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1941—1944

（套装共2册）

[美]伊恩·托尔 著

徐彬 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燃烧的大洋：1941—1942，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

征服的怒潮：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

燃烧的大洋

——1941—1942，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

[美]伊恩·托尔 著

徐彬 王斌 王晓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开战在我，终战在彼（代序）

一幅太平洋战争的全景画卷（代译序）

序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尾声

致谢

参考文献

开战在我，终战在彼（代序）

发生在79年前的太平洋战争，无论对于历史学界、军事界、国际政治学界，还是普通的历史、军战史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国内学者因语言与档案资料的限制，著述的太平洋战争书籍少有第一手资料，多为炒冷饭（学术论文除外）。相反，恰恰在语言与资料上少障碍，国外学者著述的太平洋战争书籍多为力作。上个世纪80年代，我读研究生时就看过一些美国人写的太平洋战争史，如约翰·科斯特洛撰写的《太平洋战争：1941—1945》、高尔登·普朗格撰写的《我们沉睡在清晨：有关珍珠港的未告诉过人的故事》、约翰·托兰的《升起的太阳：日本帝国的兴起与衰落》《战争之神》《丑闻：珍珠港事件及其后果》、戈登·普兰奇的《中途岛奇迹》等。到了新世纪，美国学者乔纳森·帕歇尔、安东尼·塔利著作的《断剑：中途岛海战尚不为人知的真相》，更是以生动的笔法从战术、装备、军队人员等多个角度全方位地描绘了美军和日军在太平洋中途岛战役的全过程，特别是对一些战争中不为人知的细节的揭秘，读来让人感到惊心动魄、欲罢不能。

现今，中信出版社又将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伊恩·托尔的“太平洋战争三部曲”（2020年8月出版的《燃烧的大洋：1941—1942，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和《征服的怒潮：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还有仍在翻译的《诸神的黄昏：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在这套三部曲中，作者运用了海量原始文献或第一手资料，再现了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从被打得狼狈不堪，到反攻取得节节胜利的全景。受兰克学派的影响，这位历史学家把宏观评析融入细细的资料中，文笔精湛，立场客观，既有大场面，又有小细节，上到双方最高指挥官尼米兹、山本五十六，下到尉级军官甚至是士兵，他们在战争上的每一个细节都生动地用史料再现出来。

比如，《征服的怒潮：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第七章有这样一段描述：

一个驻扎在奥斯汀山山顶的中尉做了一张死亡表来预测每个饥饿的士兵剩下的寿命：

还可以站直的：30天。

还可以坐着的：3周。

总是躺着的：1周。

躺着排便的：3天。

无法言语的：2天。

眼睛也不能眨的：1天。

这个史料生动、可信，是以往战争史较少出现的细节。

日军在瓜岛的悲惨境地是为日本决策者错误的开战决策买单。

日本是一个岛国，地域狭窄，四面环海，海洋将其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地理上的隔绝使得日本民族千百年来没有同其他民族有过更多的交融，日本文化始终在狭小的空间内萌芽、起步与发展，进而形成了日本民族与文化的单一性，导致社会长期落后于周边国家，与一直处于各种文化冲突与交融中的东亚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然而，民族与文化结构的高度同一性使得日本人的心里沉淀着对外部世界浓烈的好奇，驱使其一旦接触外来异质文化，就表现出强烈的接受欲望，尤其是当自己的文化落后于外来文化时，这种欲望就更加强烈。

自身的落后与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当这对矛盾交会于日本接触先进的外来文化这一点时，就呈现出铁一样的定律：其自身的文化不可能再按内在规律逐步发展完善，只能靠吸收大量的现成文明来构建自己的文化。

于是，“只要是人家的东西，就是好的；是好的东西，就必须拿过来，变成自己的东西”。日本民族与文化这个特点，深刻影响着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历史，浸润着日本社会各个角落，特别是日本的扩张史。

然而，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外扩张的各场战争基本得以顺利实施，这个事实进一步增大了日本人的扩张欲望，致使他们忘记了最不应该忘记的东西：“力量与目标”的平衡关系。须知，当目标大于力量时，决心与指挥技艺无能为力。

在举国“打败世界无敌手”的狂热中，日本决策层被“战狼”们裹着一步一步地把战争推向了巅峰，于1941年12月7日早上7时55分，袭击了珍珠港，重创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军2 403名官兵死于这场偷袭。

然而，日本人忘记了一条重要的战略原则：“开战在我，终战在彼”。只要愿意，任何国家都可以发动战争。但是，退出或结束战争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日本决策层原来设想，通过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完全可以趁美国元气大伤，还没有来得及喘过气、回过味儿的时候，在有利的战略态势下与美国谈判，让美国回到西半球，把亚太留给日本，进而结束战争。

然而，美国人让日本人很失望。经过短暂的痛苦之后，美国凭借着强大的实力，完成了战争动员，同时在欧亚两地作战，从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后，经瓜岛作战，日本只有招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到了1944年日本全面走向颓势。上面引述的那段日本人记录的死亡预测，只是一个悲剧的片段。这个时候日本人大概早已经没有了偷袭珍珠港胜利带来的那种狂欢与喜悦吧。

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以自己的惨痛教训告诉世人：大国之间的战争，无论取得多少战术上的胜利，只要战争无法在你的既定条件下结束，都是战略上的失败。而战略上的失败将决定战争的最后结局和历史的走向。

战术上的胜利只是政治家脸上短暂的荣光，战略上的胜利却是不显山不露水，可能沉寂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厚积薄发。太平洋战争结束了。日本战略上犯的错误给了美国走上全球权力顶峰的机会。

而在这个过程中，7 000万日本人在为他们领导人的错误买单。作者引用了日本作家竹山道雄的《缅甸的竖琴》的记述：“现在我们了解到的一切在当时被完全隐瞒了。我们每天都因恐惧而颤抖，为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态发展而目瞪口呆。”

有句名言说：“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同样，在太平洋战争中，几乎没有一个日本百姓是无辜的。正是他们的狂热与盲从，才使得“他们不得不接受领导人为他们选择的注定毁灭的道路，无力对此做出改变。日本民众早已放弃了自己曾经拥有过的权利和自由，然而等待他们的，还有即将到来的1945年‘诸神的黄昏’”。（作者语）

关于这套书的特点还有许多，作者在后记里都有介绍，在此就不再评述了，相信对太平洋战争史感兴趣的中国读者阅读后，会增加一些新的收获。

马骏（国防大学教授）

2020年8月2日

一幅太平洋战争的全景画卷（代译序）

托军圈好友的推荐，笔者有幸获邀翻译这套伊恩·托尔原著的“太平洋战争三部曲”的第三卷。作为一个关注太平洋战争史二十余年的爱好者，笔者起初觉得，太平洋战争？被人写过无数次的题材，还能写出什么新意来吗？但当我收到已经译好的前两卷，打开扉页，读完第一章的时候，便忍不住一口气读了下去。

这套著作，还真的不太一样。

这是一部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全景式著作。

在国家级战略的层次上，作者向我们介绍了战争双方，也就是美日两国近代以来的发展沿革：这两个曾经双双被欧洲近代化文明“丢下”的国家，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成为雄踞太平洋两端的世界级力量的。而对于两国的海军，作者又以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和他那本著名的《海权论》为开端，讲述了美日两军接纳、学习、吸收马汉的理论，又在马汉理论的基础上嬗变，发展出大舰巨炮派和航空兵派两大派别，并逐步演化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两国海军装备力量格局的过程。

当第一颗炸弹在珍珠港炸响之后，日本人是怎样从开战前的小心谨慎一路打出了狂躁的“胜利病”？美国人又是怎样从措手不及中一点点稳住阵脚、逐步反击，最终扭转局势发动大反攻？当战争大势逆转之后，日本人为什么会把占领的岛屿精心打造成坚固的堡垒，死扛到底？而美军又怎样悟出了“越岛作战”的策略，一路越过那些“章鱼吸盘般锁住盟军道路”的岛屿基地，向日本本土杀将过去？当你读完这部著作时，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对于每一场战役，作者会把战略环境、地形态势、实力背景、双方战役思路和计划向读者和盘托出，再随着战役的推进，双方态势的变化，把双方将领你来我往的过招过程展示在我们面前。对于双方的武器装备，作者会进行足够充分的介绍，虽然限于篇幅没法完整介绍这些战场明星的来龙去脉，却也足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战斗的结局。

最后，战场上电光石火之间的搏杀，作者也绝对不会省略。还记得当年读英国史学家道格拉斯·福特的经典著作《太平洋战争》时，对于中途岛海战中美军舰载鱼雷机部队的进攻作战，该书只是用了一句“鱼雷攻击未奏效”便一笔带过，而在这套三部曲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场舍生忘死的进攻作战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出发前的鱼雷中队长的计划，到飞行过程中怎样与友机失散，最后发动决死进攻时美军三个鱼雷中队和日军航母之间的态势、机动，不一而足，最终落水的鱼雷机飞行人员亲眼看着本方俯冲轰炸机凌空而下把日军航母变成火球的场景也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也是一部十分精彩的著作。

它绝对不会板着脸和我们画重点讲道理，而是把读者带到那个风雷激荡的年月，把我们带到当事人的身边。

阅读它的时候，笔者仿佛置身于珍珠港的烈火浓烟之中，看着一个个被原油染得漆黑的人影在火光中挣扎，体会炸弹在身边爆炸的恐惧；仿佛坐在俯冲轰炸机的座舱里，瞄准航空母舰的黄褐色甲板垂直杀下，任由飞机拉起时的加速度把自己重重按在座椅上；仿佛紧握着战斗机的操纵杆，向着敌机机翼上的红丸机徽扣动扳机扫射过去，享受把敌机凌空打爆的成就感；仿佛坐在军舰高射炮的后面，向着疯狂扑来的神风自杀机拼命开火，因为全舰战友的命运就在自己手中。

我们还可以来到中途岛战役时南云忠一的身旁，如他当年那样，看着来自前方后方的一条条情报信息，承受着心理和生理，乃至工作环境上的种种艰难，在挂鱼雷还是挂炸弹之间反复纠结；来到马里亚纳海战中斯普鲁恩斯的身后，面对着来自西边和南边模糊不清的敌情报告，担忧着登陆部队面临的危险，把强大的特混舰队紧紧留守在登陆海域而不敢轻易撒出主动歼敌。作品还会把我们带到美国陆海军联席会议和日本战时大本营的会场上，各方将领的意见、思路和最终议定大政方针的讨论似乎就在我们耳畔。甚至，笔者还一度觉得自己正推着罗斯福总统的轮椅，在英美首脑会谈期间推开丘吉尔首相的房门，却不小心撞见对方洗完澡一丝不挂的样子……

最后，我们还可以来到尼米兹少年时生活的得克萨斯小镇和山本五十六宿醉的名古屋旅馆，探寻一代名将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性格和指挥风格背后的秘密，进而更深刻地理解他们的决策和战局的发展。

在这套书里，太平洋战争再也不是历史书上不可置疑的叙述，或者是单纯的一连串战斗故事，而是无数军人、指挥官和将帅在战争迷雾和鲜明个性之下，用自己的抉择和行动所组成的一部极其复杂而宏伟的大戏。

当然，这还是一套严谨的史学著作，绝不是一味追求精彩的“地摊文学”。

我们随手挑几条参考资料来看看吧：

1952年1月20日斯普鲁恩斯写给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美国海军半官方权威战史的作者）的信；

波特（传记作家）与尼米兹合著的《大海战》；

斋藤少将发给守卫塞班岛日军官兵的最后一份电文；

“企业号”作战报告，1944年3—6月；

川口太郎的口述，引自布罗利等人所著《太平洋战争的另一面》；

……

如此种种，数百条之多。作为写过《六舰：美国海军的诞生与一个国家的起航》（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工作室2019年已将这本著作引进国内）这样优秀作品并荣获美国海军历史研究大奖“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奖”的历史学者，作者伊恩·托尔在美国海军历史方面的造诣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在书里看到、体会到的种种鸿篇巨制、身临其境和精彩绝伦，无一不是有据可查的。即便有一部分作者的主观判断，也都会有充分的论据来说明。

作为一名军事历史爱好者，能有幸把这样一部著作的一部分翻译成中文，引荐给国内的朋友们，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谭星（《全甲板攻击》作者）

2020年7月

序章

哦，东是东，西是西，二者绝不会相遇，

除非天和地一起出现在上帝伟大的审判席；

但是当两个强壮的男人面对面站在一起，

没有方向，没有边界，没有种族，也没有出生地，虽然他们来自大地的两极。

——约瑟夫·拉迪亚德·吉卜林，《东西方民谣》

如果一名船员在1850年进入时光机，被随机送往不同的历史时期，那么他在1588年与英国打了一场海战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上当一名前桅海员会很自在，要比去往距离他时间更近的1900年的任何大型钢铁战列舰上感觉更熟悉。在19世纪后半段——这段时间足以涵盖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工业革命极大地破坏并重塑了海战的硬件和技术。即便如此，变化也没有停歇，没有一息暂缓。在19、20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的海军在船只设计、发动机设计、武器系统、通信和军事原则等方面都处于平行革命的边缘；涡轮发动机将取代效率低下的往复式发动机；石油将取代煤炭；火力指挥仪系统使得一个士兵就能将战列舰上所有的火炮瞄准目标，并且在射击时纠正船只的俯仰与侧倾；自行鱼雷可以在吃水线的高度攻击敌船，其射程和可靠性也在一步步提高；无线电通信把海洋中航行的船只与岸上的指挥部联系在一起；多个国家成功试制出潜艇。1903年，莱特兄弟驾驶飞机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进行了历史性的首飞，具有远见卓识的军官预想到，这些新的“飞行机器”在未来将大有可为。1906年，大不列颠下水了一艘新的战列舰——“无畏号”战列舰。“无畏号”配有12英寸[1]口径大炮，巡航速度达21节，从它下水那一刻起，世界上其他战列舰就都过时了。

二战中所有美国海军将领的海军生涯都开始于那个技术发生巨变的时代。大约1900年至1910年间，还是青少年的他们首次离开家乡，进入位于马里兰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为了获得录取资格，他们通过了严格的入学考试，并且要经过残酷的选拔过程。他们是新教徒和中产阶级，即将成年。他们里面没有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的数量也很少。有一些是“海军后代”，追随父亲或者祖父的脚步加入海军。他们来自美国各地，但是在一两年内，他们的口音和方言都会消失，改说流利的标准英语，让人听不出地方口音。这些变化，会让他们家乡的亲人和朋友感到不可思议，惊讶于海军给他们带来的改变竟会如此之大。“现在他属于国家。”人们这样告诉他们的父母，其中的意思很清楚——父母对于他的所有影响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已经迈入了新生活的门槛，除非他失败或被开除，否则他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

在安纳波利斯，他们过着一种朴素的生活，不关心外界的事情，并且遵循着严格的等级秩序；这与他们从小到大所经历的杂乱的平民社会迥然不同。他们早上6时30分起床，晚上9时30分熄灯，一天的时间被准确划分成精确的小份，全都有安排。在训练场上，无论天气如何他们都训练和行军好几个小时；他们还在切萨皮克的敞舱船里进行极其消耗体能的水陆两栖训练。这些平民学员学习“快步进入走廊，成直角转弯，笔直地坐在椅子沿上”。[2]他们的一切任性行为都会受到严格的纪律和社会压力的双重限制。士兵们违反纪律就会被记录下来，而很多行为会被视作违纪——迟到、在队伍中说话、抽烟、房间不整齐或者偷偷进城逛酒吧。他们学习基本的海员技能，先是在训练大厅竖起来的索具和帆桅上练习，之后在塞文河的旧纵帆船和快艇上练习。

他们接受的专业课培训侧重于驾船、导航、射击、战术和工程。要想拿到好的分数，就必须把课堂讲座中和课本里的资料死记硬背下来，还要奉命背诵出来。需要动脑分析或者独立思考的时候很少，学校也不鼓励学生们过度钻研当时海军技术理论方面的主要问题。学校主要培养的是学生们的性格。关于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向国会说过：“我们不需要这些学校培养出更多的学者。相反，我们绝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这两所学校的目标是将人首先培养成战士……这里的教育的最好之处在于高标准的性格和随之而来的职业军人的品行。”[3]在海军生涯初期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合宜的态度、正确的气质，练就完美的体形，以得体的方式穿上蓝白军装，戴上船形的海军帽、洁白的手套，腰佩礼仪用剑。简而言之，要让人们喜欢，要符合人们的期望。

过去的永远不会陈旧。他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自己是骄傲的战士的后裔，他们每个人以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都要维护星条旗的荣誉。安纳波利斯的大厅里装饰着破烂的军舰旗和褪色的油画，画上描绘着1812年美英战争的场面，那是一个“木船和铁人”的时代，往昔的英雄们——琼斯[4]、佩里[5]、迪凯特[6]、普雷布尔[7]和斯图尔特[8]——在海洋上打败敌人，捍卫了这个国家的独立。学校极其重视社交礼仪。年轻的学员们要通过学习培养良好的礼仪：在客厅里摆茶杯；练习书法，这样写出的信不会让送信人或者收信人因为字迹而难堪；还学习跳华尔兹，不踩到女士的脚。学校鼓励他们说一点法语，并且至少要对欧洲的典籍略知一二。作为海军军官，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停靠港扮演类似于外交官的角色，所以他们必须在每一个社交场合都举止优雅、自信，不能被任何人看不起，无论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平民还是军人，是外国人还是美国同胞。

最重要的一点，安纳波利斯有一种同化作用。那些不愿意融入或者不能融入的人会被开除。留下来和坚持下来的那些人会互相团结，忠于海军，他们有一种深深的集体感，这种感觉十分强烈而且伴其一生。

至于舰队该采取何种战略的重大原则问题，那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思想在海军中极其盛行。马汉是美国海军军官，也是海军史学家、战略大师，世界上每一个大国的海军都奉行他的原则，并将其运用到实战中。1890年和1892年，马汉最初的重要作品《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出版，由此他享誉整个世界。在这本书和后续的书籍及文章中，他提出了“马汉信条”，该信条在二战爆发前一直影响着海军战略家的思想，它倡导使用大舰巨炮，将集中优势兵力奉为铁律，主张毙敌于一役，以一场决战彻底消灭敌军舰队。

从外表上看，马汉酷似人们喜欢嘲讽的书呆子学者形象——高挑瘦削，身子笔挺；面色灰黄，神情忧郁，一双淡蓝色眼睛，后缩的下巴上留着灰色的胡须，前额突出，大脑袋上已脱发变秃。他节俭，自制力强，不苟言笑，甚至有些害羞。1859年他从安纳波利斯毕业（那时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刚建立14年），然后进入了海军。当时的海军用的还是木船，总统是林肯，南方已经脱离联邦。内战期间他在南方叛军的海岸实施封锁，四年中没有经历什么大事。内战结束后，他被派往世界各地，乘坐着不同的船经过了欧洲、中东、拉丁美洲和亚洲。到1884年，马汉已经在海军光荣服役25年，不过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成就。他是一名将近45岁的上校，但几乎无望升到将军一级。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再这样混20年，然后领着可观的退休金休息。但是他已经厌倦了大海。他在海上度过了大部分的职业生涯，迫切地想要换一个方向。所以，当他有机会到罗得岛纽波特新建立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担任历史讲师时，他立刻同意了。

马汉认为自己完全不能胜任这项工作——“超级无知”，他这样说自己。但是他渴求知识，而且他有一种苦行僧般的气质，这很适合长时间独处做研究。他到书店买了很多书，经常去图书馆，钻研数百年的历史——古希腊和古罗马，英国、荷兰和西班牙的殖民竞争，以及拿破仑的崛起和衰落。“我对待这项工作就像是在野外开荒的移民一样，并不为先砍倒哪棵树而踌躇，”他后来写道，“看到什么我就读什么，我在读书时注意力特别集中。”[9]在1885年秋的一个下午，在秘鲁（他的船被派往这里）利马的英国俱乐部的图书室工作时，马汉被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历史吸引了。他脑中出现一个问题，让他得到了启发。如果汉尼拔当年入侵意大利时，从大海上进军，而不是通过西班牙和阿尔卑斯山脉的漫长陆地，那么结果会怎样？罗马会不会灭亡，整个西方历史会不会被改写？“我第一次在内心有了发现，”他写道，“对于海洋的控制是一种从未被系统地重视过或者解释过的历史因素。”他抓紧这一想法不放松，并且很快开始动笔。由于时间紧迫，他在1886年秋天结束了海军战争学院的授课工作；由于需要把想法用文字写下来，他不得不厘清主要的观点。随着页数越来越多，他回忆说，“我拥有的每一种能力都被调动起来投入使用”。1886年这些讲义都写成了文字，后来由利特尔&布朗出版社出版，这就是著名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这本书出版的时间再合适不过了。工业化和技术革新使得许多国家开始整饬舰队。各国之间的竞争以及以欧洲列强为代表的帝国的野心，有可能导致所有国家展开军备竞赛。整个世界对于制海权有了一个更好的理解。什么是制海权？制海权的价值是什么？如何取得制海权？如何运用制海权？之前也有人问过这些问题，但是马汉最先以令人信服的巧妙方式将这些问题组织到一起，并且用系统的方法回答这些问题，还附上了历史上海战的例子。

最重要的是，马汉宣扬“主力舰”的重要性。主力舰就是配备重型武器的最高级战列舰。护卫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可以执行必要的辅助任务，例如侦察或者护航，但是一个国家若没有配备重炮的巨舰，那么充其量只能算是有个二流海军。马汉坚持认为，战列舰构成的舰队每次都必须作为统一集中的整体，进行联合作战。将战舰分开，或是战舰过度分散，是造成海军悲剧的典型错误，也是在整个海战史上再三犯的错误；联合在一起的舰队总是能够追击并且消灭分散的舰队。马汉还加上第三条箴言：强调进攻。舰队不应该部署在海岸线附近，在靠近海港的地方进行防御。他宣称，海军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航行于各大洋，有必要时可以使用安全的海外基地；要追击并且消灭敌军舰队。“一旦宣战，就必须主动出击，积极制敌。不是抵御敌人，而是要打垮它们。”[10]必须在一次“决定性战役”中迎击并且摧毁敌人，就像萨拉米斯海战、亚克兴之战、勒班陀战役、尼罗河战役、特拉法尔加战役那样；在决定性战役中获胜一方要击沉或者俘获全部（或者绝大部分）敌舰，使敌人没有能力再次进行海战。配备大炮之巨舰集中编入单一的联合舰队，以让敌舰在大海上彻底消失为目的，这就是马汉海权的准则。

他的这一准则很快在全球获得了认可。赞美声一片，表达仰慕的信件从世界各地如雪花般寄来。《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以及马汉随后的作品被迅速翻译成法语、德语、日语、俄语和西班牙语。该书出版两年后，马汉已经被公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海权方面的学者，还被奉为外交大师，他的论述像是从奥林匹斯山传下来的神谕一样被人们解释、分析、思索。“从1892年开始，每个人都会引用马汉的主张，”一名崇拜马汉学说的法国人写道，“讨论海权的人努力证明他们和马汉的观点一致。”[11]据说，在英国，皇家海军的每一个军官都读过马汉的书或者假装读过他的书。威廉·格莱斯顿首相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是“当代最优秀的书”。在议会，只要提到马汉的名字，所有的争论都会停止。1894年，马汉获得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在皇家海军俱乐部晚宴上，曾有这样一个祝酒词：“刚刚投票通过用于扩充海军的300万英镑，是我们欠［马汉上校］的债。”[12]在德国，德皇威廉二世跟友人说：“现在我并非只是随手翻阅马汉的书，而是在狼吞虎咽一般地阅读，而且努力把书背下来。在每个方面，这都是一本一流的书，一本经典之作。”[13]这位德国皇帝命令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把《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译本放到德国海军每一艘军舰上，并且公开表示，每个军官都应该阅读这本书。在马汉思想的深深影响下，“一战”前英德之间展开了海军军备竞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战”就是由此引发的）。

但是受到马汉的文字影响最深、最久远的国家是日本。马汉自己也这样认为。他评论说“我的作品被翻译成日语的最多，比其他任何语言都要多”，而且说没有其他国家“比日本更关心和在意这一领域”。[14] 1894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被日本海军军官合力翻译成日语并相互传阅。日本陆海军大学校都将其作为课本。该书还被呈送给了明治天皇和嘉仁皇太子。日本海军大学校还曾试图请马汉执教（不过没成功）。马汉“决定性战役”的理念与宫本武藏的理念遥相呼应。宫本是16世纪伟大的武道家和剑术家，他宣扬“全神贯注，一击制敌”。[15]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曾有书法作品赞颂他：“所有国家的海军战略家都认为马汉的作品将永远在军事科学研究领域占据最高点，是全世界的权威。对于马汉广博的知识和敏锐的判断力，我表达深深的、真诚的尊敬。”[16]

日本政治精英们无不叹服马汉的思想，所以日本海军不停要求增加海军在国防开支中的份额的改革运动有了动力和支持者。将军们称：日本和英国一样是个岛国，日本和英国一样只会受到来自海洋的外敌入侵。除非陆军能够被安全运到亚洲大陆，否则即便有雄心壮志，也将一事无成。他们坚称，日本海军的地位应该和英国皇家海军一致——海军应该成为日本的主要军事力量，国家在制定政策和拨款时应首先考虑海军。

在美国本土，马汉最热烈的拥护者是泰迪·罗斯福[17]。1890年5月刚刚阅读完《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第一卷，他就给马汉写去了祝贺信：“过去两天虽然很忙，但是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阅读阁下的书，我一拿起书便无法放下，直至读完，说明内容引人入胜。”[18]罗斯福在《大西洋月刊》中发表了一份充满赞赏的评论，[19]他特别赞扬了马汉的一个结论：美国应该打造一支由重型战列舰组成的新舰队。1897年至1898年，在罗斯福担任助理海军部长期间，罗斯福和马汉的交情加深，两人合作规划战舰的部署，帮助美国后来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迅速取胜。在罗斯福任总统（1901—1909年）期间，马汉是罗斯福的核心集团中的一员，与海约翰、伊莱休·鲁特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亨利·卡波特·洛奇等人同为总统的顾问和盟友，而且他们都抱有大国思想。罗斯福有时候直接从马汉的书里摘出几段，然后几乎一字不差地用在他的演讲中。对于自己的文字被这样使用，马汉感到“荣幸之至”。[20]他跟总统说：“我们关系如此紧密，所谓的文字所有权一点也不重要。”

罗斯福是一个聪明、言辞激烈、容易激动的人，这样的人按说不容易当上总统。他的职业生涯如旋风一般，从大学毕业后他只花了不到二十年时间就入主白宫。他有过多重身份：历史学家、律师、鸟类学家、纽约州议会少数党领袖、拳击手、农场主、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博物学家、猎人、行政机构改革家、多产的作家、忠诚的丈夫和父亲、酷爱阅读的读者、助理海军部长、战争英雄、帝国建设者、身体锻炼的积极倡导者、纽约州州长、美国副总统。他身材高大，有宽阔的肩膀和结实的胸膛，他的皮肤粗糙，带着日晒色。他的头发剪得很短，是棕红色的，太阳穴处的毛发开始发白；他的脖子粗壮，看上去就像是要把衣领撑破似的。他戴着夹鼻眼镜，眼镜链耷拉在左侧脸上。他在笑或者说话时会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略微发棕的脸庞显得他的牙齿更加洁白。

自约翰·亚当斯以后，没有哪个总统像罗斯福这样积极地扩大美国海军。1903年，他对5 000名芝加哥听众大声演讲：“有一句老话说，‘温言在口，大棒在手’，这样才能走得远。如果美国愿意说话温和，但同时拥有保持最高训练水准和勇敢高效的海军，那么门罗主义就会走得很远。”[21]门罗主义承诺阻止欧洲入侵西半球，这种主张“和美国海军一样强大，无出其右者”。[22]美国曾经只是面对一个大洋，现在面对着两个大洋。美国在太平洋一侧海岸线很长，人口稀疏，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新世纪到来之际，”罗斯福那年跟旧金山的听众说，“太平洋地区的商业和控制情况将对世界史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23]罗斯福总统下定决心在中美洲地峡开凿一条运河，哪怕引发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的革命他也毫不动摇。在罗斯福心里，巴拿马运河首先是军事上的需要，它可以使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迅速调集海军。到1906年，大范围的挖掘工作正在进行。

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在海外有大量分散的殖民地。自从1776年以来，美国人就沉浸在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传统氛围中，所以美国取得这些殖民地并没有使美国民众欣喜。但是随后的现实问题不容忽视——古巴、菲律宾、夏威夷以及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落入美国手中的岛屿都只能派海军去保护。“我们的潜在敌人会从海上发动攻击，”罗斯福对海军军官们说，“他们可能来自欧洲，或者是亚洲。”[24]德国想在南美洲开拓殖民地，罗斯福将德国视为美国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危险竞争对手。但是德国的威胁被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遏制住了，在可预见的将来，英德对峙有利于维持大西洋地区的平衡。而日本刚刚赢得了日俄战争，在西太平洋地区既有慑人的海军实力又有巨大的地缘政治优势。罗斯福在1905年预测说：“英国、美国和德国现在将彼此视为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对手，但是几十年后，这三个国家更惧怕的会是日本。”[25]

在第一个任期，罗斯福利用总统这个“天字一号讲坛”（罗斯福创造的一个术语）说服国会建造了10艘战列舰、4艘装甲巡洋舰和17艘小型船只。海军开支增加了将近40%，超过一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在和平时期最大的海军开支。到1906年，美国拥有的战列舰数量仅次于英国，占世界第二。

扩大后的舰队需要人手操作，因此急需数千名新的军官。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是罗斯福的海军未来成败的关键，他对这个学院特别重视。在他的推动下，学院经历了彻底的翻新，校园成了一个庞大的施工场所。锤子、锯子和大喊大叫的施工人员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只有周末一天休息。旧的、破烂的木头建筑和砖制建筑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用花岗岩、大理石和灰砖建立起来的古典主义风格的大厦。1908年这里将建成一个新的礼拜堂，里面有恢宏的棕红色穹顶和巨大的青铜门。罗斯福总统经常从华盛顿坐早班的火车，到这里演讲、剪彩或者为橄榄球队加油。总统还出现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他会注视每一名毕业的海军学员，用坚实的右手和他们握手，给他们颁发证书。

对于海军学院的管理层来说，罗斯福对于学院这么感兴趣是一把双刃剑。罗斯福这位总司令好管闲事。由于橄榄球队员荒废了学业，学校把学员的橄榄球队解散了；可是总统插手，要求恢复橄榄球队，并且坚持陆军和海军每年举行一次橄榄球赛。“我特别喜欢橄榄球，”他解释说，“我喜欢狂野的、男人的运动。”[26] 1906年2月，罗斯福赦免了一个海军学院的学生，该学生被指控将橄榄球诋毁为“一种过于动物性的运动”。[27]罗斯福安排在学院里教授柔道，他说柔道“不仅仅是锻炼身体，更是一种自我防御和训练敏捷性和决断力的极为有效的方式”。[28]柔道项目后来被取消，罗斯福责备学院老一辈的这一决定，说“学院的那些老家伙总是有这种寻常思维”。

那些年间美国海军将校级的上层军官都是在内战前就开始服役的老人。他们通过一步一个台阶的升职慢慢爬到了高层，在退休前最后的几年宁静日子里，他们可不想因为指挥层那些年轻有活力的官员带来的改变而影响自己的心情。华盛顿的海军机构就是一个堡垒，里面都是些服役时间很长、思想保守的高层军官。他们一直干涉技术变革，仅仅是因为技术对他们而言是新的、不熟悉的事物。创造家、改革者和攻击传统观念的人被孤立，直到他们心灰意冷地辞职。让老军官们提前退休的议案被指责为“过河拆桥”，引起了这些人激烈的反抗。甚至到了1906年，那时海军扩张事业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美国海军仍然是老人的海军。[29]美国海军中最年轻的上校要比英国海军中最年轻的上校大二十岁。英国海军中有好几位军官被破格提拔，但是在更加推崇平等主义、机会均沾的美国海军中却没有一个这样的例子。[30]

罗斯福看不起那些“老一派的海军军官，他们稀里糊涂地混进了华盛顿”，[31]他宣布打算“鼓励最优秀的军官，使他们与最差的军官形成鲜明对比”。[32]海军从建立起就有论资排辈这种做法，每一级的军官都强烈反对把年轻人提拔到他们上头。但是在罗斯福的海军中，海员可以根据功绩晋升，这样有功的年轻军官就可以早早地快速晋升。[33]懒惰、自满或者无能的人不能再在中层职位上赖上几十年——“非升即走”的原则要求他们凭借军功升职或者被迫退役。军舰指挥官总是看不起低级的工程兵——但现在所有人都被融入一个队伍中，职级平等，军装一样，起居室和铺位也都一样。

令高级军官甚至罗斯福的海军部长气愤的是，罗斯福和“少壮派”直接通信。所谓“少壮派”，指的是支持军中职级改革的中层军官。在罗斯福掌权期间，那些自从1812年战争以后就没有出头之日的军官现在大胆地相信，自己的观点会付诸实施，出众的才华会换来晋升。不过罗斯福有些忘乎所以：他直接插手海军的指挥，干涉海军的正常课程，鼓励发明和新技术，还命令给予测试潜艇的士兵额外的抚恤金，因为他们的工作极其危险。在战列舰上，以前过分注意整洁和秩序的做法——注重战舰的壮观场面、隆重仪式以及外表展示——现在都被简化了，省下来的时间用于射击训练。炮手练习射击目标，结果都会被仔细记录下来。舰艇之间开展的射击比赛中，成绩未达标的战舰上的军官需要为其表现做出解释。关于海军军官必需的品质，罗斯福说得很直白：“他们必须善于控制船只，精通战术和战略……有顽强的能力接受惩罚，也愿意接受惩罚，有胆识，有决心，愿意冒风险也愿意承担责任——这些是所有时期伟大的船长们都拥有的品质，没有这些品质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军队领导。”[34]

在1905年5月27日的下午和晚上，在日本海对马海峡灰暗的水域中，日本海军的主力遇到并且打败了俄国由海军上将齐诺维·罗杰斯特文斯基（Zinovy Rozhestvensky）指挥的舰队。对马海战在西方被认为是海军战争史上最一边倒的战役之一。人们不禁将其与正好一个世纪前发生的英国大破拿破仑海军的特拉法尔加之战相比较。俄国参战的12艘战列舰无一幸存，4艘被日本俘虏，其他8艘全部被击沉。超过4 000名俄国官兵丧生，将近6 000人被俘虏。日本舰队在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在西方媒体中被赞为“日本的纳尔逊”）的指挥下仅仅损失了3艘小鱼雷艇，117人丧生，583人受伤。

对马海战结束了日俄战争，这场战争是两国在朝鲜、中国东北和附近海域进行的长达两年的血腥冲突。当时，日俄战争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有破坏力的战争之一，几十万名陆军士兵参战。那是20世纪的首次大战，在战争中陆军首次配备了先进的机枪和现代的火炮，士兵们挖了长长的壕沟，大批军需通过铁路运进来。在所有方面日俄战争都预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景。

没有人想到，日本竟然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沙皇尼古拉二世领导下的俄国是一个很大的帝国，人口是日本的3倍，国土面积是日本的50倍。日本只是东亚一个遥远、神秘的岛国，19世纪50年代以前一直与整个世界没有联系。日本的步兵在体型上要比俄国步兵小得多，装备也不足；但是日本步兵打起仗来有技术有韧性，可以自给自足而且积极主动，他们行军速度更快，更能忍受恶劣的环境，而且让人惊讶的是他们似乎什么都不怕。1905年3月在奉天会战中，日军对俄军壕沟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冲锋，俄军吃惊地看着日军挺着刺刀、面带幸福的微笑在原野上冲锋，似乎能够光荣地死去是让他们高兴的事。在近代史上，东方第一次打败了西方。

日本用了两代人的时间就从封建和前工业化状态转变为一个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当时是（现在仍然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明治维新”这种说法其实有一点误导[35]，因为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皇室稳定地延续着，不曾中断，在那之后也没有丧失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日本能回过头去，上溯本国的源头，寻找民族根本性的东西，而不是仅仅依照西方的方式治理——这一点耐人寻味。政治权力转移到了城市商人阶级和来自日本西南部萨摩藩和长州藩的强大武士手中。管理精英出自这些阶层，他们（很有远见地）认为如果日本建立不起来能够抵御西方侵略的民族国家的机构和产业，那么日本就会慢慢失去独立地位。明治时期的武士领袖弃武从文，毫无障碍地当起了管理者、官员、政治领导人和理想主义者；他们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变革，建立了强大、集权的政府机构以实施他们的计划。他们用巨款收买了封建贵族，让传统的等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原样。政党出现了，但各党派经常要反抗那些想限制它们实力和影响力的政策。日本人民投票选出了帝国议会的议员，但是立法部门的权力一直不够，不足以应对强大的官僚政治。在任何意义上讲，日本文官都从未能控制军队，军队在名义上和事实上都保持着无上的权力，并且与天皇有特殊的关系，可以直接向天皇建言。

令西方国家最震惊的是，在日俄战争中，日本陆军和海军的行为仁慈宽厚，让俄军颜面尽失。1882年明治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谕》强制规定禁止对平民或者犯人施暴。“如果你们无所畏惧，实施暴行，”明治天皇警告说，“那么最终世界会厌恶你们并且视你们为野兽，鄙视你们。你们应该注意这一点。”[36]敕谕颁布20年后，日本陆军和海军依然注意这一点。西方国家有关这场战争的报道里有很多日军善待俄国俘虏的例子，他们给俘虏充足的食物，给他们看病，给他们衣服、香烟、俄语书籍和报纸，甚至还有酒。在海上，遇到俄国将军阵亡，日本舰队会让军舰下半旗。[37]东乡平八郎大将亲自去探望受伤的俄国战俘，乃木希典将军则在旅顺港的俄国阵亡将士的纪念碑前表示了敬意。俄国俘虏中只有大约1%死于囚禁期间，而且日本大费周章，用军人的礼节埋葬了他们。日本红十字会在战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几万名无家可归的朝鲜和中国平民提供食物和医疗救助。许多人逃离了之前俄国人占领的地区，俄国人占领时那里经常发生肆无忌惮的抢劫、强奸、谋杀和伤人事件。与之相对比，日本军队毫不纵容这类罪行，用最严厉的手段惩罚罪犯。

日军在陆地上大败欧洲军队这一事实已经足以让世人惊讶，其在海上歼灭欧洲国家的海军则更令世人震惊。西方还惊讶地发现日军比俄军更加仁慈，之前欧洲一直认为东方是一个住着野蛮人的野蛮之地。就像《伦敦新闻画报》的编辑们在1905年1月14日写的那样：“日本竟然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欧洲还没有从这个令人吃惊的事实中缓过劲来。”[38]

日本的胜利让罗斯福很高兴。多年来他对于日本和与日本有关的东西都很着迷。“我对日本人很感兴趣，我喜欢日本人。”他跟他的密友、英国外交官塞西尔·斯普林-赖斯说。[39]在自传中，罗斯福写道：“我相信日本人，我敬佩他们伟大的品质，我希望我们美国人民也拥有这些品质。”[40]在任职期间，罗斯福深入阅读了日本历史、文学和哲学方面的书籍。他尤其推崇《武士道：日本的灵魂》一书，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教育家和外交家新渡户稻造。罗斯福买了六本，送给了朋友和同事。当他读到对马海战获胜后东乡平八郎大将对日本舰队的演讲时，罗斯福感动得流下眼泪，然后命令把演讲稿发给美国海军的每一艘船和每一个基地。他与哈佛校友金子坚太郎一直关系紧密且互通信件。金子坚太郎可以说流利的英语，一直致力于在美国传播日本文化，并在日本传播美国文化。1904年，罗斯福开始在大师山下义韶的指导下练习柔道。他选了十几名随从和他一起学习，每周练习两次。白宫的走廊上回荡着男人们的低吼声和将对方用力甩在地板上的声音。“我的右脚踝、左腰、一个大拇指和两个大脚趾都肿起来了，基本上不能正常动了，我身上到处都是瘀青，”罗斯福在1905年3月给儿子的信里写道，“但是我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你离开后［山下义韶］又教了我三个新招数，简直太棒了。”[41]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罗斯福认为日本验证了他最喜欢的一个理论：某些特定的“民族”身上有高超的“战斗能力”。这类人注定会让周围的人相形见绌，打败敌人，在各个国家传播他们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并且通过商业、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推动文明进步。古希腊和古罗马就是这样，后来的哥特人也是如此。后来几个世纪的西班牙、法国、荷兰和英国也都类似。更近一点，就是德国、美国和日本。但是罗斯福认为，没有任何国家像日本这样快速地、迅猛地崛起。罗斯福说，自从半个世纪前佩里准将的黑船驶入东京湾，“日本的发展确实让人惊愕不已。在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什么可与日本的发展相提并论，也没有类似的成就可与之相媲美”。[42]

对于东乡平八郎的胜利马汉同样震惊。他写道，日本的胜利“极大地震撼了整个世界”。西方亲自见证过日本明治维新的人统共不过十来个人，马汉就是其中一个。1867年他首次访问日本，那时他27岁，是美国“易洛魁人号”上的海军少校。当船在神户下锚时，一群武士跑到船上请求在此躲避岸上的敌人。武士们身上散发出强烈的尚武气息，而且一看就很有力气——他观察到武士们“肌肉非常结实”——这让马汉印象深刻，但他们同时也是无助的没出过海的人，上船之后站立不稳。[43] 38年后，一听到对马海战的消息，马汉就想起那些站在“易洛魁人号”的甲板上的无依无靠的剑客，“浑身湿透，冷得瑟瑟发抖”，此外马汉对于日本的崛起也赞叹不已。“那天上午颤抖的武士们，与后来参加对马海战的士兵和海员不是有同样的血统、同样的传统，而且只相隔一代人吗？”[44]

对马海战之后，日本和俄国都有了足够的理由结束敌对状态。俄国即将爆发革命，尼古拉二世被迫将最精锐的部队留在圣彼得堡以镇压起义。日本的战争经费来自国外借贷，赤字多年居高不下且难以维持，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家们正在停止向日本发放贷款。[45]当罗斯福提议在新罕布什尔的朴次茅斯进行协商和谈时，双方都欣然同意。经过漫长、焦虑的协商后，俄国同意签字将旅顺港转让给日本，割让库页岛（萨哈林岛）南部，从中国东北退兵，默许日本对朝鲜的占领——但是俄国坚决反对战争赔款，而这是日本很早就提出来的必备条件。日本谈判团折服于罗斯福的个人魅力，也不想谈崩，所以最终放弃了赔款的要求；1905年9月5日，《朴次茅斯和约》签署。

该和约是美国外交上的胜利，罗斯福在1906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和约签署几小时后，跨太平洋的电报将消息传到东京，日本民众出离愤怒，无法相信。[46]日本公众此前因陆军和海军的大获全胜而欣喜若狂，他们被煽动性的媒体鼓惑，期待获得大笔战争赔款和兼并整个库页岛。得知一分赔款也没有，而且只得到了库页岛的南部后，许多日本人认为西方列强团结起来夺走了日本人辛辛苦苦赢来的战争成果。在东京，美国公使馆遭到袭击，凶手是穿着黑绉纱、拿着日本国旗的暴徒，他们还在那里放了火。13座基督教教堂被破坏、抢劫，有的甚至被大火夷为平地。有人公开称要暗杀签署条约的日本特使。在日比谷公园，一大群人跟在铜管乐队的后面游行示威，反复喊着：“战争必须继续！”[47]拿着武器的暴徒冲击警察的封锁线，警察局被袭击、占领，数百人被逮捕。[48]两天后暴乱才结束，死伤者达一千人。[49]

公众的暴力反应直到1941年才结束。西方外交被认为是蓄谋封锁、压迫和残害日本。不仅仅是精英统治阶级，就连媒体以及大批民众都会仔细查看日本签署的国际条约。关于日本以外的世界，日本民众几乎得不到真实、有用的信息。在日本国内，出现了向外交官施压的趋向，因为外交官们周游列国、会外语而且被西方的穿衣打扮和礼仪影响——他们被认为是叛徒，他们迫于西方阴险的压力，不再是真正的日本人。东京的报道中并没有说俄国正在向中国东北调兵，也没有说俄国很明显宁愿再次开战也不想接受协约中的条款；报纸中也没有提日本就要破产了。关于日本窘境的真实报道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是导致二战的另一个悲剧性因素。

和约虽然不受欢迎，但日本确实签署了和约，整场冲突本可以就此尘埃落定，谁料想第二年就爆发了火上浇油的事件。1906年4月，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发生地震和火灾，造成约3 000人死亡，整个城市被烧得一片荒芜。灾难过去两个星期后，学校董事会宣布所有的日裔学生都只能上隔离学校，这样白种学生“就不会在青少年时期和蒙古人种的孩子接触，受到他们的不良影响”。[50]此后，住在旧金山的日本孩子被迫穿过还在冒烟、充满流氓的街道，前往唐人街的“专收亚洲孩子”的学校。

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移民长久以来一直受到迫害，这是最近的一次。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是当地和联邦的政客、工会领导和残忍的排外媒体——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旧金山纪事报》，该报与其劲敌《旧金山观察家报》的发行量不相上下，为了取得优势，该报抓住此次事件紧紧不放。《旧金山纪事报》的社论版几乎每天都会谈到这一事件，叫嚣“洪水般的日本人给美国学校带来了危险，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能明显感觉到”。该报提醒说：“黄种人是公立学校的魔鬼，也威胁着美国女性。”1905年3月1日的一条新闻标题这样写道：“不干不净的东方人，不加限制的移民，带来了堕落和退化。”四天后该报一篇社论写道：“移民到美国的不是日本最好的人，而是最差的；日本国内焕然一新，却把漂在水面上的渣滓送到了美国，那些渣滓都是日本用不上的废物。”[51]

地震过后的旧金山陷入绝望和混乱中，当局无力制止哄抢、盗窃、持枪杀人和群体暴乱。旧金山的日本城在地震中被毁坏，成千上万名无家可归的难民被迫在周围的街区寻找藏身处，他们与在大火中失去家园的白种人产生了冲突。[52]人们怀疑旧金山的官员和警察心照不宣地鼓励美国人反对日本人。日本人在街上被追着打，他们的窗户被扔进石头，日本人经营的商店被挂满了这样的警示标语：“白人男女：请照顾自己人的店铺。”

日本已经捐赠了24.6万美元用于旧金山的灾后重建，这比所有其他国家捐款的总额还要多。[53]日本一位知名地震专家从东京赶来帮助灾后支援重建，却在大街上被截住，被暴徒殴打。

旧金山针对日本人的这些做法得到了日本媒体的报道，一些较为引人注意的大报要求刚刚打了胜仗的日本海军前去撤侨。“很容易就可以让美国从那固执的梦中醒来，只要我们的将军突然出现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就可以了，”《报知新闻》在1906年10月22日称，“为了世界文明，我们应该做好准备，用铁锤击打恶魔的头。”[54]日本政府向罗斯福政府表达了愤怒的抗议，称加利福尼亚发生的事情违反了1894年日美协约的规定。国务卿伊莱休·鲁特怀疑日本与哥伦比亚政府秘密会谈，谋求在南美大陆建立军事基地。[55]《纽约太阳报》驻东京的记者告诉编辑，日本公众一般不会对离自己这么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形成舆论，“但是不让日本孩子到公立学校上学使得很爱孩子的日本人迅速做出了反应”。[56]

罗斯福总统感到愤慨，这不仅是因为加州人顽固的行为使得整个国家蒙羞，而且因为国会大部分州代表反对他的海军扩建计划。在罗斯福看来，各州的领导人正在愚蠢地向日本挑衅，“但同时又拒绝采取措施，使自己不受日本强大武力的伤害，他们对于日本的轻率和傲慢无礼会让他们吃苦头的”。[57]罗斯福派了一名内阁成员前往旧金山，希望能劝说学校董事会撤销种族隔离的决定，结果被董事会断然否决。《哈珀斯周刊》在其封面上刊登了一张漫画，把旧金山市画成一个拿着弹弓的顽皮小男孩，并且暗示日本应该为加利福尼亚白人的孩子设立一所礼仪学校。[58]“太平洋沿岸各州的看法，”罗斯福致信洛奇时写道，“就和霍屯督人的想法一样蠢。”[59]

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罗斯福准备了1 200多字的激昂演讲，他称种族隔离令是“一小群过错方”实施的“恶劣闹剧”。他宣称：“日本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与最聪明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并驾齐驱，他们通过自己的品德和努力赢得了被公平对待的权利。”他补充道：“我们能从日本身上学到很多，日本也能从我们身上学到很多；一个国家只有乐于学习才能教导别人。” [60]

总统坚定的外交斡旋促成了1908年的“君子协定”，旧金山市民同意废除种族隔离令，而日本则答应限制移民美国的日本人数量。[61]但和谈是在诸多触目惊心的战争伤疤中进行的。建设运河的工作正在巴拿马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直到1914年运河才完成，此前美国海军的主力舰队必须绕过合恩角，航行1.3万英里[62]才可以到达旧金山。[63]而横滨的日本舰队就在6 500英里之外。如果日本在运河尚未通航，美国海军无力阻止的当下就出兵该怎么办？一时间流言四起，威廉·赫斯特的报纸尤甚[64]——有人看到一支日本舰队驶出海港；一座日本基地在阿留申群岛秘密建立；日本特使正不怀好意地与墨西哥结盟；当地的日本妇女被招来当“喂奶机器”，这是一种缓慢但是肯定会成功的人口战争，这样日本人的后裔最终将吞掉整个地区。廉价杂货店里卖的小说想象出“黄祸”的可怕画面：亚洲部落来到美国西海岸，把白种人逼到落基山东面。

罗斯福尽最大的努力平息这场危机，他的努力也不是完全没有效果，但是毫无疑问他内心也认为日本是一种威胁。“我一直尽量对日本人客气，”他后来写道，“我最后不安地意识到，关于太平洋沿岸发生的事情，日本人的新闻中有一点点隐藏起来的野蛮性；我终于明白过来，他们以为我怕他们。”[65]岌岌可危的不仅仅是加利福尼亚。夏威夷离日本要比离北美洲近，那里有大批日本移民，而且移民数量还在增加。关岛没有建防御工事，毫无防守能力；那里离美国旧金山5 800英里，但离日本只有1/4的距离。菲律宾有7 000多个岛屿，整体海岸线长度与整个美国一样，就在日本的南大门外。日本海军可以轻易封锁马尼拉，消灭驻扎在那里虚弱的美国亚洲舰队。菲律宾的主岛吕宋岛上有一千个登陆地，日本可以从其中任何一个地点发动入侵。“菲律宾是我们的阿喀琉斯之踵。”[66]罗斯福在1907年8月跟战争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说，这一类比非常恰当：每一项真实的战略军事研究都表明菲律宾很快就会遭到坚定的日本海军发动的水路两栖进攻。

罗斯福被各种复杂和矛盾的事情弄迷惑了，而且他急于在巴拿马运河建成之前遏制来自日本的危机，所以他想出一个计划，要让美国的主力舰队做环球航行。他跟洛奇说，如果美国与日本爆发战争，那么海军“就可以更便捷地将正在航行的舰队派往太平洋地区”。[67]真实的航行可以让海军“在和平时代而非战争时代发现所有问题、错误和缺点”。大白舰队（名字的由来是船只都被刷成了白色）有16艘战列舰、大批辅助舰船和大约1.8万名船员。这次航行对于技术和后勤的要求都很高，也是史无前例的——此前没有哪个国家将整支海军派出去环球航行。

1907年12月16日，大白舰队从汉普顿锚地出发，船员们靠在栏杆上跟送行的人道别，乐队奏起音乐，并且鸣放21响礼炮向罗斯福致敬。而罗斯福站在总统游艇“五月花号”上观看了这一场面。“你们见过这样的舰队吗？”罗斯福问道，“难道这不是了不起的成就？我们不应该感到骄傲吗？”[68]船只排成一长串，在海面上绵延了7英里。它们绕过合恩角，到达了包括日本横滨在内的几处太平洋停靠港。抵达东京后，美国军官在皇宫受到了天皇召见。在14个月的航程中，舰队到达了六个大洲，途经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回到美国。[69]在美国报纸上的一幅卡通画里，一艘战列舰被画成罗斯福的样子。罗斯福总统的脸是船首，骑兵帽的帽檐是前甲板，大张的嘴巴则在吞食大海。在罗斯福卸任之前几天，舰队结束了4.6万英里的航行，回到美国。罗斯福再一次从“五月花号”的甲板上眺望，每艘船也再一次鸣放21响礼炮向他致敬。后来他在旗舰上发表了演讲，祝贺军官和士兵们：“这是第一支环球航行的作战舰队。以后再次实现这一壮举的人，都是在追随你们的足迹。”罗斯福说，大白舰队的航行表明“太平洋和大西洋一样，都是我们的国内水域”。[70]

1914年1月，巴拿马运河首次通航。1914年7月，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2月，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在床上逝世，享年74岁。

那时，参与未来太平洋战争的将军们年纪在二十八九岁或者三十出头。他们已经被提升为上尉或者少校。他们已经被视为未来的高官，被送往纽波特的海军战争学院学习；在那里他们研究、讨论并规划未来海战的前景。他们利用兵棋推演战斗场景，用模型代表奋勇争先的舰队，通过扔骰子决定战争的走向。据说马汉的幽灵仍徘徊在学院当中，而且根据推演估计，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高潮将是战列舰在西太平洋的对决，那会是一场典型的马汉式“决定性战役”。

《橙色战争计划》是美国太平洋战争的计划书，该计划书预计“橙色”（日本的代称）会突然袭击并取得压倒性胜利，侵占菲律宾、关岛，此外可能还有夏威夷。[71]驻扎在菲律宾苏比克湾的小型美国亚洲舰队将破坏岸上的设备和所有无法带走的军需，然后逃离到安全的水域。战争爆发一周之内，美国海军主力舰队（可能驻扎在东海岸）将开足马力，驶向大海，开启漫长的征服和解放的旅程。通过巴拿马运河后，美国海军将进一步穿过中太平洋地区广阔无边的水域，袭击并且占领日军控制的环礁。到达西太平洋之后的几个月，舰队将追捕并且歼灭日本海军的主力舰队。胜利的美国舰队将封锁日本本土，扼制日本的贸易，迫使日本投降。

这个计划的缺陷十分明显。罗斯福的大白舰队仅仅证明，在和平时期本着良好的愿望，这些战列舰组成的舰队可以环球航行。在战争时期重复这一壮举，并指望在日本的本土水域打败令人畏惧的日本舰队，就是另一回事了。在最佳状况下，那个时代的战列舰在长途航行时可以维持10节或者12节的速度。航行沿线必须有储油充足且防御严密的补给站。在海上航行数周后，船员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会变差，他们的工作效率和士气也会受损。离交战区越近，舰队越要警惕突袭。在任何时刻，官兵都可能要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集结并投入战斗，在经过这么远距离的航行后去打赢一场决定一切的战役。他们要面对的是敌人以逸待劳的舰队，这些舰艇可以很容易地抵达重要基地，军官和士兵们精力充沛，严阵以待，舰船也都受到了良好的维护。《橙色战争计划》似乎重述了1905年齐诺维·罗杰斯特文斯基上将指挥的俄国舰队的悲惨结局，谁又敢说结局会不一样呢？

只有少数敢于突破传统的人猜到，飞机和潜艇将改写海战的所有规则，到20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战列舰不仅毫无用处，甚至有还不如没有（因为战列舰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而马汉的海战三原则也将迅速变得过时。“一战”已经透露出一丝未来的端倪。德国海军的U型潜艇证明潜艇可以威胁海运的补给线。欧洲的战争表明航空兵可能会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而且到“一战”结束时英国已经证明，飞机可以在船上起降。“一战”中，发生在日德兰半岛附近的最大规模的海战，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全盘否定马汉的学说。但是“一战”所带来的任何教训，都无法打破人们对于战列舰的崇拜，一直到二战爆发前，世界各国的海军高官都是战列舰的追随者。

泰迪·罗斯福在1912年没有通过第三党进步党获得足够的选票，所以未能连任总统；结束政治生涯后，他出书，做演讲，从事一些自己喜欢的改革事业。和往常一样，他倡导与日本保持友好、和平的关系，这是“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72]他又搬出了1906年加利福尼亚学校危机时他开出的那味药——对待日本人要很有礼节，要赞美，这样才能抚平日本敏感的国家荣誉感；在加利福尼亚州和亚洲都要避免无意义的挑衅；要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好将美国海军的主力派往西太平洋地区。罗斯福仍然怀疑日本“一心要成为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力量”。[73]战争可能无法避免，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要尽可能推迟开战的时间。菲律宾在很大程度上没办法守护，除非国会能够同意给海军几千万美元的经费。制止日本侵略的唯一希望就是打造一支可靠、强大的海军。罗斯福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海军准备状态”（naval preparedness）这个话题上，态度坚定到近乎顽固的地步。这是他最喜欢的口号之一，“准备状态”（preparedness）这个词是他自创的，他在演讲、书信和文章中反复使用，以示强调。海军就是国家的右臂，他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还说“如果我们让这只右臂无力甚至瘫痪，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遭殃”。[74]美国人如果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就会经历一次“痛苦的苏醒；如果那痛苦的苏醒当真到来，我相信我们的民众会想起那些愚蠢的博爱者、胆小的国会议员和其他政府人员，他们应该为美国的悲剧负责”。[75]

伍德罗·威尔逊1913年上台，他提名31岁的前纽约州州议会参议员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担任助理海军部长。富兰克林是西奥多·罗斯福的远房亲戚，后来娶了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西奥多·罗斯福1905年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尽管富兰克林是一名民主党人士，而且要为刚刚在大选中击败了西奥多·罗斯福的新任总统工作，但他也是一名坚定的海军至上主义者和马汉思想的推崇者。实际上，在富兰克林15岁生日时，西奥多·罗斯福送给富兰克林的礼物就是《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富兰克林的母亲说，富兰克林“完全能背下那本书”。[76]在担任助理海军部长期间，富兰克林每天都对海军进行训练，就像西奥多·罗斯福在麦金莱总统任期内担任相同职务时所做的那样。

1913年5月，西奥多·罗斯福写信祝贺富兰克林担任此工作，也主动提供了一些指导。他提醒富兰克林千万不要让舰队被太平洋和大西洋分开，还说：“我不想和日本产生冲突，但是这有可能会发生，而且一旦发生，必然是突然而至的。”[77]

他的这番话预见到了未来，不过是28年后才应验。在1941年一个晴朗的早晨，“痛苦的苏醒”在夏威夷来临，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最悲观的人的想象。富兰克林在担任助理海军部长和纽约州州长时一直追随着西奥多·罗斯福的脚步，而到了1941年，这将是他出任美国总统的第9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满足马汉的集中兵力的理论，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排成两列停泊在珍珠港东湖（East Loch），船首靠着船尾，横梁挨着横梁，就像驿站马车的马队一样整齐。但是这些战列舰没有做好准备。

注：书中地图均系原书地图

兵者，诡道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用而示之不用，

近而示之远，

远而示之近。

……

实而备之，

强而避之，

怒而挠之，

卑而骄之，

佚而劳之，

……

攻其无备，

出其不意。

——孙武，《孙子兵法》

[1]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2] Potter, Halsey, p. 28.

[3] TR’s 1906 Annu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line at www.millercenter.org/scripps/archive/speeches.

[4] 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60—1831），美国第4任海军部长（1813—1814），在沿海布防和打击对手航运方面相当成功，是美国赢下1812年战争的功臣之一。——编者注

[5] 奥利弗·哈泽德·佩里（Oliver Hazard Perry，1785—1819），美国海军军官，1813年在伊利湖战役中率领舰队击败英军，扭转了1812年战争的走势，因而被誉为英雄。——编者注

[6] 斯蒂芬·迪凯特（Stephen Decatur，1779—1820），美国海军军官，1804年与巴巴里诸国交战时因率领敢死队发动夜袭并烧毁被俘舰“费城号”而一战成名，1812年战争期间指挥“美国号”巡航舰在单挑中俘获同级别敌舰，1820年与另一名军官决斗时身亡。——编者注

[7] 爱德华·普雷布尔（Edward Preble，1761—1807），美国海军军官，1804年的黎波里战争中任地中海特遣舰队总指挥，战果颇丰。在他手下成长起来的军官在1812年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编者注

[8] 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Stewart，1778—1869），美国海军军官，1812年战争中曾指挥“宪法号”巡航舰在以一敌二的情况下擒获两艘敌舰。——编者注

[9] Mahan, From Sail to Steam, pp. 278, 276.

[10]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8.

[11] Livezey, Mahan on Sea Power, pp. 72, 59.

[12] Beach,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 200-Year History, p. 332.

[13]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3.

[14] Mahan, From Sail to Steam, p. 303.

[15] Cleary, The Japanese Art of War, p. 79.

[16] Tribute reproduced in Taylor, The Life of Admiral Mahan, p. 115.

[17] 泰迪·罗斯福，即西奥多·罗斯福，人称老罗斯福，泰迪是他的昵称。——译者注

[18] TR to Alfred Thayer Mahan, Washington, May 12, 1890, in Auchincloss, ed., Theodore Roosevelt: Letters and Speeches, pp. 45–46.

[19] TR’s review in Atlantic Monthly (October 1890), in Works, Vol. 14, pp. 306–16.

[20] Mahan to TR, October 24, 1906, quoted in Turk, 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 Theodore Roosevelt and Alfred Thayer Mahan, p. 149.

[21] Speech given in Chicago, April 2, 1903, in TR, Presidential Addresses and State Papers, Vol. 1,pp. 265–66.

[22] TR (1916), Mem. Ed. XX, 261; Nat. Ed. XVIII, 225, reproduced in TR Cyclopedia, p. 352.

[23] TR, “Address at Mechanics’ Pavilion,” San Francisco, May 13, 1903; “America’s Destiny on the Pacific,” New York Times, May 14, 1903.

[24] “Washington’s Forgotten Maxim,” Address by TR, U.S. Naval War College, June 2, 1897.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23, p. 456.

[25] TR to Cecil Spring-Rice, June 16, 1905, in Auchincloss, ed., Theodore Roosevelt: Letters and Speeches, pp. 391–92.

[26] TR to Theodore Roosevelt, Jr., October 4, 1903, in ibid., pp. 296–99.

[27] Brands, T.R.: The Last Romantic, p. 554.

[28] TR to Charles Joseph Bonaparte, February 17, 1906, in Auchincloss, ed., Theodore Roosevelt: Letters and Speeches, pp. 448–49.

[29] Karsten, The Naval Aristocracy, p. 360.

[30] Ibid., p. 13.

[31] TR to Secretary of the Navy, August 28, 1905, in Auchincloss, ed., Theodore Roosevelt: Letters and Speeches , p. 402.

[32] Roosevelt, America and the World War, p. 167.

[33] Karsten, The Naval Aristocracy, p. 69.

[34] “Washington’s Forgotten Maxim,” Address by TR, U.S. Naval War College, June 2, 1897.

[35] “明治维新”的英文译名是Meiji Restoration，restoration的另一含义是“复辟”。——编者注

[36]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p. 61.

[37] Edgerton, Warriors of the Rising Sun, p. 137.

[38]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quoted in ibid., p. 223.

[39] TR to Cecil Spring-Rice, June 13, 1904, in Auchincloss, ed., Theodore Roosevelt: Letters and Speeches, p. 336.

[40] TR, Autobiography, p. 378.

[41] TR to Theodore Roosevelt, Jr., April 9, 1904, in Letters to His Children, p. 31.

[42] TR’s 1906 Annu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43]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p. 13, 6.

[44] Mahan, From Sail to Steam, pp. 233, 244.

[45] Edgerton, Warriors of the Rising Sun, pp. 215–16.

[46] Ibid., p. 219.

[47] Buruma, Inventing Japan, p. 69.

[48] Wheeler, Dragon in the Dust, p. 54.

[49] Edgerton, Warriors of the Rising Sun, p. 219.

[50] Bailey,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Japanese-American Crisis, p. 14.

[51] “Japanese a Menace to American Women,” “Whole State Stirred by Menace of the Invasion,”and “Brown Men an Evil in the Public School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Feb. 27, 1905,March 1, 1905, and March 5, 1905.

[52] Bailey,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Japanese-American Crisis, p. 23.

[53] Ibid., p. 17.

[54] Ibid., p. 50.

[55] Neu, An Uncertain Friendship, p. 137.

[56] Bailey,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Japanese-American Crisis, p. 54.

[57] TR to Henry Cabot Lodge, May 15, 1905, in Morison, 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Vol. 4,p. 1181.

[58] Harper’s Weekly, Nov. 10, 1906, cover art by William A. Rogers. Captioned: “For Heaven’s Sake Do Not Embarrass the Administration.”

[59] TR to Henry Cabot Lodge, June 5, 1905, quoted in Neu, An Uncertain Friendship, p. 24.

[60] TR’s 1906 Annu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61] Starr, Embattled Dreams, p. 44.

[62] 1英里≈1.6千米。——编者注

[63] Sprout and Sprout, The Rise of American Naval Power: 1776–1918, p. 250.

[64] Starr, Embattled Dreams, p. 53.

[65] TR to Sir George Otto Trevelyan, Oct. 1, 1911, in TR Cyclopedia, p. 36.

[66] TR to Taft, August 21, 1907, quoted in Neu, An Uncertain Friendship, p. 142.

[67] TR to Henry Cabot Lodge, July 10, 1907, in TR Cyclopedia, p. 35.

[68] Brands, T.R.: The Last Romantic, p. 613.

[69] Ibid., pp. 636–37.

[70] Zimmermann, First Great Triumph, p. 6.

[71] Miller, War Plan Orange, pp. 43–46, 53–55, and 66–67.

[72] TR, “Japan’s Part,” Japan Society, New York, 1919, p. 13; TR Cyclopedia, p. 275.

[73] TR to Eugene Hale, October 27, 1906, in Auchincloss, ed., Theodore Roosevelt: Letters and Speeches, p. 505.

[74] TR, “The Navy as a Peacemaker,” New York Times, Nov. 22, 1914, Magazine section, p. 5.

[75] TR, “Problems of Power,” New Outlook 104, May 31, 1913.

[76]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53.

[77] TR to FDR, May 10, 1913, in Auchincloss, ed., Theodore Roosevelt: Letters and Speeches, p.681.

第一章

对于瓦胡岛的居民而言，被枪声、炸弹声和低空飞机的轰鸣声从睡梦中惊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瓦胡岛满是军事基地，实弹射击操练更是屡见不鲜。在1941年年初，战争的危机似乎愈演愈烈，军方开始进行“战争演习”——让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互相对抗，模拟作战。在这些日子里，由于大量弹药发射到空中，山摇地动，好似地震袭来，瓦胡岛上的简易木制房子摇摇欲坠。所以，在1941年12月第一个星期日早上临近8点钟，司空见惯的摇晃又开始的时候，大部分居民直接拽过枕头，把头蒙住；另外一些人则继续喝他们的咖啡，看四格漫画，听广播，尽力不去理睬远处炸弹造成的阵阵冲击声、高射炮的轰鸣声和机枪微弱的嗒嗒嗒的声音。

但是，人们很快意识到这并不是日常的演习。地板开始摇晃，窗户乱颤，飞机擦着头顶呼啸而过，机枪的弹壳就像冰雹一样落在房顶上。在火奴鲁鲁，平民百姓从房子里走出来看个究竟，许多人还穿着睡衣。在城里就能听到爆炸声，麦卡利区的国王街上还冒起了浓烟。刺耳的警报声响起，在西面珍珠港和西卡姆机场上空，燃油着火冒出的黑色浓烟直冲云霄，高达几千英尺[1]。地面上的人抬头就能看到一个小型俯冲轰炸机编队在高空盘旋，呈数字8的形状排列。不时有几架飞机会组合成整齐的攻击队形，然后一个接一个地俯冲下来，开始投弹攻击。

目击者瞠目结舌：这一次，开飞机的小伙子们演得可真不赖。12岁大的孔丹还穿着睡衣，他跟他兄弟说：“哇，动作好帅啊。”[2]为了看得更清楚，两个人爬到家里后院的鳄梨树上。“我不得不说这场演习太真实了。”另一个目击者回忆道。[3]珍珠港的一名船员将这场轰炸称为“陆军航空队上演的最他妈棒的演习！”。[4]珍珠港上空的浓烟被认为是“烟幕弹”[5]——或者，就像火奴鲁鲁的市长莱斯特·皮特里想的那样，是“演习的烟幕……我觉得这场演习简直就跟真的一样”。[6]

上午8时4分，KGMB电台中断了平时怀基基第一浸信会的管风琴转播。播音员韦伯利·爱德华兹读了一则简讯，召集所有军事人员返回基地和岗位，然后恢复了正常的广播节目，但是每隔几分钟就会再次中断，要求消防员、医生、援助人员和救灾者各归各位。上午8时40分，爱德华兹再次广播：“现在暂停广播内容，向大家播送重要新闻。请注意收听。本岛正在遭受攻击。再重复一遍，本岛正在遭受敌国军队攻击。”[7]听众将信将疑，没把这个新闻当回事，他们以为广播只是一种不太常见的让演习显得逼真的做法。有些人想起了三年前奥逊·威尔斯的科幻广播剧《世界大战》造成的恐慌。接近9点时，爱德华兹再次播报。他用颤抖的声音请求听众相信他：“这不是演习。日军正在袭击珍珠港。这是真实的战争！”[8]

就连那些富有经验的军人都难以相信他们看到的一切，随着袭击的进一步展开而感到困惑和眩晕。他们慢慢地才开始相信这是真正的袭击。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我们发现很多人对于真相都有些后知后觉。一架飞机开过来了。（“那些飞机为什么飞得那么低？”[9]）美军地面防空炮对入侵者开火。（“小伙子们为什么要朝飞机开火？”）炸弹落下来。（“飞行员太愚蠢太粗心了，连释放装置都看不好。”[10]）爆炸了。（“这次有人玩笑开大了。他们误将实弹装在了飞机上。”[11]）飞机开始往上飞，机翼下侧露出日军的“太阳旗”标志。（“我的天啊！他们真卖力啊！他们还把太阳旗印在飞机上！”[12]）一艘美国军舰爆炸了。（“这是哪门子演习啊？”[13]）即便到了那时候，还有些人不相信战争开始了。也许就像轻型巡洋舰“圣路易斯号”指挥官A.L. 西顿猜测的那样，袭击者是“一个孤独且愤怒的日本飞行员，他不知怎的开到珍珠港这里，现在给日本海军和美国海军都惹了麻烦”。[14]

在火奴鲁鲁市中心基督教青年会外面的街上，船员纷纷挤入公交车、出租车和私家车。军用卡车开到了主路上，街上挤满了“荷枪实弹、戴着头盔、仰望天空的士兵”。[15]救火车、救援队还有骑着摩托车的警察迅速前往火奴鲁鲁几个着火的地区。警报声震耳欲聋，道路上满是轮胎摩擦发出的吱吱声。没有人再遵守限速规定。劳森·拉梅奇少校回忆道，在通往珍珠港的双车道柏油高速路上，“视野之内，公交车、出租车等各式各样的车子上都满载着船员，他们要赶往港口”。[16]

对于很多亲历者来说，最早让他们相信这是真正的袭击的，是他们的车辆遭到了敌军飞机的低空扫射。“我们听到了像是打字机的声音，”与其他海员一起挤在一辆出租车上的水兵拉里·卡茨说，“我从后窗往外看……看到一架飞机朝公路俯冲下来，机翼或是引擎喷着火。它在朝路上的所有车辆射击，我们的车也受到了攻击。”[17]电工杰克·洛厄正与其他几个人乘坐一辆敞篷卡车。每次飞机低空扫射时，这几个人都会猛敲驾驶室的顶部，司机会猛踩刹车，然后车上的人跳到路边的草丛中隐蔽。飞机飞过去之后，他们再爬回卡车里继续前进。[18]海军上尉克拉伦斯·迪金森回忆说，他乘坐的车前方的路上有火星飞溅。没一会儿，他前面的车就被20毫米机关炮击中了。“子弹击中了那辆轿车，车子剧烈晃动，被一团黄色的烟尘裹住，”他写道，“那辆车爆胎了，我们看到它乱冲乱闯，剧烈颠簸……我甚至看到了雨点大小的洞出现在车上，就像针脚一样。”[19]

到上午8时10分，第一批炸弹和鱼雷击中停靠在珍珠港的战舰15分钟之后，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就被摧毁了。在福特岛东岸，在被称为“战列舰大街”的锚地，美军的战列舰被摧毁，燃起火焰，被浓烟熏黑，战列舰的桅杆和上层建筑以45度角倾斜在海港里。被击沉的战舰冒出浓浓黑烟，人们几乎无法辨别到底哪些战舰被击中。“加利福尼亚号”半沉入海，龙骨触到了海底，船体被日军的鱼雷炸开了；“西弗吉尼亚号”被摧毁，燃起熊熊火焰，涂料烧焦了，冒起泡，被击中的左舷升起巨大的烟柱；“马里兰号”和“田纳西号”情况好些，但是这两艘战舰挤在系船柱附近，无法动弹，失去了机动能力。“俄克拉何马号”被多枚鱼雷击中，已经瘫痪，倾斜了150度，长长的龙骨指向天空。

战列舰“亚利桑那号”的前弹药库爆炸了，“爆炸声似雷鸣般巨大，声音从很深的地方传来，十分骇人”，[20]蘑菇状的火焰直冲云霄，高达几千英尺。爆炸后几秒钟，燃烧的碎片如雨点般掉落在附近船只的甲板上。这一幕持续了很久很久。“空中、火中和燃油里都有钢铁碎片，到处都是，”“亚利桑那号”的船员马丁·马修回忆道，“有木片、甲板的碎片、帆布，甚至还有尸体残块。我记得有很多钢铁碎片和尸体碎块落下来。我看到一条大腿连着小腿，看到了手指头，看到了手，还看到了胳膊肘和胳膊。”[21]“亚利桑那号”大部分船身已经不见了，整艘船都被掀翻了，尚存的船体沉入海港底部，只有上层的一小部分和二号炮塔的三个炮筒还露在海面上。“亚利桑那号”的塔楼和起重机大角度歪向航道，梯子上倒挂着船员的尸体。爆炸顷刻间夺去了“亚利桑那号”一千多名船员的生命，幸存者中也有很多严重烧伤，其他的船员都不知该如何救治他们。“这些人看上去简直就是僵尸，”海军陆战队二等兵詹姆斯·科里回忆道，他曾在“亚利桑那号”上服役并在袭击中幸存，“他们被烧得全身发白，皮肤就像用石灰水刷过那么白。他们的头发被烧光了，眉毛也被烧光了。……他们走起来就像机器人一样。他们的胳膊吊在外面，往外伸着。他们还在甲板上吃力地走着。”[22]

但是，在目击了1941年12月7日的日军袭击的人眼中，最难以忘怀的一幕是大量敌机俯冲而下，犹如乌云般遮天蔽日。那天上午之前，美国人一直被各种舆论误导，以为日本海军的空中力量只是个笑话而已，不过是二等货色的飞机再配上三等货色的飞行员。但是眼前这些飞机的驾驶员技术极其高超。俯冲轰炸机投放的炸弹百发百中。鱼雷机飞行高度很低，投弹姿势堪称教科书级别。零式舰载战斗机紧跟在轰炸机后面进行致命的扫射。要是没有地面上和海港中的屠杀，空中这整个场景会是相当棒的飞行表演。目击者对于日本飞机超低的飞行高度惊讶不已——（如一位目击者所言）低到扔一个棒球就能打到一架日本飞机，低到从海军造船厂医院的三层往下能看到日军的鱼雷机袭击美国的战列舰。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驾驶舱中的日军飞行员，许多飞行员的座舱罩还是打开的；人们能看到飞行员戴的“猫眼式”飞行眼镜，他们被风吹起的围巾，棕色的飞行员头盔，以及白色的头巾——“天啊，我甚至能看到他们的金牙。”惠勒机场的一名陆军军官说。[23]许多目击者回忆称他们甚至与敌军飞行员有过奇怪的眼神接触。一些日本飞行员惨然一笑，像是道歉一般；还有一些飞行员甚至招了招手。另一些飞行员大笑着，做出嘲弄的手势。“他们飞得很低，能看到他们咧着嘴笑，”“尼欧肖号”机械师里昂·伯纳特说，“我是说，他们真的在大笑，都在笑；他们就好像在野游，或者参加舞会。”[24]一名海军陆战队员称看到飞机后排的一名机枪手“放下枪托，双手在头上拍掌，就像美国职业拳击手向台下的人致意那样。然后他又抓过枪，开始再次扫射”。[25]

看到俯冲的飞机、扔下的炸弹和爆炸的船只，一些目击者想起了正在欧洲进行的战争的新闻片段，或者一些大手笔的好莱坞影片的镜头。整个场面有一种不真实、梦境般的感觉。“我仍然觉得会从噩梦中醒来或是看到战争片的结局。”海军军医艾尔芬格·金德鲁上校在袭击事件发生几个星期之后写道。[26]“加利福尼亚号”的船员西奥多·梅森也有类似的感觉：“整个场面就像B级战争片中那种摇曳的二维镜头画面一样。”[27]很多人记忆中保持时间最长的是那些非视觉的东西，例如船员被困在甲板下面因恐惧而尖叫的声音，燃烧的船上梯子的铁横档烫在逃跑的船员手心上的那种触觉，口里灌入机油的那种苦涩的味道，尸体着火发出的恶臭。这些记忆混在一起，杂乱无序，但是极为鲜活、深刻，事隔多年后依然如此。日本的袭击太过出人意料，和平突然转为战争，大屠杀骤然而至，袭击者还带着令人无法理解的愤怒和狠毒——“感觉就像是陷入洪水、龙卷风和地震中一样，”军士长查尔斯·拉塞尔说，“袭击来得又快又猛，让你瞠目结舌，呆若木鸡。”[28]对于“加利福尼亚号”的信号员约翰·H. 马克高兰来说，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的经历根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么用什么语言都难以准确描述；如果你经历过，那么就没必要用言语来描述了。”[29]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正在白宫二楼的“椭圆形书房”度过平静的周日下午。“椭圆形书房”和位于楼下的更大、更正式的“椭圆形办公室”不是一回事。“椭圆形书房”属于总统官邸的一部分，房间西面的双开门可以通往卧室和私人浴室。在过去历任总统任职期间，这间书房被称为“黄色房间”或者“椭圆形客厅”，被当作起居室、书房，同时还会存放不想要的家具和文件。哈定总统和熟人及密友在这里打过扑克，胡佛总统在这里看过无声电影。

到1941年12月，罗斯福已经在这里住了九年，这里很像他位于纽约哈得孙河河谷海蒂公园的家，有一种拥挤、舒适、微暗的感觉。墙上几乎每个地方都挂着不同形状、尺寸、主题的照片和画。总统的书太多了，书架都放不下，所以成捆的书横放在搁架上面，要不就是堆在墙边或角落。厚重的窗帘挡住了窗外的自然光，房间里有点阴暗；但正是因为房间阴暗，家具磨损的边角、轻微脱线的地毯、从落地灯到墙上插座的地板上拖着的弯弯曲曲的电线，都看不大出来。总统桌子上的烟灰缸里总是有烟蒂，房间里有浓浓的烟味。与房间里的东西唯一格格不入的装饰就是那些和航海有关的东西。书房里放了大概二十几幅罗斯福最爱的柯里尔与艾夫斯（Currier& Ives）的版画，画着大海中航行的木船。桌子上和书架上有六七艘舰船模型，模型外面有玻璃罩保护。一面墙上挂着罗斯福总统母亲的照片，旁边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海军英雄约翰·保罗·琼斯的画像。

对于罗斯福而言，“椭圆形书房”是灵魂的救赎地，也是内心的避难所。他经常一整天都待在这里，坐在书桌后面的轮椅上；而他身后是大大的窗户，往南可以看到椭圆形草坪和华盛顿纪念碑。很多总统事务都是他在这张桌子上处理的。他在这里阅读报告，口述信件和备忘录，接听电话，接见助手和拜访者。但这里也是罗斯福最放松的地方，那个周日的下午他就在这里放松自己。那天他穿着一件旧的灰色套头毛衣和法兰绒宽松长裤，一边修补邮票集，一边和他最亲近的助手也是好朋友哈里·霍普金斯断断续续地闲聊“与战争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30]两人已经在书房里用餐盘吃过午饭了。早前罗斯福曾表示无法与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和大约三十名宾客一起在白宫的蓝厅里一起用午餐。[31]后来，埃莉诺告诉失望的宾客们（来访的有朋友、亲戚和政府官员），罗斯福是忙于应对太平洋的危机，但是这一说法严格来说并不准确：罗斯福表达歉意是在日军发动突袭之前。他是累了，想要休息。但是他没能如愿。

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40分，他桌子上的黑色电话响起来。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告诉罗斯福，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发来了紧急信息：“日军空袭珍珠港。这不是演习。”诺克斯能提供的信息就这些，他承诺一有消息就打电话。

霍普金斯有些不相信。[32]他说，日本不可能也没有实力袭击夏威夷，诺克斯的信息肯定有误。罗斯福不这么想——他说他相信这个信息“很可能是真的”，并且说“日本人就是会做这种出人意料的事情”。

几分钟后，海军作战部长“贝蒂”哈罗德·R. 斯塔克（HaroldR. “Betty” Stark）将军打电话确认了这一惊人的消息。斯塔克和诺克斯一直在与海军少将克劳德·C. 布洛赫（Claude C. Bloch）通电话。布洛赫是位于夏威夷的第14海军军区的指挥官，当日军飞机向珍珠港发起第二轮突袭时，他向斯塔克和诺克斯汇报了空袭的实时目击情况。几分钟后，罗斯福接到了夏威夷总督约瑟夫·B. 波因德克斯特（Joseph B. Poindexter）的电话，波因德克斯特请求在夏威夷实施戒严，罗斯福批准了这一请求。[33]在简短的通话中，波因德克斯特的声音因惊慌而变得尖厉。罗斯福转过身来，对霍普金斯和早已挤满书房的其他助手喊道：“上帝啊，眼下又一批日本人的飞机飞到了夏威夷上空！”

很快白宫上下都得知了这一消息。埃莉诺在送午宴的宾客时，一个引宾员告诉了她。宾客们“呆若木鸡”。有人后来写道：“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宾客们似乎渐次离开了，没有彼此道别。”[34]第一夫人上楼悄悄走进罗斯福的书房，但是里面已经挤满了助手，她很快意识到罗斯福正在“认真考虑应该做些什么，而且在最初的紧张局面结束之前不会谈论此事”。[35]于是埃莉诺回到起居室，开始写信。

整个下午，最新的报告不断涌入白宫。罗斯福的首席秘书格雷丝·塔利接到了斯塔克将军的好几个电话。她迅速记下将军的话，然后飞快地将内容打入备忘录并交给总统。“总统看上去依然比任何人都镇定，但是他的镇定下隐藏着怒火，”塔利写道，“每次收到新的消息他都神色肃穆地摇摇头，嘴角流露出更加坚毅的表情。”[36]助手们不时进入书房，声音越来越大，很快塔利就没法工作了。她来到走廊上，然后又来到总统卧室的私人电话旁。她打字时，参谋人员在她身后徘徊，伸头看她打的内容。她后来写道：“消息继续传来，每一个新消息都更加残酷，将军跟我打电话时我都能从他的声音中听出难以置信的震惊。一开始总统身边的人都不相信，但是随着消息接踵而至，反复确认空袭的事实，大家开始接受传来的信息是真实的，并且对此愤怒不已。”

罗斯福坐在书桌后面，在一片混乱中仍保持着镇定和沉着。那天下午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接听电话，安排军事行动，为媒体口述新闻，为港口安排新的安全举措并进行战略部署，制定措施观察或扣留日本侨民。有几十项行政命令需要启动。罗斯福吩咐助手们立即执行这些命令，稍后再拿来给他签字。总统的主要军事顾问和外交顾问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书房就座，包括海军部长诺克斯、海军上将斯塔克、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以及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上将。总统问的问题都很现实。日军的袭击是如何成功的？损失有多大？日军下一步可能袭击哪里？夏威夷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仍然不清楚。瓦胡岛的广播和电话信号中断了好几次，话说一半就断了，信号一度中断了好几个小时。日军的空袭还在继续吗？每个新消息都表明空袭造成的损失远超人们之前的预估。会议在下午4点半左右中止，众人决定当天晚上8点半整个内阁在白宫会面，国会领袖则要在9点出席。

罗斯福周围有很多人断定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如释重负了。等待和不确定终于结束了。关于战争的前景，美国人一直意见不一；但是现在（就像战争部长史汀生说的那样）“这场危机会把全体美国人团结起来”。[37]埃莉诺也这样认为：“我想，富兰克林虽然焦虑不安，但是他也很久没有这样平静过了。骰子终于扔了出去，我想他可以安心了。”[38]

日军的最后一批飞机飞回大海时，珍珠港的东湖满是各种物品的残骸，大部分都被火烧黑了，包括衣服、鞋、书、救生衣、床垫、舷梯、救生船和桶。各种难以描述的臭味混在一起——燃油那令人难以忍受的味道，翻滚的黑色浓烟的刺鼻气味，还有烧焦的尸体发出的令人作呕的甜腥味。百万加仑[39]石油从被鱼雷击中的战列舰上漏入海港。“从没有在海上看过这一幕的人，无法想象出石油漏入冰冷的海水是怎样一番场景，”二等兵科里说，“石油变成了一团大约6英寸厚的胶状地毯。”[40]从燃烧的船上跳到海里或者被炸入海里的海员发现自己要在凝结的石油中游泳。这不仅耗费体力，而且极其危险。“加利福尼亚号”的海员梅森尽量潜入水下，但是他不得不探出头来换气，“胶状的黑油堵住了我的鼻子和耳朵，烧得我眼睛疼。那东西又臭又甜，让我直想吐”。[41]

那天风很大，大约有25节的速度；当天上午拍的照片里能看到，旗帜在旗杆上高高飘摇。所以战列舰上的火焰不可避免地向海港里蔓延。根据幸存者的描述，海面燃起熊熊大火，朝他们袭来，火焰吞噬了其他人的头部，火帘后面传来短暂、痛苦的尖叫声，接下来是死寂一片。附近的战列舰散发出的热量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也能感受到，但是仍然有人开动船只，向火焰径直驶去，以期拯救那些幸存者。一艘小艇上的船员试图用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扑灭大火。“每次灭火后，船的两侧都会再度着起大火，然后再灭火，再着火，”以法莲·P. 霍姆斯上尉说，“温度太高了，船上的人不得不朝没有火的方向探出身子以保护自己。”[42]小艇上的船员将撑篙的钩子搭在落水者的腰带上、领子上，把他们拖上船。被救起的人嘴里呛满了石油，大口大口地往外吐；许多人浑身是油，都看不出到底受没受伤。“我记得我从海里拉上来的一个船员，我拿出手帕把他脸上的油擦掉，”海军陆战队二等兵莱斯利·勒法恩说，“我甚至都看不出他是黑人、白人还是黄种人。”[43]海员爱德·约翰说，这些幸存者都躺在船底，最后“每艘船都挤满了伤员，挤得一动也动不了，每个人都极其痛苦”。[44]

福特岛港口对面的10—10码头（Ten-Ten Dock）上的担架里躺满了从船上救下的伤员。场面极其混乱。头天晚上在岸上过夜的船员和军官依然在奋力奔走，希望能找到小艇将他们带回自己的船上。警报声响彻云霄；救护人员大喊着，让人们为担架让路；混凝土码头上全是死伤者。大量私家车和救护车赶来，交通瘫痪。伤员们被注射了吗啡，然后又被喂了些水。他们的脸被火烧黑或被烟熏黑，眼睛也几乎睁不开了；有些伤员的头发全烧没了，大部分皮肤也已烧伤。伤员必须脱去衣服，但是衣服上浸满了油而且已经与肉粘在一起。脱下衣服时，伤员的皮肤也连带着被扯下来。“我只能给他们涂一些凡士林然后用纱布包扎上，”帮忙救治伤员的“西弗吉尼亚号”三等船体装配工路易斯·格拉宾斯奇这样说，“但是这根本就没有用，我那样做就像是给他们扒皮一样。让伤员们的皮肤裸露着，而不是往上面抹东西或者缠纱布，似乎反而好一些。他们想把纱布撕下来。如果是穿着圆领衬衫，那就要把衬衫扯下来，因为他们浑身都是水疱和灼伤。”[45]

整个海军造船厂和福特岛上都设立了几处紧急治疗中心，包括海军陆战队兵营、医务室、单身军官宿舍（BOQ）。所有的治疗中心都迅速挤满了伤员。在福特岛的食堂里，所有的餐桌上都躺满了伤员，新抬进来的担架只能放到外面的院子里。船员维克托·卡蒙特说：“有些伤员看上去已经没救了，他们的衣服上浸了石油，烧焦的肉和骨头裸露出来。有些伤员衣衫褴褛，肉就挂在骨头上。有些伤员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叽里咕噜地念着母亲、父亲或者爱人的名字。这一幕看得人无比难受。”[46]伤势较轻者恍恍惚惚地走来走去，有人跟他们说话也不理睬，有人想领他们去治疗中心就激烈地反抗；还有些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却似乎毫不知晓，哪怕是在寻常女性或者红十字会的护士面前。“亚利桑那号”的船员卡尔森有幸从船上逃了出来，只受了轻伤，他记得在福特岛的海湾见到了一位同事。那个人“躺在我对面……用双手握着他的肠子。他抬头看着我，说：‘战争真是地狱啊，对吧，伙计？’我说：‘是的，没错。’我身上没有地方流血，所以我起身离开了那里”。[47]

在港区和登陆处，死者的尸体被排成两排，中间是通往救治中心的过道。每排死者的头部都向内，这样可以通过脸或者身份识别牌确定死者身份。一些死者的脸奇黑无比，但是身上却看不出明显的伤痕：这就表明他们是在某一次大爆炸中受到巨大的冲力而死的，他们的血管被震裂了，但是皮肤没有裂。美国海军舰船“雷利号”的船员尼克·库瑞塔斯花了好几个小时寻找他的兄弟：“我沿着过道奔跑。我知道我兄弟的特征，我要找到他。他喜欢咬指甲。我知道他有一颗疣，我知道他身上每一个标志。我找来找去，我会说‘这个人看上去像他’，但是看不到脸。我会握起一个死者的手，说：‘不，这个不是他。’然后接着往下找。”[48]最后，人们拿来了床单和毯子，盖在尸体身上。“我跟你说一件事，”“俄克拉何马号”的船员威廉·福贝说，“当你看到尸体裹着床单像积木一样堆在一起时，战争的所有光辉都会消失。你真真切切地意识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正在发生。”[49]

福特岛的飞机场中遍布着扭曲的、冒烟的废墟，以及飞机的残骸。在轰炸过程中，70架飞机中有33架被炸毁。在福特岛的东南部，彻底被毁的六号机库浓烟滚滚：它被至少三颗炸弹击中。在水上飞机的停机坪，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燃烧的残骸散落在随处可见的棕榈树中间。岛上的水泥地满是榴霰弹的弹片和巨大的弹坑，这些弹坑都是550磅[50]重的炸弹炸出来的。奉命弃船的海员们茫然无措地乱转，船员服被鲜血和燃油浸透。“我们很多人都不知如何是好，就在那里站着，”船员爱尔莫·拉什回忆说，“我开始回想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战栗不已。我走来走去，过了好久才平静下来。”[51]大家全都衣衫褴褛，有些人到废弃的兵营或者家属的房子里找衣服穿。有报道称人们的打扮极其怪异：头戴海员帽，身穿上尉的蓝色夹克；光脚穿无尾礼服；浴袍加靴子；海军粗蓝布裤子配燕尾外套，再加一顶前后有檐的将军帽子。岛上有许多船员成群地四处游走，他们肩上挂着弹药带，就像西部片里的土匪一样。副水手长霍华德·弗伦奇说，在福特岛的行政大楼里，“场面极其混乱……没有秩序，失去控制，没有管事儿的。人们就像迷途的羔羊般四处乱转”。[52]

海军造船厂里的海军陆战队兵营是一栋大型水泥建筑，这里被当作紧急安置中心，用来安置这些四处流荡的船员。从海港中爬出来的船员按照指示脱下浸满燃油的衣服并放到垃圾桶中，然后排队洗热水澡。在很多情况下，污泥状的燃油已经深入船员的毛孔中，要想洗干净简直不可能。“你用能找到的毛巾和碎布拼命搓洗，但就是没法把它搓掉。”“亚利桑那号”的船员吉姆·劳森说。[53]肥皂和水对于石油毫无作用，只能用酒精或者汽油去清洗浸满石油的皮肤。有些人甚至真的泡在汽油里，而那些想方设法清除掉石油的人后来连续抱怨了好几个星期，说他们从头到脚还是有一层薄薄的石油，说汽油弄得他们眼睛疼，要不就是说他们头疼而且视线模糊。

海军军需军士给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发放干净、干爽的粗蓝布裤、内裤、袜子、牙刷、牙膏、剃须刀和垃圾袋。[54]没有人以书面的形式走流程，谁也不需要签字。海军给养军士尽其所能地为饥饿的船员提供食物。船员们走进食堂，排队领饭的人络绎不绝——等着吃早饭的人还在排队时，已经有人来排队打午饭了。因为担心饮用水可能被破坏者投毒，所以人们喝啤酒、软饮料、酷爱（koolaid）和从游泳池抽上来的水。一个船员回忆说，他和伙伴们很感激能“吃到干爽的三明治，还喝了用氯消过毒的游泳池水冲泡的咖啡。我们饿极了，所以感觉食物十分美味”。[55]

海军陆战队兵营一楼设立了船员登记站。一名初级军官搬来一张桌子，桌子后面的墙上印着每一艘被放弃的舰船的名字。船员和军官们登记后被告知等待重新安排。许多人奉命参与船上和基地附近的清理工作。在福特岛上，多支由船员组成的小队将残骸从机库清理走并将被炸毁的飞机推离跑道。另一些船员用灭火器熄灭了机场周围草地里的几十处灌木丛中的火。他们拿上桶，奉命捡起榴霰弹碎片和金属碎片。地上的榴霰弹碎片太多了，“在停车场你随手一抹就能捞起来”。[56]第14海军军区的公务人员奋力铺设一条从霍斯皮特尔角（Hospital Point）到福特岛的直径16英寸的主供水管道，其他工作人员则努力让干船坞恢复如常。船员们拿着镀锌桶回到被击伤的战列舰上，开始了一项可怕的任务——搜集已故同伴的尸体残骸。“我记得找到了几块膝关节和肩胛骨，还有几块烧焦的残缺尸骨，因为烧毁严重，所以都难以辨认身份。”“内华达号”船员查尔斯·色赫回忆说。[57]

轰炸那可怕的画面仍然历历在目，但是幸存者们一起努力干活，提升士气。[58]音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福特岛海滨，一台自动唱机大声播放着《我不想将这世界付之一炬》；在“马里兰号”战列舰上，维修队在工作的时候，乐队就在甲板上演出。“内华达号”的船员给自己的船起了一个新的绰号：“振作号”。[59]船的甲板上写着“我们将再次战斗”，以及“振作号，振作起来”。这场危机似乎将人们最好的一面激发了出来：那些装病的人和磨洋工的人纷纷投入工作当中，就连被关在禁闭室里的人也被放出来参加劳动。每个人都做出了贡献。“珍珠港的情况太糟了，”船员梅森回忆说，“就连长官们也在劳作。”[60]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赫斯本德·E. 金梅尔上将对很多事情都完全摸不着头脑。他不知道敌机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敌机去了哪里。敌机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还是从福特岛西南方几千英里远的马绍尔群岛的日本航空基地起飞的？后者的可能性要低一些，因为隔的距离太远了——但是如果真的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那么日军的航母又去了哪里呢？去了北方，南方，还是西方？日军的航母撤退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为了准备下一次空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周日上午的空袭是否早有预谋，只是个开场，日军随后是否会进行登陆作战？瓦胡岛是不是将被入侵？

金梅尔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位于一幢三层白色建筑里，正面为装饰派风格，两旁种着椰子树，前面的草坪修剪得很整齐。从他的窗户往外可以看到海港大屠杀的整个场景。参谋们尽最大的努力保持镇定，但是整个太平洋舰队的军力都被日军的行动摧毁，这一严酷的现实使他们极为震惊，无言以对。“金梅尔表面看上去镇静泰然，”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参谋部的情报官、海军少校埃德温·T.莱顿回忆道，“但是他指挥的舰队遭遇的一切以及世界在他身边崩塌这一事实似乎让他十分震惊。”[61]他看着珍爱的战列舰被烧毁，不时喃喃自语：“真是太让人哀痛了！”[62]从沉船上逃离的军官涌入司令部，他们白色的制服染上了石油的污渍；许多军官似乎茫然无措。虽然那时谁也不愿意承认，但是司令部上空弥漫着浓浓的恐惧气氛。莱顿回忆说，文书军士双手颤颤巍巍地将情报记录交给司令官，海军上尉沃尔特·J. 伊斯特斩钉截铁地说：“大家都害怕，如果谁说自己不害怕，那就是十足的骗子。”[63]

在空袭后最初那令人绝望的几小时里，金梅尔的问题并不是缺少有关敌人位置的情报。他的问题是，司令部收到了大量的报告，但是里面的信息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前后矛盾，要么杂乱无章，要么大错特错。他最初的直觉是，敌军的航母是从北方来的（他的直觉被证明是准确的，但是他没有及时据此采取行动）。周日上午从美国本土前来的美国陆军航空中队看到，空袭后日本飞机往北飞去；而且瓦胡岛北部的奥帕纳（Opana）的雷达站也监测到有飞机朝北飞去。但是日本飞机已经摧毁了瓦胡岛上的陆军以及海军的大量巡逻机，至少让它们失去了行动能力，所以美军指挥官没有办法进行彻底的空中搜寻。上午9时42分，金梅尔向位于瓦胡岛西部大约200英里的“企业号”航母发出警告，“有迹象表明”一艘日军航母在瓦胡岛的西北部。[64]但是几分钟后，新的报告显示日军的航母在南部。（情况最终弄清楚之后，人们发现，每一次报告都把美国的战列舰误认为是日本的航母了。）有一个错误警报说两艘日本航母正朝巴伯斯角（Barbers Point）的西南方驶去。“明尼阿波利斯号”巡洋舰离报告的坐标很近（而且很可能被美军误认为是日军的军舰了），它尝试发送信息，纠正该报告。但是无线电操作员犯了错，最后发出去的信息变成了“看见两艘敌舰”而不是“没有敌舰”。[65]“企业号”向东驶去，有15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起飞，搜寻瓦胡岛西南部海域是否有敌舰。为“企业号”护航的巡洋舰上有6架寇蒂斯SOC-3“海鸥”水上飞机升空，搜寻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两路飞机都只发现了美军的战舰，但有时候飞行员将美军战舰误认为是日军战舰，导致场面越发混乱。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日志记录道：“一度认为瓦胡岛的北面和南面都有日军的航母。”[66]

在福特岛上，日军空袭后未受损的几架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被派出去进行空中侦察。很快，这几架大型水陆两栖飞机在福特岛和霍斯皮特尔角之间的海峡中轰鸣起来，相继起飞。出动这些飞机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因为东湖（被用作跑道）上布满了舰艇的残骸，而且水面上还有一层油泥。29岁的海军上尉托马斯·H. 穆勒是水上飞机飞行员（也是未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生动地描述过沿着海峡开飞机的感觉：飞机翼尖离燃烧的战列舰只有咫尺之遥，飞机的浮筒在舰船搅起的尾流上颠簸，混着石油的海水拍打着飞机的挡风玻璃，“在飞离福特岛之前我什么都看不见。被石油裹了一层之后，我们只能完全依靠仪表起飞”。[67]

在整个海军造船厂和福特岛上，人们普遍预测日军即将入侵。失去舰艇的船员们有一种特殊的脆弱感，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地面战斗的训练，只能紧急组织防御。在福特岛上，成群的船员被派去挖壕沟、填沙袋，或者在三脚架上设置0.30英寸和0.50英寸口径的机枪。日军炸弹留下的弹坑外摆了一圈沙包，被用作散兵坑。军方用卡车拉来步枪，在岛上分发（基本是随机发放），包括几千支布朗宁自动步枪，还有一些已经完全过时的手动1903春田步枪。收到枪的人无须签字。“有人给我发了两颗手榴弹，”“加利福尼亚号”船员沃伦·G. 哈丁说，“我说：‘给我这个干什么啊？’他说：‘管他呢！别拉弦就行！’这就是我收到的所有指示。”[68]有人看到船员们拿着屠夫的杀牛刀和切肉刀。[69]无线电员约瑟夫·瑞安领到一把0.30英寸步枪和一些子弹，发枪的人告诉他：“你们几个就待在10—10码头这里，日本人过来的时候，就在他们放倒你们之前多撂倒几个人。”

星期天下午是广播的黄金时段，全美国的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附属电台都在播放收听率高的节目。下午2时30分左右，寻常的节目被新闻播音员打断，他们播报了珍珠港被日本飞机袭击的新闻。整个美国几乎出现了同样的场景：各家各户都围在大大的台式收音机旁边，全神贯注地收听最初的报道。一旦有孩子想说话，大人就会立刻制止。收音机的真空管要是烧坏了，人们就坐进车里听广播。

“我并不知道夏威夷在哪里，”平民斯科特·莱斯伯格回忆说，他是通过俄亥俄奥柏林一位业余无线电操作员得知珍珠港的消息的，“我只知道夏威夷在太平洋上。”[70]他的反应很正常。珍珠港？瓦胡岛？火奴鲁鲁？这些名字对美国本土人来说都很陌生。20世纪30年代时，有几部电影在夏威夷取过景，大部分美国人至少知道夏威夷是美国的领地，位于太平洋上的某个地方。人们赶忙从书架上拿出地图集仔细研究。对于大部分住在密西西比河东部的美国人来说，夏威夷比欧洲还远，而欧洲的战火已经持续两年多了。但是夏威夷是美国的土地，日军击沉了美国的战舰，杀死了美国的士兵。民众们已经看过很多被摧毁的城市的新闻报道，包括欧洲城市和中国城市。天上扔下炸弹这个场景对于美国民众而言是一个遥远的梦魇，而且这进一步证实了世界的古文明所在的是无可救药的野蛮之地，美国这个新世界应该冷眼相对。但是现在，突然之间，这一切似乎也可能发生在美国。全美国人都从家里走出来，望着天空，似乎觉得日军飞机会突然出现在他们上空。

儿童和青年没有经历过世界大战，他们对珍珠港被袭击的新闻不当回事。一些人认为美国只需要去轰炸一下日本，让日本人得到应有的教训，他们就不会再挑衅了。周日下午晚些时候有报道称，一艘日本潜艇在瓦胡岛被击沉；听到这个消息后，芝加哥的10岁孩子詹姆斯·埃里克森很高兴，他以为美国已经赢得了战争，日本当天就会投降。芝加哥19岁大的艾丽斯·班克罗夫特承认她当时感到振奋，一想到即将有战争发生她甚至有些兴奋。“在那之前我的生活可以说是波澜不惊。我的未来也将是毫无新意，”她多年后回忆说，“但现在，突然之间，我知道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未来充满了新的可能性，谁也无法忽视。……我感觉自己像罗曼蒂克电影里的女主角一样。”而上了年纪的人则是另一番反应，尤其是那些家里或亲戚家有适龄服役者的人。帕特·万当时9岁大，她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听到了广播播放这一消息。她问父亲：“有那么糟糕吗，爸爸？”她父亲回答说：“是的，宝贝，非常非常糟糕。很多好人会死去。”[71]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当时正在位于白金汉郡的首相别墅里，在场的还有两位来自美国的客人——美国大使“吉尔”约翰·怀南特（John “Gil” Winant）和《租借法案》协调人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ill Harriman）。[72]那天晚上9点钟，丘吉尔首相打开便携式收音机收听BBC（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播音员先是播放了几条关于苏联前线以及英国军队在利比亚的几条新闻，然后就报道了日本在太平洋对美国和英国目标的袭击。丘吉尔从大厅大步走回办公室，命令参谋给大西洋彼岸的白宫打越洋无线电话。三分钟后电话接通，两个领导人开始通话。

“总统先生，日本到底怎么回事？”丘吉尔问。

“消息都是真的，”罗斯福回答说，“日本人在珍珠港袭击了我们。现在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了。”

丘吉尔告诉罗斯福日军已经在马来亚登陆，并且承诺第二天去见下院的议员，要求对日宣战。“这样局势就明了了，”丘吉尔跟罗斯福说，又补充道，“上帝与你同在。”

丘吉尔首相对于这个新闻的反应毫不含糊。他很高兴。“我们终究还是赢了！”很多年后丘吉尔在他著名的二战回忆录里这样写道，“英格兰仍然会存在；英国仍然会存在；英联邦和大英帝国也仍然会存在。……希特勒的命运已成定局。墨索里尼的命运已成定局。至于日本人，他们会被碾为齑粉。剩下的无非是恰当地使用我们压倒性的力量。”[73]当时欧洲的战况不是很好，所以丘吉尔这番预言可谓很大胆；而丘吉尔跟罗斯福说日本人突然加入这场战争会让“局势明了”，这与很多让人困惑的复杂状况是不相符的。那时法国战败已经18个月了，希特勒似乎是欧洲大陆不可撼动的统治者。1941年6月，纳粹德国的148个师越过苏联边境。到12月，他们已将莫斯科纳入了大炮的射程。英国参战已经两年多了，孤军奋战对抗德国已经一年有余。英国遭受了纳粹德国空军的炸弹袭击，虽然暂时不用担心德国横穿英吉利海峡发动入侵，但是1942年德军有可能再次发起攻击，尤其是万一苏联崩溃的话。

日军会不会在东方入侵苏联，使希特勒抽出身来全力对付西线？日本会不会接管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甚至还有印度？德意日三个轴心国会不会在中东形成可怕的联合？人口稀疏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会不会被吞并？更可怕的是，美国会不会举一国之力来对抗日本，从而无力再为英国和苏联提供坦克、飞机、运输舰、武器和其他必要的战争物资？

对于这些危险，丘吉尔都有很清醒的认识，但是他坚信珍珠港事件会打破美国的孤立主义，最终确保盟国取得胜利。他想起30年前爱德华·格雷爵士关于美国参加“一战”的一番话。格雷曾说，美国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一旦熔炉里的火着起来，那么就会产生无限的力量”。丘吉尔想起这些鼓舞人心的事情，便上床“带着得救后的感激之情入睡了”。[74]

在华盛顿，下午4点左右，主要十字路口的交通都已瘫痪，街上都是运送哥伦比亚特区国民警卫队的卡车。电话都要打爆了，因为民众都想知道袭击的消息；电话系统因为人手不够，又增派了一批话务员，但是不管在哪里都很难打通电话，无论是拨打市话还是长途。公共建筑的石阶上和屋顶上都紧急设置了机枪掩体。海军陆战队被召集去守卫国会大厦。身穿制服且戴着“一战”时代钢盔的宪兵，突然出现在第十七街和宪法街交会处的战争部和海军部外面。

在位于马萨诸塞大街的日本大使馆门外的人行道上，愠怒的人群进行了大规模集会。一度有人从出租车上下来向大使馆扔瓶子。《费城问询报》报道称，有目击者看到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拿着“好几篮子文件到花园里烧掉”。[75]日本记者加藤纯一（Masuo Kato）[76]在下午4点左右离开大使馆。他抬头望向屋顶上方的天空，发现“空中都是白烟”。更多的文件是在屋顶上烧掉的。大使馆外的人群开始骚动，有几个人开始咒骂、大声威胁。加藤往外走时，人群带着恶意向他涌来。人们没有碰他，但是有个人说：“你是我们放走的最后一个浑蛋。”[77]哥伦比亚特区的警察和一名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特派员很快赶来恢复了秩序。

灯火管制还没有在白宫生效，照明灯将白宫和地面照得灯火通明，犹如白昼。宾夕法尼亚大街的交通状况极其糟糕，因为司机们都瞪着眼，翘首以盼，期待能看到总统或者他的随员。成百上千名民众已经在铁门外的人行道上聚集起来。一些人的肩上还扛着孩子。警察和特工们努力想让人群移动，但是下午晚些时候和刚入夜那几个小时一直有更多的人赶来。最终人群围了三四圈。有些人开始唱《天佑美国》和《我的祖国》。门廊下聚集了五六十名记者和摄影师。梅里曼·史密斯不知道罗斯福总统是否“能听到后草坪那里普通民众发自肺腑的、自发唱响的歌声”。[78]

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在走进白宫大门时注意到人群“安静且严肃”，似乎“人的本能反应就是想离现场更近些，即使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79] 74岁高龄的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从豪华轿车上下来，（目击者称）“像山羊一样跳上石阶”。《纽约太阳报》记者格伦·佩里记录道：“天很冷，薄雾使月色变得有些朦胧。国务院灯火通明，被召回工作岗位的员工穿过人行道和陈列的古代大炮，进入大楼。”[80]

夜幕降临后不久，格雷丝·塔利走进了总统办公室。总统正一个人抽着雪茄，坐在桌前浏览文件。“请坐，格雷丝，”他说，“明天我要去见内阁成员。我口述一下消息。不会太长。”他深吸一口烟，吐出烟雾。塔利回忆说，罗斯福总统开始口述，“语气就像口述一封信一样平静。只是他的发音有所不同，他说每一个词时都很果断而缓慢，还仔细地说明每一个标点符号的位置以及应该在哪里分段”。总统讲话的开头是这样的：“昨天，1941年12月7日，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美国遭到日本海军和航空兵的蓄意突袭。”总统讲完后，派塔利去把讲稿打出来，有大约500字。打完后，她把稿子拿给罗斯福看，罗斯福在“载入史册”上面画了条线，换成了“耻辱”。

白宫记者招待室正常情况下最多能盛二十来个人，但这次却挤进来一百多名记者、摄像师和摄影师。只有六部电话，记者们排着长队等着轮流使用。地板上都是烟蒂，还有一团黑色的电线连着摄像机和话筒。一连串弧光灯让现场的灯光极为刺眼。BBC记者阿利斯泰尔·库克（Alistair Cooke）说，房间“充满了烟味和华盛顿恐慌的气息”。[81]格伦·佩里回忆说：“招待室里乱作一团，希尔默·鲍克黑奇（Hilmer Baukhage）、富尔顿·刘易斯（Fulton Lewis）、泰德·温戈（Ted Wingo）和其他播音员都在那里安好了设备，用打字机写下发言稿，然后对着话筒读新闻，他们身后的人群也一直在说话和干活。”[82]罗斯福的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Stephen Early）在下午2时30分已经发布了几条公告。招待室里灯光很强，他脸上的汗水闪闪发光，眼也被灯晃得睁不太开。他承认美国海军遭受的“无疑是重创”。每15分钟至20分钟就有最新消息传来，每次他发布新的消息时，招待室里都突然安静下来，每名记者都低头在笔记本上记录。对于这间屋子里的每一名记者而言，那都是他们发布的最重大的新闻。

晚上8点左右，内阁成员开始进入“椭圆形书房”。他们坐的椅子按半圆形排着，面对着总统的桌子。罗斯福就坐在桌子后面。他换了一身有些皱的深色西装，抽着烟。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坐在罗斯福前面的一张奇彭代尔式扶手椅里。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站在罗斯福一旁，正弯腰跟他低声说话。在场的只有哈里·霍普金斯不是内阁成员，他看上去面色苍白又憔悴。罗斯福的一名海军助理简单跟内阁各部长介绍了一下珍珠港受袭的情况。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回忆说，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来回跑着，说‘他们跟“某某”将军又通了电话。事态比之前报道的还严峻’”。

9点左右，该来的人都已经到齐，罗斯福开始讲话。他说，内阁现在面临的局势是自1861年内战爆发以来最严峻的。珀金斯说罗斯福的面容憔悴而阴沉，从他嘴边的肌肉能看出他紧张且愤怒。他的讲话里没有了往常的连珠妙语，也没有半分笑意。有些内阁成员，尤其是那些任职部门与国防或外交无关的成员对于夏威夷发生的一切并不完全了解。“我们只能从各处打听到零星的消息，”珀金斯写道，“我们了解的局面十分让人困惑。当时，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日本人的飞机是从哪里飞来的。这位年轻的海军助理说日军飞机是从航母上飞来的，但他也只是猜测而已。”[83]

罗斯福不时接到确认美国战列舰损失程度的电话，有好几次他甚至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他的痛苦给内阁成员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作为美国的总司令，无论他对陆军、陆军航空队和海军陆战队怎么看，在骨子里他都是海军的人。这种情结与他的童年有关，当时他十分钦佩的远房亲戚西奥多·罗斯福大力提倡海军建设。他勤勉地阅读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书籍，并且在格罗顿学校和哈佛大学读书时，在辩论赛以及期末论文中引用过这些书里的话。他曾学习如何在浓雾笼罩的大海上从缅因州和新不伦瑞克出航，是到当时为止最会开船的美国总统。他还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美国早期海军的印刷品、画作、文件以及模型藏品。在伍德罗·威尔逊的任期中，他担任过七八年的助理海军部长（这是除了美国总统一职外，他任期最长的工作），还直接参与了1917—1918年的海军备战工作。作为总统，他在1938年和1940年签署了重要的海军扩军法案，以打造一支有能力作战而且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时获胜的海军。“美国海军竟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我能明显看出罗斯福一想到这个事情就很难受，”弗朗西丝·珀金斯回忆说，“罗斯福对于美国海军有一种很强烈的自豪感。美国的战列舰根本没有做好战斗准备，也没办法行动，只能坐以待毙，被日本的炸弹袭击——这个事实是罗斯福难以接受的。我记得他跟诺克斯说了两次，‘看在上帝的分上，一定要弄明白为什么美国的战列舰成排绑在一起’。诺克斯回答说，‘战列舰就是这样停泊的’。”

罗斯福大声读着之前他口述的那份简短讲稿，内阁成员全神贯注地安静听着；他打算第二天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演讲。他读完后，赫尔和史汀生立刻提出反对意见：总统的演讲有局限性，（用史汀生的话来说）“仅仅表明了美国对于日本突然袭击的正当愤慨，没有完全表达出美国对于日本破坏法律以及入侵行为的不满”。[84]演讲也没有将德国与这起袭击联系在一起。哈罗德·伊克斯在日记里写道，赫尔“十分坚持己见，到最后罗斯福总统都有点不耐烦了”。[85]罗斯福很执着：他喜欢这个简短的演讲。他想将美国人民的愤怒力量聚集起来，这样可以团结美国人民，让人们把过去有关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的激烈争执抛到身后。罗斯福总统也不想将德国牵扯进来，因为（就像孤立主义支持者肯定会指出来的那样）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希特勒和日本人有所勾结。最终罗斯福的草稿以原本的样子被接受了。

大约10点，国会领导人也加入了进来。内阁成员们起身让位，倚墙站着，此时书房里已经非常拥挤了。总统向国会议员们简单介绍了已知的袭击情况。一位国会议员问，日军为何会打得美军措手不及；罗斯福的回答表明他熟知海军战术，他解释说在夜色的掩护下，敌军的航母可以偷偷到达离瓦胡岛几百英里处，不被美军巡逻机发现，并且在黎明前发动空袭。他承认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伤亡到底有多严重，但是他总结说，“今天美国整个西海岸和美洲整个西海岸的主要防御力量已经严重受损”。[86]

“他的话对国会成员影响很大，”史汀生在日记里写道，“他们坐在那里，一片死寂；甚至在总统说完后他们也没有多少话。”[87]有人问罗斯福总统是否有必要宣战，但是罗斯福没有直接回答，表明他还没想好。（其实罗斯福已经下定决心，只是不想提前泄露消息。）一些国会议员因美国海军竟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气愤不已。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汤姆·康诺利问：“我们的战舰在珍珠港就像温顺的鸭子那样被打败，这究竟是为什么？日本人怎么会偷袭成功？我们的巡逻队哪去了？”罗斯福回答说：“我不知道，汤姆。我不知道。”[88]

晚上10时45分，国会议员陆续离开；罗斯福让他们心烦意乱。晚上他们入睡时，日本、菲律宾以及整个东亚都是白天。“我们上床睡觉时，那边是白天，那里的人在采取行动，说着话，”一位国会议员说，“我们在床上待的时间太久了。”[89]离开白宫时，国会领导人被等在外面门廊的记者截住了。领导人都公开表示将抛开政党成见，团结一心。国会议员约瑟夫·马丁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不存在政党纷争。领土完整和国家荣誉面前只有一个政党。”[90]

白宫二楼的灯一直亮到后半夜，罗斯福一直在修改他的稿子。大约凌晨一点时，在儿子詹姆斯的劝说下，他才上床休息。[91]

珍珠港位于华盛顿往西五个时区的地方，此时这里正笼罩在一片黑暗中。细雨落下。司号手吹响了就寝的号声。整个基地的人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站定听着，向降下的国旗敬礼。宵禁严格执行，任何建筑、船只、汽车都不得亮灯，甚至打手电也不行。但是东湖依然十分明亮，因为“西弗吉尼亚号”和“亚利桑那号”仍在熊熊燃烧，而且人们正拿着发出耀眼白光的乙炔灯，在“俄克拉何马号”倾覆的船体中搜救发出击打声的幸存者。东方夜幕上挂着一轮渐满的月亮，月光足以投下阴影。人们打开探照灯搜寻敌机，照明弹和红色火箭随处可见，曳光弹时不时地在夜空中画出几何形状。

夜色给人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很快就有谣言传来，而且越传越严重——据说海港中就有日军的潜艇，日军已在巴伯斯角、戴蒙德角（Diamond Head）或是卡内奥赫湾（Kaneohe Bay）登陆，基地内部混入了日本人的间谍和破坏分子。有个持续时间极长的传言直到周一才被击破，该传言称日本人的伞兵部队已经降落在瓦胡岛的山区，那些伞兵穿着蓝色连体服，肩膀上有“太阳旗”的标志。穿着蓝色制服的美国人都脱下了制服，以免被误认为是日本伞兵。在夜晚，人们的想象力更是丰富，稍有风吹草动都被视为有敌情。海军陆战队兵营的科尼利厄斯·C. 史密斯中尉回忆道，他的手下哪怕听到熟悉的声音也会受到惊吓。“一辆洗衣车从面包房后面的沥青路上隆隆驶过。车上有很多东西而轮子又小，所以听上去就像是机枪的声音。食堂值勤的人把长条凳一端的腿搭在了水泥墩上，就被当成是步枪的声音。收音机短波频道发出的静电噪声，也被当成了机枪的声音。”[92]

一整个晚上，各处都有人开枪。[93]但是他们开枪射击的目标可能只是发出了一点噪声的地方，以及一根点燃了的火柴、一支点着的烟或者是远方的车打开的车灯。谨慎的哨兵听到什么动静或者看到什么动作还会喊一声：“不准动！报上名来！走近点，报上名来！”其他哨兵就直接拿枪瞄准并扣动扳机了。有的哨兵向来跟他们换班的同事开枪。“你寸步难行，因为有人会朝你开枪，”当晚被安排收发信息的无线电员瑞安说，“你要穿上白衣服，这样在晚上才能让人看见；你还要吹着《星条旗永不落》的口哨，这样大家才会知道你是美国人。天啊，真是太危险了，当时我差点就被人打中了。”[94]防空部队的士兵看到天空中有亮光，于是开炮；炮声随即又沉寂了，因为炮手发现他们是在朝天上的星星开炮。许多射击不过是种宣泄，让士兵们的神经放松一下。海军造船厂的油罐区有一大堆钢铁油罐，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石油储备就放在这里。有人在油罐区不小心打开了探照灯，然后就有人喊道：“把灯打灭！”几十件武器同时开火。一篱之隔的西卡姆机场以为受到了敌军的攻击，于是开火反击。[95]陆军中尉查尔斯·戴维斯回忆说那并不是一场随意的射击，而是“真正的枪战，双方消耗了大量的弹药”。[96]但令人想不到的是，竟然没有伤亡的报道。

“企业号”及其护航舰艇（它们合在一起被称作第8特混舰队，指挥官是海军中将威廉·F. 哈尔西）朝南方搜索了很远，但是一无所获。由于没有发现敌舰，“企业号”的飞机开始往回飞，但是燃油不多了。“企业号”上的大部分飞机都通过搜寻航母长长的尾波找到关闭了灯光的“企业号”，并且安全降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飞行员之前并没有接受过夜间降落的训练）。但是哈尔西命令弗里茨·赫布尔（Fritz Hebel）中尉所率中队的6架F4F野猫式战斗机直接返回福特岛的海军航空兵基地。

晚上10时45分，这支中队从南方接近了瓦胡岛。赫布尔通过无线电向福特岛塔台发送降落请求，并要求给予降落指示。塔台同意飞机降落，并且明确说明，这6架飞机在接近基地时应该将夜航灯全部打开。显然，地面上每个人都明白，地面的高射炮手都神经紧张（有些还没有经验），很有可能会出现己方火力误击的情况。福特岛塔台向“在场的所有舰船和防空部门”播放了一条通知，告知他们有6架美国飞机在进场。[97]该广播还重复了一次——这并不常见，表明塔台十分担心这6架飞机的安全问题——不要开火的消息在防空部队各部门之间传递得很混乱。

这6架野猫式战斗机慢慢接近基地，渐渐降低高度，绿色和红色的夜航灯都打开了，从地面上很容易认出来。“阿尔贡号”的艾伦·屈恩中校明白那是美国的飞机——敌人的飞机怎么会那样低地飞临基地上空，还把夜航灯打开？——但他还是为这些飞机担心，因为那时珍珠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士兵们扣扳机的手总是痒痒。“会不会有人朝飞机开火呢？”他想。[98]

第一架飞机盘旋最后一圈，对准跑道的时候，离地面大约1 000英尺，就在这时，炮手开始射击。舰队的旗舰“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上的一架高射炮最先开火，随后，几百门高射炮也跟着开火。“那场面就像是独立日一样，每个人都在冲着天空开炮，”“唐斯号”的枪炮军士柯蒂斯·舒尔策说，“他们发射了曳光弹。大部分人用的是轻武器。”[99]塔台高呼停止射击，但是开火的地方太多了。地上的人们简直欣喜若狂。“上帝啊，”“加利福尼亚号”的船员梅森说，“这次我们一定要好好还击！……我们瞄准夜航灯，带着残酷的喜悦开火。……敌人那样羞辱我们，现在我们要狠狠还击。”[100]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想过这些可能是美国自己的飞机。“白天时，只要有东西从头顶飞过我们就会开火，我们已经上瘾了，应该是不假思索就射击了。”船员福贝说。[101]

赫布尔中尉在广播里大喊：“上帝啊，发生了什么事？”[102]有两架飞机被立即击中，一架坠落在福特岛西面的海峡里，另一架坠落在珍珠城一家名为“棕榈树”的旅馆上。海军少尉埃里克·艾伦成功跳伞，但是在降落过程中还一直被地面的机枪瞄准射击。第四名飞行员詹姆斯·丹尼尔斯突然下降，掠过跑道南头的探照灯，然后又急速左转，朝巴伯斯角飞去。赫布尔的飞机被击中了好几次——他重新拉高，试图在惠勒机场紧急降落，但是飞机滑进了艾亚（Aiea）附近的一片甘蔗地里。他伤势严重，第二天上午牺牲了。另外两名飞行员在飞机坠毁前跳伞，受了轻伤，但活了下来。只有丹尼尔斯没有受伤，飞机也没有受损。

防空火力太密集了，天空中的曳光弹也太多了，地上的人一度被照得什么也看不见。随着枪炮渐渐停火，炮弹爆炸声逐渐变小，“卡斯托号”的船员卡尔·施米茨回忆道：“天空一片黑暗，10英尺开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103]

[1] 1英尺≈ 30厘米。——编者注

[2] Dan Kong account in Richardson and Stillwell, Reflections of Pearl Harbo, p. 46.

[3] Brown, Hawaii Goes to War, p. 20.

[4] Marine Major Alan Shapley of the Arizona, recalling an anonymous shipmate’s words,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At Dawn We Slept, p. 510.

[5] Brown, Hawaii Goes to War, p. 20.

[6] Petrie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121.

[7] Gene White account in Richardson, Reflections of Pearl Harbo, p. 37.

[8] Quoted in Bailey and Farber, The First Strange Place, p. 2.

[9] William Duffie Clemons account in McCabe, Pearl Harbor and the American Spirit, p. 68.

[10]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At Dawn We Slept, p. 506.

[11] Leonide (Lee) R. Soucy account in McCabe, Pearl Harbor and the American Spirit, p. 136.

[12] Kenton Nash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280.

[13] Soucy account in McCabe, Pearl Harbor and the American Spirit, p. 137.

[14] A. L. Seton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183.

[15] Maxwell R. Urata account in McCabe, Pearl Harbor and the American Spirit, p. 150.

[16] Lawson P. Ramage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198.

[17] Larry Katz account in McCabe, Pearl Harbor and the American Spirit, p. 97.

[18] Lord, Day of Infamy, pp. 139–40.

[19]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24.

[20] Mason, Battleship Sailor, p. 221.

[21] Martin Matthews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30.

[22] James Cory account in ibid., p. 18.

[23] Col. William J. Flood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At Dawn We Slept, p. 523.

[24] Leon Bennett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81.

[25] Quoted in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39.

[26] Elphege A. M. Gendreau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At Dawn We Slept, p. 567.

[27] Mason, Battleship Sailor, p. 219.

[28] CPO Charles A. Russell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277.

[29] John H. McGoran account in Nardo, ed., Pearl Harbor, p. 106.

[30] Hopkins’s notes, Dec. 7, 1941, quoted in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30.

[31] Eleanor Roosevelt, This I Remember, p. 232.

[32]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31.

[33] Tully, F. D. R.: My Boss, p. 255.

[34] Mrs. Charles S. Hamlin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250.

[35] Eleanor Roosevelt, This I Remember, p. 233.

[36] Tully, F. D. R.: My Boss, p. 255.

[37] Stimson diary, Dec. 7, 1941, quoted in Goodwin, No Ordinary Time, p. 294.

[38] Eleanor Roosevelt, This I Remember, p. 233.

[39] 1美制加仑≈ 3.8升。——编者注

[40] Cory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p. 19–20.

[41] Mason, Battleship Sailor, p. 235.

[42] Ephraim P. Holmes account in Nardo, ed., Pearl Harbor, p. 112.

[43] Leslie Le Fan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162.

[44] Ed Johann quoted in Van der Vat, Pearl Harbor: The Day of Infamy — An Illustrated History, p.106.

[45] Shipfitter 3rd class Louis Grabinski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66.

[46] Victor Kamont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230.

[47] Carl Carlson account in Nardo, ed., Pearl Harbor, p. 99.

[48] Seaman 1st class Nick L. Kouretas, USS Raleigh,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183.

[49] William W. Fomby account in ibid., p. 46.

[50] 1磅≈ 0.45千克。——编者注

[51] Elmo F. Rash account in McCabe, Pearl Harbor and the American Spirit, p. 125.

[52] Howard C. French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278.

[53] James Lawson in Jasper, Delgado, and Adams, The USS Arizona, p. 161.

[54] Clemons account in Richardson, Reflections of Pearl Harbo, p. 70.

[55] Jack Rogo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332.

[56] Thomas H. Moorer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04.

[57] Charles T. Sehe account in McCabe, Pearl Harbor and the American Spirit, p. 133.

[58] Lord, Day of Infamy, p. 176.

[59] Lorenzo Sherwood Sabin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146.

[60] Mason, Battleship Sailor, p. 253.

[61] Lt. Cdr. Layton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304.

[62] Brig. Gen. Howard C. Davidson quoted in ibid., p. 370.

[63] Lt. (jg) Walter J. East quoted in ibid., p. 356.

[64] “Running Summary of the Situation,” Dec. 7, 1941;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2.

[65] “Running Summary of the Situation,” Dec. 7, 1941;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2.

[66] Ibid., p. 3.

[67] Moorer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04.

[68] Warren G. Harding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90.

[69] Kouretas, USS Raleigh, account in ibid., p. 183.

[70] Scott Leesberg account in Richardson, Reflections of Pearl Harbo, p. 67.

[71] James Erickson, Iris Bancroft, and Pat Vang accounts in ibid., pp. 55, 96, and 85.

[72]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3: The Grand Alliance, p. 605.

[73] Ibid., pp. 666–67.

[74] Ibid., p. 608.

[75] “Japanese Embassy Burns Papers,” Philadelphia Inquirer, Dec. 8, 1941, in Caren, ed., Pearl Harbor Extra, p. 38.

[76] 本书有一部分日语人名未查得准确汉字译法，凡加括注者均为音译。——编者注

[77] Kato, The Lost War, pp. 61–62.

[78] Smith, Thank You, Mr. President, p. 116.

[79] Ickes, The Secret Diary of Harold L. Ickes, entry dated Dec. 14, 1941, p. 661.

[80] Perry, “Dear Bart,” p. 22.

[81] Cooke, The American Home Front, p. 8.

[82] Perry, “Dear Bart,” p. 21.

[83] Frances Perkins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p. 117–18.

[84] Stimson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387.

[85] Ickes, The Secret Diary of Harold L. Ickes, entry dated Dec. 14, 1941, p. 665.

[86] FDR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At Dawn We Slept, p. 558.

[87] Stimson’s diary, entry dated Dec. 7, 1941,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388.

[88] Goodwin, No Ordinary Time, pp. 292–93.

[89] Morgan, FDR: A Biography, p. 618.

[90] “Congress Decided,” New York Times, Dec. 8, 1941, in Caren, ed., Pearl Harbor Extra, p. 22.

[91] “F.D.R. Asks War Declaration at Joint Session Today,” Washington Times Herald, Dec. 8, 1941 in ibid., p. 29.

[92] Cornelius C. Smith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21.

[93] Ada M. Olsson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257.

[94] Joseph Ryan account in Nardo, ed., Pearl Harbor, p. 92.

[95]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365.

[96] Army Lt. Charles W. Davis quoted in ibid., p. 354.

[97] Ibid., p. 359.

[98] Allen G. Quynn quoted in ibid.

[99] Curtis Schulze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146.

[100] Mason, Battleship Sailor, p. 241.

[101] Fomby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46.

[102]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19.

[103] Carl Schmitz account in Richardson, Reflections of Pearl Harbo, p. 21.

第二章

那天晚上白宫外建立了新的岗亭，黎明时分到处都是便衣特工和戴着头盔的士兵。总统周一一早就起来了，他只睡了4个小时。他一边浏览报纸上的新闻，一边喝咖啡和吃早餐。在侍从的帮助下，他穿上了深色西装和蓝色的海军斗篷。那天早上8点左右，英国向日本宣战的消息从广播里传来。[1]丘吉尔在BBC的报道中对英国人民说：“我们能感受到希特勒的疯狂对日本人思想的影响，我们必须连根拔起罪恶之树。”

正午刚过，罗斯福坐着轮椅从白宫的主道里被推出来，而后被抬上他的高级轿车。由十辆车组成的车队，其中包括三辆与总统所乘相同的车，以限速两倍的速度行驶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拿着汤普森冲锋枪的士兵蹲在汽车的踏板上。12时20分，车队于国会大厦的南入口处停下。罗斯福面无表情地下了车。在车里他已经装上了沉重的铁托架，以使他残疾的腿能站起来。在他的儿子、海军陆战队上尉詹姆斯的搀扶下，罗斯福能够走路，只不过走起来有些费劲。罗斯福没有向人群打招呼。《华盛顿晚星报》形容现场的人群“紧张、肃穆”。[2]自从内战以来，这座建筑还从未如此戒备森严。据《华盛顿晚星报》报道：“入口处站着海军陆战队员，步枪上了刺刀，国会的警察也全部出动，形成第二道防线。大厦周围的小路拉上了安全网，将那些等着要看总统的人拦在外面。”一个忘记带证件的国会议员试图冲开层层防守闯进去，结果差点被枪打死。

“如猫头鹰般庄重的”内阁成员鱼贯进入众议院，后面跟着全体参议员以及九名最高法院大法官。[3]旁听席里挤满了记者、摄影师以及摄像师。中午12时29分，发言人山姆·雷伯恩（Sam Rayburn）用小木槌敲击演讲台并大声喊道：“欢迎美国总统！”BBC记者阿利斯泰尔·库克从新闻记者席报道了当时的情形，说罗斯福上台之前的漫长时间里气氛十分紧张。总统一只手挽着儿子，另一只手紧紧扶着倾斜的长扶手，缓缓走上讲台，所有人能清楚地听到他腿上的支架咔嗒作响。直到总统安全走到讲台，大家才开始拍照。他的残疾完全被隐藏起来，但是他的疼痛无法隐藏——拥挤的议院里的每个人都看出来他是竭尽全力支撑着，而且其中的象征性非常明显，谁都不会忽略。库克写道：“在听到他自信的男高音以及观众自发的真诚掌声以前，我们看着他走上去，想起了珍珠港里被摧毁的战列舰。”[4]

埃莉诺·罗斯福身穿饰有银狐毛皮的黑衣坐在旁听席里，紧挨着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之妻伊迪丝·威尔逊。伊迪丝·威尔逊曾在23年前坐在同一个地方听她的丈夫要求国会向德国宣战。埃莉诺这样写道：“如今的美国总统是我的丈夫，这是我这辈子第二次听到总统告诉国会美国应该参战。我极其难过。我还记得‘一战’开始时自己对丈夫和兄弟的担忧，如今我有四个儿子都到了参军的年龄。”[5]

总统站在讲台上，腿上的支架被固定住，双手扶住演讲台的两边，撑着自己。他戴上眼镜，打开了黑色活页笔记本，而后讲道：“昨天，1941年12月7日，是一个耻辱的日子。美国遭到日本海军和航空兵的蓄意突袭。”罗斯福称，这次攻击的时间无疑是在近期美日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时确定下来的，日本政府“以虚假的声明和佯装期盼持久和平的姿态故意欺骗美国”。他详细描述了过去24个小时里日本所发动的攻击——中途岛、威克岛、关岛、菲律宾、香港地区以及马来亚都遭到了袭击。他最后说道：“日本向整个太平洋地区都发动了突袭。昨天的事实无须多言……无论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来抵御这一蓄谋已久的侵略，美国人都将凭正义的力量彻底胜利。”

根据《华盛顿晚星报》的报道，总统演讲时，国会表现得“庄重又气愤”，有几排听众不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跺脚声，表示赞同。[6]“毫无疑问我们将取得胜利，所以请上帝帮助我们。”随着总统说完这句总结词，所有的观众都站了起来并报以震耳欲聋的掌声。罗斯福挥手致意，随后再次由他的儿子护送离开演讲台。演讲仅仅持续了五分钟，大多数美国人所记住的，都是那句“一个耻辱的日子”；但这场演讲是有史以来吸引听众最多的一次：收听率显示，听众数达到6 000万。演讲稿是罗斯福亲自写的，没有经过任何演讲撰稿人的帮助。剧作家和总统助理罗伯特·舍伍德这样评价罗斯福：“他这一生中恐怕再没有哪个场合像这次一样代表所有人的心声。”[7]

一小时后，两院通过了美国的宣战书。众议院有一票反对票，参议院全票通过。

当珍珠港迎来新一天的太阳时，罗斯福还在广播中讲话。细雨落在了处于半沉状态且仍在燃烧的“西弗吉尼亚号”和“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上。救火船继续用消防水管灭火，大团油腻、恶臭的黑烟不停地翻卷腾空。福特岛上的人跌跌撞撞地到食堂里喝咖啡和吃早餐，“他们双眼浮肿，面容憔悴，胡子拉碴，浑身脏兮兮的”。他们几乎全都整夜未眠，自从前一天早上的攻击过后，许多人更是无心进食。整整一天，他们都极度紧张，受到肾上腺素的刺激，直到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已精疲力竭，饥肠辘辘。[8]

海军医院是一座美观的灰泥建筑，矗立在海军造船厂港口一侧的棕榈树丛中。从前一天早上起，人手不足的医护人员就在片刻不停地忙着救人。那是一个漫长又可怕的夜晚。轻武器和防空火力没有闲下来过，提醒着医生和护士窗外正有一场大战。外科医生俯身贴着手术台，努力稳住颤抖的手。晚上11点左右，一枚高射炮弹爆炸的冲击波震碎了上层的玻璃，医生、护士、医务兵以及病人在惊恐中齐声尖叫。护士们一直没有休息，但是并未松懈，像机器一样做着该做的工作：端着手术工具托盘，给伤员打针、输液、换绷带。为了遵守灯火管制政策，她们使用罩着蓝色复写纸以减弱光线的手电筒照明。很显然，日本人正在进攻。有人警告过她们日本人对女战俘有多么残忍，所以她们随身携带小刀，一旦医院被攻陷，她们就割腕自杀。黎明的到来使大家如释重负。护士露丝·埃里克森说：“没人可以想象日光对于我们的意义。我们能够看清外面了，就连空气都变得干净清新了。有种终于熬过来的感觉。物质财富已经毫无意义。我们还活着，这就是全部的意义。我们曾无数次祈祷，现在很感激自己的祈祷得到了回应。”[9]

白天到来后，大量伤员继续被运往医院。病房满了，医务兵就把床并到一起，腾出更多的空间。烧伤者的情况是最为严重的。珍珠港周末的标准制服是短裤和短袖衬衫，手臂和双腿的皮肤都暴露在外。目击者形容烧伤人员“烧焦的皮肤像熏肉皮，乌黑并且不断有脓液渗出”。[10]伤口上用到了各种敷料，有矿物油喷雾剂、磺胺粉、单宁酸以及硼酸。但是在烧伤患者的病房里，除了给他们使用大量麻醉剂之外，能用的治疗手段并不是很多。整个医院里都是烧焦的皮肉的气味，到了夜里，遮光布导致空气难以流通，味道更为浓烈。护士埃里克森多年后回忆道：“我至今还能闻到那种味道，恐怕永远也不会忘记。”[11]

死者都被装在白色帆布裹尸袋里，移到医院前面的草地上。被宣布死亡的人里其实还有没死的，有目击者惊恐地听到裹尸袋里发出低沉的呻吟声。一位军人的妻子薇薇安·哈尔特格林回忆道：“我走回去想看看，然而理智告诉我：‘他们一定是伤得太重，没法治疗了。他们一定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我还能做什么？’但那一幕我永远忘不了。”[12]海港里有许多尸体漂浮在水面上，汽艇奉命将他们带到陆地上辨认和埋葬。“田纳西号”的船员杰克·凯利说，起初船员们把尸体拉进船里，“但我们这样做，他们就会皮开肉绽，船底血肉淋漓。所以我们试着在死者的腿上、手臂上或者其他能碰到的部位上绑一根绳子，拴成一长串，将他们直接拖到岸边，而不是拉进船里”。[13]另一位被分配做这项工作的船员回忆起这一可怕的工作经历时说：“最可怕的是尸体会散开，我们必须停下拖曳，重新把尸体绑牢。”[14]

前一天的下午，火奴鲁鲁的木料场奉命制作尽可能多的松木棺材，用货车把这些棺材运到珍珠港。在艾亚的码头上，医务兵戴着橡皮手套制取死者的牙齿印模，以辨别他们的身份。[15]辨认出来的尸体被放在带有编号的大箱子里，死者的姓名也会得到记录。但是许多尸体和残肢已经无法辨认，他们会被随机装进箱子里。装有棺材的卡车开往瓦胡岛公墓，推土机正在那里挖多条150英尺长的壕沟。必须尽快将死者下葬，因为许多棺材都在往外滴血和石油，搬运棺材的人必须戴上口罩以遮挡臭味。这是一项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曾在公墓工作过几天的海军陆战队二等兵勒法恩说：“有一次，一辆平板卡车到了之后突然停下来，一个箱子落下来砸到地上，裂开了。这个箱子里装有一个人的躯干，三只手臂和一条腿。”[16]袭击后的几周里，不断有葬礼举行。如果死者无法辨认，神父、拉比和牧师有时会一起主持葬礼。仪仗队会奏响葬礼号（也是美军的熄灯号），并给每个坟墓都立一根木桩。报纸上有一张照片展现了袭击后不久举行的一场葬礼，穿着草裙的夏威夷女子一边弹着尤克里里一边唱“送别曲”，而民众和穿着制服的海军军官则低头默哀。

在整个基地里，发现同伴幸存时的喜悦和确认同伴死讯时的悲伤交织在一起。幸存者描述了一系列矛盾的感受。有的人为自己的九死一生和四肢健全感到宽慰。海员西奥多·梅森记得，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行政大楼的澡堂里，许多人用力洗刷身上的油污时，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庆祝仪式。“我的内心充满了狂喜，”他回忆道，“我还活着！浴室中的人们大喊着，大笑着，唱着歌儿。我也加入了他们。”那种奇妙的愉悦过后，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无可抵挡的内疚和羞愧。“跟我同船的人，有多少人非死即伤？”梅森问自己，“你怎么能唱得出来？很多年后，直到我有了其他的战斗经历，我才原谅自己。”[17]

珍珠港的大多数士兵以及初级军官都很年轻，大都在20岁左右，他们承认对于战争的起因感到困惑。许多人没有看报纸的习惯，最多看看报纸上的连环画和体育版，没怎么关注战前几个月美日关系的恶化。日本乃至整个亚洲似乎都很遥远，对于他们的生活以及国内家人朋友的生活不是特别重要，几乎没人真的把日本当成军事威胁。如今太平洋舰队化为废铜烂铁，无处不在的集体耻辱感笼罩着他们。“家乡的朋友曾向我问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科尼利厄斯·C. 史密斯回忆道，“［我就说］‘让他们见鬼去吧，我们三周就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可是现在，我们毫无防备地遭到突袭，太平洋舰队的主力都沉到了珍珠港东湖的海底。发生这种事，谁会不感到羞愧呢？”[18]尼克·库瑞塔斯不知以后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家人。他问自己：“我该对他们说什么呢？我该如何解释才好？”[19]

“亚利桑那号”的命运十分悲惨，许多目击者称“俄克拉何马号”的景象更让人震惊。被一系列空投鱼雷击中后，它向右倾斜，然后几乎垂直翻转，巨大的钢制船体直指天空，船体上部的结构则埋在港口底部的淤泥里。整整三代军官和士兵所接受的教育都是，战列舰是海上堡垒，坚不可摧。而这么一艘战列舰就像浴缸里的玩具船似的翻了，这荒唐到让人难以置信。但是，事实就是这样。“马里兰号”的枪炮下士乔治·E. 沃勒回忆道：“所有人都告诉我们战列舰是打不沉的，我们却看到了一艘底朝天的战列舰……这太让人心痛了。”[20]

但是所有的航母都幸存了下来。至少航母躲过了一劫。

袭击发生的那天上午，威廉·F. 哈尔西中将的第8特混舰队——“企业号”及其随行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出海了，所以躲过了袭击。他们原本应该在周日早上回到珍珠港，但是周六下午，一艘驱逐舰在瓦胡岛西北部落下一根缆绳，缠在了“北安普敦号”巡洋舰的螺旋桨轴上。这是一种常见的事故，经常困扰海上近距离作业的船只。船员往往会相互指责和埋怨，还会吐一连串脏话。当潜水员努力解开缠绕在螺旋桨上的烦人的缆绳时，整个特混舰队都停滞不前。第二天上午，空袭的消息通过无线电传来后，这些军舰徒劳地向南搜索了数百英里，因此躲过了向北撤的日本海军中将南云忠一的航母。如果哈尔西是向北追击的，他的两艘航母就会落入南云忠一率领的六艘航母的打击范围中。在战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久经沙场的日本飞行员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将“企业号”和“列克星敦号”击沉。

周一傍晚，七艘驱逐舰排成一列，跟在“企业号”后面静悄悄地沿着长长的外航道进入了珍珠港。[21]“企业号”从严重受损的“内华达号”战列舰的尾部慢慢绕了过去。“内华达号”在海峡的西边搁浅，船头扎进了一片角豆树林中。[22]光线越来越暗，但对于站在航母的舰桥和飞行甲板上，以及舷边通道里的船员来说，眼前的场景足以让他们清楚自己不在时这里发生的事情了：福特岛上的机库和水上飞机成了烧焦的残骸；空气中弥散着燃烧的石油味和烧焦的油漆味；战舰半沉入海，火还在烧；巨大的烟柱依然直冲云霄。[23]“企业号”上的一架F4F野猫式战斗机在前一天晚上被自己人误伤击落，现在它正躺在海峡附近的浅滩中，被海浪冲刷。经过10—10码头时，他们看到“奥格拉拉号”扫雷舰的残骸半沉在水中；三枚原本显然是给“企业号”准备的日本鱼雷击中了“奥格拉拉号”扫雷舰。港口的水面上有一层厚厚的黑油，船从上面驶过，几乎激不起什么浪花。一名船员回忆说：“船只是让水面稍稍漾起波纹，微浪立刻回落下去，消失在覆盖海面的巨大油层中。”[24]基地几乎一片黑暗、一片死寂，因为在开战后的第二个晚上，基地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但是，当“企业号”慢慢驶过被击沉的战列舰时，有一些人尖酸地向“企业号”上目瞪口呆的船员们大喊“打仗时你们在哪儿？”，“你们最好赶紧离开这里，否则日本人也会收拾你们的”。[25]

军械员阿尔文·柯南从飞行甲板上看到下面的杀戮场景，后来回忆说：“那场袭击用一种残忍的方式宣布战列舰的时代成了历史。”“企业号”和其他十几艘航空母舰无意中成了海战的先锋。对于那些在以战列舰为核心的舰队中成长起来的人而言，这种前景让他们觉得很沉重，但是现在海战只能通过航母进行，因为“没别的可用”。[26]哈尔西中将在“企业号”的司令舰桥上咬牙切齿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有人听到他从牙缝里挤出这样的话：“在跟日本人了结这一切之前，日语只能在地狱里出现。”[27]无论战争带来了什么样的不安和恶念，对于复仇的迫切渴望都会滋养和维持它们。

航母刚在福特岛停好，哈尔西就坐上小艇，到海湾另一边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去见金梅尔上将。[28]小艇驶向海军造船厂的码头时受到了枪击，还好夜色已深，哈尔西没有被击中。哈尔西发现金梅尔和参谋面色憔悴、胡子拉碴，穿着星期天就穿在身上的布满血渍、泥土和油污的皱巴巴的白色军装。哈尔西和金梅尔交谈时，不着边际的新流言在司令部中传开了。其中有传言称，有人看到日本军队乘滑翔机登陆。这一传言让哈尔西笑了起来。“有什么好笑的？”金梅尔质问道。哈尔西说这个传言很明显是骗人的：日本的基地离这里很远，日军滑翔机飞不过来；日军也不会浪费航母上的空间装载“这类没用的玩意儿”。他的推断无懈可击。作为航母的司令，哈尔西凭直觉意识到了金梅尔当时只是猜测的事情：日军早已离去，人们是因为太过惊慌失措才报告称日军还在与美军交战。前一天上午日军航母实施的是打完就撤的突袭，现在敌军早已朝日本撤退了。[29]

“企业号”停泊时，人们从等在那里的一艘油轮上拉出几条油管，插入“企业号”的油箱中加油。加油和补给的过程都很快，只持续了几个小时：所有人都想在第一道晨光出现前安全返回大海。船员们排成长长的一排，穿过机库甲板，沿舷梯来到弹药库和厨房中，数百双手传递着弹药和食物，为“企业号”进行补给。有新船员上船报到，其中许多人只带了身后背着的制服，因为他们的水手袋随着战列舰沉入了海底。到凌晨4点钟，“企业号”已经加满了油，也储备了足够的弹药和给养。哈尔西中将登上了船，什么仪式也没搞。“企业号”的机库甲板上满是补给品，还没来得及有序地运到船下的仓库中储存起来。这不是海军的作风，但是此刻必须争分夺秒，因为天就快亮了。[30]

“企业号”解下缆绳，按原路返回，驶过遍体鳞伤的战列舰、霍斯皮特尔角、水上飞机基地，然后稍微向右调整航向，朝搁浅的“内华达号”驶去，从那里前往公海。阿尔文·柯南回忆说，驶出满目疮痍的珍珠港后，“企业号”“沿着海峡南下，穿过防鱼雷网，进入大海，然后破浪前行。太阳升起来，珍珠港的油污味、油漆的烧灼味、尸体和战败的场面被抛到了身后。后来舰载机在‘企业号’上降落，战争开始了”。[31]

在华盛顿，第一次战争动员在混乱中开始了。阿利斯泰尔·库克想起了轻歌曼舞年代的一部默片：“正在休息的消防队员们喝着啤酒，玩着皮纳克尔纸牌游戏，在融洽的气氛中消磨着无人打扰的时光，但警铃一响，他们立刻兴奋起来，滑下滑竿，骄傲地迈着沉稳的步子，走在城里的每一个地方。”[32]卡车运来的一队队士兵占据了重要的十字路口，在周一和周二都引发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公共建筑的屋顶上都紧急设置了机枪或部署了防空部队。此时是12月，下午稍晚一些天就黑了。为了防止日本空袭，华盛顿的街灯和以往国会大厦穹顶上亮起的灯现在都熄灭了。民防人员让汽车停下，向骑摩托车的人和行人脸上照手电筒，问一些无礼、愚蠢的问题。华盛顿广场的四棵樱花树被一些狂热的爱国分子砍倒了，很可能是因为这些树是日本政府馈赠的。到处都能感觉到明显的恐惧和混乱。市中心的一座大楼着火了，当消防车的警笛响起时，住户以为日本的敌机就在上空盘旋。全美国的所有社区中，人们都在惊慌失措地囤货，因为大家害怕以后会实施配给制或者出现食物短缺，所以现在要大量囤积食品和其他消费品。“到12月8日晚上，”记者戴维·布林克利在描述华盛顿时说，“超市就像被大风吹过一样，空无一物。”[33]

1917年时华盛顿的政府员工只有3.8万名，但到了1941年12月，人员增加到了25万；而在整个二战期间，政府的员工数量还要增加一倍多。[34]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命令美国所有的陆军士兵归队，总人数达到了160万。海军迅速决定对珍珠港进行增援，并且采用了新的空中侦察模式以应对日军新一轮的空袭。在全美国的城市中，警察都要24小时当值，保证防御设施、大桥和供水系统不被破坏。全美国的港口都禁止任何外国船只通行。无线电广播终止了所有的天气预报节目，因为这可能会向敌人提供有用的天气信息，让他们借此选择空袭的目标。工会领导人叫停了全国12.5万名焊工的罢工行动，原因是“太平洋的局势”。[35]

现在回过头来看，战争初期人们的那种恐惧很难再现，当时没人觉得美国本土不会遭受日军空袭。周一的广播和报纸都是关于美国城市被空袭的报道。美联社的自动收报机报道说在长岛的蒙托克角（Montauk Point）发现了一架陌生的飞机，于是曼哈顿的街头响起了空袭警报。《布鲁克林鹰报》报道称：“敌机逼近长岛——一些来自新英格兰，另一些来自弗吉尼亚海岸。很显然，轰炸机正飞向布鲁克林的海军造船厂、米切尔机场和其他地点。……空袭的警报声不绝于耳。学校停课。雇员停工回家。警察警告行人远离拥挤的街道。”[36]在西海岸，人们在车里塞满短枪和猎枪，冲向沙滩，想要与日军的登陆部队决战。在旧金山，街上和桥上的灯都熄灭了，但是山上仍旧灯火通明，跟12月6日之前一样。夜间空袭的警报响个不停，轮船也跟着响喇叭；最后，听上去好像是轮船的喇叭声先响起来，然后是空袭的警报声回应。如果有人开车灯，就会有治安员用棒球棍把车灯打碎；如果有商铺或者民宅不遵守灯火管制命令，他们就威胁要砸碎它们的窗户。

有很多报道称日本飞机正在距离美国海岸大约100英里的地方巡逻。周一晚上美国陆军航空队甚至发布自称确切的消息，称60架日本飞机出现在金门大桥上空，被美国战斗机击退。[37]有人问威廉·瑞安将军，怎么知道那些是日本飞机，他回答说：“呃，因为那不是陆航队的飞机，也不是海军的飞机，而且肯定不是民用飞机。”周二，有人怀疑海港上空根本就没有日本的飞机（后来这种说法被证明是正确的），对此，约翰·德威特中将生气地回复道：

死亡和毁灭随时可能降临在这个城市。旧金山的人似乎到现在都无法认识到，我们已经全面进入了战争状态。……那些飞机肯定在我们的社区上空，已经盘旋了一段时间。那就是敌机。我是说日本人的飞机。海上已经在追踪它们了。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没有向我们投掷炸弹。

德威特将军说到这里其实就可以闭嘴了，但是他似乎非说下去不可：

日本人就应该扔下几颗炸弹，炸醒这座城市，这样更好。我们还没经历过真正的危机。只有当我们相信袭击就在眼前时，我们才会警惕。……如果我这番话依然没办法让你们接受事实，那么我就让警察把你们抓起来，用棍子打你们，让你们接受事实。

美国人通过广播和报纸了解时局，但是他们听到和看到的东西中有很多是谣言。广播和报纸忠实且恭敬地引用军方和政客的话，但是混乱、恐慌和无序似乎越来越严重了。夏威夷的媒体不再接受军方的审查，这使得谣言愈演愈烈。日本已经控制了加利福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毫无招架之力；陆军准备在落基山脉或者是密西西比河东岸与入侵的日军开战。12月9日，周二，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在海军部向国会领导人做了简报。简报的内容严格保密，但是等在宪法街的记者们一看到国会议员们阴沉的脸，就能推断出事情很糟糕。“国会大厦的氛围几近集体癫狂。”记者马奎斯·蔡尔斯写道。在城市里，美军在珍珠港遭受重大损失这个事实已经不再是秘密。“到了晚上，每个参议员都跟十个人说了这件事，那十个人又告诉另外十个人，消息就这样原原本本地传开了。”[38]

此刻，单纯考虑某一党派利益的做法变得不受欢迎。两党的国会领导人在危机面前誓言要团结一心。但是，这对于海军来说喜忧参半。战列舰耗资巨大，花费多年才建造起来，备受海军珍惜；但是有些人却让战列舰在美国的太平洋大本营中遭到突袭，折戟沉沙，对此民主党和共和党一致进行了鞭挞。这个问题谁应该负责呢？周一，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约翰·丁格尔呼吁进行调查，说海军肯定极其无能。媒体也愤怒地呼应他，要求海军给个说法。周二，国会宣布进行正式的问询。很显然，领导者要接受处分。到了周三，要处分的人中似乎也包括了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就在战争爆发之前的那一周，诺克斯进行了一场媒体宣传，跟美国人民保证海军对日军毫不畏惧。诺克斯那场发布会的时机真是太不凑巧了。珍珠港事件发生的一星期之前，他接受了《科利尔》（Collier’s）杂志的采访，访谈文章的标题不巧命名为《海军严阵以待》。他预言说，如果美日开战，海军不到半年就可以“让日本人在大海上消失”。[39]诺克斯还接受了《美国杂志》的采访，该杂志的1月刊在报摊发售的那天正好是日本人的炸弹袭击“战列舰大街”的同一天。袭击后第二天，诺克斯的访谈还在全美国的报纸上刊登：

美国海军配备了敌人不知道的新型秘密武器，威力极强（日本发现时已经晚了）——美国海军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强悍、最有打击性、命中率最高的海军，已经做好准备为入侵者“送终”了……让他们来吧，他们愿意的话两侧夹击也可以——“我们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都战无不胜！”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在《美国杂志》1月刊上表示，“出海吧！”[40]

颜面尽失的海军部长诺克斯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周没有在华盛顿露面，他正乘飞机前往珍珠港，亲自评估这场灾难。

为了缓解似乎席卷全美的集体恐慌气氛，白宫宣布罗斯福将在第二十次“炉边谈话”[41]中通过广播向美国人民播报消息。为总统写演讲稿的舍伍德和萨姆·罗森曼从周日晚上就开始专心写稿子，写好后不停地修改，直到周二晚上10点钟总统广播之前还在改稿。[42]这期谈话有6 000多万名美国民众收听，和前一天收听国会“耻辱日”演讲的听众一样多。

罗斯福总统是公认的广播大师，他从20世纪20年代就使用广播来帮助自己发展事业、实施计划、打击对手。他那浑厚而抑扬顿挫的声音在广播中效果很好。对于节奏、停顿和重音，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最重要的是，他讲话技巧高明，平易近人，没有显露自己哈得孙河河谷上流社会的出身。他没有努力去掩饰声音中上层阶级的那种音调变化，可能他知道如果试图掩饰的话人们就会认为他是个骗子；但是他努力让自己听上去温暖且直率，又不让人感觉他屈尊俯就或者不真诚。他的语调悠闲、随意，在听众脑海中营造出一种不可思议的亲切感。人们经常说，美国人喜欢罗斯福是因为大家感觉罗斯福就像是他们的邻居或者朋友。这一点感触最深的是美国的中老年人，对于他们来说广播还是一种新鲜事物。他们直到成年才听到广播，不像他们的儿孙那样，从小就听，并且觉得广播是生活中理所应当的东西。当总统的声音从广播中传来时，他们很容易有这样一种下意识的感觉——罗斯福真的就在身边，罗斯福的声音和他本人就在他们的客厅里，他不仅仅是在讲话，而且是在与他们交谈。

周二晚上的广播是在白宫一楼的一个大房间里播出的。广播技术人员把麦克风放在木桌子上，桌子上还有一盏阅读灯、一个烟灰缸、一罐水和一个杯子。五六十个人成排坐在木制折叠椅上。9时50分左右，总统被推进房间，坐在桌子后面。他打开活页笔记本，翻动着演讲稿；抽了口烟，然后又把烟捻灭。10点钟，播报员们纷纷通过麦克风做开场白，请罗斯福总统讲话。罗斯福开口了：“美国同胞们，你们好。”

当晚的演讲和罗斯福之前的演讲一样激昂，他猛烈地抨击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政体。他说：“日本对美国进行的可耻突袭是十年来国际上最大的丑闻。”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日本和其他轴心国是一群强盗，正直的、遵守法律的国家必须制止它们。“强大的、资源丰富的流氓们联手向整个人类开战。……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打击狡猾、强大的强盗。……在一个被强盗统治的世界上，任何国家或者个人都毫无安全可言。”他将这场战争定义为捍卫“我们与其他国家自由、有尊严、在世界上生存下去而无须担心受到侵害的权利”。军需的生产应该大量增加，所有军工部门都应该一周七天加紧生产，来增加美国和盟军的军事力量。他说他知道美国人民和媒体想要了解太平洋的战事，但他坚持说暂时还不能把实情和盘托出，因为不能让敌人知道。提到珍珠港，他承认日军造成的破坏是“严重的”，但是没有再说别的。关岛、威克岛和中途岛正在遭受袭击，可能会沦陷；菲律宾人正在“遭受严重打击，但是他们在积极抵抗”。对于美国人民来说，在战争时不公开信息是一种折磨；但是他提醒美国人民，不要听信传言——“声称我们溃败的丑恶传言在战时会越传越多且越传越快”——他还要求媒体克制，不要刊登未经证实的报道。

他没有否认日本的偷袭取得了成功：“可以说，敌人狡猾地骗过了我们，时机把握完美，战术运用卓越。这是彻头彻尾的可耻行径，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纳粹分子发动的现代战争就是肮脏的事情。我们不喜欢战争，我们不想陷入战争，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被拉下水，所以必须不遗余力地参战。”[43]

罗斯福总统讲完后被推回“椭圆形书房”，萨姆·罗森曼进去看他。他发现罗斯福只身一人在桌子后面抽着烟，端详着他钟爱的邮票藏品。在可怕的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罗斯福就发表了那样成功的演讲，然后又返回办公室研究他的集邮——世上能有这样气魄的人可谓少之又少。他很平静，似乎内心很满足。他要把头脑里一天的工作清空，睡个好觉，第二天神清气爽地醒来。“这时他已经知道日本在珍珠港给美国造成的所有损失，”罗森曼写道，“但我看着他的时候，我感觉他坚信美国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就像他之前说的那样。”[44]

对于要揪出应该为珍珠港事件负责的一干人等这样的批评声音，罗斯福闪烁其词地回答说：“面对趁着夜色偷袭，而且不宣而战的入侵者，防御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万无一失。”[45]但是，这种说法不适用于夏威夷以西的盟军指挥官们，因为对于当天晚些时候日军发动的袭击，他们未能实施任何有意义的抵抗。就在日军突袭珍珠港几个小时后，西太平洋海岸刚刚迎来黎明时，日本海军的陆基轰炸机和战斗机对整个地区的美国和英国基地发起了精心设计的空中闪电战，到战争的第三天，当地盟军的空中力量已经被彻底击垮。这一失败的后果，比珍珠港的失败还要严重，因为这直接导致了菲律宾和马来半岛的沦陷。有人不愿意承认过去低估了日本，说珍珠港事件是日本走运，是“冷不防的一次成功”，不会再有下次了；但是第二次的失败证明那些人的观点是错误的。

12月7日黎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则是12月8日），中型的G3M和G4M轰炸机，以及灵活的日本单座战斗机A6M零式舰载机从台湾岛的机场起飞，飞越南海，将美军位于菲律宾的航空基地炸成一片废墟。另一些飞机从法属印度支那新建的机场起飞，攻击了位于马来亚、缅甸和香港地区的英国航空基地。还有更多的飞机从遥远的马绍尔群岛环礁起飞，袭击了北边的威克岛。以“龙骧号”为首的一支小型航母特混舰队从帕劳驶出，对位于菲律宾吕宋岛南岸的黎牙实比实施了打击，然后往南掉头，攻击了位于棉兰老岛上的美国达沃海军基地。[46]

美国远东指挥官道格拉斯·A. 麦克阿瑟上将在日军突袭珍珠港后几个小时就收到了警报，但是在战争最初的几个小时，他位于马尼拉的司令部陷入了一片混乱，结果让日本最初的空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后来，人们的主要指责对象是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理查德·K. 萨瑟兰将军，他似乎一心想把麦克阿瑟的下属都支开，不让他们见到总司令，结果，美国的航空队因为接不到命令被日本彻底击垮。在正午，日本的轰炸机突然出现在克拉克机场（美国在菲律宾的主要航空基地，位于马尼拉西北方大约40英里）上空，从1.8万英尺的高空投掷了大量炸弹。从地面上看，那些炸弹就像是从飞机后面掉下来的一大批沿斜线均匀分布的银色闪光体。那些闪光体变得越来越大，地面上的美国士兵开始到掩蔽处躲避。整个航空基地的中心位置发生了一系列猛烈的爆炸，波及了飞机库、修理厂和停着的飞机。日军投掷的每一颗炸弹都落在基地之内，附近的每一座建筑都在劫难逃。一位美国飞行员在往下看的时候根本看不到跑道，因为“整个地区都是浓烟、尘土和火焰。在中间位置，红色的火焰不时翻腾着，冒出的油腻浓烟形成了一根巨大的黑色烟柱”。[47]

轰炸机刚刚过去，零式战斗机就从屋顶的高度轰鸣而来。它们保持着三机密集队形，不断射击停在跑道上的飞机。那天在克拉克机场停着的美国飞机再也没能飞起来。战争第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保卫菲律宾的航空力量被击垮了一半。12架B-17和30架P-40被完全摧毁，还有5架B-17受损。[48]最初的这一灾难过后必然还会有更惨烈的失败，因为美国已经无法对日本的航空基地发起还击，也没有任何可用的战斗机去抵抗必然会紧接而至的日本空袭。

麦克阿瑟在那天究竟为何会处置失当，直至今天仍是个谜。可能他不愿意从菲律宾境内向日本发动袭击，他希望这样日本就会放过菲律宾诸岛。[49]他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败，和珍珠港的军官们的失败一样可耻，一样是原本可以避免的；但是他却逃脱了审查和责备，不仅如此，他还深受美国人民爱戴，被他们视为战争英雄和太平洋战争中盟军方面的名将。

在马来亚，英国皇家空军的防御也未能奏效。战争第一天上午，日军就在马来亚东北海岸的哥打巴鲁（Kota Bahru）登陆，皇家空军的战斗机与日本的轰炸机和零式战斗机进行了激烈的空战。结果是日军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皇家空军的好几架布里斯托尔“布伦海姆”轰炸机和洛克希德“哈得孙”侦察机被击中起火坠毁。同时，日军的G3M轰炸机从600多英里外的法属印度支那基地飞来，突然出现在新加坡上空，向皇家空军的飞机跑道和基地设施投掷了大量的炸弹。日本的空袭太突然了，英国从未想过日本能够从那么远的地方发起空袭。哥打巴鲁的皇家空军机场陷入了一片恐慌，士兵们无视上级的威胁和咒骂，匆忙逃到山区；食物、燃料、武器以及马来亚北部最精良的飞机跑道都落入日本人手中。

皇家空军太过信任布鲁斯特F2A“水牛”战斗机，这是一款从美国购买的过时的战斗机。一名厌恶F2A战斗机的飞行员说，这款飞机看上去“很像20世纪30年代的比赛飞机：单引擎，桶状机身，机翼粗短，有很大的座舱罩，机尾极短”。[50]功率不足的F2A战斗机因为燃料输送问题，爬升能力有限；它的起落架也有问题，经常在降落时造成机身严重损坏；0.50英寸机枪很容易堵塞，尤其是在热带潮湿的天气下。[51]

在菲律宾和马来亚，日本的突袭迫使盟军的航空力量在尚未做好准备的状态下匆匆应战，这进一步加剧了非战斗损失。几十架美国和英国飞机由于引擎问题、飞行事故以及在半空中与自己中队的飞机相撞等坠毁。有的飞机想飞回基地，却被友军的防空火力击落；有的因为缺油进行了迫降；有的好不容易安全降落，却因为损伤严重不得不拆解。对于日军来说，坠毁一架盟军飞机就和击毁它一样好——也许还要更好一点，因为飞机坠毁的话日军就省下了弹药。如果飞行员也一同坠机身亡就更好了。

在战争之前的几年里，美国和英国坚信日本的航空部队根本构不成威胁。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们”提出了胡吹乱说的伪科学理论，助长了这种错觉。这些权威人士耐心地解释说，日本只会培养拙劣的飞行员，因为日本人有生理上的缺陷。他们是斗鸡眼而且近视，这很可能是他们“斜眼”造成的。日本人小时候被母亲背在背上，头部摇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耳的平衡。[52]日本的文化习俗强调一致和顺从，因此，年轻的日本人没有飞行员应该具备的个性和自信心。[53]西方的航空业记者引用（来源可疑的）数据来证明日本的飞机坠毁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他们承认日本发展了自给自足的飞机制造业，那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他们丝毫不相信日本人自己建造的飞机有任何的优势。

1941年12月，在经历了巨大的损失后，盟军才开始慢慢觉醒：他们看到的只是日本希望他们看到的样子。《孙子》中提到，对待敌人要“卑而骄之”。

其实，日本的海军飞行员的技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他们经由严格的测试选拔出来，又经过了漫长、密集的训练才获得飞行资格。总体上讲，他们的经验要远超盟军的飞行员。从1937年开始，许多日本飞行员在中国执行了100多次空中战斗任务，在座舱中平均参与了500小时至600小时的战斗。[54]他们有强烈的动机，迫切地想要纠正西方对于他们的误解。他们足智多谋且灵活多变，配合得也特别好，还会毫不留情地打击目标。

三菱A6M零式战斗机是空战中的王牌，盟军派出的每一种战斗机都不如它旋转快、爬得高、操作灵活。A6M装备了两挺7.7毫米的机枪（装有射击协调器，子弹可以从螺旋桨的叶片之间穿过），还有两挺从瑞士武器制造商厄利康（Oerlikon）购买的杀伤力极强、装在机翼上的20毫米机关炮。零式飞机的转弯半径小，所以它可以跟在盟军的任何战斗机后面射击，甚至可以翻转过来，从上面精准、快速地干掉敌人。在相对低速、低空的缠斗中，A6M表现十分突出。飞机的驾驶杆稍微用力就会有响应，对此日本飞行员赞不绝口。“控制它就像做梦一样，”参加了第一轮袭击菲律宾行动的飞行员坂井三郎说，“手腕只要轻轻一动，飞机就飞过去了！我进行了各种特技飞行，让飞机爬高、俯冲、侧飞等等。”[55]凡是使用经典空战技巧攻击零式战斗机，即希望通过机动在尾部追击的盟军飞行员，都被击中坠机，最后只能弃机跳伞。有些飞行员幸运地逃到云层中，或者乘降落伞着陆，他们无不惊慌地咒骂这种神秘战斗机的恐怖性能。

零式战斗机是在1940年夏投入使用的，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足足服役了一年半的时间。这种飞机从位于台湾岛和中国大陆沿岸的基地起飞，为轰炸机护航，前往中国的中部地区执行远距离任务。按那个年代的标准来看，零式战斗机的航程十分突出。通过控制燃料混合物和推进器的速度，日本的这种单座飞机加满油可以飞行1 000多英里。飞行员们习惯了这样繁重的任务，有时他们甚至设定好让飞机保持水平飞行，然后在机舱里打盹。零式战斗机在1940年和1941年大败国民党的战机，在中国的空战中被击落的零式战斗机数量极少。

这种致命的飞机引起了陈纳德将军的注意。陈纳德是自愿援华的美国航空队“飞虎队”的指挥官。飞虎队中的一位成员在1941年11月21日的日记中称，陈纳德教过P-40的飞行员如何与零式战斗机作战。他提出的技巧与后来海军飞行员领悟到的一样——从高空俯冲，和僚机驾驶员密切配合，让对方躲不开子弹，还有“绝对不要与零式战斗机缠斗，尤其是在双方不断盘旋转圈的战斗中。攻击后马上躲开。攻击，然后躲开，俯冲，然后再拉高。当然，还要一直保持小组作战，至少要两架飞机在一起。一旦发现自己是孤军作战，那就在空中搜寻其他可以加入的同伴”。[56]但是陈纳德的情报被华盛顿忽视了。美国人不愿意相信日本能够建造出每分钟可以爬升3 000英尺的飞机。于是乎，珍珠港事件前的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零式战斗机对盟军的航空队来说都是完全未知的事物，美国和英国的飞行员被迫以一种惨烈的方式领教零式战斗机的致命攻击。面对日本的多种威胁时，西方总是嗤之以鼻；对待零式战斗机的态度是西方致命的自大的又一个实例。在太平洋战争最开始的几个月，这种态度使西方损失了数百架飞机和数百名空勤人员。

12月10日，星期三，50多架日本轰炸机组成的编队飞过南海，未受阻碍便来到马尼拉湾上空2万英尺的地方。此时无论做什么都阻止不了它们了——几架P-40想在吕宋岛北部海岸拦截它们，却被护航的零式战斗机击退，而美国海军的3英寸高射炮甚至打不到那个高度。轰炸机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或者袭击，在高空俯视着下面密布的目标，“就像是一群老练的秃鹫打量着猎物”，一位目击者这样回忆道。[57]日本的飞机很明显瞄准了马尼拉水域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以及美国设于甲米地的海军基地，这是美国海军在珍珠港以西的主要基地。日机投下了炸弹，整个甲米地基地的核心地带被夷为平地，维修厂、仓库、机械库、兵营和供电站都变成了废墟。几艘驳船和拖船在泊位上被炸毁，“海狮号”潜艇彻底报废。大火蔓延，失去控制。大风吹过海湾，火势越来越大；由于很多消防设施也被炸毁了，所以消防员能做的事情很有限。鱼雷艇的艇长约翰·巴克利上尉惊呆了。他说：“日本人把这里夷为了平地，只能这样来形容。除了珍珠港以外，这里是美国在东方的唯一一个海军基地，结果被彻底毁掉了。”[58]

美国亚洲舰队的总司令托马斯·C. 哈特上将从舰队司令部的楼顶看到了这一场面。他有何反应，历史没有记载。他可能事先就有不祥的预感，知道美军的空中防御支撑不住，因此他采取了明智的预防措施——在战争开始之前，他把大部分船派往了南部。现在他的主要基地连同所有辅助设施和弹药都变成了地面上一个浓烟滚滚的大洞。这里所受的最大破坏也许是损失了230颗鱼雷。事已至此，哈特只能担起可怕的责任，抛弃菲律宾，将美国亚洲舰队所有剩下的舰艇都派往南部，在那里它们可能会与英国和荷兰的舰艇会合，一起守卫荷属东印度群岛。

战争开始一周前，丘吉尔首相不顾将军们的建议，把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派往了新加坡，他希望这样可以威慑日本，让他们打消侵犯英国殖民地的念头。这支队伍被称为“Z舰队”，其中两艘核心军舰是“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它们是英国最精良、最有名的军舰。但是这两艘军舰的命运比珍珠港中的美国战舰还要惨烈，标志着海军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当地时间12月8日，就在日军突袭珍珠港后几个小时，汤姆·菲利普斯上将命舰队到公海上去拦截并摧毁出现在南海地区的日军入侵舰队。英国在这个战区没有航母，而英国皇家空军已经乱作一团，所以这支舰队只得在没有飞机护航的情况下航行。菲利普斯知道这样会有很大的危险，但是他希望这一行动可以“快速结束，赶在日军向我们发起大规模攻击之前向东撤退”。[59]

从一开始，Z舰队就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他们甚至难以确定日本舰队的位置。他们朝西北驶进暹罗湾，往马来亚北部哥打巴鲁的日本滩头堡航行，然后接到错误的情报，以为日军在海岸线南部的关丹登陆了，故而掉转航向。

虽然没有空军的护卫，但英国战列舰的军官和船员们很乐观。无论马来亚北部的空战结果如何，他们都充满了自信，认为日本无法与英国皇家海军的两艘最佳战舰相匹敌。“反击号”的船员伯特·温回忆说，船员“谈论的主要话题是我们花多长时间就可以击沉在新加坡海岸线附近碰到的日本战列舰。我仍然记得，当时整艘战列舰上的人都有一种绝对的自信……认为只要与敌人接触，结果就是不言而喻的”。[60] 12月9日下午，英国的巡逻机发现了日本的水面部队，“反击号”信号桥楼甲板上的一位军官对CBS记者塞西尔·布朗（“反击号”上的媒体观察员）说：“哦，但那些是日本人。没什么好担心的。”[61]

当晚在军官们的餐厅里吃饭的时候，布朗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考虑到珍珠港发生的一切，英国人是不是太自信了？英国军官们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一位军官承认，低估对手是“错误”的。但是另一位军官道出了大部分军官的看法：“我们并不是过于自信，我们只是认为敌人没有那么厉害。他们花了五年时间还没打败中国，再看看他们在这里是怎么做的：满地图跳来跳去，而不是集中攻击一两个地方。这么做表明他们不是太聪明。”[62]

12月10日周三，上午11点刚过，日军就开始攻击Z舰队。Z舰队受到了第二十二航空战队的双引擎G3M“内尔”和G4M“贝蒂”轰炸机的三轮袭击，该小队的基地位于法属印度支那的西贡附近。日军的飞机是跨越南海而来的，已经在空中飞行了大约5个小时，快到航程的极限了，再远就回不去了。英军瞭望员在西方地平线处发现了一群不祥的黑点，号手吹起号角，召集大家回到各自的岗位。G3M轰炸机在1.2万英尺的高度进入高射炮射程后，炮手向上开炮，天空布满了黑色的防空炮弹炸开的烟雾。日军的轰炸机依然保持着紧密的队形，向下投掷了数颗250千克的炸弹。“反击号”急速转弯扭动，突然右转舵，然后再左转舵；它躲过了几乎所有的炸弹，但还是有一颗炸弹击中了水上飞机的甲板，炸死了20多人，不过船只的机动性和防御能力未受损。

大约20分钟后，Z舰队的雷达探测到西面飞来9架挂载了鱼雷的G3M。飞机飞得很低，几乎贴着海浪，直奔英军旗舰“威尔士亲王号”。这些飞机两三架一组，俯冲至不到100英尺的高度，从船的两侧发射了鱼雷。“威尔士亲王号”的船尾被击中了两次，船舵被卡住，轮机舱也被淹。受到重创的巨舰无助地转着圈，船上燃起了大火，浓烟直冲云霄。

鹿屋航空队的挂载了鱼雷的G4M发起了第三次袭击，朝“反击号”俯冲过去。躲过第一轮袭击的“反击号”竭力机动，成功躲过了日军将近20颗鱼雷，但是最后它被左右夹击，几颗鱼雷同时击中船首两侧。“对我来说，”信号桥楼甲板上的目击者塞西尔·布朗在笔记本上写道，“整个画面就像一场混乱无序且令人毛骨悚然的游戏——4英寸大炮喷出橘红色的火焰，舰炮和维克斯机关炮喷出白色的曳光弹，敌人的灰色飞机近在咫尺，就像蓝色纸板上钉着的蝴蝶标本。”[63]“反击号”被击中了两次（也可能多达四次），立即开始进水。“突然发生了巨大的爆炸，”一名船员回忆道，“我立刻意识到‘反击号’不行了，因为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里它就剧烈地向左倾斜，进水太快了，不管在另一侧怎么灌水也无法扶正它。”[64]舰长下令弃船，大喊着：“你们已经尽力了，现在赶快逃命吧。”[65]

船员们只得跳入海中，许多人在海里溺亡，另外一些则踩着水坚持了好几个小时，脸上沾满了油污。中午12时23分，“反击号”倾覆了。船尾先沉下去，巨大的船体从海中笔直地伸出来，船头直指天际。几艘驱逐舰小心地在旁绕行，打捞幸存者。

“反击号”被击沉后，日本新一批轰炸机开始执行一项较为简单的任务：击沉已经受到重创的“威尔士亲王号”。中午12时44分，“威尔士亲王号”烟囱之间的地方被G4M轰炸机从高空投掷的一颗500千克的炸弹击中，立即开始下沉。当船只倾覆并开始下沉时，下层甲板里的很多士兵被困在内。驱逐舰绕着“威尔士亲王号”航行，尽力搜救落入大海的士兵。空中的一架日本飞机的飞行员用清晰的英语得意地讥讽说：“现在我们完成任务了。你们可以继续了。”[66]

几架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在“威尔士亲王号”下沉时刚好赶到，但是它们除了在上空盘旋旁观，什么也做不了。一名飞行员回忆士兵困于海中的场景时说：“一小时后，由于燃料不足，我只能离开；但是在那一个小时里，我看到很多人竟然在那极其危险的处境中挥手、欢呼和开玩笑，好像他们是布赖顿的度假客，在朝低飞的飞机致意。这让我很受震动，因为其中有种超出人的本性的东西。”[67]

这一役夺去了47名英国军官和793名士兵的生命，而日本在这一行动中仅仅损失了三架飞机，这着实令人惊讶。英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教科书般的攻击。“毫无疑问，敌人的攻击实施得很巧妙，时机把握得很好，”“反击号”的舰长在战役之后写道，“高空的轰炸机保持了密集的队形，没有慌忙躲闪防空炮。”[68]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连环攻击，高空轰炸机首先到达，吸引了高射炮手的注意力；紧接着鱼雷轰炸机从低空突袭，左右夹击，同时在军舰的两侧投下致命的鱼雷。

12月10日上午，丘吉尔被海军元帅达德利·庞德爵士的电话惊醒。第一海务大臣庞德向他报告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日军的轰炸机将两艘军舰都击沉了。“你确定这是真的吗？”丘吉尔首相问。“毫无疑问。”庞德回答说。丘吉尔后来写道，放下听筒时，“我很庆幸那时我是一个人。在整场战争中，这是对我最直接的打击。……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这一可怕的消息淹没了我。……在所有广阔的海域中，日本都处于绝对优势，而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处于劣势而且暴露在外”。[69]这意味着英国在太平洋残存的最后一道海洋防线也被突破了；这意味着印度现在也会面临来自海上的威胁，后来也确实马上遇到了威胁；这还意味着印度洋上的航线不堪一击。这两艘军舰对于英国海军的声誉意义重大，尤其是“威尔士亲王号”。“威尔士亲王号”是英国舰队中最新的战列舰之一，也是最有威慑力的。当年8月，丘吉尔乘坐该军舰来到纽芬兰的普拉森舍湾与罗斯福会面——那是丘吉尔和罗斯福上台后双方第一次会面。“威尔士亲王号”上宽阔的柚木甲板为英美高层初次会晤提供了绝佳的场所。

三天前，日本的飞机趁着美国的战列舰停泊在港，将它们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此前还没有战列舰在完全做好战斗准备的情况下被空袭击沉过。Z舰队的命运在海战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一结局也终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这是日本的胜利，盟军的惨败，同时也是全球海军界的制空权理念的胜利，它对马汉的“大舰巨炮”理论的动摇比珍珠港事件更甚。舰队的信条很快就会改写：从现在起，战列舰仅应被视作以航空母舰为中心的特混舰队中的辅助角色。战列舰上的防空武器会是原来的两倍、三倍甚至四倍，直到上面布满各式口径的高射机枪和高射炮，可以更好地保护战列舰本身和航母，抵御敌军的空袭。它们装备的14英寸和16英寸大口径主炮将主要用于炮击海岸，支援水陆两栖部队登陆。美国海军迅速接受了这些理念，英国皇家海军在接受时则打了一些折扣；但是这一信条在日本海军的高层中渗透得很慢，他们直到二战接近结束，还希望用战列舰在海上来一场决战。

日军以“蛙跳”战术往南继续发动攻击。陆基零式战斗机和中型轰炸机从令人意想不到的远方发动突袭，清空海滩上方的空域，后续的侵略部队随之登陆。日本的大批运输舰在没有空中威胁的情况下将军队、坦克和武器运送上岸。日军从这些滩头堡向内陆进军，吞并领土，占领通常完好无损的机场。然后航空队会飞到被占领的机场，为进一步向南进军做好准备。盟军据点一个个遭到打击，速度之快令防御部队猝不及防。日本在菲律宾、关岛、香港地区和马来亚都取得了胜利，盟军节节败退。英美两国的机场中到处都是残破、冒烟的废墟，飞机的残骸随处可见。飞机技师丧命，机库受损或是被夷为平地，零部件在地面上被炸毁，或是落入敌人之手。到周四早晨，在战争开始四天后，盟军的飞行员和地面支援人员都深陷混乱、恐惧、怀疑和震惊之中。混乱的场面以及慌乱的撤退使得盟军极为狼狈，颜面大失。在菲律宾的伊巴，美国士兵在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就开始逃离岗位。在克拉克机场，跑道被炸毁，没办法使用，大部分建筑物和机库也被夷为平地。飞行员的尸体遍布整个基地，直到一周以后才有人来收尸，将他们埋葬。[70]民众和军官被日本人入侵的速度和规模吓到了，开始严重怀疑自己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浪潮。

人们常说，美国在珍珠港遭受了日本的袭击，损失了大量船只、飞机和士兵，但这些损失是值得的，因为这一事件让面对战争时观点相左、分歧严重，似乎不可能达成共识的美国人振作了起来。这一论断准确但不完整。希特勒在日本突袭珍珠港四天之后的周四做的事情才是让美国人团结起来的最终原因——他在可以不行动的情况下选择向美国宣战。

罗斯福在战前与英国的秘密对话中，已经承诺美国会采取“欧洲优先”的战略。“欧洲优先”战略在军事上的逻辑性不容置疑，但是这一理念在美国民众中一直不受欢迎，他们（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非常想找日本人报仇。周日下午，战争部长史汀生提议，美国应该先发制人，向三个轴心国宣战，但是罗斯福立刻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说在美国人民群情激愤，要投入战争的这一时刻，他不想让民众的观点产生分化。即使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罗斯福想向德国宣战都不容易，除非国会投票时出现压倒性的赞成局面。但是，不宣战的话，美国生产的大量军需就有可能被卷入太平洋战事的旋涡中，使苏联和英国濒临崩溃。

希特勒跟所有的人一样——除了日本的统治阶层——对珍珠港事件感到非常意外。日军突袭珍珠港的消息传到希特勒位于东普鲁士马祖里（Masurian）森林的东部总部“狼穴”（Wolf’s Lair）时，他狂喜不已。“转折点！”他向参谋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盟友，这个盟友3 000年以来从未被征服过！”[71]偷袭珍珠港似乎将美国的军力困在了太平洋，暂时阻止了美国向德国的敌人提供有效帮助。日本很可能会让英国失去它在东方的帝国，甚至可能失去印度。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也和希特勒一样盲目乐观，他在日记中写道：“世界的整体格局很快就会发生彻底的改变。现在，美国想向英国运送物资都不大可能了，苏联就更顾不上了。”[72]

12月11日上午，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罗马的阳台上俯瞰着威尼斯广场，向狂热的人群宣布“《钢铁条约》的力量”将会压倒民主的力量。当天下午3点钟，希特勒在国会讲话。元首的讲话一如既往地刺耳且复杂，长达90分钟的演说里有讽刺、偏执、恶言、恐吓，他还痛心地称德国是受害者，德国是出于好意。有好几段怒气冲冲的言论矛头直接对准苏联和英国。他滔滔不绝地谈论德国国防军在苏德战争的最初六个月于东线取得的胜利，但对于最近在莫斯科受到的阻碍却只字不提。[73]

谈到美国时，希特勒的怒火转向了罗斯福，说他是“上流社会”的成员，代表了“在民主体制内顺风顺水的上层阶级……这个爱管闲事的绅士……不折不扣的好战分子……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希特勒宣称，这场战争是一小群银行家和财阀事先安排好并挑起的，这些人主要是美国人和犹太人，罗斯福是他们找的代言人。希特勒祝贺日本“率先对此人特有的扭曲历史真相的可耻行径进行反抗”，他说珍珠港事件让“德国人民以及这个世界上所有其他的正派人深感满足”。

希特勒登台演讲一个小时后，才兜着圈子表明对美宣战。“因此我今天安排将他的中立许可证交到美国代办处，接下来……”说到这里时，事先安排好的副手们热烈的鼓掌声淹没了元首的话，“美国总统和他的财阀集团取笑我们是穷国——这话不假，但是穷国就要确保自己本就少得可怜的东西不被抢走。”希特勒宣布，轴心国已经达成协议，三个国家在打败并摧毁“盎格鲁—撒克逊和犹太人的资本主义世界”之前绝对不会放下武器。[74]

在华盛顿，美国没有经过国会辩论就迅速通过了宣战。国会两院一致通过。在签署议案时，罗斯福说盟国在全世界的陆地和海洋的各个角落都开始了一场协同的战争。“妄图奴役全世界的力量此刻正在朝西半球推进。”这场战争需要对“野蛮和暴虐的力量”进行长期艰苦的反抗。[75]

轴心国的宣传者用漫画的手法诋毁美国，称美国被种族、民族、阶层和宗教信条严重分化；美国社会骄奢淫逸，唯一能激励人们的是无所不能的美元；美国充满了游手好闲的人和装病不干活的人，到处都是富得流油、好吃懒做和自由放纵的人；政客捧着帽子乞求大老板的施舍。在他们眼中，美国是一个杂乱无序、个人主义盛行、贪图享乐的国家，沉迷于爵士乐、电影、棒球、漫画、赛马和广播喜剧——什么都喜欢，就是不喜欢工作，当然更不会喜欢打仗。美国政府是分裂的，因而国家衰弱，权力由总统、国会和法院分享，政府又经常受到野蛮无礼且毫无节制的媒体的愚弄。美国人地域观念很强，而且闭塞，只关心自己，从不关心世界其他地区；他们绝对不会同意为捍卫英国流一滴血，因为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中，英国人是邪恶的压迫者；美国也不会管苏联这个全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以及亚洲的任何地区，那些地方对于美国来说太过遥远，就像是在另一个星系一样。

这样的批评既浅薄又虚妄，只是由一些刻板印象和半真半假的事情拼凑而成的。不过，即使在美国也有与之类似的自我批评。在1941年的时候，美国显然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轴心国的挑战。美国人不喜欢德国和日本发动的赤裸裸的侵略，大部分美国民众支持罗斯福向受害国家提供弹药和物资的政策。但是美国参战的提议却非常不受民众支持。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仅有1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德开战。人们公开谈论军队中出现大批逃兵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简称为“OHIO”，也就是“Over the hill in October”（意为“10月逃离战场”）。8月，参议院对延长和平时期服役时间的法案进行投票，结果是203票比202票，以1票的微弱优势通过。孤立主义运动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几个星期实际呈上升趋势，带头者向大批民众宣传说罗斯福正在密谋向轴心国开战。1941年，罗斯福总统已意识到战争即将到来，但是除了引导美国民众的观念之外，他什么也没法做。他只能等待某种刺激性的事件发生或者是敌国主动挑衅。

希特勒将珍珠港事件称为“转折点”，戈培尔则总结说“世界的整体格局很快就会发生彻底的改变”。他们说得没错，只是事态没有按照他们的本意发展。1941年12月7日以前，美国的产业经济完全处于轴心国的轰炸机和陆军的打击范围之外，这是陷入战争的盟国最大的希望。只有使美国的经济军事化，完全转变为生产军需的状态，才能摧毁轴心国。但是美国这个杂乱无序的共和国，如果没有美国民众的支持，就永远无法动员起来，或是实现军事化。“他们［日本人］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让罗斯福彻底从进退两难的境地中走出来，”为罗斯福撰写演讲稿的舍伍德写道，“而他们恰恰做了这件事，用一种特别挑衅并且特别侮辱人的方式，一下子就使意见不一且迷茫混乱的美国人民变得团结一心、坚定不移。”[76]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不是不列颠之战，不是阿拉曼战役，不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也不是意大利的覆灭，而是珍珠港事件，它让罗斯福得以去做他需要做的事情，同时也决定了德国和日本的命运。

[1] Craig Thompson, “Britain Joins U.S. against Japanese,” New York Times, Dec. 9, 1941, p. 14.

[2] “Tense Throng Fills Grounds at Capitol Awaiting President,” Washington Evening Star, Dec. 8,1941, in Caren, ed., Pearl Harbor Extra, p. 44.

[3] Frances Perkins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121.

[4] Cooke, The American Home Front, pp. 13–14.

[5] Eleanor Roosevelt, This I Remember, p. 234.

[6] “Roosevelt Says Date of Attack in Pacific Will Live in Infamy,” Washington Evening Star, Dec. 8,1941, in Caren, ed., Pearl Harbor Extra, p. 44.

[7]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37.

[8] Cornelius C. Smith, Jr.,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22.

[9] Lt. Ruth Erickson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369.

[10] Smith, Jr.,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22.

[11] Erickson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At Dawn We Slept, p. 535.

[12] Vivian Roberts Hultgren account in McCabe, Pearl Harbor and the American Spirit, p. 90.

[13] Jack Kelley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59.

[14] Cox. Richard L. Frost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369.

[15] Dan Wentrcek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76.

[16] Leslie Le Fan account in ibid., p. 165.

[17] Mason, Battleship Sailor P. 237.

[18] Smith, Jr.,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20.

[19] Seaman 1st class Nick L. Kouretas, USS Raleigh,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183.

[20] George E. Waller account in ibid., p. 50.

[21]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 80.

[22]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 150.

[23]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p. 25–26.

[24]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 151.

[25]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26.

[26]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26.

[27]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 81. 见证者是道格·莫尔顿（Doug Moulton）上校。

[28]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 81. 见证者是道格·莫尔顿（Doug Moulton）上校。

[29]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372.

[30]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 151.

[31]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27.

[32] Cooke, The American Home Front, p. 18.

[33] Brinkley, Washington Goes to War, p. 92.

[34] See Cooke, The American Home Front, p. 18.

[35] “Welders Call Off Strike,” Philadelphia Inquirer, Dec. 8, 1941, in Caren, ed., Pearl Harbor Extra, p. 38.

[36] “N.Y.-Bound Enemy Planes Alarm Entire Northeast,” Brooklyn Eagle, Dec. 9, 1941, in ibid., p. 55.

[37] “Japs Try to Bomb Coast; Routed Off Golden Gate,” Albany Times Union, Dec. 9, 1941, in ibid., p. 57.

[38] Childs, I Write from Washington, p. 245.

[39] Jackson, That Man, p. 104.

[40] Advertisement for The American Magazine in the New York Times, Dec. 8, 1941, p. 21.

[41] “炉边谈话”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利用大众传播手段进行政治性公关活动的事例之一。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大萧条时期。为了求得美国人民对政府的支持，缓解萧条，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利用“炉边谈话”节目通过收音机向美国人民进行宣传。他的谈话不仅鼓舞了美国人民，坚定了人民的信心，而且也宣传了他的货币改革及社会改革的基本主张，从而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和尊敬，对美国政府渡过难关、缓和危机起到了较大作用。——译者注

[42] Rosenman, Working with Roosevelt, p. 312.

[43] Buhite and Levy, eds., FDR’s Fireside Chats, “War with Japan,” Dec. 9, 1941, pp. 198, 200, and 204.

[44] Rosenman, Working with Roosevelt, p. 312.

[45] Buhite and Levy, eds., FDR’s Fireside Chats, “War with Japan,” Dec. 9, 1941, p. 204.

[46] Peattie, Sunburst, pp. 166–67.

[47] Astor, Crisis in the Pacifi, p. 61.

[48]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 3: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 p. 170.

[49] See Burton, Fortnight of Infamy, p. 123, and Manchester, American Caesar, p. 208.

[50]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 75.

[51] Burton, Fortnight of Infamy, pp. 300–301.

[52] See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80.

[53] See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pp. 100–105.

[54] See Burton, Fortnight of Infamy, p. xii; Peattie, Sunburst, pp. 172 and 174.

[55]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 190.

[56] Charles Bond’s diary entry, Nov. 21, 1941, in Bond and Anderson, A Flying Tiger’s Diary, p. 46.

[57] Lt. John Buckley quoted in White, They Were Expendable, p. 16.

[58] Ibid., p. 18.

[59] Quoted in Costello, The Pacific War, 1941–4, p. 153.

[60] Bert Wynn account in “The Sinking of the Prince of Wales and Repulse: A series of personal accounts compiled from crew members,” comp. Alan Matthews; online at www.microworks.net/pacific/personal/pow_repulse.htm.

[61] Brown, Suez to Singapore, p. 304.

[62] Ibid., pp. 307–8.

[63] Ibid., p. 318.

[64] Ted Matthews account in “The Sinking of the Prince of Wales and Repulse.”

[65] Costello, The Pacific War, 1941–4, p. 158.

[66] Costello, The Pacific War, 1941–4, p. 158.

[67] Flt. Lt. Tim Vigors, DFC, RAAF, quoted in the London Gazette.

[68] Peattie, Sunburst, p. 170.

[69]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620.

[70] Burton, Fortnight of Infamy, p. 150.

[71] Hitler quoted in Harvey Asher, “Hitler’s Decision to Declare War on the United States Revisited(A Synthesis of the Secondary Literature),”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HAFR), September 2000; online at www.shafr.org/publications/newsletter/september-2000.

[72] Goebbels quoted in Black,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Champion of Freedom, p. 697.

[73] “Hitler Declares War on the United States,” recorded by the BBC Monitoring Service, Dec. 11,1941; online at 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

[74] “Hitler Declares War on the United States,” recorded by the BBC Monitoring Service, Dec. 11,1941; online at 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

[75] Frank L. Kluckhohn, “U.S. Now at War with Germany and Italy,” New York Times, Dec. 12,1941, p. 1.

[76]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30.

第三章

在日本，广播上已经播报了有关珍珠港的消息：“重大新闻，重大新闻。……在今日尚未破晓之际，美国和英国也开始参战。”[1]在那个寒冷的冬日，广播里播放《军舰进行曲》等爱国主义歌曲的时候，经常被插播战争最新进展的消息打断。商店里和各家各户的广播都开大音量，播放着新闻，只消上街听一下就可以了解最新动态。

对于千千万万的日本民众来说，这种感觉就像天崩地裂一般。就连12月8日这个日子（比美国要晚一天）似乎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和力量。那一天是佛成道日，也就是佛陀大彻大悟的日子，对佛教徒来说十分特殊。几十年之后，回忆起那天时很多日本人仍有一种强烈的体验——“热血沸腾，浑身颤抖不已。”中学生板桥康正（Koshu Itabashi）说。[2]“我感觉就像有人在我头顶倒了盆凉水，”军令部的吉田俊雄大尉回忆道，“我浑身一阵激灵。那种感觉直到现在仍然清晰。”[3]

最初的报道中没有迹象表明日军突袭珍珠港取得了胜利，此外播报员的声音也比较紧张，有些尖厉。两军接触，开始交战——这就是最初人们得到的消息。许多人感到惊慌失措。美国和英国是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日本和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开战都不大可能赢。现在日本竟然同时跟这两个国家交战？而且是在中国的战事尚未结束之时？“与这些国家交战没有问题吗？”横滨的学生广泽荣（Ei Hirosawa）想，“我们有可能打赢吗？胜利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象不出。我17岁时就是这么想的。”[4]但是这些疑惑很快就被确定无疑的信息消除了，因为广播传来了战果——美国的战舰被击毁、击沉或者烧毁，日军在菲律宾和马来亚取得了绝对的制空权。后来日本的战争报道开始逐渐与现实不符，但是在最开始的阶段，广播内容无须欺骗：事实本身就是巨大的胜利，比起宣传部门所能想象的大获全胜的情景一点也不逊色。

人们兴高采烈，欢欣鼓舞——“胜利！胜利！”他们互相喊着——但是最强烈的感觉可能不是成功的喜悦，而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受。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日本民众都悬着一颗心，他们处于与西方交战的边缘，听到的新闻涉及各种外交事务，让人迷惑。现在日本下了决心，一切明朗，大家团结一心。“我兴奋不已，”任职于东京《朝日新闻》的漫画家横山隆一说，“很高兴。所有不确定的疑云都那样消散了。”[5]侵略中国的战争并没有让日本人像现在这样团结。中国是日本在亚洲一海相望的邻邦，是日本文字的发源地，孔子的故乡，东方佛教的摇篮。与英国和美国战斗是另一回事，大约容易让人这样想：这将是一场自由之战，日本将代表所有亚洲人战胜殖民统治者。这样就拔高了这场战争的意义。终于有人向一直在亚洲横行的西方帝国主义者宣战了。“我们日本人从未像当时那样由衷的自豪过。”文学评论家奥名孝雄（Takao Okuna）写道。[6]

那天昭和天皇特意穿上了海军制服。（根据内大臣木户幸一的日记）在得知偷袭成功的消息后，昭和天皇“十分镇静，泰然自若”。[7]他发布了《天皇诏书》，正式对英美宣战，指责两国“助长东亚之祸乱”，说日本长期以来不辞辛苦维护和平，却受到了西方列强的勃勃野心的阻碍。西方列强不仅“毫无退让之精神”，而且“愈益增大经济上军事上之威胁，以图使我屈从。……事既如此，帝国今为生存与自卫计，唯有毅然奋起，粉碎一切障碍”。[8]日本首相兼陆军大将东条英机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国民发表了讲话。他强调战争将漫长且艰苦。“为了歼灭敌人并且建立不可动摇的大东亚新秩序，我们必须进行漫长的战争。”但是日本无疑将获胜。“自建国2 600年以来，大日本帝国从来没有战败过。”[9]当天结束时，日本皇宫的墙外聚集了一大批人。

吉田大尉说，在东京海军省，人们“在大厅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摇晃着肩膀，骄傲而自豪”。[10]军令部当天还提供了特制的红豆甜汤，以示庆贺。[11]在日本海军的整支舰队和岸上机构中，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官兵都挤到无线电室了解战争的最新情况，一听到最新的胜利报道就大声喝彩。“坦白来说，”航空兵军官奥宫正武写道，“敌人竟然这么不堪一击，我感到太意外了。我们原本的预期是经过鏖战才能取得极小的胜利，但是在发动攻击之前，没有人敢对真实的结果妄加猜测。”驻扎在日本本土各岛上的士兵担心自己还没战斗就胜利了，便以近乎威胁的方式申请分配给他们战斗任务。“这些极度狂热的年轻人认为战争马上就会结束，因此他们没法在敌人面前大显身手，”奥宫正武补充道，“我们的年轻飞行员深信自己尚未出动战争就会结束。”[12]

作为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命令自己的旗舰“长门号”战列舰停泊于广岛湾的柱岛锚地。在偷袭珍珠港的前夜和清晨，山本五十六一直未睡。他在作战室中来回踱步，偶尔与自己的参谋渡边安次中佐下将棋。随着攻击的展开，他的无线电操作员直接从日本的飞机上截获情报，其他操作员则从瓦胡岛的美国人那里截获情报。“突袭成功……敌军军舰被鱼雷袭击，战绩斐然。”[13]作为庆祝，舰员们获准去食堂买米酒喝。每传来一条消息，聚在一起的军官都会欢呼一声，但山本仍无动于衷，毫无表情。山本对于南云忠一仅仅发动两轮袭击之后就将航母撤回感到失望，他认为南云应该趁热打铁——但是山本总司令没有越级下令对美军发动第三轮袭击，他知道要是这样做的话会让下属的面子受挫。山本的参谋长宇垣缠少将在日记中生气地写道，南云忠一早早撤离战场的做法如同“偷到一点东西就匆忙溜走的蟊贼一样”。[14]

偷袭珍珠港是山本五十六一直以来呕心沥血制订的计划。山本以辞职要挟，才使军令部不情愿地批准了这个行动。他原本计划的不是偷袭。实际上，日本的历史学家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山本五十六对日本不宣而战感到非常不安。[15]山本多次要求外务省保证，“第14部分电文”[16]将会在袭击之前交给美国国务院，并且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华盛顿的日本驻美使馆没有及时将该信息解译，因此造成了延误，不过大部分美国人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才会知晓其中的曲折。

虽然军令部反对，但是这次大胆的行动大获全胜，这进一步增强了山本的实力。作为海军航空兵的倡导者，山本相信航母的打击能力，也相信水面舰艇面对空中攻击时会很脆弱。当他得知“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抵达新加坡时，他亲自命令36架装载了鱼雷的G4M轰炸机来增强第二十二航空战队的实力，并且敦促它们对这两艘英国战列舰穷追猛打。他甚至打赌说这两艘船会被击沉。Z舰队被摧毁对于山本五十六本人和日本海军航空兵来说都是一个胜利，但这也导致民族主义报刊对战争变得过分自信。“就像被咬了的流浪犬一样，”《大东亚新秩序》的编辑们写道，“英国海军只能掉头，边吠叫边逃命。”[17]在另一些刊物中，“威尔士亲王号”沉向海底的航拍图和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威尔士亲王号”后甲板上举行的宗教仪式中鞠躬祈祷的照片被放在一起，后者是当年8月西方媒体在普拉森舍湾英美首脑峰会上拍摄的。[18]偷袭珍珠港以及击沉英国战列舰使山本五十六在日本海军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影响力。现在他可以向东京的海军将领们下命令了，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六个月后日军在中途岛被打败。

“长门号”上的文书军士野田满春（Mitsuharu Noda）回忆道，在最初的几周内，山本五十六收到了数千封贺电贺信，每一封信他都一丝不苟地用漂亮的书法手写回复。“他命令我制作超大的名片，写上这些字：‘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野田满春描述道，“每张名片他都用毛笔亲自写上‘我发誓将不畏艰辛，不因初期小胜而自满’。”[19]山本五十六把自己的职责看得无比神圣，从中可见一斑。他似乎很清楚，自己大概是日本除东条英机以外最有名的军人，也是除了东乡平八郎之外最著名的海军将领，而36年前山本曾于对马海峡在东乡平八郎手下服役。[20]

即使在海军取得了超出日本人预期的重大胜利的战争初期，山本也是满面愁容，令人不解。他有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一名军人‘趁敌人不备取胜’其实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那其实是一种耻辱，因为只是偷袭而已。……我更希望你在看到敌人的行动后做出评价，因为敌人肯定是怒不可遏，很快就会发起坚决的反击。”在给另一个人的信件中，山本指出美军可能会对东京实施空袭，颇有预见性地批评了“日本国内那种疯狂的喜悦之情。……那种狂喜让我担心，因为一旦东京遭到轰炸，人们就可能会当场崩溃”。[21]

威廉·曼彻斯特是一名作家和传记家，参加过太平洋战争。他将山本五十六称为“自纳尔逊勋爵之后最伟大的海军将领”。[22]乍一听，将山本和纳尔逊相提并论似乎是无稽之谈。英国海军中将霍拉肖·纳尔逊（1758—1805）通过一连串不间断的压倒性胜利，使英国海军取得了海上霸主地位。山本五十六则对于中途岛海战的失败负有直接责任，而中途岛之战是全世界海军历史上负方损失最惨重的战役之一。此外，他还要为日军重夺瓜达尔卡纳尔岛时的惨败负责，在那场长达四个月的海陆空战役中，日本付出了同样高昂的代价。由于他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表现，山本五十六受到了许多毁灭性的批评，其中很多来自他自己的军官，所以他连伟大的海军将领似乎都谈不上，何况与最伟大的纳尔逊将军相提并论呢。

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对比也有道理；因为这二人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人的“仪态”都有些难以描述，他们都有一种天生的超然气质，或者叫力量，也可以称为个性；这为他们赢得了下属疯狂的忠诚和深深的爱戴。两人都没有什么背景，尤其深受“下层甲板”海员们的拥护。两人对待下属都亲切随和，竭尽全力体恤所有的船员。两人都在战争中受过伤，而且留下了伤疤——纳尔逊失去了一条胳膊，一只眼睛也失明了；山本五十六的左手掉了两根手指。两人都在婚后爱上了别的女人，两人的风流韵事在死后都造成了丑闻。两人在内心都有一种要么不干要么大干一场的孤勇。当其他人慎重地权衡利弊，对于部分胜利感到满足时，他们却积极进攻。在战争的浪潮对日本不利之前，山本五十六的这种大胆使他获得了纳尔逊那种神圣的荣耀。两人都在战斗中丧生，死后都以隆重的葬礼下葬，被公众神化。两人的死亡都造成了公众的恐慌甚至是绝望，好像他们一死国家就会落入敌人手中。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对于日本人来说，山本五十六堪称战将中的典范，他在整个日本人的想象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美国那种大陆国家不会像日本这样将某一个人推到如此高的地位。日本民众将山本五十六推崇为国难当头时的精神捍卫者。在那个意义上，山本五十六是伟大的，也许和纳尔逊一样伟大。

即使以当时日本的标准来衡量，山本的身材也属于矮小之列，他只有一米六多一点点；作为海军大将，他养尊处优，缺少锻炼，所以老了以后腰越来越粗，算得上是肥胖了。[23]他虽然身材不够魁梧，但是看起来很威武：脖子粗，肩膀宽，走起路来充满自信，大步流星，就像是一个天生的运动员。在1940年左右拍的照片中，他以标准的军姿坐得笔直，同时看上去又是完全放松的状态。那时他56岁，但是看上去至少比实际上年轻10岁。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平静地看着照相机；皮肤黝黑光洁；短发则显出不凡的头型。他的肩膀上和胸前装饰着精致的金色穗子，还挂着好几排奖章。

山本五十六原名高野五十六，出生于日本海沿岸新潟县的长冈，父亲是没落的贫穷武士。1916年32岁时，他过继到山本家族，改名为山本五十六。这种过继的方法在日本自古就有，并不少见。1904年他从江田岛日本海军兵学校毕业，次年，他未来的对手切斯特·W. 尼米兹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山本在对马海战中于东乡平八郎指挥的舰队服役，后来在“日进号”巡洋舰上，他指挥的舰炮爆炸，致使他受伤。他的上腹部和腿上清理出来了约120片弹片，这些地方变得坑坑洼洼，伤痕满满。同时他还失去了左手的食指和中指。[24]

山本在军中升职很快，并完成了日本海军大学校的全部课程。日本政府两度公派他赴美留学。他在哈佛学习了两年英语（1919—1921），后来在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担任海军武官（1926—1927）。他年纪轻轻就被人看好，认为他日后必定会身居高位。他智力超群且密切关注细节，所以受人尊重。讨论海军政策时，他总能打破传统思维，提出的观点有理有据，使得同事和长官都能听从他的意见。他身上有一种“不属于日本人的”特质，拥有独立思维而且敢于直面争议。日本海军历史学家麻田贞雄说山本“独特的个性在日本海军中非常罕见，以至于一位长官评论说山本就像是‘基因突变的产物’。他大胆且富有创意，坚持原则，具备远见卓识，还有一种著名的充满魅力的领导才能”。[25]

奉行大舰巨炮的原则在当时仍是最安全的晋升之道，山本却早已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了海军航空兵上。20世纪20年代中期，作为海军大佐，他申请成为霞浦航空队的副队长并获得批准，随后还在海军航空部门担任了重要职位。[26]他还首度设立机构招募并训练日本最杰出的飞行员，同时亲自监督，使日本发展起独立、自足且先进的军用飞机工业。十五年来，他被视为日本海军空战力量的首要推崇者，他也是最早指出战列舰不过是“昂贵而无用之物”这一异端观点的海军将领之一。[27]

他是一名国际人士，到世界各地访问，代表日本海军出席各种裁军会议。他的英语水平足以进行基本的谈话和轻松的阅读：他称自己经常会每天扫视四十份美国报纸的新闻标题。[28]在哈佛上学时，山本五十六几乎没有待在教室里上过课，有限的经费基本都用来在美国旅行了，而且为了省钱，他经常连饭都不吃。他刻意不和其他日本学生待在一起，以逼着自己掌握英语。他去了美国很多地方，细心观察，所以对于美国产业基地的规模和军事潜力，他有着很中肯的评价。“只要看到过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和得克萨斯的油田，”山本评论说，“一个人就会清楚日本以其国力没办法与美国进行海军军备竞赛。”[29]他喜欢赌博和博弈游戏。他通过打扑克、二十一点和双骰子赢了不少钱，他开玩笑说日本把赌注押在他身上，把他送到蒙特卡洛，可以平衡国家预算。

山本五十六通过旅游开阔了眼界，他可以站在远处审视日本，冷静理智地评判日本的优势和弱点。这种能力是日本海军里（甚至是陆军里）其他很多人所没有的，那些人甚至把这种思想视为精神堕落。也许，山本最重要的贡献并不是他的海军经历，而是在战前日本难以驾驭的政治中起到的作用。山本五十六坚信指挥日本陆军的都是些笨蛋和疯子，看不起那些将军。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陆军掌控国家的形势很明朗了。文职政治家和经选举而任职的官员被边缘化，军方派系在日本政治和社会的每个方面都占据了支配地位，此时山本成了温和外交政策的主要倡导者。他还成了海军“条约派”的引路人，该派别支持十分不受欢迎的裁军条约，同意限制日本舰队的发展。他坚持不懈，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破坏了与纳粹德国的联盟，并且竭力避免日本走上与美国交战的灾难之路。当战争的走向与他的愿望相违时，他不断地敦促政府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但是他也恪守职责，带领着日本海军取得了多次令人振奋的胜利，最后如武士般死去。1945年之后的日本满目疮痍，所以山本五十六在1941年之前坚持阻止日本陷入战争的行为提高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日本战败证明了山本是正确的。

日本人的心理和社会行为经常被诠释为“建前”和“本音”。建前指的是人们向世界展现的面貌，在公共场合表达的观点，或者是迫于阶级或职位必须扮演的角色。本音指的是“真实”或者“真情实感”，只有在亲朋好友面前才会表现出来。摘下面具，向另一个人表现出本音，象征着亲密或者信任，等同于把另一个人视为知己。这些观念很难说是日本人特有的，类似的观念在西方也存在。但在日本人的思维中，建前和本音很自然地是一对矛盾体，对于人前人后的不一致，没有人感到纠结，也没有人会费心让这二者一致。

与其他恪守职责的日本人一样，山本五十六将军也恪尽职守。在新闻片段里，你能看到山本登上战列舰的甲板，穿着洁白无瑕的白色制服，佩戴着菊花纹饰的肩章，胖胖的右手拿着海军帽的帽舌向船员们挥动；或者站在东京的阳台上，以日本传统的方式向人群挥帽致意。在这些场景中，他神色肃穆坚毅，面无表情。就连那些十分了解他的人也强调说他有的时候“沉默寡言并且相当不苟言笑”，或者说他具有“男人严峻的，几乎是令人畏惧的一面”。1939年他被任命为联合舰队总司令时，东京一份报纸的标题就这样写道：“山本五十六，严厉寡言的海军大将。”[30]

在旗舰上，这位指挥官的生活方式正是人们料想的那样——极其奢华，巨大的军官起居室里摆着一张昂贵的餐桌，一顿饭有好多道菜，后甲板上还有一个40人的乐队以供娱乐。“山本五十六从方方面面来说都是完美的军人，”一位军官评论道，“在每一个场合，他都表现出缄默谨慎、泰然自若的军人形象。甚至在拉包尔和特鲁克，在那种热带烈日下，他依然身着洁白无瑕的海军制服。山本总司令无惧烈日、潮湿、昆虫的形象，给每一个军官和士兵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山本不仅仅是一名海军大将，他就是海军的化身。”[31]

但是山本有时也会表现出近乎顽皮的喜悦，让自己隐藏的一面暴露出来。他喜欢开诚布公地待人。长冈山本老家的一位禅师说：“如果你坐在他对面，你会感到他把内心的想法都摆在你面前并告诉你，‘给，你喜欢什么就拿什么’。”[32]东京的各个报社都很喜欢采访山本，这不仅是因为他愿意提供一些不能公开的幕后消息，还因为他会邀请记者们到他家里，给他们倒上威士忌，点上雪茄。一家报纸称高官中很少有人会像山本那样“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他在想什么，不会装腔作势”，还说山本“就连相当古怪的观点也会开诚布公地说出来”。[33] （当然，山本这样做并没有损害他的公共形象——就像纳尔逊那样，山本十分重视公共形象。）山本的坦率连外国人都能明显地感觉出来。“我认为他很通人情，十分真实，也十分真诚，”战前美国驻日本海军武官埃德温·莱顿说，“许多日本人很难‘接触’。他们相当寡言少语，有时甚至是到了冷漠的程度。有时他们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戏剧里的演员，戴着面具扮演不同的角色。但和山本接触时，我感觉在社交场合他并没有戴着虚假的面具。”[34]山本有意远离“建前”，尽情展示他的“本音”。

他有一个自由的灵魂，乐于打破职务带来的各种规矩。他性格中有孩子气的痕迹，还有一种顽皮的冷幽默感，一名军衔更高的海军将领称他为“顽皮的恶魔”。在岸上的时候，他的这种性格更容易表现出来，特别是当他脱下制服跟艺伎们表演一番的时候，他很受艺伎的欢迎。他会从街上小贩那里买一袋烤豆子，一边走一边吃，把豆子抛在空中再张开嘴巴去接住。他还会出其不意地来一个倒立。他会举起戴着手套的手打出租车，司机以为这个手势表明他会很大方地给50钱的路费，但是到达目的地后他只给30钱。司机抱怨时，他会说：“别傻了——看！”然后脱掉手套，让司机看他缺了两根手指的手。[35]他像杂耍演员那样有一种喜剧天赋，可以装傻充愣或者表演肢体喜剧。1941年年初，舰队在佐世保港停泊时，山本和一位艺伎女友在岸上的一家餐厅吃饭。为了博女友一笑，他模仿查尔斯·卓别林的罗圈腿、企鹅脚，像卓别林那样夹紧屁股、转动手杖踱步。他就那样在军官和船员们面前走了好几百米远。那个艺伎无意中听到对此错愕不已的两名船员的对话。“看，那是总司令啊！”一个船员说。“别瞎说，”另一个船员回答，“你觉得总司令会那样走路吗？”[36]

山本滴酒不沾，他的嗜好是赌博和女人。野田满春回忆道，山本玩纸牌或者其他赌博游戏时，“有时把整套军装都输掉了”，但是似乎他赢多输少。[37]他是玩将棋（日本象棋）的行家，鲜有对手。他会审视对手的面庞，对方脸上哪怕只闪过一丝犹豫，他也会全力进攻，宁愿舍弃很多子来迅速取胜。在欧洲和美国时，他学习了桥牌和扑克，并且都打得很好。每去一个国家他都会去赌场，他使用搏头尾[38]的下注法，觉得这样可以赢过庄家。他赌得似乎很不错，甚至说要辞去军职，移居海外，做一名专业的赌徒。他什么都赌。当海军次官的时候，他打赌说可以把一根燃烧的火柴穿过一个10钱硬币的孔。在舰队做炮击演习时，他曾经一把豪赌3 000日元，说靶舰不会被击沉。他赌输了，而且好几年后还在为这个赌约分期还款。[39]历史学家经常把山本赌博的爱好和他身为舰队司令所执行的冒险行动联系在一起。的确，山本本人在谈到计划中的军事行动时，也经常拿将棋做类比。

山本34岁时结婚，但是他好像从未爱过他的妻子；他说，他之所以结婚是因为妻子“和马一样强壮”，似乎可以应对艰难困苦。山本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住在东京赤坂区，但是上岸的时候，山本大部分时间和新桥区的艺伎待在一起，艺伎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80钱”。[40]（修指甲的价钱是1日元，相当于100钱；因为山本只有8根手指，所以他就要求打折。）时间一长，他跟其中的几个艺伎关系变得很近，但不是情人；到中老年时，他似乎把她们视为了家人的替代者。

西方没有类似艺伎的职业。也许应该把她们称为妓女，因为每一位艺伎的身子早晚都会卖给某个顾客；但是艺伎提供的不仅仅是性，艺伎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后，就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和别人发生关系，以及和谁发生关系。无论把她们看作什么，艺伎都是美丽而优雅的尤物：她们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不惜下血本让自己成为艺术家、表演家、音乐家、时尚人士，而且能说会道。她们不是活在阴暗的角落，最成功的艺伎会成为名人，她们的照片会出现在海报和杂志封面上。就像现代的明星一样，她们的名号很响。她们主要靠陪客人挣钱，按小时收费。在茶房或者私人住宅里，她们面对一群男人，给他们倒酒，陪客人聊天，打情骂俏，唱歌跳舞。一些艺伎通过结交有权势的男人，以及控制年轻学徒，会变得很有钱，她们可能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日本女性。

作为军官，山本没有足够的财力与贵族和商界精英抗衡，去争抢头牌艺伎的服务。但是艺伎们似乎很喜欢他，愿意关照他。在外旅行时他会买香水、化妆品和衣服，送给艺伎当礼物。艺伎馆打烊之后山本也可以光顾。工作日的下午山本有时会出现在新桥的艺伎馆里，穿着军装在空房间的榻榻米上小憩一会儿。艺伎会照顾他，给他缝袜子、洗内裤。他的传记作家猜想：“艺伎们这样做是因为母性被激发了。”[41]

20世纪30年代中期，山本爱上著名的美人河合千代子，她的艺名是“梅龙”。山本明显没办法给梅龙足够的钱，但是她却在山本身上花了很多时间，这令新桥艺伎馆的其他艺伎大惑不解。[42]山本与这名艺伎之间最初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友谊：他经常称她为“小妹妹”。山本追了她很久，她才让山本（用老话说）“亲手把她的头发解开”。到1935年，她已成为山本最亲近的红颜知己。他会给她打电话，给她唱歌听。有时他会把她约到一家乡村旅馆中，用假名登记入住。他给她写信表明心迹，说每当想起她时，自己总是感到“难过”和“无用”，因为“得到了你的爱。你是那样美丽和有趣，我越看你，就越感到痛苦。请不要把我想得太坏。……在理论上，其实是我想要帮助你，让你不要那样孤独；但有时我又分明感到，我堂堂一个男子，在你面前表现得那样脆弱，想在你的胸口哭泣，未免有些难为情。……以上肺腑之言，我还是第一次向人吐露”。[43]

山本被任命为联合舰队总司令后，包括千代子在内的很多艺伎参观了停泊在东京港横须贺海军基地的“长门号”旗舰。[44]战列舰上一切井然有序，军官们站得整整齐齐，一看到总司令就立刻敬礼——这让艺伎们似乎有些“拘束”，但是山本却怡然自得。他们在军官起居室里吃了一顿大餐，乐队在一旁演奏流行音乐助兴。“如果陆军见了那个场面，肯定会出大事情的！”山本的文书军士野田满春说。他还说，这个场面让他感觉山本将军“真的是一个平常人，处事灵活，易于亲近”。[45]

对于这样做是否会成为公开的丑闻，山本一笑置之。有些年轻的军官提醒他这样与艺伎调情不大得体，他回答说：“你们当中如果有人从不放屁也不拉屎，也不睡女人，那么我就听你们的！”待在美国时，山本读了亚伯拉罕·林肯的几本传记。他很佩服林肯这个家境贫寒却成了“人类自由”领袖的人。[46]1927年，山本跟手下的军官三和义勇说，林肯的缺点让他更加有魅力：

一个真正有目标的男人总是对自己很有信心。这种人甚至有时候连神都不信。所以，他时不时地会犯错。林肯确实是这样，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伟大形象。人不是神。犯错是人类魅力的一部分，这会激发一种人情的温暖，进一步激发敬意和热爱。[47]

山本五十六也是如此。

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慢慢掌权的过程很难概述。德国和意大利纳粹主义兴起是因为有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做后盾，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取得了绝对权力，但是日本并不是这种模式。日本极右翼是一个派系众多、权力分散的群体，是由持有相同观念且不断变化的秘密民族主义团体形成的松散联盟，这些团体刚有一些声望就分裂或者瓦解了。它们的意识形态侧重点各有不同，不过普遍带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色彩，其中一些团体要求将所有私人财产“还给”天皇。许多人想要彻底废除西方的民主形式，还有人想与西方国家较量一番，扩大日本的海外殖民地。如果说这个团体有核心的话，那就是日本陆军，更准确地说主要是陆军内部的中层军官圈子。但是他们也得到了许多阶层的支持，包括学者、艺术家、作家、学生、神职人员、政客、官员、殖民地探险家、武道家、海军军官、商人和法院中的精英等。欧洲在大萧条初期有很多极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时候，没有人敢发出反对的声音。

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大正民主”的时代，那时主流的政治气氛比较温和包容。那时实行议会制民主，对于文职人员和受过西方教育的外交官员来说是最好的时期；那些文职人员和外交官与美国和英国保持友好关系，愿意签署抑制日本吞并亚洲之野心的协约。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想让日本变得更加国际化和现代化。东京市中心很快就变得像现代的西方城市了，有高高的办公楼、有轨电车、汽车和霓虹牌——把广告牌上的字改成英语，你可能就会以为自己身在芝加哥或费城。人们狂热地追求西方的一切，尤其是城市中数量庞大的大学生们。年轻人（令人愕然的是竟然还有女人）穿着西式衣服，留着西式发型，抽西式香烟，喝西式的鸡尾酒。他们在咖啡馆和酒吧打发时间，听爵士乐并学着跳舞，看查尔斯·卓别林和巴斯特·基顿的电影，沉迷于西方文学和哲学，讨论外来思想的优点，譬如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城市和乡村里都有暴动，暴动的原因通常与工资、物价或者租金有关。地主和雇主经常受到死亡威胁，他们的对策就是雇一群恶棍打压罢工并强制执行合同。自命不凡的商业大亨炫耀刚刚取得的财富，用金钱暗中操控选举。日本在国际上受挫使得国家自尊受到伤害。在凡尔赛会议上，日本没有取得种族平等条款（该条款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反对）。美国国会于1924年通过《约翰逊—里德移民法案》，禁止日本人移民美国。裁军协议使得日本陆军和海军裁员，年轻军官们的野心受挫，他们的怨气迅速变成了暴力革命。

大正民主时期的混乱、纷争和无礼使许多日本人遭到丑化，而且以下行为也丑化了日本国民：贪污腐败、选举交易、强词夺理、喜欢炫富、受西式文化影响而变得堕落，以及故意将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阵营。[48]那些趋势似乎违背了“日本主义”的原则，也就是以和为贵、重视人伦等备受推崇的儒家原则。不，众生并非生而平等；不，政治合法性并非来自民众；不，普通民众并不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有异议，那就是离经叛道。明治天皇是把准民主宪法当作“礼物”赐予日本民众的。但他也对以民族和谐为基础的政治秩序加以强调，而这种秩序建立于社会固定阶层间的稳定互动之上。明治天皇在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49]中写道：“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50]在这片土地上，民主制度成长并繁荣起来并不容易。专制政府更容易在这里生发，在形势变糟时，只有少数日本人愿意倾其一切捍卫民主实践。

另一种选择是神权政治，也就是“皇道”。该理念将日本设想为一个大家庭，天皇扮演父亲、神明和支配者的角色。这一理念的支持者称日本可利用天皇的力量治疗社会顽疾，包括抑制资本家的野心，防止民主政治动乱，不受外国列强的侮辱和践踏等，这样的话，日本就能复兴。这是一种净化，因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种必须被清除的污垢”。[51]对于千千万万的日本民众来说，他们向天皇臣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崇高的义务；就像极端民族主义作家北一辉说的那样，所有的“小我”日本民众都要融入天皇的“大我”中。[52]天皇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的直系后裔。杉本五郎（Goro Sugimoto）中佐在战前写了很多小册子，其中有一本写道，天皇是“整个宇宙至高无上的唯一神明，是宇宙的最高统治者”，“宇宙的一切都是天皇的显灵……甚至包括篱笆里昆虫的叫声或者是春日的微风”。[53]当天地初次分开时，天皇就被赋予了皇权，第一个天皇亦于此时从天上下凡。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一条），并且“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54]天皇身上具备所有日本民众的优点，但没有缺点；天皇绝对不会失败或者履行不好职责。天皇完美无瑕，也就是说不会犯错：世间存在的一切美德都来自天皇的皇权。

天皇是日本唯一的君主，也是神明。实际上，天皇就是终极的神。天皇的子民，血统纯净的日本人，是世界上唯一神圣的民族。皇道蔑视所有其他民族，认为他们是贱民。征服其他民族就是使他们神圣化，让他们也能沐浴在神圣天皇的光辉中。

1926年昭和天皇裕仁继位，他原本很难成为日本“现人神”的候选者。裕仁出生于1901年，是皇太子嘉仁的大儿子、明治天皇睦仁的孙子。出生后不久裕仁就离开了父母，被细心地保护起来，与外界隔绝，受到的影响都来自朝臣和军官。孩提时代的裕仁害羞、好学，下巴干瘪，近视，体格瘦小，声音虚弱尖细。他十分敏感，迫切地想要讨别人喜欢——这对于抚养他长大的人来说是件好事，但是他掌权后就很容易受别人操控。他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海陆军军官的控制，其中包括日俄战争中两位最有名的英雄——先是乃木希典将军，后来是东乡平八郎将军。童年时，裕仁就接受了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权思想。他深信自己是神的后裔，浸润于国家神道的教义之中，但是他对于自己的神圣身份好像并不太在意。他所在的皇宫位于东京中心，占地约100公顷，十分雄伟壮观，他很少被允许走出皇宫的护城河和高墙，而一旦有机会离开皇宫，他会穿上军装。

裕仁长大后，一些朝臣认为童年时他被保护得太过头了，所以缺乏君主必备的性格或者说领导技巧。他依然害羞，不善社交，上朝时往往沉默不语。他喜欢自言自语，这个习惯很令人担忧。有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观察他是否显露出心理问题的迹象；因为他的父亲、1912年继位的大正天皇曾经在公共场合将一份公文卷成筒状，放在眼上当望远镜；后来他被送到寺院里隐退，以免他的行为给公众造成困惑。上初中后，裕仁对博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海洋生物。他崇拜达尔文，书房里有一个达尔文的半身像，皇宫里有一个私人实验室。在那里研究标本并将其分类最让他快乐。他在科学中找到了慰藉，这证明他有好奇心和实验精神。传记作家赫伯特·比克斯说：“搜集标本和研究分类学无疑符合昭和天皇那种追求条理的天性。在他最活泼好动的年纪，围绕在他周围的是巨大的动荡，以及一些难以找到答案、不确定的问题；毫无疑问，科学在他生命中是一种稳定且让他感到宽慰的不变的事物。”[55]

青年时期的裕仁皇太子倾向于相对自由而温和的政策。他支持议会制政府，限制军队发展，与西方殖民列强维持外交合作。裕仁的这些政治倾向得到了元老和皇室主要人物的支持，其中包括西园寺公望、大部分随从、内大臣和侍从长。[56]1921年，20岁的裕仁皇太子到欧洲旅行。这种做法没有先例，引发了右倾日本人的极大不安，他们为皇太子的安全感到担忧，而且害怕皇太子会受到外国思想的影响。裕仁皇太子在多个国家受到了王室的接见，包括英国伦敦的温莎家族。英国王室与仆人及朋友之间的交往相对自由、亲切，对此裕仁很是羡慕。在法国，他参观了不久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些惨烈战役的遗址，对伤亡的规模感到惊骇不已。这次经历更加坚定了他维持亚洲和平的决心。

他回到日本后，与谋臣商谈时变得更加自信了，并且开始维护自己的自由。他开始在本州北部的山区滑雪，打高尔夫球，和学校的密友一起出城。[57]所有这一切在1923年戛然而止：裕仁皇太子乘坐的车在东京市中心的街道上遇到了刺客。刺客的子弹没有打穿汽车，但是朝臣突然团结起来，不再允许裕仁出行。他完全成了皇宫里的囚徒，与外界接触的机会被彻底剥夺了。这起刺杀事件被称为“虎门事件”，它极大地增强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力量，因为它使很快即将继位的神明一般的天皇与臣民分离，年轻的裕仁没有办法获得信息、开阔眼界，也就没办法壮大力量去冲破古板而保守的朝臣和军事顾问的阻力。色川大吉写道：“裕仁皇太子从欧洲回来后被灌输了自由的思想，他就像笼中鸟获得了自由，远离了他日常的生活。”[58]

1926年，裕仁在父亲过世后继位。规模堪比现代奥运会的登基典礼持续了1928年一整年。无论城市还是乡镇，日本上上下下都在进行大规模施工和公共建设。宴会、大尝祭、神道教仪式、持旗游行和灯会似乎没有尽头。日本人得到了贵重的礼物、奖励或者贵族头衔，据说是天皇本人赏赐的。天皇还进行大赦，很多犯人被释放。裕仁在先祖的墓前进行秘密仪式，从头到脚都穿着白丝衣服，还有神道教的祠官协助。所有这些都在报纸上和新兴媒体广播里向日本民众宣传。学者和神官则解释日本国体的本质。整整一年，日本人的耳朵里都回响着无所不在的仁慈天皇的声音。到了12月皇权交给裕仁时，整个国家都被灌输了天皇是“现人神”这一信念，其程度是日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据说所有日本人已经融入“上下一致的思想中”。[59]随后不久，海军在东京湾为新天皇举行了一场大型露天表演。裕仁站在高高的平台上，检阅200多艘军舰和130多架海军飞机。其年号定为昭和，意为“光明”、“和谐”或“辉煌的和平”。裕仁现在成了昭和天皇，从此很少有日本人再听到他出生时所用的名字。

他在位的时代，恰恰也是异议思想遭到镇压的时代。1925年《治安维持法》打压了被怀疑为共产主义者或其他激进分子的人。让人畏惧的宪兵队以及隶属于刑事局的“思想部门”开始监视媒体、学术界以及可疑政党中的自由主义者。宪兵队的人员、资源和权力稳步增加。随着二战来临，宪兵队及其间谍网几乎覆盖了所有日本人的生活，尤其是通过“邻组”这种地方特殊机构来实施控制。宪兵队的特务特别喜欢将持不同意见的人关押或者动刑，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也经常进行温和的劝说；似乎，宪兵队更喜欢治愈、说服、转化和改造思想有问题的日本人，而不是仅仅压迫或惩罚他们。据《日本时报》称，从1933年到1936年，有59 013人被逮捕，被控告有“危险的思想”。其中只有不到5 000人接受了审判，受审判的人中只有一半被判监禁。成功的特务不会因为抓到大量被定罪的人而感到自豪，而是更看重将多少受到外国或者激进思想影响的日本人用“手段和技巧”带回正轨。[60]

