对这种局势，燕王朱棣暂时选择了韬光养晦。为了麻痹建文帝，燕王假装生病，成天胡言乱语，有时还躺在地上好几天也不起来。张昺、谢贵两人去探病，在盛夏之时，燕王却坐在火炉边烤火，嘴里还不停地叫冷。于是建文帝就信以为真。

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朝廷觉察了燕王的谋反活动，密令张昺、谢贵、张信设计捉拿朱棣。没想到张信偷偷地向燕王告密。八月燕王设下“鸿门宴”，杀掉了张昺和谢贵。北平城官军成了无头的苍蝇，燕王乘乱攻下九门，控制了全城。为了师出有名，燕王援引《皇明祖训》，以“清君侧”为由起兵叛乱，因其自称“靖难”，即平定朝廷的祸难，史称此事为“靖难之役”。朱棣称黄子澄、齐泰为奸臣，把自己的部队称为“靖难军”。

“靖难之役”初起，因为北方诸将多为朱棣的旧部下属，所以降燕者甚众。朱棣起兵不久，即攻取了北平以北的居庸关、怀来、密云和以东的蓟州、遵化、永平（今河北卢龙）等州县，扫平了北平的外围，排除了后顾之忧，便于从容对付朝廷的问罪之师。经过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宿将之后，朝廷也无将可用，建文帝朱允炆只好起用年近古稀的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大军（下简称南军）伐燕。建文元年八月，南军在河北滹沱河被燕军所袭，大败而退。耿炳文军大败后，在黄子澄的推荐下，建文帝又任命曹国公李景隆为大将军，取代了耿炳文。

纱绣伦叙图

该作品用纱做底，用各色丝线绣以花纹。在古人的作品中，凤凰多喻君臣之道，仙鹤多喻父子之道，鸳鸯多喻夫妇之道，鹡鸰多喻兄弟之道，黄莺多喻朋友之道。故此幅作品得名“伦叙图”。

李景隆是开国元勋李文忠的儿子，是个纨绔子弟，素不知兵，“寡谋而骄，色厉而馁”。九月李景隆至德州，收集耿炳文的溃散兵将，并调各路军马，共计六十万，进抵河涧驻扎。为了引诱南军深入，朱棣命姚广孝协助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自己则率大军援救被辽东军进攻的永平。他告诫世子只宜坚守，不得出战，还特意撤去了卢沟桥的守军。李景隆听说朱棣率军赴援永平，就率师于十月直趋北平城下，见卢沟桥并没有守兵，喜不自胜。李景隆号令不严，指挥失当，几次攻城都未能成功。南军都督瞿能曾率千余精骑，杀入张掖门，但因李景隆贪图军功，命瞿能等待大部队一起进攻，结果错过了良机。燕军得到喘息之机，扭转了战局。

朱棣解救永平之后，率师直趋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宁为宁王朱权的封藩，所属朵颜诸卫，多为蒙古骑兵，骁勇善战。朱棣攻破大宁后，挟持宁王回到北平，吞并了宁王的部属及朵颜三卫的军队。朱棣带着这些精兵强将于十一月回到北平。李景隆腹背受敌，无法取胜，乘夜率先逃跑，退至德州。次日士兵听说主帅已逃，“乃弃兵粮，晨夜南奔”。

建文二年（1400年）夏，双方又在白沟河（今河北雄县北）交战。李景隆会同郭英、吴杰等集合兵将六十万众，号称百万，进抵白沟河。朱棣命令张玉、朱能、陈亨、丘福等率军十余万迎战，战斗十分激烈，燕军一度受挫。但南军政令不一，不能乘机扩大战果。燕军抓住有利时机，大败南军，李景隆再次逃往德州。五月又从德州逃到济南。李景隆立足未稳之际，又被紧随其后的燕军所败。都督盛庸和山东布政使铁铉固守反击，朱棣久攻不下，下令暂时退兵。

李景隆大败后，建文帝罢免了他的大将军之职，代之以盛庸。建文二年九月，盛庸率兵北伐。十月至沧州，为燕军所败。十二月燕军轻易地夺取了山东临清、馆陶、大名、汶上、济宁等地，在东昌（今山东聊城）与南军的主力相遇，发生了一场大战。在胜利面前，燕军产生了轻敌之心，被南军所败，朱棣的亲信将领张玉战死，朱棣自己也被包围，多亏二儿子朱高煦带兵来救，才得以突出重围。东昌战役是双方交战以来南军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

朱棣及时地总结失败教训，于建文三年（1401年）二月再次进军，先后于滹沱河、夹河、真定等地大败南军。接着又攻下了顺德、广平、大名等地。这场战争进行了将近三年，燕王的部队虽然胜多败少，但他的兵力毕竟有限，这些年来转战各地，逐渐地成了强弩之末，燕王朱棣对此也无计可施。三年来，燕军所攻克的城池在燕军离开后又重被官军占据，燕军所得只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双方处于僵持状态。此时朱棣得到朝中密报，得知南京城守备空虚，遂举兵南下，决意“临江一决，不复反顾”。

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朱棣孤注一掷，率大军南下，绕过守卫严密的济南，破东阿、汶上、邹县，直至沛县、徐州。四月燕军进抵宿州，与南军大战于齐眉山（今安徽灵璧），燕军大败。这本是南军大举进攻的大好时机，但建文帝却听信一些大臣的建议，认为京城不可无良将，遂将魏国公徐辉祖的军队调回南京。此举不仅削弱了前线的军事力量，而且还打乱了南军的战略部署，南军粮运又为燕军所阻截。燕军趁机反攻，大败南军于灵璧，俘获南军将领数百人。自此燕军士气大振，南军士气低迷，形势明显有利于朱棣。五月燕军南下攻占扬州。六月燕军自瓜洲渡江，围攻南京。此时南军已经丧失了抵抗能力。建文帝见形势紧急，又派人向燕王求和，表示愿意割让土地，请求燕王退兵。这种缓兵之计当然瞒不过燕王，他指挥大军渡过长江，把南京城包围了起来。几天之后，李景隆和谷王朱橞打开城门投降。

燕王朱棣带兵进城，第一件事就是追查建文帝的下落。有人说看到城破前，皇宫燃起了大火，建文帝与一些后妃们已经葬身火海。燕王派人在废墟中寻找，果然找到几具尸体，但这些尸体都已烧焦，面目全非，连男女都很难分清。燕王对着尸体号啕大哭，嘴里说着：“侄儿啊，我只是想帮你剪除奸臣，何必要弄成这个样子呢！”他下令将这些尸体以礼下葬。在群臣们的拥戴之下，燕王志得意满地登上了帝位。他废除了建文年号，改年号为永乐，表明自己是直接继承了明太祖的帝位，并把这整个事件称之为“建文逊国”，意思是建文帝“自愿”把帝王之位让给自己的。

“靖难之役”的结局有一定的偶然性。就实力、道义等因素而言，这次叛乱取得成功的希望并不是很大。但就双方领导者的个人政治、军事素质而言，朱棣占据显著的优势。建文四年六月，朱棣在南京奉天殿登上了帝位，是为明成祖。以次年为永乐元年（1403年），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二年的帝王生涯。

正史史料

乙丑，金川门启，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执下狱。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

——《明史·方孝孺列传》

灭十族与“瓜蔓抄”

朱棣带兵进入京城后，发布“燕王令旨”，“奸臣榜”上仅有二十九人，并下令：“凡首恶有名者听人擒拿，余无名者不许擅自绑缚。”但事实究竟如何呢？

方孝孺早年曾师从江南第一大儒宋濂，宋濂对方孝孺的才学赞誉有加，曾把他比作“百鸟中之孤凤”。太祖朱元璋对方孝孺的才学也十分赞赏，只是方孝孺力主教化，与太祖的治国主张不同，才未得重用。早在建文帝时，方孝孺就已是名震天下的大儒，其学问和品德为天下人所敬重。建文帝久闻方孝孺之贤，即位后召方孝孺做翰林侍讲学士，后升文学博士，对他颇为倚重。据《明通鉴》记载，建文帝读书时每有疑惑，即召方孝孺前来为他讲解。当时朝廷的诏书、往来的檄文大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建文帝对方孝孺特别敬重，君臣关系十分契合。

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争夺皇位。建文帝廷议讨伐，诏檄也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当朱棣在北平起兵时，谋士姚广孝就曾为方孝孺求情：“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答应了姚广孝的请求。

方孝孺对建文帝忠心耿耿，南京城破后，誓死不降。朱棣看在姚广孝的面子上并没有杀他，而是将他投入狱中。几天之后，朱棣准备即位，就想让方孝孺拟写登基诏书。朱棣多次派人到狱中劝方孝孺投降，方孝孺坚决不从。朱棣又命方孝孺的两个学生廖镛、廖铭前去劝降，方孝孺还是没有改变主意。朱棣只好命人押方孝孺上殿，方孝孺穿着一身孝服进入大殿，见到朱棣也不行礼，只是大哭不止。

名家评史

篡位的印记刻在朱棣的身上，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执政能力。他曾自称要行周公辅成王之事，但他却推翻了成王，由自己做了皇帝。所以他不再想提起这段故事，更不愿意面对周公，因而干脆把周公从文庙陪祀的行列中请了出去。

——毛佩琦

朱棣强压怒火，离座劝慰道：“先生不要再伤心了，朕只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罢了！”方孝孺止住哭声，反问道：“成王在哪里呢？”朱棣答道：“他自焚而死了。”方孝孺又接着问道：“为何不立成王的儿子？”朱棣说：“国家需要一个成年的君主。”方孝孺又问道：“那么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为皇帝？”朱棣无法回答，苦笑着说：“这些都是朕的家事，先生不必操心。”他暗示左右递过纸笔，说：“即位诏书一定要由先生出面不可。”方孝孺夺过诏纸，在上面乱批数字，便把笔仍在地上，放声痛哭。他边哭边说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大怒，喝道：“难道你不怕我诛你九族吗？”方孝孺愤然大喝：“便诛我十族又能如何！”

盛怒之下的朱棣将方孝孺关在狱中，同时命人逮捕方孝孺的九族，以及他的“门生故旧”，凑成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不久这八百七十三人便被磔杀于市，整个行刑过程持续了七天。方孝孺也被凌迟于聚宝门（今江苏南京中山门）外，时年四十六岁。方孝孺临死时，作了一首绝命词：“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清代学者齐周华曾评价道：“靖难受祸惨烈者，亦莫若孝孺。无论知与不知，无不义而悲之。”历朝历代，最严酷的刑罚莫过于诛“九族”，朱棣竟灭掉方孝孺的十族，其残暴程度由此可见。清初史家谷应泰这样叹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

与此同时，建文帝的余党也遭到了血腥镇压。削藩的提倡者齐泰、黄子澄被凌迟处死，诛灭三族。建文帝兵部尚书铁铉死守济南，城破被俘，朱棣亲自审问他，铁铉宁死也不肯转身面对朱棣。朱棣盛怒之下就下旨将铁铉寸磔，还把铁铉八十多岁的父母流放到海南做苦役，虐杀了他两个年幼的儿子，并把他的妻子杨氏和两个女儿罚做官妓。

建文帝的大理寺丞刘端弃官而逃，后被抓获。朱棣问他：“方孝孺是怎样的人？”刘端答道：“他是忠臣！”朱棣问：“你弃官而逃，还能算是忠臣吗？”刘端说：“我之所以活下来是为了将来能够报仇！”朱棣大为震怒，就命人用刀割去刘端的耳鼻，然后问满头血污的刘端：“你现在这个样子，还能算是人吗？”刘端骂道：“我是忠臣孝子的面目，即使到了九泉之下也有脸面去见太祖皇帝！”朱棣大为恼怒，亲手用棍棒把刘端打死。

“十族之诛”尚有一个明确的打击范围，“瓜蔓抄”就像是一张无边无际的大网，任何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罩入网中。所谓“瓜蔓抄”，是指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大肆诛戮建文帝诸臣，因妄引株连，如瓜蔓之伸延，故名。

建文朝的御史大夫景清早先曾做过燕王朱棣的参议，其才华能力深得朱棣的敬重。燕王攻破南京即位以后，就让他官复原职。景清为人倜傥洒脱，但最注重名节。他毫不推辞地接受了任命，那些以前认识他的人都大惑不解。御史大夫是从一品的大官，上朝时离皇帝比较近，景清身藏利刃，想利用上朝的机会行刺朱棣。但没等他接近朱棣，就被锦衣侍卫拦下，搜出利刃。景清毫不畏惧，对朱棣破口大骂。朱棣大怒，命人将他牙齿全部打落。景清将一口血喷到了朱棣的龙袍上。朱棣在盛怒之下将他剥皮填草，尸体挂在城门上示众。一天晚上，朱棣梦见景清披头散发，手拿宝剑追杀自己。次日他又命人将景清尸体上的肉一块块割掉，还将骨头敲碎。但朱棣仍不解恨，并“赤其族，籍其乡，转相攀染，村里为墟”，就连他的邻居也受到了株连，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瓜蔓抄”。此后但凡和景清扯上关系的人全都倒了霉。据吕毖《明朝小史》记载，大理寺少卿胡闰全族男女共二百一十七人被诛，“所居之地，在府城西隅硕铺坊，一路无人烟。雨夜闻哀号声，时见光怪。尝有一猿，独哀鸣彻晓。东西皆污池，黄茅白苇。稍夜，人不敢行”。

明成祖朱棣对建文帝旧臣的杀戮长达十多年，在晚年时法禁犹严。这一方面与成祖的个性有关，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安。成祖即位后，为了摆脱篡位的嫌疑，革除了“建文”年号，在建文朝官方文献中歪曲事实，将宽厚仁慈的建文帝描述成一个荒淫昏聩之徒。朱棣之后的明朝皇帝中没有人正式承认朱允炆的帝位，所以建文帝一直没有庙号。直到清朝乾隆年间，建文帝方才有了一个谥号“恭闵惠皇帝”，史称惠帝。

长白仙踪图卷

这是崔子忠专为明代大臣张延登所作。明朝隐居求仙之风颇盛，此图以张延登在长白山遇兔，而筑兔柴洞屋的故事为素材绘制。

建文帝下落成谜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朱棣的大军直逼南京城下，谷王与曹国公李景隆开门纳降，南京城破，宫中起火，建文帝也随着这场大火，不知所终，成为明代历史的第一谜案。建文帝在太祖朱元璋严苛统治之后，大力实行宽政，所以他的遭遇引起了无数人的同情，他的下落也就备受关注。

孟森等学者都认为建文帝在城破后以身殉国，自焚而死。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建文四年六月，燕王的军队打到南京金川门，建文帝本想出来迎接燕王，之后又自叹道：“我何面目相见耶！”于是建文帝与皇后一起闭宫自焚。燕王看到宫中火起，匆忙命人前来救援，可惜鞭长莫及，太监从一片废墟中找到建文帝烧焦的尸体，报告了燕王。朱棣伤心欲绝，抚尸痛哭。八天后，朱棣以天子之礼埋葬了建文帝，遣官致祭，辍朝三日。

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建文帝在城破之后，由密道逃出了京城，并隐姓埋名，出家为僧。朱棣登基后，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文网严密，对建文帝下落之事并没有留下多少记载。而《明太祖实录》的可靠性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朱棣曾经三次下旨修改《太祖实录》，为自己夺取皇位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以美化自己的形象。天顺朝之后，严峻的政治气氛有所好转，关于建文帝出亡说的史料开始多了起来。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建文帝带着杨应能、叶希贤等人离开京城，隐名易服，云游四海。一些学者根据地方志、遗迹、遗址等资料考证，认为建文帝脱逃后，“西游重庆，东到天台，转入祥符，侨居西粤。中间结庵于白龙，题诗于罗永，两入荆楚之乡，三幸史彬之第”。在这些地方，流传着许多关于建文帝的传说。

《徐霞客游记》中也记载了建文帝曾在贵州白云山修行之事：“有巨杉二株，爽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为火伤其顶，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为白云寺，则建文君所开山也，前后架阁两重。有泉一坎，在后阁前槛下，是为‘跪勺泉’。下北通阁下石窍，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龙所供建文君者。”

在一些古籍中还记载了建文帝殉国后所做的诗文：“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这首诗据说是建文帝避难贵州金竺（今贵州长顺广顺镇）时所作，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无法判断是否是后人假托，但从诗的内容来看还是符合建文帝的经历的。

一些学者认为建文帝当年曾藏身于江苏吴县普济寺内。在江苏吴县，至今还保留着建文帝出亡时的一些遗迹、遗物。1423年，建文帝因病而死，葬于寺后的山坡上。四川也留下了许多关于建文帝的遗迹和传说，青川华严庵里有广佛碑和华严庵重建碑，在这两块碑文中记载了宣德六年（1431年）建文帝从陕西来到四川之事。这些记载可以与《明史纪事本末》互相印证。还有一些记载表明，建文帝曾在四川平昌佛罗寺中出家为僧，病逝后就葬在寺后的山坡上。佛罗寺地处偏僻，不容易被发现，建文帝多年来隐居在此。因为建文帝经常面向京城的方向暗自哭泣，后人就把佛罗寺改称为望京寺。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一书中指出，建文帝失去帝位后，一直在外游历。正统七年（1442年），因年事已高，建文帝就到广西思恩州官府，自称是建文帝。当地官员大吃一惊，立刻上报朝廷，将其送到京师。朝廷就派建文朝的宦官吴亮前往辨认，建文帝见到吴亮后马上叫出了他的名字，而吴亮则认为这个人并不是建文帝。建文帝说起当年往事，他在吃饭的时候，曾把一片鹅肉扔在地上，吴亮趴下去把鹅肉吃掉了。吴亮听后跪在地上大哭不止，回去后就上吊而死。建文帝被迎入宫中，死后葬在西山，“不封不树”，以庶人之礼被埋葬。郑晓在《吾学篇》中也对这种意见提供了类似的佐证。

明成祖朱棣并不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他曾对身边的大臣说：“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时，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恸之。”事实上宝玺被焚不可能没有一点痕迹，建文帝很可能带着宝玺而逃走，随时可以卷土重来，这种忧虑始终困扰着成祖。据《明史》载：“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指成祖）疑之。（永乐）五年（1407年），遣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以故在外最久。”此处提到的张邋遢，就是道教著名人物张三丰。朱棣派人以访寻张邋遢的名义，来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前后竟长达十六年之久，这充分说明建文帝在城破后非常有可能逃出了宫中。

一些学者主张建文帝在逃出宫后，曾在泉州开元寺避难，后来坐船流亡到海外，最终隐居在印尼苏门答腊岛东海岸。据《明史》记载：“成祖疑惠帝（建文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在郑和率领的船队中，包括了一部分锦衣卫，他们专门负责寻找建文帝的踪迹。这种观点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持，只是一种猜测。

建文帝到底是自焚而死呢，还是由密道逃生，历代学者对此各持一说，尚无定论。清朝编修《明史》之时，负责编修此书的大臣对此就发生了意见分歧。徐嘉炎主张建文帝逊国外逃，而朱彝尊则以《明实录》的记载为根据，认为建文帝自焚而死。因此在《明史·恭闵帝本纪》中便有如下的记载：“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由此可见，这两种观点都缺乏足够的证据。近年来有让姓人自称是建文帝的后人，并献出《让氏家谱》，称建文帝由地道逃生后，假扮为僧人，在四方云游，最后在武昌定居，死后就葬在武昌洪山之上。南明弘光帝追谥建文帝为“让皇帝”，故他们以“让”为姓。

随着对建文帝出亡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大多数人都主张建文帝并未死在大火之中，而是逃出了南京。当然这一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证明。

明成祖的文治武功

燕王朱棣即位后，为了剪除藩王对中央皇权的潜在威胁，继续推行削藩措施，将地方军政大权再度集中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他进一步调整中央机构，设立内阁，从而奠定了明朝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明成祖为了加强北部边防，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使北京成为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他整肃吏治，重用人才，把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重要地位，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在文化上，他标榜文治，尊崇儒学，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修书工作；在外交方面也有许多建树，他采取开拓进取的方针，北征蒙古，南下安南，又派遣郑和率船队下“西洋”，不仅维护并发展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且扩大了对外影响。虽然成祖取得帝位的手段并不光彩，但从他所作的政绩来看，仍不失为一位盛世明君。

迁都北京

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建都或迁都，都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大事。太祖朱元璋在建国时经过再三考虑，最终仍以南京为首都。明成祖登基后不久，便计划迁都北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太祖朱元璋之所以定都南京，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应天府（今江苏南京）是朱元璋建国的根据地；其二，南京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形势险要；其三，江南一带经济较北方发达，可作立国之本；其四，此时西北尚未平定，建都北方的风险性很大。而对于明成祖朱棣而言，迁都之事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势在必行。首先，北平是成祖夺取天下的“兴王之地”。他在北平度过了几十年，在北平乃至整个北方根基深厚；其次，北平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是中原通往东北、塞外的门户。时人指出：“（北京）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朱棣深知，削藩之后诸王失去兵权，北方的边防势必会受到影响。当时北元势力强大，时常南下侵扰，迁都北平就可以加强对北方的防守与控制。再者，北平是辽、金、元时的京城，曾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可见迁都北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下诏，改“北平”为“北京顺天府”，作为陪都，并开始进行迁都北京的准备工作。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增强北京的经济实力；二是对北京进行大规模的土木建设。

为了增强北京的经济实力，成祖从农业、手工业、商业三大主要产业方面全盘着手。即位三个月后，他就命人到山西太平、平阳等七个府州，核实户口和田产，将那些丁多地少和没有田地的人家，分丁或全家迁往北京务农，由政府出资给他们购置耕牛、种子等农具，还给予了五年以内减免赋税的优待政策。永乐二年（1404年），成祖下令向北京附近大规模地移民屯田。从永乐元年到永乐二年，共有两万多户山西百姓迁到北京周边地区务农。同时成祖还采取了募民务农、将士解甲归田、招抚流民复业、迁发犯人种田等办法。为了促进北京手工业的发展，成祖还将南京的二万七千户工匠迁往北京。同时成祖还下旨选择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陕西、广东、广西、河南等地没有土地或者土地较少的大户人家充当北京富户，将这些人的户籍迁入顺天府，给予免除五年徭役的优惠。实际上这些富户都是当地的大商人，将他们迁到北京，就是让他们在北京投资，发展北京的商业。通过种种努力，北京地区逐渐繁荣起来。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明成祖下旨动工修建新的都城。早在动工的前一年，明成祖就派工部尚书宋礼、副都御史刘观等人负责营建工作，开始集中人力和物力。同时派人分赴湖广、四川、江西、浙江、山西等地采集木材、石料，又征集了二十多万工匠和上百万的民工，此外还征集了数不胜数的军队。为了保证物资供应，从永乐九年（1411年）起，着手对大运河进行修浚。成祖派工部尚书宋礼，对淤塞的运河进行重点整治，引汶水、泗水入其中，沿线修建闸门三十八座。过去漕船到达淮安后，需借助一段陆运才能进入淮河，十分不便。针对这种情况，成祖派大臣开清江浦，筑堤建闸，使漕船可直达淮河，至此京杭大运河全线畅通。

经过十多年的修建，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城的营建工作基本完成。

北京城是在元朝大都的基础上改建的，总体设计仿照南京，但更为壮丽。明代的紫禁城建立在元代皇宫的旧址上，宫殿宏伟华丽，其中心建筑有奉天殿（今太和殿）、华盖殿（今中和殿）、谨身殿（今保和殿）三大殿。整个北京城的建筑布局，是以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为基准左右对称展开，堪称中国古代建筑工艺的结晶。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明朝正式迁都北京。明成祖亲往太庙祭祀，并派人赴各坛祭诸神。随后升坐奉天殿，接受朝贺，并大宴群臣。同时颁布诏书，表明他迁都乃是“仿成周卜洛之规，建立两京，为子孙帝王永远之业”。

对于迁都北京之事，一些朝臣并不赞成，但慑于皇帝的威严也不敢多加非议。谁知迁都不到三个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接连发生火灾，朝野为之震动，很多人因此说迁都不吉利，所以才导致天灾。成祖只得下诏，令群臣直陈朝政得失。有些朝臣便乘机上书，指出肇建北京，工费繁巨，调动太广，以致百姓终岁供役，加上官吏横征暴敛，苦不堪言，其中又以主事萧仪、侍读李时勉的言辞最为激烈。成祖大怒之下，处死了萧仪，并将李时勉下狱。反对迁都的大臣不敢指责皇上，便转而攻击那些主张迁都的大臣，双方各执一词，争论得非常激烈，成祖便令他们在午门外跪着辩论。最后大臣夏原吉出面上奏道：“这些朝臣都是应诏而言，并没有罪。臣等备员大臣不能协赞大计，罪在臣等。”听了这番话，成祖的怒气才稍稍平息下来，此后再也没人敢非议迁都之事了。

明成祖力排众议，迁都北京，从而巩固了边防，有力地控制北方蒙古势力的发展，巩固了明朝的统治。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一方面北京与赋税重地江南距离遥远，京城及广大北方边城所需要的粮食都需要通过大运河运输调集，然而运河时常淤塞。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后，北京的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疏通的运河也保证了粮食的运输；另一方面，北京以北一带是平原，无险可守。如果敌军越过长城，即可长驱直入，其潜在的危险是不容忽视的。

郑和下西洋

郑和本名为马三保，人称三保太监，史称“三宝太监”。三宝是佛教用语，指佛、法、僧。所谓佛，是指先知先觉之意。所谓法，是指佛教教义。所谓僧，是指佛教信徒。明朝宦官大多信佛，因此叫三保的人很多，不过郑和“三宝太监”的称号却是明成祖钦封的。

郑和是元代色目人的后裔，是当年追随成吉思汗到中国来的中亚布哈拉贵族赛典赤的六世孙。世代居住在云南，信奉伊斯兰教。他的祖父、父亲都曾亲自到过圣地麦加朝圣。郑和从小就从长辈的口中听说了许多海外的奇人逸事，对航海有着浓厚的兴趣。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大军平定云南，消灭了元朝残余势力梁王的割据政权。在这场战争中，年仅十二岁的郑和失去了双亲，被明朝的军队掳获阉割，在军中做“秀童”。云南平定后，郑和随军调往北方，因“丰躯伟貌，博辩机敏，有智略，习兵法”，被选送到北京燕王府服役，深得燕王朱棣的宠信。

郑和出海

此图选自明刊本《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描述了郑和在海上航行的场景。

在“靖难之役”中，郑和随侍军中，立下大功。燕王即位后，提拔他当了内宫监的太监，主管营建宫室和供应皇室的需要。郑和后来也兼信佛教，法名“佛善”。永乐二年（1404年），为表彰郑和的功绩，明成祖亲笔写了一个“郑”字，赐他为姓，从此改名郑和。郑和以太监的身份得到赐姓的光荣，在当时极为少见，由此可见成祖对他的看重。同年倭寇在江浙沿海一带抢掠，成祖命郑和带着敕书出使日本。郑和展现了杰出的外交才能，使日本国王源道义主动出兵剿除倭寇，且按本国法律加以惩处。源道义还接受了明朝“日本国王”的封号，派使者到南京朝见成祖，与明朝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

从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八年里，郑和先后七次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出海远航，到达了东南亚、印度洋、红海、东非等地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第一次是在永乐三年至永乐五年（1405年—1407年）。成祖派郑和为主使，太监王景弘为副使，率领船队出海。这支船队有士兵二万七千多人，另外还有医生、工匠、翻译人员等。他们乘坐着六十二艘大船，包括宝船、马船、粮船、座船、战船等具有不同功能的船舶。马船，亦称马快船，在船队中负责运载马匹和货物。粮船主要用来运载船队所需的粮食和其他后勤物品。座船是战座船的简称，是一种由海军指挥人员乘用的大型战舰。战船是负责护航和海战的巡航战舰。宝船是船队中体积最大的船只，是正、副使乘坐的旗舰，有“清和”“惠康”“长宁”“安济”“清远”等不同的名号。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载重量达二千五百吨，可以容纳千人。船队从江苏太仓的刘家港扬帆出海，沿长江顺流而下，经南海，到达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最后到达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郑和携带着明成祖诰封各国的诰命和文绮等贵重礼物，每到一地，宣读成祖的诏书，行封赏赐，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郑和与古里建立了友好关系后，立碑纪念，之后古里就成为了郑和船队的中转站。

第二次是在永乐五年至永乐七年（1407年—1409年）。出行路线与上一次相同，到达印度西海岸柯钦及当时中东贸易中心卡利库特（即古里，在今印度南部）。郑和还特意到锡兰（今斯里兰卡）访问，对锡兰山佛寺进行慷慨的布施，并立碑为文。这块石碑以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刻成，目前保存在锡兰博物馆中，是中斯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中的一件珍贵文物。

第三次是在永乐七年至永乐九年（1409年—1411年）。此次航行以东印度洋为中心，到达孟加拉湾。途中曾遭到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的袭击，郑和临危不惧，生擒了亚烈苦奈儿及其头目，献俘于朝廷。明成祖宽大为怀，将他们遣放回国，海外各国得知无不感佩。

第四次是在永乐十一年至永乐十三年（1413年—1415年）。此次最远到达波斯湾，访问了溜山国（今马尔代夫群岛）、东非海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等地，更多的贡使也随船队来到中国。

第五次是在永乐十五年至永乐十七年（1417年—1419年）。船队经阿拉伯南岸驶往东非沿海，到达布腊瓦（今属索马里）、阿丹（今也门亚丁）、剌撒（今红海东岸）等地。

第六次是在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年（1421年—1422年）。船队的主要任务是送忽鲁谟斯等十六国使节回国。主力船队留在波斯湾各港，分船队周游了东非各地。

第七次是在宣德六年至宣德八年（1431年—1433年）。明宣宗朱瞻基因为怀念其祖父明成祖朱棣当年“万方玉帛风云会，一统山河日月明”的盛况，再次派郑和出使西洋。郑和在返航途中病逝，时年六十二岁。

总之郑和率船队“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迄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逾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可谓中国航海史上一次空前的壮举。

郑和的航海船队非常庞大，每一次出海都耗资巨大。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历代都有不同的说法。

名家评史

黄巾起义我们知道是地地道道郑和下西洋，跟纪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一样，都是为中国凿开一个过去很少人知道的混沌而广大的天地。他们对国家贡献和东西文化交流，有伟大的功绩。不过，张骞处在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而郑和却处在一个暮气日增的时代，所以结局完全不同。

——柏杨

许多人认为此举是为了寻找流亡海外的建文帝。燕王攻占南京城后，并没有找到侄子建文帝的尸体，但为了安抚人心,他只好下诏书，说建文帝已在皇宫大火中丧生。朱棣担心建文帝会从海外卷土重来，所以一直不断地派人四处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而派往海外的就是郑和。近代一些学者认为，郑和为了找寻建文帝不但多次下西洋，还曾经三次东渡扶桑（日本）。

有的人不赞同这种说法，认为建文帝根本不可能在燕王严密的追捕下逃出京城，肯定已死在城中。即使建文帝未死，以他一介文弱书生，也并不值得成祖耗费这么大的心力去寻找。实际上郑和远航的主要目的是“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否则仅仅为了寻找建文帝，也不用带这么多的士兵。正是这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充分显示了明朝泱泱大国的国威，使那些小国纷纷派使臣随船来朝见。

还有人指出，郑和航海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船队远航既可以满足明朝政府扩大对外贸易的要求，也可以建立起西方国家对明朝的“朝贡贸易”体系，借此增加财政收入。除此之外，普通的沿海百姓也从中大大受益。实际上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明朝的历代皇帝遵守祖训，坚持以农立国，从未把贸易收入视作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更别提主动地去拓展海外贸易市场了。再者在朝贡贸易中，明朝本着大国的姿态，一向薄来厚往，若想以此增加财政收入，岂不是白日做梦一样？

但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总之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友好交流，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在15世纪初期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文献汇编），涉及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方面面，比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还要早三百多年。它不仅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崇高的地位。

据《明实录》记载，成祖即位后，感到“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所之便，如探囊取物尔”，于是命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等著名学者编纂一部大型类书。成祖还规定了编纂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修辑一书，毋厌浩繁。”

明成祖此举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病故，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当时藩王势重，朝廷孤危，建文帝采用了齐泰、黄子澄的计谋削藩。燕王朱棣援引《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以“靖难”为名，行造反之实。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率大军攻入南京，建文帝下落成谜。这次事变，按照封建正统观念，是“大逆不道”的，从而引起方孝孺等士大夫的坚决反对。朱棣登基后，大肆屠杀建文帝忠臣，朝野间的气氛十分紧张。朱棣想通过编纂大型类书来炫耀文治，笼络文人，消除朝野间的不平之气，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

永乐元年（1403年），解缙等奉成祖之命，召集了一百四十七名儒生编修大型类书，于次年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成祖阅览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内容过于简单。永乐三年（1405年），又下令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侍读解缙担任全书的监修。在监修之外，又下设副监修三人，监修以下还设有都总裁、总裁、副总裁、纂修、编写人、缮录及圈点生等。由于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整个编纂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朱棣对大典的编纂工作十分重视，对编纂者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特别启用了当时皇家图书馆，即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令编纂人员“尽读禁中之书”。同时还派官员去各地购买遗书秘籍，并指示买书可不计价钱。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永乐六年（1408年）全书正式编纂完成。成祖审阅后甚为满意，并亲自作序，谓此书“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书，着为奥典”，并定名为《永乐大典》。这部皇皇巨著共计22937卷，仅目录就达60卷，装订为11095册，37000万字，全部用毛笔工楷书写，是世界上最早的百科全书。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8000余种古籍资料。大凡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均有收辑，并加以汇聚群分，甚为详备。

《永乐大典》卷帙浩繁，参加编纂人员达三千多人，因此难免有所疏漏，如前后体例不一等，但这并不影响它的文化价值。《永乐大典》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原原本本地保存了明初以前大量的文化典籍，对中国的文献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晋杜预《春秋释例》、唐林宝的《元和姓纂》、北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重要文献典籍，全赖《永乐大典》才得以流传下来。

《永乐大典》成书后，珍藏在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时，专门下令将《永乐大典》的正本运往北京，收藏在“文楼”之中，原稿仍然留在南京文渊阁里。永乐至万历年间，一些人曾提议刊刻《永乐大典》，但因“工费浩繁”而作罢。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南京文渊阁遭遇了一场大火，原稿化为乌有。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宫中发生火灾，三殿主要建筑都被焚毁，《大典》幸得保全。为了防止意外，明世宗便想要重录一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命阁臣徐阶、礼部侍郎高拱等组织儒士一百零九人，誊写了副本一部。重录工作整整用了六年，至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得以完成，此后《永乐大典》才有正副两部，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宬两处。

《永乐大典》书影

《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是明成祖时解缙等人主持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它收录了先秦至明初的七八千种古代重要典籍，被誉为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此后《永乐大典》的命运仍十分坎坷。《永乐大典》的正本下落不明，大多数人认为明亡后，文渊阁再次被焚，《永乐大典》的正本很可能在此时被火烧毁。《永乐大典》的副本流传到清代，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雍正年间，《永乐大典》才由皇史宬移藏到翰林院，一些学士和编修官才有机会看到这本巨著。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政府纂修《四库全书》，此时《大典》已经缺佚达2000多卷，但仍从中辑出了500多种佚书，其文化价值可见一斑。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两次入侵北京，侵略者大肆焚烧抢掠，《永乐大典》也未能幸免于难，所剩寥寥无几。新中国成立后，对《永乐大典》等珍贵的文化典籍制定了保护措施。国内外许多收藏家将自己珍藏的《永乐大典》的残本捐献给国家，现存797卷。

仁宣之治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朱棣在北征途中驾崩，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他一改父亲追求事功的国策，转而采取稳健务实的治国方略。这一方略又被其子明宣宗朱瞻基所继承，从而使洪熙、宣德年间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国家安定的治世局面，被史家誉为“仁宣之治”。

守成令主

明仁宗和明宣宗二帝在位期间，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强调以文治国，使百姓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期“仁宣之治”。一时“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后人称这一时期为“明代的黄金时代”。

在对外政策上，从战略进攻转变为积极防御。朝廷改变了永乐时期好大喜功的政策。明成祖五次出征蒙古，长期征战导致军费开支膨胀，不仅大量消耗了国家的财力，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国家财政一度濒临崩溃。永乐末期，不少地方发生了灾荒，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民不聊生的局面。成祖还曾一度征服安南，但统治不稳，耗资甚巨，成为中央财政的负担。成祖去世后，蒙古各部落因连年争战，大伤元气，无暇大举南侵，“或有扰边者，不过朵颜之类，或猎或掠，多不过百余骑，少或数十骑而已”。仁、宣二帝充分利用这一有利的时机，修复与蒙古各部落的关系，在北方边疆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战略。宣德二年（1427年），明宣宗果断地放弃安南，将军队撤回。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率军出巡边境，但也只是为了固守而已。这些措施节省了大笔的军费开支，有效地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下，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这一时期一改前朝政治大清洗的做法，力求“上下情通”，“政得其平”。为了改善君臣关系，明仁宗即位后从安抚官员入手，妥善地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经历了明太祖、明成祖的大肆屠杀，政治气氛十分紧张，朝堂之上，大臣们噤若寒蝉，都看皇帝脸色行事。仁宗下令宽宥建文诸臣的家属，每家只留一名男子戍边，其余全被放还为民。宣宗即位后，下旨将“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功臣家为奴”的建文帝诸臣的家属全部赦免。在这一时期，许多冤案得以昭雪，有利于政局的稳定。仁宗还起用了一批贤臣，将被罢免的夏原吉、杨溥等人官复原职，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明朝的中流砥柱。夏原吉和蹇义在永乐朝就以前朝旧臣而受到重用。蹇义为人忠厚，行事谨慎，熟悉朝章典故。夏原吉敢于直言，不怕犯上。永乐十九年（1421年）冬天，成祖准备征讨瓦剌，向他询问边镇粮草情况。夏原吉告知粮草只够边军，不足以供应大军，并借机劝谏成祖身体欠安，不宜出征。成祖大怒，将其下狱，籍没家产。当查抄他的家产时，除了皇帝的赐钞之外，别无余财，家徒四壁，只有些布衣瓦器。后来成祖在军中病逝前，想到了夏原吉，不禁慨叹：“原吉爱我！”仁宗朱高炽即位后，立即将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官复原职，共商丧礼之事。后来“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都是“从夏原吉之奏也”。这一时期大臣各尽其才，同心辅政，君臣关系融洽，改变了明朝初年大臣动辄得咎的情况。

为了鼓励大臣们劝谏，明仁宗下诏要求大臣上疏讨论时政得失，并指出：“前世人主，或自尊大，恶闻直言，臣下相与阿附，以至于败。朕与卿等当用为戒。”他清醒地认识到，正是由于言路不通，才使得朝政没有起色。仁宗还先后赐给蹇义、杨士奇、杨荣等人银章各一枚，上面刻有“绳愆纠缪”字样，鼓励他们若见政事有所阙失，即用此印密疏上奏。明宣宗也沿用了仁宗的这一做法，多次下旨，让群臣上书进谏。

为了形成清明的政治环境，仁、宣父子都注意整顿吏治，同时慎用刑罚，禁止法外用刑。在处理官吏贪污犯法案件时，大都依法议罪，不再法外用刑，官场风气为之一变。在刑法上，改变了原来用刑过重的情况，废除了“宫刑”和“连坐之法”，强调司法的公正性。对于不称职的官员，绝不姑息，立刻黜退罢斥。为了加强对官吏的考核，杨士奇荐举以廉明刚直闻名的薛宣、顾佐、陈勉等人担任两京左右都御史。仅宣德八年（1433年），就罢斥京城冗官七十七名。同时朝廷积极地选拔循吏人才，“察墨吏，举文学武勇之士，令极刑家子孙皆得仕进。又请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举所知，备方面郡守选”。因此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悉心治国安民的良吏。《明史·循吏列传》中记载循吏共一百二十人，而在洪熙、宣德年间任职的就占半数以上。

在经济方面，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永乐时期，南征北伐，工役繁重，人民疲敝，百姓贫困。明仁宗即位后，立即下令停止各地为宫中采办宝石、金珠、马匹之举，同时下令以后官司所用的物料一律在产地计价购买，对于盘剥百姓者，严惩不贷。

明仁宗体恤民情，常常担心自己的行为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仁宗对地方的水旱情况十分关心，凡是地方受灾，即下旨减免田赋，发放官粮救济灾民。对一些受灾严重的地区，朝廷十分重视赈济，采取多种措施帮助灾民恢复生产。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山东、河北一带发生了灾荒，地方官员却依旧催征夏税。仁宗得知此事后，立即命大学士杨士奇草拟诏书，减免当年的夏税和秋粮的一半，并停置一切官需物料。杨士奇认为此事应当让户部和工部事先上奏，仁宗说：“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拯溺，不可迟疑。有司虑国用不足，必持不决之意。”如果地方遭受天灾，仁宗要求当地官府必须马上上奏，赈济饥民。明宣宗即位后，继续实行仁宗与民休息的政策，爱惜民力，力行节俭。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下令在全国减税。在减免田赋的同时，为了保证这些措施的落实，他还常常派钦差大臣去各受灾地区进行监督。

为了发展经济，朝廷还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明仁宗即位后不久，令“山林川泽，皆与民共。命自居庸关以东，与天寿山相接，禁樵采，余俱弛禁”。洪熙元年正月，“罢山场、园林、湖池、坑冶，听民采取”。这一时期，朝廷对军队的屯田极为重视，同时还鼓励农民垦荒种植，大力兴修水利。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仁、宣时期政治稳定，汉王朱高煦的叛乱也得以很快平定，没有广加株连。在安定清明的政治下，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一片繁荣的盛世景象。

正史史料

仁宗即位，进太常卿，余官如故。寻进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既而有言（杨）荣当大行时，所行丧礼及处分军事状。帝赐敕褒劳，赉予甚厚。进工部尚书，食三禄。时士奇、淮皆辞尚书禄，荣、幼孜亦固辞。不允。

——《明史·杨荣传》

“三杨”辅政

仁宗、宣宗两朝，其政治核心的组成存在一个明显的倾向，即保储有功者备受重用，反之则受到冷遇。杨荣、杨士奇、杨溥三人是仁、宣时期的主要辅政大臣，他们都是五朝（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元老，通达政体，时人合称“三杨”。

“三杨”都是建文帝朝的旧臣。杨荣、杨溥都是建文二年（1400年）的进士，同年进入翰林院。杨荣，初名子荣，字勉仁，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杨溥，字弘济，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杨士奇，名寓，字士奇，江西泰和人。他出身贫寒，未曾中举，在翰林院王叔英的引荐下才进入翰林院。靖难之役后，“三杨”和翰林院的众多大臣一起出道迎降。此后，“三杨”因迎立有功，再加上自身出众的才华，得到了成祖的信任，很快得以升迁。永乐元年（1403年），杨荣被命为“侍皇太子讲读”，并负责给“诸皇孙讲学”。同年十一月，杨士奇被命为东宫侍讲，负责皇太子的教育，并破格进入内阁，参与朝政。永乐二年（1404年），杨溥被命为太子洗马。太子朱高炽仁义宽厚，对儒学非常感兴趣，主张以德治国，与“三杨”相处得非常融洽。此后，以“三杨”为首的东宫僚属就成为太子朱高炽的心腹，“三杨”的命运就与朱高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明仁宗朱高炽自幼端重沉静，言行得体，性格仁厚，是太祖朱元璋亲立的燕王世子。然而朱高炽身体肥胖，行动不便，有时还跌跌撞撞，因此明成祖朱棣对这个长子并不太满意。他更喜欢另外两个酷似自己的儿子朱高燧和朱高煦。靖难起兵之际，朱高炽留守北平，朱高煦随父出征，多次救朱棣于危难之际，扭转了不利的战局。朱棣认为在自己这三个儿子中朱高煦最像自己，因此特别喜爱他。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在渡过长江之前，曾经向朱高煦暗示朱高炽体弱多病，事成之后有意立他为太子。成祖登基后，储位之争逐渐明朗化。以淇国公丘福和驸马王宁为首的武将大多认为朱高煦军功卓著，支持他为太子。而满朝文臣认为朱高炽是太祖朱元璋亲封的燕王世子，为人仁慈宽厚，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理应被立为太子。在解缙等人的极力劝说下，朱棣于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初四正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同一天又分别赐封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为汉王和赵王。

朱高炽虽然被立为太子，但是争夺储位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时刻窥视着皇储的宝座，多次陷害朱高炽，令朱高炽与明成祖的关系一直颇为紧张。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棣北征回师，监国太子朱高炽遣使迎驾稍迟，再加上给朱棣的奏疏用语不当，令成祖十分不快。朱高煦又乘机进谗言，成祖对太子更加不满。为了开脱太子的罪责，杨士奇等人将罪责揽在自己身上，结果所有的东宫僚属，包括礼部尚书蹇义、学士黄淮、谕德杨士奇、洗马杨溥等人被抓入诏狱。其中黄淮、杨溥等人在狱中竟达十年之久，直到朱高炽登基后才被释放出来。文臣们在这场立储之争中受到了很大的迫害，而他们也确实起到了保护太子的作用。永乐九年（1411年），朱棣回师南京时，曾向阁臣杨士奇询问太子的情况。杨士奇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太子诚敬孝谨，打消了成祖对太子的怀疑。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在北征途中驾崩。随军的杨荣沉着果断，对成祖的死讯密而不发，连夜派人骑马通知太子。在京的杨士奇妥善地处理了迎丧、即位等重大事宜，帮助太子朱高炽顺利即位。朱高炽登基后，颁布了大赦令，立即释放了狱中的杨溥，令其官复原职。“三杨”不仅能力出众，还与仁、宣父子共过患难，关系非比寻常，因此在仁、宣时期屡获升迁。

杏园雅集图卷（局部）

此图绘于1437年，描绘了大学士杨荣、杨士奇、杨溥及阁员五人在杨荣家的杏园中聚会的情景。宫廷画家谢环亦被邀请参加并作此图。该图是当时仕宦生活的真实写照。

杨士奇能荐人之长，容人之短，为“三杨”之首。他为官顾全大局，不计小节，体恤爱民。针对当时“流徙尚未归，疮痍尚未复，民尚艰食”的实际情况，他多次上奏，提出与民休息的施政主张。明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杨士奇后又升为少保、少傅，兼任兵部尚书，开启了内阁直接插手六部行政事务的先例。不久杨士奇又成为内阁首辅，逐渐填补了朱元璋废除丞相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杨士奇还特别注意人才的选拔，积极举荐优秀人才，周忱、况钟以及于谦等名臣皆得力于他的引荐。一次仁宗与大臣讨论科举中存在的弊病，杨士奇虽是南方人，看问题却非常公允，指出科举取士应该制定措施以保证南北兼收。仁宗说：“北方人的学问远不如南人，该如何处理？”他说：“南方人虽多有才华，然而偏于轻浮。长才大器者，不少就出自北方。”仁宗便询问杨士奇有何良策，杨士奇说：“试卷依旧密封誉录，但在外边表明‘南’‘北’字样。如要取进士一百名，可取南卷六十名，北卷四十名。”仁宗觉得他的意见很好，当即让大臣与礼部讨论具体方案。仁宗去世后，宣宗将仁宗的这一政策贯彻了下去。科举制度的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科举录取名额地区不平等的状况，保证了各省士人都有机会进入中、高级官僚的队伍，从而加强与扩展了封建政权在全国的统治基础。杨荣曾多次在宣宗面前中伤杨士奇，杨士奇得知此事后不但不生气，还请求宣宗仍像信任自己一样信任杨荣。

杨荣机敏通达，善于察言观色，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被封为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食三禄。明宣宗朱瞻基即位不久，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杨荣极力主张宣宗御驾亲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朱瞻基接受了杨荣的建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攻乐安，朱高煦被迫投降，叛乱很快得以平定。他曾两次跟随宣宗巡边，深得宣宗的信任，始终坚持“事君有体，进谏有方”的本分。宣宗即位后，杨溥成为朝廷重臣，被选入内阁，与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共掌机务。他为人十分低调，擅长处理臣僚关系，每次上朝都沿皇墙而走，以示遵守礼制。

“三杨”相得益彰，同心协力，尽心辅佐皇帝，为“仁宣之治”的出现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内阁制的完善

明代的内阁制是在废除传统的宰相制度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它标志着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它在洪武和永乐时期出现雏形，在仁宗、宣宗时期得以进一步完善。

明代建国之初，朱元璋沿袭元朝官制，设中书省作为佐助皇帝综理政务的机构，但相权过重常使皇帝的意愿难以实施。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废除了中书省及宰相，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管朝政，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以期“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事务繁杂，“密勿论思，不可无人”。洪武十三年九月设置“四辅官”，任命年高的耆儒王本等人先后担任辅官，在皇帝身边讲论治道，以“协赞政事”。

四辅官虽然官秩正三品，但事实上从未直接地处理过重大的政务。不到两年，四辅官就被废除。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仿效宋朝制度，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文华殿诸大学士以备顾问，正五品，这就是明代内阁辅政制度的雏形。大学士办公地点在宫内殿阁，后改称内阁学士。这时的内阁还不能参决政务，只是辅助性的办事机构。

内阁制度的基本形成，是在明成祖朱棣时期。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夺取天下，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设立内阁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据《明史·职官志一》载：“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成祖即位，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务自此始。”此后阁臣的设置成为常制，职责是“参与机务”。但永乐一朝阁臣的品秩并不高，“各赐五品服”，仅属于中级官员，地位远不及尚书。

仁、宣时期，不断提高阁臣的官阶，明朝的内阁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仁宗即位之初就将阁臣的官阶由正五品提到正三品。此后为了进一步提高原东宫僚属的地位，仁宗还恢复了建文、永乐时废除的公、孤官（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从一品），进蹇义少傅，进杨士奇少保，进杨荣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内阁大学士本身的品秩虽然并不高，但若加上公、孤衔，就成为一品大员。

明仁宗对原东宫僚属的宠信，打破了永乐年间内阁的基本格局，扩大了内阁的权限。起初官居五品的内阁学士，此时跻身于公侯尚书之列，内阁的势力已有超过六部势力的迹象。据《明史》记载：“至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师、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

正史史料

中极殿大学士、建极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

——《明史·职官志一》

明宣宗登基后，不断擢升杨士奇等阁臣，又召杨溥入内阁，不久后又将其升为尚书。在宣宗时期，阁权得以进一步强化，内阁开始下设官属。《明史》载：“宣德间，内阁置诰敕、制敕两房，皆设中书舍人。”

内阁的政治地位得以明显提高，其最主要的表现在于有了“票拟”之权。所谓票拟，亦称票旨、条旨，也就是说对全国各地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贴在各奏疏的对面进呈。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掌握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职权，其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在这一时期，阁权之重、阁职之隆，自不待言。《殿阁词林记》载：“至宣德时，始令内阁杨士奇辈及尚书兼詹事蹇义、夏原吉，于中外章奏，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中易红书批出御笔亲书。及遇大事大疑，犹命大臣面议。议既定，即传旨处分，不待批答。自后始专命内阁条旨。”由此可知，阁臣拥有票拟权，就相当于直接掌握了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

随着内阁权势的提高，阁体内部也产生了变化。内阁权力集中在“三杨”手中，“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杨主之”。宣德时期，“三杨”所拟的票拟，基本上都被皇帝采纳。张瑛、陈山二人虽然也是加尚书衔的阁臣，但权力与“三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明中叶形成的首辅制度，在此时已初见端倪。

在洪武、永乐时期，武臣对军国大事多有参赞决议之权。永乐后期，大臣在储位人选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武臣多支持汉王朱高煦，文臣则支持世子朱高炽。明仁宗即位后，对于武臣不予重用，削弱了武臣的权力。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仁宗设置宦官守备，“命内宫监太监郑和领下番官兵守备南京，在内与太监王景弘、朱卜英、唐观保协同管事，遇到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驸马都尉沐昕计议而行”。同年二月，设内监镇守之职，此后设置守备太监和镇守太监成为定制，武臣的权力受到了大幅削弱。仁、宣二宗对于武臣权力的限制，适应了内阁制权位上升的需要。

仁、宣时期，内阁成员与皇帝关系亲密，使内阁成为“偃然汉唐宰辅”的中枢机构，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有效地发挥了朝廷的统治职能。明代的内阁制度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对维护政局的稳定和制约皇权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对明代政局有着深远的影响。

平定朱高煦叛乱

朱高煦是明成祖朱棣的次子，英勇善战，屡立奇功。在靖难之役中，成祖陷入建文帝大军的包围之中，朱高煦不远千里带兵来救，方才脱险。成祖最宠爱这个酷似自己的儿子，还曾许下诺言将来事成后封朱高煦为太子。成祖一向觉得长子朱高炽儒雅有余，而英武不足，对他不甚满意，因此登基后一直在太子人选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等人拥护朱高煦为太子，在成祖面前“时时称高煦功高”。而朱高炽早在朱元璋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就被册封为世子，得到朝中大部分文臣的支持。朱高炽身体肥胖，不能骑射，并有足疾，行动不便，朱棣对他并不太满意。但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却相貌英俊，聪明过人，颇得朱棣的宠爱。朱棣将希望寄托在朱瞻基身上，朱高炽也因此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初四，明成祖正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同一天又分别封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为汉王和赵王。朱高炽虽然已经被立为太子，但是争夺储位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时刻窥视着皇储的宝座。成祖对朱高炽始终不太满意，几次想废掉他，多亏文臣们的支持，朱高炽才保住了皇太子之位。永乐十五年（1417年），野心勃勃的汉王朱高煦因触怒了成祖而被治罪，朱高炽不计前嫌地为朱高煦求情，成祖将朱高煦逐出了京城。朱高煦怨怼日深，处心积虑要夺取皇位。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成祖在北征途中去世，朱高炽登上帝位，是为明仁宗。不幸的是，仁宗在位不足一年，就因病去世。洪熙元年（1425年），太子朱瞻基毫无悬念地登上帝位，次年改年号为宣德，是为宣宗。

明宣宗朱瞻基“天资聪颖，过目不忘”，文武全才，深得大臣们的拥护。但他即位后，就一直面临着亲叔叔汉王朱高煦的威胁。宣德元年（1426年）正月，朱高煦派人向宣宗进献元宵灯笼，借以刺探朝廷虚实。八月朱高煦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派亲信枚青潜至京师，秘密联络英国公张辅做内应，又约山东都指挥使靳荣等接应。张辅得知汉王的阴谋后，立即上报了宣宗。

明宣宗准备派阳武侯薛禄率军征讨，但遭到夏原吉、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的强烈反对。夏原吉等人指出，朱高煦在功臣宿将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不若出其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八月初十，宣宗御驾亲征，围攻汉王朱高煦的封地山东乐安。宣宗为了分化瓦解敌军，两次致信招降。汉王的属下听到宣宗亲征的消息，人心大乱。大军压境后，乐安城人心惶惶，许多人都逃出城外，投降了宣宗。朱高煦众叛亲离，成为了孤家寡人，被迫在八月二十一日出城投降。

九月，汉王朱高煦父子被押至京城，废为庶人，“筑室西安门内锢之”，取名为“逍遥城”。明宣宗除了限制朱高煦的行动自由外，供给颇为丰厚。宣德四年（1429年），宣宗来囚室看望朱高煦，朱高煦出言不逊，并出其不意地将宣宗绊倒在地。宣宗大怒，处死了朱高煦。

赵王朱高燧，一贯与朱高煦关系亲密。明宣宗率大军回到京城后，马上传诏给赵王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权，朱高燧见大势已去，只好公开认罪并交出了兵权。至此困扰明初近半个世纪的藩王问题在宣德一朝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朱高煦叛乱的平定，保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为明朝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北耕兼种图

此图选自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描绘了古人耕种的情景。图上清楚地说明“麦、粟、粱皆用此具”，表明了图中农具的广泛用途。

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明朝建国后，在经济上面临着一副凋敝不堪的景象。中原大地满目疮痍，人烟稀少，就连一向经济较为发达的汉中地区，也是一片废墟。明朝统治者励精图治，使社会经济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到了永乐时期，国力已臻于极盛，为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农业的快速发展

经过元末的长期混战，明初经济凋敝，尤以中原为最。朝廷针对这种情况，制定了各项经济措施，大力发展农业。

其一，鼓励垦荒屯田。洪武元年（1368年），朝廷规定：“州郡人民先因兵燹遗下田土，他人垦成熟者，听为己业。业主已还，有司于附近荒田如数给与。”这样业主在战争中遗下的荒田经他人耕种后成为熟地的，土地就归开垦者所有。如果原业主重新回到乡里，则由朝廷在附近拨给同样面积的荒地。朝廷通过一系列政策法令，从法律意义上正式承认了农民在战争中取得的成果，承认垦荒之后土地所有权为耕者所有。新政策体现了按照现有实际生产能力调整土地的原则，防止了占地抛荒的现象。此外政府还把大批游离于编户之外的自耕农重新控制在册，增加了政府的赋税收入，巩固了新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朝廷下令各地流亡人民还乡生产，还乡者皆免税三年。对荒地较多的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等地，朝廷还下旨各处新垦荒地，都“永不起科”。

在奖励垦荒的同时，朝廷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屯田可分为民屯、军屯、商屯三种，其中以军屯规模最大。所谓民屯是由政府组织人民进行屯田，又分为移民屯种、募民屯种等。洪武年间，朝廷不断地把地狭人稠地方的百姓迁往地广人稀的地方开垦荒地，这就是移民屯田。政府发给他们路费、耕牛、农具等，还规定免除三年的赋税。政府还招募无业农民开垦荒地，每人给田十五亩，又给地二亩种菜，这就是募民屯种。朝廷还把犯罪的官员和百姓发配到偏僻的地区。民屯解决了部分穷苦农民的困难，使人口与土地资源配置失调的状况有所调整。民屯与一般的垦荒有所区别，一般垦荒是由百姓自行开垦，所垦的田地归百姓所有，而民屯则是由官府组织，土地属于官田，人民是官府的佃户。

军屯是由卫所军队屯田，粮食自给自足，以减少政府的军费开支。明初各地卫所一律屯田，大致上边地十分之三的士兵进行守城，十分之七的士兵进行屯种；而内地的卫所用十分之二的士兵进行守城，十分之八的士兵进行屯种。洪武时期，全国军队基本上可以实现屯田自给，屯田总额多达60多万顷，满足了全国一百多万军兵的需要。正如朱元璋所说：“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商屯是军屯制度的补充。明初为了解决边地军粮问题，招募盐商运粮到边地以充军粮，根据道路的远近和运粮数量的多少换取政府的盐引（贩盐执照），商人持盐引到指定的盐场领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贩卖，这就是所谓的“开中法”。商人为了免除运粮的麻烦及费用，便在边地上雇人屯田，用这些土地上收获的粮食来换取盐引，这就是所谓的商屯。商屯使朝廷节省了大笔军粮的运输费用，并对边疆荒地的开垦及经济的繁荣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朝廷奖励垦荒的政策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明朝建立伊始，朝廷所能控制的耕田仅有180万顷。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国耕田面积就达3667715顷。洪武末年，全国耕地面积达800万顷以上，比元朝末年足足增加了4倍多。

其二，重视兴修水利。元末动荡，水利失修，河患严重。明初朝廷对兴修水利十分重视，命令各地的地方官吏陈奏有关水利事宜，并派官员分赴各地乘农闲之时督修水利，并对那些轻视水利、玩忽失职的官员予以处罚。明初朝廷多次组织百姓在各地兴修水利，动辄动用役夫多达几十万人。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全国各地共开塘堰40987处，疏通河流4062处，修建陂渠堤岸5048处。永乐时期，朝廷继续兴修水利。户部尚书夏原吉疏浚吴淞江，使苏、松一带的百姓大得其利。工部尚书宋礼督开山东境内的会通河，并建有调节水量的闸门，重新疏浚开通南北大运河，而且使沿岸农田获得灌溉之利。

《耕织图》之织机

该图是《耕织图》的一部分，反映的是当时妇女们从事纺织劳动的场景。画中两妇女在辛勤劳作，屋外一妇女、一老妇人带着一个小孩在驻足观看。

其三，鼓励种植桑棉等经济作物。明初政府十分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早在小明王韩林儿龙凤十一年（1365年），朱元璋就曾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有罚，不种桑使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使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洪武元年（1368年），朝廷又将这一法令推广到全国各地，规定全国农民有田五亩至十亩者，必须栽种桑、麻、棉各半亩；有地十亩以上者，种植面积则要按比例加倍。凡不种桑者，要交纳绢一匹；不种麻者，要交纳麻布一匹；不种棉者，要交纳棉布一匹。凡种桑、麻“四年始征其税，不种桑者输绢，不种麻者输布”。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朝廷下令各地农民多种棉花则蠲免赋税。经过政府的强行推广，棉花的种植开始普及起来，从南方的局部地区扩展到全国，对纺织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朝廷还大力推广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朝廷下令山东、河南农民，自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以后所种植的桑、枣、果树，“不论多寡，俱不起科”。朝廷还规定地方官员任满赴京考课的，“必书农桑学校之绩”，从而把种植经济作物的情况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重要内容。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桑、麻、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有了很快的增长，为手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从而为明中后期丝、棉织业的繁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这些努力，明朝初期的农业生产很快得以恢复和发展。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岁征麦、米、豆、谷达3278万多石，比元代的岁入粮数增加了近两倍。永乐十七年（1419年），朝廷共征收布帛1206887匹，丝绵246507斤，棉花绒583324斤。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得到大幅度的增长，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的农业经济已达到十分繁荣的程度。农业经济的繁荣，为社会经济的兴盛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工商业日趋繁荣

元朝统治者强迫全国手工业工人和大批的俘虏、驱丁在各种官营手工业部门服役，制造兵器和贵族消费品。这些工匠的户籍，编入另册，称为匠户。匠户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实际上就是官奴。匠户的职业是世袭的，不经朝廷批准，子孙不能脱籍，这就是所谓“匠不离局”。这种落后的奴隶制劳役，严重压抑了工匠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再加上手工业技术被宫廷垄断，产品不能拿到市场上交换，技术无法得到交流，这些都大大阻碍了手工业的发展。明朝建立后，沿袭了元朝的匠户制度，定以前的匠户为匠籍，还规定这些加入匠籍的手工工人的后世子孙不得脱籍。但是朝廷大大提高了工匠的地位，他们无须成年累月地为朝廷服役，只需抽出一小部分时间到京城服役。洪武十九年（1386年），朝廷规定工匠“轮班”制，各地工匠轮流到京城服役，每三年为一班，每期无偿服役三个月，其余时间可自由地进行生产经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朝廷又对工匠服役法进行了改革。

明初匠役制度的改革，大大提高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将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社会生产中，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和劳动力，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其中尤以纺织业、陶瓷业、冶铁业的表现最为突出。

明朝建国后，在南京设有织染局，“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此后又在苏州、杭州、绍兴以及四川、陕西等地设织染局。同时民间的棉纺织业也很发达，成为许多地区农民家庭的重要副业。松江、苏州、杭州等地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在这些地方出现了许多作坊主，雇十多个工人进行纺织，作坊主除供给工人衣食外，还发给他们工钱。其中松江的棉纺织业最为著名，几乎家家有织布机，有“衣被天下”之美誉。每年松江仅供给朝廷的军用棉布就达三十万匹。

瓷器制造也有了很大进展，永乐、宣德时期堪称明朝瓷器制造的鼎盛时期。江西景德镇成为当时全国瓷器制造的中心，其生产规模、工艺水平和瓷器产量都居于全国前列。景德镇的窑场分为官窑和民窑，官窑专门烧造皇家瓷器。洪武年间（1368年—1398年），景德镇有官窑20座，到了宣德年间1426年—1435年增至58座，工匠达三百多人。景德镇的民窑主要生产民用瓷器，其产品远销南洋各地。这一时期的瓷器制造，在品种、造型、釉彩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永乐时期的锥拱、脱胎，宣德时期的镂空等，都是瓷器制造技术的新突破。釉彩方面的成绩更为突出，如永乐时期（1403年—1424年）出现的甜白、翠青、釉里红，宣德时期的釉红。半胎薄釉瓷器、勃青瓷器、三彩瓷器都是名重一时的艺术品。

明代的矿冶业分为官营和民营，其中以官营为主。明初的官矿包括金、银、铜、铁等矿业，以冶铁业的规模最大。洪武六年（1373年），在江西、湖广、山东、广东、陕西、山西设置了十三个铁冶所，年冶铁达746万多斤。此后朝廷常根据库存铁量的多少来决定铁冶所的生产或停产。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内库贮铁多达3743万斤，遂罢各处铁冶所，允许民间自由采炼，每年交纳课程（实物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因内库贮铁量不足，朝廷下令重开铁冶所。永乐时期，又在四川龙州及辽东定辽左卫、三万卫和遵化新设了冶铁所。遵化冶铁所的规模很大，冶铁技术也很高。官营的铜矿和铅矿在这一时期发展不大。铜、铅是铸造铜币的原料，官府控制较严。洪武时期，在济南、青州、莱州建有铅厂，年产量达32万余斤。江西德兴、铅山两地的铜场，在宣宗时期年产量可达50余万斤。金、银是贵金属，具有货币价值，官府对金、银矿的开采和冶炼控制极严。洪武时期，福建尤溪县银屏山设置银场局，有炉冶42座，规模很大。此外在浙江的温州、处州、丽水、平阳等地也设有银场。永乐年间，在陕西商县、福建浦城、贵州太平溪、云南大理等地设置金银矿场。永乐十二年（1414年），全国年课金约为495两，年课银约为393900多两。宣德九年（1434年），全国年课金约为335两，年课银约为127608两。事实上这些数字只是朝廷派给当地的岁征数额，而并不是实际产量，因此不能完全反映这时期金、银矿冶的实际情况。明代的矿冶技术较前代有所进步，永乐年间所铸的华严大铜钟，高5.8米，重84000斤，钟口铸有《金刚经》，钟内铸有《华严经》《光明经》，钟的表面有诸佛菩萨名号，共计二十多万字，至今仍可辨识，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技术。

明初造船业十分发达。造船业也分为官营和民营，其中以官营为主。南京的龙江船厂、福州的五虎门船厂、新会的东莞船厂是著名的造船业中心。南京的龙江船厂是明初官营造船业中规模最大的，厂内分工很细，除船主体工厂以外，还设有细木、油漆、铁件、艌作、蓬作、索作、缆作等作坊。龙江宝船厂专门负责为郑和下西洋制造大型的海船，厂里工匠都是从闽、粤、江、浙等地征调而来，技术十分高超。福建福州船厂专门生产抵御倭寇的战船，即所谓的“大福船”。据《明史·食货志》载，这种船“能容百人，底尖上阔，首昂尾高，舵楼三重，帆桅二，傍护以板，上设木女墙及炮床。中为四层，最下实土石，次寝息所，次左右六门，中置水柜，扬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露台，穴梯而登，傍设翼板，可凭以战，矢石火器皆俯发，可顺风行”。此外政府在太仓、临清、直沽、辽东吉林等地也都设有造船厂。官营造船厂生产种类很多，如海上远航用的大型海船、用来作战的战船、运粮的浅船，以及航行在江河之上的快船，等等。民间造船厂则主要生产小型的民运船只。明初造船业的制造技术和生产总量都居于世界前列，是发展水平较高的手工业。

明初的制盐业由官府垄断，盐务由户部掌管，盐价和盐税收入是与田赋收入同等重要的官府财源。洪武时期，设有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六个都转运盐使司（简称“转运司”“盐运司”或“盐司”）。此外在广东、海北、四川、云南黑盐井、白盐井、安宁盐井、五井等地设七个盐课提举司（简称“提举司”）。盐运司和提举司是明代管理盐务的最高地方机构，下设分司、盐课司等机构，设在盐业生产地。明初制盐业的生产者称为灶户。灶户和匠户一样属于灶籍，不许随便脱籍。灶户每年生产的原盐，定额之内称为“正盐”，多生产的部分称为“余盐”。“余盐”也归官府专卖，灶户不得私自出卖。洪武时期规定，灶户私自出卖余盐则处以绞刑。

明初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给商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特别是这一时期，交通事业发展很快，给商业的发展扫除了障碍。洪武时期，整顿驿站。永乐年间，大运河沟通了南北。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加强了南北地区和全国各地的经济交流。江南的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地，成为以手工业和商业闻名的城市。中原地区社会安定和商业的发展，使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贸易恢复起来。朝廷在边境设立了茶、马市场，进行与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这种贸易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加强了各族人民的经济往来，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

明初的边疆统治

明朝建国后，大力防守北边，壮大了国威。明成祖朱棣即位后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在广阔的边境上建立起了牢固的防线。

设立奴儿干都司

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北伐紧逼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仓皇北逃，明军遂占领了大都，元朝宣告灭亡。但其时元军主力尚存，数十万精兵盘踞在从东北至西北绵延数千里的北疆一带，时常南下侵扰，极大地威胁了明朝北疆的安全。为了稳固建立统治不久的北方地区，明朝一方面加强边防，一方面采取安抚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策略，以分化瓦解元朝的残余势力。

女真这个古老的民族，在秦以前称肃慎，隋唐时期称为靺鞨，辽代时才叫女真。明朝永乐时期（1403年—1424年），朝廷为了对东北地区进行统治，将其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合称为“女真三部”。“野人女真”生活在黑龙江两岸的广大地域，此时他们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道在三译之表，其民曰吉列迷，及诸种野人杂居焉……其地不生五谷，不产布帛，蓄养惟狗……或以捕鱼为业，食肉而衣皮，好弓矢”；建州女真则居住在牡丹江、绥芬河流域和长白山一带，以及今黑龙江依兰县；海西女真主要在海西江（今松花江）南岸一带活动，因海西江而得名为海西女真。三部女真中，以海西女真的进化程度最高，野人女真较为落后。元朝时期，他们归辽阳行省管辖，然而元朝政府对他们的统治和管理只是象征性的，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明朝建国后，朝廷对于北疆的统治极为重视。明朝以大都为北方的战略枢纽，在其东西两翼展开防卫，屯有重兵。为了牵制北元势力，明朝积极地经营东北。朱元璋在攻占大都后，就派人到辽阳行省招降。洪武四年（1371年），“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以辽东州郡地图并籍兵马钱粮之数”投降明朝。明朝设辽东卫指挥使司（后改称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以刘益为指挥同知，辖区为今辽宁省大部。之后明朝又以辽东都司为依托，不断向西发展势力，先后建立兀良哈三卫、大宁卫等。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太祖派大将冯国胜、傅友德和蓝玉率兵二十万征讨元朝残余势力纳哈出，纳哈出归降。此后太祖朱元璋对东北各族提出以王化吸附其归属的策略，多次派人到东北各地进行诏谕，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帮助，赢得了各部的拥戴。

成祖朱棣即位后，定都北京。为了巩固北部边防，他多次亲率大军北攻大漠，重创了蒙古残余势力。他采取“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招抚东北各少数民族，封其首领为世袭官员，统率所属各部。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遣行人邢枢偕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至吉烈迷诸部落诏抚之”，“于是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野人女真诸酋长，悉境来附”。成祖下令，对于这些归顺的部落，以本部落为基础，统一设立了军事机构卫所，任命各部落首领为卫所的世袭官员。这些卫所以“守备为本”，兼管民政，是军政合一的机构。从永乐元年开始，朝廷在奴儿干地区先后设立了134个卫所，其分布遍于今鄂嫩河、嫩江、松花江、格林河、乌第河、乌苏里江领域。到永乐七年（1409年）时，几乎整个奴儿干地区都归附了明朝，归奴儿干卫统辖。在这些卫所当中，地处北山（今外兴安岭）、兀的河（今乌第河）和黑龙江下游的卫所离辽东都司所在地辽阳远达五六千里，管理多有不便。形势的发展，需要设置一个更高级别的政府机构来管理这一地区。同年四月，奴儿干地区的一个名叫忽剌冬奴的酋长进京，奏称奴儿干“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明成祖同意了这一建议，在这年的闰四月下旨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以汉人官员康旺为都指挥使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治所在黑龙江下游东岸的特林。

永乐九年（1411年），康旺、王肇舟等奴儿干都司的官员，会同钦差大臣亦失哈，“率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复至其国，开设奴儿干都司”。亦失哈对所到之处的女真部落首领大加封赏，“授以官爵印信，赐以衣服，赏以布钞，大赍而还”，同时还“依土立兴卫所，收集旧部人民，使之自相统属”，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统治体制，从而确立了明朝对奴儿干地区的有效统治。

奴儿干都司是明朝政府设置的第十八个都司，管辖黑龙江、精奇里江（今俄罗斯结雅河）、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等地以及库页岛（今俄罗斯萨哈林岛），与辽东都司相依相辅，是明代在东北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女真族三部，还有这一地区的蒙古族及其他各族人民都受奴儿干都司的管辖。奴儿干都司是当地军政合一机构，与其他都司不同，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的清吏司。

奴儿干都司下设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职，品秩由正二品递减至正三品，均由明朝从内地派员担任，属于“流官”。每隔几年要调换一次，但不按照明代“凡流官不袭”的惯例处理，而是“父死子代，世世不绝”，以维护该地区的长治久安。而卫所的官员，如卫指挥使、千户等职，均由当地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担任，代代世袭，称为“土官”。土官的任命、升降和承袭，都必须经过明政府的批准行文，方可生效。

为了加强奴儿干都司与内地的联系，明朝恢复了元朝时候在北方设立的驿站，从辽东都司的边境到奴儿干的满泾（在奴儿干都司对岸），建设了四十五个驿站。同时又在吉林松花江岸设立造船厂，以便通过水路运输粮食、贡品和其他货物。这种种措施，使奴儿干地区的落后面貌有了极大的改善，民族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经济日益繁荣。

明成祖亲征漠北

元顺帝逃往漠北后，于洪武三年（1370年）死于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达里诺尔西）。其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逃往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史称“北元”。永乐初年，蒙古贵族势力发生内乱，遂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鞑靼部居住在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以南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瓦剌部居住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和准噶尔盆地一带，兀良哈部则占据今老哈河（今属内蒙古）和辽河流域一带。

三部中以鞑靼部最为强盛，鞑靼部首领本雅失里于永乐七年（1409年）斩杀了明成祖派遣的使臣，并在明朝边境大肆剽掠。这一事件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同年七月，成祖朱棣命令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精骑十万出征鞑靼。丘福轻敌冒进，孤军深入，导致全军覆灭。败讯传至朝廷，成祖大怒，决定御驾亲征。

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明成祖率五十万大军亲征。三月出塞，抵凌霄峰（今河北张北东北）。四月抵阔滦海（今内蒙古呼伦湖）。五月初进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流域。本雅失里闻讯后，尽弃辎重牲畜，率领一部分军队逃至瓦剌部。太师阿鲁台则带领另一部分人马东逃。成祖兵分两路，一部分人马负责监视阿鲁台部，自己亲自率领另一部分大军追击本雅失里。双方在斡难河畔相遇，发生了一场激战。本雅失里大败，仅率七骑突出重围，在逃亡途中被瓦剌部所杀。两路明朝大军汇合后，挥师攻击阿鲁台，在飞云壑和静虏镇（今哈拉哈河南岸）重创阿鲁台部，斩杀无数，阿鲁台败退。鞑靼部经过这次打击，归服了明朝，鞑靼太师向明朝称臣进贡马匹。

本雅失里死后，阿鲁台屡次请求明成祖出兵攻打瓦剌部，为大汉本雅失里报仇雪恨。另一方面，鞑靼战败后，瓦剌部逐渐强盛起来，一再声称要进攻鞑靼，并不断以武力要挟明朝，妄图占领明朝的宁夏、甘肃地区。在这种形势下，明成祖决定亲率大军征讨瓦剌部。

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明成祖率领三十万大军由京师出发，并让皇太孙朱瞻基从行。六月初，前锋部队在三峡口（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大败瓦剌部的游兵。成祖乘势向西北方向进攻，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与瓦剌大军相遇，双方展开一场大战。瓦剌军大败，成祖顺势追击。瓦剌部受此重创，此后多年再也不敢侵犯明朝边境。次年瓦剌部向明朝称臣进贡。

经过数年的恢复，鞑靼部的势力日渐强盛。阿鲁台改变了对明朝的依附政策，反叛明朝，不仅轻侮、拘留明朝使节，还时常骚扰明朝北部边境。明成祖为此致书劝止阿鲁台，但阿鲁台不予理会，依旧我行我素。永乐十九年（1421年）十月，阿鲁台率大军围攻明朝北方重镇兴和，并斩杀了指挥使王祥。为了打击鞑靼的嚣张气焰，成祖决定第三次亲征。

永乐二十年（1422年）二月，明成祖率大军出征。当明朝大军来到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宣化）鸡鸣山时，阿鲁台闻讯后乘夜逃跑，避而不战。五月大军过偏岭（今河北沽源南），举行阅兵式。成祖告谕兵将：“兵行犹水，水因地而顺流，兵因敌而作势。水无常行，兵无常势，能因敌变化取胜者，得势者也。”为了鼓舞士气，成祖还亲自作平虏曲，供将士传唱。七月大军来到煞胡原，俘获了阿鲁台的部属，得知阿鲁台已仓皇北遁。成祖生怕重蹈覆辙，下令停止追击。成祖认为兀良哈部为阿鲁台之羽翼，在回军途中派两万人马分五路攻打兀良哈部。兀良哈部得知大军来袭，仓皇西逃。成祖指挥军队夹击围歼，兀良哈部大败。九月初成祖大胜而归。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鞑靼首领阿鲁台再次率军袭扰明朝边境，明成祖决定再次亲征。九月上旬，大军来到沙城（今河北怀来），阿鲁台的部将阿失帖木儿率众来降。十月明军继续北上。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部众来降，成祖立即封其为忠勇王，赐名金忠，余者皆有封赏。十一月成祖班师回朝。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鞑靼阿鲁台出兵扰袭大同等地，明成祖决定第五次亲征。忠勇王金忠自降明后，多次请求出兵攻打阿鲁台，成祖任命他为前锋。明朝的大军一直行至笞兰纳木儿河，鞑靼军避而不战。因军中粮食日渐匮乏，成祖遂命班师回京。在回师途中，成祖身染重病。七月大军来到榆木川，明成祖病死在军中。

占据漠北的蒙古割据势力，是明王朝面临的最大威胁。明成祖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频频反击，五次远征漠北，进一步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

驿道直达乌斯藏

西藏在明代称乌斯藏，藏族的上层喇嘛和各个部落的酋长成为各级封建主，占有大量的农奴和牲畜，对藏族人民进行统治。

元朝政府利用当地的宗教势力统一了藏族地区，之后又大力扶植萨迦派设立了一系列的军政机构。元世祖忽必烈封花教首领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政策，八思巴成为西藏的政治领袖。八思巴去世后，元朝政府赐其号为“大元帝师”，此后的“大宝法王”皆被称为“帝师”。明朝建国后，承袭元朝旧制，利用宗教势力统治西藏。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多次派官员到西藏，招谕各地僧俗首领归顺新朝，宣布承认元朝所封僧侣的封号。此后朝廷派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到西藏，“令举元故官赴京授职”。

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颁降诏谕：“我国家受天明命，统御万方，恩抚善良，武威不服。凡在幅员之内，咸推一视之仁。乃者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率所举故国公、司徒、宣慰、招讨、元帅、万户诸人，自远入朝。朕嘉其识天命，不劳师旅，共效职方之贡。已授国师及故国公等为指挥同知等官，皆给诰印。自今为官者务遵朝廷之法，抚安一方。僧务敦化导之戒，率民为善，共享太平，永绥福祉，岂不休哉！”这样西藏最后一位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奉诏归顺明朝政府，被封为“炽盛佛宝国师”，授以玉印。同时朝廷根据喃加巴藏卜的举荐，将元朝在西藏所封的旧官员一百余名，分别封为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等各级官职。其他僧俗首领争相归附，上缴元朝旧敕印信，以换取明朝的新敕印信。

为了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统治，自洪武四年到洪武六年，朝廷先后在西藏地区设置了乌斯藏朵甘卫指挥使司，下设宣慰使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行政机构。洪武七年（1374年），乌斯藏朵甘卫指挥使司升为都指挥使司。明廷直接敕封当地的僧俗首领担任各级官员，并直接决定这些官员的升迁、任免和更替。

喇嘛教在西藏势力极大，内部教派林立，互相争夺统治权。永乐时期（1403年—1424年），元朝扶持起来的藏传佛教萨迦教派逐渐衰落，帕木竹巴派、止贡派、噶玛派、格鲁派等教派的势力日益强大。明朝统治者根据当时西藏教派林立的特点，派人持节入藏，与各地方、各教派领袖人物多方接触，对具有地方实力的诸教派首领都赐加封号，最高者为王和法王。

永乐年间，萨迦派在西藏仍有举足轻重的力量。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廷封萨迦派尚师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领天下释教。所谓尚师是藏语对高级僧侣的尊称。大乘法王之封，是继大宝法王之后超越地域的教法王爵，地位十分崇高。同年明廷将萨迦派另一支系的南渴烈思巴封为思达藏辅教王。同时明廷还封止贡派真巴儿吉监藏为阐教王，使止贡派与帕木竹巴派、萨迦诸派相抗衡。

帕木竹巴是西藏白教噶举派中的一支，因创始人帕木竹巴·多吉杰布而得名。帕木竹巴僧章阳沙加监藏在西藏地区享有很高的威望，被元朝封为灌顶国师。14世纪后期，帕木竹巴派的势力发展很快，胜过了萨迦派。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仍封章阳沙加为灌顶国师。章阳沙加去世后，他的徒弟承袭了国师一职。永乐四年（1406年），朝廷封灌顶国师吉剌思巴监藏为阐化王，赐印并厚赏。其后每一代阐化王都由中央政府册封。这一举措改变了元朝以宣政院掌治释教僧徒的做法，开始以王爵封授各教派僧人。

永乐元年（1403年），噶玛派第五世曲贝藏卜应明廷之召，来到南京，为明太祖朱元璋夫妇追荐冥福，明成祖封曲贝藏卜“如来大宝法王”名号。永乐五年（1407年），封噶玛派尚师哈立麻为如来大宝法王。同年朝廷封噶玛派馆觉（今西藏贡觉）灌顶国师宗巴斡（南哥巴藏卜）为护教王，封噶玛派灵藏（今四川德格）灌顶国师著思巴儿监藏为赞善王。

格鲁派出现在明朝前期，是西藏喇嘛教中新兴的一个教派，因其僧侣头戴黄色的僧帽，俗名为“黄教”。当时喇嘛教各教派戒律松弛，严重削弱了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严禁僧人娶妻生子和进行各种世俗活动，同时加强对经典的研究，在西藏享有崇高的声望，引起明廷的注意。明廷于永乐六年（1408年）和永乐十二年（1414年）两次宣召宗喀巴入京，皆因事而未能成行。永乐十二年，宗喀巴命其上首弟子释迦也先代行进京。宣德九年（1434年），释迦也先再度进京，明宣宗封其为大慈法王。此后格鲁派逐渐成为西藏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教派。

直到宣德时期（1426年—1435年），朝廷先后在西藏封授了三大法王（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和五大地方之王（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阐教王）。次于“法王”的封号是“王”，五王都是各有领地的政教首领，其承嗣必须上报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派人入藏册封。明朝还制定了西藏的僧官制度，僧官分为法王、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等。三大法王因从事传法没有一定的驻地，其封号由师徒或转世相传承，不由朝廷任命，修贡也没有定期，也没有任命下一级僧官的权力。法王以下的各级僧官均由朝廷颁授印信，以“忠修职贡”、“抚治人民”，其任免升迁皆由朝廷直接决定。明朝规定，除三大法王外，西藏地方的各级僧俗官员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向朝廷修贡。由于朝廷赏赐丰厚，入贡者络绎不绝。

明朝政府还十分重视发展内地与西藏的交通。永乐五年（1407年），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奉朝廷之命，修建了从四川雅州（今四川雅安）到乌斯藏的驿道。这样西藏地区与内地的交通，除了由甘肃经青海入藏外，又多了一条路线。此后朝廷多次下令对这条驿道的驿站进行修复与增设，“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大大加强了内地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祸乱：长使英雄泪满襟

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至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的七十多年，在明朝历史上，乃至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长期相对稳定的政局，使统治者怠于政事，宦官因而得以窃取朝政大权，造成了政治上的腐败与黑暗；另一方面，土地兼并之风日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不堪忍受压迫的农民一次次地掀起了武装起义斗争的高潮。此时朝政黑暗，财政拮据，边防废弛，侵略势力纷至沓来，朝廷失去了定国安边的强大实力，陷于内外交困之中。

土木堡之变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朱瞻基病逝，皇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次年改年号为正统。当时明英宗年仅九岁，太皇太后张氏用“三杨”等老臣主持政务。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病逝后，太监王振窃取了朝政大权，政治日趋腐败。当时瓦剌部崛起于北方，王振却不予重视，边防松弛。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率瓦剌大军大举入侵明朝。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王振挟英宗率五十万大军亲征，导致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所俘。这又让强盛的大明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明英宗

明英宗九岁即位，开始时有杨士奇、杨荣、杨溥辅佐，社会比较安定。后来受英宗宠信的宦官王振执掌大权，政治开始腐败。以致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俘获，后被送回，又趁代宗病危时复辟，并大杀群臣，其中包括名臣于谦在内。

王振乱政

明英宗朱祁镇当太子时，太监王振在东宫伴读并服侍他。王振为人狡黠，摸透了英宗的秉性，遂曲意逢迎，取得了朱祁镇的欢心。朱祁镇尊称王振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姓名。后来明宣宗壮年去世，年仅九岁的朱祁镇成了新皇帝。王振依仗着英宗的宠信，入掌司礼监，逐渐开始掌握朝政大权，开启了明朝宦官专权的序幕。

王振是山西大同府蔚州（今河北蔚县）人。他本是个市井无赖，永乐朝末年自愿净身当了太监，明宣宗时被选入内书堂读书。宣德时期（1426年—1435年），宦官的整体文化素质并不高，王振便显得与众不同。为此宣宗让他进了司礼监当了秉笔太监，又让他侍候皇太子朱祁镇读书。

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鉴于历代宦官干预朝政、酿成祸乱的教训，曾制定了许多制度，主要是不许宦官读书识字，禁止宦官兼任外臣文武官衔，不许与各部往来，不得互通消息，不许干预外事等，且太监的官职不得超过四品。太祖还在宫中立一铁碑，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太祖对太监的管理十分严格，对违犯禁令的太监严惩不贷，因此在洪武时期太监没有什么势力。但是这个制度在永乐年间便被破坏了。明成祖朱棣在夺取帝位时，因为得到了宦官的帮助，便将宦官视作心腹。自永乐朝开始，宦官便可以出使外国，还可以到地方去征税、采办、监军，甚至可以担当镇守地方、边防的重任。宣宗时期，在宫中设内书堂，选小太监为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为教习，使宦官读书成为定制。

明英宗继位后，群臣以皇上年纪幼小为由，请求太皇太后张氏临朝听政。张氏坚持不允，说：“不要破坏祖宗成法，只要废止一切不急的事务，勉励皇帝向前人学习，并委托得力大臣就可以了。”

太皇太后张氏是明仁宗的皇后，她见识出众，深得明成祖及仁孝文皇后徐氏的欢心。仁宗朱高炽在当太子时多次被汉王、赵王所离间，又因身体肥硕不能骑射，成祖对此十分不满，大减太子的宫膳，且多次要另立太子，张皇后从中巧为周旋，从而改善了父子之间的关系。朱高炽之所以最后能够坐稳太子之位，张皇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明宣宗朱瞻基继位后尊奉张氏为皇太后，军国大事多受命于皇太后，非常尊重她的裁决。当时国家安宁祥泰，宣宗对皇太后入奉起居，出奉游宴，四方有所进献，即便是微小物品，也一定要先奉送给皇太后。张太后对外戚要求严格，她的弟弟张升虽然为人忠厚谨慎，却一直没有让他参与国家大事。宣宗驾崩时，英宗年仅九岁，一些大臣主张立襄王朱瞻墡为皇帝。张氏立刻把各位大臣召集到宫中，指着太子朱祁镇说：“这就是新天子啊！”群臣立刻叩头高呼万岁，英宗的皇位这才定了下来，流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明英宗刚即位时，朝政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后张氏和辅政五大臣主持。王振只能通过怂恿小皇帝来干预朝政。此时他虽然已掌握了一些权力，却不能随心所欲。他最忌惮的人就是太皇太后张氏。太皇太后精明能干，把政事委托于杨荣、杨士奇、杨溥等元老重臣。太皇太后张氏虽然不直接参与朝政，但对朝政十分关心，在朝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王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故作姿态，耍弄权术，以取得太皇太后和“三杨”的好感。一次英宗朱祁镇与小宦官在宫廷内击球，王振跪奏说：“先皇帝为一球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他每次到内阁去传旨时，都表现得非常恭敬，“立阁外，不敢入，‘三杨’呼入坐，以宠异之”。暗地里王振却勾结内外官僚，窃取权力。起初太皇太后对王振是存有戒心的。在英宗刚即位后的一天，太皇太后就把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和尚书胡濙召到便殿，对英宗朱祁镇说这些大臣是“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之后太皇太后又把王振召来，对他说：“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太皇太后话音刚落，几个女官便一拥而上，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王振吓得面如土色，拼命磕头求饶。英宗急忙跪地求情，皇帝身边的大臣见英宗跪下，也只好跪下为王振求情。太皇太后这才宽免了王振，命他“此后不可令干国事也”。

豆青釉雕狮烛台

明代的豆青釉仍以青中闪黄为基本色调，而青色比以前较为淡雅。该烛台胎质细腻，釉泽晶莹润澈，座上塑的狮子造型别致，生动逼真，实为珍品。

王振谨言慎行，处处表现自己的忠心。正统四年（1439年）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了驿丞。驿丞是辅政大臣杨溥的同乡，而廖谟则是辅政大臣杨士奇的同乡。杨溥想为驿丞报仇，将廖谟处以死刑，杨士奇则想包庇廖谟，以“因公杀人”论罪。此事久议不决，闹到了太皇太后那里。王振乘机对太皇太后说：“二人皆挟乡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宜对品降调。”太皇太后认为他说得有道理，降廖谟为同知。太皇太后见王振处理事情“秉公无私”，渐渐地信任他，有时还会交给他一些事情去办。王振在取得太皇太后的信任后，经常诱导年轻的明英宗对臣下施以重刑，以防止朝臣的欺蔽行为。结果很多大臣被责杖下狱。于是一些官员畏服王振，更有一些阿谀献媚之辈投靠到他的门下。久而久之，王振便逐渐培植起自己的势力。

明英宗年少即位，不知轻重，用王振掌管司礼监。司礼监是明代二十四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督理皇城内礼仪、刑名、当差、关防门禁等一切事务，更为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内外一切奏章，代皇帝批答臣下的一切公文。每天大臣们的章奏，一般由皇帝亲批数本，其余的按照惯例由秉笔太监用朱笔楷书分批，再由内阁拟诏颁发。司礼监的宦官往往迎合皇帝的心意，取得皇帝的信任，欺上瞒下，在代皇帝批答奏章和传达皇帝的命令时，私下加以篡改，以此来威慑百官，从而来把持朝政大权。王振执掌了司礼监之后，便借此树立自己的权威。

正统四年，明英宗年满十五岁，开始亲秉国政。王振就开始左右国家的大政方针。正统六年（1441年），宫中的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建成，英宗在奉天殿大宴百官，按照皇室规矩，宦官无论如何得宠都是没有资格参加宫宴的。在宴会上，英宗想念王振，便派人前去问候。王振见了来人，生气地说：“我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辅佐皇上，难道我就不能到宴会上去坐一坐吗！”来人将王振的话回复给英宗，英宗也觉得王振受到了委屈，立刻下令打开东华中门，召王振前来。王振应召而来，百官候于门外，望风罗拜，王振春风满面，得意洋洋。

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病逝，元老重臣或死或贬，王振更加擅作威福，肆无忌惮。他命侄子王山为锦衣卫指挥，王林为锦衣卫佥事，其党羽一个个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他命人盗走太祖立于宫中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碑，并大兴土木，役使军民在皇城内修建自己的府第。他的府第在京城内外有好几所，富丽堂皇，不亚于皇宫。

他在朝中恣意排斥异己，陷害忠良。侍讲刘球在奏疏中语刺王振，被逮捕下狱，王振令人将其残酷肢解。大理寺少卿不愿附从王振，王振记恨在心，设法将他下狱。御史李铎碰到王振没有下跪，被谪戍铁岭。驸马都尉石璟，有一回斥骂自己家中的阉人，王振得知后心怀怨恨，将他逮捕入狱。几个内侍和锦衣卫卒对王振的专横心怀不平，以匿名书揭露王振的种种罪行，王振查获后，把这几个人全部处以磔刑。在王振的淫威下，许多正直的朝臣相继受到迫害。

王振如此专横，但昏庸的明英宗一直对他信任有加。正统十一年（1446年），英宗赏给王振白金等物，还特赐敕一道，内称王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王振在朝中呼风唤雨，公侯勋戚也不得不尊称他为“翁父”，至于那些畏祸者更是争附其下。许多人为了讨好他，备厚礼晋见，王振来者不拒，卖官鬻爵，大肆聚敛。“土木堡之变”后，朝廷抄没王振家产，从他家中搜出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面，高达六七尺的珊瑚就有二十余株，其他珍珠宝玩，不计其数。

土木“北狩”

洪武后期，塞北的蒙古贵族内部互相残杀，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鞑靼为明朝对中部蒙古的称谓，游牧于在今贝加尔湖以南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瓦剌为明朝对西部蒙古的称谓，游牧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和准噶尔盆地一带。兀良哈部聚居在今老哈河（今属内蒙古）和辽河流域一带，靠近中原，实力也比较弱，在洪武时期就已归附中原。永乐末年，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起来，首领脱欢率领部众攻杀了鞑靼部的阿鲁台，吞并了各部落，立成吉思汗的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为太师（丞相），把持大权。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去世，他的儿子也先嗣位。他征服了漠南诸部，数次侵扰明朝辽东、宣府、大同等边镇，以致明朝连年边患不断。

王振藻饰太平，对瓦剌部的贡使优礼款待，有求必应，以求得边境的安宁。按原来规定，每年瓦剌部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五十人。正统朝时，明朝政府软弱无能，瓦剌部贪图明朝优厚的赏赐，贡使逐年增加到两千人。如果他们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就要在边境制造事端，所以明朝赐予的财物也与年俱增。正统十四年（1449年）春，瓦剌部派两千人前来明朝贡马，为了多领赏赐就冒称有三千人。王振令礼部按实际人数给予赏赐，还削减马价五分之四，也先大为震怒。再加上明朝本来答应把公主嫁给他的儿子，现在却出尔反尔。同年七月，也先诱胁其他部落一起向明朝进攻。

明朝因为太平已久，长时期无战事，因此军队的战斗力很差。在这种情况下，在边境驻守的部队根本就不是强悍的瓦剌部落士兵的对手，纷纷不战而逃，防御战线很快就崩溃了。瓦剌军队长驱直入，一直攻到了内地，包围了西北重要的军事重镇大同。边镇告急，边报接二连三地传到京城。英宗把大臣们都召来商议对策，王振为了邀功固宠，极力怂恿英宗亲征。七月十五日，英宗下诏令自己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驸马都尉焦敬辅政。于谦等大臣听说英宗要亲征，认为“六师不宜轻出”，而且时间又如此仓促，都劝谏皇帝不要亲征，主张派大将出兵讨伐。但是英宗却听信王振的蛊惑，认为自己亲率大军定可一战而胜，竟下令再谏者以煽动军心罪论处，斩首示众。七月十七日，在王振的陪伴下，英宗亲率五十万大军从北京出发。

明朝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抵宣府。由于时间仓促，军队所需的粮草辎重并没有完全准备好，当到达宣府时，就开始缺少粮草，以至许多士兵在路上因饥饿而死。一路上风雨交加，士气低落，而前方战事却越来越吃紧，随行的大臣不断请求英宗回京，王振大怒，把在场的大臣痛骂了一顿，还命兵部尚书邝埜和户部尚书王佐在草地上跪了一天。王振的心腹、钦天监正彭德清见形势不妙，也劝王振：“再往前行，只恐凶多吉少。”王振却说：“果真如此，那也是命。”学士曹鼐听了，忍不住责问道：“臣子生命不足惜，皇上系宗社安危，岂可轻率前进！”但王振仍坚持继续深入。

柳荫双骏图

明朝画家中颇多擅画鞍马之人。该图描绘了柳荫下两匹骏马的神态，画面刻画细腻，用笔工整，颇有南宋院体风格。

八月初，大军到达大同。王振还想北进，这时前方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明英宗和王振这才开始慌张起来，决定回师。起初军队准备从紫荆关撤退，途经蔚州，王振想邀英宗临幸他的家乡，借此炫耀自己的权势，于是大军就向蔚州方向行进。走了四十里后，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行进势必会践踏他庄田里的庄稼，便下令改道宣府。也先得知英宗退兵，就日夜兼程，紧追不舍。

几经周折，明朝大军在十三日才到达土木堡。土木堡距离怀来城仅二十里，许多大臣主张进怀来城抵御，因为瓦剌军都是骑兵，擅长野战，却不擅长攻城。如果大军保护明英宗进入城中，是可以脱险的。王振却以辎重车辆未到为由，拒绝进城。实际上那一千多辆车上装的都是王振一路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兵部尚书邝埜见形势危急，来到行殿极力劝说英宗迅速入关，留下重兵殿后，严加防守。王振却对他怒喝道：“腐儒怎会懂得行军作战，再胡说就砍掉你的脑袋！”他命令左右把邝埜拖了出去。

十四日敌军追至，土木堡很快被瓦剌兵重重包围。土木堡地势高，挖井二丈多深还看不到水，而南面的河流又被瓦剌部队占领。这时人马已经两天多喝不到水，饥渴难耐。十五日也先派使臣假装请和，指挥军队佯退，意在诱明军出营，好乘乱一举歼灭。王振和明英宗不知是计，见瓦剌退兵，急忙下令移营取水，一时间阵形大乱。瓦剌兵突然回军掩杀，从四面冲杀过来，明军毫无准备，顿时溃不成军，被瓦剌骑兵往来践踏，死伤遍野。混战之中，邝埜、张辅等随从大臣多遭死难。禁军将领樊忠忍无可忍，痛斥王振误国，拎起手中大锤将王振锤杀于阵前，自己冲入敌阵，力战而死。明英宗跟随着亲兵数次突围都没成功，手下的将士越杀越少。明英宗无计可施，只好下马盘膝而坐，束手就擒。

土木堡这一战，明军几乎全军覆没。也先带着缴获的大量马匹、辎重，拥着被俘的明英宗朱祁镇，退兵北去，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败，是明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也是明英宗人生经历中的一个低谷。

皇兄弟的政治博弈

也先俘获明英宗后，大喜过望，企图以英宗为质要挟明朝。在于谦等大臣的支持下，英宗之弟朱祁钰受命于危难之际，登上了皇位，是为代宗，有效地稳定了政局。北京保卫战后，也先无计可施，于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将英宗放归。代宗无意让传位于英宗，并将英宗软禁起来。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乘代宗病重之机，发动政变，拥戴英宗复位。英宗复辟成功后，将代宗废为郕王。病中的代宗大受打击，没过几天就去世了。石亨、曹吉祥以拥立之功把持了大权，朝政大坏，最后酿成了“曹石之变”，使国家元气大伤。

北京保卫战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明朝北征大军在土木堡遭瓦剌军围歼，明英宗被俘。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文武百官一片恐慌。英宗的母亲孙太后和皇后钱氏在内宫中号啕大哭，并把宫中的金银珠宝聚集在一起，企图用财物赎回英宗。也先见到送来的大批珠宝，认为英宗奇货可居，更加不肯将英宗放回来。

为了安定局势，孙太后于午门南接见百官，下诏立明英宗年仅三岁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命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监国。朱祁钰是监国的不二人选，因为英宗只有他一个弟弟，且太子朱见深年纪幼小，无法在此时承担起拯救大明江山的重任。此时孙太后并没有立朱祁钰为帝之意，诏书中说：“迩者贼寇肆虐，毒害生灵。皇帝罹忧宗社，不遑宁处，躬率六师问罪。师徒不成，被留王庭。神器不可无主，兹于皇庶子之人，选贤与长，立见深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仍命郕王为辅，代总国政，抚安百姓，布告天下。”不过不久后发生的“左顺门事件”，使局势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土木堡之变后，明军精锐部队多已陷没，当时京城中疲卒不满十万，北京城内人心惶惶，惊恐不安。郕王召集群臣讨论战守之策，“群臣聚哭于朝”，翰林侍讲徐珵（后改名为徐有贞）倡言南迁避难。而兵部侍郎于谦慷慨陈词，坚决主张抗战，并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大学士陈循的支持。孙太后与郕王便任命于谦负责抗御瓦剌军。

八月十九日，于谦奏请调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的军队亟赴北京。同日调通州仓粮入京。各地部队先后抵达京城，人心日趋安定。八月二十日，于谦升任兵部尚书。

八月二十三日，朱祁钰在午门代理朝政。右都御史陈镒上奏，指出王振祸国殃民，应族诛以安民心。朝臣大都认为王振是土木堡之败的罪魁祸首，因此纷纷响应，痛哭声响彻殿宇。郕王朱祁钰犹豫不决，挥手命群臣退下。这时王振的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上前叱骂、驱逐朝臣。在悲愤之中，户科给事中王竑怒火中烧，上前扯住马顺的头发，呵斥道：“若曹奸党，罪当诛。”群臣们蜂拥而上，将马顺打死。随后群臣又索要王振的余党宦官毛贵、王长随。在大臣的压力下，二人被人从宫门中推出来，立刻又被大臣们打死。郕王想退避回宫，于谦上前拦住郕王，请求宣布马顺等人论罪当诛，参与殴杀的官员一概不予治罪。朱祁钰宣布了王振的罪状，王振家族中无论老幼皆被斩首，家产籍没。于谦当机立断，处置得宜，使混乱的局面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平息，朝野为之一振。

当时郕王朱祁钰没有皇帝的名分，明朝仍然处于一种国无君主的境况，不利于政令、军令的推行和人心的稳定。九月初一，群臣合请皇太后立郕王为帝，孙太后准议。九月初六，朱祁钰登基，是为代宗，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英宗长子朱见深仍为皇太子。明代宗称帝后，稳定了动荡的朝廷政局，朝野上下一心，抵御瓦剌军。

明代宗朱祁钰即位后，重用于谦，斥退了主张南迁的大臣，积极筹划抗击瓦剌军。于谦识拔和荐举了一批有才干的文武官员，从各方面大力整顿内政，加强战备。时“上下皆倚重（于）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经过于谦的苦心经营，京师人心稳定，军事力量大大增强。

同年十月初一，也先挟明英宗南下。明代宗得到紧急军报后，京师即行戒严。初八日于谦受命提督各营军马，将士皆受其节制。面对瓦剌的大军压境，代宗召集文武群臣商量对策。总兵石亨提出将军队撤进城里，关闭北京九门，坚壁清野，以避贼锋。于谦坚决主张出城迎敌，说：“敌军气焰嚣张，我军如果示弱，只会助长敌人的气势。”

在代宗的支持下，于谦分遣诸将率兵二十二万列阵于京城九门之外：总兵石亨、副总兵范广、武兴列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列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列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列阵于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列阵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列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德新列阵于崇文门，都指挥杨节列阵于宣武门。于谦命兵部侍郎吴宁代理兵部的日常事务，自己亲自来到德胜门石亨军营，参加抵御瓦剌的战斗。各部队在城外部署就绪后，于谦即下令关闭各城城门，并颁布临阵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战前队。”于谦以忠义报国的道理晓谕众将士，明军官兵上下士气昂扬，誓与北京共存亡。

瓦剌大军来势凶猛，攻破了紫荆关，从紫荆关、白羊口两路进逼京城。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来到北京城下，驻扎在西直门外。也先挟持着明英宗，要求明朝派人出迎，想乘机攻进城中。代宗和一些大臣有些动摇，又想要议和，就派人到军中问于谦的意见。于谦答道：“今日止知有军旅，它非所敢闻。”在于谦的坚持下，代宗拒绝派人出迎。

十三日瓦剌军与明军在德胜门外展开激战。于谦令石亨带兵埋伏在道路两旁的空屋里，另派数骑前去诱敌，待瓦剌大军来到埋伏圈后，前后夹攻，瓦剌大军人仰马翻，大败而逃。之后瓦剌军转攻西直门，同样受到明军的坚决抗击。

这次战斗后，于谦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进行部署，加强了西直门和彰义门（今广安门）之间的军事力量。瓦剌军在彰义门组织进攻，于谦命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等率领明军迎战。明军“俱以神铳列于前，弓矢短兵次之”，击退了瓦剌军的主力。此时监军太监为了争功，领数百骑抢到阵前，令明军大乱，武兴中流矢而亡。瓦剌军乘机攻到土城，附近的老百姓纷纷跳上屋顶，用砖瓦投掷敌人，喊声震天。毛福寿等率军来援，瓦剌军腹背受敌，仓皇撤退。

也先本以为明军不堪一击，京城唾手可得，但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士气低落。也先听说各地的援军马上就要赶赴京城，害怕退回草原的后路被截断，于十五日夜晚拔营潜逃。于谦侦知英宗已经离开后，立即命石亨用大炮轰击瓦剌军营，瓦剌兵马死伤无数。也先被迫下令全线撤退，于谦派将领分路追击，乘胜扩大了战果。十一月初八，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城解除戒严，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于谦临危受命，救国家于危难之时，不仅确保了京城的安全，而且粉碎了也先对中原的图谋，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辉煌壮丽的一页。

夺门之变

也先掳走明英宗后，本想以英宗为质，使明朝上下形势方寸大乱，从而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明朝在于谦的带领下，众志成城，在京师大败瓦剌大军，使也先的这一图谋落空。景泰元年（1450年），也先多次出兵南下，结果又为明廷所败。此时，瓦剌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反对也先的人愈来愈多。八月也先被迫与明朝议和，送回了明英宗。

明代宗朱祁钰与英宗朱祁镇是异母兄弟。朱祁钰当上皇帝后，对迎英宗回国之事一直不太热心。八月初二，也先给朱祁镇饯行，派人护送他回京。代宗朱祁钰无意让位，规定迎接朱祁镇的礼仪也异常简慢，只派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迎之于居庸关。十五日朱祁镇回到北京，由安定门进入东安门，群臣在此朝见。代宗也在东安门谒见朱祁镇，双方完成了授受帝位的形式上的礼节。之后代宗将英宗朱祁镇软禁在南宫（今北京南池子），并对英宗严加防范，不让他与外界有任何接触。英宗不能随便见任何人，不能过问朝政，也不能走出宫门一步，就连每天的饮食都是由专人从墙洞中递进来的。

正史史料

夏五月甲午，废皇太子见深为沂王，立皇子见济为皇太子。废皇后汪氏，立太子母杭氏为皇后。封上皇子见清荣王，见淳许王。大赦天下。

——《明史·景帝本纪》

明代宗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在小心防范英宗的同时，意欲废掉原太子朱见深，而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朱见深是英宗的儿子，被立为太子后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想要废掉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经周折，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代宗将太子朱见深废为沂王，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立为太子。朱见济是代宗唯一的儿子，被立为太子后不久就病死了，此事令代宗大受打击。代宗重用于谦等贤臣，击退了瓦剌大军，挽救了危难中的明朝，但始终为皇位的承袭问题所困扰，一直未能做出妥善的安排。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明代宗一病不起，不能视朝。群臣上奏请择立太子，代宗仍然一味拖延，迟迟未有定论。副都御史徐有贞见代宗病重，想乘机拥立太上皇复位，以图迎复之功。于是徐有贞与武清侯石亨共谋废立之事，拉拢京营监军太监曹吉祥，密谋发动政变。他们偷偷地把消息传递给英宗，英宗答应按计划行事。

正月十六日夜，在徐有贞、石亨的谋划下，张軏率领千余名将士在四更时分进入南宫。一行人簇拥着明英宗离开南宫，行至东华门。守门的士兵远远地喝令他们站住，英宗对守门的人说：“朕是太上皇！”门卫不敢拦阻，四散而逃。英宗来到奉天殿升座，徐有贞等人立即高呼万岁。十七日黎明，钟鼓齐鸣，诸门大开。此时大臣们都在朝房中等待着明代宗临朝。听到钟鼓声后，群臣来到大殿，见英宗坐在宝座之上，这才恍然大悟，纷纷跪倒。英宗复辟取得了成功。

卧病在床的明代宗听到深夜之中的喧哗之声，不以为意，直到明英宗派来的亲兵闯进他的宫中，宣布太上皇复辟了，方才明白过来。随后英宗将代宗幽禁在西宫之中。代宗在一夜之间失去皇位，成为了阶下囚，心中忧愤难平，病情更为加重，没过几天，就去世了。这场宫廷政变，史称“南宫复辟”，又称“夺门之变”。

十七日，明英宗便命徐有贞入内阁参与机务。次日少保于谦、王文，学士陈循、萧镃、商辂，尚书俞士悦、江渊，都督范广，太监王诚、舒良、王勤、张玉等人都被捕入狱。

二十一日，明英宗改年号为天顺。他昏庸如前，对祸国殃民的王振追念不已，于天顺元年（1457年）十月下诏恢复了王振的官位，“刻香木为（王）振形，招魂以葬，建祠祀之”，还在匾额上书写“旌忠”二字。于谦本对朝廷有大功，但因性格刚直，执法时不避权贵，得罪了很多大臣。徐有贞、石亨等人对他恨之入骨，一再上书要求以“谋逆”罪处死于谦。英宗感到于谦有大功于国家，有些于心不忍，徐有贞怂恿道：“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英宗下定决心，将于谦判处了死刑，于谦的家属也被发配到边地充军。就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功臣成为这场皇室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许多大臣也被视作于谦一党，遭到了残酷迫害。

于谦遇害后，天下人都认为他冤枉。有人感念于谦的耿直无私，偷偷收殓了他的尸骨。之后于谦的女婿又把灵柩送到他的家乡杭州。于谦祠墓位于杭州西湖畔，与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墓相邻，后人有“赖有岳（岳飞）、于（于谦）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人们感佩于他们的忠义，每年到那里祭拜的人络绎不绝。

曹石之乱

在“夺门之变”中，有三个人踩着于谦的尸骨爬上了权力的顶峰，他们就是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

翰林侍讲徐有贞颇有智谋，热心功名。土木堡之变后，明代宗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徐有贞大声说：“对应星象，再根据历数，天命已去，只有南迁才能消除灾难。”他的话刚说完，就遭到于谦的强烈反对。于谦慷慨陈词：“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已去。大家难道忘了宋朝南渡的教训吗？”于谦的话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大学生陈循的支持，太监金英将徐有贞轰出大殿。之后在于谦的领导下，北京保卫战取得极大的成功，徐有贞不仅丢了面子，而且多年未得升迁。于是他便开始攀附达官贵人，请求大学士陈循在于谦面前替自己说好话，想要谋得国子监祭酒一职。于谦见徐有贞颇有才学，就在代宗面前推荐了他。代宗对于谦说：“徐有贞虽然有才气，但心术不正，如果让他做祭酒，恐怕把天下的书生都教坏了。”徐有贞见此事不成，就认为于谦从中作梗，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因此怀恨在心。

明英宗复辟成功后，徐有贞的小人嘴脸立刻显露了出来。英宗当天就任命他为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第二天又加封他为兵部尚书。徐有贞还不满意，由于石亨以功封伯，他就对石亨说：“愿得冠带随仁兄之后。”石亨把他的愿望告诉了英宗，英宗又封他为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务，赐了个“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的称号，食禄一千一百石，世袭锦衣卫指挥使，他这才心满意足。

徐有贞一得志，立刻开始了疯狂的报复，诬陷少保于谦、大学士王文，并使他们被明英宗处死。内阁各大臣几乎全被逐出，陈循素来对徐有贞有恩，徐有贞也见死不救。徐有贞得志后，便想大权独揽，开始疏远曹吉祥和石亨。他看到英宗对两人已经开始厌恶，一面稍稍地压制他们，一面暗中对英宗说两人贪婪凶暴的情况。英宗开始对石亨、曹吉祥存有戒心。正巧御史杨瑄上奏弹劾石亨、曹吉祥侵占民田，英宗便征求徐有贞和李贤的意见，他们都说杨瑄所奏的情况属实。因而石亨、曹吉祥非常怨恨，日夜图谋陷害徐有贞。此时英宗对徐有贞宠信有加，经常屏退左右秘密交谈。曹吉祥令小宦官偷听，然后故意把听来的话泄露给英宗。英宗大吃一惊，问他是从何处得到这些消息，曹吉祥就说是从徐有贞那里听到的。英宗从此又开始疏远徐有贞。正好御史张鹏等人想弹劾石亨的罪行，奏疏还没有送给皇上，就被给事中王铉把此事泄露给石亨、曹吉祥。两人于是向皇上哭诉，说此事实为内阁主使。皇上于是将各御史投进监狱，同时逮捕徐有贞和李贤。不过英宗很快又后悔了，让徐有贞出任广东学政。

没有扳倒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不肯善罢甘休，继续寻找机会。一次石亨派人送匿名信给明英宗，说徐有贞怨恨皇上。徐有贞遂被关进监狱，后被罢黜为民。石亨等人叛乱失败后，皇上又让徐有贞回家静养。徐有贞一直希望皇上再起用他，结果一直也没有得到消息，最终老死于家中。

南宫复辟后，石亨被封为忠国公，太监曹吉祥也被升为司礼监，总督三大营。在除掉徐有贞之后，石亨和曹吉祥变得更加嚣张。他们公开纳贿，结党营私，随意更换文武大臣，朝臣们都是敢怒不敢言。石亨的侄儿也被封为定远侯，另外其亲朋故旧冒功而得官者达四千多人。太监曹吉祥迎复英宗有功，他的侄儿曹钦、曹铉、曹铎等都被封为都督，执掌兵权。曹钦还被封为昭武伯，拉开了宦官子弟封爵的序幕。曹吉祥门下之人冒功当官者多达千人，其权势与石亨相当，朝野并称为曹、石。

石亨一面排斥异己，一面培植自己的党羽，朝廷内外的将帅大多出自他的门下，一时权势滔天。他屡兴大狱，构陷弹劾他的大臣。户部侍郎陈汝言依附石亨而升为兵部尚书，贪赃枉法，胡作非为。明英宗下令将他逮捕，藉没家产，查抄出无数钱财。石亨以忠国公的身份，自认为是英宗复辟的功臣，每天直入内廷，这就引起了英宗的不满。英宗对石亨的专权擅政也有所察觉，开始疏远他。

石亨见自己地位下降，心怀不满。他自恃兵权在手，养子石彪勇冠三军，领兵在外，于是图谋不轨。石亨对他的党羽说：“宋太祖陈桥驿兵变，历史上并没有说他是篡位。你们若能助我成就大业，将来富贵同享。”明英宗派石亨去大同视察，途中石亨在查看紫荆关的地形时，对左右的人说：“此处地势险要，如果派兵守住此关，以大同作为根据地，京师的兵马就无法通过。”英宗得知此事后，对石亨产生了戒心。此时石彪从陕西回朝，上奏请求镇守大同。石亨还指使千户杨斌等人出面奏保，这种种异常更引起了英宗的怀疑。天顺三年（1459年）八月，英宗下令逮捕了杨斌，通过审讯证实石彪确有异谋，于是下旨逮捕了石彪。石亨急于举事，其家人出来告发，石亨被捕入狱，死于狱中。就这样一场叛乱被扼杀在了萌芽之中。

一次英宗与大学士李贤谈及“夺门”事件，李贤说：“说迎驾可以，怎么能说‘夺门’呢？这个说法就不对。陛下复位，理所当然，何必要夺？况且内府的门能随便夺吗？当时有人邀请臣下参与，臣下就没有参加。”英宗问：“为什么？”李贤说：“代宗病重，代宗的儿子也早已去世，群臣自当上表请陛下复登大位，何必要夺呢？这都是因为有几个小人想借陛下升官发财，达到专权干政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陛下和国家着想？如果不是他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大臣被杀或被贬，贪贿之风也不至于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这种人也谈不上有什么社稷之功。”英宗这才恍然大悟。

于是明英宗下旨，凡是总兵官，非有“宣召”不许进宫。英宗还下旨朝臣，在今后的奏章中不许再提“夺门”二字，此外还命令在夺门事件中冒功受赏的人自首。

石亨死后，曹吉祥感到自己的处境也十分危险，遂决心铤而走险。他通过侄儿曹钦，用贪污得来的钱财网罗了一批亡命之徒。一天曹钦和他的心腹一起喝酒时说：“自古以来，历史上有没有宦官子弟当皇帝的？”有个姓冯的千户说：“有啊，魏武皇帝曹操就是中官曹腾的后人。”曹钦听后非常高兴，加紧了阴谋叛乱的活动。

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蒙古军队侵扰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朝廷派恭顺侯吴瑾、怀宁伯孙镗领军征讨，命兵部尚书马昂做监军，决定在初二黎明开拔。曹吉祥和曹钦认为时机已到，商议在这天黎明以京军开拔作掩护，由曹钦率五百人袭杀孙镗，曹吉祥在宫中以所掌握的部分禁军接应，夺取帝位。计谋已定，曹钦大摆酒宴，与属下畅饮。席间一个蒙古族降将马哈麻连夜溜了出来，把这一紧急情况告诉了等候早朝的吴瑾和孙镗。明英宗得知消息后，立即逮捕了曹吉祥，并下旨紧闭皇城大门及京城九门。

黎明时分，曹钦发现走漏了风声，认为告密者是锦衣卫指挥陆杲。于是曹钦领兵直奔陆杲家，陆杲被乱刀所杀。曹钦提着陆杲的人头，带兵闯进西朝房，砍杀了好几个大臣。

吴瑾和孙镗得到马哈麻的情报之后，便分头去调兵。孙镗召集城内西征军与曹钦的兵马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曹铉、曹铎死于乱军之中。曹钦见大势已去，拼死杀开一条血路，直奔齐化门（今朝阳门）。北京城门早已奉命关闭，曹钦久攻不下，折向东直门、安定门，都无法出城。

在走投无路之下，曹钦率领残兵回到自己的府里死守。当天晚上，官军攻入曹府，曹钦投井自尽，官军尽屠其家，曹钦的党羽也全被杀死。经过一整天的激战，叛乱才彻底平息。明英宗在午门连夜召见了有功之臣，曹吉祥也被处以磔刑。

这两起事变被合称为“曹石之变”，英宗又度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危机。此后他在政治上开始成熟起来，与阁部大臣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君臣关系，百官各任其职，政局较为稳定。

玉甪端形薰炉

甪端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独角神兽。该炉盖和炉身合为甪端形。炉内空，可贮香料，香气从甪端口中喷出，既实用又有辟邪的意味。

万氏乱政

明宪宗朱见深自幼缺乏家庭温暖，对年长他十七岁的宫女万氏一往情深，即位后封其为贵妃。万贵妃依仗宪宗对自己的宠爱，不仅在后宫颐指气使，还染指朝政，其父兄都任职锦衣卫，与大学士万安互通声气，从而控制了朝政。宪宗耽于游乐，万贵妃内控宦官，外结阁臣，其父兄掌控了锦衣卫，朝政十分混乱。万贵妃死后，朱见深悒悒不乐，“甘弃臣民不复顾”，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万贵妃独宠后宫

万贵妃，山东诸城（今山东青州一带）人。父亲万贵为县衙掾吏，犯法戍边。万氏年仅四岁便入宫，成为明英宗母亲孙太后身边的宫女。她聪明伶俐，得到孙太后的欢心。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九岁的万氏奉孙太后之命照顾年仅两岁的皇太子朱见深，这是他们缘分的开始。

朱见深虽长于深宫，自小锦衣玉食，却缺乏家庭温暖。朱见深在万氏的照顾下一天天长大，对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他的眼中，万氏有时像母亲，有时像姐姐，有时又像情人。万氏并没有倾国倾城之貌，“貌雄声巨，类男子”，周太后对朱见深钟情于万氏之事大惑不解，曾问他：“彼有何美，而承恩多？”朱见深答道：“彼抚摩，吾安之，不在貌也。”可见朱见深对万贵妃的感情是极其深厚的。

天顺八年（1464年），明英宗朱祁镇病逝，十八岁的太子朱见深即位，是为宪宗，次年改年号为成化，此时万氏已经三十五岁了。由于种种原因，明宪宗无法立万氏为后。同年七月，宪宗册立吴氏为皇后。吴皇后入宫之初就得不到丈夫的喜爱，心里十分不满。万氏恃宠而骄，每次见到吴皇后都板着脸，甚至故意摆架子。吴皇后忍无可忍，斥责了她几句。万氏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反唇相讥。吴皇后在盛怒之下，下令杖打了万氏。朱见深大怒，立刻废掉了吴皇后，在诏书中说：“朕见举动轻佻，礼度率略，德不称位……不得已请命太后废吴氏别宫。”此后万氏在宫中更加横行无忌。同年十月，王氏被立为皇后。王氏天资聪颖，性情淡泊，对万氏一味忍让，才得以相安无事。

万贵妃为了将明宪宗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处处迎合圣意。她经常身穿戎装，骑着大马在宪宗的辇车前扬鞭开路，宪宗十分高兴，对她更加宠爱。成化二年（1466年），万氏为朱见深生下了他的第一个儿子。宪宗大喜过望，立刻册封万氏为皇贵妃，将万氏一门尽数封官，还赏赐给大量的金银财宝。宪宗一心想立这个孩子为太子，派人到全国各地去祭祀山川河海、天地神灵。不料一年后，这个孩子就夭折了，此后万氏就再也未能生育。

万贵妃恃宠而骄，在宫中横行无忌，她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女人母以子贵，夺走宪宗对她的宠爱。她派人在宫中暗自侦察，千方百计地阻挠其他嫔妃宫女接近皇帝，并以残酷的手段迫使怀孕的宫女堕胎。

明宪宗没有子嗣，宫内外为此事而忧虑，一些大臣直言要宪宗“广施恩泽，博爱后宫”。宪宗深知没有皇子的严重性，但又不能放弃与万氏的多年感情。万贵妃的父兄都是锦衣卫指挥使，负责侦伺百官，统领诏狱。许多官吏奔走在她的门下，成为她的党羽。阁臣万安自称是万贵妃的子侄，二人互通声气。万贵妃祸乱宫廷，她的三个兄弟与太监梁芳、韦兴勾结在一起，将大明的国库挥霍殆尽。宪宗得到消息后，到国库视察，“见累朝金七窖俱尽”，说道：“靡费帑藏，实由汝二人。”可见宪宗对太监梁芳、韦兴的不法行为是清楚的，只是碍于万贵妃的面子而没有加以惩治。

成化五年（1469年），柏贤妃为宪宗生下了一个皇子。在群臣的极力规劝下，成化七年（1471年），这个皇子被立为太子。不久这个孩子也夭折了，时人多认为此事与万贵妃有关。

纪氏是广西一个地方酋长的女儿，被明军俘掠至北京，送入后宫。纪氏容貌出众，颇有文才，入宫后很快升任女吏。由于她是乱酋之后，没有资格侍候皇帝和宫中后妃，所以被派往一处宫室，负责管理书籍。明宪宗喜好文墨，一天偶然去翻阅书籍，正好巧遇纪氏，就临幸了她，纪氏因此怀上身孕。万贵妃一听说宪宗宠幸了纪氏，马上派太监张敏去打探实情。张敏隐瞒了纪氏怀孕的消息，万贵妃这才放下心来，命人将纪氏关到西内的冷宫。

纪氏在冷宫中忍受着孤独寂寞，几个月后居然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明孝宗朱祐樘。由于营养不良，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十分虚弱。太监张敏帮助纪氏将小皇子藏在宫中一个隐秘的地方，细心喂养。明宪宗的第一个皇后吴氏这时也居住在西内的冷宫中，她十分同情纪氏的遭遇，与纪氏一起细心地抚养皇子。

成化十一年（1475年），明宪宗召太监张敏为他梳理头发。他对着镜子长叹道：“老将至矣，无子！”张敏闻言后立即跪伏请罪说：“奴才罪该万死，万岁已有皇子！”宪宗不禁愕然，忙问皇子安在。张敏回答说：“奴才说了即死，请万岁给皇子做主！”张敏心知自己的性命不能保全，只是恳求宪宗为皇子做主。站在一边的太监怀恩也随声伏地顿首说：“张敏所说的是实情，纪氏早已生下皇子，偷偷地养在西宫，如今已经六岁，我们一直不敢告诉您！”宪宗欣喜若狂，当即派人迎接皇子。宪宗看到这个孩子，不禁悲喜交加，流着眼泪说：“是我的儿子，很像我！”

一团和气图

明宪宗朱见深登基后不久，出于对群臣万众一心的期望，绘制了《一团和气图》，号召臣民“合三人以为一，达一心之无二，忘彼此之是非，蔼一团之和气”，对朝政的安定团结有着积极的意义。

朝中大臣得知后欣喜万分，纷纷入贺。明宪宗立刻颁诏天下，封纪氏为淑妃，立即迁出冷宫，住进了宫城内的永寿宫。万贵妃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不久刚刚住进永寿宫的纪淑妃突然暴死。紧接着帮助纪氏潜养皇子的太监张敏也吞金自尽，时人都怀疑此事与万贵妃脱不了干系。但由于宪宗一直对万贵妃怀着一种又爱又怕的情感，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明宪宗对这个儿子十分宠爱，取名为朱祐樘。同年十一月，立朱祐樘为太子。为了太子的安全，宪宗开始注意宫中的防范措施。此时后宫到处都是万贵妃的亲信，宪宗谁也不敢相信，只好把太子放到自己母亲周太后所住的仁寿宫里。万贵妃挟恨在胸，酿成肝疾，越发喜怒无常。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正月，万贵妃突然病故。万贵妃之死，对宪宗打击很大。此后宪宗一直心情抑郁，于同年八月去世了。

万岁阁老

万安是四川眉州人，善于揣摸明宪宗的心意，成化五年（1469年）被封为大学士，进入内阁。成化七年（1471年），由于宪宗多日不召见群臣，大学士彭时和商辂就力请宪宗出来上朝。司礼监宦官于是约定皇上御殿之日召大臣应对，并说：“君臣初见，感情可能不会太融洽，不要说得太多。”宦官将入内时又叮嘱了一遍。宪宗召见群臣时，彭时上奏道：“昨天御史有奏疏，请削减京官的俸薪。这样做武臣不免失望，请照旧为便。”宪宗答应了。彭时本来还有其他的事要上奏，岂料万安叩头高呼万岁。彭时、商辂不得已都叩头告退。宦官嘲笑朝臣说：“你们曾说得不到皇上的召见。这回见到了，就只知道高呼万岁吗？”这件事一时传为笑谈，万安因此被称为“万岁阁老”。

万安虽然没有多大的本领，但非常善于钻营。尹直入阁后，想求见皇上讨论朝政。万安劝他说：“从前彭公请召对，一语不合，即叩头呼万岁，以此让人笑话。现在我辈应每事都尽言，由太监选择向皇上汇报，皇上无不应允，这胜过当面应对多了。”

时万贵妃宠冠后宫，万安通过宦官献殷勤，自称是万贵妃子侄之辈。万贵妃一直自愧没有门阀家世，听说此事后非常高兴，将万安视作心腹。万贵妃的弟弟万通担任锦衣卫指挥，以同族的身份多次拜访万安。万通娶妻王氏，王氏的母亲从博兴来到京城，王氏对母亲说：“原来家贫时，曾把妹妹送给别人作妾，不知她现在身在何处？”她的母亲回答道：“好像是四川万编修家。”万通怀疑是万安，一番查访，王氏的妹妹果然是万安的妾室。此后两家妇人经常往来。万通的妻子落籍在禁宫内，可以随意出入内宫。万安由此与万贵妃互通消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成化九年（1473年），万安升为礼部尚书，后来改调到户部。成化十三年（1477年），明宪宗加封他为太子少保，不久改为文渊阁大学士。万安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在朝二十年，每遇科举考试，一定令他的门生任考官，他的子侄多能及第。他的儿子万翼任南京礼部侍郎，孙子万弘璧任翰林院编修。

万安掌权多年，只做过一件好事，那就是借势上奏撤了西厂。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失宠，言官上奏请求撤去西厂，明宪宗没有答应。万安上奏再次请求，宪宗居然批准了。

万安一生碌碌无为，时人讥讽他“面如千层铁甲，心似九曲黄河”。当初纪氏之死，朝臣纷纷暗指是万贵妃所做的手脚。明孝宗即位后，大臣主张逮捕审问曾经出入禁宫的万贵妃的亲戚。万安惊惧不安，因孝宗仁厚，没有追究此事，万安才得以无事。

万安为了邀宠，还在给明宪宗的奏章中大谈房中术。明孝宗即位后，在宫中发现一小盒奏疏，里面都是谈论房中术的，末尾署名是“臣安进”。孝宗命太监怀恩拿着这些奏疏来到内阁，斥责万安道：“这是大臣所应该做的事吗？”万安羞愧万分，跪倒在地。大臣们纷纷弹劾他，孝宗又命怀恩对着万安宣读他的罪状。万安多次跪下恳求哀悯，一直不想辞官。怀恩不为所动，上前摘下他的牙牌说：“你可以出去了。”万安这才回到家中，上疏请求辞官，此时他已七十多岁了。一年之后，万安去世，赠太师，谥号“文康”。万安死后不久，万翼、万弘璧也相继死去，万安绝后，时人都说这是他应得的惩罚。

传奉官

天顺八年（1464年）二月，即位不到一个月的明宪宗朱见深下了一道诏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文人为文思院副使。《明史》对此的简要记载是：“二月庚子，始以内批授官。”这便是“传奉官”之始。传奉官是不经过正常途径，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传旨任命的官员。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四方“白丁”勾结内臣，进献珍玩，哄皇上高兴了，动辄便赏个什么官。

这一举措对制度的破坏，带来了三个最直接的后果：第一，从此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皇帝喜欢，他可以随意地任用官员，从而破坏了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平衡。宪宗自己也往往一传旨就授官百数十人。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这样的行为，无疑将官爵变成了“人主私器”；第二，传奉官既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也就说明其中大部分人是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官职的。对于一个文官政府来说，混杂着一大批出身于军人、僧道、工匠、画士、医官的官员，朝廷想不乱政都困难。传奉官中多数是一些佞幸之人，靠着结交宦官或者行贿的手段取得一官半职，他们的在职也就大大地败坏了吏治；第三，既然传奉官由宫中旨意直接传授，而又不需要经过吏部复核，因此掌握宫中大权的嫔妃及太监就可以借皇帝之名，大行私利，卖官鬻爵。

太监梁芳为了取得明宪宗的宠信，经常给宪宗的宠妃万贵妃送去一些美玉珍宝，然后以采办珠宝为名，出使各地，在地方上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为了敛财，梁芳开始卖官鬻爵，江西人李孜省本是江西布政司下一个贪赃枉法的小官吏，靠着梁芳的引荐得到了宪宗的信任。终成化一朝，太监梁芳始终得宠于宪宗，取中旨授官累计多达上千人。

传奉官的泛滥，引起了许多官员的不满，大臣们纷纷上疏指责传奉官之弊。成化十九年（1483年），山西巡抚郑时上疏，指出传奉官日益冗滥，弹劾梁芳、李孜省等。御史张稷也上疏，谈及传奉官给朝政带来的混乱：“末流贱伎妄厕公卿，屠狗贩缯滥居清要。文职有未识一丁，武阶亦未挟一矢。……自古以来，有如是之政令否也？”张稷说自有传奉官后，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识的，武官中竟有从来没拿过弓箭的，自古以来，有这样的政治吗？因此官员们纷纷请求淘汰传奉官员。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正月的一天，京城上空坠落一道白光，并有赤星出现。古时天象变化常被附会人事、政事，出现如此星变，明宪宗不免有些惊惶，忙下令群臣，直言时政得失。于是九卿大臣、给事御史纷纷上书，条陈政事，指责的中心便是传奉官，认为这是目前“最大且急”的弊政。有大臣在上疏中为宪宗算了一笔账：“一年传奉千人，几年就是几千人。而这几千人的俸禄，一年就要耗费几十万。这些都是国家的租税，老百姓的脂膏。”请求宪宗尽罢传奉官。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明宪宗有所感悟，于是贬李孜省为上林监丞，斥罢五百余名传奉官，一时朝野称快。然而大臣们有关方士、宦官的言论，也不免触痛了宪宗，宪宗便叫人暗暗地将这些大臣的姓名写在屏风上，遇有官员调迁，便将这些大臣贬往边远地区。直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孝宗即位后大力裁汰冗官，这才平息了朝野的议论。

由明宪宗创造的传奉官本是对制度的破坏，但由于能满足历代皇帝任用私人的愿望，因此竟成了制度。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吧。

汪直与西厂

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启用了一些忠直之士，朝政颇有振兴的气象。成化元年（1465年），宪宗为于谦平反，任于谦之子于冕为府军前卫副千户。宪宗为夺门之变厘定是非，恢复了被父亲废掉的代宗的庙号，顺乎人心。可惜好景不长，年轻的宪宗宠信宦官，耽于游乐，使朝政大权又被一些奸佞所把持。成化中期，终于形成了太监汪直擅权的局面。

汪直擅权

汪直是广西大藤峡瑶族人。1465年，佥都御史韩庸率领明军镇压了瑶族人民大起义后，年仅五六岁的汪直成了俘虏。韩庸将汪直阉割后带到京城，作为礼物送给了宪宗皇帝。

明宪宗见汪直机灵可爱，就让他到昭德宫当了一名小内侍，服侍万贵妃。汪直聪明伶俐，很快就取得万贵妃的欢心，在万贵妃的举荐下，很快就升为御马监太监。

宪宗调禽图

此幅图描绘了明宪宗朱见深玩鸟的情景。图中一位侍者双手捧着鸟笼，宪宗手指着鸟笼，好像在评说着什么。另一侍者则双手持拂尘。

成化十二年（1476年），妖人李子龙“以符术结太监韦舍私入大内”，在宫内图谋不轨，事情泄露后被诛。这件事使明宪宗对内外朝臣都产生了警戒之心，“锐欲知外事”。汪直为人狡黠，得到宪宗的宠信。宪宗经常派他带领两三个校尉乔装出宫，秘密监督内外官僚的一举一动。

早在洪武初年，太祖朱元璋即设立了锦衣卫，以探听臣下的动静。燕王朱棣为了夺取帝位，勾结京师宦官，以为内应。即位之后，他对朝廷大臣心怀戒心，对锦衣卫这个特务机关也不尽放心，一反太祖关于宦官不得干预政事的禁令，重用宦官。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明成祖朱棣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势力，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命宦官担任提督，委以缉访刺探的大权，与锦衣卫互相监督。

成化十二年正月，明宪宗命汪直领锦衣卫官校百余人，在灵济宫旁灰厂拘讯人犯。由于灵济宫在皇城之西，故称“西厂”。至此厂卫的编制不断膨胀，已超过六七万人。西厂“事侔东厂，而势出其上”，“自京师及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免”，权势远远高于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特务四处侦察，官员百姓的一言一行都在西厂的侦察视听之下。

汪直统领西厂后，为树立权威，屡兴大狱，极力培植自己的党羽。南京守备太监覃力朋到北京进贡，在返回的途中弄了上百船的私盐。途经山东时，受到武城县典吏的盘查，覃力朋胆大妄为，竟将典吏毒打了一顿，还射杀了随从一人。汪直得知此事后，急忙报告了明宪宗，并下令逮捕了覃力朋治罪。之后覃力朋通过关系免除了刑罚，但宪宗认为汪直能惩奸罚恶，对他越发信任。

锦衣卫百户韦瑛是汪直的心腹。一次韦瑛向太医院左通政方贤索取药品，被方贤拒绝。韦瑛大怒之下，经过搜查得到片脑沉香、御墨及龙凤瓷器，就把方贤抓了起来。西厂还有权“不侔奏请”逮捕大臣，事后再向皇帝禀告，还时常捉完又放，这些事情皇帝都不知情。

都御史王越、陈钺，以及御史戴缙、王亿等人都先后投靠了汪直，得以加官晋爵。那些不肯屈服的大臣则被罗织种种罪名加以陷害。同年二月，西厂大兴杨晔之狱。建宁卫指挥杨晔是故少师杨荣的曾孙。他和父亲杨泰横行乡里，被人告发后逃入京师，藏在姐夫中书舍人董玙家里。董玙找到汪直的心腹锦衣百户韦瑛求情，韦瑛表面上答应下来，暗地里却报告给汪直以邀功。汪直立即把杨晔和董玙逮捕，搜出了一张准备行贿的名单，其中有大学士商辂、三法司官员和司礼太监黄赐、陈祖生等人的名字。汪直将情况报告给明宪宗，宪宗命他严加追查。当时杨晔还没有开始行贿，因此一时也查不出个所以然。西厂校尉便施以酷刑，杨晔“骨节皆寸解，绝而复苏”，因不胜其苦，谎称行贿用的财物寄放在叔父兵部主事杨仕伟处。汪直不奏闻朝廷，就将杨仕伟一家逮捕入狱。之后杨晔死在狱中，杨泰论斩，杨仕伟、董玙被谪官。汪直还诬陷左右大臣多得杨晔的贿赂，“一时九卿劾罢者，尚书董方、薛远及侍郎滕昭、程万里等数十人”。汪直利用西厂罗织大狱，使得人心惶惶。从此汪直更加有恃无恐，大臣见到汪直都要跪着说话。

成化十五年（1479年）秋，明宪宗命汪直巡边，这实际上就是授予他指挥九边部队的权力。汪直到达边镇后，气焰十分嚣张，“率飞骑日驰数百里，御史、主管等官迎拜马首”。各边都御史因为畏惧汪直的势力，都出迎数百里外。都御史陈钺“郊迎蒲伏，厨传尤盛，左右皆有贿”，得到汪直的欢心。“兵部侍郎马文升方抚谕辽东，（汪）直至，不为礼，又轻（陈）钺，被陷坐戍”。此后汪直权倾天下，时人“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皇权受到严重的损害。

长随奉御出入宫禁牙牌

明朝在宫中的宦官组织极其庞大，内宫十一监所设的长随奉御为正六品。牙牌是出入宫禁的通行证，使用时系于腰间，备出入宫禁时检查。

西厂被废

汪直及西厂的恶行，激起了人们极大的不满。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大学士商辂在要求罢西厂的奏疏中指出：“自汪直用事以来，卿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若不立即加以匡正，天下安危，未可知也！”明宪宗看过后大发雷霆说：“无非是用一内臣，何至于危及天下。”商辂据理力争说：“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收问。（汪）直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门锁钥，守备不可一日缺，（汪）直则一日擒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汪）直辄收捕。诸近侍，（汪）直辄易置。（汪）直不黜，国家安得不危！”这时兵部尚书也率九卿上书弹劾汪直。宪宗不得已之下，下令罢西厂，将缇骑划归锦衣卫，令汪直仍回御马监。一时间人心大快。这是第一次罢西厂。

不过明宪宗并非真心接受商辂的意见，虽然西厂被废，依然宠信汪直，密召汪直伺察外间动静。太监黄赐、陈祖生曾在司礼监任职，位在汪直之上，汪直对他们很是嫉恨。西厂被罢后，汪直诬称商辂奏疏为“黄赐、陈祖生意”，目的是“为杨晔报复”，宪宗立即让他们去南京。御史戴缙逢迎宪宗之意，上书“盛称（汪）直功”，请求恢复西厂，宪宗立即同意。成化十三年（1477年）六月十五日，宪宗下令复开西厂。大学士商辂因西厂终于恢复，知事不可为，于是上疏坚决要求致仕，与汪直有矛盾的刑部尚书董方、都御史李宾等人也先后被迫去职。汪直的亲信王越接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陈钺为右都御史巡抚辽东，汪直的权势越发显赫。

汪直好大喜功，王越、陈钺等人便劝汪直用战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汪直听了正合己意，便借口辽东有战事，几次协同王越、陈钺等人出征，每次回来后都得到明宪宗的厚赏。汪直因迷恋战功，时常在外，宫中有个善演杂戏的小太监，名叫阿丑，一天他在宫中扮醉酒者谩骂之状，别人提醒说皇帝来了。他照旧谩骂不休，说：“汪太监来才避走，今日只知汪太监也。”随即又学作汪直的模样，手操两钺，走到宪宗面前说：“我统率军队，全仗此两钺。”别人问哪两钺，他答道：“王越、陈钺也。”宪宗也忍不住笑了。然而他由此也对汪直及西厂的胡作非为有所觉察。

汪直的擅权引起东厂和锦衣卫的不满，西厂与东厂经常发生矛盾。东厂头目尚铭，起初因依附汪直而得到明宪宗的重用。正当汪直忙于出征之际，有贼人偷了大内西宫的财物，宪宗命厂校侦缉此案。东厂抢先抓住了贼人，起获了赃物。汪直怨恨尚铭抢功，声称“尚铭负我”，要对付尚铭。尚铭“惧将倾己”，决定先发制人，勾结李孜省和阁臣万安等，弹劾汪直。以前汪直“时或泄禁中语于（王）越”，王越传之他人，尚铭有所耳闻，这时“尽发王越交通不法事”，宪宗于是开始疏远汪直。

成化十七年（1481年），明朝北部边境遭受蒙古骑兵的侵扰，明宪宗命汪直、王越前往宣府御敌。敌兵退却后，其他人均奉调回京，却让汪直镇守大同。同年秋天，朝臣们看到这个情况，知道汪直在宪宗面前失宠了，才敢上告汪直的罪行，请求罢西厂。成化十八年（1482年），言官弹劾西厂胡作非为有违国体。三月宪宗下诏再罢西厂，危害一时的西厂这才在宪宗朝终结了它罪恶的历史。

次年六月，汪直被贬到南京司马监供职。八月御史徐镛上疏弹劾汪直与王越、陈钺勾结，犯下欺罔不法之罪，疏中有“天下只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只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之语。宪宗这时才对汪直擅权之事有所警觉，下诏贬汪直为南京奉御，其党羽亦先后被罢黜。

弘治中兴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宪宗朱见深病亡，年仅十八岁的太子朱祐樘即位，次年改年号为经治，是为孝宗。明孝宗一扫前朝弊政，重用了一大批正直、练达之士，弘治时期形成了“朝多君子”的盛况，出现了许多名臣。孝宗“明于任人”，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良活动，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开创了“朝序清宁，民物康阜”的盛世局面，史称“弘治中兴”。

中兴令主

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期间，重用宦官，偏信僧道，沉湎方术。成化一朝虽无大的战事，政局较为平稳，但朝政已经极为秽乱，为后世留下了许多隐患。孝宗即位后，面临着“朝多秕政”的局面。

为了巩固统治，明孝宗大刀阔斧地整肃朝纲，从四个方面进行政治改良。首先，就是清理朝中的奸佞之徒，任用贤能。太监梁芳在万贵妃的荐举下，得宠于明宪宗。他以采办珠宝为名，出使各地，在地方上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宪宗朱见深对此不管不问。梁芳还利用宪宗对道教和佛教的迷信，大兴土木，从中敛财。江西人李孜省本是一个贪赃枉法的小官。他得知宪宗喜爱方术，便拜左道为师，学会五雷法，重金买通太监梁芳，向宪宗进献符咒。术士僧人继晓通晓“秘术”，也是靠着梁芳的关系得到了宪宗的宠信，使宪宗沉迷于佛教。继晓蛊惑宪宗兴建大永昌寺，仅建寺一项的费用就高达十万两银子，迁移居民几百家。尤其荒唐的是，继晓的母亲本是一个娼妓，他胆大妄为，竟然请求皇帝旌表他的母亲，皇帝立即下旨为他的母亲立起了牌坊。成化后期，许多内阁权臣明哲保身，庸碌无为，京城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谚：“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所谓“三阁老”是指万安、刘翊、刘吉，所谓“六尚书”是指尹旻、殷谦、周洪谟、张鹏、张蓥、刘昭。这九人尸位素餐，毫无建树，所以有此时评。

面对这种情况，明孝宗即位不久就把太监梁芳下狱，随后又将李孜省流放边陲。太监韦兴、陈喜等人也先后得到应有的惩罚。同年十月，孝宗又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策，罢免了明宪宗朝所封的法王、国师、真人等一千多人，并处死了妖僧继晓。同时下旨取消传奉官，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等两千多人被罢免。紧接着大学士万安也被逐出朝廷。刑部尚书杜铭、吏部尚书李裕、左都御史刘敷、礼部左侍郎黄景、兵部尚书尹直等一大批不称职的大臣也被孝宗罢免。孝宗大力惩治奸佞之徒，使“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尽”，天下正直之士无不拍手称快。

在罢斥佞臣的同时，明孝宗还注意任用贤能，多次指示吏部、都察院，“考察进退人才，务得实迹以闻”。在弘治一朝，出现了许多名垂青史的名臣，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谢迁、李东阳等。