就像古罗马一样，日本是慢慢地把帝国建立起来的。和罗马帝国一样，其国外势力区是靠机会用不同方式取得的——有些是赤裸裸的侵略，有些通过创造性的外交手段，有些利用了周围国家的内乱，以“恢复秩序”为由强行占领。和罗马一样，每一场战争都扩大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每一次扩大都让日本的胃口变得更大。

日本举世瞩目的崛起据说是一种天命，是神明的旨意。罗马崛起时也有过类似的言论。但是，与罗马不同，日本从未失败过。

1875年，日本吞并了北海道北方荒凉的千岛群岛；1876年，吞并了日本南方的小笠原群岛；1879年，吞并了包括冲绳在内的琉球群岛。1894年至1895年，日本与中国交战并取得胜利；1904年至1905年，日本打败了俄国。这些胜利使得日本控制了台湾，1910年又使朝鲜成为附属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站在协约国一边，得到的奖赏是位于密克罗尼西亚的一些原属于德国的殖民地，包括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关岛除外，那是美国的领土）。

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坚信美国和英国秘密结盟对抗日本，其他西方列强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其中。他们的愤怒与几十年来积压的怨气使他们一致认定，西方列强密谋要统治亚洲。西方强迫日本签署耻辱性的“不平等条约”，掌管了日本的外贸，后来治外法权又扩大到日本的领土上。加利福尼亚州的反日情绪被认为用来蓄意煽动全美国的民众，让美国与日本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在凡尔赛拒绝了日本在《国际联盟盟约》中加入“种族平等”条款的请求。美国在1924年实施了移民法案，限制日本移民并且（更糟糕的是）把日本与其他“低等国家”相提并论。极端民族主义者十分怀疑美国及其欧洲同盟正密谋损害日本在中国获得的商业利益和推翻日本在中国部分领土上的统治。

有一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美国是一个贪婪、奸诈且恶毒的国家，美国宣扬的自由、民主和自决都是个幌子，其实美国会不遗余力地镇压和掠夺所有亚洲国家。美国的这种虚伪性最赤裸裸的例子就是“门罗主义”，这种主张宣称美国可以影响相邻的大洲，同时强烈要求中国“开放门户”，其实这不过是为美国人及其好兄弟英国人考虑，以便掠夺中国的财富，同时又不允许别国染指。他们认为，美国在日本崛起的每一个阶段都密谋要抑制日本的雄心，企图以恶毒的手段抢走日本的军事成果，在幕后瓦解了1902年英日同盟，以军备限制的外交手段来阻止日本发展海洋力量。

最刺激极端民族主义者神经的就是限制日本海军的发展。在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日本同意将其战列舰的合计吨位控制在美国和英国总数的60%，实现5∶5∶3的比例。该条约折射出了“一战”后西方列强的共识，即列强之间不能再度出现劳民伤财的海军军备竞赛。由于日本对太平洋以外的海域少有军事投入，所以降低其上限也在情理之中。日本可以将所有舰队停靠在本国周边，而美国和英国则还需要担心大西洋海域。5∶5∶3的比例得到了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协议的认定，并且也适用于辅助舰。20世纪30年代初以前，大部分日本精英——包括昭和天皇、皇室随从、文官大臣，甚至大部分海军高级将领——支持这一协约体系，认为它可以限制西方列强先进的工业和造船业的潜力。就连那些想要征服亚洲的人也认为这样可以争取时间，慢慢地增强日本的实力。日本海军可以遵守协约规定的上限，同时通过募兵和积极训练加强海军人才的实力；而且削减战列舰的规模可以使日本将重点放在协约国未加限制的其他舰艇上，包括航母和潜艇。最重要的是，当时日本的工业经济仍然脆弱，刚刚起步，裁军协议免去了日本参加军备竞赛承受的经济负担。海军开支在1921年已增长至日本财政预算的31%左右，裁军协议使海军开支在1923年降到了财政预算的21%。[61]在签署协议之前，日本实际上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军事限制和海军裁军协议在20世纪20年代让急需缓解财政压力的日本松了一口气。

日本的强硬派并不关注经济问题，认为这与他们无关，而裁军协议的支持者很晚才意识到裁军激怒了强硬派。人们对国会的不满日益严重，被诟病最多的是经济问题以及强行通过裁军协议的决定，在批评者看来，这降低了日本保护其海外利益的能力。1 700名准士官、少尉及以上的军官和5 800名士官被从海军中裁撤。每十名海军中将里有九名被迫退役。1922年，江田岛的日本海军兵学校的学员人数只有前一年的1/5。[62]之前海军一直是日本最有前途的行业之一，但那时突然变成了死路。裁军协议终止了日本海军最为珍视的“8—8舰队”的计划——8艘战列舰和8艘重型战列巡洋舰组成的舰队。这对于日本的造船业是个重创。造船业是日本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工业产业之一，海军订单骤减和私人订单数量下降导致造船厂只能关门并辞退成千上万的工人，被辞退的工人数可能达到了雇工人数峰值的2/3。日本的主要造船中心，例如长崎等，都遭受了重创。全新的4万吨战列舰“土佐号”造到半途就得自沉。5万名长崎造船厂的工人和长崎市民看着十几艘拖船拉着新建的巨大船体驶向大海。它被运到吴港当作实弹射击的靶子，但这还不是最后的羞辱：这艘弃船的残骸沉于土佐湾，它正是以这里命名的。整整一代日本人将“土佐号”的命运视为一个闹剧、一场暴行、一种不公平的背叛，他们认为它是日本外交失败和腐败的牺牲品。[63]

然而1930年4月22日，在圣詹姆士宫签署的《伦敦海军条约》又将5∶5∶3这一比例限制延长了6年。日本反对者抗议批准这个条约。海军大将加藤宽治称：“日本就像被英美列强捆绑了手脚，扔进了监狱！”[64]这并不是一场日本民众无法理解的深奥争论——从1930年开始，5∶5∶3的比例变成了一种煽动性诱因，能够轻易把日本人动员到街头抗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群训练有素的极端民族主义记者、学者和军官造成的。他们拿起笔和话筒，痛骂遭人痛恨的海军条约，称其为西方列强迫害日本的标志。自从佩里1853年叩开日本国门，日本的外交政策一直以赢得国际尊重为目标，从而最终得到英国和美国平等的对待。日本人并非仅仅把各种条约视为外交政策的权宜之计，也将其视为衡量日本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准，这种态度在全世界可能都是独有的。百分之六十？日本就值这个数？

1930年10月1日，天皇的枢密院批准了《伦敦海军条约》。对于日本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是付出很大代价才取得的胜利。那一天成了日本历史的转折点；那一天释放的邪恶力量，直到1945年才被完全驱散。在海军内部，该条约使得一直支持协约规定的限额的高级军官（“条约派”）和正在兴起的强硬势力（“战列舰派”）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山本五十六一直是不折不扣的条约派，但他在政治上足够精明，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不时出现的党同伐异事件中免于被罢黜。）加藤大将抗议美国在伦敦的提议：“这项提议对我们来说非常霸道，它就像是一个没有馅儿的馅饼皮。”受人敬重的东乡平八郎将军是日俄战争中的英雄，他认为伦敦的条约将给日本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65]海军和陆军中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文官和外交家正在插手本该由军方负责的领域。批评者指责那些支持条约的人受到西方的影响，甚至已经私下被西方收买。他们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文官回到自己该待的位置，让军方重新控制日本的命运。这无疑是天皇的意愿。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起帝国主义行动，在历史上被称为“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占领了沈阳，后来很快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那里有丰富的资源，包括煤炭、钢铁和铜矿。日本方面称有一些与中国国民党有联系的“土匪”发动了起义，破坏了沈阳北郊柳条湖段的铁路线，“九一八事变”是对此所做的回应。但实际上，整个事变都是日本陆军参谋部的中层军官密谋发动的（铁路也是日军自行炸毁，栽赃给中国的），东京的几十名甚至几百名高层军官和文官对此毫不知情。1932年，中国的东北地区被重组成名为“满洲国”的所谓独立国家，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被选为傀儡皇帝，执行的其实是日本关东军的命令。

国际联盟谴责这一行为，日本代表抗议退席。这导致日本在国际外交领域受到孤立，而这正中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下怀，因为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执行侵略和征服的政策了。对于军方的行为昭和天皇可能很震惊，但是他不愿意惩罚那些凶手；只要军队能够取胜，裕仁就默许军队占领中国东北的行为。内阁和元老建议天皇把“九一八事变”当成既定事实，裕仁听从了这一建议。[66]这是稳定国内形势的权宜之计，但是从长远来看，裕仁对此无所作为带来了很大的弊端，因为这壮大了军方在国内外进一步采取侵略行为的胆量。色川大吉令人信服地写道：“如果昭和天皇真像他后来说的那样，渴望在那个时代当一个爱好和平的立宪君主，那么在1933年军方开始大肆侵略别国的时候，他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表明立场。在那以后再想对付军国主义者就很难了。”[67]

日本“幽谷”的悲剧现在已经拉开了序幕。秘密的中层军官派系可以控制日本的内政和外交，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在国内外进行恐吓、暗杀和暴力挑衅。他们往往先斩后奏，制造事端之后再威胁上级默许他们造成的后果。日语中有个专门的词描述这一行为，叫作“下克上”，即下级制伏上级，这个词在日本历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在政治不稳定的封地中，低层武士就曾用类似的方式操控上级。）20世纪30年代，这些造反的军人做起事来就像恶棍一样，是穿着军装的流氓，他们提起天皇的时候似乎很尊敬，但用天皇的名义威胁别人，然后打着“借贷”的旗号索要贿赂，要想不受伤害就得按他们说的去做。三井、三菱、住友等主要财阀资助这些团体，很难说是为了在一个受军方控制的国家拓展公司的利益，还是为了保护主要的企业家不被暗杀。也许这两种动机都有。在伪满洲国，与军方有关的帮派实施勒索、敲诈、诈骗和绑架：受害者主要是中国人，但有时候他们也向日本同胞下手。[68] 1929年，大臣滨口雄幸得到昭和天皇的支持上台，他因田中义一将军没能控制住军队而恼怒，并且实行文官统治；但是次年年底滨口雄幸遭人枪击。[69] 1931年，有两起政变被镇压，但是真凶仅仅受到了象征性的谴责。没有任何人被以叛国罪起诉，领头者依然逍遥自得，甚至在东京的茶馆里与艺伎厮混，毫无忌惮地吹嘘他们的所作所为。极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用华丽的辞藻和观点宣扬自己，广播、电影和报纸全都大肆捍卫和赞扬他们。

他们不容许任何反对。任何阻挡他们的人都会被暗杀，包括日本政府的最高级别的文职大臣。1932年5月15日，一群海军军官穿着军装闯入了77岁的犬养毅首相家中，把他枪杀了。他之所以遭到枪杀，是因为他曾提醒天皇，现在军方几乎是无人节制，为所欲为。（当然，刺杀首相证明他的警告是正确的，但是裕仁没有办法惩罚那些凶手。）那些人的同伙还袭击并占领了其他私人住宅，以及东京警察总部、立宪政友会的总部，还有几家银行。他们希望罢免文官政府，大谈“昭和维新”，即天皇掌管所有的权力和财产，同时执行偏向军方的政策。[70]海军高官察觉到了一些风吹草动，但和往常一样，并未采取任何阻止的行动。

5月15日首相遇刺后，事情没有了转圜的余地。肆意妄为的暗杀行为标志着日本进入了军方控制政府的时期。造反者称议会政党民主制在本质上“不符合日本国情”。被暗杀的首相的政党就此消失。从那时起，日本政府不再是议会制政府。国会主要政党的领导人不再担任首相。首相和其他内阁领导人通常不再从国会中选出，而是从军方或皇室贵族中选出。[71] 1933年12月，国会领导人公开质疑1934年的军费预算，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利用媒体斥责其批评者是共产主义者的同谋。对于政客来说，那样批评军队是不可接受的，其中的一份声明说：“这一运动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军队上转移开，企图打乱公众的和谐统一，而这恰巧是国防必要的基础，所以军方领袖不能忽视这一点。”[72]所有反对伪满洲国的军事行动以及更高的军费开支的文职政治家、官员、贵族和商业大亨都被列入“死亡名单”。通常只需口头威胁就会让他们闭嘴，如果威胁不够的话，那就用子弹。

自由主义者和温和派可以行动的范围越来越小。他们能做的不过是想方设法平息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使用的都是由来已久的方法，比如委曲求全和绥靖，他们希望暴风雨会过去，军方的民族主义者会慢慢衰弱。等待，想办法活下来，避免把事态扩大，寄希望于未来——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自由主义者选择的道路。他们认为，假以时日，钟摆迟早会回到原来的位置；但是并没有。最终，他们被迫放弃过去坚持的不同意见，转而高呼极端民族主义者以及皇道神官的口号。奇怪的是，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压制，还是一种精神的劝诫。迫害是有选择性的。退休的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曾经（在一篇20年前的法学文章中）错把天皇称为“国家机关”。这个老人被公开抨击，被迫从贵族院辞职。美浓部达吉所有过去的书和文章都被找了出来并被烧毁。同行纷纷对此保持沉默。有人请冈田启介首相为美浓部达吉辩护，首相的回答反映了当时的潮流：“我们承担不起犯错的代价。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顺从的态度。”[73]

有时也不需要采取高压的手段。极端民族主义者有很多支持者。年轻的军官们沉浸在对日本的浪漫想象中。他们被誉为“浪人”的精神后裔。浪人是幕府时代没有主人的武士，幕藩体制瓦解后，这些骄傲的战士就像流浪汉一样从一个城镇游荡到另一个城镇，身无分文、忍饥挨饿、遭受羞辱。“日本有个传统，就是同情那些逆流而上的人，哪怕他们的理想或追求是不合时宜的，”成长于20世纪30年代，后来创立了索尼集团的盛田昭夫解释说，“日本有许多民间英雄是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并为此献身的人。”无论他们的行为正确与否，他们都被视为“忠臣”，“对天皇忠诚无比”，是最纯洁、最高贵的人。他们可能违犯了法律，可能杀害了内阁大臣，可能未经批准就在海外展开冒险的军事行动，但是在战前日本的逻辑中，只要他们是为了天皇，那么他们就不算是大错特错。[74]

和欧洲一样，大萧条在日本也加剧了国家内部的经济压力，并且将日本社会转化成一个受压迫者和赤贫者的大熔炉。日本一片混乱，到处都是贫穷、饥荒、极高的失业率、地主和佃户的争端、产业工人的罢工，一大批银行破产，银行遭到挤兑，曾经雇用大量日本人的许多地方小公司和小工厂破产倒闭。1930年，大约就是《伦敦海军条约》签署的时候，大米和丝绸价格降到最低点，在本州遥远的北部，全家人都要出去流浪。他们瘦得不成人样，衣衫褴褛，处于饿死的边缘，毫无目的地四处流浪，沿路村庄里的人避之唯恐不及，冲他们破口大骂。无力喂养孩子的父母只能把孩子以几千日元的价格卖去为奴。根据日本政府搜集的统计数据，1932年至1934年间，在经济衰退影响最严重的北部几个县中，被卖掉的女孩多达58 173人。她们会成为仆人、女佣、服务员和妓女，还有一些会成为艺伎。[75]成千上万名年轻男子参军入伍。

日本当时的人口是7 0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当时日本的出生率几乎是美国的两倍。每平方英里适宜耕种的土地上有2 900名居民。很多人认为，如果人口再增长，日本人只能移民海外。日本自然资源稀缺，石油、橡胶和矿产都需要进口，日本生产的商品则需要进入国外市场。[76]在亚洲夺取领土是一种对策，其思路类似于希特勒说的德国人需要“生存空间”（Lebensraum）。[77]数百万日本人，尤其是来自内陆农村小地方的人为了更好的生活移民到朝鲜、中国东北和台湾。[78]日本帝国主义者认为，日本急需对外殖民，建立海外的帝国。反对他们就无异于与国外势力勾结，想把大量日本民众困在岛上，让他们饿死、挤死。

1936年2月26日，驻扎在东京的陆军第一师的一群年轻军官发动了政变，原因是他们要奉命前往伪满洲国。黎明之前，大约有1 400名军人离开基地，分散到东京各地。他们控制或者说包围了东京市中心的主要政府大楼，包括国会、陆军省和警视厅。《朝日新闻》的主要建筑遭到袭击，印刷设备被砸。他们侵入了首相和几名政府首脑的住宅，暗杀了几名官员，包括内大臣、教育总监、大藏大臣等。在刊于报纸上的宣言中，起事者称他们的目的是打破商业巨头、政党官僚和老年文职政治家的控制，还宣称天皇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不受宪法的约束——用一个术语说就是要实行“昭和维新”。他们宣称“日本现在面临着危机”，“因此，我们有责任采取恰当的方式，杀掉那些不负责任的人，来捍卫我们的祖国。在去往满洲的前一夜，我们想通过直接行动实现自己的目标”。[79]

他们希望引发一场广泛的革命，希望至少能得到陆军和海军的支持。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们有很多支持者，许多日本人似乎将他们视为英雄。[80]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东京的局势悬而未决：将军们没有镇压叛乱，也许是想看看它的规模是否会扩大。昭和天皇很是愤怒，而且很显然，整个东京只有他一个人将这次事件称为兵变。当内阁想辞职时，他拒绝了，他跟大臣们说，他们的义务就是待在办公室里处理难题，哪怕要冒生命危险。最后昭和天皇发布了强制命令，要求军队回到兵营，使这场运动失去了动力，随后海军被派去恢复秩序。2月29日，起事者本来想进入皇宫，向天皇直接请愿，但是失败了，动乱也随之结束。几名领头者被逮捕，另有数人自杀。两名被捕的领头者被秘密审判，后来被枪决，死的时候向天皇大喊“万岁！”。[81]

这场短暂的危机过去了，但就像1932年一样，天皇总是很快就让能过去的事情都过去，结果只是增强了军方的力量并且使极端民族主义右翼分子更加胆大妄为。新政府同意了右翼势力的要求，即所有内阁成员的任命都要通过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的批准。政党现在完全失势。后来发现，那场行动就像当时的很多行动一样，在陆军上层已经是尽人皆知。就连皇室成员似乎也提前知道了消息，并且对起事者怀有同情之心。起事的领袖中没有一个人的军衔在大尉以上，更高级别的军官提前得知了消息，但按兵不动。的确，有理由推测，如果天皇支持的话，许多人都会支持这场行动。但是，表示了同情的高级将领都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广田政府的陆军大臣寺内将军后来这样评论1936年的事件：“与这一事件有关的人当中，有些人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但是知道这个计划。然而他们保持了沉默。有些人直接怂恿他们采取行动，另一些人保持了沉默。一群可耻的人聚在了一起。但是如果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辞职的话，很难找到接替者。”[82]

这群密谋者就算没有得到公众明确的支持，也得到了广泛的同情。他们在宣言中为贫穷的农村争取经济利益，要求制止政治腐败，这在形式上和观点上都是令人敬佩的。在事件过去一年后，几名幸存的刺客接受审判时，媒体呼吁实行赦免。这场失败的行动的领导者被歌颂成国家的良心，正直的爱国者，忠臣的守护者，意在打击腐败而胆小的政府高层。[83]

1937年7月7日，日军全面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和入侵中国东北一样，“七七事变”的诱因也是一件“小事”——这次是中日军队在北京城西的卢沟桥地区发生了交火事件。战斗很快升级，日军部队大规模从关外进入华北。日本陆军作战效率高，节节取胜，另外日军享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但是无论日军占领了多少土地，中国军队都顽强抵抗，而且毛泽东领导的游击队也在敌后坚持抗日。日军迅速调集大批部队，而这些行动都没有经过东京方面的批准。日军在中国沿海登陆，12月日军占领南京，犯下了20世纪最恶劣的罪行之一。日军杀害了30万以上中国军人和平民百姓（受害人数可能更多，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在鲁莽的将领的纵容下，日本士兵实施强奸、迫害和大规模屠杀。对于日军的罪行，就连希特勒派驻南京的外交官都大皱眉头。

20世纪3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想当然地将日本的航空队想象成只有几架欧洲淘汰下来的过时飞机，而飞行员比碰撞测试用的假人好不到哪里去。但实际上日本海军秘密发展了本土的飞机工业，并且训练了大批精英飞行员。日本海军领导人没有忽视潜在的对手。日本驻美国和欧洲的海军武官参加航空展，阅读航空杂志，并且与欧美的飞行员和工兵攀谈。只要有可能，日本政府就会购买西方的飞机并且运回日本。他们制造经过授权的欧式飞机，稳步提高其制造能力。1935年，日本海军照着美国航母“萨拉托加号”仿造了一艘同等大小的航母，并且将其当作靶子练习空袭。多年来，日本一直学习并借鉴西方的技术，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国内工业已经有能力设计和制造新的飞机；到1936年，三菱、爱知、中岛和川西四家公司已在秘密制造世界上最好的舰载战斗机、轰炸机和水上飞机。但是日本的工业基地仍然规模较小且刚刚起步，只能仰仗一小部分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和机械师，靠分散的分包商手工制造元件，依赖名古屋、横须贺、武藏野、太田、吴港和川西的一些大型研究中心和装配工厂。日本能制造出如此精良的飞机是了不起的成就，证明日本有创造天赋、有野心，但是日本的工业并不是为大批量生产而设计的。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一年，这一问题变得越发突出。有人说一幅图片胜过千言万语，那就设想这样一幅画面：一架造型美观的崭新战斗机在阳光中熠熠生辉，一群牛在印有车辙的土路上拉着它，慢慢经过水稻田和破败不堪的村庄，从名古屋飞机制造厂把它拖到各务原市机场接受飞行测试。战争结束之前，日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海军基本上已经不再需要西方的飞行技术了。此外，海军又启用了两种三菱公司制造的飞机，这两种飞机的性能达到或接近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A5M九六式舰载机（盟军代号“克劳德”）是世界上第一种投入使用的单翼舰载战斗机。该战斗机有着光滑的铝制机身，最大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250英里，爬升速度快，是空战的冠军，轻易地打败了中国军队使用的苏联产I-16战斗机。第二种飞机是双引擎陆基中型轰炸机G3M（盟军代号“内尔”），可以运载重达1 764磅的鱼雷或者炸弹，飞行里程可达2 365海里。G3M后来升级为G4M（“贝蒂”），荷载量一样但是战斗范围增加到了3 000海里以上。这两种舰载攻击轰炸机是在1937年至1941年间为日本海军研制出来的。1939年12月，爱知D3A1九九式俯冲轰炸机（“瓦尔”）投产。它有固定的起落架，所以即便距离很远也能很容易地认出来（1941年时日本使用这种设计是让它具有一种过时的假象，因为那时在航空领域收放式起落架已经成了标配）。但“瓦尔”是一种完美的俯冲轰炸机，作战范围超过900英里，以80度角俯冲攻击时仍非常稳定，可以进行准确的轰炸。在经验丰富的日本航母飞行员手下，“瓦尔”是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好武器。中岛B5N2九七式舰载机（“凯特”）是高空飞行的水平轰炸机或鱼雷轰炸机，担任后一个角色时杀伤力往往更强。“凯特”是一种下单翼大型轰炸机，配有长长的玻璃座舱，作战范围超过600英里，最高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235英里。在1941年，“凯特”无疑是太平洋地区最强的鱼雷机，远胜美国的对应机型——道格拉斯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它还配有800千克级的91型空投鱼雷，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好、最可靠的鱼雷。

A5M九六式（“克劳德”）的后续机型是零式战斗机，它的发展过程是日本航空史上的一个传奇。日本海军意识到自己需要一种新型战斗机，它要能与中型轰炸机一起深入中国腹地执行远距离任务，所以海军要求三菱制造一种在速度、机动性、航程和爬升率方面都无与伦比的飞机。刚开始人们怀疑日本造不出如此完美的飞机，后来聪明的航空设计师堀越二郎及其团队成功找到了一种方法，制造出了这种在每个方面都超过原先预期的飞机。[84]零式战斗机的操纵面非常灵敏。飞行员渐渐喜欢上了这种飞机，因为它极易操控，对指尖的动作非常敏感，飞行员经常说，它就像是自己身体的延伸。1940年，零式战斗机投入中国的空战，在空中所向披靡。在空中缠斗时这些飞机几乎总是占上风。它们能把敌机击落，又不会被敌人的火力击中。在这种情况下，零式战斗机缺少装甲以及自动封闭油箱的缺点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零式战斗机机体轻，速度快，续航力强，极易操作，且载弹量大，也就是说零式战斗机极适合中国的空战。[85]

日本取得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山本五十六。1924年，他在海军举步维艰的时代把自己的前途押在了日本航空业的未来上面，那时他40岁，是个刚从美国回来的大佐，他申请担任霞浦航空队总教官并得到了批准，那里是“日本的彭萨科拉[86]”，位于东京北边大约50英里的土浦市附近。后来他担任了一系列重要航空职务，有的要出海，有的坐办公室：1928—1929年，“赤城号”航母舰长；1930—1933年，海军航空本部技术部长；1933—1934年，第一航空战队司令；1935—1936年，海军航空本部长。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即使官至海军中将，山本仍坚持亲自乘坐每一种海军飞机，哪怕是在执行最危险的训练任务过程中。通过亲身体验航空事业刚刚起步时的艰难，他和日本海军的飞行员建立了一种情感纽带，这种纽带一直维持到1943年山本死去（似乎是天意，山本是乘坐飞机时死去的）。

山本要求进行高强度的日常训练，他清楚许多飞行员的生命可能很短，但是又坚定地认为这种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作为“赤城号”的舰长，他下令将“赤城号”上死去的飞行员的名字刻在他舱室的墙上。船员们有时看到他满含泪水地念着那些名字。但是他没有因为安全问题而降低要求。“海军的航空部队要想真正变得强大，我的舱室里可能必须刻满名字，”他跟飞行员们说，“我想要你们在飞行中记住这一点。今天我提议你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飞机上和教官们飞上五六圈，飞完后你们就可以来找我报告了。”[87]

海军兵学校的毕业生有时会直接进行飞行训练，就像美国那样；但是在日本，很多飞行员是从已经在舰队服役的士兵以及士官中招募的。在海军航空兵中，少尉及以上的军官成为飞行员的人一直很少，毕业于江田岛日本海军兵学校的人成为飞行员的更是寥寥无几。日本的大部分王牌飞行员是士官，就像多贺谷修牟说的那样：“正是这些人承担了大部分飞行任务，进行战斗，最终付出了生命。”[88]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15岁至17岁的青少年从学校直接应征进入海军接受飞行训练，这个项目被称为“海军航空兵预备学员项目”。为了激发学生对该项目的兴趣，海军在学校进行了飞行表演。学生们（甚至包括年龄最小的学生）在学校操场上立正站好，看着飞机从屋顶上轰鸣而过，通过倾斜机翼致意。佐藤秀夫（Hideo Sato）记得在东京郊区的学校里看过这种表演。飞行员扔下小降落伞，上面挂着橡胶球。那时他8岁。“我猜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把我们这些孩子吸引到战争中，”他说，“无论事实如何，我只知道轮到我上前领球时我超级兴奋。”[89]

战前的日本海军痴迷于打造一群人员较少但是素质极高的飞行精英，选拔的标准相当严苛。海军航空兵预备学员项目中只有不到1%的申请者通过最初的笔试，有幸通过的少数人在后来严格的体测中又被刷下来很多。被选出来的可谓凤毛麟角。他们被送去进行基础训练，每天早晨都要5点起床，然后被迫泡在冷水中。学员们冲向练兵场，向皇宫的方向弯腰致敬，向天皇效忠发誓，然后进行艰苦的训练。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只能跑不能走，而且每时每刻都要如此。三餐都很清淡，米饭混着大麦，配味噌汤和腌咸菜，偶尔有鱼或肉。学员们到练兵场操练，进行基础战斗训练，或者在教室里学习数学、科学、工程、阅读和写作。一张当时的照片拍下了学员们坐在长桌旁的条凳上认真听教员讲课的场景。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整洁白色军装，佩戴着椭圆形的姓名牌。他们的头发都剪得很短，面容专注、坚毅。[90]每名学员都必须达到最低平均分，否则就会被开除，班级的名次总是根据学习成绩决定。他们睡在兵营墙上挂着的吊床里，就像是18世纪下甲板上的水手。

在中途岛之战中驾驶鱼雷轰炸机的前田武（Takeshi Maeda）曾在东京湾横须贺海军基地接受基础训练。每天他和其他学员都要在东京湾度过好几个小时，无论天气如何都要划着敞篷的小船训练。“由于身体和座位之间的摩擦，我的裤子上布满血渍，”他回忆说，“然后你的皮肤会感染，开始流黄脓。……我去医务室看病，医务人员在伤口上抹点药膏，绑上纱布。第二天，当我在小型武装艇上训练时，类似的事情会再次发生，旧伤口会裂开，特别疼。”[91]

学员们还会受到高年级学员、教官和军官不断欺凌。学员们只要不听话、犯错、回答有误或者抱怨，就会马上受到惩罚，有的被扇耳光，有的被一拳打在脸上，还有的甚至被棒球棍猛打。[92]学员可能要被迫踮着脚站立一个小时甚至好几个小时，或是立正站好然后让士官不断扇耳光，或是弯下腰让施虐者用棍棒不断击打臀部。学员支撑不住倒地后，仍会受到拳打脚踢。就算再疼也不准哭喊。一个学员被无端认定犯了错，整个小队的人都会遭到残忍的虐待。如果骨折了，那么学员就会被送进医院，伤愈后则会被编入后来的班中。

坂井三郎后来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之一，他曾经在深夜时分被从吊床中拖出，同伴们睡眼惺忪，震惊地看着他被打。士官逼他弯下腰，“让我臀部朝上，然后他拿出一根大木棍，使尽全力打在我的臀部。打得特别疼，疼了很久。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咬紧牙关，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我一边挨打一边数数儿，有时能数到四十下。我经常在疼痛中晕死过去。但是就算失去意识，也逃脱不掉折磨。我倒在地上后，士官会把一桶凉水泼在我身上，大叫着让我醒过来，然后继续他的‘惩戒’，直到我改正错误他才住手”。[93]前田武看到一位同伴受到类似的暴打后感到一阵苦涩：“一个人怎么能用棒球棍去打另一个人？”[94]

那种殴打是日本军中的事实。事实上，暴力殴打在陆军中更加猖獗。胆大妄为的施虐狂是罪魁祸首，这毫无疑问；但是暴力还与一种思想有关，这种思想在陆军中很普遍，在海军中则相对没那么流行，它认为殴打对人有好处，可以让人更刚毅、更坚强，能让人做好战斗准备。陆军士兵渡边胜美（Katsumi Watanabe）曾被殴打，他说军人坚信“殴打是一种教育”——的确，殴打经常被称为“教训”。[95]坂井三郎说，持续不断的暴力将招募的士兵转化成“人畜”，他们“从来不敢质疑命令或怀疑权威，除了立刻执行长官的命令外，不敢做任何事情。我们就是机器人，只会执行命令，不会思考”。[96]对于这种暴行，海军的政策似乎不仅是容忍，而且还鼓励；前田武说最暴力的教官会晋升。[97]学员们不能反抗，也不能提出正式的抗议；他们不能退出，也不敢冒被开除的风险。他们一旦被军队开除，就会给家庭带来耻辱——这种耻辱与西方人所说的耻辱不是一回事。[98]被开除者的整个家族都会受到社会排斥，甚至是迫害。那种压力是极其巨大的，很多年轻人进退两难，最后选择了自杀，这也在情理之中。

从基础训练中挺过来的学员被派往霞浦参加飞行训练。霞浦基地有两个长长的跑道，分别是3 000码[99]和2 200码，还有一个巨大的机库，里面有数百架飞机。通往大门的主干道两旁是盛开的樱花树，机场外是霞浦湖。第一年飞行学员每天的行动仍然受到严格管制，他们偶尔仍会被扇耳光或者吃上几拳——但是在这里至少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里）抽烟、喝酒，周六下午甚至还可以去土浦。他们一直担心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因为什么理由就会被开除。训练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学员们一整天都在教室里上课，课程内容强调水上飞行、机械维修、无线通信等实用技能。学员们每晚熄灯前都会埋头苦读两小时，许多人还在简易的小床上偷偷地打着手电筒再学几个小时。这样的课程，其设计目的就是无情地筛掉那些表现不好的学员。就连那些在课堂上和战场上表现都很好的学员也经常因为一些小的冒犯行为而被开除。坂井三郎的班里有70名学生，在为期十个月的初期训练结束前，有45人被开除，而且他说，“人们担心被开除甚于担心被殴打”。[100]

霞浦旨在打造超级飞行员骨干队伍，用严格的训练机制培养一批有优良身体素质的飞行员。学员们要进行体操和杂技的训练，以提高力量、平衡感、协调性和反应速度。他们要倒立用手走路五分钟；在夏日热浪中穿着一身华达呢战斗服跑好几英里；从塔上跳下，在空中翻跟头然后双脚落地。他们被要求用一只胳膊夹住铁杆，吊着身体，在上面坚持十分钟。不会游泳的学员腰上绑着绳子，被扔进湖中，如果他们沉进水里，就会被拖到水面上。每个学员最后都会被要求在30秒内游50米远，潜水至少50米深，并且在水下憋气至少90秒。[101]

学员们还被要求进行激烈的摔跤比赛。每一轮结束后，获胜方可以离开，而疲惫不堪的败者则必须待在场上进行下一轮比赛。虚弱的或者是身材瘦小的学员在连续输掉三四次比赛后，可能就完全没有了力气，可是，他仍然要比赛，直到他把另一个人摔倒，否则他就会被班上的所有学员挨个摔倒一次。如果那个一直失败的人运气不好，没有站起来，那么他就会被开除。“每一个受训的学员都绝不想被开除，所以摔跤比赛的竞争特别激烈，”坂井三郎回忆说，“经常有学员被打晕……他们被水泼醒或者被其他方式叫醒，然后被重新送上赛场。”[102]

他们还要进行视力方面的训练。他们被要求认出从眼前一闪而过的物体或者标识。他们学着用眼睛最外围的余光发现和识别物体。坂井三郎说，教官让他和其他学员在大白天找到并且识别星星。“经过越来越多的训练，我们在找星星时逐渐变得越来越灵敏。然后我们的训练更进了一步。看到某颗星星并且将其定位后，我们会转过头去再转回来，看看能不能立刻找到它。那些都是飞行员必备的素质。”那里还有一些练习来缩短人的反应时间：有苍蝇在房间里嗡嗡作响时，学员们要坐着一动不动，学着用手抓住苍蝇。坂井三郎回忆说，一开始很少有人做得到，“但是几个月后，在我们面前飞过的苍蝇几乎都会被我们抓住”。[103]

教官使用古老的剑道理念来教育学员如何攻击并打败对手。飞行员们要跟着禅师一起长时间静坐，禅师会教他们气沉丹田，排空思绪，把战斗看成是轻松的体验，让手和脚在驾驶舱里的行动不受意识干扰。[104]

经过了一年的初级训练之后，学员们会到达一个终生难忘的里程碑——首次飞行。他们第一次起飞开的是T3型初级教练机——双座、双重控制、敞开式座舱双翼机，马力130，五缸发动机。教官坐在前面的机舱里，学员坐在后面。前面椅子后有一个话筒，连接在学员的飞行帽上，可以进行单向通话。飞机一飞上天，教官就会考察学员的基本飞行能力。他的手眼协调能力怎么样？控制飞机是否从容？能否保持直线和水平飞行？表现最从容的学员可以控制飞机的起降，少数人甚至第一次就获准单独飞行。根据最初的这些评估，整个班会进一步细分，并且决定每个人未来的飞行课程。有些人会成为飞行员，有些人是空勤人员，有些人开陆基飞机，有些人则开水上飞机。

掌握了基础之后，学员们会接触更强大的中级教练机，即九三式“红蜻蜓”双翼机。这种飞机用的是九缸星型发动机，有300马力。学员们坐在机头座舱里，前面的视野一览无余，同时教官可以在身后敲打他们。[105]（前田武回忆说，他的教官经常用话筒大喊“你太蠢了！”，并且用木棍敲他。为了保护头部，他在皮质的飞行帽里面缠了一层毛巾。教官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等到飞机落地后，他命令前田武摘下帽子立正站好，把他未完成的惩罚宣泄出来。）[106]通过“红蜻蜓”，学员们掌握了基本的飞行技术：翻转、旋转、翻筋斗、悬停。学员首次单独进行陆上长距离飞行，是在敞开式座舱里飞行在1.5万英尺的高空，他们往往通过富士山雄伟的圆锥轮廓指引自己找到返程的方向。学员会进行编队飞行，先是三架飞机的小“品”字形编队，再是九架飞机的大“品”字形编队。他们还要在机舱外覆盖一层帆布的情况下，学会使用仪表飞行。

在中级训练结束时，学员们要经过严格的综合测试。如果通过测试，学员就会被授予梦寐以求的“翅膀”，即飞行资格，标志是缝在左袖上的荣誉徽章：一双翅膀在樱花下叠于锚上。虽然训练还远未完成，但是现在这名学员可以自称海军飞行员了。

为期五六个月的“扩展教育”是在可作战的飞机上进行的，这些飞机通常是从前线退下来的淘汰机型。（令人欣慰的是，赢得飞行员资格的人很少会被殴打。但令人惋惜的是，这些飞行员有权力殴打比自己资历浅的人，而且他们经常这么做。）飞行员或是被分到航母上，或是被分到双发陆基机部队中，航母飞行员又细分为战斗机飞行员、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和鱼雷轰炸机飞行员。现在他们的训练开始侧重于射击、轰炸、空中缠斗、编队飞行和水上飞行。战斗机飞行员的射击目标是绑在另一架飞机上的拖靶，射靶记录相机会记录他们的射击成绩。轰炸机要练习攻击地面目标，结果会被仔细地测量和评分。进入航母飞行中队的飞行员是一步步训练的，先是在很短的跑道上降落，再练习低速、低空接近航母，接着练习“连续起落”（触碰甲板，然后不熄火重新飞起来）。最后，他们被允许放下尾钩，第一次将飞机降落在航母的飞行甲板上。

平均飞行了大约500小时后，他们会被派往前线，进入海军基地或者在航母上服役。[107]士官和招募的飞行员会成为航空一等兵，军官则会获得尉官军衔。他们与老飞行员一起完成最后的飞行训练。训练日程安排得很紧密。新来的飞行员要经常训练飞行：早上飞，下午飞，有时晚上也要飞行。当时有一首流行的歌曲唱的就是在与美英开战之前日本海军高强度的训练。周末成了过去时，现在一周变成了“月月水火木金金”[108]。[109]

“你再也回不了家了。”托马斯·沃尔夫曾如此写道，他的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在日本海军新培养出来的飞行员身上。那些穿着蓝色和黄色军装的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在训练完成后回家看望亲人，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看到他们当然特别高兴，他们自己也是。他们给亲人带来了巨大的荣誉，提高了整个家族在邻居、同事和朋友眼中的地位。他们变得更壮、更强、更坚毅、更成熟、更有智慧。但是，他们回家后注定会感到痛苦，还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在离家的日子里，他们可能每一天都在想家。家是一个避风的港湾，那里没有折磨殴打，也没有严格的训练。但是，回到家后，他们震惊于家乡的舒适、安逸、混乱和迷茫。家乡的现实与他脑海中想象的并不一样。他们已经习惯了残酷但有目标的生活，而家乡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和以前一样爱家人，家人们也和以前一样爱他们；但是彼此之间的差异隔阂竟是如此之大，这让他们十分惊讶。亲人没办法完全理解他们做过什么，经历过什么，也难以理解他们成了什么样的人。这个秘密只有他们的同学、那些被选出的寥寥几个人知道；他们共同经历了漫长的磨炼，共同体验了疲惫、羞辱、殴打、剥削、对于被开除的恐惧、飞行的喜悦还有获得飞行员资格时的狂喜。他们可能从未承认过这一点，但飞行员同伴对他们来说确实比亲人还要亲。飞行员才是一家人。他们没办法再回家了，因为现在海军就是家。

1937年至1941年间，日本的海军航空兵控制的中国领空范围越来越广，控制力也越来越强。这四年间，日军对中国南方的广阔地域享有制空权。航空队的军官们越来越自信，认为日本海军应该减少对战列舰的倚重，将大部分资源用来制造更多飞机和航空母舰。源田实是一个表现很抢眼的飞行员，以率队进行精彩的飞行表演而闻名，他一直抨击“大舰巨炮集团”。在模拟空战中，源田实和队友总是能大败日本陆军的飞机和飞行员。由于陆军向来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对手，所以源田实的成功极为令人骄傲。他帮助完善了日本零式战斗机杀伤力极大的“向里拐弯”招式，日机在太平洋战争最初几个月中用这一招式杀死了许多敌军。[110]

1936年，源田实少佐在东京军令部任职期间写了一份文件，强硬地宣称：“一场决定性战役的主要力量在于航空队，不应该再造战列舰了。”[111]他想要的不仅仅是停止制造新的战列舰，而且还提出处理掉现有的战列舰。他激进地提出战列舰“应该要么报废要么用作防波堤的骨架”。[112]这简直是亵渎神圣的异端，与战略大师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观点相悖。这是公然藐视海军的基本战斗原则：“战列舰组成的舰队是主力舰队，它的目标是攻击敌军的主力舰队。”[113]源田实的对手散布谣言，说他已经疯了。

公然的批评在日本很少见，但这种做法确实又是日本航空队的典型文化。20世纪30年代中期，海军指挥中枢里有空军思想的军官屈指可数，没有任何一个飞行员得到过将官军衔。空军的主要提倡者是年轻人和初级军官，他们只有使用“非日本式的”强有力的表达和坦率才能让其他人理解他们的想法。（也许，所有国家的海军航空兵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特点：坦白地批评上级军官。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们比船员们更需要尽早地完全依靠自己。）源田实得到了山本五十六的赞助和支持。山本让年轻的源田实得到了想要的职位，1940年时将他调入联合舰队，作为自己的重要参谋。山本也参与了反对战列舰的活动。他拒绝接受所谓的“永不沉没的战舰”的说法，并且认为随着飞机的作战距离不断增加，攻击力不断增强，飞机迟早会结束战列舰独霸海面的局面。[114]“我不想泼冷水，我也知道你们都很用心，”他对战列舰上的海军少将福田启二说，“但是恐怕你们很快就会失业。从现在开始，飞机将成为海军中最重要的东西，大舰巨炮将被淘汰。”[115]

“大舰巨炮集团”当然不会让一群无礼的飞行员掌控日本海军。军令部料想1936年《伦敦海军条约》一过期，日本就会废除该条约，于是计划打造一支“超级战列舰”组成的舰队。这些庞然大物每艘将重达6.4万吨，比最大的美国战列舰大50%左右。船上将配置18.1英寸巨炮。军令部认为，配备了如此火力和射程的武器后，无论敌人派出多少艘战舰，这种超级战列舰都会获胜。如果条约一到期就开始制造龙骨，然后以高度保密的状态造船，那么日本海军也许会比美国和英国海军领先四五年。此外，就算美国制造了同样重量级的战列舰，船体也会过宽，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美国人会再次面临30年前西奥多·罗斯福遇到的两难处境。从横须贺或吴港出发，日本的超级战列舰可能在美国海军尚未绕过合恩角时就已到达旧金山湾。

1936年，日本海军为建造两艘超级战列舰下了最初的订单，这两艘巨舰将在吴港和长崎建造；后来又订了两艘，在佐世保和横须贺建造。造船厂拿到舰船的要求后大为吃惊。“我们必须达到要求”，长崎的一名造船师说，“海军是信任我们的造船技术才给我们这个订单的。”[116]这些船有263米长，38.9米宽，满载时排水量超过7.2万吨。640平方米的锅炉房里安放着巨大的蒸汽涡轮机，马力可达15万，航速可达27节。有效航程7 200海里，需要携载燃料6 300吨。船员数量达到2 500名。[117]这些船是“永不沉没”的（至少在1944年和1945年它们被击沉之前人们经常这样说）。敌舰射来的炮弹或者是空中扔下的炸弹对于这些船上40厘米厚的“蜂巢式”钢甲根本构不成威胁。船体有1 147个独立的防水隔间，每一个都可以密闭起来防止进水。即使该舰被10枚、20枚甚至30枚鱼雷击中，船体受到的破坏也能被控制住，能够通过人工控制进水使船体保持平稳。[118]

理论上是这样。

这些超级战列舰后来被命名为“大和号”（在吴港建造）和“武藏号”（在长崎建造），它们是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建造的，因为日本人担心，如果美国人知道此事，他们会立即开工建造类似的船。但是另一方面，想在吴港和长崎拥挤的城市海滨隐藏这样巨大的项目绝非易事。造船厂周围建起了高高的围墙，但是新设的远远高过附近屋顶的高架移动起重机却没办法遮盖。海军高度注意安全保密工作，绝不允许任何计划或者文件从办公室里泄露出去。工兵不得看蓝图，合同必须当面握手达成，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讨论造船计划。工程师如果问了太多的问题，就会被叫出来接受警察的质询。长崎多山，整个造船厂从任何角度看都一览无余。但是满大街都是警察，谁要是敢朝巨大的“武藏号”瞥一眼，警察就会威胁逮捕这个人。造船厂里面设立了哨所，上面的哨兵用高倍望远镜不断扫视周围的山头。轮渡的窗户都涂上了漆，这样坐船往返的乘客就没办法往造船厂里看。最后，为了让人们看不到巨舰，造船厂挂起了足足有7.5万平方米的麻绳帘幕。

“武藏号”的内部是一个巨大的迷宫，似乎有走不完的走廊、梯子、舱室，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船里面的路。设计师出于安全考虑，不给工人蓝图，工人们只能自己手绘粗糙的蓝图，而且这些图在每天工作结束后也必须销毁。许多工人不愿意在这黑色的大迷宫中走得太深，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再也上不来了。他们的这种担心也是合理的，因为造船厂的工人们确实经常迷路。有些工人会带几只粉笔沿路留记号，作业队会在下班时间点名，确保没有工人走丢。电气工程师在船上安装了8台600千瓦的发电机，以及密集的电缆网络，这些电能和电缆足够给日本很大一块农村地区供电。

1940年8月8日，“大和号”顺利下水。但是三个月后下水的“武藏号”情况复杂和危险得多。长崎港又小又窄，四周都是陡峭的山坡。“武藏号”下水后，必须以大约15节的速度前进，如果速度控制不住，就会径直驶向只有740码远的对岸，摧毁那里的一大片房子，很可能把自己也毁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用钢索从港口停泊处连到船体上，一旦船进入港口，就使劲拉船体一侧的沉重链条。“武藏号”的下水工作非常注意保密，只有30人受邀观看，他们都是海军和政府中的高官。长崎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直到听到警报解除的声音。所有面朝海港的窗户都要拉上窗帘。“武藏号”下水时，就连被派往街上巡逻的警察也被要求转过身来背对港口。

船体沿着下水滑道移动时，混凝土滑道上跳动着蓝色的火星，船下面的轨道冒出了白烟。观看的人们大喊：“万岁！万岁！”船只接触水的一刹那，激起的水浪涌遍了整个海港，撞向对岸，海滨的几幢建筑被水淹没，几十艘船被掀翻。但是“武藏号”成功下水了，巨大的战列舰漂在海面上，完好无损。工程师和工人们跌倒在地，有的大笑，有的大哭，大喊着感谢上天。[119]

在柱岛海军的主要锚地，“大和号”和“武藏号”使得日本的其他战列舰相形见绌。“长门号”、“陆奥号”和“雾岛号”都是传统的战列舰，大小和美国、英国的战列舰差不多，现在和巨大的“大和号”与“武藏号”停泊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巡洋舰一样。这些超级战列舰虽然庞大，但是船体非常漂亮，构造合理，船身宽敞，船头又尖又长，线条流畅。甲板上是平滑的柏木船壳板，没有上漆；配件则被巧妙地涂成黑色、白色、黄色和棕色；船尾上的名字是很漂亮耀眼的金色汉字；船首饰有精心装饰的菊花花环。[120]船的上层建筑有几百英尺高，甲板、阳台、梯子、高射炮以及各种尺寸、各种功能的升降架错落其间。舰桥高高耸立，军官们透过舰桥宽敞的玻璃窗能够俯瞰阅兵场大小的前甲板，站在那里的人看起来就像是从一幢高层办公楼的楼顶看到的街上的行人那么小。就连重达15吨的主锚看上去肯定也没有袖口大。每天早晨都在船尾升起的“太阳旗”有将近25英尺长。[121]

“大和号”初次试航是在1941年10月20日，就在偷袭珍珠港的六周之前。从每一个方面衡量，“大和号”都堪称完美。巨大的引擎运行顺畅，可以轻松达到27节的最大航速。[122]即使海面波涛汹涌，它航行起来也十分平稳，船首能轻易地拨开巨浪。几个星期后，“武藏号”首次出海航行，其18.1英寸巨炮也首次进行了实弹射击。这些巨型武器装载的是每枚重达1.5吨的穿甲弹，比美国战舰发射的最大炮弹还重50%。这种舰炮的最大射程是42千米。将炮口仰角调到45度，以最大射程发炮，炮弹会从海平面高度飞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然后再回到海平面，总共需要飞一分半钟。[123]从这一射程开炮命中率很低，但是至少在理论上，这艘战列舰可以隐藏在地平线以下攻击敌舰。只要被它的炮弹击中一次，世界上任何一艘战列舰都将丧失战斗力，而其他等级的战舰则会被直接炸飞。

18.1英寸巨炮开火时冲击力太大，任何能直接看到炮口的人都会有危险。实弹射击的时候，“武藏号”上的船员要躲在舰桥或者下甲板上，或者在战舰另一侧的炮塔后面蹲着。他们必须戴上耳塞，并且找一个扶手抓着——即便如此，发炮的冲击力还是让他们感到“内脏好像突然跳到了嗓子眼”。甲板上靠近炮台的地方放了一笼子豚鼠，冲击力把它们震得“血肉模糊”。[124]炮弹发射出去之后，船员们从藏身之处探出头来往外看，但炮弹在空中飞行的时间长到不可思议。最后，他们看到远方的海面上溅起一个水柱，有好几百英尺高，但是从战列舰上看过去，那只是地平线上的一个白点。又过了很久，他们才听到远方传来的沉重爆炸声。

两年中，陆军（或者应该说是陆军里的一些小团体）有两次挑战过天皇的权威，还打着天皇的名义。“皇道派”意图在1936年发动政变，“统制派”在1937年策划了“七七事变”。这两次事件中，天皇半推半就的反抗姿态都使得军方更加猖狂，更加强大。1937年以后，军方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发现上层不会把他们怎么样，所以他们迅速加强了对国家的控制。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要求征募劳工来支持国防和军需产业。国家规定对食物和基本消费品进行定量供应。农民被要求按照事先规定好的价格将收获的稻米全部卖给国家。早就变得弱势的国会现已完全瘫痪。

每一种获得信息的途径都被牢牢控制了，包括广播、报纸、新闻短片、电影、海报、音乐和动画片，于是日本人民只能以规定的方式思考限定的内容。反对意见都被抨击为“极端思想”或者“共产主义思想”，那些在过去支持自由主义思想的人被迫离开政治生活，身陷囹圄，甚至更惨。官方用各种口号将其认为正确的思想和信念强行灌输给日本人民：“战胜之前我什么都不渴求”……“一亿国民，一种思想”……“支持大东亚共荣”……“警惕间谍”……“敌军不停火我们绝不停火！”[125]广播里日日夜夜放着悲伤的民谣，歌颂海外的战争，这些歌曲有《离港的船》《日本武士》《候鸟的眼泪和飞行》等。[126]

西方电影在电影院里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在中国作战的专题片。影片中常有日本兵把敌人消灭，然后看着倒下的战友的尸体伤心不已的场面，这时就会响起日本国歌《君之代》。这些专题片之间还会点缀一些新闻短片，开头是军乐，还有一个连续动画镜头——日本金色雄鹰张开翅膀覆盖了世界地图。战争新闻描述日本在海外取得了哪些新胜利。后方报道则描述日本普通民众是如何为战争做贡献的。如果有关于“皇室新闻”的报道，那么银幕上会出现一行大字：“脱帽！”观众们必须站直，脱帽，面向银幕（否则会被逮捕）。接下来播放的画面可能是皇宫的城墙或者天皇的车队，旁白使用的是只有在皇家典礼上采用的古典日语——但是天皇本人从未在银幕上出现过。[127]

仇恨西方的情绪被用来激发民族精神。在政府批准的全方位宣传中，美国和英国经常被说成是密谋否定日本在亚洲扩张的神圣权利，和这两个国家开战是在所难免的，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西方的文化影响被诋毁为精神腐败，当局的目的就是“净化”或者“清理”日本，使日本不受那些外国思想的荼毒。一个很流行的口号是“贝比·鲁斯[128]去死吧！”，棒球也被批评为“腐化的贵族运动”。[129]在一个流行的新闻短片中，一个柔道大师击败了美国的拳击手，观众们一片欢呼时，镜头突然切换成日军在中国东北取胜的画面。[130]在东京的俱乐部里演奏爵士乐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最后连在家里演奏任何西洋音乐都不再安全。在一场名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全国性反奢华运动中，日本妇女被迫摘下珠宝，不再化妆，也不能穿西式服装和留西式发型。男人们被迫剪短头发，甚至剃成光头。脾气暴躁的官员来到东京的热门西式舞厅，宣称“这种舞不能跳”“那种舞也不能跳”。[131] 1940年10月，一项政府法令要求所有的舞厅都关门大吉。原清回忆道，东京有家舞厅在最后一晚演奏的最后一支音乐是《美好往昔》（《友谊地久天长》），常来光临的客人们听到后满眼泪水。[132]

学校告诉孩子们，天皇是神的儿子，他的神圣血脉流淌在每一个子民的身体里。[133]天皇的画像张贴在每一所学校中，是学生每天朝拜的对象。老师经常向学生大声朗读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教师或者校长在朗读这份神圣的文件时哪怕有轻微的错误，也要被迫辞职。佐藤秀夫记得有位老师解释说“神圣的天皇”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的儿子，老师“讲的故事特别生动逼真，我们这些孩子坐在那里，惊奇地瞪着圆圆的眼睛，心里感到这肯定是真的”。学校教育孩子们在用报纸包食物之前一定要确认报纸上没有印天皇的照片，否则油脂或者食物会弄脏天皇的形象。教室里也会密切关注战争动态。学生们有时会把日本国旗贴在地图上，标记进展和胜利。“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很痴迷地理，”佐藤秀夫回忆说，“我能记得远至印度的亚洲地图是什么样子。‘马来半岛’和‘北婆罗洲’等地名都有深层意义。那时我闭着眼睛也能画出这些地方的形状。”[134]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有些可悲，但是帝国主义者推行的计划中包含了一种衷心的、救世主般的理想主义。征服海外是一项神圣的任务，目的是拯救亚洲（甚至亚洲以外）所有在黑暗中深受迫害的人。日本的目的和命运就是走出日本各岛，实现“八纮一宇”，让天皇“一统天下”。[135]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将宗教、政治、道德、爱国主义和家庭领域分开的国家，日本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就是日本的国体显然要比其他文明高级。日本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强调人伦纲常，以和为贵，重视群体关系。弱者会受到天皇的照顾和指引。天皇是统治者中唯一的神，也是神明中唯一的统治者：“天上仅一日，地上唯一君。”[136]日本为整个人类带来的最后的希望，是这个动荡而不幸的世界唯一的救赎。它给了日本人民一个理由，去相信他们正在为之奋斗的不仅仅是日本国的强盛。战争开始时还是学生的板桥康正说：“如果日本宣布战争只是为了增加日本的国土面积，我认为我们绝不会打到婆罗洲那么远的地方。”[137]

此外，还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在当局的支持下大肆宣扬歪理，称日本在很久以前曾经统治过世界，现在是要恢复那古老的世界秩序。“世界多地发掘的古代遗迹证明了日本编年史的真实性，”藤泽亲雄教授写道，“它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事实：在史前时代，全球人类形成了一个大家庭，日本天皇是领导者。日本作为母邦，深受大家爱戴，其他地区被称为属地或者是藩邦。……杰出的学者们一致得出结论，称人类的摇篮既不是帕米尔高原也不是底格里斯河，而是日本主岛中间的山区。”[138]古代日本人遍布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地区，带去了日本文明的果实，他们甚至来到了欧洲，被称为“匈人”。[139]但是古代日本人乌托邦式的全球秩序理念在一系列自然灾害过后瓦解了，世界陷入了黑暗的时代，“所有人都在地理位置上和精神上与母国日本脱离了，这破坏了世界的和平”。[140]由于反对的声音都被消除了，只要支持这种论调，再离谱的话也不会有人认为愚蠢或者幼稚。京都帝国大学的小牧实繁教授称，世界上只有一个海洋，那就是日本统治的海洋：“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被认为是独立的海洋，但这仅仅是欧洲人的观点。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七个海洋，只有一个，并且这个海洋与太阳升起之地日本相连。所有的水域都与日本相连。所有的海洋都是伟大的日本海。”[141]

日本会把那些信奉基督教的白人殖民者永远赶出亚洲，带领贫穷的亚洲兄弟重返佛教和儒家学说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这一理念下，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找到了最适宜的土壤，因为这指向了来自西方的漫长压迫、贪婪、掠夺和虚伪。西方从亚洲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却一点回报也没有。极端民族主义者说西方把工资压得很低，阻止工业发展，就是为了利用亚洲市场并且偷走亚洲的自然资源。而日本人却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其理念是“各国共存，谁也不会去掠夺另一个国家”。[142]日本宣称，“有色人种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却仅仅控制地球面积的十分之一”，[143]还说在有色人种当中，日本单靠自己就有足够的力量将西方人赶出亚洲。然而日本人在占领区的所作所为很快就暴露了他们的野心，证明所谓解放亚洲人的理想不过是个谎言，他们的种种恶行经常让占领区的人民怀念西方殖民者。但是在战争初期，日本辉煌的胜利无疑激发了亚洲人民的自觉意识并且唤起了他们内心深处对于独立的渴望。

如果日本是一个本质上道德高尚的国家，有神圣的使命，那么日本发动的战争就完全是纯洁、高贵、公正的。阻挡日本的敌人是“不守规矩的粗野人”或者匪徒，甚至是不怀好意的恶魔。无论他们是什么，为了和平都必须把这些敌人杀掉。佛教宣扬怜悯与和平，但是从过去二十多年的净化运动中幸存下来的禅宗信徒却给日本的战争提供了道德支柱。佛教学者铃木大拙（本名贞太郎）称，当日本战斗时，这就是“佛陀怜悯之心的表现”。[144]至于日本与东方佛教摇篮中国开战，他在1937年出版的《佛教与战争》中这样解释：中国的“污秽”给自己招来了战争，“改正不合理之处并且借此机会反思自己的行为”才能最终受益。[145]这样的解释可能无法让人满意，但是足以让人摆脱罪恶感。禅宗倡导“仁爱和慈悲”，铃木大拙说真正的禅宗信徒参与战争的原因与自我意识无关，不为手中之剑造成的后果负任何责任。“因为造成杀戮的不是他本人而是那把剑。他不想伤害任何人，但是敌人出现了，让他成为受害者。剑就像是自动伸张正义一样，大发慈悲。”[146]

一年又一年，日本在中国接连取胜，却始终不能赢下战争。日本占领了中国的沿海地区、大河的河谷地带和多座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南京。但是日本人发现，就算在他们兵力最强的地方，他们也没办法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中国人，贫穷的中国农村地区是法外之地，难以治理。中国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长期以来一直被几大地区的军阀分割，但是外国军队侵入中国，大肆劫掠，这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之情。毛泽东率领的游击队将枪口转向了侵略者，国共双方承诺停止内战，要团结一心把“东洋鬼子”赶出中国。1939年，一场战斗在苏联和中国东北边境处的诺门坎爆发。当地的日本将军（和往常一样）在没有得到东京许可的情况下调集大批军队进入这一地区，但是日军遭到了苏军的有力反击。日军的失败令日本人相当震惊，尽管这场战斗基本上算是个秘密：双方都没有宣战。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安全地撤退到中国内陆的重庆，日本军队无法深入那里。蒋介石坚决拒绝投降，也不和谈。最终，日本38个步兵师，总共占日军整体兵力3/4的约75万名士兵被陷在中国战场。

中国的顽强抵抗以及后方的游击队让日军焦头烂额，恼羞成怒，于是日军在中国对普通百姓实施了大规模暴行。扫荡农村时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士兵们奉命“烧光、杀光、抢光”。[147]在那可怕的几年里，日军发动了生化武器袭击；在中国人身上进行骇人的医学实验；凌辱大量妇女和女童，将她们当成性奴；抓捕大量男人和男孩并逼迫他们当苦力，一直干到累死为止；将俘虏斩首或刺死。日本人总共杀害了3 120万余中国平民百姓。“我已经没有了同情心，”筱冢良雄说，他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成员，在中国人身上进行细菌实验，“毕竟，我们已经接受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相信所谓的‘大和民族’更高级。我们蔑视所有其他民族。……如果没有那种民族优越感，我们就不会那样做。”[148] 1941年被派往中国的年轻少尉富永正三回忆说，见到自己即将指挥的老兵时：“我看着那队士兵，非常震惊。他们的眼神是邪恶的。那不是人类的眼睛，而是豹子或老虎的眼睛。……士兵们在前线的时间越长，眼神就越邪恶。”刚被派往中国的日本新兵被迫用刺刀刺杀中国人。受害者被蒙上眼，绑在木桩上。有时受害者的心脏周围会画上一个圈，士兵要避免刺这个地方，这样就会延长受害者的痛苦。如果有士兵因为这个可怕的入会仪式而退缩，那么他们就会被长官踢、被打、被刺。“来这里三个月之后，每个人都会变成魔鬼，”富永正三说，“只有当人性被压抑的时候士兵们才会英勇地作战。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这是我们在日本所受训练的一种自然延伸。这就是天皇的军队。”[149]

西方国家很同情中国人民，新闻片段中生动地记录了他们的苦难。罗斯福总统的医生回忆说，看到这些情景，总统从个人角度厌恶日本人的所作所为，并且“严厉谴责日军的非人道行为”。[150]还有一个事实：在日军占领区，有很多美国企业被破坏或者被迫关门，美国的企业利益受到了日军侵华的直接影响。英国和美国经过滇缅公路给国民党的军队运送军用物资。1937年12月，美国炮艇“班乃号”在长江被日军飞机击沉。日美关系恶化，开战的前景赫然显现。脑子灵活的日本宣传家效仿他们以后的盟友德国人，把罗斯福描述为犹太资本家财阀统治的傀儡。他们说那些犹太人还编造了反日本的谎言，在美国媒体上散播。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害怕日本这个亚洲国家崛起而且憎恨日本，正在密谋打压它。日本媒体经常抱怨日本受到西方列强的“包围孤立”。

但是，这种鲁莽的野蛮好斗什么时候结束，外交从什么时候可以发挥作用呢？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有一个特殊的心理上的悲剧情结：最有能力应对西方列强的人却没有实权。日本并不缺有经验、懂世故的外交家，这些外交家毕业于哈佛、普林斯顿、牛津，会说流利的英语，能够与外国友人交好并且熟知外交礼仪。霞关的外务省有很多这样高素质的外交官。许多外交官对于日本滑向战争深渊这件事感到困惑和悲痛。但是他们无力改变什么，因为军方控制了日本，并把他们贬为叛徒。一些外交官直接遭到了暗杀。其他人被迫辞职，或者被流放到外国使馆中，对日本国内的事务一无所知。军方纵容政府把将军任命为外交大使，（在1941年和1942年）甚至任命为外务大臣。军方设立了一个内部办公室，直接跟外国政府打交道，完全绕过了霞关的外务省。[151]“实际上外交官已经变成了一支精锐部队，独立于政府，或者悲观点说，把政府变成了金笼子里的孔雀。”二战时日本外务大臣的秘书加濑俊一写道。[152]在日本动荡的“幽谷”中，左手从不知道右手在干什么——不过也没有知道的必要，因为根本就没有正常运作的大脑来协调左右手。专业的外交官意识到日本即将和美国开战，但是又无力阻止。“发生的事情有时会压垮你，像巨浪般在你身边汹涌澎湃，并且将你卷走，”加濑写道，“你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力量根本就不够。战争有它自己的走势。”[153]

山本五十六不想采用这样一种消极的态度。他挺身而出，明确表示自己蔑视极端民族主义右翼那尖刻、喧嚣的风格，以及他们死板的教条主义和一味对抗的政治理念。他也不支持右翼分子对日本人民服装、品味、观点、思想和日常生活的管制。他公开抨击“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一些目标，例如男人都要剃头。有记者询问他的看法，他回答说：“那有什么重要的？我多年来都是留短发。……另一方面，懒汉就是懒汉，跟他把头发剃多短无关。所以，怎么样都行吧？”他认为陆军高官是一群“该死的傻瓜”，他从来都不喜欢对中国的战争，认为对中国开战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兵力和军事资源。阿川弘之说，有一次开会时，一名陆军军官坐在山本旁边，站起来“开始高谈阔论，讲一些废话，滔滔不绝”。[154]山本悄悄把这人的椅子往后拉了一下。那人讲完坐下时，一下子坐空了，跌在地上。而山本面无表情，直视前方，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接着开会。1939年4月在家乡演讲时，山本说“日本处于紧急状态”的论调是夸大其词，政府应该低调一些。“是否日本的每个人，无论高的矮的、老的小的，都应该一直受那种论调左右，我深感怀疑。如果你把橡皮圈使劲拉，拉到再也不能再往外拉，那么橡皮圈就没有弹力了。”[155]

1937年，山本被任命为海军次官。他的上司是海军大将米内光政，米内是联合舰队的前总司令，在政治上比较温和，支持条约派。山本和他都决心打击那些持有顽固的极端民族主义观点的海军军官，阻止日本陷入与美国的灾难性战争。“命令必须从高层下达……”山本写道，“下级人员只能就实施命令的方式提出建议。”[156]山本在海军省的办公室里安顿下来，那个昏暗的房间里有好几排书架。1937年陆军提议解散日本国会，山本极力反对，并且通过幕后操作努力让那些文职政治家和学者重新掌权。[157]米内光政与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私交甚密，想要就军备限制一事与西方列强重新对话，以避免耗资巨大的新一轮军备竞赛。1937年“班乃号”被日军击沉后，山本亲自来到美国驻东京大使馆，以很低的姿态（有些报道称之为“满含热泪地”）道歉，并且提出愿意赔偿220万美元现金。[158]但是东京的政治气候不允许日本再次裁军。米内光政和山本五十六都是极端民族主义暴徒的刺杀目标，很多暴徒公开威胁他们，毫不畏惧会被逮捕。1939年，陆军和海军的分歧加大，似乎即将开始内战。那些有性命之忧的高级军官的住宅和办公室周围都有海军警察保卫。米内光政命令舰队驶入东京湾，并且准备派海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到东京镇压有可能发生的暴动。[159]

当时最大的外交政策难题是《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德意日形成同盟标志着轴心国的正式形成。极端民族主义右翼势力意识到雅利安人的种族意识形态令人不安，但是他们刻意忽视这一点，因为他们十分钦佩纳粹主义的军事威权模式。德国对日本陆军有很大的影响力：日本陆军大学校以德国的军事课本为教材，许多中层军官在德国履职多次。希特勒在日本新闻中被描述成英雄人物。《我的奋斗》的日语译本（书中对于亚洲不好的描述被删掉了）十分畅销。[160]“那时的日本年轻人崇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渴望日本政界能出现一个类似的人物，”日本大学的学生野木春道（Harumichi Nogi）回忆说，“我们想要果断的行动。”[161] 1939年和1940年纳粹德国的军事胜利对于日本国内提倡实行谨慎外交政策的人来说非常不利。在希特勒的强大破坏力面前，欧洲的民主制国家似乎不堪一击。在英国战败之前（人们认为英国很快就会被打败）与德国达成同盟，这让日本陆军方面十分兴奋。因为达成同盟后，日本就很有可能得到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162]

日本驻柏林的右翼大使越过了外务省的高层，与日本陆军的参谋积极合作，和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起草了一份条约，送到东京等待批准。米内光政和山本五十六以整个海军的力量为筹码反对批准这一条约，但是1940年5月，法国迅速陷落，抽去了山本两人的根基。山本警告称，一旦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日本就很有可能陷入与美国的毁灭性战争，还说“考虑到海军武器的现状，尤其是海军的空中实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与美国开战绝无胜利的可能”。日本自然资源匮乏，而向其出口石油和钢铁的地区中有4/5被美国和英国控制。[163] 1940年，在一次海军会议上，山本直接向支持条约的人喊话：“我想让你们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了弥补短缺而发起的物资调动到底带来了什么改变。”但支持者拒绝回答。山本经常说，日本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和美国开战。但日本政府却偏偏走向了战争，而且拒绝认真处理战争带来的基本战略问题。他评论说，批准条约的首相近卫文麿终有一天会“被愤怒的日本人民撕成碎片”。[164]

每天都有人穿着正式的和服在海军省红砖房大楼前求见山本。他们拿着手工羊皮纸，上面用漂亮的书法写着抗议内容，说上苍即将带来惩罚：“我们准备采取其他措施，你做好心理准备吧。”奇怪的是，山本好像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打击这些威胁他的人。山本有时会认真阅读这些威胁信，还用红色墨水在旁边做批注——“蠢货！”“一群傻瓜！”“耻辱！”——不过，鉴于日本近代史上发生过多次高官被暗杀的事件，所以这些威胁不能轻视。[165] 1939年8月，首相近卫文麿领导的内阁垮台，米内光政被提名为新首相（他的政府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政府，毫无实权）。山本被认为随时有生命危险，所以被送回联合舰队担任总司令，一直担任到他生命的终点。《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于1940年9月27日在柏林签署。

就像山本之前预料的那样，罗斯福政府开始加紧经济制裁。1940年1月，一项石油贸易协议到期，而美国拒绝续约。之前日本进口的石油中有80%来自美国或者美国的势力范围，现在日本的整个石油链似乎都有可能被切断。同月，美国不再向日本销售任何航空燃料和废金属。美国的经济封锁逐渐加紧，禁运单上的资源越来越多。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在华盛顿进行了磋商。1941年7月，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自由法国、英国和荷兰宣布不再向日本出口石油，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被冻结。事态就此发展到了紧急关头。虽然日本储存了足够两年使用的石油，但是这些石油既不够陆军使用，也不够工业部门使用，另外单单日本海军每天就消耗大约400吨石油。

1936年3月，56岁的海军大将永野修身被任命为海军大臣。他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战争虽然不好，但是不可避免。他也没有真正地去努力避免战争。他容许年轻的军官向自己施压、操控自己。海军中将泽本赖雄反思了为什么海军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却容许自己陷入战争中。原因是“这都是些庸才之间的竞争，没有能力超群的优秀领导人。下属们向上级施压是常事。年轻的军官不尊重上级，这使得事情更加困难。……每个人都想逃避责任，没有人愿意为了职责牺牲自己……当时的氛围就是如此，陆军和海军都很狭隘、自私；日本和世界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166]

山本的旗舰通常停泊在柱岛，在这里，他继续游说，希望日本与美国和解。他预言：太平洋地区的海战不会像对马海战那样经过一次“决定性战役”就分出胜负，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他要求那些好斗的同事意识到美国产业经济的规模和潜力，还预见到日本人口稠密的城市经不起美军的空袭。日本传统的作战计划是实施“截断行动”，当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太平洋中部的广阔海域航行时，“截断行动”可以削减美军的力量，但是山本对于这一计划没有信心。他正确地估计到美国不会落入日本的圈套，不会在战争第一阶段派舰队去营救菲律宾，而是会拿出足够的时间打造出足以压制对手的海军和航空力量，然后通过系统的跳岛战术重返这些地区。

山本五十六一次又一次地向东京表达他的观点。1940年12月10日他表示：“现在才对美国的经济制裁感到惊讶、愤怒和悲伤为时已晚。就像是一个贪玩的学童，办事不动脑子。”他写道，战争将是一场“灾难”，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1940年10月14日，他给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写信道：“对抗美国就像是对抗整个世界。但是事已至此。我将拼尽全力。毫无疑问我将死在‘长门号’［他的旗舰］上。同时东京将被大火至少三次烧为平地。”为了能与美国维持和平，山本做了很多的努力：他支持废除《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甚至支持从中国完全撤军。近卫文麿直接问他日本有哪些选择，他回答说：“如果我们受命与美国开战，那么在战争刚开始的半年或一年我可以给美国带去些破坏，但如果再打两三年，我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167]

在1940年舰队训练时，中岛九七式鱼雷轰炸机表现优异，山本向参谋长打趣说：“我开始想这些武器能不能用来攻击珍珠港。”[168]这就是山本偷袭美国大本营计划的萌芽。山本的一生中有很多充满讽刺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一方面他反对与美国开战，为此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而另一方面，他坚持袭击珍珠港，哪怕冒着放弃指挥权的风险。“我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奇怪，”1941年10月11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被任命去担任一个与我个人意愿完全相反的职位，我别无选择，只能全力完成那个使命。唉，这就是我的命运吗？”[169]当时在海军第一航空舰队担任参谋的源田实中佐之前看过关于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新闻短片，研究过大规模空袭的可能性。影片中四艘航空母舰排成一列航行。源田实意识到，如果将多艘航母编入一个特混舰队，那么在一次袭击中就可以发起大型的协同空中袭击。[170]

珍珠港空袭是在最后一刻颠覆30多年来的作战计划的一场行动，在原本的计划里，双方会在西太平洋地区发生一场决定性战役。在过去设想的战争场景中，潜艇、飞机和驱逐舰要在美国舰队跨洋行进的过程中不断袭扰（“渐减作战”），但是真正的致命一击需要等美国舰队驶入日本海域后，由以逸待劳的战列舰发动，这正是马汉所设想的正统海战方式。但是现在山本问道：如果美国舰队并不按照设想的那样出招怎么办？在对马海战中，罗杰斯特文斯基上将不远万里，劳师远征，绕过大半个地球与日本作战，结果惨败。如果美国舰队不想重蹈他的覆辙怎么办？如果美国行动谨慎，争取时间壮大实力，然后再去救助菲律宾，日本又该怎么办？日本将如何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决定性胜利？

山本命令海军少将大西泷治郎彻底研究一下袭击方案。大西泷治郎得出结论说有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如何让鱼雷在较浅的珍珠港水域前进；第二，如何确保是突然袭击。让鱼雷在浅水中正常前进的对策是给它安装上木制的鳍板。至于偷袭，大西泷治郎估计成功率大约有六成。[171]其他人，包括源田实在内，估计胜算更高。（为了维护海军的荣誉，山本要求日本至少在袭击前一小时向美国宣战。）山本手下有人说这项计划太冒险，山本回答道：“不要因为我本人喜欢玩桥牌和将棋就一直说‘这个赌注太大’。……珍珠港行动是我的主意，我需要你们的支持。”[172]

数百名精挑细选的飞行员被派往鹿儿岛湾，那里的地形地貌都跟珍珠港相似。飞行员们在那里训练在浅水区施放短程鱼雷，这是这次偷袭所需的技术。偷袭珍珠港的任务将由一支含有23艘舰艇的特混舰队实施，其中包括6艘航母，由海军中将南云忠一指挥。美日在华盛顿的谈判一直拖延未决，山本要求军令部批准他的计划。被拒绝后，他回复说：“如果该计划不能通过，那么我作为联合舰队的总司令没有信心完成所有职责。”最后这句话是以辞职相威胁，永野修身让步了，说：“既然山本对他的计划这么有信心，那么就让他去做吧。”[173]山本早已制定了战争的策略，但是仍然坚信更明智的做法是不开战。1941年9月29日，日本联合舰队驶向位于千岛群岛的集结地。山本坦率地告诉永野修身，即将到来的战争将会是一场灾难。他把整体局势看得一清二楚，而且说得明明白白。他说：“显然日美战争将是一场拉锯战。”他还说：

只要战争局势对我们有利，美国就绝不会停止战斗。后果就是，日美战争将持续好几年，这期间我们的资源会耗竭，战舰和武器将用光，而且补充起来非常困难。最终我们将无力［与美国]竞争。因为战争，人们将变得贫穷……而且不难想象，事态最终会失控。这场战争我们获胜的机会微乎其微，完全不应贸然挑起。[174]

很显然，海军高层中的所有人都抱持这一观点，至少绝大部分人是如此，但是他们大多不愿意说出来。他们能感到来自下属、中层鲁莽者和强硬者的压力——他们很清楚，激进右翼特务会枪杀任何阻挡“帝国命运”的人。但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竞争。海陆两军一直彼此争夺资金、政治影响力和资源。军方不同部门的竞争在日本并不少见，但是《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陆军和海军与天皇是直接的顾问关系，不受国会和内阁控制。到20世纪30年代末，陆军和海军实际上都可以否决国家预算案和罢免首相。在理论上天皇可以出面解决双方的僵局，但是只要海军将领和陆军将领达成协议，天皇就不应干涉。换句话说，当陆军和海军的制度性优先权与国家政策不符时，没有人能够推翻它们——任何政府、机构、法律、官员和总司令都办不到。可想而知的结局是陆军和海军都能得到各自想要的东西。

从1923年开始，日本海军就将美国视为主要的“假想敌”。这意味着舰队扩张计划的前提是日本必须做好与美国海军开战并打败对手的准备。无论这么做实际上有什么好处，这种概念框架至少给海军将领们提供了筹码，使其可以争取到预算。将近二十年来，海军在争取预算时一直占优势。只要能让海军在预算中占得上风，这就没什么坏处。但是1940年，美国的经济制裁使得“战争还是和平”这个问题不再是长期的考量对象，而是变成了必须马上做出决定的事情。海军将领不想与美国开战，但是又不能杀掉下蛋的母鸡。“我们心里觉得不能与英美开战，但是我们不能明确地说出来，”海军省的一名参谋说，“我们一直称自己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也跟陆军说可以拿下美国。……所以，现在我们绝不可以说没有信心。我们害怕陆军会说，‘如果海军打不了仗，那就把资源和预算还回来’。”另一名军官补充说：“如果我们一直不与美国开战，那么陆军就会控制整个日本的军事和财政，满足其自己的目的。”陆军经常说“不能打仗的海军一无是处”，海军次官泽本赖雄受不了这种言论。[175]

1941年11月1日，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与东条英机会面，表达了他的“战争决心”，同时坚决要求增加海军1942年的钢铁资源分配。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为了弄清楚问道：“海军得到了所需的钢铁就会宣战吗？”岛田点点头：这30万吨钢铁会让海军支持这场自己并不想打的战争。陆军参谋部的军官在《二战机密日志》中对于此事的看法再恰当不过：“海军多么可悲啊！”[176]

整个1941年，美日两国在华盛顿的谈判僵持不下，距离达成正式的结果遥遥无期。国务卿赫尔态度坚决：除非日本从中国撤军，否则经济制裁绝不停止。昭和天皇及其亲信反对战争，但是他做的不过是经常劝告内阁“尽最大努力达成和解”。[177]外务省继续谈判，但是外交官被蒙在鼓里——华盛顿的日本特使并不知道一旦和谈失败，日本就会立刻开战。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明确表示撤出中国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不能让步。美国的真实意图是要控制远东地区。所以，日本做了一次让步就会有另一次。”[178]

1941年9月6日，日本在帝国会议上决定，如果华盛顿谈判如预料的那样没有结果，那么日本将在10月宣战。[179]10月，东条英机迫使近卫文麿下台，自己担任首相（同时依然担任陆军大臣）。他说，在他的领导下，“日本绝不会从中国撤军”。[180]11月5日，山本制定的珍珠港行动令《大海令第一号》下发至联合舰队的每一名指挥官。11月26日，南云忠一的第一航空舰队的6艘大型航空母舰实施无线电静默，在遥远的北方千岛群岛驶出单冠湾，前往夏威夷北面的集结地。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赫尔交给日本大使一封信，重申美国立场：日本一旦从法属印度支那和中国撤军，美国就会解除对日本的制裁。双方的僵局很显然没办法解决。虽然信里既没有最后期限也没有发出威胁，但是东条英机将赫尔的信形容为最后通牒。东条英机现在是日本政坛中的风云人物，他一心要将日本引入战争：“有时候人们不得不闭上眼睛，冒险行动。”[181]

日本民众的耳中回响着让他们参战的宣传口号，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任何反对的声音。他们听到的是，日本是一个肩负使命的国度，日本的神圣使命就是解放亚洲。有人告诉他们，当充分动员起来时，日本人民的精神力量将克服传统军事力量中任何资源短缺带来的困难。他们确信西方的民主制已经因为生活安逸、不思进取而变得软弱、腐化。在这种不停的宣传攻势下，就连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也难以保持清醒的头脑。“我有时候确实产生过怀疑，”野木春道回忆战前那几年时说道，“但是在产生怀疑的时候，我相信我的脑子里之所以有那些想法，就是因为我缺少爱国的热情和精神。我感觉我必须努力奋进。如果国家决定采取行动，那么每一个人都应该采取行动支持国家的决定！”[182]是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领导人。领导阶级虽然很想拖延时间，看一看局势走向，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太多时间了。美国对于向日本出口石油的限制导致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日本的石油储备每一天都在减少。美国已经开始大规模建设海军，日本等待出击的时间越长，美国的力量就越强。日本的纳粹同盟正在欧洲展开行动，如果日本没有抓住时机，那是不是就永远失去了分一杯羹的机会？

到1941年秋，除了天皇外，整个日本或许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日本走向战争，但是天皇总是默许实际控制国家的一小圈人呈给他的一切决定，无论这个决定有多么勉强。内阁虽有疑惑和担忧，但是没人有勇气面对说真话的后果。他们一致建议开战。1945年以后，昭和天皇说：“我认为作为一个立宪制国家的元首，我不得不批准政府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一致提议。如果我不批准，东条英机就会辞职，日本将发生大型政变，鲁莽的主战派将会控制日本。”[183]这番论调虽然是在自我开脱，但是裕仁的假设很可能是正确的。东条英机说过军队“早已按捺不住”，[184]海军领导人认为日本不与他国开战可能就会爆发内战。日本领导人都感觉即将到来的危机来自外部，超出他们的控制，就像一场地震或海啸。危机正降临在日本。“箭已离弦。”陆军和海军的将军们对彼此说道。现在是时候把各自在军中的位置摆正了。统治阶层都感觉松了一口气，他们不再去寻求外交上的对策，而是屈从于他们更加熟悉的战争之路，好像这是派给他们的任务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1] Koshu Itabashi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77.

[2] Koshu Itabashi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77.

[3] Toshio Yoshida account in ibid., p. 80.

[4] Ei Hirosawa account in ibid., p. 244.

[5] Ryuichi Yokoyama account in ibid., p. 96.

[6] Quoted in Buruma, Inventing Japan, p. 111.

[7] Diary of Marquis Koichi Kido, entry dated Dec. 8, 1941, in Goldstein and Dillon, eds., The Pacific War Paper, p. 135.

[8] Emperor’s rescript printed in Cook and Cook, Japan at War, p. 72.

[9] Prime Minister Hideki Tojo, in an address in Tokyo carried by radio, trans. in the Japan Times & Advertiser, Dec. 8, 1941.

[10] Yoshid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80.

[11] Harumichi Nogi account in ibid., p. 55.

[12]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 43.

[13]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259.

[14] Entry dated Dec. 9, 1941, Ugaki, Fading Victory, p. 49.

[15] See Mitsuharu Nod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83; and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p. 255–57.

[16] 此处指日本发给美国的“最后通牒”的最后一部分，可理解为宣战书。——编者注

[17] New Order in Greater East Asia (April 1942), cited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152.

[18] Kokusai Shashin Joho (International Graphic Magazine) 21, no. 12, Feb. 1, 1942.

[19] Nod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82.

[20]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260.

[21] Ibid., pp. 285–86.

[22] Quoted on the jacket of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23] Ibid., p. 2.

[24] Ibid., pp. 64–65.

[25]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275.

[26]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76.

[27] Ibid., p. 91.

[28]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183.

[29]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183.

[30]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p. 78, 54, and 5.

[31] Quoted in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 176.

[32]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54.

[33] Ibid., p. 139.

[34] Edwin T. Layton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76.

[35]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63.

[36] Ibid., p. 207.

[37] Nod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83.

[38] 搏头尾，持最大牌与最小牌者平分全部赌注的赌法。——编者注

[39]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p. 151, 54, 164, and 84.

[40] Ibid., pp. 67, 2.

[41] Ibid., pp. 53, 147, and 64.

[42] Ibid., p. 65.

[43] Ibid., pp. 63, 161, 242, and 58–59.

[44] Ibid., p. 178.

[45] Nod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83.

[46]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p. 147, 85.

[47] Ibid., p. 85.

[48]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 24.

[49] 《教育敕语》（日语：教育ニ関スル勅语／教育勅语）是日本明治天皇1890年10月颁发的关于教育方针的诏书，以儒家纲常伦理思想为指导，把对天皇效忠、对父母尽孝作为国民道德的根本原则。——译者注

[50] “The Rescript on Education of the Meiji Emperor,” online at www.danzan.com/HTML/ESSAYS/meiji.html.

[51] Baron Kichiro Hiranuma, Dec. 28, 1940, cited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 67.

[52] Ikki Kita quoted in Buruma, Inventing Japan, p. 78.

[53] Goro Sugimoto, “The Emperor,” quoted in Victoria, Zen at War, p. 117.

[54] The Meiji Constitution (1889) can be found online at the Hanover Historical Texts Project,http://history.hanover.edu/texts/1889con.html.

[55]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 60.

[56]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 52.

[57]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 10.

[58]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 10.

[59]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 195.

[60] Deacon, Kempei Tai, pp. 160–61.

[61] See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able 1, for summary of costs, pp. 99–102.

[62] Ibid., p. 100.

[63] Yoshimura, Battleship Musashi, p. 11;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 12.

[64]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157.

[65] Ibid., p. 143.

[66]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 269.

[67]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 13.

[68]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 94.

[69] Shillony, Revolt in Japan, p. 8.

[70]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 103.

[71]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 15.

[72]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 142.

[73] Quoted in ibid., p. 168.

[74] Morita, Reingold, and Shimomura, Made in Japan, p. 27.

[75]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 8.

[76] Kase,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p. 25.

[77]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 256.

[78]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 7.

[79]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p. 185–87.

[80]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p. 185–87.

[81] Shillony, Revolt in Japan, p. 206.

[82]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p. 183–84.

[83] See Shillony, Revolt in Japan, p. 203.

[84] Yoshimura, Zero Fighter, p. 47.

[85] Yoshimura, Zero Fighter, p. 47.

[86] 彭萨科拉，是美国海军第一个航空兵基地和飞行人员训练场，美国海军航空兵的摇篮。——编者注

[87]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p. 109–10.

[88] Tagaya, Imperial Japanese Naval Aviator, 1937–45, p. 4.

[89] Hideo Sato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233.

[90] Photo reproduced in Tagaya, Imperial Japanese Naval Aviator, 1937–45, p. 7.

[91] Ens. Takeshi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00.

[92] Description of beatings in 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 136.

[93]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 18.

[94]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00.

[95] Quoted in Gibney, ed., Senso, p. 28.

[96]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 19.

[97]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01.

[98] Tetsu Shimojo account in Gibney, ed., Senso, p. 31.

[99] 1码≈ 0.9米。——编者注

[100]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 23.

[101] Ibid., pp. 23–24.

[102] Ibid., p. 22.

[103] Ibid., p. 25.

[104] See 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 118.

[105] Tagaya, Imperial Japanese Naval Aviator, 1937–45, p. 11.

[106]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p. 100–101.

[107] Peattie, Sunburst, p. 31.

[108] “月月水火木金金”是当时日本军队的著名口号，意为将周日当作周一来训练，周六当作周五来训练。——编者注

[109] Tagaya, Imperial Japanese Naval Aviator, 1937–45, p. 45.

[110] Peattie, Sunburst, pp. 44, 43.

[111]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186.

[112] Peattie, Sunburst, p. 83.

[113]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163.

[114] See ibid., pp. 164–66, 182–84.

[115]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93

[116] Yoshimura, Battleship Musashi, p. 33.

[117] Skulski, The Battleship Yamato, pp. 10, 17.

[118] Yoshimura, Battleship Musashi, pp. 18, 77.

[119] Ibid., p. 114.

[120] Skulski, The Battleship Yamato, p. 22.

[121] Ibid., p. 182.

[122] Ibid., p. 25.

[123] See ibid., p. 19, Tables 10 and 12.

[124] Yoshimura, Battleship Musashi, p. 127.

[125] Slogans cited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169; see also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p. 215; Shigeru Sato letter to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 288.

[126]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 138.

[127] Ei Hirosaw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p. 242–43.

[128] 贝比·鲁斯，美国著名职业棒球运动员，被称为“棒球之神”。——译者注

[129] Wheeler, Dragon in the Dust, pp. 210, 140.

[130] Atsuo Furusawa letter to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 15.

[131] Shigeko Araki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320.

[132] Kiyoshi Hara account in ibid., p. 63.

[133] Chigaku Tanaka, “What Is Nippon Kokutai?” (1935–36), cited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 14.

[134] Hideo Sato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p. 232, 236.

[135]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 11.

[136]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 2.

[137] Koshu Itabashi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78.

[138] Chikao Fujisawa, “The Great Shinto Purification Ritual and the Divine Nation of Nippon,”February 1942, cited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 17.

[139] Shinajin wa Nipponjin nari (The Chinese Are Japanese), Asiatic Problems Society (June 1939),cited in ibid., p. 18.

[140] Fujisawa, “The Great Shinto Purification Ritual,” cited in ibid.

[141] Professor T. Komaki on Japanese radio, Feb. 22–27, 1942, cited in ibid., p. 19.

[142] Matsuo, How Japan Plans to Win, p. 13.

[143] Hidejiro Nagata, Nippon no Senshin (The Advance of Japan), Tokyo, 1939, cited in Tolischus,Through Japanese Eyes, p. 83.

[144] Daisetz T. Suzuki’s principles explained in Victoria, Zen at War, p. 30.

[145] Hayashiya and Shimakage, The Buddhist View of War, quoted in ibid., p. 90.

[146] Suzuki, Zen and Japanese Culture, quoted in ibid., p. 110.

[147]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75.

[148] Yoshiro Tamura account in ibid., p. 164.

[149] Shozo Tominaga account in ibid., pp. 40, 42–43.

[150] McIntire, White House Physician, p. 198.

[151]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 6.

[152] Kase,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p. 16.

[153] Toshikazu Kase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95.

[154]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p. 10, 125, and 128.

[155] Ibid., p. 168.

[156]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212.

[157]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120.

[158]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217.

[159]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 246.

[160]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p. 162–72.

[161] Harumichi Nogi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51.

[162] Kase account in ibid., p. 92; see also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167;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 28.

[163]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217.

[164] Ibid., pp. 225–26.

[165]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159.

[166] Quoted in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296.

[167] Ibid., p. 276.

[168]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200.

[169]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278.

[170] Minoru Genda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4.

[171] Shigeru Fukudome account in ibid., pp. 60–61.

[172] Lord, Day of Infamy, p. 11.

[173] Fukudome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63.

[174]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277.

[175] Ibid., pp. 239, 216, and 271.

[176] Ibid., p. 273.

[177]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 89.

[178]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 288.

[179] Fukudome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63.

[180] Buruma, Inventing Japan, p. 118.

[181] Ibid., p. 119.

[182] Nogi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54.

[183] Hirohito’s postwar “monologue” quoted in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 89.

[184] Browne, Tojo: The Last Banzai, p. 100.

第四章

美国海军司令部位于华盛顿广场上一个巨大的石棉混凝土大厦里。这个三层楼高的建筑群被一道道污垢覆盖，通过一条走廊与结构类似的“军火大楼”相连。[1][2]这些建筑在倒影池北侧沿宪法街延伸，总共长达1/3英里，排成九列往南伸向倒影池的边缘。海军司令部是十来栋“临时建筑”中的一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于1918年匆忙建造的，造价低廉。这些巨大的丑八怪被随意地堆在华盛顿广场上，介于国会山和林肯纪念堂之间。人们都知道，当紧急时期过去之后，它们就会被拆除。“一战”结束后，政治阻力和官僚阻力最小的选择是让它们保留下来。在这些建筑里办公的人对这个位置很满意，这里离白宫和国会山都很近，而国会也不愿意出钱去拆除这些建筑再盖新楼。

一名军官回忆说，战前的海军部是一个让人昏昏欲睡的地方，“标准尺寸的未装修办公室在沉闷的走廊上绵延不绝”。[3]地上铺着褪色的油毡，头顶上的灯暗淡昏黄，没有窗户的木门上只标了用模子印出来的缩写或数字。12月7日之后，这里的生活节奏突然加快了：一名军官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几天后赶到了司令部，形容这里是“一座顶部被踢掉的蚁丘”。[4]军官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灯光彻夜通明。许多人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周甚至没有离开过大楼。婴儿床被推进办公室里，食物也放在托盘上送进来。所有的军官都接到命令，从12月8日星期一开始要穿制服上班。在战前，许多在行政岗位上工作的军官经常穿便装，所以在最初的几天里，许多高级军官穿着上下不搭、过时或不合身的制服。一名年轻的上尉回忆说，他看到几名军官穿着制服扣不上扣子，因为自从上次穿过制服之后，他们的体重增加了。“海军少将约翰·温赖特（John Wainwright）是我非常喜欢的将军，他显然是找不到军用雨衣和大衣了。他戴着将军的制服帽，身上穿着一件非常花哨的苏格兰花呢大衣。”[5]

头戴钢盔、枪装刺刀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要求每一个进出的人出示身份证明，就连身穿制服的高级军官也不例外。珍珠港事件发生了几天之后，BBC记者阿利斯泰尔·库克穿过一扇侧门进入了海军部，没有警卫拦他。他拜访了预约要拜见的军官，但当他试图离开大楼时，“一个卫兵拿枪挡住了去路”。库克陷入了明显的军队官僚主义困境，约瑟夫·海勒后来将其描述为“第22条军规”。[6]库克找附近一间办公室的将军求情，才获准出去。

大萧条时代的军官所受的教育是，做事要节俭，循规蹈矩，对待文书工作要严谨，对于管理海军资金、设备和物资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如果他们不能解释每一笔支出都是干什么的，他们的职业生涯就会受到影响。但在12月8日，整个海军系统都有了一种新的集体意识，那就是所有这些都必须改变。速度至关重要。“在袭击发生后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们就像捕鸟的猎犬一样忙碌，”一名射击训练教官说，“很难描述我们的效率提高了多少。”[7]上层军官忙得焦头烂额，难以回复每一条指示，所以各级军官和士兵都得行使更大的权力。他们在没有接到确切通知的情况下便意识到，即使上层态度不明确，他们也没有时间犹豫。这种新的意识使他们做起事来干脆果断，文书工作以及合法授权问题可以等日后有时间了再处理。当海军少将兼码头管理局局长本·莫雷尔（Ben Moreell）被要求拨款建造一个新的防空炮训练中心时，他的回答非常符合新精神。“见鬼”，他说，“想要多少钱我都给你。我才不管该死的法律怎么规定的。”

飞到珍珠港亲自评估损失状况的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于12月14日周日晚上回到华盛顿。周一上午，他在海军部第二层“甲板”（楼层）的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纽约太阳报》的格伦·佩里写道：“出席发布会的人非常多，头一次有这么多人聚在他这里。他的办公室里挤满了人，检查证件花了很长时间。他等着，镇定地抽着烟斗。”[8]弗兰克·诺克斯是西奥多·罗斯福的老门徒，美西战争中曾在“莽骑兵”军团（第一合众国义勇骑兵团）服役。1930年，他成为《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的出版商和共有者。虽然诺克斯个人是效忠于罗斯福的，但是他的报纸却强烈抨击罗斯福新政，而且他本身是1936年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1940年，诺克斯接管了海军部。与此同时，另一位杰出的共和党人亨利·史汀生出任战争部长一职。由于反对共和党在1940年竞选活动中的孤立主义施政纲领，他们两人接受了罗斯福的邀请，加入了内阁。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报纸编辑，诺克斯知道如何让记者言听计从，而且表现得游刃有余。诺克斯透露了许多出乎他们意料的消息，让他们惊讶不已，这也减弱了他们刨根问底的劲头。他承认，“亚利桑那号”和“犹他号”战列舰，以及三艘驱逐舰和一艘布雷艇都被炸毁；他还承认“俄克拉何马号”已经倾覆，但预计它能够被扶正并重新服役。[9]他称其他军舰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有的即刻就能修好，有的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来维修”。[10]谈及伤亡人数，他用“惨重”来形容。记者们刨根问底时，他承认大约有3 000人死亡。诺克斯认为日本军队的袭击“计划十分周密而且实施起来游刃有余”，但是他坚称珍珠港海军的士气十分高涨（事实并不完全如此），还补充说，“我希望那群浑蛋还会再来”。[11]他高度评价了海员们在这场突袭事件中的英勇壮举，致悼词颂赞了将生命奉献给崇高事业的烈士们。他的这番话时机很好，媒体根据他的发言争相报道，而且都采纳了他的主旨。

不过，令人不快的问题仍然存在：美国海军怎么对偷袭一点防备都没有呢？这是谁的错？接下来又会让谁来为这场灾难负责呢？国会中一直回荡着愤怒而不满的声音，有人要求把当地指挥官送上军事法庭，有人甚至要求海军部长诺克斯本人引咎辞职。[12]在对夏威夷进行短暂访问时，诺克斯对金梅尔将军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已经不可避免地被选为了替罪羊。诺克斯对前来参加记者会的记者表示，他们即将启动一项“正式调查”，确认是否存在“玩忽职守”的情况。[13]但他也明确表示“海陆军没有保持备战状态”，因此加深了大家先入为主的想法，即当地的指挥官应承担主要责任。[14]金梅尔及当地陆军指挥官沃尔特·肖特被解除了职务，媒体对他们进行了有失公正的嘲弄。接下来的战争期间，他们被迫接受了诸多难以忍受的调查，而这些调查旨在将众矢之的从华盛顿的上级部门身上引开。

金梅尔的继任者是海军少将切斯特·尼米兹，他当时56岁，此前任航海局局长。这一决定是罗斯福做出的，而且在做此决定的时候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星期二早上，他对诺克斯说：“通知尼米兹即刻出发去珍珠港，等打赢战争再回来！”[15]很快，尼米兹将军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接电话的是尼米兹尽职尽责的司令秘书H. 阿瑟·拉马尔上尉。来电者要求让“切斯特”听电话。拉马尔上尉没有听出电话另一端那低沉、洪亮的声音是谁，而且觉得“备受冒犯，竟然有人对我们将军直呼其名”。他询问来电者叫什么名字。“我是总统，”回答简短而生硬，“让他接电话。”[16]

尼米兹和总统进行了简短的通话，然后匆匆走出去，上车前往三个街区外的白宫。两小时后，他回来告诉拉马尔：“我要去太平洋了。”

人们描述切斯特·尼米兹时通常会用到“银发”这个词，因为他一头银发，与他那锐利的蓝眼睛和红润的肤色形成鲜明对比，让人印象深刻。他的眉毛同他的头发一样是银白的，两者赋予他一种庄严感，让他看起来如同一位年长的智者。他的眼睛极具表现力，能在脸上没有其他表情的情况下传达出温暖、怀疑、遗憾、欢乐或愤怒的情绪。参谋给他起了个绰号：“蓝眼睛男人”。他身体很强健，年轻时帅气十足，堪比电影明星——体格健壮，身形完美，下巴结实，棱角分明的脸上正气凛然。56岁的他依然相貌堂堂。通过长距离的散步和高强度的网球锻炼，他身体一直很健康。

这是尼米兹第二次获得指挥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机会。在1941年初，他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他觉得自己资历太浅，还不能跻身上将的行列。如果当时接受了任命，他会连升几级，越过职级表上高于他的五十多位将军。尼米兹说，接受这一任命会激起他们的不满，导致他难以顺利地执行这项工作。现在，美国正处于战争之中，没有人那么在意海军等级排序的细节，而且无论如何，这项任命已经以命令的形式传达了下来。

尼米兹像海军部的大多数同僚一样，一直在连轴转。在战争爆发后的三天三夜里，他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除了喝点儿妻子用保温瓶给他带来的汤以外什么都没有吃。度过第三天后，他过了午夜才回到家中，爬到床上睡了三四个小时，然后在黎明起床，继续回去工作。[17]航海局虚有其名，它其实是海军的人事部门。随着战争爆发，尼米兹和手下都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电话铃声几乎不间断地响着，每天的电报穿过尼米兹办公室套房的清漆木门，如潮水般涌入。丧生的军官必须有人顶替，失去作战能力的战舰上的军官必须重新安排，快速动员起来的舰队必须马上派出军官去管理。航海局还接到了一项残酷而必须执行的任务：统计出准确的伤亡人员的名单并通知遇难人员的家属。在战争早期的那些日子里，尼米兹有时要被绝望压垮了，因为上上下下都弥漫着绝望的气息。他对航海局的一位上校说：“我们这次真是惨败。我都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恢复元气。”[18]后来他还向一个朋友吐露心声：“从12月7日日本投下炸弹那天起，一直到至少两个月以后，几乎每天情况都会变得更加混乱无序，也显得更加无望。”[19]

尼米兹将军走回Q街2222号的家，发现妻子凯瑟琳受了风寒，病倒在床。他告诉了她这个消息。“你一直都想去指挥太平洋舰队，”她说，“你一直把这看作至高无上的荣耀。”“亲爱的，”他回应道，“太平洋舰队此刻在海底。这里没有人必须知道这个消息，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20]她帮他收拾了两箱行李，里面装着白色和卡其色制服。他没有带蓝色制服，因为夏威夷是热带气候，一般不会穿到。

12月18日的报纸报道了金梅尔被解职与尼米兹上任的消息。报道中刊登了尼米兹身穿海军戎装的照片，我们看到的是一位面颊瘦削的将军，嘴角平直，神情冷峻，眼睛深邃。就任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尼米兹连升两级，从海军少将（二星）直接晋升为海军上将（四星）。《纽约时报》形容他是一个“满头银发、皮肤黝黑的得克萨斯人”，并详细介绍了其海军生涯，着重描述了他的英雄事迹——1912年时身为海军上尉的他曾救起一名溺水的海员。[21]《纽约太阳报》的格伦·佩里在日记中写道：“华盛顿当局认为这是明智之举，公众信心必将高涨。”[22]尼米兹在海军界外几乎无人知晓，似乎天生不事张扬的他，留给大众的印象是一个“严格要求属下日落而归”的人——作风严谨，毫不通融，且不苟言笑。这种印象大错特错，但是对于当前的局势而言，公众有这种印象倒没什么坏处。这个形象与其军衔与职务是相称的，尤其是在战时。实际上，尽管他严格遵守海军规章，只消一个眼神或低沉的嗓音便可震慑他人，但他与生俱来的领导风格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本人的温情。

珍珠港事件虽然才过去一个半星期，但战争似乎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那么漫长。尼米兹已经没日没夜地操劳了整整十天，身心俱疲。海军部长诺克斯已安排好飞机，准备将新任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送往西海岸，再让他在那里换乘飞机前往夏威夷。但是尼米兹没有登机——用他的话说，他需要几天时间“来补充睡眠，整理思绪”。[23]他想的是乘坐火车，花三天时间到达加利福尼亚州，这样他可以在舒适的普尔曼式列车里养精蓄锐，处理堆积在文件箱里的简报。他将于12月19日星期五离开，三日后抵达加利福尼亚。

直到星期四他仍工作到深夜，不过星期五早上的时间他留出来陪伴家人，去学校观看了女儿玛丽的圣诞表演。他的妻子、儿子及另一个女儿不知道他此行会离开多久，但作为一个海军家庭，他们早已学会了接受长期分离的考验。谁都没有流泪。“我一点都没有失控，”尼米兹夫人后来回忆道，“我母亲教育我要接受不可避免的事，不去无谓地哭泣。你必须经历风雨。”[24]到了联邦火车站，站台上挤满了军人和游客，尼米兹登上了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上的“国会专用”列车，赶往芝加哥。忠诚的副官拉马尔上尉与他同行，奉命保障尼米兹饮食正常，睡眠充分。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詹姆斯·O. 理查森将军给了拉马尔两瓶“老祖父”波本威士忌，叮嘱他每日晚饭前为尼米兹倒满“两小杯”。[25]为安全起见，两人此番出行全程都身着便衣，使用化名。尼米兹的车票上用的名字是“弗里曼先生”——他妻子的娘家姓氏。

火车驶出了华盛顿，扎进了马里兰州乡下错落有致的玉米地里。傍晚时分，夜幕降临，拉马尔打开了威士忌。一两杯酒下肚后，尼米兹向拉马尔展示了自己平时在办公室从不示人的另一面。他乐呵呵地说起了笑话，甚至讲起了黄段子。他还教这位上尉玩克里比奇牌戏，然而拉马尔无法将精力集中在纸牌上，尼米兹最后放弃了，自己玩起了接龙。后来他们去吃了晚饭。当晚，他们在摇摇晃晃的床铺上酣睡如泥，火车驶过了上中西部的工业中心——匹兹堡、扬斯敦、阿克伦、加里——次日清晨，当远处芝加哥的摩天大楼映入眼帘时，睡醒的尼米兹“心旷神怡，感觉自己能应付眼前的局面了”。[26]

这名未来的舰队司令1885年出生在得克萨斯州弗雷德里克斯堡一个用石灰岩建造的小房子里。这座城市位于奥斯汀西部山区，是德国移民的聚居地。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主干道上的尼米兹旅馆的红瓦下长大，该旅馆为其祖父所建，由他父亲和叔叔经营（后者在尼米兹父亲过世后娶了他母亲，成了尼米兹的继父）。他的祖先是萨克森日耳曼人，属于有头衔的武士贵族阶级：冯·尼米兹家族的世系可以追溯到12世纪，他们曾获得过盾徽。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他曾祖父一辈时，家道中落。他的曾祖父被迫变卖家产，外出谋生，成为商船船长。1840年，他的曾祖父移民至美国。

在孩提时代，家里不允许切斯特抛弃德国的传统：在家里和镇子上，他既讲德语又讲英文。为纪念其曾祖父的航海生涯，尼米兹旅馆的外观像一艘汽船，而内部细节尽是航海主题。在切斯特6岁的时候，他们全家搬到了克尔维尔，他们在那里开了另一家旅馆，名叫圣查尔斯，这是一个简陋的乡村旅馆，生意惨淡，一家人苦苦经营着。切斯特早已习惯于做苦力活。尚为孩童时，他便在黎明前起床做家务——清扫、拖地、除尘、砍柴、生火、倒垃圾。从12岁起，他为当地的屠夫跑腿送肉，每周赚一美元。在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他不穿鞋。在旅馆前台干活干到晚上十点钟是家常便饭。然后他会上床睡觉，黎明前起床开始下一天的工作。

尼米兹没有奢望过读大学，他的家庭根本负担不起。但是1900年夏天，他15岁的时候，两名美国陆军中尉下榻在尼米兹家的旅店。他们带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西点军校对符合入学条件者免除学费。他写信给当地国会议员，得知该地区当年的西点名额已满，但仍剩有一个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名额。该名额将在第二年春天举行的竞争激烈的考试中决出。他是在中学提前一年申请的，因此还没有学完所有相关课程。尼米兹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在破晓前的黑暗里静心读书。镇子上的人都很喜欢他，管他叫“棉花头”，因此，当他宣布要参加这次考试时，许多邻里都乐意为他提供帮助。当地一位教师帮他补习代数、几何、历史、地理和语法，他的中学校长也为他补习数学。1901年春天，尼米兹以该地区考生中的最高成绩顺利过关，获得了成为1905届海军学院学员的机会。

从一开始，事实就表明尼米兹选对了职业。日常训练虽然艰苦又紧张，但与他在得克萨斯的生活比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海军学院学员起得再早，也没尼米兹在家里起得早。他们住在一个不避风雨的小破屋里，但尼米兹从未有过奢华的生活，也从未期望过别的什么。虽然他很穷，但在学院里这对他没什么影响——他在同学中很受欢迎，展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领袖气质。学习上从没有什么能难住他。数学是唯一一门让他觉得有些吃力的科目，但即便如此，他的成绩仍然名列前茅。他戴上了三道杠，并且被任命为第8连连长，这是一份很高的荣誉。毕业时，全班114人中，尼米兹名列第7。

“他似乎是一个笑对过往，对未来满怀信心的人。…… 他做事像德国人一样沉着稳重，能够探知事情的真相。”[27]这是1905年《海军学院年鉴》的编辑们对20岁的切斯特·尼米兹的评价。这段引自华兹华斯的《远游》（Excursion）的诗句十分贴切，道出了尼米兹的安静、谦逊和友善的品质。他面色和蔼，举止大方，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满足。他拥有那种罕见的灵魂，既高度自信，又质朴谦逊。

在早期的海军生涯中，尼米兹在许多部门干过——在海上和岸上都待过，上过炮艇、潜艇、驱逐舰、巡洋舰和战列舰，做过征兵、人事管理以及制订作战计划等工作。年轻时，他在位于东亚的美国亚洲舰队服役。1905年，他被安排在“俄亥俄号”战列舰上服役，随船前往东京湾。在那里，他遇到了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从1909年起，尼米兹在海军新建的潜艇部队服役。1912年，尼米兹因挽救了二等司炉W.J. 沃尔什的生命而被授予银质救生勋章。当时，这名司炉被一股巨浪冲下E-1潜艇的甲板，并被卷走。26岁的尼米兹上尉纵身跳入大海，朝着那个不会游泳的司炉游去。他帮沃尔什一直漂在海面上，直到救生船赶到。同年年底，尼米兹被授权指挥大西洋潜艇部队，当时他仍然是上尉军衔。1912年，他在海军军官团的行业刊物《海军学院学报》（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潜艇战术的文章，成了公认的潜艇战术专家。他还成了海军柴油内燃机潜艇的一流专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华盛顿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工作，后来担任“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的副舰长。他还前往海军战争学院进修，这是每个军官晋升将级军衔之前都必经的过程。在这里，他学习了《橙色战争计划》，推演在太平洋上抗击日本的方案。后来他说过这样的话：“有人曾问我太平洋战争应该怎么打，我说就像在海军战争学院我们在纸上演练的一样打。1923年在那里学习的时候，我就打了一整场太平洋战争。”[28]

1912年，尼米兹上尉向马萨诸塞州一名船舶经纪人的女儿凯瑟琳·万斯·弗里曼（Catherine Vance Freeman）求婚。“如果您真的爱我，”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这样说，“我希望您祝贺我与凯瑟琳订婚。……您也许会指责我还不够了解自己，因为两年前我还想和别人结婚。好吧，但两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再是当初那个稀里糊涂的人了。……现在，如果您想让我开心，请给这位小姐写一封友好的信，就当是为了我吧。”[29]他们于1913年4月结了婚，之后一起回到了得克萨斯州的家里。尼米兹的母亲很友好，但其他长辈却不是很高兴。他们用德语在背后窃窃私语，这让凯瑟琳觉得，他们不太想让一个来自北方的非日耳曼人加入这个家族。南方人的身份意识在得克萨斯州仍然很强，内战的阴影还存留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一天晚上吃饭时，尼米兹的一个长辈问道：“切斯特，如果南北之间再战，你帮哪边？”他回答说：“我当然站在联邦一边。”[30]凯瑟琳将这视为一个忠诚的承诺，不仅是对国家忠诚，也是对她忠诚。

他们生了一个女孩，起名叫凯瑟琳·万斯；又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小切斯特（和父亲同名），他将子承父业，进入海军学院，然后在潜艇上服役。他们还有两个女儿，安妮·伊丽莎白和玛丽·曼森。切斯特是一个尽责的父亲，在工作之余，他花了很多时间陪伴孩子。在婚后的头十年中，尼米兹一家先后住在康涅狄格州、德国、比利时、布鲁克林、华盛顿特区、珍珠港以及罗得岛。凯瑟琳似乎不介意不断地打包行李，从一个地方搬到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居无定所地生活。她和孩子们能够接受以海军为家。

在芝加哥停留期间，尼米兹上将乘坐出租车前往老海军码头和海军预备役学校，在那里与老熟人小谈了一会儿，并坐下来理了个发。在那里他了解到威克岛正在全力抵抗日军的新一轮空袭。那天下午，他和拉马尔上尉回到迪尔伯恩站，去赶开往洛杉矶的圣菲铁路公司头号列车“超级酋长号”，这是长途铁路旅行盛期中最负盛名的客运列车之一。在行李搬运员的帮助下，他们住进了舒适的普尔曼式车厢。在下午渐暗的日光中，“超级酋长号”驶出了芝加哥，经过石头路堤、桥梁、涵洞、天桥、屋顶，一路上满是冬日荒凉之景。紧接着，城市依稀隐去，列车来到郊区，进入了伊利诺伊西部的大平原。“穿过地势平缓的乡间，美丽的农场，视野开阔，地平线在很远的远方。”尼米兹上将在寄给凯瑟琳的信中这样写道。[31]拉马尔倒了两杯烈性威士忌，喝完两个人就睡了。

睡醒后，尼米兹打起精神，再次写道：“随着我得到更多睡眠和休息，我开始觉得情况好转起来。我相信，到达珍珠港时，我一定能应对那里的局势。”[32]尼米兹长时间注视着窗外的大平原，这是一片农牧区，有水泥厂、面粉厂、谷仓，还有完全为运输牲畜、粮食、玉米以及家禽而建立的小镇。[33]列车驶过堪萨斯城，这是一座繁荣的大都市和十几条铁路干线的枢纽；接下来穿过一片广袤的平原，景色没有明显的变化，平原上的玉米田一直延伸到天际；后来火车通过道奇市，这是旧边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城镇之一，过去西部的执法者怀亚特·厄普（Wyatt Earp）和比尔·蒂尔曼（Bill Tilghman）就是在此地出名的，不法之徒的尸骨依旧埋在布特山（Boot Hill）上。进入科罗拉多东南部以奶业和苜蓿种植为主的农业地区时，列车会建议乘客们将手表时间往回调一小时。然后是更多的农田，数英里的路上全是洋葱、甜瓜、甜菜和其他作物；随着“超级酋长号”轰鸣着穿越平原，顶部覆着白雪的落基山脉从遥远的西北方映入眼帘。列车驶进这片干旱的地区，经过灌溉渠，这些灌溉渠将珍贵的水送到向日葵田和苜蓿田里，送到种植扁豆和甜菜的广阔田野上；再往后，沿途的小镇里，目光所及处均是晒干的砖坯砌成的民居和楼房。

上车前有人将一个装有高度机密的照片以及珍珠港详细情况报告的帆布包交给拉马尔。“你要片刻不离身地带着这个包，”那人说，“离开芝加哥后再打开，然后把里边的东西给尼米兹上将看。”看到里边的东西后，尼米兹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尽管在离开华盛顿之前，他已经有所耳闻，但他从未想到过这场屠杀的规模有这么大。拉马尔回忆说，战列舰现场的照片“惨不忍睹”，比文字更能展现“珍珠港血流成河的局面”。[34]美国本土很少有人看过这些照片，连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员看到这些照片的也没有几个。场面最惨烈的是“亚利桑那号”的一张照片，整个船体都沉到了水下，船体的上层结构露在水面上，被炸得面目全非，恐怖的黑色浓烟从船体中冒出。尼米兹在一级级晋升的过程中指挥过战列舰。三年前他指挥战列舰分队时，“亚利桑那号”曾是他的旗舰。他很了解它。尼米兹想到了金梅尔。在那年的早些时候，他差点得到金梅尔的职位，但幸运的是他拒绝了。“这原本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他对拉马尔说，“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指挥官身上。”[35]

对于尼米兹这样的已经将40年时间贡献给海军的人来说，珍珠港的失败就像自己的耻辱一样。他信任海军，将在海军服役视为毕生的事业，并且从未想过美国海军会被日本或其他国家如此轻易地、毫无防备地袭击。他一直忠诚于“海军之路”——海军的繁文缛节、守时精神、固执的做事节奏、不可违背的原则等——因为他认为这些要求都是特意设计出来的。1930年，他在1905届海军学院学员毕业25周年的纪念册上写道：“我在海军的生活非常开心，没有任何其他职业能让我甘愿放弃目前的职业。”[36]那并不是空话：尼米兹本来可以离开海军，去个私人企业成为富豪的。1915年，圣路易斯的一家柴油发动机公司曾经以2.5万美元的年薪聘请他。那时他是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的一名上尉，与妻子和两名襁褓中的孩子居住在弗拉特布什街的一个狭小公寓中，海军每月给他的工资是288美元。他告诉招聘人员：“我不去，谢谢。我不想离开海军。”“钱不是问题，”公司的招聘人员坚持不懈，“你开个价吧。”“不，”尼米兹说，“我不想离开海军。”[37]

小切斯特记得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和父亲有过一次谈话。他父亲说，自己希望有一天能获得最高职务，海军作战部长的职务。小切斯特问他要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尼米兹说，他会像之前那样竭尽全力，并且“他坚信，每个人在海军都能得到应得的东西”。[38]

小切斯特跟他父亲的传记作家说：“我父亲特别喜欢跟人打交道。他其实对海军的大炮和技术不感兴趣。”这个判断有点不合理，因为尼米兹曾经是海军中最优秀的柴油机专家。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职业生涯的后半段，当他为更高的职位做准备时，他关注的是领导的总体原则。他密切观察指挥官中最优秀的那些人，并且有意识地模仿他们。如果说他有专长的话，那就是擅长培养和管理海军的人力资本。他作为领导者、管理者、裁决者和激励者时最能发挥天赋。20世纪20年代末，他被派往伯克利任海军科学和战术方面的教授。在那里，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将学生招进海军预备役项目，这是他一直都非常在意的一个项目。他非常喜欢跟“极具独立精神、思想自由的年轻人一同工作，试着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39]

1935年，他开始在航海局也就是海军的人事部门任职。他在这个部门担任过两个职务，其中的第一个职务要负责海军“采购、培训、人员晋升、任务分派、掌管军纪”的工作。他善于选贤任能，把他们安排在能够发挥自己才能的部门。航海局命他掌管两个主要的海军军官培养单位，一个是海军学院，一个是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Naval Reserve Officer Training Corps，缩写为ROTC）。此外，所有的新兵训练营和其他特殊训练学校和项目也归他管理。他推出了一项有争议的政策，去掉了预备役制服和正规海军军官制服的所有差异。这个旨在提高预备役人员权威的政策在“安纳波利斯集团”中不受欢迎。但是，它避免了像在英国海军中存在的那种差异。在英国海军中，预备役军官身穿波浪金条纹制服（贬义的绰号“波浪海军”就是因为这身制服得来的）。[40]当上航海局局长后，尼米兹向所有舰船和基地的将级军官发出了一则消息，让他们都用预备役人员作为个人助理，并让海军学院毕业生去执行海上任务。尼米兹心里一直铭记着马汉的信条：好船员加上坏舰艇比坏船员加上好舰艇更能打造一支好海军。他本人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的，但是如果这个小圈子里有谁伤害海军的利益，他绝不姑息。

在罗斯福执政期间，海军建设有了长足进展。1934年、1938年和1940年制定的几个重要海军支出法案导致海军急需招募各级军官和士兵。（1940年的《两洋海军法案》旨在建设两支可以独立作战，同时又不违背马汉集中优势兵力原则的大型舰队。它授权海军舰队的规模扩张70%，为此拨款了40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当时急缺人手，而尼米兹是整个海军中提供人手最多的。他通过在报刊上打广告为海军募兵。新兵的基本训练期从8周缩短至6周。海军学院的班级增设了25%，学术课程从四年缩短到三年。新的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在全美国的大学里设立。为了应对海军不断增加的行政工作和文职工作，他还开始雇用成千上万的女性担任海军文书军士。

他不是飞行员，也从来没有在航空母舰上工作过，但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海上度过的——这是所有海军军官都应当做的——他还分别在驱逐舰、巡洋舰和战列舰上任过职。他做过一系列重要的参谋工作，制订过作战计划，指挥过巡洋舰分队，也指挥过战列舰分队。在海上，他始终相信下属知道各自的职责所在，相信他们知道该怎么做，除非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他们不知道。他没有采用暴力的指挥风格，给了下属很多施展的空间，只有当他们显露出自满或无能为力时，他才插手。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以低沉的声音礼貌而直率地告诉那个人，他的表现不够好。拉马尔说：“尼米兹从来没有大声说过话，而且在我和他一起服役的这么多年里，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过脏话。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他能够平静而沉着地使某个海军少尉甚至使哈尔西将军镇定下来。他从来没有公开表达过不满，只有看到他咬着嘴唇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心里不高兴了。此时他蓝色的眼睛里会闪出冷冷的光。”他不是苛刻的上司，很关心下属的福利问题。拉马尔回忆说：“不论何时，在我们外出工作的时候，他都不会忘记问我，后勤兵或驾驶员是否都有吃的。”[41]但是他也不缺乏军事指挥官在战时所需的冷酷和无情。后来，到了1943—1944年，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受的损失不断增加，他说：“这是指挥官的责任。你必须派人去牺牲。”[42]

尼米兹在“超级酋长号”上研究了图片和简报后，开始全方位地深思这个摆在他面前的挑战。他要接管的是一个散乱的指挥体系、一支瘫痪的舰队和一群士气低落的士兵。他到达夏威夷的时候，正是人们普遍担心这座岛会被敌人占领之际。他要负责指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战，而且他指挥的战区的面积，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位军事指挥官指挥的战区。他掌管的舰队最终将摧毁日本海军，并将战争引入西太平洋地区，其规模与以往的任何一支舰队都有根本的不同。它需要调动整个美国的经济和全体美国人。周日，尼米兹再一次写信给凯瑟琳，这一次他的语气更加谨慎：“我睡了个好觉，醒来时神清气爽。但是今天在看了报告和评估后，我很难保持乐观。也许在我真正抵达并从第一眼的震惊中缓过劲来后，情况会好一些。”[43]

火车继续前进，穿越了多彩的荒漠，这是平顶山和红色砂岩峭壁组成的壮丽景观。[44]纳瓦霍部落的妇女在沿途小镇的车站售卖毯子和珠宝。尼米兹又试着教拉马尔玩克里比奇牌戏，但仍以失败告终。进入亚利桑那州后，窗外的景色依旧，从火车的窗户向外可以看到霍皮人废弃的村庄，孤独的仙人掌零星地散布在丘陵上。到了塞利格曼，他们的手表又往回拨了一小时。他们跨过科罗拉多河，进入加利福尼亚的尼德尔镇，进而穿越莫哈韦沙漠那人迹罕至的平原，远处是烈日炙烤下荒凉的群山。随着他们进入加利福尼亚的中心地带，土地渐渐变得肥沃起来。他们很快便看到了苹果园、桃园和樱桃园，接着是成片的柑橘园和柠檬园。他们穿过了丰塔纳，亨利·凯泽会在那里于两年之内建成落基山脉以西第一座综合钢厂。继续向西行进，路旁排列着棕榈树的平房社区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广告牌林立的公路从铁道两侧延伸向远方；接着，建有篱笆的生菜田旁边突然出现了仓库、罐头工棚、冷冻厂房等建筑，田间遍布着用于引水灌溉的管道和沟渠。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一座又一座桥梁，途径帕萨迪纳后，“超级酋长号”于周一早晨驶入了洛杉矶。

尼米兹与即将飞回华盛顿的拉马尔握手告别，随后乘坐联运火车前往圣迭戈，在12月22日下午抵达。在那里，他作为当地海军航空站指挥官的客人过了一晚。他计划乘坐PB2Y-2“科罗纳多”水上飞机前往瓦胡岛，但是由于12月23日遭遇狂风暴雨，起飞碰到了很多困难。飞机的一个翼尖老是在水中拖行，于是飞机滑行回了基地，起飞失败。第二天是圣诞节前一天，天气好了一些。尼米兹上将对飞行员和其他机组人员在节日期间无法跟家人团聚表示了遗憾。临行前，尼米兹写信给妻子，在结尾处表达了下面的想法：“我只希望不辜负你、总统以及海军部对我的期望。我发誓竭尽所能。”[45]下午四点，这架大型水上飞机满载着为长途飞行而准备的燃料，从水道上呼啸滑过，摇摇晃晃地升上天空，飞往了珍珠港。

在绝望的两个星期中，威克岛上的小规模守卫部队一直在顽强抵抗日军海空两路的袭击。这片环礁是地球上最偏远的地方之一，它是由泥沙、灌木和珊瑚岩组成的V形珊瑚礁，距离瓦胡岛2 300英里，离东京2 000英里，向南600英里是马绍尔群岛北部的偏远程度略逊于此的环礁；从马绍尔群岛的日本机场出发的飞机每天都对这里进行轰炸。威克岛以及威尔克斯和皮尔这两个姊妹岛，总共加起来约有三平方英里，是古火山被淹没后剩下的一部分。它们中间是一个鲨鱼经常出没的、钴蓝色的潟湖，这里面水位太浅，布满密密麻麻的珊瑚岬，无法让任何船只停泊。这三座岛的海拔最高处只有20英尺，离海平面太近了，船只有时候从离它们只有十几英里的地方经过，也看不见它们。岛上没有棕榈树，没有淡水水源，除了鱼以外没有任何食物，只有不会飞的鸟、寄居蟹和那些几十年前甚至可能几个世纪以前从到访的船只上留下来的老鼠。珊瑚上长着一片原始的灌木丛。海浪拍打着岸礁，海涛声是威克岛永恒的背景音乐。这声音虽然说不上是让人不悦，但浪声很大，人们说话的时候必须提高音量。接近小岛的飞机的引擎声，直至出现于头顶上方才能听到——这有点危险。

威克岛唯一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中途站，是岛链中的一环，这条岛链由瓦胡岛、中途岛、关岛和菲律宾群岛等岛屿组成，将美国与亚洲相连。该岛于1899年并入美国，最初作为跨太平洋海底电缆的中继站，后来成为泛美航空公司中国特快班机的装煤站和加油站，该公司的四引擎水上飞机一周两次在这里的潟湖上降落。1941年1月，海军建造了一条4 500英尺长的碎珊瑚跑道，并一直努力利用现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为飞机改善防御设施和地面支援设施。为了给大型船舶建立锚地，他们疏浚潟湖的水道，并用炸药炸掉露出的珊瑚礁。约有1 000名平民建筑工人正在将皮尔岛上的泛美公司的设施改建为扩大的飞机场。这里设有两个军营，每个军营都有营房、办公室和仓库，位于威克岛的两端。第一海防营的450名官兵驻守在威克岛和威尔克斯岛南部岸边的炮台和防御工事中，其中许多人都住在帐篷里。这片环礁的全部航空力量由海军陆战队第211战斗机中队（VMF-211）的12架F4F-3野猫式战斗机组成，它们是战前四天从“企业号”上飞来的。

12月8日中午（当地时间），在珍珠港遇袭数小时后，威克岛便遭到了34架G3M中型轰炸机的袭击，这些轰炸机来自马绍尔群岛的罗伊岛。云层下的轰炸机从海拔1 500英尺的空中由南面滑翔俯冲。直到第一颗炸弹爆炸前一分钟，才有人看到它们或听到它们的声音。[46]4架野猫式战斗机正在1.2万英尺的高空中巡逻，但并没有察觉到1万英尺下的日本轰炸机。还有两架飞机已经接到命令升空，但还没有起飞。8架新的蓝灰色海军陆战队战斗机（占了威克岛2/3的空中力量）几乎机翼并着机翼，停放在跑道边缘。由于这个狭小的机场没有足够大的空间，所以它们没法隔出适当的距离。G3M轰炸机排成紧密的“品”字形编队从人们头顶呼啸而过，极其精准地投下了60千克的杀伤炸弹，这些炸弹径直落在停放的飞机之间和邻近的机械库上。与此同时，日本的机枪手也在扫射外面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他们在机场上四散奔逃，有几十个人在跑道上被射倒。这场袭击进行得很快，轰炸机突然出现，又迅速离去了。它们向左转弯，前去袭击2号营地和皮尔岛上的泛美航站楼，摧毁了那里的好几座建筑物和设施，并且打死了10名泛美的员工。接着它们再次左转，向南迅速撤离。无论是高射炮手还是正在空中巡逻的4架飞机都没能及时做出反应，攻击者逃得无影无踪。

当2号营地指挥部的天花板上出现一连串弹孔时，威克岛的高级军官温菲尔德·斯科特·坎宁安（Winfield Scott Cunningham）中校才知道他们遭到袭击了。他跳进皮卡，然后沿着主路前往机场。在那里，透过闪烁的火光，他看到了8架珍贵的野猫式战斗机烧焦的残骸，“机身从一头到另一头都冒着火舌”。两个大型航空燃油罐被直接击中并且爆炸，机场周边的汽油桶也在燃烧。黑色的油烟从火焰里翻滚而出，往下风方向吹去。帐篷被机枪打得粉碎：空中的日本机枪手没有错过任何目标。飞机跑道坚硬的珊瑚表面上“密密麻麻地散落着尸体碎块”。[47]

与菲律宾和马来亚的情况一样，日本最初的空袭来得快，跨越距离惊人地长，而且攻击水平超过了盟军飞行员的预估。“我们地面上的飞机就像嘉年华射击馆里的目标，固定在那里，无法还击。”幸存的飞行员约翰·金尼上尉写道。机场上的8架野猫式战斗机中，有7架被摧毁，第8架严重受损，不过经过大修之后还能升空。这样就只剩下5架战斗机来对抗接下来的一次次空袭。扫射和轰炸对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造成了极大的伤亡。VMF-211的55名地面工作人员中，有23人身亡，11人受伤。[48]所有的机械师都受了伤。在战斗的最初几分钟里，这个中队就有超过一半的人伤亡。

坎宁安和他的军官正确地猜测出这次袭击来自罗伊岛或者马绍尔群岛北部某个简易机场。他们推断日本的轰炸机不会在夜间飞行，所以倒推出来，日军的下一次空袭将在第二天中午到来。飞行员和机械师，包括几名可以行走的伤员，一起维修5架可用的飞机。他们从民用承包商那里借来推土机，挖了粗糙的护墙，来安置那些幸存者。剩余的航空燃油罐被分散到了远离机场的地方。[49]卡车把伤员运到了2号营地的医院。停泊在潟湖上的泛美水上飞机被击中了几次，万幸的是其关键的系统都能够修复。公司请求让这架飞机飞往夏威夷，并且尽可能多带一些雇员，坎宁安批准了这一请求。（让坎宁安感到气愤的是，公司将所有的非白人员工都留下了。）[50]为了鼓舞士气，保持最起码的体面，死者的尸体必须要在被岛上贪婪的螃蟹包围之前转移。葬礼勤务队一直在努力赶走大群的螃蟹，直到一辆自卸卡车到达并将尸体运送到2号营地。在那里，尸体被放置在营地中的一个冷藏库里，和火腿以及牛肉放在一起。

正如估计的那样，第二天的空袭在正午前不久到达了，但这次27架G3M轰炸机是从大约1.2万英尺的高空投下的炸弹。这一次投弹的准确性也令人震惊，2号营地剩余的建筑大多也变成了冒烟的废墟。皮科克角上的一架高射炮被摧毁，一架5英寸岸炮的火力控制设备也有所损坏。所有幸存的野猫式战斗机都在空中迎敌，并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海军陆战队的高射炮也开火了，击落了一架敌机，还有一架在向南逃窜时尾部冒烟了。简易机场没有严重损坏，但是正如金尼上尉说的那样，“2号营地附近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平民和海军的棚屋被打得千疮百孔，机械库和仓库都被夷为平地。然而，这天遇袭最严重的是2号营地的平民医院。当炸弹再次落下的时候，头一天袭击中受伤的人们都在医院里。医院遭到了至少一次直接的轰炸，甚至被炸了好几次，迅速着起大火”。[51]病人和医务人员被转移到两个空的弹药库里，这里黑暗而不透气，但是在抵御炸弹弹片时至少能起到一点作用。

被包围的守军开始挖掘堑壕，准备迎接持久战，对海军赶来救援不抱什么期待。空袭几乎每天都在持续，通常在中午到达。飞行员和机械师缺少维护手册、零部件和工具，他们拆卸机场上被炸毁的飞机上的零件，尽最大的努力让所剩无几的野猫式战斗机保持飞行能力。从每天早上10点左右，4架战斗机就开始在环礁上空巡逻。12月10日，它们击落了两架敌方轰炸机，高射炮的炮火也很猛烈，似乎击伤了另外两架。但是，日军的双引擎三菱轰炸机投放的一枚炸弹直接落在了威尔克斯岛的一个仓库棚子里，这里存放了125吨炸药（平民工程师用它们来疏浚通往潟湖的水道）。巨大的爆炸摧毁了一架高射炮以及半英里外的一辆探照灯卡车，并且引爆了0.25英里内所有的海军陆战队弹药（3英寸和5英寸的炮弹）。一个岸炮的测距仪被摧毁。令人惊讶的是，只有1人死亡，4人受伤；但是岛上的驻军人数已经少之又少，损失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承受的。

12月11日凌晨3点，海军陆战队瞭望员在南方地平线上发现有模糊的轮廓在移动。“它们就像在海上缓慢移动的黑色幽灵一样。”查尔斯·霍姆斯中士回忆道。[52]观察员们借着弦月的光亮仔细观察那些移动的轮廓，很快就得出了结论——那是一列舰船。坎宁安中校警觉起来。一些人希望那是友军，是来自珍珠港的救援部队，有些平民承包商甚至带着大包小包跑到海滩上，希望成为第一批上船的人。无论是坎宁安还是海军陆战队驻军指挥官詹姆斯·德弗罗少校都决定暂不开启探照灯，在舰船进入近距离之前不开火。（两人都宣称这个决定是自己做出的，导致战后两人之间有点龃龉。）[53]如果这一列舰船里有巡洋舰（确实有），那么上面的舰炮可能比威克岛上的5英寸岸炮更大，射程更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敌人可能会选择远程火炮对射，美方将处于严重的劣势。德弗罗下达了严格的命令，不许开火，要求手下“保持安静，直到接到我的命令”。[54]随着舰船越来越近，海军陆战队员越来越紧张：黎明前的这种紧张状态比实际战斗更加让人难耐。下士伯纳德·理查森后来承认：“我们吓得要死。我们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似乎被包围了……心里很清楚我们会落入敌手。”[55]

这支入侵部队是两天前由海军少将梶冈定道指挥从马绍尔群岛中的夸贾林环礁出发前来的。这列纵队中有13艘军舰：6艘驱逐舰、3艘轻型巡洋舰，还有4艘载有450名士兵的运输舰。梶冈率领舰队直接向南部的海滩靠了过来，他显然认为美军的岸炮在过去三天的空袭中都被摧毁了，完全没有发觉自己已经被发现，而且进了埋伏圈。凌晨5时，东方出现了黎明的一抹蓝光，舰队距离皮科克角还有4英里——梶冈的旗舰“夕张号”巡洋舰向左转，与威克岛的南部海滩呈平行状态。其他军舰也开始随着转向。几分钟后，“夕张号”开火了。从这个范围开火，炮弹是以较低的弹道飞来，不断从美军士兵的耳畔轰鸣飞过。没有一发炮弹命中海滩上的岸炮，这些岸炮仍用迷彩网遮着，海军陆战队员也仍然坚守在掩体和散兵坑中，但是1号营地附近的两个油罐被击中并燃烧起来。日本的运输舰拖在后面，开始把登陆部队换到小船上。

清晨6时15分，海军陆战队员们感觉仿佛已经等了几个小时。德弗罗少校下令开炮，海滩上的5英寸岸炮纷纷开火。驻守皮科克角的炮兵A连对准“夕张号”开火。第一轮齐射角度偏高，击中了偏南的一艘驱逐舰；炮手们压低角度，在5 700码左右的距离有4发炮弹接连命中“夕张号”。“夕张号”的右舷被炸出了一排洞，冒出浓烟；但是它很幸运，所有的炮弹都打到了水线以上，虽然速度受到了影响，但仍然能逃离战场。它掉转船头，向南逃窜。威尔克斯岛的炮兵L连由约翰·A. 麦卡利斯特上尉指挥，他们的射击范围能够覆盖整个敌舰纵队，但是他们的第一轮射击对准的是三艘驱逐舰中最近的一艘。这三艘军舰在7 000码范围内排成一列。被击中的是“疾风号”，它很快就沉没了。

在前一天的轰炸中，L连的瞄准设备已经被毁，麦卡利斯特不得不借助一种历史悠久的技术，通过试射并观察弹着点来确定有效射程。凭借跟另一个阵地通话获得的援助，L连的弹着点慢慢接近了目标。“疾风号”朝数轮齐射的火力网冲过来并左转，把整个侧面朝向海滩。“疾风号”这一斗志昂扬的举动只是让这个勇敢的“罐头”[56]完全暴露在炮兵L连的下一轮齐射之中而已。炮弹击中了船身中部，并引爆了弹药库。一阵剧烈的摇晃过后，一道白光闪过，“疾风号”断成了两截儿——船头漂往一边，船尾漂往另一边，在海上可怜巴巴地浮动了一小会儿之后，迅速沉没了，船上的168人葬身大海。炮手们禁不住欢呼雀跃。L连的副排长亨利·比德尔厉声喝道：“别太高兴了，你们这帮蠢货！快回到炮位上。你们当这是什么？一场球赛吗？”[57]

麦卡利斯特调整炮位，瞄准日军的另一艘驱逐舰“追风号”，此舰已掉头向南逃窜。“追风号”释放烟幕弹来掩护自己撤退，但是L连两次成功击中其船舷水上部分。麦卡利斯特向东边更远处的两艘运输舰发射了几颗炮弹。虽然距离接近两英里，有一颗炮弹还是击中了“金刚丸”。最后，麦卡利斯特对准一艘轻型巡洋舰，击中其后炮；该舰尾部冒烟，仓皇逃窜。坎宁安中校后来激动地写道：“今日清晨，什么也无法阻挡炮兵L连取得辉煌战绩。”[58]

在皮尔岛，炮兵B连瞄准的是第二列驱逐舰纵队，这列纵队向北行驶，经过环礁西侧时，一颗炮弹击中了“弥生号”船尾附近的水线以上部分。日本炮手迅速反击，准确性很高，炮弹落在B连四周，炸断了连接附近瞭望塔的火力控制电缆。伍德罗·M. 凯斯勒上尉解释说：“他们一开始的方向修正量很完美，但是由于他们也是水平射击，弹道很低，他们发现我们的位置太低，难以击中。起初，他们的炮弹直接落进我方阵地前的潟湖里，湖面翻滚着黄绿色的苦味酸水花。然后炮弹又越过我们，在北部海滩落下。紧接着他们交叉射击，将我们笼罩在其火力范围中。看到这么多的炮弹在我方炮兵连阵地上爆炸，我们却没有人受伤，真是难以置信。”[59] B连操作阵地中的大炮，又打了几轮齐射，最终又有一颗炮弹击中“弥生号”，而且可能也击中了“睦月号”。这两艘驱逐舰掉头向南驶去，冒出了浓烟。现在整支舰队都在撤退。早晨7时，梶冈少将取消登陆行动，以信号示意全体撤退至夸贾林环礁。

很快，撤退的舰船消失在了南方的地平线以下，但是海军陆战队的反击还没有结束。剩下的4架可飞的F4F野猫式战斗机一直在环礁上空盘旋，保持高度，如果日本航空兵前来与入侵舰队协同作战，它们就可以迅速迎敌。VMF-211的队长保罗·A. 帕特南少校在无线电里说：“好吧，空中好像没有日本人。咱们也冲下去，加入这场派对吧。”[60]

野猫式战斗机纷纷向南追击。这些是战斗机而非轰炸机，不是为了炸沉舰艇而设计的，但是它们都临时挂载了两枚小型的100磅炸弹，还能用0.50英寸机枪扫射敌人的甲板。这4架飞机连续攻击了9次，狠狠打击了正在撤退的日军入侵部队，然后返回离得越来越远的威克岛，去补充炸弹和机枪的弹药。该战斗机中队的空中攻击破坏了日军巡洋舰“天龙号”的一根鱼雷发射管，摧毁了巡洋舰“龙田号”的无线电室，扫射了运输舰“金刚丸”并使其中弹起火，引爆了“如月号”驱逐舰上的深水炸弹舱，致使该舰沉没。这几架飞机都遭到了高射炮和机枪的射击，虽然没有被击落，但是都弹痕累累。一架野猫式战斗机的引擎被射得千疮百孔，在返航途中严重漏油，飞行员被迫紧急降落在海滩上；他离开了，可是他的飞机不能再飞了。

炮手和飞行员击伤了来自夸贾林环礁的日军入侵部队的13艘军舰中的9艘，并击沉2艘。日本方面从未报告这一战的损失，但很可能有500人丧生，受伤人数是其两倍。出人意料的是，美军只有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这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唯一一场仅靠岸炮就击退了两栖入侵部队的战役。海军陆战队员们欢欣鼓舞。炮兵L连的一名炮手说：“当日本人撤退时，你甚至会以为我们已经赢了这场战争。”[61]在经历了三天破坏性的狂轰滥炸之后，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胜利，也是盟军在日本进攻初期所取得的唯一一次胜利。“我非常确定，岛上每个人都士气昂扬，”德弗罗手下的一名中士写道，“有几个路过的士兵停下来祝贺德弗罗。我们又有了某种希望。我们感觉很好。我们是海军陆战队，不是吗？”[62]

然而，威克岛坚持不了多久了。目前只剩两架飞机还能飞。岛上急缺重要的装备、弹药和人力。这里需要增兵，增加军备和物资，否则就要撤离，把这座岛让给敌人。“对于未来，他们不抱任何幻想，也预料到了敌人会加派兵力，卷土重来，”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写道，“但他们认为，海军会认真考虑派兵前来解救他们。”[63]

12月7日下午，波因德克斯特总督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夏威夷开始实行戒严。肖特将军在被解职之前，发布了一则声明，警告当地居民对所有命令“立刻绝对服从。……不论是在言语上，还是在行为上，都不得有丝毫违抗。……所有人都要留意自己的举动，因为任何违犯军令的人都会立刻受到严厉惩罚”。[64]

岛上严格执行灯火管制和宵禁政策：晚上6点钟熄灯，6点半街上不得有人。有意违犯宵禁的人在夜间玩儿起了“躲警察”的游戏：他们跑步穿过空地，躲进灌木丛，或者藏到停放的车辆下面。有一些冒险者因此遭到射杀。巡逻的警察整夜都在昏暗的街道上走动，他们的警告声响彻四周：“灯！灯！关上灯！”[65]不遵守灯火管制的人会被逮捕，带到火奴鲁鲁的宪兵司令面前。他们会抗辩并简短地陈述，之后法院会做出裁决。违犯禁令者一般会被罚100美元（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月的工资）或处以100天监禁。行为较轻者，例如在后院点烟的人，有时会被判献出1品脱（约500毫升）的血。

当地居民必须在脖子或手腕处佩戴标识牌，还要时刻戴着笨重的防毒面具。所有人都必须录入指纹，还必须注射疫苗。每天下午3点半店铺就暂停营业。由于禁止卖酒，所有酒吧和酒馆都关了门。食品、药品和香烟一时间变得稀缺。每天杂货店前都会排起长龙，货架也会被清扫一空。汽油实行配给制，每辆汽车每月仅限10加仑。业余无线电操作员必须上交所有设备。没有特别许可，不得冲洗照片。当地政府通过电话公司总机监听拨往本土的电话，如果来电者有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使用除英文之外的语言，聊起瓦胡岛的天气，监听人员就会切断通信，甚至（采用更可怕的方式）直接打断通话，厉声警告。“监听人员基本上不会问候你，”当地的一名新闻记者写道，“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言语简直就是粗俗无礼。人们认为，这是战争带来的一种罪恶。”[66]

城市基础设施和其他重要建筑物门前堆放着一排排沙袋。屋顶、公共汽车，甚至包括火奴鲁鲁滨海地区的地标性建筑阿罗哈塔（Aloha Tower）都被漆上了迷彩图案。编花环的手艺人被征去制作迷彩伪装网，以遮蔽炮台、卡车和飞机。“夏威夷”这个词被套印在所有纸币上——如果遭到入侵，美国财政部可以宣布这些纸币作废。国民警卫队成员手持装了刺刀的步枪，在交叉路口和桥梁驻守。然而，他们身边的许多民防志愿者只拿着从家中带来的武器，包括匕首、木棍和砍刀。部队用战壕、碉堡和铁丝网封锁了海滩。人们在公园绿地和私人庭院内挖了简易的防空洞，这些防空洞大多只是一些深沟，里面垫着硬纸板，上面盖着锡板。在频繁拉响的防空警报声中，所有居民按命令躲进防空洞，直至警报解除。佩吉·休斯·瑞安的丈夫是驻扎在珍珠港的潜艇军官。她回忆称，自家后院的防空洞里挤满了蟾蜍和蝎子。“防空警报拉响的时候，我们拒绝躲到那里，我们宁愿被炸死，也不愿意跟那些爬着的、蹦着的东西待在一起。”[67]

夏威夷居住着大量的日裔，其中既有入籍的公民，也包括外籍侨民。他们总数约为15.8万，占当地人口的37%。仅在瓦胡岛，就有8.2万日本人。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在空袭之前就已知情，向敌人提供了情报，或者进行了蓄意破坏。海军部长诺克斯也这样说过，他的言论还被当作事实引述。（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这种说法。）夏威夷没有真正考虑过大规模拘捕日裔，因为日裔人数太多了，也是各岛的主要劳动力。事实上，许多夏威夷的国民警卫队成员都有日本血统，他们沿路驻守，遍布整个夏威夷群岛。空袭结束后不久，新来的一批海员搭乘顺风车进入火奴鲁鲁。“我能看到乘客脸上震惊的神情，”司机回忆道，“戴着四道金杠的军士长竟然说：‘天哪，日本鬼子赢了吗？’”[68]夏威夷的日裔虽然从未被关进拘留营，却生活在美国人的怀疑之下。“日裔是善良、守法的公民，”火奴鲁鲁的警察局局长告诉记者，“但是美国和日本打起来了，我半分钟也不相信他们。”[69]

军人的家属接到命令，要撤回本土。统帅部希望更多的人撤回本土，这不仅是为了节约粮食，也是在担心，一旦夏威夷遭到入侵，无法保障妇女和儿童的安全。由于只能提前24小时通知，因此军人的家属需要打包好行囊，随时准备登船，“每天都要从行李箱里取衣物，不知何时就会接到出发的通知”。[70]他们不得不把宠物留下，将家具和其他物件搬到人行道上出售，但卖的人比买的人要多得多。驻守在珍珠港或岛上其他基地的男子，即便距离家人只有几英里远，也往往没法跟家人联系。妻子们都希望从收音机中听到有关各自丈夫所在舰船或单位的消息，但在军事审查之下，她们在电台报道中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谣言反倒是接连不断。“没有什么比那些糟糕、可怕的谣言更加伤害这些女性了，”一位驱逐舰舰长的妻子回忆说，“好多人会因为听信这些谣言而尖叫！”[71]“布里斯号”驱逐舰上的军医霍勒斯·D. 沃登上尉回忆说，他和其余船员都渴望出海，“但是我的家人在瓦胡岛的另一端，所以我首先想做的是回到岸上，让家人知道我很好，我也想知道他们都没事”。在所有的事情中，无法得知家人的消息是最折磨人的。沃登说：“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整场战争中最糟糕的一周。”[72]

在12月7日之前，即将被尼米兹取代的金梅尔将军就仔细考虑过威克岛的事情。4月的时候他猜想可以用威克岛作为诱饵，将日本海军引入公海，“这样我们就有机会进行海军之间的对决了”。[73]金梅尔在12月10日星期三批准了一项大胆的计划，将其麾下的所有三支航母特混舰队都派往西部，运气好的话，它们在那里或许能伏击前往威克岛的日本舰队及运输部队。从加利福尼亚州出发的“萨拉托加号”航母由海军少将弗兰克·杰克·弗莱彻指挥。“萨拉托加号”将作为第14特混舰队的核心，用来增援威克岛并帮助伤员和民工撤离。第4海防营的一支分遣队将携带武器弹药和补给品，乘坐“丹吉尔号”水上飞机供应舰。（尽管最初的计划并未主张放弃威克岛，将其拱手让于敌军，但是这个选项是存在的；金梅尔的作战计划处处长查尔斯·H. 麦克莫里斯上校在12月11日写道，“丹吉尔号”可以容纳全岛的所有1 500人：“船上将会十分拥挤，但我相信它能够承受。”[74]）“列克星敦号”航母（隶属于第11特混舰队，由海军中将小威尔逊·布朗指挥）将会对马绍尔群岛的贾卢伊特环礁上的敌军机场进行牵制性空袭，之后如果军情紧急，“列克星敦号”也会往西北掉头，加入弗莱彻少将的部队。“企业号”航母（隶属于第8特混舰队，仍由海军中将哈尔西指挥）将在约翰斯顿岛以西巡航，如果与日军的战斗升级为大规模战役，“企业号”可以随时开足马力驰援。[75]这次远征调用了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金梅尔手头所有可以动员的力量（潜艇除外），包括分配给三艘航母的各式巡洋舰、驱逐舰，以及辅助舰艇。

从一开始，救援行动就被一系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延误而耽搁，这些原因包括恶劣的天气、加油事故和对潜艇的恐惧等。其实，一个残酷的事实是，美国的航母作战群还不习惯战时的海上行动，正在攀爬非常陡峭的学习曲线。海上风急浪高，减缓了护航舰船的速度；无论在何种天气条件下，海上加油作业都是一项尚待完善的技艺；敌军潜艇来袭的误报频频发出。（在“企业号”一次早期的战斗巡航中，哈尔西曾对他的特混舰队做出如下指示：“我们在完全无害的鱼类身上浪费了太多的深水炸弹。是时候采取相应的行动了。”[76]）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战争日志中详细记录了整个12月遇到的那些问题。12月12日：“由于第11特混舰队仍无法完成海上加油作业，决定让‘列克星敦号’分队回珍珠港加油。”还是12月12日：“由于三艘1 200吨的护航驱逐舰受恶劣天气影响，‘萨拉托加号’被迫延误。”[77] 12月13日：“因仍受恶劣天气所困，‘萨拉托加号’会进一步延误。”[78]“萨拉托加号”距离珍珠港还有4小时航程时接到了一份误报，说一艘日军小型潜艇在珍珠港潜伏，它被迫留在原处，直到12月15日早晨才入港。

弗莱彻少将派出了“丹吉尔号”水上飞机供应舰、“内奇斯号”油轮以及一个驱逐舰分队，打算在“萨拉托加号”补充燃料的时候超过它们。“萨拉托加号”于12月16日出海，然后开足马力向西北方向前进，并于次日下午把同行的舰船甩在了身后。特混舰队以13节的速度缓慢前进，这是“内奇斯号”的最大速度。晴朗的天气持续了好几天，但到了12月22日，海上突然刮起了时速达20海里的大风，巨浪滔天，当时特混舰队距威克岛仍有600海里的距离。弗莱彻收到了珍珠港方面要求其舰队在指定坐标点补充燃料的指令，以便“列克星敦号”作战分队在必要时前去会合。加油作业的过程是漫长且痛苦的，船员们不时因为两舰差点相撞、油管破裂等原因相互指责谩骂，这种情形在驱逐舰和起伏不定的“内奇斯号”并排的时候尤为严重。10个小时过去了，特混舰队几乎一点都没有向西挪动，而那时威克岛上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世界都在关注事态的发展。威克岛上的顽强防御对于精神上已经饱受摧残的美国人来说是一种慰藉，在经过审查的官方新闻中，哪怕有一点点关于这个被包围的小岛的消息，他们都不放过。罗斯福总统称赞了他们的顽强抵抗。多家报社及无线广播电台满意地报道（并渲染）了“太平洋阿拉莫[79]”的英勇立场。“在成功击退了另外两次日军的猛攻之后，驻扎在威克岛上的小规模海军陆战队在周五晚上依然坚守在这片满目疮痍的环礁上。”美联社12月19日如此报道。[80]据说珍珠港方面问威克岛需要哪些补给品时，坎宁安中校回答说：“给我们派来更多的日本鬼子！”[81]他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里引用的话其实是对无线电通信中一种误导敌方破译员的无意义的“电文中的填凑部分”的误读（可能是故意的）。当威克岛上的短波电台收听到这份报道时，岛上的守军并不觉得有趣。“我们最不想要的就是更多的日本人。”金尼上尉评论说。[82]坎宁安认为国内的调子完全是错误的，它以一种好莱坞式的骗局来掩盖这片环礁上极端悲惨的困境。这名中校后来写道：“广播电台的报道极大偏离了真相，其偏离程度就像威克岛距珍珠港一般遥远。我们正竭尽所能，并且因此而自豪，但是我们的努力不像他们的英雄故事那样，过于浪漫而无视常理。……我们想要的是活下去。”[83]

12月17日，金梅尔被正式解除了指挥权，当天尼米兹被任命为其继位者。但尼米兹赶到赴任还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在权力交接的短暂过程中，战斗部队（即太平洋舰队的所有战列舰，现在基本上已失去作用）司令威廉·S. 派伊中将暂行代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之职。与金梅尔相比，派伊对于威克岛的救援任务缺乏信心，对日军更是十分谨慎。现如今，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指挥情况一片混乱。派伊一方面心不在焉地听着金梅尔原班人马的汇报，一方面继续依赖原来的战斗部队的参谋，那些人因为他的旗舰“加利福尼亚号”严重损毁而无处可去。派伊将驱逐舰分舰队的司令米洛·S.德拉梅尔（Milo S. Draemel）少将任命为临时参谋长，而德拉梅尔将数名驱逐舰中的亲信带入了司令部。其结果是，拿一名无线电情报官的话说，“本来就糟糕的情形变得更加混乱了”。[84]整个威克岛（以及集结在威克岛附近的航母）的命运成了派伊关心的头等大事；但他心里清楚，自己只是在给尼米兹守着位置。他似乎有个沉重的负担，就是要将这些航母安然无恙地交给它们的新长官。

此外，华盛顿司令部那边急切地提醒过派伊，整个夏威夷都身处险境，在主要的据点仍有可能遭受攻击的情况下，派一支舰队劳师远征，去支援一个几乎没有军事价值的偏远基地有什么必要呢？[85]派伊、金梅尔和华盛顿的各位将军早就达成了共识，目前残酷的现实是，威克岛是个“累赘”。[86]日本迟早会攻下它。表面上，这次远征的目的是加强威克岛的守备部队和航空部队的力量，备用计划其实是撤离岛上的人员，伺机从空中对日本侵略部队施加惩罚。最重要的是，不能损失剩余的任何一艘宝贵航母，即便代价是抛弃威克岛上的1 500名士兵。这就是派伊的底线，他很快就会露出这一底线。

派伊感到毫无头绪。他对12月7日袭击珍珠港的日本大型航母舰队的位置一无所知，因此担心这支舰队正埋伏在某个地方等待着美国航母。所以，原本准备伏击日军的美军，很可能正在钻入日军的埋伏圈。派伊的情报人员估计日军的大部分军舰已经返回日本本土补给燃料和装备了，6艘航母中很可能有4艘已经撤退，但这仅仅是猜测。此外，马绍尔群岛的陆基轰炸机也随时可能带来威胁。人们还担心美军航母准备不足：“列克星敦号”上的防空射击演习一直糟糕得让人吃惊。就算有充足的应对时间，美国的航母能否成功抵御空袭呢？12月20日，派伊和德拉梅尔认真考虑了一下是否要命令第14特混舰队撤回珍珠港。但是由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作战计划处处长麦克莫里斯上校强烈反对，他们只能作罢。根据那天的会议记录，派伊为即将放弃威克岛的决定做了准备工作。[87]他还用无线电联系了布朗将军和“列克星敦号”分队，指示他放弃袭击马绍尔群岛，转而向北行进，去和弗莱彻会合。布朗的参谋对这一命令感到很愤怒，还有人在舰桥上说要坚决抗命，把命令撕了扔进海里；但是布朗将军还是依令行事了。12月21日，派伊通知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威克岛的行动按原计划进行，但是美军航母会留在距离该岛200海里的地方。[88]

派伊向第14特混舰队发出的无线电报透露了他的犹豫不决。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命令反复无常，蚕食着弗莱彻将军的信心。12月21日，弗莱彻将军接到命令，要全速驶向威克岛，并在距离该岛200海里的地方出动飞机。然而这个命令很快就被上级收回了。取而代之的新命令是派“丹吉尔号”全速前往，接守军上船并撤离。还不到一个小时，这个命令也取消了。

威克岛的情况越来越让人绝望。在当地时间12月20日（夏威夷时间12月19日），坎宁安报告说，他目前仅存的战斗机已经“千疮百孔”，而且这些战斗机在空战中至今仍未被打下来只能说是“奇迹”。岛上缺乏关键的设备和补给，包括雷达装置、火力控制设备、粮食供应，以及各种口径的弹药。对于高空攻击，3英寸口径的高射炮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3英寸高射炮的弹药最多只能再维持一到两天。[89]空袭几乎每天都在持续。岛内的电缆被炸弹破坏，电话通信一团糟。从早到晚，战士们马不停蹄地加强岛内的防御——挖散兵坑和地下掩体，填沙袋，分发弹药，筑炮位，但是伤亡人员的名单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多的伤员被安置在弹药库里搭建的临时医院内。在这种劳动强度下，即使所谓“健康”的士兵也疲惫不堪，睡眠不足，患痢疾的人越来越多。12月17日，珍珠港传来一条可笑的消息，内容是询问疏浚潟湖水道的进度。这让战士们的士气更加低落了。难道上级完全不了解威克岛的实际情况吗？

为了让战斗机能继续进行空战，士兵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如果没有替换的飞机，至少是额外的零件，威克岛很快就会彻底失去防空能力，这是不可避免的。12月14日，一枚炸弹击中了藏在护墙后的一架野猫式战斗机，炸毁了它的尾翼，但是没有让它的引擎损坏。约翰·金尼上尉想把这架报废飞机的引擎拆下来安装到另一架引擎性能很差的飞机上。但是由于没有引擎起重机和飞机维修库，整个过程异常艰辛，耗费了9个小时。祸不单行，当晚又有另一架飞机在降落时由于紧急避让一群平民而急速转向，导致坠毁。最后，只剩下了三架适航的战斗机。战斗开始后的第二个星期，物资短缺的问题更加明显，能飞的飞机都像是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发出各种怪声，机身布满弹痕，到处都是用从机场散落的残骸上取下的零件打的补丁。到了12月20日，还剩两架飞机能够升空。

那一天，以及12月21日，威克岛遭到日本爱知九九式单引擎俯冲轰炸机（“瓦尔”）的攻击，这种飞机是一种航母舰载机。第二天，“瓦尔”轰炸机还有零式战斗机护航。在空中混战时，威克岛剩余的两架野猫式战斗机中有一架被击落，另一架降落时坠毁，无法再起飞。此时，威克岛已经完全失去了防空能力。

坎宁安报告说出现了航母舰载机，派伊担心有一支日本航母特混舰队正在为日本新来的入侵舰队做掩护。实际上，这些俯冲轰炸机是从日军袭击珍珠港之后撤退的六艘航母中的两艘上飞来的，这些航母正在返回日本。这是一种重视战机、打完就跑的策略，这种攻击不会重复。但是日军的第二批侵略部队的确已经在路上了，这次是由4艘重型巡洋舰护航。这些战舰小心地待在美军射程外，派了1 000名海军陆战队员搭乘驳船登岸。登陆作战在当地时间12月23日凌晨2时35分（珍珠港时间为22日）开始。当晚，入侵部队迅速占领了整个岛屿，把守岛部队打散了。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打死了700到900个入侵者，但据点还是一个个被攻下。当地时间12月23日凌晨2时50分，坎宁安中校向派伊汇报称：“敌军显然正在登陆。”[90]凭借人数优势，日军逐步在岛上推进，到早上5点的时候，坎宁安发出信号：“敌人已经到了岛上。能否守住未可知。”[91]

收到这些信息后，派伊和参谋聚在一起商量对策。他咨询了作战计划处处长麦克莫里斯上校，还咨询了临时参谋长德拉梅尔将军，让他们把建议都写成文字。两个人都同意，不管是增援还是撤离，解救威克岛都为时已晚。但是对于是否要出动美国航母去攻击敌舰，他们的分歧很大。此时，弗莱彻的“萨拉托加号”分队距离威克岛还有425海里，而且舰队中的驱逐舰仍然在波涛起伏的大海上艰难地补充着燃料，但是如果“萨拉托加号”全速驶向威克岛，还是有可能在次日早晨派出舰载机攻击的。布朗率领的“列克星敦号”分队离得足够近，可以从南方参与进攻，而哈尔西的分队可以安排在合适的位置掩护此后的撤退。

在一份措辞强硬的备忘录中，麦克莫里斯建议派伊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美军在周边的力量很有可能比敌人强，而不接敌就撤退会显得“过分谨慎”。虽然日方舰队（尤其是航母）的确切位置是未知的，但是在战斗中往往就是要敢下赌注，而且“敌人不可能在每个方向上都有优势兵力”。直接撤退还会“挫败军队和公众的信心”。他总结道：“这是不可多得的机会。我们急需一场胜利。”[92]

德拉梅尔对战场形势的评估则强化了派伊谨小慎微的心态。“萨拉托加号”特混舰队的加油是个大问题，这有可能让美军的舰队处于优势敌人的打击范围内且无法撤退。“在距离基地这么远并且燃料补给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如此重大的交战？”他的回答是不行，“我们没有任何预备队——我们所有的部队都位于可能开战的区域。……总体情况要求我们谨慎行事——特别谨慎。”[93]

派伊已经听够大家的意见了。12月22日上午9时11分，他命令三个航母编队返回珍珠港。[94]这一命令遭到了前线官兵的反感。特混舰队中有很多士兵当众哭泣。布朗将军旗舰的副舰长乔治·C.戴尔后来指责“派伊将军吓破了胆，很显然，他觉得在太平洋上，四处都是日本舰队”。[95]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官埃德温·莱顿中校也有类似的看法：“跟敌人大战一场然后输掉是一回事，如果输掉战役是因为自己的将领胆小畏战，又是另外一回事了。”[96]在“萨拉托加号”的司令舰桥上，有人说应该无视撤退的命令，也有人觉得弗莱彻应该模仿霍拉肖·纳尔逊在哥本哈根战役中著名的做法，那时纳尔逊把单筒望远镜架在自己瞎了的那只眼上，说他看不到命令他停止与敌舰作战的信号。那些准备起飞去威克岛拯救战友的“萨拉托加号”上的飞行员威胁要抗命飞过去。海军少将“杰克”奥布里·菲奇的战旗在“萨拉托加号”上飘扬，他不得不离开舰桥，躲回舱室，好让自己听不到那些有关抗令的谈话。而在珍珠港，约瑟夫·M. 里弗斯将军惊呼道：“天哪！人们过去常说，男人应该也是战士，知道如何战斗。现在我只需要一个会战斗的人。”[97]

对于夏威夷的许多人来说，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那天都是战争中最糟糕的一天。取消威克岛救援行动的同时，从菲律宾又传来了不祥的消息：日本运输舰将大量士兵运到吕宋岛和莱特岛，丝毫未遇到抵抗；麦克阿瑟已经逃离了马尼拉。美国目前没有任何希望向菲律宾增兵或者提供物资援助，菲律宾很可能会被抛弃，落入敌人手中，就像威克岛那样。

在夏威夷，平民和军人都切实感到了入侵的阴云。火奴鲁鲁的7岁大的卡罗尔·罗宾斯·琼斯听到她妈妈哭喊道，火奴鲁鲁就要被“占领”了。卡罗尔跪在地上，“向上帝坦白我的所有罪恶，祈求上帝让我变好，觉得我的忏悔和向善的承诺有助于结束战争”。[98]《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罗伯特·凯西一年半之前在纳粹发动闪电战时于巴黎工作过，他在看到火奴鲁鲁当地人的表情之后，回想起了1940年5月在法国见到的人们的表情。他写道：“这种相似性让人难过。”[99]失败的创伤让很多军官，包括那些很优秀的人，变得迟钝麻木。舰队的医生面对着太多几近精神崩溃的士兵，会给士兵们“任何能够使他们安静下来的药物”，[100]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尼米兹的飞机在早上7点到达珍珠港，那天是圣诞节，潮湿、灰暗、阴郁。飞机从圣迭戈开过来花了17个小时。在一架战斗机的陪伴下，巨大的“科罗纳多”水上飞机开始盘旋，准备在东湖降落。尼米兹在飞机上坐在左边的驾驶员位置，第一次亲眼看到战列舰的惨状。飞行员回忆说，尼米兹上将“只是不断摇头，啧啧感叹”。[101]飞机在泛着浮油的港口水面着陆，滑行经过了“俄克拉何马号”倾覆的巨大船体。飞机门打开后，尼米兹闻到了弥漫在港口的混合了燃油味和船只烧焦味的恶臭。这种臭味无处不在，珍珠港的人都意识不到了。

一艘摩托艇开过来，载着参谋人员前来接机。尼米兹此刻仍然穿着便装，他向机组人员道别后踏上了小艇。这艘小艇上到处都是油污，乘客都站着保持平衡，不愿触碰舷缘或抓住把手，生怕弄脏自己的衣服。尼米兹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威克岛救援行动有什么消息？”[102]听说威克岛已落入日本手中，救援行动也被撤回后，他陷入了沉默。船朝着码头驶去，经过的水面上依然覆盖着燃油和船只的残骸。港口附近有其他船在工作。一名军官告诉他，这些船是在打捞尸体。袭击已经过去了两个半星期，现在仍然有尸体从水里冒上来。“这真是一幅可怕的景象，”尼米兹说，“有这么多舰船沉没。”[103]

派伊和金梅尔在码头上迎接了他。“我对你深表同情，”尼米兹对金梅尔说，他们两人私交甚密，“这种事在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发生。”汽车拉着三位将军来到尼米兹的住所，那是马卡拉帕山上的一座建得很凌乱的房子，有四间卧室。马卡拉帕山是一个古老的死火山的山锥，在上面可以俯视整个海港。瓦胡岛上缺乏住处，就连舰队高层人员也面临这一困境。金梅尔已经搬去和派伊将军夫妇同住，那是一个小一些但很气派的白房子，就在街对面。尼米兹邀请他们过来一起吃早餐，说：“看过港口的那一切之后实在没办法一个人吃饭。”[104]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派伊夫妇和金梅尔每天晚上都来到尼米兹的房子里，几乎每顿饭都在那儿吃。每天晚饭过后，他们或是听古典音乐广播，或是玩克里比奇牌戏。说来也怪，四个人的情谊似乎并没受到当时大局的影响。虽然他们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内心肯定波涛汹涌：金梅尔已经开始接受珍珠港事件后对他的调查，而派伊则毁掉了金梅尔计划周详的在威克岛伏击日本海军的行动。但对于这些在海军服役了40多年的男人，或与这些男人结婚的女人来说，在海军服役跟参加一个小型私人俱乐部差不多。政治和职业上的分歧被暂且搁置。他们是高级军官，有一场战争要打赢。他们肩负着众人的希望，需要表现出团结的一面。

尼米兹没有立即接管舰队。头一个星期，他了解了一下周边的地形，而且派伊往往会陪同。尼米兹每天早上6时30分起床，做一些锻炼，穿好衣服，吃早餐，并在8点前抵达舰队司令部。各部门长官和下属指挥官会向他做简要的汇报。尼米兹能迅速记住别人的长相，他的老同事和下属经常因为尼米兹能记住他们的名字感到十分惊讶。海军少校贾斯珀·霍姆斯曾在尼米兹指挥的潜艇部队当初级工程师，没什么人认识。“他没有什么理由记住我。”霍姆斯说，但是当两个人在走廊迎面相遇时，新任的总司令不仅向他打了招呼，叫出了他的名字，而且显然还知道他后来的服役记录。[105]

《火奴鲁鲁明星公报》（Honolulu Star-Bulletin）的记者威廉·尤因认为，尼米兹似乎太过“亲切”，也太过“慈祥”，而且他的卡其色制服似乎至少大了一个号。“我认为，尼米兹上将看起来更像一名退休的银行家，而不是那种能把我们国家从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境地中解救出来的雷厉风行的领袖。”[106]这种观点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评论不谋而合：“战地记者希望将军们能像电影里一样拍桌子怒吼，他们特别想知道，尼米兹是‘那样的人’吗？”[107]尼米兹并不是纳尔逊、迪凯特或琼斯那种适合当电影男主角的海军英雄。和那一代的大多数美国军官一样，他没有战斗经验。他从未亲眼见过射击手愤怒地开枪。但是在遭受袭击后，舰队不需要过多情绪上的展示；还有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需要做。尼米兹是一名执行官、战略家、领导人。他是老派的绅士，不是那种大喊大叫、乱砸家具或口吐秽语的人。霍姆斯欣慰于尼米兹“冷静自信的气场”，[108]而埃德温·莱顿则认为“他提的问题一针见血……这清楚地表明他具备承担这项艰巨任务的钢铁意志”。[109]

尼米兹在巡视过受损船只和岸上设施后得出结论：日本的攻击虽然破坏力惊人，“但完全有可能造成更具毁灭性的后果”。[110]的确，这次袭击共造成美国海军1 999人死亡，710人受伤，是美西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海军伤亡人员总数的3倍。（包括所有的现役军人和平民在内，这次袭击共造成2 403人死亡，1 178人受伤。[111]）的确，一共大约有排水量30万吨的船只损毁，无法作战，其中包括8艘战列舰（有6艘经过修理后重新服役）。的确，有188架飞机被炸毁，其中大部分是在地面被炸毁的，这大约占到了瓦胡岛军用飞机的九成。[112]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击中码头上的修理厂，特别是那个储存着450万桶燃油的场区。“这是最严重的失误，”尼米兹后来说，“这些油罐用0.50英寸机枪就能摧毁。……如果我们无法供应石油，那么考虑到欧洲燃料和石油生产的巨额短缺，我们需要多年才能恢复这样的供应量，太平洋战争的进程也会相应延长。”幸运的是，日本人是在港口袭击的美国战列舰，而不是在海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尼米兹在战争之后说，“如果敌人的6艘航母的飞机攻击我们这些战列舰，而我们的舰队完全没有空中掩护……如果我们的战舰是沉没于深海中，那么我们就可能有将近两万人淹死或被俘虏。”[113]最后，整个潜艇舰队幸免于难，所以海面下的行动可以立即展开。

听到这样的说法，马汉也许会从棺材里跳出来，但战列舰的损失对于美军来说并不是灾难。计算总账时，甚至可以把它算作净收益，因为战列舰上的数千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人员被解放出来，转而在其他地方服役。战列舰速度太慢，无法与航母协同作战，自身也无力防御空中打击。正如一名军官所说，日本人将美国舰队从“一支17节的舰队转变成了25节的舰队”。[114]从战争伊始，美军就失去了这些战列舰，这迫使美国海军高层认识到飞机和潜艇的优势。而日本海军由于战列舰完好无损，调整和适应就非常缓慢。

元旦前夜，在一个简单的仪式上，尼米兹接替派伊的职务，正式担任舰队的总司令。海军的传统要求新任的总司令把四星旗挂在旗舰上，但由于尼米兹在整场战争中都在岸上指挥，所以这仅仅是一种仪式性的做法，是对传统的致敬。潜艇“茴鱼号”被选为旗舰，此时停泊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码头上。这个选择再合适不过。“一战”之前，尼米兹曾是一名潜艇兵，一直以佩戴海豚徽章为荣。（他后来也自嘲说，他除了这个什么也没有。[115]）此次仪式允许小部分记者和摄影师参加。仪式的最后，尼米兹与他们进行了交流。关于战争如何展开的问题，尼米兹表示自己还不清楚——《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凯西写道，他“坦言自己讲不了什么，这是可以理解的”。尼米兹上将确实预测说，敌方潜艇很有可能会炮击西海岸（实际上确实如此），但是海军新闻检查官后来将“很有可能”改为了“有可能”。[116]

随后，尼米兹穿过码头，走进司令部，爬上楼梯，来到办公室。他把高级参谋人员叫了进来。这些军官在日本袭击前就驻在珍珠港，目睹了威克岛救援部队撤回的怯懦表现，这让他们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内疚感，就像个人的耻辱一样。他们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战争中被派到凶多吉少的地方，而且许多人渴望被派到海上，以期在战斗中救赎自己。尼米兹清楚地看到了问题所在，也明白了接下来要做什么。“这些都是很有能力的人，”他后来说，“但他们刚刚遭受了可怕的打击，我的首要责任就是恢复士气，挽救这些优秀的军官，以期他们能在将来发挥作用，这就是我当时着手要做的事情。”[117]他言语简洁，声音低沉。“我认识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他说，“我对你们的能力和判断力深信不疑。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但我对最终的结果从未有过怀疑。”[118]他不会拿12月7日的事件苛责他们，他们可以忘记灾难，重新投入战斗。战争需要他们，他们需要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人请求执行海上任务，他会认真考虑，但是“我坚持要留下一些骨干参谋人员”。[119]

“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尼米兹将军语调轻柔地跟我们谈话，”一名军官回忆说，“他让我们相信，他能带领我们摆脱这种局面。”[120]

[1] Main Navy Building: Its Construction and Original Occupants. Washington, DC: A Naval Historical Foundation Publication, series 2, no. 14, Aug. 1, 1970.

[2] 这些建筑在1970年被拆除，这片土地被改建成漂亮的公园，今天是越南退伍军人纪念碑的所在地。——作者注

[3] Whitehill, “A Note on the Making of This Book,” in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647.

[4]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52.

[5] H. Arthur Lamar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59.

[6] Cooke, The American Home Front, p. 27.

[7] James L. Holloway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107.

[8] Diary entry for Dec. 15, 1941, Perry, “Dear Bart,” p. 27.

[9] “Heroic Acts Cited,” New York Times, Dec. 15, 1941.

[10] “Defense Shake-Up,” New York Times, Dec. 18, 1941.

[11] “Heroic Acts Cited,” New York Times, Dec. 15, 1941.

[12] Childs, I Write from Washington, p. 247.

[13]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36.

[14] “Defense Shake-Up,” New York Times, Dec. 18, 1941.

[15] Potter, Nimitz, p. 11.

[16] Lamar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59.

[17]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59.

[18] Potter, Nimitz, p. 8.

[19] Nimitz letter to William H. Ewing, in Ewing, “Nimitz: Reflections on Pearl Harbor,”Fredericksburg, TX: Admiral Nimitz Foundation, 1985, p. 11.

[20] Potter, Nimitz, p. 12.

[21] “Careers of Men Shifted in Service,” New York Times, Dec. 18, 1941.

[22] Diary entry for Dec. 17, 1941, Perry, “Dear Bart,” p. 28.

[23] Nimitz letter to William H. Ewing, in Ewing, “Nimitz,” p. 9.

[24] Potter, Nimitz, p. 14.

[25] Lamar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59.

[26] 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 p. 46.

[27] Lucky Bag, 1905—entry on passed midshipman Chester W. Nimitz, Naval Historical Collection,Washington, DC.

[28] 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 p. 43.

[29] Chester Nimitz to Mrs. Anna Nimitz, Aug. 18, 1912, in Potter, Nimitz, p. 118.

[30] Ibid., p. 120.

[31] Ibid., p. 13.

[32] 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 p. 47.

[33] Details of Nimitz’s rail journey drawn from “Along Your Way: Facts about stations and scenes on the Santa Fe,” pamphlet distributed to passengers on the Santa Fe Super Chief, 1946; online at www.titchenal.com/atsf/ayw1946.

[34] Lamar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59.

[35] Ibid. See also Lamar, “I Saw Stars,” Fredericksburg, TX: Admiral Nimitz Foundation, 1985.Foreword, p. 2.

[36] Potter, Nimitz, p. 185.

[37] Ibid., p. 126.

[38] Ibid., pp. 1–2.

[39] 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 p. 43.

[40] Potter, Nimitz, p. 3.

[41] Lamar, “I Saw Stars,” p. 43.

[42] Ibid., p. 16.

[43] Potter, Nimitz, p. 17.

[44] Details of Nimitz’s rail journey from “Along Your Way.”

[45] 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 p. 47.

[46]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 p. 230.

[47] Cunningham, Wake Island Command, p. 60.

[48] Kinney, Wake Island Pilot, pp. 57–58.

[49] Commander NAS Wake to Commandant, 14th Naval District, Dec. 20, 1941.

[50] Cunningham, Wake Island Command, p. 63.

[51] Kinney, Wake Island Pilot, p. 61.

[52] Urwin, Facing Fearful Odds, p. 320.

[53] Cunningham, Wake Island Command, p. 86.

[54] Urwin, Facing Fearful Odds, p. 316.

[55] Ibid., p. 320.

[56] “罐头”是驱逐舰在美军中的外号。——编者注

[57]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 p. 232.

[58] Cunningham, Wake Island Command, p. 89.

[59] Urwin, Facing Fearful Odds, p. 330.

[60] Urwin, Facing Fearful Odds, p. 331.

[61] Urwin, Facing Fearful Odds, p. 334.

[62] Urwin, Facing Fearful Odds, p. 334.

[63]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 p. 235.

[64] “Martial Law Declared,” Honolulu Star-Bulletin, 3rd extra, Dec. 7, 1941, p. 1, in Caren, ed.,Pearl Harbor Extra, p. 17.

[65]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41.

[66] Paradise of the Pacifi (November 1942), quoted in Dye, ed., Hawai’i Chronicles III, p. 9.

[67] Peggy Hughes Ryan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34.

[68] Evelyn W. Guthrie account in ibid., p. 241.

[69]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61.

[70] Ryan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35.

[71] “Soldier” Burford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349.

[72] Excerpt from Oral History of Lt. Horace D. Warden, MC (Medical Corps), USN, Medical Officer aboard USS Breese (DM-18) on Dec. 7, 1941; “Overview of the Pearl Harbor Attack,”www.history.navy.mil.

[73] CINCPAC to OPNAV, April 18, 1941, quoted in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 p. 227.

[74] C. H. McMorris recommendation to CINCPAC for action against Wake, Dec. 11, 1941;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75.

[75]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 pp. 235–37.

[76] Potter, Bull Halsey, p. 16.

[77] “Running Summary of Situation,” Dec. 12 entry;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45.

[78] “Running Summary of Situation,” Dec. 13 entry; ibid., p. 46.

[79] 阿拉莫（Alamo），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一处教堂纪念地。1836年数千名墨西哥士兵包围此地，只有200人左右的守军顽强抵抗，全部阵亡。后来得克萨斯人在“牢记阿拉莫”的口号声中继续作战，最终击败墨西哥军。——编者注

[80] AP story quoted in Sloan, Given Up for Dead, p. 192.

[81] Cunningham, Wake Island Command, p. 109.

[82] Kinney, Wake Island Pilot, p. 69.

[83] Cunningham, Wake Island Command, p. 110.

[84]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42.

[85] “OPNAV to CINCPAC,” Dec. 17, 1941;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70.

[86] “OPNAV to CINCPAC,” Dec. 22, 1941; ibid., p. 72.

[87] “Estimate by Admiral Pye on 20 December”; ibid., p. 76.

[88] “CINCPAC to OPNAV,” Dec. 21, 1941; ibid., p. 72.

[89] Commander NAS Wake to Commandant, 14th Naval District, Dec. 20, 1941.

[90]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 p. 248.

[91] Ibid.（有些史料误认为此话是德弗罗少校所言。）

[92] “Estimate by Captain McMorris as to action regarding enemy investing Wake 0800 December 22, 1941”;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p. 80–81.

[93] “Decision by Admiral Draemel as to action regarding enemy investing Wake—0700—22 December”;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82（加粗部分为原文所加）。

[94]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 p. 252.

[95] George C. Dyer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46.

[96] Layton account in ibid., p. 283.

[97]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 pp. 252, 254.

[98] Jones and Jones, Hawaii Goes to War, p. 38.

[99]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3.

[100]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42.

[101] Frank L. DeLorenzo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0.

[102]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53.

[103] Potter, Nimitz, p. 20.

[104] Ibid., p. 17.

[105] Wilfred Jay Holmes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55.

[106] Ewing, “Nimitz,” pp. 1–2.

[107]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 p. 256.

[108] Holmes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55.

[109]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54.

[110] Nimitz, “God’s Divine Will,”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61.

[111]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At Dawn We Slept, p. 539.

[112] Lord, Day of Infamy, p. 212.

[113] Ewing, “Nimitz,” p. 11.

[114]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132.

[115] Potter, Nimitz, p. 23.

[116]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59.

[117] Ewing, “Nimitz,” p. 5.

[118] William Waldo Drake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69.

[119] Potter, Nimitz, p. 25.

[120] Drake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69.

第五章

美国舰队总司令兼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J. 金上将不苟言笑，为人桀骜不驯，面带不屑的表情。他身材瘦高，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健康状态。1901年，泰迪·罗斯福向他颁发海军学院毕业文凭时，金身高6英尺，体重165磅。[1] 1941年，63岁的金身高不变，体重只增加了10磅。他很少笑，（为了拍照）他也试过让嘴角线条柔和点儿，结果只是显得痛苦不堪。海军官方肖像中的金将军有着瘦长的脸庞、棱角分明的欧米伽下巴、一头深色的短发，一双不大却炯炯有神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据说他对自己的外貌有些自负，对头顶上不断扩大的秃发面积有点儿敏感。他总是衣着整洁，穿着从纽约布克兄弟公司购买的制服，这衣服裁剪得体，正合他瘦削的身材；在他的官方照片中，制服夹克的前胸口袋里整整齐齐地别着一条白色手帕，上方是一排令人望而生畏的彩带和奖章。[2]

二战时期美国的主要军事领导人中，金一直最被忽视也最不为人所理解。这正是他对自己最满意之处。他不想出名，尽管最终情势所致还是出了名。他讨厌记者，一开始根本就拒绝和他们打交道。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战争结束前，金什么都不会说，战争结束后也只会发表两个字的公报：“赢了。”[3]（后来，他意识到媒体报道陆军多于海军，就开始跟记者讲话了，但也是非公开的形式。）他是罗斯福总统的得力顾问，几乎每天都在白宫与总统私下会面，战争中每一个重要的军事决定，总统都要征求他的意见和支持。但是金从不炫耀他对总统的影响，有时反而会刻意掩饰。如果有事要跟罗斯福据理力争，或者加以强调，他们会关起门来一对一谈话，或是屋里除了哈里·霍普金斯别无他人。而在大型白宫会议上，他寡言少语，发言也是简短几句。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有时会向金投去疑问的一瞥，征求他的意见。金会几乎不为人所察觉地点点头或摇摇头作答，而且，除了总统，别人一般看不到他发出的信号。

战后，金丝毫不去努力保住自己的历史地位。他写了本平淡无奇的回忆录，行文生硬得如同战斗报告，只字不提自己在二战中的角色。历史上只出版过一本金的传记。战后，他的同僚陆军上将马歇尔担任了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金本来也不适合这个职位，要是当了才可笑）。欧洲战后重建的计划以马歇尔的名字命名，而金却把自己的名字贡献给了家乡俄亥俄州洛雷恩市的一所公立高中。金与昔日的对手，那位讲出有关老兵不死的著名格言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不同，这位海军老将真的渐渐隐去了光芒。

但是，历史跟大自然一样，憎恶真空。这位几乎没有在历史记录中留下任何痕迹的二战海军五星上将到底是谁？在有关的文献中，他往往被一带而过，总体形象令人不敢恭维。金的身上背负着四个指责，在历史的回声中，指责声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没道理。首先，有人指责他脾气暴躁，冷酷无情，像蛇一般卑鄙。其次，有人指责他心胸狭隘，偏袒海军，只在乎他所指挥的军队的利益。再次，据说他不支持“欧洲优先”政策，并且力图使太平洋成为主要战场。最后，有人称他对英国人怀有强烈的敌意，不遗余力地破坏盟国的团结。这四个指责中，第一个还算有些道理，不过它夸大了金的粗鲁无情，这只是他复杂个性的一个方面。至于第二、第三和第四个指责，就站不住脚了。

1878年，金出生于俄亥俄州洛雷恩市的一间工人小屋。洛雷恩是伊利湖南岸的一座工业城镇，金的父亲是一家铁路维修店的工长。孩提时起，金便长期待在父亲的店铺里，后来一生都喜欢机械和工程。他禀赋聪慧，幼年便可见端倪；尽管出身卑微，但这不妨碍他在1897年被海军学院录取。在学院里，他成绩优异，第二年便获得营长职位，这是学生所能获得的最高领导职位，此后可以戴实习海军少校的臂章。1901年毕业时，他在班上排名第四。

金素来极有抱负。从职业生涯早期开始，他便公开宣称自己要成为海军中的佼佼者。他对同事说，总有一天自己会当上海军作战部长。“他告诉我要往顶层努力，”一名下属军官回忆说，“这不是吹牛，只是极端自信而已。”他精明地规划自己的晋升之路，结交那些似乎注定要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海军将领。他把“我的人生我做主”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通过幕后渠道把自己安排到可能会促进职业生涯发展的岗位上。遇到想要的工作，他会毫不犹豫地去游说争取。在海上，他在巡洋舰、驱逐舰、战列舰、航空母舰和潜艇上都待过。他担任过一系列级别很高的参谋和行政工作，而且每一项都做得相当出色。驾驶船舶和导航对他来说就像与生俱来的本领一样，不过他也是一位高效的管理者，处理文件大胆高效，沟通时用语简明清晰。他敏锐地认识到，自己的简历上得有些不那么光彩照人的工作，要去做些海军的“苦力活儿”，真正“在军中吃点儿苦”。[4]他来到炎热、黑暗、狭窄、危险的轮机舱里，与发动机打交道，精心定做的制服沾上了油污，溅满了机油。他全身心地投入每一份工作，总是比别人努力，直到军医命令他放松才肯休息。

金虽然雄心勃勃，却不是一味追求晋升的人。与人打交道时，即便对方是上级军官，可能威胁他的职业前景，他也往往会表现出傲慢与不屑的态度。他从不向自己不尊重的军官献殷勤，从不努力取悦于人，哪怕这只是一种策略。他一生都态度高傲，感觉四面八方净是些蠢材。他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即使对上司也是如此，有时甚至会顶撞长官和不服从命令。涉及原则问题时，他断然拒绝玩政治手腕，这显示出他的正直。即便还是人微言轻的海军少尉时，但凡相信自己是对的，他也会坚持不懈地与上级理论。“金会引经据典，用规定和详尽的资料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的传记作者写道，“这是典型的金式强辩策略。金曾经援引一条对他有利的规定，迫使旗舰长官承认他们错了，这令他非常开心。”[5]正因如此，金早年的一些适任报告比较糟糕，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这些报告似乎从来没影响过他的晋升。

金对军事史有浓厚的兴趣，读起书来孜孜不倦。他啃完了马汉的全部作品，这是当然的；他还深入阅读了拿破仑战争和美国内战方面的书籍。在职业生涯早期，金极具改革精神，1909年在《海军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有争议的文章，题目是《关于舰船组织机构的一些想法》。在这篇获奖文章中，31岁的金上尉对海军保守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判，直指海军“惰性大，懒于变革”，一直“因循守旧，以为旧的就是好的。当然必须承认，守旧对很多事情来说确实是种保障，但对同样多的另一些事情来说却是拖后腿的”。[6]金在新伦敦管理潜艇基地时，参加了战争学院的函授课程，短短三个月内就通过了全部12门课的考试，无人能与之匹敌。他大力倡导研究生教育，40岁时以上校军衔担任安纳波利斯海军研究生院院长。他推动扩大海军战争学院的规模，要求所有想晋升的军官都通过该学院的考试。

1928年，50岁的金上校投身于海军航空事业。他参加飞行员训练，获得了飞行资格，为日后指挥航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只完成了获得飞行资格所需的最低要求，除基本飞行技能外，没学别的，但由于资历较深，他成了首批将军级别的海军合格飞行员之一，这对他后期的职业生涯是一大优势。他在陆上和海上都做过一系列重要的航空工作。他曾被任命为海军航空局助理局长，后来指挥位于弗吉尼亚州汉普顿锚地的海军航空站，然后（1930年）被任命为“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舰长。1933年晋升为海军少将后，他回到了华盛顿的海军航空局，这次担任局长一职。金深度参与了海军水上侦察飞机的研制工作。他让飞行员长时间在危险状况下飞行，他们要是辞职不干，金会让他们趁早走人，同时宣称他在做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将弱者剔除出军队。

当“列克星敦号”舰长期间，金坐实了自己专横苛责、过于严厉的名声。他会在舰桥上来回走动，盯着下面飞行甲板上的人的一举一动。要是哪名飞行员降落时手忙脚乱或者机头俯冲过度，那就等着被叫到舰桥上吧，扩音器里会大声广播他的名字，船上所有人都听得到，很是丢脸。金训人的时候，双手会举过头顶狂舞，长篇大论夹杂着冷嘲热讽脱口而出。要是哪名“列克星敦号”飞行员因飞机燃油耗尽迫降在航母尾部的水面上，金会把他召到舰桥上，告诉他：“下次你决定降落在水里的话，就落到船头，省得我还要转身去捞你。”金往往懒得把违规的人叫到舰桥上来训话。“他不需要扩音器，”在“列克星敦号”上服役的一名下属军官说，“他只要往舰桥边上一站，就算刮大风，整个飞行甲板上的人也都能听见他的话，因为他生起气来，真的是在怒吼啊。”[7]金为什么这么生气不得而知，他往往毫无原因就大为光火。突然间，他会把一摞文件从桌上掀到地板上，什么明显的理由和解释都没有，然后一言不发，气冲冲地离开舰桥。

金工作起来比手下都卖力，会因为他们跟不上他的步伐而大加责怪。他说自己每晚只需要五小时的睡眠，而且就这五小时也经常不回船舱，“在旗舰指挥室的小床上蜷着瘦长的身躯将就一晚”。他的职位有特权也有束缚，他全盘接受。他与下属交流并不多。在狭窄的舰桥上与下级军官相遇时，他可能会粗暴地命令对方“别挡我的路”。要是有人正爬梯子上来，都快到顶了，而这时金想顺着梯子下去，他才不会等那人爬到顶；他会直接登上梯子，迫使下级军官下退到甲板上，闪到一边给他让路。一名军官回忆说，在船上的理发室里：“有时候你理发理到一半，金想刮脸了。你就得离开理发椅，一直等到他刮完胡子才能坐回去。”[8]机库甲板上给船员放电影时，金不来就座，电影就不能开始。

作风强硬，冷酷无情，铁腕治军，金的这些名声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可能功大于过。罗斯福本人就津津乐道于有关金的道听途说的故事，跟他的客人说，这位将军“用喷灯‘刮’胡子”，“用鱼雷网切刀剪脚指甲”。[9]金到底喜不喜欢冲下属大嚷大叫尚存有争议，但毫无疑问，他认为大吼是一个原则问题。金选择被人害怕而不是被爱。“我不在乎他们有多好，”他说过，“非得每一个半月踢他们屁股一脚，要不他们就松松垮垮的。”[10]他不相信把安纳波利斯毕业生联结在一起的校友文化，因为他十分清楚，这样往往会让一些懒惰无能的军官钻空子生存下来，升官发财。金把从海军剔除这些人视为己任，一路上得罪了不少人，树敌众多。不过他也很公平——他尊重那些把本职工作做好的人，不管他个人是否喜欢他们，都会在适任报告中表扬他们，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确保他们得到晋升。“如果一个人精通业务的话，”J.J. 克拉克将军说，“那么与厄尼·金相处起来就很容易。不过谁要是做了错事，那就只能指望上帝帮忙了；金不会让他有好日子过的。”[11]

金将军在工作中或者在海上不苟言笑，专横跋扈，但是对于豪饮、赌博、跳舞和打情骂俏，他样样都有浓厚的兴趣。他称之为他的“游戏时间”。上岸的夜晚，人们常常在军官俱乐部看见他干了一杯又一杯酒，粗声大气地说话，痛快淋漓地大笑，为酒吧里的人挨个买酒喝，玩扑克玩到深夜，踉踉跄跄地跟比他年轻许多的女性跳舞。他发明了一种自己调的鸡尾酒，将白兰地和香槟混合在一起，浇在高脚杯里的冰块上，他称之为“金酒”。下级军官们惊奇地发现，在这样的场合，他颇为平易近人，甚至有些顽皮。他们有时鼓起勇气称呼他“厄尼大叔”。他喜欢女人，对妻子向来不忠。金和他的许多同事似乎都认同一个观点，那就是酗酒和追女人是受压抑的能量或焦虑的天然出口，不仅应该容忍，而且还要鼓励。他说：“要是谁不喝酒，也不喜欢女人，那就很值得怀疑了。”[12]但是翌日，金总是早早起床，头脑极为清醒，胡子刮得干净利索，穿着熨烫一新的制服，丝毫看不出宿醉的痕迹。他要求那些与他一起混到酒吧关门的军官也做到这样。

他的家庭生活很紧张。他与妻子玛莎（“玛蒂”）没多少共同之处：在他离家的漫长时日里，他们有了各自的生活，但他们仍在一起，这似乎是出于共同的责任感。他家里一屋子女人。他们夫妻二人先是生了六个女儿——克莱尔、伊丽莎白、弗洛伦丝、玛莎、埃莉诺和米尔德丽德——最后一个是儿子，1922年出生的小欧内斯特·约瑟夫·金。他的孩子个个都很漂亮。金还是驻扎在安纳波利斯的上校时就沮丧地发现，自己竟无法阻止十几岁的女儿与海军见习军官交往。身为父亲，金看起来比较冷漠，但令人惊讶的是（有时）也相当温情。他的一个女儿对他的一句评价尽人皆知，称他为“海军中脾气最稳定的人。他总是怒气冲冲”。[13]这句话经常被人当作证据引用，说明金天生就爱盛气凌人，但它也可以看作家人间充满爱意的玩笑话。金有温暖善良的一面，但他似乎觉得最好把性格中的这一面尽量隐藏起来。1943年1月，战事正酣之际，金给布鲁克林一个八年级学生回了封信。金将军喝酒吗，吸烟吗？谁是他最喜欢的电影明星？他最喜欢的爱好和运动是什么？

他回信说：

亲爱的哈丽雅特，你一月六日的来信我收到了——很有意思，你的语文作业是写我的传记。

现在来回答一下你的问题：

我偶尔喝点儿葡萄酒。

每天吸一包烟。

我喜欢斯宾塞·屈塞，其实任何电影明星我都喜欢。

我的爱好是填字游戏——难度大的那种。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高尔夫——要是有时间玩的话——不能打高尔夫的话，我喜欢散散步。

希望你的语文作业顺利完成。

非常诚挚的，

E. J. 金

美国海军上将[14]

1938年，身为海军中将的金没有掩饰自己的野心。他公开竞选自己一直想要的工作——美国舰队总司令，或者海军作战部长。他相信自己的服役记录足以胜任这些领导岗位，而他这样想没有错。他再合适不过了。经验多，履历丰富，工作表现一直极其出色。金恰好在海军的每个领域都工作过：在水面舰艇、潜艇和航空母舰上都待过，在各个参谋和计划岗位上工作业绩极佳，曾任海军航空局局长，与外国政府和国会打过交道。他的人事档案里满是表扬信。

但在1939年，温文尔雅、个头不高的海军上将“贝蒂”哈罗德·斯塔克被任命为海军作战部长，金却被安置到海军事务委员会。这是一个顾问小组，传统上来说，是与海军最高职位失之交臂的高级将领被强制退役前的最后一站。他的军衔将恢复为海军少将。失望排山倒海般压过来——一位朋友说，实际上，金听到这个消息时哭了。为什么不选他不得而知：自始至终没有人给过他任何解释。似乎海军部长克劳德·A. 斯旺森和即将离任的海军作战部长威廉·D. 莱希上将支持斯塔克。金是海军74名将军中仅有的3名飞行员之一，“大舰巨炮集团”的人可能想把这项工作交给一位战列舰将军吧。彼时，金与罗斯福总统的关系还不密切，而罗斯福是老海军了，他更喜欢与他了解并喜欢的将军打交道。最后一个原因是，金性格中不招人待见的一面——行事风格粗暴生硬——令他在海军中树敌不少，酗酒则让他雪上加霜，到处招惹别人妻子也给他的名声抹了不少黑。

但是山雨欲来的战争很快就会重新燃起金的希望。他没把海军事务委员会这份任命当成退役前的闲差过渡，而是把它当成传声筒，炮轰海军缺乏战争准备，他认为这不亚于犯罪。他从国会要来3亿美元拨款，亲自监督升级海军的防空系统。1940年年底，金被提拔为大西洋舰队总司令。这时，罗斯福总统对金的了解也增多了，欣然批准任命。1940年7月弗兰克·诺克斯担任海军部长后，还是在金的帮助下才“摸清了门道”。1941年8月，金将军负责安排运送罗斯福总统及其随从前往纽芬兰普拉森舍湾，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举行第一次战时峰会。随着德国U型潜艇攻势加剧，金也出了名——11月，他严峻的面孔出现在《生活》杂志上，标题为“大西洋之王”。[15]他的旗舰停泊在罗得岛州的纽波特，但他发现有必要每隔一周就坐夜班火车去一趟华盛顿。他会告诉参谋：“嗯，我必须再去趟华盛顿，给那些蠢货浑蛋解决些问题。”[16]

“我们生活在一个愚人的乐园。”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遇袭的消息传来时金如是说。[17]十天后，诺克斯部长和总统齐聚白宫。他们决定起用尼米兹，换下金梅尔，同时，他们一致同意将金调到华盛顿担任美国舰队总司令。眼下，海军作战部长一职仍由斯塔克担任，该职位职责范围很广，包括长期战争规划、海军整体行政管理等等。但到了来年3月，斯塔克就会逐渐淡出，金会身兼两项海军最高职位，成为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海军将领。

金当上舰队总司令后的第一个举动是改掉代表他职位的首字母缩写（CINCUS），这个缩写在他对外签发的所有命令和通信中都会出现在名字落款下方。“CINCUS”字面上看不错，但是大声读出来的话，有点像“击沉我们”（sink us）的谐音——听起来像极了鲍勃·霍普惯用的妙语。金对此无法忍受，珍珠港事件后更是绝对不会容忍。他下令把它改为“COMINCH”。接任斯塔克的职务后，这个缩写变成了“COMINCH-CNO”（总司令兼作战部长）。

以往，CINCUS（或COMINCH）在战列舰上办公，但金将司令部迁到了华盛顿宪法街海军部办公楼里的一套办公室。他倾向于离白宫近一些，离海军部长近一些，离马歇尔将军和其他军事首脑以及国会近一些。他说：“权力在哪里，司令部就要在哪儿。”眼下总司令没有参谋——这个职务最近曾由金梅尔上将担任，金梅尔同时还担任珍珠港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什么准备都没做好，”他后来回忆说，“我都得从头开始。”[18]

金从纽波特带来几名大西洋舰队的参谋，让参谋部有了个雏形。他还从斯塔克的团队中挑了几名关键人员，让斯塔克的作战计划处处长“凯利”里奇蒙·K. 特纳担任自己的助理参谋长。他又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军部队中抽调了十多名军官，尽管没人来得心甘情愿。一般来说，担任海军参谋的军官都争相要求被派往海上，而海上军官则强烈反对被召回华盛顿。所有人都想有机会参加战斗。在珍珠港指挥“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的“精灵”小查尔斯·M.库克舰长，一点儿也不稀罕金给他的海军作战计划处处长的职务。金直截了当地回复他说，应该将海军的需求置于个人喜好之前。“我完全理解你想留在海上的意愿，”他在信中告诉库克，“但我也要说，你必须做好思想准备，被派到别人认为你能为共同事业发挥最大作用的岗位上去——我相信你会同意的。”[19]整个战争期间，金的政策是军官轮岗进出华盛顿；他坚持要“不断轮岗”，派参谋到战场上去，把其他人从海上调回司令部。他的理由很有说服力，那就是以这种方式传播的经验和视角会改善整个部队的表现。

圣诞节前一周，金抵达华盛顿，搭建自己的办公室。那时，局面一片混乱。“金将军就职的办公室是我见过的最脏、最烂的一间，”一位即将上任的参谋回忆说，“有人匆忙间搬走，带走了家具，留下了灰垢。金将军不知从哪儿找了张桌子，还有几把椅子。……这就是全部家当了。我记得自己当时想，这可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司令部啊，总觉得少了点儿威严。”[20]金和办事员在海军大楼三层的两个房间里办公。房间装饰朴素，以实用为主：白色灰泥墙面一片空白，只挂了个时钟；白色软百叶帘遮挡住窗户；木制书桌和椅子毫无特色；绿色钢制文件柜放在铺着油毡的地板上。金需要参谋的时候，就按下办公室里的按铃。隔壁房间会响起尖厉的铃声，文书军士和秘书则应声而动。[21]

这项工作也有丰厚的福利。供金使用的有一辆凯迪拉克汽车和一名专职司机，一架带机组人员的双引擎洛克希德“北极星”飞机，还有一艘旗舰。他选择以前由道奇家族拥有的排水1 200吨、257英尺长的“无畏号”私人游艇作为旗舰。战争期间，它大部分时间都停泊在华盛顿海军造船厂的泊位。担任作战部长后，金在华盛顿西北部的马萨诸塞大街的海军天文台（1974年后成为美国副总统的官邸）也有一处官邸。整个战争期间，金的妻子玛莎住在海军天文台，金则在“无畏号”上度过大部分夜晚。国会里有人对于花钱为一个人维护两处居所颇有微词，背后悄悄说他把游艇当作私人幽会场所——但是，跟战争总动员相比，这笔开支微不足道，所以也没人拿它小题大做。

珍珠港遇袭的第二天早晨，温斯顿·丘吉尔告诉内阁，一旦罗斯福有空接待，他就马上去华盛顿访问。他要确定英国的新盟友不会以错误的方式参与这场战争。最重要的是，他担心美国人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会把优势兵力从欧洲抽调到太平洋。前一天晚上罗斯福发来一封电报，向丘吉尔保证，美国现在“和您以及大英帝国的人民同在一条船上，这艘船不会沉，也不能沉”。[22]首相立即作答，并问道：“正如您所说的，现在我们‘同在一条船上’，我们是不是应该再举行一次会议呢？我们可以根据最新情况，评估一下整个作战计划，同时讨论一下生产和分配的问题。有些问题令我忧心忡忡，我认为最好能够在最高执行层面上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也很盼望再次见到您，越早越好。”[23]

罗斯福想推迟一段时间，说华盛顿忙得不可开交，而且担心丘吉尔穿越大西洋时会遭到德军U型潜艇攻击。然而，他真正担心的是丘吉尔现身华盛顿产生的政治反响。美国和英国在对日战争中是同盟，但（周四之前）在对德国和对意大利的战争中还没有结为同盟。大家都心知肚明，丘吉尔会全力解决这个问题。丘吉尔12月10日给罗斯福发电报，对他关于安全问题的担忧做出了回复：“我们认为海上往返没什么严重的危险。但是，假如我们没有在最高层面充分讨论海军地位的极端重要性，不讨论与生产和分配相关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问题，那就真的很危险了。”[24]罗斯福默许了。“很高兴邀请您来白宫。”他答复道。他还提到在马来亚附近沉没的“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悲惨消息，补充了一句：“现在消息不利，但一定会好起来。向您致以问候。”[25]

在那周英国战时内阁的一次会议上，有人对首相最近表现出的坚定自信表示惊讶。以前丘吉尔与美国人打交道时很注意用恭敬的语气。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说，首相眼中掠过一丝“狡黠的笑意”，回答说：“哦！追求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要那样说话；现在这个人成了家里的女眷，我们的讲话方式就大不一样了！”[26]

丘吉尔率顾问与参谋组成浩浩荡荡的使团，带上除布鲁克（留在伦敦处理日常事务）之外的所有参谋长，于12月12日登上“约克公爵号”战列舰，启程前往美国参加阿卡迪亚会议。在航行过程中，丘吉尔起草了三份重要文件，论述英国对战争的看法。不工作的时候，他就睡觉，躺床上看小说，或看看电影。冬天里的这次航行十分颠簸，所有舱口都封上了板条，严禁乘客在甲板上行走。丘吉尔告诉妻子，这是“战争开始以来我度过的最漫长的一周。大风几乎没停过”。他模仿塞缪尔·约翰逊的文字评论道：“这种天气待在船上就像坐牢，还有可能淹死。……谁都不能到甲板上，船上还有两个伤员断了胳膊和腿。”[27]

12月22日晚上，“约克公爵号”泊入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外的汉普顿锚地。它本该继续沿波托马克河向北前往华盛顿，但丘吉尔急于赶过去，要求乘飞机到国家机场。夜晚从空中俯瞰，华盛顿呈现出非常壮观的景象，流光溢彩。此时距珍珠港事件已过去两周，灯火管制只是偶尔为之。丘吉尔的副官汤米·汤普森中校颇为动容。“华盛顿体现了一些极为宝贵的东西，”他写道，“自由，希望，力量。我们已经有五年没见过灯火通明的城市了。我非常感动。”[28]

在停机坪上，他们发现总统已经靠在轿车上等候他们一行。“我紧紧握住他的手，颇感安慰和愉快。”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29]首相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查尔斯·威尔逊爵士）对罗斯福的大脑袋印象深刻。“我想这就是温斯顿觉得他像雕像一般伟岸庄严的原因吧，因为你几乎看不见他的腿。”[30]总统记得丘吉尔一行中许多成员的面孔和姓名，当年8月份他在普拉森舍湾的船上参加首脑会议时与他们有过一面之缘。外交礼仪并不要求他驱车到机场迎接来访者，英国人没有忽视他这一主动的表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丘吉尔原计划住在英国大使馆，但是当罗斯福邀请他入住白宫时，这位英国领导人立刻接受了邀约。五位助手陪同他前往，代表团其他人住在附近的五月花酒店。这个邀请显然没有提前通知第一夫人，白宫工作人员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准备房间。虽然这位女主人（一如既往地）温和而优雅，但后来她非同寻常地在全国性报纸专栏中发泄了不满。“他都没有想过，”她写道，“我们可能需要挪一些家具来调整房间布局，布置成首相希望的样式。”[31]

丘吉尔住进了白宫二楼的玫瑰套房，仆从住在隔壁房间。走廊对面的林肯书房住进了他的两位秘书。哈里·霍普金斯的卧室位于走廊的尽头，他的卧室旁边是门罗室，丘吉尔的工作人员把它设置成了地图室。将所有房间串联起来的走廊上光线暗淡，摆满了罗斯福大家族的圣诞礼物。

第一晚的晚宴上，话题围绕着战争的各个方面展开。罗斯福还没来得及阅读丘吉尔起草的文件，因此首相做了他最擅长的事情。他讲啊，讲啊，讲啊，谈到了冲突的方方面面——法国在北非的战局，利比亚的战事，苏联的战线，海上的战争，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猛攻。当晚，罗斯福总统致祝酒词：“让我们一起举杯——有句话在我脑海里很久了，现在是时候说出口了——‘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干杯’。”[32]

“我向国内汇报时说，到达的当晚，我们就有了深入的交流。”丘吉尔在战后写道。[33]罗斯福很快就让人们不再担心美国会将战争重心从欧洲移走，令首相大大松了口气。他表示，尽管太平洋地区战事紧急，弹药和物资不仅会继续输送给英国和苏联，而且还会加大运输量。丘吉尔在发给布鲁克和伦敦战时内阁的第一封电报中写道，问题“不在于是否执行，而是如何执行”欧洲优先的原则。

长住期间，丘吉尔感觉简直宾至如归。他就像梅·韦斯特一般，许多最棒的工作都是在床上完成的，只不过丘吉尔做的是阅读报告，向秘书口授信函或演讲稿。直到中午，他还靠在一堆枕头上，鼻梁上架着眼镜，穿着睡衣或花里胡哨的及膝睡袍，床上和地板上散落着备忘录、报纸和衣服。丘吉尔在他待在华盛顿的第一天上午向总统的管家阿隆佐·菲尔兹发表了一篇简短演说，简直可以视为简洁的典范。“好，菲尔兹，”他慢条斯理地说，“昨天的晚餐很棒，但我有几条命令给你。我们都想以朋友的身份告别，对吧？所以你要听好。一，我不喜欢有人在我房间外面说话；二，我讨厌走廊里吹口哨；三，早餐前必须给我的房间端来一杯雪利酒，午餐前我要喝几杯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晚上睡觉前要喝法国香槟和窖藏九十年的白兰地。”菲尔兹不动声色地答道：“好的，先生。”然后他为英美联盟做了自己该做的事——确保丘吉尔的要求得到满足。[34]

等到丘吉尔终于起床穿戴妥当后，他的行头在白宫工作人员中引起了一阵热评。这位英国领导人经常穿一件及膝的双排扣大衣，扣子一直系到脖子底下，拄着根木制手杖，上面镶着手电筒。（这是英王爱德华七世送他的结婚礼物。）罗斯福的秘书格雷丝·塔利在他到达后的第二天早晨第一次见到丘吉尔，当时丘吉尔看上去“胖乎乎的，面色红润，这位秃顶绅士身穿一件蓝色牛仔布料的连身服，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懒洋洋地拖着脚朝我办公室走来”。[35]

接下来的三周时间里，罗斯福和丘吉尔常常在霍普金斯的陪伴下一同起居，几乎像大家庭的成员一样。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一起抽烟。他们闯进对方的私人卧室畅谈到深夜，坐在一起看私人影院放映的亨弗莱·鲍嘉演的电影《马耳他之鹰》。他们在总统书房里共进午餐，盘子会对称地摆在书桌上。[36]有几次，罗斯福的轮椅推进丘吉尔的卧室时，首相大人还堂而皇之地赖在床上——丘吉尔也会不分白天夜晚，随时毫无顾忌地敲开霍普金斯的卧室房门。（他们两位在1941年1月就已成了知心朋友，彼时霍普金斯作为罗斯福的私人特使出访伦敦。）有一次，凌晨两点，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顾问激烈地争论起来。丘吉尔坐在霍普金斯的床边，两人压低了声音，以免吵醒其他人。

霍普金斯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罗斯福的轮椅推进丘吉尔的卧室时，正赶上首相大人出浴，浑身上下一丝不挂。总统慌忙命人将他推出房间，但丘吉尔却像演戏似的宣告：“大英帝国的首相对合众国的总统没有丝毫可隐瞒的。”这个故事很可能有些添油加醋，增加了戏剧效果——后来，丘吉尔告诉罗伯特·舍伍德，“他从来没有在连件浴巾都不裹的情况下会见过总统”，并且补充了一句，他绝不会对罗斯福说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因为“总统本人会很清楚这并不完全是实情”。[37]

尽管如此，丘吉尔在白宫住了一周以后，感觉舒适得好像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他在1942年1月3日写给工党领袖艾德礼的信中说：“我们住在这里像个大家庭，亲密无间，不拘小节，我无比敬仰和钦佩总统先生。他视野宽广，心意坚定，最值得赞扬的是，他忠诚于我们的共同事业。”[38]

两位领导人经常一起在公众场合露面。丘吉尔在来到华盛顿的第二天就和罗斯福一起参加了“椭圆形办公室”的定期新闻发布会。简短的开场白过后，罗斯福把英国领导人介绍给大家，并邀请围成半圆形挤在总统办公桌前的记者向他提问。丘吉尔身穿黑色西装，打着蓝白圆点的领结，抽着超大的古巴雪茄。即便站着，拥挤的房间后面的记者也看不到他。他索性站到椅子上，这一举动引起了在场新闻记者的欢呼和掌声。丘吉尔幽默风趣，应对自如，坦率地对记者们说，尽管战争会漫长而艰难，但是“一觉醒来，我们可能就会发现敌人数量在减少”。有人问新加坡是不是亚洲“整个局势的关键”，丘吉尔不假思索地答道：“整个局势的关键是英美两个民主国家前赴后继投入战斗的坚定态度。”赢得这场战争需要多长时间？“指挥得当的话，”首相回答说，“我们只需花费指挥不当所需时间的一半。”有人问他是否怀疑过盟国无法取胜，他回答说：“我没有任何怀疑。”[39]《华盛顿晚星报》认为，首相的表现“令人兴奋”，“场面活泼而独特”。《新闻周刊》报道说，罗斯福“就像一个成名已久的老戏骨转行当制片人，有人说他脸上露出了一丝对这个至少能与他相提并论之人的崇拜之情”。[40]

1941年平安夜，丘吉尔参加了白宫草坪上的圣诞树点灯仪式。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一轮新月低垂在天边。罗斯福和英国领导人一起站在南门廊上，按下一个按钮，点亮了树上的彩灯。人群中的掌声平息下来后，总统开始介绍客人，说这是“我的同僚，我的老友”。[41]丘吉尔向大西洋两岸的无数广播听众发表了讲话。或许因为血缘的关系，或许因为共同的事业，或许因为共同的语言，他说：“我在美国的中心、首脑云集之地过节，却没有丝毫陌生感。”然后他继续说：“让我们的孩子度过一个充满欢乐和笑声的圣诞夜……然后我们肩负起艰巨的职责，直面今后的艰难岁月。让我们同仇敌忾，以我们的牺牲与勇气，确保这些孩子应得的产业不被掠夺，保护他们在自由体面的社会生活的权利。”[42]“那晚冷极了，”埃莉诺回忆道，“谁都高兴不起来。彻骨的寒冷让所有人都瑟瑟发抖，大家都很想回屋喝杯热茶。”[43]

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温斯顿·丘吉尔乘车来到国会山，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通过密密匝匝的麦克风，他在国会大厦进行了演讲，眼镜架在鼻梁上，裤兜上挂着一条很显眼的金色表链，双手插在衣服翻领下面的兜里。他讲了35分钟，听众屏气凝神，聆听他的每一句话。这是一场伟大的演讲，展现了典型的丘吉尔风格；为了这一刻，他在圣诞节精心准备了一整天。他知道国会中仍然存在不少的反英情绪，美国人民反日本的情绪比反德国的情绪更为强烈。“我忍不住会这样想，”他开场时说，“如果我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英国人，而不是正相反的话，我可能已经靠自己的本事进入国会了。”[44]

这句话惹得听众开心大笑，为下面即将涉及的一些敏感话题奠定了友好的基调。这位英国领导人委婉地批评了孤立主义者，暗示孤立主义政策的过失给了德国重新武装的机会，而且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英美的疏远。说到这些时，大厅里鸦雀无声。但是，当丘吉尔谈到日本人时，议员们马上站了起来。他用雷霆般的声音大声说道：“他们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我看他们可能还不清楚吧，我们会不屈不挠地跟他们战斗到底，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和全世界永远忘不了！”[45]参众两院的议员们爆发出发自内心的山呼海啸般的欢呼，丘吉尔心想：“还有谁会怀疑一切不会变好呢？”[46]离开讲台时，他做了个标志性的挥手动作，用右手食指和中指形成一个代表胜利的“V”字。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个手势瞬间引起了“震撼的效果。……如雷的欢呼声响彻大厅”。[47]

回到白宫后，（通过收音机收听演讲的）罗斯福告诉他，演讲太棒了。首相感到欢欣鼓舞——他的演讲能力再一次成全了他。“我回回都能正中目标。”他得意地对莫兰说。[48]

每天晚餐前，两位领导人、霍普金斯和总统的内阁都会在红厅聚会，喝杯鸡尾酒。罗斯福坐在酒瓶托盘旁边，亲自调制鸡尾酒。这是总统平时无比珍惜的时刻，他有时称之为“孩提时光”。他会趁此时释放一天的紧张与压力。“他喜欢调制饮品的仪式，”丘吉尔的女儿玛丽·索姆斯说，“就像是说：‘瞧，我可以的。’大家都很敬佩他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只需把玻璃杯递到他手里就行，不用再做其他事情。看他调酒很有趣。”[49]罗斯福不按客人的要求调酒，而是兴之所至，自己随意调制些新奇古怪的混合酒，在柠檬威士忌酒、汤姆·柯林斯酒或是古典鸡尾酒的基础上加以发挥。他调出来的“马提尼”里面加了太多苦艾酒，有时候还掺杂些果汁或者朗姆酒一类的成分。丘吉尔喜欢纯威士忌或白兰地，但还是会优雅地接受罗斯福的神秘药水，往往还会一饮而下，丝毫没有怨言，不过据阿利斯泰尔·库克说，首相有时会把它们带进洗手间，倒进水池。

这位英国领导人就寝很晚，下午会打个盹儿（有时候，要是他自己的卧室离得太远，就随便钻进一间卧室），喜欢晚上聊到深夜。一整天下来，他喝了不少酒，却一直保持清醒敏锐的头脑，表达清晰，就像他喝进去的高度数酒一样清冽明晰。他早晨喝雪利酒，中午喝威士忌，晚上喝葡萄酒，抽古巴雪茄，一杯杯的白兰地伴着他直到凌晨时分。罗斯福的助手们很惊奇。特勤局局长迈克·赖利说，丘吉尔“吃得比两三个外交官加起来都多，吃得还特别香；而且，他饮用白兰地和苏格兰威士忌时的优雅与热情令我们咂舌”。他还补充说：“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不是他喝了多少（尽管他的酒量确实了得），而是他喝了这么多酒还能完全保持清醒。”[50]

丘吉尔在白宫的几周时间里，罗斯福比惯常休息得晚，酒也喝得更多，下午也没空打盹。有一次，圣诞节过后几天，总统与丘吉尔一起抽烟、喝酒、交谈到凌晨3点。负责照顾总统健康的罗斯·T.麦金太尔医生把这位英国领导人当成了“头号公敌”。他尽量安排总统晚上11点上床休息，却发现“总统很少遵守”。[51]埃莉诺大为震惊。“毫无疑问，”她说，“当你对一件事十分感兴趣的时候，夜以继日地工作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于那些不得不候在一边，直到你做完的人来说，这挺让人受不了的。”埃莉诺的父亲酗酒，所以她很反感饮酒过度，不喜欢丘吉尔对丈夫和儿子的影响。她越来越担心，晚上熬夜，喝白兰地，抽雪茄烟，会严重影响罗斯福本已不佳的健康状态。“母亲会非常生气，”埃利奥特·罗斯福回忆道，“进进出出房间好几次，暗示该休息了，可是丘吉尔依然故我，在那儿坐着。”埃莉诺跟丈夫说了自己的担忧，他却反驳称“不必担心，我家这边的人没有酗酒的问题”。[52]

罗斯福由衷地尊重丘吉尔。1942年1月与总统一起就餐后，萨姆·罗森曼回忆道：“我们的谈话主要是关于丘吉尔的——罗斯福满腔热情地提到他，称赞他在战争问题上采取坚定果敢的做法。”[53]两人的私人友谊成了两国联盟的核心。他们的共同语言自然是拉近两人关系的纽带，不过两人上流社会的家庭背景，所受的精英教育，对历史文学的共同兴趣，还有两个海军老兵的自我认同，以及都在各自国家的海军担任过文职或非正式顾问的经历，也是两人颇为投缘的原因。霍普金斯认为，在为期不短的访问期间，罗斯福“真正喜欢上了丘吉尔，我相信丘吉尔也是一样喜欢总统”。[54]

丘吉尔本来只打算待一个星期，但是在白宫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后，便应罗斯福邀请延长了访问期限。他这次出访一共持续了三个星期，中间他抽空去了加拿大和佛罗里达州，1942年1月15日才辞别罗斯福回国。

美国和英国的军事参谋都对两位领导人在白宫抱成一团感到有些不快。他们相信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在背着他们制订什么计划，趁夜晚饮酒的时候就解决了重大问题，而不让各自的军事顾问参与讨论，他们为此感到恼火。双方都怀疑自己的领导人遇到了老谋深算的骗子，在一对一谈判时泄露了过多的秘密。他们的亲密关系固然可能会加强两国联盟，但也可能导致内阁与参谋长们无法正常尽职。英国外交官贾德干在日记中写道，他担心丘吉尔将美国总统当成“英雄般崇拜”。[55]美国将军“醋酸乔”约瑟夫·W.史迪威则发泄道：“英国佬霸占了［罗斯福的］耳朵，我们到最后才能得知情况。”[56]

军方领导人在美联储大厦豪华的董事会议室召开了阿卡迪亚会议，这座只有四年历史的大理石建筑坐落在宪法街海军部的正对面。第一次会议在1941年12月24日上午召开，议题是“联合战略的根基”。[57]接下来的几周内还将举行另外11场会议。英方代表是海军元帅达德利·庞德爵士、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Sir John Dill，布鲁克不久前接替他担任帝国总参谋长）和空军上将查尔斯·波特尔爵士。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上将被非正式认可为美方代表团负责人。与他一同出席的美国代表还有金和斯塔克将军以及陆军航空队司令“福将”亨利·H. 阿诺德将军。

经过近两年半战争的锤炼，英国军事领导人之间已经非常习惯彼此合作。他们有备而来，参谋们为各种论点准备了充分的论据。“他们很在行，”美国海军参谋约翰·L. 麦克雷上校说，“都极其善于表达，讲话很有道理。参谋组织工作也井井有条。三位准将承担了大部分工作，他们的会议报告堪称杰作。”[58]

与英国最高司令部运转良好的体系相比，美方参谋部实际不过是个草台班子。陆军和海军向来各自为政，处于平等状态，各由两名内阁级别的部长坐镇，所有把军事计划融合在一起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因此，美方将领必须学会如何与彼此相处，与此同时学着与英方打交道。阿诺德将军是马歇尔的下级，往往会听从他的命令。金和斯塔克都代表美国海军，英国人一时也搞不清楚哪位将军是主事的。自12月7日以来的两个星期里，美国人像热锅上的蚂蚁，没多少时间为会议做准备。他们张口就来，说出自己的想法，并没有提前在内部做过计划和分析，因而不可避免地显得糊涂和业余。他们短时间内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马歇尔代表美方讲话，开门见山且毫不动摇地重申了欧洲优先原则。该政策在给罗斯福的一项秘密备忘录（金将军和其他军队高官也签了字）中有详尽说明，承认“德国是轴心国的主要成员”。即便日本加入战争，“我们的观点也不变，德国仍然是主要敌人，打败它是胜利的关键。一旦德国被击败，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失败必将指日可待。因此，我们认为，一个根本原则是……只能从对德军事行动中抽调尽可能少的必要兵力来保障其他战区的重要利益”。[59]

金将军和任何其他盟军最高统帅都从未怀疑过“欧洲优先”的原则。轴心国当中，只有德国可以同时遭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打击。德国拥有比日本更强的科学和更多的工业资源，而且假以时日有可能会开发出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苏联陷落，希特勒的重兵可以集结在单一的战线上；而如果德国和意大利被击败，则会解放出盟军大部分海军和其他军事力量，使之投入太平洋战场。最近升职担任陆军作战计划处处长的艾森豪威尔准将写道：“这项计划的高明之处在于，将我们的核心力量集中起来对付欧洲的敌人，然后再全力以赴打击日本。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研究战略的人对此提出质疑。”[60]即使是跟日本人打得不可开交的尼米兹将军也表示，“我们在太平洋作战的所有人都完全理解”德国优先的原则。[61]

然而，这项战略说得比较抽象，解释的空间很大，容易引起争论。现有部队、舰船和军需到底有多大比例派往太平洋？百分之十？二十？三十？要是太平洋战局不稳定（事实也是如此），该战区是否应该在短期紧急情况下获得更多的资源？应该退让多少领土给大举进攻的日本人？要不要牺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是仅仅为了保持对敌军外围施加压力，盟军应该在太平洋集结多少进攻力量？打败德国之前，可不可以在太平洋发动反攻？军方领导人在写给总统的联合备忘录中没有提到这些问题。以《保障东部战区重要利益》为标题的备忘录中只称“达到上述目的所需的最小兵力将由双方共同讨论决定”。[62]艾森豪威尔评论说，德国优先的原则没有任何争议，“但是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来落实这一构想，并且得到两国军事参谋的批准，可不是件容易事儿”。[63]

即使在仔细权衡战略的紧要关头，两国的参谋也不得不面对来自太平洋和东亚的坏消息。日本的海陆空部队威胁的区域西起缅甸，东至新几内亚西部，北起菲律宾，南抵澳大利亚，这片范围内的美军、英军以及荷兰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都有可能被摧毁。12月24日，美英第一次会议当天，全世界都知道了香港和威克岛的沦陷。马来亚还有更多坏消息：法属印度支那中部的防御力量正在崩溃，英军正逃往新加坡。日本人似乎有可能夺取婆罗洲和苏门答腊油田的控制权。相比之下，欧洲战场传来的消息较为令人振奋：英军在非洲把隆美尔从图卜鲁格赶了回去；德军被拦在莫斯科大门口，随着苏联严冬来临，遭受了重创。眼下看来，欧洲战局至少稳定住了，而太平洋战场却风起云涌。

金将军头脑非常清晰。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整个战略取决于两个基本点：夏威夷绝不能沦陷，澳大利亚绝不能沦陷。为此，金（在担任美国舰队总司令后）命令新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上将确保中途岛、夏威夷和北美大陆之间的航路安全。那是他的首要任务。“在重要程度上只稍逊一点”的第二项工作重点是保护北美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生命线，主要是“掩护、守卫并控制夏威夷—萨摩亚航线，尽早将斐济纳入其中”。[64]再往南一些（尼米兹还指挥不到的地方），还要把新喀里多尼亚、新赫布里底群岛和汤加群岛等更多“据点”也包括在内。这条长长的补给线必须安全运送不断增多的大量物资。这样一来，盟军就可以在“澳大拉西亚”（根据金的定义，新西兰包括在内）设立战斗指挥部，最终从那里发动反攻，向西北直击所罗门群岛、俾斯麦群岛、新几内亚、婆罗洲以及菲律宾。[65]

其他所有的相关事务都必须无条件服从金所谓的“两项生死攸关的太平洋任务”。[66]尽管华盛顿还没承认，但菲律宾将要沦陷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伦敦尚未承认，但马来亚和新加坡即将沦陷也是不争的事实。缅甸会沦陷，荷属东印度群岛会沦陷，东南太平洋上的英军、荷军和美军将会土崩瓦解。美国的亚洲舰队由一群老旧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可能会被敌舰和敌机歼灭。它对战争的主要贡献将是拖慢日本的进攻速度，为保护从旧金山、圣迭戈、巴拿马到布里斯班、奥克兰、悉尼的航道赢得宝贵的几周时间。

在战争的这个早期阶段，人们普遍认为，日本人会试着利用盟军暂时的弱势来切断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生命线。盟国只能猜测日本的意图，每一个新动向都可能拉开向东进攻的序幕。[67]日本潜艇在萨摩亚地区开炮，似乎预示着将要有一场两栖进攻（最后没发动）。连接北美和澳大利亚的航线擦着吉尔伯特群岛经过，这很危险，因为该群岛已被日本人占领，正在建造恐怖的航空基地，而且已经有空袭是从那里发起的。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环礁距坎顿岛仅960英里，那里有一条5 000英尺长的简易飞机跑道，但是没有盟军的飞机。这个岛可能会被轻而易举地占领，导致航线暴露在敌人眼皮底下，日军飞机从那里起飞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从空中屠杀盟军的船队。

当务之急是立即派兵驻扎受到威胁的岛屿。盟军在社会群岛的博拉博拉岛上设立了一个新的加油站，为从巴拿马运河向西航行的船只加油。金请求罗斯福总统把稀缺的盟军资源投入“守岛建岛”的紧急项目，用于建设基地、机场、海军防空营、陆军驻地，提供飞机及其配套设施、港口及加油设备等，所涉岛屿包括萨摩亚、新喀里多尼亚、苏瓦（斐济）、汤加塔布（汤加群岛）、埃法特（新赫布里底群岛）和富纳富提（埃利斯群岛）。[68]

但是，金所想的并不完全是采取守势。他经常谈到“防御性进攻”的优点，（在给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的一封备忘录中）他通俗易懂地将这种策略定义为“守住已有的，再伺机打击”。[69]挖掘工事并守株待兔在陆地上可能是明智的策略，但是在海战中，主动权往往掌握在进攻的一方。即便美国人攻击力量严重不足，也应该用仅有的力量来打击敌人，逼敌人考虑暴露外围的代价。要实施有效的防御措施，就必须从航空母舰上对日本的岛屿基地进行空中打击，对日本的内部海运补给线开展潜艇战。“没有哪个战士藏起来就能获胜——仅仅被动抵挡对方的攻击是无法取得胜利的，”海军作战部长打比方说，“胜利属于实施打击的一方，即便他不得不结结实实地吃几拳头，也要一直打下去，这样才能持续打击对方。”[70]

鉴于战局风云突变，金力争近期为太平洋战区多分配些稀缺的军事资源。他一如既往地据理力争，铿锵有力，但不讲究策略，丝毫也不掩饰对反对者的蔑视。英国人错误地以为登上美国海军最高职位的军官在同自己同胞打交道时一定更加和蔼可亲，所以他们以为金是坚定的反英者。但是没有证据表明金天生就对英国人有偏见，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想破坏“欧洲优先”原则。相反，他似乎有意选择当太平洋战场的特别代言人，因为他意识到，由于种种原因，其他军事部门负责人（无论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充分考虑这一战区的需要。

在军事领导人的小圈子之外，还有其他许多人与金的观点相同。后来在解放欧洲时担任盟军总司令的大名鼎鼎的艾森豪威尔就有这种担忧，他担心指挥官们忽视了阻断日本攻势的必要性。“我一直坚持认为远东地区至关重要。”1942年1月1日，他在办公桌的备忘录上写下了这句话。他认为“在空中和地面的军备状态令人满意之前，不应开展次要的活动。然而，我们正进行‘磁铁’（调运美军到北爱尔兰）和‘体育家’（登陆北非的作战计划，后改为‘火炬’）等行动”。[71]菲律宾的命运令人揪心：已经被美国媒体捧为超级明星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要求为他饱受打击的美国和菲律宾部队提供救援物资，罗斯福为此公开表示：“我向你们郑重承诺，你们将重获自由和独立，并且受到保护。”总统1941年12月30日写信给史汀生部长，“希望作战计划处研究研究救援菲律宾的方法。我知道这样做有很大风险，但这个目标非常重要”。[72]亚太地区的盟国对其美国和英国盟友始终抱有信心，希望英美盟友能够使其免受打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派出许多精锐跨越半个地球去与德军作战，现在急于保家卫国。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在墨尔本的一份报纸上写道：“我明确表示澳大利亚期待美国的援助，我这样说没有任何顾忌，对我们与英国亲人般的传统关系也没有任何不敬。我们知道分散力量很危险，但也知道没有澳大利亚英国照样可以坚持下去。所以，我们下定决心，不能让澳大利亚失守。”[73]

人们还担心盟军在太平洋地区全面崩溃会促使日本入侵西伯利亚，这样就会把苏联踢出战局。众所周知，日本军队中的铁腕人物渴望着进攻苏联，希特勒肯定也在向日本盟友施压，让其进攻苏联。1942年1月下旬，斯坦利·邓巴·恩比克中将告诉陆军作战计划处，“立即增加对太平洋战区的援助”将起到“阻止日本向西攻打西伯利亚的威慑作用”。1942年3月发布的计划书则称：“对苏联来说，最有价值的援助就是遏制日本……在南太平洋的军事力量，我们越早向苏联明确表示将这么做，苏联从这种援助中获得的益处就越多。”[74]

在1月11日举行的第九次会议上，金要求派一支强有力的部队驻扎在法属新喀里多尼亚群岛，该群岛横跨于夏威夷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线上，也是日本人觊觎已久的镍矿产地。如果新喀里多尼亚被敌人占领，美国船队就不得不改道，从新西兰南部绕行。金坚持认为应该立即派一万名士兵夺取该群岛，即便以分散向欧洲进军的兵力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两个战区的资源争夺从高高在上的理论层面落到了需要立即做出决定的实际层面。

要想实施金的计划，似乎只能转移原定派往冰岛和北爱尔兰的部队，英国坚决反对这种改变。其他美军长官也没给金多少帮助。阿诺德将军说，他的陆军轰炸机可以直接飞过这些岛屿，但这样说起不到什么帮助作用，金反击称在南太平洋组建舰队需要的是船，而船是不会飞的。陆军本能地抵制将部队部署到海军主导的战区。艾森豪威尔听说这一建议后，尖刻地指出：“海军这是想占住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啊——陆军守住这些岛，把它们当成陆军的追击据点和轰炸机基地。然后海军就有安全的港口了。”[75]（人们指责金偏袒海军，但其他军种领导的偏袒之心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丘吉尔亲自出面请求罗斯福总统派“三到四支”美军步兵师前往北爱尔兰，换防驻扎在那里的英军，同时对爱尔兰的政界施加政治影响。丘吉尔写道，这将“表明美国决定直接干预欧洲的战事”。[76]面对金的据理力争，英国首相似乎愿意接受延迟向北爱尔兰派遣部队。原定派往冰岛的约8 000名士兵将减少到2 500人；原定派往北爱尔兰的16 000人将减至4 000人。[77]但是除非能找到舰船，否则所需的这些部队没法派往太平洋，而舰船是稀缺资源。能不能从《租借法案》规定派往苏联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的船队中抽调舰船？金说，他觉得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在冬天已经冰封了，即便海面没冻住，苏联的港口设施也没法卸载货物。罗斯福持不同意见，他说苏联人说过该港口仍在开放，而且曾经要求供应物资。总统显然不想做出尴尬的决定，便问道，日本人侵入新喀里多尼亚群岛后，是否很难重新将其夺回来。金答复说，非常困难。

哈里·霍普金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根据他的计算，只需7艘船就足以将承诺提供的物资交付给苏联。这样一来，看待问题的角度就不同了。即便在船只短缺的情况下，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应该也能搞到7艘船。霍普金斯自告奋勇去找船。僵局就此打破。［霍普金斯经常会做出这样的贡献：他往往能适时地就某项议题发表深刻见解，或者将辩论引向实际的解决方案。丘吉尔送给这个高个子顾问一个绰号——“一针见血勋爵”（Lord Root of the matter）。[78]］最后各方一致同意派21 800名美国士兵从东海岸出发，乘船穿越巴拿马运河，于1942年2月中旬抵达南太平洋。其中一部分士兵将与澳大利亚军队一同被派往新喀里多尼亚——盟军驻军总共将达一个师的兵力。另外，应金的恳求，各方一致同意在1942年初派20艘货轮向南太平洋运送250架战斗机、143架轰炸机、220吨货物和450万加仑汽油。[79]

丘吉尔声称，战争刚开始几个星期他就知道亚洲盟国会遭受“灭顶之灾”。在他的回忆录中，丘吉尔首相以照片般写实的风格阐明他的观点：“即便讲话时语气自信，我也预感到很快会有鞭子抽打我们裸露的肉体。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以及被它们波涛汹涌的海浪拍打的亚洲陆地和岛屿上，我们怕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英国如此，荷兰如此，美国也是如此。一场军事上的灾难确切无疑地摆在我们面前，何时结束却遥遥无期。重见光明之前，我们必须忍受许多个黑暗与疲惫相随的日夜，忍受无数的失败和损失。”[80]

源源不断的坏消息引发了盟军指挥分散的问题。日本人遇到了五个国家来自地面、空中和海上的虚弱无力、毫不协调、混乱不堪的抵抗，这五个国家是英国、美国、荷兰流亡政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每个盟国都有自己的目标、利益和局限。航运是个关键性瓶颈，但航运资源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进行过协调。乔治·马歇尔将军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盟军需要一位有权调动战区所有部队的总司令。他在1941年圣诞节当天上午举行的第二次军事首脑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确信，整个战区必须由一个人来指挥，无论是空中、地面还是海上，”他说，“合作是行不通的。人性的弱点是，特别不愿意把自己的部队交给另一个军种指挥。如果我们现在制订由一个人来指挥的计划，那就能解决十分之九的问题。”[81]他谈到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在座的所有人都经历过。“实现统一指挥有些难度，但是比我们不这么做面对的难题要容易得多。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桌子这边和桌子那边的人各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意超越自身局限，实现这一目标。”[82]

冲突刚一显露苗头，马歇尔就勇于直面难题，这显示出为什么他是二战期间真正不可或缺的美军领导人。统一指挥是个具有挑战性的敏感话题，直指英美联盟的核心，同时也暴露了双方都存在的兵种间的对立。尽管马歇尔的本意可能是将统一指挥权视为纯粹的军事问题，但它也涉及棘手的外交和政治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所有盟国的文职领导人都必须面对的。马歇尔似乎看透了，如果在冲突的一开始没有处理好统一指挥的问题，那它就可能永远也处理不好了。

这项提案像是一颗重磅炸弹：马歇尔事先没有通报金，也没有通知其他美军或英军将领。一开始，它遭到强烈抵制。英国人近两年半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部队交给一个刚卷入战争、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的国家统率。英国皇家空军总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争论道，盟军首先应该确定战区的总体军力部署，然后再谈统一指挥的问题。金起初很谨慎。会上有个军官认为他的态度“不温不火”。[83]他深知美国海军官兵会对把舰船交给美国陆军将领或外国海军将领指挥这件事感到震惊。金的助理参谋长“凯利”里奇蒙·特纳将军强烈反对让美国海军部队脱离海军系统的指挥，而且对金或其他任何人都敢这么说。但在接下来的两天里，金被马歇尔的理由说服了，并且在随后的会议上宣布支持这一提议。斯塔克、特纳和其他海军将领极不情愿地与他保持了一致的立场。这是个令人惊讶也非常幸运的进展。它巩固了马歇尔和金之间的伙伴关系，预示着美国海军将要接受军种协调和联合作战的行动。

英国的反对派更加顽固。这个问题在12月26日的白宫会议上提出时，丘吉尔就明确反对。他似乎得到了军官们的预警，发言时小心翼翼的。他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统一指挥是项重要原则，但眼下这场战争战线拉得很长，“战斗随处打响”。亚洲战场幅员辽阔，岛屿和陆地被海洋隔开，许多不同国家的部队驻扎于此，在本国国土或在自己的殖民地上作战。他说，在这种情况下，统一指挥只会令局势变得混乱。盟军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有充足的军事物资运送到战场。各国部队都由自己的军官指挥，但是直接对华盛顿或伦敦的总参谋长负责，这样战争可以更有效地进行。讨论过程中，英国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给霍普金斯递了张纸条：“你要做丘吉尔的工作。他正在听取意见。他思想开明，需要讨论。”[84]

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霍普金斯对他说：“在我们说出心目中的人选之前，请不要急于拒绝总统将要向您提出的建议。”[85]随后，马歇尔提名英国陆军上将阿奇博尔德·P. 韦维尔爵士担任首任“ABDACOM”（“美英荷澳司令部”的缩写）最高盟军指挥官。美英荷澳司令部的战区涵盖缅甸、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新几内亚西部、澳大利亚西北部四分之一的领土、菲律宾，以及所有相邻海域。韦维尔将统率“海、陆、空”的全部军事力量。[86]

丘吉尔回忆说：“选择英国指挥官让我觉得受到了恭维，但在我看来，他要指挥的这片战场很快就会遭到蹂躏，他要统率的部队会被日军的铁蹄摧毁。”[87]首相公开声明，他宁愿看到英国舰船由美国海军将领而不是英国陆军将领来指挥，这表明他是根深蒂固的海军至上主义者。他建议由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托马斯·哈特上将统率四国的全部海军力量，只需“符合”陆军上将韦维尔的计划和战略即可。美国人觉得这有些含糊不清，拒绝了这一提议。[88]金自己拿起钢笔，重写了命令，写明海军将归韦维尔指挥。

丘吉尔的抵制在罗斯福、马歇尔和霍普金斯联合施加的强大压力下瓦解了，尤其是金的坚定支持加剧了天平的倾斜。丘吉尔本来指望金将军出面反对外国陆军将领指挥海军的，不过金一旦下定了决心，就毫不含糊地支持韦维尔。面对这条统一战线，丘吉尔最后说：“很明显我们必须与美国人的观点保持一致。”他没有请求伦敦的战时内阁批准，而是发了一封电报，宣布该决定已经做出。美国海军将“继续负责菲律宾群岛和澳大拉西亚以东的整个太平洋地区，包括美国对澳大拉西亚战场采取的对策”。他总结道：“我没去争辩我们接受美国这一大度无私提案的对与错，作为战胜方，我深信这一决定功不可没。”[89]

伦敦方面通过电报接到消息，布鲁克将军十分沮丧。他在日记中写道：“整个计划是疯狂而又不成熟的。它只顾及一个行动区域，西太平洋；只考虑一个敌人，日本，并且没有集中的控制。”然而，“内阁不得不接受首相的新计划，因为它几乎是既成事实了！”[90]到了12月29日，距马歇尔第一次提起这个话题仅四天，四国中的三个国家就同意了韦维尔的任命，这位不走运的将军也已经收到了命令。尽管金最初是反对的，而且英国人发起了更为强烈和持久的抵制，马歇尔还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他的设想。韦维尔1942年1月10日抵达爪哇岛巴达维亚。彼时，日本人在那片战场的猛攻正在接近成功的高潮。

美英荷澳司令部的指挥模式其实寿命不长，却迫使盟军面对一个根本性问题：联盟要如何运作。韦维尔上将听从谁的命令？美军和英军高级指挥部怎样融合到一起？最关键的是，最高司令部设在哪里？华盛顿还是伦敦？还是横跨大西洋？联盟中那些小国是否也有席位？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够在多国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吗？那些问题都很棘手，想要解决好又不在盟军阵营内引起异议和怨恨是不可能的，但是金坚持要求立即做出决定。

韦维尔的任命状说，他将从一个对总统和首相负责的“适当的联合机构”接受命令。[91]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庞德将军提议，盟军应该“利用现有的组织机构”。换言之，盟军最高指挥部由英军和美军将领组成，亦即围坐在美联储董事会议室的各位，再加上留在伦敦的艾伦·布鲁克将军。他们共同组建成联合参谋长委员会（CCOS），直接向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负责。他们负责指导战争的总体战略方向，制定生产目标，分配军需，向全球所有盟军司令部发号施令，控制所有盟军的航运（这至关重要）。1941年12月29日，在白宫私人午宴上，罗斯福告诉金将军，他不相信最高司令部中加入美国人和英国人以外的人以后还能保持一致性。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荷兰人、中国人、自由法国人和其他所有盟友不得不被排除在决策者之外，他们的任务是接受并执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命令。金意识到这些国家会感到非常失望，但他同意罗斯福的意见，认为这是确保指挥机构正常运转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总统授权金在第二天的参谋长会议上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转达他的观点，金照做了。“很明显，战争的参与者太多了，不能通过举手表决来进行决策，”后来金对战地记者如是说，“这种强硬的办法注定会导致小国产生抵触和不快……但这是有效行使职能的唯一途径。”[92]

这个“联合机构”安放在哪里合适？美国人坚持设在华盛顿，由一名英国代表担任伦敦联络员。对于已经从伦敦指挥了近两年半战争的英国人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提议设立两个委员会，一个在伦敦，另一个在华盛顿；他们还提议建立一个体系，通过两国首都间的电报通信制定重大决策。罗斯福、金、马歇尔和美国人回答说，这是不切实际的，会严重影响由统一的指挥打一场全球战争的原则。这是会上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美国人指出，美国将生产绝大多数弹药和其他战争物资，而且北美在地理上更靠近欧洲和太平洋战区的中心。罗斯福谨慎地预测“这个问题可能会讨论相当长一段时间”，霍普金斯则指出，“‘适当的联合机构’的建议引发了一连串激烈的争论”。[93]

英国人转而建议成立两个“平权的”军需配给小组委员会，设在伦敦和华盛顿，分别由比弗布鲁克和霍普金斯领导，从而将一部分权力留在伦敦。马歇尔强烈反对，威胁说宁肯辞职也不接受，英国人遂打消了这个念头。这是一个痛点。据总统的演说撰稿人舍伍德判断，这个问题“引发的争论比阿卡迪亚会议上的任何其他议题都要多。……这是让英美之间出现民族主义路线分歧的少有几个议题之一，而且相关讨论从未完全终结”。丘吉尔没有轻易接受失败，他不厌其烦地据理力争。但是，当罗斯福明确表示支持马歇尔，英国人要么默许，要么就要冒公开决裂的风险时，丘吉尔放弃了，提了一个保留面子的建议，“那就建立这个体系，先试行一个月”。罗斯福满怀感激地表示同意：“我们应该称其为初步协议，照此试行。”最终这一安排会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94]

布鲁克将军在伦敦收到电报时颇为震惊：“现阶段，美国军队完全没有准备好扮演重要角色，我看不出任何理由同意由华盛顿实行集中控制。”[95]后来，英国军方首脑返回英国，布鲁克责备波特尔和庞德“为了一碗粥出卖自己的名分”。[96]但丘吉尔没有上当受骗。虽然有点儿不情愿，但他头脑是清醒的。首相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评论道，“有一个念头占据了他的头脑，与其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算不了什么”，那就是“让美国总统带着必胜的信念加入战争。要是做到这一点，别的都不重要”。[97]在12月7日之前，英国一直是追求者的角色；而在那以后，正如首相向国王乔治六世汇报时所言：“英国和美国经过几个月的约会，现在已经共结连理啦。”[98]

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奉命率领驻华盛顿的英国联合参谋代表团，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个安慰。丘吉尔已经解除了迪尔的帝国总参谋长的职务，由布鲁克取而代之。他此行的目的是协助交接，让他留在华盛顿的决定是后来做出的。迪尔与美国军方所有领导人关系都很好，1944年去世之前一直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重要联络人。美方参谋也会不时前往伦敦和世界其他地方参加战时会议。1941年至1945年间，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共召开了89次会议，制定了许多实质性的战争决策和妥协对策。丘吉尔后来写道：“从没发生过不能达成有效行动意见的事，向每一个战区指挥官发出的指令都清晰无比。每一个执行军官都知道，他所接到的命令是两国政府的共同意见，具有两国专家的权威性。”[99]

英国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认为美国的生产目标“过低”，12月29日他直接向总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100]他劝美国将1942年的生产目标上调为4.5万辆坦克，1.77万门防空炮，2.4万架战斗机。[101]海军方面，斯塔克将军已经提议扩大现有的建造计划（根据1940年扩建法案），增建8艘航空母舰、24艘巡洋舰、102艘驱逐舰和54艘潜艇，总排水量90万吨。1944年龙骨将全部铺设完成。即便如此，这些计划也不够宏大。1942年1月，海军事务委员会设想建立一支由34艘战列舰、24艘航空母舰、12艘战列巡洋舰、104艘其他巡洋舰、379艘驱逐舰和207艘潜艇组成的舰队。这些数字体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即军方开始重视航空母舰。还有人呼吁增加护航舰，最终打造了许多专为护航设计的护航驱逐舰。[102]实现这些宏伟目标的必要指令已经大范围下达到政府各有关部门。

总统在1942年1月6日向国会递交的国情咨文中展示了他的巨无霸生产目标。“我们必须把目光集中在生产线上。谁都不许说做不到。”1942年，美国要制造4.5万辆坦克、2万件防空武器、6万架飞机和净重600万吨的货物。罗斯福补充说，这些目标“要让日本人和纳粹尝尝偷袭珍珠港的滋味”。[103]这些数字是罗斯福本人修改过的，在提交给他的估算数据中似乎找不到事实依据——他在演讲前一晚划掉了他收到的估算数据，重写了一些数字。霍普金斯担心这些随意估算的数字不可行，总统平静地回答说：“哦，生产工人当真努力的话，可以做到。”舍伍德说：“罗斯福从来不怕四舍五入把数字写大。”[104]

这些数字相当惊人。莫兰勋爵称，丘吉尔比任何同僚都明白，这种生产规模对战争进程意味着什么。“他沉醉在这些数字里了。”[105]

很多人觉得这些目标不切实际。据说，战争部的一名军官评论道，罗斯福“在狂玩数字游戏”。[106]在多年的大萧条时期无法全力生产的工业领袖此时也纷纷产生了怀疑——许多人说，是哈里·霍普金斯误导了总统。1月13日，总统回应了这些批评，召来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高管唐纳德·纳尔逊，成立了一家新机构来协调全部工业组织，取名为战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霍普金斯强烈推荐纳尔逊，他认为有纳尔逊一个人就够了，不需要什么三人委员会。在他的推荐下，纳尔逊走马上任。总统接受了霍普金斯的观点，认为纳尔逊“是最棒的”。[107]他将成为“战争统帅”。在他的监督下，美国的工业基地重整旗鼓，加大产能，实现每周七天连轴转生产。装配线实行三班倒。政府下令关闭和平时期生产汽车等产品的广大行业，不允许继续向平民销售汽车或轻型卡车。所有已经进入零售渠道、停在经销商处的汽车都要服从配额管理。大部分车卖给了政府，还有一些卖给了从事必要工作的专业人士。

自1775年以来，英美之间的关系一直饱受对抗、不信任和嫉妒的困扰。即便在珍珠港事件以后，许多美国人仍在怀疑英国人，因为他们连续愚弄两代美国人，让他们卷进欧战的泥潭，抛洒热血，散尽家财。他们担心英国人会利用美国民主制度的力量挽救他们的全球帝国，种下未来战争的种子。

虽然盟军的谈判笼罩在这些陈旧的嫌隙中，但是阿卡迪亚会议堪称战时外交的胜利。盟国重申了“欧洲优先”政策。双方一致同意，战争的主要问题将由驻华盛顿的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决定。他们建立了美英荷澳司令部，由陆军上将韦维尔担任总司令。为韦维尔起草规章制度时，盟军一直针对的是太平洋地区迫在眉睫的危机——但他们为此专门付出的努力缔造了多国跨兵种战区统一指挥官的先例，甚至开创了融合型高级指挥部的制度。他们编写了《联合国宪章》，这是一份联合意向声明，后来促成了总部位于纽约、至今仍然存在的多边组织联合国的建立。他们设定了极高的战时生产目标，而且最终实现了。他们缔造了一个真正的联合阵线，与轴心国只是名义上的联合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罗斯福和丘吉尔（以及扮演重要辅助角色的霍普金斯）巩固了私人层面上的相互理解，这种理解建立在真正互有好感的基础之上。他们一起坐镇整个机构，做出军队长官无法确定的重大决策。（1942年中期以后担任罗斯福参谋长的莱希将军斩钉截铁地说，“真正指挥这场战争的”是这两位领导人。[108]）英国温和地施加影响，以免刺激美国人脆弱的自尊心——丘吉尔对他的战时内阁说，美国人“不介意向我们学习，但是我们不要主动提出教他们”。[109]

二战史学家对乔治·马歇尔的领导才能都不吝赞美之词。相比之下，金往往扮演马歇尔的反派、对手或搅局者的角色。不可否认，二人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实质性分歧，但是这种分歧往往被夸大了。在阿卡迪亚会议上，金支持马歇尔的统一指挥论。他同意将美国的亚洲舰队归英国陆军将领指挥。他主张多分配一些稀缺的军需来支撑美国—澳大利亚的生命线，这个观点在当时是有争议的，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金的观点极富远见。在创建最高盟军指挥部的谈判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些棘手而富有洞见的问题，迫使参与者厘清思路。但是在讨论结束时，他和马歇尔持相同观点。

最重要的是，马歇尔和金是合作伙伴。他们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两位主导成员，因此他们始终认为，两人的合作关系是美国战备的核心所在。他们在战争的任何实质性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都必须由罗斯福本人来裁决。僵局会降低他们的可信度，威胁高级指挥部的凝聚力。本着这种看法，马歇尔和金几乎总能找到解决分歧的办法。“金知道他俩必须和睦相处，”他的一位下属参谋回忆道，“这会对所有人产生压倒一切的影响。两人清楚，他们必须和睦相处。”[110]

但是，有一个问题，金永远不会退让。“要是统一指挥部的方案依据的并不是特定时间、特定区域的具体情况，没有设置特定期限，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同意的，”金在会议期间给同事写信说道，“我发现有必要抽时间向高层一些‘业余战略家’指出来，统一指挥并不是解决所有军事难题的万能药——我会不断提醒他们的。”[111]更直接点来说，金绝不会同意以救世主自居、好大喜功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来指挥太平洋舰队。

1月13日是丘吉尔华盛顿之行的倒数第二晚。晚餐前，总统、首相、第一夫人还有另一些宾客和工作人员聚在“椭圆形书房”喝鸡尾酒。当晚应邀出席晚宴的作家路易斯·阿达米克回忆说，丘吉尔迟到了。他“半皱着眉头走进房间，胖乎乎的大脸上有双浅蓝色眼睛，面色白里透红”，而且“走起路来就像没有关节一样，浑身是一体的：迈着坚定的脚步，不慌不忙，不为障碍所阻，像坦克或推土机一样。……他那张大大的圆脸十分光滑，没有什么表情，但眼睛和嘴巴极有特色，透着一股精明、冷酷、不择手段的劲儿”。阿达米克在那之前不久出版了一本书，提倡战后美国在欧洲推动民主；埃莉诺·罗斯福读过这本书，推荐给了总统、首相和其他许多人。阿达米克是个反帝国主义自由派，并非完全不带偏见——他坦率地承认自己不信任丘吉尔和英国保守党——但是他对当晚经历的描述十分生动，令人信服。目睹两位盟军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后，他感觉到两人是真正的朋友，彼此熟悉，有情有义——但是他也察觉到一丝紧张气氛，似乎他们最近吵过架。“他们注视着彼此，似笑而非笑，似乎在试探对方的尺度，揣摩着，质疑着。……似乎都在向对方无声地问：今晚我该怎样对待你呢？你又会对我的策略做出怎样的反应呢？”[112]

1月15日一早，罗斯福和哈里·霍普金斯驱车欢送首相，将他带到六街的私人专线乘坐火车。总统在汽车里与他道别，霍普金斯则陪同丘吉尔一行走到火车旁。霍普金斯递给丘吉尔一张纸条和一份送给丘吉尔夫人（“克莱米”）的礼物，纸条上写道：“您会为您丈夫此行感到无比骄傲的。……”[113]

丘吉尔乘水上飞机在百慕大加油后穿越大西洋，经过马拉松般的飞行，终于返回了伦敦。他发现政治局面非常糟糕。东亚和北非传来的消息非常不利。议会威胁要赶他下台，他的领导能力也饱受批评。首相也许从1月30日便60岁的罗斯福热情洋溢的便签中获得了一些安慰。罗斯福写道：“与你同处一个时代是件有趣的事。”[114]丘吉尔在下院进行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辩论，并要求进行信任投票。结果，1月27日，丘吉尔以464票对1票赢得下院的信任。[115]

[1]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0.