其次，明孝宗一改前朝怠于政事的陋习，勤于政事。明朝中期以来，皇帝常常身居后宫，不问政事，大臣们的奏折直接让司礼监的太监代批，从而造成宦官专权。明孝宗即位后，勤于朝政，天下臣工的奏折往往由自己来批阅。孝宗还十分注重太监的遴选，任用正直有才的人来执掌司礼监。大太监怀恩，为人正直，敢于直谏，是弘治朝不可多得的忠臣。孝宗下令恢复正统年间废除的午朝，每天坚持上朝听政。弘治元年（1488年），孝宗采纳大臣的建议，重新开设大小经筵。经筵制度创立于正统初年，在宪宗朝时一度废置。所谓大经筵，即在每月逢二、十二、廿二日举行，主要是一种礼仪。所谓小经筵，又称日讲，君臣之间不拘礼节，从容地讨论朝政，是重要的辅政方式。此外孝宗还在文华殿议政，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大臣共同商讨政事。孝宗锐意求治，朝廷上下纷纷上言，或痛陈时弊，或广进方略。马文升上时政十五事，包括选贤能、禁贪污、正刑狱、广储积、恤土人、节费用、抚四裔、整武备等诸多方面，孝宗无不大为赞赏，一一付诸实施，对弘治朝兴利除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再次，明孝宗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力求节俭，减轻农民的负担，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孝宗多次下诏，减少皇宫的开支与供奉，禁止宗室、勋戚侵占民田，鱼肉百姓。同时孝宗还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对于发生水旱灾害的地区及时加以赈济，并对这些地区减免赋税。弘治二年（1489年），开封黄河决口，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五万人前去治理黄河，并派朝中重臣前往督察。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河水泛滥成灾，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经过孝宗一朝的精心治理，苏松地区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最后，鉴于前朝教训，明孝宗注意抑制勋戚宦官的势力。弘治三年（1490年）闰九月，孝宗下旨“禁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弘治九年（1496年），孝宗再次下旨“禁势家侵夺民利”。孝宗还惩治了张皇后的两个弟弟张鹤龄和张延龄，表现出了抑制势家近幸作恶的决心。东厂、锦衣卫再也不敢任意行事，几任锦衣卫指挥使大都持法公允，用刑宽松。

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缓解了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在统治阶级内部没有较大的纷争，政治上也相对稳定，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

名臣辈出

大力裁汰冗官后，明孝宗着手选拔贤能并委以重任。他制定了严格的官吏考核制度，诏谕吏部官员，提拔选调官员要以政绩为主要标准。他还令内官将两京文武大臣和内外抚臣、守备的名字抄下来，贴在宫内的墙上，以便自己熟悉选用。明孝宗注意任用贤能，使得弘治一朝名臣辈出，朝中的许多重臣都是正直贤能之士。其中最著名的有王恕、马文升、丘浚、彭程、李东阳、刘大夏。

王恕，字宗贯，号介庵，陕西三原人。正统十三年（1448年）进士。成化元年（1465年），爆发了以刘千斤和石和尚为首的流民起义。明宪宗得到急报后，立即派白圭带大军前往镇压，同时提升王恕为副都御史，参与军事。朝廷的许多官员都认为流民造反，大逆不道，应该予以彻底剿杀。王恕深知民间疾苦，认为流民造反主要是因为难以维持生计，可抚不可剿，应该更为重视对流民的抚治。白圭采纳了他的建议，一方面陈兵以待，另一方面贴出榜文昭告流民，只要放下武器愿意归乡复业的，一律由国家分配土地钱粮。王恕的这一措施安抚了流民的反抗情绪，也解决了流民的生计问题。成化十二年（1476年），王恕被派往云南做巡抚。云南镇守太监钱能专横强暴，贪赃枉法，当地的地方官敢怒不敢言。王恕到任之后，得知钱能贪赃枉法之事，立刻写了一份参劾他的奏折，令侍卫火速送往京城，同时派人监视钱能的心腹郭景。郭景得知此事后，自知难逃一劫，就畏罪自杀。钱能收买刺客想刺杀王恕，但阴谋没有得逞。不久钱能买通朝中权贵，在宪宗面前参劾王恕，王恕被贬到了南京管理都察院。王恕恪尽职守，严格对官员进行考察和参劾，拒绝纳贿，声誉渐隆，随后就被提升为南京兵部尚书。明孝宗即位以后，很赏识王恕，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王恕事事以身作则，亲自写了一副对联悬挂于吏部的大堂之中：“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仕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王恕用这副对联告诫官员不可收受贿赂、贪赃枉法。王恕一生为官四十多年，“刚正清严，始终一致。所引荐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时名臣”。王恕在吏部任上选用的一大批忠正廉明的大臣，为弘治中兴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马文升，字负图，号三峰居士，钧州（今河南禹州）人。成化四年（1468年），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满四的带领下起兵反明，响应的人号称十万。消息传到京城，明宪宗大为震动，急忙派大将带兵十万前往镇压。由于用人不当，官兵初战大败。宪宗再调马文升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协助作战。马文升经过细心部署，平定了满四之乱。马文升被升为陕西巡抚，后又因功擢升为左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他守边不仅重视守备，还十分重视边民贸易，认为只有允许边民相互贸易，边民的生计得以维持，他们才不会犯上作乱。是时孛罗忽、满都鲁等少数民族首领连年进犯明朝边境，马文升采取诱敌深入之计，大败敌军于黑水口，使之大伤元气。之后马文升被调回京城，授以兵部右侍郎之职。马文升调入兵部后，对屯田、马政、边备、守御等各方面事务，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议。后来马文升被汪直陷害贬官。汪直事发后，马文升再次被起用，被任命为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巡抚辽东期间，他治军有方，一时间边患偃然。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马文升因功被升为兵部尚书。明孝宗即位后，马文升被调任左都御史，后又升任兵部尚书。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努力扭转前朝军备废弛的状况，加强对将校的考核，罢黜了不合格的军将。云南思叠反叛朝廷，许多官员都建议发兵讨伐，马文升则主张如今国家军困民乏，财政短缺，没有力量出兵讨伐，如果勉强出兵，可能会激起更大的祸乱，不如派一名朝臣前去宣谕安抚，然后再派兵立威。孝宗听从了他的建议，成功地平息了这场叛乱，避免了一场战争。之后他一度调任吏部尚书。孝宗还接受他的建议废除了传奉官，为朝廷节省了大量的费用。马文升文武全才，善于应变，朝廷大事的决策多要等待他的决定。

李东阳

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他四岁时就能写径尺大字。明英宗时任侍讲学士、东宫讲官。太监刘瑾专权时，李东阳依附周旋，委蛇避祸，颇为当世气节之士所不满。但他未曾助纣为虐，反“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

丘浚，字仲深，琼山（今属海南）人。成化元年（1465年），两广地区瑶族人民起义，官府屡次用兵皆未能平叛。丘浚向大学士李贤奏报情况，详细分析了两广地区的形势。李贤非常欣赏他的谋略，依计而行果然取得了成功。他奉命参与编纂了《英宗实录》后，被擢为学士，兼国子监祭酒。他撰写了《大学衍义补》一书，仿照真德秀《大学衍义》的体例，论及政治、经济、军事、礼乐等许多方面的内容，尤其在古人忽略的财政、赋税、货币和生产等经济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书中的某些理论对当今社会还有某些实际的指导意义。丘浚十分重视理财，认为国家理财，是为民而理，理民之财，要注重发展生产，使黎民富有，反对将国家财政专门用在皇帝一人身上。在这本书中，丘浚提出了“理财为天下之要道，财用为立国之本”的著名思想。明孝宗继位以后，丘浚将《大学衍义补》进献给孝宗，孝宗读后，深以为然，下诏命有关部门刊行。孝宗加授丘浚为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丘浚为官廉洁，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经常上疏针砭时弊。弘治五年（1492年），丘浚上疏孝宗，主张朝廷应该对经籍图书给予充分保护。孝宗立即下诏命全国官员访求遗书，加强对宫廷所藏图书和档案的管理和保藏。丘浚是明朝中叶的著名理学家、经济思想家，与同乡海瑞被并称为“海南双璧”。

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今湖南茶陵）人。在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下，李东阳自幼就显现出非凡的才华。他四岁时就会写直径一尺的大字，被京城中人视为神童。顺天府官员把他推荐给明代宗，他在代宗面前写了“龙、凤、龟、麟”等十多个大字，代宗看了非常高兴，两次召见李东阳，并要他试讲《尚书》大义，代宗听后非常满意，准予他进顺天府学读书。之后李东阳师承颜真卿书法，得其精髓而又自成一家。人们称赞道：“长沙公大草，中古绝技也！玲珑飞动，不可按抑，而纯雅之色，如精金美玉，毫无怒张蹈厉之癌。盖天资清澈，全不带渣滓以出。”弘治八年（1495年），他考取进士，任户部主事一职。李东阳参与编修《宪宗实录》，因编修有功被升为侍讲学士，兼太常寺少卿。李东阳敢于直谏，深受孝宗皇帝赏识。弘治七年（1494年），李东阳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朝廷的诏书、行文大多出自李东阳之手。弘治十一年（1498年），被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弘治十八年（1505年），上书明孝宗，品评朝政，指出时政上有“二病”“三害”“六渐”。他认为现在官场的风气不正，官员们相互庇护，对皇上也不肯说出实情，宦官专权现象对社会稳定和社稷安全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他还上书弹劾寿宁侯张鹤龄的不法行为，惹怒了处处维护张皇后的明孝宗，被囚于锦衣卫狱中。大学士刘健、谢迁等人一再为他求情，才被从狱中放了出来，官复原职。李东阳不仅热心朝政，在文坛上还颇有声望。在成化、弘治年间他主持诗坛，奖励后学，颇具声望，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茶陵诗派。李东阳主张写诗要反映民间真实生活，他为明朝的诗歌发展史注入了一股清新自然的气息。李东阳为官清廉，虽身居高位，却从不敛财，过着清贫的书生生活。

刘大夏，字时雍，号东山。他做官不求虚名，注重务实，在朝野之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弘治五年（1492年），刘大夏被转调为浙江右布政使。次年春天，黄河张秋镇、黄陵岗等处决口，漕运也被阻断。明代漕运一直为南粮北运的重要通道，朝廷对此事极为重视。在吏部尚书王恕的推荐下，刘大夏被任为右副都御史，前往治理黄河。刘大夏采取遏制北流、分流入淮的策略治理黄河，他不顾年高体弱，每天都要亲临工地，还善于听取水利专家的建议，成功地治理了黄河。此后刘大夏更加得到明孝宗的信任和倚重。孝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在全国反贪倡廉，裁革传奉官，削减捐纳。孝宗的宠信，使刘大夏声名鹊起，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大臣们的不满。孝宗为了保护刘大夏，告诉他不必在朝堂上亲自陈奏，可以写个折子密封上奏。刘大夏却认为用密折之法，时间长了会出弊端，令孝宗更为叹服。孝宗善于用人，一批才德兼备的大臣得到重用，“弘治朝中多君子”，朝廷风气为之一新。

改革盐法

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山西行省针对军屯和税粮不足的实际情况，提出：“大同粮储，自陵县（今山东德州陵城）远至太和岭（今山西朔州），路远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省费而边储充。”这就是开中盐法的肇始。

明代统治者通过开中制度这种形式，将盐政与边政有机地结合起来。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之后，由于各个部门从中克扣，商人无利可图，开中盐法逐步废弛。明朝中期，官宦富商纷纷利用职权，把持盐场的专卖权，然后贱买贵卖，从而影响了商人运粮支边的整个流程，对开中制度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成化时期（1465年—1487年），“内府供用日繁”，“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醮日费数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取入，动四五十万。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计”，国家开支增多，使国库日渐枯竭。弘治二年（1489年），国家已陷入“民日贫，财日匮”的窘困局面。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明孝宗任用叶淇担任户部尚书，实行盐法变革，一改盐政边政相结合的政策，从而使明代盐法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化。

叶淇对盐法中的弊端早有所闻，指出：“商人们到边境送粮，价格本来就低，还要长途跋涉，到头来还得不到食盐，也赚不到多少钱，长此以往自然没有人再愿意做这些事。如果不让他们运送粮食，而是让他们到盐法司用银子来换取食盐，再由朝廷自己买粮充边，这样商人们获利多而且容易实施，对朝廷和商人都有好处。臣认为改用银子来换取食盐是大势所趋，也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希望皇上能够及时下诏改革旧制，实行新法。”明孝宗深以为然，下决心改革旧盐法。弘治五年（1492年），孝宗正式下诏，改革盐法，规定由商人交纳银两给国库，由国库分拨到各边作为军饷，再由国家给商人凭据换盐运销。这次变革盐法的提倡者是叶淇，因此在历史上一般也称之为“叶淇变法”。

这次改革盐法，大大促进了山西一带商人的兴起。山西南部有巨大的盐池，在夏季可以捞采到天然结晶盐，这种盐比晒制河盐、海盐、井盐和熬制土盐都要容易得多。这些商人就近输银换盐，然后再运往全国各地，逐步成为历史上一个十分有影响力的地方商人集团。但是这次盐法改革，也危害了一大批以贩盐渔利的权贵宦官们的利益，一些保守的官僚诬蔑叶淇，说叶淇收受了盐商的贿赂。叶淇担任户部尚书六年，正直廉洁，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被迫辞官归乡，退出了政治的舞台。明孝宗继续推行他所提倡的盐法改革，给明朝带来了巨大的实利，对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武宗嬉政

明武宗朱厚照是明孝宗朱祐樘长子，年号正德，是中国历史上很有争议的一位皇帝。有人认为他一生纵情声色，荒淫暴戾，是为世人所诟病的“风流天子”；也有人认为他一生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极富个性色彩的“个性皇帝”。武宗狂放不羁，一生纵情声色，不问朝政，使昏庸之臣充斥朝廷，弘治时期的“中兴”气象一扫而空，社会形势逐渐趋于动荡。

太监刘瑾的时代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明孝宗在弥留之际，将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召至床前，将年仅十五岁的太子朱厚照托付给他们。孝宗死后，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次年改年号为正德。明武宗即位后，“好逸乐”，大权落在了宦官刘瑾之手。

刘瑾，原本姓谈，陕西兴平人。他自幼被太监刘顺收养，后净身入宫当了太监，改姓刘，侍奉太子朱厚照，“以俳弄为太子所悦”。明武宗即位后，入侍东宫的内宦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祥等八人得宠，“八人俱用事，谓之‘八党’，亦谓之‘八虎’”，形成了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

明武宗生性好嬉戏，刘瑾等“八虎”千方百计地迎合圣意，每日进奉飞鹰、猎狗等物，供武宗游玩享乐，取得了武宗的欢心，以便乘机窃取朝政大权。为了满足武宗的欲望，刘瑾准备了各种歌舞技艺取悦武宗，武宗整日沉湎于逸乐。朝中大臣对这种情况很是担忧，纷纷上疏劝谏，武宗仍然我行我素。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的言辞开始激烈起来。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大学士刘健、谢迁等大臣上疏，斥责太监败坏朝政。十月户部尚书韩文又联合九卿冒死进言，以汉朝“十常侍之祸”和唐朝“甘露之变”的旧事，请求武宗将刘瑾等“八虎”治罪。武宗读后，“惊泣不食”，颇受震动。这时司礼太监王岳等人与“八虎”已有嫌隙，因而和阁臣刘健、谢迁等联合，决定除去“八虎”。此时恰逢京师接连下了三个月的大雨，在一个风雨之夜，雷电把祭坛的大门、奉天殿的屋顶以及太庙的镇脊兽都劈坏了。陕西及江南一带发生了地震，天象一时间大变，出现了彗星。时人认为这些都是灾祸的预示，上天借此来警告世人。武宗不知所措，但还是不忍心杀掉刘瑾等“八虎”，准备将他们送到南京安置起来。

刘健、谢迁等坚持主张严惩刘瑾等权宦，与王岳等人商议此事，不慎走漏了风声。吏部尚书焦芳是刘瑾的党羽，在得知此事后，立刻通报给了刘瑾。刘瑾得悉后十分恐惧，与马永成等连夜跑到明武宗面前，跪在地上痛哭流涕。武宗于心不忍，便好言相慰。刘瑾乘机对武宗说：“想加害奴才的人正是王岳。”武宗不明其故，刘瑾道：“王岳暗结阁臣，想限制皇上外出，还想把他们嫉恨的人除掉。骑马射箭怎么会损害到国家大事呢？朝臣之所以胆敢反对，是因为我们在司礼监没有人。如果司礼监有了人，陛下就可以随心所欲，再也没有人胆敢出来反对了。”武宗听后，态度骤变，当即任命刘瑾掌管司礼监，同时让马永成与谷大用分掌东、西厂。在明朝一代，司礼监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宫官署。许多皇帝怠于政事，百官向皇帝上书，便由司礼太监代笔批示，这就给太监的胡作非为提供了机会。此外司礼太监还有一个别人无法比拟的特权，那就是传达皇上的旨意，大开了篡改圣旨之门。刘瑾掌管了司礼监，成为其日后把持朝政大权的重要资本。

第二天早晨，大臣入朝议事，见刘瑾等人趾高气扬，方知发生了变故。刘健、谢迁等大臣纷纷提出辞官，刘瑾矫旨准允。一些曾上疏弹劾刘瑾的大臣，一个个被削职为民。王岳被贬逐到南京，在途中被刘瑾派去的人追杀。不久焦芳出任文渊阁大学士，与刘瑾沆瀣一气，由此朝廷内外大权皆归刘瑾。这样一来，朝中的大臣们噤若寒蝉，对刘瑾等“八虎”的胡乱作为敢怒不敢言。此后明武宗更加无所顾忌，纵情放荡，朝政日益败坏。

刘瑾一方面千方百计地讨好明武宗，一方面在朝中大发淫威。每当皇帝上朝时，刘瑾就站立在武宗的身边，一同接受大臣的朝拜，没有一点儿退让一旁的意思，人们在私下里称他为“立皇帝”，也就是说他是站着的皇帝。

刘瑾专权用事，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并将自己的想法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便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大学士刘健、谢迁曾力主惩治刘瑾等人，刘瑾便把他们充军边关，痛加残害。一些挽留刘、谢二人的官员皆被撤职拿问，有的还被列为奸党，揭榜朝堂，颁示天下。正德三年（1508年）的一天，御道上出现了揭露刘瑾罪行的匿名书。刘瑾闻讯后大怒，假借皇帝的圣旨，召集朝廷文武百官，责令长跪于奉天门下。天气炎热，许多大臣因中暑而死。黄昏时分，刘瑾又将其中的三百多人逮入锦衣卫狱。幸亏李东阳等人极力援救，被捕的大臣第二天才得以释放。当时许多正直的官员被谪徙贬死，生杀予夺的大权尽由刘瑾掌握，朝廷上下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刘瑾在打击异己的同时，广收贿赂，将亲信党羽擢升要职，大力培植自己的势力。他公开索取贿赂，凡外地官员入朝觐见，每人都必须给他二万两银子，方能见得到皇帝。朝官因公外出，回京时也必须向他交纳重贿。

刘宇依附刘瑾，仗势凌人，任吏部尚书，后为文渊阁大学士，加授少傅兼太子太傅。张彩，善于献策，被刘瑾委以重任，视为心腹。当时满朝文武在刘瑾重压之下，曲意逢迎，只求自保。在这一时期，社会矛盾重重，自然灾害不断发生，出现了大批避难迁徙的流民。刘瑾依旧派人到边境地区查勘屯田情况，严令各地按田交税以搜刮钱财，闹得民怨沸腾。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远在西北的安化王以“诛刘瑾，清君侧”为名起兵反叛。这次叛乱虽然没有持续多长的时间，但在朝廷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明武宗也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刘瑾过于跋扈。

此时以刘瑾为首的“八虎”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刘瑾一直想独掌大权，对其他人的要求不予理会，引起他们的不满。“八虎”之一的张永一直受刘瑾的排挤，越来越不得志，对刘瑾恨之入骨。御史杨一清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联合张永，计划铲除刘瑾。

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杨一清、张永平定了安化王的叛乱后，班师回朝。朝廷在京城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明武宗还设宴慰劳张永。庆功宴过后，刘瑾先行告退，张永就趁此机会把安化王叛乱的檄文和供词都呈给皇帝，说安化王与刘瑾互相勾结，并提醒武宗提防刘瑾。武宗这时已有几分醉意，同意了张永的奏请，命他带人去抓刘瑾。张永怕武宗酒醒后会改变主意，得到圣旨后马上连夜带人闯到刘瑾家中，将其抓获。

次日凌晨，张永就请明武宗一起去查抄刘瑾的府邸，抄出金银数百万、珠玉宝玩数不胜数，还发现了衮服、玉带、甲杖、弓弩等违禁之物，并在刘瑾平常所用的扇子中发现匕首两把。武宗大怒说：“这个奴才果然有谋反之心。”于是明武宗下令将刘瑾凌迟处死。当行刑之时，许多人都花钱买割下来的刘瑾肉吃，以解心头之恨。

掐丝珐琅玉壶春瓶

玉壶春瓶是中国瓷器造型中的一种典型器形，定型于北宋时期，当时主要为装酒器皿，到了后来逐渐演变为观赏性的陈设瓷。此春瓶的制造融入了明朝的掐丝珐琅工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安化王起事

安化王朱寘鐇的曾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六子庆靖王。明朝初年，朱元璋大肆分封朱姓子孙，庆靖王就藩于宁夏。朱寘鐇的祖父是庆靖王的第四子，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封安化王。弘治五年（1492年），朱寘鐇袭嗣王爵。他“素有逆谋，与宁夏卫生员孙景文、孟彬往来甚密。觋王九儿降鹦鹉神，妄言祸福，每见寘鐇，辄呼‘老天子’，寘鐇盖怀不轨”。

明武宗荒淫无道，不问政事，朝政大权被左右佞臣把持。正德三年（1508年）八月，大太监刘瑾奏明武宗后，派人到边境各地查勘屯田，编审屯粮，使民怨沸腾。被派到宁夏的巡查官为了迎合刘瑾的心意，严令丈量土地，强令以五十亩折合一顷，按顷征税，大肆搜括钱财以孝敬这位九千岁。这种做法使当地的戍将卫卒大为愤怨。驻守宁夏的安化王朱寘鐇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大肆收买人心，蠢蠢欲动。

孙景文为朱寘鐇出谋划策，制造舆论。他们利用一些江湖术士到处进行宣扬，说安化王相貌伟岸，有九五至尊之相，将来必定会大富大贵。之后他们又借助巫师之言，当众称朱寘鐇有帝王之相，为天上星宿下凡。此后他们打出了“诛刘瑾，清君侧”的旗帜，到各地发布檄文，详细列举了宦官刘瑾残害忠良、扰乱朝纲的种种罪行。

正德五年（1510年），会有边警，游击将军仇钺和副总兵杨英奉命出征。指挥周昂是朱寘鐇的党羽，接到出兵的任命后，就和朱寘鐇的另一个同党千户何锦一起为朱寘鐇谋划叛乱之事。

四月初五，朱寘鐇设宴，宴请巡抚安惟学、镇守太监李增、大理寺少卿周东及总兵姜汉等人，托词说商量处理边镇军队中出现的骚乱现象。安惟学、周东辞而未来，何锦、周昂率牙兵闯入宴会，将李增、邓广及姜汉等人当场杀掉。同时千户丁广奉命来到公署，除掉了安惟学和周东。

朱寘鐇招兵买马，扩充军队，解除了游击将军仇钺的兵权。宁夏副总兵杨英虽然进行了抵抗，但很快就被击溃。朱寘鐇以何锦为讨贼大将军，周昂、丁广分别为左右副将，四处出击，企图先控制整个宁夏，然后再图大业。固原总兵曹雄得知安化王谋反后，立即统兵进行镇压。曹雄命黄正率领三千人入灵州，联合附近的各镇总兵一起进行讨伐，同时暗地里拉拢仇钺，让他做内应。朝廷得知朱寘鐇反叛之后，立即派老臣杨一清和太监张永率兵前往。仇钺接到曹雄的密信后，整天装病在家，何锦等人不知实情，经常前往探望仇钺，与他商量战略部署。仇钺“谬输心腹，而阴结壮士，遣人潜出城，令还报‘官军旦夕至’”。一天大将何锦前来探病，仇钺乘机对何锦说：“曹雄的大军就要来了，应该抢先出兵把守渡口要塞，以阻止他们渡河，这是取胜的关键。”何锦信以为真，率领军队倾营而出，只留下周昂守城。仇钺又趁安化王命周昂探视之机，在家里埋伏兵士，斩杀了周昂。随后仇钺率壮士一百余人直奔安化府，将安化王擒获。仇钺假传安化王之令，召何锦、丁广回城，同时在暗中传播安化王被擒的消息。何锦、丁广的部众人心惶惶，四分五裂，何锦、丁广二人单骑出逃，皆被捕获。孙景文等党羽也被斩杀。四月二十三日，安化王的反叛彻底宣告失败。

这次反叛从举事到被平定，前后仅十九天，却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并间接导致了刘瑾的灭亡。

“豹房”与“镇国府”

明武宗朱厚照贪玩好动，凭借着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游戏国政。他废除了尚寝官和在文书房侍从皇帝的内官，以减少对自己行动的限制，并以各种理由逃脱经筵日讲，后来甚至连早朝也不上了。

正德二年（1507年），明武宗听从刘瑾的建议，下令在紫禁城西北筑起了一片宫殿式的高大建筑，命名为“豹房”。从此武宗和他的近侍人员就朝夕呆在此地，不再回宫。朱厚照即位不久就娶了夏皇后，之后又选置了几个妃嫔，但他对后宫中的皇后、嫔妃并不在意，自从搬到豹房之后，就很少回到后宫了。

事实上豹房并非由明武宗首创，早在元朝时期就有此风气。一般认为豹房是贵族豢养虎豹等猛兽以供玩乐的场所，也有人认为豹房里并没有豹子，只是一个行政机关。明朝是皇帝及贵族豢养动物的鼎盛时期，光北京城内就有虎豹园、虎城、象房、豹房、鹁鸽房、鹿场、鹰房等场所，房又称为坊，如羊坊、象坊、虎坊等，北京至今尚存此类地名。明武宗命刘瑾在西苑（今天东华门外的报房胡同）建造豹房，令江彬广选民间美女充实其中。

江彬是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宣化）人，初任蔚州卫（今河北蔚县）指挥佥事。通过贿赂明武宗的宠臣钱宁，江彬得以获得武宗的召见。江彬见驾时，于御前大谈兵法，深得武宗的欢心，就被留在了武宗身边。他为人狡诈，善于献媚。一次武宗在豹房里玩“搏虎”的游戏，武宗先下场搏虎，不料平日里十分温顺的老虎突然兽性大发，朝武宗冲过来，武宗急忙招呼身旁的钱宁护驾，钱宁非常害怕，不敢上前。在一旁的江彬立刻上前，制服了老虎，武宗心里十分感激。此后江彬逐渐取代钱宁成为武宗的宠臣。武宗升江彬为左都督，并赐姓朱，收为义子。

据《万历野获编》载：“嘉靖十年（1531年），兵部覆勇士张升奏，西苑豹房畜土豹一只，至役勇士二百四十名，岁廪二千八百石，占地十顷，岁租七百金。”豹房就像密室彼此相连的迷宫，一些密室专供武宗淫乐，一些是武宗用来玩乐的场地，一些是武宗做法事时所用的场所。武宗用各种手段从各地网罗美女，并把她们置于豹房之中，以便随时享乐。武宗在玩腻了所选的美女之后，又令锦衣卫到京官府第中物色能歌善舞的美女，将她们留在豹房的密室中，待之如妃嫔。一时无法安置的美貌女子，就被安排在浣衣局寄养。又令各地贡献珍禽野兽，招纳伶人、僧人、市井无赖、义子等人聚之。

豹房勇士铜牌（背面）

豹房勇士铜牌的背面铸有其使用规定：“随驾养豹官军勇士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

明武宗的玩乐之心如脱缰之马，不断寻找新的刺激。他令宦官们开设店铺，自己换上平民服装充作店主，以讨价还价为乐。他又让宦官们开设酒店，弄来宫中美女歌舞助兴。此外他还经常大搞军事游戏，把太监分成两帮，自己身披铠甲指挥宦官对阵攻打，呐喊声震天，火炮声不断，闹得京城鸡犬不宁。

明武宗每日广招乐妓，荒淫无度。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十六日，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大火烧到了乾清宫。乾清宫是内廷三殿之首，象征着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武宗见到大火，不但没有下令扑救，反而跑到豹房观看，并对身边的随从说：“好大的烟火啊。”

为了进一步得到明武宗的欢心，江彬又极力鼓动武宗到西北巡幸。他对武宗宣称宣府是北方重要的军镇，兵精将广，靠近蒙古，皇帝来到此地可大展大明朝的声威。此外这里美女如云，山川秀丽，还可以避开朝臣们喋喋不休的劝谏。“豹房”对于不断寻求刺激的武宗来说，也显得乏味了。正德十二年（1517年），在江彬等人的鼓动下，朱厚照离开京城，在宣府建造了“镇国府”，称为“家里”。武宗将豹房内的珍宝、美女运来，填充镇国府，有常驻宣府之意。宣府是抵御蒙古军队入侵的第一道防线，朱厚照虽然荒淫无耻，在内心里却一直仰慕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的武功，盼望着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立下赫赫军功。驻守宣府，多少满足了他追求军功的心理。

明武宗来到宣府后，在“镇国府”中设立了各种玩乐设施，同时命人把各地的奏章送到这里。武宗的生活更加放荡，经常夜闯民宅，或索要酒食，或抢劫妇女，无恶不作。后来他对这种“出巡”产生了巨大的兴趣。每一次出巡回来，他的队伍都满载着金玉玩器、美姬艳妓，仿佛打了一场大胜仗，俘获了无数战利品一样。正德十二年，武宗西巡大同，又大索女乐于太原。

在这些美女乐妓之中，明武宗一眼就发现了天生丽质的刘美人。刘美人不仅有倾城之貌，还能歌善舞，武宗如获至宝。刘美人，名叫刘良女，是太原乐工刘良的女儿，后来嫁给了晋王府的乐工杨滕为妻。武宗巡幸完大同后，对刘美人念念不忘，再次宠幸了她，愈加觉得难舍难分，于是把她一起带回京师。从此这位色艺双绝的美女就留在武宗的身边，两人日夜相伴。

江彬深恐钱宁对自己不利，经常向明武宗鼓吹边军如何英勇善战，引诱武宗将边军与京军互调，借以稳固自己的权势。按照明朝的祖制，边军、京军是绝对不允许互调的。因为如果边军的战斗力过弱，蒙古就会大举入侵；如果京军的战斗力太弱，边塞的将领就会拥兵自重。武宗对江彬宠爱有加，对他言听计从，不顾群臣的反对，打破祖制调边军入京，江彬的势力逐渐扩张。

当时许多大臣上疏弹劾江彬，但这些弹劾的奏章根本到不了皇帝的手中。明武宗到河西巡游时，当地驻军指挥在江彬的授意下，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许多人家破人亡。御史刘士元上奏弹劾江彬，奏章被江彬直接扣下了，江彬因此对刘士元恨之入骨，就向武宗进谗言，说刘士元私下里辱骂陛下荒淫无道，并让这里的百姓将他们的女儿全都藏了起来，以免被武宗糟蹋。武宗听后，大为恼怒，立即派人将刘士元绑了起来，亲自审问。由于当时正在野外，没有什么正规的刑具，武宗就命人用柳条当作刑杖，当众狠狠地杖打了刘士元。之后刘士元被押送回京，受到严惩。

朝中的大臣们对江彬等佞臣的胡作非为敢怒而不敢言，明武宗不务朝政，纵情声色，朝政更加黑暗。

宁王之乱

朱宸濠的高祖是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权被封为宁王，后就藩大宁。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棣挟朱权迁到北平，永乐元年（1403年）改封南昌。正统十三年（1448年），朱宸濠的祖父朱奠培嗣位，在天顺年间因罪削去护卫，改为南昌左卫。弘治十年（1497年），朱宸濠袭位。

早在刘瑾当权时期，朱宸濠就野心勃勃，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为夺取皇位做准备。时“术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其有异表，又谓（南昌）城东南有天子气”，朱宸濠的野心更加膨胀。正德二年（1507年），他用重金贿赂刘瑾，得以恢复护卫。刘瑾倒台后，朱宸濠的护卫也被削去。正德八年（1513年），陆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朱宸濠与陆完素有交往，写信请他帮助恢复护卫。陆完回信请他“须以祖训为言”，拒绝了他的要求。时伶人臧贤得宠于明武宗，臧贤的女婿在南昌卫当兵。朱宸濠通过其女婿结交了臧贤，在臧贤的帮助下，贿赂朝中诸权要，与武宗的宠臣钱宁勾结在一起。在钱宁的帮助下，朱宸濠于正德九年四月实现了恢复护卫的目的。

朱宸濠不断网罗四方死士，积极扩充自己的队伍，不断添购武器，储备粮草，加紧为叛乱做准备。恢复厂卫后，朱宸濠更加恣意行事，“尽夺诸附王府民庐，责民间子钱，强夺田宅子女，养群盗，劫财江、湖间，有司不敢问，日与致仕都御史李士实、举人刘养正等谋不轨”。南京留守太监刘琅、太监张锐、近臣钱宁、江彬等均被朱宸濠所收买。此外朱宸濠还与广西土官及南赣、汀、漳等地的土司互相勾结，以图壮大叛乱的势力。

朱宸濠谋叛的迹象愈来愈明显，大学士费宏、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宁、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孙燧等先后上奏明武宗，请求裁抑。朱宸濠“奥援甚众”，武宗受近臣挑拨，对此置若罔闻，这些官员反而先后遭到贬谪，甚至被捕下狱，这更助长了朱宸濠的气焰。由于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朱宸濠本想利用武宗无子的时机，拥立自己的儿子为皇位继承人，从而兵不血刃地夺取政权。事实上从血缘上讲，朱宸濠一脉离武宗很远。朱宸濠想入非非，贿赂武宗的近臣钱宁，想让自己的儿子承继大统。谁知就在朱宸濠春风得意之时，形势突然起了变化，江彬成为武宗身边的红人，与钱宁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江彬与太监张忠合谋，想借朱宸濠谋反之事除掉钱宁与臧贤。

适逢朱宸濠祭父，大肆张扬，场面搞得很大，甚至惊动了朝廷。张忠乘机对明武宗说：“钱宁、臧贤勾结宁王谋叛，不知陛下可知此事？他们认为宁王孝顺，讥讽陛下不孝；认为宁王勤政，讥讽陛下怠于政事！”武宗一改过去的态度，开始注意起朱宸濠的一举一动，下诏驱逐了宁王派到京城里的人。张锐等曾帮助朱宸濠恢复护卫，得知消息后，怕引火烧身，连忙策划削夺了朱宸濠的护卫。御史萧淮借此机会上疏说：“宁王不遵祖训，包藏祸心，招纳亡命，反形已具。”内阁大学生杨廷和提议削除宁王的护卫，令其归还所夺的田地。武宗同意了这一意见，派驸马都尉崔元、都御史颜颐寿、太监赖义等到南昌，欲革除朱宸濠的护卫，对其进行处置。朱宸濠得到消息后，知道用儿子“入嗣”的办法已经彻底失败，于是决定破釜沉舟，在南昌举兵反叛。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宁王朱宸濠在南昌正式举兵反叛。在反叛前夕，他以庆祝生日为借口，宴请地方官员。次日地方官员前来道贺，朱宸濠即命人将地方官员团团围住，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并杀害了巡抚江西都御史孙燧和江西按察司副使许逵，参政王纶、按察使杨璋、副使唐锦等人投降了朱宸濠。朱宸濠起兵反叛后，一面向附近各州县宣布讨伐檄文，一面派人到江西各地夺印起兵，妄图以南昌为根据地，直取南京，建立与朝廷对立的政权。朱宸濠派人到各地进行征兵，组成了一支八九万人的军队，号称十万，命李士实、刘养正任左右丞相，王纶为兵部尚书。

汀、赣巡抚副都御史王守仁得到朱宸濠叛乱的消息后，通过对朱宸濠军事动向的深入分析，料定了他将沿江东进，企图夺取南京。为了使各州县有足够的备战时间，他又设法拖延朱宸濠的行动。王守仁派出士兵四处散播谣言，说朝廷派出的大军马上就要抵达南昌。朱宸濠得到消息后，被拖在了南昌，白白浪费了十几天的时间，贻误了最佳战机。王守仁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急檄各府州县，调集了近十万人马，按兵不动。七月初一，朱宸濠亲率大军攻打安庆，想打开南京的大门。王守仁抓住南昌守备空虚的大好时机，北上直取南昌，于七月二十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南昌。宁王朱宸濠进攻安庆并不顺利，又得知老巢已失，急忙撤兵回救。二十四日，疲惫不堪的叛军与王守仁的大军相遇于黄家渡，王守仁以逸待劳，击溃了叛军。此后朱宸濠又接连打了好几个败仗。二十六日，王守仁用火攻之计，大败朱宸濠的军队。朱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并李士实、刘养正、王纶皆被生擒。

金饰凤凰

有明一代，藩王往往拥有各种特权。图中的金饰凤凰就是一位藩王次妃的陪葬品，藩王经济实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朱宸濠的叛乱不得人心，很快就被平定。王守仁等为了朝廷，不顾个人安危，与叛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而明武宗却把这一事件作为寻欢作乐的机会。江彬等人借宁王朱宸濠叛乱之事，游说武宗南巡亲征，并献上所谓擒拿朱宸濠的策略。大臣百余人跪求劝阻，江彬故意激怒武宗，使这些人全部被捕入狱。八月十二日，武宗与江彬等率兵从北京出发，亲自征讨朱宸濠。途中武宗获悉朱宸濠已被王守仁所擒获，但为了畅游江南，竟压着捷报，秘而不宣。一路上江彬时常假传圣旨，派自己的手下到处骚扰搜括，百姓苦不堪言。

九月明武宗一行来到临清。在从京城出发前夕，武宗与宠妃刘美人约好，自己带兵先行，之后再派人接刘美人随驾同行。临别之际，刘美人取下一簪，送给武宗，作为凭信。武宗将簪藏在衣中，在过芦沟时“驰马失簪，大索数日不得”。武宗到达临清后，立刻遣中使宣召刘美人南行。中使传旨，刘美人不见信簪，辞谢说：“不见簪，不敢前往。”武宗没有办法，便独自乘舸昼夜兼行，亲自迎接刘美人，刘美人这才和武宗一同南行。这次为了迎刘美人，往返花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同年九月，王守仁将朱宸濠押至杭州，交给太监张永，自己返回南昌。正德十五年（1520年）闰八月，明武宗在南京举行了一个很滑稽的受俘仪式。十二日武宗从南京起驾回宫。二十五日从镇江出发，于九月初到达了淮安的清江浦。武宗突然游兴大发，不顾大臣的劝告，坚持要在河上泛舟，不料落入水中。此时已是农历九月，天气已经转凉，武宗长期沉迷于女色，身子已是外强中干，落水后就一病不起。

十二月朱宸濠被处死，明武宗回到京城。十四日武宗大祀天地于南郊，“再拜，呕血于地，不能终礼，遂大渐”。武宗一生阅女无数，但一直没有子嗣。武宗在豹房养病期间，张太后等人联合起来把持朝政，切断了武宗同外界的联系，以防止意外。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武宗在豹房离开了人世。

各地的起义

在这一时期，大地主阶级分化为皇族和豪绅两大集团，他们大肆兼并土地，无数农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皇室地主横征暴敛在前，豪绅地主肆虐乡里于后，再加上赋税庞杂，差役增多，人民逃亡日众，阶级矛盾激化，起义风起云涌。

浙江矿徒起义

明朝初期，冶金业主要控制在官府手中。贵金属金银等矿皆属于官矿，由国家统一经营，严禁民间开采。明初货币，行用钱钞，禁止用银。明英宗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上普遍使用白银。统治者将银矿视为其利源所在，屡下禁令，封禁矿区，加重“盗矿”处罚，以严格控制矿源。正统三年（1438年）朝廷下令：“福建、浙江等处军民私煎银矿者，正犯处以极刑，家口迁化外。如有逃遁不服追问者，量调附近官军剿捕。”正统五年（1440年）朝廷再次重申，严禁私采，对于聚众偷采银矿者“调军捕获，首贼枭首示众。为从及诱引通同有实迹者，连当房家小，发云南边卫充军”。朝廷还将划定的封禁山区，派兵把守。仙霞岭山区位于浙江、福建、江西三省的交界处，是当时的禁区之一。明中叶以来，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进入深山，冒险“盗矿”，以图温饱。此外参加“盗矿”的还有官矿的矿工。明朝朝廷对官矿的矿工采取农奴制度进行残酷剥削，强迫矿工为朝廷提供“矿课”，即使矿脉微竭，也依然要按原额征收，因此大量的矿工被迫逃亡。这些逃亡的矿工无以为生，只好进入封禁的山区进行“盗矿”，明朝政府派兵围剿这些“盗矿”者，激起了矿工的武装反抗。叶宗留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矿徒起义。

叶宗留是浙江庆元人。他出身贫苦，自幼丧父，随叔父在宣平读私塾。稍长习武，立志“刀劈人间不平事，枪打世上不平人”。因不堪受压迫，正统七年（1442年），他与王能、郑祥四、苍大头、陈恭善等人率领数百名流民，进入仙霞岭山区开采银矿。他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劳动，但开采所得十分微薄，还时常发生坍塌事件，“没死者甚众”。而朝廷还多方逼迫，实行封禁政策，地方官吏经常派士兵搜山，驱逐入山开矿的流民。因为叶宗留带领的人数众多，地方官府便将此事上报了朝廷，朝廷命福建参议竺渊、兵马指挥佥事刘海率兵进行围剿。

正统十年（1445年），叶宗留为了自卫，率矿工武装起义，对抗官兵。起义军诱敌深入，大败官兵，擒杀了竺渊，刘海被箭所伤，带兵逃走。起义军首战告捷，闽北各坑场矿工纷纷响应，附近的贫苦农民也加入了起义军，起义军的势力迅速发展到仙霞岭铜塘山一带。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命广信（今江西上饶）府和铅山县的官兵围剿起义军。起义军抢先进攻官兵必经的永丰（今江西上饶广丰）县城，乘官兵立足未稳之机，出城袭击，大败前来镇压的官军，“被杀者甚众”。此后起义军活跃在闽、浙、赣三省边境山区，流动作战，以对付官兵的“搜剿”，“东剿则西走，南搜则北移”，多次粉碎了官军的“进剿”。

朝廷见地方官兵镇压不力，“贼势滋蔓”，遂命御史柳华提督闽、浙、赣三省兵马合力围剿起义军。起义军在永丰、浦城、庆元、政和、福安一带与官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多次大败官军。柳华因剿匪无功，被弹劾问罪。永丰知县邓容派人入山招抚，王能等三十五人投降了朝廷。王能等人充当“快手”，帮助官兵镇压起义，郑祥四﹑苍大头等三百多人被诱杀。

掐丝珐琅出戟尊

在矿冶业发展的基础上，明朝的珐琅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该掐丝珐琅出戟尊，形制端庄而不失典雅，各色花朵、枝叶搭配得体，是明朝掐丝珐琅器中的典范之作。

叶宗留率众转战到处州（今浙江丽水）、云和（今属浙江）﹑政和（今福建松溪、政和东南）等地，一边继续采矿，一边积聚力量，准备伺机再起。叶宗留认为：“与其取于山，劳而不获，孰若取于人，一举而有余。”正统十二年（1447年），叶宗留再次举起义旗，自称“大王”，攻打政和县城。之后叶宗留带领起义军回到庆元，“召龙泉良葛山人叶七为教师，训练武艺”，队伍有了很快的发展。随后，起义军进入福建浦城﹑建阳﹑建宁（今福建建瓯），“从者益众”，起义队伍已达近万人。不久叶宗留分兵进入江西铅山（今属江西上饶）车盘岭，控制了福建、浙江﹑江西三省的交界地带，声势大振。次年春，福建爆发了邓茂七起义，明朝政府派遣都御史张楷、都督刘得新﹑陈荣率军前去镇压。叶宗留为配合福建义军，率领一支起义军越过铜塘山进入江西，占领了闽、赣交通要道上的车盘岭，在广信（今江西上饶）、铅山等地袭击官军，使之不得进入福建。不久叶宗留率起义军主力转战在浙南一带。这时叶宗留的好友陶得二在处州领导千余农民响应起义，起义军声势更大，控制了闽、浙、赣三省边境地区和交通要道。

正统十三年（1448年）十一月，叶宗留起义军在建阳黄柏铺与官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叶宗留身先士卒，率领起义军奋勇杀敌，不幸中流矢牺牲。起义军拥戴叶希八为领袖，继续与明军作战。起义军在玉山（今属江西）十二都与明军展开激战，大败明军，斩杀了都督陈荣﹑指挥戴礼，都御史张楷不敢再战，逃奔福建。此后起义军的声势更加壮大，与邓茂七起义军“互为声援，此入彼出”。明军两面受敌，疲于奔命。

叶希八率领起义军来到浦城，攻占龙泉（今属浙江）、云和﹑丽水。陶得二﹑陈鉴胡率众加入起义军。此后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占据云和山中。不久起义军进逼处州。明朝守将频频告急，朝廷命都指挥徐恭率兵前往救援，也为起义军声势所吓，不敢出城迎战。陈鉴胡率领一支起义军大破浙江松阳（今浙江丽水西）﹑龙泉，活动于浙江武义、义乌﹑东阳一带，“自号太平国王，改泰定元年”。不久陈鉴胡受丽水县丞丁宁诱降被杀。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五月，邓茂七起义失败。张楷率明军由闽入浙，集中兵力围攻叶宗留起义军。叶希八势单力孤，声势稍弱，后进攻江西广信、永丰、上饶等地，斩杀了永丰知县邓颙。

张楷以“相机抚剿”之策诱降起义军。景泰元年（1450年），叶希八﹑陶得二先后投降，起义宣告失败。明朝统治者大肆屠杀，“录居民通贼者尽行诛戮，家产入官”。在起义军主要根据地铜塘（江西上饶、铅山、永丰三县的交界地）封禁数十里，山塘地皆不得耕种。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朝廷于次年在浙江分丽水﹑青田两县为云和﹑宣平﹑景宁三县，在福建置永安﹑寿宁两县。

福建邓茂七起义

正统十三年（1448年）四月，在叶宗留矿工起义的推动下，邓茂七率领农民在福建沙县起义。

邓茂七原名邓云，建昌（今江西南城）人。佃农出身，“勇悍自智”。他不堪忍受地主的剥削，杀死恶霸地主，逃到福建宁化县投靠陈政景，改名茂七。“时郡邑长吏受富民贿，纵其多取田租，倍征债息。小民赴愬无所”，福建农民饱受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邓茂七在宁化经常聚集佃户谋划抗租斗争，被当地官府察觉后，转移到沙县。

御史柳华奉命围剿叶宗留矿工起义，来到福建后，命“乡村各置望高楼，及编其各乡居民为什伍，设总小甲以统率之”，“由是总小甲各得号召其乡人”。邓茂七和他的弟弟邓茂八被推为总甲。当地地主除了向佃户收取地租之外，逢年过节还强迫佃户缴纳鸡鸭等，称为“冬牲”。邓茂七利用总甲的身份组织农民反抗地主的剥削，号召废除“冬牲”，不给地主纳送租谷，要地主自行到地头收租，得到附近农民的响应。

当地地主向官府告状，县衙派兵丁缉捕，邓茂七拒捕，并打死了前来抓捕的士兵。随后沙县县令亲自带领三百名官兵进行围捕，邓茂七组织佃农武装反抗，斩杀了县令和巡检，官兵几乎全被斩杀。邓茂七率众占据陈山寨，正式宣布起义。

当时福建左布政使宋新是宦官王振的党羽，“浸鱼贪恶，民不能堪”。当地贫苦百姓不堪宋新的残酷压迫，“相率从乱”，“皆举金鼓器械应之”。邓茂七带领起义军主力，进攻杉关、光泽、邵武、顺昌等地。陈政景在宁化率众起义，蒋福成在尤溪率众声援。农民起义军所到之处，官吏、豪绅“悉逃匿”。宁化农民军进攻连城、汀州（今福建长汀）等地。邓茂七与蒋福成会合，联兵占领了沙县，并在这里建立了地方政权，积极向外扩展势力。邓茂七自称“铲平王”，宣称要铲平天下的不平之事。起义军进逼延平（今福建南平），朝野震动。

正史史料

八月乙卯，福建贼邓茂七作乱。甲戌，命御史丁瑄捕之。

冬十一月丙戌，宁阳侯陈懋充总兵官，保定伯梁珤、平江伯陈豫副之，太监曹吉祥、王瑾提督火器，刑部尚书金濂参赞军务，讨邓茂七。甲辰，处州贼流劫金华诸县。庚戌，永康侯徐安备倭山东。十二月庚午，广东瑶贼作乱。

——《明史·英宗前纪》

八月朝廷感到起义军声势浩大，一时难以平定，便命御史丁瑄到福建“剿抚”。朝廷任都督刘聚为总兵，都督陈荣为副总兵，陈诏、刘德新为左右参将，佥都御史张楷监军，率大军随后进入福建，以解延平之危。丁瑄到延平后，立刻命同知邓洪率领官兵前往沙县征剿，遭到邓茂七、蒋福成的联合反击，全军覆没。丁瑄又改变策略，派人前去招降，说“解散得免死”。邓茂七轻蔑地说：“吾岂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据建宁，塞二关，传檄南下，八闽谁敢窥焉！”遂斩杀了前来诱降的朝廷官员。延平守城御史张海立刻派兵前去阻击，在王台南部双溪口遭到起义军的伏击。起义军派少量士兵事先埋伏在双溪口隘道的两旁，大部队则埋伏在附近山上，当官兵大队人马过去、殿后都指挥将至之际，埋伏在道路两旁的起义军突起，用木栅塞道，使前面的明军无法返回，迅速地擒杀了都指挥及其数名从兵。明军得知都指挥被杀，军心溃乱，山上的伏兵趁机出击，一举歼敌数千人。邓茂七乘胜追击，进而围攻延平府城。张海再次上城诱降，都未能取得成功。双方在城外展开大战，起义军连斩明军都指挥范真、指挥彭玺，官兵不敢再战，闭城固守。

正统十三年（1448年）九月，张楷率南京、江西、浙江官兵及数百名蒙古骑兵向福建进军。邓茂七派人与叶宗留取得联系，商讨协同作战。叶宗留派重兵在闽、赣边境要道袭击官军，阻止明军入闽。张楷派刘德新率军从建昌入邵武，亲自率领主力部队由浙江经广信入闽北。

张楷来到广信，前锋陈诏被矿工起义军所败。张楷畏惧起义军的锋芒，久久不敢进军。之后张楷怕朝廷追究责任，命都督陈荣、指挥戴礼率兵进攻铅山的黄柏铺。叶宗留牺牲后，叶希八率领起义军继续坚持作战，并派人与邓茂七取得联系。在矿工起义军的支援和配合下，邓茂七继续围攻延平，派部将黄琴、刘宗、罗海把守建阳、邵武等要塞，防止明军南下。同时陈敬德、吴都总带领一支起义军，连克德化、永春、安溪，直抵闽中沿海重镇泉州府，生擒了知府熊尚初。另一支起义军转战闽西，由将乐、连城，进逼上杭。农民起义军沿途焚烧衙门，打开监狱释放囚徒，开仓赈济贫苦的百姓，深得百姓的拥护。起义军在短短数月间，先后连克二十余州县，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建立了十九寨三十六营，严重威胁到了明王朝在东南地区的统治。

正统十四年（1449年）正月，明英宗下诏严斥刘聚、张楷“进军日久，全无实效”，“再不用心，必杀不宥”。同时朝廷命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保定伯梁珤、平江伯陈豫为副将军，都督同知范雄、都督佥事董兴为左右参将，刑部尚书金濂参赞军务，太监曹吉祥、王瑾、陈梧监军，“率京营及江西、浙江诸处大军”，配备神机铳、炮等火器，进入福建镇压起义军。

南部的农民军在杨福的带领下，先后攻陷了漳浦、南靖、长泰、龙岩等地，在进攻漳州时受挫，被明军守将卫指挥顾斌击退。邓茂七久攻延平不下，遂转攻建宁，斩杀了参政张瑛。

滞留在广信的张楷率兵抵达建宁，金濂的大军也将入闽，形势对农民军十分不利，邓茂七便主动撤回到陈山寨一带。张楷诱降了起义军首领罗汝先、黄琴等人。由于罗汝先等叛徒的引诱，邓茂七再次率兵进攻延平。

张楷于四面布置重兵，令延平的官军出城诱敌。邓茂七中计，乘浮桥前进，此时埋伏的明军枪炮齐发，突起合围，起义军伤亡惨重，混战中邓茂七不幸中流矢阵亡。罗汝先、黄琴为官军诱杀了刘宗、罗海等起义军将领，起义军遭到溃败，明军终于打通了南下的通道。邓茂七牺牲后，形势急转直下，余部在邓茂七的侄子邓伯孙的带领下继续坚持战斗。起义军据守陈山寨、后洋、贡川、九龙山等地，与官兵展开战斗。

此时陈懋带领大军来到福建。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起义军被迫退守山寨。张楷、金濂在分兵进剿的同时招降纳叛，邓伯孙中了明军的离间计，误杀了农民军骁将张留孙。起义军内部互相猜疑，人心不稳，一些人投降了明军，邓伯孙陷入孤立，九龙山等据点先后失守。景泰（1450年—1456年）初年，陈山寨也被明军攻破，邓伯孙被捕遭害，农民军将士二百余人殉难，至此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

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明朝中叶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广东黄萧养起义

正统年间（1436年—1449年），广东沿海一带社会矛盾尖锐。这一带经济虽然非常繁荣，但地远法疏，官员多贪赃舞弊，欺压百姓，大地主经常采用“占沙”和“抢割”来抢占农民的土地和农产品。在广东沿海地区，不断有冲积而成的新地，称为沙田，或称浮生土地。这些土地“皆海中浮土，原无税业”，贫苦的百姓往往到这里耕种。当地的豪强地主抢夺农民已经耕种的土地，将其据为己有，这就是“占沙”。所谓“抢割”更是一种赤裸裸的强盗行径，当沙田里的庄稼成熟后，恶霸地主就派打手将农民的土地连同农作物一起抢过来。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顺德、香山、新会一带。广东沿海一带的农民不堪忍受地主阶级的压迫，终于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爆发了黄萧养起义。

黄萧养，原名黄懋松，广州府南海县冲鹤堡人。在他刚满月的时候，地方官吏到处拉壮丁服役，他父亲连夜逃走，叔叔就把黄懋松托付给表兄萧大成，黄懋松由萧家养大，改名为黄萧养。他自幼性情倔强，喜欢舞枪弄棒，好打抱不平。他为人豪爽，先后结识了许多江湖好汉，在当地颇有侠名。正统十一年（1446年），边境战乱频频，赋税徭役繁重，再加上南海、顺德一带洪水为患，农田歉收，但税赋依然苛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黄萧养在走投无路之下，带头抗粮抗税，痛殴抢占沙田的恶霸地主，吃了一场人命官司，被捕入狱。之后他逢大赦出狱，参与了武装走私，结识了许多江湖豪杰。当时沿海一带海禁甚严，黄萧养以“盗嫌”的罪名再次入狱，并被定了死罪。当时广东地区经常有人民起来反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朝廷将他们称之为“山海盗”。黄萧养智计过人，想办法联络在押的“山海盗”，伺机越狱。正统十三年（1448年），在狱外同伴的接应下，黄萧养和事先串联好的难友利用利斧砍开囚械，打开牢门，狱中的上百名重囚集体越狱。

黄萧养率众攻入军械局夺取武器，撞开东城门，登上事先停靠在河边的船只，扬帆出海。两个月后，黄萧养回乡招兵起义，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响应，“赴之者如归市”。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五月，黄萧养在南海县冲鹤堡正式祭旗起义，自称“天威将军”。起义军一边召集人马，一边训练队伍。当地老百姓闻风归附，起义军很快就发展到上万人，并拥有了一百多艘战船。起义军先后攻下桂洲、逢简、大良、马齐、龙江、新涌口、太艮堡（今广东佛山顺德大良）等地，并以太艮堡为根据地，开仓济民，修筑防御工事，封锁河道，储备粮草，并乘机大力发展水师。黄萧养亲自率领三百艘战船，从苇涌进逼广州，沿途官兵节节败退，起义军声威大震，队伍不断扩大。起义军顺利地来到广州城下，水军进军南门，陆路则进军西关，形成水陆夹击之势。广州城内的官军不敢出城迎战，一边派人向朝廷告急，一边紧闭城门固守待援。明朝都指挥王清奉命由高州驰援广州，但船至沙角尾搁浅。起义军装扮成逃难的百姓，乘着小船，船上装着柴、米、油、盐等物品，迎面向官军划去。起义军出其不意，冲上了王清的坐船，活捉了王清，明军全军覆没。广西总兵张安率领水军前往镇压，被起义军重重包围，张安落水而死。广州城里的官兵不敢出战，龟缩在城里。朝廷为了防止起义军混入城里，下令禁止百姓出入，以致“樵采绝”。这更加激起了人民的反抗，起义军的队伍很快就发展至十多万人，拥有战船一千余艘。起义军围攻广州数月之久，沙田一带的农民纷纷起来响应，扫清了广州外围一带，解除了起义军的后顾之忧。之后黄萧养分兵攻打新会，与新会的起义军联合起来，大败官军。起义军又分兵占据南海、番禺等县，军威大振。此时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也先所俘，朝廷人心惶惶，局势十分混乱。黄萧养乘机在大良建立政权，以广州城南五羊驿为行宫，建立“大东国”，自立为“顺民天王”，改年号东阳，分封文武官员。起义军加紧赶造吕公车、云梯等攻城器械，广州城中的官兵登城见到起义军，十分震恐，相顾涕泣。

即位不久的明代宗朱祁钰收到军报后大为震惊，命令都督同知董兴为左副总兵，调集广西、江西、南京的兵力增援广东。景泰元年（1450年），右佥都御史杨信民奉命巡抚广东。杨信民曾在广东任过官，有较好的官声。杨信民面对声势浩大的起义军的势力，感到不能仅用武力加以镇压，还要采取安抚的方法，以孤立分化起义队伍。他一到广州，就开仓赈济，并派人到起义军中诱降，还打开城门，让百姓得以自由进出。同时又刻制散发了数万份“押印公据”，宣称即使参加了起义军，只要拿着“押印公据”即可免罪，可以进城就食。起义军此时粮食不继，很多人动摇了，散归家乡，“留者不满千人”，“叛萧养者渐多”。同时朝廷又派都督同知董兴率大军前往镇压。黄萧养的起义军经过杨信民的招抚，战斗意志大大减弱，甚至连黄萧养本人也动摇了。直至杨信民暴病身亡，董兴率领大军前来围剿，起义军的军心才坚定下来。同年二月，董兴来到广州，水陆并进，在广州外围与起义军展开激战。双方激战了五天五夜，黄萧养在战斗中被流矢射中，落水牺牲。黄萧养死后，大东国瓦解，义军群龙无首，士气低落，被迫分两路撤退。一路由黄大牙率领，退守三山、太艮等地，因孤立无援很快就被明军镇压了下去。另一路由黄公庞率领，转战在钦州一带，一直坚持到成化三年（1467年）。至此黄萧养起义宣告失败。

斗彩“天”字款龙纹盖罐

该罐胎体细腻洁白，釉质莹润平滑，红、绿、黄诸种色彩搭配谐调，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罐底有楷书“天”字，故有“天”字罐之称。

荆襄流民起义

明朝政府对人户的控制十分严格。早在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明太祖朱元璋就下令推广由陈灌所创的户贴。史载：“明初，宁国知府陈灌禁豪右兼并，创‘户帖’以便稽民。帝取为式，颁行天下。”所谓户贴，就是明代的户籍。洪武十四年（1381年），户贴制因为有着诸如“不载户丁等则及田地科则”等先天缺陷，被黄册制度所取代。太祖诏令天下整顿户籍，编制黄册，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人口、丈量土地。朝廷规定全国人口以户为主，分“里”（一百一十户为里）来编制户口档案，详列所有户籍人口情况，包括丁口、事产、乡贯、名姓等具体情况。

明朝法律制度规定，百姓外出超过一百里的，就要向朝廷申请“路引”，否则就要以私度关津论罪，杖八十。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人户束缚在土地上，以便于管理。明代中期，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和赋役的苛重，“逃户”和“流民”日益增多，使明朝政府的赋税和徭役大量流失，成为朝廷的“腹心之疾”。为了稳定统治，朝廷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遏制流民问题。正统元年（1436年），朝廷造“逃户周知册”，登记流民的详细情况，送报巡抚，督令他们回籍复业，或在当地纳税服役。次年，政府又发布“挨勘流民令”，登记流民的丁口，十家编为一甲，互相识保，由甲长管理。景泰二年（1451年），朝廷颁布“隐丁换户之禁”，允许原来隐瞒丁口或改换户籍的人自首，重新入籍。但这些措施，都未能解决根本问题。最终于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爆发了著名的荆襄流民起义。

荆襄地区是流民最集中的地区。荆襄的郧阳地区，在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处，山深地广，有许多荒地，是流民屯聚垦荒的理想地区。长期以来，许多破产的农民来到这里垦荒开矿，安家落户。为了加强对这一带的控制，朝廷于天顺八年（1464年）特地增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门处理荆、襄、南阳三府的流民事宜。到了成化年间，这里的流民已多达一百五十万人以上。

由于政府屡次强令驱散流民，成化元年（1465年），荆襄流民在刘通（又名刘千斤）、石龙（又名石和尚）领导下在房县（今湖北房县）举行了起义。刘通是河南西华人，由于不堪忍受盘剥，于正统年间流亡到湖广房县。刘通自称汉王，年号德胜，设置将军、元帅、国师、总兵等官职，竖起反旗，荆襄地区的流民纷纷响应，一时间起义军声势浩大，建立起四万多人的队伍。刘通在襄阳房县、豆沙河等地的大山中，分作七屯，一边种田，一边进行战斗。刚刚当上皇帝的明宪宗急忙派工部尚书白圭、湖广总兵李震前往镇压，双方在梅溪附近相遇，发生一场激战。起义军锐不可当，大败李震率领的湖广军，杀死都指挥以下军官三十八人。白圭率领大军从南漳、远安、房县、穀城四路向梅溪进逼。刘通避其锋芒，转战到寿阳，在古口山与明军相遇。经过两天的血战，刘通被明军俘虏，后壮烈牺牲。刘通等被杀后，明军深入山区，大肆残杀起义群众及其家属一万多人。石龙率领一支起义军转战至四川，攻下巫山、大昌。后来，石龙被叛变的部下抓住，交给了明军，石龙不屈被杀。起义暂时陷入了低谷。

起义失败后的几年间，又多次发生旱灾，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朝廷赈灾不利，各地流民源源不断地来到荆襄山区。成化六年（1470年），李原（又称李胡子）和小王洪聚众起义。李原和小王洪都是刘通的属下，李原起义后，自称太平王，在南漳和河南内乡、陕西渭南一带活动，得到了数百万流民的响应，起义军声势大震。成化七年（1471年），明宪宗派都御史项忠率领大军二十五万，分八路进攻起义军，同时派人进山招抚流民复业。这些流民多半是赤手空拳跟随李原起义，既没有武器，也没有严密的组织，在项忠的引诱下，几十万流民走出大山，严重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成化七年，李原在竹山（今湖北竹山）被明军击溃，被俘牺牲。小王洪率领义军在均州（今湖北丹江口）一带遭到明军的袭击，兵败被俘。项忠没有遵守抚恤流民的诺言，残酷地屠杀起义军，驱逐山区里的流民，数十万流民被折磨致死。《明宪宗实录》记载说：“兵入，尽草剃之，死者枕藉山谷。”

项忠在流民的白骨之上树立起一块“平荆襄碑”，以纪念自己的“功劳”。人民将这块石碑称为“堕泪碑”，因为这里埋葬了无数无辜的生命。朝廷还将流民开垦的土地封赏给各级军官，荆襄地区附近的藩王也乘机以各种名目霸占土地。

此后朝廷企图以严刑峻法来隔绝郧阳地区，在这一地区的通行要道上筑立营堡，分兵把守，以防止流民再次涌入。朝廷无力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饥饿的流民还是成批地涌入荆襄一带。到了成化十二年（1476年），荆襄流民又聚集了几十万人。为了解决流民问题，祭酒周洪谟总结了东晋时处理流民的历史经验，写了一篇《流民说》，主张采取安抚的政策。他认为：“若今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甲里，宽徭役，使安生业。”明宪宗采纳了周洪谟的建议，于成化十二年二月命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负责安抚流民。朝廷又设置郧阳府与湖广行都司，由都御史吴道宏抚治郧阳、襄阳、荆州、南阳、西安、汉中六府。这样几十万流民在当地加入户籍，荆襄地区的流民问题暂时得到解决。流民附籍后，垦辟老林，从事农作，大力开发当地的药材、竹木、铁、炭等资源，使荆襄山区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河北刘六、刘七起义

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由于宦官刘瑾乱政，皇庄不断发展，土地兼并问题日趋严重，促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规模较大的就是河北刘六、刘七起义。

河北地区作为明朝的统治中心，皇帝和权贵在这里广占庄田，无数农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皇庄内部的管理人员大多由宫廷直接委派管庄太监管理，管庄太监倚仗权势，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引起京畿地区农民的不断反抗。同时河北农民还饱受马政之害。为了保证军用马匹的供应，官府强迫京畿百姓代官喂养种马，缴纳马驹，充当马户。一般按丁田授给种马，每年征小马，种马死掉或小马孳生数量不足，都要加以赔偿。官吏催督甚紧，马户不堪忍受，不断聚众反抗。他们经常利用官马来组织马队，劫富济贫，被官府称为“响马盗”。正德初年，响马的势力逐渐壮大，朝廷派御史分驻各地，采用各种手段进行压制。他们以捕盗为名，滥杀乱捕无辜百姓，致使民怨沸腾。

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刘六、刘七在霸州举起了起义大旗，各地流民纷纷响应，起义的队伍越来越大。刘六名宠，霸州文安人。他的弟弟刘七，名宸。兄弟二人骁勇善战，精于骑射。刘六、刘七率领起义军南征北战，打击各州县的官吏以及地主大户，杀富济贫，受到广大百姓的欢迎和拥护，“凡‘贼’过之处，则乐于供给，粮草器仗皆因于民，弃家从乱者比比而是”。

正德六年（1511年），参加起义的人日渐增多，起义军的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畿南达山东，倏忽来去，势如风雨”。起义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刘六、刘七、齐彦名率领，一路由赵鐩遂、杨虎、邢老虎率领。朝廷派惠安伯张伟、都御史马中锡率京营兵前往镇压。张伟是个纨绔子弟，是张太后的兄长，为人软弱，不敢与起义军作战。马中锡则是一介书生，不懂用兵，只知道采用招抚的办法，于是起义军声势更盛。

次年九月，赵鐩、杨虎一路起义军攻破兴济（今河北沧县）、沧州，在山东蒙山大败副总兵李瑾带领的明军。赵鐩题诗有“纵横六合谁敢捕”之句，可见起义军的声威之盛。他们转战在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攻破城池数以百计。十月刘六率领大军进入山东，连破日照、海丰、曲阜诸城，后又在济宁焚烧漕船千艘，擒拿工部主事王宠。随后赵鐩又挺进河南，攻克灵璧、夏邑、虞城，入归德府，大破官军。明朝政府将主张招抚起义军的右都御史马中锡下狱，命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兵部侍郎陆完提督军务，除加派京营军外，还增调宣府、大同、延绥等地的边镇兵，企图将起义军围困在山东。杨虎率领起义军突破明军的包围，南下徐州，没有攻克，于正德六年（1511年）十一月转战宿迁。在与明军的战斗中，杨虎牺牲。在众人的推举下，以刘惠为首，赵鐩为副。刘惠进一步整顿了起义队伍，自封为奉天征讨大元帅，赵鐩改名为怀忠，任副元帅。正德七年（1512年）二月，起义军首领邢老虎因病去世，赵鐩合并了他的部众，拥兵十三万。辽东巡抚都御史彭泽、总兵咸宁伯仇钺等率延绥、榆林边镇精兵，参加了对河南起义军的围剿。赵鐩、刘惠率领起义军在河南洛阳大败明军，杀掉指挥冯祯，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起义军在汝宁府等地作战屡告失利，刘惠与赵鐩为逃脱明军的追捕，兵分两路，刘惠被明将仇钺击败，中箭后自杀。赵鐩突围后化装成和尚，潜渡长江，准备去江西再次举事，不幸在江夏被捕殉难。河南方面的起义军被镇压下去。

虎头木牌

盾牌内面嵌以四个小匣，每个匣中藏有射程达三百余步的神机箭。这种盾牌是明朝独有的，随着威力更强的火器的发明，盾牌逐渐被淘汰。

刘六、刘七领导的起义军，于正德六年（1511年）秋从河北进入山东。起义军所向披靡，连破日照、海丰、寿张、阳谷、宁阳、曲阜等地。之后起义军往来于霸州、德州、洛阳、登州、莱州等地，与官军展开战斗，互有胜负。在大敌面前，起义军时分时合，协力作战。刘七率领的起义军一路直逼固安，使京师大震。武宗亲御左顺门，紧急召见阁臣，命陆完迅速回师救援。陆完兵分两路，一部分官军留在霸州与起义军作战。起义军见官军前后夹击，便乘机退走。正德七年（1512年）四月，朝廷派十万大军合围起义军，在明军的围追堵截之下，起义军的势力渐渐衰弱。刘惠、赵鐩失败后，官军便集中兵力扑向刘六、刘七所率领的起义军。刘六、刘七被迫转战湖广，在黄州（今湖北黄冈）战斗中，刘六中箭受伤，与儿子一起投水自尽，刘七、齐彦名夺得船只，顺江而下。起义军活跃在九江、安庆直到南通的长江沿岸，多次打败官军，三过南京如入无人之境。之后起义军以通州（今江苏南通）的狼山为根据地，不断出击江阴等地。这时各路明军进逼通州，对起义军形成包围之势。同年七月，副总兵刘晖率辽东兵、千总任玺率大同兵、游击郤永率宣府兵合力猛攻狼山，起义军寡不敌众，刘七中箭后投水而死，齐彦名阵亡，起义军几乎全部英勇牺牲，起义失败。

刘六、刘七领导的起义历时近三年，转战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广、南直隶等大片地区，纵横上千里，声势极壮，对明王朝的统治是一次很大的打击。

中兴：最后的一抹亮色

从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至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是明朝统治的调整期。正德末年，统治者面临的形势相对严峻。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从长远的统治利益出发，主张政治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对挽救明王朝的危机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国内各民族进一步融合的趋势也得到了强化。

大礼议之争

明武宗朱厚照去世后，留给朝廷一个难题，他既没有儿子，也没有亲兄弟，皇位该由谁继承呢？皇太后张氏命太监张永、谷大用等到内阁与大学士们商量对策。首辅杨廷和根据《皇明祖训》，于是上推至武宗的父亲明孝宗一辈。孝宗的两名兄长皆早逝且无子嗣，四弟兴王朱祐杬虽已死，但有二子。长子朱厚熙已死，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应该立兴王次子朱厚熜为帝。即：“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杨廷和的意见得到其他大学士和张太后的首肯。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藩王朱厚熜来到京城，即皇帝位，次年改年号为嘉靖，这就是在位长达四十五年的明世宗。

《大礼疏》

明世宗朱厚熜以藩王的身份继承大统，并不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他即位后的第五天，也就是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七日，即下旨礼官集议生身父亲的祀典和尊称，以提高生身父亲的地位。杨廷和主张效法汉代定陶王入继成帝和宋代濮王入继仁宗的故事，“宜尊孝宗曰皇考，称兴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自称侄皇帝名，别立益王次子崇仁王为兴王，奉献王祀，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于是毛澄会公卿台谏等官六十多人上奏，主张尊孝宗为皇考，尊兴献王及兴献王妃为皇叔父和皇叔母，祭告上自称侄。这就是说，世宗不得称自己的生身父母为父母，而要以大伯孝宗朱祐樘为“皇考”。这种“移易”父母的办法令世宗难以接受，虽然“皇考”只是个称谓，但在朱厚熜心里却等同于认不认亲生父亲的问题。他深知给自己父亲上封号之事阻力重重，然而如果没有封号，父亲只是个藩王，很快就会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世宗当即表示不满，要求另议。

事实上朱厚熜在未即位之前，就在内阁制定的继位大礼问题上与朝臣们发生了争执。当时内阁主张朱厚熜以皇太子的身份继承皇位，朱厚熜对此十分不满，说：“遗诏上只说要我继承皇帝之位，并没有命我当皇太子。我是先皇的堂弟，怎么能够以皇太子的身份即位呢？”朱厚熜坚决不入城，让内阁重新修改继位大礼，方肯入城。因情势紧急，张太后和杨廷和只好同意了朱厚熜的要求。朱厚熜在和大臣们的初次较量中获得了胜利，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可以说是议礼之争的导火索。朱厚熜从外藩即皇帝位，对朝廷的旧臣并不十分信任，因此不希望以明孝宗朱祐樘养子的身份来承继大统，坚决要求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帝。世宗的要求恰恰是标榜尊崇礼教的大臣们所无法接受的，杨廷和等内阁大臣一意坚持原议。世宗每次召见杨廷和，都赐茶慰谕，希望他能妥协。杨廷和则一直坚持己见，不肯让步。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事情出现了转机。张璁以新科进士的身份上《大礼疏》，提出：“夫汉哀帝、宋英宗皆预养宫中，立为储嗣，其为人后之义甚明。今陛下以伦序当立，循继之义，非为孝宗也……故谓陛下入继祖统则可，谓为人后而绝其亲则不可。”张璁提出了不同于杨廷和的主张，为明世宗朱厚熜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引经据典地批驳了群臣的观点。此时世宗正为此事一筹莫展，看见张璁的奏疏如获至宝，急忙把他的奏章交给朝臣商议。大臣们看了张璁的奏章，群起而攻之。张璁又写了一篇《大礼或问疏》，皇帝就拿着这篇文章去责问阁臣。九月，世宗的母亲兴献王妃蒋氏从安陆来到通州，得知大臣们打算让世宗以孝宗为皇考，非常生气，就不肯来到北京。世宗听说后，非常伤心，流泪不止。杨廷和不得已，于是草敕下礼部说：“圣母慈寿皇太后懿旨，以朕缵承大统，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世宗批准了这个草敕，蒋氏这才来到京城。

至此围绕着议礼一事，朝臣中分为两派：一派以张璁为首，主张尊兴献王为皇考，史称“议礼派”；一派以杨廷和为首，主张尊奉孝宗为皇考，史称“护礼派”。

杨廷和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排斥在议礼之事上持不同意见的人，授意吏部任张璁为南京刑部主事，使之远离了朝廷。同年十二月，明世宗下御札一道，令加兴献帝、兴献后以“皇”字。杨廷和等大臣表示反对，世宗声称这是慈寿皇太后的“懿旨”，不敢不从命。

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清宁宫后殿起火，杨廷和等抓住时机，说此事是由于“兴献帝、后之加称，祖宗神灵容有未悦”所致。明世宗迷信神灵，这才尊孝宗为皇考，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取消了“皇”字。此时张璁等“议礼派”大臣都被以各种理由调离京城，只剩下皇帝独自与整个文官集团对抗。

杨廷和在此事上屡持反对意见，因此引起了明世宗的不满。杨廷和自知前路茫茫，上疏请辞。世宗开始还做出挽留的样子，到了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听之去”，还责备他不懂为臣之道。

松鹤纹斑纹地雕填漆盘

此漆盘为嘉靖年间制作，中心为山石松树，三只仙鹤立于树上，姿态优雅，天空中一鹤作欲降落状。另外盘的边缘也有松鹤装饰。

明世宗再次命礼部讨论皇考这个问题，吏部尚书乔宇和新任礼部尚书汪俊率领百官继续坚持杨廷和的主张。张璁于是再次给世宗上疏，支持他的想法。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中级官员桂萼也上书支持世宗。世宗得到两人的支持，非常高兴，下旨调张璁、桂萼进京集议。三月朱厚熜决意抛开内阁，一意孤行，下旨奉本生父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奉本生母兴献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并在奉先殿侧另建一室，安置皇考神主。

五月张璁、桂萼二人抵达京城，再次上书支持明世宗。“护礼派”大臣气势汹汹，甚至扬言要杀掉他们。桂萼吓得连门都不敢出，张璁也经过好多天才敢出门朝见皇上。最后在世宗的坚持下，御史段续、陈相被下狱。张璁、桂萼在世宗的支持下力辩朝臣，终于使世宗如愿定自己的生父为“皇考”。从此世宗对张璁宠信有加。

之后“护礼派”以文渊阁大学士石瑶、大学士毛纪为代表，坚持恪守礼法，维护皇室血统的一脉相承，与以张璁、桂萼为首的“议礼派”相对抗。在世宗朱厚熜的支持下，“议礼派”大臣的队伍不断扩大，大礼议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大礼狱

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任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任席书为礼部尚书，这样，“议礼派”就掌握了典礼大权。七月世宗又采纳了张璁、桂萼的意见，多次派司礼太监到内阁找大学士毛纪等人，要求去除生身父母尊号中的“本生”二字。这件事在朝中立刻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风波，成为大礼议斗争中最激烈的一幕。

大学士毛纪等坚决反对此事，令明世宗大为恼怒，限四日恭上册室。对于“护礼派”大臣的奏折，世宗觉得不满意，皆被驳回。而“议礼派”大臣的奏折得到了世宗的批准，但又被内阁驳回，双方陷入僵持状态。

七月十五日早朝后，内阁、六部、詹事、翰林、御史、给事等两百多名朝臣跪在左顺门下，请求明世宗继续尊奉孝宗为皇考。世宗两次派司礼监太监前去劝说大臣们回家，“群臣仍伏不起，自辰迨午”。世宗大怒，立即下令锦衣卫旗校逮捕为首之人，于是丰熙等八人皆系诏狱。杨慎、王元正等百官大哭不止，“声震阙廷”。世宗怒不可遏，命太监将所有跪伏官员的名字记录下来，对四品以上的官员夺俸，五品以下的官员一律逮捕入狱。次日世宗余怒未息，将昨天所捕之人处以廷杖，受刑人数达一百多名，结果十多人死于杖下，“护礼派”大臣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件事被称为“大礼狱”。

这次事件成为大礼议之争的转折点，此后大部分大臣“依违顺旨”，明世宗不仅实现了追封自己父亲为皇帝的愿望，而且树立了新皇帝的威信。同年九月，世宗定大礼，称明孝宗朱祐樘为“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母”；称自己的父亲、恭穆献皇帝为“皇考”，母亲、章圣太后为“圣母”。与此同时，兴献王朱祐杬的神主被迎奉入京，供奉在新建的观德殿（奉先殿西室）里，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

“大礼议”本身不过是礼文末节，但其背后却隐藏着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统治集团的内部也发生了变化。明世宗通过对左顺门事件的处理，大大打击了“护礼派”官员。杨廷和罢官后，蒋冕为首辅，因反对世宗尊崇生父的活动，不久就被免职。接替蒋冕之位的毛纪，仍然坚持杨廷和的主张，几个月后也被罢官。同时“议礼派”大臣在世宗的支持下开始风光起来。

嘉靖四年（1525年）四月，光禄寺丞何渊请立世室，崇祀明世宗的生身父亲于太庙。席书、张璁、桂萼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世宗的生身父亲没有当过皇帝，不宜入太庙，否则会干犯皇帝的统系。他们提议另建一庙，将朱祐杬的神主迁去，以便“尊尊亲亲，并行不悖”，得到了世宗的同意。张璁升为詹事兼翰林学士，从此深得世宗的器重。后来在讨论世庙神道、庙乐、武舞及太后谒庙等问题上，世宗也都根据张璁的意见做出决定。嘉靖五年（1526年），世庙建成于太庙之左。张璁升任兵部右侍郎，他的升迁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但反对者都遭到世宗的训斥。不久张璁又升为兵部左侍郎。张璁大权在握后，就开始报复原来反对过他的大臣。不久张璁升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务。

名家评史

大礼之狱，为嘉靖一朝士大夫气节之表示。议礼之所由来，以由外藩入嗣，必欲追尊其所生，廷臣持之，遂拂帝意。其入嗣之故，则以武宗荒惑，以致无后。不能效法孝宗，明运已大可危，赖世宗起而振之，尚得为中叶守文之世。晚年虽惑于奉道，放弃万机，一意玄修，能助其玄修者即为忠爱，遂至奸人专国，荼毒正士。

——孟森

嘉靖七年（1528年）正月，明世宗视朝，看见张璁、桂萼位列兵部尚书李承勋之下，大为不满。内阁首辅杨一清为了讨好皇帝，上书请求给二人加官，于是世宗赐张璁少保兼太子太保。世宗为了肯定“议大礼”之事上的胜利，颁布了一部《明伦大典》，并借此机会，再一次打击了“护礼派”的大臣。他发布命令详细列举这一派官员的“罪过”，并宣布了惩治决定。许多官员被免职，这样支持尊崇世宗父亲的官员开始得到重用。张璁升任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嘉靖十七年（1538年），世宗奉皇考献皇帝为睿宗，祔于太庙。至此这场大礼议之争以世宗的胜利告终。致仕的大学士杨廷和被视为“罪之魁”，削籍为民；已故尚书毛澄、林俊，各夺生前的官职；大学士蒋冕、毛纪、乔宇、汪俊等人虽已退休，也被夺职。通过“大礼议”，世宗清除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前朝旧臣的势力。关于世宗父亲的尊崇典礼，世宗君臣前后争论了一二十年，对嘉靖年间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世宗崇道废政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二，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嘉靖，是为世宗，亦称嘉靖帝。嘉靖帝在位四十五年，是明朝统治时间较长的皇帝之一。其即位之初，革除先朝弊政，朝政为之一新。但不久与杨廷和等朝臣发生大礼议之争。通过大礼议之争，他大力打击异己势力，总揽朝政大全，皇权高度集中。同时他还信奉道教，幻想通过方术得以长生不老，爱慕虚荣，喜好祥瑞，使得朝纲败坏。

信方术

明世宗朱厚熜崇信道教，一辈子追求得道成仙，长生不老。早在嘉靖初年，就“数不豫”，身体状况欠佳。这样的身体状况，使他痴迷于能求长生、成神仙的方术。

明世宗即位不久，就在太监崔文等人的引诱下，好方术鬼神之事，日事斋醮，即建坛向神灵祈福。嘉靖二年（1523年）闰四月，大学士杨廷和上奏“慎始修德十二事”，其中也包括停止斋醮之事。其他大臣和言官也多次上奏请求停止斋醮，但世宗一意孤行，一直不肯听从大臣的建议。在他长达四十五年的帝王生涯里，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住在专门用来炼丹、斋醮的西苑。他还为自己取了几个很长的道号，如“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又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元都境万寿帝君”。世宗将自己当作道教的神仙，真是可笑至极。

道士们看准了明世宗想寻找长生之道的心理，竞相向他进献一些邪方妖术，以讨取他的欢心。邵元节和陶仲文是世宗最宠信的道士。

邵元节，江西贵溪人，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宁王朱宸濠曾礼聘他去宁王府，被他婉言谢绝。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被平定后，邵元节非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受到人们的尊崇。嘉靖三年（1524年），迷恋道教的明世宗召邵元节入京，让他居住在显灵宫中，专门掌管祷祀之事。当时世宗正因为没有皇子而苦恼至极，邵元节进宫后，马上建祈嗣醮。他做法后不久就请求回山修炼，临行前告诉世宗说不必为子嗣的事烦心，上天念皇帝信道心诚，皇子指日可待。世宗听后喜出望外。不久世宗宠爱的阎贵妃果然生下一个儿子，紧接着其他几个妃子也相继生下了皇子。世宗因此对邵元节感激不尽，邵元节步步高升，屡得赏赐。

嘉靖十五年（1536年）闰十二月，邵元节又得到礼部尚书的头衔，赐一品冠服，专事祷祀。此后明世宗对道教更加痴迷，修建显灵宫的昊极通明殿，来祭祀道教神仙浮德王、宝月光后。每天上朝之后，世宗就到邵元节的宫中学他作法。有一次京师大旱，一连几个月不下雨。世宗知道邵元节作法灵验，便要他作法求雨。没想到几天之后果然下起了雨，世宗对邵元节更加信任有加，加封邵元节为真人，让他主管朝天、显灵、灵济三个道观，总领天下道教。世宗还派人在邵元节的家乡贵溪建造道院，名仙源宫。

水陆画中的道士形象

在明世宗朱厚熜尊崇道教的氛围下，道士在当时的社会上有着很高的地位。明世宗时道士邵元节曾官至礼部尚书，道士陶仲文曾兼少师、少傅、少保数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之后邵元节患重病，在死前向明世宗推荐了自己的好友陶仲文。陶仲文，初名典真，湖广黄冈人，曾做过黄梅县的县吏、辽东库大使。他来到京城后，就住在邵元节的府邸中。邵元节去世后，陶仲文成为世宗身边最受宠的道士。世宗还加封陶仲文为“忠孝秉一真人”，加礼部尚书衔，食一品俸禄，命他马上进宫侍奉皇上。同时下诏封自己年仅四岁的儿子为监国，自己则退居后宫，专门体验陶仲文的房中术和金丹。世宗对陶仲文的宠信已到了“见则与上同坐绣礅，君臣相迎送，必于门庭握手方别”的程度。

一次世宗出巡，陶仲文也随行护驾。在路上他们遇到了旋风，陶仲文说宫中将会发生火灾。当天晚上行宫果然起火，世宗惊叹不已，认为陶仲文真的是神仙，又加封他为少师兼少保、少傅，位登三孤。此后世宗每次举行斋醮大礼，总要命文臣写一篇祷告太上老君的文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名曰“青词”。一些大臣投其所好，致力于撰写青词，以取得皇帝的欢心。世宗完全沉迷于道教，不再理会朝政。

陶仲文向明世宗推荐了一种名为“元性纯红丹”的丹药，说服下此药后就可以长生不老。世宗信以为真，马上派人去各地采集炼制丹药的必备药材。

相传这种药必须以晨起采得的露珠，或是女子初为人母的乳汁调服才能奏效。当时宫女们每天黎明起床，到御花园之中采集露珠。早晨很冷，宫女们穿着单薄的衣裳站在晨风之中，冻得浑身发抖，很多人都因此病倒。天长日久，宫女们心中都充满了怨恨。因为采集甘露极为辛苦，明世宗就把它作为惩罚嫔妃和宫女的一种手段。宫女们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残酷的折磨，杨金英和邢翠莲秘密地纠集了十几个患难与共的宫女，准备找机会杀死荒淫暴戾的世宗。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二十一日，世宗在爱妃曹氏的宫中饮宴，晚上就倒在曹妃的床上酣然入睡，曹妃自己则避到另一个房间歇息。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六名宫女趁世宗熟睡之机，蹑手蹑脚潜入房间，企图勒死世宗。她们七手八脚地按住他的手脚，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可是由于过分紧张，宫女们将绳子系成了死扣，怎么也收不紧。曹妃宫中的另一名宫女张金莲发现了此事，立刻向方皇后处报信。方皇后马上领人前来救驾，这十六名宫女全部被捕。世宗苏醒后，神志恍惚，好长时间不能说话，一时无法处理此事。方皇后全权处理了这场宫变。方皇后对曹妃素有妒忌之心，审讯时将曹妃打成主谋，并以明世宗的名义将杨金英等十名宫女及曹妃一并凌迟处死。这件事情发生在旧历壬寅年，所以后人称之为“壬寅宫变”。

明世宗恢复神智后，得知方皇后构陷曹妃的经过，心里暗暗怀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十一月，宫内发生火灾，方皇后陷身于大火之中，厉声呼救。太监们向世宗报告，世宗却有意拖延时间，不采取抢救措施，以致方皇后就这样被大火烧死。此后世宗落下了一个心病，总是觉得宫中鬼影憧憧，常常听到冤魂凄厉的哭声。

对于宫女们的反抗，明世宗并没有忏悔之意，认为自己之所以大难不死，全赖于崇敬神灵，因此更加笃信道教。但是他再也不敢住在宫中，为了躲“鬼”，就搬到西苑燕王的旧居居住，并宣称自己已是化外之人，还自封为“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他自封为仙界的帝君，从此不问人间政事，专心炼丹修道，朝中事务变得一片混乱，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晚年的明世宗，更加荒诞不经。他派人巡行天下，遍访名士，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因而又有一大批道士、方士先后得到世宗的宠信。百姓为了获得封赏也纷纷献书，丰城居民熊显进献《仙书》六十六册，方士赵添寿、医士申世文共献“秘法”三十五种，还有人伪造了《诸品仙方》《养老新书》等书，说是仙书，献给世宗。

明世宗信用方术，耗费了大量的财物，“时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他一生迷信道教，最后终于因为服用红丸中毒而死。在临终之际，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方才有所悔悟。

爱祥瑞

明世宗迷信道教，一生都在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因此十分喜欢祥瑞吉兆之类的东西。所谓祥瑞，就是指吉祥的征兆，源于道教中的天人感应说。古人认为祥瑞是上天预示人间的征兆，封建帝王如果顺应上天的意愿治理国家，使得天下承平，百姓安居，那么自然界就会出现一些好的征兆。如果君主无道，民不聊生，自然界也会有所反应，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彗星之类的变异反应。皇帝们喜欢祥瑞，大多是为了标榜自己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上天赐福罢了。

明世宗爱慕虚荣，对祥瑞的喜爱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许多善于逢迎的大臣因此得到了加官晋爵的机会。嘉靖七年（1528年）三月，灵宝县的官员上奏说，灵宝县境内的黄河突然变清。世宗得知后十分高兴，以为这是上天赐给自己的吉兆，立刻下诏令当地官员祭谢河神，又派武定侯郭勋携礼部诸官员到京郊祭祀天地。世宗则在内廷答谢诸神灵。御史周相上书指出这是大臣们逢迎皇上之举，请求世宗即刻罢除祭告，昭告天下臣民不可奏祥瑞之象。世宗听后十分生气，认为周相诽谤朝政，亵渎圣灵，下旨将周相捕入诏狱，严加审讯。此后一些官员投其所好，纷纷寻找或者制造所谓的祥瑞，以图加官晋爵或者抵消己过。

嘉靖八年（1529年），御史唐凤仪进献了一茎五穗的麦子，说这支麦子是在四川发现的。陕西总制王琼也不甘落后，奏称甘露降于固原。祥瑞接二连三地出现，明世宗认为是上天在嘉奖自己。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胡宗宪因平倭失利而受到指责。为了讨好明世宗，他将一只在舟山捕获的白鹿献上。事实上毛色纯白的鹿只不过是动物的一种变异，诸如“白虎”之类，都算不得什么珍禽异兽，只是世间少有罢了。世宗却以为这是上天赐给他的祥瑞之物，如获至宝，立刻到玄极宝殿、太庙举行了隆重的告庙礼，并亲临两处，告谢天神和祖宗。百官也都顺着他的心意纷纷称贺，闹得沸沸扬扬。胡宗宪又设法弄来两只白龟和五棵大灵芝，进献给世宗。世宗一高兴，不仅没有治罪，还对他大加封赏，真是昏聩不堪。

凤凰图

凤凰被古人视作一种象征吉庆的神鸟。在早先时候，雄的为凤，雌的为凰。后来凤凰合称，再后来龙凤相配，凤凰便成了宫廷后妃的象征。凤凰式的花纹或装饰也多出现在女性的服饰之中。

同年八月，明世宗突然在几案和被子里发现了一粒金丹和一只桃子。他询问众人是谁放的，大家都回答说不知道。世宗立刻跑到太极殿去拜谢天帝。宫里养的白兔生了两只小兔子，白鹿也在同时生了两只小鹿，世宗就以为天眷非常，大喜过望。官员们也纷纷上表称贺，朝政一片混乱。

各地的祥瑞接连不断地奏来，明世宗整天忙得不亦乐乎。一次泰安地区的地方官进献祥瑞，世宗准备斋谯来答谢上苍，废寝忘食地忙了整整一天。他对身边的太监说：“朕仰仗皇天的保佑，今年夏天醴泉在西苑里出现，各地也纷纷出现鹿瑞龟祥，这是上天在酬谢天下。我不敢怠慢皇天，所以要赶紧答谢。”可见世宗对祥瑞的喜爱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

此后各地吉祥的事物层出不穷。明世宗对祥瑞的喜爱至死不悟，酿成了许多闹剧。满朝文武大臣明哲保身，缄默不言，只是在暗中讪笑不已。户部主事海瑞为民请命，在《治安疏》中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时刻，而皇上却不惜劳民伤财，浪费了无数人力物力去寻找祥瑞。这种做法对皇帝、对国家都没有什么好处。那些祥瑞只不过是皇上身边的奸邪小臣为了讨取皇上欢心的把戏而已，根本不是什么祥瑞，还请皇上三思而行，尽快罢除祥瑞，整治朝纲。”世宗勃然大怒，下旨将海瑞关入狱中，不久又转到刑部大牢。

明世宗如此痴狂地喜欢祥瑞，目的就是为了粉饰太平。阿谀奉承之徒以此作为晋身之阶，使得朝政更加腐败。

首辅专权及内阁纷争

明世宗即位之初，求治之心甚切，“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嘉靖二年（1523年）以后，世宗就开始“厌薄言官，废黜相继，纳谏之风微矣”。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他广布耳目，对大臣的互相攻讦也大为鼓励，时人普遍觉得他“恩威不测”。嘉靖一朝，宦官的权力不是很大，政归内阁，但世宗的专制暴虐使得正直的大臣无处容身，大臣之间倾轧之事层出不穷，政治混乱不堪。

杨廷和、蒋冕、毛纪先后任职首辅，但都因反对明世宗尊崇生父而被罢黜。费宏“颇揣知帝旨”，因此得到世宗的青睐，接任首辅之位。费宏对弊政也多有指斥，多次上疏要求改革，但世宗并没有理会。实际上真正受世宗重用的是席书、张璁、桂萼等“议礼派”大臣。张璁、桂萼为了争权夺利，多次在世宗面前攻击费宏。嘉靖六年（1527年）二月，费宏被迫辞官归里。费宏致仕后，“政府日以权势相倾”，敢言直谏的大学士已不可多得。

明世宗命杨一清接替首辅之位。杨一清在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做过大学士，因得罪权臣江彬而去官。在张璁、桂萼的引荐下，杨一清再次入阁，得到世宗的欢心。杨一清对张璁、桂萼心怀感激，“倾心下二人”。此时张璁任内阁大学士，对自己居于杨一清之下而心怀不满，“以压于一清，不获尽如意，遂相龃龉”。锦衣聂能迁弹劾张璁，张璁欲置他于死地，杨一清不答应，对聂能迁的处罚很轻。张璁大怒，骂杨一清是奸人鄙夫，多次上疏弹劾杨一清。杨一清上疏请求退休，并向世宗陈说张璁的不是。嘉靖八年（1529年）八月，工科给事中陆粲再次弹劾张璁擅作威福、以个人恩怨打击报复同僚，世宗于是罢免了张璁。不久张璁的同党霍韬大力攻击杨一清，并替张璁辩白，世宗又下令召还张璁。最后在张璁等人的排挤下，杨一清于九月辞官，张璁成为首辅。

张璁成为内阁首辅，明世宗虽然宠信张璁，但并不允许任何臣子的权力过大。早在杨一清任首辅之时，世宗对张璁恃宠妄为的行为就心怀不满。嘉靖十年（1531年），夏言受到世宗的赏识，任少詹事，兼翰林学士。夏言是江西贵溪人，因善于迎合圣意，“大蒙圣眷”。行人司正薛侃上疏请求“泽亲藩贤者居京师”，以作为储君。世宗因没有子嗣，正在请道士“祈嗣”，对这类事情非常忌讳。世宗见到奏章后大怒，将薛侃下狱，并“究交通主使者”。张璁想通过这起事件兴起大狱，陷害夏言。事情泄露后，世宗大怒。御史谭缵、端廷赦、唐愈贤等也先后弹劾张璁，于是世宗再次罢免了张璁。张璁第二次被免职，丢掉了首辅之位。不久他再次被世宗召还，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三月回到京城。八月天上出现彗星，世宗认为这是大臣擅政的征兆，遂命张璁自请退休。嘉靖十二年（1533年）正月，皇帝又开始想念张璁，再次将他召回。嘉靖十三年（1534年），升张璁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嘉靖十四年（1535年）春，张璁生病，请求还乡养老。世宗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派御医护送他回去。

张璁倒台后，夏言又遇到了另一个劲敌严嵩。严嵩，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江西分宜人。他自幼聪慧好学，善于作对子，二十五岁时就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嘉靖四年（1525年），严嵩升国子监祭酒。他工于心计，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明世宗入继大统后，崇奉道教。古代道士斋醮，必念上奉天神的表章，这种表章是用朱笔写在一种青藤纸上，因此又称为“青词”。严嵩为了邀宠，刻意求工，以青词赢得了天子的宠幸，加为太子太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严嵩升任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仍兼礼部尚书，开始参与机要，后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严嵩表面上对夏言十分恭敬，而暗地里贿赂世宗喜欢的方士陶仲文，以谋取首辅之位。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七月，夏言被削职，严嵩开始独揽国政。严嵩虽然年过花甲，却整天在西苑处理朝政，由此取得了明世宗的信任。八月严嵩代为首辅。次年世宗将夏言召回京城，出任首辅。夏言复出后，大力惩治营私违法的官吏，得罪了许多权贵和内侍宦官。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陕西三边总督曾铣上书请求收复河套地区，夏言极力支持。世宗本来也表示赞同。此时严嵩突然改变了立场，提出此次师出无名，兵力粮草都不充足，不能保证成功。世宗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认为收复河套的提议不适当。严嵩不失时机地攻击夏言的专擅，说他“骄横自恣，凡事专制，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二十七年（1548年），世宗命夏言致仕。严嵩又联合锦衣卫都督陆炳、总兵官仇鸾二人攻击夏言，要置夏言于死地。世宗一怒之下，在十月把夏言斩首示众。

这样严嵩再次当上了首辅，内阁诸臣都不敢与他争长短。严嵩的儿子严世藩升任工部左侍郎，父子二人排斥异己，购置了大量的土地。嘉靖中期以来，明世宗经常不视朝。严嵩利用世宗刚愎自用的性格，大力培植自己的势力，独揽大权。严嵩大量侵吞军饷，导致前线武器装备陈旧，将士常年戍边而得不到军饷，战备松弛。东南倭寇和北方蒙古骑兵更加猖狂地侵扰明朝，边疆出现严重的危机，而身为首辅的严嵩却束手无策。由于政治黑暗，上下官员竞相贪污搜刮，导致赋役日增，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明朝的统治面临着严峻的危机。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世宗对严嵩的擅权有所察觉，转而信任大学士徐阶。方士蓝道行和严嵩素有矛盾，乘机借仙人之口指出严嵩父子是奸臣，使世宗产生了罢免严嵩的念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御史邹应龙在徐阶的授意下，上疏弹劾严嵩父子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广置田宅，霸占民田，奏请斩杀严世蕃，罢免严嵩。其他对严嵩不满的大臣也乘机而起，上疏列举严嵩的罪行。世宗于是以严嵩放纵严世蕃有负皇恩为由，将他罢免，籍没家产，并将严世蕃下狱。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月，严世蕃论罪依法被斩。严嵩也被罢黜为民，寄食墓舍。

徐阶则取代严嵩成为首辅。徐阶执政以后，力革弊政，宽政轻刑，还不顾明世宗的反对起用了因大礼议之争被贬斥边疆的官员，做了很多好事，后世的史书把他列入贤相之列。

嘉靖年间，首辅权势显赫，但这种权势必须在皇帝允许的范围内。明世宗反复无常，内阁大臣为了固位保身而一意媚上。一些大臣对时弊有着深刻的认识，但在权力倾轧之下也无法施展他们的抱负。

海瑞冒死上疏

海瑞，字汝贤，自号刚峰，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是明代嘉靖时期著名的清官。海瑞敢于直言进谏，一心为民谋利，有“明朝第一清官”的美誉，被老百姓尊称为“海青天”“南包公”。

海瑞的先世是军籍，祖父是举人，曾当过知县，伯父做过监察御史。父亲海瀚是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的廪生，读书能明大义，安贫乐道。母亲谢氏粗识史书，持家有方。在海瑞四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从此家道中落。谢氏为人刚直，教海瑞自幼诵读《大学》《中庸》等书，还为他请来了严厉通达的先生，督导他的功课。海瑞自幼就有了报国爱民的思想。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瑞中了举人，任福建南平县儒学教谕。当时县学的儒学教谕地位并不高，海瑞主张为人师应该有老师的尊严，不应向上官磕头。一位提学御史来学校视察，县学的人都跪下迎接，只有海瑞不肯向上级磕头，被传为美谈，并赢得了“笔架博士”的称号。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海瑞进京参加会试，结果榜上无名。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二月，海瑞再次进京参加会试，依然名落孙山。之后海瑞升任浙江淳安知县，此时他已四十五岁了。

淳安山多地少，百姓生活十分穷苦。海瑞抱着知县“知一县之事。一民不安其生，一事不得其理，皆知县之责”的决心，对淳安进行了大规模治理，严惩不法之徒，深得百姓的敬重。

海瑞断案

海瑞一生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民间一直流传着有关他的各种传说故事，如公案小说《海公大红袍全传》《海公小红袍全传》等。此图选自明代刊本《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

淳安位于新安江的下游，是连接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水陆枢纽。朝廷使臣、过往的官员都需要地方妥善接待。当时接待一个普通的官员就要花费二三十两银子，接待一个巡抚，少则需要三四百两，此外还要为他们提供所需的食物、马匹以及船夫、轿役等，这无疑给地方财政增加了很大的负担。

此时浙江总督胡宗宪是权臣严嵩的心腹，兼管江浙一带防御倭寇事宜，位高权重。他的儿子途经淳安，仗着父亲的权势，作威作福，对驿站的招待百般挑剔，甚至还吊打驿吏。海瑞得到消息后，立即来到驿站，发现几十个贴着总督衙门封条的箱子，便令人打开箱子，发现里面装满银子。海瑞心生一计，对众人说：“这些恶徒假冒总督的家人，败坏总督的清誉。总督经常三令五申，要求地方勤俭节约，这些不法之徒竟然携带着巨额的财物，怎么可能是总督的儿子呢？他们肯定是假冒的，一定要严惩这些胆大妄为之徒。”海瑞将这些财物充入国库，并派人将这位公子押送到总督衙门交给胡宗宪。胡宗宪有苦说不出，只好作罢。

之后严嵩的党羽鄢懋卿以左副都御史的身份，总理两浙（浙东、浙西）、两淮（淮南、淮北）、长芦、河东盐政。左副都御史是朝廷最高级的监察人员之一，位高权重，对地方官吏有着进退升降的建议权，因此地方官员对这些人都唯恐招待不周。按照当时的惯例，长官到地方视察时都会发出告示，说明来意和注意事项。鄢懋卿一路上到处敲诈勒索，闹得地方官吏苦不堪言，却还要装出一副清廉的样子，在告示中说接待时不准铺张浪费，以沽名钓誉。

海瑞接到了鄢懋卿的告示后，于是提笔写了一份《禀鄢都院揭帖》，上面写着：“严州府淳安知县海瑞谨禀：我仔细地看了您的通令，知道您生性简朴，不喜逢迎，要求臣下饮食供应俱应简朴，不得过分奢华。但我又听说地方官员为您大摆宴席，每席费银多达三四百两，山珍海味各样齐备，席间还奉上金花金锻。这与您所颁发的告示大相径庭，可能是地方官员误解了您的用心。我担心自己不能领悟到您的真正用意，所以事先请问您该如何是好。”鄢懋卿接到禀帖后，气得七窍生烟，批了个“照布告办”，就改变主意不去淳安了。

海瑞不惧权贵的声名逐渐传开了，又因治理淳安政绩出众，得到任命要升为嘉兴通判。但鄢懋卿对海瑞怀恨在心，就指使手下编造罪名，弹劾海瑞。海瑞因此被调任为江西兴国知县。海瑞的生活极为简朴，与当时的官员格格不入。明朝的俸禄在历代各朝中算是比较低的，官员们因为俸禄远远不够支付日常用度，就想方设法地从百姓身上捞取钱财。海瑞安于贫寒，从来不接受别人的礼物，也从未添置过一亩土地。他每天粗茶淡饭，甚至连家里吃的蔬菜都是自家仆人种的。海瑞在兴国任知县一年多后，因功被荐，应召入京。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首辅严嵩被罢官，其亲信胡宗宪和鄢懋卿也先后倒台。海瑞因为曾与胡宗宪和鄢懋卿作对而名声大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海瑞升任户部云南司主事，为正六品。次年海瑞冒着生命危险，向明世宗上了一份《治安疏》，直言指斥世宗宠信方士，大肆斋蘸，妄求长生不死之药，怠于政事，以致国事日非，民不聊生。《治安疏》以激越的言论震惊朝野，“公是疏出，一日而直声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所谓海主事也者”，后人称为“直言天下第一疏”。海瑞的奏疏，处处击中世宗的痛处，世宗大怒，下旨将海瑞捕入狱中，不久又转到刑部大牢。实际上海瑞在上这份奏疏之前就有了必死的决心。他事先为自己买好了棺材，告别家人，遣散了府里的下人，并托人帮他料理后事。

海瑞敢于直谏皇帝，在朝野上下享有极高的声望。明世宗驾崩后，明穆宗即位，大赦天下，将海瑞官复原职。隆庆三年（1569年）六月，海瑞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他到任后，对土地兼并采取了极为严厉的处置手段，勒令地方豪强将侵夺的民田全部归还农民，如果是抵押的就让农民以极低的代价赎回，严厉打击了应天府境内的豪绅富户。都给事中舒化认为海瑞为官清廉，不失为耿直之臣，但不识大体，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对往来官员的供应都定了许多规定加以限制，这种与时俗相违背的做法恐非人情。都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庇奸民，鱼肉缙绅”，纵民为虎。此后要求罢免海瑞的奏疏不断。一年之前，海瑞还被视为最正直的忠臣，无人敢于非议，如今他却成为众矢之的，被彻底地孤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海瑞辞职回乡。万历十三年（1585年），海瑞被重新起用。他建议恢复洪武时期重典治国的政策，严厉打击贪污受贿，引起朝中许多大臣的怨恨。最后朝廷只好让他担任一些没有实权的虚职。

海瑞一生提出过许多治国施政的意见，但都未被采纳。他被视为道德的典范，以示朝政清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抱憾而死。海瑞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去世后全部家财只是当月应得的一点薪俸。当装着海瑞灵柩的船只在江上行驶时，两岸的百姓都自发地身穿孝服为他送行，哭声震天。事实上海瑞的许多施政主张往往都是不现实的。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

北疆风云

长期以来，明朝的北部边防一直受到蒙古各部落的侵扰。瓦剌部势力衰落后，鞑靼部开始强盛起来，于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进入河套地区。河套地区三面临河，土地肥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出河套，即可攻击明朝重镇宣府、大同、三原，震动畿辅；入河套，则可攻击延绥、宁夏、固原等地，侵扰关中。蒙古鞑靼各部以河套为基地侵扰明朝，而“套寇”也成为明朝中期的主要边患。

正史史料

（嘉靖二十九年）夏六月丁巳，俺答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副总兵林椿战死。是夏，免陕西、河南、江北被灾夏税。秋八月丙寅，封方士陶仲文为恭诚伯。丁丑，俺答大举入寇，攻古北口，蓟镇兵溃。戊寅，掠通州，驻白河，分掠畿甸州县，京师戒严。

——《明史·世宗本纪二》

庚戌之变

土木堡之变以后，明朝在北部边疆一直处于防御状态。明代宗景泰四年（1453年）瓦刺部也先自立为可汗，明朝朝廷称其为“瓦剌可汗”。景泰六年（1455年），也先被阿剌知院所杀，导致内部分裂，此后瓦剌部落逐渐衰落，鞑靼部落乘机兴起。孛来拥立脱脱不花之子麻儿可儿为可汗，号“小王子”。其后麻儿可儿与孛来互相仇杀。麻儿可儿去世后，马古可儿吉思继位，亦称“小王子”。

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年—1464年）和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鞑靼各部在河套地区互相争斗，夺取水草牧地，时而侵犯明朝边境。朝廷多次派兵进行打击，但河套地区的蒙古各部“去辄复来，迄成化末年无宁岁”。明孝宗弘治时期（1488年—1505年），达延汗崛起，统一了蒙古各部，“渐往来套中，出没为寇”，势力十分强大。此后蒙古军队大肆进入内地，抢掠百姓，“三辅震动，戕杀惨酷”。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达延汗病死，他的子孙们为了抢占地盘进行内战，蒙古重新进入分裂状态。之后他的三儿子阿勒坦汗势力日渐强盛，成为蒙古各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被称为俺答汗。俺答汗是土默特部的首领，盘踞在河套一带，拥众数十万。

俺答汗声势日盛，要求与明朝互通贸易，以换取百姓所需的农业、手工业用具和粮食、丝绸等物。早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俺答汗就派遣使者肯切、石天爵来到大同，向明朝政府表达了通市的愿望。如果明朝答应通市，就令边民在塞中垦田，在塞外牧马，永不相犯。否则就将派大军南下抢掠。大同巡抚史道上奏朝廷，兵部拟准入贡通市。明世宗刚愎自用，认为求贡之事并不可信，群臣附和。世宗因此将肯切扣留下来，还下旨悬赏捉拿俺答汗。次年五月，俺答汗再次派石天爵来到大同，请求入贡，陈说蒙古急需纱缎，贡市之事对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如果再不同意，就要纵兵南下。大同巡抚龙大有将石天爵押送到京城，世宗的态度十分强硬，竟将石天爵和肯切一起问斩。俺答汗大怒，纵兵南下已是不可避免了。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六月，俺答汗军从大同进入明境，大肆抢掠。而明军武备松弛，无力抵御。俺答汗自大同进逼太原，南至平阳，东进潞州，如入无人之境，之后从雁门返回。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汗再次遣使投书议和，请求互通贡市，被大同官兵所杀。

观曲词严嵩动怒

严嵩死后，民众对他仍是余恨未消，并通过各种文学作品来鞭挞他。此图为清代作品《升仙传》的插图，反映的是严嵩嫉妒贤才，抄袭他人作品，却将他人原作焚烧的故事。

鉴于河套地区的重要性，总督三边军务的兵部侍郎曾铣力主收复河套。他上书明世宗，提出“套贼不除，中国之祸未可量也”，得到当时首辅夏言的支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曾铣奉命率兵出击鞑靼，取得了胜利。随后他再次上疏提出恢复河套地区的方略。严嵩一直不甘心居于夏言之下，于是借河套问题向世宗进谗言，说夏言与曾铣相互勾结，轻开边战，败坏国政。昏聩的世宗听信了严嵩的谗言，不分是非曲直，将夏言罢官，将曾铣下狱。严嵩又唆使咸宁侯仇鸾诬陷曾铣犯有掩盖败绩之罪，世宗也不加以核实，就将曾铣问斩。此时恰逢俺答汗率众入侵，严嵩乘机对世宗说：“俺答进扰，都是夏言、曾铣挑起边警所致。”于是世宗就把夏言问斩。夏言之死震动了朝野，此后再也无人敢提收复河套地区了。

明世宗犹豫不决，一直未能批准俺答汗通贡。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率领蒙古骑兵十几万人，从河套出发，进逼山西大同。驻守大同的总兵仇鸾昏庸无能，面对俺答汗的进攻，束手无策。在他手下的策划下，用重金收买俺答汗，请求俺答汗不要进攻自己的防区。俺答汗于是引兵东去，攻占古北口，挥师长驱直入来到通州，进逼京师，“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日夜不绝”。

京师闻讯大乱，明世宗宣布京师戒严，下令集合军队准备作战。兵部尚书丁汝夔急忙部署军队，发现城中仅有四五万名军士，其中大部分都是老弱之兵。在这紧要关头，看管武器仓库的太监仍要按例索取贿赂，武器也无法顺利取出。世宗只好令文武大臣分守京城九门，同时派人到民间招募义勇，传檄各镇兵马入京勤王。

各镇接到勤王的诏令，陆续到达北京。仇鸾为了乘机邀功，也主动要求入援。于是明世宗任命他为平虏大将军，节制各路勤王军队。各路援兵虽会聚北京，但因仓促出发，粮草不足。世宗只得下令犒赏三军，可钱粮及诸项费用却无从所出，户部公文转来转去，转了两三天，士兵才只能领到几张薄饼。因此士兵疲惫不堪，士气低迷。

兵部尚书丁汝夔带领这些老弱残兵，没有取胜的信心，便向首辅严嵩问计。严嵩说：“在京畿地区作战与边境地区不同，如果战败了，则很难向皇帝隐藏真相。俺答汗抢掠够了自然就会退兵，我认为眼下最好坚守城池。”丁汝夔听从了严嵩的建议，命令守城诸将不可轻易出战。俺答汗前锋士兵仅有七百多人，在京郊大肆烧杀抢掠，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百姓们纷纷逃向京城，京城却九门紧闭，百姓号哭之声震天。

仇鸾带大军进援京城，在昌平附近与俺答汗士兵相遇，被打得大败，死伤惨重。俺答汗大军大摇大摆地由古北口出塞，仇鸾斩杀了几十个百姓，向明世宗报捷。世宗竟对仇鸾大加称赞，加封他为太保。

俺答汗退军后，明世宗斥责丁汝夔看着俺答汗逞凶却按兵不动，一怒之下将他逮捕入狱。丁汝夔慌忙向严嵩求救，严嵩拍着胸脯保证说：“有我在，一定不会让你死的。”事实上面对世宗的怒火，严嵩在旁一言不发。直到临刑前，丁汝夔才知道自己被严嵩出卖了。

因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是庚戌年，故俺答汗入侵事件被称为“庚戌之变”。蒙古部落自也先去世后，多遣使臣与明朝通贡市，明廷对入贡的时间、地点及贡使人数大多加以限制。明世宗即位后，实行闭关绝贡的政策。俺答汗强盛后，占据西起河套东至兀良哈三卫的广阔地区。这一地区生产的发展和蒙汉人民的日常生活，都迫切需要与明廷开展互市贸易。世宗多次拒绝俺答汗的请求，蒙古得不到需要的物资，便开启战事。世宗缺乏战略眼光，在通贡一事上处置不当，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致使边警不断。

俺答封贡

庚戌之变后，蒙古各部依然时常进犯明朝边境，双方陷入连年征战之中。明朝一直处于被动之中。直到隆庆（1567年—1572年）初年，形势才逐渐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为了稳固统治，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边防日益加强，有力地遏制了蒙古的入侵势力。

隆庆元年（1567年），俺答汗率领蒙古铁骑数万人攻掠大同、石州、交城一带，骑兵前锋一直深入滦河。明军畏其锋芒，不敢抵抗，任其掳掠而去。明穆宗深切地感受到了蒙古对大明统治的威胁，命群臣商议边守之策。工科给事中吴时来上书，建议调任抗倭名将戚继光等人督师蓟辽。戚继光到任之后，带来了参加过抗倭战争的三千精锐部队，又在边墙修建空心敌台一千二百座。这些措施加强了北部防御，初步改变了北部边防空虚的状况。穆宗又下旨，命总督陕右副都御史兼总兵侍郎王崇古总督大同军务。王崇古上任后，大力加强边地的防务，不失时机地同俺答汗修好，大大缓和了紧张的局势，明朝的北部边防基本稳定。

隆庆四年（1570年），俺答汗的部落里发生了一桩变故。俺答汗有个孙子，叫把汉那吉，是俺答汗第三子铁背台吉的独生子，自幼丧父，由俺答汗妻抚养成人，同姑姑的女儿，也就是俺答汗的外孙女三娘子订有婚约。三娘子容貌清丽，天性聪颖。俺答汗见三娘子貌美如花，就夺为己妻。把汉那吉咽不下这口气，又听说大同的明朝总督王崇古招降蒙古人，便在一怒之下带着部属十余人直奔大同，投降大明。大同总兵方逢时不敢妄作决定，急忙派人把这件事情禀告给总督王崇古。王崇古一方面尽量安抚把汉那吉，对他以礼相待，派了一个五百人的仪仗队在城门迎接；另一方面迅速把这件事情上报朝廷，请求朝廷定夺。

王崇古在给朝廷的奏章中说：“若俺答临边索取，则因与为市，责令缚送板升诸逆，还被掠人口，然后以礼遣归，策之上也。若遂桀骜称兵，不可理喻，则明示欲杀，以挠其志。彼望生还，必惧我制其死命，志夺气沮，不敢大逞，然后徐行吾计，策之中也。若遂弃而不求，则当厚加资养，结以恩信……他日俺答死，子辛爱必有其众。因加把汉名号，令收集余众，自为一部。辛爱必忿争。彼两族相持，则两利俱存，若互相仇杀，则按兵称助。彼无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这个奏疏在朝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朝臣们众说纷纭，有人主张杀掉把汉那吉，以雪旧恨。有人主张将把汉那吉放回去，以免给俺答汗再次发兵入侵的借口。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大力支持王崇古的建议，明穆宗便下诏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赐绯衣一袭。

历史细读

三娘子是明代蒙古瓦剌部之奇喇古特（土尔扈特）部落首领哲恒阿哈之女。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俺答汗迎娶了三娘子。俺答汗晚年多病，事无巨细多凭三娘子裁决。俺答汗去世后，她嫁给俺答汗的长子黄台吉，并时常劝解他要与明朝和解，不要与明朝为敌。黄台吉病逝后，三娘子又嫁给黄台吉的长子扯力克为妻。三娘子主政的时期，是蒙古和明朝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明朝册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

此时俺答汗正准备率军进攻青藏高原一带，听说孙子逃归明朝，急忙退兵回家。把汉那吉投降明朝后，抚养他长大的祖母害怕明朝政府杀掉自己的孙子把汉那吉，日夜啼哭，见到俺答汗后不停地责备他。俺答汗一筹莫展，十分后悔。俺答汗亲自率领十五万大军，兵分三路向明朝袭来。到了明朝边境后，俺答汗送来战书要求明朝归还把汉那吉。王崇古针锋相对，派使节到俺答汗驻地，告诉其朝廷优待把汉那吉的情况。同时表示，朝廷愿意送还把汉那吉，但希望俺答汗将赵全等叛徒献给明朝以表诚意。俺答汗暗地派人到明朝探听情况，看到把汉那吉蟒衣貂帽，驰马从容，受到明朝的优待。俺答汗大喜过望，回书对王崇古说：“我本不想发动战事，都是你们的叛将赵全等人怂恿的。天子若能封我为王，让我统辖北方诸部，谁还敢再兴兵作乱呢？我死之后，我的孙子必将袭封。他曾深受明朝的大恩，怎么能背叛明朝呢？我愿意和明朝结盟通好。”随即俺答汗派遣使者到明朝议和。

隆庆四年（1570年）十二月，俺答汗答应将叛臣赵全等人交由明朝处置，明廷则命王崇古派人护送把汉那吉返回蒙古。把汉那吉临行前恋恋不舍，并派人向明朝致谢，表示愿为明朝的外臣。俺答汗还向明朝提出通贡的要求，此事又在朝廷中引起了一场大的争论。朝中大臣们大多持反对意见，纷纷上书明穆宗，阐述通贡的危害，并说：“先帝已经杀了仇鸾，定下制度说再提出开市者斩首。守卫边疆的官兵谁敢违背旨意，重蹈覆辙？”内阁大学士张居正、高拱等人一致认为应该允许通贡。王崇古上书朝廷说：“朝廷若能答应俺答封贡，边疆就会有数年安定的日子，我朝可乘此时机加强战备。如果敌人背弃盟约，我朝以数年蓄养之财力来从事战守，远胜于终岁疲于奔命、自救不暇。”最后穆宗采纳了张居正、高拱、王崇古等人的建议。

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明穆宗下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赐俺答汗绯蟒衣一件，彩币八件，派遣特使出边代封。俺答汗在边地搭设棚厂，陈列彩旗，大张旗鼓迎诏，受封仪式十分隆重。其他蒙古诸首领也被封为都督同知、指挥同知、指挥佥事、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职。特使宣读完诏书后，俺答汗率众叩头谢恩，宣读与明朝议和的十三条誓约，以表示蒙汉世代友好相处，永不相犯。穆宗下旨在山西、甘肃、宁夏等地开放十一个边境城镇作为互市，允许汉蒙百姓自由贸易。俺答汗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派人将赵全等明朝叛臣押送进京。明穆宗在午门楼举行了盛大的受俘仪式，并亲自受俘，宣读祭天文书，诏告太庙，以磔刑在法场把赵全等人全部处死，传首九边。这件事在历史上被称为“俺答封贡”。

从此明朝与蒙古恢复了正常的贸易往来。在东起永平府，西到嘉峪关七镇数千里的边境上，“军民乐业，不用兵革”，“沿边旷土皆得耕牧”。俺答汗的牧民也得以安心耕牧，边境城镇又呈现出安定繁荣的景象。

东南倭乱

自古以来，中国将日本称为“倭国”。元末明初，日本进入封建割据的南北朝时期。南朝是指后醍醐天皇在吉野所建立的朝廷，北朝是指征夷大将军足利尊氏在京都建立的幕府。除此之外，各地还有许多割据称雄的地方势力。在战乱中，一些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劫掠烧杀的海盗活动，史称“倭寇”。洪武时期（1368年—1398年），朝廷加强海防，所以倭寇未酿成大祸。嘉靖时期（1522年—1566年），倭寇又开始猖獗起来。由于倭患的日益严重，嘉靖一朝对倭寇的战争，也从未间断。

倭寇猖獗

古代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可谓历史悠久，六朝以后中日之间开通了南路航线。海上航路的便利不仅为两国间的民间交往和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还给中国的海防建设带来了新的考验。

元朝末年，江苏泰州人张士诚、浙江台州人方国珍先后在当地发动起义，并分别建立起自己的割据政权。之后朱元璋崛起，消灭了张士诚和方国珍的势力。他们的残部大多逃亡在海上，以海上诸岛为根据地，成为出没无常的海盗。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海盗与日本的倭寇互相勾结，在明朝的沿海地带进行抢掠活动，严重威胁了中央王朝的统治。这时“海患”的性质较为单纯，主要有两种势力，一是中国方面反抗政府的海上江湖人士，称为“岛寇”；二是日本诸岛的武装走私者。

明太祖朱元璋采取了多种措施，以解决这种带有海盗性质的“倭患”问题，在以重兵武力镇压的同时，还积极地与日本国王进行交涉，敦促其采取措施遏制这种侵扰行径。当时日本国王并没有给予积极的响应。为了断绝海盗的耳目，太祖于洪武四年（1371年）下旨严令沿海居民私自出海，并大量招纳原张士诚、方国珍部下将士及沿海一带的渔民为兵。此后明太祖多次重申禁令，并采用釜底抽薪的方法严禁民间贩卖、使用外国产品。洪武十三年（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案发，有人指责他勾结日本官府，意图谋反。太祖勃然大怒，断绝了与日本官方的关系，并在沿海地区建设了大规模的防务工事。朱元璋一方面厉行海禁，一方面实行朝贡贸易，由皇家垄断海外贸易，并以此作为一个外交筹码。

经过几年的经营，明朝拥有了强大的海防力量，有效地遏制了洪武一朝的“倭寇”问题。禁止百姓自由出海贸易的政策被当作明朝的一项基本国策继承下来。明成祖不遗余力地推行海禁，并凭借着强大的国力，多次令太监郑和率大型船队下西洋。郑和携带着大量的中国珍奇物产，对沿岸国家遍行赏赐，以显示“天朝大国”的慷慨大度。许多国家对中国的珍宝财物甚为艳羡，“归附”中国，并提出“入贡”的要求。日本也不例外，向明朝提出了“入贡”的要求。成祖朱棣一方面允许日本政府和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另一方面同时加强沿海防御。

明朝政府在各口岸设置市舶司来管理朝贡贸易，市舶司除负责接待贡使外，还要对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进行贸易管理。永乐二年（1404年），明朝对日本开始实行勘合制。凡是日本开往中国的贸易船舶，必须携带明朝送发的勘合（类似于贸易许可证）一道，鉴定不伪后方才允许开展外交或贸易活动。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朝政府在辽东望海埚取得了对倭寇作战的一次大规模的胜利，此后倭寇就再也不敢对明朝进行大规模的侵扰了。此时明王朝成为整个亚洲贸易圈的核心，中国与日本、东南亚等国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贸易。

明朝政府对朝贡国进贡的时间、人数、船只的数量规模、进贡路线都加以明确的规定。贡品一般由进贡方物、国王附进物和使者附进物三部分组成。明朝政府以高出原物数倍价值的物品进行赏赐，即“贡”少而“赏”多。朝贡贸易虽然受到几年一贡的限制，但却是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一旦这种通道被堵塞，就导致走私的风行。

到了嘉靖时期（1522年—1566年），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再次开始猖獗起来。此时日本进入了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日本虽统于一君，近来君弱臣强，不过徒存名号而已。其国尚有六十六国，互相雄长”，政局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日本封建主大内氏派来的使者宗设来宁波通贡，另一封建主细川氏也派使者瑞佐、宋素卿到宁波通贡。宁波市舶司规定，货物的验发以贡使所带的勘合号数为序，否则就以船只进入港口的时间先后为准。宗设所持的是明武宗正德朝的勘合，而瑞佐、宋素卿所持的是明孝宗弘治朝的勘合，两者勘合不同，本应以入港的时间先后为准。瑞佐、宋素卿的船本来后到，却通过贿赂市舶司提举太监得到优先的验发。宴会上瑞佐、宋素卿又位列上宾，宗设心中愤愤不平，当场要求和瑞佐决斗。之后宗设因无处申诉，就焚烧了瑞佐的船，捣毁了宁波市舶司的嘉宾堂，并抢劫了当地的仓库，最后逃遁回了海上，整个浙中地区都为此事震荡。这就是所谓的“争贡之役”。

明朝政府立即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结果处死了宋素卿，将瑞佐送回了日本。明世宗君臣认为“倭患起于市舶司”，将这件事归因于市舶司的官吏腐败，于是废除了市舶司。在一个国际贸易逐渐发达的年代，这种消极的措施阻碍了中日之间正常的贸易活动，使走私活动更加猖獗。争贡之役本是日本诸道争贡引发的事件，但同时也暴露了嘉靖时期海防的废弛和军队的懦弱。日本商人转而与中国的海盗、奸商勾结，从事武装走私活动，在沿海一带侵扰杀掠。正如清代学者谷应泰所说：“市舶罢，而利权在下，奸豪外交内诇，海上无宁日矣！”

由于倭患的日益严重，嘉靖一朝对倭寇的战争也从未间断。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浙江巡抚朱纨提督浙闽海防事务。浙闽地区是当时走私贸易最猖獗的地方，朱纨到任后，大力整顿海防，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他派兵攻入了倭寇巢穴双屿港，斩杀了通倭的海盗头目李光头和许栋，搜捕处斩了一些通倭的商民，重申通倭禁令。朱纨深刻地认识到，抗倭斗争的关键就是杜绝境内的走私商人下海活动，在奏疏中指出：“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群盗易，去中国衣冠盗难。”所谓“衣冠盗”，就是指参与走私贸易的浙江、福建的世家豪族。朱纨的这些抗倭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也引起了闽浙地方官吏的强烈反对。这些官吏与通倭的世家豪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通过世家豪族的走私活动而获取巨额利润。他们联系京城官员，联合攻击朱纨的举措有失平和，杀人太多。明世宗立即削去了朱纨的官职，朱纨自知自己得罪的人太多，愤然自杀。临死前，他叹息道：“纵天子不死我，大臣且死我；即大臣不死我，闽浙人必死我。”此后倭寇之祸越演越烈。

抗倭名将戚继光

明世宗嘉靖时期（1522年—1566年），倭寇日益猖獗。倭寇与中国的海盗汪直、徐海等人结合成巨大的武装集团，一次出动可纠集上百艘战船，分几路入侵。他们攻城掠寨，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连年的大举入侵给东南沿海一带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朱纨死后，海禁大弛，走私贸易更加猖獗。在平倭战争长期失利的情况下，明朝军队中出了一个抗倭将领戚继光。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祖籍安徽定远）。他出身将门，自小立志驰骋疆场，保国卫民，曾挥笔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名句。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戚继光在父亲去世后袭官登州卫指挥佥事，这一年他才十七岁。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他升任署都指挥佥事，管理三营二十五所，负责防御山东沿海一带的倭寇。

阵演鸳鸯

明朝嘉靖年间，倭寇极为猖獗，戚继光招募农民和矿工，并针对南方多湖泽的地形和倭寇作战的特点，创造了攻防兼宜的“鸳鸯阵”战术，极大地遏制了倭寇的嚣张气焰。他的军队纪律严明，作战勇敢，被誉为“戚家军”。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佥书。次年他被推荐为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不久又改守台州、金华、严州三郡。当时海防松弛，卫所的军卒多为老弱残兵，战斗力极差，从外地调来的士兵也缺乏训练。加之军队纪律败坏，自相残杀，甚至靠着杀害百姓来冒领军功。戚继光上书要求准许在当地的百姓中招募新军，得到朝廷的批准。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处州山区的矿夫来到义乌县从事开矿。当地大族陈、宋两家人多势大，不允许外地人到义乌开矿，双方发生冲突。这场民间械斗事件波及数百里，自夏而冬发生了三次，死伤了数千人。戚继光从这起事件中，发现义乌人勇敢且具有血气，便想到义乌招募士兵，抵御倭寇。

戚继光来到义乌后，对因民事纠纷引起械斗的双方晓以大义，说服他们以国事为重，共同抵御外敌。他的爱国热情感动了械斗的双方及当地百姓，许多矿徒、农民踊跃参军。就这样戚继光建立起一支新军，并立即着手对这支新军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他针对江南的地形和倭寇活动的特点，创造了一种鸳鸯阵法，能够有效地杀伤倭寇。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军纪严明，作战勇敢，当地人亲切地称呼他们为“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举侵犯台州。戚继光率领这支新军投入了战斗。在这些战斗中，戚家军显示出很强的战斗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消灭了五千多名倭寇，使这些倭寇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同时戚家军还救出被掳百姓六千多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台州大捷后，戚继光被升为都指挥使。戚继光再次到义乌招募民兵，此后他带领着这支部队驰骋在抗倭战争的第一线，百战百胜，威震四方。次年夏天，倭寇再次流窜到温州、台州。戚家军和其他抗倭部队配合，全力歼敌，浙东的倭患遂告平息。

倭寇由于在浙江受到了严厉的打击，纷纷转向福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福建成为倭患的中心。沿海千里，几乎处处有倭，形势十分危急。七月戚继光奉命到福建剿除倭寇。福建宁德县城东北海中有一个名叫横屿的小岛，岛上盘踞着两千多名倭寇，并筑有工事。这些倭寇倚仗着此处险要的地势，与宁德、福清等地的倭寇互通声气，侵扰沿海州县。三年来，明朝官兵多次出兵讨伐失利，对他们束手无策。戚继光来到福建后，决心铲除倭寇的这一据点。戚继光先命张谏、张岳在横屿西、北陆上布阵，以防止倭寇上岸。又命张汉水师在横屿东部海面上游弋，以防止倭寇从海上逃窜，然后命戚家军主力从南面进攻。横屿与大陆之间隔着十里浅滩，涨潮时是一片汪洋，退潮后则尽是淤泥，难于行走。戚继光便命士卒每人背着一捆草，把草铺在淤泥上匍匐前进。上岸后戚家军如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戚家军消灭了岛上的全部倭寇，救出被掳百姓八百多人，取得了入闽抗倭斗争的第一次胜利。戚家军乘胜向福建倭寇最大的巢穴牛田（今福建福清南）进军。倭寇大败，大部被歼，余寇落荒而逃。不久戚家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奇袭倭寇的另一个大巢穴林墩，彻底消灭了兴化（今福建莆田）一带的倭寇，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戚家军进入福建以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攻克了大小倭巢十多个，威震八闽，倭寇望风而逃。在此期间，明朝将领刘显也屡败倭寇。至此福建倭患基本平定。十月戚家军班师回到浙江，从事休整。戚继光因抗倭有功，升任副总兵官，分守台州、温州、福州等地。

不久倭寇卷土重来，攻陷了兴化府城。倭寇在城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盘踞了两个多月才弃城而逃。此后倭寇占据莆田县东的平海卫，并以此为据点，四出侵扰。次年四月，戚家军奉命再次入闽剿倭。明朝大军在兴化府平海卫与倭寇展开战斗，戚家军从正面进攻，福建总兵官俞大猷、广东总兵刘显为两翼，配合作战，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明军歼敌二千二百多人，救出被掠人口三千人。戚继光在平海卫一战中立了首功，迁升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及浙江金华、温州两地。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倭寇又纠集万余人，进攻兴化府附近的仙游。戚家军大败倭寇，斩首两千余级。在俞大猷的配合下，戚继光扫清了福建境内的倭寇。倭寇在江南无立足之地，纷纷逃至广东，俞大猷任广东总兵，奉命到广东剿倭。次年春天，戚继光奉命南下，与俞大猷协同作战，进剿福、广交界处的倭寇，连战皆捷。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经过沿海军民的浴血奋战、戚继光等抗倭将领的共同努力，沿海倭寇基本被平定了。

白地加金胡桃纹双层锦

纺织品是明朝向少数民族提供的重要商品。此锦采用了特殊的纺织方法，以白色为地，黑色短小枝叶与胡桃纹纵向相连，并加以金线，织造精细，轻薄柔软，是明代纺织品中罕见的精品。

倭寇的侵扰给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平定倭乱的战争中，一些有远见的官员认识到海禁政策不得人心。倭乱基本平息以后，许多官员纷纷请求朝廷解除海禁的命令，以杜绝沿海商民与倭寇互相勾结、谋求暴利的行为。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御史涂泽民向穆宗建议“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得到穆宗的批准。所谓“东洋”，是指吕宋、苏禄诸国，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所谓“西洋”就是指安南、占城、暹罗诸国，即今东南亚越南、柬埔寨、泰国诸国。海禁的开放，使亚洲贸易圈的正常国际贸易重新运转起来，打破了约二百年“濒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的祖制，使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明朝政府最终放弃了海禁政策，困扰明朝近两百年的倭寇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从这一点上来说，隆庆元年的开放海禁，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举措。

经营西南

自古以来，在云南、贵州、两广以及四川、西藏等地聚居着我国苗、瑶、彝、壮、傣、藏等各少数民族。明代时期，根据居住地区的不同，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也呈现出显著的差别，有的进入封建社会，有的还处在原始社会时期。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平定了云南全境，将整个西南地区完全划入中国版图。此后明朝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管理。

西藏与内地的茶马贸易

藏族人民以肉食为主，茶叶可弥补他们膳食结构的不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在明朝时期，藏区虽不产茶，但与其毗邻的四川、云南等地却是盛产茶叶之乡，因此西藏与内地长期保持着紧密的经济交流互补关系。藏族用马匹来交换内地的茶叶，史称“茶马互市”，或“茶马贸易”。伴随这一贸易而开通的商道，也就被称作“茶马古道”。

早在元代，西藏便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随着明朝政府在西藏地方统治的建立和巩固，西藏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河州（今甘肃临夏）、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和雅州等地都是汉藏两族进行贸易的主要地点。

明武宗朱厚照宠信佛教，喜欢学习藏语。宦官刘允曾奉命出使西藏往迎“活佛”，“所携茶盐以数十万计”，漕运为之阻滞，由此可见当时销往西藏的茶盐的数量之巨。朝廷还免除了天全百姓的其他徭役，“专令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番马”。事实上随着西藏与内地贸易的发展，“茶马互市”的内容早已不限于茶和马，内地向西藏提供布匹、锦缎、食盐等，西藏向内地提供画佛、铜佛、铜塔、犀角、氆氇、羊毛、药材、矿产等。

西藏向明朝政府进行朝贡，西藏的僧俗官员定期到京城朝见皇帝。每次朝贡，他们都随身带着马匹、刀剑、珊瑚、犀角等物，贡献给皇帝，明朝政府则赐给他们绸缎、布帛、茶叶等物。明朝皇帝为了炫耀自己，回赐物品的价值往往远远超过进贡物品的价值。此外朝廷还允许他们在内地采购限额外的茶叶。这样一来，明朝政府对贡期和贡使都有一定的限制。明太祖洪武时期（1368年—1398年），朝廷要求乌斯藏地方僧俗官员三年一贡，邻近汉区的朵甘藏族僧俗首领可以二年一贡，对入贡使团的人数则未作详细限制。有的直接奏称“今来进贡，专讨食茶”，返回时总是“茶驮成群，络绎于道”。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朝贡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往来于道，络绎不绝。成化十八年（1482年）“近赞善王连贡者再，已遣四百十三人。今请封请袭，又遣千五百五十人”。到了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辅教王等四王朝贡，使者最多达二千八百多人。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大乘法王协同辅教王、阐教王等诸王前来朝贡，使者多达四千多人。由此可见，当时西藏与明朝政府往来的密切和贸易的繁荣。随着内地与乌斯藏地区联系日益密切，受封入贡者比年递增，入贡期限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而且入贡人数越来越多，几乎到了无法接待的程度。为此朝廷只好让一部分人员进入京城，而让大部分随员暂时留在西宁、河州、 成都等地。所有入贡人员的日常生活费用都由朝廷支付。朝贡使团往返大多需要一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时间一长，有些人反而不愿回去，情愿留住当地。

成化六年（1470年），朝廷规定乌斯藏、朵甘思各部朝贡必须取道四川。四川成为边茶的主要生产地以及“茶马互市”最主要的贸易区。然而这种官府主持的朝贡贸易并不足以满足汉藏两族人民的生活需要，因此汉藏两族人民常常不顾朝廷的禁令而进行民间贸易，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以后，“茶禁亦稍弛，多私出境”。明朝政府也曾取消禁令，允许民间贸易。一些藏人“专务贸贩碉门乌茶、蜀之细布，博易羌货，以赡其生”，汉族商人也深入到藏区进行贸易。就连明朝官员到西藏去巡视也会私带茶叶、丝绸去进行贸易，有时多达数万斤。

有明一代，西藏一直服从中央朝廷的管辖，茶马贸易始终不断。客观地说，茶马贸易是一条政治、经济纽带，不仅满足了藏族人民的生活所需，推动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与内地形成了一种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由此进一步推动了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及民族的团结。

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

明朝建国后，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也带有与内地不同的特点。明朝政府总结了历代羁縻统治的经验及元代的土官制度，设立土司进行管理。到了明朝中期，在整个西部和南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置了土司。

在这些地区，上层统治机构仍和内地一样设都、布、按三司，在民族聚居区的基层管理则主要依靠土官（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之本地官）。土官有宣慰使、宣抚使、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及土判官等职。这些土官大多是由各族的大小首领世袭的，如播州宣慰使杨氏从唐代时世袭下来，其他如水西安氏、水东宋氏也莫不如此。明朝建国后，这些土官就依附明朝政府，“领原职世袭”。到了明代中叶，出现了“土司”这一名称。朝廷在府、县流官管辖下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宣慰司、宣抚司和长官司等地方行政机构，委派当地民族头人担任这些机构的长官，谓之“土司”。土司就是土官，土司制度也就是土官制度。

明朝的土司制度与元朝时期的土官制度有一些区别。元朝虽任命各族头人为土官，但并未形成完整的制度，再者各土官在地方权力依然很大，地方官吏很难使其“奔走唯命”。然而明朝建立了完整的土司制度，从形式上把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政权直接纳入王朝政权组织系统，在保证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前提下，允许土司在自己辖区内处理各种事务。

据万历《明会典》记载：“土官承袭，原俱属验封司掌行。洪武末年，以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官皆领士兵，改隶兵部，其余守土者，仍隶验封司。”所谓验封司是吏部下设的机构，负责封爵、议恤、褒赠、土官世职及任用吏员等事务。由此可知，土官原来皆归吏部管辖，直到洪武末年才划归兵部管辖。实际上朝廷的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彻底地贯彻，直到明朝中期以后，宣慰、宣抚、安抚司等还有隶属于户部管辖的。

土司绝大多数是世袭的，不受朝廷的迁调，但必须经过朝廷的认可，承认自己是朝廷委派的官吏，负责守卫疆界，缴纳赋税，进贡土产，修护驿道。土司拥有自己的武装，当朝廷有战事时，还要出兵供朝廷的调遣。土司如果不守法度，则与流官一样会被朝廷革职。明代统治者为了缓解财政的紧张，鼓励西南地区土司向朝廷进献大木。虽然西南土司进献大木与接受中央朝廷的赏赐仅是象征性的，但它却是土司表示效忠大明王朝的一种形式，也是明代封建统治者显示中央王权的一种手段。土司制度大大加强了中央朝廷对西南地区的统治，还进一步促进了西南地区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这些土司都是世袭的，具有很强的割据性，经常因争夺地盘、财产而互相争斗，有时还起兵叛乱，对抗明朝政府。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云南陇川土司起兵叛乱，西平侯沐英率军讨伐，大败陇川土司叛军，平定了叛乱。为了加强对云南的统治，明廷世封沐家镇守云南，此后沐氏子孙世代承袭镇守云南。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四川苗族土司及贵州水西土司奢崇明、安邦彦联合乌蒙、东川、沾益等地土司起兵叛乱，图谋扩大割据势力。明中央政府四方筹集兵饷，调四川、贵州、广东等五省兵力联合围剿，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直到明毅宗崇祯十年（1637年）才平定了这场叛乱。

在平定战乱后，明廷在条件成熟时就逐渐裁撤土司，代之以可调迁的“流官”，这种办法叫作“改土归流”。 所谓流官是相对于土官而言的，是明朝统治者在四川、云南、广西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所设的地方官，有一定任期，期满调任，不能世袭。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与思州宣慰使田琛互相仇杀火拼，成祖朱棣命镇远侯顾成率五万大军前往镇压。平定战乱后“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此后贵州便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明神宗万历时期（1573年—1620年），播州（今贵州遵义）土司杨应龙起兵叛乱，明朝政府平叛后在其地设遵义、平越（今贵州黄平）二府，改用流官统治。事实上明朝“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并不彻底，在府以下的官员仍任用土官。与此同时，朝廷在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时遭到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反对，从而不断出现反复。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年），朝廷改马湖府（今四川雷波马湖乡）为流官知府。之后在此地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坚决反对下，重又任用土司。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马湖府再次“改土归流”，但结果当地少数民族发动叛乱，明朝政府被迫任土官陇姓为知府，恢复了土官制度，才平息了事态。

“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有利于消除土司的割据状态，改善了少数民族地区落后闭塞的面貌，对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张居正改革

在封建时代，政以人举，也以人亡，这是专制主义政体下政治变迁和社会改革的普遍现象。作为改革家的个人命运与新政连为一体，往往以喜剧开场却以悲剧告终，张居正也未能例外。

出任首辅

明世宗嘉靖末年，首辅更替频繁，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员无视朝廷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政治局面非常混乱。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并利用特权逃避赋税。国家的财政收入日益减少，而开支却有增无减。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大大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面对着这种危机四伏的局面，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一些倡导改革的人物，企图以此挽救大明王朝的颓势，张居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玉爵杯

此杯出土于北京明十三陵万历皇帝的定陵中，由金盘和玉爵两部分组成。盘内及托座上镶嵌有红、蓝宝石多颗，交相辉映，极尽奢华。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世称张江陵。他自幼天资过人，十岁就通晓四书五经，有“神童”之称。在十三岁时，他作了一首《咏竹》诗，表达了非凡的志向。诗云：“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他少年得志，在十六岁时考中举人，一举成名，深得湖广巡抚顾璘的赏识。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张居正得到内阁重臣徐阶的赏识，在徐阶的引导下，他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年后张居正升任翰林院编修，上《论时政疏》，抨击时弊，并系统地阐述了改革政治的主张，但并未得到朝廷应有的重视。后因受严嵩的排挤，张居正托病在家里闲居三年之久。在这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深刻地体会到农民的疾苦，在《荆州府题名记》中写道：“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张居正被召回朝，仍然供职翰林院。

当时明世宗崇信道教，三十年不理朝政。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阶接替严嵩继任首辅，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政，为一些因冤案获罪的朝臣平反，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深谋远虑的徐阶举荐张居正为世宗第三子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张居正由此得到裕王朱载垕的赏识，“王甚货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朱厚熜去世，因长子和次子早夭，由第三子裕王朱载垕即位，次年改年号为隆庆，是为明穆宗。

正史史料

张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少颖敏绝伦。十五为诸生。巡抚顾璘奇其文，曰：“国器也。”未几，居正举于乡，璘解犀带以赠，且曰：“君异日当腰玉，犀不足溷子。”

——《明史·张居正传》

明穆宗在位期间，朝中基本没有大的变故。穆宗对政事也没有多大的兴趣，便将朝政完全交给大臣们去处置。皇帝的宽松放任使得朝中一时间人才济济，如徐阶、张居正、高拱、杨博，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等人，都是明朝不可多得的贤臣。前朝荒废的朝政为之一新，经济上也出现了较大的改观。但穆宗皇帝沉湎于女色，整日在深宫里同妃嫔们荒淫享乐，即使偶尔召见大臣，也很少发表意见。皇帝长期不理朝政，使朝政大权落在内阁大臣的手中。此时内阁内部的政治斗争进入白热化。在政治的风浪中，张居正“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