[2] Photo in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 p. 207.

[3] Whitehill, “A Note on the Making of This Book,” in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652.

[4]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p. 64, 39, and 71.

[5] Ibid., p. 57.

[6] Quoted in ibid., p. 28.

[7] Ibid., pp. 91, 86.

[8] Ibid., pp. 115, 91, and 111.

[9] Tully, F. D. R.: My Boss, p. 263.

[10]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87.

[11]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 p. 95.

[12]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89.

[13]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p. 69.

[14] Whitehill, “A Note on the Making of This Book,” in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651.

[15] Life magazine, Nov. 24, 1941, p. 92.

[16]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50.

[17] Ibid., p. 152.

[18] Ibid., pp. 153–54.

[19] Ibid., p. 156.

[20] Rr. Adm. Richard S. Edwards quoted in ibid., pp. 155–56.

[21]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description from photograph; illustrations after p. 368.

[22] FDR to WC, Dec. 8, 1941, in Loewenheim, Langley, and Jonas, eds.,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Their Secret Wartime Correspondence, p. 169.

[23] WC to FDR, Dec. 9, 1941, in ibid.

[24] WC to FDR, Dec. 10, 1941, in ibid., p. 170.

[25] FDR to WC, Dec. 10, 1941, in ibid., p. 171.

[26] Alanbrooke, War Diaries, 1939–1945, p. 209.

[27] Churchill to Clementine Churchill, Dec. 21, 1941, in Soames, ed., Winston and Clementine: The Personal Letters of the Churchills, pp. 459–60.

[28] Goodwin, No Ordinary Time, p. 301.

[29]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587.

[30] Moran, Winston Churchill: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1940–1965, p. 25.

[31] Chadakoff, ed., Eleanor Roosevelt’s My Day: Her Acclaimed Columns, 1936–1945, p. 227.

[32] Beard, 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1941, p. 555.

[33]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558.

[34] Goodwin, No Ordinary Time, p. 302.

[35] Tully, F. D. R.: My Boss, p. 300.

[36] Tully, F. D. R.: My Boss, p. 300.

[37]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42.

[38]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686.

[39]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1941), pp. 588, 589, and 591.

[40] Meacham, Franklin and Winston, pp. 142, 144.

[41] Black,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Champion of Freedom, p. 705.

[42]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594.

[43] Eleanor Roosevelt, This I Remember, p. 243.

[44] “Winston Churchill, Speech to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Dec. 26, 1941, in Gilbert, ed., The Churchill War Papers: The Ever-Widening War, Vol. 3: 1941, p. 1685.

[45] “Winston Churchill, Speech to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Dec. 26, 1941, in Gilbert, ed., The Churchill War Papers: The Ever-Widening War, Vol. 3: 1941, p. 1685.

[46]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595.

[47] Meacham, Franklin and Winston, p. 154.

[48] Moran, Winston Churchill: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1940–1965, p. 16.

[49] Meacham, Franklin and Winston, p. 144.

[50] Reilly and Slocum, Reilly of the White House, p. 125.

[51] McIntire, White House Physician, p. 132.

[52] Goodwin, No Ordinary Time, p. 303.

[53] Rosenman, Working with Roosevelt, p. 319.

[54]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78.

[55] Black,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Champion of Freedom, p. 695.

[56] Stilwell and White, eds., The Stilwell Papers, p. 16.

[57]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45.

[58]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63.

[59] Marshall, Stark, Arnold, and King,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Jan. 14, 1942. Folder:American–British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dex;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 (hereafter PSF), Safe Files, Franklin D. Roosevelt Library, Hyde Park, NY.

[60] Eisenhower, Crusade in Europe, p. 28.

[61] Ewing, “Nimitz,” p. 11.

[62] Marshall, Stark, Arnold, and King,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Jan. 14, 1942.

[63] Eisenhower, Crusade in Europe, p. 28.

[64] “COMINCH to CINCPAC,” Dec. 30, 1941;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121.

[65] Adm. King,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March 5, 1942, in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p. 384–85.

[66] Glen Perry to Edmund P. Bartnett, Nov. 7, 1942, regarding King’s off-the-record press conference, in Perry, “Dear Bart,” pp. 88–89.

[67] “COMINCH to CINCAF, INFO CINCPAC,” Dec. 31, 1941;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122.

[68] See King’s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March 5, 1942, in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p. 384–85.

[69] King to Navy Secretary Frank Knox, Feb. 8, 1942, quoted in ibid., p. 373.

[70]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21.

[71] Eisenhower, Crusade in Europe, p. 22.

[72]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54.

[73] Australia and the Pacifi,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 15.

[74]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pp. 73–74.

[75] Morton, U.S. Army in World War II, p. 218.

[76]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606.

[77] United States–British Chiefs of Staff, “Defense of Island Bases between Hawaii and Australia,”Jan. 13, 1942. Folder: Arcadia Index, 1941–42; PSF, Safe Files, FDR Library, Hyde Park, NY.

[78] Kimball, ed.,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Vol. 1, p. 87n.

[79] United States–British Chiefs of Staff, “Defense of Island Bases between Hawaii and Australia,”Jan. 13, 1942.

[80]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680.

[81] Ambrose, The Supreme Commander: The War Years of General Dwight D. Eisenhower, p. 26.

[82] Hayes,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 in World War II: The War Against Japa, p. 46.

[83]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64.

[84]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57.

[85]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597.

[86] United States–British Chiefs of Staff, “Directive to the Supreme Commander in the ABDA Area,” Jan. 2, 1942. Folder: ABCD Powers II Index, 1941–42; PSF, Safe Files, FDR Library,Hyde Park, NY.

[87]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597.

[88]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66.

[89]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p. 597, 599.

[90] Entry for Dec. 29, 1941, Alanbrooke, War Diaries, 1939–1945, p. 215.

[91] “Minutes,” United States–British Chiefs of Staff Conference, Dec. 29, 1941. Folder: Arcadia Index, 1941–42; PSF, Safe Files, FDR Library, Hyde Park, NY.

[92]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69.

[93]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69.

[94] Ibid., pp. 470–71, 472.

[95] Alanbrooke, War Diaries, 1939–1945, p. 216.

[96] Ibid., entry dated Feb. 9, 1942, p. 228.

[97] Moran, Winston Churchill: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1940–1965, p. 20.

[98] Gilbert, Churchill and America, p. 254.

[99]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609.

[100] Letter, Beaverbrook to FDR, Dec. 29, 1941. Folder: Beaverbrook, Lord, Index; PSF, Safe Files,FDR Library, Hyde Park, NY.

[101] “U.S. production goals for 1942” …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Lord Beaverbrook, Dec.29, 1941. Folder: Beaverbrook, Lord, Index.

[102] See Davidson, The Unsinkable Fleet, pp. 32–33.

[103]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 6, 1942.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Santa Barbara, CA,online at www.presidency.ucsb.edu.

[104]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74.

[105] Moran, Winston Churchill: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1940–1965, p. 22.

[106]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73.

[107] Ibid., p. 475.

[108] Leahy, I Was There, p. 106.

[109] Gelb, Desperate Venture, p. 47.

[110] Spector, Eagle Against the Sun, p. 125.

[111]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66.

[112] Adamic, Dinner at the White House, pp. 25–27.

[113]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78.

[114] Ibid., p. 494.

[115] “I Demand a Vote of Confidence,” Jan. 27, 1942, in Churchill, ed., Never Give In!: The Best of Winston Churchill’s Speeches, pp. 324–25.

第六章

在1942年的美国海军中，每一位海军将领都认识其他将军，至少相互知道姓名，也都见过面。不过金和尼米兹无论私下里还是工作上关系都不亲密。两人对比鲜明；金骄横跋扈，尼米兹轻言细语，学究气十足。如果是由新的美国舰队总司令来选择金梅尔的接替者，金很有可能会选择其他人。尼米兹明白，他还在试用期内。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这位得克萨斯人透露他和金相互并不信任，而且还没有什么关系。他必须谨言慎行，因为当美国舰队总司令对一个人失去信心时，后果很快就会来临。

在1942年1月2日的一封作战电报中，金表明他对于美国航空母舰1941年12月7日以来迟缓的反应和随意的部署极为不满。他希望对日本的“固定航空母舰”——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马金环礁以及马绍尔群岛中的一系列航空基地——进行突袭，然后迅速撤退。他要求尼米兹派航空母舰快速闯入敌方水域，趁日本人还没起床时轰炸敌方岛屿，在敌机起飞前将其摧毁，破坏机场，将敌军的飞机库、机械库和兵营夷为平地，消灭敌人的飞行员和检修人员，炸毁其燃料箱，并用鱼雷炸毁停泊在潟湖中的军舰。[1]

尼米兹与参谋对此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反对意见非常理性，而且理由充分，不能斥之为因胆怯懦弱而置之不理。第14海军军区的指挥官克劳德·C. 布洛赫将军对夏威夷的防卫负有直接责任，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损失航空母舰，夏威夷将遭受敌人的入侵。海军历来认为派遣航空母舰进入陆基轰炸机的范围内是战术上的失败，除非攻击者确信突袭一定能成功。日本人在1941年12月7日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随着战争的进行，他们难道不会在其帝国的东侧预防类似的突袭？如果敌人早有准备，这样做就有非常大的风险。日本的双引擎陆基轰炸机会对美国的航母发动毁灭性的反击，因为这种轰炸机的航程超过了美国的舰载机。

而且，这种风险值得吗？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参谋在此期间制订的作战计划表明，几乎没有人知道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偏远环礁的任何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给它们笼罩了一层神秘的气息。但那些地方似乎没有什么价值较高的目标。在珊瑚礁跑道上炸出一些很快就能修复的坑有什么好处呢？敌人重要的主力舰根本不可能停靠在那些偏远的海岛上，而且岸上的军事设施并非特别重要或很有价值。在战争的早期，审慎的行动应该是争取时间来建造更多舰艇，此时为什么要孤注一掷，冒损失更多舰艇的危险？可以等到1943年再执行冒险行动，那时候美国经济会完全动员起来，一支全新的舰队会交付到尼米兹手中。敌人对航空母舰造成的危险在1942年1月11日有了生动的证明，那一天“萨拉托加号”在瓦胡岛以南约500英里的地方被日本鱼雷击中。它凭借自己的动力回到了珍珠港，但是损伤迫使它返回皮吉特湾（Puget Sound）维修。“萨拉托加号”是太平洋战区美国总共拥有的四艘航母之一，埃德温·莱顿写道：“失去它让我们的进攻力量减少了25%。”[2]

1月7日，以“企业号”为中心建立的第8特混舰队进入珍珠港加油和加载补给。在战争开始之前，海军中将哈尔西就在指挥这支特混舰队，以“企业号”为旗舰。1月8日早上8点，他来参加例会，坐在了尼米兹的会议桌前。和他一起的还有巡洋舰指挥官，海军少将雷蒙德·A. 斯普鲁恩斯，他是个值得信赖的替补人员，最终取代哈尔西，成了一名优秀的舰队司令。一个星期前，哈尔西被传唤到罗伯茨委员会（对珍珠港事件的多次调查中的第一次）面前做证，委员会问到他对如何正确使用航空母舰的看法。哈尔西回答说，航母相当于海军中的骑兵，他还引用了南方邦联骑兵将军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的话说：“福里斯特将军的说法我觉得是最好的：用你所拥有的一切尽快接近对方，全力发起打击。你必须侦察并且找到对方，一旦找到，派出一切可以派遣的力量去打击对方。”[3]

哈尔西全力赞成对马绍尔群岛进行突袭。这有可能会吸引走日本南下威胁珊瑚海甚至澳大利亚的军力。对日本势力范围的前哨施以沉重打击可以降低其航空基地的效能，从而保护萨摩亚和澳大利亚生命线上的其他地方。哈尔西夸张地宣称他愿意带领“企业号”前往马绍尔群岛亲自执行这一行动。他发表见解时神采飞扬，语气坚定。在某地打击敌人是至关重要的，哪怕只是为了挽回海军的自尊。他承认这样做会有风险——但是什么样的战役没有风险？与持怀疑态度的人相反，他似乎并没有被战争进行一个月以来的失败和挫折击垮。

哈尔西还没有扬名四海，而且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会成为美国海军的象征，但与金或尼米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愿意扮演饱经风霜的海军斗士这一角色。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后来说，新闻界“希望将军们能像电影里一样拍桌子怒吼”。[4]哈尔西正是会拍桌子怒吼的那种人。他的表现刚好适合这一角色。他方正的脸庞饱经海风、太阳和海盐的侵袭，稀疏的头发从宽敞的额头直直地梳向后面，两只眼睛分得很开，上方是一对苏格兰人的眉毛，显得威武而桀骜不驯。他微笑时像是在斜视。像乔治·巴顿将军一样（人们难免拿他和巴顿比较），他似乎喜欢战争。他是水手中的水手，在下甲板颇受欢迎。他宣称：“一般而言，我从不信任既不抽烟也不喝酒的船员。”[5]1942年1月，他急不可耐地要采取行动。“企业号”上的一名军械员回忆说，他从哈尔西的住所附近经过时，听到这位将军“雷鸣般地怒吼，咒骂华盛顿和在岸上办公的将军们，说他们胆小如鼠”。[6]

从某种意义上说，哈尔西整整一生都是在海军中度过的。他的父亲就是海军军官，从童年起他就生活在世界各地。15岁时，他直接写信给麦金莱总统，请求进入海军学院学习。这封信有许多拼写错误和事实错误，抬头也有违礼仪，写成了“威廉·麦金莱少校”，这是麦金莱总统以前在陆军服役时的军衔。这封信没有得到回复。但他的母亲帮了他，联系到了一些对这件事能说上话的人，于是哈尔西在1900年7月被录取为海军学院的学生。据说他在海军学院被记过的次数非常之多，然而他一直很受同龄人欢迎。他带着强烈的自嘲吹嘘自己是海军历史上最糟糕的橄榄球队中的明星后卫。（1903年，这支球队以5∶40的分数败给了陆军。）他毕业于1904年，比尼米兹早毕业一年，在班上62名学生中排名第43。[7]《海军学院年鉴》称他为“每个人的朋友”和“真正的老手。长得像海神尼普顿的舰首像”。[8]

哈尔西早年主要在驱逐舰上服役。1909年他第一次获得舰艇指挥权（“杜邦号”），1920年开始指挥一个驱逐舰分队。他曾在华盛顿的美国海军情报局任职，还在美国驻德国、挪威、丹麦和瑞典的大使馆担任过海军武官。他曾在战列舰上服役（所有渴望晋升高级军衔的军官都要达到这一要求），并在大萧条初期学完了海军战争学院的课程。1934年，作为52岁的上校，他通过侧面渠道进入了海军航空领域，到彭萨科拉报到进行飞行训练。这个年纪学习飞行有些晚了，而且他没有开飞机的天赋，但他在第二年就获得了飞行资格，从而得到了指挥航空母舰的资格。他指挥了“萨拉托加号”两年时间，然后返回彭萨科拉担任海军航空站的指挥官。1938年他升任为海军少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已是海军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中经验最丰富的司令之一。

得到作战行动指挥官的大力支持让尼米兹非常欣慰。而且，他逐渐收到了一些无线电情报，似乎能够对行动的风险做出更准确的评估。敌方的无线电通信量在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群岛急剧上升，但在马绍尔群岛仍然保持稳定，表明舰队有向南运动的趋势。更具体地说，破译的零散无线电情报提到了一支“占领军”，目的地是新不列颠的拉包尔。[9]如果日本舰队正在朝拉包尔的方向前进，那么美国的航空母舰在太平洋中部距日军舰队数千英里的地方就不会撞上任何危险。空中侦察和潜艇的侦察也表明对马绍尔群岛进行突袭应该不会发生不愉快的突发情况。

1942年1月9日，尼米兹同意执行突袭，并让哈尔西指挥这次行动。这场行动会成为一场以防御为主的任务的一部分。增援萨摩亚的海军陆战旅两天前已经从圣迭戈乘四艘缓慢的运输舰出发了。运输舰队由第17特混舰队护航，该舰队以航空母舰“约克城号”为中心，由弗莱彻将军指挥，刚刚从大西洋到达。哈尔西和第8特混舰队将向南机动，提供空中掩护和反潜警戒，直到运输舰队安全到达目的地。“企业号”将与“约克城号”会合，然后向西北方向航行，前往马绍尔群岛。它们将偷偷跨过国际日期变更线，全速开往日军基地。“企业号”将攻击马绍尔群岛中心的夸贾林环礁、马洛埃拉普环礁和沃杰环礁，而“约克城号”向南进攻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南部的马金环礁、米利环礁和贾卢伊特环礁。

“企业号”停泊在珍珠港，船员夜以继日地工作，将燃料、淡水、补给和弹药搬到船上。流言像往常一样没完没了，虽然船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但是所有人都相信“企业号”很快就会投入激烈的战斗。在如此紧的时间内大规模装载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装弹作战。”航空大队日志中的一条记录这样写道。[10]

1月11日上午，尼米兹和哈尔西从司令部一起走到码头，在舷梯下面握手。尼米兹说：“祝你好运，比尔！”[11]中午，航空母舰以及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警戒舰群起锚出航。到了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它们已经把巴伯斯角干燥且满是尘土的树林甩在身后，以超过25节的速度驶入大海。安全出海后，哈尔西向航空大队简要布置了任务，要求飞行员们在舰队抵达萨摩亚附近海面上的会合点后，向北“在吉尔伯特群岛或马绍尔群岛搞点乱子”。[12]此时哈尔西还没有向全体船员通告，但是大家已经能感觉到即将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士气明显高涨起来。

向南朝赤道航行，每天都比前一天热一点，很快甲板以下就变得非常不舒服了。海平面在任何地方都是海平面，但在赤道处，海平面会稍微向外凸出一些，所以从北向南穿过赤道，就得先爬过一座“水山”。“企业号”的内部是通过舱口连接的金属走廊组成的迷宫般的地方，亮着刺眼的顶灯，到处排列着电缆、风道和管道。在1941年12月7日之前，大部分的内部空间都被漆成了白色或灰色，但是日本的突袭让人们意识到油漆易燃，于是工作人员又用铁刮刀将油漆一块一块地刮掉，整个工作单调乏味。他们撕开亚麻油地毡，将下面的钢板刮得非常光滑。他们在酷热难耐、通风不良的环境中干活——更糟糕的是战争期间要求水密门和舱门都紧紧关闭——因此汗水很快就湿透了制服。他们发现不如干脆脱掉制服，穿着内衣干活。这项工作十分艰苦，让人心烦，无人感激，有人说这是“地狱中的工作”。[13]飞行员在白天巡逻的时候，会把舱盖打开让自己凉爽一些，但即使是外面吹来的风都热到让人难忍的地步。飞过暴风雨区时，他们心里会充满感激之情，把脖子伸到挡风玻璃外边，让上天赐予的凉水浇到自己的身上和飞机上——然而这种冒险也会增加迷失航向的风险。

意外事故和导航失误经常出现。第6侦察机中队的一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差点击落一架水上飞机，后来发现这架飞机属于新西兰。[14]1942年1月13日，同一个中队的另一位飞行员打破了无线电静默，不仅违反了命令，而且还使整个特混舰队处于危险之中。1月16日，一架俯冲轰炸机在“企业号”上降落时撞断了阻拦索，冲出甲板，撞进了舷边通道，使一位军士长严重受伤。那天晚些时候，第6鱼雷机中队的一架轰炸机迫降到海上，机组人员借助一艘救生艇在海上漂泊，结果这一漂就是24天。后来他们被冲到了750英里外的一座岛上，在烈日的炙烤下饥肠辘辘。执行巡逻任务的飞行员有时会在阴云中迷失，远远偏离航向。有一次，“企业号”不得不打破无线电静默，好把一架迷失航向的飞机引回来，这一违反安全规定的行为使得哈尔西和参谋大发雷霆。

飞行员人手不足。虽然会有飞行员从美国本土赶来，但是直到4月或5月才能到。在1940年至1941年舰队规模猛增的时期，许多新的飞行员进入了航空大队。在这次巡航中，“企业号”上有些飞行员会首次在航母上降落。新手还在学习如何攻击。一切都要学习、练习并加以临场发挥。随着练习的增加，他们的水平不断提高，但这是战争，而战争是一所不允许出错的学校。缺乏经验的飞行员犯了太多的错误。他们必须提高技术，而且要尽快提高。

负责警戒的舰艇也被事故和霉运困扰。一名水手从“布卢号”驱逐舰上坠海失踪。“盐湖城号”巡洋舰上的一名士兵在炮塔上被挤死。整个特混舰队的防空射击训练的效果一点也无法让人振奋。即使是经过了战争准备阶段艰苦的训练之后，对于如何在海上的实战情形下操作，航母群仍然有许多要学的。他们发现所有的方面都有欠缺，需要更多的训练，更多的射击演习，更多的高射炮（每一种口径都要），更多的弹药，更多的补给，以及更多的备件。[15]0.50英寸的弹药极度缺乏，飞机装载的某些弹药也储量不足。在这次巡航中，他们切实面临着鱼雷用完的危险。无论是岛上还是重型巡洋舰上，都没有足够的水上飞机来执行侦察。目前，航空母舰上尚有足够的飞机，但备用飞机很少，一旦损失就很难补充。他们还急需更好的通信技术：更好的无线电、更好的雷达、新的信标和导航设备，而且所有人都认为急需新兴的敌我识别（IFF）技术，以帮助炮手辨认美国飞机，从而避免向友军射击。

在萨摩亚北部，“企业号”向西北部进行了大规模空中搜索，与此同时，5 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帕果帕果安全上岸。飞行甲板上的士兵可以看到英属萨摩亚群岛上的青山。“企业号”航空母舰先在东边，然后在西边停靠了五天，等待姊妹舰“约克城号”。它们于1月23日会合，两天后，舰队向西北方进发，驶向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另一侧约1 600英里远的马绍尔群岛。“约克城号”舰群在哈尔西和“企业号”舰群后面大约150英里处航行，计划抄近道直接往南，对马绍尔群岛南部的贾卢伊特环礁和米利环礁以及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环礁发动袭击。

1月的最后几天天气晴朗，特混舰队在浅蓝色天空下前行，下方的海浪轻轻涌动。但是接近国际日期变更线时，风力逐渐加大。当时记者罗伯特·凯西站在“盐湖城号”的甲板上，看到了一幅“极度夸张的”景象——“灰蓝色的海洋，处处是白灰色的波峰——灰色的天空布满乌云，天顶几乎是黑色的，地平线上的天空则在落日的反射下显露出淡紫色”。特混舰队保持着圆形队形，航空母舰总是位于中心。从“企业号”的飞行甲板上，人们可以看到警戒舰船在各个方向上散布在地平线附近。航空母舰的两边各有两艘重型巡洋舰奋力前进，外圈的驱逐舰在海上颠簸着破浪前行。在凯西看来，地平线上的舰船就像“剪影”一般，“以天空为背景的灰色亚光剪影一动不动，只有环绕在船头的巨大白色海浪表明它们正在移动。我们划开波涛，周围是高高的、咝咝作响的泡沫”。[16]

他们以“之”字形前行，以应对敌军的潜艇，但这要求大规模编队统一行动，很容易失误。有一艘巡洋舰转弯不及，离开了自己的位置，船长就通过哈尔西将军的闪光信号灯收到一条带有讥笑意味的信息：“如果方便的话，我建议你回到你应在的位置，好吗？”不久之后，他收到了另一条信息：“你的舰上有没有能够准确判断6 000码内距离的军官？”[17]

1月28日，特混舰队通过“普拉特号”油轮加油。巡洋舰和驱逐舰在白天完成了加油，但是“企业号”由于夜幕降临，晚上8点之前一直没能调整好与油轮并排行驶。海上加油一直是早期航空母舰操作的烦恼，而哈尔西坚持让“企业号”当晚加完油。即使在白昼，加油也很困难，特别是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因为舰船有随时相撞的危险。这是航空母舰第一次在晚上加油。这是对两艘舰艇的船员航海技术的终极考验。两艘舰上都没有灯光，加油工作必须在黑暗中完成。

航母和油轮在接近平行的航道上彼此靠近，相距大约不足70英尺。两艘船以完全相同的10节的速度同时行进。转向和油门控制必须完全遵从船长的命令。引缆绳被抛过来，接住，然后系牢。船员不得不快速工作，完全一致。连接软管的人员一直有掉入两船之间的危险，因此安排了驱逐舰在后面随时准备营救他们。引缆绳和软管必须在水手长下令时立刻抛下，其他人则手拿斧子，准备在必要时将它们砍断，以便随时驶离油轮。加油时显然不能被敌军发现。如果加油时敌人的轰炸机出现在头顶，有大量的燃油在甲板上，问题就大了。“企业号”在凌晨1时30分完成了这一艰巨的行动。加油似乎总是结束不了，就连凯西都等得不耐烦了。他沮丧地写道：“昨天夜里有人说，现在的备战时间和1812年时一样漫长。”[18]

舰艇能够捕捉到来自珍珠港的加密无线电信息。尼米兹由于获得了新的无线电情报，敦促哈尔西加快速度，对马绍尔群岛发动打击。1月27日，总司令向哈尔西发出了一系列新命令，授权他扩大打击面积，延长打击时间。尼米兹要求袭击必须“直中要害”，对主要目标进行多轮空袭，必要时通过舰炮还击。哈尔西的参谋长迈尔斯·布朗宁主张采用更冒险的攻击计划，让整个航母战斗群向西直插群岛中心地带，袭击马绍尔群岛最大的基地夸贾林环礁。这个计划有很大风险：美国舰队将会处在空中反击的范围以内。哈尔西赌美国轰炸机的首轮攻击会实现完全出人意料的突袭，批准了该计划。他在表示许可时说：“这一计划如果成功了，就可以说是一项‘聪明’的计划；而一旦失败，就是‘蛮干’。”[19]“企业号”上的飞行员兴奋异常。“这一次不是打完就跑，而是要进行一整天的长时间攻击，”一个飞行员写道，“哈尔西将军决定让航空母舰开到距离两个日本大型航空基地二三十英里的地方。由于是近距离作战，我们的油量绝对够用。我们很喜欢这样。”[20]

1月31日，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企业号”的雷达捕捉到了一个光点。这是一架日本巡逻机，似乎是在美国军舰西方（船后）不到34英里的地方飞行，但它没有发现目标，也没有发出无线电信息。哈尔西看着光点在屏幕上划过。虽然日军飞行员并没有看到舰队，哈尔西还是特别担心敌人发现特混舰队的航行痕迹。但是美军没有在日军的无线电频段截获报告。光点划过雷达屏幕，向南逐渐消失。随着侦察机越来越远，特混舰队这一次显然是很幸运。海军陆战队上尉小班克森·T. 霍尔库姆是从珍珠港密码破解分队派来的一名日语军官，他截获了日本的一个巡逻机飞行员发送的信息（可能是航空母舰上的雷达侦察到的同一个人）。这架飞机已经到达了巡逻路线的尽头，飞行员“没有消息汇报”。[21]

哈尔西说：“那个胆小鬼刚才满脑子想着鱼和米饭。”他让霍尔库姆准备一份日文传单，在第二天投放到岛上：“非常高兴，感谢你们的巡逻飞机没有发现我的部队。”[22]

1月31日下午6时30分，特混舰队分开前进——斯普鲁恩斯的巡洋舰队向南方航行，去轰炸沃杰环礁和塔罗亚岛；“企业号”和3艘驱逐舰向北行驶，对夸贾林环礁以及沃杰环礁和塔罗亚岛进行攻击。尼米兹发来了一条无线电信息：“攻击务必直捣敌人心脏。在战况有利和后勤保障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扩大作战行动，让两个特混舰队反复空袭和炮击，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如果切实可行，攻击行动可以超过一天。”[23]

最后一晚，舰队以30节的速度全速前进，迅速进入战场。发动机轰鸣，船身颤动。“企业号”四个巨大的螺旋桨深入大海，转速达到每分钟275转。整支舰队里都弥漫着战前的担心和激动。睡觉几乎是不可能的——甲板下方非常热，所有人的床单都被汗水湿透了，他们翻来覆去，直到破晓。“盐湖城号”舰长将军官们召集到军官室检查第二天的时间安排——凌晨3时45分吹起床号，4时15分吃早餐，5时15分进入一级战备状态，6时15分进入战斗，那时刚好破晓。在战斗的问题上，舰长和军官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极其关注细节——“军舰的部署、目标的特性、开火的速度、侦察过程、侦察飞机报告的频率、食物、水、厕所、弹药分配、通风、炸弹、深水炸弹、飞机燃料”。这艘舰上没有任何人有实战经验，他们却泰然自若，这给罗伯特·凯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道：“舰长兴致很高，做事有条不紊。军官们严肃认真，全神贯注，但是并不激动，对于战斗的兴奋程度还比不上参加一场有希望达成目标的竞赛。”[24]

“企业号”飞行员英勇果敢，但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对于将要轰炸的群岛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些是日本的“神秘岛屿”，美国舰队甚至没有它们的准确地图。美国人用的是古老的粗略航海图放大后的副本，其中许多图是早在1838年到1842年间查尔斯·威尔克斯尉官进行“美国探险远征”时绘制的。[25]他们在为任务做准备时一直带着不祥之感。

让那种不安和担心得以缓解的是强烈的复仇渴望。飞行员想要为珍珠港和威克岛报仇，凯西写道，他们“似乎觉得个人有责任一雪前耻，证明美军的实力”。在战前的几个小时里，他们谈论飞行和空战、日本飞机的优缺点，不断地将头脑中那些可能有用的知识梳理出来，好在战斗来临时让它们派上用场。[26]他们在1941年12月7日以前低估了日本的飞行员，但现在，七八个星期后，那一切都成了过去。战前的时代似乎已经是很长时间之前的事了。阿尔文·柯南回忆说，对于骄傲的海军官兵而言，虽然承认这一点比较艰难，但他们现在逐渐明白了：“他们拥有比我们更好的海军：更好的飞机、更训练有素的人员、更好的夜间训练，以及到目前为止更好的鱼雷。”[27]这个事实难以让人接受，但奇怪的是，它也提高了士气，因为它让舰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坚定地意识到，他必须做好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工作，来提高整个海军的作战能力。

直到开战的前夜，“企业号”的飞行员和船员才获知，攻击夸贾林环礁的时候没有战斗机护航。在战争的早期阶段，航空母舰上没有足够的战斗机来进行战斗空中巡逻，并为轰炸机护航。轰炸机飞行员听到这个消息时非常震惊。轰炸机飞行员克拉伦斯·迪金森写道：“没有战斗机！突袭时你希望能有战斗机护航。无论它们能否帮上忙，知道有它们与你同行，在心理上就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你知道有战斗机保护，你会更急切地飞向目标。毕竟，最重要的是投下炸弹，而不是与零式战斗机进行空战。”那天晚上，甲板和舱口仅开着小蓝灯，投下的光线只够用来引导眼睛已经适应黑暗的士兵的脚步。正是在这个危险迫在眉睫的时刻，人们才感到自己与舰艇紧密联系在一起。迪金森写道：“无论当时多么可怕，你都能打心底里产生一种踏实的感觉，并且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强大整体的一部分。这里有上千甚至更多的人，有大炮、弹药库、可以支撑一个城市的发电厂、机械库、床和厨房；所有这一切都紧密地组织在一个巨大的钢铁舰体内，这是你的星球。”[28]

这是属于哈尔西的时刻。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对他来说非常令人沮丧，在战争开始的前48小时内，他一直在寻找南云忠一的第一航空舰队，但毫无结果。他无法入睡，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喝咖啡，或者读平装小说。他躺在自己的床上，一直醒着，时不时地起身回到旗舰指挥室。凌晨2时20分，在外边的司令舰桥上，他感觉到沙子吹打到脸上。这可能表明已经接近岛屿，所以他立刻下令检查所在的位置。有关这片水域的航海图资料很少，有搁浅的危险。事后证明，哈尔西将军感觉到的不是沙子，而是从雷达平台上掉下来的砂糖，当时有一个水手正在那里往咖啡里放糖。哈尔西回到了船舱。他此刻没什么好做的。骰子已经掷出，只能等待结果。到那一天结束的时候，他们或是要庆祝此次战争中的首场重大胜利，或是“企业号”沉入了海底。在下面的机库甲板上，军械员正将炸弹挂在攻击机的机翼和腹部下面。他们的工作紧张而复杂。武器从下面的弹药库里被小心翼翼地吊起，用手推车推过甲板，然后锁扣在飞机底部的装弹架上。引信要插入炸弹，并连接到解除保险的插座上。其间不能出任何差错。所有一切都要反复检查。

起床号凌晨3点响起，此时距后方的地平线上露出第一缕曙光还有很长时间。飞行员前往大型军官室吃早餐。他们坐在长桌子边上，身穿相同的卡其布制服，肩并肩地坐在一起，吃了丰盛的早餐，其中有鸡蛋、腌肉、烤面包和罐装果汁。他们大多在21岁到24岁之间。迪金森记录了他们不同的气质：“许多人沉默不语，陷入深思；有几个人兴奋地唠叨着，但不怎么提我们即将要做的事情。我没听到有谁提起此刻心里在想什么。这些年轻飞行员的举止好像表明，此时不该谈论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后来，他们进入了待命室，按中队分开。在那里，飞行员会得到指示，彼此之间可以自由交谈。大多数人几乎没有睡觉，靠肾上腺素和咖啡保持精力。但是他们的思想非常集中，而且非常注意细节。每个待命室里都有一位文书军士通过电话收听报告，然后把信息传递给飞行员。飞行员会修改导航图，校正航空母舰的位置、航线和速度等数据，并进一步根据风向和风力进行微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回来，他们知道这一点。“每个人都在挑战自己的灵魂，告诉自己如何在战斗中表现，”迪金森写道，“没有人能提前知道谁会活下来。”[29]

关键时刻到了。文书军士传来上级的命令：“飞行员，上飞机！”飞行员们走出待命室，来到飞机甲板上。他们将护目镜推到额头上，腰带和肩带上挂满了工具，降落伞则在屁股后面晃悠。这是一个暖和的夜晚。顺着舰船散开的尾流望去，一轮满月挂在西方的地平线上。舱面船员引导各个飞行员穿过船尾迷宫一样的机群来到自己的飞机前，然后站在一旁注视飞行员爬上机翼进入驾驶舱，扣紧肩带，踩上踏板。甲板上的大喇叭里传来了命令：“发动！”

点火之后，发动机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在轰鸣声中转动起来；排气装置喷出的蓝色烟雾迅速被风吹走，向船后飘去；螺旋桨旋转、静止、再次旋转，然后迅速变成模糊的轮盘。机械员侧头听着发动机的声音，满意后就发出信号；飞行员把节流阀往前一下子推到底，同时脚底死死踩住刹车。准许起飞之后（凌晨4时43分），第一个飞行员松开了刹车，飞机向前猛地一倾，沿着柚木甲板冲了出去。逆风加速的飞行员平衡了一下方向舵踏板，在跑道两侧遮罩黄灯的指引下，保持在跑道的中心。航空母舰上层结构在月光中的影子从他右边闪过。在飞机马上就要跌入翻滚的大海之前，机头抬高，起落架离开了甲板。他升空了。

首先进入空中的是6架F4F野猫式战斗机，任务是战斗空中巡逻。紧随其后的是两支空袭队，朝着最远的目标夸贾林巨型环礁进发，那里位于航母西方大约155英里处。37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将会袭击环礁北端的罗伊岛上的航空基地，而9架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的攻击目标是停泊在夸贾林环礁南端附近的潟湖中的军舰。升空后，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和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立刻集结成环形编队，努力以有序的队形朝目标飞行。起飞不是什么大问题（尽管装满了炸弹和燃料），但是在夜晚结队飞行对飞行员来说比较生疏，有一定的危险。每隔15秒钟就有一架飞机升空。每个飞行员都必须跟着前面的飞机，眼睛紧盯着前面飞机的白色尾灯，在星光下这个白色尾灯很容易跟丢。如果飞行员的视力很好，而且足够走运，他还可能会分辨出机身两侧排气孔外的两团微弱的蓝色火焰。同时他还要保持速度稳定，以便让身后的飞行员跟上。

在高空中，整个编队里的飞机都在盘旋寻找自己的指定位置；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和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交织在一起，没有撞上简直是太幸运了。两个飞往夸贾林环礁的攻击队伍设法排成了队形，向目标飞去，没有损失。然而一个小时之后，当一群载有100磅炸弹的野猫式战斗机起飞前往更近的目标马洛埃拉普环礁时，有一架飞机落入大海，飞行员也掉进海中。

夸贾林环礁攻击队向西爬升，一轮满月挂在飞机引擎罩上面，几乎就位于挡风玻璃的正中间。飞机到达1.4万英尺的高度后，组成了平飞队形——两个V形编队紧紧相扣，在高空中稍稍呈阶梯状——月光很亮，机组人员可以用眼神交流并用手势传递信号。在他们下方舒展的积云好像轻柔的毯子，通过云间的缝隙，他们能看到月光映照的海面，偶尔还会看到海浪拍打着沙滩。他们现在已经进入马绍尔群岛的中心地带，看到了很多岛屿。率领机群的飞行员仔细查看这些岛屿的海岸线，试着将它们与自己大腿上放的19世纪绘制的粗略地图相匹配。凭借着猜测和航位推算法，他们提前15分钟到达了环礁北部，此时黎明刚刚来临，但是早晨的薄雾遮住了罗伊岛。起初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的飞行员无法辨认出指定的目标。他们盘旋着，伸长脖子，在下方寻找任何类似珊瑚礁铺成的飞机跑道的东西。发动机的嗡嗡声惊动了日本守军，他们匆匆跑向高射炮，爬上战斗机。此时已经做不到偷袭了。

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罗伊岛上的机场和机库。第6侦察机中队的霍尔斯特德·L. 霍平（Halstead L. Hopping）少校调整机头，开始俯冲。他带领的第一分队其他成员紧随其后。他们打算进行滑翔轰炸，攻击角度为45度，因为这样他们在到达目标上空时可以保持一定的高度，继续俯冲一段，加速飞过敌人的防空炮火。霍平显然在到达机场上空之前降落的高度太多，因此飞过来的时候较低且较慢，飞行速度可能不足200节。他投下了500磅重的炸弹，这是开战以来美国的第一枚投放在日本领土上的炸弹，然而一架中岛九七式战斗机瞄准了他的飞机尾部并用曳光弹击中了他，同时他的飞机受到近距离爆炸的高射炮弹的冲击，解体并落入了潟湖。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第一分队在敌军高射炮和战斗机的反击中又损失了三架飞机，但它们也非常精准地击中了地面上的目标。几栋建筑被摧毁，两三架日本战斗机被击落。

第二分队投下的炸弹落在了机库和飞机跑道之间。他们接近的速度远远超过了霍平的分队，大约为300节——尽管日本的炮手现在已经完全清醒而且在等着他们，但是他们能够飞过高射炮的弹幕，来回躲闪两边爆炸的高射炮弹。往下望去，他们看见日本战斗机在跑道上加速，离地升空。迪金森上尉俯冲到机场上空，高度非常低，向跑道附近的一片建筑群投下了两枚100磅重的炸弹。他的僚机飞行员诺曼·韦斯特上尉投下的一枚炸弹击中了军火库，引发了二次爆炸，将附近的所有建筑都夷为了平地。巨大的火球翻滚着升上了数千英尺的高空。迪金森猛拉操纵杆，让飞机偏转，趁机回头查看结果。他说这“是我见过的最为壮观的一次焰火表演。……整个岛上都出现了盛大的焰火。巨大的白色和粉红色条纹形状的焰火尽情地绽放，每个只有一瞬间。然而这不重要，因为在巨大的蓝色闪光中，每一次飞机俯冲下来，都有两颗、两颗又两颗炸弹爆炸”。[30]投下炸弹之后，无畏式轰炸机立即掉过头来，再次飞到机场上方，进行低空扫射。“古怪的暗红色斜线落雨般”将一排停放的飞机切成条状，击倒了奔跑着穿过机场的人。迪金森看见一个人在连接那慕尔岛和罗伊岛的堤道上骑自行车：他可能是一名飞行员，试图赶到一架日本飞机那里。一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俯冲到堤道的上空向他扫射。迪金森写道：“也许在自行车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辆自行车能比那一辆自行车更为疯狂。他想在美国的子弹像鞭子一样打过来之前骑过栈桥。但是随即他像青蛙一样纵身一跃，跳进了水里，逃离了这场竞赛。”[31]

已经完成投弹的无畏式轰炸机开始掉头撤离。日本的高射炮和战斗机紧追不舍，这些战斗机现在大多飞到了他们上方，伺机从侧方发动攻击。飞行员将节流阀推到了底。机尾的炮手朝追击的日本战斗机开炮，将它们打跑。这些战斗机不是可怕的零式战斗机，而是较老、较慢、机动性较差的中岛Ki-27九七式战斗机（盟军代号为“奈特”）。至少有一架日本飞机被机尾射手击落。

美国飞行员报告时称对罗伊岛的袭击取得了压倒性的成功，击落三架战斗机，炸毁七架轰炸机、两个机库、一个油罐、一个弹药库、一座无线电台站。美军损失了四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所有机组人员全部丧生。

与此同时，鱼雷轰炸机在南方44英里的地方攻击了停靠在夸贾林环礁附近的舰船。到达泊地时，尤金·林赛少校通过无线电报告说在夸贾林环礁有“合适的目标”。正在罗伊岛上空盘旋的航空队指挥官霍华德·L. 杨向几架只投下了较小的翼挂炸弹、还留着500磅炸弹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传递了这份报告，命令它们向南与泊地上空的“蹂躏者”鱼雷轰炸机会合。[32]“企业号”收到了杨的消息，于是哈尔西命令预备队中的9架鱼雷机也立即升空。

无畏式轰炸机向南飞越巨大的潟湖的过程比较缓慢，因为它们在罗伊岛降低了高度，现在需要重新爬升才能抵达适当的攻击位置。飞行员们很快就看到了环礁中巨大的泊地，这片环礁看起来就像“一个不平整的大海滩，绣着花边一样的海浪，而且到处都点缀着绿色”。[33]约有20艘日本舰船停泊在那里，包括两艘重型巡洋舰和三四艘潜艇。鱼雷轰炸机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几艘军舰冒出了一股股的黑烟，而其他舰船明显倾斜了。所有舰船的防空武器都开始开火，炮弹的痕迹交织成复杂的几何形状，向天上的美国飞机延伸。但环礁的这一侧没有日军战斗机，高射炮的准确性也很差。

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以70度的角度俯冲攻击，大量高射炮弹在其周围开花，但没有飞机被击落。炸弹在舰船的周围爆炸，在甲板附近激起了高高的水柱。大约一个小时后，9架鱼雷轰炸机的预备队赶到了，它们低空飞行，径直穿过基本没有效果的防空炮火，朝两艘油轮和一艘已被击中的由1.7万吨远洋客轮改装的舰船发射了鱼雷。一艘巡洋舰试图朝外海逃跑，但被两枚鱼雷击中，停下不动了。另外也有几艘舰艇被鱼雷击中。这些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在攻击之后严重高估了它们在夸贾林环礁潟湖对日军舰只造成的破坏，但成绩仍然不错。袭击者击沉了一艘6 500吨的运输舰和一艘猎潜艇，击伤了9艘军舰，其中包括轻型巡洋舰“香取号”。当地的海岸支援设施非常有限，所以这些损伤不容易修复。18架飞机遭到破坏或被击毁。这次袭击还打死了大约90个日本兵，其中包括马绍尔群岛的指挥官海军少将八代祐吉。

投放完炸弹和鱼雷之后，无畏式轰炸机和“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向东转弯，开始了返回航空母舰的长途飞行。它们燃料充足，而且身后没有敌机追赶。太阳已经高悬于地平线之上，满天乌云也开始散开。当导航仪表盘表明航母近在眼前时，他们朝下看向海面，立即就发现了“企业号”的长方形甲板。它们有序地依次进场，上午9点刚过就安全降落了，没遇到什么困难。

每个飞行员从飞机上爬下来，都急切地想要知道中队其他伙伴的状况。哪架飞机没有返回？中队待命室里哪些椅子会变成空的？他们极度饥饿、疲倦，头发凌乱，飞行服上沾满了汗水。他们走下甲板，进入军官室，从托盘中拿起三明治。飞行员们吃得很快，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接到命令重新升空。舱面船员和军械员正忙着给飞机加油和重新装弹。当天的行动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更多的攻击需要执行，而且未被摧毁的日本飞机随时可能发现“企业号”并对其发动袭击。哈尔西后来说：“这些年轻飞行员的行为就像是在玩橄榄球。他们玩儿命打了一仗，然后短暂休息一下，重新投入战斗。”[34]

马洛埃拉普环礁附近的沃杰环礁和塔罗亚岛上空的战斗机上的实时无线电通信接入了航空中队的待命室，飞行员们用专业的耳朵认真听着连续不断的声音。迪金森上尉回忆说：“在混乱的作战噪声的背景中，我可以听到发动攻击的飞机上传来的声音。你可以辨认出大队长划分攻击区域时的声音，然后辨别出中队长分配目标的声音。……我们会不时听到兴奋的声音甚至欢呼声，那是有人击中目标了。”[35]这不仅仅是肾上腺素带来的空中战斗的兴奋感，更是珍珠港事件过去将近两个月后，终于与敌人交战时所释放出来的压抑已久的紧张情绪。“打中了！……打中了！……我打中了一架！……往右让一下。……那个大家伙是我的。……去攻击那艘向右边跑的巡洋舰！……打死它们，伙计们，打死它们！……我的弹药打光了。……谁那里还有足够的燃油和弹药？……布鲁有。……好，我过去。……我去把那家伙收拾了。……长官，咱们把那个浑蛋击落了吧？”[36]

发动这些攻击的是第6战斗机中队的12架F4F野猫式战斗机，这些战斗机被临时用作了短程轰炸机，每个机翼下都挂载了100磅重的炸弹。[37]其中6架飞机由该中队的队长韦德·麦克拉斯基少校指挥，前去攻击沃杰环礁；另外6架飞机由詹姆斯·格雷上尉指挥，被派往南部袭击塔罗亚岛。沃杰环礁在“企业号”以南不到30英里处，从这个距离，航母甲板上的人可以看到遇袭的机场上升起的烟雾，黑色的高射炮弹，甚至能看到银色亮点般的飞机。

麦克拉斯基的分队短距离飞行后到达目标，此时他们已经爬升到1万英尺的高度，开始高速朝下方的沃杰环礁俯冲袭击。他们的第一批100磅炸弹的目标是用珊瑚碎渣铺成的小型飞机跑道边上的一群支援建筑物。第一轮空袭时下面的基地非常安静，但是当他们转过头扫射时，岛上的炮台和潟湖的军舰上的防空炮很快就做出了反应。不过没有战斗机反击，这些野猫式战斗机一架也没损失。麦克拉斯基在空中盘旋了几圈评估效果，数了数有几座燃烧的建筑物，然后返回了航空母舰。

有三艘军舰正按计划全速从东边赶来，包括斯普鲁恩斯将军指挥的“北安普敦号”和“盐湖城号”巡洋舰，以及“邓拉普号”驱逐舰。这三艘军舰组成了战斗队形，于早上7时15分对停泊在沃杰环礁潟湖中的两艘商船开了火。本来这次攻击很有希望击沉对方，但是战斗中有士兵发现附近出现了潜望镜，于是斯普鲁恩斯下令立即改变航线。潟湖中的日本船只连忙起锚逃跑了。“然后我们掉转方向，沿着环礁寻找目标和机场。”斯普鲁恩斯后来写道。日本的岸炮开火了，炮弹在美国舰船周围激起水柱。“很快，飞溅的水花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船体周围满是水柱。”[38]这场火炮的对决是斯普鲁恩斯的第一次作战经历，这位沉着冷静的将军站在舰桥上观察敌人炮弹的降落地点，当参谋们纷纷低头寻找掩护时，他都没有退缩。他的巡洋舰对岸上的目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打击，使沃杰环礁上的一些建筑物变成了一片火海，但是瞭望员不断报告说在每一侧都看到了潜望镜（所有这些目视的发现都可能是错误的），于是舰船紧急调整航向，干扰了炮兵的准确性。斯普鲁恩斯持续攻击了接近三个小时，手下的舰船没有任何损伤。将近上午十点钟时，他命令自己的小型中队脱离战斗，向东进发，根据安排和“企业号”会合。

格雷上尉的分队被派往南方寻找马洛埃拉普环礁南端神秘的塔罗亚岛，他们起先攻击错了目标。在1.5万英尺的高空，他们将无人居住的特坚岛误认作了塔罗亚岛。格雷上尉及其僚机飞行员威尔默·拉维中尉低空俯冲，各自将机翼上携带的两枚炸弹中的一枚，投到了无辜的狭窄海滩和一小丛棕榈树上。意识到错误之后，他们重新爬升到5 000英尺的高度，带领6架野猫式战斗机继续向东南方飞行。当塔罗亚岛进入视线时，这下不会有错了：这是一个非常坚固的航空基地，比他们根据情报所预料的要坚固得多。这里有两条长长的珊瑚碎渣铺成的跑道，其中一条长度超过一英里，还有6座大型机库和支援建筑物。几架G3M双引擎中型轰炸机（盟军代号“内尔”）停在跑道上。托马斯·M. 肖克上校指挥的军舰被派来从海上炮击该岛，此时他的舰船已经被海岸警戒哨看到，目前整个基地就像是大黄蜂的巢穴一样骚动不安。

有三架日本战斗机在野猫式战斗机到来之前便升空了，它们要拦截入侵者。[39]格雷降低机头，带领由临时改装的轰炸机组成的小型中队俯冲攻击跑道上停放的G3M轰炸机。他知道，这些轰炸机会对北边100英里外的“企业号”构成切实的威胁——如果它们装载好了弹药，加上油起飞，可以很容易地赶上这艘航母并将它击沉。最好趁它们还在地面上就消灭掉。野猫式战斗机俯冲得很低，对轰炸机进行了扫射，但是飞机上没有装载最适合这种目的的燃烧弹，而且它们的0.50英寸机枪总是卡壳。有6枚100磅重的炸弹落到了跑道上，在珊瑚碎渣上炸出了一个个弹坑。

日本的战斗机——并非零式战斗机，而是上一代的A5M4型九六式战斗机（盟军代号“克劳德”）——进行了疯狂的追击。拉维中尉绕到其中一架战斗机的下面，近距离开火，把这架战斗机的机腹撕开了。“切斯特号”上的士兵目击了日本战斗机坠落的场景，发出一片欢呼：“像斑点一样的飞机神奇地变成了一个火球，栽进棕榈树中，在空中留下一道高温的红色痕迹。”这是美国海军战斗机飞行员自战争开始以来首次击落敌机。拉维继续战斗，猛地向左转弯，返回来向另一架日本飞机迎面冲过去。此时，两名飞行员的航线正对着对方，但是两个人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准备躲闪的迹象。拉维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接近敌机，我错过了机会，操作杆推得太深，机身下部撞上了日机机翼。”在这次擦边的相撞中，两架飞机都受损了，但是坚固的格鲁曼飞机仍能正常飞行，而更轻也更脆弱的三菱飞机被迫转弯返回跑道并紧急着陆。[40]那时，第三架日本战斗机追上了拉维。拉维用眼睛的余光看见有炮弹向他射来，于是把节流阀推到底，在潟湖上空急转弯进入了云层。他安全地返回了“企业号”。

日本的地勤人员始终勇敢地作战，把战斗机和轰炸机推到起飞位置；上方的激战未完，又有敌机从跑道上升空了。几架日本飞机从岛上飞出来攻击“切斯特号”和岸边两艘护航的驱逐舰，这三艘军舰已经持续炮击岛上的航空基地25分钟了，在跑道上炸出来多个大坑，还让一些建筑物燃烧起来。“切斯特号”急忙躲避空中的打击，但它没能逃过一架从8 000英尺高度俯冲而下的九六式战斗机的攻击，这架战斗机投下的一颗30千克的炸弹在它的甲板上炸出来一个洞，造成8名船员丧生。它仍然能够凭借自己的动力以正常速度航行，不过肖克上校向它发出信号，示意它向东撤退。

由于机枪反复卡壳，野猫式战斗机的飞行员们沮丧得几乎流下眼泪，不过他们都安全返回了。格雷驾驶的飞机是附近留到最后的美国飞机，他不断地摆动俯冲，才甩开一群复仇心切的日本战斗机。他的飞机被严重打伤，但是他飞进了低垂的云层中，摆脱了追击者。当他在“企业号”上面降落时，对于这架满是弹眼的飞机竟然能成功返航，舱面船员都非常惊奇。“企业号”上的补给军官认为它“看起来就像在阁楼中让蛾子咬了一个夏天的衣物”。[41]前一天才临时配备的装甲此时被打得到处是伤痕，很可能还救了格雷一命。[42]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表明，尽管有人批评F4F野猫式战斗机性能欠佳，但它可以抵御重创。

美国飞行员报告说，塔罗亚岛上的G3M双引擎轰炸机中只有1架（总共有9架）在地面上被击中起火。哈尔西希望击毁所有的轰炸机：必须再次袭击该基地。哈尔西将军命令从夸贾林环礁返回的无畏式轰炸机进行第二轮攻击。这轮攻击由第6轰炸机中队队长比尔·霍林斯沃思少校指挥。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机腹上携带的500磅炸弹无须直接击中停放的轰炸机，只需在近处爆炸，就足以彻底破坏这些飞机。日本的战斗机都降落了，显然是需要补充燃料并且重新装弹。“企业号”的战后报告中写道：“这一轮攻击没有遇到空中反击，但是防空火力很猛烈。这次袭击确认摧毁的有一个油罐、两座飞机库、一个无线电台站、四五架双引擎轰炸机和数架战斗机。”美国没有损失一架飞机。理查德·贝斯特上尉指挥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的第三轮轰炸造成了更多的破坏。一套无线电设备和几个油罐被点燃，一座新砌成的石制行政建筑被炸成瓦砾。[43]上午11时22分，第四支攻击队伍从“企业号”上起飞，这一次目标是沃杰环礁，出动的飞机为8架无畏式轰炸机和9架“蹂躏者”鱼雷轰炸机，指挥官是霍华德·杨。午后不久，他们到达沃杰环礁上空，发现没有战斗机拦截，于是从容不迫地轰炸了机场设施、建筑物和港湾中的船只。

“企业号”从黎明之前就是一片繁忙的景象，飞行甲板上不断有飞机起落。原计划是进行一次迅速打击然后立即撤离的突袭，结果突袭变成了连续9小时的穿梭轰炸行动，返回的飞机降落、加油、重新装弹，然后回到天空，重访敌人的基地。“企业号”还一直让F4F战斗机在自己上方进行战斗空中巡逻。上午有一段时间，它的每一架舰载机都在空中。从始至终，它一直待在马洛埃拉普环礁以北一个5英里×25英里的矩形区域内。它已经重创马绍尔群岛各处的日本航空基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舱面船员既热又累，蓝色的钱布雷绸衬衫染上了汗水和油脂；他们兴趣盎然地听着舰上扬声器播放的飞行员通过无线电传来的声音。航空母舰上的人一直盯着飞回来的飞机，防空炮组在武器旁随时保持警惕。当绿色的信号在“企业号”原始的雷达屏幕上出现时，战斗机指挥官会判断其为身份不明的“可疑飞机”。他会用无线电跟巡逻的战斗机联系，引导其进行拦截。南部或西部的地平线上只要一出现亮点，野猫式战斗机就会飞过去观察一段时间，直到确认它们是自己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企业号”迎风而行，让发动机全速运转，将速度提高到几乎最大，以便飞机降落。在飞行甲板上，阻拦索被拉紧，防撞路障也已经摆好。甲板上的所有人都退到安全区域。

飞机进入着舰航线时，会先从右舷附近经过，接着绕过舰首，顺风飞向左舷，在舰尾进行最后一次转弯，刚好处于舰后尾流的上方。一名观察员会确认起落架、襟翼和尾钩全部落下来了。降落信号官会站在左舷船尾明显的位置，并将两根黄色的发光导航棒高举在头顶。在关键时刻，他或者在头顶挥舞两根导航棒——“复飞”，要求飞行员推动节流阀，从甲板上方飞过，然后重新进入着舰航线，以重新降落——或者将右手的指挥棒从脖子前划过——“停”，要求飞行员减速，让飞机降落到甲板上。飞机尾钩会钩住一根缆绳，让飞机在嘎嘎声中急速停下来。舱面船员冲过来从尾钩上取下缆绳；液压防撞路障收回到甲板内部；飞行员轻推一下节流阀，让飞机滑行通过路障。之后路障重新弹起来，阻拦索拉紧，甲板清空，等待下一架飞机进入着舰航线。军械员柯南写道：“这是一项棘手且危险的工作。一切都取决于能否做得干净麻利。”[44]

哈尔西将军从司令舰桥上观察着，穿着皮夹克，头戴一顶有点过大的白色硬壳太阳帽。他热切地听着无线电传来的美军飞行员的通话，这些通话清晰地展示了这次行动的画面：“杰克，离那艘巡洋舰远点！它是我的！……打中了！……看哪，那个臭家伙着火了！”[45]他经常让中队长向他亲自汇报。在行动的间隙中，他有时会返回船舱，在那里抽根烟，或者试着读一部平装本小说，要不就是索性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在作战区停留了这么长时间，在这样的大白天，有好几个日本航空基地都能轻易够着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么做有点得寸进尺，他也知道这一点。虽然驱逐舰高度警戒，但是“企业号”在附近逗留的时间越长，遭到潜艇攻击的可能性就越大。特混舰队就在沃杰环礁的附近，有时候甚至近到能看见岛上的空中行动。至今没有敌机接近，这令人感到惊讶。

是美军的空袭非常有效，日本人无法反击吗？还是说他们只是不知道“企业号”就在那里？当天下午1点，第6轰炸机中队的霍林斯沃思少校在完成个人的第三轮攻击后问：“将军，你不觉得咱们该离开这儿了吗？”哈尔西回答说：“我一直在想同样的事情。”[46]最后一队舰载机在下午1时22分降落在母舰上，整个特混舰队向东北掉头，全速撤离。

日本人的确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后来对这一天的袭击进行了痛苦的反省。事后回想时，他们意识到，此前他们已经发现了袭击的迹象。1月初的时候，I-23潜艇已经在海上看到了哈尔西的特混舰队，而且给马绍尔群岛的所有基地都发出了警报。在1月11日“萨拉托加号”遭到鱼雷袭击之后，他们得出结论，美国人会尽量保证剩余的航空母舰不受伤害；由于附近没有进一步的无线电侦听报告和目视发现，他们有点放松警惕。马绍尔群岛的对空防御交给了第二十四航空战队，由海军少将后藤英次指挥。当地航空队共有33架舰载战斗机，9架G3M中型轰炸机和9架水上飞机。他没有足够的飞机，也没有足够的飞行员，无法在岛屿周围实施持续不断的空中侦察。海军少将八代祐吉从夸贾林环礁上用石头砌成的司令部指挥马绍尔群岛的防空部队，在轰炸的前一夜他举行了一场宴会，款待参谋人员，显然他们喝多了清酒。第二天早上，他的指挥部被一颗500磅重的炸弹夷为平地，他被埋在了瓦砾下面。八代祐吉是第一个在太平洋战争中丧生的日本海军将领。

塔罗亚岛重整旗鼓，派五架未受损的G3M中型轰炸机从满是坑洼的跑道上起飞，向北寻找美国入侵者。攻击队伍在午时前后升空，由中井一雄（Kazuo Nakai）大尉指挥。他们在云层上方搜索了90分钟，毫无结果，但到了下午1时30分，通过积云的空隙，他们看到了疾驰而去的“企业号”。中井开始小角度俯冲，让飞机加速；他的四名同伴紧随其后，组成一个松散的“品”字形编队。在“企业号”的雷达屏幕上，他们显示为一群光点，战斗机指挥官命令正在巡逻的野猫式战斗机进行拦截。这一次，没有人怀疑他们不是敌机，因为美国的攻击机都已经着舰。四架野猫式战斗机在1万英尺的高度看到了敌机。那时候，日本轰炸机距离“企业号”只有15英里远，尽力隐藏在云层中。美国战斗机还没有进入适当的攻击位置，日本飞机就进入了警戒舰的防空火力的射程以内，F4F战斗机被迫（按军事原则）转向避开。

五架入侵的敌机在6 000英尺的高度从云层中飞下来，以250节的速度直奔“企业号”的右舷尾部飞去。[47]连续不断的嘟嘟的刺耳紧急警报声在特混舰队中的每一艘舰上响起。迪金森回忆说：“铃声持续不断，那是电铃发出的一连串信号。即使聋子也能听见那刺耳的响声。”[48]“企业号”上的高射炮开火了，“在待命室的钢墙内这种噪声听起来非常可怕，就好像处在雷鸣电闪的中心一样。每次大型防空炮发射时，舰身都在颤抖。小型炮发出噼噼啪啪的连射声，而炮火声留下的空隙被密集的机枪声填补上了”。在下层甲板上，阿尔文·柯南正和同伴给一架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装鱼雷，他们听到那些5英寸大型防空炮在头顶开火，扬声器中传出一个声音：“所有人待命，击退敌方空袭。”“企业号”为了让敌方轰炸机找不准目标，猛地向右转，使甲板急剧地向左舷倾斜，柯南正在装载的鱼雷从平滑的甲板上滚了过去。军械员在后面紧紧追赶，一下子扑在上面，把它固定在了一个带环螺栓上。柯南说：“我真想离开那个鬼地方，但是我们不能把鱼雷和没有装进去但是仍然危险的炸药留在那里，因为它可能会滑脱，撞上舱壁爆炸。”[49]

“企业号”及其护航舰艇的防空火力十分惊人，但基本没有效果：高射炮弹往往是在高速飞来的飞机身后爆炸。哈尔西哀叹道：“我们的防空炮跟喷水枪没什么两样。”[50]“企业号”的舰长乔治·D.莫里认为防空炮缺乏效能是“非常令人担心的问题”。[51]随着敌机越来越近，舷边通道上的1.1英寸舰炮开火了，柯南无法从机库甲板上看到日本飞机，但他知道，“当小口径火炮加入战斗，就该趴下身子隐蔽了”。[52]

所有五架日本飞机继续沿着固定的轰炸轨迹冲锋。在3 000英尺的高度，它们的炸弹舱门打开，100千克重的炸弹在它们后面落下，形成一条斜线。莫里舰长看着那些精准投掷的炸弹变得越来越大，命令开足马力，使速度达到30节，而且向左急转。但他又下令做了一个极其巧妙的机动，要求向相反的方向打满舵：“这个操作对航母产生的作用，是减慢了向前的速度，同时舰体突然向一侧移动，偏离原先的航行线路。”[53]“企业号”灵活地“斜行”或者叫“侧移”，躲过了炸弹。这些炸弹密集地落在它的右舷外面，有些距离不到10米。近失弹激起了60米高的水柱。罗伯特·凯西在附近的“盐湖城号”甲板上观望，他以为“企业号”已经炸飞了——炸弹激起的水柱完全挡住了航母。他写道：“但是当水落下，雾气散开，我们看到航空母舰躲开了。炸弹正好落在了飞机从云层中出来时航母所在的地方。但是炸弹落下来爆炸的时候，航母已经到了别的地方。”[54]

其中一颗近失弹的弹片飞进了航空母舰的左舷，切断了一根汽油管，并在飞行甲板上引燃了大火。扬声器里传来一个声音：“着火了！在飞行甲板上，舰尾。”[55]一名高射炮手腿部被击中，伤势非常严重，下肢几乎从大腿处被切断了。他一直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但很快就因失血而阵亡。

轰炸机俯冲后重新拉高，在海面以上大约1 500英尺的时候，有一架飞机向左转弯，轰鸣着重新冲向“企业号”。那是队长中井大尉的飞机，他的飞机被击中了（可能是被高射炮弹的爆炸击中的，也可能是被战斗机击中的）。飞机的两个引擎的后面都喷出了浓烟，中井可能判断他的飞机已经严重受损，无法飞回到塔罗亚岛，于是下定决心要对这艘航母进行自杀式攻击。他从航母的后方接近，与己方飞机正常着舰时的进场方式一样。二等航空机械师布鲁诺·P.加伊多离开了左舷通道上的作战岗位，钻到了停泊在甲板上的一架俯冲轰炸机的座舱里。他抓起机枪，开始向飞来的G3M开火。莫里舰长知道中井的意图，下令向右急转弯。加伊多连续不断地射击，还站起身来压住机枪；一串子弹打入了这架大型轰炸机的机首和驾驶舱，当时它已进入近距离平射的射程内。中井大尉有可能已经被那一连串子弹打死了，因为在他进攻的最后阶段，飞机似乎并没有任何动作。滑行的G3M的机翼从飞行甲板的左侧划过，将一架停放在那里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撞成了两半，在甲板上落下了碎片和汽油。中井的飞机落入了海里。加伊多继续朝正在沉没的飞机射击，直到海水吞噬了它。

迪金森上尉和他中队的几名同僚从待命室出来观察结果。他们首先注意到，整个飞行甲板上都有浓烈的汽油味，看来有大量的汽油泼溅到了甲板上。消防队员身穿隔热垫制服，头戴方形头盔和矩形面罩，朝整个甲板喷消防泡沫，这是一种“像蛋清一样白的发泡的东西”。[56]在司令舰桥上观察的哈尔西非常紧张——他告诉参谋：“我的双膝紧紧并在一起。”[57]敌人的轰炸极为准确，而且即使没有击中，其落点也让人觉得近得可怕。哈尔西将军无疑同意莫里舰长的判断（在战后报告中所说的），“企业号”能够逃脱“只能说是非常神奇”。[58]

“企业号”及其特混舰队开始重新高速撤离。舰队以30节的速度在海面上行进，在身后留下长长的尾流。在“盐湖城号”上，凯西反复在甲板上摔倒。他写道：“巡洋舰猛烈地摇晃，而且上下颠簸，我很难站起身来。我的头碰到钟上，骨头撞到栏杆上，膝盖上的皮也磨掉了。……我们的舰首伸进大海里，把大量的水花溅到舰桥上。我们的尾流看起来像蓝色地板上的一块舞动着的绿色楼梯地毯，有白色花边，但没有什么特定图案。”[59]有人发明了一句俏皮话：“与哈尔西一起开溜。”特混舰队的人员都宣称自己拥有“与哈尔西一起开溜”俱乐部的创始会员资格。

“企业号”保留着一支比平时更大的战斗机巡逻队，所有的高射炮都有人值班，装满了炮弹。航母一直保持高度戒备状态，防止空袭，舰上人员认为还会有更多的轰炸机来袭。他们没有错。下午4点，雷达屏幕上显示有另外两架G3M正在飞来，这次高度约为1.4万英尺。它们很快就遭到了9架正在进行战斗空中巡逻的野猫式战斗机的攻击。当敌机进入军舰上的5英寸高射炮的射程范围内时，美国战斗机马上转向，躲开己方火力。战斗空中巡逻的队长麦克拉斯基少校担任高射炮的弹着观察员。“你的射击低了，”他通过无线电说，“射高一些。好一些了。现在又有点高了。再稍稍低一点。这下你打中了！你打中了！你打中他了！”其中一架轰炸机摇摇晃晃，冒出了浓烟。有两架飞机从高空投下了500千克的炸弹，但是“企业号”向左急转弯，炸弹在右舷外面落入了海中，没有造成伤害。麦克拉斯基用无线电指挥道：“暂停防空火力。我们来干掉它们。”[60]战斗机再次出击，并且多次命中。一架G3M起火并滑翔坠海，另一架引擎冒着烟逃脱了。

现在太阳已经西下，距离天黑还有两小时多一点，到时候就有夜色的保护了。特混舰队的雷达仍然不断发现目标。夜晚来临时，野猫式战斗机追赶并击落了一架日本的水上飞机（爱知零式水上侦察机E13A1，盟军代号“乡下佬”）。太阳在下午6时35分落下，10分钟后一轮黄色的明月升了起来。[61]到7点的时候，“企业号”已经让所有的战斗机降落下来，引擎轰鸣，高速前进，向东北方向航行。这是满月的第二天，月光明亮，甲板上的人甚至可以在月光下看书。舰队拖着长长的明亮的尾流，痕迹可以清楚地从空中看到，但是那天晚上没再有陌生的飞机接近。哈尔西下令调整航向，朝向西北，希望这个出乎意料的路线能够甩掉所有的追击者。黎明时，美国人欣慰地发现他们已经进入一个潮湿的冷锋，完全被雨和雾遮盖住了。特混舰队又转向东北，朝着瓦胡岛进发。迪金森说这天气是一个“不错的防空掩体”，凯西表示同意，“在这种情况下雾反而是个好东西”。[62]在这种条件下，没有飞机升空，飞行员也享受到了一个应得的休息日。第8特混舰队回家的旅程非常平静，令人高兴。

“约克城号”和第17特混舰队同时攻击了马绍尔群岛南部的贾卢伊特环礁和米利环礁，以及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环礁。这艘航空母舰在黎明时分发起了对三个环礁协调一致的空袭。空袭行动受到了阴沉天气以及时断时续的暴风雨的阻碍，但没有遇到任何类似“企业号”在北部的岛屿上所遇到的那种坚决抵抗。空袭的成效很小。在贾卢伊特环礁，11架鱼雷轰炸机和17架俯冲轰炸机穿过层层浓雾，攻击了停泊在潟湖中的辅助舰船。两艘船被击中，但是都没有沉没。恶劣的天气，而不是敌方的反击，使6架美国飞机于返程时在海上坠毁。在马金环礁，9架俯冲轰炸机在黎明时对潟湖进行攻击，可能击中了一艘停泊在那里的布雷艇（但没有将其击沉），并点燃了两艘同样停泊于此的川西九七式大型水上飞机。对米利环礁的攻击徒劳无功，因为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并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攻击的目标。

早晨渐渐过去，天气越来越糟。风力加大了，“约克城号”在波涛汹涌的海上上下颠簸，可见度几乎降到了零。飞行行动暂停了一段时间。但是，持续的雷达捕捉表明附近有日本飞机。上午11点之后不久，一艘驱逐舰在“约克城号”以西看到一架陌生的飞机。当时条件已经不那么恶劣，可以出动飞机，于是舰长埃利奥特·巴克马斯特派一个野猫式战斗机分队升空追击入侵者。他们在雨中和厚厚的云层中搜索了一通，结果空手而归。当天下午1点刚过，航空母舰的雷达图显示34英里外有另一架侦察机。野猫式战斗机前往拦截。在云层中经历了一场长时间的猫捉老鼠式的游戏之后，两架F4F飞机在一片晴朗的空域将敌机包围。这是一架川西九七式四引擎大型水上飞机，与当天早上停在马金环礁并被击毁的两架飞机相同。它被击中了好几次，随后爆炸了；燃烧着的碎片落入海中，在“约克城号”上就能看到。巴克马斯特风趣的副指挥“约科”J.J. 克拉克刚刚晋升为上校（不久之后他就会独立指挥自己的舰艇），他通过“约克城号”的公共广播系统进行了详细的解说。他兴高采烈地说：“烧死吧，你个兔崽子，烧死吧！”[63]

弗莱彻将军本来计划下午进行另一轮攻击，但是天气不允许。进一步的行动可能会失去更多的美国飞机，却不能保证有多少战果。弗莱彻似乎运气永远都不好。那天夜幕降临后不久，哈尔西用无线电向他发出命令，让他们脱离战斗，返回珍珠港。

2月5日黎明，“企业号”的瞭望员透过雾气瞥见了瓦胡岛上的绿山。它和第8特混舰队的其他舰船以“之”字形路线驶近珍珠港——这是对付敌人潜艇的一种措施——然后从两行驱逐舰组成的保护通道中间进入入口航道。哈尔西已经命令所有人在到达港口时都穿上白色制服，并且站在自己的作战位置上。“企业号”升起了巨大的战旗。海港中的军舰响起了嘟嘟嘟的汽笛声欢迎他们归来，舱面船员也穿上了白色的制服来表示庆祝，他们一边欢呼一边挥手。一群群水手和文职人员停止了工作，挤到福特岛和海军造船厂的码头上。哈尔西站在“企业号”高高的司令舰桥上，在他敬礼和挥手时，即使离得很远也可以看到他的白色军帽和白色制服。尼米兹将军带着一大群参谋和随从等待在码头上，他同意坐着高空作业坐板升到机库甲板上。他在飞行甲板上与哈尔西见面后，抓住后者的手说：“比尔，太好了，干得漂亮。”[64]哈尔西情绪激动，禁不住泪流满面。

特混舰队的每艘舰船上的公共广播系统都大声播报了这条信息：“第8特混舰队司令官向第8特混舰队致辞：干得好！你们在马绍尔群岛的行动彪炳史册。能够指挥大家是我的荣耀。上帝祝福大家！哈尔西。”[65]

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哈尔西再也没有像这次行动这样，和他指挥的下属关系如此亲密。他们送给他一个绰号：“蛮牛”哈尔西。为了充分表达自己的心情，他们还送给他另一个绰号——“疯狂比尔”。有传言称“与哈尔西一起开溜”俱乐部的下一个使命将会让他们深入西太平洋的中心，去解救麦克阿瑟被困在菲律宾的部队，甚至直接去东京，因为“疯狂比尔会将任何事情都尝试一遍”。[66]

金曾经几乎毫不掩饰他对报刊和广播电台的记者的蔑视，而尼米兹也曾和媒体保持距离，所以这些记者对于在海军上层军官中找到一位明星人物几乎感到绝望了。现在他们找到了梦寐以求的人。美国的报纸将此次航母袭击作为头条新闻刊载，同时还刊登了几张哈尔西中将微笑的照片。为了宣传效果，报纸夸大了这些袭击的意义，甚至将其与12月7日的突袭相提并论——有报道说，珍珠港之仇已经“报了”。由于来自太平洋战区的坏消息接二连三，人们急需一针强心剂，而这些胜利正好提振了人们的精神。它们使一则令人沮丧的消息变得稍微容易接受了：英国在太平洋的主要基地新加坡已经向日本投降。

“企业号”飞行员对于在马绍尔群岛摧毁的敌舰和敌机的估计，事后证明是夸大其词。第8特混舰队总共击沉了两艘运输舰和一艘小型舰艇，击伤了一艘运输舰和一艘小型舰艇。敌方有9架轰炸机和3架战斗机在地面或空中被击毁。多栋建筑物被破坏或摧毁。日军死亡90人，其中包括海军将领八代祐吉。美国人削弱了日本的马绍尔群岛基地在近期的作用，但并没有使它们失去战斗力。被破坏的跑道可以修复，设备可以重建，人员可以补充，而航空部队可以通过西边特鲁克群岛的基地的第四舰队进行补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袭击只是美国需要在浩瀚海域内进行的空中消耗战的一部分。至少还需要两年的时间，盟军才能永久摧毁那些外围基地。

但这是太平洋舰队的首次攻击行动，单凭这一点，这次行动就对鼓舞士气和增加自信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当时人们恰恰非常需要士气和自信。它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海军正在通过打仗来学习如何打仗。“企业号”航空大队的77名飞行员总共飞行了158架次，少数人创造了在一天内飞行5次，在驾驶舱内连续待10小时的纪录。“企业号”消耗了148 043加仑燃料，在袭击之前的24小时内，它连续高速航行了超过560英里，创造了航母的纪录。[67]阿尔文·柯南写道，这些早期的航空母舰攻击行动使得舰队成员学会了后来赢下中途岛战役所必需的技能。他说：“要想了解战争的诀窍，以及知道如何迅速反应，所需的时间之长令人惊讶。我们逐渐意识到，战争首先是一种心态，然后才是其他。”[68]

军官们聚在一起做简报时，所有人都认为作战技巧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这些任务暴露出了一些严重的缺陷：高速航行时难以保持特混舰队的队形；中途加油，以及使用雷达和通信设备指挥航空母舰上方的战斗机等方面也有缺陷。人们重新注意到，F4F野猫式战斗机在爬升时机动性较差而且速度不足，另外，其0.50英寸机枪总是卡壳被认为是一种耻辱。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速度缓慢，这很危险。“企业号”上的鱼雷轰炸机一架都没有损失简直是一个奇迹。大家都感慨高射炮未能发挥效果，包括炮手自己——船员急需更好的武器和更多的训练（特别是在以25节以上的速度航行的军舰上命中目标的训练）。由于在雷达屏幕上不能区分己方和敌方飞机，防空工作受到阻碍。瞭望员有点杯弓蛇影，总是报告说发现了潜艇。至于巡洋舰和驱逐舰，它们的射击一直很差，如果水面舰艇希望在战争中有良好的表现，就必须改进射击精度。航空母舰上需要更多的战斗机——应该有足够的战斗机为外出空袭的轰炸机进行护航，同时也留下一些保护航空母舰。这种真诚的自我拷问让罗伯特·凯西感到好笑，这些自责让人们觉得，“这场行动昨天看起来似乎还是现代最辉煌、最大胆和最有效的海军表演，实际上却是应该让人愧疚的行动”。[69]

2月和3月美军将对日本前哨进行打了就跑的袭击。2月20日，“列克星敦号”和一支特混舰队大胆闯入了日本南方势力范围的中心，准备打击日本人从澳大利亚人手中夺取的位于新不列颠拉包尔的大型基地。（“列克星敦号”接近时被敌方侦察机发现，所以不得不迅速向东撤离。）哈尔西和“企业号”在2月24日来到了威克岛，然后在3月4日向北进发，攻击了马库斯岛。后者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哨基地，但它离东京只有1 000英里。3月10日，海军中将小威尔逊·布朗率领以“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为中心组建的特混舰队，派遣航母轰炸机袭击了新几内亚北海岸的萨拉马瓦和莱城的日军简陋机场。

这些早期美国航母袭击行动的价值往往被历史学家低估。即使在战争期间，许多美国人显然也持相同观点；莫里森引用过一个军官的话，他说：“日本人对此并不在乎，就像狗不在乎一只跳蚤一样。”[70]对于随同航母作战的人来说，任务留下的印象主要是高速航行在无边无际的太平洋上，高潮是几个小时没有抵抗的空袭。凯西和其中一些人待在一起，他说：“我们在两个月内行进了大约2万英里，总共只有约5个小时的紧张行动。”[71]当哈尔西2月1日的袭击事件在东京报道时，广播和报纸均嗤之以鼻。此外，日本人在报道战况时的夸大其词，与美国人相比毫不逊色，他们认为守军对攻方造成了重创。千岁航空队的战斗机飞行员对他们给美军飞机造成的破坏乐观过头了——他们说在塔罗亚岛击落了17架美国飞机，而罗伊岛的飞行员则声称他们让5架美国轰炸机着了火。[72]

但是仔细看看日本海军指挥官的个人反应，人们就会有明显不同的印象。哈尔西的突袭令日军措手不及。山本的参谋长宇垣缠将军在日记中写下了他的印象：“他们最终还是来了。有两下子！”[73]这些袭击是“令人痛心的耻辱”——“让我们看起来非常可笑”。[74]宇垣对于日军没能发现美国人的到来感到很气愤，他说马绍尔群岛应该比两个月前的美国更能应对突袭，因为两个月前美日两国还没有开战。“体会到我们自己防守上的弱点之后，我们不能再嘲笑突袭珍珠港时敌人的慌乱状态了。”[75]他为八代祐吉将军之死而哀悼，他们在江田岛的日本海军兵学校中曾经是同班同学。联合舰队作战行动指挥官三和义勇大佐报告说，山本的所有参谋都被激怒了，但是他们“只能咬牙切齿，沮丧地跺脚”。[76]

袭击的第一批消息到来后，日本海军派出了特鲁克基地的轰炸机向东追击；特鲁克基地的几艘潜艇也被派出去进入阵位，以防美国特混舰队继续向西进犯。日本无线电情报站仔细监听违反无线电静默的行为，好确定哈尔西的位置，但除了夏威夷的商业广播报道美国特混舰队的胜利以外，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更多舰队被派出到海上拦截剩余的美国船只。美军的袭击时间安排得很好，恰好与日本在南方的行动时间一致，宇垣为此而感慨。当日本的主要舰队在其他地方发动攻击时，敌人正前去打击其薄弱的侧翼。他写道：“敌人的攻击时间选择极佳，因为我们的作战行动集中在西南太平洋，而马绍尔群岛的防御力量薄弱。除了相当辉煌的战果之外，他们还实现了转移我们力量的目的。航空母舰逼近，重型巡洋舰的炮击也非常大胆。看起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被耍了。……敌人第二天早上重新进攻的可能性很小。总之，这局我们输了。”[77]根据航空队军官渊田美津雄的说法，在太平洋上派出如此多的海军力量四处追击是徒劳无功的，“毫无意义”而且“意气用事”。[78]特鲁克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之间有1 200英里的距离，等日军驶过这段距离，美国的特混舰队肯定已经安全地返回了军港。即使知道美国人已经安全撤退之后，南云忠一舰队的6艘航母中的“翔鹤号”和“瑞鹤号”还是被派去在日本附近的海域巡逻。这减少了令人生畏的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打击力量。

也许哈尔西的突袭最深远的后果是让日本海军将领们深刻意识到，日本的首都可能会受到攻击。即使这样的袭击不会造成巨大破坏，海军的“面子”也会极不好看。宇垣正确地预测到美国人很快将试图直接打击东京。他在2月2日写道：“他们将来还会采用这种方式。他们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是空袭我们的首都。……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敌人这一次只是抓了我们一把，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而没有直接攻击东京。”[79]三和义勇大佐也表示同意：“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必须防止东京遭到空袭。”[80]由于没有预防航母突袭的简单方法，所以他们产生了一种信念，那就是必须找到办法彻底消灭美国的航空母舰。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山本计划调动日本海军的全部力量进攻中途岛，以迫使美国航空母舰从珍珠港出击并在一场决定性战役中惨败。

[1] “COMINCH to CINCPAC,” Jan. 2, 1942;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122.

[2]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56.

[3] Potter, Bull Halsey, p. 37.

[4]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 p. 256.

[5] Thomas, Sea of Thunder, p. 36.

[6]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36.

[7] 哈尔西早期职业生涯的细节来自Potter, Bull Halsey, pp. 23–31。

[8] Ibid., p. 32.

[9] See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p. 359–60.

[10] Stafford, The Big E, p. 41.

[11] Potter, Bull Halsey, p. 39.

[12]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58.

[13]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38.

[14] Stafford, The Big E, p. 44.

[15] “Running Summary of Situation,” Jan. 2, 1942;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121.

[16]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104.

[17] Ibid., p. 105.

[18] Ibid., p. 135.

[19] Potter, Bull Halsey, p. 41.

[20]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70.

[21]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p. 362.

[22] Potter, Bull Halsey, p. 42.

[23] Potter, Nimitz, p. 37.

[24]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p. 141–42.

[25] Jones and Jones, Hawaii Goes to War, p. 39.

[26]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p. 101–2.

[27]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36.

[28]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p. 69–92, 72.

[29]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p. 71–72.

[30]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87.

[31]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87.

[32]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online at www.cv6.org/ship/logs/action19420201.htm.

[33]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91.

[34] Potter, Bull Halsey, p. 47.

[35]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100.

[36] Pilot chatter recorded by Layton, listening from Pearl Harbor, in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362.

[37]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38] Raymond Spruance to Saavy Cooke, Feb. 9, 1963, Raymond 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2, Folder 6, U.S. 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RI.

[39]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40] Rawie’s account in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68.

[41] Potter, Bull Halsey, p. 46.

[42]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43]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44]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41.

[45] Potter, Bull Halsey, p. 44.

[46] Ibid., p. 47.

[47]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48]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101.

[49]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p. 41–42.

[50] Stafford, The Big E, p. 57.

[51]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52]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42.

[53]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54]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154.

[55]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101.

[56] Ibid., p. 103.

[57] Potter, Bull Halsey, p. 48.

[58]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59]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p. 154–56.

[60] Stafford, The Big E, p. 59.

[61]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62]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103;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158.

[63] Lundstrum, Black Shoe Carrier Admiral, p. 69.

[64]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64.

[65]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161.

[66]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113.

[67]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68] Kernan, The Unknown Battle of Midway, p. 3.

[69]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164.

[70]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 p. 268.

[71]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275.

[72] See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77.

[73] Entry dated Feb. 1,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81.

[74] Entry dated Feb. 2, 1942, ibid., pp. 83–84.

[75] Entry dated Feb. 1, 1942, ibid., p. 81.

[76]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63.

[77] Entry dated Feb. 1,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82.

[78]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62.

[79] Entry dated Feb. 2,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p. 83–84.

[80]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63.

第七章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是第一位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作战行动的历史学家，也是该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者。他将日本向南的进攻比喻为“阴险而又难以抵抗的多触角钳制”。这是一场范围极广的海陆空闪电战，精心策划，有如芭蕾舞表演一般。这些攻击落在一个又一个的盟军目标上，像急促的音乐一样迅速，战线长达6 000英里。莫里森写道，日本的进攻“像一些巨大的章鱼，依靠的是绞杀许多小点，而不是集中于一个致命的器官。没有任何一个腕足试图挑战四国联合舰队的整体实力。每一个腕足都死死缠住敌人的一小部分，并通过使其局部失去功能而最终杀死整个动物”。[1]

日本的矛尖是陆基中型轰炸机，经常由无处不在的零式战斗机护航。这些飞机航程长，“蛙跳”战术的攻击范围可达方圆500英里甚至更大。此后不久，运输舰队就会在巡洋舰和驱逐舰的保护下到达。小股精干的日本士兵被投放到丛林密布的小岛上，盟国在那里没有多少甚至根本没有内部通信设施。他们很快就会突破当地薄弱的防御。他们一次又一次完整地占领盟军机场，或者只给机场造成轻微破坏。日本飞机进入机场后，便开始准备继续向南发动一系列进攻。日本水陆两栖部队控制了霍洛岛的航空基地后，台南航空队的24架零式战斗机飞行了1 200海里，降落在新的机场上。对于单引擎独座飞机来说，这可算是超长距离飞行了，但所有的飞机都安全到达。[2]

珍珠港事件发生两周后，盟军的抵抗力量迅速瓦解，东京陆军大本营的规划者提出了下一阶段的作战计划，那就是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夺取令人垂涎的油田，这是日本向南进攻的主要作战意图。这些资产能够使日本的战时经济实现自给自足，而直到现在日本经济还过于依赖从美国进口的石油。日本需要尽早占领荷兰油田，因为日本那时已经开始动用有限的石油储备。日本人迫不及待地要解决被困在菲律宾和马来亚的盟军。日本人将利用从美国人和英国人手中抢到的机场向南进攻，在陆军上将阿奇博尔德·韦维尔爵士新组建的美英荷澳司令部做好防御之前，直捣其中心。

日军在菲律宾的主岛吕宋岛迅速推进，为早日入侵南部的棉兰老岛和夺取达沃的美国水上飞机基地开辟了道路，这个基地能够为望加锡海峡、马鲁古海等浅水区以及大洋洲南部地形复杂的岛屿的作战行动提供良好的中途补给。登陆部队在人口稀少的岛屿上登陆，盟军在岛上很少抵抗，甚至根本没有抵抗。由于望加锡海峡落入日本人手中，通往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的水道突然变得无人守卫，直接暴露在外。

1941年12月下旬，日军在沙捞越的古晋登陆，接着在棉兰老岛和婆罗洲之间的苏禄海中的霍洛岛上登陆。日军还在法属印度支那通过暹罗的克拉地峡或跨越暹罗湾，继续在马来亚登陆。位于新加坡的英国大型海军基地以“东方直布罗陀”而闻名，本应是抵御日本进攻马来亚南部岛屿的重要堡垒。但由于日本人控制了制海权和制空权，新加坡被孤立，失去了战斗力。守军虽然还是很强大，却无法阻挡绕过其东侧的日本运输舰队。1942年1月，一支运输舰队穿过南海登陆苏门答腊岛东部，从望加锡海峡登陆荷属婆罗洲，并在文莱（1月6日）和亚庇（1月11日）建立了新的滩头堡。从达沃起航的部队在婆罗洲东部的打拉根岛（1月12日）和巴厘巴板（1月24日）以及西里伯斯岛的万鸦老半岛（1月11日）和肯达里（1月24日）登陆。小小的安汶岛及其精致的机场于1月31日被占领。帝汶岛是葡萄牙殖民地，位于安汶岛南部，很容易就能攻占。占领那里后，澳大利亚北部漫长而毫无防御的海岸线就暴露在了征服者的面前。

婆罗洲由英国人和荷兰人共同占领，他们在重要的位置上都没有足够的防御力量。由于这个岛上的殖民者的力量过于分散，日本军队迅速占了上风。荷兰人炸毁或烧毁了石油钻塔，以防日本人使用。80到100名荷兰平民因为实行“焦土策略”而遭到报复，被日本人杀害。[3]每次日本工程师都很快就让石油再次流了出来。到2月中旬的时候，岛上的抵抗力量被彻底消灭了。

1月10日，新任美英荷澳司令部最高司令官韦维尔上将到达爪哇，并在巴达维亚东南部75英里处的伦邦建立了司令部。他的大量参谋不缺乏才能——他手下有四个国家陆海军的高级将领——但是这位总司令统一指挥四国联军的实验明显没有成效且无法长久。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哈特将军于1月1日乘潜艇抵达泗水港。他将指挥四国的海军部队，也就官方所谓的“ABDAFLOAT”（在当时悲惨的情况下，这个首字母缩略词也许有点过于耍小聪明了）。珍珠港事件发生三天之后，日本轰炸机对甲米地的主要基地狂轰滥炸，使其变成了冒烟的废墟，哈特命令亚洲舰队剩余的水面舰艇撤离菲律宾。舰队中最大的战舰是美国的重型巡洋舰“休斯敦号”，它原来是哈特的旗舰，还载过罗斯福总统。另外2艘巡洋舰和13艘古老的四烟囱驱逐舰为它护航。

有一种不得人心的观点认为，菲律宾难以防守，因此注定会失陷，托马斯·哈特是第一位表达这种观点的重要军事指挥官。他撤退得比较早，因此麦克阿瑟将军十分不满，认为海军的失误是无法有效地抵抗日本运输舰队在吕宋岛登陆的原因。但是，把舰队从菲律宾撤出来的决定是正确的。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舰队毫无防御能力，如果想让这支舰队在战争中起作用的话，它就必须向南撤退。

尽管日本的快速推进似乎会让人对盟军战前的基本假设产生怀疑，但四国联军的几个指挥官还是比较乐观的。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官通常要提振下属的士气，他们的虚张声势可能是出于这种考虑。但是，韦维尔在知道新加坡北部面向陆地的防御力量不足之后，似乎仍坚定不移地相信日本席卷马来半岛的攻势会在新加坡完全停止。甚至到了1月31日，也就是在6万多人的英军向一支规模小得多的日本军队投降的两周之前，韦维尔还表示自己相信该岛可以守住。[4]缅甸的英国指挥官也认为他们可以守住战线。荷兰海军中将康拉德·E.H. 赫尔弗里赫承诺，他的部队将挫败在东印度群岛登陆的日本军队。这些乐观的预期都没有实现。

日本人明确打算占领东印度群岛最富有的爪哇岛。他们准备了两支大型入侵部队，沿着婆罗洲的东西海岸进军，两面夹击。四国海军最大的希望似乎是拦截和摧毁（或至少削弱）这些舰队，也许能击沉运输舰，在日军上岸前消灭大批有生力量。然而，1月的时候，四国海军正忙于给南行的货轮护航，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

正如当时多国舰员已在怀疑的那样，四国联合舰队面对即将到来的杀戮几乎毫无准备。他们也无法选择逃到更安全的水域，择日再战。他们的责任就是面对可能被全歼的局面。他们的使命就是争取时间，拖延日本人，等待盟军将增援部队投放到这一战区。这支四国组成的小型舰队本身就非常弱小，舰队里大多是过时的巡洋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式驱逐舰。连舰队指挥官自己都说这只是一支二流军队。该战区盟军空中力量的持续减少意味着他们经常要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战斗。

哈特将水面舰艇组织成一支“突击部队”，基地设在泗水港，由海军少将W.A. 格拉斯福德指挥。格拉斯福德1月中旬多次出战，但由于缺乏空中侦察而陷于困境，经常无法发现进犯的敌方舰队。他撤退到东帝汶的古邦湾加油。1月20日上午收到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的目击报告时，他仍然在古邦湾。报告说在巴厘巴板附近的海面上发现了敌人的进攻部队，而巴厘巴板是婆罗洲东海岸重要的荷兰石油生产基地。他派四艘“四烟囱”的驱逐舰去阻止日军登陆。它们开进望加锡海峡，呈“之”字形前进，以干扰敌人空中巡逻队的侦察。1月24日午夜后不久，他们到达巴厘巴板湾。哈特将军通过加密无线电信号发出了只有一个词的命令：“攻击！”“约翰·福特号”上的保罗·塔尔博特准将向其他舰长下令：“先用鱼雷攻击，等鱼雷发射出去再开炮；最大限度地主动出击，用最猛烈的炮火打击对手。”[5]

这些驱逐舰以27节的速度接近敌军。它们很幸运，日本舰队在离海岸很近的地方下锚了，而石油设施已经被撤退的荷兰人点燃，提供了良好的背景照明。鱼雷发射员可以根据锚定的运输舰的清晰轮廓确定目标。在持续三个多小时的战斗中，塔尔博特的驱逐舰几次近距离接触敌舰，发射了所有的鱼雷，击沉了三艘运输舰和一艘鱼雷艇。

巴厘巴板附近海面上的这次行动对于盟军来说是一次战术上的胜利，然而12艘日本运输舰中有9艘在这次袭击中幸存下来，这一结果十分令人失望。美军既然已经完全实现突袭，就应该做得更好。许多鱼雷都没有击中目标，还有更多的鱼雷可能击中了目标却没有爆炸。这次袭击并没有阻止巴厘巴板重要的港口和油田落入敌方手中。在如潮水般涌来的坏消息中，这场胜利是段小小的间奏，让人听了之后为之振奋，但是它并没有遏制日本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攻势，同时也是四国联合舰队的最后一个重要战果。

在菲律宾的马尼拉，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在经历了战争头几天的混乱之后已经恢复到平稳状态，那时候吕宋岛的海军和航空基地已经被日本的空袭摧毁。这位傲慢专横的将军希望集结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合军队，在滩头堡上迎击进攻马尼拉的日本入侵部队。

麦克阿瑟有四十年的作战计划经验，能够预见到守军将撤到巴丹半岛最北部的防线之后进行防御，而巴丹半岛控制着海上通向马尼拉湾的咽喉。在那里，他们将深沟高垒，严防死守，等待运输舰在美国海军的保护下跨过太平洋来拯救他们。但是，麦克阿瑟因为负责让菲律宾的部队在1946年之后承担起本国的全部防御责任，不能忍受让菲律宾向外国入侵者屈服的计划。他希望能在滩头堡迎击并消灭日本军队。这样的策略要求（至少）有空中优势、机动性良好的步兵，以及一支完整的太平洋舰队，而且舰队要全力支援菲律宾的战事。事实上，上述条件都不存在。在战争的第三天之后，吕宋岛上空就很难看到美国飞机了。即使美国和菲律宾的部队接受过训练，并且有适当的装备，能够迅速地抢夺敌军的滩头堡（实际上并非如此），吕宋岛原始的道路状况也使得这样的行动无法实现。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舰艇在1941年12月7日已经被击垮，但即使情况并不是这样，“欧洲优先”的战略也会让在1943年以前对菲律宾进行大规模救援变得不可能。把军队撤回巴丹半岛的防线是唯一符合逻辑的行动，而麦克阿瑟应该在战争的第一个星期就采取这一行动。

12月10日，日本的首批军队在吕宋岛北部登陆。一支规模更大的入侵部队——约5万名士兵，还有武器、轻型坦克及大炮——乘坐大约84艘运输舰和伪装的运兵船从台湾岛驶来，并于12月22日在马尼拉以北的林加延湾登陆。益田令治（Reiji Masuda）是“亚利桑那丸号”运输舰的高级船员，他回忆说这支入侵的船队“排成两行，不见头尾”。[6]美国潜艇部队在早期的空袭中幸存了下来，人们期待它们能沉重打击接近菲律宾的入侵船队，但是它们的表现让人失望。由于目视发现目标太晚，潜艇没有足够的时间进入攻击阵位，而且它们也无法在林加延湾内陆浅水区域灵活机动。

几架美国陆军B-17飞机和海军PBY水上飞机在敌兵下船时飞到上空，进行了攻击，但是造成的伤亡很少。反而是狂风巨浪对日本军队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因为几艘舰船在海滩附近被大浪掀翻了。益田回忆道：“海浪非常高，很难把士兵和补给品送上摆渡船。黎明时敌机袭击了我们，目标主要针对滩头堡。飞机扫射我们的船，一直追到海滩上。‘亚利桑那丸号’向天空开火。我们看到敌机旋转着下坠，拖着浓烟。我们的船被炸弹的爆炸和击打船舷的水墙冲击得摇摆不定。然而，大多数船成功地卸下了士兵和装备，登陆部队开始朝马尼拉进攻。”[7]

这是到当时为止历史上规模最大且最成功的两栖部队登陆行动。这支部队将大部分大炮和物资，以及大约一半的坦克带上了岸。沿着3号公路前进就可以抵达马尼拉，这条路铺砌过，是菲律宾最好的道路之一。日本军队迅速进军，驱散毫无经验、装备不佳的菲律宾军队。菲军四散而逃，溃不成军。由美军部队指挥的炮兵分队直接面对着日军令人畏惧的正面冲锋。战场上的指挥官们不断请求麦克阿瑟允许后撤。

12月24日，第二支日本军队在吕宋岛东海岸登陆，登陆地点为马尼拉东南60英里处的拉蒙湾。这是一个使局面恶化的突发事件。现在有两支日本军队从两个方向像巨大的铁钳一样向菲律宾首都进攻。麦克阿瑟将军在马尼拉司令部感觉到大事不妙。他向华盛顿发了一系列紧急的公函。[8]他能得到增援吗？他迫切需要更多的空中力量。飞机可以从澳大利亚运来吗？航空母舰能否来到菲律宾附近？马歇尔将军答复说，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支援。麦克阿瑟被迫依照已有几十年之久的《橙色战争计划》，放弃马尼拉，向巴丹边打边撤。在那里，部队将深沟高垒，在防御线后面长期坚守。他宣布马尼拉将成为“不设防城市”，并下令“实施第3号橙色战争计划”。[9]麦克阿瑟让航空队司令刘易斯·布里尔顿将军把剩下的B-17飞机派到不会受到伤害的地方。“你往南走。你用剩下的轰炸机以及你很快就会得到的轰炸机能帮我更多，远远超过你留下来所能做到的。”[10]

麦克阿瑟及其参谋收起手头的工作，坐着烧煤的老式汽船穿过港湾，到达距离巴丹半岛不远的科雷希多岛。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奎松患有结核病，他做出了和麦克阿瑟一起撤走的痛苦决定——他担心菲律宾人的命运，但又不能留下被敌人抓住。军队沿着3号公路向北进发，卡车、公共汽车、吉普车甚至牛车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车队，秩序混乱。马和驴被征用来拉重炮。军队和数万徒步的难民一同走在这条道路上。垂死的首都上空升起了浓烟，那是抢劫者或第五纵队干的。这一天是圣诞前夕。在圣费尔南多，从城市中撤退的平民、军队和车辆，遇到了向南撤退的军队以及难民组成的洪流，他们慌不择路，试图躲开不断前进的日本军队。这两群人相遇后，合并在一起向巴丹半岛撤退。盟军的防线坚持了很长时间，足以让大部分军队撤到巴丹半岛。

日本人似乎没想到美军会撤退，也没有出动航空兵，这很奇怪。前往巴丹半岛的人群都挤在路上，对他们进行扫射会造成毁灭性的伤亡，但是在这场战役中，日军一架战机都没有出现。日本人哪怕炸掉几个关键的桥梁，麦克阿瑟的相当一部分军队可能都永远无法到达相对安全的巴丹半岛。许多菲律宾人当了逃兵，但是那些留下来的人顽强而勇敢地投入了战斗，所以失去那些意志不太坚定的同志反倒提高了到达巴丹半岛的军队的整体素质。

1942年1月2日，第一批日本军队进入马尼拉。店面都钉上了木板；一群群当地人在被遗弃的仓库里抢劫；众多平民站在那里目瞪口呆，默然无语。在美国高级专员的家中，日本人举行了军事仪式，降下了美国国旗，一名日本水兵还踩在美国国旗上。军乐队演奏日本国歌，在原来美国国旗的位置上升起了日本的太阳旗。日本陆军司令本间雅晴将军错误地认为，占领了马尼拉，菲律宾的战斗就等于取得了胜利。他后来才慢慢意识到，真正的大战将在整个海湾进行。

麦克阿瑟的部队在阿布凯—毛班一线后方坚守，这条战线穿过巴丹半岛北端，并且穿过死火山纳提布山的一侧。许多前线部队是菲律宾的精英部队，决心为他们的同胞在林加延湾的不良表现进行补救。麦克阿瑟已经从华盛顿得到了明确通知，让他不要指望得到及时的援助，但是他在1月15日告诉部队：“美国已经派兵增援了，派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数百架飞机。……我们已经不能再退了。我们在巴丹的兵力超出了日本进攻的兵力，我们有足够的补给，只要坚决防守就可以击退敌人的攻击。我呼吁巴丹的每一名士兵都守在自己的位置上，抵挡住每一次攻击。这是得救的唯一途径。战斗则生，撤退则亡。”[11]

1月9日，日本对战线东端发动试探性的攻击，引发了激烈的战斗。守卫者顽强战斗，击退了最初的攻击。在这些作战行动中，一些菲律宾部队异常英勇。然而，随后的几天，日本对西线发动攻击，菲律宾陆军第51师猛烈反击，防御阵地上出现了一个缺口。由武智渐大佐指挥的部队突破了阿布凯的防线，深入阿伯阿伯河谷。守军英勇的反击没能打退日本人。视察了战线上的情形后，理查德·萨瑟兰将军建议部队撤到巴格科—俄里翁一线，这条防线的两端正是这两个城镇。麦克阿瑟很快批准，下令撤退。

1月24日，盟军大批向南撤退。这是一次混乱的撤退，成千上万的士兵脱离了自己的部队，杂乱无章地到达了防线后方。敌方似乎没有派出轰炸机或战斗机，它们本来可以对完全暴露在道路上的军队造成严重打击。到1月26日，这些人已经安全地部署在了巴格科—俄里翁防线的碉堡、壕沟和地堡中，并重新通过丛林中的小路从后方得到了有效的补给。美菲联军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赶到了半岛地带，这里可能会成为他们的死亡陷阱。麦克阿瑟之前坚持在海滩上阻击入侵者，结果失去了宝贵的时间，而且由于没有及时实施第3号橙色战争计划，军队没有将所有可用的弹药、食品和医疗用品转移到巴丹半岛。部队的口粮几乎立即就减少了一半。但是他们暂时安全了——比在北部的防线更安全——只要他们一伸手，大型的岸炮就能控制马尼拉湾的入口，防止敌人战舰进入。

在1月下旬和2月，日军对美菲联军防线的反复攻击使自己遭受了重大损失，在半岛西海岸发动的两栖登陆也被血腥地击退。日本人最初低估了巴丹半岛上的美菲联军的人数，他们估计人数不超过2.5万，但实际上是这个数字的3倍多。而且他们打得非常顽强。他们没有像在早先吕宋岛的小规模战斗中一样一触即溃，纷纷逃窜，而是缩在防线之后，用重型火炮的密集射击对付日本步兵的冲锋。到2月中旬，本间将军在夺取巴丹半岛的战役中已损失了7 000名士兵。他向东京提出的增援要求被拒绝了。本间需要尽快消灭抵抗军，宣布整个菲律宾的战事结束，否则军队的“面子”可能就保不住了。而且要求迅速消灭抵抗军的就是昭和天皇本人。2月中旬日军占领新加坡后，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急迫。本间的参谋长前田正实中将认为，正确的策略是围困半岛，等待困在那里的几万人耗尽给养，那时他们就会不战而降。但是，东条英机不能接受长时间围困的办法，他在电报中明确表示，本间要么进攻，要么撤职。

奎松总统在科雷希多岛地堡通过短波收音机可以轻易收到各种报道，这些报道表明盟国致力于“欧洲优先”的战略，这让他非常恼怒。他在2月初听到这样一条广播后喊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典型的美国人：自己的亲生女儿在后房被强奸，却为一位远亲的命运而感到痛苦！”[12]他听报告说巴丹半岛上的菲律宾部队比美国同伴得到的粮食配给还要少，就更加恼怒了，但是麦克阿瑟并不承认这一点。奎松在内阁的一致支持下，提出将自己作为战俘送给日本人，同时宣布菲律宾保持中立并且独立。那样他或许可以在日本的长期占领下为人民争取一些福利。麦克阿瑟与奎松私交很好，他将提案（日期为1942年2月8日）转交给了华盛顿，并以自己的资格担保，指出这“或许可以为将要发生的灾难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13]

然而，在白宫收到电报时，罗斯福总统毫不犹豫就下了决定。他告诉马歇尔和史汀生：“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做。”任何国家都不能单方面与日本人讲和。总统坚持认为，巴丹必须守卫到最后一个人，菲律宾必须在被占领的状态下忍受煎熬，直到通过武力获得解放。那一天之前，马歇尔私下曾经怀疑这位坐着轮椅的友善的新政执行者是否有能力面对世界大战，但是现在他知道了，罗斯福能够做到冷酷绝情。他说：“我立刻丢掉了我的大脑中对于他的一切怀疑。我确定他是一位伟人。”[14]

在给奎松回电时，罗斯福回避了增援菲律宾的问题，而是强调有很大一部分美军飞机、部队和其他战争资源正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分派到太平洋战区。这是千真万确的。到3月中旬，将有7.9万名士兵按计划乘船前往太平洋地区，人数是派驻到欧洲的4倍以上。罗斯福虽然没有给出增援巴丹半岛的具体承诺，但他毫不含糊地向奎松承诺会解放菲律宾。“只要美国的旗帜飘在菲律宾的土地上……我们自己的人就会誓死捍卫它。无论现在的美国驻军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全力以赴，直到目前正在菲律宾境外集结待发的部队返回菲律宾，把你们土地上最后残余的侵略者赶出去。”[15]这个消息显然对奎松产生了罗斯福所期待的影响，他发誓会站在美国一方，直到取得战争的胜利。

菲律宾大势已去，但没有人愿意明确说出来。盟军希望麦克阿瑟在巴丹半岛的部队尽可能坚守，也许要守到被彻底击溃为止。他们的牺牲将为南部和东部战区的稳定赢得时间。麦克阿瑟本人将从澳大利亚领导最终的反攻。3月11日，按照总统的命令，麦克阿瑟带着高级参谋、妻子和4岁的儿子离开了科雷希多岛。他们在黑暗的掩护下乘坐鱼雷快艇到了棉兰老岛，在那里登上了一架破旧的B-17飞机，长途飞往澳大利亚。

麦克阿瑟在被困于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的部队中可不像在美国新闻界和公众中那么受欢迎，后者欣然接受了他在媒体公报中说的每一句大言不惭的话。在他离开之前，士兵们就把他称为“防空洞道格”，意思是他习惯躲藏在科雷希多岛的地堡里，从来没有在士兵中间出现过。麦克阿瑟前往澳大利亚之后，谣言四起，说他带走了大量行李，里面塞满了钱、食物和数不清的奢侈品，而不是在飞机上腾出更多空间让别人逃跑。这些谣言很大程度上是添油加醋，有失公允。然而，麦克阿瑟的确根据奎松总统1942年1月3日的命令收到了菲律宾财政部门的50万美元的酬劳。[16]他的三名高级参谋接受了小额酬金，总共达14万美元。有证据表明罗斯福和史汀生知道这些交易但并没有反对。

乔纳森·温赖特将军留在了科雷希多岛上，他被迅速提拔为中将，并且名义上得到了菲律宾所有盟军的指挥权。但是温赖特对长期坚守没有信心——他对美国战争部发电报说，如果巴丹半岛的部队在4月中旬前得不到补给，那么他们就有饿死的危险，而且很可能别无选择，只有投降。在整个2月和3月，巴丹半岛上的士兵情况越来越糟。口粮配给从一半减少到三分之一。骡马都被杀了吃掉了。除了营养不良，疾病也使士兵的力量枯竭：巴丹到处都是疟疾肆虐的沼泽，痢疾在人群中广泛传播。奎宁的供给逐渐减少，到了3月底就完全用光了。病人因缺少药物、无法医治而死在病床上。记者弗兰克·休利特写了一首诗，很快被当成讽刺诗在士兵中传开：

我们是巴丹半岛上搏杀的杂种：

没有妈妈，没有爸爸，没有山姆大叔，

没有内亲，没有外亲，

没有药品，没有飞机，也没有重炮，

而且没有人放在心里。[17]

在马来半岛，英国人过于自信了。战争的前几个星期，英军在陆上、海上和空中都遭遇了一系列突发的灾难性失败。说英联邦军队士气低落，对他们来说有失公允；从战争开始到十周后新加坡投降，他们经历了类似于集体心理崩溃的事情。人们会觉得，足够的时间、良好的指挥能力和一两次及时的胜利，也许会让局势变得不那么难看。但时间不够，指挥不力，所有的胜利都属于入侵者。

听说日本在战争第一天进攻马来亚东北部的哥打巴鲁之后，殖民地的文职总督立刻对阿瑟·E. 珀西瓦尔将军说：“嗯，我想你会把那些小日本儿赶走的。”[18]新加坡没有下令实行灯火管制，城市的灯光为那天晚上的日本轰炸机提供了良好的目标。英国制空力量的突然减少，迫使英国皇家空军放弃了马来亚北部的制空权，日本的两栖部队因而得以毫不费力地登陆。日本军队占领滩头堡以后，行动速度惊人。步兵骑自行车前进。他们在西边与印度第11师相遇并将其击溃，还迫使马来半岛东部的印度第10师迅速向南撤退。日本人紧追不舍。如果入侵者遇到抵抗，他们就将侧翼打击与猛烈的正面冲锋相结合，将守卫赶走，迫使他们仓皇逃命。日本海军与陆军有效合作，在登陆时为陆军提供掩护，而在其沿着半岛前进时则提供了良好的海上补给。后撤的英国军队炸毁了数百座桥梁，但是日本陆军的工程师们迅速用从周围森林中砍伐的木头进行了重建。

现在，在无情的战斗考验中，英国人才认识到当地的英国皇家空军如此不堪一击。他们最好的飞机和飞行员已经撤回欧洲，应付纳粹德国空军对英国的空袭。这种政策来自对日本航空兵根深蒂固的蔑视，美国人也有相同的毛病。在战争的头两个星期，由于战斗、机械故障和事故，英军损失了很多飞机；几个英国机场被入侵部队夺取后，这场灾难变得更加糟糕。有时候，这些机场没有经过战斗就让给了日本人。英国远东军总司令罗伯特·布鲁克-波帕姆将军哀叹称“有时候机场似乎是在近乎恐慌的状态下被放弃的。商店被放弃，迫切需要的物资被放弃，很明显到处都一片混乱。……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里的机场遭受的轰炸规模，远小于英国伦敦和其他城镇的妇女和儿童所冷静面对的轰炸，通常在敌人的地面部队距离尚远的时候，机场上的人员就撤退了”。[19]

英国皇家空军的指挥官把剩下的飞机撤回新加坡，留着这些飞机来防守这座城市。但日军的夜间空袭仍然很少遇到抵抗，甚至没有遇到抵抗。1942年1月13日，当地一家报纸骄傲地吹嘘：“新加坡击退了125架来袭敌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战地记者塞西尔·布朗在日记中满怀讥讽地指出：“实际情况是日本人投下炸弹后就返回了。”[20]更要命的是，马来亚北部的天空中几乎完全没有友军的飞机掩护在地面上作战的英联邦部队，导致地面部队连续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和扫射。他们曾经指望着己方的空中优势，但现在敌机在他们头顶上自由行动，毫无顾忌。

英国指挥官一直将防御集中在主要道路上，基本忽视了半岛上的丛林和红树林中的沼泽，认为这些地方无法穿越。但事实证明日本士兵在丛林战中非常狡诈和灵活。英国士兵穿着靴子，背着40磅重的背包；而日本步兵穿着轻便的棉衣和软底鞋，只带一支步枪、一条子弹带和一袋大米，有时还在肩上扛一个轻型迫击炮。五至十人的小分队排成一列纵队，沿着原始的丛林小径迅速而安静地行进。他们轻轻地从一个树根跳到另一个树根，就这样穿过沼泽地；匍匐绕过英国的阵地，从侧翼和后方用步枪和迫击炮射击；用伪装面彩和穿过头盔网眼的草茎让自己与丛林混在一起；藏在灌木丛中或树枝后面，如果有必要，能连续等待几天，直到敌方士兵中埋伏；化装成本地工作人员，渗透进英国阵营，然后用匕首或刺刀一个一个暗杀敌人。他们能躺在水蛭滋生的沼泽地里，用树枝遮盖头部，接连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当敌方士兵进入射程以内时，他们会突然跳起来开火。英国人痛恨那些“狡猾的东方人的伎俩”，但是未能及时调整战术来应对。[21]

布鲁克-波帕姆将军在战争前一年曾到中国观察过日本军队，将他们描述为“穿着肮脏灰色制服的各种不配称为人的生物，有人告诉我他们是日本士兵。……如果日军都是这种人，那他们的食宿问题就会很好解决，但我不相信他们能形成一支聪明的作战部队”。[22]而现在，在马来亚、菲律宾、缅甸和东印度群岛的丛林中，一个不同的神话正在迅速流传。日本步兵是“超级战士”，是一种适应丛林战争的独特生物，让人畏惧又尊敬。有人让布鲁克-波帕姆解释为什么英国军队在马来亚北部表现如此糟糕，他的观察与一年前相同，但是关注的角度不同了。他说：“日本人具有在乡间生存的能力。他们需要的东西很少很少，而他们能找到的食物，也正是他们习惯吃的东西。英国人做不到这一点。”[23]

1941年的“非人”突变成了1942年的“超人”。许多盟军士兵显然相信日本人拥有超自然的感官和能力。他们像蝙蝠一样，能在夜间行动；像豹子一样，可以悄无声息地穿过灌木丛；像蚂蚁一样，可以通过一些无言的脑电波与同类交流。他们不像人，从不怕死亡。参加过南太平洋战争的美国陆军军官弗洛伊德·W. 拉迪克写道：“人们认为日本军人是无畏的，他们蔑视美国士兵，没有踪迹，是超级狙击手，宁愿战斗至死也不放弃岗位。当然，其中一些纯粹是无稽之谈，但不幸的是，美国的将军和上校们过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如何对付这样一种生物。”[24]这个新的神话，就像它代替的那些神话一样，建立在荒谬的种族传说之上。不得不面对这些有名的超级战士的人心中充满了恐惧，而越是这样，这种神话就越有可能实现。

这种模式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面对侧翼或正面攻击，英国防线迅速瓦解。军官们试图拦下四散逃跑的士兵，重整军队，却无法成功，于是他们自己也开始一起逃跑。马来亚西海岸的岛屿城市槟榔屿于1941年12月17日匆忙疏散。英军曾接到命令，要摧毁军事资源和商店，但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完成这项工作，因此很多有用的武器、补给和船运设备都留给了敌人。军队仅仅从槟榔屿撤走了白人平民，这种做法遭到了马来人和华人的痛恨，其中许多人还曾提出要和英军并肩战斗。英国指挥官宣布要执行“焦土”政策，但很多撤退的部队未能执行这个命令，也许是因为他们依然抱有希望，认为很快便能夺回失去的土地。结果，日本人控制了马来亚重要的橡胶种植园和锡矿，矿上的建筑物、设备和配套设施等大多完好无损。

在新加坡，塞西尔·布朗在日记里吐露：“可以看到，士气几乎如同扎了孔的轮胎，越来越低落。”没有人知道真相，而且几乎无人相信当地文职官员和军事长官的报告。“人们相信最糟糕的消息。因为他们只知道日本人已经到新加坡城外面了。”官方公报充满了空洞的乐观情绪和笨拙的委婉说法。英国军队在吉辇河附近被迫撤离后，报道中称他们已经“成功地摆脱敌人”。即使坏消息已经广为人知，审查员还是企图压住消息。城市上方的空袭是一次夜间考验，居民可以看到探照灯照出的日本轰炸机，它们以完美的编队飞行，似乎对防空炮火无动于衷。日军经常在白天空袭，而就算在白天也没有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升空对抗。日军飞机有时会空投传单，有些是用马来文写的，有些是用中文写的，例如：“在神圣的白色胜利火光中烧掉所有白人鬼子。”[25]

当地人不想工作，士兵也不想战斗。根据布朗的记载，一名英国陆军少校和他谈话时坦承他对日本人“产生不了任何怨恨”，因为他们（与德国人相比）是“并不重要的家伙”。这种与现实极为不符的认知让布朗大吃一惊：“英国人被打得狼狈不堪，而这位陆军少校却认为日本并不足虑。”当地的重要文官在恐惧和拒绝现实之间徘徊。布鲁克-波帕姆夫人后来说：“直到最后英国人还忙着开派对，打桥牌，跳舞。……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新加坡会卷入战争。……我曾请求某位女士每天帮我两个小时［来做一些民防措施］。她说这会妨碍她打网球。”[26]

1942年1月17日，有消息称日本人到达了柔佛州，在新加坡城北边仅110英里处。从北方撤退来的英国军队将失败的梦魇带给了他们。这种情绪传播开来。海军已经让他们失望，空军也已经让他们失望，事实还证明领导十分无能。城里的居民顾不上体面，争相逃跑。船费飞涨。很多人都找关系争抢民航班机上的座位。参谋被重新分配到韦维尔上将新设于爪哇岛的美英荷澳司令部。当地的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其他亚裔民族都知道自己会遭到遗弃，因此通过拒绝工作来表示不满。在被日本空袭炸毁的街区，死尸横陈街头；当地找不到工作队来运走并埋葬尸体。到了1月下旬，死尸发出的恶臭笼罩了整座城市。

这座岛上堡垒做好了被围困的准备。1月31日，所有剩下的英国军队都撤到了柔佛海峡对面，并且炸毁了身后的长堤。但是，英军在注意让新加坡免遭海上攻击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如何防止日军通过海峡入侵。面向陆地的防守一片混乱。直到这时候，英军还没有任何计划来击退近在咫尺的攻击。守卫新加坡港口的重炮炮位无法移动，甚至无法转动，不能朝即将到来的攻击的方向开火。新加坡几乎没有设防，没有海军力量，没有飞机掩护，而且增援的希望越来越小。食物储备养活不了城里人太长时间。现在有6万多名士兵驻扎在城里，但其中最好的也士气低落，而最差的干脆拒绝打仗。

丘吉尔对此极为恼火。人们一直让他相信新加坡岛是一座堡垒，于是他开始质疑手下军事指挥官的能力。在参加战时内阁会议时，首相变得异常暴躁。布鲁克将军说，丘吉尔经常突然说出这样的话：“难道你们的军队中连一个能打胜仗的将军都没有吗？难道任何一位都没有办法？难道我们必须以这种方式输掉一场又一场战役吗？”[27]他对海军元帅庞德抱怨说，敌人的小艇自由自在地在马来半岛西海岸附近行动，这种状况“必须看作英国海军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过失”。[28]在收到韦维尔关于新加坡陆上防御的悲观报告后，他变得怒不可遏。他在1月19日告诉英国的参谋长们：“我必须承认韦维尔的电报让我感到震惊。我从没有片刻的光景想到……新加坡这座堡垒，加上半英里至一英里宽的坚固护城河，竟然不能完全抵挡住来自北面的攻击。如果要拿一座岛屿当作堡垒，却没有把它建得固若金汤，那还有什么用呢？……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们当中怎么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向我指出这一点呢？……我警告诸位，这可能会成为曝光的最大丑闻之一。”他要求这座岛城“变成一座堡垒，死守到底。不要有投降的幻想”。[29]

日军司令山下奉文将军准备强攻新加坡。部队、登陆艇和重炮被部署到了海峡北岸的重要位置上。2月7日夜晚，日军在最近被毁的主要堤道的左侧发动了一次牵制性进攻；第二天夜晚，日本第五师和第十八师乘小船从岛的西侧穿过海峡，这才是主要的进攻。他们冒着澳大利亚第24机枪营的猛烈射击冲上了岸。澳大利亚士兵顽强抵抗，但无法阻止入侵者占领据点。到凌晨的时候，守军开始后退。柔佛海峡很浅，低潮时，日本士兵头顶步枪就可以轻易涉过。小股日本步兵在岛屿西部的几个地方上岸，迎着初升的阳光和不断瓦解的守军冲进了这座城市。他们遇到的英联邦军队四散而逃，溃不成军。与此同时，日军的杰出工程师在柔佛海峡上重建了堤道，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成群结队的坦克、卡车和重型火炮就开了过来。

韦维尔于2月9日飞到新加坡城，与当地的指挥官珀西瓦尔将军视察了防线。他当场提醒指挥官，城里的英军人数远超敌人。他在2月10日写道：“我们必须打败他们。我们所有的战斗声誉以及大英帝国的荣耀都押在了这里。尽管局面更加不利，可美国人在巴丹半岛一直坚守着，苏联人正在抵挡德军精锐，几乎完全缺乏现代化装备的中国人则已经与日本人相持了四年。如果我们自夸为堡垒的新加坡向兵力少于自己的敌人投降，我们将颜面尽失。”[30]他下令死守到底，哪怕军队和民众会遭到屠杀。他于2月11日飞回爪哇，当天晚上向丘吉尔汇报：“新加坡战役进展并不顺利。……一些部队士气低落，没有一支队伍的士气达到我想要看到的水平。”[31]他说守军有一种“自卑情结，这种情结是由日本人大胆而熟练的战术以及他们的制空权造成的”。[32]

失败的情绪到处蔓延。有人听到澳大利亚士兵说：“伙计，让马来亚和新加坡见鬼去吧。海军丢下了我们，空军丢下了我们。如果那些棒子［本地人］都不为自己的土地而战，咱们为什么要上？”[33]这是大多数一线战斗人员持有的态度。在士兵看来，这里远离家乡，目标又注定要失败，为什么要无谓地舍去自己的生命？

日本人不断向新加坡市中心进军，控制了向新加坡提供饮用水的淡水水库。仅剩的一点长期坚守的希望也破灭了——如果不采取其他措施，那么这座大城市里的人会在几天内渴死。全城都可以听到日本大炮不祥的重击声和炮弹的呼啸声。黑色油烟从炸毁的石油储罐的烧焦外壳上升起。惊慌失措的人群冲向码头，努力争取登上或乞求乘上最后一批离开的船。在港口里，有艘船上的一位美国水兵回忆说：“轰炸时许多人死在了码头上，一片混乱。所望之处全是死人。水中甚至有鲨鱼和人的死尸四处漂流。”[34]

当山下得知这座城市里的英军人数是先前情报估测人数的两倍时，他大吃一惊，甚至产生了动摇。但他决定虚张声势，通过谈判迫使对手投降。2月14日，山下让一架飞机飞到英国防线后面，给珀西瓦尔空投了最后通牒。“根据骑士精神，我们有幸劝阁下投降。……从现在开始，抵抗毫无益处，只能在缺乏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增加上百万平民的危险，使他们遭受枪炮和刀剑的痛苦。”[35]同一天，韦维尔禁止珀西瓦尔考虑投降的提议，他敦促说：“你必须继续对敌人造成最大的伤害，时间越长越好。有必要的话，要组织巷战。你牵制敌人并造成伤亡的行动可能会对其他战区产生重大影响。”[36]然而，与此同时，韦维尔向丘吉尔发电报说，新加坡已经完了；当晚和英国参谋长们商议后，首相同意新加坡投降。

第二天，也就是2月15日星期日早上，珀西瓦尔打着休战旗与一位日本大佐一起去见山下。这次会面被一群日本记者、摄影师和摄制组记录下来，大肆渲染。山下要求无条件投降，并拒绝在对方签署无条件投降协议之前停火。山下承诺妥善对待平民并且尊重战俘的权利（这两个承诺都没有兑现）。珀西瓦尔签署了投降书。当天晚上8时30分，敌对行动停止了。

“东方直布罗陀”陷落了。经过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战斗，守军就向兵力不足自己一半的敌人投降了。即使在当时，它也被认为是英国军事史上最不光彩的一幕。《每日镜报》的一篇社论总结了英国人的感受：“日本人摧毁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的基石，并把它竖起来作为一块嘲笑勇敢者的纪念碑，这些勇士是为那些良心有愧之人的愚蠢行为而死的。”[37]

输掉押在新加坡身上的赌注以后，看到从桌子上扫过的大块筹码，韦维尔没有假装东印度群岛可以幸免于难。事实上，他甚至不想增援那里，以免增援的人员和物资拱手让给敌人。爪哇岛是仍然掌握在盟军手中的唯一的大岛，该岛有500英里长，东西两翼都受到入侵的威胁。珀西瓦尔投降后的第二天，韦维尔告诉丘吉尔：“敌人很快就会进攻爪哇岛，只有当地的海空力量占据优势，才能防止敌军登陆。现有事实表明，这种优势是绝不可能得到的。”[38] 1942年2月21日，他又强调了这一观点：

恐怕四国联军的防守区域已经崩溃，爪哇岛现在不可能防御很长时间。……局面总是取决于空战。……我看这个司令部起不到什么作用了。……我不想抛弃这些坚强的荷兰人，我将在这里一直和他们并肩战斗到底，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做有效果的话。[39]

得到这个暗示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解散了美英荷澳司令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地面部队和航空兵向南撤到澳大利亚或向西撤到缅甸，在那里保存有生力量，为日后的战斗做准备。韦维尔奉命飞往印度，重新担任驻印度英军总司令。

决定撤出陷入困境的东印度群岛虽然无情却合乎逻辑——在菲律宾和马来亚，盟国已经失去了大量的士兵，却几乎没有任何战果。然而，荷兰人仍然因为英美决定将他们排除在盟军高层指挥部以外而生气，因此不打算加入总撤退。在欧洲，他们的祖国早已被纳粹占领，荷兰的流亡政府要拼死捍卫剩余的海外领土。荷兰人已经来到这些炎热肥沃的岛屿上300多年。许多荷兰军官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是在东印度群岛度过的。无论当地人的感受如何，荷兰人为爪哇岛而战斗的热情，都丝毫不亚于为了自己的国土而战斗的热情。

由于韦维尔及其参谋离开爪哇岛去了印度，荷兰指挥官控制了所有剩余的陆海空部队。哈特将军已自荐返回美国并得到许可，海军中将赫尔弗里赫开始指挥四国舰队的剩余力量，包括留下来的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舰船，尽可能打击入侵的舰队。大多数舰船被组建成“联合突击部队”，基地位于爪哇东部北海岸的泗水。这支多国小型舰队大部分由年代久远的老式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听从海军中将卡雷尔·W.F.M. 多尔曼的指挥。

联合突击部队的官兵目睹过日本占有制空权后必然会给他们带来的致命打击。在2月份，盟军舰队多次遭到空袭。2月4日，日本轰炸机袭击了巴厘岛北部的盟军特混舰队，重创美国巡洋舰“休斯敦号”和“马布尔黑德号”。“休斯敦号”的尾部炮塔被炸毁，“马布尔黑德号”则勉强开往锡兰进行大修。2月15日，在苏门答腊岛东部的巴邻旁附近，日本G3M轰炸机连续攻击这支舰队，从高空中投下大批炸弹。凭借高水平的掌舵和大幅度的机动，多尔曼的舰队设法躲开了大部分炸弹，但是澳大利亚的轻型巡洋舰“霍巴特号”和两艘美国驱逐舰被炸伤，多尔曼被迫发出信号，命令舰队穿过加斯帕海峡，向巴达维亚撤退。2月中旬，海军中将南云忠一指挥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在周围游弋，像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幽灵，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盟军舰队发动突然的、压倒性的航母空中打击。日本第一航空舰队比盟国在太平洋所拥有的任何舰队都要强大，在东印度群岛这些受困岛屿的周围更是无可匹敌。2月19日，航母舰载轰炸机组成的轰炸机大队（由肯达里和安汶的陆基轰炸机配合）把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变成了废墟，居民逃进了广阔的红色内陆。那天晚些时候，一群零式战斗机出现在泗水上空，在一场大规模的空中混战中，40架盟军战斗机着火坠落。

盟军空中力量的迅速减少使多尔曼难以判断局势，而日本海军的空中侦察能力则在稳步提升。盟军的小舰队一直在行动，因为相互矛盾且往往有错的情报而四处奔走。他们很少在天上看到友军飞机。到2月底，军官和船员都疲惫不堪，焦虑不安。一名美国舰长称船员“心里异常紧张”。[40]通信不畅、设备故障、技术倒退和港口设施不足困扰着他们。加油是一个反复令人头痛的问题——泗水和巴达维亚的储油罐总是处于耗竭的边缘，那些本来可以帮忙的石油工人已经逃离了现场。军舰经常被迫在只装了半箱燃料，或只储备了部分弹药和鱼雷的情况下出海。东京广播电台中传出的阴险女声用带有加利福尼亚州口音的英语嘲弄着美国人。她用嘲弄的语气哀叹：“可怜的美国男孩，你们的舰艇很快就要被击沉了。你们没有机会。为什么要捍卫从根本上说不属于荷兰和英国的外国土地？”[41]

即使在新加坡战役的高潮阶段，日本进军东印度群岛的行动也没有片刻停歇。山本五十六在停泊于柱岛的旗舰“长门号”上指挥战役，他决心不给盟军片刻休息的时间，也不给他们任何喘气的空间。他坚持夺取爪哇岛，因为爪哇岛是该地区最富有和人口最多的岛屿。在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两支入侵舰队以巨大的钳形攻势进军爪哇，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当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两栖入侵。东部攻击舰队19日从苏禄海的霍洛岛起航，包括41艘运输舰和货船，以及1艘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组成的警戒队。西部攻击舰队由56艘运输舰和3艘货船组成，由3艘巡洋舰、1艘轻型航母以及至少25艘驱逐舰护航。这支舰队2月18日从法属印度支那的金兰湾起航。那两支排成长列的舰队将分别到达婆罗洲的东部和西部，并在500英里长的爪哇岛两边卸下部队。还有3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支援部队”被派往附近，如有需要可以随时行动。山本正确地推断出，盟军剩下的海军和航空力量太弱，不会对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造成威胁，所以他命令南云忠一的航母舰队前往印度洋，在那里拦截和消灭所有往西逃窜的盟军舰只。

东部舰队排成两列纵队航行，彼此相距1英里，每列纵队长约20英里。运输舰行动迟缓，由技术不熟练的民事船员掌控——他们“态度散漫”，动辄违反无线电静默的规定，或者在夜里让舰艇露出光亮，这让“天津风号”驱逐舰舰长原为一非常恼怒。舰队前进的速度不超过10节。空袭和潜艇袭击的危险似乎就在眼前。但是，在舰队上空出现的零星几架盟军轰炸机并没有击中目标，位于泗水外海的美国潜艇也没有任何行动。2月初，日本运输舰“亚利桑那丸号”被一枚哑火的鱼雷击中。舰上的一名军官回忆说：“那颗鱼雷似乎是沿着船体滑过，擦过龙骨，并在另一边继续前进，冒出一串串气泡，最后在左舷外沉到了水底。”[42]这是在整场战争的第一年里持续困扰美国潜艇的一个问题。

空中和潜艇的目视发现报告了东部攻击舰队接近的消息。2月24日，赫尔弗里赫中将命令几艘英国巡洋舰和驱逐舰从爪哇西部的丹戎不碌港向泗水进发，在那里和多尔曼的舰队会合。26日晚上，联合突击部队从泗水出击，在南太平洋典型的壮丽落日景象中向北全速前进。尽管派出了额外的瞭望员，但是多尔曼的舰队并没有发现敌人的痕迹。当黎明来临时，多尔曼决定回港口加燃料。在后撤时，他收到了赫尔弗里赫命令他回到海上的短讯。他回答：“这一天所有人员已经达到了耐力极限。明天会突破极限。”[43]但是在2月27日下午2时27分，当舰队进入泗水外围的水道时，新的敌情报告说，日本舰队在北方仅90英里处。多尔曼的旗舰掉转方向，用清晰的英国旗语向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同伴发出信号：“我前去拦截敌方船只，跟着我，稍后详细说明。”[44]

联合突击部队现在有2艘重型巡洋舰，3艘轻型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在多尔曼的旗舰“德·鲁伊特号”巡洋舰的带领下，整个部队排成一列纵队离开了泗水港。船员们在危险的条件下连续数周在海上作业，没有多少喘息的时间，身体上的疲惫已开始对他们的表现产生负面影响。但现在他们众志成城。他们排成三列纵队航行，“德·鲁伊特号”带着三个国家的另外四艘巡洋舰——“埃克塞特号”“休斯敦号”“珀斯号”，以及“爪哇号”。这天天气很好，能见度较高，风力不大，海浪不高。英国的驱逐舰作为警戒舰在前面航行，美国和荷兰的驱逐舰则紧跟在巡洋舰的正后方和左后方。老式的四烟囱驱逐舰喷出黑色的烟雾，在大型军舰的尾流中颠簸前行。一艘荷兰驱逐舰出现发动机故障，将整支舰队的速度限制在了26节。

多尔曼难以让说英语的下属理解自己的意图，这凸显了这支舰队的多国特点，也体现了它临时统一指挥的特性。一艘美国驱逐舰的舰长形容这种交流障碍是“荒唐可笑的”。[45]联合突击部队没有下发过旗语通信手册，也没有通用代码。多尔曼的旗舰通过闪光信号灯，用清晰的英国旗语来交流，但在烟雾弥漫的情况下，以及海军近战造成的混乱中，这种做法根本不实用。在某些情况下，这位将军的命令会通过荷兰式高频无线电信号发送给“休斯敦号”，然后“休斯敦号”通过TBS（“舰船间无线电通话”，美国船只使用的短距离语音线路）将其转发给其他舰艇。在即将到来的行动中，多尔曼的命令有时会以错误的顺序到达其他舰艇，让舰长们疑惑不解。

日本巡逻机跟踪着多尔曼的舰队，并通过无线电向东部攻击舰队掩护部队的指挥官高木武雄中将报告。在还没有目视发现的时候，高木就知道多尔曼的速度和航线了，而且对其舰队的构成非常了解。他让运输舰向北方行驶，离开危险地带，并带领巡洋舰和驱逐舰向南高速驶向敌人。下午4点，日本巡洋舰“神通号”的瞭望员报告说东南方发现了几艘舰艇的船体以上部分。地平线上的一片桅顶表明那里有一支大型盟军舰队。日本人可以看到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旗在风中飘动。“天津风号”驱逐舰的原为一少佐用双筒望远镜察看敌情，并将所见与舰艇识别图进行比较，在“德·鲁伊特号”的船体还没有进入其视野时就辨认出了它是旗舰。

两支舰队以45度角相互接近。在相距2.8万码时，日本重型巡洋舰“羽黑号”和“那智号”的8英寸火炮开火了。色彩鲜艳的水柱在盟军舰队的一侧升起——炮弹注入了彩色染料标记，用于射击校准——但是射程太远，没有一发落到附近。在双方距离缩小的过程中，日本的水上飞机在上空盘旋，通过无线电将弹着信息反馈给高木的巡洋舰。敌人的弹着点逐渐逼近。为了避免遭到纵射，多尔曼下令向左转20度，这样的机动可以使他和敌舰更加平行，让巡洋舰发动舷炮齐射。航线改变几分钟后，“休斯敦号”和“埃克塞特号”开火了。红色水柱在日本纵队后方升起，但没有一发炮弹射中。

5点刚过没几分钟，“埃克塞特号”中部被“羽黑号”发射的穿甲弹击中。炮弹飞进锅炉房爆炸，摧毁了这艘英国巡洋舰的几个锅炉。它马上失去了大约一半的动力，掉头离开战线，低速向泗水艰难驶去。“休斯敦号”跟在它的后面，为了避免碰撞也跟着掉头，结果使盟军的纵队出现了混乱。“休斯敦号”的TBS电台被一颗哑弹击中，失去了作用，切断了与多尔曼旗舰的无线电通信联系。美国驱逐舰“约翰·D. 爱德华兹号”的舰长埃克尔斯中校写道：“从那时起，所有的通信都只能靠闪光灯传递，烟雾、烟幕和快速机动对这些灯光信号造成了很多干扰。”[46]似乎谁都接不到或是理解不了多尔曼的命令。

下午5时15分，几分钟前发射的一枚远程日本鱼雷击中了荷兰驱逐舰“科顿艾尔号”，在一阵强烈的闪光和巨响中，这艘驱逐舰被掀出海面，断为两截，折叠起来沉了下去。美国驱逐舰发射了40枚鱼雷进行反击，但是它们或者没有击中目标，或者击中了敌舰但并没有爆炸。日本93型鱼雷从美国舰艇周围的海面上滑过，并且有几枚在到达射程尽头后自动爆炸了。美国舰船上的瞭望员不知道敌人的鱼雷射程有这么远，误认为联合突击部队一定是受到了潜艇的攻击。局势非常混乱。埃克尔斯中校在行动报告中写道：“我们只能靠水晶球来预测联合突击部队指挥官的意图。接下来的命令是‘反击’‘停止反击’‘放烟’‘掩护我撤退’等。”[47]下午5时25分，多尔曼下令释放的烟幕使得巡洋舰不再与敌军纠缠，向东南方的爪哇岛海岸撤去。荷兰人希望能够摆脱日本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因为这些舰艇已经远远胜过了他们。他的主要目标是在当天夜里晚些时候或第二天黎明突袭并击沉日本的运输舰。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联合突击部队向南逃跑，但是后来又在黑暗的包围下原路返回，高速向西北方向行进。多尔曼希望躲开高木的军舰，直接攻击运输舰，但由于没有空中侦察，他只能碰运气。日本巡洋舰派出的侦察机在盟军舰队上空轰鸣，投下照明弹，希望能照亮盟军舰队，让日本的军舰开炮攻击。日本的巡洋舰也发射了照明弹，并用探照灯四处搜寻，但是无法使敌人进入夜间战斗的有效范围。晚上8点前不久，多尔曼再次改变航线，向南疾驶，直到看见月光照耀下的爪哇岛。美国驱逐舰的燃油已经所剩不多，而且用光了鱼雷，被派回泗水进行补给。晚上9时25分，英国驱逐舰“朱庇特号”撞上了一枚荷兰水雷并爆炸，几分钟后沉入水中。现在多尔曼希望冲破重重的困难，绕过日本的警戒舰群，攻击运输舰群。剩下的四艘盟军巡洋舰掉头向北，独自航行，驱逐舰则因为燃油不足、鱼雷耗尽或者运气不佳而逐渐减少。

日本巡洋舰的侦察机继续秘密跟踪它们。晚上9时50分，一颗降落伞照明弹从盟军舰队上方落下来。水兵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己已经暴露了——照明弹不断从天空落下，表明敌军已经发现他们。高木将军带领舰队逼近，准备攻击。“那智号”巡洋舰上的瞭望员用日本海军性能良好的夜视镜扫视着地平线，晚上11点报告目视发现了多尔曼的舰队。双方都开火了，夜空中闪过重型舰炮和照明弹的火光。“亚利桑那丸号”的高级船员益田令治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他说当时“枪炮雷鸣，火光闪烁，黑暗的天空中升起照明弹，炮火成排”。[48]两艘巡洋舰“羽黑号”和“那智号”向北转向，拉近了距离。晚上11时53分，当距离缩小到8 000码时，两艘巡洋舰分散发射了12枚鱼雷。13分钟后，“德·鲁伊特号”在雷霆般的响声中爆炸，断成两半。大火迅速蔓延到了弹药库，引发了二次爆炸，爆炸的火光很快照亮了周围数英里的海面。“德·鲁伊特号”的两截船体，连同367名水兵，包括多尔曼将军在内，迅速沉到波浪以下。几乎就在同时，“爪哇号”也发生爆炸，舰首迅速下沉。这艘英国巡洋舰连同上面的大多数水手也沉没了，只有少数水兵设法跳入了大海。日本巡洋舰甲板上的水兵们欢呼雀跃，高喊：“万岁！”[49]

多尔曼对幸存的舰只下的最后一道命令是脱离战斗并撤退到丹戎不碌（巴达维亚的港口）。在黑暗中，“珀斯号”和“休斯敦号”逃脱了。爪哇海现在成了日本人的内湖，盟国任何进一步的抵抗都只能导致全军覆没。剩下的选择只能是让四国舰队分散的残余舰艇在没有被发现和摧毁之前逃跑，寄希望于日后再战。撤退的出路很少。北边，日本已经完全控制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巴厘海峡位于爪哇岛东面，是从泗水向南撤退的最快路线，但这里太浅，巡洋舰难以通过。已经撤退到泗水的四艘美国四烟囱驱逐舰设法在2月份的最后一个夜晚偷偷穿过了这个海峡。它们与前来拦截的日本特混舰队远距离交过火，但还是在黑暗中设法逃脱了。一周后，它们到达了澳大利亚西海岸的弗里曼特尔。

已经受伤的英国巡洋舰“埃克塞特号”在皇家海军“英康特号”驱逐舰和美国的“波普号”驱逐舰的护航下，当天晚上从泗水向北溜了出来。它们希望能够冲破重重险阻，在第二天躲开侦察，紧靠婆罗洲南海岸航行，然后在第二天夜里高速航行到爪哇西面的巽他海峡。[50]起初，在战斗中受损的“埃克塞特号”速度只能达到16节，不过机械师最终使它慢慢达到了23节。3月1日破晓，能见度非常好，这让人觉得不安。三艘舰艇很快同时被飞机以及正在巡逻的日本舰艇发现。高木将军带领舰艇逼近，准备以强击弱。两支独立的日本特混舰队，包括4艘重型巡洋舰和多艘驱逐舰，从两个方向逼近。上午9时40分，一场激烈的远距离炮火对决开始了，三艘盟军舰艇都被多次击中。大约上午11点时，日本人发动了一次有效的鱼雷散射，其中一枚鱼雷撞上了已经受损的“埃克塞特号”。“埃克塞特号”船身倾覆，于11时30分沉没。“英康特号”被数枚鱼雷击中，并在5分钟后沉没。“波普号”是盟军在爪哇海海域剩余的最后一艘战舰，遭到了轻型航母“龙骧号”上的飞机不慌不忙的轰炸，午后不久就沉没了。舰上的幸存者被日本驱逐舰打捞起来，接下来三年半的时间他们像是在地狱中度过的。

2月28日中午时分，“休斯敦号”和“珀斯号”将前一夜的完败抛在脑后，驶进了丹戎不碌。当天晚上7点，两艘巡洋舰匆忙加完油，开始突围，希望快速溜过巽他海峡。晚上10时15分，在爪哇岛最西端的万丹湾附近，它们偶然发现了一群停泊着的日本运输舰。这是西部攻击舰队的分队，被派往岛的西端进行登陆。一轮满月照亮了整个场景。这些运输舰正在海滩上卸载士兵和补给，缺乏保护，此时正是千载难逢的进攻机会。日本人在附近有压倒性的海军力量——7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还有轻型航空母舰“龙骧号”，不过这些舰艇大部分还在北边较远的地方。“休斯敦号”和“珀斯号”对运输舰队开了火。起初只有一艘日本驱逐舰可以还击，但其他日本水面舰艇全速冲入战场，力量迅速超过了盟军的两艘巡洋舰。3艘日本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加入战斗，向它们发射了至少87枚鱼雷。局势发展为一场混战，而由于日本驱逐舰施放的烟幕以及舰艇作战位置的关系，从几个方向同时开来的十几艘日本舰艇挤在了一起，使场面更加混乱。

几枚鱼雷越过了两艘盟军舰艇，击中了战场外没有防备的运输舰。面对这种压倒性的力量，“休斯敦号”和“珀斯号”不可能坚持太久。离海的每个方向都被敌舰堵住了，所有敌舰都在猛攻这两艘巡洋舰。日本飞机在空中盘旋。最后的时刻非常混乱，完全没有了希望。“休斯敦号”的A.L. 马厄中校后来写道：“所有仍能运转的通信系统接收到的都是各种毫无希望的报告：损失报告、鱼雷接近的报告、新战舰加入攻击的报告，或是攻击目标发生改变的报告。”[51]这两艘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军舰也回敬了摧残它们的日舰，但是它们在交火中受到的损失更大。

在这场大混战中，5艘日舰被己方炮火击中。两艘舰艇沉没，一艘是扫雷艇，一艘是运输舰。在相对较小的区域内对盟军两艘巡洋舰发射如此多的鱼雷，击中停泊着的运输舰也许在所难免。由于舰艇距离海岸很近，大部分舰上的水兵安全上岸。陆军第十六军司令今村均将军游上了岸，摇摇晃晃地爬上海滩，从头到脚都浸满了燃油。

在午夜，“珀斯号”被一枚8英寸的炮弹击中，不久之后又在水线下被一枚鱼雷击中，无力回天，很快便沉没了。“休斯敦号”也被猛烈的炮火和三枚鱼雷连续击中。午夜刚过，一枚炮弹穿透了轮机舱，打破了蒸汽主管，烫死了轮机舱中的所有水兵。蒸汽从甲板上窜出来，导致“休斯敦号”严重地向右倾斜。3月1日0时25分，舰长鲁克斯下令弃船。不久之后，“休斯敦号”舰桥被击中，舰长身亡。“休斯敦号”呈侧倾状态，0时45分沉入海中。只有大约一半的水兵幸存了下来。“珀斯号”的307名水兵和“休斯敦号”的368名水兵被日本舰艇打捞起来，并在战俘营中被迫劳动，一直到战争结束。

3月1日，赫尔弗里赫将军命令爪哇岛南岸芝拉扎港的盟军剩余舰艇全部开走。有些舰艇逃脱了，而其他舰艇则被南云忠一的舰载机拦截并击沉。“艾德索号”驱逐舰和“佩科斯号”加油船于第二天在爪哇岛南方被击沉。

1.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

2. 生来就被养育要从容面对战争之苦的一代人。阿肯色州一家康复诊所外的两个儿童，约20世纪30年代中期

3. 1941年12月7日，“肖号”驱逐舰被击中后弹药库发生猛烈爆炸

4. “战列舰大街”，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从左至右，分别是被击中的“西弗吉尼亚号”、“田纳西号”和“亚利桑那号”战列舰

5. 美国“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前弹药库爆炸后不久

6. 1941年12月7日，“赤城号”上的轰炸机正在准备对珍珠港的第二轮空袭

7. 一群人聚集在白宫外，1941年12月7日

8. 1941年12月7日，《火奴鲁鲁明星公报》报道珍珠港遇袭的号外

9. 罗斯福要求宣战，1941年12月8日

10. 1941年12月7日，在干船坞中被炸毁的“唐斯号”、“卡辛号”和“宾夕法尼亚号”

11. 1941年12月10日，沉没的“亚利桑那号”

12. 身着外交官制服的山本五十六，1934年

13. 20世纪40年代初的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

14. 尼米兹和他的儿子小切特，20世纪20年代初摄于得克萨斯州，右边男子身份不明

15. 山本五十六，1940年或1941年拍摄的官方肖像

16. “蓝眼睛男人”切斯特·W. 尼米兹，摄于1940年前后

17. 尼米兹将军的官方肖像，可能摄于1940年或1941年，当时他是航海局局长

18. 欧内斯特·J. 金将军的官方肖像，摄于1945年

19. 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南云忠一中将。肖像照，摄于1941—1942年前后

20. 罗斯福和丘吉尔面对媒体，1942年初

21. 国际主义者。这张照片在1942年初摄于白宫

22. 1942年4月，“巴丹死亡行军”开始前，日军在看守被俘的美军

23. 1942年2月15日，珀西瓦尔将军（最右者）前去向日军投降

24. 1942年4月，日军攻克美军在巴丹半岛最后一个据点后庆祝胜利

25. 1942年4月18日，杜立德、“大黄蜂号”舰长马克·米彻尔与其他执行空袭的机组成员合影

26. 美国“大黄蜂号”航空母舰（CV—8），摄于1941年末

27. 杜立德突袭，1942年4月18日。一架陆军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升空

28. 1942年4月18日，杜立德空袭14号机组成员降落在中国江西上饶附近，得到当地军民救援

29. 美国“约克城号”航空母舰（CV—5）在南太平洋，摄于1942年4月前后。一架飞机起飞后不久，机组人员拍下了这张照片

30. 道格拉斯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1942年，这种飞机是美国海军最强大的武器

31. 美国“尼欧肖号”油轮。在海上加油是美国航母在太平洋战争早期最头疼的事

32. 在珊瑚海战役中，从“约克城号”上面看到的“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CV—2），1942年5月

33. 1942年5月8日，“列克星敦号”被击中起火后，部分船员开始撤离

34. 珊瑚海战役：“列克星敦号”的终结。就在最后一名船员弃船后不久，一场爆炸将一架飞机炸飞

35. 中途岛战役，1942年6月。鱼雷轰炸机准备从“企业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起飞

36. 中途岛战役。一架格鲁曼F4F野猫式战斗机从“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起飞，1942年6月4日早晨

37. 道格拉斯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到1942年时，这种飞机已经完全过时了

38. 中途岛战役。日本航空母舰“飞龙号”躲避美国陆军航空队的B-17轰炸机投下的炸弹，1942年6月4日上午

39. “企业号”上的一名降落信号官引导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降落

40. 对“约克城号”的空袭，1942年6月4日下午。日本九七式鱼雷轰炸机在发射鱼雷后飞过这艘航母

41. 中途岛战役。1942年6月4日，“约克城号”被三颗炸弹击中后

42. 1942年6月4日，“约克城号”损管人员正在修复被250千克炸弹炸开的甲板

43. 中途岛战役。1942年6月6日，被击毁的“三隈号”巡洋舰

44. “约克城号”遭到炸弹和鱼雷袭击，向左严重倾斜，1942年6月4日傍晚

45. 1942年6月6日下午，日本潜艇I-168用鱼雷击沉“哈曼号”和“约克城号”

46. 来自“大黄蜂号”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准备攻击日本“三隈号”巡洋舰，1942年6月6日

在这些战斗中，四国舰队几乎被全歼，损失10艘舰艇和大约2 173名水兵。在守卫马来屏障的过程中，没有一艘日本战舰被击沉，而此时，马来屏障已经彻底被打破了。战役刚结束的时候，有人批评荷兰指挥官，不过批评中也总是对他们的勇气表示钦佩。逃到澳大利亚的一艘驱逐舰的舰长认为，多尔曼将军没有完全掌控战术和通信，但他补充说，“这位荷兰人带着坚定的勇气和顽强的意志参加战斗”并且“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情况下英勇赴死”。[52]金将军回应了这些观点，称爪哇海的海军行动“展现了极差的战略”，但这种判断可能有失公允。[53]这一战区的盟军部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素质上都与敌人差距太大。美国的亚洲舰队战舰过时，装备落后。马汉的正统观点实际上解释了这些缺点：马汉指出，作战舰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如果严格按照这个原则来看，那亚洲舰队最多只能说是一个残缺的整体。日本人取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掌握了制空权。在空中支援如此不力的情况下，四国舰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有几艘舰艇逃到了澳大利亚，但日本人只是短暂地推迟了2月28日对爪哇的入侵。入侵部队从分布广泛的滩头堡向岛内推进。赫尔弗里赫得到下属军官们的报告，他们断定拯救爪哇的努力注定会失败，并且已收到各自国家要求他们撤退的命令。赫尔弗里赫起初要求四国舰队的剩余舰艇继续抵抗，但是面对英国下属军官的反对，他最终还是承认了不可避免的局面，并同意剩余的英国舰艇撤出。剩余的盟军飞机挤满了乘客，在仓促之间成功从岛上撤离。3月5日，西部中心城市巴达维亚和万隆落入了日本人手中。爪哇岛上剩下的荷兰部队和英国部队英勇战斗，但所有剩下的抵抗力量都在一个星期内被消灭了。许多爪哇当地人似乎很高兴摆脱荷兰主人。3月9日，日本完全控制了全岛，剩下的盟军部队投降了。

1941—1942年冬季和1942年春季盟军遭受的重大失败一直在各自国家的政府大厅里反复回响，令人难堪。日本的进攻嘲讽了盟军的预测，扼杀了盟军的计划，降低了盟军的士气，破坏了盟军领导者的声誉，动摇了盟军完整的全球联盟。许多英国领袖都认为新加坡固若金汤，丘吉尔也一样——认为这个伟大的“堡垒”绝不会落入日本人手中，觉得那些相信新加坡会陷落的想法是“无稽之谈”和“危言耸听”。[54]现在议会和新闻界的对手把这些轻率的定论甩到了他的脸上。在回忆录中，丘吉尔挖苦说，美英荷澳宪章是六个政府通过艰辛的谈判而创立的，消耗掉了数百名文官和军官的宝贵时间和注意力，使用了“最可靠的电码”，向全世界发送了“数万字的电报”，并且保证“依照陆海空三军的要求，其人员代表有着严格的比例”。[55]这种西西弗斯式的工作刚刚完成，日本的攻击就使所有计划付诸东流了。美英荷澳司令部就是一个死胎。

马来屏障被击得粉碎。日军无论向东、向西还是向南，都不会受到任何阻拦。它甚至可以立即向所有这些方向推进，因为日本人已经充分证明了他们的实力，也做好了大范围多战线进攻的准备。3月8日，也就是爪哇岛的盟军投降的前一天，日本第十五军进军缅甸首府仰光。作为英国部队主要补给来源的港口已经被切断，英军士气低落，向北方和西方撤退。英国人现在不得不自问，印度人是将不断接近的日本人看成入侵者还是救星。

此外，3月8日，日本的侵略部队在新几内亚沿岸的莱城和萨拉马瓦登陆，并开始清理地面，准备建设新机场。这意味着日本将沿着荷属东印度群岛东部的南太平洋岛屿——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北部——继续推进，并直接威胁北美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交通。澳大利亚总理约翰·卡廷在与丘吉尔的紧张交流中要求将澳大利亚的几个师从中东撤回，并且拒绝了丘吉尔让这些部队转道去守卫缅甸的恳求——在评论新加坡的守卫战时他甚至用到了“难以饶恕的背叛”这种措辞。[56]辽阔的南方大陆及其基本无人定居的1.6万英里海岸线毫无防备——偏僻的地理位置和内陆的红色沙漠才是其唯一的真正防御。

南云忠一可怕的第一航空舰队再次消失在浩瀚的大海上。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这支舰队出现在印度洋。4月5日上午，许多军人和平民正在宗教仪式上庆祝复活节，日本的舰载机突然向锡兰西海岸的科伦坡港口发起俯冲。它们只击沉了一艘驱逐舰和一艘商船，但对码头和港口设施造成了重大破坏，还击落了24架起飞拦截的英国飞机。同一天晚些时候，南云忠一派出更多的飞机，发现并击沉了两艘英国巡洋舰——“多塞特郡号”和“康沃尔号”。4月9日上午，一群日本舰载机出现在锡兰的第二个重要基地亭可马里。与在科伦坡一样，袭击者对岸上支援设施造成了重大破坏。英国皇家空军的9架“布伦海姆”轰炸机对撤退的“赤城号”进行反击，但没有命中。5架“布伦海姆”轰炸机被击落，还有一些被击伤。当天晚些时候，南云忠一的机群在海上发现了英国航空母舰“赫耳墨斯号”，将它连同护航的一艘驱逐舰一起送入了海底。由于燃料不足，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经马六甲海峡离开印度洋，向北返回。

日本人的航母和潜艇总共摧毁了23艘商船和5艘皇家海军军舰，其中包括“赫尔墨斯号”。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缅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但在英国人看来更糟糕的是，日本人可能会带着运输舰返回，入侵锡兰甚至印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地缘政治中，印度洋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是全球盟军补给线的主动脉，对中国、北非甚至苏联至关重要。它是控制波斯湾的关键，而波斯湾在那时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地。4月初，英国人请求美国人派海军增援印度洋，被金将军拒绝。到4月下旬，美国通信情报部门已经确认，日本人在印度洋没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但是盟国仍然害怕德日在波斯湾联合起来，担心轴心国会牢牢控制住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区。

从其他战区也没有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在北非，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夺取了班加西港，迫使英国人向图卜鲁格撤退。隆美尔将军似乎准备派坦克对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发动致命一击，这次战役可能会切断大英帝国的主动脉。在地中海，英国努力向被围困的断粮岛屿马耳他运送补给，但是被敌人的战机和潜艇击退。2月11日和12日，德国两艘战列巡洋舰和一艘重型巡洋舰突破法国港口布雷斯特港，溜过英军的封锁，穿越英吉利海峡，从多佛尔海峡巨大的海岸炮台前驶过，完好无损地到达德国。这起被英国媒体刻薄地称为“海峡冲刺”的事件让英国皇家海军气愤不已。德国潜艇不断在美国东海岸附近击沉商船和油轮，而且这种场面经常在陆地上就能看到，而美国海军显然无力阻止它们。在加利福尼亚，2月23日，一艘日本潜艇在海滩上浮出水面，炮轰了一座炼油厂，这一发生在圣巴巴拉市北部的事件再次在人们心中激起了对入侵的恐惧。第二天晚上，洛杉矶的防空炮误以为有日本飞机空袭，万炮齐鸣，导致全城陷入大规模恐慌之中。

在这不祥的几个星期中，最大的折磨就是苏联将要失败的前景。据说希特勒正准备在高加索地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春季攻势。红军抵挡得住吗？日本是否会进攻西伯利亚，迫使斯大林在东西两条战线上战斗？

在与罗斯福的通信中，丘吉尔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苦恼。他相当直言不讳，甚至暗示自己的压力不断增大。他在1942年2月19日吐露：“我不喜欢这些天的个人压力，我现在很难集中注意力。”[57]3月7日他又吐露：“战争的压力现在非常沉重，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局势肯定会更加严峻。”[58]罗斯福先天的乐观精神在战争的黑暗时期展现了价值。他承认新加坡的陷落会让“那些喜好指点江山又不用负责的人得意一时”，[59]但他劝这位英国领袖“保持好心情”而且“保持乐观情绪以及巨大的驱动力”。[60]他劝丘吉尔放下工作，花时间放松一下：“我每个月都要去海德公园玩四天，钻进一个洞，然后向里面挖。只有发生非常重要的事情，才允许别人给我打电话。我希望你也尝试一下，垒几块砖或者画一幅画。”[61]

但是总统还强调，盟军最好“不断向前看，研究下一步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来打击敌人”。[62]的确，太平洋上的失败损失惨重而且令人震惊，但一味为之痛苦没有任何裨益。“我这个业余战略家有这样一个想法，”他在3月18日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再去想新加坡或荷属东印度群岛已经徒劳无益了。它们已经丢了。”[63]应该立即关注的是建立一个新的战区指挥系统来代替已经解散的美英荷澳司令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澳大利亚，将其作为盟军最终反攻的发起地。英国人可能无法保卫澳大利亚，而美国人可能也无法阻止日本进攻印度洋或印度次大陆。因此，总统问，为什么不索性把日本帝国的东西两翼的指挥责任分开，由美国人主导太平洋地区，而英国人主导印度洋和东南亚地区？他在1942年3月7日和9日的两封长电报中明确提出了这一建议。布鲁克将军起初有些怀疑，他在日记中说这个建议“有些可取之处，但是想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赶进美国的怀抱，从而促使大英帝国分裂”。[64]但是，目前手头上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英国军队面临的压力使其不可能对太平洋或大洋洲增兵。英国人还能提出什么合理的异议呢？经过短暂而急躁的讨论之后，丘吉尔和他的内阁勉强同意了。

金将军注意到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命运迅速恶化之后，主张增强这一战区的军事力量，哪怕这意味着撤出一部分等待投放在欧洲的军队。罗斯福总统支持他的观点。总统3月7日直接向丘吉尔指出：“日本进攻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太平洋地区的局势现在非常不妙，如果要稳定下来，需要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立即付出协调一致的努力。”[65]航运是瓶颈。以前准备驶向英国的运输舰将不得不重新部署到太平洋地区。除了推迟执行代号为“波列罗”的军事行动，也就是推迟增加美国驻英国的军队之外，别无选择。总统写道，这也意味着“在1942年对德国发起的空中进攻中，美国的贡献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减”。当时日本正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横冲直撞，丘吉尔认识到了“欧洲优先”政策的局限性，所以同意了这些调整。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独自承担了盟军的指挥责任，负责的范围包括大洋洲和澳大拉西亚南部的岛群。在华盛顿，人们自然认为，麦克阿瑟将军将被任命为整个战区的最高指挥官。他已经到了澳大利亚，而且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中也没有其他人能达到他的名望以及受欢迎的程度。但是金将军坚决反对让麦克阿瑟指挥太平洋舰队，如果僵局无法打破，他将向总统当面提出诉求。金和马歇尔显然私下里单独会过面，也可能是在有助手陪同的情况下秘密会过面，商讨过这个问题。这些会议并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肯定有过激烈的话语交锋。

最后，他们仿效了所罗门国王的智慧，把战区在陆军和海军之间分开。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西南太平洋”总司令，负责区域包括澳大利亚、菲律宾、前荷属东印度群岛、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尼米兹保留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称号，同时增加了“太平洋战区”总司令的称号，负责区域包括整个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以及东经160°以东的南太平洋岛群。（尼米兹获得了新的呼号，并将在战争剩下的时间中一直保留这一呼号——“CINCPAC-CINCPOA”。）在各自划定的战区内，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将指挥陆上、海上和空中的所有盟军部队。这个方法解决了华盛顿的僵局，但只要军事行动跨越两个战区，陆海军之间就会出现摩擦，1942年下半年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便是如此。毕竟，华盛顿划定的边界，日本人是不会遵守的。

[1]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 p. 292.

[2]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 60.

[3] McDonald and Swakk-Goldman, eds.,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p. 782.

[4]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 p. 296.

[5] Ibid., p. 285.

[6] Reiji Masud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86.

[7] Ibid., p. 87.

[8] Radiogram, MacArthur to the Adj. General, Dec. 23, 1941; PSF, Safe Files, FDR Library, Hyde Park, NY.

[9]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287.

[10] Burton, Fortnight of Infamy, p. 278.

[11] MacArthur’s “Order of the Day,” Jan. 15, 1942, quoted in Costello, The Pacific Wa, p. 193.

[12] Kratoska, ed., South East Asia: Colonial History, Vol. 5, p. 413.

[13] Quoted in Stimson, On Active Services in Peace and War, p. 398.

[14] Black,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Champion of Freedom, p. 717.

[15] Quoted in Stimson, On Active Services in Peace and War, p. 403.

[16] Carol M. Petillo, “Douglas MacArthur and Manuel Quezon: A Note on an Imperial Bond,”Pacific Historical Revie 48, no. 1 (February 1979), pp. 107–17.

[17] Douglas A. MacArthur, “MacArthur’s Reminiscences: Part 5,” Life magazine, July 10, 1964, p.72.

[18]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11.

[19] Burton, Fortnight of Infamy, p. 289.

[20] Brown, Suez to Singapore, p. 411.

[21] Ibid., p. 365.

[22] Quoted in Allen, Singapore 1941–1942, p. 54.

[23] Brooke-Popham at a public meeting in Singapore, Dec. 22, 1942, quoted in Brown, Suez to Singapore, p. 360.

[24] Radike, Across the Dark Islands, p. 132.

[25] Brown, Suez to Singapore, pp. 349–50, 378.

[26] Ibid., pp. 392, 529.

[27] Alanbrooke, War Diaries, 1939–1945, p. 226.

[28] “Prime Minister to First Sea Lord,” Jan. 22, 1942, quoted in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Vol. 4: The Hinge of Fate, pp. 39–40.

[29] “Prime Minister to C.O.S. Committee,” Jan. 19, 1942, in ibid., p. 44.

[30] Wigmore, The Japanese Thrust, p. 341.

[31] “Wavell to Prime Minister,” Feb. 11, 1942, in Churchill, The Hinge of Fate, p. 88.

[32] “Wavell to Prime Minister,” Feb. 11, 1942, in Churchill, The Hinge of Fate, p. 88.

[33] Hack and Blackburn, Did Singapore Have to Fall?, p. 263.

[34] Marshall Ralph Doak, My Years in the Navy, online at www.historycentral.com/Navy/Doak.

[35]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274.

[36] “Wavell to Percival,” Feb. 14, 1942, in Churchill, The Hinge of Fate, p. 91.

[37] Daily Mirror (London) quoted in Brown, Suez to Singapore, p. 499.

[38] “General Wavell to Prime Minister,” Feb. 16, 1942, in Churchill, The Hinge of Fate, p. 141.

[39] “General Wavell to Prime Minister,” Feb. 21, 1942, in ibid., p. 144.

[40] “Action Report—USS Pope (DD-225), 1 March 1942,” by Welford C. Blinn, Former Commanding Officer; online at www.ibiblio.org/hyperwar/USN/ships/logs/DD/dd225-Java.html.

[41] Radio Tokyo quoted in Thomas, Sea of Thunder, p. 58.

[42] Masud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p. 88–89.

[43] Hornfischer, Ship of Ghosts, p. 70.

[44] “Battle of Bawean Islands—Report of action; events prior and subsequent thereto,”Commanding Officer, USS John D. Edwards (DD-216) to Commander, U.S. Naval Forces,Southwest Pacific, March 4, 1942; online at www.ibiblio.org/hyperwar/USN/ships/logs/DD/dd216-Bawean.html.

[45] “Battle of Bawean Islands—Report of action; events prior and subsequent thereto,”Commanding Officer, USS John D. Edwards (DD-216) to Commander, U.S. Naval Forces,Southwest Pacific, March 4, 1942; online at www.ibiblio.org/hyperwar/USN/ships/logs/DD/dd216-Bawean.html.

[46] “Battle of Bawean Islands—Report of action; events prior and subsequent thereto,”Commanding Officer, USS John D. Edwards (DD-216) to Commander, U.S. Naval Forces,Southwest Pacific, March 4, 1942; online at www.ibiblio.org/hyperwar/USN/ships/logs/DD/dd216-Bawean.html.

[47] “Battle of Bawean Islands—Report of action; events prior and subsequent thereto,”Commanding Officer, USS John D. Edwards (DD-216) to Commander, U.S. Naval Forces,Southwest Pacific, March 4, 1942; online at www.ibiblio.org/hyperwar/USN/ships/logs/DD/dd216-Bawean.html.

[48] Masud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89.

[49]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 76.

[50] “Action Report—USS Pope (DD-225), 1 March 1942,” by Welford C. Blinn, Former Commanding Officer.

[51] Cdr. A. L. Maher, Report on loss of Houston, Nov. 13, 1945, quoted in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 p. 368.

[52] “Battle of Bawean Islands—Report of action; events prior and subsequent thereto.”

[53]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 p. 380.

[54]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p. 3.

[55] Churchill, The Hinge of Fate, p. 132.

[56] Ibid., pp. 15–19, 57–59, and 155–58.

[57] “WC to FDR,” Doc. 97, Feb. 19, 1942, in Loewenheim, Langley, and Jonas, eds.,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Their Secret Wartime Correspondence, p. 181.

[58] “WC to FDR,” Doc. 103, March 7, 1942, in ibid., pp. 186–87.

[59] “FDR to WC,” Doc. 96, Feb. 18, 1942, in ibid., p. 179.

[60] “FDR to WC,” Doc. 110, March 18, 1942, in ibid., p. 196.

[61] “FDR to WC,” Doc. 110, March 18, 1942, in ibid., p. 196.

[62] “FDR to WC,” Doc. 96, Feb. 18, 1942, in ibid., p. 179.

[63] “FDR to WC,” Doc. 110, March 18, 1942, in ibid., p. 195.

[64] Entry dated March 10, 1942, Alanbrooke, War Diaries, 1939–1945, p. 238.

[65] “FDR to WC,” Doc. 104, March 7, 1942, in Loewenheim, Langley, and Jonas, eds.,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Their Secret Wartime Correspondence, pp. 188–89.

第八章

对于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官岛田而言，日军战前制订的南方作战计划类似于“列车时刻表”。这个时刻表有数千页长，细节详尽，精确至以小时为单位。他怀疑过，到底有没有可能如此按部就班地作战，“完全按照一方的意志”。[1]

到了1942年4月，战争进程令岛田终感释然。南进作战非但如列车时刻表般进展有序，而且列车还比计划提前到达。日本仅历时四个月，便攻占大片土地，吞并疆土之广，前所罕有。其边界之广，北起千岛群岛，向南越过帝汶，东自吉尔伯特群岛，西至印度西部疆界。盟军尚存少许抵抗力量，尤其是在菲律宾的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但亦难以持久。日本尽管自然资源匮乏，但已获得丰富的石油、橡胶、锡和铝土矿资源，于其战争机器不啻平添生力，几乎用之不竭。更超乎寻常的是，赢得新疆土的代价微乎其微。伤亡人数仅约1万。商船运输总损失仅为2.5万吨。日本海军几乎毫发无损，迄今仅沉了区区一艘驱逐舰而已。

日本境内，欣喜转为狂喜。日本占领新加坡三天后，天皇现身于皇宫宫墙之外，令民众痴狂。天皇身着戎装，端坐于白马之上，自护城河的桥上骑行而过。数以千计的人高呼：“万岁！”那日，东条英机在日比谷公园宣布新加坡已经改名为昭南岛[2]。此时大约有3万人大声欢呼着，在空中挥舞着帽子和旗帜。[3]极大的爱国热情通过音乐表达传递，声音大到路边的扬声器都变调了。此一时期创作的战争歌曲数不胜数，人们耳熟能详。《杀敌》《至敌竖降旗》《神兵天降》《樱花相伴》《当为好男儿》，此外，最重要的一首是《军舰进行曲》。[4]在海军之城吴港，所有餐厅及茶馆皆为欢庆聚会和宴会而预订一空，连艺伎也加班加点。率舰自爪哇海得胜而归的驱逐舰舰长原为一回忆时说，当时由于舰上酒会无法找艺伎助兴，一些水兵借着酒意载歌载舞。“我不知喝了多少，”他写道，“多亏体格强健，才能长饮不辍，宴罢方休。”[5]

除极少数人之外，日本民众都已经完全认可了这场战争。一般民众在珍珠港之役前私底下曾不乏疑虑及恐惧，而一切担忧均已随此后事件发展而烟消云散。显然，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上天选择让日本来统治亚洲。在国内，军国主义政权的暴政更是肆无忌惮。选举虽未废止，但政党均已解散，而由超级政党“大政翼赞会”取而代之，官员选举皆由该会把持。日本民众的生活由内务省监督下的邻组严格控制。邻组的大部分成员是女性，负责分发口粮、宣传口号、组织防空演习、消防执勤，以及向警方汇报有谁的行为或观点有违当前政策。基本用品的配给越来越严格。自1940年以来，城市里的大米一直定量分配，但现在酱油和味噌也被列入清单，随后又添加了鸡蛋、鱼、豆腐和其他谷物。

从表面看去，日本民众似乎完全愿意忍受这些物资的匮乏。他们自己用啤酒瓶给稻谷去壳。这是一件艰苦的脏活儿。他们的衣服磨破了，手也起了水疱；他们四处搜寻微薄的口粮，同时高兴地吟诵口号和唱歌。他们还参加节日的花灯游行，以纪念在海外获得的每一次新胜利。新兵们在家属和邻居的祝贺和欢送中离开家乡，奔赴战场。他们的胸前挎着画有红太阳的白色饰带。他们去神社参拜，净化自己的心灵。之后，他们在一片致辞和歌声中举行了动员大会，受到民众的追捧。“我大哥去的时候，”沼津的一个女学生回忆说，“街坊们走到车站，挥舞着太阳旗，肩上挂着白色的饰带，上面写着‘恭喜入伍’这几个醒目的大字。……过去邻里间有其他人被征入军队时，我们都会挥旗送别。这次终于轮到我哥哥了。我感到特别骄傲。”[6]没有人在现场流下泪水，任何人都不准因为这些新兵可能再也回不来而流露出恐惧之情。不管是父母、妻子还是兄弟姐妹，都要显得喜出望外。“没有人可以袒露内心深处的情绪，”战争期间在砺波分发征召令的一个军人如是说，“群众欢呼着把他们送走。‘万岁！万岁！’你必须这样喊。”[7]

日本民众正迅速屈服于所谓的“胜利病”——坚信日本战无不胜，并且完全可以藐视敌人。其主要表现为过度自信，不能正确衡量风险，对敌人缺乏基本的判断。这种现象在国家控制的新闻媒体的煽动下越来越普遍。但日本人的吹嘘和嘲讽难以辩驳：事实本身已经很明显了，无须添油加醋。日本民众在照片中亲眼看到美国战列舰在珍珠港燃烧，英国战列舰在马来亚海岸外下沉。他们看到了新加坡投降的新闻片段，看到一位英国将军苦苦哀求日本军官放自己一条生路，一大群英国战俘在日本征服者的枪口下行进。《大东亚新秩序》的编辑扬言，珍珠港的“耻辱”将“永远被世界铭记”，[8]谁能否认这一点呢？

日军已经在太平洋地区试探了盟军的实力，发现对手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这似乎只能解释为敌人天生欠缺战斗意志。盟军陆海军因疲弱、怯懦及贪生怕死而溃退。“许多美国军人害怕炸弹，”《日本时报与广知报》在1942年4月17日的报道中称，“他们为日本人钢铁般的意志所震惊。”[9]早在1月份，编辑们就曾断言英国是一种“寄生虫，靠攫取他国的命脉而苟延残喘。但问题是，他国尚能驯顺于这个江河日下的吸血鬼国家多久”。[10]演讲和社论宣称，这场战争即将胜利，因为日军已经夺取并固守一条稳固战线，而且敌人未有大举反攻的迹象。2月份，《国际写真情报》杂志向读者保证，东京已经没有遭受轰炸的危险，因为作战半径范围内的所有航空基地都在日军掌控之中。[11]也许盟军已经在准备投降了，一位将军在电台演讲中自言自语般地说道：“现在他们看到了帝国军队的实力。”[12]无论是否求和，《大东亚新秩序》的编辑补充说，美英两国都会逐渐衰退为“二流或三流国家，甚至走向彻底的瓦解和崩溃”。[13]

1942年2月12日，山本五十六将军的旗舰从“长门号”战列舰改为新入役的“大和号”超级战列舰。他的新舰长室也许是世界上所有海军军官的舱室中最大、最豪华的一个——总司令住在“大和号”上层甲板右舷的一套巨大的空调房里，待遇如皇室成员一般。他在通风良好的军官起居舱内的一张打磨精致的长木桌边进餐，舱壁上高挂昭和天皇御照，照片中的天皇目光严峻，具有皇室气度。山本似乎有大量空余时间。即使在战时，他每天大部分时间也是惬意地待在与寝室相邻且陈设考究的舱室内。与往常一样，他沉浸在阅读和回信之中。来信中不仅有朋友和同事的信件，还有陌生人写的恭喜和鼓励他的信件。处理邮件的人按照指示，将他的艺伎情人河合千代子的信件放在顶上。（1941年12月下旬，山本告诉千代子他收到大量的信件，“但是我一直热切等待着你的来信”。[14]）他长时间趴在将棋盘上，和手下的将士对弈。一般他们会玩带钱的。他招待的客人包括他手下的指挥官和皇室成员。通常他会做寿喜烧款待大家。当他在甲板上展示厨艺时，他总是穿着一身精心裁剪、浆熨平整的白色制服。他肤色黝黑，与洁白的牙齿和纯白的崭新外套形成鲜明对比。他衣服上的黄铜纽扣被乘务员磨得像镜子一样光亮。带有菊花纹饰的黄金肩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山本五十六将军看上去很适合这个角色。

日本的新闻界和公众都认为山本是民族英雄，但是山本却在民众的称赞下退避了。他感到“区区数战，些许战绩……虚传大名，实愧于心”。在海军省授予他两枚新勋章时，他说戴上之后感到“羞愧”。他说自己未见敌人一艘战舰一架飞机即享此殊荣，而其他将士浴血奋战却未被授勋。他拒绝了给他绘制肖像的邀请。他向一位朋友倾诉道：“若论俗不可耐，肖像仅较青铜像略次，然亦未能免俗。”[15]

山本被官方公报的自吹自擂和夸夸其谈困扰着。他认为这是一种幼稚而短视的亢奋，并警告说，日本军队还未遇大敌。日本海军向来不爱自我吹嘘，因此一度被戏称为“沉默的海军”。而现在，“无敌舰队”这一称号已经在现役各级官兵中广为流传。伴随着激越的管弦乐（如《军舰进行曲》），东京海军司令部通过电台发布胜利公告。山本五十六却对这些广播避之唯恐不及。此前使海军完全不同于陆军的谦逊特质如今何在？他正告一群收听此类通告的军官：“真正需要做的是平静地告知民众真相，没有必要大事张扬。官方报告应坚持实事求是，一旦开始传播谎言，战争不啻已经失败。”[16]

山本对于日本在战争初期多次轻易取胜并没有感到意外。他在战前的一封信中写过这样一段经典的话，他预测：“我们马上就会凭借自己的方式获得一切，如章鱼伸出触角一般，将势力延伸至世界各个角落。但是这种情形最多也就坚持一年半时间。”战争或许仅凭停战协定才能结束，继之以谈判与妥协。攻陷新加坡将开启停战谈判的良机，而山本原以为于开战约六个月后方能达成此目的。他认为，正如“老人”无法容忍“失去脚炉”，英国为保有印度殖民地，必将与日本达成协议。[17]美国也同样会做出让步，比如归还占领的地区。西方国家一旦承认日本对朝鲜的统治地位，就可能也会承认日本对中国的统治地位。战争、征服、磋商、妥协——山本曾多次敦促东条英机领导的内阁制定新的对策，但他的提议并没有得到重视。

山本厌憎此类扬扬自得的宣传，因为任何此类“群情汹涌”均会终结停战的可能性。[18]他认为社会舆论应该做好回归外交解决的准备。相反，政府鼓励日本民众相信日本是无敌的，相信敌人不堪一击，相信日本注定要统治亚洲。“在战争于己方有利时结束战争绝非易事。”他说。在联合舰队数万官兵中，山本是仅剩的日俄战争的参战老兵。他回忆说，在这场冲突中，日本在摧毁俄国海军后同意停战，并在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进行和谈。尽管如此，日本还是必须做出十分不得民心的让步，包括放弃库页岛的部分领土，才能达成终战条约（1905年《朴次茅斯和约》）。在1942年早期，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阶段时，日本民众的骄矜和好战之情愈加明显。他们被告知日本人是一个神圣的民族。上天选中他们，让他们将西方的入侵者赶出亚洲。他们最终将取得胜利。没有什么比彻底的胜利更能令他们感到满足了。但是如果结果是全盘皆输呢？

日军完成进攻任务的速度让大本营大吃一惊。1942年3月初，日军就占领了爪哇岛，并且南进的时间也比战前设计的时间表提前了至少三个月。也许这是任何一个征服者都乐于看到的局面，但这也让陆军和海军的作战参谋们不知所措。接下来该怎么做？他们还没来得及制订下一阶段的详细作战计划。说实话，针对当时已经占领的地区，日本军方领导人还没有决定最基本的战略方向。在许多情况下，陆军和海军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而日本的体制缺乏解决这些分歧的机制。海军内部还存在一些分歧，东京的军令部（主要负责制订作战计划）和山本联合舰队的参谋意见尤其不合。达成共识的过程混乱而艰难，但这样制定出的决策往往能让各方至少得到一部分自己想要的东西。

其中有一个想法认为日本应该掘壕固守，采取守势。南云忠一的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少将是这一战略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日本应该节约资源，巩固内部补给线，集中力量进行训练和生产。在东翼的太平洋地区，日本已将广布的岛屿连成网络，其中许多是未设防的原始地区。战前计划已预料到要为边境岛屿提供物资装备和人力，还要在海滩上建立起强大的防御工事，修建机场。日军通过环环相扣、相互支援的航空基地网络可以维持外线空中优势，还可以迅速增援，击退盟军在任意攻击点上发动的攻势。

但是单纯的防守策略在军队高层并不占主导地位。这可能和文化因素有关：武士传统喜欢主动而富有侵略性的进攻战术，而非防守策略。对进攻战的偏爱渗入了陆军和海军的文化，并深刻影响了其战术学说、武器系统和训练计划。“我们非常不喜欢被动，”宇垣缠将军（山本的参谋长）3月11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的确，争取主动，战争便轻而易举。”[19]自从1941年12月7日主动进攻之后，日本就绝不愿意将战争的主动权拱手让出了。海军的规划者们还沉浸在马汉的“决战”原则中，并且宣扬一种坚定的信仰，即只有一举击沉美国舰队才能够赢得战争，就像在对马海战中对俄国舰队做的那样。不管怎样，美国的航母空袭已经完美展示出了强大的“防御边界”概念。美军只要航母完好无损，就能深入日本的太平洋战区中心，肆意进攻，然后安然离开。

1942年4月，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力量已经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占优势地位，但是仍不能寄希望于长期维持这种状态。美国强大的作战能力没有被完全摧毁，甚至没有遭到严重破坏。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也许再过一年，甚至一年都不到——敌人新组建的海陆空部队就会在日本周边持续发动大规模攻击。日本根本没有可能与一个潜在军事工业实力十倍于己的国家进行长期消耗战。日本必须尽可能跑赢时间，找到一种对盟军施加毁灭性打击的方法，迫使对方于1942年年底前求和。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军令部的一些军官提议对澳大利亚发动进攻。五个师的日军就可以轻易登陆这个岛洲毫无防备的北部海岸。这样的入侵不一定能迫使英国坐到谈判桌前，但至少能扫除美国人实施最终反攻的南部大跳板。第二个建议是，军队从锡兰甚至从南亚次大陆登陆，袭击印度。日本希望这能引发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将英国人赶出去。轴心国盟友可能会在中东会师。

但日本陆军坚决反对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入侵澳大利亚或锡兰需要从中国东北调动部分关东军，但陆军领导并不赞成挪用关东军，因为他们要时刻关注西伯利亚，把握好入侵西伯利亚的时机，特别是在希特勒的春季攻势有可能让苏联崩溃的情况下。陆军代表团3月7日在陆海军联络会上呼吁海军不要操之过急。宇垣将军在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当海军准备大展身手时，“陆军的态度和往常一样，二话不说就拒绝了……陆军自己却提不出任何建议”。[20]日本在中国东北驻有100万人的军队，在中国其他地区有40万军人，居然不能从中分出两个师的兵力投入太平洋或印度洋的军事行动中。联合舰队航空队军官三和义勇大佐难掩沮丧之情：“我们要进攻锡兰，但是上级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想要进攻澳大利亚，但是我们不能去！我们想要袭击夏威夷，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去！这一切都是因为陆军不愿意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兵力。”[21]

陆军会谈代表们坚持认为，南太平洋未来行动的重点应为巩固现有外围边界，切断敌方海上交通。为此，他们提出了在新几内亚南部海岸占领莫尔斯比港的计划。这个澳大利亚占据的港口距离澳大利亚东北角的约克角半岛仅有300英里，可以成为威胁盟军在珊瑚海的航运的绝佳基地。3月初，针对新几内亚东北沿岸的莱城和萨拉马瓦的入侵已经开始了。海军同意将澳大利亚与美国隔绝开来，但提出了另一个方案来实现这一目标，建议继续向东推进，一路经过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最终夺取新喀里多尼亚、萨摩亚和斐济。（这恰好是金将军最担心的一条进攻路线。）这两条进攻路线并非互不相容。两者都旨在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联系，都可以从拉包尔出发，这座新不列颠岛上的城市是日本重要的航海和航空基地。争议最小的方案是两个计划都执行——首先占领莫尔斯比港，然后是新喀里多尼亚，随后可能会进攻萨摩亚和斐济。

这次会谈似乎使日本陆海军草草达成了共识，但在3月中旬，山本将军建议停止这项计划。他坚持认为，联合舰队的全部力量都应当投入太平洋中部的一次重大进攻，以夺取美国的小环礁中途岛。

这个提议体现了攻占夏威夷的宏伟计划。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就渴望攻下夏威夷了。1942年3月，兵力与后勤供给是日军进攻夏威夷无法克服的障碍。瓦胡岛实在太难攻下了，并且距离日本太远——光是有限的航行能力和运兵能力就导致无法实现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另外，陆军方面断然拒绝了提供更多兵力的请求。但夏威夷群岛西北方的中途岛较易攻克。它可以成为海空基地，威胁东南方1 149英里处的珍珠港，甚至可以作为未来入侵瓦胡岛的跳板。

自1942年第一周以来，在宇垣缠将军的监督下，联合舰队的参谋们一直在分析和完善这一计划。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参谋们在“大和号”宽阔的军官舱里进行了大量兵棋推演。山本想必对这些研究也有所了解，因为这一切都是在他的眼皮底下进行的。但直到3月中旬，在陆军不再提议入侵澳大利亚和锡兰之后，总司令才将自己全部的声望和权力都押在中途岛的计划中。他这样做的真正目标不是中途岛本身，因为其本身的价值尚不明确。他的真正目的是将太平洋舰队赶出珍珠港，发动一场激烈的海战，彻底摧毁它。最重要的是，山本想要烧毁、击沉或俘获美国航空母舰。这些航空母舰自1941年12月7日躲过灭顶之灾后就一直被日本视为眼中钉。敌人的舰载机袭击了赤道以北和以南的马绍尔群岛（1942年2月1日）、威克岛（2月24日）、拉包尔东部海域（2月20日）、马库斯岛（3月4日）和新几内亚的莱城和萨拉马瓦（3月10日）。这些袭击都没有对日军造成严重破坏，而且没有延缓日军进攻的速度。但不得不承认，美国的航母是一个永远的威胁。哈尔西于3月4日袭击了距离日本本土仅有1 000英里的一个小孤岛——马库斯岛。这使日本的海军领导层感到十分恐惧——美军可能会对东京发动进攻。

首都东京上方可能会突然出现敌方轰炸机的想法像幽灵一般萦绕在山本和海军同僚的心头。这样讲一点都不夸张。自古以来，日本人一直认为自己的家园不会受侵犯，但是其密集的木制建筑的防空能力非常弱。日本中老年人可能还记得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和火灾，东京和横滨受灾严重，约14万人死亡。在干燥、多风的日子里，几枚燃烧弹就可能重演当年的惨象。最重要的是，东京是日本首都，如果这座城市遭遇空袭，那么皇宫也有可能被击中。海军飞行员渊田美津雄写道，人们对于天皇生命的担忧“无时无刻不萦绕在心头。……军方尤其担心，因为其首要职责就是保护天皇免受危险。军方自然会认为，哪怕东京只遭到一次空袭，导致天皇的安全受到威胁，这都是严重失职”。[22]

在山本的私人书信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提到这个话题。他建议新桥的一个艺伎带上财产离开东京，因为海军没有可靠的措施阻止敌人空袭这座城市。他强烈谴责电台和新闻报道向日本人民保证空袭并不可怕。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总司令会询问东京每日的天气状况，每次听到城市上空乌云密布时，都会大松一口气。他指示宇垣在东部海域安排远程侦察巡逻，并征用一批渔船，部署在离海岸600—700英里的警戒线上。在2月和3月，日本海军的大部分力量还陷于南方战事，有些情报误称日本以东出现敌舰或敌机，引发了许多超乎想象的“恐慌”。一直待在内海的联合舰队战列舰主力被派去洋面上追逐那些“幻影”（并不真正存在的敌方舰船）足足三次。3月12日，日本的城市举行集会，庆祝荷属东印度群岛投降，宇垣将军在其日记中吐露：“如果敌机在庆祝活动中真的突然来袭了，我只是设想一下结果就会感到不寒而栗。在欢腾的人群之中发生空袭！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进行这种庆祝活动。”[23]

联合舰队的参谋们昼夜不停地工作，在3月下旬完成了中途岛行动的计划草案。3月30日，该草案得到了山本的批准。这项行动还需要东京大本营批准，但和之前突袭珍珠港时一样，大本营不愿意批准。于是六个月来山本五十六将军第二次故意越过军令部应有的计划职能和决策职能行事。他这么做的动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希望解决先前遗留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他为促进海军航空领域发展所做的努力，经常遭到军令部保守的战列舰制胜派官员的抵制。1941年秋天，军令部一直反对其袭击珍珠港的计划，直至他以辞职要挟才不得不同意。偷袭珍珠港沉重打击了美国战列舰之后，军令部的主要军官试图隐瞒自己对偷袭行动的阻挠，以分享这份荣誉。作为海军政界宿将，山本不介意与总部玩弄权术，迫其就范。他正处于权力和影响力的巅峰，似乎决心不让这一时刻就这样过去——如果可能的话，他会夺过军令部的计划职能和决策职能，交给自己的参谋。

这个问题在4月2日至5日的大本营计划会议上解决了。山本派渡边安次中佐前往东京转达舰队的意见。渡边安次是炮兵指挥官，也是山本平时下将棋的对手。他胳膊下夹着刚成形一半的计划，与军令部的一群参谋开会商议。他遇到了强硬的反对。那些参谋早已将进攻新喀里多尼亚视为陆军放弃进攻澳大利亚后的备选方案，任何与此背离或者推延其进行的打算都会惹恼他们。

军令部第一处航空参谋三代辰吉明确而激烈地反对中途岛行动。他的反对意见和那些反对在夏威夷开展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的意见是类似的。三代辰吉说，要想在遥远的中太平洋地区行动，需要一定规模的后勤保障，而这将会增加日本航运资源的压力。航母编队已不堪重负，不可能按照激进的作战时间表南北两线作战。日本海军将不再拥有陆基空中掩护或侦察的力量，而敌方在这一方面则有着相当充分的资源，这就意味着日本舰队将完全依赖舰载航空兵的空中力量。即使成功占领了中途岛，其价值也没有那么明显。夏威夷的主要岛屿会发动无休无止的空袭，珍珠港的潜艇舰队则会沉重打击日军的运输线。中途岛对侦察没有什么价值，因为美国特混舰队可以轻松地在以夏威夷为中心的600英里甚至700英里飞行半径内进行侦察。至于将太平洋舰队的残余部队从珍珠港中引出去参加决战的想法，三代辰吉提出了一个令人恐慌的可能性：美国人可能不会中计。如果他们没有阻止登陆，而是把中途岛拱手相让，那么事情又会怎样呢？军令部将山本的计划与南进计划进行了比较，认为其计划在各方面都逊色不少。

战后，三代辰吉写道，他和同事对总司令制订的漏洞百出的中途岛攻击计划感到震惊。“人们不禁感到疑惑，山本司令是否意识到，将中途岛作为空中侦察基地简直得不偿失。他是否真的考虑过这样一个隔绝的孤岛对战争资源的消耗，补给的困难，对其他地区航空力量的消减，以及对舰队作战行动的影响？”[24]

但是，渡边中佐被派往东京的目的并非是回应参谋们中肯的批评，而是去执行山本的命令。经过三天徒劳的讨价还价，渡边以密电联系“大和号”，说讨论陷入了僵局。现在山本只能打出王牌，他几个月前曾经使用这张王牌强制军令部批准他对珍珠港的袭击。山本告诉渡边，孤立澳大利亚最好的办法就是摧毁美军航空母舰，而如果太平洋舰队没有阻挡日军抢滩登陆的话，那么日本将占据太平洋中部一个具有战略价值的位置。总司令已经是“下定决心了”。如果计划未得到批准，山本将以辞去总司令职务威胁，届时军令部不得不妥协。福留繁将军看三代辰吉一边重述论点，一边变得越来越激动，便对他说：“冷静，沉住气。既然联合舰队这样制订计划，我们为什么不研究一下，看看我们是否能够接受？”[25]

4月5日，军令部暂时批准了山本进攻中途岛的计划。但是一些重要的细节似乎并没有解决，包括（最重要的）行动时间。反对者仍然抱有一丝希望，想通过拖延战术使这次行动流产。严格来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勉为其难的共识只不过是一种保全脸面的妥协。这种决策体制不是简单地选择一个行动方针，果断否决其他方案，而是让各方，包括军令部和陆军，得到自己想要的一部分。在军令部的坚持下，袭击中途岛的计划中加入了第二个行动，目标是阿留申群岛，日军要占领两个岛屿，还要袭击位于乌纳拉斯卡岛的荷兰港。

4月16日，大本营发布了第86号军令，规定了未来三个月的进攻目标顺序：5月占领莫尔斯比港，6月占领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7月攻占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一些重要的细节仍有待完善，但是海战的下一步已经决定如何走了。

4月的第一天，在旧金山湾的阿拉梅达海军飞机场，16架B-25“米切尔”轰炸机从机库滑行至码头。每一架飞机都缓缓移动到美国军舰“大黄蜂号”起重机下方某处。“大黄蜂号”航母是一艘约克城级航空母舰，身上喷着显眼的蓝灰色迷彩图案。在地面机组成员的信号指引下，飞机关闭引擎，一对螺旋桨也停止了旋转。钩子降了下来并固定在机身顶部的环形螺栓上。每架飞机都被小心翼翼地吊起来放到“大黄蜂号”的飞行甲板上，然后推到指定的标记区域，并用结实的麻绳快速拖到甲板上。这一过程将会重复16次，直到这些B-25全部摆成交错的两列，挤满整个飞行甲板的后段。

第二天，也就是4月2日，“大黄蜂号”在护航舰船的陪同下出海了。随行舰船包括两艘重型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一艘油轮。它们被命名为第18特混舰队。特混舰队在金门大桥的红色桥体下经过。尽管晨雾弥漫，但是从旧金山或马林的山丘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艘航空母舰。[26]在战时，每一天都会有各种大小和不同类型的军舰经由这一航道驶往太平洋，目的地不会公开。但在1942年4月，航空母舰仍然相对罕见，所以那些淳朴的老百信自然会驻足观察一阵儿。像这样装载着双引擎陆军轰炸机的航空母舰是很少见到的，因为（任何熟悉航空业的人都知道）这样的飞机是无法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B-25比当时标准的航母舰载机（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和野猫式战斗机）要大得多。它们有两个发动机和两个尾翼，高度约为18英尺，翼展长度为67英尺6英寸，翼尖从飞行甲板的边缘上突出来，像是挂在海面上的跳水板。一直没有人告知“大黄蜂号”的舰员他们的使命或目标。据传，这艘航母会将B-25运送到珍珠港，然后通过起重机吊离甲板。这为这一神秘事件提供了最合理的解释，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从来没有双引擎的陆军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过。

在阿拉梅达，陆军航空队的一大群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登上“大黄蜂号”，包括70名军官和130名士兵。军官们与航母飞行员在“大黄蜂号”上住在一起，为增加额外铺位，船舱内放置了行军床。尽管陆海军的飞行员已经习惯于把对方当作外人和对手一样看待，但是他们相处得还不错。他们互相参观停在飞行甲板上的B-25轰炸机和机库甲板上机翼折叠竖立的舰载机。海军少校小斯蒂芬·朱里卡是船上的情报官和作战参谋。他认为陆军飞行员回到了原来那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他们对自己的制服毫不在意，戴着压得变形的帽子，衣领大敞，穿着“破烂的旧鞋子”。[27]当海军问这些客人执行什么任务时，他们只是耸耸肩，移开视线。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能透露只言片语。[28]在“大黄蜂号”向西航行期间，他们经常睡懒觉，不吃早餐，还在8点半的晨报中迟到。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扑克桌上度过的。他们似乎并不关心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在珍珠港遭突袭几小时后，罗斯福总统要求军事长官们找到一个反击日本的方法。在战争的头三个月，随着美国的士气逐渐降到最低点，罗斯福反复强调这一要求。这位三军总司令问了一遍又一遍——有没有轰炸日本本土的机会？

金将军指派了两名高级参谋，“弗洛格”F.S. 洛（F. S.“Frog”Low）上校和唐纳德·B. 邓肯（Donald B. Duncan）上校，来调查轰炸日本本土的可能性。[29]当时没有现成的方案。他们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日本和美国任何陆地机场都隔得很远，无法进行远程轰炸。美方考虑过在中国、苏联和阿留申群岛起飞，但是后来全都放弃了。航母特混舰队有可能隐蔽前进到打击范围内，但是舰载机必须从离日本海岸不到200英里的地方起飞。航母在这样一个极易遭受攻击的位置上，就像在钩子上扭动的蠕虫那样痛苦，因为它必须等待飞机返航。在反击日军的过程中，损失一艘甚至多艘宝贵的航母的风险是美国无法承受的。

“弗洛格”洛在前往诺福克视察新落成的“大黄蜂号”航母时注意到海军基地跑道上画着飞行甲板的轮廓。他突然灵光一现，有了个想法。这一轮廓线是供飞行员使用的，以磨炼他们在航母上的飞行作业技能。其长度比实际的飞行甲板要长，以反映出视风[30]带来的好处。在实际的海上航母飞行作业中，航母会迎风而行，并用引擎加速来增强飞行甲板上的风速。即使在罕见的风平浪静的情况下，航母也可以产生明显的逆风效果——相当于其最大速度（“大黄蜂号”的最大航速是32节）。在北太平洋，通常至少有10节的微风。这样，在飞行作业中就可以有超过40节的视风。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尝试在航母上降落一架双引擎中型轰炸机。但这种飞机却有可能顶着狂风从航母上起飞。如果轰炸机的配置适用于极长距离的飞行，一个轰炸机中队可以在离日本海岸500英里远的地方起飞，在日本指定目标投弹后飞往东海沿岸的秘密机场。这一行动对于航母来说是极其危险的，还会对轰炸机上的机组人员构成威胁，但日本绝对无法料到他们会采取这种行动。如果幸运并且出其不意的话，这个行动还是有可能成功的。

金将军向陆军航空队司令“福将”阿诺德阐述了这一想法。阿诺德愿意甚至渴望将其付诸行动。阿诺德将军任命詹姆斯·H. 杜立德中校为行动指挥官。他是美国最著名的飞行员之一，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翻“外筋斗”的特技飞行者（他还有很多飞行特技）。[31]整个计划都是秘密进行的。杜立德认为B-25“米切尔”轰炸机最适合这项工作。经过一些巧妙的改装后，B-25可以携带1吨重的炸弹，飞行范围可以达到2 400海里。在弹药舱、机组人员通道和腹部炮塔等地方加装补充燃料罐，会使改装后的B-25的燃料装载量比正常配置多出一倍。去掉对任务没有重要作用的设备可以大大减轻飞机的重量。其中包括无线电、底部炮塔和诺登轰炸瞄准器。

杜立德从美国陆军航空队第17轰炸机大队中招募了一批志愿飞行员。海军飞行教官亨利·米勒上尉分配到的任务是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基地训练B-25机组人员的短距起飞技术。米勒上尉刚一到基地就被问到是否驾驶过B-25。“没驾驶过，”他回答道，“我连见都没见过。”[32]陆军飞行员告诉他，B-25需要每小时110英里的空速才能离开地面，但在第一天的训练中，米勒就驾驶着一架B-25，以每小时只有65英里到70英里的速度用全襟翼起飞了。这个速度在航母的甲板上很容易达到。

米勒让陆军飞行员一直踩着刹车踏板，同时把引擎油门加到最大。[33]在引擎发出尖叫声，歧管压力设置正确，升降舵向后拉四分之三的情况下，他们要突然松开刹车，让飞机加速冲到（想象中的）甲板边缘。沿着跑道边缘插的白旗分别标记了200英尺、300英尺和500英尺的距离。当飞机达到起飞速度时，飞行员轻拉控制杆，机头上升，起落架的轮子便会离开甲板。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活儿。航母飞机作业最困难和最危险的不是起飞，而是着舰。但是这些陆军飞行员从来没有踏上过航空母舰。他们沿着潮湿、倾斜的短甲板看到下方迎面而来的海洋时，怎么可能做到处事不惊？即使是杜立德中校这种见多识广的老兵，在爬进“大黄蜂号”上的B-25的驾驶舱后，看到这么短的飞行甲板也是大吃一惊。米勒上尉坐在他旁边的驾驶座上，向杜立德保证，他在比这更短的甲板上都成功起飞过。“亨利，”杜立德回复道，“海军一般怎么形容胡说八道？”[34]

在离开旧金山湾11天后，“大黄蜂号”来到北纬38°，东经180°的地方——正好处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上，位于瓦胡岛西北约1 700英里处。[35]太阳在一片白浪翻滚的绿色海面上升起。厚厚的云层在低处徘徊。16架B-25轰炸机在系留装置上起伏着，就像是在风中紧紧抱着树叶的蝴蝶一样。

随着天越来越亮，“大黄蜂号”的左舷外出现了第二艘航空母舰。这就是“企业号”航母。“企业号”于4月8日从珍珠港出发，按照命令来到预定的地点与“大黄蜂号”会合。“企业号”和其警戒舰船（重型巡洋舰“北安普敦号”和“盐湖城号”，以及四艘驱逐舰和一艘油轮）被编为第16特混舰队，由海军中将哈尔西指挥。“大黄蜂号”所在的第18特混舰队并入第16特混舰队，一同归哈尔西将军管辖。由于“大黄蜂号”的飞行甲板已经被清理出来腾给杜立德的轰炸机，其自己的飞机被困在机库甲板上，所以“企业号”的航空部队将负责保护和侦察活动。

“企业号”上的船员对于这项任务一无所知，好奇地研究起“大黄蜂号”来。B-25轰炸机有方形机鼻和双方向舵，一眼就能从其他飞机中辨别出来。有几架“企业号”的战斗机于清晨时起飞，一直在空中盘旋着。“飞过‘大黄蜂号’上空时，我发现那些B-25轰炸机已经在甲板上蓄势待发了，”机械师汤姆·F. 奇克回忆道，“不必说，我在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里一直在想我们的目的地到底是哪儿。我根本没有想到过会是东京。”[36]最可信的说法是，他们要把轰炸机运到阿留申群岛，或者是堪察加半岛的苏联基地。

那日上午晚些时候，哈尔西批准发布了一则振奋人心的公告。这一消息是从“企业号”的喇叭里播发出来的：“我们这支舰队进攻的目标是东京。”[37]船员们不禁欢呼雀跃，大声鼓掌，高兴地拍打同伴的后背。

规模扩大的第16特混舰队将航向设定为265度，几乎朝着正西方向，以16节的速度前进。[38]在接下来的几天，两艘航母及其护航舰队奋力横跨荒凉而浩瀚的海洋。四个月前南云忠一的航空母舰正是从这片海域往相反的方向航行，进攻珍珠港的。在这些纬度相对较高的地区，每年这个季节，大海和天空都是青灰色调。“盐湖城号”上的战地记者罗伯特·凯西看到先导舰以纵队航行。在这种“灰色雾霭”中，他写道，它们看起来就像“一列哥特式大教堂”。[39]刺骨的寒风吹着在甲板上站岗的人。他们穿着厚重的冬季制服和值班外套，戴着羊毛手套和帽子，裸露的皮肤很快就变得又红又粗糙。“这真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天气了，”“企业号”上的降落信号官罗宾·林赛上尉如是说，“这三天的海浪奇高，甲板上摇晃得厉害，必须有一个人站在我身后，在降落信号台上抱着我，我才不会摔倒。我跌倒了好几次，你都能想象出飞行员从旁经过却没有看到信号官时脸上惊讶的表情。”[40]

朱里卡少校在“大黄蜂号”上向B-25轰炸机飞行员做了任务简报。他曾在东京担任海军武官，十分了解日本这个国家。他们仔细研究了地图和情报，确定了几个可用于低空导航的地标。朱里卡把自己了解的关于日本防空力量的情况全都告诉了飞行员。杜立德中校还在改进计划，分配日本境内的轰炸目标。他的飞机会第一个起飞。他会带领其他飞行员，在黄昏时抵达日本。这16架B-25轰炸机将会呈扇形出击，轰炸位于东京、横滨、名古屋、神户和大阪的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之后他们会飞越日本诸岛，一直飞到中国海岸上新建的专用机场。他们会在这里着陆，用装有手泵的油桶费力地加油，然后再次起飞，飞到中国内陆更安全的机场。这些B-25轰炸机将转交给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机组人员将以其他方式悄悄回国。“我们要是全都抵达了重庆，”杜立德告诉手下的飞行员，“我会给大家举办一场你们之前绝对没见过的最盛大的宴会。”[41]

朱里卡和飞行员大致讲解了一下在中国降落后如何避免被日本兵俘虏。如果他们要迫降或跳伞，朱里卡说，他们应该向中国平民寻求帮助。这些平民可能会联系当地游击队，游击队员会将他们偷偷送出中国。他们练着用极不标准的汉语说“我是美国人”。朱里卡感觉这些陆军飞行员似乎根本就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儿，于是警告说，一旦俘虏后他们可能会被斩首。“飞行员们听了这句话之后就老实了许多。”[42]

四天之后，当特混舰队来到东京东方约1 000英里处时，天气突变。从西南方向刮来了七级以上的大风，能见度不到一英里，阵阵寒风夹杂着冰冷的浪花，猛烈地吹过“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的甲板。[43]“企业号”取消了飞行作业。B-25轰炸机的一名飞行员注意到，随着“大黄蜂号”的起伏，B-25轰炸机的座舱高度计显示，上下浮动的高度差足有200英尺。[44]这导致油轮给两艘航母和四艘巡洋舰加油的过程变得既困难又危险，这期间有两个人被卷入水中（均获救）。那些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颠簸摇晃的驱逐舰和油轮奉命留在后面。航母和巡洋舰以20—22节的速度继续向西航行。随着发动机的奋力转动，整个船身都颤抖起来，在巨浪中起伏，翻滚的浪花拍打着甲板。他们在这种狂暴的天气里又向敌方的水域推进了400英里。

4月18日，特混舰队越过了山本五十六的小艇警戒线。按计划，杜立德的轰炸机要在这一天从“大黄蜂号”上起飞。凌晨3时10分，“企业号”的雷达屏幕上显示出了两个小点，大致位于西南方向4英里处。哈尔西下令向西北航行，以避开这些陌生的船只。[45]一个小时后，特混舰队重返向西的航线。天亮后不久，“企业号”发起了一次空中侦察和战斗空中巡逻。早上7时15分，太阳早已高悬于地平线之上，一架执行侦察任务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返回航母并扔下一个情报囊。情报立即转给了哈尔西。“敌方水面舰艇位于北纬36°04′，东经153°10′，方位为276度，直线距离42英里。应该已经被敌方发现了。”[46]

特混舰队继续向西前行。哈尔西想让杜立德尽可能靠近目标。上午7时44分，“企业号”的瞭望员清晰地观察到西南方约2英里处的一艘小船。从航母的飞行甲板上看，那艘小船在惊涛骇浪里不停地起伏，时隐时现。当时天空乌云密布，但是云层之下的可见度还是极佳的。哈尔西命令巡洋舰“纳什维尔号”去击毁这艘船。但是几乎不可能在这艘船把电报发回本土之前就将其击沉。

这艘船是“新田丸”，一艘钢壳渔船，约90英尺长，为日本海军监视从海上接近日本的所有船只。一个日本船员告诉船长，有“两艘漂亮的日本航母经过”。船长透过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两艘奇怪的船，回答道：“是的，确实不错，但这不是我们的船。”[47]他马上把这一情况通过无线电发了出去。他的通信内容被美方舰船截获了，哈尔西发现这一无线电报告已经发出。第16特混舰队的行踪暴露了。他希望能将杜立德向西多送150英里，但是他知道现在没得选了，只能下令立即起飞。他向“大黄蜂号”发出信号：“飞机出发。杜立德中校和他带领的英勇士兵们，祝你们好运，愿上帝保佑你们。哈尔西。”[48]

“大黄蜂号”逆风转向，以便B-25轰炸机从甲板上起飞；与此同时，“纳什维尔号”以35节的速度向“新田丸”驶去，灵巧地向左转舵，用其6英寸主炮开火。炮弹落在渔船旁边，在其四周掀起了巨大的水花。但每次喷起的水花都朝下风方向落去，“新田丸”依然平稳地航行着，毫发无伤。这艘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像软木塞一样摆动，每次滑到波谷时，都会完全看不见。因此炮弹很难击中它。“纳什维尔号”上的炮手随着海浪的起伏计算齐射时机。尽管他们十分努力，但还是没有一次命中。“炮弹就像机枪里的子弹一样，劈头盖脸地落下，”凯西这样记录当时的情景，他从“盐湖城号”的甲板上目睹了这一切，“船只周围炮火闪耀，就像电子标牌上的灯一样。”[49]这条小舢板用自带的小口径舰炮勇敢地回击“纳什维尔号”，但是炮弹连一半的距离都飞不到。

“企业号”上的第6战斗机中队凭借“纳什维尔号”弹着点的指引，前来帮忙。这些战斗机低空飞过“新田丸”，打算用0.50英寸机枪扫射，但它们也很难瞄准在海上不断起伏的小目标。奇克准尉回忆说：“它就像溜溜球一样。”[50]“纳什维尔号”射出的炮弹激起的水柱实际上已经超过飞机在扫射时的飞行高度。从上方飞过几次后，野猫式战斗机的飞行员报告说，该船已被严重击伤，上面恐怕没有还活着的船员了。不一会儿，这艘船就沉没了。

“企业号”的船员饶有兴趣地参与了整个过程（不时也会说些风凉话），他们很少有机会见证海军的海上行动。在这场行动中，无论是“纳什维尔号”还是“企业号”上的航空大队都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纳什维尔号”朝这艘渔船发射了不少于928枚6英寸的炮弹，其消耗弹药之多，舰长认为“荒唐”而且“浪费”。[51]（可能有些炮弹击中了船体，但未引爆，而是贯穿。）有一架野猫式战斗机向船上发射了全部1 200发0.50英寸的子弹。在上交给尼米兹的战后报告中，哈尔西称这些战斗机的表现“十分令人失望”。他补充道：“这再次表明，航空大队待在岸上基地时，必须训练更长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任务也越来越迫在眉睫。”[52]“新田丸”上的小口径机枪甚至干掉了一架“企业号”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在海上迫降了，他和后座人员在沉没之前离开了飞机，被救了上来。

与此同时，“大黄蜂号”忙着让杜立德的轰炸机编队起飞。舰岛上的大型扬声器里传出命令后，舱面船员将B-25轰炸机推到起飞位置。“在大约半小时的时间里，”泰德·W. 劳森中尉回忆说，“海军让我们的飞机在飞行甲板的后端排成两列，16架飞机的大双舵尾翼斜着伸出船尾的边缘。”[53]机翼主油箱里之前已经加满了500加仑，现在又往里加了一些，好补充已经蒸发掉的几品脱油。舱面船员轻轻摇晃飞机，把管线及油箱内可能产生的燃料气泡晃掉。底部炮塔的防弹燃料舱和弹药舱顶部的燃料舱等应急后备燃料箱都已加满燃油。军械员用升降机把运弹车运到上层甲板上，然后在起伏的甲板上把它们一直推到飞机的下面。每一架飞机弹舱内都装载着3枚500磅的常规炸弹和一枚500磅的燃烧弹。有些炸弹上挂着日本政府战前向美国军人颁发的勋章，还有些炸弹上则潦草地写着“我不想烧掉世界，只要烧了东京就行”，以及“你们将被炸上天”。

“大黄蜂号”的舰长马克·米彻尔来到飞行甲板上给飞行员送行。他和杜立德握手的一幕正好被摄影师拍下。然后杜立德把头探进“大黄蜂号”的待命室，机组人员正在那里进行准备。他喊道：“快点，伙计们。行动吧。”[54]扬声器里传来命令：“陆军飞行员，登机！”飞行员们在飞机间穿梭，找到并登上自己的飞机。

引擎逐渐发动起来，低速运转暖机。舱面船员绕着每架飞机走了一圈，然后开始一个个地解开固定索具。另一些海军船员将大白板举过头顶，穿过飞行甲板，让主控室看到他们。白板上写着罗盘读数和记录风的强度和方向的符号。[55]燃油软管继续给油箱加油，把之前发动机预热时消耗的少量燃油补上。在封闭舱门之前的最后一分钟，还有几个额外的5加仑燃油罐被交给机组人员。他们将油罐放在脚下。从来没有哪架B-25轰炸机在执行任务时装载过哪怕只有这次任务一半的燃油。

扬声器里再次传来声音：“准备起飞。”“大黄蜂号”迎风调向，把航速提到了将近30节。[56]甲板上的相对风速现在上升到了75节，甲板上的船员不得不趴下，肚子紧贴着甲板，挂在系留装置上，以免被吹入高速旋转的螺旋桨之中。阿尔文·柯南从附近的“企业号”上目睹了整个过程。他回忆说：“大海里的滔天巨浪裹着绿色泡沫，带着一股太平洋北部的味道和气味。”[57]“大黄蜂号”的船头一会儿上扬一会儿下探，不停地上下摆动。激起的浪花冲上飞行甲板，拍打在人脸上。“就像那些老兵说的，”无畏式轰炸机飞行员克莱顿·费希尔回忆道，“在船头上下颠簸的时候，一些‘绿波’溅到了飞行甲板上。我在飞行甲板前方的右舷走道观察着一切，溅出的水花让我浑身都湿透了。”[58]

B-25的飞行员接受过在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训练，并且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简要学习过如何从航空母舰上起飞。但即使是在风平浪静的状况下也没有人亲自尝试过这样的事情，更何况现在的风浪这么大。劳森从驾驶舱往下看“湿漉漉又不停晃动的甲板”时，心提到了嗓子眼。这场景看起来实在是太吓人了。“‘大黄蜂号’深陷巨浪之中，上下起伏，整个甲板就像是一个疯狂的跷跷板，”他后来这样写道，“有些海浪冲到了甲板上。甲板似乎每分钟都在变小。有那么一阵子，我感到有些恐惧。我担心在起飞时被波浪击中，在甲板的末端坠毁，掉落在前倾的航母的航道上。”[59]要想在剧烈颠簸的“大黄蜂号”上起飞，需要把握好时机。朱里卡少校指出，飞行甲板控制官必须在船头下降时向每架飞机发出“出发”的信号，这样“起码你能以一个与地平线平行又略微向上倾斜的角度起飞，事实上，这样会给他们一个向上的力”。[60]每架重载的B-25都必须先全速“下坡”，看上去就像是冲向下一个即将到来的大浪中。这对于航母上的飞行员来说是一件轻车熟路的事，但对于以前从未做过这件事的飞行员而言，这将是非常可怕的经历。他必须抑制住自己过早拉操纵杆的本能冲动，因为这可能会妨碍起飞。

“大黄蜂号”上的每条通道、每个军械库和侧翼平台上都挤满了水手和军官。他们站在那里看着，手心里捏了一把汗，紧咬牙关。以好莱坞导演约翰·福特为首的摄制人员从“大黄蜂号”舰岛的高处记录下了这一切。在半英里外的“企业号”上，许多观察者仍持怀疑态度。有些人坚持认为根本不可能按照原计划起飞。他们说，如果不在最后一刻取消计划，那么这一切都将会以灾难结束。柯南写道，有人开始为此设赌局，而且“双方都很快就投入了重金：他们到底是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61]柯南自己是悲观派的，他用辛辛苦苦赚来的10美元赌杜立德率领的飞机中只有不到一半能顺利起飞。

海军控制官站在“大黄蜂号”的船头，背对着风，以环形挥舞格子旗。这是示意队列中的第一架B-25，也就是杜立德驾驶的飞机在加大油门的同时踩住刹车。双引擎发出尖厉的声音，旁观者担心引擎可能会自燃。整个机身都在木制轮挡上颤动。格子旗落了下来，示意“出发”。轮挡撤掉的同时，杜立德也松开了刹车。飞机沿飞行甲板的左半部分倾斜着向前冲去。随着“大黄蜂号”的船首抬起，75节的逆风速为飞机提供了强大的升力，飞机的起落架离开了甲板。

“我觉得他距离船首还剩50英尺的时候，就升到了大约50英尺的空中，”在舰桥上观察的朱里卡说，“他只用了最短的距离滑行，就飞上了天。”[62]起初，飞机只比航母快30节，所以它看上去像是悬在空中，向前移动的速度很慢，就像巨大的风筝上升似的。劳森中尉写道，杜立德“凭螺旋桨使飞机竖了起来，几乎垂直向上，我们可以看到B-25的整个顶部”。[63]在快要失速的时候，他强行降下机头，往回沿着航母的左舷飞行，再向左转，绕过“大黄蜂号”的尾流。他踏上了飞往东京的征程。

杜立德成功的起飞极大地鼓舞了剩下的15名飞行员。现在他们满怀信心，准备一个接一个地跟上他。但是由特拉维斯·胡佛中尉驾驶的第二架B-25轰炸机还没升到应有的高度就飞离了船头。从“大黄蜂号”船尾的角度看过去，这架轰炸机就像马上要掉进大海里一样。胡佛将机头抬起，猛推了一下节流阀，试着留在空中，飞机几乎处于失速的边缘。“飞行员将机头抬得高高的，像拖着机尾滑行，”费希尔回忆道，“飞机弹跳着，几乎要失速了，然后离开了飞行甲板。此时船头升高，他就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当时我以为他坠毁了，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他在距离水面很近的地方飞着。他的螺旋桨竟然在海面上溅起了水花！”[64]他摇摇晃晃地将飞机升到空中，向左转弯后，跟在了杜立德后面。

每架B-25在颠簸中前行起飞时，它的推力都要加上实际风力以及“大黄蜂号”在水面航行产生的视风的力量。“那一天的风确实很大！”第8鱼雷机中队的飞行员乔治·伯恩斯坦回忆道，他经常被安排去推飞机，“我们不得不趴到甲板上，在B-25准备发动引擎时，用手指紧紧抓住系留装置。我和队里的人都用绳子系在一起，以防被飞机的螺旋桨卷进去。”[65]航空机械师助理罗伯特·W. 沃尔就没抓紧。他被吹到空中，然后被抛到另一架飞机旋转的螺旋桨上。他的胳膊从肩膀处被切断了。[66]夺去罗伯特手臂的飞机是由比尔·法罗中尉驾驶的。他目睹了事故发生后，吓得心惊肉跳，差点使飞机坠毁，但还是像胡佛那样挣扎着飞到了空中。

终于，15架飞机全部飞上了天，跟在杜立德之后。他们没有充足的燃料在空中集结，就一个接一个地排着不规则的长队飞走了，队伍一直延伸到西方灰色的地平线上。水手们兴高采烈地大喊叫好，就连刚刚还在为陆军飞行员没有把水平尾翼保持在中间位置而生气的米勒上尉也被他们的勇气打动了：“毫无疑问，‘大黄蜂号’上的每个军官和士兵都认为，驾驶那些飞机离开甲板的人，应该别上全世界所有的勋章。”[67]在“企业号”上，柯南写道：“我们都大声欢呼着，甚至还满怀爱国之心地流下了眼泪。我觉得，我那10块钱输得值，就好像我这10块钱真的有助于赢下战争一样。”[68]

刚吃过早餐，“大和号”就收到了发自“新田丸”的敌情报告。渔船上传来的报告称，他们看到了三艘而并非两艘美国航母。这一细节对于联合舰队参谋来说肯定特别不可思议。他们以为美国在整个太平洋上只有三艘航母。难道现在这三艘航母全都朝东京扑过来了？而且距离目标只剩下几百英里了？但是“新田丸”并没有发出后续的报告，这似乎也证实了报告的准确性。宇垣将军记录称，舰队的参谋“立刻行动起来”。[69]“大和号”发出信号：“今天早晨6时30分在东京以东730英里处发现包括三艘航空母舰在内的敌方特混舰队主力。……准备迎击美国舰队。”[70]山本五十六下令采用三号战术，包括派遣第一和第二舰队迎敌。南云忠一的第一航空舰队正从印度洋返回，此刻已经过了台湾岛，奉命加速赶往日本的东部海域。

然而致命的是，“新田丸”的船员并没有注意到其中一艘航母上装载着双引擎轰炸机。如果他们注意到了，联合舰队的情报人员就有可能将这些信息综合起来并得出结论：敌人的空袭部队已经朝东京进发了。航母的空袭半径通常不超过200英里，所以如果美国航母刚刚越过外围警戒线，那么完全可以推想，它们距离起飞地点还有400英里或500英里。这就意味着到第二天早上东京才会有危险。上午9时45分，一架日本巡逻机在沿日本东海岸飞行的过程中，报告发现了一架奇怪的双引擎轰炸机。但是这个报告并没有得到重视，因为（众所周知）这样的飞机是不可能从航母上起飞的。一艘日本巡逻船也发现了B-25轰炸机，并且电告“三架敌机向西南方向飞行”，但该报告也被视为明显的误报，没有引起重视。

4月18日刚过中午，第一批轰炸机就来到了东京湾上空。它们以非常低的飞行高度靠近海岸，这样既可以避开空中和地面的侦察，又可以有效躲避防空炮群的集火射击。整个过程像极了珍珠港事件，船上和地上的日本观察哨以为入侵者是友机，并对它们欢快地挥手。“大家知道，”劳森写道，“我们飞机上用的都是老式符号：蓝色圆圈里有一颗白色的星星，一个红球位于白色星星的中间。可能这就是让他们迷惑的原因。我们肯定不是被当作解放者而受到欢迎的。”[71]B-25轰炸机近距离经过了好几架日本飞机，但是它们都没有试图拦截或追踪。载着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一架日本飞机当时也飞过东京湾，这架飞机离轰炸机很近，一个乘客甚至看出来对方的飞行员是白种人。

海湾上的一个海军机场的目击者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些都是敌机，然而为时已晚。“海军机场的每一个人都惊呆了，”他说，“但是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所有的飞机都在机场上整齐地排成直线。但是敌机甚至看都没看一眼。相反，来袭的敌机消失了，向横滨的方向飞去。”[72]

横须贺海军武器库有一名文职人员当时正在打电话，突然空袭警报大作，接着窗外传来巨大的爆炸声。他回忆说，向外看时，“天上全都是低空飞行的黑色美国军机。防空炮弹在远高于飞机的地方爆炸”。在他办公室前的干船坞里，“大丰号”军舰遭到了轰炸，“冒出阵阵浓烟。……大批的伤员躺在担架上，被抬到干船坞旁边的医务室里”。他正看着，当地指挥官都筑伊七中将也过来了。后者惨笑着说：“敌人还真有两下子。”[73]

第一批B-25轰炸机，包括杜立德中校驾驶的那一架，从航母甲板上起飞后一路爬升，飞到东京上空时已经升至1 500英尺。它们击中了东京的几个目标，包括一个油罐、一家钢铁厂和一家发电厂。还有一些B-25轰炸机直接飞过了皇宫上空。虽然这些目标非常容易攻击，但是杜立德收到了明确的指令，不允许轰炸这些建筑群。第二批轰炸机保持在树梢高度上飞行，这样可以更好地避开已经接到警报的巡逻战斗机和防空炮火。劳森写道，他曾在飞往东京的路上经过一座山谷。他的飞机“甚至比两侧的丘陵还要低”。[74]还有一名B-25轰炸机飞行员报告说，他为了摆脱身后的战斗机，甚至从输电线下钻了过去。[75]

山本五十六接到东京遭受空袭的报告后，身体立马就垮了。他的总管事证实他从来没见过这位将军如此绝望的样子。[76]他回到休息室，关上门，几个小时都没有再露面。这期间由宇垣缠负责指挥整个舰队。32架中型轰炸机在护航战斗机的陪伴下从横须贺的海军基地起飞，朝东飞行，执行搜寻和歼灭任务。被派往特鲁克的潜艇中队接到无线电命令，潜回北方搜寻敌人。南云忠一舰队的三艘航母——“赤城号”“飞龙号”“苍龙号”——都奉命全速追踪并且歼灭这些进攻日本本土的不明入侵者。（这三艘航母在印度洋上作战后，刚刚穿过巴士海峡返航，急需维修。自从12月7日开始，它们已经在海上待了很久，航行了大概有5万英里；装备的磨损和消耗已经开始逐渐显现出来，船员们也已经疲惫不堪了。即便在那时，开战仅四个月，日军就已开始尝到罔顾疲劳对舰员作战效率的影响而酿下的恶果。）但是，日军没有任何舰船和飞机的行动范围或速度能够让其赶上美军航母，美军航母正以近乎峰值的速度向正东方向驶离。夜幕降临后，美军航母编队已安全隐没于寒波浩渺的北太平洋中。

最后一架B-25轰炸机起飞之后，特混舰队就立即转向东方返航。这是自离开旧金山后，“大黄蜂号”的甲板上第一次全部清空。船员连忙用升降机将战斗机运送到飞行甲板上。那天早上稍晚一些，有几架战斗机起飞执行战斗空中巡逻任务，和“企业号”的航空大队一起进行大面积空中搜索。特混舰队在撤退的时候，又遇到了几艘巡逻船，空中盘旋的美军飞机将它们都击沉了（当然也遇到了不少困难）。

特混舰队的无线电操作员截获了日本海军的明语电报讯息。很明显，敌军已经陷入了慌乱之中。这些消息非常混乱，证明日本人对于自己是如何遭受攻击的一无所知。远距离无线电方位表明，在日本东部海域，有很多船只高速航行。但是没有一架陆基飞机可以威胁到撤退中的特混舰队。除非碰巧附近有敌方潜艇，否则舰队已经全身而退了，美方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特混舰队中每一艘战舰上的人都在收听东京广播电台的广播，希望可以通过日本人的报道了解杜立德带领下的轰炸机是否抵达了目标。在美军舰艇所在位置当地时间下午2点左右（东京的中午），英语播报员突然终止了播报。中间出现了几秒钟用日语说的难以听懂的嘟囔声，接着整个频道就寂静无声了。很显然，第一批B-25轰炸机已经到达了东京上空。这个消息从“大黄蜂号”的喇叭里传了出来，在船员之中又激起了一阵欢呼。大约沉默了30分钟之后，广播员又开始播报，但是这次传来的却是刺耳的连珠炮般的日语播报。整个特混舰队的军官和船员全都冲到无线电室里去听。虽然基本上没人能听懂日语，但大家还是能从背景音中听到呼啸的空袭警报声，都能感觉到播音员的声音中夹带着紧张与不安的情绪。懂日语的给那些不懂日语的人充当了翻译。

暴行已经犯下，播音员报道说——炸弹落在寺庙、学校、火车站、医院，30名学生遭到空中扫射死亡。很显然，这是把传言当成事实播报的。这期间好几次插进来一个女人的声音，祈求大家速去献血。“前线的战士在挥洒着鲜血，请您也献出一点鲜血，贡献一份爱心吧，”她在广播里绝望地喊道，“您的生活处于危险之中。您的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明天——甚至是今晚——您的孩子就可能被炸得血肉模糊。献出您的鲜血吧。救救他们。救救您自己。也救救日本。”罗伯特·凯西坐在“盐湖城号”的无线电室里听着广播，评论道：“我们还以为整个日本都变成灰烬了。”[77]

过了几小时，无线电里颤抖的声音才逐渐平静下来。显然，他们接到了新的新闻稿。现在他们淡定地播报，称军队和民防人员已经控制住了局势。空袭几乎没有造成任何损失，敌机不是被射下来了就是被赶走了。虽然不知道它们是哪种飞机，也不知道它们属于哪个国家，但是有人说有9架轰炸机被击落了。另一篇报道声称，是“中国、美国和苏联联合袭击了他们的首都”。随后播音员抛开新闻稿，开始讨论这些飞机是从南方（中国和菲律宾）、北方（阿留申群岛或苏联的西伯利亚），还是从一些秘密隐藏在日本的机场出发的。然后第四种可能性被提了出来：或许美国人已经建成了一艘“超级航母”，其飞行甲板有1/4英里长，能够起降大型轰炸机。“你可以看出来，日本广播电台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飞机到底是哪国的，”“盐湖城号”上的一名军官评论道，“这些猜测使他们露了馅儿。”[78]

4月19日早上，美国航母及巡洋舰与驱逐舰及加油船会合，整个第16特混舰队都转向了南方，朝珍珠港进发。在狂风巨浪中，发生了一些事故，美军损失了几架飞机。“大黄蜂号”已经在海上行驶了很长一段时间，船上存储的容易腐烂的食物基本上都不能吃了。“他们在尾舱里贮存了一箱子一箱子的土豆，”斯蒂芬·朱里卡回忆道，“土豆全都发芽了。没有一样不发芽的东西。”[79]在看到瓦胡岛的青山之前的最后半个星期里，船员们一直靠吃午餐肉罐头充饥。

杜立德的B-25轰炸机全都毫发无伤地离开了日本领土。在飞过东海上空时，这16架飞机的燃油几乎耗尽，天色也逐渐变暗。它们在空中很分散。杜立德爬升至云层上方，在夜空里完全靠航位推算飞行。他无法找到引导他降落到中国衢州机场的无线电信标。随着引擎逐渐耗尽所剩无几的燃油，他和其他机组成员系好降落伞，打开舱门，纵身一跃，跳进了茫茫夜色中。另外还有14位空勤人员在中国被救了起来。其中一架B-25向北飞到了苏联，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一个简易机场降落。机组人员后来被苏联拘禁了一年之久。80位执行此次任务的空勤人员中，只有4位在行动中牺牲。剩下的76人中有8人被日本俘虏。

美国国内的报纸明确报道了对日本本土的轰炸。虽然美国数月之后才公布关于这场空袭的更多细节，但是新闻标题已足以在民众之中引起不小的轰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10岁小男孩詹姆斯·科弗特回忆道，当时他把床单缠在身上，拿着手电，像擎着火炬一样举过头顶，“我假装自己是自由女神，全家人都围着我跳舞”。[80]在华盛顿，一位记者问罗斯福美国神秘的轰炸机是从哪里起飞的。总统面无表情地回答道：“是从我们最新的秘密基地香格里拉起飞的。”[81]

这些新闻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这发生在巴丹半岛的7.8万美军和菲律宾部队投降的一周之后。这些“搏杀的杂种”已经坚持了3个月之久，但他们长期营养不良，加上疾病肆虐，缺乏药物治疗，实力和士气都大幅降低。他们已经不再对美国承诺派“一英里长”的船队运送的食物、弹药和补给抱有任何希望了。巴丹半岛在4月9日投降时，日本人显然没有做好处理这么多囚犯的准备，结果发生了巴丹的“死亡行军”事件，约有1万名盟军战俘遭到杀害。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臭名昭著的暴行之一。虽然一些事件的细节要到很晚之后才会公布，但是那些发生在1942年4月的惨烈事件——战俘在离开巴丹半岛的路上被杀，杜立德的B-25轰炸日本城市，3名被俘的美国空勤人员被处死——加深了双方之间的怨恨，并使战争变得更加冷酷无情。

到了杜立德偷袭之后的第二天早上，日本国有媒体已经恢复了其应有的沉着冷静。最新的官方说法强调此次轰炸的效果简直小得滑稽，只不过造成一点小麻烦而已。有个播音员还说了个双关语，但是大部分听众肯定没有听懂：他说这次空袭不是“杜立德”（“do-little”，音译杜立德，字面意思是“做一点”），而是“杜无能”（do-noting，把little改为了nothing，字面意思是“没作用”）。但就像渊田美津雄事后记录的那样，这场空袭其实应该称为“杜很行”（do-much）。[82]虽然这场空袭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也没有造成多大破坏，但许多日本人将其解读为一种噩兆。在他们自己的记忆中，甚至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日本没有遭受外国入侵的经历；他们从来不敢想象他们的家园会以这种方式受到侵犯。驻扎在南太平洋的海军战斗机飞行员坂井三郎收到了一封来自东京家中同辈女性的信。在信中，她告诉他，这场空袭“使全国上下的民众对于战争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事情已经大不相同了，炸弹直接落在了我们家里。战火似乎已经从前线蔓延到家门口了”。坂井补充道，这一消息让他的飞行员战友“备受打击”：“得知敌人的实力强大到足以摧毁我们的家园后，即使这只是一次惩罚性袭击，我们依然对未来和更严重的袭击产生了深深的恐惧。”[83]

日军简直是受了奇耻大辱，尤其是日本海军。美国战机肆意玷污了天皇宫殿之上的神圣天空，却没有一个入侵者被击落。“我们的国土遭遇了空袭，但是我们甚至连一个敌人都没有击落，”宇垣将军在4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这让我们充满了懊悔。”[84]山本懊恼地评论道：“这场空袭令人遗憾地阐明了一个说法——拙劣的进攻胜过精妙的防守。”[85]总司令已经命令所有可用的海军部队出海，但这完全是竹篮打水。这样做除了白白消耗燃料，使船员越发精疲力竭，还表明日本对这类空袭毫无招架之力。直到20日，山本五十六才意识到美军早已远去。他怒气冲冲地通过无线电发布了命令：“停止对美国舰队的行动。”[86]

在经历了最开始的困惑之后，日军的领导者们很快搞清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天下午洗出来的通信兵拍摄的空袭照片进一步证实进攻者是B-25轰炸机。4月18日午夜，中国的日军报告了发生在浙江省和江西省的几起迫降事件。最早被捕的美国飞行员供出的都是虚假情报，有的声称他们来自阿留申群岛，有的说是来自传说中的超级航母。“他们一直在撒谎，”宇垣缠在4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加快调查，这样才能为未来做好准备。”两天后，他冷静地写道：“在南昌被捕的美国战俘被送到南京，最后他们在那里说了实话。”4月22日：“战俘的供述补充了更多事实……”[87]现在日本人知道了，杜立德的B-25轰炸机是从一艘该死的美国航母上起飞的。

在中国，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目的是占领那些用来接收杜立德轰炸机的机场。日本人清楚，B-25的空勤人员被当地的平民或游击队员保护了起来，所以日军的进攻已经沦为对浙江省和江西省人民的大规模报复。日本军队席卷了这片地区，按照命令屠杀被怀疑协助美国空勤人员的全镇居民。细菌部队在当地开始散布霍乱、伤寒还有痢疾病菌。蒋介石在给罗斯福发的电报中称：“日军屠杀了那些地区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我再重申一下——日军屠杀了那些地区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88]中国有20余万平民和士兵惨遭杀害。

山本五十六将军在东京的官员面前重拾傲慢的态度。他说，这场空袭的基地很有可能就是中途岛（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他说，中途岛是美国对日本本土构成威胁的关键地点。如果不迅速夺取该岛，势必要大幅增加国土防务力量，影响今后的南方战事。他无法容忍任何犹疑。

军令部和陆军中的反对派原本希望通过一系列拖延战术来扼杀中途岛行动，现在他们的抵抗已经彻底瓦解了。4月20日，在会议上，陆军和海军的决策者同意推迟对新喀里多尼亚、萨摩亚和斐济的进攻，优先完成中途岛行动。军令部的永野修身大将也支持山本五十六的计划。陆军的田中将军得到保证，中途岛行动不会是夏威夷进攻计划的第一步，于是他同意派遣一个步兵团。之前隐瞒的重要细节——日期、命令、派遣的舰队——也逐渐明了。进攻中途岛的行动定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待舰队主力占领新几内亚东南部的澳大利亚基地莫尔斯比港，也就是完成海陆空联合的“MO行动”的目标并回归后，中途岛行动便会立即实施。

[1] Koichi Shimada, “The Opening Air Offensive Against the Philippines,”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 89.