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后改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四月张居正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致仕。次年徐阶的政敌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张居正曾是高拱的知己，后来二人发生嫌隙，关系日益疏远，此时高拱又和权宦冯保发生矛盾。冯保在嘉靖年间任司礼监秉笔太监，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张居正结交冯保，得到穆宗陈皇后及神宗生母李贵妃的支持。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明穆宗驾崩，遗诏任命高拱、张居正、高仪三名内阁大臣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同为顾命大臣。年仅十岁的太子朱翊钧即位，次年改年号为万历，是为明神宗。高拱自视甚高，为人骄横，与冯保早有嫌隙。神宗即位后，冯保身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督东厂，势力很大。高拱对冯保的权力扩张十分不满，企图让冯保将权力归还内阁。张居正权衡利弊，表面上附和高拱，私下里却与冯保结盟，共同驱逐高拱。高拱曾说“十岁天子如何治天下”，冯保就以此为口实，在皇太后和神宗面前挑拨离间。最后高拱以“专政擅权”之罪被免职。高拱回乡，高仪病死，张居正自然地就成为内阁首辅。神宗对张居正奉若神明，言听计从，张居正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成为明朝最有权势的首辅。但是张居正从出任首辅之日便留下了一个为人诟病的口实，这就是阴结太监。

政绩炳然

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勇于任事，以天下为己任”，从出任内阁首辅以来，雷厉风行地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使日渐衰颓的明王朝一度呈现出繁荣强盛的景象。他认为“天下之事，极则必变”，有着鲜明的变革思想。同时他讲求实效，主张“凡事务实，勿事虚文”。以下是张居正实行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整顿吏治

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以来，吏治十分腐败，贪官污吏上蠹国库，下剥贫民，趋炎附势，上下姑息。张居正对当时官场中因循敷衍的风气深恶痛绝，十分重视对吏治的整顿。

在多年的从政生涯中，张居正深刻地认识到令行禁止对改革朝政的重要性，要求严格贯彻对官员的考察制度。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实行“考成法”，对官员进行随事考成，考核各级官吏的政绩优劣，以改变以往那种“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不良习气。张居正认为：“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

他首先加强内阁的行政责任和督察责任，提高六科的督察职能。所谓六科，是指吏、户、礼、兵、刑、工六科，这些机构是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相应而设的，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查六部百司之事”，实际上就是六部的监察机关。六部的最高长官为二品官，六科的最高长官为七品官，可六科的长官却对二品长官具有封驳纠劾的权力。嘉靖、隆庆年间（1567年—1572年），吏治腐败，六科的职能名存实亡。张居正恢复、健全了六科职能，以六科督察六部，以六部督察诸司与地方按抚，最后以内阁直接控制六科，这样内阁就直接掌握了各级官吏的监察大权。这样一个严密而又完整的官吏考成行政系统就形成了。此后又建立起对各有司部门事事责实的稽查制度。这样各级官吏对于朝廷发布的政令不敢随意敷衍塞责，有效地提高了行政效率，“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其次，将征收赋税的情况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标准。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规定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这样官吏自身的前途就与催征赋税的情况联系在一起。万历四年（1576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地方官因征收赋税不足而受到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有两名；受到革职处分的，山东有两名，河南有九名。各级官员不敢懈怠，努力完成当年税粮的缴纳，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万历五年（1577年），据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空虚的状况。由此可见，实行考成法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更有效地推行考成法，张居正着手裁汰大批的冗员，大力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在任用官吏时，张居正坚持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只要有真才实学，就破格录用。他认为立贤无方，即使身份卑贱，只要才能出众一样可以位列九卿，成为国家的栋梁。同时张居正严格选择学官和生员，成功地扭转了学校“冒滥居多”的弊病，以提高候补官吏的素质。他还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将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形成了改革的中坚力量。

二、整饬边防

隆庆年间，张居正主持北方边务。他大胆地启用了一些独当一面的将领，巩固了边防。在他的大力举荐下，在“抗倭”斗争中功勋卓著的谭纶出任蓟辽总督，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务。在谭纶、戚继光的努力下，蓟镇军防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大力加强战备力量的同时，张居正积极改善汉蒙关系。隆庆四年（1570年），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与俺答汗发生矛盾，归附了明朝。张居正支持宣府总督王崇古的正确意见，采取安抚政策，优待把汉那吉，并以此为契机使明朝与蒙古各部的关系有了良性的发展。次年俺答汗与明朝议和，此后“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

清丈鱼鳞清册

鱼鳞清册，又称鱼鳞图册、鱼鳞册，是明朝官府为征派赋役而编造的全国土地登记簿册。因册中所绘田地图形状如鱼鳞而得名。当时张居正为了增加政府收入，下令对全国进行土地清查。此图就是当时绘制的鱼鳞清册的一个局部。

万历初年，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他对边防十分重视，认为“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大力贯彻“外示羁縻，内修战备”的方针，整顿边疆的防务。他在边防军事方面的改革，与在吏治上的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张居正以“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八事督察边臣，令边防军事落在实处。另一方面，张居正知人善任，提拔了一些有才能的将领全权处理边防事务。谭纶、王崇古、方逢时、张学颜、郑洛等将领都在北边防务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张居正执政时期及其后的二三十年里明朝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稳固了国家的统治。

三、丈量土地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财税征收的混乱局面是明朝中期以来财政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贵族、官僚和地主大量兼并土地，还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致使“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依然要承受沉重的税赋，被迫走上流亡的道路，国家的税源衰竭，严重影响了明王朝的统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就必须清丈全国土地。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提出清丈全国土地。次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地区，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一些地方官吏改用小弓丈量土地，以求田多，地方豪强地主千方百计地隐瞒土地等。到了万历九年（1581年），全国田地丈量完竣，总共为7013976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3000000顷。

张居正通过清丈土地，严厉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依法纳税，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

四、一条鞭法

万历年间，豪强地主兼并田地的情况十分严重，他们有地而不纳税，重新丈量田地的举措，极大地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利益。接着张居正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计亩征银。役银由旧制按照户、丁征收改为以丁、田分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漏税的现象，减轻了无田或少田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一条鞭法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个重大的改革。

张居正深知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早在嘉靖十年（1531年），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率先实行一条鞭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之后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使“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清丈土地的同时，张居正积极推广从嘉靖以来在这些地区试行并取得成效的一条鞭法。万历四年（1576年），张居正将一条鞭法推广到湖广地区。在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后，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年）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明初的田赋分夏税和秋粮，夏税以麦为主，秋粮以米为主，皆以银钞钱绢代纳。凡以米麦交纳者，称为“本色”，而以其他实物折纳者，称为“折色”。显然一条鞭法与明朝前期的赋役征收制度已有很大的不同，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一律按田亩计征，简化了税目和征收手续；其二，取消力役，改折银两，统一由官府雇人应役，这样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其三，除了苏、松、杭、嘉、湖等供应皇室官僚食用的漕粮外，其余一概改收折色银，大大扩大了赋役征收中的货币比重；其四，计算赋役数额时，以州县为单位，各州县原有的赋役额不得减少；其五，赋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即所谓“丁粮毕输于官”，改变了以往民征民解的办法。

正史史料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

——《明史·食货志二》

一条鞭法是中国赋税制度继两税法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改革。它将明初的赋役制度化繁为简，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结束了我国历史上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三征（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税制体系。可以说一条鞭法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豪强漏税和官吏贪污的现象，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客观上促进了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但是它也触动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在各地推行时，遭到种种阻挠和破坏，无法彻底实行。

张居正的改革是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挽救积弱积贫的统治危机而进行的一场政治改良活动。《明通鉴》对张居正的改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张居正在王朝颓败之际临危制变，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彪炳史册，就连对张居正颇有偏见的李贽也感叹张居正是“宰相之杰”。

身后之悲

作为一名改革家，张居正有着杰出的才干。《明神宗实录》对张居正的政绩给予客观的评价：“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倖，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才也。”然而张居正在尸骨未寒之际却成为朝野攻讦的对象，十年新政，毁于一旦。

一种观点认为，张居正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独断专行，树敌过多，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张居正将改革的侧重点放在谋求封建政权统治的稳定，因此带有明显的弱点，特别在经济改革方面，这些弱点就更为明显。张居正以“强公室、杜私门”为经济改革的立足点，强制大地主按田纳赋，触动了富豪权贵的利益，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去世，张居正夺情留职，引来一片反对之声。

明朝是一个非常重视孝道的王朝，按照当时礼制规定，在职官员从得知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二十七个月，不计闰月，期满后再重新启用。明英宗时还规定，如果官员隐匿丧情不向朝廷奏报，则一律削职为民，并且在服丧期间，不允许上奏夺情。所谓“夺情”，就是指经过皇帝的特批可以继续留任。此时改革正处于方兴未艾之际，张居正知道自己一旦离任，改革就将前功尽弃。他一面屡次上疏请求守制，一面在私底下通过冯保让神宗出面挽留自己。他在《乞恩守制疏》中提出要辞官守制，但又强调“受非常之恩，宜有非常之报”，并说“父制当守，君父尤重”。于是，在大太监冯保和皇太后等人的支持下，明神宗出面以政务繁忙为由，下诏挽留张居正“夺情视事”。 张居正不领俸禄，穿素服在阁中处理朝政。

此事在朝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等人纷纷上奏，攻击张居正不奔丧、不守制，置伦理纲常于不顾。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联名上疏，弹劾张居正“忘亲贪位”。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坦然地说：“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十月二十二日，吴中行、赵用贤分别被处以廷杖六十，并被逐出京城。艾穆和沈思孝被处以廷杖八十，流放充军。新科进士邹元标打抱不平，上疏求情，也被处以廷杖八十，发配充军。这样在明神宗的支持下，事情才渐渐平息下来。

张居正的权势如日中天，得以继续推行改革。大臣们对张居正排斥异己十分不满，但迫于形势，隐而不发。此后反对派散布各种流言蜚语，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按照旧例，每年冬天皇帝都要赐给朝臣貂皮帽以御风寒，这一项支出动辄花费数万缗。为了节省国库开支，张居正带头不带貂帽，革除了这项赏赐。一些人就说张居正吃春药过多，导致“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在张居正执政时期，不利于他的流言广为流传，令人不胜其眩。张居正以坚强的意志对这一切处之泰然，认为“浮言私议，人情必不可免”。他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称：“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也。”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因病去世，时年五十七岁。在临死前的一个月，他还上疏请求免去万历七年（1579年）以前老百姓积欠的赋税，并获准施行。明神宗赠其上柱国，谥曰“文忠”，下诏罢朝数日，以示悲痛。

张居正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开罪了一些权贵。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给反对派留下了口实。张居正死后，一些大臣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

一种观点认为，张居正身死受辱的真正原因是威权震主。张居正四面树敌固然对他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但并不足虑，明神宗对他态度的转变才是张居正悲剧结局的关键所在。

明神宗朱翊钧即位时年仅十岁，李太后就把教育培养朱翊钧的重任交给了张居正。张居正成为首辅后，一方面治理国事，一方面对神宗严加训导。张居正亲自指导神宗读书，为他安排课程，选拔有素养的大臣指导神宗的课业，与神宗建立起了深厚的师生之情。神宗视张居正为“擎天一柱”，对他极为敬畏，一向言听计从。因此张居正得以独擅权柄，成为有明一朝最有权势的内阁首辅。

随着年龄的增长，明神宗对张居正强硬的作风逐渐感到不满。一次神宗和身边的两个太监一起深夜里喝醉酒，在宫中嬉戏胡闹。次日神宗便受到皇太后的严厉斥责，张居正还出面将陪他玩耍的太监全部调走了。张居正还命神宗向全国百姓发布了一篇“罪己诏”，措辞十分严厉。此后神宗对张居正的感情慢慢就从敬畏转变为怨恨。

张居正当国十年，威柄震主，引起了明神宗的不满。张居正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张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去世后，神宗为了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就着手清算张居正。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言官弹劾潘晟，神宗便命潘晟致仕。潘晟是张居正生前所举荐的大臣，他的下台就是张居正失宠的信号。之后神宗经过多方权衡，决定拿与张居正一向交好的太监冯保开刀。张居正与大宦官冯保关系密切，冯保贪婪成性。张居正为了得到首辅之位，曾先后送给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二十万两。在冯保的鼎力相助下，张居正当上了内阁首辅，得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尽管张居正本人比较清廉，曾经拒绝过数以万计的贿赂，但是他与冯保之间的关系，给反对派留下了口实。

明神宗为了成为大权独揽的君主，首先就要摆脱张居正的影响。朝中的文武百官根据对张居正的态度而分为两派，一派拥护张居正，一派反对张居正。在反张派的眼里，张居正是伪君子和独裁者。在反对派的调唆下，同年十二月，神宗以欺君之罪，免去冯保东厂提督之职，抄没其家产。随后张居正重用的官员都被罢免，而从前反对张居正的大臣则重新得到任用。张居正呕心沥血所推行的改革，至此宣告彻底失败。

最为悲惨的是在张居正死后不到两年，明神宗又指责他“罔上负恩，谋国不忠”，下旨削去他的官职和谥号，剥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并查抄他的家产，甚至要“斫棺戮尸”。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司礼监太监张诚和刑部右侍郎邱橓奉旨前往江陵查抄张府。在他们还未到达江陵之时，荆州府、江陵县的地方官员就亲自到张府封门，张家的子女仆人躲在空房间里不敢出来，饿死了十多人。查抄张居正家产时更是锱铢必较，共计查出黄金万余两，白银十多万两，与当初预计的有很大出入。邱橓便用重刑拷问，硬要张家交出寄存在外的二百万两白银，还逼迫其家人招供寄存在曾省吾家白银十五万两、王篆家十万两、傅作舟家五万两。张居正的次子张懋修屈打成招，侥幸活了下来。长子张敬修不堪折磨自缢身亡，死前留下一封血书，记录了张府遭受不白之冤的惨状。

宫蚕图（局部）

明朝时期，我国的养蚕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此《宫蚕图》就生动地描绘了明朝时人们在室内养蚕的状况，颇具生活情趣。

张居正死后，明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一发而不可收拾，大明王朝日益衰颓。国衰思良臣，明熹宗朱由校于天启二年（1622年）为张居正平反，恢复生前官职，并追封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重新给以葬祭，张府房产没有变卖的一并发还。崇祯二年（1629年），明毅宗还赐予张居正后人官荫与诰命。

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

从嘉靖中期开始，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直接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全国各地商业的繁荣、商人资本的积累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特别繁荣的时期。

新作物传入

明太祖洪武末年，明朝的人口大致在6500万。而到了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朝的人口已达到1.5亿，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数字。人口的增长自然对农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农业的增长也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必备的条件。万历时期人口之所以能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正是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结果。

我国传统的粮食作物有稻、菽、麦、稷、黍五大类。据宋应星《天工开物》载：“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来（小麦）、牟（大麦）、黍、稷居什三。”自古以来，稻子是我国人民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在明代以前，大体上已经形成南稻北麦的生产格局。在明世宗嘉靖时期（1522年—1566年），随着长江流域的开发，麦类作物在南方水道产区的种植面积有所增长，稻麦轮作一年两熟的耕作方式已得到极为普遍的应用。与此同时，稻子在北方的种植也不断扩张，在直隶地区开垦了为数相当可观的水稻田。

除了传统的粮食作物，玉米、番薯等粮食新品种的引进和推广，为农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玉米又称番麦、西天麦、回回大麦，原产于美洲。在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以前，玉米就已由中亚传入我国，虽然很快在东南重要的粮食产区出现，但没有受到重视。到了嘉靖后期，玉米已经成为长江中上游流域山地，尤其是汉水流域山区重要的粮食作物。据田艺衡《留青日札》载：“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曰‘御麦’。干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粒如芡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嘉靖、万历时期（1573年—1620年），玉米的种植地区有贵州、四川、广西、甘肃、山东、陕西、河北等地。番薯又称白薯、红薯、金薯、红山药等，原产于美洲，于万历前期传入我国。甘薯具有抗旱、产量高、口味好等优点，适宜于较为贫瘠的旱地和山地。到了万历时期，已成为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四省重要的粮食作物。玉米、甘薯的产量较一般粮食作物要高，不与五谷争地，在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的传播。此外它们的传入与推广对提高粮食亩产量，从而增加粮食总产量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

在经济作物种植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的结构。花生作为重要的油料作物，它的传入具有很大的意义。而且花生适于在沙地生长，对于利用沿海、沿河以及其他沙滩地带，也有积极的意义。当时花生主要种植于江苏、福建、浙江等地。万历初年，棉花的种植已遍布河北、山东、河南、两淮等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已成为著名的产棉区。在松江地区，“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植棉，当不止百万亩”。棉花种植广泛，品种也日益增多，常见的有江花、北花、浙花、黄蒂、青核、黑核、宽大衣等。这一时期，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的植桑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湖州是植桑业的中心。与此同时，在江南等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传统的农业单一经营方式已被突破，出现了多种经营的方式，经济作物棉、麻、桑、蓝靛、茶树、甘蔗、蔬菜、果木、花卉等品种的种植日益广泛。很多农民在种植经济作物的同时还经常进行一些初级加工，或兼营其他副业，以获取更多的收入。在松江、苏州二府，棉作物的种植已经超过水稻的种植，“邑之民业，首藉棉布”。而在嘉兴、湖州二府，则是蚕桑的种植超过水稻的种植，“蚕或不登时，举家辄哭”。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地区需要邻近地区提供粮食，湖广、江西等地成为新的粮食生产中心，承担了向江南、福建、广东等地提供粮食的重任。唐宋以来，江南一直是最大的粮食产区，后谚云“湖广熟，天下足”。

嘉靖、万历时期，农业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长江下游三角洲等农业发达地区，人们更注意通过水利灌溉、扩大牛耕的面积、加大肥料的投入和培育高产品种等农业技术来提高粮食产量。在福建、浙江等地，双季稻已开始采取间作技术，形成早、晚稻二熟制。而早晚稻连作制，也在一些南方地区出现。南方稻田亩产一般为二三石，甚至有的地区可达到五六石。这一时期，轮作复种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提高粮食的亩产量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手工业的进步

明代中期以来，官匠制度发生变化，工匠可以用银代役，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生产率，同时使自由手工业者的数量得以扩大。随着农业的增长和商品流通的活跃，民间手工业生产也随之发展起来，到了嘉靖时期（1522年—1566年），民间手工业已居于主要地位，而且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经营方式都有显著的进步。

纺织业是明代最重要的手工业，分布十分广泛，“凡棉布存土皆有”。江南是棉纺织业的中心地区。以湖州来说，“正（德）嘉、（靖）以前，南溪仅有纱帕。隆（庆）、万（历）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变百出。”松江府地区是棉纺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俗务纺织，他技不多，而精线绫、三梭布、漆纱、剪绒毯，皆为天下第一。……百工众技与苏杭等。要之，松郡所出皆切于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松江府所出的一种“上阔尖细”的称作“标布”的棉布，盛行全国。与此同时，纺织业的生产技术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在轧棉方面，明初尚需要“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花”，万历时期（1573年—1620年）则改为四足脚踏缆车，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在纺线方面，从手摇纺车改为足踏纺车，有的地方甚至可以一手纺织四根以至五根线。

丝织业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到新的高度。丝织业要经过缫丝、络丝、牵丝、治纬和开织等诸多工序。到了这一时期，这些工序在工具与操作技术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如万历年间沈氏机户所改造的“纱绸机”所生产的纱绸“质细而滑，且柔绝海内外”，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当时的织机有两种：一种是织平面纹的腰机，另一种是织花纹的花机。其中花机机长达一丈六尺，其构造十分复杂，工作时要有两人协作，可织出画师所绘出的任何花纹和图案。再如福州的织缎机原为五层，弘治时期（1488年—1505年）改为四层，谓之“改机”，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从明朝中期以来，丝绸种类日益增多，有缎、锦、纱、罗、绸、绢、绫等数十种。江南地区是丝织业的中心，如苏州以花缎闻名，南京以素缎、云锦闻名，杭州以宁绸、线绉闻名，镇江以江绸、元青线缎闻名，湖州以花绉、素绉、绸等闻名。到了万历时期，苏州“家杼轴而户纂组”，集中了数量很大的丝织业工人。山西潞州府生产的潞绸名闻全国，有“西北之机，潞最工”之称。

冶铁业也得到极为显著的发展，有了大规模的生产和比较细密的分工。据嘉靖《徽州府志》载：“凡取矿，先认地脉，租赁他人之山，穿山入穴。……既得矿，先必烹炼，然后入炉。煽者、看者、上矿者、取钩沙者、炼生者，而各有其任。昼夜番换，约四五十人。若取矿之夫，造炭之夫，又不止是。故一炉之起，厥费亦重。”这一时期，冶铁炉具宏大，使用人力十分庞大，生产规模也很大。全国各地兴起了许多以制铁著称的城镇，如广东南海县佛山镇、檀丘市等。在钢铁生产技术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广泛利用煤为燃料，并使用装有活塞、活门的木风箱。尤为重要的是，炼铁炉与炒铁塘串联使用，减少了炒炼熟铁时再熔化的过程，节约了时间、降低了成本，是现代冶金技术的一个重要的起点。

繁华的都市

有明一代，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城市的各项娱乐活动也蓬勃发展起来。该图选自《南都繁会图卷》，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市集中戏曲表演的盛况。图中艺人在搭建的草棚中演出，观众在临时搭建的看台中，或站或坐，欣赏得津津有味。

这一时期手工业进步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民营手工业渐居于主要的地位。就纺织业而言，民间纺织手工业已远远超过了官纺织业，尤其是江南乡村纺织业主和手工业者皆因此而致富，一般百姓也依赖纺织而度日。可以说，私营纺织业已成为江南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陶瓷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明代陶瓷业以浙江龙泉、福建建窑、江西景德镇最为有名。明初在许多地方开设官窑，而到了嘉靖、万历时期，民窑的数量不断增加，超越了官窑。如在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生产中，出现了“官搭民烧”制度，部分瓷窑已开始为满足市场而进行生产，而景德镇已发展为瓷业的专业城市。其他如制盐、矿冶、采珠等官府控制较严的行业，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民营化的倾向。

国内外贸易的繁荣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嘉靖时期（1522年—1566年）、万历时期（1573年—1620年）商品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已经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

明代水陆畅达，为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交通条件。诚如明人宋应星所说，其时“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横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到明中后期，全国各地的水陆交通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伴随着道路交通的畅达，商品流通日益兴盛繁荣。嘉靖、万历时期，全国各地的商品往来十分频繁。据张瀚《松窗梦语》载：“列肆贸易者，匪仅田亩之获，布帛之需。其器具充栋与珍玩盈箱，贵极崑玉、琼珠、滇金、越翠。凡山海宝藏，非中国所有，而远方异域之人，不避间关险阻，而鳞次辐辏，以故畜聚为天下饶。”嘉靖《河间府志》更对北直隶（今河北）河间府的货贩行商的状况作了详细的记载：“河间行货之商，皆贩缯、贩粟、贩盐、铁、木植之人。贩缯者，至南京、苏州、临清。贩粟者，至自卫辉、磁州并天津沿河一带，间以岁之丰歉，或籴之使来，粜之使去，皆辇致之。贩铁者，农器居多，至自临清、泃头，皆驾小车而来。贩盐者，至自沧州、天津。贩木植者，至自真定。其诸贩瓷器、漆器之类，至自饶州、徽州。”由此可见，到河间贩卖货物的商人来自于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等地。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如此等等，充分反映出当时全国各地商品流通的盛况。

随着各地商业往来的加强，在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的地方便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业中心区。易地货贩的经营与商风习俗，一时大兴，并涌现出一批专门货贩的行商与坐地营销的坐贾商人。江南地区和福建是商业最为发达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货物都汇聚在此，十分繁华。明人王世懋《闽部疏》载：“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之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所仰给他省，独湖丝耳。”这些地区的产品向外输出的也很多，据张瀚《松窗梦语》载：“桑麻遍野，茧丝棉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求罗绮缯布者，必走浙之东也。”其他地方也涌现出相当多的商业中心区，如河间、保定、武安、开封等不一而足。岭南、滇中等边远地区的商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如广东“高、廉、处、琼、滨海诸夷往来其间，志在贸易”。

嘉靖、万历时期的国内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了地域分工的特点。在东南沿海地区和运河沿岸地区，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产品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据点，出现了不同地区之间专业性的商品流通。如江南地区的松江一带是棉布的生产中心，而其原料棉花则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北方。安徽芜湖以浆染业闻名天下，有“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之称，其浆染业的原料则多来自福建。苏州作为丝织业的中心，其原料蚕丝则来自浙江的湖州。

与此同时，内地与边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商业往来也有较大的发展。政府放宽了某些限制，使内地与边疆各民族的贸易出现了较为繁荣的景象，由单纯的官市贸易发展到多渠道的贸易，且民间的贸易日益超过了官市贸易。

在国内贸易发展的基础上，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也突破了官方朝贡贸易的限制，民间的私人海上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明朝初期，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限制私人的海外贸易活动。但这种朝贡贸易无法满足国内外经济发展的需要，许多朝贡国的商人经常违禁与沿海商民进行贸易。到了16世纪初叶，西方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先后东航，势力扩张到中国的沿海地区，刺激了东南沿海一带的海上贸易活动。于是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冲破了种种阻碍，迅速兴起，并取代了朝贡贸易。到了嘉靖时期，这种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得以迅猛发展，政府对此已经无力禁止。于是隆庆时期（1567年—1572年），政府开放海禁，承认了私人海上贸易活动。随着海禁的开放，沿海各地的海外贸易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明人周起元《东西洋考》记载：“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很显然，开放海禁以后民间前往南洋各国的贸易活动是极为活跃的，对国家和民生都十分有利。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响了欧洲工业技术的革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明代中期以来，白银代替了铜钱、钞币（纸币），成为通行的主要货币。嘉靖时期，朝野上下普遍用银。民间不仅大的交易用银，小的交易也都使用碎银。朝廷在田赋、徭役、工商业税、海关税乃至官吏俸禄、国库开支等方面也大都是以银折价，以银计算。此时无论商品大小，都用银两表示价格，一改以往用铜钱表示物价的制度。这一时期，海外白银的大量输入，大大增加了国内白银的储藏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对正在演变的明朝货币制度起到了催化作用。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城市与商人集团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明代中后期城镇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商业发达的城市，还兴起了很多市镇。

南北两京，由于居民的增加和消费能力的提高，商业极为繁荣，人口皆在百万以上。嘉靖时期，北京的商业十分繁荣，“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中外的商品源源不绝地运往北京。北京的商业已不再局限于九门之内的东、西二市，前三门以南一带成为了重要的商业区。除此之外，正阳门外有猪市、煤市，崇文门外有花市、米市、柴市，宣武门外有菜市、骡马市等，这些地方都已成为当时十分重要的行市和集市。北京作为明朝的政治中心，是达官贵人的聚集地，消费水平十分高，除日常消费品外，较高档的消费品如绸缎、皮裘以及珠宝等奢侈品也在城市中成行成市。为了给全国各地进京参加会试的举子提供食宿，在北京城南商业区内纷纷设立以籍贯为特征的会馆。这些地方还成为各地在京官员和商人的社交场所，大大促进了京城商业的繁荣。在各地省、府、县所在地，会馆也纷纷设立，推动了当地商业的发展。而南京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

在两京之外，还有许多繁华的大城市，散布在长江两岸、运河岸边、东南沿海等地，如苏州、杭州、德州、济宁、徐州、淮安、扬州、嘉兴、湖州、宁波、福州、泉州、漳州、广州、饶州、九江、芜湖、徽州、武昌、开封、潞安、太原、西安、成都等。这些城市的繁荣或者是因为有其发达的手工业为基础，或者是因为其地处水陆交通要冲，或者是因为其具有某一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位，或者是因为其地处沿海地区，有通商海外的便利条件。如苏州、杭州等城市，因为漕运而带来了许多商机，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地区的丝织业、棉纺织业以及其他家庭手工业都居全国之首，是明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从而使这些地区商货辅辏，商业的发展尤为迅速，是明代城市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很明显，此时城市经济的发展南北是不平衡的，北方的工商业城市比较少，而南方则占了绝大多数。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江浙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市镇。在明代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以后，江南市镇发展最快。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涌现了一大批较为著名的市镇，如福山镇、梅李镇、黎里镇、平望镇、同里镇、盛泽镇、南浔镇等。这些市镇大多是在草市或村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烟繁庶，到了嘉靖时期，有的市镇甚至已达到上万户的规模。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成为闻名全国的四大专业性市镇，合称“天下四大镇”，俨然已成为新兴的商业城市。由城市到市镇，再到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构成了一个个较大的地区贸易网络。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自明代中期以后，弃农经商现象日益增多。到了嘉靖时期，出现了弃农经商的浪潮，不仅商人的人数较以往有了成倍的增长，而且还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其中尤以徽商和晋商最为著名，财富称雄于天下。徽商源自安徽南部的徽州府（今安徽歙县），地属山区，人多地狭，百姓遂多出外经商。当地物产丰富，木器、漆器、茶、文具等特产都闻名全国，为商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绝好的物质条件。再者徽州与全国经济最为发达地区苏、浙一带毗邻，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交通非常便利。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徽商实力勃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有“无徽不成镇”之称，一些徽商还把生意发展到海外。徽州经商之风盛行，“其俗男子受室后，尊者即督令行贾，无赢折皆不得速归。久者数十年，近亦逾纪”。 徽商以贩盐为主，兼营粮、棉、丝、茶等多种贸易，很多人通过与官府的合作成为豪富。晋商指山西商人，他们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迅速积累了资本，势力经久不衰。此外还有江右商、洞庭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陕商等。万历时期，“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致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这些商团以巨大的商业资本，经营着大宗商品贸易和远途贩运，并进入生产领域，控制着手工业者的生产活动，还经营典当等金融行业，有力地促进了各地商品流通，繁荣了商品经济。这些商人集团，在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一直操控着中国的商业和市场。

败亡：无法阻挡的命运

张居正改革失败后，朝政遂一蹶不振。大地主集团贪得无厌，生活糜烂，疯狂地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致使贫富极端分化，土地高度集中。广大的百姓因不堪忍受暴政，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在明王朝国事衰颓之际，我国东北境内的女真族（后称满洲）崛起，并随着其军事力量的强大，严重威胁到明王朝的统治。大明帝国摇摇欲坠地走向灭亡的深渊。

万历三大征

张居正去世后，明神宗就开始亲政。他采取非常手段，摆脱了冯保、张居正的影响和控制，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万历皇帝在十二年的时间里，在东北、西北、西南取得了三次重大的军事胜利，史称“万历三大征”。这三次战役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使明朝元气大伤。据史料记载：“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更为糟糕的是，万历皇帝志得意满，越发开始怠于政事。

平番得胜图（局部）

明神宗万历三年（1575年），甘肃西南部少数民族攻打洮州（今甘肃临潭西），明政府派固原（今宁夏固原）总兵官领河州（今甘肃临夏）兵马前去镇压。该图即反映了明军从固原发兵的场景。

宁夏之乱

哱拜原是蒙古鞑靼部人。嘉靖中期，他得罪了酋长，以致其父兄皆被酋长所杀，“（哱）拜伏水草中得免”，投奔明朝守备郑印。他作战勇敢，多次立功，被提升为参将，独自统率一军。万历十七年（1589年），朝廷提升哱拜为副总兵，后致仕，职位由他的儿子哱承恩承袭。哱拜虽然致仕，但“平居恒多蓄苍头军”。

万历十九年（1591年），蒙古火落赤、真相等部入侵洮州（今甘肃临潭西），副总兵李联芳阵亡，边关告急。蒙古骑兵先后侵占临洮、河州、渭源地区，大败总兵官刘承嗣。河套地区的卜失兔也率部“欲驱青海”，与火落赤等相呼应。朝廷得知后，派郑洛为七镇经略。万历十九年（1591年）二月，经略郑洛从宁夏调兵，支援甘肃。宁夏巡抚党馨派土文秀率兵支援。哱拜恐怕土文秀不能独当一面，向经略郑洛请求，率所部三千人与儿子哱承恩从征，得到郑洛的同意。宁夏巡抚党馨对哱拜自荐领军出征一事极为反感，百般刁难。哱拜部众所骑的军马羸弱不堪，党馨也不许调换，宁夏镇有多余的军马也不肯拨给哱拜，因此哱拜心怀不满。

洮河战事平定后，哱拜父子回到宁夏。哱拜见沿途明军都不如自己的军队，此后越发骄横。宁夏巡抚党馨经常压制哱拜。哱拜回到宁夏后，不仅没有叙功，还被追究冒领军饷的罪责。哱承恩强娶民女为妾，受到党馨的责罚。土文秀和哱拜的义子哱云等也因升官之事未能如意，而对党馨怀恨在心。

当时戍守宁夏镇的兵将长期领不到军饷，对朝廷心怀不满。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哱拜纠合儿子哱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人，唆使军锋刘东旸发动叛乱。叛军杀死了巡抚党馨及副使石继芳，放火焚烧了衙门，并释放了所有关押的囚徒。叛军威胁总兵官张惟忠以党馨“扣饷激变”上奏朝廷，并索取敕印，张惟忠被迫上吊自杀。叛军控制了宁夏城（今宁夏银川），叛军首领刘东旸自称总兵，哱拜为叛军主谋，任哱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总督魏学曾得知此事，派手下张云、郜宠劝哱拜等人投降。刘东旸对张云说：“如果朝廷能封我做宁夏总兵，并世代承袭，我就愿归顺。否则我就将联合河套地区的鞑靼部落进军潼关。”

叛军以许花马池一带听其住牧为诱饵，得到套部蒙古首领著力兔等人的相助，实力大大增强，整个陕西都为之震动。叛军大肆出击，叛乱全面爆发。哱承恩进攻玉泉营（今宁夏吴忠以西），俘获了守将游击傅垣。此后，叛军陆续占领了中卫（今宁夏中卫）、广武（今宁夏青铜峡附近），守军参将熊国臣等弃城而逃，大大助长了叛军的气焰。叛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横扫了黄河以西的大片地区。

叛军将领土文秀在平虏遭到明军将领萧如薰的坚决抵抗，接连几个月也未能取胜。萧如薰的夫人杨氏是尚书杨兆之女，非常贤淑。为了帮助丈夫守城。她变卖了自己的首饰，购买食物来犒劳将士。哱云联合河套鞑靼首领著力兔一起猛攻平虏城。萧如薰在平虏城下设下伏兵，引诱叛军进入包围圈，之后又突然率大军杀了个回马枪。萧如薰身先士卒，亲手射死了哱云。叛军群龙无首，四散而逃。萧如薰乘胜出击，攻破著力兔大营，俘获了大批敌军和牲畜。之后著力兔再次组织大队人马攻打平虏城。萧如薰在朝廷派来的援军的配合下，再次大败著力兔，使平虏城得以保全。

正史史料

万历（二十年）三月戊辰，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杀巡抚都御史党馨、副使石继芳，据城反。辛未，王家屏致仕。壬申，总督军务兵部尚书魏学曾讨宁夏贼。戊寅，赐翁正春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甲辰，总兵官李如松提督陕西讨贼军务。甲寅，甘肃巡抚都御史叶梦熊帅师会魏学曾讨贼。撦力克擒贼，叩关献俘，复还二年市赏。……九月壬申，宁夏贼平。……十一月戊辰，御午门，受宁夏俘。十二月甲午，以宁夏贼平，告天下。

——《明史·神宗本纪一》

三月初四，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之命，率大军前往驰援。叛军渡过黄河，向东欲攻取灵州（今宁夏灵武）。灵州守将吴世显与叛军勾结，幸亏参将来保誓死守城，灵州才未落入叛军手中。李昫亲率大军驰援灵州，派游击赵武率军前往攻打鸣沙州（今宁夏中宁东北），并派兵扼守黄河，防止叛军向南逃窜。这次战斗俘获了叛军八人，船十八艘，大大打击了叛军的气焰。三月底，明军六路进攻，包围了宁夏。

四月，总督魏学曾派大军围攻宁夏城。战斗十分激烈，双方各有伤亡。朝廷从各地征调大军，防止宁夏叛军与套部蒙古势力合兵。朝廷命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任朱正色为宁夏巡抚，由甘肃都御史叶梦熊协助剿敌。明军先后收复了中卫、玉泉营等四十七处营堡。套部蒙古引兵马支援叛军，叛军在蒙古的支持下进逼玉泉营。在李昫的大力支持下，玉泉营才得以保全。

六月，魏学曾用兵两月，也未能攻下宁夏城。明神宗下诏赐总督魏学曾尚方宝剑，授予生杀大权，全力平叛。都御史叶梦熊特调神炮火器四百车赶到宁夏，并征调苗兵御敌。浙江巡抚常居敬也率领浙江兵马开赴宁夏。明军兵分五路，向宁夏城开始了总攻。之后御史梅国桢、总兵李如松率领辽东、宣府、大同等地部队到达宁夏。梅国桢在城南树立了受降旗。

七月，朝廷将魏学曾撤职，任叶梦熊为宁夏总督。各路援军在总督叶梦熊的带领下，将宁夏城团团围住。明军击退了套部蒙古势力，将他们逐出塞外，叛军失去外援。七月底，明军决定水攻宁夏城。明军在宁夏城周围修建了一道与城墙平行的堤堰，之后掘开黄河大堤，把中间的空地灌满水。堤堰完工时长度有5.63千米，水深达2.74米，不久后部分城墙开始崩塌。八月，叛军势单力孤，城中缺粮，士兵开始杀马而食，百姓开始吃树皮，不少人被活活饿死，人心惶惶不安。九月初，城墙崩毁。九月初八，明朝大军对宁夏城发起总攻。官军水淹北关，又调集舟筏假装进攻北关，吸引了叛军的主力部队。同时萧如薰与李如松率领各部人马突然进攻宁夏城南关，一举攻破了南关。叛军内部发生火并，刘东旸杀死土文秀，哱承恩、周国柱又杀死许朝、刘东旸。李如松率领明朝大军乘机攻入宁夏内城。九月十七日，哱承恩到南门请降，明军将叛军总头目哱拜的府邸团团围住。哱拜走投无路，合家自焚而死。他的儿子哱承宠、养子哱洪大等均被明军所俘。至此长达七个月的哱拜之乱终于平息。

神宗收到捷报，喜出望外，登午门受贺。十一月，神宗下旨，将哱承恩、哱承宠、哱洪大等人凌迟处死，同时大赏叶梦熊、梅国祯等有功之臣。

播州之乱

播州（今贵州遵义）山川险要，广袤千里。唐乾符三年（876年），南诏国入侵，攻陷播州。唐朝廷募人收复播州，太原人杨端应募率军大败南诏兵，收复了播州，在当地享有崇高的声望。朝廷将杨端封为武略将军。此时天下大乱，朝廷无暇顾及边疆，杨端的后代子孙得以世代掌管播州。宋代时期，杨氏后代仍然占据播州，向宋朝廷称臣。到元朝时，杨氏后代杨邦宪被朝廷封为播州宣慰使。

明朝初年朝廷封杨氏后代杨锵为播州宣慰司使。播州宣慰司辖有草塘、黄平两个安抚司，以及真州、播州、余庆、白泥、容山、重安六个长官司等，地域广阔，有田、张、袁、卢、谭、罗、吴七姓，世袭各级土官。这七姓大多与杨氏有姻亲关系。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杨烈承袭父职。此后杨烈与朝廷发生矛盾，斩杀朝廷官员，发动叛乱。明军派兵前往镇压，经过十余年的用兵，才平息了叛乱。隆庆五年（1571年），杨烈去世，他的儿子杨应龙袭职。杨应龙任职后多次随明军出征，因军功受到朝廷的褒奖。

万历十三年（1585年），杨应龙向朝廷进献六十根珍贵的木材。明神宗十分高兴，赏赐杨应龙大红飞鱼服，加都指挥使衔。杨应龙见明朝驻守四川的官军兵力薄弱，就萌发了野心，想占据整个四川，独霸一方。他在自己的府邸雕龙饰凤，又擅用阉宦，俨然是一个土皇帝。杨应龙宠爱小妾田雌凤，怀疑妻子张氏不忠，将妻子赶出家门。不久，杨应龙乘醉酒之时杀死了妻子张氏和她的母亲，并屠其全家。杨应龙生性猜忌，阴狠嗜杀，酷爱杀人立威，在播州施行残暴的统治。他还勾结苗族人为羽翼，到处抢掠。

杨应龙的跋扈行为，引起贵州巡抚叶梦熊的警惕。万历十八年（1590年），贵州巡抚叶梦熊向朝廷上奏杨应龙的种种劣迹。巡抚陈效也上奏朝廷，说杨应龙犯下大罪二十四条。此后杨应龙之妻的族叔张时照以及其部下何恩、宋世臣又向朝廷上奏杨应龙谋反。叶梦熊主张出兵围剿，但四川当地官员大多认为杨应龙兵强马壮，且屡立战功，取胜并非易事，主张予以安抚。

此后杨应龙就时叛时降，喜怒无常。朝廷也举棋不定，没有对杨应龙采取有力的对策。万历二十年（1592年），杨应龙被俘。依照明朝法律，杨应龙应被处以死刑，但杨应龙请求用两万两银子赎罪，御史张鹤鸣等人坚决反对。当时正逢倭寇入侵朝鲜，朝廷在各地征兵进行抗倭战争，杨应龙自请带兵征讨倭寇。于是明神宗释放了杨应龙，让他戴罪立功。杨应龙重获自由后，又出尔反尔。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巡抚王继光奉命进剿杨应龙的叛军。杨应龙一面假装向明朝投降，说愿意出钱赎罪，一面又偷偷地带领苗族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一路上奸淫掳掠，搜刮百姓。王继光被叛军所败，明军死伤惨重，军资、器械大多被叛军所得。朝廷将王继光革职查办，任谭希思为四川巡抚，与总兵刘承嗣联合贵州部队，相机围剿。御史薛继茂上疏主张安抚杨应龙，而杨应龙也上奏自辩，并派心腹到北京贿赂大臣。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兵部侍郎邢玠奉命来到四川，调查杨应龙的罪行，得知永宁、酉阳等地都为杨应龙所控制。邢玠向杨应龙发出檄文，晓谕他如能归顺，则免他一命；如负隅顽抗，则悬赏万金，购买他的项上人头。此时杨应龙所网罗的地方势力都因杨应龙的叛变而得利，坚决反对投降，以致这些文书都被人中途拦截，没有被杨应龙看到。

杨应龙谐鸾凤佳配

明朝万历年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与张真人之女完婚。杨应龙大摆筵席，女乐笙歌，龙凤呈祥。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贵州总督邢玠命王士琦招降杨应龙。杨应龙派弟弟杨兆龙到安稳，向朝廷表示自己愿意投降，只是怕安稳的百姓会对自己不利，请求到松坝受降。王士琦同意了杨应龙的请求，派人来到松坝。杨应龙果然自穿囚服，跪地郊迎，并将部下黄元、阿苗等十二人缚献请罪。朝廷判杨应龙处斩，但仍允许他“输四万金助采木”赎罪。朝廷免除杨应龙的死罪，将他革职，而将黄元等人问斩。此时倭寇尚未平定，大部分朝臣主张安抚杨应龙，以专心抵御倭寇。明神宗也念杨应龙曾有功于朝廷，对他从宽发落。而杨应龙却并无悔意，以次子杨可栋之死为借口，不肯缴纳全部的赎金。之后他派士兵到各处抢掠，勾结苗人据险而战。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杨应龙在苗人的相助下，在兴隆、都匀等地肆虐行凶。他还派其弟杨兆龙占据黄平，气焰十分嚣张。次年杨应龙的叛军抢掠江津县及四川南部地区。年底杨应龙带兵围攻合江，杀死了仇人袁子升。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重庆知府王士琦升任兵备使，奉命征讨倭寇，离开四川。杨应龙乘机率领苗兵在贵州高坪、洪头等地杀掠。之后还侵入湖南，大肆抢掠，荼毒地方，以致民怨沸腾。四川巡抚谭希思在綦江、合江（今四川泸州东）设置防备守军，布置围剿事宜。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初，贵州巡抚江东之命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率兵围剿杨应龙。杨应龙令其子杨朝栋、其弟杨兆龙、何汉良等在飞练堡抗击明军。明军大败，杨国柱及经略潘汝资被叛军杀害。朝廷将江东之革职，派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四川、湖广、贵州三省兵事，并征调麻贵、陈璘、董一元等抗倭将领南征，回军讨伐杨应龙。六月，杨应龙乘明军未调齐之机，举兵攻下綦江县。杨应龙纵兵在城中抢掠，将城中老弱百姓全部杀害，尸体被投入江中，以至江水都变成了红色。明神宗得知綦江县被叛军攻破，将四川巡抚谭希思革职，下旨征讨杨应龙。十月，总督李化龙奉命进驻重庆，布置军务。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杨应龙调集数万大军，兵分五路，攻打龙泉司（今贵州凤冈）。守备杨惟忠自知不敌，弃城而走。杨应龙攻下龙泉司，后因明兵全力反击，撤兵而走。这时朝廷从延宁四镇、河南、山东、天津、云南、浙江及广西所调的军队先后来到，明军士气大盛。总督李化龙将明军分为八路，讨伐杨应龙。二月十二日，八路明军大举进发。苗族兵看到明军的阵势，大为震惊。总督李化龙在重庆督战，命各路将领不可滥杀，也不可轻信诈降。

二月十五日，明将刘綎进兵綦江，连破楠木山、羊简台、三峒天险。杨应龙之子杨朝栋率数万苗族军抵抗，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刘綎大败杨朝栋，杨朝栋率领残兵败将逃走。三月十二日，明军又攻克了乌江关，次日又收复了河渡关。此后战况日益激烈，明朝将领杨显、陈云龙、阮士奇等先后阵亡，明军死伤惨重。朝廷得知后，将总兵童元镇逮捕治罪。三月底，刘綎攻占娄山关。娄山关的位置十分险要，是叛军的门户。四月，杨应龙率军想夺回娄山关，都未能成功。刘綎进占娄山关后，连破龙爪、海云，兵压天险海龙囤（今贵州遵义西北）。其他几路明军也先后攻下了青蛇囤、大水田等地。杨应龙见败局已定，向各路明军发出投降文书。总督李化龙通告各路明军斩杀杨应龙的来使，将降书烧毁。四月底，八路明军在海龙囤会合。六月初五，刘綎身先士卒，大破海龙囤土城。杨应龙知大势已去，与他的两个姬妾一起上吊自杀，他的儿子杨朝栋等人也被明军所俘。明军攻入城内，播州之乱平息了。十二月，明军到北京献俘。神宗下令将杨应龙的尸体肢解，将杨兆龙、杨朝栋凌迟处死。朝廷将播州“改土归流”，直接派“流官”管理，并将播州分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别属四川省、贵州省，从而结束了杨氏在播州长达七百多年的世袭统治。

正史史料

（二十年）五月，倭犯朝鲜，陷王京，朝鲜王李昖奔义州求救。六月丁未，诸军进次宁夏，贼诱河套部入犯，官军击却之。秋七月癸酉，免陕西逋赋。甲戌，副总兵祖承训帅师援朝鲜，与倭战于平壤，败绩。甲申，罢三边总督魏学曾，以叶梦熊代之，寻逮学曾下狱。八月乙巳，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备倭军务。己酉，诏天下督抚举将材。……冬十月壬寅，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充防海御倭总兵官，救朝鲜。

——《明史·神宗本纪一》

朝鲜之役

16世纪中期，日本经过近百年的战争，基本实现了地域性的统一。各地霸主进一步争取全国的统治权。控制尾张国的织田信长大败群雄，于1568年率大军进入京都。1582年，织田信长的家臣明智光秀发动叛乱，智田信长自焚而死。织田信长的部将羽柴秀吉（丰臣秀吉）得知织田信长自焚后，率四万大军攻打明智光秀。织智光秀大败后，切腹自杀。羽柴秀吉便继承了织田信长的事业，于1584年与冈崎领主德川元康结盟，统一了日本。1585年，朝廷任命羽柴秀吉为“关白”（摄政），兼太政大臣，赐姓丰臣。

丰臣秀吉掌握了朝政大权。此时日本经济发展很快，封建主和商人都要求向外扩张。为了满足封建主和商人的贪欲，丰臣秀吉积极向外扩张，把矛头首先指向朝鲜，妄图先灭亡朝鲜，再进攻中国。明朝政府获悉这一情报后，转告了朝鲜，但时任朝鲜国王李昖怠于政事，不作防备。

万历十八年（l590年）冬，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李昖，宣称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强迫朝鲜臣服，并充当入侵中国的先锋部队。中朝两国一向通过朝贡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朝鲜拒绝了丰臣秀吉的要求。万历十九年（1591年）底，丰臣秀吉决定入侵朝鲜。

万历二十年（l592年）正月，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出征朝鲜的命令。十八万日军兵分九路，“舟师数百艘”，向朝鲜进发。小西行长率领一路日军于四月十二日在朝鲜釜山登陆。紧接着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率大军先后在釜山登陆。朝鲜国王李昖长期沉湎于酒色，不理政事，国家军备松弛，与日军交火总是望风溃败。日军占领釜山后，分兵进犯，以势如破竹之势连克诸州县。在登陆后不久，日军就占领了王京（今首尔），朝鲜国王李昖被迫逃往义州。之后平壤陷落。日军经过长期内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加之武器先进，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几乎侵占了朝鲜全境。日军“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库，荡然一空，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李昖急忙遣使向明王朝告急，要求出兵援助。大部分大臣认为“朝鲜属国，为我藩篱，必争之地”，主张派兵支援朝鲜。朝廷于是决定出兵援朝抗倭。

万历二十年七月，明朝派副总兵祖承训、游击史儒率五千人支援朝鲜。明军因为对地形不熟，又遇上大雨，道路泥泞难行，最后被日军所败。结果史儒力战而死，祖承训只身逃回，明军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北京，朝廷震动。明神宗决定增加兵力，任命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总兵官，前往支援。当时李如松尚在宁夏平定叛乱，便由宋应昌去山海关集合抗倭部队。兵部尚书石星对战争缺乏取胜的信心，派沈惟敬到平壤和日军将领小西行长议和。小西行长为了麻痹明军，诡称：“天朝幸按兵不动，我亦不久当还。当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尽归朝鲜耳。”

十二月，李如松从宁夏来到东征军中，为援朝东征提督，部署军事。沈惟敬将日军将领小西行长的和谈条件转告给李如松，主张退军。李如松怒斥沈惟敬奸邪，将他关在军营，拒绝了日本的和谈条件。宋应昌制定了军令三十条，严明军纪，其中规定，凡损坏民间一草一木者，一律处以死刑。当时大军尚未集齐，李如松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先带领四万多人东渡鸭绿江，浩浩荡荡赶赴朝鲜，于次年正月抵达平壤城下。平壤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日军在城墙上设有炮台，并用鸟铳等新型火器进行防守。正月初八，李如松下令攻城，日军据城死守，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日军炮石如雨，李如松见明军前锋稍有退却，就立刻斩杀了一名先退的士兵，之后明军继续奋勇攻城。李如松当机立断，组织敢死队登梯攻城。李如松部将杨元突入小西门，李如松则率军攻入大西门。在战斗中，明将吴惟忠胸中铅弹，仍大呼杀敌。李如松的坐骑被炮石击毙，立刻换马再战，又坠入沟壑，仍镇定自如，指挥杀敌。明军士气高昂，奋勇拼杀，日军终于抵挡不住，乘夜逃跑。明军乘胜追击，杀敌数千，取得了平壤会战的胜利。

随后李如松与朝鲜军队并肩作战，相继收复了开城、平安、黄海、京畿、江源等地。日军退守王京。平壤大捷后，李如松产生了轻敌思想，误信朝鲜人“贼弃王京遁”的谎报，率领轻骑直奔王京，结果在离王京三十里处的碧蹄馆，遭到日军的伏击。明军伤亡惨重，幸好杨元所率的一支明军闻讯赶到，日军才仓皇撤离。经此一战，明军精锐大减。

平壤大捷使朝鲜由被动走向主动，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军连失平壤、开城后，军粮不足，不敢恋战，只好放弃王京，退守釜山。

丰臣秀吉为了诱使明朝撤兵，假意与中国议和。日军一面与明朝议和，一面进军咸安、晋州，直逼全罗道。李如松命令诸将不得松懈，全力打击日军。正当抗倭战争即将取得彻底胜利的关键时刻，明廷内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的主和派这时占了上风，再次派沈惟敬与日本议和。双方议定日军退出朝鲜后，明军也撤主力回国。这样明朝政府不顾朝鲜方面及朝中有识之士的反对，留下刘綎率领四川兵帮助朝鲜世子防守，其他部队全部撤回国内。

事实上丰臣秀吉提出议和只是权宜之计。直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日军仍未完全从釜山撤军。明朝廷决策上的错误，贻误了有利的战机，使日军有了喘息之机。丰臣秀吉重新整顿军备，决定再次入侵朝鲜。万历二十五年正月，丰臣秀吉征调水陆大军共十四万，第二次进军朝鲜。明神宗任命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佥都御史杨镐为经略，麻贵为备倭总兵官，率大军东征。

明军抵达朝鲜后，赶赴王京。这时朝鲜政府内部党派相争，被日军反间计所乘，罢免了著名水军将领李舜臣的职务，改派懦弱无能的元均迎敌。李舜臣苦心经营的闲山岛要塞被日军攻破，元均被日军所杀。此后全罗道的重镇南原、忠州等地相继失守，王京岌岌可危。

十二月，邢玠会集各军正式发起进攻，但因指挥无方，明军没有能取得应有的战果。次年正月，主帅杨镐指挥不力，明军在位于釜山东北的蔚山再遭败绩，折损两万余人，余部撤回王京。面对这种形势，明廷只得再次易帅，罢免了杨镐，任天津巡抚万世德为经略，增派部队赴朝驰援。

总督邢玠总结水军力量不足的教训，专门招募江南水兵，以增强军事力量。万历二十六年（l598年）二月，邢玠兵分四路，中路李如梅（后以董一元代），东路麻贵，西路刘綎，水路陈璘，“各守汛地，相机行剿”。此时日军盘踞朝鲜已达七年之久，战线长达一千多里，士兵疲敝，粮草供应不足。丰臣秀吉为了支撑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国内征兵数十万，赋税沉重，引起民怨沸腾。士兵们普遍厌战，投降明军的人越来越多。

同年七月，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士气更为低落，阵脚大乱。加藤清正率兵先逃，明军乘机追击。明将陈璘、邓子龙会同朝鲜名将李舜臣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海战。在釜山南海，中朝军队大破日军。在激战中，七十多岁的老将邓子龙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最后与李舜臣一同战死疆场。日军落荒而逃，五百艘日船仅逃回五十艘。十二月，日军全部被赶出朝鲜。

这场援朝战争前后历时七年，约有数十万人客死异乡，朝廷也“糜饷数百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对于确保明代的海防与东北边疆有着重大的意义。

园林仕女图嵌螺钿黑漆屏风

屏风通常用于分隔较大的空间，阻隔视线，有一定的装饰功能。该屏风上绘仕女多人，她们或下棋、或踢球、或骑马、或泛舟。此屏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国本之争与三大案

万历时期，明神宗与群臣之间为“国本之争”展开了十多年的对立。“国本之争”平息后，围绕着皇帝宝座的争夺，在皇宫内又接连发生了三件疑案，这就是“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这几件大事彼此牵连，环环相扣，对明朝后期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争国本

早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朝臣就开始“争国本”，即群臣要求明神宗早日确定皇长子太子地位的谏诤。立太子本是皇帝家事，外人不能也无权干涉，但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却持续了十几年，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姓王，万历六年（1578年）被册立为皇后。王皇后为人贤淑，却不为神宗所宠爱，在皇后之位四十多年里也没有生下一男半女。神宗的长子朱常洛出生于万历十年（1582年），母亲王恭妃原是慈宁宫的宫女。一次神宗来到慈宁宫索水洗手，王氏侍候神宗洗手。神宗一时兴起，便私下里宠幸了王氏，后来王氏便怀孕了。李太后见王氏体形发生变化，追问下得知此事。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对宫女“有私欢，必有赐赍”，随侍的文书房宦官在内起居注上记录下来，以备以后查核。神宗嫌弃王氏身份低微，再加上自己并不是真心喜欢，便矢口否认此事。李太后便命人拿出内起居注，让神宗自己看。神宗看见白纸黑字，无法抵赖，便只能低头承认。李太后在旁边劝慰道：“我已经老了，想早点抱孙子。如果王氏能生个皇子，这也是祖宗有灵，何必要隐瞒呢？”神宗这才勉强封王氏为恭妃。同年八月十一日，恭妃生下一个儿子，这便是神宗的皇长子朱常洛。

正史史料

（万历二十年）冬十月己卯，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封诸子常洵福王，常浩瑞王，常润惠王，常瀛桂王。诏赦天下。

——《明史·神宗本纪二》

明神宗幼年丧父，其生母慈圣李太后集慈母严父之职于一身。所以神宗对李太后非常敬重，唯命是从。然而神宗对王恭妃没有什么感情，册立其为恭妃也只是迫于母亲的压力。恭妃生下儿子后，神宗长期不给其进封位号。恭妃带着皇长子僻居别宫，很长时间也见不到神宗一面。皇长子朱常洛在神宗心目中也没有什么地位，“一应恩礼俱从薄”。

按照明朝礼法，继承皇位的顺序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最看重嫡子和长子。当时明神宗已有王皇后和刘昭妃，但二人都不曾生养，因而朱常洛出生后便有了皇长子的名分。由于皇太子是储君，是国家的根本，太子一立，就可以杜绝旁人对于皇位的觊觎，因此朱常洛一出生，皇太后与廷臣们便都想到了立储问题。李太后和满朝文武大臣都把朱常洛当作皇位继承人，但明神宗借口皇后还年轻，说不定能生出一个嫡皇子来，不愿意立朱常洛为太子。

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明神宗的宠妃郑妃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使朱常洛“准皇位继承人”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郑妃是大兴人，在万历初年进宫。她容貌过人，且聪明机警，深受神宗的宠爱，于万历十四年三月被封为贵妃。朱常洵排行老三，但因为神宗的第二子早夭，实际上是皇二子。郑氏母凭子贵，被封为皇贵妃。神宗对朱常洵十分宠爱，以致“皇三子”的地位要远远高于“皇长子”。

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指出，恭妃先生下皇长子，现在反而位居郑妃之下，这于情于理都不合适，请求明神宗收回进封郑氏为皇贵妃的成命，进封王恭妃为皇贵妃。神宗看到奏疏后怒火中烧，立即下旨把姜应麟下放到边疆地区任杂职。

李太后得知此事十分不快。一次明神宗去慈宁宫向母后问安，李太后故意问他：“大臣们都主张尽早立朱常洛为太子，你打算怎么办呢？”神宗说：“他是宫女的儿子。”太后怒道：“母以子贵，分什么等级？你不也是普通宫女的儿子吗？”神宗惶愧伏地，无以自容。

明神宗不敢拂逆母后，便借口皇子们年龄还小，等到皇子们长到十五岁再谈册立之事，以此来延迟册立皇太子的时间。据《先拨志始》载，当时北上西门（紫禁城西北门）之西，有大高元殿，殿中供奉真武大帝，“颇著灵异”。神宗和郑贵妃曾到大高元殿谒神盟誓。神宗在殿中写下将来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密誓”，并“御书一纸，封缄玉盒中”，交给郑贵妃保管，这就是所谓的“玉盒密约”。因为神宗一直想立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所以对长子朱常洛非常冷淡。按照常规，皇子七八岁时便应出阁读书学习，而朱常洛直到十三岁时才在群臣的力争下正式出阁接受教育。

明神宗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封建王朝的长子继承制，不利于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遭到了朝中恪守礼法的官员们的一致反对。内阁首辅申时行上疏，请求将皇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其他大臣也纷纷上书附和。神宗十分生气，许多官员因此而获罪。

群臣一次又一次地上疏，“请立东宫”的奏疏像雪片般地传递上来。明神宗虽然采取各种手段来压制这种舆论，但却没有什么成效。神宗又提出三王并封，意欲将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的地位。此事在朝中引起激烈的反对。他们首先把反对的矛头对准当时的内阁首辅王锡爵，说他破坏祖宗礼法。王锡爵被迫致仕还乡。王锡爵辞职之后，反对“三王并封”的奏疏像雪片一样飞来，神宗只好打消了“三王并封”的念头。神宗觉得这些臣子是故意与自己作对，从万历十八年（1590年）以后便开始消极怠政，不上早朝，也不出席经筵。

朝中大臣由于立太子的问题，分为两派：一批拥立“皇长子”为太子；一派拥立“皇三子”，此派与郑贵妃互通声气。因此使得朝廷之中，党争不绝。直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在慈圣皇太后的直接干预下，明神宗才极不情愿地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太子的几个弟弟也同时受封，皇三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这时朱常洛已经二十岁了。次年皇太子朱常洛纳郭氏为皇太子妃。

明神宗和朝臣因为册立太子之事对立了二十多年，极大地影响了日常政务的处理。神宗疏于政事，就连长期的职官空缺问题也置之不理，使整个政府行政体系几乎瘫痪。严重的缺官问题，导致豪强恶霸四处横行，人民苦不堪言。神宗对朱常洛一直十分冷淡，册立他为太子也并非出自真心。再者郑贵妃一直处心积虑地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太子。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固，政坛因此动荡不安，为日后的党争埋下了祸根。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傍晚，一个手持枣木棍的陌生男子闯入大内东华门，一直来到太子朱常洛所居的慈庆宫前，打伤了守门太监李鉴，直到前殿檐下才被太监韩本用等抓获，交付东华门守卫收监。这就是震惊一时的“梃击案”。

皇长子朱常洛虽然被立为太子，但生母王氏一直未能得到加封，始终居住在景阳宫。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朱常洛的选侍王氏生下皇长孙朱由校。明神宗因喜得长孙，方才进封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为贵妃。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太子朱常洛的母亲王氏病重，双目失明，太子再三请求探视，神宗都不允许。直到母亲病危时，朱常洛才得以入宫探视。王贵妃听到儿子朱常洛的声音，用手抚摸着儿子，不禁凄然泪下，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憾！”朱常洛及左右皆泪如雨下。由此可见神宗对太子朱常洛的冷漠。

而明神宗对郑贵妃及朱常洵一直百般照顾。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神宗命人在洛阳为福王朱常洵建造府邸，费银“至二十八万，十倍常制”。按照明朝制度，亲王受封后，就应立刻到封地居住，且就藩后不得随意入京。但因郑贵妃不希望福王离开京城，就不同意福王按制度就藩，神宗也就竭力迁就她。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六月，锦衣卫百户王曰乾告发说，奸人孔学与皇贵妃郑氏宫中内侍姜严山等人互相勾结，请妖人王子诏（一作王三诏）诅咒皇太子，“刊木像圣母（神宗的生母李太后）、皇上，钉其目”。神宗看到这份奏疏后怒不可遏，想将此事交给刑部查办。大学士叶向高立刻上密谒，请求神宗以静处之，以免闹得满城风雨，当务之急是请福王回到他的封地，以稳定政局。神宗深以为然，就把告密人投到刑部大狱，秘密处死。

事态的发展，对郑贵妃一派极为不利。郑贵妃处心积虑地想把福王留在京城。在她的活动下，明神宗于十月提出，明年就是李太后的七十大寿，福王宜留在京城，待李太后寿辰过后再择吉日就藩。大学士叶向高和李太后都坚决地反对此事，神宗被迫在十二月下旨，命福王在次年三月二十四日就藩，以避免局势的动荡。

正史史料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丁酉，太子遵遗诏发帑金百万犒边。尽罢天下矿税，起建言得罪诸臣。己亥，再发帑金百万充边赏。八月丙午朔，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泰昌元年。

——《明史·神宗本纪二》

朱常洛虽然当上了太子，但实际上并不受重视，生活环境比几个弟弟都要差很多。朱常洛知道自己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所以一直如履薄冰，谨言慎行，以防被人抓住什么把柄。福王就藩洛阳，在客观上进一步巩固了朱常洛的太子之位。福王取代朱常洛成为太子的希望已经基本不存在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拥护福王为太子的势力导演了这出“梃击案”。

五月初五，巡城御史刘廷元奉命审理此案，奏称：“闯宫的男子名叫张差，是蓟州井儿峪的百姓，话里头常提到‘吃斋讨封’的字眼，说话颠三倒四，有些狡猾，看来需要由刑部进行认真审问。”

五月初十日，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对张差进行了重审。张差供称：“因被人烧了供差柴草，气愤不已，就来到京城申冤。遇到两个男子，给我一根枣木棍，说这根木棍可以当作冤状，一时受气癫狂就闯入宫门，误伤了守门太监。”此时福王已经离开京城，但明神宗对朱常洛的态度依然十分冷淡。当时叶向高已经托病请辞。阁臣方从哲、吴道南胆小怕事，不敢妄下结论，便和刑部商议，决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追究幕后主使人。

朝廷上下沸沸扬扬，群臣纷纷猜测此事是郑贵妃在背后主使。五月十三日，当时的刑部提牢王之寀为牢中囚犯发放饭菜，见张差身强力壮，并不像疯癫之人。王之寀骗他说：“说实话就给你饭吃，否则就饿死你。”张差低头说：“我不敢说。”王之寀便只留下两名狱卒在旁，亲自对张差进行审问。张差供称：“小人小名叫张五儿，父亲张义病故。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个不知道名字的太监做事，并说事成后给我几亩地。这个太监就把我带到京城，来到一个大宅子。一个太监给我饭吃，让我冲进去看见人就打，打完后他会来救我。之后他就把我带到宫门，守门的人阻拦我，我就把他打倒在地。太监多了，我就被抓住了。小爷（宫中太监称太子为小爷）福大，没打着。”王之寀将情况禀告给明神宗，并说张差“不癫不狂，有心有胆”，要求举行会审。王之寀的奏疏在朝中掀起轩然大波。一些正直的官员就开始影射背后指使之人必有“奸畹”，暗示郑贵妃和其弟郑国泰主使张差加害太子，为福王朱常洵夺取太子之位。

紫砂瓜形壶

紫砂壶是明代陶瓷业的重要成就。此壶造型为南瓜，瓜形为壶体，瓜柄为壶盖，瓜藤为壶把，瓜叶为壶嘴，构思巧妙，是紫砂壶中的精品之作。

此案越闹越大，参与调查此案的人越来越多。御史过庭训移文给蓟州知州戚延龄，让他调查张差此人的一贯表现。知州戚延龄回报说：“郑贵妃派宫中太监来到蓟州修建佛寺，制陶烧砖，许多人通过卖薪得利。张差把自己的田地卖了，买了柴火，不料遭人嫉恨，柴火被人烧光了。张差向宫监告状，反被宫监斥责，不胜愤懑，神志不清，便想到京城告御状。”大臣们看到奏报后，都认为张差确属疯癫之人，欲以“疯癫”二字了结此案。

五月二十一日，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官员再次提审张差。张差供称：“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住在蓟州井儿峪。之前我说的不知姓名的太监其实就是修铁瓦殿的庞保，之前所说的大宅子就是住朝外刘成的房子。因为马三舅、李外父经常往庞保处送炭，受庞保、刘成两人指使，三舅、外父逼着我打入宫中。还告诉我撞一个打一个，如果能打到小爷就会有吃有穿。”

太监庞保、刘成二人都是郑贵妃翊坤宫的有权太监，明眼人一看都明白此事的究竟。至此案情已经十分清楚了，一时议论汹汹。大臣们纷纷上奏，主张彻查此案，并暗示此案与外戚有关。大臣们还没有直接把矛头指向郑国泰，郑国泰就沉不住气了，在五月二十一日写了一个揭帖，来表明自己的清白。郑国泰这一愚蠢的行为不仅落人口实，还将郑贵妃也卷入此事。

眼看事情败露，郑贵妃日夜向明神宗哭泣。神宗命郑贵妃去求太子朱常洛，郑贵妃见到太子后，极力为自己开脱，并向太子下拜。五月二十八日，神宗在慈宁宫召见群臣，亲自处理此事。太子朱常洛说：“像张差这样的疯癫之人，处决了就行了，不必株连。”神宗下令立即将张差以“疯癫奸徒”之罪斩首。紧接着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庞保、刘成。皇太子朱常洛再下谕旨，为庞保、刘成二人开脱。六月初一，神宗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草草了结了梃击一案。

此后郑贵妃收敛了许多，一味地讨好朱常洛。太子朱常洛在这件事情中的表现令明神宗十分感动，太子之位也总算保住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神宗朱翊钧去世，历尽艰辛的太子朱常洛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是为光宗。原来决定第二年改年号为泰昌，然而仅仅29天，他就去世了，所以他的年号泰昌还没有来得及用。其子朱由检继位，就改元天启了。所以说万历四十八年和泰昌元年是同一年。

红丸案

红丸案发生在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明光宗朱常洛从出生后就备受冷落，直到梃击一案发生后，太子的地位才总算稳定下来。郑贵妃感到废立之事已成为泡影，害怕朱常洛为以前的事情怨恨自己，便开始对他百般讨好。朱常洛继位后第二天，郑贵妃便将八名绝色美女连同大量的金银珠宝进献宫中。

明光宗朱常洛原本是想有一番作为的。他在继位后，便一改明神宗怠政的局面，每天临朝处理政事。为了扭转神宗万历朝后期的弊政，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首先，他下旨停止征收矿税，罢除派往各地的矿监，停止了一切的捐奉。矿税早为人们所深恶痛绝，诏令一颁，朝野欢腾；其次，他从内库调拨了二百万两银子作为军饷，令辽东经略熊廷弼用来安抚九边的将士。虽然这笔钱可以说是杯水车薪，但是这种做法却令朝中大臣和边关将士十分感动。内阁首辅方从哲劝说光宗收回成命，上奏道：“在先皇丧礼期间，动用内库之银恐怕不合适吧。”光宗则认为，以帝王私有的银子来犒劳为国家效力的将士，并不算违反孝道礼制，因此坚持原议；再者，光宗还扭转了“官曹空虚”的局面。他起用了大量前朝因进谏而得罪了神宗的言官，将他们官复原职，并提拔了一大批有才干的中下级官员，补齐了缺员的官缺，使国家的行政机器得以正常运转。经过光宗一个多月的整治，朝政有了很大的改观。

明光宗朱常洛历尽波折才坐上皇帝的宝座，精神长期处于压抑之中。此时他便开始贪淫纵欲，整天在后宫与美女们厮混在一起。他的身体本来就十分虚弱，一时放纵起来，身体很快就垮了。八月初十，也就是光宗即位后的第十天，他便一病不起。

明光宗本是纵欲伤身，身体虚弱以致卧床不起。御医崔文升却诊断为肾虚火旺，给光宗开了一副药性很强的泻药。光宗服后，一日之间便泻了三四十次，精神委顿不支，随时都有大行升天的危险，更遑论处理朝政了。

大臣们议论纷纷，猜测此事是郑贵妃的阴谋。崔文升原本是郑贵妃的亲信太监，朱常洛登基后，才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御药房太监。郑贵妃用美色来迷惑明光宗在先，光宗病后命自己的心腹进药在后，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此时李选侍深受光宗的宠爱。郑贵妃还住在乾清宫，与李选侍一起照顾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大臣们怕光宗一旦驾崩，郑贵妃和李选侍通过控制皇长子朱由校来把持朝政，纷纷上奏要求郑贵妃离开乾清宫。郑贵妃迫于压力，不得不离开乾清宫，搬回到她自己的住所慈宁宫。郑贵妃昼夜派人前来问讯，却不提光宗的病情，只是一味催逼光宗封她为太后。大臣们见光宗突然病重，都认为崔文升庸医误人，或另有隐情，一致主张严惩崔文升。

八月二十三日，鸿胪寺丞李可灼来到内阁，请求向明光宗进献仙丹。内阁首辅方从哲认为向皇帝进药应十分慎重，便令李可灼先行离去。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进宫向太监进药。太监不敢自作主张，便将此事禀告内阁，遭到内阁大臣的阻止。

这一天明光宗召见群臣安排后事，并要皇长子朱由校出来面见群臣。皇长子出来后，随即启奏：“选侍娘娘乞封皇后，恳父皇传旨。”光宗深知李选侍的野心，不愿意立她为皇后，但在这种情形下也不好拒绝。大臣孙如游察言观色，便对光宗说：“陛下要封选侍为贵妃，臣等遵命，立刻就起草仪注（册封仪式的日程表）。”光宗便默许了。沉默片刻后，光宗突然问道：“我听说有鸿胪寺丞进药，现在此人在何处？”方从哲答道：“李可灼自称有仙丹，臣等不敢相信，因此没有进献。”光宗对李可灼的仙丹抱有一丝希望，下旨命太监速召李可灼进宫。

李可灼进宫为明光宗诊治病情，谈了病因和治法。光宗听后大喜过望，命他立即进药。中午时李可灼便将调制好的一颗红丸进献给光宗。服药之后，光宗感觉精神好多了，便一个劲地夸李可灼是“忠良”。他传谕：“朕用药后感觉身心舒畅，也想吃饭了，卿等尽可放心。”朝臣这才放心离去，只留下李可灼与几个御医。

入夜后明光宗担心药力不足，又命李可灼进献了一颗红丸。外官派人前来探问光宗的病情，李可灼说皇上服药后病情已经稳定。不料光宗在第二天凌晨就去世了。光宗只当了二十九天的皇帝，成为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光宗的死因也是扑朔迷离，在他死后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有人认为明光宗身体虽然一直虚弱，但并没有什么大病，郑贵妃进奉美女导致皇帝的身体每况愈下，接着崔文升进奉大黄，使圣体脱水致虚，而后李可灼进献红丸，使光宗毙命。所谓“红丸”，实际上是红铅金丹，由红铅、秋石、人乳等炮制而成，是宫中特制的一种春药。这种药服用后短期内会令人感到精力倍增，但却对人的身体十分有害。大黄性寒，红铅性热，两者同时用于纵欲过度的身体，自然只能加速死亡。稍懂药理的人决不会采用这种方法为光宗治病，因此此事显然别有内情。

内外官员都把明光宗之死归咎于李可灼。而首辅方从哲却用光宗遗诏的名义，拟赏李可灼白银五十两。引起群情大哗，纷纷上疏弹劾李可灼和方从哲。给事中高攀龙等先后上疏，指出内医崔文升是郑贵妃的心腹，故意使用泻药，使光宗的元气大伤。李可灼进献红丸使光宗死亡，罪不容诛。首辅方从哲有十大罪、三可杀。方从哲迫于压力，被迫辞官。一些大臣主张严查此事，一定要追查出幕后真凶。而拥护郑贵妃的一派大臣们则坚持光宗是病重而死。

天启二年（1622年），礼部尚书孙慎行主张追究李可灼和方从哲，指斥方从哲为“弑逆”。由于拥护郑贵妃的大臣们的阻挠，此案没有再追究下去。为了平息事态，直到天启四年（1624年），朝廷才判李可灼误用药剂，流戍边疆，崔文升被发配到南京。“红丸”一案便草草了结。事实上此案至今仍然疑点重重。虽然并不能肯定地说明光宗是被“红丸”毒死的，但很显然光宗的死与郑贵妃等人脱不了干系。天启年间，魏忠贤等人又重提此案，利用此事来打击朝中异己，牵连甚广。

明光宗朱常洛一生坎坷，好不容易才登上皇帝的位子，没想到才一个月就暴病身亡，史称“一月天子”。他在位的时间虽然很短，但还是做了不少令人称道的事情。明神宗驾崩后不到一个月光宗便去世了，一时间建造两位皇帝的陵寝十分困难。无奈之下，只好将代宗皇帝朱祁钰生前为自己修建的寿陵修葺一番，作为这位短命皇帝的新陵。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开始修葺陵墓工程，当年八月就修建完工，九月光宗入葬，并改寿陵为庆陵。

移宫案

按照明朝制度，乾清宫地位显重，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居住，其他妃嫔都不可以长久居住，以示尊卑。明光宗病故后，其宠妃李选侍便占据了乾清宫，一直不肯搬出，生出许多事端，便有了“移宫案”。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朱常洛的皇太子妃郭氏病故。之后朱常洛一直没有立妃子，身边只有才人、选侍（选侍系宫中没有封号的宫嫔）、淑女。其中有两名选侍，一位居于东面，一位居于西面，分别称作“东李”“西李”。“东李”地位较高，但“西李”比较受宠于朱常洛。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病重。此时王皇后已经去世了，郑贵妃便以侍疾为名住在乾清宫。神宗去世后，郑贵妃依然不愿搬出。大臣们纷纷上疏，郑贵妃迫于压力才搬回了慈宁宫。

明光宗朱常洛的宠妃李选侍恃宠骄横，早在万历年间就曾对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百般欺凌，致使王才人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含愤而死。李选侍自己无子，在王才人死后便一直抚养年幼的朱由校。她热衷于权力地位，为了得到皇后之位而不择手段。光宗即位后，李选侍以照顾朱由校为借口，也住在乾清宫。郑贵妃与李选侍勾结在一起，郑贵妃支持李选侍请封皇后，而李选侍支持郑贵妃请封皇太后。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光宗在病危之际召见阁部大臣，口谕“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躲在门幔后的李选侍十分不满，与太子朱由校“手挽”而入。朱由校进去后，对光宗说：“要封皇后！”众大臣瞠目结舌，光宗也为之“色变”。光宗虽然宠爱李选侍，但深知李选侍心计深沉，不甘久居人下，便没有答应她的要求。

历史细读

乾清宫是故宫内廷正殿，内廷后三宫之一，始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清两代多次被焚毁而重建，现存的建筑为清代嘉庆三年（1798年）所建。乾清宫建筑规模为内廷之首，不仅是明代皇帝的寝宫，还与政务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皇帝在这里读书学习、批阅奏章、召见官员、接见外国使节以及举行内廷典礼和家宴。

明光宗朱常洛暴毙后，郑贵妃、李选侍二人失去了保护伞。李选侍不仅没有得到皇后的封号，连皇贵妃的册封也没有进行。当时朝中群臣，尤其是东林党人对她们并没有好感，两人感到自己的地位很不稳固，于是李选侍想出了“挟皇长子以自重”的计策，扣留朱由校。

明神宗、光宗先后去世，新皇帝的继位决定着国家的命运，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在光宗驾崩的当日，杨涟等大臣就直入乾清宫，请求拜见皇长子朱由校，商议即位之事，不料遭到守门太监的阻拦。杨涟大声怒斥道：“现在吾皇刚刚驾崩，嗣主幼少，你们竟敢阻止大臣们前来哭临，究竟是想干什么？”太监们无言以对，只好让开，大臣们这才得以进入宫中。大臣们首先在光宗的灵位前大声痛哭了一番，然后就请求拜见皇长子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但受到李选侍的阻拦。李选侍把朱由校藏在东暖阁，不让他出来。在东宫伴读王安的帮助下，朱由校才得以与群臣相见。众人见到朱由校后连忙叩头，齐呼万岁。群臣奏请进诣文华殿，王安拥皇长子而行，阁臣大学士刘一燝掖左，勋臣张惟贤掖右，离开了乾清宫。朱由校在文华殿接受朝臣的礼拜，将于当月初六举行登基大典。为了朱由校的安全起见，大臣们将朱由校安排在慈宁宫，由太监王安负责保护。吏部尚书周嘉谟上奏：“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轻易。即诣乾清宫哭临，须臣等到乃发。”不久李选侍又提出凡是朝臣的奏章要先交给她过目，再交给朱由校，这当然不合祖制，遭到大臣们的坚决反对。

李选侍见自己控制皇长子的计策没有成功，就赖在乾清宫不走，想以此来要挟群臣，从而得到皇太后的封号。李选侍之所以能住在乾清宫，全凭明光宗的宠爱。现在光宗驾崩，按理李选侍必须从乾清宫搬出来。

为了使李选侍彻底失去干政的可能，周嘉谟等人先后上疏，主张令李选侍搬出乾清宫，迁往别宫。御史左光斗的言辞最为激烈。他在奏疏中指出：“李选侍既不是嫡母，也不是生母，没有名分住在乾清宫。殿下已经十六岁了，内有忠直老成的内官，外有朝中重臣，何须李选侍贴身相随。如果李选侍借抚养之名而行专制之实，那么武则天之祸就为时不远了。”

新皇登基在即，大臣们纷纷敦促李选侍移出乾清宫。李选侍虽然不敢公然反对，却一直赖着不走。几天后李选侍还住在乾清宫，根本没有移宫之意。初五日给事中杨涟直言上奏：“陛下应以国家社稷为重，宫闱恩宠为轻。登基之日在即，没有天子居于偏宫之理，移宫一事刻不容缓。”而方从哲认为移宫之事不必着急，晚两天也没什么关系。杨涟反驳道：“太子明天就要登基，难道登基后还要回到东宫的住处吗？李选侍今天不愿意离开乾清宫，难道以后就会主动离开了吗？”由于杨涟等大臣理直气壮，态度坚决，朱由校下旨“即日移宫”。李选侍无计可施，只得在当天搬出乾清宫，移往仁寿殿。当李选侍从乾清宫搬出时，太监刘逊、刘朝、田诏等乘机偷盗大内库藏，在经过乾清门时，“金宝坠地”。朱由校大怒，令有关部门彻查。

朱由校在东林党人的支持下，于初六日正式即帝位，改次年为天启元年，是为明熹宗。这起“移宫案”以李选侍的失败落下了帷幕，熹宗朱由校进驻乾清宫，成功登上了皇位。

东林党与阉党之争

万历中期以来，因明神宗怠于政事，吏治更加腐败。嘉靖以来逐渐形成的朋党风气，更加膨胀。大臣们一味秉承皇帝的心意，结朋树党，相互攻击。阉党魏忠贤排除异己，专擅国政，外结朝臣，内控皇帝，窃取了朝政大权。而江南东林党人为了挽救王朝的颓势，与阉党等反动政治力量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

东林党议兴起

万历中期以来，吏治更加腐败。朝中大臣一味媚上擅权，排斥异己，政局一片混乱。国家武备松弛，财政拮据，横征暴敛十分严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女真族在东北崛起，不但不服中央政府的管辖，还对中原虎视眈眈。一些正直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积极参加政府决策，反对擅权无能的大官僚和专权乱政的宦官势力，力图挽救处于严重危机的明王朝，这就是晚明东林党议。

东林党议的领袖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无锡人。自幼就十分有主见，从来不肯委曲求全，一旦认准的事就会坚持到底。他天资聪颖，自幼刻苦读书，抱负远大。为了鼓励自己，他在房间的墙壁上题下两句话：“读得孔书才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

万历四年（1576年），二十七岁的顾宪成赴应天（今江苏南京）参加考试。他在试卷中指出，天下治理的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只有选拔、任用贤才，使之各司其职，才能令政治清明、民情安定。此外他还主张朝廷要广开言论，虚心纳谏，以法治国，注意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顾宪成的文章立意远大，分析透彻，以第一名中举，天下闻名。

万历八年（1580年），解元顾宪成赴京参加会试，又被录取在二甲第二名，被授以户部主事。顾宪成进入仕途后，不顾自己位微言轻，上书直谏，主张举用人才，评论时政得失，无所隐避。他先后在户部、吏部任职，因得罪权贵而仕途坎坷。万历十五年（1587年），顾宪成外放到桂阳（今属湖南）。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顾宪成作为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他敢于直谏，因争立太子之事引起明神宗的反感。次年朝廷会推内阁大学士。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不徇私情，拒绝请托，根据品望拟了七人名单上报，请神宗亲裁。不料顾宪成所举荐的大臣都是神宗所厌恶的。神宗不由分说，指责吏部“徇私”，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司官降杂职”五个字，就把顾宪成文选司郎中的职务给撤掉了。陈有年上疏引咎自责，恳请神宗恢复顾宪成的官职。其他正直的大臣也纷纷上疏申救顾宪成，神宗一意孤行，将上疏申救的官员外放的外放，降职的降职，削职的削职。顾宪成被革职为民。

顾宪成回到家乡无锡，在东林书院讲学，并在讲学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东林书院原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杨时讲学之地。顾宪成德高学湛，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的声誉，由此得到常州知府欧阳东风的资助，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重修了这所书院。顾宪成也捐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书院竣工后，顾宪成亲自为书院讲会审订了宗旨及具体会约仪式。这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一两次大会，每月举行一次小会。顾宪成任东林书院的主讲，其讲学活动成为他一生事业的顶峰。顾宪成还特意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书院的墙上，以示对学生的教诲和激励。这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对联成为天下有识之士的座右铭。

顾宪成引导书院的学生一面研习程朱理学，一面讨论救国济世之道。他们关心朝中政治，经常“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对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对当时的吏风、士风提出尖锐的批评。由于东林讲会开创了一种崭新的讲学风气，引起了朝野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从全国各地赶来赴会，学者云集，每年一次的大会有时则多达千人。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为一个舆论中心，并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转变成一个政治派别，被他们的反对派称为“东林党”。顾宪成作为东林党的缔造者，在社会上声望很高，在东林党人中也很有威信，时人皆称为“泾阳先生”。

东林党人对朝政的讽议，引起了朝中保守官员们的反对。这些反对派主要是齐、楚、浙、昆、宣诸党。这些党派以浙党为中心，依附皇室、勋戚、权臣，交结有权力的宦官，不以国事为重，专门抨击东林党。

东林党人主要按照政治主张和取向组合，构成了一股主要代表社会中下层利益的全国性的政治力量。东林党议在明代后期的政治斗争中深入到各个层面，对明朝后期的政局具有很大的影响。

九千岁魏忠贤

明熹宗朱由校自幼丧母，由乳母客氏抚养长大，即位后封她为“奉圣夫人”。

太监魏忠贤与客氏狼狈为奸，在得到了明熹宗的宠信后，勾结外廷官僚，把持了朝政大权。与东林党人作对的各派官员纷纷投靠到魏忠贤的门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动势力，人们称其为“阉党”。阉党通过东厂和锦衣卫钳制百官，镇压异己，朝政日益黑暗。一些无耻的官员公开称呼魏忠贤为“九千岁”，可见当时宦官专权的严重程度。东林党人对阉党的擅权乱政十分愤慨，上疏弹劾魏忠贤的罪行。魏忠贤对东林党人怀恨在心，不仅将东林党人逐出朝廷，还对他们展开了一场大屠杀。

魏进忠开赌场

魏忠贤原名魏进忠，他因在赌场上输尽钱财被迫当了太监。但正是这个不学无术之徒却成了当时的“九千岁”，一手把持朝政。明代朝政的混乱腐败可见一斑。

魏忠贤，原名魏进忠，河北肃宁人。他是个市井无赖，因赌博输了钱，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自施宫刑，改姓为李，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混入宫中，当了太监。魏忠贤入宫后，极力巴结太监魏朝，和魏朝结拜为兄弟，因此宫中有“大魏、二魏”之称。魏朝原与客氏对食（宦官与宫女结成假夫妻）。魏忠贤处心积虑地向客氏大献殷勤，博得了客氏的欢心。客氏逐渐厌恶魏朝，与魏朝断了私情，魏忠贤得以专门侍奉客氏。

明熹宗朱由校对客氏十分尊重。客氏借机向皇帝推荐魏忠贤，使目不识丁的魏忠贤担任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是明朝宦官机构中最为重要的部门，权势极大。魏忠贤乘机假借皇帝的名义干预朝政，许多大臣都投入到他的门下。熹宗日益宠信魏忠贤，魏忠贤得以把持了东厂和锦衣卫。此后魏忠贤权倾朝野，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宦。

大学士顾秉谦、阁臣魏广微等对魏忠贤十分忌惮，百般逢迎。一些大臣路遇魏忠贤，即在道旁拜伏，高呼“九千岁”。魏忠贤在内阁、六部和外地总督、巡抚中遍植死党，“内外大权，一归忠贤”。

魏忠贤的爪牙遍布天下，其中最为狠毒的有“五虎”“五彪”“十孩儿”“四十孙”等，形成了为害极大的“阉党”集团。许多地方上的官员为了巴结他，竞相为他建造生祠。不愿意巴结他的官员轻则免官，重则丧命。东林党人对阉党的胡作非为十分愤慨，上疏明熹宗不要受魏忠贤和客氏的蒙蔽。熹宗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使魏忠贤得以大肆打击那些不肯依附的大臣。天启二年（1622年），刑部尚书王纪、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副教御史冯从吾等人被迫辞职。

天启四年（1624年），御史黄尊素（东林党）在奏疏中暗指魏忠贤与客氏狼狈为奸，将会引起亡国之忧。魏忠贤大怒，想将黄尊素处以廷杖，后经他人相救，才改为夺俸一年。阉党的势力日益强大，朝政更加黑暗。

面对这种形势，杨涟于同年六月上疏明熹宗，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这就是有名的《二十四罪疏》。杨涟以大量事实为根据，揭露了魏忠贤迫害先帝旧臣、干预朝政、逼死后宫贤妃、操纵东厂滥施淫威等罪行，还指出魏忠贤专权，造成了忠直之士遭罢斥、奸佞之臣当道的局面。杨涟坚决要求熹宗严惩魏忠贤，“以正国法”，将客氏逐出内宫，“用消隐忧”。之后魏大中、陈良训、黄尊素、袁化中、李应升等数十人先后上疏，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大惊，到熹宗面前哭诉自己冤枉，客氏又为魏忠贤开脱。熹宗好坏不分，依然宠信魏忠贤。

此后魏忠贤更加不可一世，向那些反对他的大臣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行动。首辅叶向高为官正直，引起魏忠贤的不满。天启四年七月，在阉党的排斥下，叶向高被迫辞职。十月魏忠贤矫旨将吏部尚书赵南星和左都御史高攀龙削职为民。十一月魏忠贤发动同党上书弹劾杨涟，并利用手中的御批之权，矫旨斥责杨涟目无尊长，欺君罔上，欲置杨涟于死地。由于杨涟的名声过大，皇帝还很相信他，魏忠贤不敢过于露骨，就将杨涟革职为民。此时东林党人在朝中还有一定的势力，魏忠贤尚不敢大开杀戒。督师山海关的大学士孙承宗要求入京觐见明熹宗，被阉党阻止。天启五年（1625年），孙承宗在阉党的打击下，被迫辞职。至此东林党人基本上都被魏忠贤逐出朝廷，失去了参与朝政的权力，魏忠贤权倾天下。

阉党为了恣意打击那些正直的官员，首先制造舆论，炮制了大量东林党人士的黑材料。他们编造了《同志录》《天鉴录》《东林点将录》《雷平录》《蝇蚋录》《蝗蝻录》等，将不愿依附魏忠贤的大臣列名在内，统称为东林党人，献于魏忠贤。一些原与东林党人有过节的官员，这时也纷纷进献名册，以泄旧恨。魏忠贤得意无比，罗织罪名，大肆搜捕东林人士，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先后被捕。除顾大章自杀外，其余五人都被严刑拷打，惨死狱中，史称“前六君子”。

同年十二月，魏忠贤将三百零九人榜示全国，凡榜上有名者，生者削职为民，死者追夺官爵。为了钳制舆论，压服民心，魏忠贤便下令拆毁天下书院，禁止人们评议时政，东林党人讲学的权利也被剥夺。

天启六年（l626年）正月，魏忠贤命令修《三朝要典》，诬陷东林党人借“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邀宠。二月魏忠贤再兴大狱，逮捕佥都御史周起元、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主事周顺昌、左谕德缪昌期、御史周宗建、御史黄遵素、御史李应升等七人。高攀龙在无锡家中投水自尽，缪昌期等六人在狱中备受拷问，慷慨赴死。这次大狱中受难的东林党人，被称为“后七君子”。就连早已病故的李三才也未能幸免，阉党削除了他的官职，夺去封诰，由此可见阉党对东林党人的疯狂迫害。六月《三朝要典》编成并向全国颁布，成为魏忠贤打击东林党人的重要武器。阉党肆意打击政敌，凡是与自己有嫌隙的，便安上个东林党的头衔，轻则充军，重则砍头。于是东林党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罪名。许多奸邪之徒吠声吠影，以讨好魏忠贤。魏忠贤残酷地镇压了东林党和其他反对力量后，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病故。熹宗没有儿子，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入继帝位，次年改元崇祯，是为毅宗，也称思宗。魏忠贤失去了熹宗这个大靠山，许多大臣纷纷上疏弹劾。贡生钱嘉徽慷慨激昂，在奏章中列举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即并帝、蔑后、弄兵、无二祖列宗、克削藩封、无圣、滥爵、邀边功、伤民财、亵名器。十一月明毅宗将魏忠贤发配到凤阳守皇陵。之后崇祯皇帝（明毅宗）又派锦衣卫将魏忠贤逮捕治罪。魏忠贤闻讯后，在去凤阳的途中畏罪自杀。客氏、魏良卿、侯国兴等人也先后被处死。

崇祯二年（1629年），明毅宗将依附魏忠贤的阉党定为“逆案”。除首逆魏忠贤、客氏二人外，其他党羽二百六十人分别处以斩首、充军、徒刑、革职等刑罚。毅宗还下旨焚毁了《三朝要典》，为遭受阉党迫害的东林党人平反。

明毅宗朱由检谈笑间便铲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令朝野刮目相看。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他殷殷求治，起用了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大臣，禁止朋党，力戒廷臣结交宦官，大力整饬边防，使朝政一时大为改观。但是毅宗生性多疑，重用宦官以监视百官。在崇祯一朝，东林党和阉党仍然保持着对立，并时有纷争。

后金的兴起

万历后期，明神宗“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致使朝政日益败坏，边务废弛。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乘机崛起，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后金政权。他的儿子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事业，不断对明朝挑起战事，严重威胁了明王朝的统治。

努尔哈赤崛起

明代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明初，建州女真先后设置了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合称为“建州三卫”。海西女真因受到“野人女真”和蒙古骑兵的侵扰而不断南迁，形成叶赫、辉发、哈达、乌拉四部，称为海西四部，又称为扈伦四部。东海女真活动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因开化程度较低，被明朝称为“野人女真”。

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南迁后，更加接近汉族地区，不断吸收汉族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经济发展很快，军事实力也不断壮大，这对于明朝的统治成为一种威胁。明朝不断加强东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同时还对女真各部实行“羁縻”的政策。这种政策有两方面：在政治上，明朝通过女真各部酋长进行间接管辖，授给酋长官职（如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等）、官印和敕书，并且按期朝贡。在经济上，明朝在辽东开原、抚顺、清河、宽甸等地开设“马市”，以笼络女真各部。

《九边图》中的辽东镇

辽东镇管辖地东起鸭绿江边，西至山海关，被称为“燕京左臂”。该地共修有城堡二百多个。辽东一带一直是明朝边防的重点，后金势力就崛起于东北地区。图中反映了辽东地区的地理及军事

布局。

除此之外，明朝还通过实行“分而治之”的手段来控制女真各部。如果女真出现一部坐大之势，明王朝就采用军事手段加以牵制和平衡。明宪宗成化时期（1465年—1487年），明朝就曾对日渐强大的建州三卫给予沉重的打击。到了明世宗嘉靖时期（1522年—1566年），朝政腐败，边防废弛，女真各部特别是建州女真趁机扩大势力，重新强大起来。

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年—1572年），建州右卫首领王杲因不满明朝绝贡而屡次犯边，对辽东造成严重的威胁。隆庆四年（1570年），李成梁镇守辽东，整饬武备，于明神宗万历三年（1575年）诱杀了王杲，并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极大地削弱了女真各部的实力。明朝对女真采取“分其枝，离其势”的民族政策，造成“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的局面，给女真各部和东北地区的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正因如此，女真族的广大百姓都希望有一个统一安定的局面。而明朝自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故后，一度出现的中兴局面迅速消失，明王朝从此一蹶不振。万历十九年（1591年），李成梁被明朝免职，辽东军备废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建州部的努尔哈赤崛起，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

努尔哈赤于明朝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出生在一个女真族奴隶主家庭，是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的六世孙。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世袭担任建州左卫指挥使。努尔哈赤的家庭原是女真族中的显赫世家，但到了他父亲塔克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努尔哈赤自幼丧母，与继母的关系一直不太融洽，在十九岁时便离开了家。为了维持生计，他上山采松子、挖人参，然后拿到抚顺的“马市”去卖。他又投到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的麾下，因作战勇敢而颇受器重。

历史细读

所谓“马市”就是汉人与女真、蒙古族人民的集市贸易。女真用马匹、皮革、人参等土特产来换取汉人的布、绢、盐、米、耕牛、铁器等物品。马市贸易使双方互通有无，加强了经济文化交流，对女真族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朝扶植建州左卫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企图通过他来加强对女真各部的控制。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年），尼堪外兰引导明军攻打建州右卫古勒寨阿台。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在战斗中被明军误杀。明朝为了安抚努尔哈赤，任命他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同年五月，努尔哈赤整理出父亲塔克世的“遗甲十三副”，率领近百名士兵攻打尼堪外兰的驻地图伦城。尼堪外兰胆小如鼠，得知努尔哈赤率军前来，就弃城而走，逃到甲板（嘉班）。图伦城不攻而下，努尔哈赤首战告捷，声势大震。

努尔哈赤家族原居住在苏克苏浒河（苏子河）下游一带，因此他便从这里开始了对女真族各部的统一战争。努尔哈赤并不一味地依靠武力，而采取“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报，逆者以兵临”的策略。经过三年的努力，努尔哈赤就统一了苏克苏浒河部、栋鄂部和哲陈部。

努尔哈赤在发展自己的势力时，遇到最严重的问题便是如何处理同明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努尔哈赤有勇有谋，在冷静地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策略。他表面上对明朝十分恭顺，多次亲自到北京朝贡，因此其扩张并没有受到明朝的阻碍。与此同时，他大力整顿内部，不断发展自己的实力。

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得知仇人尼堪外兰住在浑河部的鄂勒珲城，便亲自率兵攻打鄂勒珲城，斩杀了尼堪外兰。此后努尔哈赤兵势日盛，不少建州女真的部落纷纷主动前来依附。到万历十六年（1588年），除长白山诸部外，建州女真各部都被努尔哈赤所统一。此时，明朝仍对努尔哈赤没有保持应有的警惕，认为他“忠顺学好，看边效力”。万历十七年（1589年），努尔哈赤升任都督佥事。万历十九年（1591年），努尔哈赤升任左都督。

努尔哈赤势力的扩张引起紧邻的海西四部的恐慌。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海西的叶赫、哈达、辉发、乌拉四部先发制人，联合蒙古的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以及长白山的珠舍里、纳殷二部，以九部之师，合兵三万，攻打努尔哈赤。面对九部联军浩大的声势，建州内部人心浮动。努尔哈赤足智多谋，面对大军压境，依然胸有成竹，率领部众列阵于古勒山的险要之处。他诱敌深入，在古勒山大败九部联军，斩杀了叶赫部首领布斋，“乘胜逐北，斩级四千，获马三千，铠胄千”。古勒山一役是女真各部统一战争史上的转折点，改变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力量对比。此后努尔哈赤“军威大震，远迩慑服”，称雄于辽东。他积极与蒙古联盟，尽力避免过早地与明朝发生正面冲突，这就为统一女真的事业清除了潜在的危险。

努尔哈赤在恭顺的外表下，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辟抚顺、清河、宽甸、叆阳为马市以通商贾，“满洲民殷国富”，为自己的统一大业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努尔哈赤采取正确的用兵策略，远交近攻，逐步扩大自己的实力。他感到不可能一举平定海西四部，便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明朝廷晋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努尔哈赤攻陷哈达城，俘虏了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之后努尔哈赤杀死了孟格布禄，并囚禁了他的儿子武尔古代。这时明廷感到建州的力量过于强大，不易驾驭，便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派使臣责备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感到自身的实力还不足以与中央朝廷对抗，就将武尔古代放回哈达，立为哈达贝勒，并暗中加强对哈达部的控制。同年哈达部发生饥荒，努尔哈赤乘机灭掉了哈达部，紧接着就把进攻的矛头对准辉发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努尔哈赤亲自率兵灭掉了辉发部。至此海西四部已经收复了两部，努尔哈赤将注意力转向了乌拉和叶赫二部。

努尔哈赤通过征战和联姻，逐渐控制了辽东地区。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乌拉部也被努尔哈赤所灭。明朝此时才发现努尔哈赤已势大难控，于是全力支持海西女真中仅存的叶赫部。在明朝的支持下，叶赫部多次击败努尔哈赤的进攻。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八月，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击败明军之后，便乘胜灭掉了叶赫部。至此努尔哈赤经过二十七年的努力，统一了海西诸部。

努尔哈赤在对海西女真用兵的同时，积极统一东海诸部。东海女真主要包括瓦尔喀部、窝集部、萨哈连部等，社会发展程度较低，被明朝称为“野人女真”。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努尔哈赤征讨临近的瓦尔喀部，开始了统一东海女真的战争。此后努尔哈赤多次派兵攻打东海诸部，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以“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的策略，统一了东海女真的主要部落，成为辽东地区的一代霸主。

后金的建立

努尔哈赤一生戎马倥偬，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统一了女真各部，结束了女真族的分裂状态。他顺应历史潮流，在征伐过程中不断建立、完善统治体系。

第一，建立八旗制度。努尔哈赤在进行征伐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八旗制度。努尔哈赤在起兵第二年，也就是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就打破了旧有的氏族组织，建立起以三百人为一牛录的新型军事组织。随着军事力量的不断扩展，努尔哈赤在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旗”的建制。据《清会典则例》记载：“太祖高皇帝辛丑年（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年），满洲生齿繁，诸国归服人众，设四旗以统之，以纯色为辨，曰黄旗、曰白旗、曰红旗、曰蓝旗。”到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不仅统一了建州女真，还平定了海西女真的哈达、辉发和乌拉三部。为了便于管理，努尔哈赤在原来的黄、白、红、蓝四旗以外，增设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共为八旗。至此八旗制度正式确立。八旗组织分为三级：每三百人为一牛录，统于牛录额真；每五牛录为一甲喇，统于甲喇额真；每五甲喇为一旗，统于固山额真。在固山额真的身边，又设两名梅勒额真。这种组织方式适应了女真族全民为兵的特点，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努尔哈赤为八旗的共主（最高统帅），并亲自统领两黄旗，次子代善领两红旗，第五子莽古尔泰领正蓝旗，第八子皇太极领镶白旗，长孙杜度领正白旗，侄子阿敏领镶蓝旗。八旗制度是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牛录额真、甲喇额真、固山额真不仅是各级军事首领，还是各级行政长官。努尔哈赤通过八旗制度，将分散的女真各部严密地组织起来，不仅保证了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还加快了女真各部的民族融合。

第二，设置理政大臣。由于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努尔哈赤的辖地不断扩大，部众日益增多，各种军政事务日益庞杂。这样由旗主裁定军政事务的方式已不能满足新形势的要求。努尔哈赤采取推荐和选拔的方式，录用官员。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设置理政大臣五人和断事官十人，以佐理国事。努尔哈赤的用人标准是“公正处理国事”“不贪酒”“不索金银”和“公平地审断事之是非”。理政大臣和八旗贝勒每五天视朝一次，参决机务，成为后金政权的最高决策机构。努尔哈赤还十分重视法制的建设，命人翻译《刑部会典》和《明会典》，从中选取适用于女真的各种法律条令，命断事官专门负责审理诉讼案件。

第三，创制满文。努尔哈赤在进行统一战争的过程中，创制了满文，对满族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努尔哈赤起兵后，女真人口头上讲的是女真语，书面上却要使用蒙古文字。这种文字与语言完全脱节的现象，对女真社会的发展十分不利。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满文，以使口头语言与书面文字统一起来。额尔德尼和噶盖利用蒙文字母拼写女真语言，创制了满文。这种满文没有圈点，被称为“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老满文在女真地区通行了三十多年，对满洲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第四，建立根据地。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率近百名部众起兵。他采取打拉结合的策略，在最初的三年中努力统一了苏克苏浒河部、栋鄂部和哲陈部，成为女真族中不可小觑的势力。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从明军手中索斩了前往躲避的尼堪外兰，一时声势大震。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山下（今辽宁新宾境内）“筑城三层，启建楼台”，修建费阿拉城，以便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费阿拉城不仅是努尔哈赤居住之所，还是他行使政权的地方。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努尔哈赤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自虎栏哈达南冈，移于祖居苏克苏浒河、加哈河之间赫图阿喇地”，并建立城池，这就是赫图阿拉城，俗称“老城”。赫图阿拉城规模十分庞大，“周四里，南一门，东二门，北一门”，后改名为“兴京”，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新宾老城。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努尔哈赤又下令加筑外城。重修后的赫图阿拉城有高达七丈的城墙，城墙上还有射箭用的女墙，布局十分严格。努尔哈赤和亲戚贵胄住在内城，部队驻扎在外城，各种从事军事手工业的工匠则居住在城外。这样赫图阿拉城便成为努尔哈赤辖地的统治中心，努尔哈赤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

努尔哈赤在进行征战的过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措施，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努尔哈赤在迁至赫图阿拉城后，便有了与明朝争夺天下的雄心。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举行开国登基大典，自称“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简称“英明汗”），定国号为后金，建元天命。一个强大的后金国出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开始与明王朝分庭抗礼。

皇太极建立清朝

在对外作战的节节胜利中，努尔哈赤所控制的户口和土地迅速增加，引发了后金统治者内部的斗争。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努尔哈赤两次选定继承人的计划都失败了。

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努尔哈赤建立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的体制。也就是说，八和硕贝勒组成的贵族会议成为后金最高的权力机构。努尔哈赤在后金建立起八旗制度，八旗中的任何一旗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集团，而旗主贝勒则成为本旗最大的财富拥有者和最高的军事首领，被称为八固山贝勒，亦称八和硕贝勒。当时除了八旗的共主努尔哈赤可以统辖八旗外，其他八旗的旗主贝勒都缺乏统率八旗的力量和权威。在这种局势下，努尔哈赤便采用共议国政的折中办法。为了维护其家族对后金的长久统治，努尔哈赤规定：八和硕贝勒有决定军国大事的最高决策权，八和硕贝勒共同推举新汗，严禁新汗和八大和硕贝勒之间私下密议朝政。八和硕贝勒是后金势力最大的女真贵族，但他们之间的权位是不同的，又分为四大贝勒与四小贝勒。此时四大贝勒掌握了后金的军政大权。努尔哈赤此举，也主要是为了平衡四大贝勒之间的权力。

盛京六部衙门

六部，包括吏部、户部、礼部、工部、刑部、兵部。后金皇太极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仿照明制设立六部。同时皇太极还命人将各部职能张榜公布于衙门外，以方便办事。

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病故。他的尸骨未寒，争夺汗位的斗争就展开了。此时四大贝勒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四贝勒皇太极，四小贝勒是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和济尔哈朗。代善、皇太极和多尔衮成为汗位有力的争夺者。但代善由于和努尔哈赤的大福晋关系暧昧而声誉受损，此时已无法与皇太极匹敌。多尔衮为大福晋纳喇氏所生。纳喇氏是努尔哈赤的宠妃，有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三个儿子。多尔衮和多铎深受努尔哈赤的宠爱，领有正白、镶白两旗，势力很强。努尔哈赤死后，诸王就以“遗言”为借口，强迫多尔衮的生母纳喇氏殉葬。年仅十五岁的多尔衮失去了母亲的支持，无法与正值盛年的皇太极抗争。皇太极此时三十五岁，久经战争的锻炼，智勇双全，且领有镶黄、正黄两旗，势力十分强大。在代善的大力支持下，皇太极被八和硕贝勒推举为后金汗，次年改年号为天聪。

皇太极继位后，推行了一系列措施以独掌后金政权。在即位之初，皇太极遵照努尔哈赤“共议国政”的规定，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共同当政，“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理”，造成四大贝勒轮流执政的局面。俘获的人口和财物也遵照努尔哈赤的遗训“八家均分”。后金内部权力分散，事事掣肘，皇太极徒有“一汗之虚名”。

皇太极自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便逐步削弱八旗贝勒的权力来提高汗权。天启六年十月，皇太极便在每旗中下设一名总管旗务大臣。总管旗务大臣有权参加贝勒议政会议，“凡议国政，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行，一切事务皆听稽察”。之后皇太极又在每旗下设两名佐管大臣，“佐理本旗事务，审断狱讼”。每旗还设两名调遣大臣，执行出兵的命令。皇太极通过这些措施，大大削弱、分割了各旗主贝勒的权力，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

明毅宗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以三大贝勒过于劳累为由，免去了他们按月分值的大权。次年，皇太极以阿敏丢失滦州﹑永平（今河北卢龙）﹑迁安﹑遵化四城为借口，将其幽禁。不久阿敏就因病而死。此后形成皇太极、代善与莽古尔泰“三尊佛”并列的局面。崇祯四年（1631年），在围攻大凌河时，大贝勒莽古尔泰同皇太极发生口角，竟拔刀相向。事后皇太极遂以“御前露刃”之罪，革去莽古尔泰大贝勒衔，并将其降为一般贝勒，并罚银一万两。莽古尔泰愤恨难平，不久便死了。此时三大贝勒只剩下代善一人。崇祯五年（1632年），皇太极终于废除了“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的旧制，改成大汗南面独坐，形成后金汗独尊的地位。崇祯八年（1635年），皇太极又以擅自行猎等罪名严厉地谴责代善，并罚马甲胄等物及银万两。代善从此对皇太极唯命是从，不敢再有违抗。之后皇太极追莽古尔泰篡逆之罪，将正蓝旗据为己有。这样皇太极手中就握有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其他旗主都没有能力与之抗衡，使汗权得以加强和巩固。

在加强汗权的同时，皇太极仿照明朝的封建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的统治机构，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崇祯二年四月，皇太极建立了由满汉知识分子组成的“文馆”，负责翻译汉文书籍并记注本朝政事。这些措施使皇太极借鉴中原王朝特别是明朝的执政经验，并不断总结后金政权的统治经验，为推进改革提供依据。

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仿照明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不久他又下令将贝勒排斥在国家行政机构之外，巩固了中央集权。崇祯九年（1636年）三月，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和内弘文院，统称“内三院”，负责撰拟诏令﹑编纂史书﹑掌管和起草对外文书与敕谕﹑讲经注史、颁布制度等事务。同年六月，皇太极又建立了都察院，负责弹劾、纠察包括贝勒在内的贵族官员。崇祯十一年（1638年），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负责管理内外蒙古事务。内三院、六部、都察院以及理藩院等，合称为三院八衙门。皇太极在汉族官员的建议和协助下，仿照明制建立起这套较为完整的官制，使国家权力转向三院、八衙门。

在经济上，皇太极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努尔哈赤晚年在辽东实行“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的政策，汉人纷纷逃亡和暴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皇太极即位后，便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对后金辖区的土地进行丈量，把“各处余地”分给百姓耕种，“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用汉官管理。这样大量汉族奴隶取得了“民户”的地位，成为后金政权下的个体农民。崇祯四年，皇太极颁布《离主条例》。所谓“离主”，就是指奴仆可以讦告主人，经过审核后，讦告的奴仆可以离开原主人。《离主条例》规定：“凡奴隶主犯有私行拓猎、擅杀人命、隐匿战利品﹑奸污属下妇女、冒功滥荐、压制申诉等罪，许奴仆告发，准其离主。”这一条例限制了满洲贵族的特权，有利于提高奴仆的身份和地位。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开创的事业，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加强和扩大封建生产关系，使满族社会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

皇太极在国内大力实行改革的同时，继续执行对外扩张的政策。他认为要战胜明朝，首先必须对付蒙古和朝鲜，这样不仅可以解除后顾之忧，还可以利用他们的军事力量。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皇太极不宣而战，命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等人率大军进攻朝鲜，迫使朝鲜签订了《江都和约》。此后皇太极多次对蒙古用兵。经过几次征战，林丹汗势力大衰。崇祯八年九月，林丹汗在青海大草滩病死。多尔衮奉命率精骑一万人渡黄河西进，抵达托里图，带回了林丹汗之子额哲保存的元朝“传国玉玺”，彻底平定了漠南蒙古。为了笼络蒙古贵族，皇太极软硬兼施，采取联姻﹑赏赐﹑封王封爵等手段赢得了蒙古诸部的支持和效忠。皇太极深知要想击败大明政权，必须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他即位后，就十分重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将的作用，网罗汉族知识分子，优待明朝的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等明朝将领纷纷主动归附后金，皇太极对他们封王封侯，宠荣备至。

到了明毅宗崇祯九年（1636年），朝鲜“称弟纳贡”，漠南蒙古彻底臣服，明朝已无还手之力，后金拥有了夺取中原的实力。同年四月初五，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建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是为清太宗。从此皇太极走上了取代明朝、统治全中国的道路。

正史史料

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邵武知县。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扼塞情形，以边才自许。

——《明史·袁崇焕传》

冤杀袁崇焕

作为明朝镇守辽东的守边大吏，督师袁崇焕成为了明朝抵御后金的中流砥柱。他在宁远大败努尔哈赤，取得了明朝自有辽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展现出自己杰出的军事才华。之后袁崇焕在辽东的战事中多次为朝廷立下大功，令皇太极铩羽而归。然而这位能征善战的大将，最后却落得万人争啖其肉的悲剧下场。这不仅是袁崇焕个人的悲剧，也是大明王朝的悲剧。

五年平辽的豪言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落籍于广西藤县。他自幼胸怀大志，在十四岁时就考取了秀才。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袁崇焕考取举人，年仅二十三岁。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时年三十六岁的袁崇焕考取进士。次年袁崇焕被任为福建邵武知县，开始步入仕途。

邵武位于福建西北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为“八闽屏障”。袁崇焕在就任邵武知县的三年里，一心为民，政绩颇为突出。他从不摆官架子，亲民爱民，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到任后，他秉公办事，为民申冤，显示出“明决有胆略”的特质。其时明军在萨尔浒一战中惨败，先后丢失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等地。袁崇焕心系辽东，在公务之余十分关注辽东战事。

袁崇焕

袁崇焕，字元素，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他一向关注辽东局势，并自动请缨出关守辽。1630年，袁崇焕被生性多疑的崇祯帝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等罪名处死，从而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性人物。

三年任期届满后，也就是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按照惯例从福建来到北京朝觐。御史侯恂慧眼识英才，提请熹宗破格重用袁崇焕。熹宗采纳了侯恂的建议，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通过此次朝觐，袁崇焕不仅由外官调为京官，还由正七品升为正六品。此时明军在与后金的作战中屡遭败绩。正月明军在广宁兵败，京城为之大震，辽东局势更为险恶。当时京城的文武百官，皆畏于后金的声势，普遍存在悲观的情绪，不愿出关担任辽职。熊廷弼被免官后，朝廷需要物色一个新的辽东经略。兵部尚书张鹤鸣自请兼任辽东经略，但迟迟不愿就职，不久后就又找借口推脱。熹宗改派解经邦为辽东经略，解经邦对辽东的局势没有把握，也借故推脱。熹宗一怒之下，将解经邦免职。之后王在晋勉为其难，硬着头皮出任辽东经略。与此相反，袁崇焕胆略过人，主动请缨赴辽东就职。在兵部任职后不久，他就一个人骑马到山海关外了解局势。回来后他向明熹宗详细介绍了山海关的形势，胸有成竹地说：“予我军民钱谷，我一人足守此！”熹宗破格提拔袁崇焕为山东按察司佥事（正五品）、山海监军。袁崇焕任职后不久就上《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力请练兵选将，整饬武备，固守山海关，以图恢复大业。在去辽东就职前，他还拜见了听勘在京的熊廷弼，两人在恢复辽东的方略上达成一致。后因受魏忠贤排挤，袁崇焕辞官回乡。

明毅宗即位后铲除了魏忠贤的势力，重新启用了袁崇焕。崇祯元年（1628年），毅宗任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对抗后金军。此时毅宗对袁崇焕寄予厚望，赐给他尚方宝剑，以便他全力应付辽东战局。同年七月，毅宗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询问治辽方略。袁崇焕回答道：“臣深受圣恩，希望能让我自行处理辽东之事，预计五年就可以收复整个辽东。”此语一出，当然令毅宗万分欣喜。事实上在当时的形势下明军能抵抗住后金的进攻就已非易事，而袁崇焕竟然说“五年平辽”，这无异于痴人说梦。这种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为袁崇焕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当明毅宗退回休息时，给事中许誊卿向袁崇焕询问恢复辽东的具体打算，袁崇焕方说五年之期只是为了宽慰毅宗。许誊卿说：“陛下英明，你怎敢随意应对呢？他日按期责问成效，你将如何自处呢？”袁崇焕此时方知失言。毅宗再次回到平台后，袁崇焕急忙上奏说：“辽东之事本来就不容易成功。陛下既然把这个重任交给我，我怎敢推辞。但五年之内，户部负责转解军饷，工部负责发给器械，吏部负责人事任用，兵部负责调兵选将，朝廷事事大力支持，辽东之事方能收到成效。”毅宗此时刚刚即位，迫切希望改变明朝当时的颓败局面，将希望寄托在袁崇焕身上，对他有求必应。

袁崇焕知道明毅宗生性多疑，怕自己远离京师后有小人无端生事。他上奏说：“以卑臣的能力，可以收复辽东，但却不能排除众人的议论。臣一出京师，便远离万里，难免有人嫉贤妒能。这些人即使不用权力来牵制我，也足以干扰我的计划。”毅宗道：“你不用担心，我自有安排。”于是毅宗把辽东满桂、王之臣的尚方宝剑都予以收回，而将尚方宝剑赐给袁崇焕，准他相机行事。

袁崇焕在离京赴辽东前给明毅宗上书明志。他在奏章中指出：“恢复辽东的策略，不外乎臣当年用‘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手段。臣以防守为主要策略，作战时要出奇制胜，不排除为了争取时机而与敌暂时议和。辽东之事十分艰巨，成功的关键在于渐进而不在于急躁，在于务实而不在于空谈。这是臣和各边地将领所能做到的。至于用人之事，都由陛下掌管。用人的关键在于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军队里可惊可疑的事很多，希望陛下不计较一言一行之微瑕，而以成败定大局。臣担负重任，必然会遭到很多怨恨。各种对保卫疆土有利的举措，也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况且臣与敌人作战，敌人也会乘机离间我们，因此臣的处境十分艰难。陛下对臣宠信有加，臣不敢过于怀疑，但这其中的危险，臣不敢不禀告陛下。”

在这道奏书中，袁崇焕不仅向明毅宗表明了恢复辽东的基本策略，委婉地表达出对辽事不可操之过急的建议，而且他还恳切地请求毅宗要用人不疑。毅宗对袁崇焕进行了一番抚慰，“旨嘉其忠劳久著，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另外毅宗还赐给袁崇焕蟒袍玉带和银币，袁崇焕上疏推辞了蟒袍玉带。不幸的是，袁崇焕在奏折中所言却如谶书一般在事后一一得到了应验。

擅杀毛文龙

明毅宗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他在皇帝面前许下五年复辽的诺言，手持尚方宝剑统揽辽东军事大权。崇祯二年（1629年）闰四月，毅宗下旨加袁崇焕太子太保，赐蟒衣、银币，荫锦衣千户。袁崇焕意气风发，将原本的小心谨慎抛之脑后，诛杀了毛文龙，令朝野大为震惊。毅宗对此十分不满，却碍于局势隐忍不发。

毛文龙，祖籍山西太平，浙江杭州人。他天生不爱读书，也不事生产，原是个市井无赖之徒。后来他投奔伯父毛得春，世袭其职，便开始了军旅生涯。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他已是巡抚王化贞手下的练兵游击。同年毛文龙说服后金镇江（九连城）守将陈良策反清，侥幸成功。这次胜利被广宁巡抚王化贞称之为“镇江大捷”。王化贞想乘胜追击，一举收复辽东，结果无功而还。而毛文龙则因这次“镇江大捷”，被提升为副总兵，累加左都督。不久镇江城被后金收复。毛文龙则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晋升为总兵。皮岛又称东江，在登州、莱州的海面上，绵延八十里，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岛上居民多是从辽东逃出来的汉人，毛文龙便拉拢这些人当兵，安排哨船，连接登州，形成掎角之势。天启二年（1622年），辽东全线崩溃，毛文龙据守的皮岛显得更为重要。同年六月，朝廷在皮岛设东江镇，毛文龙升任平辽总兵官，挂将军印，赐尚方剑。

毛文龙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以重金贿赂魏忠贤，“拜魏忠贤为父”，成为魏忠贤的党羽。东江在位置上十分险要，但毛文龙并没有什么谋略，每次出兵都打败仗，浪费军饷无数。他常常上书朝廷，说些中听的大话，来讨魏忠贤的欢心。天启三年（1623年），他上书朝廷：“得饷百万，明年可以灭奴。”事实上他根本无法承担收复辽东的重任。毛文龙不断向朝廷要官要饷，并在军饷中吃些空额，中饱私囊。更为严重的是，他利用皮岛的地理优势和军队的特权，大力招揽客商，贩卖违禁物品。他还代朝廷征收过往商人的商税，但从不将这些税款上缴朝廷。

毛文龙自恃战功，“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岁百二十万，兵二十万，朝论多疑而厌之”。袁崇焕主张撤销东江镇，朝廷没有采纳。天启七年（1627年），皇太极出兵攻打皮岛，袁崇焕救援迟缓，令毛文龙吃了大亏，丢掉了铁山大营。袁崇焕也因此事遭到阉党的猛烈攻击，最后不得不致仕归里。可以说袁崇焕和毛文龙之间早有嫌隙。后金多次派人诱降毛文龙，“时朝议忧皮岛文龙难驭”。袁崇焕此次重掌辽东帅印，毛文龙的问题当然是无法逃避的。袁崇焕在赴辽之前，大学士钱龙锡就曾与他商讨赴辽后的具体方略。袁崇焕明确表示：“当自东江始。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去之，易易耳。”这表明袁崇焕早在赴辽之前，就有除掉毛文龙的打算。

袁崇焕到辽东任事后，毛文龙依然很傲慢，不愿接受袁崇焕的节制。袁崇焕上疏请求朝廷改变运往东江粮饷的粮道，并请求兵部派官员前来管理皮岛的粮饷，以控制毛文龙。毛文龙立即上疏抗辩，言辞颇为激烈。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二十九日，袁崇焕抵达距旅顺口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的双岛。次日毛文龙从皮岛赶来拜见。袁崇焕与毛文龙白日欢宴，夜间促膝长谈，毛文龙未能发觉任何异常。袁崇焕以阅兵为名，来到皮岛。六月初四晚，袁崇焕有心试探毛文龙，提出改变军队的编制并设置监司，毛文龙很不高兴。袁崇焕便暗示让毛文龙告老回乡，而毛文龙不愿放弃手中的兵权，说只有自己最清楚辽东之事，别人恐怕无法替代。于是袁崇焕便准备痛下杀手。

六月初五，袁崇焕邀请毛文龙观看将士射箭。他预先在一座山上设置下大帐，并在帐中埋伏了亲兵。接着他邀毛文龙一起上山，却把毛的随从挡在山下，只许一些将领随行。一进大帐，袁崇焕便突然责问毛文龙违反朝命之事，毛文龙极力争辩。袁崇焕命人剥去毛文龙的冠戴，并把他捆绑了起来。袁崇焕当众宣布了毛文龙的十二条可斩之罪：“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女子，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毛文龙至此方明白事态的严重性，便叩头乞求免除一死。

素三彩龙凤牡丹纹碗

该碗烧制于明朝崇祯年间。其以黄釉为地，内绘牡丹四凤纹，外绘二龙戏珠纹，并书“玄山苍水”四字。明崇祯年间的素三彩较为少见，因此该碗显得弥足珍贵。

袁崇焕召集毛文龙的部将，在帐前用尚方宝剑斩杀了毛文龙，并命人用棺木收敛了毛文龙。毛文龙的部将害怕袁崇焕的威势，无人敢于反抗。次日袁崇焕备下酒肉祭奠毛文龙说：“昨天我斩你，是出于朝廷的法度；而今天我来祭拜你，是出于朋友的私情。”说完他还流下眼泪。之后袁崇焕着手对毛文龙的部队进行了改编，分为西协，任命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为首领。袁崇焕还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措施，总算是稳住了毛文龙的旧部。

事实上毛文龙的“十二斩罪”中有些十分牵强。如给魏忠贤行贿、在皮岛上为魏忠贤建生祠这一条，就算不上可斩之罪。当魏忠贤把持朝政之时，全国各地都为魏忠贤建祠塑像，并蔚然成风。袁崇焕自己也曾上书朝廷，请求在宁远给魏忠贤建造生祠，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造成而已。再者毛文龙镇守辽东期间虽未复寸土，但这在当时的局势下也算不上弥天大罪。从当时的敌我局势而言，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之举也是失策。崇祯初年，朝鲜投降后金，毛文龙所驻守的东江镇成为唯一能在敌人后方起牵制作用的重镇。毛文龙一死，东江镇便群龙无首，不久便土崩瓦解。毛文龙的许多部下纷纷投降女真，其中尚可喜、耿精忠、孔有德等人还成为清兵入关的急先锋。

袁崇焕诛杀毛文龙，虽不是出于降金的目的，但此举确实有些过分。无论如何，毛文龙也是一位由皇帝钦命的守边大将。袁崇焕虽有尚方宝剑，但也不能先斩后奏，随意斩杀。袁崇焕在诛杀毛文龙之后，立即上疏请罪。明毅宗得知此事后，非常震惊，但因为当时正倚重袁崇焕，便没有追究，甚至还“优旨褒答”。为了安抚袁崇焕，毅宗还传谕公开毛文龙的大罪。毛文龙死后，辽东的战局便急转而下，战火蔓延到了京畿。

皇太极行反间计

袁崇焕复镇辽东后，自知“兵力不敌，思以捭阖纵横之计”，便不顾明毅宗和一些大臣的反对，积极与后金进行谈判，企图通过和议使后金退出辽东地区。

皇太极一面与袁崇焕商谈议和，一面积极备战。当时明朝在山海关以西的长城防线十分薄弱，对此袁崇焕有着清醒的意识。他一再上书朝廷，请求在这一带增加军队，尤其要用重兵把守蓟州镇（今河北迁西）、遵化（今河北遵化）、蓟州（今天津蓟州）等要地。但明毅宗对此未能给予充分的重视。此时蒙古和朝鲜已经先后归附后金，后金没有后顾之忧。皇太极感到宁锦防线不易突破，便决定绕道蒙古，进攻大明。

明毅宗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突然率兵由蒙古境内开拔，兵分三路，向喜峰口以西的长城边隘大安口、龙进关、马兰峪等关口进发。当时明朝只在宁远、锦州一带布有重兵，山海关以西则军备松弛。后金兵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于十一月初二直抵遵化城下，距京师不到三百里。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率兵驰援，在遵化城下力战而死，遵化沦陷。遵化城破后，三屯营军心动摇，三屯营副总兵等守将临阵脱逃。总兵官朱国彦极为愤慨，在城中张榜公布逃跑将领的名单，并散尽家财，与妻子张氏双双上吊自杀。巡抚王元雅也自杀身亡。袁崇焕立即调兵遣将，对后金军进行堵截，并亲率祖大寿、何可钢驰援京城，于十一月初十到达蓟州。毅宗对袁崇焕“温旨褒勉”，犒赏三军将士，令袁崇焕统领各路兵马。

当后金军队突破长城防线的战报传到京师后，朝廷上下大为震惊，京师戒严，人心惶惶。皇太极攻陷遵化后，并没有如袁崇焕所料强攻蓟州城，而是越过蓟州迅速向西挺进，连克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地，直逼京师，形势已是十分严峻。袁崇焕本应把后金军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以确保京城安全，但由于护驾心切，率兵火速向京师靠拢，于十五日抵达通州附近。这无异于纵敌深入，把战火引到京城外围。当时京城的百姓骤遭兵祸，怨恨“崇焕纵敌拥兵”，京城上下关于袁崇焕勾结后金的谣言沸沸扬扬。

袁崇焕并没有与清军展开大规模的交战，只是派小股部队与后金鏖战。实际上他所带兵力并不多，本想等各地勤王大军到来后，再以优势兵力对后金军进行反扑。皇太极猜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出战的用意，为了逼迫袁军与后金军展开决战，便派人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朝中勋戚的产业都在城外，如今被敌人焚毁殆尽。他们迁怒于袁崇焕，纷纷跑到明毅宗面前告状，说袁崇焕以入援为名，却听任敌骑大肆劫掠，不肯出战，一定是别有用心。京城百姓长期生活在歌舞升平之中，突然遭遇变故，心态不免失常，流言蜚语顿起。

明毅宗对袁崇焕猜忌日深，命袁崇焕的驻地不得越过蓟州，而袁崇焕勤王心切，越界到达通州附近。此时一些部将建议袁崇焕把部队驻扎在通州附近的河西务，不要再向京师靠近，以免引起朝廷的怀疑。袁崇焕自认为有功无罪，不但没有听取这个建议，反而于十六日抵达左安门。毅宗命兵部尚书李邦华、右侍郎刘之纶主持京师的守卫，命督师袁崇焕统辖各路兵马。

十九日皇太极率兵抵达京师外围。二十日皇太极率军攻打德胜门。此时在德胜门驻守的将领是大同总兵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袁崇焕得知后，立即赶来救援。皇太极令大贝勒莽古尔泰率军阻击袁崇焕。侯世禄得知后金军来攻，避其锋芒，不战而逃。大同总兵满桂则独自率领部众迎战。在德胜门城楼上督战的兵部尚书李邦华，命人开炮助威，不料误伤了满桂。后金兵马对京城发起猛攻，袁崇焕亲自上阵督战，战斗十分激烈。在袁崇焕的领导下，明军击退了后金军的进攻。与此同时，明毅宗下诏各地军队入京勤王，一时间天下震动。各地援军纷纷向京师集结，后金军队开始后退。

十一月二十三日，明毅宗在平台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等将领，尽管不露声色，但对袁崇焕已经起了疑心。袁崇焕因为兵马困乏，请求入城休整部队，毅宗一口回绝。两天后袁崇焕再次请求把自己的部队开进外城进行休整，毅宗仍然拒绝。此时大同总兵满桂的部队却可以驻扎在外城进行休整。当时京城盛传袁崇焕暗中勾结后金，袁崇焕之所以斩杀毛文龙就是为了帮后金除掉心腹之患。还有人说后金从蒙古犯边，正是袁崇焕的主意。俗语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何况毅宗还生性多疑。这时袁崇焕的处境已非常危险了。二十七日，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的进攻，京师外围局势趋于平静。

皇太极不失时机地导演了一出反间计。后金兵在京畿牧马厂抓获了两个明朝太监，将他们关在军营中。这两位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皇太极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在夜间窃窃私语说，袁崇焕与皇太极已有密约，大事即日可成。第二天，后金故意放走了太监杨春。杨春一回到宫中，就立即将此事告知了明毅宗。毅宗对袁崇焕的信任便荡然无存。

明毅宗对袁崇焕起了杀心后，便把京城与皇城的警卫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安排妥当之后，毅宗便于十二月初一以议饷为名，再次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祖大寿。毅宗责问袁崇焕道：“以前你擅自斩杀毛文龙，如今又使敌人兵临城下，还射伤满桂，你到底有何用意？”接着他不由分说，立刻令锦衣卫拿下袁崇焕，朝中大臣无不感到惊诧。内阁大臣极力劝谏，在大敌当前之际不应轻易易将，此为兵家大忌。而毅宗只道势已至此，不得已而为之。随后他命满桂统领各路兵马，命马世龙、祖大寿分理辽东兵马。

祖大寿是袁崇焕手下的得力大将，袁崇焕对他还有救命之恩。袁崇焕入狱，令祖大寿心灰意冷，率军不辞而别，离开京城。明毅宗猝不及防，一面指责袁崇焕的罪状，一面褒扬祖大寿等人的功劳。他命孙承宗为之设法，孙承宗命游击石柱国飞驰追赶祖大寿，但未能见到祖大寿本人。阁臣成基命建议毅宗请狱中的袁崇焕给祖大寿写信，来阻止祖大寿谋反。孙承宗深知袁崇焕是国家栋梁之才，写密信给祖大寿，让他为朝廷立功，以帮袁崇焕赎罪，并许诺为祖大寿开脱罪责。祖大寿接到袁崇焕的亲笔书信，泣不成声。他以国事为重挥师入关，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并切断了清军的后路。毅宗下诏安抚祖大寿，命他继续镇守宁远。后来为了安定辽东，毅宗还命孙承宗、马世龙移镇山海关。孙承宗、马世龙在辽东素有威信，由他们出面，辽东才没有生出事端。

可悲的结局

袁崇焕被下狱后，各路勤王的兵马便失去了统帅。明毅宗命尚书梁廷栋、满桂充任文武经略，分驻西直门和安定门，以协调各军。皇太极得知袁崇焕下狱后，欣喜若狂。

满桂自知兵力薄弱，不敢与清军交锋，便想依托城墙工事固守。毅宗严令满桂出城迎敌。满桂被迫率军出城作战，终因寡不敌众而节节败退，最后力战而死。经此一役，副将孙祖寿及参将周旗等三十余名将领阵亡，总兵官黑云龙、麻登云等被清军俘虏，最后投降了清朝。后金诸将纷纷要求攻打北京，皇太极却说：“城中痴儿，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圉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

皇太极自知后金的实力尚不足以与明朝抗衡，于是再次致书明毅宗，重申议和之事。毅宗自视甚高，根本不把皇太极放在眼里，拒绝了和谈。他下旨命各路兵马围剿皇太极。实际上明朝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后金军的锋芒，更不用说组织反攻了。皇太极从京城撤军后，先挥师攻克良乡，大败山西巡抚耿如杞的援兵，再攻打房山，然后挥师向东，攻下通州以南的张家湾。之后后金军东渡运河，连克香河、三河、玉田、永平、滦州等地，驻扎在三屯营。明朝官员将领几十人战死，各路援兵因畏于后金军的锋芒都不敢迎敌。当时朝廷的主力有两支，一支由孙承宗、祖大寿率领，一支由马世龙率领。两支军队之间根本无法联络，无法协同作战。孙承宗得知京师危急的消息后，急募士兵直趋京师，到了京师后才得知京城并没有战事。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末，皇太极开始撤军。在撤军之前，他遗书明朝廷，再次表达了议和的意向。他留下二贝勒阿敏驻守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

玉双螭耳杯

螭是古代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它的形状多用来作装饰。此杯玉料呈青色，杯体为椭圆形，两侧各镂雕一形态相同的螭为耳，异常精致。

在这场战役中，皇太极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华，明毅宗则相形见绌。当各路兵马败报频传之时，毅宗又急又恨，竟赌气开始不理朝政。顺天府尹刘宗周上疏劝道：“国势强弱，视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极门，延见百僚，明言宗庙山陵在此，固守外无他计。”刘宗周在宫门外长跪不起，毅宗这才答应召见群臣。随着战局每况愈下，毅宗一度又有了起用袁崇焕的念头，甚至认为只有袁崇焕才能担负起镇守辽东的重任。但是一些大臣却乘机生事，借袁崇焕之事来攻击阁臣钱龙锡，使毅宗打消了这个念头。

当初袁崇焕在入朝之时，曾经向钱龙锡请教迎敌方略。明毅宗即位后，命钱龙锡处置魏忠贤一党，因此魏忠贤的余党对钱龙锡恨之入骨。他们编造谣言，说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与后金议和诸事都是由钱龙锡主使，要求毅宗将钱龙锡治罪。双方吵得不可开交，钱龙锡被迫称病辞职。

钱龙锡辞职后不久，温体仁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温体仁是毛文龙的同乡，对袁崇焕擅自斩杀毛文龙怀恨在心，早想借机报复。于是他便诬陷钱龙锡，以打击袁崇焕。兵部尚书梁廷栋曾经与袁崇焕一同经略辽东事务，因意见不合发生过一些摩擦，这时也乘机落井下石，向明毅宗上疏请求诛杀袁崇焕。

一些大臣上疏，弹劾袁崇焕曾用重金贿赂钱龙锡，钱龙锡在离京之前，将这笔巨款转寄给姻家巧为斡旋，等等。温体仁还企图借袁崇焕之事，大兴冤狱，以将异己势力一网打尽。只因兵部尚书梁廷栋为人胆小，不敢出头而作罢。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初六，山东道御史又上奏诬陷钱龙锡与袁崇焕共谋，“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秦桧莫过”。明毅宗在盛怒之下，不加核实便草率下旨：“崇焕擅杀逞私，谋款致敌，欺藐君父，失误封疆，限刑部五日内具奏。龙锡职任辅弼，私结边臣，互谋不举，下廷臣会议其罪。”

八月十六日，明毅宗在平台召见文武大臣。毅宗当众列举袁崇焕的种种罪状：“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既用束酋，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效，屯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意欲何为？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随后毅宗便下旨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妻妾兄弟流放到福建，家财籍没。文武大臣顿首唯命，无人敢替袁崇焕喊冤。

刑部侍郎涂国鼎被任命为监决官，在西市设刑场对袁崇焕处以磔刑。所谓磔刑，俗称“杀千刀”“活剐”，就是一刀刀把活人身上的皮肉削下来，受刑之人要承受长时间的痛苦和煎熬，才能慢慢死去。当时的京师百姓不明真相，误以为袁崇焕叛国，对他恨之入骨。在袁崇焕行刑之时，城中百姓蜂拥而至。据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颊间，犹唾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只剩一首，传首九边。”

至此明毅宗失去了辽东前线最为能干的两位统帅熊廷弼和袁崇焕。熊廷弼为官清廉，却以纳贿贪污的恶名被枭首，其家属在他死后还因要为他退赔莫须有的赃款而吃尽了苦头。袁崇焕则更为不幸，皮被剥，肉被啖，血被饮，一代功臣就这样惨遭杀戮。

袁崇焕死后，明毅宗本想将钱龙锡斩立决，但思前想后仍未能发现钱龙锡有逆谋的迹象，最后便手下留情，没有立即处斩。大臣黄道周觉得钱龙锡实在冤枉，便上疏申救。毅宗以忤旨之罪把黄道周降级外调，免除了钱龙锡的死罪，戍定海卫。

明毅宗“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以致误杀了袁崇焕，这无异于自毁长城。此后朝中再也没有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东之事越发难以收拾。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皇帝下旨为袁崇焕昭雪。据《清高宗实录》载：“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磬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名家评史

明思宗（毅宗）之为人，严而不明，果于诛杀。先是袁崇焕因皮岛守将毛文龙跋扈，将其诛戮。思宗疑之而未发。及是，遂信清人反间之计，把崇焕下狱杀掉，于是长城自坏。

——吕思勉

辽东危机

明朝廷在女真统一过程中采取分化策略，最后出兵帮助叶赫部抗击努尔哈赤，且对建州女真进行经济封锁，自然引起努尔哈赤的仇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利用民族仇恨，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公然对明朝宣战，走上了与明王朝争夺天下的道路。

萨尔浒之战

在辽宁省抚顺市东大伙房水库附近，有一座形势险峻的山名叫萨尔浒山。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就发生在这里。“萨尔浒”是满语，汉译为“木橱”，意思是此山物产丰富，用之不竭。萨尔浒之战以明军的惨败、后金的胜利而告终，此后明朝在对后金的战争中一直处于防御地位。

明神宗万历初年，张居正实行改革，国家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万历三大征”后，国家财政因连年征战而陷入困境，太仓、节慎库、太仆寺库、光禄寺库的白银储备和京师、通州的米粟储备锐减。朝政腐败，党争纷起，军备废弛，出现了九边长期匮饷的严重局面。军队中虚报战功成为通例，军官恣意盘剥士兵，克扣军饷，使将士离心，战斗力严重下降。

随着后金势力的不断强大，努尔哈赤雄心勃勃，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发军讨明。所谓“七大恨”包括：明朝无故斩杀了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明朝出兵保护叶赫部，欺压建州女真；明朝违背誓言，逼迫努尔哈赤抵偿所杀越境人命；叶赫部由于得明朝的支持，背弃盟誓，将已与努尔哈赤订下婚约的“叶赫老女”转嫁蒙古；明廷强令努尔哈赤退出柴河、三岔、抚安三地，不允许收获庄稼；明朝偏信叶赫部之言，遣人侮辱建州女真；明朝责令建州女真退还哈达部之地，恢复其国。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作为讨伐明朝的檄文，利用民族仇恨来实现掠夺明朝财富和土地的目的。

努尔哈赤告天誓师后，兵分两路出击，一路直奔抚顺，一路向东州、马根丹进发。四月十五日，努尔哈赤计取抚顺城，杀死了中军千总王命印、把总王学道等，俘获守将李永芳等。同日后金军连下东州、马根丹两地。两路后金大军先后占领了五百多处城堡，“所得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其降民编为一千户”。明朝辽东巡抚李维翰得知消息后，急忙派总兵张承胤率一万大军前往支援，结果全军覆灭。七月后金军攻破清河堡（今辽宁本溪境内）城，纵兵大掠而还。辽东接连失利，明廷“举朝震骇”。

九月二十五日，后金军占领会安堡，努尔哈赤将当地的一个汉民割去双耳，令其送信给明朝的官员。信中说：“若以我为非理，可约定战期出边，或十日或半月，攻城决战。若以我为合理，可纳金帛以图息事。”明神宗怒不可遏，下旨征讨努尔哈赤，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以周永春为辽东巡抚，大举进攻后金。明朝征调福建、浙江、山东、四川、陕西、甘肃等地的军队增援辽东，又加派辽饷，以资军用。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各路援军到达集结地点。明神宗不顾粮饷不足等不利情况，一再催促杨镐对后金发起进攻。此时各地抵达辽东的援军共八万余人，加上前来支援的朝鲜军队一万余人，总共十万余人。辽东经略杨镐与诸将议定，分四路进攻：东路以总兵刘綎为主将，南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为主将，西路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北路以总兵马林为主将。杨镐为四路大军的总指挥，坐镇沈阳。在明军尚未出动之前，努尔哈赤就探知了明军的战略部署。他抓住明军兵力分散的弱点，决定采取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

杜松

杜松是明军的一员猛将，作战时常常身先士卒，但为人粗蛮卤莽。在萨尔浒之战中，他急于立功，冒进遇袭，身死兵败。

杜松贪功冒进，率领西路大军星夜兼程，于三月初一到达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此时后金征调一万五千役夫正在界凡建城，城中仅有四百名守军。界凡位于“形势险要，扼锁阳之咽喉”的铁背山上，北临浑河东岸的吉林崖，西隔苏子河与萨尔浒山相望，两地相距仅十余里。杜松虽然久经沙场，但鲁莽轻敌，想迅速攻占界凡城。他亲自率领一万精锐士兵进抵吉林崖，攻打界凡城，留下两万士兵驻扎萨尔浒。

努尔哈赤派代善、皇太极率两旗的兵力增援界凡城，自己则亲率四万五千大军抄明军的后路，出其不意地攻打萨尔浒。后金军从天而降，萨尔浒的明军仓皇迎敌。这一天雾气弥漫，咫尺难辨，明军燃起火炬，匆匆列阵，看不见后金兵的位置，铳炮都打在了树上。后金军躲在暗处，向明军射击，箭矢如雨，发无不中，明军伤亡惨重。顷刻间后金军就突破了明军的防线，占领了萨尔浒。之后努尔哈赤马不停蹄，从背后包抄攻打界凡的杜松军。攻打界凡城的明军听说萨尔浒失陷的消息后，军心动摇。后金大军前后夹击，对明军发起猛攻。杜松等将领力战而死，西路大军就这样全军覆没。

西路军杜松失利后，南北两路明军形孤势单，处境相当不利。是夜马林率北路军进至尚间崖（在萨尔浒东北），听到杜松军惨败的消息后不敢前进，就地扎营。次日努尔哈赤率八旗主力北上，迎击北路明军。努尔哈赤派一路骑兵迂回抵达马林军的后面，前后夹攻，明军大败，马林只身脱逃。

刘綎所率的东路明军因为山路崎岖，行动困难，未能按期到达赫图阿拉。刘綎不知道西路、北路明军已经失利，仍按原计划向北挺进。努尔哈赤大败马林军后，立即移兵南下，迎击刘綎。努尔哈赤令明朝降兵假持杜松的令箭，到刘綎营中谎报军情，诈称杜松军已得胜，诱使刘綎速进。同时努尔哈赤在阿布达里岗（赫图阿拉南）设下重兵。刘綎信以为真，立即下令轻装急进。三月五日，刘綎抵达阿布达里岗，中了后金军的埋伏。刘綎阵亡，东路明军也被歼灭。

经略杨镐得悉三路军马尽败后，慌忙命李如柏撤兵。李如柏军行动迟缓，此时方抵达虎拦岗（在清河堡东），因此这一路明军得以保全。这一仗主要在萨尔浒地区进行，所以历史上称之为“萨尔浒之战”。萨尔浒之战历时五天，明军损失士兵四万六千人、将领三百多人，后金与明王朝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此一役，明军完全陷入被动，辽东局势日益危急。后金军乘胜攻占开原、铁岭，征服了叶赫部。

明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用将不当。经略杨镐对后金军的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在不了解敌情的情况下分兵出击，各路部队缺乏配合，为后金军从容转移兵力、各个歼灭提供了可乘之机。此外经略杨镐远离前线，不能及时了解战况，既无法进行策应，也无法掩护部队撤离。