[2] 昭南岛意指南方光明之岛，或昭和天皇在南洋获取的领土。——译者注

[3] Kokusai Shashin Joho (International Graphic Magazine) 21, no. 12, Feb. 1, 1942.

[4] Song titles cited in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pp. 231–32.

[5]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 86.

[6] Wakana Nishihar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328.

[7] Shigenobu Debun account in ibid., p. 124.

[8] New Order in Greater East Asia (April 1942),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 149.

[9] Japan Times & Advertiser, April 17, 1942, in ibid., p. 112.

[10] Japan Times & Advertiser, Jan. 2, 1942, in Caren, ed., Pearl Harbor Extra, p. 77.

[11] Kokusai Shashin Joho (International Graphic Magazine) 21, no. 12, Feb. 1, 1942.

[12] General Hatta over the radio, Jan. 9, 1942, quoted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 147.

[13] New Order in Greater East Asia (April 1942), in ibid., p. 112.

[14]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287.

[15] Ibid., pp. 284, 297, and 287.

[16] Ibid., p. 288.

[17] Ibid., p. 292.

[18] Ibid., p. 286.

[19] Diary entry dated March 11,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03.

[20] Diary entry dated March 14, 1942, ibid., p. 104.

[21] Miwa quoted in Willmott, The Barrier and the Javelin, p. 79.

[22]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91.

[23] Diary entry dated March 12,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04.

[24]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296.

[25] Ibid., p. 297.

[26] Capt. Marc Mitscher to Adm. Nimitz, “Report of Action, April 18, 1942, with notable events prior and subsequent thereto,” April 28, 1942.

[27] Stephen Jurika, Jr.,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 26.

[28] Lawson,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p. 35.

[29] King related the details in an off-the-record press interview dated June 8, 1943, in Perry, “Dear Bart,” p. 171.

[30] 视风（apparent wind），乘船时感受到的风，是自然风与船行风的合成风。——编者注

[31] “Doolittle Performs ‘Outside Loop’ Feat,” New York Times, May 26, 1927.

[32] “The Reminiscences of Rear Admiral Henry L. Miller, U.S. Navy (Retired),” U.S. Naval Institute, Annapolis, MD, 1973, p. 32.

[33] Details of training the B-25 aircrews in ibid., p. 33; see also Lawson,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p. 26.

[34] “The Reminiscences of Rear Admiral Henry L. Miller, U.S. Navy (Retired),” p. 38.

[35] Capt. Murray,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bombing of Tokyo on April 18, 1942,” April 23, 1942, item 1.

[36] Cheek’s recollections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5.

[37] Stafford, The Big E, p. 77.

[38] Capt. Murray,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bombing of Tokyo on April 18, 1942,” April 23, 1942, item 2.

[39]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00.

[40]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148.

[41] Lawson,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p. 37.

[42] Jurika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 27.

[43] Capt. Murray,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bombing of Tokyo on April 18, 1942,” April 23, 1942, item 3.

[44] Lawson,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p. 42.

[45] Capt. Murray,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bombing of Tokyo on April 18, 1942,” April 23, 1942, item 5.

[46] Ibid., item 6. See also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350.

[47] Thomas, Sea of Thunder, p. 63.

[48] Stafford, The Big E, p. 78.

[49]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426.

[50] Cheek’s recollections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6.

[51] Commanding Officer, USS Nashville, to Admiral Nimitz, “Report of sinking of two enemy patrol boats on April 18, 1942,” April 21, 1942.

[52] Admiral Halsey to Admiral Nimitz, “Report of ac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bombing of Tokyo on April 18, 1942,” April 23, 1942, item 2(d).

[53] Lawson,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p. 52.

[54] Stafford, The Big E, p. 78.

[55] Lawson,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p. 53.

[56] Jurika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 30.

[57]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39.

[58] Fisher’s recollections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4.

[59] Lawson,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pp. 52–53.

[60] Jurika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 31.

[61]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38.

[62] Jurika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 31.

[63] Lawson,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p. 55.

[64] Fisher’s recollections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4.

[65] Bernstein’s recollections in ibid., p. 18.

[66] Rose, The Ship That Held the Line, p. 70.

[67] “The Reminiscences of Rear Admiral Henry L. Miller, U.S. Navy (Retired),” p. 44.

[68]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40.

[69] Diary entry dated April 18,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11.

[70]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86.

[71] Lawson,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p. 61.

[72] Ens. Takeshi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16.

[73] Koiwa Kazuei letter in Gibney, ed., Senso, p. 203.

[74] Lawson,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p. 62.

[75] War Department communiqué, April 20, 1943, in ibid., p. 194.

[76]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309.

[77]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p. 308, 307.

[78] Ibid., p. 309.

[79] Jurika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 34.

[80]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 73.

[81]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p. 334.

[82]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97.

[83]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 104.

[84] Diary entry dated April 20,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15.

[85]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300.

[86]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87.

[87] Diary entries dated April 19, 1942, April 21, 1942, and April 22,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pp. 113, 115.

[88] Chiang Kai-shek to FDR, April 28, 1942, quoted in Gruhl, Imperial Japan’s World War Two, 1931–1945, p. 79.

第九章

美国第14海军军区司令部靠近珍珠港海军造船厂的10—10码头，一扇不起眼的门从棕榈成行的人行道开向楼梯井顶端。进门来到地下室，迎面是一扇由海军陆战队员守卫的厚重铁门。出示有效证件后，便可以进入一个无窗大间，里面白灯通明，制式桌椅成列。一群文书军士将穿孔卡输入两台汽车大小的机器内，这种机器叫“制表机”，是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早期的计算机，用以检索及分析含有字母和数字的数据。穿孔卡昼夜不停地穿梭于机器中，地下室里充满了金属碰撞发出的刺耳的咔嗒声。

这一神秘地下掩体是夏威夷的密码破译机构，负责抽丝剥茧，一层层解开日军的电码。该地下建筑门外并无标牌，其正式名称是作战情报站。工作人员私下称其为“地堡”。[1]战争开始后，这里进行了改组，改名为太平洋舰队无线电站，一般情况下（在当时的文件及历史文献中）叫“海波站”（Station Hypo，也叫夏威夷情报站）——“海波”（Hypo之音译）是字母H的语音代码，指代的就是夏威夷监听站。

夏威夷情报站的负责人为约瑟夫·罗奇福特（Joseph Rochefort），一位41岁的海军中校。他身材高大，具有贵族气质，深色头发，面容英俊而友善。20世纪20年代他曾被派驻东京做翻译官，学习过日语口语及阅读，此后加入了通信情报领域新兴的秘密军官小团体。罗奇福特发现密码分析工作会影响个人生活，妨碍职业前景，并使其罹患溃疡，因而对此并无好感。他后来说，“我认为自己是一名海军军官”，并极力逃避通信情报任务。某些早期二战史作品将罗奇福特描述为一位天才怪人，说他穿着艳丽的红色吸烟装，趿拉着拖鞋，到处招摇。在1969年为海军学会口述自己的经历时，罗奇福特虽对此直言不讳，但坚决否认其本人或其装束是怪异的。的确，他在卡其布制服衬衫外套了件吸烟装，但只为有口袋可装烟斗及烟袋。的确，他趿拉着拖鞋随处晃荡，但只因双脚在水泥地板上走得太多，脚疼不已。然而在地下严密守卫的密室之外，他从不如此穿着，并且“本人并非怪异或者怎么样”。[2]

或许如此。但毫无疑问，在地堡这样的地方是不必遵循通常行为准则的。这是一个思想自由的组织，充满团队精神，既不拘一格，又重视集体合作。这一团队由少数天才破译人员和翻译官组成，在此他们可以肆意凭直觉行事。军衔高低在此无关紧要。“没有多少人在意制服和军内仪节，”海波站资深成员贾斯珀·霍姆斯写道，“不过谁是老大是确定无疑的，个人地位取决于军衔以外的因素。”[3]这里尊重天马行空的直觉推测，也尊重步步为营、抽丝剥茧的战术。有的人桌面整洁有序，埋头苦思，一次处理一份截获的情报；而其邻桌或许堆满了糖纸，玉照高挂，深埋于过往截获的情报之中。只要能取得成果，罗奇福特可以容忍任何手段和风格。

在二战之前的时代，密码破译领域战果未经检验，无人理解，同时又高度保密，甚至被谴责为不道德的。最著名的一例发生在1929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拒绝翻阅解密的别国电文，因为“绅士不私阅彼此函电”。[4]（罗奇福特团队最有天赋的成员之一托马斯·戴尔少校笑称史汀生的观点不适用于密码破译员，“因为根本没人拿我们当绅士”。[5]）罗奇福特评论说，最有经验的顶尖密码破译员大多仕途不顺，因其军旅生涯所从事的任务大多不便透露[6]：“无论身在何处，华盛顿抑或此间，我等所作所为无人知晓，因而某种程度上成为怪人。某些人也的确如此。”[7]能取得成功之人皆为痴迷、执着、专一之人——“游走于辉煌与疯狂的边缘”。戴尔的桌上有个座右铭：“不疯魔，不成活。”[8]

珍珠港之役后，罗奇福特及其助手们昼夜工作。罗奇福特三四天才回次家。他大多数夜晚都睡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靠咖啡和三明治度日，每日工作20小时或22小时是常态。戴尔有时连续工作两三天，靠吞服大把苯丙胺药片保持清醒。药片就放在他桌上的小桶内，同事们可随意取用。[9]（后来被问及此事时，戴尔解释道：“我想总有人因此中过彩。就算长期服药最终会伤害健康，那又如何？”[10]）大部分军人及文员每12小时轮班，每周工作7天，或者用霍姆斯的话来说，每周“正常”工作84小时。

战争头六个月，情报站人数增加了四倍。罗奇福特1941年5月接手情报站时得到承诺：可以自己挑选人员，并会得到基地人事主管批准。每当有新人来珍珠港报到，便有军士长令其列队，端详其面容，挑出看上去足够聪明，适合密码破译工作的人。[11]“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于1941年12月7日失去作战能力，该舰的整支军乐队都被选中去从事将截获的原始无线电代码组转换为IBM穿孔卡的工作。他们很快就达到每周都能制作无数穿孔卡的地步，并且可以不经指导就运行大型IBM计算机。音乐家们对这份工作上手之快，令霍姆斯感叹：“有一种理论就此提出：音乐与密码破译定然有某种精神上的联系。”[12]

夏威夷情报站战前被分派的大多为次要任务，主要集中在破译日本外交密码、舰队司令部密码以及气象密码等方面。日本海军最重要的行动密码“JN-25”含有敌军最关键的机密，一直由华盛顿海军司令部进行破译。该密码已使用一年，仅有个别片段得以破译。但是，一套被美方称为“JN-25-B”[13]的新密码于1941年12月4日投入使用。其第二层密码算法是全新加密算法，即“附加乱码加密算法”。如此一来，所有以往成就均被抹杀，新情报一个词都无法破译。罗奇福特说，他们（华盛顿那帮人）“两眼一抹黑”。[14]

罗奇福特得到许可，着手破译新密码。珍珠港之役后一周，夏威夷情报站开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无休止奋战，破译5万组5位数密码。[15]一开始，这项工作似乎是大海捞针，甚至无法办成。与之相比，二战前密码破译的辉煌成就简直是小儿科；这种突破性进展（霍姆斯写道）“从来没人实现过，除非运气足够好，又有罕见的天才不懈努力”。[16]霍姆斯环顾同僚，颇感英才乏人：此辈皆凡人。万事开头难，一开始截获的情报密码中，任何一组密码均无法破译。那简直度日如年，罗奇福特说，“看到大堆字母和数字，或许有上千甚至上百万之多，而且你知道其中自有体系，只要获知解密的钥匙，破译起来就会非常简单”。[17]日军1941年12月中旬的一次通信误报证明五位附加乱码已经变更，但底层密码未变。

1941年年底，尼米兹接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职位时，罗奇福特及其团队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尽管成果微乎其微，但终究是有些成果，而且未来会有更多成果。戴尔有一种特异本领，能够看出众多冗长字母及数字的组合规律，他说“观察得足够久，就能看到特别之处；如果长时间观察仍无法看出特别之处，这本身便很特别。然后你会尝试解释这一特别之处”。于是乎，他反复盯着代码看，直至一个想法在脑海中成形。如果这一想法可以检验，他便去检验。如果检验失败，他便回过头来继续盯着代码。戴尔说：

我相信，许多此类想法源于潜意识。有时人们问我，为何我能够破译情报，我说：“嗯，你就盯着它，直到发现它到底在说什么，然后把内容写下来。”你要盯着它看——这取决于你对付的是怎样一种东西——直到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你的注意力，引起了你的好奇。也许这什么也说明不了。那么便另辟蹊径，去观察另一个点。第二天从头再来，重新盯着它看。[18]

罗奇福特认为，“坚持不懈胜于一切，必须日日执着于此”。[19]

在战争的早期阶段，罗奇福特团队能够读懂的代码组少之又少，而且无法相互联系，但大量信息仍可从原始截获电文中推断出来。“通信量分析法”仅靠分析敌方特定地点通信量的增减即可获取有用的情报。罗奇福特说：“实际上，这是常识。这并非真正的情报，只是常识而已。”[20]例如，如果日本位于加罗林群岛的大本营特鲁克发出的无线电通信量激增，同时濑户内海的无线电通信量减少，这可能意味着主力舰队在向南运动。通信量分析法与破译工作初步成果结合更具威力，比较典型的是和“电报外码”结合在一起。“电报外码”中含有地理代码（发往何处，发自何处）或者收发人（发自何人，发往何人）的信息。[21]舰船、部队以及指挥官的无线电呼号经常出现在可预知的电文内容中，并且有时可以根据目击报告或无线电测向数据验证，借以判定敌军信息发出的地点。监听者熟悉发报员的癖好——他们称其为“击键方式”，追踪特定发报员的动向可以推测特定舰船的方位。因此，“外码”相对容易破译。

贾斯珀·霍姆斯说，战前数月，他对通信量分析法尚未完全确信，觉得报告中“混杂着啰唆的废话与模糊的暗示，可靠信息甚少”。[22]然而战争期间整个太平洋敌占区通信量猛增，提供了大量可供分析的数据。1942年1月初，每日敌情通报显示特鲁克地区的无线电通信量激增，这说明南方有战事。罗奇福特还综合几段可以解读的破译电文和大量有根据的推测，正确地预测出日军将夺取南太平洋新不列颠的拉包尔。盟军是否有余力保卫拉包尔尚无定论，但如果日本海军舰队主力南进，日本就会在如此绵长而广阔的战线上出现大量防御漏洞，美军即可策划航母打击而不必担心落入陷阱。

然而，此类情报在海军最高层决策者审阅和相信之前，其实还起不了什么作用。二战时期的海军将领们在无线电通信刚启用时即已纵横海上。密码破译尚属无人了解与相信的黑箱。如果密码破译者已挖掘出日军核心密码，并且能提供完全解密的敌方通信情报，海军司令官必然重视。但此时距夏威夷情报站能够提供无懈可击的情报之日尚有数月之久。通信量分析法具有指示性，但不具确证性。正如贾斯珀·霍姆斯所言，它只能依靠“一连串推断”。[23]海军将领们对其不予置信也自有其原因。

然而，夏威夷情报站、美国海军，乃至美利坚合众国，幸好拥有切斯特·尼米兹这样的将军。每天早晨8点，他都要听舰队情报官埃德温·莱顿的军情简报。如有重要军情禀报，莱顿可以随时出入尼米兹的办公室。[24]（除了他，或许还有舰队参谋长，参谋人员中无人有此特权。）夏威夷情报站每日会向莱顿做简报，随后莱顿会综合其他情报资源，再向尼米兹汇报。莱顿和罗奇福特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派驻东京之时。他们曾长时间共同学习日语。[25]他们视彼此为挚友，这有助于让他们之间的专业合作关系顺畅，否则这一合作关系可能会因第14海军军区（海波站也是其一部分）与太平洋舰队参谋部之间的部门竞争而趋于复杂化。尼米兹对于送至他案头的全部情报都予以重视。出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第一天，他就告诉莱顿：“我希望你成为我身边的南云忠一。我要求你像南云那样思考、判断。你必须从日军的立场去看待这场战争，看待他们的行动和目标，并且告诉我你的所思、所为，行动的目的和战略等。如此，你便赋予我赢得战争所必需的情报。”[26]

基于先前的情报，尼米兹于1942年2月1日放胆派遣哈尔西将军及其航母编队突袭马绍尔群岛。正如预测的那样，那里并无敌方主力舰队。这是夏威夷情报站在这场战争中的首次重大成果。但对密码破译者而言，哈尔西的突袭行动最大的收获是随之涌出的日军通信量。整个太平洋战区的盟军监听站截获了数百份电报，这些电报均迅速被送往夏威夷情报站破译。任何类型的原始截获电文对于密码破译者都有潜在的利用价值，关于已知事件和地理方位的通信情报更是无价之宝。此类电报中能发现重复出现的相同“外码”：马绍尔群岛的地理代码，突袭行动中发现的日军舰船、部队以及指挥官无线电呼号，指明敌方航母的代码组。

夏威夷情报站渐入佳境。尼米兹受日渐具体的敌情报告鼓舞，命令向日军海域采取更冒险和更有雄心的航母攻击行动。每次进攻都逼出巨量日军无线电通信，大大加快了夏威夷情报站的破译工作。至2月末，密码破译者们工作起来已经完全得心应手了。罗奇福特团队已正确地判断出，所有“A”开头的双字母地理代码代表中太平洋的美据（或者前美据）岛屿，“P”代表中太平洋日据岛屿，“R”为南太平洋英据岛屿，“M”为菲律宾。第二个字母代表这些范围内的特定地点。3月，一份发往“AA”的电报要求侦察当前“AK”港舰船情况。这串截获电文佐以可证实信息，可以确定这两个代码分别代表威克岛和珍珠港。

3月9日，日军中太平洋航空队指挥官收到一份关于“AF”风力及风向的例行气象预报。[27]按照气象模型，罗奇福特推测“AF”可能是中途岛。

正如莱顿所说，情报是“容易变质的东西”，对此罗奇福特表示赞同：“获得情报而不运用等于无用。”[28]情报破译领域尚未经实战检验，并且珍珠港的灾难并未提高密码破译工作在舰队高层心目中的地位。电信情报工作是全新而未获成果的领域，众多军官对此并不熟悉。根据情报做出的预测而采取行动看上去甚至与马汉的军事理论相违背，马汉认为司令应当根据敌方作战能力而非对其意图的推测来排兵布阵。[29]这对于正确运用情报产生了巨大的阻碍。莱顿和罗奇福特都知道需要向决策者和可以依据情报及时采取行动的军队高层“推销”其成果。但是，如何做才能够既传播他们的发现，又不会惊动日军，让其察觉电码已被破译呢？

通信情报工作的一个基本信条是，一定要尽量让敌方“感觉安全”，绝不能使其有理由怀疑己方电讯已被破译。战争期间，美国人破译日本海军电码属于绝密信息。夏威夷情报站破译的情报被命名为Ultra，仅有小范围高级军官可以获知这些情报。Ultra提供的信息如果要向保密范围之外分发，便要进行加工。例如，关于日军舰队行动的电讯破译情报可能会描述为潜艇或飞机的侦察报告。[30]这样处理是为了保证既使有权采取行动的指挥官得到最新情报，又能保守重要机密。“所以，这种保密工作，其实也要骗自己人，”罗奇福特后来说，“如果谁都不告诉，如何为人所用？”[31]夏威夷情报站的神秘色彩在海军内部引发了一些敌对情绪。当罗奇福特需要更多人员、装备或者工作场地时，他难免要详尽解释其需求细节。但他又不能这么做。因此，他直接向第14海军军区的布洛赫将军求助；并且，无论罗奇福特想得到什么，布洛赫总是批准，不问任何问题。军需官不大习惯被一个小小的神秘部门的负责人指使，尤其是还不准问他问题，但他们很快就知道不能拒绝罗奇福特的要求。

夏威夷情报站是受华盛顿美国海军司令部领导的分布在各地的通信情报机构之一。该系统中最大的通信情报机构是OP-20-G，即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海军通信情报科。在战前，菲律宾科雷希多（卡斯特站）、关岛、皮吉特湾的班布里奇岛都设有额外的监听站。英军在新加坡有个优秀的破译小组。（日军的突袭破坏了关岛情报站。此后，新加坡站撤退至锡兰，卡斯特站通过潜艇逃至墨尔本。）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小型附属侦听站都会监听敌军情报，进行无线电测向。[32]当这一系统正常运转时，信息基本能够顺畅地传播。不受阻碍的合作至关重要，因为一个部门的突破可以直接促成另一个部门的突破。这些都是基于合作的力量。

然而，竞争与不和亦不期而至。日军对珍珠港的突袭成为通信情报部门的灾难性失败。这场灾难给整个情报搜集部门投下了长久的阴影。因处于事发之地，夏威夷情报站成为众矢之的，不过历史终将证明最具破坏性的因素来自华盛顿，源于海军情报局（ONI）与海军通信局（ONC）激烈的官僚之争。[33]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海军高层均认为变革势在必行。金将军及其主要部下，包括作战计划处处长特纳将军，相信通信情报工作应当由华盛顿集中统一领导，而且美国舰队总司令应当牢牢掌控夏威夷及太平洋战区各情报部门。

1942年2月，战前的海军通信情报科主管劳伦斯·萨福德中校被解职，取代他的是约翰·R. 雷德曼上校。此人是海军学院1919届毕业生，并无任何密码破译和通信情报方面的经验。此人之兄约瑟夫·R. 雷德曼少将于同月被任命为海军通信局局长。此兄弟二人加上雷德曼将军的副手约瑟夫·N. 温格中校，在华盛顿形成了强大的权力轴心。萨福德与罗奇福特拥有彼此信任的良好私人关系，二人都认为不同部门之间不可争权夺利。随着萨福德被解职，信任与融洽的关系不复存在，夏威夷情报站与华盛顿的关系迅速恶化。温格坚称华盛顿应当“对于所有监听站、侦测网络和破译机构行使有效的统筹控制权”，并且应在司令部设立“所有通信情报活动的统筹管理中枢”。[34]

金将军正欲巩固和整合司令部的权力，于是在2月6日批准了这一计划。金大笔一挥，将夏威夷情报站划为了次要角色。但桀骜不驯的罗奇福特决定保留自己部门的独立性，他认为自己的部门是这一领域最杰出的。（不止于此，他还说：“谦虚地说，我部门确为电信情报组织之翘楚，世所罕有。”[35]）罗奇福特与雷德曼始于竞争，终于敌对——他们的不和差点毁了美军在中途岛的胜利。[36]

雷德曼2月于华盛顿刚一履职，罗奇福特与其新领导之间便开始出现紧张关系。他们能接触到相同的破译情报及通信量报告，但他们观点各异，结论相反。尽管当时JN-25密码已逐步得到破译，但破译的电文内容仍支离破碎，其中有少量破译的片段似乎隐藏着丰富的信息，但更多还是一连串空白。而通信量方面的信息又有相互矛盾的解释。而且，现有的证据很少能指向某种确定的解释。它们大多是只会将人引上歧途的信息，因此密码破译者必须筛选巨量数据，靠演绎和推理提出看法。他们的推测通常只不过是复杂的猜测，他们出于礼貌称之为“估计”。罗奇福特认为，华盛顿的分析工作是粗陋的，其结论经常有悖于常识。他从不掩饰对雷德曼兄弟的蔑视。他认为，此二者皆权欲熏心之人，为个人目的而玩忽职守。此辈已预见通信情报领域之蓬勃兴起，希图借此飞黄腾达，获取“个人荣耀”。[37]

自2月至3月，金将军反复发出预警，称日军航母编队将进攻夏威夷、中途岛、美国西海岸、巴拿马运河以及夏威夷—澳大利亚一线盟军占领的岛屿。2月6日，在给尼米兹及其数名副手的电报中，他说日军将于四国联军的战区展开行动，“并且将伴随对中途岛、瓦胡岛以及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猛烈进攻，还有可能攻击美国西海岸或者巴拿马运河”。[38]同日晚些时候，金又预测日军航母将对新赫布里底群岛和新喀里多尼亚发动袭击。还有哪儿呢？罗奇福特对此深表怀疑，回应称日军进攻的目标应为爪哇和苏门答腊（确实如此）。3月11日，美国舰队总司令警告称：“最近敌方空袭及潜艇活动充分预示另一次针对夏威夷——中途岛的全面进攻，主要目的旨在削弱或摧毁我军位于珍珠港的重要基地。”[39]夏威夷情报站反驳道，日军正在南进，缺乏对中太平洋发动大规模行动的条件。1942年3月18日，尼米兹肯定了莱顿的报告，断言：“马来亚区域外，没有迹象表明会有即将到来的重大进攻行动。”[40]

海军通信情报科似乎助长了金将军的焦虑情绪，因为它拣选出来并交给金的数据容易让人相信敌军会发动那样的袭击。金左近之辈皆危言耸听之徒，他们的肆意妄言或许将使舰队陷于徒劳无功的奔波。最乐观的情况下，这将导致浪费时间及燃料；最糟糕的情况下，舰队将因部署失当而无法击退敌方组织的进攻。罗奇福特及其情报团队已经挺过夏威夷遭袭之后传出的流言蜚语，并且学会了遇事先大胆怀疑，再小心求证。罗奇福特断定，华盛顿已迷失于战争迷雾之中，而且他不惮于表达自己的判断。尽管事后总是证明罗奇福特是正确的，但他仍不见容于温格和雷德曼兄弟。

夏威夷情报站规模稳步扩大，4月时地下室里已挤满了人。办公桌纵横抵墙而列，桌旁坐满了戴着绿色眼罩的人，他们戴眼罩是因为头顶的荧光灯有损视力。他们专注于手头的笔记和破解工作，无暇他顾。数名重要密码破译者很少离开地下室，睡觉时躺在可以推上墙的折叠床上或者直接趴在桌上。托马斯·戴尔是情报团队不可或缺之人，罗奇福特越来越担心他会被压力压垮。3月，他开始催促戴尔每隔数日走出门去，回自己家睡个好觉。罗奇福特自己却经常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一动不动，四周的破译电文堆积如山，烟斗中喷出的青烟缭绕其间。一位军官估计，夏威夷情报站在战争头三个月完成了和平时期一整年的工作量，而且此种工作节奏至少一直持续至1942年6月中途岛战役之后。[41]

贾斯珀·霍姆斯在地下室墙上的巨大的描绘板上更新了战舰、运输舰和潜艇等已知美军、盟军以及日军舰船的方位。成堆的破译电文和一盒一盒的IBM穿孔卡铺满地面，最后工作人员不得不将它们环桌沿墙堆叠起来。文档管理都是临时凑合的。罗奇福特及其主要分析专家知道他们应该设计出良好的文件管理系统，以交叉检索破译的情报，但又根本没时间去做这些。尽管破译的电文和IBM卡片如雪片般堆积，地下室里还是秩序大于混乱。“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疯狂”，罗奇福特后来回忆道，“有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么搞没有任何问题。”

你可能提到了什么，忽然你说，“等一下。日军位于哈马黑拉附近，预备在某港口登陆时，有份电报和这个类似。咱们得找到它”。然后，他们便在堆积如山的文件中翻找，最终总能找到。……然后，你从这儿又会找到一条线索，引向另一份情报，然后又和另一件事情联系上，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穿起来，整个工作就完成了。一个字母破译后，促成另一个字母的破译，如此类推。然后，在某个时刻，你的记忆就会帮上忙。[42]

霍姆斯还说，破译专家“需要的只是时间、耐心、无穷的工作能力、心无旁骛的执着、过目不忘的记忆、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大量的通信情报”。[43]

起初，解密的外码就像未破译密码大海中的明码岛屿，但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岛屿也会为演绎推理提供立足点。过一段时间，海水退去，各个邻近岛屿之间便开始有了联系。推论会佐以通信量分析及目击报告的检验，未解之处渐少，可解之处渐多。仅剩个别顽固的未破译片段夹杂在近乎破译完成的通信情报中。新破译的代码组确认之前的演绎推理结果时，密码破译者会欣喜不已。每次新的成功都让他们对仍无法求证的演绎推理更有信心。戴尔将在经过数周挫折而最终成功破译日军代码组的感觉比喻为性高潮。“在生理上，它们并不相同，”他马上补了一句，“但心理上的感觉是一样的。”[44]

并非每次突破都能立竿见影。日语的细微差别及隐含意义相当丰富。即便是完全破解的情报，破译专家有时也无法确定其含义，因为他们无法正确翻译日文词语。甚至最有能力和经验的日语翻译官对如何翻译可能都达不成一致。日本海军习语更是五花八门，而且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不断演化。此外，太平洋地区的地名也给夏威夷情报站的分析专家们带来了困惑。几个世纪以来，此区域数不胜数的岛屿、城镇、海湾和浅滩已积累出本地名称、欧洲名称和日语名称等不同叫法。许多地点具有众多名称，甚至同一名称拼法不一。分析专家只好埋首于以不同语言和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海图、导航图和地名词典之中。他们将海图摊在桌上，用放大镜埋头搜索。即便日军用的是过去的海图上能够找到的西方地名，也是用片假名标注的，而且日语音节的发音与本来的发音不同。贾斯珀·霍姆斯费了些时间才明白“沃多拉库”是指“伍德拉克岛”。[45]

关于日军即将进攻南太平洋莫尔斯比港的模糊情报首次出现于1942年3月最后一周。当时截获的电文显示，日本海军航空部队接到命令，进攻名为“RZP”的目标。起初这一地理代码悬而未解，但日军巨大的通信量以及该代码的反复出现让人们毫不怀疑日军将有重大行动。进一步分析所有监听站的相关情报后，人们发现这次行动的代号为“MO”，不过其含义尚不明了。因此，破译这些代码马上成了首要任务。

从不同渠道汇总及筛选的情报表明，该行动的目标指向珊瑚海。4月初，日本驻所罗门的航空部队得到增援。澳大利亚海岸的观察哨确认，日军在此区域巡逻的距离和密度均已增加。特鲁克群岛的动向则表明敌军已向南太平洋调动。英国密码破译人员证实了罗奇福特的预感，南云忠一突入印度洋只是一次突袭而非某个持久行动的开始。日军航母正返回特鲁克，然后会离开那里，驶往南太平洋。罗奇福特告诉尼米兹：“针对西南太平洋的攻势即将形成。”[46]4月3日，他预测此次进攻将始于拉包尔，目标是新几内亚的东南角。但是，何时开始呢？墨尔本的贝尔康宁情报站（从科雷希多撤退的情报组）预测是4月21日，但罗奇福特认为估计早了。5月第一周似乎可能性更大。

金将军亲自询问此事，并且鼓励了罗奇福特。在发给夏威夷情报站负责人的电报中，美国舰队总司令要求提供一份日军作战意图的全面评估。这次问询越过了正常的指挥链，让人惊讶。“我们有些惊讶，他竟然会直接问我们的想法，”罗奇福特坦言，“我个人原以为他甚至不知我们的存在。”罗奇福特及助手们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心无旁骛地斟酌如何答复，不到六小时便回复金将军。报告包括四项实质性要点。一、日军目前已完成印度洋的行动任务，其航母战斗群正处于返航途中；二、日军对珊瑚海的进攻迫在眉睫，旨在占领新几内亚东南端；三、无证据表明日军有意入侵澳大利亚；四、另一项重大行动已纳入日程，将于珊瑚海战役后不久进行。该作战行动的时间及地点等细节尚未明了，但规模宏大，将动员“日军舰队大部分舰船”。[47]这一报告恰到好处地平衡了演绎推理与已知的不确定情况。罗奇福特那时已经在怀疑此次尚不确定的军事行动的目标为中途岛，但他做出此预判时仍缺乏充分证据支持。

1942年4月18日，杜立德空袭东京的行动导致日军通信量暴涨，流量之多堪称前所未有，美军破译密码方面的收获也是空前的。即将进行的南太平洋上的作战行动细节立刻显现出来。“MO”被确定为莫尔斯比港的代码。4月24日，尼米兹和金手头已有一份有关“MO舰队”、“MO驻军”和“MO进攻部队”的截获情报。[48]大股日军将涌入珊瑚海，包括航空队和航母编队，掩护一支独立的两栖部队登陆莫尔斯比港。通过分析截获信息和破译情报中暴露的舰船离港时间，情报分析专家们预计这一行动的时间应在1942年5月的第一周。

尼米兹开始意识到夏威夷情报站在JN-25密码的破译工作中厥功至伟，而且他应采取行动，保证罗奇福特不被华盛顿的官僚拖后腿。4月中旬，他请求金重新划分华盛顿和珍珠港的部门职责。分配给夏威夷情报站的任务是“解读对于海上军事力量有益的现时日军通信情报”，而海军通信情报科则负责过往日军通信情报分析。[49]金强行批准了这一请求，似乎都没有征求下属的意见。他们如此行事难免令人心存芥蒂，因此罗奇福特与雷德曼之间的纷争升级为势不两立的地步。罗奇福特暂时占据上风，但雷德曼兄弟不会放过任何使绊的机会。从此，毫无阻碍的交流在部门间绝迹了。暗中较劲成了工作的常态，任何错误的推断都会招致对方的抨击，被指责为行事鲁莽。

4月22日清晨，莱顿向尼米兹提供了一份内容广泛的情报总结，其中给出了与珊瑚海行动有关的最为准确及时的证据。其要点为：“众多迹象表明，敌方将对新几内亚—新不列颠—所罗门地区发动进攻……［进攻］很快就会开始。”[50]但在开战的两周之前，仍有一系列情况是未知的，这很危险。他推测敌方兵力可能包括“5艘航母，1艘战列舰，5艘重型巡洋舰，至少4艘轻型巡洋舰，12艘驱逐舰，12艘以上潜艇”，还有大约135架陆基海军轰炸机和100架以上零式战斗机，以及相同数量的侦察机。敌军调动的部队可达2万人以上。然而，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难以确定。华盛顿仍在喋喋不休地警告说，敌人会对夏威夷发动牵制性进攻。某位军阶与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不相上下的军队高官警告当地军队首脑提防即将到来的对夏威夷群岛的进攻。[51]莱顿判断，“无迹象显示日军向夏威夷群岛运动”，而且“无证据表明附近日军占领地的轰炸机数量增长，因此上述进攻几无可能”。[52]

尼米兹感到了压力。无论情报人员的工作多么出色，依据他们的推断采取行动都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他们从不讳言自己不了解的情况。令人不安的是，日军可能正大张旗鼓地进行一场电信欺骗，旨在引诱美国舰队南下，从而使瓦胡岛这一坚固要塞在面临真正的日军空袭时脆弱不堪，或许后果更糟。尼米兹获取的情报尚不足以让他据此做出决策。他必须检验情报的准确度，探寻其逻辑上的不足，进而完善从诸多不相关的证据中得出的结论。最重要的是，他必须相信直觉，即哪些情报人员是正确的。他也确实这样做了。此时战争前景不明，在这一重要关头，尼米兹决定放手一搏，相信情报的准确性。4月下旬，尼米兹的参谋们发布研究报告，认定在战争的那一阶段，情报工作是美军所具有的最重要的优势。日军在航母、战列舰及岸基空中力量方面占据优势，但这份报告断言，美军可以“对敌军的进攻方向做出比较准确的预判”，并且“查明敌军部署变化的可能性很大”，因而能够克服这一不足。[53]尼米兹认定（如其所言）“必要时可以接受战役失利的结局”，[54]决心投入能够动员的两艘航母对决日军舰队，并希望夺取胜利。然而，他必须说服金将军同意该计划，后者仍对两艘航母和珍珠港的安全念念不忘。

1942年4月24日，尼米兹登上大型水上飞机“科罗纳多”并飞往旧金山，与美国舰队总司令面谈。旧金山位于华盛顿与夏威夷航线的中点，是理想的会面地点。（战争期间金与尼米兹会面过18次，这是其中的第一次。两人基本都是在旧金山会面的。）尼米兹及其随员下榻于联合广场的圣弗朗西斯饭店，住在顶楼的套间。此后三天，他们在旧金山联邦大厦的会议室内与金及其随员终日会谈。

他们的紧迫任务是确定战略，应对即将到来的MO攻势，但议程中也有其他项目。金劝尼米兹以更大的格局来看待战争，要考虑到生产的增长、与英国及苏联的磋商、欧洲的进攻计划以及太平洋战区与盟军全球战略的关联性。金怀疑尼米兹对其副手及下属过于温和。他希望太平洋舰队清理“悲观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将汰换人员调整至次要岗位。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曾提议让许多海军高阶将领退役，而让年轻将官指挥海上作战，金支持此项政策。尼米兹对此并不反对，但建议通过他原来所在的华盛顿航海局的正常程序进行。他相信美国海军的人事体系，希望它能不受干扰地运作。

金特别对弗兰克·杰克·弗莱彻中将心怀不满。人们对这位“黑鞋”（水面舰艇）将军在战争初期数月的表现可谓莫衷一是。他似乎表现得缺乏进攻性，并且他的特混舰队因为不合理的长时间加油而延误了行动。金对弗莱彻的信任摇摇欲坠，但尼米兹坚称所有美军航母特混舰队都在攀爬陡峭的学习曲线，在此情形下弗莱彻的表现不能说不够好。金认同了此说，弗莱彻得以留任。最杰出的美国航母特混舰队司令是哈尔西，但哈尔西刚执行完护送杜立德空袭东京的任务，正在返回珍珠港的途中，无法将“企业号”航母部署到南太平洋，参加即将到来的战斗。金坦承，他派出四艘现有航母中的两艘执行轰炸东京的任务也许过于夸张了，而目前正急需这两艘航母迟滞敌军在南太平洋的全面进攻，但如今言之已晚。

第三个重要议题与南太平洋战区的司令人选有关。4月14日，尼米兹直接指挥着这一战区，但其地域广阔，需要另设指挥人员。罗伯特·L. 戈姆利海军中将将出任此职，他此前一直担任派驻伦敦的海军联络员。金认为他“是个有能力的人”，尼米兹表示赞同。[55]戈姆利将在新西兰建立司令部。51岁时赢得飞行资格的海军少将J.S.麦凯恩被任命为南太平洋战区航空队司令。

尽管尼米兹在谈及自己有意与进攻莫尔斯比港的日军一决高下的决定时，说“必要时可以接受战役失利的结局”，但事实上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正积极准备珊瑚海战役。莫尔斯比港十分重要，不容沦于敌手，否则日军会获得向澳大利亚昆士兰的航空基地和港口设施发动空袭的起飞平台，扩大珊瑚海地区的搜索半径，预计进一步向东进攻新喀里多尼亚、斐济和萨摩亚的力量将会增强。即便可以确定日军无意入侵澳大利亚，占领莫尔斯比港还是能让日军达成同样的战果——切断澳大利亚与外界的联系，进而扼其咽喉。另一方面，莫尔斯比港位于南太平洋东部，遥远的距离将使日军在该区域内的补给线变得脆弱。它位于拉包尔及其他航空基地的作战半径之外。莫尔斯比港不被占领，可以消除盟军遭受该区域日本海空两路优势进攻的风险，使马来亚及荷属东印度的挫败不再重演。珍珠港之战以来，与日军舰队海上决战首次被视为可以接受的冒险。

在金的许可下，尼米兹于1942年4月28日返回珍珠港部署即将来临的珊瑚海海战。弗莱彻率领的“约克城号”航母编队（第17特混舰队）和海军少将“杰克”奥布里·菲奇率领的“列克星敦号”航母编队（第11特混舰队）组建的航母战斗群将前往珊瑚海阻击日本入侵舰队。他们将在新赫布里底群岛与海军少将约翰·C. 克雷斯（John C. Crace）指挥的澳新联军巡洋舰编队会合。弗莱彻负责指挥当地盟军所有的海军力量。他于4月29日接到的命令是“遏制敌军对新几内亚—所罗门区域的进攻，摧毁敌军舰船、运输线及飞机”。[56]

护送杜立德空袭东京后返航的“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航母将驶往珍珠港补充燃料和给养。然后它们将急速南下，于5月中旬抵达珊瑚海。它们无法在日军进攻初期抵达并投入作战——这是美军轰炸东京所付出的代价——然而当战役陷入僵持阶段，它们至少可以提供支援。

自先前突袭拉包尔（1月23日）以来，日军已在此区域集结了10周有余。以此为基地，他们得以向外辐射，夺取周边岛屿群。他们的作战方式为派小股部队抢滩登陆，通常不会遇到什么抵抗，然后开辟出一块空旷地域作为机场。工兵清除树木，平整出一条简易的泥土跑道。机械、配件、油罐以及武器弹药通过货船运来。飞机及机组人员随后而至。5月1日，日军已在新爱尔兰岛的卡维恩、新几内亚北部沿海的萨拉马瓦和莱城、布干维尔岛的布因和布卡岛建立起巨大而不断完善的小型辅助机场网络。单个机场本身的作用微不足道，但它们都可与拉包尔互相支援。所有迹象均表明，此类机场建设仍在继续。日军潜艇亦频繁出没在这一水域，并呈增长趋势。日军护航舰船自西而来，护送运输舰、布雷艇、炮艇、潜艇、水上飞机和部队。川西九七式大型水上飞机装有四个引擎，航程接近3 000英里，能在非常广阔的区域里巡逻。东京关注的是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以及珊瑚海的广大区域。

“MO行动”动员了各式各样的水面舰艇、航母战斗群、两栖登陆部队和超过150架陆基飞机，兵种之丰富令人眼花缭乱。第四舰队司令井上成美中将留守拉包尔指挥行动，但至少有6位海军将领随舰队出战。爪哇海海战的获胜者高木武雄中将指挥由“翔鹤号”“瑞鹤号”航母以及护航巡洋舰、驱逐舰组建的航母突击部队。他的下属，第5航空战队司令原忠一少将，将在作战时决定这两艘航母的战术。进攻将由莫尔斯比港的入侵部队从海滩发动，兵力包括12艘运输舰运载的1万陆海军部队。其他水面舰艇部队以及一支轻型航母编队（围绕1.2万吨轻型航母“祥凤号”组建）负责掩护登陆。日军虽然以莫尔斯比港为主要目标，但也想占领热带小岛图拉吉，建立小型水上飞机基地，以便向南和向东侦察——该岛附近水域将于此后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以“铁底湾”（艾恩博特姆海峡）而闻名。图拉吉岛将于1942年5月3日攻占，莫尔斯比港是5月10日。

井上将军不安地意识到，所有军事部署都准备仓促，缺乏应有的精细筹划。他被迫执行时间紧迫、缺乏弹性的作战计划。进攻珊瑚海的计划已被迫推迟两次，因为附近海域有美军航母出没。进攻中途岛的计划已明确定于5月最后一周执行，刻不容缓。日军航母刚从突袭印度洋的行动中返航，便再次驶向遥远战场。MO计划和众多日本海军战役一样，似乎过于复杂了。如此分散兵力违背了马汉的军事原则。日军战略家们却认为，马汉的时代还没有出现航空兵和无线电通信这两大要素，他们这样部署没有问题。然而，复杂的军事部署依赖于密切的统筹协调和时间安排，敌方如若坚决进攻，己方便较易失败。

开战以来，源田实的集中航母空中力量的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其体现就是含有6艘航母的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南云的航母战斗群4个月内已航行5万英里，东起夏威夷，西至锡兰，在环绕地球三分之一的路途中散布恐惧与毁灭。然而其势已疲。这些舰船及其官兵已被派遣到如此多的方向上执行如此多的任务，航行了如此远的距离却得不到休整，已被指挥官驱使到忍耐的极限，而指挥官却不承认存在这一极限。3艘航母——第一航空舰队半数力量——准备遂行MO行动，但是“加贺号”航母在最后时刻退出了行动。它急需修整，因此将停泊在港内，准备中途岛的行动。高木将军的航母突击部队1942年5月1日从特鲁克出发时，仅包括“翔鹤号”和“瑞鹤号”航母编队。自1941年12月7日以来一直作为整体舰队行动的第一航空舰队首次被分散使用。海战史上首次航母舰队对决即将开始，在偶然因素的影响下，两支舰队将以势均力敌的态势投入战场。

[1]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58.

[2]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U.S. Naval Institute,Annapolis, MD, 1983, pp. 45, 125, 126.

[3]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16.

[4] Ibid., p. 44.

[5]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Thomas H. Dyer, U.S. Navy (Retired),” U.S. Naval Institute,Annapolis, MD, 1986, p. 140.

[6] 原文left black holes，双关语，既指工作不便透露，又指以打孔为工作。——译者注

[7]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p. 32–33.

[8]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Thomas H. Dyer, U.S. Navy (Retired),” p. 228.

[9]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 124.

[10]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Thomas H. Dyer, U.S. Navy (Retired),” p. 249.

[11] Ibid., p. 273.

[12]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38.

[13] * JN-25-B，日本海军舰队密码，J代表日本，N代表海军，25代表识别编号，B代表升级编号。——译者注

[14]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 113.

[15]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Thomas H. Dyer, U.S. Navy (Retired),” p. 234.

[16]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21.

[17]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 34.

[18]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Thomas H. Dyer, U.S. Navy (Retired),” pp. 227, 278.

[19]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 35.

[20] Ibid., p. 190.

[21]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issue, see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27; see also Henry F.Schorreck, “Battle of Midway: 4–7 June 1942: The Role of COMINT in the Battle of Midway”(SRH-230). Department of the Navy monograph, online at NHC Web site; and Holmes, Double Edged Secrets, pp. 18, 59.

[22]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18.

[23] Ibid., p. 24.

[24]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p. 356–57.

[25]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p. 145–46.

[26]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57.

[27] Ibid., p. 373.

[28]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 25.

[29] Schorreck, “Battle of Midway: 4–7 June 1942: The Role of COMINT in the Battle of Midway”(SRH-230).

[30]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p. 23, 63.

[31]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 25.

[32] Schorreck, “Battle of Midway: 4–7 June 1942: The Role of COMINT in the Battle of Midway”(SRH-230).

[33]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20.

[34] Ibid., p. 368.

[35]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 105.

[36]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54.

[37]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p. 115, 100.

[38] “COMINCH to CINCPAC” and others, Feb. 6, 1942;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220.

[39] “COMINCH to CINCPAC,” March 11, 1942;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285; and Layton,“And I Was There,” p. 378.

[40]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80.

[41]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59.

[42]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p. 132–34.

[43]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p. 53–54.

[44] Holland, ed., The Navy, p. 103.

[45]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p. 17, 65.

[46]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82.

[47]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p. 177, 174–75.

[48] Schorreck, “Battle of Midway: 4–7 June 1942: The Role of COMINT in the Battle of Midway”(SRH-230).

[49]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94.

[50] Ibid., p. 390.

[51] “Running 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 April 23, 1942;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409.

[52]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90.

[53] “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 April 22, 1942;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384.

[54]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91.

[55]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98.

[56] Schorreck, “Battle of Midway: 4–7 June 1942: The Role of COMINT in the Battle of Midway”(SRH-230).

第十章

“列克星敦号”是世界上服役最早、吨位最大的航空母舰之一，舰员们亲切地称呼它为“列夫人”（Lady Lex）。它于1925年开始服役，此时航空母舰技术尚不成熟，仍处于起步阶段。同其“孪生姐妹”“萨拉托加号”一样，“列克星敦号”原本是要设计为战列巡洋舰的，但其巨大的船体建成后，立刻被改建为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号”的排水量为3.6万吨，而“企业号”“约克城号”“大黄蜂号”的排水量都小于2万吨，和“列克星敦号”一比相形见绌。“列克星敦号”比同级航母长六七十英尺，舰岛稍小，有着像阅兵场般宽阔的飞行甲板。

20世纪中期，关于航海的迷信说法已经成为历史，但即便如此，船员们还是对舰队里各种各样的船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列夫人”总是最受人喜爱。阿尔文·柯南曾在“企业号”上任职，他回忆道：“海军中有传言说‘列克星敦号’是艘‘好船’。但出于一些未知原因，她的‘姐妹’‘萨拉托加号’并不在此之列。”[1]

4月15日，“列克星敦号”沿着“之”字形路线驶出珍珠港，奉命将海军陆战队第211战斗机中队的14架布鲁斯特“水牛”战斗机运送至巴尔米拉岛，同行的护航舰船包括重型巡洋舰“明尼阿波利斯号”“新奥尔良号”以及7艘驱逐舰。每个黎明，舰船上都有6架F4F野猫式战斗机起飞，为特混舰队进行战斗空中巡逻。不久之后，几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起飞，飞往南边和西边进行空中搜寻，飞行范围为200—250英里。“列夫人”在珍珠港逗留期间，先在干船坞待了一个多星期，又在维修区停泊了一个星期，还装备了最新型的雷达装置。一根新装的“床垫弹簧形”巨型天线在其前桅上方旋转着。由于安装了雷达，船员们感觉安全多了，起码不那么容易遭到突袭了，这也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信号员弗洛伊德·比弗在海军少将奥布里·菲奇的部队中任旗号兵，他写道：“雷达能监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没有雷达的航母战，想想都觉得可怕。”[2]

再往南就进入了赤道无风带，那里的大海像浴场一样温暖。太阳把热量释放到舰船上。白天船舱的温度会一直保持在将近40℃，即使在晚上，也不会低于30℃。“列克星敦号”的船体内部有一座巨型发电站，配有16个巨大的蒸汽锅炉和4个33 200千瓦的涡轮发动机。这些大机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巨大的热量，而大部分热量都被困在航母内部的钢铁结构里。到了中午，这些热量同赤道的太阳产生的热量都汇聚到飞行甲板上，导致钢铁甲板烫得像煎锅一样。在这样的高温下，舰员们裸露在外的身体被烫伤，橡胶鞋底也熔化了。船员们有时会试着在甲板上煎蛋，以此取乐。《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记者斯坦利·约翰斯顿说，在像桑拿房一样的下层甲板上，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有水珠，导致这艘航母看上去像人一样汗流不止：“在这个漂浮着的巨大城市里，水珠像小溪一样顺着舱壁、甲板和托盘流下来。”[3]在舰船上，没有哪个地方比轮机舱更热。轮机师在严酷的环境中工作，那里的温度从未低于过40℃，有时甚至超过50℃，这已经是人类所能忍受的温度上限了。那些在食堂或甲板上抱怨太热的舰员会被叫去拜会这些轮机师，这也是让他们停止抱怨的最好方式。罗伯特·凯西拜访另一艘船的轮机师时，感觉“眼珠变得像煮老的鸡蛋一样硬”。[4]在那里度过了难熬的几分钟后，他逃向“凉爽的上层世界”，尽管那里也有将近40℃，但相比之下还是好得多。

“列夫人”在珍珠港卸掉了8英寸舰炮，这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遗物，当时人们认为，航空母舰应当具备和敌方水面舰艇交火的能力。两门沉重的舰炮分别位于舰岛的前方与后方，并且只能朝右舷开火，如果转向左舷开火，炮口风可以震碎飞行甲板。即使在眼下，也就是战争的早期阶段，各级航母最需要的也明显是防空武器。海军造船厂在“列夫人”的舰首和舰尾安装了几门新型的5英寸/ 38倍径的高平两用炮。如果能熟练使用这些强大的武器，就有可能击落航母上方1万英尺高空的重型轰炸机。飞行甲板周围放置了100多门1.1英寸和20毫米的厄利康短程机关炮。这些机关炮虽然射程短，但射速高，也可以单人抵肩射击，非常适合作为抵御来袭飞机的最后一道防线。[5]

从“列克星敦号”的战斗经历来看，机关炮的表现并不理想，于是弗雷德里克·C. 谢尔曼舰长下令强化训练。炮台从早到晚总有人在练习。炮手们头上戴着钢盔，穿着紧身救生衣，无论是站是坐，全都待在炮台旁边。一旦航母上的飞机升空，炮手就会用5英寸的炮口对着它们，练习测距与瞄准。轮休的炮手则每天额外花一个小时待在炮台甲板上，用模拟装弹机练习发射步骤：将60磅重的炮弹推入弹膛、安装引信、瞄准、模拟射击。舰员们学会了通力合作，积极应对，变得头脑灵活，手脚麻利。经过持续的重复练习，他们出错越来越少，开火成功率不断提高。在“列夫人”上，一部分5英寸舰炮由舰员操作，另一些则由海军陆战队操作；正如约翰斯顿所说：“大家能看到，这两支队伍在练习射击时是良性竞争。”[6]

在海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列克星敦号”都在进行实弹演习。有一门5英寸舰炮发射了一枚定时靶弹，它能够弹出带降落伞的照明弹。其他舰炮开始射击。红色曳光弹纵横交错，射向靶弹。[7]其中的窍门是准确估计目标高度，快速射击，并且赶在另一个炮台之前摧毁目标。“离开珍珠港后不到两周，”约翰斯顿写道，“这些炮手便能几下子就将小型降落伞击成碎片，或者把目标打成筛子。”[8]当目标快速移动时，射击难度较大。在谢尔曼指挥的一场演习中，一架巡航侦察机飞过航母，用4 000英尺长的缆绳拉着一个色彩鲜艳的筒形拖靶。首先由5英寸舰炮练习高空射击，然后飞机降低飞行高度，让厄利康炮练习射击。在战斗和实弹射击演习中，防空火力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炮手往往因瞄准太低而未能准确掌握目标的“提前量”。每次爆炸不是太低就是在目标后方，从来没有在高处或在目标前方爆炸过。为了能精准无误地瞄准目标，“列克星敦号”上的炮手们在舰尾轮流用霰弹枪射击陶土飞靶。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练习，他们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船员对炮手们的练习十分好奇，他们知道全体船员的安全都仰仗于炮手高超的技能。

当“列夫人”接近赤道时，船员举行了传统的“越线”仪式：船员分成两派——跨越过赤道的老船员（“贝壳”）和没跨越过赤道的人（“蝌蚪”）。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贝壳”会让“蝌蚪”完成各种羞辱性的仪式。直到完全臣服于“海神尼普顿”的神威之下，“蝌蚪”才能成为“贝壳”。也许有一天，会有学术论文记录下这个特殊的航海习俗，并研究它上百年的历史，及其背后隐含的异教偶像崇拜。“海神的审判”是要把军衔等级放在一边的，船上会暂时无尊卑之分，所以只有当船经过赤道时，你才能看到海军司令在船员面前手脚并用地爬行。这是狂欢的时刻，一直以来的紧张气氛得以缓解。“贝壳”们跃跃欲试、摩拳擦掌，想要给“蝌蚪”点儿颜色看看。“列克星敦号”上大约有500名船员从未出过海。舰只的戒备也丝毫没有放松。空中巡逻照常进行，有一半船员随时待命。事实上，船上的几位重要军官都积极参与了这个仪式，其中包括几名航空兵指挥官。就连负责决定仪式中每个人地位的副舰长莫特·塞利格曼（Mort Seligman）中校也要接受“惩罚”。[9]长官们让老船员都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而不给新船员安排工作，这不是巧合，而是防止新船员以工作为由回避即将到来的考验的一种手段。

“审判”在飞行甲板往下两层的食堂进行。“最高检察官”会在“书记员”和“帮衬者”的帮助下审讯“蝌蚪”，提出一些荒谬的和带有侮辱性的问题，“蝌蚪”无论如何回答，都可能被控“藐视法庭”。[10]有的“蝌蚪”奋起反抗，有的则十分顺从；尽管可以买些可口可乐、冰激凌或香烟贿赂法庭，得到宽恕，“蝌蚪”还是都被欺负了一番。一名军官证明自己曾在海军情报部门效力，结果被判犯伪证罪，理由是这样的事情是不曾存在的。新手飞行员需要全天戴着头盔和手套，穿着毛皮衬里的冬季飞行服，用可乐瓶制作的“双筒望远镜”扫视地平线。

下午“审判”结束，仪式在飞行甲板上举行，海神尼普顿（通常由服役时间较长的军士长担任）戴着王冠，握着三叉戟坐在王位上，旁边站着他的“王后”和“王室子孙”。“蝌蚪”们只穿着内衣，身上涂满了蛋黄、香蕉油、鱼雷润滑油的混合物（“涂油”），这些都是从厨房和机械库中搜刮的。接受了海神的赐福之后，这些身上抹得脏兮兮的可怜人被迫在一条800英尺的跑道上接受“围攻”，“贝壳”们位列两旁，用帆布软管抽打他们的屁股。等这一切结束，“蝌蚪”们获颁证书，证明其已进入海神的领地，就可以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水手了。约翰斯顿在“列克星敦号”的舰桥上目睹了这一切，当他望向巡洋舰和驱逐舰时，他发现这些船上也进行着同样的仪式。

“列克星敦号”的水手早已习惯大汗淋漓，甚至已经很难回忆起凉爽的天气是怎样一种感觉了。他们的蓝衬衫和工作服没穿几分钟就会湿透。令船员们困扰的不仅仅是令人窒息的闷热和流个不停的汗水，还有身上浓重的汗臭味。一位航母舰员回忆道：“当时除臭剂尚未普及。”[11]他们可以随时冲澡，不过是用海水淋浴，然后用淡水快速冲洗一下。信号员比弗记录道，“列克星敦号”的浴室堆积起了三四英寸深的“混着肥皂油污和秽物的脏水，随着船的晃动从一侧冲向另一侧，有时会溢到外面的通道上”。[12]船员们用海水剃须，忍受着咸水带来的疼痛。而海水里的盐分使他们每个人身上的痱子都更加严重。腰部的情况最为严重，因为汗湿的内衣和衣服不停摩擦腰部的皮肤，擦出的红印有1/4英寸高。[13]船舱内有强力风扇不停吹着，让通道和舱室隔间里的空气得以循环，但排出来的风还是像吹风机吹出来的一样热。在这样的高温下，没几个人能睡得着。柯南回忆道：“我们在床铺上辗转反侧，夜灯发出的炫目红光让人难以入眠。”[14]有的船员跑到飞行甲板的弹网上睡觉，在金属网上铺一层毯子，这儿就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午夜过后，舰船前进产生的微风会使空气凉爽一些。

尼米兹的新命令于4月19日抵达。“列克星敦号”及其警戒舰以“省油的速度”前行到“橡子点”——新喀里多尼亚西北约300海里处，在那里与第17特混舰队的“约克城号”，以及皇家海军克雷斯少将指挥的盟军巡洋舰和驱逐舰部队（第44特混舰队）会合。[15]在那里它们继续向南行进，长长的尾流指向北方的地平线；它们越过赤道隆起区，向着南太平洋熟悉的水域驶去。无论在何处，海洋看起来都如此相似：都是深蓝色的，“深海的那种蓝色”。[16]中太平洋是世界上最荒僻和最人迹罕至的地区之一。“列夫人”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航行，偶尔能从望远镜中看到长着棕榈树的环礁，但从未靠近过。在海上日复一日，感觉不出变化，只有观察夜空，才能让人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前进。每天晚上，北极星都越发靠近北方的地平线，而南十字座开始从南方升起。在“列克星敦号”穿越赤道那晚，水手们在甲板上能看到南十字座和北极星同时位于南北地平线上。

这个区域的日落十分辉煌壮观，广阔的西方像一个巨大的调色盘，火红的天空上散落着残云，呈现出淡紫色、薰衣草色、绿松石色和玫瑰色，凯西回忆道，“彩霞漫天，地平线上泛着奇异的绿光”。越向南，便越接近赤道无风带的边缘，天气似乎凉爽了一些，但其差别恐怕也就是（如凯西所说）“熔化铅的温度相比于熔化黄铜的温度”。[17]很快舰队就来到了南半球信风带。信风是一种稳定的微风，它在南半球不像在赤道北边那样从东北方吹来，而是从东南方吹来。4月29日，阴沉的天空带来狂风暴雨，舰队从新赫布里底群岛和所罗门群岛之间进入珊瑚海北部，那里（驻扎在埃法特岛附近的海军上尉詹姆斯·米切纳记录道）“洋面宽阔，天气晴好，阳光明媚。这里有从澳大利亚吹来的微风，仿佛那座巨岛始终在运动似的；还有从塔斯曼海奔腾而来的巨浪，它们来自极地冰盖，北上至此，使得大海波涛汹涌”。[18]

5月1日，天光放亮时，舰队所在方位为南纬16°16′，东经162°20′，“约克城号”从远方便能看到。弗莱彻将军1906年毕业于海军学院，是一个冷若冰霜的艾奥瓦州人，此次担任这两支舰队的总指挥。他最关心的是燃料，他希望每一次战斗打响时，所有船的燃料都能接近满载。但是特混舰队的燃料由珍珠港加油船队长途补给，而且在航行过程中加油仍然是一个缓慢而艰巨的过程。而“列夫人”及其护航舰船刚刚经历长途航行，需要更多的燃料，因此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加油。于是弗莱彻通过可视信号命令第11特混舰队向南方行驶，与重型巡洋舰“芝加哥号”会合，用“蒂珀卡努号”油轮加油。“约克城号”舰队则用“尼欧肖号”油轮加油，之后往北驶向路易西亚德群岛。船上进入了二十四小时全员戒备的状态。弗莱彻为了隐藏舰船的存在，保持绝对无线电静默状态，并躲在日本巡逻飞机的侦察范围之外。[19]

澳大利亚汤斯维尔的陆军空中巡逻报告说，日本军队正从俾斯麦群岛驶向所罗门群岛东部，这些报告也得到了夏威夷情报站最新情报的证实。这表明日本人想要占领位于佛罗里达群岛南部的热带小岛图拉吉。弗莱彻计划趁日军登陆时发动攻击，此时敌军最为脆弱。日军于5月3日登陆图拉吉岛时并没有遭到抵抗，因为澳大利亚驻军已于一周前撤离。日军施工队立即开始构筑水上飞机跑道，而此时大部分日本海军护航舰艇已北撤。当晚7点，弗莱彻从驻扎在澳大利亚的陆航巡逻队处获悉日军已经登陆，日军舰船停泊在岛外。在夜色的掩护下，“约克城号”及其护航舰船以27节的速度向北疾驰，并于4日黎明向日舰发起进攻。“列克星敦号”由于仍在补充燃料，位于南方100多英里外，落在了后面。时不我待，弗莱彻严令继续保持无线电静默，以“约克城号”一舰之力展开前哨战。他派遣“尼欧肖号”和一艘名为“拉塞尔号”的驱逐舰去联络菲奇，令其于次日清早前往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南300英里处的集合点。

当夜，“约克城号”以将近最高航速行驶，航母上的航空大队聚集在备战室中研究地图和预定攻击目标的照片。大家对整个攻击区域都不了解，唯一可供使用的地图是缺乏细节的模糊照片。[20]次日清晨，飞机从“约克城号”上起飞后，将直接飞越70英里长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此时，这个岛名对他们而言还没有什么特殊含义）。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东西向轴线是一系列陡峭的山峰，其中一些高度达到6 000英尺。这一天然的地理优势使美军舰载机可以隐身接近此岛，达成奇袭之效果。飞越这些山峰后，飞机距离图拉吉就只有12英里的距离了，它们可以全速前进，穿过当时尚未被命名为铁底湾的水域，摧毁停在图拉吉和旁边吉沃图（Gavutu）港的日本船只。

5月4日拂晓，“约克城号”行驶至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南约100英里处。一股冷空气突然造访，天气变得十分恶劣，阴云密布，狂风大作，风速高达35节，还不时下着雨。这对于船舰上的军官和船员来说是件好事：当船上的飞机已经飞入天气良好的海域时，对航母而言最理想的便是始终隐藏在黑暗之中，这可以有效地防止敌方的空袭反击。它们在黎明之前就通过扬声器吹响了集结号角——“上马号”（boots and saddles）。作战队伍包括28架俯冲轰炸机和12架鱼雷轰炸机。早上6时31分，6架F4F战斗机率先起飞，它们将为特混舰队进行战斗空中巡逻。7时1分，第一架轰炸机起飞。每架俯冲轰炸机都携带了一枚1 000磅重的大型炸弹，鱼雷轰炸机则载有马克13型鱼雷。

轰炸机迅速朝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空爬升，在曚昽的晨光中飞越岛上高耸的山峰。随着北部青翠的山坡坡度下降，天气逐渐晴朗。此时，铁底湾的景象一览无余，佛罗里达群岛和图拉吉岛清晰地展现在飞行员面前，显现的轮廓与他们研究的地图是吻合的。他们开始俯冲加速。海军少校小威廉·O. 伯奇（William O. Burch，Jr.）是第5侦察机中队的队长，上午8点他率先抵达了吉沃图港。他和飞行员在1.9万英尺的高度观察下方情况时，以为有一个强大的日本舰队散布在下面，但事实证明他们此前的船舶识别训练失败了。他们认为自己看到了1艘轻型巡洋舰、2艘驱逐舰、1艘水上飞机供应舰、5艘运输舰，以及各种炮艇和小艇。但后来查明的真实情况是，下方仅有1艘扫雷舰、2艘小型扫雷舰、1艘小型运输船、2艘驱逐舰，以及一些登陆船。

大多数战争史学家把这类错误归结于可视度低或飞行员经验不足，但其中一位历史学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不太同意这一点。他指出，飞行员普遍倾向于高估敌船的规模和级别，这种情况并不会随着飞行时间的增加而消失：“在战争中，有个普遍情况是，飞行员总会高估自己看到的东西。他们眼中的天鹅其实只是普通的鹅，而他们眼中的普通鹅，往往只是鸭子或小鹅。”[21]

这次空袭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他们没有空中掩护，几乎毫无防备。日舰进行了微弱的抵抗，发射了一些防空炮弹，但因缺乏训练，很难命中。第一轮战斗结束时，没有一架美国飞机坠落。随后加入战斗的鱼雷轰炸机虽然没有命中日本船只，但同样轻松躲过了日军发射的防空炮。在把炸弹和鱼雷消耗殆尽后，“约克城号”上的所有飞机都向南返回到等候已久的航母上，此时航母也已向前行进了20英里。伯奇少校曾打趣说他们重新装备和补充燃料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机组人员甚至没来得及喝杯咖啡就重新回到了驾驶室。上午11点，他们再次飞往图拉吉和吉沃图，开始了又一轮轰炸。由于“约克城号”离轰炸地点非常近，飞机跨越瓜达尔卡纳尔岛仅需半个多小时，于是这一天总共发动了3次袭击，派出了将近60架飞机投入战斗，仅有3架被击落。

获得胜利的机组人员相信（在向弗莱彻将军报告时，他们提供了十分丰富且令人信服的细节），他们已经摧毁了日本整支水面舰队。记者斯坦利·约翰斯顿在采访“约克城号”的飞行员之后推断，美军在港口击沉或重创了14艘或15艘日本舰船，其中包括3艘巡洋舰，并补充说：“我们的飞行员再一次证明，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相结合是到目前为止攻击船只最有效、最具破坏性和最致命的方法。”[22]

但后来证实这些言论被夸大了。当时，战场上并没有日本巡洋舰，真实的情况是当时只有一艘名为“菊月号”的驱逐舰，以及大部队登陆后留下的一艘小型运输船，还有两艘巡逻艇。鱼雷攻击基本上徒劳无功。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并没有很好地协同作战，因为中队没有同时到达目标。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飞行员抱怨说，在俯冲到7 000英尺的高度时，轰炸瞄准器和挡风玻璃上产生了雾气，限制了视野，干扰了投弹。（解决方法之一是从较低的高度俯冲。不过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人们重新设计了轰炸瞄准器和挡风玻璃。）[23]美军在日本的这支小型舰队身上浪费了大量弹药：22枚鱼雷、76枚1 000磅重的炸弹，以及12 570发0.50英寸的子弹和7 095发0.30英寸的子弹。尼米兹向金报告时说：“考虑到敌方几乎没有航空兵，而且仅有极少的防空火力，我方弹药耗费如此巨大，实在令人失望。”他补充说，这一行动表明，“飞行员必须在空战的各个阶段接受全方位训练，把握每一个机会练习射击”。[24]

如果弗莱彻相信了飞行员关于海军大决战的叙述，他可能就会赌一把，在该海域驻泊一夜，到天亮时把日方残余舰只全部歼灭。不过，他选择了更为谨慎的方案，在黑夜的掩护下迅速向东南撤退，离开新几内亚北部海岸的日本陆基飞机的搜索范围。这是一个幸运的决定。或许，“约克城号”此次行动产生的最重要的后果是提醒了日军附近至少有一艘美国航母，因为单引擎轰炸机和鱼雷机在图拉吉岛上空呼啸而过时已经被准确识别为舰载机。第一轮打击过后，几艘日本舰船立即起锚向北疾驰，奔向拉包尔附近的安全地带。它们已经将部队送到岛上，水上飞机基地两天后才能建立和运转，因此没有理由待在这儿反复遭受空袭。

此时，原忠一将军的两艘大型航母正在北方350英里处的布干维尔岛以北补充燃料。他得知图拉吉岛遇袭后，下令停止补充燃油，把加油的软管断开，扔在一边，让“翔鹤号”和“瑞鹤号”猛冲到所罗门群岛东部海域。这一天，五藤存知将军率领部队从拉包尔起航，准备进攻莫尔斯比港，他命令1.2万吨的护航航母“祥凤号”与进攻莫尔斯比港的部队分开行动，兵分两路搜寻敌舰。但是还没等他们赶到那儿，幸运的“约克城号”就在4日天黑之前逃脱了，撤退到了南方天气恶劣的海域。

第二天早上8时16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南约320海里处，“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相遇了。两艘航母一边向西南方匀速行驶，一边通过“尼欧肖号”油轮加油。这项工作十分枯燥，还有危险。“列克星敦号”之前已抽光了“蒂珀卡努号”的最后一加仑燃油，现在几艘护航驱逐舰通过这艘航母巨大的油箱补充燃油。弗莱彻下达了242号作战命令，将第11特混舰队归入第17特混舰队，让整支舰队在海面上分散开来，形成一个防御圈，航母在中间位置，巡洋舰和驱逐舰分别位列防御圈的内环和外环。尽管弗莱彻仍担任总指挥，但他有意让菲奇将军在空中作战时担任两艘航母的战术指挥官。菲奇将军曾是飞行员，也是老资格的航母军官，经验十分丰富。弗莱彻的命令于6日开始执行，贯彻的是尼米兹的指示——所有作战单位都要“抓住有利机会，摧毁敌舰和敌机，切断敌军运输路线，以协助探察敌军在新几内亚—所罗门地区采取的进一步行动”。[25]

如今美日都想找到对方，但都不知道敌人的确切位置。5月5日、6日和7日是混乱的几天，在这段时间里，敌对的两支航母舰队相互搜寻着，却徒劳无功。天气变化多端，有时晴朗平静，有时乌云密布，狂风卷起巨浪，波涛汹涌。这几天里出现了许多猜测、莫名其妙而不准确的情报、矛盾有误的侦察报告，以及无效或被误导的攻击。在为期五天的战斗中，大部分时间美军在混乱中四处摸索，庆幸的是，日本军队也同样困惑。莱顿中校称这“就像性命攸关的蒙眼捉人”。[26]就像是上天故意不让他们相遇一样。

他们都知道，航母适合打完就跑，船只本身非常脆弱，但是如果航母能找到敌船并率先进攻，那么即使相隔很远也可以对敌人施以沉重的打击。战术的关键在于不断移动位置；战机要持续进行空中侦察，扩大飞行范围，加强搜索；让敌人保持在明处，自己的飞行甲板则尽量隐藏在昏暗的天气中。正如“列克星敦号”的舰长谢尔曼所说：“他们找不到你，也就无法攻击你。航母是一种可以冲锋陷阵、沉重打击敌人，之后全身而退的武器。”[27]

侦察机将搜寻范围扩大到了175英里至200英里。“我们在关注区域的方向上框定一个范围，然后派飞机前去巡逻，飞到最外圈的时候，两架飞机的侦察范围应该刚好相接而不重叠，”菲奇将军的司令秘书保罗·D. 斯特鲁普少校解释道，“换句话说，我们的目标是完全覆盖最外圈，完全覆盖搜索区域。”[28]从理论上说，机组人员在指定区域能够看到每一寸海面，但实际上他们很少能做到。即使天气像5月5日清晨那样晴朗，到了下午，云层还是会越积越厚，天空也变得越发阴沉。海军为空中搜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飞机需要在炎热的环境中长途飞行，这对于飞机和飞行员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座舱罩需要打开，好让驾驶舱的空气得到循环。由于长时间暴晒在阳光下，飞行员的脖子和脸都晒成了古铜色，他们摘下护目镜时，模样有点像浣熊，晒过的皮肤颜色和原本的肤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努美阿的水上飞机基地承担了一部分空中搜索任务。努美阿是法属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的首府，与所罗门群岛相距很远，而且只有12架正在服役的PBY飞机，因此无法进行有效的侦察。陆军轰炸机从汤斯维尔起飞，飞到拉包尔和珊瑚海，但并没有提供多少可靠的侦察情报。谢尔曼舰长承认飞机深受恶劣天气的困扰，他遗憾地表示：“无论看到什么，不管是运输船、拖船还是驱逐舰，飞行员都可能将其当成战列舰或航母。”[29]此外，飞行员报告的位置通常离标记地点很远，因为他们的飞行方向有误。

日本十分依赖水上飞机，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东部的几个基地都有部署。美国人很快就意识到日本的川西九七式四引擎水上飞机非常先进，这种飞机的飞行范围可达惊人的3 000英里，有效搜索半径可达1 000英里。“列克星敦号”副舰长莫特·塞利格曼中校指出，SBD轰炸机的搜寻范围太过有限，将美国人“置于不利的境地。……如果我们想知道敌人的行动，那就需要扩大飞机的搜寻范围。……这也使得我们只能在夜间快速接近敌人，在清晨发起进攻。因此我们很难发动突袭，而突袭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得多”。[30]

这个观点听上去不无道理，但日本人自身也遇到了侦察上的难题。他们的侦察机即使发现了美国舰队，也会因害怕被野猫式战斗机打下来而忙于寻找藏身的云层，从而误判舰船的类别。由于他们的无线电通信技术始终存在问题，所以侦察报告经常无法传给高木将军或原忠一将军。远距离发现目标后，即使判断可靠，也往往不能据此采取行动——美国航母当时如果处于舰载机的攻击范围之外，以“之”字形航行几小时之后便可能跑得无影无踪。塞利格曼后来才知道，在那5天的对抗中，日本舰队和他们一样迷茫。

美国的舰载机，包括侦察机和盘旋巡逻的战斗机，在执行任务时会不时撞上敌军的巡逻飞机。“列克星敦号”上的参谋都挤在无线电控制室收听飞行员发回的信号：“阿格尼丝向莉莉汇报。一架飞机，高度17 000，方位130，距离5英里。瞧一下。”“莉莉收到。会派人过去的。”[31]

5月5日下午，小詹姆斯·H. 弗拉特利（James H. Flatley, Jr.）少校，“约克城号”第42战斗机中队的副队长，二战中美国最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之一，传回信号说他在云层上看到了一架川西水上飞机，距“约克城号”约27英里，距“列克星敦号”约15英里。“约克城号”上的战斗机指挥官回复说：“川西飞机在哪里？”弗拉特利以战斗机飞行员特有的骄傲口吻慢悠悠地答道：“等一下，我让它在你们面前现身。”[32]大约一分钟过后，一架飞机冒着黑烟从空中掉了下来，落入东北方向的海域，一掉到海里就爆炸了。这一景象在“列克星敦号”上看得一清二楚。

弗拉特利又在无线电中开口了，这次是跟“列克星敦号”的战斗空中巡逻人员说的：“我们到这儿来把这些家伙从你们头顶上打下来，这倒是不错。你们就不能有所行动吗？”

“列克星敦号”的F4F飞行员诺埃尔·A.M. 盖勒（Noel A. M.Gayler）上尉插话道：“吉米，刚刚那架飞机差点儿就砸到我了。我正在云层里往上爬升，一个火球突然和我擦身而过，我当时压根没反应过来那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告诉你不要飞在我下面。”弗拉特利回复道。[33]

在与日本飞行员对决时，美国航母飞行员有顾虑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在战争的前5个月，日本的航母舰队多次沉重打击了美军，而从未遭到反击。1942年5月4日，美国海军飞行员宣称，他们累计击落了24架日本飞机。当时海军只有一个王牌飞行员——布奇·奥黑尔。后来，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34]美国的飞行员虽然感到不安、紧张，但同时又斗志昂扬。对于即将到来的战斗，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等到夜幕降临，飞机入库，他们会在吃过晚饭后聚集在休息室，一边抽烟一边仔细研究战区地图。他们无休止地谈论飞行和战斗，用双手比画战术动作，在黑板上画出图解——这些交流确实很有用，因为这是飞行员互相分享经验和学习知识的方式。

近期与迅疾敏捷的零式战斗机交手后，野猫式战斗机的弱点暴露了出来；但是积累了几个月的经验之后，飞行员也开始认识到不够灵活但是更坚固的野猫式战斗机的一些优点。“大家都别忘了，不能跟零式战斗机缠斗。”“列克星敦号”上的一位战斗机飞行员说。另一个回答说：“我想，如果我们能坚持双机配合，就能对付它们。”[35]

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通信情报涌入，通过远程加密无线电传输，这些情报从罗奇福特的地下室传到莱顿手中，再呈递给尼米兹，然后由“约克城号”的报务员办公室接收并解密，交到司令舰桥上的弗莱彻将军手中。但5月6日以前，日本舰队的移动时间和方向美军都无从得知。“列克星敦号”的舰长谢尔曼后来回忆道，关于日本舰队位置的情报十分“粗略”，几乎毫无价值。珍珠港的报告表明，许多日本作战单位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之间的海域出没，但是这些报告五花八门，混乱不清。在战役初期，无线电侦听的效果极小，这或许是因为日军保持无线电静默，难以捕捉，也可能是因为与日舰相距太远，不能很好地侦听信号。弗莱彻是一位老派的军官，在处理通信情报方面没有太多经验，所以不大相信无线电情报。福里斯特·R. 比亚尔（Forrest R. Biard）上尉离开了夏威夷情报站，与“约克城号”同行，但当弗莱彻邀请他向旗舰上的全体参谋介绍他的工作性质时，他谢绝了，与弗莱彻产生了一点冲突。比亚尔如果介绍自己的工作，就会违反为保护Ultra而采取的安全措施。尽管比亚尔显然是对的，弗莱彻依然对这个小小的上尉公然反抗他感到十分不满，于是两人之间的关系还未发展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海波站的情报在这场战役中仍为弗莱彻和菲奇带来了关键的优势。盟军舰队比日军联合舰队在此海域集结的力量要弱一些（只不过日军分属于多支舰队，组织协调更加复杂）。尽管力量悬殊，但盟军具备一个优势，那便是提前得知日军进攻莫尔斯比港的意图，还知道日军会从拉包尔调来易受攻击的运输舰队。5月3日，海波站成功破译了日军发给高木的大部分命令，并且发送给了关键的参战单位。四天后，破译员截取并破译了莫尔斯比港驻军发出的几条信息，显示出了日军的方位及计划。5月5日，弗莱彻从无线电情报中获悉，当天上午10点，日军计划在莫尔斯比港登陆，而日本航母将在这天到达指定位置。这意味着他必须向南方行驶才能躲过高木的空中搜索。

到了5月6日，很明显，入侵莫尔斯比港的日军将通过位于路易西亚德群岛的乔马德航道，在5月7日或8日到达新几内亚东端。有了这一确凿的信息后，弗莱彻指挥舰队朝西北方向行驶，在匀速行驶的过程中通过“尼欧肖号”加满了油。他希望能够获得攻击日本航母的有利位置。据他判断，日本航母应该是要为日军入侵莫尔斯比港提供掩护。弗莱彻下令进入临战状态，一旦收到发现敌情的报告，就全面发起进攻。完成加油后，他派驱逐舰“西姆斯号”为“尼欧肖号”护航，向南行驶；“尼欧肖号”上有仅剩的燃油储备，不能受到任何破坏。他还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决定，派出3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作为第3特混大队，由克雷斯将军指挥，在日军侵略部队进入乔马德航道时对其发起进攻。这个决定即使在当时也备受争议，因为盟军已经通过实战的教训认识到，缺乏空中保护的水面舰艇不应进入敌军占主导地位的海域中。这一决定还使航母失去了大部分的警戒舰船。显然，弗莱彻宁可冒这些风险，也要在第17特混舰队与日军激战的同时，阻止日军在莫尔斯比港登陆。

弗莱彻以为日军航母仍在北方几百英里外。如果他知道日军航母实际上就在他东边，在他右方不远处，已经进入了珊瑚海，他肯定会大吃一惊。[36]根据当天早些时候收到的一份侦察报告，高木命令原忠一从所罗门群岛南部迂回，向南前进，找到并摧毁美国航母。在这一时刻，第17特混舰队完全暴露于敌军面前，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如果日军更走运一些的话，他们本可以取得这场战役的完胜，甚至可以在“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加油时将它们全部击沉。（这一打击可能还会改变中途岛战役的结果，从而改变整场战争的进程。）但是日本的侦察报告误把美国航母的方位定在了190度左右，几乎是正南方向。高木对这一报告的解读，也与自己已有的想法相吻合——美国航母深入了珊瑚海内部，距离日军的进攻路线比较远。5月6日到7日的夜晚，这两支舰队原本相隔不到70海里，结果却朝着完全错误的方向寻找对手。

黎明时分，厚厚的积云聚集在天空。一股来自南方的冷锋席卷了第17特混舰队，登时气温骤降，狂风大作，海面波涛汹涌，还伴随着时强时弱的暴风雨。能见度仅有10英里到15英里。“列克星敦号”的气象官G.L. 莱英（Raring）上尉推测锋面仅延伸到航母以北几英里的距离。而在塔古拉岛的北方，也就是他们设想的敌军潜伏地，天气应该十分晴朗，能见度极佳。这让他们感到安心，因为此时恶劣的天气很好地掩护了美军特混舰队，而敌军却暴露在外，一场空袭或许就可以将其歼灭。

克雷斯率领的第3特混大队在前一天下午与主力舰队分开后，此时已经位于路易西亚德群岛东部以南115英里处的晴朗天空下。结果，这支美澳联合舰队的巡洋舰与驱逐舰并没有遇到日军的入侵舰队，日军的入侵舰队是在第二天返回拉包尔的；而这支美澳联合舰队却在5月7日下午遭受了多轮高空的炸弹的袭击和一轮空投鱼雷的袭击。日军飞行员显然认为他们取得了重大胜利，声称击沉了一艘加利福尼亚级战列舰，击伤了一艘英国厌战级战列舰及一艘巡洋舰。这些话被日本媒体当作事实报道出来。实际上，克雷斯的舰队精于掌舵，巧妙地躲过了上百枚炸弹和鱼雷的袭击，穿过枪林弹雨而未被任何一枚炸弹或鱼雷直接命中。（美国“芝加哥号”巡洋舰遭到敌机扫射，7人伤亡。）在这一天快结束的时候，第3特混大队还被盟军误认为是敌人，被麦克阿瑟的3架B-26轰炸了一番。“幸运的是，”克雷斯说，“他们的轰炸技术和几分钟前轰炸我们的日军相比非常丢人现眼。”[37]

天亮后不久，SBD侦察轰炸机从“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上起飞，很快便传回了发现敌情的报告。上午8时15分，第5轰炸机中队的约翰·尼尔森上尉在路易西亚德群岛北部的米西马岛的东北方向临近乔马德航道的地方发现了“2艘航母和4艘重型巡洋舰”。[38]根据航海图，报告的敌舰位于西北偏西约175英里处，处于空袭范围内。弗莱彻推断尼尔森发现了日军航母主力，没有过多犹豫。他立即下令精锐尽出，两艘航母派出了8架战斗机、53架俯冲轰炸机和22架鱼雷轰炸机，组成联合攻击群。“列克星敦号”的战机于上午9时25分率先升空，“约克城号”的战机在约20分钟后起飞。机群迅速爬升，很快便飞出锋面，进入了晴朗的天空。此时能见度极高，四周景象一览无余。路易西亚德群岛就在飞机下方，这是一个珊瑚礁环绕的绿色热带群岛。一排排浪花拍打着海滩。飞行员可以透过清澈的蔚蓝色海水，直接看到浅浅的沙滩底部。

在空袭队伍升空并飞往目标后，尼尔森上尉返回并降落在“约克城号”上。他刚一从驾驶舱出来，就否认自己看到过任何航母——他看到的只是两艘巡洋舰及两艘驱逐舰。别人拿来他的敌情报告跟他对证，这位飞行员脸红了，他意识到自己在汇报时输错了编码。这是一次无心之过，却可能导致美军付出十分昂贵的代价——日本航母仍在附近游弋，但不知道其确切位置，而此时“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的舰载机却全体出动，去攻击一支无足轻重的水面舰艇分队。弗莱彻被彻底激怒了。“年轻人，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他怒吼道，“你毁了美国的两艘航母！”尼尔森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的错误很容易导致弗莱彻所说的严重后果；但是此时此刻，让舰员们看到司令失去冷静，绝望地大喊大叫（比亚尔上尉回忆时如此说道），说“战斗还没有开始，我们就已经输了”，这对于鼓舞士气可绝无好处。[39]

弗莱彻短暂地考虑过召回空袭队伍，但是考虑到入侵部队或许刚好也在同一区域，于是决定按原计划执行，以期一举歼灭敌军。这一积极的决定很快被证明是正确的。上午10时22分，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传来一份新的侦察报告——一架陆军B-17飞机发现一艘日军航母和几艘护航舰，位于第一份目击报告地点的东南方仅35英里处。“约克城号”立即向领头的飞行员发送了纠正路线的信号。“列克星敦号”第2轰炸机中队的韦尔登·L. 汉密尔顿少校其实已经发现了附近这艘唯一的日军航母。他当时位于塔古拉岛北方几英里处，在1.5万英尺的高度飞行，用望远镜观察下方时，他发现东部大约40英里的海面上有一条白色细线。这是一道尾流，说明这里有船驶过。他立即通知了其他队长，众人一起右转追踪。随着距离渐渐拉近，汉密尔顿认出了绝不会看错的航母的飞行甲板。他立即传回无线电信息：“我看到了一艘浑蛋航母。”[40]

这是日本1.2万吨的“祥凤号”护航航母，它周围有4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这是由五藤存知指挥的掩护舰队，是进攻莫尔斯比港的舰队的前锋，舰队主力就在后面不远处。五藤存知的瞭望员看到美军飞机正在从右方靠近，“祥凤号”的舰长伊泽石之介于上午11时7分下令向左急转。这艘航母上空仅有3架战斗机，而美军派遣的大批战机足以毁掉“祥凤号”，相比之下力量实在悬殊。更重要的是，仅有的三架飞机中有两架还不是零式战斗机，而是上一代的A5M九六式战斗机（“克劳德”），并没有很强的杀伤力。

“列克星敦号”的航空大队队长威廉·B. 奥尔特中校率先发起了进攻。他同两架僚机协同作战，它们都是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都装备了500磅的炸弹，于上午11点向日军航母俯冲投下了炸弹。航母向左急转弯躲过了，三枚炸弹都差一点命中，落入水中，不过其中一枚近失弹将“祥凤号”上的5架飞机震入了水中。几分钟后，罗伯特·E. 狄克逊少校指挥的第2侦察机中队的10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从12 500英尺的高空俯冲下来加入战斗。日军两架九六式战斗机原本紧随其后，但美军的俯冲轰炸机进行了空中制动，日军战斗机来不及制动，冲到了SBD的前面。此时“祥凤号”继续左转，几乎转了一个圈；唯一的零式战斗机在SBD后面紧追不舍，打乱了它们的俯冲；它们投下的10枚500磅炸弹也都没有命中。到目前为止，“祥凤号”可以说是十分幸运了。它疯狂躲避着袭击，并成功避开了13枚炸弹；三架战斗机也在敌众我寡的境地中表现非凡，很好地干扰了进攻的美军飞机。此时伊泽舰长抓住时机，快速起飞了三架零式战斗机。

第2轰炸机中队的汉密尔顿少校命令中队在高空与“列克星敦号”的鱼雷轰炸机协同作战。狄克逊指挥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投放完炸弹，汉密尔顿中队的15架携带了1 000磅炸弹的轰炸机就开始俯冲。“我开始俯冲的时候日军航母正好在我的下风向，这让轰炸变得容易多了，”汉密尔顿说，“我投下的那枚1 000磅的炸弹是第一个命中目标的，刚好击中飞行甲板的中央。我回头看时，飞行甲板的后半部分着火了，冒出了滚滚浓烟。”狄克逊投完炸弹重新爬升时听到了雷鸣般的爆炸声，回头看到一个火球升到400英尺的高度。他通过无线电向汉密尔顿表示祝贺：“太漂亮了，太漂亮了。”[41]接着第二枚炸弹击中了“祥凤号”船尾升降机附近，在机库甲板引发了二次爆炸。汉密尔顿飞走之后，又飞回来查看情况。“巨大的爆炸使这艘船成了一具燃烧的残骸，它行进速度放缓，几乎停了下来——毁灭的景象相当壮观。”[42]

在遭受这两次重击后，“祥凤号”已经奄奄一息，但是美国人的攻击还没有结束。小詹姆斯·H. 布雷特少校指挥的“列克星敦号”的第2鱼雷机中队从西南方向直朝日军航母的侧面飞来。他们在警戒舰中间找到了一个空隙，这里防空火力相对弱一些。飞行缓慢的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准备左右夹击，同时从舰首两侧投放鱼雷，让“祥凤号”无法靠机动躲过任何一侧的攻击。浓烟和俯冲轰炸机的近失弹激起的水花掩护了鱼雷轰炸机，尽管有日军战斗机的追击，它们还是完美地施放了鱼雷。这些“飞鱼”在100英尺的高度与机腹分离，雷头先进入海水，然后浮上来，径直朝“祥凤号”冲去；鱼雷引爆后，在其水线以下炸开了巨大的裂口。有5枚鱼雷明显击中了航母，2枚在右舷，3枚在左舷。当鱼雷轰炸机撤离时，“祥凤号”已经命丧大海。“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尽管飞行速度很慢，但美军在进攻和撤退时一架都没有损失。

11时25分，“约克城号”的航空大队抵达战场，小威廉·伯奇少校从1.8万英尺的高度看下去，并没有意识到“祥凤号”已经被打废了。于是他带领17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又在“祥凤号”身上投下了五六枚1 000磅的炸弹。5分钟后，“约克城号”的鱼雷轰炸机抵达战场，又让2枚到5枚鱼雷命中其船身。这最后的一击完全是多余的。这么多枚炸弹落在船上，又有这么多枚鱼雷撕开船体，“祥凤号”直接被炸得四分五裂，沉入了水中。伯奇回忆说，它“径直沉到了海底”。[43]野猫式战斗机飞行员弗拉特利在5 000英尺的高空中看到这一幕，深受震动。“那些重型轰炸机摧毁航母的景象太可怕了，我都看得不舒服了，”他说，“它们每隔三四秒就把炸弹投在它身上，几乎将这艘大船炸成了碎片。”[44]

让弗拉特利失望的是，无畏式轰炸机和“蹂躏者”鱼雷轰炸机的飞行员在一艘已经被摧毁的航母身上浪费了大量的炸弹和鱼雷，却任由4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完好无损地逃脱了。本该有个战术协调员在高空观察行动，并指挥进攻的飞机及时对其他目标开展攻击的。菲奇将军的司令秘书斯特鲁普少校也认为，“约克城号”飞行员的行为就像鞭打一匹死马。“这是一次成功的攻击，”他说，“只不过我们对航母的攻击有点过头。……回顾此次行动，我们的协作不够好，也没有分出一些兵力来攻击其他舰船。但这是我们第一次攻击航母，每位士兵都想立下头功，而且他们确实很快就把敌军的这艘轻型航母击沉了。”[45]

伊泽舰长于上午11时31分下令弃船，在航母沉没前的最后时刻，有1/4的船员跳入大海。有203人幸存，631人死于爆炸或被困在船上，随船沉没。“祥凤号”上的所有21架飞机也全部被毁。尽管它只是一艘小型航母，其价值和危险程度远不及“翔鹤号”和“瑞鹤号”，这仍是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被击沉的第一艘主力舰艇。狄克逊将事先编好的无线电信息传回“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时，赢得了一片掌声：“击沉一艘航母！狄克逊报告，我们击沉了一艘航母！”[46]

在拉包尔的司令部，井上将军密切关注着部队的一举一动。“祥凤号”被击沉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使他开始担心莫尔斯比港进攻船队的安危。他命令舰队掉头，向北匆忙撤退，（至少暂时）放弃整个作战计划。在歼灭美国航母之前，他不想让自己的部队和其他水面舰艇再冒风险。事实证明，它们再也没有回来。日军彻底放弃了由海路夺取莫尔斯比港的计划，盟军取得了战略性胜利，使澳大利亚彻底摆脱了遭到侵略的威胁。

在东部200英里处，日本的两艘大型航母也犯了和弗莱彻一样的错误——基于存在误差的侦察情报，它们对一个次要目标发起了全面进攻。当天上午7时22分，一艘巡洋舰派出的水上飞机的飞行员报告称，他在“翔鹤号”和“瑞鹤号”以南163英里处发现了一艘航母和一艘护航的巡洋舰。上午7时45分，这位飞行员确认了自己的敌情报告，而且另一架侦察机也报告称看到了航母。于是高木和原忠一上钩了。他们以为这是美军的“萨拉托加号”航母，而且以为美军在这片海域只有这一艘航母，于是两名指挥官下令从两艘航母上出动飞机，发动大规模空袭。上午8点，飞机呼啸着冲上天空；30分钟后，空袭大军向南方行进。日军共出动了78架飞机：36架爱知D3A2俯冲轰炸机（“瓦尔”）、24架中岛B5N2鱼雷轰炸机（“凯特”），以及18架护航的零式战斗机。

但是日军的侦察员搞砸了这一切。他们遇到的是弗莱彻前一天送走的“尼欧肖号”油轮和“西姆斯号”驱逐舰。在空袭大军出发之后，“翔鹤号”收到了一份新的侦察报告，原忠一震惊地发现，有两艘美国航母在西北方向288英里处，这与第一次报告传回的位置几乎完全相反。由于日军的舰空无线电通信不稳定，原忠一担心无法变更进攻路线——传输一旦出错，风险就太大了。于是他决定让攻击队继续按原计划飞行，与此同时，他让航母转而向西北方向航行，希望在飞机返回后航母能够进入攻击范围。“在南方的攻击结束后，我们要立即与西边的敌人作战。”[47]但是，在得知南边的“航母”仅仅是一艘油轮和一艘驱逐舰后，他立即发了紧急召回令。原忠一希望有足够的时间来回收战机，重新加油，然后派它们前往西北方向攻击更大的目标。

2.5万吨的“尼欧肖号”和仅仅1 570吨的“西姆斯号”已经成了砧板上的鱼肉。直到上午10时38分，敌人的大批空袭队伍出现在空中，船上的军官和船员才意识到情况是多么危急，此时这两艘船完全没有空中掩护，防空火力同在上空盘旋的敌机数量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但日军并没有立即进攻。早晨的低空侦察之后，能见度已大大提升，空袭指挥官立即意识到他们被误导了。在这两艘小船上倾尽全部兵力实在是没有必要，于是中队长派出几架飞机分头搜寻更好的攻击目标。搜寻了一圈并无所获，鱼雷轰炸机和护航的零式战斗机就先朝航母返回，只留下俯冲轰炸机攻击“尼欧肖号”和“西姆斯号”。

它们悠闲地发动了进攻，先是像空中表演一样转几个圈儿，然后给这两艘倒霉的船丢下一连串炸弹。“尼欧肖号”被7枚250千克的炸弹击得粉碎，“西姆斯号”被3枚炸弹击中，断成两截沉入海底，船上的192名船员中有178人丧生。“尼欧肖号”燃起大火，失去了动力，似乎完全损毁了。见此情景，日军飞机离开这里，向北方飞去。有些船员还没收到弃船的命令就惊慌失措地跳入水中，舰长派小艇把他们救回船上，剩下的船员则按规程，有步骤地销毁机密文件和密码本。但“尼欧肖号”没有沉没，它的船体燃烧着，漂在水面上，只剩备用的无线电发射器有微弱的信号。所有小艇都被放到了海里，与拼命撑下去的母船紧紧靠着。

在接下来的4天里，“尼欧肖号”在狂风巨浪中挣扎求生。它失去了动力，严重向右舷倾斜，船上三分之二的船员失踪或可能已经死亡。5月11日，驱逐舰“亨利号”赶来，结束了它所受的煎熬。“亨利号”把幸存者接走，又用2枚鱼雷把“尼欧肖号”击沉。

在接到“尼欧肖号”的紧急求救信号时，弗莱彻十分震惊。“约克城号”司令舰桥上的气氛顿时凝重起来。“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上的战机正在朝西北方向飞，弗莱彻认为在那儿能找到日本的两艘大型航母。如果“尼欧肖号”传回的报告是真的，那就意味着敌军航母在相反的方向，也有可能（更令人不安的一种可能）是他被敌舰从两侧包抄了。另一方面，这份报告也意味着，这两艘日本航母也是朝相反的方向发动了进攻，在最快的情况下，也要到当天晚些时候，才能对“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造成威胁。双方都攻错了目标，这两个错误两相抵消了。实际上，击沉“祥凤号”，美国人获得了更大的心理安慰。无论如何，双方都清楚一场航母大战即将爆发——不是下午，就是第二天一早。

中午12时45分到1时15分，美军轰炸机陆续回到航母上。美军在刚刚的攻击中仅失去了3架无畏式轰炸机。机组人员涌入餐室吃午饭，每个人都情绪复杂，既有击沉敌舰的喜悦，也有失去战友的悲伤。有几架飞机受损严重，“列克星敦号”的舱面船员聚在受损的飞机旁，看得目瞪口呆。这有力地证明了坚固机体的价值。斯坦利·约翰斯顿写道，其中一架受损严重的无畏式轰炸机使他想起了“漏勺”。[48]机翼、机身、尾翼和挡风玻璃上满是子弹孔。

下午2时20分，航空大队补充好了燃料，重新加载了武器，完全能够对入侵莫尔斯比港的日军舰队发动另一场攻击，因为对方仍在打击范围内。但是保守的弗莱彻选择不发动第二轮攻击，因为他还不清楚日本航母的位置，不希望在自己的飞机不在场的情况下撞上日军。战后的分析表明，他船上的无线电情报专家福里斯特·比亚尔上尉发现了敌军的归航信标，标明了日本航母的航线和行驶速度：“方位280度，速度20节。”[49]有了这部分信息，弗莱彻本可以准确地推测出日本航母的位置，但船上的一位翻译官起初将这一信息翻译错了，以为是日军对美国航母航向和速度的侦察报告。这个错误很快就被纠正了，但弗莱彻已经对这一情报失去信心，不愿冒险。在战争的后期，他的这一行为在军事法庭上被指控为面对有利情报不作为，但是就目前而言，弗莱彻有权选择不听从情报官的意见，而他也确实这么做了。整个下午，第17特混舰队都按兵不动。

到了晚些时候，天气开始变得糟糕：云层低垂，刮起了猛烈的东南风，风速达到了30节，一时间骤雨倾盆。美国飞行员并没有接受过夜间作业训练，他们担心在这样的环境下执行任务可能无法返回航母。于是弗莱彻让舰队在天气的掩护下转向西南方行进，等到早上再发动下一次攻击。他后来解释称，他判断“白天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足以让我们在大范围搜寻后发动袭击”。[50]“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一直保持着强大的战斗空中巡逻队伍，但是轰炸机和鱼雷机直到第二天早上才会重返空中。

相比之下，日本人更为大胆。下午4时15分，日军收到一份新的侦察报告，原忠一决定赌一把，在天色已晚时发动攻击。这就意味着他的飞行员需要在夜间返回，在能见度很低的情况下降落，而且他肯定很清楚损失战机的风险很高。所以他挑选了经验最为丰富的飞行员执行这次任务。其中有几位飞行员刚刚结束长途奔袭，执行完轰炸“尼欧肖号”和“西姆斯号”的任务，他们疲惫不堪，但此时依然斗志昂扬。原忠一派出了“翔鹤号”上的12架俯冲轰炸机和15架鱼雷轰炸机，命令它们向277度的方向飞行280海里，搜寻并攻击美国航母。如果它们空袭成功，日本就能彻底赢得珊瑚海战役，甚至当天还来得及开一场庆功宴。

美国舰队就在西边约170英里处，日军飞机似乎已从美军航母和护航舰船上空飞过，但由于天气阴沉，云层较厚，没有发现它们。下午6点，空袭的指挥官通过无线电交谈后决定掉头。他们丢弃了炸弹和鱼雷，开始返航，希望能捕捉到航母的归航信标。美国航母新安装的雷达装置追踪到了云层上方的轰炸机，于是航母派出了一队F4F战斗机前去拦截返航的日军飞机。它们于下午6时15分接近日机，此时太阳正好落下，从青灰色的天空中消失。美国战斗机跟在几架日本战机后面，从云层中钻了出来。接下来的空战中，日本损失惨重，3架美国野猫式战斗机击落了9架敌机（8架“凯特”和1架“瓦尔”）。这是雷达在这场战争中首次展现其扭转战局的潜力。

入夜后，大部分美军飞机已经返回航母降落了，又有一支新的飞行编队来到了特混舰队上空。起初，能清楚地听到引擎的轰鸣声从云层中传来，接着这些飞机出现在视野中，在“列克星敦号”桅杆的高度上盘旋。“这些飞机保持着很好的编队。”斯特鲁普少校回忆道。[51]它们还打开了夜航灯，表明它们打算着舰。但是两艘航母和几艘护航舰艇上的观察者觉得其中有怪异之处。“列克星敦号”的舰长谢尔曼数了数，一共有9架飞机，多于还没有降落的美国飞机。[52]它们都在“约克城号”的左舷降低高度，从逆时针方向进场，与美军降落惯例相反。它们闪烁着指示灯，但是美国士兵都看不懂这个信号的含义。电工助理彼得·纽伯格的岗位在“约克城号”的飞行甲板上，他注意到这些飞机排气筒的形状和颜色都很奇怪，斯特鲁普也注意到它们的夜航灯闪着奇怪的红蓝色。[53]

TBS开始传出说话声。旁边一艘驱逐舰上的人问道：“咱们的哪一款飞机的翼尖是圆形的？”另一个声音答道：“如果这是咱们的飞机，那可真是见了鬼。”[54]当第一架飞机完成最后的转弯，开始降落的时候，它的飞行高度太低，“约克城号”的降落信号官疯狂示意他加速复飞。“在最后的几秒里，”纽伯格回忆道，“飞行员差一点就要撞到飞行甲板下方的船尾了，就在这时，他推下节流阀，开始复飞，来到了左舷。信号灯的光短暂地照亮了他飞机机翼上喷涂的红色圆圈。”[55]

一艘负责警戒的驱逐舰开始射击，防空炮火飞向领头的飞机。“列克星敦号”通过无线电命令特混舰队的所有舰艇停止射击，但是一艘驱逐舰的舰长回复道：“我确定这就是日本的飞机，我认得出来。”[56]于是乎，整支特混舰队的防空武器纷纷开火，火光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场面就像独立日一样。但空中盘旋的飞机中也有自己人，“约克城号”的一位战斗机飞行员抱怨道：“为什么要朝我开火？我做错了什么？”[57]“约克城号”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哈罗德·比尔来到左舷通道查看情况。“当时的场面非常混乱，炮手射击时不分敌我，有的舰员还兴奋地掏出0.45英寸自动步枪，朝掠过舰船的红色‘肉丸’开枪——这么做就跟拿石头砸的效果没什么两样。”[58]入侵飞机和美国飞机都快速飞到云层里躲避炮火，没有一架飞机被击落。这也不是糊涂的日军飞行员最后一次企图降落在美国航母上。

那天晚上，“列克星敦号”的雷达操作员探测到东部有一队敌机，距离仅30英里。日军航母已经距离这么近了吗？似乎的确如此。情报部门把电台调到日军飞行员的频率时，能听到日军航母同飞行员未加密的对话，告诉他们如何飞回来。（战争结束后，人们才确定，日军在更往东的地方，距离可能是60英里到100英里。）美军讨论过是否派驱逐舰进行夜间鱼雷袭击，但弗莱彻决定不冒这个险。

原忠一的冒险成了一场溃败。航母打开探照灯来引导战机返回，但下午派出的27架飞机中有21架没能返回。9架飞机在空战中被击落，12架坠毁在大海上，而且失踪的飞行员无一获救。回到航母的飞行员称，美国航母在东边五六十英里处。夜幕降临，双方的指挥官都在准备第二天的战斗。弗莱彻命令航母转向西南方行驶，准备在黎明时分开始大范围的搜寻行动。高木将军则接受了原忠一的建议，命令航母向北行驶，早上向南方进行大规模的搜寻。

美国飞行员早早吃完晚饭，在待命室了解任务情况。现在双方都知道了各自的存在，所以任何一方都无法实现突袭。天亮时甚至有可能看到日本航母就在地平线上。“我们面对的敌人十分顽强、狂热，既有勇气又狡猾，不容小觑，”约翰斯顿写道，“我们的实力不分上下，就看谁先击中对方的要害。头一天我们已经看到飞机是怎么毁掉一艘航母的了，所以我们很清楚第二天可能出现的结果。”[59]在“约克城号”上，第二天的“作战计划”已经印好张贴在待命室里。早上5时40分，飞行员要抵达飞行甲板。6时20分，侦察轰炸机的飞行员要准备就绪。他们要坐进驾驶舱，启动引擎，等待飞行指挥官的起飞信号。第一缕曙光出现的时候，他们要按计划好的侦察模式开始搜寻。战斗机会紧随其后起飞，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和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也将立即从机库甲板上升到飞行甲板上，一旦收到敌情报告就立即起飞。[60]

了解计划之后，飞行员回到自己的舱室，很快就进入了深度的、无意识的睡眠，就算精神紧张也敌不过身心的劳累。（飞行时虽然基本是坐着不动的，但是比开车费力得多，尤其是在紧张的战斗状态中。）舰员蹑手蹑脚地从走廊昏暗的蓝色灯光下走过，小心地经过飞行员开着门的隔间，担心吵醒他们。除了呼呼作响的风扇和稳定运转着的引擎，船上很安静。特混舰队向着西方行进，半圆的月亮照亮了寂静的夜。甲板上，炮兵依然在炮台旁保持着警戒，戴着钢盔，穿着笨重的填充了木棉的救生背心。救生背心用阻燃剂处理过，味道很浓。[61]警戒舰船慢慢靠近，与航母保持同样的速度和航向。船首激起的白色浪花——舰员形象地称之为“嘴里的骨头”——与黑色的船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像往常一样，舰队呈“之”字形前进，以摆脱敌人的潜艇，经常转向，而且所有的船协调一致，就好像是由一条看不见的线连在一起。除了偶尔微微闪动的灯光信号，这些军舰之间似乎毫无交流。从各个方向都可以看到巨大的螺旋桨激起的磷光，如果有人站在船尾向下看，可以看到这些蓝绿色的水光延伸到水下三四十英尺处。

耀眼的太阳升起后，整个天空几乎万里无云。这是一个美丽的早晨，没有雾、阵雨或者风暴的迹象，这几天来为舰队提供掩护的恶劣天气消失得无影无踪。美国人倒是更希望天气一直恶劣，因为好天气会暴露他们的行踪，让他们更容易受到攻击——就像信号员比弗说的那样：“没地方躲了。”[62]更糟糕的是，锋区已经掠过他们，前进到了北方大约175英里外的敌军所在处。“翔鹤号”和“瑞鹤号”可以借助恶劣的天气来躲过空中的侦察机和攻击机。这成了接下来的行动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天空刚刚亮到可以飞行，“列克星敦号”就派出了18架侦察机，以搜索队形飞行，像轮辐一样以舰队为中心四散开来。负责向北搜寻的飞行员要飞到200英里外侦察，这几乎是SBD轰炸机的极限了。随后不久，F4F野猫式战斗机升空进行战斗空中巡逻。毫无疑问，日本的侦察机很快就会出现在上空。

直到早上8时20分，敌情报告才传过来。向东北方向飞行的约瑟夫·史密斯中尉在飞完去程，并在回程中飞了50英里后，传回报告说他发现了日本舰队：“2艘航母，4艘重型巡洋舰，多艘驱逐舰，120度方向，速度20节。”[63]这个位置离美国舰队175英里，方位为028度。“这是个令人激动的消息，”谢尔曼舰长写道，“这是陆基飞机或舰载机第一次发现日本大型航母。”[64]

奥布里·菲奇接管了两艘美国航母的指挥权，他决定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向北方全速前进，缩短攻击距离。目前他们与报告的目标之间的距离刚好够“蹂躏者”鱼雷轰炸机携足够的燃料安全来回。但菲奇将军也痛苦地意识到，根据近来的经验，第一次目击报告并不总是可信的。机组人员从黑板上抄下了最后一刻的航行数据，然后鱼贯而出，离开了待命室。他们穿上作战服，把护目镜推到额头上，由戴着彩色风帽的引导员带领穿过停放的飞机交织而成的迷宫。两艘航母全部进入了“Z状态”（一级战备状态），内部舱门和舱口紧紧关闭并锁死，把船体变成了多个水密舱。暂时用不到的工具都放在了不碍事的地方。燃料管排空了，消防设备也被拿了出来，以备使用。舱面船员穿上了救生背心，戴上头盔，走向各自的战斗岗位。[65]舰桥上，包围操舵室的玻璃窗也收了起来，让操舵室直接跟外面相通。

上午9时7分，两艘航母调整为逆风方向，第一架战机离开了飞行甲板。半小时之后，75架飞机组成的大型编队飞向日军舰队，其中包括39架俯冲轰炸机（全部装载了1 000磅的炸弹）、21架鱼雷轰炸机，以及15架战斗机。

第2侦察机中队的队长狄克逊少校的侦察区域与之前向舰队报告发现目标的史密斯中尉相邻。收到报告后，狄克逊放弃搜寻自己的区域，径直前往报告中的地点。他在狂风中盘旋，起初未能发现敌军的舰队，但他继续侦察，终于在乌云的缝隙间发现了几条船。他跟踪了敌人两个多小时，通过无线电发出了十多个修正方位，为即将到来的袭击大队指引目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因为此时零式战斗机正在他上空，时刻准备击落他。他在云层中上下翻飞，就像猫和老鼠之间的致命追逐一样躲避敌人，同时用自己飞机上强大的0.50英寸和0.30英寸布朗宁机枪进行回击。零式战斗机对其佯攻，意图引诱狄克逊和他的机枪手浪费弹药，但是美国飞行员并没有上钩。“如果他们离得再近一点，”狄克逊回忆道，“我会做大幅度转弯，一边的机翼朝下，机头对准敌机开过去。这样我就可以用正面的机枪射击，机枪手也可以向前射击。”[66]

美军的航空大队向北扑去，但队形不好。“约克城号”的机群和“列克星敦号”的机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最后相互看不见了。不同类型的战机——俯冲轰炸机、鱼雷轰炸机、战斗机——以不同的速度和高度飞行，随着飞行距离的增加，相互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俯冲轰炸机必须爬到大约1.5万英尺的高度，以到达可以俯冲攻击的位置；鱼雷轰炸机拖着沉重的鱼雷，没有多余燃料爬到那么高，也没必要这么做，它们将从低空接近敌人。[67]战斗机为了高效使用燃料，不得不调小油门，但是这会让它们容易受到突如其来的俯冲攻击。飞至目标区域后，飞行员们伸长了脖子，在潮湿阴暗的云层中寻找缝隙，他们经常找不到自己的僚机。

上午10时32分，“约克城号”的SBD俯冲轰炸机和护航的战斗机首先发现了日军舰队。日军航母距离它们大约5英里，正以25节的速度向正南方行进。小威廉·伯奇少校负责对“约克城号”的两个SBD俯冲轰炸机中队进行战术指挥，他让俯冲轰炸机在空中盘旋，等待鱼雷轰炸机赶到，好进行协同攻击。这个决定符合战术原则，但这20分钟的等待是不值得的。日军航母抓住时机，使更多零式战斗机升空进行空中防御，“瑞鹤号”也得以溜到南方，找到了一片风暴区做掩护。“约克城号”的一名俯冲轰炸机飞行员评价道：“丢失先发制人的机会所付出的代价，比任何由协同攻击得到的优势都要大。”[68]上午10时57分，“约克城号”笨重的鱼雷轰炸机才到达现场。它们分散开来，对“翔鹤号”进行左右夹击。

由于缺少战斗机的掩护，它们投放鱼雷时距离敌舰有1/4英里到1/3英里，没有一枚鱼雷命中。在高空，伯奇及其带领的第5侦察机中队的7架飞机开始俯冲攻击。他们俯冲到8 000英尺的高度时，轰炸瞄准器和挡风玻璃起雾了（4天之前他们在图拉吉岛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问题非常严重，他们就像瞎了一样。伯奇估算说，起雾问题使他们的投弹命中率下降了75%，并称他们不得不“凭记忆投弹”。[69]他们的7枚炸弹全部丢进了海里。

3分钟后，之前盘旋在上空，获得了更好的俯冲位置的海军上尉沃利·肖特的第5轰炸机中队的17架无畏式轰炸机开始攻击。它们呈70度角向“翔鹤号”俯冲，也遇到了零式战斗机和玻璃起雾的困扰。然而，它们还是设法在飞行甲板上投下了两枚1 000磅的炸弹，一枚在船首，一枚在船尾。第二枚炸弹是海军上尉约翰·J.鲍尔斯投下的，他下降到1 000英尺以内才投下炸弹。这种低空投弹使他自己也不可能活下来——他投下的炸弹在“翔鹤号”右舷舰岛后面爆炸，把自己的飞机也炸毁了。这从本质上讲是一次自杀式的攻击，鲍尔斯用他（和后座机组成员）的生命保证了成功命中目标。他被追授了荣誉勋章[70]。

“翔鹤号”的维护官宫下八郎（Hachiro Miyashita）正在下方机库甲板上的一个机械库中。第一次爆炸引发了二次爆炸，摧毁了机库甲板上的机器，并炸毁了所有的维修设备。数十人当场死亡，更多的人在逃跑时吸入了浓烟。宫下沿着梯子爬上了飞行甲板，刚一爬上去，刚好看到鲍尔斯的炸弹击中这块甲板。这两枚炸弹在“翔鹤号”的飞行甲板上炸出了许多大洞，引发的大火疯狂地燃烧了几个小时。有108人死亡，40人受伤。[71]在返回港口修理之前，“翔鹤号”不能再执行起降任务了，于是它的航空大队不得不降落在“瑞鹤号”上。但是“翔鹤号”的伤并不致命。它的损管队最终控制住了火势。它没有被鱼雷击中，船体完好无损，可以依靠自己的动力以30节的速度行驶。它的舰长要求撤离战斗，并获得了许可。12时10分，“翔鹤号”在两艘驱逐舰的护卫下退往特鲁克群岛。

这是让“列克星敦号”的航空大队感到沮丧的一天。“列克星敦号”的战机出战时混乱而脱节，大多以零散的编队抵达战场，而且相隔时间达到了5分钟到10分钟。3架野猫式战斗机和9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没有发现敌方舰队，于是返航了。“列克星敦号”航空大队的队长奥尔特透过雨雾看到了两艘日军航母，但是他只集结到4架俯冲轰炸机、11架鱼雷轰炸机和6架战斗机。“能看到的东西非常有限，”“列克星敦号”的战斗机飞行员盖勒上尉回忆道，“高耸的雨云就像一根根柱子。你得绕过它们，然后突然间你就看见了航母。它就在那儿，但是随即又不见了。……场面之混乱令人难以置信。能见度很差，人们在无线电里大喊大叫。”[72]零式战斗机无处不在，看起来像是从四面八方朝他们发起攻击。野猫式战斗机击退了它们，而迟缓的鱼雷机试图以云雾作为掩护。“总有战斗机在追我，”盖勒说，“刚交手时，我躲开了一架零式战斗机的攻击，并咬住了它的尾巴。它立即采用了零式的惯用伎俩，快速拉升。要知道这些家伙能在1分钟之内拉升4 000英尺。它们就是喜欢让你跟在后面一起拉升。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它们会升到超出你射程的高度，然后在最高点突然掉头向下，这时你会发现它们在你几乎失速的时候朝你俯冲下来。”[73]

在“列克星敦号”的战机组织起来之前，乌云又飘了过来，遮蔽了视野中的敌方舰队。奥尔特开始进行“矩形”搜索，不久之后就在西边大约20英里处发现了受伤的“翔鹤号”。他与3架僚机立即发动了攻击。这4架SBD轰炸机俯冲下去，投下炸弹，有一颗命中了飞行甲板的右侧。“列克星敦号”的所有12架鱼雷轰炸机也攻击了这艘航母，而且飞行员离开的时候乐观地相信，至少有5枚鱼雷击中了该航母。然而事实证明，那天没有任何一枚鱼雷击中“翔鹤号”，或者是虽然击中了，但是没有引爆。

在晴朗的天空下，波光粼粼的蓝色海洋里，第17特混舰队就像一只在钓钩上扭动的虫子。美国航母上的军官和船员们都知道，他们那天一定会受到大规模的空袭，时间很可能在中午之前。所以，早上8时28分，史密斯中尉发现日军航母几分钟后，“约克城号”的无线电室侦听到中岛九七式战斗机驾驶员的敌情报告时，他们并不惊讶。“看见敌方航母。敌方航母方位205度，距离你235英里，航向170度，航速16节。”[74]

“这是一份美妙的报告。”“瑞鹤号”航母的一名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回忆道。[75]这是一份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完美报告，与头一天的极度混乱形成了鲜明对比。原忠一很快派出了69架战机，命令它们保持编队，跟随攻击的指挥官高桥赫一少佐。

美国特混舰队以两艘航母为中心，构成环形的编队。两艘航母会不时左转，逆风航行，以起降战机——但是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护航舰艇会继续向东北方以20节的速度朝敌人前进。由于长时间在太阳下曝晒，谢尔曼舰长有着古铜色的肤色。他整整一个早晨都在离甲板25英尺的舰桥上的信号台里待着。他穿着一件卡其色的战斗制服，一件帆布风衣，头戴一顶钢盔，系绳系在下巴上。尽管这是海军历史上第一次航母相互进行空中打击，但是这位舰长对战役会如何展开有着自己的直觉。他断定日方航母几乎与美方同一时间派出了战机（确实如此）；双方的战机编队已经擦肩而过（确实如此）；敌军会在11点左右攻击第17特混舰队（确实会如此）。[76]他认为双方的空袭都会击沉对方的航母，而所有幸存的战机都会困在空中无处降落。舰长允许斯坦利·约翰斯顿在舰桥上观察这场战役，并打了个比方，用拳击赛来向约翰斯顿简要解释他的推理。航母是一个臂展长，力道足，但是长着玻璃般脆弱下巴的拳手。“我感到，此刻正在赶来的空中攻击无法阻挡，”他评论道，“这情形就好像两个拳击手同时出拳，打出了足以击倒对方的一拳，而且都打中了。”[77]

返回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很快重新加满了燃料，然后起飞进行低空反潜巡逻，它们巡逻时还可以拦截来袭的鱼雷轰炸机。轮机舱提高了动力，以使“列克星敦号”加速到30节。高速规避机动依然是军舰对抗空袭的最佳防御手段。

10时55分，美军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敌军战机的踪迹，当时它们在68英里外，但是原始的雷达系统还无法准确测定目标的高度。“列克星敦号”的战斗机指挥官（负责指挥空中所有的17架战斗机，包括“约克城号”的）估计它们大约在1万英尺的高度。[78]菲奇的航空参谋不愿意派野猫式战斗机到太远的地方拦截，以防它们错过来犯的敌机，使航母变得毫无保护。战斗机要留在航母附近，在1万英尺的空中盘旋。几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被派去低空巡逻，在2 000英尺的高度侦察潜艇，并拦截敌人的鱼雷轰炸机。这种将俯冲轰炸机当作临时战斗机的做法让机组人员感到不快，他们认为自己处在完全不利的地位，简直是送给零式战斗机的一盘冷餐肉。这次战役暴露的最有争议的问题就是美国的航母需要更多的战斗机，而海军航空兵的圈子里也逐渐感觉到了这一点。

“列克星敦号”的5架战斗机在20英里外与敌机编队发生了接触，发现它们分别位于1 000英尺至13 000英尺的高度。这5架飞机试图爬升，但是失去了速度优势，于是不得不掉头追逐日本飞机。“列克星敦号”上的喇叭广播着战斗机指挥官和战机之间的无线电通信：“诺尔玛呼叫航母。敌方鱼雷轰炸机，中岛九七式鱼雷轰炸机，从8英里外的云里蜂拥而出。它们在6 000英尺的高度上，正在快速俯冲。我们正过去拦截。”[79]高桥的攻击就像精妙的舞蹈动作，与毫无章法的美国战机群形成鲜明对比。距离目标还有15英里时，它们分开并形成了两个鱼雷轰炸机群和一个庞大的俯冲轰炸机群。“列克星敦号”第2战斗机中队的海军上尉威拉德·埃德是拦截队伍中的一员：“我和僚机朝两架日本飞机飞过去，它们冲进了云里。在云里我们跟丢了。然后我和僚机分头搜寻。我转出来后，在下方看到了敌军的战斗机。它立刻转弯向上，机头对着我。我也俯冲向下，机头对着它，迎面冲了过去。我用0.50英寸机枪向下打了4连发，它则朝上打。对方20毫米的子弹打不着我，7.7毫米的子弹显然更有效，不过那时我的0.50英寸机枪已经击中它了。那架飞机几乎立刻快速翻滚起来，然后不受控制地向下落去。”[80]

“列克星敦号”的瞭望员最早看见敌机是在上午11时13分。[81]它们如同“密密麻麻的小黑点”一样，出现在东北方的地平线上，看起来几乎一动不动。[82]每一个小黑点逐渐变成了可识别的形状——机身、水平的机翼、螺旋桨盘、机身下挂载的鱼雷或炸弹。鱼雷轰炸机在空中掠过，从两个方向接近，而俯冲轰炸机在高空中呼啸着进入了俯冲状态。“它们来了！”烟囱旁边的通道中有人喊道。[83]“列克星敦号”的引擎猛烈运转，使船加速，随后谢尔曼舰长下令向右闪避，甲板向左猛烈倾斜。“列克星敦号”和附近的巡洋舰以及驱逐舰上的防空武器开火了，天空中充满了高射炮弹爆炸的灰黑色烟雾。垂直的羽毛一样的烟雾，表明刚才这里有美国战机或者日本战机在空中被击落。

“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想象过能有这样的阵势！”岛崎重和少佐说，他是两个鱼雷机编队的领队，“我们在攻击敌方航母的时候，简直是闯进了防空火力构成的一堵墙里，这艘航母及其护航舰船发射的高射炮弹和曳光弹熏黑了天空。在冲进这么恐怖的防御火力网之后，我们的鱼雷机和轰炸机似乎很难幸存。我方的零式战斗机和敌人的野猫式战斗机在我们的编队之中互相追击，爬升又下降。双方解体的战机燃烧着从空中坠落。”[84]

从“列克星敦号”的角度看去，一大群敌机是从各个角度展开的攻击。这场混战让人肾上腺素飙升，没有人能对发生的事情形成完整的印象——完整事件只有在事后才能拼凑出来。

岛崎重和的中岛鱼雷轰炸机从4 000英尺的高度做了一次小角度俯冲，接近“列克星敦号”的左舷。6架敌机冲破了防御，在航母右舷舰首上空盘旋，形成了典型的夹击队形，谢尔曼舰长此时没有多少选择了。（岛崎重和后来称这次攻击“协作很完美”。[85]）飞往航母的左舷时，岛崎的机群低空飞过“明尼阿波利斯号”的船头，这艘巡洋舰防空火力全开，击落了第一架飞机，但是其他的战机继续向“列克星敦号”飞去，看起来不为所动。它们在距离航母大约1 000码，在100英尺左右的高度上保持平飞时，发射了800千克的91型空投鱼雷。鱼雷落下来的时候是头部先钻进海里，然后浮上来，贴着海面，凭自身的动力以50节的速度直奔“列克星敦号”而去。

日本战机线路不变，降到与“列克星敦号”的飞行甲板一样甚至更低的高度，飞过去的时候甚至差点擦到舰首。防空炮兵以近距离平射击落了一架敌机——飞机爆炸时离航母非常近，烧红的铝片甚至掠过了航母的飞行甲板。“我不得不贴着海面飞行，以此逃脱敌人的炮弹和曳光弹，”岛崎重和说，“事实上，我飞得太低了，掉头离开航母的时候差点撞上舰首，因为我比飞行甲板还低。我飞过去的时候甚至可以看到船员盯着我的飞机。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再次经历这种可怕的瞬间。”[86]

两舷均有鱼雷从水中接近，轰炸机正在天上俯冲，但是谢尔曼舰长显得镇定自若，就好像“列克星敦号”每天都会击退这样的攻击一样。“从舰桥上，我看到空中有许多轰炸机从各个位置呼啸而下，还有鱼雷轰炸机几乎同时从两侧飞来，”他写道，“对于轰炸机我无计可施，但是我可以做点什么去避开鱼雷。”[87]他以平静的声音告诉舵手：“右满舵。”[88]“列克星敦号”船体很长，尽管它当时的速度已超过30节，反应还是慢到让人苦恼的地步。舰长回忆说它的转向“威严而迟缓”，那一刻“就像永恒”。[89]

泡沫尾迹显示着每一枚鱼雷接近航母时的轨迹。有一些做着“海豚式运动”——一会儿露出水面，一会儿沉下去。约翰斯顿焦虑地看着水中的鱼雷，他意识到“列克星敦号”不可能全部躲开。“它们邪恶的头部对我来说就像死亡的化身。我有个幻觉，感觉它们是活的。它们破开水面，瞥了我们一眼，确认完前进的路线后便重新潜了下去。”[90]

俯冲轰炸机发出越来越尖厉的声音，表明上方马上有炸弹要落下来了。爱知D3A1九九式轰炸机带有独特的固定起落架，它们以固定的间隔，近乎垂直地俯冲下来。在1 500英尺的高度上，它们轮番扔出炸弹。炸弹从机体上分离出来后，飞机开始拉高，而炸弹则成为一个不祥的黑点，沿着另一道轨迹落下来。一开始的几枚炸弹落到了“列克星敦号”的尾流里，还有几枚落在了船体中部的侧面。每一颗近失弹都会引发剧烈的震动，就好像爆炸来自船体内部一样；每一次爆炸都会激起和航母最高的桅杆一样高的水柱，把通道上的人淋湿。一枚242千克重的高爆炸弹击中了船体前端，在左舷舰首的5英寸舰炮附近爆炸，发出了耀眼的红光，冒起十几米高的火焰。旁边的所有炮手都被震飞了，消防小组急忙赶来灭火。另一枚炸弹只差几英尺就能命中舰岛，但是它稍稍偏离，掉进了海里。第三枚炸弹击中了“列克星敦号”左舷高处的巨大烟囱，炸死了附近通道上的几名炮手。一颗近失弹击断了汽笛的操纵杆，让汽笛在打开的状态下卡住了，以至于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它一直在尖啸。

第二批鱼雷轰炸机穿过了猛烈的防空火力，以小角度俯冲接近了“列克星敦号”的左舷舰尾。鱼雷轰炸机在距离“列克星敦号”1 000码时丢下鱼雷，并继续朝航母飞去，飞过时用机枪扫射航母的甲板。“列克星敦号”紧急规避，并大幅曲折运动。被敌机完全忽视的警戒巡洋舰和驱逐舰此时无法再继续保持环形编队了。

看到有十几枚鱼雷向“列克星敦号”袭来，谢尔曼舰长意识到他无法避开全部鱼雷。不过不是所有鱼雷都能正常工作——两枚看起来必中无疑的鱼雷，结果钻入了龙骨以下，然后出现在了船的另一边。另外有一对鱼雷平行着冲过来，在船体两边各约50码之外，驾驶台有个军官喊道：“舰长！不要改变航向！我们两侧都有鱼雷，它们是平行的！”[91]谢尔曼保持住航向，直到鱼雷越过并消失。不过在上午11时20分，“列克星敦号”的运气用完了。它连续被两枚鱼雷击中左舷的中部和前部。[92]与炸弹的爆炸不同，这些水中的爆炸声音沉闷，但是庞大的航母船体会突然倾斜，发出的强烈震颤足以将人震离地面。比弗记录说，那两次爆炸“像是要把航母从水里举起来再任其落回海里，接着是上下的颠簸，桅杆猛烈摇动，索具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一片片老旧的涂料和积攒了14年的灰尘从航母暗藏的开口和裂隙中被震了出来”。[93]第一次爆炸炸穿了左舷的航空燃油罐，释放出了汽油蒸气，稍后油气又被点燃，造成了严重的内部爆炸。第二次爆炸毁坏了总水管，切断了消防软管和几个蒸汽引擎的供水，对航母造成了双重伤害。船向左舷倾斜了7度，尾流上浮着重重的油迹。

最后一架日本战机从航母的舰首低空飞过，追踪它的防空火力基本是无效的。“他们好奇地看着我们，露出藐视的神情，”斯特鲁普如此形容日本飞行员，“我们用新的20毫米防空武器打他们，但是完全打不到。20毫米的曳光弹都落在这些鱼雷轰炸机的身后。”[94]几架日本飞机在飞过航母时还用机枪扫射。它们飞走后，很快就在地平线上缩成了黑点，高射炮也静默下来。整个行动持续了不到12分钟。

航母周围的海面上杂乱地散布着燃烧的碎片和被击落的战机。从两英里外就能看到“约克城号”冒着黑烟。它的飞行甲板似乎被击中了，受损处靠近船身中间位置。

“列克星敦号”的损管队似乎很好地控制住了局势。在上午11时45分到中午的这段时间里，谢尔曼船长收到了一系列来自H.R.希利中校的乐观报告。希利是损管队队长，在机库甲板下方的指挥中心监督着几百人的工作。两枚日军的鱼雷击穿了“列克星敦号”的船体，几千吨海水灌进来，导致它倾斜了7度，但是损管队通过焊死被水灌满的隔间和加固隔间的方式处理了危险，他们把左舷的燃料和净水抽出来，灌进右舷的空罐子里，以扶正船体。军医清点伤员，然后用担架把他们转移到船上的医务室。消防队员用泡沫灭火器灭火，到了上午11时45分，飞行甲板上已经看不到烟了。船员用新的钢板修复了左舷前部炮台附近的损伤。船头和船尾的升降机都卡在了靠上的位置，不能把飞机送上或者送下甲板，但是甲板还能起降飞机。“列克星敦号”的引擎完好无损，尽管船体受伤了，它依然能以25节的速度迅速行驶。[95]

返回的机组人员从空中看向航母，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从空中看它还挺好的，”海军上尉盖勒之后回忆说，“着舰以后……我向周围看去，才发觉周围有人脸色有些奇怪。然后我看到甲板上到处都是消防泡沫的斑点，我才意识到航母被击中了。”[96]

菲奇将军和谢尔曼舰长有理由相信“列克星敦号”能承受住两枚鱼雷和两枚炸弹的攻击。因为从设计上来说它可以承受更多的打击。损管队受过长时间的高强度训练，也有好的装备和领导者。这次战斗结束后一个小时，“列克星敦号”似乎就恢复平衡了。如果再有敌人来犯，它看起来也有能力打退敌人的进攻。“我们终于对攻击之后的处境感到如释重负，”谢尔曼写道，“但这种轻松感很快就会变成恐惧。”[97]

航母的航空汽油燃料罐放在左舷紧靠船体内侧的地方，它被两枚鱼雷击破了。虽然没有明显的燃油泄漏痕迹，但是隔壁的内燃发电机室里到处都是燃油气味。高度易燃的蒸气像致命的病毒一样蔓延到了整个船体的底部，由于找不到准确的泄漏位置，因此无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中午12时47分，船上发生了巨大的爆炸。舰长位于舰桥上，感觉爆炸来自航母的“底部”，大概是龙骨上方不远处。[98]几乎在同时，油腻的黑烟从飞行甲板上的升降机边缘冒了出来。内部电话被切断了，通信员奉命前去接收希利的口头报告。他们走下钢梯，来到一个充满浓烟的阴森地方，这里只有战斗照明灯，挤满了严重负伤、大声呼救的人。希利的损管指挥中心所在的总发电站已经完全被炸平，25人丧生，周围的隔间已经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火海。在通往舰首医务室的300英尺长的走廊里，钢门都从铰链上被撕了下来。一名上尉描述道：“我被一阵如飓风般猛烈的风吹起，抛到了墙壁上。……那阵风看起来好像是由一股股火焰和无数的火花组成的。……火焰的颜色介于樱桃红和白色之间，火花是深红色的。这阵风只持续了几秒钟，然后就只剩下令人窒息的浓雾了。周围的舱室里传出呼救声，于是我用最大的声音喊道：‘放松，屏住呼吸，我们会出去的。’”[99]

消防队拖着长长的软管来到这个“地狱”。他们戴着防毒面具，靠氧气罐呼吸，用手电筒照明，当水管中的水压下降时，他们会转而使用手提式化学灭火器。他们眼中流进了汗水，头也变得昏沉，但是他们继续战斗，对抗着熔炉般的高温、令人窒息的烟雾，以及进一步爆炸的威胁。他们把伤员拉上梯子，抬到机库甲板上，在那里医务人员已征用飞机的推车，可以把担架推到医务室。

当时谢尔曼和菲奇还不知道，“列克星敦号”已经陷入最终走向毁灭的恶性循环。第一次的汽油爆炸撕开了防水门和墙壁，让易爆的烟雾散布到了整艘航母里，导致损管队无法封锁危险区域。每隔10分钟到15分钟，航母就会因为新的爆炸而颤抖一次。燃料罐被进一步破坏，更多易燃液体流进了火海。总水管被压坏或者破裂了，这导致消防水管中的水压下降，最后完全失去了压力。总电缆也被不断蔓延的大火烧坏了，电源被切断，下层甲板陷入了黑暗。化学灭火器和氧气罐逐渐减少。消防队员不断受伤，不得不被同伴带离现场。虽然有些地方水密门被关好并锁死了，但大火把舱壁烧得非常热，点燃了另一面的油漆，于是火焰穿墙而过。[100]第二次毁灭性的爆炸发生在下午2时42分，第三次是3时25分。至此，火势已明显失控了。

舰长从舰桥上俯视着飞行甲板，下方受损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第一次大爆炸之后，战机依然在航母上起落，但是2时42分的爆炸彻底终止了飞行作业。航母前方的升降机被烧成了橘红色，火舌吞没了旁边的一切。机库甲板已经因火焰和烟雾而不适合停留了，于是那里的伤员被带到上层。斯特鲁普回忆说，爆炸“听起来像货运列车从机库甲板上开过。那其实是一堵火墙，后来从升降机周围往上冒。火墙蹿到两三英尺高，而且爆炸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101]浓烟和炽焰导致损管队被迫向船尾撤退，他们一边后撤，一边拼命用消防软管灭火。他们在弹药升降机里放了一根软管，想把疯狂燃烧的隔间灌满水。但是什么也阻止不了大火的前进。副舰长塞利格曼中校写道：“航母前部大火熊熊，装甲甲板的上面和下面都没有任何灭火工具，此时大火已朝后面的飞行甲板蔓延，机库甲板夹层中存放的20多枚鱼雷必然会被引爆。”[102]

航母内部的联络很快瘫痪了，谢尔曼和菲奇越来越难获得受损的航母下层的准确报告。通往舰桥的主电话在几个小时之前就失效了，舰长和损管队之间的大多数通信是靠人员来回跑动解决的。船舵的电力系统被切断了，转向装置进入应急模式，改变航向只能靠口头通知。随着水泵失灵，船体又开始倾斜，吃水更深了。菲奇下令让护航船只不要靠近，因为“列克星敦号”变得非常难控制。通往轮机舱的传声筒（不需要电）在一段时间内仍能发挥作用，但是音质在不断下降。谢尔曼舰长意识到，如果他不命令工程师撤离，当剩下的通信联系全部被切断时，那里的人会坚守岗位，直到被大火吞噬。下午4点，他命令他们关闭引擎，排出锅炉里的蒸汽，撤退至飞行甲板。多余的蒸汽冲进了烟囱里，发出低沉的呼呼声。引擎不再发出声响，四个巨大的螺旋桨停止了工作。“列克星敦号”停了下来，一动不动。忠诚的护航舰——驱逐舰“安德森号”、“哈曼号”和“莫里斯号”，巡洋舰“明尼阿波利斯号”和“新奥尔良号”——来到这艘即将沉没的航母旁边，等待指示。

下午4时30分，谢尔曼派通信员找到损管队临时指挥塞利格曼中校，让他带着剩下的所有船员到飞行甲板上集合。到下层甲板去找人是一项危险的工作，但必须这样做——广播系统早就坏了，每个人都需要知道舰长命令他们离开岗位。受伤的船员不断被带到飞行甲板上，许多人被烧伤，吸入了浓烟，但总有志愿者愿意到底下去帮助其他船员。弃船时用的救生艇和其他漂浮设备已经准备好了。驱逐舰的船首紧靠在航母左舷后方，让人们把担架降到其甲板上。

时间紧迫。船上的每个人都知道，随着大火蔓延，机库甲板里的炸弹和鱼雷正在被火慢慢烘烤着。有人测量过，鱼雷周围的金属外壳温度在60℃左右。最终，它们会被引爆，把航母彻底炸毁。到了5点钟，保船显然没有希望了，弃船的准备也一直在进行，但舰长还没有下达命令。菲奇可能认为谢尔曼等待的时间太长了，有些危险，所以下午5时7分，将军在舰桥上俯身对信号台上的舰长说：“让这些孩子下船吧。”[103]

他们把打了节的绳索固定在船的两侧，将几十个救生圈放进了海里。人们开始沿着绳子下降，有的直接降到筏子上，有的来到驱逐舰的甲板上，有的到了小船上，有的直接滑进了50英尺以下的海里。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晚，太阳在一片壮丽的光辉中落下。这次撤离十分从容，从容得有点奇怪。没有慌张，没有恐惧，甚至有些人看起来并不着急离去。有人从船上的商店里拿出来了一桶冰激凌，装在杯子里分给大家。高射炮手们将20毫米机关炮的炮管和弹夹带到了驱逐舰的甲板上，以免随航母一同沉入水中。人们在绳索后面排成几条直线，把鞋子脱下，整齐地摆在飞行甲板的边缘。他们向舰长欢呼了三声。海军上尉盖勒直接从飞行甲板上跳到海里，游了大约100码，然后游了回来，顺着一条绳索重新爬上了飞行甲板。有人问他为什么回来，他回答说：“哦，在那里我觉得有点孤单。我不认识那些人。你们什么时候过来？”[104]

菲奇将军离开了此时已经空无一人的舰岛，跟在一小队参谋的后面。一名海军陆战队员依然遵守着规矩，把将军的外套整齐地叠好，放在他的胳膊上，紧跟在他身后。“我记得我走过飞行甲板时，感到非常热，很快这些都将被烧毁，”斯特鲁普回忆说，“左舷前方吹来了一点点风，让船的这个位置稍微凉快了一点。”作为菲奇的司令秘书，斯特鲁普举起双臂，朝一艘巡洋舰发出信号：“派一艘小船来接将军。”[105]一艘汽艇很快就停在了下面，菲奇迅速爬下绳索，来到汽艇上。

6点钟时，只有几个人还留在“列克星敦号”上。飞行甲板热得烫脚。“飘忽不定的小火舌互相追逐着穿过大片木制的区域，前面的火焰很快就被后面的取代了，”信号员比弗回忆说，他是最后离开的几个人之一，“除了火和烟什么都看不到。船头依然很干净，但是填充木板缝隙的焦油开始沸腾了。我们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浪。”[106]

舰长和副舰长是最后走的人。他们在甲板上最后走了一圈，看看有没有人落下。没有船员落下，于是他们来到“列克星敦号”船尾打结的绳索旁，看起来都不愿迈出最后的一步。谢尔曼命令塞利格曼先下去，因为舰长有“义务和特权”最后一个离开。[107]塞利格曼刚一下去，船腹就发生了爆炸，火焰伴着飞机的碎片冲上半空，谢尔曼在飞行甲板的边缘下躲开了坠落的碎片。塞利格曼呼喊着，让舰长赶紧从绳子上下来。“我刚才在想，”谢尔曼回应说，“会不会我刚离开船，火就熄灭了，那样的话我是不是很傻？”[108]舰长在后来写道，放弃“列克星敦号”“令人心碎”，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事”。[109]但是这艘可敬的老航母已经完成了使命，谢尔曼有义务把自己完好无损地带回去，继续为美国海军服务。他顺着绳子坠入温暖而又黑暗的珊瑚海中。

在燃烧的航母周围，海水里有数百个等待救援的人。许多人后来回忆说那片海水让人感觉很舒服，不热也不冷，还能感受到燃烧的“列克星敦号”发出的热量。身上的救生衣使他们浮在水面上。他们可以抓住筏子上丢下来的绳子，舒舒服服地漂在海里，等着被救上小船或者驱逐舰。有些人手里还举着几包香烟。健康的人选择多等一会，让那些虚弱的同伴先上船。“莫里斯号”和“哈曼号”驱逐舰小心地在落水者之间穿行，不断有人爬上吊货网。那些虚弱得爬不动的人被起重机吊了上来。

夜幕降临后，燃烧的航母构成了一幅美丽而又可怕的景象。在夜幕的映衬下，熊熊燃烧的“列克星敦号”看起来比以往更加庞大。甲板上的每一个孔洞都透出内部橘红色的火焰旋涡，一部分船体被烧红了，像熔化的铅那样发光。比弗回忆说：“它倾斜得很厉害，停在上面的飞机挂载的炸弹以及飞机本身的爆炸，让飞行甲板上不时冒出脏兮兮的红色火焰。黑暗的水面映衬出的火光，让这场面变得更可怕了。”[110]

此时，机库甲板中的鱼雷弹头和炸弹已经接近引爆温度。晚上6时30分，它们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爆炸。飞行甲板上的十几架战机像儿童玩具一样被抛到了海里。航母中部的二号升降机从飞行甲板上被炸飞了，像瓶盖一样飞了出去，缺口中冒出了一大团火焰。从附近的一艘巡洋舰上，斯坦利·约翰斯顿看到“碎片和颗粒、飞机，以及大大小小的钢板和木板都伴随着刺目的白光在火焰和烟雾中飞上了天。我们的身子紧紧贴着巡洋舰起伏的边缘，过了好几秒，碎片才在周围几百英尺的范围内坠入大海”。[111]

弗莱彻将军已经决定当天不再发动攻击，命令整支舰队向南撤退，脱离敌人。有人建议派巡洋舰和驱逐舰尾随日本舰队，吸引敌人参与水面作战，他考虑之后拒绝了，因为这样他们可能会遇到大规模空袭。这个决定很有可能拯救了大多数“列克星敦号”船员的性命，因为这样才有足够的船只接纳幸存者。这些船员被救起并分散到舰队中的驱逐舰和巡洋舰上，这些船上一下子变得人员过剩。但是船员们都全力招待“列克星敦号”上的这些无船可归的人，拿出多余的衣服来，还跟他们分享床铺，让大家都可以轮流睡觉。

弗莱彻下令击沉“列克星敦号”，这一方面是防止它落入敌手，另一方面是防止其成为敌军飞机的路标。“费尔普斯号”驱逐舰行驶到距离它大约1 500码的位置去执行这个糟糕的任务。谢尔曼舰长有些哽咽，站在“明尼阿波利斯号”巡洋舰上看着这一切。“费尔普斯号”朝“列克星敦号”的右舷发射了8枚鱼雷，看起来有4枚引爆了。谢尔曼回忆说：“那艘被击中的船吃水越来越深，慢慢地沉了下去，就好像它也不愿放弃战斗一样。旗杆上的国旗和最后挂上去的信号旗都自豪地飘扬着，旗语是‘我是弃船’。它是以水平的姿态沉下去的，跟以往一样端庄。”[112]晚上7时52分，“列克星敦号”在一片蒸汽的咝咝声中沉没了，随它一同沉没的，有100多具船员的尸体。大约一分钟后，方圆几英里内都能听到一声巨大的、可怕的水下爆炸声，就连整整10英里外的美国特混舰队的船上也听得见。那是“列夫人”最后的怒吼。它沉向了深渊。

“约克城号”航母比“列克星敦号”更小更灵活，它躲过了8枚甚至10多枚鱼雷。埃利奥特·巴克马斯特舰长在信号台上指挥舵手，喊着“右满舵！”“左满舵！”[113]借助回转半径小的优势，巴克马斯特用“船首正对”的方法来对付鱼雷，也就是说，他直接让“约克城号”朝鱼雷来袭的方向开去，灵巧地穿过它们，其中最近的鱼雷离“约克城号”不超过50英尺。“航母转向时，尾流拧成了一道巨大的白色弧线。”摄影师威廉·G. 罗伊回忆说，他当时也站在舰桥上，就在巴克马斯特身旁。[114]航母在超过30节的航速下急转弯，大幅度摇摆，船员们不得不紧紧抓住身边可以抓住的东西，这样才不会从甲板上滑下去。

“约克城号”被俯冲轰炸机投放的一枚500磅的炸弹击中了，这枚炸弹落在舰岛附近，径直穿过甲板，在钢板上留下了一个直径14英寸的洞；炸弹还穿过了待命室、机库甲板、第二甲板和第三甲板，最后在船体深处的第四层甲板上的航空设备储藏室里爆炸了。这枚炸弹穿过六层甲板才爆炸，它的力道可想而知——速度可能达到了每小时500英里。机库甲板后部的一个船员估计爆炸使“船尾至少上升了10英尺”[115]——这一高度足以把航母的螺旋桨完全抬出水面，使人们在战斗的喧嚣声中都能听见引擎飞转的声音。因为这次爆炸，内部的甲板和舱壁明显变形了。37人当场死亡，还有更多的人受伤。海员奥蒂斯·凯特被派去清理现场，多年后他回忆说：“到处都是碎片和颗粒，有些是航母的，有些是海员的。……我们要把航母的碎片拣出来，把海员的肢体装进裹尸袋，把其他的垃圾丢进垃圾袋，直到现场可以用铲子和消防水管进行清理，然后再用消毒剂和抹布清理。这里总是有一股‘死亡的芬芳’。当时和之后，一直有个想法在我脑海中盘旋：我的号码在哪里？”[116]

令人惊讶的是，除了这最初的破坏，这艘船可能没有太多损伤；火势得到了控制，飞行甲板继续作业，甚至还能保持24节的速度。舰长询问轮机长是否需要降低航速，轮机长回复道：“不需要。我们能挺过去！”[117]

“列夫人”燃烧时，“约克城号”一刻不停地行进，这样做既是为了避免被日本潜艇跟踪，也是为了回收战机。在“列克星敦号”明显无可挽救之时，菲奇将军深谋远虑，把“列克星敦号”上未受损的飞机尽可能多地转移到了仍能起降飞机的“约克城号”上。在接收了“列夫人”的超过1/4的飞机后，“约克城号”的航空力量比战役开始时还要强。然而弗莱彻的选择十分有限。美国飞行员声称已经击中了日本的两艘航母，并确信击沉了其中一艘。但下午的目击报告证实，两艘日本航空母舰仍漂浮在水面上，而且看上去并没有起火，机动能力似乎也没有降低。美国人已经损失了“列克星敦号”，不能再失去“约克城号”。此外，燃料储备低得令人担忧，而且特混舰队的护航舰船在接收了2 700名“列克星敦号”幸存船员后，已经严重超载。弗莱彻一开始打算留在珊瑚海海域，不过5月8日下午晚些时候，他收到了尼米兹发来的信息。后者要求弗莱彻撤出攻击区域。于是第17特混舰队朝南方驶去。

在几艘驱逐舰上，“列克星敦号”的船员们挤在甲板上的狭小区域里，很难在船上走动。食堂里不供应食物，三明治和黑咖啡都是直接递到人们坐的地方。那天晚上有上百人睡在甲板上，疲惫使他们忽视了不舒适的环境，甚至船头溅起的水花也无法把他们吵醒。医生和医务兵夜以继日地救治伤员。烧伤者数不胜数，医务人员将单宁酸直接涂在伤口上，并给伤员注射大量吗啡。绷带缠了又拆，断骨打上石膏。烧伤最严重的病人得到输血治疗。几艘驱逐舰缓慢地朝南方行驶：这些军舰比较小，增加的人员重量明显影响了它们的航行能力。随着燃油的减少，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每艘驱逐舰的重心都升高了。弗莱彻下令将“列克星敦号”的幸存海员重新安置到巡洋舰上。

“约克城号”的速度还可以，但是它的内部损伤很严重，身后拖了数英里长的光滑的燃油痕迹。这很危险，因为留下的尾迹容易被敌机发现。弗莱彻命令一条驱逐舰紧紧跟在航母后方，希望可以把浮油打散。船上没人知道敌人的下落，大家都以为日军正在穷追不舍。海军上尉沃利·肖特坦言：“老实说，我们在撤退的路上很害怕。”[118]

5月9日凌晨，第17特混舰队向东转向，然后通过新喀里多尼亚南边的航道偷偷溜出了珊瑚海。因为燃料不足，“约克城号”在汤加群岛的汤加塔布岛停留，等待油轮赶到。有几艘水面舰艇进入了努美阿，这是新喀里多尼亚的首府。整支舰队中都有流言称北太平洋即将开战。

日军也在快速撤退。5月8日下午，井上成美将军断定，除了取消登陆莫尔斯比港的行动并让两艘航母返回特鲁克群岛之外，没有其他选择。“推迟对莫尔斯比港的攻击，”他发电报给山本，“请您批准。”[119]他做出这个决定，有多条充足的理由，包括目前燃料不足，以及派舰队继续进攻莫尔斯比港可能会遭到毁灭性空袭等等。即使两艘美国航母都被击沉了——如日本飞行员希望他相信的那样——驻扎在澳大利亚的陆基轰炸机也令他不得不慎重行事。为运输舰提供空中掩护的“祥凤号”已经沉没了。虽然“瑞鹤号”还完好，但是经过5月7日和8日的战斗，日本航母的舰载机损失惨重。第二天结束时，航母上只剩39架飞机，包括24架零式战斗机、9架俯冲轰炸机和6架鱼雷轰炸机。许多成熟老练的飞行员已经被击落或在海上失踪。

山本将军被井上的请求激怒了，认为他懦弱消极。午夜时，总司令断然拒绝了撤离请求，命令高木继续搜寻并歼灭附近的盟国海军。高木没有足够的燃料去追击美国人——一些驱逐舰燃料只剩20%，巡洋舰还有50%——不过为了做出点样子，他还是向美国舰队离去的方向派出了一些侦察机。5月9日和10日，他一直在通过油轮给舰船加油，到那时，弗莱彻的舰队明显已经逃走了。

日本人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拿下莫尔斯比港，不会遇到太多抵抗，很多人都好奇他们为什么没这么做。对于一个到当时为止在战争中不顾一切的国家来说，这次失去胆量的行为十分奇怪。珊瑚海战役也就此作为盟军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而载入史册。

5月11日，山本取消了早先的命令，让高木将“瑞鹤号”带回日本。它需要进攻中途岛。

为了避免有人忘记战争的代价，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无论是“翔鹤号”还是“约克城号”，撤出战斗时都要将大批死去的船员进行海葬。“翔鹤号”的维护官宫下八郎说，船上回荡着伤员的号哭声，但是这些声音最后都沉寂了，因为这些人后来伤重而死。一个海军大尉的遭遇让他深受触动，这个大尉的身体完全被弹片炸烂了，医生处理时就像“从地里挖土豆”。5月9日，“翔鹤号”将107具尸体沉入大海。“我们用纱布覆盖住他们的脸，然后用毯子裹住尸体，”宫下八郎说，“接着在他们两腿之间绑上一颗30千克的哑弹，好让他们沉入海底。但是入水后，水压使棺材碎开，尸体重新浮回了水面。”[120]

“约克城号”的一级准尉弗兰克·博永远不会忘记他看到的白色水手袋上的“血手印”，那是被炸伤的人尝试站起来时在印在上面的。[121]医疗兵把逝者放在金属丝网担架上，并用被单盖住他们的脸。5月8日晚上，在准备好海葬之前，很多担架放置在军官休息室（靠近船上的医务室）里。“约克城号”的SBD飞行员比尔少尉因为太劳累，进入了一个摆满死去船员的房间，爬到了床上。凌晨时分他被弄醒了，因为“有人把我从床上抬了下去。屋里很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大声问怎么回事。刚一出声，我就被松开扔到了地上，一个受到惊吓的声音说：‘我的天啊，医生，这人没死！’”[122]

[1]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43.

[2]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 162.

[3]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8.

[4]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191.

[5] Lt. Cdr. Paul D. Stroop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 36.

[6]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22.

[7]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189.

[8]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42.

[9] Ibid., pp. 4–9.

[10] Ibid., p. 30.

[11] Otis Kight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70.

[12]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 155.

[13]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p. 40–41.

[14] Ibid., and p. 32.

[15] War Diary, USS Lexington, Flagship of Commander, Task Force 11; entry for April 19, 1942.

[16]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

[17]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p. 328, 331.

[18] Michener, Tales of the South Pacifi, p. 27.

[19]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167.

[20] Ibid., p. 168.

[21]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 4: Coral Sea, Midway and Submarine Actions, p. 26.

[22]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23.

[23] 关于SBD轰炸机的雾气问题，见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p. 57–58。

[24] Nimitz to King, “Naval Action in Coral Sea Area, 4–8 May 1942” (CINCPAC endorsement of Fletcher’s after-action report), p. 3.

[25] U.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USSBS), “The Campaigns of the Pacific War.” Chap. 4,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1946); online at www.ibiblio.org/hyperwar/AAF/USSBS.

[26]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98.

[27]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53.

[28] Stroop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 37.

[29]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98.

[30]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30.

[31] Ibid., pp. 110–11.

[32] Ibid., p. 128.

[33] Ibid., p. 129.

[34] 此处指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译者注

[35] Ibid., p. 135.

[36]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p. 389–404.

[37] Ibid., p. 400.

[38]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99.

[39]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99.

[40]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42.

[41] Ibid., p. 143.

[42] Hamilton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 65.

[43]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 67.

[44] Flatley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 66.

[45] Stroop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 38.

[46] Morison, Coral Sea, Midway and Submarine Actions, pp. 41–42.

[47]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99.

[48]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53.

[49]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00.

[50] Ibid., p. 401.

[51] Stroop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 39.

[52]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02.

[53] Peter Newberg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21.

[54] Astor, Wings of Gold, p. 67.

[55] Newberg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21.

[56] Stroop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 39.

[57] Dick Wright quoted in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216.

[58]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 69.

[59]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57.

[60]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 69.

[61]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32.

[62]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 164.

[63] War Diary, USS Lexington, Flagship of Commander, Task Force 11; entry for May 8, 1942.

[64]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03.

[65] Ibid., p. 107.

[66]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64.

[67]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04.

[68]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 71.

[69] Ibid., and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230.

[70] 荣誉勋章，美国授予英勇军人的最高奖章。——译者注

[71] Maintenance Warrant Officer Hachiro Miyashit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p. 81.

[72] Gayler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 69.

[73]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66.

[74]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223.

[75] Ens. Kenji Hori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67.

[76] Sherman’s action report,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7 and 8 May 1942,” item 14.

[77]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75.

[78] Sherman’s action report,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7 and 8 May 1942,” item 16.

[79]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80.

[80] Willard Eder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 69.

[81] Sherman’s action report,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7 and 8 May 1942,” item 15.

[82]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 166.

[83]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82.

[84] Lt. Cdr. Shigekazu Shimazaki quoted in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 104.

[85]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09.

[86] Shimazaki quoted in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p. 104–5.

[87]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09.

[88]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82.

[89]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09.

[90]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84.

[91]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10.

[92] Sherman’s action report,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7 and 8 May 1942,” item 18.

[93]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 167.

[94] Stroop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 42.

[95] Details of damage control efforts drawn from Sherman’s action report,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7 and 8 May 1942,” items 19, 20.

[96] Gayler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 70.

[97]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12.

[98]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12.

[99] Lt. H. E. Williamson quoted in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203.

[100] See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p. 169–70.

[101] Stroop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 44.

[102] Executive Officer to Commanding Officer, USS Lexington, May 14, 1942. “Action in the Coral Sea, May 8, 1942—report of” (A16-3/CV-2), item 27.

[103]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14. Also see Johnston and Stroop.

[104]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217.

[105] Stroop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p. 45–46.

[106]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p. 170–71.

[107]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15.

[108]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220.

[109]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14.

[110]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p. 170–71.

[111]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224.

[112]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16.

[113] William G. Roy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20.

[114] William G. Roy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20.

[115] Warren Willenburg accou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 published for the Battle of Midway Celebration, Marines Memorial Club, San Francisco, 2009, p. 55.

[116] Kight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72.

[117] U.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USSBS), “The Campaigns of the Pacific War.” Chap. 4,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 “Attack on the Yorktown,” p. 29. Online at www.ibiblio.org/hyperwar/AAF/USSBS.

[118] Short quoted in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 75.

[119]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03.

[120] Miyashit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81.

[121] Frank Boo accou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 p. 7.

[122]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 77.

第十一章

弗莱彻将军的第一批乐观报告已经发送给珍珠港和华盛顿了，此时“列克星敦号”仍在为生存而奋战，似乎能够保存下来。“敌人发动了第一轮全面攻击，我方舰队没有遭到重大损失。”他向尼米兹发送无线电报时这样说。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松了一口气，回答说：“祝贺你们取得辉煌战果。”弗莱彻后续的电报报告了“列克星敦号”不断恶化的情况。最后发出的是“列克星敦号”沉没的噩耗。莱顿在记录中称尼米兹“身子明显晃了一下，还好几次喃喃低语，说原本可以拯救‘列克星敦号’的”。[1]

现在太平洋上美国只有三艘航空母舰，其中一艘（“约克城号”）作战受损，也许需要返回美国本土维修，也许不需要。当天晚上，尼米兹尽力提振参谋的士气，提醒他们日方无疑也受到了重创。他说：“我们不知道敌方具体的损失情况。但是他们肯定也有重大损失！你们要记住——一定要让敌方有损失，让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2]然而在5月10日写给金将军的私信中，他完全是另一种语气。“鉴于我们现在的航空母舰建设进度，我们承担不起这样的战损率。”[3]

金将军在华盛顿的办公室中密切关注着战役的进展，但他忍住冲动，没有介入尼米兹和弗莱彻之间的无线电通信，他的考虑是“他们需要所有能用的通信手段来有效协调工作”。[4]得知“列克星敦号”沉没的噩耗时，这位美国舰队总司令深受打击。他曾是“列克星敦号”的舰长，他了解这艘军舰，也了解上面的每一名士兵。他发布命令，向公众隐瞒“列克星敦号”沉没一事。他对英国皇家海军元帅达德利·庞德爵士说，这“仅仅是第一轮战役，敌人的力量还在增强，我们将难以与之抗衡”。[5]

人们常说珊瑚海战役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敌对双方的舰船第一次在视距外交战。这也是海战史上最混乱且最令人困惑的战役之一，这场海战在通信、判断、解读和计算方面都出现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失误。从直接的战果来看，日本取得了胜利，但是取胜的程度并不像他们宣称的以及他们自以为的那样大。除了“列克星敦号”之外，日方还击沉了宝贵的油轮“尼欧肖号”和驱逐舰“西姆斯号”，重创了“约克城号”，摧毁了“列克星敦号”上的50架飞机（包括与航母一同沉没的飞机）和“约克城号”上的16架飞机。盟军击沉了日方的轻型航母“祥凤号”、1艘轻型巡洋舰、2艘驱逐舰、1艘运输舰和4艘炮艇，还击伤了“翔鹤号”和一艘飞机供应舰。尽管从击沉的舰只吨位上看日方领先，但是日军损失的飞机数量和伤亡人数都是美方的两倍多。在空战中，日方损失了33架战斗机、3架四引擎巡逻轰炸机、5架水上飞机、16架俯冲轰炸机和17架鱼雷机。另有30架飞机与“祥凤号”航母一起沉没。日方有90个机组人员殒命，相比之下，美方只损失了35名机组人员，因为美方救援坠海飞行员的工作做得更好。

日方战术上略胜一筹，而盟国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对珊瑚海战役结果的这一判断，已经过时间的检验。后半句是确定无疑的。日方的目标是夺取莫尔斯比港，但是他们失败了；对于美方来说，这是太平洋战争开始5个月以来的首次重大逆转。如果井上成美更果敢些，那么日方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夺取莫尔斯比港。5月8日的战役过后，盟军除了陆基轰炸机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阻挡日军登陆莫尔斯比港，而盟军的陆基轰炸机从未对行驶中的舰船构成过太大威胁。谢尔曼曾认为莫尔斯比港会在48小时之内陷落。[6]

珊瑚海战役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而对澳大利亚来说则是极为重要。如果日军占领了莫尔斯比港，澳大利亚北部的城市和军事基地将受到严重威胁。麦克阿瑟将军不常表扬海军，但他说这场战役“保障了澳大利亚的独立”。[7]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澳大利亚的“特拉法尔加战役”——这场海战的胜利打破了入侵者原本坚不可摧的形象。太平洋战争之后有好几年的时间，澳大利亚人都把这场战役的纪念日当成准国庆节来庆祝。

然而，对于日方来说，珊瑚海战役能算是战术上的成功吗？“翔鹤号”被美军击伤，需要修理；“瑞鹤号”虽然没有受损，但是其舰载机损失惨重。更为关键的是，这两艘航母都没能及时返回，参与中途岛海战，而它们如果在场，完全有可能改变那场战役的结果。“约克城号”虽然受损，但它是唯一一艘既参加了珊瑚海战役，又参加了中途岛战役的航空母舰，而且其航空大队将在第二场战役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里我们不妨冒一下掉书袋的风险，引用一下韦伯斯特词典对“战术”的定义：“在军事行动中部署和调动海陆军力的技术，尤其针对近程目标或短期目标（与战略不同）。”珊瑚海战役和中途岛战役相距不到一个月。把这两场战役结合起来看，盟军在5月8日的珊瑚海战役中，使两艘日本大型航母未能参加6月4日的战役，这不应该视作战术上的胜利吗？

战争是一所严苛而无情的学校，但是美国海军不断地从中吸取经验。如果说美方在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大败之后有哪件事做对了，那就是美军全体都开始重视吸取教训和改进自身。他们认真分析与敌方的每一次交锋，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每次作战行动后的汇报都包括战术分析和建议，这些来之不易的知识与经验影响了之后的指挥决策、纪律原则、作战计划和日常训练。美方从珊瑚海战役中获益良多。这场战役暴露了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的瞄准器起雾的问题，尼米兹认为这是“三天的战役中最突出的设备问题”。[8]同时，这场战役也表明防空炮兵需要更好的训练。还有很明显的一点，那就是应该大大增加航母上的F4F战斗机的数量，这既是为了给空袭的轰炸机护航，也是为了给特混舰队提供战斗空中巡逻。战斗空中巡逻机应该部署在距离航空母舰更远的地方，这样才有时间拦截敌机；这些飞机的高度也应该提升，这样在拦截敌机时可以利用高度获得速度优势。道格拉斯“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已经严重过时，必须尽快更换。[9]美军的航空大队必须学会在出击的时候保持队形，让俯冲轰炸和空投鱼雷攻击良好协作。在这一方面，日军做得很出色，这是“列克星敦号”上的官兵实际体验过的。

也许这场战役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美国飞行员和日本飞行员打了个平手。日本的飞行员和飞机不再拥有神秘的光环。F4F的飞行员逐渐学会了利用更快的俯冲速度和飞机自身坚固的结构来对付更轻也更易损的零式战斗机。这些由弗拉特利少校改进的战术对于重创日方航空部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美军的中队长们在纸上总结战斗经验，分发给队员。弗拉特利这样建议野猫式战斗机飞行员：

获得足够的高度优势再与敌方战斗机接触。俯冲时可加快速度，爬升时就很难跟上敌机的速度了。实施打了就跑的战术，俯冲攻击，然后拉升撤离。如果在接近敌机时对方逃出你的视野，就立刻撤离，让后面的飞机继续追击。你如果转身掉头，就会处于与敌方平行甚至更低的位置，这样一来就很难重新获得高度优势了。如果遇到危险状况，立刻逃跑，大幅移动，钻进云层。要和同伴待在一起。日方的空中纪律执行得非常好，如果单独行动，你会发现对方至少有三架飞机对付你。尽管敌机更为灵活，但是如果操作得当，你的飞机性能更好，可以在自身损失程度最低的情况下将其击毁。[10]

东京的大本营宣称美国的“萨拉托加号”和“约克城号”航母已经被击沉。之所以宣称击沉“约克城号”，是因为飞行员乐观地判断他们发射的3枚鱼雷和8至10枚550磅重的炸弹击中了它，这样沉重的打击，应该足以击沉世界上任何一艘航母了。海军少将原忠一在战后报告中推测“约克城号”已经沉没，但是也承认他无法证实这一点。东京方面还宣布日方击沉了美国的一艘战列舰，使一艘英国重型巡洋舰丧失作战能力，重创了英国的一艘厌战级战列舰。[11]这些说法毫无根据——该海域没有其他盟国战舰，也没有巡洋舰被击中。

昭和天皇发布了一份诏书，赞扬日本舰队取得辉煌胜利。连阿道夫·希特勒也送上了称赞。元首（希特勒）预言：“经过最新的这一次失利，美军战舰几乎不敢再面对日本舰队了，因为所有与日军对抗的美国舰船都等于沉没了。”[12]

然而，日本联合舰队的参谋们却高兴不起来。即便两艘敌方航空母舰已经沉入珊瑚海的报告是真的，日本付出的代价也非常惨重：“祥凤号”是日本在战争中被毁的第一艘主要舰船，损失了这么多的飞机和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也让他们极为震惊。此外，日方的高级军官都知道，官方公告中有一点没有告知公众——MO行动的主要目标，莫尔斯比港，仍然在盟军的手中。联合舰队的参谋们责备高木和原忠一在追击美国舰队时不够主动，并且指责井上有畏敌思想，提前撤兵。

航空参谋奥宫正武总结了参谋们的观点：“事实就是，珊瑚海区域的我方高级指挥官缺少对敌所需的战斗精神。”[13]宇垣缠将军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不世之功恍如梦中，消散无踪。战争是双方的事情，很难按照某一方的意愿进行下去。敌方来袭时，我们难道不能更团结地一致对外吗？”[14]

这场战役印证了日本海军飞行员普遍的共识：原忠一将军率领的第五航空战队的两艘航空母舰与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相比，只是“小兄弟”而已。原忠一的战队被视作“B”级战队，其飞行员的经验和技术比日本第一航空战队（“赤城号”“加贺号”）以及第二航空战队（“苍龙号”“飞龙号”）的飞行员差一截。然而，就连“B”级战队都在珊瑚海战役中击沉了两艘美国航母——如果“B”级战队都能给势均力敌的敌方施加如此沉重的打击，那么在中途岛，“A”级战队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这种观点一传十，十传百，逐渐被编成了一句俏皮话，在日本第一航空舰队传开了：“如果连嫔妃的儿子［“翔鹤号”和“瑞鹤号”］都能打胜仗，那么正室所生的儿子就更能独霸天下了。”[15]

指责日方指挥官和第五航空战队的飞行员的言论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言论也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更严峻的问题上转移开了。日方低估了对手吗？无论双方牌面上的损失情况如何，南方发生的这场战役都表明美军飞行员不是好惹的；F4F野猫式战斗机如果操作得当，完全可以对抗日方的零式战斗机；而美国的俯冲轰炸机对舰艇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军是在处于日本舰队打击范围内的不利时刻突然出现的。美军并非无能或士气低下。他们显然有意愿，也有能力在战斗中证明自己。但是山本五十六和他的主要部下不愿意这样来解释珊瑚海战役——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意味着中途岛战役的作战计划其实蕴含着更严重的风险，而他们不愿意承认。

5月5日，在珊瑚海主要战斗的两天之前，中途岛战役和阿留申群岛战役的作战命令便已下达至整支日本舰队。永野修身签署了第18号海军战令，指示山本“与陆军联合行动，执行占领中途岛以及阿留申群岛西部重要据点的任务”。[16]这将是海军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海陆两栖作战。这一作战计划将日军分成五个基本独立的战术集群，在广阔的北太平洋战区执行任务，范围从阿留申群岛寒冷的外岛延伸到南方2 000英里外的中途岛。近200艘日军舰艇、700多架飞机将参与进攻行动。乔恩·帕歇尔和托尼·塔利在以日方视角研究中途岛海战的专著《断剑》中这样写道：“综合来看，日本海军在阿留申群岛战役和中途岛战役中几乎调遣了所有兵力。日方派出了所有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没有参战的只有4艘重型巡洋舰及其为数不多的作战人员。有28名将军率领部队作战，部队在这次行动中跨越的海域以及消耗燃料的总量比平时一整年还多。”[17]

日军作战计划中包含了一系列复杂的、精心安排的进攻，进攻时间要准确无误，还要严格保持无线电静默。6月3日，北方的一支日军会对位于乌纳拉斯卡岛荷兰港的美军基地——这是美国在阿留申群岛的主要基地——进行突袭，随后攻击并占领阿留申群岛的三个外岛。6月4日清晨，日本航空母舰会在中途岛西北部发动空袭，目的是摧毁停留在地面上的飞机，为入侵部队清理海滩，登陆部队预计于6月5日晚在环礁上登陆。一旦占领环礁，日军的两个工兵营就将登陆，升级并扩充岛上的航空设施。任何从珍珠港出击拦截的美军都将被击溃。

中途岛战役并不是周密计划的产物。日方为了平息内部异议，平衡联合舰队和军令部的需求，经过很多妥协，才制订出这个作战计划。因此毫不奇怪，这个妥协矛盾重重、漏洞百出，还存在许多不必要的风险。它暴露了日方的傲慢和轻敌，最终导致了致命的失误。日军的作战计划使其军力在广阔的北太平洋地区过于分散，并且过于依赖对美方如何应对的不可靠的猜测。作战计划对日军人数有限的精英飞行员的要求也过高了，这些飞行员自12月7日战争开始以来几乎都在连轴转，根本没有休整的时间。虽然日方不愿意承认，但是日本航母上有经验的飞行人员已经疲惫不堪、近乎透支了，而新手又缺乏训练和经验，无法与老兵的技术相比。南云忠一将军在战后报告中指出：“必须大幅调整人员安排。……欠缺经验的飞行员甚至还没有学会如何在白天着舰。我们甚至发现，有些老练飞行员的技术也大不如前。”[18]

阿留申群岛战役是在军令部的坚持下进行的，与中途岛战役并没有明确的战略关系。在阿留申群岛参与行动的舰队，距离中途岛十分遥远，不可能及时赶到这里给主力提供支援。日军可以在几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占领阿图岛和基斯卡岛，但是占领这里毫无意义。这些岛屿对日方和美方都没有太大价值。因为附近没有军事基地增援，所以占领者面对敌军的反攻时往往软弱无力。

日本之所以要发动中途岛战役，至少有一部分动机是要将日本的战列舰投入战斗，这些舰艇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静静地停驻在广岛湾的柱岛锚地。“柱岛舰队”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在日军的航母特混舰队中逐渐传开。[19]此外，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按兵不动的战舰上的舰员越来越焦躁不安。宇垣缠将军表示：“在本国水域长期停留后，军队主力的士气已经大不如前。我鼓励了他们，不过我们必须探索新的训练方法，还要让他们参加实战。”[20]

既然日方的舰队如此强大，在航空母舰和水面舰艇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为什么山本将军不集中兵力来击败美军呢？为什么不利用数量优势来对抗和战胜敌方呢？糟糕的阿留申群岛行动是为保全军令部的面子而做出的让步，除了这个行动，中途岛的作战计划似乎试图平衡马汉的集中优势兵力原则与隐藏日军真正进攻规模的需求。山本五十六进攻中途岛的主要目的是引诱美方的航空母舰加入战斗。如果尼米兹能发现日方所有军队都在中途岛附近，他便会让舰队在珍珠港待命，即便这样做意味着将中途岛拱手相让。山本打算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在以中途岛为基地的侦察范围之外，这样一来尼米兹便会失去戒心，派太平洋舰队出战。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方分散的兵力能否及时赶到战场发挥作用呢？

帕歇尔和塔利在书中写道，日方一直没有找到解决这一两难困境的方案。“如果假设美军会从珍珠港被引诱出来，那么就没有办法制订一个既让战舰的位置能够迷惑对手，同时又能让战舰相互协助的计划。这两个目的是自相矛盾的。山本将军知道不能两全其美，他愿意牺牲相互支持，来达到秘密行动的目的。”[21]

中途岛的作战计划建立在一个含有隐患的大意假设之上，即日军注定会不断取得胜利。后来日本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称之为“胜利病”。[22]

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山本和整支舰队的高级军官聚集在“大和号”上，一连召开了几天的作战计划会议。山本的日本传记作家这样写道：“整艘船将星闪耀，到了就餐时间，高级军官云集；资历最低的中将被请出司令舱，在普通的餐厅里将就用餐，而少将只能去尉官的食堂，区区大佐就不得不站在甲板上用餐了。”[23]战舰前部的餐厅里也摆满了会议桌和折叠椅，以举行更大规模的会议。将军们在“大和号”宽敞的议事厅和餐厅中进行了兵棋推演，北太平洋的地图上摆满了舰艇模型，双方的机会和运气以骰子来代表。这些推演本来是要检验作战计划，发现不足之处，但大家很快就发现，山本及其主要的参谋对检查计划没有兴趣，更不用说批评意见了。简单来说，这些推演的目的在于证明山本的计划是可行的。他是个赌徒，喜欢冒险。

在会议第二天的一次兵棋推演中，“红队”（代表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突然出现在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左翼，发动了令日方损失巨大的突袭。裁判行使了神一般的权力，裁定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并宣布结果无效。裁判自负地断言，如果推演发生了这种结果，那么推演本身就是不完善的。因为直到南云忠一将军对中途岛发动第一轮空袭，美国航母才会加入战斗。

在另一次推演中，中途岛的美军陆基轰炸机对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发动了反击。骰子让美国飞机9次击中日本航母舰队，击沉了“赤城号”和“加贺号”。山本专横的参谋长宇垣缠将军在这次推演中担任监督者和裁判长。他说：“稍等一下，我们把击中的次数减到3次。”[24]之后，他又武断地判定这次推演只击沉了“加贺号”，而“赤城号”只是轻度受损。在推演下一阶段进攻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的战役时，宇垣缠还设法“复活”了“加贺号”，让其参加推演。[25]为偏向日方而更改规则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举出的只是最令人吃惊的几例而已。“如此裁判，”渊田美津雄说，“连我们当中最麻木的航空队军官都极为反感。”[26]

山本亲自提出了一个问题，直指要害——如果美国航空母舰突然出现在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攻击范围内，会发生什么事情？源田实少佐立刻应道：“铠袖一触！”这是一个成语，意思是“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打败敌人！”[27]山本对兵棋推演结果做出的妥协，是要求南云忠一在中途岛战役开始之后在航母上保留一支后备打击力量，以防美国航母突然出现。

这次兵棋推演暴露了作战计划的弱点，以及日本舰队面临的威胁，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然而，这场推演从一开始就没有被认真对待，最终顶多起到一点象征性作用。这些推演只是做做样子，对于推演暴露出来的弱点，他们置之不理。虽然舰队中有军官私下里批评这种做法，但几乎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渊田美津雄参与了作战计划会议，他说大家普遍过度自信。他和其他航空母舰飞行员都“对自己的攻击力很有信心，我们认为即使战列舰不帮忙，单凭我们自己的力量也能击垮敌方舰队”。[28]

对于这个作战计划，最有力的反对者是第二舰队司令近藤信竹中将。他在5月1日私下与山本会面，并提出了反对意见。近藤信竹劝山本推迟进攻中途岛，加强向东进攻的力量，通过所罗门群岛攻占新喀里多尼亚。在那边，舰队可以依靠南方的岸基空中支援，而进攻中途岛则得不到任何岸基空中支援。即使日本成功占领中途岛，为了补给该岛，日方也将面临严峻的后勤和军事问题。近藤信竹后来写道，他认为占领中途岛是死路一条，因为“补给线太长，日本不易在该地维持强大的空中力量”。[29]

山本寸步不让。近藤信竹提议推迟一个月进攻中途岛，以便进一步研究和准备，然而山本并没有理会。6月初的天气情况很有利于作战。（据推测）只有那时才会在黎明之后不久涨潮，使日军得以利用这个时机，让运送部队的两栖舰船穿过中途岛周围的岸礁。到7月份，阿留申群岛将被大雾笼罩。此外，要想推迟中途岛的行动，实际上为时已晚——日本海军的几乎全部资源都已经调动了起来。

六个月前，山本不顾军中审慎的异议，强令突袭珍珠港，最终在战术上大获全胜。他预测日方的空中力量面对盟军海军的水面力量会有压倒性的优势，后来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从来没有失败过，总能凯旋，他头上有着不败的光环。他是全国上下的名人，赢得了日本人民的敬仰和信任。他曾两次以辞职相要挟，以击退反对者。他会毫不犹豫地再次这样做的。

在日记里宇垣缠这样写道：“在战争总结会、兵棋推演和战况报告会等一周不间断的会议之后，难免感觉有点累。”另一方面，春天已经到来，天气晴朗，濑户内海岸边鲜花盛开。5月5日是日本的“鲤鱼节”，虽然宇垣看不到岸上的鲤鱼旗，但看到舰队锚地旁岛屿的陡坡上翠绿的叶子时，他还是欣喜万分。那天，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两行诗：

翠屿晴苍终在望，

飘摇环峙碧海间。[30]

美方海军无线电监听站设在瓦胡岛中部的偏远多山地区，隐藏在甘蔗地和郁郁葱葱的树丛之中，可以截获日方的编码信息。当时监听站和珍珠港的海军造船厂之间没有安全稳定的通信联系，所以截获的原始密码信息要用打字机打下来，由信使开吉普车下山交给第14海军军区司令部的地下室，即罗奇福特的密码破译单位的所在地。

MO行动和珊瑚海战役像日军其他大规模海战一样，让美方获取了大量无线电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和已知的作战地点、事件和作战单位联系起来。换句话说，这些都是密码破译员的富矿。1942年5月，盟军能够截获大约60%的日本海军无线电通信，试图破解大约40%的截获信息，其中能够成功破译的代码组为10%至15%。

但是，除了极少数情况，他们根本无法解读完整的信息，只能读懂其中几个短语，剩下的看起来完全像是胡言乱语。罗奇福特每天都要花18个小时埋头研究这些信息，它们都是零碎的片段，片段之间都是空白。“我的工作是填空，”他如此说，而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他要依靠自己超群的记忆力，“我可以回想起三四个月前哪条命令发出过类似的信息。”[31]之前破解的短语有助于猜测空白处的信息，尤其是当相同的短语反复出现在同样的空白旁边时。在IBM计算机的帮助下，合理的猜测可以跟所有出现过某个代码组的信息进行比对验证。这样一来，破解JN-25（当时的日本海军使用的主要密码）的进程就有了几何级数的进展——随着破译人员发现越来越多代码组的含义，剩余的空白信息也就更好推测了。

在珊瑚海战役之前，罗奇福特就开始怀疑日本人计划在太平洋中心开展另一场大规模行动，这次行动的目标可能是中途岛，甚至是夏威夷。5月初，盟军的监听站发现，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的无线电通信量大幅增加，但南太平洋的日本主要海军基地特鲁克群岛的通信量并没有相应上涨，说明这是一次针对赤道以北地区的进攻，而不是向南展开的新攻势。日方要求向塞班岛运送大量加油软管，这似乎表明舰队作战的地点离日军基地较远。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的侦察机出动的频次和距离都增加了。其起落航线预示着这场“即将到来的行动”规模很大，日本第一、第二和第五舰队都有可能加入进来。显而易见，太平洋中部地区将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5月12日，罗奇福特给莱顿打了电话。他说：“我感觉自己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的。你最好亲自过来看看，就会明白了。虽然还没发生，但已经迫在眉睫！‘蓝眼睛男人’会问你有什么看法的。”[32]有一条信息提到了日方“占领军”的代码组，还有个片段暂时确定为“即将打响的战役”，与地理标志“AF”有关。第二天，5月13日，美方截获两条重要信息，并破译了一部分内容。在其中一条信息里，一艘日本舰艇要求获得夏威夷群岛地区的海图。在另一条信息中，一艘供应船的预定航行方向表明“AF”是第三航空队未来的基地，这条信息还讨论了如何运送基地设备、弹药、备件和地勤人员等后勤问题。

早在3月份，罗奇福特就推测“AF”指代的是中途岛。以A字母开头的所有地理标志都被证实是太平洋中部的岛屿，可能属于夏威夷群岛，也可能是其他美属岛屿。然而，罗奇福特相信日方既没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也没有相应的航运能力来入侵瓦胡岛或夏威夷群岛的其他主要岛屿。该地区还有哪些可能的备选目标？中途岛是唯一一个足够大的环礁，可以允许航空队驻扎；而像巴尔米拉或约翰斯顿岛这样的岛屿，面积太小，不值得投入太多成本去占领。因此，经过简单的排除法，就只剩中途岛了。到了5月12日，罗奇福特心里已经毫无怀疑，认定中途岛是待定攻击的目标。莱顿赞成他的观点：“我们知道AH指的是瓦胡岛，AK指的是法兰西护卫舰暗沙。现在对方准备好了航空作战单位的基地补给物资，将其与入侵军力一起运送到‘AF’，那么它就只能是处于珍珠港打击范围内的我们的某个岛上基地。显然，中途岛是日军的目标，因为相比于备选的约翰斯顿岛，它距离有日军驻守的威克岛要近150英里。”[33]

这一推测合情合理，结论也是正确的，但是除非尼米兹上将能被说服，否则这些都不算数。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AF”指的就是中途岛。这只是个假设罢了，依据的是许多零散的线索拼成的一张像马赛克一样的照片。但是，由于莱顿和罗奇福特曾正确地预测日军针对莫尔斯比港的行动，所以他们的观点能够得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全面关注。在珊瑚海战役和中途岛战役之间的这一个月里，尼米兹必须做出其四十年海军生涯中风险最大的决定，而他愿意根据情报官的最佳推测来赌上一切。

但是，尼米兹并不是掌握最终决定权的人。尼米兹身后，在华盛顿，还有一位盛气凌人的海军上将，他就是欧内斯特·金，他不想再损失任何一艘航空母舰，所以他想亲自决定航空母舰的部署地点和部署方式。在珊瑚海战役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担心敌方会抢先攻占新喀里多尼亚、斐济和其他处于美国—澳大利亚航线上的岛屿。华盛顿的海军通信情报科的情报分析人员强化了金原有的看法，认为日方将把主要的攻击力量投入南太平洋地区。他们固执地相信自己破解的一系列情报，这些情报提到日军舰队会在特鲁克群岛会合，所以他们认为日本海军舰队正在向南移动。罗奇福特同意日本舰队有可能在特鲁克群岛会合，但同时也认为，日本只有在成功占领中途岛后才会采取这一行动。后来，罗奇福特说：“整个这件事情中，最让我吃惊的是，很多人不接受我的推理过程。华盛顿不同意我们的解释，这让我们这些夏威夷情报站的人相当恼火，因为他们有同样的情报，如果不是脑袋出了问题，应该得出同样的推论。”[34]

有些人甚至怀疑情报的真实性，他们认为日方无线电通信故意指向中途岛，这可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罗什福特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是5月13日截获的消息，第三航空队在其中说自己未来的基地就是“AF”。对于那些反对者来说，这样的情况太完美，不可能是真的。就连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都评论道：“一支日军部队把中途岛当作邮寄地址一样说出来，这似乎有点夸张了。”[35]陆军指挥官担心瓦胡岛的安全问题，害怕尼米兹的部署会削弱该岛的防空力量。在接到请求后，陆军航空队指挥官迪洛斯·C. 埃蒙斯（Delos C.Emmons）将军不同意派遣B-17轰炸机增援中途岛。他警告尼米兹说：“我们截获的日方无线电信息可能是蒙骗我们的障眼法。我们需要估计的应该是对方的能力，而不是对方可能有哪种目的。［敌军］如果目的是破坏珍珠港和火奴鲁鲁的设施，就有足够的军力对瓦胡岛进行破坏性袭击。”[36]

这些相互抵触的观点使得华盛顿与夏威夷情报站之间的争执愈演愈烈，甚至掺入了私人恩怨。在部队之间的安全无线电传输中，侮辱性言语也夹杂在“电文的填凑部分”中，这是为了保证情报的安全性而添加的随机成分。莱顿怀疑，雷德曼的阵营中甚至有人破坏内部消息记录，如果仔细审查这些记录，海军通信情报科的错误就会曝光。哈姆·赖特少校是海波站的高级密码破解员，他回忆说：“整个事件混乱不堪。我们一直都在和海军通信情报科争斗，我们根本没法合作。”[37]夏威夷的人指责华盛顿的人喜欢捕风捉影——他们做了很多无用功，破译的都是零散的片段，而且在预测信息时，总是忽视基本的常识。海波站的团队经历过珍珠港袭击之后的混乱局面，当时他们要面对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耸人听闻的谣言，从中认识到了辨别真假情报的重要性。他们相信华盛顿的同行没有吸取同样的教训。正如贾斯珀·霍姆斯所说的：“没经历过战争的人，意识不到在战争迷雾中追寻真相的影子有多难。”[38]

罗奇福特和他的部下确信“AF”是中途岛，而且确信日军的攻击将发生在6月的第一周。他们让尼米兹相信了他们的推理。但是他们缺乏足够的证据来推翻华盛顿固执的相反观点。对于这一点，罗奇福特及时地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使用了一个诡计。他让中途岛的指挥官给珍珠港发送一则明文电报，报告中途岛的一座海水淡化厂出现故障，因此整个岛上急缺淡水。对方照做了。威克岛上的一个日军监听站截获了这条电报，并立即将其转送至东京大本营，后者提醒了联合舰队，说“AF”淡水短缺。后面的这条电报被海波站以及墨尔本的密码专家截获并破译了。

这个计谋大获成功，确定无疑地证明了“AF”确实是指中途岛。但不可思议的是，海军通信情报科依旧固执己见。他们认为，日方或许试图用无线电信息误导盟军。退一步说，就算日军是在计划攻击中途岛，那也要等到6月的下半月，等他们在南太平洋的另一场大规模进攻结束之后，才会开始这一行动。

尼米兹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哈尔西率领的第16特混舰队是围绕“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组建的，该特混舰队被派到了赤道以南，为参加珊瑚海战役的姊妹舰“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提供增援。这支舰队已经到达了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埃法特岛以东水域。如果罗奇福特和莱顿的判断无误，日军计划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对中途岛展开大规模进攻，那么尼米兹就需要马上从南太平洋召回哈尔西。但是金将军看着他的一言一行。金还没有完全相信日军将要进攻中途岛的说法，所以尼米兹无法自由地命令这两艘航母回来。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怎么能直接无视独断的美国舰队总司令的看法呢？

5月16日，尼米兹下达了作战命令。他给哈尔西发去无线电消息：“你部应向夏威夷海域前进。”[39]同一天，他给金发电报解释了他这么做的理由。日军将对“中途岛—瓦胡岛一线展开进攻，而且可能会尝试在中途岛登陆，据推测日方会在此次行动中投入主力部队”。[40]此外，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还在日记里指出：“除非敌方实施大规模无线电欺骗，否则我们很好地掌握了他们的意图。”[41]

尼米兹的命令促使金将军立刻召集参谋来到他的办公室，全面分析最新的情报。当天快结束时，他终于得出结论：尼米兹是对的。第二天早上，他在一份“紧急／绝密”的电报中说：“我稍微修正了我的看法，现在基本同意你的观点。”占领中途岛是日方新的进攻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海军将试图“引诱并消灭太平洋舰队的主力”。金同意美国的航空母舰应该时刻准备参加战役，但是补充说，尼米兹必须“在不会遭遇重大损失的前提下让我们的部队参加这种决定性战役”。[42]

但是，即使到了现在，一些关键性信息仍然缺乏。攻击何时发生？哪些舰队会参加？整个进攻的顺序如何？5月18日，尼米兹把压力转移给了莱顿和罗奇福特，让他们给这些问题提供答案。通信情报此刻对于美军来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重要：那一刻，整个舰队的命运都寄托在一系列截获的信息和复杂的推断上。

5月20日，海波站截获了一则长电文——其长度说明了它的重要性——密码破译专家全力以赴，开始破译这条电文。IBM计算机剥掉了附加的成分，将80%多的内容转成了明文。这则电文的内容是中途岛行动的完整作战命令，包括参战部队的详细信息。但是，电文中高度加密的多字母时间密码仍然无法破解，所以夏威夷这边的密码破译员还不能证明日军会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发动进攻。罗奇福特和莱顿一点一点地排查，对日期的判断越来越接近。零星的破解内容提到了5月27日是从塞班岛起航的日子，而6月6日，一支驱逐舰分队会抵达，为运送进攻部队的舰艇护航。莱顿回忆说，他当时采用的办法是，“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尝试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来看眼前的问题。基于起航日期，以及6月6日入侵部队的运输舰抵达等破解的消息，我倒着推算，大致推测出了一个可能的计划，足以相对准确地预测出中途岛的侦察机大约在何时何地能发现载有入侵部队的运输舰”。[43]

5月27日早上，罗奇福特和莱顿在舰队司令部的会议室中和尼米兹及其他几位高级参谋人员一起会面。即将被任命为第16特混舰队司令的海军少将雷蒙德·斯普鲁恩斯与当地陆军指挥官埃蒙斯将军以及罗伯特·C. 理查森中将一起出席了会议，理查森是作为马歇尔将军的私人密使被派来夏威夷的。罗奇福特迟到了半个小时，因为他直到最后还在整理需要通报的信息。（他也许是太平洋战区唯一可以迟到而不受处罚的海军军官。）莱顿回忆说，那天罗奇福特“蓬头垢面地出现在会议上，因缺乏睡眠而目光呆滞”，他为迟到道歉，尼米兹“冷冷地瞪了他一眼”。[44]

罗奇福特预计，日军会在6月3日凌晨对荷兰港发动空袭，第二天早上对中途岛发动另一场空袭。这一预测简直是太具体了，尼米兹的几名参谋觉得难以置信。美军真的已经能看到日军的作战计划了？有些人仍然怀疑这是日军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当然这可能是日方的‘障眼法’，大规模地使用无线电信息欺骗我们。”[45]另外一些人则提出疑问，说为什么日方在明知占领中途岛毫无意义的情况下，还要集中全部舰队力量攻打那片环礁。（他们的反对意见与近藤将军和日本军令部向山本提出的反对意见基本相同。）有这么多人不赞成他的推测，让罗奇福特非常惊讶。在他看来，在这件事情上，他的预测即使不是完全严丝合缝，至少也是没有多少理由怀疑了。他后来说：“我在超过两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关注这一事件的发展，逐渐排除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我当然无法理解为什么还会有人有这么多的疑虑。”[46]

尼米兹指出了罗奇福特推理中的缺陷，罗奇福特也坦承，有一些情况他还不了解，这些不了解的地方是通过推理填充起来的。罗奇福特说：“对于类似目前的情况，我所能做的就是解释我的立场，并希望将军接受我的观点。”最终决策这一“可怕”的重担，是压在尼米兹一个人肩上的：“讨论到此为止，没有人能把压力从他肩上拿走，也没有人能帮助他。”[47]

尼米兹又要求莱顿准确地预测一下即将到来的战役会如何展开。莱顿回答说：“我很难做出具体的预测。”

尼米兹盯着他不放。他说：“我希望你能说得具体些。毕竟，这是我给你的工作——假设自己是日军舰队司令，从这一角度告诉我你会有怎样的计划。”[48]

“那好吧，将军，”莱顿回答道，“我之前给过您一份情报，那份情报表明日军航母可能会在6月4日上午对中途岛发动攻击，所以我们就将6月4日视为开战日。日军将从西北325度的方位进军中途岛，在距离中途岛约175英里处，我们的侦察机可以发现他们，那时中途岛当地时间应该是早上6点钟左右。”[49]

那天下午，尼米兹发布了“29—42号作战计划”，计划中指出日军将“在近期试图攻占中途岛”。“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组成的第16特混舰队将行进到中途岛东北方向约350英里处，该地点的代号为“好运”。他们将与弗莱彻将军的第17特混舰队会合，后者由修复好的“约克城号”以及8艘警戒舰组成。[50]美方的3艘航母会在这一区域待命，等空中侦察发现日军航母后，便对南云忠一的侧翼发动突袭。这两个舰队的司令要“通过消耗战术对敌人造成最大的损伤”，但是“如为达此目的有可能对我方航母和巡洋舰造成重大损失，则不应采取此类行动”。

莱顿写道，尼米兹已经“跨越了卢比孔河”。[51]整场战争的走向都取决于这场战役。当天晚上，莱顿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海波站的员工知道整场战争的胜败都押在了他们的预测之上。中途岛海战之前的一个星期，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他们判断对了吗？罗奇福特告诉手下不必担心。战役即将打响——日本舰队估计已经起航，尼米兹也已经部署好兵力。日军即便没有在6月3日或4日发动袭击，也必将在6月中旬出击。罗奇福特对莱顿说：“如果我们针对6月3日的攻击做好了准备，而袭击并没有来，我们可能会显得挺傻的，但是我们还有时间给船加油并重新回到待命地点。但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而日军发动了袭击，那么珍珠港那样的情况就会重演——海军也将难辞其咎。”[52]

海波站还能在自己的记录中再加一顶胜利的冠冕。日方在通信中使用了高度加密的时间和日期代码，山本五十六5月20日发送给舰队的长篇作战计划中的日期就是这样加密的。罗奇福特的团队一直致力于破解新的信息，没有时间来关注这个问题。5月26日晚上，哈姆·赖特刚刚值完12小时的班，正要离开，约瑟夫·芬尼根上尉突然跟他说：“哈姆，我们破解不了日期和时间。”赖特回到办公桌前，收拾了一下桌子，集中精力对付这个问题。他把每条含有这种密码的截获信息收集整理了一遍，开始研究各种可能性，把旧的密码和已知的日期联系起来，因为旧的密码所提到的作战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一条一条地分析，谨慎地做出假设，反复验证，然后抛弃不成功的假设。深夜时，赖特和芬尼根把托马斯·戴尔和罗奇福特本人这种经验丰富的密码破译员都号召起来投入这项工作。

到5月27日的上午10点左右，他们终于找到了破译的办法。他们发现，时间和日期的密码是一套简单的替代密码，使用的是12行（月）31列（天）的日语假名表。破解结果证实日军将于6月3日进攻阿留申群岛，一天后进攻中途岛。这和海波站的预测完全一致，也跟尼米兹向舰队发布的命令中的日期一致。

成功之后，贾斯珀·霍姆斯上楼去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在行政大楼的阳台上，他碰到了一个老朋友，这个人当时是“约克城号”上的一名军官。他们聊天时，戴尔走出地下室，准备回家，胳膊下夹着破旧的午餐盒。他已经连轴转好几天了。霍姆斯写道：

他身上的制服看上去像是三天以来他都是和衣而睡的。事实的确如此。他没刮胡子，头发看起来好像一个月没有理了。的确如此。他因睡眠不足，眼睛里布满血丝，脚步沉重，可以看出他差不多耗尽了精力。船上的人总是瞧不起在陆地上工作的人，我的这位航母上的朋友便说：“瞧这位老兄，真该派他出海，让他知道什么叫作累。”一瞬间，我浑身的血往头上涌，差点就说出实情。戴尔属于一小拨堪称顶梁柱的军官，正是他们的天赋和多年以来的奉献精神使我们终于能有机会赢得一场战役。他要是把时间浪费在个人仪表上，那么这场战争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也会造成更多的牺牲。好在我及时控制住了情绪，咕哝了一句：“哦，他挺好的。”心里觉得就像彼得背叛了耶稣一样。如果我说出秘密，表示我们的价值超过了任何荣誉和奖赏，戴尔肯定会第一个责备我。[53]

哈尔西率领的第16特混舰队到达南方海域时太晚了，没能参加珊瑚海战役。两艘航空母舰（“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上的无线电操作员通过收听弗莱彻的战舰和飞行员之间的通信，了解了战役的进展。“列克星敦号”的沉没让他们非常震惊。它是第一艘在海战中被击沉的美国航母。阿尔文·柯南写道，“企业号”上许多经验丰富的水手都在“列克星敦号”上待过，“列克星敦号”的沉没尤其让他们感到悲痛，“就像自己的损失一样”。[54]

官兵们都誓言复仇，最初他们也确实有希望追上从珊瑚海撤退的日军舰队。5月11日将一支海军陆战队战斗机中队送到埃法特岛后，第16特混舰队便腾出手来，可以与日军交战。据推测，日军计划对所罗门群岛以东的一些岛屿发动新一轮攻击。航空母舰沿着170°经线向北巡航，并向西展开了长距离的搜索，希望能找到正在撤退的日本舰队。

在尼米兹5月16日发出的召回令中，还有一段不同寻常的附文。在一份发给哈尔西本人的绝密消息中，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指示这支特混舰队在向北返回珍珠港之前，故意引起日军巡逻机的注意。这条计策的目的是让日方相信，通往中途岛的道路上没有美军舰船，同时吓阻日军近期在南太平洋区域发动进一步的侵略。哈尔西于是指挥特混舰队向西航行，清楚地知道朝这一方向航行会将自己的舰艇暴露在川西水上飞机无处不在的侦察之下。驻扎在图拉吉岛的日军远程巡逻队发现了所罗门群岛以东几百英里处的美军特混舰队，因此井上将军决定在7月之前不再对莫尔斯比港发动任何攻击。在这之后，哈尔西指挥舰队向北转向，加速朝瓦胡岛行进。

只有哈尔西和其他几名高级军官知道事情的内幕。下级军官和士兵则对这些令人费解的机动感到困惑和气愤。“盐湖城号”上的罗伯特·凯西觉得这很奇怪，因为舰队如果朝东行驶的话，很容易隐匿自己的踪迹，他说：“其中肯定有蹊跷。”[55]特混舰队以20节的速度向北高速行进，显然是要匆忙返回珍珠港，这让士兵们觉得不舒服，因为这么做等于撤军。“我们似乎像懦夫似的，”柯南回忆说，“……许多人都窃窃私语，议论这件事儿。”[56]

5月26日，在热带烈日的炙烤下，第16特混舰队的21艘舰艇缓慢地驶入珍珠港。尽管“约克城号”和它的护航舰还没有到达，但是东湖早已停满了战舰，在它们之间穿行十分困难。“企业号”安全地进入泊位几分钟后，哈尔西及其副官坐上小船，前往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57]

尼米兹和哈尔西见面时，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吓了一跳。这位特混舰队的指挥官看起来状态不佳。他面容憔悴，眼窝深陷。他近来瘦了20磅，皮肤上起满了红色和白色的鳞状斑块，后来被诊断为“普通皮炎”，这肯定是跟压力过大有关系。在海上的最后几天，为了减缓皮炎的发展，他只穿着内衣站在舰桥上，让皮肤暴露在阳光下和空气中，但是毫无效果。[58]皮炎带来的痛苦使得他越来越难以入睡，而一位无法入睡的将军不适合率领美国海军所剩无几的航母投入这场至关重要的战役。哈尔西担任指挥官的时间太长了，而且中间没有休息过，尼米兹命令他立即住进海军医院。他无法参加中途岛战役，必须躺在病床上，身体涂满药膏。后来他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59]

尼米兹在向美国舰队总司令报告时没有把哈尔西的情况说得那么严重。“他精神头儿十足，积极求战，”5月29日，他在报告中告诉金，“但他确实需要休息一小段时间。他没有大病，也不在病员名单里。”[60]

5月28日，弗兰克·杰克·弗莱彻将军得到通知，他将继续担任第17特混舰队的司令。由于哈尔西生病卧床，弗莱彻成了舰队中军衔最高之人。但是还需要另外一名将军接管哈尔西的工作，指挥第16特混舰队。哈尔西推荐了斯普鲁恩斯少将，他是特混舰队中巡洋舰分队的指挥官。尼米兹跟哈尔西一样，对斯普鲁恩斯评价颇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斯普鲁恩斯是一个“黑鞋”将军，但他一直是哈尔西眼中的一流干将，而且他对航空母舰的作战方式非常熟悉。实际上，尼米兹已经选定斯普鲁恩斯作为他的下一任参谋长，而且计划在这场战役之后立即提拔他到这个位置上来。

斯普鲁恩斯与哈尔西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斯普鲁恩斯审慎且温和，总是耐心倾听别人的意见，从不好大喜功。他通过树立榜样以及自信和出色的工作能力领导别人。他从不让任何个人情绪影响自己的决策。他总是回避记者，实在回避不了时，他就说些无关痛痒的话。哈尔西是个直率、傲慢的人，但是当他面对媒体或者属下时，他总是愿意听些恭维之词。不过，斯普鲁恩斯与哈尔西自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关系一直很好，当时他们一起在太平洋驱逐舰部队服役。他们的妻子范妮和玛格丽特在此期间也成了好朋友，当时他们都把家安在圣迭戈。他们的儿子比利和爱德华年龄相仿，从小就是密友。

斯普鲁恩斯出生在巴尔的摩一个富有的家庭，小时候住在一所豪宅里面。但是，在他还未成年的时候家道没落，他被送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和两个女性长辈住在一起。由于家人无法承担他的大学学费，他就申请了海军学院。他根本不喜欢海军学院，因为那里思想保守且顽固，敷衍了事的教官总是强调机械地记忆技术细节，而粗暴的恶作剧被认为是培养性格的训练。他毕业于1906年，在209人中排第26名。《海军学院年鉴》中说他是一个“害羞且冷静的人，认真热情又带有少女般的天真。……他不会伤害任何东西和任何人，除非是出于职责”。

年轻时的斯普鲁恩斯略显羞涩，身材瘦小，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很魁梧。他是个内向的人，很少微笑，但他并不（像欧内斯特·金那样）冷漠傲慢。他每天都步行很长的距离来保持健康，步伐很快。即便是出海的时候他也坚持健走，围着甲板一圈一圈地走。大家都说斯普鲁恩斯“充满智慧”，这个词形容他十分合适，因为他熟读海军的兵法，是个知识渊博的海军军官。他思路清晰，无论是讲话还是写作都具有很强的表达能力；他广采众意，无论被分配到何种任务，都能迅速抓住要点。一名海军医生在初次见到斯普鲁恩斯时，“向这位中等身材的瘦削军官敬礼……他面色黝黑，表情平静，略显冷酷。他的蓝眼睛特别犀利，似乎能读透别人内心的想法”。那个医生还补充说：“他方方面面都像斯巴达人。”[61]

像许多名垂青史的海上勇士一样，斯普鲁恩斯也晕船。但他从来没有把这种不适当成一种困扰。舰艇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行驶时，站在舰桥上的他可能会突然走到栏杆旁呕吐，之后重新回来干自己的工作，就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他有很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从来都不会像其他指挥官一样被疾病或者精力消耗过度（这一点刚刚让哈尔西住进了医院）打垮。像每个达到他这种地位的军官一样，斯普鲁恩斯在海上和陆上都工作过，但他更喜欢海上。他后来接受了尼米兹给他的差使，回到陆上工作，做尼米兹的参谋长。对这份工作，他既不充满热情，也没有任何抱怨。

在太平洋战争后来的过程中，斯普鲁恩斯和哈尔西的职业生涯交织得很紧密。1944年和1945年，这两位将军会轮番指挥太平洋最高级别的舰队，成为第三舰队的指挥官（斯普鲁恩斯任职时，该舰队为第五舰队）。哈尔西后来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获得了“五星上将”称号；斯普鲁恩斯也配得上同样的荣誉，却并未获得。但是舰队的军官和士兵都认为斯普鲁恩斯更可靠，领导力更强，研究太平洋战争的史学家也认同这一点。

不过，在1942年5月的时候，斯普鲁恩斯仍然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将领。“企业号”的舰员失去了敬爱的哈尔西将军，他们不仅感到难过，还很担心。这位瘦削的巡洋舰指挥官既未驾驶过战斗机也未指挥过航母，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很自然地，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克拉伦斯·迪金森这样记录道：“舰员们把大家收集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拼凑在一起，试图更好地认识这位领子上有两颗星的将军。他有没有像哈尔西将军一样做好带领我们作战的准备？”每天人们都看到斯普鲁恩斯在甲板上步行几小时锻炼身体。他一边走，还一边招呼其他人跟着他走。斯普鲁恩斯走起来“能把舰上所有人的腿都累断”，他边走路边跟大家聊天，了解情况。迪金森写道：“我们很高兴地发现，司令爱问问题，并且虚心聆听大家的意见。”[62]

“约克城号”奉命以最快的速度返回珍珠港，于5月27日下午驶进了珍珠港的航道。它能长时间保持20节的速度，在起降飞机时速度可以增加至30节。它的升降机一切正常，起降飞机没有任何障碍。飞行甲板上的洞已经完全修补好了，从空中往下看，谁都不会想到它的飞行甲板被日军炸弹击中过。尾流中长长的油迹是唯一显示它受过伤的痕迹，这是日军俯冲轰炸机投放的近失弹爆炸导致油箱破裂造成的。当它驶入拥挤的港口时，整个舰队都用口哨声和汽笛声欢迎它回家。

根据命令，“约克城号”直接驶入一号干船坞。随着巨大的坞门渐渐关闭，水泵开始抽水，把水排到港口里。这艘航母固定在混凝土块上，水位线渐渐下降，船体上因铆钉被炸掉而形成的裂口露了出来。尼米兹穿上一双高筒防水靴，来到干船坞的最下面，很多随行人员跟在他身后。他们在齐膝深的水里艰难走过去，航母粘着油污的巨大船体展现在面前。他仔细检查了船体的损伤，听取了工程师的汇报。

在有关中途岛海战的众多传奇故事中，有一则传闻说工程师请尼米兹给三个月的时间修复“约克城号”，尼米兹大手一挥，说他们必须在三天内完成这项工作。事实和传闻有些许出入，没那么有戏剧性。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开始，所有人就全力以赴，达到了身体和精神的极限，要求这些人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不是尼米兹的风格。他只需表明哪些事情需要优先对待就足够了。其实，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通知维修小组“我们必须要在三天内让这艘船重返战场”的时候，他已经事先听取了意见，知道能够把它派出去。维修负责人和一小队工程师在“约克城号”抵达的前一天，就已经乘飞机到了这艘航母上，进行了评估。维修“约克城号”不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菲奇将军也是这么预测的）。它甚至不需要返回美国本土维修。在珍珠港，只需一个月就可以让它焕然一新——而在紧急情况下，三天之内是能维修好它，并让它投入战斗的。工程师们之所以能按时完成维修任务，并不是因为他们速度快，而是他们省去了部分步骤。他们不需要挨个修补每道裂缝，只需将一整块钢板焊接到它破损的船体上就行。对于弯曲变形的内部舱壁，维修人员用结实的木梁进行加固。这只是临时打一些补丁，不是对航母进行大修，但是在即将到来的战役中，“约克城号”还是可以出战的。

船厂安排了1 400人进行维修。这些人三班倒，昼夜不停，夜间工作时也不顾灯火管制了，使用探照灯照明。有些人会连续48小时不眠不休。有好几百名舰员也被派来参加维修，没有休假。在维修的同时，航母的补给工作也在进行，“约克城号”上除了还有少量蛋白粉、奶粉和意大利面之外，其他食物都消耗掉了。奥蒂斯·凯特回忆说，这三天时间里“约克城号”进行了“极大规模的补给工作”。[63] 5月29日清晨，一号干船坞开始注水，打完补丁的航母浮在了水面上。上午11时，坞门打开，“约克城号”被拖到泊位上，不再漏油了。

在短暂停泊期间，“企业号”的船员没有得到上岸的自由。所有人都为航母搬运补给。食物和其他供应品通过驳船运上“约克城号”。弹药被吊到航母上，并安全地存放在弹药库中。输油管灌满了油箱。人们分组从木箱里取出机枪子弹，将其装入子弹带。夜间工作也不停，探照灯把整艘航母都照亮了。5月27日，尼米兹将军登舰，向几名身穿白色制服的飞行员和舰员颁发了奖章，“企业号”上的船员全体立正，海军陆战队员举枪致敬。

虽然所有航母和警戒舰都在海上行驶了很长时间，但是在停靠珍珠港的短暂期间，只有极少军官和士兵休假上岸。即使那些获准上岸的人也被限制在基地内活动，许多飞行员被隔离在瓦胡岛的其他基地中。“大黄蜂号”上的俯冲轰炸机中队飞到了埃瓦机场。飞机一落地，飞行员就收到命令，停留期间只能在基地内活动。“大黄蜂号”上的其他舰员在抵达火奴鲁鲁后放了假，但第二天的晚上就接到命令，都被召了回去：“取消所有自由活动。立刻回舰报到。”[64]“企业号”的飞行员来到怀基基海滩的夏威夷皇家酒店，在纵情狂饮之后，也接到命令提前返回了基地。

这些奇怪的限制无疑都是由于担心走漏消息。对于即将开展的作战行动，舰队中有很多传闻，而且这些传闻大多八九不离十。军舰都紧急装载了物资和装备，所以肯定会有一场大战。军械员柯南回忆说，“企业号”的所有舰员都知道一支大型日本舰队要攻击中途岛，“对于这场战役的策略和战术，下级军官们讨论得很热烈。总的来说，大家都跟以前一样，认为上级会把这场战役搞砸”。[65]罗伯特·凯西作为平民，获准下船搭便车进入火奴鲁鲁。在火奴鲁鲁，他跟一名陆军上校聊了聊，那个人告诉他，陆军飞行员一直处于待命状态，而且瓦胡岛随时可能遭到空袭。上校说“据可靠消息，日本海军的一支先遣舰队，包含航母、战列舰和运输舰，在距离中途岛不远的海上被发现了”。凯西认为这份报告不切实际，不值得相信——日本舰队还要过好几天才可能被发现——但是说日军的目标是中途岛却分毫不差。[66]

谣言逐渐散布开来。美国太平洋舰队普遍有不祥的预感。大家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战役一无所知，许多人推测会出现敌众我寡的局面。凯西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们似乎和往常一样处境不利，甚至更糟糕。我们集结了航空母舰、巡洋舰和六七艘驱逐舰，与太平洋地区规模最大的舰队之一对抗。我们的舰队规模只有日本的一半，而我们却跟往常一样拿着苍蝇拍和祈祷书来面对对手。”[67]

在珊瑚海战役中遭受重创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的航空大队是在战前一周重组起来的。这个航空大队由各型飞机以及刚刚训练的新飞行员组成，这些飞行员恰好在珍珠港，就被派来了。“萨拉托加号”上的第3轰炸机中队取代了“约克城号”的第5侦察机中队，因为第5侦察机中队损失了许多飞机，也牺牲了不少机组人员，无法形成中队了。新组建的第3战斗机中队接收了自1941年底以来一直在“约克城号”上服役的第42战斗机中队的好几架战斗机，以及好些飞行员和机械师。新组建的第3鱼雷机中队取代了第5鱼雷机中队，后者被派上岸休整和训练。

吉米·萨奇是新的第3战斗机中队的队长，也是F4F野猫式战斗机为数不多的支持者。美军只有几个战斗机飞行员断言，如果操作得当，F4F比零式战斗机更优越，他就是其中之一（除他之外还有弗拉特利）。关键是要利用F4F野猫式战斗机的优点对抗零式战斗机的缺点。他认为美军的机枪手水平更高，而且飞机上配备的机枪也更好。为了确保在空战中机枪能够瞄准并打中零式战斗机，美军飞行员必须在接敌之前保持一定高度，并且必须保持团队作战，依靠僚机击退侧翼来袭的敌机。他的作战队形“萨奇穿插”（萨奇剪）被证明在空战中非常有效。

萨奇的中队装备了新型的野猫式战斗机——F4F-4，这种机型是折叠翼的。因为它的体积小，在机库甲板上占用面积小，每个航空母舰可以承载27架战斗机，比以前多了9架。但是使用新型战斗机是有代价的——F4F-4战斗机的0.50英寸机枪开火22秒就会耗光弹药，而之前的机枪可以持续发射40秒。在决战前夕牺牲宝贵的火力被认为是不祥之兆。

埃尔伯特·斯科特·麦卡斯基中尉是第42战斗机中队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他记得当时大家“心里觉得注定要失败。整个情况看起来很让人绝望。尼米兹将军集中了手头的所有力量来对抗进犯中途岛的强大日军，甚至包括在作战时负伤的‘约克城号’”。麦卡斯基预计自己接到的命令会是掩护老旧的“蹂躏者”鱼雷轰炸机，而他不喜欢用野猫式战斗机在低空对抗零式战斗机。他说：“珊瑚海战役中零式战斗机的表现让我感到震惊。它们像一群蜜蜂一样在我身边上下翻飞。”[68]

一些新手飞行员几乎刚刚结束飞行训练，只飞过分配给他们的飞机几个小时。“大黄蜂号”上的第8轰炸机中队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克莱顿·费希尔第一次飞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是3月下旬，仅仅两个月前。他22岁。他说：“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难以用语言描述。你知道你要参加的战斗双方兵力悬殊。……我们中有多少人能幸存下来？”第8轰炸机中队的飞行员被隔离在埃瓦机场上，在喝了几瓶威士忌后，醉酒的人玩起了摔跤比赛，结果玩着玩着打了起来。跟所有人一样，费希尔也写了封家信。他仔细地分析了大战的前景，认为这是自己写的最后一封信了——大家也都这么想的。他坦言：“我很担心，简直害怕死了，没有人想死。”[69]

但是，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战役，最该担心害怕的是鱼雷机中队。他们很清楚，自己驾驶的“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已经非常老旧了。他们要以100节的速度飞入敌方特混舰队的中心，距离海平面只有几百英尺，简直是零式战斗机嘴边的肉。接替“蹂躏者”鱼雷轰炸机的是格鲁曼TBF“复仇者”鱼雷轰炸机，这种飞机刚刚在舰队中服役，有些甚至要从中途岛飞来加入战斗。但是，航母的舰载机还是旧式的鱼雷机。有强大的战斗机护航或许能给人一些希望，但是珊瑚海战役表明，美军飞机升空后，在保持队形方面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大黄蜂号”上的第8鱼雷机中队的队长是约翰·C. 沃尔德伦少校，他身材瘦削，长着尖下巴，是南达科他州人。因为长期受到热带太阳的炙烤，皮肤是古铜色的。他41岁，是航母中队里的老飞行员了，但他一直以来身体素质极好，每天都坚持健身。出海的时候，沃尔德伦经常领着大家一起在飞行甲板上练习健身操，“大黄蜂号”上的船员经常饶有兴致地旁观。第8鱼雷机中队的许多飞行员刚刚完成飞行训练。乔治·盖伊少尉和其他新来的飞行员在中途岛战役之前不久才加入中队，此前他们从未携带鱼雷飞行过，更不用说朝目标投掷鱼雷了。他们的准备严重不足，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我们中有不少人心存疑虑，”盖伊后来回忆说，“但是我们都看到了杜立德和那批飞行员的壮举，他们在没有见过航空母舰的情况下，成功地驾驶B-25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我们觉得，如果他们能做到，那我们也可以。”[70]

第8鱼雷机中队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很少，而大战迫在眉睫，很少有机会训练，所以沃尔德伦在战前的课程中尽可能多地把知识传授给飞行员们。他在黑板上画图，然后提问。弗雷德·米尔斯少尉也是第8鱼雷机中队的新飞行员，他回忆道：“提完问题之后，队长喜欢巡视一番。他的头微微翘起，嘴巴咧着，看上去有点傻，甚至很蠢。突然之间，他会像吃到苍蝇的鳟鱼一样闭上嘴，伸直头，开始轻揉下巴。他浓密的眉毛下的双眼紧盯着飞行员们，迫不及待地想听到答案。”[71]机组人员讨论了投弹提前量、攻击角度、战斗机躲避技术、闪避防空炮火等细节，还研究了投放鱼雷后逃离敌方特混舰队的方法。沃尔德伦还要求他们把自己想象成敌方，以便找出他设想的计划中的缺陷。“然后，”米尔斯回忆道，“他会用精辟的话语证明只有自己的方案能够奏效。这个过程使飞行员时刻保持警觉，聚精会神地思考他要解决的问题。”[72]

沃尔德伦特别注意给飞行员加油鼓劲，说他们是舰队中最好的鱼雷机中队，甚至保证第8鱼雷机中队会在即将到来的战役中多次击中日军航母。但他也强调，大家要安排好个人事务，并给家人写信，“万一有人回不来呢”。[73]

尼米兹向特混舰队的指挥官发出的命令有段著名的开场白：“在执行指定的任务时……大家要遵循的原则是时刻判断风险，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重创敌人，就不要让自己在敌军优势兵力面前暴露。”[74]尼米兹的命令中附有日军作战计划的详细信息，军官们读到这些命令时对这些情报的来源做了很多猜测。有人认为美国人肯定在日方内部藏有内奸。“企业号”上的一名军官对莱顿说：“我们在东京的内奸身上花的每一分钱都太值了。”[75]

5月28日凌晨，第16特混舰队起航了。港口航道的反潜网打开了，一艘艘军舰经过狭窄的航道驶入大海。首先是驱逐舰，接下来是巡洋舰，最后是“企业号”和“大黄蜂号”。韦弗尔堡的炮手正在进行防空演习，特混舰队驶出的时候，天上都是高射炮弹的烟雾。哈尔西将军在医院透过窗子看到军舰陆续驶过霍斯皮特尔角。据米尔斯回忆，他在“大黄蜂号”的飞行甲板上目睹“巡洋舰和驱逐舰从四面八方破浪驶来，为己方舰队的规模而感叹。‘大黄蜂号’大幅度转了一两次方向，飞行甲板与地平线形成巨大的角度”。米尔斯发现从瓦胡岛起飞的飞机数量众多，“整个天空似乎都是飞机”。[76]

特混舰队向西北驶去，每艘军舰都向舰员广播了通知。“大黄蜂号”上传来扬声器的声音：“我们将前往中途岛拦截日方的进攻。”[77]特混舰队将在北纬32°、西经173°的“好运”点会合，这里距离6月4日白天南云忠一计划发动进攻的地方大约有300英里。跟往常一样，斯普鲁恩斯的讲话不像演讲那样慷慨激昂。他陈述的都是冷酷的事实：

预计敌军计划攻占中途岛。攻击部队可能由各种舰艇组成，其中包括四五艘航空母舰，外加运输舰和供应舰。如果敌方不知道我们［第16和第17特混舰队］的存在，那么我们应该能够从中途岛东北部对敌方航空母舰的侧面发动突袭。下一步的行动将取决于这些攻击的结果、中途岛军队对敌人造成的损伤，以及敌方行动的信息。

他还加上了一句大家都很清楚的话，像是后来才想到似的：“此刻开始的作战行动如能成功，对我们的国家来说将有重大意义。”[78]

[1]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p. 402–3.