宁远之战

袁崇焕于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第一次赴辽。来到辽东后不久，他就与辽东经略王在晋在守辽方略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王在晋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处的八里铺再筑一座重城，以护卫山海关。明熹宗谕准，并发帑金二十万两。袁崇焕则主张在山海关外二百里的宁远（今辽东兴城）筑城固守，积蓄力量，以图大举。事实上此时袁崇焕官位很低，只是一名正五品的佥事，根本无权干预辽东的大政方针。王在晋的守辽方略不仅得到熹宗的批准，而且已经开始施行。袁崇焕出于对国家社稷的忧虑，先后两次越级奏告首辅叶向高。叶向高无法决断，求教于大学士孙承宗。孙承宗自请巡边，来到山海关召集各级将领讨论防守山海关的策略。为了切实了解情况，孙承宗还带着袁崇焕等人策骑出关，察看形势。巡视之后，孙承宗决定支持袁崇焕筑守宁远的建议。王在晋冥顽不灵，固执己见。孙承宗回京后得到熹宗的支持，王在晋被免职，孙承宗担任督师，主持山海关、蓟、辽等地的军务。

同年九月，孙承宗到山海关正式“视事”。他采纳了袁崇焕的建议，修筑宁远城，在辽西建立起关（山海关）宁（宁远）防线，阻遏后金军渡河西进。

正史史料

丁卯，大清兵围宁远，总兵官满桂、宁前道参政袁崇焕固守。己巳，围解。二月乙亥，袁崇焕为佥都御史，专理军务，仍驻宁远。

——《明史·熹宗本纪》

在孙承宗的大力支持下，袁崇焕带兵守卫宁远新城。他在刚上任的头一年里，集中了全部人力物力，修建了一座坚固的宁远城，使之成为山海关外的第一个军事重镇。此外他大力整顿军队，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经过几年的整顿和部署，宁远城呈现出一派新气象。通过几次战斗，袁崇焕还先后收复了宁远外围的锦州、松山、右屯等地。

天启五年（1625年），由于明廷内部的倾轧，原来主持山海关内外军务的大学士孙承宗被罢职。同年十月，魏忠贤的党羽兵部尚书高第代为辽东经略。此后辽东局势发生逆转。高第对军务一窍不通，胆怯无能，只是由于依附阉党而得受封疆重任。他到任后，就以柳河兵败为借口，下令撤回关外所有的驻防力量，放弃了孙承宗经营多年的军事防线，将已经恢复的关外四百里土地让给后金。袁崇焕据理力争，率领一万多名将士誓死保卫宁远城。此时宁远城已成为一座孤城。

努尔哈赤得知高第撤走了关外守军后，便乘机西进。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大军西渡辽河，势如破竹，于二十三日抵达宁远城。袁崇焕向驻守在山海关的高第请援，高第却毫不理睬。袁崇焕只好固守城防，在城外实行坚壁清野政策。他还写下血书，率满桂、左辅、朱梅、祖大寿、何可纲等将士誓死守城。袁崇焕严词拒绝了后金的招降，用西洋大炮轰击后金兵营，“遂一炮，歼虏数百”。宁远城防坚固，军民众志成城，多次击退了后金军的进攻。努尔哈赤原本以为宁远城势单力孤，不日可下，不料打了三天也没有攻下，反而伤亡惨重。努尔哈赤无计可施，焚毁了明军在宁远东南海中觉华岛（今菊花岛）上的军粮，退回辽河以东。努尔哈赤一向刚毅自恃，屡战屡胜，难以忍受宁远兵折之耻，忧愤成疾，回到沈阳后就去世了。

袁崇焕为了争取军队的休整时间，私下派出使节去吊唁努尔哈赤，商议和谈之事。这本是袁崇焕的缓兵之计，但是他没有事先向朝廷报告，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宁远之战以明朝的胜利和后金的失败而告终，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以来的第一个重大的胜利，对明朝有着特殊的意义。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明金议和》

宁远之战后不久，努尔哈赤逝世。后金认识到明朝仍有相当的军事实力，而明朝内部又面临着农民起义军的威胁，双方为了暂时稳定局势，就开始了一系列的秘密议和活动。图为后金向袁崇焕递交的皇太极有关议和的“国书”。

宁锦之战

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在明与后金的战争中，明辽东巡抚袁崇焕等率军击退了后金大汗皇太极围攻锦州、宁远（今辽宁兴城）的作战，史称“宁锦大捷”。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继续坚持避敌之长、击敌之短、凭城固守、渐次进取的原则，修建锦州、中左所（今辽宁葫芦岛塔山乡）和大凌河堡（今辽宁凌海）三城，构筑以宁远、锦州为重点的关外防线。袁崇焕以努尔哈赤去世为名派人前去吊丧，主动与后金和谈，窥探后金虚实，同时加紧构筑大凌河防线。皇太极率军自沈阳出发，三路并进，迅速攻占了大、小凌河、右屯卫等城堡，会师于锦州城下，四面合围。时锦州城防已修筑完毕，总兵赵率教率兵三万驻守锦州，袁崇焕及副将祖大寿统帅各部将领坚守宁远。袁崇焕认为，应以宁远和锦州为两个主要支撑点，拒敌于坚城之下，消耗后金的有生力量，再伺机出击。这个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宁远和锦州这两个支撑点要能守住。

正史史料

八月乙巳，援兵战于松山，阳和总兵官杨国柱败没。辛亥，赐薛国观死。辛酉，重建太学成，释奠于先师孔子。甲子，总兵官吴三桂、王朴自松山遁，诸军夜溃。

——《明史·庄烈帝本纪二》

后金军从西、北两面发起了对锦州城的总攻，马步军对城垣轮番进行攻击。后金兵们拖着盾车、云梯冒着炮火直向城下冲去。赵率教、左辅、朱梅和监军太监纪用均身披甲胄，冒着后金军雨点一般的箭矢亲临督战，指挥将士拼死抵御。一时间城上“炮火矢石交下如雨”。后金军集中主力攻击城西一隅。赵率教认清了皇太极先破城西的企图，急调其他三面的守城明军堵御西城之敌，以炮火、矢石还击。后金兵损失惨重，后退五里扎营设防。第二天后金以骑兵围城，环城而行，但是却不敢靠近城垣。

经过十四天的激战，锦州城岿然不动。皇太极认为攻城不利于继续前进，于是改变战法，欲引诱驻守锦州的明军出城决战。但赵率教等闭城固守不出，使皇太极欲战不能，只好移兵转攻宁远。在宁远城，双方发生了一场短促而激烈的战斗。在各自伤亡百余人之后，两军都没有恋战，后金军退回塔山，明军则按照袁崇焕的安排退回了宁远城下。皇太极率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军队进抵宁远城后，袁崇焕与中官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壁守战，列营于营壕内，满桂等出城二里排开阵势。皇太极不顾诸将反对，亲率诸贝勒攻城。袁崇焕督军用红衣大炮拒敌，炮轰后金军。不论后金军怎样冲击，明军始终死战不退。明总兵满桂，后金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都身受重伤，但仍苦战不退。

不久皇太极回师再度进攻锦州。明军用红衣大炮、神机火炮、火弹和矢石组成了火网，后金军士卒死伤无数。六月初五，忧愤交加的皇太极在损兵折将元气大伤的情况下被迫从锦州撤兵，回师沈阳。

宁锦一战，明军凭坚固守，以逸待劳，大败后金军于宁远、锦州城下，挫败了后金军的几乎全部战略意图，史称“宁锦大捷”。尽管如此，它也没能挡住后金入主中原的脚步。

松锦决战

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先后多次率军大规模深入关内，消耗了明朝大量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明朝已经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清军入关的障碍只剩下辽西从北到南的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宁远、山海关一线据点。皇太极吸取过往遭受失败的教训，改变策略，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以突破宁锦防线。

明毅宗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皇太极派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为左右翼元帅，率大军修筑义州城（今辽宁义县），“驻扎屯田，令明山海关外宁锦地方不得耕种”。此后清军又推进到锦州城外，将锦州孤立了起来。次年三月，清军遍挖深壕，包围了锦州城。

负责防守锦州外城的蒙古军面对大军压境，失去了信心，投降了清朝。而锦州守将祖大寿曾于崇祯四年（1631年）诈降后金。他诡称回到锦州接回妻小，并作内应，便被后金放了回来。祖大寿回到锦州后，仍效忠于明朝。锦州外城已破，祖大寿死守内城，战斗打得颇为吃力，并向朝廷告急。

明朝深知锦州的战略意义，不断派兵支援。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明廷命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所部八镇大军十三万，在蓟辽总督洪承畴的统率下驰援锦州。

洪承畴深谙军事，主张采取稳扎稳打、且战且守的策略，以援救锦州。兵部尚书陈新甲不顾敌我态势，主张速战速决，催洪承畴进军。明毅宗也下密旨，令洪承畴进军以解锦州之围。洪承畴无奈之下，将粮草留在杏山与松山之间的笔架山，率六万大军先行，急进松山。八月初洪承畴在乳峰山大败清军，清军死伤惨重。皇太极得知战报后，“忧愤呕血”，急忙率三千精骑赶赴松山。八月十九日，皇太极来到靠近松山的戚家堡（今辽宁凌海齐家堡）。他到达松山前线后，派兵袭取了明军屯于笔架山的粮草，又切断了松山和后方杏山的通道。

明军失去粮草，军心不稳。洪承畴欲与清军在松山展开决战，但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山海关总兵马科、宁远总兵吴三桂、蓟州总兵白广恩先后奔逃。清军从后面追击，又在沿途设伏截杀，共歼灭明军五万多人，获得战马七千多匹，甲胄九千多副。吴三桂、王朴率残部退守宁远。

洪承畴与玉田总兵曹变蛟、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巡抚丘民率领残部一万多人退入松山孤城。皇太极依然采取围而不攻的战略，击退了洪承畴的五次突围。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松山城内粮尽，副将夏成德遣人密约降清，以为内应。十八日夏成德引清兵入城，王廷臣、曹变蛟被杀，洪承畴被俘，松山城陷。祖大寿无计可施，率部献城归降，清军占领了锦州。四月九日，清军攻克塔山，城内明军全军覆没。二十一日杏山明军不战而降。至此松山、锦州、杏山三城尽没，明朝在关外只留下宁远一座孤城。松锦大战以明朝的失败而告终，祖大寿、洪承畴先后降清，京城为之大哗。

松锦大战标志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全面崩溃，明朝在辽东的最后防线仅剩下山海关的吴三桂部。经此一役，明军主力丧失殆尽，从此再也无力与清军相抗衡。

明末农民大起义

从明神宗万历初年到明毅宗崇祯元年（1628年）的五十多年间，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灾区人口大量死亡，“人吃人”的惨剧屡见不鲜，成千上万的百姓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陕西地区受灾情况最为严重，无年不灾。当地官府不仅不设法赈济灾民，反而不顾百姓的死活，变本加厉地催逼粮饷。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白水农民王二率众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正史史料

崇祯三年，陕西贼大起，王嘉胤据府谷，陷河曲。献忠以米脂十八寨应之，自称八大王。明年，嘉胤死，其党王自用复聚众三十六营，献忠及高迎祥、罗汝才、马守应等皆为之渠。

——《明史·流贼列传》

八大王张献忠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陕西延安卫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他出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出身贫苦，曾在明朝军队里当过兵，因违犯军法当斩，被打了一百军棍除名，从此便流落民间。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爆发后，他在明毅宗崇祯三年（1630年）四月率领米脂县十八寨之众起义，自号“西营八大王”（简称八大王）。

当时农民军中最大的首领是王嘉胤，他以陕西、山西交界的府谷、河曲为根据地，活动在陕西、山西一带，部众有数万人。这些农民军分散为若干部，缺乏集中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基本上各自为战。此时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主张对农民起义军采取“招抚”政策。所谓招抚，实际上就是以“抚”为主，以“剿”为辅。在这种形势下，有几十个重要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投降了朝廷。崇祯四年（1631年），明军攻克山西北部的河曲，王嘉胤率军退入山西南部阳城，为部下王国忠所杀。王自用在众人的推举下，成为起义军的首领，自号“紫金梁”。王自用联合高迎祥、张献忠、马守应、罗汝才、李自成等三十六营，聚众二十多万，占据了山西。张献忠为人多智谋，成为三十六营义军中的一营首领。

同年九月，洪承畴取代杨鹤成为陕西三边总督，改变策略，实行急剿政策。陕西农民军屡屡失利，其主力部队进入山西，与山西农民军会合。崇祯六年（1633年），王自用病故，闯王高迎祥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在明军的攻势下，山西农民军向山西南部发展，趁冬季黄河结冰时，渡过黄河，进入河南西部。由于这次渡河事件是在渑池县境内登陆，史称“渑池渡”。渑池渡是农民军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此后农民军的活动区域大大扩大，转战于河南、湖广（今湖南、湖北）、南直隶（今安徽、江苏）、四川等省，形成全国性的大起义。

张献忠转战于各地，与明军周旋厮杀，队伍发展很快。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入川，攻陷夔州（今重庆奉节），进围太平，明廷大为震惊。同年七月，张献忠进入陕西，与李自成农民军联合作战。

崇祯七年（1634年）年底，各路农民军聚集在河南，共有十三家七十二营，声势大振。总督洪承畴调大兵前来围剿。为了粉碎明军的进攻，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十三家七十二营的首领在河南荥阳举行了军事会议，史称“荥阳大会”。会议由张献忠、高迎祥主持，决定采取李自成所提出的“分兵定所向”的策略，不仅分路抵御明军的围剿，且以主力部队进攻明军防守空虚的江淮一带。荥阳大会标志着明末农民大起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农民军由分散作战转向协同作战。

荥阳大会后，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率东路军挺进，于正月十五日攻克明朝的中都凤阳，焚毁了明朝皇陵，明廷大为震动。张献忠与李自成因意见不合，分军作战。高迎祥率李自成西赴归德（今河南商丘），由河南进入陕西。张献忠则挥师南下，转战千里，连克庐州（今安徽合肥）、安庆、和州、滁州等地，辗转回到陕西，由商雒打回关中。洪承畴企图在中原围歼义军的战略计划全盘破产。

大西军军营铜印

这是张献忠所建立的大西政权在成都铸造颁发的铜印，上刻“骁右营总兵边防”字样。当时张献忠的军队每营都设有总兵官统领，并颁给印信，作为行使权力的凭证。

崇祯八年九月，明廷命洪承畴总督关中，卢象升总理关外，实行分地剿防的战略。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几十万人，而张献忠的部队已达十万人之众。次年，闯王高迎祥不幸牺牲，李自成由闯将成为闯王，率领余部转战于川、陕界上，消沉数年之久。在这一时期，农民军中以张献忠势力最强，罗汝才次之。张献忠所部转战于鄂、豫、皖时，多次打败官军。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由于各部义军各自为战，缺乏配合，皆连遭挫折。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张献忠在谷城伪降兵部尚书熊文灿，以保存实力。不久罗汝才也诈降朝廷。这样崇祯十一年、崇祯十二年（1639年）暂时出现了农民军的沉寂时期。

张献忠拒绝接受朝廷的改编和调遣，占据谷城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图东山再起。罗汝才在郧县一带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与张献忠遥相呼应。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史称“谷城变”。与此同时，罗汝才、马守应部也群起响应，藏身于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农民起义的烽火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

张献忠攻克房县，七月在房县西罗猴山大败明军，斩杀明将罗岱。明毅宗大怒，将兵部尚书熊文灿弃市，以大学士杨嗣昌督师襄阳，围剿农民起义军。崇祯十三年（1640年）闰正月，张献忠率大军突破明军的包围，进入四川，不仅打破了杨嗣昌的围剿计划，而且在军事上也从防御转入了进攻。张献忠避免与官军打阵地战，采取“以走制敌”的策略，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次年二月，张献忠率部攻克军事重镇襄阳，以所获饷银分十五万两赈济饥民，处死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受到百姓的热烈拥护。杨嗣昌自知死罪难逃，忧惧自杀。从此明朝无力对农民军组织大规模的围剿，农民起义进入极盛时期。

张献忠攻破襄阳后，转战于河南、湖北、安徽一带。崇祯十六年（1643年）三月，张献忠率部攻占黄州（今湖北黄冈），改称西王。五月张献忠连克汉阳、武昌，并在武昌自立为“大西王”，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张献忠以武昌为京城，改武昌为天授府，设六部五府，开科取士。这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大有进军汉阳之势。明将左良玉也率兵西上，准备进攻武昌。同年七月，张献忠弃武昌而南下，所得之地被明军占据。张献忠撤出武昌后，进军湖南、江西，连克长沙、常德、吉安、袁州（今江西宜春）等重镇，军容较前更盛。数月间，张献忠就控制了湖南、江西中部、福建西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

张献忠认为四川易守难攻，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率部向四川进发。起义军连克夔州、梁山、忠州、涪州、重庆、成都等地，控制了四川大部地区。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正式建国，国号大西，年号大顺，称大西王，以成都为西京，建立了大西政权。称帝后张献忠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以加强政权建设。大西政权设五军都督府，以王尚礼、王定国、冯双礼、马元利、张化龙为都督。军队编为一百二十营，有数十万之众。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统领十六营；刘文秀为抚南将军，统领十五营；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统领二十营。

明朝残余势力顽固地反对大西政权，张献忠在四川大肆杀戮报复，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在斗争中，张献忠没有很好地讲究策略，打击面过宽，杀害了许多四川百姓，使大西政权脱离了人民群众，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清世祖福临顺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清廷企图以高官厚禄招抚张献忠，遭到张献忠的严词拒绝。次年肃亲王豪格、吴三桂率军进入四川，攻打大西军。同年七月，张献忠撤出成都，率兵北上，投入抗清斗争。由于叛徒的出卖，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遭到清军的突袭，中箭身亡。大西军不久便在清军的攻击下瓦解了。

李自成功败垂成

李自成，陕西米脂县李继迁寨人，家境贫寒，原在甘肃当兵。明毅宗崇祯元年（1628年），府谷王嘉允、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等纷纷率众起义，李自成便在此时加入了起义队伍。

崇祯三年（1630年），农民起义军开始从陕西进入山西，起义军声威大震。崇祯四年（1631年），李自成已崭露头角，成为高迎祥手下的重要将领。崇祯七年（1634年），明廷命陈奇瑜任陕西、山西、河南、四川、湖广五省总督，专办“围剿”起义军事宜。此时农民军多驻扎在河南西部，陈奇瑜采取包围的战术。高迎祥、李自成在转移途中，误入车箱峡（今陕西岚皋东），被明军包围。李自成献计诈降，起义军方突出重围。高迎祥率部离开峡谷后，立即与官军展开战斗，继而纵横于陕西、甘肃、河南三省，彻底粉碎了陈奇瑜的围攻。明毅宗大怒，将陈奇瑜削职戍边，其他有关联的五十多名将领都被下狱。

明廷又派洪承畴任五省总督，再次对农民军展开进攻。这时大部分的起义军转战于河南，洪承畴调七万大兵前往河南，企图将起义军扼杀于中原。为了制定统一的作战计划，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七十二营的起义军于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在河南荥阳召开大会，商讨作战方略。李自成在会议上胸有成竹地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 的方略，得到众人的认可，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荥阳大会按照李自成的战略方针确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分成五路大军，分头出击。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率领其中一路大军，向凤阳挺进。凤阳不仅是明朝的中都，而且是南北大运河的重镇。这路农民军攻克凤阳，焚毁了明朝皇帝的祖坟，沉重打击了明朝统治者。之后张献忠与李自成发生矛盾，分军而去。高迎祥偕李自成突破明军的防线，由河南进军陕西。

李自成称王

李自成称王之初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但后来他很快变得骄奢腐化起来，以致失去了民心。图中这首“未救万民身遭难，往投闯王李自成。认作紫微定霸业，谁想他是天狗星”诗可能影射的就是李岩投李自成之事。

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高迎祥在周至被明军生擒，在北京遭到杀害。李自成被推为闯王，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方法，屡败明军，进入四川，连克广元、昭化、剑州、梓潼等地。李自成此次入蜀，对于明廷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自身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人数由数十万锐减为数万人。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李自成率部分道返陕，遭到洪承畴、孙传庭的攻击，在河州、洮州接连失利，死伤惨重。起义军连连受挫，许多人感到前途无望，或降或散。经过浴血奋战，李自成率刘宗敏等十八人突出重围，隐藏在陕西商洛山中。

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在谷城重新起兵，李自成也在商洛山中打起闯王旗帜，再次活跃在陕西、湖广、四川边境。崇祯十三年（1640年），全国又发生一场严重的灾荒，饥民纷纷加入起义军，李自成的队伍得以壮大。此时，明军的主力部队被张献忠拖在四川，李自成趁机挥师攻入河南，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一些失意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起义军。这些人的归附对李自成的兴亡有着重大的影响。李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帮助李自成建立了斗争纲领。他针对明末土地高度集中和赋税繁重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李岩还把这一纲领编成通俗的歌谣，让起义军四处传唱。歌谣唱到：

吃他娘，穿他娘，

吃着不尽有闯王，

不当差，不纳粮。

杀牛羊，备酒菜，

开了城门迎闯王，

闯王来时不纳粮。

起义军还提出了“割富济贫”“平买平卖”等革命口号，并加强了纪律整顿。起义军每到一处，秋毫无犯，老百姓“执香迎导，远近若狂”。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移师洛阳，得到了守军的策应破城，斩杀了福王朱常洵，声威大震。李自成继而挥师围攻开封，数攻不克，南走邓州，与脱离张献忠部的罗汝才合兵，号称百万，声势在张献忠之上。洛阳之战后，李自成起义军由弱变强，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进入极盛时期。紧接着起义军在河南的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消灭了几十万的明朝部队，占领了河南全省。

次年年底，李自成攻克湖北重镇襄阳。崇祯十六年（1643年）三月，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改襄阳为襄京，自称“新顺王”。五月李自成召开军事会议，商谈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左辅牛金星主张先取河北，直逼京城。礼政府侍郎杨永裕主张先克金陵（今江苏南京），断京师粮道，再出军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主张先平定关中，再取山西，最后再直捣京城。当时国内存在着明军、清军和农民军这三支军事力量，杨永裕的建议实为上策，可惜的是李自成采取了顾君恩的主张。之后农民军尽管势如破竹，取得了很多胜利，但潜在的战略失误给将来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调整并完善了政权机构。这时李自成拥有步兵四十万，骑兵六十万。同年二月，李自成挥师进入山西，对明王朝进行最后的冲击。李自成战无不胜，于三月十七日进围北京。三月十八日，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广安门）投降，起义军进入外城。三月十九日，明毅宗自缢身亡。是日李自成进入北京，宣告了大明王朝统治的崩溃。

大顺军进入京城后，大肆拷掠明朝官员，四处抄家，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使京城人心惶惶，以致在政治上树敌过多，对大顺政权的稳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巨大的胜利冲昏了李自成的头脑，滋生了轻敌麻痹的思想，对关外的清军缺乏警惕性，将天下大势置之不理。上自将军，下至士卒，都沉醉于眼前的胜利，斗志大不如前。刘宗敏沉迷于女色，抓走了吴三桂的宠妾陈圆圆，激反了明朝降将吴三桂。

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在山海关一片石遭到吴三桂和清军的夹击，伤亡惨重。二十六日李自成率领残部逃回京城。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称帝，在盛怒之下斩杀吴三桂家中大小共三十四口。次日李自成撤出北京，向陕西转移。由于南明弘光帝朝廷的建立和大顺军的节节败退，很多投降大顺政权的原明朝将领复投向南明或清朝。李自成疑心日盛，不辨忠奸，错杀了李岩等人，致使人心离散。

李自成率领农民军且战且退，占据了西安。清世祖福临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清军攻破潼关和延安。李自成被迫放弃西安，经襄阳入湖北，试图与武昌的明朝总兵左良玉联合抗清。四月起义军撤退到通山县的九宫山地区。李自成带领二十多名战士上山察看地形，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不幸牺牲。这一年，李自成年仅三十九岁。

崇祯帝自掘坟墓

明熹宗朱由校病故后，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次年改元崇祯，是为明毅宗，也称明思宗，一般人们都称其为崇祯皇帝。当时大明王朝已是弊端丛生，积重难返。崇祯帝继位后，大力清除阉党，勤于政事，一度使大明江山的中兴有了一线希望，然而随后的一系列错误使国家走向灭亡的深渊。

视大臣如奴仆

崇祯帝崇尚节俭，不贪女色，这在明朝后期的皇帝中显得尤为可贵。为了挽救行将倾覆的大明王朝，崇祯帝自律甚严，殷殷求治。即位初年，他就经常召见大臣，探求治国方略。每逢经筵，他总是悉心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每当遇到军机急务，他还常常废寝忘食。在努力勤政的同时，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稳定混乱的政局。他下旨为杨涟、左光斗等一大批遭受阉党迫害的忠臣平反，同时起用了天启年间许多被罢黜的官员。这些做法使崇祯朝朝政与前两朝相比有了明显改观，但当时的大明帝国已是积弊深重，政局无法在短期内根本好转。崇祯皇帝不顾实际情况，苛责臣下，使朝廷中充满紧张和猜疑的气氛。

崇祯帝性格急躁，在处理棘手的政务时，常急功近利，结果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反而日益严重。崇祯皇帝不能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迁怒于文武百官，用严刑峻法来惩处大臣。孟子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崇祯帝自视甚高，将满朝文武百官视为奴仆，造成“重典绳下”的局面，加深了政治的混乱。正如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顺天府尹刘宗周所上奏章中所说：“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御史陕嗣宗在奏疏中指出崇祯帝性格中的“五不自知”，如“日涉于猜疑而不自知”“日习于尊倨而不自知”“日趋于纷苛而不自知”等。客观地说，这个评论是非常中肯的。

崇祯在用人上的猜忌和刻薄，在其执政后期表现得更为明显，往往使朝臣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如果大臣们表现得平庸无能，则自然无法得到皇帝的欢心；而大臣们如果表现得精明能干，却又容易遭到皇帝的猜忌。当真是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结果导致“诏狱累累，犯者不绝”，史家常感叹崇祯一朝“有君而无臣”。事实上在一个过分苛求的皇帝之下，大臣们怎敢承担政事呢？皇帝过分地苛责大臣，大臣动则得咎，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崇祯帝找不到“有用之才”，便频繁地更换大臣。

明朝阁臣“贵极人臣”，甚受尊礼，因罪被杀者极少。而崇祯皇帝则连杀二人。内阁大学士薛国观被赐自尽后，“准取殓”的圣旨迟迟不予发出，尸体被吊达两昼夜，史家称之为“真从来未有之惨”。崇祯十六年（1643年），大学士周延儒也被赐自尽。在崇祯一朝，被谴戍的大学士有两人，即钱龙锡和刘鸿训。作为皇帝最亲信的大臣，内阁大学士轻易落到这样的下场，实在令大臣们寒心。由于罪废相踵，朝中大臣更换十分频繁。在崇祯一朝十七年里，内阁大学士多不得久任，所用多至五十人，其中有十多人曾先后担任首辅。

在六部尚书中，刑部尚书换了十六人，其中薛贞被处死，韩继思、郑三俊、刘之凤、李觉斯、徐石麒等人先后下狱，狱中病死两人，大部分人都不得善终。兵部尚书所用至十七人，其中王洽、陈新甲被处死。总督及督师被诛者多达七人，即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鹤、熊文灿、范志完、赵光忭。巡抚被戮者十一人，即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另外还有河南巡抚李仙凤被捕自杀。除此之外，侍郎以下官员被杀者难以计数。

崇祯帝在执政后期，一直处在对朝臣的猜忌和对自己的自责之中，喜怒无常。大臣们战战兢兢，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对于群臣们来说，朝堂早已不是什么荣耀的场所，入阁也成为一件可怕的事情。惊魂不定的群臣在心里早已经完成了对大明王朝的背叛，对崇祯帝的背叛，所差的只不过是一条李自成兵临城下的导火索而已。

爱财的天性

崇祯皇帝在生活上自我要求很严，在衣食日用方面相当节俭。据《崇祯遗录》记载：“上恭勤节俭，励精图治。自神宗以来，膳羞日费万余金，上命尽减，但存百分之一。旧制，冠袍靴履日一易，上命月一易。”事实上他的这种节俭是由他爱财的天性所决定的，而这种天性却使大明王朝陷入奄奄一息的窘境。

崇祯初年，崇祯皇帝自作聪明地裁撤驿站以节省国库开支。崇祯皇帝认为驿站的存在是导致官僚机构臃肿、官员腐败的一大祸根，因而不遗余力地加以压缩。这次改革直接导致大批驿卒无法生存，从而加入了农民起义的阵营，其中一个默默无闻的驿卒还成为闻名天下的闯王李自成。事实上崇祯皇帝此举所节约的开支仅仅为三十万两银子，而这笔银子仅够皇宫一个月的支出。

崇祯帝的花押玉印

花押印，又称“押字”，是一种刻有花押样式姓名的特殊印章。这种印章可以作为取信的凭记, 其主要特点是他人难以摹仿，有防伪的作用。图中印章由崇祯帝名讳“由检”二字花押而成。

文武百官欲壑难填，精于敛财，敲剥民髓。战事的频繁使每年的军费开支成为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国家财政陷入崩溃的边缘。为了弥补亏空，崇祯皇帝便向百姓加派各种饷银，而这无疑是饮鸩止渴的做法。天启七年（1627年），百姓无法生存，相率为盗，终于在陕西爆发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其实当时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妥善地赈济饥民，安置复业。崇祯皇帝虽然深知这是对付起义的上策，但是安抚措施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经过再三考虑，崇祯皇帝这才拿出十万两银子来救助灾民。但这些钱对陕西的大批灾民来说，犹如杯水车薪，无数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当时就有大臣在奏章中算了一笔账，如果按一人一两银子分配，十万两银子仅能救活十万人；而按照当时粮食的价格，也仅供五十天而已。许多大臣上疏，请求继续赈济，而爱财如命的崇祯皇帝则断然拒绝了安抚的建议，力主镇压。

为了节省军费开支，崇祯皇帝还大力压缩军费，导致戍边的将士们经常为衣食所苦。崇祯皇帝还振振有词地让将士们捉麻雀、捉老鼠来填饱肚子。袁崇焕率先请发内帑，崇祯皇帝迫于形势不得不应允，但由此便开始对袁崇焕心存不满。

当李自成的百万大军进逼北京之时，无计可施的崇祯皇帝特地召见群臣商量对策。大臣们提出请调吴三桂的军队驰援北京，以解燃眉之急。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还提出，如果让吴三桂救援北京，大约需要一百万两银子的军费。这笔银子在崇祯皇帝眼里，实在是个令人心痛的数字，最后便放弃了这一计划。崇祯皇帝多次严令户部设法筹钱以解决军需之急，但此时国库已是囊空如洗，存储仅有区区四十万两银子。与此同时，崇祯皇帝的个人财产却丰厚无比。大臣们多次上疏恳请崇祯皇帝拿出个人的财产以充军饷，都遭到拒绝。左都御史李邦华痛心疾首地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事已至此，崇祯皇帝却还是一毛不拔。崇祯皇帝自己不愿掏钱，却催逼勋戚、太监、各级文武百官“捐赀助饷”。许多大臣依靠贪污受贿而大饱私囊，此时却不约而同地开始装穷。

崇祯皇帝无奈，暗地里求助周皇后之父嘉定伯周奎，密谕其率先纳银十二万两，以便为群臣做个榜样。周奎却一个劲地向崇祯皇帝哭穷，声称只能捐出一万两。崇祯皇帝认为一万两太少了，周奎就向女儿周皇后求助，周皇后私下送来了五千两，周奎反而扣下三千两，仅上交了两千两。其他的勋戚、大臣争先仿效，只有一位太康伯张国纪拿出两万两银子。为了逼出银子，崇祯皇帝甚至把许多大臣投入大狱，但应者依旧寥寥，最后只筹得二十多万两银子。许多大臣装模作样地把家里的摆设拿到大街上卖，甚至在自家的大门上贴出“此房急售”的字样，来表明他们家已穷得只能卖房子了。

在大明王朝大厦将倾之际，朝堂之上却上演一出集体哭穷的闹剧，而这出闹剧的后果自然由崇祯皇帝一人承担。当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发现崇祯皇帝的个人财库中“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而国丈周奎也不敢和起义军讨价还价，拿出了军饷五十三万两。最后起义军用重刑追讨军饷，结果追出七千多万两银子。两相比较，真令人慨叹不已。

崇祯皇帝坐拥如此巨大的财富，却不舍得赈济灾民，不舍得用作军饷，以致无法挽救明朝防线的全面崩溃。历史在这里化作无尽的悲怆。

推诿己过

当大势已去时，崇祯皇帝曾无奈地叹息道：“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这句话虽然有朱由检掩饰自己过失的成分，但也说明了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即在崇祯初年，大明江山就已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崇祯皇帝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无可救药的自恋心理，不敢承担责任成为他不可逾越的心理障碍。这使大明王朝失去了振兴的机会，最后走向灭亡。

崇祯皇帝过分珍惜自己的颜面，不能容忍自己身上出现一丁点的错误。正是由于这种病态的心理，导致他对舆论的评价极为敏感，行事之时迫切需要得到群臣和百姓的肯定。在执政过程中出现失误或者舆论反对力量过于强大时，他便不自觉地选择将失误和责任转嫁给他人。

执政前期，崇祯皇帝成功地剿灭了客魏集团，朝野无不称颂。因此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不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遇事刚愎自用。他虚荣心很强，只对合乎自己想法的意见感兴趣，不能听取逆耳之言。大学士钱士升鉴于崇祯皇帝为政急躁严刻，在崇祯九年（1636年）三月“因撰《四箴》以献，大指谓宽以御众，简以临下，虚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时病”，令崇祯帝十分不快。一个月后，崇祯帝就在钱士升所上的另一道奏疏上写下极为难堪的评语：“即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毋庸汲汲。”这里所说的“前疏”就是指《四箴》疏而言。钱士升看到皇帝的批语惶恐不安，急忙“引罪乞休”，崇祯皇帝当即就批准了。

崇祯皇帝不能听取逆耳的忠言，这便给那些善于逢迎之徒大开了方便之门。而温体仁就是这一时期靠逢迎窃取高位的最典型的代表。温体仁，字长卿，浙江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侍郎。崇祯初年，升为礼部尚书。魏忠贤被除后，温体仁跃跃欲试，想实现窃取权柄的野心。他“为人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善于揣摩圣意，先事逢迎，是不折不扣的奸佞之徒。崇祯皇帝为人多疑，“久疑廷臣植党”。温体仁便上呈所谓的“神奸结党”疏，恶语攻击钱谦益，专拣崇祯帝深恶痛绝的罪名扣在钱谦益的头上。崇祯帝勃然大怒，在次日的朝会上命钱谦益与温体仁当庭对质。温体仁言辞咄咄，气势逼人，令钱谦益措手不及，十分被动。结果钱谦益被罢官，他的学生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也受到降职的处分。此后崇祯帝对温体仁信任有加，“闻体仁言，辄称善”。

袁崇焕被逮捕入狱后，就在崇祯帝将信将疑之际，温体仁乘机落井下石，两次密奏，力主杀掉袁崇焕。此举一箭双雕，温体仁不仅进一步取得了崇祯帝的信任，而且还铲除了异己势力。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温体仁以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并于崇祯六年（1633年）升任首辅。温体仁为了争一己私利，置国家安危于不顾，诬陷袁崇焕，为敌人的奸计推波助澜，成为误国误民的罪人，遗憾的是直到崇祯十年（1637年）他才被罢免。这是崇祯帝用人方面的重大失误。

当时的阁臣如走马灯一样，皆不能久居其位，而温体仁则居高位达八年之久，实为逢迎之功。崇祯帝主张“重典绳下”， 温体仁便“专务刻核，迎合圣意”，以致“上下嚣然”。温体仁等奸佞之徒窃取官位，使明朝政治走向黑暗的深渊。官吏贪污是封建官僚体制下的一个痼疾。万历时期（1573年—1620年）至天启时期（1621年—1627年），贪污现象已十分严重，崇祯年间（1628年—1644年）则愈演愈烈，官吏的升迁全凭贿赂。军官的贪污是一个无底洞，政府千方百计筹集到的军饷，都被这个无底洞所吞噬。这导致军队无饷可用，战斗力无法得到提高，政府只能再次筹措，而军官则进一步中饱私囊。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而百姓的负担就随之一天天加重。

《国榷》书影

《国榷》是由明末清初人谈迁编撰的一部记载明代重要史实的编年体史书。全书共108卷，约五百万字，是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崇祯年间天灾频繁，崇祯皇帝不能听取正确的意见，对百姓的疾苦漠不关心，导致农民起义之火越烧越旺。崇祯年间，全国多次发生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崇祯末年，在华北、西北、山东、长江中下游地区又发生了大规模的蝗灾，仅在北方就形成一条长达上千公里、宽达数百公里的蝗灾分布带，飞蝗所经之处草叶不存。旱灾和蝗灾，对全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惨重的破坏。成千上万的农民流离失所，生活在死亡线上。崇祯皇帝迟迟未能采取有效的赈灾措施，相反灾区的一些贪官污吏仍旧对农民进行穷凶极恶的盘剥。天启七年（1627年）爆发的陕西农民大起义原本并没有形成多大的气候，难民们是些只会抢粮不会打仗的乌合之众。到了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帝冤杀了袁崇焕，陕西、山西的勤王兵掉头折返成为流寇。这时这些乌合之众便成为能征善战的生力军。崇祯八年（1635年），农民军已发展到几十万人，分“十三家七十二营”，形成了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两大势力集团。

为了推卸责任，为了所谓的面子问题，崇祯皇帝一再上演自毁臂膀的蠢剧。他不肯承认与清议和是自己的主张，并不惜枉杀了兵部尚书陈新甲。

在崇祯后期，兵部尚书陈新甲清醒地看到与清议和是明朝最好的出路，并积极地和崇祯皇帝着手议和之事，可称得上是明朝末期为数不多的敢于承担重任的重臣。自松锦之战大败以后，朝廷面对两线作战的困境，崇祯皇帝对议和之事非常迫切。但面对满朝文武反对议和的强大压力，他却选择了“暗箱操作”，秘密地进行议和之事。陈新甲的议和之举很快就得到了皇太极的积极回应。此时朝中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议和。崇祯皇帝矢口否认，并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警诫他千万不可泄漏议和之事。崇祯十五年（1642年），崇祯帝又催陈新甲尽快促成议和之事。此时陈新甲正巧出外办事，送信的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的书房。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这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便拿了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进行议和之事便公之于众，顿时舆论哗然。在众口之下，崇祯皇帝推卸自己的责任，义正词严地斥责陈新甲。此时的陈新甲终于看透崇祯皇帝极度虚荣、善于诿过的真面目。陈新甲深知，无论议和是否成功，自己都难逃一死。横竖一个死，陈新甲决心放手一搏。他在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声称议和之事完全出自圣意。崇祯皇帝恼羞成怒，下旨将陈新甲“杀无赦”“斩立决”。理由竟是几个月前“流寇攻陷中都凤阳，害死皇帝的亲藩之咎，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本来两国议和对明朝是极为有利的。对于泄密事件，崇祯皇帝本来完全应该顺水推舟，将议和之事告谕群臣，成功地实现议和。这不仅可以挽救明朝的危亡，保护为自己办大事的官员，还可以在群臣面前树立起敢于承担责任的威信，进而大大激发大臣们的热情，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而崇祯皇帝却为了所谓的面子问题，杀了陈新甲。陈新甲之死，不仅完全堵死了明清议和之路，也在崇祯皇帝和大臣们之间挖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此后群臣对朝政多是“相顾不发一言”，即使发言也是讲些套话，无人肯献一策，无人肯定一筹。

更加令人扼腕的是，崇祯皇帝不肯承担责任，在最后关头失去了挽救大明王朝覆亡的最后一个良机。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领数十万大军围困北京，北京外城的守军已经纷纷投降。此时李自成派投降太监杜勋向崇祯皇帝提出了和谈的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一百万两，并承认陕西和山西是其封国。李自成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为朝廷抗击清政权，保卫辽东。”可以说这些条件对于濒临绝境的崇祯帝是非常宽大的，任何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都不应该放弃这个最后的机会。崇祯帝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同李自成讨价还价的实力，其身家性命都还在李自成的手中。李自成既没有逼崇祯退位，也没有架空皇室，一百万两银子的要求也没有超过崇祯帝的支付能力。很明显崇祯帝如果接受这些条件，局势将会迅速地向着对明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如能达成和解，李自成愿全力支持崇祯帝的抗清事业，这将会使清人入主中原之举困难重重，前景暗淡。可悲的是，值此危亡关头，崇祯帝虚荣诿过的恶劣品质也体现到了极点。他将问题推给了当时的首辅大学士魏藻德，命魏藻德“决之”。在这样决定朱明王朝兴亡的历史决策上，崇祯帝居然要一个臣下出面。而魏藻德鉴于前人的种种遭遇，始终跪在地上不发一言。

崇祯皇帝无法面对自身的错误，无法承担自己的责任，被舆论牵着鼻子走，使大明王朝失去了最后的一条生路。

崇祯帝自缢煤山

崇祯皇帝统治晚期失措之处甚多。他不顾天灾频仍，催科捐税，加派三饷日甚一日，使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加强边防和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他不顾实际情况，对战事失利者非抓即杀，使朝中名将越来越少；他猜忌大臣，偏信宦官，时常令宦官镇抚、监督各重要将领，使边地将领手脚被缚，难有作为。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的起义军逼近京师。而崇祯帝仍不知悔改，“遣内臣高起潜、杜勋等十人监视诸边及近畿要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京城面临危机之时，左都御史李邦华、右庶子李明睿“请南迁，及太子抚军江南”。崇祯皇帝当断不断，畏首畏尾，使局势越来越恶化。当李自成的大军来到居庸关时，大臣李建泰再次力主南迁都城，崇祯帝依然没有接受这个正确的意见。他在没有必胜把握的条件下，不思灵活变通之计，只知死守京城，自己束手无策，又不能放权于皇太子，亲手粉碎了一个个希望。当李自成向崇祯皇帝提出议和时，心性甚高的崇祯皇帝又拒绝了这个建议。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率领大军攻入北京。次日李自成派人告诉崇祯帝，如果他宣布退位尚可以保全身家性命。这对于骄傲的崇祯帝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一方面痛骂诸臣误国，一方面轻描淡写地进行自我批评。崇祯帝痴人说梦似的宣布，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参与起义的人员，如果有人能将李自成生擒或杀死，则封万户侯。

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与周皇后相对而泣。崇祯帝和周皇后将太子朱慈烺（时年十六岁）、永王朱慈炯（时年十三岁）、定王朱慈炤（时年十二岁，一说五岁）叫到面前，为他们换上粗布旧衣，让太监将他们送出皇宫逃生。打发走儿子之后，周皇后自缢身死。崇祯帝听说后，呆了一会儿，连说：“好！好！死得好！”他接着又命后宫妃嫔统统自裁。之后崇祯皇帝又狠心地砍死了六岁的女儿昭仁公主，砍伤了十五岁（一说十六岁）的长平公主。长平公主聪慧可爱，一直备受父皇的宠爱。崇祯皇帝在砍伤女儿时，流泪叹道：“汝何生我家？”

崇祯皇帝“安顿”好妻妾子女后，独坐宫中。次日凌晨，他登上钟楼鸣钟召集百官，但无一人前来。这时他才明白自己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了。于是众叛亲离的崇祯帝率领司礼太监王承恩等数十名太监离开了皇宫。他们想乘夜突出重围，离开京城。他们行至齐化门（今朝阳门），“守城内监疑有变，以矢石相向”，之后又“走安定门，又不得启”。此时天已经亮了，失去夜幕的掩护，崇祯帝更加无法冲出重围，只好回到皇宫。他潦草地写下遗言：“朕非庸暗之主，乃诸臣误国，致失江山。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不敢终于正寝。贼来，宁毁朕尸，勿伤百姓。”然后他便和宦官王承恩一起自缢于万岁山（俗称煤山，位于今北京景山公园）。

崇祯皇帝宠信的太监曹化淳投降了李自成，并说：“（魏）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可见在太监曹化淳的眼里，这个自视甚高的亡国之君还不如臭名昭著的魏忠贤。崇祯皇帝在自缢之前，在衣襟上御书：“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他在临死之前，还将一切罪过都推到群臣身上，其刚愎自用可想而知。事实上崇祯帝并不能算是一个荒淫的暴君。在其执政前期，他诛灭权阉，宵衣旰食，使朝政大有中兴之象，“天下翕然称是”。但到了后期，他刚愎自用，妄图在短时间内一举解决所有问题，实现明朝中兴，结果大大消耗了明朝的统治资源，急剧地掏空了明朝的生存资本，不仅加剧了原有的危机，而且衍生出新的危机，最后落得个国破身死的悲剧下场。

长平公主被父亲砍伤后，昏死过去，被抬到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里。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后，长平公主成为清廷特殊的“客人”。为了笼络人心，多尔衮下令，五月初六至初八为崇祯帝哭灵三日，上谥号“怀宗端皇帝”。与此同时，多尔衮还将崇祯皇帝和周皇后的棺木起出，重新以皇帝之礼下葬，葬在昌平明皇陵区田贵妃的陵寝内，这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思陵。

清顺治二年（1645年），长平公主向顺治帝上书：“九死臣妾，蹋踏高天，愿髡缁空王，稍申罔极。”她希望出家为尼，断绝尘世间的哀伤悲痛。然而长平公主作为前朝长公主，对清廷笼络人心有诸多好处。在长平公主上书后不久，顺治帝便下诏命她与崇祯为她选定的驸马周显完婚，并大加赏赐。几个月后，长平公主便病逝了，这一年她年仅十八岁。

正史史料

己亥，李自成至宣府，监视太监杜勋降，巡抚都御史朱之冯等死之。癸卯，唐通、杜之秩降于自成，贼遂入关。甲辰，陷昌平。乙巳，贼犯京师，京营兵溃。丙午，日晡，外城陷。是夕，皇后周氏崩。丁未，昧爽，内城陷。

——《明史·庄烈帝本纪二》

真假太子之谜

崇祯帝太子朱慈烺逃出皇宫后，行踪成谜，其下落一直备受当时各方势力的关注。事实上太子的下落至今仍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关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

第一种是死于乱军说。据说太子朱慈烺兄弟三人并没有逃出京城，而是决定先到周皇后的父亲、外公周奎家里去躲一躲，等外面风平浪静后再设法逃到南方。不料周奎见时局不妙，生怕引火上身，根本就不肯开门让他们进去。后来他们被进城的李自成军队抓到了。李自成把他们作为政治筹码，不但没杀他们，还封皇太子为宋王，将太子的两个弟弟也封了爵，一并交给大将刘宗敏看管。吴三桂降清后，李自成亲自带兵前往讨伐，便把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都带在身边，想让他们劝说吴三桂投降。不料李自成被吴三桂所击溃，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便死于乱军之中。

铁冠图

此年画表现了明末年间，李自成起义军直逼北京时，崇祯帝持剑入后宫，砍杀妻儿的凄惨场面。

第二种是清廷斩草除根说。一些人认为太子顺利地逃出皇宫，为了三餐温饱而沦为仆役，每日搬砖乞食。多尔衮进入北京后，为了收买人心，殡藏了崇祯皇帝、皇后，并追谥崇祯帝为“怀宗端皇帝”，将陵寝定名为“思陵”，以示清的江山取自于“贼”，而非取自于“明”，声称清军入关是为了给朱明王朝“复仇”。清朝廷对待明朝宗室，表面上恩礼备至，实际上却非如此。清廷养起来的只是与明皇关系疏远的小宗，对于明皇的直系血亲则大加屠戮，只是这种屠戮都被冠以各种借口而已。太子朱慈烺被清廷苦心营造的假象所骗，误以为可以公开现身。在前明太监常进节的引荐下，来到前明国丈周奎的家里。周奎见到外孙，大吃一惊。初见之时，周奎与其侄周绎对待太子还算客气，待之以君臣之礼。到了晚上，太子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周府。几天后太子再次登门。这时老奸巨猾的周奎就不再现身了，由其侄周绎接待太子。周绎再三嘱咐太子，不可泄露自己的身份，以免生出事端。太子脾气执拗，坚决不肯。周绎盛怒之下，将太子赶出门外。太子在门外吵嚷，周绎还冲出门外对太子拳打脚踢。此时一队清兵经过此处，发现前明国丈门前有人生事，就把周绎和太子都抓起来，送往刑部。负责审理此事的汉官钱凤览问明情由后，大骂周绎“背主负恩”。多尔衮得知崇祯太子落案后，立即召集昔日太子的贴身锦衣卫官兵十人和明朝宗室晋王前来认人。这十名锦衣卫见到太子后，立即下跪，异口同声地说：“此真太子。”晋王揣摩多尔衮的心思，支吾不语。多尔衮此时已知道这个少年是真的太子，即将为太子作证的十名锦衣卫和前明太监常进节关入大狱。不久多尔衮再次进行审讯，安排晋王和前明大学士谢升当庭对质。两人都坚称此人并不是真太子。多尔衮即宣称此人为假太子，将其和有关的涉案人员一同处死。清廷此举是害怕崇祯太子成为明末遗民的精神支柱，不利于社稷的稳定，于是将他杀死，以求斩草除根。

第三种是死于南明说。在北京发生“太子案”的同时，在南京也发生了一起“南都太子案”。一些人认为这个投奔福王朱由崧的少年是真的崇祯太子。崇祯帝自杀后，太子朱慈烺成功地逃出了北京，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南方，前去投奔福王朱由崧建立的南明小朝廷，不料朱由崧唯恐要归政于太子，于是坚决否认前来投奔的少年是真的太子。虽然朱慈烺对于大臣们的盘问对答如流，从京城逃过来的老太监也都指认他确实是崇祯太子，但朱由崧还是一口咬定这个少年是假扮的，不由分说将其下狱，又将其偷偷害死。这件事在南明小朝廷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大臣们各执一词，加速了南明小朝廷的灭亡。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个所谓的“太子”实际上是前明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孙王之明。王之明假冒太子以求取富贵，不料死于非命。

第四种是出家为僧说。一些人认为太子一开始确实是被李自成所俘虏，但是在李自成军队败退的路上乘机逃了出来，跟随他的还有他的老师李士淳。李士淳是明朝翰林院编修，曾任太子讲官，明亡后被迫接受李自成的官职。李士淳原籍在广东嘉应州，他们一路逃回了李士淳的老家，在嘉应州阴那山出家当了和尚。他们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建了一座寺庙，取名为“圣寿寺”，大殿称为“紫极殿”，处处都显示了寺中和尚的神秘出身。据说在太子死后，庙里就开始供奉一尊“太子菩萨”的神位。李士淳的后人也声称他们的先祖确实在乱军之中救了太子，并把太子带回自己的家乡，两人一同出家做了和尚，就此度过了余生。

关于崇祯太子的传说很多，甚至在清朝建国后的很长时间里，还有人不断冒充崇祯太子起兵造反。由于历史的原因，崇祯之子的下落究竟如何，史学界至今尚无定论。

昙花一现的南明小朝廷

明朝末年，天灾人祸不断，广大的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天启（1621年—1627年）末年，陕西澄县农民率先举起反旗，点燃了起义的烽火，到了崇祯时期已成燎原之势。最后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农民军，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朱明王朝宣告灭亡。由此明朝在南方的官僚士绅及从北方逃亡而来的官吏们，各自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纷纷拥立朱明的后裔，建立起自称正统的小王朝，史称“南明”政权。

弘光小朝廷

李自成的大军压境，崇祯帝在北京自尽。此时淮河以南的广大疆土仍然是明朝的天下。众所周知，国不可一日无君，拥立新皇帝自然就成为当务之急。崇祯帝的三个儿子下落不明，在没有直系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留都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勋贵、太监、将帅们就为了帝位的候选人问题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斗。

在留都南京握有实权的是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和提督南京军务勋臣刘孔昭。以血统远近而言，福王朱由崧最有资格当皇帝。因为他是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明光宗朱常洛之侄、福忠王朱常洵庶长子、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堂兄，从血统上来说，明光宗朱常洛有天启帝朱由校和崇祯帝朱由检二子，天启帝朱由校无子，而崇祯帝朱由检也殉国了，崇祯帝的太子及永、定二王陷入清军之手，所以应从明神宗之子、明光宗诸弟中选择。明神宗长子为光宗朱常洛，次子早夭，福王朱常洵为第三子，朱由崧为朱常洵长子。而且他此时正在淮安，可立刻迎至南京。明神宗之子惠王和桂王此时都远在广西，且辈分比崇祯帝高，不如福王朱由崧“弟终兄及”名正言顺。由此福王朱由崧在伦序和地理位置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然而江南士绅中的一部分东林党人从党派私利出发，强烈反对福王继统。这是因为福王朱由崧的祖母是神宗的宠妃郑贵妃，而从万历到天启年间朝中围绕着储君问题所展开的“争国本”“梃击案”“移宫案”等都与郑贵妃有关。正是由于东林党人的反对，郑贵妃将自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朱由崧的父亲）立为太子的图谋才化为泡影，所以他们担心福王朱由崧即位后重翻旧案，打击东林党人。礼部侍郎钱谦益作为东林党的领袖，到处游说，主张迎立潞王朱常淓，并得到了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人的支持。潞王虽素有贤名，但是明神宗之侄，与崇祯帝的血统稍远。

兵部尚书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弟子，倾向于东林党，内心对拥立福王存有顾忌，但又担心舍亲立疏会引发更大的政治风波，经过反复思量，最后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商，决定拥立桂王朱常灜。次日史可法派人给南京高级官员送去亲笔信，表明要拥立桂王为帝。南京的官绅对这个方案还比较满意，决定派人到广西迎接桂王。不料风云突变，马士英突然得知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勾结了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准备拥立福王朱由崧。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手中握有重兵，为了各自的政治地位，积极地拥立福王。史可法之所以要与马士英密谈，正是因为凤阳总督马士英直接节制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争取到马士英的支持，也就取得了军队的支持。马士英得知自己手下的大将自行投靠福王，恐怕武将乘机作乱，便背信弃义，抓住时机向福王表示效忠之意，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此时史可法还被蒙在鼓里，接着写信给马士英，信中说福王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马士英以凤阳总督和三镇的名义向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正式致书，宣布拥立福王为帝。韩赞周将南京诸臣邀到自己的府中，将马士英等人的信件给大家看。诸臣见事已至此，纷纷表示拥立福王。这样史可法就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扬州十日记》

在史可法的指挥下，清军在进攻扬州时伤亡惨重。清军统帅多铎心中恼恨，遂在攻入扬州后，进行了十天的屠城，史称“扬州十日”。《扬州十日记》即对此事进行了记载。

史可法在继统问题上优柔寡断，被马士英所制，导致失去了新君的信任。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初三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就任监国，颁谕天下。福王朱由崧封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衔，仍任凤阳总督。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只得到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虚衔，大权旁落。史可法知道自己已被马士英所出卖，不可能得到新君的重用，只得自请督师江北。五月十二日，福王朱由崧正式批准史可法出任督师。

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在南京称帝，改明年为弘光元年（1654年），这是南明第一个政权。次日马士英入阁主持政务。史可法的加衔虽然高于马士英，但朱由崧监国后不久就被排挤，不得不自请外任，这足以说明他的失势。由此一来，马士英成为弘光朝廷的首辅。弘光帝既立，总兵高杰、黄得功和刘良佐以败军之将而坐收“拥立”之功，形成武将操纵朝廷的局面，这是弘光一朝致命的弱点。拥兵自重的武将把福王朱由崧视为傀儡，朝廷徒有其名，文武争权，无暇他顾。此时多尔衮已率清军在山海关大败李自成，占领北京，传檄远近，大有一统天下之势。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弘光帝贪图享乐，成天躲在深宫里纵情声色，不理政事。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因拥立之功把持朝政大权，大搞党争，一些较有作为的大臣如刘宗周、姜曰广等相继离去，负有众望的史可法被排斥到扬州督师，朝中充满庸碌之辈。马士英、阮大铖以筹措军费为借口，大事搜括，滥征赋税，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且公开卖官鬻爵，美其名曰“助饷”，朝廷上下一片乌烟瘴气。

弘光政权虽然拥有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和数量可观的军队，却无意抗清，幻想偏安一隅。他们为了苟安江南，以银十万两、金千两、缎绢万匹作为和谈的礼物，并许以岁币十万，屈膝向清贵族求和，遭到清朝的拒绝。

弘光元年（1645年）二月，多铎在大败大顺军后，挥师东进，直奔南京。正当清军节节南下之际，弘光政权内部党争方酣。驻守在江北前线的高杰、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四镇总兵，争权夺利，互相仇杀，置国家大事于不顾。史可法居中调停，仅能使四镇将领维持表面的和平，而不能协力作战。三月清军连克南阳、开封、归德，各州县望风而降。四月初清军长驱直入，逼近扬州。时大学士史可法督师扬州，他以扬州危急发出檄文，要各镇将领集中到扬州守卫。但马士英、阮大铖事事掣肘，四镇将帅坐视不管，史可法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十八日清军到了扬州城下，多铎派人招降史可法，史可法誓死不降。

史可法把全城官员召集起来，勉励他们同心协力，抵抗清兵。他亲自带兵防守西门，将士们都很感动，誓死抵抗。二十五日，多铎久攻扬州不下，开始用大炮攻城，扬州城陷落，史可法不屈被害。清军屠城，“百万生灵，一朝横死”，史称“扬州十日”。

五月初清军乘胜渡过长江，进据镇江，弘光帝与马士英等闻讯出逃。五月十五日，清军进入南京，赵之龙、王铎、钱谦益等大批官员迎降。弘光帝朱由崧被清军俘获，于次年五月在北京遇害。弘光政权就这样覆灭了。

隆武帝与鲁监国两朝为政

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唐王朱聿键在靖虏伯郑鸿逵等一批文臣武将的支持下，离开杭州，前往福州筹办监国之事。

唐王朱聿键虽贵为皇家血脉，但身世十分坎坷。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三子的八代孙，在谱系上与崇祯皇帝甚远。他的祖父唐端王朱硕熿喜欢小妾生的儿子，嫌弃朱聿键之父嘴上长的瘤子，暗中把朱聿键父子囚禁起来。这样朱聿键父子在牢中度过了整整十六年。朱聿键虽身处牢笼，却埋头苦读，研读儒学典籍。后来朱聿键的父亲被弟弟毒死。唐端王准备立爱子为世子，取消了朱聿键世孙的地位。地方官员在吊唁朱聿键的父亲时，警告唐端王不可贸然改变世袭人选，以免日后朝廷降罪。唐端王害怕国法追究，急忙立朱聿键为“世孙”。崇祯五年（1632年），朱聿键嗣立唐王。此后唐王朱聿键锋芒毕露，在许多问题上与崇祯朝臣多有冲突，得罪了很多大臣。清朝贝勒阿济格率大军攻打北直隶等地，唐王朱聿键一心报国，不顾“藩王不掌兵”的明朝规制，率军北上“勤王”。明成祖以藩王的身份得到天下，对藩王的防备极严，严禁藩王领兵离开封地。尽管唐王朱聿键一腔忠勇，但还是犯了崇祯帝的大忌，被关进凤阳监狱。唐王朱聿键又在牢中度过了七年的时光。

弘光帝朱由崧即位后，颁发特赦令，释放牢中犯罪的宗室，朱聿键才得以重获自由。此时朱聿键四十三岁，而在牢狱中就度过了二十四年之久。弘光帝并没有恢复朱聿键的王爵，命其到广西平乐府。朱聿键刚到杭州，弘光朝就灭亡了。身负厚望的潞王朱常淓在众人的拥戴下在杭州自立“监国”。三天后清朝大军压境。潞王及其属下未作任何抵抗，就向清军投降，被清军所俘。

消息传来，靖虏伯郑鸿逵、黄道周等明朝大臣劝朱聿键就任监国。以伦序而言，皇位本应与朱聿键无缘。事实上按照伦序，桂王朱常灜最有资格做皇帝。只是桂王身在广西，与政治中心江南距离太远。适南都已亡，南安伯郑芝龙等于闰六月初六日，将朱聿键迎入福建。闰六月初七日，明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及南安伯郑芝龙、靖虏伯郑鸿逵等，奉唐王朱聿键监国于福州。闰六月二十七日，朱聿键称帝，改福州为天兴府，以是年为隆武元年（1645年）。这就是南明史上第二个政权，史称“隆武政权”。

隆武帝朱聿键一心重振河山，但却一直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朱聿键根基不稳，只得依靠福建的实权人物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即位后加封郑芝龙为平虏侯，郑鸿逵为定虏侯。隆武政权建立后，颁诏各地，得到了两广、赣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残明政权的支持。

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潞王降清，清军占领杭州，浙东不少州县递上降表，投降清朝。闰六月清廷颁行剃发令，强迫百姓剃发，激起民众的反抗，浙东大地的抗清斗争风起云涌。驻扎在定海的浙江防倭总兵王之仁已归顺清朝，清廷命他担任原职。此时王之仁举起义旗，反抗清朝。前明戎政兵部尚书张国维和在任官员陈函辉、宋之普、柯夏卿等人商议，认为目前的局势必须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监国，而在这一地区，明朝诸王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只剩下鲁王朱以海一人没有归顺清朝。这样，鲁王朱以海理所当然地成为浙江复明势力所扶植的唯一人选。七月十八日，在张国维等人的拥立下，鲁王朱以海在绍兴正式就任“监国”，改次年为监国元年（1646年）。

鲁王政权建立后，控制了浙东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身处抗清前线，却无法有效地利用当地的人力和财力。浙东的抗清事业原本是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等官绅士民激于剃头改制，不顾身家性命而搞起来的，其骨干力量多是些地位较低的生员和中下级官吏。大将方国安、王之仁来到浙东后，就接管了浙东原有的营兵和卫军，自称“正兵”。而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等人仅被授予督师的官衔，手下只有临时招募而来的百姓，被称为“义兵”。越国公方国安、兴国公王之仁主张“分地分饷”，正兵得到全部的军饷，而义兵只能通过劝输等办法得到银米。方国安、王之仁的要求遭到了许多大臣的反对，但方国安、王之仁凭借着手中的兵权掌握了朝廷的财政。最后浙东各府县每年六十余万的钱粮皆由方国安、王之仁的军队自行分配。这样义兵就陷入自生自灭的困境，不久就分崩离析。而方国安、王之仁的军队耗饷严重，靡费无度，治下的百姓苦不堪言。

南明政权中的大臣多是鼠目寸光之徒，给清廷各个击破提供了方便。南明政权对清军的虚实一无所知，在战斗中陷入被动，错过了最佳的战机，使清廷始终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

《隆武纪略》书影

隆武政权的建立与灭亡是明末清初的重要历史事件。清人所著的《隆武纪略》一书就对隆武政权的历史有着较为完备的记载。

隆武二年（1646年）三月，王之仁与清兵大战于钱塘江。六月清兵攻克绍兴，明军不战而溃。七月鲁王朱以海出逃。其手下大臣方国安、阮大铖等降清。大学士张国维、督师大学士朱大典、督师余煌、大臣陈函辉、大将王之仁等以身殉国。鲁王政权建立不到一年即告灭亡。

鲁王朱以海是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的九世孙。他出任监国，是由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拥立他为监国的官绅，起初并不知道唐王朱聿键已在福州称帝。鲁王与唐王都是明宗室的疏宗，唐王即位在鲁王之前，且已得到除浙东以外各地残明政权的承认。因此鲁王的政权仅局促在浙东一带。鲁王朱以海缺乏治国之才，政权腐败不堪，热衷于与隆武朝争夺皇统，而无意于北上抗清。唐、鲁对峙的局面一直拖延不决。九月隆武帝命兵科给事中刘中藻出使绍兴，宣称两家无分彼此，鲁监国所任命的大臣可到隆武朝中任同等职位。此事在鲁监国的大臣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许多大臣赞成接受隆武政权的正统地位，以免浙东政权孤立无援。然而在大学士张国维、大将王之仁等坚决反对下，鲁王政权拒绝承认隆武政权的正统地位，双方争立从此愈演愈烈。

隆武政权建立之初，俨然有所作为。弘光朝廷以镇压农民起义为主，而隆武帝朱聿键素有大志，锐意进取，始终以恢复朱明王朝为念，坚持抗清斗争。他即位不及半月，就下诏亲征，影响颇大。江浙、安徽、江西各地义军纷起，反抗清朝的统治。这次亲征虽受到郑芝龙兄弟的阻挠未能实现，但朱聿键在基本政策上的转变备受称道。隆武帝针对万历以来党争给朝政带来的危害，提出消除党争，在用人方面舍弃门户之见，不咎过往。他施政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整顿吏治，严惩贪污，深得百姓的欢迎。再者朱聿键酷爱读书，无声色犬马之好，“不饮酒，精吏事，洞达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见也”，颇有中兴之主的气概。然而隆武帝手下的可用之人却不多，军政大权掌握在地方实力派郑芝龙手里，隆武帝本人也为其挟制，难以有所作为。隆武朝武将飞扬跋扈，各督抚大臣只知争权夺利，无视朝廷的旨意，各自为政，根本谈不上统一指挥。郑芝龙拥兵自重，挟制朝廷，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隆武二年七月，清军攻下浙东后挥师南下。郑芝龙暗中与清军接触，投降清廷，撤兵返回安平镇，令福建门户大开。八月十三日，清军从衢州出发，向福建进军。八月二十一日，隆武帝从延平启程赶赴江西赣州。二十七日隆武帝一行抵达汀州（今福建长汀）。次日隆武帝被清军擒杀，隆武政权宣告灭亡。

永历帝流亡缅甸

隆武二年（1646年）八月，隆武帝遇害。消息传来，在南明各地政权中引起极大的震动，皇室的继统之事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万历皇帝明神宗的亲孙子、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堂弟、承袭父亲朱常灜桂王之位的朱由榔得到了大多数官绅的支持，这主要是出于伦序上的考虑。在明朝宗室中与崇祯皇帝朱由检关系较近的是他的祖父明神宗的子孙，也就是福王、瑞王、惠王和桂王。此时神宗的子孙就只剩下桂王了。清朝大军攻克浙江、福建之后，使南明残余力量被迫向西南转移。

原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主张拥立桂王朱由榔称帝，而握有实权的两广总督丁魁楚却犹豫不决。丁魁楚收到隆武朝大学士何吾驺的亲笔信后，得知隆武帝确实已经遇害，才下定决心拥戴桂王朱由榔。太监王坤（又名王弘祖）投入桂王朱由榔的府中，得到桂王朱由榔的宠信。隆武二年（1646年）十月初十日，朱由榔在肇庆就任监国。丁魁楚为了当上首席大学士，勾结王坤，最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首席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太监王坤成为司礼监太监，得以把持朝廷用人大权，使永历政权一开始便陷入一片混乱。

桂王朱由榔虽然相貌堂堂，但生性十分懦弱寡断。瞿式耜说他：“质地甚好，真是可以为尧、舜。而所苦自幼失学，全未读书。”实际上朱由榔昏庸无能，毫无主见，用人不当，根本无法应对目前复杂的时势，更谈不上承担起中兴的重任。十六日桂王朱由榔得知赣州失守。尽管肇庆离赣州还颇有一段距离，但满朝文武以及桂王朱由榔皆惊慌失措。司礼监太监王坤、首辅丁魁楚皆力主立刻逃难，大学士瞿式耜等主张暂缓。十月二十日，桂王朱由榔即逃往广西梧州。此事令广东官绅对桂王朱由榔大失所望，直接导致了隆武帝朱聿键之弟唐王朱聿鐭在广州称帝。

唐王朱聿鐭得以成为皇帝，与原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大有关系。苏观生本想拥立桂王朱由榔，却遭到首辅丁魁楚的拒绝。十月二十九日，唐王朱聿鐭来到广州，苏观生等人不失时机地拥立唐王朱聿鐭。十一月初二日，苏观生联合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等拥戴唐王为监国。初五日唐王正式在广州称帝，年号绍武。

唐王朱聿鐭称帝的消息传到梧州，桂王朱由榔、丁魁楚等人大吃一惊。为了挽回民心，朱由榔于十一月十二日返回肇庆，于十八日正式即位，改明年为永历元年（1647年），史称其为永历帝。这样，在广东一省之内，就有两个南明政权。历史再次重演，出现了朱明宗藩同室操戈的闹剧。

虽然朱聿鐭所建立的小朝廷在十二月就被清军所灭，绍武的年号从未得到使用，历代学者还是将其称为绍武政权。绍武政权从未进行过抗清活动，却为了争夺帝统与永历政权势不两立。十一月二十九日，内战爆发，双方在广东三水县城西展开厮杀，极大地消耗了抗清力量。清朝大将李成栋乘南明内讧，于十一月攻占潮州（今广东潮州潮安）、惠州，十二月十五日攻克广州。绍武帝朱聿鐭被清军所俘，自缢而死。苏观生以身殉国，从各地逃往广州的明朝亲王、郡王共计十六人皆被清军处斩。绍武政权仅存在四十一天便覆亡了。

永历政权统治集团内部极端腐朽，因袭了明末的党争，一切以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为准，将国家大局置于脑后。少数较为正派的官员想有所作为，挽救危局，但他们的努力也在党争中化为乌有。十二月二十六日，朱由榔再次逃入广西，颠沛流离，处境极为险恶。

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永历帝逃往桂林。李成栋的大军攻克肇庆，连下高、雷、廉三州，尾追朱由榔向广西推进，兵不血刃地攻占广西重镇梧州。正当南明政权形势万分危急之时，大顺农民军的余部出现在抗清斗争的最前线，挽救了危险的时局。李自成死后，其余部分为二支，分别由郝摇旗、刘体纯和李过、高一功率领，先后进入湖南，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等联合进行抗清斗争。五月清朝大将孔有德率军进攻桂林，被瞿式耜、焦琏所败。瞿式耜将此次胜利大肆宣扬，但就实际情况而言，这次战役的规模并不大。此时李成栋率主力部队进攻广西，清军在广东的兵力十分单薄。永历朝廷对清军的虚实一无所知，非降即逃，错过了大好的时机。在此危难之际，广东出现了一大批仁人志士，自行组织义军展开抗清斗争，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南明的“三忠”，即陈邦彦、张家玉、陈子状。

陈邦彦、张家玉、陈子状三人领导的义军虽然先后被清军镇压，但正是由于广东各地兴起的武装反清浪潮令清廷不得不抽回进攻广西的大军。正因如此，永历朝廷在广西的统治才得以维持下去。

十一月南明何腾蛟、瞿式耜于全州击败清将孔有德的大军，同时李成栋的军队在广西亦受挫，回到广东。大顺农民军余部李过、郝摇旗等与南明联合抗清，军威大振，在湖南连连取得胜利，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永历二年（1648年），江西提督金声桓、广东提督李成栋、大同总兵姜瓖，先后反清复明，南明声势大震。一时间永历政权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等省，清廷为之大震。但永历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农民军也备受排挤，不能团结一致，这就给清军提供了喘息之机。何腾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战役中被俘牺牲，清军重新占领了湖南、广西，其他刚刚收复的失地也先后落入清军的手中。

永历六年（1652年），永历朝廷接受张献忠部将孙可望、李定国联合抗清的意见，抗清斗争再次出现高潮。不料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矛盾激化，破坏了大好形势。

永历十年（1656年），大将李定国迎桂王朱由榔至云南，次年又大败孙可望。孙可望投降清朝，永历朝中的虚实尽为清军所知，令永历政权陷入被动。永历十二年（1658年），吴三桂率清军攻入云南。次年清兵三路追逼，吴三桂攻克昆明，永历帝被迫出逃缅甸。李定国曾连连交涉，欲迎他回云南，均为缅甸国王拒绝。李定国率大军在磨盘山设下埋伏，企图一举歼灭清军，不料因内奸泄密而失败。

永历十五年（1661年），吴三桂率清军进入缅甸，索回永历帝。次年四月，吴三桂将永历帝押回云南，拘禁于昆明。他害怕夜长梦多，经清廷批准将永历帝及其眷属二十五人在昆明处死。永历帝终年四十岁，葬处不明。这样南明最后的一个政权也宣告灭亡。

国姓爷郑成功

郑成功，原名森，字明俨，又字大木，福建南安石井人。父亲是明末福建总兵官郑芝龙，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氏（中国文献称其为翁氏）。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年），郑成功出生于日本长崎，七岁以前都随母亲居住在日本，直到明毅宗崇祯三年（1630年）才被父亲接回福建。

郑芝龙是明朝著名海商李旦的义子。天启五年（1625年），李旦病逝，郑芝龙继承了义父的事业，在台湾建立了初具规模的郑氏地方统治政权，并拥有当时闽海上最大的武装集团。郑芝龙海上势力的日益扩张，令明朝统治者极为恐慌，多次派兵围剿，均未能成功。崇祯元年（1628年），福建巡抚熊文灿对郑芝龙进行招抚，授予其“五虎游击将军”的头衔。崇祯六年（1633年）七月，荷兰殖民者入侵东南沿海。十月郑芝龙会同闽、粤水师进行反击，大败荷兰殖民者。因军功卓著，朝廷加封郑芝龙为福建总兵，后擢升福建总督。郑芝龙不仅仕途一帆风顺，还取得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并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成为雄霸东方的海上霸主。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郑芝龙在福州拥立了唐王，建立了隆武政权。郑森得到隆武帝的恩宠，赐国姓朱，改名成功。所以后来人们常称郑成功为“国姓爷”。

正史史料

（顺治十八年）十二月丙午，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爱星阿会报大军入缅，缅人执明永历帝朱由榔以献。明将白文选降。班师。丁卯，宗人府进玉牒。

——《清史稿·圣祖本纪一》

隆武二年（1646年），郑芝龙不顾郑成功的反对，投降了清朝。郑成功在烈屿（今小金门）誓师起兵，走上了抗清的道路。次年郑成功已拥有几千人马，自称“招讨大将军”，进一步招兵买马，郑芝龙的旧部纷纷集结在郑成功的周围，很快便组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军队。

永历十三年（1659年）五月，郑成功亲任招讨大元帅，开始了平生最大规模的北伐斗争。七月北伐大军在各路清军的反攻下遭到严重的损失。九月郑成功退回厦门。此时全国的反清斗争已进入低潮，清廷已控制了中原大部分领土。大顺军的余部龟缩在川、鄂交界的山区，李定国的残部也退缩到云南，永历帝已逃到缅甸。由此郑成功面临着更为险峻的形势。

为了在战争中取得主动，郑成功便把目光转向台湾，考虑收复台湾，将其作为抗清基地。对此郑成功曾明确指出，台湾“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造船制品，吾民麟集”，“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再者，荷兰殖民者于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年）侵占台湾，对台湾人民开始了长达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台湾人民不堪忍受荷兰侵略者的暴行，盼望祖国收复台湾，于是郑成功下定收复台湾的决心。

永历十五年（1661年）正月，清朝顺治皇帝去世，郑成功判断清军不可能在短期内大规模的用兵，于是召集军事会议，决定渡海东征台湾。同年三月初一，郑成功集中了十倍于荷军的兵力，在金门举行了隆重的誓师仪式。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率领第一梯队自金门料罗湾出航，领航的是澎湖游击洪喧。三月二十七日，郑成功率军行至柑橘屿海面时，遭风雨所阻，被迫折回澎湖。一连几天，风雨不停，军队的粮食供应出现了困难。如果再滞留在澎湖，不仅对军心不利，更重要的是不能按预定的日期抵达迂回窄浅的鹿耳门水道。而经过郑成功的事先调查，必须利用每月初一日和十六日的大潮才能进入鹿耳门，否则就要向后推迟半个月的时间。于是郑成功不顾有些将领的劝阻，当机立断，决定冒着暴风雨横渡海峡，于四月初一日顺利地通过了鹿耳门。

郑成功出其不意地从鹿耳门开进台江，荷兰殖民者惊慌失措，慌忙迎敌。当晚郑军突破荷军的火力，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在禾寮港成功登陆，扎下营寨，并在鹿耳门也登陆扎营，以防北线敌军进攻。台湾的汉族和高山族人民见到郑成功的军队，喜出望外，争先恐后地出来迎接。郑成功占据有利地形，修建防御工事，切断了荷军的军事要塞赤嵌楼与台湾城的联系，为从海、陆两面打败荷军做好了准备。

荷军接连失利，被迫龟缩在赤嵌楼和台湾城，不敢出战。郑军乘胜围攻赤嵌楼，并切断了荷军的水源。台湾人民也自发地组织起来，协助郑成功的军队打击荷军。四月初七，郑成功除留下一部分兵力扫清其他地方的荷军外，亲自率领主力部队亲自围攻台湾城。台湾城中的荷兰殖民者负隅顽抗，拒绝了郑成功招降的建议。

郑成功鉴于强攻一时难以取胜，改变策略，决定采取长围久困、且耕且战的方针。五月初六，赤嵌楼中的荷军终于动摇了。经过谈判，赤嵌楼司令官描难实叮签订了投降书。五月初八，郑成功的军队收复了赤嵌楼。

在取得赤嵌楼的控制权后，郑成功的军队势不可挡，很快地占领了大员市区，从大员市区、北线尾以及大员与台湾本岛相连的下场陆路三个方向对荷军最主要的据点台湾城形成包围。

荷军多次拒绝郑成功的劝降，郑军在围困台湾城八个多月后即开始发起总攻。荷军困守孤城，岌岌可危，士气低落。荷兰总督揆一见大势已去，被迫同郑成功谈判，并签订了十八款投降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揆一于南明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即1662年2月1日）率部投降。

至此，沦陷了三十八年之久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郑成功收复台湾五个月后，因戎马倥偬，操劳成疾，不幸逝世，时年只有三十八岁。

郑成功弈棋听军情

郑成功，原名森，因得到隆武帝的恩宠，被赐国姓朱，改名成功，并授御营中军都督。此图为郑成功弈棋听军情的情景。

繁华：大明的文化风貌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明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形成了一股反传统的思潮。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哲学、文学、艺术、科技等诸多方面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突破，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

哲学思想

明代初期，程朱理学是支配文人的统治思想。明代中叶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思想领域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心学开始兴起，并衍生了许多学派。各种学派互相争论，使沉寂已久的思想焕发出勃勃生机。

正史史料

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

——《明史·儒林列传一》

程朱理学被奉为经典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新王朝，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以加强专制统治外，还在思想领域标榜儒学，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以强化思想统治。明太祖认为“治本于心”则“其用无穷”，相反“治本于法”则“其用盖有时而穷”，由此可以看出思想的统一甚至比创制立法更为重要。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做出规定，乡会试《四书》义以朱熹《集注》，经义以程颐、朱熹等注解为准。明成祖朱棣更加尊崇程朱理学，特命翰林学士胡广等人纂修《性理大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辑录宋、元理学各家之说，颁行全国，作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凡不符合程朱理学的思想都被视作异端而加以排斥。正如《明史·儒林传序》所载：“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

在封建统治者的强制推行下，程朱理学在明初的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被奉为经典。这一时期的著名理学家有薛瑄和吴与弼。

薛瑄，字德温，号敬轩，谥文清，山西河津人。他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大师，开创了“河东学派”。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薛仲义“通经术，以元末不仕，教授乡里”。父亲薛贞是明初的儒学教谕。在严格的家庭教育下，薛瑄自幼勤奋读书，“慨然以求道为志”。尽管他诗文造诣很深，但他始终认为“作诗作文写字，皆非本领工夫，惟于身心上用力最要”，从而将精力放在理学的研究上。他从四十岁步入仕途，其间几经起落，曾任广东道监察御史、云南道监察御史、大理寺左少卿、大理寺右丞、礼部右侍郎等职。致仕后他以教授学生为业。在政治上，他强调重视民心，认为“自古未有不遂民心而得天下者”，为政者要“以爱人为本”；在学术上，他尊崇朱熹，认为“孔子之后有大功于圣学者，朱子也”。

薛瑄对张载十分推崇，接受了张载气本体论的思想，批判朱熹“理在气先”的观点，指出“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他认为理是万事万物自然之脉络，不可以脱离气而单独存在，太极之理“只在气中，非是气之外悬空有太极”，从而批判了朱熹所谓太极之理先于阴阳而生阴阳的观点。但是在理和气的关系上，薛瑄还是没有突破朱熹的理本气末的唯心论观点，主张“理为主，气为客。客有往来，皆主之所为，而主则不与俱往”。这也就是说，理是不变的，主宰着气的往来变动。

薛瑄从理气观出发，发展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认为“耳目口鼻各专一事而心则无不通”，肯定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直接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且后者高于前者。他主张向外求知，提倡笃实践履之学，强调“应事”是通向天理的途径。他对心学主张的静坐悟道论加以批判：“谓人读书为义外工夫，必欲人静坐，先得此心。若如其说，未有不流于禅者。”在个人修养方面，他提出“复性”说，认为人首先要“能知”，然后再力行，这样就可以自觉地复其性，从而达到圣人的境地。

薛瑄终生研读性理诸书，在当时社会上有很高的威望，被尊称为“薛夫子”，于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被奉入孔庙从祀。他的主要著作有《文集》《读书录》《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读书二录》等，其中《读书二录》是其代表作。薛瑄以朱熹的思想为宗，并对朱熹的思想加以修正和发展，在理学上开创了一个新的门派“河东学派”。薛瑄在长期的从教生涯里，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学者，门生遍及四方，他的思想也成为影响巨大的显学，获得了广泛的崇奉。此外“关学”（张载创立的理学学派）的一大批学者都师从于薛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薛瑄造就了明代“关学”的中兴。

吴与弼是明朝前期与薛瑄齐名的著名学者，两人并称为“南北两大儒”。吴与弼，江西崇仁人，号康斋。他专心攻读《四书五经》、诸儒语录及《二程全书》，立志以讲授理学为己任，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名望。他无意于仕途，一生只做过几个月的左春坊左谕德，其余的时间一直家居讲学。他一生潜心研治理学，著有《日录》及《康斋文集》。

吴与弼尊崇朱熹的理学，主张“人须于贫贱患难上立得住脚，克治粗暴，使心性纯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两忘，唯知有理而已”。他遵循程朱之学，主张心分知觉与理，主张静时涵养，动时省察，务使内心湛然虚明。他的学术思想深受众多儒士的推崇，形成当时影响较大的学派“崇仁学派”。从其学者多达数百人，比较著名的有胡居仁、陈献章、娄谅、胡九韶、车泰、饶烈等。

同时吴与弼的思想中也夹杂着一些心学的观点。他在一篇题为《道中作》的诗中说：“寸心含宇宙，不乐复如何。”这是寸心包含宇宙的思想。他的门徒陈献章承袭了吴与弼的心学思想，并加以发展，创立了“白沙学派”，成为明代著名的心学家。由此可见，黄宗羲将吴与弼看作明代心学之滥觞是有道理的。

心学的兴起

明代中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思想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已显得陈腐，在学术上墨守成规，完全丧失了创新精神，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危机。一些学者从信仰朱熹理学，转而探求陆学，于是心学兴起。陈献章和王守仁就是明代心学的先驱者。

陈献章，字公甫，号实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被学者称为“白沙先生”，主要著作有《白沙子全集》。他早年曾习举业，信奉程朱理学，在二十七岁时来到江西师从著名学者吴与弼。一年后他返回故乡，闭门苦读，废寝忘食，苦苦寻求心与理的合一。他在三十九岁时来到京城，“扬言于朝以为真儒复出，由是名震京师”。陈献章一生未入仕途，潜心于学，在学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因他曾筑室读书于故乡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他的学说被称为“阳明学”。

在论述“气”“理”“心”的相互关系时，陈献章主张“元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要素，“元气塞天地，万古常周流”。他并没有把“气”当作本体，而主张“道为天地之本”，元气所充塞的天地仅是沧海一粟而已。这与朱熹所主张的“理”是万物之本的观点是相似的。但陈献章并不认为“理”是独立于宇宙万物之先的绝对存在，从而背离了客观主义唯心的理学。陈献章认为“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主张“万理”“万物”都是吾心的产物，成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陈献章的为学之道是“以静为主”，“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并创立了岭南第一个颇具影响的学术流派“江门学派”。陈白沙是岭南地区唯一诏准从祀孔庙的学者，享有“岭南第一人”“广东第一大儒”的美誉，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江门学派”的出现，使“久抑而未彰”的心学得以复兴，结束了程朱理学的一统局面。

王守仁是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世称阳明先生，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他生活的时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封建统治陷入严重的危机。此时程朱理学已沦为僵化的教条，成为封建士大夫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丧失了控制、笼络人们思想的力量。王守仁将社会动乱的原因归结为人心凋敝。他说：“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为了整治人心，挽救当时的政治危机，王守仁创立了“心学”，世称“王学”“姚江之学”。

王守仁继承了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观点，提出“心外无物”的观点。他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他又进一步指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王守仁将“心”视为世界万物的本源，离开了人的意识活动，就不存在客观事物。他认为天地万物是第二性的，是“心”“良知”等精神意识所派生的。

他又提出“心外无理”的观点。他进一步发挥了陆九渊“心即理”的观点，主张万物的“理”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中，而是存在于人心之中。他主张：“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犹析心与理而为二也。”他说：“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他认为程朱理学的错误就在于“析心与理而为二也”。王守仁所说的“理”或“天理”，主要是指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仁、义、礼、智、信等封建道德。

在认识论上，王守仁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说。他认为“良知”是存在于人心中的天理，人人都有良知。他认为“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这里的“良知”也就是封建伦理纲常，是一种天赋的道德。所谓“致良知”，就是指人们克制私欲的认识和修养功夫。人的良知会被私欲所蒙蔽，必须要下一番“致”的功夫来使“良知”得以恢复，从而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同时他还主张“致知格物”。他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也就是说，这里的“致知格物”并不是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而是为了“致良知”，即将人心中原有的天理贯彻到万事万物之中。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是指知和行都产生于心，因此这二者是合一的。朱熹提倡“知先行后”的观点，由此在封建士大夫中逐渐形成了知而不行的弊端。王守仁对这种崇尚空谈、不务实际的情况非常不满，特别强调“知”和“行”的统一，“知”决定“行”。但是他认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从而混淆了“知”和“行”的界限，歪曲了“行”的真正意义，使“知行合一”成为“致良知”的一种手段。

王守仁晚年时用四句话来概括自己的思想，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被称为“王门四句教”。心学在王守仁去世后继续发展，但因为王守仁的学说本身就有许多矛盾，从而发展成为许多派别。正德时期（1506年—1521年）、嘉靖时期（1522年—1566年）以后，王守仁的心学更加兴盛，信奉者众多，其中有影响的是浙中王门和江右王门。浙中王门的代表人物是钱德洪和王畿，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是邹守益。钱德洪、邹守益二人在学术上较为保守，以恢宏师说为宗旨，而王畿则主张突破藩篱，有所创作，因此三人之中王畿对后世的影响较大。

正史史料

（王）艮乃谒守仁江西，与守仁辩久之，大服，拜为弟子。明日告之悔，复就宾位自如。已，心折，卒称弟子。从守仁归里，叹曰：“吾师倡明绝学，何风之不广也！”还家，制小车北上，所过招要人士，告以守仁之道，人聚观者千百。抵京师，同门生骇异，匿其车，趣使返。

——《明史·儒林列传二》

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活跃于16世纪，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学派。“泰州学派”的人员成分较为复杂，其中有一部分是上层社会的官员，但有相当多的人来自于下层社会，能凝聚下层社会的思想意识，视野开阔，敢于颠覆“坐而论道”的传统，冒险而行。其代表人物有王艮、何心隐、罗汝芳等人。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原名王银，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字汝止。王艮出身于灶户，父辈都以煮盐为生，家境十分贫寒。他当过小商贩，对下层社会有着深刻的理解。在三十八岁时，他亲赴南昌，拜著名学者王守仁为师。阳明让他改名为王艮，字汝止。王艮名义上虽然是王阳明的弟子，却很有主见，“往往驾师说之上”，“时时不满其师说”。在王门学习八年之久。王守仁去世后，王艮回到泰州讲学，此后自立门户，创立了“泰州学派”，主要著作有《王心斋全集》。

缂丝桃花双雀图

缂丝，又称“刻丝”。其成品正反两面如一，与苏绣双面绣有异曲同工之妙。该作品为明织花鸟写生册中的一幅，其构图精美，空间层次异常突出，为明代缂丝中的精品。

王艮哲学思想的核心仍从属于心学范畴，但有许多独到之处，主要是：“百姓日用之道”与“格物论”。王艮没有因循师说，而是提出“百姓日用之道”，将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之道”等同起来。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他又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这样他将理学家津津乐道的“圣人之学”与百姓吃饭穿衣等日常生活需求联系起来，强调能否满足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才是衡量“圣人之学”的标准。如果不能满足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就违反了“圣人之学”，便是异端。

所谓“格物论”，则强调以“自身”为本位。对于“格物”的定义，王艮有这样的阐述：“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王艮将“安身”视作立天下的根本，而“安身”首先是指自身生活的安稳，也就是能吃饱穿暖。只有人人都能“立本安身”，那么之后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与王守仁“人欲之私”的说法大相径庭，肯定了人们物质欲望的合理性。王艮所讲的“安身”还包括人身的安，有维护人身尊严的含义。他说：“身与道原是一体，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由此可见，他将“身”和“道”都看作“至尊者”，都不能受到损害。

王艮的思想自成一家，他以身边的平民百姓为讲学对象，“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同时他不讲“仪规”，并不以师长自居，开创了讲学的平民作风。他在四十一岁时，北上进京“传道”。他在沿途当街讲道，所到之处，群聚围观，不下千人，深受百姓的欢迎，打开了“泰州学派”的新局面。四十七岁时，王艮回到家乡进行讲学。此时地方豪强大肆吞并“草荡”，使许多贫苦的灶户生计艰危，沿海盐业日益凋敝。在当地地方官的要求下，王艮提出“均分草荡”的方案被采纳，有效地遏止了草荡土地的疯狂兼并，使沿海盐业很快得以恢复和发展。

一些学者对王艮的思想加以发展，成为“泰州学派”的后学，何心隐、罗汝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江西永丰人。他在三十岁时应乡试中第一名，此后便放弃了举业，专心治学。三十七岁时，他在家乡建立“萃和堂”，把全族老少组织成一个共同体，通财互助，共教共养，创建了一个中国式的“乌托邦”。他还亲自处理“堂务”，包括冠婚丧祭、教幼养老、服役纳税等事项。之后他因抵制地方官无理加征“皇木银两”而入狱，出狱后北游京师，在谷门会馆进行讲学，但因事触犯权贵，被逼出京。从此他足迹遍布天下，最后在湖北孝感安定下来，聚徒讲学。

何心隐认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他否定了“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认为人们满足味、声、色、安逸等欲望是合乎人性的。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他反对“绝欲”，提倡“育欲”，并要求“与百姓同欲”。这就是说百姓共同需要的物质要求是合理的，应该得到适当的满足，反映了“人性平等”的思想。何心隐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的观点，遭到顽固派的反对，被捕入狱，死于湖北武昌狱中。但他所提倡的思想在江汉一带广为传播。

罗汝芳，字惟德，号近溪，被称为近溪先生，江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他考取进士，授太湖（今安徽太湖）知县。之后他历任太湖知县、宁国知府，官至参政。他一生深入下层社会，接纳四方学子，从事讲学活动，以启人“良知”和济人急难闻名于世。

罗汝芳提出“赤子之心”的观点，以“不学不虑”去“体仁”，持见新奇，一扫宋明理学迂谨之腐气。他说：“天初生我，只是个赤子。赤子之心，浑然天理。细看其知不必虑，能不必学，果然与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的体段，浑然打得对同过。”他将“赤子之心”视作自然具备着“知”和“能”的“浑然天理”，具有反对封建传统伦理思想的进步意义。他认为“大道只在自身”，人的良知是永远不会泯灭的，不能通过修炼来增加，也不会因为不修炼而减少，圣愚的区别只在于“觉”与“迷”之间，因而成为圣人并非难事。

“泰州学派”源于王学，而又特立独行，具有一种冲击传统思想的战斗精神，被统治阶级视为惑世诬民的“异端”思想。“泰州学派”的许多著名学者曾身陷囹圄，甚而被封建政府所杀害。“泰州学派”的出现为中国文化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是李贽进步思想的先导。

“异端”李贽

李贽，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又号宏甫，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他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乡试中举，此后做过二十多年的地方官。在四十岁时，他开始接触王守仁的心学，之后师从王艮之子王襞，尽得“泰州学派”真传。晚年李贽寓居湖北黄安，后移居麻城芝佛院，从事讲学和著述。

李贽潜心治学近二十年，晚年落发明志，甘以“异端”自居，其思想具有鲜明的叛逆精神，为当政者所不容。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李贽的著作《藏书》刊行，被当权者所忌恨。万历三十年（1602年）春，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将李贽逮捕入狱，其著作也被列为禁书。李贽以剃刀自刭，死于狱中。他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史纲评要》《四书评》以及《李氏文集》等。

在中国思想史上，李贽以倡“童心”说而闻名于世。李贽对“泰州学派”罗汝芳的“赤子之心”加以发扬，提出“童心说”。他认为：“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这种“童心”是一种未曾受到假道学熏染的纯真无瑕的精神状态，也就是如同儿童那样淳朴的心，亦称真心。人有真心，才是真人。“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这与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大相径庭，王守仁所说的“良知”指的是义理，而李贽所讲的“童心”则重在“绝假存真”，没有受到义理渲染的赤子之心。李贽强调义理蒙蔽了“童心”，义理懂得越多，那么童心便丧失得越多。他主张一切“闻见”“道理”都应放在“童心”的天平上重新加以衡量，以判断真伪，决定其价值，带有浓厚的个性解放的色彩。

听箫图

此图为明代画家刘俊所绘。画面上近岸有一渔船，上坐一吹箫渔夫，其旁水榭中坐一书生，正侧耳聆听，神色悠闲。水榭旁有一古树，远处群山万壑。整幅画面给人一种空濛、幽远的意境。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李贽对程朱理学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尖锐批判。《焚书》《续焚书》可以说是李贽与当世程朱学者针锋相对的论战集，因书中多半是“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学便成为专制王朝的统治思想，儒者亦因之而登入庙堂，以其学而入仕。而李贽却提出“儒者不可以治天下国家”，指出明朝的理学家们只知空谈道德，没有真才实学，使国家民族处于存亡危急之际却无人可用。

李贽以十分大胆的言论对孔孟传统思想和程朱理学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批判，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第一，李贽大胆地对孔子的圣人形象提出异议。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尊奉孔子，只不过是人云亦云所致。孔子本人从未以圣人自居，也未曾教人学己，后人奉孔子为万世师表是非常盲目的，如同“矮子观场，随人说妍，和声而已”。他指出，孔子的圣人形象是人为塑造的，绝非出自“童心”，应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将孔子视为普通人。事实上李贽非常钦佩孔子的学识，认为他“为出类拔萃之人，为首出庶物之人，为鲁国之儒一人，天下之儒一人，万世之儒一人也”。他所猛烈抨击的并不是历史上的孔子，而是被视为统治工具的孔子。

第二，李贽认为历史评价的标准应该是多元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而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提出“是非无定质、无定论”的观点。他大胆地对儒家经典的神圣性提出质疑，认为这些儒家经典并不是什么圣人之言，“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再不然就是“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他诘问道：“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李贽认为是非的价值标准是与时俱进的，“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他还认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在他看来，人应该形成自己的是非标准，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人，表现了他反传统反教条的无畏精神。他在《藏书》中写道：“今日之是非，谓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谓为千万世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则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李贽大力提倡是非价值判定的时代性和自主性，充分表现了他渴望摆脱传统思想束缚的自由倾向。同时他认为是非无定质、无定论，否定了是非的客观标准，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潭。这是他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所决定的。此外李贽强烈抨击“道统”说，主张学术平等。自唐代韩愈提出“道统”以来，“道统”说便成为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的工具。李贽认为“道统”说纯属妄说，是道学家们用来排斥异己的手段。他反对独尊儒术，认为百家学说各有所长，主张学术平等。

第三，李贽不承认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认为社会生活与自然世界的“人伦物理”都是“真空”的表现。宋代程朱理学、陆氏心学和明代阳明学派虽然门户不同，思想上存在诸多差异，但大体上都认可“天理”或“太极”为天地万物的本源，将道德伦常升至本体地位。李贽则力排众议，认为：“一与二为二，理与气为二，阴阳与太极为二，太极与无极为二，反覆穷诘，无不是二。”李贽以夫妇来譬喻天地，主张“以二为本”，不仅将世界的本原还给自然，而且以“天下万物皆生于两”的命题走出了“万物归一”的传统思维定式，否定“天理”即伦理道德的绝对权威，从而在认识上形成一定的自由度。传统儒学奉行“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李贽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为无私之说者，皆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人谋求私利和物质追求是合理的。

第四，李贽否定了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他认为“大道”无外乎人伦物理，并将人伦物理和日常物质生活联系起来。他说：“道之在人，犹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犹之掘地而求水也。然则水无不在地，人无不载道也审矣。”他又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食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李贽主张人无法脱离基本的物质生活，去空谈社会伦理和道德。所谓圣圣相传的“天道”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而只是存在于人们每天的生活之中。在他看来，人的天性就是“自私”，“趋利避害，人人同心”，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这种利己主义的人性论，带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

第五，李贽主张能力平等论。在他看来，凡人和圣人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人是天地的造物，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共性。他认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尝不可使之知。”封建礼教强调夫权，男尊女卑。李贽批判了这种男女不平等的偏见，大胆地提出愚夫愚妇与圣人在本性及能力方面都是一样的。他认为：“圣人所能者，夫妇之不肖可以与能，勿下视世间之夫妇为也。……若说夫妇所不能者，则虽圣人亦必不能，勿高视一切圣人为也。”他对“下学上达”之说不以为然，主张“圣人”与“凡民”在认识能力和道德修养方面都没有什么差别，表达了对封建纲常礼法的蔑视与嘲弄。李贽还提出“致一之道”，主张古今一心、上下同体、人无贵贱，这相较于传统儒学而言，带有革命性的平等色彩，无疑是一种认识上的超越。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李贽言人所不敢言，想人所不敢想，足以惊世骇俗，振聋发聩。

第六，李贽主张学者应该言行一致。他认为：“古之圣人言必可用，用必其言，虽所言不同，然未尝有欲用而不如其言者。”他认为：“学道，其实也。道学，其名也。故世之好名者必讲道学，以道学能起名也；无用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济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谋也。”在他看来，学者有“学道”和“道学”两类，程颢、杨时、王守仁皆是言行一致的儒者，而当世程朱学者则多为言行不一致的道学家。李贽揭露了假道学的虚伪性，对传统儒学养育下的普遍虚伪人格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名家评史

在一个法学不发达而哲学说教至高无上的时代，李贽提出，包含在有关法令的法律中的传统行为准则可以被思想认识取而代之，因而迈出了更远的一步。由于这种观点含蓄地怀疑道德律的超越地位，李因拥护这种不符合传统规范的思想而不得不死于狱中。

——黄仁宇

小说的繁荣

明代文学上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小说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为适应市民阶层的文化需要，大众化的小说逐渐取代了以士大夫为主要欣赏对象的旧体诗词文学，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景象。

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

宋元以来，民间说话人（说书人）经过长期的艺术加工，留下了许多讲史“话本”，如《全相三国志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话本的出现是城市商业发展的结果，与六朝志怪、唐代传奇不同，话本的服务对象已不限于文人士大夫的小圈子，而是开始面对社会大众，从而导致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到了元末明初，出现了一个小说创作的高潮，章回体小说步入日臻完善的阶段，而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其中成就最高的作品。

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是《三国演义》中的著名故事。当时刘备为了招纳贤才，曾三次拜访诸葛亮。该图就反映了他们见面后畅谈天下形势的情景。

罗贯中，名本，表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浙江钱塘人），生平事迹难以确考。据明初人贾仲名《录鬼簿续编》所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这段记载，后来被当作有关罗贯中生平的最为可靠的依据。《录鬼簿续编》作于明永乐二十年（1422年），后人据此推断罗贯中的活动时间大约在元天历（1328年—1330年）到明永乐（1403年—1424年）之间。罗贯中经历了元末农民战争，与元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张士诚有过联系，具有一定的军事、政治斗争经验。他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曾写过乐府隐语，还写过戏曲作品《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等。他的主要成就还是在小说方面，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等。此外罗贯中还和施耐庵合著了另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水浒传》。

《三国演义》不仅是中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作品，而且是明清长篇历史小说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作品。这部作品定稿于元末明初，最早的本子是明弘治七年（1494年）金华蒋大器（庸愚子）作序的版本，但这个版本今已不传。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版本是嘉靖元年（1522年）刊刻本，全书分24卷，每卷10目，每目有题，共240目。嘉靖（1522年—1566年）后该书出现了很多版本，至明末李卓吾将240目合并为一百二十回本，名为《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到了清朝初年，毛纶、毛宗岗在明末刊本的基础上，对《三国演义》加以重新修订，使情节更为紧凑，这就是现在通行的版本。

《三国志》书影

《三国志》为晋代陈寿所撰。他以简练优美的语言记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为《三国演义》的成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罗贯中以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为依据，吸取了西晋至元一千多年来民间传说的丰富营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军的生活经历，描写了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至西晋灭吴统一全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集中描绘了三国时期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方面的种种斗争。《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充分地显示了罗贯中在人物刻画方面的惊人技巧。全书四百多个人物中，无论是曹操、刘备、孙权这些群雄之首，还是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鲁肃、周瑜、黄盖、郭嘉、许攸、张辽、陆逊以及王允、董卓、吕布这些文臣武将，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尤其是诸葛亮、曹操、关羽、张飞、周瑜、司马懿等人的形象塑造可谓是呼之欲出。其次，罗贯中对战争的描绘是极其成功的。全书共有大大小小四十余次战争，而作者抓住每次战争的特点，描写得有声有色，绝无雷同之感，充分显示出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再者，作品巧妙地处理了历史真实和艺术塑造的关系，书中“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为后世历史小说的创造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最后，小说脉络清晰，把百余年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组织得完整严密，前后呼应，环环紧扣。

《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不少农民战争以《三国演义》中的战略战术为借鉴，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明中叶以后，许多作者仿效其创造方法，“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与正史分签并架”。《三国演义》还被翻译成十多个国家的文字风行全世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国外学者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之为“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而《大英百科全书》则称罗贯中为“第一位知名的艺术大师”。

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

与《三国演义》同时问世、并与之齐名的另一部名著是《水浒传》。《水浒传》原名《江湖豪客传》，又称《忠义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被朝廷列为禁书。

作者施耐庵，名子安（一说名耳），字彦端，号耐庵，或称为杭州人，或称其原籍苏州，后迁往淮安。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的材料极少，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只知施耐庵曾中元末进士，在钱塘（今浙江杭州）为官三年，因不满官场黑暗而弃官回乡。相传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耐庵曾加入了张士诚的幕下，和张士诚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后因张士诚贪图享乐，不纳忠言，施耐庵十分失望，最终选择离去。张士诚身亡国灭，施耐庵浪迹天涯，漫游山东、河南等地，后隐居不出，感时政衰败，作《水浒传》寄托心意。另外《水浒传》也有署名罗贯中的，一些学者认为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生。至于成书年代，也是众说纷纭，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在永乐（1403年—1424年）至正德（1506年—1521年）、嘉靖（1522年—1566年）之间。《水浒传》的版本比较复杂，现在所见的《水浒传》主要版本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三种。这三种版本皆是明朝万历（1573年—1620年）以后的刊本，其中以万历时期天都外臣序的百回本为最早的版本，万历末年杨定见作序的百二十回本次之。百回本与百二十回本相比，只是少了征田虎、王庆的故事，其余文字略同。七十回本是明末金圣叹的删节本，将原书七十一回以后的内容都删去，仅仅保留了梁山一百零八名好汉排座次。金圣叹将原书的第一回改为楔子，结尾补写“惊噩梦”一回，成为七十回。

《水浒传》的成书，取材于北宋徽宗年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宋史·徽宗本纪》记载：“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江起义的故事很快被说书人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在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中记有小说《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描写的就是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这便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

在《水浒传》成书以前，在宋元年间流行的《大宋宣和遗事》《癸辛杂识》和《瓮天脞语》等书中描写了宋江起义的故事。这时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初步具有了《水浒传》的故事梗概。元代杂剧盛行，涌现了大量的水浒故事剧本。正是在此基础上，施耐庵才完成了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传》。

《水浒传》生动地描写了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梁山起义由酝酿、发生、壮大以致失败的故事，展示了北宋末年的社会图景，歌颂了梁山泊好汉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正义精神。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如鲁智深、武松、李逵、宋江等，并通过这些艺术形象揭示出“官逼民反”的深刻道理。而梁山好汉悲剧性的结局则反映了作者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为后世的农民革命提供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教训，这正是《水浒传》的成功之处。《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小说，为后世长篇小说的创作确立了一个极高的起点。金圣叹对《水浒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将其与《离骚》《庄子》《史记》《杜诗》《西厢记》合称为“六才子书”。而冯梦龙则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定为“四大奇书”。

对于《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历代学者众说纷纭。明代的李贽等人认为《水浒传》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而明朝的左懋第则认为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对世风的影响很坏。当时朝廷接受了左懋第的建议，将《水浒传》列为禁书。金圣叹也支持左懋第的观点，这也是他把七十回以后的内容砍掉的原因之一。此外清朝的俞万春也支持这种观点，并亲自撰写《荡寇志》，杜撰出宋江等人“被张叔夜擒拿正法”的故事。19世纪50年代以来，大多数学者认为《水浒传》是歌颂农民起义的作品。事实上《水浒传》所反映的创作思想是非常复杂的，是由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经历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

名家评史

吴承恩撰写的幽默小说《西游记》，里面写到儒、释、道三教，包含着深刻的内容，它是一部寓有反抗封建统治意义的神话作品。吴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人都喜欢看。

——鲁迅

神魔小说《西游记》

继《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后，在嘉靖（1522年—1566年）、万历（1573年—1620年）年间出现了一部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它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臻于一流的伟大作品，是明代长篇小说的重要流派之一——神魔小说的代表作，具有杰出的浪漫主义色彩。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据天启年间（1621年—1627年）的《淮安府志》记载，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他早年曾希望以科举进身，但科考不利，至四十三岁才补上“岁贡生”，就读于南京国子监。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吴承恩任长兴县丞，“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贫病以终。他一生诗、文、词创作甚多，死后大部亡佚，仅有后人辑集的《射阳先生存稿》4卷存世，包括诗1卷、散文3卷，卷末附小诗38首。

《西游记》全书共一百回，主要描写了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并借此讽刺封建社会的黑暗。唐僧取经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即唐太宗贞观年间（627年—649年）和尚玄奘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到天竺（印度）求取佛经。玄奘的西天取经前后历经十九年，行程达几万里，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这部书主要描写了玄奘一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等情况，故事性不是很强。直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才为玄奘的西行经历平添了许多神话色彩。此后唐僧取经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出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唐三藏》《蟠桃会》《唐三藏西天取经》《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作品。吴承恩正是在这些民间传说、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创造，完成了这部伟大的文学巨著。

《西游记》成书于吴承恩的晚年，书成后不久就开始刊刻。现在可以见到的较早的版本有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世德堂刻本和此后李卓吾的评本。吴承恩一生坎坷，遂借《西游记》来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抒发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神魔小说往往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为出身传，其二为灵应传或降妖传。《西游记》的结构亦不例外，第一回到十二回是全书的引子，其中前七回描写了孙悟空的来历和大闹天宫等故事，为他后来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提供了背景资料。第八回至第十二回则讲述了小说的另一主人公唐僧的出身，交代了取经的缘由。第十三回至第一百回，是全书的主要内容，演述了唐僧、孙悟空师徒四人一路上降妖伏魔、去西天取经的故事。

《西游记》通过神魔故事，曲折地揭露了明代社会的黑暗以及统治者的腐朽。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事实上《西游记》中所描写的虚幻神魔世界，处处都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

《西游记》的内容极为庞杂，巧妙地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令人流连忘返的艺术宫殿。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小说基本围绕着孙悟空而展开，在孙悟空身上体现出我国劳动人民蔑视权威、敢于反抗的英雄气概，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这些特点使作品超越了时间的界限，博得了不同年代、不同国家读者的喜爱。从19世纪开始，它就被翻译为日、英、法、德、俄、等十多种文字，流行于全世界。《美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它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光辉思想的神话小说”，而《法国大百科全书》则指出“全书故事的描写充满幽默和风趣，给读者以浓厚的兴味”。《西游记》作为我国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独特的地位。

世情小说《金瓶梅》

晚明时期，正是思想突破的年代，也是人们追求自我的时代，这种思想倾向在小说创作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隆庆（1567年—1572年）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出现了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世情小说《金瓶梅》。

现存的《金瓶梅》共计一百回，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东吴弄珠客作序的《金瓶梅词话》，另一个是天启年间（1621年—1627年）刻的《原本金瓶梅》。两者在回目上有较大的不同，在内容和文字上也有一些出入。之后出来的《金瓶梅》刻本，基本上都以天启年刻本为准。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历来都有着各种不同的意见。万历时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提出：“闻此为嘉靖间（1522年—1566年）大名士手笔。”后人由此臆断出《金瓶梅》的作者是当时文坛领袖王世贞。相传王世贞的父亲王忬进《清明上河图》赝品于权臣严嵩，被唐顺之识破，王忬因此死于非命。王世贞为了给父亲报仇，乃作《金瓶梅》，在书中下毒，献于唐顺之，将其毒死。这些传说已被后世的研究者所否定。万历四十五年 《金瓶梅》的刻本中有署名欣欣子的序云：“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后世一些学者据此推断作者应当是兰陵（今山东枣庄峄城）人，再加上书中使用了许多山东方言，更使人有理由相信作者是山东人无疑。至于作者的真实姓名，目前在学界还没有定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根据书中一些具体的描写，推断出此书的成书年代大约在隆庆至万历三十年之间。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出自《警世通言》。该图描述的是杜十娘对将其卖至一富家公子的李甲失望之至，将百宝箱怒沉江底的场景。

《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此后文人创作小说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在《金瓶梅》成书之前，长篇小说无不取材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而《金瓶梅》摆脱了这一传统，以现实的社会生活为题材，使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方法臻于成熟。《金瓶梅》以市井人物与世俗风情为题材，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社会政治、经济、风土民情等诸多方面的历史情况。它的出现标志着前代小说集体整理加工式创作模式的终结，开创了世情小说的先河，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显著的地位。

《金瓶梅》的书名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西门庆的三个妾室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也有学者主张，这实际上还有更深一层含义，也就是说“金”字代表金钱，“瓶”字代表美酒，“梅”字代表女色。

《金瓶梅》截取《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偷情之事，加以扩充，主要描写了封建时代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西门庆的罪恶生活，从而抨击了明代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作品以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西门庆及其妻妾的性生活，这些毫无掩饰的性描写使它成为中国古代色情小说的代表，有“古今第一淫书”之称。事实上《金瓶梅》具有极为深厚的时代内涵。它假托宋朝旧事，实则生动再现了晚明时期政治和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全书以西门庆为中心，描写了富商、官僚、恶霸三位一体的西门庆从发迹到败落的过程，一方面辐射市井社会，另一方面反映官场社会，描绘出一个时代的广阔图景，暴露出晚明社会的肮脏与丑恶。再者作品以相当多的篇幅对西门庆及其妻妾的家庭活动加以描述，反映出人性遭到扭曲和异化的过程。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为代表的诸多女性，虽然出身、性格、遭遇各不相同，但都无视于所谓的道德名节，被不正常的情欲、物欲和肉欲所支配。她们以扭曲的人性去对抗道德沦丧的夫权社会，最后走向堕落和毁灭。作品从不同角度显示出人的原始本能和欲望，赤裸裸地表现出在金钱力量冲击下人性的扭曲与堕落。

作为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金瓶梅》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里程碑。它突破了中国长篇小说的传统创造模式，在艺术上做出了许多开拓和创新，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演进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三言”和“二拍”

随着明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以及社会财富的增长，原来为文人士大夫服务的“雅”文化向服务于社会大众的“俗”文化发展。随着民间文化的发展，一些文人开始注重从民间文化中吸取养分，创造出雅俗共赏的作品。到了明代中后期，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取得了极大的发展，盛行一时。这种文学样式脱胎于宋、元的话本，即将民间的“说话人”的文字本加以加工整理，成为话本集，又称短篇小说集。他们有意模拟了原来话本的结构形式，甚至特别强调取材于“书会先生”或者“老郎”，从而形成了明代特有的短篇小说拟话本的创作高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三言”和“二拍”。

所谓“三言”，是冯梦龙所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的合称。

冯梦龙，字犹龙、耳犹、子犹，号墨憨斋主人、龙子犹、茂苑外史、顾曲散人、姑苏词奴等，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冯梦龙“才情跌荡，诗文丽藻，尤工经学”，崇祯三年（1630年）补为贡生，后任福建寿宁知县。明朝灭亡后，他死于忧愤。冯梦龙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文学家，在李贽等人思想的影响下，强调通俗文学中蕴藏着真诚的情感和强大的教化力量。他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除了“三言”之外，还编辑《古今谈概》《情史》等笔记小说，搜集整理《挂枝儿》《山歌》这两部民歌集，改写了《新列国志》《平妖传》等长篇小说，还编了散曲集《太霞新奏》，是有明一代致力最勤、成就最大的通俗文学家。

“三言”刊于天启年间（1621年—1627年），分册刊行，每集四十篇，共计一百二十篇，包括冯梦龙辑选的宋、元、明话本，明代的拟话本，以及他本人的创作。表面上看来，“三言”主要是对宋元话本及明代拟话本进行编辑，实际上冯梦龙在对其进行编辑的同时，也作了一定的修订，这种编辑与修订便是冯梦龙的文本重构。冯梦龙之所以将这三部小说集取名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就是要让它们发挥劝谕世人、警戒世人和唤醒世人的作用。“三言”反映了冯梦龙极为复杂的创作思想，以主张自然人性的人文思想对传统文化思想加以重新解构的同时，又吸收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冯梦龙所提倡的儒学精神是先秦的儒学精神，又包含了一些释、道思想，而不是宋明之际所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

历史细读

拟话本是文人模仿话本的结构创作的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最早应用这一名称，并将其视为由话本向后代文人小说过渡的一种中间状态。它们的体裁与话本相似，皆为首尾有诗，中间用诗词加以点缀，辞句多用俚俗，然而又在许多方面与话本有所区别，“近讲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合”，“故形式仅存，而精采

遂逊”。

冯梦龙作为一个封建社会中的进步文人，尽管其思想受到了市民意识的深刻影响，但还是主张回归先秦的儒学精神。因此总体上来说，他要求小说的内容“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从而达到“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三言”故事内容取材广泛，其中三分之二是明人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侧面，表现了新兴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在“三言”中，恋爱婚姻题材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三言”还有许多描写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故事，如《施润泽滩阙遇友》《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等，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很大的帮助。此外“三言”中还有一些作品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黑暗的政治，体现了忠奸两种力量的激烈斗争，而《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三言”的出现为通俗世情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从单纯的伦理说教或色情描写中走出，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成为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高度融合的杰作。

与“三言”相比，“二拍”则完全站到了维护传统的立场上，是典型的伦理说教小说。凌濛初所著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均相同，故人们习惯上将这两部拟话本小说集合称之为“二拍”。“三言”和“二拍”又合称为“三言二拍”。

凌濛初，又名凌波，字玄房，号初成、稚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湖州吴兴）人。他曾任徐州通判等职。与冯梦龙反理学的倾向不同，凌濛初摆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思想上较为保守。

《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分别写于崇祯元年（1628年）和崇祯五年（1632年）。至于凌濛初的创作动机，据《拍案惊奇·序》和《二刻拍案惊奇·小引》记载，大致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应书商所邀。冯梦龙的“三言”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一时洛阳纸贵，于是凌濛初便在“肆中人”的邀请下编辑《拍案惊奇》。《初刻拍案惊奇》问世后反响极大，在书商的劝说下，凌濛初又开始了《二刻拍案惊奇》的创作；其次，是为了救时匡弊、挽救世风。明代中后期以来，社会风气日趋淫靡，小说创作亦受到不良的影响，出现了一大批格调低下，以描写男女淫乱为主的艳情小说。凌濛初认为这些小说“广摭诬选”，“亵秽不忍闻”，完全背离了小说创作“劝善惩恶，有益风化”的宗旨。因此他创造了“二拍”，以“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其三，他以此宣泄内心的苦闷，以笔墨来求取精神的慰藉。

《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各40卷，每卷1篇，共有80篇，但两书中第23卷内容重复，《二刻拍案惊奇》第40卷为杂剧《宋公明闹元宵》，故此实则收录拟话本故事78篇。“二拍”中的作品虽然也有一些取自宋元话本，但都经过作者的重新创造，大都注入了宣扬因果报应和忠孝纲常的内容。

正如孙楷第《三言二拍源流考》所云：“凌氏的拟话本小说，得力处在于选择话题，借一事而构设意象。往往本事在原书中不过数十字，记叙旧闻，了无意趣。在小说则清谈娓娓，文逾数千。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化神奇于臭腐，易阴惨为阳舒，其功力亦实等于创作。”“二拍”的内容大体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描写爱情与婚姻问题的作品占有重大的比重，如《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满少卿饥附饱飏焦文姬生仇死报》等。这类题材的作品大都肯定了青年男女，尤其是年轻女性对爱情坚贞的信念，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陈旧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在肯定人欲的晚明启蒙思潮的影响下，许多作品肯定了青年男女对情欲的积极追求，对那些受情欲驱使而失去贞操的女性表示同情；其二，作者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商人与商业活动，如《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等。在“二拍”中所刻画的众多商人形象中，大多是正面形象。他们具有良好的人格，对事业、爱情有着执著的追求，并最后获得成功。当然，“二拍”中也描写了一大批商人的丑陋的一面，诸如沉迷女色、狠心刻毒、嫌贫爱富、凶暴残忍、薄情厌旧等。“二拍”不仅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商人形象，还对商人和经商行业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将经商视为正道、善业，肯定了人们对金钱财富的追求，不仅赞扬人们通过经商致富，对通过其他途径获取财富的行为也表示支持；其三，作者还描写了官吏及其活动，如《青楼市探人踪红花场假鬼闹》等。“二拍”中刻画了许多贪官酷吏的形象，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贪婪凶残、荒淫好色。其四，作者对颓废的世风加以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风貌。

占日测病

中医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人的身体状况与日月运行和天气变化相对应。因此古人认为，通过对天象和天气的观测，可以预测人的健康状况。此图就是明代书籍中一幅通过占日预测疾病的插图。

“二拍”基本上是凌濛初个人独立创作的，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同时“二拍”还是继“三言”之后最有影响的古代白话小说集。“二拍”反映了中国17世纪正在崛起的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折射出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风貌、时代精神。但总体来说多数篇章充斥着封建迷信、因果报应、宿命思想及色情描写，在思想内容、艺术水平方面都不及“三言”。

四大科技巨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明代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诞生了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和优秀的科技著作，其中的佼佼者有李时珍和《本草纲目》、徐光启和《农政全书》、宋应星和《天工开物》、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

李时珍和《本草纲目》

中国的医药学是整个人类的伟大宝库，历史源远流长，人才辈出，而李时珍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

李时珍，字东璧，晚年号濒湖山人，湖北蕲州（今湖北蕲春）人。他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父亲李言闻是当地著名的医生，并著有《医学八脉法》《四诊发明》等医学专著。李时珍受到家学的熏陶，从少年时代起便对医药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明代科举盛行，医生地位低下，因此父亲李言闻希望李时珍通过读书应试，走上仕途，以改变家庭的社会地位。李时珍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不感兴趣，自十四岁考取秀才后，曾三次到武昌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于是他决心不再应试，专心学医，并向父亲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李言闻只好改变初衷，精心地培养他。几年之后，李时珍便小有所成。自二十四岁开始，李时珍便跟随父亲正式行医。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医术进步很快。他善于钻研，灵活应用“单方”“验方”，治好了许多疑难杂症，成为一名很有名望的医生。

正史史料

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又七年成进士。由庶吉士历赞善。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

——《明史·徐光启传》

李时珍好读医书，对传世的药物学专著颇有研究。李时珍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品数既繁，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还有许多谬误之处，特别是一些具有毒性的药品竟被误认为“久服延年”。于是他决心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从三十一岁开始，李时珍便开始酝酿此事。他“穷搜博采”，除了医药学专著外，“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全都查阅，史称“阅书八百余家”，并写了大量的读书札记。

李时珍不仅博览群书，还更注重野外采集和实地调查。他不辞辛苦，在门徒庞宪、儿子李建元的陪伴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他的足迹遍及湖广、江西、江苏、安徽好多地方，后人为此写下了“远穷僻壤之产，险探山麓之华”的诗句。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地向当地农民、渔民、猎人、樵夫、工匠等人请教，解决了书本上的许多疑难问题。李时珍不惮辛苦，纠正前人“唯据纸上猜度”的主观臆断，耐心细致地对各类药物“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弄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当时太和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说成“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成为皇帝的贡品，严禁私下采摘。李时珍不顾他人的反对，对“榔梅”进行认真研究，发现它只是一种变形后的榆树果实，并没有什么特殊功效。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三十五岁的李时珍为楚王的儿子治好了气厥病。之后他被任为楚王府的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几年后他被举荐到京城太医院任职。当时嘉靖皇帝迷信方士，祈求长生，太医院的人员为了迎合皇帝的心意，和方士竞相研制所谓的长生不老之药，将太医院弄得乌烟瘴气。李时珍不愿与这些人同流合污，一年后便辞职回乡。在楚王府和京城太医院的任职时间里，李时珍得以饱览了王府和皇家珍藏的医药书籍，并认识了许多珍贵药材和外国贡献的药物，大大开阔了眼界。这些经历对他日后编撰《本草纲目》帮助很大。

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十四岁的李时珍回到湖北老家，着手开始编写《本草纲目》。与此同时，他还坚持为穷苦百姓看病，并多次出外进行实地考察。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直至万历六年（1578年）《本草纲目》才得以脱稿。《本草纲目》全书共52卷，190多万字。此书将药物分为16部，62类，诸家本草所收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共计1892种，辑录药方11096则，同时附有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

《本草纲目》确立了新的分类方法，打破了自《神农本草经》以来沿袭了上千年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以药物的自然属性进行分类。它把矿物性药物分为水、火、土、金四部，将植物性药物分为草、谷、莱、果、木五部，将动物性药物分为虫、鳞、介、禽、兽、人六部，部下又分成30类，再向下分成若干种。书中还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性能，做到纲目有序，条理清晰，“博而不繁，详面有要”。以某种药物的名称为纲，下列具体条目，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叙述甚详。其中以“释名”来说明药物名称的来源和依据，以“集解”来说明药物的产地、形态和采集方法，以“修治”来说明药物的泡制方法，以“气味”来说明药物的性质，以“主治”来说明药物的功效，以“发明”来说明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实际应用中的新经验。

李时珍以科学家的求真精神，在书中纠正了前人书中的许多错误，将药物学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阶段。《神农本草经》在古代被奉为经典，书中记述水银“久服神仙”。后世医书沿袭了这种观点，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一书中也认为水银是“长生之药”，唐甄权言其“还丹元母”，《大明本草》称其“无毒”，因此在六朝之下因服用水银而毙命者不知凡几。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一书中批判了这一错误的观点，指出：“水银乃至阴之精，禀沉着之性。得凡火煅炼，则飞腾灵变；得人气熏蒸，则入骨钻筋，绝阳蚀脑。阴毒之物无似之者。”

《本草纲目》在临床治疗方面也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书中收载各类附方11096首，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其中仅有2900多首为旧方，其余都是新方。许多方剂效果显著，又简便经济，极具实用性。

《本草纲目》记载了众多的动植物和矿产品种，不仅为我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还对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李时珍首先提出以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环境和性能等方面进行分类，这种分类法比西方植物学分类法的创始人林耐还要早一百五十多年。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七十六岁的李时珍告别了人世，安葬在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竹林湖村。三年后《本草纲目》在南京刊行。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本草纲目》流传到日本，先后出版了两种日文译本。此后《本草纲目》又流传到世界各地，被译成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对世界药物学和植物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早在1951年维也纳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李时珍就被列为古代世界名人。《本草纲目》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也对此书赞誉有加，称其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

徐光启和《农政全书》

我国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自古以来农业就十分发达。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朝统治者都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广大的农民勤奋耕作，在长年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有大量的创造发明。许多研究农业生产技术的学者，对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和生产经验加以整理，留下许多名篇巨著，如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宋代陈旉的《农书》、元代王祯的《农书》等。到了明代，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农业生产又有了新的发展，一部全面总结古今农业生产技术的新农书应时而出，这就是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徐光启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他除了在农业方面做出重大贡献之外，在天文历法、数学、军事等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他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出生在一个小地主家庭，卒于崇祯六年（1633年），是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在他青少年时期，家乡倭寇肆虐，家道中落，他的祖母和母亲不得不靠着“早暮纺绩”来补贴生活。父亲经商失败后，在家务农。他在三十五岁时考取举人，在四十二岁时中了进士，先后在翰林院、詹事府和礼部任职，官至内阁大学士。崇祯时期，政治日益腐败，权臣用事，宦官乱政，使徐光启在仕途上屡遭排挤和打击，在政治上未能有所建树。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辽东一带边事严峻。徐光启上疏主张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加强北部边防，并亲自总结出一套《选练条格》和练兵计划，但不为朝廷采纳。但是作为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学者，他以坚忍不拔的精神钻研科学文化，对天文、历法、数学、生物学和农学各方面都具有高深的造诣。

徐光启自幼就经常到农田里干些农活，在考取功名以后，虽忙于政事，但一刻也没有忘怀农本。面对明王朝的统治江河日下，徐光启多次向皇帝上奏，陈说根本之计在于农，自号“玄扈先生”，以明重农之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为父亲居丧三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家乡进行农业试验，总结出许多农作物种植、引种、耕作的生产经验，写出了《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等农业著作。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秋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闰四月，徐光启又来到天津进行农业试验。天启元年（1621年）他再次来到天津，进行大规模的农业试验，从而写出了《北耕录》《宜垦令》和《农遗杂疏》等著作。这些活动为他日后编撰《农政全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天启二年（1622年），徐光启告病回乡。他不顾年事已高，坚持进行农业试验，同时开始大量搜集、整理资料，以撰写农书。崇祯元年（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此时农书的写作已经初具规模，但他上任后一直奉命忙于负责修订历书，因而没有时间对农书进行最后的定稿工作。在他去世后，这部农书便由他的门人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最后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也就是在徐光启去世六年后刻板付印，并定名为《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共60卷，50多万字，分为12目，包括农本、田制、水利、农器、农事、开垦、栽培、蚕桑、牧养、酿造、造屋、家庭日用以及荒政等方面。其中，“开垦”、“水利”和“荒政”是全书最主要的内容，并占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这在前代大型农书中是很少见的。

《农政全书》内容十分丰富，基本上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集古代农书之大成。与前代大型农书相比，此书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始终贯穿着徐光启的“农政”思想。无论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是元代王祯的《农书》，重点都在于介绍农业生产技术和知识，可以说是纯技术性的农书。《农政全书》在内容上大致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部分，前者是全书的纲，后者则是实现纲领的具体措施。徐光启作为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面对明朝末年的重重危机，曾提出富国强兵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农业是百姓衣食的来源，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积极提倡“农本”思想。正因如此，书中出现了开垦、水利、荒政这样不同寻常的内容，反映了作者的政治主张。以“荒政”为例，在汉代的《氾胜之书》、北魏的《齐民要术》中偶尔也谈到一两种备荒作物，甚至在元代王祯的《农书》中出现“备荒论”，但其篇幅较《农政全书》相比实在是少得可怜。徐光启认为灾荒是引起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在《农政全书》中特别重视“荒政”，共有18卷，其篇幅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以上。徐光启在“荒政”这部分内容中，对历代救荒政策与措施作了综述，并总结了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经验，最后还录载了前人所写的《救荒本草》和王磐的《野菜谱》两书中的414种植物，作为灾荒时的粮食代用品。当时西北方有着广阔的荒地，而京师和军队需要的大量粮食则要从长江下游征调，路途遥远，耗费惊人。这些现实现象正是《农政全书》中专门讨论开垦和水利问题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徐光启写作《农政全书》的宗旨。

徐光启在重视农政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农业技术。书中不仅辑录了古代三百多种重要的农业文献，还及时地总结了明朝当代农家以及他本人多年从事农事试验的经验，使一些传统的农业技术和从实践中获得的新经验得以流传和推广。在辑录文献方面，徐光启“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目不停览，手不停笔”，全书征引的文献多达225种，可以说是“杂采众家”。徐光启在大量摘引前人文献的同时，并不是盲目追随古人，卖弄博雅，而是去粗取精，有批判地存录。对于一些迷信之流，他便阙而不录。对于收录的文献，也采用“玄扈先生曰”（相当于今天的“编者按”）的形式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与经验，或指出错误，或纠正缺点，或补充不足，这在古农书中是空前绝后的。徐光启用大量的事实对“凡种植必用本地种”的“唯风土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人定胜天”的观点，对引进新的农作物、推广新品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大力提倡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推广。书中系统地介绍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棉花栽培经验，如棉花的种植制度、土壤耕作和丰产措施等，其中最为精彩的就是他亲自总结的“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的丰产十四字诀。在消灭蝗灾方面，他对历史上发生的大型蝗灾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涸泽者蝗之原本也”的结论，并通过对蝗虫的细致观察提出了防治办法。此外其他关于农作物栽培种植方面的经验，更是不胜枚举，这使得《农政全书》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

早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徐光启便在南京结识了耶稣会意大利人利玛窦。徐光启对利玛窦的学识十分钦佩，两人一见如故，结为知己。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徐光启再次来到南京，并接受了洗礼，加入了天主教。他向利玛窦请教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深切地认识到国内的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和儒学的影响下，轻视实用科学技术，脱离实践，导致国内科学技术落后。为了将西洋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前6卷，并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定稿出版。此外两人合作无间，共同翻译了《测量法义》《测量异同》等两部应用几何方面的著作。徐光启还单独翻译了水利学著作《泰西水法》。在就任礼部尚书时，他向崇祯皇帝上疏，主张开设历局，修订历法。崇祯皇帝命他为监督，聘请耶稣会士龙华民、罗雅谷、汤若望等人共同修订。在修订历法的工作中，徐光启“上推远古，下验将来”，并亲自参加观测、验算等具体工作。经过多年的艰苦劳动，他完成了130多卷的《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除此之外，他还曾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著有《徐氏庖言》《兵事或问》等军事方面的著作。

坤舆万国全图

《坤舆万国全图》是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用西方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明代的地理学成就绘制而成的世界地图。该图已经绘有南北美洲、南极洲等，可以算作是当时东亚地区最为详尽的世界地图。

宋应星和《天工开物》

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人。他出生于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年），约卒于清朝顺治（1644年—1661年）末年。他出生于官宦世家，自幼诵习经书。曾祖宋景官至南京工部尚书，对工程技术方面的知识十分精通，曾督修过宫殿。宋应星自幼受家庭影响，对手工业、建筑业和农业方面的知识耳濡目染，为日后的研究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宋应星与兄长一起去参加江西省的乡试，兄弟二人同时中了举人，在乡间传为美谈。此后宋应星先后五次进京参加会试，屡试不中。崇祯七年（1634年），已届不惑之年的宋应星首次出任江西省分宜县教谕（县学的教官）。崇祯十四年（1641年），宋应星升任安徽亳州知府。明朝灭亡后，宋应星弃官返乡，终老山林，卒于顺治末年。

宋应星兴趣广泛，注重实用技术，对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行各业的状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封建官僚，他注意总结对生产发展有利的科技知识和生产经验。在就任江西省分宜县教谕之时，宋应星写出了享誉中外的科技巨著《天工开物》。此书几经增删，历时三年之久，最后于崇祯十年（1637年）在友人涂伯聚的帮助下刊行于世。

《天工开物》全书共分上、中、下3卷，又按照不同的生产项目细分成18卷。“乃粒第一”，详细记载了粮食作物和部分植物油原料的栽培；“乃服第二”，详细记载了蚕丝棉布的生产；“彰施第三”，详细记载了染料制造技术；“粹精第四”，详细记载了粮食原料的加工；“作咸第五”，详细记载了食盐的生产；“甘嗜第六”，详细记载了糖的制造；“陶埏第七”，详细记载了砖、瓦、陶器的制造；“冶铸第八”，详细记载了金属器物的铸造；“舟车第九”，详细记载了各种车辆、船只的类型、结构和功能；“锤锻第十”，详细记载了金属器物的锻造；“燔石第十一”，详细记载了炭、石灰及各种矿石的烧炼；“膏液第十二”，详细记载了油类的榨取方法；“杀青第十三”，详细记载了造纸方法；“五金第十四”详细记载了各种金属的冶炼技术；“佳兵第十五”，详细记载了各种兵器、火药的制造及使用；“丹青第十六”，详细记载了各种颜料的制造；“曲蘖第十七”，详细记载了酵母剂的制造；“珠玉第十八”，详细记载了珠宝玉料的开采。

《天工开物》文字简洁，内容广博，对中国古代（主要是明代）的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记叙，为研究明代农业、手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是一部内容全面、系统分明、资料翔实、体制宏大的科学著作。宋应星认为自然界中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人类是“万物之灵”，能够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发自然，创造物质财富，因此将此书命名为《天工开物》。在安排内容先后顺序时，他取“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将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内容放在前面。

《天工开物》有着重大的科学价值。

第一，它总结了我国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书中对水稻的记载尤为详尽，不仅介绍了水稻的各种品种，还对浸种、育秧、施肥、耕耙、除草、防虫等一系列种植过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宋应星还十分注重总结经济作物的栽培经验，对甘蔗等作物的选种、育苗、中耕、培土等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宋应星还介绍了用杂交优势来改良品种的方法，如在养蚕技术上最先记述“早雄配晚雌”的培育方法，即用不同蚕蛾品种杂交而培育出新的品种。在手工业方面，书中详细记述了灌钢法、炼锌法、铁锚锻造工艺、钢铁拉拔工艺等先进技术。

第二，《天工开物》以科学的态度阐述了自然界和生活中的一些知识，破除了人们的一些迷信观念。例如宋应星详细解释了田野中出现磷火的原因，说明磷火并不是鬼火；说明窑变是原料变质所造成的，并不是什么神秘现象。

第三，《天工开物》注重用数据来说明问题。全书共记录了130多条技术经济数据，对生产工具的规格、尺寸等诸多方面都用数据进行详细说明，有助于人们对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进行科学的判断。

《天工开物》之花机图

明代纺织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纺织机械的改进上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从图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花机形式以及人们在花机上劳作的情景。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天工开物》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它对一些生产技术的叙述还不够准确，在一些地方还保留着一些迷信的传说。但这只是白璧微瑕，它依然是同时代中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科学著作，在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大约在17世纪末年，它就流传到日本，深受日本学术界的重视，刻印了多种版本。日本学者对《天工开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作为展望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技术全貌的书籍，是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19世纪30年代它被摘译成法文，之后不同文版的摘译本便盛行在欧洲，对欧洲的社会生产和科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一本世界性科技巨著。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称《天工开物》是“17世纪早期的重要工业技术著作”，还把宋应星誉为“中国的狄德罗”。

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本名宏祖，字振之，霞客是他的别号，江苏江阴人。他的祖上世代都是大地主，家境富裕，家中藏书丰富。他自幼勤奋好学，特别喜欢堪舆地志、山海图经等书籍。在青年时代，他也曾参加科举考试，但未能考中，之后便摒弃仕途，立志读书。他“益搜古人逸事，与丹台石室之藏，靡不旁览”，对历史、地理以及游记一类的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被书中所描绘的壮丽山河所深深吸引。同时他对前人所写的地理书中“承袭附会”的做法深为不满，决心实地考察名山大川，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他对友人说：“大丈夫应当朝游碧海，暮到苍梧，怎能一生局促在海疆一隅。”他从二十二岁起，便开始了自己的游历生涯。

徐霞客的远大抱负得到母亲王夫人的理解和支持。当徐霞客初次出游太湖的时候，她特意为他缝制了一顶“远游冠”以状行色。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徐霞客历经千辛万苦，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出旅行有诸多不便。一路上徐霞客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常常置身于荒野险僻之处，渴了就喝山泉水，饿了就以野果充饥。为了探寻山川河流的奥秘，他不畏豺狼虎豹，不惧路途艰辛，攀险崖，履绝壁，穿幽谷，探河源，表现出坚定的信念和超人的意志。

他游黄山时，天气寒冷，山崖积雪很深，背阴处还结了许多冰，溜滑难行。他就用手杖凿冰成洞，凿成一个洞，跨一步，再凿一个洞，又跨一步，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攀上顶峰，得出了“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著名结论。他还特别留意前人记载中自相矛盾或臆测揣摩的地方，通过亲身考察，得出真实可靠的结论。为了堪明大龙湫湖水的真正源头和雁湖的确切位置，他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攀登雁荡山，反复进行实地考察，最后证明了雁湖之水与大龙湫风马牛不相及，纠正了前人志书中“宕在山顶，龙湫之水即自宕来”的错误记载。

徐霞客每次出游，每天都坚持把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和内心感受详尽而生动地记录下来。无论是荒村茅屋，还是山野破庙，他都坚持写作，从未间断。崇祯十三年（1640年），徐霞客因重病缠身，双脚不能行走，被人送回了家乡。他回家后一直卧病在床，无力整理自己的游记。在临危之时，他委托自己的外甥季梦良（字会明）来实现自己的心愿。在季梦良和王忠纫的共同努力下，游记手稿得以成书。可惜的是，此时正是明末战乱之际，大部分《游记》手稿在战火中被焚，季梦良所整理出来的书稿残缺不全。此时世间还流传着数种抄本，但皆有残缺和讹误。之后季会明和李寄（相传是徐霞客的第四子）经过多方努力，去伪存真，才使得这部《徐霞客游记》免于湮灭的命运。

《徐霞客游记》“文字质直，不事雕饰”，被明末学者钱谦益誉为“世间真文字”，具有很高的文学水平。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徐霞客游记》还是一部科学巨著，在科学上有着许多贡献。

徐霞客在没有任何政府资助的条件下，纯粹以考察自然为目的，一生寄情于山水，足迹踏遍今天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北京、天津、上海等十九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可以说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献给了地理考察事业，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地理学家。

目录

清 朝

后金崛起，逐鹿山海关

努尔哈赤开创新时代

少年磨难

称雄白山黑水

创建八旗制度

萨尔浒之战

沈辽之役

迁都

宁远战败

皇太极奠基大清

继承汗位

清朝的建立

重用汉人

以和促战

定鼎北京

清军入关

顺治帝即位

冲冠一怒为红颜

非常之人多尔衮

剃发易服

人民的抗清斗争

不屈江阴城

悲壮史可法

农民军的结局

李自成败退

大西政权覆灭

康乾盛世

康熙大帝的诞生

少年天子

智除鳌拜

稳定边疆

平定三藩之乱

统一台湾

成功的民族政策

抗击沙俄入侵

平定准噶尔

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

对西藏的管辖

土尔扈特部回归

一场政治联姻

不断加强中央集权

雍正帝强化专制统治

设立军机处

削弱擅权宠臣

整顿吏治

经济改革

减免赋税

摊丁入亩

兴修农田水利

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繁荣的手工业

城市的发展

流动的劳动大军

衰落的征兆

皇室奢侈浪费

六次巡游

修建圆明园

内政外交

乾隆帝与马戛尔尼

“睁眼瞎子”闭国门

乾隆帝错爱和珅

万马齐喑究可哀

明史案

《南山集》案

曾静、吕留良案

“清风不识字”案

“古稀罪”案

民间结社与起义

天地会

白莲教

苗民起义

天理教

危机四伏的晚清王朝

祸国殃民的鸦片

鸦片贸易

虎门销烟

第一次鸦片战争

难当大事的皇帝

抓小放大的道光帝

半殖民地的深渊

太平天国起义

第二次鸦片战争

热河避祸的咸丰

老佛爷的时代

辛酉政变

“老母班”和“孩儿班”

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义和团起义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圆明园的毁灭

屡战屡败的根源

清政府卖国条约的主要内容

晚清的变革

洋务运动

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中国铁路之父

京师同文馆

新式民族产业的发展

看看我们的邻居

王朝的覆灭

垂死的挣扎

一百天的考验

西逃

光绪帝之死

预备立宪与“皇族内阁”

穷途末路

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

国父孙中山

大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

时代影响下的清朝文化艺术

尊崇汉文化

《康熙字典》

文学

巅峰之作《红楼梦》

小说和戏曲

诗歌

绘画艺术及思想学术

绘画

思想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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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武力强盛，在明帝国基础上，开拓了广大的疆域，在征服汉族前后，也征服了其他许多民族……我们有大好河山的祖国和兄弟众多的民族大家庭。在这一点上，清朝统治集团客观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范文澜

清  朝

入主中原闭关锁国帝国黄昏

清朝的统治者为满族爱新觉罗氏。从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1636年改国号为清，再到1644年清世祖顺治皇帝入关，定都北京，到18世纪后期，清王朝一直是当时亚洲东部最强大的封建国家。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清帝国达到鼎盛之至。但到清中后期，朝政日益腐败，加上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入侵，清封建统治逐渐衰落，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清朝共历经十二帝，295年。

清朝的建立者是满族，所以整个清朝无论政治、军事还是文化，各方面都有满汉交融的特点。清朝的中央政权机构多仿效明制，但又有自己的特点，改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为内阁，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内阁又设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学士满六人、汉四人。中央的执行机关是六部，清代内阁名义上是最高行政机关，但并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后来的军机处才是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雍正皇帝时军机处的设立，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制度，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清政府设置理藩院加强对蒙古、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政策支持，在加强和巩固我国的多民族统一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清朝的军制充满了满族特色，主要分为八旗和绿营二种。八旗又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旗设都统（固山额真），由中央八旗都统衙门掌握，地方督抚无权征调。绿营兵则是指清军入关后收编的明朝降军和各省改编的队伍，用绿色军旗，故称绿旗兵或绿营兵。

尽管清初统治者曾经实行严酷的文字狱统治，但是清朝的文化还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最大散文流派为桐城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方苞、刘大魁、姚鼐等人。康熙、雍正时，曾经组织编撰了《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内容涉及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等方方面面，是继《永乐大典》之后的又一部大型类书。乾隆皇帝继位以后更是编修了浩瀚巨著《四库全书》。清代小说的盛行，是文学方面最有成就的一个门类，诞生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这样的优秀作品。清代的戏剧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京剧这一国粹。

清军初入主中原之时，前后延续了四十年的战乱曾经使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清统治者停止圈地、实行“更名地”，奖励垦荒、整顿赋役制度和“摊丁入亩”。到了康熙时，全国政治形势逐步稳定，为进一步推行垦荒政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些措施使得封建统治的秩序和税收达到了稳定，人口迅速增加。

但是到了清代后期，土地的高度集中、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加强，土地兼并严重，封建政府对农民进行的赋役剥削也越来越重。尤其是慈禧太后当权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人民生活更加困苦。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世，也是我国从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动荡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西学东渐、新旧交替的特点。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思想学说，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的科学技术、思想教育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个时期西方列强正式完成了工业革命，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不甘落后的科学家、进步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进步政治思想、科技文化都受到了中外反动势力的压制，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清政府的腐朽和愚昧逐渐将自己引向了穷途末路。

清朝世系：

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顺治帝福临>>清圣祖康熙帝玄烨>>清世宗雍正帝胤禛>>清高宗乾隆帝弘历>>清仁宗嘉庆帝颙琰>>清宣宗道光帝旻宁>>清文宗咸丰帝奕詝>>清穆宗同治帝载淳>>清德宗光绪帝载湉>>清宣统帝溥仪

清朝大事一览表

时     间 事     件

1588年 努尔哈赤基本统一女真各部。

1619年 萨尔浒之战。

1635年 皇太极改族名女真为满洲。

1639年—1642年 皇太极发动对锦州、松山一线的进攻，明、清双方各投入十多万大军，战争历时三年，是明清决战的关键一役。

1644年 顺治帝从盛京迁都至北京，告天祭地，颁诏全国，开始了清王朝以北京为都城对全国长达二百多年的统治。

1644年—1650年 多尔衮摄政。

1645年 清军挥师南下，南明弘光小朝廷土崩瓦解，江南各地几乎望风披靡。

1673年 —1681年 “三藩”手握重兵，割据一方，威胁朝廷的统治，康熙帝于1673年下令撤藩，引起三藩反叛。1681年，清兵攻陷昆明，长达八年的“三藩之乱”遂告平息。

1665年—1683年 1665年，康熙帝派施琅、周全斌进攻台湾，无功而回。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康熙帝力排众议，作出收服台湾的决策。郑经死，其子郑克塽袭位。郑氏风声鹤唳，无力再战，与清议和。

1690年—1697年 康熙三次亲率大军出征，取得了乌兰布通、昭莫多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加强了对西北蒙古诸部的管辖。

1709—年1744年 圆明园的修建前后历时35年，这座巨大的皇家园林集中了我国南北造园艺术和中西合璧建筑的精华，是一本活的造园艺术的百科全书，堪称万园之园。圆明园除风景宜人外，收藏和陈列也十分丰富，宝物不计其数，几乎每一座殿堂都有许多珍贵的文物和精美的器具，价值无法估量。

1758年 在南疆人民的支持下，清军终于粉碎了大小和卓的叛乱，重新统一了新疆地区。从此清廷加强了对天山南北的统治。

1771年 土尔扈特部东归。

1787年—1788年 天地会曾多次举行武装反抗斗争，台湾的林爽文起义就是其中之一。

1839年 林则徐到广州后，只用了34天，就收缴鸦片1188127公斤。他派人在虎门海滩挖出长宽各15丈的2个大池，经过23天，收缴的鸦片才被销毁。虎门销烟的正义行动，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1839年是禁烟史上最重要的一年，也是林则徐被历史所铭记的最辉煌的岁月。

1840年—1842年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西方侵略者正式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鸦片的吸食主要在东南沿海城市。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新的通商口岸城市的开放，鸦片已经开始逐渐蔓延到大清腹地。

1851年—1864年 太平天囯是清朝后期的一次由农民起义创建的政权，天京陷落后结束，历时14年。这次起义利用西方宗教发动，在中外势力的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

1856年—1860年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但是他们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蓄意加紧侵犯中国主权，进行经济掠夺。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城后，一路烧杀抢掠，在圆明园大肆抢掠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将园内建筑付之一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再次丧失了大量主权和领土，向半殖民地道路又迈进了一步。

19世纪60至90年代 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统治阶级在如何对待内忧外患上分裂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他们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史称“洋务运动”。

1894年—1895年 中日战争结束后，日本迫使战败的清政府在日本的马关签订了割地赔款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要求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甲午战争使日本成了“暴发户”。

1898年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这次运动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戊戌六君子遇害，历时一百零三天的变法失败。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义和团是在义和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扶清灭洋”为口号，是反对一切外来事物和洋务派改革的民间团体。后被慈禧太后利用作为宫廷斗争的工具，遭到了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并引发八国联军入侵，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1905年—1911年 清政府被迫接受立宪，以挽救大清王朝，期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们回国后，拟定并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成立了新内阁。但这一切并没能挽救大清于倾颓。

1911年 革命党人于1911年10月10日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武昌起义。起义的胜利，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革命军攻克总督府，占领武昌，并在全国燃起燎原烈火，沉重打击了清政府。武昌起义创建了湖北军政府，成为共和政权的雏形。

后金崛起，逐鹿山海关

明末，在山海关外休养生息的女真族，诞生了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少数民族首领努尔哈赤。在他的领导下，女真族完成了统一。在他的两个儿子皇太极和多尔衮的经营下，清朝完成了入主中原的伟业，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序幕。

努尔哈赤开创新时代

少年磨难

明朝万历二年（1574年），盘踞于辽东的女真首领之一、建州右卫都指挥史王杲（又名阿古，满语名阿突罕）率军大举侵扰沈阳、辽阳，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督军进剿，攻破了王杲屯寨，斩首一千余级，王杲败走。此时一个被俘虏的女真族少年，亲眼目睹了王杲的溃败，当即跪在李成梁的马前，痛哭流涕，用汉语请赐一死。李成梁见他聪明伶俐，不仅赦免了他，而且把他留在帐下做了书童，专门服侍自己。这个少年，就是后来开创女真又一新时代的努尔哈赤。

原来王杲正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他的这次反叛最终导致在万历三年（1575年）自己被俘并被裂尸于北京。而说起女真与明廷的关系，则要追溯女真族源远流长的历史。

历史细读

满族信奉萨满教，若三十无子，则要请萨满求子。妇女怀孕时有诸多禁忌，不准坐锅台、窗台、磨台，不准参加他人婚礼，不准侍奉神祖等。孩子出生前，要请萨满向佛托妈妈祷告。孩子出生时，炕上要铺草，孩子生下来叫“落草”。如生男孩，则悬弧（树条做成弓形，中间插一羽毛作箭）于门左；如生女孩，则挂红布于门右。

女真族就是满族的前身。三千多年前他们被称为肃慎（也叫息慎）。尧舜时代，肃慎与中原地区就开始交往，并且进献弓矢。周朝初期，肃慎人还经常来朝拜周天子、进贡物品。从汉到晋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并且在北魏时分为了七个部落，即粟末、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白山，总称为勿吉。隋唐时期称为靺鞨，七部之中，数黑水、粟末最为强大，其中粟末靺鞨一度建立了“渤海国”。此后归附辽国，改名为女真（后来因为避辽皇帝耶律宗真的名讳，改为女直），世代居住在混同江（即松花江）流域，长白山下。其中居住在松花江南岸者，加入了辽代的户籍，被称为熟女真（即旧满洲）；而居住于北岸者，因为没加入辽代户籍被叫作生女真（即新满洲）。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生女真的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国，并相继灭亡了辽和北宋，统一了包括黄河流域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并与南宋对峙。这是女真族的第一次崛起。

萨满神案

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多神教，信奉者定期向神灵供奉各种祭祀品，并围绕神案跳古老的祭祀舞以愉悦神灵，使其保佑活着的人。

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宋朝联合蒙古兴兵灭了金国。蒙古入主中原后，金人分散于东北的松花江两岸，只剩下建州、海西、野人三个部落，后来又按照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明初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为了加强对东北的统治，仿照唐代羁縻州的制度，在女真部落分别建立了卫所。其中建州卫管辖的境内有五个满洲部落、三个长白山部落。后来从建州卫中析出了建州左卫，首领为猛哥帖木儿，他便是努尔哈赤的祖先。那时建州左卫与明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用马匹、人参、貂皮、松子等土特产换取内地的服饰、粮谷、铁锅，以及耕牛、农具等。帖木儿的长子充善有三个儿子，其中最小的名叫锡宝齐篇古，他的儿子名叫福满，福满的四儿子名叫觉昌安，继承了祖宗的事业，住在赫图阿拉，其他五个儿子则各自建筑城堡，分布在赫图阿拉周围，六兄弟相距近的四五里，远的二十多里，总称为宁古塔贝勒（满语称六为宁古，称个为塔，贝勒意为大官、高官，女真用以称各部强有力的酋长）。觉昌安就是努尔哈赤的祖父，为了凝聚部族力量，他与建州右卫的首领王杲家族通婚，让四子塔克世迎娶了王杲的女儿喜塔喇氏额穆齐，二人很快生下了长子努尔哈赤。幼年的努尔哈赤备受父母宠爱。然而到了他十岁的时候，母亲喜塔喇氏突然去世，从根本上改变了努尔哈赤的生活。继母纳喇氏主持家事之后，努尔哈赤兄弟受尽了冷遇。更为糟糕的是，原本对努尔哈赤宠溺有加的父亲，在受到妻子的挑唆和影响之后，也开始对努尔哈赤兄弟冷淡起来。这些变故使得努尔哈赤在十来岁的少年时代就不得不开始用自己的双手谋生。他常常翻山越岭，出入于莽莽林海，挖人参、采松子、捡榛子、拾蘑菇，然后把这些山货带到集市上换钱，用以维持自己的生活。

那时努尔哈赤常去生意兴隆的抚顺马市，除了进行贸易以外，更令他感兴趣的是通过贸易同汉人广泛接触和交往。聪明好学的努尔哈赤从小就胸怀大志，在与汉人的交往中他广采博收，学习知识，开阔视野，也增加了自己的才能。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努尔哈赤通过结识的汉人读了不少汉文书籍，他最喜欢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十五岁的时候，努尔哈赤离开父亲，带着十岁的弟弟舒尔哈齐离家出走，投奔到外祖父王杲那里。王杲是个汉化较深的女真族人，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在动乱的年代发迹，成为建州女真中的著名首领。明朝中期后，他自以为力量雄厚，便无视朝廷边将的政令，常常扰边作乱，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努尔哈赤被俘那一幕。

奇楞人

奇楞人是野人女真之一，男女衣服皆以鹿皮、鱼皮制作，此图反映的就是当时人的服饰风俗。野人女真的发展落后于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在1615年被努尔哈赤所吞并。

努尔哈赤成为李成梁麾下一员之后，接触汉人的机会更多了，对汉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又由于经常参战的实践，使他的军事才能得以提高和发挥，他对自己谋略的自信心也越来越增强了。其实身为帖木儿之后的努尔哈赤八岁就开始练习骑射，跟随李成梁时十六七岁，已是弓马娴熟。而每逢征战，他总是勇猛冲杀。李成梁对他非常赏识，让他做了自己的随从和侍卫，二人情如父子。李成梁带他去北京朝觐，繁华的街市、辉煌的宫殿使他眼界大开，这一切都孕育了他创立功业的勃勃雄心。然而努尔哈赤对李成梁的恭顺和效忠，仅仅是出于感激，当时慑于李成梁的武力，不敢轻举妄动。其实私下里他早已另有打算，只待有朝一日时机成熟就采取行动。在李成梁帐下生活了三年左右，努尔哈赤借回家完婚之机离开了李成梁，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称雄白山黑水

王杲的死不仅让女真人内部之间的争夺更加激烈，还直接导致了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死于战争。王杲死后，他的儿子阿台发誓要为父报仇，阿台的妻子是努尔哈赤伯父礼敦的女儿，与努尔哈赤家族有着很深的渊源。当时建州女真有两个坚固城寨，除了王杲和阿台所在的古埒城外，还有一个是沙济城，城主是阿亥。阿台凭借着古埒城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依山筑城，设置堑壕，并屡犯明边，纵兵抢掠。这激怒了明朝总兵李成梁，他决意发兵攻取古埒城，欲将阿台一部置于死地。

这时候，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成为明朝攻伐阿台的重要棋子。尼堪外兰虽然兵马不多，却野心勃勃，总想吞并周围的部族称霸一方，但他知道以自己的实力是不可能做到的，于是极力讨好明朝边吏，并挑拨阿台、阿亥与明朝的关系。他向李成梁许诺，愿意为明朝征服古埒和沙济两城做向导。

明代全辽总图

明代的辽东长城及上面连绵不断的堡垒，使得明朝的对外防御异常森严，无论女真人还是蒙古人都被阻挡在长城的外面。

李成梁兵分两路，一路直逼沙济城，一路在他的亲自率领下直指古埒城。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虽然长久以来和明朝有着良好的关系，但是听说古埒城被围，觉昌安和儿子塔克世还是一同前去救援阿台。当他们来到古埒城时，明军已经开始攻城，形势十分危急。看到这种情形，觉昌安让塔克世在城外等着，自己则先行进城打探。塔克世等待良久，却不见父亲的消息，他焦急难耐，于是也进入了城内。古埒城虽然壁垒坚固，却抵挡不住明军凶猛的攻势，觉昌安父子全都被困在了城里。

不过古埒城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攻破，久攻不下令李成梁大为恼火。这时尼堪外兰又使出了一条毒计，他放话给城中官兵说，杀死阿台归降的人可以成为新的古埒城城主。在这场骗局之中，阿台的手下自然有人听信了谎言，杀死阿台，献城投降。岂料进城之后，李成梁的军队大肆杀戮，两千多人死于明军刀下，而觉昌安父子也在混乱中被杀。

这个消息令努尔哈赤悲痛欲绝。他来到辽东都司质问李成梁，他的祖父和父亲一向忠顺于朝廷，为什么要被杀死。面对愤怒的努尔哈赤，李成梁一再解释他的祖父和父亲是死于“误杀”，并派人找出觉昌安和塔克世的遗体交给努尔哈赤带回安葬，接着朝廷又赐他敕书三十道、战马三十匹，承袭其父建州左卫指挥使之职。努尔哈赤表面上接受了明廷的安抚，因为他深知自己还没有反抗明廷的能力，只能暂时做个恭顺的指挥使。但这些都是权宜之计，杀祖父杀父的不共戴天之仇岂能忘记，复仇的种子已经深深扎根在努尔哈赤的心里。

既然暂时没有实力去找明廷的人报仇，努尔哈赤决定先从出卖同族的尼堪外兰入手。他带着祖父和父亲遗留下来的十三副遗甲和不足百人的部众，开始攻打尼堪外兰居住的图伦城。尼堪外兰是个外强中干的家伙，听说努尔哈赤率兵打来，他没有率众防御抵挡，反而抱头鼠窜，只身带着老婆孩子狼狈出逃到浑河部的嘉班。努尔哈赤未费一兵一卒就攻下了图伦城。

《裔乘·女直》书影

《裔乘》是专门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著作，其“东北夷”部分记载了明代以前女真族的发展历程，但是为了避辽兴宗耶律宗真的名讳，书中一般称女真为女直。

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再次发兵进攻。尼堪外兰依旧闻风出逃，这次他没有选择去浑河部，而是逃到了抚顺关寻求明朝边吏的保护。但在明廷看来，尼堪外兰不过是一枚棋子而已，他非但没有得到庇护，边吏还暗中将消息通知了努尔哈赤。最后尼堪外兰被努尔哈赤的人砍死在边台之下。尼堪外兰的死，了却了努尔哈赤的一桩心愿。但是这远远不足以偿还觉昌安父子的血债，而除掉尼堪外兰对努尔哈赤来说也不过是小试牛刀而已。

当时女真部族之间和部族内部为了争雄称霸，常常互相攻伐、互相残杀，要想在辽东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势力，除了对付外部的敌人，还要提防宗族戚友。努尔哈赤承袭建州卫都指挥使并得到三十道敕书，引得建州很多人不服气，看着羽翼一天天丰满起来的努尔哈赤，就连同宗一些爱新觉罗氏的人也想除掉他。但冷静而聪明的努尔哈赤都能妥善处理。

此后的两年，努尔哈赤步步为营，逐渐打败了很多部族，并且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在呼兰哈达山下建费阿拉城称王。为了显示自己的尊严，他制定出一套初具规模的礼仪。随着努尔哈赤的壮大，费阿拉城遂成为建州女真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也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过程中的基地。万历十六年（1588年），除长白山诸部以外，努尔哈赤已经基本上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又过了三年，他终于攻取了长白山讷殷、珠舍里和鸭绿江三部，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的努尔哈赤将整个建州女真统一在了他的麾下。

强大起来的建州女真对于栖息地更靠北的海西女真来说，是一个日渐强大的威胁。海西女真居住在开原以东和松花江中游一带，主要有叶赫、哈达、辉发和乌拉四个部落（又叫扈伦四部）。其中叶赫和哈达两部势力较强，他们与经济发达的汉族城市开原邻近，并且地理条件非常优越，控制着贡道。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女真的斗争中节节胜利，被他们视为心腹大患。于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六月，叶赫部率先向努尔哈赤发难，他们纠合海西其他三部对建州进行试探性的进攻，结果以失败告终。但叶赫部却并不善罢甘休，同年九月，叶赫部的贝勒布斋、纳林布禄再次纠合海西女真的哈达、乌拉、辉发三部和长白山珠舍里、讷殷二部以及蒙古的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气势汹汹地兵分三路向建州进攻。

历史细读

女真文字是我国五十七种古文字之一，是唯一诞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地区的一种文字。1119年发明，1138年颁布。金皇统五年（1145年）成为金统治区的官方文字，使用区域在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女真文字沿用至清初，因满文字创制而停止使用。

努尔哈赤听说以后，立刻对手下兵员进行了部署。第二天一大早，努尔哈赤先率诸将祭拜了天神、鼓舞了士气，然后带着大队人马踏上征途。这时探子来报，从一个投诚的叶赫人口中得知，九部联军总共有三万人之众。努尔哈赤听后，见众将面面相觑，无一不露出惊惧之色。于是他鼓励众人说：“九部联军号称三万，但不过是些乌合之众罢了。我们虽然不如他们人多，但上下一条心，又立险扼要，设精兵埋伏，做了充足的准备，足能以一当十。擒贼先擒王，只要先杀死他们的头目，下属的军队自然会不战自败。”听了努尔哈赤的这番话，将士们顿时信心倍增。努尔哈赤下令让兵士们去掉手上和脖子上的护套，轻装上阵。努尔哈赤分析了敌人的形势后，首先率众登上古勒山。因为此山易守难攻，努尔哈赤的军队居高临下，在地理上夺了先声。九部联军的大众齐集山下开始发动进攻，努尔哈赤身先士卒，率军从山上冲了下来。他一路砍杀，连斩叶赫部九名士卒，这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一个个奋勇杀敌。布斋见自己的九部联军竟然众不敌寡，气急败坏，亲自骑着马向古勒山上冲来。不料战马被山上的木墩撞倒，布斋被掀倒在地，努尔哈赤手下的一个士兵趁机一个箭步冲上来，一刀结束了他的性命。九部联军见此情形，顿时军心大乱，杀敌的士气顿时泄到了底，都开始向山下仓皇逃窜。努尔哈赤率兵乘胜追击，直至哈达境内。以叶赫为首的九部联军遭到彻底的失败。古勒山之役是努尔哈赤征战过程中的重要一役，也是女真各部统一战争史上的转折点。这一仗，努尔哈赤不仅俘获了乌拉首领布占泰和大批兵士，斩敌四千余人，缴获马匹三千、盔甲近千副，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建州女真与海西女真的力量对比。此前，努尔哈赤是个既被海西女真轻视、又为他们嫉妒的“常胡之子”，而这以后则“军威大震，远迩慑服”。这一年努尔哈赤三十五岁，古勒山大捷（史称“癸巳之战”）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

而另一方面，海西女真四部受到了重创。其中哈达部几年前本来已经出现内讧，内部消耗很大，癸巳年（1593年）参加九部联军失败后，更是一蹶不振。而海西女真中原本势力就最为弱小的辉发部，本来指望能够借九部之力有所收获，谁知反受其累，在癸巳战败后的第三年，又受到努尔哈赤一击，元气大伤，从此难以复苏。作为九部联军中挑头的叶赫部和乌拉部，本是海西女真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但也就此各自走上了下坡路。其中叶赫部首领布斋在战争中阵亡，纳林布禄忧郁成疾；乌拉部的首领布占泰在癸巳之战中虽然保全了性命，却被俘到建州做了努尔哈赤的阶下囚，直到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才被送回乌拉部。在这种情况下，海西四部是无力与建州努尔哈赤抗衡了。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以利力量的积蓄，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春，海西四部与努尔哈赤结成婚盟。“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同遣使告上曰：‘吾等不道，兵败名辱。自今以后，愿复缔前好，重以婚媾。’”努尔哈赤亦表赞同。

除了战争之外，联姻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手段。这次会盟，共达成三项婚约。一是叶赫部首领布扬古（纳林布禄之侄）提出，愿将自己十四岁的妹妹许配给努尔哈赤；二是叶赫部的金台什（纳林布禄之弟）还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最后一项是努尔哈赤主动提出的，即将自己的侄女、也就是舒尔哈齐之女额石泰，许配给乌拉部的首领布占泰。虽然三项婚盟看起来很美妙，但表面的和平暗藏不住汹涌的暗流，努尔哈赤仍然向海西四部发出警告：“汝等应此盟言则已。不然，吾待三年，果不相好，必统兵伐之。”

会盟之后，代善与额石泰的婚约很快付诸实现，唯独努尔哈赤本人的婚事却遥遥无期，日后构成了著名的“叶赫老女”问题。其实除去这次会盟的婚约以外，努尔哈赤一生之中娶妻十四人，大都集中在他事业发展的两个高峰阶段。第一个阶段，约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到万历十六年（1588年）基本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第二阶段，约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海西女真四部与努尔哈赤联姻结盟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后金的建立。这也可以看出努尔哈赤婚姻中浓厚的政治色彩，联姻这一重要的政治手段在其统一女真的大业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历史细读

清朝将产于东北地区的珍珠称为东珠，也叫北珠。清朝统治者把东珠看作珍宝，用以镶嵌在表示权力和尊荣的冠服饰物上。东珠晶莹透彻、圆润巨大，更显王者尊贵，因此王公贵族纷纷缀饰以示尊贵。

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到万历十六年（1588年）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共纳妾六人，其中有五人都是和不同的部落间政治联姻的结果。其中庶妃钮祜禄氏、兆佳氏、伊尔根觉罗氏，是努尔哈赤吞并了建州女真的栋鄂部、苏克素护河部以后所纳之妾。同时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除了处理建州女真内部的关系，努尔哈赤还必须平衡外部的力量。

明末的女真各部中，除建州外，就属海西哈达部和叶赫部的力量最为强大。哈达部的首领万汗，是女真各部中明朝的一个主要支持者，也是明廷重要的扶植对象。万历十年（1582年），万汗死后，留有长子扈尔干、季子孟格布禄及外妇所生之子康古陆。群龙无首的哈达部在五年之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内讧，康古陆联合孟格布禄，向扈尔干之子歹商发起了进攻。叶赫部处于哈达部之北，其首领纳林布禄因父亲杨吉砮、伯父清佳砮在万历三年（1575年）被明朝总兵李成梁杀害，自己又被迫接受哈达部的约束，也卷入了这场内讧，试图给自己增加政治筹码。纳林布禄以自己的姑母为孟格布禄之母为由，与孟格布禄结成联盟一同进攻歹商，目的是想通过战争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向南推进，又报李成梁杀父之仇。纳林布禄的意图被明廷察觉。为了阻止纳林布禄南进，巩固哈达部歹商在女真各部中的地位，明廷出面让歹商与建州努尔哈赤联姻。这桩婚姻正是努尔哈赤求之不得的，因为在努尔哈赤庞大的统一计划中，无论是毗邻的哈达部还是地处北关的叶赫部，都将是他未来的蚕食对象。与哈达结成秦晋之好，无疑对他日后的扩张是极为有利的。因此这件婚事得到双方的支持，很快得以实施。万历十六年（1588年）四月的一天，歹商的妹妹阿敏格格来到建州，成为努尔哈赤的妃子，即哈达那拉氏。而不久之后，努尔哈赤与叶赫部又达成了另一项婚约。

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就曾经去过叶赫部。叶赫部首领杨吉砮（即纳林布禄之父）非常欣赏努尔哈赤，认为他是非常之人，就说自己的小女儿长大了可以许配给他。努尔哈赤当时势力还较弱，如果能够与叶赫部联姻，对扩大自己的声名和威望都有极大的好处，就回答说：“既然愿意结为姻盟，可以将您的大女儿许配给我，何必非要等到小女儿长大呢？”杨吉砮说：“我并不是珍惜大女儿，而是因为小女儿仪容端庄，举止不凡，和你才相配。”以当时的情况来看，一方面杨吉砮的小女儿确实年龄尚幼小，另一方面两个部落结盟的时机也不成熟。于是这桩婚事便拖至万历十六年（1588年）才得以完成。这一年春天，明廷因纳林布禄介入哈达部内讧，发兵攻打叶赫部。纳林布禄抵抗不过，开城投降，与哈达部同时受敕，向明廷纳贡。

纳林布禄虽然已经归顺明廷，但是与归顺有年的哈达部相比，在明廷的地位显然要低一等。正是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和纳林布禄向南扩张的欲望，使他不可能安于现状。与附近友好的邻部联合，以图东山再起，对他来说是个非常好的选择。这一形势，促成了叶赫那拉氏与努尔哈赤的婚姻。哈达部动乱平息后不久，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的九月，纳林布禄亲自将自己的妹妹孟古姐姐送到建州与努尔哈赤完婚。当时孟古姐姐年仅十四岁。四年之后，她生了儿子皇太极，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九月，年仅二十九岁的孟古姐姐就离开了人世，崇德元年（1636年）上尊谥为“孝慈武皇后”，康熙年间改谥为“孝慈高皇后”。叶赫、建州两部的这次联姻，对巩固双方的力量都有一定的作用。而与这两个不同部族间的联姻，也反映了努尔哈赤政治势力的变化。

在上述与海西四部的会盟之后，叶赫部布扬古虽然没有履行婚约将自己的妹妹送到建州，但是此后努尔哈赤又纳妃六人，分别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所娶的大妃阿巴亥、三十年（1602年）所娶的庶妃觉罗氏、三十八年（1610年）所娶的叶赫那拉氏和西林觉罗氏，以及分别在万历四十年（1612年）和四十三年（1615年）娶的两位蒙古亲王之女。这其中，又以与乌拉部和蒙古部联姻的政治色彩最为浓厚。

历史细读

用人殉葬和作为祭品的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延续了很长时间，甚至清朝前期仍保留有这种制度。努尔哈赤死时，用他最宠爱的妃子殉葬。这种野蛮的制度和习俗，直到康熙年间才被禁止。

自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努尔哈赤将布占泰放归本部后，通过不断联姻的手段，使乌拉部一直亲近建州一方。不过联姻带来的和平只是暂时的，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在将自己的三女儿嫁给哈达部的吴尔古代后，就迅速灭掉了哈达部。乌拉部的布占泰看到尽管哈达部早已与建州结盟，吴尔古代还是努尔哈赤的女婿。哈达部最终依然被吞并，努尔哈赤的野心他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宁肯俯首称臣，也决不甘心拱手交出部族的土地。在自己的实力与努尔哈赤根本无法抗衡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进一步加强婚姻联盟来稳固自己的位置。于是在哈达部被灭后仅三个月，布占泰便将自己兄长满泰之女阿巴亥许配给了努尔哈赤，她后来成为努尔哈赤的大妃乌拉那拉氏。此前布占泰与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早已两度联姻，一次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舒尔哈齐，另一次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他自己迎娶了舒尔哈齐的女儿，但他与努尔哈赤本人尚未结过姻亲。而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的五部结盟会上，叶赫部所许诺的姻亲最终爽约，令努尔哈赤自己并未从邻部得到实惠。所以对于布占泰来说，将阿巴亥嫁与努尔哈赤为妻，就成了最为可行的靠拢建州部的办法。

亲藩习射图

满族是一个擅长骑射、以狩猎为生的民族。在传统的生产活动中，箭是狩猎的主要工具，出色的猎手通常受到人们极高的赞扬和尊敬，因此统治者对骑射都非常重视。图为康熙年间的贵族们学习射箭的场面。

而除了在女真内部联姻外，随着努尔哈赤统一事业的发展，他的联姻范围也由女真各部扩大到邻近的蒙古部族中。但与女真各部的联姻有相当大区别的是，努尔哈赤与蒙古的联姻是在一种和平与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既不是在战争的背景下，也不带征服对方的直接动机。这种平等的态度，是由努尔哈赤对蒙古各部采取的有别于对女真各部的政策所决定的。作为北方同样以骑射、雄健强悍著称的民族，蒙古族与女真族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当时蒙古族人多势大，而女真族则相对要单薄许多。尽管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时，科尔沁蒙古的明安贝勒也曾参加九部联军，并且被努尔哈赤击败，但是当时女真各部的统一尚未完成，努尔哈赤根本没有条件把蒙古各部视为自己的吞并对象。所以努尔哈赤要做的是保持与蒙古各部的友好关系，而不是树立更多的敌人，如此对促进他统一女真是极为有利的。蒙古族骁勇善战，努尔哈赤就曾有过“得一蒙古人胜得十朝鲜人”之说。同时经过多年的动荡，漠南蒙古各部之间已经发生了分化。自从“癸巳之战”后，科尔沁、喀尔喀等蒙古部落开始向辽东靠拢，向努尔哈赤“进驼马，遣使往来不绝”。而努尔哈赤方面，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手，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着实是上上策（《李朝实录·宣祖》）。“远交”即是与乌拉部、科尔沁蒙古、喀尔喀蒙古及朝鲜等部交好，“近攻”则是要首先清除他当时的主要敌手叶赫、哈达等部。这样在女真、蒙古双方都发生变动的情况下，科尔沁、喀尔喀与建州之间，维持了近二十年的友好关系。到了万历四十年（1612年），女真各部之间的关系较之以前又有了新的变化，在灭掉哈达、辉发二部的情况下，努尔哈赤与叶赫部之间的矛盾变得突出。而身为建州之婿的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却长期动摇在建州、叶赫两部之间，这也令努尔哈赤十分恼怒，努尔哈赤认为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强化与西部蒙古部落的关系来加强对于这个不稳定因素的控制。于是在万历四十年（1612年）正月，努尔哈赤以科尔沁蒙古贝勒明安之女“颇有丰姿”为名，派遣使者去提亲迎娶。这次联姻，进一步加强了科尔沁蒙古与建州之间的关系。在联姻一年之后，努尔哈赤便灭掉了乌拉部。至此女真各部中，努尔哈赤的劲敌仅剩叶赫一部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巩固与蒙古各部的关系对努尔哈赤来说无疑是更为突出的问题。于是在与明安联姻后两三年间，建州与科尔沁、喀尔喀蒙古之间又迅速达成几桩婚姻，不仅包括努尔哈赤本人，还有他的四个儿子也都纳娶了蒙古贵族女子。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娶了科尔沁郡王孔果儿之女博尔济吉特氏，他的儿子褚英、皇太极、莽古尔泰、德格类则分别娶了蒙古贝勒之女。贯穿清王朝始终的满蒙联姻，就是从此奠定的基础。

历史细读

满洲贵族按血缘远近分为宗室和觉罗。宗室为努尔哈赤及其弟兄的后代，佩戴黄带子；努尔哈赤父系兄弟的后代为觉罗，佩红带子。他们作为满洲贵族最高层，都享有多种政治特权。

至于一度欲嫁努尔哈赤，却最终落空的“叶赫老女”就更富有传奇色彩。由于叶赫、建州两部长期处于对峙的紧张状态中，该女被其父兄一直留在叶赫不准与努尔哈赤完婚。到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老女”之姑已经贵为努尔哈赤大福晋的叶赫那拉氏孟古姐姐病危，临终之时欲见己母，却遭到叶赫部的拒绝。努尔哈赤在指责这种不通人情的做法时，质问布扬古为何迟迟不肯践约将“老女”送至建州完婚。这次事件使得两部之间的关系更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老女”的去向就更成问题。七八年后，为了争取一直动摇于建州、叶赫间的乌拉部，叶赫部竟然又提出要将“老女”许配给乌拉部首领布占泰，但布占泰出于对努尔哈赤的畏惧没敢同意。

眼看对乌拉部的拉拢没有效果，叶赫部一方面向明廷求援，一方面又将“老女”许配给喀尔喀蒙古贝哈达尔汉贝勒之子莽古尔代。叶赫、蒙古、明廷三方立场各不相同，在“老女”问题上态度也各异。明廷当时的态度是，“姑留此女，毋使太祖及介赛绝望，冀相羁縻”。而叶赫部既要投靠明廷，也就不急着把“老女”送往喀尔喀与莽古尔代。于是这一拖又是几年，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五月，布扬古才将妹妹送至喀尔喀。此时屡屡被当做政治交易筹码的“老女”已经三十三岁，更为不幸的是，她出嫁一年后便病故了。

叶赫部反复无常的态度，特别是后来明廷的介入，极大地激化了与努尔哈赤的矛盾。因此这也就成为努尔哈赤向明廷宣战的理由“七大恨”之一“恨”。

婚姻在封建社会作为政治交易和资本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并不新鲜，但是像努尔哈赤这样交错复杂，为了政治的需要，不顾辈分、不序尊卑前后十多次与各部族联姻的情况，却也罕见。

努尔哈赤御用剑

努尔哈赤的这把剑剑身为钢制，鞘为木制，外裹鲨鱼皮。此剑饰有日月鲤鱼、松鹤延年等吉祥图案，原附带皮签，上有满汉文合璧书“太祖高皇帝御用剑一把，原在盛京珍藏”。

通过征战与联姻，努尔哈赤逐渐铲除了异己势力，女真族的统一已经指日可待。当年小小的一支建州女真部族，很快就做到了称雄于白山黑水之间，努尔哈赤所辖的地域得到极大的扩展，人口也成倍地增加，一个新兴起的国家已经初具雏形。在这一前所未有的女真族统一大业面前，努尔哈赤和他的属下都认为，有必要在国家和汗的称谓上进一步提升他的尊严和权威。据《满文老档》记载，当时的八旗贝勒大臣为此特地举行了联席会议，认为国家多亏了有汗的英明睿智，才得以安享康泰，否则不知要遭受多少苦难。于是他们一致提出要为汗敬上尊号。努尔哈赤自然是很高兴地接受了臣下的建议，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正月初一隆重举行了上尊号仪式。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及八旗的贝勒大臣肃立在金銮殿的四隅。努尔哈赤升座后，八旗的八位大臣从队列中走出向汗跪呈表章。额尔德尼接过表章并且宣读，歌颂汗的英明睿智与高尚德行，于是为汗上尊号为“天任命的抚育诸国的英明汗”，《清实录》记为“抚育列国英明皇帝”。努尔哈赤降座，焚香告天，率诸贝勒大臣行三叩首礼，然后才入座，诸贝勒率各旗行庆贺礼。国号称“金”（史称“后金”），年号为“天命”，以本年为天命元年，后金政权正式诞生了。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在建立后金国的第三年，努尔哈赤终于灭掉叶赫部，完成了女真族的统一。

创建八旗制度

女真族是一个以射猎为业的北方少数民族。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以前，他们都是以氏族或村寨为单位，在狩猎季节集体狩猎，由有名望的人当首领。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单位的组织形式，称为牛录制，他们的总领就被称为牛录额真。牛录意为大箭。额真，又称厄真，意为主。这种牛录制度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八旗制的前身。

在统一女真族各部的战争中，努尔哈赤取得节节胜利。随着势力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需要一种更加行之有效的管理形式，于是努尔哈赤在牛录制的基础上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建立黄、白、红、蓝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皆纯色。到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为了适应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又在原来四旗的基础之上，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镶，俗写亦作厢）。除镶红旗镶白边外，镶黄、白、蓝三旗均镶以红边。把后金管辖下的所有人都编在各旗之内，并且规定：每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一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额真一人。根据史料，当时收编的牛录总共有三百零八个，再加上蒙古牛录七十六个，汉军牛录十六个，共有牛录四百个。这便形成了后来的满洲八旗。到了清太宗皇太极时，又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旗制与满洲八旗相同。八旗均由皇帝、诸王、贝勒控制，制度严密，等级森严。在崇德元年（1636年 ），就规定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九等爵位，同时旗人都要按照军旗的颜色规定户籍。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统治结束都没有改变。

八旗初建之时，是兵民合一的，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可以说是全民皆兵。“旗”是一个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的组织。入关以前，八旗的兵丁们都是日常从事生产劳动，战时则随军征战，军械粮草都需要自备。入关以后，原先这种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情况被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所取代，八旗兵从此成了职业兵。到了定鼎北京之后，绝大部分八旗兵丁都屯驻在北京附近，而戍卫京师的八旗则按其方位驻守，称驻京八旗，俗称京旗，实际上就是过去的禁军。同时还有一部分旗兵被派驻到全国各地，驻防在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称为驻防八旗。

八旗制度

最初只有黄、白、红、蓝四旗，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八旗。其他四旗除镶红旗为白边外，都镶红边。旗帜原来比较简单，后来在中部饰以云龙纹，边缘饰火焰纹。

盔甲

此图为八旗兵的盔甲，八旗兵丁作战时的军装与他们所在旗的颜色是一致的。

从八旗制度建立伊始，就有自己严格的规定，它在内部兴办宗室觉罗学、官学等，授业八旗子弟。同时对八旗宗室王公及官兵的婚丧也都有严格的规定，比如满汉之间是不允许通婚的，这个禁令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才被取消。而实际上民间满汉早已通婚。

到了清人入关成为中国真正的统治者之后，东北的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而为了安置这些八旗官兵和闲散人口，清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将土地授予八旗的官兵们，他们因此获得的土地，称为旗地。这些八旗兵丁所获得的分地，大多数情况下依靠他们本人和家属从事耕种，但后来往往迫于生计将土地典押出去。于是随着清政权的确立和稳固，八旗兵丁的生计反倒是日渐拮据。清王朝虽采取了种种措施，但直至清末，八旗的生计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有些人陷于贫困的境地。

从八旗正式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八旗制度总共存在了二百九十六年。它是清王朝统治全国的重要军事支柱，曾经为发展和巩固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为保卫边疆防止外来侵略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满族社会的发展，更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随着历史的前进，八旗制度中落后的一面也日益明显，并且严重束缚了满族社会的发展，而他们在征战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小。可以说八旗制度的兴衰与清王朝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经历了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整个历史过程。

萨尔浒之战

后金的建立让明朝感到十分不安，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努尔哈赤在东北壮大成为自己的威胁，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即后金天命四年，明廷决定发兵攻打后金都城赫图阿拉。明朝命杨镐为统帅，率军十二万，号称四十万大军，兵分四路向赫图阿拉发起进攻。而当时努尔哈赤的兵力总共只有六万余人，从数量上来说努尔哈赤处于绝对的劣势。但历史上以少胜多的例子不胜枚举，努尔哈赤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长期的征战也使他面对敌人时充满自信。他不管明军兵分几路，他只集中优势兵力出击一路，然后各个击破明军。明军西路的总兵是杜松，他骄傲轻敌，并不把努尔哈赤放在眼里。这一年的三月初一，西路军孤军急进，行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境内），努尔哈赤亲帅八旗军直扑明军在萨尔浒的大营。女真族天生彪悍，加之在马背上成长起来，善于骑射。只见后金的精锐骑兵猛冲入明军之中，顿时将方阵打乱，驱散步兵，左右厮杀开来。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主将杜松矢尽力竭，落马而死，西路军马在这场战斗中全军覆没。

初二明北路军总兵马林率军赶到，见杜松兵败，布成“品”字阵与努尔哈赤对阵。努尔哈赤以不变应万变，六万骑兵并没有随之分作三路迎战，而是集中八旗全力，将其各个击破。到了初三，探子向努尔哈赤报告说，南路的总兵李如柏已经率军迫近，而东路总兵刘綎则会同朝鲜兵攻来，两路军队对后金形成合围之势。刘綎是将门之后，威名极盛，也是四路兵马中人数最众、兵力最强的，所以努尔哈赤只派了一小支军队往南防御李如柏军，主力部队则东出在山谷设伏，全力迎击刘綎的大军。初四后，后金军让投降的汉人装扮成杜松的部属，通报与刘綎说他们的军队已经接近赫图阿拉，约刘綎合攻。为了争夺头功的刘綎，果然很轻易就上当受骗，命令军队火速前进。当刘綎军队经过阿布达里岗（今新宾与恒仁交界山岗）地带时，这里重峦叠嶂，道路狭隘崎岖难行，马不能成列，兵不能成伍，刘綎于是命令兵马排成单列急行。这正中努尔哈赤的下怀，设伏的八旗军很容易就将明军分割成若干段，在首、尾、中部都将其截断，使得明军身陷重围。刘綎毕竟是一员猛将，眼见如此情景，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即使被一枚流矢击中，左臂受伤，依然无惧无畏继续战斗，接着右臂又受伤，依旧鏖战不已。双方激战了数小时，明军的内外已经完全被后金断绝。后来刘綎的头部被砍了一刀，截去了半颊，仍然左右冲突，手刃十人方才战死。尽管刘綎的军队最终被努尔哈赤击败，但奋战八个小时，他本人被砍掉半个脸，还拼命杀敌，颇为英勇悲壮。实力最为雄厚的西路军队在阿布达里岗覆没后，南路的李如柏军听闻其他三路皆败，剩下自己的一路军马，自然无心恋战，于是急忙撤军，却依旧遭到后金军队的拦截，最后率领败军侥幸逃命。

历史细读

抱见礼是满族早期的一个重要礼俗，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使用。抱见礼还在迎接凯旋的将领、接见蒙古各部的首领或归降的汉族将领时使用。由于汉族风俗和伦理观念的影响，抱见礼渐渐被作揖等所取代，但是作为国家礼仪，仍在特定场合下使用。

此次战役，以努尔哈赤的大胜而告终。明军损失惨重，仅文武将吏阵亡的就有三百一十余员，兵丁死于这次战役的更是达到了四万五千余人，马、骡亡失二万八千余匹。努尔哈赤的成功在于巧妙地利用明军合围赫图阿拉的时间差，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将四路大军各个击破。他以静制动、以少胜多，集中兵力、逐个击破的战略战术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的著名战例。而这一场战役更为重大的意义则在于，它成为了后金与明朝兴衰史上的转折点，从此明朝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则由防御转为进攻。

沈辽之役

取得萨尔浒大捷后，努尔哈赤便正式同明朝展开了争夺辽东统治权的斗争。明朝天启元年即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十二，后金军队进攻沈阳，并很快兵临沈阳城下。当时明朝守城的总兵贺世贤是行伍出身，此人只是日夜饮酒，是个有勇无谋的家伙。面对贺世贤，努尔哈赤并没有用强兵攻城，而是派骑兵挑战。贺世贤果然贪功出战，结果中了数十箭，坠马而死。总兵一死，明军立刻群龙无首，八旗军于是乘胜攻城，城里内应，吊桥绳断，拥门而入。沈阳城里被杀的明军和百姓，据说有七八万人之多。攻陷沈阳后，努尔哈赤又亲率八旗大军，乘胜向辽阳进发。当时的八旗军气势旺盛，“旌旗蔽日，弥山亘野”。到了十九日，努尔哈赤的军队已经包围了辽阳。镇守辽阳城的明朝将领是辽东经略袁应泰，他派五员总兵出城五里结阵，与后金军对垒。努尔哈赤身先士卒匹马独进，派四旗兵进击，明军发炮接战。后金军也不甘示弱，火炮齐发，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骑兵冲杀对方的阵营，明军顿时阵乱，开始溃散。努尔哈赤督兵乘胜追击，与袁应泰的交锋初次告捷。到二十日，努尔哈赤夜袭辽阳城，督军分别从东门和小西门两面攻城，袁应泰在东门亲自统兵应战。努尔哈赤命属下拼死强攻，明军便发火器还击。但后金骑兵攻势不减，呼喊着冲向前。明守军依旧布好阵型，排列作三层，施放火器进行抵御。双方在强攻和抵御中僵持不下。但是善于打硬仗的八旗兵从始至终都攻势不减，且愈加凌厉。而明军方面总兵梁仲善、朱万良战死，开始还坚守的部众开始动摇进而大溃，袁应泰也退入城内。

历史细读

满族传统居室为口袋房，一般为三间，中间开门，两侧为里屋卧室。卧室内西、南、北三面皆有炕相连，南炕为一家之长者居住，晚辈多居北炕。满族以西为上，西炕多摆置祭器。窗户多为南、西向，多无院墙及东西厢房，仅以木栅或秫秸围之。影壁为满族传统住宅的一部分，正面壁心平面，画以吉祥纹饰，亦有雕刻如意彩绘者。反面壁心多设有佛龛，为供奉土地爷之用，一般置于庭院大门内三米左右处。

东门之战获胜后，努尔哈赤又指挥军队集中兵力攻打小西门。明军居高临下，从城上放火箭、扔火罐，万矢齐下，奋力抵御。后金军队则冒着战火一次次搭建云梯、列楯车，试图夺桥破门。这场战斗一直从天黑打到天明仍然不见分晓。二十一日，努尔哈赤亲督左右翼兵，向辽阳城发起总攻。夜幕降临，激战一天的明军已经显出疲态，这时小西门的内应在城楼上放火，辽阳城内顿时慌乱，军队崩溃四散。经略袁应泰本来是文士出身，以治水闻名，此刻却偏偏担当武将的职责。这本就不是他的长处，但他也绝非贪生怕死之辈，此时知道辽阳城已经沦陷，于是自缢身亡。辽阳城被后金攻陷。

至此短短九天之内，努尔哈赤凭借他极为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迅速占领了沈阳和辽阳，占得对明的先机。而金州、复州、海州、盖州也都传檄而下。不久之后，努尔哈赤就将都城由赫图阿拉迁到了辽阳。

沈辽之役是清朝与明朝兴亡史上的转折点。辽阳是明朝辽东首府，沈阳也是辽东的重镇，这两个城市陷入后金之手，标志着明朝在辽东统治的结束和后金在关外汉人地区管制的确立。同萨尔浒战役一样，努尔哈赤虽然在兵力上并不占优势，但是能够巧妙运用集团兵力，攻坚作战。他这种围城打援、里应外合的战术使得沈辽之役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的著名战例。但沈辽之役的影响与意义，又绝不仅仅在于军事范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之后，仅仅过了三年又将都城迁到了沈阳，从此完全确立了其在关外的统治地位，为后来清军进关、入主中原、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迁都

迁都对每个政权来说都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它是政治权力的一种标志，同时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建立后金以前，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随着战争的推进和自己势力的扩展，曾经几建都城、宫室，这实际上成为努尔哈赤创建后金政权进程的标志。第一座都城名费阿拉，建于呼兰哈达山下，时间是在起兵不久的万历十五年（1587年）。据《皇清开国方略》载：“丁亥春正月，筑城呼兰哈达南冈，尼堪外兰即伏诛。太祖乃于呼兰哈达之南，嘉哈河硕里口两界中平冈筑城三层，建宫室。”费阿拉城分内、外两城，虽然名叫“城”，但当时的女真族各部实际上还处于奴隶社会末期，技术远远落后于汉族地区，物资也比较匮乏，所以修筑的城墙不过是一些石块夹土木夯成的。当时一个去过建州的朝鲜人曾对该城做过一番描述，说这座城没有雉堞、射台、隔台和壕子，外城门是用木板做的，还没有锁钥。门关了以后，用木横张，像是朝鲜将军木之制。城上面设有敌楼，上面盖的是草。内城门和外城一样，但没有门楼……内城的修筑和外城一样但有雉堞与隔台。从东门到南门再到西门，城上设堠望板屋而没有盖，有楼梯上下。从这些描述来看，城的形制是非常简陋的。这座都城虽然原始，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却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努尔哈赤首次在这里宣布“定国政”，始称“女真国淑勒（即汉语聪睿之意）贝勒”。其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禁止作乱，即禁止奴隶对家主造反，以维护现存秩序；二是禁止欺诈，即要求奴隶忠于家主；三是严禁盗窃，保护家主的私有财产。这次定国政，使得女真族各部第一次有了可以依据的法治条文，从而强化了努尔哈赤对女真族各部的统治秩序，确保并推进了他统一建州大政方针的贯彻。可以说，这座费阿拉城的建立，是女真民族从氏族部落时期跨入文明社会一个分界性标志，同时也是这个民族诞生国家的标志。

在建立费阿拉城后，努尔哈赤用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来完成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大业，并且还吞并了海西女真的哈达部，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势力。到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将都城迁至赫图阿拉。赫图阿拉距费阿拉其实不过一二十里的距离，原本是努尔哈赤的始祖猛哥帖木儿所建之城。努尔哈赤将都城迁到赫图阿拉后，对原城进行了改建。首先是增加了一圈长十里的圆角方形外城。城墙的筑法，与费阿拉城相同，仍然没有敌楼等形制，用石块夹土木夯成，依然是比较简陋的。相比在费阿拉城，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所做的最重大的决策，是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后金国并登汗位。

努尔哈赤的盔甲

努尔哈赤的盔甲包括头盔与甲服两部分。这件红闪缎铁叶甲胄，是乾隆时期依照努尔哈赤的遗物重新仿制的。

后金国建立以后，努尔哈赤的事业继续处于蒸蒸日上的状态，疆域也不断向南扩充。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此后都城又几经迁移。先是于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正式以对明朝有“七大恨”为由，挥师南下伐明，并且很快攻占了抚顺诸城。到了天命五年（1620年），都城迁到了抚顺附近的萨尔浒。这次都城的迁徙，努尔哈赤有其临时的考虑，很明显萨尔浒不适合长期做都城，而努尔哈赤也并没有在萨尔浒长期安居的打算。迁都完全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因此都城里面的设置十分简单，但是这城的优点是可以因地制宜，建成不规则的土石夹筑城墙。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后金彻底转守为攻，那么女真人就需要继续迁都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后金在这一地区的势力。迁都第二年，努尔哈赤又连续攻克了辽阳和沈阳，将辽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全部纳入后金统辖之下。

以如此快的速度攻城略地，也使得迁都的情况更加频繁，因为形势的变化使得都城必须从根本上适应后金在土地和人口上的膨胀。辽阳和沈阳的取得使努尔哈赤强烈意识到，萨尔浒作为临时都城已不适应，必须要把都城南徙到曾经汉人居住的土地上。他提出：“辽阳乃天赐我者，可迁居于此耶？抑仍还本国耶？”令群臣讨论。但是诸位贝勒等却并没有意识到后金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以他们的习惯而言，仍然是攻占某个城池之后进行抢掠，这以后就应携人畜币帛返回故里。努尔哈赤以他的远见卓识，尖锐地驳斥了反对者的意见：“如果我们撤走了，明军必然收复辽阳，然后严加防御。而从城里逃出去分散在山谷里的老百姓，我们也都会失去。把我们已经征伐来的疆土又还回去，将来必定还要重新征讨。而且这个地方乃是明朝、朝鲜和蒙古三国之中的要地，可以说是天予之地。”由于努尔哈赤的高瞻远瞩以及他无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后金国决定将都城迁至辽阳，并于是年在太子河畔兴建辽阳新城，称为东京。

新建的东京，已经远非赫图阿拉、萨尔浒等前几个都城可比。其城市的布局和建筑都充分说明当时后金向汉族文明学习，以及向汉文化过渡的某些特点。首先，城墙已由原来的石块、夯土夹椽木的土城变成了青砖夹夯土的砖城，城上建有固定的敌楼，城外还开凿了护城河引太子河水；其次，皇宫由朴素简单的青砖瓦房改成了琉璃瓦顶八角殿。寝宫也已脱离了当年政寝不分的格局，建在八角殿西，那里正是全城的最高之处。这种喜爱绿色以及喜住高台的特点，都反映了后金人留恋并试图保持当年居住在费阿拉和赫图阿拉城时生活方式的心理特点；最后一点就是东京城内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原来的都城之中，仅仅是达官贵人和八旗兵丁居住，而在辽阳城，手工业者已经大为增多，同时在城南又新迁入不少商人。辽阳新城迅速出现了不少酒店、店铺，显得相当繁华。

这以后又过了三年，努尔哈赤再次决定迁都。这次是从东京迁至沈阳。如此频繁的迁徙，自然有人是不能理解的，而且辽阳修建得既舒适又繁华。但努尔哈赤一如既往地又一次以他的远见卓识说服了大家。他说服大家，沈阳是一个交通上四通八达的地方。西征大明从辽河渡过，道路好走又近；而要去蒙古，两三天的日程就可以到达；南征朝鲜，从清河可以去。沈阳城外还有浑河与苏克素护河相通，从苏克素护河上运送木料，顺流而下，木材多得用都用不完；而想要出游打猎，山很近，鸟兽又多，况且还可以同时收获河中利益。并且宣称他的决定已经做出了，要迁都谁敢不从呢？迁都沈阳后，又揭开了后金国历史上新的一页。

历史细读

清代改冠制，替以礼帽。帽子最高处有顶珠，其材料多以宝石制成。清朝的礼帽，在顶珠下有翎管，质为白玉或翡翠，用以安插翎枝。清翎枝分蓝翎和花翎两种。蓝翎为鹖羽所做，花翎为孔雀羽所做。花翎在清朝是一种辨等威、昭品秩的标志，非一般官员所能戴用。清朝爵位中最为显贵的亲王、郡王、贝勒，按清初的规定是不戴花翎的。但乾隆年间，许多人以兼任内大臣等职务为由乞翎，因此之后亲王、郡王、贝勒开始佩戴三眼花翎。

宁远战败

辽沈的失陷让明朝政府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努尔哈赤就像一只伺机而动的猛虎，随时都可能南下对北京构成最直接的威胁。这种情况下，明朝派出积极主张抗击后金的大学士孙承宗和兵部主事袁崇焕到关外考察军务。

针对当时的形势，袁崇焕提出固守山海关必须先守宁远的建议，要求重新修建宁远城。宁远（今辽宁兴城）地处辽西走廊的中段，依山傍海、地势险要，是由沈阳通往山海关的咽喉要塞。按照袁崇焕的设计，新建的宁远城城墙应该高三丈二、底宽三丈、顶宽两丈四，由此而成为关外防御后金的军事重镇。同时孙承宗又修缮了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等地的城池，遣兵分守。如此一条以宁远和锦州为中心的防线迅速建成，辽西的局势重新稳定了下来。

盛京城阙图

此图绘于清朝康熙八年（1669年），用满文标注了盛京城的建筑，是当时沈阳城的平面图。

就在袁崇焕和孙承宗在山海关外修建防御体系的同时，努尔哈赤正忙于迁都。当探知孙承宗在辽西严阵以待后，他一直没有贸然进攻。但不久明朝内部党争再起，把持朝政的魏忠贤一直对满腹韬略、守边有方又秉性忠直的孙承宗心怀嫉恨，很快就将其排挤掉了。继任孙承宗的是魏忠贤的同党高第，是个贪生怕死的家伙，对逐渐壮大的后金十分害怕，而且没有半点军事才能，一心想要求和，认为关外必不可守，躲在山海关内苟且偷生才是可行之计。因此他不顾袁崇焕等人的强烈反对，把锦州等地的防务全部撤出，将各城的兵力强行调入山海关。孙承宗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就这样被明朝自己人轻易地破坏了。袁崇焕虽然无力阻止高第，但是他深知宁远、锦州防御的重要性，坚决不肯撤离，说：“我在宁远做官，就要在这里死守，决不撤退！”

明军更换主帅、宁远锦州全线撤防的消息让努尔哈赤喜出望外。完成迁都后，他一直都在等待征伐明朝的时机，此时绝对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于是后金立刻出兵向辽西进发。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努尔哈赤亲率十余万八旗大军向辽西杀来。一路上，他们长驱直入，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锦州、松山等大小城池，唯独剩下宁远。于是努尔哈赤派人给袁崇焕送去招降信，用高官厚禄引诱他献城投降。此时宁远已经成为一座孤城，想以一击之力抵御努尔哈赤是十分困难的。但袁崇焕断然拒绝了后金的招降，全力准备迎战，誓与宁远共存亡。

当时深陷孤城的袁崇焕，兵马还不到三万。他将城外的所有兵力都调入城内，将武器和兵力集中起来，又把城外的百姓动员进城，将城郊一定范围内的房屋粮食全部烧毁。这样后金的军队在宁远城外一无所获，不会得到任何有用的补给。袁崇焕知道这将会是一场恶战，于是写下血书表示要誓死守住宁远。他安排将士们分别据守，老百姓也带着自备的武器登城防守。

袁崇焕誓死不降，努尔哈赤亲自指挥攻打宁远城，战车、骑兵、步兵铺天盖地地向宁远城压来。面对后金的大军，袁崇焕镇定自若，他指挥城上的炮兵待后金士兵冲至城下时才一齐开炮。随着一声声巨响，大举压上的后金士兵成片地倒在血泊之中，专门对付明军火器的栝车也被炸得粉碎。见此情形，努尔哈赤又命令士兵躲在加了厚板遮蔽的战车下靠近城墙，试图凿洞进城。宁远的城墙在袁崇焕的指挥之下本来就修筑得特别厚实坚固，而当时又天寒地冻，使得后金凿城的进度很慢。袁崇焕命令将全城贡献的被褥一卷卷扔下城墙，已经冻透的后金兵不管其中是否有诈，只是你抢我夺。正在这时，明军投下的火把点燃了裹在被褥中的火药，霎时间城下成为火海一片，不少凿城的后金士兵都被活活烧死。

后金军队整整攻了三天三夜，死伤无数，但宁远城依然固若金汤。更为糟糕的是，努尔哈赤也在战斗中受了伤，最后不得不率军撤回沈阳。

宁远战败给努尔哈赤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打击。从起兵以来到建立后金，数十年来，自己可谓是所向披靡，眼见形势一片大好，怎么会在攻打一座孤城的情况下输给一个后生小辈，岂非天数耶！同时多年以来，在辽沈地区长期实行残杀和压迫异族的政策，开始导致后金社会的不景气。这次征战的失败进一步使民心涣散，兵将谈袁色变。蒙古、朝鲜也随之调整了亲附后金的政策，重新与明朝交好。这一切都使努尔哈赤忧郁不安，使得病情逾为加重，不久就含恨去世。

皇太极奠基大清

继承汗位

努尔哈赤死后，由谁来继承汗位？努尔哈赤的几个儿子都各有打算。当时除皇太极外，他众多的兄弟中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位贝勒和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也都有机会被立为汗。不过多尔衮兄弟年纪尚幼，二贝勒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兄，其父舒尔哈齐获罪被圈禁至死，阿敏自己也犯下大过，其实是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争夺汗位继承权的。三贝勒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五兄，虽然勇猛，但生性鲁莽，军力较弱，其生母富察氏曾因过获罪，莽古尔泰竟手刃生母，声名极其恶劣。最有条件的就是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代善性格宽柔，深得众心，且军功多、权势大。皇太极则具有雄才大略且战功显赫。努尔哈赤去世前没有指定继承人，而是宣布《汗谕》，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和废黜大汗的制度。对于《汗谕》的存在，史学界已成定论。所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按照《汗谕》实行的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和废黜大汗的制度。

福陵图

福陵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后妃的陵墓，位于沈阳东郊，一般称为东陵。福陵始建于天聪三年（1629年），后屡经改建，现占地约19.4万平方米。此图描绘的即是福陵的整体格局以及陵区的景象。

如前所述，阿敏和莽古尔泰事实上已经退出了竞争，而最具竞争力的大贝勒代善则性格宽柔，今天的史料中也处处极力展现他的宽容和隐忍，从没有提到过他有当大汗的野心。努尔哈赤去世之后，萨哈廉和代善的儿子岳托找到代善，跟他说：“四大贝勒，才德冠世，深得先帝之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表态：“是吾心也。”于是皇太极顺利地继承了王位。皇太极登基虽然是各方面势力的一个平衡，但皇太极在诸兄弟中表现出了卓越才能，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皇太极即汗位的第二天，为了控制政局和稳定人心，亲自带着代善等大小贝勒十四人向天地发誓说：“皇太极谨告于皇天后土，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敬绍皇考之业，钦承皇考之心。我若不敬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谴，夺其寿算。”这誓词的中心内容是要敬兄长、爱子侄、行正道，不随意、不轻易处罚兄弟子侄。实际上是对以八和硕贝勒为首的诸贝勒权益的保护，以及对于君权的限制。因为当时后金国君并非绝对的个人专制，建立在八旗制度基础上的后金政权是以八旗诸贝勒的集体权威为核心的。这点与明王朝及历史上的各姓封建王朝是有明显区别的。接着，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个大贝勒和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豪格等诸贝勒也都对天发了誓，中心内容是“忠心事上”。尽管强调臣下尽忠国君的内容与汉族封建王朝对臣下要求相符，但是对于臣子的规范还要靠上天来保证，则明显透露出国君尚不具备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地位。皇太极接着又向三大贝勒行三拜大礼，声称以后对他们不以臣礼相待，而是以兄礼事之，四人同时面南而坐受朝，共听国政。

事实上这只是皇太极登基之初为了安抚强势刻意采取的低姿态。随着满洲势力的发展和自己地位的巩固，现实需要的是政权的高度集中，于是皇太极开始逐步削减资历权势能与自己相抗衡的三大贝勒的权势。首先创建旗务大臣制度，在八旗之中各设总管旗务的大臣一人，称总管旗务八大臣（又称八固山额真）。总管旗务大臣有权总理本旗的一切事务，并与诸贝勒一起参与议政国事。据史书记载，旗务大臣“出猎行师，议定启奏，各领本旗兵行。凡国中大小事，皆听稽查”。此外每旗还设立了佐管旗务大臣两人（八旗总共十六人），“佐理国政，审断狱讼”。若有出兵驻防的需要时，每旗再增设调遣大臣两人（八旗共十六人），“以时调遣，仍审理词讼”。这些官职的设置意在分散各旗旗主诸王贝勒的权力，削弱他们在本旗中所享有的操纵一切的特权，从而使皇权更加集中；其次废除了四大贝勒按月分值的制度。努尔哈赤在世的时候，在天命六年（1621年）二月，曾经命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四大贝勒按月轮流分值，国中一切机务，均由值月贝勒掌理。皇太极即位以后，最初仍照常实行这种制度。到了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以“向因值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为由，正式宣布废除这项制度。这个理由表面上是宣称四大贝勒值月处理机务“负担太重”，一切军国政务改由“嗣后可令弟侄辈代之”，实际上分担政务的弟侄辈们当然遇事不敢做主，必然均由皇太极一人处理和裁决。从此就彻底解除了三大贝勒掌理国中机务的权力，大权都集中到皇太极一人之手。

历史细读

和硕满语，意为一方。清初有八和硕贝勒，意思就是八方亦即八部落长之意。清宗室封爵第一级为和硕亲王。清代的皇后之女封固伦公主，嫔妃之女和由中宫抚养的宗室之女封和硕公主。宗室中有封爵者之女皆称格格，其中亲王的女儿称为和硕格格。

之后皇太极为了巩固自己的大汗权力，又想方设法对付对自己构成潜在威胁的三大贝勒。他首先拿二贝勒阿敏开刀。阿敏曾经说过“此生有何可恋，不如一死”，还对皇太极说“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这说明阿敏不但认为自身没有前途，而且预感到危若朝露。皇太极听到阿敏的这些言论后十分不满。而另一件事更加激化了皇太极与阿敏之间的矛盾。还在天聪元年（1627年）的时候，阿敏受命率军攻打朝鲜。阿敏统军直下平壤，朝鲜国王被迫退避到了江华岛。这时后金内部对于是否继续攻打朝鲜发生了分歧，阿敏主张攻占王京（今韩国首尔），贝勒岳托等则主张同朝鲜国王定盟回师。而皇太极对于阿敏的态度则心怀不满，认为他有野心，想借机留居朝鲜。到了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亲自率军攻打北京城。因为北京城坚池深，防守严密，再加之袁崇焕拼死抵抗，皇太极没有占到半点便宜，只得退兵，派阿敏驻守永平等四城。阿敏驻守四座孤城，受到明军的四面攻击。不久之后阿敏就率师退回了沈阳。皇太极以此为借口对阿敏进行总清算，他宣布阿敏共十六大罪状，将其幽禁起来，并且把阿敏的家产和属人全都没收。阿敏被幽禁后忧愤而死，终年五十四岁。其实以上种种虽然激化了阿敏同皇太极的矛盾，但说到根本还是汗位的争夺问题。在这场斗争中，皇太极除掉一个心腹之患，使得汗权更加巩固。

除掉阿敏之后，皇太极便将打击目标集中到莽古尔泰身上。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五兄，也是正蓝旗的旗主贝勒。天聪五年（1631年），后金与明朝在大凌河展开了大战。驻守大凌河城的是著名将领祖大寿，他曾经和袁崇焕一起在宁远城抗击努尔哈赤，为保护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皇太极此次派莽古尔泰率正蓝旗军从南面攻城，遭到祖大寿炮火的猛轰，死伤惨重。莽古尔泰请求调整兵力，皇太极不允。这令莽古尔泰非常不满，大怒道：“为什么偏偏与我为难，难道想借机杀掉我吗！”边说边用所佩刀柄示意。他的胞弟德格类用拳打他，并将他推出帐外。皇太极也大怒道：“古人云：‘操刀必割，执斧必伐。’你用佩刀，是什么意思？”这次冲突让皇太极与莽古尔泰兄弟二人的矛盾迅速激化。第二年莽古尔泰就突然得重病死去了，年仅四十六岁。接着皇太极借正蓝旗额真等给莽古尔泰上坟为由，命令众人唾其面，先羞辱额真，接着罢免了他。还采取同样的手段对待莽古尔泰的福晋（夫人），命令诸福晋前去，训斥并辱骂她。莽古尔泰的胞弟德格类贝勒更是未能幸免，也连带受罚，后来得了重病不能说话而死。不久皇太极将莽古尔泰的妹妹莽古济、儿子额必伦处死。而根据朝鲜史料记载，除了这些人以外，皇太极还将莽古尔泰的三个儿子也都杀死，正蓝旗官兵千余人也连带被杀。

这以后就剩下了柔懦的代善，但也没逃过皇太极的排挤。天聪五年（1631年），李伯龙奏请改变“朝见不论旗号，惟以年龄为序”的旧例，纠正“朝贺时每有逾越班次，不辨官职大小随意排列者”的现象，“请酌定仪制”时，诸贝勒说：“莽古尔泰不当与上并坐。”皇太极因势利导，将李伯龙的奏议及诸贝勒的提议，一并交付了代善，命他与诸贝勒“共议”。在政治舞台上有过教训的代善，马上领会了皇太极的意图，与诸贝勒共议时首先表态说：“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外国蒙古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方为允协。”在代善的带头下，参与共议的贝勒们也都众口一词地表示同意，于是当下作出决议上报皇太极。这决议正符合皇太极的心意，于是立即照准。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初一，在接受众臣朝贺时，按新规定的礼仪，皇太极“始南面独坐”。这标志着后金政权结束了皇太极与三大贝勒共理国政的局面，又代表着皇太极集大权于一身，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而代善与莽古尔泰在两旁“侍坐”。几经打击的代善，被迫处于唯命是从的状态。

至此三大贝勒之名，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经过上述残酷的骨肉相煎，皇太极终于坐稳了宝座。

历史细读

清代对都察院、通政司、詹事府、大理、太常、太仆、光禄、鸿胪等寺及国子监的堂官，概称京堂，把负责起草文书的称为京卿。清朝中叶以后，对官小任重而另加三品京卿、四品京卿的称京堂。

清朝的建立

虽然皇太极在争夺皇位的问题上政治手段凶悍，但是在内政方面他倒也励精图治，并且大力改革。在他登基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女真族社会迅速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很快便实现了封建化，后金政权也由弱变强，国力雄厚起来。山海关外的大部分土地在连年征战中早已逐步为后金所占有，所以明朝赖以牵制后金的就是蒙古诸部及朝鲜李氏王朝了，但他们也先后为后金所征服。朝鲜李朝方面向皇太极纳贡称臣，而蒙古诸部则更甘为前驱，成了皇太极攻打明朝最得力的帮手，明朝以“西虏制东夷”的政策全面破产了。

皇太极在天聪三年（1629年）十一月发表的《告谕》中，对夺取全国政权的意图已经说得非常明白。《清皇太极实录》记载其内容为：“若谓我国褊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俱自小国，而成帝业，亦曾禁其称帝耶！且尔朱太祖，昔曾为僧，赖天佑之，俾成帝业。岂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起而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为也。上天既已佑我，尔明国乃使我去帝号，天其鉴之矣！”

天聪九年（1635年），多尔衮率军远征蒙古察哈尔部时，得到蒙古的大宝“传国玉玺”。关于这块玉玺，有这样一个传说：据说这颗玺印自汉传至元，元顺帝北逃时，曾将玉玺带在身边。但他死后玉玺就失落了。两百年后，一个牧羊人放牧，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却不停地用蹄刨地。牧羊人十分好奇，就挖开此地，发现了宝玺。后来宝玺落到了蒙古林丹汗手中。林丹汗死后，由其子额哲收藏。多尔衮解决了察哈尔归服问题后，苏泰太后及子额哲归顺后金，然后将“传国玉玺”献给了天聪汗皇太极。

朝鲜人

明朝曾协助朝鲜抗倭，因此朝鲜派兵援助明朝。又因为惧怕强大的努尔哈赤，而口头与其交好。皇太极时，派阿敏等攻陷朝鲜国平壤，朝鲜国王被迫签署“兄弟之盟”，与明朝断交。此图所绘的是当时的朝鲜人。

得到玉玺的皇太极与后金统治集团欣喜若狂，“喜而不寐”，认为这是天命所归。皇太极在筑坛拜天接受玉玺时，传谕左右曰：“此玉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天以畀朕，信非偶然也。”于是在八天之后，也就是九月十四，都元帅孔有德祝贺表章便抵达沈阳，请皇太极“登九五之尊，而享天下之福”。总兵官耿仲明也上表盛称：“天赐玉玺，可见天心之默佑矣。惟愿正大统，以慰臣民之望。”一时间请皇太极称帝的呼声此起彼伏。十月初一，昂邦章京石廷柱率汉官生员等进贺表：“获镇国传世之宝，祯祥已见，历数将归。”

面对众人的拥戴，皇太极故作谦逊地说：“诸臣所言诚是，朕亦知上天眷佑，示以瑞兆。但虑朕才德凉薄，恐不能抚民图治，上答天心。自后当益加敬业，以祗承上天之宠命耳。”这虽然是谦逊之词，但其称帝的心意已经昭然若揭了。在接见朝鲜使臣时，皇太极“出所得蒙古察哈尔汗玉玺示之”，也是向友邦传送准备称帝的信息。

十月十三，皇太极下谕：“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即女真）。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皇太极本着儒家“正名”的思想，改族名女真为满洲。

十二月二十一，皇太极率诸贝勒大臣诣努尔哈赤陵，大造登基称帝的舆论。他首先宣扬自己继承汗位以来的武功，“自受命以来，征讨诸国，所在克捷，遐迩大小之邦罔不臣服”。然后又宣称，“历代帝王相传玉玺，久不知其所在，今已为我国得之，共称符瑞，谓得受命之征”。

“宽温仁圣皇帝”信牌

信牌是传递公文时官员的一种符牌凭证。此信牌为皇太极时所用，正面印刻满、汉、蒙三种字体的“宽温仁圣皇帝信牌”。

十二月二十八，诸贝勒再次请皇太极上尊号，皇太极仍坚辞不肯。管礼部贝勒萨哈廉又让希福、刚林、罗硕、祁充格等上奏：“臣等屡次陈请，未蒙皇上俯鉴下忱，夙夜悚惶，罔知所措。伏思皇上不受尊号，其咎实在诸贝勒。诸贝勒不能自修其身，殚忠信以事上，展布嘉猷，为久大之图，徒劝皇上早正大号，是以皇上不肯轻受耳。如诸贝勒皆克殚忠荩，彼莽古尔泰、德格类辈，又何以犯上而作乱耶？今诸贝勒宜誓图改行，竭忠辅国，以开太平之基，皇上始受尊号可也。”从这份奏表可以看出，皇太极一再地辞让诸贝勒恭上尊号之请，是出于对诸贝勒的戒心，怀疑他们的忠诚。如今由心腹萨哈廉派人明确向诸贝勒指出皇太极的隐忧，逼令他们宣誓效忠，皇太极随即表态：“贝勒萨哈廉开陈及此，实获我心。一则为朕深谋，一则欲喜承皇考开创之业。其应誓与否，尔身任礼部，当自主之。诸贝勒果誓图改行，彼时尊号之受与不受，朕当再思之。”

第二天由贝勒萨哈廉出面，召集诸贝勒传达皇太极的意思：“吾等各宜誓图改行，以尉上意。”瓦解了三大贝勒以后，已经无人再敢对皇太极有不满，众贝勒满口答应立刻各自写下誓词，上报给皇太极。皇太极阅后强调：“不必书从前并无悖逆事等语，但书自今以后，存心忠信，勉图职业。遇有大政大议，勿谋于闲散官员及微贱小人并其妻妾等。即以此言为誓。”众贝勒于是立即遵照皇太极的意思更改了誓词内容，并焚香对天盟誓：“自今以后，若有二心于上……天地谴责，夺其寿算。若能竭力尽忠，当荷皇上洪慈，天地庇佑，寿命延长。”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皇太极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之后又拟定皇帝仪仗，共用二百七十人。定宫殿名，中宫为清宁宫，东宫为关雎宫，西宫为麟趾宫，次东宫为衍庆宫，次西宫为永福宫。正殿为崇政殿，大门为大清门，大殿为笃恭殿。同时还大赏满洲、蒙古、汉人各级官员。

皇太极正式称帝，废除了旧有族名“诸申”，改族名为“满洲”，并改国号为“清”，正式建立了清朝。

经过十年经营，皇太极“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统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边疆”，以建州女真为核心，联合女真各部，建立起满洲这一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又以满洲贵族为核心，联合汉族、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建立了一个新的民族政权“大清王朝”。皇太极并未满足于割据东北，而是意在与明朝争夺天下，统治全中国。

皇太极改国号的做法，具有远大的战略意义。首先，女真族曾经在历史上建立的金朝，对汉族的掠夺和压迫是极其残酷的，废去“金”的国号和“女真”族号，就避免了刺激汉族人的历史回忆，对于减少民族抵触情绪大有帮助；其次，按照汉族的传统说法，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其中的“朱”“明”两字，均含有“火”之意。按传统五行相克的说法，“火”正克的是“金”，这在明金争雄之际，显然是对金不利。而如果将“金”改为“清”，因汉字的“清”及“满洲”诸字都带有“水”，如此包含了“水”可以灭“火”之意。在封建社会中，这种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是不可疏忽的大问题，皇太极也了解这一点。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皇太极有争夺明朝天下的充分信心和远大抱负。要想进兵中原、统一华夏，就必须化解历史积怨，所以更改族名和国名也是必然的。当然这种说法主要是为了让统治者了解，却是不便公开言明的事情。这一年既是崇德元年，也是明朝的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的年号为崇德，而朱由检的年号为崇祯，可见二者的崇尚不同：前者崇尚德治，即重人事；后者崇尚祯祥，即重天事。

重用汉人

恰当处理满汉关系，是皇太极政治上最大的着眼点。皇太极登基数年之间，改变了努尔哈赤晚年很多不当政策，如强令迁民、分田占房、清查粮食、轻薄文士、屠杀汉儒等，使满洲军政事业有了新的发展。

察哈尔妇女头饰

1632年，后金征讨林丹汗。林丹汗死后，其妻率其子及大臣等拜见皇太极，察哈尔部彻底归附后金。此图为察哈尔部贵族妇女着盛装时的头饰。

满洲是少数民族，当时总人口不过数十万，而汉人在全国则以万万计，仅仅是辽东就以百万计。因此恰当处理满汉关系，是皇太极最重视的大事。努尔哈赤进入辽河平原以后，对汉人一直采取仇视的态度，因此大量迁民，按丁编庄，清查粮食，强占田地，满汉合居，杀戮诸生，这些措施都不断激起辽东汉民的反抗，使得努尔哈赤总是自感处于汉人包围之中。皇太极继位之后，对努尔哈赤的这些失误之策，适时做出调整。他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强调满洲、蒙古、汉人之间的关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若满洲庇护满洲，蒙古庇护蒙古，汉官庇护汉人，是犹咸苦酸辛之不得其和”。于是下令规定：一，汉人壮丁，分屯别居。这一举措改变了过去汉人受满人奴役的悲苦状况；二，汉族降人，编为民户。这是为了改变过去掳获汉民变作满人奴仆的悲剧；三，制定条例，限制特权。重新修订的《离主条例》对满洲贵族的特权做了某些限制；四，对于逃人，放宽惩治。这一举措非但没有使逃人增加，反而因为百姓支持新政策而使逃逸的事情逐渐消失了。

满洲占有辽东地区后，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没有汉官与汉儒的合作与支持是不可能的。先前汉族官员和清朝官员有很大的差别，分隶满洲大臣。所有马匹汉人不得乘，为满洲官乘之。所有牲畜汉人不得用，满洲官强与价而买之。凡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既为满官所属，汉人虽有腴田不获耕种，终岁勤劬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因此许多汉官“身在曹营心在汉”，即虽“身在后金”，却“潜通明朝”。皇太极谕告这一措施使得汉官“皆拨出满洲大臣之家，另编为一旗。从此尔等得乘所有之马，得用所畜之牲，妻子得免为奴，择腴地而耕之，米谷得以自给”。对归降的汉族官员，则格外加以“恩养”，不仅盛宴款待他们，分给他们良田土地，又分配马匹，进行赏赐，酌予委任。皇太极笼络汉族大臣范文程就是最好的例子。范文程在太祖努尔哈赤在位时，未受重用，仅给了他一个无关紧要的“章京”小官，不过是当当差而已。而皇太极登基后，却把他安置在自己的身边，直接参与军政大计，进行决策。每逢议事，皇太极总问：“范章京（即范文程）知道吗？”他不直呼其名字，而称“范章京”，以示尊敬。每当臣下的奏议有不妥之处时，皇太极便说：“何不与范章京商议？”奏事的大臣如果回答“范章京已表示同意”的话，皇太极就不再询问，指示依奏办理。有时范文程病了，皇太极便指示，一些事情须等他病好以后再裁决。不仅如此，除了奏章以外，范文程还为皇太极起草敕书，也都能够做到合乎皇太极的想法。刚开始的时候，事必躬亲的皇太极还过目审阅，后来只要是范文程起草的文书，他不看就批准了，并说：“我相信你不会出差错的。”《清史稿·范文程传》称其“左右赞襄，佐命勋最高”。崇德元年（1636年），范文程任内秘院大学士，是汉人任相之始。此外皇太极还招抚了“三顺王”——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

皇太极时期处理与汉人关系的这一系列政策，使得满汉民族间在更大范围内杂居共处、互相渗透、互相交流的步伐大大加快了，为满清政权的巩固和扩张做足了准备。

以和促战

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二月，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皇太极发动了对锦州、松山一线的进攻，明、清双方各投入了十多万大军，战争经历三年，是明清双方的最后关键一役。最后以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明朝十三万大军被歼告终。明军的残部退保宁远，松山、锦州、杏山、塔山四个重镇为清军所占，宁远成为孤城一座，明朝的关宁劲旅不复存在，辽东防守体系正式崩塌。明王朝的衰亡，已经指日可待。

松锦大战之后，皇太极的声威如日中天。面对一片颂扬之声，皇太极却显得极为冷静。就在诸王将帅“争请直取燕京”，素被倚重的智囊及汉官们也倡言“今天意归于皇上，大统攸属。锦州、松山、杏山、塔山，一时俱为我有，明国人心摇动，燕京震骇。惟当因天时，顺人事，大兵前行，炮火继后，直抵燕京而攻破之……倘迁延时日，窃虑天时不可长待，机会不可坐失”的时候，皇太极对众人过分乐观的建议进行了分析和反驳：“尔等建议，直取燕京，朕意以为不可。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既克山海？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周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

历史细读

总督是清代地方的最高级别长官，总管一省或二三省，位在巡抚之上。清初总督的人数和辖区并不固定，到了乾隆朝才成为定制，全国共总督八。《清史稿·职官志》：“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他认为明朝虽然气数将尽，但是这个近三百年的王朝毕竟树大根深，只有先削弱其枝干才能动摇其根基。所以要从实际出发，对明朝采取战和交相为用的策略，一边派重兵出塞骚扰，一边与明朝议和使臣谈判，提出和谈条件如下：

第一，自兹以后，宿怨尽释，彼此不必复言矣。

第二，若尔国使来，予令面见；予国使往，尔亦令面见。两国有吉凶大事，则当遣使，交相庆吊。

第三，贵国馈兼金万两、白金百万。我国馈人参千斤、貂皮千张。

第四，若我国满洲、蒙古、汉人及朝鲜人等有逃叛至贵国者，当遣还我国。贵国人有逃叛至我国者亦遣还贵国。

第五，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贵国界，以塔山为我国界，以连山为适中之地，两国俱于此互市。两国人有乘船捕鱼海中往来者，尔国自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沿海至黄城岛以西为界，我国于黄城岛以东为界，若两国有越境妄行者亦俱察出处死。

三镇总图

三镇指宣府、大同和太原，清太宗皇太极于1634年进攻宣府与大同，给明朝京师以直接的威胁，动摇了明朝的统治。

第六，倘愿和好，则我两人或亲誓天地，或各遣大臣代誓。

皇太极所提出的六项条件，内容并不算苛刻。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只要清兵出击，攻下宁远和山海关，绝非难事，辽西全为清所有是已成定局的事情。明朝如同意和议内容，对他们来说好处是可以保住宁远，据有山海关。以宁远为界，对清而言，则非上策，对明而言，土地损失则比预料的要少。至于互赠钱物一项，虽然皇太极提出索银百万，但实际上并没有增加明朝的额外负担。因为在处理明廷与蒙古的关系上，仅在崇祯初年，对察哈尔蒙古部新增加的赏银就有八万两，加上旧赏银七十万两，共计约八十万两。再加上宣大、山西、辽东沿边蒙古的赏银，则远远超过了百万两。皇太极提出和议内容之时，察哈尔部已经归附于清，索要一百万两白银，并不超出明朝旧日赏给蒙古白银的总额，而清政权方面也正是以此筹算的。总的来说，议和内容中所说的明朝损失的土地和钱财，其实早已损失了。而清人所获得的土地，只不过是通过和议要得到明朝承认罢了，而所要的钱物比起之前蒙古各部所获之总额尚少。所以对明朝来说，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损失，皇太极也满以为肯定能获得明朝的首肯。所以他还表示，不争尊卑。其言外之意就是只要签订和议，清政权可以向明朝称臣。

从天聪元年（1627年）继承汗位以来，皇太极就一直采取主动求和的态度和以战促和的战略。与明朝达成和议的条件，并没有因为军事上屡屡得手而加码，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做了让步。皇太极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因有二：一是后金的实力虽然已经很强，但是与明朝抗衡尚需时日。尤其在初期，后金深陷困境，“汉人、蒙古、朝鲜四境逼处”。发展的前提是生存，要想自保，则莫过于同明朝达成和议；二是后金割据势力扩大之后，虽然向东征服了朝鲜，向北统一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向西笼络了蒙古，并且屡屡重创明朝辽西的守军。但明朝皇帝天下共主的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国势屹然未倾”。所以皇太极力排众议，采取了以和促战的方略，希望尽量争取时间，调整、改革后金社会的各种关系，巩固割据东北的局面。

皇太极登基十多年来，通过各种渠道，极力想与明朝皇帝言和。但是明朝皇帝却一直置之不理。这使皇太极感到，明朝大臣们可能从中作梗，使后金的和议要求不能达于“圣听”，而崇祯帝本人大概也是“轻视民命，乐于构兵”的。崇德初年，皇太极称帝后，下决心再次向辽西及关内进兵，掠夺更多的人口、财物、牲畜，壮大自己的实力。同时进一步征服朝鲜，解除后顾之忧，以便将来与明朝争夺天下。崇德八年（1643年），劳累一生的皇太极病逝于沈阳，庙号太宗，谥为文皇帝。

清朝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的努力，为后来清军入关、定鼎北京、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定鼎北京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建立了大顺政权。驻守在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清廷利用这一时机，与大顺军在山海关附近决战。李自成战败退出北京。五月清军进入北京城，同年九月，顺治帝从盛京迁都至北京，告天祭地，颁诏天下，开始了清王朝以北京为都城对全国长达268年的统治。

清军入关

顺治帝即位

皇太极死后，由谁来继承皇位成为一个最为紧迫的问题。按照太祖努尔哈赤在《汗谕》中的规定，皇位继承人应该由满洲八旗贵族共同商议决定。此时亲王、郡王共有七人，即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颖郡王阿达礼。

新的皇位之争主要在正黄、镶黄、镶红、镶蓝四旗支持的皇太极长子豪格和正白、镶白旗及多数诸王贝勒支持的皇太极十四弟多尔衮之间悄悄展开。

肃亲王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当时三十五岁，正值壮年，具有文韬武略，也立下了赫赫战功。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即皇帝位后，豪格又被封为和硕肃亲王兼摄户部事。支持豪格的是两黄旗贝勒大臣。因为皇太极生前亲掌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他们拥戴豪格继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同时镶蓝旗的旗主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也表示支持豪格。

历史细读

宗人府为古代管理皇室宗族的谱牒、爵禄、赏罚、祭祀等项事务的机构。清代宗人府沿袭明朝的制度，设立于顺治九年（1652年）。长官改称宗令，由亲王或郡王选充。宗令以下设左右宗正、左右宗人、府丞、堂主事等官职。宗人府所属部门，分别职掌收发文件，管理宗室内部诸事，登记黄册、红册，圈禁罪犯及教育宗室子弟等事务。

睿亲王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时年三十二岁，是正白旗的旗主贝勒。多尔衮颇有心计，并且足智多谋、聪明过人。在皇太极的征讨争战中，多尔衮曾多次统军出征，“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屡屡立下大功。多尔衮之弟多铎为镶白旗的旗主贝勒，也被封为和硕豫亲王。

正、镶两黄旗将领盟誓，宁可死作一处，坚决要立皇子。而正、镶两白旗大臣誓死不立豪格，他们跪劝多尔衮立即即位：“汝不即立，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两黄旗大臣愿立皇子即位者，不过数人尔，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也！”串联、游说、盟誓、劝进，频繁的争夺活动，导致了双方彻底的对立，两个集团对皇位的争夺已经趋于白热化。

册封豪格为肃亲王的文档与册文

1639年，礼部办理了册封豪格贝勒为和硕肃亲王的事情。此文档与册文是当时留下的满文记录。

八月十四，皇太极死后的第五天，诸王大会在崇政殿举行，双方终于公开摊牌。这天一早，两黄旗大臣盟誓大清门前，命令本旗的禁军张弓戴甲，环立于宫殿周围。会议开始之前，大臣索尼就提出：“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会议开始后，年高辈尊的代善首先发言说：“豪格是先帝的长子，应当继承大统。”济尔哈朗也表示默许。豪格见此形势，料定皇位必是囊中之物，于是故作姿态起身辞谢说：“福小德薄，非所堪当。”说完就离开了崇政殿。

豪格一走，阿济格、多铎乘机劝多尔衮即位。面对锐气方刚又有众人拥戴的多尔衮，代善的态度变得暧昧起来，他模棱两可地说：“睿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两黄旗大臣见此，佩剑上前说：“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多尔衮眼见两黄旗大臣颇有些破釜沉舟的气势，迟迟未能提出决议。多铎随即自荐即位，但遭到多尔衮的否决。于是多铎又提出以长为尊立代善。一心求得明哲保身的代善当然不愿陷入争位的漩涡，连忙推托说：“吾以帝兄，当时朝政，尚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说完就退场离开了，阿济格也跟着离开。两黄旗大臣怒目相对，多铎则默默无语，会议眼看陷于僵局。

关键时刻，实权人物郑亲王济尔哈朗突然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让庄妃之子、年仅六岁的九阿哥福临继位。福临是皇子，无论多尔衮还是豪格双方都无法对其否决。多尔衮权衡利弊，他深知即使自己强行登基，也只有两白旗支持，两黄旗不服，双方势必要火并，其后果可能是两败俱伤，对刚刚建立稳固统治的满洲政权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而推出六岁的福临即位，由他本人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左右辅政，共管八旗事务”，自己则依旧可以掌握实权。同时作为皇子的福临也不会让两黄旗大臣有反对的理由，自己可以徐图后利。所以多尔衮首先同意了此项提案。索尼等人反对多尔衮即位所打的幌子就是应该拥立皇子，福临即位两黄旗天子亲兵的地位保持不变，因此他们也不再坚持立豪格。这个颇具戏剧性的提议让剑拔弩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豪格也不能提出反对意见。

通过这件事情，已经证明皇太极死后大权操在多尔衮之手，豪格等人也颇有实力。但多尔衮自立的条件还不成熟，其阻力主要来自两黄旗原皇太极手下的亲信大臣。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不得已，最后议定由年仅六岁的福临即帝位。但显然他虽然暂时放弃了皇位，却绝不会放弃实权的操纵。

此前在争夺皇位的过程中，颖郡王阿达礼和固山贝子硕托都曾表示过支持多尔衮。阿达礼曾对多尔衮说：“王（指多尔衮）正大位，我当从王。”硕托也曾派人对多尔衮说：“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等皆从我谋矣，王可自立。”然后二人和贝勒罗洛宏一起到礼亲王代善家中拉拢代善，代善因为脚病不能下床，二人于是到床边对代善耳语，说众人已定议立睿亲王，并询问代善的心意如何。事后多尔衮和代善当众揭发了这件事，并让阿达礼和硕托当面对质。最后二人以“扰乱国政”之罪被处死，成为了多尔衮笼络人心、安定政局的牺牲品。罗洛宏因不知情免罪。阿达礼是代善的孙子，硕托是代善的次子，代善此举也是大义灭亲。一场充满阴谋、流血、牺牲的皇权之争暂时缓和了下来。

福临即位后，郑亲王济尔哈朗与睿亲王多尔衮摄政，以明年为顺治元年。

大清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帝十七年（1644年），是明亡清兴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北京被李自成攻破，崇祯帝自尽，清政权得到了入主中原的最好时机，多尔衮于是奏请南征，率领八旗劲旅攻打山海关。其时山海关的守将是已准备投降农民起义军的明朝辽东总兵吴三桂。

冲冠一怒为红颜

当吴三桂领兵赴京朝见新主李自成，行到永平沙河驿时，恰好遇到从京城逃出来的家人。吴三桂问：“家里出什么事了？”家人禀报说府上已经被闯王抄了。吴三桂说：“没关系，我到京城后就会归还。”又问：“我父亲还好吗？”家人回答说他父亲吴襄也已经被抓起来了。吴三桂仍然不担心，说他返回京城后家产自然就会归还，父亲也自然会被释放。又问：“夫人（指陈圆圆）还好吗？”家人告之夫人已经被闯王（一说为刘宗敏）带走。谁知一听说陈圆圆被李自成抢走，血气方刚的吴三桂勃然大怒，厉声叫道：“堂堂大丈夫连一个女子都保不住，还有什么面目见人？”随后立即命大军掉头回到山海关，以明朝大臣的身份，向昔日的宿敌多尔衮递去了请降书，希望能够与清军“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这个传说流传得很广，都说吴三桂为了一个苏州名妓陈圆圆，将大明江山出卖给了满清政权。因此后来清朝诗人吴伟业在《圆圆曲》中写下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诗句。

陈圆圆，常州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本姓邢，名沅，字畹芬。因母亲早亡，跟随养母姓氏姓陈。圆圆自幼能歌善舞，长大后色艺冠绝当时，和柳如是、董小宛、李香君等人并称为“秦淮八艳”。崇祯时外戚周奎为了给皇帝寻求美女，于是派田妃的哥哥田畹下江南选美。田畹来到江南就听闻八艳的声名，但此时柳如是和钱谦益、董小宛和冒辟疆等都已经结成了眷侣，田畹于是寻得陈圆圆，将她与杨宛、顾秦等名妓一同带回京城献给崇祯皇帝。但当时内忧外患，战乱频仍，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威震朝廷，崇祯帝惶惶不可终日，哪里还有心思贪恋女色。于是陈圆圆又回到田府，被田畹占为己有。当时吴三桂正在北京短暂停留，遍识名公巨卿和文人雅士。不久吴三桂出任辽东总兵，镇守山海关。田畹设盛筵为吴三桂饯行，在宴席上陈圆圆率歌队进厅堂表演。相传吴三桂一见这位绝色佳人，立即神驰心荡，高兴地搂着陈圆圆陪酒。田畹则趁机上前问吴三桂：“贼寇来了该怎么办呢？”吴三桂说：“如果能够将圆圆赠予，我一定会首先保护君家无恙。”田畹自然赶紧成人之美来交好吴三桂，于是陈圆圆又到了吴府被纳为妾。吴三桂在其督理御营的父亲劝说下，将陈圆圆留在京城府中，以免同行招惹是非，让皇帝知道。

史载吴三桂的部队“胆勇倍奋，士气益鼓”，是早已腐化不堪的明朝廷中最后一支有战斗力的铁骑部队。但不久李自成就攻入北京城，留在北京城内的陈圆圆被“大顺军”像胜利果实一样地掳走。据史料记载，当年闯王李自成率兵攻陷北京后，迅速派遣手下干将刘宗敏在京城四处开展追赃活动，重点追讨明朝宫廷及各级官府的库银和明朝遗臣们手中的金银财宝。为了能尽快取得追赃的效果，刘宗敏四处抓捕、严刑拷打，那些还留在城内的明朝遗臣们吃尽了苦头。但随之陷入恐怖气氛的不只是这些官宦遗臣，还有普通的市民百姓。京城的富庶和繁华使农民起义军的局限性完全暴露了出来，最终发展到后来似乎已经失控了的状态。在追讨榨完了明朝遗臣权贵的钱财之后，大顺军开始任意捕捉富户、商家和平民百姓，许多店铺和居民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上门抢劫。据《流寇志》记载，在刘宗敏的鼓动和纵容下，“大顺军”的公开抢掠很快升级，而且开始出现淫掠民女之类的恶行。刘宗敏本人抢先占据了皇亲田弘遇的豪华府第，并将府第中几十名美貌女子尽数掠去，整天沉醉在花天酒地之中。当刘宗敏得知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还在京城时，根本不顾闯王李自成劝降吴三桂的旨意，居然做了一件色胆包天的事情，到吴府中把陈圆圆掠来，意欲强占。也有一种说法是，李自成本人贪恋陈圆圆的美色，亲自下令刘宗敏去抢夺陈圆圆。但不论是刘宗敏还是李自成，掠抢陈圆圆这件事却成为最广为流传的事件，它不仅为以后文人墨客提供了最富戏剧性的素材，还有可能确实是吴三桂作出“历史性选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钱谦益像

钱谦益降清后又从事反清活动，其反复无常的尴尬状态，反映了明清之际一些文士人生态度的矛盾。此外他娶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为妻的故事也被人们传为佳话。

当还在山海关的吴三桂听到这一消息时，迅速打消了投降李自成的念头，决定站到了清政权一边，引领清军火速入关，与清兵一道进入北京攻破李自成，也救回了陈圆圆。李自成战败后，将吴三桂之父及家中三十八口全部杀死，然后放弃京城出逃。吴三桂抱着杀父夺妻之仇，昼夜追杀农民军到山西。

顺治帝福临定鼎北京后，吴氏进爵平西王，陈圆圆也跟从吴三桂到了云南。吴三桂欲将陈圆圆立为正妃，陈圆圆托故推辞，吴三桂别娶。不想所娶正妃十分凶悍，且嫉妒心极重，对吴三桂的爱姬多加陷害冤杀，陈圆圆遂独居别院。陈圆圆失宠后，对吴三桂渐生背离之心，吴三桂曾阴谋杀害她。陈圆圆得悉后，遂乞削发为尼，从此在五华山华国寺长斋绣佛，改名寂静，字玉庵。后来吴三桂在云南宣布独立，康熙帝出兵云南，康熙二十年（1681年）冬昆明城破。吴三桂死后，陈圆圆亦自沉于寺外莲花池，死后葬于池侧。直至清末，寺中还藏有陈圆圆小影二帧，池畔留有石刻诗。但小说家姚雪垠在《论〈圆圆曲〉》一文中则认定陈圆圆在李自成打进北京时已经不在北京城，早就到了宁远，不久就病死了。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也许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爱妾，就毅然决然地引领清兵火速进入北京。他的立场不仅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也攻破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使闯王李自成的命运发生了不可挽回的转变。同时随着清军的迅速入关，也大大推进了清朝定都北京和大清王朝的建立与崛起。

非常之人多尔衮

吴三桂降清后，使多尔衮得以长驱直入，不久即攻占了北京。当他进入朝阳门时，明朝太监们用明朝皇帝的仪仗、车驾在皇城外迎接，请多尔衮乘辇。多尔衮推辞说：“我效法周公辅佐幼主，不该乘辇。”众人说：“周公曾经背靠屏风处理朝政，今日王爷也应该乘辇。”多尔衮说：“我是为了平定天下而来，不能违背大家的意愿。”于是排列仪仗，乘辇进了武英殿。然后坐上皇帝的宝座，接受朝贺。

八月清顺治皇帝福临与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孝庄太后）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之下，离开盛京迁往北京。进入北京城后第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举行福临的登基大典。登基礼是封建王朝最重要的嘉礼之一，因为皇极殿在战争中已经被焚毁，所以只好因地制宜，将大典改在残存的皇极门（今太和门）举行。多尔衮授意礼部择定十月初一为皇帝举行登基大典的日子。行过祭天礼后，福临回宫登上设在皇极门的宝座，接受百官的朝贺。清王朝在中国近二百七十年之久的统治就此拉开了序幕。

福临虽然做了皇帝，但由于其年龄太过幼小，自然是个傀儡皇帝，实权掌握在摄政王多尔衮的手中。他的母亲孝庄太后聪明绝顶，自念孤儿寡妇，帝位还未稳固，不得不心中有所谋划。多尔衮揭发阿达礼、硕托诸人劝自己自立为君，并将他们正法这件事，令孝庄太后十分感激，于是传出懿旨，让摄政王多尔衮便宜行事，不必避嫌。从此多尔衮可以随意出入禁中，甚至有时就住宿在大内，外事则统由摄政王主持。

多尔衮虽然当时出于形势考虑，支持福临登上了皇位，但是对自己没能当上皇帝始终耿耿于怀。所以他虽然控制了大清军政大权，毕竟还有缺憾。只是当年与豪格对峙时，退而求其次在诸王大会上倡立福临，如今难以出尔反尔，推翻前议。因此在激烈动荡的戎马生涯之余，他的精神世界便陷入一种自相矛盾、懊悔愁苦与自怨自责的痛苦之中。史载他经常发怔忡之症，有一次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而随着他功业的累进，权力的欲望也更加炽烈。经过几年的谋划，多尔衮施尽权术，拉拢亲信，排除异己，虽然不在皇位，皇权却悉尽掌握在他的手中。

多尔衮先是要除掉自己的死对头豪格，诬陷他言辞悖妄，审讯后将其幽禁在宗人府，最后幽禁致死，而豪格的福晋也被日夜留住在多尔衮府中。他还私役内府公匠，大修府第，广征美女，甚至向朝鲜搜求公主，得到后又随意抛弃。

接着要铲除的就是与其同居摄政王之位的济尔哈朗。济尔哈朗从青年时代起就追随努尔哈赤南征北讨，因军功受封为和硕贝勒，是努尔哈赤时期共柄国政的八大和硕贝勒之一，也是皇太极时代四大亲王之一，可谓功勋卓著。鉴于多尔衮的势力，济尔哈朗一开始就很知趣地退避三舍，拱手将权力让出。济尔哈朗召集内三院（国史院、秘书院、弘文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主官，指示他们，以后凡是各衙门处理的事务，有应该报告辅政王的，或者要作记录的，全先报告睿亲王。档案要写名字时，也先写睿亲王名字。多尔衮不愿意让济尔哈朗参与朝政，济尔哈朗就谨慎谦让，所以才会做出此举。但是因为此前依附过豪格，多尔衮还是不能容忍济尔哈朗和自己共享摄政地位，因此于顺治四年（1647年）罢免了济尔哈朗的职位，第二年又降其为郡王，将其排除在决策层之外。

多尔衮以高超的政治手腕，以自己的两白旗为中坚，笼络了以代善为首的正红旗，安抚了镶红旗，分化了两黄旗，打击了两蓝旗，将大权集于一身。多尔衮命史官按帝王之制为他撰写起居注，并营建规模超逾帝王的府第。大军调度、罚赏黜涉，一出己意。关内关外，只知有睿王爷一人。

而在对待顺治帝福临的问题上，多尔衮则不顾诸臣多次提出给皇帝延师讲学的建议，有意让福临荒于教育，意在将其变成一个无知无学的傻皇帝，自己好独揽大权。这导致福临十四岁亲政时，仍然不识汉字，诸臣奏章也茫然不解。孝庄太后为了保护儿子，在多尔衮的步步进逼下，只得以柔克刚，不断地隐忍退让、委曲求全。她不断给多尔衮戴高帽、加封号，以使多尔衮不至于废帝自立。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多尔衮被加封为叔父摄政王，并建碑记功。不久又加封皇父摄政王，取消了御前跪拜。此后以“皇父”身份摄政的多尔衮更加毫无忌惮，凡是宫中什物和府库财帛，可以随意挪用。遇元旦或庆贺大礼，多尔衮与皇帝一起，接受文武百官跪拜，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多尔衮对皇位的渴望。

多尔衮像

多尔衮征服朝鲜和攻打蒙古察哈尔部的战役使得他名声大振，被皇太极视为得力助手。多尔衮一直秉承皇太极的意旨，对加强中央集权制发挥了重大作用，并逐步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有一次多尔衮生病了，贝子锡翰等人到多尔衮家中探视病情。多尔衮发牢骚说：“我刚刚遭到不能再大的忧愁（指元妃病逝），身体又不舒服。皇上虽然是万民之主，但现在这个情况也应该按照家庭的礼节，到我这来一次。如果说皇上年幼无知，你们可都是皇上身边亲近的大臣啊！”又说：“你们不要因为我这番话，就去请皇上到我家中来。”结果不久，福临就来亲自看望多尔衮了。于是多尔衮责备锡翰等人说：“你们故意违抗我的命令，擅自请皇上来看我。皇上来了，难道就可以免掉你们的罪过吗？”于是命人把锡翰等抓起来审讯，最后锡翰被降为镇国公。又因为一等精奇尼哈番鳌拜眼看着锡翰等犯罪，却不立即逮捕审问，也将其降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其他有关人员也分别受到降级和革职的处分。

关于多尔衮与孝庄太后的关系，有人说他们在少年时期就已结缘，他们间是否有私情以及多尔衮选择福临即位的猜测引发了无数版本的传闻。而“太后下嫁”也成为清初四大疑案之一，一直是近百年来清史研究中的一个悬案。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前往喀喇城围猎时忽然得了一种咯血症，不久就病逝了，死时仅仅三十九岁。福临辍朝震悼，多尔衮被追尊为“诚敬义皇帝”，照帝制丧葬。一方面福临表面上厚葬多尔衮，另一方面却在暗中执行了三件事：一是把多尔衮王府内的印信和档案全都收回宫内；二是收回皇权，凡是重大事情一律报皇帝亲自处理；三是囚禁多尔衮的亲哥哥武英亲王阿济格。而一场更大规模的宫廷斗争和鲜血淋漓的残杀也因多尔衮之死拉开了帷幕。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十二，十四岁的福临亲政。多尔衮原来的一帮亲信看到形势渐渐起了变化，有些就投到济尔哈朗的门下。此时原来多尔衮与多铎分别统辖的正白旗与镶白旗已成无头大雁，阿济格又成了阶下囚，济尔哈朗等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在这一年的二月上疏福临，指控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入告。今谨冒死奏闻，伏愿皇上速加乾断”。至此对多尔衮早有不满的顺治帝开始了对他的清算。

历史细读

孟森先生曾撰有《太后下嫁考实》一文，对有关“太后下嫁”说的依据，予以一一驳难。他认为张煌言是故明之臣，对清朝怀有敌意，所作诗词难免有诽谤之语。再者，顺治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寓有古代国君称老臣为“仲父、尚父”之意，此亦不足以为“太后下嫁”之依据。至于所谓“到皇室内院”，不见得专指孝庄太后，疑多尔衮另有乱宫之举。此外，孝庄不愿与皇太极合葬，乃因昭陵已葬有皇太极之孝端皇后，第二皇后不与夫君合葬，这在古代与此后都不乏实例。

在济尔哈朗等人的奏折中，为多尔衮拟了下述主要罪名。

第一，当初福临即位时，诸王曾立下誓言，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摄政。但多尔衮“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不仅剥夺了济尔哈朗摄政的权力，还立自己的同母兄弟多铎为“辅政叔王”。

第二，多尔衮虽为人臣，但所用的仪仗、音乐、侍从，与皇帝毫无二致。其王府也形同皇宫，并私用皇帝御用的八补黄袍、大东珠数粒，以及黑貂褂等殉葬。

第三，散布皇太极称帝是违背太祖本意而系夺位的流言。

第四，逼死肃亲王豪格，迎纳豪格之妃。

追黜多尔衮是福临亲政后处理的第一件大事，此举结束了自皇太极逝世以来长达数年之久的皇室内斗，将皇权归还于皇帝，使得清政权得以在入关之初、百废待兴的关键时期实现了稳定，对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顺治之所以在多尔衮死后对其进行清算，与他对多尔衮的敌视态度直接相关。多尔衮与孝庄太后的暧昧关系，随着福临年龄的增长，使他对多尔衮的怨恨与日俱增。多尔衮杀了他的长兄豪格并霸占了其福晋，也在他心中结下隐恨。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多尔衮骄横跋扈，独揽朝政，根本不把这个少年皇帝放在眼里。这种不满与怨恨，在多尔衮生前他是不敢发作的；多尔衮死后，在济尔哈朗的协助下终于得以发泄，并且一举铲除了多尔衮的羽翼。因此福临借大臣上奏之机，不顾一个月前曾亲自为多尔衮追封过“义皇帝”的尊称，断然下令将多尔衮“削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宗室、籍财产入宫”。瞬息之间，清王朝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巨大变化。在清朝开国过程中战功彪炳的功臣多尔衮，专权多年呼风唤雨的皇父摄政王，死后不到两个月就摇身一变成了千古罪人。据载多尔衮的尸体被“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而孝庄太后也未加阻止。

《多尔衮母妻撤出庙享诏》

多尔衮被尊为“义皇帝”一个月后，顺治帝即下诏废其尊号，毁其坟墓，生前跋扈专制、一手遮天的多尔衮瞬间成为了罪人。

直到乾隆帝当上皇帝以后，才给多尔衮平反：“定鼎之初，王实统众入关，肃清京辇，檄定中原，前劳未可尽泯”，充分指出了多尔衮在清朝定鼎北京的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但指出他“摄政有年，威福自尊”。对于多尔衮有“异志”的说法，乾隆帝说：“朕念王果萌异志，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始以殓服僭用龙衮，证为觊觎，有是理乎？”即为多尔衮辩护说他如果确实觊觎皇位，以其权势来说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但却始终还是拥护福临的。于是乾隆帝下令给多尔衮平反，复还睿亲王封号，配享太庙；按亲王陵寝规制，修其茔墓；继子多尔博仍还为睿亲王之后等。

不可否认的是，多尔衮是满族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在清军入关之前，尤其是皇太极死后的非常时期，他能够顾全大局，辅佐幼主福临，挥军入关，为清朝夺得全国的统治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在入关后，他位高权重，精明能干，善于用人，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他同时也犯了不少历史性的错误，如搞圈地、投充、逃人法等。多尔衮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人物，生前的煊赫、死时的殊荣、死后被定罪、数十年后又得平反，这一切都与当时的社会矛盾紧密相连。正因为多尔衮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他总处于漩涡中心。

名家评史

清之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清饶天幸，以多尔衮入关成大功……其明达是以听纳正论。然其时能持论者，实无几人，旧人中唯范文程，降臣中唯洪承畴为有见地，而多尔衮皆能虚受其言。固知天聪以前，清国以悍夷自处，绝未有得天下之意识也。崇德改元以后，亦未见若何改观。及此而始自命王者之师，居然大异于蛮夷寇盗。多尔衮于征朝鲜时，在满洲独为温雅得体，固其资质之美，即天之所以启女真生才，非意想所及也。

——孟森

剃发易服

吴三桂投降清军后，带领清军进入山海关，和李自成的大军在山海关附近展开了激战。李自成兵力十万，吴三桂五万，本来吴三桂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由于清军的加入，战役以李自成的失败而告终。进入北京城仅仅一个多月的大顺军选择了撤离，撤离前李自成匆忙在北京登基。而后清政权进入北京。李自成推翻了风雨飘摇中的大明王朝，但到头来，成为这个国家新主人的却是来自白山黑水之间的清王朝。

为了稳定政权，新的满清王朝对汉人采取了笼络的政策。其实早在进入北京之前，他们就宣称自己是为中原百姓和士绅“复君父仇”，“必不害汝”。所以在占领北京城后第二天，清政府就贴出了安民告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军民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尔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逆贼不灭，誓不返辙。”同时宣布对明朝的官吏降服者各以升级任用，明朝朱姓诸王，仍然保留其爵位。对于明臣殉难者，予赠谥世荫，立庙祭祀。而被贬黜的官吏，只要没有贪赃枉法的劣迹，都可以征辟录用，同时大赦天下。这些措施为新政权笼络了不少人心。不过最得民心的，还是他们宣布减免地亩钱粮的政策。

进入北京后不久，清廷还命官民等为明崇祯帝服丧，下令官民服丧三日。所有明诸帝陵，皆设官守护。为了减轻人们的反清情绪，清廷规定礼俗衣冠暂用明制，汉人剃发与否，听从其便。诸如此类的政策，对于一个刚刚在中原建立了自己政权的少数民族而言，对收取汉族的人心起了很好的作用。于是各州县纷纷归顺，清廷没怎么费劲就顺利夺取得大半个中国的江山了。

不过这一切才过去两年就发生了变化。清廷自感明朝已无回天之力，政策开始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开始强制推行一些民族压迫政策。其中主要的有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五种政策。

所谓“剃发”指剃头，汉人都要剃头束辫，从满人习俗；衣冠就是更换明朝的衣冠，从满人服饰；圈地是指“圈田”，把畿辅五百里内汉人的田地圈占给八旗将士。清初大规模的圈田共有三次，共圈占田地约十六万余顷。名义上是圈占明朝皇室、勋戚的庄田，其实这些田地在农民战争时已经分配归农民所有。此外还有许多自耕农的田地亦被圈占；另外“投充法”，是在京城三百里内外的各州县村庄的汉人都被充为奴仆，特别是各色工匠，多被投充；“逃人法”，是指清贵族的奴仆有逃走的，要被鞭打一百，然后归还原主。“邻右九家、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隐匿逃人者，也要被治罪。此外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还多次发生屠城的事情。

而在强迫所有汉族男人剃掉鬓角上的头发，脑后梳一长辫服从满人习俗的政策上，清廷的态度最为蛮横，导致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说法。各级的地方官令剃头匠们挑着剃头挑子在街上行走，见蓄发者就将其头发剃去。遇到稍有抵抗的，官府就将其杀死，然后把他的头悬在竿子上示众。甚至孔子的后裔以执行孔庙典礼不便，提出蓄发、用先人衣冠的请求也被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只因其是圣人的后裔才得以免死，但被革职永不叙用。剃发令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束发戴冠的习俗。

在江南诸省，这些政策激起了已被平定地区人民的强烈反抗。江阴、嘉定等地民众纷纷举起义旗，但是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并且遭到了大肆地屠杀，死者达数十万之多。为了维护华夏的礼仪，百姓付出了巨大的流血牺牲。

其实剃发的政策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已经开始施行。当年八旗军攻陷沈阳、辽阳之后，占据辽东，进兵辽西，所向披靡，十分顺利。但是努尔哈赤实行了两项有失民心的政策：一是命令这些地区的汉人剃发，二是强令汉人迁移。这一举措引起了镇江（今辽宁丹东境内）等地汉民的强烈反抗，辽东汉民成千上万地遭到屠杀。迁移政策是建州兵每攻破一部，即毁坏当地城池而迁其民。对迁来的部民，编丁入旗，均作安置。努尔哈赤占领广宁后，强迫辽西的汉民迁往辽东，他们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哭声震野。然后在辽海地区实行“按丁授田”，就是把汉民的田地以所谓“无主之田”的名义没收分给八旗官兵。这种做法虽然对移居到辽东地区的广大八旗官兵来说有利，但是原来居住在辽东的众多汉民自耕农却被无情地剥夺了生活的依靠。汉民东迁以后，无亲无友，无房无粮，于是命大户同大家合，小户同小家合，“房合住，粮合吃，田合耕”。但事实上这些迁居的汉民，大多都是耕无田，住无房、寒无衣、食无粮，生活十分悲惨。同时清政府命令清查粮食，申报存粮，按口定量，不许私卖。辽东汉民地区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房、田、粮是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手段。努尔哈赤在这三项关系汉民生计的重大问题上，举措轻率，严重失误，造成社会动荡。后来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后，依旧沿袭了努尔哈赤的这一政策，在京师占房、京畿圈地，而在关内强行剃发易服之策更是造成了一场民族大悲剧。

因为汉族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衣冠服饰。《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所以汉人成年之后就不可剃发，男女都是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顶。而满族的发型则是把前颅头发剃光，后脑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在服饰上，两个民族也有很大的不同，汉服以交领、右衽、无扣等为主要特色，满装的主要特点是立领、对襟、盘扣等。为了表示对被征服的汉人的统治，清朝一律强令汉人改变发式、更换服装，投降的明朝将士也必须剃发易服，作为臣服的标志。最初“剃发令”因引起汉人的不满和反抗，1644年清兵入关后曾经短暂地废除过。但是在1645年清兵进军江南后，汉臣孙之獬因为受到其他汉族大臣的排挤而心怀不满，为泄私愤就向摄政王多尔衮提出重新颁发“剃发令”。多尔衮于是再次下令，规定清军所到之处，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不从者斩。为了保护世代相承的文物衣冠，汉人进行了此起彼伏的斗争，从而导致了清朝统治者更为残暴的镇压。在1645年发生“嘉定三屠”事件，即与“剃发易服”有关。针对各地汉人此起彼伏的抗争情况，当时的陈名夏曾说过：“免剃头复衣冠，天下即可太平。”然而不久他就因为说了这句话而被满门抄斩。“剃发易服”是清初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斗争一直持续了几十年，最终以统治者的胜利而告终。

清朝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的原因，研究者们一般认为：一是统治者希望通过剃发易服来打击、摧垮广大汉族人民，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二是要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保持满族不被汉族同化。但后来的历史表明，满族统治者的这种做法完全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人虽然在表面上习惯了满族的发式和服装，但他们却用文化征服了满族统治者。

人民的抗清斗争

不屈江阴城

江阴位于江苏境内长江南岸，明朝时属于南直隶的常州府，“其地北滨大江，东连常熟，西界武进，南界无锡”。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挥师南下，南明弘光小朝廷土崩瓦解，江南各地几乎望风披靡。而江阴县城却“倡义御敌”，在八十一天时间内，以一城之力抗击清军先后二十四万人的围攻。虽然最后因寡不敌众城池陷落，死难者达十七万二千多人，但是他们顽强的抵抗也让清军付出了死伤七万五千余人的惨重代价。

江阴城破后，明朝进士方亨被清朝委任为知县，循例颁布剃发令。阴历六月二十八，市民请愿留发、留衣冠。方亨破口大骂百姓，引得百姓大怒，责骂方亨：“你身为进士出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鞑靼知县，难道不知道羞耻吗？”方亨听后羞愧不已，暂停所议。此后方亨又召集诸生百余人及乡绅、百姓会于文庙。众人问：“现在江阴已归顺于清，应该没有什么事了吧？”方亨回答说：“只剩下剃发了。”众人又问：“非得剃吗？”方亨说：“这是大清律法，不可违背。”说罢就回县衙了。诸生许用等人聚集不肯离去，在明伦堂共同立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恰在此时，常州府发来严令剃发的文书，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方亨叫书吏把文书写成布告张贴到城里，当书吏写到这句话时，把笔扔到地上，义愤填膺地说：“就死也罢！”这消息很快在城里传开，立刻激起了百姓的不满。方亨见士民不从，就秘密报告常州府，请求上司派兵“多杀树威”。这封密信却被义民搜获，在初二日拘禁了方亨，杀死了清差，推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正式扯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

多铎入南京图

多铎在多尔衮的大力支持下，兵分三路南下，相继灭亡了明朝残余的弘光、隆武等政权，巩固了大清王朝的统治地位。此图描绘了多铎进入南京后被众人簇拥，威风八面的情景。

江阴百姓起义的消息传开后，常州知府宗灏派兵丁三百人赶来镇压，却被江阴义兵歼灭于秦望山下。在陈明遇的带领下，江阴义兵又多次打退小股清军的进攻。

闰六月二十一，清贝勒博洛命刘良佐率领重兵包围了江阴城。三天以后，刘良佐又作招降书一纸，从东城外射进城内。江阴军民公议后，回书拒绝。见劝降无效，刘良佐便四处捕杀城外义兵，企图断绝城内外的联络和援助。到了七月初一，清军开始攻城。但城中防御严密，清兵箭如雨注，城上的人一手拿锅盖遮挡保护，一手接箭，每天竟能得到箭三四十万支。但是江阴的形势却日益严峻。陈明遇虽忠肝义胆，却深感自己缺乏军事组织才能，于是想起了智勇双全的前典史阎应元，他专门派人连夜出城赶到阎应元的住所请他出山。阎应元说：“你们如果能够听从我，我就同意出山。否则不为你们主持。”众人回道：“怎么敢不惟命是听？”于是在初九，阎应元带领江阴县祝塘少年六百人，执械入城。入城后他立刻把全城的户口分丁壮老幼详加勘察，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了民兵，城墙上每个城垛分布十名民兵，按时换班，并安排武举人王公略守卫东门，汪把总守卫南门，陈明遇则守卫西门，阎应元自任守北门。他和陈明遇二人还兼负昼夜巡查四门的责任，对城中的过往行人都要严加盘诘，坚决肃清内奸。在阎应元的领导下，江阴城内很快就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十一日清军开始攻打阎应元镇守的北门，城上矢石齐下，犹如雨注，使得清军不敢接近。主帅刘良佐大怒，命令将士九员先驾云梯强行登城，城上守兵以长枪刺之，将士五死四伤，有的身中三箭，有的被劈去头颅，有的堕下被摔成残废，有的被火箭烧死。刘良佐更为愤怒，传令十营内挑选猛将数员，步军三万，扎云梯十张，来日分十处登城，如有退者立斩。次日清军依旧主攻北门，城外放炮呐喊，三万清军造浮桥十条，一齐渡过外城河，分十处登云梯上城。阎应元指挥城上守军用砖石掷下，用长枪拒敌。一时间乱石纷飞，炮火连绵，双方死伤不计其数。一个满族大将自认为勇猛，穿着三层铠甲，腰间悬挂两把大刀，又手执双刀，亲登云梯，跨上城垛后，挥刀乱砍。城上的守军用棺木抵挡他，用枪刺其身，居然无法穿透铠甲。这时有人喊道：“刺他的脸！”于是众人纷纷刺其面。一个姓汤的孩子，手持铁钩镰，用力钩断这员大将的喉管，竹匠姚迩割下其头颅，满将的身体则堕落城下。这时许多清军士兵前来抢尸，城上梆鼓齐鸣，砖石小箭立刻如雨急坠，清军又伤亡了千余人。

刘良佐索要满将的头颅，阎应元却不答应。刘良佐于是愿意用银子赎买，命人将银子当面装入银鞘吊入城内。又命军士于城下哀号：“还我将军的头颅！”阎应元让人用蒲席包裹着一黄狗头扔出城外，满将的头颅则被悬挂在城头上。刘良佐亲自带人在城下苦苦哀求，阎应元方才命人把头颅扔下。清军把满将的头颅捡了回去后，与身缝合，披麻戴孝三日。

不过阎应元虽然击退了北城的攻击，但他知道不日清兵必有更大规模的攻击。于是积极铸造守城工具，他命人造小弩千张、小箭数万支，分派给守城军士。又用毒药敷在箭头上射人，见血立死。所造之弩长尺余，箭长五寸，百步之外，都可以命中目标。又制造火罐、木铳等。火罐遇人就会烧起来。木铳类似于银鞘，长三尺五寸、广二三寸，木制，中间藏有火药，敌人到来时，扔下去，机关暴发，木壳崩裂，铁菱角飞出，触人即死。阎应元还亲自制造挝弩，用一块铁，边上造几个钩子，后面栓着棉绳，抛出去勾住敌人，拉近以后将其斩杀。又模仿旧制，制造火球、火箭之类，无不精巧绝妙。所以清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却每每望城兴叹。即使是满洲兵将也闻之胆落，每次攻城下来都要为幸免不死而大肆庆祝。

清军攻城不利，又起了劝降之念。刘良佐亲作《劝民歌》，希望江阴守城民投降，阎应元不从。于是清军在城下搭建牛皮帐篷，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

十五日清兵攻东北城，刘良佐命西南放炮，东北掘城，全都是用山爬攻城，城内以火球、火箭抵抗。清军不敌想要撤退，刘良佐严令禁止。阎应元继续命城内投下砖石，清兵不及闪避，数百人死于城下。这令刘良佐也颇为惶恐，于是搭设三层牛皮帐，守而不攻。帐内有九梁八柱，矢石投在上面，都被反弹起来，不能进入。阎应元下令用人粪掺上桐油，煎滚浇下，牛皮烫穿，浇在清兵身上，肉烂而死。没被烧着的清兵也都惊慌失措地四散而退，城内用挝弩射向逃散的清兵，钩中者即拉入城中斩首。清军手足无措，纷纷逃散。清军误以为守城者杀下，命令发射木铳以御，反伤了自己的兵马步卒无数。

面对此等情形，刘良佐只得无奈地命令移营至邓墓。

在坚守的同时，江阴也不断向四方请求援助。黄蜚、吴之葵领兵至太湖，与清贝勒博洛大军相遇，二人兵败被俘后投降清朝。海寇顾三麻子对阎应元十分仰慕，于是率舟师来援，结果苦战三日后失败，扬帆远去。此外义阳王来援，败于砂山。秀才金矿会集精勇四百余人来援，被刘良佐以铁骑三千截在周庄左右，也都全军俱没。援兵屡败，孤立无援的江阴逐渐沦为孤城。即便如此，刘良佐仍然心有余悸，不敢再行攻城，只用火炮攻击北城，彻夜不息，在炮火的轰击下，城墙塌陷数丈。阎应元命石匠砌墙，石匠害怕不敢去，阎应元言辞恳切，动之以情，石匠深受感动，于是冒死登城修葺城垛，使之牢固如初。

十四日阎应元利用清兵劝降之机，派出百余名壮士，以奉送“降礼”为名，暗携火器进入清兵的营帐，炸死两千余人。

十七日夜，阎应元又挑选勇士千人出南门劫营，或执板斧，或执短刀，或用扁担，突入敌营，伤千余人。等到清军援兵赶到的时候，劫营的士兵已经返回城中。此役之后，刘良佐再次后撤，扎营在十方庵。

十八日刘良佐令十方庵的僧侣向城跪泣，陈说利害，劝江阴军民早降。结果城中百姓皆愿以死报国，要他速去。当晚僧人又来劝降，再次被众人遣走。

十九日刘良佐策马来到城下，劝阎应元道：“弘光已北，江南皆下。若足下转祸为福，爵位岂在良佐下，何自苦如此？”阎应元从容答道：“江阴士民，三百年来食毛践土，深戴国恩，不忍望风降附。应元是为典史，深知大义所在，绝不服事鞑靼。将军位为侯伯，掌握重兵，进不能恢复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有何面目见我江东忠义士民乎？”刘良佐听后惭愧不已，又以清廷召谕相示，劝说江阴的士民接受招安。阎应元怒道：“有降将军，无降典史。”一声梆响，火箭齐发，刘良佐连跨三四马逸去，叹息道：“江阴人没救了！”

历史文献

应元伟躯干，面苍黑，微髭。性严毅，号令明肃，犯法者，鞭笞贯耳，不稍贳。然轻财，赏赐无所吝。伤者手为裹创，死者厚棺敛，酹醊而哭之。与壮士语，必称好兄弟，不呼名。陈明选宽厚呕煦，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劳苦，或至流涕。故两人皆能得士心，乐为之死。

——《阎典史传》

这时亲王多铎闻知江阴久攻不下，极为震怒，他先派孔有德“率所部兵协攻”，接着又派贝勒博洛和贝勒尼堪带领满洲兵携红衣大炮前往攻城。贝勒博洛平定松江后，立即率领所部二十万大军来攻打江阴城。博洛登山而望，巡视江阴城防后对手下讲：“江阴城为舟形，南首北尾，如果攻其南北，必然无法攻破。只有攻其中间，则自然攻破。”于是他命人绑缚降将黄蜚、吴之葵到城下，命令他们写信劝降。黄蜚道：“我在城中没有相识，写了劝降书又有何用？”吴之葵涕泪交横，仰头劝阎应元投降，言辞甚为恳切悲楚。但是二人都被阎应元斥骂道：“大臣被缚，当速就死，何必喋喋不休！”吴之葵再拜泣下，黄蜚则默默无语说不出话来。

博洛见阎应元始终不为所动，于是发起总攻。分兵先抄断各镇的救兵，然后以竹笼盛火炮，鼓吹前迎，炮手披红挂彩，博洛限令三日破城。

二十至二十七日，清兵轮番攻城不息。阎应元指挥防御，浴血奋战，终保江阴城池不失。八月初江阴民兵昼夜守御，甚感疲惫，于是开始有人出城投降。清兵在城外四处烧杀抢掠，使得民不聊生，为江阴百姓所仇恨。而那些剃发投降的人，被城上看见后必遭痛骂，即使父子相见、兄弟相逢也如仇敌一般。阎应元眼见城防日益吃紧，于是遍取民间乱发，投城下诱敌。清兵惊喜，报告刘良佐。刘良佐说：“还不能相信，去观察一下守城的人剃发了吗？”清兵察探后，才知道是诈降。博洛久攻不下，心中焦急，于是重新劝降，称只要拔去大明中兴的旗号，四门悬挂大清旗号四面，只斩首事者数人，其余一概不论。即使不剃发，也会撤兵。阎应元看出这只是博洛的缓兵之计，回他说：“只斩我一人？我没有罪，凭什么杀我！”议不决而止。博洛又称，只要在城墙四面竖起大清旗，也会立刻退兵。阎应元知道必然有诈，仍然不应。前吴军门督军王海防至江上，宰牛杀羊与诸将起誓，称江阴归顺后绝对不许杀掠。他自恃在江阴素有恩信，请缨来劝降，但到了城下招抚，却没有人应和他。此后多尔衮晓谕招安，博洛命人用箭射入城中，声称明朝已经灭亡，何必苦苦抵抗？阎应元命人在书后补上：“愿受炮打，宁死不降！”射还给清军。

侯峒曾石刻像拓片

侯峒曾是著名抗清义士，苏州嘉定人。他率领众人与清兵对抗，力守孤城十多天，城破后与两个儿子投池自尽。

清廷多次劝降，城内已经开始有人犹豫，但因阎应元镇守在北门誓死固守，众意遂绝。随着围困时间的加长，江阴城内伤亡更加惨重，战斗力也日益减弱。加之城中石灰短缺，不能乘夜修城。粮食供应也成了问题，饭米越来越少，只能靠征集民间的粮米以备缺乏。阎应元下令两日领一次米，不得预先领取。中秋前后，百姓携壶提觞登上城楼，举杯痛饮。诸生许用模仿楚歌，作《五更转曲》，让善歌的人登高传唱，以笙笛箫鼓相和。当夜皓月当空，剑戟无声，黄弩师鼓胡琴在西城之敌楼上，众人歌声悲壮，响彻云霄。清兵争着靠前倾听，或怒骂，或悲叹，甚至还有流泪的。歌中唱道：“宜兴人，一把枪。无锡人，团团一股香。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刘良佐则针锋相对，命人作劝降词，让士卒相倚而歌，自己与幕僚在帐中饮酒。不一会儿，城上炮、箭齐发，遂散去。

二十一日博洛令数百人，把二百余座大炮全部搬到花家坝，专打东北城。炮弹入城，穿透洞门十三重，落地深数尺。当天正赶上大雨，雨势甚急，外用牛皮帐护炮装药，城头危如垒卵。城上因敌炮猛烈，守城士兵看见燃火，就躲到围墙后面。炮声过后，再登上城楼。清兵看到这种情况，故意放空炮，并让炮中只放狼烟，烟漫障天，近在咫尺也无法辨别。守城的士兵只听见炮声霹雳，认为清兵还在以炮攻城，不会很快进入，却不想清兵早已潜渡护城河，从烟雾中蜂拥突上，众人来不及防御而崩溃。江阴城终于被攻陷。

当清兵登上城头时，一队队民兵对城列阵。清兵怕有埋伏，僵持了半日居然不敢进攻。到黄昏时，城中鼎沸，民兵阵脚散乱，清兵才敢下城。城被攻破时，阎应元端坐于东城敌楼之上，手执一笔，在城门上题下了以下字句：“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写完就带着千人上马与入城清兵肉搏，杀死清兵无数，欲从西门突围却不得。他环顾从者道：“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于是自拔短刀，向胸口刺去，投身前湖之中。义民陆正先想把他从水中拉起，却赶上刘良佐遣兵来擒，刘良佐自称与阎应元有旧，要生擒他，于是清兵把他捞起绑住，没有杀他。刘良佐踞坐在明佛殿内，见阎应元被绑来后，一跃而起，两手拍着阎应元的背部而恸哭。阎应元说道：“有什么好哭的，事已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博洛在县署急索阎应元至堂上。阎应元挺立不屈，背向博洛，骂不绝口。一个小卒用枪刺他的小腿，让其下跪，阎应元血流如注，不支倒地，博洛命人把他关到了栖霞庵。当夜寺中僧人不停地听到“速杀我”的声音，到天明时，阎应元终于被害。

阎应元死后，家丁还有十几个人，都因为拒不投降而被杀，陆正先也一同殉难。江阴县衙内，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举火自焚。典史陈明遇自己持刀与清兵血战，身负重创，握刀僵立，死时身子倚在墙边，屹立不倒。训导冯厚敦自缢于明伦堂，其妻与姐投井而死。中书戚勋、诸生许用举家自焚而死。诸生许王家，被清军拘押时，清兵劝他：“你一介书生，还没有享受到利禄，干吗要殉难？”许王家回答说：“君臣之义，难道是根据是否做官来说的吗？你不必再劝降我了。”书生笪某，被清军抓获之后，刑前叹曰：“我一介小人，今日得之士大夫之烈，为忠义而死，死之犹生也！”临刑时依然神色不变。

八月二十二，清军攻占江阴之后，开始屠城，百姓或力战到底，或坦然就义，都以先死为幸，妇女则多贞烈，投河而死。当时就连七岁的孩童也都毅然就义，无一人降服。清军屠城两日后“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

后有言“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阎、陈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这话是颇为中肯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江南各地纷纷献城投诚之际，阎应元一个卑微的典史，却能够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击杀清兵数万人，重挫了当时南下所向披靡的清军的锐气，推动了各地的抗清斗争。在城破以后，江阴百姓仍能够拼死巷战，“竟无一人降者”。以阎应元为代表的江阴士民抗击满清政权的英雄事迹、凛凛气节和誓死不屈的精神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悲壮史可法

明朝末年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天，出督京师学政的左光斗，带着几个随从冒雪出外巡行。路经一座古寺的时候，进去暂避风雪。却在寺内的廊柱下，看到一个衣衫单薄的年轻人，居然在严寒之中伏在书桌上睡着了，桌上放着一篇刚刚做好的文章。左光斗悄悄拿起文章阅读，不禁赞叹不已，对这个年轻人十分怜爱，于是解下自己所穿的皮衣，轻轻盖在年轻人的身上。打听之后，左光斗从寺里僧人那里得知，这个青年名叫史可法。

这次偶然的机缘让左光斗和史可法结下了师生之缘。左光斗欣赏史可法的才学，认为他绝非等闲之辈，于是收他做了自己的学生。有一次左光斗十分高兴地对夫人说：“我的几个儿子都很平凡，将来继承我志向的，只有这位学生！”

不久之后，左光斗遭到大奸臣魏忠贤的诬陷，被关在暗无天日的锦衣狱内。史可法焦急万分，又听说老师在狱中遭受了酷刑，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带着银两，泪流满面地与狱吏商量，终于感动了狱吏，让史可法扮成扫垃圾的人进入狱中。

史可法看见老师由于受了火刑而面孔焦烂，膝下筋骨也脱露出来，不由自主抱着左光斗痛哭起来。左光斗苏醒过来，听出是史可法的声音，强忍着剧痛，用手指拨开眼皮，告诉史可法尽快离开狱中，说着就把套在手上的铁环投向史可法。

后来史可法含泪对人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成。”而左光斗的铁石般的意志和精神，日后对于史可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史可法（1602年—1645年），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今开封）人。自幼好学，为左光斗赏识后，应考顺天府试，中第一名秀才。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中进士后出任西安府推官。他秉公执法、公正廉洁，尤其是在赈灾时能够公平地将赈灾专款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因此在朝廷中赢得了极好的声誉。崇祯五年（1632年），史可法被调入朝中任户部主事。因为深受恩师左光斗的影响，他一直都是为官清正、办事干练，因此声名大著，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不过史可法是典型的文人出身，军事才能却是相对缺乏的。

李自成推翻明朝统治后，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成立。这是一个由逃到南方的皇族、福王朱由崧做皇帝，在南京建立的政权，历史上把它叫做南明，把朱由崧称为弘光帝。弘光帝朱由崧不过是个迷恋酒色、极端荒唐的人。凤阳总督马士英和一批魏忠贤的余党利用弘光帝的昏庸，操纵了南明政权。弘光帝和马士英根本没想抵抗清兵，反倒是在安逸的江南过起荒淫作乐的生活来。

历史文献

待理犹繁苦抱疴，公余侧枕唤如何。民饥由已嗟艰食，兵悍逢人欲弄戈。抚字无能先布德，催科宁忍复为苛。白云交瘁燕山下，国手谁怜妙剂多？

——史可法《六安署病中感怀》

南明政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本来不赞成让朱由崧做皇帝，为了避免引起内部冲突，才勉强同意。弘光帝即位以后，史可法主动要求到前方去统率军队。那时长江北岸有四支明军，叫作四镇。四镇的将领都骄横跋扈，他们彼此之间你争我夺，根本不想如何保卫巩固南明小朝廷，而是放纵兵士残杀百姓。史可法在南方将士中具有较高的威信，他到了扬州，那些将领不得不听从他的号令。史可法亲自去找那些将领，劝他们不要自相残杀。接着又把他们分配在扬州周围驻守，自己坐镇扬州指挥。大家就称呼他史督师。首次商讨国策时，史可法提出了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应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历史上南宋的教训使他认识到“必须能战，而后能守”，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于是明确地告诉弘光帝，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说明当时史可法主要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像南宋那样划江而治，偏安一隅，却不是收复北方。对于史可法不积极进取的态度，刘宗周和陈子龙等人都非常不满意。可惜刘宗周和陈子龙这些真正的人才，不久后就在党争中被迫辞去了官职。

根据《明史》的记载，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烁烁有光”。多尔衮进入北京后不久，搞清楚了南明的形势，知道史可法是唯一一个可虑的人，就派副将唐起龙招抚江南，致书给史可法招降。这封著名的书信由投降清政权的复社成员李雯起草。

从一个封建士大夫的角度而言，史可法在给李雯的回信中，对清政权入关赶走李自成表示了感谢：“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免剃发之令，亦不忘本朝。此举动也，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地而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而已哉？”这里明确表示，对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行为，他是持肯定态度的。史可法也期望能用“同仇之谊”来感动清廷，幻想联合清兵一起消灭李自成，然后划江而治。从这段文字来看史可法似乎是一个缺乏战略远见的人，不敢轻易决策，但这是因为他担负着保卫一个王朝的责任，存亡之秋，他承担不起轻率决策的后果。

在回答多尔衮让他背叛明朝投降清廷的问题时，史可法的态度非常坚决：“可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也。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这一成为流传于后世的千古名篇充分说明了史可法对明朝的忠肝义胆。

然而史可法在南明政权中并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能，南明小朝廷内部的朋党之争令他力不从心，不久他被排挤出南京到扬州督师。

史可法做了督师后，以身作则，跟兵士同甘共苦，因此很受将士们的爱戴。这年大年夜，史可法把将士都打发去休息，独自留在官府里批阅公文。到了深夜，他感到精神疲劳，就把值班的厨子叫来要做点酒菜。谁知道厨子回报说：“遵照您的命令，今天厨房里的肉都分给将士去过节，下酒的菜一点都没有了。”史可法说：“那就拿点盐和酱下酒吧。”

福州府图

抗清志士们坚定不移地反抗清朝，1645年，明朝遗民在福州拥立明太祖九世孙为帝，建立隆武政权。此图为当时的福州府图。

厨子送上了酒，史可法就靠着几案喝起酒来。史可法本来有很大的酒量，但是来到扬州督师后，就把酒戒掉了。这天是为了提提精神，才破例喝酒的。一拿起酒杯，他想到国难当头，又想到朝廷里面只知道勾心斗角，不禁愁肠百转，于是边喝酒边掉热泪，不知不觉多喝了几盅，就带着几分醉意伏在几案上睡着了。第二天清早，扬州的文武官员依照惯例到督师衙门议事，却发现大门还紧闭着。大家不禁奇怪，因为督师平常都是起得很早的。后来有个兵士出来，告诉大家说：“督师昨晚喝了酒，还没醒来。”扬州知府任民育说：“督师平日操劳过度，昨夜睡得这么好，真是难得的事。大家还是不要去惊动他，让他再好好休息一会儿吧。”他又把打更的人找来，要他重复打四更的鼓（打四更鼓，表示天还没亮）。史可法一觉醒来，天色已经大亮，但侧耳一听却发现打更人还在打四更，禁不住大发雷霆，把兵士叫了进来说：“是谁在那里乱打更鼓，违反我的军令。”兵士把任民育吩咐的话说了，史可法才没再说话，赶快接见官员，处理公事。但史可法下决心不再喝酒了。

没多久清军在多铎带领下大举南下。史可法指挥四镇将领抵抗，打了一些胜仗。可是南明政权内部却起了内讧，驻守武昌的明军将领左良玉为了跟马士英争权，起兵进攻南京。马士英害怕得要命，急忙将江北四镇军队撤回，对付左良玉，还用弘光帝名义要史可法带兵回南京保护他。

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十七，清朝豫亲王多铎的大军逼近扬州，史可法刚刚从南京渡江回到江北，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集中到扬州守卫。但是过了几天，竟没有一个将领发兵来救援。史可法这时才明白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

实际上史可法指挥的为数不少的将领，就在这几天里不战而降了。四月十九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承祖等向多铎投降，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

而孤军奋战的扬州城里，此时的兵力是相当薄弱的。大军兵临城下，后果不难预料。这时候的史可法内心矛盾纠结，他给妻子的遗嘱中写道：“法死矣。前与夫人有定约，当于泉下相候也。”在他死前四天写给妻子的另一封信中，他又说：“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

信中流露出他对现实世界的深深厌恶。他对时局其实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他知道以目前的形势，他所效忠的南明朝廷必然要走向灭亡。但无论如何，即使史可法明白大势已不可逆转，但他也决没有预备投降，由此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英雄之一。

由于扬州城墙高峻，清军的攻城大炮还没有运到，多铎并没有下令立即进攻。他先后五次派人招降史可法，都遭到了严词拒绝。史可法当众将多铎的信投入护城河中。他由一介文臣迅速转变成艰难时期的英雄将领，“从来降将无伸膝之日，逃兵无回颈之时”。史可法将与扬州城共存亡。

但史可法已经无法保住扬州，扬州城的情势可谓十万火急。虽然史可法死志已决，但城中却有不少人害怕。总兵李栖凤和监军高歧凤就带着本部人马，出城向清军投降了。对于部下的变节，史可法说：“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这样，城里本就不强大的守卫力量就更加薄弱了。

历史细读

复社是明末文社。明代以八股文取士，读书士人为求取功名，结社成风。张溥联络四方人士，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此名为“复社”。复社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声势遍及海内。清兵入关前后，复社成员有所分化，多数人成为江南抗清力量的骨干。复社成员后来或被魏忠贤余党迫害致死，或抗清殉难，或入仕清朝，或削发为僧。顺治九年（1652年）为清政府所取缔。

史可法把全城的官兵召集起来，勉励他们要齐心协力共同抗御清兵，并且分派了守城的任务。他分析一下形势，认为西门是最重要的防线，就亲自带兵防守西门。将士们见史可法坚定沉着，都很感动，表示一定要和督师一起，誓死抵抗到底。

清军方面，多铎则命令清兵没日没夜地轮番攻城。扬州守军虽然力量单薄，但军民奋勇作战，把清兵的进攻一次次打了回去。不过清兵毕竟人多势众，死了一批，又来了一批，形势越来越危急了。

多铎下了决心，开始用大炮攻城。他探听到西门防守最严，又是史可法亲自防守，就下令炮手专向西北角轰击。炮弹一颗颗在西门口落下来，城墙渐渐塌下，终于被轰开了缺口。

四月二十四夜间，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城上鼎沸，势遂不支”。二十五日，史可法正在指挥军民堵缺口时，大批清军已经蜂拥着冲进城来。史可法眼看扬州城已经没法再守，拔出佩刀想要自杀。随从的将领们抢上前去抱住史可法，把他手里的刀夺了下来。史可法依旧不肯离去，部将们连拉带劝地把他保护出小东门。

在小东门遇到一批清兵过来，清兵看见史可法穿着明朝官员的装束，就吆喝着问他是谁。史可法怕累及他人，就高声说道：“我就是史督师！”

《扬州十日记》书影

此书为王秀楚撰写，作者以亲身见闻记录了清军攻破扬州后，在城里进行的为期十天的屠杀暴行。

于是在一场大雨之中，在血流成河之中，扬州城陷落了。史可法从容就义，年仅四十四岁。扬州知府任民育等文武官员也都殉难而死。扬州失守后几天，清军攻破南京。南明政权的官员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弘光政权被消灭了。

史可法的养子史德威被清兵抓住，正要杀他时，史德威大喊说：“我是史可法的儿子！”多铎于是命先前投降的明将许定国审问史德威。

然后清兵发现了史可法生前写给多铎的信，信中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实有余恨。得以骸骨归葬钟山之侧，求太祖高皇帝鉴此心，于愿足矣！弘光元年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书。”

曾对扬州城进行屠城的多铎，看了这封信后非常感慨，便下令放了史德威，让他去给史可法收尸。多铎还让人在已经破落不堪的扬州城内建祠，以纪念这位忠贞不屈的忠臣，并优恤其家眷。

扬州是江南顽强抵抗清军的第一座城，也是清军入关以来首次遇到的军民一体的坚强抵抗。对于扬州军民的顽强抵抗，清廷充满了愤恨，同时也为了在以后的征服中杀一儆百，于是南下的统帅多铎下令对扬州进行屠城，烧杀抢掠持续了十天。历史上把这一惨案称作“扬州十日”。

除了极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的人以外，扬州城内的军民几乎全部惨遭屠杀，“城中积尸如乱麻”。史可法的幕僚王秀楚依据亲身经历写了一本《扬州十日记》，对清军自四月二十五至五月初一在扬州的暴行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如二十七日，“杀声遍至，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余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日向午，杀掠愈甚，积尸愈多，耳所难闻，目不忍睹。”直到五月初二日才安官置吏，“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

清军的这场大屠杀使得曾经繁华美丽的扬州城顿时变成了人间地狱。扬州城中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女子，有的愿意把她们的身体献给清兵而换取生命。有的则在满城的哀号惨叫中精心梳妆打扮，然后倚门而笑，希望能用自己的美色博得一线生机。一名清兵士卒说：“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清军不忘在扬州城内挑选出年龄在十四到三十岁之间的妇女，然后将她们带走。很多年后，直到康熙年间，还有人在宁古塔（黑龙江）或蒙古附近看见过这些年纪已大、饱受欺辱的妇女，她们操着扬州口音，却身穿着兽皮，永远无法返回家乡。

大屠杀之后，史德威进城寻找史可法的遗体。由于当时天气较热，尸体已经腐烂，无法辨认。史德威只好把史可法生前穿过的袍子和用过的笏板，埋葬在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建成一座衣冠冢，保存至今。尽管史可法的才能受到后世的很多质疑，但其坚贞不渝的气节是不容质疑的。此后他立即在南明士绅中被视为抗清复明的英雄，从而备受敬仰。后来他也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大力推崇，被认为是仅次于文天祥的民族英雄。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对史可法追谥“忠正”。

顺治五年（1648年）正月下旬，宣城人朱国材冒充史可法号召反清复明，巢县生员祖谦培、无为州生员沈士简等十余人听说后都“头巾蓝衫”前往，共图义举，后来很快被清政府镇压。

这起“伪史阁部案”起初，清廷立即派人逮捕了史可法的家眷，包括史可法的母亲、妻子以及弟妹等人。但一个投降清朝的镇将佩服史可法的忠义，出面为其开脱说：“过去在攻打扬州的时候，我是前锋，史公其实死在我手上。贼人不过是假托史公之名，如果反而因此怀疑史公的母妻，反倒给冒名顶替之人有口实了。”史可法的家眷这才被释放回家。

最后史可法的家眷没有受到大的牵连。“伪史阁部案”说明史可法在南明绅民中享有相当高的声望，事隔三年，竟然还有如此大的号召力。

农民军的结局

李自成败退

李自成，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八月出生在陕西米脂县殿市镇李继迁村，当地人也叫做李家站，村里的人代代口口相传，是西夏王朝奠基者李继迁的后人。

崇祯三年（1630年），李自成率众投奔了农民军首领不沾泥，接着又投奔高迎祥，号八队闯将。崇祯六年（1633年），农民军首领王自用病卒后，李自成将其遗部二万余人收编到自己的麾下。后来与张献忠等合兵，在河南林县（今林州）击败明总兵邓玘，杀其部将杨遇春，之后转战山西、陕西各地。高迎祥被俘遭到杀害后，李自成被共推为闯王。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之后杀死了与其合军的农民军领袖罗汝才，以及叛将袁时中。五月张献忠克武昌建立“大西”政权。十月李自成攻破潼关后，杀死督师孙传庭，占领陕西全省。第二年的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以李继迁为太祖，建国号“大顺”。

后来历史的发展就如本章开篇所讲，大顺军顺利进入北京推翻了明朝的统治。但是明朝辽东总兵吴三桂投降了清军以后，两军联手在山海关击溃了李自成，主将刘宗敏受伤，急令撤退。李自成不得已逃到京城，当时仅剩下三万余人。离开北京城的前一天，李自成匆匆忙忙地登基称帝，杀死了吴三桂家大小三十多口，由山西、河南两路撤退，然后逃往西安。临行前还火烧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筑。

九边图之大同

大同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清军追击大顺军的时候，李自成的山西守将投降，清军控制了山西大部地区。