[2] Ibid., p. 403.

[3] “CINCPAC to COMINCH,” May 10, 1942;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463.

[4]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99.

[5]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 378.

[6]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387.

[7]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04.

[8] Nimitz to King, “Naval Action in Coral Sea Area, 4–8 May 1942” (CINCPAC endorsement of Fletcher’s after-action report), p. 5.

[9] 不过“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在珊瑚海战役中发挥出色，数次击中“祥凤号”。Nimitzconcluded, “Obsolescent torpedo planes reduce effectiveness of VT squadrons” — Ibid., p. 7.

[10] Flatley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 72.

[11] Kokusai Shashin Joho (International Graphic Magazine), June 1, 1942.

[12] Morison, Coral Sea, Midway and Submarine Actions, p. 62.

[13]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 148.

[14] Entry for May 7,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22.

[15]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64.

[16]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98.

[17]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51.

[18] Nagumo’s Midway action report, June 15, 1942. Part II, Sec. 3, “Preparations for the Operation,” in “The Japanes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Midway,” OPNAV P32-1002.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C, June 1947.

[19]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301.

[20] Entry for March 3,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00.

[21]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55.

[22]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06.

[23]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302.

[24] Ibid., p. 303.

[25] 审阅原稿时，艾伦·齐姆（Alan Zimm）指出，如果兵棋推演的是独立事件，那么“加贺号”随后的复活可能没什么好指责的。他会在新书《袭击珍珠港：战略、战斗、神话与欺骗》（Attack on Pearl Harbor: Strategy, Combat, Myths, Deceptions）中探讨这个问题。——作者注

[26] Quoted in ibid.

[27]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63.

[28]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128.

[29] Adm. Nobutake Kondo, “Some Opinions Concerning the War,” in Goldstein and Dillon, eds.,The Pacific War Paper, p. 312.

[30] Entries for May 4 and May 5,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20.

[31]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23.

[32] Ibid., p. 411.

[33] Ibid., p. 412.

[34]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U.S. Naval Institute,Annapolis, MD, 1983, p. 203.

[35]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26.

[36]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26.

[37] Ibid., p. 413.

[38]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5.

[39] “CINCPAC TO CTF 16 INFO COMINCH,” May 16, 1942;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469.

[40] “CINCPAC TO COMINCH,” May 16, 1942; ibid., p. 471.

[41] CINCPAC War Diary, May 16, 1942; ibid., p. 482.

[42] “COMINCH TO CINCPAC,” May 17, 1942; ibid., pp. 489–90.

[43]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29.

[44]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29.

[45] CINCPAC War Diary, May 27, 1942;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545.

[46]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 220.

[47] Ibid., p. 221.

[48]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30.

[49] Layton quoted in Potter, Nimitz, pp. 102–3.

[50] “Operation Plan 29-42,” U.S. Pacific Fleet, CINCPAC File A16-3/(16); 27 May 1942.

[51]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30.

[52] Ibid., p. 431.

[53]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p. 95–96.

[54]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52.

[55]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51.

[56]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52.

[57] Potter, Bull Halsey, p. 77.

[58]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55.

[59] Potter, Nimitz, p. 84.

[60] 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 p. 93.

[61] “Reminiscences of Admiral Spruance as related by Dr. David Willcutts, Fifth Fleet Medical Officer.” MS item 297, U.S. 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Newport, RI, pp. 3–4.

[62]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137.

[63]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243.

[64] Rose, The Ship That Held the Line, p. 109.

[65]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53.

[66]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61.

[67] Ibid., p. 365.

[68] Scott McCuskey account in Hammel, Aces Against Japan, pp. 38–39.

[69] Fisher, Hooked, pp. 73, 76.

[70] “Narrative by Lt. George Gay,” debrief recorded October 12, 1943, at Navy Department; Office of Naval Records and Library, Washington, DC, p. 1.

[71] Mears, Carrier Combat, p. 59.

[72] Ibid., pp. 60–61.

[73] Ibid., p. 61.

[74] “Letter of Instructions,” covering “Operation Plan 29-42,” U.S. Pacific Fleet, CINCPAC File A16-3/(16); 27 May 1942.

[75]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32.

[76] Mears, Carrier Combat, pp. 54–55.

[77] Ibid., p. 54.

[78]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69.

第十二章

5月的第二周，“大和号”驶入了吴港装载物资并修理，做好向中途岛发起最终进攻的准备。山本五十六全然不顾爆出丑闻的危险，邀请著名的艺伎，同时也是他情人的河合千代子，乘火车离开东京前来吴港。他们化名住到了市里的一家小旅馆里。四天后，山本回到了舰上，写信给千代子：“我山本五十六，将会竭尽全力来完成祖国赋予我的使命，直到最后一刻；之后我们抛弃所有，共同漂泊，远离这个世界。”他用几句诗作为结尾：

我是如此渴望见到你

呼喊着你的名字

一遍又一遍

深情地亲吻着

照片上的你。[1]

吴港上熙熙攘攘，十分热闹，行船不断。黄色的拖船冒出浓重的黑烟，驳船载着板条箱和木桶运往战舰。似乎整个吴港，甚至是整个日本沿海地区的居民都知道这即将到来的行动。一名军官就曾被理发的问及此事。“加贺号”海军少尉前田武说：“我感到非常气愤，我们海军的一些高级军官竟然跟红灯区的妓女们谈起中途岛的秘密作战计划。在我们出发之前，所有人都在谈论我们的中途岛计划，导致这一计划不再像珍珠港偷袭那样是秘密行动了……这真是坏兆头。”[2]“加贺号”为起航做准备时，妇女们挤到基地入口的围栏边，呼喊着她们认识的士兵的名字，跟他们告别。

5月21日，主要战舰出海进行为期两天的对抗演习，于25日返回柱岛停泊。舰队获知了进攻的最终细节。根据一份详细的时间表，战术群会分别从三个不同的集结地出发：柱岛、本州岛北部的大凑港，以及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南云忠一告诉山本，第一航空舰队无法按计划于5月26日出发。船员们拼尽全力往船上搬运食品和其他补给，但他们需要额外的一天才能完成。山本同意他们晚出发一天，但是不愿意改变作战时间表——如果航母不得不推迟一天出发，那就推迟吧；它们可以加快航速来弥补失去的时间。指挥官和参谋举办晚宴，大家端起热米酒来向天皇致敬。[3]

许多船员都感到，他们被迫按照十分仓促且不容变更的计划行事。船上的各种修理和维护工作都被忽略了，船员们的训练时间缩短了，最终命令下达时也是草率和混乱的。被派去护送中途岛攻击部队的一艘驱逐舰的舰长后来写道：“我本能地感觉这次行动会出问题，我的心里感到十分不安。”[4]士兵急需进行飞行训练，而且并非仅是刚编入现役的飞行员需要训练。在5月18日举行的空投鱼雷演习中，就连驾驶中岛九七式鱼雷机的老兵也表现得不尽如人意。飞行员往返的路程过长，因此在濑户内海西部举行的俯冲轰炸演习时间也大大缩短。由于时间不足，空中射击、编队飞行、舰上飞机起落的练习同样被忽略了。“由于航母正在修理和维护，”南云忠一后来在战后报告中说，“唯一能用来进行起降练习的只有‘加贺号’。这艘航母从日出到日落一直忙个不停，但即使是这样，年轻的飞行员也只能将将掌握如何在航母上降落的初级知识。而那些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则只能在黄昏得到一次练习降落的机会。”[5]

5月27日上午，南云忠一的旗舰“赤城号”的信号旗桁上挂出了信号：“如期出港！”[6]航母和警戒舰从柱岛起锚，朝丰后水道进军。港内停泊的船只上的船员沿着围栏站成一排，挥舞着帽子，据前田回忆，大喇叭还高声播放着“行军进行曲”。[7]吴港海军航空兵的反潜飞机在空中盘旋并侦察，除去几次误报之外，没发现敌人的潜艇。“阳光透过片片白云，照亮平静的海面，”渊田美津雄写道，“几天来濑户内海西部的天气都是多云闷热，但是现在微风拂过‘赤城号’的甲板，十分舒适。”[8]到了晚上，第一航空舰队通过丰后水道来到外海，“赤城号”发出信号，指挥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环形警戒幕，彼此相隔1 000码。航母在环形的中心排成两列航行。

一夜无事。5月28日清晨，太阳出来了，天空湛蓝澄澈。航母上的船员都很放松，精神十足。他们在港口一心盼望着航母赶快出海，如今在漫长的航海路途中，能有机会松一口气让他们非常舒畅。有的在晒太阳，有的在打扑克、抽烟，还有的在读书、写信。他们每天下午在甲板上集合，高唱爱国歌曲和伤感的歌曲。他们吃的东西比平时好，不久前厨房里增添了新鲜的食材；按照传统，在战役打响的前夜，他们要吃汁粉（年糕红豆汤）。军官们享受更丰盛的美味佳肴，比如烤鲷鱼配味噌。[9]第一航空舰队以14节的速度穿越北太平洋的灰色海域，这样可以更好地节省燃料。途中不断地通过油轮加油，几乎没有停下来过：大部分舰船在行程中至少加了两次油。巡洋舰和航母派出侦察队。整个白天，战斗空中巡逻队都在前方飞行侦察。“白云朵朵，慵懒地在天上飘着，”文书军士野田满春回忆道，“烟囱中涌出的稀薄烟雾悬在空中，就像五月笼罩田野的朵朵夏季白云。”[10]

6月1日，第一航空舰队驶离了天气晴朗的区域，进入了一片乌云密布、阵雨连连、雾气弥漫的区域。到了傍晚，能见度下降到了几百英尺。在这样的雾气中，这么大一支舰队时时刻刻都存在碰撞的风险，每艘舰艇都加设了瞭望员，凝视着这黑曜岩般的黑暗。探照灯光穿过灰暗，所有船的尾部都拖着雾标，用来警示后方同伴前方不远处有船。南云认为，不再按照反潜路线曲折前进会更安全，舰队的速度也降到了12节。

次日拂晓时分，透过“赤城号”舰桥的树脂玻璃，南云和军官们看到四面八方洁白一片，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到，就好像舰艇被四面石膏墙包围了一样。即使是在能见度稍好的间歇，舰队中离得最近的船也只能看到彼此幽灵般的轮廓。作战计划要求在6月2日改变航线，“赤城号”必须使用闪光信号灯来发出改变航线的命令，然而在浓雾中无法发出信号。海军方面要求南云严格遵守命令，保持无线电静默。但是他决定采用低功率的语音广播来传递命令，希望命令只能传播几英里的范围。上午10时30分，“赤城号”向舰队广播了命令：“12点整，航向转为100度。”[11]中午时分，舰队朝东南转向，前往最终的目的地中途岛。

关于美国航母的位置，甚至美国海军在珍珠港的军备部署情况，日本人都没有可靠的近期情报。山本五十六依靠马绍尔群岛附近的川西水上飞机组成的远程侦察队来获得相关情报。但尼米兹派出了一艘驱逐舰和水上飞机供应舰来阻止川西飞机在法兰西护卫舰暗沙加油，迫使山本在5月31日取消了这些侦察行动。山本的第二个情报来源是设置在瓦胡岛和中途岛之间的潜艇构成的警戒线，但是美国的两支特混舰队在日本潜艇到达指定地点前便穿过了这里。因此，日方丝毫没有察觉美军航母已来到赤道以北，更不知道它们正准备伏击南云的东翼。

6月3日，在第一航空舰队以北1 000多英里的地方，轻型航母“龙骧号”和“隼鹰号”于黎明前对荷兰港发起了进攻。尽管守军知道袭击即将到来，而且使用重型防空火力还击，但是轰炸机仍然对港口设备造成了严重破坏，并炸死约25人。4天后，日军又偷袭了雾霭笼罩的基斯卡岛和阿图岛，只遇到微弱的抵抗。

6月3日，前往中途岛的日军舰队和美军飞机还进行了第一次正面交锋。海军少将田中赖三指挥的运输舰队从西南方接近中途岛，驶入了中途岛远距离空中侦察的范围内。中午12时40分，沃尔特·C.斯威尼中校命令陆军9架B-17战机从中途岛起飞，向西进攻运输舰队。下午4时23分，飞行员找到了田中的运输队，在8 000英尺到12 000英尺的高空投下了多枚600磅的炸弹。六个月的战争已充分证明对海上航船进行高空轰炸是无效的，这次也不例外。日本船员看到炸弹从高空落下，便实行规避运动。斯威尼派出的轰炸机投下的所有炸弹都落入了海里，有的距离目标甚至有半英里之远。[12]日军驱逐舰用高射炮还击，但是斯威尼的飞机太高，日军无法精确瞄准。投完炸弹后，B-17飞机返回了中途岛。

这次交锋徒增了日军的士气。“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正在朝准备充分的敌人进攻，”其中一艘驱逐舰的舰长原为一少佐写道，“但是我不再感到局促不安。迄今为止他们对我方运输队的攻击徒劳无功，虚弱无力。”[13]4日凌晨1时30分，美军4架载有鱼雷的PBY水上飞机对田中的运输舰队发起了进攻。一枚鱼雷击中了“曙丸”油轮，造成几十名水手死亡。但是该油轮还能继续向东行驶，速度没有受到影响。此时，日军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不过令他们感到安慰的是，美军的进攻基本没有效果。

6月3日中午，第一航空舰队将航速提升到了24节。像往常一样，强大的战斗空中巡逻队在上空盘旋，额外的零式战斗机也已加好燃料，做足准备，一旦遭遇空袭便立即起飞。4日拂晓，舰队为出动飞机改变了航行队形。四艘航母分散排成菱形，彼此相距几英里。航母上增加了额外的瞭望员，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敌情报告，其中有一份报告把星星当成了敌人。

水上飞机借助“筑摩号”和“利根号”巡洋舰上的弹射器起飞侦察。被困了三天之后，舰队终于驶出了天气恶劣的区域，但是东北方向天气依旧阴沉，侦察队应该会直接飞入这片能见度较低的区域。断断续续的暴风，再加上高度只有1 000英尺到3 000英尺的漫天积云，让人很难看清任何物体。可以想象，有时就算他们飞到敌舰的正上方，可能也什么都看不见。

机组人员在凌晨2时30分就被人从铺位上叫醒了，天亮之前他们一直在辛苦备战，给攻击机添加燃料，为起飞做准备。然后他们把飞机推上升降机，布置在飞行甲板上。这些工作在第一缕晨光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之前就完成了。每架飞机都用钢缆拴在指定的位置，机翼展开并固定好。一个飞行员爬入驾驶舱，发动引擎，排气管吐出蓝色的火舌。发动机以每分钟1 000转到1 500转的转数预热，机械师要留心观察并仔细听其声音，确保发动机运转顺畅。飞行员推动节流阀，发动机接近最大转速，发出了轰鸣声。渊田美津雄写道：“发动机的声音在嗡嗡声和轰鸣声之间交替变化，飞行甲板很快就淹没在震耳欲聋的噪声里。”[14]

凌晨4时15分，舰船仍处在黑暗中，扩音器里传来命令，召集待命室内的所有飞行员：“飞行员，列队！”身着棕色飞行服、戴着头盔的飞行员们出现在飞行甲板上，聚集在舰岛周围，在这里接收中队长的指令。然后，他们在纵横交错的飞机中间分散开来，爬上机翼，滑进驾驶舱。黑暗之中，飞行甲板中间和边缘的照明灯为飞机指出了起飞线路。每艘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无线电天线都会降下来，给机翼留下足够空间。这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晚，微风从东南方拂来，月光照耀在海面上，能见度很好。

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四艘航空母舰转为迎风方向，南云忠一下令“发动空袭”。源田实通过扬声器传达了命令，同时旗舰的信号灯开始给“赤城号”的三艘姊妹舰发出信号。船头烟囱升出的白色烟雾显示了风向。航空平台上有一名军官挥舞着一面白旗，飞行甲板前端有人以环形挥动绿色的信号灯，舱面船员抽开轮挡，领头的飞行员向前推节流阀，把脚从刹车上移开。第一架飞机沿着柚木甲板咔嗒咔嗒地滑行，起飞升空，翼尖上闪烁着红色和绿色的灯光。它机身倾斜，向左转弯，按照熟练的集合流程在上空盘旋，等待其他飞机升空，形成大规模的飞行编队，这种技巧美国人还未掌握。到凌晨4时45分，整支航空舰队的108架飞机都已经升空——它们围绕舰队，逆时针绕着大圈，然后以125节的速度朝东南方向飞去。

中途岛的地形主要是沙地和灌木丛，是一个海拔很低的环形岛礁，此时已经武装到了牙齿，准备迎敌。清晨5时53分，雷达发现了来袭的敌机。空袭警报骤然响起，不过守军早就瞪大了眼睛，守在岗位上。早上6时15分，中途岛上的每一架能飞的飞机都已经升空，所以没有一架飞机会在地面上遭到攻击。海军上尉威廉·A. 蔡斯驾驶着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侦察时看见了来袭的庞大机群，立即进行了口头报告：“许多飞机朝中途岛进发，方位320度，距离150英里。”[15]

日军飞机从北边的地平线露出影子时，躲在伪装网下的海军陆战队高射炮手早已严阵以待。入侵飞机进入射程范围后，炮手一阵齐射，形成了一面高射炮弹墙。行动刚开始几分钟，就有好几架日军轰炸机遭受重创，拖着浓烟和火焰坠入大海。防空炮火非常猛烈，而且密集地分布在中途岛四周，看起来像是形成了一堵圆柱形的墙。“飞龙号”的战斗报告特别提到了这些武器：“准确性极高，防空火力猛烈。”[16]

不过，中途岛的战斗机拦截防御时却完全不是这种情况。海军陆战队第211战斗机中队配备的是20架过时的布鲁斯特“水牛”战斗机，同样型号的飞机在马来亚遭到了零式战斗机的毁灭性打击。岛上仅有4架F4F野猫式战斗机。在空中的混战中，零式战斗机几乎摧毁了中途岛上的所有战斗机，自身却一架都没有损失。由于美军一架战斗机也不剩了，日军的轰炸机组成编队，开始轮番进攻。它们集中火力攻击建筑物、机库、燃料桶和弹药坑，给岛上的设施造成巨大的破坏。通往东岛的电力线路和输气线路也遭到破坏。食堂、机库和油罐都被炸成了废墟。不过，日军航空兵对高射炮阵地没有造成多大破坏，也没有轰炸跑道，因为他们想在占领中途岛后让飞机跑道处在能用的状态。地面上大多数人躲进了混凝土防空洞和狭长掩壕里。高射炮部队基本没有受损，另外除了时运不济的战斗机，中途岛的空中力量也基本完好。

这次战斗中，袭击者损失了11架飞机，而受损的飞机是这个数字的两倍；20名飞行员死亡或沉入海底，还有更多的人受伤。这些损失不是毁灭性的，但是如果日军接到命令继续对中途岛发动攻击，那么累积的损失将会成倍增加。日军飞机投掷完炸弹之后，前往中途岛西部会合。6时45分，这些飞机开始返回航空母舰，并尽可能编队飞行。攻击部队的指挥官友永丈市海军大尉通过无线电联系南云忠一，建议进行第二轮攻击。[17]

“赤城号”此时开始进行战斗空中巡逻的轮班，让执行防御任务的零式战斗机降落，加注燃料，并让新的飞机代替它们巡逻。南云忠一希望在友永丈市回来之前完成这项常规任务，好腾出飞行甲板，让返航的飞机降落。

7点过后刚几分钟，从中途岛起飞的机型混杂的第一批美军飞机到达日军舰队的位置，开始攻击日军航母。这些攻击都很英勇，但是没有起到任何效果，没有击中任何一艘日舰。新的空袭就算无效，也在不断施加压力，使日军失去平衡。山本五十六苦心经营的计划开始走形。美军最初对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发动的空袭限制了南云忠一面对这天早晨各种波折命运的应变能力，并且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这一过程将在三小时后整场太平洋战争最具决定性的五分钟里达到高潮。

第一批飞机从南面低空飞来，直奔日本航母的舰首而去。这是6架新型海军TBF“复仇者”鱼雷轰炸机，它们是第一次参加战斗。此外还有来自中途岛的4架陆军的B-26中型轰炸机。这两种飞机都装有鱼雷。日本舰艇上警报声大作，提醒船员多加警惕。大约有30架零式战斗机降低高度前来拦截，用20毫米机关炮攻击进犯的轰炸机。除了一架之外，其他几架“复仇者”都翻滚着坠入大海。唯一的幸存者艾伯特·K. 欧内斯特（Albert K. Earnest）少尉谈了他对零式战斗机的看法：“它们太多了，都互相挡住路了。它们十分灵敏，令人不得不佩服。”[18] B-26的情况稍微好一些，因为它们机体很结实，能承受更多打击。4架中有3架发射出了鱼雷，但是投掷地点不好，离目标太远，提前量不够，日本的航母通过机动轻松躲开了来袭的鱼雷。有一架B-26似乎是直冲着“赤城号”的舰桥飞过去的——很显然飞行员知道他的飞机不行了，试图跟敌人拼个同归于尽。南云忠一和他的参谋被这种自杀式的突袭吓坏了，赶紧躲避。但是在撞击前的最后一刻，这架巨大的双引擎轰炸机偏离了路线，擦着日军旗舰飞了过去，坠入海中。

为防止敌军的航母突然出现并攻击第一航空舰队完全暴露的左翼，山本五十六要求甲板上保留后备攻击力量，但是南云忠一没有收到任何发现目标的报告，而且他觉得敌方航母不会出现。他派出的侦察机已经在空中盘旋了近3个小时。这些侦察机像车轮的辐条一样朝北和朝东飞去，抵达最远处后返回。目前大部分飞机应该都在返回的路上了。理论上它们有可能在返航途中发现敌军舰队，但实际上不太可能。因此，南云忠一没有理由认为附近有美国的军舰。然而，坠落的B-26差一点撞到旗舰，这让他觉得需要彻底歼灭中途岛的航空力量。第二轮攻击派出的中岛九七式鱼雷轰炸机（“凯特”）挂载的是反舰鱼雷。如果派遣它们攻击中途岛，就必须重新挂载80型对地炸弹。7时15分，南云忠一下达命令：“预备第二轮攻击的待命飞机今天要出动。换成炸弹。”[19]

机库甲板上，已经忙了半天的军械士立即行动，开始移除鱼雷的复杂过程，把炸弹挂在飞机的腹部。这项任务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完成。

这条命令刚一下达，一架侦察机就报告发现了敌情。巡洋舰“利根号”的4号侦察机，从日军舰队所在处朝100度方向飞行，于7时28分发报说：“疑似目击敌船，有10艘，方位10度，距离中途岛约240英里，航向150度，航速20节。”这架侦察机的飞行员甘利浩（Hiroshi Amari）曹长没有提到航空母舰，他发现的可能是水面舰艇，不会在那个距离对他们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而从另一方面说，“利根号”4号侦察机也可能是撞上了航母特混舰队的外围警戒舰，这种可能性不容忽略。7时58分，甘利浩报告说，敌军舰队已把航向调至80度。南云忠一回复说：“报告船只类型。”[20]

对于南云忠一来说，最初的敌情报告太模糊了，基本没有用处，而且还很有可能是错误的。“10艘敌军水面舰艇”究竟是什么意思？里面有敌军的航空母舰吗？报告的位置偏离了给甘利浩指定的侦察路线。经过六个月的海战，尤其是在珊瑚海战役后，他有充足的理由怀疑最初的敌情报告。尽管如此，南云忠一还是命令机组人员停止给预备队重新装载武器。如果后续的报告能够让他确认有美国的航母处在攻击范围内，那么他就需要给这些飞机装载反舰武器。所以南云忠一犹豫了一番，等待进一步的情报。

暂停重新装载武器是一回事，逆转重新装载武器的过程，火速用升降机把预备队送上甲板，起飞去袭击东北方出现的可疑船只又是另一回事了。南云忠一没有选择后一个更主动的作战方案，为此，他后来遭到了研究太平洋战争的美日双方的几代历史学家的公开批评。当然，事后看来，应该如何行动是很清楚的：南云忠一最好的选择就是利用手头上的无论哪种飞机，立即发动袭击——尽管这意味着要派装载了对地炸弹的鱼雷轰炸机去攻击，甚至是让从中途岛返回的飞机因飞行甲板拥挤不堪而迫降在海上。但是在6月4日早上7时45分，南云忠一不可能有这种事后的洞察力。他只能依靠已知的情报来行动。他知道中途岛上的机场对日本第一航空舰队是个威胁，只要不把机场炸毁，它就会持续形成威胁。他也知道友永丈市的航空队即将返回，燃油即将耗尽，需要清空甲板让那些飞机降落。在7时40分的时候，他还知道，日本舰队目前仅剩14架战斗机在进行战斗空中巡逻，而之前则是31架——“复仇者”和B-26“劫掠者”的袭击虽然无效，但仍然带来了麻烦，迫使零式战斗机消耗了燃料和弹药，必须降落加油。而从另一个他需要权衡的方面看，“利根号”的4号侦察机的敌情报告很模糊，无法确定船只的类型，而且很有可能是错误的。不到一个月前，在珊瑚海战役中，另一名日本航母特混舰队的指挥官就曾被错误的敌情报告误导，朝错误的方向派出了大规模空袭部队。基于他能够掌握的信息，南云忠一选择等待更多确定的情报，而不是彻底推翻作战计划，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南云忠一的行动范围受到时间和环境的严格限制。他的四个飞行甲板都是紧缺的资源，起降的需求很多，而且没有一个飞行甲板能同时起降飞机。飞机升降机是个瓶颈，在机库甲板上给预备队重新挂弹是个瓶颈，循环进行战斗空中巡逻也是个瓶颈。而敌军一轮又一轮的空袭进一步收窄了这些瓶颈，因为空袭迫使日本的航母采取回避行动，关闭飞行甲板，而且还迫使护航的零式战斗机频繁返回航母，补充燃料和弹药。

南云忠一的整个海军生涯使他走到了这一步——他拥有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司令之高位，得不到山本五十六热情的支持，因珍珠港所谓的失败而饱受批评；他需要在攻击和保存力量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他还深信有必要进一步空袭中途岛，以彻底停止敌方对日本舰队的空袭。南云忠一有很多高风险的决策要做，而他只有很少的时间去做这些决策。他和手下的军官都在“赤城号”拥挤的舰桥上，凑在小海图桌旁，被储物柜和带支架的双筒望远镜包围着。即使在敌机尚未来袭，旗舰以及其他舰船无须大幅度机动躲避的情况下，发现敌机和潜望镜的消息也如洪水般涌来，而且真真假假，掺杂在一起。在这种环境下，没有一丝的平静，也不可能不受打扰，南云忠一肯定很难思考。

7时53分，日本瞭望员发现有16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来袭。这是驻扎在中途岛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241侦察轰炸机中队，由洛夫顿·R. 亨德森少校率领。在战役爆发的一周之前，亨德森手下的大部分海军陆战队飞行员还没见过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的内部，而且没有人接受过俯冲轰炸技术的训练，因此亨德森带领他们从9 500英尺的高度进行小角度俯冲。他们迎着猛烈的高射炮火勇敢地前进，但是零式战斗机从身后猛扑过来，打乱了他们的队形，并且最先击中了亨德森的飞机。有几枚炸弹差点命中“飞龙号”，这些炸弹在海面上爆炸后，激起的水花遮住了“飞龙号”，但是它并未受损。无畏式轰炸机开始撤退，零式战斗机紧追不舍，又击落了几架。

幸存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离开战场时，斯威尼中校指挥的14架B-17飞机正在2万英尺的高度飞行。这些飞机本来是奉命去轰炸前一天攻击过的同一批运输舰，但是后来又接到命令，转而向东攻击日本第一航空舰队。零式战斗机飞行员藤田怡与藏少佐急剧爬升，去拦截高空中的美国陆军轰炸机，但是他发现“敌机的飞行高度对我来说太高了”。[21]日本的防空炮火也无法够到这一高度。未受阻拦的B-17朝“苍龙号”航母投下炸弹。这次的瞄准显然比前一天好多了，因为好几枚炸弹落在了距离航母很近的地方，只不过一颗都没有命中。“水如喷泉般吞没了‘苍龙号’，”“赤城号”的铃木宏（Hiroshi Suzuki）大尉回忆说，“我看不见‘苍龙号’，觉得它肯定受了重伤。然而，水柱落下去后，它看起来还好。”[22]

运气不佳的B-17脱离战场后，第241侦察轰炸机中队的11架SB2U“守护者”侦察轰炸机攻击了“榛名号”战列舰。没有一颗炸弹命中，而且还有三架美国飞机被击落。让场面更加热闹的是，8时24分，美国潜艇“鹦鹉螺号”的潜望镜在日本舰队的中心冒出了水面。好几艘日舰上的瞭望员发现了它，日军通过短程无线电发出了明码警报。一艘驱逐舰赶过来，向它投下深水炸弹，还有一架零式战斗机扑过来低空扫射。于是它赶紧下潜了。

到此时为止，日军似乎轻轻松松就抵挡住了连续几轮攻击，美军没有一枚炸弹或鱼雷击中日军舰船。渊田美津雄说：“坦白讲，我判断敌人的飞行员没有表现出多么强的能力，而且南云忠一将军和他的参谋也是这么评价的。我们的结论是，敌人的进攻战术没什么好怕的。”[23]而“加贺号”上的前田武则说：“敌军飞行员前赴后继地发动攻击，他们的作战意志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没有一个中队是在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参战的。那么，万一哪个中队有战斗机护航呢？另外，日军还没有见到过任何一次像样的俯冲轰炸攻击，而俯冲轰炸攻击是美国所掌握的最厉害的反舰战术——但是这种攻击随时都会出现。前田武也意识到，美军持续施加的压力阻碍了日军的飞行作业，而且在友永丈市的部队返航之前，很难让预备队起飞。他说：“在我看来，情况相当不妙。”[24]

即使在混乱的空战中，日本航空母舰也必须循环进行战斗空中巡逻，好让原来的飞机补充燃料和弹药。B-17开始攻击时，“加贺号”还设法让一些飞机降落下来，尽管这要求它逆风而行。友永丈市的第一批飞机开始抵达，此时美国飞机仍在这一区域，而航空母舰也仍然在转向避让。它们只能低空盘旋，等待美军攻击结束。由于燃料不足，返航的飞机无法在高空中停留很长时间，而且有些飞机和机组成员还受伤了。要想让飞机安全降落，航母需要至少迎风行驶15分钟，另外还要花30分钟把飞机移动到机库甲板上。

这就是8时20分的情况，而就在此时，“利根号”的4号侦察机发来情报：“敌军后方看起来有一艘航空母舰随行。”[25]这份情报让南云忠一的血液都凝固了。战争的前六个月，日本第一航空舰队总是战场的主导，迫使敌人做出反应，对敌施以猛攻，在真正的危险形成之前就撤离战场。在印度洋上也出现过紧急时刻，不过这一次是极其危险的全新局面。在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光辉的作战史上，它第一次被迫对对手主导的行动做出回应。

航空母舰作战的首要原则是先发制人，这一原则高于其他一切原则。但是友永丈市的飞机一直在耐心地盘旋，飞机的引擎开始冒烟了，如果不立即降落，它们就会坠入大海。日本航母的作战原则不允许一组飞机于另一组飞机降落的时候在防撞路障前预热发动机。南云忠一现在被迫从两个都不合意的方案中做出选择。第一个方案是：命令友永丈市的所有飞机在水上迫降（在海上紧急降落，有望得到救援）。在这种情况下，预备队或许可以在9时15分起飞，但是这会使正在盘旋的飞机遭受一定的损失，而且会造成一部分飞行员身亡。南云选择了第二个方案：接收早上派出去的飞机，并把它们转移到机库甲板上。在这种情况下，预备队可以在10点之后不久起飞，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空袭。幸运的话，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之内会处于相对安全的环境中。

在下面的机库甲板上，预备队重新装载武器的工作还在继续。疲惫不堪的机械师接到了南云忠一的命令，要把炸弹换回反舰武器，维修工下山要（Kaname Shimoyama）回忆道：“‘赤城号’完全陷入了混乱。……机库里面空间很小，因此更换武器很困难。我们的鱼雷也非常重，而且需要手动装载到飞机上。一般来说，有两组人员做这个工作：一组搬运鱼雷，另一组把鱼雷装载到飞机上。尽管我的级别不高，但看到现场一片混乱时，我心里想，这么做是否明智？”[26]“赤城号”的铃木大尉说：“我们的舰艇正遭受攻击，周围充满噪声，因此更换武器的工作很困难。”[27]前田少尉回忆道，“加贺号”遭到空袭，甲板突然倾斜，他们不得不停下工作。往飞机上装载鱼雷的步骤很复杂，需要小心翼翼地进行，但是扩音器里传来命令：“加速装载鱼雷！”[28]为了赶紧完成这项工作，从飞机上卸下来的炸弹直接堆放在机库甲板的架子上，而不是用升降机放入弹药库。如果敌人恰好在此时发动空袭，击中这艘船，那么这一疏忽会产生致命的后果。

早上8时45分，“利根号”的4号侦察机发来了一份新的敌情报告：“似乎有2艘额外的敌方巡洋舰，方位8度，距离中途岛250英里。”甘利的飞机当时正位于美国第二支航母特混舰队——第16特混舰队——的边缘。尽管南云忠一没有马上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这些零散的报告表明，对方有两支独立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而且它们都处在攻击范围之内，因此日本航空母舰有可能会连续遭受大规模的空袭。尽管甘利的小飞机的燃料已经所剩不多，他还是接到命令，继续留在美国舰队上方，收集更多有关舰队构成的情报。为了让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无线电接收机利用他的机载电台判断方位，他让无线电发射机一直开着。这样做会让“利根号”的4号侦察机很容易被美国飞机拦截，但是在一场重大的作战行动中，一架水上飞机的存亡无关紧要。

甘利按照南云忠一的命令去做了。8时55分，他更新了情报。他看到了10架美军鱼雷轰炸机，应该是直接飞向日本舰队的。[29]

美国特混舰队顶着刺骨的寒风，劈波斩浪，从瓦胡岛一路向北。六月份的头三天，一直寒冷潮湿，阴云密布。在漫长的白天里，舰艇采取了曲折前进的路线，这是为了防止敌军潜艇攻击。舰队以20节的速度破浪前行，每过几英里都会大幅度转弯。6月3日，星期三，有消息传来，日本的舰载机攻击了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斯普鲁恩斯将军在向第16特混舰队讲话时就预测，这场海战中会有“四五艘”敌军航母对阵“企业号”、“大黄蜂号”和“约克城号”航母。特混舰队中一艘巡洋舰上的乘客罗伯特·凯西表示他不希望发生这种以弱敌强的局面。他在日记里吐露说：“几天之前我就知道我们有哪些缺陷，但是那时不像是要对付敌人三艘以上航母的样子。我们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有趣，但是毫无希望。”[30]

这天晚上，在“大黄蜂号”上，第8鱼雷机中队的飞行员列队走进待命室并坐下，等待沃尔德伦少校下达最后的指令。他说：“即将到来的战役将会是整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也很可能是整场战争的转折点。这场战役将会被称作中途岛海战。它将载入史册，而且我希望这是一起荣耀的事件。”[31]沃尔德伦少校展现出的是一种放松自信的态度，但是米尔斯少尉觉察到他的语气中含有严峻的现实意味。沃尔德伦队长知道，他的中队缺乏经验，训练不足，而且只能驾驶速度缓慢的老式飞机前往战场。他们极有可能在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情况下到达敌军舰队上空，任由大批致命的零式战斗机摆布。沃尔德伦的最后一段话听起来就像告别演说一样，令人感到不安。他说：“我们训练的时间很短，而且我们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战的。但是我们确实已经做到最好了。我相信，在目前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我最大的希望，是能够遇到有利的战况；但是如果战况不利，甚至糟糕至极，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尽最大的努力来摧毁敌人。哪怕只剩下一架飞机，也要战斗到底，我希望这个人能冲向敌人，并且击中他们。愿上帝与我们同在。祝你们好运，顺利返回降落，让敌人下地狱吧。”[32]

沃尔德伦劝大家好好休息，但是当天晚上没有几个飞行员睡得安稳。盖伊少尉回忆说，他感觉“有点紧张，就跟橄榄球比赛前的那种感觉一样”。[33]“约克城号”上的战斗机飞行员汤姆·奇克准尉在铺位上睡不着，听着通过船身传来的“微弱的机器震动声”，还有“航船拨开水面的哗哗声”。[34]“大黄蜂号”上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克莱顿·费希尔在上床睡觉之前给妻子和母亲写了信，提到“面对日本航空母舰和上面那些有经验的飞行员，即便是能按计划实现突袭，在第二天战斗中幸存的可能性也极小”。[35]

凌晨时分，飞行员们被摇醒，然后进入飞行区域。鱼雷机飞行员的起床号在凌晨3点响起。他们穿上飞行服，列队进入餐厅吃早餐，喝咖啡。在“约克城号”上，飞行员吃到了牛排和鸡蛋，这比平常的伙食好得多。有人听到一名鱼雷机飞行员开玩笑说，这简直是“死刑犯的宴席”。[36]饭后，他们回到待命室，在那里，飞行名册用“油性铅笔写在树脂玻璃的班次表上”。[37]每个飞行员都研究着自己的标图板，把电传打字机传来的空情标图的新数据填进去。飞行员要不断检查敌军舰队和自己船只的位置、航向和航速，还要考虑风力和风向，以及罗盘读数的磁偏角，进行修正。飞行员要估算飞行时间、燃料消耗量，制定飞往“预定位置”的返航路线，他们最后要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航母。

几个小时过去了。电传打字机不断传出新的数据，包括一份PBY水上飞机在中途岛的西南方向攻击日军运输舰的报告。克拉伦斯·迪金森是“企业号”第6侦察机中队的副队长，他回忆说，在准备作战的时候，飞行员的情绪各不相同：“有些人很安静，回话很简短，甚至所有问题都不想回答。也有一些人在闲聊。另一些人的表现就好像是这一天只不过是海上的又一天似的，而且不是装出来的。”一些人在舒适的皮革躺椅上打盹，另一些人在那里喝着咖啡，不断修改飞行方案。等待似乎没有尽头，气氛越来越紧张。“5点，6点，7点，”迪金森写道，“这七排座椅上的人，还从来没有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么安静过。然而，大家能感受到飞行员们的信心。大家相信，只要发现日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飞行队就一定能干掉它们。”[38]

黎明之前，战斗空中巡逻队的F4F便起飞了，10架侦察轰炸机也从“约克城号”上起飞，排成搜索队形向北飞去。不过主要的空中打击力量仍然在甲板上——弗莱彻决定继续拉近与敌军的距离，等敌情报告准确无误后，再派出攻击机。早上5时45分，特混舰队收到情报，从中途岛起飞的PBY水上飞机看到一个日本小型飞机编队从东北方向朝中途岛飞去。第8鱼雷机中队的米尔斯写道：“从那一刻到爬进驾驶舱，电传打字机的每一条消息飞行员都没有放过。”[39]他们个个坐立不安，等待着能确定日本航空母舰位置的敌情报告。最终，命令来了。“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的扩音器中传出指令：“飞行员，登机！”[40]

早上天气很好，空气清新，碧蓝的天空上点缀着一朵朵的白云。能见度极佳。

第16特混舰队转向东南方向，迎着清晨柔和的微风，开始加速，让风猛烈地吹过甲板。身着飞行服的机组成员从待命室列队而出——戴着飞行手套，护目镜推到额头上方，降落伞在身后晃动——走向排列得跟迷宫似的灰蓝色机群，每个人都来到指定的“甲板位置”。“企业号”上推飞机的士兵帮助10架F4F起飞进行战斗空中巡逻，又帮助22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起飞去攻击敌军。机械师把电爆管塞进野猫式战斗机的启动系统。飞行员按下启动开关，引燃电爆管，发动了普惠星形引擎。他们让引擎以每分钟1 000转的转速怠速运行几分钟，来进行预热。飞行员戴上氧气面罩，听从甲板上的指挥向前滑行。收到“起飞”信号后，每架战斗机的飞行员都把节流阀向前推到头，同时踩住刹车，让飞机停在原位。一片蓝色的尾气向船尾飘去。甲板上的指挥员落旗后，飞行员松开刹车，飞机猛地前倾，加速冲向船首，轮胎在柚木跑道上咔嗒作响。先是飞机的尾部升起，接着是机头，然后整个飞机升入空中。

掩护航母的巡洋舰和驱逐舰随着航空母舰转向，与航母保持同样的速度，劈开迎面打来的波浪，在海面上起起伏伏，栏杆被浪花淹没，船尾也溅上海水。舰船的尾流相互交织，在海面上留下了复杂的图案。凯西从附近一艘巡洋舰的甲板上看着此情此景，他写道：“航空母舰似乎把所有的飞机都派出去了。右舷地平线上的天空布满了黑色的小十字。……场面壮观，令人兴奋不已。毕竟，很少有人有机会看到这种壮观的场面。当然，也很少有人能再次看到这种场面。”[41]

“企业号”上的俯冲轰炸机很快就升空了，但是不知为何，航母上推飞机的人在移动下一批飞机的时候很慢，这批飞机包括鱼雷轰炸机和10架野猫式战斗机。战斗机是为执行攻击任务的其他飞机护航的。每延误一分钟，正在盘旋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都会消耗宝贵的燃料，缩短飞行半径。其间，“企业号”的报务员办公室截获了“利根号”的4号侦察机发给日本舰队的消息，表明敌军现在很有可能已经意识到美国特混舰队的存在。斯普鲁恩斯明智地选择将作战规则抛开，让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直接出发，不用再等其余的攻击机升空。“企业号”通过桅顶闪光信号灯示意航空大队队长小克拉伦斯·麦克拉斯基少校：“执行分派的任务。”[42]

俯冲轰炸机联合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编队——第6轰炸机中队和第6侦察机中队，总计33架飞机——开始朝231度方向前进，麦克拉斯基预计在这个方向的142英里外能发现敌人。每三架飞机形成小“品”字形编队，然后再和其余编队形成大“品”字形编队。这些俯冲轰炸机不断爬升，一直爬升到巡航高度，编队中飞得最高的飞机高度约2万英尺。迪金森上尉写道：“那天能见度很好，几乎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天气。天空中除了大朵大朵的白云，澄澈无物。我们在100英里外看到了中途岛。我们飞到了将近4英里高的地方，一眼望去都是大海。湛蓝的大海就像靛蓝染料那般蓝。”[43]

“大黄蜂号”的起飞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在斯坦诺普·C. 林（Stanhope C. Ring）中校的指挥下，整支航空大队在早上7时40分左右都已在空中待命。传统的说法称林带领“大黄蜂号”的59架飞机朝240度方向飞去，因为那是敌人特混舰队的主要航线。但是一条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他是朝265度方向飞行的，几乎是正西方向，而这条航线将使“大黄蜂号”的攻击群来到最后报告的日本舰队位置以北相当远的地方。这个问题仍存在争议，或许人们永远不会知道真相是什么。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当天“大黄蜂号”只有一个中队发现了敌人——而那个中队，即第8鱼雷机中队，全军覆灭了。林违反了规定，没有提交任何作战报告。未交报告可能是故意的，林不想承认他飞到了离最后报告的敌军舰队位置以北那么远的地方。

当天上午早些时候，“约克城号”与两艘姊妹舰分开，到东北方的“预定位置”回收返航的侦察机。这一行动使它脱离了攻击敌人的范围，它必须以25节的速度去与第16特混舰队会合。结果，弗莱彻直到8时38分才出动飞机，此时“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上的飞机早已上路。“约克城号”上有35架飞机升空，其中包括6架战斗机、17架俯冲轰炸机和12架鱼雷轰炸机。第3轰炸机中队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首先起飞，紧接着是“蹂躏者”鱼雷轰炸机，这种飞机需要滑过整个甲板才能带着马克13型鱼雷飞到空中。鱼雷轰炸机接到的命令是立刻朝敌人所在位置出击，它们后面跟着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然后是战斗机。起飞很顺利，9点过后几分钟，所有的飞机都已升空。“约克城号”的航空大队接到的命令是朝240度方向飞行150英里。如果没能找到敌人，就向北往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已知的朝中途岛前进的交会方向飞行。一切顺利的话，速度较快的SBD无畏式轰炸机和战斗机能够赶上鱼雷轰炸机，它们或许可以同时赶到敌军舰队上空，这样就能进行协同攻击。

无论怎样，美军的攻击力量都已升空。相比当天早上日本航空母舰上的行动，美军的起飞更加混乱。友永丈市大尉的108架直指中途岛的攻击机仅花15分钟就从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四个飞行甲板上起飞，而且升空后迅速集合编队，以巨大且统一的队形朝中途岛进发。在1942年6月，这一壮举是超出美军的能力的。“大黄蜂号”和“企业号”需要整整一个小时才能让所有进攻的飞机升空。而且升空后，它们也没有集合，甚至不是朝同一方向飞的。每个航空大队都按照自己的队长独立制定的航行方案飞行，这些方案差异很大。让情形更加混乱的是，飞出去的机群无法保持在一起。许多美国飞机后来根本没有找到敌人，而另一些飞机以小而分散的队形抵达日本舰队上空，因此很容易被零式战斗机和高射炮集中攻击。

尽管如此，美军的飞机已经升空，而且正在朝敌军进发。敌军还未做出回应。结果证明，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

“大黄蜂号”上的无畏式轰炸机携带着1 000磅和500磅的炸弹，竭力缓慢爬升。驾驶舱内温度下降，身着轻薄夏季飞行服的机组人员冻得直发抖。氧气面罩上都结了冰霜。沃尔德伦少校的第8鱼雷机中队的15架“蹂躏者”在下面低空飞行，高度为1 500英尺。它们装载的马克13型鱼雷比炸弹还重，携带的燃料无法让它们爬升得更高，而且它们本来就要在低空攻击敌方舰队。整个航空大队已经离开“大黄蜂号”，最初是朝265度方向飞行，但沃尔德伦不同意林的航行方案，离开航母后不久，他打破了无线电静默，劝林朝南调整方向，朝240度方向飞行。林可能是拒绝了这个请求，也可能是没有收到信息，总之沃尔德伦朝左前方调整航向，向自己凭本能认定的敌军舰队所在处飞去。他的中队也一同转向。他们结队飞行了100英里。沃尔德伦给中队发出信号，示意展开队形，形成一条搜索线，以增加发现敌军舰队的可能性。9时15分左右，几个飞行员看到地平线上的天空中有一些黑点。几秒钟后，远方显现出了日本舰船灰色的轮廓。沃尔德伦调整航向，从低空接近日本舰队。[44]

盖伊少尉回忆道，当天早上进入驾驶舱之前，沃尔德伦跟手下的飞行员说，“大家不要担心航向问题，只要跟着他就好，他知道要往哪儿飞。而事实的确如此，他找对了方向。仿佛有一根线牵着他一样，他径直飞到了日本舰队上空”。[45]

对日本瞭望员来说，这支中队最先显示为一群黑点，在东北方地平线上很低的位置，偶尔会有机翼反射的阳光照过来。它们的飞行高度很低，表明它们是鱼雷轰炸机。根据渊田美津雄的回忆，同船船员的情绪低落起来——尽管此前日本舰队已经击退了很多不同类型飞机的一系列攻击，但那是因为走运，而好运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不过日军的几艘航母已经回收完了袭击中途岛后返航的飞机，因此可以自由机动，展开规避运动。它们开始躲避速度缓慢的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延长了攻击者需要飞行的时间和距离。零式战斗机从头顶和四面八方逼近，通过横转和翻筋斗调整位置，对来犯的美国飞机发出致命的射击。

沃尔德伦在林率领“大黄蜂号”航空大队其余的飞机糊里糊涂地朝西北飞去时，带领自己的中队直扑日本舰队，展现了他的鲁莽和技术。但是第8鱼雷机中队发现自己目前处境危急。能见度好，没有战斗机掩护，没有俯冲轰炸机来转移一大群灵活的零式战斗机的注意力，这群由缺乏准备的飞行员驾驶的老式飞机正在接近强大的敌军舰队。第8鱼雷机中队的行动，让我们想起艾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在他著名的诗歌里对克里米亚战争中轻骑兵的描述。两者都展示了绝境中迸发出来的无可匹敌的勇气。两者都采用鲁莽的战术，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白白丢掉了年轻的生命。两者都应归咎于指挥官糟糕的决策。（“可有一人惊慌失措？／哪怕战士知道／有人犯错了。”）盖伊少尉一直记忆犹新的是沃尔德伦前一晚在“大黄蜂号”待命室的临别致辞。“我最大的希望，是能够遇到有利的战况；但是如果战况不利，甚至糟糕至极，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尽最大的努力来摧毁敌人。哪怕只剩下一架飞机，也要战斗到底，我希望这个人能冲向敌人，并且击中他们。”[46]不利的战况大多会发展成糟糕至极的局面，但是像丁尼生笔下的轻骑兵一样，“他们不问为什么／只知奉命行事／六百名轻骑兵进入了死亡之谷”。

零式战斗机用20毫米机关炮瞄准射击，美军动力不足的“蹂躏者”飞机的座舱顶篷上、机身上和机翼上被打出了许多洞。这些飞机一架接一架地起火、解体、爆炸，或者打着旋落到海里。后来，盖伊少尉在任务报告里说：“那天，零式战斗机让我们无法招架。我们完全处于劣势。”[47]沃尔德伦的飞机燃料箱被击中，燃烧起来。盖伊瞥见了队长从驾驶座上站起来，试图爬出来，但是时间不够，飞机直接坠入海中。盖伊的飞机被击中了几次，他自己也被机枪打中了胳膊，但他还是设法飞到了防空火力的范围之内，追击他的零式战斗机撤离了。渊田美津雄回忆道，在“赤城号”的飞行甲板上，“所有人都盯着眼前的戏剧性场面，当袭击者被陆续打下来的时候，甲板上到处都是疯狂的欢呼声和口哨声”。[48]

盖伊逼近了“苍龙号”，从800码外发射了鱼雷，然后朝航母的尾部飞去，进入了重型防空火力的攻击范围。高射炮弹从他旁边飞过，但是他相信自己的飞机没有被击中。他诅咒着飞机上威力极弱的0.30英寸机枪——称这是一把“玩具枪”——接着他拉升飞机，高过航母，紧贴着上层建筑飞了过去。后来他说，从舰桥旁一闪而过时，他“看到一个小个子日本舰长边跳边喊”。他越过航母后降低高度，低空飞行，希望自己走运，能够返回，但是另一群零式战斗机从上方朝他射击，“射中了我的方向舵，打坏了副翼，我不得不在海上平降。引擎盖突然合上，我无法抬升右翼。右翼最先接触到水面，把飞机猛地拽了进去，机身整个卷起来，折断了。引擎盖关闭了，机翼戳进受损的机身里。我几乎无法打开座舱。这时我害怕起来。我害怕我会溺死在飞机中”。[49]盖伊挣扎着爬到残存的机翼上面，抓紧了橡皮救生筏和气垫。他试着拉出后座的机枪手，但是没能成功，海水淹没了飞机；他也落入水中，尽可能让气垫挡住自己。

很快，眼尖的日本瞭望员发现南方出现了另一片黑点，位于日本第一航空舰队正左方。这是“企业号”的第6鱼雷机中队，由尤金·林赛少校指挥。这群飞机进入日本舰队的外围防御圈时，分成了两组，从两边朝最近的航母“加贺号”的舰首飞去。四艘航母一致右转（向北转），使舰尾朝向缓慢接近的“蹂躏者”鱼雷轰炸机。

“从后面追逐，过程会很长”，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海军格言，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句格言也是成立的——尽管最慢的飞机速度也能超过最快的船，但是这种飞机的速度仅比日本航母快四倍左右。要想对逃跑的航母实施左右夹击，仅仅赶上它们是不够的；鱼雷轰炸机必须飞到它们前面，然后兜一个圈，从两舷发动攻击。这种船尾追逐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而这是致命的，不过第6鱼雷机中队的老式鱼雷轰炸机追逐时可能会比第8鱼雷机中队容易一些，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零式战斗机已经聚集到了舰艇防御圈的北面，因为第8鱼雷机中队从那里发动了攻击，要想拦截第6鱼雷机中队，它们就得向南飞行约30英里；第二，一些日本战斗机在攻击沃尔德伦的中队时显然已经消耗掉了大部分20毫米弹药，因此在这一轮战斗中需要更加谨慎地射击。即便如此，第6鱼雷机中队也只有少数几架“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幸存下来。有两架飞机向“加贺号”的右舷发射了鱼雷，但是这艘航母轻松避开了来袭的鱼雷。第二批飞机由林赛少校亲自率领，碰上了9架零式战斗机，这些零式战斗机俯冲下来，击中了4架鱼雷轰炸机，其中就包括林赛少校自己的那一架。最后，第6鱼雷机中队有5架飞机成功撤退，其中4架安全降落在“企业号”上，有一架迫降在海上——几天之后，机组成员被PBY水上飞机营救了上来。

第6鱼雷机中队的少数幸存者离开时，日本军官和船员必然松了一口气，至少是有些信心了。从早上7点开始，他们相当于目睹了美国战机的航空表演——六种不同型号的飞机轮番上场，包括四种不同的单引擎舰载机、一种双引擎中型轰炸机、一种四引擎重型轰炸机。不过当时日本人并不知道，攻击他们的飞行员分别来自美国的三个军种——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他们经受了水平轰炸、滑翔轰炸和鱼雷的攻击。他们还第一次见到格鲁曼公司制造的TBF“复仇者”鱼雷轰炸机，尽管这种新型的鱼雷轰炸机在战场上的首次亮相不那么精彩，但是在未来的三年里，它们将会给日本海军带来很多伤痛。日军没有一艘舰船受损，而且零式战斗机也轻松击退了几轮攻击，只损失了几架。

尽管如此，连续不断的空袭带来的压力，迫使日军中断飞行作业，加快战斗空中巡逻的循环频次，让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始终处于守势。再有20分钟左右，第一批日军轰炸机就能通过升降机抬到飞行甲板上，如果甲板能在大约45分钟内不受侵扰，那么日军就很可能在11点之前对美军舰队发动强有力的反击。但是在那之前，日本航母会处在极易遭受攻击的危险状态，因为它们的攻击机正在机库甲板上添加燃料，重装武器。

南云忠一将军和他手下的军官最担心的，也许是日本第一航空舰队还没有遭到过像样的俯冲轰炸。他们知道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是美军最致命的航母舰载机。不到一个月之前，在珊瑚海战役中，俯冲轰炸机重创了“翔鹤号”，击沉了“祥凤号”轻型航母。因此，日本指挥官的心里肯定会问，美国无畏式轰炸机中队在哪儿？如果它们突然出现在空中，会发生什么？

“企业号”的第6侦察机中队（由威尔默·厄尔·加拉赫上尉指挥）和第6轰炸机中队（由理查德·哈尔西·贝斯特上尉指挥）组成的联合攻击群中的32架SBD无畏式轰炸机从特混舰队所在地朝西南231度方向驶去。飞行约100英里之后，航空大队的队长麦克拉斯基少校推断他已经穿过南云忠一进军中途岛的路线。麦克拉斯基猜测最有可能在西北方向发现敌人，于是两个中队向右转弯。半个小时之后，还是没有日本舰队的迹象。此时燃料不足，没有飞机能返回美国特混舰队的危险在增加。快到10点的时候，两个中队再一次转弯，这次是朝东方飞行。目光敏锐的飞行员和机枪手透过云层的缝隙搜寻着舰船或尾流，任何能够发现日本舰队的迹象都不放过。[50]他们的高度是1.9万英尺。“大黄蜂号”上的弗雷德·米尔斯少尉后来描述了在一望无垠、毫无变化的海上追踪敌军舰队的技巧：

有时航母舰队只是地平线上极小的点。有时大型船只的尾流或多条尾流形成的数条白色直线十分显眼。反射的阳光有可能显露舰队的位置，舰只也可能会作为灰色的小长条突然出现在海面上。只要水面上出现了直线或其他规则的形状，都可以视作海水以外的东西。[51]

9时55分，麦克拉斯基看到了一艘驱逐舰，后来确认是“岚号”驱逐舰。它位于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南面，一直在追赶并用深水炸弹攻击美国潜艇“鹦鹉螺号”。它正朝北面急速航行，舰首激起了巨浪，长长的尾流泡沫翻滚。显然，“岚号”上的瞭望员并没有发现高空中的轰炸机。麦克拉斯基开始沿着“岚号”的行进路线追踪。5分钟之后，一些飞行员在前方约40英里的海上发现尾流——“几条细细的白线，只是细线，像粉笔画的。”他们在积云的上方飞行了几分钟。接近云层的缝隙时，下方整支敌军舰队都进入了他们的视线，看过去就像水池里的玩具船。克拉伦斯·迪金森写道：“在这些船中，我能看到两个狭长的黄色矩形，那是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很显然他们是让铺设甲板的木材保留了天然的颜色，或是涂成了淡黄色。但是，在这深蓝色的海洋中，那种黄色十分显眼，你以前从未见过。然后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我看见了第三艘航母。”[52]每一艘航母的飞行甲板上都标有一个红色的太阳旗标志。迪金森记住了这一点，要把这里当作靶心。

麦克拉斯基向“企业号”汇报：“我是麦克拉斯基。已发现敌军。”[53]麦克拉斯基并没有径直朝敌军航母飞去，而是带领机群绕舰队迂回前进，向其东北方向飞去。他打算背对太阳发动攻击，希望这样能够隐藏他们的踪迹，并且使高射炮不易瞄准。他稍微降低机头，以加快速度，编队中的其他人也照做了——他们的速度越快，在遇到日本战斗机的时候就越有优势。他们直接飞越了外围的几艘警戒驱逐舰，但是这几艘舰艇上没有一个瞭望员发出警报，可能是天上的云彩遮挡住了他们的踪迹，也可能是从东南方向飞来的第三批鱼雷机分散了日本人的注意力，那些鱼雷机就在他们下方1.5万英尺的地方。

发动新一轮攻击的是兰斯·E. 马西（Lance E. Massey）少校率领的“约克城号”的第3鱼雷机中队。马西率领的12架行动迟缓的飞机，跟第6和第8鱼雷机中队的飞机一样差劲，但是第3鱼雷机中队的优势在于有战斗机护航——吉米·萨奇少校率领的6架F4F野猫式战斗机。萨奇是美国海军中最出色的战斗机飞行员之一，他发明了一组作战队形，称之为“追击防御”机动，后来更常见的名称是“萨奇穿插”战法。[54]这种战法是第一次在战争中投入实践，其结果对于经验丰富的零式战斗机飞行员来说，肯定是个令人不悦的意外，因为这些飞行员已经习惯于对美国的各种飞机为所欲为。这种战法需要长机和僚机之间密切配合。飞行员发现后半球有零式战斗机以其惯用的方式倾斜接近时，只要向内侧逃离即可。僚机看到相邻的野猫式战斗机朝自己驶来后，便朝其转向，两机穿插而过。这样一来，僚机便可直面零式战斗机，发动正面射击。

萨奇的F4F战斗机在大约2 000英尺的高度飞行，位于马西的TBD鱼雷轰炸机后方不远处。萨奇的6架战斗机被大约15架零式战斗机包围了。萨奇事后回想说，他当时觉得自己这边的飞机估计没有一架会在这场空战中幸存。但是他们的萨奇穿插战法似乎出乎日本飞行员的意料，于是头一次有零式战斗机拖着火舌翻滚着坠入大海。萨奇说：“好多零式战斗机成串朝我们扑过来，整个天空就跟蜂巢一样。刚开始我设计的穿插战法似乎没起作用，但是后来有效果了。我射中了两架零式战斗机，使它们燃烧起来。另外一架从我的僚机旁边飞过，转到了右侧，然后绕了回来。我们继续穿插，最后我从正面击中了它。”[55]

第3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汤姆·奇克回忆说他对零式战斗机的性能感到十分惊讶。当他对两架零式战斗机开火时，它们做出翻滚动作，脱离了他的视线，接着爬升躲开了。“它们的爬升能力让人极为震惊，我向右翻滚转弯时，它们几秒钟内就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我忽然想到，在近距离空战中不能跟这种飞机纠缠，至少不能驾驶笨重的F4F-4跟它们缠斗。”[56]

马西的“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勇敢地飞向“飞龙号”，这是四艘航母中最近的一艘，而且是唯一在射程范围内的一艘。尽管萨奇跟零式战斗机勇敢搏斗，但是他无法把所有的零式战斗机都从第3鱼雷机中队旁边引走。可能有十来架零式战斗机涌向鱼雷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将其击落到大海中。第3鱼雷机中队的鱼雷全都没有击中目标，12架飞机中却有10架被击落。萨奇事后说：“日本人对我们和鱼雷轰炸机的第一轮攻击配合得非常漂亮。我不得不感到佩服。执行得非常漂亮。这是他们的第一梯队飞行员，他们非常专业。”[57]

高空中的“企业号”俯冲轰炸机中队正在接近投弹地点。麦克拉斯基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非常幸运的是，同一时间“约克城号”的第3轰炸机中队的17架SBD俯冲轰炸机也抵达了战场，而且是从不同的方向过来的：东边。日本舰队被对手两批俯冲轰炸机同时发现，完全没做好抵抗的准备。此时高空中没有一架零式战斗机，因为所有的零式战斗机刚才都降低高度去击退鱼雷轰炸机了。而日本的四艘航母在过去的一小时里为躲避连续的攻击不断机动，打乱了习惯的菱形编队，现在拉长成了不规则的长线，保护它们的零式战斗机因此分散开来，周边的警戒舰的防空火力也无法集中起来。[58]不管怎样，直到轰炸机呼啸着俯冲下来，日本特混舰队中才有人注意到它们，不过为时已晚。

麦克拉斯基的分队队长通过来回转动方向舵，让机尾“摇摆”，发出信号表示准备投弹。领头的无畏式轰炸机抬高机头，降低速度，打开襟翼，然后转向一边，以70度角高速俯冲，同时用光学瞄准器对准所选目标的飞行甲板。此时是10时20分。来自“企业号”的轰炸机冲向“加贺号”和“赤城号”；来自“约克城号”的马克斯韦尔·F. 莱斯利少校指挥的飞机则攻击“苍龙号”。攻击“加贺号”的迪金森上尉回忆说：“那是我最好的一次俯冲。回来的人也都说，这是他们最好的一次俯冲。我们从航空母舰的四面八方飞来，冲向它的左舷，间隔完美。”[59]“加贺号”正以28节的速度在海里疾驰，但是飞向它的炸弹数不胜数，而且是以理想的角度向下坠落。萨奇一边竭力跟零式战斗机缠斗，一边努力掩护第3鱼雷机中队剩下的两架飞机到安全地带，此时他瞥见“太阳冒出了一束闪光，看起来就像一道漂亮的银色瀑布，是俯冲轰炸机冲下来了……我从未见过如此精彩的俯冲轰炸”。[60]

“加贺号”飞行甲板上的船员还在为把鱼雷轰炸机打得七零八落的零式战斗机欢呼。高射炮手把炮筒都调成了水平的，为的是打退低空的袭击。航母上有个站在舷边通道上的飞行员回忆道：“一位机关炮指挥官把指挥杖指向天空，大声喊着什么。我赶紧抬头，发现好几架俯冲轰炸机突然出现在云间，朝我们冲过来。”[61]好几个人大喊：“敌人的俯冲轰炸机！”

第一组无畏式轰炸机朝“加贺号”的左舷舰尾冲过来，舰长冈田次作下令向右急转弯，让航母沿顺时针转向。但是“加贺号”对舵轮的反应比较慢，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稍做调整，仍然让飞行甲板处于瞄准范围内。日本船员惊恐地看着炸弹从轰炸机腹中径直朝他们落下来。前三枚险些击中，在“加贺号”的两侧溅起了巨大的水柱。但是紧接着又有四枚炸弹落下，两枚落向中部，两枚落向舰首。结果带来了一场灾难。[62]“加贺号”的小型上层建筑几乎全部被毁，大部分军官被炸死，其中包括舰长冈田次作。舰岛的窗户被炸飞，外壳脱落，内部到处都是浓烟，幸存者被迫转移到甲板上。没有人掌管舰桥，也没有人留下掌舵。前部的升降机被直接炸到，塌了下去，再也无法运行。一枚炸弹炸穿了船体中部的飞行甲板，在靠近机库的船员舱爆炸，在几秒内就炸死了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船员。机库甲板上的燃料罐和军火也被引爆了。前田少尉在飞行甲板下方靠近舰尾处寻找掩护。炸弹落下时，他朝船舱里的其他飞行员大喊：“这里很危险，赶紧离开！”[63]沿着梯子往上爬时，他注意到“加贺号”发生了危险的倾斜；紧接着一次爆炸把他震到甲板上，弹片刺穿了他的一条腿。

迪金森上尉投下的炸弹落在了升降机附近，他看到“甲板猛地裂开，朝四周卷起来，露出了下方一大块机库。我知道那艘航空母舰上已经很久没有飞机起飞或降落了”。[64]萨奇一直在野猫式战斗机的座舱中观察着外面的情况，他看到“加贺号”飞行甲板上冒出了粉色和蓝色的火焰：“我记得自己看到那艘航母冒出了火焰，高度差不多赶上它的长度了——真是熊熊大火，当然，还有很多浓烟。”[65]

“苍龙号”刚刚开始迎风转向，准备让零式战斗机起飞，而且大部分的船员都在观察鱼雷轰炸机进攻的方向，就在这时，瞭望员大喊说“加贺号”遭到了攻击。船员们转过头来，看见“加贺号”的飞行甲板在一连串的爆炸中被掀了起来，都惊呆了。空中的一朵朵云彩显然是挡住了莱斯利率领的“约克城号”的轰炸机的最后一段行动，但是现在，它们从云层的缝隙中露出来了——轰炸机彼此之间的距离相等，显然是要俯冲了。“苍龙号”的高射炮很快调整好了炮筒，紧张忙碌的射击指挥官试图布置射击方案，但是跟“加贺号”上的情况一样，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实施这一切。“苍龙号”急速左转，但是俯冲下来的飞机也随着一起转，片刻之后，它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离开编队，大角度俯冲。

第一枚炸弹落在了右舷靠前的位置，冲击力让整个船身向左晃动。另一枚炸弹落在了船体几乎正中间的飞行甲板上，击穿了木板和钢壳，在机库甲板上爆炸了。第三枚炸弹落在了舰尾的飞行甲板上，发出刺眼的火光。甲板上很多人一下子就被炸死了，或是被炸飞了。副舰长小原尚中佐感到一股热浪袭来，不是特别疼，但是看到船员急忙拿来湿毛巾捂在他脸上，他意识到自己肯定是严重烧伤了。[66]

“苍龙号”的引擎停了下来，完全不动了。飞行甲板被炸开的口子上冒出了一股浓烟。解体的零式战斗机烧焦的残片和尸体碎块七零八落地散落在整个甲板上。幸存者透过热浪看见了这些可怕的场景。

南云忠一将军的旗舰“赤城号”差一点就被美军的俯冲轰炸机盯上了。这是由于麦克拉斯基的战术出现了失误，他刚从战斗机中队转到俯冲轰炸机中队。按照作战原则，当俯冲轰炸机的两个编队到达多个目标附近时，前面的编队应该选择两个目标中较远的那个。但是麦克拉斯基带着他的编队前去攻击“加贺号”，两个中较近的那个。结果，这个由32架飞机组成的机群几乎集中全部火力攻击“加贺号”，而忽略了“赤城号”。

第6轰炸机中队的队长迪克·贝斯特上尉见此情景，带领两架僚机去攻击“赤城号”。由于没有时间调整好角度攻击，他们的俯冲角度比攻击“加贺号”的飞机角度要小，所以这三架飞机面临的危险更大。他们并没有按照规定的动作，以均匀的间隔依次发动攻击，而是在整个俯冲过程中都保持着“品”字形编队。

“赤城号”甲板上的瞭望员惊恐地大喊，喇叭中传出刺耳的警报声，但是高射炮反应迟缓，而且发射出的少量炮弹也大大偏离了目标。几个自我保护意识强、警惕性高的船员赶紧趴到甲板上。舰长青木泰二郎赶紧调整航向，猛烈右转，但是这样做无非是让左舷正对着攻击者而已，攻击者做出必要的调整，便锁定了目标。第一枚炸弹紧贴着船身落入水中，激起高高的水柱，水花落下来的时候打在舰岛上，把这里的军官全身都打湿了。尽管没有命中，这枚炸弹爆炸时还是把甲板上的人都震倒了，而且其掀起的热浪足以灼伤他们的皮肤。

只有一枚炸弹命中了“赤城号”，落在飞行甲板靠近中间的位置。那很可能是贝斯特投下的1 000磅重的炸弹，击中了中间的升降机。如果这枚炸弹没有击中，那么整场战役的进程都可能会改变，因为那样的话日本可能会对美国航空母舰发动凶狠得多的报复。但是贝斯特投放的炸弹不仅击中了目标，而且还穿透“赤城号”的飞行甲板，到达了上层机库甲板，炸弹的破坏力大大增加，因为机库甲板上有加好燃料的攻击机、燃油管里的燃料、仓促堆放的炸弹和鱼雷，这些东西产生了二次爆炸。渊田美津雄看到“飞行甲板上出现了一个大洞，就在船体中部升降机的后边。升降机自身就像熔化了的玻璃一般弯曲变形，化为液体流到机库甲板上。钢板以奇怪的形状向上卷曲起来。飞机机尾朝上，喷射出青灰色的火焰和乌黑的浓烟”。[67]

“赤城号”机库甲板上的下山要描述了这一连串的灾难性爆炸。“爆炸发生得太快了，”他回忆说，“机库甲板上很黑，但是很快淹没在一片火海中……我觉得我们的航母随时可能下沉。我看到一些人无法保持镇静，很快失去了自制力。他们像疯了一般想逃出去。”[68]飞行甲板上有几架零式战斗机被炸得飞了起来，落入大海。铃木宏记得，大火引爆了一些停着的零式战斗机的油箱，还点燃了飞机上的20毫米机关炮，导致它们开始射击。他回忆说：“由于热度太高了，钢板上的铆钉就像子弹一样开始弹出。我有个同伴就被空中乱飞的致命铆钉击中而受伤了。”[69]第三枚炸弹差点击中“赤城号”的船尾，不过也在边上爆炸了，这次爆炸导致飞行甲板猛地向上掀起来，而且还使方向舵卡在了左舷20度的方向上，使这艘旗舰无助地在海上转起了圈子，直到完全停下来。[70]

萨奇中队的F4F飞行员汤姆·奇克为了甩开身后的零式战斗机，俯冲到了海平面上。他紧贴着浪尖水平飞行，机头正好对着航空母舰群。奇克看到“加贺号”、“赤城号”和“苍龙号”分布在发动机罩上方的地平线上，而且通过船头激起的波浪判断出它们正在全速前进。几乎就在同时，他看到“赤城号”的甲板上发出一束“明亮的橘黄色闪光”，紧接着还有激起的水柱，表明有近失弹紧贴着“赤城号”落入海里。几秒钟之后，一个“滚动的、发绿的黄色火球”像是“掀开了那艘航母内部的最深处”。他用眼睛的余光看到一系列爆炸似乎笼罩了“加贺号”的整个飞行甲板，甲板“在爆炸时随着火焰被掀起来了”。[71]在“赤城号”的右前方，“苍龙号”喷出了一股油乎乎的黑烟。他也注意到，三艘航母舰首的激波大大减少了，表明它们已经失去了推动力。

到10时26分，三艘航母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都不能再让飞机起降了。第二天早上，幸存的船员不得不遗弃这三艘航母，让其残骸沉入海底。

这三艘遇袭的航母熊熊燃烧的时候，美军的航空大队迅速脱离了试图报复的零式战斗机和高射炮火。所有往回撤的飞机都在低空飞行——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刚从低空发射了鱼雷，野猫式战斗机则一直在掩护鱼雷轰炸机，而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刚刚进行完俯冲轰炸，已拉升至海面上方几百英尺的空中。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已经完成了投弹，油量也减少了，因此更轻、更快，也更容易操纵了。许多飞机从警戒舰之间穿过，安全逃脱。迪金森上尉完成对“加贺号”的俯冲轰炸并重新拉升的时候，距离海面不到100英尺。他回了一下头，发现有三架零式战斗机跟在后面。一艘驱逐舰就横在他前面，上面的高射炮开始朝他射击。高射炮弹在他的上方和下方炸开；他一会儿俯冲，一会儿爬升，躲避按着提前量开火的炮弹。飞了两三英里之后，他摆脱了零式战斗机，也飞出了高射炮的射程，这时他又回头看了一下，看见三根火柱和烟雾，标明了“赤城号”、“加贺号”和“苍龙号”的位置。

第3战斗机中队的汤姆·奇克在一场激烈的空中混战中与僚机分开了，此时他听到了无线电传来命令——“全队集合！集合！”——但是透过挡风玻璃，他没有看到中队的任何伙伴，也没有看到任何友机。事先安排的集合点位于日本特混舰队以北20英里的地方，但是那个方向上敌舰更多，而且奇克的燃料不够了，只能直线返回。他选择了一个似乎有可能带他回到“预定位置”的航向，最终，他看到了自己的航母“约克城号”。[72]

美军的航空大队分散在天上，有的单独飞行，有的组成小编队飞行。有些飞行员被射中，或是被弹片划伤，在他们的飞行服下，伤口在流血。驾驶舱内的环境越来越难以忍受。飞行员忍耐着高温，忍受着流入眼睛里的汗水，以及心理和生理上的疲惫，还有难受的飞行面罩。没有一架飞机有多出的燃油，很多飞机所剩的燃油甚至不够返程。从离开战场的那一刻起，这些美国飞行员就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用有限的燃料储备返回航空母舰。每一位飞行员都需要根据众多变量不断修正航线，这些变量包括自己的位置、航速、航向、风向和风速，还有估算的航母的速度和航向。他要密切注视六个仪器的读数，包括燃料、时间、转数、航速、进气管压力，还有针球仪。风速的计算可以说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飞行员要研究下方的海面，判断风对波浪的影响，注意浪花上是否吹起了泡沫。[73]

理论上讲，美国飞机能够追踪“YE-ZB”无线电归航信标，这是各艘航空母舰发射的加密信号，飞机上的无线电通信员兼机枪手所在的舱内有个接收机可以收到。如果飞行员接收到清晰的信号，他就能沿着信号的方向直接飞回航母。但是此时许多美国飞机都是低空返回的，低于航母顶端天线的信号波束。燃料箱里的油量已经低到了危险的程度，它们不能爬升到航母天线的信号波束上方寻找归航信标，只能通过估算找到返航的路线。

迪金森上尉的燃料不够了，不能搜寻同伴，所以他驾驶着无畏式轰炸机独自往回飞。即使把燃油用到最大限度，他也基本无法到达预定位置；而且即使他能抵达舰队，他也拿不准能否有充足的燃料着舰。此时能见度极好，他一路向东飞行，看到前面很远的海上出现了船只的尾流。大约还剩20英里的时候，迪金森飞机燃油表上的箭头归零了，引擎“开始发出噼啪声，间歇性停转”。[74]他开始下降。他解开降落伞，清理了一下上面的绳子，切断头盔上的无线电线，清除了可能阻碍他离开驾驶舱的所有装置。借助最后一点点燃油，他把飞机调为逆风而行，放下襟翼，落到距离浪尖只有几英尺的高度，机头朝上，最后猛地推了一下节流阀，然后停下来。飞机的螺旋桨在风的作用下转动着，让这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迫降在了海上。

出乎意料的是，碰撞非常猛烈，迪金森用手按住仪表盘来保护头部。几秒之后，他解开安全带，爬出了驾驶舱。他站在飞机的右翼上，拉下二氧化碳气瓶的牵索，给救生服充气。无线电通信员兼机枪手爬到了另一侧的机翼上。他们没有费心去给橡皮筏充气，因为距离舰队很近，他们觉得很快就能被救起。他们走入了大海。螺旋桨和引擎罩被引擎的重量拖进海里，湿淋淋的机尾翘起来，然后飞机就从视线里消失了，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一艘美军驱逐舰已经在朝他们靠近，船员们惊奇地看着他们。

奇克返航的高度是1 500英尺，刚好处在云层下方，他希望能看到美军特混舰队的船只。他没有尝试通过无线电跟中队的同伴联系。他找不到“约克城号”的归航信标。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能看到的只有一望无际的北太平洋。最后，他在右翼梢外看到了“灰蓝色的海面上有一道浅浅的白色条纹”。那是一艘“真正的美国造的驱逐舰”。他转向紧跟着它，高度降为500英尺，最终赶上了“约克城号”。他进入了着舰航线，放下起落架，第一次进场时，降落信号官亮出了许可的手势。他的尾钩没有钩住阻拦索，飞机越过防撞路障，翻了个跟头，倒在甲板上。奇克将身体抱成一团，护住头部，碰撞过程中没有受伤。船员跑过来检查状况，他大喊道：“快把这个该死的东西从我身上挪开！”[75]船员们抬起飞机的尾部，奇克才得以爬出来，来到甲板上。

由于航母上的船员没有看见战斗场面，他们自然很想听归来的飞行员讲一讲都发生了什么。当飞行员从座舱里爬出来时，穿着肥大的帆布救生衣的船员围拢在飞行员身边问这问那。为了鼓舞船员们的士气，舰桥上的军官之前一直通过扬声器定期播报最新战况，船员们都高度关注这些公告。阿尔文·柯南回忆说，在战役中的某一时刻，“‘企业号’上的一个情报官用粉笔在烟囱的深灰色外壳上画了一幅地图，好让甲板上的所有人都能及时了解战况，我们觉得这种传递信息的办法很有意思；不过每隔15分钟，烟囱垂下来的平台上的那个人都要修改舰队的位置和规模”。[76]然而真实情况是，没有一个人能准确了解战斗是如何展开的，即使是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两位将军也不例外。战场太大，太分散；同一时刻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而且能够搜集起来的那一点数据，拼起来之后可能可靠，也可能不可靠。他们都在战争迷雾中摸索着。

对于那些安全归来的飞行员来说，幸存以后的感受苦乐参半。他们失去了很多战友。在“大黄蜂号”上着舰后，费希尔少尉非常震惊地获悉，到当时为止，他是第8轰炸机中队唯一返回的飞行员，而这艘航母的其他战斗机和鱼雷轰炸机也下落不明。[77] （之后没多久，林和第8侦察机中队的大部分飞行员也安全着舰了。）第8轰炸机中队的另一位安全返回的飞行员罗伊·P. 吉（Roy P. Gee）少尉得知这艘航母的航空大队遭到的损失后，同样很震惊。他说：“当我进入第8轰炸机中队的待命室时，我得知第8鱼雷机中队的15架TBD和第8战斗机中队的10架F4F都没有返回，而且所有的船员都被宣布在战斗中失踪，我简直是太震惊了。我去军官餐厅找了些吃的，平时第8战斗机中队和第8鱼雷机中队的朋友都坐在这里，而此时座椅上空无一人，我不禁怔住了。”[78]迪金森上尉被驱逐舰救上来后，通过双筒望远镜仔细观察降落在“企业号”上的飞机，试着看到飞机上的编号，好知道同伴里有谁活下来了。在“企业号”上，战斗机率先返回，全部着舰，完好无损。不久之后，4架鱼雷轰炸机着舰，它们身上都是弹孔，严重受损。这个中队只有这4架鱼雷轰炸机幸存。对于没有战斗机护航这件事，有个返回的TBD飞行员非常愤怒，竟然从座舱里跳出来，拔出手枪，威胁说要打死F4F中队的队长詹姆斯·格雷上尉。周围的人赶紧按住他，夺走他的武器。[79]

飞行员又累又饿，身上满是汗水。他们径直走向“将军的食品储藏室”，去找咖啡和三明治。他们兴奋地谈论着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作所为。随着越来越多的飞行员来到船上，情况渐渐清晰起来：他们给了日本舰队致命的打击。“企业号”的SBD俯冲轰炸机中队着舰后，机组成员都欣喜若狂。飞行员们叙说刚刚的经历时，柯南越来越兴奋，他回忆说：“他们跳出驾驶舱的那一刻，高兴地大喊大叫。就在片刻之前，船上的气氛还很沉郁，鱼雷轰炸机返回后，阴霾一扫而空。这些英雄身着卡其色和绿色尼龙飞行服，黄色救生衣上插着手枪和短刀。他们快速地比画着，兴奋地说着如何俯冲，投下炸弹，并且亲眼看到下方的日本航母的飞行甲板在火焰中炸毁。”[80]随着越来越多的飞机着舰，一个接一个的目击者证实了这些说法。奇克告诉中队的队长：“一共有三艘航空母舰。我看见三艘航母都被炸弹击中，我想有枚鱼雷也击中了其中一艘。我离开时，三艘航母全都在猛烈地燃烧。”[81]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黄蜂号”的鱼雷轰炸机一架都没有出现，这艘航母上的气氛变得低沉起来。有人说沃尔德伦的中队或许已经在中途岛着陆了，但这似乎不太可能。所有人都知道“蹂躏者”鱼雷轰炸机的缺陷。但是“大黄蜂号”的战斗机又遭遇了什么？没人说得上来，而且一连好几天都没人知道。后来人们才知道，当天早上“大黄蜂号”的航空大队损失惨重。所有的鱼雷轰炸机都被击落；战斗机迷失了方向，被迫在海上紧急降落；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未能找到敌军舰队，不过大部分幸存了下来，要么在中途岛着陆了，要么安全返回了航母。总而言之，“大黄蜂号”上所有的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都被击落，战斗机损失了1/3，有1/3的俯冲轰炸机在中途岛着陆，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返回了航母。除了沃尔德伦的第8鱼雷机中队里的15架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之外，“大黄蜂号”上没有一架飞机与敌军交战，而全军覆没的第8鱼雷机中队没有一枚鱼雷击中敌军航空母舰。

在三艘遭到轰炸的日军航母的甲板下面，船员正同猛烈的大火进行殊死搏斗。即使机库甲板上没有停满加满了油、装载了炸弹和鱼雷的飞机，每艘航母上也都有其他易燃品，让大火难以熄灭。航空加油系统有一个充满燃油的管线网络，可燃性极高，这套管线把大火传遍了整艘航母。大火不仅向前后蔓延，还烧向更低层的甲板，一直烧到主储油箱。炸弹、鱼雷和其他弹药被堆放在机库甲板的架子上，甚至被随意地堆放在甲板上，其中许多都在船身内部发生了爆炸。日本海军过于重视进攻战，忽视了消防和损管的训练和准备。舰艇内部的物品给大火提供了充足的燃烧物——木质地板和缆具、支撑用的木梁、棉质的管道绝缘材料，以及棉被。厨房和烤炉里覆盖着厚厚的油脂。机库甲板上安装着消防水带和泡沫喷射系统，但是它们都由总水管供水，而总水管很容易在爆炸或火灾中损坏。[82]

“加贺号”被4枚（也可能是5枚）炸弹击中，是三艘航母中受损最严重的。火焰的旋涡吞没了机库甲板，引爆了飞机上和储藏室里的炸弹和鱼雷。烧焦的、残缺的、扭曲的肢体散落在整个甲板上。遭到攻击时，机库甲板上的船员中仅有几个幸存下来。消防主水管损坏，驱动消防泵的发电机也坏了。封闭的空间内满是烟雾，灯也灭了。主燃料管爆裂，航空汽油喷洒到火焰里，引起了一场炼狱般的烈火。一些严重烧伤的幸存者在同伴的遗体之间爬过。

“加贺号”上的火势蔓延太快，根本就无法控制。许多接受过消防训练的人已经被炸死，剩下的也受伤严重，无法有效灭火。森永隆吉（Takayoshi Morinaga）大尉是中岛鱼雷轰炸机的飞行员，他回忆道，他和其他的幸存者还曾英勇地用传递水桶的老办法控制火势，但是“水蒸发得很快，不起任何作用”。[83]攻击发生两三分钟后，机库甲板上的弹药被引爆，翻滚的火球和蘑菇云升到航母上方几千英尺的高度。两舷因爆炸而裂开，产生一股往外的力道，把尸体、碎片和飞机的零部件都抛入了大海。另一名中岛鱼雷轰炸机飞行员吉野治男少尉说：“数不清的爆炸一次又一次地猛烈晃动着‘加贺号’。我恢复意识之后，再次环顾四周，片刻之前还在这里的人全都消失了。”[84]

“苍龙号”上的状况跟“加贺号”很相似。三枚炸弹穿透了机库甲板，机库甲板上的船员大都毙命，燃料和弹药的二次爆炸也很快就不受控制了。不知是偶然还是运气，这三枚炸弹各自击中了机库甲板的三个单独的舱室，把整个机库甲板都破坏了。在航母下方很深的轮机舱里，船员们听到了上方巨大的爆炸声，意识到他们与露天甲板之间已经是一片火海，他们出不去了。长沼道太郎（Michitaro Naganuma）大尉回忆说，爆炸使得上方的甲板向下弯曲，炽热的火舌从通风管道里喷出来。温度迅速攀升，能够呼吸的空气突然减少。[85]遇袭后不到15分钟，“苍龙号”上的军官就断定这艘航母基本没救了，柳本柳作舰长下令弃船。[86]很多船员都预计到了会有这道命令——或者说，在还没有收到命令的时候，船员就弃船了。由于无法忍受火焰的温度，船员们从甲板上跳向大海。还有一些人是被爆炸的冲击波直接炸到海里的。

“赤城号”只遭到了一枚炸弹的直接攻击，所以起初看起来不像其他的两艘航母那样损坏严重。但是这枚炸弹引发了机库甲板上一系列威力强大的二次爆炸，它便在劫难逃了。火势迅速蔓延，消防队根本无法控制，被逼后退。大火切断了总水管，也破坏了水泵的电力系统。[87]青木舰长下令往弹药库里灌水，但是水无法流入舰尾的弹药库，可能是因为近失弹把阀门炸坏了。大火开始向下蔓延，进入下层的机库甲板，那里有更多的燃料，加剧了火势。船员只能用手泵压水。没有足够的水扑灭火焰。渊田回忆说：“戴着防毒面具的消防队携带着笨重的设备，勇敢地与火焰战斗。但是上方的每次爆炸都会波及下层甲板，造成人员伤亡，阻碍消防队的救援。一组战友倒下后，另一组会冲上去继续战斗，但是他们又会被另一场爆炸炸死。”[88]九九式轰炸机飞行员古田清人中尉回忆说船上的发电机坏了，“我们的消防泵不起作用，而且即使能用，也不可能扑灭这场大火。因此我们放弃了灭火的想法”。[89]

很显然，“赤城号”不能再作为南云忠一的旗舰了。飞行甲板上的大火有烧毁舰岛的危险。南云忠一不愿意离开，他坚持认为“还不到离开的时候”。但是南云忠一的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少将强烈建议他把司令旗转移到轻型巡洋舰“长良号”上：“将军，我们的大部分船只仍完好无损。你必须指挥它们。”青木舰长补充道：“将军，我会照看好这艘船的。我们都请求你把司令旗转移到‘长良号’上，继续指挥舰队。”[90]南云忠一含泪同意了。舰桥里充满了烟雾，下半部已经燃起了大火。唯一的逃生路线是从舰桥前面的窗户顺着绳索降到甲板上。南云忠一和草鹿龙之介就是这样下去的。10时46分，两名将军又沿着绳梯从锚机甲板进入等候室，等着被护送到“长良号”上。[91]

在第二航空战队的旗舰“飞龙号”的舰桥上，山口多闻及其参谋惊恐地看着三艘燃烧的航空母舰，感到难以置信。第二航空战队的另一艘航母“苍龙号”就在附近，它在毁灭之前的痛苦挣扎历历在目。目击者把它比作“一个大白萝卜被劈成两半。现在都能透过它看到另一边的情景”。山口发出了一条完全无用的消息：“尝试拯救你们的航母！”[92]（山口没有收到答复。在这种情形下，这本身可能就是最有说服力的答复了。）在其舰尾几英里外，第一航空战队的两艘航母也浓烟滚滚。“飞龙号”是日本第一航空舰队仅剩的能够执行飞行任务的航空母舰，现在日本海军的整个希望都寄托在它的航空大队身上。

山口多闻做出了当天上午早些时候南云忠一始终未能下决心做出的决定，他选择把手头的一切力量都用上，尽快对敌人发动攻击，不再等飞机装好弹药，也不去管弹药类型是否均衡。让飞机赶快升空，既是一种防守措施，也是攻击措施——“飞龙号”姊妹舰的命运很好地诠释了，如果着舰的飞机加满了燃料，挂满了弹药，未能起飞就遭到袭击，会有多么惨痛的下场。他的航母有18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瓦尔”），已经加满油，装好了武器，他命令这些飞机立即升空。“飞龙号”上的中岛九七式鱼雷轰炸机准备好之后，也会立即起飞。如果它们能发现并消灭美国的所有三艘航母，那么袭击中途岛的行动还有可能继续。哪怕只消灭两艘，如果“赤城号”能从火灾中抢救过来，这场战役也能打成平局。从另一方面来说，日军已经有三个飞行甲板着火了，因此“飞龙号”的航空大队安全返航变得倍加重要。山口告诫飞行员不要无谓地冒险，要尽最大努力把飞机带回航母。

快到11点时，18架“瓦尔”和6架零式战斗机起飞并开始爬升。此次攻击由小林道雄大尉指挥，飞机一直在云层下飞行，确保一直能看到大海。此时他们距美国的航母不到100英里。他们出发后不久，“筑摩号”上的5号水上飞机报告说：“敌军位于70度方位，离我们的舰队约90英里。”[93]小林略微向南调整了一下航向。一些飞行员发现低空有一队俯冲轰炸机，这是查尔斯·韦尔（Charles Ware）上尉指挥的“企业号”机群。6架零式战斗机离开编队，俯冲去攻击这些轰炸机。韦尔指挥的无畏式轰炸机表现得很好，一边保持密集队形，一边向零式战斗机开火反击，击伤了其中的两架。（这两架零式战斗机都返回了“飞龙号”，不过其中一架迫降在海上。）这次交火削弱了小林的攻击力量，使其损失了1/3的护航战斗机。

第17特混舰队的雷达探测到了来袭的日军飞机，距离为32英里，方位255度。“约克城号”上的雷达还探测出敌机正在爬升，这样似乎可以确认是敌军的俯冲轰炸机。“约克城号”上的战斗机指挥官奥斯卡·佩德森少校指示野猫式战斗机在“10级”（1万英尺）的高度进行拦截。无线电通信中传递着兴奋的声音，说的都是行话。高度以“级”为单位，1 000英尺为1级。方位用“航向”或“箭头”表示。身份不明的飞机为“可疑飞机”。一旦被确认为敌机，则改称为“匪徒”。“约克城号”被称作“红色基地”。F4F巡逻分队分别是“红”（“约克城号”上的）、“蓝”（“大黄蜂号”上的）和“深红”（“企业号”上的）。飞行员确认战斗机指挥官的指令时会说Roger（“收到”）或Wilco（“遵命”）。美国飞行员发现敌机时会大喊：“发现目标！”从后来根据录音整理的6月4日“约克城号”战斗机通话记录中可以看出，在这场战役的早期，混乱和误报无处不在：

“红17，从你当前位置看265箭头。告知收到与否。”

“红17。遵命。”

“红17，在你前面不远处有匪徒，密切关注。”

“红17。收到。”

“这里是深红17。一架可疑飞机，4级，距离20。”

“这里是深红17。等一下。是友机。”

“深红17。重新在上空巡逻，就位后回复。”

“这里是深红17，已就位。”

“红26，红23。箭头295，20英里，5 000英尺。确认。”

“这里是红23。遵命。”

“这里是红26。遵命。”

“红26，红23。最好升高到约8 000，有不明身份的可疑飞机。”

“这里是红23。遵命。”

“红26，红23。箭头180。确认。”

“这里是红23。遵命。”

“这里是红26。重复一遍。”

“红26，红23。箭头180。快一点。确认。”

“这里是红26。遵命。”

“红26，红23。云层中有匪徒。快一点。”

“红21270。。告知云层高度。”

“这里是红21。遵命。”

“红13和红11。匪徒在你们附近，注意云层上下。”

“这里是红13。已确认是友机。”

“收到。返回战斗位置。”

“这里是红13。遵命。”

“所有深红飞机，密切监视来自255的可疑机群。”

“深红9，带领分队寻找255的可疑飞机。看起来是一大队。”

“这里是深红9。收到。”

“深红19到23。你们的位置在哪里？”

“深红23。多架可疑飞机，10级，箭头305。快一点。”

“20个匪徒正在从305接近。30英里，一大队匪徒。”

“深红19。关于匪徒有何情报？”

“我头顶有匪徒正在朝船前进。看起来有18架。”

“离船约12英里，255。”

“所有深红飞机，匪徒8英里，255，10级。”

“匪徒方位255，距离8。”

“这里是深红19。编队似乎散开了。飞机仍朝相同路线飞行。”

“好的，分开它们。”

“深红19，准备攻击约5英里外的3架敌军轰炸机。”

“发现目标！”[94]

正午时刻，“约克城号”战斗空中巡逻的指挥官埃尔伯特·麦卡斯基中尉在7 000—8 000英尺的高度发现了小林的攻击队。他迎面飞向敌军编队，同时开火迫使日机紧急向左右分散，以免碰撞。后来他说：“我的6挺0.50英寸机枪猛烈射击，直接从对方编队中间撕开了一道口子。我没有使用瞄准器，而是在近距离射击的。”[95]他身后的两架飞机也是边飞边开火，命中了好几下。在接下来的空战中，美军战斗机击落了7架敌军轰炸机，击伤3架。护航的零式战斗机对野猫式战斗机发动攻击，结果非常糟糕——三架坠落，只有一架美军飞机被击落。

“约克城号”上的船员在甲板上看着远处的空战，看见多架起火的飞机旋转着落入海中。每一架飞机都在海面上留下一道燃油起火的耀眼痕迹，几秒钟之后变成黑烟。但是从“约克城号”的位置看过去，无法判断哪一方占优。当高射炮弹爆炸的黑烟开始出现在迎面而来的飞机旁边时，吉米·萨奇朝第3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大喊：“回到待命室！山姆大叔花了那么多钱才让你们来到这里！”在没有窗户的封闭待命室里，飞行员看不到空战的情况，但是通过防空火力的声音，他们能判断出敌机在接近。汤姆·奇克说：“5英寸高射炮的声音，表明有攻击者接近；接下来响起的是1.1英寸火炮的砰砰声，然后是20毫米机关炮的突突声，最后是0.30英寸和0.50英寸机枪的嗒嗒声。”随着敌机越来越近，开火的频率和强度都会上升，“直到防空火力变成连续不断的隆隆声”。[96]

只有7架俯冲轰炸机穿过了美军战斗机的防线，对“约克城号”展开进攻，但这7个飞行员是日本航母的第一梯队，而且他们非常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他们从几个不同的方向飞来，然后脱离编队，大幅度俯冲，似乎完全不受防空炮火的干扰。“约克城号”猛地向左转以躲避飞速降临的攻击者，船体向右舷方向剧烈倾斜。第一架俯冲的爱知九九式轰炸机刚投下炸弹就被高射炮击中，爆炸后裂成三块燃烧的碎片，落入“约克城号”的尾流中。但是它投下的剧烈旋转的炸弹不偏不斜地飞向目标，击中了“约克城号”舰岛后方不远处的甲板，炸死了1.1英寸高射炮炮台上的所有人，也正是这些炮手击落了投弹的飞机。这次爆炸在飞行甲板上炸开了一个洞，在机库甲板上引发了大火。第二架飞机也被防空炮击中并解体，它投下的近失弹在舰尾后面爆炸了。第三架飞机以75度角呼啸着俯冲过来，它的炸弹也差点命中，在“约克城号”舰尾旁边溅起一束高高的水柱。

几秒钟后，第二群“品”字形编队的飞机呼啸着向右舷俯冲过来。第一架飞机的炸弹也是落在舰尾附近，差一点命中。第二架飞机投下的炸弹落在了接近航母中心的位置，这枚炸弹重250千克，在飞行甲板上面炸开了一个大洞。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命中的炸弹，是一架飞行角度较低的飞机投掷的，这架飞机从“约克城号”右前方飞过来，击中并炸毁了前部的升降机。机库甲板上的熊熊烈火有引燃航空汽油罐的危险，甚至有可能蔓延到弹药库，那样的话，“约克城号”将和当天早上被击中的三艘日本航母遭受一样的命运。但是“约克城号”的机库甲板比日本航母的机库甲板防火性要好得多。尤其重要的是，燃料管已经排空，充满了二氧化碳。

第一次爆炸穿透了通风设备，舰桥和舰岛上的其他地方都充斥着有毒的刺激性烟雾。弗莱彻将军和参谋人员被迫离开战斗岗位，去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而且弗莱彻马上就考虑转移旗舰。他说：“我不能在一艘废船上指挥作战。”他把一些参谋转移到了“阿斯托里亚号”巡洋舰上。[97]奇克和第3战斗机中队的其他飞行员被迫跑出待命室：“我们大口喘着气，满是眼泪，在露天的飞行甲板上环顾四周，呼吸着新鲜空气。”锅炉停了，航母也随即停在海上。一大团黑烟从飞行甲板的裂口中喷涌出来。海员们有的咳嗽不止，有的在流血，有的脸上乌黑，所有人都顺着钢梯往上爬，来到露天的甲板上。舰岛后面的1.1英寸高射炮炮台遭到了直接袭击，状况惨不忍睹。奇克看到“上层建筑的灰色墙面上有一些血斑”，还有“许多血淋淋的粗棉布包裹着残肢”。在舷边通道上的20毫米机关炮旁边，炮手的头已经被炸飞，但是他的身体仍然牢牢地系在椅子上。[98]

山本五十六的“主力”在西面约600英里外，跟第一航空舰队三天前经历的一样，也在浓雾中穿行。在有雾的条件下行驶，而且要保持无线电静默，就需要舰只放慢速度，并且派目光敏锐的瞭望员放哨，以防碰撞。雾号一直在响。过去几天来，山本五十六像往常一样，坚忍沉默，站在“大和号”宽敞的舰桥上，凝视着外面湿乎乎、灰蒙蒙的大海。他一直有胃溃疡，脸色苍白，恶心欲吐。

由于无线电静默，山本五十六和参谋能够了解的战况有限，但是他们一直在监听日本飞行员的无线电通信。即使看到了美国航母，“大和号”舰桥上的日本人仍然充满信心。但是在早上10时50分，信号官递给总司令一张纸条，这是警戒舰指挥官阿部弘毅少将传来的无线电讯息：“受到敌人航母舰载机和陆基飞机攻击，‘加贺号’、‘苍龙号’和‘赤城号’起火。我们计划让‘飞龙号’与敌军航母开战。暂时向北撤退，重新集结部队。”一名军官回忆道，当山本五十六读到这一消息时，他“叹息”了一声，然后一言不发地把纸条递了回去。[99]他和其他军官都惊呆了，情绪一时变得“晦暗失落”。

山本将军的文书军士野田满春回忆说，军官们“感到迷茫，全都耷拉着脑袋”，面面相觑，“嘴巴紧闭。……无法言说的死寂、阴郁和恼恨没有让他们落泪”。[100]南云忠一没有发来任何消息，他那时正在把司令旗从“赤城号”上转移到一艘巡洋舰上。他死了吗？参谋人员都不愿承认这场战役已经失败，开始集体讨论对策。一些人提出的策略不切实际，另一些人则鲁莽冒进；所有人都想孤注一掷。

主力部队距离太远，无法及时提供直接的援助。此外，由于主力部队缺少空中掩护，即使援助可能也起不了作用。但是舰队把航速提高到了20节，开始全速向东行驶。“大和号”高耸的天线向日本舰队的不同作战单位发送了新的命令。远在北方负责掩护阿留申群岛登陆部队的小型航母舰队接到的命令是迅速向南行驶，加入日本第一航空舰队。运兵船奉命脱离舰队，向北行驶，离开中途岛飞机的攻击范围。掩护运输舰的水面舰艇向中途岛快速前进，轰炸这片环礁。当天晚上，主力部队和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水面舰艇要伺机同美国航空母舰作战。

驱逐舰“天津风号”的舰长原为一得知三艘航空母舰被击中的消息后十分震惊。“我看到了什么消息？”他惊诧道，“我在做梦吗？我摇了摇头。不，我非常清醒！……可怕的消息不断传来，让人再也无法怀疑其准确性。”对原为一来说，没有航空母舰提供空中掩护，这次军事行动显然就无法继续了；但是没有撤退的命令，他的舰队就只能继续朝中途岛进军，不断深入这片环礁的空袭范围。“我们的长官究竟在做什么？”原为一琢磨着，“损失航母带来的哀痛突然变成了愤怒。我们会不会跟特混舰队主力一样，落入敌人圈套？该死！该死！”[101]直到（他的钟表显示为）早上9时20分，他们才收到山本五十六的命令，要求运输舰“暂时向西北”撤退，而驱逐舰前去攻击中途岛。

5架幸存的俯冲轰炸机回到了“飞龙号”上。“飞龙号”上的机库船员已经精疲力竭，他们正忙着为鱼雷轰炸机做准备，计划对美军舰队发动另一次攻击。山口将军走下舰桥，来到飞行甲板上，在飞行员登机前和他们说了几句话。到大约下午1点的时候，侦察报告已经确认美军有3艘而不是2艘航母，而且侦察员正确地判断出它们是“大黄蜂号”、“约克城号”和“企业号”。山口告诉他们：“敌军有三艘航母，你们要知道。我军的俯冲轰炸机击中了其中一艘，因此还剩下两艘。如果能做到，就尝试炸沉一艘还未受损的航母，把它作为首要攻击对象。如果成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一对一了。”[102]

新的攻击编队从飞行甲板上起飞了：10架中岛九七式“凯特”鱼雷轰炸机以及6架零式战斗机，由当天早上指挥轰炸中途岛的友永丈市率领。友永丈市的飞机在轰炸中途岛时被击中，左翼油箱在漏油。他知道这架受损的飞机可能无法再次返回“飞龙号”，但他还是勇敢地坚持再度出击，并且拒绝了和下属交换飞机的建议。“赤城号”、“加贺号”和“苍龙号”在地平线上一字排开，清晰可见。这是打击美国航母、给“飞龙号”的三艘遭受重创的姊妹舰复仇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友永丈市带领的飞行员也都清楚，此刻日本海军的全部希望都压在了他们肩上。一架受损飞机的空勤组成员丸山大辅记得当时有一种“绝望感”。[103]

16架飞机的编队经过漫长的爬升过程，最终到达海拔13 500英尺的高度。它们不用飞很远——美国舰队距离“飞龙号”只有90英里。下午2点半，一直用双筒望远镜观察海面情况的桥本俊雄（Toshio Hashimoto）大尉发现前方海上有尾流的痕迹。通过手势信号，他给友永丈市传递了一份敌情报告，然后一个驾驶舱接一个驾驶舱地传递过去。队长向南调整航向，直接闯入敌军航母群的中心。也许是命运使然，他们撞上的是已经受损的“约克城号”，而不是“企业号”和“大黄蜂号”。它的火势已经控制住了，而且不再冒烟，所以看不出来实际的情况。它在以正常的速度航行。日本飞行员们没有发现它有任何受损的痕迹，因此认定它是未受攻击的两艘航母中的一艘。在云层下看见散布在海面上的整支美国特混舰队后，友永丈市用无线电下达命令：“全军突击！”——两架鱼雷轰炸机奉命分开，联手向“约克城号”的舰首发动攻击。

早在日军飞机出现在视野里以前，美军航母的雷达就检测到了来袭的可疑飞机。尽管“约克城号”受到了破坏，它仍然能够作战。它的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了，而且飞行甲板上的裂洞也已经补上。它仍然能实施空中作业。当友永丈市的飞机距离“约克城号”45英里时，机库甲板上的加油系统停止运作，管道里充上了二氧化碳。特混舰队上方只有6架野猫式战斗机前去拦截进犯的敌机。麦卡斯基中尉拦截了迎面而来的飞机，但是他又不得不转向，从高处俯冲下来。中岛鱼雷机挂载了800千克的鱼雷，因此飞行速度缓慢，只能压低机头进行小角度俯冲，利用高度换取速度，穿过航母周围警戒舰艇的防空火力网。它们俯冲到200英尺的高度并开始平飞的时候，速度达到了200节，几乎是美国“蹂躏者”鱼雷轰炸机速度的两倍。

“约克城号”上又有5架野猫式战斗机起飞加入空战。第3战斗机中队的队长吉米·萨奇少校向右转弯，让其格鲁曼飞机的机头直指友永丈市编队的第一架飞机。他按下0.50英寸机枪的开火按钮，朝友永丈市飞机的左翼进行了几轮射击，使敌机起了火。后来，萨奇说他不由得赞赏友永丈市的决心：

整个左翼都在燃烧，透过火焰我都看到了翼肋，但是那个鬼子仍然飞到足够近的地方投下了鱼雷，那颗鱼雷差点击中“约克城号”。他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日本鱼雷轰炸机飞行员。尽管已经被击落，他仍然继续向前，投下鱼雷。那时，整个飞机看上去都在燃烧，飞机两翼的上层都已被烧尽，只剩下了翼肋。机翼下方肯定还有翼面来支撑他，但是很明显他一直在下坠。投下鱼雷飞机就落入水中了。他们的战术和决心都很棒。……他们如果心意已决，那就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104]

友永丈市编队中的第二架飞机也起火了，它投下鱼雷后，试图直接撞击“约克城号”，但是曳光弹不断击中来袭的飞机，使它在离左舷不远的地方翻转着落到了海里。

特混舰队其他舰船甲板上的人在远处观看这场激烈的空战时，很难看清发生了什么，也很难判断哪一方有可能取胜。天空中不断出现高射炮弹的烟幕；飞机爆炸并从空中坠落；“约克城号”急速转弯，先向右转，然后向左转舵，甲板倾斜得厉害。通过双筒望远镜观望局势的罗伯特·凯西写道：“高射炮不停开火，高射炮弹炸开形成的烟幕染黑了整片天空。”[105]“波特兰号”巡洋舰上的水上飞机飞行员弗雷德·戴尔说他感到了“一股爱国主义豪情”。他说：“所有船的桅顶都飘扬着巨大的美国国旗。舰艇劈波斩浪，高速行驶的船只激起强烈的尾流，旗帜迎风飞舞。……此情此景，永生难忘。”[106]

第二支编队从“约克城号”左前方逼近，发射了4枚鱼雷。这些飞机遭受了猛烈的炮火打击，既有来自野猫式战斗机的，也有来自高射炮的。桥本大尉把高射炮弹片撞击飞机的声音比作冰雹掉落在金属屋顶上的声音。[107]丸山少尉后座的机组成员被击中了腿部，而且“我们飞机的尾部看起来像个蜂巢，上面都是洞”。[108]有一架飞机在投下鱼雷后飞过了“约克城号”的舰首。它飞得很低，离飞行甲板上的美国船员很近，双方都能看见彼此的眼神。机械师比尔·苏尔吉说：“我能看到驾驶舱前排的飞行员低下头。第二排的那个家伙正拿着相机给我们这艘航母拍照。后座上的第三个人没有开炮。他扬起了手，这使我想起了自己读过的骑士小说。我想他是在向我们致意。”[109]

两枚鱼雷击中了“约克城号”的左舷，靠近船体中部。约瑟夫·波拉德上尉回忆道，第一枚鱼雷发出了“一声可怕的闷响，整艘船都被轰隆隆的声音笼罩，我脚下的甲板先是上升、震动，然后裂成两半……接着另一枚鱼雷也发出一声闷响，‘约克城号’开始剧烈地震动，猛地向左倾斜”。[110]奇克受命隐蔽在第3战斗机中队的待命室，连续不断的爆炸两次将他震离座位。他说：“尽管我只从椅子上被震起一英寸，可我感觉飞了很高。整艘船像一只被小猎狗逗弄的老鼠一样，剧烈地扭曲抖动。”第二次爆炸后，灯都灭了，舰身大幅度倾斜，待命室的椅子沿着甲板滑动，将人连同椅子一起牢牢定在左舷舱壁上，让人动弹不得。奇克说：“一时间，机舱里只能听到身体的扭动声和沉重的呼吸声。而在随后的一片黑暗中，只能听见靠近出口的人试图打开舱盖时的呼喊声和咒骂声。”[111]突然，舱盖猛地被拉开，人们镇定有序地快速离开待命室。

下层船舱内，海军医护兵们正忙着医治伤员。由于灯都灭了，他们只得拿着手电筒工作；条件有限，他们无法进行救治，只能给饱受折磨的伤员盖上毯子，注射吗啡止痛，喂水，然后用绷带或止血带包扎伤口。一位军医回忆说：“有人被炸掉了一只脚或一条腿，有人双脚或双腿都被炸没了；有人在死亡边缘徘徊，有人已经死去。”[112]士兵们不停地把伤员抬到包扎处和医务室，但很快这两个地方就挤满了人，于是伤员便被留在担架上，放在通道里。

这两枚鱼雷重创了“约克城号”。第一枚鱼雷落在第90根肋骨处，炸毁了三个锅炉，并摧毁了引擎。第二枚落在第75根肋骨处，炸掉了前部的发电机舱，切断了电源。船员们启动了应急柴油发电机，但是很快便短路了。没有了电，水泵不能工作，就无法通过向右舷注水来阻止船向左舷倾斜，因此船体很快就倾斜到了30度。[113]飞行甲板上的船员不得不抓着把手，以免滑入海中。“约克城号”极有可能倾覆，将几百个人一起带入海里。下午3点，巴克马斯特舰长下令弃船。

对甲板下方的数百名“约克城号”船员来说，从损坏的航空母舰上逃离令人痛心不已。发电机已经失灵了，船上大部分地方已完全陷入黑暗，还有的地方被燃烧着的火焰照亮。甲板倾斜得如房子的屋顶一般陡峭，船员们仿佛是登山运动员，不得不寻找手脚的支撑点；但是钢铁的表面有好几处非常热，不能直接用皮肤接触，因此船员们的手上都裹着衣服或破布。黑暗中，他们走在迷宫似的舷窗和梯子间，同船水手用呼喊声指引着他们。所有人都说船员表现得非常勇敢、泰然自若，不慌不忙地一同前进。他们给医务员让路，并用金属丝网做担架把伤员运出去。登上大幅倾斜的机库甲板后，他们透过闪动的热气看清了眼前的景象——扭曲的飞机残骸焦黑一片，丧生海员血淋淋的残肢触目惊心。他们有序地排成一排，沿着打结的绳索滑到海上。他们脱下的鞋子也整整齐齐地排成一行，似乎他们还打算再回来。甲板的急剧倾斜令人紧张不安。奇克说：“每隔一会儿，这艘船都会慢慢地向左晃，但至多几度；每次晃动后，船身似乎都更加倾斜了。我扫了一眼周围的人，很明显，每个人都觉得这艘船会倾覆。”[114]

有几百人需要从两舷撤离“约克城号”，但是仅有六条打结的绳索。有些人直接跳下去了。许多人跳到吊货网上，然后缓缓滚入海中。担架由绞车吊起，放入救生艇中，再送到警戒舰上。鱼雷击穿了“约克城号”的燃料罐，旁边的海面上覆盖着一层4英寸厚的船用燃油。海上的风浪把船员往回推向“约克城号”的船身。摄影助理比尔·罗伊回忆说：“海浪每次溅到我的头上，石油和油气都会灼伤我的眼睛和鼻子，让我呼吸困难。我身上沾满了船用燃油。一些船员灌了几口水和油，立即就呕吐起来，试着坚持下去。风浪使我们都紧靠着船体粗糙的一面，我们的皮肤被划破了。想从这里游开非常困难。我们都非常担心‘约克城号’会倾覆，下沉，把我们都卷入海中。”[115]

为营救海里的船员，救生艇和驱逐舰都行动起来。船上的人满了之后，船后又拴上一段绳索，每隔一段距离就系上救生衣，将几十个漂着的船员拖到救援船旁边。船员们争相爬上吊货网。[116]获救的船员都湿淋淋的，疲惫不堪，被救上来后就倒在巡洋舰和驱逐舰的甲板上，每个人都得到了简单的检查。如果不需要药物治疗，他们就会得到一杯咖啡和一句命令：“喝了它！”[117]一级消防员赫尔曼·A. 凯利被拖上了驱逐舰“贝纳姆号”。来到甲板上后，有人递给他一瓶威士忌，吩咐他喝一大口，再传给下一个人。他回忆说，这“就是医嘱”。[118]

尽管“约克城号”遭受重创，美国至此仍占有优势。“飞龙号”的两支飞机编队袭击的都是同一个目标“约克城号”，因此“企业号”和“大黄蜂号”没有受损，完全处于正常状态。美国的鱼雷机中队在此次交战中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但是俯冲轰炸机中队基本是完整的——正是这些俯冲轰炸机击毁了日本三艘航母，对第四艘航母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到天黑还有五个多小时。“飞龙号”完全处于攻击范围内，而且在夜幕降临前它没法逃出去，另外它已经损失了绝大部分飞机，只剩下了几架。如果它被摧毁，日本舰队里的每一架舰载机都会随之被一起摧毁，因为正如一位美国军官所说的：“如果四艘航空母舰都被击毁了，日军的飞机想要找到一个降落的地方可就没那么容易了。”[119]

弗莱彻来到一艘救生艇上，驶往新的旗舰——“阿斯托里亚号”巡洋舰。在此期间，“企业号”和“大黄蜂号”在无指挥的状态下独立行动。斯普鲁恩斯将军和“大黄蜂号”的舰长马克·米彻尔正准备向“飞龙号”的甲板发动两轮攻击。“约克城号”的侦察轰炸机在下午2时45分发现了“飞龙号”，当时该航母位于美军西面110英里远的地方。

“企业号”的飞机开始升空。25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由8架F4F野猫式战斗机护航。这支攻击队由第6侦察机中队队长加拉赫上尉领导。飞机升空后迎着风迅速爬升了400码，然后向左转，低空掠过警戒舰船。不到20分钟后，整个攻击队都已经升空。他们不必飞很远。离开“企业号”40分钟后，在1.9万英尺的高度，加拉赫看到日本舰队在他们前方大约30英里处。

“飞龙号”剩下的飞机——4架俯冲轰炸机、5架鱼雷轰炸机，还有来自“苍龙号”的1架试验型俯冲轰炸机——正在机库中加注燃料，因此它们都成了装满燃料和弹药的火药桶，导致“飞龙号”跟当天早晨的其他日本航母一样极易被毁。日军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已经艰苦地战斗了很长时间，身体的负荷已接近极限。山口下令给飞行员提供酒和饭团，飞行员们狼吞虎咽，很快就吃了下去。

加拉赫带领机群向北绕了一大圈。透过散开的云朵，他看到三个被炸毁的日军飞行甲板仍在剧烈燃烧。最后，他发现了目标“飞龙号”。他又向西绕了一下，以便从背对太阳的方向发动攻击，让舰艇上的高射炮手不易瞄准。由于编队中有许多俯冲轰炸机，加拉赫认为不需要全体攻击“飞龙号”，就命令“约克城号”的第3轰炸机中队的15架飞机去攻击“榛名号”战列舰。“筑摩号”巡洋舰上的瞭望员下午5点发现有飞机接近，此时加拉赫马上就要抵达投弹点了。“飞龙号”拼命左转，迫使第一批俯冲轰炸机加大俯冲角度。天空中不断有高射炮弹爆炸，零式战斗机紧追着第一批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用20毫米机关炮击落了几架。战斗机、高射炮和航空母舰的闪避动作合在一起，让第一批俯冲轰炸机未能击中目标，炸弹直接落入海中，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德威特·W. 沙姆韦上尉被派去攻击“榛名号”，他看到攻击“飞龙号”的行动未能奏效后，立刻决定掉头去攻击“飞龙号”。

“飞龙号”的防御很好，但是在三组轰炸机的轮番攻击下，它很快就无力应付了。4枚1 000磅的炸弹落在飞行甲板前端，击穿了甲板，直达机库甲板，在下层引发了大火。前方的升降机被炸飞，在空中飞行了一段，撞上了舰岛的一侧。[120]航母上的电源断了，飞行员待命室里到处都是烟雾，迫使里面的人来到飞行甲板上。丸山大辅感到“强烈的震动，听起来像是航母裂成了两半。这些剧烈的震动持续不停”。舰尾基本上没有受损，消防员和损管队把它作为大本营——但是总水管已经破裂，消防软管的压力降低，喷到火焰上的一点水还没起什么作用就蒸发殆尽了。“飞龙号”仍能以30节的速度前进，但是急速行驶产生的气流使火燃烧得更旺，而且让火向船尾蔓延。丸山说：“当我在甲板上透过烟雾看到太阳时，太阳是红色的，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我感觉那场景就像是武士时代，一场战役失败后，一座城堡在燃烧。”[121]

“大黄蜂号”的最后几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抵达战场的时间较晚，意识到“飞龙号”已被击毁，于是它们集中攻击附近的巡洋舰“筑摩号”和“利根号”。令场面更加混乱的是，斯威尼中校的B-17轰炸机已经添加完燃料，加挂了武器，从中途岛返回来了，它们从更高的空中朝特混舰队投下了炸弹。像往常一样，这些高空投放的炸弹并未击中敌舰，但是一些炸弹正好从SBD的编队中穿过，这就让海军飞行员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有人在从上面向他们投炸弹。

只需看一眼“飞龙号”，就能知道它的飞行甲板已经彻底完蛋了，仍在空中的零式战斗机飞行员们知道，他们被困在空中了，因为几千英里之内没有他们可用的飞机场。他们不得不在空中盘旋，直到燃油耗尽，然后采取所谓的“水上迫降”。

下午5时55分，山本五十六收到了南云忠一发来的他不想听到的报告：“17时30分，‘飞龙号’被炸弹击中起火。”[122]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四艘航母的飞行甲板尽数被毁，但是总司令和其参谋尚未考虑撤退；实际上，他们仍然相信局势可以挽回。宇垣将军询问南云忠一的参谋：“明天上午，友军部队能否使用中途岛的岸上基地？”就好像他们仍有可能入侵中途岛似的！帕歇尔和塔利写道，这种想法“证明了山本和他的参谋是多么脱离实际。……他们对不幸毫无察觉，也可能是不愿意承认真正的战况，而且他们所处的位置又太远，对正在进行的战役无能为力，山本和他的参谋显然很难了解到真实的情况。随着天色渐暗，这种趋势只会越发糟糕”。[123]

晚上7时15分，山本向指挥部传达了他乐观的看法：“敌军的特混舰队已经向东撤退。其航空母舰的打击力量基本被摧毁了。”他命令手下集中火力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南云忠一舰队的水面舰艇应重点搜索美国航母，并采取夜间行动，将其摧毁。其他舰船应攻击并占领中途岛。主力部队提速到20节，穿过浓雾向东疾驰，好让船上的巨炮也派上用场。[124]

渊田和奥宫估计，这道命令“乐观得如此异常，应该是联合舰队总司令故意为之，为的是防止部队士气瓦解”。[125]驱逐舰舰长原为一也是这种看法：“尽管我对这场战役的局面了解有限，但我也不明白山本为何要发布这一命令。现在看起来他是试图防止军队士气瓦解，但当时我觉得他肯定是失去理智了。”[126]山本的参谋也有点焦躁，他们“神经紧张，眼中布满血丝”，[127]而且明显谁都不想第一个警告统帅，美军现在可以利用空中的绝对优势，彻底消灭日本舰队的幸存舰只。

第8鱼雷机中队唯一的幸存者乔治·盖伊少尉在日本特混舰队的舰船之间踩着水。只要有船过来，他就把头藏在气垫下面。他看到敌军航空母舰着火时异常兴奋。盖伊是得克萨斯人，他把“苍龙号”比作“油田大火，如果你见过油田大火的话，你也会这样类比。航母前端和尾端喷出的火焰就像喷灯一样，白色的火舌呼呼燃烧……巨大的红色火苗从黑烟中喷出，直冲天空，也不知道有多高”。被击中的航母“燃烧了一会儿后爆炸了，我就在水中喊‘好哇，好哇’”。[128]

四艘航母上的消防人员还在以不同的程度坚持灭火，但是不论在哪艘航母上，大火都肆虐不停，完全失控。日军损管的设备和训练不足，无法胜任当前的任务——日本海军过于强调进攻性作战，从未重视过损管。即使消防人员能把水管铺设到火点，水压也太弱，产生不了多少效果；在某些情况下，这反而使局面变得更加糟糕，因为消防水龙喷出的水把航空燃料冲到了尚未受损的部分。此时最好用泡沫灭火剂，但是日军舰艇都没有配备。消防人员来到了下层部分，那里的通道中满是烟雾，热得就像烤炉里一样。由于没有防毒面罩，他们拿湿布捂住嘴，或是在钢板上面爬行，以靠近甲板，在稍微好一点的空气中呼吸，但他们的手和膝盖都烧伤了。但是，无论四艘航空母舰上的消防员多么英勇无畏，他们还是无法扑灭大火。他们唯一真正的希望就是硬撑下去，直到大火燃尽。只要有燃料，火灾就会持续下去；而堆满了航空燃油、船用燃油以及弹药的航空母舰根本不缺燃料。

军医尽最大的努力来救治伤员，但是由于火灾肆虐，许多地方都过不去，所以他们手头往往没有什么医疗用品。烧伤者非常多，而能给他们提供的帮助却不是很多，就连缓解他们的痛苦都做不到。有报告说，一些严重烧伤的人甚至踉跄地走入火中结束自己的生命。燃烧的油漆和其他材料释放的有毒烟雾吸入肺中，会使人患病，甚至死亡。在所有被轰炸的航空母舰上，士兵都很口渴，但很多人没有水喝。他们精疲力竭，却无法休息；饥肠辘辘，却得不到食物。火舌驱赶着他们，无情地把他们逼到甲板的边缘，逼到船身的舷边通道和防雷护体上。

在四艘航空母舰中，第一艘放弃的是“苍龙号”。上午10时45分，弃船命令下达，这距离第3轰炸机中队的毁灭性袭击只过了20分钟。几百个船员被火势驱赶到了舰首和舰尾的边缘或通道上，这些地方变得异常拥挤，船员们必须把武器举过头顶才能走动。当弃船的命令传来时，许多船员都不愿意执行，长官不得不催促他们。最后，在三声“‘苍龙号’万岁”的呼喊声中，他们跳入大海。下落的距离很长，约有35英尺，下落过程中他们仍能感到火焰放射出的热量，还有身后伙伴的推挤。每个船员都是猛地撞进海里，脚先落水，接着被身上的救生衣拉回水面。为了避免被后面跳下来的船员砸中，他们必须尽快游开。

“加贺号”上猛烈燃烧的大火已经失去控制，幸存的船员撤到了飞行甲板的边缘。机库完全被火焰吞没了，里面很热，到处都是烟雾，连消防员也无法下去灭火。通向机库甲板的梯子横档发出亮橙色光芒，飞行甲板的钢面把行走在上面的橡胶鞋底都给熔化了。“加贺号”的飞行员吉野治男说：“机库内部是鲜红色的。里面仍在不断爆炸。每次爆炸都伴随着特别明亮的火焰。”下午1点，“加贺号”上最后的电力供应也中断了。到下午4时40分，情况已经非常明显，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拯救这艘航母了，于是天谷孝久中佐——幸存者里的高级军官——命令所有人全部跳入海中。大部分人从30英尺甚至更高的地方跳入一片油污的大海，紧紧抓住油浸的残骸，直到被围绕航母行驶的驱逐舰救起。[129]

“赤城号”上的状况似乎较为可控，船员拼尽全力，希望能够拯救它。正午时分，大火仍在猛烈燃烧，但是“赤城号”的引擎竟然重新启动了，于是它开始低速前进。但是由于一枚近失弹让其舵轮向右卡住了，它只能顺时针打转。损管队设法在舰首架起一台抽水机，但是水压小得可怜，几乎不起作用。到下午1时50分，引擎又失效了，“赤城号”再次停在海中。一个小时后，机库甲板上又发生了强烈的爆炸，整艘航母剧烈抖动，仿佛要被撕裂一样。古田清人中尉回忆道，“赤城号”看起来不像是死期将至，但是中部的飞行甲板一片火红。[130]船员们继续英勇灭火。但是下午6点，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青木舰长断定无法扑灭大火，下令弃船。担架被吊起放入驱逐舰派来的小船里，为躲避高温和爆炸而撤退到舰首和舰尾的船员也借助绳索滑了下来。

当天晚上7点，随着夜幕逐渐降临，“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上的人都准备休息了。他们已经让所有攻击机都降落到船上，并且开始让最后一轮执行战斗空中巡逻任务的飞机降落。此时斯普鲁恩斯给弗莱彻发了份无线电报，询问是否有进一步的指示，弗莱彻回道：“没有。遵照你自己的计划行动即可。”[131]实际上，弗莱彻等于是慷慨地将作战指挥权移交了给了下属。由于“约克城号”已弃船，第17特混舰队没有空袭能力，弗莱彻似乎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在一艘巡洋舰上指挥两艘航母。另外，斯普鲁恩斯可以咨询哈尔西的参谋，而这些人是美国舰队里最有经验的航空参谋。在战役中间转移作战指挥权很少见，但是这样做让弗莱彻赢得了很好的名声。

斯普鲁恩斯决定在午夜之前向东行驶，跟日本的水面舰艇保持安全的距离。到了6月5日清晨，他们会向北转，然后向西南航行，在黎明之前把自己置于中途岛的空中掩护之下。撤退的决定相对来说是保守的，因为在深夜时分，日本的战列舰和巡洋舰找到美国航空母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斯普鲁恩斯的谨慎符合尼米兹的要求：“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重创敌人，就不要让自己在敌军优势兵力面前暴露。”[132]往东撤退能确保美国太平洋舰队在作战效果最佳的白天应战，还可以防止日本利用擅长夜战的优势攻击航空母舰。

这一决定是有争议的，即便在当时也是如此。斯普鲁恩斯是学军事史的，他完全清楚，自己可能会犯一种经常发生的典型战术错误，也就是“放弃追击”。在6月4日指挥了一场漂亮战斗的萨奇少校劝斯普鲁恩斯追击日本舰队，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一整个晚上都要全速向西行驶。在“企业号”的司令舰桥上，他跟斯普鲁恩斯说：“我亲眼看见三艘大型航空母舰猛烈燃烧，它们绝不可能再派出任何飞机。”斯普鲁恩斯回答道（据萨奇的描述，谈话时，这位将军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嗯，你知道咱们一艘战列舰都没有了。我们现在有的只是巡洋舰。如果追击敌人，在我们进入夜间射程之前，他们就能消灭我们。我们没有多少在夜晚发动攻击的能力。”[133]

刚刚过去的一天很漫长，斯普鲁恩斯知道自己需要睡眠，好在6月5日保持清醒。凌晨1点，他下令改变航向，向西南方行驶，航速仅定为15节，之后他便上床睡觉了。后来，他解释说：“我身边都是优秀的军官，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能做好的。我为什么不好好地睡一觉呢？除此之外，缺少睡眠可能会导致脑子不清醒，无法做出好的判断。所以我必须好好睡一觉。”[134]

日本的四艘航空母舰一直燃烧到晚上，不过它们都没有被鱼雷击中，吃水线以下的船身仍是完好无损的。如果对它们放任不管，它们可能不会下沉，而是一直燃烧，直到可燃物燃尽，最后只留下四个漂浮的烧焦船身。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能会被美国军队捕获，拖到珍珠港。作为军事资产，除了废铜烂铁之外，它们可能一文不值；但是作为战利品，在新闻短片和报纸上面展现出来，却可能产生极大的宣传效果。日军不能容忍出现这种情况。另外，日军留下了几艘驱逐舰来营救幸存者，同时保护这几个还在燃烧的漂浮的炼狱，但是火焰和烟雾可能成为吸引敌军舰队和飞机的信号灯，让驱逐舰陷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此外，根据山本之前所下的命令，这些驱逐舰需要在晚上发动水面袭击。尽管这个想法令人痛苦，但是日军已经认识到现在需要炸沉受损的航空母舰。

6月4日晚上7时15分到7时30分之间，“加贺号”和“苍龙号”被日本驱逐舰发射的鱼雷击沉，不过南云忠一在战后报告中对此含糊其词，仅称它们“沉没”了。[135]大约同一时间，“赤城号”的青木舰长给南云忠一发来电报，请求批准炸沉他原来的旗舰，但是这条消息被“大和号”监听到了，山本出面干预，拒绝了这一请求。之后青木独自返回“赤城号”，把自己捆绑在一个锚上，要跟他的船同归于尽。[136]

尽管受命搜寻美国航母并与之交战，但南云忠一还是继续向北撤退，仍在燃烧的“飞龙号”也一同撤退了。根据一艘巡洋舰上的水上飞机发来的误导性侦察报告，他相信美国有四艘功能正常的航空母舰，而且正朝西直奔他们而来。晚上9时30分，他向山本五十六如实报告了这一信息。然而在“大和号”的舰桥上，收到消息的山本既惊讶又气愤。另一些侦察报告已经正确地报告说美军正向东撤离，不过南云忠一本人并不知情。尽管南云忠一始终是根据作战计划行动的，但山本的参谋还是立即将日军损失航母的责任推到了南云忠一头上。宇垣缠认为南云忠一撤退的决定“消极透顶”，应该由“最高指挥部强硬的命令”予以纠正。[137]

山本改派近藤信竹指挥接下来的军事行动——这对南云忠一来说是终身无法洗脱的奇耻大辱。近藤接到的指令是，召集所有可用的水面舰艇，形成战线，向东追击美国航母。幸运的话，5日凌晨1点之后，他们将与敌人发生激战。南云忠一似乎完全无视这一命令，让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残余舰只继续朝西北方行驶。

然而，此后不到两个小时，山本就开始产生疑虑。黎明越来越近，剩余舰只遭遇毁灭性空袭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没有任何新的目击报告。他是在把舰队往陷阱里送吗？所有高级参谋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内基本上都没有睡觉，疲惫和压力已经开始影响日本最高指挥部的决策能力。没有人愿意承认战败，但是随着夜晚慢慢过去，遭受更惨重损失的风险使他们愈加焦虑。宇垣断定“在黎明之前与敌人进行夜战几乎没有可能”，并且他担心，在晨曦中继续追击会导致“天亮后局面失控”。[138]他们已经命令栗田健男的巡洋舰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炮击中途岛，但是很明显，巡洋舰在距目的地200多英里时就不得不面对中途岛上力量仍然很强大的航空力量。狩猎者将会成为猎杀对象。

6月5日0时15分，山本命令栗田的巡洋舰掉头，向西撤退；同时指示近藤信竹和南云忠一掉转航向，与主力部队会合。很明显，这些命令等于是宣告失败，紧接着，肯定就是全体撤回日本。但是参谋们在经历几个痛苦的阶段之后，没有勇气让自己或是相互之间承认这一点。渊田和奥宫写道：“每个人心里都意识到我们失败了，然而没有一个参谋建议停止行动。相反，他们想方设法来挽回败局。他们就像渴望抓住救命稻草的溺水者一样。”[139]渡边安次中佐建议从阿留申群岛调几艘轻型航母过来，并用巡洋舰和战列舰的水上飞机来充实空中力量。他说，如果幸运的话，他们能够减少水面交战的危险，给予美国航母足够大的打击。黑岛大佐建议把所有可用的水面舰艇都派去攻击中途岛，希望能炸毁飞机跑道，破坏岛上的防御。

山本和宇垣听完了这些孤注一掷的策略，但是拒绝采纳，而且越来越没好气。这些建议可能只会让联合舰队受到加倍的损失。军官们开始用将棋来打比方，这并不让人意外。山本责骂渡边说：“你应该知道，在所有的海军战术中，向岛屿开炮是最愚蠢的。”[140]他补充道：“在下将棋的时候，耽于作战只会引起全面溃败。我们可能会失去一切。”[141]宇垣同意这一说法，他说参谋“应该知道让舰队攻击堡垒有多么荒谬！”[142]

山本用一句简单的声明表达了撤退的决定：“这场战役差不多要结束了。”[143]

渡边非常懊恼，他离开舰桥，回来时带着一份起草好的命令，要求舰队全面撤退。山本瞥了一眼，同意了这份命令。6月5日凌晨2时55分，所有的指挥官都收到了一份无线电信息“DesOpOrd#161”：

（1）中途岛行动取消。

（2）主力部队将召集中途岛的进攻部队和第一航空舰队（除“飞龙号”及其护航舰），联合舰队将于6月6日早晨在北纬33°、东经170°加注燃料。

（3）警戒舰、“飞龙号”及其护航舰，还有“日进号”将前往上述位置。

（4）运输大队将向西航行，离开中途岛的飞机攻击范围。[144]

“大和号”的舰桥上有一名军官涕泪交集，询问“赤城号”会怎样。它失去动力，仍在燃烧，无法被拖走，也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行进。此时，“大和号”上还没有人意识到，“加贺号”和“苍龙号”已经被击沉。对他们来说，向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旗舰发射日本自己的鱼雷是不可想象的。黑岛大佐高呼：“我们不能用天皇的鱼雷击沉天皇的战舰！”他激动的喊声让舰桥一下子沉寂下来。渡边回忆道，当时“山本手下的几乎所有参谋都哽咽了，并且屏住了呼吸”。作为“赤城号”原来的舰长，山本也不免动容，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平静地答道，让“赤城号”落入敌军的手中，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他补充道：“我曾经是‘赤城号’的舰长，如今必须下令将它击沉，我由衷地感到遗憾。对于使用我们自己的鱼雷击沉‘赤城号’，我会向天皇请罪。”[145]

凌晨3时50分，南云忠一收到命令，并将其转发给了“赤城号”附近待命的驱逐舰。鱼雷专家看到这道命令，都痛哭流涕，但是仍然执行了。四艘驱逐舰朝“赤城号”发射了鱼雷，炸碎了它的内部，与此同时，船员们大喊：“‘赤城号’万岁！”[146]凌晨4时55分，就在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露出的时候，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原来的旗舰沉入了海中。铃木宏大尉回忆说：“渐渐地，这艘雄伟的巨舰开始倾斜，然后慢慢下沉。它完全沉入海中后，水下发生了一场大爆炸，‘赤城号’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147]

“飞龙号”与南云忠一的剩余舰只继续一同前行。到了4日晚上10点左右，它就再也不动了。它还在剧烈燃烧，多艘驱逐舰围着它喷水，但是水龙喷到火上基本不起什么作用。午夜时分，一场巨大的爆炸使“飞龙号”猛烈晃动，机库甲板上重新燃起了火。丸山少尉说：“有一半甲板完全烧毁了。因为边缘依然完好，所以整条船看起来像是一口巨大的棺材。而且，沿着飞行甲板排列的小舱室里，有一些烧焦的尸体，他们都是机枪手，是被炸弹炸死的。我周围充斥着尸体烧焦的味道。然而，最令我感到惊讶的是竖立在舰桥前方的一大堵墙。我细看时才意识到，这堵墙实际上是前部升降机的一部分。”[148]

午夜之后不久，加来止男舰长下令弃船，但整个过程是以庄重的仪式性步骤展开的。800人在航母中部集合后，山口将军向立正的官兵动情地发表了讲话。船员向西面朝日本皇宫的方向高呼三声“万岁”。随着日本国歌《君之代》响起，战旗和将旗都降了下来。接着人们开始沿绳索降到海里，“卷云号”驱逐舰会救起他们。

山口和加来决定陪“飞龙号”一起沉没。还有一些军官想加入他们，但是山口命令他们离开。他大喊：“年轻人必须离开这艘船。这是命令。”[149]山口将军对加来舰长说：“今晚的月亮很美。咱们就看着它沉到水里吧？”[150]其他人陆续下船时，他们摘下军帽挥手告别。“卷云号”驱逐舰向“飞龙号”发射了两枚鱼雷，接着便离开了那里。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飞龙号”仍没有沉没。5日早上，它仍在漂浮，而且还冒出高耸的烟柱。“飞龙号”上还有几十个幸存者，其中包括轮机房的成员，他们从这艘燃烧着的航母的低层区域，一直逃到了飞行甲板上，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最后，上午9点过后不久，“飞龙号”沉了下去，茫茫大海吞没了它。后来，美国人救起了用小艇逃生的34名幸存者。

山本在“大和号”舰桥上发出的悲观论断——“这场战役差不多要结束了”——表明他对无可避免的结局已经听天由命了。整支联合舰队分成了六个战术分队，每个相隔数百英里甚至数千英里，它们开始加速向西航行，紧急撤退。

由于缺乏空中掩护，逃跑的日本舰队作战单位可能会被敌机追踪并攻击，所以日方首要关注的，是如何在没有进一步损失的情况下逃脱。最易受攻击的是栗田将军第七巡洋舰战队的4艘巡洋舰，因为在收到山本掉转航向并逃离的命令之前，它们已经行进至距离中途岛不到50海里的地方。6月5日凌晨2时15分，美国潜艇“坦博尔号”发现它们并开始跟踪。之后没多久，“熊野号”巡洋舰上的瞭望员也发现了美国潜艇。发现目标的情报使得日本纵队陷入了混乱。为避免鱼雷袭击，“熊野号”发出右转的信号，但是纵队里面的第三艘巡洋舰“三隈号”转向过急，撞上了队友“最上号”。

两艘船都超过1.3万吨，而且都以超过25节的航速行驶，因此撞击非常严重，后果也是灾难性的。“最上号”的舰首陷进去了，呈直角折向了左舷，一直弯到1号炮塔。这次碰撞使其舰身整整缩短了40英尺。但船上的工兵设法让它在速度大大降低的情况下还能继续航行。“三隈号”的一个燃料箱破裂，燃油泄漏，但是它受到的破坏要好处理得多。栗田留下两艘驱逐舰“荒潮号”和“朝潮号”守卫这两艘受损的巡洋舰，其他舰艇继续快速撤退。

5日黎明，两艘受损的舰船仍旧处在中途岛的空中打击范围内。一艘PBY水上飞机在其上空飞过，报告说在264度方向发现“两艘战列舰”。这两艘巡洋舰受到了中途岛剩下的美国航空中队的猛烈空袭，攻击者包括6架SBD俯冲轰炸机、海军陆战队第241侦察轰炸机中队的6架SB2U“守护者”飞机，以及后来赶到的陆军的8架B-17。它们都没有击中目标，但是其中一架“守护者”被防空炮火击中，撞到“三隈号”上，使舰尾炮塔发生了爆炸。“三隈号”幸存了下来，向西缓慢行进。

6月5日，第16特混舰队接近中途岛，以防日本对这片环礁发起新一轮攻击。快到中午时，斯普鲁恩斯才得到确切消息，得知日本舰队已全面撤退，而那个时候“企业号”和“大黄蜂号”正困在浓雾中，飞机暂停起降。下午3点刚过，两艘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共有50多架SBD俯冲轰炸机起飞，对逃跑的日军掉队舰只进行远程袭击，攻击范围超过250英里。它们飞过一大片浮油的海面，这是“飞龙号”下沉的地点，此后很快又看见一艘落单的日本驱逐舰。这艘驱逐舰是只有2 000吨的“谷风号”，已经遭到来自中途岛基地的4架B-17的攻击，但是它们投放的炸弹（像往常一样）没有击中。此刻，它被四个中队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盯上了，这四个中队分别是第3轰炸机中队、第6轰炸机中队、第6侦察机中队和第5侦察机中队。“谷风号”的速度提高到30节，以“蛇舞”的模式前进——向右急转舵，向左急转舵，再向右急转舵——近失弹激起的水柱不断在其侧面升起。20岁的信号员柴田将司（Masashi Shibata）在舰桥上向外探出身子，观察前来攻击的俯冲轰炸机。他大喊着：“敌军轰炸机在右！”或“敌军轰炸机在左！”舰长胜见基中佐把指令转达给舵手。[151]近失弹炸死了好几个船员，但是“谷风号”一直没有被直接击中。日落之后，来自中途岛的另外5架B-17加入了袭击的队伍。“谷风号”总共避开了近90枚炸弹，是整场战役中闪躲技术最高超的。“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上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开始返回，去找寻航空母舰的“YE”无线电归航信标。

6月6日，中途岛战役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斯普鲁恩斯决定做最后一次尝试，全面进攻，击沉“最上号”和“三隈号”。破晓时分，18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从第16特混舰队的航母上起飞，向西执行长途搜索任务；早上6时45分，其中一架飞机发现了两艘受损的巡洋舰和两艘护卫的驱逐舰。在斯坦诺普·林的指挥下，美国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动了一大批飞机。早上9时30分，它们追上了敌军四艘水面舰艇，发起了一系列猛烈的俯冲轰炸攻击。此时空中没有零式战斗机来阻挠，于是它们不慌不忙地盘旋着，精心调整俯冲角度，以小编队行动。“最上号”被两枚500磅的炸弹击中，主炮塔陷进了侦察机的机库甲板上。“三隈号”至少被击中5次，此外还遭到两枚近失弹的攻击，失去了机动能力。它燃起了大火，并被下层甲板的二次爆炸彻底摧毁。从空中往下看去，美国“蹂躏者”鱼雷轰炸机的一名无线电通信员兼机枪手把它比作“里面到处是废铁和垃圾的大浴缸”。[152]“最上号”与注定要沉没的姊妹舰分开了，最后独自返回了日本。6月6日黄昏时刻，“三隈号”沉没了，随它一同沉下去的，还有888名船员中的绝大多数人。

由于返航的路程很长，许多美国飞行员要在夜色渐浓、燃料快要耗尽的情况下摇摇晃晃地返回第16特混舰队。按照斯普鲁恩斯的命令，“企业号”和“大黄蜂号”打开探照灯，指引返航的飞机着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决定，而且引起了争论。因为探照灯可能会引来敌军的潜艇。对此，斯普鲁恩斯将军以平和而克制的态度解释了自己的决定：“如果要在很晚的时候出动飞机，它们便很可能在夜晚返回，若是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指挥官不愿意采取必要措施来确保飞机安全返回，那么他就不该发动攻击。”[153]

当组成小型编队的飞机陆续返航，向下穿过厚厚的云层，进入着舰航线的时候，西方的最后一抹余晖也没入了黑暗。米尔斯少尉写道：“这一景象让我回想起夏季湖面上的风暴，暖风轻拂，乌云渐黑，闪电刺向夜空。”[154]“大黄蜂号”上的罗伊·吉少尉从来没受过夜晚着舰的训练，他怀疑自己无法安全降落。他从远处看见了航空母舰的灯光，跟随领队飞机的尾灯进入了着舰航线。罗伊·吉不慌不忙，一遍一遍地检查清单：“放下起落架，锁定，放下襟翼，伸出尾钩。”[155]飞到顺风航段时，他能看到降落信号官发光的导航棒，但是看不到降落信号官本人。最后一次转弯时，他看到了许可的手势，在第三条阻拦索处停了下来。从驾驶舱里爬出来后，他才意识到自己降落在了“企业号”上，把它误认作了“大黄蜂号”。

被舍弃的“约克城号”漂浮着燃烧了两个晚上加一个白天。弗莱彻将军和第17特混舰队的剩余作战单位已经跟着斯普鲁恩斯先向东，接着向西航行了，只留下驱逐舰“休斯号”在这艘无法行动的航母旁待命。“休斯号”舰长接到的命令是，倘若日本舰队出现在海平线上，就朝“约克城号”发射鱼雷；无论怎样，都不能让它落入敌军手中。但是弗莱彻对他以前指挥过的这艘航母仍抱有希望。只要它漂浮着，就有希望把它带回珍珠港，而且弗莱彻将军还为此调集了拖船。现在日本舰队撤退了，“约克城号”似乎确实有可能得救。

6月6日早上，巴克马斯特舰长集合了170人的救援小组，重新登上了这艘完全停电的航母。“约克城号”大幅向左倾斜，巴克马斯特带的人能够直接从摩托艇爬到机库甲板上，正常情况下，机库甲板要高出海平面25英尺。一名船员回忆道：“看到那么多双鞋子整整齐齐地排在机库甲板上，真是非常奇怪，有些鞋子上还放着香烟和火柴，甚至还有一块手表，仿佛他们很快就会回来似的。”[156]满是油污的甲板倾斜得如同陡峭的屋顶一般。由于没有电力，“约克城号”下层区域只能靠火光照亮。人们一节一节地沿梯子下行，借助手电筒的光向前探测，仿佛是在进入一个洞穴。他们朝里面大喊，但是没人回应；显然两天前弃船的时候，没有幸存者留在那里。

船员们开始动手灭火，并恢复电力供应。上层甲板能移动的东西都被堆到了一边——5英寸舰炮堆在了飞行甲板上，剩下的飞机都堆在机库甲板的顶层。驱逐舰“哈曼号”停在旁边，提供水、电力和泡沫灭火剂。按照巴克马斯特的命令，“哈曼号”用灭火水龙把水注入“约克城号”右舷的燃料箱内。渐渐地，“约克城号”的倾斜度变小了，龙骨几乎恢复为水平状态。巴克马斯特为6月4日牺牲后尸体留在甲板上、用防水布盖着的35人主持了海葬仪式。

截至下午1点钟，余火都被扑灭了。扫雷艇“绿鹃号”设法把拖绳牢牢地拴在舰首，以3节的速度牵引着“约克城号”。突然之间有了一丝希望——或许它可以完整地拖回珍珠港。几艘护航的驱逐舰在约2 000米外游弋。

但是受损的航母冒出的黑烟引来了追踪者——日本潜艇I-168，艇长是田边弥八少佐。田边凭借熟练的技术大胆接近，从警戒的驱逐舰的中间溜了进来。升起潜望镜后，他发现自己正处在对“约克城号”的正右舷进行近距离攻击的绝佳位置。下午1时36分，I-168发射了四枚鱼雷。在如此近的距离朝水面上几乎一动不动的目标开火，不太可能失手。一枚鱼雷击中了“哈曼号”；两枚鱼雷从“哈曼号”的龙骨下方通过，在倒霉的“约克城号”的船体上爆炸。第四枚鱼雷从这两艘船的后面擦了过去。

“哈曼号”上的瞭望员发现了鱼雷的痕迹。驱逐舰上的20毫米机关炮立即响了起来，警报也响了起来，甲板上的船员赶紧切断所有与“约克城号”相连的管道、缆绳和水龙带。海军机械军士德怀特·G. 德黑文当时站在“约克城号”的舰尾，他回忆道，“哈曼号”的涡轮机发出刺耳的声音，左舷的螺旋桨紧靠着“约克城号”的船身，叮当作响，每次桨叶打到船身，“都像发出钟声一样”。但是在这个距离上，根本没有时间避开来袭的鱼雷。“哈曼号”的船体中部受到攻击，100多名海员被震出甲板，落入海中；驱逐舰自身则裂成两半。前半段瞬间就沉没了。德黑文回忆道，后半段“竖了起来，船员们由于惯性仍然站在甲板上。我能够看到受损的锚爪在阳光下闪光”。[157]

似乎是命运使然，“哈曼号”上装满了深水炸弹，而且安装好了引信，它们达到设定的深度时将会引爆。海员很快反应过来，冲过去拆除引信，但是没有时间了。舰尾沉了下去，没了踪影。几秒钟以后，弹药架上的所有深水炸弹都在水中引爆，把“约克城号”上的人震离甲板。许多人的腿和脚都骨折了。被最开始的鱼雷震落到海里的船员一直在踩水。一级消防员埃尔默·琼斯回忆说：“水和燃油像一面巨大的墙朝我们压过来，你刚抹去眼前的油迹，喘一口气，另一波浪又拍过来了。”通信官克拉伦斯·雷记得“当‘哈曼号’下沉时，可能有一百个人浮在水面上”。这些人大多是“哈曼号”上的船员，在最初的鱼雷袭击中，他们就从驱逐舰上落到了海里。“就在那时，深水炸弹全部爆炸了。之前水面上的所有人都突然消失了，这就像是下雨时，雨刷一下子抹去挡风玻璃上的水珠一样。他们全都消失不见了。”“哈曼号”的251名船员中有81人在这次行动中丧生。[158]

另外两枚鱼雷从“哈曼号”下方经过，在“约克城号”右舷的第84根和第95根肋骨处爆炸了。比尔·罗伊说，当它们撞上“约克城号”时，这艘航母“猛烈晃动。两艘舰艇之间炸起了一大片火、油、水和金属的混合物”。[159]

日本潜艇下潜到最大深度，直接从“约克城号”的下方钻了过去。复仇的美国驱逐舰追了它两天，并用深水炸弹发动猛烈的攻击，差点把它逼入绝境。它的蓄电池几乎电量耗尽，有毒的酸性气体弥漫了整艘潜艇。但它最终还是跑掉了，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吴港。它发射的鱼雷是太平洋战争进行到此时为止破坏最大的鱼雷。

起初，“约克城号”似乎能够挺过新的攻击。I-168的鱼雷击中了“约克城号”右舷，而6月4日它是左舷受到了袭击。这种自然的防倾覆注水的效果使得“约克城号”的船身恢复了平衡，但是此时已经不可能把它拖回去了。救援小组关死了所有能封闭的防水门，但是水仍在继续往里灌，“约克城号”吃水越来越深。随着傍晚来临，巴克马斯特经过慎重考虑，命令所有人撤离该舰。他们将在“绿鹃号”上度过一晚，希望第二天早晨能够返回，继续拯救这艘航母。

但是7日黎明，“约克城号”吃水更深了，并且重新朝左舷倾斜。渐渐地，船身彻底横倒，飞行甲板变得垂直于海面。“约克城号”上的幸存船员在其周围的驱逐舰上难过地看着这一幕。I-168的鱼雷在其船身上撕开的两处巨大的创口暴露在船员眼前。德黑文说：“我们能听到重型机械松脱的声音，它们猛地撞上舱壁，把内部撞得四分五裂。”早上7点，这艘巨舰的船尾开始下沉，“舰首则慢慢地从水中升起来，有三分之一的长度露出了水面，大量的水从浸满水的舱内流出来。它来回地摇晃着，直到整个舰首立起来。它来回晃动时，看起来就像是朝人们挥手告别。我从未见过这么多大男人哭泣；我们的眼中都涌满了泪水”。[160]有片刻的光景，舰首在海面上直立着，像是一块墓碑。接着，“约克城号”被海水淹没，缓缓沉入三英里深的海底。

巴克马斯特舰长在一艘驱逐舰上默不作声地看着这一切，让舵手将船驶过泡沫和残骸。这一切都是在默哀中完成的。[161]接着驱逐舰排成纵队，朝珍珠港撤退了。

[1]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309.

[2] Ens. Takeshi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17.

[3]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140.

[4]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 90.

[5] Nagumo’s action report, June 15, 1942. Part II, Sec. 3, “Preparations for the Operation,” in“The Japanes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Midway,” OPNAV P32-1002.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Washington, DC, June 1947.

[6]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5.

[7]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18.

[8]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6.

[9]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310.

[10] “Prisoner statement,” in NHC, Morison Papers, b. 22, “No. 4, Action at Midway,” cited in Prados, Combined Fleet Decoded, p. 330.

[11]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106.

[12]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p. 90–91.

[13] Ibid., p. 91.

[14]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183.

[15] Astor, Wings of Gold, p. 90.

[16]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202.

[17] Nagumo’s action report, June 15, 1942. Part III, “Description of the Operation,” in “The Japanes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Midway.”

[18] Astor, Wings of Gold, p. 91.

[19] Smith, Carrier Battles, p. 116.

[20] Nagumo’s action report, June 15, 1942. Part III, “Description of the Operation.”

[21] Lt. Cdr. Iyozo Fujit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237.

[22] Hiroshi Suzuki account in ibid., p. 92.

[23]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196.

[24]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19.

[25] Nagumo’s action report, June 15, 1942. Part III, “Description of the Operation.”

[26] Kaname Shimoyam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94.

[27] Suzuki account in ibid., p. 92.

[28] Maeda account in ibid., p. 119.

[29]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198.

[30]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70.

[31] Gay, Sole Survivor, p. 108.

[32] Astor, Wings of Gold, p. 96.

[33] “Narrative by Lt. George Gay,” debrief recorded Oct. 12, 1943, at Navy Department; Office of Naval Records and Library, Washington, DC, p. 2.

[34] Tom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93.

[35] Clayton Fisher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12.

[36] Lloyd Childers accou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 published for the Battle of Midway Celebration, Marines Memorial Club, San Francisco, 2009, p. 11.

[37]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95.

[38]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p. 140–41.

[39] Mears, Carrier Combat, p. 52.

[40]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142.

[41]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77.

[42]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335.

[43]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145.

[44] Mears, Carrier Combat, p. 79.

[45] “Narrative by Lt. George Gay,” p. 2.

[46] Astor, Wings of Gold, p. 96.

[47] “Narrative by Lt. George Gay,” p. 3.

[48]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09.

[49] “Narrative by Lt. George Gay,” pp. 5, 7.

[50] See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p. 143–46.

[51] Mears, Carrier Combat, p. 93.

[52]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p. 148–49.

[53] Smith, Midway: Dauntless Victory, p. 140.

[54] 追击防御（beam defense），国内资料未见相关译法。Beam在此指舰船和飞机两边与其头尾连线呈直角向外的延长线之后的空间，一般可以称作飞机的“后半球”空间；因此，beam defense，就是防御身后追击的飞机的意思。萨奇穿插战法（Thach weave），有资料翻译为萨奇剪战法，但是这会让人跟剪刀战法（the scissors）混淆。剪刀战法是一对一情况下的一种防御战法。其单机的飞行路线与萨奇穿插类似，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了最初的误译。根据其实际战法，还是译作“萨奇穿插”更合适。——译者注

[55] John S. Thach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 56.

[56]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00.

[57] Thach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 97.

[58] 相关示意图及说明见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p. 218–21。

[59]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153.

[60] Thach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 58.

[61] Ens. Haruo Yoshino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42.

[62] See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p. 234–36.

[63]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20.

[64]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155.

[65] Thach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 60.

[66] 关于这次攻击的描述，见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p. 237–38。

[67]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13.

[68] Shimoyam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94.

[69] Suzuki account in ibid., p. 92.

[70] Lt. (jg) Kiyoto Furuta account in ibid., p. 24.

[71]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02.

[72] Ibid., p. 103.

[73]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18.

[74]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p. 164–66.

[75]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p. 105–6.

[76]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58.

[77] Fisher, Hooked, p. 81.

[78] Roy Gee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16.

[79] See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50.

[80] Ibid., p. 64.

[81]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06.

[82] 关于日本航母难以抵御火灾的情况，见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p. 244–47。

[83] Lt. Takayoshi Morinag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63.

[84] Yoshino account in ibid., p. 142.

[85]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252.

[86] Nagumo’s action report, June 15, 1942. Part III, “Description of the Operation.”

[87] Nagumo’s action report, June 15, 1942. Part III, “Description of the Operation.”

[88]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16.

[89] Furut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24.

[90]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14.

[91] Nagumo’s action report, June 15, 1942. Part III, “Description of the Operation.”

[92]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264.

[93]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Miracle at Midway, p. 277.

[94] Commanding Officer, USS Yorktown, to CINCPAC. Battle of Midway after-action report, June 18, 1942. Enclosure: fighter control transcript.

[95] Scott McCuskey account in Hammel, Aces Against Japan, p. 62.

[96]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p. 80–81.

[97] Chief Radioman Richard Brown accou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 p. 9.

[98]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81.

[99]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43.

[100] Prados, Combined Fleet Decoded, p. 331.

[101]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p. 91–92.

[102] Ens. Taisuke Maruyam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82.

[103] Ens. Taisuke Maruyam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82.

[104] Thach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 62.

[105]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81.

[106] Fred Dyer accou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 p. 18.

[107]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315.

[108] Maruyam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82.

[109] Bill Surgi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239.

[110] Oral history: Lt. Joseph P. Pollard, medical officer; online at www.history.navy.mil/faqs/faq81-8.htm.

[111]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82.

[112] Oral history: Lt. Joseph P. Pollard.

[113] Commanding Officer, USS Yorktown, to CINCPAC. Battle of Midway after-action report, June 18, 1942. Enclosure C: Engineering.

[114]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83.

[115] Bill Roy account in ibid., p. 86.

[116] Otis G. Kight accou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 p. 33.

[117]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85.

[118] Herman A. Kelley accou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 p. 32.

[119]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83.

[120] 关于这次攻击的描述，见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p. 326–27。

[121] Maruyam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86.

[122]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48.

[123]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320.

[124] Nagumo’s action report, June 15, 1942. Part III, “Description of the Operation.”

[125]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48.

[126]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 92.

[127]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49.

[128] “Narrative by Lt. George Gay,” p. 10.

[129] Yoshino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42.

[130] Furuta account in ibid., p. 24.

[131]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417.

[132] “Letter of Instructions,” covering “Operation Plan 29-42,” U.S. Pacific Fleet, CINCPAC File A16-3/(16); 27 May 1942.

[133] Thach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 64.

[134]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Miracle at Midway, p. 333.

[135] Nagumo’s action report, June 15, 1942. Part III, “Description of the Operation.” See also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p. 334–35.

[136]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17.

[137] Entry for June 5,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p. 145–46.

[138] Ibid., p. 145.

[139]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50.

[140]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320.

[141]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Miracle at Midway, p. 319.

[142] Entry for June 5,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47.

[143]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Miracle at Midway, p. 319.

[144]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53.

[145]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Miracle at Midway, p. 320.

[146] Ibid., p. 321.

[147] Suzuki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92.

[148] Maruyama account in ibid., p. 186.

[149]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Miracle at Midway, p. 313.

[150] Thomas, Sea of Thunder, p. 84.

[151] Masashi Shibata’s account, “The Destroyer Tanikaze Returns from ‘The Sea of Death,’” in Fisher, Hooked, pp. 95–98.

[152] ARM3/c Ronald W. Graetz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24.

[153] Buell, The Quiet Warrior, p. 158.

[154] Mears, Carrier Combat, p. 73.

[155] Gee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21.

[156] Navy chief machinist’s mate Dwight G. DeHaven accou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 pp.15–16.

[157] Navy chief machinist’s mate Dwight G. DeHaven accou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 pp.15–16.

[158] Nesmith, No Higher Honor, p. 253.

[159] Roy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87.

[160] DeHaven accou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pp. 15–16.

[161] Roy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88.

尾声

第16特混舰队（“企业号”“大黄蜂号”和为它们护航的水面舰艇）原本有可能向西追击撤退的日本舰队，但是这样做有多种风险。斯普鲁恩斯将军谨慎地把舰队撤回了威克岛陆基轰炸机的空中打击范围内。他不想冒险去面对“大和号”的18英寸巨炮，或是其他强大的日本战列舰的16英寸大炮。后来，他写道，他有“一种感觉，或许是直觉，我们的好运气已经用到头了，继续西进会对我方不利”。[1]驱逐舰已经急速航行了好几天，现在面临燃料短缺的情况。除非出现不太可能发生的戏剧性逆转，否则美方已在中途岛战役中赢得决定性胜利。6月6日，夜色降临的时候，斯普鲁恩斯决定见好就收。特混舰队掉转方向，朝瓦胡岛折回。

弗莱彻将军指挥的第17特混舰队的剩余舰船上塞满了幸存者，以及后来在“约克城号”和“哈曼号”上受伤的船员。这些舰艇高速朝珍珠港撤退，以免遭到日军潜艇的攻击——但是当引擎的仪表盘显示航速达到25节时，驱逐舰不断剧烈抖动，使得伤员非常痛苦。受伤最严重的是“哈曼号”的深水炸弹爆炸时处在水中的伤员。返回瓦胡岛的三天航程期间，有许多人死去，被施以海葬。在“贝纳姆号”驱逐舰上，一名受伤的海员回忆道：“他们实施海葬时会鸣笛，此时每个人都要立正。给我抬担架的人把我和尸体放在了同一排。我得跟他们说，我还活着！”医生解剖了部分尸体，“以看清他们遭的罪”，他们发现这些死者的肠子上布满了小洞，像是铅弹击穿造成的。[2]

他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战役——美军的军官和船员都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这场胜利的意义。而且不管他们为胜利感到多么兴奋，这种情绪都被不确定性、迷失感、哀痛的心情和身心的疲惫抵消掉了一些。罗伯特·凯西在日记中写道，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途岛战役的整体情况都将不为世人所知：“成千上万的人目睹了这场大灾难，但是没人见过这场战役的全景。有成百上千的人带回了自己的一小部分故事——这些小故事有时能拼合起来，有时不能——这些小故事像马赛克一样，在未来某一天，通过它们，我们或许能了解中途岛战役的全貌。”[3]米尔斯少尉是第8鱼雷机中队少数几个幸存者之一（他没有分配到飞行任务），他回忆说，“大黄蜂号”的飞行员曾试着把各自的经历整合成一份连贯的报告，但是仍存在许多没人能回答的问题。“一点一点地，就像把一块块碎片嵌入拼图一般，我们打听一个又一个参与者的故事，通过谣言和传闻，了解各中队的攻击目标和他们的战果。”[4]

他们不知道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上的守军怎么样了，也不知道陆军飞行员战绩如何。这场战役的整体意义是什么？哪些事件比较重要，哪些事件没那么重要？没有人能说明白。

每一艘航母的飞行员都知道，冷冰冰的统计数据显示了一个事实，他们的职业是海军之中最危险的。从飞行训练的早期阶段起，他们就反复被警告，他们可能会失去朋友和战友。但是正如一位年轻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所说的，“无法改变的死亡结局”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可怕的冲击。[5]没有尸体需要掩埋。阵亡的飞行员只是永远地消失了。他们已故的明显标志是航空母舰待命室里空荡荡的椅子。米尔斯写道：“飞行员听说战友牺牲后，会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牺牲了。死者只是不见了，而其他人很难接受那个人永远不会回来了。”[6]克莱顿·费希尔少尉回忆道，他进入第8鱼雷机中队的待命室后，发现“除了飞行员换上飞行服之后挂在吊钩上的制服外，待命室内空空荡荡”。[7]两位年轻的少尉——米尔斯和费希尔——被派去整理阵亡战友的私人物品，然后寄给他们的亲属。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心情沉重。米尔斯说：“整理大家的私人物品时，我们看到一顶明显破旧的帽子、一张女孩子的照片、一本卷了角的祈祷书，还有塞着各种各样卡片的钱包——所有这些使我们意识到，他们的家人得有多么怀念他们。”[8]

从另一方面说，日本海军派出了强大的舰队投入这场战役，并且失去了四艘一线的航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美国的旗帜仍在中途岛上空飘扬，敌军的残余舰队则凄惨地向日本撤退。凯西说：“事实证明，我们参与了一场大决战——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战。而奇迹中的奇迹，就是我们能赢得这场战役。我们因为紧张不安而精疲力竭，相互咕哝着无意义的音节，喝着咖啡都能睡着，此时回味这场战争的意义，对我们来说过于兴奋了。”[9]

尼米兹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作战计划室里密切关注着战役的进展。根据莱顿的描述，作战计划室是“一个相当简陋的房间，有一幅巨大的太平洋海图铺在两个木板凳架起来的胶合板上”。[10]海图上放着一大张描图纸，一名参谋不停地用蓝色蜡笔描画着美军以及日军舰队已知的位置和踪迹。截获的零星无线电信息得以让他们了解这场战役的进展。随着战役的发展，尼米兹和参谋的心情时起时落。6月4日早上，尼米兹了解到第8鱼雷机中队全军覆灭的消息。莱顿记录说：“我从未见过他那么狂躁。他看起来躁动不安，叫来通信官柯蒂斯中校，询问为什么没有得到或是侦听到任何相关消息。尽管特混舰队的指挥官必然已经知道此刻可以打破无线电静默了，但是他们似乎没有想到向尼米兹汇报战役的进展。”[11]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斯普鲁恩斯打破了无线电静默，报告说有四艘日本航母被击中，已经燃烧起来了。如释重负的尼米兹给所有作战单位发送了一封快信：“所有参加中途岛战役的士兵都在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能与你们并肩作战，我深感自豪。我相信，我们再全力作战一天，定能完败敌军。”6月6日，他发表了一份官方通告，第二天这份通告就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现在珍珠港之仇已经部分得报。但是，直到日本海军削弱到无法再战的地步，这场复仇计划才算完成。”[12]然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说了一段话，措辞不再像往常那样一板一眼：“如果我们声称在实现目标之路上已达中途，这或许不为过。”[13]

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残余舰船向西缓慢行进，去与主力部队会合。南云忠一的司令旗现在悬挂在轻型巡洋舰“长良号”上，他告诉参谋，他想要自裁，一些人发誓跟随他。但是南云忠一的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将军拒绝自杀，因为他认为自杀是懦夫的逃避行为。他跟那些要自杀谢罪的人说：“你们就像一群歇斯底里的女人，先是小胜则喜，而后又因大败要自杀！对于日本和你们来说，都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为什么不想办法把灾祸变成好事呢？”南云忠一听完了他的这番话，但是没有立即被说服，他低声回答道：“你一定知道，总司令所做的事情，不可能全都是理性的。”进一步沟通之后，南云忠一终于答应了：“好吧。我绝不再鲁莽行事。”[14]

水面舰艇上挤满了沉没航母的幸存者，许多人在拥挤的甲板上露天而眠。[15]“千岁号”上的良人宫里（Miyasato Yoshihito）回忆了船上阵亡士兵的海葬过程。当海军军歌《海行兮》通过扬声器响起时，所有船员立正站好。仪仗兵发射礼炮以示敬意。棺木落入大海。他回忆道：“棺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下沉，我们看着它越漂越远，在海浪里时隐时现。”[16]

每天破晓时，巡洋舰和战列舰都会派水上飞机向东侦察，但是这些飞机在空战中起不到什么作用。整支舰队完全没有战斗机的保护，如果被美国航母发现，他们就会成为敌人手到擒来的目标，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另一方面，美国航母可能会被诱入威克岛的陆基轰炸机打击范围内，甚至是日本战列舰的巨炮之下。到了8日早上，很显然，美国人已经放弃了追击。宇垣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放弃派整支联合舰队全面反击的打算。”[17]燃料所剩不多，日军只好踏上令人沮丧的漫长回程。

联合舰队的参谋在“大和号”空荡荡的大房间里朝外凝望着大海，既震惊又沮丧。他们很少说话。说什么都没大用了。山本的文书军士野田满春回忆说，航空队军官佐佐木“胡子拉碴，双目凹陷，一脸倦容，好像觉得他个人应该对这次战败负责”。[18]山本自己也生病了，他脸色蜡黄，看起来无精打采。野田说，他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关在舱房里，有时会在罗经台旁站一小会儿，小口喝点稀饭。宇垣提到，总司令“患有胃病，舰队上的医生给他治疗后，仍旧没什么起色。在这样严峻的时刻，这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19]医生诊断山本是受蛔虫困扰，需要用“驱虫药”来治疗。到了6月9日，他看起来好多了，不过军官们注意到他“恢复的时间比正常情况下蛔虫病患者恢复的时间要长”。[20]

6月10日，南云忠一的舰队与主力部队会合。山本的参谋显得很友好。他们谁都没有责备，因为实际上所有人都意识到了战败的最大责任在于山本。山本也承认这一点，他宣称这次战败“都是他的责任，他们不应指责南云忠一的部队”。[21]源田实、大西泷治郎和草鹿龙之介看起来疲惫不堪，登上“大和号”时穿着救生裤。进入山本的私人舱室后，草鹿龙之介说：“无可否认，在犯了这样的错误后，我们不应不知羞耻地活着回来，我们回来只是为了有一天能做出补偿，因此我发自内心地请求您以后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山本简短地回道：“好吧。”[22]宇垣试着安抚草鹿龙之介，给了他一些礼物和金钱，并且第一次听目击者讲述四艘航母沉没的经过。当天下午三人返回了“长良号”。[23]

自从1941年12月7日以来，瓦胡岛上的人一直在入侵的威胁下生活。现在，美国太平洋舰队回到珍珠港，他们可以喘口气了——夏威夷群岛看起来安全了，这可以说是六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尼米兹经常去码头迎接归来的舰艇。“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缓缓驶入泊地后，航母上的机组人员下船住进了夏威夷皇家酒店或莫阿纳酒店，两家酒店都位于怀基基海滩上，被征用来让军官休养与恢复。这些军官照例整夜狂欢，但他们痛饮时心中更多的不是欢乐，而是悲痛。一些年轻的军官为死去的朋友而喝得烂醉，痛哭流涕；也有人打架闹事，或是破坏酒店的财物。宪兵队、海岸巡逻队和酒店侦探苦不堪言。米尔斯回忆道：“按照惯例，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返航的飞行员会醉醺醺地挨个房间找酒喝、聊天、争论、打架、破坏家具。一些人感到非常脆弱，想找个女孩子陪伴，但是多数情况下，他们发泄情绪的方式是作恶使坏。有两个小伙子，他们本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互相用拳头殴打对方，还都不躲闪，最后都成了黑眼圈，身上到处都是血。还有个飞行员试图把身材比他小的朋友扔到窗外去。”[24]新闻报道误把击沉日本航母的功劳算在陆军航空队身上，这惹怒了他们。当两个军种的飞行员在火奴鲁鲁相遇时，他们互相口出恶语，有时还动起了拳头。直到整场战争过后，才最终证实日本舰队所有的损失都是海军俯冲轰炸机造成的。

6月7日，在华盛顿，记者鱼贯进入海军总部会议室，金将军简短地介绍了战役的状况。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金将军第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与敌军的损失相比，美国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他承认，目前还不清楚阿留申群岛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浓雾限制了与敌军的接触。有记者问道，日本将全部海军力量都投入这场战役，该情况是否属实。“或许没有全部出动，而是出动大部分军力。他们有个行事风格，那就是不会派孩子来做成人的事。”当媒体追问他美国太平洋舰队是否会追击撤退的日军舰队时，他变得有些暴躁。他指出，日军在威克岛上驻扎着强大的陆基航空力量。“咱们国家有1.3亿业余战略家，其中无疑有很多人会支持采取后续行动，”他说，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急于剿灭残敌可能是不明智的。”[25]

日本4艘最好的航母和1艘重型巡洋舰被击沉，1艘巡洋舰和几艘驱逐舰受损，292架飞机被毁，3 000多名日本士兵丧生。美国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代价是“约克城号”和“哈曼号”被击沉，145架飞机被毁，307人在战斗中阵亡。尼米兹发现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是二战中美国最出众的海上指挥官（不过当时他已被指派上岸去当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参谋长）。斯普鲁恩斯依着自己的本性，根本没去屈尊回应那些针对他的批评——有些人指责他缺乏进攻性，因为他在4日到5日的晚上没有追击敌军舰队。尽管他完全能以“大黄蜂号”的航空大队表现不佳为由批评米彻尔舰长，或是批评哈尔西的参谋（尤其是他的参谋长迈尔斯·布朗宁上校），但他把这些话都忍住了。在6月8日写给弗莱彻的信中，他不吝赞美之词：“如果没有你们的行动，以及‘约克城号’承担的一切，我确信我们已经惨败，日军也已经占领中途岛了。照目前情况来看，我想将来某个时候一定能打败他们。”[26]

预先了解日军的动机后，尼米兹的应对手段非常果断。另外，他的手段也极其巧妙，可以说是完美。在进行军事部署时，尼米兹排除了其他一切干扰，把注意力集中在首要目标上：伏击并摧毁日军航母。山本的计划庞大而又复杂，而尼米兹的计划则直截了当，瞄准了敌军最薄弱的环节。他把所有能凑起来的空中力量都提供给了中途岛，驳回了当地的陆航指挥官希望在瓦胡岛保留更多飞机的请求。他把三艘航母置于南云忠一的左侧，相隔的距离既可以避免被提前侦察到，又足以发起有效的攻击。尽管他知道日军将会攻击阿留申群岛，他还是拒绝了从中途岛主战场分兵支援的请求。他愿意接受失去阿留申群岛最西端岛屿的损失，知道这些岛屿作为战争资产所能提供的价值有限，而且假以时日，可以重新夺回来。这种看法与17世纪著名日本剑客宫本武藏的学说是一致的。宫本武藏曾建议：“若想发动攻击，应任凭对手做无用之事，同时阻止其做有用之事。这是兵法的精髓所在。”[27]

南云忠一派出的袭击中途岛的飞机出动之前，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一直没有被侦察到；他们在南云忠一来不及做出反应时便派出了飞机，还指挥军舰躲过了日军主力舰队的巨炮。放弃“约克城号”之后，弗莱彻慷慨地把剩余美国军舰的战术指挥权移交给了斯普鲁恩斯。在对整场战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天过后，斯普鲁恩斯抵制住了向西追击的冲动（以及一些军官的建议），谨慎行事，这符合尼米兹“判断风险”的要求，也加大了美军的胜算。

即便如此，美国人仍然需要非常走运，才能赢下这场战役。这场战役双方势均力敌，而且很可能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日军巡洋舰侦察队原本可能提前一小时发现美国航母，那样的话，南云忠一就能获得宝贵的时间，在美军的俯冲轰炸机冲向日本第一航空舰队之前让日军舰载机起飞。俯冲轰炸机是美军最有力的武器，它们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顺序抵达了敌军上空，而当时日军的零式战斗机正处于低空，位置分散。美军另外一件幸运的事是“企业号”和“约克城号”的无畏式轰炸机虽然起飞时间不同，飞行路线不同，却几乎同时从不同方向集结在敌军舰队上方。运气（以及第6轰炸机中队队长迪克·贝斯特上尉的随机应变）让SBD俯冲轰炸机分头攻击并击中了三艘不同的日本航母，而实际上他们很容易只顾攻击其中的一两艘，而漏掉其余的。相比之下，“飞龙号”的两批舰载机攻击的都是“约克城号”，尽管“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也在攻击范围内，结果就是，三艘美国航母中，有两艘在战役中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

在斯普鲁恩斯看来，他仅仅是按照尼米兹写好的剧本出演了一个角色而已。他没有做任何了不起的事情，只是非常幸运罢了。他后来写道：“6月4日早上，我们被幸运女神射中。这场战役的命运在那时便已决定。”[28]至于他自己在行动中的角色：“唯一可以归功于我自己的，就是我能敏锐地意识到发动突袭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强烈渴望一发现敌人就全力打击其航母。”[29]

虽然中途岛战役影响重大，但是这场战役本身并不能扭转太平洋战争的形势。美国的战时动员工作正在快速推进，但要想在太平洋战区的遥远地带奏效，还需半年的时间。对于日本海军而言，四艘航母及其所有飞机的毁灭显然是极大的打击，大量训练有素的机械师和船员阵亡也是重大损失。但是在这次行动中，大多数日本飞行员幸存了下来。据某位历史学家估计，有110名日本航母飞行员在中途岛丧生——只是分派到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飞行员的1/4左右。[30]在战争的这一阶段，那些幸存的老兵是日本海军航空兵里最有价值的资产。

即使如此，中途岛还是使日本的矛尖变钝了。山本原本是要豪赌一把，一举打败美国海军，结果自己却大败而归。此后他再也没有集结过规模如此大的兵力，再也没有对盟国的领土发起过持续的进攻。中途岛战役证明，太平洋战争的确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山本告诫手下要避免的恰恰是消耗战。日本海军保留了一批技术精湛的飞行员骨干，但无法培养足够的新飞行员，以补充战斗必然会带来的减员。由于飞机、燃料和弹药短缺，经验丰富的教官太少，很明显，日本没有什么扩大飞行训练规模的途径。在1943年、1944年和1945年，日本海军将通过放宽标准来加快飞行训练流程，而且是严重放宽标准，减少每名受训人员上前线服役之前的飞行小时数。上战场的日本飞行员中新人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他们甚至没有接受过实弹射击训练。余下的日本老飞行员基本没有解脱的希望，注定要一直作战到死，他们对此也心知肚明。那些老兵中有许多人会在1942年下半年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漫长而艰苦的战役中丧生。

从美国的角度看，中途岛战役消除了日本袭击夏威夷和北美西海岸的风险。同样重要的是，它减轻了美国总统罗斯福身上的政治压力，使他无须再考虑将更多部队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因此得以腾出时间来处理需要优先关注的事情，即确保苏联继续与德国作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途岛战役承认并确认了“欧洲优先”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因此，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不仅影响了太平洋地区的战事，而且影响了纳粹德国的命运。

罗奇福特和他的密码破译团队出色地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但是没有人觉得品尝胜利的果实是件容易事。在中途岛战役爆发的一个星期前，就在日本舰队出海的时候，日本海军为其主要作战密码JN-25采用了新的密码本。从“JN-25-B”到“JN-25—C”的转换，使过去半年来破解者累积的努力毁于一旦。截获的日本无线电情报再次变得无法破译。在疲惫的密码破译专家振作精神，恢复精力，将密码从头破译一遍之前，美方无法知晓日军电报的内容。贾斯珀·霍姆斯说，同事们的心情都很糟糕。“也许是太疲惫了。即使是长跑运动员，在漫长而艰难的比赛结束时，冲线之后都可以瘫倒在地，而密码破译者却要永远面对这种令人郁闷的事。……面对破解新密码这样漫长而艰巨的任务时，每个人都打心底里担心，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再取得成功。”[31]

罗奇福特允许他的团队休息一阵，于是有人在戴蒙德角的一户私人住宅里组织了一场派对。“这是一场盛大而热闹的宴会，大家喝得不省人事，大喊大叫，”罗奇福特后来回忆说，“就是这样一场宴会……一场喧闹无比的宴会。”但一两天后，他们就全部回到了地下室，继续他们早已习惯的日夜不停的工作，“因为那时我们遇到了这个新版本［日本密码］，我们必须像过去那样满怀希望地解读这些新密码”。[32]

尼米兹将军断定，中途岛之战“从根本上讲是情报工作的胜利”。[33]他提前获知了日本的作战计划，这从价值上来说或许相当于额外获得两艘航母。尼米兹知道日本军队何时出击，从哪里出击；知道攻击在哪里进行，何时进行；知道日本人会在战前派水上飞机侦察珍珠港，并部署潜艇警戒线来观察和拦截美国太平洋舰队；还知道敌方在行动之后会在何时何地集合。美军的密码破译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巩固了美国海军的通信情报部门的地位。中途岛的胜利为情报部门在上级决策层中赢得了支持者，这些在无线电技术处于起步阶段时进入海军服役的将领会确保通信情报部门不再遇到资金、人力等问题，也不再受人轻视。

许多人都为破译日军的密码做出了或多或少的贡献，其中包括那些驻扎在墨尔本和华盛顿的人；但是把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拼合成准确图案的人，是罗奇福特。在对大量迥然不同和相互矛盾的数据进行筛选方面，罗奇福特有着罕见的天赋。作为一名在海上工作多年的海军军官，他能自如地运用自己的知识、经验以及对日本语言和文化的理解。他依靠逻辑推理，充分利用自己敏锐的直觉，提出理论并反复检验，直到确信自己是正确的。同样重要的是，即使他缺乏确凿的证据，他也知道如何说服上司（尤其是尼米兹）相信他的结论是合理的。托马斯·戴尔说过，罗奇福特的特长是“变废为宝”。早期截获的涉及中途岛的讯息，“完全能够以跟正确方式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对日本人性格的了解……使他能猜出他们真正的意图”。[34]

虽然罗奇福特的历史成就后来才得到承认，但他终究获得了应得的认可。曾在美国海军担任潜艇艇长，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爱德华·L. 比奇在回忆录中总结道：“罗奇福特中校在一个无比重要的时刻做出的贡献，比史上其他所有海军军官都要大，人们将永远因此而赞赏他。”[35] 2003年，由退伍军人和历史学家组成的网络社区“中途岛战役圆桌会议”发起投票，请参与者提名中途岛战役中“最重要的战士”。调查结果显示，尼米兹和罗奇福特得票相同，这是合情合理的。参加过中途岛战役的老兵对罗奇福特的支持尤为突出。[36]

但是在1942年6月，除了高层人士，没有人知道日本的密码已经被破译了——即使在高层，也很少有人知道，罗奇福特在其华盛顿的上司顽固地坚持错误结论的时候，便已得出正确的结论。历史证明了罗奇福特的价值，但他也成了众矢之的。由于证明对手是错误的，他付出了职业生涯的代价。他在华盛顿的敌人——雷德曼兄弟、温格中校以及金将军的若干身份未明的参谋——显然曾经密谋争功，同时贬低夏威夷情报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这些密谋者非常清楚，战时严格的保密政策有助于他们隐瞒自己的不当行为，所以他们不仅仅掩盖事实，而且还捏造事实。雷德曼兄弟坚称，将6月3日确定为日军攻击日期的是海军通信情报科的密码破译人员，而不是夏威夷情报站的工作人员；他们声称罗奇福特没有资格掌管夏威夷情报站，应该解除他的职务，因为他“没有在海军通信局接受过技术训练，只是学过日语而已”；[37]他们还试图让人相信，“珍珠港没有发觉敌军进攻中途岛，好在海军部出手相救”。[38]有人无意中把密码破译成功的消息泄露给了《芝加哥论坛报》，雷德曼兄弟恶意地暗示是罗奇福特泄露的信息。[39]

他们的阴谋成功了。这两兄弟很快升职，哥哥约瑟夫·雷德曼少将被授予战时优异服务勋章。罗奇福特也得到该勋章的提名，而且得到了尼米兹的强烈支持，但他的申请被拒绝了。罗奇福特被召回华盛顿，转至其他部门工作，他的才华被浪费了。托马斯·戴尔后来写道：“对罗奇福特的事情我思考良久。虽然不情愿，但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罗奇福特犯下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对于某些心眼极小而又野心勃勃的人来说，被人指出错误是对他最大的侮辱。”[40]贾斯珀·霍姆斯以更加诗意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丧钟不是为罗奇福特个人而鸣，整支海军也有一小部分死去了。”[41]

多年后，罗奇福特从海军退役，有人请他就此事发表看法。然而他绝口不提。他说，他的努力是否应该获得勋章，这是无关紧要的：“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报酬，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完成了这项工作。我们原本更愿意待在船上，但这是分配给我们的工作，而且似乎也是最适合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尽力去做好。”当采访者不依不饶，继续追问的时候，他拒绝置评：“这将是一个非常令人悲伤和失望的故事，我认为时至今日再去追究它，什么好处也没有。”被进一步逼问时，罗奇福特开始变得暴躁：“这就是历史。我不会再和你讨论这件事了。”[42]

惨败的消息传到了日本。在东京的大本营，一名亲历者回忆道，参谋人员互相嘀咕：“这太可怕了。这就是一场灾难。”[43]在长崎，也就是“武藏号”的建造地，海军人员“看起来异常困惑，他们抱着胳膊，默然地站住了”。[44]军令部向天皇报告损失了四艘航母。天皇剧烈地颤抖着，但还是强打精神站直身子。内大臣木户幸一6月8日写道：“我曾以为海军航空兵的可怕损失将给天皇带来难以形容的焦虑，但是当我看到他时，他像往常一样冷静，面色没有太大的变化。他说，他告诉军令部总长，这次的损失令人遗憾，但是要特别注意，不要让海军失去斗志。他命令军令部总长保证在未来仍然大胆行动，勇于进攻。”[45]

6月10日，在联络会议上，海军军官讨论了这场战役，却避而不谈日本有多少损失。按说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应该能及时获得来自前线的报告，但事实是，直到一个礼拜之后，他才了解到海军的全部损失。在掩盖事实的过程中，天皇裕仁亲自插了手。他派一名陆军将领专门监督向作战计划制订者传播真相的过程，希望将事情的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天皇还指示将返回的伤员隔离在医院和海军基地，直到他们可以被重新分配到其他舰船上或是送往前线的战区。

与大本营后来公布的官方结果相比，日本最初的新闻战报更加言过其实，甚至有些可笑。6月6日，东京广播电台的英文广播宣称：“美国海军有6艘航母在一次毁灭性的攻击中被击沉，而这个国家本来就没有多少航母。我们的舰队击溃了美国舰队微弱的抵抗，轰炸了中途岛的守军，并占领了这些岛屿，而我方的损失微不足道。对珍珠港和火奴鲁鲁的袭击已经开始。火奴鲁鲁一直在坚守。”[46]

日本后续的新闻报道强调了日军对中途岛和荷兰港的空袭、日军成功占领了阿留申群岛上的两个岛屿，以及一艘日本潜艇炮击了澳大利亚的悉尼（这是在同一周发生的事件）。媒体上刊登了大幅的照片，似乎是为了佐证大获全胜的头条新闻。人们能看到基斯卡岛上升起了日本国旗，战士们立正敬礼。在从中途岛和荷兰港上空拍摄的照片中，人们可以看到仓库、飞机库和油罐正在猛烈燃烧。阿图岛上的一队战士朝相机咧嘴笑着，他们正在雪原上用雪橇运送重机枪；在旁边的照片中，他们正坐着从冰山上滑下来。他们高兴地大笑，好像在过寒假一样。[47]

大本营的发言人平出英夫大佐说：“真奇怪，敌方没能阻止我方陆军和海军部队登陆并占领……他们的领土。海军作战行动已经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进入东太平洋地区，而占领阿留申群岛的西部，则是将剑指向了敌人的喉咙。”[48]

曾佐种次少将在《日日》一书中称，在战争的下一阶段，日本海军将进攻加利福尼亚。他写道：“美国通向我国的北方攻击路线，以及其在太平洋上最重要的基地已经在最近的荷兰港战役和中途岛战役中被帝国海军粉碎，日本现在可以集中精力攻击美国本土了。由于其东海岸不断受德国和意大利军舰的威胁，而西海岸完全暴露在日本的攻击之下，因此美国现在腹背受敌。”[49]

对日本损失的报道模糊而且前后不一，引人生疑。6月10日，海军省通知所有军区，官方统计的损失数据是1艘航母沉没，1艘航母和1艘巡洋舰受损，并损失35架飞机。第二天，一位著名的平民海军专家在广播中说有两艘日本航母沉没了。直到6月21日，海军才公布关于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结局的官方说法。两艘航母，“加贺号”和“苍龙号”，将“择机从编制中注销”——海军等于默认这两艘航母已经没有了，但是要尽量保持低调和神秘。“赤城号”和“飞龙号”仍将在册，“但不会配备人员”——换句话说，海军承认它们已经损坏，但要保持一种假象，即它们已经安全返回日本，正在维修。“保守秘密……而且勇敢坚定地谨慎执行”，这是极其重要的。[50]

如果这些描述是为了误导美国人，那么它们可能还有符合逻辑的军事目的。（事实上，在珊瑚海战役之后，美国人也隐瞒了“列克星敦号”沉没的消息。）但是日本人也声称，美国海军失去了1艘旧金山级巡洋舰、1艘潜艇，还有150架飞机——他们并不指望敌人相信这种断言。渊田美津雄说，美国人“立即向全世界宣布了对日本人造成的重创，准确地报出了击伤和击沉的军舰的名称。所以很明显，我们努力掩盖真相是为了保持国内的士气，而不是为了防止敌人获取有价值的情报”。[51]

日本舰队于6月14日驶入柱岛锚地，穿过被一片灰蒙蒙的雾遮蔽的丰后水道。返程船员被派往船上、基地和海外据点，在那些地方，亲历者的描述无法渗透进平民社会。许多人被封闭在基地里，也有人获得短暂的自由通行证，但被警告不要前往东京，违者将被逮捕。伤者在夜深人静时从船上被抬下去，他们的脸上盖着床单，仿佛他们是阵亡者一样，然后他们会被限制在隔离的病房内。虽然渊田受伤不重，但是他被安置在横须贺海军基地的一个把守严密的病房里。他记录说：“我的房间被安置在一个完全隔离的地方。护士和医务人员都不允许进入，我也不能与外界沟通。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把那些在中途岛受伤的人与外界隔绝。这实际上是以治疗为幌子的监禁，我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是一名战俘。”[52]

南云忠一和第一航空舰队幸存的高级军官在战列舰“雾岛号”上会面。他们讨论最多的是要做哪些改变——飞机要更容易操纵，飞行甲板要装上护甲，损管和消防措施要改善，在航母上空执行战斗空中巡逻任务的零式战斗机数量要增加。许多日本军官把这次战败归因于侦察机的数量不足。航空队军官源田实后来提出，对巡逻机和侦察不够重视是“战败的重要原因”。日本人“充分意识到了”侦察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太过重视攻击部队了”。[53]近藤信竹将军同意他的说法：“我们遭遇了惨败，因为我们没有发现中途岛附近有美国特混舰队存在的迹象。我们急需高速远程侦察机。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未能采用有效的措施，借助潜艇在舰队前方和两侧建立起护卫屏障。还有一个事实是，我们没有预先派潜艇到中途岛去获取情报。”[54]

日本剩下的两艘航母“翔鹤号”和“瑞鹤号”组成了第一航空战队。它们仍然受南云忠一的指挥。（舰队中有许多人因南云忠一在6月4日上午无比危急的几个小时内决策迟缓而责怪他，但山本拒绝让他的下属承担责任。）日本海军终于承认航母的地位高于战列舰和其他水面舰艇，不过为时已晚。最初被作为战列舰建造的船将改为新航母。

由于日本民众得到反复的保证，相信海军已经赢得另一场惊人的胜利，他们没有理由要求指挥官下台，也没有任何高级军官被撤职。山本仍然是日本公众生活中最出名和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但是，对于日本的战败，他要承担最大的责任。他的计划使得舰队过度分散，因此失去了相互支援的可能性。这一作战计划违背了马汉最根本的宗旨——集中兵力，而且缺乏这样做的正当理由。因此美国太平洋舰队得以在日本舰队的其他部队提供支援之前，孤立南云忠一的航空母舰并将其歼灭。

6月10日，《纽约时报》引用了一个匿名的日本海军将领对中途岛战役结果的评论，这条评论最初发表于东京的报纸上。虽然这个将军没有透露日本损失的详情，但他暗示日本海军现在预计要在太平洋上进行一场长期的消耗战。他坚信，在这样的斗争中，日本高人一等的耐力和作战意志将压倒一切。他说：“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双方都会筋疲力尽。因此，从长远来看，率先对战争和它所造成的损失感到厌烦的那一方将会失败。”[55]两天前，《纽约时报》引用了金将军的话，他强调了美国物质优势的重要性。金说，在这场消耗战中，日本人将处于严重的劣势，因为“他们补充损耗的能力显然不能与我们相比”。[56]

这两段话简要地说明了两个对手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各自的策略是什么。日本卓越的“斗志”将与美国压倒性的军工力量相对抗。

在未来三年的战争中，日本人夸耀自己独特的“大和精神”，并且相信这种精神一定能带领日本取得最终的胜利。他们认为自己是个独一无二的民族，是一个有1亿人的大家庭（比当时日本实际的人口多说了3 000万）；他们都有纯正的血统，同根同源；他们是神的后裔，在天皇的仁慈指导下团结一致。官方的口号加强并传播了这种想法——“一亿人像一团火焰一样前进”“思想一致，行动统一”“以奢侈为敌”。[57]在压倒一切的精神鼓舞下，日本士兵在国内和前线将忍受敌人绝对不能承受的匮乏和艰辛——他们会更加努力，吃的食物更少，但他们仍像武士般视死如归。这种新的道德标准来自传统的武士道和禅宗思想，同时也是对这些理念严重的歪曲。

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军工生产和美国、日本经济体的相对规模都不值一提，因为“真正的战斗力等于武器乘以斗志。如果其中一项无比强大，那你就会胜利”。[58]这个方程推导出的必然结果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每一次失败本质上都是毅力的失败。解决任何军事问题的方案都是力劝士兵、水兵和飞行员更加努力，找到克服一切困难的动力。他们必须痛恨撤退和投降。1944年至1945年，随着战事吃紧，许多日本军人决心为战死而战死，“为天皇而死”——因为在战斗中死亡是一种净化仪式，喷洒自己的鲜血就像是神道教“斋戒沐浴”一样。[59]

尽管美国有强大的军工业力量，日本军国主义者仍然冷静地断言，美国缺乏必要的无形精神特质来战胜日本。这个混杂的民族处于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中，徒劳地信奉个人主义和民主，所以美国人很快就会厌倦战斗，想要回国。美国女性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过大，埃莉诺·罗斯福的重要地位就是其体现，她们不会容忍丈夫、儿子和兄弟在战争中死亡。在战争抵达日本海岸之前，她们就会要求结束这种流血冲突。因此，日本发动的战争越猛烈，越残酷，美国的决心就会越快地消失。他们确实是这样说的。

如果这个前提是正确的，日本的“斗志”范式无疑将赢得这场战争。如果美国人民不愿意参战，其潜在的军工实力就没有多少价值了。但是自南云忠一的航空母舰袭击珍珠港的那天起，美国就必然能在任何现实的情况中占领并征服日本。美国人对“斗志”的理解与日本人截然不同，而且美国人的斗志一旦被完全激发出来，对于这项任务来说不仅足够强大，而且绰绰有余。原来当过剧作家，后来成为总统演讲稿撰稿人的舍伍德对这个话题有一段非常精辟又有争议的评论。在战后不久，他写道，美国人的集体士气“不会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美军的士气从来都不是特别好，但也没有糟得令人惊慌。人们很少挥着国旗游行。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场人们在开火之前便普遍感到幻灭的战争。在美国看来，这是‘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战争’；但是这也可以证明，这一次，美国人对于自己所面对的任务的可怕性质及其可怕程度有相对清醒的认识”。[60]

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人大体上是团结一致的，但民主制的美国内部依然麻烦不断。这里的党派纷争、诽谤、竞选、劳资纠纷、暴力犯罪、投机倒把、串通投标、逃票、种族骚乱、黑市交易和官僚主义的小冲突并没有突然减少。顽固的孤立主义者在战争开始后不再兴风作浪，但是他们对总统及其顾问团的恨意与珍珠港事件之前相比并未减少。国会和新闻界中有影响力的呼声仍然要求美国将主力从欧洲转向太平洋。罗斯福的反对者认为，总统应该放弃宪法赋予他的作为总司令的权力，将这种权力移交给称职的军事专家，麦克阿瑟将军或许就是个不错的选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埃尔默·戴维斯有句著名的妙语：“有一些爱国公民真诚地希望美国能赢下这场战争，同时盼着苏联失败；另一些人希望美国能够赢下这场战争，同时盼着英国失败；还有一些人希望美国能赢下这场战争，同时盼着罗斯福失败！”[61]

即使如此，美国经济还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为战争而重组了。1942年4月，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宣布，美国的军工产量已经超越了轴心国。迅速的动员工作是由一堆新成立的首字母简写的联邦机构监管的——OPA、OPM、DPC、WPB、WRB和SPAB。[62]仅由联邦签署定购船舶、飞机和坦克的新合同是不够的。为了一夜之间实现美国经济的军事化，人们认为有必要控制重要物资的分配，甚至禁止私营企业面向消费者市场服务。生产管理局局长威廉·克努森拒绝将稀少的原材料分给底特律的汽车装配线。他说，由于制造轮胎的橡胶不够用，国家不能再制造非军事用途的汽车。[63]工厂要么为战争制造武器，要么什么也不造。联邦政权介入私人经济在此前的美国历史中是从未出现过的，但这种努力以惊人的方式取得了成功。

在1940年和1943年之间，英国的军工产量增加了2倍，德国和苏联增加了1倍，日本增加了4倍。而在这三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军工产量增加了25倍。[64] 1939年，美国的飞机产量为5 856架；到1942年，美国的飞机产量达到了25 436架。仅在1944年一年，美国就将生产96 318架飞机，超过日本在1939年至1945年间的总产量。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罗斯福批准了一项提案，为1940年的海军扩建草案补充条款，以增加8艘航空母舰、24艘巡洋舰、102艘驱逐舰和54艘潜艇，排水量共计90万吨。1944年，龙骨将全部铺设完毕。但即使是这样的计划，也还不够庞大。1942年1月，海军事务委员会打算建立一支舰队，由34艘战列舰、24艘航空母舰、12艘战列巡洋舰、104艘其他巡洋舰、379艘驱逐舰和207艘潜艇组成。由于全国的造船厂早已在满负荷生产，所以只能铺设这么多新的龙骨。然而到1945年，美国海军的规模将比其他各国的海军加起来都大（按船舶数量或吨位计算）。

新招募来的人不断涌入海军新兵训练营，他们在那里要剪掉头发——“头顶上只有一英寸，两边都被剃光了”。他们被分配到两层的军营里，（有人明确地告诉他们）那里没有地板，没有楼梯，没有电梯，没有墙壁，没有床，没有浴室。（这就是海军新兵训练营，里面有的是甲板、梯子、起重机、舱壁、铺位和厕所。）他们穿着军裤，打着绑腿，戴着白色的圆帽，每天在阅兵场的柏油地面上训练并行军几个小时，“端着枪，前后走，上下爬，斜线跑，向后踢”。[65]每天破晓，他们都会被大声的命令突然唤醒：“赶紧起床，穿好袜子。”[66]然后，他们会乘坐火车和公交车前往偏僻的乡下，如果是水手，则可能会前往西部的圣迭戈或旧金山，抑或是皮吉特湾，那里是太平洋战争的集结和转运中心。

火车不胜负荷。回忆起这段时期，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如果有平板车，枪就装在平板车上；如果有敞篷货车，就装在敞篷货车上；如果没有其他运输工具，就装在货运车厢里。士兵们或是乘坐豪华的普尔曼式列车、部队的卧铺列车、长途公共汽车，或是乘坐已经放在院子里几十年的过时马车，这些交通工具都被征召来参加紧急的部队调动工作。”[67]已经停用的19世纪的燃煤蒸汽机也被重新启用。一缕缕脏乎乎的黑烟掠过后面柳条外壳的客车车厢，熏黑了军人的制服。人们在车厢里打牌，抽烟，看书，朝女性吹口哨，看着乡村从眼前掠过。当火车上缺乏食物时，饥饿的人们向车门拥去，跳下车厢，来到站台上，冲入拥挤的站台商店和餐厅里哄抢。

1942年，似乎整个美国都行动了起来——不仅是部队和水手，还有在战时寻找工作的平民。由于军人享有优先乘坐汽车和火车的权利，平民（有时是一大家子人）往往在车站蹲着，睡在长凳或地板上，等待数天或数周才能分配到座位。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塞缪尔·海因斯写道：

［美国的火车站和汽车站］是战争的悲伤地，是灵魂的迷失地。所有这些远离家乡的军人，以及看上去很可怜的新穿上军装的人，还有悲伤的乡村女孩，有的怀了孕，有的抱着婴儿，他们不是在环顾四周，只是站着、等着。到处都是排队的人。不管去哪儿，都得先排队。行李袋堆积如山。打着白色绑腿、佩带着警棍的宪兵正在巡逻，他们代表着秩序，而其僵硬的姿势和笔挺的制服就是秩序。对于平民来说，这在战争中已经算不太糟糕的境遇了，但是由于战时国家民众的生活常常受到侵犯，所以车站挤满了人。[68]

到达加利福尼亚后，许多去往太平洋地区的军人陷入了无所事事的状态，他们必须等待登船，但他们并不介意。通往东京的道路是漫长而血腥的，无人怀疑这一点，所以他们不急着行进。南太平洋疟疾肆虐的潮湿丛林，中太平洋的微小环礁，所有那些名字陌生且鲜为人知的岛屿——埃法特岛、圣埃斯皮里图岛、马莱塔岛、瓜达尔卡纳尔岛、埃米劳岛（Emirau）、塔拉瓦环礁、马朱罗环礁、夸贾林环礁、埃尼威托克环礁、乌利西环礁、帕劳群岛、塞班岛、莫罗泰岛、棉兰老岛、硫黄岛、冲绳岛——他们都会很快见到。

“48年在金门大桥，49年领救济。”这种1942年开始流传的悲观论调揭示了太平洋战场的许多美军士兵的看法。他们以为这场战争会比实际的时间长一倍，而且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长期的战争将会耗尽美国的财力，使美国破产。但这句话也体现了他们坚定不移的决心。不过，日本人对美国人的判断产生了致命的偏差。美国人并没有因为战争遥遥无期和归国无望而受挫。他们会继续战斗，灭敌，身亡，克服恐惧、疲劳和悲伤，直到踏上那个可憎国家的海滩。1945年，美国不可抵挡的战争机器将在那里与不可撼动的“大和精神”相遇，那时两朵蘑菇云将升起，天皇也将决定结束侵略的恶行。

[1] Spruance’s Foreword in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9.

[2] Fireman 1st class Elmer Jones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p. 153–54.

[3]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96.

[4] Mears, Carrier Combat, p. 76.

[5]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 83.

[6] Mears, Carrier Combat, p. 76.

[7] Ens. Clay Fisher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25.

[8] Mears, Carrier Combat, p. 77.

[9]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95.

[10]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34.

[11] Ibid., p. 441.

[12] Potter, Nimitz, pp. 99, 107.

[13] “Midway’ Spurs Pun by Admiral Nimitz,” Associated Press, June 7, 1942.

[14]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Miracle at Midway, p. 328.

[15]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Miracle at Midway, p. 328.

[16] Navy seaman 3rd class Miyasato Yoshihito letter, in Gibney, ed., Senso, p. 130.

[17] Entry for June 8,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58.

[18] Prados, Combined Fleet Decoded, p. 335.

[19] Entry for June 7,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57.

[20]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321.

[21]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321.

[22] Entry for June 10,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60.

[23] Ibid., p. 162.

[24] Mears, Carrier Combat, pp. 77–78.

[25] C. Brooks Peters, “Report by Admiral King,” New York Times, June 8, 1942, p. 1.

[26] Spruance to Fletcher, June 8, 1942, Raymond Spruance Papers, U.S. Naval War College(USNWC) Archives.

[27] Cleary, The Japanese Art of War, p. 79.

[28] Fragment of undated and unaddressed correspondence, signed by Spruance, in Raymond Spruance Papers, USNWC MS Collection 12, series I, correspondence.

[29] Spruance’s Foreword in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8.

[30] Peattie, Sunburst, p. 174.

[31]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100.

[32]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U.S. Naval Institute,Annapolis, MD, 1983, p.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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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Beach,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 200-Year History, p. 450.

[36]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p. 170–73.

[37]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51.

[38] Ibid., p. 450.

[39] 事后查明，“列克星敦号”副舰长莫特·塞利格曼曾不慎向《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斯坦利·约翰斯顿透露机密信息。——作者注

[40] Ibid., p. 452.

[41]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117.

[42]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p. 238, 254.

[43] Asai Tatsuzo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206.

[44] Yoshimura, Battleship Musashi, p. 128.

[45] Kido’s diary quoted in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 450.

[46] Notes taken by Robert Casey, June 6, 1942,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404.

[47] Kokusai Shashin Joho (International Graphic Magazine), June 1, 1942.

[48] “Only One Carrier Lost, Says Tokyo,” New York Times, June 11, 1942, p. 4.

[49] Rr. Adm. Tanetsugu Sosa, “Plans for Invading America,” Nichi Nichi, June 11, 1942, cited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 154.

[50]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388.

[51]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16.

[52]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16.

[53] Minoru Genda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7.

[54] Goldstein and Dillon, eds., The Pacific War Paper, p. 313.

[55] “Tokyo Press Hints at Midway Defeat,” New York Times, June 10, 1942, p. 1.

[56] C. Brooks Peters, “Report by Admiral King,” New York Times, June 8, 1942, p. 1.

[57]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p. 215.

[58] Hata Shoryu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210.

[59] Hirosawa Ei account in ibid., p. 247.

[60]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38.

[61] Elmer Davis quoted in ibid., p. 437.

[62] 这些机构分别为：物价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生产管理局（Office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国防工厂公司（Defense Plant Corporation）、战时生产委员会、战争资源委员会（War Resources Board）、优先供应与分配委员会（Supply, Priorities, and Allocations Board）。——作者注

[63] Brinkley, Washington Goes to War, p. 173.

[64]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p. 354.

[65]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7.

[66]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 49.

[67] Eisenhower, Crusade in Europe, p. 14.

[68]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p. 109–10.