不久又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由于南明弘光帝朝廷的建立和大顺军的节节败退，很多投降大顺政权的原明朝将领复投南明或清朝，李自成于是疑心日盛，终于妄杀李岩等人，致使人心离散。

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军出击潼关，大顺军列阵迎战。最初因主力及大炮尚未到达，清军坚守不战。等到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的红衣大炮终于攻破潼关，已经实力不济的李自成采取避战的方式流窜，经襄阳入湖北，试图与武昌的明朝总兵左良玉联合抗清，但左良玉东进南京去南明朝廷“清君侧”征讨马士英，病死途中。李自成本来打算夺取东南作为抗清基地，但是清军却对大顺军紧逼不放，派出重兵节节阻击。在清廷看来，李自成比南明小朝廷显然是更加有威胁的对手。南明政权的明军也顺势攻击大顺军，导致李自成在湖北武昌、阳新，江西九江接连失利，东下的去路也被切断。四月李自成军进入武昌，但被清军一击即溃，之后节节败退，几十万的大顺军在转战之中像人间蒸发一样。

而李自成的去向也成为一个难解之谜。一种说法是兵败南下至湖北通山九宫山，走投无路的他被当地游民武装杀死。另一种说法是兵败南下后到湖南石门夹山寺，遁入空门。

此后李自成的余部分为二支，分别由郝摇旗、刘体纯和李过、高一功率领，先后进入湖南，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拥立的南明永历政权联合抗清。

顺治五年（1648年），大顺军余部同何腾蛟、瞿式耜的部队一起，在湖南连连取得胜利，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这时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一时间永历政权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七省，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一次抗清斗争的高潮。在抗清名将何腾蛟、瞿式耜、堵胤锡、郑成功等的支持下，尤其是大顺、大西农民军与之联合抗清，永历政权得以生存下来，支撑台湾及中南、西南数省半壁江山，声势颇大。

但是永历政权内部矛盾重重，本来就是几股势力临时聚集在一起，根本谈不到什么凝聚力。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大顺军也备受排挤打击，不能团结对敌，这就给了清军以喘息之机。何腾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战役中被俘牺牲，清军重新占领了湖南、广西等地。而大顺军内李过病亡后，他的儿子李来亨同其他农民军将领率部脱离了南明政府，转移到巴东荆襄地区组成夔东十三家军，独立抗清。一直坚持到清朝康熙三年（1664年），体现了极强的战斗力。夔东十三家军被清军攻灭以后，李来亨不愿投降清军，全家自焚而死。这时南明小朝廷最后一个政权永历已经覆灭多年了，大顺军余部的灭亡代表着大陆反清军势力的彻底消亡。

大西政权覆灭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出生于陕西定边郝滩乡刘渠村（古称柳树涧堡）。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起义。这一队伍最开始属于王自用，后来自成一军。由于张献忠足智多谋、果敢勇猛，统帅之部很快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从此张献忠随着义军，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屡立战功。手下的兵马也由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成为最强大的一支部队，在与官军的作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崇祯六年（1633年）冬，义军大部分渡过黄河南下，张献忠所部是以高迎祥为盟主的十三家之一。

高迎祥死后，李自成等大部转战于潼关以西地区，张献忠所部于是成为潼关以东地区官军攻击的主要目标。张献忠所部转战于鄂、豫、皖时，多次打败官军。后来张献忠的部队被左良玉军击败，他本人也受了伤，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在谷城、罗汝才在郧阳，分别接受了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但与其他归顺朝廷的义军不同，张献忠虽然受“招抚”，但他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不接受官衔，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抓住时机在谷城重举义旗。崇祯帝再次展开对农民军的大规模围剿。崇祯十三年（1640年）闰正月，张献忠在枸坪关被左良玉击败，率部突入四川。义军入川，打破了明廷的围剿计划。第二年的正月，张献忠以逸待劳，在开县黄陵城将左良玉部击败，左良玉逃走，刘士杰、郭开力则被杀死，官军将士死伤过半，义军获得全胜。于是义师挥师出川，攻克军事重镇襄阳和樊城。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张献忠率部乘夜攻下郸州。三月又连下郸水、黄州、麻城。在麻城张献忠招募得数万人。五月义军西取汉阳，渡过长江，迅速攻占了武昌府城。武昌为楚王朱华奎的王府所在地，张献忠“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发银六百余万两，赈济武昌、汉阳、六安等地饥民。在这里张献忠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自称“大西王”。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及委派地方官吏。“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而且还开科取士，招揽人才，共录取进士三十名、廪膳生四十八名，都授以州县的官职，与李自成形成了并立的两大农民军势力。八月张献忠率部南下湖南，以二十万重兵攻占岳州。随后进攻长沙，明总兵尹先民、何一德投降。

在攻打江西的过程中，大西军受到官军的步步紧逼，为了将来的发展，张献忠决定进军四川。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部向四川进发，接连攻克夔州等地，“至万县，水涨，留屯三月”。接着攻克梁山、忠州和涪州，击败明朝总兵曹英，破佛图关，明朝四川总兵秦良玉率兵来战，亦被义军击败。攻克泸州后，义军于六月二十日占领川北重镇重庆。从汉中逃来的瑞王朱常浩、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等一批明朝宗室和官僚，都被义军俘获并处死。七月初四，张献忠命刘廷举守重庆。他亲自率义军，分三路向四川首府成都挺进。沿路州县“望风瓦解，烽火数百里不绝，成都大震”。四川巡抚龙文光由顺庆驰援成都，又调总兵刘镇藩及附近士兵守城。一时“成都援兵四集”，张献忠于是让属下兵员乔装成援兵，混入城中，龙文光哪里能够辨识。八月初七，义军从四面同时攻城，在内应的帮助下，只三日就破城。

八月初九，农民军攻克成都。成都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农民军处死。此前李自成派属下马珂入川攻陷了顺庆。九月又命将马珂据守绵州，张献忠于是派遣艾能奇攻打，不能攻克，于是他亲自去指挥，马珂败走汉中。十月李定国攻克保宁。接着孙可望下龙安，使王运行守之，又率兵攻茂州，克之。接着艾能奇又攻克雅州。至此四川大部地区被张献忠的农民军所控制。

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大西政权建立后，设置了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命“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以王国麟、江鼎镇、龚完敬等为尚书。并开科取士，选拔了三十人为进士，任命为郡县各官。大西政权宣布，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张献忠的号令森严，不许“擅自招兵”，“擅受民词”，“擅取本土妇女为妻”，违者正法。张献忠封四个养子为王，孙可望为平东王，刘文秀为抚南王，李定国为安西王，艾能奇为定北王。

在军事上，大西政权设了五军都督府，中军王尚礼，前军王定国，后军冯双礼，左军马元利，右军张化龙。分兵一百二十营，有“虎威、豹韬、龙韬、鹰扬为宿卫”，均设都督领之。城外设大营十，小营十二，中置老营，名为御营，张献忠居于此。又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监十九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刘文秀为抚南将军，监十五营；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监二十营。在经济措施上，大西政权铸造了大顺通宝，做工精巧，被许多人当做装饰品。出版了新的历书《通天历》，并邀请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为“天学国师”等。张献忠还任命原雅州知州王国臣为茶马御史，与少数民族贸易，重视招抚少数民族。这些措施说明张献忠已经准备以四川为长久的根据地。

不久四川各地的明朝将领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聚集兵马，袭击大西农民军，屠杀了很多大西政权的地方官员，给张献忠的政权造成了很大威胁。后被张献忠镇压下去，没能形成气候。

历史细读

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随后清兵打败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占据了中原。而南明政权是指此时明朝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的抵抗政权的统称，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前后共历时十八年。

张献忠数次进攻李自成占据的汉中，结果被李自成的大顺军击败，没有成功。

清顺治二年（1645年）夏，南明福王弘光政权灭亡。十一月清朝政权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招降的诏书说“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表示谅解，“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并威胁说“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然而张献忠不仅没有接受招抚，反而坚定了抗清的决心。这时何洛会率领的清军被陕西的义军所牵制，所以一直没有入川。

此前除了与明朝在四川的残余军队对抗外，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和农民军还要同四川的地主武装作斗争。明朝灭亡以后，南明政权又任命原大学士王应熊为兵部尚书，樊一蘅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四川、湖南、云南、贵州的军务，并赐尚方宝剑便宜行事，驻扎遵义，主持对张献忠作战。副将曹英、参政刘鳞长及部将于大海、李占春、张天相等，都受樊一蘅节制，有兵十余万。他们不断地向农民军发动攻击，妄图恢复失地。张献忠当时驻扎金山铺，欲肃清新附不坚者，其部下刘进忠建议：“生灵不可妄杀也。”张献忠不予采纳，反调刘进忠回金山铺会剿，刘进忠疑之，遂向北投奔了清军。

大顺三年（1646年）初，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全力向大西农民军扑来。当时明参将杨展领兵复夺川南州县，率师北指，与张献忠的部队激战于彭山的江口，张献忠大败，退回成都。杨展于是从南面逼向成都。王应熊又派曾英为总兵，王祥为参将，联师进攻，阻挡农民军的东下。他们对大西农民军进行疯狂的袭击，严重地威胁着大西农民政权。对此张献忠针锋相对，给予坚决的回击。五月豪格率清军攻占汉中。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这表明了张献忠联明抗清的决心。接着他分兵四部，命令四位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发。九月间张献忠率部离开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十一月张献忠大军扎营于西充凤凰山。

江西布政使司图

在征伐大西军的同时，还有两路清军南下。一路进攻弘光政权，一路进攻李自成农民军。1645年，清军在江西九江与大顺军展开决战，一举摧毁了其主要力量。

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叛变后，先在合州（今四川合川）同明军曾英勾结，后又出保宁（今四川阆中），投降了南下的清军统帅豪格。清军以刘进忠为向导，带领清军进入川北。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等将领分率八旗护军轻装疾进，对义军发起突袭。二十七日晨，张献忠率领的义军与清军相遇。张献忠临危不惧，镇定地指挥义军马步兵分两面抗击清军。这时清军统帅豪格率大军相继赶到，遣参领格布库等向义军右翼进攻，都统准塔攻击农民军左翼。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虽然清军将领格布库等被义军击毙，但张献忠的部队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后来在战争中，张献忠亲自临河察看敌情，被刘进忠看到，刘进忠对清将指点说：“此八大王也。”于是清将急发暗箭射之，张献忠不幸中箭身亡，时年仅四十二岁。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众用锦褥裹着他的尸体埋于僻处，然后逃走了。清军挖出张献忠的尸体后，枭其首于成都。另据清靖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等奏报：“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随令护军统领鳌拜、巴图鲁等，分领八旗护军先发。臣统大军星夜兼程继进，于次日黎明抵西充。献忠尽率马步贼兵拒师，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于阵。”清廷“破一百三十余营，平四川”，宣布四川平定。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自1647年进占云南、贵州二省，以孙可望为首，加以经营、整顿后成了后来南明军的后方基地。1652年，走投无路的南明永历小朝廷接受孙可望、李定国联合抗清的建议，在贵州安隆所投靠了大西农民军，大西军成了南明军。孙可望等整编了南明残存的武装部队，经整编后的南明军具有很强的战斗力，足以与清军抗衡。

从1645年到1651年间，南明军在与清军作战中败多胜少，大批南明的军队先后降清。先后丢失了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两广、两湖等领地，地盘尽失。但是孙可望为主的大西军加入南明政权后，则改变了整个局势。李定国率军八万东出广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广东，“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同时刘文秀亦出击四川，克复川南。东南沿海的张煌言等的抗清军队也发动攻势，并接受了永历封号。

就在抗清斗争再次掀起高潮的时候，大西军内部却出现了内讧。孙可望虽然善战，却残暴善妒，与李定国不和。李定国在抗击清军的过程中屡建战功，孙可望恐李定国威重难制，想夺去他的兵权。顺治十四年（1657年），孙可望从贵州引兵入云南，攻打李定国。因部将倒戈归李定国，孙可望大败，后率部属六百余人降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一月病死（一说狩猎时为清军射杀）。而他归降清廷之后，云贵虚实也尽为清军所知。1658年，吴三桂率清军攻入云南。第二年攻下昆明，南明永历帝出逃缅甸。李定国率全军设伏于磨盘山，企图一举歼灭敌人追兵，结果因内奸泄密失败。1661年，吴三桂率军进入缅甸索回永历帝，1662年四月在昆明将其处死。李定国在勐腊得知永历帝死讯后，七月也忧愤而死，大西军风消云散。

康乾盛世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被平定之后，清朝政权趋于稳固，长期的战乱得以结束，生产逐渐恢复。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励精图治，出现了一个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历史画卷。一直到嘉庆元年（1796年）的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一十五年。这段时期被称为“康乾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康熙大帝的诞生

少年天子

顺治十八年（1661年），年仅二十三岁的顺治皇帝驾崩，他的三子玄烨继承了大位，第二年改元康熙。

玄烨登基之时，年仅八岁，和他六岁登基的父亲一样，小小年纪就背负起了一个国家的责任。据说顺治皇帝把玄烨选为继承人是接受了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意见，因为玄烨出过天花，最不可能夭折。从此小小年纪的玄烨开始在祖母孝庄皇太后的荫庇之下，逐渐成长为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之一。

孝庄太后与康熙皇帝的祖孙关系在历代封建帝王家庭中可以说是最为亲密，而又是最为独特的一种。孝庄历经三朝，此时已经晋升为太皇太后，在统治阶级内部可谓德高望重，很多贵族大臣都盼望她垂帘听政，但这一建议遭到孝庄的严辞拒绝。尽管没有垂帘听政，但那时重要的人事变动和许多重要政策的推行，都是出于孝庄的旨意。因为双亲很早离世，玄烨于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所以来自祖母孝庄太后的爱，在玄烨幼年的成长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祖母也成为他生活中最可依赖的亲人。作为祖母，孝庄太后与其他人相同的是对孙儿的关心与爱护，不同的是她作为一位政治家所具有的远见卓识、深谋远虑和对玄烨成功的少年教育。

由于祖母的言传身教，玄烨自幼便对读书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养成了严谨治学的态度。玄烨七岁的时候，在祖母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儒家典籍，诵读经书，所以这位满族皇帝从小就培养了极为深厚的汉文化功底。康熙帝本人也曾多次谈到，自少时失去双亲，在祖母身边三十余年，正是祖母的抚育培养与谆谆教诲，才使他有了后来的政绩。而他本人对祖母也极为孝敬，主要体现在“期尽孝养，朝夕侍奉”的行动中，并贯穿其一生。虽日理万机，但每日给祖母请安，始终是他生活中的必修课。他常常“亲旨慈宁问起居”，“晨昏敬睹慈颜豫”。每当外出，他也时刻惦念着祖母。即使在南巡途中捕得鲜鱼或在围猎时获取野珍，他也会以最快速度第一时间恭进给祖母。

在玄烨的青少年时期，还有一位对他影响重大的人物就是传教士南怀仁。

在南怀仁之前，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清廷已经受到顺治皇帝的极大宠信，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但是玄烨即位之初，因为历法之争，汤若望被参劾下狱。也正是这件事激起了玄烨对西方自然科学的极大兴趣。

康熙十年（1671年），南怀仁利用西式绞架滑车成功地运载了重万余斤的大石柱过卢沟桥；次年又奉旨疏浚万泉河道，引水灌田；三年后又奏请刊行他自己主编的《新制灵台仪象志》。在平定吴三桂的过程中，南怀仁曾经监造山地作战的轻型火炮。此前汤若望就已经为明、清两朝皇帝造过大炮。于是南怀仁督造了四百五十门大炮，并培训了二百多名炮手。玄烨十九年（1680年），又制成三百二十门神武炮，玄烨还亲率王公大臣到卢沟桥观看试炮。

从康熙十年（1671年）开始，南怀仁就担任玄烨的启蒙老师，在清朝宫廷任职长达二十七年之久，深得玄烨赏识。他为玄烨讲解天文、数学、地理、乐理和哲学等西洋科学知识，还用满汉文翻译了不少欧洲的数学和天文学著作，如满文本《欧几里得几何学》等。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极大地吸引了康熙帝，学完了几何学、静力学和天文学中最有趣、最易理解的东西，又学习了西方哲学和乐理知识。南怀仁还编写了《坤舆外纪》等资料，来向玄烨进一步讲解了西方地理学和地理知识。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南怀仁坠马受伤，次年卒于北京。康熙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对于南怀仁的离世，康熙帝极为惋惜，“南怀仁治理历法效力有年。前用兵时，制造兵器多有裨益。今闻病逝，深轸朕怀……”他对南怀仁的宠信，源于对西方科学的喜爱。可以说康熙帝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崇尚与亲力亲为，在他以前和以后的皇帝中都未见过，这对康熙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政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智除鳌拜

由于康熙帝继位时年龄幼小，按照古时候的规矩，“皇帝年幼，由顾命大臣辅政”。顺治帝临终时指定四人为辅政大臣，即索尼、鳌拜、遏必隆和苏克萨哈。其中以鳌拜最为专权。

鳌拜前半生军功赫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1644年清军入关时，鳌拜率军平定燕京，征战湖广，驰骋疆场，冲锋陷阵，为清王朝统一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他又出征四川，斩张献忠于南充，因此以首功被顺治皇帝升为二等公，授议政大臣，擢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教习武进士，从此得以参议清廷大政。

也许是鉴于自己登基之时的前车之鉴，为了避免再出现一个多尔衮，顺治帝临终前让鳌拜等异姓大臣辅政。四个大臣中，索尼当时已经是年老多病，遏必隆则生性庸懦，苏克萨哈因曾是摄政王多尔衮的旧属，为其他辅政大臣所恶，因此鳌拜得到了擅权专政的机会。

孝庄太后便服像

孝庄太后十分疼爱康熙皇帝玄烨，在她的认真培养下，康熙帝为统治国家打下了良好基础，“康乾盛世”自此拉开了序幕。

索尼死后，鳌拜更是列于诸大臣之首。他结党营私，日益骄横，竟不顾玄烨的意旨，先后杀死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临与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等政敌，引起朝野的恐慌。玄烨虽然年纪轻轻，但已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早就想要除掉这块心病。

但迫于鳌拜大权独揽，并不断派人观察宫中的动静，不让玄烨羽翼丰满，玄烨一直找不到机会。玄烨后来设计，由一群少年在宫内练习“布库”（即摔跤，满族的一种角力游戏）。鳌拜看见玄烨和一些孩子在玩摔跤的游戏，不以为意，没有引起丝毫警惕，反而认为玄烨胸无大志，只知玩耍。其实玄烨本人的文才和武艺都有很大的长进，而这些陪他摔跤的孩子也个个都是好手。

一次鳌拜称病，好久不来朝拜皇帝，玄烨便亲自来到鳌拜府中探听虚实。他径直来到鳌拜的卧室，发现鳌拜在席子下藏有利刀，知道鳌拜心怀叵测。但他沉住气，不但不加责怪，反而说：“满洲勇士，身不离刀，乃是本色。”鳌拜听了依然没有丝毫在意，反而觉得玄烨是个小糊涂虫，更加为所欲为了。

后来玄烨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将鳌拜召进宫来。鳌拜做梦也没想到这是康熙皇帝的一条计策，他大摇大摆地来见皇帝，玄烨便命那些孩子玩摔跤游戏给鳌拜看。玩着玩着，突然他们一个个跌打翻滚地到了鳌拜身前，这个抱腿，那个揿手，一个抓住头，一个揽住腰，将毫无防备的鳌拜掀翻在地，将他制住。玄烨立刻宣告：“鳌拜谋反，令监禁听审。”

接着玄烨宣布了鳌拜的三十条罪状，廷议当斩。玄烨念鳌拜历事三朝，效力有年，不忍加诛，仅命革职，籍没拘禁，其党羽或死或革。不久鳌拜就死于禁所。玄烨剪除了权臣鳌拜和他的党羽后，就开始了自己的亲政生涯。

稳定边疆

平定三藩之乱

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原来都是明朝将领，清兵入关前先后降清。他们可以算是清朝的开国功臣，曾为清朝入关及统一全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顺治初年，清兵南下，先后进占广东、四川、贵州和云南。东南、西南既定，清廷封吴三桂为平西王，留镇云南；封尚可喜为平南王，留镇广东；封耿仲明为靖南王，其子耿继茂（耿精忠父）袭封，留镇福建。但是随着势力和权力的增大，三个藩王的个人野心也越发膨胀。到了康熙帝继位时，割据一方的三藩已成了朝廷的大患，他们尾大不掉，与中央相抗衡，其中又以吴三桂的实力最强。国家全部钱粮大半耗于三藩。他们还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设立税卡，私行铸钱，圈占土地，掠卖人口。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称为“西选”。最初对待三藩，朝廷采取了笼络策略，并且将公主下嫁于吴三桂之子，加以安抚。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娶了顺治帝的妹妹和硕长公主后，在京师赐予他府第。尚家的尚之隆、尚之孝，耿家的耿昭忠、耿聚忠，也均为额驸。结果原本想要笼络三藩的计策却导致了一个清廷原先没有料到的结果，就是京师同藩地之间的信使往来使得朝廷中的机要信息，很快就传到三藩。不仅如此，三藩之间也相互联姻，使彼此的利害联结合在一起。于是三藩问题日渐成为清王朝对全国实行有效统治的一大毒瘤。

如何解决三藩这个头疼的问题，康熙经过深思熟虑和缜密安排，逐渐有了周详的计划。首先康熙帝对三藩的势力逐步削弱、限制。康熙二年（1663年），收缴了吴三桂的大将军印。从康熙四年（1665年）开始，将吴三桂部下的兵丁及兵饷分别予以裁减。对三藩及其属下人仗势欺压百姓、为害地方的事件也予以警告和惩处，解除藩王管理地方民事的职权，而且不准藩王属下人员担任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吏。同时玄烨委派自己的心腹之臣到藩王所在地区担任总督、巡抚，以事牵制。三藩每一个都实力雄厚又利害相关，所以在解决三藩问题时，玄烨很注意策略。他采取了坚决的态度，运用灵活的手段。康熙帝毅然地抓住时机，先发制人。当三藩起兵反叛时，康熙帝毫不动摇，派大兵前去平叛。集中兵力打击吴三桂，而对另外两个藩王则有打有拉。政治、军事交相为用，终将三藩之乱平定。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尚可喜因家庭内部矛盾，上疏请求回辽东养老。原来是尚可喜要废除其长子尚之信的爵位继承权，而要立另一个儿子尚之孝。于是尚可喜上书康熙帝请求回辽东故乡养老，留下尚之信在广东留守，想乘回乡之机，借康熙帝表明传爵位给尚之孝的意愿。朝廷大臣们商议后觉得尚之信率重兵留守广东，骄横跋扈，难以制服，于是请求康熙帝下令尚可喜全家回辽东。七月康熙帝下令靖南王耿精忠率军队进京听候调用。同时命吴三桂调往山海关外驻扎。耿、吴二人听到消息后，就同时上奏章请求调换自己的驻地，以试探朝廷的动向。康熙帝意识到这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于是力排众议，决意撤藩。他对众大臣说：“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

吴三桂斗鹑图

康熙帝撤藩的命令直接损害了吴三桂及其他藩王的利益，于是吴三桂首先起兵发难，其他藩王纷纷响应，一时战火四起。图中坐观斗鹑的人即为吴三桂。

撤藩令一下，吴三桂立即撕下了伪面具。当时侍郎折尔肯等人奉命办理撤藩，在云南催促甚急。吴三桂于是召集众将官开会说：“现在动身的日子迫近了，朝廷的严令是不可能逃避的。只是咱们先朝的皇上永历皇帝的坟墓在这里，总得去告个别。”众将官都给吴三桂叩头，并请他下命令。于是吴三桂选定日期去拜谒南明永历皇帝的陵墓。谒陵之前，吴三桂又召集众将官，让诸位提前预备好明朝的朝服。到了谒陵那天，众将官都穿上了明朝汉族的官服，齐集陵前。吴三桂头戴方巾，身穿白袍，祭酒之后，跪在地上叩头痛哭，并不起身。官兵们也都跟着恸哭起来，哭声如雷。其实这不过是吴三桂上演的又一出闹剧，当初永历皇帝就是被他抓获并勒死的，恢复旧衣冠只是他煽动人心的一个噱头。

当到了动身离开云南的时候，吴三桂又称自己生病起不了床。巡抚朱国治催他尽快启程，吴三桂硬是躺在床上不答应。他用言语激众将说：“我老头子同你们诸位都给朝廷立过大功，顺治帝封我为藩王，命令存在朝廷。现在一个地方的小小巡抚就这样欺侮我，一旦我进了京城，被送进监狱，咱们还有活路吗？”众将果被激怒，抓住朱国治就杀了他。吴三桂于是传令各地，起兵造反，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改次年（康熙十三年，1674年）为周王元年。吴三桂的军队很快由云南出贵州，略湖南，攻四川，数月之间，数省沦陷。有吴三桂带头，福建的耿精忠、广东的尚之信也都相继起兵响应。与此同时，一些同三藩有着密切关系的汉族将领，如广西的孙延龄、陕西的王辅臣也纷纷反叛，使得形势十分险恶，叛报频传，举朝震动。有些心存畏惧的大臣，主张清君侧，处罚当初提议赞成撤藩的大臣以讨好吴三桂。但康熙帝在铲除三藩的态度上却是坚决的。他下诏削夺吴三桂的官爵，公布其罪状，不久又将留居京师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孙吴世霖等逮捕处死。这就斩断了与吴三桂讲和的退路，也坚定了朝中一干人等平息吴三桂叛乱的决心和信心。

吴三桂和耿精忠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手中又握有重兵，年纪轻轻的康熙帝当时并不被看好。尤其是满洲兵入关二三十年，其战斗力已经大不如从前，朝中一班大臣也是整日诚惶诚恐。然而康熙帝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早已胸有成竹。所谓擒贼先擒王，吴三桂是首先集中兵力打击的对象。吴三桂在三藩中首先起兵，且势力最大。所以康熙帝将军队的主力部署在中线即湖南前线，而将次要兵力部署在左翼的浙江、福建一线，右翼的陕西、四川一线。对三藩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以分化瓦解他们内部的关系，下诏停撤耿、尚二藩，以孤立吴三桂。接着又宣布对散布在各地的吴三桂旧部，凡不参加叛乱者，一律宽宥不究。对杀死经略莫洛的陕西提督王辅臣也极力争取。同时大胆地起用汉将汉兵，排除满汉之防，张勇、赵良栋、王进宝等一干人获得了提拔和重用。他对各战场的指挥，常常先命前方将领、督抚提出意见，再命议政王大臣或九卿会议具奏。对一些重大战役的指挥，都要求前线主帅绘制敌我双方军事形势图进呈，经过反复研究再决定作战方略。

经过康熙帝的一番运筹帷幄，三藩之乱最终被平定。他们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挑起的这场战争并没有获得人民的支持。吴三桂是最不适宜的“反清复明”的领导者，当年他领清兵入关，现在又要“反清复明”，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私欲。所以很快就陷入了孤立。而另一方面，康熙即位后在民政上兢兢业业，与民生息，也在这场战争中给自己加了分，毕竟老百姓的心愿只有一个，就是过上好日子。

战争结束后，三藩的财产全部被没收充作军饷。藩王属下的军队也都撤回京城，在各省、各府的军事要地派八旗兵驻防，再也不把兵权爵位及土地永远封给大臣世代相传了。于是分封藩镇的弊端得到彻底解决。通过平定三藩之乱，地方权力重新统一于皇帝手中，中央集权的制度逐渐健全。康熙帝平定三藩之后，巩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将任免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将军队编制统一，完全归中央指挥；将三藩的财产没收，改善了国家财政。这些举措对于加强国家统一，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历史细读

明亡后，郑成功誓不降清，奉南明永历帝年号，据守厦门。清朝顺治十五年（1658年），郑成功誓师北伐，沿海道率军北上，之后入长江，进逼南京，一时大江南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纷纷归附。清朝援兵到后，内外夹攻，郑成功失利，败走入海。

统一台湾

顺治十八年（1661年），明将郑成功将荷兰殖民者驱逐出了台湾岛，郑氏家族遂占据了台湾。清朝方面将其父郑芝龙砍头，把沿海的边防往内地迁移，禁止渔船、商船出海，对台湾方面采取孤立姿态。自此以后，沿海五省的商人、百姓流离失所，万里海疆一片荒凉。

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郑成功去世，他的儿子郑经继承了在台湾的统治。康熙四年（1665年），降将施琅、周全斌进攻台湾，无功而返。康熙八年（1669年）正月，由大臣明珠负责到台湾招抚郑经。郑经拆阅了明珠给他的信，却不肯看清朝康熙皇帝的诏书。到台湾的使臣说：“殿下如果肯于停战让百姓安居，朝廷可以像对待朝鲜那样对待台湾，不派兵来台湾，不施行剃发易服。”郑经却说明珠的信上并没有提到这些，于是双方就这一问题反复纠缠。虽然这次谈判没有达成一致，但从此之后，双方频频互通使者，倒也相安无事。直到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郑经趁三藩之乱出兵攻取了泉州、漳州、潮州三地。康熙十四年（1675年）六月，又派将军刘国轩等包围漳州。康熙十七年（1678年）七月，刘国轩攻占了平和、漳平，进而攻占海澄，清兵死亡三万多人，马匹死亡万余匹。刘国轩的声势大振，乘胜攻下漳平、长泰、同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等地。当时清朝的康亲王杰书正驻扎在福州，带领赖塔的军队由安溪走小路到同安，解了泉州之围。刘国轩退回海澄，但仍然时时袭击漳州，双方相持了一年多。

三藩局势稳定之后，康熙帝就决定统一台湾，划一版图。他力排众议，作出收服台湾的决策。一方面康熙帝起用了原来郑成功的旧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造舰练兵，着实准备；另一方面派遣官员，进行招抚。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月，清朝提督万正色督率战船由海上到达福建，会合总督姚启圣攻打海澄。姚启圣在漳州设立修来馆，用官位和金钱引诱从台湾来的人，刘国轩不得已放弃海澄，进入厦门。后来厦门也守不住，刘国轩于是保护郑经返回台湾。清朝将军赖塔给郑经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台湾本来不在清朝的地图上，你们父子披荆斩棘，而且还怀恋故土，本朝怎能吝惜海外弹丸之地，不听从田横那样的壮士在其间逍遥呢！如果你能停战安民，从此不再登陆，可以不剃发，不换衣冠，称臣进贡就可以了。不称臣、不进贡也行。从此以后，台湾就像箕子的朝鲜、徐福的日本，与世无害，与人无争。而沿海一带百姓永不遭劫难，只靠先生的主意了。郑经给赖塔回信说，可以按他所提的条件办，但是想要保留海澄作为进行贸易的地方。姚启圣坚决反对，和议于是终止了。

澎台海图

《澎台海图》为纸本，纵59.2厘米，横152.2厘米，是康熙年间彩绘的澎湖、台湾地区的地图。

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郑经死亡，其子郑克塽袭位。这时姚启圣同李光地联名给康熙皇帝上奏章，说郑氏主人年幼，内政混乱，正是攻打台湾绝好的机会。于是朝廷命令施琅率战舰三百艘，水军两万，从福建出征。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七月，施琅的水军兵临澎湖，郑氏失去屏障，兵民解体，风声鹤唳，已经无力再战。冯锡范已经派使者来谈判投降了，施琅于是率军到台湾受降。

从郑成功到郑克塽，郑氏家族奉行南明永历年号三十七年，至此明朝的年号彻底消亡了。除了军事上、地理上的劣势之外，更重要的是形势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从顺治帝开国到康熙亲政后励精图治，中国已不是当年清兵入关时的形势了。康熙帝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恢复了社会生产，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大多数汉族人（地主和农民）对清朝已经持认同态度。这时如果再以反清复明的口号为旗帜，使百姓的生活重新陷入战乱，显然已经失去了最初清军入关时的作用。因此，在新的历史形势面前，郑克塽别无选择，在兵败之后归降，可以说是唯一的道路。

台湾统一之后，如何进行管理成为主要问题。有人主张“迁其人，弃其地”，将岛上兵民迁到陆地，而将岛上土地给西洋红毛之人。施琅认为不可弃地、迁民，上疏说：“台湾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纡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隔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弃留之际，利害攸关。臣思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疆。”康熙帝采纳了施琅的建议，命在台湾设府，隶属福建省，台湾重新纳入中国的统一版图。

成功的民族政策

除了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在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康熙帝还有一项重要的业绩，就是先后对西北、西南边地用兵，铲除了分裂势力，巩固了边疆，加强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对社会进步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边疆地区的用兵，主要是平定西北地区的噶尔丹叛乱。康熙帝于二十九年（1690年）、三十五年（1696年）、三十六年（1697年）三次亲率大军出征西北，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了乌兰布通、昭莫多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同时还揭露并挫败了沙皇俄国支持噶尔丹分裂势力侵略中国的阴谋，从而加强了对西北蒙古诸部的管辖，对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康熙帝对蒙古的政策，也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他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蒙古本来在后金时期就与其政权通过联姻结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清入主中原后更是和蒙古保持着良好而密切的联系，蒙古由明代的民族边患，变为清代的民族长城。康熙帝奠定了清代二百余年良好的边疆民族关系。

在成功地解决了西北的问题以后，康熙帝又通过军事、政治交互为用的手段，成功地解决了西藏问题。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和五十九年（1720年）二月，清廷两次派兵进藏，终于消灭了分裂西藏的割据势力，平息了宗教纠纷。使六世达赖在拉萨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受到藏族人民的欢迎，保护了西藏地区人民的利益，结束了长达二十三年的六世真假达赖之争，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有效管辖，同时挫败了沙俄企图插手西藏的阴谋活动。

对祖国西北及西南地区的用兵，康熙帝取得了辉煌胜利，并采取了一些善后措施，为雍正、乾隆两朝进一步加强对西北地区和西藏地区的治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抗击沙俄入侵

明末清初，沙俄军队入侵中国北部，侵占了尼布楚（涅尔琴斯克）、雅克萨（阿尔巴津）等黑龙江广大地域。他们抢掠当地索伦、赫哲、费牙喀、奇勒尔等部民的财物和妇女，无恶不作。沙俄对黑龙江边境的连年侵扰，使得康熙帝大为忧虑，于是派彭春等人以打猎为名，渡江侦察情势。康煕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经过一系列精心准备后，康熙帝命令彭春统率水军、陆军齐头并进，攻陷了雅克萨城。俄军守城头目中弹而亡，士兵伤亡惨重，军队中又闹传染病，俄军想要停战。康熙帝闻讯后也表示同意，并通过荷兰公使杜都致书俄国，表示愿意谈判边界问题。俄国皇帝立即复信，说以前中国数次写信来，因国内没有人会汉文，所以长时间没有回复。现在明白了边境上的人进行挑衅的错误，请先解除雅克萨城的包围，立刻就派使臣到边境上划界。于是康熙帝命令彭春撤兵。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三月，派内大臣索额图、马喇等为公使，去色楞格斯克与俄国使臣谈判边界条约。条约内容共有六条：一、自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沿外兴安岭以至海滨，凡是外兴安岭以南的各条河流，注入黑龙江的属于中国；二、西部以额尔古纳河为界，河南属中国，河北属俄国；三、毁掉雅克萨城，雅克萨的居民及物资，听凭迁往俄国境内；四、两国猎人等不许擅自越过国界，违犯者送交有关衙门惩处；五、两国不得容留彼此的逃亡人员；六、旅行者持有官方许可证书的可以进行贸易，不予禁止。

这一年的十二月，中俄两国派人在格尔必齐河东及额尔古纳河南立碑作为界标，上面写有满文、汉文、蒙古文、拉丁文、俄文五种文字，并进行了雕刻。边境问题解决之后，中俄两国的关系得到了改善，清政府成功运用了外交与武力互为表里的策略，扼制了沙俄侵略的凶焰，捍卫了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在不丧权辱国的前提下，与沙俄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协议，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尽管这个协议中清朝做了必要的让步，但《尼布楚条约》是一个相对平等的条约。它的签订，对于巩固东北边疆起到了一定作用。

平定准噶尔

准噶尔部是中国厄鲁特蒙古族的一支。明末清初，准噶尔部贵族兼并了厄鲁特蒙古各部，并且逐步控制了天山南北，在西起巴尔喀什湖，北越阿尔泰山，东到吐鲁番，西南至吹河、塔拉斯河的中国西部边疆建立了准噶尔贵族的封建统治。康熙九年（1670年），准噶尔的巴图尔珲台吉的儿子僧格被杀后，他的异母弟弟噶尔丹夺得了统治权。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突然率兵越过杭爱山，大举进攻土谢图汗，迫使喀尔喀蒙古诸部南迁。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又向漠南的喀尔喀蒙古进攻，俘掠人口，抢劫牲畜。噶尔丹成为边疆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康熙帝决计亲征。他调遣两路大军，分别出古北口和喜峰口，双方大战于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清军大败噶尔丹军，噶尔丹乘夜向北溃逃。

噶尔丹战败以后，滞留在科布多地区，集合残部，休养生息，以期东山再起，这期间他不断派兵骚扰边地安宁。为了安定边疆，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再度征讨噶尔丹，十万大军兵分三路大举出击。西路军在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以南的宗莫德）大败噶尔丹军。一年之后，康熙帝发动第三次远征，由费扬古、马恩哈分别统率两路大军由宁夏出发，进剿噶尔丹残部。同年康熙帝亲赴宁夏，指挥这次军事行动。正当清军进发时，只剩下五六百人的噶尔丹却因为众叛亲离，遂饮药自尽（也有说法是被人杀害）。

伊犁受降图

《伊犁受降图》记录的是1755年清军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后的史实。画面描绘了大军抵达伊犁后，准噶尔部众载道欢迎的场面。

噶尔丹虽然死了，但准噶尔部却并未因此衰落。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继续任准噶尔部台吉后，准噶尔部又逐渐强大起来，并且与清朝再次发生矛盾冲突。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策妄阿拉布坦派兵西藏，占领了拉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清朝由青海路出兵入藏，但全军覆没，无功而返。两年后清朝再次出兵才将准噶尔军赶出拉萨。

后来准噶尔政权出现了内讧，为乾隆帝解决准噶尔问题提供了机会。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在准噶尔内乱中兴起，却又自相为战，乾隆帝认为彻底解决准噶尔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春，乾隆帝派遣五万人分西北两路向伊犁进军，不到一百天就到达伊犁。达瓦齐率兵六千人扼守在伊犁西南的格登山（今新疆昭苏境内），清军派出二十五人的精锐部队夜袭达瓦齐大营，达瓦齐军惊溃，不战自降。战败的达瓦齐仅仅带着少数人仓皇南逃，清军进入伊犁。班第将达瓦齐等献俘京师，盘踞伊犁七八十年的准噶尔政权结束。朝廷在伊犁留下三百名士兵，大军后撤。这是乾隆帝第一次用兵新疆。

但此后阿睦尔撒纳趁机自任准噶尔部的领袖，继续分裂活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初，乾隆帝开始新的军事行动，分两路推进。准噶尔军在清军的追剿下，全线溃败，阿睦尔撒纳投奔俄国。后俄国告知清政府，阿睦尔撒纳患痘症已死，将其尸体交还。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抵达喀什噶尔，平定了支持阿睦尔撒纳的大和卓木波罗尼都和小和卓木霍集占兄弟的叛乱。这年秋天，天山南路完全平定，清朝完全控制今日的新疆地区。

历史细读

满汉全席兴起于清代，是集满族与汉族菜点之精华而形成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中华大宴。全席一共分为六宴，均以清宫著名大宴命名，是清朝皇帝为招待与皇室联姻的蒙古贵族所设的御宴。一般设宴于正大光明殿，由满族一、二品大臣坐陪。历代皇帝均重视此宴，每年循例举行。而受宴的蒙古亲族更视此宴为大福，对清朝皇帝在宴席中所例赏的食物十分珍惜。

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

和卓木是波斯语的译音，过去新疆伊斯兰教封建上层人物自称“和卓木”。大小和卓木指天山南路维吾尔族封建主玛罕默特的两个儿子波罗尼都（也有称布那敦）和霍集占，他们是中国当时两位著名的伊斯兰教领袖。大和卓木是指波罗尼都（？—1759年），新疆喀什噶尔人，伊斯兰教白山派和卓木玛罕默特的长子。小和卓木指霍集占（？—1759年），是玛罕默特的幼子。

康熙十九年（1680年），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统治新疆回部后，对其首领实行人质制。经过康、雍、乾三朝，尤其是康熙和乾隆两帝对边疆的苦心经营，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帝终于平定了新疆准噶尔的分裂势力。乾隆二十年（1755年）五月，清军攻克伊犁，释放了作为人质禁锢于伊犁的大、小和卓木。波罗尼都率领他的弟弟霍集占等三十多人投奔清朝军队。清廷令他们返回南疆，招抚旧部，统领维吾尔族民众。于是大和卓木返叶尔羌（今莎车）统领回部，小和卓木则留在伊犁掌管伊斯兰教务。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小和卓木霍集占从伊犁逃回，参与卫拉特蒙古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发动的叛乱，兵败后逃往叶尔羌投奔波罗尼都。

第二年清廷派出副都统阿敏道前往招抚大小和卓木，谁知二人不但没有接受招抚，还杀死了阿敏道，自立为巴图尔汗，他们号召各城起兵反清，集数十万人众发动了叛乱，并且很快控制了天山南路的大部分地方。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二月，清廷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率满、汉兵万余人自吐鲁番进发，进入南疆（天山南路）平叛。起初清军出师不利。但由于大小和卓木残酷地压迫维吾尔族人民，“兵饷、徭役繁兴，供给稍迟，家立破。及出亡（兵败逃亡），又尽其赀以行，民脂殆竭”。新疆人民不堪其苦，纷纷逃亡。

五月清兵包围了叛军据点库车。大、小和卓木率万余鸟枪兵自叶尔羌经阿克苏赴援，受到清军的阻击，伤亡四千余人，于是二人率领残部入库车固守。雅尔哈善没能乘胜进击，却坐守军营终日博弈，疏于戒备，致使大、小和卓木乘夜率四百骑逃遁。因为贻误战机，雅尔哈善获罪被处死。清军攻克库车后，小和卓木逃到阿克苏，守城的维吾尔族人闭门不纳，他们只好逃到乌什，却同样为乌什维族人所拒，最后只能退保叶尔羌。大和卓木则据守喀什噶尔，兄弟二人各守一城，相为倚角。

十月定边将军兆惠率领步骑四千到了叶尔羌，三战三胜，但因为兵力不足未能取城，于是在城东隔河结“黑水营”自固待援。叛军万余人包围了黑水营，用炮轰、水淹、偷袭等方式频繁攻击。清军坚守了三个月，伤亡惨重。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正月，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率兵三千从乌鲁木齐驰援。当行至呼尔满（今莎车东北）时，与叛军骑兵五千人相遇，双方激战了四五昼夜，清军获胜，渡过了叶尔羌河，与参赞舒赫德、都统阿里衮部会师。兆惠闻援军至，督兵突围。清军会师振旅，还阿克苏。

六月兆惠和富德各率兵一万五千分别攻喀什噶尔和叶尔羌。两路兵马会师在叶尔羌城东黑水河畔，击败叛军，乘胜分军，又攻取了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大小和卓木见大势已去，大肆掠夺城中财物，然后率部弃城南逃。他们越过葱岭，逃往帕米尔。清军追至伊西洱库尔淖尔后，将叛军围在山岭上，一面施放火器，一面大呼招降。叛军“降者蔽山而下，声如奔雷，小和卓木手刃之不能止也”。此役叛军的降卒达一万两千余人。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夏天，大小和卓木带着妻孥旧仆三四百人逃奔巴达克山（今阿富汗东部）。清军派人与巴达克当地部族交涉，八月大、小和卓木被巴达克山部首领素勒坦沙执杀，把尸首送交清朝。

在南疆人民的支持下，清军终于粉碎了这次叛乱，重新统一了新疆地区。自此清廷加强了对天山南北的统治。

对西藏的管辖

乾隆皇帝对西藏的管辖，主要改革措施是取消原有藏王，制定西藏章程，设立金奔巴瓶挚签制。藏王颇罗鼐逝世后，其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袭封为藏王。他不善处事，同达赖喇嘛的关系日益恶化，却又对驻藏大臣傅清傲慢无礼。乾隆帝派左都御史拉布敦协同傅清驻藏。傅清、拉布敦觉察到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反迹，想先发制人，但却苦于手中无兵，于是只能定计智杀。于是以宣称谕旨为名，将珠尔墨特那木札勒诱入衙府后，趁其不备，在其跪听传诏时，傅清挥刀将他杀死。然而其属下卓呢罗卜藏札什跳楼逃逸，以此为由纠集党羽，围攻衙署，放枪纵火。拉布敦被砍死，傅清受伤后自尽，文武官员多人遇难。这件事情发生后，乾隆帝派四川总督、提督率兵入藏。而此时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妹夫班第达已经将卓呢罗卜藏札什拿获，事态得到平息。接着乾隆帝派策楞率兵入拉萨。策楞、班第达会同审讯，将卓呢罗卜藏札什等处死。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叛乱之后，班第达想做藏王。鉴于以往的历史教训，弘历提出在西藏实行“多立头人，分杀其势”的原则，废除了藏王制，设立噶厦四人，由清廷任命，公理政务。从而加强了清廷驻藏大臣的权力。

六世班禅僧装像

班禅，是班禅额尔德尼的简称，班是梵语，意为“精通五明的学者”，禅是藏语“大”的意思。额尔德尼是满语，意为“宝”。六世班禅于乾隆三年转世，三岁时坐床。

六世班禅为了给乾隆帝庆贺七十大寿，专程赶赴承德避暑山庄，住在弘历为他修建的“须弥福寿之庙”内。到了北京后住在西黄寺，因病在北京圆寂。清廷派官兵护送其全部珠宝财产到日喀则札什伦布寺。六世班禅的遗产，都被他的兄长仲巴据为己有，弟弟沙玛尔巴却分文未得。沙玛尔巴一气之下，投奔廓尔喀（今尼泊尔）。廓尔喀得知札什伦布寺珍藏着大量金银珍宝，妄图占有，于是起了攻占日喀则、掠夺财宝的野心。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苏尔巴尔达布以“食盐掺土”为借口，侵占了后藏的聂拉木、济咙、宗喀三处。弘历派四川总都鄂辉、提督成德率五千名川兵入藏增援，又派理藩院的侍郎巴忠前往办理。巴忠等私自同廓尔喀议和，令其退出已占聂拉木等三处，每年给三百个元宝作为补偿。鄂辉未遇抵抗就收复了聂拉木、济咙、宗喀三地。但是巴忠擅自议和，达赖喇嘛不知，没有照付廓尔喀银两，引起廓尔喀再次入侵。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再次侵入后藏聂拉木等地。驻藏大臣保泰将班禅移到前藏。廓尔喀军侵入札什伦布寺，对寺庙大肆抢掠，洗劫一空。弘历得报后，命福康安率军入藏。第二年的三月，福康安率军从西宁出发，急行军在四十天内就进入了藏地，连战得胜，由日喀则一路南下，进入廓尔喀境内。之后又渡过铁索桥，六战皆捷，深入七百里。廓尔喀请降，福康安因大雪将封山而不利撤兵，允其降，撤兵归。清军取得反击廓尔喀入侵的胜利。

鉴于历史经验，乾隆帝命福康安制定了《钦定西藏章程》，其中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布伦下官员及管事喇嘛等，事无大小，均须禀明驻藏大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圆寂后，在驻藏大臣的亲自监督下，灵童转世用金奔巴瓶掣签决定；西藏对邻国贸易必须进行登记；西藏货币一律用白银铸造，正面铸“乾隆宝藏”四个字；建立三千人的驻藏军队，分驻前藏、后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收支需经驻藏大臣审核；驻藏大臣每年春、秋两次巡视前、后藏，检阅军队；处理外务以驻藏大臣为主，同达赖喇嘛协商处理，等等。《钦定西藏章程》是西藏历史上的重要文献，标志着清朝对西藏进行全面有效的管辖。在《钦定西藏章程》中，规定了金奔巴瓶制度，这个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凡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圆寂后，寻找转世灵童若干人，将其名字各写在象牙签上，装入金瓶中，焚香诵经七日，由驻藏大臣会同大喇嘛等，在公众前抽签决定。金奔巴瓶储于拉萨大昭寺内。又设一瓶，放在北京雍和宫内，凡大活佛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灵童转世，由理藩院尚书监督，有关官员、僧侣等亲临，抽签掣定。这项制度避免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转世时，某些贵族、僧侣操纵擅定而引起的政治与宗教事端。金奔巴瓶制度杜绝了世俗贵族和特权僧侣控制“灵童”转世的裁定，使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蒙古各地大活佛转世的合法身份，在驻藏大臣或理藩院尚书的监督下得到清廷的允准。

土尔扈特部回归

土尔扈特部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元臣翁罕后裔。原本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的雅尔地区。

早在明朝末年的崇祯元年（1628年），他们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环境，部族中的大部分人就离开新疆塔尔巴哈台的故土，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当时尚未被沙皇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在这片人迹罕至的草原上，土尔扈特人开拓家园，劳动生息，建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政权。伏尔加河中下游草原曾是强大的钦察汗国的心脏地带。钦察汗国瓦解后，这一地带属于阿斯特拉罕汗国，后来被俄国征服。但是由于长期战乱，这里的原住民已经流散四处，而俄国一时也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开发。1618年，罗曼诺夫王朝统治者把主要把力量集中在对付西方强邻波兰上，所以当土尔扈特部来到伏尔加草原时，几乎如入无人之境。

17世纪30年代，其部首领鄂尔勒克因与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不合，于是率领其所部及部分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牧民西迁至额济勒河（伏尔加河）下游，自成独立游牧部落，但仍不断与厄鲁特各部联系，并多次遣使向清朝政府进贡。自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后，土尔扈特人已经无法忍受沙皇俄国的侵略与奴役。

土尔扈特白鹰

此画作于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是画家艾启蒙奉旨为土尔扈特蒙古贝子进贡的白鹰所绘的图象。

这种奴役首先来自政治，土尔扈特的体制是汗王决定一切，在汗王的下头有个叫扎尔固的机构。俄国政府要改组扎尔固，并把它的权力上升到和汗王一样，这对汗王渥巴锡的权力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其次在经济上，沙俄政府让大量的哥萨克移民向东扩展，不断缩小土尔扈特赖以繁衍生息的游牧地，他们的畜牧业也受到极大的限制。

而在文化方面，土尔扈特人全民信仰藏传佛教，沙俄政府却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这种妄图在精神上对土尔扈特人实施统治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沙俄政府对土尔扈特人强制实行人质制度，目的就是控制土尔扈特人，一切听沙皇指挥。

18世纪，沙俄帝国竭力控制出海口。随着其侵略势力不断扩大，战争越来越多，与土耳其的作战就持续了很长时间。他们征用土尔扈特的青壮年填充俄国的军队与土耳其开战，在漫长的战争中土尔扈特的人员伤亡非常大。战争持续了二十一年，这对土尔扈特的生存和发展是个可怕的威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尔扈特强盛时期，他们的汗国与沙俄地位是平等的，但沙俄等到强大以后就要求他们俯首称臣。在这种情况下，土尔扈特人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和选择。

17世纪60年代，俄国著名的农民领袖拉辛领导顿河地区的农民起义后，伏尔加河两岸的土尔扈特人纷起响应。17世纪末，土尔扈特著名首领阿玉奇汗率领部众积极支持巴什基尔人的起义。18世纪初，土尔扈特人民仍不断掀起武装起义，反抗沙俄在伏尔加河流域的统治。到了18世纪60年代，沙俄帝国的巨大压力使他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土尔扈特人又决心返回故土。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渥巴锡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做出了东归故土的决定。

土尔扈特人毕竟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那里的草原、牧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洒下了他们的汗水。要放弃这块朝夕相对的土地，老百姓也不是一时间能够接受的。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秋，在伏尔加河下游草原的一个秘密地点，土尔扈特汗王渥巴锡第二次主持召开了绝密会议。会上，他们庄严宣誓，要想尽一切办法离开沙俄的统治，返回祖国去。

第二年初，渥巴锡召集全体战士做了一次总动员，他提出土尔扈特人如果不进行反抗脱离沙皇俄国，就将沦为被奴役的种族，这让土尔扈特人终于下定了离开的决心。

尽管渥巴锡等人力图对俄国人保密，但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形势的急剧变化，迫使渥巴锡不得不提前行动。他们本来计划携同左岸的一万余户同胞一道返回故土，但当年竟是暖冬，河水迟迟不结冰，左岸的人无法过河。渥巴锡只好临时决定右岸的三万余户立即行动。

第二天凌晨，伏尔加河右岸的三万三千多户的土尔扈特人顶着凛冽的寒风，离开了他们寄居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开始了漫长的回归之路。渥巴锡亲自率领一万名土尔扈特战士断后。他带头点燃了自己的木制宫殿，刹那间无数村落也燃起了熊熊烈火。这种破釜沉舟的悲壮之举，表现了土尔扈特人一去不返、同沙俄彻底决裂的决心。

消息很快传到了圣彼得堡。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认为，让土尔扈特部从她的鼻尖下走出国境，对沙皇罗曼诺夫家族来说是巨大的耻辱。于是当即决定派出大批哥萨克骑兵，去追赶东去的土尔扈特人。同时采取措施，把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一万余户土尔扈特人严格监控起来。

东归途中的土尔扈特人很快穿过了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草原。走在外侧的一支土尔扈特队伍，被哥萨克骑兵追上。由于土尔扈特人是赶着牲畜前进的，来不及把散布在广阔原野上的队伍集中起来抵抗，九千名战士和乡亲在与哥萨克骑兵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但巨大的牺牲并没有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而严寒和瘟疫的袭击是土尔扈特人要面对的另一个敌人。战斗伤亡、疾病困扰、饥饿袭击，使得土尔扈特人口大量减少。对于能否返回祖国，不少人产生了动摇。

面对困境，渥巴锡及时鼓舞士气，说我们宁死也不能回头！

土尔扈特人东归，清政府却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双方无法取得沟通，这使得孤军奋战的土尔扈特部无法得到清政府的任何援助。但英勇的土尔扈特人，在与困难做斗争的过程中一次次抖擞精神，坚定地向着目标前进。

直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三月，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向朝廷奏报说，俄方派人来通报，土尔扈特举部东返，清政府才得知这一消息。

土尔扈特人归来的消息在清朝廷中引起了争论。是把他们挡回去，还是迎接他们的回归，朝臣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最后乾隆皇帝顶住了沙皇俄国的强硬态度和内部纷争，接受了土尔扈特部。

根据清宫档案《满文录副奏折》的记载，离开伏尔加草原的十七万土尔扈特人，经过一路的恶战，加上疾病和饥饿的困扰，“其至伊犁者，仅以半计”。也就是说，有八九万人牺牲在了归途中。

在五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土尔扈特人终于到达了祖国西陲边境伊犁河畔。

当时任伊犁将军的伊勒图，派锡伯营总管伊昌阿等官员在伊犁河畔迎接刚刚抵达的渥巴锡、舍楞等人。之后渥巴锡随伊昌阿到伊犁会见了参赞大臣舒赫德，舒赫德向渥巴锡转达了乾隆帝的旨意，让渥巴锡等人在秋高气爽时节前往避暑山庄面见乾隆皇帝，并转交了乾隆皇帝颁给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的敕书。

敕书用满文和一种古老的蒙古文字托忒文写成，敕书内容充分表达了乾隆对土尔扈特人的赞扬与欢迎。不久渥巴锡等十三人及其随从四十四人，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从察哈尔旗来到避暑山庄。乾隆帝下令在普陀宗乘之庙竖起两块巨大的石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铭刻他亲自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用来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专门指派官员勘查水草丰美之地，妥善安置归来的土尔扈特部众，将巴音布鲁克、乌苏、科布多等地划给土尔扈特人做牧场，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最后确定的游牧地为“渥巴锡所领之地”，也称旧土尔扈特，分东西南北四路，设四个盟，各任命了盟长。舍楞所领之地，称新土尔扈特，舍楞为盟长。还有和硕特恭格部，下设四个旗，恭格为盟长。

土尔扈特部的回归成为乾隆帝在位期间重要的政治事件，土尔扈特的壮举成为经久不衰、广为传唱的史诗。

历史细读

清朝后妃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最初努尔哈赤时期还没有后妃制度，这时他的妻妾没有名号，十六个妻子都被称为福晋。皇太极时期，开始有了后妃之别，建立了五宫，分别是中宫清宁宫、东宫关雎宫、西宫麟趾宫、次东宫衍庆宫、次西宫永福宫。入关之后，后妃的名称逐渐多了起来，顺治十五年（1658年）采用礼官建议，开始在乾清宫设夫人、淑仪、婉侍、柔婉和芳婉，在慈宁宫则设立贞容、慎容，此外还有女官。但这个制度并没有真正实行。到了康熙朝，后妃制度得以完善，设皇后一名，居中宫，又设皇贵妃、皇妃、妃，再次是嫔、贵人、常在、答应，分居东西十二宫。

一场政治联姻

乾隆皇帝在先辈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并开拓了中国的疆域版图，维护并加强了中华多民族的统一。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也就是平定了大小和卓木叛乱后的第二年，图尔都等五户助战有功的和卓木，及霍集斯等三户在平乱中立功的南疆维吾尔上层人士，应召陆续来到北京，拜见乾隆皇帝。乾隆帝安排他们居住在京城，并派使者接他们的家眷来京同住，封图尔都等为一等台吉。于是图尔都二十七岁的妹妹被选入宫，册封为和贵人（即香妃）。很明显这是乾隆皇帝统一新疆后的一次政治联姻，是实行“因俗而制”的政治需要。

香妃是否遍体生香，已经无从考证。但历史记载乾隆帝确实有一个回族妃子，她就是容妃。有一名回妃，这本身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可是在容妃死后的一百多年内，却引起了一批骚人墨客的兴趣，在容妃身上大做文章，并且产生了一部关于“香妃”的故事。但究其真实身份，其实就是容妃。

乾隆帝威狐猎鹿图

乾隆帝为清人入关后的第四个皇帝，在位共六十年，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乾隆帝死后的庙号为高宗纯皇帝，史书上称为乾隆帝。乾隆帝承袭祖制，崇尚骑射，自即位后几乎每年都去木兰围场或南苑狩猎，练习骑马箭术。

贵人在清朝后妃的八个等级中属于第六级，前面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五个等级，其后有常在和答应。和贵人入宫时带来了祥瑞，从南方移栽到宫内的荔枝树竟结出了二百多颗荔枝。这使得乾隆帝龙心大悦，也令她深受乾隆帝的生母崇庆皇太后的喜爱。因此在入宫后的第三年，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五月十六，皇太后降旨，册封和贵人为容嫔。她的哥哥原封为一等台吉的图尔都，也因进攻喀什噶尔有功而同时晋爵，封为辅国公。乾隆三十年（1765年）春天，高宗第四次南巡时，携皇太后、皇后、庆妃、容嫔、图尔都以及大学士傅恒等王公贵戚一千余人同行。在南巡途中，乾隆对容嫔格外恩赏，前后共赐给她八十多种口味适宜的饭菜，其中就有名贵的奶酥油野鸭子、酒炖羊肉等。

当然能够长时间地赢得乾隆皇帝的垂爱和信任，不仅由于容嫔的政治背景，还在于她的俊俏和异域情调。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皇太后懿旨将她由容嫔晋为容妃，并由赏给处为她准备满洲朝服、吉服、项圈、耳坠、数珠等。同年十月，受命为正、副使的大学士尹继善、内阁学士迈拉逊，持节册封容嫔为容妃。册文曰：“尔容嫔霍卓氏，端谨持躬，柔嘉表则。秉小心而有恪，久勤服事于慈闱，供内职以无违，夙协箴规于女史。兹奉皇太后慈谕，册封尔为容妃……”这一年容妃三十五岁。

三年以后，乾隆东巡，再次携容妃等六位妃嫔同行，此次游历泰山、拜谒孔庙。由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乌喇那拉氏皇后亡故，乾隆声称不再立后。乾隆四十年（1775年），皇贵妃又被赐死。因此到这个时候，容妃在乾隆帝的众多后妃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十五，乾隆帝在圆明园奉三无私殿设宴会餐时，容妃已入主了西边头桌的首位。到同年十二月乾清宫大宴，容妃又升格到了东边坐桌的第二位。这时四十八岁的容妃在群芳争艳的后宫中达到了自己地位与殊荣的顶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十九日，容妃离世，享年五十五岁。

至于“香妃”这个称呼的来历却非常迷人。传说她“玉容未近，芳香袭人。既不是花香也不是粉香，别有一种奇芳异馥，沁人心脾”。更有传说她是新疆回部酋长霍集占的王妃，回部叛乱，霍集占被清廷诛杀后，将军兆惠将香妃生擒，送与乾隆。香妃天生丽质，更奇的是她身体会散发异香。乾隆皇帝对她一见倾心，执意纳之为妃。为了讨得香妃的欢心，乾隆帝特地在西苑建造了一座宝月楼，供香妃居住，并常亲临探视，表示特殊的关心。然而香妃性格刚烈，誓死不从，并身藏利刃，表示不屈的决心，还时常因思念家乡而凄然泪下。皇太后得知此事后，召见香妃，问她：“你不肯屈志，究竟作何打算？”香妃以“唯死而已”相答。太后说：“那么今日就赐你一死。”香妃竟然顿首拜谢。于是太后趁乾隆帝单独宿斋宫之际，命人将香妃缢死。

太后处死香妃的原因，除了上述为成全其名节外，也有说法认为太后担心自己的儿子弘历（即乾隆帝）为香妃所害。毕竟香妃原来的丈夫霍集占是被乾隆帝派军剿灭的，香妃若对乾隆心怀怨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还有传说是香妃因为深受乾隆帝的宠爱，诸妃妒忌向太后进谗言，香妃于是被害。香妃死后，乾隆帝悲伤不已，最后以妃礼将其棺椁送回故乡安葬。此说清末民初在民间流传非常广泛，所以出现了不少叙述香妃故事的戏曲说唱、小说诗歌，绘声绘色，凄婉动人，令人们对香妃的传闻信以为实。1914年，故宫浴德堂展出了一幅名为《香妃戎装像》的画像，令各种传说更是甚嚣尘上。

然而传说再引人入胜，也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

但乾隆帝为容妃修建宝月楼确有其事。清朝在乾隆帝以前，没有纳回族妃嫔的先例。容妃以回部女子至清朝，但乾隆帝没有把她安置在后宫，而是专门建了西苑宝月楼，作为金屋藏娇之所。楼南隔街建“回子营”，修礼拜寺。乾隆帝御制诗中，有很多关于宝月楼的诗。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夏写过一首诗云：“轻舟遮莫岸边维，衣染荷香坐片时。叶屿花台云锦错，广寒乍拟是瑶池。”此以嫦娥比拟容妃。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新年又作诗云：“冬冰俯北沼，春阁出南城。宝月昔时记，韶年今日迎。屏文新茀禄，镜影大光明。鳞次居回部，安西系远情。”乾隆帝自注云：“楼近倚皇城南墙，墙外西长安街，内属回人衡宇相望，人称‘回子营’。新建礼拜寺，正与楼对。”

那么新疆的香妃墓又是怎么回事呢？香妃墓坐落在新疆喀什市东郊五公里的浩罕村，是自治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一座典型的伊斯兰古建筑群，也是伊斯兰教圣裔的陵墓，占地为二公顷。陵墓始建于1640年，据说墓内葬有同一家族的五代共七十二人（实际只见大小五十八个墓穴）。第一代是伊斯兰著名的传教士玉素甫霍加。他死后长子阿帕霍加继续传教，并成为明末清初喀什伊斯兰教“依禅派”的著名大师，甚至一度夺得叶尔羌王朝的政权。阿帕霍加死于1693年，也葬在这里。因为他的名望超过了其父，所以后来人们便把这座陵墓称为“阿帕霍加墓”。

传说埋葬在这里的霍加后裔中，有一个叫伊帕尔汗的女子，是乾隆皇帝的爱妃，由于她身上常有一股沙枣花香，人们便称她为“香妃”。香妃死后，由其嫂苏德香将其尸体护送回喀什，并葬于阿帕霍加墓内，因而人们又将这座陵墓称做“香妃墓”。不过据考证，前文所说的历史上的容妃并没有葬在这里，她确切的葬地是在河北遵化县清东陵的裕妃园寝。

所以喀什的这座香妃墓实际就是阿帕霍加家族陵墓的俗称。经历了三百多年风雨的洗礼，阿帕霍加家族陵墓依然以坚韧不屈的精神固守其古朴的建筑风格，充分表现了伊斯兰高超的建筑技术和艺术风格。它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高四十米，由门楼、小礼拜寺、大礼拜寺、教经堂和主墓室五部分组成。穹窿形的圆顶上，有一座玲珑剔透的塔楼。塔楼之巅，又有一镀金新月，金光闪闪，庄严肃穆。与门楼西墙紧连的是一座小清真寺，有彩绘天棚覆顶的高台，后面还有祈祷室。陵园内西面是一座大清真寺，正北是一座穹窿顶的教经堂。主墓室则在陵园的东部，是整个建筑群的主体建筑，其屋顶为圆形，圆拱直径达到十七米，没有任何梁柱结构，外面全部是用绿色琉璃砖贴面，并夹杂一些绘有各色图案和花纹的黄色或蓝色瓷砖，显得格外富丽堂皇，同时又不失庄严肃穆。

在陵墓高大宽敞的厅堂里，筑有半人高的平台，依次是阿帕霍加家族五代七十二人的大小共五十八座坟丘。香妃的坟丘设在平台的东北角，坟丘前用维文、汉文写着她的名字。墓丘都用白底蓝色玻璃砖包砌，上面再覆盖着各种图案的花布，看上去晶洁素雅既表示对死者的尊敬，又有保护墓丘的作用。陵墓左边，建有大小两座精致的伊斯兰教礼拜寺。陵墓后面，还有一大片坟墓，景色十分壮观。

不断加强中央集权

雍正帝强化专制统治

康熙朝时期，朝臣因为立储风波，动辄窥测皇帝内心深处的喜怒好恶，分门别户，互相倾轧，结成朋党，把朝政弄得乌烟瘴气。胤禛继位之初，最感棘手的就是诸兄弟与宗室大臣中的结党营私活动。他向朝臣正面阐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朋党最为恶习。明季各立门户，互相陷害，此风至今未息。……此朋党之习，尔诸大臣有则痛改前非，无则永以为戒。尔等当思皇考数十年宽厚之恩，亦当共体朕委曲保全至意。若仍怙恶不悛，朕虽欲勉强仰体皇考圣衷，力为宽宥，岂可得乎？”胤禛说这番话的用意，就是要告诉全体大臣，自己对由来已久的朋党深恶痛绝，绝不会像康熙皇帝那样对之姑息、纵容！

为了消除朝臣的疑虑，避免社会舆论对己不利，胤禛以攻为守，再次向朝中大臣们阐述自己的看法。他以大臣中结党的例证，说明朝中朋党之盛：“朕即位后，于初御门听政日，即面谕诸王文武大臣，谆谆以朋党为戒。今年以来，此风犹未尽除。”同时他又颁发了一篇御制短文《朋党论》，文中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列数朋党的种种害处，反宋代欧阳修的《朋党论》之道谓：“修之所谓道，亦小人之道耳。……朕以为君子无朋，惟小人而有之。……设修在今日为此论，朕必饬之，以正其惑。”这表明胤禛对朋党极其厌恶的态度。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胤禛不断下达上谕，斥责康熙帝第八子、胤禛自己的异母弟允禩及其同党。

立储密匣

鉴于康熙帝晚期，诸子争位的斗争异常惨烈。雍正帝即秘密立储，使乾隆帝弘历平稳地登上了皇位。此密匣为道光帝立储之物。

八月诸王大臣上奏章说，承蒙皇上颁发《朋党论》，其中教训深刻，大臣们愿意共表决心，坚决照办。胤禛于是把众大臣召进宫中，问道：“诸王大臣的奏章，不知是真的代表了你们众人的意见，还是仅仅两三个人的意思？如今既然你们说全都同意，我心里十分欣慰。但是可贵处在于能够实际行动，不要说说空话就罢了！”第二天胤禛再次召集众大臣进宫，告诉他们说，皇室中的人恶习未改，彼此之间当作仇人一样，这都是由于谗言恶语在传播的结果，致使皇室骨肉之间产生了罅隙。同时他还列举了自己的几个兄弟允礽、允禔、允禩、允禟、允禵等人的过错，说他们不懂得君臣大义，还说到从前众大臣保举允禩为太子是很不对的。之后又把诸王及皇室成员召进宫来，指出了他们结党的恶习，要求他们每个人都要返躬自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同时还劝说他们作为皇室成员，务必要和衷共济、齐心协力，要互相鞭策、勉励，给子孙后代做出表率。

从前工部郎中岳周拖欠钱粮，允禩曾经暗中帮助了他几千两银子，使他能如数地交纳钱粮。胤禛知道这件事情后，认为他是笼络人心，便利用这件事，告诉总理大臣等人：“允禩存心狡诈，结党营私，我屡次教训他，希望他改过自新。可是朝臣们却被他蒙蔽，反而替他抱屈说是我太苛刻了。从大家的表情上我能看得出来。一年以来，大官小吏受他拖累的不在少数，可是却甘心受罪，并无悔意。如此则他的小团体是没有解散的一天了。他们既然怙恶不悛，而大臣们又被他蒙蔽，所以我特意告诫你们。如果众臣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那小团体自然会解散，他自然会势单力薄。”不久胤禛又向九卿大臣及工部、上驷院两个衙门的官员们传达：“廉亲王允禩存心扰乱国政，暗中使用银两收买人心。你们工部、上驷院两个衙门众官吏要小心谨慎，不要也中了他的奸计，被他愚弄。所以我再次告诫你们，一定要秉公办事、效力，不要被他引诱，否则我可要从重治罪！”

历史文献

寅刻，（康熙皇帝）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胤禛闻召驰至。巳刻，趋进寝宫。上告以病势日臻之故。是日，皇四子胤禛三次进见问安。戌刻，上崩于寝宫。

——《清实录》

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通令八旗严禁家人结党，否则交由步军统领惩处。五城官员凡是大臣的家人，如有婚嫁办筵席宴请亲友等事，必须报告家主，然后才能举行。如果有私自结党，结拜兄弟，彼此宴请，借机钻营托情的，立即严加惩治。

胤禛的宠臣田文镜当河南巡抚时，曾上奏章参劾部下黄振国、邵言纶、汪诚、关瞰等人。直隶总督李绂路过河南时，当面斥责田文镜存心整读书人。这惹恼了田文镜，于是他给胤禛上密折，说李绂与黄振国是同榜进士，他们要结党，给那些被自己弹劾的官吏们翻案，并且要报复他。不久李绂果然在胤禛面前替黄振国等人辩白说情，并且接连上奏章替黄振国等人申冤。胤禛对田文镜的密折自然有先入为主之见，所以要处分李绂。这时谢济世又公开弹劾田文镜，列出了他的十大罪状，弹劾理由是他贪污。虽然田文镜执政严苛，但为官却较为清廉，所以说他贪污，胤禛是不相信的。同时谢济世在奏章中还提到黄振国等人是被田文镜冤枉了。胤禛看过谢济世的奏章后十分不满，他说：“田文镜是有名能干的大臣，我正在倚重他，你怎么能够听信谣言诬蔑他！”然后不由分说就把奏章扔给谢济世了，谢济世跪在地上不肯站起来。胤禛十分生气，立刻命令九卿科道诸臣齐集刑部，审讯谢济世是如何与李绂勾结在一起的。谢济世说：“田文镜的劣行，朝廷内外人人皆知。我谢济世熟读孔孟之书，粗通大义，不忍心眼看奸臣欺骗皇上，所以才冒死给皇上奏章。如果一定要追查我的后台，那就是孔子和孟子！”尚书励杜讷说：“对谢济世应该用刑拷问。”当时御史陈学海也在场，没想到他忽然站起身走到院子里，脸朝北大声说到：“同谢济世勾结的人是我！”这突然的一幕让参加审讯的大臣们都错愕不已，要将此事报告皇上，请求皇上批准连御史陈学海一同审讯。但还没等上报，胤禛忽然派人来传达指示，不要审讯谢济世了，将他革职，发配到阿尔泰的军队中当差效力。

历史细读

词科，全称“博学鸿词”科，清朝制科取士方式之一。清代继承了唐宋的旧制，在正常科举考试之外又增设制科取士。鸿始为宏，后来避乾隆帝弘历的名讳，改作了鸿。曾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和乾隆元年（1736年）两度举行。

从前李绂担任广西巡抚一职时，一直以清正廉洁著称，很受雍正帝的器重，因此免不了遭到一些大臣的嫉妒。这时李绂任直隶总督，蔡珽任奉天天府尹。谢济世弹劾田文镜，胤禛认为是李绂与蔡珽指使的，于是将他们逮捕治罪。朝臣们商议以后，决定将这二人立即处斩，他们的妻子，罚进辛者库（浣衣局）做苦工，财产也遭到没收。但胤禛下令从宽处理，于是将立即斩首改为暂时监禁，定期处斩。有两次处决犯人时，将李、蔡二人绑了起来和死囚犯一起押到了刑场，但是把他俩的双手扭到后背，大刀搁在脖子上，问他们：“此时知道田文镜好吗？”李绂回答说：“臣愚昧，至死也不知道田文镜有什么好地方！”结果仍然将他们二人押回监狱。

李绂、蔡珽二人获罪时，朝臣们认为他俩冤枉，但是因为当时田文镜是胤禛的心腹和宠臣，没人敢站出来替他俩说话主持公道。他俩因为受制于田文镜，几乎丢了性命。

胤禛还指示，科举出身的官员一定要去掉朋党恶习，为朝廷尽忠效力，秉公办事。只要君臣上下能够同心同德，天下就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社会风气就会一天比一天淳朴。因为自己不是科举出身的官员，田文镜每次向胤禛递奏书时都会尖锐地痛斥科举出身的官员，说这些人不可信用。胤禛一直很重视他的这些话，所以才下达这个命令。

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这是历代官场的通病。在当皇帝之前，胤禛本人为了争夺皇位继承权，也曾拉帮结伙、大搞阴谋活动，可以说费尽了心机。诸如年羹尧、隆科多都曾经是他的心腹。不仅胤禛如此，他的几个哥哥、弟弟也无不如此，甚至有的比他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允禩在培养个人势力方面就大大超过了胤禛。

经过争夺皇位的斗争，胤禛继位后深深明白，朝廷内外的各派小集团成了加强君权的障碍。为了巩固统治，他就需要毫不手软地打击这些小集团。他先大造舆论，亲手写了《朋党论》，从理论上让人们明白派别活动对皇权和国家的危害，指出大臣应与君主同心同德，惟君主之命是从，绝对不能拉帮结伙，谋求私利。应该说胤禛这篇《朋党论》写得很深刻，很有说服力，是向政治小集团开刀的信号。

同时胤禛还先后铲除了皇室及臣僚中的几个盘根错节、力大势雄的集团。诸如允禩、年羹尧、隆科多这些足以危及胤禛帝位的人，都先后被诛除殆尽。而朝臣中拉帮结伙之人，虽然不足以危及胤禛的皇帝宝座，但毕竟不利于胤禛独断专行，因此也随时随地被处置，甚至有的人并没有搞朋党为奸，也被当作搞朋党而受刑。

这样一来，群臣人人自危，为了个人的身家性命，无不对胤禛俯首帖耳，唯唯诺诺了。胤禛铲除政治小集团的结果是大大加强了君主独裁专制，巩固了中央集权。

设立军机处

胤禛即位之初，虽然已经将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手中，但当时只要是军政大事，都必须经过集体讨论，皇帝只是最后宣布执行，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自行其是。胤禛设置军机处，正是将受到制约的皇权重新推向权力金字塔的顶端。雍正七年（1729年），准噶尔蒙古部落的策旺阿拉布坦发生全面叛乱，胤禛对其进行征讨。为了使这场战争能够取得全面的胜利，他采取了许多措施，军机处就是以此为契机设立的政府中枢机构，从此开始全面而直接地管理国家各种事务。

名家评史

在办理军机处的人，就叫军机大臣，名义上是大臣，照制度法理讲，并不是大臣，因为他是皇帝御用的，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最高行政首长啊。这种上谕封好，办理军机处的印盖了，就交给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并不能拆看，只要他加一个封袋，直接发给受命令的人。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向皇帝发生关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钱穆

这一年的六月，胤禛发布上谕：“两路军机，朕筹算者久矣。其军需一应事宜，交与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军机处全称为“办理军机事处”，当时诸王公大臣并不能了解它的性质，只是从胤禛的上谕明白，即交与三人密为办理。由此看来，性格极为谨慎的胤禛在筹建或办理某些重大事件前，多采取秘而不宣的策略，只有自己在心中暗自筹划以后，才交给个别亲信大臣来办理。

虽然军机处的设立基于平定准噶尔的叛乱，但对胤禛来说是本着长远的需要，所以军机处的设立从一开始就不是临时性的，稳固皇权比西北用兵一事更为重要。因为当时胤禛虽然已经将自己的诸位兄弟也是他的政敌通过各种手段打倒了，但是散布于朝廷上下的他们的势力却仍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与传统的官僚机构仍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胤禛本人对此当然也非常清楚，但他不可能把整个官僚机构全都彻底推倒重来，所以只能在决策层面另起炉灶，重新创建一个既可以囊括一切机要权柄，又能服从他指挥的由亲信人员组成的新机构。军机处正是这样一个机构。

其实军机处算不上是一级行政机构，因为它无定员，全由皇帝根据实际需要随时增减。最初只有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以后又有增加，最多时也不超过十一人。其次，被选入军机处的官员，都属兼职，并不设专职。雍正从阁臣、六部尚书、侍郎等官员中，选取“熟谙政体者，兼摄其事”的人称他们为“军机大臣”。根据这些人原来在朝中的品级和地位，排定先后次序，以品级高、资历深者为“首席”“首揆”“揆席”。如果军机处大臣中有的失去原职务，或任职于京外，那么他在军机处的兼职就会被取消。军机处的属员，则由“各部曹、内阁侍读、中书舍人等充任，名曰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们之间互不统属，全部直接对皇帝负责。

军机大臣地位崇高，却没有六部等官员的实权。他们的职责是“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常日直禁庭以待召见”。即使皇帝巡幸外地，也是如此。这些身处权力核心的军机大臣们工作也是比较辛苦的，按规定每天寅时就要入值，办完公务后由内奏事太监“传旨令散”。每天皇帝的传召没有定时，有时候召见大臣一次，有时候会数次召见，如有紧急要务，胤禛偶尔也提前召见他们。特别是张廷玉，胤禛召见的次数就更多。因为张廷玉是专门负责为胤禛撰写谕旨的。军机处创建之后，他自然成为了大忙人。特别是在大西北两路用兵时，张廷玉更是“自朝至暮，间有一二鼓者”，到了深夜仍不能休息。从张廷玉的繁忙情况来看，其他军机大臣之忙碌也就可见一斑了。如此繁忙的公务也得到了一向驭下极严的雍正皇帝的许多格外恩典。例如胤禛不时将一些绫罗绸缎、应时果脯、各方土贡、鹿肉山珍等赐给张廷玉、鄂尔泰等亲近大员。又命每日入值的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随御膳房吃饭，而满汉章京下班后还被允许去“方略馆”聚餐。如果胤禛住在圆明园，那么就让这些人在圆明园外值庐用膳，以示恩典。

军机大臣被皇帝召见的程序通常是先“赐坐”，将“未奉御批”的各处奏折进呈，等候皇帝钦批，“承旨”毕，即退出。凡皇帝的“明旨”，均由军机大臣拟写，然后再下发到内阁。凡不宜公开的“密谕”，都经由军机大臣“封交”兵部，视事之缓急再传送到各地。此时军机大臣不过是起个上传下达的作用，他们的职责概括起来就是“承旨”，当面替皇帝起草文件，或记录皇帝的指令，然后向有关部门传达，更像是皇帝的侍从秘书。军机章京则有满人也有汉人，他们负责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满人抄写满文，汉人抄写汉字，也是文墨秘书的性质。所以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虽然身处权力的核心，却没有任何决策权，他们一切听命于皇帝，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唯一要做的就是完成皇帝交办的差事。

军机处不属一般的衙署，军机大臣的工作具有高度机密性，并且要时刻同皇帝直接联系，所以他们都留在离皇帝最近的地方，以便随时能够快速地应召入宫。因此军机处便设在隆宗门内靠近内廷的地方，既要与外廷隔绝，杜绝人来人往泄密，又要离皇帝居处甚近，以方便皇帝随时召见。“军机为枢密重地，非有特许，不许擅入。”如敢私入，或私自会见军机处官员，随时纠劾论处。军机大臣办公的地点，也随着皇帝的行止而定。如果皇帝住在圆明园，军机处就设在园内左如意门内；如果皇帝住在西苑，军机处就设在西苑门内。而一旦皇帝出京远行巡视，军机大臣都会随同前往，在沿途的行宫门内设“直房”。不管在何处“入直”，都属皇帝的禁区，离皇帝甚近。由此可以想见，胤禛几乎把军机处看成了自己的一件随身物件，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也就是说，军机处值班大臣和章京随时跟随皇上行动。所以没有固定衙署，具有机动性是军机处的一大特点，也只有在京城才有较稳定的办公地点。皇帝召见军机大臣议事，都要求迅速、准确，不得迟误，故责专人秘密行事，发挥高效。因此保持了此事的机密性，以至于实行了二年有余后，各省对此仍然一无所知。

军机处的这种特点，使其在创建初期，既没有正式的衙门，也没有印信。直到三年之后，也就是在雍正十年（1732年）春，才命大学士等议定军机处印信。议定后经胤禛批准，该印交由礼部铸造成形。印信由内奏处保管，印匙则由领班军机大臣随身携带。此外还打制了镌有“军机处”三字的金牌，由值日章京佩带。每当需要军机处的印信时，就由值日章京凭金牌到内奏处领取，再凭金牌向领班军机大臣索取印匙，并在数人的监督下，才能打开印匣取出印信。印信用完后，金牌要交给值日章京，印匙要重新归还领班军机大臣，印信则要重新归还内奏处。这些规章制度虽然如此烦琐，但这套十分严密的管理模式能够避免出现差错，可见为了达到保密的目的，雍正皇帝真是煞费了苦心。

设立军机处以后，除了保密以外，还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以前奏折呈递时总要经过各个部门的周转，最后才能够送达皇上。其中因扯皮、推诿、拖沓的种种陋习，使得办事效率极为低下，保密性也差。但军机处设立以后，以几人的核心力量，摆脱了官僚机构的臃肿，胤禛的口令可以畅通无阻地到达每一个职能机构，从而把国家大权牢牢地控制在皇帝的手里。

正因为军机处这种和皇帝之间如此亲密的关系，使其渐渐变得地位煊赫，手握重权。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是清朝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它使得整个政府的决策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革。

第一，军机处是皇帝的集权工具。从明到清，废除宰相制，皇权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第二，军机处有高度的机密性。体现为对其印信管理极严。印信贮存初定由军机处自贮，但是为了加强管理，防止私用印信，于是改贮他处。印信分程序管理，相互制约，互相监督，无论职位多高、权力多重的大臣，都无法私自动用印信。

第三，胤禛对军机的处管理非常严密，对军机大臣的要求也极为严格。要求他们时刻同自己保持联系，并留在离皇帝最近的地方，以便随时应召入宫，应付突发事件。皇帝走到哪里，军机处就设在哪里。每次议事，胤禛只会分别独自会见军机大臣，这使得他可以没有拘束和隐瞒地谈自己对朝政和大臣们的一些看法，以便察言观色，去伪存真地选用人才。

无论从何处来说，军机处在当时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尤其是在集权方面，在削弱乃至排挤了内阁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参与国家政务的决策权后，这些大权都收归于军机处。而军机处则牢牢地控制在胤禛之手，如“人之使臂，臂之使指”，这就使得一切军政事务都受控于胤禛，军机处官员真正成了他的办事人员，唯胤禛之命是从。正如胤禛所说：“生杀之权，操之自朕。”君主独裁的政治体制被推向了顶峰。比较一下明朝的内阁与清朝的军机处，可以明显发现明朝的内阁权属于阁臣，对君权尚有很强的约束力。而清代军机处虽为政府权力的“总汇”，但其权属君主，对君权没有任何约束力，反倒是军机大臣们处于层层制约与皇帝的严格监视之下，每个人都得小心谨慎、殚精竭虑地为皇帝办事。

雍正帝开创的军机处被以后的清朝皇帝继续沿用，可见其早已突破军机即处理军务的界限，而堂而皇之地成为一个政治集权的工具。

削弱擅权宠臣

雍正帝在位期间，他与年羹尧之间既亲密又复杂的关系，一直为后人所关注。直到现在，学者对于雍正帝诛杀年羹尧的原因依然没有定论。不过年羹尧的煊赫与悲剧都是雍正朝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原籍安徽怀远，后改隶汉军镶黄旗。年羹尧出身官宦之家，父亲年遐龄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其兄年希尧也曾经担任工部侍郎。世人皆知年羹尧是一员骁勇善战的武将，其实他自幼读书，颇有才识，并且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考中了进士，不久授职翰林院检讨。翰林院号称“玉堂清望之地”，庶吉士和院中各官一向由汉族士子中的佼佼者充任，年羹尧能够跻身其中，也算是非同凡响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年羹尧迁为内阁学士，不久被调往四川担任巡抚。根据《永宪录》的说法，当时成为封疆大吏的年羹尧还不到三十岁。对于康熙帝的格外赏识和破格提拔，年羹尧感激涕零，在奏折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会“竭力图报”。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到任之后，就很快熟悉了四川的情况，并且提出了诸多兴利除弊的措施。而他自己也带头做出表率，拒收节礼，“甘心淡泊，以绝徇庇”。康熙帝对于这个踏实肯干的年轻官员寄予了厚望，希望他能“始终固守，做一好官”。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升为川陕总督，成为守卫西陲、手握重兵的要员。同年青海郭罗克地方发生了叛乱，年羹尧利用当地土司之间的矛盾，迅速平定了叛乱，他的能力深得康熙皇帝的赏识，所以第二年年羹尧又受命和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

等到胤禛继位后，年羹尧更成为了新主人的左膀右臂。其实早在胤禛当亲王的时候，年羹尧就是胤禛的心腹之人，两人关系非比寻常，他们不仅是一般的君臣、主奴关系，而且还是亲戚。年羹尧的妻子是宗室辅国公苏燕之女，他的妹妹则早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就被选为雍亲王的侧福晋，雍正元年（1723年）又被封为贵妃，年家遂成为皇亲。胤禛刚继位时，担心诸王发动政变，就叫年羹尧身穿盔甲时常紧跟在自己身边，在胤禛顺利继位的过程中，握有重兵的年羹尧起了不小的作用。

年羹尧诗迹

年羹尧虽然建功沙场，以武功著称，但他自幼饱读诗书，颇有才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年羹尧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年羹尧的妹妹是雍正帝的贵妃，年妃死后，年羹尧随即被赐死。

而他受到进一步的信任与擢拔，主要是在于青海战事中充分表现的忠心与才干。策旺阿拉布坦入侵青海的问题，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时本来已得到初步的解决。但是到了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地方叛乱又意图脱离清政府的统辖。对任何一个刚刚登上皇位的皇帝来说，遇到边疆叛乱这样的事情都是个棘手的问题。此时的动乱若真闹大，胤禛就有违背康熙帝遗愿之嫌，必然会招致诸弟与宗室中敌对势力的攻击，削弱他尚未巩固的皇权。这时胤禛最可依靠的人就是年羹尧，于是下令“年羹尧即往西宁办理军务，其调集弁兵之任，甚属紧要，须给大将军印信，以专执掌。著将延信护理之抚远大将军印，即从彼处送至西宁，交与总督年羹尧”。

在此期间，胤禛不断派人前往军中送赏年羹尧各种赐品。从皇帝御用的四团龙貂皮褂、貂帽、蟒袍、东珠，到荷包、钟表、鼻烟壶、鹿尾、奶饼等宫中珍玩佳馔，应有尽有。对于胤禛的如此厚爱和超乎寻常的赏赐，年羹尧最开始既受宠若惊，又有些惶恐不安。他上疏说：“团龙补服，非臣下之所敢用……貂帽蟒袍，又皆圣躬所御，自古章服之荣，无以加兹。”胤禛却宽慰他说：“只管用，当年圣祖皇帝有例的……实尚未酬尔之‘心劳功忠’四字也。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有你这样的封疆大臣，自然蒙上苍如此之佑。但朕福薄，不能得尔之十来人也。”这些话让人感到困惑，似乎胤禛有讨好年羹尧之嫌。这种过于亲近的君臣关系本身就不正常。

而年羹尧也不负胤禛所托，战役仅仅持续了十五天就迅速将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平定。“年大将军”成了朝野上下响当当的一个名号。喜出望外的胤禛晋升年羹尧为一等公，年羹尧不仅威震西北，而且还能参与云南的政务，成为胤禛在京城之外的主要心腹大臣。

但是这种美好的时光仅仅持续了两年，年羹尧就迅速走上了先受贬黜，最终被处死的道路。雍正二年（1724年）年底时，年羹尧还位极人臣，享受着无以复加的荣宠。但到了第二年的四月，便被解除大将军职务，六月受吏部参劾，十二月被处以死刑。他从赫赫功臣一跌而为千古罪人，这样急剧的变化，使朝野为之瞠目和震动。

从时间上来看，胤禛与年羹尧关系的恶化是非常突然的。雍正二年（1724年）秋天，因顺利平定了青海叛乱，年羹尧被批准于九月进京谒见。从胤禛的上谕来看，当时希望见到年羹尧的心情是十分急切的。他写道：“朕亦甚想见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大功告成，西边平静，君臣庆会，亦人间大乐事。”又说：“览奏朕实欣悦之至，一路平安到来，君臣庆会，何快如之。十一月欢喜相见。”一般说来，在这种情况下，年羹尧进京后定会得到进一步的擢拔。但事实却出乎意料，抵京后年羹尧非但没有受到皇帝的赏识，反而落了满身的不是，以致返回陕西后他不得不赶紧请罪：“伏念臣禀质薄劣，赋性疏庸，奔走御座之前三十余日，毫无裨于高深，只自增其愆谬。返己扪心，惶汗交集。”

胤禛接到年羹尧请罪奏折后，指出：“凡人修身行事，是即是矣，好即好矣。若好上再求好，是上更觅是，不免过犹不及。”很明显功勋卓著又是胤禛左膀右臂的年羹尧，犯了君臣之间最大的忌讳，就是功高盖主。所以胤禛通过这次觐见，正是要警告年羹尧务必安分守己，不要存非分之想，以免自寻绝路。

名家评史

在中国历史上，康熙帝也算是一个好皇帝，至于雍正帝便太专制了。我们现在看他的朱批上谕，就可以看出清代皇帝是如何统治中国的。在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一切活动他都知道，大概全国各地，都有他私派的特务人员的。因此许多人的私生活，连家人父子亲戚的琐碎事，都瞒不过他。一切奏章，他都详细批。他虽精明，同时又独裁，但他有他的精力，他有他的聪明，中外事，无论大小，旁人还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

——钱穆

胤禛被激怒，主要是年羹尧在任抚远大将军期间，权势太盛，骄横跋扈所致。他倚仗自己的权势，平时起居行动竟仿效皇帝，出门用黄土垫道，官员净街，关闭街巷铺面。行辕公馆彩画四爪龙，鼓乐手穿缎蟒袍。而蒙古各部王公与他会面时，也都要施下跪礼，甚至连驸马阿宣、总督李维均、巡抚范时捷也不例外。同时年羹尧在暗中悄悄地扩大自己的军事与经济实力，也让胤禛有所不安。他身为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本来就已经手握重兵，但仍要私贮锁子甲、铅子等军需禁品。在经济上，他更是千方百计聚敛财富，敲诈勒索地方官员，私营国家垄断的盐茶，侵吞官税、工俸、脚银，冒销军需等。通过这些手段，年羹尧只用了短短三年时间，搜刮到的钱财就高达数百万两银子。煊赫的战功和皇帝的荣宠使得年羹尧逐渐得意忘形，据说他觐见至京，“行绝驰道，王大臣郊迎不为礼”。

接着年羹尧又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为胤禛处置他提供了口实。当时天象出现了所谓“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之兆，各地大臣纷纷上疏祝贺，年羹尧自然也进了一折，但他却将赞美皇帝的“朝乾夕惕”误写成“夕惕朝乾”。这非但不是赞扬，简直是在讥讽。胤禛阅后大怒道：“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夫君子事朕必诚必敬，陈奏本章，纵系他人代笔，而年羹尧岂有不经目之理？观此则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其不敬之意。”虽然年羹尧一再进奏请罪，但胤禛并不念旧情，解除了他的抚远大将军职务，将其调至浙江任杭州将军。

这一撤一调，对年羹尧不啻为釜底抽薪。年羹尧在西北经营有年，不仅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而且也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但失去了以西北为依托的军权和财权，年羹尧即使再有才能，也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胤禛在年羹尧受命后所进的谢恩折上，写明了他的想法：“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今用你此任，况你亦奏过浙省观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身不肯为，由你统朕，此数千里，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这番话将胤禛的心迹表达得再明显不过，他担心年羹尧有反叛企图，又确信年羹尧至杭后再要反叛，将无能为力。

以年羹尧此前所受的待遇和他本人不可一世的骄横，遭人嫉恨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此前年羹尧的地位和胤禛的恩宠，使得那些对他不满和嫉妒的人并不敢有所作为。但是当胤禛的态度发生转变之后，朝臣们立刻抓住机会，纷纷上疏弹劾年羹尧的种种不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胤禛只要顺水推舟，就可以把年羹尧革职法办。古往今来，帝王杀戮功臣的事情屡见不鲜。但胤禛当时所处的与允禩等人的斗争环境，以及他极好虚荣的个性，都不允许舆论上把他视为暴君。因此雍正皇帝先发制人，反复说明年羹尧之获罪是咎由自取，而绝非他鸟尽弓藏。

所以在对年羹尧的处理上，胤禛颇花了心思。尽管胤禛已经确立了对待年羹尧的最终态度，但他还是用了九个月的时间调查揭露年羹尧的罪行，并在朝中反复深入地制造舆论。从雍正二年（1724年）底到第二年的九月，才尽革年羹尧的所有职衔。此时年羹尧本人已承认自己贪赃枉法的罪行，从他党羽的家中也搜出了他窝藏的大量赃物。年羹尧被捕至京师后，议政大臣等为其罗织大罪九十二条，并上疏请将年羹尧正法，诛其父兄子孙。胤禛批准了这一奏疏，决定叫年羹尧自尽，将他的儿子年富处斩，年家其余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发配到边远气候恶劣的地方充军。因为年羹尧的妻子是皇族，叫她回娘家生活。其他与年羹尧同族的文官武将，也都一律革职。至于年羹尧不满十五岁的儿孙，等长到十五岁时也要陆续充军，永远不许赦免返回。如有人收养、隐藏年羹尧的子孙，以叛逆的同党治罪。年羹尧的父亲太傅一等公年遐龄，当时已经八十多岁，最初也是要被诛杀，由于大学士朱轼极力向胤禛说情，说儿子犯罪而杀死老子，这是不合法的，年遐龄才得以免死。而年羹尧的哥哥广东巡抚年希尧也被革职抄家。其他与年羹尧有瓜葛的人，也不同程度受到惩处。比如有一个叫钱名世的，是江南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进士。在年羹尧权重之时，他曾经为年羹尧赋赠过几首谄媚诗文，把年羹尧比作周代的大将召伯、汉代名将卫青和霍去病。年羹尧平定青海后，他又鼓吹为年立碑，并在一首诗中写道：“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意思是当年康熙帝第十四子允禵进兵西藏时，康熙皇帝曾为他立了一碑记载他的功绩，现在年羹尧平叛成功也该再立一碑。年羹尧被诛杀后，胤禛认为钱名世简直就是文人无耻钻营的代表，根本不配做儒门中人，但杀了他又于理不通。于是想出了一种“以文词为刑法”的手段，即亲书“名教罪人”四字并制成匾额，悬挂在钱名世大门的上方，以警戒其他文人的谄媚行为。此后胤禛又命令所有进士出身的文官每人作一首诗，以讽刺钱名世的奴颜媚骨，并由钱名世出钱将这些诗文刊印出来，分发各地，以此警戒其他文人。

除了年羹尧以外，胤禛在位期间还铲除了另一个位高权重之人，就是他的舅舅，也是一位宠臣隆科多。

隆科多和年羹尧本来是胤禛的左膀右臂，都在胤禛继位的过程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隆科多十分有才干，深受康熙皇帝的信任与重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冬，康熙帝在畅春园病重之时，隆科多奉命于御榻前侍疾。康熙帝驾崩之时，身为步军统领的隆科多，是除皇子以外唯一在康熙帝身边的大臣。寝宫之内，康熙皇帝几乎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突然死去，而又未宣布继承人，所以他成为胤禛能够承继皇位的关键人物。隆科多作为步军统领，手握三千官兵，提督京城九门，正是他运用手中的权力保证了国葬期间京城的稳定，使当时任何一个对新君不满的人，都无法轻易采取行动。这就大大地促进了雍正帝皇权的稳固。因此胤禛继位以后，就令隆科多承袭了父亲佟国维一等公的爵位。不久又加封太保衔，晋升为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胤禛还公开称其为“舅舅隆科多”。后来论功行赏时，又封他为一等阿达哈番世职。胤禛感叹说：“此人真圣祖皇考之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为了紧紧拉住这个地位与作用都极其微妙的人，胤禛采取的手段就是不断为其加官晋爵，以示优宠。但结果却是，将其推向位极人臣的高位之后，又亲手将这个大功臣铲除。

其实隆科多的倒台和年羹尧的原因基本上是一样的，一是二人位高权重，居功自傲，结党营私，对于胤禛的皇权已经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二是胤禛的猜疑，他对自己能不能完全笼络住这二人没有把握。所以在处罚年羹尧之时，很快找到了借口，一箭双雕。

胤禛行乐图册（局部）

《胤禛行乐图册》描绘的是雍正皇帝胤禛行乐的故事，共十四幅。胤禛分别着古装、道装、佛衣、戎装等不同服饰进行各种活动。此图选赏景、弹琴二幅，表现其行乐之情，生动逼真，设色妍丽。

当初年羹尧获罪交刑部处分时，身为吏部尚书的隆科多却没有提出将年羹尧的公爵革去。胤禛认为他这是在袒护年羹尧，因此对他深恶痛绝。可是当时的大臣们没有一个敢攻击隆科多的。这时田文镜的一个幕僚，猜测到了胤禛有处分隆科多的心思，就替田文镜起草奏折，参了隆科多一本，要求弹劾隆科多。这道奏折正中胤禛的心意，果然据此将隆科多处分了。而田文镜从此以后不断得到胤禛的重用，他在胤禛心目中的地位是当时任何大臣都无法相比的。

后来隆科多又在胤禛下令将允禩等人的名字从宗人府保存的皇族家谱上删除时，嘱咐辅国公阿布兰私自抄写了一份胤禛的家谱，私藏在自己的家中，以备将来对照。胤禛知道后大怒，将阿布兰的公爵革去，并禁闭在家中。隆科多则被调回京城治罪。胤禛认为，隆科多在康熙年间就与允禩之党阿灵阿、揆叙有交往，此时又私藏玉牒，显然是有叛逆之心。于是在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他授意诸王大臣上疏弹劾隆科多，并且罗列了大罪四十一款，称“应拟斩立决，妻子入辛者库，财产入官”。但可能是顾虑到舆论，所以雍正又声明：“隆科多所犯四十一款重罪，实不容诛。但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诛戮，虽于国法允当，而朕心则有所不忍。隆科多忍负皇考及朕高厚之恩，肆行不法。朕既误信任于初，又不曾严行禁约于继，今惟有朕身引过而已。”为了粉饰自己的心狠手辣，胤禛下令将隆科多免于正法，而在畅春园附近修建一座监所，将其终身监禁。隆科多入监后，就像一年前被监禁的允禩、允禟一样，很快就死亡了。也有说法认为，隆科多如果是帮助胤禛阴谋篡位的大臣，胤禛惩处他可能是为了杀人灭口。

胤禛继位以后，不仅逐步将自己从前的政敌铲除，而且还把旧日的心腹、今日握有大权而对自己统治构成威胁的人一个个从身边清除。在这方面，胤禛可称得上不遗余力。胤禛打击异己势力，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加强了君权，为顺利推行政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胤禛也株连无辜，暴露了他残忍的一面。

正史史料

圣祖（康熙帝）政尚宽仁，世宗（雍正帝）以严明继之。论者比于汉之文、景。独孔怀之谊，疑于未笃。然淮南暴伉，有自取之咎，不尽出于文帝之寡恩也。帝研求治道，尤患下吏之疲困。有近臣言州县所入多，宜釐剔。斥之曰：“尔未为州县，恶知州县之难？”至哉言乎，可谓知政要矣！

——《清史稿·世宗本纪》

整顿吏治

“康乾盛世”是和“贞观之治”齐名的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打造康乾盛世的三朝皇帝中，康熙帝、乾隆帝都是多受褒扬，唯独胤禛皇帝毁誉参半。虽然手腕毒辣，但作为历史上以勤勉而闻名的皇帝，胤禛在位期间确实取得了很多政绩。

康熙帝可谓雄才大略，平定了三藩，统一了台湾，稳定了边陲，为大一统的清王朝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但到晚年，国家的歌舞升平使得官场上渐渐滋长了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的腐败风气。因此惩治腐败，整顿官场风气的重担，也就落到了康熙帝的继承者胤禛的肩上。

胤禛一生，以务实精神治天下。他刚一继位，就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的惩治与清除。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这表明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胤禛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为此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他的批语甚至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要多。在现在留存下来的清宫档案中，有数以万计的胤禛批过的奏折，从中可以看到胤禛对腐败之风的痛恨和他务实的作风。

当时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地的文武百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民生如何糟糕。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自己雷厉风行地整治，情况已经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于这类奏报，胤禛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有一次负责四川陕西军政要务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将几个省区旱灾严重的情况如实上报，胤禛夸奖他说：“凡地方事情，都如此据实奏报，不加丝毫隐饰才合朕意。朕希望所有内外大臣，办事只讲一个‘真’字。”

除了浮夸之外，官吏们还通过摊派克扣来压榨百姓。雍正三年（1725年），岳钟琪又将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竟然共有三十多项。他把这一情况如实上报给朝廷，并且指出不但四川、陕西有乱摊乱派的现象，其他各省都一样。这一举动不仅得到了胤禛的夸赞，还选派了一大批官员调往四川和陕西，让岳钟琪坚决果断地替换掉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胤禛支持臣下的实干，对于那些只会做表面功夫的人深恶痛绝。所以当云南布政使葛森频繁上奏时，胤禛就批评他说：“路途这样遥远，派专人送来这些没有用的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如果想用密折奏报，来讨好皇上、挟制上司、恐吓下属，那实在是在耍小聪明。”胤禛告诉朝臣们：“有事，一个月上报几次都无妨；没事，哪怕几年没有折子也不会怪罪。”他反复强调：“只务实行，不在章奏。”所以他多次告诫群臣说：“说一丈不如行一尺。”他所关注的是文武大员是否实实在在地干事，而决不在于奏报是否多，说得是否动听。因此他对官员进京面见皇帝也一直控制得很严。胤禛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只看皇帝的脸色办事，事务大小都要请示皇帝。对于这种现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官员实际上是推卸责任，为自己留条后路。比如胤禛后期连续六年在西北用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何时进军、如何用兵等问题请示他，胤禛严厉地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能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在强调务实的同时，胤禛在对待贪官庸人的问题上却毫不手软，而对有才干的人也是十分地爱惜和支持。河南大员田文镜铲除贪官，果断坚决，由此得到胤禛的赏识，成为他的宠臣。田文镜执法苛刻严酷，牵累了一些无大过错之人，使这些人遭到参劾，但胤禛还是十分信任他。赞扬他“为国忠诚”。并好言安慰田文镜说：“小人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窄小。”另一个例子就是浙江总督李卫，此人办事严猛，不徇私情，得罪了不少大官。于是有人向胤禛告李卫的状，胤禛却说：“李卫性情粗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赏识李卫，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

所以胤禛对于朝中的大小官员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他在位不过短短的十三年，由于他治理国家比较严厉，整顿官僚队伍也很坚决，所以在身前身后都留下不少骂名。但是他能广开言路，对于他不懂的地方事务，鼓励官员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他曾经多次颁发谕旨，要求身边的大臣，看见他的过错要直接指出，“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胤禛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一份奏折，专门给皇帝挑错，并交待说挑的错哪怕是不太合适，朕也不会怪罪。但若是瞻前顾后用一些空话来搪塞，却是万万不可的。胤禛曾经派一个叫周英的人到西藏去统领军队，后来发现周英这个人能力不行，办事浮躁，胤禛就坦率地对身边大臣说：“派周英到西藏，属于用人不当，这是我用人上的错误。”胤禛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尤其在于一旦发现有错，他能够立即加以改正。他做事脚踏实地，对自己不很了解难以决断的事情，往往坦率地承认，不轻易下结论。一次雍正收到一件如何料理台湾事务的奏折，他看后认为：“其中多有可取之处。”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推行，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朕不知地方情形，不敢轻易颁旨。”胤禛把这件奏折转给福建总督满保，让他与提督、总兵等经办台湾事务的官员共同商讨，选择其中可行的去办。

缂丝耕织图

此图长127.2厘米，宽77厘米，构图严谨，用色协调，表现了清代贵州苗寨的劳动生活场面，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在治理国家方面，胤禛确实是一个具有实干精神的君主。正是他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才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后期遗留下的虚诈不实的官场弊端，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经济改革

减免赋税

满族的先人女真族早期是奴隶社会，把抓来或买来的汉人和朝鲜人做奴隶。其中辽阳一带的女真族还能从事农业生产，但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女真族就是以狩猎为生。到了努尔哈赤时期，社会生产力获得了一些进步和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掳掠而来的汉人和朝鲜人的增加，他们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满族人通过与明朝的贸易获得了犁、铲、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于是原来生产比较先进的建州女真从明朝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开始开采金银矿、炼铁，逐步向封建过渡。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八旗制度创立以后，封建徭役制在女真族萌芽，规定每一牛录出丁十人，牛四头耕作，收获上缴后金政府。到了天启元年（1621年）满族进入辽沈地区后，实行“计丁受田”，将明朝官员丢弃的大片田地分给汉人和满人耕种，然后向政府交税。这对汉族封建地主经济而言是一种倒退，使农民沦为半自由的农奴。但对于女真族奴隶社会而言，却是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明天启五年（1625年），努尔哈赤实行庄田制，以十三丁七牛，田一百垧为一庄，其中八十垧自食，二十垧收获归庄主，则又倒退到农奴制上。

皇太极即位以后，曾经五次入侵关内，大量掠夺人口和牲畜，加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也进行了调整。他缩小庄的规模，原来的一庄十三丁改为八丁，其余五丁编为民户。此外将余地归公，分给民户耕种，不再建庄田。同时实行满汉分屯别居的政策，以缓和民族矛盾，这为汉民恢复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创造了条件。皇太极颁布《离主条例》，即如果奴隶主违规（随意杀人，奸污管辖的妇女，隐藏战利品等），允许奴隶出户，转为农奴。在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同时，皇太极十分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他要求屯地的官员必须懂得种植之法，特别注意克服滥役民夫延误农时的问题。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女真人社会的生产力迅速提高，农业、手工业生产都有很大进步。棉布、粮食过去缺少，现在已经自给。但是清军入关以后，朝廷在顺治元年（1644年）宣布免除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加派，却并未切实执行，这使得农民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徭役反而加重了。圈地、剃发、逃人法、投充法和屠城五大弊政的实施和“迁海令”的颁布，火上浇油，激化了民族矛盾，迫使农民流离失所。因此顺治初年的时候，根本谈不上什么经济的发展和恢复，收不上田赋，经济相当残破。到了顺治八年（1651年）的时候，国库存银仅有二十万两。十年（1653年），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多数直省交纳的钱粮都达不到规定数额，一年少四百余万石。

历史细读

清初，政府将明代宗室藩王所遗田产改归原耕种佃农所有的土地称为更名地。明代藩王之田产散布于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湖南、陕西、甘肃等省的总数达到二十万顷。从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几次下诏将这些土地收归国家所有。康熙七年（1668年），朝廷为了加速垦荒、增加赋税收入，下诏将废藩田房变价，照民地征粮。次年将土地无偿给予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这些改入民户的田地，被称为更名地。

面对凋敝不振的经济，福临亲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生产：第一，轻徭薄赋。由于逃亡人多，土地荒芜，福临通过减少税额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譬如顺治八年（1651年），免山西荒地十五万顷额粮，十七年（1660年）免湖广荆门、沔阳等县，衡州等卫十六年份额赋。顺治八年、十四年（1657年）、十七年又一再下诏免除三饷；第二，鼓励垦荒。顺治帝一再下令，允许流亡者开垦无主荒田，开垦的土地给以印信执照，永远成为开垦者的产业。地主、乡绅招民垦荒予以奖励，农民垦荒则可以免赋三至六年。在政府的号召和鼓励下，垦荒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国土田比顺治八年（1651年）增加了二百三十五万多顷。在当时军费浩繁的情况下，顺治九年（1652年）的财政收支还有赢余。此外顺治还花费了十年功夫，编纂成《赋役全书》。因为由于战乱，清入关以后明代的户口、土地册籍早已荡然无存，这使得清初征赋毫无根据。《赋役全书》的编成，为田赋整顿提供了依据。

到了康、乾时期，又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有效的振兴经济的措施，使得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的封建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出现了盛世局面。这个时期，康熙、雍正、乾隆三帝解决了一系列阻碍农业发展的大问题。首先就是如何解决人口增长而土地不足的问题。康熙帝下令把明代藩王土地卖给农民或无偿分给原来的佃户。从他开始，又采取奖励政策和延长起课年限的措施，从而使得耕地面积逐步扩大。顺治十八年（1661年）时耕地面积五百四十余万顷，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已经增至六百八十余万顷。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又扩大到七百多万顷；其次是解决黄河频繁决口的问题。黄河下游经常决口，水患严重，而且严重影响了漕运。康熙帝在位期间派靳辅治河，取得了成效。到了雍正和乾隆时期，二人又下大力气治理海塘，使江浙地区免受海潮的袭击；再次，就是解决赋役问题。在意识到明朝的“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不公平后，康熙帝于五十一年（1712年）实行“滋生丁永不加赋”的政策。雍正朝进一步实行“摊丁入亩”的办法，赋役比较公平合理，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

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也称“摊丁入粮”）是对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雍正帝认为：“摊丁之议，不是小事，而是富国之大事，关系甚重。”因为赋税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重大问题，因而说是富国之大事。

差徭和田赋，是封建社会臣民应尽的两大义务，历年来都是分别征收。由于徭役很重，致使无田的平民难以承受，加上历年来缙绅免于丁役，造成了差徭不均的局面。这就迫使平民百姓只能隐匿人口来逃避差役，恶果就是不仅农民负担沉重，而且政府的征徭也没有保障。差徭制度的不合理，已成为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改革役法也是势在必行。

康熙末年，有人提出“丁随粮行”的建议，就是把丁银归入田粮中一起征收，完全按照田地的面积来收取，而不再按人口来缴纳。但终康熙帝之世，改变役法与维持旧法的争论一直没有定论。胤禛即位后，面对这个棘手却又必须解决的问题也表现得极为慎重。

最早上疏触及这个问题的是山东巡抚黄炳。他提出由于丁银分征造成地方上隐匿人口、贫民逃亡的严重现象，主张丁银摊入地亩征收，有地则纳丁银，无地不纳丁银，贫富均平才是善政。但是胤禛并没有接受他的提议，反而指责他说：“摊丁之议，关系甚重。”于是又把问题交给朝臣们讨论，依然是反对与支持的声音互不相让。反对派的意见主要是认为，丁归田粮以后，必然造成对人口的管束放松，使得对游民的管理更难了。而且丁归田粮实行久了，人民就会以为只有粮赋没有丁银了，为以后官僚们再加税提供了借口，最终使老百姓受苦。

稼禾管理

康熙帝时，清政府奖励垦荒屯田，重视兴修水利，多次减免租税，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到乾隆时期，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此图所绘为乾隆时期姑苏一带的农民在管理庄稼。

一个月后，直隶巡抚李维钧又以有利于贫民为理由，奏请摊丁入粮。李维钧比黄炳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深知有钱人家肯定不乐意，会出来阻挠。而政府机构户部又只知按常规办事，公文律行不知到猴年马月，也不会同意。因此他奏请胤禛朝纲独断，批准他在辖区实行。

胤禛把李维钧的奏章交给户部及九卿詹事科道一起讨论，并明确要求要谋划最好的办法来达到最佳的效果。胤禛定下的指导原则就是，新的役法既要对国家收入没有影响，又能对贫民有益，两头都要讨好。胤禛最后批准了李维钧丁银按地亩等级摊入的改革设想，并对李维钧的详细规划深感满意，鼓励他大胆地去改革。之后山东、云南、浙江、河南等省也步改革之后尘，丁归田粮得以在全国全面展开。浙江在全面实施摊丁入粮的时候，因为对田多的富人的利益损害较大，而贫民又期望能早日实行，两种势力曾经斗争异常激烈。

摊丁入粮实行以后，由于纳粮人完成丁银的能力大大高于无地的农民，所以政府征收丁银也有了保障。因此国库也就有了保障。而由于不再按照人头来收税，农民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为了逃税而隐匿人口，四处逃亡了，社会处于平稳状态，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兴修农田水利

清朝前期的一百多年里，耕地面积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人口迅速地增长到三亿六千多万。清政府提倡各省因地制宜，采用多种种植方法，使粮食产量得到提高，农民能够安居乐业。康熙帝在位六十多年间，清政府奖励垦荒屯田，重视兴修水利，多次减免租税，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雍正帝继承父业，继续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成就，社会经济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其中高产作物甘薯的种植，由福建、浙江等省推广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经济作物桑、茶、棉花、甘蔗、烟草，种植面积也较以前扩大，并且在商品交换方面得到发展。康熙帝曾将双季稻的栽培推广到江北部分地区。乾隆时期，清政府提倡改革耕作方法，大力推广多熟种植。比如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达到了一年三熟。而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增产的粮食达到六十多亿公斤。经济作物也得到了大力推广。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期，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芦苇一样。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也得到了大力推广，农产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加使人口激增。

但是当时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民，却时常受到黄河决溃泛滥的影响。康熙帝亲政后，曾经将三藩及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下令治理黄河。康熙帝决心治理黄河后，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靳辅的治河方略是：“统审全局，河运并治。浚河筑堤，束水攻沙。多开引河，量入为出。”他重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交汇的清口。陈潢是靳辅治河的监理。他们督率民工，日夜辛勤，治河大成。但是靳辅却受到诸臣的合讦交攻，发生了意见分歧。当时靳辅与直隶巡抚于成龙在治河方略上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一是治河水退后出现的田地，是实行屯田还是由豪绅垦占？二是为了使河水通畅顺流入海，是开浚海口还是修筑大堤？玄烨不妄加论断，于是命双方在乾清门进行御前辩论。辩论没有结果，玄烨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最后采纳了于成龙的方案，并将靳辅罢官。陈潢被削职，回到京城后病死。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靳辅的治河方略才是正确的。玄烨亲自南巡阅河后，肯定了靳辅治河的功绩，恢复了他原来的品级。悉心治河数十年后，玄烨命河道总督张鹏翮将治河谕旨编纂成书，雕刻颁行，永久遵守。玄烨说：“前代治河之书，无不翻阅，泛论虽易，实行则难。河水没有定性，治河不可一法。今日治河之言，欲令后人遵行，断不可行。”可以说玄烨的科学态度对于当时水利的兴衰具有很大的决定作用。

另一件关系国计民生的水利工程就是江南海塘的修建。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故事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事实上乾隆帝南巡不光是享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察看河工和江南海塘的工事。乾隆帝在《南巡记》中曾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因此每次南巡他都要亲自巡视河工。六次南巡，他五次视察黄河水利工程，四次视察浙江海塘工程。其中尤以钱塘江海塘工程建树最大。钱塘江注入东海，江水顺流而下，海潮逆流而上，相互冲击，其势汹涌澎湃。这一地区与杭嘉湖平原和江苏的苏松常地区相连，一旦海塘不固，泛滥之祸将波及整个江南。乾隆之前，康熙、雍正两朝已经开始大规模地修筑海塘。雍正十三年（1735年），猝遇大风暴，海塘溃决殆尽。乾隆帝即位后，即着手开始重修海塘。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到乾隆晚期的时候，终于在浙江境内建成了自金山到杭县长达二百四十八里的鱼鳞石塘，钱塘江南岸也修建了自宝山至金山长达二百四十二里的块石篓塘。海塘的修建是富庶的吴越地区的重要保障。此举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

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繁荣的手工业

明末清初，因长期战乱，手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大约经过五六十年的光景，到康熙中期以后，手工业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丝织业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尤其是民间丝织业发展非常迅速。例如在江宁，乾、嘉时期织机数达到三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进，“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各地。即使在偏远的贵州，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到了道光朝，贵州遵义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招致了秦、晋、闽、粤各省客商竞相来购买贩运。

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这主要得益于棉纺织工具的显著改进。例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贾多以此起家”。苏州的“益美字号”，因大家誉其“布美，用者竞市”，“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结果“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苏布“名称四方”，可见信誉之广。无锡也盛产棉布，乾隆时期，“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制瓷业里，江西景德镇仍然是全国最大的中心。到乾、嘉时期，仅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更不用提官窑了。除景德镇外，其他各地的制瓷业也都发展起来。据统计乾隆帝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四十余处，遍布各地。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制糖业在福建、广东、四川等地都很发达。康熙至乾隆、嘉庆之际，台湾的种蔗和制糖业极盛，每年生产的蔗糖有“六十余万篓”，“篓一百七八十斤”，内销至京津及江浙各省，外运南洋及吕宋，东至日本等国。广东的蔗糖也贩运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苏等省的甘蔗种植和制糖行业，也日益发展起来。

矿冶业在清代也有进一步的发展。云南的铜矿，贵州的铅矿，广东、山西、河南、山东的铁矿，开采规模都比较大。比如云南的铜矿，至乾隆嘉庆极盛时，全省开办的铜厂达到三百多处。其中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从前大厂（砂丁）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皆各省穷民来厂谋食”。乾隆五年（1740年）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间，云南铜矿的最高年产铜量达到一千四百六十七万余斤。而乾隆时贵州的铅矿年产黑铅也达到一千四百多万斤。

城市的发展

城市是商品市场的中心。从这个角度看，城市的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商业的发展情况。清代城市的发展有两个方面，一是旧城市获得发展，二是新城市的兴起。

旧有城市由于历史、地理条件的变化，有的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比如上海，在清代以前，其商业地位远不及苏州。但是进入清代，特别是解除海禁以后，上海商业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了苏州。当时上海是南北沿海贸易的枢纽，聚集于上海的船只，经常有三千五六百艘。豆、米、南货等等，都以上海为枢纽。由于款项进出之浩大，金融调度之频繁，上海钱庄在18世纪初开始出现，到18世纪末，已经多达百家以上。再比如南京，自明朝迁都北京以后，工商业也随之衰落，原来著名的坊市如织锦坊、颜料坊、毡匠坊等，到明代末年“皆空名，无复有居肆与贸易”。但是进入清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南京的工商各业逐步恢复并获得了发展。到了18世纪中叶，单是丝织一项，就有织缎和与其相关行业如丝行、纸房、机店、梭店、簆店、范子行、挑花行、拽花行等兴起。天津在明代迁都北京以后，由于漕运的关系，逐渐成为北方的一个重要城市。但是作为漕运要道，在清代初年，它的地位还赶不上接近通州的河西务。但到了18世纪末，天津已成为一个拥有七十万人口的大城市。“河面挤满了各种船只”，沿河两岸伸展一眼望不尽的市镇、工场和堆栈。百余年间，有了显著的发展。汉口在清代是淮盐的销售中心，它位居川、湘粮食运销江浙的要冲，同时又是木材、花布、药材的集散地。时人形容汉口是“帆樯满江，商贾毕集”，“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商业贸易非常繁荣。清朝对外贸易唯一口岸的广州更是商贾如云，在18世纪初，城内有居民九十万，郊区有居民三十万。

新兴城市和市镇的兴起，又可以分为内地和边区两个方面。

在内地，不少小的聚落发展成为大的市镇。如江苏吴江的盛泽镇，明初时居民仅仅五六十家，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落。清初也还只是一个“日中为市”的小市集。但是到了乾隆年间，由于丝织业的发展，吴江所产吴绫都聚集到盛泽，于是“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连袂”，繁华程度丝毫不亚于城市。在运河线上，一些闸口也成了繁荣的集市。19世纪初期，张秋闸“夹河为城，西半城乃商贾所聚，土产毡货为天下甲”。安山闸“临河多楼”，是一个“粮食码头”。靳家口闸“夹岸皆有市，各长二三里”。袁家口闸，“居民三千户，通商贾百货”。从张秋闸到袁家口闸，不过八十五里，其间连续出现这样大的城镇集市，这是不见于以前的记载的。

边远地区城市的兴起，在加强民族贸易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新疆的莎车，常有内地客商贩货其地。有些城市，不但发展了商业，而且还发展了工业。如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在18世纪初期，不但“商贾农工趋赴贸易”，而且还在那里制造油、酒、烟等。

历史文献

凡客商船只仍令照旧在沿海五省及东南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喇吧等处，一概不许内地商船前去贸易。俱令在南澳、海坛等要紧地方严行截住，并令沿海出口之处及浙江定、黄、温三镇，并南澳、澎湖、台湾并广东沿海一带水师各营，严行查拿，从重治罪。

——《康熙五十六年兵部禁止南洋原案》

城市的发展，标志着商品经济的繁荣。通都大邑之间的商品流通，前面提到的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地的情况，已经足以说明。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商品经济的活跃还表现在一些偏僻地区。比如贵州遵义出产的土布，“西走蜀之重庆、泸、叙，南走威宁、平远，极于金川。”它所出产的茧绸，远销秦、晋、闽、粤和中州地区。陕西终南山区所产木材，“远及晋、豫”，而所产纸张，“驼负秦、陇”。景德镇的瓷器，是“器成天下走”。就连地位远不如景德镇的广东石湾所产的陶器，也行销天下。虽说“佛山之冶遍天下”，但地位远不如佛山的山东章邱，所产的铁器都可以“散行奉天、直隶、山西、河南、江南数省”。当然石湾与章邱虽然不及景德镇和佛山，但从全国范围来说，仍然是比较知名的手工业城镇。至于那些更不知名的地方，它们的产品拥有相应的销售市场，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流动的劳动大军

包括矿场在内的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线上的劳动群众，到乾隆、嘉庆时期，已经是一支人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大军。

在手工业内，集中工人最多的是纺织、制茶、制盐和铜铁开采、冶炼。举其大者而言，18世纪初，棉织业中，仅苏州的踹布工匠总数就将近两万了。丝织业中，苏州的散处机匠，人数超过一万。到了19世纪初，广东佛山的二千五百家织布工厂中，共有五万手工业工人，“每年有一万七千名男女童工从事织绸工作”。南京丝织业据说有缎机三万张，每机即使只用织工一人，也有三万机匠。在制茶业中，仅福建瓯宁一邑，从事制茶的劳动者就以万人计。云南普洱茶区，“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制盐业中，四川井盐的劳动者，单是井工一项，估计近二十万人。而从事海盐生产的劳动者，数量就更多了。以淮盐而论，在18世纪中期，参加制盐以及捆盐等辅助劳动的人，估计在五十万以上。在铜、铁冶炼业中，云南铜矿在18世纪中期，一个矿区的人数就可以达到数万、十几万乃至数十万。此外在制糖、制瓷、造纸、木材加工和铁器铸造等业中，也集中了不少手工业劳动者。汉口的铁行，在18世纪末有铁匠五千人。而在此以前一个世纪，佛山炒铁炉房中的劳动者就已达到数千。广西容县的纸篷，“工匠动以千计”。陕西终南山区，有数以万计的劳动者分散在纸厂、木厂和其他各种工场中。景德镇瓷窑，在18世纪中期，窑工至少在三千以上。制糖业如四川内江糖房，“平日聚夫力作，家辄数十百人”。这种糖房，又分散在广大农村，可以料想其劳动者之多。

造酒

酿酒业是一门古老的手工业。有清一代，在农产品加工各业中，酿酒业也是重要行业之一。

从事交通运输行业的劳动力也极多。在内河航行中，单是漕运线上的运丁、水手、舵工、纤夫，数目就在十五万以上。民间运输，人数就更多了。比如长江上游的水运中心重庆，每年聚散的纤夫达十余万。海禁开放以后，沿海和远洋又有所发展。每年从事运输的船只，为数三五千不等，或者更多。每船所用水手，一般在二十人以上。所以整个从事海运的劳动者，当在十万以上。陆路运输线上的劳动者，具体数目难以估计。但其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只可能多于水运。

这些手工工场或作坊、矿场、盐场、山场以及交通运输各业或是进入城市劳动的雇工，主要是破产农民。他们流入到城市，相当大的一部分成为手工业工人。苏州踹布坊的踹匠，“皆系外来单身游民”。景德镇瓷窑的工匠人夫，大多是所谓“四方无籍游徒”。“京师刻木之匠，江宁南乡人居其大半”，这是劳动者由南向北的流动。而在昆明铜器作坊，各种铜器“皆江宁匠造之”，这是劳动者由北向南的流动，可见当时农民流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而在城市以外的矿场、盐场和山场中的流民，更引人注目。在矿场中，云南铜矿，从开采到冶炼所需矿工，“近在土民，远及黔粤”，“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广东铁矿中，有福建上杭等县游民“成群越境前来，分布各处山洞，刨寮住扎”。四川各矿砂丁，成千累万，皆为“无室可居，无田可耕”的贫苦农民。

在盐场中，四川井盐中汲井、烧灶的劳动者，大多都是来自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的“无业穷民”。两淮盐场的灶丁，不断有流亡迁徙。那些被官方诬蔑为“匪类”的盐场劳动者，不少是外来的流民。

流民最为集中的地方是山场。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有的在深山中进行新的开垦，有的则成为山场中各类手工工场的雇工。在福建瓯宁茶山的制茶工场中，被称为“碧竖”的茶工，都是“无籍游民”。山僻中的茶场，当时被称为“客氓”的外地人，是主要的受雇者。延平、建宁、邵武三府各县，“山深地僻，箐密林深”，造纸“厂户繁多”，这些纸厂的佣工，十之七八是来自江西、广东以及本省汀、漳一带的“无业游民”。在陕西终南山区的纸厂区，雇佣工人也都是来自山西、湖广、四川等省的农民，他们或者“砍竹作捆，赴厂售卖”，或者直接进厂作工。这个地区以及四川西部山区的木厂，雇工“多系外省游手之人，无家属之相系”。

滇南盐井图卷（局部）

清代的盐税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仅次于田赋。盐业不仅是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而且与地方社会关系密切。清代内地的盐业较以前有所发展，《滇南盐井图卷》将盐井的历史沿革和制盐的过程等配以图说绘制成卷，将云南的盐井生产形象地展现出来，十分珍贵。

至于水陆运输线上的雇工，“代商舁货，风雨无休”，这种半流浪式的生活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劳动者的流动，说明国内劳动力市场开始处于萌芽状态。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劳苦民众，大都是“无田可耕，无本可贾”的破产农民，他们由农业人口向非农业劳动人口的流动，虽然还不是大量的、持久的，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已经带有新的性质，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必要组成部分。

衰落的征兆

大清帝国在空前的繁荣盛世下，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奢侈、骄怠、贪污、腐败等。它们在盛世的表面之下迅速滋生，日益腐蚀破坏着国家和社会的肌体。当朝廷上下对乾隆帝的文治武功洋洋自得、沉湎于自我感觉良好的“天朝大国”时，清王朝却开始从盛世的顶峰迅速滑落，很快从“康乾盛世”跌到“嘉道中落”。

皇室奢侈浪费

六次巡游

乾隆皇帝在位之时，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六下江南。在乾隆帝之前，康熙帝就曾经六次南巡，对祖父推崇备至的弘历把自己的六次南巡说成是效法康熙帝而为之，并作为生平大事。他在回顾自己的政绩时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两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在弘历自己看来，南巡是和西征准噶尔、大小和卓木同等重要的功绩。

然而官方史籍和民间野史，对弘历南巡描述并不一致。前者说他修筑堤堰，功泽千秋。后者说他把国家大事都扔给手下大臣，自己迷恋在江南美景中，并风流成性，挥霍无度……总之众说纷纭，功过参半。

实际上乾隆帝南巡从一开始就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清史纪事本末》中记载，弘历即位不久，听说苏州的景色美如天堂，他很想去江南巡游视察，于是委派大学士讷亲去江南勘察道路。讷亲本人并不赞成弘历南巡，所以他在给弘历的回奏中说：“苏州城外的虎丘还算得上名胜，实际上就像一个大坟堆。苏州城里河道狭窄，运送粪便的船只拥挤在一起，过了中午就臭不可闻，根本不算什么风景。”弘历的南巡之行只好暂时搁浅。

但弘历内心里南巡的念头一直没有打消。到了乾隆十四年（1749年），江南的地方官为了迎合弘历，上奏请求皇帝南巡浙江，这正合弘历的心思。于是在当年的十月初五，弘历宣布两年后举行南巡。

当年康熙帝南巡主要是为了视察水利，弘历也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在南巡中，弘历曾多次视察黄河治理工程和浙江的海塘工程。当时解决黄河水患的关键工程在江苏的清口和洪泽湖的高家堰，所以弘历每次南巡，都要到这两个地方来看一看。

第一次南巡，弘历来到洪泽湖视察水利工程，他了解到高家堰与蒋家坝之间的黄河大堤只有三座大坝，每年到了夏秋两季，洪泽湖的水位一上涨，由于排泄不畅，很容易发生水灾。河道总督高斌建议，再增修两座大坝，弘历接受了这个意见。这样高家堰就共有五座水坝，分别被命名为“仁”“义”“智”“礼”“信”。每当洪泽湖水位上涨时，根据水势情况，五座大坝就可以及时调节水量和流速，对于保证大堤和下游的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次南巡时，弘历又制定了清口水志，规定上坝的水位上涨一尺，下坝的闸门可以开到十丈。这一规定确保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下游的各州县避免了水患灾害。徐州附近的黄河大堤也是弘历巡察的重点之一。他多次巡查这里，并下令先后修筑了防洪石堤大坝累计七十多里。

除了黄河河工，弘历关心的另一项水利工程就是江浙地区的海塘。浙江的海宁州和仁和县，是江海的交汇处，每天都要发生两次大的潮汐。如果海堤被冲垮，江浙很多地区就会被淹没成汪洋一片。从汉朝开始一直到清代，江浙地区沿海人民就不断修建海塘，以保护自己的生产和生活。

到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浙江又一次水情告急。而在海塘施工中又出现了石塘、柴塘之争，如同当年靳辅和于成龙在治理黄河意见上的分歧一样，石塘与柴塘意见不统一。

历史细读

《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清高晋等纂，记载了乾隆帝十六年（1751年）、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历次南巡的情况，包括恩纶、天章、蠲除、河防、海塘、祀典、褒赏、籲俊、阅武、程途、名胜和奏请等十二部分，是一部享誉中外的典礼文献。其中河防、阅武、名胜三部分各附图版。尤其是书中的“名胜”部分，从河北卢沟桥起到浙江绍兴兰亭，附有著名画家上官周绘制的插图一百六十幅，可谓洋洋大观。关山、寺镇，披图细览，一一可指。刻画婉丽繁复而不失明净挺拔，是清代殿版画中的上乘之作。该书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且对研究清代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弘历第三次南巡到达海宁的第二天，就亲临现场，并且亲自试验打桩。他看到如果修建石塘，必须从旧塘坝向内迁移数十丈才能打桩，这样原来海塘以内的许多田地和庄稼势必会被毁掉。看到这种情况，弘历说修建海塘本来想保护民众，现在反而先害了他们。于是弘历决定先修筑柴塘，并要求每年用竹篓装上石头加固。

到了第五次南巡时，弘历再次亲临现场，发现柴塘虽然不必内迁，但确实不太稳固，堤坝的泥土被湍急的水流不断冲走，装石头的竹篓都露了出来。于是决定在可以修建石塘的地方，都改建鱼鳞石塘。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最后一次南巡。视察之后，下令继续修筑范公塘石坝。海塘工程的建成，有力地保护了江南水乡的繁华昌盛。海塘工程确实是弘历一项不可磨灭的功绩。

除了视察水利外，弘历南巡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笼络人心。凡是他经过的地方，都被不同程度地减免了赋税。对于接驾及办差的官员也大加赏赐，加官晋爵，一些原来受过处分的官员还得以官复原职。特别是那些前来接驾的老臣，他问寒问暖，赏赐人参、貂皮等物品，还赏赐其子孙功名。另外还多次在各地的孔庙行礼，对前来拜见的文人士子，亲自命题考试。他出的不少考题，摆脱了科举考试的八股陋习而注重实际应用。如浙江省大修海塘，他就以“海塘得失策”为题。对取得一等成绩的考生，立即授予官职，这样就选拔了许多实用的人才。由于江南一带人才荟萃，读书应试的人很多，弘历下令给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官办学府增加科举的名额。《四库全书》告成后，他又让人抄录了三份，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并命令地方官吏允许学子们拿出来抄录传看。这些举措对江浙一带的文化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应该说在笼络南方士人的方面，弘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阅兵也是弘历南巡中重要的活动之一。满族历来重视骑射，崇尚勇武，从康熙到乾隆时期，统治者都是文武双全之人。所以弘历历次南巡，都会在杭州、南京等地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他的本意是通过阅兵来训练士兵，扭转当时已经腐败的风气，并显示天朝的力量。但没想到，阅兵反而闹了许多笑话。弘历最后一次南巡阅兵是在杭州，随行的嘉庆皇帝后来回忆那次阅兵时的情形说：“射箭箭虚发，骑马人坠地。”一时传为笑谈。

弘历南巡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饱览山川美景。所以他六次南巡，每次都带着画师随行，将喜爱的江南景色摹绘成图，并且在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仿建。南京的瞻园、海宁的安澜园、杭州的小有天园和苏州的狮子林，都在圆明园中一一重现。杭州的雷锋夕照、三潭印月、平湖秋月等西湖十景，更是实景仿制。

弘历特别喜爱苏州的狮子林，除了圆明园以外，在避暑山庄也仿建了一座。搬进避暑山庄的，还有镇江的金山寺、嘉兴的烟雨楼和宁波的天一阁等多处江南名胜。

从弘历游玩的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他南巡时的铺张与奢华。当年康熙帝南巡之时还是比较简朴的，他第一次南巡时途中经过丹阳、常州、无锡，一路都没有停留，昼夜行船三百六十余里。 住宿也是以地方官员官邸为主，只在扬州、杭州等地，建造了少量行宫。而到了弘历之时，从北京到杭州的沿途建造了大小三十个行宫。他南巡的御舟有安福舻、翔凤艇等，共五艘，制作工艺都极尽精美。整个南巡船队共有一千多只船。一路上吃的、用的，就连喝的水，都由沿途各地事先做好准备，可以说给当地的财政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尽管弘历本人三令五申严禁铺张，但地方官员为取得他的欢心，无不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投其所好。这六次南巡，排场一次比一次大，耗费一次比一次多，甚至造成国库的枯竭，给沿途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弘历一次次满足了自己对人间极乐的享受，在六次南巡以后，他写下“六度南巡止，他年梦寐游”的诗句，他连做梦都在回味下江南时的情景，充满了无限的眷恋。

其实六次南巡的奢靡也曾遭到不少官员的反对和劝阻，但却多被弘历严厉地斥责，有人甚至为此被罢官。在这种高压下，大臣们谁也不敢再说话，眼睁睁看着国库枯竭，国家走向衰败。

到了弘历晚年，他才认识到南巡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清史稿》的《吴熊光传》中有段记载，弘历曾说自己当皇帝六十年，自认为没犯什么大错，惟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把好事办成了坏事。

弘历南巡耗资巨大，以后的清朝皇帝再也没人仿效过。因为后来的清朝国库已经承担不起了。六次南巡，留给人们的是一个“康乾盛世”的海市蜃楼，此后大清王朝开始一步步地走向衰落。

修建圆明园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起初并不习惯北京的炎夏气候，就曾计划择地兴建避暑宫城。但当时南方战事尚未结束，财力不足，因此只是停留在拟定阶段。直至康熙中叶，完成全国的统一之后，财力也逐渐充裕。康熙帝遂开始着手择地建园。海淀镇北丹陵一带，建筑用地广阔，又处玉泉山和瓮山诸泉下游，水源丰富的西郊山区风景也十分宜人，是造园借景的好素材。明代时候，武清侯李伟就在这一带修建了清华园，著名画家、书法家米万钟也建造了勺园。1690年，康熙帝在李伟清华园的旧址之上修建了畅春园，后来还将畅春园西南的一块土地赐给当时的雍亲王建园，定名为“圆明”，他还写了匾额悬挂在圆明园大殿门上。“圆明”二字寓意深远，按照雍正帝《圆明园记》中的解释，“‘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取格守圆通中庸、聪明睿智之意。

圆明园远瀛观正面

圆明园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载体。远瀛观位于圆明园的长春园内，这组西洋风格的建筑结合了中国园林的风格和特色。

胤禛继位后，在圆明园大举修建，形成了二十八景。弘历做皇太子时，居住在圆明园中的长春仙馆，作为习文读书的地方。弘历当了皇帝以后，六下江南游遍了江南的风景名胜，将自己喜欢的景点在圆明园内一一重建。比如海宁的安澜园、南京的瞻园、苏州的狮子林、宁波的天一阁，以及杭州西湖的许多名胜。于是圆明园中又增加了重要景点十二处，与胤禛时的二十八景合为四十景。圆明园若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开始营建算起，至乾隆九年（1744年）基本建成为止，前后大约经历了三十五年之久。此后清朝的各代皇帝仍在园内不断有所修葺和增建，使这座巨大的皇家园林成为一座艺术宝库，集中了我国南北造园艺术和中西合璧建筑的精华，不啻为一本活的造园艺术的百科全书，堪称“万园之园”。

这样一座园林的建成，为清朝后来的各代皇帝提供了一个听政优游之所。他们每年都有大半年时间居住在这里，而非紫禁城内。其后，紧挨着圆明园又修了长春园和万春园，三园成倒“品”字形鼎立，总面积达到了三百公顷。其间水系互相连通，所以在谈到圆明园时，一般也包括这两个较小的园林在内。

圆明园除了风景宜人以外，雍正至咸丰的一百二十余年间，作为几代皇帝常住和办工的地点，园中的收藏和陈列也十分丰富，宝物不计其数。几乎每一座殿堂内都有许多珍贵的文物和精美的器具，这些珍品从帝后们生活的必需品，如衣物、家具，到极其贵重的艺术品和装饰品，以及许多古代珍贵的文物，价值无法估计。

今天的圆明园已经只留下残垣断壁，但从后来劫掠圆明园的英法联军的部分官兵所写的回忆录中，其当时的壮丽景象也可窥见一斑。

法国一个炮兵队长在《纪事》中说， 圆明园中堆积如山的财宝和国内所有各种珍奇物品，一间一间的屋子里充斥着价值连城的物品，或系国产，或来自欧洲。一间一间的大厅，置有价值连城的瓶缸，还有储藏绸缎绣货的房子。一个英国军官描写他看到的珍宝，有最精美的碧玉项圈，上面镶着红色和天蓝色的宝石，雕镂得十分精致。一个英军秘书记录他看到园中的陈设，栏杆上面，每隔二三十码的地方，都放着美丽的景泰蓝花瓶，插着珊瑚、玛瑙、碧玉和其他宝石所仿制的花朵、玉器、书籍、毡毯图画、景泰蓝物品等，你能想到的一切东西，这里都应有尽有。殿内两隅陈列着宽博而灿烂的碗盏，这些是应少校普罗宾的要求，以作联军呈给维多利亚女皇的贡品。周围的桌子和茶几上，摆着最精美的景泰蓝，瓷器和珐琅质的瓶子和杯盏，镀金的和纯金的钟，有几个是法国制造的。还有很大的镜子，镶在贵重的框子里面。一个英军的随军牧师写道，一箱箱的皮货、瓷器和绣花的衣鞋，皮货有银鼠、黑貂、灰鼠、细骆驼绒，还有一种特别美丽的灰色皮子，上面带有很细微的卷曲的毛。此外珍珠皮、黑狐，还有别的皮，我们似乎从来都未曾见过。一箱箱黄色御用瓷器，这些杯子上镌着五爪龙纹，手工极其精细。奇特的灰色古代碎纹瓷器，绿玉和白玉制的龙纹。两个高高的瓷缸，涂着很浓厚的彩色，描绘着几幅连续追赶虎鹿的猎景。除了一些陈设用品外，圆明园中还珍藏着许多稀有的历史文物，如唐宋元明清历代名家书画以及孤本善本图书、金佛像等。

胤禛在《圆明园记》中曾经写到，当时已经是 “百务俱举”，皇帝应该“宁神受福”了。 圆明园就是兴建于这个清王朝的鼎盛时期，经过几代皇帝的经营，变成了帝王穷奢极欲的场所。

内政外交

乾隆帝与马戛尔尼

1649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清朝顺治六年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重要成果，把英王查理一世推向了断头台，英国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到乾隆时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一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建立了起来。当时的英国不仅是一个经济强国，在军事上也极为强大，其海军战舰的总吨位已经超过了法国、俄国、西班牙这三个海上大国的总和。英国的战舰上都装有几十门甚至上百门大炮。从好望角到印度洋再到太平洋，英国建立了一条极为通畅的贸易通道。

同时西方其他国家的产业革命也开展得如火如荼，1768年，阿克莱特发明自动织布机，第二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1774年，也就是乾隆三十九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华盛顿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崛起。同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路易十四被送上断头台，法国发表了《人权宣言》，一个法国的资产阶级国家开始兴起。在科学和教育方面，西方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乾隆时莫斯科大学建立，美国在波士顿建立了科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德国诞生了第一位女医学博士。

而在东方，清王朝统治下的天朝大国，虽然正在经历“康乾盛世”，但却依然是一个表面强大、科技落后的农业国。乾隆六十年（1795年），各省来报，八十岁以上参加北京会试科举考试的生员有一百一十六人，经过三场考试，坚持下来的耄耋老人一共有九十二人。大清朝不但让这么老的人考八股文章，弘历还说，这些人都要赏给他们不同的官衔。当时军队的装备也十分落后。马戛尔尼在他的日记中说，兵士的装备是弓箭、戟、矛、刀、剑，还有几支火枪。他们所戴的头盔，从远处看像金属那样闪闪发光，然而人们怀疑它们是用涂了漆的皮革，甚至是用纸板制成的。留着长辫子，穿着五颜六色的制服、软靴和短裙的士兵们，看上去像女性。

英帝国派人来朝贺弘历的八十大寿，主要是想打开中国的市场。当时中国的瓷器、茶叶和丝绸随海上丝绸之路大量出口到英国，而英国却没有什么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为了进入这个巨大的东方市场，英国政府以祝贺弘历寿辰为由，派遣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到中国，目的是想利用此机会，举办一个非正式的科技、工业品展览会，并和清朝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拓展英国的对华贸易。

1792年，一个七百余人的庞大使团，从朴次茅斯港起锚，乘坐着五艘大型舰船，绕道好望角，经过十个月的航行，在第二年的夏天到达了中国。英国政府对此次出使非常重视，带领使团的马戛尔尼勋爵是位著名的外交官，其余使团成员还包括了外交官、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军官和翻译等。使团所携带的礼品也是当时中国不会生产，也从来没见过的科技产品，有天体运行仪、地球仪、望远镜、气压计、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座钟、机织布料、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用特种钢制作的刀剑，还有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迫击炮、榴弹炮、加农炮等先进武器。当他们登陆之后，这些礼品在运往北京过程中，共动用了三千民夫和几十辆四轮马车。

但英国使团觐见中国皇帝并不那么顺利。经过多番交涉，马戛尔尼才被允许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在到达中国之前，马戛尔尼曾令人将所带礼品开列成长长的礼品单，并按中国的礼仪将自己身份译成“钦差大臣”。然而弘历见此勃然大怒。在他看来，中国是天朝帝国，一统天下，中国以外的地方都是蛮夷小国，都是中国的属国，那里生活的人民形同牲畜，只知图利，不知礼仪人伦。天朝皇帝与英王是主仆关系，马戛尔尼代表英王来称臣纳贡，怎么能有资格称为“钦差”，最多也就是个“贡使”，礼品也只能称“贡品”。