致谢

感谢海军历史和文化遗产司令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国家档案馆、独立海港博物馆、沃尔夫森—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博物馆、旧金山公共图书馆、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日本海上自卫队干部学校和横须贺的日本国防大学的工作人员。

特别感谢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道格拉斯·V. 史密斯（Douglas V. Smith）教授和蒂莫西·H. 杰克逊（Timothy H. Jackson）教授，以及该机构的首席档案保管员、特色馆藏保管员伊夫林·M. 切尔帕克（Evelyn M. Cherpak）。（似乎）每个星期，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可以获得的在线资源都在增加。我发现最有用的网站是www.history.navy.mil、CombinedFleet.com和ibiblio.org/hyperwar。“中途岛战役圆桌会议”（www.midway42.org）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网站可以为退伍军人和历史学家提供虚拟的论坛，拓展历史知识的边界。“中途岛战役圆桌会议”的几个长帖讨论的内容已经收入罗纳德·拉塞尔（Ronald Russell）编的《无权取胜》（No Right to Win）。

感谢戴维·豪厄尔（David Howell）、肯尼思·派尔（Kenneth Pyle）、罗纳德·拉塞尔、弗洛伊德·比弗、乔恩·帕歇尔、文森特·安德森（Vincent Anderson）、弗吉尼亚发现博物馆的乔治·埃默里（George Emery，美国海军退伍军人）、佐藤由纪夫（Yukio Sato）、古森义久、半田浩二（Koji Handa）和荒船清彦，他们审阅了一部分手稿并提供了专业的评论。拉塞尔和比弗通读了本书手稿，并提供了有益的反馈意见，从拼写错误、语法到专业的历史见解，我还根据比弗的回忆修改了一些记载。在阅读本书关于日本的章节后，荒船大使以无懈可击的英语撰写了一份长达30页且行距很密的评论，不仅反映了他对历史的深刻见解，还提起了他关于战争的童年记忆。像往常一样，本书的任何事实错误和解释错误都为作者一人之过。

在日本为我提供指导和其他宝贵帮助的人有：荒船清彦、佐藤由纪夫、香田洋二（日本海上自卫队退伍军人）、吉田正纪（Masanori Yoshida）、高久浩（Hiroshi Takaku）、石井精一、中谷良江（Yoshie Nakatani）、大冢海夫、山中邦明（Kuniaki Yamanaka）中校、阿川尚之教授以及等松春夫教授。

感谢我的制图师洛伦·多彭博格（Loren Doppenberg）为本书提供地图。感谢苏珊·布施霍恩（Susan Buschhorn）为了查找照片出处和为获得授权而做的工作。

塞缪尔·约翰逊有一句名言：“只有傻子才会写作，除非为了金钱。”本着这句名言的精神，我要感谢我的经纪人埃里克·西蒙诺夫（Eric Simonoff）。

我也对诺顿的整个团队感激不尽。我的编辑斯塔林·劳伦斯（Starling Lawrence）一直鼓励我，给我建议，并带给我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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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燃烧的大洋 : 1941—1942，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 / （美）伊恩·托尔著 ; 徐彬，王斌，王晓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20.9

（太平洋战争三部曲）

书名原文： Pacific Crucible : WAR AT SEA IN THE PACIFIC, 1941–1942

ISBN 978-7-5217-0968-1

Ⅰ. ①燃… Ⅱ . ①伊… ②徐… ③王… ④王… Ⅲ .①太平洋战争 Ⅳ. ① 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 第034464号

Pacific Crucible : WAR AT SEA IN THE PACIFIC, 1941–1942 by Ian W. Toll

Copyright © 2012 by Ian W. Toll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燃烧的大洋：1941-1942，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

著者：［美］伊恩·托尔

译者：徐彬 王斌 王晓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插页：16

字数：520千字

版次：2020年9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9—4158

审图号：GS（2020）1716号

书号：ISBN 978-7-5217-0968-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征服的怒潮

——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

[美]伊恩·托尔 著

徐彬 曹军 王小琛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序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尾声

作者说明及致谢

参考文献

序章

蔚蓝色的南太平洋浩瀚无边，航行中常常难以确定哪里可以登陆。这时，航海员会特别留意洋面上漂浮的树叶或椰子；会驾船跟随海鸟航行；会观察远处大团大团的雷暴云，那里的地平线下方可能有岛屿；甚至会仰起头来，闻闻海风的味道，因为在看到陆地之前，经常能先闻到陆地特有的气息，特别是夜间和阴天时。没有哪个地方比所罗门群岛更适合这样的描述。所罗门群岛位于赤道以南几个纬度，沿珊瑚海和布干维尔岛之间500英里[1]的轴线斜向分布，岛上丛林密布，臭气熏天。其中较大的岛屿会发出混合了潮湿土壤和腐烂植被的气味，离岛十几二十英里远都可以闻到。

船只驶近这种特殊气味的源头时，水手可以观察到山肩在薄雾中若隐若现，而山巅依然隐藏在密密的云盖中。平原和山谷上，深浅不一的绿地向山脚下延伸。棕榈树林和红树林沼泽沿海岸分布。最后，他们会发现海滩。海滩像一条横卧的白色边界线，一侧是岛上郁郁葱葱的植被，另一侧是温暖的蔚蓝色海洋。

所罗门群岛主要由十几个多山的大岛组成，它们呈双链条状分布。其间星罗棋布地分布着数以百计的小岛和环礁，大多无人居住，有些海拔不到10英尺[2]。该地区跨越环太平洋火山带的南弧，历史上这里地壳运动活跃且剧烈。板块移动形成的俯冲带，以及深达2万英尺以上的海沟，沿群岛南北两侧并行分布。这种地壳构造和火山力量从海底拱起了这些岛屿，使岛上的山峰高达5 000英尺到7 000英尺。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波波马纳休山海拔7 661英尺，距离该岛南部海岸的直线距离只有7英里。从海岸再向前10英里，就是深达17 500英尺的南所罗门海沟。只有在火山带，才会在如此近的距离上，同时存在海洋深渊和陆地高峰这样的极端地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所罗门群岛上居住着大约10万名肤色黝黑的美拉尼西亚人。他们的祖先是古老的游牧民族，通过更新世的大陆桥从亚洲迁徙到此，或是划着手工打造的独木舟跨海来到此地。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过去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里基本未变，以小村庄、孤立的部族和家庭为单位，穿着很少的衣服或不穿衣服，通过狩猎、捕鱼、觅食、养猪以及在小块农田上种植芋头和山药等勉强维持生计，生活水平停留在新石器时代。他们讲大约100种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在许多情况下，甚至相邻部落之间也无法互相理解。他们的通用语是一种从英语演化出的现成的“皮钦语”，这是一种简化的混杂语，大约只有600个词。他们没有共同的民族感，只忠诚于自己的部族、祖先和圣地。

他们以口耳相传的形式述说曾经发生过的野蛮战争。经过几代人之后，历史就会成为传奇；再经过几代人，传奇就成了神话。年轻人在达到一定年龄后，会拿起武器去解决传奇和神话中流传下来的世仇。他们突袭敌对的部落和村庄，杀人、斩首，吃掉敌人。在19世纪，当地土著人最初与欧洲船员频繁接触的时期，猎取人头和同类相食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有些白人不择手段，开展非法贩卖奴隶的贸易。这种贸易被称作“捉乌鸦”——将当地人骗上或赶上船，运到澳大利亚，逼迫他们在那里的甘蔗种植园耕作。于是受害者部落的成员会对任何看起来像从事贩奴贸易的人进行报复。因此，白人上岸就有被斩首和变成烤肉的风险。之后，杀手可能会风干他的头颅，留作纪念。所罗门群岛在1893年被英国人掌管之前（英国人发誓要结束奴隶贸易，并要禁止猎取人头和同类相食），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暂且不提自决权、经济剥削和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话，历史将显示，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使所罗门群岛进入了“不列颠治世”。英国政府将这些岛屿划为“受保护领地”，而不是直辖殖民地，对当地土著人的事务行使相对有限的权力。岛上居民基本像过去一样生活，认可村庄里部落酋长（“头领”或“大人物”）的权威，并按照传承下来的习俗和规则生活。岛民之间如果出现争端，酋长们不是诉诸武力，而是请求殖民地官员进行调解，他们一般愿意接受判决。缺乏食物的部落可以请求救济，会得到食物或被重新安置到可以耕地或捕鱼的地方。由于年代久远，现在已无法得知当时有多少土著人真正欢迎英国的治理，但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很少有人因憎恨而彻底反对英国的统治。即使在接受殖民统治的早年，抗议英国当权者的有组织的行动也是零星而短暂的。到1941年，已没有任何抗议，大多数岛屿已不再需要常备军来维持秩序。所罗门群岛的土著人直接被白人的武器、船只和技术吓倒了，飞机可能是最让他们震惊的东西。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超出了当地人的理解能力。反抗是荒谬的，最好默认并充分利用这种力量。许多岛民狂热地忠于英国人，他们有机会在即将到来的太平洋战争中证明这一点。

殖民政府的所在地位于恩格拉群岛（又称佛罗里达群岛）中迷人的小岛图拉吉上，大得多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往北20英里就是该群岛。图拉吉岛长3英里，形状像沙漏，英国人在这里集中修建了殖民地生活所必需的设施，包括军官俱乐部、兵营、酒店、富丽堂皇的官邸、小型高尔夫球场、板球场、无线电站，以及配备基本海港设施的码头。边远的大岛划分成一个个区域，每个区域由一名区长（district officer，缩写为DO）管理，这名官员一般是年轻的未婚男子，属于英国殖民地公职机构初等阶层。区长不得不忍受原始的生活条件、令人窒息的炎热以及反复出现的疟疾。他会独自住在海边的一座普通房子里，靠近当地最好的天然港口。他的住所往往也用作当地政府的总部。他的职责范围非常广泛，但是除了自己招募、培训和雇用的本地人以外，手下没有任何其他工作人员。区长兼任总督、法官、警察局长、法医、收税官、土木工程师、记录员、港务长、出纳和邮政局长。所有的公共资金都经他的手，他的官方记账簿要记录每一分钱的走向。他要在泥泞的丛林小径上从一个村庄跋涉到另一个村庄，或驾驶小型木制帆船沿大多数人聚居的海岸航行。

区长像其他典型的白人岛民一样，完全相信自己天生有权管理土著人，他们（毕竟）“刚刚从树上下来”。（这种令人生厌的说法经常可以在大英帝国较为原始的边疆领地上听到，一句话概括了他们殖民统治的逻辑依据。）但是英国人对殖民压迫驾轻就熟，精明地通过既有的社会秩序维持其统治，而非凌驾于其上。老练的区长与村里的大人物商讨事务时，特意表现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在当地的规则习俗与英国当局不冲突时，总是遵从当地做法。

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政府，但也足够了。在大英帝国的宏伟蓝图中，所罗门群岛以前一直无足轻重。这片群岛地处偏远，难以到达，哪怕与太平洋的其他岛屿相比亦是如此。它们对贸易几乎没有贡献，也没什么自然资源。欧洲人很少造访此地，愿意留下来的就更少了。1941年，整个群岛上共有五六百名白人，他们是种植园管理人员、船务代理人、贸易商、探矿者、店主、医生、殖民地官员和传教士。大多数人期待着自己事业发达或是发财致富，早日离开这里。所罗门群岛是个艰苦的所在，这里气候闷热，季风盛行。被雨水浸透的丛林和红树林沼泽催生出种种奇怪的热病和皮肤病——疟疾、登革热、黑尿热、痢疾、丝虫病、细菌性痢疾、麻风病、象皮肿、痱子和壕沟足。鳄鱼和水蛭在河流和沼泽里潜伏着；凶猛的鲨鱼时常出没于岛屿周围的礁石附近；蝎子、蜘蛛、蜈蚣和蛇会咬人；锋利的茅草像刀片，会割伤从旁边走过的人；猫一样大小的老鼠在灌木丛中窜来窜去。在这里生活过的人说，离开这里时从船尾望去，岛上的风景才显得最美。

这就是1941年的所罗门群岛：大英帝国的边缘领地，经济和政治一潭死水，是个战略上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地方。然而，这一切都将于1942年以一种突然、猛烈的方式发生改变。

珍珠港战役后六个星期，1942年1月22日早上，战争降临此地。日本第一次在图拉吉岛扔下了炸弹。空袭就像个晴天霹雳。英国人并没有想到日本人会往南和往东打这么远，一直打到所罗门群岛南部的中心地带，当时盟军舰队和陆军还在菲律宾、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等比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近数千英里的地方鏖战，所以日军的进攻尤为令人惊讶。第二天，日军一支水陆两栖部队登陆拉包尔，这座海港城市由澳大利亚控制，有先进的航空基地，坐落于新不列颠岛，该岛位于图拉吉岛西北650英里处。日军迅速控制了那里1 500人的驻军。英国人在所罗门群岛几乎没有任何军事部署，很明显日本人随时可以吞并整个群岛。

日本正在以这种征服方式席卷整个太平洋地区。1941年12月7日，日军在广阔的阵线上发起了海陆空闪电战，盟军无力抵抗，日军一路向前推进。在夏威夷、菲律宾、威克岛、关岛、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缅甸、新不列颠以及中国香港地区，日军每次进攻都以空袭开始。轰炸机从航空母舰和陆地上起飞，发动突然袭击，飞行距离之远出人意料。它们摧毁盟军的机场和海军基地，为登陆扫除滩头上空的障碍。运兵舰队随后跟进，步兵队伍冲上岸，经常一弹未发就迅速拿下防守不力、完好无损的盟军机场。日本战机飞到占领的机场，准备下一轮进攻，进一步往南往东进军。少量盟军筑起防御线抵抗，尤其是菲律宾的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的美菲联合部队，但日军切断了盟军的退路，从侧翼围攻。靠着这种快速、连续、蛙跳式的作战模式，日军在四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筑起了一个巨大的太平洋帝国，而且只遭受了轻微的损失。

在1941年12月之前，傲慢的美英航空专家坚持认为日本飞机是西方技术的低劣仿制品，而日本飞行员简直就等同于测试碰撞用的假人，笨拙又可笑。但在战争开始后的几个星期里，这种错觉被打破了，日军有效地摧毁了大部分战区的盟军空中力量。直到征服的浪潮漫过它们，盟国才开始明白自己被愚弄了。日本人巧妙地利用了西方对手的傲慢与种族沙文主义，掩饰了其航空队和飞行员的强大力量。

日本海军配备了两种非常精良的双引擎中型轰炸机，G3M（盟军代号“内尔”）和G4M（“贝蒂”）。每架可携带有效载荷超过1 700磅[3]的鱼雷或炸弹，飞行范围超过2 000海里。轰炸机经常由三菱A6M零式战斗机护航。零式单座战斗机性能卓越，在爬升速度、转弯灵活性和机动性方面超出同时期的任何其他战斗机。在最初与零式战斗机交手的过程中幸存下来的盟军飞行员对其卓越的转向能力和爬升速度感到惊愕不已。虽然到轰炸珍珠港时，零式战斗机已经投入使用一年多的时间，并且在中国战场的空战中一次又一次地轻松获胜，但这种飞机在西方几乎无人知晓。事先没有人提醒盟军飞行员注意零式战斗机的性能，也没人给出与之作战的建议，因此他们被迫在无情的空战中去了解这种奇特的“杂技式”战斗机。

英国人将其亚太帝国的命运寄托在了新加坡（“东方直布罗陀”）这个重要的海军基地和航空基地上面。然而，从战争的第一天开始，局面就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一支日本侵略部队在马来半岛东北海岸登陆，日本轰炸机在整个地区轮番轰炸英国皇家空军的机场。无论在空中、陆上还是海上，日军都节节获胜。轰炸珍珠港三天后，日本战机在马来亚附近海域炸沉了“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这是海军历史上大型军舰第一次在海上被空袭击沉。英国指挥官将幸存的飞机撤回新加坡，把马来亚北部领空让给敌人。日军以惊人的速度向南开进，突破英联邦军队的阵地并迫使他们溃退。入侵者开展猛烈的正面进攻，辅以侧翼攻击，并结合渗透战术，派轻装小分队深入丛林和红树林沼泽地，从背后袭击英国军队。日军沿海岸线不断向南推进，小艇往来穿梭，运送部队。面对诡计多端、灵活机动的敌人，加上连续遭受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但又无力报复，防线上的英军迅速放弃了阵地，四处逃散。

南下与其他部队会合，或进入新加坡这个岛屿城市后，他们四处散布有关敌人恐怖行为的消息：日本人是超级战士，战斗力不可思议，能够忍受海上的艰苦生活；无法在丛林中击败他们，显然在空中和海上也无法击败他们；日本人肯定是战无不胜的，他们要来了。在英国和英联邦的许多部队中，沮丧消极的态度扎下了根。士兵们悲愤不已，鄙视自己的军官——他们前不久还表现出轻敌和傲慢，现在面对敌人却束手无措。于是，士气从内部瓦解了。在新加坡的码头上，惊慌失措的百姓开始大逃难，争先恐后地挤上离港船只。有军官用不当手段获得转移到爪哇岛或其他地方的调令。日本军队穿越柔佛海峡进入新加坡一个星期后，阿瑟·珀西瓦尔将军带领约8万人的军队向人数不及他们一半的日军投降。随着新加坡的沦陷，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命运也已注定。2月底，在海战中处于弱势的盟军多国舰队很快被击败，爪哇岛上剩余的航空部队和地面部队撤到了澳大利亚。

此时，所罗门群岛上恐慌的白人难民纷纷涌向南部和东部，希望能找到前往澳大利亚的船。殖民地官员也面临着同样无法控制的局面：与马来亚不同，所罗门群岛上仅有少量的英国军队，抵抗入侵的能力极其微弱。领地官员并未假装有任何希望可以阻止日本人的下一步进攻。敌人会占领所罗门群岛，赶走英国人，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盟军才可能有机会打回来。图拉吉和邻近岛屿的百姓收拾物品逃离了。当地的常驻行政长官是所罗门群岛的英国高级官员，他搬到了东部较大的马莱塔岛上。一般靠风帆航行的单桅纵帆船和多桅纵帆船从西北部顺着盛行风带走了撤离人员。破旧的燃煤蒸汽船“莫林达号”在1月份最后一次离开了所罗门群岛。在图拉吉岛附近的吉沃图岛（Gavutu）的码头上，一群难民要求上船，造成一名医生受伤，险些引起一场骚乱。船长收留了惊恐的逃难人员，把他们带到了澳大利亚。[4]

到1942年3月，大多数白人已从所罗门群岛撤离，社会秩序也在崩溃。但是，殖民服务局的年轻区长被告知要留下来继续工作。英国政府甚至婉拒了他们的服役申请。

马丁·克莱门斯就是其中一员。他26岁，苏格兰人，是阿伯丁市一名唱诗班指挥的儿子，拿奖学金读完名校，毕业于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克莱门斯于1937年进入殖民服务局，1938年被派往所罗门地区，在所罗门群岛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和马莱塔这两个丛林密布的大岛上服务过。他是一名健壮的男子，留八字胡，方下巴，他也是自己的时代、所受的教育和所在的社会阶层的产物。他忠诚的伴侣是一条品种不详的小黑狗，名叫岁闹。克莱门斯对服饰仪表十分讲究，严于律己，面临危险时坚韧不拔。他的私人日记记录详细，也展现出敏锐的洞察力。他会在日记中引用莎士比亚，并不时加入流行的感叹词，比如“太赞了！”和“绝了！”。在日军占领的那些艰苦岁月中，他将会证明自己足智多谋、英勇无畏、百折不挠。

当殖民政府从图拉吉岛撤出时，克莱门斯奉命接任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区长职务。岛上的行政部门坐落于北岸的奥拉，位于图拉吉岛东南方向约20英里处，两岛之间的水域后来被称作“铁底湾”（艾恩博特姆海峡），此时还叫萨沃湾（Savo Sound）。在这里，克莱门斯搬进了一座建在木桩上的普通白色房子里，屋顶覆盖着棕榈叶。他在一棵大榕树的顶部建了瞭望台，四周围绕着鸡蛋花、木槿，还有一个小院子，里面种着山药和芋头。一个土著人整个白天都在这儿站岗，以防敌机来袭。

图拉吉岛和附近的吉沃图岛、塔纳姆博格岛（Tanambogo）上的皇家空军设施每天早上被轰炸，时间甚至规律到可以预测，就像东京的火车时刻一样准。川西四引擎大型水上飞机几乎每天都从高空中飞过，返回时往往会降到树梢的高度，与克莱门斯的房子擦身而过。

克莱门斯的职责之一是通过被称为“海岸警卫服务”的无线电网络发送观察报告，这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预警体系。海岸警卫队起初是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非正式组织，提供敌方海上行动和空中行动的预警。警卫队员会将观察报告传送到澳大利亚北岸汤斯维尔市的接收站。每个人都配备了一台3B型“远程无线电台”，这种装置可将语音信息发送到大约400英里远的地方，用莫尔斯电码则可发送到大约600英里远的地方。这种设备里有一块经过特别切割的晶体，能够以很少有人用的6兆赫频率进行传输。使用它是为了躲过日本人的监听，但实际上未能成功。这种设备最大的缺点是体积庞大，里面包含了十几个单独的元件，有接收器、发射器、扬声器、一组天线和大量备件。它由一对笨重的6伏汽车电池供电，必须经常充电，需要用到汽油发电机和燃油。

克莱门斯每天都发送信息。他也会收听所罗门群岛北部各岛上其他海岸警卫队员的广播，他们的报告表明日军正节节进逼，从西北方向不断向南扫荡。日军攻陷据点、击溃守军，海岸警卫队员潜入丛林内部。日本人进入布干维尔岛北部的布卡通道（Buka Passage），驻扎在那里的皇家空军分队四散逃入灌木丛。4月5日，日军在布干维尔南部的康古海滩突然登陆，迫使布因的海岸警卫站停止广播。[5]在接下来的一周中，日本人占领了布因周围的地区，并拿下了附近的肖特兰岛。

克莱门斯竭力维持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治安，但他分身乏术，无法阻止土著人和白人难民抢劫、破坏被遗弃的种植园。他逮捕抢劫者，让证人出庭做证，并把被遗弃的物资挪到安全的政府仓库。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为难民安排食物、住所和船只，或者遣返由于种植园被遗弃而无事可做的来自其他岛屿的土著人。

岛上的白人在恐慌地逃离，这对土著人可无法隐瞒。他们议论纷纷：“大批日本人来了。”[6]全岛各个村落的酋长纷纷前往奥拉质问克莱门斯。为什么大部分白人都在慌乱地逃离？日本占领下的村庄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回忆录中，克莱门斯记录了1942年3月他向一个酋长代表团所讲的话（用的是皮钦语）：“No matter altogether Japan’e come, me stop long youfella.Business belong youfella boil’m, all’e way, bymbye altogether b’long mefella come save’m youme.Me no savvy who, me no savvy when, but bymbye everyt’ing’e alright.”[7]（“即使大批日本人来了，我也会留下来和你们在一起。跟着我，最终盟军将会打回来，从敌人手中拯救我们。我不知道谁会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但最终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克莱门斯回忆说，他做出这个承诺时“心情沉重”，但酋长们似乎接受了他的承诺。

4月初，克莱门斯乘帆船到达瓜达尔卡纳尔岛西北角，拜访种植园经理“大雪”F.阿什顿·罗兹（F.Ashton “Snowy” Rhoades）。罗兹是一个强壮、倔强、很有主见的澳大利亚人，看到岛上大多数白人居民纷纷逃离，他嗤之以鼻并拒绝加入他们。他还十分蔑视英国殖民政府，（根据他的日记）认为政府简直“崩溃了”。[8]他的房子建在拉沃罗（Lavoro）一个高高的悬崖上，向西望去，海天一览无余，来袭的日军舰只和飞机必然躲不过他的观察。克莱门斯说服罗兹加入海岸警卫网络，并为他安装了一台远程无线电台。

4月29日，盟军巡逻机发现一支日本舰队从所罗门群岛北部南下。两天后，克莱门斯看到了到当时为止日军对图拉吉岛最猛烈的一次轰炸。5月2日，圣伊莎贝尔岛上的海岸警卫队员报告，在岛屿西北部海湾观察到一艘日本航母，距离图拉吉岛仅150英里。这是敌军即将入侵的明确证据。塔纳姆博格岛上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只有4架水上飞机和一支小型驻军，在敌军登陆之前便宣布撤离了。他们乘一艘老旧的汽船穿过萨沃湾，抵达奥拉，还拖来一架损坏的“卡特琳娜”水上飞机让克莱门斯看管。克莱门斯招募了几百名土著人将这架飞机拖上岸，藏起来后盖上棕榈叶作为掩护。

5月3日凌晨，一支小型日本舰队驶入图拉吉港。部队上岸后发现英国政府的人已经撤走，该岛基本已被遗弃。克莱门斯立即派人将损坏的“卡特琳娜”飞机拖入海湾，沉到海底。

5月4日早上，情况突变。8点时，一大群陌生飞机组成的编队出现在上空。它们不是来自拉包尔和布卡岛上的敌方航空基地所在的西北方，而是来自南部。这些陌生飞机是美国“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这次对停泊在图拉吉岛附近的日本舰只的突袭是珊瑚海战役（1942年5月4日至8日）的开场。罗兹表示，听到“头顶上巨大的轰鸣声”，他吓了一跳，“看到二三十架单引擎飞机直接飞往图拉吉岛，我惊讶不已。这些飞机只有几百英尺高，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机翼上的星形图案”。[9]看到“12架俯冲轰炸机从图拉吉岛上空云端冲下来的壮观景象”让克莱门斯很激动，“真是天降甘霖”。[10]扔完炸弹和鱼雷后，飞机越过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山脊，消失在南方。

克莱门斯的位置很危险。美国飞机来了又走，还没有把日军赶出图拉吉岛。他的房子离海滩很近，日本人随时可能来袭击他。5月5日，克莱门斯在奥拉的海滩上，三架川西飞机突然从他的头顶上低空飞过。几天后，布干维尔岛上的一名澳大利亚海岸警卫队员报告说，一支大型日本舰队正在布卡岛的卡罗拉港口集结。“对我来说，现在的问题很清楚，”克莱门斯评论道，“我们在奥拉，日本军队在图拉吉岛，相距不到20英里。”[11]敌人很有可能会来到奥拉，而不是沿岸的其他地方，因为他们从审问的土著人口中获知，这是整个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英国行政总部。如果被俘，克莱门斯会备受折磨，被迫供出他所知道的一切。

罗兹在岛上最西北端的拉沃罗也处于同样令人担忧的境地。日本的巡逻机几乎每天都低空掠过他的房子。他感觉自己“像生活在鱼缸中的金鱼一样透明”，每当听到飞机的轰鸣声时，他都会藏在覆盖着棕榈叶的一个洞里。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意识到，现在这场战争终于来到了我们身边。我就是一个平民间谍，一旦被抓住就会被当作间谍对待。”[12]

与所罗门群岛的所有大陆岛一样，瓜达尔卡纳尔岛也很大，几乎完全未开发。种植园之外的其他地方没有道路，内陆旅行靠徒步走泥泞的丛林小路或河床。沿海平原的另一边，是地势起伏的丛林山区，当时的地图尚未绘制出这片广阔的土地。深深的山谷两侧是刀刃般的山脊，通往山脊的林中小径在其间依稀可见。阴暗的丛林中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藏身，一队敌军士兵经过都不会发现有人存在。

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时间很少。物资、食品、武器、弹药和燃料罐必须包起来，搬到丛林中的隐秘地点。任何对敌人可能有价值的东西都不该留下来，必须带走或者销毁。克莱门斯说：“要做的事情太多，没有时间思考。事情发生得非常快，形势十分严峻。远程无线电台把我拴在了海滩上，但我必须在短时间内将所有东西都藏在丛林中，因为敌军如果发动快速进攻，从图拉吉岛来到这里只需要两个小时。”[13]

克莱门斯手里有一支由土著人组成的警察部队，成员均非常可靠。但他还需要雇用数百名工人和搬运工，而他雇用的每个土著人的行踪和作为都可能有另外十个人知道。他能相信他们吗？即使没有被直接出卖给日本人，他能信任土著搬运工不会抢劫秘密储存的物资吗？克莱门斯和罗兹在5月下旬获悉，曾在萨沃岛工作过的土著医生乔治·柏格兹正在与日本人合作。由于柏格兹认识他们，可以给敌方大量信息，这个消息吓得他们脊背发凉。

5月19日，克莱门斯感到自己逗留的时间太长了，便带领一大队搬运工背负沉重的物资离开了奥拉。远程无线电台及其众多部件总重量近300磅，需要16名男子搬运。其他人搬运重要的政府记录、武器、食物、燃料甚至他的办公保险柜，里面放有约800英镑银币。他们穿过绿草如茵的平原，到达地势陡峭的红土丘陵地区。

黄昏时分，他们在一个名叫帕拉坡（Palapao）的小村庄里停了下来。大家都已疲惫不堪。克莱门斯搬进了一个小茅屋，把这里当作办公室和住所，并立即开始重新组装远程无线电台。他把天线拴在两棵树中间，并且用葡萄藤加以伪装，这样从空中就看不见天线了。工人们在村里最高的树上建起了瞭望台。一名土著哨兵会在整个白天站岗放哨，如果日本人在山下几英里外的海滩上登陆，他就按事先的约定吹响海螺，发出通知。

克莱门斯撤退得很及时。一个星期后，日本第一批小型侦察队抵达瓜达尔卡纳尔岛。被问及白人的下落时，土著人表示一无所知，回答“我不知道”，或“都走了”。[14] 6月8日，规模更大的一支日本军队上岸，在隆加河附近的平原上搭建了一个帐篷营地。十天后，一艘日本驱逐舰停泊在隆加河河口几百英尺外，并开始往海滩上卸载物资。克莱门斯在6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看起来日本佬要在这里待着不走了。”克莱门斯让他信任的警员去隆加收集信息。日本人似乎在建造一个码头，并且在焚烧隆加种植园的农田。[15]这表明他们可能在为建飞机跑道做准备，于是克莱门斯迅速将情报传送给了汤斯维尔。这条情报在那里被转交到墨尔本的海军办公室，然后又传给华盛顿和伦敦的盟军高层指挥。

7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支12艘船组成的舰队驶进萨沃湾，停泊在新码头。上岸的除重型建筑设备和卡车外，还有数百名军人和工人。这就确定无疑了，日本人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建造一条飞机跑道，如果任由他们完工，日军的空中搜索范围将能涵盖珊瑚海中心地带。克莱门斯还从侦察员处了解到，日本人点名询问了他的动向。显然他们侦听了他发送的一些信息。他们的无线电测向装置有可能确定他的位置吗？土著人也报告说，日本人正计划用猎犬追查他的行踪。“这消息可真让人高兴。”克莱门斯苦涩地说。

尽管帕拉坡位置偏远，但这里已经不再安全了。7月4日，克莱门斯再次起身，去往更高更远的山区，搬到温加纳（Vungana）这个贫穷的小村庄。小路沿泥泞的山脊蜿蜒上行，两侧是陡峭的山崖。在凶险的路段，克莱门斯不得不用一只胳膊夹着他的小狗岁闹爬过去。搬运工背着沉重的设备赤脚爬山的景象让他胆战心惊：“电池搬运工不得不放弃爬山杆和吊带，一只手抓住肩上沉重的电池，另一只手拼命稳住身子，不让自己摔下去。看到他们这样，我害怕得要死。”

温加纳村只有几间茅屋，建在山麓高处一段狭窄的山坡上。或许日本人不会到达这里，至少目前此地是安全的。这里海拔超过1 500英尺，山下的隆加机场和整片水域一览无余，克莱门斯可以仔细观察图拉吉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的航运。他再次装上远程无线电台，在两根粗大的竹子之间拴上了天线。但是这个设备越来越难用。它不适合搬来搬去，并且湿气似乎已经损坏了它的内部电路。克莱门斯发现，每天下午都必须打开电台外壳，让它在太阳下晒一个下午，这样傍晚时才能用它传送信息。

7月对克莱门斯来说是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在那个海拔高度上，夜晚很冷，他几乎睡不着觉。食物、金钱、燃料和备件都快用完了，甚至淡水都得从村子下方几百英尺的溪流里打上来。土著侦察员报告说，日军正沿着海岸和河流扩大搜索范围，盘问留下来的传教士。7月8日，克莱门斯向汤斯维尔报告，有700名日军在下面的平原上搭帐篷露营。这个苏格兰人补充说，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无线电的充电设备越来越难启动，永久罢工看来只是早晚的问题。土著工人在饿肚子，如果他不能提供食物，就不能指望他们留下来。

7月26日上午，克莱门斯惊讶地发现，一架川西飞机突然出现在温加纳村上空几百英尺处。当飞机急速倾斜，准备掉头看个究竟时，他急忙卧倒，躲藏起来。他认为自己肯定被发现了。克莱门斯认真考虑是否要冒险从难走的陆路前往瓜达尔卡纳尔岛南部（向风一侧）海岸，他期望在那里能找到一条藏起来的船，渡海到澳大利亚。

来自汤斯维尔的密电提出了明确的问题：日本人的无线电台的确切位置在哪里？部队的种类和人数如何？大炮的位置和口径如何？岛上有飞机吗？这些问题燃起了克莱门斯的希望，因为这似乎预示着某种行动，可能是一场空袭。无线电另一头的人自然不能告诉他什么，但暗示救援即将到来：“不会太久了。”于是，他在痛苦中等待着，日渐消瘦。“我看到的东西越多，情况似乎就越不妙。我的充电设备只能断断续续地工作，把信息传送出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咨询他人应该做什么就更难办到了。”

8月6日，一名侦察兵从海岸返回，报告说隆加的机场已经铺上砾石和泥土，看起来已经做好接收飞机的准备了；跑道附近正在建造一个飞机库；岛上的日本军队现在接近4 000人。克莱门斯发送了新情报，询问盟军是否打算摧毁机场。他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他写道：“我所尝到的尽是失败的苦涩。”[16]他饿着肚子早早上床，沉沉地睡去。

轰隆隆的大炮声把克莱门斯震醒时，他看了下时间：早上6时13分，天还未亮。海军重炮在萨沃湾开火了。什么船？谁的船？一名情绪激动的侦察员报告说，整支日本海军都在隆加下锚了。克莱门斯回忆说，有那么一会儿“我的心脏静止不动了”。又过了几分钟，头顶上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他竖起耳朵听着。他打开无线电，尝试了几种不同的频率，最终听见有人用美式口音描述着沿海岸线造成的大规模破坏。他听到有人提起了“橙色基地”“黑色基地”“红色基地”。三艘航空母舰！“太赞了！！！”他在日记里写道，“绝了，多么伟大的一天！！！”[17]

天亮后，克莱门斯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山下的水域。他数了数，有50艘以上的舰船，其中包括几艘正在开火的重型巡洋舰，8英寸[18]的炮弹密如急雨，落在隆加角附近的日本军事设施上。建筑物和临时燃料库燃起了熊熊烈火，升起滚滚的黑色油烟。身着绿色军服的部队下了运输舰，乘着登陆艇，迅速向隆加以西的海滩开进。这是克莱门斯和其他所有人见过的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他的远程无线电台在迅速地失灵，这是粗暴搬运和潮湿的必然结果。但是，马丁·克莱门斯已不需要无线电来告诉自己美国人到来了。

注：书中地图均系原书地图，此图与《燃烧的大洋》卷首地图为同一张

走向大海，尸随浪花浮海面；

踏过高山，身自凋零没野草。

吾为君亡，

死而无憾！

——《海行兮》

日本海军军歌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圣经·诗篇》第23章

[1] 1英里≈1.6千米。——编者注

[2] 1英尺≈30.5厘米。——编者注

[3] 1磅≈0.45千克。——编者注

[4]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57.

[5] Read, “Report by Lieut.W.J.Read on Coastwatching Activity,” p.59.

[6]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149.

[7] Ibid., p.32.

[8] Rhoades, “Secret Diary,” p.1.

[9] Ibid., p.4.

[10]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106.

[11] Ibid., p.110.

[12] Entry dated May 4, 1942, in Rhoades, “Secret Diary,” p.4.

[13]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105.

[14] Ibid., p.147.

[15] Rhoades, “Secret Diary,” p.7.

[16]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187.

[17] Ibid., p.188.

[18]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第一章

资深共和党政治家亨利·史汀生担任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内阁的战争部长。他的战后回忆录中有一段描述话中带刺，讲到陆军与海军之间势不两立，称双方在太平洋战争的每一个阶段都在为影响力和资源而竞争。史汀生认为，这个麻烦“主要来自海军部特殊的心理，这种心理似乎经常让人从逻辑领域倒退到昏暗的宗教世界，以尼普顿为神，以马汉为先知，认为美国海军是唯一真正的教会”。[1]

海军派并不缺乏反击之词，他们马上可以指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抱有救世主式的幻想，但是不能太轻易地否定史汀生的描述。在以往的和平时期，海军总是固执己见，封闭且狭隘。每位海军将官都经历了相同的职业路线：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海军战争学院、陆上和海上的一系列指挥职务。陆军战时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而不是西点军校，而海军将官无一不是毕业于海军学院。每位高级海军指挥官都是在十七八岁时就加入海军，成年后也一直生活在海军中。他们深受杰出的海军历史学家和战略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权论的影响，被教导要尊重海军的传统和惯例，永远忠于海军：“海军：不忘初心，坚持到底，矢志不渝。”[2]

军种间的敌意并不是美国特有的困境。事实上，日本军种间的敌意更加强烈，陆军将领和海军将领几乎视对方为敌人，这种对峙是日本草率地发动灾难性战争的关键原因。但是美国军方领导层在1941年被意外推入战争时，基本上没有准备好在联合指挥的情况下应战。和平时期陆军和海军很少互动，忽视了联合作战行动的计划和执行所带来的挑战。1947年以前，美国没有国防部和国防部长，海军和陆军彼此独立平等，各由一位直接向总统报告的文官内阁部长领导。在1941年12月以前，美国也没有参谋长联席会议，该机构是为与英国召开第一次战时会议而临时召集的委员会。由于没有其他机制来协调跨军种合作，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战争期间继续定期开会，但没有正式获得法定的权力，也没有正式的主席。海军最高将领欧内斯特·J.金级别不低于陆军的马歇尔，反之亦然。军方首脑或者在混乱中达成共识，或者被迫让罗斯福总统来解决争议。[3]

这种敌意在每个等级中都可见到。在旧金山和火奴鲁鲁街头，海军士兵、海军陆战队员和陆军士兵之间每晚都发生激烈争吵。海军士兵和陆军士兵相互嘲笑对方为“小兵”和“水鬼”，用拳头解决问题。步兵们嫉妒水兵有热餐和干净的床铺，与陆战中的肮脏和物资匮乏的处境相比，海军的条件几乎好到了罪恶般的奢侈地步。自从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成立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以来，海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之间的不和便众所周知。侮辱性语言会悄然进入加密无线电消息开头和结尾的“填凑部分”，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海上门童，呀呀呀”。[4]在世界各地海军基地的警卫室和大门口，怒气冲冲的海军陆战队员见到所有海军士兵时，习惯性的问话都是：“你他妈以为这是哪儿？”

高级陆军军官将整个海军陆战队视为海军策划的阴谋，意在夺取陆军的正当职能，因此尽最大努力阻挠其发展，至少要将其作战单位限制在团级规模之内。海军飞行员抱怨说，陆军航空队发放奖章就像发餐后薄荷糖一样随意。一方飞行员会故意低空掠过另一方的机场和飞机，或者（在地面上时）在刹车的同时故意发动引擎，把滚滚尘土吹到对方飞机上面，这时飞行员心里会一阵窃喜。

太平洋战争早期的每一次主要行动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军种间的积怨。在珍珠港遇袭后，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经常强调，瓦胡岛的防空任务主要是由陆军负责的。在顽强地防卫威克岛（最终没有成功）之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公关部门争先寻求公众的称赞。麦克阿瑟宣称，菲律宾的沦陷“根本上是由于在太平洋上缺乏制海权”。[5] 1942年4月，在杜立德率领的空袭行动中，陆军航空队的B-25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袭击日本，这是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成功合作的罕见例子。但是詹姆斯·杜立德中校的飞行员后来指责哈尔西将军太早下达起飞命令，当时特混舰队距离日本还有将近700英里。在珊瑚海战役（1942年5月4日至8日）中，麦克阿瑟手下的澳大利亚基地的美国陆军航空队被指责观察报告不准确，还将盟军舰队误作日军舰船并投下炸弹。（好在炸弹全部掉入大海，没有造成损失。）

在中途岛战役（1942年6月4日至6日）中，从“企业号”和“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海军俯冲轰炸机袭击并摧毁了日本最好、最大的4艘航空母舰。但最初的新闻报道误认为建功的是从中途岛机场起飞的陆军B-17轰炸机。1942年6月12日，《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是“大型轰炸机赢了”。陆军准将威利斯·H.黑尔宣称：“中途岛战役的胜利主要是由于6月4日上午B-17轰炸机在岛外投下炸弹，摧毁了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日本海军特混舰队。”[6]历史最终证明，陆军飞机扔下的炸弹没有一颗击中日本军舰。但是在胜利之后，B-17机组人员首先回到了火奴鲁鲁，并对新闻记者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们投下的炸弹纷纷击中敌方军舰的壮观景象。了解战役实际情况的海军飞行员被激怒了。战役结束一周后，两个军种的飞行员在火奴鲁鲁的莫阿纳酒店碰面时，争论升级为斗殴。“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的鱼雷轰炸机飞行员弗雷德·米尔斯少尉指出，海军飞行员“看到他们的朋友冒着危险，甚至失去了生命，俯冲到1 000英尺以下的高度，去轰炸敌舰、投放鱼雷，最终击沉日本军舰，而陆军飞行员停留在2万英尺的安全高度，不仅没投中，有时甚至击中自己人。所以他们才对陆军这么生气”。[7]

海军陆战队将军“疯子”霍兰·M.史密斯在秋后算账式的战后回忆录中指责海军患有“精神动脉硬化症”。[8]他列举了海军的一系列过失行为。海军在两栖作战中没有提供足够的炮火和空中支援，这迫使海军陆战队员用早该淘汰的过时装备和次等武器去应对敌军。离岸特混舰队的海军司令干扰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对抢滩登陆的指挥。下级军人也像史密斯一样，满是抱怨。陆战队员由海军运输舰运到敌方海滩，他们为了大大小小的不公平事情感到生气。不满在他们的回忆录和口述历史中随处可见：用餐和铺位安排不平等；船上的商店不允许他们购买糖果和香烟；私人用品由海军看管，结果再也见不到踪影；挤在下层甲板上，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也见不到阳光；“为安全起见”而被迫遵守荒谬的规则。佩莱利乌岛是二战中最血腥的两栖作战行动之一的发生地，海军陆战队员给运送他们到那里的海军运输舰员留下了一张充满讽刺意味的纸条：

此时此刻，我们非常高兴地向船上所有成员致以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在航行期间对海军陆战队员友好而周到的照顾。我们非战斗人员意识到，勇敢坚定的船员正在赢得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你们海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离日方岛屿10英里以内的区域。哦，你们多勇敢啊！[9]

与其他类型的军事行动相比，通过海路进攻陆上敌军这种两栖作战方式更能暴露、加剧军种间的摩擦。太平洋战争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最血腥、代价最高、技术最新、后勤最复杂的两栖作战。为了击退日本征服的浪潮，盟军必须攻下一个个岛屿，在赤道两侧数千英里的海域中沿两条并行的战线不断推进。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不得不在持续而复杂的合作中携手作战。他们会犯下很多错误，也会尽力从错误中学习，总结经验。但即使作战成功时，军种间的长期不和留下的伤疤也难以因胜利而愈合。

6月13日，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获悉美国在中途岛战役中取胜后，发送电报给罗斯福总统：“这一刻我最衷心地祝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取得巨大胜利，这场胜利非常明显地改变了海战的平衡。祝你们和朋友们好运。”[10]

甚至在这封例行的贺电中，丘吉尔也用词谨慎。这场战役已经“改变了”太平洋战争的“平衡”，但还未扭转整场战争的走势。日本海军失去了“飞龙号”、“苍龙号”、“加贺号”和“赤城号”航空母舰，3 000多名资深军官、海兵和飞行员在战斗中丧生。即便如此，日军可部署的大多数类型的海军和航空力量在数量上还是占据着优势。日军联合舰队仍然可以召集5艘航空母舰，还有几艘在建，而美军只有4艘航母。除了“三隈号”巡洋舰在4艘航空母舰下沉两天后的扫尾行动中被毁坏外，日本海军的水面力量没有其他损失。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没有失去哪怕一艘强大的战列舰、潜艇、驱逐舰、运输舰，水上飞机以及威猛的陆基中型轰炸机也毫发无损。日军资深航母飞行员除了大约110名外都得以生还，名古屋、横须贺、武藏野和吴港的工厂装配线也在源源不断地生产足够数量的新飞机。中途岛战役几乎没有削弱日军在南太平洋的猛烈进攻，日军部署在新不列颠岛拉包尔港的海军、地面部队和空中力量不断向南和向东推进，而当地的盟军部队只能予以微弱的抵抗。

中途岛战役后两个星期，金将军从华盛顿前往安纳波利斯，向海军学院1942届的611名学员发表演讲。他们是海军学院97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这届学生提前一年毕业，课程从四年减至三年，以满足不断扩大的舰队对新军官的需求。金将军站在达尔格伦厅的讲台后面警告这些年轻人，说他们即将投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中，这项工作需要“不懈的努力，它带来的痛楚和牺牲，会是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的”。[11]

金是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海军将领，是首位同时担任海军两个最高职务的人：美国舰队总司令和海军作战部长。金个头高大，有着深色头发，脸形瘦长，下巴中间有道缝，他出身于工薪阶层，这在同事中并不寻常。他在俄亥俄州的洛雷恩出生长大，父亲在铁路机械车间担任工头。

同事们尊敬他甚于喜欢他。他鄙视海军学院毕业生抱团掌权的传统，将除掉好逸恶劳、不称职的人视为自己的分内之事。按一名副官的说法，这位将军“几乎可以容忍军官的任何事情，但无能、懒惰和唠叨除外”。[12]金讲话直接到令人讨厌的地步，他也不掩饰对看他不顺眼的人的蔑视。战争结束后马歇尔将军说：“我和金合不来，因为他总是对每个人都发火。他永远都很刻薄。”[13]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私人战时日记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一点也不客气：“有一件事可能有助于赢得这场战争，就是找人把金给崩了。这个人压根就不懂什么叫合作，故意行为粗鲁，这意味着他喜欢欺凌别人。”[14]

英国军方高层总是怀疑金谋划把军队从欧洲转移到太平洋战场。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在1943年初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的日记中写道：

金……为人精明，还有点傲慢。他的视野主要局限于太平洋战区，任何估计会分散太平洋战区可用武力的行动都得不到他的支持或批准。他不从全球战争的角度看问题，而是完全偏向于太平洋战区。虽然他对我们首先打败德国，然后再打日本的根本方针口头表示支持，但他在处理与战争有关的任何问题时都未执行此方针。[15]

真相其实与此略有差别。金从来没有质疑过“欧洲优先”的明智战略。盟国计划（1941年初达成一致，珍珠港遇袭后再次确定）把大部分力量用来打击德国。德国国防军在东线的作战行动是史上发动过的最具灾难性的地面战争。如果德军胜利，苏联将被迫投降或瓦解，希特勒可能会将100多个师重新部署到西欧。相反，如果能够制服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就注定会随之失败。

但是“欧洲优先”（或“德国优先”）方针表述得很抽象，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附带问题。如果太平洋战区只能分得较少的盟军力量，这个比例具体应该是多少？百分之十？还是接近百分之三十？敌人可能会袭击广阔海域里的任何地方，怎么“牵制”敌军？海上没有掩体，也没有战壕和防御工事。即使在中途岛战役中失败后，日本对南太平洋地区的盟国领土仍然构成威胁，在战区局势稳定下来之前，盟军作战计划文件中假设的牵制行动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危险迫在眉睫，局势亟待扭转。

在1942年春天，金向同事施压，要求巩固北美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航线。金承认盟军部队力量不足，也缺乏各种航运工具和军事装备，他的计划难免会阻碍对德国的作战行动。他告诉其他参谋长，南太平洋的局势“当然更急迫，必须现在就处理。将来在这个战区如何推进暂且不提，我们先得确保有能力稳住现在的局势”。[16]他反复将讨论拉回到需要“坚固的据点”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在萨摩亚、斐济、新喀里多尼亚、新赫布里底群岛和汤加。[17]要想守住这些岛屿，就必须增加驻军部队、飞机和机场施工所需的劳力和设备。5月12日，金请求马歇尔至少将陆军三个轰炸机大队以及地勤人员、备件、燃料和弹药从澳大利亚和夏威夷转移到新喀里多尼亚、埃法特和斐济。[18]

然而，一如往常，金不会对一味固守感到满意。在这个南太平洋的坚固据点网络里集中了足够兵力之后，盟军应该发起更有雄心的行动：从新赫布里底基地开始向西北方向反攻，进军所罗门群岛和俾斯麦群岛，“就像日本在南海采用的步步为营的方式那样”。[19]经过深思熟虑，他制订了一个进攻计划，并于6月24日发报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尼米兹将军，向他预告这一计划。尼米兹应该为“夺取和初步占领图拉吉岛及其邻近岛屿”召集海军和航空力量。[20]第二天，金补充说，进攻将“在8月1日左右”开始。[21]

5周后就开始自加利波利战役以来规模最大的两栖进攻，还是在条件最艰苦、最不易展开行动的战区之一？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金一直在游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白宫进攻所罗门群岛，但他从未暗示在8月初就要发动进攻。这种时间安排似乎仓促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指挥的责任将落到新任命的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罗伯特·戈姆利将军身上。但是戈姆利5个星期前才抵达战区，而且这是一个全新的指挥职位。他暂时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扎营，但还没有组建起参谋团队，也未建立常设司令部。后勤事务杂乱无序，而由于“无线电员和转码人员经验不足”，戈姆利甚至无法及时收到消息。[22]

在戈姆利的眼中，头等大事是燃油问题。包租的油轮已装着50万桶石油从北美启程，还有3艘加油船负责在途中加油。他在新西兰北岛的奥克兰和惠灵顿有小型干船坞，但大型舰只如果要大修就必须返回珍珠港或美国本土。他在新西兰以北没有大型燃料储存设施。每种类别和口径的弹药都供应短缺。南太平洋航空队司令“旋风”约翰·S.麦凯恩少将在偏远的热带岛屿上指挥建造机场跑道，岛上能提供的原材料仅有椰树和原木，这项工作似乎永无尽头。真正要在所罗门群岛登陆的海军第1陆战师由亚历山大·阿彻·范德格里夫特少将率领，这支部队不到一个月前才离开北卡罗来纳州纽河的训练基地。2/3的部队仍然在前往新西兰的航行途中。他们得到的承诺是投入现役作战之前再接受6个月的训练。水陆两栖登陆战所需的大量后勤工作也还未启动。[23]

“瘟疫”（Pestilence）是首次尝试从日军手中夺取领土的作战行动的代号。除非所罗门群岛以东最近的岛群有配备齐全的海空基地提供支持，否则这次行动很快就会失败。5个星期后就是金设定的最后期限，而那些基地还根本不存在。自由法国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的首府努美阿可以提供一个能用的机场和一个配备基本港口设施的宽敞海港。但是它位于瓜达尔卡纳尔岛东南方向986英里处，距离太远，无法提供直接的空中支援。往北一些，在新赫布里底群岛南部，埃法特岛曾被一个海军陆战营占领，目前正在建设一个战斗机用的简易机场。但是，埃法特岛位于瓜达尔卡纳尔东南方向800英里处，仍然太远。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最北端需要有一个海上基地和简易机场，这里处于瓜达尔卡纳尔岛650英里的飞行半径之内。在从空中侦察该区域的过程中，麦凯恩将军向下盯着岛群中最大的圣埃斯皮里图岛，发现丛林密布的丘陵之间藏着一块树木覆盖的平原，而且离天然良港塞贡海峡（Segond Channel）不远。也就只能用这儿了。

麦凯恩的参谋长M.B.加德纳上校后来在华盛顿对一群军官说：“谁要是想在南太平洋的岛屿上建立一块先进的基地，就应该好好读读《鲁滨孙漂流记》。除了丛林之外，一开始什么都没有。”[24]接下来的一个月，需要在“纽扣”（圣埃斯皮里图岛的代号）的丛林中开辟一条6 000英尺长的轰炸机用跑道。时间如此之短，可见南太平洋地区的工程营队员遇到的挑战有多大。所有必需的设备和用品都通过船舶运到塞贡海峡，但由于港口没有码头、仓库和起重机，所有重型设备都必须用驳船拖到海滩上。燃油桶从甲板上被推下，“游”到海滩，然后人工装到卡车上，分散运到20多个隐藏的燃料仓库。用于铺设跑道的穿孔钢板马斯顿垫（Marston mat）在运输时被捆成一团一团的，每团重达两吨半，必须用油驳才能拖上岸。当“戴尔号”驱逐舰于7月28日抵达圣埃斯皮里图岛时，船员原本以为会有一个正规的海军基地，结果连锚地都找了好几个小时：“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绕着岛慢慢巡航。最后，瞭望员发现一些桅顶耸立在棕榈树上方。我们绕过去，才找到一个小海湾的入口。”[25]

这种原始的环境需要人力，而且是大量人力，但这反过来又带来了大量后勤问题。所有物资、服装和医疗用品都必须直接从美国运来。由于疟疾流行，匡西特活动房屋[26]也很重要，或者至少要有带纱网的篷屋。

35名工程营设备操作员和一支非裔美国人组成的劳工队与丛林搏斗了一个月。他们昼夜不停地工作，晚上在探照灯下赶工。工程营队员使用拖拉机、推土机和压路机，步兵则使用斧头和铁铲。卡车和土方工程设备常常由于缺少一个小零件而停工，然后必须派水上飞机到埃法特或努美阿去取。凭着拼命三郎的劲头，他们终于在7月28日完成了这项工作，这是麦凯恩规定的最后期限。第一个B-17轰炸机中队在第二天飞来，但是只能手动加油。这些四引擎大型轰炸机每架都灌了50桶油。（将近一年后，该基地才有大型航空汽油储存罐和连到港口的输油管道。）水上飞机可以在塞贡海峡外起降，但直到7月底才有水上飞机供应舰。海港没有水雷或鱼雷网的保护。工兵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很多人“得了疟疾，需要休息”。[27]

“韦克菲尔德号”曾是一艘豪华邮船，现在为军方提供运输服务，变得肮脏而又拥挤不堪。它于6月14日穿过停泊在港口的船只，驶出了新西兰惠灵顿港口。船上载着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和他手下的大部分参谋人员，以及第1陆战师的第一队士兵。这次航行使船上的人筋疲力尽。“韦克菲尔德号”携带的物资不足，实行粮食配给制。许多人在海上瘦了15磅到20磅。

范德格里夫特本来以为能够休息调整一段时间，然后在新西兰加练6个月。但6月26日在奥克兰与戈姆利将军会面时，戈姆利一言不发地递给他金于6月24日发给尼米兹的加急电报，电报内容表明，向所罗门群岛发动两栖进攻的命令即将下达，登陆时间定在8月1日。范德格里夫特目瞪口呆。“我不敢相信，”他回忆说，“我又读了一遍电文，确认没有误解其内容。”[28]

第1陆战师的大多数海军陆战队员是在珍珠港遇袭后立即入伍的，他们在两栖作战方面接受的训练很少，甚至没有接受过训练。而且这个师的人有2/3仍在萨摩亚或海上。“瞭望塔”行动（“瘟疫”行动的第一阶段：夺取图拉吉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将在短短5个星期后就派这些新兵去攻取敌军占领的岛屿，把他们投入一场进攻战。就范德格里夫特所知，防守敌方海滩的都是些经过战斗考验的老兵，在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打败英国和荷兰军队的就是这群人。他的设备、武器和物资都成箱装在7艘运输舰的货舱里。所有这些都必须卸载和重新分类，然后根据战斗需要装到小型攻击作战运输舰上，光这一项规模宏大的后勤任务可能就需要一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来完成。[29]范德格里夫特不相信这个计划真正可行，至少8月1日肯定不行。戈姆利甚至更加悲观：“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做可以登陆，我要和麦克阿瑟讲一下这件事。”[30]

金将军在电文里并没有给出肯定的命令，而是说“考虑了以下安排”，尼米兹应该相应地“准备”。[31]金正在设法强迫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这个计划，不顾想亲自指挥行动的麦克阿瑟的反对。经过几轮激烈的争论和艰难的谈判后，马歇尔同意实施三个阶段的进攻：攻占所罗门群岛，拿下新几内亚，最后以夺取拉包尔收尾。命令于7月2日发布，任务一是“夺取和占领圣克鲁斯群岛、图拉吉岛及其相邻要地”，该行动将由尼米兹及其附属战区司令官戈姆利将军指挥。[32]（金后来将“相邻要地”改为瓜达尔卡纳尔岛。）任务二和任务三为攻占新几内亚东北海岸的日军机场，随后夺取和占领拉包尔，这将由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为了将“任务一”完全置于戈姆利的指挥下，划分SOPAC（南太平洋）和SOUWESTPAC（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界线将向西挪一度，改为东经159°，避开瓜达尔卡纳尔岛西端。

戈姆利的本能反应是阻挠“瘟疫”行动实施，或至少推迟实施。在这一点上，麦克阿瑟是他的临时盟友。一个月前，这位傲慢专横的将军提出要直接攻占拉包尔，要求将两支航母特混舰队从太平洋舰队转移到他的指挥下。（金否决了这个提案。）现在，一个月后，戈姆利发现麦克阿瑟愿意和他一起反对“瘟疫”行动中的间接进攻路线。

在墨尔本召开了一次仓促的会议之后，麦克阿瑟和戈姆利联合发送了一封长长的加急电报给华盛顿，提出“延期”行动。他们提出的理由包括缺乏训练有素的两栖部队、足够的运输资源以及陆基轰炸机和战斗机力量。日本的侦察机很可能会发现进攻部队，所以“现在发动突袭是不太可能的”。舰队和支援的航母编队将被迫在该地区逗留一天到四天，在这段时间内，它们“有可能遭到敌方持续的空袭、水面袭击和潜艇袭击”，有“被敌方优势兵力围歼的危险”。他们的共同建议是，在该地区积累一定的海陆空力量之前，先不执行“瘟疫”行动。[33]

金对戈姆利感到失望，对麦克阿瑟感到愤怒。“我注意到，”他向马歇尔抱怨说，“大约三个星期前麦克阿瑟说……他可以直接推进到拉包尔。真到面对这项任务的具体问题时，他又觉得不但无法实现这个长远目标，连攻占图拉吉岛的行动也无法完成。”[34]

金拒绝推迟“瘟疫”行动，但为避免尴尬，他承诺提供额外的海军和后勤部队来支持这一行动，派出围绕“企业号”“胡蜂号”“萨拉托加号”组建的特混舰队，以及包括油轮和运输舰在内的后勤船只。“考虑到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希望取消为执行任务一而开展的行动。”[35]

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搬到了惠灵顿市中心破旧不堪的塞西尔酒店，这里曾经非常雅致讲究，现在归他们专用。他们将要在这里完成制订作战计划这一艰巨任务。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军事组织相比，海军陆战队在研究和规划两栖战争方面都要更有经验。他们非常清楚其中的风险。在敌方海岸登陆是所有重要军事行动中最危险的。为了确保胜利，进攻方必须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要控制周边海域，拿下制空权，登陆前要猛烈轰炸敌方阵地，随后迅速将地面部队和重型武器运上海滩。如果能实现突袭，初期的风险将大大减少。但是，即使最初的攻击成功了，接下来还必须持续从海上补给，给予可靠的空中保护。戈姆利和麦克阿瑟怀疑这些条件得不到保证，并将自己的疑虑记录在案。金在距离作战现场半个地球远的地方就把行动锁定在一种似乎不可能实现的时间安排上。

海军陆战队面临的严重问题很容易催生绝望的悲观主义。范德格里夫特意识到军中士气非常低落，但不会容忍手下喋喋不休地发出负面言论。他是土生土长的弗吉尼亚人，中等身材，头发渐稀，长着双下巴。他为人友好温和，沉着镇静，即使面临巨大的压力也能保持如此。这个特质使他在海军陆战队中赢得了一个昵称“阳光吉姆”。一名参谋回忆说，一旦明确“瞭望塔”行动不可避免，范德格里夫特就“拒绝参与任何论其是非的闲谈。他会断然制止人们发表质疑行动的言论……范德格里夫特不允许我们对奉命执行的行动有任何怀疑和挑战，还会毫不留情地向这样做的人投以他们应得的蔑视”。[36]

他们对所罗门群岛几乎一无所知。麦克阿瑟在墨尔本的总部发来了该地区的航拍照片，但收件地址有误，结果装着照片的文件夹在戈姆利的总部丢失了。他们把仅有的几张地图和图纸都铺在桌子上，但是这些图太旧，或者比例尺过小，并无大用。其中一张还将瓜达尔卡纳尔写成了“瓜达尔卡纳”。[37]河流标错了名字或方位。海军发来的海图是几十年前绘成的，关于珊瑚岬的细节极少。

海军陆战队表示，他们想向亲身了解岛屿情况的人咨询。新西兰人设法找到了日军入侵之前在所罗门群岛生活和工作过的一些难民。利华兄弟种植园前主管查尔斯·威迪（Charles Widdy）画了一张粗略的草图，凭记忆画出了沟渠、沼泽、丘陵、铁丝网、草原、椰子树和河流的位置。但是，像大多数欧洲人一样，威迪主要在沿岸区域活动，对该岛的内陆了解甚少。即使他对位置的记忆是可靠的，距离和比例也基本只能靠猜测。

这显然需要进行空中侦察，梅里尔·B.特文宁上校受命驾驶陆军航空队B-17轰炸机飞过萨沃湾。从3 000英尺的高度向下看，特文宁注意到图拉吉岛南部的蔚蓝色水域分布着大片珊瑚礁，便拍照记录下来。当飞机往南转向，侦察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北部海岸时，特文宁发现情况要好很多，于是松了口气。深蓝色的海水几乎达到海岸线，海滩上没有可见的日本防御工事。三架零式水上飞机追了上来，但这架坚实的轰炸机躲进云层逃开了，安全返回了新几内亚的莫尔斯比港。

金设立的严格期限要求后勤准备工作24小时持续不断地进行。从诺福克、新奥尔良、旧金山和圣迭戈开来的舰船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第1陆战师的物资、弹药和重型装备。所有这些都必须卸载到惠灵顿的码头上，然后重新分类、打包，装载到小型攻击作战运输舰上。这项工作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惠灵顿这座景色优美的英式城市被绿色丘陵环绕，拥有南太平洋战区最好的港口设施。港口里最大的奥特亚码头可以同时停泊5艘大型舰船。滨水区足够广阔，可以将板条箱堆放起来，隐藏在油布下。新西兰的初冬处于凄风冷雨中，纸板箱在暴风雨的肆虐下分解了，干燥食品不可挽回地泡成了糊状物。第1陆战师的很多新鲜蛋肉和乳制品因为无法冷藏而坏掉了。

惠灵顿的装卸工被组织成一个半武装的团体，由港口负责人统管，他几乎毫不掩饰对美国人的敌意。码头工人总是处于罢工的边缘，经常因为一些似乎不太重要的事拒绝工作。对于要以战时节奏工作的建议，他们置若罔闻，而提及日本人带来的危险，他们更是不屑一顾。他们喝早茶要休息，喝下午茶要休息，抽根烟也要休息，还嘲笑在惯常的下班时间后仍然工作的想法。一旦开始下雨，他们就会走开，有时候解释说没有带雨衣。停工时间一般比较短，通常不到一个小时，但是频繁得让人发狂。有一次，码头工人在24小时之内停工多达14次。大部分装卸工作是由海军陆战队员自己完成的，他们昼夜不停地工作，夜晚开着探照灯，即使下大暴雨也照常工作。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极其赞同在惠灵顿一面墙上看到的涂鸦所言：“所有码头工人都是浑蛋。”[38]

从一开始，为即将到来的行动制订计划的工作就受到了复杂又别扭的指挥系统的妨碍。金指派戈姆利将军担任“瞭望塔”行动的主要负责人，但戈姆利要留在努美阿还未完全建设好的司令部里。戈姆利将整支远征军的海上行动指挥权交给了弗兰克·杰克·弗莱彻中将。弗莱彻是航空母舰特混舰队的司令，已随“企业号”和“萨拉托加号”航母南下。（第三艘航母“胡蜂号”在从美国前往目的地的途中，但需要在汤加塔布进行数天的修理。）[39]弗莱彻的航母编队（第61特混舰队）将以密集的空袭和低空扫射削弱敌方在海滩上的抵抗力量，并派战斗机拦截日军来袭飞机，掩护登陆。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维克托·A.C.克拉奇利少将指挥的第62特混舰队第6特混大队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将在军队登陆前对海滩进行炮击。麦克阿瑟的航空部队将从莫尔斯比港展开行动，袭击拉包尔的日军机场和该地区的其他辅助机场，以压制日军势必将对盟军进攻部队展开的空袭。舰队在开往所罗门群岛之前，将在斐济集结，并在斐济南部的科罗岛进行登陆演习。登陆日定于8月7日，比金最初设定的日子大约晚一周。

金派自己的参谋里奇蒙·特纳将军指挥“瞭望塔”行动的两栖部队（第62特混舰队）。特纳从1940年以来一直领导海军的作战计划处。他像金一样，杰出而又易怒。他身材矮小，头顶渐秃，戴着钢框眼镜，长着黑色浓眉，脾气不好，动不动就提高嗓门。“胡说！”是他最爱用的感叹词。他无情地鞭策自己，也期待同事和下属们赶上他的步调。他思维敏锐，擅长分析——即使他的批评者们也都承认这一点——但即使是善意地向他提出批评，他的态度也并不友好。特纳极少对优异的工作表现给予赞美，指责别人却毫不迟疑，特别是过错可能在他自己时。他经常虚张声势、好为人师，更像法庭上的律师而不是海军将领。这些特点使他得到了“特凶特纳”的绰号。

在准备“瞭望塔”行动时，特纳本来希望从头开始，但直到7月中旬他才抵达新西兰，而一周后舰队就得出航，这样才能赶上金定下的最后期限。因此，他不得不从范德格里夫特的参谋团队准备的计划草案入手。

7月22日，特混舰队从惠灵顿出港，运输舰和货轮排成长长的纵队，由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经过四天平静的海上航行，它们到达了斐济以南367英里处的约定集结点。舰船随着海浪颠簸，减速行驶。随着下午时间慢慢过去，新的桅杆和甲板上层建筑从各个方向的地平线上冒出来。海军老兵按类型或名称指认舰船：巡洋舰、驱逐舰、运输舰、货轮、扫雷艇、加油船，以及（最令海军陆战队激动的）有着大型箱式轮廓的航空母舰。格鲁曼战机在头顶上空巡逻。“企业号”航空母舰附近有一艘比较罕见的战舰——“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第1突击营的贾斯蒂斯·钱伯斯少校回忆说：“当我们开始认出地平线上出现的航空母舰以及支援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组建的特混舰队时，心里涌起的那种感觉以后再也不会有了。”那是离开美国以来，海军陆战队员第一次“意识到无论要做什么，我们都会和很多朋友在一起”。[40]

为了让行动保密，任何没有直接参与规划“瞭望塔”行动的人员都无权得知作战准备情况。有传言称第1陆战师将援救斐济的一支新西兰驻军。[41]但是，实际出现的是巨大而雄伟的海上力量——舰队里有82艘船，这是太平洋战争到当时为止集结起来的最大舰队。这只能意味着一场大战即将展开。“企业号”上的一名飞行员回忆说：“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舰船铺满了海面。美国似乎要进行开战以来首次大规模进攻，参与其中让舰队的每一个人都无比兴奋。”[42]

舰队围绕科罗这座小岛聚集，特纳安排在这里进行演习。巡洋舰炮击科罗岛的南部海滩；格鲁曼F4F战斗机在头顶上方轰鸣，模拟与敌军作战、击落日军零式战斗机；舰载俯冲轰炸机从高空猛冲下来，向指定为敌方阵地的地方投放百磅重的炸弹。他们很快发现，科罗岛在一个关键的方面与瓜达尔卡纳尔岛不一样。低潮时，浅珊瑚岬阻挡了希金斯登陆艇，使其无法靠近。满载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的第一批船搁浅了，螺旋桨也被卡住。因为没有备用船只，特纳取消了登陆演习。

7月26日下午，舰队司令弗莱彻召集特混舰队指挥官到他的旗舰“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上会面。海浪太大，靠小艇或救生裤登船不仅困难重重，而且非常危险。“杜威号”驱逐舰载着特纳，慢慢靠近庞大的航空母舰。范德格里夫特在第1陆战师几名军官的陪同下，乘坐“赫尔号”驱逐舰来到航空母舰上。麦凯恩将军抓着来回晃动的梯子往上爬时，废物槽里倾倒下来的大量变质牛奶和垃圾淋了他一身。将领们在弗莱彻的军官起居室召开会议。值得注意的是，戈姆利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这位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派参谋长丹尼尔·J.卡拉汉少将代表他出席。

据多名与会者所述，弗莱彻将军心情很不好，开场的语气明显不对劲。他要求所有将官军衔以下的军官离场。范德格里夫特认为弗莱彻“不安又疲惫”，而且对“瞭望塔”行动的细节了解得并不全面。弗莱彻将军似乎认为整个行动就是一场灾难，“很快告诉我们他认为不会成功”。[43]所有人都认为行动仓促，感叹时间不足，无法开展仔细周密的准备。弗莱彻和特纳的作战指令和附录甚至没有足够的副本，许多舰队参谋和舰长不得不亲自做笔记。

讨论涉及诸多细节，包括后勤、燃料补给，以及空袭图拉吉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占领圣克鲁斯群岛和派陆军驻军部队救援海军陆战队的时间安排。当会议主题转到为登陆部队提供空中保护这一颇具争议性的话题时，讨论氛围立即变糟了。特纳估计需要四五天时间将设备、弹药和物资卸载上岸。弗莱彻直接回答说，他只打算让航空母舰在附近停留两天。经过一阵紧张的辩论后，弗莱彻不情愿地做出了让步：航空母舰将停留三天。“D+2日”后，特纳的两栖部队将不得不在没有空中保护的情况下作战。讨论完毕后，弗莱彻宣布散会，指挥官们离开时都郁郁寡欢。海军陆战队军官登上小艇，准备回到自己的船上时，一名参谋发觉范德格里夫特“心烦意乱，没有心情说话”。[44]

去往所罗门群岛的航程中太平无事。[45]联合特混舰队蜿蜒前行，以避开敌方潜艇。沿新喀里多尼亚北部海域向西进入珊瑚海后，瓜达尔卡纳尔岛位于舰队右侧远方。平静的洋面上微风习习，舰队因一大片低云的遮蔽，躲过了日军侦察机的视线。“刚开始我一点也感觉不出是在参战，”“蒙森号”驱逐舰舰长罗兰·斯穆特说，“我们巡游在美丽的南太平洋水域，就像要去参加主日学校的野餐一样随意而无忧无虑。”[46]

在运输舰上，海军陆战队员擦拭步枪、机枪和弹药筒并上油保养，装满弹药带，调好步枪瞄准器，磨快刺刀和匕首。他们将装备摊在甲板上，清点并重新包装。他们准备好随身背包，把睡垫仔细捆好放在背包上面，沿着舱壁排列成行。私人物品装入水手袋，委托船员照管。每个人都要携带六罐口粮，够吃两天；一百发弹药装在一条子弹带里，另一百发装在弹囊里；两颗手榴弹；一把丁字镐或铁铲（二选一）；两个水壶、一个防毒面具、一个急救箱、一个睡垫、一件雨披、一顶蚊帐、一套野战炊具。[47]他们靠唱歌、抽烟、打牌或写家书来打发时间。晚上，他们睡在又热又脏的船舱里，床铺有四五层高。为了逃避高温，一些人蜷缩在甲板上或在救生艇里席地而睡。

8月5日，在三个航母编队的带领下，舰队向北转，进入行程的最后一段。那天下午天气晴朗，太阳照晒了好几个小时。但是舰队的好运持续了下去，没有日军侦察机出现在头顶。下午3点左右，舰队进入了另一个锋面，浓密的云层和断断续续的暴风雨掩盖了舰队的踪迹。第二天，也就是“D-1日”的下午，弗莱彻的三个航母编队调整方向，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迎风侧海岸以南占定位置。特纳的水陆两栖部队继续北上，开往猎豹浅滩（Cheetah Shoals），也就是这座多山岛屿最西端以外的海域。

晚上11时5分，北上舰队分为两列纵队，相距1 000码[48]。第一列（运输大队XRAY）向东紧靠瓜达尔卡纳尔岛北部海岸航行，第二列（运输大队YOKE）向萨沃岛层状火山锥北部前进，然后向东开往图拉吉岛和恩格拉群岛。黑夜里海面一片平静。甲板上一根烟也不允许点。一弯新月升起在东面的地平线上。[49]赫伯特·L.梅里拉特上尉回忆说：“气氛十分紧张，四周特别安静，只能听到发动机稳定的颤动声、舰首拨开水面的声音和士兵们在露天甲板上蹑手蹑脚地走动的声音。”[50]巡洋舰和驱逐舰以27节的航速高速前进，飞溅的海浪拍打着舰船的栏杆。在这样的速度下，军舰将露出“嘴里的骨头”，也就是舰首两侧长长的白浪，即使在黑夜里也能看到。日军瞭望员会发现它们并提高警惕吗？岸上没有开枪，也没有其他动静。“敌方没有任何反应，”斯穆特舰长说，“我们已经彻底做到了突袭。”[51]

海军陆战队员贴着运输舰的栏杆研究起了越来越近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形状。天还没亮，岛屿轮廓看不真切，只呈现出高耸的黑色锯齿状形影。他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可以看到的东西很少，但是已经闻到了潮湿植被发出的浓烈的恶臭味。随着黎明第一道曙光的到来，他们渐渐地看到了崎岖的蓝绿色山脉、森林茂密的山脊、点缀其中的片片浅色的开阔平原，以及沿着蜿蜒入海的河流两岸生长的树木植被。用双筒望远镜扫过紧邻海滩的村庄时，可以看见一簇簇茅草屋顶和菜园。沿岸每隔几英里，就有一个三角洲突出形成一处入海口。其中一处是“红滩”西面的隆加河河口，海军陆战队将在这里上岸。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将近完工的日军机场，位于海岸往内陆几英里的地方。

海军陆战队员已经收到警告，做好了在“红滩”上进行一场血战的准备。那些在最初的袭击中幸存下来的人必须向内陆挺进，跨过可能充作战壕的排水沟，冒着炮火蹚过河流，穿过遍地都是的刀刃般锋利的茅草。在每个阶段，他们都会遇到成千上万武装精良、作战狂热的日本人。一名海军陆战队中尉告诉记者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他预计有1/4的人会在第一轮攻击中死亡。[52]即使如此，士气仍然很高。二等兵威廉·罗加尔感到“心都揪紧了，但没有什么比胆怯更让人不安了”。比死亡或受伤更让罗加尔担心的是丢人或“临阵退缩”。[53]战后作为回忆录作家和传记作家获得文学声誉的海军陆战队二等兵威廉·曼彻斯特写道：“尽管死亡的想法对你没有吸引力，但你却像服了一剂猛药，浑身充满了活力。”[54]他最想要的就是马上离开肮脏、拥挤的运输舰。一个多月来，这就是他生活的宇宙。战前在波士顿做食品批发商的一名预备役上尉说，他觉得“并不比平时被派去做某种棘手的工作更紧张——比如在人们反感推销时尝试卖出大订单”。[55]

清晨6时13分，乌云中从东向西透出缕缕灰光，“昆西号”重型巡洋舰的主炮台瞄准了隆加河河口并开火。8英寸大炮发出的强烈气流在舰船旁的海水中留下一个个水坑。隆隆的震荡声回响在萨沃湾，并从周围群岛的山间传来回声。对于特文宁上校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历史时刻”——这是盟军的第一场反击战，通往空袭东京的漫长血路上的第一步。[56]4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也开了火，炮口喷出的黄绿色火焰照亮了海面、舰船和周围岛屿上的丘陵和山脊。曳光弹划出的一道道红色弧线抛向海岸，猛烈的爆炸从背面照亮了海滩上的棕榈树。一枚炸弹落到隆加河河口西面库库姆村（Kukum）的一个临时燃料库中，结果引起巨大的爆炸，百尺高的火墙和黑色的油烟直冲云霄。北线火力支援大队的“圣胡安号”轻型巡洋舰上的瞭望员向图拉吉岛、吉沃图岛和塔纳姆博格岛开炮，射程达2 000码。不到两分钟，海滨地区就只剩下一堆堆冒烟的残骸。

第一轮炮击进行了5分钟后，火炮突然安静下来。那是在提示格鲁曼F4F野猫式战斗机开始对未完工的机场跑道进行首轮低空扫射，这些战斗机在黎明前便已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红色曳光弹从0.50英寸机枪中射出，落下后又反弹回空中，形成发光的浅“V”形。[57]“胡蜂号”第71战斗机中队的16架格鲁曼战斗机从恩格拉南部的海湾上低空飞过，用0.50英寸机枪把停泊在图拉吉岛和塔纳姆博格岛旁的水上飞机打得满是弹孔并燃烧起来。[58]敌方的几架川西水上飞机和水上战斗机变成了水上地狱。[59]掉头进行第二轮扫射时，第71战斗机中队摧毁了敌军的登陆艇、燃料驳船和机关炮台。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向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岸线上的指定目标投下了1 000磅重的炸弹。轰炸机俯冲投弹后重新拉升，向西返回航空母舰，此时巡洋舰和驱逐舰再次开火。

范德格里夫特和特纳在“麦考利号”运输舰上拿着双筒望远镜观察现场。巡航水上飞机投下的彩色发烟罐标出了登陆海滩的位置。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隆加河与特纳鲁河（Tenaru River）之间3英里长的海岸线上冒着一缕缕黑烟。舰炮和舰载机已经完成了各自的任务：日军建筑物、兵营、无线电站、码头、营地、仓库和防空炮正在熊熊燃烧。岸上没有炮口在闪光，也看不见任何敌军部队。在空中侦察岛屿的巡航飞机报告敌方没有行动。连当地人似乎都逃到丛林里了。范德格里夫特及其参谋注意到了距离隆加河河口几英里远的高耸的奥斯汀山。他们手中的地图将它标记为海拔不确定的“草丘”。但是，它显然高出周围平原1 000多英尺。他们不得不收缩战线，将其排除在外。

登陆图拉吉岛的“H时”定在早晨8点整，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的“零时”定在其半小时后。6时30分，特纳传令放下登陆艇。伴随着穿过吊艇柱的链条刺耳的当啷声，登陆艇被放入海中。舵手们谨慎地驾船绕过战舰，等待着信号旗召唤他们返回来载人。低速运转的发动机发出低沉的嗡嗡声，排放的尾气飘荡在海面上。还差几分钟到7点时，海军陆战队员开始沿吊货网下船。他们小心翼翼地抓住垂直的绳索（而不是水平的绳索，否则手指可能会被另一个人的靴子踩碎）。重型装备用快拆带捆绑，万一落水也不会沉下去。海军陆战队员踏上希金斯登陆艇平平的船底后会找地方坐下来。一旦满员，舵手就会驾船掉头离开。情况接近完美，水平如镜。运输舰两侧的吊货网都被放下，左右舷可以同时下船。没有翻船，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延误。在经过科罗岛犯错的闹剧之后，登陆作战的顺利程度令人惊喜——唐纳德·迪克森少校称之为“我见过的最熟练的行动之一”。[60]

上午7时41分，第一批登陆艇越过了出发线（位于两艘驱逐舰之间），全力前行。海军陆战队员蹲伏着，头低于船体边缘。激起的海水飞过两侧，也打到他们脸上。登陆艇尾部的美国小国旗在风中轻快地舞动着，噼啪作响。“文森斯号”重型巡洋舰上的一名海军士兵表示：“这看起来像是在纽波特举办的一场赛船比赛，我们的旗帜在冲向海滩的小艇尾部飘扬着。这样的场面很激动人心，但敌人还是没有开炮或者用其他武器开火，我们开始有点担心，因为我们知道迟早敌人会反击的。”[61]驱逐舰继续用5英寸舰炮轰击海岸。随着第一批登陆艇冲上沙滩，炮火停了下来。海军陆战队员从两舷下船，踏着海浪上了岸。他们没有遇到任何反抗。从库库姆村到特纳鲁河河口，海滩上和相邻的椰林中显然空无一人。一颗白色信号弹发射上天，表示登陆未遇抵抗。

当天早上的第三批和第四批登陆部队到达时，滩头平静得有些怪异。远处偶尔传来一声枪响，但没有那种交战式的密集而持续的枪声。在后来抵达的船上，海军陆战队员悠闲地排成队，一个接一个地跳下船头，跃过拍岸的海浪，避免靴子被泡。士兵们在阴凉处休息、吸烟，或尝试用匕首、刺刀打开椰子。有几个人甚至脱掉外衣，只穿内衣跳入海浪里游泳。当地的小茅屋被海军后勤工作队征用，变成指挥所，钉在棕榈树上的指示牌告知货物处理人员应在何处堆放运来的设备和物资并加以分类。医疗帐篷支了起来，上面插着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帜。但到上午10时30分，唯一的伤员是一名年轻人，他在用大砍刀打开椰子时割到了手。[62]

这似乎太容易了，甚至让人觉得有点不祥。日本人想把他们引入埋伏吗？

[1] 这段话可能是邦迪（Bundy）说的，见Stimson and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p.506。

[2] Karsten, Naval Aristocracy, p.xiv.

[3] 可以参见鲁思文·E.利比（Ruthven E.Libby）对此的精辟评论。Vice Admiral Ruthven E.Libby, USN,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84, pp.56-62.

[4]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29.

[5] MacArthur to Army Chief of Staff, May 23, 1942, in 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Box 38.

[6] Trumbull, “Big Bombers Won.”

[7] Mears, Carrier Combat, p.78.

[8]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8.

[9] Tom Lea, “Peleliu Landing,” in Reporting World War II, Vol.2: Part II, p.500.

[10] Churchill to Roosevelt, June 13, 1942, in Loewenheim, Langley, and Jonas, eds.,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p.220.

[11] “Sacrifice Will Win, Says Admiral King.”

[12] Walter Muir Whitehill, “A Note on the Making of This Book,” in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p.649-50.

[13]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p.69.

[14] Ambrose, Eisenhower, p.141.

[15] Entry dated January 20, 1943, in Alanbrooke, War Diaries, p.364.

[16] Admiral Ernest J.King to Joint Chiefs of Staff, “J.C.S.— Defense of Island Bases in the Pacific,”April 6, 1942, FDR Safe Files, Box 4, George C.Marshall file.

[17]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January 18, 1942, Ernest J.King Papers, Box 9, FDR correspondence file.

[18] “Situation in South Pacific and Southwest Pacific Areas as of the end of May, 1942,”Commander in Chief, U.S.Fleet to Chief of Staff, U.S.Army, memorandum dated May 12,1942, in 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 Box 60.

[19] King,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March 5, 1942, Ernest J.King Papers, Box 9, FDR correspondence file.

[20] COMINCH to CINCPAC 2303-2306, June 24, 1942,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1, pp.602-3.

[21] COMINCH to CINCPAC 1840, June 25, 1942, in ibid., p.603.

[22] COMSOPAC to CINCPAC 0015, June 26, 1942, in ibid., p.604.

[23] PESTILENCE Operation Plan, COMSOPAC File No.A 4-3/A16-3, Serial 0017, in NARA, RG 38, “SOPAC Amphibious Force Diary, July 1942,” Box 173; and COMSOPAC dispatches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1, pp.487-596.

[24] “Interview of Captain M.B.Gardner, USN, Chief of Staff, ComAirSoPac,” January 13, 1943,Bureau of Aeronautics, pp.2-3,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4.

[25] D.J.Vellis, oral history, 记载于Olson, Tales from a Tin Can, p.89; and Huie, Can Do!, pp.93-95。

[26] 匡西特活动房屋（Quonset hut），用金属材料建造的小型建筑物，顶部呈圆拱形，一般用作兵营，得名于最初的建造地。——编者注

[27] “Callaghan’s Report of Conference” on Saratoga, July 28, 1942,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Coll/606, Box 24.

[28]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05.

[29] “Division Commander’s Final Report on Guadalcanal Operations,” May 24, 1943, pp.2-4,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5.

[30]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11.

[31] COMINCH to CINCPAC 2303-2306, June 24, 1942,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1, pp.602-3.

[32] “Joint Directive for Offensive Operations in the Southwest Pacific Area,” July 2, 1942, in 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 Box 38, folder labeled “Memos to Gen.Marshall, 15 Jan.42-1 Sept.44.”

[33] “COMSWPACFOR to COMINCH, etc., July 9, 1942,” in COMSOPAC, “Top Secret Incoming and Outgoing Dispatches, 1942-45,” in NARA, RG 38: 0313, Container 1.

[34] COMINCH to Chief of Staff, U.S.Army, July 10, 1942, in 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 Box 38, folder labeled “Memos to Gen.Marshall, 15 Jan.42-1 Sept.44.”

[35] COMINCH to COMSOPAC 2100, July 10, 1942,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1, p.616.

[36]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30.

[37] Merillat, Guadalcanal Remembered, p.21.

[38]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27.

[39] Lt.Chester M.Stearns, interview in November 1943 on board Baltimore, in Morison’s Notebook, Pacific XII 1943,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40] Justice Chambers, Major, USMCR, oral history,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41] Donald Dickson, Major, USMC, oral history, in ibid.

[42] Mears, Carrier Combat, p.100.

[43]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20.

[44]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45.

[45] Details to follow in NARA, RG 38, “SOPAC Amphibious Force Diary, August 1942,” Box 173.

[46] Roland N.Smoo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2, p.92.

[47] “Annex King to Operation Plan No.A3-42,” p.3, in NARA, RG 38, “SOPAC Amphibious Force Diary, July 1942,” Box 173; also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p.51-52.

[48] 1码≈0.9米。——编者注

[49] “Vice Admiral Crutchley’s Report on Operation Watchtower,” September 3, 1942,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50] Merillat, Island, p.28.

[51] Roland N.Smoo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2, p.93.

[52] Tregaskis, Guadalcanal Diary, p.15.

[53]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52.

[54] Manchester, Goodbye, Darkness, p.162.

[55] Tregaskis, Guadalcanal Diary, p.31.

[56]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63.

[57] Justice Chambers, Major, USMCR, oral history,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also Tregaskis, Guadalcanal Diary, p.36.

[58] 很多历史作品将摧毁川西水上飞机的成就归功于“圣胡安号”的炮击，然而指挥火力支援大队的克拉奇利将军认为这应归功于F4F战斗机的扫射。“Vice Admiral Crutchley’s Report on Operation Watchtower,” September 3, 1942, pp.9-10,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Coll/606, Box 26.

[59] “大黄蜂号”航空大队队长的飞机拍摄的底片证实了第71战斗机中队的说法。Wasp Action Report, “Capture of the Tulagi-Guadalcanal Area, 7-8 August 1942,” dated August 14,1942, FDR Map Room Papers, Box 178.

[60] Donald Dickson, Major, USMCR, oral history,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61] Pharmacist Frederick A.Moody, USN, oral history, recorded at the Navy Department, April 21,1943,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62] Tregaskis, Guadalcanal Diary, p.44.

第二章

图拉吉岛上的日军部队在舰炮的轰鸣声中惊醒，完全猝不及防。水上飞机基地的指挥官宫崎重敏大佐向拉包尔发出了第一封告急电报。第一批美军登陆艇在代号为“蓝滩”的地方登陆时，他已率领自己的海军特别陆战队撤入岛中央的深山密林里。在此之前，他发送了最后一条表露决心的消息：“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人。天皇陛下保佑。”[1]

位于西北方向650英里处的拉包尔，是日军第八舰队的总部，由新上任的海军中将三川军一指挥。第二十五航空战队也驻扎在此。这个陆基航空指挥部拥有约90架作战飞机，包括轰炸机、侦察机和零式战斗机。拉包尔有两个现役机场以及两个备用机场，它是日本在该地区的航空力量中心，是卡维恩、莱城、萨拉马瓦、布因、布卡等地的小型辅助机场的屏障。这里有一个绝佳的天然海港，以及一个活跃的火山口，直径超过1英里。然而，日本守军并不喜欢这里。这个小城天气酷热，空中到处布满灰尘，发展水平落后，频受地震困扰，空中弥漫着从塔乌鲁火山口喷出的浮石和浅黑色灰烬。灰烬堆积形成壮观的黑色锥体，成为该地南部的特色景观。三川中将的指挥部设在一个狭小破旧的殖民建筑中。参加此次作战的军人驻扎在简陋的营房里，每天几乎只能吃大米，喝味噌汤，在露天采矿场解决大小便。据一名驻地军官所说，拉包尔最好的地方是日本人在塔乌鲁火山底部的温泉上建起的澡堂。没有什么比洗个热水澡更能让日本军人精神抖擞了。

一收到美军进攻所罗门群岛的消息，山田定义少将就下令袭击美国舰队。27架双引擎G4M轰炸机和9架零式战斗机本来已加满燃油，挂好武器，准备袭击盟军在新几内亚岛的拉比机场，山田少将却改派这些战机前往图拉吉岛到瓜达尔卡纳尔岛附近空域，而且要马上起飞，不得延误。由于战机有可能在陆地上遇袭被毁，他甚至不允许轰炸机重新挂载空投鱼雷，尽管这种鱼雷对付军舰比地面炸弹更有效。

零式战斗机的飞行员看到作战指令时，心里没底，犯起了嘀咕。他们的单座战斗机还从来没有执行过距离如此长的作战任务，飞行650英里之后返程。飞行队的队长告诉队员们，必须把节省燃料当作头等大事来对待。他们会携带机腹副油箱，而这样会削弱零式战斗机在空战中的战斗力，所以遇到敌人后绝不可恋战。在这样的条件下，作战形势对他们十分不利。

上午10点（瓜达尔卡纳尔岛时间）前不久，G4M大型轰炸机轰鸣着从甲板跑道上起飞，几分钟后零式战斗机也全部升空。45架战机排成“箭头”队形，轰炸机叠成3个“品”字形编队，两侧紧贴着零式机群。经过长途飞行之后，它们来到布干维尔岛上空。这里有两个勇敢的海岸警卫队员，他们早已安全撤入丛林深处。杰克·里德隐蔽在北部丛林山丘事先准备好的观测点中。保罗·梅森则按命令驻扎在布干维尔岛最南端附近一个名叫马拉比塔山（Malabita Hill）的偏远隐蔽处。为“瞭望塔”行动做准备时，为避免使用暗码造成延误，他们两个人得到指示，一看到敌机的影子就马上用明文语音告知对方。

上午11点前不久，梅森听到头顶上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透过树丛缝隙往上看，他发现了一队日军轰炸机。他数了一下，一共24架。于是他立即报告：“来自STO，有24架轰炸机朝你们的方向去了。”[2]这个报告在莫尔斯比港被记录下来，传送给了汤斯维尔，然后迅速传往珍珠港，最后转发给了执行“瞭望塔”行动的特混舰队。

尽管消息传播路线迂回复杂，梅森的消息还是只花了30分钟就传到了“萨拉托加号”和“麦考利号”上。从布干维尔岛飞到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航程达到两个小时以上，所以弗莱彻和特纳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安排和部署。特纳指挥舰队四下散开，规避敌机，同时命令舰载机冲出甲板，起飞迎敌。

即使得到了充分的预警，弗莱彻也面临着艰巨的后勤方面的问题。他的战斗机必须保护两个相隔60英里到75英里的特混舰队，这段距离需要花费它们30分钟左右的飞行时间。空战会消耗大量燃料，迫使它们尽早返回母舰。但是一旦飞机返航，清理飞行甲板就成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必须保证飞机能够安全降落和补充燃料。当日高强度的飞行任务给三个飞行甲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日军败于中途岛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下午1时15分，当日本机群靠近萨沃湾时，进入战斗位置来保护两栖舰队的只有8架野猫式战斗机。它们在不透明的云层之下，距离地面1.2万英尺。日方的G4M轰炸机已从1.6万英尺的高度接近美军，处于云层上方，因此没法看见野猫式战斗机。而美军的野猫式战斗机却收到了雷达发来的警告。

突然，轰炸机进行小角度俯冲，穿过云层。“萨拉托加号”的一支F4F战斗机分队的指挥官詹姆斯·J.萨瑟兰上尉在发现敌军后，用无线电广播下令出击：“有3队水平轰炸机，每队9架，前往运输舰方向，正在经过萨沃湾。……小伙子们，干掉它们。”[3]萨瑟兰降低左侧机翼，在距敌500码时向最近的日军战机射出几梭子子弹。他加大攻击力度，让一架G4M轰炸机起火并坠落。但几秒之后，零式战斗机穿过云层，透过瞄准镜看到三架野猫式战斗机。两架野猫式战斗机旋转着掉入海中，其他战斗机被迫俯冲逃命。

在云层下方看到美军舰队的阵容后，日本飞行员大吃一惊。轰炸机继续向东行进，下降到1万英尺的高空，在高速驶离隆加角的XRAY运输大队上方投放了炸弹。高射炮弹喷出的黑烟让天空乌黑一片，日机队形却丝毫未乱。炸弹倾泻而下，形成一道斜向的轨迹。美舰舵手冷静地让战舰避开了它们。每颗炸弹都沉入了隆加角附近的海域，没有伤到任何舰船。G4M编队向西折返，长途飞行回到了拉包尔。[4]

激烈的空战继续在萨沃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西部的上空进行。在这些零式战斗机飞行员中，有两人是日本海军里最强悍的王牌飞行员：一个是西泽广义，他最终被认定击落敌机87架，这样的成就让他位居日本王牌飞行员之首；另一个是坂井三郎，他在恶战中幸存，并声称击落敌机60架左右。（坂井写过一本引人入胜且可信的战后回忆录《天空的武士》，并在20世纪50年代被译成英文。）萨瑟兰将其中一架G4M轰炸机击落后，开始螺旋式俯冲，来避开两架零式战斗机的追击。约瑟夫·戴利上尉驾驶的飞机被7.7毫米口径的机枪扫成了筛子，失去控制，开始翻转并向海面坠落。他的油箱起火了，火苗蹿进驾驶舱里。“我的衣服烧着了，裤子和上衣都起火了。除了熊熊大火，我什么都看不见。”[5]戴利打开座舱盖，跳了下去。他在穿过7 000英尺高的云层后打开了降落伞。

直到这时坂井三郎才第一次见到F4F战斗机。他朝下方搜索僚机行踪，发现在1 500英尺下三架零式战斗机正在对一架野猫式战斗机穷追不舍。萨瑟兰上尉做了一系列向左的翻滚动作，躲过了身后战机的一通射击。他不断迫使零式战斗机飞到他前面，然后用0.50英寸机枪扫射它们的机翼。坂井三郎俯冲下来加入战斗，当即发觉对手技术可畏：“我从来没见过哪架敌机行动如此迅速而优雅。”[6]两个人都通过迅速的滚转和突然的减速来获得有利的攻击位置，两架飞机开始垂直旋转，一侧机翼指向大海，另一侧指向天空。强烈的重力作用把两个人牢牢钉在座位上，他们必须使劲伸着脖子，才能把头抬起来。在第五次垂直旋转后，萨瑟兰的飞机转了个弯，坂井抓住机会瞄准了他的翼尾。他写道：“我击中了他。进行这种机动时，零式战斗机的性能优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战斗机。”[7]

坂井用7.7毫米机枪向萨瑟兰的座舱打了一长串子弹，但坚固的格鲁曼飞机仍然保持水平飞行，似乎没有受到影响。坂井加大油门，跟野猫式战斗机并肩飞行。两人四目相对。坂井看到萨瑟兰伤势严重，肩膀和胸部血迹斑斑。萨瑟兰挥了挥手，坂井攥了攥拳头，示意对方继续战斗，“别像个活靶子似的”。[8]但是萨瑟兰的机枪卡住了。他的战斗机有几百处中弹，机身和机翼上的铝皮已严重受损，坂井都能看到这架飞机的框架。萨瑟兰的仪表盘已完全损坏，座舱盖已裂开，无线电系统故障，襟翼失灵，燃油倒灌入驾驶舱内。他受了11处伤，别无选择，只能弃机跳伞。坂井向他的机翼根部射了几发20毫米的子弹，飞机中弹起火。萨瑟兰解开安全带，打开座舱盖并跳了出来。他此时的高度刚好够他在撞到树梢之前打开降落伞。虽然受了重伤，脚面被7.7毫米的子弹打穿，他还是一瘸一拐地走回了美军的防线之内。

随后坂井开始追击美军8架俯冲轰炸机组成的编队，这些飞机来自“企业号”的第6轰炸机中队和第5侦察机中队。俯冲轰炸机保持队形，后座的机枪手集中火力，向从后方来袭的零式战斗机的发动机和座舱射击。一串0.30英寸的子弹擦过坂井的头部，打瞎了他的右眼。令人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在受伤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忍痛飞行了650英里，返回了拉包尔的机场并且安全着陆。坂井失去了右眼，但是在1944年返回了部队，继续作战。

9架爱知D3A2（盟军代号“瓦尔”）俯冲轰炸机组成的机队携带着60千克的炸弹，朝隆加角外的XRAY运输大队进行俯冲轰炸。一枚炸弹击中了“马格福德号”驱逐舰的上层建筑，造成舰上21人死亡，但对驱逐舰的损伤极小。野猫式战斗机追击撤退的俯冲轰炸机，用0.50英寸机枪扫射它们。在经过激烈的空战和海上迫降后，“瓦尔”均受重创。18名机组成员中有12人战死。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迎风侧海岸的外面，第61特混舰队的士气无疑很高。一个驱逐舰上的军官看到第一批战机返回了“胡蜂号”：“兴奋的飞行员绕着我们盘旋，上下摆动机翼，从我们头顶上方驶过时挥手致意。”[9]飞机回收之后，消息迅速传开——最初的轰炸和扫射已经让日军飞机在升空之前就丧失了作战能力。但是航空母舰的空中行动才刚刚开始。在黎明与黄昏之间，3艘航母共出动了704架次的飞机，回收了686架次，这相当了不起。天亮之前很久战士们就起床了，睡眼惺忪地吃过早饭后，5点整便进入紧急备战状态。此时所有人都快累瘫了。每个飞行细节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具体到了每一分钟。托马斯·C.金凯德将军是第16特混舰队的指挥官，他把那天的任务比作“铁路调度”。[10]飞机以破纪录的速度降落、添加燃料、补充弹药、填充氧气、重新排队和重新起飞。“胡蜂号”曾在16分钟内回收并重新出动一支由8架飞机组成的中队。[11]意外也是难免的。有的战机坠入大海，有的战机冲出防撞路障，只能被推到海里。有的战机返回后找不到航母，只能迫降到海上。

航空大队成功守护了特纳的舰队，但这一天战斗机损失惨重，令人不免焦虑。有15架格鲁曼战斗机被击毁或坠海，此外还有5架严重受损。在最初与零式战斗机交锋的过程中（有些零式战斗机由日本海军王牌飞行员驾驶），野猫式战斗机的战损率达到了50%。卓越的速度和良好的机动性让零式战斗机锐不可当，这让美军忧心忡忡。格鲁曼战斗机需要在航母上方提供空中保护，还需要保卫特纳在萨沃湾的舰队；如果日本航母现身，它们还要为执行攻击任务的轰炸机护航。金凯德将军判断，每艘航母仅有18架战斗机是“远远不够的”，到1942年底，航母舰载战斗机的数量将增加一倍。然而当时弗莱彻只能以现有的兵力尽量做到最好，而且他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在登陆后的第二天是否有足够的战斗机来保护舰队。

当天下午快到3点时，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来到岸上。希金斯登陆艇在翻滚的海浪里行进，满载着第1陆战师的高级军官，在下锚的运输舰、货船和穿梭其间的几十艘小船当中向“红滩”驶去。范德格里夫特将军登上瓜达尔卡纳尔岛后，注意到物资开始堆放在沙滩上。这里缺乏人手，无法妥当地安置这些物资。不过这个问题此时还不能解决，因为他最担心的是防御带的情况。部队正在沿海岸以及朝岛内推进，但敌人不知去向。范德格里夫特将军表示：“我甚至开始怀疑，在这个可恶的岛上，到底有没有日军。”[12]

在西面，第5陆战团的先头部队第1营的士兵已经推进到伊鲁河畔，在河边停了下来。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乘坐吉普车从后面赶来，发现他们“就像马上要遭遇整个日本国的军队一样谨慎前行”。[13]他下令让士兵立即渡河。工兵临时搭起一座桥。他们利用一辆两栖装甲车把备用的木材堆放在河床上。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它完全可以承载吉普车和火炮的重量。

渡过伊鲁河之后，地形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士兵们手持弯刀，开出一条4英尺宽的路，足够让弹药车跟在后面，但他们很快又陷入一片巨大的红树林沼泽中。在东面，先遣部队沿着落满椰子的海滩行进，穿过废弃的当地村庄，向特纳鲁河进发。到了河边，他们也踟蹰不前。一直没有敌人抵抗，这十分蹊跷，甚至不是好兆头。迪克森少校觉得，士兵们“以为随时都有可能碰上日本兵，而至今没有遇到，这让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说：‘那些该死的日本鬼子在给我们设套，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钻进去。’那种感觉很不舒服”。[14]

敌人抛下了大量一流资产——两个发电站，装备有新的发电机以及充足的燃料；存有配件和零件的无线电站；五六万加仑[15]汽油和柴油；一队军用卡车；两个能用的水泵；九台压路机；还有几吨水泥。[16]各式各样不同口径的武器落入美军手中，包括两架能用的防空火炮。海军医疗兵缴获了一顶医疗帐篷，里面有优质的医疗用品包和净水药片。

在伊鲁河对岸的一个工人营地里，詹姆斯·赫尔伯特中士看到一个热熨斗落在一条军官的裤子上。衣服已经被熨斗烧透，粘在熨衣板上。吃了一半的饭菜被搁在餐桌上，“筷子或是撂在盘子旁边，或是在匆忙中掉在地毯上”。[17]营地周围散落的东西是那天早上可怕炮击的明证——椰子树被炸成碎片，帐篷被高爆弹的碎片扯成碎布。

迪克森少校的部队率先到达机场附近的日军司令部。[18]在军官们的所有物中，他们发现了一堆东西，简直是纪念品搜集者的宝藏——有军官的佩剑、奖章、斗篷和叠放整齐的白色制服。在附近的军需补给仓库里，有大量大米、鱼干、蟹肉罐头、啤酒、清酒、糖果和香烟。那里部署了一名警卫，以防止抢劫。

位于库库姆的日本主港口由海岸警卫队的一个支队看管，后方梯队——工兵、汽车运输兵、无线电发报员——开始占领日军留下的棚屋和帐篷。到了8月7日黄昏，这个小村庄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寻常的岸边仓库。

在萨沃湾对面的图拉吉岛，海军陆战队也没遇到抵抗，顺利登陆。海军的炮火异常猛烈——登陆前，“圣胡安号”巡洋舰向“蓝滩”的高地发射了大约800发5英寸的炮弹，在第一批登陆艇到达海滩的3分钟前才停止炮击。“蓝滩”完全没有日军守卫，日军似乎认为近岸的珊瑚礁足以让人放弃在此登陆的尝试。进攻者没费什么力气就越过了小岛狭长的中部地带，占领了小村落萨萨皮——但当他们转而向东前进时，抵抗变得猛烈起来。日军狙击手藏匿在树林和灌木丛中。海边能清晰地听到机枪的嗒嗒声，甚至在20英里外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上也能听到。特文宁上校回忆说：“我们感觉被晾在一边了。”[19]

剩余的日军被困在该岛的东南角上，躲在隐蔽的防空洞和山洞里。爆破队奉命来摧毁这些阵地，但很多洞都由地下通道连接起来。图拉吉岛上的战斗残酷而血腥。钱伯斯少校回忆道：“你找到一个洞，想把日本人从里面炸出来，结果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人，里面的人已经爬到了另一个地方。”当晚，日本士兵“不断放冷枪，对着我们大喊大叫，向我们扔手榴弹，吹口哨，用的都是我们在小册子中读到过的手段，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边没人被他们的虚张声势吓倒”。[20]

图拉吉岛以东是吉沃图岛和塔纳姆博格岛，这两个小岛由一条木堤道相连。大约有500名日本海军步兵（有时被称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员”）驻扎在这些岛上，他们挖掘壕沟，布置炮兵阵地，展开了一场比其图拉吉岛上的战友遇到的更加惨烈的战斗。登陆前，海军舰炮夷平了大部分植被和建筑，但当海军陆战队在吉沃图岛东北海岸登陆时，守军突然现身，把入侵者困在红树林沼泽里。

海军陆战队在塔纳姆博格岛的海岸上部署了两辆坦克，其中一辆立刻就被摧毁了。乔治·基特里奇是“芝加哥号”上的一名炮长，他通过炮塔上的瞄准镜，看到一队日军爬上坦克，浇满汽油，然后点了火。舱门打开，一名海军陆战队员钻了出来。他立即被击倒了，死在敌人的枪托下。一名日本士兵向坦克里掷了一枚手榴弹，炸死了其余的士兵。基特里奇8英寸口径的舰炮开火了，顷刻之间，整个画面都不见了——坦克和敌军士兵都消失了，“只剩一层白烟和地上一个很大的洞”。[21]有7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争夺这些岛屿的战斗中牺牲，直到8月8日中午美军才把这些岛屿完全拿下。

第一个晚上，瓜达尔卡纳尔岛相对平静。四周零星的枪声使海军陆战队处于警备状态，但敌人未发动反攻。8日黎明时分，他们越来越确信日军根本没打算抵抗，于是大举向隆加平原挺进，占领了尚未完工的飞机跑道。部队一路没遇到什么人，除了几名手无寸铁的朝鲜工人，他们一看到海军陆战队就立马逃跑了。投降的人也交代了同样的事实：日军已经逃到西部。机场已将近完工，只剩中间几百英尺的地方还需要填平压实，再有一个星期就可以修好了。

日出时分，第61特混舰队以8节的速度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南巡航。这一天又是刮着微弱的东风，这就要求特混舰队必须高速行进，以便在甲板上制造足够的风力，保证飞行作业进行。“胡蜂号”上的航空大队以搜索队形向北和向西飞行，而“萨拉托加号”的战机在甲板上待命，以防敌方航母战斗群在打击范围内出现。在遭受前一天的损失之后，弗莱彻将在战斗机数量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作战。燃料限制迫使飞机频繁返回航母。防空计划开始出现问题，而无论如何，来自拉包尔的新一轮空袭都会出现。

海岸警卫队员杰克·里德藏在布干维尔岛北部的丛林山丘中，此刻正密切监视着布卡通道，这是布干维尔岛和布卡岛之间一条狭窄的航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里德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一名上尉，皮肤黝黑，肌肉发达，胡须浓密，曾在南太平洋担任十多年的巡察官。他的观察哨就设在拉包尔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的飞行路线上，仅此一点就使他成为海岸警卫网络的关键节点。日本兵正在大举追捕他。为了防止被抓，他不停地更换位置。8月8日，里德准备转移到一个叫波拉波拉（Porapora）的偏远村庄。在定期与VIG无线电站（位于莫尔斯比港）进行无线电登记后，他调到7兆周频率，希望能接收到零散的航空通信讯息。他立即就听到了美国航母飞行员喋喋不休的声音。没过多久，里德就推测出了大致的情况：美军已大举进攻所罗门群岛东南部的岛屿。

他还在思考这一行动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手下的一位当地侦察员听到头顶传来飞机引擎的嗡嗡声。通过丛林树冠的缝隙，他们看到一群挂载了鱼雷的G4M飞机就在上方几百英尺高的地方。里德数了一下，一共24架。他立即返回远程无线电台，用英语明文向VIG发报：“轰炸机正朝东南方向飞去。”[22]

这是海岸警卫队员连续第二天对即将到来的空袭发出极为重要的预警。这种模式在所罗门群岛的战役中会不断出现。几乎每一天，日军都会从拉包尔向南发动空袭；而杰克·里德和保罗·梅森也几乎每一天都会发现空中南下的编队，并发出警报。里德所在的地点尤其适合这项工作，因为他在波拉波拉的有利位置可以将北边的布卡岛的全貌尽收眼底，东侧伸入“槽海”（所罗门群岛两排岛屿之间的水域）的航道和日军飞机必经的空域也一览无余。他在1943年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整个场景都展现在你面前，如同一幅巨大的镶嵌画，充满细节和壮丽的热带图景。”[23]此外，里德驻扎在波拉波拉的瞭望哨很难从陆地上接近，他还赢得了当地部落成员的信任，他们会提前提醒他有关日军搜索队的消息。他从未被日本人抓到过。

珍珠港收到里德的信息后转发给了美军指挥官，此时距离里德发出报告过了25分钟。这为特纳的运输舰和警戒舰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来采取规避行动，也让航母舰载机有时间爬升至合适的高度，以便在敌机到达时处于最佳攻击位置。

绿色机身上画着红太阳的日军双引擎轰炸机巧妙地接近了目标。这支轰炸机编队低空飞行，从北方逼近，穿过“必经水道”上空，隐藏在恩格拉群岛的雷达盲区中，然后在锡拉克海峡掉头，从东面发起攻击。美军的战斗机都在萨沃岛上空2.7万英尺处，距离太远，无法赶来反击。正午时分，“澳大利亚号”巡洋舰上的炮手发现了敌机。它们轰鸣着飞过来，只稍稍高出礁石一点，距离海面也就二三十英尺。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看到“扁平而不祥的形状潜行在水面上，从运输舰之间飞掠而过”。[24]舰队转向调整，等待敌机到来。当敌机足够接近时，大型防空炮发出低沉的轰鸣声，中间夹杂着近距离武器的嗒嗒声。

除了五架飞机外，所有的日军飞机都爆炸、解体、侧翻或坠入海中。只有三架成功发射出鱼雷，其中只有一枚击中了目标——“贾维斯号”驱逐舰舰首附近被击中。（它勉强开走了，后来在第二次空袭中被击沉，全体船员遇难。）美军的格鲁曼飞机从高空中俯冲下来，追击向西撤退的残余日机。一架受伤的G4M轰炸机撞上了运输舰“埃利奥特号”的上层甲板。这艘运输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已经下船，因此伤亡人数有限，但它整个舰身猛烈地燃烧起来，一股浓烟直冲云霄。

两小时后，日军残余的战机飞过布干维尔岛北部。杰克·里德数了一下，只剩下8架。

大量的军火、设备和物资还没运到岸上。航空汽油要运给吉沃图岛1 000桶，运给瓜达尔卡纳尔岛1 500桶，还有小型武器、机枪弹药、航空润滑油、发动机零件、无线电设备、淡水过滤装置、蓄水罐、信号旗、手提信号灯、烟雾信号装置、双筒望远镜、打字机、铅笔和通信用纸。总共是所有部队60天的给养。[25]板条箱和木桶随意堆在“红滩”上，海岸线上堆满了还未分类的补给品。无奈之下，范德格里夫特将军要求特纳暂停卸货行动。没有先进的港口设施可用，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先转移到小船上，由人徒手搬到海滩上，再分类转储。两天的空袭几乎没对舰队造成任何损失，但不断出现的威胁迫使特纳的船队连续闪避几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任何物资都无法卸载。

指挥官们已经预料到海滩上会出现物品堆积的状况，但是在匆忙规划和执行“瞭望塔”行动的过程中，他们从未正视过这个问题。用登陆艇代替货运驳船效果很差。海军的海滩勤务队队长既没有接受过相关训练，也没有经验——就算有经验，这里的劳动力也不够。特纳的作战计划明确规定“海滩勤务队队长要让附近的部队指挥官帮忙将补给从登陆地运到卸货地点，也要让战俘和掉队士兵来协助这项任务”。[26]但是，没有人提前指定哪支海军陆战队的部队来执行这项任务，海军的船员人数也不够，无法完成这项工作。海滩上需要更多人手。

混乱引发了内部的争吵。根据原则和先例，海军陆战队坚持认为，如果滩头阵地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补给，应授权岸上部队指挥官立即停止卸货。特纳指责海军陆战队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阻碍”，而且没能为卸货提供劳动力。“海军陆战队必须执行这项工作，”他在写给指挥第7陆战团的上校的信中说，“船员不能既要驾驶小艇，操作绞盘，负责开船和管理枪炮，派人在海滩上指挥船舶交通，处理维修和疏散的任务，同时还要干卸货这样的琐事。”[27]登陆艇上的海军船员对一些在“红滩”上既没参加战斗也没参与卸货工作的海军陆战队员冷嘲热讽。

范德格里夫特不愿将作战部队撤出防线，但特纳（计划让部队在圣克鲁斯群岛的恩代尼岛登陆）拒绝了他提出的由一个预备营来担任海滩苦力的请求。直到8月9日上午，这个问题才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把补给物资卸到更远的海滩上。弹药、板条箱、炮弹和其他物资都堆放在棕榈树中间，等待海军陆战队方便时再整理。

三川将军是新任命的第八舰队司令，他在美军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一个多星期之前就已抵达拉包尔。日军在该战区的指挥安排不成体系，缺乏条理。海军第八基地部队负责新不列颠岛及其邻近地区的守备工作，第二十五航空战队则负责所有的空中作业，但双方之间出现了分歧，基本不可能进行任何有力的合作。同样设在拉包尔的第十七军参谋部也深度参与了新几内亚莫尔斯比港的作战行动。

似乎没人欢迎三川的第八舰队，因为拉包尔所有能用的行政大楼和兵营都已被占用。三川决定将大多数巡洋舰部署在新爱尔兰岛卡维恩的后方基地，因为那里不太容易受到盟军的空袭。三川头脑清晰，说话温和，在开战后的半年里，他一直是南云忠一的副手。他指挥过第一航空舰队的战列舰和巡洋舰，还见证了中途岛的悲剧，这让他在以后的行动中心里始终有个包袱。7月30日，他在拉包尔一所破败不堪的房屋上空升起军旗。这里连厕所都没有，距离他的驻地也很远，但是除此之外，他还遇到了更大的难题。

8月7日，一听说美国进攻了所罗门群岛南部的岛屿，三川立即召集海军水面部队进行反击。第十七军不愿为瓜达尔卡纳尔岛提供增援，因为陆军参谋认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打败美军，所以三川召集了一支由315名步枪手和“日本海军陆战队”组成的规模极小的部队，准备用运输舰将他们拉过去。（该船后来在新爱尔兰岛圣乔治角附近被美国S-38号潜艇击沉。）“鸟海号”驶入拉包尔，三川及其参谋上了船。下午2时30分，“鸟海号”与“天龙号”、“夕张号”以及驱逐舰“夕止号”一同出发。夜幕降临前不久，它们在圣乔治角与第六巡洋舰战队的“青叶号”、“衣笠号”、“加古号”和“古鹰号”会合了。[28]

三川打算在夜间突袭萨沃湾，摧毁美军抵抗力较弱的运输舰和货船。虽然三川手下的8艘船此前从未协同作战过，但每艘都装备精良，受过夜战训练。自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日本海军作战计划的制订者就相信与美国交战需要采用“渐减作战”的方式。[29]他们认为，海战的胜负将取决于在日本南部海域发生的一场马汉式战列舰决战，所以在他们计划的“渐减作战”——包括潜艇攻击、空中攻击和夜间鱼雷攻击——行动中，日军要在美军战列舰向西跨越太平洋的途中击沉它们。高速的巡洋舰——驱逐舰部队（先遣部队）发动的夜间鱼雷攻击是“渐减作战”行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了实施夜间鱼雷作战，日军花费了大量心血，研发武器装备，制定作战原则，并训练先遣部队。[30]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日军拥有了一流的夜用光学测距仪和瞄准器，可以熟练地运用夜间照明战术（包括使用照明弹、探照灯和巡航水上飞机投下的信号弹），还招募了非常杰出的瞭望员，他们个个视力出众。此外，24英尺长、超过1吨重的93型“长矛”氧气鱼雷带有1 100磅重的高爆弹头，能以50节的速度行进2.4万码，以较慢的速度则可行进4.8万码。这些鱼雷会在即将到来的夜间作战行动中对盟军舰队造成可怕的威胁，并在随后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给盟军舰队带来更多的损失。

三川认为简单的队形可以降低碰撞和混乱等风险，于是将7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排成两列。他把重型巡洋舰（包括旗舰“鸟海号”）置于队前，让驱逐舰处于队尾。

两个月前，三川目睹了四艘航空母舰在中途岛遭到空袭而被全歼的场景，他知道自己突入萨沃岛至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域的计划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日军已知附近有两艘甚至更多的美军航空母舰，如果它们的机群在白天发现日军，就可能会轻松地摧毁日军战舰。三川要在夜幕的掩护下行驶最后200英里，然后在拂晓前向西逃跑，这样才能保证计划成功。但他无法保证不在“槽海”以北的地方被人发现。8月8日上午，盟军侦察机从其上空掠过，包括一架B-17和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两架“哈得孙”轰炸机。美国S-38号潜艇已经侦察到了三川的舰队，不过他对此一无所知。

下午4点经过舒瓦瑟尔岛后，三川向舰队发出信号，在最后一段距离内提速至24节。他计划经过萨沃岛南部，用舰炮和鱼雷攻击隆加角附近的运输舰，然后往北转向，攻击图拉吉岛附近的船只，最后撤往萨沃岛北部。[31]他希望在日出以前至少撤退到“槽海”以北120英里的地方。

黄昏时分，克拉奇利将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进入萨沃岛北部和南部的夜间部署阵地。根据特纳的行动计划，它们分成了两队，每队以3艘重型巡洋舰为主要力量，来守卫萨沃湾西侧的两个入口。“布卢号”和“拉尔夫·塔尔博特号”驱逐舰作为雷达哨舰，被部署在西部更远处。美军认为萨沃湾东侧的主要入口，即锡拉克海峡，不太可能是日军的袭击路线。那里由“霍巴特号”和“圣胡安号”轻型巡洋舰守卫。

当晚8点，特纳将海上和岸上的所有高级指挥官召集到旗舰“麦考利号”上，召开深夜会议。克拉奇利将军本可以乘坐小船前往“麦考利号”，但他选择乘“澳大利亚号”旗舰驶出南部防线。离开时，他让“芝加哥号”的霍华德·D.博德舰长指挥南部分队。没有人通知北部分队的指挥官克拉奇利将军已经离开。

在“麦考利号”运输舰上，特纳宣布了一些坏消息。他抄下了弗莱彻发给戈姆利的无线电报的内容，电文请求准许把航母撤回东部战区。戈姆利同意了。弗莱彻之前承诺在此停留两天（不到特纳认为的所需卸货时间的一半），现在又要提前8小时撤离。特纳心中不快，平日温文尔雅的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也是如此。没有空中保护，特纳的运输舰和货船在8月9日极易受到日军战机的袭击。他深知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在第二天日出时把剩下的舰船撤走。范德格里夫特坚称需要更多补给，特纳同意把货船留下来，再卸一天的货。但运输舰和军舰必须在黎明时分离开。

在会议上，特纳一直没有提及一支日本舰队正在逼近。他虽然收到了一些零零散散、前后矛盾的观察报告，但显然没把这些信息拼凑起来。当天早上，从新几内亚东南部的米尔恩湾起飞的两架“哈得孙”轰炸机发现了三川的部队，却报告了不同的航向。其中一人在航向100度的一支舰队里认出了两艘水上飞机供应舰。但他认错了，这误导了特纳。特纳以为敌舰会在西北方向约200英里远的圣伊莎贝尔岛外的瑞卡塔湾（Rekata Bay）抛锚，并在第二天发起水上飞机鱼雷攻击。他还错误地以为，圣埃斯皮里图岛基地的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已经在当天下午彻底侦察了整个“槽海”。其实，由于天气恶劣，侦察飞行任务推迟了，而麦凯恩将军没有通知特纳侦察工作尚未完成。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特纳并未下令派克拉奇利的巡航水上飞机到该地区侦察。

由于缺少充分的沟通，侦察报告相互矛盾而且有错，特纳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应该出现的感觉，以为美军的防备工作已经安排妥当了，至少在敌军于次日黎明时分发动空袭之前是这样。

当晚漆黑无月，空气温暖潮湿，海上薄雾弥漫。萨沃岛的北部下着阵雨，所以北部和南部的警戒舰基本看不到对方。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海军陆战队中流传的消息称，一场大规模的海军反攻即将到来。凌晨1时40分左右，人们对此愈加深信不疑了。他们听到隆加角上空的片片云朵里传来小型飞机的嗡嗡声。第1陆战师指挥所的一名航空队军官正确地推断出这是一架巡航水上飞机，“而且不是自己人”。[32]站在“昆西号”甲板上的查尔斯·P.克拉克上尉警告副舰长，这些身份不明的飞机一定是敌方派来的，因为盟军所有的巡航水上飞机都在傍晚时就回收了。但副舰长不同意他的看法，拒绝叫醒舰长塞缪尔·N.穆尔。克拉克后来表示，这种粗鲁的驳回行为“让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紧张兮兮的小学生”。[33]（根据后来海军瞭望员传来的报告，有人看到一架巡航机亮着航行灯，因此认定它并无敌意。）只有一艘船发出了警报，但显然没有传到特纳那里。

侦察机在隆加锚地上空发射了几枚带伞照明弹。它们慢慢地从云层中穿过，发出刺眼的黄绿色光，照亮了整支运输舰队。海军的无线电线路中立即涌现出大量有误的敌情报告。有些人相信敌人正在登陆，不时还用轻型武器向美军巡逻艇开火。随后，飞机向西飞去，引擎声越来越微弱，照明弹缓缓落入海中。

警戒舰上的船员已经在一级警戒状态中待命48小时，全体都疲惫不已，这渐渐对作战行动产生了影响。各种谣言和捕风捉影的敌情报告不断传播，相互矛盾且无中生有的目视消息逐渐消磨了士兵们的警惕性。巡洋舰一直排成固定的椭圆形，在萨沃岛南北的航道上往返。8月8日夜，警戒级别降至二级，上级允许撤掉一半人手，轮流值勤，让极度疲惫的士兵回去休息。盟军一艘巡洋舰的舰长写道：“在午夜班时段，敌人随时都会到达这里。”然后就去睡了。[34]整支舰队身心俱疲，对三川准备发动的奇袭毫无防备。

9日0时44分至0时54分之间，日军瞭望员首次报告说，目视观察到大约5英里外的“布卢号”驱逐舰。三川下令稍微向北改变航向，并降低纵队航速，以减少船头激起的波浪。几分钟后，瞭望员发现了“拉尔夫·塔尔博特号”。这两艘军舰（它们本来应起到盟军舰队的“眼睛”的作用）正好到达各自巡逻线路的南北两端，与正在接近的敌人几乎处于最远的距离。它们的瞭望员没有发现三川的舰队，而船上的雷达装置显然被萨沃岛火山锥的雷达盲区干扰了。至少有十几门日军舰炮对准了“布卢号”驱逐舰，如果这艘小驱逐舰表露出任何发现敌人的迹象，它就会被炸飞。但头脑冷静的三川为了实现奇袭的效果，没有管它，任由它继续前行。

当日军的纵队进入萨沃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的海峡时，三川下令将速度恢复为30节。“埃利奥特号”运输舰仍在燃烧，照亮了南方的地平线——火光虽然微弱，但足以暴露出南部分队的“堪培拉号”和“芝加哥号”这两艘巡洋舰的轮廓。“鸟海号”的瞭望员很快就能同时分辨出北部分队和南部分队的舰船。日本军舰仍未被发现。三川大胆的战术得到了显著的回报。1时31分，他发出信号：“所有军舰开火。”[35]

“帕特森号”驱逐舰第一个发出警报。它通过TBS（舰船间无线电通话，一种用于沟通战术的短程语音无线电通话）发出信号：“警告，警告，不明船只进入港口。”[36]但是“长矛”鱼雷已经发射，在美军上空盘旋的日本巡航水上飞机直接向两艘巡洋舰投下照明弹，为炮手照明。1时44分，三川的军舰舷炮齐射，发出一轮8英寸和6英寸的毁灭性穿甲弹。“堪培拉号”和“芝加哥号”当时航向310度、航速13节，完全被打蒙了。“堪培拉号”至少被20发炮弹和2枚鱼雷击中，整个船体都猛烈燃烧起来。船上的大部分高级军官，包括弗兰克·格廷舰长，都被直接落在舰桥和上层建筑上的炮弹击中身亡。“堪培拉号”失去了所有动力和电力，向右舷倾斜了10度，摇晃着停了下来。[37]

“芝加哥号”紧挨着“堪培拉号”的船尾，赶紧转舵躲避。博德舰长下令向敌人的攻击方向发射照明弹，但炮弹不是发射失败就是哑弹。两枚鱼雷与“芝加哥号”擦身而过，但第三枚鱼雷击中了它，将它的右舷舰首炸裂了。一名枪炮长回忆道：“下层的甲板鼓到我脚下，通往军官舱室的炮塔门被炸飞了。……透过敞开的炮塔门，我看见水面上有两条与船身平行的铅笔线条状的磷光条纹。那是两枚未命中目标的鱼雷留下的尾迹。”[38]“芝加哥号”丧失了战斗力。船体失去动力，巡航机上燃烧着的航空燃料溅满了干舷，前部舱室则在迅速淹没。博德舰长似乎没有尝试用无线电向特混舰队的其他舰船发出警报，这一过错使他后来备受谴责。

萨沃岛以南的战斗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三川的纵队以30节的速度向东疾驰，往北转向。在执行转弯的指令时，巡洋舰“天龙号”、“夕张号”和“古鹰号”驶离纵队，往偏西方向行进。虽然三川原本没有这么计划，但这个机动将日军舰队大致分成了两个平行的纵队，包围了美军北部分队的三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当时它们正在“文森斯号”的率领下以315度的航向和10节的速度航行。这些舰艇上已经听到了南边传来的炮声，但船上的军官显然以为是友军的火力。“昆西号”、“阿斯托里亚号”和“文森斯号”的无线电室都抄录了“帕特森号”传出的警报，但“文森斯号”收到的消息没有传达到舰长那里，因为当时舰长正在驾驶室附近的应急舱里熟睡。士兵们跑向战斗岗位，但加速赶来的偷袭者的动作远远快于他们。

日本巡航机投下的照明弹穿过云层，让三艘美国巡洋舰在黄绿色的光芒中暴露无遗。几秒钟后，“鸟海号”的探照灯打在了这几艘巡洋舰的舰尾上。日军再一次发射了鱼雷，然后在第一枚鱼雷到达目标之前发射出一轮精准的毁灭性炮弹。三川手下的军官大前敏一注意到，“鸟海号”的探照灯具有指引纵队和发现目标的双重功能。他写道，旗舰就像是在用海员无声的语言“向随行的舰船高呼：‘我是“鸟海号”！打击那个目标！……再打击那个目标！……我是“鸟海号”！打击那个目标！’”[39]

“阿斯托里亚号”的舰长威廉·G.格林曼被叫醒了，可是他到达舰桥后的第一个命令是停火。他睡眼惺忪，以为是南部分队不知怎么撞上了北部分队，慌乱间开火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阿斯托里亚号”的后部被两边发射的5英寸和8英寸的炮弹击中，从头到尾都受到了敌方25毫米机关炮的猛烈扫射。一枚重型炮弹击中了一号炮塔的炮座，炸毁了舰炮，还炸死了周围所有的士兵。另一枚炮弹击中了一号锅炉舱，还有一枚打中了舰船中部右舷的一个煤油箱，把燃烧的燃料溅到了井甲板上。根据损失报告，这艘船很快便“从前桅到机库后舱壁都陷入了熊熊火海。由于高温和浓烟，士兵们最终不得不放弃锅炉舱和轮机舱”。[40]舰桥上的转向控制失灵了，而且就算能转向也没有意义了，因为这艘船很快就失去了动力。前部所有总水管都已破裂，无法向软管注水。

“昆西号”的水手正赶往自己的岗位，该舰后部两侧都遭到了严重的炮击。舰尾主甲板上的1.1英寸高射炮的炮座被击中数次。“昆西号”勇敢地还击，把一枚8英寸的炮弹打进了“鸟海号”舰桥后面的作战指挥室。“鸟海号”的一号炮塔被击中失效，固定在弹射器上的水上飞机燃起大火。“昆西号”的舰长穆尔下令往右转向，避免与“文森斯号”相撞。但是，另一串毁灭性的炮击打断了传动索具，导致船舵卡住，因此这艘船只能原地打转，直到左舷锅炉舱附近被两枚鱼雷击中，完全失去推力。2时10分，“昆西号”的舰桥被两枚炮弹击中，穆尔和大多数高级军官丧生。一名副枪炮长赶过来，“发现现场横尸遍地，只有三四个人还站着”。[41]

“昆西号”严重向左倾斜。海水透过弹孔灌入船内，船身倾侧，上层甲板很快就被海水淹没。幸存者将小艇和其他可漂浮物扔进海里，随后跳了下去。海军少校拜昂·比勒是一名后勤供应军官，他跳入海中，游到百米开外，然后踩着水，转身去看最后一眼：“舰首几乎垂直着沉了下去，舰尾的螺旋桨和舵在火光照耀的天空中映出清晰的轮廓。”[42]

“文森斯号”的弗雷德里克·洛伊斯·里夫科尔舰长也被一名水手叫醒了，他同样犹豫是否要开火，生怕对方是友舰。在这艘船的信号员发出识别信号之前，已有无数炮弹击中舰体，可能多达74枚，由四五艘日本巡洋舰发出。最初的炮弹击中了舰桥、木工站、机库和天线箱。“文森斯号”的所有炮塔都被直接击中，或是被落在附近的炮弹炸毁，失去作用。这些地方都燃起大火，机库里的飞机像火药桶一样着了起来。敌人的火力一刻也没有停歇。从舰首到舰尾，炮弹接连命中舰体。雪上加霜的是，“文森斯号”的左舷靠近前方弹药库的地方被两枚鱼雷击中。火势失去控制，沿着舰体蔓延，连环爆炸使大团大团的火焰冲向天空。美国海军船务局在后来发表的分析报告中得出结论：“任何轻甲舰船［战列舰之外的舰船］都不可能经受得住这等打击。”[43]里夫科尔在2时14分命令水手弃船，“文森斯号”在30分钟后沉没。

2时16分，日军舰队仍然以30节的速度航行，离开萨沃湾，沿“槽海”向西北方驶去。“拉尔夫·塔尔博特号”试图前来支援，却径直撞上了三川的舰队。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它遭到了五轮炮击，雷达、无线电设备和消防设备都被击毁了。[44]舰体在吃水线附近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向右倾斜了20度。一场及时雨从天而降，把它遮挡在敌人的视线之外，否则它很可能已经被完全炸飞。

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图拉吉岛的海军陆战队员以及萨沃湾里的XRAY和YOKE运输大队的船员听到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枪炮声，也透过薄雾看到了远方不断发出的闪光。探照灯光偶尔刺破夜空，到处都是曳光弹红色的痕迹，但他们无法根据所见所闻得出任何确切的结论。“我们能清楚地听到炮声，看到爆炸后天空中出现的亮光，”图拉吉岛上的一名目击者说，“但我们只从登陆艇上的水手那里听说海上正在激战。”[45]在“麦考利号”上，特纳和范德格里夫特走到甲板上观战。旗舰上的水手们疯狂地欢呼，以为美国军舰正在给敌人好看。一切很快重归平静。只见远方有几个地方着火了，明显是几艘船正在燃烧。目前还不清楚受损的是盟友还是敌军。

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在隆加角看到了这一幕。他知道敌军很可能会从海上反攻，但规模惊人的炮击还是让他想到一个可怕的事实：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海军陆战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即使在陆地行动中，我们也必须在极大程度上依赖舰队……那些人造的电闪雷鸣般的动静，其恐怖性、威力和气势都让这一点变得无比清晰而真实。这让人感到自己正听凭一种比任何人都要强大的力量摆布。我们只是众神之战中的走卒，而且我们清楚这一点。”[46]

海中到处都是残骸和尸体。数百名弃船跳水的船员紧紧抓住小艇或漂浮物，挣扎求生。在里夫科尔下令弃船大约15分钟后，“文森斯号”的哈里·文森特上尉跳入海中，发现自己落在16名正在踩水的水手之间。身体好一些的水手解下救生带，把它们递给最需要的士兵。文森特回忆说：“我们可以先在不系救生带的情况下踩水30分钟，再用30分钟救生带，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循环。”[47]炮击和沉船搅起海里的磷光物质，士兵们可以向下看到15英尺甚至20英尺深的地方。鲨鱼偶尔在他们脚下打转，但没人受到攻击。同样来自“文森斯号”的弗雷德·穆迪也为同船的伙伴感到自豪。“那些孩子即使受伤了，我也没有听到任何人为自己呼救。每个人似乎都想帮助别人。在我印象里就是这样。那晚剩下的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48]他们以这种方式浮在水面上，直到天亮以后“钱伯斯号”驱逐舰来到附近，放下吊货网救起他们。

三川选择高速向西北撤退，而不是返回萨沃湾与XRAY和YOKE运输大队交战。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对美国舰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决定。还好这个将军没有如一些军官敦促的那样采取更激进的作战方案，否则特纳的舰队可能会被全歼。万一发生了那种情况，整个“瞭望塔”行动就会彻底失败，范德格里夫特的海军陆战队也只能面临极其悲惨的后果。

三川的谨慎行事遭到了批评，尤其是遭到了西方历史学家的批评。但他后来为自己的决定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之前的错误报告使他相信，日军在8月7日和8日的空袭中摧毁了美军的大部分运输舰队，所以他没想到能再遇到大量的作战目标。他的纵队一直高速行进，编队早已混乱。把它们重新编队然后冲入萨沃湾可能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最重要的是，他不可能知道弗莱彻的航母已经向东撤退，从而不会构成威胁。

到当时为止，他的赌博已经赢了。他认为，如果再次发动攻击，他的舰队将面临航空母舰发起的空袭，而除了高射炮之外，他没有任何其他的防御措施，这会给他招致不久之前在中途岛目睹的同样灾难。二战结束后，这名将军承认，如果他选择不同的做法，可能会取得惊人的胜利，但他坚称，他只能根据当时所知的信息采取行动：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运输舰对于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立足至关重要，知道我们的陆军无法将美军赶出所罗门群岛，知道美军的航母特混舰队并未处于能够攻击我方舰队的位置上，自然可以轻巧地说，有些选择是更明智的。但我今天仍然跟当时一样认为，根据当时所知道的信息，我的决定并无错误。[49]

“堪培拉号”燃烧着，严重倾斜，随浪颠簸。幸存的船员仍在英勇地抢救那艘船，但他们能做的十分有限。“帕特森号”来到近旁，船员们拿着水管冲过去协助灭火，但“堪培拉号”甲板上成箱的弹药不时发生爆炸，这艘驱逐舰不得不避开。“堪培拉号”的燃料倾倒在甲板上，舰上剩余的鱼雷都被丢入海中，弹药库也进水了。船体向右倾斜得越来越严重，火势越来越大。早上5点半，特纳发出消息说，舰队正准备从锡拉克海峡出发，如果“堪培拉号”无法安全航行，就必须炸毁它。船员们有序地弃船而去，他们或是直接跳到旁边驱逐舰的甲板上，或是跳进海里，随后通过吊货网爬上去。熊熊燃烧的“堪培拉号”并没有轻易地沉没。在“帕特森号”和“埃利奥特号”发射了263发5英寸的炮弹和4枚鱼雷后，它才在海浪中缓缓沉入海底。

“阿斯托里亚号”还有一线获救的希望。凌晨2点刚过，船中部的上层甲板火势失控，格林曼舰长命令幸存者离开舰桥和艏楼，来到前甲板上。但舰长还不知道，副舰长已经把另一组幸存者安置在了船尾。两组船员都手拿水桶，设法阻止火势蔓延，但他们之间的甲板、机库和上层建筑都在燃烧。水上飞机、救生艇、油漆间、军官起居室的床垫和家具，以及安装间的弹药和5英寸及1.1英寸炮弹起重机上的弹药，等等，都成了助燃物。凌晨3点半，一场受人欢迎的暴雨不期而至，但它只是暂时缓解了危机；雨停后，火焰更猛烈地燃烧起来。拂晓前不久，“巴格利号”驱逐舰驶来，开始把人从舰首接过去。大火烧个不停，直到上午11点半一场爆炸在左舷吃水线的位置上撕开口子。海水涌进了“阿斯托里亚号”，它迅速朝左倒去。官兵们纵身跃入水中逃命。“阿斯托里亚号”翻了个底朝天，舰尾先沉了下去。正午刚过一刻钟，它就完全沉没了。[50]

在运输舰队这边，人们还不知道自己幸免于难，仍在欢呼雀跃。在日军舰队离开后，敌机继续在上空盘旋了大约一个小时，在图拉吉岛和邻近岛屿上投放了照明弹。显而易见，这些照明弹预示着将会有新一轮的攻击，至少看起来是如此。阵雨和薄雾导致能见度很低，难以认出识别信号。登陆艇和巡逻艇来来往往，情况显然不妙。很多船都险些发生碰撞。谣言和似是而非的敌情报告数量激增。瞭望员相信他们看到了潜望镜以及鱼雷的尾迹，发出警报，驱逐舰在萨沃湾（此时已被称为“铁底湾”）的中心处投放了成片的深水炸弹。尽管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友军交火事件，但零星的开火一直持续到黎明。上一年12月7日经历过珍珠港一役的人，对此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糟糕感受。

在海军陆战队中，人们纷纷传言说海军遭遇了一场惨败。随着黎明到来，人们逐渐意识到，敌军已经脱离了战场，而美国舰队正仓促地通过锡拉克海峡。在西边，“堪培拉号”和“阿斯托里亚号”燃烧的船体仍在漂浮。范德格里夫特将军站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海滩上，看着混乱的场面，大声问道：“海军那边出什么事了？”一名参谋回答说：“将军，我相信海军的主力应该还没有上阵。”[51]

海军陆战队急需运输舰向海滩运送至关重要的物资和给养，但特纳决定让舰船从该地区撤离。他同意把几艘货船留到下午，但由于缺乏空中保护，其他舰船必须撤离。“红滩”仍堆满了没有分类的板条箱。舰队的混乱状态——错误的敌情报告、得到空袭警报后的高速闪避、四处寻找母船的小艇——多次中断卸货任务。破晓后一个小时，隆加锚地上没有驳船闲着。必须把受伤的水手从受损的巡洋舰中抢救出来。在塔纳姆博格岛上，日军仍在顽强抵抗，必须把增援部队送到那里。“参宿四号”货船的航海日志中有如下记录：“成功抢滩后，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登陆的命令，因接到海滩上的命令而停止卸货，起航落锚，出海以避开敌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分散和召回船只，派小艇协助其他舰船卸货。”[52]

与此同时，范德格里夫特不得不加强海岸线的防御力量，以抵御敌人随时可能发动的反攻。一份情报警告说，日军侵略部队正在拉包尔集结，预计将在4天内到达。修建防御工事需要人力，于是又抽走了一些卸货人员。特纳拒绝了范德格里夫特让第2陆战团增援1 400名官兵的请求，他坚持让这支部队继续作为预备队，认为有可能要将其部署到恩代尼岛。

舰队花了一整个上午的时间，排成纵队驶出了锡拉克海峡。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垂头丧气地看着遭受重创的“芝加哥号”，它还在冒烟，舰首大部也被炸掉，最后驶过泰武角（Taivu Point）并消失了。到日落时，海面上已空无一物。一名后勤供应军官估计，在新西兰装载到运输舰上的所有板条箱中，只有不到一半被卸上岸。现在，岛上只剩下了这支海军陆战队，他们严重缺乏食品、弹药、重炮、高射炮、通信设备、铁丝网、燃料和备件等必需品。而他们仍然不知道日军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何时何地会现身。

[1] Lundstrom, First Team and the Guadalcanal Campaign, p.38.

[2] Lindsay, Coast Watchers, p.197.

[3] Lundstrom, First Team and the Guadalcanal Campaign, p.48.

[4] Entry dated August 8, 1942, p.6, Commander Amphibious Force, Task Force 62, War Diary,August 1942,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War Diaries,” Box 173.

[5] Lundstrom, First Team and the Guadalcanal Campaign, p.52.

[6]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151.

[7]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151.

[8] Ibid., p.152.

[9] Calhoun, Tin Can Sailor, p.53.

[10] Thomas C.Kinkaid,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429, Vol.1, p.186.

[11] Wasp Action Report, “Capture of the Tulagi-Guadalcanal Area, 7-8 August, 1942,” p.5, dated August 14, 1942, FDR Map Room Papers, Box, 178.

[12] Merillat, Island, p.33.

[13]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27.

[14] Donald Dickson, Major, USMCR, oral history, p.4,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8.

[15] 1美制加仑≈3.8升。——编者注

[16] “Division Commander’s Final Report on Guadalcanal Operations,” May 24, 1943, Phase II,pp.2-5,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5; also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28.

[17] Tregaskis, Guadalcanal Diary, p.56.

[18] Donald Dickson, Major, USMCR, oral history, pp.4-5,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8.

[19]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73.

[20] Justice Chambers, Major, USMCR, oral history,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p.11.

[21] Kittredge, “Savo Island.”

[22] Lord, Lonely Vigil, p.41.

[23] Read, “Report by Lieut.W.J.Read on Coastwatching Activity,” p.22.

[24] Tregaskis, Guadalcanal Diary, p.52.

[25] Operation Plan No.A3-42, Annex KING, in NARA, RG 38, “SOPAC Amphibious Force Diary,July 1942,” Box 173.

[26] 1st Division Administrative Order 2a-42, July 22, 1942, in ibid.

[27] Turner to Colonel James W.Webb, August 20, 1942, Richmond K.Turner Papers, Series I,correspondence, Box 1.

[28] “CruDiv 16 War Diary,” p.1, extracted from WDC 60984,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Coll/606, Box 26.

[29] Koda, “Doctrine and Strategy of IJN.”

[30] Koda, “Doctrine and Strategy of IJN.”

[31] “CruDiv 16 War Diary,” p.1, extracted from WDC 60984,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Coll/606, Box 26.

[32]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64.

[33] Charles Clarke to Samuel Eliot Morison, January 13, 1947,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Coll/606, Box 27.

[34] Smith, Battle of Savo, p.118.

[35] Dull, Battle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p.187.

[36]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5, p.37.

[37] “To CTF-44, From Executive Officer, HMAS Canberra,” CINCPAC File A16/Solomon Serial 62636,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38] Kittredge, “Savo Island.”

[39] Toshikazu Ohmae, “The Battle of Savo Island,”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236.

[40] Chief of the Bureau of Ships, U.S.Navy, “U.S.S.QUINCY, U.S.S.ASTORIA and U.S.S.VINCENNES, Report of Loss in Action.”

[41] Chief of the Bureau of Ships, U.S.Navy, “U.S.S.QUINCY, U.S.S.ASTORIA and U.S.S.VINCENNES, Report of Loss in Action.”

[42] Lt.Cmdr.Bion B.Bierer to Mary Bierer, October 16, 1942, letter in possession of Bob Begin,quoted here with his permission.

[43] Chief of the Bureau of Ships, U.S.Navy, “U.S.S.QUINCY, U.S.S.ASTORIA and U.S.S.VINCENNES, Report of Loss in Action.”

[44] “To CTF-62, From Comdesron 4,” TOR 0610z, appended to Crutchley’s report to Turner,CINCPAC File A16/Solomon Serial 62636,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45]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56.

[46] Tregaskis, Guadalcanal Diary, p.62.

[47] Harry L.Vince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 p.52.

[48] Pharmacist Frederick A.Moody, USN, p.15, oral history, recorded at the Navy Department, April 21,1943,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20.

[49] Mikawa’s remarks are excerpted in Toshikazu Ohmae, “Battle of Savo Island,” in Evans, ed.,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244.

[50] Chief of the Bureau of Ships, U.S.Navy, “U.S.S.QUINCY, U.S.S.ASTORIA and U.S.S.VINCENNES, Report of Loss in Action.”

[51]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69.

[52]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Battle of Savo Island,” pp.43-44.

第三章

8月12日凌晨，金将军正在华盛顿海军造船厂停驻的“无畏号”旗舰上熟睡，忽然被推醒了。此前从未打扰过长官睡觉的值勤官说：“将军，您必须看一下这个。情况不大妙。”[1]

金将军带着难以置信的眼光，阅读了特纳的电报，了解到盟军损失了4艘巡洋舰，人员伤亡惨重，此外运输舰和货船已匆忙从铁底湾撤退。他要求将电文重译，徒劳地希望是译解电文的时候出了什么差错。然而并没有差错。

这个消息让金备受打击。他多次说过，“瞭望塔”行动是他的计划，他也要对此负责。他完全清楚盟军的航运资源和空中力量都已经用到了极限，但他仍然坚持冒险进行这场远征。他此前否决了两位战区司令理由充分的反对意见。他后来说：“在我看来，那是太平洋战争最黑暗的一天。整场战争的前景变得难以预料了。”[2]

第二天早晨，在海军部（位于宪法街）二层楼的办公室里，他仔细研究了特纳发来的进军路线图，试图搞清楚日本舰队为何能悄无声息地摸进铁底湾。他对前来拜访的哈里·W.希尔将军坦诚相告：“我实在是不明白。”[3]人们难免会将这次失利和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珍珠港一役造成了更多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但萨沃岛战役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后，是在己方控制的海域进行的，盟军官兵应该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都保持高度警惕。海军的荣誉、声望和尊严都有严重受损的风险。

罗斯福从海军助理约翰·L.麦克雷上校处得知了此事，他当时正在马里兰州的总统乡村度假地香格里拉（后更名为戴维营）休假。麦克雷驱车把这份急件从华盛顿送到了这里。他回忆道：“总统闷闷不乐。对此他束手无策。”[4]

金严令对新闻界封锁失败的消息。他派两名心腹军官阿瑟·J.赫伯恩将军和德威特·C.拉姆齐上校飞抵努美阿，调查失败的原因。然而，他并不打算缩小“瞭望塔”行动的规模。事实上，他立即着手加强戈姆利的力量。在8月13日呈交给总统的备忘录中，金概述了他的计划。他准备派“南达科他号”战列舰和“华盛顿号”战列舰经巴拿马运河前往努美阿，另有一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护航。另外两艘巡洋舰将从英国前往美国东海岸，随时准备转移到太平洋。[5]同一天，金请求马歇尔将军向该地区派遣更多的陆军航空部队，“不管其他地方有什么作战任务。……在我看来，驻扎在夏威夷和南太平洋地区的陆军航空兵必须立即得到大力增援”。[6]尽管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福将”亨利·阿诺德坚决反对将部下从欧洲或计划进攻北非的行动中调出，但马歇尔还是默许了。马歇尔很清楚，罗斯福总统愿意听取金的建议，而且总统本人也是希望这样做的。

当特纳的船尽力赶往努美阿时，被击沉的巡洋舰上的幸存者开始尝试还原整个事件的经过。每艘船上幸存的高级军官都必须提交一份行动报告，但是由于很多记录丢失，许多关键的目击者或参与者不是阵亡就是伤残，他们不得不凭借记忆来撰写报告。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将受到严格的审查。值得称赞的是，克拉奇利将军没有遮遮掩掩，推卸责任。8月10日早晨，他写信给特纳：“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我们部署的军力足以击退敌军的水面攻击，而敌军发动水面攻击时，摧毁了我们的部队。”[7]这是如何发生的？

赫伯恩和拉姆齐的调查将矛头对准了侦察机和侦察潜艇，因为它们未能发现三川军一的部队并提醒特混舰队有日军舰队靠近。盟军把该地区划分为两个战区，一个由戈姆利负责，另一个由麦克阿瑟负责。双方在两个战区的交界处存在通信障碍，三川军一8月8日至9日夜晚的偷袭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几架盟军飞机在“槽海”北方很远处发现了日本舰船，但是一些观察报告未能及时送到特纳手中，另一些报告则既不准确又不完整。一份报告称，日军舰队中有“水上飞机供应舰”，这干扰了特纳的判断——他以为日军肯定是前往圣伊莎贝尔岛的瑞卡塔湾，而且会在8月9日通过水上飞机发动鱼雷袭击。麦凯恩将军的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受恶劣天气的影响延迟起飞，但是他没有及时通知特纳。特纳本可以派出特混舰队的巡逻机进行空中搜索，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致命的错误和坏运气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这场败局。“瞭望塔”行动中的任何一名海军高级指挥官都难辞其咎。赫伯恩的报告认为，此次战败不能归咎于单一的原因。“芝加哥号”舰长博德因为没有在遇袭时发出警报，成了唯一一个被正式处分的军官。在这场战役的五周之后，金将军在提交给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的报告中强调：“参与行动的大部分舰船和大多数海军将领都是第一次参加实战，故而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处于‘杀人或被杀’的境地。……他们只是还没学会如何保持警惕，以及应在何时保持警惕。”[8]官兵们一直处于一级警戒状态，几乎全员值班了48个多小时。他们都是人，无法在不眠不休的情况下无限期地履行职责。身心的疲惫击垮了特混舰队，使他们更容易受到突袭。

一个更有争议的问题是，弗莱彻突然决定于8月8日下午撤回航母。赫伯恩的报告称这是导致灾难的“原因之一”。如果按照以前的计划，他一直待到8月9日上午，那么即使无法阻止萨沃岛的灾难，他的航空大队至少有可能发动反攻，追击三川军一撤退的纵队。弗莱彻的提前撤军一直是太平洋战争中最充满争议的决定之一，招致了特纳和范德格里夫特猛烈的批评，两个人似乎都把此事视为个人的叛变。一向性格温和的范德格里夫特在回忆录中用“逃跑”这种狠话来形容弗莱彻的撤军，直言不讳地讽刺了他的怯懦。[9]颇具影响力的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在半官方的二战美国海军史中也抨击了弗莱彻的决定。

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不断地分析、审视和讨论这个话题。在此，我只能指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要点，除此之外多说无益。与特纳完全相反，弗莱彻似乎愿意接受历史对他的评判。他不像特纳那样，对莫里森撰写的关于“瞭望塔”行动的手稿加以评论并仔细地批注。他从未出版过任何回忆录。1947年退役后，弗莱彻回到了马里兰州一座农场，基本从历史争论的腥风血雨中抽身而出了。他要么是忘记了，要么是故意否认在7月26日“萨拉托加号”的作战计划会议上曾与特纳就航空母舰需要在作战区域停留多长时间的问题有过冲突。1947年，弗莱彻告诉《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对于会议上所做的各项安排，“特纳和他的参谋都很满意”，还说“我当时绝对没有和特纳发生任何冲突”。[10]但是根据其他目击者的叙述，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

在8月8日晚发给戈姆利的电报中，弗莱彻为他提出的撤退计划给出了两个理由：特混舰队燃油不足，而且在8月7日和8日，F4F战斗机严重受损。莫里森在撰写战史的第5卷，也就是讲述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战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时，取得了弗莱彻特混舰队每艘舰艇实际燃油状况的记录，这些记录表明弗莱彻的燃料状况远远谈不上不足。所有巡洋舰的燃料箱都至少是半满的。驱逐舰的燃料状况各不相同，但没有任何一艘燃油不足4万加仑，而驱逐舰每日消耗的燃油量为1.2万加仑到2.4万加仑。莫里森毫不客气地得出结论：“因此，假装这支部队燃料严重短缺是没用的……弗莱彻的撤军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他的部队完全可以留在原地，除了被晒伤，不会有更严重的后果。”[11]约翰·B.伦德斯特罗姆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弗莱彻收到的关于警戒舰燃料状态的信息可能不完整或不准确。[12]他只能依据彼时他了解的信息采取行动。不过话又说回来，特混舰队的司令有责任从手下那里获得正确的报告。

弗莱彻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战斗机在8月7日和8日的空战中严重受损，不能随意地无视。在登陆日当天，有一半的美国飞机被击毁。两天总共损失的战机达到21架，3艘航空母舰上还剩下78架野猫式战斗机。数量充裕的战斗机是弗莱彻军中最有价值的武器。只有它们能够稳妥地保卫特纳的舰队免遭敌军的空袭，但航母特混舰队还需要它们在整个白天执行巡逻任务。弗莱彻在“瞭望塔”行动的头两天指挥的空中作业是航空母舰战史上最繁忙的。设备严重损耗，机组人员精疲力竭，对于这些情况，任何一个负责任的特混舰队司令都不能无视。

争论的焦点在于航空母舰自身的价值。对于航母来说，最好的保护措施就是不断地移动，并随时借助天气来隐藏行踪。连续几天待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南部的固定位置上，“被拴在同一个地方”，极易遭受空袭和潜艇的灾难性反击。挂载鱼雷的日本双引擎中型轰炸机能从拉包尔起飞，对弗莱彻的特混舰队实施有效的打击。如果弗莱彻的舰艇只能在有限的地理范围内活动，来自潜艇的威胁也会日益增加。三个月前，就在同一片水域，弗莱彻在珊瑚海战役中因空袭失去了“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他此前的旗舰“约克城号”在中途岛战役中被击沉。1月份，他目前的旗舰“萨拉托加号”被日本潜艇的鱼雷击中，有四个月不能执行任务。弗莱彻当时还不知道，“萨拉托加号”将于8月31日再次被鱼雷击中，而刚刚进入这一战区的航空母舰“胡蜂号”将于9月中旬被潜艇击沉。“大黄蜂号”将于10月（在圣克鲁斯群岛战役）因空袭而沉没，到那时美国在太平洋上将只剩下一艘航空母舰（“企业号”）。

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在“瞭望塔”行动中，美国有可能损失一艘甚至多艘航空母舰，这一风险绝不可无视。但是，在规避这一风险，以及满足特纳所需的持续空中掩护之间，该如何平衡呢？自从1941年12月7日免于毁灭以来，这些航空母舰一直是美国海军进攻部队的主力。此时航空母舰非常稀缺，是贵重的资产（直到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建造完毕并列入舰队，此局面才得到改观）。弗莱彻正确地预见到，日本航空母舰迟早会来到所罗门群岛以南的海域。那时弗莱彻的首要任务是进行航母之间的对决，就像珊瑚海战役和中途岛战役那样。我们必须在考虑所有这些因素的情况下来重新审视弗莱彻的撤军行动。

在“瞭望塔”行动期间，如何合理使用航空母舰是第一等的战略问题，应该提前予以解决。鉴于“瞭望塔”行动之计划和执行都如此匆忙，战前并未解决这一问题也并不奇怪。特纳曾经希望用五天的时间卸下第1陆战师的物资，但是这次行动的计划明确规定，运输舰队将在三天内撤出，没人向特纳和海军陆战队承诺过航母的空中掩护会延长“两三天”。金、尼米兹和戈姆利都没有给出明确的指示来解决这个矛盾。因此做出决定的责任落到了弗莱彻身上，戈姆利赋予了他行动的指挥权。7月26日来到“萨拉托加号”上参加会议的许多军官被弗莱彻和特纳之间明显的敌意吓了一跳。弗莱彻给他们的印象是，他对于这场战役缺乏信心。这次会议其实非常需要戈姆利出席，他假如当时在场，就能拍板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要想合理地认定责任，就必须考虑到“瞭望塔”行动的复杂性，以及不够明确的指挥安排，因此金本人要负一定的责任。

8月10日，日出时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努美阿中间的位置附近，第62特混舰队以“之”字形向东驶去，受损的“芝加哥号”和“拉尔夫·塔尔博特号”也努力跟着队伍。特纳的舰队中带着数百名受伤的海军陆战队员和海员，共有831人需要住院治疗。从黎明到黄昏，舰队共接到四次发现潜艇的报告，还有一起报告说有鱼雷的尾迹经过“麦考利号”的舰尾。驱逐舰在周围水域发动了深水炸弹攻击，整支特混舰队做了好几次急转弯。受损的“芝加哥号”落在后面，奉命在驱逐舰的保护下前往埃法特岛。没有任何舰艇遭受鱼雷攻击。8月15日，第62特混舰队的大部分兵力安全抵达努美阿。伤员被用担架抬至医疗船上。所有伤员都会被送回澳大利亚或是美国本土。[13]

现在，第1陆战师只能寄希望于从海上持续获得充足的补给。8月15日，四艘老旧的平甲板“四烟囱”运输舰在隆加锚地下锚，开始卸载补给——航空燃油（400桶）、空投炸弹（300枚）、0.50英寸口径弹药、润滑油——还有海军陆战队第21航空大队的地勤人员。一旦跑道条件允许飞机降落，该大队就会飞过来。第二天下午，满载重型施工设备的“北落师门号”在三艘驱逐舰的保护下离开努美阿，前往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图拉吉岛。同一天，特纳命令麦凯恩“让所有快速运输舰都装满物资，派一个师去瓜达尔卡纳尔岛，另一个师去图拉吉岛”。[14]

有1.6万张嘴等着吃饭，范德格里夫特越来越关心食物储备。特纳在8月9日的战时日志里写道：“运送了大量食物，够图拉吉岛用11天左右，够瓜达尔卡纳尔岛用36天左右。”[15]然而，海军陆战队员并不认同那些数字——范德格里夫特8月15日在无线电报告中表示：“从目前的口粮和消耗情况来看，运到的口粮估计够瓜达尔卡纳尔岛用12天。恶劣的天气和装卸不当导致总量减少，实际大概只够10天用的。要把握一切机会向我部运输补给。”[16]第1陆战师1943年提交的总报告表明，8月15日剩余的给养包括17天的常规口粮，3天的C型口粮[17]，还有10天日军留下的口粮。这些数字不一致可能是因为纸箱在雨中容易淋湿，里面的口粮很快就会变质，而且敌人留下的食物数量难以确定。无论如何，毫无疑问的是，在所罗门群岛上的最初几个星期，海军陆战队员们一直饿着肚子。范德格里夫特于8月12日下令减少口粮分配，大多数人每天只吃两顿饭。图拉吉岛的散兵坑中的二等兵威廉·罗加尔每天得到一份C型口粮，“有时甚至没有”。他和战友在图拉吉岛海滨的仓库里搜寻日军的物资时，发现了几袋大麦。做成粥以后，看上去难吃极了，但他们还是狼吞虎咽地吃光了。罗加尔回忆道，在运输舰上，百无聊赖的陆战队员总会聊到性，而此时大家的话题都和吃的有关，因为“待在这片丛林的几个星期里，饥饿压倒了一切！”[18]

特纳继续请求弗莱彻为运输舰提供掩护，但是弗莱彻只顾保持特混舰队的队形，不停地移动。他预料到日本会发动一场大规模反击战，而且他有充分的理由做此判断。情报图片一直很模糊，但是辅以海岸警卫队员的报告、空中侦察以及Ultra（侦听敌方无线电后破译出的情报）的片段，似乎可以确定日本的一支主力舰队将运动至所罗门群岛南部的海域。从布干维尔岛北部上空飞过的飞机证实，日军正在布卡机场以南修建新的飞机跑道。[19]麦克阿瑟的B-17轰炸机几乎每天都飞过拉包尔和卡维恩并拍摄航空照片。8月12日至16日拍摄的照片显示，日本海军正在大规模增兵，而拉包尔的机场上似乎已经出现了更多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日本人似乎还在布干维尔岛南部的布因建造了另一个机场，此地位于瓜达尔卡纳尔岛西北方向约400英里处，因而可以从近得多的地方发动空袭。新几内亚北海岸的莱城据报也有相当规模的空中活动。8月15日，日本飞机向分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西端的部队空投了六包弹药和食物（四包落在了海军陆战队巡逻线内或附近，被盟军截获）。美国人仍然没有确定日本航母舰队的位置，但它们可能已经出海，正前往所罗门群岛。8月21日，弗莱彻告诉戈姆利，他认为“每晚派巡洋舰和驱逐舰去‘仙人掌’［瓜达尔卡纳尔岛］是不明智的”，因为容易遭受潜艇攻击。[20]最好是让它们留在海上，持续运动，为击退敌人海军的进攻做准备。

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战斗此时已经形成固定的日常模式。每天午后不久，日本轰炸机会飞过上空，轰炸岛屿，炸弹集中落在军事设施、防线、飞机跑道等上面。机场边缘的四架90毫米高射炮组成的炮台通常能阻止日军飞机降至2万英尺以下。不过，这些轰炸使得建设工程停滞，迫使驻扎在机场周围的各单位每天花数小时躲在紧急挖掘的狭长战壕和散兵坑内。零式战斗机时不时地进行低空扫射。即使在完成轰炸之后，双引擎轰炸机仍然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上空慢悠悠地飞行。范德格里夫特麾下的军官正确地推断，这些日本飞机是在拍摄机场和海军陆战队防线里的武器设施。

这些空袭并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但头顶上总是没有友军飞机出现，导致士气低落。既然日本能从拉包尔出动零式战斗机，那么美国战机为什么不能从更近的圣埃斯皮里图岛上赶来呢？对此，飞行员可以给出的解释是，较重的野猫式战斗机的作战范围够不到这里。瓜达尔卡纳尔岛需要有自己的空中力量，亨德森机场需要尽快建设完成。岛上尚未建成的这条飞机跑道取名为亨德森机场，是为了纪念洛夫顿·R.亨德森少校，他在中途岛带领海军轰炸机中队攻击敌方舰队时不幸阵亡。

8月18日上午11点，8架G4M“贝蒂”轰炸机突然出现在亨德森机场上空5 000英尺处。雷达未能检测到它们。站在机场周围的士兵赶紧散开，躲进散兵坑和战壕。500磅的炸弹密集落在防空炮台周围，并沿着跑道落下，留下了17个需要由工兵填补的弹坑。由于飞行高度较低，这些G4M轰炸机把自己暴露在防空炮台的火力范围内，有人看到其中一些轰炸机在朝西北方向返航时尾部冒烟了。

日军每天中午几乎都会发起空袭，入夜之后则会炮击——最初是潜艇发炮，后来（在8月16日）是天黑之后潜入铁底湾的驱逐舰开火。这些舰船通常会将日军的增援部队和物资运送到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西北部海岸。由于缺乏重型岸炮和空中掩护，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海军陆战队也无法对日本船只的行动进行干预。16日下午，在库库姆附近的一座小山上，数十名海军陆战队员眼睁睁地看着日本的驱逐舰在西边的海滩上卸下了约200名士兵。

几乎每晚都有一架水上飞机在海军陆战队营地上空盘旋，偶尔扔下几颗炸弹。美军士兵通常称其为“洗衣机查理”或“虱子路易”，这些夜间访客一般不会造成多大破坏。但是它们让海军陆战队员彻夜难眠，而这恐怕才是它们的目的。海军陆战队员说他们整晚都在“穿鞋”和“脱鞋”之间重复。[21]第1陆战师的大部分人都把雨披铺在湿地上，和衣而眠。有些人试图搞个简陋的吊床，但每个睡觉的人都必须紧挨自己的散兵坑，这样一来，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只要翻个身就可以藏起来，他们管这种动作叫“瓜达尔卡纳尔抽搐”。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在踏上这座荒岛之前，几乎无人有过战斗经历，此时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他们看来，丛林中防线以外的任何噪声都可能是敌人开始进攻的信号。在最初的一周里，位于防线附近的士兵浪费了很多弹药。第四天晚上，散兵坑位于机场两侧的海军陆战队员发生了一次“火拼”，双方互射了大量弹药，直到被军官制止。万幸的是没有人受伤。

天气潮湿闷热，蚊虫肆虐，士兵们饥肠辘辘，彻夜难眠，简直是疲惫不堪。最初的两周像两个月一样难熬。很快，疾病开始导致部队减员。第1陆战师的大部分士兵在这场行动中都感受过痢疾和疟疾之苦。海军陆战队员因疟疾病倒时，会被送到隆加角附近的医疗帐篷里，在那里和上百名患者躺在病床上，从头到脚都是大汗淋漓，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24小时或48小时后一般就退烧了，此时士兵就得穿上靴子回到散兵坑里。慢性痢疾简直太普遍了，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住院治疗。罗加尔回忆说：“这太普遍、太糟糕了。如果谁大便比较干燥，简直可喜可贺。”[22]

海军陆战队营地呈半圆形，北边是铁底湾，南边是丛林山麓。它大约5英里长（从东到西），2英里宽（从北到南）。这片区域基本上覆盖了战前利华兄弟公司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拥有的面积最大且最繁盛的三个椰子种植园（分别是库库姆、隆加和特纳鲁）。因此，这里是瓜达尔卡纳尔岛开发最好的部分——这倒不是说它已经发展得很好，但至少这里有一条尚可通行的泥路，连接着海滩、隆加角和亨德森机场。大部分土地上整整齐齐地种满了椰子树，为躲避白天敌机的轰炸和低空扫射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帮助。

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不得不考虑一些不太好的可能性。他认为最大的危险是，敌军可能会从海军陆战队8月7日占领的同一个海滩上发动大规模反登陆作战。他在隆加角后面布置了面向沙滩的防御圈，从特纳鲁河一直延伸到库库姆西南方的一个山丘上，约1 000米长。在令人透不过气的闷热中，士兵们一铁锹一铁锹地挖出了散兵坑和战壕。起初他们没有沙袋和铁丝网，因为这些物品在8月9日海军撤退之前没能从船上卸下来。[23]他们在这条防线上布置了机枪，可以扫射整个滩头。各作战单位开始派人将成包的物资运离海滩，转移到安全的补给仓库中。范德格里夫特还得考虑到，周围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协同攻击；敌人可能会从东西方同时发起攻击。这种危险促使范德格里夫特将东翼从伊鲁河撤到了特纳鲁河。这缩小了营地的面积，使之更便于防御，不久之后事实就证明他的决定非常明智。

每天早晨，连长们都要聚在范德格里夫特的指挥所开会。所有人都疲惫不堪，深受炎热和压力的折磨，晚上还没法好好地睡觉。在回忆录中，范德格里夫特将军详细描绘了手下军官们的样子：他们坐在湿地上，啜着锡杯里的凉咖啡，听着“雨滴落在微弱的火苗上发出的咝咝声”。[24]他们胡子拉碴，面容憔悴，浑身脏兮兮的。所有人的表情都很坚毅，但是范德格里夫特能觉察到士气很低落。他们不知道海军是不是把他们抛在这里不管不问了。有一次电台广播提到海军获颁勋章，大家都暗地里咒骂起来。

范德格里夫特赶紧发布了一系列乐观的声明来鼓舞士气。日本人在图拉吉岛负隅顽抗，被彻底击溃；巡逻队在防线之外没有遇到任何强大的敌军；机场修建工作进展迅速，海军陆战队战斗机中队很快就会赶到。范德格里夫特每天中午巡视防线，把巡视工作安排在日军每日的空袭之前。他经常与部下一起拍照：“这是鼓舞士气的好办法，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我不嫌麻烦去拍这些照片，那么我显然就是准备在未来的岁月中好好欣赏它们。”[25]

在海军陆战队面临的诸多困难中，有一点比较重要，那就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岛上敌军的情报。除了在营地外巡逻时与日军发生几次小规模遭遇战外，敌人至今没有露面。范德格里夫特并不知道“外面”有多少日军，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驻扎，装备如何，有无给养，以及他们预备用何种方式发起攻击。丛林的寂静给这些受过训练、适应快节奏和艰苦的两栖突击战的士兵带来了微妙的心理压力。在防线外巡逻时抓获的几名俘虏看起来像劳工而非士兵（陆战队员们称之为“白蚁”），关于岛上的日军，他们所能提供的信息极其有限。

8月12日，一名日本海军准尉在马塔尼科河附近被抓获。该军官由第1陆战师的情报官弗兰克·盖特吉（Frank Goettge）中校审问。据他透露，河西岸日本军营的几百名掉队的士兵很可能愿意投降。另一份报告则提到一个敌军据点附近树起了“白旗”。盖特吉请求带领一组战斗巡逻队乘希金斯登陆艇沿海岸南下，在克鲁斯角附近登陆，寻找这些潜在的俘虏。范德格里夫特犹豫了一番，最后同意了。当晚，巡逻队在夜幕降临后登陆，立即遭到了伏击。这场伏击很快就变成了屠杀，而盖特吉是第一个送命的人。只有三名幸存者成功逃脱，回到了海军陆战队营地。一个增援连奉命外出寻找失踪的巡逻队，但是既没找到人也没找到尸体。此后，报纸上刊登了耸人听闻的报道，暗指日本人诈降，盖特吉受了骗。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件事是日本人的诡计，事发前一天看到的“白旗”可能是日军的“太阳旗”，只不过旗子上的太阳被遮住了。

8月14日，仿佛是为了回应海军陆战队对当地情报的迫切需求一般，海岸警卫队员兼前殖民地区长马丁·克莱门斯出现了。与海军陆战队员一起登陆的利华兄弟种植园主管查尔斯·威迪托当地人给住在山上的克莱门斯送去了亲笔信，力邀其出面：“美国海军陆战队已成功登陆。在白天，重复一遍——白天，取道沃拉纳乌，沿着海滩到达伊鲁，进入营区。请岗哨直接带你到隆加的第1陆战师指挥所来找我。祝好。”[26]黎明时分，克莱门斯便收拾好无线电设备，和当地的一队搬运工一起下山了。他迂回行进，小心躲避潜伏在丛林里的敌兵，在沃拉纳乌东部一个哨位与海军陆战队员接头了。海军陆战队员举起步枪，但是没有开火，之后他们拿出了香烟和巧克力棒热烈欢迎克莱门斯。这是几个月来这位苏格兰人头一次和人面对面讲英语，而非通过电台交流。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那天傍晚，克莱门斯洗完澡后被带到第1陆战师总部，引荐给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他在范德格里夫特的指挥所找了个箱子坐下来，讲述了三个月前日军登陆图拉吉岛以后他的活动情况。据范德格里夫特将军的描述，这名访客是“一个中等身材的棒小伙，体格健壮，似乎没有因自己选择的丛林流亡生活而受到任何坏的影响”。[27]他穿着短裤和精心擦拭过的黑色牛津便鞋。他显然很了解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当地人，还雇用当地人组建了一支巡逻队。范德格里夫特让他负责“本地管理和营外情报等所有事项”。这名苏格兰人将通过他雇用的本地侦察员给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提供重要的情报。那些当地人都是勇敢坚定的战士，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脱掉军装，混入当地人中。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交锋，岛上的人对这样的作战方式非常了解。他们能在丛林秘径上安静地快速前进，是令人生畏的游击战士。

日本海军似乎认为自己真的打垮了铁底湾的美军舰队。根据三川军一的第八舰队战争日志可知，8月7日至9日，盟军在海战和空战中的损失总计为12艘巡洋舰（8艘重型巡洋舰、4艘轻型巡洋舰）和“数艘驱逐舰”。[28]日军第五航空队估计的数字则提高到“20多艘巡洋舰、驱逐舰、运输舰和其他类型的”舰船。[29]然而，当这份浮夸的报告到达东京时，日本大本营显然认为估计的数字过于保守，于是一份新闻公报声称，盟军至少有28艘军舰和30艘运输舰被击沉。一个匿名的消息人士声称：“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实力已经被削弱为三流水平。”[30]

过分夸大空战和海战的结果是太平洋战争中十分流行的现象。举个例子，在整场战争中，美国飞行员和潜艇乘员始终高估击沉敌军的舰只数量和总吨数。（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公布基于日军记录修订的数据时，与此前数据的差异引发了尴尬。）但是这些极不可信的估计常常误导日本军方领导人。如果日本海军和航空队已经彻底歼灭了入侵舰队，那么驻扎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部队一定装备不足，而且缺乏给养。要想除掉他们肯定毫不费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将军赶去日光的避暑行宫抚慰天皇，消其忧虑。他说，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图拉吉岛被美军夺取“根本不值得陛下关注”。[31]

拉包尔的日军司令部并不十分在意美国人进入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东部的战役更为重要，至少看起来是如此。第二十五航空战队正在那里忙着遏制拉比机场的盟军空中力量的发展，日本陆军则决心跨过欧文斯坦利岭，拿下莫尔斯比港这个尘土飞扬的殖民地前哨。[32]日本的战前评估强调了莫尔斯比港作为“跳板”的重要性。那里的机场和海军基地将确保日本“取得西南太平洋的制空权和制海权”。[33]从内陆进攻莫尔斯比的部队最终被英勇的澳大利亚军队借助天时地利打败了。但目前，这里仍然是日本地面部队的首要目标。

从一开始，日本人就严重低估了所罗门群岛南部岛屿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数。他们似乎被莫斯科的一名日本情报人员提交的报告误导了，那个情报人员与身份不明的苏联人交谈时听说了一些传言，将这些传言整理成了报告。根据这名情报人员的报告，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战是一次突击行动而不是长期的进攻，美军在该岛的兵力仅有2 000人左右。[34]（范德格里夫特手下的实际人数是这一数字的5倍，而且铁底湾的其他各岛上还驻有6 000人。）8月中旬的航拍侦察也未能纠正这种错误的判断。美国人可能会炸毁机场及其配套设施，随后撤退。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关系。日军可以重新占领瓜达尔卡纳尔岛，并及时建好机场。

不管怎样，日本联合舰队职位最高的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计划将大部分可用的海军部队投入一场代号为KA的反击行动。山本将军的主要目标——自从两个月前的中途岛战役大败之后毫无动摇——是引出并击毁美国的航空母舰。他知道美方的航空母舰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南部和东部海域。[35] KA行动包含四个部分。4艘运兵船负责运送陆军和海军特别陆战队。运兵船将在海军少将田中赖三的指挥下前往瓜达尔卡纳尔岛，田中赖三的旗舰是轻型巡洋舰“神通号”。这些部队首先从日本的濑户内海起航，前往特鲁克群岛，然后于8月16日从那里出发。以“瑞鹤号”和“翔鹤号”航空母舰（外加“龙骧号”轻型航空母舰）组成的航母特混舰队，将由经验丰富的南云忠一指挥，从北面前往所罗门群岛。这两艘大型航空母舰会留在队伍后面，等美国航空母舰现身才会发动攻击。南云忠一的航母由多艘水面舰艇层层护卫，包括装备先进的“比睿号”和“雾岛号”战列舰，还有“利根号”和“筑摩号”重型巡洋舰。另外两支主要由水面舰艇组成的舰队将作为特混舰队的后援部队：一支由海军少将阿部弘毅率领，包括2艘战列舰、3艘重型巡洋舰和1艘轻型巡洋舰；另一支是海军中将近藤信竹的先遣部队，包括6艘巡洋舰、水上飞机供应舰“千岁号”和各式驱逐舰。如果南云忠一将军能找到弗莱彻的航母，发动决战并摧毁之，整支日本舰队就可以进驻铁底湾，荡平美国海军所剩无几的抵抗部队，然后地面部队便可登陆该岛并重新占领机场。

范德格里夫特的第1工程营利用缴获的日本建筑设备和材料，加快亨德森机场的施工，这些设备包括6辆压路机、2辆拖拉机和50辆手推车。跑道中间有一道约180英尺长的大沟有待填平。第1陆战师的一份报告的草稿写道：“用日本人的设备，像日本人那样在工地上工作。没有推土机、挖掘机和翻斗车。这工作看起来总也干不完。”[36]

8月12日，海军PBY水陆两栖巡逻机在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的欢呼声中降落于2 600英尺长的跑道上。乘客中有威廉·桑普森上尉，他是南太平洋航空队司令麦凯恩将军亲自派来评估机场条件的。桑普森认为跑道足以起降战斗机，但对于轰炸机来说太短，地面也太软。一些高大的树木阻挡了东侧进场的线路，必须砍掉。泥泞的路面仍然没有铺上穿孔钢板，机场也没有滑行道和护坡（使停放的飞机免受爆炸波及的土墙）。亨德森机场从南方一眼就能让人发现，西侧距离营地只有300码，因而极易受到轻型火炮和狙击手的偷袭以及大规模的攻击。但是麦凯恩将尽快调配飞机入驻瓜达尔卡纳尔岛视为自己的分内之事，即使这意味着要调拨圣埃斯皮里图岛和埃法特岛航空基地的飞机。他在一封经由桑普森送交范德格里夫特的亲笔信中写道：“最佳解决方案是让更多战斗机和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进驻机场。”[37]他承诺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将于8月18日或8月19日到来。三天以后，第一批美国海军工程营队员带着一台“全功能挖掘机”抵达，这个大家伙可以一次从地上挖出大约10立方米的土。机场施工进度迅速加快，8月18日亨德森机场就可以接收所有类型的飞机了。

麦凯恩许诺的飞机归海军陆战队第23航空大队所有，包括两个F4F野猫式战斗机中队和两个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中队。[38]他们从5月起就一直在瓦胡岛的埃瓦机场上训练。海军陆战队第223战斗机中队的队长是约翰·L.史密斯上尉，他刚从一个俯冲轰炸机中队调过来。他手下的大部分飞行员是少尉，近期没有接受飞行训练；有几个人还是6月中途岛战役的幸存者。截至当时的战斗经历给不了他们多少信心。海军陆战队第232轰炸机中队由刚从航校毕业的飞行员组成，其中很多人从未用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投掷过实弹。各中队里都是新手，这很危险，但是环境不允许他们进行更多的训练。瓜达尔卡纳尔岛急需他们投入作战。尼米兹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在8月13日的战争日志中这样写道：“总司令部认为没有哪支中队是在经过充分训练的情况下上阵的。……但飞行员们接受的训练已足以让他们随时南下作战。”[39]

8月20日下午，海军陆战队的F4F战斗机和SBD轰炸机通过“长岛号”护航航空母舰的弹射器起飞。这艘航母是从珍珠港带着它们南下的，停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东南方向190英里处的海域，距离亨德森机场约有1小时的航程。起飞后15分钟左右，岛上的青山便在地平线上隐约可见。

“医生”洛伦·D.埃弗顿是大队中最有经验的战斗机飞行员之一，北方的平原在他眼前展开时，他被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静谧和美丽震撼到了。但是当他们抵达隆加上空时，他和僚机驾驶员都不喜欢亨德森机场的模样。这个机场已将高大的椰子树尽数除去，草地上只散落着一些树桩和数不尽的枯枝烂叶。此时跑道长度已有3 600英尺，足够用了，但是太过粗糙不平，碎石路上还有成片的泥浆。戴维·加尔万是海军陆战队一架SBD轰炸机上的无线电通信员兼机枪手，他说当时看到了“一个非常小的草场，上面有很多的坑。……而且非常窄。飞入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后，你会看见一片椰子林，大概有四分之三英里长，随后你会看到一片开阔地：这是一小块草地，顺着从东南方向东流的特纳鲁河延伸。对面是丛林——浓密的丛林，挤满了大树和灌木”。[40]

下午4点左右，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人第一次听见远处嗡嗡作响的飞机发动机声。很多人凭直觉跑向战壕和散兵坑，但这些飞机是从东边飞过来的，而不是西边（敌军飞机经常从西边飞来）。防空炮手立刻紧张起来，但是没有开火。接着，嗡嗡声变成了轰鸣声，31架蓝色的舰载机从机场上方低空飞过，然后盘旋着等待降落。营地涌起喜悦的欢呼声，人们高举头盔，使劲挥舞。一名海军陆战队员说出了自己的感受：“我一直抬着头笑，直到发现自己胡子上粘了干泥巴。看到美国的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就打心眼里觉得好。这就像一直独自待在屋里，突然灯一下子亮了，家乡的朋友来了。”[41]

19架野猫式战斗机和12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依次降落。在停稳之前，大部分战机颠了几下。31架飞机的螺旋桨扬起阵阵沙砾，直到关闭发动机之后，尘土还在空中弥漫。随着飞机滑行停下，人们争着爬上机翼与飞行员握手拥抱，热情地问候他们。范德格里夫特激动不已，抓住海军陆战队第232轰炸机中队队长迪克·曼格鲁姆少校的手说：“感谢上帝，你们终于来了。”[42]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没有任何事能像第一批飞机的到来一样鼓舞士气。人们将其称作“仙人掌航空队”，它们将保护部队免遭来自空中、海上和陆上的攻击。范德格里夫特从此可以侦察通往西北方向的航道。马丁·克莱门斯认为飞机的到来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让我高兴不已”。[43]梅里尔·特文宁上校则认为，这是战役的“一个重要转折点”。[44]

爬出飞机后，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们得到了新配备的地勤人员的问候，他们是海军高级移动基地施工队的成员。这支队伍没有受过任何特殊训练就同飞机打交道，但他们是机械天才，很快就学会了必备的知识。他们的工作因亨德森机场简陋的条件变得更加复杂了。所有加油工作都是通过固定在汽油桶上的手动泵完成的。炸弹由卡车从椰子林中的弹药库运到机场，而SBD轰炸机的装弹工作必须手动完成。这项工作非常费力，让人疲惫不已。亨德森机场没有滑行道，没有护坡，也没有排水系统。砾石路面仍然没有铺好，跑道中段还是不平坦的绵软路面。舰载机的设计使它们能够承受在飞行甲板上降落时的严重冲击，它们也能承受在亨德森机场着陆的冲击。但是更精密的机型可能会遭受相当大的损耗。

有迹象表明，下午美军防线东翼会遭到袭击。前一天晚上，有人听到船只从西向东驶过铁底湾。几分钟后，有几道大浪卷到海岸上来。三个小时后，又有几道波浪袭来，还有人听见船只朝西返航的声音。不需要进行严谨的推断就可以得出结论：日本军队可能已经在海军陆战队防线以东的某个地方登陆了。（一木清直大佐指挥的916人的支队在当晚11点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8月20日，日本巡洋舰和驱逐舰一整天都在铁底湾内自由航行，没有遇到麻烦，也没受到任何限制。克莱门斯早就收到当地人的报告，说东方有一支“规模不明”的日本军队正沿海岸行进。8月19日下午，他派当地警察雅各布·C.乌扎率领巡逻队悄悄越过美军防线，爬上亨德森机场南侧树木茂密的山脊，以期获得日军在该地区活动的情报。

范德格里夫特从战斗已经结束的图拉吉岛召唤援军，加强特纳鲁河右岸的守备工作。夜幕降临，海军陆战队员们紧张起来。防线外围丛林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被当成敌军进攻的信号。午夜时分，水上飞机“洗衣机查理”照例到来，扔下了一枚炸弹，然后一直在高空中嗡嗡地盘旋。凌晨2点，这架飞机在特纳鲁河河口的沙洲上方扔下一枚明亮的绿色照明弹。哨兵看到矮树丛中有人影移动。海军陆战队部署在河对岸的岗哨被撤回右岸的防线之内。

凌晨2点半，日军发起了第一轮“自杀式冲锋”——几百名日本兵呐喊着冲过沙嘴，攻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防线。两军交火的前线响起了机枪、步枪和迫击炮的声音。这次冲锋被无情地击退了，大约有200名日军士兵挂在铁丝网上，被机枪活活射死。随后日军再次发起冲锋，这一次是冲向河北边的沙嘴，然而又被击退了，冲锋士兵伤亡惨重。日军河东的据点集中轻型迫击炮和步枪的火力，对着他们第一次发起冲锋的位置猛烈开火，但是美军预备队上来了，守住了防线。

日军阵地上不断呼喊的“万岁”声，与机枪开火以及迫击炮和大炮火力渐增的声音混杂在一起。0.50英寸口径的机枪不停地发射子弹。0.30英寸口径的步枪则发出尖厉的点射声。美军迫击炮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日军所用的25毫米机关炮声音更急促，音调也更高。对于可以通过声音辨别不同武器的人来说，有一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美军的火力完全压制住了日军的火力。克莱门斯在半英里外的机场旁边的情报部门观察到了战况：“日军各队攻击时，曳光弹在空中乱飞，还有红色和白色的燃烧弹。我们能在粉红色的闪光中看到椰子树的轮廓。在那怪异的光下，弹壳在空中乱飞。一切看起来都还顺利，就是距离太近了，让人觉得非常危险。而且随着噪声越来越大，我有种诡异的感觉，觉得战斗越来越近。”[45]刚刚赶到的飞行员还未适应新住所，就经历了这场让他们大开眼界的战斗。“医生”埃弗顿已经搬进一顶日式帐篷，用编织的稻草袋搭了一张床，有两层厚。他明明知道自己需要睡觉，却还是整夜坐着，一只手抓着0.45英寸口径的手枪，另一只手抓着头盔。他一直穿着鞋子。

在黎明前不久，第1陆战团第1营在L.B.克雷斯韦尔中校的带领下，奉命过河攻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该营过河后，在距河口1英里左右的地方将日军全部包围，切断了其退路。此时日军还剩下约500人。这些人被困在椰树林里，在8月21日上午被逐个击毙了。破晓时，F4F战斗机顺利升空，低空扫射敌军阵地。到傍晚时，过河作战的美军似乎很快就能彻底歼灭日军余部了。

当特纳鲁河之战接近尾声时，雅各布·C.乌扎爬回了美军的防线。他几乎因失血而死。他的巡逻队碰上了日军的一支侦察部队。乌扎受到严刑逼供，被吊到树上，受尽折磨。日军不断地用枪托打他的脸，他整个脸都肿了起来，满是血污；他被刺刀刺伤喉咙和胸膛，血流如注。但神奇的是，施刑者竟然没有捅破任何致命的血管。后来他设法咬断绳索，爬回了美军的防线。他被送到了机场医院，接受缝合治疗和静脉输血。12天后，乌扎康复出院，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他因表现英勇，受到两个国家的表彰：美国授予他银星勋章和功勋勋章，英国则授之以爵位并颁发大英帝国员佐勋章。

打完这场仗之后，海军陆战队员们很快了解到，敌人不会遵守“文明战争”的规则。受伤的日本士兵假装请求医疗救护，然后会用枪打死闻声前来的医务兵。还有人装死，抓着手榴弹，希望和海军陆战队员同归于尽。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在写给海军陆战队司令的信中说：“我从未听说过或目睹过这样的战斗，他们拒绝投降。伤者会一直等着，直到有人来检查战场，然后他会拉响手榴弹，跟过来的人同归于尽。接下来我们会怎样做你就可想而知了。”[46]

海军陆战队派了一个轻型坦克排来解决剩下的幸存者。他们用榴霰弹轰击成堆的死人和伤者，然后开着坦克车碾过尸体。傍晚，范德格里夫特在视察现场时说：“坦克后面看起来像绞肉机。”[47]另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后来回忆说：“臭气熏天的日军尸体铺在地上——有烧死的，压死的，还有被碎尸的。不等这些尸体被埋葬，潮水便涌了上来，然后又退下去，于是这里露出一条胳膊，那里露出一个头，残肢断体散布在潮水重新冲洗过的沙滩上。”[48]海军陆战队员以43人阵亡和57人受伤的代价，彻底歼灭了一木率领的800人的攻击部队。（该支队还剩下120人左右，作为后卫部队留在了东部。）

特纳鲁河之战带来的心理影响是深远的。这场胜利以及两周前在图拉吉岛和吉沃图岛上发生的战斗终结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日军的狂热战法的确让人紧张，但这鼓动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用愚蠢的战术作战。

范德格里夫特不失时机地宣传了这场胜利。在遭受大规模攻击的情况下，驻守特纳鲁河的海军陆战队员“坚定而果敢地守住了自己的岗位。敌人攻击了一整夜，也未能突破防线。破晓时，第1陆战团从后方和侧翼包抄了敌人，切断其退路，将其从内陆赶向海洋，几乎全歼敌军，取得了可与陆战队悠久的军事传统相媲美的胜利”。[49]

在前两次航空母舰的对决中，弗兰克·杰克·弗莱彻都因及时获知了敌方的作战计划而占得先机。但此时他掌握的信息就没有那么多了。8月13日，日军再次更新海军密码，导致密码破译专家的进度倒退了好几周。无线电通信量分析表明，日本海军正从国内水域南下，朝特鲁克群岛的方向行进，这可能表明日军要前往所罗门群岛的南部。但是美军无法确切掌握日本航空母舰的行踪。约瑟夫·罗奇福特中校是珍珠港密码破译部门的负责人，在美军取得中途岛战役胜利的行动中厥功至伟，他认为日军航空母舰停泊在濑户内海。[50]此时还没有数据能推翻这个推论，但如果南云忠一的舰队能好好地遵守无线电静默的纪律，那日军航母也可能已经南下到了特鲁克群岛，甚至进入了所罗门群岛海域。8月22日，戈姆利给弗莱彻发来电报：“有明显迹象表明，8月23日至26日，敌军将大举进攻‘仙人掌’。”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认为敌军舰队可能包括一两艘战列舰，15艘巡洋舰和大量驱逐舰：“可能有航空母舰，但并不确定。”[51]

8月9日撤军之后，弗莱彻受命为新喀里多尼亚和新赫布里底群岛到所罗门群岛之间的海上航线提供空中掩护，并且帮忙向亨德森机场转运飞机。他平时很注意保持舰船燃油充足，以防发生紧急情况。得知日军在特纳鲁河发动了地面进攻后，弗莱彻在8月19日至20日晚间转而向北航行，赶往西北方一个很远的地方，位于马莱塔岛的东侧。但是无线电情报反复断定日本航空母舰还在特鲁克群岛西北方1 000多英里的地方。如果真的是这样，日军最早可能会在8月25日发动进攻。弗莱彻以为自己有两天的加油时间，于是派“胡蜂号”及其警戒舰往南与加油船会合。结果“胡蜂号”没有及时赶回来参加即将到来的战役。

8月22日至23日，每个作战单位都试图找到对方，天上挤满了侦察机。麦凯恩将军的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和B-17轰炸机从圣埃斯皮里图岛起飞，执行长途侦察任务；来自亨德森机场的海军陆战队的俯冲轰炸机也遍布空中；另有6架PBY水上飞机从圣克鲁斯群岛的恩代尼岛出发。日军从拉包尔起飞的川西四引擎大型水上飞机则向南部和东部进行搜索。[52] 8月22日快到上午11点时，“企业号”雷达屏幕的西南方向上出现了光点。4架战斗机被派去查明情况。它们发现了一架川西飞机并迅速将其击落。

翌日清晨，一堆令人困惑的敌情报告扑面而来。来自恩代尼的PBY水上飞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北约300英里的布干维尔岛东部发现了由4艘运输舰和4艘护航的驱逐舰组成的纵队。这是田中赖三的部队。田中意识到自己被侦察到了，担心自己的运输舰遭到毁灭性空袭，于是掉头向北航行。山本司令在“大和号”旗舰上通过无线电命令南云忠一派轻型航空母舰“龙骧号”、重型巡洋舰“利根号”、驱逐舰“天津风号”和“时津风号”组成的“牵制部队”火速南下，并在次日凌晨攻击亨德森机场。田中部队登陆的预定日期推迟至8月25日。

得到PBY水上飞机的侦察报告后，弗莱彻让“萨拉托加号”出动了强大的攻击部队，派31架俯冲轰炸机和6架TBF“复仇者”鱼雷轰炸机一起攻击田中的舰队，由“萨拉托加号”航空大队的队长哈里·D.费尔特中校领航。在途中，从亨德森机场赶来的另外9架SBD、1架TBF和13架战斗机加入了编队。飞行队钻进了能见度极低的白色浓雾中。费尔特让手下一字排开，在离海面仅有50英尺的高度上并肩飞行。除了下面的海和两边的飞机，大家什么也看不见。费尔特记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在这片浓雾中至少飞了一个小时，然后突然冲了出去，四下一看，大家竟然都在。真是守纪律！”[53]

田中为了躲开这次袭击，早就向北逃窜了，费尔特及其中队没有发现敌军舰队的任何踪迹。“萨拉托加号”上的舰载机跟随海军陆战队的飞机返回了瓜达尔卡纳尔岛，设法在微光中降落在了泥泞的跑道上。“萨拉托加号”上筋疲力尽的飞行员在座舱里过夜，准备黎明时起飞。

双方的航母舰队都找不到对方。它们相隔仅有300英里，只差一点就可进入空袭范围，但是谁也未能确定对方的位置。8月24日，从早上5时55分到6时30分，“企业号”上有23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起飞。当时这艘航母位于马莱塔岛以东200英里处，这些轰炸机以120度角呈扇形向西方和北方展开。恩代尼的PBY水上飞机也在天亮之前升空。从西方向瓜达尔卡纳尔岛集中的日军舰队仍然处在美军晨间搜索范围之外不远处，“企业号”上的舰载机无一报告发现目标。但是麦凯恩手下有一架PBY水上飞机于上午9时5分发现“龙骧号”航母舰队正朝南疾驶，半小时后另一架飞机发现了近藤信竹的重型水面舰船和阿部弘毅的舰队。

弗莱彻现在面临一个两难局面。他是应该扑向“龙骧号”，还是应该做好准备，等待发现更大的航母？PBY提交的报告表明“龙骧号”位于图拉吉岛以北275英里处，从“萨拉托加号”所处的位置要长途飞行250英里左右——但是如果目标继续往南航行，它就会变得更近。费尔特的飞机于上午11点从瓜达尔卡纳尔岛返回母舰。他告诉弗莱彻，飞行员们累坏了，需要休息一下。他指出：“您继续接收情报，一旦那些家伙进入我们的有效打击范围，我们就出动。”[54]弗莱彻同意了。上午11时38分，另一架PBY报告发现了“龙骧号”的舰队，这次更往南了。

面对着一堆相互矛盾而又不确定的信息，加之风险极高，弗莱彻犹豫了，不想在仓促之间做出决定。中午刚过，他派“企业号”的航空大队向西北方搜索250英里。下午1时15分，16架SBD和7架TBF飞离了航空母舰。第3鱼雷机中队的查理·杰特发现了“龙骧号”并立即发回敌情报告。杰特和僚机试图在1.2万英尺的高度进行水平轰炸攻击。从高空中向高速移动的舰船投掷炸弹往往是白费力气，这次也没有例外。他们失手了，掉头返回美军特混舰队。

弗莱彻仍然没有得到关于敌军大型航空母舰的任何消息，他选择派预备队去干掉轻型航母“龙骧号”。费尔特中校带领28架SBD和8架TBF朝320度方位飞行。那时“龙骧号”已经派6架中岛B5N鱼雷轰炸机和15架零式战斗机前去攻击亨德森机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在该岛上空的混战中保住了机场，击落3架中岛B5N鱼雷机和3架零式战斗机，己方仅损失3架飞机。（拉包尔的轰炸机按计划应在同一时间到达目标位置，但是大雾天气迫使其返回了基地。）重要的是，“龙骧号”上的舰载机没有对亨德森机场周围的设施或机场本身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55]

下午3时36分，“萨拉托加号”的攻击部队迫近了“龙骧号”。“龙骧号”急忙右转，在整个攻击过程中不断地绕圈。轰炸机接连俯冲，对准“龙骧号”投放炸弹。有几枚炸弹与之擦身而过，但费尔特亲自投掷的三枚500磅炸弹中的第一枚落在了其飞行甲板上，一架TBF发射的鱼雷则击中了“龙骧号”的右舷。费尔特说：“这次打击行动就像一次演习。”[56]“龙骧号”很快就燃起大火，失去控制，同时仍在顺时针转圈。费尔特从空中看到它“喷出了黑烟，熄灭之后又冒出更大团的烟”。[57]“龙骧号”的船员开始弃船，大部分人直接从两侧跳到海里。“天津风号”驱逐舰的舰长通过双筒望远镜看着燃烧的残骸。他回忆说：“它严重向右倾斜，露出红色的底部。海浪冲到了飞行甲板上。这一景象真是让人神伤。此时的‘龙骧号’看起来不再像一艘船，倒像个大火炉，被烧得千疮百孔，喷着可怕的红色火舌。”[58]4个小时后，它沉入了海底。返航的舰载机无处降落，也只能坠入大海。

下午2时30分，来自“筑摩号”的侦察机也发现了美军的航空母舰。这架速度缓慢的水上飞机被“企业号”的战斗机击落了，但是在坠毁之前，飞行员已经设法将消息发给了南云忠一。“翔鹤号”航空母舰上的无线电测向装置精确测出了这架倒霉飞机的方位，也因此判断出了美军特混舰队的位置。此时，南云忠一占据了优势。对手尚未发现他，他却已经掌握了弗莱彻的确切位置，而且这个位置就在他的打击范围之内。下午2时55分，两轮大规模打击中的第一轮由“翔鹤号”和“瑞鹤号”发起，出动了27架爱知D3A2“瓦尔”轰炸机，由15架零式战斗机护航。

当这些飞机从航母甲板上起飞时，两架来自“企业号”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发现了日本航母，立即给弗莱彻发了电报。然而，美军的通信情况很糟糕：电波因静电干扰和飞行员的交谈而严重受阻，直到一个多小时后，弗莱彻才收到发现目标的报告。那两架SBD轰炸机俯冲下去，勇敢地轰击“翔鹤号”，但是没有击中。第一轮攻击的飞机起飞后约1小时，南云忠一发动了第二轮攻击，派出了27架爱知轰炸机和9架零式战斗机。

此时，弗莱彻面临着敌人的两轮俯冲轰炸机攻击，但他还没有做出回应。当敌情报告终于呈交给他时，他意识到他重复了三个半月前在珊瑚海战役中所犯的错误——集中力量攻打小型航空母舰，而敌人的大型航空母舰就在附近。他试图给已经起飞的飞机发出新的命令，但是再次因糟糕的通信失败了。“企业号”上的一名俯冲轰炸机飞行员愁苦地说：“战术上的较量还未开始，我们已在战略上输给敌人——珊瑚海的一幕再次上演了。”[59]

下午4时32分，“企业号”上的雷达探测到了第一轮进犯的飞机，当时它们在西北方向88英里处。[60]两个飞行甲板上的F4F战斗机迅速起飞，以最大速度攀升，1 200马力的普惠发动机全力运转。日军此时在战术方面处于上风。天空中云朵很多，给了日军飞机很好的掩护。[61]进攻者知道F4F的爬升速度很慢，所以它们是从极高的高度接近的，距离海面1.8万英尺至2.4万英尺之间。在最初的雷达报告之后，美军的雷达屏幕足有17分钟毫无动静。4时49分，雷达屏幕上再次出现亮点。此时敌人的先锋离美军仅有44英里远了。美军战斗机被护航的零式战斗机引走，结果大多数日军俯冲轰炸机未受干扰就越过了警戒舰队。“企业号”的战斗机指挥官努力联系飞行员，而飞行员正在用无线电七嘴八舌地讲话：“看那个下去的家伙！”“比尔，你在哪里？”[62]（“企业号”的舰长阿瑟·C.戴维斯后来说：“空中都是这些不必要的信息。尽管我无数次尝试让飞行员们安静下来，但没有几条消息能传递给战斗机，战斗机指挥官也收不到什么消息。”）[63]

两艘航空母舰都全速航行，进行机动规避，并且朝东南方向迎风行驶，以便飞机起飞。甲板上所有的战斗机都奉命出击。飞行员得到的指示是，只要离开原地，空出场地，敌军的俯冲轰炸机从高空冲下来时不在甲板上就行，具体飞去哪里不重要。如果两艘航空母舰都被击沉，或是受损导致无法让飞机降落，他们可以飞往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亨德森机场。一升空，“企业号”和“萨拉托加号”上的战斗机就接到了无线电指示，奉命向西北飞行，寻找敌军的两艘大型航空母“瑞鹤号”和“翔鹤号”。再过两个小时就天黑了，它们攻击敌人后安全返航的机会不是很大。

5时9分，“企业号”上的雷达图警告舰长：“敌方飞机就在我们上空！”[64]防空炮手把头盔推到脑后，将木棉救生衣紧紧地系在脖子上，仔细观察着天空。一开始，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那天下午安静得有点不可思议。一些黑色的斑点在高而稀薄的云层间移动。然后，一些斑点不动了，似乎固定在一个地方。渐渐地，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响。较大的斑点开始显露出形状——一个模糊的光斑，长着一对翅膀，翅膀下有固定起落架。太阳照得座舱顶盖闪闪发光，机身下面则还有一个较小的斑点（炸弹）。从未见识过俯冲式轰炸的亲历者对于敌人的飞机竟然要花那么长的时间俯冲下来感到很惊讶。这些轰炸机以70度角或更大的角度俯冲，大多数是冲着“企业号”的正左侧及其尾部而来的。用戴维斯舰长的话说：“这次袭击执行得很好，非常坚决。”[65]

此时“企业号”正以27节的速度在大海上疾驶，戴维斯先是命令右满舵，然后左满舵，船先是急剧地向左倾斜，随即猛烈地向右倾斜。航母后面是延伸开来的长蛇形浪花，泛着泡沫。炮手们一齐开火，5英寸、1.1英寸和20毫米的炮弹形成了防空弹幕。黑色、棕色和白色的烟云在天上弥漫。一名亲历者说，“南达科他号”“像圣诞树一样被照亮了”，到处都是火焰和浓烟，仿佛这艘战列舰自己在燃烧一般。周围的海里都是落下的防空炮弹碎片，海面上仿佛在下暴雨。几架俯冲轰炸机被击中解体。弗雷德·米尔斯少尉看到一架爱知轰炸机燃烧的残骸“像蝴蝶般飘落，轻轻降到水面上”。[66]还有几架从5英寸炮弹的弹幕中穿过，机身后面拖着浓烟。但这是一次大规模攻击——戴维斯估计在连续4分钟的时间内，每7秒钟就有一架飞机飞来——许多飞机毫发无损地穿过了弹幕。

爱知轰炸机在“企业号”上空约1 000英尺处投放了炸弹。当飞行员从俯冲状态中拉起时，每一枚与机身分离的炸弹都以更大的角度落下。一些炸弹笔直地落下，就像导弹一样；也有一些翻滚着下落。有9枚炸弹落在左右舷外，接触到海面时引爆，激起的白色水柱砸在了飞行甲板上。两侧通道上的人都被海水浇透了。

下午5时14分，“企业号”第一次被击中。一枚1 000磅重的定时穿甲弹在舰尾升降机前方穿过飞行甲板，并继续穿过四层钢板和两层舱壁，在船体深处爆炸。这次爆炸导致升降机泵房和附近的军士长营房中的35人丧生，70多人受伤。一连串的爆炸使该区域所有的舱壁都被炸毁，右舷水线处被炸出了一个洞。[67]爆炸的冲力导致机库甲板的后部向上凸起，形成了两英尺高的“驼峰”。舰尾的3号升降机被卡住，无法运转。但“企业号”一直在前进，速度不减。

在接下来的3分钟里，又出现了几枚近失弹，之后另一枚1 000磅的炸弹击中了右舷舰尾存放5英寸口径炮弹的弹药库。38人立刻毙命。爆炸引燃了军火库，火势在整个区域蔓延开来。“企业号”还在以27节的速度前进，却拖着一股不祥的黑烟。消防水龙朝着火焰喷水，受伤的人被带到了甲板上。船上的通风装置被打开，将所有易燃气体都释放了出来。不到两分钟后，第三枚炸弹落在2号升降机的前方。飞行甲板被炸出一个10英尺深的洞，2号升降机也无法使用了。摄影师助理马里昂·赖利当时站在舰岛上，在爆炸的那一刻按下了快门。这张“企业号”飞行甲板的中间冒出火焰和烟雾的照片将成为二战中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在中途岛战役中，4艘日本航空母舰遭受了类似的攻击，并因二次爆炸和不可控制的火灾被毁。而在“企业号”上，损管措施迅速控制住了大火。这艘航母继续快速前进，跟上了特混舰队。防倾覆注水使其不再向右倾斜。士兵用木板修补飞行甲板上的洞。他们把身边所有能用的东西通通拿来，堵住了右舷的裂缝，使用的东西包括床垫、木条、铁丝网和木塞。在日军袭击之前起飞的“企业号”上的俯冲轰炸机大多飞到了亨德森机场。它们由于“企业号”受损而暂时无法返回。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它们将跟随“仙人掌航空队”作战。

日军返航的俯冲轰炸机机组成员报告称，他们已经摧毁了一艘美国航母，南云忠一开始庆祝这一战术上的胜利。失去小小的“龙骧号”没什么大不了的。“龙骧号”是联合舰队中最小的一艘航空母舰，它（按照安排）牺牲了自己，吸引了大部分美国航母舰载机的注意，从而保全了“翔鹤号”和“瑞鹤号”。然而，有关田中赖三的运输舰队的消息逐渐传来后，日军的情况又显得不妙了。他的舰队遭遇空袭，损失惨重。从瓜达尔卡纳尔岛飞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俯冲轰炸机和战斗机将一枚炸弹投到了他的旗舰“神通号”巡洋舰上，还击沉了“金龙丸”运输舰。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从圣埃斯皮里图岛出发的B-17轰炸机击沉了驱逐舰“睦月号”。日本人开始意识到，如果不能压制亨德森机场的空中力量，就无法在“槽海”内安全航行。就像发生在珊瑚海和中途岛的航母大战一样，这场战役以日本人被迫中止计划好的入侵而告终。第二天，也就是8月25日，山本将军取消了KA行动，召回了舰队。

东所罗门群岛战役，即太平洋战争中的第三次航母对决，就此结束了。在某种程度上，它类似于三个月前发生的珊瑚海之战，是一场混乱的、没有章法的遭遇战。弗莱彻一直被糟糕的无线电通信和相互矛盾的敌情报告干扰。不过，摧毁了“龙骧号”，救下了“企业号”，以仅仅损失25架飞机为代价击毁了敌人75架飞机，他仍然赢得了不大不小的战术性胜利。由于迫使日军运输舰队返航，从这一点来看美军还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企业号”暂时的损失（要在珍珠港进行大修）因“大黄蜂号”赶到了南太平洋地区而得到了弥补。可能更重要的是，这场战役给戈姆利赢得了时间——他得以扩大支援基地，加强空中力量，从北美运来更多的物资，改善范德格里夫特的补给状况。

“企业号”遭受了重大人员伤亡：2名军官和72名士兵丧生，6名军官和89名士兵受伤。第一枚炸弹在船体内部爆炸，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大多数死者当场毙命，但他们的尸体随后遭到了大火焚烧，无法确定个人身份。8月26日，随着“企业号”及其警戒舰南行至努美阿，人们将尸体集中起来，准备海葬。弗雷德·米尔斯对当时的情景久久难以忘怀：

大部分尸体是完整的。他们变黑了，但没有被烧焦或萎缩，它们看起来像人形铁质雕像，四肢光滑完整，头顶无发。他们的面目无法分辨，但他们的嘴几乎都呈现出一种干瘪的笑容，看起来像啮齿动物的表情。

他们的姿势看起来要么不可思议地正常，要么极其怪异。一个持枪者仍然坐在椅子上，用一条胳膊保持瞄准姿势。他看起来就像雕刻家做的雕像。他身材匀称，身上没有任何毛发。另一些人趴着或躺着。有两三个人脸朝上躺着，胳膊弯着，双手挡在脸前。有个人烧得不是很严重，但胸膛腐烂了，头向后仰，双手叠放在一起。[68]

这艘受损的航母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手，不可能挨个给尸体执行海葬。在随军牧师的监督下，一位无法确定身份的海员按照传统接受了光荣的海葬。尸体被放在一块由美国国旗覆盖的木板上。一位号手吹起了“葬礼号”。海军陆战队员持枪敬礼。四名水手抬起木板，尸骨被投入浪涛。剩下的七十几个死者的遗骨被装进帆布袋里，配上金属零件以增加重量，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从船尾扔进了大海。

[1] Buell, Master of Seapower, p.221.

[2] Buell, Master of Seapower, p.221.

[3] Harry W.Hill,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85, Vol.2, p.267.

[4] John L.McCrea,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90, pp.169-70.

[5]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Via Admiral Leahy,” August 13, 1942, COMINCH File A163(1), FDR Map Room Papers.

[6] “Reinforcement of Hawaii and South Pacific Areas,” Commander in Chief, U.S.Fleet to Chief of Staff, U.S.Army, memorandum dated August 13, 1942, in 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 Box 38.

[7] Crutchley to Turner, August 10, 1942, letter enclosure in COMSOPAC to CINCPAC,“Preliminary Report Watchtown Operation,” dated August 16,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8] COMINCH to Secretary of the Navy, September 14, 1942, “Investigation of the Loss of the U.S.S.VINCENNES, U.S.S.QUINCY, U.S.S.ASTORIA, and HMAS CANBERRA,”Richmond K.Turner Papers, Series 1, correspondence, Box 1.

[9]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29.

[10] Fletcher to Hanson Baldwin, July 9, 1947,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Box 26.

[11]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5, pp.29-30, includingfootnote on p.30.

[12] 伦德斯特罗姆展开分析了这一话题，谨慎地为弗莱彻进行了辩护，见Lundstrom, Black Shoe Carrier Admiral, pp.368-83。

[13] NARA, RG 38, “SOPAC Amphibious Force Diary,” August 15, 1942, Box 173.

[14] “War Diary, Amphibious Force SOPAC,” August 16, 1942 entry, in ibid.

[15] “War Diary, Amphibious Force SOPAC,” August 9, 1942 entry, in ibid.

[16] Vandegrift to Turner, 151015, COMSOPAC War Diary, quoted in Merillat, Guadalcanal Remembered, source note, p.307.

[17] C型口粮，美军的罐装战地口粮，一般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编者注

[18]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58.

[19] “MR 203, Japanese Naval Activities,” FDR Map Room Papers, Box 64.

[20] Fletcher to COMSOPAC to CTF-61, 211120,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1, p.807.

[21] Merillat, Guadalcanal Remembered, p.152.

[22]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61.

[23] “Division Commander’s Final Report on Guadalcanal Operations,” May 24, 1943, Phase III, p.1,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5.

[24]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32.

[25] Ibid., p.134.

[26]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196.

[27]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36.

[28] “8th Fleet War Diary,” p.1, extracted from WDC 161259/397/901,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29] “Detailed Battle Report No.6 of the Fifth Air Attack Force,” issued at Rabaul, September 10,1942, extracted from WDC 161012/399.901,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30] “Staggering Blow,” Domei News Broadcast,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31] Hara, Saito, and Pineau,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95.

[32] “Diary, No.25 Air Flotilla,” pp.3-4, extracted from WDC 161012/399.901,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33] “Military Value of British New Guinea,” in Japanese Demobilization Bureau Records,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p.24.

[34] Hara, Saito, and Pineau,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95.

[35] “Diary, No.25 Air Flotilla,” p.2, extracted from WDC 161012/399.901,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36] “Division Commander’s Final Report on Guadalcanal Operations,” May 24, 1943, Phase III, p.6,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5.

[37] Miller, Cactus Air Force, p.24.

[38] “COMAIRSOPAC War Diary for August 1942,” August 13, 1942, entry,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7.

[39] Entry dated August 13, 1942,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1, p.825.

[40] David Galvan quoted in Bergerud, Fire in the Sky, p.79.

[41] Brand, Fighter Squadron at Guadalcanal, p.67.

[42]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39.

[43]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208.

[44]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84.

[45]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209.

[46]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42.

[47]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42.

[48] Merillat, Island, p.75.

[49]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44.

[50] “Japanese Naval Operations; Estimate of,” Intelligence Center, Pacific Ocean Areas, July 24,1942,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1, pp.841-43.

[51] COMSOPAC to CTF-61, 220910, in ibid., p.808.

[52] “Diary, No.25 Air Flotilla,” extracted from WDC 161012/399.901,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53] Harry D.Fel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Vol.2, p.109.

[54] Ibid., p.110.

[55] “COMAIRSOPAC War Diary for August 1942,” August 24, 1942, entry,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7.

[56] Harry D.Fel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Vol.2, p.112.

[57] “Narrative Report of Action with Enemy on August 24, 1942,” Commander, Saratoga Air Group, enclosure (e) to Saratoga Action Report, September 10,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58] Hara, Saito, and Pineau,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p.100-101.

[59]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122.

[60] Enterprise Action Report, September 5, 1942, p.3,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61] Lt.Cmdr.Keiichi Arima,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30.

[62] Enterprise Action Report, September 5, 1942, enclosure (b), “Report of Fighter Director,”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63] Enterprise Action Report, September 5, 1942, enclosure (b), “Report of Fighter Director,”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64] Enterprise Action Report, September 5, 1942, enclosure (b), “Report of Fighter Director,”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65] Enterprise Action Report, September 5, 1942, enclosure (b), “Report of Fighter Director,”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66] Mears, Carrier Combat, p.117.

[67] Thomas C.Kinkaid,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429, Vol.1, p.198.

[68] Mears, Carrier Combat, p.121.

第四章

在过去的十年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批评者不断抨击其混乱无序的领导风格。他逆转了许多重大决策，却不承认甚至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无论某个人的表现多么令人讨厌，他都不愿意将其解雇。他还草率地在原有政府机构之上建立新的机构，却不规定它们各自的职权范围。无论建言者提出什么样的新建议，罗斯福似乎都颇为认同。连他最忠实的拥护者也不会认为他有管理的天赋。“他不是那种通常意义上的行政首脑，”担任过罗斯福的总检察长，1941年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罗伯特·H.杰克逊评价说，“他当然不是一个擅长管理的人，而且在正常的情况下……他能否成为一位杰出的总统也值得怀疑。”[1]杰克逊说，当富兰克林·罗斯福为特定的政策感到犹豫不决时，想要让他拿定主意是不可能的。他会耗上好几个月，暂停、拖延、阻挠并且最终拒绝采取行动。而在另一些时候，他会做出影响深远的决定，“冷静沉着，有时甚至会让他的顾问们感到惊讶”。[2]白宫预算主管哈罗德·史密斯承认，罗斯福的许多国内规划不尽如人意，但他认为总统是一个天生拥有远见卓识的人，“是政府里真正的艺术家”。[3]

杰克逊·波洛克[4]的画派和马克斯兄弟[5]可能会立刻反驳。“大胆实验”一直是新政的指导原则，但一个处在战争状态的国家能否承担未经验证的方法带来的风险？如果不能，失败的代价会以美国人的血来偿还吗？

为了战胜大萧条，总统及其手下创建了一大堆新的联邦机构，相应地也造了一堆“缩写词”；为了打败轴心国，他们又造出了一堆，如OPA、OPM、DPC、WPB、OWI、WRB和SPAB——为了不让本页看起来太过杂乱，这里就不多引了。[6]资深的报纸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虽然不是罗斯福政府的反对党的批评家，但是对这些机构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评论。他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写道：

由于一个人无论多么无能，表现多么糟糕，都保得住饭碗和工资，我们政府的首脑罗斯福先生成了典型的反面教材，展示了纪律可以被破坏到何种地步。人们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某个官员不能胜任其职务，那么他的职务可能会取消，但这个人不会被解雇。因此，颠倒是非、阳奉阴违和摇唇鼓舌成了办事的常态，无论是干好事还是坏事。如果一切都要转弯抹角才能办到，人们就不会直截了当地行事了。

当有能力的人在无能但又不会被解雇的人中间办事时，他们的能量会消耗殆尽。如果罗斯福先生早期的政治承诺和过去的政治错误所遗留的问题集中爆发，整场战争的走向都会受到影响。[7]

虽然罗斯福的党派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占绝大多数，但其1942年中期选举的前景却不乐观。一度无懈可击的民主党新政联盟——北方和中西部的城市居民、工会、自由派、少数族裔和天主教徒与可靠的南方诸州组成的联盟——已经因战争的破坏而分崩离析。数百万军人和战时工人被迫背井离乡，因此离开了世居的投票区。选民投票率预计将创下历史新低，剩下的选民都是倾向于共和党的老年人、农民和富人。

那年初夏，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两党团结一心的局面不复存在，钩心斗角的党派纷争重现政坛，激烈程度不输过往。所有人都重复着团结爱国的陈词滥调，但反罗斯福的媒体和议员对政府的批评更加随意和激进了。同时，共和党人愤怒地扼杀了在战争期间暂停政治活动的所有建议。盟国捍卫的难道不是民主党的反对派主张的权利吗？1942年4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承诺为“彻底战胜”轴心国而努力，还补充发表了“庄严声明”，称共和党将“维护美国的政体……和两党制”。当总统提议将党组织重组为民防联盟时，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对记者说：“要是我像戴着钢盔、拿着手电筒和一桶沙子的防空队员一样站在街角向罗斯福鞠躬，我会觉得恶心。”[8]

报业大亨们曾经用整版报纸反对新政提案，领导战前的孤立主义，最突出的是罗伯特·麦考密克、锡西·帕特森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他们声称支持这场战争，但谴责总统愚蠢的指挥。罗斯福在国会中的敌人，包括1940年和1941年的孤立主义领导者，此时正鼓动人们集中资源攻打日本而不是德国，而且对美国在作战中的损失抱怨连连。他们似乎决定不惜用一切手段来破坏政府的管理，但这可能仅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出于真正的信念。许多观察家怀疑他们并非真正关心战争。《圣路易斯邮报》驻华盛顿的记者马奎斯·蔡尔兹严厉指责道：“不管官方在12月8日怎么解释，最盲目和最顽固的人都会继续相信，珍珠港事件是美国自找的，因为美国没有像那些聪明人建议的那样保持纯净和孤立。”[9]

批评者的立场摇摆不定。他们一边抨击当局，一边宣称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搁置争议，团结一致，赢得战争。民主党人愤怒地指责那些在战争期间批评总统的人，说他们等于是在给轴心国做政治宣传。国会辩论中的用词变得越来越恶毒。6月25日，来自怀俄明州的参议员哈里·施瓦茨发言时猛烈地抨击了那些“挑拨阶级冲突，灌输种族仇恨和宗教仇恨的搬弄是非者。他们无意间使用了希特勒最有效的宣传手段。……这种纳粹宣传机器吸引的是为个人的野心和隐秘的仇恨所蒙蔽的追随者，他们一心要为自己谋利。他们并非故意要这场战争或民主失败，但他们的做法却有导致这种事情发生的危险”。[10]

这场战争难免会让联邦和总统的权力增加，两党保守人士都对此感到绝望。华盛顿的商业靠的是政府，而此时商业正前所未有地繁荣，连新政的巅峰时期都比不了。他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这场战争会使美国形成巨大的官僚政府。总统在国会的敌人默许了拨巨款来动员和武装部队的提案，但是共和党和南方保守派民主党人否决了几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政方案，或是拒绝为其拨款，这些方案涉及的机构包括民间资源保护队、工程振兴局和国家青年管理局。罗斯福甚至没有试着挽救它们。战争本身就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来抵消损失，他的核心立法成果（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集体谈判和银行监管法）将会继续存在。

国会决心发挥更大作用，而非只是贯彻总统的意志，但两党的成员都意识到，建设性的监督和横加阻挠是截然不同的。共和党传统的孤立主义领导层和日益壮大的国际主义集团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后者的领袖是1940年落选的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全面战争只能由一个协调的、集中的行政权力机构来应对，因而国会不可避免地沦为了决策的旁观者。人们希望国会能及时为军事预算提供充分的资金，反对意见只要象征性地提出一点就可以了。议员可以拿充分的证据来指责政府无能、浪费、超支、腐败、内斗和垄断，但任何一种监督职能都不允许减缓战争动员的进程。

截至1942年闷热的夏天，联邦政府雇用了华盛顿的大约25万平民，但是对于一场全球性战争来说，这种规模和人力依旧不足。从珍珠港遇袭到打败日本，华盛顿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每月都有大约1万人来到这座城市，因为这里工资很高，而且似乎永远都在招文员、秘书、速记员、统计员和中层管理人员。当时最先进的信息技术是电动打字机、复写纸和钢制档案柜。华盛顿的行政指挥部就是个打字机营。在长长的大厅中，日光灯下放置着一排排的木桌，上面摆放着备忘录、授权书和申请信。这些文件一式八份打印出来后，要分发到全城的互见索引档案中。自1940年至1945年，光是物价管理局用的纸就比整个联邦政府自1789年以来用的还要多。[11]

新到华盛顿定居的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年轻女子，她们是因为招聘者承诺给所有能打字的高中毕业生提供丰厚的薪水才来的。她们的工作地点位于华盛顿广场各处的“临时建筑”里，这些建筑是预制的水泥石棉建造的办公楼，之所以被称为“临时建筑”，是因为它们在战争结束后将被拆除。这些单调的灰色建筑物矗立在倒影池的两边，通过跨越水池的长廊相连。另外，华盛顿纪念碑周围，以及直至国会山脚下的整条宪法街两边，也都是这些建筑。从地基里挖出的泥土用推土机堆成巨大的土堆，直接留在了旁边。在珍珠港遇袭一周年之前，有27栋这种临时的巨型建筑建了起来。其中有一栋从动工到剪彩只用了5个星期。这27座建筑物共提供了330万平方英尺[12]的办公空间。[13]里面夏热冬冷，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都恐怖地咔咔作响。管道和电气系统容易发生慢性故障。每个工作日的早晨，这些建筑物外面都有长长的队伍沿着人行道等候，员工要等着向武装警卫出示证件，因公事来访的人也要得到许可才能进入大楼。每个建筑物平均容纳4万名员工，人数再多就会超出健康和安全的最低要求。许多机构采用八小时轮班制，上一班次的人刚一离开办公桌，下一班次的人就坐下来了。面对汹涌的人潮，清洁工疲于奔命，建筑内逐渐变得污秽不堪。

战争部找了一个更长久的解决方案，在波托马克河对面建造了巨型的战争部大楼。这座巨大的五角建筑占地42英亩[14]，建筑面积500多万平方英尺，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楼，彼时还未被称为“五角大楼”。1942年9月，五角大楼尚未竣工，而其建设费用可能会超过原本的预算一倍，这引起了国会的抗议，但是此时已有1.7万人在已经竣工的部分上班了。[15]

1942年，华盛顿仍然是一个缺乏活力的中等城市——文化上它更像南方，缺乏私营企业，而且完全没有准备好接纳激增的人口。与其他城市一样，业主压榨租户，轻而易举就赚到了钱。政府负责招聘的人员提醒已婚申请人，因为没有住房，他们无法把家搬到首都。年轻的女打字员挤进小公寓蜗居，每个房间有四张床，十分拥挤。空置的停车场上建起了临时的拖车营地。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郊区的农田里到处都是批量建造的式样相同的住房。破旧的船屋外挂着晾晒的衣服，停泊在波托马克河中。当局禁止私人业主出租空房。“如果战争持续的时间比较长，”1943年1月《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评论说，“华盛顿这座城市就要撑爆了。”[16]

公共服务在高压下瘫痪了。电车和公共汽车仅能容纳每天三分之一的通勤人口。在高峰时段，联合车站挤满了人，水泄不通。人行道两边垃圾遍地。电话系统过载，电话公司不得不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请求公众除紧急情况外不要打电话。人行道两边挤满了各种各样的店铺——餐馆、杂货店、干洗店、电影院、报摊。医院拥挤不堪，以至于偶尔出现空位时会安排孕妇引产。公立学校报名人数超额；教堂在周日只提供站席；军人贿赂门卫，才能进入拥挤的夜总会。犯罪、卖淫和性病十分普遍，警察不堪重负，监狱人满为患。

虽然罗斯福从来没有穿过制服，但他完全适应了总司令的角色，会见将领的时候一点也不打怵。如果考虑政治或外交方面的因素后，需要推翻参谋长的决定，总统从不犹豫。“我是一个固执的荷兰人，”他可能会说，“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我们必须按这个决定执行。你们改变不了我的主意。”[17]马歇尔和金很快便开始以向白宫提交联合决议的方式来减少总统影响作战计划的机会。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总统几乎总是会爽快地同意。

总统骨子里是海军的人，这一点大家都清楚，包括马歇尔和史汀生，但他们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控制的。而对于海军将领来说，他对海军的偏爱就是让人喜忧参半的。罗斯福喜欢插手海军事务，他这个习惯可以追溯到1913年，当时新当选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让这个31岁的前纽约州参议员担任助理海军部长。在低调的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的手下，年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负责监督海军的日常运作，并亲自指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员工作。他和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大部分中级海军军官都有过一定的接触，包括金、尼米兹、哈尔西、斯塔克、莱希、托尔斯、斯普鲁恩斯、弗莱彻、特纳等，那时他们还是上尉和少校。

罗斯福总统长期以来有个习惯，要求海军提供给他某些军舰和军官的信息——总司令一般不会关注这些信息。当他为新的舰艇设计或武器系统提出即兴的想法时，海军部就得去研究这些建议，并（委婉地）解释为什么这些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罗斯福会若无其事地跨级指挥，例如直接命令某艘舰艇去特定的战区，或者派遣军官进行实地调查，命令他们直接向自己报告。[18]而另一方面，罗斯福又有一种天赋，善于把合适的将领在合适的时机派到合适的岗位上。他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完美，但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做出了两项重要的人事决策，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这两个决策无比正确。他将金召回华盛顿管理海军，并且将尼米兹派到夏威夷去指挥太平洋舰队。

媒体和国会中有人建议总统将最高指挥权移交给能够胜任的军事权威，比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罗斯福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们。罗斯福对他的私人医生罗斯·麦金太尔说：“我的罪行是我读过宪法，并且支持它。制定宪法的人要求总统在和平时代做最高行政官，战争时代做最高指挥官，还有什么比这更清楚吗？”[19]

对于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来说，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是混在一起的，他的大部分工作是在白宫的“椭圆形书房”（白宫寓所内）甚至卧室里做的。面见总统时，军事首脑自然愿意和他的私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也是很得体的做法。（例如，要求欧内斯特·金和乔治·马歇尔在总统端着托盘在床上吃早餐的时候，坐在这位总司令的床尾汇报工作，是在为难他们。）但是，如果有问题需要总统及时关注，礼仪就成了次要的问题。马歇尔和金是白宫的常客，这两个人已经习惯了在向总统做简报的时候，看他拿着放大镜盯着集邮册出神。在夏季的周末，高级军官经常开车60多英里来到香格里拉，与罗斯福坐在装了帘子的门廊里，俯瞰凯托克廷峡谷的田园景色。收到总统手写的信件时，这些军事首脑别无选择，只能默许他以亲切的口吻称呼自己（“亲爱的欧尼”），然后在回信的时候坚决采用恰当的称呼（“致总统先生的备忘”）。

许多工作可以通过哈里·霍普金斯来完成，他是总统的首席顾问，也是其密友。“瘾君子哈里”（他就住在白宫总统房间另一头的卧室里）的地位超过了罗斯福内阁中的所有成员，他会在紧要关头引导总统做出理性的决策。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所以所有的军事首脑都非常尊重霍普金斯。但是霍普金斯已忙得不可开交，而且他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军事方面的经验。1942年6月，马歇尔提议将一名新人安排进白宫，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联络员。这个“军事参谋长”应该是某个兵种的幕后掌控者，与罗斯福共事过，并且熟悉他的怪异处事方式。

金最初的直觉是抵制这个提议，这也许是因为他不想让另一个军官插在自己和总统之间，也或许是因为他认为马歇尔会推荐一位陆军将领。马歇尔化解了金的第二个疑虑，因为他推荐的是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一位已经退役的海军作战部长。莱希自1915年就认识罗斯福，当时莱希负责指挥“多尔芬号”海军通信船。他和他妻子都是罗斯福的密友，同时也是海德公园的常客。1939年，莱希从海军退役后，总统任命他为波多黎各总督。1941年，莱希被派往法国担任以贝当元帅为首的维希政府的大使。1942年7月7日，罗斯福与莱希在白宫共进午餐，并为他提供了这份工作。莱希接受了。

恢复现役后，作为四星上将，莱希成了美军所有武装部队中资历最高的军官（从第一次获得军衔的日期算起）。考虑到他的资历，他被推举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临时主席。作为前海军作战部长，他十分理解海军对太平洋地区的担忧，但是，他在维希政府任职的经历也让他更加认可欧洲优先的原则。人们希望温和的外交官莱希能稍微调和一下金的火暴脾气。

在大多数早晨，莱希会径直走向总统的居室，罗斯福往往正躺在四柱床上，睡衣上搭着一件印有花押字的海军披风，行动不便的腿上搭着毯子，边看报纸边吃托盘里的早餐，也有可能正在浴室里刮胡子。这位海军上将会在角落里坐下来，开始总结战地指挥官发来的报告，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最新发出的命令，或者是总结参谋人员发布的重要研究报告。

听说丘吉尔在伦敦的地下掩体中有个精美的“地图室”后，罗斯福认定白宫也应该建立一个类似的指挥中心。为此，罗斯福让人腾空了一楼的一个大房间，由海军上校约翰·L.麦克雷负责管理。[20]欧洲和太平洋的大型地图挂在相对的墙壁上。东南亚、地中海和北非的地图较小，挂在欧洲和太平洋的地图之间。这些地图挂得都比较低，好让总统能坐在轮椅上查看。旗帜和彩钉标记出盟军和轴心国已知的海军、陆军和航空部队的位置。“三巨头”（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目前的位置用特殊的钉子表示——雪茄代表丘吉尔，烟斗代表斯大林，香烟代表罗斯福。通过安全的专用电话线路，海军部和战争部每个小时都会汇报最新的消息。

地图室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班，最终海军和陆军在这里各有六名军官。一名警卫负责站岗，只有六名白宫工作人员可以进入。（埃莉诺·罗斯福在得知每天都可以从这里了解儿子的位置后，随时都可能会来看看，卫兵没有勇气阻止她。）麦金太尔医生的办公室位于隔壁，罗斯福每天下午都在他那里接受鼻窦治疗。莱希和霍普金斯经常陪着总统。丘吉尔在来访期间几乎总是待在这里。从各个方面看，这里都是二战盟军的指挥中心。“麦克雷，”莱希说，“我认为你的地图室里集中的战争信息超过了华盛顿任何别的地方。”[21]

罗斯福承诺不会为了国内政治稳定而牺牲任何军事决定。但是，他为业余的“键盘侠”所包围，他们会不请自来，在公共场合提出自己的建议。他反复警告说，这场战争不可能通过全民公决来进行。即使在中途岛战役之后，公众舆论强烈要求增加对日本的打击力度，他也坚持这样的原则。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报纸要求美国重新平衡军事力量，将主力从欧洲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因为“太平洋战争才是世界大战，是东方为主导世界向西方发动的战争”。[22]华盛顿和俄勒冈州的国会代表团对阿留申群岛的两个外岛出现了约1万名日本兵感到不安。他们警告说，必须立即把日本人赶走，免得他们冲进阿拉斯加，从而危及整个西海岸。（专业的战略家知道，鉴于日本在军事和航运上的限制，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他们在公开场合不能这样说，因为一旦这么说，就会让敌人察觉出他们对此毫不在乎。）另外一些人心系欧洲，特别是苏联南部。红军正在斯大林格勒郊外与德国国防军进行殊死搏斗。盟军已经同意了“欧洲优先”的政策，但美国尚未直接与第三帝国的部队交战。温德尔·威尔基强烈要求开辟打击希特勒的第二战线，以缓解苏联的压力。在同一个星期内，威尔基还呼吁立刻增加对苏联和中国的军事援助。白宫里的人翻了翻白眼——威尔基是不是觉得船和武器都是从树上长出来的，说有就有？

然而，对苏联的担忧是有根据的。红军如果溃败，这绝对会是一场灾难。斯大林曾请求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但到当时为止，盟军一直未能开辟这一战场。25年前，俄国共产党曾请求与德国和平共处。如果1942年再搞出一个类似的停战协议，希特勒就能将100多个师重新部署到西欧。“1942年下半年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莱希写道，“是苏联人能否挡住以及何时挡住德国人。”[23]在白宫地图室的墙上悬挂的大幅大西洋地图上，从左到右插满了黑色的钉子。这些钉子的位置每个小时更新一次，标记着前往摩尔曼斯克的重要盟军护航舰队的位置，它们会受到德国潜艇的围追堵截。哈里·霍普金斯经常冲进来查看舰队的状况，麦克雷后来回忆说，总统这位瘦削的顾问似乎总能知道每艘船上装有什么武器装备。红军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全体盟军的事业，似乎都取决于船队能否进入摩尔曼斯克。

他们对欧洲的情况非常担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及其顾问不但同意实施“瞭望塔”行动，还在1942年关键的8月和9月继续向南太平洋地区派遣增援部队，这就非比寻常了。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盟军高层指挥官在怎样以及何时反攻德国这个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美国人已在英国投入大量陆军和航空部队（“波莱罗”行动）。在那年春天的谈判中，美国的将军们迫使丘吉尔同意在1943年中期越过英吉利海峡发动攻击（“围歼”行动）。马歇尔还提出，万一苏联濒于崩溃，盟军应该有紧急措施——于1942年9月在法国海岸登陆6个师（主要是英国士兵），代号为“大锤”行动。

英国人最初同意了“围歼”行动，口头上也同意了“大锤”行动，但无意提供具体的支持。在接连召开的盟军会议（6月份在华盛顿，7月份在伦敦）上，英国人强硬地反对“大锤”行动，并对“围歼”行动越来越怀疑。一向言语刻薄的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在日记中精辟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他于4月15日问过马歇尔，就算盟国远征军能够安全上岸，接下来要怎么办？“我们是去勒图凯玩百家乐或者十一点，还是去巴黎沙滩洗个澡？！我是今天下午问他的——登陆后我们是往东、往南，还是往西去？他还没有开始思考这个问题！”[24]这次远征几乎注定会失败，而一次失败的进攻对苏联人不会有任何帮助。德国国防军正在东线流尽鲜血，而美国的战争动员还没有达到高潮，为什么要在此时发起风险这样高的行动呢？布鲁克后来评论道：“马歇尔还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我们面临的到底是怎样的局面。”[25]

7月8日，丘吉尔发电报给罗斯福，告诉他英国不同意当年在法国登陆：“英国陆军、海军和空军中没有任何负责任的将领认为‘大锤’行动在1942年是切实可行的。”[26]

“大锤”行动自始至终都是一种妄想，英国人的论点有效地推翻了美方指出的该方案的优点。然而，马歇尔得到了金和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的大力支持，坚持要实施这个不现实的行动，始终不肯妥协，甚至以美国取消“欧洲优先”的承诺作为威胁。1942年7月10日，马歇尔和金向罗斯福发送了一份联合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这场战争中最特别的插曲之一：

如果美国准备采取其他计划，而不是强有力地、坚定不移地执行“波莱罗”行动，那么我们的观点很明确：我们应该转向太平洋战场，对日本予以坚决的打击。换句话说，除空中作战外，对德国采取防御态度，而在太平洋战场使用所有可用的战争手段。这样的行动不仅能够坚决而果断地打击我们的主要敌人，还能为防止日本攻击苏联提供具体的帮助。最重要的是，越早做出最终决定越好。[27]

然而，罗斯福对于将全球战争的重心重新定位在太平洋地区并不感兴趣，否决了他们的建议：“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打败日本并不能打败德国，而美国今年或1943年集中力量打击日本，会增加德国控制欧洲和非洲的机会。”[28]

在酝酿攻击德军的计划时，美国人和英国人对立，陆军航空部队和陆军地面部队对立，而麦克阿瑟和所有不同意他应立即获得更多舰船、部队和飞机的人对立。金将军则在推进“瞭望塔”行动的同时，一直忠实地支持马歇尔进军欧洲的决定。

在经过严格的审议之后，他们制订了“火炬”行动计划，即进军北非的行动。这个方案是丘吉尔提出的，他很清楚美国盟友已经下定决心要在1942年设法与德国交战，所以必须找到具体实施方案。英军与埃尔温·隆美尔将军的非洲军团的战斗持续了整个春天和初夏，这使英国元气大伤。这场战事以6月21日3.3万名英军士兵在图卜鲁格投降而告终。丘吉尔认为，除非阻止德军继续突破，否则盟军在该战区还会有进一步的损失。罗斯福深表同意。总统已经下达命令，要求美军必须于1942年与德国在某个地方开战。英国取消了在法国登陆的计划。登陆北非的行动是唯一一个正在讨论且满足双方条件的行动。马歇尔提出了反对意见，但罗斯福在听了他的意见之后还是同意实施这场行动。首次登陆将在11月8日进行。

这场行动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罗斯福在国内的批评者呼吁展开行动，但是没有人能够得知（即使通过小道消息）此次进军计划。11月8日恰好是中期选举后的第5天。直到投票之后（共和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美国人才得知针对第三帝国的首次重大反击已经发动。

在1942年政治选举的日子里，瓜达尔卡纳尔岛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美国地面部队主力与轴心国部队交战的地方。这座岛屿和第1陆战师的地位在美国人的想象中难免会被夸大。由于岛上有六七位优秀的战地记者和平民记者，这次行动得到了全面的报道。特里加斯基斯发回的报道在国际新闻社发表，详细介绍了战况，而1943年出版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日记》也成了畅销书，让他一举成名。海军记者汉森·鲍德温为《纽约时报》报道，汤姆·亚伯勒为美联社供稿，鲍勃·米勒为合众国际社供稿，约翰·赫西为《时代》和《生活》撰文，艾拉·沃尔弗特为北美报业联盟撰稿，詹姆斯·赫尔伯特中士为海军陆战队撰稿，麦克·莫里斯为《美国人》（Yank）杂志撰文。范德格里夫特没有发表过公报，但他鼓励记者去他们喜欢的地方，写下任何他们想写的东西。第1陆战师的公关人员赫伯特·梅里拉特上尉为这一系列有意的新闻报道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服务，同时自己也写稿，其中很多稿子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成了全美国报纸的头版新闻。

1942年9月27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是《所罗门群岛的行动发展为南太平洋战役》。这篇5 000英文单词的报道称：“经历过无数次丛林交火、数次大型行动以及持续的轰炸和炮击后，强壮而黝黑的海军陆战队老兵仍然顽强地坚守在六周前夺取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滩头阵地上。”[29]不确定能否守住该岛时，鲍德温问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您还要死守这个滩头阵地吗？”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回答说：“当然了，为什么不？”[30]鲍德温报道的这一对话激发了美国人的斗志。“强壮而黝黑”的海军陆战队员在几个月后才会知道，瓜达尔卡纳尔岛已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名字，美国国内的人热切地盼望着、祈祷着被围困的第1陆战师生存下来，取得最终的胜利。

1942年的秋天，亨德森机场一直处于战火之中。日本的步兵分队隐藏在丘陵和森林里，有些距离跑道的西端仅有300码。狙击手悄悄潜入射程范围内，向那些把头抬起来的人射击。日本炮兵把75毫米炮弹射入露营地和停机场。“你会时不时地听到远处传来沉闷的轰隆声，”一个鱼雷机飞行员回忆说，“接着是一阵尖叫声，然后炸弹就在机场爆炸了。这让大家都很烦。”[31]来自拉包尔的G4M轰炸机几乎每天都在中午抵达，并将炸弹投放在海军陆战队的中心地带。而且夜间，日本的驱逐舰或潜艇经常会从铁底湾向机场开炮。所有人都缺乏睡眠，敌人想达到的也正是这一目的。大部分夜晚，到了午夜之后，被称为“洗衣机查理”的日本巡航水上飞机都会在美军头顶上盘旋。这架飞机嘎嘎作响的单发动机会惊醒所有的海军陆战队员，并让他们一直都睡不着。“查理”通常只会投放一两枚小型炸弹，很少夺人性命，也很少造成任何明显的伤害，但它会让美国士兵紧张不安，使他们得不到休息。晚上只要一听到发动机的声响，所有人便会醒来，拿起步枪，躲到藏身处或散兵坑里。罗伯特·巴兰坦说：“你永远不知道‘查理’会在哪里投放炸弹。有时你甚至可以听到炸弹舱打开的声音。你一定能听见炸弹落下的声音。如果它发出一种嗖嗖的、打转的噪声，那这颗炸弹不会落在近旁，伤不着你。如果是发出咝咝声，它会离你很近，你可能就需要换套内衣了。”[32]

每天都这么单调乏味地循环度过，让人毫无喘息之机：漫长的不眠之夜让人在清晨昏昏欲睡，每天中午都会有大规模的空袭，整日都是枪炮声——这种致命的狙击、扫射、轰炸和炮击，无休无止。一旦下雨，就会大雨滂沱，雨水会灌满散兵坑和战壕，搞得每个人都很难受。雨一停，地面被晒干，机场上就会扬起脏兮兮的灰尘，进入人们的眼睛里和肺里，也搞得人很难受。士兵们一天吃两顿饭，总是饿着肚子。食物非常糟糕：未经加热的C型口粮、过期的饼干、鸡蛋粉、脱水土豆、没煮熟的鱼和罐装的澳大利亚羊舌。他们饮用一种绿色的苦咖啡，这种咖啡是用洗过的燃料桶煮的。每个人的体重都在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往往令人担心。飞行员要一直守在飞机附近，因此他们尝试着在机翼下方拴个吊床。中午，飞机在烈日下暴晒，如果触摸一下飞机的铝制表面，就可能会灼伤。由于地勤人员短缺，飞行员不得不学习一些飞机维修技术。但是，一个中队长回忆说，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如何给飞机加油”。[33]

来自拉包尔的远程空袭每天都在进行，但美国士兵通常会提前两个小时收到来自布干维尔的海岸警卫队员的预警。从波拉波拉视野良好的观察点，杰克·里德在这些飞机爬升的过程中可以仔细观察日军的编队。他会直接向休·麦肯齐的肯恩电台发送无线电消息，这个电台位于亨德森机场边上的一个地堡里。例如，8月29日上午8时25分的报文是这样的：“18架双引擎轰炸机和22架战斗机正朝东南方向前进。”[34]麦肯齐通过野战电话报告给机场以北几百英尺宝塔风格建筑里的空中管制部门，同时报告给范德格里夫特的情报人员“D-2”。基地会竖起一面白旗，表示“黄色警告”。野猫式战斗机通常会在敌人预计到达的大约50分钟之前起飞，这样它们能够爬升到3万英尺的高度，而从这个高度，这种重型战斗机可以对入侵者进行俯冲攻击。在日本人来了又去两个小时后，里德的消息会又一次通过无线电传来，通报有多少架飞机幸存，正在返回拉包尔的途中。9月的第二个星期，海军陆战队终于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安装了一个对空搜索雷达。但它的有效搜索距离只有80英里，无法为F4F战斗机提供充足的预警时间，使其爬升到战斗高度。事实上，杰克·里德的海岸警卫报告对美军赢得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重要性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大部分拦截行动是由约翰·L.史密斯上尉指挥的海军陆战队第223战斗机中队完成的。史密斯的F4F战斗机会飞到亨德森机场西北几英里非常高的位置。G4M“贝蒂”轰炸机的大型编队到达时的高度通常为2.5万英尺。野猫式战斗机会两两结伴，以G4M的机枪打不着的角度从高空俯冲攻击。日本人的G4M并不像B-17“飞行堡垒”或其他美国重型轰炸机那么坚固。美国飞行员很快就学会了用0.50英寸机枪瞄准其引擎或机翼根部。只需一串连射，就足以让这些部位起火，甚至让飞机爆炸解体。

零式战斗机的高度在G4M轰炸机之上，但它们通常是远远跟在轰炸机的后面，来不及干扰野猫式战斗机最初的俯冲攻击。零式战斗机每天都是在美国人已经把数架轰炸机击落后才进入战场。乔·福斯是海军陆战队的王牌战斗机飞行员，他对日本同行的战术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大多技术高超，但是战术一成不变，于是其行动也就变得可以预测了：“他们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35]美国人早就学会了避免与速度快、机动性高的零式战斗机追逐缠斗。如果敌人获得了优势，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从混战中逃出来。福斯对F4F坚固的结构赞不绝口，他指出，好多美国飞行员的飞机在空战中被打得浑身弹孔，但是仍然赢得了胜利。“我们会被日本的机关炮和机枪击中，”他说，“但除非对方碰巧击中机油冷却器、油线或汽油管道，否则就不会把我们打下来。正面交锋时，我们通常能把对手直接从空中打下来，而对手追击我们时，我们的装甲可以保护飞行员不受伤害，而且从来没有格鲁曼飞机在被击中后爆炸过。”相比之下，零式战斗机则很容易被摧毁：“只要直接击中对方的机翼底部，他们的飞机就会像玩具气球一样爆炸。”[36]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6个月的空袭中，日军都是从拉包尔飞过来的，单程长达600多英里。日本飞行员待在驾驶舱里的时间太长，这对他们来说太消耗体力了。“我的上帝！”第6战斗机中队的王牌战斗机飞行员亚历克斯·弗拉丘惊叹道，“那来回就是1 200英里啊，还要在目标区域进行空中作战。这时间可够长的。战斗机飞行员可不喜欢久坐。三个小时的战斗空中巡逻就够长的了。”[37]一些零式战斗机飞行员的行为很奇怪，他们甚至似乎在避免战斗。他们莫名其妙地玩起了特技，好像是在试着给敌人留下深刻印象。福斯说：“哦，他们玩了很多杂技，比如飘移、翻跟头等。对于他们搞的这些花招，我们唯一想到的原因是他们想让我们知道他们的技术有多牛。于是乎，我们也向他们展示了我们有多牛，把他们打下来。”[38]一天下午，海军陆战队第223战斗机中队的杰克·康格在铁底湾的上空飞行，被一架零式战斗机尾随，他觉得自己可能要完蛋了。但是接下来：

他做了你绝对没见过的惊人举动。他从我后上方追过来，但是非但没有紧跟机尾，向我射击，还因为速度太快，飞到了我前面。此时他本应该闪到一边，脱离战斗，但那个傻瓜在我的机头下面拉升起来，做了个翻滚。他想干什么呢？用这种体操式动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不知道。很显然，这些人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飞行员，所以他们就像有玩具的小孩子一样，一旦有观众，就忍不住要炫耀一下。要不然，就是他以为如果一直让飞机那样翻滚，我就打不中他。实际上，他只是让自己成为更大的目标罢了。我打了三秒的连发，我还没停止射击，他就已经完蛋了。……他溅起的水花还不如一只海豚大。然后他就成了大海的一部分。[39]

零式战斗机有时会出人意料地在亨德森机场上空贴着树梢飞行。人们四处逃窜，跳进最近的散兵坑；有些人难免会在逃窜时被打倒。空中的扫射还损坏甚至摧毁了停放的飞机。8月23日，8架零式战斗机突然低空飞过来扫射亨德森机场，人们四散奔逃，寻找掩体。最终，这些攻击被陆军航空兵第67战斗机中队的P-400有效地遏制了。P-400是P-39“空中眼镜蛇”战斗机的轻微改进版，在高空中几乎没有什么优势，但在近地飞行时，它们速度快，机动性好。海军陆战队的克利福德·福克斯被扫射的零式战斗机逼进了战壕里。与此同时，一架P-400突然在树梢上方出现：“它的机关炮击中了日本飞机，那架零式战斗机在空中解体了。它坠落到我们前方丛林的山沟里。你可以看到零式战斗机的飞行员和引擎一同落下来。这两者是最重的，所以落下来的速度最快。飞机的其余部分都被射成了碎片，朝地面散落。我们欢呼雀跃。”[40]

范德格里夫特和海军陆战队员有一个朋友，那就是南太平洋航空队司令约翰·麦凯恩将军，麦凯恩决心不断提供空中增援，让亨德森机场绝对不缺飞机。在第1陆战师登上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一个星期后，他成了来到该岛的第一个高级军官。他的胳膊下夹着一瓶波旁威士忌，在此过了一夜。那天晚上，一艘敌方的驱逐舰从铁底湾向美军营地发射了5英寸口径的炮弹，迫使两个将军（两人都穿着内衣）钻进了范德格里夫特的防空洞。“上帝，范德格里夫特，这是你的战争，你肯定会放手去打的，”麦凯恩说，“但是，我明天回去后，会尽力为你们航空队提供所需的东西。”[41]

在第二天早上离开之前，麦凯恩告诉特文宁上校，第1陆战师的战斗不是只为了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用特文宁的话来说，这并非“衣衫褴褛的海军陆战队员和日本人之间的宿敌之战。……在将军看来，瓜达尔卡纳尔岛是个堡垒，而不是前哨。成功守卫该岛或许能让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力量全军覆灭”。[42]麦凯恩在返回圣埃斯皮里图岛后不久写给尼米兹和金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如果给予瓜达尔卡纳尔岛充分的补给，它可能会成为“敌人空中力量的一个天坑”。[43]只要自大的日本人坚持跨越600英里的大海进行空袭，那么光是这种长途飞行就会削减其飞行员的人数。始于珊瑚海战役和中途岛战役的一个过程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结束——日本仅存的不可替代的资深飞行员将逐渐全部阵亡。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麦凯恩一直在积极游说，呼吁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航空部队。他请求得到更多的陆军飞机，特别是P-38（在更高的地方比P-39和P-400战斗力更强）。他从自己的南太平洋航空队召集了空中增援力量，并向尼米兹和麦克阿瑟提出了更多的请求。航空汽油、炸弹、弹药、备用零件、工具和地勤人员都急需补充。在来到岛上三天之后，海军陆战队第223战斗机中队的氧气罐就用完了。“威廉·沃德·伯罗斯号”运输舰将会把大量的物资和地勤人员带到瓜达尔卡纳尔岛。在中间的过渡期，海军陆战队的野猫式战斗机是由高级移动基地施工队的水手们来维护的。特纳派另一个工程营来到岛上，升级并延长亨德森机场的跑道，使其能够起降B-17轰炸机。亨德森机场东北方向的土地被清理和平整成一条较短的备用草坪跑道，被称为“战斗机一号”。航空汽油的库存低到危险的状态时，B-17装载着燃料飞到岛上。“大黄蜂号”已南行至附近水域，机库甲板上放了大量的战斗机零件，足够装配一支战斗机中队。这些飞机被组装起来，飞到了亨德森机场。从8月到11月，“仙人掌航空队”接收了3个军种的8个战斗机中队、12个俯冲轰炸机中队和2个鱼雷轰炸机中队。

由于舰艇受损，“企业号”和“萨拉托加号”上的飞行中队也被派往瓜达尔卡纳尔岛，奉命在接到通知之前从亨德森机场起飞作战。海军少校“瑞典人”哈罗德·H.拉森在9月中旬带领第8鱼雷机中队的TBF“复仇者”鱼雷机进驻亨德森机场。麦凯恩敦促轰炸机在傍晚和晚上起飞，炸毁“槽海”里的日本军舰，不让这些船把人员和补给运上岸。“你们在这里能否坚持下去，”他在9月14日写给范德格里夫特和罗伊·盖格将军（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航空兵司令）的信中称，“取决于你们能否在日本军舰到达那里之前、之时和之后持续地打击它们。”[44]四天后，他又补充道：“飞机必须找到那些夜袭的舰船，而且必须在天黑前袭击它们。如果我现在就死了，你们会发现这些话刻在我心里。”[45]

每天早上，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都会执行一次例行飞行任务，对“槽海”进行侦察巡逻。而且，亨德森机场的每架飞机在中午都会飞向高空，哪怕只是为了避免在地面遭到空袭。到了傍晚的时候，会有6架到8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再次离开瓜达尔卡纳尔岛，去搜寻前来的日本舰船。这些傍晚的飞行很有效果，因为敌舰直到天黑都被迫在西北方向龟缩着，因而减速少了在铁底湾停留的时间。“仙人掌航空队”还开始借着月光执行夜间飞行任务。然而，夜间执行俯冲轰炸成功率极低，而且损失也很大。拉森的鱼雷轰炸机执行侦察和攻击任务时很少能与俯冲轰炸机进行协同攻击，整个9月的命中率都低得令人沮丧。1943年1月，在海军部的一份简报中，拉森建议“打一场主动进攻的战争。……如果你可以发起攻击，而且是持续的攻击——这意味连续不断地供应兵员、飞机和给养——你当然应该这样做。让日本舰船安然无恙地离开那里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耻辱，但我们确实无能为力”。[46]

在一木清直的部队在特纳鲁河河口被歼灭后，范德格里夫特将军询问他的智囊团——特文宁上校和杰拉尔德·C.托马斯上校——日本人下一次攻击的地点可能是哪里。此前，两位上校曾担心日本人会在隆加角附近的海滩登陆。但日本人没有顶着炮火强攻登陆的两栖作战装备，而且任何规模大到足以发动此类攻击的舰队都无法避免从空中被发现。此外，隆加角周围道路平坦，增援部队可以迅速来到该地区。

更令人担忧的是亨德森机场以南暴露的山脊。在这个方向上，丛林可以为敌人的潜行提供掩护。如果发动协同攻击，日本人可能会突然冲进机场，而再往南几百米就是美军的营地。

这道山脊——后来被称为“埃德森岭”，或者叫“血腥岭”——从西北往东南方向延伸，长度大约1 000米，是一系列隆起的山头，距离丛林只有几百米。范德格里夫特派梅里特·埃德森上校的突袭营和伞兵在山坡前挖了防御阵地，又从隆加角调来一个炮兵连提供火力支援，另有两个营作为预备队。

田中赖三的“老鼠特快”几乎每天夜里都向岛上供应补给和增援部队。丰富的经验告诉田中，他不应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空袭范围内于白天行动。更糟糕的是，日本海军在该地区的指挥安排明显很混乱，田中会收到彼此矛盾的指令，一半来自联合舰队，一半来自拉包尔的两个相互敌对的次级海军司令部：第十一航空舰队和第八舰队。8月29日，在川口清健少将的领导下，一支新的入侵部队通过“佐渡丸”运输舰抵达肖特兰岛。两天后，川口将军及其大部分兵力（约有3 000人）通过8艘驱逐舰在海军陆战队东边的泰武角附近的海滩上成功登陆。其余部队试图从吉佐港靠驳船登陆。田中已经警告他不要使用这种战术，但是他没有听。结果十几艘满载的驳船在大海上被逮个正着，被“企业号”第5侦察机中队的16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击沉。但是，田中部队驱逐舰的持续行动逐渐增加了川口的兵力。到9月12日，士兵人数已逾6 000。他们在美国滩头阵地以东约12英里处的科库姆博纳和塔西姆博科附近露营。

9月11日和12日的连续两日的战斗是海军陆战队员所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日军G4M的空中袭击于中午时分开始，在机场南方人员密集的地区投放了炸弹。升空的战斗机数量不足，无法阻止攻击者。那天下午，由于“萨拉托加号”被鱼雷击中而无家可归的第5战斗机中队的24架野猫式战斗机降落到了亨德森机场。人们欢迎它们到来，但燃油储备本来就很少，此时供应燃油的压力更大了。那天晚上，海军陆战队受到铁底湾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更为猛烈的炮击。9月12日，日军的空袭持续了很久，许多海军陆战队员一整天都待在防空洞里。当天晚上9点，日舰又对美国人进行了3个小时的炮击。哈罗德·比尔回忆说：“炮击规模巨大，超过以往。……炮弹在我们头顶上把树炸断，弹片像冰雹一样落在我们周围。我们战壕里的所有人都幸存了下来，但是附近的第232侦察轰炸机中队的海军陆战队员却没有那么幸运。一枚炮弹落在他们的避难所正上方，炸死了罗斯和巴尔得内斯中尉，并炸伤两人。这是一场噩梦。”[47]

川口清健对山脊的攻击始于13日晚上7时30分。一枚红色的照明弹从丛林里升起来，一批日本士兵开始冲击埃德森的防线。战斗很快就变成了残酷的短兵相接。攻击一轮接着一轮，反复的攻击迫使海军陆战队退到距离机场不足1/4英里的地方。经过重整的伞兵营向川口东侧发动反击，迫使日本兵撤回到丛林里。持续发射的105毫米榴弹炮似乎让日本人伤亡惨重。“那天晚上是地狱：双方都成了野蛮人，”一架轰炸机的无线电通信员兼机枪手戴维·加尔万回忆道，“那天晚上，到处都在开火，双方把所有武器都用上了。炮弹就从我们头顶飞过。我们离战场很近，炮火声、枪声、尖叫声不绝于耳。”[48]

在战斗的高潮，一小股日本士兵冲破了埃德森的防线，甚至有几个人冲到了机场的边缘，不过马上被打死了。有几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来到合适的位置，使机尾的0.30英寸口径的机枪得以朝山脊扫射。一名受命保护飞机的海军陆战队员杀死了一个试图往机翼上爬的日本兵。他说：“我知道，任何闯入这里的日本兵都想把手榴弹扔进驾驶舱，炸毁飞机。所以我就坐在那里等着，果然，有个日本人爬到了机翼上。我用自动步枪对着他胸前猛地开了一枪——这个浑蛋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他。”[49]范德格里夫特的指挥所位于山脊以南约300码的地方，在黎明时分遭到了直接攻击，但攻击者——两名士兵和一名挥舞着武士刀的军官——在范德格里夫特的眼皮底下被打死了。

到了清晨，日本人开始撤退，埃德森的部队占领了山脊。盖格将军派了几架P-400来扫射其余的敌人。巡逻队进入丛林，打死了几个掉队的人，但川口于乱军之中逃掉了。800多个日本兵在山脊或其附近丧命。日军总共伤亡约1 200人，其中大多数人当场战死，或后来死于枪伤。海军陆战队损失了143名士兵，包括阵亡的和负伤的。

日本步兵正在迅速失去他们在战争初期赢得的神秘色彩。20多年来，日本军队不断强调“战斗意志”而非战术和技术，并将冲锋作为主要的进攻手段。当对方是纪律严明的部队，事先挖好了防御工事，并且还有炮火支援的时候，这种战术是毁灭性的。三周内，有两次狂热的刺刀冲锋被击退，日美两方伤亡人数的比例约为10∶1。海军陆战队士气大振。他们带着讽刺和不屑的态度收听东京广播电台的节目。在库库姆村，一个巨大的广告牌竖立在所谓的“时代广场”的十字路口。这上面展示着当天所有的新闻，包括空战中敌人被击落了多少飞机，以及来自国内的最新的棒球赛比分。

9月18日，一支大型运输舰队出乎意料地驶来，停泊在隆加角，开始卸载物资和海军陆战队的4 000名增援者（第7陆战团），这进一步鼓舞了士气。新来的部队受到热烈欢迎，大量的食物、医疗用品、弹药和施工设备被卸在“红滩”上。马丁·克莱门斯后来回忆说：“我们非常兴奋，一边啃着排骨，一边期待下一顿丰盛的大餐。”[50]

在东所罗门群岛战役中受损的“企业号”航母不得不与“萨拉托加号”分开，撤回珍珠港进行大修。弗莱彻的第61特混舰队的实力很快因为另外两个航母群（第17和18特混舰队）的到来而得到了加强，这两支舰队是围绕“大黄蜂号”和“胡蜂号”建立的。

戈姆利将这支强大的特混舰队部署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和圣克鲁斯群岛之间。这片区域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60英里，南北长约60英里。在这个“中心”的位置上，弗莱彻不但可以迅速采取行动，打击所有进入所罗门群岛海域的日军，而且可以在特纳的运输舰队向铁底湾运送补给和增援时提供空中掩护。但是，戈姆利的命令把弗莱彻限制在了特定的地方，这可能会产生危险的后果。航空母舰在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护卫下来回行驶于同一片水域，在夜间往东南方向航行，然后在清晨掉转方向，往西北方向航行。敌人的空中侦察和潜艇侦察迟早会发现这种模式并做出相应的行动。在抵达珍珠港后，“企业号”的戴维斯舰长向尼米兹报告了他左右为难的处境：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战略形势要求航母特混舰队长期在有限的区域内行动，而且这片区域处于敌人能够接近的范围内。我们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但是，风险应该尽可能降到最低。我们应该不断权衡利弊。在符合战略要求的情况下，每天的大体位置必须尽量变化。我们应该提高速度，即使这样做要增加燃料消耗。在任何日子里，我们都不应在同一地区停留。……每当战略情况允许时，我们都应彻底远离该地区，让敌人猜测我们的去向以及下次出现的时间和地点。[51]

不幸的是，这些精辟的言论也是具有预见性的。山本五十六十分清楚，美国人必须在努美阿、圣埃斯皮里图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进行护航，他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东南方150英里的地方部署了潜艇搜索线。需要在潜艇出没的地方航行的盟军水手给它起了个绰号——“鱼雷会合点”。8月的最后一天，早上7时48分，“萨拉托加号”舰岛后面的右舷遭到一枚鱼雷攻击。爆炸掀开了它的外壳钢板，破坏了推进系统的电力控制，迫使它猝然停下，造成12人受伤（包括弗莱彻），但无人死亡。驱逐舰在特混舰队周围投放了深水炸弹，但攻击者（日本潜艇伊-26）紧急下潜逃脱了。“萨拉托加号”损管得力，尚能以自己的动力蹒跚而行，但它也必须像“企业号”一样返回珍珠港的干船坞进行维修，直到11月才能再次投入战斗。[52]

接下来的两周里，几乎每天都有发现潜艇的报告，有的是通过声呐装置发现的，有的是通过空中侦察发现的。9月6日，“大黄蜂号”上的一架TBF“复仇者”鱼雷轰炸机在第61特混舰队上空进行反潜巡逻飞行时发现了一道鱼雷的轨迹，朝它投放了一枚深水炸弹。鱼雷偏离了航线，爆炸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另一枚鱼雷在几秒后没有到达目标就爆炸了。第三枚鱼雷与“大黄蜂号”擦身而过后继续前进，差一点击中“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大黄蜂号”的一架远程侦察机看到敌方一艘潜艇位于水面上，向其投放了深水炸弹，结果未知。第二天，尼米兹向金汇报：“四次发现目标，可能是虚假情报，也可能不是，特混舰队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躲避。”[53]

9月中旬，戈姆利派剩下的两个航母群为运送第7陆战团的运输舰队提供远程的掩护。增援部队成功登陆，但是第61特混舰队再次试图在“鱼雷会合点”这一危险水域侥幸通过，而这次它的运气很差。9月14日下午，在熟悉的西北航道上，“胡蜂号”航母、“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和10多艘警戒舰正以16节的速度航行。下午2时15分，“胡蜂号”开始迎风航行，让飞机起飞，然后在2时42分回到280度的航向。转向还没完成，瞭望员便发出警报，有三枚鱼雷正在逼近右舷。鱼雷锁定了目标，并且快击中了，“胡蜂号”一枚也躲不开。

第一枚鱼雷击中了舰岛前方。威力巨大的爆炸使整艘航母弹了起来并向前倾，两架F4F战斗机被抛入大海，数百名船员被甩向空中。海军少尉约翰·詹克斯·米切尔是一名22岁的海军学院毕业生，他被抛到了30英尺高的空中，并在60英尺外落了下来。他回忆道，第一枚鱼雷撞击时发出“一种巨大的可怕噪声，就像火车在爬楼梯。我再睁眼就是十天以后了，我当时就想要根烟”。（受伤两周后，他在努美阿医院的病床上对记者开玩笑说：“我正考虑要求他们承认我的着舰是合格的。”）[54]第二枚和第三枚鱼雷也击中了这艘航母，每一次都将整艘船掀起。在机库甲板上，飞机被这样的力量抛起然后落下，起落架被压碎了，有两架吊在上方的战斗机落在下方的飞机上。

美国海军可以感到自豪的，是其损管的设施和训练都很到位。要是再幸运一点，“胡蜂号”完全有可能幸存下来。尽管二次爆炸的碎片在舰桥周围横飞，舰长福里斯特·P.谢尔曼仍然沉着稳定地操舵。他让“胡蜂号”向右迎风转向，好让风把火焰向左舷吹。[55]数百名船员因此可以到舰尾避难。威廉·C.钱布利斯中校指出，船上的人应对这种局面时冷静而高效，“用他们一贯的劲头处理眼前的危机”。[56]

但“胡蜂号”在最糟糕的时刻被击中了船体最脆弱的航空汽油箱附近。这里发生了爆炸，冒出炽热的火焰。由于刚刚发射了飞机，“胡蜂号”的燃料管里还充满了燃油，大火顺着软管蔓延到了机库甲板前部。（这一致命的困境与日本航空母舰在6月4日上午中途岛战役中遇到的困境相似。）二次爆炸迅速发生，并产生了毁灭性的效应。在机库中，地狱之火包围了充满燃料的飞机。机翼油箱爆炸了，炸弹和鱼雷爆炸了，飞机上的0.30英寸和0.50英寸的机枪也开始自动开火。机械师切斯特·M.斯特恩斯上尉好不容易来到机库甲板上，却发现有颗鱼雷正在一架起火的TBF“复仇者”飞机下面燃烧。他迅速卧倒在甲板上，躲避威力巨大的爆炸。他抬起头时，“既没有看到飞机，也没有看到鱼雷和甲板”。挂弹点旁边的架子上留下的几枚炸弹显然已经引爆，留下了一个“贯穿升降井的大坑”，里面“烈火熊熊燃烧”。[57]

“胡蜂号”朝右舷倾斜了15度。前端的所有电线和总水管都被切断了。铆钉从装甲钢板里跳出来，像子弹一样在空中乱飞。大部分通信线路瘫痪，导致舰桥无法与甲板下方的电台通信。右舷前部高射炮附近准备就绪的弹药被引爆，碎片在整艘“胡蜂号”上坠落如雨。[58]

这次毁灭性的攻击是由日本潜艇伊-19发起的。它发射了六枚鱼雷，其中五枚击中了美国舰艇。三枚击中了“胡蜂号”，一枚击中了驱逐舰“奥布赖恩号”，另一枚鱼雷从“戴尔号”驱逐舰的龙骨下滑过去，差一点击中“马斯廷号”驱逐舰，最后击中了“北卡罗来纳号”，喷薄而出的水和燃油飞溅到战舰桅杆那么高。“奥布赖恩号”的舰首从第10根肋骨处被炸断，但是它踉踉跄跄地开走了。（它在返回美国本土的途中沉没。）“北卡罗来纳号”的右舷被炸开，但是它设法凭借自己的动力开走了。在那之后不久，伊-19又从尾管处发射了另一批鱼雷，但它们都未击中目标。警戒舰开始以“之”字形大幅度机动，并在整个区域内投放了深水炸弹，赶走了敌方潜艇，但是一艘潜艇也没有摧毁。

下午3时5分，汽油蒸气引发猛烈的爆炸，撕裂了“胡蜂号”。火焰蹿升到150英尺高。舰岛前面的四架1.1英寸高射炮被连根拔起，抛向空中。高射炮周围的全体成员都瞬间丧生。两周前开始指挥第61特混舰队的利·诺伊斯将军被抛到信号台的甲板上。他的脸、头皮和耳朵三度烧伤。整个舰岛内部浓烟密布，迫使所有人都撤退到舰尾。人们聚集在飞行甲板上，燃烧着的碎片不断落在他们头上。一名盘旋在上空的飞行员说，“胡蜂号”的“整个舰岛变成了白色，就像肌肉上的皮肤被烧掉一样”。[59]

在袭击发生不到一个小时后，谢尔曼意识到一切已不可挽回，便命令全体弃船。人们开始顺着绳索往下爬，或者干脆跳进海里。大爆炸仍在继续，碎片落在“胡蜂号”周围约200码的区域内。巡洋舰和驱逐舰放下救生艇，在落水者中来回穿梭，把他们救上来。[60]

整个下午“胡蜂号”都在熊熊燃烧，直到燃烧到舰首时，火势才渐渐弱了下来。钱布利斯回忆说，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时，这艘航母“完全被火焰包围，呈现出一幅奇特而迷人的画面。在热带夜空的映衬下，它看起来就像装饰了奇幻的霓虹灯”。[61]上层的钢板闪耀着明亮的橙色。由于油箱破损，燃油和航空汽油泄漏到海里，大火向四周蔓延了几百英尺。8点过后不久，几艘驱逐舰向燃烧的船体发射了几枚鱼雷，以确保其沉没。9点，它向右一歪，舰首沉了下去；随后它慢慢滑进海里，只剩下舰尾；最终，它完全沉没了。

此时，“大黄蜂号”成了南太平洋战场上盟军最后一艘能投入战斗的航母。它接收了“胡蜂号”遭到袭击时正在飞行的26架飞机。有45架飞机随“胡蜂号”沉到了海底。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屠杀中，“胡蜂号”只有173名军官和士兵阵亡，这要归功于谢尔曼优秀的掌舵技术以及护航驱逐舰的快速搭救。

特混舰队不断受到潜艇攻击的威胁，而此时“胡蜂号”又突然沉没，这沉重的打击最终促使尼米兹发布了命令。“在长达三个星期的时间里，第61特混舰队一直游弋在临近供应航线的海域，这片海域有敌方潜艇出没。任务没有规定特混舰队必须在该地区行动，”因此，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写道，“我方特混舰队的作战区域应该每隔一段时间彻底更换一次。”[62]

[1] Jackson, That Man, p.111.