更大的冲突在于马戛尔尼拜见乾隆帝的礼仪。中国自古强调礼仪，君臣之仪更是来不得半点含糊。英国使臣见中国皇帝必须和天朝大臣一样，行三跪九叩之礼。但马戛尔尼对此实在难以接受，双方几经协商，都各不相让。后来弘历的爱臣和珅等人想出一条计策，打算在弘历御座后的墙壁上挂一张英王的画像，用来诱导马戛尔尼跪拜。如此一来，马戛尔尼以为是在跪拜他自己的国王，但在中国人看来，他是在朝拜乾隆皇帝。但后来才知道英国人除了对上帝外，对任何人没有双膝跪地的习惯，包括自己的国王。朝臣们顿时一个个束手无策。最后解围的还是弘历本人，他对朝臣们说，蛮夷小邦，不懂礼仪，三跪九叩之礼就免了吧。

接着英方表明了自己的来意，提出想在中国设立使馆，开展贸易之事。英国人的建议总共有七条：一、英国派人驻京城，照管本国的商务；二、英商船到宁波、舟山以及两广、天津等地停泊贸易；三、仿效俄国的成例，在京城设立商馆，储藏货物，进行买卖；四、在舟山附近一个小岛上居住英国商人，储藏货物；五、在广东省城附近拨出一块地方给英国商人居住，包括寄住在澳门的英人，准许他们自由出入；六、英国商人在广州、澳门之间，由内河运输货物请求免收税款或减轻税额；七、准许英国人传教。但这七条都被弘历一一驳回。因为“蛮夷”只有无条件接受天朝圣旨的权利，主子与奴才之间怎么能有平等协商的可能，双方之间没有建使馆的必要。至于做生意，大英帝国的那些“科技”，在天朝看来都是奇技淫巧，大清王朝并不需要，“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远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其实不只是英国使团碰了一鼻子灰，在马戛尔尼来华前后一百多年间，欧洲各国曾派出十多个阵容庞大的，要求交往、贸易的代表团来到中国，但都以同样的理由被“天朝”拒之门外。对于“天朝”的皇帝和官员来说，英使来华，虽然是进贡，但特使不行三跪九叩之礼，已有桀骜不逊之意，不治其罪，已是格外开恩，英使还提什么开设使馆展开贸易的要求，岂非痴心妄想。

马戛尔尼还算幸运，弘历同意赐见。随团的天文学家架起天文望远镜，请弘历观看地球以外人们肉眼看不到的天象，并给他讲解天外有天，宇宙无比宏大的道理。弘历看了一眼就轻蔑地说，此乃小儿玩具也。接着使团要给弘历表演热气球升空，弘历说，这就免了吧。上天乃是仙佛神灵的居住之所，凡人岂能随便打扰。若上天震怒，降罪下来，岂不是万劫不复。

使团同时还带来了当时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榴弹炮和精度极高的加农炮，马戛尔尼要派人表演大炮发射，弘历诏曰：“天朝早有大炮，此等小技勿用献显。”大清官员就这样错过了观看这些先进武器的表演机会，更不会意识到英国人的“坚船利炮”的价值。而几十年后英法联军正是用这种大炮摧毁了大清国的海防，轰开了北京城。当洗劫圆明园时，英国人发现几十年前送来的礼品大炮和炮弹还原封不动地装在箱子里。英国人只好自己又重新搬回他们那个“蛮夷小国”，作为文物存放在大英博物馆里。

意大利鼻烟瓶

乾隆时期，许多西欧国家都试图打开中国的市场，意大利也不例外。此鼻烟瓶是意大利使者送给清朝廷的礼物。

使团有人拿出火柴，轻轻一擦，就亮出了火苗。这玩艺儿在大臣们眼里简直就是在变魔术，因为他们还在用火刀火石打火。其实制造火柴的火药就是中国人发明的，只不过当时中国大多用它来制造鞭炮、礼花罢了。就像中国首先发明的指南针，当时主要是用来看风水。15世纪有知识的欧洲人就知道地球是圆的，葡萄牙人麦哲伦验证了这一科学理论。后来英国人在海上航行中，探明了地球上海洋陆地的实际面貌，并把它绘制在一个球形的地球仪上。在英国给中国皇帝的礼品中，就有这么一个地球仪。但是还沉浸在天圆地方梦境中的大清君臣，发现在这个圆球上我堂堂中华竟然只有这么小的一块地盘，而且根本不在天地的中央、地球的中心的时候，认为这群洋鬼子简直就是疯了，胆敢对天朝如此污蔑。其时世界上早已经是强国林立，而愚昧的大清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却成天陶醉在“万国之主”的美梦中。

马戛尔尼一无所获，被迫离开了中国。弘历让英使带去一封给英王敕谕：“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这段不知天高地厚的国书开场白，作为历史的见证被保留了下来，证明当时中国君臣的自大和无知。

英国使团由运河南下杭州，然后改行陆路至广州离境，于次年九月回到英国。马戛尔尼虽然没有完成打开中国市场的任务，但是却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实际考察，他清楚地看到，所谓的“乾隆盛世”，只不过是一个腐朽的王朝，落后的大国。他断定只要派出几艘炮舰就能将中国的海岸封锁，打进北京城。

这次马戛尔尼来访不仅在使团的规模与礼品的丰厚程度上表明了英王的重视程度。而且在英皇乔治三世的授权书里，有给马戛尔尼自主做出让步决定的权力，甚至还有必要时同意禁止东印度公司把鸦片输往中国的英王允诺，以通过符合中国的鸦片禁令来与中国交好，最终达到中国开放内地市场的目的。但因为马戛尔尼拒绝对乾隆皇帝行跪拜礼等一系列原因，清廷遂限期令其离开。英国所提的建立中英两国外交与商业联系的建议也没有经过讨论就被拒绝了，英王促进英中正常贸易全面开展的企图寿终正寝。

又过了二十三年，时间到了1816年，英国再派阿美士德率团来华，这时的天朝皇帝是乾隆帝的儿子嘉庆帝颙琰。阿美士德同样遇到是单膝跪地，还是三跪九叩的问题。阿美士德和天朝的大臣们，都自视尊贵，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结果阿美士德的境遇还不如马戛尔尼，嘉庆皇帝龙颜大怒，一纸诏书，将“蛮夷小国”的“野使”赶出了国门。

“睁眼瞎子”闭国门

嘉庆十三年（1808年），英、法两国不和。法国皇帝拿破仑颁布了《大陆条例》，禁止欧洲各国与英国通商。而葡萄牙没有听从拿破仑的条例，法国便出兵葡萄牙。因为担心法国抢夺澳门，在这一年的七月，英国派海军将军度路利率十三艘战舰进驻香山（广东中山）鸡头洋，不久又派三艘战舰进入黄埔，还派三只木船进入省河，以此防范法国。同时以保护中、英、葡三国贸易为理由，声明愿意帮助中国征剿海盗，英军要求登陆上岸，分兵把守澳门炮台。清朝政府担心英国人占领澳门，于是命令吴熊光严词拒绝英国的要求，并且封锁了水路，断绝了英军的粮食，英国人没能得逞，于是只好起锚回印度了。但嘉庆帝依然认为吴熊光太懦弱，没有及时驱逐英国战舰，撤去了他的职务，调任到南河工地上去效力。不久又将其充军伊犁。

嘉庆十九年（1814年）十二月，英国护商兵船违反规定闯进了虎门海域，不久驶出。英国兵舰自从嘉庆十三年（1808年）十月驶出澳门后，常常无视规定派兵船出入虎门。总督蒋攸铦于是给颙琰上奏折谈论防止类似问题的办法：一是要严禁百姓私自给洋人办事；二是洋行不准采用欧式建筑；三是店铺的字号不许用洋文书写；四要清查商人欠账；五是内地百姓不许私自到洋人住处去。颙琰批准，予以实施。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七月，英国使臣司当东等觐见颙琰。因为此前关于到浙江贸易的愿望没有实现，加之近年来广东关税的种种约束，英国此次派司当东来中国再次向颙琰请求。但司当东却不遵成例在广东海岸停船，而是将船一直驶到天津海口上岸，感谢颙琰赏赐的酒宴时也不行三叩九拜之礼。到京之后，颙琰命他在本月初七日觐见；初八日在正大光明殿颁赏赐宴，另在同乐园赏饭；初九日赐其在万寿山游览；十一日在太和门领赏，再到礼部赴宴；十三日时司当东离京。可是在觐见颙琰那天，当皇帝已传旨升殿召见，忽然接待大臣和世泰报告颙琰说使臣不能快步走。等到达宫门时，和世泰又报告说正使司当东拉肚子，需要稍候。不久又报告说正使病倒不能觐见颙琰了。当时颙琰下令命正使回住处，并派了医生诊治，并传副使觐见。和世泰又报告说两名副使也得了急病不能觐见。颙琰听后大怒，认为中国是天下的共主，外国使臣怎能如此傲慢无礼，于是下令停止宴会，不赏东西，将英国使臣驱逐回国。同时颙琰还写了一封信给英王，责备其使臣无礼。（当时英国朝廷上没有懂中文的人，在接到这封信时，根本就没读过，遂将这封信放在外交部七十多年。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薛福成出使英国，英国人才把这封信拿出来，请他翻译）可是后来颙琰又通令中外及蒙古王公等，说明英国使臣觐见的衣服没到达，穿便衣不能觐见，而和世泰等没有将情况报告清楚，以改变召见日期。没想到无能的大臣竟如此误事，颙琰实在没脸面对臣下，等等。不久嘉庆帝就将理藩院尚书和世泰、工部尚书苏楞额、总管内务府大臣广惠、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免职了。

英国使臣这次前来本来是抱着扩大贸易的目的，只是想和中国的外交人员就外贸事务谈判。而清朝却认为英国是海外朝贡国之一，使臣来是为了进贡。从此以后，中英外交日益退步，潜伏下了无形的祸患。其实在顺治帝、康熙帝当政时，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担任钦天监，都被准许在一旁站着而不行跪拜礼。雍正年间，教皇派使者到京城，雍正皇帝准许他们行西方礼，并且同他们握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中国，负责接待的大臣同他商议礼节，他提出以觐见英国国王的礼节觐见乾隆帝。接待大臣向弘历报告，弘历最后也批准了行西方礼。而到了嘉庆年间，英国使节却因跪拜的争论连皇帝面都没见着。所以后来的《天津条约》中载明，遇有妨碍国体的礼节，断然不可行，指的就是跪拜礼。

清朝本来具有走向世界的条件，而且在嘉庆时代，国力尚足以和西方强国抗衡。可是封闭的意识和妄自尊大的心态，让中国一再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机会。

乾隆帝错爱和珅

乾隆帝在外交上犯了错误的同时，在内政方面也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豢养了一个大贪官和珅。和珅正是乾隆后期官场腐败的典型表现。

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原名善保，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二甲喇人，原来住在西直门内的驴肉胡同。《清史稿》记载和珅“少贫无籍”，说他家里很穷，社会地位又卑微。这种说法与史实是不相符的。

和珅的先祖居住在英额峪，离清太祖努尔哈赤居住的赫图阿拉不远。努尔哈赤起兵以后，和珅的九世祖噶哈察鸾及其子达古山巴颜等弟兄子侄，都投归了努尔哈赤，此后不少人在其麾下担任文官武将。和珅的五世祖即高祖父尼雅哈纳是行伍出身，在皇太极时从征，“过北京，征山东，梯攻河间府，首先登城，克之，赐巴图鲁号，授三等轻车都尉”。轻车都尉是公、侯、伯、子、男这五等封爵之下的世职，相当于官阶正三品。尼雅哈纳的孙子阿哈硕色袭祖世职后，又兼任佐领，并于从征准噶尔时阵亡，被追赠一等云骑尉（官阶正五品）。尼雅哈纳的曾孙常保，也就是和珅的父亲，袭曾祖父三等轻车都尉和堂叔阿哈硕色的一等云骑尉世职，并在八旗军内任职，后来当上了副都统。副都统为官阶正二品，算得上是军界的高级将领了，每年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一百五十五石，还有养廉银五百两。至乾隆朝时，兼任福建都统。从高祖父尼雅哈纳起到父亲常保，皆是世职，且官位品阶不低，其父更是二品大员副都统，和珅算是出身官宦世家。

常保中正平和，为官清廉，常年征战戍边在外，很少待在京城，可以说为国而少顾家，因此家里并没有什么产业。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常保病逝于福建，和珅的家境遂陷于窘迫之中。

和珅十多岁时，进入皇宫西华门内的咸安宫官学读书，“少小闻诗达礼”。由于和继母的关系不好，少年时期他的经济条件确实比较差。但十八岁时，他与官阶正二品的内务府总管大臣英廉的孙女结婚，二十岁时，又承袭了高祖父尼雅哈纳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处境明显好转。三等轻车都尉的岁俸为白银一百六十两，还有八十石米，比地方上的巡抚、布政使的俸银还多一点。所以和珅可以安享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

这一世职给和珅带来政治上的更大好处则是为他提供了一条接近皇帝的捷径。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二十二岁的和珅当上了官阶正五品的三等侍卫，并随即充任粘杆处侍卫。粘杆处即尚虞备用处。清朝的制度，“选八旗大员子弟之獧捷者为执事人”，负责皇帝巡狩之时扶舆、擎盖、罟雀之事。粘杆处的三等侍卫因为经常随行侍奉皇帝的出巡，就有了回奏皇帝的机会，这为和珅的飞黄腾达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一天，和珅随驾出宫。“上偶于舆中阅边报，有奏要犯脱逃者，上微怒，诵《论语》‘虎兕出于柙’之语”，扈从校尉不能理解是什么意思，和珅却立即对答说：“爷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耳。”弘历听后十分高兴，问和珅：“读过《论语》？”和珅回答读过。弘历“又问家世、年岁，奏对皆称旨”。弘历仔细端详这个年轻人，见他“仪度俊雅，声音清亮”，“矫捷异常”，十分赞赏，从此“恩礼日隆”。和珅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善于临机应变的能力，博得了皇上的欢心，并且很快青云直上。当年的闰十月，和珅迁乾清门侍卫，十一月又升为御前侍卫，授正蓝旗满洲都统。此后他不断升迁，兼任多职，封一等忠襄公，任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户部三库，还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总裁官、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要职。弘历对他的宠信可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官阶之高，管事之广，兼职之多，权势之大，清朝罕有。并且和弘历结下了亲家，其子丰绅殷德被指定为皇上最宠爱的十公主之额驸。宠臣加皇亲，和珅到达了权力的巅峰。

《词林典故序》轴

《词林典故序》轴为乾隆帝十一子永瑆所书。永瑆在嘉庆年间任军机处行走，是嘉庆帝惩处和珅所依靠的皇族成员之一。

为什么和珅会受到乾隆帝如此特殊的宠信并委以大权，成为主持朝政的宰相？和珅确实精明能干，敏捷异常，善于临机应变，也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记忆力好，精通满文、汉文，会蒙文和藏文，有处理政务的一定能力，但离真正的善理国政的名相和指挥三军克敌制胜的名帅，还相距甚远。所以他得宠绝非因为其才学。而在治政方面，无论是破除旧的陈规积弊，建立新的重要制度，还是除大奸，荐大贤，他都没有什么建树。武略方面，他的水平就更加不济了。比如当年和珅与阿桂奉旨统军征剿甘肃苏四十三起义，其时阿桂正在督办河工，和珅于是先到军前。为了在阿桂到来之前扑灭起义军，建立殊功，和珅迅速出兵，分兵四路进击义军，但以失败告终，勇将总兵图钦保也阵亡。和珅不仅没有奏报自己指挥不当以致失利的过错，还隐瞒了图钦保捐躯之事。并且颠倒是非，说勇将海兰察、额森特的先战取胜是导致清军受挫的原因。阿桂到达军营后，问和珅失利的原因，和珅为自己推脱说“将帅傲慢”，不听调度。阿桂于是“令将帅于次日晨集辕前”。“每呼一将入，辄命和坐其侧”，阿桂“有所调拨，及命屯戍处，其人辄应如响，如是者数，和坐上甚恚愤”。阿桂又问和珅“诸将初不见其慢，尚方剑不知诛谁之头耶”。和珅“战栗无人色”。随即阿桂命和珅离开军营，返回京师。

既在文治方面无甚建树，也无武功，资历又浅，不是科举出身，威望自然不高，且在大学士、军机大臣中，相当长时间仅只名列第三位、第四位，同僚阿桂、嵇璜、王杰、福康安等，皆系多年军国重臣，说到军功、政绩、资历、门第、威望、才干和人品，哪一个都比和珅强得多。尤其是阿桂，可谓当朝文武双全的重臣，军功和政绩都是当时众所公认的超出任何大臣的名帅名相。他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起任军机大臣，次年任大学士。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嘉庆二年（1797年）去世之前，连任十六年首席大学士和领班军机大臣。可是在乾隆四十六年以后，弘历在宠幸和大权的委任上，这四位大学士没有一位比得上和珅。

究其原因，和珅虽不会治国统军，但却特别擅长于揣摩帝意，迎合君旨。他谙于玩弄权术，还会为皇上聚敛钱财，供皇上支付各种不便公开动支国库的费用，故能博取弘历的欢心。比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下诏要取消武将的“名粮”，改为给予养廉银，增补绿营兵，每年要增加军费白银三百万两。当询问阿桂的意见时，阿桂奏称，费银太多，不应增补。但弘历不听其言，下谕说现在国家“财富充足”，“户部库银尚存七千余万两”，支付这新增的三百万两，绰绰有余。而和珅深知弘历让大臣们商议此事，其实心中必欲实行此法，故极力赞成。弘历遂下谕批准大学士九卿等的复议，每年增支军费银三百万两。

正因为和珅擅长逢迎，摸透了弘历晚年志得意满、好大喜功、爱听谀言、文过饰非、自诩明君的心理，懂得如何按其旨意办事，又善于敛财以供皇帝享用，所以才能够受到特别的宠信，成为乾隆帝唯一的心腹和代理人。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有了弘历的庇护，和珅得以身兼多职，位极人臣，基本上掌握了用人、理财、施刑、“抚夷”等方面的大权，更加肆无忌惮地揽权索贿，乱政祸国。

和珅聚敛财富的主要方式是利用自己手中任用官员的权力索取贿银。内而九卿，外而督抚司道，无不向和珅纳银献宝，从而形成了“和相专权，补者皆以赀进”，“政以贿成”，祸国殃民的严重局面。他甚至不顾国计民生，利用河工工程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史称：“乾隆中，自和相秉政后，河防日见疏懈。其任河帅者，皆出其私门，先以巨万纳其帑库，然后许之任视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蚀国帑。……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充其用。……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楼诸决口，其患尤倍于昔，良可嗟叹。”

和珅聚敛财富之多，在历代贪官中也当首屈一指。和珅家产的具体数目是难以知晓了，但从他被嘉庆帝亲政后勒令自尽和抄没家产入官，可以知道大概情形。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帝逝世后，初八日嘉庆帝下谕宣布，革和珅职，下狱问罪，抄没家产。正月十一，嘉庆帝下谕，定了和珅二十条大罪。其中讲到和珅的财产有，夹墙私库有金三万二千余两，地窖内埋藏银三百余万两。此外档案记载的和珅取租之地有一千二百六十余顷、取租之房有一千余间，以及不计其数的珠宝玉器等，其数量之巨大前所未有。和珅确实是中国古代最大的贪官。

万马齐喑究可哀

明史案

清朝皇帝为了压制反清思想的传播，严密地控制思想文化领域。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开展文字狱，使得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不敢议论朝政，不敢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而是埋头考据于故纸堆，思想和文化的发展都与现实严重脱离，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从康熙朝到乾隆朝，文字狱持续不断，且愈演愈烈。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间文字狱不超过十起，雍正帝在位仅十三年就有近二十起，到了乾隆朝，文字狱达到了一百三十起以上。涉及对象不仅有汉族地主知识分子，还有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因文字狱而被杀、充军和流放的人不计其数。

明熹宗天启朝的内阁首辅朱国桢，当年因为受到魏忠贤的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后，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明亡以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但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作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桢的后人那里买了朱国桢的史稿，并招徕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在朱稿的基础上补写了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然尊奉明朝年号而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在涉及建州女真方面也直呼努尔哈赤其名，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耿贼”，写清军入关时则用了“夷寇”的字眼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事情。这部《明史辑略》刊刻之后，起初并没招来什么是非。但几年以后，几个无耻小人，想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其父仗着家中有钱买通了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将此事告到了北京。当时掌握权柄的鳌拜对此事极为感兴趣，颁旨要严查。于是与庄氏《明史辑略》有关连的人便大祸临头了。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廷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辑略》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包括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处死，有的凌迟、有的杖毙、有的绞死，惨不忍睹。“主犯”庄廷鑨照大逆罪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像吴之荣这样的小人找到了捷径，专门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后来竟发展到有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比如最为胆大黑心的沈天甫、夏麟奇、吕中，他们刻印了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后真相大白，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南山集》案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因《南山集》案被处斩，其同族中十六岁以上者均被斩杀。受戴名世牵连的方孝标一家也被抄斩，方氏族人中除了已经出嫁的女儿外，一律充军黑龙江。其他相关人员也被发配到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一桩轰动朝野历时两年的惨案至此结束。

戴名世，安徽桐城人，在古文经学方面造诣很高，以振兴古文（即散文）、改造时文（即八股文）为己任，总结出古文创作从形式到内容一整套理论，为桐城派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了古文经学，他对历史也有浓厚志趣，尤其留心明代的史事。因为从青少年起，戴名世就受到博学名士和故明遗老的影响和熏陶，因此对乱党误国、孤忠效死、流离播迁、异族入主中原诸事了如指掌。不过戴名世始终只是从一个史学家的角度，对明朝的兴衰进行比较合乎历史的分析，虽然其中不免夹杂着对故国的眷恋之情。

他在未中进士和担任编修以前，曾经到处搜集佚文，网罗明朝末年的遗闻轶事，以备将来撰写明史之用。他的同乡方孝标，曾经写了一本叫《滇黔纪闻》的书。书中不但记述了在云南、贵州所见的山水风景，而且还根据听到的传说，记述了南明桂王朱由榔在西南抗清的事迹。书中是用永历的年号来记载年月的，戴名世也把它搜集来作为撰写明史的参考资料。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戴名世进入京师国子监。因为他是当时的名士，很多官僚贵族都想与他交朋友，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但戴名世根本看不起这些不懂装懂、附庸风雅的人，久而久之，他便成了当权士大夫们的眼中钉，士大夫们想方设法要惩治他。

戴名世有一个叫尤云鹗的学生，他读了老师早年的古文佩服异常，于是为戴名世募捐，将其平日所写的上百篇文章进行筛捡，挑出其中的五分之一编辑了《南山集偶钞》。书前除了戴名世和尤云鹗的序外，桐城派的名家、方苞、方正玉、朱书等都在书前作序。《南山集》刊行问世之后，很快就风行江南各省，文人士子以能得此书一睹为荣，影响大过于其他同类私家著作。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五十七岁的戴名世考中进士第一，殿试一甲二名，被授翰林院编修之职。他做官之前，没有人说《南山集》有什么问题。但等他做了官，问题就来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上奏章参劾戴名世，奏章中说：“查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中举前为诸生时，就私刻文集，其中多有是非颠倒狂悖不经的言论。如今他身沐皇恩，入于朝臣之列，尚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实在罪该万死。希望万岁下旨严加议处，借以儆戒此等狂妄不谨之徒。”所谓私刻文集，指的就是戴名世十年前刊印的《南山集》。

康熙帝接到赵申乔的奏章后，龙颜不悦，命刑部严察审明。刑部立即逮捕戴名世，怕他不肯招供，给他上了夹棍。不仅戴名世被抓，为他出资刻书的尤云鹗，作序的汪灏、方苞、方正玉、朱书、王源，以及书中提到的方学士方孝标，全都被牵连了进去。

此时方孝标早已去世，刑部于是把他的儿子方登峄捉来审问。方登峄经受不住拷打，招供说自己自幼就过继给别人，生父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他原先不知道，后听得戴名世被参劾与此书有关，就赶快写信回家，叫家里把书板烧掉，免得受牵连。刑部接着又拷问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方正玉和出钱刻书的尤云鹗。在严刑拷打面前，方苞招供说：“我不应该为戴名世的《南山集》作序，罪该万死。”方正玉招供说：“《南山集》的附篇《孑遗录》，是我花银子刻的，序文写有我的名字，我愿听候处分。”尤云鹗说：“我老师戴名世的《南山集》，是我花银子刻的，序是老师所作，具上了我的名字。”刑部取得了这些口供以后，立即会同各有关衙门，共同商议量罪定刑的标准。

可是这件案子并未因此完结，而是不断扩大，牵连进去的人越来越多。在赵申乔参劾戴名世的同时，发生了江南科场案。江苏巡抚张伯行疏奏考官受贿，参加考试的数百人抬财神直入学宫，以示抗议。接着张伯行又参劾江西总督噶礼的贪污行为。总督噶礼是康熙帝乳母的儿子，且是皇太子的党羽，不可一世。张伯行有此等胆量，皆是因为康熙帝曾称赞他是“天下第一清官”。但噶礼岂能吞得下这股晦气，他搜罗张伯行七条罪状反咬一口，其中罪状之一就是张伯行与《南山集》有关，他与方苞是好友，有包庇纵容之过，是戴名世、方苞的同党。在此之前，皇太子允礽曾将《南山集》中有关“悖逆”之语摘出进呈康熙帝。这就使《南山集》案与当时的朋党之争交织在一起，变得更加复杂。

吕留良画像

雍正帝以吕留良著书立说敌视清朝，判将其开棺戮尸，满门抄斩。这桩文字狱案震骇了王公大臣和天下臣民。1735年，雍正帝暴死在圆明园，史书记载是病死，民间传说是被吕留良幸免于难的孙女吕四娘枭了首级。

皇太子允礽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时曾经被废，第二年又复立，他行事乖戾，植党暗争，而其他皇子对皇位又都虎视眈眈，使康熙帝晚年对立储之事陷入极大的苦恼。而《南山集》案被人为地加进这种种因素，不得不使康熙帝冷静地考虑如何了结此案。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初七，刑部上奏，戴名世等私刻《南山集》，照大清律例应凌迟处死。康熙帝看到奏疏后觉得牵连的人实在太多，若大兴文字狱，横加杀戮，恐怕会招来太大的舆论压力。而且再过一个多月，就是他的六十寿辰，更不愿在自己大寿之前大动干戈。康熙帝排除了太子党捏造的罪名，对半个世纪前南明诸政权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然后采取谨慎态度。最后判决，戴名世从宽免凌迟，即刻处斩。方登峄从宽免死，连同妻子发配黑龙江。汪灏、方苞处绞刑。尤云鹗、方正玉俱免死，发配宁古塔。此案内其他原拟处死的一律免死，改判入旗为奴。方苞后来经李光地的营救最终获康熙帝的亲自赦免，康熙帝也对其他涉案人员“开恩”减轻处分。可是受株连获罪的人仍有几百人之多，成为一次规模很大，影响很广的文字狱。

清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占了整整一半，文字狱猖獗肆虐，绵延不绝。只要在诗文、著作、奏章、言论中发现影射攻击、诽谤之语，立即逮捕入狱。像戴名世这样的才士以及无辜的百姓惨遭杀身、灭门之祸，即使人已死去，也要被“剖棺戮尸”，以示惩罚。文字狱对文化的摧残和破坏，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曾静、吕留良案

清世宗胤禛继位之后，文字狱更甚，可谓到了谈字色变的程度。江西考官查嗣庭，有一年出的试题是“维民所止”。随即有人密告胤禛，说查嗣庭试题有影射陛下断头之意。胤禛不解，经人解释，“维”字是去了头的“雍”字，“止”字是去了头的“正“字。“雍正”变成了“维止”，岂不意味陛下断头之意吗？雍正皇帝听得如此解释，禁不住勃然大怒，立即下旨把查嗣庭拿解进京，下狱问罪。但查嗣庭却糊里糊涂，不知自己身犯何罪。等到明白了原因以后，他摇头苦笑道：“我出的试题乃是《诗经·商颂·玄鸟》里的话‘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儒学经典《大学》引用过，意思是‘国都附近的千里土地，实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场所’。我这是歌颂皇上的圣德，怎么反倒说我是反逆之意？”雍正皇帝差人找来《诗经》和《大学》后，见果真如查嗣庭所言。但为了顾全自己的颜面，仍然以“犯上”之罪追查查嗣庭一家，查嗣庭本人含冤死于狱中，并被戮尸枭首示众，其长子坐死，家属充军。

文字狱使得文人生活在恐惧之中，无人敢吟诗作对，而政治局面变得万马齐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雍正朝最出名的冤案当数吕留良事件。吕留良在明朝灭亡后，曾参加反清复明活动，却没有成功。此后在家收学生教书，有人推荐他应博学鸿词制科，被他坚决拒绝，官员游说或威胁他都未就范。复明无望，心灰意冷的吕留良出家为僧，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其内容对清王朝统治者有着强烈的不满。当时的书作并没有向外流传，吕留良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后来湖南文士曾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十分敬佩他的学问，于是派遣学生张熙从湖南寻迹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打听他遗留下的文稿。张熙此次浙江之行不但打听到吕留良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与他们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曾静于是约两人见面，四人议论当今朝廷的统治时一拍即合，秘密商议如何才能推翻清王朝。他们想到了手握军事大权的汉族大臣岳钟琪。

岳钟琪讨伐边境叛乱立了大功，受到雍正帝的重用，担任陕甘总督一职，掌握着不小的兵权。曾静四人商议，如果能够劝动岳钟琪反清，成功就大有希望。于是曾静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接到曾静的信之后大吃一惊，但表面上镇定自若地问张熙：“你是哪里来的，你可知此信直斥当今圣上犯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的严重后果吗？”

张熙面不改色说：“我此次前来，早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又怎么会担心后果？将军与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吗？”岳钟琪问：“此话怎讲？”

张熙说：“将军姓岳，是南宋岳王爷的后代子孙。而清朝的先人是金人，岳王爷当年被秦桧与金人相互勾结冤死风波亭，这难道不是世仇吗？将军此时手握重兵，乃是替岳王爷报仇的最佳时机。”

岳钟琪当然不会就此葬送自己的前途，于是命令手下把张熙打进监牢，交给当地官吏审问。张熙虽然受尽种种酷刑，但依然守口如瓶。岳钟琪看如此不是办法，于是第二天又秘密接见张熙，假意说道：“昨日之事只是权当试探，如此大逆不道之事不能不慎重考虑。”

张熙起先并不相信，但岳钟琪郑重其事地起重誓，又经过多次商谈，岳钟琪逐渐取得了张熙的信任。张熙才说出是老师曾静的意思，希望能得岳将军的相助，早日恢复大明江山。岳钟琪听了以后，一面派亲信赶到湖南缉拿曾静，一面立刻拟好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图谋造反之事连夜快马加鞭呈报给胤禛。

胤禛看了岳钟琪的奏章，自然怒不可遏，下旨将曾静、张熙押解进京严刑拷问。这时张熙方知上了岳钟琪的当，但悔之晚矣。此案还牵涉了吕留良家与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吕留良既死，胤禛下旨把他刨坟劈棺。吕家后代和他的学生或被杀，或被流放。还有不少文士也因受到吕留良文稿的牵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清风不识字”案

“清风不识字”案是雍正朝又一著名的文字狱。

一种说法认为，这是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字冠卿）的诗。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为“狴”，胤禛见后，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又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的诗句，胤禛认为这是存心诽谤清廷，照大不敬律将徐骏斩立决。

第二种说法是《清稗类钞》所记载。胤禛微服出游，在一家书店里翻阅书籍，当时“微风拂拂，吹书页上下不已”，有个书生见状顺口吟诵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来翻书。”胤禛立刻诏杀之。

也有记载称这是车鼎丰的诗句。车鼎丰与弟车鼎贲小饮，干杯后把酒杯翻转，见杯底有“成化年造”字样，于是吟道“大明天下今重见”，车鼎贲接口说“且把壶儿搁一边”。这两句话传到胤禛耳朵里，他认为“壶”“胡”同音，“壶儿”就是指“胡儿”，车氏兄弟因此被问斩。据史籍载，车氏兄弟实际上是因受曾静、吕留良案牵连被杀的。

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这两句诗出自徐述夔《一柱楼编年诗集》。据说徐述夔幼负才名，自认为是状元的料，后来却科举不第，心中不满。他所建一柱楼挂有一幅紫牡丹图，题诗曰：“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夏天晒书时，风吹书页，愤然道：“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又见酒杯底上有万历年号，便说：“复杯又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搁半边。”他满腹牢骚，晚上听到老鼠啮咬衣服，恨得直骂：“毁我衣冠皆鼠辈，捣尔巢穴在明朝。”徐述夔死后，这些言行被举报，乾隆帝大怒，下令将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剖棺戮尸，孙子和校编诗集的人都被处斩，江苏藩司等一批官员也被革职。又查出沈德潜曾替徐述夔作传，称赞其品行文章，并且“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两句正是沈诗《咏黑牡丹》中的句子，于是已经死掉的沈德潜也跟着倒了大霉。

但《东华录》记载，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月的上谕给徐述夔定“大逆不道之罪”时所引用的是另外两句诗：“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上谕认为，这明显是借“朝夕”的“朝”来指代“朝代”的“朝”，而且不说“到清都”，偏偏要用“去清都”的字眼，反清复明之心表露无遗。在诗文里说说“明月”“清风”就招来如此大祸，当时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制造出的文字狱，有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所以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想学习康熙帝重开博学鸿词科，下诏征举士人，却应者廖廖，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见。

“古稀罪”案

“古稀罪”案是乾隆朝的又一起著名文字狱。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大理寺卿尹嘉铨早已离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这一年的四月，乾隆帝西巡五台山，返回京城时驻跸保定。尹嘉铨忽然一心要参加接驾盛典，但是并没有圣旨要传召他入觐，尹嘉铨灵机一动，想到自己的父亲，道学家尹会一，便草拟了两份奏折，一是请谥，二是从祀。要是皇帝恩准，不但他能博得个孝子的名声，还能乘机出出风头，于是派儿子将请谥奏折送去，自己待在家中。乾隆帝看到他为父请谥的奏折，当即恼怒，遂提起朱笔批示说：“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谁知尹嘉铨接着又送上一本奏折，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乾隆帝禁不住火冒三丈，说：“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于是承办官员绞尽脑汁罗织罪名给尹嘉铨扣上大不敬、假道学、伪君子等罪名处斩。其中的罪名影响最大的是所谓的“古稀罪”。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但乾隆帝说：“我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杀！”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李一《糊涂词》有语“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帅相，无非糊涂”，被河南登封人乔廷英告发。结果在彻查李一的过程中，发现举报人乔廷英的诗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的诗句，“日”“月”二字合起来正是个“明”，这不是谋反又是什么？于是出现了检举人和被检举人皆被凌迟处死的一幕，两家子孙均坐斩，妻媳为奴。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发生了贺世盛《笃国策》案。湖南耒阳的老秀才贺世盛，多次参加科举都未及第。他平时常常替别人代写词状，又把道听途说的传闻和故事之类，拉杂地拼凑出一部《笃国策》，准备写成以后上京城投献，以求得一官半职。结果他想借以求官的这本书因为有批评捐官制度的话语，被定位“妄议朝政”，被判斩立决。

与此同时，其他涉及“华夷”“明”“清”字句而获文字狱的俯拾皆是。

江西德兴的祝庭诤，为了教儿孙读书，自编了一本《续三字经》，被人告发。官府查抄时发现书中对“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的词句，“衣冠更”就是指改变穿着，“难华夏”是华夏遭难，“遍地僧”是说全部被剃光头。虽然说的是元朝的事情，但被认为影射当朝，“明系隐寓诋清”。于是判祝庭诤开棺戮尸，十六岁以上子孙辈斩立决。

江苏兴化人李驎所著的《虬蜂集》中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之句，被认为故意影射，定为叛逆大罪。

其他触犯庙讳、御名以及提到皇帝应该换行抬写而没有换行抬写，因此获罪的，不可胜数。乾隆时的文字狱，有不少案件，甚至是因为向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却因为马屁拍得不得法而犯了忌讳，最终招来杀身之祸。此种例子，不一而足。

直到乾隆末期，文字狱才较为放宽。这主要是清廷统治日益腐败，各地的人民起义开始多起来，镇压起义逐渐成为统治者的大事，没有精力再在文字上吹毛求疵、无中生有。因此朝廷稍稍收敛其淫威，对文字犯罪，也不得不从宽处理了。虽然如此，嘉庆年间的文字狱依然是笼罩在文坛上的一块阴影，知识分子余悸尚存，所以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及“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叹息。

民间结社与起义

天地会

天地会是清代民间秘密结社之一，以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得名。因为是秘密组织，所以他们有暗语作为接头暗号，以及识别成员身份的手段，例如“地震高冈，一脉溪水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就是天地会的一条暗语。天地会也称为洪门，俗称洪帮。天地会创立的具体时间已无从考证，其起源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天地会内秘籍自称，系福建少林寺僧于康熙甲寅年（1674年）或雍正甲寅年（1734年）创立；一说是民国以后，洪门成员称其会创自郑成功；还有一种说法是根据档案以及清代官书记载，为福建漳浦僧提喜（即洪二和尚）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或三十二年（1767年）所创立的。

平定台湾战图册·林爽文被捕

台湾林爽文起义，是天地会比较重大的武装斗争，遭到了清军的全力镇压。由于无法抵抗清军的水陆夹攻，便投奔了好友高振。高振迫于压力，将其捕获献给清军。

初创时原系下层劳动者互助性秘密团体，后因屡遭清廷镇压，反清色彩日浓。其成员最初多是农民，或是由破产农民转化而成的小手工业者、小商贩、水陆交通沿线的运输工人，及其他没有固定职业的江湖流浪者。虽然以后成分日益复杂，但仍然是以下层穷苦人民为主。天地会的口号是“反清复明，顺天行道，劫富济贫”。这些口号都反映了当时平民的民族观念和反对阶级压迫的要求。因为其成员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都十分低下，他们更需要互济互助。因此忠心义气是天地会内最高的道德规范和达到组织上团结、经济上互助的重要保障。天地会最初主要在福建、粤东及台湾一带传播，后来发展至广东全省及江西、广西、贵州、云南及湖南等省。鸦片战争之后，传至四川、湖北、安徽及浙江等省。清前期除了天地会本名外，还有添弟、小刀、双刀、父母、三点、三合等十余种名称。鸦片战争以后，又出现了哥老会等大量分支，使得各地山堂林立，成为天地会的一大特点。尽管清廷一直用严刑峻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民间反对清朝统治的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

天地会曾多次举行武装反抗斗争。乾隆年间以“顺天行道”“剃除贪官”及“争天夺国”为口号。嘉庆以后，又提出“兴明绝清”及“反清复明”的口号。为了对付清廷的镇压以及便于吸收会众，天地会不断创立新的名称，成为拥有数十种名目的秘密结社组织。它没有固定的教义与崇拜对象，但有严格的会规，后发展为三十六誓，要求会众忠于誓言，严守秘密。

天地会曾多次发动武装斗争，比较重大的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六十年（1795年）台湾陈周全起义，嘉善起义；咸丰元年（1851年）至五年（1855年）的广西大成国、升平天国起义；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厦门小刀会起义。在太平天国时期，天地会的活动也极为活跃，其首领洪大全（焦亮）﹑罗大纲等都曾率领会众参加太平军。两广地区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升平天国﹑延陵国等政权，也配合了太平天国的斗争。

白莲教

清嘉庆初年的农民起义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教徒。

白莲教始爆发于川、鄂、陕边境地区，后来波及到川、鄂、陕、豫、甘等省，历时九载，是清代前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川、鄂、陕三省边境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历来都是那些被迫离开土地的破产流民的聚集之所。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1772年、1773年）之间，川、鄂两省饥民来此觅食的人数达到了数十万。加上来自邻近的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总数不下百万。但是该地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以获取微薄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要受地主、厂主的盘剥，还要受差役、讼棍的勒索，生活极为凄凉。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白莲教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这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跟从者日众。

乾隆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并土地。人口激增但耕地不足的矛盾非常突出，导致粮价猛涨，饥民数量大增。再加上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增加，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教首樊明德在河南向教徒提出已到“末劫年”，将要“换乾坤，换世界”。稍后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在湖北、四川、安徽等地传教时，又提出“弥勒转世，当辅牛八”（牛八即朱字拆写，暗指明朝后裔），宣称“黄天将死，苍天将生”，入白莲教就可以免除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入教的百姓在“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习教之人“穿衣吃饭，不分尔我”，“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这种宣传极大地满足了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百姓的求生愿望，符合他们平均、平等和互济互助的要求。因此到了乾隆末年，白莲教已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势力，并酝酿举行武装起义。

杨遇春像

杨遇春，字时斋，四川崇庆人，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1797年，随额勒登保镇压白莲教起义。此图为其在紫光阁的功臣像。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1796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制备刀把火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和其反清动向，此时已经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于是下令开始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查拿邪教为名，敲诈勒索，当时“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这种情况下白莲教各地的教首也以“官逼民反”为口号，迅速号召教徒奋起反抗。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湖北宜都、枝江一带的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官府缉拿紧急，被迫提前举义。于是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教徒也相继揭竿而起。到了三月初十，襄阳地区的教徒，在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下，按原定日期起义。他们虽然同为白莲教，但是各路起义军互不相属，又各自为战，所据山寨或县城多被清军各个击破。其中只有襄阳的这支起义军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因而力量得以迅速壮大，成为湖北起义军的主力。在湖北白莲教起义影响下，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九月达州教首徐天德，东乡（今四川宣汉）教首王三槐、冷天禄等皆各率众起义。

第二年初，襄阳起义军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流动作战，转战于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后分三股进入四川。清军只能尾随其后，疲于奔命。七月四川起义军被清军围困，襄阳起义军赶到解围，在东乡与四川起义军会师。会合之后，各路起义军按青、黄、蓝、白分号，设立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然而小生产者固有的分散性与保守性，决定了起义军并不会真正连为一体，依然是各自为战，分散行动。

到了嘉庆三年（1798年）三月，襄阳起义军在湖北郧西被清军包围，为首的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余部仍然继续斗争。同时四川的起义军也受到重大损失。尽管如此，起义军因为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且有各地教徒“为之向导负运”，因而起义军仍然能够多次重创清军。

直到嘉庆五年（1800年）四月的江油马蹄冈战役以后，起义才开始真正转入低潮。义军的人数由最初的十几万减少到了几万人，许多重要将领都相继牺牲。清政府的“坚壁清野”与“寨堡团练”之策，已逐渐推广并发挥作用。他们通过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将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训练丁壮，进行防守，从而切断了起义军同人民间的联系。因为得不到粮草与兵源的补充，义军的力量日渐枯竭。到了嘉庆六年（1801年）下半年，其活动范围基本上只限于川、鄂、陕边境地区了，义军的残部转战在丛山老林之中，人数已经仅仅剩下两万四千，而围剿的清军则十倍于此。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义军仍然坚持战斗，至嘉庆九年（1804年）九月才终告失败。

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白莲教起义军占据或攻破的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更加衰落。

苗民起义

清代中叶以后，在贵州、湖南地区爆发了一系列苗民起义。

从雍正十三年（1735年）到乾隆元年（1736年），贵州古州（今榕江）率先掀起了苗民起义的序幕。九股河地区苗族农民因为不堪清朝官吏和土司的剥削压迫，在当地苗民包利等人的领导下，为反抗征粮、派夫发动起义。此前雍正四年（1726年）到九年（1731年）之间，清廷以剿抚兼施的方式收复了贵州苗族四万户，辟地二三千里。这些地区本来“无君上，不相统属”，设官建制照理说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官军入驻之后，开始在原来苗民的土地上修城、建署、筑碉、开驿等，大量无偿役使苗民，外加繁重的赋税和各种摊派，这使得苗民的生活负担变得十分沉重。不堪忍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苗民开始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反抗清廷的盘剥。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包利以“苗王出世”为号召，在古州的八妹、高表、寨蒿等苗寨商讨起事，二十六日围攻了古州城北的王岭汛地，古州总兵研勋率兵前往镇压，苗众溃散而去。但不久包利就收集余众，北移到了清江、台拱（今贵州台江）地区，又组织了二万多人。当地的官吏告急，于是远在贵阳的贵州巡抚元展成、提督哈元生令古州、清江（今剑河）各派数百兵丁前往镇压。但星星之火迅速扩大到黔东和东南各地，丹江（今雷山）、八寨（今丹寨）、黄平、凯里等地的苗民也纷纷响应，起义军的人数迅速增加，并连续攻克凯里、重安江（今属黄平）、岩门司、黄平、余庆县以及台拱、清江营汛，逼近镇远、思州（今岑巩）等府。雍正帝得知事态的严重之后，立刻下令由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十余人组成了办理苗疆事务大臣会议，筹划用兵事宜。在六月的时候，急调云南、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六省清军会剿。官军由扬威将军哈元生带领，统领着贵州、云南、四川清军万余人，由清水江上游进攻。又命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清军万余人，由清水江下游进兵。七月又任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并调河北、河南、浙江等省官兵作后援。起义军凭借着有利的地理条件继续打击清军。起义的苗民见清军云集，于是弃城回寨，接着又乘各地营汛兵力空虚，攻围营汛，阻截运道。于是台拱、清江、丹江、八寨清军诸营同时告急。乾隆皇帝即位后，为了扭转不利的战局，一方面增调援兵，下令将张昭、元展成、董芳等以玩忽职守、贻误军机罪革职拿问，另一方面任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兼贵州巡抚，重新部署进剿。张广泗到任后，认为此前清军进剿失败的原因在于分兵为战、守二部，这导致作战的兵力缺乏。他改变策略，采取剿抚兼施、以抚待剿的方式，决定分化瓦解，然后各个击破。他先是招抚“熟苗”，然后集中兵力对付“生苗”，又回过头来惩治“熟苗”。张广泗兵分三路，分别向九股河上、下游和清水江下游各苗寨同时发起进攻。尽管苗民义军顽强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无法阻挡清军的围攻。六月至九月，张广泗又回军清江、台拱、凯里、清平、黄平、施秉等地，开始大肆搜剿苗寨，数万苗民被杀害，一场轰轰烈烈的苗民起义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

乾隆帝在皇位上坐了六十年后，贵州和湖南再次爆发了苗民起义。这一次，是在白莲教反清宣传的影响下，苗民们为了反抗官府、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与压迫，而再次以武力反抗清朝统治者。起义苗民提出了“逐客民（指满汉地主、官吏）、收复地”的口号，以“穷苦人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为号召，召集了黔、湘地区的大量苗、汉、土家族人民，势力很快发展到了黔东北、湘西及川东三省接壤的广大地区。

为了镇压苗民起义，乾隆帝派遣了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宁率领七省兵力十余万人分路镇压。起义军利用灵活的战术与清军不断周旋，顽强抵抗实力比自己强很多的官军。义军的领导人吴半生在凤凰厅大鸟巢河一带，阻击了福康安达半年之久。到了八月，聚集在平陇的起义军推吴八月为苗王，石柳邓、石三保为将军。清政府依旧决定采用剿抚并用的措施。之后由于奸细的出卖，吴半生被俘。十二月吴八月也因叛徒出卖而被俘。嘉庆皇帝登基以后，石三保也被叛徒诱至坳溪而被俘。义军领袖的相继遇害，使得起义军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遇，所以清政府委任额勒登保为统帅，代替先后病死军中的福康安与和琳，调集重兵围攻起义军。苗民义军顽强抵抗，石柳邓最终战死于贵鱼坡，起义宣告失败。

天理教

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依例应为闰八月十五日，因星象异常而有意改动）申时（下午三至五时），在宫内入教太监引领下，近二百名手持利刃的天理教徒从西华门、东华门分两路攻入北京紫禁城。

闯入者白巾裹首，鼓噪而进，逢人便杀，势不可当。原本安安静静、神神秘秘的清宫大内，一时如火烧蜂房，乱作一团。

那支攻入紫禁城的队伍，就是林清统领的“天理教”（或称八卦教）教众。天理教起义也成为一次使清廷为之震慑的农民革命运动。起义刚一发生，颙琰就惊呼它“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起义失败后，颙琰依然心有余悸，直至临终前还再三告诫他的群臣，要“永不忘十八年之变”。

这次“闰中秋风暴”，让整个清廷惶恐的起义，至少在两年之前即已开始筹划。嘉庆十六年（1811年）秋，彗星出西北方，钦天监奏：“星象主兵，不利朝廷，应予防备。”嘉庆皇帝问：“星象应于何时？”钦天监经细细查核，答曰：“应在十八年癸酉闰八月中。”并奏：“若将十八年的‘八月’之‘闰’改为十九年的‘二月’之‘闰’，则‘闰八月’仍为正常的九月，便可消弭星变。”嘉庆帝允奏。又诏百官诫惧修省，以杜天怒人怨。

英和像

英和有异才，和珅打算招其为婿而被拒绝。嘉庆帝亲政后，英和深受重用，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他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在宋家庄擒获林清。

嘉庆十六年（1811年）秋，林清与李文成在滑县相会，共商非常之举。嘉庆十七年（1812年）春，应林清之邀，李文成又两次赴京，与林清会商举事方略。他们商定，嘉庆十八年（1813年）年九月十五日，即原闰八月十五日为举事日。届时南北两支天理教人马合攻紫禁城，一举推翻清王朝。

这种筹划是前无古人的，省去了通常农民起义的诸多过程，以及与官军短兵相接的不利因素，大胆而简单，直入主题。其领导者是林清和李文成。

林清是京畿大兴人。嘉庆初年，由于清朝日益腐朽，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加以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的鼓舞，他决心利用民间秘密宗教作为发动群众、进行反清斗争的组织形式，将散在京畿的青阳、红阳、白阳三教统一起来。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初步完成了统一京畿“三阳”教的任务。此前林清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还深入河南，会见了震卦教主李文成和离卦教主冯克善。

李文成是河南滑县人，世代以泥水匠、木工为业，饱受了封建官府的欺凌和压迫。嘉庆十年（1806年）前后，他加入了南阳人梁健忠领导的震卦教，逐渐成为滑、浚一带震卦教的实际首领。冯克善也是河南滑县人。林清到了滑县之后，和李文成、冯克善结为“刎颈交”，初步完成了“八卦归一”的任务。他又“推算天书弥勒佛有青洋（阳）、红洋（阳）、白洋（阳）三教，此时白洋（阳）教应兴”。于是三人达成协议，起义成功后，由林清、冯克善辅佐李文成管理天下。这样推翻清朝统治的共同愿望，迅速促成了林、李、冯三股势力，即京畿地区的白阳教、八卦教中的坎卦教和直鲁豫交界地区以震、离二卦为核心的八卦教的联合，这一新组织就是天理教。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天理教众兵分两路，东路从董屯出发，约由东华门闯宫。西路从黄村出发，至菜市口集合，约由西华门闯宫。西路按照计划进展得极为顺利，全部闯进了西华门。他们先进入尚衣监，将监中太监、宫女，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杀掉。东路则因入东华门时与送煤者争道，露出兵器，被官兵发觉。官兵急掩大门，仅十几人闯入了宫中。这十几人入宫后，拿着兵器夺路向西杀去。

但是等到两路人马会合时，紫禁城中早已警声四起，清宫轮值侍卫各就各位，宫门都被紧紧关闭起来。可以说此时天理教众人既不得要领，左冲右突难以进击皇宫的核心机构，又如瓮中之鳖难以逃出宫墙了。

这时嘉庆皇帝正在热河，留守紫禁城的皇子旻宁（即后来的道光帝）持刀背枪来到养心殿前，下令各城门立即戒严，又叫总管太监常永贵去传话，调集各营步军及火器营官兵，携带枪支，速到内宫救援。旻宁在这次事件中沉着冷静的反应，不仅平息了天理教众的起义，而且为他以后登上皇位赢得了政治资本。

九月十九，嘉庆帝回到宫中，随即下《罪己诏》。太监宣读，诸王大臣集乾清门跪听之。其《诏》曰：“朕绍承大统，不敢暇逸，不敢为虐民之事。自川楚教匪平后，方期与吾民共享承平之福。乃昨九月十五日，大内突有非常之事，汉唐宋明之所未有，朕实恧焉。然变起一朝，祸积有素，当今大患，惟在因循怠玩。虽经再三诰诫，舌敝笔秃，终不足以动诸臣之听。朕惟返躬修省耳。诸臣愿为忠良，即尽心力匡朕之咎，正民之志。切勿依前尸位，益增朕失。

诏书中的“因循怠玩”四字可以说是天理教能够顺利闯入紫禁城的原因所在。此次事件也可以看作是清朝整个朝廷朝政懈怠的一个缩影。

其实此前已经有人向河南巡抚高杞、卫辉知府郎锦麒报告，但二人置若罔闻。营员曾屡次申报叛乱，负责禁御之外的京师护卫吉伦都以“非吾所辖”为借口，不加追究。乘着秋高气爽，吉伦邀客携酒游西山香界寺，吟咏忘归。直到九月十五事发当日，他仍然游兴未足，对部下说“某将迎驾白涧”，又率一干扈从飞马出都。左营参将说：“都中情形，大有叵测，尚书请留。”吉伦厉声喝道：“近日太平如此，何有叵测？尔乃作疯语乎！”挥舆驱骑竟去。吉伦的疏于职守，可以说是了直接造成中部队群龙无首。还有顺天府，在九月十四时曾经接到卢沟桥巡检司的报告，说有天理教众，暗携兵器入京，定于次日闯宫举事。该府尹闻报后摇头不信，声称荒唐，说：“朗朗乾坤，皓皓日月，京师金城汤池之固，谁人敢为蚍蜉撼树之举？”但第二天却果然发生了禁宫惊变。

可惜嘉庆皇帝虽然看到了“因循怠玩”的政治病症，却已经无力扭转乾坤了。

危机四伏的晚清王朝

1840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以后，英政府以保护侨民为名，出动军舰企图进攻广州，清政府不得不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1851年，咸丰帝刚刚继位，就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太平天国”运动。在两年的时间里，太平军先后攻取了汉阳、岳州、汉口、南京等南方重镇，于1853年定都南京，后被曾国藩所部湘军攻陷，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在此期间，英、法等国再次对华宣战，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并纵火烧毁了这座有“万园之园”之称的著名园林，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国门，并割让了大批领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以后，中国先后与法、日等国交战，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偿军费，也使刚刚开始的洋务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康乾盛世”过去之后，内忧外患的晚清王朝处于了风雨飘摇之中，随时都有倾颓的危险。

祸国殃民的鸦片

鸦片贸易

鸦片是一种舶来品，初入国门之时，并没有像现在这样令人谈之色变，人们只知道这种名叫“阿芙蓉”的东西可以做镇痛之用，其花朵也美丽异常，绿色的枝干上托着白、黄、粉、橙、紫、红等各种颜色娇艳欲滴的花朵，几片宽大的绿叶无不衬托出它的艳丽与大方。花朵中硕胖的果实被划开一道口子时，流出白色乳汁。乳汁经过曝晒后，便变成黑色胶状物，这种胶状物就是提取鸦片的最初原料。后来人们发现这种原本用来治病的东西，竟可以让人产生“神魂飘散，天地混沌”的感觉。不论闷气郁胸的时候，还是愁怀难开的时候，人们只要往矮榻上一躺，烟枪一捧，与一盏明灯对卧吹吸，一切便不同了。开始时觉得精神焕发，头脑清醒，目光明利。继而胸膈顿开，兴致倍加。再久些呢，高枕而卧，什么念头也没有了，只觉得梦境迷离，神魂驰宕。即便是广州民间，也对其有着如许赞许：“当人烦恼郁结的时候，用鸦片烟来调理，最能使人心气和畅……。”这种让人产生美丽幻觉的鸦片，正是最可怕的毒品，一旦成瘾，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很难戒掉。天长日久，骨瘦如柴，精神萎糜，如同废人。当时它将带走的不只是一两个吸食者的健康，而是整个大清王朝。

“躺在一张卧榻上，枕边点燃一盏常明不熄的灯火，将专门熬制过的烟膏用铁钎儿挑了放在灯上烧，烧成油状、膜状的烟泡（等于又一次精炼提取），然后放在烟锅里，手持烟枪，就着灯火悠悠地吸、悠悠地吐，神魂飘散，天地混沌……”此中情景，不用说就知道是在吸食鸦片了。利益面前，商人与贪官的面孔永远是狰狞的。城市的茶馆驿舍里，到处是吞云吐雾的瘾君子，街市闾巷，满目是妻离子散的悲惨情境。“十室之邑，必有烟馆”，有的地方竟有半数人在吸食鸦片，每年用于抽大烟的银子，多到无法计算。就连国家军队里，也能时不时看到那些抱着烟枪的瘾君子吞云吐雾。八十万清军中，吸食成瘾者居然达到了二十万之众，沿海的军队官兵更甚，已达“十分之六七”。天朝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灾难。

17世纪末，康熙皇帝恩准外国人在广州经商，但附加了八项严苛的限制条件，其中一项是必须经户部批准的“公行”才能从事对外贸易。“公行”因此成为官方特许的商行，它也逐渐成为了新的滋生腐败的门户。广东的地方官员和具有官家背景的人通过行贿取得特许资格，户部官员因此获得利益。到了18世纪，在中外贸易里，英国人逐渐取代了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角。当时贸易的范围十分广泛，中国用茶叶、糖、蚕丝、瓷器、纸张、珍珠母、樟脑、肉桂、铜、明矾、金银、丝制品、漆器、植物油、竹器、大黄等，换回欧洲产的棉花、羊毛制品及铁、铅、锌、钻石、辣椒、钟表、珊瑚、琥珀、鱼翅、鱼等，此外还包括鸦片。

贸易发展的同时，西方的文化、宗教、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也渗入中国。大清朝廷担心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后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民间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和文化也产生了抵触，所以必须加以限制，并且禁止以货易货的实施，因此中方市场变得十分有限。由于英国人对中国茶叶有着巨大的需求，所以商人们必须用现银购买茶叶，从而导致巨额的贸易逆差。但中国的内地市场严禁外商涉足，所以极为有限的贸易额不足以弥补这个逆差。对内地市场如饥似渴的英国商人很快发现，只有两种商品官员们从不禁止进口，即棉花和鸦片。但棉花的利润是极其微薄的，因为棉花主要来自埃及和印度，埃及到中国的运输成本高昂无利可图，即使是印度运到中国的棉花也获利菲薄，而产于印度的鸦片却可以让他们获得暴利。中国虽然已经盛产罂粟，但鸦片质量远不如印度鸦片，最主要的是，他们一旦打开这个市场后，发现国产鸦片远不能满足需求。

据记载，唐朝贞元（唐德宗李适的年号）年间，阿拉伯商人开始将罂粟输入中国。到了明朝万历十七年（1589年），列入关税表中，记载鸦片十斤，价值银条两个。从明朝末年开始，民间逐渐有吸鸦片的现象。雍正帝当政时期就曾颁布禁令，禁止贩卖鸦片，否则处以一百军棍、三个月戴枷囚禁、流放新疆直至处死，可见当时对鸦片的危害已经有所认识。但对于吸食鸦片者免罚，也没有限制鸦片进口的任何规定。禁令颁布的当年，合法进口的鸦片就有二百余箱。乾隆朝《海关则例》将鸦片列入药材一类中，规定每一百斤收税三两银子。当时输入的鸦片为数还不多，商人主要以葡萄牙人为主。到了乾隆末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对中国的贸易，而印度孟加拉地区又是鸦片的产地。于是输入鸦片的数量与日俱增了。到1767年增加到了一千箱，1790年已经高达四千箱。这些不可思议的措施只能以朝廷的昏庸来解释。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因就是，进口鸦片所得到的执照税让朝廷极为珍惜。这个税一直到1796年还在征收。嘉庆初年，皇帝屡次发布命令，对鸦片严格禁止。输入的鸦片全部销毁，吸鸦片者判绞刑。可是沿海各地衙门贪图暴利，任凭鸦片自由输入。等到道光十六年（1836年），鸦片的输入额增加了五倍。

历史细读

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起初主要是利用东印度公司作生意，但逐渐就变成了英国殖民者侵略印度的工具。1613年，英国在印度西部的苏特拉设立贸易站，不久又在印度东南部的马德拉斯建立商馆。1698年，东印度公司向印度莫卧儿王朝政府买下了位于孟加拉湾恒河口岸的加尔各答。因为东印度公司实力强大，逐渐占领了印度的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和孟买，并在这里设立了三个管区，各设一名省督管辖，把这些地方变成了进一步侵占印度的根据地。

当年马戛尔尼来拜贺乾隆帝以后，通过这次接触，马戛尔尼得出结论：“清王朝已经腐败衰弱，不堪一击。”并称其为“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他提议英王注意清王朝的垮台，以便得到“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的好处”。1816年，英王又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以继续马戛尔尼未完成的使命。结果在跪拜礼问题上又僵持住了，这回清廷干脆连对话也不考虑，直接把他们遣送出境。天朝既然大门紧闭，拒绝平等的贸易往来，也拒绝先进的科学技术，英国商人只好另谋出路。他们比政府要聪明得多，只是花了些小钱，便买通了大清国那些腐败不堪的地方官吏，把鸦片大量销往中国，用这种英国国内禁止销售的毒品来换取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

直到鸦片在中国的土地上大行其道后，国库银两剧减。于是在1799年，嘉庆皇帝颁布了禁鸦片令，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这使原来就依靠种植和加工罂粟发财的清国皇室及官僚们的利益受到很大冲击。他们阳奉阴违，一方面隐秘地继续进行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另一方面借着禁止进口而加入走私活动，走私鸦片连税也不必交。于是1800年，西南各省的自产鸦片已经超过了进口。到19世纪30年代，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的官僚与皇室都掩护罂粟种植与加工，使其产量大大增加。鸦片被禁止后又价格剧增，走私则使皇帝的禁烟令成为一纸空文，朝廷原来收取的税银全部落入官员和买办的腰包。他们与以英国为主的鸦片商互相勾结，大肆走私鸦片。

广东省城图

广州市是清朝道光时期南方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人口众多，交通便利，经济十分发达，因此也是鸦片流入最多的地区。

英国商人对中国走私鸦片得到了英政府的鼓励。在英国本国之内，买卖鸦片属于违法行为，而英国政府和商人为了赚取利润，却向中国大量倾销本国禁止的鸦片。1773年，英国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鸦片专卖权。二十年后，东印度公司又获得制造鸦片的特权。东印度公司利用这些特权，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低价收购，制成鸦片后再由专卖局在市场上高价拍卖给鸦片贩子，让他们走私到中国。据不完全统计，在19世纪最初的二十年中，英国每年从印度向中国平均输入鸦片四千余箱（每箱五十至六十公斤）。30年代迅速增加到三万五千五百箱，占到当时英国输入中国货物总值的二分之一以上。作为当时一本万利的买卖，鸦片让英国鸦片贩子和东印度公司从中获得惊人的暴利。英国最大的鸦片贩子渣甸在给他的朋友的信中承认，一箱鸦片的毛利就高达一千银元。从1800年到1840年的四十年里，英国运进中国的鸦片不下四十二万箱，从中国至少掠走白银三亿元以上。白银的大量外流使得清朝的财政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境地，许多文武官吏甚至也吸食鸦片上瘾，鸦片从方方面面给清朝统治者带来了威胁。

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湖广总督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海口禁烟事件。同时还兼管广东水军。

旻宁对禁止鸦片也有个认识过程。起初他把烟毒之害与民风人心相联系，认为鸦片烟“大为风俗人心之害”。后来他把禁止鸦片同整肃吏治联系起来，禁烟的目的是为了整饬官风，察除奸弊。之后又认为鸦片走私之害在于白银外流，国库拮据。到最后他深刻地认识到禁止鸦片与社稷江山有直接利害，鸦片已经使得国贫民弱，皇权岌岌可危。所以道光帝所采取的措施也更加具体，把查禁鸦片的区域由东南沿海扩大到全国各地，从中原延伸到边疆地区，并为此动员从督、抚到府、县的官员，不准进口、不准贩卖、不准种植，也不准吸食鸦片。道光帝的愿望是美好的，就是一切能够遵循既定章程，在各个方面再制定新的章程，各级官员能够切实执行。他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制定了一系列禁烟章程，既有外禁进口，又有内禁种植；既有全国性的，又有地方性的；既包括中原的，又涉及边疆的；既有汉民的，也有土民的；既面对宗室贵族，也面对普通平民；既要惩办贩运，也要惩治吸食；既有惩办失察官员的，又有查办吸食官员的等，内容很是全面。旻宁认为，章程不谓不多，条规不谓不细，奏报不谓不勤，法令不谓不严，鸦片烟之浊流，自然可以遏制，起码不至于一无成效。但结果并没有像道光帝期望的那样，禁烟愈犹豫，流毒愈厉害；禁烟愈松弛，问题愈严重。鸦片已经严重影响了大清帝国的安全，一些负有责任感的官员主张严厉禁烟。

同年鸿胪寺卿黄爵滋给皇帝上奏折指出：“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洋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查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应请限期一年戒绝，过期犯禁者，俱罪以死论。”这是自雍正时以来百余年间最为严厉的禁烟主张。旻宁于是令各省督、抚大员议商具奏，赞成禁烟的有林则徐等八人，反对者则有琦善等二十人。在讨论禁烟问题的奏报中，林则徐痛陈烟不禁绝，则国日贫，而民日弱，“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旻宁又命各省总督、巡抚分别拟出章程，上报皇帝。黄爵滋的主张得到了支持，而林则徐谈得尤其中肯。旻宁深受感动，坚定了禁烟的决心，并且委派林则徐迅速赶往广东，贯彻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

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末，林则徐到达广东，命英国商人三天内交出藏匿的鸦片，但英国人置之不理。到了二月初，林则徐停止同英国贸易，并且把充当英商买办的汉人沙文监禁起来。英国领事义律不得已，交出了趸船上储存的鸦片一千多箱。这显然只是英国走私给中国的很少一部分，于是林则徐命令各国商人退去，断绝供给英国人粮食，并派兵包围了商馆。大英帝国的黑心商人们这才将鸦片全部交出。林则徐立即报告旻宁，请求将鸦片送往京城，旻宁命在虎口立即销毁。虎门销烟是旻宁严禁鸦片的一个成果，是中国禁烟运动的一个胜利。英国人自然极度愤懑，各国商船相继开往澳门。林则徐于是同各国约定，凡是进口的船只，必须具结保证不得夹带鸦片，违犯者船只货物没收，人员杀头。

十多个和中国通商的国家，全都同意了。却唯独义律不愿意，还请林则徐派人到澳门会谈。林则徐自然没有答应，下令将英国人驱逐出澳门，并断绝供给吃喝。义律于是以要饭吃为由，率领兵船进入尖沙咀，开炮示威。但这些伎俩根本吓不倒林则徐。义律又偷偷去澳门请求葡萄牙人出面说和，只想让林则徐删掉“将人立即杀头”一条，其他条件全部答应。林则徐仍然严词拒绝。于是在九、十月间，六艘英舰袭击虎门海口，参将赖恩将其全部击退，英国人没有占到任何优势。但是有了第一次正面交火以后，林则徐就向皇帝请示，对英人战与和要预为准备，并请皇帝命令福建、浙江、江苏各省总督、巡抚严防各处海口，停止对英国的贸易。

当时鸦片的危害和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让朝中官员全都主张排外。大理寺卿曾望颜甚至请求皇帝下令闭关禁海，停止同各国的贸易。这个建议遭到了林则徐的反对，说各国会因此而联合起来对付中国。旻宁表示赞同，于是下令停止对英贸易。

虎门销烟

广州是外国烟贩子的贩毒中心。1838年，广州地方政府处决一个中国的鸦片贩子，英国烟商竟然出来阻挠，激起了广州人民的义愤。1839年初，一万多名民众到外国人居住的旅馆前示威，声讨外国烟贩干涉中国内政的罪行。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来到广州，1839年是禁烟史上最重要的一年，也是林则徐被历史所铭记的最辉煌的岁月。

前面已经提到了虎门销烟，这里做一下详细记叙。林则徐经过两个月的行程到达广州，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珠江两岸，人们争先恐后想要目睹钦差大臣的风采。整个广州都在等待和倾听他的声音。林则徐的回答是第二天在辕门外贴出的两张告示，《收呈示稿》阐明了钦差大臣来到广州的目的是查办海口事件，《关防示稿》则是钦差大臣的第一个宣言，也是他采取禁烟行动的先声。这两个告示是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向广州官员、百姓以及外国人的首次公开亮相，它不仅再次以清廉告白天下，而且作好了驾驭极其复杂局面的准备。林则徐的日记记载，他当天住在越华书院。

告示张贴的第二天，三月十九日，林则徐下令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三天以后包围了商馆，又一天后下令查拿英国鸦片贩子颠地。

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到来，使得矛盾转移到了他的身上。在他到达的当天，林则徐下令停泊在珠江上的一切外国船只封舱，当天晚上封锁商馆，并且撤走了一切差役和中国雇员。但是义律面对林则徐的命令出尔反尔，交替使用无赖、讹诈、欺骗、撒谎的卑鄙手法。尽管他狡猾多端，但面对林则徐的铁面无私，三月二十八日，义律还是乖乖地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这一系列的行动仅用了十八天，这充分说明了林则徐的雷厉风行。

接着林则徐与邓廷桢等人商议后，就鸦片的收缴地点、验收、押运、存储、看管、守卫等各个环节做了详尽而周密的指令和安排。只用了三十四天，共收缴烟土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1188127公斤。

收缴鸦片的这段日子，林则徐一刻不怠地监督这一庞杂的过程。日夜操劳，一丝不苟，无一纰漏。虎门销烟前，林则徐了解到，以前用火焚烧鸦片使得鸦片油渗入土中，一些人会把这些土挖去熬炼成烟膏继续害人。所以他派人在虎门海滩挖出长宽各十五丈的两个大池，灌入海水，把鸦片投入池内，泡透后放石灰，再打开涵闸让鸦片末泄入茫茫大海，这个方法使得鸦片被彻底销毁。经过二十三天，收缴的鸦片才被销毁完，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销烟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虎门海滩每天都有上万人观看，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就连一向对天朝的禁烟抱怀疑态度的外国鸦片商也感到了天朝禁烟的决心。

“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亲眼看看销烟，因许多人断言，中国人是不会销毁一斤鸦片的。另有人说，即使是真销烟，大部分鸦片一定会被偷走。

“工作场地四面有木栅，好像一个马来营地。每边门站有哨兵，没有证件任何人不准进入，出来时每人都受检查。工作人员大约有五百人，文武官员不少于六十或八十人。官员在高置的座位上，日夜轮流值班。别的一部分官员监督从箱子里倒卸鸦片，特别小心察看每箱、每包现在是否和货船提取时所记录的相符。

“我们反复检查过销烟的每一个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程度，远出于我们的臆想。一个穷人只因为企图拿走身边的一些鸦片，一经发觉，立即严惩……这令我们不得不相信了。”

展开禁烟运动、严拿烟贩的同时，林则徐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加紧整顿海防，注意修筑工事，在虎门、横当山各海口添设炮位，设置木桩、铁索，并请皇帝批准将高廉道台衙门迁往澳门，调归水军管辖，以便控制。他在给外国烟商的通知中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充分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决心。

然而，此时清廷的腐朽与末落已经不是一个林则徐可以改变的了。这次禁烟很快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第一次鸦片战争

道光二十年（1840年）二月，英国海军统领伯麦率军舰十五艘、汽船四艘、运输船二十五艘从印度出发，五月抵达澳门附近。林则徐派火船乘风势、潮水发起攻击，焚毁英国两只舢板小船。英舰相持了一个多月，因广东的设防无隙可乘，于是改变方向分兵骚扰其他各省。他们分派五艘军舰到厦门，厦门道台刘曜春出兵迎击，英军未能讨得便宜。接着骚扰浙江的英舰攻打定海成功，在六月占领了定海。七月，五艘英舰去天津投书讲和，提出了六项条件：第一，偿还货物价钱；第二，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为商港；第三，两国交往用平等的礼节；第四，赔偿英军的军费；第五，不得因为英国船夹带鸦片连累住在中国的英商；第六，将经手的中国商人的外加好处费全部取消。直隶总督琦善把这件事报告了道光帝。道光帝没想到禁烟引来了英国人的战舰，惶惶不安中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去广东查办。同时免去了林则徐的官职，将其留在广东听候处理，并命令沿海各省不准开炮。

清代广东水师驻防图

为了抵制鸦片大量流入中国，林则徐到广州后，不仅主持了一系列的禁烟事务，还负责节制广东水师。此图为当时广东水师的驻防情形。

这一年的十月，琦善到达了广州。其做法与林则徐完全相反，他撤销了各个要塞的守军，以讨好敌人，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和议。当时广州的水师提督是关天培，他侦察到敌人日夜赶造小船及攻城的用具，还召集走私鸦片船只，进行备战，于是立即报告琦善请求增加兵力，但琦善置之不理。十二月（1841年1月），英军的伯麦突然攻占了沙角及大角炮台，副将陈连升在战斗中阵亡。关天培及总兵李廷钰、游击马辰等人仍分别守卫在镇远、威远各炮台，但可供调遣的兵工仅各数百名。关天培等再次请求琦善增兵，广州城里的文武官员也极力请求增兵与英国人决一死战，但琦善依然没有同意，他唯一所做的就是给义律写信，极力要求和谈。和谈的内容除了赔偿烟价之外，还同意开放广州、割让香港，遣返浙江被俘人员，以赎回定海。琦善将签订的草约呈交道光帝，对于如此大的让步条约道光帝无法同意。

英国人的战舰让琦善感到十分害怕，他用美女、美味不断招待英国使者。此时义律也察觉到清政府的无能，于是在这个月连攻横当、虎门各炮台，全部占领，提督关天培战死。道光帝一怒之下将琦善逮捕押送京城，派祁贡代替他，并任命奕山为大将军。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闰三月，英舰攻占四方炮台，进逼广州。在此之前，奕山等人刚到广州时，曾先发制人乘夜袭击敌舰，谋求一次小胜。但第二天早晨，英军就接连攻占了广州城西北的天字炮台、泥城港及城北山顶的四方炮台。奕山躲进巡抚衙门不敢出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去议和。双方于是商定了休战条约：第一，将军同意在烟价之外先赔偿英国军费六百万元，限五日内交清；第二，将军及外省的兵士退到城外六十里；第三，香港割让未定，以后再谈判；第四，英军退出虎门。和约签订后，奕山等人打算用布政使库银、海关库银以及运输的库银共四百万，此外广州商行再拿出二百万作为赔款。和约的签订让广东百姓格外愤怒，三元里一万人高举“平英团”的大旗，同英国人进行斗争。义律被重重包围，不能逃脱，直到知府余保纯前去解围，义律才得以离去。六百万的赔款交清后，英军撤离了广州，同时催促奕山等人离开。奕山退驻金山，并向旻宁谎称英国人势穷求和，请求照旧通商。道光帝虽然对奕山在广州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但却没有追究。倒是将林则徐判罪，充军伊犁。当初刚同英国交恶之时，旻宁给林则徐的训令中有“不怕你冒失，只是提醒你不要畏缩”的话，现在反以林则徐危害了同英国的关系为由，将他充军万里之外，好向英国人谢罪。

九月因为英舰攻占厦门，又分兵攻占了定海、镇海、宁波各城，道光皇帝任命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赶往浙江办理军务。在此之前，英舰退出虎门以后，因为道光二十年（1840年）签订的六项条约及后来提出的割让香港的款项没有得到清政府最后的肯定答复，英国想趁机北上，达成此前的愿望。伯麦于是从印度继续调战舰来广东，准备六月北上。但飓风让他的旗舰和舰队都受了损伤。两广总督祁贡于是向道光夸大其词，报告说得到神仙保佑，洋船被撞碎，淹死了洋兵无数，浮尸蔽海。朝廷得报后，用最名贵的香祭祀海神，还同意广东保举提升了数百名守城的官员。可是，英国派遣的大使璞鼎查和海军少将巴尔克却突然到达，命令卧乌古、巴尔克等带领军舰九艘、汽船四艘、运输船二十三艘于七月攻占了厦门，总督颜伯焘退到同安。攻占厦门后，英军并没有留兵驻守，而是全队驶往浙江。而颜伯焘却向朝廷谎报说收复了厦门。八月英军攻占定海，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全部在与英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不久英军攻占镇海，统兵大臣裕谦自杀，接着英国舰队直溯甬江抵达宁波城下。驻守宁波城的提督余步云弃城逃往上虞，宁波失守。慈溪、余姚的居民全都出逃了。形势到了这般田地，道光帝才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进军浙江，以图收复失地。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英舰接连攻占乍浦、宝山、上海、镇江，逼近南京。道光帝接二连三得到各地的败报，已无心再战，只想要快点谋求谈判。于是任命皇室成员、尚书耆英为全权大臣，负责去南京与英国人谈判。英舰撤回定海。旻宁谕耆英曰：“两载以来，沿海生民，突遭蹂躏，朕心实有所不忍。与其兵连祸结，何如息事安民！”分明是在酝酿“丧权辱国”的丧曲，却还在唱着“息事安民”的高调。最开始旻宁谕示耆英，英国如果“于通商而外，别无所求”，可以割让香港等地，但不得羁留。到了七月初五，旻宁对耆英的谕示已经变成可以“妥为筹办，不必他有顾虑也”。

英舰行驶到南京下关的江面，陈兵南京城下。七月初七，钦差大臣耆英到达江宁（今南京）。十五日耆英同璞鼎查在英舰康华丽号上会见，十九日二人又在静海寺第二次会谈。二十四日，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受道光皇帝之命，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包括：一、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商寄居贸易，英国可以派驻领事等官员；二、割让香港；三、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其中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四、协定海关税则，英商“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此外还要取消行商制度，保护汉奸。八月初二（9月6日），道光帝批准了《南京条约》，鸦片战争结束。

清军广东水师战船模型

清军水师面对英国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奋起抵抗，他们纷纷制造战船积极备战。此图为复原的当时水师战船模型。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西方侵略者正式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南京条约》的签订令英国政府和英国商人激动不已，在大清这个富庶王国的大门前，他们不知徘徊了多少回，多少次想进去贸易，都被倨傲的主人委婉拒绝了，如今终于如愿以偿，可以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倾销自己的商品了。而道光帝也成为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殖民者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背弃了其先祖“以弧矢威天下”的祖训。旻宁疑虑犹豫，反复无常，这突出地表现是，他在禁烟时，严禁与弛禁犹豫摇摆；他在战争时，主战与主和反复无常；他在用人时，任贤与任奸功罪倒衡。所以旻宁就在这场历史悲剧中，扮演了悲剧的主角，也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南京条约》因鸦片而生，但其中却没有任何关于鸦片的条款。从大清帝国官方的角度说，这种祸国殃民的东西当然是越远离天朝越好，但实际上鸦片的买卖依然如故。从此中国政府解除了鸦片的禁令，以洋药的名义收取关税。因此官民抽鸦片烟的弊风，等于被国家的法律默许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鸦片的吸食主要在东南沿海城市。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新的通商口岸城市的开放，鸦片已经开始逐渐蔓延到大清腹地。

英国人虽然用战船与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事情并没有往他们期望的方向发展。他们盼望着英格兰的棉织物能够像大清百姓热爱的鸦片那样渗透到中国的各个角落，但中国的老百姓显然更钟爱于自家的土布甚于舶来的棉织物。至于其他例如刀叉之类的洋玩意儿，中国人更是不屑一顾。与此相反的是中国的丝绸和茶叶在英国赢得了很好的销路，有记载甚至说：“英国人已经轻度地染上了茶叶中的咖啡因瘾。”丝绸这种滑腻光滑的面料也受到英国上层的追捧，这种情况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英国在对华贸易中依然存在逆差，白银流入中国市场。

《南京条约》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了关于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此为当时所签订条约文本内容的局部。

有数据显示，1857年不列颠为丝绸和茶叶支付给清政府1500万英镑。尽管鸦片泛滥，清政府为此仅支付了700万英镑，为印度生产的棉织物支付了150万英镑，购买其他英国产品支付了200万英镑。如此英国的对华贸易逆差达到了450万英镑。而且清政府还规定在对外贸易中只接受白银。

这样的结果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他们想方设法地打开中国的大门，就是想倾销自己商品，同时找到更好的原料产地。但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英国商品一时之间没法打进中国市场。英国认为这是中国开放的市场太少的原因，因此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市场开放。一场新的侵略战争在所难免。

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道光帝先后任命的几位钦差大臣中，林则徐与琦善都受到了惩处。琦善作为钦差大臣，代替林则徐与英军进行谈判，他主张“罢战言和”。琦善在英方的武力威胁下极力妥协，英方强迫他签订了《穿鼻草约》，要求割让香港岛，并赔款600万元。由于涉及到割地，琦善未敢签字，于是英军强行占领了香港。道光皇帝得知琦善懦弱畏敌，以为他擅自在谈判中割让香港，于是将琦善撤职查办，锁拿进京。琦善在鸦片战争中被道光帝“革职锁拿，查抄家产”，发配军台。后又获得赦免，1854年，病死于扬州。

清政府通过丧权辱国的条约为自己求得了苟延残喘的机会。而最落寞之人却是抗英有功的林则徐。被道光皇帝革职后，林则徐被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到了新疆，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遍行从伊犁到新疆的各地，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相继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道光三十年（1850年）再次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理广西军务。但在赴任途中，于十月十九日暴卒于潮州普宁县，享年六十六岁。

难当大事的皇帝

抓小放大的道光帝

道光皇帝旻宁即位时，已是人到中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嘉庆皇帝病死，三十八岁的旻宁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道光”。当时出入宫廷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如曹振镛、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等，也都是从乾隆年间即开始做官的，经历了嘉庆一朝，都已经六十多岁了，召对办事，都很稳重，所以宫廷内部一直都十分平静。但官场也日趋腐败，这些高级官吏为官日久，全都因循怠惰，只想迎合皇帝的意图办事来保住自己的利禄名位，对政事全都是一副敷衍搪塞的态度。

《瞑庐杂识》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曹文正公（即军机大臣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有门生问他是怎样达到这样显要地位的，曹振镛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可见当时朝中都是一帮唯唯诺诺、尸位素餐的老朽之辈，清帝国的衰落是必然的。

另据陈康祺《郎潜纪闻》载，当时殿廷考试，专尚楷法，不问策论之优劣，甚至有抄袭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此风不知开自何时。后来陈康祺询之于曾任过礼部侍郎的童华。童华说：“宣宗（道光帝）初登基，以每日披览奏本外，中外题本，蝇头细书，高可数尺。虽努日夜之力，未能遍阅，若竟不置目，恐启欺蒙尝试之弊。尝问之曹文正公振镛，公曰：‘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上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慢从事矣。’上可其言，从之。”以后遂不论奏折或试卷，均苛求楷法，“遂至一画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垢，评第妍媸”。连童华都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末学滥进，豪杰灰心”。此事固然是因为曹振镛出了一个歪点子，使事态向不好的方面发展，但是道光帝本人恐怕也难辞其咎。

即位之初，道光帝也曾想励精图治一番。他利用文字疏漏，动手清除了一些前朝勋旧权臣，调整军机大臣班子。军机大臣托津和戴均元二人是嘉庆帝遗诏的撰拟者，又是公启鐍匣者。在二人所拟的遗诏中，有乾隆帝生于避暑山庄之语。此说与《清高宗实录》所载乾隆帝生于雍和宫不同，却与民间野史乾隆帝为雍正帝与宫女所生的轶闻相合。事发之后，道光帝龙颜大怒，令军机大臣明白回奏。起草遗诏的军机大臣奏明这是根据嘉庆帝《御制诗文初集》的诗注撰写的，诗注称乾隆帝于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道光帝断然否定这种解释说，原注的意思是“系泛言山庄为都福之庭，并无诞降山庄之句”，是大臣误会诗意。至此廷臣自然不敢再辩解。于是道光帝抓住机会调整了军机处，原来的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两人均受到处分，罢军机大臣，降四级留任；另两位军机大臣卢荫溥和文孚虽然留任，亦受到“降五级，六年无过，方可开缺”的处分。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经常出入宫廷、从事文字事务的大臣们见皇帝如此注意文字，都为之震惊。曹振镛是一个“历事三朝，凡为学政者三、典乡会试者各四”，“殿廷御试，必预校阅，严于疵累忌讳”的人，此时他提出“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的办法，自然很容易被旻宁接受。这是旻宁即位之后，处理的第一件大事。

道光帝是清代最为节俭、清素的皇帝，他本人对奢侈嗤之以鼻，且大力整饬。道光元年（1821年）十一月初八，他颁发了一篇自己所作的《声色货利论》，文中首先申明了摒除声色的论点，指出皇子皇孙们六岁入学，对于修身立志的道理无不诵读讲肄，但“知之非艰，而行之艰也”，为人君者尤应自防，因为“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并告诫其子孙，造次无忘。

关于货利，旻宁认为对奢靡的生活必须加以节制；同时认为，为人上者，要“知稼穑之艰难，力崇节俭，返本还淳”。宫室苑囿，现有的已经尽美尽备，足供游憩，不必再为经营。每年应该修理的尚且不能及时，哪还有什么空暇增加新的？为了身体力行，道光帝还主动举出臣下谄谀的说法，加以驳斥。如土贡，臣下以“寻常之物，非珠玉可比，价廉值贱”为由，大量进献。针对这种说法，他指出：“独不思一丝一粟，从何而出哉！且由千里而来，以至达于九重，其费不知凡几矣。故省一分，天下阴受一分之福，于吏治民生不无小补哉！”有谄媚取巧之人建议兴建宫室苑囿，“则必曰，内廷之兴造，不同往昔。今则自内发帑募夫，并非劳民力伤民财而成之也”。对这种说法道光帝更是严厉地表示：“此乃我大清万世之罪人，即应立正典刑，暴白天下！”并指出：“试思府库之藏，来自何所耶？变其名色，分其出纳，又将谁欺乎？呜呼！仍是吾民脂膏也。”旻宁不但要求本朝如此，而且告诫后世子孙应该永崇节俭，还说朝臣如果“不能犯颜强谏，惟知自顾身家，苟且旁观，尸禄保位”，也是“万世不忠之臣矣”。这比起他那个穷奢极欲的祖父乾隆皇帝，是值得称赞的地方。不过，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当时的大清帝国已经迅速衰落，陷入财力不支的境地了。

在这个被称为“嘉道中衰”的历史时期，人口繁殖日盛，但耕地并未增加，生产力也未能相应提高，百姓生活日益窘迫，国家日趋贫困。再加上军需、灾荒、河工的花费，整个社会濒于崩溃的边缘。

为了实践屏除声色、以礼自防的主张，道光帝曾大量缩减在内廷承担演戏奏乐的机构南府（后改为升平署）的人员，从嘉庆末年的六百五十多人，缩减到只剩下三百七十余名。另据《燕下乡脞录》载：“宣宗（道光帝）中年，尤崇节俭。尝有御用黑狐端罩，衬缎稍阔，令内侍将出，四周添皮。内府呈册需银千两，乃谕勿添。明日军机大臣入侍，谕及兹事，自是京官衣裘不出风者十有余年。”

但作为宫廷经济的后盾，整个社会的农业生产却日趋萎缩。据《清实录》载，乾隆六年（1741年）时候的人均土地占有量约为6.2亩。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人口数变成了208095796人，田地为741万4495顷（每顷百亩），人均土地占有量减少到了3.56亩。至道光元年（1821年），人口增至3055540258人，田地数字无统计。但从嘉庆十七年（1812年）到道光二年（1822年），有四个省的田地数下降了百分之七。即使与《石渠余记》所载嘉庆十七年田地数持平的话，道光二年，每人平均土地也只剩下2.23亩了。在当时农业生产技术极为落后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人均农业生产量的降低。

《清实录》还记载了各省仓库贮存米、谷的数量，乾隆六年（1741年），每人平均为二斗二升一合。到了道光元年（1821年），虽然所存米谷绝对数字稍有增加，但人均数量减少到九升九合了。这些仓米当然和每个百姓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但说明国家的粮食储备在相对降低，这种状况也反映到宫廷生活中来。

宫廷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是税关，每年将正税交户部库，其余盈余银有一部分称额外盈余银，需交内务府广储司库。各盐政的扣裁养廉银、归公养廉银、各项盈余银、节省养廉银、余存办公银、各项利银、人参皮张变价银等均交广储司库或圆明园。但从宫内奏销档案记载来看，这些税关和盐政往往长期拖欠，影响了宫廷收入，造成经济困难。

不过旻宁虽然号召节俭，但是对全国和宫廷经济的整体情况并没有全面透彻的了解，也就缺乏全盘的长远筹划和有力的措施，所做的努力终归无济于事。

道光皇帝在位，中国正面临最严重的内外危机，他所面临的是历史难题。虽然旻宁本人“恭俭之德，宽仁之量”，但“国步之濒，肇端于此”。如道光二年（1822年）五月，仓场侍郎莫晋因盘查仓场事与户部意见不合，回奏又“负气辩论”，顶撞冒犯。道光帝在其奏折上写道：“尔大臣等阅此，必谓朕勃然矣。不然。朕自幼承受鞠育之恩，择师诲导，涵养有年。虽不敢自信恢弘，亦不至粗厉褊狭。事愈大，心愈小；情愈急，气愈和。此朕自励之常规也。”

旻宁的抓小放大，使他不能够抓住事物的要害。他自诩说：“自御极至今，凡批览章奏，引对臣工，旰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野史说他穿带补丁的裤子，于是大臣们仿效，也“缀一圆绸膝间”。然而一个补丁五两银子，相当于普通百姓一年的生活开销不说，反而造成了官场中在面子上花功夫，弄虚作假的一团和气，而不能以一种大历史、大格局的时代观展望和选择。

半殖民地的深渊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侵略者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开始了一百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

衰落从嘉庆中叶就已经开始。但清政府始终以“天朝上国”自居，虚骄自大，闭目塞听。而同一时期的欧美列强已有长足发展，并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他们扩大海外市场的目标。双方在历史进程中的这个时间差成为了西方入侵中国的绝好机会。鸦片的泛滥，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使吏治败坏，导致中国的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短缺。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是清政府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的特权。而清政府长期以天朝自居，官员们闭目塞听，对于国际关系毫不熟悉，在随后的《南京条约》两个补充文件谈判中遭受了进一步的利益损失，即《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开设租界等特权。

五口通商后的上海港

上海交通便利，经济较为发达。五口通商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把经济侵略的中心向上海转移。此时的上海港船只竞泊，十分繁荣。

中华帝国闭关自守的古老大门一旦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开后，就再也没有复闭的机会。见到英国从这个东方国家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趁火打劫。美国总统泰勒派全权大使乘军舰到广州，已成惊弓之鸟的清政府急忙跟他签订了《望厦条约》。法国军舰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要北上攻打舟山群岛，道光帝又慌忙和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就连那些对中国人来说完全陌生的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也想要分一杯羹。“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没有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下卷）。他们一一和中国签订了条约，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一样享有的特权。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葡萄牙驱逐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公然强占了澳门。中华帝国顿时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拥有煌煌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从此将开始忍受无尽的屈辱。

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最强盛之时曾占有中国半壁江山。其开始的标志是道光三十年（1851年）金田起义，结束的标志是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陷落，历时十三年之久。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将大笔军费和巨额赔款全部转嫁到了劳动人民身上。同时五口通商后，外国的工业产品迅速涌进中国，质高价廉的工业产品使得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产品失去了相当大的市场，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去生计。同时地主豪绅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使得土地兼并更为严重。人祸之外天灾也十分严重，水灾、旱灾、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家破人亡，陷入绝境。农民的反抗斗争多达一百一十次。特别是两广地区，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荡更为激烈。

就在这个时候，洪秀全将基督教的平等观和中国人对于“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的平均观念的向往结合起来，用三年时间从事宗教理论建设，从农民的要求和利益出发，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创立了拜上帝会。他宣传“皇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人们都是上帝的“赤子”，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清朝的皇帝实乃“阎罗妖”，世间“相凌相夺相斗相杀”，都是“阎罗妖”的罪过。同时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广大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开展拜上帝会的组织工作。到了1849年，参加拜上帝会的人数已达万余人。1850年前后，拜上帝会与地主团练的冲突日趋尖锐，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发动的。

咸丰元年（1851年）一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了农民起义，宣布建号“太平天国”。三月份太平军从桂平转战到了武宣东乡，洪秀全正式称“天王”。然后一路势如破竹，九月攻占了永安州。在永安太平天国进行了休整补充和制度建设，永安改制初步奠定了这支农民政权的制度雏形。太平天国运动让朝野震动，也成了奕詝登位之后碰到的最大难题。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打破清军围剿，从永安突围北上桂林，很快就攻克全州，进入湖南。但是在全州战役中，太平天国损失了重要的将领冯云山。清军方面也损失了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四总兵。咸丰帝没想到起义军的势头如此猛烈，急调两广总督徐广缙带兵赴桂，协助赛尚阿，围堵太平军，分兵合力，阻其北上。结果太平军经道州、郴州，进军长沙。赛尚阿尾追太平军，同时川、赣也投入兵力增援，陕、豫兵入鄂防堵。又严命参将以下官员，贻误军机者，“一面奏闻，一面军前正法”。

太平军围攻长沙不下，转取岳州（今岳阳）、汉阳、汉口。而此时赛尚阿以“视师无功，贻误封疆”罪，遭到清政府革职查办，籍没家产。在转战湖南途中，太平军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重要文告，以“扫除妖孽，廓清中华”为口号，号召了广大群众参加起义军。湘江上的纤夫、船工，码头上的挑夫、搬运工，城镇中的铁匠、商贩、木匠，以及郴州、桂阳山区的煤矿工人，各种来自底层人民群众的加入迅速壮大了太平军的队伍。1853年初，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这一重要的胜利不仅使起义军队伍的人数增加到了五十多万，而且大大提高了太平天国的声威。紧接着太平军水陆兼程，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初八，咸丰帝下罪己诏，承认自己“不能察吏安民”，也“抚育无方”，表示要“引咎自责”“恐惧修省”，请求苍天“宥予之辜”。同时他提出了几条对策：一是要坚壁清野。“因思嘉庆年间，川、楚教匪，蔓延数载，嗣行坚壁清野之法……旋就荡平”；二是办理团练。他还借鉴嘉庆年间“令民团练保卫”的方法，当时广西、湖南“多有团勇保护乡里，贼不敢逼”。这种地方武装，由绅耆筹措经费，也由绅耆董理其事；三是调兵遣将。“复钦派大臣，三路会剿”；四是分化瓦解。被裹胁来归者，赦其罪；立功者，予重赏。咸丰命各直、省大吏，将其谕旨“刊刻誊黄，宣示中外”。

1853年三月十九日，太平军攻克了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都城。不久就进行了北伐和西征。五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军北上，目标直指北京城。北伐军出江苏，过安徽，进河南，渡黄河，入山西，直捣直隶，逼近天津。但是由于孤军远征，缺乏补给，终于失败。就在同时，太平军为了控制长江中游，确保天京的安全，又派兵西征。1853年五月，赖汉英、胡以晃、曾天养率军溯长江西上，攻占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广大地区。在这种局势下，清政府虽然对地方汉族武装不信任，但不得不倚重湘军来钳制和剿灭太平天国。

湘军又称湘勇，是以湘乡练勇为基础而组成的一支地方军队。由于它具有适于作战的组织形式，灵活实效的行兵布阵，征集方便、渠道畅通的饷源保证，尤其是经过切实训练而善于作战的将领与士卒，因而成为了一支具有生气和较强战斗力的强大武装。湘军的建立意义重大，它使清朝军制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不同于国家正规军八旗和绿营的世兵制度，湘军是兵由招募，将由选任，饷由自筹，兵随将转，兵归将有。因而将领对军队有极大的指挥调度权，军队将领自成体系，于是一个新的兵制即“募兵制”出现了。募兵制的出现，使拥有兵权的总督、巡抚的权力得到了扩大。由于当时的八旗兵和绿营部队军纪涣散，战斗力极低，湘军对于清廷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承担着对抗太平军的主要任务。结果也正是在它的打击下，太平军的发展遭到遏制而终于覆灭。它为清朝立下了所谓“中兴”之功，完全实现了它当初组建的目的。

湘军的组建，最初源于咸丰鉴于岳州之陷与蓑衣渡之胜，命各省绅士办理团练。后命令因母亲病故而丁忧的侍郎曾国藩在湖南原籍帮助官府办理本省团练事务。曾国藩当时在湖南早已建立了团练局，诸生罗泽南、王鑫办团练很有名声。巡抚张亮基下令各招募一营，以助作战防守，号称湘勇，请曾国藩主持其事。曾国藩以母亲病故服丧期间，又称自己书生出身不懂军事推辞不出。但是武昌被太平军攻破以后，在湖南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曾国藩这才到长沙，与张亮基共同负责守御之事，并上疏陈述组办团练困难之处在于筹资方面。他说：“湖南军队空虚，以练兵为当务之急。自从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两年多，朝廷所消耗的军饷不算不多，调集之大兵不算不众，却往往见贼就逃窜溃败，未听说有奋战者。现在军中所使用的兵器却是大炮鸟枪，只是远距离轰击，却没听有短兵交锋的。原因何在？在于兵未训练，而缺乏胆量，缺乏本领之故。今要变更办法，在省城设立一大团，选拔乡民健壮朴实者，招募来省城。这样招收一人，收一人之益；训练一月，有一月之效。”

曾国藩于是用一年的时间整治军队，用招募之法代替原有的军队编制，全部废除过去的官兵体系。专门选拔读书人率领山野农夫，各自组成兵营。他亲自考察各种规章制度及古往今来的方法，发现唯独戚继光的著作称得上切合时用，于是在此基础之上加以变通实行。湘军最初以三百六十人为一营，组成三营，中营由罗泽南统率，左营由王鑫统率，右营由邹寿章统率。后扩充为十三营，这是其陆师编制的开始。曾国藩训练湘军时，说只有万众一心、万人一气，才可以与敌交战。湘军的训练不仅仅局限于军事，还教导他们尊敬长官而知礼节，遵守法令爱护人民。这样一支训练有素、法纪严明的军队，战斗力日益增强，以灭太平军为己任。之后湘军长驱东下，扫荡武昌太平军，摧毁江州防线，收复了安徽全省。

1853年冬，太平天国制定并颁布了意义重大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维持绝对的平均主义，虽然不可能付诸实施，但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除此以外，太平天国还实行男女平等，改革考试制度，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解决生产资料与产品分配的革命纲领，体现了农民阶级要求废除旧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可以说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又在天京外围展开了激烈的破围战，先后击破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

接着在1859年，《资政新篇》出台。这是一部由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后期提出的中国第一套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愿的政治纲领，但由于客观上周边环境的恶劣与主观上农民阶级的漠视而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在经济制度方面，太平天国施行建立在人无私财的原则基础上的圣库供给制度。这个制度在金田起义时就已经产生。当太平军创兴之时，圣库制度对保障部队供给、吸引贫苦农民参加革命和保证军事纪律等方面，都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太平天国无论军中或城乡都编立军伍。地方政权设军帅，下辖师帅、旅帅、卒长，最基层的组织单位的领导是“两司马”。从“军”到“两司马”都设有圣库，然后设“总圣库”。圣库制度的好处不仅表现在它吸引了贫苦农民群众踊跃参加起义，鼓舞了他们的斗志。而且战士们的家属在天京，因为有圣库解决生活问题，使战士们没有了无后顾之忧，专心于征战。而且所得一切缴获都归圣库，保证了太平军良好的纪律，使军民关系融洽。在天京和镇江等城市被清军长期包围的时期，圣库供给制起到了军民同甘共苦、民心稳固不懈的巨大作用。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在它的中央机构中设立“总圣库”“总圣粮”，俱各正副，“职同检点”。其下分设备典官任其事。

圣库的物资来源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起义初期上帝会众交给圣库的银粮衣物；二是打败清军或攻克城镇缴获的战利品；三是各处城乡人民的捐献和对富户派大捐、打先锋所得的财物；四是“科派”、田赋与工商税的收入；五是百工衙的生产品等。天京城中设立的百工衙与诸匠营，是圣库物资的重要来源之一。不过圣库制度把城市人民的经济生活也纳入到圣库的供给范围，一度要求将“人无私财”的原则施之于民间，这种做法使太平天国走向了极端。

1856年，太平天国发生内乱，两员重要将领杨秀清、韦昌辉被杀，石达开既无实权又心存疑虑，于1857年六月率十万精兵远走西南。这成为太平天国由盛入衰的转折点，太平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防御。清军抓住这个机会乘机反扑，攻占了长江中下游许多地方，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京。洪秀全为重振国威，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并委以重任。1858年八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会议。各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攻破了浦口，歼敌万余人，再次击溃江北大营。十一月在安徽三河镇全歼湘军精锐六千余人，迫使清军从安庆撤围，稳定了天京上游的局势。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同清政府互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坚决地同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斗争，先后重创“常胜军”“常安军”“常捷军”，并将常胜军洋枪队的头子华尔打死。但太平天国的局势仍是急转直下，军事重镇安庆失陷之后，太平军在江苏、浙江的根据地也相继失守，只剩下天京及其周围小块地区。长久以来，洪秀全的挥霍无度使得天京已经变得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形势日益危急。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另辟根据地的主张，遭到洪秀全的拒绝。1864年六月初一，洪秀全病逝。七月十九日，湘军挖掘地道，用火药轰塌了城墙。经过一番惨烈的巷战之后，天京陷落。大部分太平军将士都在这次战役中壮烈牺牲，少数人突围。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洪天贵福，和洪仁玕在江西被俘后英勇就义。李秀成在天京突围时被俘，被曾国藩杀死。太平军余部转战大江南北，一直奋战到1868年。

洪福瑱被擒图

洪福瑱是洪秀全的长子，原名洪天贵，九岁时改为洪天贵福。洪秀全死后他被拥立为幼天王，他重造的国玺在名下横列“真王”二字，人们便误把他叫做“洪福瑱”。清军攻下南京后，洪福瑱从安徽一直逃到江西，后被清军捕获处死。

太平天国起义波及十四省，历时十三年，其时间之长、地区之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清代农民起义战争之最。清朝统治受到了根本动摇，咸丰皇帝为此筋疲力尽。太平天国的失败说明其存在本质上的缺陷。在政治上，太平天国由神权与王权结合，朝中不但阶级森严，为王为官者为所欲为，后期极为腐化堕落；在文化上，太平天国对固有传统文化完全否定，仇视传统知识分子。洪秀全等王定都天京后，生活糜烂腐化，朝政纲纪紊乱，圣灵乱封；在制度上，《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只是纸上谈兵，没有得到真正的推行。

第二次鸦片战争

就在咸丰帝穷于应付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清政府又遭遇到西方列强的侵略。

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在上海扩大租界，并把持了中国的海关，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条约》等要求，企图继续扩大在华权益，但是被清廷严词拒绝。咸丰六年（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进犯广州。“亚罗号”是香港华人苏亚成所有，在香港英国政府登记为英籍。九月的一天，悬挂英国国旗的“亚罗号”停泊在广州黄埔，巡河水师千总发现该船的执照已过期十一天，于是扣留了十二名船上的中国水手，并将英国国旗撕毁。英国领事巴夏礼就此事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抗议，要求放还水手并道歉，同时还要求移办该巡河水师千总。叶名琛觉得船只和水手都是中国的，因此放还了中国水手，但是拒绝向英国道歉。于是巴夏礼派人向叶名琛发出通牒，声称如在一定时间内不如约办事，则要攻城。叶名琛对此置之不理。于是英军的船只驶入珠江口，每隔十分钟炮轰一次总督衙门，但并未形成大规模战争，不久退出。叶名琛向朝廷佯称大胜。广东人民见英军退去，纵火焚烧了洋人的商馆和洋行，广东十三行也被连带烧为乌有。英法军队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抵达广东，攻打广州城，要求叶名琛十天之内出面谈判。十一月联军又发出最后通牒，限叶名琛两天内出降。谁知叶名琛毫无反应，他既不组织抵抗，也拒绝议和，更不逃跑。两天后英法联军攻打广州，广州城轻而易举地落入敌手，叶名琛在副督统双喜的衙署内被英法联军擒获。时人薛福成在日记中沉痛地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

叶名琛被俘后被解往停泊在香港的军舰“无畏号”上，被当时的人讥讽为“六不总督”，“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叶名琛称“欲面见其王以理论”，还自己准备了粮食，耻食敌粟。《香港纪事报》记载：“偶然有人上舰，都向叶脱帽致意，他也欠身脱帽还礼。”

叶名琛被俘后由英国人送往印度的加尔各答，囚禁在威廉炮台，后迁往托里贡的住宅，日诵吕祖经不辍，自书“海上苏武”。第二年叶名琛死于囚所，据说是绝食而亡。英国人把他的尸体交回中国，他的一些文件至今被封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

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英法联军及英、法、俄、美四国公使，抵达天津大沽口外，要求“修约”。咸丰帝令直隶总督谭廷襄“以夷制夷”，即对俄要表示和好，对美设法羁縻，对法进行诱劝，对英严词责问。谭廷襄奉旨行事，结果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四月英法舰队在俄、美支持下，攻陷了大沽炮台，直逼天津，清军八千余人不堪一击。奕詝不得已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此前奕詝曾想起当年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但由于英法发现耆英在之前的谈判中，没有将英方的要求如实上报清廷，因此拒绝同耆英谈判。五月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分别与俄、美、英、法等国代表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中美《天津条约》。条约样本呈奏给奕詝以后，奕詝虽然愤怒，却不得不批准。为了平息自己心中的怒气和民愤，令渎职的耆英自尽，算是找了一只替罪羊。随后清政府又在上海签订了中英、中法通商章程。

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英、法军队借口换约，军舰又到了大沽口。英法舰队进攻大沽炮台，提督史荣椿下令开炮还击，重创了英、法的舰队，击沉四艘，击伤六艘，死伤四百余人，重伤英舰队司令贺布。英法联军在美舰掩护下狼狈退走。奕詝见大沽获胜，尽悔《天津条约》。这一举动引起英、法两国新的侵略。

咸丰十年（1860年）春，英军一万八千余人、法军七千余人，陆续开赴中国。然后占领舟山，进攻烟台。到了六月，英法联军又再次向大沽发动进攻。守卫大沽的僧格林沁，疏忽了北塘的防守。僧格林沁上奏要在大沽同英法联军决战，奕詝谕旨：“天下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师。”七月英法联军由北塘登陆，进攻新河与军粮城，僧格林沁率领四千骑兵抗击，几乎全部阵亡。英法联军攻陷塘沽，又陷大沽，进占天津。奕詝派大学士桂良、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谈判。英、法的条件是要求天津开埠，同时清政府向两国各赔款八百万两白银等。桂良拟接受条款奏报，奕詝命令先退兵，后定约。英法联军于是以谈判不成为由继续向通州（今北京通州区）进军。八月奕詝又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到通州议和。载垣接受了英、法的要求，但英、法又提出要向咸丰帝亲递国书，此举被载垣拒绝。载垣、穆荫拘禁了英使巴夏礼等解京。英法联军继续进攻，与清军大战于通州张家湾。结果僧格林沁战败，退到通州八里桥。英法联军共六千余人继续进兵八里桥，僧格林沁、胜保兵再败。这时两国联军已经直逼北京城了。在西郊圆明园的咸丰皇帝，知道败局已定，虽然有的王公大臣还劝他奉移大内，御驾亲征，挽回失败的结局，可是他哪里还有胆量亲征，赶紧委派弟弟奕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办理和局。初八奕詝以“秋狩木兰”为名，从圆明园启程逃往热河。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初八的早晨，咸丰帝命郑亲王端华、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和杜翰等人护驾，带着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和五岁的儿子载淳，开始向热河仓皇逃窜。同时命令僧格林沁和瑞麟移师海淀。又让恭亲王奕留守京城与英、法“督办和局”，奕詝给奕的头衔是“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此时清朝面临着整个情势在小胜大败、易战难和之间恶性循环式地交替进行着。如此局面的形成和奕詝本人性格上的缺点，以及整个统治集团在战和问题上摇摆不定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奕詝一方面畏惧洋人，另一方面又痛恨洋人。而肃顺又拿不出稳妥的办法，因为他也不知道是该和还是该战。而和战态度的转变，又往往为战报所左右，打一个胜战，马上斗志昂扬，吃一个败仗，便又亟亟求和。

英法联军进至北京德胜门外。八月十五日，走到密云县罗山行宫的咸丰皇帝发出上谕，下令大学士桂良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严守紫禁城。紫禁城内由豫亲王奕道和吏部尚书全庆管理，他们紧急调遣军机章京曾协均等六人速赴行在听用。八月二十二日，僧格林沁撤往海淀，英、法联军占领齐化门，又绕过安定门和德胜门直扑海淀，清军不战而溃。于是联军很快就攻占了圆明园。恭亲王奕、大学士瑞麟和新任步军统领文祥等人想要回城，但城门已关，只好驻在城外万寿寺。这时奕觉得“事机如此，万不能再议抚局”，只好将此前囚禁的巴夏礼放还，希望能够次日议和。但巴夏礼等人既出，英军便更加地毫无顾忌了，开始对圆明园进行疯狂的掠夺。九月初三，英法联军将洗劫一空的圆明园烧毁，大火冲天，数日不熄，“万园之园”化为灰烬。这之前，八月二十六日时英法联军曾经提出不毁灭北京城的唯一条件就是速开安定门，交给联军驻守，否则定于八月二十九日攻城。八月二十九日中午，巴夏礼带领着英军首先冲入城中，占领了安定门，还把他们的大炮安设在城门之上，安定门附近的民房全部被烧毁。接着法军也开进了城，住在国子监一带。

道光帝赏奕之白虹刀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道光帝赏皇四子奕锐捷宝刀，皇六子奕白虹宝刀。咸丰帝即位后仍恩准奕佩带宝刀，并委以重任。此宝刀一面刻“道光年制”，一面刻“白虹”。

英使额尔金于九月初三又向奕发出最后通牒，内容是给英国的三十万两恤银，必须在本月初九前交付；十日要签订续增条约；同时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并要求清政府必须在九月初七上午十时以前用书面答复，否则北京城内的皇宫紫禁城会被全部烧毁。通牒中还以英国控制的供应清政府的广州关税为要挟，迫使奕就范。

此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清政府的国库已经消耗殆尽，八旗月饷和援兵口粮筹办无术，更增加了清政府的后顾之忧，议和变成了当务之急。咸丰皇帝连下几道谕旨给奕，指示他说：“俟该夷酋进城，即行前往画押换约，保全大局，毋再耽延，致生枝节。此时天气尚未严寒，该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銮，以定人心。”让他速办和局。城中自豫亲王以下的各位留京大臣，也均合词恭请奕入城速定和局。在这种压力之下，奕完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条件，包括侵占九龙司在内。

九月十一日，奕率领着大学士贾祯、周祖培，尚书赵光、陈孚恩，侍郎潘曾莹、朱晋等人，在护卫和善扑营兵丁各十几名的保护下入城，与英使额尔金换约。到了中午，额尔金、巴夏礼等人乘坐着八抬大轿，鼓乐前导，自安定门入城，双方于是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第二天，仍用同样的方式与法国公使葛罗签订了中法《北京条约》。

中国这块“大蛋糕”当然不止英、法两国觊觎，俄国在这个过程中也趁火打劫，与中国签订了《瑷珲条约》《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强割了中国东北和西北大片领土。这一过程和当年康熙帝签订《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已经完全不同，当时就中俄东段边界已明确划定，沙俄侵略势力已退出了黑龙江以北的地区。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之后，沙俄侵略势力也趁机卷土重来，蚕食中国北部边疆。他们首先以派“探险队”的方式，强占了黑龙江以北的重要据点，之后几年时间就把黑龙江以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几乎全部占领。咸丰六年（1856年），沙俄悍然宣布在中国领土上设置以庙街为中心的“滨海省”。接着又以欺骗等手段进行接连不断的外交活动，要求黑龙江将军衙门乃至清政府承认这一事实，妄图将侵占中国领土的事实合法化，但均遭拒绝。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沙俄以调停人的面目出现，以伪善欺骗的手段诱使清政府向英法低头退让，自己则趁机逼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上述三个条约，轻而易举地从中国攫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将本来是中国内河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变成了中俄两国的界河，康熙皇帝在位时候就对中国领土虎视眈眈的沙俄终于实现了他们的梦想。由于清政府的昏庸，清朝官员缺乏地理学概念和科学知识，竟把俄方提出的关于西部边界的走向写进了中俄《北京条约》之中，为不久后俄国大规模地侵占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根据”。条约签订之后，中国骤然失去数千里的土地，而且俄国人在通商、海上、陆上均获得了远在其他侵略国家之上的利益。

英、法代表同奕签订条约后，于十一、十二两日陆续退兵。三十日恭亲王奕奏称洋人已全部退至天津，请奕詝回銮。十月初一，奕詝就《恭亲王奕等合词吁请回銮折》事谕：“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恭亲王奕等合词吁请回銮一折，此次洋人称兵犯顺，恭亲王等与之议抚。虽已换约，此系万不得已，允其所请。然退兵后，而各国洋员，尚有驻京者。且亲递国书一节，既未与该使言明，难保不因朕回銮再来饶舌。诸事既未妥协，设使朕率尔回銮，洋人又来挟制，必将去而复返。频数往来，于事体殊多不协。且恐京师人心震动，更有甚于八月初八日之举。该王大臣等奏请回銮，因系为镇定人心起见。然反复筹思，只顾目前之虚名，而贻无穷之后患。且木兰巡幸，系循祖宗旧典。其地距京师尚不甚远，与在京无异，足资控制。朕意本年暂缓回銮，俟洋务大定后，再将回銮一切事宜办理。”在外敌入京、义军蜂起、社稷多难、江山危急之时，咸丰皇帝这个胆小如鼠的一国之君居然以“木兰巡幸”为名逃之夭夭，躲到了避暑山庄继续寻欢作乐。可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全面失利，奕詝是直接的责任者。奕詝在出兵的方面一直不坚决，没有守住塘沽海口。他的犹豫态度使天津谈判没能就地解决，纵容肃顺、载垣、穆荫一伙将英使巴夏礼等诱擒到京，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在应该挺身而出全力守卫京师的时候逃之夭夭，即便在洋人已退至天津的情况下仍不肯回銮。他既缺乏才识，又没有胆略，和他的父亲道光皇帝联手将中国送给列强瓜分。

热河避祸的咸丰

北京的秋天是一年之中最好的季节。但是1860年的9月，北京的天气却并不怎么好，多半都是阴云惨淡。比天气更糟的是咸丰皇帝的心情。这一年他继位刚好十年，虚岁也恰好三十，本应是个大喜的日子，可是非但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反倒事事令他沮丧懊恼。

8日，英法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发。

10日，京城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说洋人已到通州，几天后就会攻城。

18日，僧格林沁所部两万人在张家湾与英法联军先头部队大战，结果大败。

21日，僧格林沁在通州八里桥再败。

……

眼看着英法联军就要兵临北京城下，咸丰皇帝一边焦急地等待战报，一边为自己谋划后路。就在他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一封密奏从战事前沿传来，僧格林沁奏请皇帝“战既不胜，唯有早避……巡幸木兰”。

“木兰”（在今河北围场县境），指的是热河行宫，是西北的打猎场所。“木兰”在满语中是“哨鹿”的意思。此地原为蒙古王公所有，后来献给康熙皇帝。之后康熙帝在承德以北武烈河修建了避暑山庄，每年秋天都会到木兰围场巡视习武，行围狩猎，称为“木兰秋狝”。这是清代帝王继承满族传统演练骑射的一种方式。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始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三代皇帝用了将近九十年的时间建成了避暑山庄。以后清代帝王每年夏季都到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并处理朝政，召见蒙古王公，以显示满蒙亲睦。直到秋狝之后再返回北京。

僧格林沁作为前线的统帅不停地吃败仗，眼见已经不能阻止洋人的军队，一旦北京城陷入敌手，皇帝也有可能成为俘虏，兹事体大，不能不报。于是委婉地向奕詝表达了自己对战局的判断，并希望皇帝“巡幸木兰”到承德避难。咸丰皇帝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但作为一国之君，亲自说出来实在是有点难以启齿。于是想了一个法子，给诸位大臣颁布了一道朱谕说：“朕为近畿百姓免受荼毒，不得已勉救抚局，乃该夷屡肆要挟，势不决战不能。况我满汉臣仆，世受国恩，断无不敌忾同仇，共伸积忿。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著内廷王、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迅速定议。”

其实这不过是奕詝故意想出来的小伎俩，他明明想逃离京城避难，却硬要说“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他的打算是，朝臣们只要揣摩到皇帝的意思，就不会同意皇帝“御驾亲征”的，识趣的大臣们肯定会联名奏劝皇帝到避暑山庄避难。到时候自己故作姿态推脱一番，勉为其难地表示同意，逃跑行为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参加讨论的大臣自然明白皇帝的这点小把戏，也明白他迫切想逃跑的心情。但这些朝臣们却并不想买皇帝的账，反而由内阁大学士贾桢领衔上奏咸丰皇帝，否决了巡幸木兰的提议。他们上奏说皇上想亲统六师，御驾亲征，可见安抚天下的一片圣心。但是通州并非当年的澶州，如今的朝廷也没有像寇准那样具有才略的宰相，所以皇上御驾亲征，实非万全之策，“断不可轻于一试”。大臣们虽然如奕詝所料，不同意他御驾亲征，但是也同时否决了“巡幸木兰”，说北京城墙高大坚固，外有护城河，内有精兵，如果这样固若金汤的城池都不足以抵御入侵者的话，那么皆是平川大野的热河就更难抵御。而且皇帝离京北巡必定会导致人心涣散，明朝的“土木之变”可是前车之鉴啊！

但是铁了心要逃出北京城的咸丰皇帝居然直接让手下拟了一道请求移驾的奏折。接着惠亲王、惇亲王、恭亲王、郑亲王等人奉旨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清军是否有足够的兵力来保证京师的安全。当向负责防卫北京的大臣问及“有何准备”时，得到的答案是：“无。”又问：“京城兵力，足以登城守御否？”众大臣多无言以对，只有嗟叹而已。前线屡战屡败，就连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也不能奈何夷兵一毫，谁又敢说有把握守卫京师的话？

在派兵招架的同时，咸丰皇帝马上派出怡亲王出城谈判，这个消息让所有人感到了一线生机。然而另一道命令却是限大兴、宛平两县迅速准备大车五百辆。

京城骚乱了。皇帝如此仓促地征集车辆，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莫非皇帝想逃离京城？事态到底有多严重，这天下还能太平吗？京城的百姓于是也开始收拾细软，探听消息，做好了与皇帝一起逃难的准备，到处人心惶惶。为了安民心、激民气，各位大吏、谏台言官等纷纷上奏奕詝，请求他能留守北京，有些官员甚至请求皇帝从城外的圆明园，搬到城内的皇宫。一些老派的亲王更是力劝皇帝留守北京，“抱上足哭留”。惇亲王奕宗闻讯，急忙从西陵赶来，苦苦相劝，痛哭流涕，其状甚是凄凉。咸丰皇帝问他说：“不走避热河，如夷人进京，你当如何？”惇亲王断然答道：“如有不测，奴才死于慕陵。”说到痛心之处，竟欲自戕而死。

面对如此大的舆论压力，咸丰皇帝只得下发谕旨：“近日军务紧要，需用马车，纷纷征调，不免啧有烦言。朕闻外间浮议，竟有谓朕将巡幸木兰举行秋狝者，以致人心疑惑，互相播扬。朕为天下人民主，当此时势艰难，岂暇乘时观省。且果有此举，亦必明降谕旨，豫行宣示，段未有銮仪所泣，不令天下闻知者。尔中外臣民，当可共谅。所有备用车马，著钦派王、大臣等传谕各处，即行分别发还，勿得尽行扣留守候，以息浮议而定人心。”

这份谕旨把咸丰皇帝的出逃洗刷得干干净净，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皇帝在欲盖弥彰。车马全部解散了，北京的民情随着车马的发还而渐渐稳定下来。然而棘手的问题却依然悬在身边，一个也没有解决。反对巡幸木兰的声音仍旧强烈，大臣们除了担心皇帝在外，害怕京城会出现权力真空，从而有人趁机觊觎皇位外，还要保卫江山社稷、祖宗陵寝。弃天下者必然为天下所弃，关键时刻，天子亲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安定民心。激励士气的法宝。对此侍郎毕道远就曾明确指出：“从古国君守社稷，断无远出之理。”咸丰皇帝也有自己的想法和顾虑，若不是外夷已经打到通州，也不会轻易离开京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不也逃了吗？最后还是收复国土重整山河。

9月21日，僧格林沁在通州以南的八里桥再次战败的消息传到奕詝耳中，他再也坐不住了。当晚圆明园内始终灯火不熄，咸丰帝召集重臣商议对策，当他重提避居热河时，再也没有人敢出面反对了。恭亲王奕被命留守北京，全权处理英法事务。

咸丰帝行乐图

图中身着便装的咸丰帝，安闲地坐在庭院里的小石桌旁。在他统治的那段内外交困的动荡岁月里，能够如此清闲，实属难得。

9月22日，咸丰皇帝带着一队人马匆匆离开了圆明园，离开了北京。包括奕詝自己在内，恐怕没有人会想到这次离开竟是永诀，从此他有限的生命，只能在热河度过。咸丰皇帝二十岁即位，是清军入关以后的第七位皇帝。他登基时清朝政局已经急剧衰败，内忧外患，举步维艰。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以锐不可当之势占据了半个中国，清王朝损兵折将疲于奔命了十一年，仍未见成效。英法列强趁机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俄日等侵略者乘机入侵，中国再次受辱，疆土日蹙，国力不振。咸丰帝非但没能起到一点点扭转乾坤的作用，这个生性懦弱、贪婪酒色的纨绔皇帝只是使中国的局势一日不如一日。有史籍载：“洪、杨之乱日炽，清兵屡屡败北，兵革遍天下。奕詝置不顾，而寄情声色以自娱，暇辄携妃嫔游行园中。”他在圆明园中暗藏春色，谓之“四春”，即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而且他还吸上了鸦片，并称这种鸦片烟叫“益寿如意膏”，不仅舒服如意，而且健康益寿。奕詝“北狩”热河后更加不思进取，以吸食鸦片来刺激麻醉自己。这使得原本就体质素弱的他，在娱情声色、纵欲自戕的情况下身体也跟着这个国家迅速衰败，很快在而立之年病死了。而他治内无方，拒外无策，就连人生的最后一件事，即自己的后事都没有安排彻底，导致中国进入近半个世纪“女主临朝”的慈禧时代。

老佛爷的时代

辛酉政变

咸丰帝死后，其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载淳的即位是清代帝王中最顺理成章，最没有争议的一个。奕詝只有两个儿子，载淳是他的长子，次子三岁就夭折了，所以载淳是皇位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又受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他们立即通告全国各地，规定今后凡大臣给皇帝的奏报，必须同时抄送赞襄政务王大臣，使顾命大臣的权力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遍承认。八大臣还决定，自明年起以“祺祥”作为新皇帝的年号。户部和工部又根据八大臣的指示发出了铸造“祺祥”铜钱的通知，不久钦天监也赶印和颁发了“祺祥”历书。

当时的朝廷中，能够对肃顺等八大臣形成钳制作用的只有恭亲王奕。为了巩固权力，八大臣想尽一切办法排挤奕。他们虽然不得不让奕参加办理咸丰皇帝的丧事，但又借口北京外交事务至关重要，以小皇帝载淳的名义下令不让奕到热河来，想要将奕及其党羽远远排斥在中枢权力机构之外，对其进行严密的防范。

不过肃顺等没有想到，首先敢于出来与他们争夺权力的并非是奕，而是小皇帝载淳的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咸丰皇帝死后的第二天，根据传统，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载淳的生母懿贵妃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在热河，钮祜禄氏住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东暖阁，叶赫那拉氏住在西暖阁，所以二人被分别称为“东太后”和“西太后”。接着两宫皇太后与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之间便展开了一场尖锐的夺权斗争。起因是咸丰皇帝临死时鉴于康熙帝即位之初，以四大臣辅政所造成的鳌拜专权的严重恶果，因此他虽然托孤肃顺等人，但同时又赐“同道堂”印给载淳，赐“御赏”印给皇后钮祜禄氏，命用两印代替朱笔，凡赞襄政务王大臣处理政务时所拟定的上谕，必须加盖这两枚印章才能生效。这样就可以防止赞襄政务王大臣专权擅政，为所欲为。

当时载淳只有六岁，当然没有处理政事的能力，“同道堂”印很自然便落到了他的母亲西太后手里。但西太后仅凭“同道堂”一方印还不能达到完全钳制赞襄政务王大臣的作用，只有将“御赏”印也集中到自己手里才算有完全的保障。于是西太后开始拉拢和串通东太后。当西太后得知由肃顺等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的消息以后，立即到东太后那里，把肃顺等人比成康熙朝的鳌拜，说他们专横跋扈，利用小皇帝年幼，必然会把持朝政，两位皇太后和小皇帝孤儿寡母，此后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终于煽动东太后和她一起去控制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开始八大臣并不同意皇太后阅看奏折，对大臣们拟定的谕旨稿件，皇太后只能盖章，并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也改变不了实际内容，实际上是把皇太后置于位尊而无权的地位。这遭到两宫皇太后，尤其是西太后的强烈反对。经过一番争论，赞襄政务王大臣做了必要的让步，最后同意皇太后阅看官员们上奏的折件；赞襄政务王大臣拟好的谕旨，先经皇太后阅后，在谕旨的开头加盖“御赏”印，结尾加盖“同道堂”印后才交给军机处发出；任命各省总督、巡抚等重要官员的事宜，由赞襄政务王大臣拟名呈进，但必须由皇太后做最后的裁决。这样两宫皇太后就争得了与赞襄政务王大臣共同管理朝政和任命官员的大权。在咸丰皇帝死后十几天，就出现了这种所谓的“垂帘辅政，盖兼有之”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聪明过人的西太后利用咸丰帝所赐的两颗印章和一己之力，在与八个辅政大臣夺权的斗争中取得的初步胜利。

但只要八大臣还在，西太后就没有安全感，也不能实现她独揽大权的目的。她并不以与肃顺等人共掌政权为满足，所以继续拉拢忠厚老实但有些懦弱的东太后，让她首先相信了那些顾命大臣都心怀叵测，图谋不轨。二人在行宫内“俯巨缸而语，计议甚密”。两宫皇太后认为，凭自己孤儿寡母自然没法除掉肃顺等人，只有与恭亲王奕联手才有出路，于是紧急召见奕到热河。肃顺等人自然想方设法防范恭亲王奕到热河与两宫太后会面。关于西太后如何避开肃顺等人的防范而与恭亲王取得联系，有种种不同的传说。有人说西太后的懿旨是由一个厨役借买菜的机会带出行宫，再秘密送到北京。也有人说西太后用苦肉计，先将心腹太监安得海毒打一顿，以送北京内务府为名，由安得海将懿旨带到北京，再由宝望转交给恭亲王的。

恭亲王奕之所以与西太后合作，是因为他被咸丰帝排斥在顾命大臣之外，这使在北京以恭亲王为首的一大批官僚贵族极为不满。所以在准备推翻肃顺一派，争夺实权这一点上，恭亲王奕与西太后不谋而合。在接到西太后的密旨之后，奕以奔丧为名，于八月初一急忙赶到热河。走进行宫就直奔咸丰的灵堂，假戏真演，号啕大哭。为了麻痹八大臣等人，他还装出特别恭顺的样子，躲过了肃顺等人的监视，同两宫皇太后密商了发动政变的计划。在这次密谈中，“两宫涕泣而道三奸（指载垣、端华和肃顺）之侵，因密商诛三奸之策”。但热河行宫并不适宜发动政变诛除肃顺，其一，八大臣在热河受咸丰皇帝的顾命，其合法地控制着最高权力，在热河有一定的影响；其二，肃顺兼领侍卫内大臣之职，控制着热河行宫的武装力量。所以只有借銮驾回京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发动政变，才能搞掉载垣、端华和肃顺等人，把政权夺到手。当时西太后还十分担心在北京的外国侵略者会出面干涉，奕向她保证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

在两宫皇太后与奕达成一致之后，肃顺等人开始警觉起来。他们加强了对奕的监视，迫使奕无法与皇太后直接接触，有事只好通过七弟醇郡王奕譞及其福晋（西太后之妹）往来传递消息。奕仅仅在热河住了几天，就在八月十七日化装离开热河，一路上马不停蹄地赶回北京，为发动政变着手做各项准备工作。

在热河方面，西太后对八大臣采取了“外示优礼”的手段，以等待恰当的时机。就在奕离开热河的当天，兵部侍郎胜保和山东巡抚谭廷襄联衔向皇太后请安的黄绫奏折正好送到了热河行宫。这是一次违反清朝祖制的破例举动，其用意是企图以此来抬高皇太后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是为皇太后掌权向辅政大臣发出的信号。结果遭到了八大臣的坚决反对。他们在所拟的上谕中指出，“向来臣工无具折请皇太后安之例”，并斥责胜保、谭廷襄有违体制，在穿孝期间呈递黄折“亦属不合”，二人应交刑部议处。同时通令各级官员，今后不准向皇太后请安。

奕返回北京后，立即在满汉大臣之间串联，制造舆论反对八大臣赞襄政务，要求由皇太后垂帘听政。大学士周祖培、贾祯等人为了替皇太后垂帘听政寻找根据，早在奕赴热河时，就指使文人李慈铭，查找历朝历代皇太后临朝执政的事例编成材料备用。紧接着御史董元醇又更改咸丰帝遗命，要求剥夺八大臣权力的奏折送到了热河。于是在热河行宫，围绕着董元醇的奏折，赞襄政务王大臣与皇太后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第二天皇太后将董元醇的奏折发下，下令让赞襄政务王大臣召集群臣议论奏折中关于皇太后垂帘听政的事情，还让他们提出辅政亲王的名单，听候皇太后裁决。但辅政八大臣拒绝召开这样的会议，他们不仅没有遵照太后的旨意办事，还起草了一道痛驳董元醇奏折的上谕。这道上谕送交皇太后盖印时，西太后却拒绝盖印。对于西太后拒发上谕的行为，八大臣毫不示弱，将奏折交军机处以“不得已”发出。

离开热河之前，两宫皇太后与辅政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并没有停止。西太后以小皇帝载淳的名义，下令对八人一一加官晋爵，表示对他们的重用。八大臣接到新的任命后，为了表功及按照惯例的逊让，假意说自己差务繁多，希望皇太后开恩，减去一些兼差。西太后马上装出勉强的样子，不仅收回成命，而且乘机解除了他们包括步军统领、管理火器、健锐营等兼差。这为西太后下一步发动政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九月二十三日，咸丰皇帝的灵柩起运回京。第二天行过朝奠礼之后，载淳和两宫皇太后以快班轿夫兼程向北京进发。而咸丰帝的灵柩则由肃顺护送，行进速度非常缓慢。西太后到北京后，利用争取来的大量时间，为发动政变做了最后的部署。

同治帝游艺怡情图

同治皇帝，名爱新觉罗·载淳，他是咸丰帝唯一在世的儿子，因此同治即皇帝之位是清代帝王中最顺理成章、最没有争议的一个。同治六岁即位，十七岁亲政，十九岁身死。关于同治帝的死因，有野史认为是因梅毒而非天花。

第二天一早，两宫皇太后和奕在养心殿召集群臣，立即发表了早在热河就暗中拟好的上谕，宣布了载垣、端华和肃顺等八大臣“专擅”“欺蒙”的罪名，并解除其职务。载垣、端华以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身份相抗议，但西太后早已事先布置好侍卫，立即动手将他们擒拿。于是载垣、端华二人被幽禁于宗人府，而护送咸丰帝灵柩的肃顺当晚也在密云被抓。

这次由西太后导演的宫廷政变，史称“北京政变”，又因政变发生在辛酉年（1861年），故又称“辛酉政变”。通过这次政变，西太后解除了八大顾命大臣的权力，改年号为“同治”，以第二年为同治元年。西太后掌握了实权，成为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老母班”和“孩儿班”

同治皇帝登基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童，亲政以后，作为一个青年皇帝，确实是辜负了朝野上下对他的殷切期望，其荒淫程度比他父亲咸丰帝还要厉害。他年纪轻轻已经有许多后妃，却还常常偷偷溜出皇宫，到京师的南城娼妓区去寻花问柳。在年仅十九岁的时候就因患天花而亡。同治帝死后，慈禧太后压制众论，一人做主，执意让只有四岁的载湉入宫即位为帝。载湉也就是光绪帝，他是醇亲王奕譞的儿子，也就是同治帝的堂弟，其母叶赫那拉氏是西太后慈禧的妹妹。从这些关系讲，他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慈禧的外甥。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一方面是因为慈禧亲生之子同治帝没有子嗣继承皇位,更重要的还是慈禧权欲熏心，想要再找个儿皇帝，给自己创造垂帘听政的机会。

光绪七年（1881年），东太后慈安皇太后突然崩于大内钟粹宫，享年四十五岁。慈安皇太后暴死后，慈禧得以独自垂帘听政，把权力集中在自己一个人手中，并且迟迟不让载湉亲政。

直到载湉十六岁时，皇帝亲政之事已经不能再拖。这时醇亲王奕譞想出请皇太后“训政”的主意。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合奏，“恳请皇太后训政数年”。《清史稿·奕譞传》记载：“皇帝甫逾志学，诸王大臣，吁恳训政。乞体念时艰，俯允所请。俟及二旬，亲理庶务。至列圣宫廷规制，远迈前代。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咸赖训教。臣愚以为，诸事当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俾皇帝专心大政，承圣母之欢颜，免宫闱之剧务。此则非如臣生深宫者不敢知，亦不敢言也。”这些奏折可以说正合慈禧太后的心意。她在懿旨中故作姿态说：“归政后当永照现在规制，凡宫内一切事宜，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俾皇帝专心大政等语。念自皇帝冲龄嗣统，抚育教诲深衷，十余年如一日，即亲政后亦必随时调护。”朝臣们自然都明白了慈禧太后用意何在，于是以醇亲王奕譞为首的王公大臣再次纷纷上折吁请太后“训政数年”。慈禧太后于是发布懿旨：“既据该王大臣等再三沥恳，何敢固持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众论之公。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这样慈禧以“训政”的手段既归政于皇帝，又使实权仍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可谓一举两得。

光绪皇帝亲政、皇太后训政的局面又维持了两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时，皇帝已经十八岁了，此时论理慈禧太后必须把政权交给皇帝了，她在懿旨中只好说：“前因皇帝甫经亲政，勉允臣工之请，训政数年。两年以来，皇帝几余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这道懿旨决定第二年正月为皇帝举行大婚典礼，二月皇太后退朝不再训政。

皇帝大婚，挑选皇后极为重要。皇后如果是慈禧的心腹，那么就可以帮助她牵制光绪皇帝。为此慈禧太后不顾光绪皇帝本人的意愿，硬是把自己亲弟弟桂祥二十一岁的女儿指配给光绪皇帝做皇后。她在懿旨中说：“皇帝寅绍丕基，春秋日富，允宜择贤作配，佐理宫闱，以协坤仪，而辅君德。兹选得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端庄贤淑，着立为皇后。”如此一来，皇帝是慈禧太后的亲外甥，皇后又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都与叶赫那拉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帝、后未来生有皇子又是皇位的当然继承者，通过家族联姻，慈禧太后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光绪亲政以后，朝廷内部逐渐形成了两股政治势力、两个政治集团，即“帝党”与“后党”。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慈禧同奕譞合作，将以恭亲王奕为首的五位军机大臣（奕、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全部罢黜，取而代之的是礼亲王世铎和孙毓汶、额勒和布等人。这些人的才能都极其平庸，所以慈禧在朝臣委任的问题上从来都是以权力斗争为考虑，而不是从治国的才能出发。这一年为甲申年，史称为“甲申易枢”。此后“帝党”与“后党”在朝中逐渐形成。他们在诸如甲午战争、维新变法等重大朝政问题上都进行过激烈的争辩。“帝党”以光绪皇帝为首，主要成员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章等。“后党”则以慈禧皇太后为首，主要成员有大学士、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荣禄，军机大臣孙毓汶等。“帝党”与“后党”在重大政策上意见相左，针锋相对。后党诨名叫“老母班”，帝党诨名叫“孩儿班”。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帝党主张对日宣战，这在当时也确实代表了一些爱国将士的要求，争取到了广大舆论界的支持。但主战派的帝党并没有实权，他们只能利用皇帝的上谕和士大夫的请议督促李鸿章出战。后党的核心人物李鸿章则主张“避战自保”，力主其他列强出面调停。慈禧太后对日本的武力十分畏惧，又怕一旦战败会动摇自己的统治。这一年又恰逢她的六十大寿，一心想把这个“万寿庆典”办得隆重盛大，所以只求能够尽快议和不要耽误自己庆寿。所以慈禧支持李鸿章的主张，让他奔走俄、英公使之间，向欧美各国乞求出面调停。当时国难当前，一些主战派官员纷纷上奏折请求停办寿辰点景，将钱款用于军费。那本就想一心求和的慈禧太后看到这些奏折以后更加怒不可遏，气冲冲地对御前大臣说：“今日令吾不欢者，我亦将令彼终身不欢。”遂决心对帝党报复。甲午战争惨败后，光绪皇帝按照翁同龢的主张严办李鸿章，拔去其“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翰林院也有三十五人联名上奏要弹劾战败误国的李鸿章，并要求对李鸿章及其党羽严惩，于是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严责其罪。可是李鸿章是慈禧太后的红人，有了这个靠山，可以说再风吹雨打也高枕无忧。帝党还想以徐建寅代替海军提督丁汝昌，从而剥夺后党的兵权，也遭到李鸿章的拒绝，因而未能实现。与此同时，后党又起用了在中法战争中被罢官的恭亲王奕，让他主持总理衙门事务，办理投降外交，并令奕劻帮办军务。所以从表面上看来，帝党当时虽然一时取得了舆论的支持，但实际上丝毫不能影响到后党的势力。慈禧与光绪帝之间的“帝后”之争确实朝野皆知，而他们之间复杂的恩怨矛盾关系正是光绪帝之死的焦点所在。

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甲午战争的历史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都算不上什么光荣的记忆。一头大象被蚂蚁绊倒，还惹来了一群蛇虫虎豹垂涎分食。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慈禧作为皇太后，一个六旬老人，办一次规模盛大并隆重的庆典，本来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当时正值国力衰微、内忧外患之时，慈禧不仅不收敛私欲，同仇敌忾，奋起抗敌，反而一意孤行，不顾国难当头，逞一己之贪欲，置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于不顾。慈禧的六十大寿成为清政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早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慈禧即授意颁下上谕，提前近两年的时间为自己的六十大寿做准备，并设立专门的机构“庆典处”，专司办理庆典事宜，并责成各重要行政部门全力协助。

光绪帝虽然已经亲政，但他却没有操控全局的实权，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光绪帝不得不率领朝臣大张旗鼓地为慈禧六旬寿诞做着精心的准备。

就在清廷为慈禧的寿辰准备之时，清军与日本军队的海陆作战却屡遭败绩。慈禧六旬庆典的日子是十月初十，但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二十三日（公历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袭击并击沉清朝运兵的商船“高升号”，船上八百余人全部遇难。七月初一（公历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日本海军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海面挑起了黄海大战，北洋海军顽强抵抗，统帅丁汝昌负伤，“致远号”等四艘战舰被击沉，几百名北洋海军官兵壮烈殉国。九月二十六日（公历10月24日），日军渡过了鸭绿江，大举侵入辽南，随后向大连、旅顺进犯。前方战事吃紧，军费开支屡屡告急，户部只得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银行借贷白银一千万两，年息七厘半，十年以后还本，十年中利息银四百二十万两。

十月初十，慈禧的六旬庆典进入高潮。盛大的规模令亲身参与庆典的翁同龢瞠目结舌，在日记中他写道：“济济焉，盛典哉！”就在同一天，日军攻占了辽南重镇大连。在国土沦丧、重镇失守、民众惨遭屠戮的危殆时刻，慈禧却在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并接连赏戏三天。

当一个王朝把最高统治者的寿诞看得比民族的兴亡还重要的时候，这个王朝就离衰亡的日子不远了。据后来史料披露，日本政府之所以选择光绪二十年（1894年）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倘见我将大举，或易结束，否则非有所得，不能去也。”

中日甲午海战图

甲午海战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甲午一战，日本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这就极大地刺激了他们侵略扩张的野心。

甲午一战，李鸿章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这是他一生的耻辱，而签订《马关条约》更是让他背上了“卖国”的历史罪名。由于海军军费被挪用修建颐和园，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以来，海军就没有再增添过新的战舰，没有再购置过新炮，连弹药也多是过期、不合格、不配套的产品。所以在中日交战中，北洋海军的炮弹发射速度慢、炮位少，炮弹击中敌舰要害部位后竟穿而不炸。北洋海军被日军围堵在威海卫之际，清政府不发一员援军，眼见舰队被日军围歼，舰队外籍顾问又伙同候选道牛昶炳等人威逼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签字投降。眼见大势已去，生性懦弱的丁汝昌不禁悲从中来，服毒自尽。所以从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可以看出整个清朝政府的腐朽。作为北洋海军的指挥者，李鸿章负有直接的和无法推卸的责任。从外交上看，他想以夷制夷，一味寻求其他列强的帮助，但对时局的错误判断，对竞争对手的情况不甚了解，使得他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也耽误了战备和时机。再者在一个近代化的世界中，当时中国的人才准备是极为不足的。而李鸿章对自己亲手创建的这样一支战略打击力量的认识也是完全错误的。从日本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岛国，把大海看成是通往中国大陆的桥梁，把争夺制海权作为掌握对中国作战的主动权。而中国则长久以来把海洋看成防御的屏障，把海军消极地看成是运输船、运兵船的护航力量和陆地防守的一种辅助。

日军在取得威海卫战役胜利后，北洋海军就全军覆没了。毫无还手之力的清政府已经失去了与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只好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

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已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所以他一定要得到清政府的全权授权，才肯出使日本。为了寻求支持，李鸿章多次奔走于各国使馆，希望能得到列强的支持，但求助行动都无果而终。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二十三（公历3月19日），李鸿章一行抵达日本马关。3月21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首次谈判。中日两国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李鸿章遭到日本人刺杀负伤，伊藤博文知道后气急败坏，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于是在1895年3月30日，中日代表在停战条约上签字。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公历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伊藤博文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了列强对中国大规模地输出资本，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义和团起义

由于西方国家的不断入侵，使得中国大地从清帝国的高层的官员到底层的农民，都对洋人有着普遍的痛恨以及隔阂情绪。大学士倭仁为了避免在可能和洋人接触的总理衙门上班，故意从马上摔下来而请长假，当朝廷免除了他的职务后，就“豁然痊愈”了。大学士徐桐也是一个极端厌恶洋人的高官，他的家在京城里的东交民巷，这里原是明清两代“五部六府”所在地，乾隆、嘉庆时期曾经有“迎宾馆”供外国使臣临时居住。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在这一地区先后设立了英、俄、德、法等使馆，成了洋人的聚居区。于是徐桐宁可每天从后门出去，绕远路上朝，也不愿意从洋人的使馆门前经过。后来他干脆把院门用砖头堵上，并在门上贴了一幅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

除了这些庸聩高官仇洋之外，底层人民也对洋人十分仇恨。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爆发了规模浩大的义和团运动。

慈禧太后佛装像

义和团运动刚在山东兴起的时候，慈禧太后曾多次谕令地方督抚“实力剿捕，毋得养痈贻患”。因为对“外国人欺我太甚”而耿耿于心，再看到要令她归政的“洋人照会”，慈禧太后忍无可忍，决意借义和团运动对列强宣战。

义和团兴起的直接原因是教案。当时西方列强已经获得在中国传教的权利，通过数十年的发展，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已具有了一定规模。但是部分传教士或教民依仗列强的支持，横行霸道，拆民房、修教堂、霸占中国平民的财产，甚而干涉中国的司法行政，招致人们的普遍抵触。加之在教案的处理过程中，一些官员“不论曲直，一味庇教而抑民”，更引起百姓的不满。既然无法指望政府对自己的人民加以保护，就只能自发采取行动对抗教会。所以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洋教斗争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前奏。

早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山东境内就发生了巨野教案，此后山东的民教矛盾有增无减，百姓对德国侵略者厌恶之极。山东冠县梨园屯村民与教堂因历史上的土地纠纷发生冲突，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阎书勤等的邀请，前往援助。后来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认为义和拳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并明确说义和拳就是“义和团”，首次提出了“义和团”的概念。接着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拉开了义和团起义的序幕，但遭到清军的镇压而失败。不过星星之火，迅速燎原。第二年山东平原县又爆发义和团运动，当地义和团首领李长水请求荏平、高唐等地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支援，朱红灯在杠子李庄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旗帜。后来清廷加派袁世敦等人前往镇压，在森罗殿战斗中击败了义和团，并且活捉了义和团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当时的山东巡抚是毓贤，他对民众反洋教斗争比较同情，仇视外国侵略者，所以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措施，还向朝廷上奏将民教矛盾的责任归结于教会一方。毓贤的态度引起列强的强烈不满，在列强交涉下，毓贤被革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历史细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公使正式入住东交民巷的醇亲王府，法国公使正式入住安郡王府，美国公使进驻美国公民Dr  S.S.William位于东交民巷的私宅，而俄国公使则入住清初在这里修建的东正教教堂俄罗斯馆。随后各国公使馆均选择东交民巷一带作为馆址。到义和团运动之前，东交民巷共集中了英国、法国、日本、美国、德国、俄国、比利时、荷兰等多国使馆。清廷镇压义和团运动后，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东交民巷改名Legation  Street（使馆街），成为了由各个使馆自行管理的使馆区。

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运动始终持敌对的态度。在其任山东巡抚后，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开始血腥镇压复起的义和团。在北京，实际掌握政局的慈禧太后在列强的压力下，多次发布严禁义和团的上谕，并组织军队进行围剿。但由于多种原因，又一时难以扑灭。列强遂于5月28日提出派出“使馆卫队”进入北京。一开始这一提议遭到了清政府的否决，但后来被迫同意，不过规定“每馆以二三十人为率”，结果列强先后派出四百多人进京，大大超出了清政府的限制。接着列强又派遣西摩尔带领的二千人前往北京，这对清政府构成了严重威胁。穷于应付的清政府一面继续发布镇压义和团的命令以消除列强派兵的理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调集军队进入北京以防不测。董福祥所率领的武卫后军（甘军）即在6月9日被调入北京驻守，6月11日，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前去迎接入京的西摩尔联军，在永定门外被甘军所杀。事后大臣荣禄亲赴日本使馆道歉。袁世凯跟洋人的关系不错，他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式军队时，军中全是洋人教官。他把义和团发源地山东境内的“拳匪”赶尽杀绝，导致参加义和团的民众纷纷逃往直隶、天津，而袁世凯治下的山东却落得了个干净。

当上百万饥苦的农民都涌到京城附近时，慈禧正在谋划废除光绪帝，而立自己的侄女婿载漪的儿子为皇帝。这其中的原因就是西方各国包括日本，都一致拥戴光绪帝，对这个有民主思想的年轻皇帝颇有好感，而对她这个握有实权的皇太后有些厌恶。他们与康有为为首的“乱党”沟通，想办法要使慈禧“还政于帝”。洋人们对新皇储更是嗤之以鼻，以至皇储已经确立了几天，居然没有一个外国公使按惯例到载漪府上去祝贺。慈禧对支持光绪帝变法的洋人原本就愤恨不已，这件事情更使得她渐生“杀夷之心”。义和团似乎给了慈禧一个借刀杀人的绝好机会，数百万因饥饿而蠢蠢欲动的流民变成了慈禧的希望。她希望他们能真的“灭洋”保大清，也就保住了她个人的权力。于是在她的授意下，北京九大城门大开，十几万等候多日的义和团团民一拥而入。

最初义和团与北京的洋人虽然关系紧张，但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6月12日“今晨探报，东华门外教堂起火，不少教民被牵而北去。是为义和团入京第一次肇祸也”。有论者认为这起事件与克林德擅自拘捕路过使馆区的义和团团员有关，北京的局势迅速恶化。在使馆卫队入京后，以德国公使克林德为首的部分外国人，一味地使用武力解决问题。6月14日，克林德带领水手一排行于内城之上，发现有义和团在练习，竟然毫不迟疑地下令开枪，当场打死二十余人。此后使馆卫队开展了“猎取拳民行动”，多次主动攻击义和团团员。这就激怒了京城中的义和团团员，他们开始到处焚烧教堂和攻杀教民，并殃及今前门大街外的大栅栏地区，原本繁华的大栅栏商业街被完全烧毁。接着西单又燃起了大火，京城陷入混乱中。主和派官员袁昶指责克林德说：“门吏等方与步军统领议弹压京城内外，遵旨严拿首要，以靖地方而弭邻衅。不意德克使暗于事机，擅自拿办拳匪，以致激变。”他怨怪洋人捕杀团民，不顾清政府的政策，以至激怒义和团，使事态严重，如今局面已难以收拾。而克林德本人则在6月20日去总理衙门交涉时，与虎神营章京恩海相遇，由于他开枪寻衅，结果被后者射杀，酿成著名的“克林德事件”。

克林德作为德国驻中国的公使，却违反国际上外交使臣的定例，多次屠杀中国团民，干涉中国的内政。因为他的行为触怒了中国人民才被击毙。事后以德国为首的各国侵略军都以此为借口威胁清政府，慈禧太后这次却决定对危及她个人权利的列强宣战。此时的义和团正在攻打西什库教堂，于是慈禧太后命令清军帮助义和团围攻教堂。

之后清朝的正规军参与到攻打只有四百洋兵把守的东交民巷和只有四十个洋兵、四十一条枪的西什库教堂的战斗中，但却整整六十五天都没有攻打下来。清廷与义和团联手围攻使馆却久攻未下，这成为一桩争论不休的悬案。当时清军和义和团对于据守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外国军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关于围攻失败的原因，后来有很多说法，有人说是因为当时教堂中的教士们会使用巫术，以至于用火烧毁不了教堂，一万多义和团团民外加清军也攻打不进去。但这毕竟是流传，不具有科学性。事实上除清军调入的炮弹“混入大批的废品”，妨碍进攻，以及使馆区内有少数法、意两国水兵的机关枪的火力很强之外，失败的原因可以归咎于慈禧太后的左右摇摆和高官们的暧昧态度。因为慈禧为自己留有余地，所以不肯全力进攻使馆。清军多次停止进攻使馆，甚至还向使馆送去米、面、满车的蔬菜和西瓜，结果对使馆的围攻一直持续到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

在进攻使馆“数十日不下”时，端郡王载漪急火攻心，于是以“上谕”的名义命令武卫中军一位叫张怀芝的分统（旅长）用开花炮助攻。这是一种刚从德国进口的最新式大炮，威力巨大。张怀芝是当年英国将军戈登在中国主办的新式军校天津武备学堂中的毕业生，他始终觉得在此刻的灭洋行动中朝廷的态度有点奇怪，一直不肯下令开炮。后来他到荣禄家讨要一道发炮的命令，荣禄支支吾吾，就是不肯，最后含糊地来了一句：“炮声一响，里边（皇宫）是听得见的。”张怀芝立即明白，告辞而出。他飞快登上城墙，说“炮位不准”，命令重新测定方位。这次大炮在精确地瞄准了使馆区内一块无人的空地之后，众炮齐发，猛烈的炮火轰了整整一夜，却未伤及洋人一人。

与此同时，八国联军从天津大沽登岸，一路击溃十数倍于它的清军和义和团，攻入了北京。如同咸丰皇帝一样，慈禧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逃跑的决定，带着光绪帝仓皇离开北京。八国联军在北京和保定等地大抢数日，到处烧杀抢掠。逃到西安的慈禧这时又命李鸿章出面，解决局面。联军拟出处死当初极力主张灭洋的朝廷大员的名单，并要求赔偿银两4.5亿两。赔款多少对慈禧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洋人并没有提出“还政于光绪帝”的条件，这令她大喜过望，很痛快地答应了对方的条件，并且说了那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话。

于是李鸿章又再一次作为清政府的全权大臣，赴京与英、法、德、俄等十一个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因为这一年是农历辛丑年，故名《辛丑各国和约》，简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不仅赔款数额巨大，而且包括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内容，譬如划定使馆区不准中国人居住；拆毁大沽口炮台；外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驻扎军队；清政府保证镇压排外行为；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于六部之上等等。所以它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至此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的国家。

《辛丑条约》赔款额

《辛丑条约》中列强勒索的巨额赔款，加剧了中国的贫困和经济衰败。而外国军队长期驻扎在中国的战略要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国防安全。《辛丑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中国的先进分子自此放弃了对清政府的所有幻想，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展开。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圆明园的毁灭

圆明园周围连绵十公里，由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三园组成，其中圆明园最大，所以统称为圆明园（亦称圆明三园）。此外还有许多属园，分布在圆明园的东、西、南三面，包括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清漪园（后来的颐和园就是在此基础上建造起来的）等，合计面积达五千多亩。每年的盛夏，清朝皇帝都会到这里来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

圆明园不仅汇集复制了江南若干名园胜景，还创造性地移植了西方的园林建筑，可以说集当时古今中外造园艺术之大成。园中不仅有宏伟的宫殿，秀丽优美的亭台楼榭，还有象征热闹街市的“买卖街”和农村景色的“山庄”，还仿照古代诗人、画家的诗情画意建造了蓬莱瑶台、武陵春色等。除了作为造园艺术的典范以外，圆明园内还收藏汇集了无数珍宝，包括历代书画、金银珠宝、宋元瓷器等。

但是就是这样一座人类文化的宝库，竟然遭到两次洗劫，无数瑰丽宝藏被侵略者抢夺和破坏。如前文所述，圆明园第一次被洗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法国人首先闯入圆明园，每个人都满载而归。在法国军营里，堆积着珍奇的钟表、五光十色的绫罗绸缎，以及珍贵的艺术品，价值达三千万法郎。英国侵略军虽然来晚了一步，但园中的财宝仍然让他们个个收获不菲。而对于那些搬不走的大瓷器和珐琅瓶，野蛮的入侵者就将它们砸得粉碎。这场浩劫，正如法国大作家雨果所描绘和抨击的那样：“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夏宫，一个进行抢劫，另一个放火焚烧。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欧洲，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国，一个叫英吉利。他们共同‘分享’了圆明园这座东方宝库，还认为自己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英法侵略军把圆明园抢劫一空之后，为了消赃灭迹、掩盖罪行，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下令烧毁圆明园。大火一直焚烧了三个昼夜，使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焦土。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在安佑宫中的近三百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由于圆明园园子面积太大，景点分散，而且水域辽阔，使得一些偏僻之处和水中景点得以幸免于难。据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的查勘，园内尚存有建筑十三处。如圆明园的蓬岛瑶台、藏舟坞、绮春园的大宫门、正觉寺等。

后来法国海军上尉巴吕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第一批进入圆明园的人以为是到了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什么居住场所。因为摆在架子上的那些东方玉器、金器、银器，还有漆器，不论是材料还是造型都是那么珍稀罕见，那简直就像欧洲的博物馆。”参与者之一阿尔芒·吕西赞叹：“我为我看到的东西而震惊、瞠目、惊呆，现在《一千零一夜》对我来说完全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当时联军中的法国将领蒙托邦最初曾经假装下令不准士兵们随意动园中的物品。但圆明园中那些精美昂贵的宝物是这些侵略者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侵略者们怎么能抵挡得住眼前的诱惑？法国军医卡斯塔诺承认：“对圆明园的抢劫是不可避免的。”法国统帅的翻译官埃里松伯爵断言，一切阻止抢掠的尝试都是不可能的，是枉费心机，注定要失败的。“将军能做什么？他手下的军官们又能做什么？毫无办法。……无论是法军还是英军的统帅，所能做的只有把眼睛闭上，视而不见……蒙托邦即便拼尽全力，也无法阻止自己的部下进入圆明园的大门。正如拿破仑一样，凭他近乎神一般的威望，也没能在滑铁卢溃败时阻止住他的部队后退。”这段为将帅辩护的话，恰恰暴露了他们纵容抢劫的嘴脸。于是抢劫成为一场公开与合理的疯狂行为。法国人肆意地、自由地在圆明园中劫掠一切可以带走的东西，而英国人则有组织、有安排、有条不紊地将宝物成批地运走，更像是有组织的政府行为。埃里松伯爵说：“法国人堂而皇之地抢，而且都是单个行动。英国人比较有条理，他们能很快就明白应该怎么抢，而且干得很专业。他们都是整班行动，有些人还拿着口袋，都有士官指挥。”英国人甚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收集从圆明园掠夺来的物品，士兵必须把从圆明园抢劫而来的“战利品”交给委员会，由委员会编制清单，组织公开出售。

历史细读

1900年7月，沙俄悍然出动十多万侵略军以“护路”为名。从五路大举侵入我国东北地区。沙俄当局下令通知海兰泡的中国居民，中俄两国要打仗，要把他们送过江去。7月15日下午，俄军突然封锁了黑龙江，不准中国居民过江。7月16日，沙俄军队强行将数千名中国居民关进警察署，洗劫了中国居民的住宅和商店。第二天，第一批中国居民约有三千人被押往海兰泡北六英里的黑龙江边遭射杀或溺死。从7月16日至21日，俄军在海兰泡共进行了四次大屠杀，夺去了六七千中国人的生命，史称“海兰泡惨案”。

对于英法联军来说，能在战争中发这么一笔横财，简直让他们无法表达心中的兴奋之情：“军营变成了化装舞会，炮兵们回来时，个个身上都裹着皇后的丝袍，胸前挂满了清朝大官的朝珠……。”但他们仅仅是对天降横财感到高兴，却并非真正地在乎那些价值连城的宝物们的价值。所以“气恼时，就把那些带不走的东西砸碎、撕烂，或者弄脏……至于银子，多得几乎不屑一顾，因为那东西分量太重……但内格尼罗中尉居然有办法用军舰带回五百件之多的中国瓷器。”而随军的神职人员在圆明园被焚毁前，居然大言不惭地说：“都拿走吧，再过半小时，所有的东西都将被烧掉。这是拯救，而不是抢劫。”

这批从圆明园失落的国宝，后来以各种方式流落在世界各地。据美国历史学家统计，仅仅是1861年到1866年的六年间，伦敦就进行了大约十五次圆明园物品的拍卖。而时至今日，散落在世界上四十七个国家二百多个博物馆中的中国古代文物，至少有一百多万件。大量的圆明园文物分散在欧洲的各大博物馆中，尤其是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数目巨大。另外还有很多散布文物在世界各地的收藏者手中。

但圆明园的悲剧远未结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再次火烧圆明园，使这里残存的十三处皇家宫殿建筑彻底遭到掠夺焚劫。

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圆明园被视为自己历史遗产的一部分，它承载着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圆明圆被烧毁，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情感，给中国人带来了集体的创伤，成为中华民族永不能忘记的屈辱一页。

屡战屡败的根源

清王朝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只能用赔款割地来求得一时安宁？

就武器准备而言，差距虽大却并不等于没有获胜的机会，从“雅克萨之战”到“甲午战争”，清朝的军备实力一直是对方不敢小看的。八国联军入侵时，保卫京津的清军部队装备其实也是相当精良的，而且人数众多。

1900年时，清军通过洋务运动，已进口和仿制了大量先进的洋枪洋炮，设立了一批军事学堂，并且派遣了数以百计的军事留学生。为了避免重蹈鸦片战争的覆辙，洋务运动中还编练了新式的陆军。这些行动应该说还是起到了不小的积极作用，使清军在鸦片战争之后不长的时间内，就从冷兵器、半火药兵器时代，迅速进入到火药兵器、半机械化的时代。当时守卫京津的武卫军，为六万人的精锐部队，均分别受过德、俄式训练，装备有毛瑟枪、快速机枪和各种大炮。但武卫军加上其他清军达十几万之众，却败在了临时拼凑起来的八国联军之下，着实是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封建社会素有“重道轻器”的传统，这也导致了“重文轻武”的现象，严重阻碍了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在军官的晋升上，科举取仕仍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文官的官位比武官往往更受人尊敬。通过近代化练兵崛起的乡勇将领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刘铭传、郭嵩焘等，为了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也都寻求转任文官，以示朝廷的奖赏。身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在设立广东水陆师学堂时，也只好规定“在堂者一律仍准应文武试，以开其上进之程”。1874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呼吁“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使近代人才升迁。但是直到1901年，清廷才宣布废除武科举，但其时已晚。甲午战争后，近代军事教育地位仍然很低，除了凤毛麟角的新军军官以外，大多数军官的选拔、任命，仍是裙带式的推举，或是武科举考试。在总理海军衙门存在的十年时间之中，先后有十位总理大臣、会办大臣、帮办大臣任职，但是执掌这一部门的却没有一个人出身于海军或受过海军的专业训练。至于衙门的总办、帮办和章京们，则几乎都出自八旗子弟，他们既没有专门的海军知识，也不以国务为重，而是千方百计地利用职位为自己谋取私利。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新军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严重。新军虽然着重于现代特征，但受时代的影响，封建陋习在人们的思想中早已根深蒂固，比如地方主义、任用私人、徇私舞弊、忠于个人的观念、党派主义和军人干政等。洋务派将领既然自行招兵、发饷和训练军队，这种对于军队极大的控制权则免不了仍是半私人性质。为了发展各自的势力，军官的任命普遍存在着裙带风，以及靠恩师、门生、故旧等封建关系。比如“新建陆军”出身的袁世凯在人事上就大肆收罗亲信，建立从属于自己的班底，笼络淮军旧部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和留日学生，使这些人效忠自己。由于存在着严重的“兵为将有”的问题，以至于国家需要新式军队抵抗外敌入侵时，居然会发生部分新军拒绝履行义务的事情。八国联军入侵之时，袁世凯正驻山东，一万多人的武卫右军装备先进，都备有德制毛瑟枪、机关枪、大炮，但他仅仅是装模作样地派出了新募的三千多人的地方部队，而绝不肯牺牲自己的精锐部队。另外张之洞的“自强军”有受过德式训练的七千七百五十人的精锐部队，在“编队操演和武器运用上，可与最好的德国军队相比”。但在八国联军进逼京津，清政府对外宣战的情况下，张之洞在地方拥兵自重，并在英国策动下，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联络东南各省督抚，同外国驻上海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九条，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治安秩序由各省督抚负责。袁、张二人的行为，对于八国联军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受当时社会科技、经济、教育等的影响，清政府虽然进口了许多洋枪洋炮，也试图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但军事教育整体理念仍处于冷兵器战争时代的水平，未能有效地解决各级军官指挥能力弱、号令不统一、武器不划一、后勤缺乏效率等问题。最严重的是军官们不会协同使用各兵种，更不能解决久已存在的贪污腐败、徇私、吃空额和饷银过薄的问题，这不仅使其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更可怕的是无法满足近代岌岌可危的国防需要。由于对近代军事教育认识不足，新军缺少陆军内部各兵种的协同训练，更缺少必要的陆海军的协同训练。其恶果在甲午战争中显现无疑，海军与陆军的协同行动严重脱节，日军在辽东半岛登陆时，海军只顾“避战保船”，等日军已经围攻威海卫时，陆军的援军还迟迟没有到来。到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时，情况仍然没有好转。以至于连西方研究者都说：“中国军队在1900年，像在1894年至1895年时一样，最大的弱点是缺乏够格的军官。军官队伍的主要缺点，是对基本的战略战术缺乏知识。再者即使个别人具有某些理论知识，他们也缺乏指挥大军配合使用各兵种的经验。其结果当然是士卒对他们的领导人极少信仰。”

新军战法的落后，除了封建传统思想作怪以外，也与当时的洋教习不尽心尽力有关。虽然德国教习受高薪聘请，日本的教习有着胜利者的自信，但德、日等国的军事教官同样担心中国军队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所以教学内容多是在西方世界已经过时和落伍的东西。据《东方杂志》记载，德皇曾密戒其陆军中人，不许以适宜之战术授之于中国。教给清军的不过是普法战争前的旧战术，而且仅限于士兵的战术，士官以上的知识都秘而不宣。而部队也很少进行野外演习，士卒训练仍然有用弓箭与火绳枪来打靶的。更有甚者，居然有人把他们的新式武器储存起来，让部队使用老旧的器械。由于缺乏保养，有的军官竟任凭这些现代武器朽烂。

此外在军事的近代化过程中，清军的一大致命伤就是严重的形式主义。清末的新式陆军，依然像八旗军那样喜欢以旗帜鲜明、衣着耀眼、刀枪夺目和锣鼓喧天造成一种军威雄壮的景象。他们醉心于队列操练，因为那样使他们看起来声势浩大。衣着光鲜的士兵，走着德式步操，看上去确实好不威风。袁世凯的部队，其队列演练和器械操作的良好程度，使来访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家看了也为之神往，称“有些部队的体育锻炼简直能与马戏团和杂技团相比”。过度的队列练习和体能训练损害了士兵的健康，野战演习或射击练习的缺乏又使得他们在实战中吃尽了苦头，最终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惨败。这种只重外表而不重实效的现象，部分原因在于有的新军领导人错误地将西式战术理解为队列训练，但更深层次也许是他们企图以雄壮的军容来打动大员们，以期让他们产生好的印象。所以新军训练的结果就是徒有其表，实际上却与真正的军人作风相差甚远。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中，董福祥的甘军和聂士成的武卫军，装备和训练虽都较差，却让八国联军在初战中大栽跟头，伤亡达三百多人。这证明清军如果有足够的勇气的话，也完全有乘胜进攻和勇敢袭击的能力。但守卫京津的清军部队，却往往“有钢无气”，遇到敌人的时候，不管对方实力如何，动不动就一触即溃。在军事素养落后的情况下，如果连战斗意志都极为薄弱、丝毫没有主动精神的话，清军的失败是注定的。

晚清的军事变革说明，单靠买来的洋枪洋炮，是不能完成近代化军事变革的，也挡不住外敌的入侵。只有踏实搞好包括军事教育在内的军事变革，使人员和武器达成有机的结合，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和蓬勃的朝气，才能真正实现质的转变。

清政府所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一览表

签订国家 条约名称 签订大臣 时间

中英 《广州和约》 余保纯 1841年

中英 《南京条约》 耆英 1842年

中英 《南京条约补充条款》 耆英 1843年

中英 《虎门条约》 耆英 1843年

中美 《望厦条约》 耆英 1844年

中法 《黄埔条约》 耆英 1844年

中俄 《瑗珲条约》 奕山 1858年

中俄 《天津条约》 桂良 1858年

中美 《天津条约》 桂良 1858年

中英 《天津条约》 桂良 1858年

中法 《天津条约》 桂良 1858年

中英 《天津条约补充》 桂良 1858年

中英 《北京条约》 奕 1860年

中法 《北京条约》 奕 1860年

中俄 《北京条约》 奕 1860年

中俄 《勘分西北界约记》 明谊 1864年

中美 《增续条约》 蒲安臣 1868年

中日 《修好条约》 李鸿章 1871年

中日 《北京条约》 奕 1874年

中英 《烟台条约》 李鸿章 1876年

中俄 《里瓦几亚条约》 崇厚 1879年

中俄 《伊犁条约》 曾纪泽 1881年

中法 《会议简明条款》 李鸿章 1884年

中日 《天津条约》 李鸿章 1885年

中法 《新约》 李鸿章 1885年

中葡 《北京条约》 奕劻 1887年

中英 《藏印条约》 升泰 1890年

中美 《华工条约》 杨儒 1894年

中日 《马关条约》 李鸿章 1895年

中日 《辽南条约》 李鸿章 1895年

中俄 《密约》 李鸿章 1896年

中德 《胶澳租借条约》 李鸿章 1898年

中英 《展拓香港界址条约》 李鸿章 1898年

中国与八国联军 《辛丑条约》 李鸿章 1901年

中日 《满州善后协约》 奕劻 1905年

中英 《续定藏印条约》 唐绍仪 1906年

清政府卖国条约的主要内容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此后六十年间，清政府一共签订了一千一百多个不平等的卖国条约。其中影响深远的有二十多个。

这些条约对中国的主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逐渐使中国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巨额的赔款也给整个国家和人民带上了沉重的经济枷锁。

上海租界图

1845年11月29日，清政府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共同公布《上海土地章程》，设立上海英租界。此后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设立。这是上海开埠后的第一份租界地图。

其中损失最大、掠夺最残酷的主要条约具体内容包括：

1. 中英《南京条约》

强占香港。中国赔偿英国军费等，共2100万元，分4年付清。

五口通商。《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英国在五口有权驻领事等官员，商人可以自由通商，不受只准清政府指定的“行商”贸易的限制。

控制关税。

领事裁判权。《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凡是英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交涉词讼”，或在中国领土上犯罪，其如何定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官）照办”，中国官员无权依据中国法律进行判处。

片面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应该是缔约国双方的对等权利。但在中英不平等条约里，却只规定了缔约中外国能够片面享受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

2. 中美《望厦条约》

美国人可以到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港口贸易或居住，并且准许美国兵舰进入中国海港。

美国货进出口，中国海关收税必须和美国领事商议。

美国人在华犯法，“中国官员不得过问” 。

历史细读

晚清时期因与各国往来无国旗，便将作战时的三角黄龙旗定为国旗。光绪七年（1881年），清政府确认水师旗为长方形，宽四尺，高三尺，黄底、蓝龙、红球。光绪十五年（1889年）定此旗为国旗。

容许美国人在五口“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礼拜堂及殡葬之处” 。

3. 中英法美俄《天津条约》

外国公使常驻北京。

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江宁（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中国海关聘用外人 。

外国人可在中国传教、游历、通商 。

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来往。

扩大片面最惠国待遇，清政府给其他国特权，美国“一体均沾”。

中国给英国赔款银400万两，法国200万两。

《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又称《中英通商章程》，是《中英天津条约》 的补充条款。主要内容有：海关聘用英人；海关对进出口货一律按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子口税百分之二点五，不再纳厘金税；允许鸦片进口，每百斤纳进口税三十两。

4. 中英法《北京条约》

开天津为商埠 。

准许华工出国，割让九龙司地方给英国 。

发还天主教资产。

对英、法赔款增加到800万两 。

5. 中俄《瑷珲条约》

中、俄两国以黑龙江及额尔古纳河为界，以北属俄国，以南属中国。

黑龙江下游以南、乌苏里江以东直至鄂霍次克海沿岸之地，由原属中国所有改为中、俄两国共管。

俄国船只在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上拥有通航权。

6. 中俄《伊犁条约》

中国要“偿还”俄国占领伊犁的“费用”五百多万两白银。

中国要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斋桑淖尔以东地区“割”让给俄国。

沙俄在嘉峪关、吐鲁番增设领事，俄商在天山南北、蒙古免税贸易。

伊犁居民可自愿迁入俄国。

7. 《中法新约》

中国放弃对越南之宗主国地位，承认越南为法国“保护国”。

中国在中越边界附近择二地为对法“通市”的商埠。

法国在中国西南各省拥有兴建铁路的特权。

8. 中日《马关条约》

中国完全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

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

中国开放江南的苏州、杭州，以至长江中上游的重庆、沙市， 对日通商，日本并享有通至此等口岸的内河航行权。

中国允许日本在各通商口岸有设厂权，并享有最惠国待遇。

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

9. 中德《胶澳租界条约》

租借山东半岛南部的胶州湾及其铁路权给德国 。

10. 中俄《旅大租地条约》

旅顺“租借”给俄国作为军港，大连“租借”给俄国作为商港，均以25年为期，但“可以延长”。

在“租借期”内，中国军队不得驻在旅大地区。

俄国再取得由旅大至哈尔滨之铁路修筑权（包括后来之所谓“南满铁路”），以及铁路沿线之利益独占权。

11.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租借“新界”予英国，共99年。

12. 《辛丑条约》

惩办端郡王载漪等排外大臣。

两年内禁止军火输华。

中国向11国“赔款”4.5亿两（分39年偿付，连本息共近10亿两）。

作为偿付赔款的抵押，中国海关所收之关税、盐税，均为外国控制。

各国自管北京使馆区。

大沽口至北京之间的所有炮台，全部拆毁。

清廷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13. 《满洲善后协约》

日、俄分别从中国东北撤军后，清廷开东北三省之16处城镇作为商埠对外开放（盛京省之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吉林省之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黑龙江省之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

日本取得东北南部之安奉铁路之管理经营权。

在东北的奉天（今沈阳）、营口、安东（今丹东）等城市，划定日本“租界”等等。

14. 中法《黄埔条约》

法国取得与英国《南京条约》、美国《望厦条约》相同之利益。

15. 中英《烟台条约》

英国人得到进入中国西南边境“游历、探路”的权力。

英国人如果由中国内陆经西藏前往印度，清政府需通知驻藏大臣协助通行。

16. 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鸦片入口，每箱（百斤）向海关一并缴纳税厘110两（正税30两、厘金80两）后，由华商持凭单运往内地销售，中途不再征收任何捐税。

17.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划定中俄西段边界，自沙宾达巴哈山口至浩罕为止的边界。

加上《中俄北京条约》，沙俄共侵占中国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18. 中英《广州和约》

7日之内缴广州“赎城费”600万元，赔偿英商馆损失30万元。清军退驻广州城外60英里，赎金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

19. 中俄《满州里界约》

中俄两国重定由塔尔巴干达呼第58界点起，至阿巴该图第63界点，并沿额尔古纳河，至该河与黑龙江会流处止的国界。

中国丧失数百平方公里土地，同时右岸应属中国的许多洲渚，划归俄国。

《满洲里界约》成为清王朝签订的最后一个丧权的边界条约。

20. 中英《藏印条约》

承认英国对哲孟雄（锡金）的保护权。又据此条于1893年签订《藏印续约》。

开放亚东为通商口岸。

五年之内藏印贸易不收税，为英国侵入西藏打开了通道。

晚清的变革

洋务运动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在对待如何解决一系列内忧外患的问题上分为了两派，分别是“洋务派”与“顽固派”。其中以奕为首的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富国强兵，通过发展近代工商业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被称为“洋务运动”。这场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当时留守北京负责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领衔上奏了《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帝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标志着洋务运动在中华大地上的正式登场。直到1894年９月，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４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止，开展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破产。

左宗棠像

左宗棠年少时曾屡试不第，后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之学，成了清朝后期著名的大臣。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

所谓洋务，指的是牵连到外国的一切事情。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向西方学习以自强。但在当时，这样的远见卓识受到了顽固守旧派占主导地位的清廷的敌视。直到鸦片战争后，随着太平天国、捻军、外国侵略势力的纷至沓来，穷于应付的清政府第一次感到了生存危机。面对这种局面，以总理衙门大臣奕、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应当抛弃陈腐的“祖宗之法”，转而引进西洋的先进技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抵御外侮，维护清廷的统治地位。所以当洋务派的活动没有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时，慈禧太后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活动至少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于是一场影响了近代中国命运的洋务运动在举国上下“办洋务”的热潮中开始了，史称“同光新政”。

当时洋务派的主要代表在中央是以奕、文祥为代表的满族官员，在地方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官员。开始时洋务运动的目标是巩固国防，创办“自强新政”以“求强”，所以主要是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创建新式军队、购买国外新式武器。同治元年（1862年），清廷下令都司以下军官一律开始学习西洋武操，各省防军开始更换新式武器。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制炮所，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建设由此拉开了序幕。1864年李鸿章在苏州设立西洋炮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1887年丁葆祯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就基本建成了近代军事工业体系，火枪、大炮、弹药、蒸汽战舰都已能够在国内制造，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次大飞跃，从此中国大地上有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

为了满足洋务运动对于巨额资金的需求，洋务派在兴建军事工业的同时，“百方罗掘”但是仍然“不足用”。于是洋务派开始将工业范围扩大到兴办民用工业，以达到“兴商务、竣饷源、图自强”的目的。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尝试“求富”之路。此后十多年间，煤矿、铁厂、缫丝厂、电厂、自来水厂、织布厂、电报、铁路相继建设，这些民用工业的创办打破了西方资本在中国的垄断，为国家回收了大量的白银，同时也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在洋务运动进行的过程中，那些地方大员们都是各自为政、互不隶属的，彼此之间甚至存在着竞争而互相掣肘的现象。而且洋务派经营的这些近代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都受到西方国家的左右和牵制。

洋务运动在甲午海战之后失败，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注定了洋务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顽固派的势力依然强大，加之“防汉”的心理根深蒂固，往往横加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在外交活动中，洋务派又坚持“外须和戎”，以妥协投降、息事宁人为最基本的处理方式，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的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中日甲午战争，使得洋务派标榜的“求强”“求富”的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洋务运动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开始，历经三十余年。在洋务派的努力下，这三十年使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后来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洋务派资助了一些留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理论，为我国培养了人才。但随着甲午战争的硝烟散去，清廷面对来自朝野内外的责问，不得不找出一个替罪羊。于是洋务派和洋务运动被当成了甲午战败的罪魁祸首，刚刚打开的国门又再次关上。

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洋务运动期间，在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洋务派的主持下，清政府曾经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幼童赴美国留学，中国铁路工程的开拓者詹天佑就是其中一员。这原本是清政府设立的一个长达十五年的留学计划，但是进行到第十年的时候，因为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将“留美幼童”提前召回。后来他们当中有的在中法海战、中日海战中为国捐躯，有的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事业的开创者，有的则成为清朝大臣，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也出自他们中间。

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是“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这两句话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说的。在奏折当中，曾国藩和李鸿章对外国的科学技术有很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西洋军事实力的背后，有地理、数学、天文、制造等多种知识。他们重视引入外国的先进技术，把学有所成的“游学”者请到学校，教授各门科学。他们把陆军和海军的建设看作“身心性命”。而中国要仿效西方的成功之道，最紧迫的是应当选拔聪颖子弟到海外留学，努力钻研，以实现皇上逐步自强的夙愿。奏折批准后，曾国藩和李鸿章让翰林陈兰彬担任留学事务局正委员，计划的积极倡议者容闳为副委员。

最终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在1872年8月11日奔赴美国。前后四批共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他们乘坐轮船跨越三万二千里，横渡太平洋到达美国。大洋彼岸的这个新大陆的方方面面都让幼童睁大了双眼。最让他们感兴趣的莫过于火车。“火车时代”无疑是对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最好概括，中国孩子们乘着火车到达了他们的终点站，康涅狄格河畔的Spring field，中国人给这座城市起了一个清新的名字叫“春田”。

赴美的“留美幼童”之中，最后有多少考入美国大学又曾进入哪些大学，至今仍有空白和疑点。但目前所知，至少有五十名幼童后来进入大学，其中二十二人就读于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他们是詹天佑、欧阳庚、容揆、黄开甲、梁敦彦、张康仁、钟文耀、蔡绍基、唐国安、谭耀勋、李恩富、容星桥、曾溥、陈佩瑚、刘家照、陈巨溶、陆永泉、祁祖彝、卢祖华、徐振鹏、钟俊成、钱文魁。十年以后，清政府强行召回这些孩子时，容揆和谭耀勋抗拒“召回”，在大部分人回国后依然留在美国完成了耶鲁大学的学业。李恩富、陆永泉则是被召回后，后来又重新回到美国修完了学业。在另外一所著名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的“留美幼童”有邝咏钟、方伯梁、邝贤俦、薛有福、邝景扬、邓士聪、杨兆楠等人。李鸿章原计划把留学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但一部分人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后准备到大学读书时，美国政府却没有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同时在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浪潮，这给中美关系蒙上阴影。

后来开放的容闳与保守的陈兰彬及其继任者吴子登之间产生矛盾，导致留学生计划夭折。当时容闳和陈兰彬、吴子登为留学生的洋化问题发生争执，光绪帝在一份奏折上批示，要求对留洋事务局严加整顿。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感觉到出洋留学事务局大势已去。1881年2月，他在给陈兰彬的电报中说：“如真无功效，弗如及早撤局省费。”而主持留学事务的另一主要人物容闳，深感留学事务局的生存受到威胁，他立刻向密友、当地教堂牧师推切尔求助。推切尔首先联络美国若干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联名致信清廷的总理衙门。但是总理衙门却正好借题发挥，称李鸿章有“不撤而撤之意”，向皇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所以仅半年后，清政府就再次下令强迫大部分留学生返回中国。

历史细读

同治四年（1865年），英商杜阑德在北京宣武门外修了一条长约半公里的铁路，示意清朝廷让外国人在中国修筑铁路，但被步军统领衙门拆毁。光绪二年（1876年），英商怡和商行修建了淞沪铁路，清朝廷购得修筑权后，将之拆毁并抛弃到海底。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是台湾基隆矿区到滨海的运煤铁路，另一条是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

1901年11月，李鸿章在弥留之际力保袁世凯。袁世凯接过李鸿章的衣钵后，也就顺理成章地起用了李鸿章生前栽培的这一批留洋人才。一时间“留美幼童”聚集天津。1901年底直到1904年，唐绍仪出任天津海关道。他参与了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被占的天津、处理涉外事务以及督察税务、清理金融等工作，还创办了电报学堂，招收十五岁左右的孩子来学习。

唐绍仪的继任者是梁敦彦。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后，曾就读于美国斯蒂芬工学院的梁如浩担任北宁铁路总办和牛庄海关道，后来又接替梁敦彦任天津海关道。他的继任者是“留美幼童”蔡绍基。维新时期，蔡绍基参加了天津中西学堂的创办。1903年4月，天津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蔡绍基先为帮办，后为总办。他是“留美幼童”中出现的第一位大学校长。另外曾担任“镇远”舰枪炮大副的曹嘉祥，被袁世凯任命为天津巡警道，成为中国新式警察的创办人之一。“新政”时期闻名全国的“北洋警政”是与他的努力分不开的。

兴办铁路图

修建铁路的技术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也掀起了兴修铁路的高潮。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建于上海，由英国人兴建，后被清朝地方官员买回并拆毁。

袁世凯权倾一时，就任直隶总督后不久，他就被清廷又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和督办电政大臣，所以铁路、电信等要害部门都在他的管辖之下。一批学习铁路、电报的“留美幼童”得以学以致用，成为当时袁世凯麾下的骨干力量。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詹天佑。

中国铁路之父

詹天佑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被称为“中国铁路之父”。 咸丰十一年（1861年），詹天佑出生在一个普通茶商家庭。同治十一年（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投考幼童出洋预备班，很快就被录取了。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

光绪四年（1878年），在老师诺索卜夫人和容闳的支持下，詹天佑考取了耶鲁大学，进入土木工程系学习，就读铁路工程一科，三年后获得学士学位。回国之后，詹天佑满腔热忱地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洋务派官员们十分迷信外国的技术，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并不重用詹天佑。1888年，几经辗转的詹天佑终于进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开始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这也成为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刚上任不久，詹天佑就面临一次重大的考验。当时正在修建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时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因为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流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没能成功；后来请日本工程师，再次失败；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也以失败告终。詹天佑提出由中国人自己来设计。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让詹天佑来试一试。詹天佑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设计方案的失败原因，然后又同工人一起实地调查、测量。经过反复分析比较后，詹天佑确定了桥墩的位置，并且大胆决定采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来进行桥墩的施工，滦河大桥果然成功建成。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一个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解决的大难题。

初战告捷之后，詹天佑赢得了一直迷信洋人的清政府的信任，但也遇到了更严峻的挑战。

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京张铁路，连接北京丰台，经八达岭、居庸关、沙城、宣化到河北张家口，全长约二百公里。此路“中隔高山峻岭，石工最多，又有七千余尺桥梁，路险工艰为他处所未有”，特别是“居庸关、八达岭，层峦叠嶂，石峭弯多。遍考各省已修之路，以此为最难，即泰西诸书，亦视此等工程至为艰巨”，“由南口至八达岭，高低相距一百八十丈，每四十尺即须垫高一尺”。可以说工程的难度相当大。这条铁路的修建，英国和俄国都想插手其中，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以为，中国根本没有自己修建铁路的能力。

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成为京张铁路的负责人。此前中国还没有一条铁路是自主修建的，京张铁路虽意义重大，却也困难重重。詹天佑坚持不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也随之开始。詹天佑亲自带着学生和工人，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他身为总工程师，却和工人们同甘共苦，一起挖石、挑水，常常是一身污泥一脸汗。火车要穿越八达岭，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詹天佑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

作为总工程师，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的几载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比原先计划的六年时间提前了两年，而在工程费用方面也只用了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左右。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被推翻。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一起成立了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选为会长。詹天佑从业三十多年，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几乎和他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为中国铁路事业奉献了自己全部精力和智慧的詹天佑终于因积劳成疾，于1919年病逝，尚不足六十岁。

詹天佑是我国近代科学与工程技术史上的先驱，也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中国的铁路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詹天佑十分注重铁路人才的培养，制定了工程师升转章程，对工程人员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定明工程师薪酬与考核成绩挂钩，所以在京张铁路修建期间培养了不少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他在西方列强面前不畏强暴，威武不屈，提出“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不受外侮，以自立于地球之上”的口号，代表了炎黄子孙百折不挠、永不屈服的高尚民族气节，永为后世楷模。

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是中国在洋务运动中创办的第一所国家级学府，它首先把近代自然科学引进了中国的正规学堂，对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杰出的贡献。

京师同文馆简称同文馆，是清末洋务派创办的用以培养“译员”“通事”的外国语学校。1862年成立时，附设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设英文馆。当时的学生只有十个人，都是些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同文馆聘请英国的传教士包尔腾担任英文教习，候补八旗官学教习徐树琳任汉文教习。第二年又添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学生也各为十名，仍然是从八旗子弟中挑选的。这时的同文馆，还是各馆分立、分馆教习。

1866年12月，恭亲王奕等奏请增设天文算学馆，招取三十岁以下的满汉举人，恩、拔、岁、副、优贡生，以及五品以下的京外官员，聘请洋人任教习。第二年天文算学馆开始招生。天文算学馆的出现，说明京师同文馆不再是初级的外国语学校，而是具有中学或中等专科学校的性质了。随着分馆的扩大，课程也是逐年增加，开设了不少自然科学、实用技术的学科，有些课程也已分化得相当细、相当专。例如算学就分成数理启蒙、代数、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微积分等。1868年，李善兰被聘为算学总教习。

一年之后，同文馆聘请了美教士丁韪良为总教习，正式有了总管校务的人员。1871年，京师同文馆添设德文馆。至此同文馆学生增加到一百二十人左右。继而设立了医学、生理学馆。1872年，总教习会同各馆教习，拟订了“八年课程计划”。这样各馆各自为政的情况得到了改变，同文馆开始有了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章程。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御史陈其樟奏请整顿同文馆，对八年课程计划进行了修订，前五年的课程近似中学程度，后三年的课程相当于大专程度。前三年侧重外语学习，后五年则偏重科学技术知识。这份崭新的八年课程计划，可以说反映了正在萌芽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要求，它强调科学技术的学习，而没有将“四书五经”“章句帖括”一类的传统科目列入其中。1896年，又增设了日文馆。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前后存在了四十年之久。

进入同文馆学习的学生，起初每月的补贴是三两银子，以后陆续增加，最高的时候达到每月十二两，这比起当时一个每年收入不超过四十五两银子的七品翰林来，可以说是相当富裕了。学生们不仅补贴可观，而且在同文馆中学习，吃、住、用都不用发愁。据进过馆里读书的著名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回忆，馆里的学生每六人一桌，每顿饭是四大盘、六大碗，有鱼有肉，还有海鲜，伙食非常好。

同文馆刚刚开设的时候设立了前馆和后馆，后馆是低年级学生，比照西方的中学，前馆是高年级学生，比照西方的专科，学制共八年。在同文馆中，执掌外文教习的一律是外国人（后来教西学的大部分也是外国人），他们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上课就成了“情景教学”，所以外文学习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这个官办的洋学堂初设之时，同治帝刚刚登基，还是个小孩子，一口气办了二十年，转眼就到了光绪年间。那时俄国人总是借勘界的机会蚕食中国的领土，但是中方跟俄国办交涉却是个大问题。总理衙门就想起了同文馆，于是到馆里找人才。同文馆的总办一下子找来了七八个学生，其中一个已经学习俄文达十三年之久，其余的也学了七年。结果却没有一个人懂俄文，成绩最好的一个刚刚能把俄文字母念上来，其余的连字母最多也不过认识一半。

这暴露了同文馆这所西式的国立高等外语专科学校，在师资方面有重大的问题。学校虽然设施好，待遇优，但师资水平不高。当时的情况下，有学问的西方人又有谁会乐意来中国教书呢？即使有乐意来的，中国的官僚机构也请不到。结果给了那些粗通文墨，甚至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洋人以可乘之机。此外同文馆的管理十分差劲。从开办的时候起，它就具有浓厚的政府色彩，管理大臣们外加提调、帮提调以及一群办事人员，除了公文往来，就是表面上的安排，只要学校开张，课堂有人，其他的什么也不管。

但在同文馆的毕业生中，也有一些才学之士。如有名的戏曲理论家齐如山，他后来就曾帮助梅兰芳策划了京剧的改革，并几次陪同梅兰芳出国演出，使梅兰芳和京剧走向了世界。

应该说同文馆是洋务教育的主要标本，也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京师同文馆在中国最早采用了班级授课制，所以被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馆内还附设印刷所，译印西方近代科技、世界历史和外国法典等书籍。但是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依靠的是洋人办学，所以从本质上说，同文馆依然属于封建学校。

懂得一门语言就打开了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京师同文馆培养的一批外国语人才有机会接触了很多国外变法革命的书刊和进步思想，对黑暗腐朽的清朝社会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客观地讲，京师同文馆最后产生的结果跟清政府的初衷恰恰相反。

历史细读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开始筹办交通运输、采矿等民用工业。1872年，李鸿章为了挽回沿江沿海的航运业，抵制外轮的侵夺，奏请试办轮船招商局。朱其昂、朱其绍兄弟被委派在上海洋泾滨永安街设局招集商股，定名为“轮船招商公司”。这是洋务运动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成立时有轮船6艘，从事客运、漕运等运输业务，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

新式民族产业的发展

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兴起，开始用武力掠夺别国财富，抢占殖民地。清朝后期，中国也被卷入了这个历史潮流之中。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得种种政治经济特权，用赔款、设厂、开矿、筑铁路、办航运和进行不平等贸易等手段，大肆掠夺，导致中国民穷财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同时中国的经济领域也开始出现了划时代意义的深刻变化。

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相继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等军工企业，开启了中国新式民族产业发展的历程。新式产业在创办初期是由官营体制占据统治地位，30多年后又出现了民营化趋势。洋务派所创办的军工企业在性质上都是官办，所以在管理上依旧沿袭了封建衙门的制度，机构臃肿、因循推诿、营私舞弊、贪污中饱等腐败现象如同清末官场。到了70年代，洋务派接着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企业，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像唐廷枢、郑观应这样拥有较多资金又有近代商务知识的商人开始介入，通过官商结合以促进企业的发展。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奏呈清廷批准“设局招商”，试办中国现代航运业。以求实现“自强求富，振兴工商，堵塞漏卮，挽回利权”，招商局因此而诞生，成为洋务运动转型后创办的第一家工商企业，也是中国近代创立的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当时人评论说，“中国制造船炮，彼人毫无猜忌，惟招商局之设，则群怀隐忧。此实中外大局一关键”，“创立此局，谋深虑远，实为经国宏谋，固为收江海之利，与洋商争衡。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之机尽在此举”。其时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甚至说：“中国办理海疆十余年，惟招商局深中肯綮。若办成有效，洋人之气不待战而慑矣。”招商局创办之初，迅速购置轮船，组建起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商船队，以上海为中心相继开辟了中国商轮第一条近海商业航线和第一条长江商业航线，在外强横行的中国水域第一次出现了挂着双鱼龙旗的中国商轮，之后又相继开辟了日本、东南亚、英国、美国等航线。特别是远洋航线的开辟，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精神，“西人所取于中国者，亦可取之于西人”。沿江、沿海主要港口，招商局都设立分局并且建有自用码头，彻底改变了当时中国江海航运业的面貌，民族利权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挽回。从招商局历年账目的统计来看，从1873年开业到1884年十余年间，累计核收轮船运费白银一千七百多万两，加上跌价竞争，使外商收入大大减少，中国少溢白银当在数千万两之巨。对比当时清政府每年不过八千万两的收入，可以知道招商局在当时社会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据当时学者和主事人估计，招商局成立近十年间，将中国航运利权收回了五分之三。到1881年，“长江生意，华商已占十分之六，南北洋亦各居其半”。

历史细读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首先在香港设置邮政。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法在上海开展邮政。光绪四年（1878年），天津海关税务司开辟邮路并发行邮票。光绪二十二年（1896后），总理衙门成立大清邮政总局。邮政总局开办后，在各处邮局门口设立绿色邮筒。宣统三年（1911年），邮政局划归邮传部管理。

但是统观官督商办的企业，在管理体制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弊病，绝大多数依旧沿袭了封建衙门的一套办法，企业的督办也不是由股东选举产生，而是由官府任命的，导致官商矛盾日益严重，民间投资新式产业的积极性被大大地挫伤。

甲午海战惨败之后，清政府的投降政策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列强们纷纷争做中国的债主，抢夺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和建立工厂的权利，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在这个过程中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而在中国内部，甲午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暴露无遗。为了扩大财源，支付巨额赔款，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不得不放宽对民间办厂的限制。于是中国出现了一个兴办工业的热潮。而《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外国资本商人设厂制造权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设厂自救”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民间投资创办工矿交通企业的活动在此环境下出现了一个高潮。

民族工商业之所以获得迅速发展，还与清末经济法规的制定颁行密切相关。到了20世纪初，垂死挣扎的清政府试图通过“新政”来挽救自己的统治，相继颁布了《商律》等保障商人权益的综合性法规，针对商会、社团的《商会简明章程》，以及其他有关奖励工商实业的章程。清末一系列经济法规的颁布，一方面表明清政府从传统的重农抑商转为保护、奖励工商，经济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另一方面工商业从业者的实业活动也确实获得了相应的法律保障和权利，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工商业者的投资热情受到了很大的鼓励，信心更为增强。当时的报纸也指出：“我国比年鉴于世界大势，渐知实业为富强之本，朝野上下，汲汲以此为务。于是政府立农工商专部，编纂商律，立奖励实业宠以爵衔之制，而人民亦群起而应之……不可谓非一时之盛也。”

光绪三十年（1904年），收回利权运动兴起。之前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与美国合办公司签订了出卖粤汉铁路的合同，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民要求清政府废除合同，接着在山东、河北、江苏、浙江、山西、奉天、四川、安徽等省都掀起了收回利权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的广泛开展，是推动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同治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公布了《重订铁路章程》，这个章程鼓励民间参与建设铁路，并且规定地方官对于华商集股创办铁路公司活动“均应一体保护”，同时要保持公司的独立性，“不得干预公司办事之权”，凡“查明路工实有成效者”，由商部“专折请旨给予奖励”。在章程的鼓舞下，在1904年至1907年短短的几年之内，各省就先后成立了十八个铁路公司。许多省份的商人根据这一章程，提出集股自建铁路的要求，绝大部分在起初都受到所在督抚和商部的支持，各省京官也无不主动联络，内外呼应。从保存下来的记载可以看出，各省工商业者筹建铁路的要求，大多是通过督抚奏请由朝廷批准的，而各省的商办铁路公司，也是经商部大力协助上奏朝廷谕允成立的。至于粤汉、广澳、津镇、京汉等铁路修筑权的赎回，同样是官商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当时有评论说：“乙巳，张之洞、岑春煊已首从鄂湘粤三省民意，以美金六百七十万元赎回粤汉铁路，归三省自办。我国收回利权之举，以此为噶矢。”

《大清光绪新法令》

清朝末年，朝廷为了保护工商业，曾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兴办实业、规范商务运作的新法令。上图为法令的一部分。

这些对于民营工商企业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不过无论洋务运动还是新政，当权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所以在政府的权利一直没有放松过。譬如张之洞的原则是，“国家所宜与商民公之者利，所不能听商民专之者权”，“招商”的目的是“助官”。而当时的商人势力代表向他提出的却是“官商相维，而商为尤重”，“官”只是“助招商”，双方的观点显然是对立的。此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清政府依然还是表现出严重的抑商的一面。例如江苏幕府山一位本地的商绅勘探到了煤矿，禀明地方政府后，开始集资试办矿厂。开工后见矿苗颇旺，两江总督端方居然生生地将这个矿厂收归官办。而民间的厂矿企业向商部提出修建铁路的申请时，被批驳回来的情况也占多数。

同时清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坚持对民族工业实行被称为“恶税”的厘金制度，这对民族工商业来说是极大的剥削和伤害。各地方政府往往借口“稽查偷漏”，从交通要冲的市镇直至偏僻地方，遍设征收厘金的局、卡。这些局、卡常常向过往货商“任意讹索”厘金。在《重订铁路章程》颁布四年之后，清政府又开始信奉“造路不如赎路”，即先由外国出钱修路后再由政府借钱赎路，然后再进一步把铁路的民有改成国有。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前夕，在列强的压力下，清政府居然进一步宣布铁路、干路国有和“统一路政”等政策，“夺商办铁路供之外人”，“假国有之名，行卖路之实”。此举对民间铁路事业来说不啻为“摧折性的一击”，民族工矿交通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

但是从辛亥革命之前的一些数据来看，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已经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一时期资本额在一万元以上的民营机器缫丝企业已有近二百家。清末民初工矿业，官营资本有八千四百多万元，民营资本二万零五百多万元，民营已大大超过官营。交通运输业，到1911年全国有大小近六百个轮船企业，资本约两千一百万元，各种轮船一千一百艘，总吨位十四点七万吨，而新设的民营企业已在数量上占据了主要地位。尤其涌现出了张謇、周学熙这样的优秀的实业家。

除了“南张北周”之外，著名的民族实业家还有祝大椿、严信厚、宋炜成、庞元济、朱志尧、朱畴等。民族实业的初步发展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维新派掀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而中下层的革命派又发动了旨在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辛亥革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奠定了新的阶级基础，而且也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前提和内在动力，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瓦解。

看看我们的邻居

在瓜分中国的狂潮中，除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与中国一衣带水、刚刚发展起来不久的日本。

19世纪后半期，继欧洲和美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日本也出现了一次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全面革新运动。这场运动以推行资本主义新政为目的，因为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的新政府，所以史称“明治维新”。

过去日本也是一个闭关自守、封建落后的国家。这个号称“神国”的国家，是所谓“诸神保护的国家”。天皇就是神的化身，他对自己的臣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忠君报国”“效忠天皇”的思想一直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准则。1603年，德川家康消灭了各地的割据势力后，取得了“征夷大将军”的称号。他在江户设置了幕府，建立了德川家族的一统天下，成了最大的封建领主，把持了全国最高土地所有权，直辖土地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同时他还掌握着全国的商业城市和矿山，垄断对外贸易，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德川名义上是“大将军”，实际上自称“大君”，对外代表国家，对内主持政府，大权独揽，根本不把天皇放在眼里。欲望是无止境的，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统治，德川幕府任意掠夺土地，还建立了由职业军人组成的效忠于自己的军队，这些武士拥有佩刀的特权，杀死平民却可以免受惩罚，是幕府将军统治人民的主要工具。除此之外，幕府将军又按照“士、农、工、商”的顺序把农民等划在武士之下。另外还有30多万被称做“非人”和“秽多”的贱民，他们被排斥在士、农、工、商之外，生活十分悲惨。可见当时的等级身份制度是十分严格的。

幕府一方面拼命鼓吹迂腐的儒家思想，尤其把宋朝理学家朱熹的学说定为国学，以此来禁锢人民的思想，压制他们的反抗情绪；另一方面推行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把整个日本严密地封闭起来，使其处在自己的掌握与控制之中。

德川幕府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长治久安了。但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到了18世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商业资本家。他们为了争得政治上的地位，摆脱封建统治，对幕府制度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而广大的人民群众长久以来生活在苦难之中，反抗的情绪也日趋高涨，接连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这些反抗斗争，严重动摇了幕府的统治。

正当幕府惶惶不可终日之时，西方列强抓住机会开始大举入侵当时落后的日本。这与中国清政府面临的情况十分相似。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柏利率领舰队两次闯进江户湾，迫使日本开港通商。幕府屈服于列强的炮火，连续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和关税协定，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外货的倾入，使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人民受到双重的压迫和剥削，处境更加悲苦，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被迅速激化，一场推翻封建幕府、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迫在眉睫。

1865年12月，长州藩讨幕派首领高杉晋作，率领以农民为主体的“奇兵队”击败了保守派，夺取藩政权。随后萨摩藩讨幕派西乡隆盛、大文保利通等人也控制了藩权。这两股倒幕力量随后结成讨幕联盟，成为全国讨幕运动的核心。为了调动农民、商人和中下级武士的积极性，他们一方面实行政治、经济改革。另一方面，还在军事上武装自己，购置了大量的西方先进武器，与幕府军队相抗衡。不久压制讨幕派的孝明天皇去世，明治天皇即位。虽然新天皇只有15岁，但宫廷形势已经开始向有利于讨幕派的方向发展。1867年的10月，萨摩、长州、安艺三藩讨幕派在京都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利用年幼的明治天皇的名义武装倒幕。会议之后，三藩一方面扩充兵力，另一方面秘密同天皇取得联系，准备发动宫廷政变，把德川将军赶下台去。

明治天皇虽然年纪轻轻，却很有主见。对于幕府多年以来把持朝政，他早已十分不满，当即答应与讨幕派联合起来，推翻幕府统治。于是就写了一份“讨幕密诏”，交到大久保利通他们手里。大久保利通等人接到密诏后欣喜若狂，这样武装倒幕就名正言顺、师出有名了，还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支持。1867年10月上旬的一天，讨幕派的主要人物在京都天皇宫中的一间书房里，开始商量武装倒幕的具体对策。

此时德川庆喜早已听到风声，于是决定先发制人，主动提出辞职，以免与改革派正面冲突。西南各诸侯显然不会相信德川庆喜会轻易将把持了百年的权柄交出，一眼就识破这是对方的缓兵之计。大家讨论一番，一致同意以武力解决问题，要给德川庆喜一个措手不及。

1868年1月3日，西南各诸侯率兵包围皇宫，解除了德川幕府驻后宫警卫队的武装。他们簇拥着年少的明治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宣布“王政复古”，大权全部由天皇掌握。明治天皇随即颁布诏书，决定建立由他领导的新的中央政府，并委派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这些改革派主管政事。 而德川庆喜连夜逃出京都后，退居到了大阪。他岂能善罢甘休，于是集中了全部兵力，打着“解救天皇，清除奸臣”的旗号向京都杀来，兵分两路，以钳形夹击京都。

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寿等人以萨摩，长州、安艺诸藩的武装，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优见两地迎击幕府军，年轻的明治天皇甚至亲自到阵前督战。此时大村益次郎早已率领5000名装备精良的政府军占据了有利地形，架起了巨炮，静等幕府军的到来。夜半时分，两军相遇，双方展开了大厮杀。幕府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军心涣散，士气很低，不堪一击，双方刚一交火就已经溃不成军了。而政府军方面却斗志旺盛，以一当十，越战越勇。

与此同时，改革派还提出“减免租税”“四民平等”的口号，把农民和商人都争取到自己这边，壮大了声势。由三井等富商资助的各种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由市民群众送到前线，许多市民甚至找出土枪、土炮直接参战。眼见幕府军气数已尽，不可能扭转颓势，德川庆喜仓皇撤退，逃到江户。政府军不给对方以喘息之机，乘胜追击幕府残军，迅速包围了江户。德川庆喜看到自己的军队已经瓦解，江户的居民又不拥护自己，再战只有死路一条，于是选择了放下武器，向天皇投降。随后政府军便开进江户，统治日本长达200多年之久的德川幕府就这样垮台了。

1868年的三四月间，明治政府先后颁布了《五条誓文》和《政体书》，提出了推行资本主义新政的基本方针，并且在当年开始到1873年的五年时间里，展开了大刀阔斧的维新运动。

维新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收回封建地主领地，取消封建身份级制，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破除封建主义旧文化。这些改革措施都从根本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由一个落后的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强国。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西方列强此时都在干什么。

英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祥地。继17世纪40年代最早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之后，18世纪又率先实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一场从手工工场到大机器工厂的质变飞跃，从而使英国一下子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鸦片战争前后的时间，英国每年的煤产量达到3000多万吨，中国到了1949年才3200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40万吨，而中国的生铁产量到1949年仅仅是可怜的25万吨，1952年才达到了145万吨；机械纺纱业所用的棉花量达到5亿二千多万磅，约合24万吨，而中国1949年的棉花总产为44万吨。英国筑成铁路数千公里。相比中国落后的农业社会而言，当时英国已经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从事工业生产，在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中，首都伦敦的人口发展到二百几十万。从对外作战所必需的海军力量看，到1836年时，英国已拥有大小船舰500余艘。

而法国当时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号资本主义强国。法国在18世纪末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大、最彻底的一次革命，它一扫法国先前的封建秩序，建立起了资产阶级政权，使其有了政治上的保障，工业生产也得以比较迅速地发展。

美国与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是个“新秀”。它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夕，即1775年至1783年取得了反对英国殖民主义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从建国到鸦片战争爆发，短短的五六十年就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到了19世纪初叶，美国利用欧洲混战的机会，迅速发展商业，获取了巨额利润。在1805年，美国商人就曾经掌握了国际贸易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美国是十分善于把握时机进行竞争的，其咄咄逼人的气势比起老牌国家一点不差。

沙皇俄国和中国有着较早的接触。这是一个长期在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国家，所以其开始工业革命的时间要晚于其他国家，而且封建农奴制严重阻碍了新兴生产关系的发展。直到19世纪前半期，封建经济仍在这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其经济上虽然比其他欧洲列强落后，但却一直是当时国际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有“世界宪兵”之称。它不但疯狂破坏欧洲的革命运动，而且是最早侵略中国的国家之一。早在17世纪中叶，沙皇俄国就把侵略活动推进到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发生了著名的雅克萨战役，并且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进行侵略。

从上可以看出，鸦片战争前夕，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大大加剧了殖民掠夺。列强国家均不甘落后，竞相进行殖民掠夺，在亚洲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王朝的覆灭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初步的发展。以康有为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更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民族纲领“三民主义”，并最终领导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民国。在中国统治了295年的清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

垂死的挣扎

一百天的考验

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华民族进一步觉醒，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救亡高潮。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又称维新派），在关涉民族危亡的时刻，发动了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他们幻想在不触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不推翻封建统治制度的前提下，实行变法维新，通过改良主义道路来达到参与政权和进行一些社会改革的目的，取得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效果，使中国社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京都紫禁城

这幅年画表现的是正月初一，文武百官在宫门外等候朝见光绪帝的场景，具有很强的写实性。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他出身于士宦家庭，康家乃是广东的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这一年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群情激愤。康有为于是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并将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上书中写道：“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卫藏，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他特别强调指出，大清已经处“在危机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不过因光绪帝已准约，万言书并未被都察院上呈，光绪帝也没能看到万言书。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在《上清帝第三书》中，他写到：“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驯至于危，与变法而光宗庙之威灵，可以强大。孰轻孰重，必能辨之者。不揣狂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

光绪皇帝看到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后，很受震动。因为作为一个皇帝，他显然不想当亡国之君，希望通过变法图强以挽救自己的统治。因此他说：“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势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祸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

名家评史

中国的变法，来源是很远的。原来从秦朝统一以后，直到西力东渐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状况，没什么根本的变更。而从中古以来，屡次受外族的征服。到清朝入关，这种现象，已经反复到第五次了。而治化的不进，民生的憔悴，还是一言难尽。物穷则变，到这时候，中国思想界，便要起一个根本上的变动了。

——吕思勉

康有为不仅指出国难当头，革新的紧急性，而且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政治方面，他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在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在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光绪帝对康有为的政见十分认可，并下决心准备推行维新变法。但是当时帝党和后党争夺政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光绪皇帝曾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又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劻将这话转告给慈禧太后，慈禧听了以后勃然大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奕劻极力劝说，慈禧太后才慢慢平息了愤怒，放话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奕劻就回复光绪皇帝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

《明定国是》诏的颁布标志着政府推行新政的开始。其后载湉又陆续发出数十道改革谕令。变法期间，载湉曾多次赴颐和园向慈禧皇太后问安，并窥其意旨。据说一次慈禧严询变法的事情，光绪皇帝居然长跪两个小时，但这个并不能动摇载湉变法的决心。

四月二十八日，载湉在仁寿殿召见康有为，命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许其专折奏事。

五月十五日，光绪帝下诏赐梁启超六品衔，负责办理译书局事务。随后封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四品职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被时人称为“军机四卿”。在新政推行期间，光绪帝陆续颁布的诏谕有：废八股取士，自下科始，改试策论；裁汰冗员，中央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并且命令一月之内，务必裁汰净尽；开学堂，练新军，改各地书院、祠庙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筹办京师大学堂，命孙家鼐管理京师大学堂；提倡西学，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裁汰营勇；允许旗人各习四民之业，以资生计。此外还发展工商业，在京师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提倡各种实业，诏谕各省鼓励绅商设厂，甚至允许私人办兵工厂；奖赏新著作、科学发明，准其专利售卖；官绅士民可以开设报馆；京师及各通商口岸设立邮政局；编制预算及决算，公布岁出岁入；许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抑；令各地绅富之有田业者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并举办农工商学各事宜等。

光绪帝也想利用维新变法、推行新政来达到亲政掌握实权的目的，对此慈禧太后心里一清二楚。所以从变法伊始，慈禧就密切注视着光绪帝的一举一动，步步设防。《明定国是》诏发布的第四天，也就是四月二十七日，慈禧太后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第一，迫使载湉下谕免去翁同龢协办大学士和户部尚书的官职，“开缺回籍”。翁同龢是载湉的老师，也是维新变法最大的支持者。从载湉启蒙识字到因支持维新变法削籍归里，师生相处达二十四年。在学习上，翁同龢是载湉的师傅，在生活上是监护人，在政治上，他又是载湉最宠信的大臣。可以说罢免翁同龢是去除了载湉的左膀右臂；第二，凡朝廷新任命二品以上的大员，都必须到皇太后前谢恩；第三，强迫光绪皇帝任命自己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四月二十八日，又命崇礼为步兵统领。到了五月初，荣禄又被授予文渊阁大学士，正式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着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驻扎在京津地区。如此一来，原本就没有多少实权的光绪帝势力又大为削弱，而慈禧太后的后党手握重兵，仍然在事实上将光绪帝架空。罢黜翁同龢对帝党犹如釜底抽薪，不仅孤立了光绪皇帝，而且将这一维新派与皇帝之间架起的桥梁拆除了，可以说沉重打击了维新派。翁同龢被罢黜以后，慈禧的亲信、原直隶总督王文韶填补了他的空缺，这更是增加了后党在朝廷中的实力。要新任命的二品以上大臣到太后前谢恩，这是慈禧太后掌握人事大权的重要手段。如此一来，那些被任命的人可以明白任免他们的权力不属于皇帝，而是牢牢掌握在太后手中。而命荣禄直接统率北洋三军，可以说后党在军事上就直接控制了京畿地区。另外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慈禧加强了颐和园周围的警卫力量。慈禧太后采取这些军事部署，一方面是防备光绪皇帝利用维新变法的机会，把各省实力派拉到帝党一边；另一方面也防止北洋三军，特别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倒向帝党一边。

七月二十一日，慈禧的亲信怀塔布、杨崇伊赴天津与荣禄密谋，准备在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同时到天津阅兵的时候发动政变，废黜光绪帝。载湉对此有所警觉，但因为慈禧的势力已经渗透得很深，载湉唯一有可能指望的就是拥有新军的袁世凯。为此，康有为派弟子徐仁禄专程到天津小站游说袁世凯。袁世凯当时表示拥护皇帝，康有为、谭嗣同信以为真。二十六日，光绪帝看到礼部右侍郎徐致靖的《保荐袁世凯折》，谕荣禄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觐见。二十九日，载湉乘轿到西直门倚虹堂，转登龙舟到颐和园。这是他颁谕变法以来，第九次到颐和园向皇太后问安请旨。同时他还带有一份奏折，是保荐康有为、康广仁、梁启超、杨深秀等维新派人士作为懋勤殿顾问人选的。慈禧勃然大怒，指责光绪帝要把祖宗的家业葬送于康有为等人之手。于是光绪帝赐康有为、杨锐密诏，谕以“朕位且不能保，妥速筹商，密缮封奏。”

八月初一，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命他以侍郎候补的身份专办练兵事务。后谭嗣同等人又访袁世凯，策动他率兵“勤王”，包围颐和园，然后杀掉荣禄。袁世凯假装同意，结果在关键时刻却向荣禄告密。初四傍晚，载湉正在养心殿筹划保存新政的策略时，传来皇太后回宫的消息。不久光绪帝就被慈禧皇太后幽禁于西苑瀛台涵元殿。因为这一年是旧历“戊戌”年，所以历史上称这次变法为“戊戌变法”，称这起事件为“戊戌政变”。

从四月二十三日颁诏变法到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仅仅历时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

初八日慈禧皇太后御殿训政，荣禄立刻派兵三千人搜捕维新派和帝党人士。“戊戌政变”之后，维新派曾经请求英使、日使和美使设法营救光绪帝。而康有为本人得到了英国的保护，逃到了香港，梁启超在日本的保护下逃到横滨。十五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被通缉，地方上的维新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数十人被罢免。接下来在慈禧临朝“训政”的一个月时间内，她不断地下令禁止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新政全被废除。“戊戌变法”以光绪帝被幽禁为结局，向人们宣告了其彻底的失败。

在维新变法的百余天日子里，光绪帝颁布的诏书和谕旨前前后后多达二百多道，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各个方面。与此前洋务派所推行的“新政”相比，维新派的“新政”是希望从更深的层次上去解决问题，即制度层面的改革。对比二者，洋务派的“自强”新政，目标是为了中国能够“自强”，根本方针是以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为学习对象，弥补中国传统封建统治制度的不足。而维新变法虽然也是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更为彻底，向西方学习的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物质和技术层面，而是扩大到许多领域。其核心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君主专制的封建体制变为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君主立宪体制。尤其是在甲午海战以后，洋务派正式宣告破产。为了救亡图存，维新志士们不再局限于洋枪洋炮的学习，而是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走改革政体的路线。所以“戊戌变法”爱国和进步的性质决定了它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强大而保守的封建传统下，“弃旧图新”被许多人视为对祖宗的背叛。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正是利用这一点以施其破坏和扼杀之谋的。

慈禧太后观音装像

慈禧太后身着佛装，头戴莲花帽，端坐在桃花树下，借此宣扬自己号称“老佛爷”的“慈悲”之心。然而她的思想十分守旧，完全置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于不顾，只知一味追求享受。

西逃

“戊戌政变”以后，后党企图谋害光绪帝，于是宣称“帝病重”。但此举因受到了驻京各国公使的警告，没有得逞。接着又称“帝久病不能君天下”，打算废掉载湉，并密电南方各督抚争取各地方势力的同意，但没有获得支持。其中两江总督刘坤一回复的电文语气尤其激烈，流传下“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等名句，被当时人称为“江督十二字电奏，是皇帝延命金丹”。此时逃到海外的康有为还继续号召保皇党华侨纷纷发电“请皇帝圣安”，要求慈禧归政。远在日本的梁启超主办《清议报》，歌颂载湉“圣德”，揭发后党丑恶，也利用舆论号召保皇。所以慈禧太后废黜光绪帝的企图没能得逞。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荣禄又向慈禧献计，请“立大阿哥为同治帝载淳子嗣，徐篡大统”。

于是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上演了一场“己亥建储”的闹剧。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把王公大臣、满汉尚书召集到仪鸾殿，宣布了一个以载湉名义的圣谕，“以多罗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并“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是为“大阿哥”（皇储）。这一年为己亥年，所以被称为“己亥建储”。并且预计在庚子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元旦，举行光绪帝让位的典礼，改元“保庆”。但是当时对于慈禧并无好感的各列强公使拒绝届期入贺。同月上海绅商经元善等联名一千多人上书进谏立储之事。维新派的蔡元培以及海外的保皇党华侨号称数十万人，也都纷纷致电反对。慈禧于是被迫将这一计划取消。在洋人的眼里，保守落后、极力排外的慈禧太后本来就不受欢迎，此次后党的这些举动更是遭到了英、法等列强的抵制与反对，从而使慈禧当权势力与列强诸国的矛盾更趋尖锐。于是，慈禧、荣禄等人企图利用义和团运动达到其巩固权力与打击洋人的双重目的。结果八国联军入侵，清军一败涂地，慈禧携载湉以“暂行西幸”的名义出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二十六日，慈禧命载湉下《罪己诏》：“今见国家阽危若此，其将何以为心乎？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小民何辜！遭此涂炭，朕尚何所弛其责备耶！朕为天下之主，不能为民捍患，即身殉社稷，亦复何所顾惜。敬念圣母春秋已高，岂敢有亏孝养。是以恭奉銮舆，暂行巡幸太原。”《罪己诏》实际上是在向外国人回答，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中外开战的责任这一问题。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慈禧皇太后派全权代表庆亲王奕劻、李鸿章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等十一国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十二款，附件十九件。直到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慈禧和光绪皇帝一行才从西安回到紫禁城。回到北京后，慈禧第一次召见了外国驻中国使节，吓破胆的慈禧给各国代表们以前所未有的礼遇。在接见外交使团的夫人们的时候，不仅问候那些曾被义和团围困的人，还流着泪表示同情。慈禧对她们的要求“曲意徇之，各国公使夫人，得不时入宫欢会，间或与闻内政”。通过这些外事活动，慈禧充分表明她才是大清帝国权力的象征，而光绪皇帝不过是她的一个政治傀儡罢了。

西逃前夕，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珍妃之死”。珍妃是侍郎长叙的女儿，光绪十四年（1888年）被选入宫，同时入宫的还有她的姐姐。姐妹二人一个被封为瑾嫔，一个被封为珍嫔，而慈禧的侄女则被选为皇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慈禧仓皇西逃之前，下令将载湉宠爱的珍妃溺死在宁寿宫外的井中，当时入宫已经十二年的珍妃刚刚二十五岁。八国联军入城的第二天，珍妃的尸体被留守的宫内太监从井中捞出，草草浅葬于京西田村。慈禧太后回到京城后，宣称珍妃因随扈不及殉难宫中，追封其为恪顺皇贵妃，以此来掩饰自己害死珍妃的真相。

光绪帝之死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公历1908年11月14日）的傍晚，被幽禁在瀛台涵元殿的光绪皇帝，满含悲愤地离开了人世，终年三十八岁。临终时身边没有一名亲属及大臣，等到被人发现时早已死去多时，可谓生前死后，备受冷落，孤苦凄凉至极。就在载湉死去的第二天下午，他的政敌、操纵晚清政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在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七十四岁。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的消息传出，中外同感震惊。慈禧与载湉之间的“帝后”之争确实朝野皆知，而他们之间复杂的恩怨矛盾关系正是载湉之死的焦点所在。人们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载湉反而死在七十四岁的慈禧前面，而且只差一天，这不是巧合，而是处心积虑的谋害。于是载湉被人谋害致死的种种说法便由此而产生。

当初同治帝死后，慈禧太后为了可以继续垂帘听政，力排众议把自己妹妹的儿子载湉立为皇帝，即光绪帝。而自己仍旧可以以皇太后的身份独揽大权。载湉四岁就被接进皇宫，到他十八岁成年大婚，及至亲政，在十多年的岁月之中，可以说慈禧在载湉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

但是二人这种良好的关系到了载湉十七岁以后就发生了改变，两人之间的隔阂逐渐明显。慈禧表面上宣布退休，从此不问政事，还政于皇帝。但实际上，她仍然把持着军权和官员的任免权。而没有这两项关键的权力，光绪帝就是傀儡一个。所以“戊戌变法”很快就遭到失败，光绪皇帝失去了活动的自由，在精神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抑和折磨。

幽禁载湉的南海瀛台是一个人工岛屿，四面环水，一面设有板桥，以通出入。如果板桥撤了，就里外不通，断绝来往，可谓与世隔绝，天外孤岛。太监每天进送御膳时，架起跳板，走向瀛台，等到皇帝进膳完毕后，跳板就被拿走，所以载湉就只能被囚在瀛台之中无法离开。他曾经忧闷地写下了“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的诗句。到了冬季，不需要跳板，也有可能离开四面环水的瀛台。那时水面冻结，冰深数尺，可以踏冰而过。据说有一次载湉曾经带着小太监踏冰离开瀛台，被人发觉之后，总管太监李莲英立刻命令凿冰，防止光绪帝逃离那里。幽禁中的瀛台生活自然孤独寂寞，苦不堪言。但载湉却从未因此而完全绝望，未来总是有希望的。毕竟当时慈禧太后长于载湉三十余岁，载湉步入中年的时候，慈禧也已是七十开外的古稀老人。据曾与慈禧朝夕相处的德龄回忆说，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始，也就是慈禧太后七十岁以后，她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况明显下降，已没有什么精神来监视载湉了。除了还能进些饭食之外，对于政事基本上不过问了，只是每天在宫里服药。

载湉虽然身在禁宫，但他相信，一旦慈禧太后归西，自己仍要出来亲掌朝柄。因此他时刻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国之君的职责，对于国家大事和世界上主要国家发生的事情，都非常关注。他在慈禧太后面前往往面容肃默，甚至如一呆子。但等太后离开之后，就向身边的人了解西方各国风土人情、政治制度、国家间相互关系等问题。

当时西方的强大和清朝与西方频繁的外交活动，促使载湉下决心学习外语。裕德曾担任清政府驻外公使，其女儿德龄曾跟随父亲寄居欧洲多年，精通英语，对国外的风土人情也比较了解。慈禧很喜欢她，让其服侍在她身边，以在接见各国公使夫人时充当翻译。德龄也担当了光绪帝的英语老师，每天教习载湉一小时英语。载湉上课非常积极，有时因故误课，也要抽时间补上所学内容。载湉的英语水平进步很快，过了不久，就能阅读简单的英文，默写英文句子。不过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慈禧太后以德龄女大当嫁为由，不再让德龄留在宫中，载湉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

历史细读

慈禧太后规定，凡呈送给光绪皇帝的奏折绝对不准单提皇帝。她决意废除光绪帝后，便对外谎称皇帝病危。两江总督刘坤一借口伏读药方单书“恭请皇帝陛下圣安”，表示自己对皇帝的忠心，此后各大臣纷纷效仿。慈禧太后只得将光绪帝幽禁起。

在努力学习英语的同时，载湉经常读书写字，作为消遣。他看到三国的历史，往往掩卷长叹道：“我还不如汉献帝啊！”在庆云殿东室的正面，挂有一幅《宋司马光谕人君用人之道》的立轴，跋文是：“光绪丙午十月上浣录，臣全忠敬书。”还有一些匾额斗方之类，下面的落款都写着“臣全忠敬书”。其实这都是光绪帝本人的御笔。按照习惯，皇帝写的字，都标明御笔，为什么却署为“全忠”而自称为“臣”呢？这是为了表明他当时内心不敢以皇帝自居的复杂心情。

载湉受到慈禧的虐待却无人倾诉，他不能同臣下交谈，因为即便是近支的王公大臣们也没有人敢忤逆慈禧而私自谒见皇帝。极度寂寞中的载湉只得秘密置办了一个小箱子，私下与他的弟弟醇亲王通信，通过这种书面交谈来释放自己的抑郁心情。小箱子的钥匙一人一把，外人不能打开。其实书信的内容均是些外面的琐碎消息，但慈禧得知此事之后也立刻禁止了。从此之后，载湉连“笔谈”的自由也被剥夺了，情况变得更糟。

太监寇连材的被杀，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载湉当时的困境。寇连材入宫时是梳头房的太监，很受慈禧太后的宠爱，后来发展到凡是宫内有关的会计等事都让他掌握，调为奏事处太监。一年之后，又调为慈禧太后会计房太监。但寇连材虽受慈禧的宠爱，却并非是个利欲熏心之人，他看到太后重新专权后杖责两位贵妃，放逐朝中大臣，蓄谋废除光绪帝等劣行，心中也不免忧虑。一次他请了五天假回家去向父母兄弟诀别，把他在宫内所写的一本《内廷纪事》拿出来交给自己的弟弟。这本《纪事》中记载的最主要内容是说，太后骄奢淫逸，一点不为光绪帝考虑，又因为二妃的缘故，与皇帝之间关系不睦，所以皇帝的处境可谓孤苦伶仃。皇帝每天所进用的御膳虽然看上去罗列数十种，但是离皇帝座位稍远的菜都已经腐臭一半，事实上身为皇帝却经常吃不饱饭，有时偶尔想要吃一种菜，太后就责备他要节俭。而除此之外，每天的呵斥之声更是不绝于耳，只要太后稍不如意，就对皇帝加以鞭打或者罚他长跪。长久如此，皇帝对太后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天天战战兢兢，以至于一听到锣鼓声和吆喝声，脸色就变。皇帝每次在太后面前长跪请安，不让起来就不敢起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光绪帝曾经请求太后停止修建颐和园工程，以便充实兵费，惹得慈禧大怒。从那天直至第二年的九月，十几个月不和皇帝说一句话。皇帝每天晚上都必须跪两个小时之久，才让起来，等等。从家中回到紫禁城之后，早就做好准备的寇连材递上一份奏折，请太后不要再揽权。慈禧看了以后大怒，召见寇连材并斥责他说：“本朝早有成例，内监有干预政事者斩，你知道吗？”寇连材回答说：“知道。但奴才如果怕死，就不上折子了。”于是慈禧命令立即将其囚禁到内务府慎刑司，然后移交刑部，命令斩首。临刑之时，寇连材整理衣帽，朝着宫中方向拜了九拜，从容就义了。

光绪帝《临颜真卿自告书》

颜真卿刚正不阿，勇于抨击权贵，其书法雍容华贵，刚柔并济。光绪帝在闲暇之余，时常临摹颜真卿的“自告书”，以勉励自己锐意进取。

在这样一位紫禁城统治者的为所欲为之下，载湉的死几乎是必然的。不论是因为长期精神和肉体折磨导致自然死亡，还是被谋害（通过现代高科技揭示，光绪帝死于急性砒霜中毒），背后的元凶都指向了慈禧。《崇陵传信录》和《清稗类钞》这两部书都记载说载湉是被慈禧害死的，但这类记载和说法没有史料根据，只是推论。因为慈禧年老，考虑到如果她先死去，载湉病好重新执政后，就要翻局，所以慈禧在死之前先把载湉害死。《慈禧外传》和《瀛台泣血记》都认为载湉是被李莲英害死的。作者的根据是，李莲英一直跟着慈禧，深受慈禧的宠爱，怕慈禧死后，载湉执政，对自己不利，所以他下了毒，让载湉死在慈禧之前。还有说法认为主谋是袁世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在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出卖了光绪皇帝，一旦慈禧死后，光绪皇帝重新执政，就要清算袁世凯忘恩负义的这笔账，所以袁世凯在慈禧死之前，先把载湉害死。

载湉去世以后，有人看到过他病室中极其简陋的陈设，只有一张大床，室内安放着一只北京常见的泥火炉，板壁上裱糊的墙纸已经破碎霉烂。泱泱“天朝”的一国之君，竟然同北京下等老百姓的居室没有什么两样。

预备立宪与“皇族内阁”

百日维新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抵制革命，展开了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立宪运动，并取得了清廷中央和地方一些汉族官僚的支持。面对一系列困境，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姿态来应付立宪运动，并乘此加强皇权，以挽救清朝统治的灭亡。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又命政务处大臣等筹定立宪大纲，设立了“考察宪政馆”。第二年五大臣经由欧、美各国及日本考察后归国，拟出了立宪方案。慈禧太后立即召见出洋大臣，并于七月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懿旨。懿旨宣布了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预备实行的时间是“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预备立宪的内容则是“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悉明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这些措施实际还是清末“新政”的内容。而清政府同时还要求百姓必须“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尊崇秩序，保持平和，以预储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并强调先从“厘定官制”入手。立宪运动随即由宣传推动阶段进入了发展阶段，各地纷纷建立立宪团体，海外的立宪派也积极响应。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共有十四条，规定皇帝有权颁行法律、黜涉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海陆军、总揽司法权等。皇帝的权力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不久，载湉和慈禧就相继死去，载湉的侄子溥仪继位，次年改元宣统。宣统元年（1909年），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各省当年内成立咨议局。立宪派在各省咨议局中占据了领导地位。

预备立宪后，给中国的立宪派以很大的鼓舞。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资政院会议也应各省咨议局代表及各省督抚提出的颁布宪法、组织内阁、开设议院的要求，在皇室同意并批准的前提下，提前至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议院。但接下来，奉天代表请愿，要求把召开国会提前到第二年。与此同时，资政院又提出军机大臣们责任不明和设责任内阁的问题。这时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军机大臣们感到，军机大臣之差已不能久踞，于是在十一月中旬向清廷上奏要求开去军机大臣要差，原因是“才力竭蹶，无补时艰”，但没有获得朝廷的批准。当月下旬奕劻又请开去他个人的军机大臣及总理外务部事务要差，这次清廷不但没有准许，反而对他大加赞扬，实际是准备给他换一个头衔，靠他来支撑清室的残局。

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由宪政编查馆、会议政务处拟制的内阁官制十九条、内阁办事章程十四条，经过钦定后颁布。于是按照内阁官制宣布新内阁成立，奕劻仍管理外务部，而内阁总理、协理大臣均兼任宪政编查馆大臣。从人员上可以看出，新内阁仍然是旧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及各部的原班人马。这个内阁全体阁员十三人中，满族占九人，汉族占四人，而满族九人中又有七人属于皇族，所以被人们痛诋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成立，暴露了预备立宪的本质。立宪派连篇累牍地上奏折，发通电，指责皇族内阁不合乎立宪国的通例，强烈要求另外选派贤能官员组织责任内阁。摄政王载沣在全国汹汹不已的形势下，依然蛮横地宣称说：“任免百官是君上大权，议员不得干预。”彻底打破了立宪派以及众多要求宪政的国民的希望。

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十九日，革命党领导的武昌起义爆发，迅速形成燎原之势。摄政王载沣鉴于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屡次辞职，皇族其他亲信再没有一个能支持局面的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起用了袁世凯。

袁世凯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军事和政治人物。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开始督练新军，在此期间他培植了一批亲信，加强了对全军的控制。小站练兵奠定了袁世凯日后政治道路的基础。1898年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12月署理山东巡抚，镇压了当时山东境内义和团运动，一下子成为瞩目的实力人物。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权势更加显赫。

历史细读

摄政即代国君处理政事。古代国君年幼不能亲自处理政事时，由其亲族暂代执政，如周成王时周公代行政事，春秋时鲁隐公代太子轨，清初睿亲王多尔衮代清世祖福临，清末醇亲王载沣代溥仪等，这些均是长亲代幼主摄政。辛亥革命后，总统因故缺位时，由内阁代行职务，亦称摄政。

1902年，袁世凯在保定编练北洋军，创办了各种武备学堂。至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他控制了其中的五镇，重要将领都是自己的亲信。袁世凯还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在此期间，他还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通过办理新政，他结交亲贵，树立党援，权势不断扩张，在他手下很快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1908年溥仪继位，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因为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解除了袁世凯的职务。袁世凯在此期间韬光养晦，暗地里仍然关心政事，等待时机复出。而且此时他的许多部属依然位居要津，实权在握，袁世凯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袁世凯当上内阁总理大臣后，来京组织完全内阁。焦头烂额的载沣失去了主要权力，这意味着宣统皇帝和摄政王从此不能专制一切了。

之后资政院会议提出，内阁应是责任内阁，国务大臣不能任用皇亲国戚，要开党禁。清廷一一应允，并且公布了《宪法重要信条十九条》。至此皇帝既然已被束之高阁，监国摄政王也就无事可做了。载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决定引退，提出辞去监国摄政王之位。这时的皇太后是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她并没有自己姑姑那样的野心，发懿旨说：“予深处宫闱，未闻大计。惟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兵连祸结，满目疮痍，友邦商业并受影响。每一念及，寝食难安。亟宜察内外之情形，定安邦之至计。监国摄政王性情宽厚，谨慎小心。虽求治綦殷，而济变乏术，以至受人蒙蔽，贻害群生。自应俯如所请，准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之后命载沣仍以醇亲王的身份退归藩邸，不再预政，每年赏给俸银五万两，由皇室经费开支。并明确：“今后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各国务大臣，担承责任。今后所有颁布诏旨应请盖用御宝，并觐见典礼，予率同皇帝将事……。”至此袁世凯从监国摄政王手中接过了一切权力。

穷途末路

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各国的侵略进一步扩大，中国逐步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为了支付列强的赔款又满足自己的骄奢淫逸，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国内的阶级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都空前激化。被压迫的各地群众奋起反抗，斗争风起云涌。

位居长江腹地的湖北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水路交通枢纽。列强各国早在这里辟租界，开商埠，办工厂，掠夺原料，倾销商品，严重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导致农村经济破产，人民被迫走上革命的道路，革命团体和革命思想的宣传也异常活跃。1904年7月，武昌出现了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后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秘密革命组织陆续成立。湖北革命党人更是深入新军，宣传革命，在士兵中发展革命组织，开展了长期艰苦的工作。到武昌起义的前夕，新军中已有三分之一的人众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起义的主力军。1911年，四川成都爆发保路风潮，清政府武力镇压，造成成都血案。当时卖国求荣的清政府为取得外国的支持以维护其统治，把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全部收归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但此前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又拒不归还四川的股金，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为了扑灭保路风潮，清廷派出了渝汉铁路督办、钦差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协助四川清军镇压。

《敬告我粤路各股东》

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和掠夺中国财富，从19世纪末以来就开始对中国进行铁路投资，争夺铁路的修筑权。粤汉铁路修筑时，帝国主义利用清政府的财政困难进行要挟，迫使清政府订立了铁路借款合同。根据合同，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掌握了铁路权。清政府公然出卖路权的行径，引发了群众的愤怒，从而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湖广地区的革命党人趁此机会，开始策划在武昌和长沙伺机起事。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推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9月24日，他们再次开会，制定了起义计划，决定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发动起义。但是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开始加强警戒，并宣布八月十五不放假。另外9月28日，湖南共进会领导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十天。起义日期不得不推迟到10月16日。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革命总机关赶制炸弹时不慎爆炸，文件全被俄国巡捕搜走，机关暴露。蒋翊武得知此消息后，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当晚起义。但因命令未能及时送到，起义也没有实现。10月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按册搜捕党人，武昌革命党人的机关遭到破坏，形势十分危急。

紧急关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动联络。当天晚上7点以后，工程第八营革命党的总代表、后队正目（相当班长）熊秉坤领导该营首先发难。他率领十多名革命士兵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守库的本营左队士兵鸣枪配合，顺利占领了楚望台。工程营左队队官（相当连长）吴兆麟则被推为临时总指挥。夜里11点左右，革命军以工程营为主力，分三路向督署发起猛攻，遭到了千余守军强大火力的阻击。午夜时分，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总督瑞澂闻听炮声早就吓得从督署后墙凿洞逃走了。次日凌晨革命军发动第三次进攻时，终于攻下了督署。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

11日晚及12日凌晨，革命军又先后占领了汉阳、汉口，武汉三镇完全光复。消息传出，全国和全世界为之震动。

武装起义胜利后，湖北军政府随即于11日在武昌宣告成立。但是由于原来的起义领袖被捕、被杀、受伤或逃匿，群龙无首，加上革命党人没有认识到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因此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认为只有社会上有“名望”的人才能号召组织政府，于是拥戴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而湖北咨议局议长、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为总参议。谁想黎元洪就职后，军政府立即被改组，立宪派分子和反动官绅们纷纷挤进了革命政府中担任要职。革命党人虽然赢得了武昌起义的胜利，但却未能扭转以黎元洪为首的旧官僚和立宪党人控制湖北军政府的局面。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紧接着又公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第一次在中国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此外军政府发布各种文告，号召各省起义，促进了革命的继续发展。而在外交方面，军政府则宣布所有清政府以往与各国缔结的条约继续有效，并且在华既得利益“一体保护”，表示革命“并无丝毫排外性质”。这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武昌起义胜利以后，引起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极大震恐。迫于中国当时的革命形势，列强们一方面宣布“严守中立”，一方面又派军舰集结武汉江面，做好武装干涉的准备。清廷则于10月12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两镇南下进攻革命军。14日决定再度起用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委任他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世凯想趁机攫取更大更高的权位，以“足疾未痊”为由假意拒绝出任。直到清廷委他为钦差大臣，给他统率水陆各军的大权，他才出山。革命军维持住了与清军隔江对峙的局面。

虽然武汉地区革命党人的军事在清廷军的打击下屡屡遭到挫折，但武昌起义造成的革命形势是反动力量无法扭转的。武昌起义之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就有十四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最后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可以说武昌起义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历史细读

黄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二十二岁中秀才，1898年入武昌两湖书院学习，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辛亥革命时期，时人多称其为黄克强。黄兴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1916年10月31日在上海去世。

国父孙中山

孙中山，幼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因以“中山”为名。孙中山使用过不少名字，多数都是为了宣扬革命或摆脱通缉而取的，有的则在于表达人生期望，比如陈文、山月、杜嘉偌、公武、帝朱、高达生、吴仲等化名，以及杞忧公子、中原逐鹿士、南洋小学生、南洋一学生等笔名。1912年民国成立之后，他于所有公私档案均以“孙文”署名。

同治五年十月初六（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七岁的时候，进入私塾读书。1879年，十四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跟随母亲乘着轮船远赴夏威夷，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在夏威夷，孙中山在英国国教会开办的意奥兰尼书院中修读了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1881年毕业时，孙中山获得了夏威夷王亲自颁发的英文文法优胜奖。之后他又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相当于中学程度）继续学业。1883年冬天，孙中山来到了香港，与陆皓东一同于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并就读于拔萃书屋（今拔萃男书院）。第二年进入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接着又进入香港西医书院，这正是香港大学的前身。在西医书院，孙中山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并获得了当时的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发的奖状。之后他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最开始的时候，孙中山并没有想到革命。他在1894年给李鸿章上万言书，提出多项改革建议，但被李鸿章断然拒绝。失望之余，孙中山于11月24日赴檀香山募款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企图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1895年，孙中山到达香港，会见了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并于该年2月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终于将理想付诸实施。其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先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创立了“辅仁文社”，孙中山因为两个社团志业相近，于是与辅仁会社接洽，杨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并租定总会所一处，托名“干亨行”。自此以后，香港便成为革命党人的重要活动基地。

1895年3月16日，兴中会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作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的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旗，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杨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孙中山进入广州之后，就积极创办了农学会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广征同志，定于重阳节（10月26日）为起义之日。但是由于事先泄密，起义以失败告终，陆皓东等多数成员被捕牺牲，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同时被香港当局驱逐出境，不得不流亡海外。这一年的11月，孙中山来到日本，剪掉了辫子，改穿上了西服。

1896年初，孙中山与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事业。但是到了秋天，在孙中山身上发生了一件令国际关注的事件。就在他转往英国伦敦的时候，当地清廷特务将其缉捕入中国使馆。英国政府慑于舆论压力，迫使清使馆释放了孙中山，这件事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

第二年孙中山经由加拿大，又辗转来到了日本，并先后结识了宫崎寅藏、平山周。这二人后来都变成了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此后他一直在中国与日本之间辗转，目睹了八国联军入侵的屈辱和广东起义的失败。

前几次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为孙中山后来的革命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03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同年9月，孙中山再次回到檀香山，希望能够在华侨中发展革命。其后的两年之间，为了能够得到资金和人员上的支持，并宣传自己的革命思想，孙中山在欧美各国以及日本之间不断地奔走。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并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在《民报》的发刊词上，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学说”。

在孙中山的论述中，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要求推翻清政府；民权主义要求建立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建立中华民国；民生主义要求实现近代化，同时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种鲜明的革命政治立场，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激起保皇派以及改良派的激烈反对。双方围绕是否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是否要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否要实行平均地权的社会革命等方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革命派主要是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为基地，改良派、保皇派主要是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为基地。

清政府对孙中山在日本的活动十分仇视，为此不断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1907年，日本政府因迫于清廷的压力，逼迫孙中山离开日本。之后孙中山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大力宣传革命，并筹划革命经费。在他的努力下，革命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获得了快速的发展。1910年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成立，更多的华侨参与到革命之中。

在宣传革命的同时，孙中山仍然不忘发动武装起义。就在武昌起义的同年，他还组织发动了黄花岗起义。孙中山没有参与武昌起义，因为当时他还在美国，是在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他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了上海，并在29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宣誓就任。

孙中山虽然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领导的临时政府实力有限。虽然大部分省份已经脱离了清政府的控制，可是临时政府的军队无论在装备与士兵素质上，都与清朝的北洋军有着较大的差距。而在此时，外国的军舰驶进长江，耀武扬威，并在边境上部署了大量的兵力。同时帝国主义加紧对南京政府实行经济封锁，海关税收分文不给，致使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十分困难。而当时很多革命党人对袁世凯也抱有一定的幻想。孙中山在各方压力下，也为了早日实现共和，被迫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与北洋军的统帅袁世凯和谈，希望通过给予袁世凯临时大总统的职位，用袁世凯的力量结束清政府的统治。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接任，袁世凯须以实际行动迫使清朝皇帝退位。

1912年2月12日，早已没有权力的清朝皇帝接受袁世凯的条件，下旨逊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袁世凯接任。

大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

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六君子以性命换变法却也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

从1897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三年爆发义和团运动开始，全国就拉开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序幕。1911年的辛亥革命，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人民的革命斗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广东等各省相继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大清王朝终于走向了末日，一去不返。

随着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众望所归地被各省代表一致推举为民国临时大总统，清朝皇帝何时退位也被提上了日程。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了。两天以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也宣告成立了。

在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之前，清政府所依赖的袁世凯的北洋军和南方的革命军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调停下进行了和议。当时南方的代表是伍廷芳，北方代表为唐绍仪，双方从1911年的12月18日到31日在上海共举行了五次会谈，主要议题是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孙中山因为无法顶住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同时也无力冲破革命阵营内部妥协势力的包围，被迫于1912年1月15日致电和谈代表伍廷芳，要他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也就是说，如果袁世凯可以令清帝退位，孙中山会自行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清帝退位诏书

清帝退位诏书的颁布，标志着清王朝的灭亡，从此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宣告结束。

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见大总统的宝座可以抢到手，就马上利用革命的威势向清廷逼宫。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率全体阁员上奏，要求皇太后和皇上召集皇族成员秘密召开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针。赵秉钧秉承袁世凯的意旨，提出一个方案，主张同时取消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君主政府，在天津另组一个统一政府。袁世凯的真实目的是想通过用这种方法既逼迫清帝退位，又能推倒南京临时政府，最后大权由他独掌，结果却遭到了各位大臣的反对。南京临时政府也反对袁世凯一伙提出的在天津组阁的方案，立即打电报给袁世凯，提出了四项条件：第一是清帝退位并放弃一切主权；第二是清帝不得干预临时政府组织事宜；第三就是临时政府地点须在南京；第四是孙总统须俟列国承认临时政府，国内改革成功，和平确立，方行辞职。而袁世凯在就职以前，则不允许干预临时政府的一切事务。

阴险狡诈的袁世凯为了摆脱自己的窘境，立即在暗中加紧逼宫。在他的授意之下，不少省督和驻外官员都纷纷电奏，要求清廷实行共和。1月26日，实权派人物良弼在回家途中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伤后，被袁世凯害死，更使王公贵族惶惶不安。2月5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优待条例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经过南北双方的多次磋商，于2月9日确定了“八项”优待条件：一、清帝退位后，其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二、退位后的清帝费用每年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拨给；三、清帝暂住紫禁城，日后移居颐和园；四、宫内侍卫人员照常留用，以后不得再招阉人；五、其宗庙陵寝，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六、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则由中华民国支付；七、原来清帝的私有财产，由中华民国负责保护；八、原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数额、俸饷仍如其旧。隆裕太后接受了这些条件，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颁发了《清帝退位诏书》，宣统皇帝正式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正式宣告结束，大清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

时代影响下的清朝文化艺术

1644年至1911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满清王朝的统治时期，中华文化艺术也在这两百多年间开花结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随着这个封建帝国的兴盛与衰落被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

尊崇汉文化

《康熙字典》

清朝入关之后，中原民众进行了激烈反抗，久久没有平息。当初同样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蒙古族，虽然拥有强大的武力，但因其吸收汉文化不多而很快灭亡。清朝为巩固其统治，不得不提倡汉文化。从康熙帝撰修《康熙字典》到乾隆帝时编纂《四库全书》，蔚为历代著述的总汇。汉学的兴起，以训诂名物为依归，带动了当时历史学、地理学、金石学、语言文字学及目录学等学科的发展。至乾、嘉年间，学者著述如林，成为宋代以后又一个学术繁荣时期。

康熙帝是一个喜爱读书、著书、编书、印书的皇帝，本身的汉文化修养就很高。他在位期间主持编纂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广群芳谱》《子史精华》《皇舆全览图》等，总计六十余种，二万余卷，可见他对于文化的重视。所以康熙时代是一个文化发展的时代。

《康熙字典》是由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奉康熙帝圣旨编撰的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汉字辞书。该书的编撰始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历经六载始成。

历史细读

清代的翰林院因袭明制，设置掌院学士两人，满、汉各一人，从二品，是侍读学士以下诸官之长，其他翰林官设置多因明制。而自康熙时起，掌院学士历由殿阁大学士兼领，地位更加突出。按照清制，翰林官不仅升迁较他官为易，而且南书房行走及上书房行走例由翰林官为之，因而与皇帝、皇子及近支王公有较多的接近机会，故多有优待厚遇。科举考试也均由翰林官主持，因此形成座师制度，使翰林影响延伸至各个领域。翰林在知识界享有崇高的声望。清代翰林制度最为完备，是集历代之大成的产物。

《康熙字典》主要依据明朝的《字汇》《正字通》两书，然后加以增订。《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字典》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共收录汉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为汉字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比起《字汇》与《正字通》，《康熙字典》做了一番“辨疑订讹”的功夫，可以看做是历代字书的集大成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我国收字最多的一部字典（直到1915年《中华大字典》出版，收字达四万八千余字，才超过了它）。它举实例以方便理解，除了僻字僻义以外，它又差不多在每字每义之下，都举了例子。这些例子又几乎全都是引用的古书，所以可以满足读者阅读和研究古典文献的需要。康熙年以前的字典，有汉朝的《说文解字》、唐朝的《广韵》、宋朝的《集韵》、元朝的《韵会》、明朝《字汇》和《正字通》等，虽然各具特色，却各有不足。因此《康熙字典》可以说是一部博采众家之长，反映当时大一统时代经济文化繁荣的新字典。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陈梦雷主持编修《古今图书集成》。因涉及耿精忠案而贬戍辽东的陈梦雷，被赦还京后侍皇三子允祉，为王府词臣。他奉命类纂古今图书，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编成了三千六百卷的名为《古今图书集成》的浩瀚巨著。雍正帝嗣位后，复命户部尚书蒋廷锡主持重编，至雍正四年（1726年）告成，全书共有一万卷。武英殿修书处以铜活字印刷六十四部，每部五千零二十册。全书从古代文献选辑资料，分类编录，共分六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每部所录资料，依文献时间顺序，逐条著录，注明出处。起自上古，止于康熙朝。本书以类相从，较之《永乐大典》的依字韵编排，更便于检索。时至今日，仍是现存最大的类书，也可说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

同样对文化极为热爱的乾隆皇帝继位以后，认为《古今图书集成》式的类书，限于体裁，不能将书籍原文全部收入，难免割裂。因此主张将所有图书，分别收入经、史、子、集四库，编纂成大型的丛书，定名为《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正式开设《四库全书》馆，由郡王永瑢、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任总裁，兵部侍郎纪昀、大理寺卿陆锡熊为总纂官，主持编务。《四库全书》的编纂吸纳了不少当时的著名学者，如陆费墀、戴震、邵晋涵、王念孙、姚鼐、翁方纲、周永年、朱筠、任大椿、金简、程晋芳等都曾入馆，分任编务。而先后参加编校工作的人员更是达到了将近四千人，可谓工程浩大。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编辑缮写才告完成。

收入全书的图书来自不同的途径。各地征集者称“采进本”，私家送呈者为“进献本”，宫中所藏称“内府本”，清帝敕令编纂者称“敕撰本”，从《永乐大典》辑出者为“永乐大典本”。先后共收入从先秦至乾隆年间的典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分装三万六千三百零四册。编纂完成之后抄成七部，分藏于皇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今沈阳）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和杭州圣因寺文澜阁。南方三阁的藏书可供士人阅读。现今仍有四部流存，分别藏于北京、兰州、杭州和台北。

《四库全书》的编纂，使全国许多图书遭到了禁毁。由于《四库全书》由乾隆帝敕纂，为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需要，名为“稽古右文”，实则“寓禁于征”，大量搜罗、查禁、删改、销毁书籍。根据流传至今的几种禁毁书目和有关档案记载，全毁书有二千四百多种，抽毁书四百多种，铲毁、烧毁书版七八万块。同时编纂期间还大兴文字狱，十年内竟有四十八起。但收入全书的大量图书都因而得以保存和流传，仍是对学术文化的一大贡献。

《四库全书》的主要编纂官员包括：

纪昀，字晓岚，河北献县人，当时的著名学者。他朝夕筹划，校勘鉴别，进退百家，钩沉摘隐，与陆锡熊等人一起完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写，成为我国学术考证、典籍评论及版本考核、文献钩稽的集大成之作。纪昀本人就是个著名的藏书家，藏书之处称“阅微草堂”。其藏书呈献《四库全书》馆后，收入者达一百零五种，一千八百六十八卷，入存目四十一种。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戴震学问渊博，识断精审，思想邃密，是乾隆朝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汉学的代表人物。他因博闻广识而破例被允许以举人身份供职于《四库》馆，担任《四库全书》的辑校工作。

陆锡熊，字健男，上海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因为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受恩赏尤多。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有官员指责《四库全书》中有诋毁朝廷字句的书籍，乾隆帝大怒，命陆锡熊和纪昀负责重新修正，并由他两人分摊费用。当时正是隆冬时节，陆锡熊因为身患重病，终因心力交瘁而死在重校《四库全书》的任上。

永瑢，乾隆帝第六子，号九思主人。乾隆末年被封为质亲王。他工诗文，能书善画，书法得徐浩笔意，山水学王时敏，花木师陆治，并上窥宋元诸大家，其花卉画古淡苍逸，著有《九思堂诗钞》。《四库全书》馆正式成立后，乾隆特别命永瑢与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刘统勋等为最高执行官，负责馆内的一切事宜。他的任命一方面是为了表示对该项文化工程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为了加强对编纂工作的监督。

经过一大批学者的努力，《四库全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就丛书本身而言，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四库全书》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后几经战乱，所抄写的七部损毁过半，更使这套丛书成为举世无双的无价之宝。

名家评史

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文学

巅峰之作《红楼梦》

我国古典小说有四大名著之说，其中《红楼梦》更被视为是巅峰之作，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年间，又名《石头记》《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流传于世的有多种版本。一般认为，前八十回为曹雪芹所作，后面部分为高鹗所补。

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其先祖本为汉人，后来做了满洲正白旗包衣（家奴）。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曾任内廷二等侍卫。按照清朝的制度，皇子、皇女出生后会在内务府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包衣妇人当中挑选奶妈和保姆，于是康熙帝玄烨出生后，曹玺的夫人孙氏被选为保姆，从此曹家与皇室建立起了极为密切的关系。

曹玺的儿子曹寅，十七岁时就当上康熙帝的侍卫。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曹寅出任苏州织造，两年后又调任江宁织造。从此曹寅和他的儿子曹颙、继子曹頫连任江宁织造近四十年，曹雪芹幼年时可以说生于荣华，长于富贵。但是到了雍正初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多次打击，曹頫被革职入狱，家产抄没，举家迁回北京，家道从此日渐衰微。这样巨大的转变让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更清醒地认识了当时的社会。能诗会画的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在贫困与郁郁不得志中写出了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推向巅峰的文学巨著《红楼梦》。据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曹雪芹幼子夭亡，他过度忧伤和悲痛，于除夕之夜在贫病交加中逝世，连入葬的费用都是由好友资助的。

虽然曹雪芹一生坎坷不平，但他的《红楼梦》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作品。《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中心，详细描述了贾府这个封建大家族由盛而衰的全过程。他真实地描写了生活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贾宝玉的爱情婚姻悲剧。林黛玉和贾宝玉相爱，但林黛玉羸弱的身体、孤傲的性情以及衰落的家境，是贾母不能接受的。虽然贾宝玉不肯“留意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这与薛宝钗理想中的丈夫是功名富贵中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贾家经济日益困顿，家庭矛盾又错综复杂，不仅渴望薛家金钱的支持，而且急需能干的薛宝钗来治理家庭。林黛玉在贾宝玉与薛宝钗成婚之日悲恸而逝，而贾宝玉最终也遁入空门。

曹雪芹把这一切最后归结为人生的悲凉与无奈，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的神话、主宰人间风情月债的太虚幻境、似有若无的甄宝玉和来去无踪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皆是例证。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旧社会已经无法维持，却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曹雪芹的思想也因此有着深刻的苦闷，他的孤独也成为伟大的孤独。

《红楼梦》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当时就有人这样评论：“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不过对于其主旨，向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曹雪芹曾有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而鲁迅先生也曾经这样说道：“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也是《红楼梦》有着长久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

另外由于对当时的政治礼教乃至服饰穿戴、饮食药膳、建筑亭阁、舟车行轿，还有上至皇妃下至奴仆的众多人物的生动描写，《红楼梦》也被誉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小说和戏曲

文学发展到清代，可以说集封建文学发展之大成，是三千年古代文学的一个光辉总结。综合了以往各朝各代，各种样式、各种体裁的文学形式，最为完备，异常繁富，甚至可谓驳杂。一方面元明以来新兴的小说、戏曲，进入清朝之后依然蓬勃发，另一方面元明时期本来已经呈现弱势的诗歌、古文，甚至沦为陪衬的词与骈文，到了清代后却都又重新振兴起来，并获得发展。以往各代曾经盛行过、辉煌过的文学样式，到了清代全都可以在文坛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小说、戏曲、诗歌、散文、词等，都有值得称道的作品。

清代的小说创作成果丰硕，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它们的出现，也代表着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清代小说的特点在于所反映的生活层面更加广阔，高超的语言艺术和深刻的社会认识，在艺术成就上达到了中国小说的顶峰。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至封建统治集团人物，下及社会底层的劳动群众，故事情节也常常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展开。比如《红楼梦》，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儒林外史》则独特地选择了知识分子这个社会阶层作为描写对象，通过对他们的生活遭遇和精神境界的描绘，入木三分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和罪恶。

纳兰性德像

纳兰性德是清代享有盛名的大词人之一，与阳羡派代表陈维崧、浙西派掌门朱彝尊并称“清词三大家”。纳兰性德的词作内容涉及爱情友谊、边塞江南、咏物咏史及杂感等方面，清新隽秀、哀感顽艳，缘情而旖旎，备受好评。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之巅峰，它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谈狐说鬼的手法来批判现实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其艺术成就高超，所塑造的众多的艺术典型，形象鲜明，至今已家喻户晓。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作者蒲松龄，字留仙，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虽然是书香世家，但功名不显。蒲松龄十九岁的时候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取秀才，以后却屡试不中。三十一岁时他离乡南游，欣赏了南方的自然山水、风俗民情，同时见识了官场的腐败、人民的痛苦，还结交了一些南方下层歌女，对他后来的创作影响巨大。蒲松龄一生热衷科举，却终身郁郁不得志，七十二岁时才补了一个岁贡生。他大半生都在广泛搜集精怪鬼魅的奇闻异事，然后将其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体验之中，创作出了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小说以幻想的故事反映现实，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儒林外史》是清代另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开创了讽刺小说的高峰。这部小说虽然在故事情节上没有一个主干，但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毒害的主题却贯穿其中。书中讽刺了清朝社会因为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整部小说语言准确、生动、洗练，人物形象丰满、栩栩如生，讽刺手法出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作者吴敬梓，字敏轩，安徽全椒人，生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卒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年五十四岁。他幼年的时候聪颖异常，但二十二岁时由于父亲的去世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力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这场变故使得吴敬梓既无心做官，同时对虚伪的人际关系又深感厌恶，无意进取功名。由于他生性豪迈，不善持家，所以很快就将家产挥霍一空。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时候，安徽巡抚赵国辚举荐他应“博学鸿词”科，但吴敬梓以生病为由推脱不去，从此移家金陵，成为了一代文坛盟主。

除此之外，清末的谴责小说是清代小说的代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出现了大量以揭露社会黑暗、指摘政治腐败为主要内容的小说。这类小说大都反映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要求。“四大谴责小说”为其代表，包括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

戏曲方面，明代的苏州曾经是戏剧创作与演出的中心之一，到了清代以后仍有许多作家在这里活动，出现了李玉、朱佐朝、毕魏、叶时章、张大复等戏剧家。因他们大都是苏州人，所以称之为苏州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玉。李玉，字玄玉，号苏门啸侣，又称一笠庵主人，他生于明朝万历末年，卒于清朝康熙十年（1671年）以后。他的父亲曾经是明朝大学士申时行府中的奴仆，低贱的出身使他备受压抑，不得应科举，直到明末始中副贡。入清后他无意仕进，于是毕生致力于戏曲创作和研究。他在明亡前创作的戏剧，以“一笠庵四种曲”最为重要，四种曲即《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合称为“一人永占”。《清忠谱》是李玉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写明末东林党人周顺昌在苏州同阉党魏忠贤斗争，被逮下狱后颜佩韦等人率众大闹府衙，要求释放周顺昌。周顺昌被押解往北京后仍大骂魏忠贤，死于狱中。而曾经想营救他的颜佩韦等人也被杀害，最后以周顺昌及颜佩韦等五人被平反雪冤而结束。《清忠谱》反映了明代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的历史事件，对于一些细节，李玉本人也都十分熟悉，并且还收集了不少民间传说。他编写这个剧本，收集的材料极为完备。无名氏《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九评价《清忠谱》“所写俱实事，犹足补史传之阙”。吴伟业在《清忠谱序》中也说：“逆案既布，以公事填传奇者数家，李子玄玉所作《清忠谱》最晚出。独以文肃与公相映发，而事俱按实，其言亦雅驯。虽云慎词，目之信史可也。”（公事指周顺昌事，文肃指另一东林党人文震孟）

清代戏曲的重要代表作还有《长生殿》和《桃花扇》。《长生殿》的作者是洪昇（1645年—1704年），故事取材于唐代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和元代剧作家白朴的《梧桐雨》，讲述的是唐玄宗和贵妃杨玉环之间的爱情故事。但洪昇的创作主题更为深刻，一是大量增加了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内容，描写了唐朝天宝年间皇帝昏庸、政治腐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导致王朝几乎覆灭。二是改造和充实了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唐玄宗和杨玉环的同情，也间接表达了对统治者的同情，与对美好爱情理想的向往。《长生殿》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剧作，而且也影射和探索了明代灭亡的教训。他的另一部作品《桃花扇》，也是通过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的历史。

除了剧作之外，戏曲理论也有发展，出现了李渔的《闲情偶寄》这样影响深远的优秀的杂著。书中“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都是李渔关于戏曲理论的论述，系统全面地讨论了戏曲创作中的各种问题，从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个方面论述戏剧创作。

京剧，1840年前后形成于北京，也称“皮黄”，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腔调组成，也兼有一些地方小曲调和昆曲曲牌。它行当全面、表演成熟，是近代中国戏曲的代表，被称为国粹。

“京剧”之名始见于光绪二年（1876年）的《申报》，但其渊源可追溯到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安徽四大徽班进京。四大徽班除演唱徽调外，昆腔、吹腔、四平调、梆子腔亦用，可谓诸腔并奏。在表演艺术上广征博采，颇受京城观众欢迎。而秦腔艺人为了生计，也纷纷搭入徽班，形成了徽、秦两腔融合的局面，为徽戏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道光初年，先后又有著名汉剧老生李六、王洪贵、余三胜，小生龙德云等入京，分别搭入徽班春台和春班演唱。汉剧演员搭入徽班后，将声腔曲调、表演技能和演出剧目融于徽戏之中，使徽戏的唱腔板式日趋丰富完善。徽、秦、汉的合流，为京剧诞生奠定了基础。京剧是中国最大的戏曲剧种，其剧目之丰富、影响之深均为全国之冠。京剧讲究唱、念、做、打，角色可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现今已经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诗歌

诗歌在清代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诗人数量之多，超过以往各朝，创作之富，也是历代诗人无法相比的。清政权入主中原，激化了民族矛盾与斗争，唤起了民族意识，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就是激起了文人的创作才情，给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富有民族精神和忠君思想的遗民诗人的沉痛作品，是清朝初年诗词的主旋律。即使一度仕清的文坛名流，也在诗歌里抒发家国之痛。所以在艺术形式上，有别于元代的纤弱、明代的肤廓和狭隘，发扬了唐、宋遗风，不断追求创新，改变了元明以来的颓势，使诗歌出现了新的繁荣。

清朝入关后的一段时间，诗坛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遗民诗人的作品，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吴嘉纪、屈大均、杜濬、钱澄之、归庄等人为代表。他们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心怀救世济民的思想，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为复兴家国而奔走呼号，唤醒人心。遗民诗人的作品具有抒发家国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共同主题，恢复了诗歌的风骚传统和斗争精神。

由明入清的著名诗人则有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被称为“江左三大家”。其中尤以钱谦益和吴伟业最为著名，居于诗坛领袖的地位，钱宗宋诗，吴尊唐调，二人各立门户，都是清代首开风气的诗人。钱谦益早年官至礼部侍郎，后来因为和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明末作为东林党人的领袖，极具影响力。他的诗歌把唐诗华美的修辞、严整的格律与宋诗的重理智相结合。代表作品《初学集》中的诗歌，愤慨党争阉祸，痛心内忧外患，也表达了失意之士的郁塞苦闷。而他在与一代风流才女柳如是的浪漫感情中所写的恋慕诗、唱和诗以及游黄山的一组诗歌，也都清新动人，山水诗则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受他的影响，常熟产生了虞山诗派。清兵攻陷南京之后，钱谦益率南明小朝廷的文官降清，为礼部侍郎。但很快便告病辞官，并且与反清势力保持联系，支持和参与反清活动。但终究因为他在降清的问题上大节有亏，一直为人所诟病。

吴伟业（1609年—1672年），字骏公，号梅村。他少年时“笃好《史》《汉》，为文不趋俗”，很受张溥的赏识，被收为学生。崇祯四年（1631年）中进士后授翰林编修，后任东宫讲读官、南京国子监司业等职。南明福王政权时拜少詹事，因为和马士英、阮大铖不合，任职仅仅两个月就辞官归里了。清人入关后，顺治十年（1653年），吴伟业为了保全家族，被迫赴京出仕。三年后奔母丧南归，从此隐居故里直至去世。吴伟业与钱谦益有很大的不同，他仇视农民起义军，对清统治者也一直没有好感，因此屈节仕清的事情一直自认为是“误尽平生”的憾事，在诗文中也有很多流露，所以感慨兴亡和悲叹失节是他诗歌的两大主题，反映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会变故，志在以诗存史。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圆圆曲》，此外还有《鸳湖曲》《琵琶行》《临淮老妓行》《永和宫词》等，关注人物在历史中的命运，风格上形成了“梅村体”。吴伟业在死前遗命以僧装入殓，要求在墓碑上只题“诗人吴梅村之墓”，表现了个人在历史变迁中难以自主的悲哀和对仕清的悔恨。

到了康熙中期，清廷笼络汉族文人的政策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社会也趋于稳定，诗坛出现了新一代的领袖，有被称为“南朱北王”的王士禛（后因避讳改为王士祯）和朱彝尊，以及“南施北宋”的施闰章和宋琬。王士禛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在诗歌造诣上堪称一代宗匠，获得了“清代第一诗人”的称号，做了五十年之久的诗坛盟主。他的诗作清新蕴藉、刻画工整，散文和词也很出色。在诗歌理论方面他提出神韵说，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作诗要诀。他曾为同是济南人的蒲松龄评点《聊斋志异》，并题诗共勉。朱彝尊的成就主要在词，被尊为浙西派开山祖师，在诗作方面也卓然成家。朱彝尊论诗偏重才藻，追求典雅，学者气浓厚，鲜明反映了清初诗坛演变和过渡的趋势。

到了清代中期，对诗坛影响巨大的有袁枚、沈德潜、厉鹗、翁方纲等人。袁枚（1716年—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到外地做知县很有声誉。他三十三岁时父亲亡故，于是辞官养母，在江宁（今南京）购置了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袁枚就以“随园先生”为世人熟知。在随园中，他度过了近五十年的闲适生活，从事诗文著述，编撰诗话，发现人才，奖掖后进，成为当时诗坛的领袖。在诗歌理论上，他崇尚“性灵说”，表达自己的性情、个性和诗才，认为“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提倡诗歌应该是直抒怀抱，抒写个人的“性情遭际”，讲求自我个性。在题材范围的选择上，也相当广泛，大都不拘于传统思想和正宗格调的限制，可以说是信手拈来，感情奔放，在当时很有创新性。而他所提倡的“性灵说”在当时诗坛上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清后期道光朝以后，尊崇宋诗的风格越来越成为诗坛的主流。从道光、咸丰年间的宋诗运动发展到同治以后的同光体，诗歌向保守方向发展。同时鸦片战争前后涌现出了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启蒙诗人。戊戌变法前后更是出现了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人。可以说诗坛的发展和变化受到时代的直接影响。道光年间，宋诗派发展成为“宋诗运动”，倡导者相继为程恩泽、祁寯藻及曾国藩等，参加者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宋诗运动以构筑宋诗诗艺体系来寻求古典诗歌的创作出路，是对元明两代与清代乾嘉时期拟唐诗风的反拨，也是有清以来古典诗学宗宋倾向发展的最终结果。创作风格上以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等人为典范，吸收查慎行、厉鹗、钱载等宗宋诗家的经验，使诗歌创作获得一种别样的美学意味和诗艺成就。宋诗运动至光绪年间衍变为“同光体”，主要代表人物有陈三立、沈曾植、陈衍、郑孝胥等人。“同光”指同治、道光两个年号，“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影响一直延续到“五四”前后。特点是以学习宋人为主，兼学唐人，更注重师法中唐的韩愈、孟郊、柳宗元，而不是盛唐的李白、杜甫，其活动年代主要在光绪中期以后。同光体又分为陈三立的赣派、陈衍的闽派和沈曾植的浙派三派。这些诗人身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时期，对洋务运动和变法大多持支持的态度，创作了不少反对外国侵略、悲愤国事的作品，具有进步的倾向。

龚自珍（1792年—1841年），清末思想家和文学家，近代改良主义的先驱，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是首开近代新诗风的杰出诗人，深刻地认识到了整个社会潜伏着的严重危机，所以在诗歌内容上紧紧围绕着现实政治，为有清一代所罕见，开创了诗坛的新面貌。他的诗歌最大的特色，就在于构思奇特，想象丰富，同时文辞瑰丽，形式多样。他受庄子、屈原的影响较大，同时又有中晚唐诗风的特点。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龚自珍之后又有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等诗人，都表现出激烈的反对外来侵略的情绪，掀起了爱国诗潮，诗歌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时代面貌。其中魏源、林则徐与龚自珍一起成为这一时期进步文学潮流的核心力量。

不过清代后期真正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对传统诗坛发起冲击的是以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和“新体诗”。

黄遵宪是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关心现实，主张通今达变以“救世弊”。他曾在驻外使馆任职近二十年，亲身感受到了资产阶级文明，这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发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宣言。戊戌变法前，他又借诗歌来反映革新的理想。黄遵宪关心民族与国家命运，在诗歌上继承了龚自珍、魏源等人反映现实斗争的传统，用诗歌描写了晚清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黄遵宪的诗歌中还描写了海外世界以及伴随近代科学而涌现的新事物。

但是黄遵宪的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发生广泛的影响，直到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三人倡导“诗界革命”。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间（1896年—1897年），三人开始试作“新诗”。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他们当时正企图融合佛教、儒学、基督教的思想，创立一种为维新运动服务的新学，在诗歌上“非经典语不用”。这些诗歌与古体诗的不同在于“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当时称为“新学之诗”或“新诗”。新诗的倡导者力图开辟诗歌语言的新源泉，表现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是当时政治诉求在文化领域的产物。但是这些“新诗”实际上使诗歌的语言源泉更为狭窄，写出来的作品又完全不顾诗歌的艺术要求，既脱离传统，又脱离群众，一度陷入低潮。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从事文化宣传，推进文学改良，“诗界革命”掀起了高潮。“诗界革命”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意义重大，它冲击了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要求作家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一些新体诗的语言开始走向通俗。但是发起诗界革命的改良派，随后在政治上趋于保守，梁启超本人的诗歌到了后期也向古典的传统回归，向同光体靠拢，于是诗界革命逐渐走向结束。

绘画艺术及思想学术

绘画

在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下，清代的绘画也呈现出特定的时代风貌。卷轴画延续元、明以来的趋势，文人画风靡，山水画勃兴，水墨写意画法盛行。其中文人画呈现出崇古和创新两种趋向，它们在题材内容、思想情趣和笔墨技巧方面都有不同的旨趣，共同构成了清代画坛纷繁的风格和流派。康乾盛世时期，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加之康熙帝、乾隆帝本人都对文化艺术十分爱好，所以宫廷绘画在康熙、乾隆时期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呈现出迥异于前代院体的新风貌。另外民间绘画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尤其以年画和版画的成就最为突出。

清代绘画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迁相联系，亦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绘画从顺治年至康熙初年。这一时期，文人山水画兴盛。其中四王画派继承明末董其昌的崇古传统，以摹古为宗旨，十分受皇室的青睐，因而在画坛居于正统地位。而活动于江南地区的一批明代遗民画家则寄情于山水，所以在艺术上具有开拓、创新精神，这一派画家以金陵八家、“四僧”和新安派为代表。

王翚、王鉴、王时敏和王原祁当时被人称作“四王”。其中王时敏、王鉴、王原祁都是江苏太仓人，王翚则是江苏常熟人，他们之间既是老乡、朋友，还是师生的关系。在绘画风格与艺术思想上，四人都承袭董其昌，绘画特点是笔墨深厚。但他们忽视自然，缺乏具体感受，所以作品大多单调、空洞，对古画的研究上升到了敬畏的高度，导致自己的作品缺少生气和新意。在“四王”当中，王原祁的年龄最小，他是王时敏的孙子，但是艺术成就最高。康熙九年（1670年），王原祁中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所以人称王司农。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他担任了书画谱馆总裁，与孙岳颁、宋骏业、王铨等人共同编写大型书画典籍《佩文斋书画谱》一百卷，用三年完成。这本浩瀚画谱可以说是中国绘画史上的第一部宝典，为后人提供了珍贵而全面的资料。王原祁因为很受康熙皇帝赏识，学生很多，后来逐渐形成一支独立的画派。因为王原祁是江苏太仓人，太仓又叫娄东，所以这支画派被称为“娄东画派”。娄东画派声势十分浩大，几乎左右了当时的艺术画坛。他们在学习借鉴古人立意、布局、色彩等方面达到了非常高的艺术水平，但是不免失之于僵化。不过这与封建统治阶级的观念倾向相合，所以在当时很受朝廷的推崇。“四王”又与吴历、恽寿平有“清初六大家”之称。恽寿平的没骨花卉画，以极似求不似，风格清新淡雅，影响广泛，被称为常州派或南田派。

而颇具创新精神的“四僧”则是指朱耷、石涛、石溪、弘仁四人。朱耷与石涛本就是明朝皇室后裔，石溪、弘仁也坚称自己是明朝子民，所以他们在思想上都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因之借画抒写身世之感和抑郁之气，寄托对故国的眷恋之情。“四僧”在艺术上反对陈陈相因，主张“借古开今”，他们强调自然和生活感受，所以能够寻求自己的独特风格而冲破当时画坛摹古的樊篱，创造出奇肆豪放、磊落昂扬、独具风采的绘画风格。尤其以朱耷、石涛成就最大，对后世的影响也最深远。

朱耷是明朝江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明亡之后，他心情悲愤，落发为僧，法名传綮，字刃庵。后来为了传宗接代，续香火，又改为道士。因为他本就是明朝的宗室后裔，所以一生对明都是忠心耿耿，始终不肯与清政府合作，这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朱耷擅花鸟、山水，画中的鱼、鸭、鸟等，都是以白眼向天，充满倔犟之气。画山水，则多取荒寒萧疏的景色，落在纸上就是剩山残水，这些都是朱耷自我心态的写照。他的花鸟画在陈淳、徐渭写意花鸟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为阔笔大写意画法，绘画特点是形象奇特、造型简练，以此来表现自己孤傲不群、愤世嫉俗的性格。所以他的画无论大小都放任恣纵、苍劲圆秀，透着浑朴酣畅又明朗秀健的风神，章法结构不落俗套。

石涛本姓朱，名若极，小字阿长，本为明宗室靖江王赞仪之十世孙。落发为僧后，更名元济、超济、原济、道济，自称苦瓜和尚。明亡之际，石涛仅为三岁的孩童，被太监带走，送去出家，法名原济，字石涛。他为皇室后裔，便要承担国破家亡的心理包袱，但又两次跪迎康熙皇帝，并与清王朝上层人物多有往来，内心充满矛盾。他身处佛门，却心向红尘。这种矛盾反映到他的画作之中，便呈现出了纵横排闼、闪转腾挪的动感与张力。石涛从大自然中吸取创作源泉，并完善表现技法，画风新颖奇异、苍劲恣肆、纵横排奡、生意盎然，其绘画在当时即名重于世。

乾隆、嘉庆年间，是清代绘画发展的中期。这一时期宫廷绘画极为活跃，这与乾隆皇帝对文化艺术的喜爱有极大关系，所以宫廷绘画得到很大的发展，内容和形式都十分丰富多样。而其对于绘画的收藏也超过任何朝代，被收入内务府的藏品经过鉴定、品评后还会被编纂成全面完备的著录书。与此同时，私人收藏也比较活跃。明亡以后，大批明廷内府散出的书画，为梁清标、高士奇、安岐等著名鉴藏家购进（但至乾隆朝又大部分被收入内府）。这时的收藏不仅繁荣，而且在收藏的基础上，书画著录书也甚多，体例完备，还出现了集大成的丛书，如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即采录了历代的著录书，汇编成一部巨著。

北京和扬州是这一时期的两大绘画中心。京城的宫廷绘画活跃一时，内容、形式都比较丰富多采。而在商业经济发达的扬州地区则崛起了以罗聘、李方膺、李鱓、金农、黄慎、郑燮、高翔和汪士慎为代表的“扬州八怪”，形成了一股新的艺术潮流。

清廷为了拉拢文人，招揽了很多著名画家进入宫廷画院。这些画家经常画些奉旨或进献之作，记录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纪实画，以供装饰、观赏用的山水、花鸟画等，风格面貌比较多样，以焦秉贞、冷枚、金廷标、丁观鹏、姚文瀚、唐岱、徐扬、张宗苍、方琮等为代表。更有一批供奉内廷的外国画家如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人，将西洋画的明暗、透视法带入中国，创造了中西合璧的新画风。

历史细读

“扬州八怪”并不限于八人，而是代表了艺术个性鲜明、风格怪异的一批画家。他们接过石涛、朱耷的旗帜，强调生活感受和个性的抒发，作品多写梅、兰、竹、石，善用泼墨写意，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和炽热的感情。在绘画形式上也没有定式，独树一帜。主要画家有金农、黄慎、汪士慎、郑燮、李方膺、高翔、罗聘、高凤翰、边寿民、闵贞、陈撰等人。其中金农的水墨梅、竹、人物、山水，郑燮的兰、竹以及汪士慎、李方膺的墨梅都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扬州是当时东南沿海的大都会和全国的重要贸易中心，富商大贾云集于此，尤其以盐业兴盛，富甲东南。于是这里也吸引了各地文人名流的汇集，经常举办诗文酒会，文化艺术十分发达。除了俊杰名士之外，有些富有的盐商或出于爱好或出于本身附庸风雅的原因，多延揽接待并支持当时的文人墨客，所以当时的扬州不仅成为东南的经济中心，也成了清朝的一个文化艺术中心。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的作品，无论是取材立意，还是构图用笔，都有鲜明的个性。

嘉庆、道光开始，清朝逐渐走向衰亡，而中国的社会性质也在鸦片战争之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此在绘画领域也随着时代改变而发生了新的变化，那就是文人画流派和皇室扶植的宫廷画日渐衰微，而辟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广州成为了新的绘画要地，出现了海派和岭南画派。

上海自清末以来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经济的发达吸引了文人、画家纷纷聚集到那里。为了适应新兴市民阶层需要，这个时候的绘画在题材内容、风格技巧方面都形成了新的风尚，被称为“海派”。代表人物是赵之谦、虚谷、任熊、任颐、吴昌硕，其中又以赵之谦和吴昌硕的影响最大。赵之谦是会稽人，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刻苦致力于经学、文字训诂和金石考据之学，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又以在书画、篆刻方面最有造诣。赵之谦善于向前人和同时代各派名家学习，同时又能勇于创新自己的风格。通过多年的艺术实践和探索，他巧妙地将书法、篆刻和绘画艺术融会贯通，善用书法入画，又通书画之法于篆刻，自成一派，所以其书法、篆刻和绘画在意境、笔墨、取材和结构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另一位代表人物吴昌硕（1844年—1927年），浙江安吉人。他是清末杰出的艺术家，也是当时公认的上海画坛、印坛的领袖，可谓盛名满天下。吴昌硕在书法、绘画、篆刻、诗词方面都很精通，绘画以篆书笔法入画，线条凝练遒劲，气度恢宏古朴、浑厚苍莽。书法着力于《石鼓文》，深研数十年，自出新意，比起前人的成法来独具风骨。吴昌硕以任伯年为师，自称是“三十学诗，五十学画”，绘画以花卉为主，晚年尤其喜爱牡丹，颜色鲜艳，富含水分，十分有生气。他的画中还常常看到荷花、水仙、松柏，以及竹笋、青菜、葫芦、南瓜、桃子、枇杷、石榴等寻常物品，生活气息十分浓郁。他虽然学画晚，但是成就却很高，对于近世花鸟画影响极大。

广东岭南画派的形成时间则较晚，晚清时候的居巢、居廉兄弟开其先声，一直到民国初年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创立新派。岭南画派的成就和影响在于将素描、水彩画法结合进中国传统绘画中，形成中西结合的画风，为中国画的新发展作出了有益尝试。

思想学术

清朝刚建立政权之时，社会处于激烈动荡、革故鼎新的时期，于是在思想学术上掀起了强劲的经世致用思潮。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他们批判八股取士，强调经学要与社会现实和解决实际问题联系起来。顾炎武在批评晚明学风时说：“近世号为通经者，大都皆口耳之学，无得于心。既无心得，尚安望其致用哉？”

顾炎武（1613年—1682年）出身于江东望族，明末家道中落。他少年时就开始关心现实民生，注重经世之学。十四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归庄共入复社，与复社的名士纵论天下大事，反对宦官擅权。科举落第后，他“感四国之多虑，耻经生之寡术”，毅然弃绝了科举之道，开始发愤钻研经世之学。为此他遍览了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从中辑录有关全国各地的山川、地理、农田、水利、交通等资料，准备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他以经世致用为旨趣，认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并以其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清代朴学的先路。他在学术思想上对吴、皖考据派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被誉为“明清学问有根柢第一人”，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思想家。

黄宗羲（1610年—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他主张“穷经”“通史”“经世致用”，对浙东学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政治论著《明夷待访录》里，黄宗羲提出了具有近代民主色彩的改革要求，对君主专制提出了猛烈的抨击。

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同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明朝崇祯年间，王夫之求学于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形成了湖湘学统中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明亡后，清顺治五年（1648年），王夫之曾经在衡阳举兵抗清，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后来辗转于湘西，以及郴、永、涟、邵之间，最后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他在这里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他学术成就斐然，尤以哲学、史学、文学最为卓著，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中国启蒙主义思想的先驱。王夫之的治学领域极为广泛，经、史、子、集、天文、历法无不精研，意在探寻“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以便经世致用。

坤舆全图

《坤舆全图》是南怀仁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绘制的，全图布局合理，恢宏大气，图文并茂，是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幅早期清朝地图。《坤舆全图》为圆形图，八幅柱屏式拼接，表现了五大洲、四大洋的地理风貌，并标注地名。图居中央，四周为释文和图说。另外两幅辅图，分别附于主图两侧，各由四块文字图版组成。《坤舆全图》在地图学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为“西学东渐经典之作”。

清代经世致用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除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以外，还有李颙、颜元、李塨、王源等，因其学人籍贯及活动范围多在浙江东部的宁绍（今宁波、绍兴）地区，故名浙东学派。他们受三大家的影响，在总结明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地认识到明末学风的空疏不实，对国家、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书生徒讲义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所以在学术主张方面，他们要求反虚就实，提倡经世致用的真学问和“以实为宗”的新学风。其特点就是反对脱离社会实际，勇于任事，不务空谈。提倡致力于创新，绝不蹈袭古人。做事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所涉及领域几乎关系到一切社会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国家、民族、法律、边疆、地理、人情、风俗、自然科学等等，以实际的社会问题为中心，将救世济时的思想发扬光大。他们在政治上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揭露封建专制君主的罪恶，并提出了一些带有初步民主启蒙因素的主张。在经济上则针对封建的土地兼并，提出了各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浙东学派极其反对束缚思想的八股取士制度，注重学校教育，要求培养出真正有学问有实际能力的人才。在这其中，思想家、教育家颜元将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教育中进行贯彻发挥。他批判程朱理学脱离实际的书本教育，竭力提倡“实学”和“实用”的教育。他的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革新的作用，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历史文献

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谓圆，下首之谓方。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且来，吾语汝。参尝闻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而礼乐仁义之祖也，而善否治乱所兴作也。

——《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第十八》

鸦片战争以后，早已显示出衰落迹象的清王朝开始走上了灭亡的道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在这种情况下，经世致用之学再度兴起，以魏源、龚自珍及后来的康有为为代表。他们以今文经学为主干，继承和发展了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精神，借经书的所谓“微言大义”，发挥自己社会改革的主张。鸦片战争虽然以中国人战败而告终，但战争的失败也给了中国人正确认识自己在地球上“本有位置”提供了一个机会。《瀛寰志略》和《海国图志》使中国人得以睁眼看世界，一些具有经世精神的朝臣们也开始加入到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中。西学于是大举渗入，与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激烈的碰撞。早在利玛窦的《万国舆图》、艾儒略的《职方外记》、南怀仁的《坤舆全图》等传入中国时，就将西方探险家地理大发现的成果介绍给了中国人，但当时只有很少人接触了这些西方学说。而鸦片战争之后，人们深刻体会到了科技文化落后的切肤之痛，上至士大夫，下至乡间童叟。所以《瀛寰志略》和《海国图志》的出现确实引起了国人地理观念的“革命”，使自以为“居天之中央”的中国人认识到自己的位置，乃仅仅是地球五大洲之一的亚洲的一部分而已，这在国人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于是经世派的政治家们直接发动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始于曾国藩，而至李鸿章则成声势。李鸿章曾上书说：“臣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面对外国列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制，横行于中国的现状，他认为这些技术也不过创制于百数十年间，“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又进而阐述，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从鸿荒至唐虞数千年，一变为文明之天下。再至秦始皇帝数千年，由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而今之去秦、汉也，亦二千年，于是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进一步阐释了中国近代有关中学与西学关系的命题。其精神与林则徐、魏源等人是一脉相承的，即他们都注意到了西学的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在魏源时期，人们看重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西学还停留在“夷学”的阶段，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当然不能够与中国学术思想相提并论。但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这种思想得到了改变，“西学”逐渐取代了“夷学”的说法，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也能够开始正视西学，将它们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更重要的是，其进步在于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点来帮助中国富强，于是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可以说是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这一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制度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等方面不如中国，一个为体、一个为用就能够将二者结合。

西学是随着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向中国的传播有一定的强迫性。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严峻挑战，如何认识和对待西方文化，成为当时的中国人回避不开的问题。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洋务思想家冯桂芬是林则徐的得意门生，能接受资本主义的影响。在1861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政论中，冯桂芬主张“采西学”，“制洋器”。他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国富强之术。”他的主张对洋务派有很大的影响。其他洋务思想家如王韬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他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根据《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断定“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主张以欧洲强国为榜样，向西方学习。在中国历史上，王韬最早提倡废除封建专制，建立“与众民共政事，并治天下”的君主立宪制度。王韬主张革新兵器，把传统兵器换成新式火器，将帆船换为轮船，“师其所能，夺其所持”。他还认为富强为强国之本，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出“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的思想。

另外，洋务思想家郑观应主张：“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他在反映改良思想的《易言》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在体现他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盛世危言》中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以后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

在甲午战争中，中国被日本打败。中国人认识到只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于是戊戌维新运动兴起。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主张抑君权、兴民权，建立君主立宪制，君主专制制度受到威胁。康有为提出，“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今世之学者，非偏于此即偏于彼，徒相水火，难成通才”，为了培养通才，应该“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认为孔子是改制先驱，六经为孔子改制所假托。在今文经学和孔子改制的基础上宣传其民权和君主立宪的政治思想，这种“会通”是十分牵强的，实践上也是失败的。

继康有为之后，严复突破了“中体西用”框架，提出“中西会通”，强调“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将中学、西学融为一体。他将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优劣做了系统的对比，认为中学、西学各有所长，二者应该也可以相互融会贯通。

严复认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敝”。他认为古代圣贤即使是尧、舜、孔子，他们如果在当下，也会向西方学习。中国人必须学西方的“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他认为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

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并引介到中国，其不仅在生物学上具有重大意义，更对当时许多人的社会、哲学、历史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是“求义不求利”，随着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引入，严复及梁启超等人开始主张求富生利对于国家民生的重要性，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及大量实业家的兴起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张之洞是在政界和学界都相当重要的人物，是洋务运动最重要的实践者之一。他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这一命题，他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所谓旧学即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指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儒家的纲常名教。所谓新学即西学，指西方文化，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中学为体”，强调必须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同时积极吸纳西方先进技术“西学为用”，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以挽救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但“西学”遭到顽固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所以到了19世纪末，发生了尖锐激烈的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之争。守旧的封建顽固派坚决反对西学，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仇视和排斥态度。而资产阶级维新派比起洋务派更加从根本上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积极提倡西学，认为中国不但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更要效仿它们的议院制，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样对西学的认识，就从技术层面上升到了制度层面。张之洞描述当时的局面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但张之洞认为，顽固守旧者拒绝西方科学技术是不知“通”，而维新派提倡改革封建专制制度是不知“本”。但主要危险在后者，所以在提倡“西学为用”的同时，他又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所以张之洞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站在旧学、中学一边，反对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学说。所以严复对此评价说，体用是就一物而说的，“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不过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最后时刻，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的指导下，还是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实践。

以张之洞为例，他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汉阳铁厂甚至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也相继产生。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湖北经济亦由此跨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张之洞同时创办新军，办新式学堂，大力引进人才，特别是留学生。张之洞一直热心向日本学习，经他派往日本留学的学生达数百人。但有趣的是，张之洞“湖北新政”所孵化出的社会生产力、民族资产阶级、新式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士兵，最终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

在学术领域，纵观清朝，有两个大的学术流派影响最为深远。一是桐城派，即桐城古文派；二是乾嘉学派。桐城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因为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安徽省桐城市人，故名。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其作家之多、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为文学史上所罕见。一千二百余位桐城派作家，在二百余年间创造出来两千多种著作、数以亿字的资料。桐城派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当时的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出了桐城派日后的某些艺术特征，是桐城派的前驱。而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此后是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这几位“姚门四杰”。桐城派虽然是文学流派，但是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所以在语言上力求简练和条理清晰。他们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文风上则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内容宏富但却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做到“清真雅正”。代表作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所谓“文以载道”。桐城派的“载道”思想在当时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其提出的“义法”理论，更是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到朝廷的支持，得以长盛不衰。在文学方面，桐城派矫正了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的文风，在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乾嘉学派又被称为汉学、朴学、考据学派，但因为其在乾隆、嘉庆两朝达于极盛，因之名为“乾嘉学派”。其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等，他们又被分为吴、皖二派：吴派创自惠周惕，成于惠栋；皖派创自江永，成于戴震。

乾嘉汉学家最显著的成就，是将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的方法发展到了极致，并加以条理发展。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学风平实、严谨，不尚空谈。以古音学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古字古音以明古训，明古训然后明经，为其共同的学术主张。而长于考据更是清代汉学家朴实力学的传统。这一学派首重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扩及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因此在诸经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清初的汉学虽然为儒家经典作注，但却具有浓厚的反理学内容及反民族压迫的思想，考据只是他们借以通经致用的手段。

随着清朝统治者在思想领域控制的加强，以及大量文字狱的兴起，自顾炎武以后，这种经世致用的精神就渐趋蜕变。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以下，更是开始远离社会现实，一味埋头于训诂考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乾嘉学派是清初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和酷烈的文化专制政策之下的一种倒退。在当时的情况下，学者忌惮文字狱，无不噤若寒蝉，因此埋头考据就成了他们唯一能够安身立命的立锥之地。但另一方面，由于乾嘉学者对于学术的极端深入，使得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这也是清初考据之学发展的结果。这一学派的形成，是清初学者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的必然结果，所以乾嘉学派诸学者在涉足的各个领域，包括经学、史学、音韵、文字、训诂，以及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乾嘉学者平实、严谨的学风以及精湛的业绩，更是为后世史学家们所推崇。他们的学风是，立意必凭证据，援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文体贵朴实简洁，词旨务笃实温厚。

到了清代晚期，西方列强进入中国，封建士大夫再也坐不住了，他们不得不关心社会的现实问题。于是学术风气在当时历史环境的逼迫下又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沉沦千余年的今文经学得以复兴。学者们纷纷舍弃文字训诂，而投身于“经邦济世”之学。到了清朝末年同治、光绪帝的时候，只有俞樾、孙诒让等人还在坚守壁垒，他们凭借个人在国学方面的深厚造诣，在古籍整理上同样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成就。一时间顾炎武的主张和学术追求又再次受到推崇，俞樾的学生章太炎也开始重倡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精神，以伸张其政治主张，也为汉学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