[2] Jackson, That Man, p.111.

[3] Harold Smith account in Rosenau, ed., Roosevelt Treasury, p.323.

[4] 杰克逊·波洛克，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罗斯福新政时期曾为联邦艺术计划工作。由于该计划要求艺术家创作写实主义作品，不合抽象表现主义画派的宗旨，波洛克在那段时期没有取得太大成就。——编者注

[5] 马克斯兄弟，美国知名喜剧演员，拍摄的电影旨在使观众忘却现实中的烦恼，沉醉于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与注重改造现实的罗斯福新政理念不符。——编者注

[6] 这些机构分别为：物价管理局、生产管理局、国防工厂公司、战时生产委员会、战时情报局、战争资源委员会、优先供应与分配委员会。——作者注

[7] Lippmann, “Awkward Giant,” p.9.

[8] Brinkley, Washington Goes to War, p.202.

[9] Childs, I Write from Washington, p.242.

[10] Congressional Record, 77th Cong., 2nd sess., Vol.88, Part 6, pp.5538-41.

[11] Brinkley, Washington Goes to War, p.111.

[12] 1平方英尺≈929平方厘米。——编者注

[13] Childs, I Write from Washington, p.312.

[14] 1英亩≈4 047平方米。——编者注

[15] Congressional Record, 77th Cong., 2nd sess., Vol.88, Part 6, p.7691.

[16] “Washington in Wartime.”

[17] Leahy, I Was There, p.136.

[18] Donald Duncan,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78, Vol.7, p.380.

[19] McIntire, White House Physician, p.141.

[20] John L.McCrea, “Setting Up Map Room in White House and Other Incidents in Connection with Service There,” interview by W.W.Moss, March 19, 1973, p.4, FDR Map Room Papers,Box 178.

[21] Ibid., p.6.

[22]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p.161.

[23] Leahy, I Was There, p.122.

[24] Entry dated April 15, 1942, in Alanbrooke, War Diaries, p.249.

[25] Ibid., p.246.

[26] Churchill to Roosevelt, July 9, 1942, in Loewenheim, Langley, and Jonas, eds.,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p.222.

[27]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p.398-99.

[28]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p.398-99.

[29] Baldwin, “Solomons Action Develops into Battle for South Pacific.”

[30] Baldwin, “U.S.Hold in Solomons Bolstered.”

[31] Harold H.Larsen, interview in Navy Department Bureau of Aeronautics, January 18, 1943, p.14,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16.

[32] Bergerud, Fire in the Sky, pp.79-80.

[33] Harold H.Larsen, interview in Navy Department Bureau of Aeronautics, January 18, 1943, p.3,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16.

[34] Read, “Report by Lieut.W.J.Read on Coastwatching Activity,” pp.81-82.

[35] Joseph J.Foss, USMCR, interview in Navy Department, April 28, 1943, in NARA, RG 38,“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9, p.5.

[36] Ibid., p.6.

[37] Astor, Wings of Gold, p.155.

[38] Joseph J.Foss, USMCR, interview in Navy Department, April 28, 1943, in NARA, RG 38,“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9, p.5.

[39] Brand, Fighter Squadron at Guadalcanal, pp.95-96.

[40] Bergerud, Fire in the Sky, p.80.

[41]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47.

[42]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89.

[43]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48.

[44]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McCain to Vandegrift and Geiger, September 14, 1942, p.1, Alexander Vandegrift Collection, Coll/3166, Box 2, folder “Correspondence Jan-Sept 1942.”

[45] McCain to Vandegrift, September 20, 1942, p.1, ibid.

[46] Harold H.Larsen, interview in Navy Department Bureau of Aeronautics, January 18, 1943, p.3,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16.

[47]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125.

[48] Bergerud, Fire in the Sky, p.81.

[49]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147.

[50]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230.

[51] C.O.Enterprise to CINCPAC, “Action of August 24, 1942, Report of,” September 5, 1942,CV6/A16-3/(10-My), Serial 008, p.2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52] CINCPAC Report, “Solomons Island Campaign-Torpedoing of SARATOGA, WASP, and NORTH CAROLINA,” Serial 03168, October 12, 1942, enclosure “Hull Damage and Damage Control Measures,”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7.

[53] CINCPAC Report, “Solomons Island Campaign-Torpedoing of SARATOGA, WASP, and NORTH CAROLINA,” Serial 03168, October 12, 1942, in ibid.

[54] Wolfert, Battle for the Solomons, p.40.

[55] Cmdr.William C.Chambliss, USNR, oral history,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6.

[56] Cmdr.William C.Chambliss, USNR, oral history,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6.

[57] Lt.Chester M.Stearns, interview in November 1943 on board Baltimore, Morison’s Notebook,Pacific XII 1943,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58] CINCPAC Report, “Solomons Island Campaign—Torpedoing of SARATOGA, WASP, and NORTH CAROLINA,” Serial 03168, October 12, 1942, enclosure “Captain Forest Sherman to Secretary of the Navy,”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7.

[59] Hersey, “Sinking of the Wasp.”

[60] Cmdr.William C.Chambliss, USNR, oral history,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6.

[61] Cmdr.William C.Chambliss, USNR, oral history,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6.

[62] CINCPAC Report, “Solomons Island Campaign—Torpedoing of SARATOGA, WASP, and NORTH CAROLINA,” Serial 03168, October 12,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7.

第五章

秋天的东京，公园里似油画一般五彩缤纷，色彩斑斓，仿佛是用画笔涂上了金黄、橙红的色彩。空气并不算潮湿，透着沁人心脾的清凉。在晴朗的早晨，从山顶上眺望，可以看到富士山。在日本人的心中，没有什么比看一眼富士山那白雪皑皑的峰顶更令人心满意足的了。

不同于日本的其他城市，东京是研究新旧日本的一个范本。整座城市蓬勃发展，古代与现代元素并存。随处可见穿着定制三件套西服、戴着呢帽的绅士与身着鲜艳和服的女士一起散步。汽车、有轨电车、自行车、人力车与牛车来来往往，竞相争道。新颖的广告牌和绚烂的霓虹灯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使人们不再只关注悬挂在木杆上的灯笼和随风飘扬的旗子。输电线、工程起重机、高架铁路在青黑色的瓦屋上建起。这座大都市最近几年才开始飞速发展，大型办公楼和公寓楼在中心金融区、商业区和政府区拔地而起。大多数日本人生活在狭小的木制房屋里，挤在微型社区中。屋舍之间仅由一条条比小巷稍宽一点的鹅卵石小路连接起来。钢筋混凝土建造的房子在城里大片崛起，但建房子的工人依旧穿着忍者鞋和缠腰布，就像几十年前甚至几个世纪前一样。

在和平时期，人们很少能见到裕仁天皇。但现在，作为战时的精神领袖和国家主权的象征，人民给予了他更多的关注。1942年10月，随着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天皇两次坐着红色的劳斯莱斯进入了灰色石墙后的帝国大院。10月15日，他在靖国神社主持了悼念15 021名战争死难者的仪式。3万人前去参拜、致敬。一名新闻摄影师在神社巨大的鸟居下捕捉到了许许多多悲伤而又虔诚的面孔。29日，天皇出席了第13届明治神宫体育大会，运动会中的“拼刺刀大赛”深受欢迎。当月还有公众举办仪式纪念一名牺牲的船员，该船员曾随微型潜艇炮击澳大利亚的悉尼市。一艘休战船带着四名海员的骨灰从悉尼出海，于1942年10月9日抵达日本。[1]报刊只颂扬了几名牺牲的海员献出生命的壮举（他们进攻澳大利亚死敌的任务其实无异于自杀），却没人敢赞扬敌人送还他们遗体的骑士精神。

此时，日本民众允许知道的是，日军还在陆海空三大战场持续攻打盟国。在国家的严格管控下，报纸和广播中净是对胜利的宣传和对敌国的轻蔑。《国际写真情报》的编辑们对美军的口号“牢记珍珠港”嗤之以鼻。（“是的，日本也记得，”他们写道，“记得同一天，同一个港口。”）[2]日本首相兼陆军大将东条英机在裕仁天皇的支持下掌握着政权，他在陆军省的公开演讲上声称：“英国人和美国人想负隅顽抗。但是利用丰富的物质资源，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消灭他们。”[3]日本已在“太阳旗”下建立起了庞大的太平洋帝国。它的统治范围北起阿留申群岛西部，南至东印度；西起缅印边界，东至所罗门群岛。曾任驻华盛顿大使的日本将军野村吉三郎说，在太平洋地区，盟国的处境很不乐观，因为日本“只需守住占领的地区就可以了”。[4]如果战争贩子罗斯福和丘吉尔这两个大反派被本国人民推倒下台，和平也许就会到来。直到那时，盟国才会采取一种建设性的态度，承认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反正他是这么说的。

日本人上街集会，高喊口号，挥舞着帽子、提着灯笼列队游行，祭拜靖国神社里的亡灵。显然，他们仍然支持这场战争，并且热情并不比刚开始的几个月少，当时日军在短期之内收获了一连串胜利。然而，表面之下也隐藏着诸多不满的迹象。为了这场战争，日本人顺从地接受了物资严重匮乏的处境，忍受严格的配给、劳动力征召、新闻审查制度、对政党活动的压制，以及“邻组”颁布的民防法规。但生活水平正在恶化，日常生活所受的严格控制正在失去其曾有的魅力。餐馆因食物短缺而倒闭。城际火车票十分紧俏，售价往往会超出其应有的价格。12月，为了遏制股价下跌，政府直接控制了股市。[5]这一代日本人习惯于把战争作为准永久性条件，因为日本自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以来，一直在发动战争。过去，与所有敌人无限期战斗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到了1942年的秋天，人们开始明白这是一场全面战争，必然会以完全胜利或完全失败的方式结束。

女性们在街角一起缝制深红色的千针带，这是一种传统的护身符，人们相信它能让佩戴者免受敌人子弹的伤害。数百万士兵和水手把这种护身符藏在制服里面。此时的日本民众完全无法想到，他们的士兵会在1944年到1945年间伤亡惨重。但死亡人数在1942年底就已急剧上升，征兵人数也已经开始逐渐增加，征兵年龄却逐渐下降。东京的面包师荒川裕代（Hiroyo Arakawa）[6]说：“人人都担心征兵令会落到自己头上。”[7]没有什么比富人和有关系的人免除兵役更能激起日本人的仇富心理了。有谣言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让上流家庭的年轻男子免服兵役，那些儿子被派驻到海外的父母听说后被激怒了。荒川说她丈夫有个堂弟，出身显赫，在鹤见的三菱重工业公司工作，曾经几次收到入伍通知，但每次家里都能安排他免于服役：“大人物总能得到最好的东西。”[8]军人和警察可以不付钱就取用食品或其他商品，这也让她感到愤怒。

随着军人们因伤或休假回国，他们总会带来一些和国内的报道不一样的战争消息，这些消息日本国内从来没有提到过。8月7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受伤的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于秋天返回东京休假。他被国内铺天盖地的自负宣传震惊了——传单满天飞，满大街的喇叭不停放着军乐，厚颜无耻地保证日本仍会实现压倒性的胜利。他写道：“整个日本都沉浸在虚假胜利的泡影之中。很难相信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正在进行。”但他很快就意识到，后方并非每个人都相信报纸和广播中所发布的消息。他母亲就悄悄地问过他，日本是否真的能赢得这场战争。“我们必须赢。”他回答道。失败带来的后果太可怕了，没人敢去想。[9]

山本五十六住在超级战列舰“大和号”的装有空调的豪华套间里，这艘战列舰此时正位于日本以南约1 600英里处的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环礁，停泊在巨型钴蓝色潟湖中，周围安放了防鱼雷网。作为联合舰队总司令，他工作没有特别努力，而且工作时，注意力也并不总是在战争的问题上。他常和朋友及笔友互通信件。他会和军官们玩玩将棋，而且常常以钱做赌注。他写诗很快，而且（据他的日本传记作家的说法）写得并不是很好，但他写得一手好字，而且崇拜者向他求字，他也有求必应。他常常读书到深夜。山本从不痴迷于工作，对他来说这一评价并不是贬低他，至少在他忠实的参谋长宇垣缠看来是这样。宇垣缠总是批评那些拿琐碎的小事给总司令带来压力的指挥官。他认为应该让总司令保存精力，关注最高级的战略决策。

按传统来说，山本这个级别的高官生活就应该奢华一些，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他在军官室里吃饭，餐桌是抛光的柚木桌子，上面铺着白色的桌布，饭菜精美，完全可以和东京餐馆里价格昂贵的菜肴相媲美。海军请来了专业的厨师来给他主厨。午餐是西式的，搭配银制餐具和洗手碗；晚饭通常是日本料理，有烤海鲷、鸡蛋羹和寿司等佳肴。山本偏爱的食物，例如沙丁鱼，都是从日本远道空运或海运过来的。船上的面包房会供应新鲜的面包和其他烘焙食品。船员们被派去潟湖钓鱼，为他的寿司供应最新鲜的食材。

山本非常享受美食，并且吃得非常开心。他很少有机会锻炼，以至于渐渐发福，身体超重。他身高只有5英尺3英寸，但是他体格强健，脖颈粗壮，还有像运动员一样的强大信心。山本式的敬礼在日本非常出名，常常会出现在战争时期的纪录片中。这是一个随意的姿势，堪称点到为止——他举起胖乎乎的右手，抵在帽檐的右缘，肘部伸得直直的。他的勤务兵总是很小心地保管他的制服：在热带地区，他总是穿着纯白、挺括、熨得平整的制服露面，黄金纽扣和菊花肩章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他并不是特别注重形象的人，但他的形象必须符合自己的身份。山本是一个温和的人，对军官总是很善良和周到。但他与旗舰上的船员们却保持着很远的距离，船员们一看到他就会立刻敬礼，直到他走远后才敢走动。通常，山本只有在舰只离开或是飞机飞过时才会在甲板上露面敬礼。

在西方人的眼里，山本是偷袭珍珠港和六个月后灾难性的中途岛海战的首要推动者。在日本人的眼里，山本的形象更多面一些。这些形象主要是他在战前作为内阁次官和外交官给公众留下的。在日本的“幽谷”时期（1930—1945年），军国主义分子执掌了政权。平民政府无法控制军方，军方却直接控制了政府的所有职能，包括内政、经济和国际职能。军方领导人压制政党，剥夺了日本议会的权力，把媒体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并控制了内阁大臣的任命。在形式上和实际上，陆军和海军将领都成了政治家、文职大臣和外交家。西方历史学家倾向于使用美国或英国评价海军军官的标准来评估山本的职业生涯。其实这样做有点不得要领。除了海军事业，山本五十六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太平洋战争开始的那段时间里也是日本政坛的关键人物，而且他可能还是除了天皇之外日本最受尊敬的公众人物。

山本蔑视陆军和极右翼的民族主义者，一向反对日本激进分子用暴力革命和暗杀来实现目标。他是海军中温和的“条约派”的领导者，以支持不受欢迎的裁军条约而闻名。他的竞争对手指责他追求名利，培养记者以确保新闻报道对自己有利，为自己在政治上制造优势。毫无疑问，这些指控是有一定根据的。如果山本不是如此擅长玩政治手腕，那他在20世纪30年代内阁反复洗牌的过程中不可能幸存下来。但他也的确是赌上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去阻止日本与英美开战。

山本代表日本参加了1935年的伦敦海军会议，支持日本批准在政治方面不得人心的军备限制。这些做法以及其他方面的立场，使他有了生命危险，因为右翼狂热分子扬言要暗杀他，并至少尝试过一次刺杀行动。1939年8月，他从东京的海军省调到联合舰队担任总司令；这一调动是有意安排的，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他远离那些意欲谋杀他的人。他的旗舰通常停泊在广岛湾，他在这里仍然对国策发表意见。他反对签署《三国同盟条约》（使日本与纳粹德国及意大利结盟），并呼吁日本军队撤出中国。

山本是那个时代少数有勇气反对与美国开战的日本人之一。他年轻的时候曾两次被派驻美国（一次是在哈佛学习英语，另一次是在华盛顿担任海军武官），其间他对美国规模庞大的经济资源和工业基地进行了深入研究。“只要看到过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和得克萨斯的油田，一个人就会清楚日本以其国力没办法与美国进行海军军备竞赛。”[10]他预言太平洋战争很可能会成为一场漫长的消耗战，美国无比强大的生产能力将让日本规模小又不够先进的战争工业相形见绌。无论如何，日本都没有希望彻底击败美国。只有与美国谈判，获得有利于日方的条件，日本才有可能“赢得”与美国的战争。考虑到这些因素，山本认为“任何普通的战略都无法让日本人看到成功的希望”。[11]然而，无论他喜欢还是不喜欢，战争都注定要来临，于是他开始摸索速战速决的手段。他承认，袭击珍珠港是个“孤注一掷的想法”。[12]偷袭可能会一击制胜，也可能会一败涂地，但他们必须搏一把，为的是让华盛顿政界认识到与日本开战得不偿失：“吾辈应尽最大之努力，于开战首日决定战争命运。”[13]

这场袭击在战术上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美国太平洋舰队的8艘战列舰全部被炸毁，180多架美军飞机大部分还未起飞就被摧毁。日军航母成功逃脱，仅仅损失29架飞机。这场胜利，以及战争初期日本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迅速征服，使山本的人气和声望达到了新的高度。借助这种威望，山本迫使军令部听从他的意愿，强制通过了一项计划，准备集中日本全部的海军力量，于1942年6月进攻中途岛。和袭击珍珠港一样，中途岛行动也是为了提前结束战争而向美国海军发起的出其不意的袭击，旨在毕其功于一役。然而这场赌博以日本损失4艘航母和所有的飞机结束，成了海战史上最具灾难性的失败之一。虽然高层小心翼翼地对日本民众隐瞒了这场惨败，但是山本失去了对军令部的影响力。东京方面的将军夺回了战略决策权。

中途岛的惨败让山本无法释怀，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他的看法变得灰暗、冷漠，开始听天由命。山本警告过不要打消耗战，而日本现在却深陷其中；除了投降，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可以从中脱身。到了1942年中期，虽然他绝口不提，但他一定已经知道，整个日本正在走向最终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最终的失败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但这绝不会给他带来安慰。他再也不能影响东京方面的决策了；此时，他只能回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做出海的总司令。与日本的敌人作战是他的职责。在最终的痛苦结果到来之前，他都要这样做，无论结局是怎样的，也无论它什么时候来临。他不指望自己熬过这场战争。他在1942年9月预言：“不出百日，我将耗尽生命。”[14]

在外出作战的海军官兵中，关于“大和号”长期驻港这件事，有很多愤怒的说法和传闻。“大和号”和与其吨位一样大的姊妹舰“武藏号”是世界上最大的两艘战列舰。这两艘战列舰满载的时候都可达到7万吨，可装载2 700人，而且都装有9门18.1英寸口径的巨炮。它们是由笃信战列舰之威力的海军将领们斥巨资建造的，在这些人心中，“大和号”和“武藏号”是在传统海军的炮战对决中摧毁美国战列舰的关键，因此也是赢得海战的关键。但是到当时为止，这两艘战列舰都没有参加过任何战斗，而且直到1944年它们才会参战。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锚地，一开始是停泊在濑户内海的柱岛，此时是停驻于特鲁克群岛南部的舰队基地。“大和号”被人戏称为“大和饭店”。后来，一个货船上的军官评论说：“我们一直被派往最前线，而那些战列舰却一场战斗都没有参加过。像我们这样的人……会被派往最前线，而来自海军兵学校的那些浑蛋则稳稳当当地坐在‘大和饭店’和‘武藏饭店’里无所事事。”[15]事实上，作为作战舰艇，这两艘超级战列舰没什么大用。不论在哪个战区，它们都会在离敌人很远的时候就遭到空袭，根本没机会用巨炮轰击敌人。更重要的是，这两艘超级战列舰实在是太耗油了（每艘都配有6 300吨的油罐），让它们在海上行动，会给海军带来巨大的资源压力，尤其是在美军潜艇已经开始干扰日军石油供给线的情况下。

宇垣将军每天都会在个人日记中评价战事的进程。他的日记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这一宝贵的文献是从旗舰指挥官的角度观察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真实的一手资料。日记的开头记录了战争爆发至中途岛行动的情况，这一阶段宇垣经常会记录山本的决策和命令。然而，到了1942年夏天，总司令似乎不再管理日常的行动了，留下他的参谋长收拾烂摊子。宇垣开始以第一人称记叙（“我决定……”“我命令……”），并经常以自己的名义发布指令，不再用山本的。

8月7日，宇垣对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已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消息表示担忧，并在日记中提到应该立刻把他们赶走。一个月之后他才认识到，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争夺战是太平洋战争的决定性战役。这里的行动必须优先考虑，哪怕需要暂停对新几内亚莫尔斯比港的进攻。他抱怨无线电通信不畅，导致“大和号”发送命令和接收消息总是出现延迟。与此同时，他深受牙痛的困扰，这似乎使他在夺回亨德森机场的尝试均告失败之后备感绝望。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关键是什么？地面战，海战，还是空战？宇垣在分析的过程中一直摇摆不定。美军登陆六天后，即8月13日，他写道：“目前最紧急的事情是派一支部队清除敌军的残余，营救驻军，修好机场。”[16]一周后，8月20日，他确信“最迫切的事情”是“通过空袭和夜间轰炸破坏飞机跑道”。[17]四天后，他又得出结论，认为对拉包尔进行航空增援和对瓜达尔卡纳尔岛进行陆地增援一样迫在眉睫，因为日方必须“尽早摧毁敌人在岛上的空中力量”。[18]他意识到拉包尔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漫长的距离非常妨碍航空行动，但他愿意接受沉重的空战损失。然而，到了9月1日，他的结论又变成必须在地面上击败美军：“最终，瓜达尔卡纳尔岛必须以地面战来夺回，即便是以较大的牺牲为代价，此外没有别的办法。”[19]

8月25日那场不具决定性意义的航母战斗之后，宇垣希望日本舰队继续留在前线，这样当美军试图通过海上为瓜达尔卡纳尔岛提供补给时，就可以跟美军战斗。他提到东京方面终于意识到了事态有多么严峻，开始紧急向该战区运送舰船、飞机和增援部队。但供给问题越来越严重，特别是石油供应——油轮极为短缺，而主力舰队进入所罗门群岛消耗了大量的燃料。特鲁克群岛目前还没有在岸上储存燃料的能力。舰船有时会靠在“大和号”旁边，通过“大和号”的巨型油箱加油。

宇垣缠认为，陆军始终无法突破范德格里夫特的防线，是因为陆军作战不够勇猛，这里他流露出了海军军官对陆军典型的蔑视。8月20日至21日，一木清直的部队被消灭后，他以为那些士兵是在滩头被打死的，他们本应该“勇敢地冲锋”，尽快越过滩头阵地。[20]在这一点上，他完全猜错了。一木清直确实是发动了无畏的冲锋，但是是冲向火力强大的河岸，他和手下的800名士兵被美军海军陆战队猛烈的防御炮火彻底消灭了。9月中旬，在海军陆战队所谓的“血腥岭战役”中，川口将军的部队被击退，并且遭受了重大人员伤亡，被迫朝西撤退，在此之后，宇垣的陆军联络官似乎“不知所措”。宇垣猜测陆军方面可能“过于轻敌”了，这么想倒是完全正确。[21]但他和陆军方面的指挥官都没有想过自己是否低估了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兵力。他们认为岛上有7 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但实际上有超过11 000人，另有4 000人于9月18日抵达。

随着可调遣的海陆军部队越来越多，日本的海陆军指挥官准备用一场全面的进攻来打破持续六周的僵局，并抢占机场。日本需要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这种压力来自天皇本人。战后，裕仁天皇将自己描述成一个无权的傀儡，但在1942年9月和10月，他曾不断鼓动陆相和海相主动进攻，把美国人赶出瓜达尔卡纳尔岛。裕仁天皇的要求就相当于从天上传下来的命令。但是，陆军和海军都不需要太多的鼓励。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已经上升为民族意志之战。日本陆军尤其感觉遭受了奇耻大辱。日本陆军一向看不起对手，结果两个精锐的支队都被敌军击败。10月初，大本营将第十七军一个整编师的约两万名士兵派来参战。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得到了大力增援；在布干维尔南部的布因，一条新的战斗机跑道投入使用；还有一名新的指挥官，海军中将草鹿任一，被派遣到拉包尔负责指挥。海军将行动次数加倍，加强了夜间轰炸，派遣战列舰“金刚号”和“榛名号”在大批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护卫下用14英寸的杀伤性炮弹猛烈地轰击亨德森机场。

10月11日，山本五十六和宇垣缠在“大和号”的露天甲板上看着一支庞大的舰队从特鲁克群岛的航道快速驶出，其中包括4艘航母、4艘战列舰、10艘巡洋舰和30艘驱逐舰。这些航母将从所罗门群岛的北部横扫过去，在亨德森机场被占领之前待命，占领机场后开赴南部或东部地区搜寻并摧毁敌方舰队。宇垣缠在日记中透露，即将到来的进攻将会动用“联合舰队的大多数战舰”。失败是难以想象的：“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必须在即将到来的行动中取得成功，不惜任何代价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22]

时年57岁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尼米兹是一名老派的绅士。他的性格跟他的上级欧内斯特·金大为不同。尼米兹从来不对下属大喊大叫，从不酗酒，不接近女色，也不说脏话。1941年12月7日之后，他接手了一个支离破碎、意志消沉的司令部，但在他的领导下，这里的人很快恢复了信心和士气。他是那一代人最尊敬的海军军官，如今他被尊为美国海军史上最伟大的指挥官。他中等身材，面色红润，一双淡蓝色的眼睛，与一对白眉和一头白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来自一个地位卑微的德裔美国家庭，家里是开小旅馆的。他出生在得克萨斯州一个封闭的内陆地区，并在那里长大。他从小既说英语也说德语。长期的远足、游泳和网球运动使他体格健壮。闲暇时候，他喜欢瞄靶射击，掷马蹄铁，玩克里比奇牌戏，以及用留声机听古典音乐。

他职位很高，这对他有一些约束，但是，他本人性格温和且外向。他喜欢与人交往，并且总能跟人推心置腹。他让所有舰艇的指挥官都知道，只要他们来到珍珠港，就欢迎他们前来会面。他的办公室每天从上午11点就处于“开放状态”。他有很大的指挥权——250万人和1 000多艘军舰皆在他的管辖之下——所以这些日常的会面对他来说很耗时间，但是这也让他与舰队的每一层都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尼米兹是一个天生的战士，他总是坚持让战火烧到敌人的土地上。他拥有祖先日耳曼人天生的军事能力。他的祖先是萨克森日耳曼人，拥有过贵族的头衔，并且曾被授予盾徽。他的参谋长雷蒙德·埃姆斯·斯普鲁恩斯少将后来跟大家说，尼米兹是他见过的人里唯一完全无所畏惧的，并补充说：“他的品质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时刻都能战斗。……他希望手下的军官能够主动进攻日本。如果做不到，他们就会被派往别处。”[23]

当金将军首次宣布他野心勃勃、充满风险的“瞭望塔”行动计划时，尼米兹完全不发表意见，藏而不露。历史记录中几乎找不到线索表明他是否赞同金的想法。当戈姆利和麦克阿瑟建议推迟进攻时，尼米兹仍然保持沉默，既不支持也不质疑他们的观点。但是当金否决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并确定要进行“瞭望塔”行动时，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就全神贯注地投入在了行动上。虽然他知道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情况还很危险，但他认为戈姆利的报告未免太过悲观、保守。尼米兹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经历过几周险恶的日子，在珊瑚海和中途岛战役期间则像是走在刀尖上，他的想法不会轻易地被南太平洋战场上不断出现的挫折动摇。在萨沃岛战役中，四艘盟军巡洋舰的沉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胡蜂号”的毁灭更是如此。但是，就算不能保住瓜达尔卡纳尔岛，盟军也在一点点削弱日本人的力量。从长远来看，日军会在美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的重压下举步维艰。“记住这一点，”尼米兹在得知“列克星敦号”在珊瑚海战役中被击沉后告诉下属，“我们不知道敌人的损失有多严重。但是大家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也遭受了损失。他们的处境同样不轻松。”[24]他在谈到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时也会提出这样的观点。

9月24日，尼米兹离开了珍珠港，在六名参谋的陪同下进行了大范围的视察。一架PB2Y“科罗纳多”四引擎大型水上飞机从东湖摇摇晃晃地冲向天空，然后向南转弯，朝着960英里外的小岛帕尔迈拉飞去。帕尔迈拉是中太平洋上的偏远小岛，建有补给站和紧急跑道，是通往南太平洋的空中航线中的一站。飞行员根据指南针指示的方向，一直在单调的蓝色海洋上空飞行，目标是一个呈马蹄形的有着沙滩和矮树的小岛，这些特征很容易被云层遮蔽起来。他们有时会飞过雷暴云，飞机不停颠簸，让人很难受。导航员希望能接收到无线电信号，没有信号时，就只能靠航位推算飞行了——看指南针，保持航线和速度，遇到侧向风的时候还要根据对风速的猜测来修正航线，而风速大体可以通过观察海浪猜测出来。没有什么比坐在一架二战时期的飞机上飞越太平洋更能感受到太平洋的浩瀚无垠了。

“科罗纳多”鼻锥特别大，是上单翼飞机，高高的驾驶舱在机身的前方。它的飞行里程只有大约1 000英里，但是武器比较强大，所以在遇到敌军战斗机的时候，比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更能击退对手。在距离帕尔迈拉不到200英里的地方，尼米兹飞机上的一个引擎失灵了。飞机安全着陆，但是替换的飞机需要从珍珠港调过来，会耽误很长的时间。下一站是坎顿岛，在帕尔迈拉岛西南方向800英里处。这段路途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在那里尼米兹与麦凯恩将军会了面，此时麦凯恩已经被解除南太平洋航空队司令的职务，正在北上的路上。麦凯恩跟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谈了自己对于瓜达尔卡纳尔岛空战的看法。他比戈姆利乐观一些，但是他劝尼米兹赶紧将后备飞机派往圣埃斯皮里图岛，做好准备，支援这个双方激烈争夺的岛屿。麦凯恩还强调了航空燃料供应和飞行疲劳症这两个关键问题。

第二天，飞机前往遥远的斐济加油。机上的乘客于9月28日下午抵达努美阿，随后直奔戈姆利的旗舰（“阿尔贡号”运输舰），参加下午4时30分的会议。

戈姆利看起来状态不太好。此前，尼米兹在其他人身上也看到过这种指挥官的疲劳症。[25]其典型表现就是体重减轻，目光显示出焦躁的情绪。戈姆利看起来很憔悴，心神不宁。他的处境加剧了他的焦躁情绪。戈姆利未能从岛上的法国殖民者那里征到可用的营房和指挥部，于是选择在停泊于敦比亚湾（Dumbea Bay）码头的旗舰上设立指挥部。这里十分拥挤，异常闷热。尼米兹得知，戈姆利已经一个月没有下船了。每当有参谋递给戈姆利一封急件时，这位指挥官似乎都会为自己看到的东西而吃惊，并且会喃喃自语：“天哪，我们该怎么办呢？”[26]这位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的神经非常脆弱，他没有照看好自己的身心健康。

9月28日在“阿尔贡号”运输舰的军官起居室召开的会议是太平洋战区高级指挥官集体参与的最大规模会议之一。麦克阿瑟将军拒绝前往他指挥的战区以外的地区（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坚持这一点，直到1944年7月他接到命令去夏威夷面见总统），派参谋长理查德·K.萨瑟兰少将以及航空队司令乔治·C.肯尼中将代替他前来开会。南太平洋战区的参会代表有戈姆利、特纳以及负责指挥该战区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米勒德·F.哈蒙少将。此外还有美国陆军航空队高级指挥官“福将”亨利·阿诺德，他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四位成员之一，视察战况时正好经过这里。

尼米兹先是跟大家寒暄了一下，作为开场白，紧接着让戈姆利做一下简报。戈姆利表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主要问题，是为海军陆战队员提供后勤支援比较困难。目前只剩下两艘快速运输舰；航空汽油储备仅有5 000加仑；而从美国国内运输额外补给和物资的船只装船不够仔细，所以货船清单没法提供所携带货物的准确记录，也无法指出货物存放的位置。努美阿以及新西兰以北的其他所有地方都缺乏先进的港口设施，因此重新装载这些货物到攻击作战运输舰上再运至瓜达尔卡纳尔岛几乎是不可能的。尼米兹对这些客观存在的困难表示理解，说：“我们所去之处，货物处理、住宿安排以及油料储备的情况都十分糟糕。”[27]特纳预测，日军随时都可能派遣一支精良的登陆作战部队、三四艘航母，以及其他适合登陆战的军舰，以重新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就算岛上的日军在埃德森岭战役之后一直没有动静，那也只是“小憩片刻”。[28]

这次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议暴露出了南太平洋战区内部的紧张形势，这种紧张形势在所有跨兵种、跨战区的协作中都存在，而且其实在全世界所有战场上都存在。麦克阿瑟的代表萨瑟兰将军说，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并不像对新几内亚的莫尔斯比港和米尔恩湾的防卫那样重要，因为那些地方的5.5万人容易受到攻击。他说，戈姆利的海军应该向西作战，以阻挡日军朝这些地方进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参谋的笔记总结了这次交流：

尼米兹：不能肯定日本“即将进攻莫尔斯比港”。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更容易阻止我们。

萨瑟兰：麦克阿瑟将军希望戈姆利的舰队可以保护整片海域……舰队不应该被限制在一条战线上。应该往澳大利亚派驻更多军舰，包括TF-1［战列舰］。从战略上说，这将比驻扎在珍珠港更好一些。

尼米兹：TF-1必须留在夏威夷。

肯尼：日军占领了很多铝土矿，可以制造出更多的飞机。

尼米兹：日本人并不开心。他们损失了100万吨舰船……还有从日本运来的航空汽油。

肯尼：日本利用占领的铝土矿，每月可以增产2 000架飞机。

尼米兹：我不相信日本每月可以建造2 000架飞机。

肯尼：我们应该拿下拉包尔。

特纳：我们现在还拿不下来。我们必须继续从外围推进。在此地拥有空中优势和海上优势之前……就贸然进攻，我们只能白白消耗实力。

萨瑟兰：我们想建立一个两栖作战军校。

特纳：我们没有两栖作战的训练。我们的学校是“仙人掌”。

尼米兹：关于戈姆利将军为麦克阿瑟提供掩护的问题，我们必须使用航母来对抗日本的空中力量，但航母不能固定在一个位置。我们现在只有一艘“大黄蜂号”；“企业号”到10月6日会赶过来。

萨瑟兰：一旦占领了巴布亚的北部海岸，我们就能把战斗机部署在那儿，把轰炸机部署在莫尔斯比。

肯尼：日军如果拿下米尔恩，就能轻松攻击莫尔斯比。

尼米兹：我仍然要说，日军不会马上就到。

肯尼：日军如果来了，就会斩断我们的补给线，我们在莫尔斯比的5.5万名将士就会饿死。

尼米兹：告诉麦克阿瑟，我们已经有什么就给他什么了。[29]

两个战区的问题都十分明显，而且来自华盛顿的“福将”阿诺德还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他的信息会让毛呢桌布旁的所有人都无比困扰。这位未来的五星上将认为南太平洋战区的陆军航空部队“过多了”。他提醒太平洋战区的指挥官们，盟军的全球战略目标是优先打败德国。他们不能让美国的航空力量深陷于太平洋战争中无法脱身，而与此同时更危险的敌人还在欧洲肆虐。他计算了一下，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指挥的飞机加在一起有1 314架，此外还有302架在运输途中，总计是1 616架战机。而他估计这一战区内日军的飞机顶多有554架。海军要求获得更多的飞机，唯一的办法是从欧洲抽调。阿诺德反对这么做。给太平洋战区增强航空力量的做法应当立刻停止，甚至要反过来——盟军应当从太平洋战区向欧洲转移航空力量。他很清楚，这些观点绝不会“让海军的高级军官或麦克阿瑟将军满意”。[30]

阿诺德比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更加支持和维护“德国优先”的原则。根据此前跟英国达成的协议，美国陆军航空兵将在英国南部机场集结大量的轰炸机和战斗机，从那里与英国皇家空军一起对德国发动大规模的轰炸。集结空中力量的计划因为“瞭望塔”行动和“火炬”行动而被迫推迟。1942年7月，9支强大的航空大队前往太平洋战区，另有11支前往非洲。在1942年9月3日交给哈里·霍普金斯的备忘录中，阿诺德以强硬的措辞表达了自己对于美国航空力量分散到边缘战区的担忧，并提醒霍普金斯，战争必须按照“德国优先”的战略进行。他既不能指望马歇尔也不能指望金支持这一战略：“在我写下此备忘录的时候，海军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从西南太平洋到西北太平洋抵抗日军。……而陆军则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断因形势、政策和政治目的而更改主要目标。”而“这些将战力在全球范围内零星分布的做法和小规模行动”所带来的代价，是让空袭德国工业核心地带的行动濒于失败：[31]

［海军的］主要目标在南太平洋。海军部队正在慢慢壮大实力，索要更多的空中支援和地面支援。每次海军为太平洋的行动增加力量，都会从其他战区抽走一些作战资源。这些增援也许会拯救我们的海军，或者防止已经被我们占领的岛屿被夺回，但另一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那就是即使海军从这个战区完全撤出，我们也不会输掉整场战争。更进一步说，即使我们夺取所有的岛屿，包括新不列颠岛，我们也不一定赢得整场战争。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击败德国，我们就必将获胜。[32][33]

这种太平洋地方主义并非海军独有的态度。次日阿诺德与麦克阿瑟在布里斯班会见时，专横的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提出要500架战机，什么种类都行。当阿诺德提到对于欧洲的承诺时，麦克阿瑟给出的专业意见是：“英国永远建立不起来足够的为第二战场提供空中支援的航空基地。”[34]阿诺德大为惊诧，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德国优先”原则是盟军全球战略的基点，而这里竟然有一位盟军战区总司令从理论上都不接受这一原则。阿诺德的结论是，所有的下级司令部都“应当认可这一点，那便是为了赢得战争，美国只有一个计划，而且这也是盟军的计划，所有人都要遵守执行”。[35]

9月29日的下午，尼米兹乘坐飞机，经过三个小时的航程前往圣埃斯皮里图岛。这里是为瓜达尔卡纳尔岛守军提供直接援助的前沿航空基地和后勤基地。在那里，麦凯恩的继任者，南太平洋航空队司令“杰克”奥布里·菲奇将军迎接了他。

尼米兹为圣埃斯皮里图岛恶劣的境况感到震惊。该岛两个月前才砍掉丛林并开辟出机场，从那时起他就得到了有关这里的详细报告。尽管如此，尼米兹亲眼看到当地的景象时，一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里没有循环的跑道，没有交通管制，甚至连控制塔都没有。机组人员住在很原始的茅屋和帐篷里，极少得到娱乐或者休息。他们身心疲惫到了极点，许多士兵都染上了疾病。在塞贡海峡，他看着燃料桶一个个从运输舰上被卸下来投到海里，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游”到岸边，然后被搬到卡车上，再被分散卸装到燃料桶存放处。每天都会有两万加仑的航空燃料靠这种使人极其疲惫的方式运到这座岛上。

尼米兹向几名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和海军飞行员颁发了荣誉勋章，并向菲奇颁发了优异服务勋章。之后他和随员登上了菲奇提供的陆军B-17飞机，前往620英里外的瓜达尔卡纳尔岛。

B-17的航程足够长，并且这个空中堡垒外壳结实、火力强大，足以应对埋伏。但是年轻的飞行员飞进了锋面，很快就汇报说无法确定自己的方位，这等于是在委婉地表示他在白雾中迷失了方向。飞机上所有的人都扫视着下面的大海。阿瑟·拉马尔上尉从背包里掏出《国家地理》的南太平洋地图，试着把经过的岛屿的轮廓与地图上的位置对应起来。他们找到了瓜达尔卡纳尔岛，随后飞到了其北边的海岸。终于，他们看到了那放满破旧的战机、随处可见弹坑以及一个个帐篷营地的窄小泥泞的机场。飞机在大雨中一直滑到跑道的边缘才停下来。尼米兹冒雨走下了飞机，范德格里夫特前来迎接。

下午放晴之后，范德格里夫特带领尼米兹巡视防线。尼米兹会见了几名团长，团长们低声向他汇报了他们所观察到的战况以及战备情况。他看到了成百上千尚未埋葬的日本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分布在埃德森岭南边的丘陵上。盖格将军在“宝塔”里向尼米兹做了空战的简报，尼米兹也注意到了在岛上征战了一个多月的机组成员疲惫的表情。在战地医院，他向那些伤员以及因为疟疾或其他热带疾病而病倒的士兵发表了讲话。“我所指挥的战场的严峻形势让他印象深刻，”范德格里夫特在回忆录中提到来访的总司令时写道，“对此我其实并不感到抱歉，因为我想让尼米兹亲眼看看我们究竟在和什么样的人作战。”[36]

第二天早上，尼米兹要颁发勋章，范德格里夫特的参谋为了写颁奖词，当天夜里一直忙活到很晚才睡。赫伯特·L.梅里拉特上尉觉得整个过程特别随意。颁发勋章的数量并不是由关于英勇行为的公正标准决定的，而是由“将军携带的勋章的数量和种类”决定的。不少军官为自己的作战单位游说，讨价还价，好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嘉奖。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被添油加醋地夸大，而很多战功卓著、真正有资格获颁勋章的将士则无疑被忽略了。梅里拉特在日记中坦承，自己因无须决定谁能获得奖章而感到释然，因为“这里有太多真正的英雄了”。[37]

表彰仪式在早上6点半举行，地点是范德格里夫特的棚屋门前的竹林。拉马尔上尉宣读颁奖词，尼米兹将军则走向那一列海军陆战队员，将勋章别在他们胸前。这一庄严场面被山丘上的一些海军陆战队员的歌声和叫嚷声打破了，他们不知道这边正在举行仪式，直到得到警告，他们才安静下来。当尼米兹走向一个中士并向他授予勋章时，这名中士突然昏倒在地。他醒来之后向尼米兹道歉，解释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四星的将军，吓得要死”。[38]范德格里夫特获颁海军十字勋章，这让他十分惊讶，同时也十分感动。

由于头一天的倾盆大雨让亨德森机场一片泥泞，返回圣埃斯皮里图的航程被迫推迟。有1 000英尺的跑道仍未铺设钢板。两架飞机准备起飞，其中的第一架（搭载着尼米兹）未能升空。飞机滑出最后一段没有铺设钢板的跑道，失控地旋转起来，最终在山沟的边缘停了下来。尼米兹从飞机上下来，然后和范德格里夫特去吃午餐。他们要等太阳把跑道晒干。到了正午，他们再次尝试起飞，这一次B-17摇摇晃晃地冲上天空，向东飞去了。

海军陆战队还在忍耐。他们忍受着让人萎靡不振的湿热。蚊虫的骚扰永无休止，而经常一下数小时的大雨让他们的散兵坑和兵营帐篷里灌满了水。患上疟疾后，他们时而浑身冒汗，时而浑身颤抖。每当有个把小时的放松时间，他们就会拿上肥皂冲进隆加河。冲进河里的士兵擦洗着身子和军装，尽可能地在棕色的水中洗得彻底些，而他们的战友则守着机枪放哨，以防有敌人或鳄鱼出现。但是不论他们怎么搓洗也没法洗干净“热带皮肤病”，水肿和开放性伤口在士兵的手腕、胳肢窝以及胯间不断增加。伤口越挠越严重，士兵们互相提醒着千万不能去挠伤口，但还是迟早忍不住挠起来。痱子是这座散发着恶臭、神也抛弃的岛上另一个无法逃避的困扰。海军陆战队员把战友的尸体抬走，怀着敬意将他们掩埋，将木制十字架或木棍插在坟前，上面悬挂一顶头盔。对于打死的日本兵，海军陆战队员会拿走他们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或是有趣的东西作为纪念品，甚至会敲掉他们的金牙当作战利品。日本兵腐烂尸体的恶臭在微风中飘散。没有掩埋的尸体上面爬满了蚂蚁，没过多久就被啃得只剩下光滑的白骨。

自8月9日起，他们就一直在问：“该死的海军到底在哪里？”显然，这是明知故问。他们是海军陆战队员，没有别人好依靠，只能依靠自己。第1陆战师沦为了“第1流放师”。“U.S.M.C.”（美国海军陆战队）被解释成了“山姆大叔可怜的孩子”（Uncle Sam’s Miserable Children）。他们被人耍了。他们所受的训练和教导，是做精锐的冲锋部队，他们是两栖作战专家，是专门突击敌人的海滩，并建立滩头阵地的。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不应该留下来连续几个月保护这个滩头堡。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一直以为，原本的作战计划是要陆军前来接替他们的位置，海军陆战队员则撤回后方休整，做一些补充训练，接下来前往离东京更近的某座岛屿执行两栖攻击任务。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两个月后，每一个海军陆战队员都会问：“该死的陆军到底在哪里？”无疑，这又是明知故问。被留下是他们的宿命，就像在威克岛上那样。他们是“乔治”，而姊妹部队都商量好“让乔治去做”[39]。他们在散兵坑里不约而同地唱起悲伤的歌曲。他们唱的歌词不登大雅之堂，是根据英国远征军的歌曲《保佑他们》改编的：

他们派海军来到图拉吉，

勇敢的海军同意了；

他们分成了一千个小队，

朝着不同的方向进军。

我的天哪！多么混乱的集结！

（合唱）

队伍如此杂乱！队伍如此杂乱！

队伍高矮不均，杂乱无章；

再见！该死的水军和陆军。

再见！该死的将军和所有人。

所以我们向他们说再见，

让我们回到藏身的散兵坑；

麦克阿瑟的大海中不再有晋升。

所以，加油吧，海军陆战队员们，去他妈的所有人。[40]

特纳掌管的几艘攻击作战运输舰在努美阿、维拉港（埃法特岛）、圣埃斯皮里图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不定期航行，但供应短缺的问题难以彻底解决。食物储备经常处于危险状态。尽管海军陆战队从未真的到了快饿死的境地，但是他们需要减少口粮来维持生存，这削弱了他们的精力和体力。每个人的体重都轻了二三十磅。弹药会卸在隆加角，随即会按照军需官的指挥分发到各地储存起来。弹药储备量通常很低，以至于海军陆战队员常常被提醒，除非他们确定能击中敌方士兵，否则不要浪费任何一发子弹。运输舰安全抵达铁底湾后，人们固然很高兴，但是在隆加角简陋的港口卸货需要异常细致的操作，此外也需要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如果日本的空袭不期而至，运输舰就得赶紧起锚，在海湾里快速机动，这样会进一步减少卸货的时间。10月初，最短缺的物资当属航空汽油。航空汽油后来过于稀缺，不得不靠DC-3运输机携带55加仑的燃料桶运往亨德森机场。

被海军陆战队称作“仙人掌特快”或是“东条英机特快”的“东京特快”夜复一夜地将小批量的日本士兵运到美军士兵所在位置西边的海滩上。田中的快速驱逐舰继续作为运输舰执行双重任务。由于速度快，它们可以在夜幕降临之前逗留在“槽海”里，超出亨德森机场的轰炸机的飞行范围，等天一黑，就在黑暗的掩护下快速开过来。如果卸运速度够快，这些驱逐舰还能朝海军陆战队的营地发射几枚炮弹，然后重新向西疾驰，于黎明前跑出飞机的攻击范围。

但是田中的驱逐舰无法将整个师都运送过去，至少无法按照日本雄心勃勃的计划设定的时间表完成这一工作。陆军第十七军司令百武晴吉中将需要真正的运输舰来执行这一任务。日本人从痛苦的经验中已经领悟到，只要亨德森机场存在，美军飞机就能在他们接近的时候发动攻击，让他们的运输舰无法驶进铁底湾。因此，日方必须找出办法，让亨德森机场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作用，好让一个陆军师登陆。他们一直试图做到这一点，尝试了两个月，但到当时为止都失败了。这一次他们不会失败——更准确地说，他们不能失败，因为天皇本人坚持要他们成功。

范德格里夫特反复请求增加士兵。但是他的上级领导特纳对地面部队的部署有非常不同的想法。两个指挥官发现他们两人总是意见相左。特纳倾向于让地面部队分散在许多岛屿或滩头，而范德格里夫特和他的参谋则倾向于集中兵力。特纳将军坚决要让第2陆战团（原本要替换已被部署在萨摩亚的第7陆战团）按兵不动，稍后登陆圣克鲁斯群岛的恩代尼岛，此地位于瓜达尔卡纳尔岛以东300英里。范德格里夫特的手下认为恩代尼岛并不重要，他们劝特纳将这支部队留作预备队，以便在战斗变得比预计情况更激烈的时候加强隆加的防守。直到特纳将军在9月11日亲自见证了日军对亨德森机场凶猛的地面攻击和海军炮击（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参谋说，特纳揣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跳进了散兵坑），他才同意将这支部队派到隆加。

至于已经在岛上的海军陆战队员，特纳认为他们应该积极进攻。9月28日，他催促范德格里夫特越过马塔尼科河，将沿着海岸向西排布的“敌军掩体”一网打尽：“我相信你以此时的实力完全可以追击并歼灭他们。”[41]处境艰难的海军陆战队员听出他话里有话，知道他是在暗示他们作战有些消极被动，当然对此感到愤怒。此外，在战役的这个阶段采取地面攻势既不可行也不明智。第1陆战师缺乏沿着海岸追击日本人的装备、武器和弹药。海军陆战队控制了岛上唯一的机场，因此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守卫好这一宝贵财富，让这里拥有足够的空中力量。日军会一如既往地对守备森严的美军防线进行猛攻，而美军只要守住防线，进攻者就会像此前一样，遭受灾难性的损失。

但特纳就是听不进去。10月初，两位长官就美国陆军亚美利加师第164步兵团的部署问题再次发生了争论。范德格里夫特要求将这个团作为增援部队驻扎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特纳则想让该部在恩代尼岛登陆。一开始，戈姆利暂时批准了特纳的计划。但是哈蒙将军在10月6日十分强势地介入，主张将该部派往瓜达尔卡纳尔岛。他告诉戈姆利，恩代尼岛会是“分散兵力和精力的地方”。他警告说：“除非驻岛力量能够得到加强，否则日军有能力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至图拉吉岛一线，并且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就会这样做。”[42]戈姆利否决了特纳的命令，于是第164团在10月13日于隆加角登陆。

美军的登陆还导致了另一场萨沃岛附近的海军行动——跟两个月前的萨沃岛战役惊人地相似，但是这次的结局让美国人比较欣慰。运送美军的运输舰有四艘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护航，由海军少将诺曼·斯科特指挥。10月11日至12日晚间，斯科特的军舰伏击了日军前往铁底湾轰炸亨德森机场的纵队，该纵队由三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这次突袭击毁了日军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并且重创了另外一艘巡洋舰。日军指挥官五藤存知少将受了重伤，不治身亡。斯科特损失了“邓肯号”驱逐舰，“博伊西号”巡洋舰和“盐湖城号”巡洋舰也有所损伤。这场短暂却激烈的交火在史书中被称作“埃斯佩兰斯角之战”[43]，美军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实际上双方的损失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悬殊。（斯科特的报告说击毁了三艘日本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这一夸大的战果被美国媒体当作事实报道。）虽然这是一场胜利，但它没为海军陆战队员带来多少好处。同一天夜里的晚些时候，田中的另一支船队成功地让增援部队和补给（包括野战炮）在隆加角附近登陆。两天后的夜里，日军一支规模较大的水面舰艇部队对亨德森机场发起了这场战役中最猛烈的炮击。

白天的轰炸加上夜晚的炮击，让亨德森机场变得千疮百孔。但是多亏工程营队员的辛勤劳作，机场还处于可用的状态。只要一出现弹坑，工程营就会修补好。每一个维修分队都直接管理机场旁的一个维修站。如果有炸弹落到跑道上，距离最近的维修分队就会冲向仍在冒烟的弹坑，把炸毁的钢板拖到一边，然后将卡车里的泥土和碎石倒入弹坑中，把替换的钢板拖过来铺在上面。“我们发现一颗500磅的炸弹会撕开1 500平方英尺的穿孔钢板，”一个工程营队员说，“所以我们就在跑道旁边放好相应数量的穿孔钢板，就像在铁路边提前放置额外的铁轨一样。”[44]维修过程中，如果遇到敌人的零式战斗机低空扫射，他们就跳入沿着机场挖好的战壕寻求掩护——如果有可能的话，就直接跳进弹坑里面。

每隔几天，都会有海军陆战队、海军以及陆军的飞机飞过来，替换被毁的战机，或者受损过于严重以致无法修好的战机。此时，“仙人掌航空队”已经拥有了十来种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驱逐机，但是这里的主力战机还是舰载机——F4F野猫式战斗机、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以及TBF“复仇者”鱼雷机，由海军陆战队飞行员或是海军飞行员操作。舰载机都装有特殊的起落装置，能够承受起降的冲击，因此能很好地适应坑坑洼洼的亨德森机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一个月里，海军飞行员的战斗时间比航母日常作业半年的战斗时间还要长。

轰炸机和鱼雷机每天都朝西北方向飞行，执行日常的侦察任务。傍晚，它们可能会发现日本舰船朝瓜达尔卡纳尔岛驶来——“东京特快前往百老汇”——而一旦发现敌军，盖格将军就会集合手头的飞机发动空袭。每日进行的长时间飞行十分考验人的意志，危险重重，而且这不仅是因为日军会发动反击。在所罗门群岛，能见度随时都可能急剧下降。拉森反复命令第8鱼雷机中队的飞行员记下导航检查点。记忆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在战斗飞行的压力之下：“在低可见度下，拉塞尔群岛或新乔治亚群岛的南端看起来就像是埃斯佩兰斯角。如果你没有随时看清自己的速度、时间和距离，就很容易迷路，等你意识到就晚了。非常容易迷路。”[45]

当积雨云贴近海平面的时候，飞行员需要完全依赖仪器编队飞行，整个编队都隐没在迷雾和阵雨中。他们想尽办法与僚机飞行员保持联系，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机尾喷出的蓝色火焰。如果哪个年轻的TBF飞行员看不到前面的飞机了，他就会“上下摆动，直到我感受到气流变化，随后我会慢慢地照直往前飞，直到我重新让排气管喷出火焰”。[46]编队飞行的飞机如果散开，失去联系，会独自飞回来。一道道闪光时不时冲破黑暗。那是炮火的闪光吗？还是闪电？或是火光？难道是一架友军飞机闪着航行灯在联系僚机，指引他飞回来？这都很难说。在如此大的飞行压力下，飞行员常常会因误读高度表数据而冲进海里。

连续进行四五个星期的战斗飞行差不多已让飞行员达到耐力的极限。这项日复一日的工作会带来身体上、精神上和情感上的三重折磨。六周后，哪怕其中最强大的人似乎都快被这巨大的压力压垮了。航空和医疗方面的权威人士逐渐意识到“飞行疲劳症”是一种切实存在而且不可避免的综合征，必须通过每四周到六周轮换战区的飞行员来防治。飞行员超越极限后，会变得无精打采，面容憔悴，眼神空洞；就算吃得很好，体重也会急剧下降；他们经常情绪崩溃，或在导航时出错以致迷失方向；他们反应速度变慢，攻击性减弱。在极端情况下，飞行员会爬到机翼下面，像个胎儿那样蜷缩起来，哭得像个孩子。如果哄骗和威胁不起作用，就必须踢他们，直到他们踉踉跄跄地爬回驾驶舱。

特纳将军曾经否认飞行员会过度疲劳，这听起来太像娇生惯养的毛病了，但此时他称自己完全信了：“过去，每当医生跟我说起飞行疲劳症时，我都觉得是未经证实的说辞。但现在我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了。人都有个临界点，过了这一点，你就变得毫无用处；你感觉筋疲力尽，而且你对于这种状况基本上束手无策。”[47]

乔·福斯是南太平洋战区意志力最强的飞行员之一，他告诉一个海军调查团，战斗机飞行员最长能坚持作战六周。他说：“第四个星期你的精力就开始走下坡路。等到了第五个星期，你会发现身边好多战友都战死了，他们的技术都很好，只是因为有点疲惫或者困意，就在战斗中被击落了。”此外，福斯补充道，当飞行员休养一段时间再轮换回来，“你会发现这些飞行员特别容易疲惫。……我们休养回来后，我发现有些飞行员似乎到了第二周就不行了”。[48]

但是性格坚毅的拉森似乎不太接受这种观点。他坚信这些问题是平时训练不足以及领导力不足造成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不可避免，但是必须克服它。如果飞行员能理解自己的恐惧并能预知恐惧的产生，他们就能更好地管控它。谈起自己，拉森说：“我知道，我第一次参加战斗之后缓了好几天；你会很紧张，而且这种紧张感是逐渐消失的。然而，在我们对瓜达尔卡纳尔岛进行了几轮攻击之后，你只会在降落后的10分钟到15分钟里有紧张反应。也就是说，你会感到兴奋和情绪激动。随后这种感觉就会消失，而且你不会觉得特别累。”[49]拉森建议每次飞行结束后给每个飞行员发一些威士忌：“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是如果你让一个人在进攻后喝杯威士忌，他会觉得一切都还好。……这一点点特权会让飞行员感到好受许多。”[50]

事后提起时，海军陆战队员只把那次战斗称为“那一夜”。[51]10月13日至14日夜里，“金刚号”和“榛名号”战列舰进入铁底湾，用14英寸口径的舰炮对亨德森机场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炮击。长期以来，海军陆战队已经习惯了夜间的轰炸，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巨大的炮弹的轰击，相比之下，以前的每一次袭击都显得微不足道了。两艘战列舰都装载了500枚新型炮弹，旨在对停在地面的飞机和坚固的堡垒造成最大限度的破坏。在特鲁克潟湖进行的射击测试表明，这些炮弹（装有燃烧物和碎弹片，外壳较薄，会瞬间引爆）以25度角击中目标效果最佳。[52]这就推算出了“金刚号”和“榛名号”的最佳射程：1.6万米。在这个距离，美国的岸炮无法进行有效的反击。

在当天下午，日军已经进行了异常猛烈的空袭。不知为何，海岸警卫队员的警报没有及时发出，几架F4F野猫式战斗机在地面上遭到了攻击并被摧毁。空中轰炸在亨德森机场和“战斗机一号”备用草坪跑道上留下了弹坑。一个堆放燃料的地点被直接击中，蓝橙色的蘑菇云直冲天空。当西方的天空呈现出典型的热带日落时分的壮丽色彩时，西方传来了一种新的声音。日本的150毫米火炮正从美军看不到的奥斯汀山基地对机场进行炮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给这种火炮起了个外号，叫“手枪皮特”（Pistol Pete）。盖格将军命令已经落地的飞机滑行到“战斗机一号”，躲到射程之外。

夜幕降临时，日本的水上飞机在上空盘旋，随意地投下几枚炸弹，跟平常一样讨厌。11点过后不久，美军营地发出了“绿色情况”（一切正常）的信号，士兵们走出散兵坑和防空洞，回到睡觉的地方。“手枪皮特”整夜都在不时发射炮弹。士兵们会趁着二三十分钟的间歇稍微眯一会儿。大约凌晨1点钟的时候，“红色警报”响起，人们疲惫地回到隐蔽处。凌晨1点半，巡航机投下一颗照明弹，海上的舰艇也发射了一枚照明弹，直接在机场上空爆炸。

接着传来一声越来越尖厉的声音，有些像货运火车的汽笛声，之后是一连串巨大的爆炸声，把周围照得亮如白昼。梅里拉特上尉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猛烈的爆炸声。”[53]每次爆炸都会把一卡车的泥土炸到空中。整条战壕都被阵阵落下的泥土和岩石掩埋了。空气中充满了灰尘和烟雾，钻进了士兵的鼻子、耳朵、眼睛和喉咙里。米尔斯少尉和另外几名飞行员一起躲在一个散兵坑里：

我们先是看到天空被炮火的闪光照亮，听到警报声，然后听到炮弹飞来的呼啸声，最后是爆炸发出的可怕轰鸣声。椰子树被震裂，倒在地上；弹片在空中呼啸；有几枚哑弹落入丛林，蹦跳几下后没有爆炸。我们闻到了炮弹爆炸的味道。天空时而阴森森的，时而被照明弹闪烁的火光照亮。有些炮弹落在离我们的防空洞只有二三十英尺远的地方。有大家伙落地时，洞壁就像有人用勺子把巧克力布丁往外舀一样震动起来。[54]

即使在最深、结构最坚固的防空洞里，巨大的震动也会把人抛向空中，甩向墙壁。此时，拥挤的防空洞比空的要好。如果防空洞里的人够多，他们就可以互相依靠，互相支撑；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就像一名工程营队员所说的，“你会像乒乓球一样在散兵坑里乒乒乓乓地乱撞”。[55]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和几名参谋在指挥所的防空洞里躲避时，外面有一枚炮弹爆炸了，“把我们像一排保龄球的球瓶一样击倒在地”。将军站了起来，“只是觉得有点没面子，并没有受伤”。[56]每一声炮声都会把椰木屋顶上的泥土抖落下来。特文宁上校回忆说：“地面似乎变成了像果冻一样的东西，让人很难移动，甚至很难站直。”[57]

在炮火最猛烈的时候，米尔斯藏身的地方有几个人控制不住地大笑起来。一名飞行员浑身上下剧烈地颤抖。还有一个人挣扎着钻到另外一个人身子下面。附近一棵树的顶部被炸断了，整个落在散兵坑上面。

大约凌晨3点，炮击停止了。趴在地上的人又听到了头顶上传来熟悉的“洗衣机查理”的嗡鸣声。在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炸弹仍旧不时落下。与战列舰的炮弹相比，这些炸弹微不足道，但它们会冷不丁地袭来，仍然非常危险。没有人能睡着。范德格里夫特发誓，再有人跟他抱怨自己有战斗疲劳症或炮弹休克，他肯定不会说那个人胆小了。他表示，没有遭受过这种轰炸的人，无法“体会那种挫败、无助与恐惧交织的感受，以及炮弹落在附近时所感受到的冲击”。[58]

黎明时分，这场轰击的结果展现在众人眼前。睡眼惺忪的人们跌跌撞撞地走出战壕和防空洞，有的穿着衣服，有的半裸着身子，有的赤脚，还有的在流血。他们心怀感激地小口喝着用空燃料桶煮的咖啡，那苦涩的棕色液体抚慰着他们紧张的神经。人们在残骸中仔细搜寻，发现了比餐盘还大的钢垫板，以及14英寸口径炮弹的一部分残余，有些重近20磅。[59]机场附近的防空洞完全被泥土以及被连根拔起的树木掩埋，仍被困在里面的人必须靠外面的人给挖出来。[60]马丁·克莱门斯在他所处位置的百米之内发现了“六个巨大的弹坑，其中任何一个都能放下一辆吉普车”。[61]

亨德森机场周围的停机坪上，到处都是烧焦、冒烟、变形的铝制飞机残骸。“仙人掌航空队”的一份清单显示，只有五架SBD俯冲轰炸机和七八架野猫式战斗机仍然可以飞行。所有的“复仇者”鱼雷轰炸机都必须进行大修才能重新飞行。第8鱼雷机中队的首席机修工认为，“复仇者”鱼雷轰炸机几乎都已彻底损坏，只剩三架可以修理，而其中只有一架能在一周内修好。幸存的飞机必须分散到不那么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避开敌人。损毁的飞机排成整齐的一排，翼梢对翼梢，希望能吸引敌人的注意力。防线东端附近建了一个新的停机坪，由一支强大的海军陆战队守卫。

几个“复仇者”的飞行员由于失去了战机，暂时没有事情做；他们走回营地，发现这里几乎完全被毁了。帐篷要么消失了，要么成了一堆碎片；他们所有的个人物品，包括“蚊帐、行军床、桌子、文件和行李，都被弹片打得千疮百孔、乱作一团，散落一地”。幸存者都很紧张，但也有点激动。海军少尉小罗伯特·E.里斯的一个举动把战友都给逗乐了：他“把两个眼角往耳朵方向扯，说了句：‘真是抱歉，请问去亨德森机场怎么走？’”[62]

数百桶珍贵的航空汽油被烧掉了。人们向军需官和补给官发出紧急请求，希望能找到后备的燃料。许多小油箱被分散并隐藏在田野和树林中的小型贮藏处。人们找到了几百桶燃料，另有200桶从图拉吉岛转运了过来。后来盖格报告说，所有的剩余燃料都被加注到了岛上尚能升空的飞机的油箱中。他警告说，再来一晚类似的轰炸，可能会让整个航空队失去战斗力。

共有41人死亡。这个数字比原本可能出现的数字要低，这证明防空洞的深度和强度都达到了标准，另外所有人在轰炸期间都做到了低头隐蔽。一处防空洞被直接命中，九人当场死亡。一个新抵达的海军陆战队轰炸机中队同时失去了队长和副队长。

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夜里，猛烈的空袭、炮击和夜间的舰炮轰击（虽然不是战列舰发出的）持续不断。10月15日上午，美国人站在库库姆上方的断崖上，眼睁睁地看着6艘日军运输舰在塔沙法隆加（Tassafaronga）以西约10英里处“肆无忌惮地卸载”。日本驱逐舰在离岸1英里多一点的海湾里巡逻，以保护运输舰。克莱门斯透过野战望远镜观察运送来的部队，看到他们整齐地排列成行。他说不清有多少人，但肯定有好几千。盖格试着让几架还能飞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向日本运输舰发动进攻，有两艘运输舰中弹着火，可惜是在它们卸下货物和增援部队之后。

10月中旬是整场战役最惨淡的时刻。巴丹半岛和威克岛长长的阴影笼罩着隆加岛的防区。许多人似乎都头昏眼花，无精打采，茫然地望着远方。海军陆战队员将这种神情戏称为“千里眼的目光”。失去飞机的飞行员搜集能找到的任何武器，跃入战壕当起了步兵。自8月7日以来，被围困的海军陆战队员都是以辛辣的幽默和可靠的团队精神让自己振作起来的。此刻，他们之间的火气越来越大，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激烈地争吵起来。“每个人都犯了错误，”特文宁上校写道，“命令被错误地执行。通信失败。行动缓慢。”[63]

日军在西侧的兵力大大加强，开始沿着马塔尼科河展开试探性的进攻。范德格里夫特巩固了防线，但他并不完全相信美军的防线能经受住协同攻击。撤退甚至投降成了可以想象的前景。第1陆战师的情报人员D-2开始销毁机密记录。各个作战单位开始制订计划，准备藏到群山和丛林之中，有什么吃什么，尽可能长时间地打游击战。“我想，我们都害怕失败和被俘，”F4F战斗机的地勤组长托尼·贝切克回忆说，“我们担心他们会把我们扔在那里不管。”[64]海军航空兵少校约翰·E.劳伦斯回忆绝望带来的潜在影响时说：“无论我们是生是死，连骂我们的人都没有。绝望会渗入你的内心，让你无法相信自己的想法。”[65]

根据特文宁战后的回忆录，戈姆利曾授权范德格里夫特在形势变得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带领部队投降。（没有相关的文件流传下来，但这样的文件也恰恰是人们期待被遗忘的那种文件。）第1陆战师的参谋当中，有人在暗中商量最后一搏。范德格里夫特下令执行应急计划，准备向隆加河上游撤退。特文宁研究了这个问题，并推荐了另一种选择——让海军陆战队沿海岸转移到东部，在那里他们可以在每条河上建立临时防线，而且还有可能从海上撤离。

这种绝望的情绪一直蔓延到美国本土。《纽约时报》以告别的口吻报道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诺克斯部长在华盛顿对记者发表讲话时，拒绝保证这座岛屿能守住。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他曾表现出过分的自信，导致他陷入尴尬的境地，现在他决心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仿佛从瓜达尔卡纳尔岛传来的消息还不够严峻一样，10月16日的一份空中观察报告说有一艘日本航母出现在恩代尼岛以西的地方，而该岛位于亨德森机场东方330英里处，距离圣埃斯皮里图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的补给线近得可怕，这让戈姆利的信心大大地动摇了。那份报告是错误的，不久就纠正过来了，但在那之前，戈姆利已经发出了可怜的哀求。他给尼米兹和金发去电报：“这似乎表明敌人要倾尽全力进攻‘仙人掌’，可能还有其他阵地。我的部队完全无法应付这一形势。紧急请求所有可派的空中支援。”[66]

这位身陷重围的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从未将“瞭望塔”行动转入进攻。在他还没有建立起初步的指挥体系，没有召集到足够的参谋人员，甚至还没有建立固定的指挥部之时，金将军就把所有的任务都扔给了他。毫无疑问，他面临的后勤保障问题比任何其他盟军战区指挥官所面临的问题都要严重，但戈姆利养成了一个坏习惯，那就是在明知得不到增援的情况下请求增援。从行动一开始，他和他的参谋就显得神经紧张，拿不准主意。当努美阿的法国殖民者拒绝提供办公楼时，他以天生的外交官般的冷静心态接受了对方的拒绝，在又挤又臭的旗舰上办公。他没有出席至关重要的战区司令会议，特别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战之前于“萨拉托加号”上举行的作战计划会议（7月26日）。与麦凯恩、特纳、哈蒙和尼米兹不同，他从未踏足瓜达尔卡纳尔岛。

尼米兹在视察过程中仔细观察了他这个老朋友。他肯定已经从许多来源获知了一些关于他的事情，他的观察证实了这些报告中的描述。戈姆利不胜任这项工作；必须将他解职，另换他人。

对于这一问题，负最大责任的应该是罗斯福。戈姆利曾是派驻伦敦的海军特别观察员，直到哈罗德·斯塔克将军接替他的职位，而斯塔克海军作战部长的职位又给了金。1942年4月，斯塔克被调到伦敦，这其实是一次保全面子的降职，好让金可以同时担任海军中最有权力的两个指挥职务（海军作战部长和美国舰队总司令）。但戈姆利由此失去了一份工作，这让总统很不舒服，因为他认识这位将军已经超过25年了。罗斯福问他的海军助理约翰·L.麦克雷上校：“戈姆利该怎么安排呢？”麦克雷不知道，他也是这么跟总统说的。他还说，戈姆利很可能会失去临时的中将军衔，恢复到少将的永久军衔。罗斯福回答说：“好吧，替我告诉金，由于我们必须给斯塔克找个职位，就让戈姆利失去中将的军衔，我认为这不公平。”[67]这话既然是从海陆军总司令嘴里说出来的，就等于是命令他给戈姆利再找一个中将的职务。

事后来看，尼米兹本应在9月视察南太平洋战区期间或之后就解除戈姆利的职务。有证据表明，早在9月7日金和尼米兹在旧金山会面时，两人就讨论了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的更换人选问题。[68]但戈姆利是一位可敬的军官，为军队奉献了40年的时间。他是同届毕业生中的明星，（像尼米兹和金一样）他的才华、奉献精神和勤奋工作使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迅速获得了晋升。解除他的职务将给他的职业生涯和后世的评价留下失败的污点，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向兄弟军官打这样一拳是一种令人痛苦的责任，这让尼米兹感到犹豫。

10月15日，在珍珠港的一次会议上，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高级参谋们以一种强硬而坦率的态度向上司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的态度已经到了近乎抗令的程度。舰队情报官埃德温·莱顿说，他们劝总司令“不要再考虑个人品格的问题，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应该被工作更有效的人取代”。[69]无论他们的理由是什么，海军当中都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事情，尼米兹激烈地批评他们的做法近乎“叛变”。但是这些人不屈不挠。当夜晚些时候，几名军官代表前往马卡拉帕司令部，拜访了尼米兹，重申了他们的理由，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穿着睡衣接见了他们。当时哈尔西已接管航母特混舰队的指挥权，正在前往南太平洋的途中。此时让哈尔西前往努美阿，然后命令他接替戈姆利担任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尼米兹被说服了，但没有明确答复。

第二天早上，戈姆利哀叹“完全无法应付”的电报（160440号）就到了。尼米兹向金本人发出了一份绝密电报：“鉴于戈姆利的160440号报文以及其他迹象，包括我在视察期间注意到的一些情况，我考虑尽早解除他的职务，让哈尔西代替。请指示。”[70]金简短地做了答复：“批准。”[71]

哈尔西在坎顿岛过夜的时候被指示直接飞往努美阿。10月18日下午2点，他的“科罗纳多”水上飞机降落于努美阿港。戈姆利的副官乘一艘小船前来迎接，他递给哈尔西一个密封的信封，里面还有一个密封的信封，上面写着“机密”。这是尼米兹发出的一份急件，命令哈尔西立即接替戈姆利担任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

哈尔西的一名参谋记下了哈尔西将军当时的原话：“耶稣基督呀！杰克逊将军呀！这是他们递给我的最烫手的山芋啦！”[72]

[1] Kokusai Shashin Joho (International Graphic Magazine), Vol.21, No.12, December 1, 2602(1942).

[2] Ibid., Vol.21, No.10, September 1, 2602 (1942).

[3] Hideki Tojo, speech at the War Ministry, December 8, 1942, excerpted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155.

[4] Admiral Kichisaburo Nomura, former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January 22, 1943, in ibid., p.154.

[5] 有日记表明此事发生于1942年12月17日，见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6。

[6] 本书有一部分日语人名未查得准确汉字译法，凡加括注者均为音译。——编者注

[7] Hiroyo Arakawa,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179.

[8] Hiroyo Arakawa,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179.

[9]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184.

[10]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183.

[11] Ibid., p.281.

[12] Ibid., p.280.

[13] Ibid., p.279.

[14] Junichiro Watanabe, “Isoroku Yamamoto and the Sword-smith Sadayoshi Amada,” Hisato Takeuchi, trans., Nihontocraft.com, online at http://www.nihontocraft.com/YamamotoNBTHK.html (accessed November 2014).

[15] Reiji Masuda,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01.

[16] Entry dated August 13, 1942,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183.

[17] Entry dated August 20, 1942, in ibid., p.186.

[18] Entry dated August 24, 1942, in ibid., p.193.

[19] Entry dated September 1, 1942, in ibid., pp.202-3.

[20] Entry dated August 24, 1942, in ibid., p.193.

[21] Entry dated September 13, 1942, in ibid., p.214.

[22] Entry dated October 7, 1942, in ibid., p.228.

[23] Astor, Wings of Gold, p.62.

[24] Potter, Nimitz, p.76.

[25] 5月份，哈尔西将军在连续指挥了几个月的航母战斗群后，因皮肤病而卧床休养。——作者注

[26] Ibid., p.236.

[27] “CINCPAC Conference in Argonne,” September 28, 1942, p.1,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Coll/606, Box 24.

[28] “CINCPAC Conference in Argonne,” September 28, 1942, p.1,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Coll/606, Box 24.

[29] Ibid., pp.1-3.

[30] Arnold, Global Mission, pp.360-61.

[31] Arnold to Hopkins, “Plans for Operations Against the Enemy,” September 3, 1942, Harry L.Hopkins Papers, Book 5: The Air Offensive, Box 313.

[32] 丘吉尔也从皇家空军指挥官那里听到了类似的悲叹，见“Air Marshal A.T.Harris to Prime Minister, Personal and Secret,” June 17, 1942, Harry L.Hopkins Papers, Book 5: The Air Offensive, Box 313。——作者注

[33] Arnold to Hopkins, “Plans for Operations Against the Enemy,” September 3, 1942, Harry L.Hopkins Papers, Book 5: The Air Offensive, Box 313.

[34] Arnold, Global Mission, p.344.

[35] Ibid., p.342.

[36]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p.171-72.

[37] Entry dated September 30, 1942, excerpted in Merillat, Guadalcanal Remembered, p.159.

[38] Arthur Lamar, oral history, in Recollections of Fleet Admiral Chester W.Nimitz, p.13.

[39] “让乔治去做”是一句成语，意为“让别人去做”。——译者注

[40] Les Cleveland, “Soldiers’ Songs: The Folklore of the Powerless,” New York Folklore, Vol.11,1985, online at http://faculty.buffalostate.edu/fishlm/folksongs/les01.htm.

[41] Turner to Vandegrift, September 28, 1942, quoted in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69.

[42] Merillat, Guadalcanal Remembered, pp.177-78.

[43] 在日本被称为“第二次萨沃岛战役”。——作者注

[44] Huie, Can Do!, p.41.

[45] Harold H.Larsen, interview in Navy Department Bureau of Aeronautics, January 18, 1943, p.7,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16.

[46] Mears, Carrier Combat, p.136.

[47] Tregaskis, Guadalcanal Diary, p.250.

[48] Joseph J.Foss, USMCR, interview in Navy Department, April 28, 1943, in NARA, RG 38,“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9, p.11.

[49] Harold H.Larsen, interview in Navy Department Bureau of Aeronautics, January 18, 1943, p.7,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16.

[50] Ibid., p.11

[51] Merillat, Guadalcanal Remembered, p.180.

[52] Action Report, U.S.S.San Francisco, night action, November 12-13, 1942, p.60, item 300,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3.该报告对10月13日至14日夜间日军轰击时使用的炮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可参见Admiral T.Koyanagi,memorandum entitled “The Retreat from Guadalcanal,” dated May 1, 1967, John Toland Papers,Box 3, “Guadalcanal”。

[53] Entry dated October 14, 1942, in Merillat, Guadalcanal Remembered, p.179.

[54] Mears, Carrier Combat, p.145.

[55] Huie, Can Do!, p.46.

[56]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76.

[57]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121.

[58]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76.

[59] Merillat, Guadalcanal Remembered, p.180.

[60] Huie, Can Do!, p.46.

[61]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257.

[62] Mears, Carrier Combat, p.146.

[63]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157.

[64] Bergerud, Fire in the Sky, p.82.

[65] Lt.Cmdr.John E.Lawrence’s notes in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16.

[66] COMSOPAC to CINCPAC, Info COMINCH, 160440,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2, p.950.

[67] John L.McCrea,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90, pp.170-71.

[68] 参见Col.Brown’s notes in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11。

[69] Layton, Pineau, and Costello, “And I Was There,” pp.461-62.

[70] CINCPAC TO COMINCH, 160937,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2, p.895.

[71] COMINCH TO CINCPAC, 160245, in ibid.

[72] Col.Julian Brown’s notes in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09.

第六章

回忆录、日记还有口述史中对此事的记载是一致的。听闻哈尔西接任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的消息后，整个战区突然变得士气昂扬。“我永远都无法忘记，”一个海军航空兵军官回想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经历时说，“前一秒，我们还患着疟疾，一瘸一拐地爬出散兵坑；下一秒，我们就像孩子一样，边跑边叫。……只要士气够足，我们就能赢得这场战争。”[1]大家都知道哈尔西是一个好斗、容易激动、爱冒险的人，他最爱的就是进攻。海军陆战队员都叫他“硬毛刷子”[2]——意思是，他是一个挥毫泼墨的艺术家，而不是精描细画的绘图员。他不会因为战略和战术上的一些分歧而退却，他会动用手头的一切资源，全力打击敌人，一决胜负，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美国海军指挥官中向来不缺“硬毛刷子”式的人物，比如“还没动真格的呢！”的约翰·保罗·琼斯，“绝不弃船！”的詹姆斯·劳伦斯，还有“去他妈的鱼雷，全速前进！”的戴维·法格拉特。1942年10月，南太平洋的战场上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态度。它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也给了他们胜利的希望。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盟军在所罗门群岛也曾到过溃败的边缘。在10月末至11月海战的高潮阶段，运气稍有变化，战争的走势就可能会大为不同。美国的海上力量可能会遭到绞杀，海军陆战队则会被截断退路，并最终全军覆没。一旦发生那种情况，哈尔西勇往直前、崇尚进攻的性格就会遭到人们的谴责，人们会认为他缺乏理性，鲁莽冒进（两年后的莱特湾战役的确让他招致了这样的批评）。

从接过指挥权之初，新任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就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他可以把所有的筹码都拿出来，也可先收起来，等下一手好牌。尽管第二种选择会影响士气，但是作为司令官，他必须要仔细考虑这一选项。长期担任其参谋长的罗伯特·卡尼将军坚称，哈尔西并不像报纸上描述的那样狂妄和冲动。他夸张的吹牛以及在演讲中提到的“杀死更多的日本鬼子！”“让他们去死！”都旨在和战士们拉近距离，鼓舞士气。范德格里夫特于10月23日飞往努美阿参加指挥官会议时，哈尔西更多是在听别人说话，而不是自己讲话。他先是听了范德格里夫特的发言，然后又听了特纳的发言。接着他让军官室里安静下来，叼着烟，手指不断敲打着桌子，脑子里不断地掂量着。最后，他平静地问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你能守住吗？”[3]

“没问题，我可以守住，”范德格里夫特答道，“但我需要更多的物资支持，现在的远远不够。”[4]哈尔西承诺会提供范德格里夫特所需的一切。

很明显，一支规模庞大的日本海军进攻部队正在赶来。此时的情报还远远谈不上完善，但是新任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知道，日本的舰队至少有2艘航母（可能多达4艘），还有许多水面舰艇，包括至少4艘战列舰。哈尔西有两个航母特混舰队，分别以“大黄蜂号”和“企业号”为中心。后者在8月受损，返回珍珠港进行了修理。10月24日下午3时45分，“企业号”在圣埃斯皮里图岛与“大黄蜂号”会合。这两支舰队合并成了第61特混舰队，由海军少将托马斯·金凯德指挥，包括2艘航母、“南达科他号”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这支舰队的规模，只有此时正在南下的日本舰队的一半多一点。哈尔西真的是把他拥有的一切都投入了这场战斗，可以说这是一次十分危险的行动。金凯德接到命令，直奔圣克鲁斯群岛北部，寻机与敌交战。

日本“大和号”上的无线电监听员监听到了夏威夷广播的合众国际社的报道，报道中提到美军近日在所罗门群岛附近将进行“一场大规模海空作战”。[5]美国很快就会进行国会中期选举，宇垣将军注意到了这一点。罗斯福总统是否会下令在美国海军日（10月27日）采取重大行动，来为自己的党派赢得选票？这种推理方式其实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日本联合舰队的参谋人员正确地推断出，哈尔西会派所有可用的海军力量投入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防御战中。日本的陆军和海军集中在一起，要进行一场全面的海陆空进攻战，目标是抢占亨德森机场，同时歼灭美国舰队。

日方舰队的规模是自中途岛战役以来最大的：2艘大型航母、2艘轻型航母、4艘战列舰，此外还有许多巡洋舰、驱逐舰和辅助舰艇，共61艘。正如中途岛战役那样，日方的计划是将海军分成若干位置分散的支队。日本舰队的先遣部队由近藤信竹中将指挥，他的旗舰是“爱宕号”巡洋舰，此外还包括2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和“隼鹰号”轻型航母。由一些水面舰艇外加一艘轻型航母组成的侦察线将在“翔鹤号”和“瑞鹤号”这两艘大型航母前方约100英里处充当诱饵。和8月份进行的战役一样，日本的指挥官希望美国航母最初发动的空袭以侦察线为目标。日本陆军突破范德格里夫特的防线并占领机场之后，各作战单位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集结。

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日本陆军的人数已经很多，但是由于通信不畅，而且丛林地形险峻，部队行进受阻。对范德格里夫特防线的进攻比预期时间推迟了两天（从当地时间10月22日推迟到10月24日）。而这场进攻开始后不久就变成了小规模的混战。美国海军陆战队坚守阵线，给攻击者带来了极大的伤亡，日军和美军的伤亡比例大约为7∶1。然而，10月25日清晨，一个日本士兵以为自己看到了亨德森机场发射的绿白色信号弹，这是事先约定的已经占领机场的信号，因此日军把这一有误的情报通过无线电发给了拉包尔。这一信息又被一级级呈交给宇垣和山本五十六，后者通过“大和号”上高高的信号天线，命令近藤信竹和南云忠一指挥舰队向南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寻机与美军舰队交战。先遣部队穿过了马莱塔岛北部的“必经水道”，遇到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派来的五架SBD俯冲轰炸机的拦截。这五架轰炸机投下的炸弹击中了一艘驱逐舰和“由良号”轻型巡航舰。舰队在此掉头，仓皇而逃，丢下了被击中的“由良号”，任其沉没。

与此同时，第61特混舰队正沿着圣克鲁斯群岛的北部浅滩前进，然后往西南方转向，朝着圣克里斯托瓦尔东部某处前进。在10月25日漫长的白天，两支舰队相向而行，都派出了空中巡逻队向前侦察。一架PBY水上飞机在上午11时3分发现两艘日本大型航母，但当时它们距离第61特混舰队355海里，大大超出了攻击范围。下午12时50分，水上飞机供应舰“寇蒂斯号”转发了一条其水上飞机的报告，称两艘日本航母正在西北方360英里处。金凯德下令以最快的速度接近敌人，并决定出动29架飞机，实施联合空中攻击。飞机一直飞到搜索航线的尽头，又向西北方飞行了80英里，一无所获，最后于暮色中返回。第10战斗机中队的F4F飞行员在1.7万英尺的高空中飞了三个半小时，精疲力竭，氧气和燃料都快耗尽了。[6]他们盘旋着降到云层之下时，根本就看不到“企业号”。由于燃料即将耗尽，他们只得降到离海面15英尺至20英尺的高度飞行，直到韦塔萨借着航行灯发出的光亮发现海面上的一道浮油痕迹。野猫式战斗机沿着油迹在海面上飞行了45英里才发现“企业号”。[7]由于燃油耗尽，几架战机在海上迫降，还有几架在黑暗中尝试着舰时坠毁。[8]

一轮圆月在东方升起，海面上月光皎洁，亮度正适合进行空中搜索。PBY仍在侦察这片区域。凌晨3时10分，其中一架PBY发现了“瑞鹤号”长长的黑漆漆的甲板。金凯德一直准备让航空大队进行夜间轰炸，机组人员整夜都留在待命室里。但是因为没有进一步确认敌军舰队的位置，他谨慎地选择将攻击部队留在甲板上，直至黎明。

10月26日破晓时分，两军相距仅200英里。天气晴朗，2 000英尺高的地方有朵朵积云与层积云，云层上下的可见度都很好。海面很平静，西北风的风速不到10节。[9]这天一整天都有阵雨。上午7时40分，金凯德派出的侦察机中的两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发现了“瑞凤号”，并直接对其发动了攻击。两架轰炸机投下的500磅炸弹都命中了目标，击中了“瑞凤号”的飞行甲板中部。这艘小型航母没有沉没，但是在接下来的战斗里无法起降飞机了。[10]

大约十分钟后，再往北几英里处，另外两架SBD俯冲轰炸机发现了“翔鹤号”和“瑞鹤号”。它们发出了敌情报告，并准备俯冲攻击，但是零式战斗机阻止了它们。这两架飞机躲进了云层，甩开了零式战斗机的追击。

此时，南云忠一和金凯德都开始向对方发起空袭。美军飞机分成三个小分队，分散在五六十英里的范围内，而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正准备迎头截击它们。9架零式战斗机背对阳光向“企业号”的第10鱼雷机中队发动了俯冲攻击，美国机组人员还没反应过来，就有三架“复仇者”起火坠落了。[11]无线电中充斥着混乱的对话，误导了追击的中队。“企业号”幸存下来的“复仇者”飞机在和零式战斗机交战的时候降低了高度，视野变窄了。它们没有找到日本航母，便转而攻击“筑摩号”，重创这艘日本巡洋舰，但是没能击沉它。[12]10时50分，“大黄蜂号”派出的第一批战机在“翔鹤号”上空集合。“大黄蜂号”第8侦察机中队的队长“格斯”威廉·J.魏德海姆少校将曳光弹对准了迎面飞来的一架零式战斗机，将对手直接打得解体，然后他紧急俯冲，躲开敌人飞机的残骸。第二架零式战斗机从高处冲下来，算好了提前量，向他的飞机引擎发射了两三梭子20毫米的子弹。魏德海姆飞机的引擎冒出了黑烟，继而失灵。他开始坠落，退出这场战斗。（他安全地落入海里，不久，他和无线电通信员兼机枪手乔治·斯托克利一起获救。）尽管受到零式战斗机的猛烈攻击，但是魏德海姆决心以战斗机而非俯冲轰炸机的方式应战，这转移了敌人对其余SBD俯冲轰炸机的注意，因而它们得以到达攻击位置并开始俯冲轰炸。[13]

根据第8侦察机中队一名无线电通信员兼机枪手的说法，“翔鹤号”防空火力全开，“就像圣诞树一样”明亮，[14]但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穿过高射炮密集的炮火，投下了1 000磅的穿甲炸弹。三枚炸弹贯穿了飞行甲板，在船舱内爆炸，造成了极大的破坏。[15]原为一大佐在一艘负责警戒工作的驱逐舰的舰桥上看到了“两三道银色的条纹，像闪电一样，延伸至航空母舰巨大的船体上。……整个甲板无声无息地隆起，然后爆裂开来。火焰从裂缝中冒了出来，越来越高，甲板上冒出白色和黑色的滚滚浓烟。看到这个景象，我开始呻吟”。[16]

上午刚到10点半，美军便已使两艘日本航母失去战斗力。尽管两艘船都没有沉没，这个战绩仍然很振奋人心。然而，与此同时，100多架日军飞机正在“大黄蜂号”和“企业号”上空集结。上午9时5分，美军的雷达首次探测到来袭的敌机，特混舰队提高了速度，进行机动规避。9时59分，在1.7万英尺的高空中，执行战斗空中巡逻的飞机在特混舰队西北方大约40英里处第一次与敌军接触。“企业号”设法驶入暴风雨中寻求掩护，这样一来敌军就将空袭的重心转移到了“大黄蜂号”上。

9时9分，“大黄蜂号”上的高音喇叭发出警报：“敌人进行俯冲轰炸，全体戒备。”不久之后，一大队爱知“瓦尔”俯冲轰炸机大角度俯冲下来。这艘航母此时的航速是28节，正以“之”字形前进。高射炮发射出密集的炮火，但是仍有几架飞机在800英尺这个近乎自杀的高度精准地投放了炸弹。三枚250千克重的炸弹接连落在“大黄蜂号”的飞行甲板上，并在下层甲板爆炸。一架受损的爱知轰炸机径直朝舰岛俯冲下来，很明显，它的飞行员决定拼上性命，毁掉这艘航母的中枢。这架燃烧的飞机擦过烟囱和信号台，撞到中部的飞行甲板上。[17]飞机的燃油洒在“大黄蜂号”的上层建筑上，使其陷入一片火海。在舰岛下方的维修棚中工作的阿尔文·柯南说：“一道亮红色的火焰就像铁路上驶来的一趟特快，把周围的一切东西和人都撞倒在地。”[18]

几乎在同一时间，低空飞来的日军鱼雷机也从左右两侧同时靠近。它们试图越过或绕过警戒舰，接近“大黄蜂号”。“南达科他号”战列舰上的40毫米四联炮打下来一架中岛鱼雷机，当时这架飞机距离“南达科他号”只有30码。一名亲历者回忆说：“直接把它的机翼给锯了下来。”[19]另一架敌机越过“南达科他号”，直接撞上了“大黄蜂号”的左舷，很明显飞行员是故意这么做的。燃烧着的飞机残骸滑过飞行甲板，落入了1号升降井。[20]两枚空投鱼雷击中已经受损的航空母舰的右舷，掀起整个船体并使其剧烈摇晃。“大黄蜂号”失去了动力和电力，总水管被切断，内部通信系统也失灵了，而且船体向右倾斜了10度。[21]

9时50分，“企业号”的CXAM雷达监测到了敌军第二轮俯冲轰炸机的攻击。“企业号”及其附近的护航舰船发动了猛烈的齐射，摧毁了第一批俯冲下来的爱知轰炸机中的一半，但是幸存下来的飞机继续坚定地发动攻击，将三颗炸弹投在了飞行甲板上。第一颗炸弹击中了“企业号”的舰首，摧毁了一架飞机，还把另一架甩了出去，然后穿过四层钢板，在舰首外面爆炸了。[22]第二颗炸弹击中了前部升降机的后方飞行甲板中线处，在机库甲板下方爆炸了。第三颗是近失弹，紧挨着右舷爆炸，使整个船身都产生了晃动，把另一架飞机甩入了水中。

这些猛烈的爆炸丝毫没有减缓“企业号”的速度。即使在快速变向机动的情况下，它仍然设法回收了几架返回的飞机。但是第二次爆炸使它的前部升降机卡在了上升的位置，导致它处置飞机的能力至少降低了一半。损管队把消防水龙拉过来朝着起火的地方喷，用钢板盖住飞行甲板上的洞。然而，机库内变得一团糟，甲板整体凸起，到处都是尸体碎片，飞机的残骸则在冒火。

11时35分，15架深绿色的“凯特”鱼雷轰炸机到达“企业号”上空。它们兵分两路，在航母的两侧形成左右夹击之势。奥斯本·哈迪森舰长下令右满舵，让“企业号”舰首朝向一队飞机，舰尾朝向另一队飞机。弗洛伊德·比弗在信号台上看到第二队飞机试图赶到航母前头，在1 500码外跟“企业号”并排前进，“就像射击场里的一排铁皮鸭子”。[23]40毫米博福斯式高射炮把它们一一打了下来。第二队飞机发射了鱼雷，但是哈迪森迅速调整方向，正对冲过来的鱼雷，从它们中间穿了过去。左舷军械库的士兵看到一个加速前进的黑色长条状物体贴着水面从相反的方向与航母擦身而过。12时20分，受伤的“企业号”躲进另一场暴风雨中，得到了掩护。[24]

此时“企业号”受损严重，“大黄蜂号”已经瘫痪，而每30分钟至60分钟就有一轮日军空袭到来。在这种情况下，金凯德将军明智地做出决定，让第61特混舰队与敌军保持距离。除了“大黄蜂号”以及一队负责护卫的驱逐舰和巡洋舰之外，其他所有舰船朝东南方向驶去，消失在地平线上。

“大黄蜂号”此刻正在熊熊燃烧，严重倾斜，已经成为一具即将沉没的残骸。它的机舱已经被水淹没，完全失去了动力。中午12点半，“北安普敦号”巡洋舰接到命令，负责拖回“大黄蜂号”。在这艘巡洋舰与航母的锚链之间连起来的钢缆立刻就绷断了。两小时后，士兵们尝试用“大黄蜂号”上两英寸粗的钢缆来拖船，500多名士兵用尽力气才把钢缆拉到航母的舰首。一位军官回忆道：“当时‘大黄蜂号’已经呈15度角倾斜，在上面活动实在是太困难了。机库甲板上到处都是泡沫，所以非常滑。”[25]“北安普敦号”渐渐拖动了这个倾斜的庞然大物，以三四节的速度前进，但是在接下来的七个小时里，“大黄蜂号”遭受了一连串无情的空袭。[26]

下午6时15分，“大黄蜂号”被最后一颗鱼雷击中，当时柯林汉中校正在下层的一个维修棚中：“左舷甲板似乎裂开了，燃油涌出，很快就有两英尺深，5号维修棚里的所有人都摔倒了，滑到了右舷。大家在燃油中挣扎了一番之后，想办法恢复了平衡，然后手牵着手走到一个双向梯子前面，在那里可以从第三层甲板上到第二层甲板。”[27]

护航的驱逐舰靠过来，开始从舰尾转移甲板上的伤员。小船在波浪中起伏颠簸，猛烈地撞向航母，船上的索具缠在“大黄蜂号”的舷边通道上，扯掉了雷达和消防设备。

此时“大黄蜂号”已经倾斜到了25度，航母随时有倾覆的危险，舰长下令弃船。很多人是从两舷下去的，或者顺着打结的绳子爬下去，或者索性从机库甲板游过去，此时整个右舷的机库甲板都浸没在海水里。游泳的人在水中紧紧地聚在一起，很有纪律。一名军官清楚地记得他看到的情景：30个士兵在一个小救生筏上，一边朝驱逐舰划去，一边声嘶力竭地唱着《纽约的人行道》，尽管他们根本不在调上。[28]

“马斯廷号”和“安德森号”驱逐舰奉命击沉这艘航母。但是，想要一艘航空母舰沉没并不容易，哪怕是像“大黄蜂号”那样已经严重受损的航母。这两艘驱逐舰至少朝它发射了16枚鱼雷，其中9枚引爆。然后它们又发射了数百发5英寸弹药、高射炮弹，甚至为了点燃油箱里的汽油，还发射了照明弹。这番努力让“大黄蜂号”燃起了熊熊大火，但似乎也让海水涌入了它的左舷，因为船体现在又恢复了平衡，只不过吃水更深了。最后，这两艘驱逐舰接到命令向南撤退，以免成为次日清晨日本空袭的目标。日军的“卷云号”和“秋云号”驱逐舰最终发动了致命攻击。10月27日凌晨1时25分，它们朝这艘燃烧的鬼船发射了四枚鱼雷。在敌军水手的观望中，它钻入海浪之下，坠入了深渊。

这场战役后来被称作圣克鲁斯群岛战役，是太平洋战争中的第四次航母对决，也是1944年6月菲律宾海战役之前的最后一场。与珊瑚海战役一样，史书中称这场对决的结果是日军取得战术性胜利，美军取得战略性胜利。“大黄蜂号”被击沉后，盟军在这个战区只剩下一艘航母了。同时，美军也击伤了日军的两艘航母，但并没有将其完全摧毁。双方的飞机损失大致相同，美军损失了81架飞机，日军损失了99架。但是，和往常一样，美军在营救坠机的飞行员方面做得更好。他们只失去了26名飞行员，而日军失去了148名，而且日军失去的飞行员中，有23名是队长或领队，都是不易顶替的老牌飞行员。

日本人宣称他们给美军舰队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他们似乎真的相信这一说法。南云忠一在战后呈报给山本五十六的报告中说，四艘美军航母被“攻击且沉没”。[29]第八巡洋舰分队的指挥官报告说有三艘航母沉没，其中包括“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第三艘可能是‘萨拉托加号’”。[30]这份报告还声称击沉了“南达科他号”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实际上，美军损失了“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和“波特号”驱逐舰，另外有“企业号”航空母舰、“南达科他号”战列舰、“圣胡安号”巡洋舰以及几艘驱逐舰受损。）

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方又取得了一场大捷，普通民众和士兵纷纷庆祝日方再次获得惊人的胜利。但是，日军海军的高层指挥官私下里承认，这场战役往最好里说，也只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胜利。总体来说，从珊瑚海战役到圣克鲁斯群岛战役，在五个月内发生的四场航母对决中，日本失去了400多名航母飞行员，比刚开战时现役飞行员的一半还要多。南云忠一清楚地认识到，反复发生的航母对决将会耗尽日本海军的力量。他告诉原为一：“考虑到敌人在工业上的巨大优势，我们必须在每一场战役中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可惜，刚刚打完的这场战役算不上压倒性的胜利。”[31]南云忠一被解除了指挥权，调回日本，在那里他将指挥九州岛南部的佐世保镇守府。

美日之间的这次遭遇战的结局，跟之前所有航母对决的结局一样，那就是双方舰队都从交战海域撤回。“企业号”尽管严重受损，但是在努美阿就得到了维修，不到三周，它就重新投入战斗，赶上了铁底湾的一次至关重要的海战。两艘受损的日军航母“翔鹤号”和“隼鹰号”被迫返回日本修理。这两艘航母中价值较大的“翔鹤号”直到1943年6月才能重返战场，这是日军放弃收复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半年之后。战后回顾这场战役时，哈尔西总结说：“从战术上来说，我们吃了亏；但是从战略上来说，我们又找补回去了。”[32]这一评价似乎无可辩驳。

田中赖三不屈不挠的“东京特快”设法在10月中旬以及11月的第一个星期将两万多名士兵运送上岸。这些增援使得日军和美军在军力上几乎持平，但日军总是低估范德格里夫特的军队规模。到了11月份，他们相信己方兵力占优了。但是，兵力的迅速增加使得日军更容易受到空袭和海上的炮击，因为要想在丛林和山谷里隐藏两万多名士兵以及物资可不容易。“仙人掌航空队”日复一日地攻击他们的营地、据点以及补给点，朝那些地方投放炸弹，或者进行致命的扫射。

自9月以来，日军经常把军舰开入铁底湾，用舰炮轰击亨德森机场以及美军在隆加平原上的据点。10月29日至30日晚，美军也让敌军尝了尝舰炮轰击的滋味。“亚特兰大号”轻型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对克鲁斯角上的日军营地进行了长达八个小时的炮轰。五天后，“旧金山号”和“海伦娜号”巡洋舰向科里角的日军据点开炮，把新堆放在那里的物资全部炸毁了。在那里临时露营的日军被迫撤入丛林。由于饥饿和疾病，丛林里的部队人数会逐渐减少。此时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人数大大增加，需要更多的粮食，但是后勤没有跟上。一个男子如果每天摄入的能量不足500卡路里，可能根本没法干活或是行军，更别提打仗了。

11月1日，范德格里夫特下令向西进攻，旨在攻占第十七军的指挥部（靠近海岸，位于克鲁斯角），缴获敌军最近在萨沃岛卸下来的物资。第5陆战团的6个营在梅里特·埃德森上校的率领下，在马塔尼科河上架设浮桥，跨河袭击了日本的第四步兵团。在克鲁斯角附近的两天艰苦战斗中，约有400名日本士兵被打死，其余的人撤退到波哈河对岸。这次突击使得亨德森机场不再受敌军野战炮的袭扰。但田中赖三的驱逐舰仍在向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西海岸运送士兵，而这些还没有遭受饥饿和疾病折磨的新士兵都被部署到了波哈河河口附近的阵地。此刻，这些士兵阻碍了美军朝那一方向的推进。

在海军陆战队员的记忆中，10月25日是“防空洞里的星期日”。警报每小时会响两三次，发出的都是“红色警报”（敌机来袭）。大多数时间，日军的轰炸机都在头顶盘旋，零式战斗机也发动了无休止的攻击，那些停在机场的飞机、防空洞和野战装置都燃烧了起来。连下了几天的暴雨使机场的地面泥泞不堪，直到过了中午，太阳把地面晒干，飞机才得以升空。野猫式战斗机最终起飞后，狠狠地教训了对手一番，陆军的P-400在1万英尺的高空中与零式战斗机作战时也占了上风。想起零式战斗机在亨德森机场的上空裂成碎片的情形时，克莱门斯感慨万千：“它们的尾翼飘落下来，不停地在空中翻转，就像秋天的落叶一样。一整天都是这样的情景。”[33]

空战的力量此消彼长，优势已逐渐不可逆转地偏向了美国一侧。日本的战机要从拉包尔飞过来，漫长的航程耗尽了飞行员的体力，也降低了他们返回基地的可能性。他们肯定跟美国人一样容易感到疲劳，但是日本海军没有轮换制度，老兵得不到休整的机会。在日本海军的航空兵中，私底下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除非你死了，不然上级不会让你回家的。”[34]大和精神是一种植根于天皇神权信念之上的民族主义信条，它能够激发每一个战士的斗志和决心。人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笃信的。由于战斗的消耗，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数量减少，他们的位置由仅仅经过短期飞行训练的新人接替。面对高射炮火，新手们无法实现攻击目标，也更容易被击落。在南下的漫长途中，他们的队形更容易分散，而当能见度降低时，他们也更容易迷路。返回拉包尔的路途过于遥远，这对日军来说是致命的劣势。

日军很晚才决定在拉包尔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新建或扩建机场，机场分别建在布干维尔岛南部的卡西里（Kahili）、巴拉莱岛（Ballale Island，属于肖特兰群岛）、布卡岛（位于布干维尔岛北部）和新几内亚的莱城等地。但这些机场中没有一个能够承担主要航空基地的重任，大多只能作为临时的跑道，供那些摇晃着返回拉包尔的飞机紧急降落。日军的工程营装备不够，而且成员大多是从朝鲜、冲绳和台湾征召的劳役，缺乏相应的技术。海军少佐藤田怡与藏是拉包尔基地的一名零式战斗机飞行员，他回忆说，在极端情况下，飞行员接到的命令是在日军占领的岛屿附近的海上迫降。“不幸的是，没人敢保证你能从迫降地点返回基地。”[35]

以布干维尔岛为基地的海岸警卫队员不断向外发送极其珍贵的情报，汇报南下的敌人编队的情况。杰克·里德的胡子几乎要长到领口了，他非常享受每天下午看着日军的残兵败将从头顶三三两两地往回飞。[36]日军很清楚，盟军有两个海岸警卫队员隐藏在布干维尔岛南北两端的灌木丛中，也决心除掉这两个人。保罗·梅森从负责打探消息的当地人那里得知，日军已经在布因集合了数百名士兵和追踪犬，不久就会来搜寻他。因此他叫来了一场空袭，将追踪犬杀死在了笼子里。当地村民对他们两人都非常忠诚。尽管附近十几个村庄里有几百号人知道他们在这里，但是没有一个人向日军出卖他们的行踪。

在华盛顿，“福将”阿诺德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告诉同事，南太平洋地区的空中力量供应过剩。他视察归来时带回了一些地区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表明哈尔西和麦克阿瑟在其战区占据了绝对的兵力优势（在飞机数量方面）。他的说法基本属实，但是鉴于双方的消耗都很快，因此需要不断增援。约翰·S.麦凯恩将军表示，瓜达尔卡纳尔岛正逐渐成为日本空中力量的“天坑”，但是要维持南太平洋空战的规模及其猛烈程度，就只能通过减少对欧洲的支援——尤其是对英国的支援——来实现。作为华盛顿最坚定的“德国优先”原则的拥护者，阿诺德急于扩大对第三帝国的轰炸行动。他也曾以同样的理由反对北非登陆战（“火炬”行动）。

奥布里·菲奇接替麦凯恩将军担任驻南太平洋航空队司令，而麦凯恩将军则回到华盛顿担任海军航空局局长。在华盛顿，他暗中策划解除阿诺德的职务。麦凯恩告诉所有肯听他说话的人，美国陆军航空队“根本不懂得如何在海上作战，他们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也从来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只会一味地抹黑海军航空兵的表现”。[37]在讨论1944年的预算分配时，双方就海军岸基航空兵的扩张问题发生了争执。麦凯恩认定，陆军可以容忍航空母舰，却偏要自己控制所有的陆基飞机，甚至包括那些攻击敌人海军的战机。美国陆军航空队总是夸大自己的轰炸成果，这也让海军将领们感到恼火。十个月的战事已经清楚地表明，从高空投下的炸弹几乎从未击中过海上的舰船。陆军的公报无视这些证据，反而宣称在陆军的B-17轰炸机或其他轰炸机的攻击之下，大批日本舰船已被击沉，或“很可能已被击沉”。所以当这些舰船后来出现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时，美国海军很不高兴。

但政治风向对阿诺德不利。金将军和莱希将军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名成员，美国总统愿意听取他俩的意见。在“火炬”行动的准备工作秘密进行时，南太平洋战区是美军深入参与的唯一战场。所罗门群岛是盟军从所有战区中选择的第一次发起进攻的地点，因此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美国终于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一战中报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一箭之仇，此次战役也得到了广大美国人民的高度赞扬。10月23日，罗斯福批准了莱希将军的请求，同意向南太平洋战区增派20艘7 000吨的货船，以进行补给。同日，“大黄蜂号”沉没的消息传到白宫，总司令给参谋长们写了一份措辞强硬的便函：

我所担心的是，我们能否确保每一件武器都运到西南太平洋战区，用来守住瓜达尔卡纳尔岛；此外，身处这个决定性时刻的我们，还要确保我们的每一份弹药，每一架飞机，以及每一个士兵，都能在我们当前取得的胜利的基础上获得更大的成功。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同时参与到两条活跃的战线中，而且我们必须为这两处同时提供充足的空中支援，即使这意味着我们要推迟履行其他承诺，特别是对英国的承诺。但在这场迫在眉睫的战斗中，如果我们没有拼尽全力，那么我们的长期计划可能会因此延迟几个月。[38]

战后，阿诺德不悦地抱怨道，总统竟然就这么大笔一挥，推翻了“欧洲优先”战略。但是阿诺德除了忍气吞声，服从命令，还能有什么选择？

哈尔西在努美阿担任司令后不久便写信给尼米兹，他在信中写道：“我必须立刻展开打击行动。”[39]哈尔西没有过渡期，更无暇顾及设立司令部以及参谋部等事宜。时间紧迫，他必须马上做出多个决断。

戈姆利从未去过瓜达尔卡纳尔岛，而哈尔西不会犯同样的错误。11月8日，哈尔西飞到了亨德森机场。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与他在机场相见，并开吉普车带他视察前线。哈尔西将军的制服是不起眼的卡其色，因此直到他下车走到士兵中间，战壕里的海军陆战队员才认出他。

为了安全起见，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这种高级军官的行踪是不会提前通知下面的。因此这里没有虚伪矫饰的“波将金村”——没有造型悦目的房子，没有精心装扮的士兵，也没有阅兵场式的检阅。参谋长曾建议哈尔西站在吉普车里冲士兵们挥手致意，但被哈尔西拒绝了：“这样未免太做作了，算了吧！”[40]刚开始，士兵们都被哈尔西肩章上的三颗星惊呆了，但这位海军中将迅速使大家放松了下来。他不时询问大家问题，并耐心倾听。哈尔西注意到士兵们因患疟疾而日渐消瘦，也目睹了士兵们艰苦的生活和作战环境。他同意范德格里夫特少将的建议，认为需要尽快派陆军将这些士兵替换回来。在向岛上的媒体代表发表临时讲话时，哈尔西首次提出那个著名的血腥口号：“杀死日本鬼子！杀死日本鬼子！杀死更多的日本鬼子！”[41]有人问道，如果必须入侵日本本土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他会怎么办，哈尔西表示他倒是希望如此，并且十分期待这样的行动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屠杀。[42]

尽管哈尔西的演讲激情四射，但他并不介意承认自己的恐惧。当日军的一艘驱逐舰在铁底湾同海军陆战队相互炮击时，哈尔西也辗转难眠。他写道：“让我无法入睡的不是轰隆隆的炮火声，而是恐惧。我称自己是个胆小鬼——甚至是个懦夫——并且不断命令自己：‘赶紧睡觉，你这个该死的懦夫！’但还是无济于事，我无法执行自己的命令。”[43]

11月8日到10日，特纳将军率领一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的快速运输舰编队从努美阿赶到了圣埃斯皮里图岛。根据侦察报告和情报分析，美方估计日方的另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将于11月12日至13日晚突袭铁底湾，因此特纳希望他的舰船在敌军抵达之前完全撤离该地区。特纳的计划依赖于运输舰和货船的快速卸载——无论如何，部队和供给都必须在11月12日星期四晚间送到海滩上。海军少将丹尼尔·卡拉汉和诺曼·斯科特指挥的两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中队负责为货船与运输舰护航。为了躲避日军的空中侦察，他们决定绕路，经圣克里斯托瓦尔岛南部抵达瓜达尔卡纳尔岛。第一支分队于11月11日凌晨抵达铁底湾。

当天上午，“企业号”穿过努美阿港复杂的航道，驶入大海。这艘航母曾在圣克鲁斯群岛海战中被击伤，一些旧伤仍然存在。它的前部升降机被卡在高处，船体不断向里漏水，而拥挤的走廊上和被称为“军官地盘”的特等舱里仍然是一片漆黑，布满了残骸。[44]与之相伴的是海军少将威利斯·A.李率领的第64特混舰队。这支舰队中有两艘快速战列舰“华盛顿号”和“南达科他号”，以及几艘护航的驱逐舰。哈尔西下令将这支联合特混舰队（总司令仍是金凯德将军）称为金特混舰队。他们没有走北部常用的航道，而是选择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南部就位，希望能躲开敌军的潜艇和侦察机。

11月11日和12日，运输队停靠在隆加角，开始争分夺秒地卸货。12日下午，几架三菱一型鱼雷轰炸机从恩格拉群岛的绿色山丘上方低空飞过。它们呈扇形分成两组，从三四十英尺的高度掠过水面，显然是打算从北部和南部同时发起攻击。[45]舰队的防空火力十分密集，一时间黑烟四起，形成了一堵浓重的黑色幕墙。“旧金山号”上的5英寸火炮几乎火力全开，在第一次齐射中就击落了两架飞机。三菱鱼雷机被迫向左右闪躲，以免被击中。“波尼号”的弗莱维厄斯·J.乔治中尉在日记中留下了对这次突袭的描述：“飞机一架接着一架被击中，有的在一片火焰中爆炸，有的翻滚着坠入海中，激起巨大的水花。不出几秒钟，敌军飞机就只剩下四架了。这幸存的四架飞机疯狂地向我们发射鱼雷，然后从这片致命的炮火中仓皇而逃。”[46]

敌军投下的四枚鱼雷全都没有击中美军舰船。一枚鱼雷先是蹿出水面，然后似乎沉了下去；另一枚鱼雷绕了个圈，没有引爆；还有一枚鱼雷从海面上弹起，差点击中投弹的飞机。船上的防空火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战斗机几乎击毁了所有的敌军飞机，只有一架飞机躲进了一堆较低的乌云里，逃过一劫。但是其中一架受损的飞机自杀般冲向“旧金山号”的上层建筑，并在一团火球中爆炸。这次袭击造成15人死亡，2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人严重烧伤。[47]

侦察机在“槽海”发现了几艘返航的敌舰，其中包括金刚级战列舰。日落时分，特纳让舰队从锡拉克海峡全部撤出。他将自己的巡洋舰和大部分驱逐舰交给卡拉汉将军指挥，留下来与即将到来的日本军队作战。在没有战列舰的情况下，卡拉汉手下的13艘军舰根本无法与日军抗衡。但是它们如果能对敌军施加足够的打击，那至少可以让海军陆战队不用再受一次14英寸火炮的虐待。金凯德率领的舰队将于次日抵达，摧毁敌军计划登陆的部队。

知道日军有战列舰的美军军官无不面色凝重。“弗莱彻号”驱逐舰舰长讽刺道：“用几艘驱逐舰和巡洋舰与战列舰作战，似乎有点滑稽。”[48]卡辛·杨是卡拉汉的旗舰“旧金山号”的舰长，有人听到他告诉将军，此次任务无异于自杀。[49]

午夜时分，卡拉汉的舰队悄悄潜回铁底湾。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阴云密布，没有月亮。海上无风，海面水平如镜。虽然舰船间相隔不过500码，但在如墨的夜色中，士兵们几乎无法辨认出舰队中的其他舰船。船尾激起的绿色磷光闪烁着朝南方散去，最终消失在夜色里。这一天是11月13日，星期五。

敌军渐渐显露出行踪。雷达上的光点显示，敌军位于西北方向，距离在2.7万码到3.2万码之间。日军似乎将舰队分为两个平行纵队，分别由四艘和六艘舰艇组成，而卡拉汉正率领手下朝着两支舰队之间的缝隙驶去。当雷达的探测距离降至1 100码左右时，美军的瞭望员首次发现有模糊的轮廓在北部岛屿之间移动。[50]

一束强探照灯光突然照在“旧金山号”的舰桥上，随即战斗打响。双方同时开火。这场战斗迅速演变成一场混战，舰船偏离位置，无差别地冲着敌军开火。卡拉汉命令“单数军舰向右开火，双数军舰向左开火”，但当时往往敌我难分。战场不时被探照灯、闪光弹、炮口的火光、照明弹、曳光弹和舰船爆炸产生的黄色闪光照亮。此时的场景使“斯特雷特号”舰长C.雷蒙德·卡尔霍恩想起“一场收不住手的酒吧斗殴，有人突然把灯关了，于是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朝着各个方向挥舞拳头——只不过这场景要比酒吧斗殴糟糕上万倍。炮弹一个接一个落在我们周围，照明弹和闪光弹从头顶飞过，曳光弹从四面八方呼啸而过，目之所及，都是在夜幕下燃烧和爆炸的舰船”。[51]

美军的舰船间无线电通话已过载且出现了混乱，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战舰都接收到了战术指挥官下达的指令。驱逐舰们改变航向，以两舷对着敌舰，扰乱了美军的阵型。“欧班农号”驱逐舰不得不猛地调整方向来避开友舰“斯特雷特号”，但是这一系列调整使它跑到了“亚特兰大号”巡洋舰的航线上，导致后者也要紧急转向。结果“亚特兰大号”因友舰“旧金山号”的猛烈射击而遭受重创。凌晨1时51分，卡拉汉下令暂时停火，以认清哪几艘是己方的舰艇。卡拉汉通过舰船间无线电通话下达了命令：“把灯打开三秒钟。”[52]但是由于通话线路严重过载，极度混乱中，大多数美军舰船没有接收到这一命令。

总的来说，所有战舰当时都在各自为战。乔治中尉在日记中写道：“偶尔会有一阵刺目的闪光和隆隆的爆炸声表明某艘船爆炸了，就着这一瞬间的光亮，我们会瞥见黑色烟雾笼罩的火焰。”[53]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滩上的一位观察员说，这一场景“就像通往地狱的门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开启、关闭”。[54]

“旧金山号”往右转向，与友舰分开了，结果发现自己正对着“比睿号”战列舰巨大的14英寸口径的炮筒。它率先开火并击中了对方，而“比睿号”的反应却很迟钝，可能是因为无法快速填弹。随后，美军的几艘驱逐舰也与这个庞然大物遭遇了。“库欣号”在距离“比睿号”1 200码的位置发射了六枚鱼雷，或许有三枚命中。“欧班农号”也向其发射了三枚鱼雷。“拉菲号”与“比睿号”高耸的舰首相距不过几百码，差点被这艘巨舰撞翻。它发射了两枚鱼雷，但是击中“比睿号”的船体时未能引爆，紧接着它又向“比睿号”的舰桥射出几发5英寸的炮弹。

“斯特雷特号”在距离“比睿号”1 000码的地方向其舰桥发射了9轮5英寸的炮弹——总共36颗炮弹——颗颗命中。“斯特雷特号”从“比睿号”舰首前面仅500码的地方驶过，近到足以清楚地看到衣服着火的日本水手在甲板上奔跑。整艘“比睿号”变成了一片火海，爆炸声此起彼伏，许多船员都从甲板上跳入海中，燃烧的残骸纷纷落到周围的船上。

被遗弃的“库欣号”燃烧着漂在海面上，失去了控制。“拉菲号”已遭受重创，“欧班农号”猛地转向以躲避这艘友舰。“巴顿号”驱逐舰被一颗鱼雷击中，裂成两半，两截船体朝不同的方向漂了一会儿，不出几秒就都沉没了。大约有40名船员幸存下来，在它的残骸和海面的浮油间奋力游动。其中有些人被其他舰船碾过并淹死，有些人被附近的深水炸弹炸死或炸伤。

“波特兰号”和“朱诺号”都被鱼雷击中，正竭尽所能驶离战场。“波特兰号”的舵和螺旋桨都已损坏，胡乱地转着圈，但它还是设法向萨沃岛南部受损的时雨级驱逐舰发射了几枚炮弹。“海伦娜号”比多数友舰受损程度轻，向右舷外的所有陌生舰船开着火。

“旧金山号”在战场中心漂着，它已伤痕累累，但并没有被击沉，于是将船上所剩的所有弹药一股脑地射向“比睿号”。但是，“比睿号”又向“旧金山号”发射了几枚大口径的炮弹作为反击，其中一枚击中右舷的舰桥，炸死了卡拉汉将军和他的大部分参谋。杨舰长和副舰长都身负重伤，几个小时后就去世了。一名幸存的高级军官来到驾驶室，发现一个活着的人都没有，便开始寻找卡拉汉将军和他的参谋，结果“发现他们都在信号台右侧的一堆尸体中，显然都死了”。[55]海军少校布鲁斯·麦坎德利斯是舰上总值日军官，他开始驾船前往埃斯佩兰斯角，将这艘遭受重创的巡洋舰带离战场。“旧金山号”的主炮一轮又一轮地射击，直到“比睿号”使它再也无法开炮。

黎明时分，晨光里呈现出一片骇人的场面。铁底湾里到处都是燃烧的舰艇残骸、石油和漂浮的尸体。一艘艘废船燃烧着漂浮在水面上，损毁的上层建筑东倒西歪地斜插在海面上。很多舰艇的炮塔倒了，悬挂在船身上。几百名幸存者身上浸满了油污，紧紧抓住水面上的残骸，大声呼救。小船在其中来回穿梭，将他们一一救起。除了极少数例外，水中的日本水手都拒绝接受救援，还有一些人宁愿溺死，也不愿被俘。有人看到“比睿号”冒着明亮的火焰，在几艘小型舰船的看护下缓慢地朝萨沃岛北部驶去，它的船舵显然失灵了。“波尼号”的乔治中尉被派去搭救“亚特兰大号”附近的幸存者。他是这么描述这艘遭受重创的巡洋舰的：“它的整个上层建筑都被炸没了，而且前部的三个炮塔已经被炸得一塌糊涂，就像破碎的鸡蛋箱，其中夹杂着扭曲变形的炮管。它的主甲板几乎被水淹没，船员们都茫然地挤在肮脏的残骸中。”[56]幸存者被登陆艇带走了。一个爆破队登上船，在轮机舱安放了炸药。上午8点后不久，“亚特兰大号”就沉没了。

“海伦娜号”是美方所有参战巡洋舰中受损程度最轻的，带领6艘遭受重创的舰艇朝锡拉克海峡驶去。“旧金山号”严重受损，大家都认为它再也无法行驶了——有人从另一艘船上数了一下，它的船体上有26个弹孔。[57]幸存者举行了仓促的仪式，为阵亡者施以海葬。船员们都筋疲力尽，随便找到一个能躺开的地方就会赶紧补一会儿觉。

“朱诺号”船体已有一部分沉入水中，甲板上几乎全是水。它只能以13节的速度前进，并且船舵反应迟缓。[58] 11时1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东部几英里处，日本伊-26潜艇发射了一颗鱼雷，击中它的左舷，并引爆了它弹药库内的鱼雷弹头。爆炸的威力十分巨大，连站在“旧金山号”甲板上的人都被震倒了。[59]其他船上的人看到5英寸火炮的整个炮筒连同“朱诺号”大部分上层建筑都被炸到了空中。一团巨大的黄色烟雾弥漫在周围，有几分钟人们甚至看不清它的位置。渐渐地，烟雾从海面上散去，其他船上的人再扫视海面，却再也不见“朱诺号”的任何踪迹。“没有一根棍子、一根桅杆、一艘船或一个救生圈，也看不见一个人，”“斯特雷特号”的一名军官回忆道，“我紧张地张望着，想看到一个脑袋，或者一具尸体；但随着烟雾消散，我什么也没有看到。”[60]“旧金山号”上的格雷厄姆·C.邦内尔上尉也认同这个说法：“我朝‘朱诺号’所在的地方望去，只看到一大团烟雾。……不一会儿烟雾就完全消散了，你只能看到水面上有一条尾迹，但那也马上就消失了。”[61]

驱逐舰通过声呐没有查到潜艇的踪迹，也看不到任何潜艇的踪影。“海伦娜号”舰长吉尔伯特·胡佛眼见其他舰船身处险境，冷静地决定让特混舰队的残余部队继续沿航线航行。后来军官们说，他们不相信“朱诺号”上有人幸存，而且这种想法得到了数十名目击者的认同。事实上，“朱诺号”虽然沉没了，但当时有120人没有随着船沉下去。他们依靠三条由救生绳连接起来的木筏，在海上漂流了五天，一个接一个地死去。11月18日，十名幸存者被冲到圣卡塔利娜岛的沙滩上。

黎明时分，金凯德将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南约270英里的“企业号”上下令向西北方展开一次大范围的搜索，同时命令飞机在200英里的范围内巡逻。受损的“企业号”的飞行甲板时刻准备着，一旦发现敌军航母，就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空袭。但是这次搜索一无所获。那天上午晚些时候，金凯德决定派自己的鱼雷轰炸机进攻“槽海”，并命令飞行员随后将飞机降落于亨德森机场，听从范德格里夫特将军的调遣。

实力得到加强的“仙人掌航空队”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漂在萨沃岛北面的燃烧着的“比睿号”身上。这艘曾经不可一世的战列舰被85颗炮弹击中，还遭受了六七枚鱼雷的攻击。后部的炮塔已经被炸得粉碎，无力地悬挂在船的一侧。烟雾从它损毁的上层建筑和前部炮塔中涌出。“企业号”上的“复仇者”鱼雷轰炸机向“比睿号”投下若干鱼雷，一颗击中了左舷，一颗击中右舷。还有几架来自亨德森机场的战机也袭击了这艘冒着浓烟的废船。但它是一艘非常顽强的战列舰。到日落时分，“比睿号”不仅仍漂浮在海面上，而且还在前进。然而11月14日拂晓，海上却不见了“比睿号”的影子，只有一片直径将近两英里的巨大油迹残留在海面上。[62]

亨德森机场当晚遭到了巡洋舰和驱逐舰的炮击，但是对于那里遭受过更残酷的摧残的人们来说，这场炮击并没有让人感到特别不安。从图拉吉岛赶来的鱼雷快艇向敌方舰队发射了几枚鱼雷，将它们赶跑了。次日清晨，“企业号”和亨德森机场的战机对日军舰队展开追击，并可能多次击中其中一艘巡洋舰。但最重要的是当天上午9时49分的一份敌情报告。“企业号”的一架侦察机在新乔治亚岛北部发现了一支大规模的日本舰队，这支舰队正以14节的速度朝瓜达尔卡纳尔岛行驶。飞行员看到了驱逐舰和“多艘敌方运输舰”。[63]

这是田中将军最新一次尝试大规模增援。这支舰队中有11艘满载士兵的运输舰和11艘护航的驱逐舰，航向为140度。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下令将运输舰作为盟军的首要攻击目标。当天下午，亨德森机场每一架能够起飞的战机都加满了油，装满了弹药，飞往“槽海”进行攻击。飞行员们没有管驱逐舰，将火力都集中在了运输舰上。“企业号”上的一名飞行员认为，那天下午是“亨德森机场最忙碌、最疯狂的一个下午。海军飞行员和他们的海军陆战队兄弟共同奋战，地勤人员也做出超人的贡献，使得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和TBF‘复仇者’鱼雷轰炸机能够连续不断地携带着炸弹和鱼雷在机场和攻击目标之间来回穿梭”。[64]

这是一场赶尽杀绝的冷酷屠杀。吉米·弗拉特利带领的第10战斗机中队以60度角俯冲而下，同时用0.50英寸口径的机枪扫射满载士兵的运输舰。船上的日军纷纷跳入海里，以躲避美方战机的猛烈攻击。[65]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从圣埃斯皮里图岛赶来的一队B-17轰炸机也加入了战斗。TBF“复仇者”鱼雷轰炸机投下的鱼雷击中了一艘1万吨级的运输舰。鱼雷炸开这艘运输舰的中部并将其掀翻，没过几分钟这艘船就沉没了。盘旋在上空的飞机从残骸上方低空飞过，向那些挣扎求生的日本士兵扫射。一架“复仇者”鱼雷轰炸机的飞行员回忆说：“海面上到处都是筏子和小船漂浮在油渣、浮木和其他东西之间。我们开枪扫射时，有三艘运输舰还在海面上漂着。我们和那些战斗机一起，朝着这几艘运输舰、水里的小船和其他一切能看到的东西扫射。”[66]就像一位飞行员说的，这种行为简直太可怕了，甚至“令人厌恶”。[67]但并不是所有的飞行员都对此反感，有些人甚至骄傲地自称“秃鹰军团”。“企业号”的战斗报告指出，这场战斗中出现了“井然有序的毁灭”。[68]到当天结束时，四艘运兵舰已经沉没，还有另外三艘燃烧着，摇摇晃晃地从“槽海”驶回拉包尔。当晚，其中两艘也沉没了。田中将军后来报告说，日方仅有400名士兵阵亡，但这个数字太小了，不太可能是实情。

哈尔西将军的行事方式与前任指挥官截然不同，他选择主动出击，而不是受人牵制。根据他之前的指示，受损的“企业号”及其警戒舰仍然待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南很远的地方，以免遭遇敌机或潜艇。[69]11月14日下午3时42分，哈尔西派“华盛顿号”和“南达科他号”北上，绕过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西侧，前往萨沃岛南部。这两艘巨大的战舰由四艘驱逐舰护航，组成“爱”特混舰队，由李将军指挥。它们预计在当晚进入铁底湾，以拦截敌军的水面舰艇。

李率领部队以23节的速度呈“之”字形北上，绕过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西部浅滩，于午夜时分抵达萨沃岛。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了敌军的踪迹。西边地平线上的天空中出现了奇怪的光。军官们推测那是拉塞尔群岛附近燃烧的船只发出的火光。无线电监听员将无线电调到敌人的低功率舰间通信频率，监听到一些愤怒的日本人在喋喋不休。图拉吉岛基地派出鱼雷快艇在铁底湾来回搜寻。李的参谋用无线电发出紧急识别信息，以免鱼雷快艇误伤友军。这又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晚。一阵微风从南方吹来。天上，一弯残月正缓缓西沉，海面能见度很高。

午夜时分，新装配的SG雷达的光点显示，西北方向有敌军出现。敌军沿着“槽海”南下后，便进入了周围岛屿构成的雷达盲区。不久，美军弹着观察员通过光学瞄准镜辨认出远处地平线上敌军移动的身影。李将军将航向改为300度，同时命令“南达科他号”找到时机便立即开火。

15日0时16分，敌军纵队的第一艘舰船距离美军18 500码时，“华盛顿号”上的16英寸火炮开始疯狂地射击。它第一轮发射的16英寸穿甲弹都没有击中目标。炮弹激起的水柱通过雷达显示器都能看出来，炮口的高度随之进行了调整。第二轮（最晚不会超过第三轮）攻击命中了目标。“南达科他号”在友舰开火之后没过多久便跟着开始射击。在雷达火力控制系统的帮助下，它的第一轮或第二轮齐射就击中了15 700码外的日军纵队中较近的一艘军舰。被击中的军舰猛烈地燃烧起来，方便了美军弹着观察员。“南达科他号”将炮筒对准了纵队中的第二艘舰艇，并击中了好几次。日军特混舰队迟迟没有做出反击，而且在战斗的第一阶段，日军没有一发炮弹命中。

由于敌军舰艇的位置已经接近舰载5英寸火炮射程的极限，美军的四艘驱逐舰暂时停火。0时20分，一列日军驱逐舰和轻型巡洋舰从萨沃岛的西南部出现。“沃克号”是美军编队的第一艘驱逐舰，它率先开了火，“贝纳姆号”、“格温号”和“普雷斯顿号”紧随其后。一艘或多艘敌方军舰瞬间被击中，着起火来。但是，美军这四艘驱逐舰很快就遭受了猛烈的反击。数枚6英寸炮弹击中了“普雷斯顿号”，击毁了它的锅炉房，还炸死了几十名船员。锅炉倒坍，又压碎了船上的探照灯。日军的一艘重型巡洋舰悄悄溜到美军四艘驱逐舰的左侧，向“普雷斯顿号”发射了几枚8英寸的炮弹，给了它致命一击。这艘小驱逐舰燃烧起来，猛地向右倾斜，接着从舰尾开始下沉。“普雷斯顿号”舰长下令弃舰。船员们往两舷跑时，火势蔓延到了船上的弹药库。在一阵雷鸣般的爆炸声中，“普雷斯顿号”冒着黄烟被炸到了天上。残骸像雨点般落在四周。

大约同一时间，“贝纳姆号”的右舷被也鱼雷击中。这艘快被击沉的驱逐舰艰难地往右转向，摇摇晃晃地驶离战场。“沃克号”仍在顽强作战，朝着萨沃岛南部的敌军发射一轮又一轮的5英寸炮弹，直到一艘身份不明的巡洋舰向它发射一连串重型炮弹，使它彻底停止运转。猛烈的爆炸把它的上层建筑的厚钢板炸进了海里，熊熊大火笼罩着整艘船。船上的20毫米弹药开始爆燃，甲板也被炙烤得弯曲变形。舰长托马斯·E.弗雷泽一边往下走一边下令弃船。“沃克号”于0时42分沉没。船上的深水炸弹已经上了保险，但有几枚显然在下沉的时候爆炸了，在幸存船员当中造成了一些伤亡。

“格温号”的轮机舱遭受重创。损管队奋力抢修时，“格温号”的舰长下令紧急右转，以避开“普雷斯顿号”下沉的残骸。摇晃着驶离战场的时候，它遭受了更多炮火的打击。

“华盛顿号”的弹着观察员被船上16英寸火炮炮口的火光遮蔽了视线，因此无法观察到敌军的位置。他们也像驱逐舰上的弹着观察员一样，通过扫视地平线来寻找敌人炮口的火光，从而确定对方的位置，再将炮口对准敌人。日军舰船似乎撤到了萨沃岛的黑色锥形阴影中，也许是为了躲开“华盛顿号”威力巨大的16英寸炮弹。

短暂停火期间，“华盛顿号”上的维修队开始手忙脚乱地修理由于“华盛顿号”自己的舰炮震荡而引起的电力故障，而弹着观察员则徒劳地搜寻着攻击目标。日本的战列舰到底藏到哪儿去了？

“华盛顿号”将航速提高到26节，航向转至282度。它的雷达发现敌军有四艘大型军舰正在驶入萨沃岛南部海域。“华盛顿号”在几艘被炸毁的美军驱逐舰的残骸中穿行，向落水的人抛出救生筏。这几艘驱逐舰已不具备继续作战的能力，战术指挥官便命令它们尽量撤回瓜达尔卡纳尔岛。

“南达科他号”在290度的航向上以26节的速度疾驶，朝1.4万码外的萨沃岛附近的敌舰开火。巨型武器强大的冲击力引燃了自己船上的水上飞机，把它们从弹射器上炸出船外。断路器跳闸了，船上大部分地方的电力都被切断了。0时45分左右，“南达科他号”躲开美方驱逐舰的残骸，向“华盛顿号”的右后方驶去。

这两艘战列舰结伴向西北方航行，没有任何舰船护航。但是“南达科他号”的航线向北偏离了一些，这使它驶入了日军探照灯的照明范围中。这是一个战术失误，因为它会使美军在雷达火力控制方面的优势变得毫无意义。“华盛顿号”上的主炮向敌军纵队中排在最前面的“雾岛号”开火，“雾岛号”也开火反击。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这两个庞然大物以口径相近的火炮疯狂地朝对方射击。

日军探照灯照到了“南达科他号”的上层建筑，随即不同口径的炮弹一起朝“南达科他号”射去。这些炮弹击毁了“南达科他号”的大部分雷达和通信设备。它无法跟旗舰通信，甚至看不到旗舰。它的船舱开始不停地进水。3号炮塔已无法使用，火力控制系统严重受损，燃料也开始泄漏。[70]一名水手回忆说：“甲板上堆满了死人，到处都是撕裂的钢板，锯齿状的边缘极其锋利。”[71]

凌晨1时10分左右，日军停止了射击，还能行驶的舰船开始仓皇向北逃去。在“雾岛号”及其警戒舰撤退的过程中，“华盛顿号”不断射击。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李将军对敌军展开追逐，并持续向敌军发射炮弹。但同时，他也谨慎地提防着敌军的鱼雷攻击。1时33分，他下令向南掉头。“华盛顿号”与“南达科他号”及幸存的美国驱逐舰恢复了雷达联系，行驶过程中还要偶尔避开鱼雷（由撤退的日本舰船甚至美国的鱼雷快艇发射）。李将军通过舰船间无线电通话引导它们与自己会合。6时49分，破晓之后，李收到了哈尔西的电报。哈尔西命令他将受损舰船集中到一起，带回圣埃斯皮里图岛。

李击溃了敌军。日军在这场战斗中投入了更多的兵力，却被美军出其不意的攻击和更加高超的射击技术击败。美军在雷达火力控制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之下，日军的雷达系统至少落后一年。这次战斗中，日方损失了六艘军舰，其中包括于凌晨3时25分沉没的“雾岛号”，还有五艘军舰遭受重创，幸存舰船全线溃退。而“华盛顿号”经历一场大战后没有受到任何严重的损伤。“南达科他号”虽遭受重创，但很快修复，重返战场。美方的四艘驱逐舰损失惨重——三艘沉没，伤亡无数——但它们在此次战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吸引了敌军大部分炮火和鱼雷，使战列舰能将火力集中到日军更大的舰船上。亨德森机场又逃过了一场炮轰。田中将军的四艘幸存的运输舰将被迫在没有海军掩护的情况下尝试登陆。

田中判断，唯一能让这四艘船卸运的方法是让它们在塔沙法隆加角附近搁浅。他向拉包尔基地请示，获得了肯定的答复。于是在11月15日的晨光中，美军清楚地看到四艘船冲到了岛屿西侧的沙滩上。大约2 000名士兵在天亮前上了岸，他们将一大堆板条箱和米袋留在了离海滩不远的棕榈林中。[72]亨德森机场中的飞机一上午都在运输舰与增援部队之间不停地攻击。除了几架零式水上飞机进行了短暂而无效的抵抗外，日军没有其他空中力量来保护自己。海军陆战队155毫米的火炮甚至击中了四艘船里最近的一艘，这艘船搁浅在波哈河河口。截止到上午10点左右，四艘船都被炮弹击中并猛烈地燃烧；而到了下午2点左右，海滩上就只剩烧焦的船壳还在冒黑色的油烟了。

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TBF“复仇者”鱼雷轰炸机用燃烧弹袭击了日军放在海滩上的补给，这种武器被戏称为“莫洛托夫面包篮”。[73]一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的飞行员发现了一条从海滩通往岛内一片圆形空地的小路。他猜测这片空地应该是一个临时军火库，于是将1 000磅的炸弹投到了空地中央。事实证明他猜对了。一场巨大的爆炸吸引了几英里外的海军陆战队的注意。一条烟柱直冲云霄，一直升到了2 000英尺的高空，引得士兵们纷纷抬头观望。大火烧了整整一夜，16个小时后仍在燃烧。[74]

[1] Lt.Comdr.Roger Kent quoted in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16.

[2] Wolfert, Battle for the Solomons, p.99.

[3]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85.

[4]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85.

[5]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116.

[6] Enterprise Action Report, November 10, 1942, enclosure: Fighting Squadron 10 Report on Flight of October 25,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1.

[7] Edward L.Feightner, “The Enterprise and Guadalcanal,”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82.

[8] C.O., Enterprise to CINCPAC (via etc.), November 10,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1.

[9] C.O., Enterprise to CINCPAC (via etc.), November 10,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1.

[10] “CO, Striking Fleet to CinC, Combined Fleet,” October 27, 1942, item 7, p.2,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Box 25, Folder “CruDiv 8 Combat Report.”

[11] Enterprise Action Report, November 10, 1942, enclosure B: “Comments, Action by the Task Force on October 26, 1942,” by Lt.Cmdr.James H.Flatley,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1.

[12] “CruDiv 8 Combat Report No.5,” WDC 161270, November, 18, 1942, item 3,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Box 25.

[13] VS-8 and VB-8 Reports to CO, U.S.S.Hornet, November 2,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1.

[14] Author’s interview with Oral L.“Slim” Moore, Berkeley, CA, February 27, 2013.

[15] “CO, Striking Fleet to CinC, Combined Fleet,” October 27, 1942, item 7, p.2,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Box 25, Folder “CruDiv 8 Combat Report.”

[16]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121.

[17] Hornet Action Report, Hornet CO to CINCPAC, et al., October 30, 1942, in NARA, RG 38,“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1.

[18]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63.

[19] Interview with Cmdr.F.Monroe, Morison’s Notebook, Pacific XII 1943, p.2,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20] Hornet Action Report, Executive Officer to CO, October 30,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1.

[21] Hornet Action Report, Hornet CO to CINCPAC, et al., October 30, 1942, in ibid.

[22] “War Damage Report,” enclosure to Enterprise Action Report, November 10, 1942, in ibid.

[23]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184.

[24] C.O.Enterprise to CINCPAC (via etc.), (Enterprise Action Report), November 10,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1.

[25] Francis Foley, “The Hornet and the Santa Cruz Islands,”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73.

[26] Hornet CO to CINCPAC, et al., October 30,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1.

[27] Report of Cmdr.E.P.Creehan, enclosure B, Hornet Action Report, October 30, 1942, in ibid.

[28] Report of C.H.Dodson, Communications Officer, Hornet Action Report, October 30, 1942, in ibid.

[29] “CO, Striking Fleet to CinC, Combined Fleet,” October 27, 1942, item 4,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Box 25, Folder “CruDiv 8 Combat Report.”

[30] “CruDiv 8 Combat Report No.5,” WDC 161270, November 18, 1942, item 7,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Box 25.

[31]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125.

[32]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22.

[33]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267.

[34] Peattie, Sunburst, p.184.

[35] Lt.Cmdr.Iyozo Fujita, oral history,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241.

[36] Read, “Report by Lieut.W.J.Read on Coastwatching Activity,” p.78.

[37] Leahy, I Was There, p.118.

[38] FDR to Joint Chiefs, October 23, 1942, holograph of memorandum reproduced in Sherwood,Roosevelt and Hopkins, pp.622-23.

[39] Halsey to Nimitz, October 31, 1942, 引用自Lundstrom, First Team and the Guadalcanal Campaign, p.337。

[40] Cmdr.William J.Kitchell’s notes, in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23.

[41] Trumbull, “All Out with Halsey!”

[42] Wolfert, Battle for the Solomons, p.127.

[43]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23.

[44] C.O., U.S.S.Enterprise, “Action Against Japanese Forces Attempting the Recapture of Guadalcanal, November 13-14, 1942—Report of,” November 19, 1942, in NARA, RG 38,“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8.

[45] C.O., U.S.S.San Francisco, “Air Attack, November 12, 1942,” report dated November 16,1942, in NARA, RG 38, “CINCPAC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9.

[46] Entry dated November 18, 1942, “War Diary,” 1942-44, Papers of Captain Flavius J.George,USNR.

[47] C.O., U.S.S.San Francisco, “Air Attack, November 12, 1942,” report dated November 16,1942, in NARA, RG 38, “CINCPAC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9.

[48] Sullivan, “Ship Ahead Just Disappeared.”

[49] Hornfischer, Neptune’s Inferno, p.254.

[50] “Narrative by L.E.Zook, Signalman First Class, U.S.Navy,” recorded May 27, 1943, in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51] Calhoun, Tin Can Sailor, p.77.

[52] Action Report, U.S.S.San Francisco, “Night Action of November 12-13, 1942,” item 300 in“Chronological Log,” in NARA, RG 38, “CINCPAC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9.

[53] Entry dated November 18, 1942, “War Diary,” 1942-44, Papers of Captain Flavius J.George,USNR.

[54] Wolfert, Battle for the Solomons, p.160.

[55] Action Report, U.S.S.San Francisco, “Night Action of November 12-13, 1942,” item 300 in“Chronological Log,” in NARA, RG 38, “CINCPAC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9.

[56] Entry dated November 18, 1942, “War Diary,” 1942-44, Papers of Captain Flavius J.George,USNR.

[57] Calhoun, Tin Can Sailor, p.84.

[58] “Narrative by L.E.Zook, Signalman First Class, U.S.Navy,” recorded May 27, 1943, in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59] “Narrative by Lieut.Graham C.Bonnell, US Navy,” recorded January 25, 1944,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1.

[60] Calhoun, Tin Can Sailor, p.92.

[61] “Narrative by Lieut.Graham C.Bonnell, US Navy,” recorded January 25, 1944,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1.

[62] Cmdr., Torpedo Squadron 10, “Action of November 13-15, 1942,” submitted to the CO, U.S.S.Enterprise,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8.

[63] “Action Against Japanese Forces Attempting the Recapture of Guadalcanal, November 1314, 1942-Report of,” November 19,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8.

[64]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183.

[65] Edward L.Feightner, “The Enterprise and Guadalcanal,”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85.

[66] Mears, Carrier Combat, p.155.

[67] Wolfert, Battle for the Solomons, p.169.

[68] “Action Against Japanese Forces Attempting the Recapture of Guadalcanal, November 1314, 1942—Report of,” November 19,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8.

[69] Thomas C.Kinkaid,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429, Vol.1, p.209.

[70] Paul H.Backus, U.S.Navy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95, p.195.

[71] Earl Hicks quoted in Olson, Tales from a Tin Can, p.102.

[72] Entry dated Monday, November 16, 1942,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276.

[73] Cmdr., Torpedo Squadron 10, “Action of November 13-15, 1942,” submitted to the CO, U.S.S.Enterprise,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8.

[74] Cmdr., Bombing Squadron 10, “Action of November 14-15, 1942,” submitted to the CO, U.S.S.Enterprise, in ibid.

第七章

在史称“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战”的三天战斗中，日本海军一败涂地，退入绝境。但田中赖三派出的“东京特快”，也就是在夜幕的掩盖下冲破重重险阻驶进铁底湾的快速驱逐舰，成功地向瓜达尔卡纳尔岛输送了超过一个师的增援部队。加上川口清健的残余兵力，日军11月中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兵力达到了约3万人。大本营没有料到，如此多的“天孙”竟然都没有打垮美国军队，而且对范德格里夫特的防线连续发动的几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伤亡惨重。此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物资短缺。日本海军为了向瓜达尔卡纳尔岛运送部队，已经使出浑身解数，再要运载补给去养活这么多的士兵就办不到了。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早在9月，岛上的日军就因缺少粮食、药品和其他供给而日渐瘦弱。到12月的第一周，已经有大批士兵死于瘟疫和饥饿。对岛上的日本士兵来说，瓜达尔卡纳尔岛变成了“饿岛”。[1]

刚登陆塔沙法隆加角的新兵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瘦骨嶙峋的士兵们走上前来乞讨食物，挂在他们瘦弱的肢体上的破烂军装比碎布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披头散发，头发里爬满了虱子；身上脏兮兮的，浑身坑坑洼洼的开放性伤口，伤口上还有苍蝇。[2]很多士兵已经扔掉了步枪，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力气扛枪，就是枪里已经没有子弹了。

但驻扎在海岸的日军已经是岛上物资最充足的一群人。他们可以在岸边捕鱼、找椰子，或是抢占驱逐舰运上岸的少量粮食。驻扎在丛林深处的军队已经沦落到靠蜥蜴、蛇、树根、草皮和昆虫维持生命的地步。上山的路上到处都是死人的尸体或垂死之人。那些因疟疾、登革热或脚气而无法行走的人经常被遗弃在倒下的地方自生自灭。正如一名军官所说，对忍饥挨饿的人而言，对食物的渴望凌驾于一切之上：“所有感觉都消失了，只剩下饥饿。士兵们不再欢笑，不再生气，不再哭泣。”[3]

日本士兵们的日记中记录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期间和战后的情形，这是一个士气低落、希望落空的悲惨故事。营养不良的士兵们不断激励自己更加勇猛地战斗：“我们必须要用最勇猛、果敢、敏捷和自信的行动来抵抗敌人的毁灭性攻击，彻底打乱他们的计划……激发军官和士兵们的斗志是很有必要的。”[4]但长官们许下了太多无法兑现的诺言：装满食物和其他物资的运输舰马上就会在地平线上出现，日本的战机很快就会遮天蔽日地飞来，敢死队的下一次进攻会使胆小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扔掉武器仓皇逃命。但是一连数天甚至数周，空中都没有出现日本飞机，也没有见到日本舰艇从海上驶来。一个日记作者在12月23日写道：“每天只有敌机在空中盘旋、低飞、扫射、投弹，数不清的军官和士兵因此丧命。”三天后，他又写道：“我们的战机啊！祈求你们快些过来吧，让我们振作起来！”[5]

纪律土崩瓦解。士兵们因为微薄的粮食配给争吵不已。食物被人偷走藏起来。士兵们控告军官克扣食物。士兵们表示，除非填饱肚子，不然他们不工作，不战斗，不行军。一个约450人的日军支队在奥斯汀山山顶密切注意着亨德森机场。瞭望员痛苦地看着美国货船在隆加角停船靠岸，向美军防线运送数不尽的供给、武器和增援军队。一个驻扎在奥斯汀山山顶的中尉做了一张死亡表来预测每个饥饿的士兵剩下的寿命：

还可以站直的：30天。

还可以坐着的：3周。

总是躺着的：1周。

躺着排便的：3天。

无法言语的：2天。

眼也不能眨的：1天。[6]

12月8日，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第十七军司令部报告称仅有4 200名士兵（岛上士兵总数的15%）足够健康和强壮，可以进行战斗。每天的战斗死亡率为40%～50%，其中大多数人死于空袭，但死于疾病或饥饿的人数约为空袭致死人数的三倍。[7]

田中12月中旬再次尝试补给，结果一败涂地。他在三天内损失了11艘宝贵的运输舰。奉命冲上沙滩搁浅的4艘运输舰向岛上运送了2 000名士兵、360箱野战炮弹药和1 500袋大米。[8]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牺牲了如此多的稀缺货船，这可能会使整个日本的战时经济受到重创，因为没有原材料进口到日本本土，战时经济便无法正常运作。

此时迫切需要制定一个新的供给策略。田中手下疲于奔命的驱逐舰将再一次被当作运输舰部署，这次使用的是“桶式法”。把空油桶消毒后，装进弹药和供给。用绳索把这些桶连接起来，拴在驱逐舰的外侧栏杆上。一队驱逐舰高速驶近瓜达尔卡纳尔岛后解下油桶，岸上的小船（甚至是游泳者）拉住这些油桶然后拖到岸上。所有的补给都在夜间投放，因为田中不敢让他的船暴露在空袭之下。

第一次投放计划在1942年11月30日进行。当天晚上10点过后不久，8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以近30节的速度快速驶入铁底湾。田中知道在空中可以发现他的军舰，但他仍希望可以把油桶放到水里并在天亮前撤回原位置。那时天气晴朗，微风阵阵，海面能见度良好。在8艘驱逐舰中，有6艘载有供给油桶，每艘200～240个。那6艘驱逐舰仅载有8枚鱼雷（每管一枚）和相当于平常一半的主炮炮弹，以抵消船上的额外重量。[9]

美国的侦察机已经察觉了田中的行动。田中曾在拉包尔、布因和肖特兰停留过，那些地方在当月最后一周的运输量大幅增加，这清楚地表明日军会进行第二轮补给。为阻止日军的增援，哈尔西将军派遣卡尔顿·赖特少将率领巡洋舰和驱逐舰部队（第67特混舰队）从圣埃斯皮里图岛出发。赖特少将于晚上9时45分穿过伦戈海峡（Lengo Channel），并恰好在田中从北侧接近时到达塔沙法隆加角的北侧海域。

晚上11时6分，旗舰“明尼阿波利斯号”巡洋舰上的SG雷达发现2.3万码外有两艘船。雷达后来又相继发现了七八艘船向东南方航行。同时，日本瞭望员凭借天上的巡逻机投下的照明弹，看到“疑似敌舰，位于100度方位”。[10]带头的驱逐舰“高波号”不等田中下令就发射鱼雷，火力全开。

美方为这次行动投入的战力更强——5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来对抗田中的8艘驱逐舰，其中的6艘缺乏弹药，却满载供给。但是赖特将军很晚才下令开火，他的拖延对战况影响甚大。美方的鱼雷发射角度十分糟糕，无一击中日舰要害。5英寸或8英寸的炮弹命中率高一些，但它们的火力主要集中在带头的“高波号”上。“高波号”很快便开始全舰起火，从舰首处沉没了。但它的牺牲为日军带来了好处，它吸引了美军的全部火力，掩护了其余7艘军舰。在这场战斗中，其余日舰都没有被直接命中，连造成破坏的近失弹都没有。[11]

田中下令向左急转弯，使他的舰队同赖特的舰队处于平行状态。当它们的左舷朝向敌方时，毫发无损的日军驱逐舰发射了致命的“长矛”鱼雷。鱼雷准确地朝目标前进。11时27分左右，随着弹头逐渐接近目标，赖特将军舰队中心的大型巡洋舰向上颠了一下，然后陷入火海。“明尼阿波利斯号”的左舷受到两个致命伤。第一枚鱼雷炸掉了其舰首并引燃了储油罐，第二枚鱼雷击中船体中部并导致进水，淹了机炉舱。不到一分钟，“新奥尔良号”的左舷舰首也遭一击。鱼雷爆炸时点燃了弹药库，炸掉了一大部分舰首和整个2号炮塔。[12]“彭萨科拉号”的油箱被一枚鱼雷击中后起火，后来燃烧了一整夜。“北安普敦号”是赖特纵队中的最后一艘巡洋舰，它一路追踪撤退的日舰，并向其连续发射了多轮8英寸口径的炮弹。结果它遭到了两枚鱼雷的致命攻击，结束了战斗生涯。它最终被弃，第二天早上沉没了。

这已经不是美国海军第一次在夜间的鱼雷战中惨败了。15分钟内，以损失一艘驱逐舰为代价，田中将一艘重型巡洋舰击沉，并重创了另外三艘巡洋舰。海军史学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在评论历史人物的时候，总是不吝批评之词，却极少夸奖人，但是他称赞田中的表现“极好”。[13]尼米兹将军沮丧地说：“通过日间和晚上的作战，我们痛苦地了解了日军使用大炮和鱼雷的能力。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日军仍然精力充沛、耐心十足而且不乏勇气。”[14]

赖特将军判断他的舰队击沉四艘并重创两艘日军驱逐舰。然而他自己船上的人员都对这一乐观的断言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在第二天黎明未看到敌舰残骸的时候。唯一能让美军安心的，便是舰艇损管队非凡的勇气和高超的技巧，他们拯救了“明尼阿波利斯号”、“新奥尔良号”和“彭萨科拉号”。这场战斗使得三艘巡洋舰起火，几乎要沉没，但是最终三艘军舰上的火都被扑灭了。它们会踉跄地驶入图拉吉港，在战争后期重新投入战场。

田中将军下令停止投放供给，退回肖特兰。这一命令的理由十分充分——日方的驱逐舰已经发射完所有鱼雷，如果在黎明前往西逃得不够远，他可能还会遭到空袭。但这个决定使得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军队供给不足的问题更加严峻，而且这一决定显然也激怒了他在拉包尔和特鲁克群岛的长官。他必须立刻进行第二次尝试。在12月3日的晚上，10艘驱逐舰在埃斯佩兰斯角成功投放了1 500个补给桶。但是日军只拿到了一小部分，可能只有1/5的油桶。被分配去接收它们的军队人手不够，也没有体力。第二天早上，来自亨德森机场的美军战斗机扫射并摧毁了几百个漂浮在铁底湾海面上的油桶。田中在12月7日再一次尝试运输补给，但日舰频繁遭受美军轰炸机和战斗机的袭击，并在萨沃岛西部受到了6艘鱼雷快艇的攻击和驱逐。[15]

日军即便在肖特兰锚地也无法休息。每天都有B-17轰炸机和战斗机空袭此处。12月10日，两艘油轮遭到攻击，燃起熊熊大火，损失惨重。第二天下午，田中出动9艘驱逐舰，成功投放1 200个补给桶。美军的鱼雷快艇从图拉吉港开过来，发射了鱼雷，其中一枚鱼雷击中了刚投入现役的“照月号”，这是田中的旗舰。他写道：“船开始起火，当即就几乎无法继续航行了，泄漏的燃料在海面上燃烧，把海水变成了一片火海。火势蔓延到弹药库，发生了大爆炸，船体开始下沉。”[16]“照月号”于次日凌晨4点沉没，与它一同沉没的还有船上一半多的船员。8艘幸存的驱逐舰撤到肖特兰。在作战时受伤的田中被迫留在布因的医院里治疗，在了解到那晚投放的1 200个补给桶只有220个被岛上的士兵拿到后，他非常气愤。

随着月光越来越弱，鱼雷快艇晚上的进攻也越来越致命。三川军一将军下令暂时停止供给运输。田中私下提醒过他，战斗已经结束了——瓜达尔卡纳尔岛必须放弃。因为说了这话，田中被调去新加坡担任一个行政职位。这名卓越的军官，曾竭尽全力利用手中有限的条件向瓜达尔卡纳尔岛运送补给，曾在不到一个月前赢得一次海战的辉煌胜利，但他此后再也不能在海上叱咤风云了。

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这一话题是绝对不能讨论的。不仅仅是海军，陆军也将夺回亨德森机场看作争回荣誉和名声之举，他们这种情绪甚至比海军更强烈。陆军中将今村均近日刚刚到达拉包尔，负责指挥第八方面军。他想从中国调来第六师团和第五十一师团，让他们在年底之前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17]海军高级指挥官们认为这一计划不可行，但他们不愿表态。就算5万多名士兵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运送上岛（考虑到11月发生的事件，这其实不太可能），他们如何得到补给？目前岛上有3万士兵都在挨饿，到时候有了8万士兵该怎么办？

宇垣将军在私人日记中提到了这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种军种间的政治十分微妙，“面子”问题也会产生影响。但不应该为了维持海陆军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坚持一场毫无意义的行动。在12月7日，他写道：“错的就是错的，不可能的就是不可能的，不应因为怕丢面子而冥顽不化，我们在处理问题时应当绝对诚实。”陆军方面应该也能做出这样的判断——“让他们认识到这一情况是无可避免的，这是很重要的。”[18]然而无论如何，情况都将超出他的控制。这种政策上的重大改变，只能是由东京的最高指挥层来做出。

在日本和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其他地方，12月8日是偷袭珍珠港一周年的纪念日。日军用一贯自我吹捧的胡话来庆贺这个日子。海军省公布了极其夸张的统计数据，列出了“大东亚战争”第一年盟军损失的舰船数量：11艘航空母舰、11艘战列舰、46艘巡洋舰、48艘驱逐舰和93艘潜艇。（它还汇报了日军在战争中阵亡的海军官兵总数：14 802。这个数字相对准确一些。）[19]

报刊都做了年度回顾，以宣扬日军取得的瞩目成就。《国际写真情报》刊登了照相枪拍摄的一组照片，照片上是燃烧的敌军军舰和飞机。[20]在一次电视广播的演讲中，外相谷正之宣称美国领导人“正在以荒唐的方式统治他们的国家。他们可能生产力高，但他们缺少更加重要的品质，如高尚的战争理想，所以美国人是无法赢过我们的”。[21]

从南太平洋归来的日军士兵看到家乡的热烈欢呼非常困惑。在东京，似乎没人明白日本的处境已经变得多么危险。政府可能确实有一些充分的理由要振作公众的精神，但即便在权力高层内部，事实和幻想的界限也开始模糊了。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12月8日向陆军省的军事领袖发表的演讲中宣称，盟军“固执地想要继续进攻，但我们可以利用充足的物质资源，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消灭他们”。[22]然而东条英机必然知道，就在同一周，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举行了海陆联合作战会议，会上讨论了日军的损失，以及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可能性。在特鲁克，宇垣将军认为，到访的陆军参谋代表团“似乎对美军高昂的战斗意志了解不够充分。另外他们对敌我双方军力的强弱也没有兴趣”。[23]因舰艇维修返回日本的原为一曾在12月中旬同一群海军参谋一起用餐。他对参谋们说：“我不知道驻扎在此地的你们从家乡的角度是如何看待战事的，但前线就是一个地狱。作为专家，你们都知道不应该根据东京总部官方发布的虚张声势的宣传来做决定。我们取得过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但我们正在经历战略上的失败。”[24]参谋们的情绪逐渐紧张起来，其中一名参谋提醒原为一，在这样的社交场合，气氛应该轻松愉快点。

在12月中旬，大本营参谋本部的真田穰一郎大佐被派到南太平洋调查实情。他在特鲁克和拉包尔询问并记录了海陆军高级军官的观点。即便考虑到翻译过程中一些信息的丢失，这些军官的回答也是含含糊糊，遮遮掩掩的。不止一个官员称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很困难”。几名军官把责任推给“最高长官”。所有人都提到了海陆军之间的敏感关系。陆军呼吁得到更多的船舰，海军急需更多的陆军航空力量。哪一方都不想第一个提出放弃瓜达尔卡纳尔岛，但也没有哪一方愿意将兵力投入新一轮的进攻中。山本的一名高级参谋的回答很具有代表性：“如果陆军有信心去做这件事，海军也会竭尽全力。”今村将军不久前还谈到运送两支部队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此时对真田说的话就要模棱两可多了，而且极其高明：“现在，我们正探讨能让我们走出困境的计划，但光凭我们不能说指挥政策应该改变。我希望高层能在认真思考和海军的关系后，从大局出发做决定。”[25]

在大本营的会议上，海陆军的长官通常相对而坐，这样的座位安排只会加剧他们之间的冲突。他们会相互责难，直到所有的观点都说尽。陆军指责海军没能维持足够的补给线，海军则批评陆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采取的地面战术，并要求获得更多的航空支援。佐藤贤了将军回忆称：“海军和陆军领导人握紧拳头，隔着桌子激烈讨论。”[26]可是哪一方都不想闹僵，而这不单单是因为双方在所罗门群岛都损失惨重。天皇也对两个军种之间的争执很不耐烦，为此发出了严厉的警告。陆海军的将领们别无选择，只能尽力达成某种面子上的一致。后来事实逐渐明朗：其实每个人都在寻找解决瓜达尔卡纳尔岛问题的出路。随着讨论一轮接一轮地进行，政府艰难地寻求一致，而此时岛上每天都有200名左右的日军丧命。

真田大佐在12月29日回到东京当天就向东条英机做了汇报。他的正式提议同他在拉包尔和特鲁克听到的观点相比，只是稍微委婉一点。他说的是：“急着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是不明智的。”[27]他本以为会受到严厉的指责，但东英条机似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因此他如释重负。真田大佐的报告和建议“被欣然接受了，不像我之前担心的那样”。[28]

根据宇垣缠的记述，陆军与海军之间在1942年12月16日便已达成“共识”，但这撤军提议过了两周才交给天皇。年底最后一天，在皇宫举行的会议上，最高指挥部提出了一致的提议——应该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军将尽量撤出存活的陆军士兵。天皇很不高兴，他问了永野修身很多问题，追问南太平洋建造飞机场的缓慢进展。[29]裕仁天皇同意了这项建议——大臣们能够达成统一意见时，他总是持同意态度。但他补充说如果在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同时没有对新几内亚展开新一轮的进攻，那是“无法接受的”。[30]日军不能只保持防御姿态。几天后，天皇通过侍卫长向最高指挥部传达了旨意：“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很令人遗憾。为达到作战目标，此后海陆军需要进一步合作。”[31]

虽然遮遮掩掩的，但新的政策终究是让日军撤到了南北向贯穿所罗门群岛中部的新防线上。陆军将会在新乔治亚岛和圣伊莎贝尔岛的北部构筑防御工事并派兵驻扎在岛上。海军将会加快新乔治亚蒙达岛的简易机场的建造工程，使其成为该地区主要的前线战斗机基地。至于瓜达尔卡纳尔岛上陆军的残余部队，海军将继续向其运输补给，但补给量顶多算是施舍——对美军的防线则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进攻。小柳富次将军指挥10艘巡洋舰于1943年1月2日和10日运送并投放了补给。和之前几个月一样，补给都装在油桶里，投放在塔沙法隆加角海域。[32]有大半油桶都被拖上了岸，为岛上已不足1.5万人的日军提供了救命物资。

此次撤退和掩护撤退的行动被称为“KE”行动。1月14日，一队精力充沛的步兵和炮兵大队（“矢野大队”）作为后卫部队登陆上岛。大规模海军和航空部队也向所罗门群岛进发。然而这些部队被盟军的侦察机发现了，日军也早已料到会是如此。对亨德森机场的昼夜空袭急剧增加。美军情报员分析通信量后，误以为日军正在发动新一轮海上进攻和登陆行动，美军指挥官对此做出相应指示。亚历山大·帕奇少将（12月7日，他接替范德格里夫特成为美军地面部队指挥官）指挥着5万名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帕奇开始向日本第十七军司令部所在地，也就是瓜达尔卡纳尔岛北部海岸上的科库姆博纳南方的山区进发。美军发现日军的抵抗出奇地软弱。1月23日，第25步兵师的士兵无人阻挡，顺利进山。日军显然在匆忙向西撤退，但帕奇没有大举追击，因为他仍认为将有一场大规模的登陆战。哈尔西派剩余的巡洋舰和航母特混舰队进入铁底湾内部和西部。1月30日，日军的空袭炸毁了“芝加哥号”巡洋舰。

2月1日，在日军撤退行动开展之时，美军收到了海岸警卫队员和巡逻机传来的一系列敌情报告。大约有20艘日军驱逐舰沿着“槽海”航行。一队规模较小的日军步兵已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西侧约30英里的拉塞尔群岛登陆（从瓜达尔卡纳尔岛西岸的高崖上可以看见这里，传奇的澳大利亚海岸警卫队员罗兹也曾在此地的一处四面透风的小屋内居住）。从日军停泊处布因上方飞过的盟军飞机观察到日军军舰的数量在急剧增加。日军的空中行动增加到了12月以来不曾有过的程度。哈尔西请求麦克阿瑟“将所有可用的航空力量都用来抵抗可能会马上到来的大规模进攻，这次进攻应该会和11月中旬的进攻很相似”。[33]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将现有的大部分海军力量调到瓜达尔卡纳尔岛南部，防备即将到来的突袭。

考虑到日军士兵贫病交加的处境，日军向西北角撤退的速度可以说是快到了出人意料的地步。撤退命令一开始只下达给几位长官，他们的士兵都被蒙在鼓里。大多数日本兵都在期盼支援，结果突然被告知要撤退。（日军将领认为这样的隐瞒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可以让士兵坚守阵地到最后一刻。）第三十八师团在第二步兵师团和矢野大队的掩护下撤向埃斯佩兰斯角。一旦跟美军脱离战斗，后卫部队也会撤到西部。因疾病或营养不良而丧失行动能力的士兵则在别人的劝说下自行了断。

第一次撤退行动于2月1日晚间完成。在桥本信太郎少将的指挥下，21艘日军驱逐舰载着4 935名士兵驶离瓜达尔卡纳尔岛，这些士兵将近剩余士兵人数的一半。2月4日到5日的晚上，桥本率领20艘驱逐舰归来。在击退空袭和鱼雷快艇的袭击后，他将第二师团的3 921名士兵接上船，并于次日成功将他们送到布干维尔岛。在2月7日到8日实行的第三次撤退中，1 796名日本兵被运出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拉塞尔群岛。

16 800名士兵的尸体被遗弃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其中许多还未埋葬。被救出来的士兵比稻草人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的膝盖和手肘在干瘪的身体上十分突出，头发和指甲都已经停止生长，屁股已经瘦到肛门外露的程度，并且一直在腹泻。有些士兵带上了已故战友的骨灰。[34]布干维尔岛上的年轻士兵石田雄救助了许多登陆艇上快要饿死的人：

我们守在岸边，轻轻地将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士兵一个接一个地抬到岸上，放到沙滩上。他们此刻的景象真是悲哀又可怜。他们几乎算不上人，瘦若竹竿，军装下的简直是皮包骨头。他们体重轻得像婴儿一样，只有眼睛是明亮的。他们肯定是单单依靠强大的意志才活下来的。当我用勺子把一些温热的米粥送到他们嘴里时，大滴大滴的泪珠从他们的脸上滚落，他们还用微若蚊蝇的声音说着谢谢。我感到我的眼睛里也有温热的液体在流动。当初那些命令他们采取登陆行动的长官让我怒不可遏。[35]

帕奇按兵未动，觉得对手随时可能会全力抵抗。他和参谋仍然相信，敌军在过去的一周里一直在将新的增援部队送到岛上来。美军沿着北海岸和西海岸前进时，在路上仍没有碰到大批日军军队，只有零散的几个日兵，大多重病垂危，此外还有几个困惑的当地人。美军在塔沙法隆加缴获了一些日军基地的遗留物资，包括十台大炮，一个军火库，药品库和一个无线电台。2月9日的下午，两支军队在西岸的村庄腾奈罗会合。帕奇终于明白他被骗了。他向哈尔西发电报说：“今天16时25分，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被正式击败……东京特快已经不再将瓜达尔卡纳尔岛视作终点站。”[36]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以日军的惨败结束。不过日军的3.6万名登陆上岛的士兵中，至少还有10 652人活了下来。此次撤退可以看作一次小型的敦刻尔克撤退，是一场看似不可能的战术撤退，在装备更精良的盟军海陆空部队的眼皮底下发生了。日军完成了一次果敢的营救行动，代价仅为一艘驱逐舰沉没，三艘受创。一直在揣摩日军意图的美军无线电情报员没能预见到此次撤退。山本五十六祝贺了小柳富次，并补充道：“你做得非常出色。……陆军知道我们将他们的大批士兵安全送返后，会非常高兴的。”[37]

山本的对手尼米兹将军对这一行动也毫不吝惜赞美之词。他在写给金将军的信中说道：“直到几乎最后一刻，日军依然显得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增援。他们技巧高超，很好地藏匿了把士兵运出该岛的意图，行动迅速果敢，才使得日军成功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驻守部队的剩余兵力。直到2月8日日军有组织的兵力全部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我们才了解到对手的意图；不然我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强大军队和南太平洋上的舰队可能会使这次撤退变成一场灾难。”[38]

金将军不能因为这件事怪罪尼米兹、哈尔西或任何一位现场的美军将领。他也预计日军会向瓜达尔卡纳尔岛发起一场大规模进攻，并且在1942年12月2日面对一群记者的非公开采访的时候，说出了这一判断。美国舰队总司令告诉记者，日军“已经颜面尽失，正千方百计地要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39]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为期六个月的战役中，双方的海空兵力损失大致相当。在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过程中，共有67艘军舰沉没——盟军损失29艘，日军损失38艘。日军击沉两艘、重创一艘美军宝贵的航空母舰，这使得“企业号”成为战场上美军仅存的航空母舰，但美军也击沉日军两艘轻型航母和两艘战列舰。双方都损失了许多巡洋舰和驱逐舰、非战斗型运输舰和货船，短时间内很难补上。有几次，日本海军展示了其卓越的夜间水面战斗力，但随着美军日趋熟练地使用雷达来发现对手并且进行火力控制，日军的优势逐渐丧失。到1942年秋，美军军舰可以不借助探照灯和照明弹便击中尚未看到的敌军。这是同日军作战时一个重要的科技优势，并且大大抵消了日军水面舰队凭出色的技术、训练和鱼雷武器所获得的优势。

在这场战役中，双方各损失了六七百架飞机，但被击落后重新救起的飞行员人数则完全不同。盟军在所罗门群岛损失了约420名飞行员和机组成员，而日军损失的人数是美军的三倍还多。从1942年5月的珊瑚海战役以后，日军的机组损失人数就一直远超盟军。环境是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一部分原因——在整场战争，尤其是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期间，空战主要发生于靠近盟军的区域，而非日本的航空基地及海军基地附近。另外，日军也没有花费太大力气开展搜索救援活动，这样的失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因于武士道精神，这是一种崇尚在战争中有尊严地死去的传统尚武精神。

通过战时训练培养的后备飞行员缺乏战斗的技能和信心。早在1942年11月21日，山本将军便向一名到访的陆军军官坦承，日军正在输掉所罗门群岛的空战。“在海军中，人们过去爱说，一架零式战斗机可以同时对抗五架到十架美军战机，但这种情况仅仅发生在刚开战的时候。我们在中途岛战役中损失了许多优秀的飞行员，此后很难有人顶替他们。即使到现在，他们仍在说一架零式战斗机可以对抗两架敌军战机，但敌军的替换率是我们的三倍；两军的兵力差异日渐悬殊。说实话，如今的战况对我们十分不利。”[40]实际情况甚至比他了解或愿意承认的更为严重，因为美军的战斗机飞行员已经学会如何抵消零式战斗机在灵活性和爬升速度上的优势。

最惊人的是两军人员伤亡方面的差异。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共有5 875名伤亡人员，其中有1 592人在战斗中阵亡。日军在岛上损失了整整两个师，其中大多数人是阵亡（或死于其他原因），而不是受伤或撤离——有14 700人在战斗中被打死或失踪，据估计另有9 000人死于饥饿或疾病，还有4 300人在撤离或前往该岛时死于海上。这种悬殊的伤亡结果，破除了日军狂热的“战斗精神”不可战胜的神话。田中将军总结说，瓜达尔卡纳尔岛不只是一个岛屿的名字，“它也是日本陆军墓地的名字”。[41]

日本民众允许了解的情况是，日军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行动是战略性的调遣。大本营使用的委婉说法是“转出”。日本的海陆空攻击部队只是“转”向了新的战场，在那里他们无疑可以在短期内取得新的胜利。由国家控制的日本新闻媒体长久以来一直默许日本奥威尔式的捏造事实的做法，而且必须采用兴高采烈和义正词严的口吻。但是很多刚从战场回到家乡的军人悄悄说出的情况，跟官方说法完全不一样。

几个在战争中幸存的日本军官后来进行了坦率的分析。虽说是后见之明，而且这些分析的英语译文可能带有选择性，目的是满足胜利者先入为主的看法，但参与这次行动的日军军官对他们国家的战略失败终究是提出了恳切而又直接的批判。原为一认为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失败，是“中途岛战役后山本的一系列战略失误和战术失误”导致的。联合舰队总司令没有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后的第一时间里投入大规模的海军，而是“向海里扔进一个又一个小型舰队。事后看来，他当时做的决定真是愚不可及”。[42]近藤信竹是日本海军第二舰队司令，他认为山本在8月份就应该倾其所有，将手头全部兵力投入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即便需要放弃进攻新几内亚岛的东南部。他引用了一句日本的谚语：“搏二兔，不得一兔。”[43] 17世纪的剑道家宫本武藏所著的《五轮书》是日本海陆军将领的必读书，书中提到了“压”的概念。为了在面对弱小的对手时保持心理优势，作战时必须“将敌人的行动扼杀在摇篮中”。也就是说，敌人必须要立刻明白，他的攻击会受到阻挠和挫败；绝不能让他产生他会夺得先机的想法：“如果你向对手明确展示出你是如何握有优势的，他们就会改变想法，被你的优势震慑住。”[44]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暴露出日本军种之间的分歧和不和，二者分裂了军事集团，还使其无法做出合理决策。很多重大决定，尤其是需要海陆军联合作战的决定，都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做出。共识的达成也需要时间。“面子”一直是个重要因素。日本陆军刚开始没有正确认识到盟军向瓜达尔卡纳尔岛进军的意义，他们坚定地相信自己和海军一起可以将盟军随时驱赶出岛。随后他们派了小规模且效率低下的军队登陆上岛。刚开始，一个轻装联队登陆上岸并被消灭了；接着是一个轻装旅团；最后是一整个师团，但是这个师团没有足够的弹药、装备和补给。向严防死守的海岸发起的正面进攻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死伤惨重。即便是在海军内部，指挥权之间的纷争也影响了作战。田中将军不止一次地收到第十一航空舰队和第八舰队截然相反的命令。一个司令部负责指挥整个地区，而另一个司令部则是田中的直接上级。双方都视对方为干预者，对大小事务都争论不休。田中认为双方无法有效协作简直“难以想象”，因为他们（通常）都在拉包尔进行指挥。“当他们的命令互相冲突、难以调和时，至少会让人非常尴尬；而最糟的是，这样的命令让人无所适从。”[45]

日军一旦采用某种作战方案，在普遍的惰性心理的驱使下，便极少对方案进行修正。日军战略中固有的僵化特性使得盟军可以分析并预测出日军重复再三的模式。即便通信情报员无法侦听出日军的意图，美军长官往往也能预测出日军将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动下一次进攻。宫本武藏曾写道：“重复某种战斗模式风险极大，若重复第三次，便更是风险重重。若某个策略尝试失败后，可以进行第二次尝试。若再次失败，这一策略必须要大幅度修改。若依旧失败，那么必须要采用截然不同的策略。敌人思高则击低。敌人思低则击高。这便是剑法的奥秘所在。”[46]

瓜达尔卡纳尔岛上遍布着长时间、大范围激战留下的创痕。隆加平原上弹坑遍布，到处可见棕榈树的残枝断叶。遍地的残骸堆在道路和机场跑道的边上，或是半掩在沙滩上。毁坏的坦克和飞机的残骸已经生锈，上面爬满了枝叶。铜制电话线杂乱地挂在没有倒下的棕榈树上。田中的4艘报废的运输舰的舰首还立在克鲁斯角西边的海岸上。即便在最后一场海战结束的数月之后，铁底湾上还漂着残骸和棕色的浮油，标记着沉船的地点。

大炮和机枪把亨德森机场南部山上的树木都摧毁了。美军防线围栏铁网外的淤泥里半埋着日军肿胀发臭的尸体。恶臭令人发呕，但美军丝毫不急于掩埋敌军的尸体。因为他们知道，日军会将阵亡战友的尸体用作饵雷。蚂蚁和其他食腐动物会把他们的尸体分解为白骨。

在过去的屠杀遗址当中，宏伟的新建筑工程已经启动。人们已经敏锐地注意到，推土机是太平洋战争中最重要的武器之一，这一点在1943年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上体现得最为明显。10个工程营的1 100名士兵被派遣至此，加入（在1942年11月的炮火中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第6营和第14营这两个先头部队，然后被重编进海军第18建设团。飞机场得到了扩建和升级，路面以珊瑚或红火山岩制成的混凝土重新铺设。滑行道网络将护墙、军火库、兵营、仓库和伪装的弹药储存地连接起来。科里角内陆的山头被削平，被用作美国陆军航空队轰炸机的新基地，称作“卡尼机场”。隆加角和亨德森机场附近的油库迅速增加，并以几英里长的管道同机场和码头连接起来。科里角、隆加角和克鲁斯角周围的树木被推土机连根拔起，这些海角的混凝土码头、起重机、管道和通向仓库的窄轨铁路等现代化港口设施，可以接纳源源不断的运输舰和油船。每天都有增援部队、飞行员、维修人员和平民乘船或乘坐南太平洋战斗空运司令部的道格拉斯C-47运输机登上瓜达尔卡纳尔岛。难以穿越的丛林里铺砌了道路，河面上立起了钢架桥，电线杆之间架起了电线，棕榈林和荒原上突然涌现出一批帐篷城市。不断扩张的居住区的社交中心是“怪人酒店”，一种为暂住的飞行员和其他参观者提供的一系列活动营房。宽敞的大餐厅则全天候供应咖啡和热餐。

随着所罗门群岛的反攻行动日渐增多，南边和东边的群岛——新喀里多尼亚、新赫布里底、圣克鲁斯、萨摩亚和斐济——都变成了临时居住区、休息区和中途站。战争没有在这些群岛上打响，但这些岛屿上还是有大量盟军人员，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很多太平洋战争的回忆录都对这些免于战事的热带乐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年轻士兵（和女性，尤其是护士）会在这里住上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詹姆斯·米切纳曾是一名海军预备役上尉，驻扎在圣埃斯皮里图和所罗门群岛东部的其他岛上，他战后出版的小说《南太平洋的故事》（Tales of the South Pacifi）是将他的经历稍加虚构写成的，其中就有对上述岛屿的描写。[47]这些和平的岛屿上的生活在历史作品或战争影片中出现得很少，却成为曾在那里居住的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初登这些人迹罕至的海岸上的旅客无疑会为此地的异国风情所吸引——蔚蓝的潟湖、洁白的沙滩、五彩斑斓的花鸟鱼虫、棕榈叶的沙沙声、波浪规律的撞击声，无不令人陶醉。岸边长着繁茂的酸橙树和柠檬树。驶过的小船留下的尾流中不时跃起鱼儿。这里的日落与他们以往见过的都不同，宛如一个绝妙的调色盘，从蓝到黄到绿到红再到紫。星星的位置好像都是错的，至少在天空的南半部分是这样。有人可能会在北部天空发现熟悉的星座，但形状颠倒。战时的信件、日记和回忆录都载有此类的观察。

这些岛屿也有危险的一面。有观察者描写过雾气笼罩下的黑漆漆的火山。餐盘大小的陆蟹一到傍晚便在他们帐篷边上爬来爬去。翼展有4英尺宽的果蝠会在黄昏时飞来飞去。昆虫不计其数，蚊子还会传染疟疾。当地人的缠腰带和裸露的胸膛，尖利而发红的门牙，说的让人似懂非懂的英语，让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对他们又感兴趣又有些害怕。有谣言称这些部落仍保持着砍头和吃人肉的习俗，这真是既让人好奇又让人觉得可怕。他们将人肉称为“长猪”。哈罗德·比尔回忆称圣埃斯皮里图岛上的人喜欢拿吃人这件事开玩笑。“当地最受欢迎的一个玩笑是拧着你的胳膊或肚子，一本正经地说：‘这只长猪不错。’然后他们会使劲把门牙龇出来。”[48]美国人会慷慨地用东西交换缩小的头颅，而且至少有些人偷偷将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纪念品带回了美国。

在后方各岛待了几周甚至几个月的军队都会觉得无聊透顶。正如他们在太平洋其他地区那样，他们会玩扑克，一玩就是好几天。士兵们会玩跳棋、双陆棋、克里比奇牌戏，阅读几个月前的老杂志、漫画书和报纸。不同船上不和的士兵或水手之间玩起了血淋淋的“竞技比赛”，其他人则对“战果”下注。人人盼着收信和读信，而随着战事的进行，邮船来得越来越有规律。然而读信只能占很小一部分时间，并且因为战时的审查制度，信上能写的东西也受到限制。每晚临时的室外剧场都会放电影，士兵们坐在地上或者椰树桩上看，但因为新的胶片稀少，他们经常要把一部电影看上二三十遍。他们经常能不假思索地跟演员同步讲出电影对白。最后，在设施比较齐全的岛上，士兵们还建起了网球场、投马蹄铁的运动场和棒球场。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美国劳军联合组织（慰问团）会来到大一些的岛上，使得这些岛上的表演规模更加丰富多样。在小一些的岛上，能得到一点娱乐就很幸运了。海军陆战队二等兵约翰·弗林格曾在萨摩亚的一个小岛上驻扎八个月，他“只看到一场劳军联合组织的演出，这场演出只有两个杂技演员，一边表演杂耍一边讲黄色笑话。这要是在美国本土，他们可能早就被赶下舞台了，但任何形式的娱乐活动我们都需要”。[49]

酗酒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发泄方法。每个岛上都有一个军官俱乐部，不过在比较小的岛上，它可能仅是一个茅草棚，下面放一张木头桌子。阿龙·斯坦顿·梅里尔将军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只要能找到一棵棕榈树和一个杯子，我们就可以搞起来一个军官俱乐部。”[50]士兵们需要更努力地工作才能换来一杯酒。在整个太平洋战区都有所谓的“鱼雷汁”（torpedo juice）——鱼雷用的高酒精含量燃油——的非法交易。啤酒通常是定量的，每周两罐。如果有人用某些手段搞到了更多的酒，就会找人把酒带去高空冷却30分钟。帮忙完成这件事的飞行员能分得一份作为报酬。威士忌更稀缺也更昂贵，但在黑市上所有的东西都有标价。

战地记者厄尼·派尔在战争末段来到战场后写道：“可怕的战争在哪里都差不多。但在太平洋战争中，就连生活的乐趣也变得如此单调。……日子在无止境的重复中一天天过去，这样的生活要把人们逼疯了。人们有时候把这种状态称为‘菠萝疯’。”[51]1943年，人们越来越担心南太平洋偏僻地区军队的士气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曾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马歇尔将军为后方岛屿基地上驻军的心理状况感到担忧，他认为一旦可以，军队应立即转移到前方作战区。他对此事的观点，可能是他经常支持金将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采取攻势的一个原因。

哈尔西将军从努美阿的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向遥远的岛屿发号施令，他是少有的不在乎自己颜面的军队领袖，他可以被嘲弄自己的笑话逗得哈哈大笑。他穿的卡其短裤在他苍白瘦弱的腿上晃晃荡荡的。他从不自傲，乐于承认自己是海军学院1904届的倒数第三名，而且他被记过的次数很多，差点断送自己的事业。他常说，他曾在海军史上最烂的橄榄球队里当明星后卫。（他当后卫每一年所参加的比赛，海军队都会输给陆军队，而且比分悬殊。）哈尔西十分认同欧内斯特·金的座右铭：一个不喝酒、不抽烟、不玩女人的海员是不可以完全信任的。他骨节分明的手指上总是掐着一根烟。有一次，他在圣埃斯皮里图岛下飞机时亲了他的女朋友（一名陆军护士）一下，而此时一排军官正立正站着。他时常一直喝到天亮，只睡四个小时，然后在上午9点的参谋会议上抱怨自己宿醉未醒：“昨晚喝的时候可没想到会这么难受。”[52]哈尔西一直以来的参谋长说，和哈尔西一起无拘无束地行事，“比马戏团表演有意思多了”。[53]

哈尔西很有幽默感。他有时说的俏皮话就是放在鲍勃·霍普的独白中也不会显得不合适。哈尔西曾无意中听到一个海员对另一个海员说：“我会为这个老王八蛋赴汤蹈火。”哈尔西走上前去跟这两个船员搭腔说：“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反对别人说我‘老’。”[54]1945年，在收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他向所有的舰载机大队发出了如下指令：“找到并干掉所有的雷达侦察机——别太狠毒，要友好点。”[55]他愿意接受别人对他在战火中勇气不足的取笑。1942年2月“企业号”在马绍尔群岛附近遭到日军战机袭击时，哈尔西不顾自己的中将身份，趴到了甲板上。站起来以后，他发现一名年轻的信号员正抑制不住地大笑。他问道：“你在笑什么？以你的军衔没资格嘲笑一名将军。”这个信号员生怕自己惹上大麻烦，赶紧开口道歉，哈尔西打断他，说道：“现在你是军士长了——这样还差不多。”[56]

哈尔西非常清楚，这些趣事很快就会被添油加醋，在士兵之间传遍。他们一起把哈尔西塑造为这样一种形象：喜欢打仗，并且希望每个人都像他一样，是一名乐观的勇士，好战的士兵。这样的描述里有很多真实的成分，但不全是真的。不同于太平洋战争中任何其他的重要军事指挥官，他从不隐藏自己的情绪。他会毫不掩饰地当众哭泣，而且很频繁。视察作战归来的战船、去病房看望伤员、把奖牌别在士兵的胸前，或是走到麦克风前对全体船员发表讲话时，他都有可能落泪。因率领航空母舰突袭马绍尔群岛而获得优异服务勋章时，哈尔西抽泣着对“企业号”的官兵说，这个奖离不开他们所有人的努力。他独特的领导方式可谓自相矛盾：既冷血又温柔，既言过其实又思维缜密，既专横又谦虚，既多愁善感又荒唐可笑。无论这到底是怎样的领导方式，其产生的影响都非常明显。“蒙彼利埃号”的海员詹姆斯·费伊在1943年11月的日记中写的话无疑道出了舰队的心声：“我们可以为他做任何事。”[57]

他比一般人要高，肩膀很宽，头很大。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眉毛灰白而凌乱。他拥有老水手的皮肤，饱经风霜，斑点重重。姿态不是他最大的优点；相机经常拍到他把手放在肥大的臀部，头向前伸出去很远。不同于金、尼米兹、特纳或斯普鲁恩斯——事实上，不同于美国海军中任何一位高层人物——哈尔西在拍照时总是强调要笑。他是一个温暖又积极的人，他爱所有人，包括记者。在对待记者方面，他比金和尼米兹要热心得多，而且经常说出金句来。记者们很感激他这份热情，对他做了很多积极的报道。媒体（也可能是所有美国人）都很想塑造一个好莱坞式的海军将领的形象。哈尔西从没有争取过这个角色，但当这个角色落到他身上时，他也没有退缩。

如今人们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敌军的深恶痛绝。他的标志性口号总结了他的态度：“杀死日本鬼子！杀死日本鬼子！杀死更多的日本鬼子！”[58]他对舰队说的话常常以这样一句话结尾：“让他们不断死去。”他在接任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后不久，给尼米兹写了一封私信，信中哈尔西发誓，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杀掉这些黄种浑蛋，我们一定要做到”。在这封信里他还提出将潜艇战作为“搞到更多罐头牛肉”的方法。[59]杀掉敌军的士兵和海员是每一个军人的责任，哈尔西不是唯一一个把此种战时极端民族主义话语挂在嘴边的盟军高级领导人。但哈尔西比同时期的其他所有军官都要激进，他没有将日本军队和日本民众加以区分，似乎还主张在战后占据日本以作为报复，这些言辞使他很出名（或者说让他获得了恶名）。“当我们教训完日本人的时候，我们就让说日语的人下地狱。”这话是他在12月7日偷袭发生后的第二天返回珍珠港时所说的话（可能是谣传）。在1944年初，他告诉记者：“我们一定要去东京，到了东京之后，我们将会在东京的旧址上搞个小小的庆祝。”[60]哈尔西曾在私下里说（可能是开玩笑），应该阉割所有的日本男人，并切了所有日本女人的卵巢。他曾告诉特纳，他希望能把山本五十六用铁链子拴着在华盛顿游街示众，“你们其余的人就去尽情嘲笑他”。[61]在几次公开演讲中，他似乎暗示，被日本民众奉为仁爱父神的裕仁天皇在日军战败后会被处决。1943年1月2日，哈尔西说出了他对战后占据日本的设想：“我们将会跨过日本所有的小村庄，在东京［让占领军］放纵一下。他们在那个城市里可以为所欲为。”[62]

语言不等同于行动，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如果哈尔西真有这样的机会，他会下令摧毁一个城市，阉割居民，把人们都弄成阶下囚，并肆意违反《日内瓦公约》。哈尔西对敌人的恨是十分真切的，盟国的军人和民众也深有同感。考虑到这场野蛮战争的特殊背景，最好将他的标志性口号理解成愤怒的表达而非真正的威胁。在这个怒吼的演员背后，实际上是一个细致入微、性格复杂的人。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讽刺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哈尔西竟然公开谴责向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决定。

更有意义的是现实问题。哈尔西在战时发表的愤怒讲话，如果说对盟军有鼓舞士气的作用的话，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这些话有什么坏处吗？战后他解释道，他是想通过破除日军“超级战士”的神话来激励战斗部队，而这一神话是日军在战争初期胜仗不断制造出来的。但更有可能的是（通过他的战时信件和与他工作关系密切的人的观点来判断），哈尔西盛气凌人的演说根本没有预先设定的目的。他仅仅是发泄自己的感情，却从来没有思考过这样做的后果。很明显他没有想到过，他可能直接给了日本的鼓吹者可乘之机，这些人在报道的时候完全可以罔顾事实，宣称美军有一名战区司令威胁要屠杀整个日本民族。

不把敌人视为人是战争不可避免的罪恶之一，但是每个指挥官都有责任控制军队的兽性。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有极少数美国步兵干过切掉敌人头颅的事情。最普遍的做法是摘走日本兵的金牙，但是也有士兵把割下来的耳朵挂在腰带上，把牙齿做成项链，把敌人的头颅穿在杆子上，把头骨放到坦克上。早在1942年9月，尼米兹就下令“禁止将敌军的身体部位当作战利品”，并警告说违反者将会面临“严厉的军纪处罚”。[63]后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许多命令也强调了这一点。但是将敌人的身体部位当作战利品拿走的行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存在，甚至在美国的媒体中也有所报道。1944年5月，《生活》杂志《本周照片》栏目刊登的图片，是一个女人在欣赏一个日本人的头骨，这个头骨是她当海军上尉的男朋友送给她的。一个月后，罗斯福收到了一把由日军士兵胳膊上的骨头雕刻成的开信刀。（总统刚开始收下了它，但后来退回并下令埋了它。）

日本的新闻媒体很快就开始利用这样的报道。他们截取出哈尔西的演讲中对他们不利的部分，断章取义，从而为日本战时宣传提供了大量的材料。真相和假象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美国人被看作野兽、野蛮人和恶魔的化身。向这样的敌人投降简直不可想象。因此，全民都必须参加保护家园的战斗，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要奋战到底。1944年至1945年，日军战败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美国人也要像日本人一样付出性命的代价。

1942年新年的前夜，哈尔西在努美阿港的旗舰“阿尔贡号”运输舰上与一群记者会面。有人问1943年的战争前景如何，哈尔西高声宣布：“胜利。轴心国势力将全面而彻底地战败。”[64]记者们请他说得更详细些，他坚定地声称，年底美军将会占领东京。记者们想必是被自己的幸运惊呆了，提交了他们的采访，这一草率的预言很快便登上了全美国报纸的头版。两天后在新西兰，哈尔西仍然坚持己见。他对《新西兰先驱报》说：“我们还有363天来实现我的诺言，我们一定要实现。”[65]

在战后的自传中，哈尔西坦陈他知道自己许下的承诺是无法实现的。战争不可能在1943年结束，甚至1944年都不会结束。他说出这个不切实际的预言是为了提升军队的士气，巩固新西兰总理彼得·弗雷泽的政治地位。几周之后，他就开始意识到，他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征兵局叫苦连连。制造业领袖害怕工人们会辞职。有谣言称哈尔西接受媒体采访时喝醉了，诺克斯部长和金将军不得不出面澄清。哈尔西的这段不切实际的言论此后还会一遍一遍地打他自己的耳光。最后他不得不抵赖，拒绝承认自己说过这话，这让他非常没面子，也让日本的撰稿人高兴不已。

德威特·佩克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曾在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任职，他说哈尔西的多嘴和志在必得的气势只是为了满足公众的需求而已。“公众对他的印象来自报纸和其他东西，以为他是一个‘去他妈的鱼雷，全速前进！’这种鲁莽的人。事实上他并非如此。……我从没有见他做出过任何一个鲁莽的决定。他是一个很有头脑、聪明、强有力的领导者。”[66]哈尔西主张在做决定前对全局有个把握。他想倾听每一条反对意见、每一条论据，他还鼓励下级军官和士兵畅所欲言。他是一位果敢又不盲目的战略家。他对细节有着很好的把握，能看到事情的方方面面，能正确地预测风险。一位在努美阿拜访过哈尔西的英国军官认为，这位将军的外貌和举止十分有意思——他不拘礼节，友善而幽默，穿着短裤，浅卡其色衣服上没佩戴徽章。“我记得我当时想过，他可以当一位牧师，一个快活的人，一个旧时的农民，或者像朗·约翰·西尔弗那样的大盗。但在和他分别后，重新思考他说过的话时，我意识到，说出这些话的，是这场战争中的重要海军将领之一。”[67]

哈尔西把自己的航母特混舰队中的几位核心成员带到了南太平洋。迈尔斯·布朗宁给他当过一年多参谋长，此时在南太平洋继续担任这一职务。一同前来的还有朱利安·布朗（负责情报）、道格·莫尔顿（负责空中作业）和比尔·阿什福德（副官）。海军陆战队的德威特·佩克将军在1942年8月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战之前，曾是一名出色的作战计划员，如今恢复了这一职务。前明尼苏达州州长哈罗德·史塔生1943年3月上船担任参谋长助理。尼米兹勤务部队的指挥官威廉·卡尔霍恩少将来接管南太平洋的后勤工作。约翰·雷德曼上校担任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通信官。即便拥有这样精干的队伍，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在1943年年末之前仍是人手不足，负担过重。尼米兹不止一次地催促哈尔西及时提供作战报告。[68]以斯普鲁恩斯的恰当评价来讲，“哈尔西是一位极好的战士和领导者，但他不适合做一名管理者”。[69]

哈尔西决心避免重蹈戈姆利的覆辙，不因琐事而陷入困境。他把职权尽可能分给其他人，给自己留出时间和精力去做更重要的决定。接管努美阿后不久，他就晋升为海军上将，成为第六位拥有这一卓越军衔的海军将领。他的意见在华盛顿变得更有分量，他也借助这一点拒绝了将他的几位重要军官调回首都的决定，同时他还要求调来更多的人。他为这些军官争取升职，并威胁称如果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会自己给他们升职。南太平洋战区的组织稳步扩大，最后达到了300多人，包括海军、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军官和士兵。哈尔西有一项过人的本领，能记住别人的名字和相貌。他对士兵直呼其名，还能回忆起他们过去服役时的细节。他拥有极为开放的态度。一名军官回忆道：“哪怕一个看门的想见哈尔西，他也不拒绝。”[70]

南太平洋战区的参谋人员形成了重要的团体精神，代表作风是不系领带（哈尔西规定的）。一个海员在日记中写道：“他想让士兵舒服一点。他不喜欢这些规章制度。”[71]这个“不系领带”的规定不单单是为了让士兵在闷热的环境里舒服一点。陆军军官平时就不系领带，哈尔西不想让这成为一个军种的象征。他对军官们说：“我不想让任何人从陆军、海军或海军陆战队的角度来考虑事情。如果我要他脱下军装，再给他发一套后面印着‘南太平洋战斗部队’的制服，每个人都必须理解。大家会理解的。”[72]

努美阿是一个缺乏生气的小殖民地首府，虽然有些破败，但同南太平洋的绝大多数海港相比，这里还是很不错的。范德格里夫特回忆它时，称“这里尽管破败，却朴素得令人愉悦，房子的二楼都有环廊，百叶窗的旁边满是盛开的花朵”。[73]这座城市是法国殖民地，只要有钱，就能在这里买到美食和美酒。种植园的大人物住在山上通风透气的豪宅里，房子侧面是一排排优美的椰子树。他们的女儿是当地人的偶像，经常穿着洁白无瑕的丝质裙子。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从没见过她们，但是知道她们的长相和名字，只有军官才能一睹她们的芳容，而且只能是相亲的时候才行。法国的殖民者没有因为美军的涌入而欣喜不已，但他们觉得，如果一定得有盟军涌入，那美国兵总比英国兵好。

随着哈尔西部下的增加和南半球夏季的来临，人们逐渐意识到，“阿尔贡号”无法容纳巨大的司令部。当地的法国官僚过去一直不配合，不同意戈姆利征用岸上的房子安置司令部，但哈尔西下定决心，要办成前任没有办成的事。他派朱利安·布朗上校作为使者去见法国总督马里·亨利·费迪南德·奥古斯特·蒙特尚阁下。布朗在法军服役过，曾被授予绶带和法国十字勋章，他去见总督的时候戴上了这些。布朗请求在城里或岛上的其他地方为士兵准备合适的住所。蒙特尚问他：“这样我们能得到什么？”布朗回答他说：“我们会继续保护你们，就像以前一样。”在随后的会议上布朗补充说：“我们要准备战斗，不能再花时间在这些小事上了。我冒昧地提醒一下阁下，如果美军不在这里，来到这里的就是日本人了。”[74]

值得称赞的是，哈尔西没有表现出征服者的盛气凌人之势。他个人很喜欢蒙特尚总督，他评价这位总督是“一位很好的老先生，一个久经考验的好士兵——不过有点不中用了”。[75]但戴高乐派来管辖南太平洋的是乔治·蒂埃里·阿让利厄，他是“自由法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高级专员，想法经常同美军背道而驰，或者说经常无视美军提出的要求。当地的殖民者心怀鬼胎，哈尔西和他的军官逐渐才意识到这一点。对维希政府心怀同情的人和忠于戴高乐“自由法国”的人之间的紧张局势使得政治十分复杂。法国在新喀里多尼亚有大约2 000名士兵，哈尔西认为很容易把他们合并到一两个兵营里。哈尔西提出，他可以为岛上的所有法国军队提供粮食，作为回报，美军要获得一些营房。但是这件事直接汇报给戴高乐时，他给的答复是否定的。哈尔西在1943年1月8日写给尼米兹的信中说：“这里的整体情况真的十分棘手。好在我们同他们的来往很少，但每次来往，他们都想给我们添麻烦。……情况通常是这样的：所有活都是我们干的，他们负责把我们的成果都拿走。”[76]

法国后来做出了很多承诺和小小的让步。最终，法国人同意让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搬到努美阿附近一个旧兵营里。哈尔西和他的高级参谋搬到了前日本领事馆去住，这是一个不太大但很舒服的砖房，建在山上，可以俯视海港。日本领事此时被拘禁在澳大利亚，他的家具、艺术品和生活用品都留了下来。领事馆里的画上和刺绣上绘着艺伎、鲤鱼和富士山，能在这里生活，哈尔西非常享受，尤其是在每天早上护旗队升起美国国旗的时候。他告诉尼米兹：“我们很喜欢他的银器、瓷器和很多其他的器具。糟糕的是，这些家具（椅子、沙发之类的）都是为那些罗圈短腿的杂种设计的。我们的脖子后面靠不着东西。”[77]一个菲佣打碎了领事的一件瓷器，哈尔西对他说：“让它见鬼去吧。反正是日本人的东西。”[78]

参谋长迈尔斯·布朗宁上校从1938年就跟随哈尔西。他是海军早期的飞行员之一，在1924年获得飞行资格，为发展航空母舰的原则和战术做出了巨大贡献。布朗宁向来性格暴躁，爱发脾气，但在1943年初，他似乎要在长期服役的压力下崩溃了。他开始酗酒，和多位军官发生冲突，并且不让别人接触哈尔西。有传言称他和另一名海军军官的妻子有染，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1943年1月诺克斯部长访问努美阿时，对布朗宁寡言无礼的行为感到十分吃惊。对布朗宁的抱怨传遍了华盛顿的海军部，金将军不顾哈尔西的强烈反对，把布朗宁召回美国，让他指挥新的“大黄蜂号”（CV-12）。南太平洋战区的新参谋长是罗伯特·卡尼，在此后的战争中他一直辅佐着哈尔西。

新的超级战列舰“武藏号”在1月23日泊入特鲁克潟湖，这艘战舰的大小和“大和号”差不多。[79]它在退潮时从北海峡进入，和联合舰队的其他船停在一起，离它的姊妹舰不远。和“大和号”一样，“武藏号”的船员也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主要的武器是18.1英寸口径的巨炮（这是世界上口径最大的海上武器），并且据说它“不会沉没”。和它的姊妹舰一样，“武藏号”在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处在停泊状态，周围挂着防雷网。如果以海战所需的高速巡航，这两艘巨船都需要大量的燃油——而在1943年，石油供给对日军而言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在最后一批日军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一天之后，山本把司令旗从“大和号”移到了“武藏号”上，后者本来就是以联合舰队旗舰的标准打造的。伴着军乐队演奏的国歌，小船把他带到了“武藏号”上。他穿着崭新的金边白制服，戴着白手套检阅部队，然后搬到了带有空调的新套间里，这个套间和“大和号”上的一样高级和宽敞。宇垣当天下午也跟着搬了过去。

在偷袭珍珠港以后的14个月里，山本五十六老得很快。他的短发几乎都变白了，眼睛也很无神。他很少从房间里出来，偶尔出来一下，往往是跟出航的舰船或飞行中队打招呼（挥帽致意）。有时他会加入参谋们玩的在桌子上掷杯具的游戏。在一封1943年1月底写的信里，他声称从前一年8月开始只上岸了四次，上岸也仅仅是为了去医院看望生病或受伤的士兵或是参加丧葬仪式。还有些消息称，山本五十六是潟湖岸上一家“海军餐厅”的常客。这个场所实际上是东京湾横须贺镇守府旁边一个出名的妓院建的。

联合舰队总司令看起来已经屈服于他的命运。有人在1942年10月问他战后想做什么，他回答道：“我认为我要么被送上断头台，要么被送到圣赫勒拿岛。”[80]还有几次他说自己不指望活到战后。他为舰队损失了如此多军官和士兵而悲叹，尤其为那些坚决不离开沉船的指挥官叹息。日本人有个信条，认为对于船长来说，应该是船在人在，船亡人亡。山本五十六主张改变这种信条，但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它已经深深地扎在日本海军军官的脑海里。他喜欢对人类的存在进行反思。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想知道天堂如何看待地球这一宇宙小黑点上的人们，因为他们关于过去几年的所有讨论与永恒相比都不过是一刹那，只是‘紧急时刻’而已。这真是荒谬。”[81]

尽管山本五十六不能公开这么说，但他肯定已经知道日本正在走向灾难性的失败。他曾动用他全部的政治影响力阻止和美国开战。他已经警告过日本人，美国以其强大的工业力量最终一定会打败日本。他于1942年6月向中途岛发动的进攻旨在让战争速战速决。进攻中途岛失败后，这场战争便注定变成一场持久的消耗战，日军不可能获胜。他经常批评日本海军指挥官以及陆军指挥官（尤其是后者）向美军开战时“盲目乐观”。

在1943年4月3日的早上，山本和宇垣在十几个联合舰队参谋的陪同下，登上了两架川西水上飞机，前往拉包尔。从那里他们可以监督I行动——向所罗门群岛南部和新几内亚的盟军舰船和基地发起空中反击的行动。山本五十六住在拉包尔后面山上的一个小屋里。在那一周剩下的时间里，他视察了飞机场和其他军用设施，还同集中在新不列颠岛的各个指挥所的海陆军指挥官见了面。他像往常一样，站在某个明显的位置挥帽致意，祝起飞的航空中队好运。

在接下来的连续十天里，得到大力增援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向瓜达尔卡纳尔岛、莫尔斯比港、米尔恩湾和拉塞尔群岛的盟军舰船和基地发起进攻。4月7日，有200多架飞机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这场突袭比日军为夺下瓜达尔卡纳尔岛而进攻的那五个月里发起的任何一次袭击都要猛烈。日军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和往常一样，回去之后夸大其词，大肆宣扬自己的战果，说他们摧毁了美军几十艘船，上百架飞机。（事实上，I行动只摧毁了盟军25架飞机、1艘驱逐舰、1艘护卫舰、1艘油轮和2艘运输舰。而日本在战斗中损失了40架飞机。）山本五十六因表面的胜利振奋起来，下令缩小行动规模。他宣称自己将在18日对布因、巴拉莱和肖特兰岛的前线基地进行为期一天的视察。总司令的行程在4月13日从拉包尔通过无线电传送到了各个司令部。

这一无线电信号也被盟军的监听站侦听到了。珍珠港的密码分析专家们立刻着手破解，很快就破译了它的内容。阿尔瓦·拉斯韦尔少校是约瑟夫·罗奇福特的作战情报站（“海波站”）的值勤官，他首先破译了密文并称之为“头奖”。[82]关于山本五十六的密文很容易推断出来，这样一来拉包尔、巴拉莱和布因的地理代号也就很容易获得了。不止如此，这条信息还包含了一个特殊内容——山本五十六将会乘坐一架中型轰炸机，在六架战斗机的护送下，“8点整到达RYZ位置”。这就意味着山本的飞机将在18日早上出现于布干维尔岛的南端。这个位置恰好位于亨德森机场的战斗机攻击范围内。拉斯韦尔和情报分析师贾斯珀·霍姆斯将密文带到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并把它交给了舰队情报官莱顿，莱顿在4月14日早上8点刚过就把密文放在了尼米兹的桌子上。

尼米兹仔细看了看墙上的地图，确定山本五十六的飞机进入的空域美军从瓜达尔卡纳尔岛起飞的战斗机也可以到达。他问莱顿：“我们要试试干掉他吗？”[83]

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首先，依据军队骑士精神的传统观念，是否可以将联合舰队的总司令作为攻击目标？就像当时的大多数海军军官一样，尼米兹在战前和日本海军军官有过交往。他不是一个复仇心重或是血腥成性的人。在过去的时代，美军司令或将领绝不会专门挑敌方的同级别军官作为刺杀目标。乔治·华盛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下令刺杀威廉·豪，罗伯特·李也不可能派人刺杀尤利塞斯·格兰特。但20世纪的战争不同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战争。即便是以整个二战的标准来看，太平洋战争的暴行也是从未间断的。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发动的不是有限战争，它也没有要求过进行有限战争。在此前的日俄战争（1904—1905）中，日本的地面部队和海军严格遵守战争的准则。关押俄军囚犯的地方很舒服，伙食不错，战俘也得到了良好的医疗护理。他们对香烟、烈酒和读物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在关押过程中去世的战俘都以军礼埋葬。如果日军在这次战争中也实行这样的骑士做法，尼米兹可能会犹豫是否下令。但日军在中国、菲律宾、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暴行让这个事情变得很简单了。

第二个问题是战略方面的。打死山本五十六是否明智？正是这个人策划并实行了灾难性的中途岛行动，正是他让日本在中途岛损失了4艘航空母舰和上面的所有飞机。山本五十六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也出现了失误，他不应该派零散的航空部队和地面部队增援驻岛部队。日军逐渐走向失败，他显然“功不可没”。难道不该让他继续犯错吗？但是私下里认识山本五十六的莱顿认为，他是日本最受尊敬的军事领导人，他的死会对军队的士气造成“极大的打击”。他说：“尼米兹将军，这就像对手把你射杀后的影响一样。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你。”尼米兹被说服了，他向哈尔西发去一封“收件人亲启”的信，让哈尔西暂停行动，并派出战斗机进行拦截。他在信末写道：“祝好运，狩猎成功。”[84]

哈尔西收到这封密信时，已经因为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偶然遇到的事而提前知道了山本五十六的行动。哈尔西当时正在视察海军设施，顺便去了趟通信情报处。文书军士肯尼思·A.布利耶正在处理一份解密的草稿，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站在桌边问他：“你忙什么呢，孩子？”布利耶解释过后，哈尔西提高了嗓门，跟整个情报处的人说：“该死，你们不要再管山本五十六的事了。我自己去干掉那个狗娘养的！”[85]

布干维尔岛南部离亨德森机场400多英里，但飞机会绕路飞行，以免被发现。这项任务需要飞行大约1 000英里，这对于飞行距离最长的战斗机也是个考验。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海军陆战队航空兵指挥官把这项任务派给了陆军第339战斗机中队，他们的洛克希德P-38“闪电”战斗机的作战距离可以和更轻的零式战斗机相媲美。P-38配有贫燃料复合物和可弃油箱，飞行距离很长（恰好够长）。但是时机的选择需要非常准确，因为飞机没有多余的燃料等待敌机出现。第339战斗机中队的约翰·米切尔少校被派去率领由他亲自挑选的飞行员驾驶的18架P-38战斗机。其中四架战斗机被指派为“杀手”，负责攻击山本五十六及其他高级军官所乘的中型轰炸机；其余的战斗机专门对付护航的零式战斗机，为杀手提供掩护。米切尔的飞行计划是让中队在早上9时35分直接飞抵巴拉莱机场的进场航段上。

山本五十六一行人于早上快到6点时抵达拉包尔的拉库纳依机场。他们登上两架等候已久的G4M“贝蒂”中型轰炸机——山本五十六上了一架，宇垣上了另一架。两人都穿着绿色卡其布军装和飞行员的长靴。（人们认为山本五十六平时穿的白礼服对前线而言过于正式了。）飞机呼啸着从跑道上起飞，飞过守卫着海港入口的灰色破火山口。天气晴朗，能见度高，天上偶尔会有几片云彩。两架轰炸机在6 500英尺的高空排成密集队形飞行，以便宇垣从另一架飞机的窗户上清楚地看到山本五十六，距离近到两架飞机的翼梢差点碰到。护航的零式战斗机在两侧飞行，时远时近。它们呼啸着向东南方飞行了一个半小时，紧贴着布干维尔岛南端。[86]

在机群开始朝巴拉莱降低高度时，宇垣打起了瞌睡。9时43分，他醒了过来，发现他的飞机正在大角度俯冲。飞行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护航的零式战斗机突然的躲避动作让他意识到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丛林密布的山上的墨绿树冠离他们越来越近。机枪手打开炮门准备开火，风声、机枪声夹杂在了一起。宇垣告诉飞行员要尽量靠近山本的飞机，但为时已晚；在他的飞机转弯向南飞时，他瞥到长官的飞机正在“摇晃着向南，减速飞过丛林的顶端，冒出黑烟和火焰”。他的视线被挡住了，下一次望过去时，只能看到丛林里冒出一股浓烟。[87]

宇垣的飞机飞过莫伊拉海角，飞到海面上空，平稳下降并加速。然而，两架P-38追得很紧，0.50英寸的子弹开始猛击到他所乘飞机的机翼和机身上。飞行员想拉升，但螺旋桨浸在了海水里，飞机猛地朝左翻滚。宇垣被从座位上甩了出去，撞到了飞机内部的舱壁上。海水开始往飞机里灌，他想：“这就是我宇垣的末日了。”[88]然而，不知怎的，他和三名同行者成功脱身，游向海滩。岸上的日本兵帮他们登陆上岸，并把他们送往布因。

山本的飞机在坠落的过程中向内陆飞行了大约4英里，坠进了原始丛林里。搜救队花了一天多的时间才找到飞机坠落的地方。飞机上没有幸存者。据目击者说，山本直身坐着，仍然紧紧捆在他的座位上，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还放在佩剑上。他的下颌中了一枪，子弹从他的太阳穴里射出；另一发子弹打穿了他的肩胛骨。人们把他的尸体用榕树叶包起来，沿着小路带到瓦马伊河河口，用船运往布因，在那里把他放在一个填满枯树枝和汽油的坑里火化了。他的骨灰被带去特鲁克，存放在“武藏号”作战指挥室的一个祭坛里。

山本的死讯一开始仅为一些高级军官所知，作战指挥室和总司令房间的走廊都不许普通人接近。但这一消息还是很快就传到了“武藏号”的船员耳中。有人看见宇垣将军身上包满了绷带；装着山本骨灰的白盒子被带上船时，有人瞥见了一眼；熏香的味道从他的房间里飘出来。古贺峰一大将很快就被任命为新的总司令，并在4月25日从日本飞到这里。最后，山本的死讯通报给了全体士兵。在日本，这一消息被封锁了一个多月。

5月22日，山本去世的消息登上了日本国家广播网NHK（日本放送协会）的新闻。主持人在宣读这个消息时放声大哭。一辆专车把山本的骨灰从横须贺运到了东京。包括皇室家族在内的人在上野车站等候他的骨灰到来。日记作家清泽冽写道：“人们心里都在因未来战争的黑暗前景而伤感不已。”[89]

在1943年6月5日，中途岛战役一周年时，日比谷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国葬。成千上万的人来此致敬。从“武藏号”的下级军佐里选出的护柩者抬着他的棺木，披着白衣，穿过日本国会和皇宫。海军军乐队演奏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山本的棺木被放到灵车上，带到郊区的多磨墓地，安放在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陵墓旁边的一个刚挖好的墓穴里。

山本生前的老朋友和同事拒绝了建立“山本神社”的提议。米内光政将军还记得，山本将军一直都不喜欢对军官进行神化。米内光政说：“山本将军不喜欢这样的事情。如果你们将他神化，他会比所有人都难堪。”[90]

[1] 这个名字是用“瓜达尔卡纳尔岛”玩的一个文字游戏：日语里“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简称Gato与“饿岛”谐音。——作者注

[2] Masanobu Tsuji, “Guadalcanal,” p.28, unpublished memoir dated May 31, 1967, John Toland Papers, Series 1: The Rising Sun, Box 17.

[3] Ibid., p.46.

[4] “Address or Message of Jap Detachment C.O.in Solomons,”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Coll/606, Box 26.

[5] “Diary Taken at Kokumbona,” entries dated December 23 and 26, 1942,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6] Lt.Ko-o’s diary excerpted in Masanobu Tsuji, “Guadalcanal,” p.51, unpublished memoir dated May 31, 1967, John Toland Papers, Series 1: The Rising Sun, Box 17.

[7] Entry dated December 8, 1942,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301.

[8] Entry dated Monday, November 16, 1942, in ibid., p.276.

[9] Raizo Tanaka, “The Struggle for Guadalcanal,”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pp.198-99.

[10] Ibid., p.200.

[11] CINCPAC to COMINCH, “Solomon Islands Campaign, Fifth Battle of Savo, 30 November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0.

[12] CINCPAC to COMINCH, “Solomon Islands Campaign, Fifth Battle of Savo, 30 November 1942,” in ibid.

[13]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5, p.315.

[14] CINCPAC to COMINCH, “Solomon Islands Campaign, Fifth Battle of Savo, 30 November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0.

[15] Raizo Tanaka, “The Struggle for Guadalcanal,”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204.

[16] Ibid., p.206.

[17] Hitoshi Imamura, oral history, in Brawley, Dixon, and Trefalt, eds., Competing Voices from the Pacific Wa, p.108.

[18] Entry dated December 7, 1942,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297.

[19] Entry dated December 8, 1942, in ibid., p.299.

[20] Kokusai Shashin Joho (International Graphic Magazine), Vol.21, No.12, December 1, 2602(1942).

[21] Foreign Minister Tani quoted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113.

[22] Tojo speech excerpted in ibid., p.155.

[23] Entry dated November 4, 1942,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283.

[24]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157.

[25] Joichiro Sanada, “Statement Concerning Particulars of Evacuation from Guadalcanal Island,”January 20, 1950, John Toland Papers, Box 3, “Guadalcanal.”

[26] Gen.Kenryo Sato, “Dai Toa War Memoirs,” p.10, John Toland Papers, Box 16.

[27] Joichiro Sanada, “Statement Concerning Particulars of Evacuation from Guadalcanal Island,”January 20, 1950, John Toland Papers, Box 3, “Guadalcanal.”

[28] Joichiro Sanada, “Statement Concerning Particulars of Evacuation from Guadalcanal Island,”January 20, 1950, John Toland Papers, Box 3, “Guadalcanal.”

[29] Masanobu Tsuji, “Guadalcanal,” p.57, unpublished memoir dated May 31, 1967, John Toland Papers, Series 1: The Rising Sun, Box 17.

[30]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461.

[31] Joichiro Sanada, “Statement Concerning Particulars of Evacuation from Guadalcanal Island,”January 20, 1950, John Toland Papers, Box 3, “Guadalcanal.”

[32] Adm.T.Koyanagi, memorandum entitled “The Retreat from Guadalcanal,” dated May 1, 1967,John Toland Papers, Box 3, “Guadalcanal.”

[33] CINCPAC to COMINCH, “Solomon Islands Campaign—Fall of Guadalcanal, period 25 January to 10 February, 1943,” April 17, 1943,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0, item 64, p.13.

[34] Adm.T.Koyanagi, memorandum entitled “The Retreat from Guadalcanal,” dated May 1, 1967,pp.6-8.John Toland Papers, Box 3, “Guadalcanal.”

[35] Yahachi Ishida letter (undated) in Gibney, ed., Senso, p.132.

[36] CINCPAC to COMINCH, “Solomon Islands Campaign—Fall of Guadalcanal, period 25 January to 10 February, 1943,” April 17, 1943,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0, item 64, p.14.

[37] Adm.T.Koyanagi, memorandum entitled “The Retreat from Guadalcanal,” dated May 1, 1967, p.6, John Toland Papers, Box 3, “Guadalcanal.”

[38] CINCPAC to COMINCH, “Solomon Islands Campaign—Fall of Guadalcanal, period 25 January to 10 February, 1943,” April 17, 1943,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0, item 81.

[39] Glen C.H.Perry’s notes, December 2, 1942, in Perry, Dear Bart, p.114.

[40] Agawa, Reluctant Admiral, p.342.

[41]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ix.

[42]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93.

[43] Nobutake Kondo, “Some Opinions Concerning the War,” in Goldstein and Dillon, eds., Pacific War Papers, p.313.

[44] “Fire Scroll,” Book of Five Spheres, 引用自Cleary, Japanese Art of War, p.81。

[45] Raizo Tanaka, “The Struggle for Guadalcanal,”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209.

[46]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164.

[47] 米切纳的书于1948年获得普利策奖，这部获奖作品与同名音乐剧以及电影有很大不同。《南太平洋的故事》是他写的第一本书，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这本书出版的那年他正好满40岁，但他到1997年去世前一直笔耕不辍，竟然写完了超过50本书。——作者注

[48]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208.

[49] Vollinger, “World War II Memoirs of John Vollinger.”

[50] Robert Bostwick Carne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289.

[51] Pyle, Last Chapter, p.5.

[52] Potter, Bull Halsey, p.245.

[53] Ibid., p.247.

[54] Capt.C.W.Fox, Supply Corps, USN, oral history, p.10, recorded July 9, 1943,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9.

[55]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72.

[56] Capt.C.W.Fox, Supply Corps, USN, oral history, p.10, recorded July 9, 1943,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9.

[57] Entry dated November 4, 1943, in Fahey, Pacific War Diar, p.71.

[58] “Bull’s-Eye.”

[59] Halsey to Nimitz, October 31, 1942, 引用自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pp.172-73。

[60]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p.79.

[61] Solberg, Decision and Dissent, p.37.

[62] Lodge, “Halsey Predicts Victory This Year.”

[63] Fussell, Wartime, p.117.

[64] Lodge, “Halsey Predicts Victory This Year.”

[65] New Zealand Herald, January 7, 1943, excerpted in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43.

[66] DeWitt Peck, CCOH Marine Corps Project, No.701, p.121.

[67] Capt.Harold Hopkins, RN, to Edwin Hoyt, June 8, 1969, 引用自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 p.169。

[68] Halsey to Nimitz, December 11, 1942, William Frederick Halsey Papers.

[69] Spruance to Nimitz, February 18, 1960,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2,Folder 5.

[70] Robert Bostwick Carne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293.

[71] Entry dated November 4, 1943, in Fahey, Pacific War Diar, p.71.

[72]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39.

[73]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217.

[74]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37.

[75] Halsey to Nimitz, January 8, 1943, p.6, William Frederick Halsey Papers.

[76] Halsey to Nimitz, January 8, 1943, p.6, William Frederick Halsey Papers.

[77] Halsey to Nimitz, November 29, 1942, p.1, William Frederick Halsey Papers.

[78]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38.

[79] 这艘战舰是以武藏省（旧地名，范围包括东京的一部分及其南部的几个地方）命名的，而非得名于著名的武士宫本武藏。——作者注

[80] Agawa, Reluctant Admiral, p.331.

[81] Ibid., p.336.

[82] Layton, Pineau, and Costello, “And I Was There,” p.474.

[83] Ibid., p.475.

[84] Edwin T.Layton, oral history, in Stillwell, Air Raid, Pearl Harbor!, p.276.

[85] Kenneth A.Boulier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236.

[86] Entry dated April 18, 1944,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p.330, 353.

[87] Entry dated April 18, 1944, in ibid., p.354.

[88] Ibid., p.355.

[89] Entry dated May 22, 1943,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29.

[90] Agawa, Reluctant Admiral, p.392.

第八章

1942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第1陆战师的老兵们离开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他们疲惫不堪，浑身是泥水，胡子拉碴，一道道的裂纹快要把靴子撑开，枯瘦的双腿拖着磨破的工装裤。许多人已经非常憔悴，疾病缠身，根本没有力气从小船上爬到停泊在隆加角的运输舰上。敏捷又健壮的水手们得把货网扔进海里，把绳子绑在老兵们的腋窝下，然后把他们拉过栏杆，拖到甲板上来。老兵们四仰八叉地躺在甲板上，终于可以确定自己要远离那令他们厌恶的小岛了。至少有八成士兵反复因疟疾而发烧，靠着常规剂量的疟涤平勉强遏制病情发展。他们最初被送到凯布尔营地，这里距澳大利亚布里斯班40英里，是一个帐篷搭建的简陋营地，后来他们又乘船转移到墨尔本。这座维多利亚州的城市景色优美，位于澳大利亚南部，气候温和。他们将在这里度过数月，休养身体，并为下次作战任务进行训练。

同年，美国战争部出版了一本手册，名叫《驻澳美军指南》。这本手册提供了在任何民用旅行指南上都能看到的一些信息摘要，介绍了当地的人口（少于纽约市）、地理状况（和美国面积差不多大）、自然史（是最古老的一个大洲）和历史（回避了大量像“最初这个国家只是个流放地”这样的敏感话题）。手册的作者竭力强调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相似之处。两国人民都说英语，都具备开拓进取精神，都有自由选举领导者的权利，都追求人身自由，都爱好体育运动，并且都在对抗法西斯轴心国的每一个战区中抛头颅洒热血。当然两个国家也有很多不同，如传统、礼仪、思维方式等。手册中提示：“你个浑蛋”（bahstud）没有诋毁的意思，反而可以表达“喜爱”之情——“但重点是他们喜欢我们，我们也喜欢他们。……澳大利亚人民给了我们最热烈、最真诚的欢迎，我们可不能让他们失望。”[1]

这最后一点显然是从海军陆战队士兵走下舷梯、来到墨尔本码头上那一刻就能感受到的，因为有一个铜管乐队正在演奏《星条旗永不落》以迎接他们。他们集体乘火车去往市中心，到了车站，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竟有这么好的运气。铁路边竟有一排为他们加油欢呼的女人。女人们向他们飞吻，挥舞着小型美国国旗，伸手去够海军陆战队员伸出的手。几个陆战团被派往各个郊区——巴尔科姆、玛莎山、巴拉腊特——第1陆战师最幸运，因为他们被派到了墨尔本板球场，靠近市中心，为他们准备的一层层铺位已经安装在巨大的看台上。在那个半露天的营房里，老兵们解下行囊。由于空间狭小，行囊部分暴露在风雨中。但没有人抱怨。罗伯特·莱基说，他们最感兴趣的是聚集在球场外的女人们。这些女人“尖叫着，咯咯笑着，挥动着手绢，使劲把手伸过围栏来，想跟我们接触”。[2]她们告诉陆战队员自己的电话号码，以换取他们的签名。

军队纪律涣散了。士兵们每天都擅离职守。女人们天天来找值日军官，请求“让一名海军陆战队员陪她们散步”。[3]晚上，卫兵们把步枪靠在篱笆上，然后人就消失在维多利亚公园的草丛里了。一名中士嘲讽道，海军陆战队有史以来从没有过这么多人志愿站岗。

澳大利亚大部分的年轻男性去了海外，造成国内男女比例失调。战争和侵略带来的威胁已经颠覆了传统的道德束缚——明天和死亡不知道哪一个会先到来，还是及时行乐为上策。许多澳大利亚女性大方地承认她们觉得这群新来的美国大兵魅力四射，让人着迷。战前，她们只在收音机或电影里听到过美式口音的英语，多出自银幕偶像之口，比如克拉克·盖博和加里·库珀。听到美国大兵亲口说的美式英语，她们感觉很有异国风情，极富魅力。1942年年初和年中，她们担心受到侵略，害怕经历残酷的战争，现在大量盟军的到来给了她们渴望已久的安全感。

与澳大利亚那些“挖煤的”相比，美国人穿着做工精细又合身的制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骑士风范。美国人兜里有钱，又舍得为她们花钱。美国人踩着稀奇古怪的爵士舞步，跳着吉特巴舞、查尔斯顿舞或摇摆舞（Shim Sham）。女士进门时，房间里的美国人会站起来，帮忙扶门，挪出椅子，然后会主动斟酒、点烟、买花、买礼物。这里的女人从未期待过男人会为她们做这些事，乍一接触还真有些不习惯。新奇的事物总是令人陶醉。

亚历克斯·黑利曾是弹药运输船“姆齐姆号”上的一个年轻食堂服务员，后来成了小说《根》（Roots）的作者。黑利一直在向纽约的杂志投爱情小说，但都遭到拒稿。1942年舰船驶离布里斯班后，黑利发挥写作才华，帮船员们给他们在澳大利亚闲暇时光里遇到的女人们写信。黑利从自己未出版的小说中摘抄段落，写入信里。他抄了几个副本，以便书信循环利用，后来甚至还建立了归档系统——最后有300封信被归到12个活页夹里——以确保同一个女人不会收到两封同样的情书。黑利回忆道，舰船返回布里斯班时，一个又一个同伴在镇上度过自由之夜后得意地回来，“讲述自己那美妙而浪漫的辉煌‘战绩’”。[4]

澳大利亚男子绝不缺少得体的礼仪意识。他们和蔼可亲，讲话直率，诚实正直。他们也没有什么心计，乐于交友。他们经常和美国人这样打招呼：“不错呀，美国兵！”要是有美国人在弗林德斯街向他们问路，他们不会只是指指方向，而是会领着问路人走出八九百米甚至更远，确保问路人能找到要去的地方。但是这些澳大利亚“挖煤的”可不会把他的女人当公主或瓷娃娃一样宠爱。澳大利亚男人会和哥们儿一起喝酒，但不会男女打成一片。美国人可不知道有这样的约束，也不觉得应该受这些限制。女人一出现，本来坐着的美国人就会立刻起身，然后开始他那一套在澳大利亚男人眼里优柔寡断、没男子气概的求爱套路。在澳大利亚，一个男人嘴边上若是老挂着“夫人”、“请”或“您先请”这样的话，大家就会认为他是一个娘娘腔。深夜，女人们都出去找美国人后，矿工们会嘲笑一番美国人缺乏男子气概的样子和娘娘腔的行事方式。

詹姆斯·费伊是“蒙彼利埃号”上的一名水手，曾于1944年初在船上发起一次投票：要是可以自由选择前往太平洋的任何港口，他们会选择哪一个？悉尼以压倒性优势胜出，完胜火奴鲁鲁、旧金山和圣迭戈。看来大家都一样。所罗门群岛的一个鱼雷艇艇长写道：“去澳大利亚是每个人的梦想。”[5]如果以为他们仅仅是因为那里的姑娘，那就过于阴暗了。澳大利亚是人间天堂，是一个更公平、更友好、更诚实、更开放的美国。在电影和其他演出开始之前，当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或英国国歌《天佑吾王》响起，所有澳大利亚人都会起立脱帽致敬。这里气候宜人，景色优美，野生动植物非常丰富。澳大利亚人会像欢迎失散多年的儿子一样为美国人敞开家门。来自堪萨斯州或阿肯色州农场的男孩，思乡情重，会乘火车到乡下，自愿在小牧场工作几天。“到了澳大利亚就像到了家，”费伊在日记中写道，“真可惜，我们的国家离这儿太远了。我们最好的朋友是澳大利亚人，我们永远不能让他们失望，我们不能放过任何帮助他们的机会。”[6]即使打起架来，澳大利亚人也是值得信赖的——他们既不会拔刀子，也不会出阴拳。像美国人一样，他们会捍卫自己的权利，从不惧怕权威。美国大兵和澳大利亚矿工们常常聚众跟挥舞警棍的警察和宪兵打起来，两边都有国际友人撑腰。收音机已经出现了十来年的时间，澳大利亚早已受到美国文化的吸引，不过现在反倒是美国人用澳大利亚俚语“哥们儿”（mate）、“家伙”（bloke）或“伙计”（cobber）称呼彼此了。第1陆战师声嘶力竭地演唱澳大利亚歌曲《丛林流浪》（Waltzing Matilda），并把英国老军歌也加入酒后高歌的曲目中，特别是《保佑他们》。市民们不在场、无须顾及礼仪时，副歌部分会被改成玩世不恭的歌词。通婚虽受到政府和军方的劝阻，但仍然比较普遍。成百上千的美国人战后就在墨尔本和悉尼定居了。

就连那些差异都会让他们感到似曾相识。美国人发现澳大利亚人对体育很痴迷，他们对此极为赞赏，哪怕他们私下认为澳大利亚棒球和橄榄球的玩儿法与美国截然不同，让人无法理解，而且明显比不了美国。澳大利亚的跑道看起来跟美国的一样，不同之处在于马匹是跑顺时针，还有赌客背地里嘀咕着传奇赛驹“菲尔·莱普”被害之事。这里啤酒价格便宜，品种丰富，就是酒吧关门时间太不合理，竟然下午6点卷帘门就会“哐啷哐啷”地落下来。当地人喜欢热气腾腾的含咖啡因的饮料，不过他们杯子里往往盛的是茶而不是咖啡。美国人对羊肉并不感冒，但澳大利亚肉馅饼和“煎蛋牛排”却怎么都吃不够。货币简直可以说是深奥莫测。澳大利亚镑的纸币很简单，但硬币由铜银铸成，面值奇多，上面刻着袋鼠和鸸鹋，除以二、三、四、十二和二十，就有了先令、弗罗林、六便士、一便士、半便士和三便士，还有五便士、铜币、锌合金、英镑和几尼等等。（关于货币，《指南》建议：“不用担心。”）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澳大利亚人没有趁美国人初来乍到而骗他们或少找他们钱。

随着新鲜劲的消退和“友好入侵”的美国军人增加到近100万人，澳大利亚人的好客天性难免会受到极大的考验。城市里全是说着甜言蜜语，花钱大手大脚的美国人，当地经济是上来了，可当地人依然手头拮据。酒吧偷偷以高价卖酒给美国人，然后告诉普通顾客酒已售罄。一些轻率的美国人无意间会冒犯当地人，高谈阔论地说他们是来“拯救澳大利亚”的，把澳大利亚叫作“殖民地”，或是说板球比不上棒球，还说“羊肉难吃死了”这样的话。一连串出人命的交通事故都是美国大兵醉酒靠右行驶（错误的一侧）造成的。1942年春天，一起连环杀人案震惊墨尔本：三名妇女被勒死，死者下体裸露。凶手是美国陆军士兵爱德华·约瑟夫·列翁斯基，此人后来被逮捕，判处绞刑。一些澳大利亚的评论员称，这样的恐怖犯罪似乎表明美国人在性方面存在劣根性。

年龄不过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抢着划船来到悉尼港的美国海军舰艇附近。一些女孩学会了旗语，通过向来船发送信号捷足先登。丈夫们在海外打仗的妻子跟美国人出双入对，夫妻在公园和海滩上扭打在一起，城里蔓延着梅毒和淋病。数百名妇女因在不正规的医院做流产手术失败而丧命。父亲们吃惊地听着女儿们的争吵：“是我先看见他的，而且维拉都订婚了。”[7]主教、编辑和政客们冲出来捍卫道德的底线。墨尔本市长弗兰克·博勒佩尔爵士敦促家长们“严格管束自己的女儿”，而且“对于那些声称自己想做什么就有权去做的大姑娘也要严加管教”。[8]报纸媒体参加了管制女性性行为的运动，发表了《女孩的行为引起关注》《街头亲热问题》《女孩们向往美国佬》等苛刻的社论。[9]昆士兰的卫理公会牧师W.J.汤姆林森在写给《信使邮报》的文章中哀叹布里斯班比所多玛和蛾摩拉还要邪恶。[10]一份落在新几内亚的日本传单上画了一个美国士兵抱着一个女人。“在前线好好享受吧，澳大利亚人，”梳着中分大背头的美国人虚情假意地说，“我正在家忙着跟你的小甜妞快活呢。”[11]每个宣传者都知道最佳的攻心之术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之上。

美澳军队在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集结，这座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民房、商店和做买卖的地方，到处都是大兵的身影。不到一年时间，该地区人口翻倍，达到了约60万人。没有太多的地方可逛，但高收入的美国人通常会设法在商店、酒吧和餐馆得到最优质的服务。美军禁止澳大利亚人在美国军人服务社购物，这种服务社对香烟、剃须刀、零食、糖果、白酒和尼龙长袜之类的紧俏商品有补贴（这些都被当作非常珍贵的礼物）。可想而知，澳大利亚人痛恨在自己的国家沦为二等公民，尤其是在酒精的刺激下，他们免不了会发怒。

1942年10月至11月，天天晚上有街头暴力事件发生。11月26日，市中心爆发了最为严重的一次大骚乱，这场暴乱被写进历史，称为“布里斯班战役”。刚过中午，整个市区便开始断断续续地爆发打斗，后来掺和进来的人越来越多，人们醉得越来越厉害，所以械斗时间越来越长，场面也越来越暴力。夜幕降临时，小溪街和阿德莱德街拐角处的一个美国军人服务社外面爆发了一场混战。起因是一群挥舞着警棍的美国骑警骚扰一名美国士兵，一群澳大利亚矿工毅然挺身帮助这个士兵。随着数百名愤怒的士兵和平民涌向十字路口，美国人退回到建筑物内，战斗升级。一场围攻随之而来。暴怒的平民拿瓶子和石头砸向窗户，试图用从人行道上拔出的路标把门打烂。美国人冒失地闯入军人服务社的武器仓库，在愤怒的暴民面前挥舞霰弹枪。众人争抢枪支时，一支枪走了火。一名澳大利亚士兵死于枪口之下，还有几个人受了伤。混战继续并蔓延至整个城市，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几百个美国人被打得皮开肉绽，女王街和爱德华街相交处的盟军总部附近的美国人更是遍体鳞伤。

除了布里斯班的《信使邮报》发表了一份经过严格审查的简报外，其他媒体并没有报道该事件。这种掩盖消息的尝试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有太多的目击者目睹了这场骚乱。没有官方的声明和更正，这场骚乱在街谈巷议中变得越来越耸人听闻。有人说美国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人群，尸体在布里斯班的街头堆积成山。（事实上，确实有很多人因此受伤，但只有一人死亡。）接下来的几周，在布里斯班和其他地区，包括汤斯维尔、罗克汉普顿、墨尔本和悉尼的邦迪海滩，都发生了小型骚乱。

澳大利亚文化中的“同伴之谊”是对英国等级制度的有意抵抗和拒绝。他们本能地不信任权威，同时又同情弱者。这个国家忠于英国的传统，如果说它是保王派，也就仅仅在这一点上成立而已。在澳大利亚，有钱人可能过得比他的邻居们好，但他得记住一点：过得好并不意味着他比别人好。权力、特权和个人成就只有在谦卑诚恳的态度下才能得到容忍。用当地的俗话说，就是“高大的罂粟是第一个被砍的”（树大招风）。也许世界上有别的国家是倾向个人崇拜的，但澳大利亚绝不会这样。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可能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挑战这种态度的人。在1942年国难当头的时刻，澳大利亚人敞开双臂欢迎他，推崇他为救世主。每天都有大批的人聚集在墨尔本的孟席斯酒店外，四个月前他和家人来到这个国家后，就一直住在这个酒店。他来澳大利亚的那天成了“麦克阿瑟日”。当时美国出版了众多描述麦克阿瑟的英雄事迹的作品，澳大利亚的报纸连载了其中之一。“道格拉斯”也成了1942年到1945年间澳大利亚新生男婴最常用的名字。商店橱窗里挂着麦克阿瑟的亲笔签名照，因为司令部总会满足人们请他在照片上签名的请求。布里斯班的一家名为《真相》的报纸告诉读者：“麦克阿瑟是代表文明世界来赶日本鬼子回他们垃圾老窝的。”[12] 1942年5月，麦克阿瑟到访堪培拉，众议院邀请他旁听。总理约翰·柯廷马上废除了军事委员会，并将原军事委员会的权力赋予麦克阿瑟，此决定无一人反对，这样麦克阿瑟就成了澳大利亚军队的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说，占据议会大多数席位的工党的领袖柯廷是“澳大利亚的灵魂和心脏”，从此麦克阿瑟开始影响澳大利亚的政治。[13]

麦克阿瑟没有吸纳任何澳籍军官进入司令部担任参谋，后来华盛顿对他施压也没能让他改变这一决定。他的参谋部由时任参谋长、霸道又反复无常的理查德·K.萨瑟兰将军以及其他“巴丹帮”的成员领导，这些人曾和他一起趁着夜色乘鱼雷艇逃离科雷希多岛。后来他任命澳大利亚的将军托马斯·布莱米爵士作为盟军地面部队在该战区的司令，才使用人方面的风波缓和了一些。他和柯廷一起游说丘吉尔，想让他派英国海军来太平洋战区，但遭到拒绝。

他在新闻公报中装腔作势，对澳军的功劳半点不愿提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澳大利亚人开始对麦克阿瑟的做法感到愤愤不平，而且他们还发现这位将军在涌入澳大利亚的数十万美军士兵之中总体上也不受欢迎。美国军队中不断传出麦克阿瑟的坏话，说他是“埋坑阿瑟”；说他是一个傲慢的人，让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住在科雷希多岛华丽的地堡里，而他的军队却在巴丹半岛挨饿；说他带着手提箱、衣服、家具和贵重物品逃离战场，丢下生病的护士，任由她们遭到日本鬼子的奸污蹂躏；说他一路逃到墨尔本，想离敌人越远越好，却不继续南下，前往塔斯马尼亚岛或南极洲；说他独揽所有的荣誉，却抹杀真正参加战斗和战死的人的名誉和荣耀。驻澳的美国军人开始厌倦吃这么多的羊肉时，有传言说麦克阿瑟拥有一个牧羊场，他们吃羊肉花的钱都流入了他一人的口袋。

这些指控大多是假的，有些还是违背常理的。不管外界怎么说他，麦克阿瑟可绝不是一个懦夫。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充分地显示出他具有非凡的勇气，后来他又在科雷希多岛上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日本飞机在低空盘旋，炸弹就在附近一颗颗爆炸，参谋们都急忙找地方躲避，而他却昂首挺立，毫不畏惧。他之所以带着家属和一些心腹逃离科雷希多岛，是因为接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命令，必须服从。他和手下一人只带了一个行李箱。麦克阿瑟是一个有严重性格缺陷的人，他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又有很强的虚荣心，这些都扭曲了他对世界的看法，甚至有损他的人格。作为陆军的指挥官，假如生在18世纪，他可能会感到更自在。但麦克阿瑟还是个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他能以发散思维看问题，而且有超常的记忆力，可以快速理解各种细节。

比起其他盟军领导人，麦克阿瑟更能凭直觉把握太平洋战争的总体局势。日本曾扬言要把西方侵略者赶出亚洲，这对亚洲人民必然是充满诱惑的。但侵略就是侵略，任何说辞都不足以改变日本侵略的本质。所以他认为必须摧毁日本的泛亚洲帝国意识形态，以更好的意识形态取代它。麦克阿瑟是伟大的，而且他的伟大是无可争辩的，他的伟大之处直到战争结束后才会完全显现出来，那时他将充当幕府将军般的角色，管理日本，将日本重建为民主化国家。

1942年7月，麦克阿瑟把家人和司令部向北迁到了更加靠近战区的布里斯班。司令部的参谋搬到了已经撤至南方的保险公司安保集团留下的办公室里。麦克阿瑟要了九楼的大会议室当作私人办公室。在这里他有一部机密电话，直通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战争部。麦克阿瑟一家住在伦诺斯奇夫利酒店顶层的三个相邻的套房，这家酒店位于乔治大街，非常高档。每个清晨都有人群聚集在酒店外，盼望着当他从酒店大堂走进车牌为“USA-1”（美国一号）的沃尔斯利黑色豪华轿车时，能一睹这位最高指挥官的尊容。每天上午11点，大批警察会疏散人群，清出街道，麦克阿瑟4岁的儿子要在华裔菲律宾家教的陪同下穿过人群去州议会大厦。高高的铁门缓缓打开，男孩和他的保姆走进来，随即门又关上。男孩在院子里玩耍，警察站在旁边守着他。

麦克阿瑟喜欢一边踱步一边工作。他不知疲倦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只要能走到官员的办公室，靠在办公桌上与之面对面交流，他就绝不会通过电话来交流。交谈时他标准的开场语是：“记一下。”1942年8月，乔治·C.肯尼将军接替乔治·布雷特担任该战区盟军航空兵司令。刚一上任，他就暗下决心，绝不畏惧麦克阿瑟专制跋扈的参谋长萨瑟兰将军。萨瑟兰对航空兵发号施令时，肯尼认为这是侵犯了他的职责范围，他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个点，告诉萨瑟兰：“这个点代表你对空战的了解，而这张纸剩下的部分，都是我对空战的了解！”[14]肯尼要求和萨瑟兰一起去让麦克阿瑟阐明他们各自的权责边界。肯尼说，萨瑟兰道了歉，以后再也没有找过他的麻烦。

1943年11月，托马斯·C.金凯德将军接任了阿瑟·S.卡本德尔的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海军司令一职，他也设法不跟萨瑟兰打交道。麦克阿瑟并不像传言中那样孤傲和高高在上。他尊敬的高级军官们只要想和他说话，随时都可以走进他的办公室。根据金凯德的叙述，他经常走进麦克阿瑟的办公室说：“将军，我只是来抽支烟。”

他会说“行啊”，接着递给我烟盒，让我取一根。“坐会儿吧？”然后说，“你不介意我走来走去吧。”然后他就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这是我们交谈时他的老习惯。

有时我知道自己要汇报的事情将军可能会不赞成或者反对，我会说：“将军，有件事，今天早上我刚知道，我觉得你会不赞成。”

“是吗？说来听听。”

然后我就在他走来走去时跟他说。说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打断。我说完以后，他会开始讲话。我知道将军说着说着就会跑题。如果我提到的这件事有道理，我就由着他一直说，直到他说跑了题，然后我会说：“将军，你很清楚你说的并不在理吧。”

他会扭过头来看看我，说：“嗯，也许吧。”然后继续吸着烟斗走来走去。[15]

美国第7舰队被称为“麦克阿瑟的海军”。作为其指挥官，金凯德的地位有些尴尬，他必须同时听命于麦克阿瑟和金。但他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这多亏了他的机智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本领。跟肯尼一样，金凯德也是一个外人，并不是对麦克阿瑟绝对忠诚的幕僚圈里的一员。小圈子里的这些人不仅也有其上级所有的偏执和偏见，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就算上级显然有错也不愿质疑他的观点。肯尼和金凯德两人都惊讶地发现，麦克阿瑟那群胆小的幕僚并没有意识到，其实他本人很容易接受异议。“谁都无法把麦克阿瑟当普通人，”金凯德说，“他们要么把他当神一样，要么就诅咒他，但这两种态度都不对。”[16]

没有任何军事领导人像麦克阿瑟那样对媒体抱有那么大的兴趣。对于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来说，麦克阿瑟那令人瞩目的公报给大家提供了有关南太平洋战争的基本报道。萨瑟兰招来的“皮克”勒格朗德·迪勒（LeGrande “Pick” Diller）上校负责掌管麦克阿瑟的宣传部门，享有审查战时新闻的权力。不管是否牵扯到军事机密，所有对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指挥有隐含或明显批评的新闻稿，一概被他毙掉。而那些大力歌颂的记者得到了优厚的待遇和访问的机会。肯尼曾刻薄地说，除了“为将军戴上光环，把他捧上宇宙中最高的神坛”的新闻，其他的新闻都不可能面世。[17]

麦克阿瑟总是能成功地镇住一屋子的资深记者——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不去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不带重复地即席讲上一个多小时。他能“出口成章”——用结构严谨而完美的复杂句进行交流。记者们离开的时候都感到备受启迪，虽然并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麦克阿瑟情绪激动时，会使用很多华丽的辞藻。他在为战死在巴丹半岛上的美军士兵致悼词时说：“因儿子战死沙场而哭泣的母亲们啊，拿撒勒人耶稣的奉献和荣耀同样降临到你们的儿子身上。神会把他们带往自己身边。”[18]

下级军官的名字如果出现在新闻稿里，会让麦克阿瑟大发雷霆。他喜欢运用一种古老的修辞手法，用单数的代词“我”代替他指挥的军队。从巴丹半岛抵达澳大利亚时，他坚持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我走了，我还会回来的。”战时新闻局要求他改成“我们会回来的”，麦克阿瑟拒绝了。“我还会回来的”有一种恺撒式的光环，是整场太平洋战争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句话。对于领土被侵占、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菲律宾人来说，这份第一人称的宣告是饱含希望和鼓舞的一声春雷。但是，单数代词在部队中是不受欢迎的，因为部队的人觉得这个词言过其实，虚情假意。随着战事向北转移，听到“麦克阿瑟”从位于布里斯班的司令部轰炸了敌方的一个机场，或者是拿下了一个新的滩头阵地这样的说法时，身在前线的将士们异常恼火。1942年5月，麦克阿瑟巧妙地攫取了赢得珊瑚海战役的荣誉，而实际上，这场战役是海军在尼米兹的指挥下在尼米兹负责的战区取得的胜利。罗伯特·L.艾克尔伯格将军曾指挥部队在新几内亚东南部的布纳与日军作战，那场战役十分残酷和血腥。他认为麦克阿瑟密谋让媒体和公众相信他个人就是整个盟军战斗部队的最高统帅。艾克尔伯格曾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发泄不满。麦克阿瑟到莫尔斯比港做短暂访问后，艾克尔伯格写道：“这个大英雄在战斗之前、之中或之后都没去过布纳，直接回了家，而他却授意总司令部发布新闻，说他正在领导部队进行战斗。麦克阿瑟……就在莫尔斯比港停留了40分钟，而且在此期间一直在踱步。我知道这才是事实。”[19]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结束后，战事推进到东经159°以西，进入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战区。根据一年前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磋商确定的指挥责任分工，哈尔西仍然在尼米兹的指挥链中，他的部队将继续“属于”尼米兹。但是，由于南太平洋战区的舰船、飞机和部队部署到了所罗门群岛的中部和北部，它们将落入麦克阿瑟的管辖范围内。海军一般不把船派往澳大利亚，因为担心会被麦克阿瑟收入麾下控制起来。比如1942年3月，金就曾要求弗莱彻将军的特混舰队尽量避开悉尼，因为美国航空母舰出现在那个港口可能会“引发政治诉求，让它留驻在澳大利亚水域”。[20]更糟糕的是，这种尴尬的安排使得哈尔西和麦克阿瑟无法直接讨论战略。如果严格遵守协议，哈尔西想在东经159°以西采取任何大型作战行动，都必须先上报尼米兹，由尼米兹上报金，由金来咨询马歇尔的意见，最后马歇尔传令麦克阿瑟。麦克阿瑟的回应会不厌其烦地再兜一圈，经华盛顿到珍珠港，再到努美阿。

用哈尔西的话来说，这种指挥体系是为了“维持各军种的平衡”。但这种安排缺乏效率，并且隐患重重。1943年2月21日，哈尔西部署1万名士兵和陆战队员在拉塞尔群岛登陆。登陆后，哈尔西在各岛投放工程营部队，建设了两个储有弹药和航空燃料的简易机场，以应对日后所罗门群岛中心地带可能会遭到的猛烈空袭。但是拉塞尔群岛处于给哈尔西划定的边界上（实际上已经稍微有些越界了），没有麦克阿瑟的支持，就不可能继续向西推进了。哈尔西想拿下蒙达角，这里位于边界以西120英里处的新乔治亚岛上，日本在此建了一个新的简易机场，而那里的地形适合建造大型轰炸机机场。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明智地决定，看看是否可以通过一次面对面的高级会议解决这一问题。1943年4月初，他跨越珊瑚海，出现在布里斯班安保集团的大厦里。

麦克阿瑟和哈尔西不太可能成为亲近的好友。哈尔西一点也不喜欢麦克阿瑟那沽名钓誉的公报，并且一名副官记得哈尔西曾把这位将军称为“自吹自擂的贱人”。1942年9月，尼米兹曾邀请麦克阿瑟参加在努美阿举行的作战指挥会议，麦克阿瑟傲慢地拒绝了，派萨瑟兰和肯尼替他去参加。（尼米兹手下一名参谋所做的会议记录是以如下带有讽刺意味的话开头的：“麦克阿瑟发现自己无法出席会议。”[21]）令他惊讶的是，哈尔西立刻喜欢上了麦克阿瑟。哈尔西后来写道，见面没超过五分钟，“我就觉得我们好像是一辈子的好朋友。我很少见到哪个人能以这么快的速度给人留下如此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时年六十三岁，但看起来也就五十出头。他头发乌黑发亮，目光炯炯，身板笔直。就算他身着便服，我还是会一眼看出他是一名军人”。[22]而麦克阿瑟也对哈尔西印象深刻：“他跟约翰·保罗·琼斯、戴维·法拉格特和乔治·杜威一样，是个崇尚进攻之人。他的想法是接近敌人，然后与敌人决一死战……我对他一见面便颇有好感，时间越长，我对他越崇敬和仰慕。”[23]

哪怕是出于各军种和各战区之间的礼貌友好，两人才对对方有如此美言，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言论是不真诚的。在随后的一年里，哈尔西和麦克阿瑟将有效地协调他们在南太平洋的行动。正如肯尼和金凯德所了解的，哈尔西后来也发现的那样，麦克阿瑟习惯让手下服从命令，但是对于合情合理的异议他绝不会动怒。他会采纳合理的观点。陆军和海军之间的摩擦常常是由下属们引起的，但可以通过两个战区司令之间的直接通信得到解决。他们相互尊重，彼此欣赏，即使在有争执时，这种相互的敬慕也没有消失。1943年末，跟随哈尔西已久的参谋长罗伯特·卡尼目睹了两个战区司令之间发生的一场激烈的争论。海军上将指责麦克阿瑟“把个人荣誉……放在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最终的战争结果之上！”在卡尼的记忆中，这段指责让麦克阿瑟一时语塞。他说：“蛮牛，这指控太可怕了。你竟然这样说我！但是，我想我之前是忽略了一些事情。……你现在可以回去了。我承诺的我会做到。”[24]

哈尔西攻击新乔治亚的敌军的提议跟麦克阿瑟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当场批准了这项行动。这个行动可以和麦克阿瑟已有的进攻新几内亚北部海岸的计划以及占领伍德拉克岛和特罗布里恩群岛的计划完美结合起来。马里兰州的闪婚胜地“埃尔克顿”（Elkton）是此次双战线进攻的代号。新乔治亚的登陆日原定于5月15日，后来推迟至6月30日。

1943年的这场战役开始得异常平静。1941年12月以来，盟军第一次处于全面攻势，但是他们仍不够强大，不足以对新不列颠岛拉包尔的日本据点发动全面进攻。这场战役需要“爬梯子”，这个“梯子”是由所罗门群岛的岛链形成的。日本缩短并巩固了其新的防御线，从新乔治亚岛的蒙达至新几内亚岛的萨拉马瓦。这场战役以空战为主。新的滩头阵地和快速建立的航空基地将轰炸机和战斗机的作战范围向西北延伸到了敌人位于拉包尔的堡垒。

“仙人掌航空队”进行了重组，并且扩建为所罗门群岛航空队，它是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航空兵的组合，并且加入了新西兰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所罗门群岛航空队的第一任司令是海军少将查尔斯·P.梅森，他的多军种和多国部队驻扎在亨德森机场。大多数空袭的有效半径为二三百英里，而拉包尔位于600多英里以外。盟军需要在所罗门群岛更靠北的区域拿下新的机场，像占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行动一样，通过海军和两栖作战占领新的岛屿。1943年3月，所罗门群岛航空队可以在作战中投入300架飞机；到年中时，可以投入的飞机总数超过了450架。久经战阵的F4F野猫式战斗机、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复仇者”鱼雷轰炸机、B-17轰炸机和P-38“闪电”战斗机不断在南太平洋执行艰巨而致命的飞行任务，蚕食日本的空中力量，其中陆军的P-38远程战斗机大多是陆军航空队司令“福将”阿诺德不情愿地派来的。航空队中还加入了快速而强大的新型战机，包括格鲁曼公司生产的新一代舰载战斗机F6F“地狱猫”，还有配发给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海军陆战队战斗机中队的沃特F4U“海盗”鸥形翼战斗轰炸机。肯尼将军的第5航空队的重型轰炸机会从新几内亚东南部的机场起飞，为所罗门群岛航空队提供支援。肯尼获得了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大力增援，其中包括第475战斗机大队（全部配备P-38战斗机和训练有素的精锐飞行员）和新组建的第345中型轰炸机大队。久经沙场的老旧而残破的B-17轰炸机替换成了新投产的B-24“解放者”轰炸机。

哈尔西和麦克阿瑟仍然按照1942年7月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行事，该指令把当年9月定为攻克拉包尔的最后期限。南太平洋战区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司令部对这个截止日期嗤之以鼻，因为这显然不切实际，荒谬至极。1943年2月，第一阶段任务完成，把日军驱逐出了瓜达尔卡纳尔岛。第二阶段任务和第三阶段任务要求在削弱拉包尔的实力后，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协同推进。此时有必要发布新的命令，设定新的最后期限，但金将军提出了另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体现了他典型的大胆风格。为什么不绕过所罗门群岛和新不列颠的所有岛屿，让一支部队直接登陆拉包尔以西的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呢？拉包尔只要通过空袭压制即可，无须真正占领。

尼米兹、哈尔西和麦克阿瑟都反对这个想法，他们认为那些被绕过的日本据点，会成为漫长的供应线上的刺，让盟军一方很难受。麦克阿瑟告诉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他需要将拉包尔作为前沿海军基地，越过它“将会带来危险，使成功难以保证”。[25]美国的航母在1942年的海战中严重削弱，无法弥补陆基航空支援力量的不足。太平洋战区的指挥官们倾向于逐步推进，通过新建一系列机场，为每一次新的登陆提供支持。由于各方一致反对，金不得不妥协，但最终哈尔西和麦克阿瑟会采纳他的“绕过”思想，以其作为南太平洋反攻的关键战术。

1943年3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了向拉包尔前进的新指令。麦克阿瑟和哈尔西要横穿所罗门群岛，登上新几内亚海岸，然后向北和向西同时推进，最终麦克阿瑟将在新不列颠西部登陆，哈尔西则会在布干维尔登陆。这次双管齐下的行动被称为“车轮”行动。

日本陆军将领和海军将领的跨兵种合作是间歇式的，并且多是临时组织的。今村均的第八方面军司令部在拉包尔的地位高于百武晴吉的第十七军，包含了所罗门群岛和新不列颠岛的三个师，以及安达二十三将军在新几内亚的另外三个师。增援部队正在赶往拉包尔，其驻军将很快超过9万人。海军中将草鹿任一仍然在拉包尔指挥海军部队，负责防卫所罗门群岛中部区域。海军大将古贺峰一接替被打死的山本五十六出任驻扎在特鲁克的联合舰队总司令。在这个战区中，日军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将指挥权合并；陆军和海军必须通过“根回”（疏通）的烦琐过程来协调行动。日军把更多的航空部队调到了战区，包括更多在战前就参加训练，并且磨炼过空中作战技术的精英飞行员——但是在1943年，日本的空战损失率仍然很高。

盟军轰炸日军舰船的效率和信心都不断提高，因此日本的海运变得前所未有的脆弱。由于距离的限制，新几内亚的日本陆军只能通过白天的运输得到增援。1943年3月，驻于莫尔斯比和米尔恩湾的美国陆军航空队和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飞机使一批试图在莱城—萨拉马瓦地区投放登陆部队的运输舰全军覆没。陆军轰炸机采用了新技术“跳弹轰炸”，从桅顶的高度低空飞行并投掷炸弹，炸弹会在海面上跳跃，然后跳到船舷里爆炸。肯尼的第5航空队轰炸机使用了延时炸弹，这样飞行员就有时间将飞机拉起升空，脱离爆炸区域。“荒潮号”驱逐舰的船员增田礼二（Reiji Masuda）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恐怖的袭击：

它们会低空靠近你，然后就像打水漂一样，让炸弹在水面跳跃。这就是它们轰炸我们的方式。所有七艘运输舰全都被火焰吞没了。桅杆倒了，舰桥炸成了碎片，船上携带的弹药被击中，所有的舰船都被炸毁……它们击中了我们的船体中部。空中盘旋着B-17轰炸机、战斗机、跳弹轰炸机，还有鱼雷轰炸机。我们疯狂射击，但根本不可能将它们击退。两枚500磅重的炸弹击中了我们的舰桥。没人能幸免于难。船长、领航长、炮长、鱼雷长以及首席军医都在作战中遇难。领航长烧焦的尸体孤零零地挂在那里。

然后第二轮空袭来了。从左舷到右舷，三十枚炸弹击中了我们的船。船体剧烈晃动。子弹碎片和榴霰弹片让它看上去就像是马蜂窝。所有的蒸汽管道都爆裂了。船体变得滚烫。我们准备弃船逃生，但飞机就在桅杆的高度盘旋，用机枪向我们疯狂扫射。士兵的手被射掉，腹部被打穿。船员们死的死，伤的伤，没有几个安然无恙的。还有成百上千的士兵跳进了海里。但没有人救他们上来。不久他们就被大海吞噬，时速四五海里的洋流迅速将他们卷走了。[26]

在这场“俾斯麦海战役”中，至少有3 600名日军官兵丧生。麦克阿瑟在美国广播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称之为“历史上歼灭敌人最为彻底的战斗之一”。[27]他把这次战役视为军事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它标志着空中力量终于永远地取代了海军，成为战争的决定性力量。

在遥远的北方，阿留申群岛的西部，日本军队仍然占据着基斯卡岛和阿图岛。1942年6月，在中途岛行动期间，由细萱戊子郎将军指挥的航母编队占领了这两个荒凉的、雾霭笼罩的岛屿。由于无线电情报人员孜孜不倦的努力，尼米兹在日军进攻阿留申群岛之前就知道了这次行动（就像他知道日本准备袭击中途岛一样）。考虑到阿留申群岛对日本人没多大用处，而且等时机合适可以重新夺回，所以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没有采取抵抗措施。

双方都曾将阿留申群岛视为经千岛群岛和北海道进攻日本北部的潜在途径。但是，美国最终放弃了这条北方的进攻路线，主要是因为这些高纬度地区天气恶劣，会给海上作战和空中作战带来严峻挑战。由于这些岛屿位于“大圆”航线附近，日军以为它们可以作为观察海军入侵的有用的观察哨，但这个理论上的优势却受到周围海域持续的低能见度的限制，完全没有实现。美国在战争期间唯一落入敌手的建制领地就是这两个岛屿，占据这两个岛屿让日本人在宣传上过了一把胜利瘾。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役中惨败之后，东京大肆欢呼，说占领了美国领土，并暗示将继续进攻阿拉斯加及更远的地区。然而，在军事方面，阿图岛和基斯卡岛只意味着负担。岛上驻军需要频繁运送物资和补给，这会消耗掉许多日本在其他地区迫切需要的资源。

不管是生活、打仗还是做其他任何事，阿留申群岛都是个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士兵、飞行员和水手普遍不愿意被派往北方。这里的飞行环境也是战争中最不利的，双方作战时都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夏天，时常有浓雾笼罩着周围的大海和岛屿。飞机在空中迷失方向，被迫在海上紧急降落，或者穿过低矮的云层，直接冲到地面上。9月至次年5月之间，寒冷的天气和漫长的夜晚使恶劣的飞行条件雪上加霜。飞机离开地面之前，必须用喷灯将发动机加热，还得把机翼上的冰铲下来。这里距离日本和美国基地都很遥远，这为双方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罗伯特·A.西奥博尔德驻扎在基斯卡岛以东1 000英里的阿拉斯加的科迪亚克。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可以从乌纳拉斯卡岛荷兰港的航空基地出发，抵达基斯卡岛，但飞行距离太远（约500英里），战斗机无法护航。距基斯卡岛190英里远的阿图岛则完全超出空袭覆盖的范围。

细萱戊子郎没有任何向东进攻的兵力，他主要关注的仍是抵御空袭，并确保他的海运供应线经受住美国潜艇的袭扰。在基斯卡建造机场的工作遭遇到了天气恶劣、土质松软、设备不足、材料匮乏、劳动力短缺等问题。空中防御主要由零式水上飞机来负责，但这种水上飞机比较笨重，在空战中容易被击毁；空中侦察是由飞艇负责的，但是这些大个头的飞行器因事故或导航错误已经损失了大半。

1942年9月，随着白昼的缩短和气温的急剧下降，局势逐渐明了：美军最早也得在1943年春天才能将日本人驱逐出阿留申群岛。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况越来越激烈，把双方的海军和航空力量都拖到了南方。美国潜艇仍然不时有所斩获，巡洋舰和驱逐舰定期在近海炮击日本驻军，西奥博尔德的航空队继续骚扰基斯卡岛，经常对其进行空袭。

1942年秋天，在科迪亚克，海军和陆军航空兵之间的摩擦越发恶化。西奥博尔德将军给陆军航空队的下属施压，让他们降低轰炸高度——为了准确命中目标降到云层之下超低空轰炸——但这大大增加了作战损失。美军需要更靠西的机场，更接近敌人。但是对于新航空基地的位置，海陆军无法达成一致——海军希望是在阿达克，陆军则坚持选择附近的塔纳加。他们把这个问题上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裁决，参谋长们选择了阿达克。但这个岛屿经常雾霭笼罩，所以另一个岛上也要建一条应急跑道。1943年1月，先遣部队降落在基斯卡岛以东仅90英里的阿姆奇特卡岛上。

东京的大本营在了解到美军在阿达克和阿姆奇特卡岛上建了新跑道之后，才决定将资源投入基斯卡岛和阿图岛，希望能够加强防御能力，抵御已预见到的反攻，但为时已晚。但冬天环境严酷，加上供应线有些不济，日本的机场建设计划很不顺利。基斯卡岛和阿图岛上的海岸防御有所加强，后者略弱于前者，但是日本人加强防守的行动已经晚了，只能加班加点赶进度。春末，天气转好，利于空中行动和海上行动。

华盛顿和俄勒冈两州的议员警告说，日军可能会在阿拉斯加登陆，并一路南下入侵西雅图。美国政府下定决心，在1943年重新夺回阿留申群岛，哪怕只是为了让那些抗议不断的议员闭嘴。议员们描述的情形并不可信，但没人敢在公开场合这样说，那会让敌人以为美国人对战事漠不关心。此外，如果苏联参与到对日战争中来，阿留申群岛就可以成为飞往西伯利亚的飞机有用的中转站。尼米兹的参谋估计，5月份可以集结足够的力量在阿图岛登陆，但是直到仲夏才能在基斯卡岛登陆。3月，尼米兹请求首先登陆阿图而不是基斯卡，尽管前者在后者往西190英里处。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了尼米兹的提议。

那个月的一次无线电侦听显示，日本有一支供给船队正准备驶向阿留申群岛。海军少将查尔斯·麦克莫里斯（他未来将出任尼米兹的参谋长）带领了一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中队从珍珠港向北驶去，希望能拦截并摧毁敌方货船。3月26日凌晨，双方相遇。海风轻抚，大海异常平静。在2 500英尺高的云层下，能见度异乎寻常地高。麦克莫里斯的旗舰是“盐湖城号”巡洋舰，它捕捉到了北方几英里处的五艘船的雷达信号。天色越来越亮，瞭望员慢慢地看出有几艘驱逐舰和至少一艘巡洋舰。日本海军舰队往东南方转向迎敌，麦克莫里斯坚定地驶入交战区域。敌军有四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是麦克莫里斯这边总火力的两倍。麦克莫里斯没想到会碰上敌军战舰，更没想到会遇到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

上午8时40分，日本巡洋舰“摩耶号”从2万码外远程开火。第二轮齐射命中了“盐湖城号”。射击精度极高，令美军惶恐不安。“盐湖城号”进行还击，两枚炮弹命中了“那智号”巡洋舰。为避免被击中，麦克莫里斯转舵向左，开始“追逐弹着点”，也就是不断调整航线，驶向最后一枚炮弹落入海中的地方，来扰乱敌方炮手的瞄准校正。战斗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盐湖城号”被“那智号”和“摩耶号”的6英寸口径炮弹击中，在上午9点到11点之间遭受了几次猛击。海水漫进锅炉，导致锅炉停烧，于是“盐湖城号”船体以5度倾斜在水里，动弹不得。几艘美国驱逐舰急忙赶过来施放烟幕。

打到这个程度，麦克莫里斯意识到战况很严峻。两艘日本巡洋舰和几艘驱逐舰逐渐向“盐湖城号”的左后舷靠拢。毫无疑问，进入最佳射程后，它们会向一动不动的旗舰发射鱼雷。将军命令三艘驱逐舰猛攻逼近的敌人，同时发射了多枚鱼雷。然而，没等美国驱逐舰进入射程，日本舰船就脱离了战场，掉头往西驶去。美国人目瞪口呆地看着敌人消失在地平线上。到中午时分，“盐湖城号”的锅炉恢复正常，该船的速度又能达到30节了。麦克莫里斯的中队撤回了荷兰港。

“科曼多尔群岛海战”因战场以北几英里处一个苏联的群岛而得名，此次海战历时六个小时，差点以美国大败告终。如果细萱戊子郎将军（他当时就在旗舰“那智号”上坐镇指挥）乘胜追击，他可能会摧毁“盐湖城号”，甚至还会击沉它的几艘警戒舰。细萱戊子郎后来解释道，他撤离的原因是他推测随时会遭到美军的空袭。他的一些船员误以为“盐湖城号”发射的高爆炸弹是从云层上面投下来的炸弹。此外，日方的舰艇快没油了，弹药也有些吃紧。然而，细萱戊子郎的保守决策遭到了上级的斥责，这名将军被迫退役。

麦克莫里斯这边有3艘舰艇受损，7名士兵阵亡。日本有2艘巡洋舰受损，后修复；14人死亡，26人受伤。科曼多尔群岛海战标志着日本人最后一次尝试用水面舰艇为阿图岛和基斯卡岛驻地进行补给，此后所有的补给都将由潜艇来完成。

阿图岛，地球上最偏远荒凉的地方之一，是一块没有树木的沼泽平原。有的地方地势逐渐升高，变成约2 500英尺高的光秃秃的荒凉山峰。虽然是美国领土，但美国人对该岛内部的地形几乎一无所知。最完整且最新的地图里也只画出了该岛的一部分，只描绘了离海岸1 000码以内的地方。近岸的水路也没有很好地绘制出来。

奉命夺取阿图岛的部队抽调自陆军第7步兵师，所有人都参加过海军陆战队将军“疯子”霍兰·史密斯负责的两栖作战训练。由50多艘舰船组成的第51特混舰队（其中的运输舰搭载了3.4万人）于5月11日黎明前逼近阿图岛。一支侦察兵小队搭乘潜艇和一艘运输驱逐舰在北边海岸靠近霍尔兹湾（Holtz Bay）的地方登陆。随后主力部队将在南边的“大屠杀湾”登陆，但从南边登陆的部队必须等上大半天的时间，等岛上的雾散开。第一支登陆部队在下午3点半左右才到达岸边，但他们没怎么遇到抵抗。到夜幕降临时，北岸有1 500名士兵登陆，另有3 500人从南边登陆。

日军没有对美军的登陆进行任何抵抗，只是在有利位置保持着防御态势。日军的指挥官山崎保代大佐将2 650名士兵集中在两个登陆点之间的山丘上。他知道自己无力击退美军，也指望不上日本海军和航空兵的支持，于是烧掉了所有的敏感文件。美国海军特混舰队在近海炮击该岛，但山崎的士兵都在深沟高垒之中。岛上雾气连绵不散，日本人的据点掩藏在大雾中。从5月11日下午到翌日晚上，日本炮兵大规模地炮击登陆阿图岛南部的美国军队。美军朝岛内稳步行进，但由于地形复杂，障碍重重。岛上土壤松软，而卡车和装甲车太重，不易前行。5月17日，霍尔兹湾的敌军被清空，最初登陆的两支先遣部队会合了。

日军残余部队撤退到奇恰戈夫港的一道山脊上。29日黎明，日军冲下山脊，气势汹汹地高呼“万岁！”大批日军穿过美军防线，深入美军后方。在激烈的肉搏战中，几乎所有冲过来的日本兵都被消灭了。

美军还没有掌握两栖作战能力，阿图岛一战暴露出种种不足，比如部队没有足够的登陆艇，也没有足够的应变措施来应对恶劣天气和低能见度。突击部队没有充分准备好御寒的制服和装备。还有，重要物资迟迟才运到或根本没有运到海滩上。美军在战斗中死亡580人，受伤1 148人，另有1 200人冻伤或遭受其他寒冷所致的伤病。

十周之后的基斯卡登陆可谓两栖作战史上最败兴的战例之一。8月里整整一周的时间，基斯卡岛都遭到轰炸和猛烈的炮火袭击。8月15日，一支庞大的运输舰队抵达，将3.4万名加拿大士兵和美国兵送上岸。（此次的进攻人数是上一年针对所罗门群岛的“瞭望塔”登陆行动参战人数的两倍。）登陆部队悄悄进入岛内，但岛上没有半个人影，他们也没有遭到敌方的反击。早在两周前，日本驻军就在浓雾的掩护之下撤退了。

考虑到海军军需和空中轰炸弹药上的花费，再想想运输和人员方面的巨额投入，在敌军留下的空空如也的海岛上来这样一次不流血的入侵，基斯卡行动真有些荒唐。在珍珠港，大家听到这一消息倒是觉得挺有趣的。尼米兹会向访客津津有味地描述如下场景：强大的先头登陆部队悄悄潜入岛内，武器就位，结果只有一只小狗殷勤地跑过来乞求食物，热情地欢迎他们到来。

在南太平洋战区，针对蒙达的行动始于1943年6月30日。特纳将军的第3两栖编队在距新乔治亚登陆海滩以南5英里的伦多瓦岛登陆。把火炮布置在这里朝登陆点发炮再理想不过了，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守住这里，他们的驻军被迅速击溃。

在新部署的火炮的掩护下，登陆艇载着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穿过海湾来到新乔治亚岛。所罗门群岛航空队派了几百架飞机来支援这次登陆。日本的空中进攻很快就被击退了，但美军的地面部队在包围蒙达机场的过程中遇到了猛烈的反击。这里驻扎的4 500名日本兵深沟高垒，全力坚守，而且这里的地理环境很不利于进攻。蒙达行动就好像是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负片一样，日军和盟军的位置调了个个儿。这一次，是美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深陷沼泽和灌木丛中，艰难求生，既联系不上邻近部队，又在敌方的骚扰攻击之下损兵折将。日本部队在夜间实行敢死队式进攻，士兵们还用蹩脚的英语大声辱骂和诅咒。美国陆军两个团的士兵丢弃武器，溃散奔逃；有几个士兵被其他美国士兵误以为是敌军而遭射杀；还有几十人因“神经官能症”被强制撤离。一名军官回忆说，恐惧像疾病一样在士兵中蔓延，最终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恐慌。军纪败坏，军心涣散。“到了早上，情况更是不可控制，大批士兵成群结队地沿着小径逃向后方，敌人疯狂地紧追不舍。用一句老话来讲，就是赶尽杀绝。”[28]

最终，所有可用的预备队都投入了占领蒙达的行动中。三个陆军师花了五个星期才彻底拿下机场，1 195名盟军士兵在此次行动中阵亡。大部分守军战死或自杀。但有一小部分人得以从海上撤到附近的科隆邦阿拉岛的维拉机场。

这一次，盟军士兵又要对工事坚固、坚守不退的敌军发动正面进攻，就好像上次的教训还不够似的。去往拉包尔的路还是没有打通。日军在北部、东部和西部的岛屿上还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机场。布干维尔岛南部的几个机场尤其需要付出更长时间、牺牲更多人才能占领。华盛顿、珍珠港、努美阿和布里斯班的指挥官们开始探讨绕过或“跳过”有重兵防守的据点是否可行，希望借此加速战役进程，减少盟军伤亡。（1943年3月）欧内斯特·金曾经建议越过拉包尔，直取阿德默勒尔蒂群岛，这个建议在当时显得过于超前，但是后来很快就被采纳了，成了盟军太平洋大战略的核心战略。

《麦克阿瑟回忆录》拥有大量读者，在这本回忆录里，麦克阿瑟称自己为“蛙跳”战术的创造者。他写道：“我打算把他们包围起来，使其丧失作战能力，采取‘出其不意，置之死地’的原则。没有必要猛攻敌人占领的岛屿。”[29]事实上，麦克阿瑟很晚才采纳这种战术。哈尔西的“坏点子部”（内部人士为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起的昵称）的参谋长罗伯特·卡尼回忆称，这一战术曾遭到麦克阿瑟顽固的反对。“麦克阿瑟觉得你不能就这么撒手不管，把敌人强大的军队……留在你的侧翼或是后方。他们那边的想法与我们的想法截然不同。”[30]显然，麦克阿瑟是在1943年8月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美英最高司令部）下令绕过拉包尔后，才接受“蛙跳”战术的。即便到了那时，一开始他也对好几次“蛙跳”行动提出了反对意见，尤其是1944年3月哈尔西领导的跨过卡维恩的行动。

新乔治亚岛西北方向紧挨着的是科隆邦阿拉岛，这个岛是一个正圆形的成层火山锥，最高处海拔5 800英尺，从海中高耸而出。在该岛的南岸，日本驻军在维拉机场挖掘了战壕。草鹿任一预计盟军下一次两栖登陆的目标会是维拉机场，所以几周以来一直在加固这个据点的防守。日军部署在防区的兵力已经达到约1万人，是盟军在蒙达遭遇的日军人数的两倍多。8月15日，第3两栖编队绕过科隆邦阿拉，在其北方约50英里处的韦拉拉韦拉岛占领了一个海滩，这个海滩的敌方驻军仅有250人。进攻部队伤亡很少，而且工程营队员在三个星期内就建成了一个新的机场。草鹿任一意识到敌人绕过了科隆邦阿拉岛之后，下令在夜晚用潜艇和驱逐舰将这里的驻军撤到布干维尔。

为了增援在新乔治亚群岛被围困的部队，日本巡洋舰和驱逐舰中队与盟军特混舰队发生过几次小规模海战。日本人的夜间鱼雷行动一贯表现卓越，93型“长矛”鱼雷仍是他们在该战区最好的武器，但美国人正学着用先进的雷达系统来取得优势。每艘船都将雷达和其他来源提供的信息集中到雷达图上，后来将其发展为战斗情报中心。在这个时期，美国还因一些海军指挥官出众的领导能力而获益匪浅，这些指挥官包括沃尔登·李·安斯沃思少将、阿龙·斯坦顿·梅里尔少将、弗雷德里克·穆斯布鲁格中校和“31节”阿利·伯克上校等等。在进攻蒙达期间，安斯沃思将军在库拉湾（7月6日）和科隆邦阿拉（7月13日）的战斗中两次拦截了日本军队。在这两次交战过程中，美军都以巡洋舰居中的单列纵队靠近敌军，朝日军领头的舰船开火，然后转身开走，避开日军必会发射的鱼雷。这两次战斗中盟军和日军的损失相当。日本军队两次都被击退，未能增援蒙达。

8月6日至7日夜间，穆斯布鲁格中校带领六艘驱逐舰，分两列纵队行进（这一战术是伯克设计的，不久前他接到命令，担任更高级的指挥官），迎击前来的日本中队。其中一列纵队发射多枚鱼雷后转身撤离。趁日军向撤离的舰只开火的时机，第二列纵队占领T字横头阵位，对日军发动了一轮毁灭性的炮击。三艘满载士兵、开往科隆邦阿拉岛的日军驱逐舰被炸毁并下沉。根据美国一份作战报告的描述，其中一艘驱逐舰爆炸时，“冲天的水浪形成巨大的半圆形，有六七百英尺高”。[31]

一千来个日本士兵和水兵或丧生于爆炸，或随后葬身大海。原为一指挥的一艘驱逐舰逃出重围。后来他总结说：“敌军的伏击战法无懈可击。”[32]此次“韦拉湾之战”美军采用的战术，由穆斯布鲁格贯彻执行，后来成为1943年秋季进行的几次海面作战的样板。

南太平洋的战局已经发生决定性的转向。日本看到无望保住据点，其海军的行动越来越多地考虑如何将守军撤走。从科隆邦阿拉岛撤退时，日军已经在韦拉拉韦拉岛东北海岸的霍腊纽（Horaniu）建立一个驳船和登陆艇的中途补给基地。9月14日盟军军队登陆霍腊纽，赶跑了600名日本驻军。日军溃不成军，经陆路撤退到西北岸的马夸纳湾。草鹿任一下令进行救援。伊集院松治少将带领六艘驱逐舰、两队运输舰（包括三艘运输驱逐舰）从拉包尔出发。在布干维尔岛南部的布因，大约又有20艘小型舰艇加入进来。

10月6日，美国空中侦察机发现了这支小型舰队，这支舰队的规模看起来承担不了其作战任务。这个区域有六艘美国驱逐舰，它们前去拦截，但分成了两队，相距约20英里。弗兰克·沃克上校率领的北边一队（“塞尔弗里奇号”、“希瓦利埃号”和“欧班农号”驱逐舰）没有等待哈罗德·拉森上校率领的南边一队（“拉尔夫·塔尔博特号”“泰勒号”“拉瓦莱特号”），率先发起了行动。自从约翰·保罗·琼斯以来，遭遇优势敌军时勇于出击，在美国海军中就备受推崇和尊敬。然而，这一次，沃克的大胆行为太过鲁莽。他的三艘驱逐舰朝伊集院附近的四艘驱逐舰发起进攻，发射了炮弹和鱼雷。伊集院掉转船身，施放烟幕来掩护撤离，但“夕云号”驱逐舰继续朝美舰开过去，靠近后开始交火。它至少被五枚5英寸炮弹击中，之后迅速燃烧爆炸，被火焰吞没。几分钟后，沃克的船队遭到了日军鱼雷的扇形攻击。“希瓦利埃号”和“塞尔弗里奇号”的舰首被炸毁，“欧班农号”躲避不及，撞上了受损的“希瓦利埃号”。“塞尔弗里奇号”继续射击敌舰的第二分队，在离敌军约1.1万码的地方纵向穿过，11时6分其左舷被鱼雷击中。“希瓦利埃号”已经被毁，严重受损的“欧班农号”和“塞尔弗里奇号”颤颤巍巍地驶回珀维斯湾。美军忙于清剿之时，日本的小型舰只完成了马夸纳湾驻军的撤离工作。日军在这场“韦拉拉韦拉海战”中赢得了战术和战略两方面的胜利。这也是他们在太平洋海战中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

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代号为“四分仪”，于1943年8月举行）上，英国的几位参谋长虽然偏向于将更多兵力投入反抗纳粹德国的行动中，但也支持了金的提议，认为应该集结进攻资源，在太平洋中部统一行动，展开攻势。这意味着南太平洋的行动要为其他行动让路，麦克阿瑟将处于战略死角的地位。马歇尔坚持从南方向菲律宾推进，罗斯福被说服了。麦克阿瑟极具政治影响力，他还暗示将接受共和党的提名，参加1944年美国总统的竞选。这些都有可能左右了总统的决策。

根据会议指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颁布了一项修订后的计划，称为“里诺三号”，这项计划命令麦克阿瑟“夺取或是压制新几内亚东部，西至韦瓦克，包括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和俾斯麦群岛。拉包尔要牵制而不是占领”。[33]该计划认为“直接攻占拉包尔代价大，耗时长。卡维恩和阿德默勒尔蒂群岛都有锚地，可能还有航空基地和海军基地。占领并发展这些基地，可以让拉包尔与东北方隔绝开来”。[34]

哈尔西去往拉包尔之路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必经之地是布干维尔岛。在这里，绕道原则再一次发挥了作用，既节省了时间，又减少了伤亡。日本已将增援部队投放到布干维尔岛及其周围的基地中，包括南部的布因和肖特兰，以及北部的布卡和波尼斯（Bonis）。到10月中旬，这些地区的日军总人数超过了4万。哈尔西和他的“坏点子部”选择在西海岸奥古斯塔皇后湾的托罗基纳角登陆，这里的敌人实力薄弱。此时，大家对这种模式已经非常熟悉了。突击部队突袭海岸，大量装备和弹药紧随其后，建立一片坚固的阵地，而后工程营队员抓紧时间建造一个可运作的机场。日军自然会反击，但攻打美军稳固的防线之前，他们必须千辛万苦地穿越原始丛林，饥饿和疾病会削弱他们的战斗力。

为了执行这次行动（“樱花”行动），哈尔西可以从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指挥的部队中抽调约3.4万名士兵——他们来自第3陆战师和陆军第37步兵师，组成海军陆战队第1两栖军。新西兰第8步兵旅占领了较小的特雷热里群岛，为登陆吹响了前奏。11月1日黎明前，第3陆战师的海军陆战队员乘十几艘运输舰在托罗基纳角突袭上岸，并迅速打败了该地区日益疲弱的日本部队。激烈的空战一整天都在持续，但所罗门群岛航空队的战斗机没有让滩头部队遭受任何持续的攻击。肯尼的第5航空队向拉包尔机场投入空前的兵力，以压制日本的空中反击。至夜幕降临时，已经有1.4万名士兵和6 000吨装备、弹药和物资安全上岸。

日本海军下定决心阻止这次行动。草鹿任一在拉包尔组织起了一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特混舰队，在海军少将大森仙太郎的指挥下向南进发。这支舰队在穿越“槽海”时被美国的侦察机发现。哈尔西命令该区域的唯一一支海军部队，即梅里尔将军的第39特混舰队负责保卫滩头堡。梅里尔的四艘轻型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已经坚持战斗了一天一夜，船员们精疲力竭，但是哈尔西没有其他兵力可用。梅里尔的策略是将驱逐舰单独编队，对敌方侧翼发动偷袭。他的巡洋舰则守卫着通往海滩的必经之路，用6英寸口径的舰炮不断射击，并且协调行动，以“8”字形的阵式来迷惑敌人，躲避鱼雷。刚刚提升为上校的阿利·伯克指挥第45驱逐舰分队。大家早已精心演练过这一战术，指挥官们相互配合得天衣无缝。

詹姆斯·费伊是梅里尔的旗舰“蒙彼利埃号”上的一名水手，他描述了那个被闪电、火光、照明弹和炮口的光焰照亮的漫漫长夜。他在日记中写道：“8英寸口径炮弹的齐射激起海中巨浪，落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我们往日本军舰前方发射照明弹，好让驱逐舰用鱼雷攻击敌方。那就像黑暗中在你面前放了一盏耀眼的灯。光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我们军舰上大炮的声音震耳欲聋。”[35]梅里尔的舰队摧毁了日本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将入侵者赶走，保住了滩头堡。两艘美军舰船受创并失去动力，但无一沉没。

海军大将古贺峰一从特鲁克群岛派了另一支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特混舰队，由海军中将栗田健男指挥。11月4日，在拉包尔北部，“仙人掌航空队”的侦察机发现栗田的船队，哈尔西决定派手头的两艘航母迎击，一艘是“萨拉托加号”，另一艘是轻型航母“普林斯顿号”。由于美军对拉包尔及其周围机场的猛烈袭击使日本的航空兵一直处于防御态势，所以两艘航母驶入了所罗门海。11月5日上午，97架飞机撒下炸弹雨，并投下空投鱼雷，对七艘日军巡洋舰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

一个星期之后，三艘从第5舰队（当时正朝吉尔伯特群岛开进，准备拉开中太平洋进攻的序幕）借来的美国航母往南迂回，向停泊在拉包尔辛普森港锚地的日本舰队再次发动攻击。这三艘航母中有一艘是刚刚投入使用的“埃塞克斯号”，“埃塞克斯”也是一个新的航母级别，这种航母将于1944年和1945年战事转入西太平洋时，主导整个空战的局面。日军派出了100多架飞机来攻击这些航母。“埃塞克斯号”的副舰长菲茨休·李回忆在船上的战斗情报中心度过紧张的夜晚时说：“我们正在学习使用新型雷达，它们在战斗早期阶段的远程交火中表现优秀，但很快场面演变为混战，我们不知道是在瞄准本方的飞机还是在瞄准对方的飞机。”[36]让李又惊讶又感到欣慰的是，“埃塞克斯号”在行动中几乎毫发无损，没有被任何炸弹和鱼雷击中，只被一些扫射的子弹刮伤了几下而已。日本在此轮攻击中损失41架飞机。尼米兹认为，1943年11月航母攻击拉包尔的战役“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有关航母是否应该冒险攻击强大的敌方基地的问题”。[37]古贺大将命令幸存下来的舰队回到特鲁克群岛。

从12月开始，拉包尔上空从早到晚都是盟军的轰炸机，遮天蔽日。对岛上的日本守军来说，面对持续不断的空中威胁，只有天气恶劣，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时候，才有喘息的机会。肯尼的第5航空队摧毁了日军的机场以及配套设施。海军陆战队少将拉尔夫·J.米切尔接任所罗门群岛航空队司令，但是大部分参谋还是原班人马。（所罗门群岛航空队或许已经成了世界上唯一的多兵种完美融合的部队。）米切尔开始将部队从新乔治亚和韦拉拉韦拉刚建造几个月的机场向西北方特雷热里群岛和布干维尔岛托罗基纳的新机场转移。航程较短的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此时可以轻松抵达拉包尔，开始每日数百次地轰炸俾斯麦群岛。古贺大将继续从特鲁克群岛抽调兵力，实施空中增援，把最后一批训练有素的航母舰载航空兵也派上了阵。南太平洋已成为日本空中力量的绞肉机。

1月20日从布因抵达拉包尔的航空兵军官奥宫正武表示，从将军到士兵，每个人的心里都蔓延着疲惫和绝望。地勤人员处于崩溃的边缘，飞机也渐渐因机械故障而报废。夜间轰炸将他们从睡眠中惊醒。在草鹿任一的第二十六航空战队的总部，军官和飞行员们“脾气火暴，眉头紧皱，神色凝重……士兵们垂头丧气，看上去又迟钝又冷漠 ……他们的表情和行为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放弃拉包尔，越早越好”。[38]能力较差的飞行员的加入，降低了过去一起编队的航空中队的素质。无论从飞机的数量还是从机组成员的能力来看，日军的空中抵抗力都在日渐减弱。无数精英飞行员在空战中牺牲。日复一日，整个航空兵部队陷入瘫痪状态，到处充斥着莫名的不安。奥宫正武还记得1942年初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日本的海军飞行员在空中横扫敌军，游刃有余。而此时，他“震惊地确信，日本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我们在拉包尔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拖延时间，失败终会到来”。[39]日本海军不承认士兵终将对战争感到疲惫，所以不管是飞行员还是参谋都没有被轮换过：

美军施加的空中压力越来越大；防空工作中哪怕出现一个暂时的疏忽，也可能会使我们失去拉包尔和附近的机场。那些无尽的日日夜夜，成了一场场噩梦。刚刚熟悉一些年轻士兵的面孔，他们就永远消失在美军炮火形成的无底深渊中。我方的一些高级参谋最后就像行尸走肉一样，精神涣散，体力不支。在整个战争期间，海军会尽快填补必要的飞行人员，但从没考虑过指挥官的需求。这一失误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因为指挥官若是没有充沛的精力和体力，就不可能有效地指挥部队投入战斗。海军也从没有考虑过我们的基地维护人员面临的问题，这些人会一连几个月像奴隶一样地工作。一周七天，一天12到20个小时，任劳任怨。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差，没点像样的食物，也没有基本的医疗条件。他们牺牲了这么多，却得不到政府丝毫的肯定。[40]

从1943年年中开始，麦克阿瑟的部队一直在向新几内亚北部海岸推进。丹尼尔·E.巴比将军的第7两栖编队（属于所谓的“麦克阿瑟海军”）派遣突击队登陆了基里维纳群岛和伍德拉克岛，以及萨拉马瓦的日本据点以南几英里的拿骚湾附近。盟军从米尔恩湾登上小型运输艇，这样可以在夜色的掩护下安全前进，而如果用较大的舰队转移，经过这片遍布日本潜艇的海域就比较冒险了。萨拉马瓦的日军获得了从莱城南下的部队的增援，但是麦克阿瑟计划只对萨拉马瓦进行一次牵制性进攻，他的主要目标在休恩湾的另一边。9月3日至4日夜，巴比的两栖部队发动袭击，8 000名澳大利亚士兵在莱城以东登陆；第二天，1 700名美国伞兵从运输机中跳出，占领了莱城西边的一个简易机场。盟军包围了莱城，白天轰炸，晚上炮击。幸存的日本驻军放弃了这座城市，躲进丛林，但丛林条件恶劣，数以百计的人死于疾病和饥饿。

9月下旬，盟军再次通过海上运输艇出其不意地将一支澳大利亚部队送到芬什港的北岸，并于10月2日拿下了这个小镇。借助稳定的海上补给，澳军从海岸朝锡奥和马当推进。在三个月的行动中，麦克阿瑟巧妙地拿下休恩半岛的控制权，将日军主力甩在身后，或是让日军像逃犯一样四散到险恶的丛林中。

从芬什港经勇士号海峡到新不列颠岛西端的格洛斯特角，距离不到50英里。虽然参谋长们已经指示绕过拉包尔（在新不列颠岛的东端），但麦克阿瑟想在该岛西端占领敌军一个小型机场。12月15日，沃尔特·克鲁格中将的阿拉莫部队派了一个团在南海岸的阿拉维村登陆。这次登陆是一个假动作，目的是将敌人的注意力从格洛斯特角转移开。来自瓜达尔卡纳尔岛第1陆战师的自豪的老兵们在墨尔本补足装备，休整完毕，于1943年12月26日攻占了格洛斯特角的海滩。新不列颠岛西端敌军守卫力量薄弱的机场也很快被攻占。剩下的日本军队撤往拉包尔，为他们认为的南太平洋战役中最大规模的陆地战做准备。

残酷的空袭已经快把拉包尔这个航空基地毁得没个基地样了。但从西面涌入了大批部队后，日方兵力达到了10万人。投降是绝对不在考虑范围内的，所以日本驻军开始为死战到底做准备。失败可能在所难免，但败也要败得光荣。天堂在向他们招手——他们会拼死一搏，但不会便宜了美军，就算死也要让众多美国兵陪着一起死。近两年来，日军一直在建设和改进防御工事，加固复杂的地下掩体和隧道，还为应对长期的围攻备足了粮食和弹药。

他们等待着美军的到来。等啊，等啊，但美军没来。这些日本守军连为天皇献身的安慰都没能得到。战后接受采访的一名日本情报官承认，日本人“痛恨”蛙跳战术，也许是因为这侵犯了他们的荣誉感；但他又说，他们尊重这个战术，理解其中的智慧。“日军更喜欢德国式的直接攻击，但美军冲进我方力量薄弱的地点，将我方吞没，就像海水要淹没一条船，会先找最容易进水的地方一样。”[41]

在这场战争中，日军最弱的地区就是新不列颠岛北部和西部那些驻兵很少的地方。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占领并守住了拉包尔周围的一圈基地，使这座一度坚不可摧的堡垒变得毫无用处。新爱尔兰岛上的卡维恩，也就是拉包尔的主要卫星海军基地，同样未能幸免，被直接攻陷了。1944年2月，哈尔西的第3两栖编队将新西兰的部队送上了布干维尔岛和新爱尔兰岛中间的格林群岛。接下来，在3月中旬，第3两栖编队直奔卡维恩西北方70英里处的俾斯麦群岛的埃米劳岛（Emirau Island）。卡尼说：“我们唯一的伤员是从船上跳出来时扭伤脚踝的。这次行动使我们横跨在敌军由特鲁克群岛或由西方而来的交通线上。从那时起，卡维恩就死定了。日军会在那里待到毁灭。”[42]卡尼还补充说，“蛙跳”战术从心理和士气上摧毁了日军。他表示：“日军每次实施某个计划，似乎都没有备用计划，因为从心态上和心理上来说，在日本人那里，从来就没有失败这个词。任何事一旦开始，就决不回头。”美军围着日本的据点转，而不是直接发动攻击，“日本全军的士气都崩溃了”。[43]

麦克阿瑟拿下了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的洛斯内格罗斯岛，离卡维恩岛有220英里。那里有一条狭窄的通道通往马努斯岛，岛上的席亚德勒港（Seeadler Harbor）是一个极好的自然锚地。在洛斯内格罗斯岛，第7舰队会为麦克阿瑟西进的下一步——“无畏”行动——积聚力量，他在这次行动中将打到荷兰迪亚。俾斯麦群岛的屏障已被打破，返回菲律宾的道路大开。

古贺大将终于明白过来，拉包尔已经成为一个大麻烦，于是命令剩余的航空部队飞回特鲁克群岛。1944年2月16日至17日，第5舰队的航母舰载机对特鲁克群岛发动了毁灭性的突袭，这无疑更加印证了他的分析。

1943年末，盟军在南太平洋的胜利似乎是板上钉钉了。唯一不确定的是还将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以及还需要花费多少时间。盟军的绕道战略，使12.5万日军兵力无法发挥作用。日本海军航空兵中的精英都已牺牲，接班的新兵缺乏训练，对战争准备也不充分。日本人在南太平洋的历次战役中损失了2 000多架飞机，而且以他们的经济实力也无望弥补这些损失。剩下的日本航母已被撤回本土，大概是因为日军知道如果继续将它们投入大型战役，等待它们的就只有毁灭。随着美国战时经济进入巅峰期，更先进的新型舰艇、飞机和武器陆续抵达太平洋地区。

美军从上到下士气高涨。在1943年的最后一个月，太平洋地区的一名军官写道：“现在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装备太多了，就像在自家客厅玩打鸭子游戏一样。”[44]经历过铁底湾几场恐怖海战的邦内尔上尉说，1942年最绝望的几个月中普遍存在的“愤世嫉俗”被无处不在的信心和乐观取代了。舰队迅速扩张，并在训练水平、作战经验、信念和技术等方面也都有了质的改进。军官和水手知道各自的职责所在，也知道如何去做。“换句话说，”邦内尔说，“过去是生手来做老手的工作，现在则是熟练工做学徒的工作。”[45]

[1] Special Service Division, Instructions for American Servicemen in Australia.

[2] Leckie, Helmet for My Pillow, p.140.

[3] Ibid., p.144.

[4] Alex Haley, “The Most Unforgettable Character I’ve Ever Met,” in Shenk, ed., Authors at War, p.127.

[5] Keresey, PT 105, p.131.

[6] Entry dated October 24, 1943, in Fahey, Pacific War Diar, p.58.

[7] Ralph, They Passed This Way, p.158.

[8] “‘Shocking’ Street Scenes at Night.”

[9] Lake, “Desire for a Yank,” p.623.

[10] Courier-Mail, October 29, 1942, p.4.

[11] “Hey! You Diggers! He Came, He Saw, He Conquered,” Wolfson Collection of Decorative and Propaganda Arts.

[12] Truth (Brisbane), June 14, 1942.

[13] Manchester, American Caesar, p.286.

[14] Perry, Most Dangerous Man in America, p.192.

[15] Thomas C.Kinkaid,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429, Vol.1, pp.250-51.

[16] Ibid., p.254.

[17] Schaller, Douglas MacArthur, p.72.

[18] Childs, I Write from Washington, p.251.

[19] Manchester, American Caesar, p.327.

[20] COMINCH to CINCPAC, March 27, 1942,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1, p.534.

[21] “CINCPAC Conference in Argonne,” September 28, 1942, p.1, in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Coll/606, Box 24.

[22]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p.154-55.

[23]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p.173-74.

[24] Robert Bostwick Carne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329.

[25] Manchester, American Caesar, p.338.

[26] Reiji Masud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02.

[27] Kenney, General Kenney Reports, p.206.

[28] Radike, Across the Dark Islands, p.135.

[29]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169.

[30] Robert Bostwick Carne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315.

[31] U.S.S.Dunlap Action Report, August 18, 1943, enclosure (A), 18: DD384/A16-3 Serial 012, in NARA, RG 38.

[32]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179.

[33] Mimeo Secret Outline Plan, pp.241-43, “Outline Plan for Opns of the SWPA, 1944,” Reno III:General Headquarters Southwest Pacific Area, October 20, 1943, online at http://www.ibiblio.org/hyperwar/USA/USA-P-Strategy/Strategy-W.html (accessed November 3, 2014).

[34] Mimeo Secret Outline Plan, pp.241-43, “Outline Plan for Opns of the SWPA, 1944,” Reno III:General Headquarters Southwest Pacific Area, October 20, 1943, online at http://www.ibiblio.org/hyperwar/USA/USA-P-Strategy/Strategy-W.html (accessed November 3, 2014).

[35] Entry dated November 2, 1943, in Fahey, Pacific War Diar, p.65.

[36] Fitzhugh Lee, oral history, in Wooldb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111.

[37] Potter and Nimitz, Great Sea War, p.301.

[38]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p.222-23.

[39] Ibid., p.225.

[40] Ibid., p.224.

[41] Manchester, American Caesar, p.338.

[42] Robert Bostwick Carne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315.

[43] Ibid., pp.313-14.

[44] “Narrative by Lieut.Graham C.Bonnell, US Navy,” recorded January 25, 1944,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1.

[45] “Narrative by Lieut.Graham C.Bonnell, US Navy,” recorded January 25, 1944,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1.

第九章

旧金山的山丘使战时保密成了笑话。除了起雾的时候——这里多雾，一年四季都不例外——任何市民、观光客或者间谍都能将城市景观尽收眼底，各种船只在海面上十分显眼，让人一览无余。战舰、运兵船、货船、油轮、潜艇——有史以来，还从没有过这么多的船从金门桥下驶过。旧金山及其子宫形状的港湾曾经是美洲的“后门”，此时却是太平洋战争中重要的物资补给中心和转运中心。

从梅森堡到猎人角，大小码头无不停泊着各类船只。码头装运工轮班上岗，夜里也要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工作。零售商贩和土地所有者保持了淘金热时代流传下来的抬价传统，致使商品和房租价格虚高。影院里全天都有电影上映，但仍是场场爆满。饭店门外，饥饿的市民和军人们沿着马路排起了道道长龙，一直延伸到街角。饭店里，服务生不耐烦地催促客人们赶紧吃完走人。住房管理政策要求住酒店最多不超过两晚。（但陆军和海军的将领通常能享受例外。）

在城市东北角的山下，田德隆区、唐人街和北岸区的街道肮脏不堪，却人山人海。身着绿色、白色或者卡其色衣服的人们，准备在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由港口之一尽情挥霍一番。他们兜里有钱，心里却门儿清，自己不定啥时候就没机会花这些钱了。大街上，霓虹灯闪烁着。人们三五成群，摩肩接踵，在脏乱不堪的夜总会、脱衣舞俱乐部或者通宵营业的刺青店进进出出。宪兵队和海岸巡逻队为保证治安而坚守岗位，两人一组巡逻，随身只配备一根警棍。这份差使挺危险，因为不管想逮捕谁，闹事者的同伴都不会坐视不管。若大家决意群起反抗，解救滋事者，两个人仅凭警棍断然是应付不了的。一晚上至少一两次，需要出动防暴队和警车，押送一伙人到卡尼大街和华盛顿大街上的审判大厅去，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临时关押犯人的军事监狱。

店铺11点打烊，大家尽兴而归，狭窄的人行道上就会突然挤满了人。这会儿是一天中最容易出事的时候。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要不就是陆军和海军，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发生口角再常见不过了，而且不同舰艇上的士兵，也往往为各自的舰艇而混战起来。1942年年初，轮渡大厦以北海滨沿线的码头都被改造成了主力舰碇泊区，因为这些巨型舰船在珍珠港遭受过鱼雷袭击，需要在此接受漫长的修理。长期停泊于此的战舰上的海军士兵被戏称为“市场街敢死队”，但谁要是敢当面喊出这个绰号，还是要做好用拳头保护自己的准备。“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上的弗洛伊德·比弗说：“那样很容易就会打起来的。”[1]

随着战事越来越激烈，旧金山（以及其他所有被军人占据的美国城镇，比如火奴鲁鲁和圣迭戈）人变得精疲力竭，人情也更加淡漠。这是悉尼、布里斯班以及墨尔本的人没有经历过的。西奥多·C.梅森是一艘战列舰上的水手，也是个传记作家，战争时期的市场街给他留下的印象颇为深刻：

从轮渡大厦到市政中心，不过几个街区的距离，这段旧金山最宽阔、最肮脏、最吵闹的主干道上总是遍布大城市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跛足者、残疾人、穷人、盲人，还有自封的灵魂救赎者。现在一批身着蓝色海军服、卡其色陆军服和绿色海军陆战队军服的士兵蜂拥而来，和流浪汉们抢占人行道上有限的空间。那些身着军装的人大多是新的水手或二等兵，刚从海军训练营或新兵训练中心受训完，身无分文，懵懵懂懂地来到充满罪孽的旧金山。他们大多年龄还小，酒都不能买。

他们心神不定地在美妙的浮华街道上转来转去，街上遍布酒吧、当铺、电影院、戏院、酒店、办公楼和饭店。每个年轻人都奢望能遇到一个女子，和远在家乡的她一样可人（又或是截然不同）。除非他能在西班牙餐厅舞池里连哄带骗，侥幸掳获姑娘的芳心，否则他唯一能遇到的女子便是街头女郎，有人叫她们“女列车长”。熙熙攘攘的大批顾客里，这位“女列车长”也只能挑一个，收十美分“车票”，带走。

咖啡馆灯光昏暗，小伙子们想在这里抓住最后的机会，来一段风流韵事。然而服务员们早就腻了，和整条街一样怠倦。这些来自丘陵、农场和城镇的年轻士兵调情的话，她们听得太多了。又一次被拒绝后，这些受挫的海军新兵只能聚集在游乐中心。这里是个低俗的游乐场，在这里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发泄郁闷，比如射击日本零式战斗机、战舰还有希特勒，或者和哥们儿在硬纸板做的战列舰前摆拍。我才意识到，旧金山，可以变得如此冷漠。[2]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人心惶惶的几个星期里，美国第12海军军区先下手为强，迅速抢占一切想要和需要的地盘，以便应对紧急状况。还没有和旧金山市和旧金山县商定好租约的细节，海军部就在1942年4月占领了金银岛。矛盾逐渐升温。旧金山政界精英中的显贵们原本打算用这300英亩地建机场，海军方面答应拿出44 801美元补偿他们，但他们对此很不满意。同一天，联邦法官签署了“占有和使用声明”，平息了一场法律诉讼。通过强硬的法律手段，使用权判给了海军部。被以这样的形式耍弄，平民官员们可受不了。第12海军军区还要占领猎人角的船坞，不但要使用该地的码头和空地设施，还要吞并附近的整个社区。一百多户平民家庭接到通知，要求他们做好准备，在48小时内撤离。在东岸区，海军买下了伯利恒钢铁公司的一个老旧的船坞，还在浅滩区填海，以扩建阿拉梅达海军航空站。

北岸区是大量造船厂聚集的地方，主要是索萨利托（船务公司）和里士满（凯泽造船厂）。福特汽车公司1/4英里长的工厂迅速改建，用来装配吉普车和坦克，它们将会从500英尺长的混凝土码头装载到运输舰上。红酒码头集合了优良的石质酒窖和世纪之交建起来的港口设施，此时被改造成了海军的燃料补给站，输油管从这里一直通到里士满山丘上的棕色油罐，这些油罐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这些大型的工厂和船坞围在带刺铁丝编成的栅栏里，而且有军人看守。他们的日常节奏是永恒不变的，每天都是八小时换班，届时一大队人会从一个门进来，另一队从另一个门出去。在第一个门口，吐着尾气的巴士上会下来一队人，车继续向前开，再带走另一队人。一天24小时，一周7天，都是这样周而复始，直到轴心国被击败。

跟所有在战争时期繁荣起来的城镇一样，这里是劳动力的卖方市场。大字不识，原来只能当一辈子农民的大老粗，来城里的第二天就能找到生产线上的活儿。追求高额报酬的人，或坐火车巴士，或开车，或搭便车，纷纷涌入城镇，能拿到的工资是原来的两倍甚至三倍，这是他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人们住的棚屋拥挤而简陋，是十多年前的。有些人住在拥挤不堪的公寓里的“热床”上，在这里舍友们尽量把工作安排在不同时间，这样就能轮流睡同一张床。还有人把车停在路边或空地上，然后就住在车里面。亨利·凯泽疯狂地投入资金，建造新型战时住宅项目，例如里士满的艾奇逊村里的双联或四联房屋，总共有450套。

十年前，土生土长的加州人最瞧不上的是来自干旱尘暴区的“俄克移民”和“阿肯移民”。现在，他们对这些在战时工业里寻求机会挣大钱的乡下佬同样一脸不屑。他们用类似的侮辱性叫法来称呼这些乡下人，不管这些人来自爱达荷州、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还是北卡罗来纳州。刚刚从内陆平原来的家庭，孩子光着脚，梳着辫子，大人小孩都张大着嘴，吃惊地环顾周围的一切。他们从没见过这么拥堵的大街，没见过这么多人，这么多车，也没见过人情这么淡薄而冷漠。劳拉·布里格斯是个来自爱达荷州的小女孩，初来乍到，看到城市里的邻居之间从不主动打招呼，感到分外吃惊。“早上路人就从你旁边走过——‘就从旁边走过啊！’我父亲的原话——却不跟遇到的人打招呼，甚至完全无视你的存在。”[3]

不管男人、女人还是少数种族，都被赶到一块儿，被迫挨得很近，一起工作。西海岸对少数种族的包容和温和态度像灯塔一样吸引着非裔美国人，因此他们在美国参战的这几年间大量移民到加州。行政命令下达后，船坞和工厂合并了。在拍摄于军需工厂餐厅的照片里，不同肤色的男男女女并肩坐着，种族隔离和种族恶意在这里是不存在的。但黑人还是会遭到侮辱和不公的待遇，事情有大有小，这主要是和20世纪40年代普遍存在的种族态度有关。整体上讲，他们觉得自己是“船坞最底层的员工”。海湾区的造船厂和工厂还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女工。在凯泽造船厂里，“焊接工温蒂”这个称号曾经特别火，比现在人们熟悉的“铆钉工罗西”还要火。[4]最初，船坞工会的老板们坚持让女性的工资待遇低于男性，但是他们很快意识到，这种差别反而会刺激管理者雇用更多的女性。对女性的厌恶总是毫无缘由地突然爆发，这是个社会顽疾，还具有传染性。耸人听闻的传言不堪入耳，到处传播，说在工厂幽暗的休息区或内部隔间里以及正在修建的船上，有人对女性做见不得人的勾当。造船厂的女工们都要戴头巾，还不准戴首饰、涂口红和涂指甲油。着装标准由男性间接监督，直接的监督则由自封为监工的女性完成。凯瑟琳·阿奇博尔德曾经在奥克兰的摩尔干船坞公司工作过，她在战后写了一本犀利的回忆录。“就像士兵潜入敌军防线一样，”她写道，“造船厂的女性必须伪装自己，以防性别特点被别人注意或夸大。”[5]

由于工作提速，1942年到1943年间的船运危机有所缓解。有越来越多的船一下水就立即派上用场。质量控制以及产品使用年限此时都不重要。是否经济适用也不重要。对于造船业来说，新常规要求人们的文化和态度发生深远的变化。造船厂过去一直是技能娴熟的工匠们的领地，他们在这里维护自己的特权和优厚的待遇，一致排外。焊工、电工、管道工和车床操作工都是耐心地、一步一步地沿着职业阶梯熬上来的，以自己的工作为傲。厂主和经理们是工人们的宿敌，也是给他们发工资的人。但是通过组织集体维权活动，工人们为自己争得了更高的工资，让自己不受他们的压迫。亨利·凯泽没有任何造船业的经验，却挤进这种囿于传统的行业里。他带来一种极端的想法，就是船完全可以通过装配线生产，工人们可以不经过培训，毫无技能，也可以来自任何阶层，任何偏远地区。船体的预制构件会运到造船厂，每个船体上都标有很多数字编号，表明需要用铆钉固定的部位。凯泽不想和工会作对，他的造船厂薪水也不低，但是那些老造船工对工会的突然扩张怀有不满，毕竟最初工会只是为有特权的人而设置的保护屏。战时的造船厂几乎变成了一个开放式的作坊，当然工会依然存在。这个古老的行业的管理者变成了不受欢迎的外来者——妇女、少数种族以及没文化的农民。更加让人难以容忍的是，有些闯入者竟然受到提拔，担任要职，这要放在战前，他们得花十年以上的时间才有可能爬上去。

山姆大叔努力劝服人数不断增加而又浮躁不安的工人们，说他们是“生产线上的战士”，从事的是崇高的爱国事业。这番说教产生的结果很复杂。凯瑟琳·阿奇博尔德断言，她的工人朋友们没有一个是出于爱国热情而做这份工作的。许多青壮年坦言，在造船厂工作比上战场安全，挣得还多，他们都打算将自己“重要的战时工人”的身份延期，以躲过政府征兵。谁要是告诉别人想去前线服役，那他“准会被嘲笑是个疯子，因为带不好的头而被嫌弃”。[6] 20世纪30年代便参与过工人反抗运动的工会左派分子，坚持认为战争是个幌子，目的是让政客们大捞一笔，以填满那些后台资本家的小金库。阿奇博尔德写道，一种“懒散的氛围”“像浓浓的蒸汽一样充斥着造船厂，每一个角落都见证着对时间的极大浪费”。[7]游手好闲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是组织好的。有人把报纸偷偷带进来，大家相互传看。在船上以及机器车间里，有些偏僻难寻的角落。这里总有些人在打扑克、掷骰子或嚼舌根，男女都有。有人在门口放哨，还有约定好的暗号，一旦主管来了就发出警示提醒。装病开小差的认为管理部门才不会在乎工人们是否努力干活，因为无论船厂能造出多少艘船，他们都能稳稳地赚钱。

马雷岛虽然名字叫岛，但其实是被一块泥泞不堪、充满香蒲味的沼泽从大陆上隔开的河口半岛。它位于纳帕河河口附近，对面是阳光普照的瓦列霍镇，在旧金山东北方约25英里处。自1854年以来，这里一直是马雷岛海军造船厂所在地，这是美国西海岸最古老的海军设施，在众多新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中，有几座红砖建筑可以追溯到内战时期。即使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它也是密西西比河以西最大的综合工业厂房，造船和修理设备的总投入资本约为1亿美元。到1942年底，厂里雇用了超过4.5万名工人，大批移民涌入瓦列霍，艰难地寻找栖身之地，令这座小镇不堪重负。由于没有足够的住房来为暴增的劳动力提供住所，一支由300辆租来的灰狗巴士组成的车队每周7天都会接送工人，在方圆75英里的范围内往返。

马雷岛的河滨坐落着一排拥挤的建筑，分别是机器车间、管道车间、仓库、装配工的阁楼、弹药库、行政大楼、下水滑道、突堤码头和干船坞。在探照灯的照明下，拥挤不堪的车间里，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们在发动机车床、刨床和轴承边忙碌。有专门的团队为几十艘在造船厂建造或检修的潜艇校准潜望镜。一个油漆厂每个月都要调大约20万加仑的油漆。十几个大型自助餐厅时刻都在供应食物，一长串的小吃车在厂子里穿梭，工人们站着就能狼吞虎咽地吃完。战争期间，马雷岛建造了100多艘新船，修理或检修了1 000多艘，太平洋战争中部署的登陆艇也有一半左右是这里制造的。它是美国两个主要的潜艇建造和修理中心之一，另一个是东海岸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

1941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一艘崭新的小鲨鱼级潜艇在造船厂成型，长长的钢制船体被夹在高耸的钢架之间，周身漆黑，只在上层建筑上有一个朴素的白色数字——“238”。它的名字只有那些守口如瓶的神秘军官和潜艇部队的人知道。就像同级别的其他潜艇一样，SS-238也是以鱼的名字命名的——“刺鲅号”。1942年2月14日，在以马雷岛的标准来看算是低调的小型仪式中，它船尾朝前，正式下水了。

所有的潜艇兵都是志愿兵。潜艇部队不想要那些并非热切渴望佩戴双海豚标志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想要离开潜艇的军官或海员都会获得批准，立即转回水面舰队。许多“刺鲅号”的士兵都直接来自潜艇学校，也有一些人是在其他学校学习过特殊技能。潜艇上的几名士官在制造厂里受过训练，从滚珠轴承开始学习整个系统的运作。艇长“粉红”马文·G.肯尼迪身材高挑，一头红发，有着红润的爱尔兰肤色（这就是他的绰号“粉红”的由来）。他是一个强硬的监工，有点书呆子气，却是一个高效的管理者。副艇长是理查德·H.奥凯恩，在一些船员眼中，这个人有点容易紧张，不擅长和人打交道，却极为受人敬重，因为他早在1942年年初就参加过战时巡航，这种经历是十分罕见的。奥凯恩曾作为一名低级军官随“阿尔戈号”执行沿中途岛布雷的任务，在12月7日的晚上跟踪过两艘日本驱逐舰。

潜艇均独立于舰队，远离适合停靠的港口，必须自给自足。理所应当地，军官和船员们必须对潜艇的每个角落都了然于心。因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需要抢修，即便潜艇上缺少相应的零部件，没有称手的工具，也要尽力修好。每一个潜艇兵都得经历一番严酷的考验——首先是笔试，然后是口试，从船头到船尾——证明他知道每个阀门和电气面板的功能。考试失败者或被送回舰队，或被派到岸上的救援队工作。另一艘潜艇上的一名进行资格评审的军官告诉手下：“了解这个老姑娘的里里外外，了解使她正常运转的方方面面，这样你才可以悉心呵护她。她能正常运转，我们才能活命；而能不能让她正常运转，取决于我们所有人。”[8]

由于没有比直接组装舰艇更好的方法来了解它的整个系统，因此海军指派了军官和船员来监督后期的建造和调试工作。“刺鲅号”的船员们从一个破败的木制建筑上做监督工作，就在潜艇的泊位对面。其中一名军官回忆时，说这些建筑物里面“混合着柴油味和疲倦水手的体味”。[9]潜艇在很大程度上允许“私人定制”，以满足艇长、下属军官以及资深士官（所谓的“船上的老大”）的强烈喜好。这样一来，尽管在外观上与同级别的潜艇几乎没有区别，但每一艘潜艇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怪癖。

船坞的工人和船员为了能按时完成“刺鲅号”的建造工作，身心俱疲，处在崩溃的边缘。潜艇上的18枚鱼雷（每枚重量相当于一辆四门轿车）用滑轮装置推到舱口，这种滑轮装置非常古老陈旧，要是放在18世纪的战舰上，可能就不会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了。没有上过潜艇学校的水手需要进行深水逃生演习。他们从水塔底部进入高压室，然后在一个可怕的逃生设备的帮助下升到顶部，这个装置其实就是一个装满二氧化碳吸收剂的安全气囊，叫作莫姆森肺。有时从水里钻出来后，有人耳朵里会淌血。

6月15日，肯尼迪少校下达指令，主桅上升起三角旗，“刺鲅号”正式下水，编入太平洋舰队。7月16日黎明时分，潜艇鸣笛，倒退着进入了纳帕河。它由两个引擎驱动，以14节的速度航行，沿着航标进入萨克拉门托河，在圣巴勃罗湾疏浚出来的狭长航道里航行。在水面航行的时候，这艘美军小鲨鱼级潜艇船身漆黑，不易被发现，悄无声息但威力无穷。东兄弟岛车站和圣巴勃罗湾西面的一个古老的木制灯塔，是旧金山湾入口的标志。旧金山的摩天大楼隐隐出现在正前方，“刺鲅号”转入主航道，调整航向，朝长长的红色大桥驶去。它在那里将做最后一次小心的导航，来避开反潜网。然后“刺鲅号”会进入公海，投入战斗。

潜艇的实际作战方式，与船员们训练时的作战方式不一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作战理论受到英德日德兰海战（1916年）相关研究的影响，认为潜艇附属于海军主力舰队。它的主要任务是侦察。它会在舰队前方大约100英里的地方，用潜望镜观察敌人，通过无线电发送敌情报告。进攻不是潜艇的首要任务，但有机会时也可发动进攻。鱼雷攻击或许可以骚扰敌军舰队的外围，但致命的打击还是得靠大炮。因此，小鲨鱼级潜艇被错误地称为“舰队小艇”，而且之前和之后的潜艇也被如此看待。二战时的潜艇比足球场还长，实际上是大船，而不是小艇，很少与舰队协同作战。然而海军的传统很难打破，所以潜艇一直是唯一一种被称作“小艇”的舰艇。

从潜艇的角度来看，在己方舰队附近作业是十分危险的。在整场战争中，尤其是在其早期阶段，美国潜艇曾多次被己方舰队和飞机无情地炮击、扫射、俯冲轰炸，还曾受到深水炸弹的攻击。1941年12月7日和8日，坦博尔级潜艇“长尾鲨号”（SS-200）试图进入珍珠港，遭到美国舰队两次深水炸弹的攻击，几乎被彻底摧毁。潜艇遭遇大型特混舰队时，情形会万分紧张。任何错误或延迟都可能是致命的，因此所有的潜艇都会及时提供正确的识别讯号，但美军飞行员和驱逐舰往往会忽视或误解讯号。此种情形下，是重复发送被误解的讯号，还是下令紧急下潜？许多艇长不得不迅速做出生死攸关的选择。1944年10月，在菲律宾群岛沿岸，“飞鱼号”潜艇被“科格斯韦尔号”驱逐舰攻击，即便已经发出了正确的识别讯号也未能幸免。艇长不得不下令紧急下潜，躲入深海。同时，“科格斯韦尔号”驱逐舰发射了几颗深水炸弹。当“飞鱼号”设法通过声呐发射讯号给“科格斯韦尔号”时，后者发来讯号问：“对不起，没伤着你们吧？”“飞鱼号”：“没受伤。”“科格斯韦尔号”：“那上来吧。”“飞鱼号”：“去你妈的。我们还是等你们走了再上去吧。”[10]

就在不久之前，美国曾公开谴责动用潜艇对付商船的行为。正是德国在大西洋无限制的潜艇袭击，导致美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30年的《伦敦海军条约》（美国是缔约国）禁止对商船滥用潜艇作战。（第22条要求潜艇遵循老式的“战利品原则”，可以拦截并搜查非武装的商船，但必须在船只沉没之前，将全体船员撤离到安全地带。）美国人认为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是犯战争罪，甚至海军军官也有这种想法。如果大家都遵守詹姆斯·麦迪逊要求乔治三世的皇家海军遵守的原则，那20世纪的海战就不会发生了。《伦敦海军条约》既不切实际又毫无限制作用。在珍珠港突袭后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就无视一切条款，命令全体舰队“对日本实施无限制的空战和潜艇战”。

从战争一开始，潜艇就是经过漫长而孤独的航行进入日本的内海航线最能发挥作用。“我相信，敌人的运输线是其维持整个作战行动的诸多环节中最脆弱的部分，”金将军在1942年2月22日对尼米兹写道，“我认为任何一艘可以用的潜艇……都应派遣到太平洋西岸，去攻击敌人的交通线。”[11]如果不能源源不断地进口石油等原材料，日本就无法维持战时经济；没有可靠的航运线路，日本也无法供应它的海外部队。美国潜艇设计的初衷，是侦察并攻击敌人的舰队。在太平洋战争中，它们的作战任务改变了，反而取得了出奇理想的效果。它们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在海面上速度很快，在海上可停留六至十个星期。货船、油轮和运兵舰比军舰航行速度慢，更容易受到鱼雷攻击。战后的统计发现，美国潜艇给日本海军带来相当大的损失，几乎相当于美国航母空中力量对日本海军造成的重创。它们为盟军的胜利做出的最宝贵的贡献是消灭了日本的“丸”。[12]到1945年8月，潜艇部队击沉的舰船吨位比日本在战争初期所拥有的舰船总吨位还多。

战前的作战条例和训练都提倡谨慎行事。战前的培训告诉潜艇军官，在白天升高潜望镜观察会招来攻击，是极其危险的。最好只把潜望镜调到海浪高度，快速一瞥，然后迅速收回。在战争初期，太平洋舰队的潜艇如果白天是在日本航空基地500英里以内，上级会命令它们潜在水下。这道禁令大大降低了它们的有效巡航半径。小托马斯·威瑟斯将军是战争初期的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一直是水下声呐测距的支持者，这一方法是指潜艇只靠声音定位来确定鱼雷攻击的方向。艇长得到的指示是优先保护潜艇，击中目标是次要的。当时认为，日本的驱逐舰如果在海面上搜寻，很有可能会用声呐探测到深潜的潜艇，军官们接到指令，要利用海水的温度梯度[13]作为缓冲。战争时期的经验很快就证明，敌人的反制措施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致命，因此美军需要一种更加主动的进攻态度。

1942年对潜艇部队来说是令人失望的一年。驻扎于马尼拉湾甲米地海军基地的亚洲潜艇舰队未能击退，也未能严重干扰日本对菲律宾的入侵。战役失败后所做的分析暴露出许多问题。托马斯·C.哈特将军的S型潜艇又过时又破旧，无法为战时巡航做好准备；船员的训练不切实际；他们一直严格强调声呐法及基于声呐法的攻击，并且过分担心敌人的空中攻击。亚洲舰队的潜艇兵在长距离巡逻方面没有什么经验。甲米地基地也很容易受到空袭。在战争的第三天，日本在一次轰炸中就毁坏了该基地的233枚鱼雷。没有任何潜艇部署在林加延湾危险的浅水水域，这里是日本主要的两栖登陆地点。残余舰队撤退到弗里曼特尔，成为西澳大利亚司令部的核心战力。在这里，超负荷工作且航程较短的S型潜艇在不利的条件下挣扎。它们长期供应不足，距离东印度群岛和南海的巡逻区域太远，不能有效完成任务。

和平时期经培训提拔上来的第一批艇长一般无法胜任其任务。因为和平时期要想获得提拔，谨慎和对组织政治的认同是必不可少的素质。此外，对潜艇军官的职业前景至关重要的和平时期的演练，也是惩戒冒险战术的。战争逐渐暴露出“艇长问题”。必须找出那些过分谨慎的艇长，解除他们的职务，以便更年轻、更大胆的人能够接替他们行使指挥权。这一过程历时一年半。

在高级职位上，同样需要不断挑选最合适的人。1942年3月，尼米兹解除了威瑟斯的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的职务，并将这份工作交给了海军少将罗伯特·亨利·英格利希，他曾是一名潜艇兵，不久前担任轻型巡洋舰“海伦娜号”的舰长。（他还担任过原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的参谋长，曾在华盛顿的海军部“潜艇组”任职。）英格利希要求艇长们采取进攻战术，而且他一旦认定某个人作战时胆小懦弱，便不会给那人好脸色，即使那人只是运气不好，或是遇到了设备故障。

在太平洋战争的前半段，潜艇部队的作战效能因鱼雷质量不佳而严重受限。这些鱼雷要么定深过大，从目标的龙骨下通过，目标毫发无损，要么电磁雷管没有引爆或过早引爆。鱼雷还经常可怜兮兮地从日本船的船体上弹回来。这些缺陷直到开战很久后才被发现，部分原因是和平时期的经济使得实弹检验未能进行，另一部分原因是当时军械局那些趋炎附势之人冷漠地拒绝了针对研究和改进提出的所有合理要求。最终，人们发现（而且军械局也承认），鱼雷的实际爆炸深度比预定爆炸深度平均深了10英尺。而保密的马克六代电磁引爆装置的问题花了更长时间才得到解决。这个爆炸装置的作用原理是，先检测到上方存在船体，然后定时在龙骨的正下方爆炸，爆炸力量向正上方走。越来越多的潜艇军官确信这种电磁引爆装置不可靠，他们开始游说指挥官，希望得到许可，拆除这个装置，并给鱼雷设置更浅的爆炸深度。威瑟斯将军拒绝了这些提议，部分原因是拆除该装置后再实施鱼雷进攻需要进行“三鱼雷扇面攻击”，而在1942年的时候，珍珠港的鱼雷供应极为不足。在许多情况下，艇长们会自行停用这种装置，然后捏造巡逻报告，掩盖他们的行为。但这样做反而使问题无法及时得到适当的反馈。而且，依赖于接触爆炸的旧式鱼雷也有缺陷，因为设计拙劣的撞针经常在撞击后变形，无法引爆弹头。

艇长过于谨慎，鱼雷糟糕透顶，这容易让人忽略一种有利的事实：潜艇部队从军官到普通士兵，往往人才济济。副艇长和三副大多在20世纪30年代早中期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他们恰好在1943年到1945年间成长为艇长。“船上的老大”（士官中级别最高的人）通常是船上最年长的人，可能已经在潜艇上服役了二十多年。在潜艇部队服役的人数量很少，但他们非常自豪。这是一个自觉的精英团体，非常珍视潜艇上无与伦比的团队精神。为了彼此的生存和成功，艇员们互相依赖；他们不仅有共同的兴趣，而且幽默十足，互敬互爱。一个拥挤而阴暗的小隔间里住着七八十个人，那些令人压抑的等级差别在这些人心中逐渐淡化了。没有人敬礼，也没有人仗着高军衔摆架子。军官和士兵们以名字互称。“说到纪律，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曾在一艘柴油动力潜艇上工作十多年的艾伦·波尔希默斯说，“一切都建立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上，比如说用‘你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会狠狠地踢你屁股’这种话来说服别人。潜艇乘员之所以如此有凝聚力，原因之一是每天频繁地接触。在潜艇上一个人每天至少会和所有人接触一次。”[14]没有人办事拖拉，没有人装病开小差，因为潜艇上没有地方藏匿，而且任何人的失误都会危及船上所有人的生命。私人恩怨、小小的特权、部门间的不满、军官与士兵之间的矛盾、预备役人员与海军学院毕业生之间的相互反感——这些海军生活中根深蒂固的病态现象，在生活于海底的“长钢管”里的潜水兵身上完全看不到。

1942年7月，为了支持即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开展的“瞭望塔”行动，尼米兹派遣了一支强大的潜艇部队前往特鲁克群岛的日本舰队基地。这些潜艇要巡逻并监视敌方的航线，及时发现敌人在海上的动向，并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将敌方船只击沉。7月到9月间，英格利希将军派了11艘潜艇前往特鲁克群岛，其中就有“刺鲅号”，这是它的第一次战时巡航。

“刺鲅号”于8月23日离开珍珠港。白天，它在水中潜行，偶尔用潜望镜观察一下；夜晚，它在水面上行驶，给电池充电，并通过天体观测来确认方位。两个星期过去了，“刺鲅号”发现了一艘敌舰，这是一艘小型的兵库丸级油轮。肯尼迪跟踪目标，在1 430码外发射了三枚鱼雷，但所有鱼雷都没命中。艇长下令潜到目标下方去。肯尼迪觉得敌方的空中巡逻对“刺鲅号”造成了威胁，于是没有发动第二次袭击。其他军官对这一决定不太乐意。三副乔治·W.格赖德上尉回忆说：“潜到第一个目标下面溜走让官兵非常泄气。”[15]

两个多星期之后，“刺鲅号”才再次尝试攻击，这次目标是一艘6 500吨的货船。在水下谨慎地逼近之后，“刺鲅号”发射了四枚鱼雷，似乎只有一枚击中目标。肯尼迪观察到那艘船向左倾斜并且船尾开始下沉。（战后资料显示，当时该地没有任何船只下沉的记录。）随后“刺鲅号”和一艘护航的驱逐舰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躲进一场狂风暴雨中才得以脱身。

9月30日，“刺鲅号”与敌军的水上飞机供应舰“千代田号”狭路相逢，却错失击沉敌舰的时机，这也是它第一次航行中最遗憾的事情。“千代田号”是个有价值的目标，当时潜望镜发现它在1.2万码以外，而且似乎没有护航舰艇。肯尼迪采取了一种谨慎的方式，拒绝全速前进，因为担心会耗尽电池。“千代田号”以“之”字形曲折运动，很快就跑出了射程范围。错过这次机会更多是由于运气不好，而不是疏忽大意，但它彻底耗尽了艇员的士气。格赖德写道，这一事件让士兵们“闷闷不乐，灰心丧气。这件事沉重打击了我们的自信，在整体上削弱了我们对这艘潜艇的信心和我们的进取精神”。[16]

10月5日，肯尼迪发现了一个更加有价值的目标——一艘轻型航母。它有两艘驱逐舰护航。肯尼迪选择了另一种保守的做法，将“刺鲅号”的速度控制在全速的三分之一，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目标溜走了。

肯尼迪承认是自己的失误导致这一次未能做出完美的攻击。他在报告中写道，他的做法“缺乏攻击性和技巧。……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目标在早上8点毫发无损地迅速离开”。[17]英格利希将军非常赞同肯尼迪的自我批评，并在签批时强调了这一点。

这次巡航遇到了几次机械事故，有些事故极其严重。SJ对海雷达轴部错位，不能正常转动。两名士兵不得不用力转动手轮，第三名士兵用滑脂枪分别润滑两个轴承。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艇首浮力舱的排气口卡住了，使得“刺鲅号”在一次下潜时停止不动。一次常规测试搞砸了，一枚鱼雷半卡在艇首鱼雷管的管口上，黄铜弹头突出艇身。这枚鱼雷既无法从管中取出，也无法拉回来。它会自己打开保险吗？不大可能，但万一打开了保险，它就可能会引爆，把整个潜艇轰到天国去。

除了听天由命，潜艇上的士兵什么也做不了，于是他们都搞起了黑色幽默。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个小事故后，有人说：“嗯，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那枚鱼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18]

10月15日和16日，在返回珍珠港的时候，“刺鲅号”发现了3架PBY水上飞机，并于10月17日星期六在正前方遇到了它们的护航舰艇。潜艇准备好浮上水面，顺着航道悄悄驶进珍珠港，一部分艇员也来到甲板上。潜艇兵从10—10码头附近把船驶进了东湖，接近潜艇基地。官兵代表团聚集在码头欢迎潜艇回归，还伴有海军乐队的演奏。肯尼迪已经提前用无线电申请预约了一个左舷泊位，然而空出的是一个右舷泊位，不知他们是没有抄下来，还是忽略了。潜艇在航道里等着，柴油引擎隆隆作响，一个信号员通过闪光信号灯再次发送了信息。“有一枚可能已经装上引信的鱼雷在潜艇右舷突出。仍然建议停入左舷泊位。”[19]代表团和乐队赶紧撤退到安全的地方，同时按潜艇的要求空出了左舷泊位。

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分析家曾经假定，潜艇上条件恶劣，生活艰苦，美国人文化上不适合潜艇战。他们喜欢奢华的生活，好吃懒做，喜欢睡柔软的床，无法承受长期作战的压力，完全经受不住潜艇上的精神折磨和生理煎熬。话是这么说的，日本人似乎也信以为真了。这种对美国人高度简化的漫画般夸张的描述，很好地解释了日本海军为何对反潜战漠不关心。确实，美国人强调了他们新型柴油潜艇的舒适性和宜居性。长期服役的老兵认为，与此前的潜艇相比，小鲨鱼级潜艇奢华至极，有空调，照明良好，配有洗衣机，能用淡水淋浴。精心布置的厨房里有海军中最好和最新鲜的食物，还有冰激凌和烤面包。几乎所有的艇员都有一个单独的铺位。军官室里，靠着舱壁有一排包着皮质软垫的长凳。潜艇上还有电唱机和电影放映机，供官兵们娱乐。时间将证明这些为艇员提供安逸环境的设计，无论大小，都是明智的，因为无论航行多么艰苦，艇员都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即便有的航期长达两个半月。

进入港口后，潜艇上的全体乘员都会立即重获自由，备勤组员会接管这艘潜艇。怀基基海滩的“女王”，也就是豪华的夏威夷皇家酒店，已经被海军预订下来，专门供潜艇乘员“休养和恢复”。整整两周，这里的一切都在帮助潜艇乘员忘记最近的巡航，忘记潜艇，甚至忘记战争。他们什么都不做，彻底沉浸在放松之中。每条潜艇上的人都有一个指定的专用“茶点室”，每个军官和士兵都可以自由进出。这个房间里有一个装满了冰的浴缸，里面啤酒、香槟和软饮料应有尽有。“开创这个传统的人实在是太明智了，”格赖德说，“我花了大约两周时间就彻底疏解了压力。”[20]回到潜艇上，准备下一次出海巡航时，他们发现潜艇已经被擦洗干净，重新喷漆，并且物资齐全，连床垫套都换了。一名艇员说，里面就像女佣刚刚打扫过的旅馆房间一样。所有的“家务”都已经做完了，“就差摆上浴巾了”。[21]

使奥凯恩感到意外的是，尽管肯尼迪少校在第一次巡航中的表现让人不敢恭维，这次仍然由他来指挥“刺鲅号”。肯尼迪的巡航报告全是自我检讨，而英格利希将军则直言不讳地认可了这些批评。但他后来又缓和了语气，说肯尼迪似乎从他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并将击沉一艘6 441吨货船的成果归功于“刺鲅号”（战后分析报告否定了击沉该货船的说法）。尽管“刺鲅号”第一次巡航的失败令人无比懊丧，但在所有被派往特鲁克群岛的潜艇中，这算是再正常不过的战绩了。

奥凯恩通过特殊渠道不动声色地调来一个候选指挥官，参加“刺鲅号”的第二次出航。这名候选指挥官也是一个高级军官，通常和艇长一个级别，原本他是要去指挥另一艘潜艇的。他将以旁观者的身份登船，没有任何职责，只是在自己履任指挥官之前熟悉潜艇，积累经验。海军将这种略显笨拙的安排称为“岗前培训”。

这名新人是达德利·W.莫顿少校，他在海军学院的第一年就获得了“叨叨嘴”这个绰号，后来被简称为“叨叨”。他肩膀宽阔，双手宽大，握手有力。他也很合群，总是兴致勃勃，笑容可掬，常常放声大笑。“他像熊一样强壮，”格赖德说，“像熊崽一样活泼好动。”[22]

莫顿出生在肯塔基州的欧文斯伯勒，刚来海军学院时带着浓重的肯塔基口音。在安纳波利斯过了四年后，他的口音已经不太明显了，但一张嘴别人还是能听出他是南方人。有些人说，莫顿被冠上“叨叨嘴”这个绰号，主要就是因为他那浓重的乡音；还有一个说法是，这个绰号来自一个流行漫画里的同名人物，据说和莫顿很像。不管怎么说，反正莫顿喜欢他的绰号，并让他的船友、军官和士兵们都这样叫他。他在海军学院玩过橄榄球，并且喜欢摔跤。即使在巡航的时候，他也喜欢狂欢作乐，玩儿一些粗鲁的恶作剧。“刺鲅号”的艇员很快就发现，这个候选指挥官会夹住战友的脖子，一下把他们撂倒在甲板上。他从来不会装出一副高级军官的冷漠样儿，无论艇员级别高低，他都会毫无预警地来个粗暴的恶作剧。潜艇上的文书军士福雷斯特·斯特林正准备在工作间里忙活起来，这时“一道快如闪电的力量落在我的背上，把我打趴在打字机上”。他转过身来，握紧拳头准备反击时，第一次和莫顿正脸相对，莫顿站在过道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这个少校指着他的徽章，咧嘴笑着说：“来啊，来打我！”[23]

1942年11月8日，“刺鲅号”开始了第二次巡航。隆隆作响的柴油机喷出蓝色的废气，缆绳被解开，扔回到甲板上，潜艇小心翼翼地从泊位上后退。刺耳的哨声响起。主桅上升起军旗。在一艘护卫舰的陪伴下，它沿着航道出发，喷着股股蒸汽向远海驶去。“刺鲅号”利落地潜到水下，收到了一个“预防深水炸弹训练”的指令，发射了甲板火炮，然后把它们收回炮舱。[24]黑暗中，护卫舰和这艘潜艇分离了。“刺鲅号”将航向定为230度。它要航行3 000英里才能到达自己的巡航区域，也就是布干维尔北部的所罗门群岛中心地带。它的任务是寻找并摧毁向南驶往铁底湾的日本舰船，那里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正在为守卫瓜达尔卡纳尔岛而拼死战斗。穿过北纬7°50′之后，这艘潜艇进入了哈尔西将军负责的南太平洋战区。

第二次巡航过程中，将士们的士气明显提高了一些。肯尼迪已经同意关上让人感觉像是身处炼狱的红色室内灯，上一次巡航时这种灯光让艇员感到情绪压抑。这次没有重大的机械问题困扰机械师。有些士兵开始编辑出版“船报”——《刺鲅日报》。他们一本正经地把从东京广播电台收集的新闻简要复述，其中穿插充满讽刺意味的打油诗，甚至还有连载的漫画。军官的留声机有时会放很大的音量，爵士乐队演奏的旋律响彻全艇。

莫顿总是情绪很好，又喜欢瞎胡闹，他在船上让大家都很开心。他还不太喜欢穿制服，经常穿着一件红色的浴衣在潜艇上走来走去。因为没有特别的职责在身，所以他醒着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军官们一起在军官室里玩闹。他也很乐意与下级军官和士兵聊天。奥凯恩写道：“对他最贴切的形容是一个肯塔基大男孩，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过大人不该笑。”[25]经常有人发现莫顿在轮机舱里一边和战友们聊天，一边在水桶里搓洗衣服。他让福雷斯特·斯特林不要称呼他为“长官”，这样做可是公然违背海军规章和传统的。[26]莫顿轻松自在，不拘礼节，和士兵们亲密无间，即便在潜艇上，这也是不常见的，他可以称得上是所有海军舰艇中最民主的领导了。他这样做可能有一个潜在的目的：莫顿正在悄悄收集船上的信息和内部人员的想法。因为不久后在布里斯班，他会力主解除肯尼迪的指挥权。

在讨论战术的漫长过程中，奥凯恩和莫顿发现他们的想法非常一致：只有采取更具进攻性和更果敢的战术，小鲨鱼级潜艇才能发挥其全部潜力。艇长可以为了击沉敌舰而冒更大风险，而且应该这样做。肯尼迪迟迟不愿放弃战前的理论和想法，将潜艇的作用限制在“保持潜势，伺机而动”上。虽然习俗和礼仪要求军官们不得抨击艇长，但他们背地里对艇长有些许怨言也是可以理解的。潜艇可以在水面上停留更长时间，可以用潜望镜做出更高、更频繁的观察，可以于夜间在水面上快速行驶，也可以在白天以最快潜航速度在即将到来的敌舰的航道上占据攻击位置。[27]军官们欣赏积极求战的态度，不过格赖德有点拿不准莫顿是不是过于冒险了。“富有侵略性是一回事，鲁莽是另一回事……”他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计算风险时脑子里都在想，我们活着对海军的价值比死了要大……但是当‘叨叨’就战术发表意见时，他认为唯一的风险就是没有击沉敌舰。”[28]

1942年11月下旬至12月，当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处于高潮的时候，“刺鲅号”在布干维尔岛外被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困住了。瞭望员在舰桥上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闪电偶尔会照亮整个海面。“刺鲅号”发现了几个目标，但每次都未能占据合适的攻击位置。

12月10日，“刺鲅号”向有一艘驱逐舰护航的三艘货船发射了三枚鱼雷。一艘货船被击中并迅速沉没。艇员们欢呼雀跃，奥凯恩立刻让他们安静了下来：“注意躲避深水炸弹！注意躲避深水炸弹！”[29]驱逐舰向下潜中的潜艇施放了一片深水炸弹。潜艇上有的灯泡爆炸了，舱室里一片漆黑，艇员们被抛向舱壁，软木屑从头顶上如雨般落下。但整艘潜艇受到的伤害微乎其微，也没有出现裂缝。

这艘货船是“刺鲅号”击沉的第一艘敌船，但这次战斗似乎使肯尼迪精疲力竭，每用潜望镜观察一次，他的神经都愈加紧张。

几天后，“刺鲅号”收到了一个带有“绝密”标志的消息，这意味着其中包含了关于敌人航运信息的情报，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一艘油轮正从特鲁克群岛驶往肖特兰群岛，预计将于12月8日抵达。油轮本来就是整场战争中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而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至关重要的最后几周里，油轮的重要性更是突出。当时击沉一艘油轮可能会对日本的航运活动造成致命的影响。[30]

肯尼迪指挥“刺鲅号”进入了目标的预期航道，并以全部三种方式进行了搜索——声呐、雷达，以及瞭望员在舰桥上通过高倍数双筒望远镜在黑暗中进行的观察。被动式声呐搜索到了“微弱的回声，来自北部广阔的区域”。SJ雷达显示，62度方向的1.8万码外发现了目标。这艘油轮正向布干维尔海峡驶去，而“刺鲅号”正好处在拦截的最佳位置。但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失误，这个绝佳机会又一次错过了。声呐兵大声喊道：“回声在我们的右舷！”他读错了方位。莫顿喊道：“反向！”但为时已晚——肯尼迪已经下令：“灌水，下潜。”[31]从水下几百英尺处，船员们听着油轮的螺旋桨从头顶经过。目标继续前行，驶出了攻击范围。

在又一次错失良机之后，“刺鲅号”终于迎来一个极其珍贵的“猎物”。12月14日中午过后不久，斯特林正在操作声呐装置。他发现有螺旋桨的噪声。用潜望镜迅速观察后发现，3 000码外有一艘巨大的敌军潜艇正在向他们驶来。“刺鲅号”恰好有足够的时间转向，从尾管发射出三枚鱼雷。他们离敌人的航道只有800码远。距离预计的爆炸时间还有十秒时，肯尼迪升起了潜望镜。正当他描述看到的东西时，整个潜艇里都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第一枚鱼雷似乎击中了敌人指挥塔的前方，喷出了一股水和碎片。肯尼迪证实他看到指挥塔上涂着“I-2”的编号，当潜艇下沉时，舰桥上的艇员纷纷跳入大海。尽管没有发现其他敌人，“刺鲅号”仍急速下潜。“刺鲅号”的好几名艇员相信，潜艇下潜到极限深度时，他们听到了敌人潜艇的舱室被压碎瓦解的声音。他们自己也是潜艇兵，所以听到这些声音时，感到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但是，战后没有发现日本潜艇在这个地点和日期沉没的任何证据。“I-2”是一年半之后在俾斯麦海被击沉的。鱼雷可能过早地爆炸了，而肯尼迪对他在潜望镜内所看到的一切的解释可能有误。至于艇员们听到的声音，可能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团了。

在巡航的最后一周，又有两次错失良机。两天后，艇员通过潜望镜发现一艘大型船只，在1万码的雷达范围内。目标舷角[32]很大，但奥凯恩坚定地认为，如果在水面上快速行驶4个小时，“刺鲅号”有可能追上目标。船长拒绝这样做，反驳道：“别傻了，从这里不可能攻击到它！”[33]这样的回答使得奥凯恩气愤而又无语。这次对话恰好被几名艇员听到了。

12月21日，在“刺鲅号”驶出巡航区，前往布里斯班的路上，舰桥上有人发现远处地平线上有烟雾。奥凯恩想要追击它，但肯尼迪拒绝了，理由是这艘船正在进入另一艘潜艇的巡航区域。

圣诞节后的第二天，艇首右舷方向飘来一股植物的气息，表明接近澳大利亚了。哨兵看到了莫顿莱特角，它在悬崖上高高耸立，50英里外的海面上就可以看到。经过一片控制雷区和反潜网后，“刺鲅号”停靠在莫顿湾，一名当地领航员登上潜艇。那人令人难忘的装束吸引了所有的船员——他穿着一套黑色西装，戴着圆顶礼帽，胳膊下夹着一把折叠雨伞。在这位烟瘾极大的领航员的指引下，“刺鲅号”沿着充满淤泥、蜿蜒曲折的棕色布里斯班河行进。田园般的昆士兰州景色展现在河两岸，采捕牡蛎的渔夫和游泳者朝着驶过的潜艇挥手致意。

这座城市的郊区渐渐映入眼帘，相互紧邻的红砖屋顶的小房子优美雅致。向左转过最后一个弯后，前方出现一座钢桥，右岸坐落着布里斯班市中心的办公楼。“刺鲅号”缓缓驶进新农场码头的泊位，紧邻“斯佩里号”潜艇供应船。舷梯搭起，备勤组的军官和水手都上了船。来访者中有小詹姆斯·法伊夫将军，他是第42特混舰队的新任指挥官。

新农场码头正在迅速扩张，很快就会像珍珠港一样，成为太平洋上最大的潜艇基地。第8中队和第10中队分别由“富尔顿号”和“斯佩里号”潜艇供应船提供检修服务，这两艘船都是9 734吨的排水量，都配备了起重机、机械库和足够的备件，设备齐全，可以为一个大型潜艇中队提供维修。该基地已经接管了布里斯班装卸公司的海滨设施，那里的羊毛棚曾经堆满澳大利亚最好的出口商品，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仓库。一个兵营和一个新的总部大楼正在建设中。

这座城市的紧张局势在一个月前的“布里斯班战役”时达到顶峰，当地的美军指挥官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寻找休息和消遣的场所。黄金海岸那些沿海的小社区里有不少适合这一目的的地方。然而，就目前而言，潜艇乘员仍然驻扎在市里及附近。布里斯班的房屋和公寓租给了来到此地的军官，士兵则大多住在市中心的堪培拉酒店。大部分艇员在停泊后两小时内就下船了。他们要去享受额外的福利和自由——吃冰激凌，领取信件，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

除肯尼迪之外的大多数军官挤进了一个舒适的海滨小屋，离城约15英里。那里没有食堂服务员，所以他们得自己做饭，他们也很乐意这样做。第二天晚上，他们惬意地“忍受”了奥凯恩的“金枪鱼之欢”。下了船，肯尼迪不在，有关最近巡航的谈话变得轻松起来，军官们各抒己见。大家都相信“刺鲅号”击沉了两艘船，其中还包括一艘敌方潜艇，因此，此次归来，“刺鲅号”成为几个月来回到布里斯班的战绩最好的潜艇。肯尼迪将会被授予一枚银星勋章。但是，良好的结果和喝彩往往掩盖了巡航中的诸多失望——故障不断、错过的机会和失败的攻击等等。格赖德在回忆录中写道：“‘刺鲅号’……并没有创造什么纪录，这一点我们都清楚。我们……像那些不幸的渔民一样，在错误的时间等在了错误的地点。……我们还是感到非常沮丧。”[34]

第二天，莫顿和奥凯恩在乡间小路上走了很远，进行了一场关于潜艇战术的长谈。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必须让肯尼迪走。奥凯恩在回忆录中谨慎地回避了这个话题，但他很可能直接地或通过其他官员间接地将自己的批评传达给了法伊夫。莫顿曾发誓要向上级报告肯尼迪懦弱消极，但那是随便说说而已，可能并不是认真的。几名军官和士兵已要求调离“刺鲅号”。不管法伊夫对肯尼迪的表现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他显然搜集了足够的信息来做出决定。在对“刺鲅号”巡航报告的简短评论中，法伊夫指出，这艘潜艇和敌人有八次接触，但只进行了两次攻击，而且“至少”另有三次应该出击。[35]他解除了肯尼迪的职务，把他派回了美国。

肯尼迪痛苦地接受了这个消息，但后来他也表示，自己知道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像许多和平时期的艇长一样，他需要很长时间调整自己，去适应潜艇实战所需的更大胆、更危险的战术。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懦夫——后来由于在莱特湾战役中作为驱逐舰舰长表现出色，他获得了第二枚银星勋章。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叨叨嘴”莫顿接任“刺鲅号”的艇长。出航的前一天，人们聚集在艇上，他简短地说了几句。“我们可以牺牲‘刺鲅号’，”他说，“我们将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但我们的任务是击沉敌人的舰船。”这意味着，下一次巡航将更加危险。任何一个不愿意冒生命危险的人都被要求去文书军士那里申请调离，申请会自动被批准，而且“对于那些愿意留在布里斯班的人，不会有任何人说闲言碎语的”。[36]斯特林在文书室等候，但没有人来申请。相反，全体官兵都信心十足。艇员们曾按照肯尼迪的指示把日本船的模糊图片贴到舱壁上，现在莫顿要求把它们全都撕下来，换上这位新艇长收藏的美女图片，这是他在好莱坞的摄影棚搞到的。他让斯特林打出了一堆标语，上面写着“射杀狗娘养的”。[37]这些标语和美女图片贴满了潜艇的整个内舱。莫顿把瞭望员的数量从四个减少到了两个，两人都驻留在舰桥上。为了使值班不那么单调，同时让大家时刻保持警惕，值班人员每小时会在放哨、雷达监测、声呐搜索、掌舵和调度室传令兵的岗位上轮岗。任何发现敌情的瞭望员，只要那艘船随后被击沉，都会迅速得到提拔。莫顿还装模作样地以“清洁潜望镜镜头”为借口，悄悄地索取了额外的药用白兰地和酒精。他相信在偶尔遭受一轮射击后，尤其是遭到深水炸弹攻击之后，有必要搞个仪式，鼓舞一下士气。

莫顿还有一些大胆的创举。指挥攻击时用潜望镜随时观察一直是艇长的职责和特权。莫顿却选择让奥凯恩成为“协同指挥官”，让他负责用潜望镜观察，而莫顿则利用手头所有其他数据来指挥“刺鲅号”进入最佳攻击位置。艇长需要强大的自制力才能忍住不去碰潜望镜。在万分紧张的时刻，他的本能反应是推开副艇长，亲自操作。在实施鱼雷攻击时，最关键的信息是“目标舷角”。在莫顿的作战方案里，奥凯恩被委以重任，负责精确地完成所有重要的观测。

一些艇员一直担心新艇长太鲁莽，担心不明智的攻击会让他们把命搭上。斯特林后来说，艇员们经常互相询问，半开玩笑地说：“他是不是疯了？你们觉得呢？”[38]他是个性格古怪的人，即使当上了艇长，仍然穿着红色的浴衣和拖鞋在潜艇内走来走去，用他那黏糊糊的肯塔基口音讲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而他自己讲完笑话，几乎总是会近乎疯狂地大笑一阵。格赖德担心新艇长会觉得从“同事到领导”的转变过程很艰难，而且令人尴尬，但莫顿的情况不是这样，他的权威“与生俱来，从不依赖于突如其来的强硬语气和态度”。[39]

1月16日，“刺鲅号”开始了第三次巡航。测试过声呐，并用护航的驱逐舰练习发射鱼雷后，“刺鲅号”启动双引擎，朝着新几内亚岛东端全速开进。它接到的命令是前往新几内亚岛北岸，穿过这座岛屿和新不列颠岛中间的勇士号海峡，去侦察鲜为人知的日本海港韦瓦克。

“刺鲅号”不仅在夜间浮上水面，只要艇长有胆量下令，每天黎明后和黄昏前的一个小时，它都在水面上航行，让新几内亚的褐色山丘和青山从左侧经过。莫顿和奥凯恩一致认为，在那些时候，确实有让敌人从空中发现的风险，但是为了每天多行驶40英里，这个风险值得去冒。甚至当舰桥上的瞭望员发现远处有飞机时，莫顿都拒绝下潜。他选择等待，这个决定在不明飞机掉头飞走后被证明是正确的：机组人员显然没有注意到“刺鲅号”。新艇长使用潜望镜的方法也更大胆。肯尼迪在白天只愿意将潜望镜升到海平面以上3英尺进行观察，莫顿却愿意在正午时分将潜望镜升得很高并长时间观察，甚至有好几次使用了第二个潜望镜。

海军缺乏关于所罗门群岛的像样的航海图，而在“刺鲅号”的数据库中也没有任何资料可以确定神秘的韦瓦克港的位置。办法是偶然在布里斯班购买的25美分一本的澳大利亚学校地图册里发现的，这是一名艇员购买的纪念品。地图册上的一幅地图标出了之前一直未被标出的韦瓦克港，位于新几内亚北岸的中部。通过将海岸线与现有的航拍照片进行对比，以及将海岸线和岛屿的形状与近海区域进行对比，格赖德和奥凯恩终于确定了该港的位置。但是由于没有关于暗礁和浅滩位置的可靠信息，“刺鲅号”不得不小心前行。莫顿宣布他打算让潜艇开进韦瓦克港的内锚地，而不是仅仅从近海洋面侦察，这让艇员们大吃一惊。此次行动仅仅命令“刺鲅号”“调整速度，如果可能的话，对韦瓦克港附近区域进行日间侦察”。[40]莫顿选择将“日间侦察”解释为“进港和攻击敌军船只”。

在格赖德看来，艇长已经“从单纯的鲁莽发展到彻底的蛮勇”。[41]潜入未知的敌港似乎疯到家了，这是无异于集体自杀的冒险策略。但是莫顿满不在乎，嘴里冒出一堆一堆的俏皮话，把指挥塔里的军官们逗得很开心。

破晓时分，“刺鲅号”悄悄行进到韦瓦克港入口周围的岛屿附近。奥凯恩看到了巨大的无线电天线的顶部，可能是敌舰上面的。但由于前方刚好有一艘巡逻艇或拖船经过，潜艇无法进入航道。莫顿探察了另一些外岛的海岸，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直接看到锚地的缺口。但是这片区域礁石密集，“刺鲅号”必须十分小心，避免搁浅。

经过几个小时的谨慎探测，潜艇终于进入主航道，距内港仅9英里。它开始以3节的速度潜行。奥凯恩不顾海水对镜片的不停拍打，进行了几次快速的低位潜望镜观察。下午1时18分，他认出一艘大船的舰桥。一开始他以为这是一艘货船或水上飞机供应舰，经过更仔细的观察之后，发现它是一艘吹雪级驱逐舰。几艘小型日本潜艇停泊在它旁边。“刺鲅号”完全有理由掉头逃跑。艇员们不确定珊瑚礁的位置和水深，潮汐也不可预测。但是莫顿宣布，“刺鲅号”将会对锚定的驱逐舰发起鱼雷突袭：“我们的进攻将出其不意。他们想不到这里会有敌人的潜艇。”[42]

“刺鲅号”全体进入战斗岗位，并继续以3节的速度进入港口。前部的鱼雷管口打开，准备发射。预定的射程是3 000码。奥凯恩做了最后一次观察，急切地低声说：“艇长，它在航行，驶出了港口。目标舷角为左舷10度。”[43]目标舷角为10度意味着驱逐舰几乎朝着“刺鲅号”迎面驶来，只不过“刺鲅号”在下面。莫顿立刻改变了计划：“右满舵。”他会从敌舰下穿过，然后通过机动用尾管发射鱼雷。另一次快速的潜望镜观察显示，那艘驱逐舰正在以“之”字形前行，目标舷角已经变成右舷40度。但是奥凯恩没有时间来准确地估计它的速度。莫顿猜测是15节，把这个数字输入鱼雷数据计算机，计算机提供了一个自动转角。

三枚鱼雷从前部的鱼雷管中发射出去，“刺鲅号”感到了剧烈的震动。所有三枚鱼雷都猛烈、准确、正常地射出，但是当奥凯恩再一次通过潜望镜观察，发现所有的鱼雷都从船尾穿过，未中目标。他们低估了驱逐舰的速度。于是他在鱼雷数据计算机中输入了18节的速度，接着发射了第四枚鱼雷。但日本的瞭望员似乎发现了鱼雷的尾流，也可能看到了潜望镜。敌人进入全面战备状态，突然转向，避开了第四枚鱼雷。这艘驱逐舰旋转了270度，然后快速逼近鱼雷的扇形痕迹的顶端。

从潜望镜里观察，奥凯恩现在看到的是最可怕的景象——高耸的船头在圆形区域内看起来巨大无比，船头激起巨浪，表示它在高速前进。福雷斯特·斯特林“几乎要尿裤子了”。[44]但是莫顿似乎并不担心。“没关系，”他说，“继续用潜望镜观察，我们用‘深喉战术’，干掉那狗娘养的。”[45]

“深喉战术”是潜艇能够采取的最大胆和最孤注一掷的战术。一直以来，人们对它只停留在理论上的探讨，从未付诸过实践。奥凯恩后来写道：“‘深喉战术’当然不是一个可取的战术。这简直是孤注一掷。”[46]“刺鲅号”当时的情况当然是令人绝望的。它被困在一个没有可靠的航海图的港口，一艘装备精良的驱逐舰很快就会抛下深水炸弹，让它彻底消失。前部的发射管里只剩下两枚鱼雷，而且几乎没有希望通过机动用尾管发射。

奥凯恩看着敌舰开过来，在圆形镜片里显得越来越大。从潜望镜中他可以看到日本水手的脸直视着他。船头激起的巨浪打在船身上，比锚还要高。奥凯恩将潜望镜的倍率调小，他说这样看过去情形“不那么令人不安”。[47]

“刺鲅号”不能浪费任何一枚鱼雷。如果发射过早，目标就会有时间转身逃跑；如果发射太晚，鱼雷没有爆炸就会从船体上弹回来，敌舰会毫发无损。有效的发射距离在大约1 200码到700码的范围内。敌舰正以大约30节的最高时速冲过来，在大约30秒的时间内就可以到达这个距离。

当距离接近1 250码时，莫顿下令：“迪克，准备开火。”当十字瞄准线对准船头时，奥凯恩说：“开火！”[48]潜望镜里，奥凯恩注视着向前延伸的鱼雷轨迹。驱逐舰转弯避开了鱼雷。斯特林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已经“异常平静，确信自己即将死去”。[49]

奥凯恩在750码外发射了最后一枚鱼雷，而莫顿则下令急速下潜。船员们准备接受深水炸弹的攻击，却听到一声巨响——雷鸣般的巨大撕裂声。“爆裂声随后变成噼里啪啦的声音，”奥凯恩回忆道，“潜艇上的每一个老兵都熟悉这种声音——蒸汽碰上一大桶水的声音，只不过再放大一百万倍。驱逐舰的锅炉正在向海里喷射蒸汽。”[50]潜艇里从头到尾都爆发出欢呼声。

莫顿将潜艇升回潜望深度，下令升起潜望镜。奥凯恩先看了一眼，然后让给了艇长。只见驱逐舰的舰首从烟囱前方不远处被炸开，正在迅速下沉。水手们有的爬上桅杆，有的跳入海中。潜艇上有人用柯达照相机拍了几张照片。艇长通过扬声器描述着看到的景象：“索具里得有几百个斜眼睛的魔鬼……你们不在岗的人，赶快来指挥塔上看看。”[51]许多人挤进小小的空间，轮流等在潜望镜前，有几个人还拿自己的相机拍照留念。

现在莫顿终于愿意从港口撤走了。这条航道能让潜艇利用航位推算和声呐导航从水下100英尺的深度安全撤退。“刺鲅号”以3节的速度缓慢移动，这样做可以留存电量，还能避免灾难性的搁浅。声呐操作员听着“海滩噪声”——海浪打在海滩和珊瑚礁上的声音——进行细微的转向调整，使这些预警声与左舷和右舷保持大致相等的距离。当所有的噪声都是从潜艇的正后方传来的时候，莫顿和艇员们知道，他们已经安全撤离了。

黄昏时，“刺鲅号”又回到了潜望深度。没有什么可看的，只有远处岸上的灯光。“刺鲅号”浮出水面，让清新的空气在潜艇内流动。它四个引擎全开，向正北全速行驶了30分钟，直到确认没有敌舰追击。

船员们头晕目眩，精疲力竭，紧张不安。直到这会儿奥凯恩才意识到他已经35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在韦瓦克港的漫长时间里，是肾上腺素一直支撑着他。莫顿同意，任何人都可以洗个澡（在潜艇上这是一种难得的特权，因为需要用到蒸馏器）。后来，这位艇长允许药剂师的助手向每人发一份“深水炸弹药”——一口三星轩尼诗白兰地。

莫顿的冒险精神得到了回报，但韦瓦克之战的成功会让艇长更大胆，承担更多不寻常的风险吗？“刺鲅号”的好运会持续吗？那些不在岗的艇员洗得干干净净，喝得微醺，回到床铺上后，有些人开始担心“叨叨嘴”莫顿不够理智。沉默寡言的奥凯恩是这样说的：“有些人可能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可以理解。”[52]

莫顿让潜艇向西北方航行，进入一片水域，在这里遇见日本船只的可能性很大，这些船大都从帕劳向东南方驶去。“刺鲅号”在主航道上来回航行时，瞭望员们仔细观察着地平线上是否有任何桅杆或烟柱的迹象。艇长匆匆拟就了关于韦瓦克港行动的报告，并在晚上11时45分发给了法伊夫。次日早上10点，“刺鲅号”返回了尼米兹的辖区，接下来它会把所有后续报告发送给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部。

那天下午，“刺鲅号”穿过了赤道（下潜穿过），莫顿坚持要举办古老的“越线”仪式。长期以来的海军传统要求所有的“蝌蚪”，即以前没有跨越过赤道的军官和士兵，都要被带到“海神尼普顿的神殿”上。前炮台上举行了一场狂欢仪式。“船上的老大”劳尔大叔，一名服役二十多年的老兵，打扮成“海神尼普顿”。他穿着莫顿的红色浴袍，戴着金色纸板做的皇冠，贴上假胡须，手里拿着一根木扫帚柄做成的三叉戟。另一名水手扮演“王室婴儿”的角色，只穿着一件大“尿布”，实际上是一条用安全别针别起来的浴巾。从格赖德上尉开始，被带到海神面前的人得回答一系列荒谬而无礼的问题，然后被迫吞下从后部瞭望台上弄来的一种恶心的药水，并被电击一下。格赖德的头发被剃掉了，这使他懊恼不已。他被迫低头亲吻劳尔的肚子，上面提前抹了猪油和油烟。仪式过后，他就可以称自己为“贝壳”了。他还得知这种侮辱不会再有第二次，因此释然了。

第二天早上7时57分，这位被剃了秃头的三副站在舰桥上，发现左舷两点方位的地平线上有一缕烟。莫顿走上前去看了看，然后让“刺鲅号”来到拦截的航道上。“刺鲅号”逐渐靠近船队前方的最佳进攻位置。两艘货船的顶桅出现在地平线上时，莫顿立刻命令“刺鲅号”下潜。奥凯恩从潜望镜里望去，在船体进入视线后仔细观察了一下，估计目标舷角为50度，可以发动攻击。不久，又有两艘船过来了。船队在95度的航线上以10节的速度前行，似乎没有护航舰船。这样的局面简直完美。将攻击角度输入鱼雷数据计算机后，距离接近1 300码时，“刺鲅号”瞄准最近的两艘船，从尾管发射了四枚鱼雷。所有鱼雷都“猛烈、准确、正常”地射出，四个中有三个正中目标，两艘船均被击中。

莫顿调整潜艇角度，将前管对准第三艘船，这艘船比两艘受伤的货船大得多。它直接转向“刺鲅号”，似乎是想撞沉它。“我们用‘深喉战术’击沉这狗娘养的！”莫顿说。奥凯恩皱起了眉头：“我曾希望再也不会听到这句话，没想到还不到三天就又听到了。”[53]鱼雷远远偏离了目标，但货船偏转，露出了侧面。奥凯恩通过潜望镜观察到，它是一艘巨大的运兵舰。“刺鲅号”又发射了两枚鱼雷，随后下潜；当它下降了200英尺时，船员们听到爆炸声，表示有两次命中。

“刺鲅号”8分钟后回到潜望深度，用潜望镜快速地观察后发现，运输舰已经一动不动了。“刺鲅号”从容地发射了另一枚鱼雷，击中了烟囱和舰桥中间的部分。从潜望镜里，奥凯恩看到“猛烈的爆炸把舰桥后部的船体炸上了天，比最高的帆还要高。我们顿时看到一个比大型卡车还要大的洞，船体向我们这边倾斜”。[54]船上的士兵开始跳进海里，船慢慢下沉，救生船被放了下来。

下午1时10分，莫顿下令让“刺鲅号”浮上水面。附近没有发现驱逐舰，潜艇可以泰然自若地在水面上行驶。莫顿让“刺鲅号”来到沉没的运兵舰残骸附近，那里大约有1 000名弃船逃生者，挤在救生船、木筏或小艇上。莫顿平静地下令：“两个炮台都准备战斗。”[55]奥凯恩疑惑地瞥了他一眼，莫顿严肃地说明了他要做的事情。“迪克，”这话是奥凯恩后来转述的，“不管是陆军轰炸战略地区，还是飞行队进行区域轰炸，以保证地面部队的进攻，都会带来平民的伤亡。现在，在没有其他伤亡的情形下，我将阻止这些士兵上岸，因为任何人上岸都意味着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可能会终结。”[56]奥凯恩接受了这一理由，“刺鲅号”行动起来，去完成令人不快的任务。

1.午餐会上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摄于1943年年中。由左至右：陆军航空队司令“福将”阿诺德，海军上将威廉·莱希，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陆军上将乔治·马歇尔

2.“瞭望塔”行动中的美国海军少将里奇蒙·特纳（左）和海军陆战队少将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摄于“麦考利号”运输舰的司令舰桥上

3.1942年8月8日，装备了空投鱼雷的日本G4M飞机冒着高射炮的火力攻击瓜达尔卡纳尔岛附近的美军舰队。注意技术高超的飞行员是贴着海面靠近美舰的

4.1942年8月下旬，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亨德森机场。这幅鸟瞰图是朝西北方向拍下来的，背景是隆加河和铁底湾。整片区域布满了弹坑

5.瓜达尔卡纳尔岛，一架SBD侦察轰炸机的残骸。这架飞机被日军的空袭摧毁，此时仍在燃烧

6.东所罗门群岛战役，1942年8月24日。这张照片摄于“企业号”的舰岛走廊上，拍下了日军在一次大规模俯冲轰炸中攻击该航母的三枚炸弹中的第三枚

7.1942年9月28日，新喀里多尼亚的努美阿，“阿尔贡号”上召开的南太平洋司令部会议。由左至右：麦克阿瑟将军的参谋长理查德·K.萨瑟兰少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尼米兹上将，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罗伯特·L.戈姆利中将，陆军航空队的米勒德·哈蒙少将

8.塔沙法隆加战役，1942年11月30日。一名伤者从被鱼雷击中的“明尼阿波利斯号”巡洋舰上撤离，这艘巡洋舰是海军少将卡尔顿·赖特的旗舰

9.1943年11月，美国两栖部队进入登陆艇，在布干维尔的奥古斯塔皇后湾登陆

10.1943年12月，第1陆战师的一艘登陆艇准备在新不列颠岛西端的格洛斯特角登陆。注意卡车和吉普车上的大量物资和弹药

11.1943年12月26日，在格洛斯特角，海军陆战队员涉水上岸时遇到汹涌的海浪，但没有遭到抵抗

12.1942年2月，小鲨鱼级潜艇“刺鲅号”在加利福尼亚的马雷岛下水

13.“刺鲅号”在加利福尼亚的马雷岛外航行

14.“刺鲅号”副艇长理查德·奥凯恩和艇长达德利·莫顿

15.日本驱逐舰“春雨号”在新几内亚北部的韦瓦克港被大胆采用“深喉战术”的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1943年1月24日，通过“刺鲅号”潜望镜拍摄的照片

16.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初步设计方案

17.“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1943年5月下水。它是新一代强大航空母舰中的第一艘，这些航空母舰将成为西太平洋的先头部队。一个中队的SBD侦察轰炸机（没有折叠翼）停在飞行甲板的尾部。在航母的中部，机翼折叠起来的是F6F“地狱猫”战斗机和TBF鱼雷轰炸机

18.1943年11月，海军陆战队员在塔拉瓦环礁的比休岛的废墟上前进

19.约1943年10月至12月，“约克城号”的机库甲板。军械员正在为几架停放的F6F“地狱猫”战斗机加装炸弹。背景中，他们的船友正在看电影

20.1943年11月，在“电流”行动中，一架“地狱猫”战斗机准备从“约克城号”上起飞

21.1943年11月，在“电流”行动中，一架“地狱猫”迫降在“企业号”航母上

22.1943年11月，在航母突袭太平洋中部的日本基地的过程中，“列克星敦号”战斗情报中心里的样子

23.1943年11月，在“电流”行动中，第16战斗机中队的“地狱猫”飞行员听中队长保罗·D.布伊少校布置任务

24.1943年11月23日，第16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在击落了一队前往塔拉瓦的敌机后兴高采烈。从右数第四位是拉尔夫·汉克斯中尉，他刚刚成为“一日王牌”，在一次空战中击落五架零式战斗机

25.船员们在行动间隙补觉。1943年11月，摄于“电流”行动中的“列克星敦号”飞行甲板

26.1943年11月，袭击拉包尔后返回“萨拉托加号”的一名受伤的飞行员被抬离飞机

27.1944年2月4日，陆军第7步兵师的士兵在夸贾林岛攻击日军的碉堡

28.1944年2月5日，海军中将雷蒙德·A.斯普鲁恩斯（中）和海军上将尼米兹（右）视察夸贾林岛。陪同他们的是一位海军陆战队准将（左）

29.《茫然的遥望》。在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潟湖，一名战斗后疲惫不堪的海军陆战队员被吊上一艘运输舰

30.第163步兵团的部队猛攻荷属新几内亚的瓦德克岛海滩

31.第58特混舰队司令马克·A.米彻尔中将和他的参谋长阿利·伯克准将。摄于1945年春

32.一场篮球赛在“蒙特雷号”航空母舰的前升降机里进行。左边起跳的运动员是杰拉尔德·福特上尉，他是一名擅长体育运动的军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摄于1944年6月或7月

33.菲律宾海海战，1944年6月19日。一架“地狱猫”在“列克星敦号”上降落

34.1944年6月或7月，一架寇蒂斯SB2C“地狱俯冲者”进入“约克城号”的着舰航线

35.1944年6月或7月，援军在塞班岛登陆

36.1944年6月21日，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塞班岛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家日本人

37.1944年7月初，在对马里亚纳群岛进行一次突袭之后，SB2C“地狱俯冲者”返回“约克城号”航母

38.1944年7月10日，斯普鲁恩斯和霍兰·史密斯在后者位于塞班岛的指挥部参加升旗仪式，标志着日本在塞班岛上有组织的抵抗行动已经结束

莫顿打算来一场彻头彻尾的屠杀吗？对一些关键细节的描述还是有出入的。在奥凯恩的描述中，莫顿命令炮手“把敌人赶下船”——换句话说，这些船将被摧毁，但除非对方向“刺鲅号”开火，否则不会有人故意开枪射杀水里的人。格赖德的描述没有太多细节，意味深长的暗示却很多。他说艇长“对敌人怀有强烈的生理上的憎恨”，但没有展开叙述，只是说这件事发生在“噩梦般的几分钟”里。[57]福雷斯特·斯特林记得看到了几百个人。有些在游泳，有些在救生艇上，还有一些“在木板或其他漂浮的残骸上。……他们都面无表情地盯着‘刺鲅号’”。[58]奥凯恩写道，甲板炮手“有条不紊地用小口径舰炮向前方扫射，就像用消防水带清理街面一样”。[59]莫顿的巡航报告称，直到“我们的火力受到小口径机枪反击，炮手才朝救生艇射击。然后我们就全面开火了”。[60]

“刺鲅号”在85度方位的航线上追捕另外两艘船，其中一艘已经受损。“刺鲅号”在水面上全速航行，所有的四个引擎都在轰鸣。它采用常规的“迂回”策略来追踪猎物。这艘浮出水面的潜艇在一条平行的航线上高速行驶，距离目标足够远，让对方的船体始终处于地平线以下，因此不会被敌人发现，而自己却能用高位潜望镜定时观测，追踪敌人的桅杆顶部或从烟囱冒出的烟。尽管这两艘船以“之”字形高速前进，但“刺鲅号”逐渐超过了它们，占据了良好的进攻位置。下午5时21分，莫顿终于让“刺鲅号”下潜。当第四艘船的船体上升到地平线上时，潜望镜观察显示这是一艘油轮，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先攻击目标。6时29分，“刺鲅号”在2 300码外向它发射了三枚前管鱼雷。一枚鱼雷击中目标，使其减速。“刺鲅号”又花了两个小时调整位置，发动了一次尾管射击，有一枚鱼雷命中了船体中部。几分钟内那艘船便沉没了。

对船队最后一艘幸存货轮的追击一直持续到黑夜。莫顿决心全速前进，一心想全歼敌军。已经受损的货轮用甲板炮还击，大多是在胡乱发射，但有一发炮弹落在了“刺鲅号”的正前方，弹起后从潜望镜上方越过。莫顿命令再次下潜。他们在90英尺深的地方行进了15分钟，单靠声呐跟踪敌船。炮弹飞溅的声音越来越远，于是“刺鲅号”回到了水面上。

一名瞭望员几乎立刻喊道：“探照灯在我们的左舷艇首！”[61]光束是从地平线处刚刚出现的一艘船上射出来的。莫顿准确地推断出这是一艘护航的战舰，很可能是一艘派出来搜寻船队的驱逐舰。莫顿一边驶近探照灯所在处，一边让“刺鲅号”调整位置，以便发射鱼雷摧毁货船。晚上9时10分，当雷达显示射程为2 900码时，“刺鲅号”发射了最后两枚鱼雷。这是一次长距离发射，没有分散角度，这样的尝试成功率不高。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鱼雷跑了大约一英里半的距离。不可思议的是，两枚鱼雷都命中了目标，巨大的爆炸使“刺鲅号”的舰桥都摇晃起来。15分钟后，这艘9 500吨的亚利桑那级货船沉没了，留给苦苦搜寻的驱逐舰的探照灯一片空白的地平线。

官兵们对这样的战绩感到惊讶。奥凯恩回忆道：“从没有人听说过哪艘潜艇在到达巡航区域之前便击沉了第一艘敌船，更不用说击沉有四艘船的船队了。这是潜艇兵们梦寐以求但从没想到过真的会发生的事情。”[62]莫顿用无线电向珍珠港报告了这一消息，让用完了所有鱼雷的“刺鲅号”“驶向仓房”。

返航过程本应该是平安无事的，但是当第二天早上“刺鲅号”和另一支船队相遇的时候，莫顿改变了航线，准备截击。潜望镜显示一艘小型货船落后于其他船只。莫顿想出一个计划。“迪克，”他对奥凯恩说，“只有咱们自己知道咱没有任何鱼雷了，敌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假设我们在海面上战斗，并向他们冲去，他们极有可能落荒而逃，等那艘小型货船在后面落了单，我们的甲板炮不就可以朝它射击了吗？”[63]由于没有看到落后的小型货船上配备任何武器，奥凯恩认为值得一试。

“刺鲅号”浮出水面，开始追赶船队。日本船只开始加速，以“之”字形曲折前进。这些操作让奥凯恩感觉“敌人陷入了全面混乱的状态”。[64]然而船队中间的一艘油轮前面出现了另一组桅杆。这艘先前看不见的船很快就被确认为一艘驱逐舰，而它正直接驶向“刺鲅号”。莫顿下令在海面上开足马力，高速撤退，并逐渐将距离拉大到1.4万码。

莫顿以为这艘驱逐舰不想把船队远远甩在后面，很快就会放弃追击。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瞭望员在舰桥上通过双筒望远镜仔细观察着这艘船。驱逐舰船首激起的白色浪花——“嘴里的骨头”——形成白色的“V”形图案。当“V”明显越来越深的时候，瞭望员知道敌人正在逼近。然后，它侧身转向“刺鲅号”，开火了。莫顿预计炮弹会落空，但大约三秒钟后，听到了“雷鸣般的巨响”，“刺鲅号”两侧150英尺外的地方都升起了水柱。太近了。

根据奥凯恩的说法，“刺鲅号”以最快的速度下潜。潜至250英尺深时，莫顿让潜水舵操作员继续往下。“刺鲅号”潜到测试深度以下，等待不可避免的深水炸弹。“现在我们要撞上它了。”莫顿说，因为在头顶上听到了驱逐舰螺旋桨的声音。它扔了6个深水炸弹，奥凯恩记得它们发出嚼碎饼干一样的声音，“噼啪作响，仿佛成吨的螺栓掉在我们的上层建筑上”。[65]然而，那艘驱逐舰没有停留太久。它不得不回到40英里外的运输舰、货船和油轮组成的船队里。莫顿下令向艇员们分发了一批“深水炸弹药”。

两小时后，“刺鲅号”返回了海面，莫顿用无线电向珍珠港发出消息：“今天又是一场激战……‘刺鲅号’跑，驱逐舰追。”[66]

1943年2月7日，“刺鲅号”回到珍珠港，信号旗索上飘着八面太阳旗，潜望镜上绑着一把竖起来的扫帚，象征着“全歼敌军”。“刺鲅号”的巡航取得的战绩远远超过其他潜艇，是这场战争中最非凡的潜艇战绩。它在到达10—10码头时，受到了一大群军官及其他人的欢迎，（奇怪的是）还有不少新闻记者守在那里。长期以来，“默默服役”的潜艇从没有宣传过自己，媒体对它们几乎没有做过任何报道。但太平洋舰队中有人认定是时候宣传宣传潜艇战了，而且“刺鲅号”的报告中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被审查机构通过，可以公开。查理·洛克伍德将军给莫顿起了个绰号叫“单人狼群”。一群摄影师拍到了“刺鲅号”上倒挂的扫帚，照片后来刊登在美国各地的报纸上。一上岸，“刺鲅号”的艇员们就看到了当天的《夏威夷广告报》。头版头条的新闻为《“刺鲅号”全歼日军》。[67]

莫顿声称击沉五艘日船，均被证实，总计32 000吨。不过“刺鲅号”第三次巡航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对敌人造成的物质损失。莫顿的战术翻开了新的一页，将被所有在潜艇上服役的官兵研究。此后，莫顿的表现将成为所有人的标杆。艇长们要仿效他的大胆战术，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奥凯恩后来说，莫顿“无视了效果未经证实的战前观念和禁忌”。[68]未来，潜艇将在水面上行动，只有绝对必要时才下潜。它们将会与日本舰船进行更持久、更大胆的战斗。

“刺鲅号”的胜利虽然振奋人心，却无法驱散太平洋潜艇部队中挥之不去的挫败感和失望情绪。1942年，潜艇已击沉了180艘敌船，总计72.5万吨，比日本当年能建造的总吨位还要多，但大家还是普遍感到舰队没有完全发挥出潜力。太多的艇长还抱着战前那种战术不放。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马克14型鱼雷就是个蹩脚货，但海军军械局对批评者进行了反击，还断然拒绝了全面、公正地重新评估的建议。

1942年下半年，英格利希将军共发起61次巡航，27次空手而归。在特鲁克群岛（日本主要的南部海军基地）进行的巡航效率远低于在日本领海进行的巡航。尽管击沉敌军的一支重要舰队无比荣耀，但击沉主力舰（战列舰、巡洋舰和航母）的成功率很低。攻击敌人的货船和油轮则回报比较高——它们速度慢，防御薄弱，因此更容易被跟踪和击沉。在大西洋，德军的“狼群”表明，少量的潜艇就能威胁到重要的经济和军事交通线。日本至少和英国一样容易受到商业战的影响，而且很明显，太平洋潜艇最有效的使用方式就是攻击使日本与其主要资源生产地相连的海上航线。但是，潜艇部队领导层尚未制定这样一条原则，即相较于其他一切要务，切断日本内部供应线才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潜艇部队的将军们——英格利希、法伊夫、威瑟斯和洛克伍德——已经同意将潜艇派到这里或那里，执行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侦察任务，或者支援各种战役，即便派给它们的任务考虑欠周。

现役潜艇军官对英格利希及其参谋的不满情绪在不断增加，但即使批评有失公正，英格里希也并不在意。很多艇长空手而归不全是因为他们胆子小。有些人仅仅是因为运气太差，有些人是因为被派往希望渺茫的巡逻区，还有些人是因为眼睁睁看着鱼雷过早地爆炸，或者没有爆炸，或者从目标下方冲过，或者兜了一个圈子，或者是从敌人的船体上反弹回来，船体毫发无损。像拉尔夫·克里斯蒂将军（法伊夫在布里斯班的前任）一样，英格利希对那些提及鱼雷故障的报告嗤之以鼻。他曾经对一个上报这类问题的艇长可笑地宣称：“我们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从来没遇到过提前爆炸的鱼雷。”[69]

军械局不能容忍这些批评，并试图将错误归咎于舰队，指责艇长、艇员和鱼雷操作员。克莱·布莱尔是一位性情平和的学者，对太平洋潜艇战的历史进行过最详尽的叙述。根据他的说法，“二战期间美国潜艇部队的鱼雷丑闻放在任何战争史里都是最糟糕的事件之一”。[70]内德·比奇当过潜艇的指挥官，后来成为作家和历史学家，他说鱼雷“表现太糟糕，就算是遭到过蓄意破坏，也不可能更糟了”，并补充说，他认识的每个潜艇兵都同意负责该事的人应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71]

从长远来看，如果鱼雷在1942年完全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的话，情况反而可能会更好。彻底的失败将迫使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找出和改正各种机械缺陷。然而，这些武器有时能正常发挥作用，有时虽然过早地爆炸，或在没有对敌方产生任何伤害的情形下爆炸，但是任务竟然完成了。发生的频次和表面上的成功导致这些缺陷没有被尽快发现。鱼雷问题是在两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解决的，其间不断有华盛顿和纽波特的官僚和工程师顽固地提出反对。与此同时，潜艇乘员冒着生命危险，有时是付出生命代价，携带着不可靠的武器进入敌方水域，却完全不确定自己的怀疑是不是有道理。1942年10月20日，在100英尺深的水下潜行时，“特里杰号”朝一艘无人护航的油轮发射了一枚鱼雷。鱼雷的舵卡住了，开始向回转。这个意外本足以摧毁“特里杰号”，但这枚回旋鱼雷的第二个故障挽救了它。引爆器本应该探测到“特里杰号”的磁场，并在其到达最强值时激活弹头，然而它在距离“特里杰号”很远的地方就爆炸了，潜艇完好无损。这枚鱼雷出现了两个互不相干的故障，然而第二个故障竟天意般地化解了第一个故障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敌人的油轮仍在前进，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它曾被攻击过。要不是差点造成致命的危险，这个意外还挺可笑的。

第一个被找出来解决的问题是马克14型鱼雷发射后，往往比设定的深度要深大约10英尺。驻扎在西澳大利亚的弗里曼特尔的查理·洛克伍德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写信给华盛顿的军械局，结果对方态度强硬，回信中布满了各种技术数据，以表明军方的抱怨是毫无根据的。1942年6月，洛克伍德亲自动手设计了一系列测试。测试结果表明，这些鱼雷行进时比设定深度要深11英尺左右。金将军不断施压，最终纽波特的工程师们自己进行了测试，结论是马克14型鱼雷行进时确实比设定深度深10英尺。这很容易通过改变深度设置来纠正，在大多数情况下设为零即可。

1943年1月21日，一个狂风暴雨的早晨，一架名为“菲律宾快艇”的水上飞机下降到2 500英尺的高度，从加州门多西诺县的山区上空驶过。这架大型飞机曾属于泛美航空公司，被海军征来，用于在夏威夷和美国本土之间运送高级军官。飞行员在浓浓的白雾中迷了路。它的目标是旧金山湾，但偏离了航线60多英里，直接撞上山体，无人幸存。死者中有罗伯特·英格利希将军。

尼米兹任命查理·洛克伍德为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的新任司令。这是一个幸运的决定。洛克伍德比潜艇部队中的其他任何将军都更加主张重新考虑战前的理论和战术。1943年初，他来到珍珠港履职。他发现潜艇基地扩建了，设施也改进了，感到很满意。新建筑随处可见。尼米兹的司令部已经搬出潜艇基地，进入新的司令部大楼，为洛克伍德腾出了操作的空间。新的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搬进了马卡拉帕山上的白色大房子。

1942年12月，克里斯蒂将军在布里斯班被解除了第42特混舰队的指挥权，被派往纽波特掌管海军鱼雷站。克里斯蒂强烈反对这项任命，却无能为力。他曾为鱼雷辩护，并固执地反驳不断升级的抱怨。现在，他被迫要彻底改革。抵达纽波特后，还没来得及打开行李，他就接到命令，要求他返回澳大利亚，指挥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所有潜艇。他会作为洛克伍德的下级担任此职到1944年11月。

关于鱼雷过早爆炸的报告反复出现，洛克伍德不禁怀疑日本人已经制定出一些对策。是不是敌人想出了什么花招让鱼雷提前爆炸呢？许多艇长已经对鱼雷引爆装置极度不信任，他们主张禁用它，改用接触式引爆器。洛克伍德虽然同意艇长们的意见，但还是不愿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磁性引爆装置是美国海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受重视的技术创新之一，支持这项技术创新的人里面有不少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叨叨嘴”莫顿。虽然它可能不是完全可靠，但它也没有在每次作战时都彻底失败。直到1943年年底，接触引爆装置才取代这种有问题的引爆装置（而之前，除非是在个别艇长的坚持下）。不管怎样，接触引爆装置也并不可靠。

在澳大利亚，克里斯蒂没有接受人们对鱼雷的满腹牢骚。在他看来，那些指责武器不行的艇长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错误。他说，对鱼雷的抱怨将危及潜艇部队的集体士气和自信。他在这件事情上不是不偏不倚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时，克里斯蒂就亲自参与过磁性引爆装置和其他鱼雷技术的研发，那已经是20多年之前的事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曾负责军械局的鱼雷所，将全部心血倾注在了马克14型鱼雷上。战争结束后，他告诉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鱼雷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出在维修和操作人员对它的维护保养上。……我一直都认为，如果有更加小心谨慎并且经验丰富的鱼雷部队，1942年的所有糟糕表现都能避免”。[72]“长尾鲨号”的威廉·米利肯在报告中提到，他曾向日本潜艇开火，却“只是发出了叮当一声响”（意思是说鱼雷未爆炸），此后克里斯蒂下令，在巡航报告或签批中，不得书面提及此事。[73]讨论不断升级，双方陷入激烈的争吵。

克里斯蒂在那年秋天给洛克伍德的信中说，“鱼雷在这里的表现正在稳步提升”，对报告中提到的鱼雷过早爆炸和不爆炸的事表示怀疑。他补充说，艇长们描述了鱼雷发射失败的情况，“但这些事情发生的具体情况他们根本无从了解”。[74]这样说明显是在暗示艇长们在故意撒谎，洛克伍德对此无法忍受。他给克里斯蒂写了一封带有讽刺意味的信。“谢谢你的来信，”他写道，“满篇都是抱怨，我觉得你肯定是早餐咖啡没冲好，或者吃了个臭鸡蛋。……事实是，我们已经错过了六个有价值的目标，因为鱼雷在离敌舰非常近的地方提前爆炸，艇长们还以为击中了目标。……至于你认为操作人员总是没有看清战况，或者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我感到万分遗憾。你们部门的训练没有白费。”[75]克里斯蒂被吓到了，赶忙道歉，但他最终也没有完全承认马克14型鱼雷的惊人缺陷。

1943年初洛克伍德到华盛顿短暂访问，其间他发起了挑战，把海军部上上下下批了个遍，语气辛辣，一针见血。他说：“如果军械局不能为我们提供会爆炸的鱼雷，那么，看在上帝的分上，让造船局设计一个船钩，让我们可以把敌舰一侧的钢板撕下来。”[76]这句话引起了军械局局长“钢钉”威廉·H.P.布兰迪的激烈反驳。布兰迪承认，海军鱼雷站的工程师们在发现问题和纠正问题方面确实行动迟缓，但反过来又抱怨说，舰队拒绝指派优秀的人员参与武器研发。“很遗憾我们的研发队伍里没有潜艇军官，”布兰迪写道，“除非你派过来一些，否则鱼雷的表现不会尽如人意。……你自己清楚，每次我需要一些了解鱼雷的潜艇军官时，你都总是派来一些在艇上表现不怎么样的人。我请求你派来优秀的人才，却总是遭到拒绝，理由是他是个极其重要的指挥官，艇上没他不行。”[77]

日本决定在太平洋地区发动战争，主要是希望拥有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油井，以及马来亚和被荷兰或英国控制的其他地方的橡胶种植园和锡矿。如果日本不能控制将它们与日本本土联系起来的海上航道，那么它对这些资源的控制将毫无用处。由于自然资源严重匮乏，日本的经济和作战能力严重依赖进口的铁矿石、铝矾土、橡胶、铜、锌，尤其是石油。日本整个地区的部队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后勤支援，这只能由海路提供。派一支主动出击且装备精良的潜艇舰队攻击日本重要的内海航道，就可以威胁它的整个海上运输系统。日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定期在海上行驶的货船和油轮，否则日本的整个帝国大计就会像海浪中的沙堡一样崩塌。1944年和1945年发生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事。

所有这一切在战前都已经预见到，但日本海军领导人从未真正研究过这个问题，在反潜战中也只是具备了最低级的应战能力。日本人以前参与的海战是相对短暂而具有决定性的，他们从没有认真考虑过保护商船的问题。武士精神崇尚进攻，而进攻性的战争较少考虑防御的问题，没有哪个拥有雄心壮志的军官会把时间浪费在保护商船上面，这活儿太枯燥乏味了。但凡那样，会绝无晋升希望，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力。日本的精锐驱逐舰舰队为了在夜间向敌舰发动鱼雷攻击受过专门的训练，但护送商船是后来才想到的事情。反潜战从来没有在海军省或军令部获得过强有力的支持。战争开始几个月后，才有舰艇开始承担专职护航任务。1944年，随着损失的商船越来越多，越发必要的护航工作与剩余船只繁忙的运输任务起了冲突。即使整支船队在海上被屠杀，日本海军也不愿意派有才能的军官来解决这个问题。领导层不愿承认反潜战的专业性，不认为反潜战还需要参谋的分析、武器的开发和训练。大井笃是为数不多的负责反潜战的参谋之一，对他的工作持怀疑态度的同事常常对他说：“护航对海军军官来说是常识。”[78]

有效的护航至少需要护航舰和货船之间有个合作方案。但日本海军对商人的蔑视由来已久。有个商船上的老水手回忆说，在海军的等级制度中，他和他的船友“级别比战马都低，还没军犬重要，地位比军用信鸽还不如”。[79]当商船船员和海军船员同处一船时，所有商船船员都得待在底舱，只有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的毕业生才可以在甲板上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对我们就是这种态度。根本感觉不到大家是在并肩战斗。这样不可能取胜。”[80] 1943年下半年，日本让重型货船在护送下来到特鲁克群岛，然后将货物分散到粗制滥造的小型木制驳船上。这种小船被称为“海运卡车”，用来向岛上的驻地运送货物。随着1944年至1945年日本损失的舰船越来越多，搁置了几十年的旧船被拖了出来。许多船年久失修，船员们认为即使它们没有受到攻击，也不适航。日本人卑劣地强征红十字会的救援船运送军队和战争物资。[81]按照国际条约的要求，美国的潜艇要让它们不受干扰地通过。

1943年底，日本发现美国鱼雷的性能有了改善，开始感到不安。被击沉的商船迅速增加，仅1943年11月一个月就有超过30万吨商船被毁。[82]改良后的马克14型鱼雷是战争中期击沉船只数量激增的最重要的因素。但也有其他几个因素。那些大胆而经验丰富的副艇长和三副被提拔上来，担任了艇长。潜艇部队装备了更好的水面搜索雷达系统，更好的声呐系统，更好的潜望镜，还有发射后不留尾迹的马克18型电动鱼雷。珍珠港通信情报中心（太平洋舰队无线电小队）的密码破译成果被用于帮助潜艇通过远程无线电追踪即将通过的船队。太平洋舰队无线电小队的商船分队每日绘制日本航运活动图，并能提供及时、可靠的情报，给出敌军离港、目的地、正午船位和水雷区位置等信息。1943年12月，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可以自信地报告说：“敌人的海上航线正在不断遭受猛烈攻击。……我们的潜艇在‘大东亚’的重要航线上穿行无阻。一年半以来，它们摧毁的日本船只远远超出了日本船厂造出的商船总吨位。”[83]尽管早期的潜艇战有许多令人失望的地方，但报告中所说的是事实，而且从此时开始，日方的沉船数量还会激增。1944年初，日本每个月的航运损失都超过了20万吨。

在最后一年半的战争里，美国的潜艇部队终于投入了全面封锁日本本土的战斗中。美国的艇长对日本海岸的每一个海湾和入口都了如指掌，甚至比日本人对他们本国海岸还要熟悉。绝望中，日本商船只能进行港到港的短程运输，甲板上提前放好长木板和木筏，以便在船只沉没时漂浮逃生。它们采取了越来越迂回的路线，以避开潜艇频繁出没的水域。日本商船不是穿过黄海，而是沿着朝鲜海岸和中国海岸南下，躲在浅水区或沿海岛屿后面行进。黑夜无法再为它们提供庇护。美国潜艇装备的雷达系统不断改进，可以在半径40英里的范围内识别和跟踪看不见的敌舰。潜艇四引擎全开在水面上高速航行，速度可接近甚至超过20节，由于不用担心空中侦察，潜艇甚至能攻击由最强大的护航舰护卫的船队，而且自己毫发无损。随着新的声呐探测系统的出现，潜艇穿过雷区，进入日本海域，切断了日本本土和资源丰富的朝鲜与中国东北的最后的联系。

海上运输不畅，这本身就足以摧毁日本的作战能力，关于石油的几个数据可以使这一点暴露无遗。由于国内石油产量微不足道，如果没有来自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等被征服的领土的稳定供应，日本的帝国大计根本无法维持。日本海军的规划者们预测，一旦被占领的油田完全投产，他们就能自给自足。但重要的运输动脉是由少数行动缓慢（因而易受攻击）的油轮支撑的。1942年（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年对美国潜艇部队来说是令人沮丧的一年），日本只损失了4艘油轮；194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3艘；1944年，上升到132艘；1945年的头8个月里，盟军摧毁了103艘日本油轮。1942年，40%的东印度群岛生产的原油安全抵达日本；1943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5%；1944年，下降到5%；1945年3月之后，没有一滴油到达过日本的海岸。1941年初，日本原油储量达到了2 000万桶的峰值，1944年第四季度减少到不足100万桶。[84]日本人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启动了紧急的油轮建造项目，同时护送普通商船运油。但造船需要钢铁，而反过来也一样——炼钢厂需要炼焦煤和铁矿石，这些煤和铁矿石必须从海上进口。钢锭产量从1943年的峰值780万吨，骤降至1945年的约150万吨，仅为该行业产能的15%。随着空袭在1945年达到顶峰，摧毁了日本的运输系统和工业区，日本的战时生产已经因为海上交通的封锁和破坏沦为一纸空谈。

到战争结束时，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总共击沉1 100多艘商船，比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拥有的总吨位还要多。所有的美国潜艇兵加起来不到美国海军总数的2%，却在战争中击沉了一半以上的日本船只，占总吨位的60%。虽然它们的主要战略目的是摧毁敌人的海运，但潜艇也将201艘日本军舰送至海底，总计540 192吨。[85]

胜利来之不易。借用潜艇兵们的委婉说法，二战时期有52艘潜艇“仍在巡逻”。已知有41艘被敌人摧毁。潜艇部队与海军的其他部队相比规模是非常小的——战时潜艇部队平均只有14 750名官兵。大约有1.6万人至少参加过一次战时巡航，其中375名军官和3 131名士兵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死亡率为22%，高于任何一支武装部队。因此，潜艇部队要求大家认可其对打败日本的巨大贡献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人们也承认他们做出了巨大贡献。战争结束后，查理·洛克伍德告诉一位前艇长，他接受了海军学院教官的职位：“现在不要告诉那些海军学校的学生是潜艇兵赢得了战争。我们知道还有其他兵种在那里作战。但是，如果他们把地面部队和航空兵调出我们的巡逻区域，我们就能提前半年赢得战争。”[86]

[1]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216.

[2] Mason,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p.93.

[3]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Homefront, p.35.

[4] 英语中在给人起绰号以及给宠物起名字的时候，喜欢用“押头韵”的形式。如“鹦鹉”（parrot）经常叫“波利”（Polly）。这里，“焊接工”（welder）叫“温蒂”（Wendy），“铆钉工”（riveter）叫“罗西”（Rosie），也是如此。——译者注

[5] Archibald, Wartime Shipyard, p.17.

[6] Ibid., p.192.

[7] Ibid., p.193.

[8] Russell, Hell Above, Deep Water Below, p.39.

[9] Grider and Sims, War Fish, p.22.

[10] Russell, Hell Above, Deep Water Below, p.74.

[11] COMINCH to CINCPAC, February 22, 1942,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1, p.252.

[12] “丸”（maru）是日本货船、运兵舰和油轮常用的名称后缀。美国的潜艇兵用maru来指代上述任一船只。——作者注

[13] 海水中的各种物理性质参数，包括温度、盐度、密度等，都随着深度的不同而变化，但是这种变化通常并不是逐渐出现的，而是在某一个很薄的特定的深度范围内急剧发生的，这个特定的深度范围就被称为跃变层，根据物理特性的不同，可以分为温度跃变层、盐度跃变层和密度跃变层等。通常海水的密度由温度和深度决定，在海水盐度垂直梯度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其密度梯度常常与温度梯度规律一致，也就是说，温度跃变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多数跃变层。水中的声波信号往往会在跃变层上发生反射和折射。因此，潜艇可以利用温层，在温层间升降，迷惑敌人的声呐及鱼雷等。——译者注

[14] Alan Polhemus, interview at the Independence Seaport Museum, Philadelphia, PA, October 17,2000.Transcript in the museum archives.

[15] Grider and Sims, War Fish, p.43.

[16] Ibid., p.43.

[17] U.S.S.Wahoo, “Report of First War Patrol,” entry dated October 5, 1942, in McDaniel, ed., U.S.S.Wahoo (SS-238), p.9.

[18] Grider and Sims, War Fish, p.41.

[19] O’Kane, Wahoo, p.61.

[20] Grider and Sims, War Fish, p.45.

[21] Russell, Hell Above, Deep Water Below, p.185.

[22] Grider and Sims, War Fish, p.51.

[23] Sterling, Wake of the Wahoo, p.17.

[24] U.S.S.Wahoo, “Report of First War Patrol,” entry dated November 8, 1942, in McDaniel, ed.,U.S.S.Wahoo (SS-238), p.27.

[25] O’Kane, Wahoo, p.76.

[26] Sterling, Wake of the Wahoo, p.17.

[27] O’Kane, Wahoo, p.81.

[28] Grider and Sims, War Fish, p.52.

[29] Sterling, Wake of the Wahoo, p.26.

[30] O’Kane, Wahoo, p.82.

[31] Ibid., p.83.

[32] 目标舷角（angle on the bow），目标航向与目标和潜艇位置连线形成的夹角。——编者注

[33] Ibid., p.94.

[34] Grider and Sims, War Fish, p.49.

[35] Admiral James Fife Jr., “U.S.S.Wahoo, Second War Patrol, Comments on,” December 28, 1942,in McDaniel, ed., U.S.S.Wahoo (SS-238), p.43.

[36] Sterling, Wake of the Wahoo, p.72.

[37] O’Kane, Wahoo, p.117.

[38] Sterling, Wake of the Wahoo, p.76.

[39] Grider and Sims, War Fish, p.51.

[40] Quoted in O’Kane, Wahoo, p.121.

[41] Grider and Sims, War Fish, p.54.

[42] Ibid., p.59.

[43] Ibid., p.60.

[44] Sterling, Wake of the Wahoo, p.81.

[45] O’Kane, Wahoo, p.138.

[46] Ibid., p.177.

[47] Ibid., p.138.

[48] Ibid., p.139.

[49] Sterling, Wake of the Wahoo, p.81.

[50] O’Kane, Wahoo, p.139.

[51] Sterling, Wake of the Wahoo, p.82.

[52] O’Kane, Wahoo, p.143.

[53] Ibid., p.148.

[54] Ibid., p.150.

[55] Ibid., p.153.

[56] Ibid., p.153.

[57] Grider and Sims, War Fish, p.73.

[58] Sterling, Wake of the Wahoo, p.100.

[59] O’Kane, Wahoo, p.154.

[60] U.S.S.Wahoo, “Report of Third War Patrol,” entry dated January 26, 1943, in McDaniel, ed.,U.S.S.Wahoo (SS-238), p.51.

[61] O’Kane, Wahoo, p.160.

[62] Ibid., pp.161-62.

[63] Ibid., p.163.

[64] Ibid., p.164.

[65] Ibid., p.166.

[66] Ibid., p.168.

[67] Sterling, Wake of the Wahoo, p.119.

[68] O’Kane, Wahoo, pp.161-62.

[69] Blair, Silent Victory, p.341.

[70] Ibid., p.879.

[71] Edward L.Beach, “Culpable Negligence,” in Sears, ed., Eyewitness to World War II, p.70.

[72] R.W.Christie to Samuel Eliot Morison, February 11, 1949,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Coll/606, Box 24.

[73] Blair, Silent Victory, p.391.

[74] Ibid, p.414.

[75] Ibid, p.414.

[76] Ibid., p.403.

[77] Ibid., p.404.

[78] Atsushi Oi, “Why Japan’s Antisubmarine Warfare Failed,”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410.

[79] Reiji Masud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04.

[80] Ibid., p.303.

[81] 例如，可参见Yuji Nishihama’s letter (undated) to the editor of the Asahi Shinbun, in Gibney,ed., Senso, pp.139-40。

[82] JANAC, “Japanese Naval and Merchant Shipping Losses During World War II by All Causes,”February 1947, Chronological List of Japanese Merchant Vessel Losses, pp.29-99.1943年11月共有70艘船被毁，总计320 807吨，其中绝大多数是被潜艇击沉的。

[83] Navy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Report, “Japan Merchant Marine Losses,” December 15, 1943,Serial P1 23-41, FDR Map Room Papers, Box 160, MR 400, “Jap Reference Folder, 19421945.”

[84] USSBS,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s War Econom, Appendix Table C-50, “Japanese Imports, Production, and Inventories of Crude Oil,” p.135

[85] JANAC, “Japanese Naval and Merchant Shipping Losses During World War II by All Causes,”February 1947, Table 1: “Summaries of Japanese Shipping Losses,” p.vi.

[86]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235.

第十章

有一艘船正驶向珍珠港，从甲板上望去，一眼便可以看出瓦胡岛与一望无际、单调乏味的太平洋截然不同。岛上的绿褐色斜坡极其陡峭，耸立在地平线之上，时而受阳光照耀，时而躲在浮云的阴影之中。戴蒙德角是一个凹凸不平的岬角，颜色和纹理与瓦楞纸板相似，从海上耸起，渐渐向东延伸，长弧形的怀基基海滩和火奴鲁鲁市慢慢显现在眼前。经过戴蒙德角时，舵手要向右转舵：夏威夷皇家酒店的粉色大厦、阿罗哈塔（塔身为战时用的伪装色）、庞奇鲍尔火山口以及阿华角等都映入眼帘。巡逻机在低空盘旋，巡逻艇越来越近，它们警惕地监视着每一艘即将到达的船。位于卡米哈米哈堡的信号塔发出识别要求，并收到了识别信号。拖船将外面入口处的反潜网先拖入珍珠港的水道中，再穿过到港船只的尾流，将网拖回来。这条笔直的水道又长又窄，海浪不断拍打紧挨着两舷的珊瑚礁，但它的深度为40英尺，还有浮标的提示，足够安全。

绕过霍斯皮特尔角，可以看到珍珠港全景：中央的洼地、福特岛、码头上一堆堆的货物和东湖岸边的一些办公楼。第一次从美国本土出海至此的人对它如此袖珍而完善感到惊讶。与圣迭戈或旧金山湾相比，强大的太平洋舰队的母港珍珠港简直小得不值一提。但是这里宏伟壮丽的自然环境着实令人惊叹。珍珠港的北部和西部生长的不是灌木丛和棕榈林，而是随风优雅起伏的甘蔗地和延伸至绿色山麓的大草原。向内陆的每个方向望去，地平线上都是绵延的怀厄奈岭和科奥劳岭的山脊线。

战争早期的珍珠港看上去比现在宽敞。但到了1943年夏天，太平洋舰队不断扩张，占用了所有可用的锚位和停泊区。新到港的船只能勉强挤进拥挤不堪的海港。驱逐舰和其他较小的船只经常三三两两地横着停在海面上，中间由跳板连接。要想驾驶战列舰或航母穿过拥挤的水道和锚地，需要用到一切掌舵的技巧，绕过其他船只（无论是航行中的还是已停泊的），包括维修驳船、燃料驳船、浮式干船坞、沉没的战列舰以及穿过水道时一直发出叮当响声的小艇。潮汐、雾、浅滩、风以及尾流都是干扰因素。一旦发生碰撞或搁浅，指挥官必须立刻报告给上级，而且他的职业前景会受到影响。

时至1943年年中，经过18个月的不懈努力，珍珠港已经基本从引发了太平洋战争的突袭中恢复过来。老兵说，为了腾出地方来建造新的码头、商店、铸造厂、仓库、飞机库、军营、油库、弹药库、防空炮塔、办公楼和无窗防弹电厂，人们拔掉原地生长的植物，铺设道路，海港周围的绿地明显比1941年少了。机器一天到晚连轴运转，叮当声和轰隆声响个不停。海军造船厂正在建设两个新的干船坞，巨大的4号干船坞就是其中一个，它的长度超过1 000英尺，配以重达50吨的龙门起重机。这台起重机会在很宽的轨道上往返于相邻的码头之间。挖泥船正在不断拓宽和加深福特岛和西湖周围的水道和锚地。1941年到1945年间，人们从海港底部挖出了约1 000万立方米的淤泥。

西边，施工队正在珍珠城半岛建设长长的仓库、铁路支线以及现代化的海滨码头。珍珠港的大部分燃油和柴油储备已被输送到基地北部混凝土建造的地下油库中。地下油库由管道连接，通往新建的巨型混凝土供油码头。基地周围的交通运输全靠58英里长的公路和一条窄轨停船滑道。牵引车在常规路线上拖着客车，类似于市政公共交通系统；通常车上会坐满军人和平民雇员。

在日军偷袭珍珠港时受损的八艘战列舰里，有五艘已经得以修复归队。但“亚利桑那号”、“俄克拉何马号”和“犹他号”的修复工作还在继续。修复这些损毁的巨型战列舰是工程兵们遇到过的最棘手的挑战之一，其规模和复杂程度与修建大桥、水坝和运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战列舰的船体被日军鱼雷炸开，有好几艘都沉到了港口的水底。为了让这些战列舰浮起来，将其拖到干船坞进行修复和重建，打捞队首先得给舰体上的漏洞打上补丁，然后从内部抽出足够的水，扶正它们，使其以35英尺的吃水深度浮在水面上。扶正舰体之前，必须卸下数千吨的军需、武器和装备，同时清理舰体的碎片。封闭的船舱内会聚集有毒气体和易爆气体，可能会引发火灾或使人中毒，这是一个时刻存在的威胁。

进入受损战列舰内部的工人穿着橡胶靴和工作服，戴着便携式呼吸器。他们用沉重的战斗照明灯来提供光亮，通过连接在通气管上的电话线与地面保持联系。人们用强力抽风机给战列舰通风，但每当打开新的舱门时，扑面而来的硫化氢都能将人吹倒。战列舰中堆满了由海水和燃油混合而成的难以名状的黑色淤泥。遇到严重腐烂的尸体，人们就在水里将其收进帆布袋，拖到水面上，然后由戴着面罩的医务人员把它们转运到小船上。打捞队在一个冷藏室中发现了数吨腐烂的猪肘子和一拿就碎的成片牛肉。参与打捞的一名军官回忆说，清除腐肉是整个过程中“最让人恶心的工作之一”。最终他们发现，高压水龙能将腐肉粉碎成小肉块，而这些小肉块可以用汽油驱动的抽吸泵抽到船外，“这对夏威夷的海洋生物来说，绝对是极大的享受”。[1]打捞队检查完后返回水面，发现自己浑身上下沾满了黑色黏液，只有用柴油才能洗掉。

战舰中的水被抽干后，内部的甲板和舱壁上还有一层油腻腻的东西。清洗这些油腻的内壁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人们在旁边驳船的高压水枪中装上盐水和各种热的腐蚀性溶液，不断冲刷舱壁和甲板。这项工作需要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有时要持续数周才能将表面清洗干净。珍珠港的水不可避免地会因此受到严重污染。后来海水淡化厂无法再使用这些受到污染的水，只能从瓦胡岛的其他地方调水。

打捞工作需要巨大的人力资源，平民也加入了海军造船厂的队伍。工人几乎都是年轻的未婚男子，他们渴望接近前线，并希望得到较好的工资待遇，于是来到了夏威夷。很多人挤在海军造船厂那些匆匆搭建起来的房子里。“三号民房区”具备小城市中所有的基本设施，包括警察局、邮局、报社、棒球场、电影院和零售店。其战时人口高峰时达到1.2万人，是当时夏威夷的第三大城市（继火奴鲁鲁和希洛之后）。[2]

包括海军和平民在内的专业潜水员，从事的是艰巨而危险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检查、测量和修复水下部分的舰体损伤。他们要先了解被海水淹没的战舰内部的情况，然后打开防水门并进去，再将门关上，取出未爆炸弹药的引信，清理舰体碎片和士兵的尸体。在漆黑的环境里工作，只能凭感觉在沉没的战列舰内部行走。战列舰内满是淤泥，电灯也不管用，因为灯光只会反射回他们笨重的铜制头盔的小玻璃口上。这活儿太恐怖了。爱德华·C.雷默是一名海军潜水员，他写了一本回忆录，生动地描述了自己在沉没的战列舰里工作的情形。他最害怕的就是在浸满水的舱室中碰到漂浮的水手尸体。他说在与这些尸体接触之前就能感觉到他们离自己越来越近，他将这种直觉形容为“一种总觉得周围有人的奇怪感觉”。[3]1942年初，在沉没的“亚利桑那号”里寻找未爆炸的日本鱼雷弹头时：

我伸出手来探路，摸到了漂浮在头顶上的东西，似乎是个充气的大塑料袋。我把它推开时，感觉我赤裸的双手像穿过了一堆腐烂的海绵。我意识到这个“袋子”其实就是一具无头尸，顿时感到毛骨悚然。我紧咬牙关，用力将它推到了一边。这具尸体漂走时，它那干瘪的手指擦过我的橡胶工作服，那感觉就像死去的水手正在无声地哭泣，伸手向我求救。[4]

潜水员要对舰体水下部分的裂缝做精确的测量。岸上的人会根据尺寸制作合适的木材补丁，然后由潜水员返回舰内将其补在裂缝上。这些补丁无法做到完全挡水，但是潜水员会找木屑、麻絮、木塞子和沉船中能找到的所有其他能用的东西（床垫、枕头、衣服等）来填补缝隙。然后他们会用抽吸泵将水从打好补丁的战舰中抽出来。但海水还是会从临时修补的缝隙中漏进来，所以需要数百台抽吸泵同时工作，才能使舰中水位不再上升。

对于“西弗吉尼亚号”和“加利福尼亚号”这些受损更为严重的战列舰来说，必须在周围修建围堰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围堰是一种围栏式的防水建筑。人们用8英寸厚的木板做墙，再用深嵌在港口混凝土地基中的钢板桩加固。负责监督工作的军官霍默·沃林说，这项工作相当于是在沉没的战列舰周围建造一个“临时干船坞”。这是一项“艰巨且危险的工作”。[5]数百吨的混凝土被浇筑到了港口底部。围堰靠近舰体两侧架设，留下两三英尺的间隙。先把围堰中的水抽干，然后修复舰体损坏部分，再把舰中的积水抽出，此时再拆掉围堰，就能把笨重的战列舰拖动，穿过东湖进入干船坞。

“俄克拉何马号”的问题更大，它翻转了150度，导致上层建筑插入了港口底部的淤泥中。只有龙骨和右舷底舱的一部分露在外面。工人和潜水员穿过战列舰底部的气闸室，进入战列舰内部，如同走进了幽暗的迷宫，上成了下，下成了上，甲板在头顶上，而舰体上部却被踩在脚下，所有的东西都上下颠倒。1942年12月，《纽约时报》记者罗伯特·特朗布尔戴上呼吸器，参观了“倾覆的战列舰中又黑又臭的锅炉间”。[6]除了还有点废料价值，“俄克拉何马号”可以说已经彻底没用了，但为了让它占据的宝贵泊位重新为舰队所用，必须将这艘重达2.9万吨的战列舰扶正并移走。这艘战列舰先得翻转过来，才能漂浮起来，这个过程需要巨大的扭力。21台大传动比牵引绞车固定在福特岛的巨型混凝土地基上。重型钢缆通过牵引滑轮将绞车和焊在战列舰底部的垫板连接起来。每辆绞车能提供20吨牵引力，但即使这样也还是不够。人们又把潜艇式浮筒连接在沉没的战列舰顶部，利用压缩空气将埋在泥土里的上层建筑挖出来。1943年3月8日上午，绞车开始对钢缆施力。“俄克拉何马号”嘎吱作响，逐渐开始转动。绞车以每小时约3英尺的速度将战列舰往回拉。拉动扶正的工作持续了三个多月。1943年6月16日，“俄克拉何马号”已经基本扶正，只剩3度的倾斜。还要再花5个月的时间，才能将其打好补丁，让它重新浮在海面上。12月28日，这艘战列舰终于被拖入了新建成的4号干船坞。[7]

海军少将威廉·R.弗朗是珍珠港海军造船厂的指挥官，他总是津津有味地向参观者们介绍说，其实工人们并非只是修好了“西弗吉尼亚号”、“加利福尼亚号”、“田纳西号”和“内华达号”等战列舰，而是几乎完全重建了龙骨以上的部分。这些翻新的战列舰变得现代化，并配上了新的装备，与1941年12月7日被炸弹和鱼雷炸沉的那些战列舰相比，在各方面都更高级了。提到“西弗吉尼亚号”时，弗朗将军自豪地说：“我们让它里里外外焕然一新。就像牙医给病人拔蛀牙一样，我们也是从战列舰的底部彻底重建的。”[8]

珍珠港遇袭两周年时，只有“亚利桑那号”还没有维修。因为潜水员证实它的龙骨已经破裂，工程师认为这艘巨大的战列舰不可能完好无损地浮起来。理论上来说，把它切割成几部分带上来还是有可能的，但这项任务会十分艰巨，花费也将远远超出它的废料价值。于是人们决定将它留在原地。如今它仍然安静地躺在那里。

1943年，火奴鲁鲁脏乱的旅馆街地区几乎每天都驻守着3万名军人和民防人员。夏威夷人向来乐善好施、热情待客，但是现在，他们的热情和善心快被耗尽了。中途岛战役后，这个阳光普照的小城市已不再受敌人攻击，开始有了安全感，军方的灯火管制和其他规定让火奴鲁鲁人感到越来越厌烦。防空人员不再每晚巡逻，海滩上的带刺铁丝网也已生锈，国民警卫队执勤时经常打瞌睡。

来访的军人中没有几个对这个城市有好感的。水手西奥多·C.梅森在传记中这样写道：“每个人都厌恶火奴鲁鲁，没有例外。”[9]这个城市令人疲惫不堪，物价昂贵，异常拥挤。海军飞行员塞缪尔·海因斯说这里“跟彭萨科拉或圣迭戈一样，也是一个拥挤的海军城，阳光普照，到处都是水手和劣质酒”。他的一个飞行员同事是得克萨斯人，称火奴鲁鲁“跟阿马里洛[10]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多了个海滩而已”。[11]瓦胡岛还被戏称为“岩石”，人们一致认为（据当地流行月刊《太平洋天堂》报道）“在这块该死的岩石上，人太他妈多了，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12]

成群结队的人身着白色和卡其色制服，乘坐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和高价出租车，在海陆军基督教青年会一站下车，涌上街头，寻欢作乐。这个破落街区的中心地带从“Y”形路口沿旅馆街伸到河边，霓虹闪烁，音乐喧腾，到处都是剥落的油漆，肮脏的人行道两旁布满生意惨淡的酒吧、灯火通明的游乐场和廉价的纪念品商店。大街上飘着一股走气啤酒和臭鱼的味道。啤酒很凉，鸡尾酒不但掺了水，卖得还贵，无礼的酒保一直在催男人们大口喝酒、续杯，否则，他会让你赶紧给其他顾客腾地儿。魁梧的夏威夷保镖负责治安，但是一旦碰上真正的麻烦，海岸巡逻队和宪兵们就会被喊来调解纠纷，将闹事的人拖走。人们排长队买热狗、爆米花、冰激凌和可口可乐，排长队文身，按摩，理发，玩弹球机，去射击场射击，去棒球练习场打棒球，打台球，或是竞相和草裙舞演员合影。15美分能买一碗日式猪肉面条，但顾客只能在拥挤的人行道上边走边吃，一些人坚称所谓的“猪肉”其实是狗肉。6岁到12岁的亚裔小男孩赤着脚给人擦鞋，一次15分钟，他们在街上高声喊着：“嗨，哥们儿！”或者是“来擦鞋吧，伙计！”[13]一名军官回忆道，下午的旅馆街一般到处都能见到“休假中的戴白帽子的水手”。[14]

对夏威夷的零售业和商业地段来说，这场战争是赚钱的好时机。1941年到1943年间，岛上新开了8 000家企业，零售额增长了2 200万美元，增长率超过75%。租金暴涨，房地产价格飙升，银行存款增加了五倍。《太平洋天堂》的编辑在1944年5月写道：“1939年有288家餐馆，现在则有630家，但想要吃饭的话还是得排长队。”[15]当地经济一直以来都受外来白人精英支配，但这场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却是零售商和餐馆老板，其中包括许多华裔、日裔、朝鲜裔和菲律宾裔商人。

当地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达成一致，战争期间允许有监管的性交易存在。1943年，火奴鲁鲁红灯区的15家妓院共雇用了260个妓女。[16]这些妓院又称“猫屋”或“铃铛屋”（“按一下铃”），它们坐落在酒店街、河流路以及北贝雷塔尼亚大街上。妓院的名字起得很谨慎，例如“平房”“雷克斯”“利兹”“船锚”“布朗克斯”“彩虹酒店”等。一般下午舰队进港后，军人从楼梯处就开始排队，一直排到外面的人行道上，通常一等就是一个小时甚至更久。每个顾客付费3美元，然后会被领进一间有单人床的小屋子。一个去过的男人回忆说，他一进去就有华裔老鸨催促道，“快点快点快点”；他最好快点脱衣服，因为3美元只够女人为他服务3分钟。女人一进门，就开始倒计时。3分钟后响铃，无论男人是否完事儿，女人都会站起身来径直走出房间，结束这次服务。

这种体验，既不愉快又有点侮辱人。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后来说：“男人与其去妓院，还不如用条死鱼对付一下。”[17]但火奴鲁鲁的妓院从来都是门庭若市。据统计，战争时期，妓院平均每月顾客达25万之多。每个女人一天要接待50到100个客人，一年能赚2.5万美元。而妓院鸨母一年的收入能达到15万美元。地方官员对这行保持着密切的关注，这既是为了保证卫生状况，也是为了捞点油水。火奴鲁鲁的警察局将这些妓女以“艺人”的名义登记在册，还要从她们挣的钱中抽一部分据为己有；据说，每个女人每月要上交50美元来贿赂这些官员。[18]若是她们拒交，警察缉捕队就会行使执法者的权力，替老鸨们恐吓、殴打或放逐不听话的姑娘。陆军和海军的医生每周都会检查这些女人的身体状况，还要求寻花问柳的军人去邻近的“防疫站”进行检查和治疗。[19]

劳军联合组织在岛上设有51个俱乐部，为人们提供更健康的娱乐活动。鲍勃·霍普和阿蒂·肖等名人名流举办盛大的音乐表演，大乐队由受邀歌手组成，歌曲中间穿插着单人表演或舞蹈表演。劳军联合组织还会举办盛大的舞会，舞会上的男女比例一般能达到25∶1。“劳军女孩”是“备受尊敬的”，因为她们很多是夏威夷的名门之后，陪同她们前来的女伴时刻瞪着一双警惕的眼睛。这些女孩抱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不在乎军衔、相貌和舞蹈技巧，对所有男士保持微笑，予以称赞。她们每晚要跳三四个小时舞，几乎不休息。每过两分半钟扬声器中都会传出哨声，这时就可以交换舞伴了。

民防人员不得参与劳军联合组织的活动，而且不能享受只有那些穿军装的人享有的其他福利。年轻未婚男性的数量在1944年增加到了8.2万人，他们住在拥挤不堪的劣质住宅里，被牢牢地困在瓦胡岛的社会最底层。虽然工资比美国本土做同类工作的人高30%，但他们发现夏威夷的生活成本要比美国本土高60%左右。很多人身穿印着“aloha”（夏威夷问候语）字样的衬衫，不塞进裤子里，让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外来的，但白人通常极其鄙视这种穿衣方式。无论公平与否，这些战时的工人被称作“流动雇农、入侵者和逃避兵役者”[20]——他们是出了名的恶棍、赌徒、酒鬼，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军人看不起他们，房东不肯租给他们房子，警察时不时骚扰他们，任何种族的女人都不会给他们相处的机会。当地的卫生部门在报告中写道：“很显然，这个社区的战时工人中有一大批人情绪反复无常、嗜酒、患有精神病，或有变态人格。”[21]

很多初次从美国本土过来的白人，尤其是那些来自美国南部地区的白人，会因为夏威夷普遍的种族宽容态度而一时感到无所适从。岛上的许多亚裔和太平洋地区的种族和平共处。基地外的住宅区、公共交通和大多数零售店基本取消了种族隔离（尽管非裔美国军人住的还是隔离营房）。日裔夏威夷人是当地最大的族群，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他们一直担心受到迫害，甚至担心情况可能会更糟糕，但到了1943年年中，很明显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忠于美国的。第442团全部由第二代日裔美国人组成，他们在意大利的表现英勇非凡，得到了夏威夷媒体大篇幅的报道和赞扬。

来自美国本土的白人原本以为来到这里以后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尊重和重视，结果却并非如此，这让他们十分惊讶。“他从未感到如此震惊，”《太平洋天堂》的一位专栏作家评论道，“当他搬进他们的社区时，其他种族的人成了强势一方，他们盯着他上下打量，估摸他的社会地位，对他不屑一顾。”[22]

由于战时夏威夷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跨种族的恋爱和婚姻得到社会认可，而在美国本土，两三代以后种族通婚才被接受。据当地统计，1943年和1944年，夏威夷32%的婚姻是种族通婚。华人、朝鲜人、日本人、夏威夷人、波多黎各人和菲律宾人之间通婚相当常见。几乎一半的白人男性娶了其他种族的女性，而9%的白人女性嫁给了其他种族的男性。白人男性和日本女性组成的家庭共有189个。[23]然而，夏威夷的战时离婚率高达48%，几乎比美国本土高了三倍。[24]

对于成千上万的美国军人来说，在战时的夏威夷待着的那段悠长时光，让他们迫不及待地想重新投入战争中去。海军战斗机飞行员比尔·戴维斯在毛伊岛滞留了好几个月，他说这段时间就像在休长假。整天就是打打网球，悠闲地开开飞机，练习一下飞行技能，中午去军官俱乐部吃顿午饭。“这样的生活简直是太棒了，但我们开始怀念约翰·保罗·琼斯的座右铭：‘还没动真格的呢！’”[25]夏威夷绝美的自然风光都开始让人感到乏味和压抑了。人们把那些长时间待在岛上的人称为“傻乐”或“菠萝疯”。最好的解药就是把他们派到西方去参加战斗。一名海军预备役上尉在当地的一家报纸上调侃道：“97磅重的二等文书军士，在坐过三次火奴鲁鲁的公交车之后，哪怕随身武器只有一份卷起来的《广告报》，都会欢天喜地地跳到日本人的碉堡中去。”[26]

夏威夷的核心人物尼米兹将军住在马卡拉帕山顶部那座气派的白房子里，他那赫赫有名的盟军战区司令部占据了山顶差不多五分之一的地方。马卡拉帕山实际上是一座死火山的火山锥，山上绿草如茵，安静祥和，最近才建起了一些房屋。日本园丁负责照顾那些新种植的树木和原生植被，它们还未长得很高，不会影响观赏西边珍珠港的全景。马卡拉帕山为海军及陆战队提供了住处，将军们住独栋，校官住平房。预制装配式房屋在山上均匀分布，建筑设计千篇一律。街道以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海战命名，一些太平洋战争早期的战役也被拿来命名了。为了防止敌人直捣最高指挥部，这个街区对外一直是严格保密的，“马卡拉帕”这个名字在整个战争期间从未获准在公文或公报中出现。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离尼米兹的住处约1/4英里。那是一座普通的二层办公楼，钢筋混凝土结构，这样设计是为了不引人注意。早上，尼米兹和他的参谋长雷蒙德·埃姆斯·斯普鲁恩斯会步行去上班，8点之前抵达二层（被他们叫作二层“甲板”）西南角的两间相邻的办公室。

早上9点，参谋们会挤在尼米兹的办公室里，坐在折叠椅上参加每日的晨会。他们会听简报，分析刚刚了解到的前一天晚上的战况，然后讨论接下来的行动和其他重要事务。1943年，随着太平洋舰队不断壮大，在尼米兹每天迎接新到港军官的“开放”时间里，前来拜访他的人越来越多。尼米兹似乎很喜欢跟这些人会面，他在和舰长们随心所欲地交谈时获得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尼米兹的副官阿瑟·拉马尔这样评价他：“他喜欢跟这些人见面，不论是指挥坦克登陆舰的年轻中尉，还是指挥全新战列舰的资深舰长，他都一视同仁。他爱跟人交流！”[27]

在这方面，尼米兹和罗斯福很像。1940年至1941年尼米兹在华盛顿担任航海局局长时，罗斯福对这位将军有了很深的了解，后来任命尼米兹为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在跟各级下属互动时，这个满头白发的得克萨斯人备受欢迎，他自己也因此充满干劲。作为领导人，他待人和蔼，充满人情味。敬礼后，他会习惯性主动握手并自我介绍：“我是尼米兹。”他喜欢那些略显低俗的故事，有趣但从不鄙俗；他经常用这些故事来消除人们意见不一致所产生的紧张气氛。尼米兹能记住老熟人、同船水手、军官和士兵的情况——他很少有记不住的面孔，而且在提到某个人的时候经常能列举这个人入伍后的一些细节，这种能力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他能做到这一点可不仅仅是因为他记忆力好。尼米兹从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存有一份索引卡片，卡片上整理了许多人名和相关信息。他的参谋负责不断更新这些卡片。“视察舰船和岛屿时，”拉马尔上尉回忆说，“他喜欢叫出那些军官的名字。他之所以能叫出这些名字，是因为每次访问之前，我们都会准备好卡片，而且通常我会站在将军身后给他提示。所有人都喜欢他表现出的这种人情味。”[28]

拉尔夫·帕克是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另一名参谋，他回忆说司令的工作日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同程度和级别的会议”。[29]来开会的可能是一个人，刚刚从作战区回来；也可能是一群人，挤满整个房间，椅子不够用，低级军官只能靠墙站着。尼米兹很乐意倾听，并且不介意有人提出异议。他没有效仿金的铁腕管理风格，也不像麦克阿瑟那样喜欢与阿谀奉承的人待在一起。即使争论越发激烈，尼米兹也泰然自若。直到所有的反对意见都提出来并被记录下来，他才会做决定。正如拉尔夫·帕克所说：“拿破仑式专制是让自己凌驾于所有下属之上，没人敢发表任何意见，只能随声应和‘是，是，司令’——这种专制观念不再可行了。听取下属的意见，尤其是那些去执行命令的下属的意见是非常必要的。”[30]

太阳还高高挂在天上，离下班的时间还早，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通常就离开办公室了。他们两人都非常喜欢剧烈的户外运动，登山时经常会轻松甩下那些加入他们的年轻军官，率先爬上马卡拉帕山的山顶。尼米兹好胜的性格还表现在网球场上，他和拉马尔打，从没让这个比他年轻的人赢过一局；而在营地外掷马蹄铁时，他用哪只手投掷都能赢过斯普鲁恩斯。舰队的军医告诉他，射击打靶可以有效缓解压力，于是尼米兹就在办公室外面建了一个射击场，并邀请军官们跟他一起射击。他们用的是0.22英寸和0.45英寸口径的打靶手枪，要是打赌的话赌注不超过10美分。“他很快就成了一名狂热的神射手，”拉马尔说，“我们每天都会射击数百发子弹。估计等到日本投降的时候，我们至少会打完50万发子弹！”[31]

星期日下午，尼米兹、斯普鲁恩斯和一群军官会翻过山峰，来到一处僻静的海滩。这个海滩位于瓦胡岛北岸，他们给这个地方起了个绰号，叫“前列腺休息区”。他们通常会在海滩上徒步走两英里，然后在水里游上很长一段距离。1943年夏天的一个周末，尼米兹邀请了几个重要的情报人员参加这里的“远征”。汤姆·戴尔是一名密码分析专家，曾在中途岛战役开始前破译日本海军的密码。他得知尼米兹也邀请了自己时，觉得受宠若惊。他特地为这次旅行借了条泳裤。去的时候，他坐在后座上，挤在两位将军中间。尼米兹之前受了伤，他说自己不想登山和游泳了，只想坐在海滩上。“我非常愿意和他坐在一起晒太阳，”天天在无窗的地下室工作的戴尔可不是什么运动健将，“但斯普鲁恩斯建议我们沿沙滩散散步……那哪是散步，简直是一场马拉松。他健步如飞。”游泳返回时，戴尔坚持游了大约1/4英里。他摇摇晃晃地回到海滩，皮肤严重晒伤，泳裤磨破了他的大腿，他声称“受了工伤”。[32]

尼米兹不喜欢张扬，但作为战时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他是一个公众人物，需要承担类似民选官员一样的责任。他经常身穿白色制服、戴着白色手套出席各种公共场合和招待会。他常常出席总督府的晚宴。他在巡视战列舰、给人戴勋章、在士兵娱乐中心和草裙舞女孩跳舞、戴着“用小蔬菜编的”花环在火奴鲁鲁的胜利菜园展览中检查胡萝卜时，被新闻摄影师抓拍过一些照片。[33]他会参加夏威夷上流社会举办的宴会，宴会上女人们穿着晚装，穿白衣服的侍者端着托盘为客人提供酒水。尼米兹身后总是跟着戎装笔挺的海军警卫员，这些人都是根据身高和相貌严格挑选出来的。他有一辆灰色轿车，上面飘着四星司令旗，车身打了蜡，闪闪发光。1944年1月，他作为贵宾参加了在莫阿纳公园举办的“得克萨斯圆桌”野餐活动，另外有4万名得克萨斯士兵也参加了此次野餐。有人拍到微笑的将军和水手投马蹄铁，以及手握得克萨斯州旗一角的画面。[34]

晚上回到家后，他会和斯普鲁恩斯喝几杯稀释的鸡尾酒来放松一下。这种酒又称老式鸡尾酒，由威士忌和苏打混合而成，装在高脚杯里，杯中加少量酒和大量冰块。在马卡拉帕大道37号的寓所里，两位将军经常会坐在扶手椅上，让留声机里缓缓流淌出的古典交响乐陪伴他们度过漫长的夜晚。菲律宾裔管家会关掉灯，拉开遮光帘，让夜晚的空气进入室内。他们偶尔会讨论讨论战争的话题，但更多的时候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到1943年夏天，斯普鲁恩斯作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参谋长的14个月任期即将结束，这段时间他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在相邻的办公室里工作，下午经常一起徒步走上几英里——他们对彼此的想法一清二楚。他们肩负重任，要保卫数十万士兵的生命，但随着战事不断向敌方的家园逼近，伤亡人数将不可避免地上升。作为尼米兹最信任的下属，斯普鲁恩斯很快就会得到海军最高远洋指挥权，让战火跨越太平洋的中心地带，向西蔓延。

二十多年后尼米兹去世时，斯普鲁恩斯告诉记者，恐惧是人的本性，即使是最勇敢的人，想克服恐惧也得费点力气。但尼米兹却是个例外：“我认识的无所畏惧的人没有几个，他是其中之一。”[35]

1943年6月1日，重达27 100吨的新一代航空母舰静悄悄地驶入珍珠港，逐渐接近福特岛北部的锚地，从倾覆的“犹他号”战列舰旁边驶过。人们一直迫切盼望着“埃塞克斯号”（CV-9）的到来。一支海军乐队和一个规模比往常更大的草裙舞团在码头上等待着。马卡拉帕山太平洋舰队总部的顶层“甲板”上，一群军官轮流拿双筒望远镜向远处眺望。

与旧式的舰队航母相比，“埃塞克斯号”的操控性要好得多，但唐纳德·邓肯舰长看到有领航员指挥这艘巨舰驶入拥挤的珍珠港，还是松了一口气。[36]“埃塞克斯号”长872英尺，飞行甲板的宽度为147英尺。舰体的大小是专为通过巴拿马运河而设计的，但也只能勉强通过而已——两周前，为了能使它顺利通过，船闸顶部的好几个探照灯塔和操舵室被拆除或是缩小了体积。“这样做很有必要，”邓肯说，“因为我清楚地记得，穿过运河的船闸时，从驾驶室的一侧稍微往外探一下身子就能摸到闸墙上部的边缘，另一侧的情况也是如此。”[37]

邓肯上一次见到珍珠港是在1942年3月，当时日本的偷袭所造成的破坏景象在港上随处可见。15个月后，“为了扶正、清理和重建战列舰，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海军也日益壮大，所有的损伤都已得到修复；港上的面貌焕然一新，人们忙碌又自信，兢兢业业地工作着”。[38]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更多大型和小型航空母舰将进入珍珠港入港航道。新的“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以前几年在珊瑚海战役和中途岛战役中战毁的航空母舰而得名，它们与“埃塞克斯号”是以同样的规格修建的，分别于7月和8月到达珍珠港。第四艘同级航母是新的“大黄蜂号”，它会在当年年底到港。海军计划在1945年之前造出24艘这样的一线航母，让它们下水服役。1.1万吨的轻型航母“独立号”（CVL-22）由原本打算作为轻型巡洋舰的舰体改装而成，于7月抵达珍珠港，不久之后其姊妹舰“普林斯顿号”和“贝劳伍德号”也将陆续抵港。几艘更小的护航航母也于那个秋天加入了太平洋舰队。尽管速度太慢，无法与新型的快速航空母舰协作，护航航母在飞机运输补给以及为两栖作战提供空中掩护方面还是很有价值的。

新型的艾奥瓦级快速战列舰将于1944年抵达太平洋地区，但配有16英寸口径舰炮的两艘科罗拉多级战列舰，即“科罗拉多号”和“马里兰号”，已到达珍珠港，装上了新型雷达系统和额外的高射炮架。巡洋舰、驱逐舰、护航驱逐舰、运输舰、加油船、扫雷舰、布雷舰、移动干船坞、医疗舰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战斗舰艇和辅助舰艇都涌入了珍珠港。1942年，美国政府启动了一项价值十亿美元的紧急造船计划，这个计划建造了超过25万吨的两栖登陆舰，种类多样，小到希金斯登陆艇，大到300英尺长的坦克登陆舰。随着舰队的壮大，珍珠港的每个人都十分清楚：一轮大规模进攻正在酝酿之中。

埃塞克斯级航母在设计时避免了以往舰队航母所有的缺点，在各个方面都优于先前的航母。这种航母可装载96架舰载机，速度可达33节。大部分设计工作由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吉姆·拉塞尔（他最终成了一名四星上将）于战前在海军航空局任职期间完成。拉塞尔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航母方面的经验，他要求制造出新的弹射器和制动装置，更多更好的消防设备，以及新的维护器械和储存设施。他把三台升降机设置在了离航母中心线尽可能远的地方，这样飞机在机库里就拥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能够更迅速、更灵活地起飞降落。较具争议的是，拉塞尔设计了一个超大的矩形飞行甲板，一直延伸到艏楼。工程师们警告说，飞行甲板向前突出的各角由工字形钢梁无力地支撑着，很容易在恶劣天气中垮塌。拉塞尔承认这一点，但他认为只要能建造“像样的跑道”，冒这样的风险就是值得的。[39]（这两种观点都是对的：在极端天气下，埃塞克斯级航母飞行甲板的某些部分确实有所损坏，但这种损坏很容易修复，所以总体来说这种设计还是合算的。）

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的设计理念是在保证强度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轻巧。邓肯舰长说，这一设计的结果是它们能非常灵活地随舵转向。“当你加速时，这些大船会像飞起来一样，与一些笨重的老式航母完全不同。我认为这体现了设计足够上心时所能取得的成果。”[40]

为了强调飞行员待命室的重要性，拉塞尔跟上级“据理力争”，坚持把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上的待命室建得比老式航空母舰上的更舒适。里面要有空调，光线要好，并且要尽量靠近每个中队的飞机在甲板上的停放处。拉塞尔想在待命室里装上真皮大躺椅，正对着导航板和连接空情标图的电传打字机，这样每位领航员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工作了。他认为，只有在“平静和舒适的环境中，而不是警觉地站在老式航母那种光线不好、通风不良的待命室中”，人们才能更有精力，更高效地工作。[41]他的观点在“埃塞克斯号”及其姊妹舰下水服役后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新的航空母舰配备了新一代的舰载战斗机和轰炸机。到1943年6月，格鲁曼F6F“地狱猫”战斗机已经取代了过时的F4F野猫式战斗机。“地狱猫”战斗机非常大，光战斗机的重量就达1 200磅，但它使用的是普惠公司的高达2 000马力的引擎，爬升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3 500英尺，最大航程接近1 000英里。驾驶舱与机身巧妙贴合，配有重型装甲。F6F配置了6门0.50英寸口径的电动机枪，载弹量是F4F的两倍左右。

野猫式战斗机在爬升速度和机动性方面落后于日本零式舰载战斗机。在1.4万英尺以下，“地狱猫”战斗机的爬升速度与零式战斗机不相上下，而在更高的地方，它的速度超过了零式战斗机。“地狱猫”的水平速度和俯冲速度在任何高度都优于零式战斗机。

很多人在第一次看到它时，以为这种巨型蓝色飞机是轰炸机。事实上，这款新的格鲁曼飞机的确可以携带4 000磅的炸弹或火箭，有时也确实被当成战斗轰炸机来使用。比尔·戴维斯在1943年8月首次目睹了“地狱猫”战斗机的真容，他写道：“这架战斗机就是个怪物。”他的第19战斗机中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斯阿拉米托斯海军航空站对F6F进行了测试。战斗机引擎一发动，就把戴维斯吓到了，他觉得这很不可思议。“火焰从排气管中喷出来时，逆火如雷鸣般作响。一个水手拿起灭火器跑向战斗机，但是很快引擎就转了起来，发出巨大的轰鸣声，火焰随之消失。通过油门以及我的耳朵和身上每一根战栗的神经，我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戴维斯让飞机滑行到跑道的尽头，检查磁电机的情况，并在那里停留了一会儿。他有点担心，然后鼓足勇气，推下了节流阀。在此值得引用一下他对第一次试飞的描述：

声音美妙极了。反应非常灵敏。调整大马力引擎的扭矩后，我开往跑道尽头。我瞥了一眼仪表，不敢相信我只使用了发动机一半的功率。我猛加油门，功率和速度飙升之快令人难以置信。

把操纵杆轻轻往前一推，尾翼立即就抬了起来。稍微往后一拉，战斗机便起飞了。我立即按下开关，把轮子收起来，所有看着的人都觉得我酷极了。飞到机场尽头时，我已经身处500英尺的高空了。这东西真的像鸟儿一样在天空飞翔。我真的飞起来了，而且我驾驶的飞机上有六架0.50英寸机枪，此刻没有装弹药，不过我知道我已经做好了与日本人作战的准备。我一定会一雪前耻。

我把自己会的所有操作都在飞机上尝试了一遍，然后又试了几个新动作。这架飞机体形这么大，反应却能如此灵敏，着实令人吃惊。驾驶它的感觉就像驾驶一架小型战斗机。在进场时，我来了个急转弯才降落，我知道所有的人都在看。飞回来后，我从跑道的起点上开始减速。我拉起襟翼，让飞机缓缓地在跑道上滑行，这一刻我知道我到家了。我一直都在接受这样的训练，现在我已准备就绪。[42]

为了让野猫式战斗机退役，并为迅速壮大的航母舰队配备新战斗机，海军航空局给格鲁曼公司施压，要求加快生产速度。1943年7月，位于纽约长岛贝思佩奇的格鲁曼工厂生产出250架“地狱猫”战斗机；到1944年，产量达到每月500架。[43]但是格鲁曼公司在生产备用零件方面比较落后，当1943年秋季这个问题凸显出来时，海军航空局采取了极端措施，那就是在积压的订单完成之前不再接收新送来的飞机。[44]

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是道格拉斯公司开发的，战绩显赫，曾在中途岛战役中击沉四艘日本航空母舰，也曾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充当主力，但它早该退役了。颇受大家喜爱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的最高速度为每小时260英里，低于TBF“复仇者”鱼雷轰炸机和新型“地狱猫”战斗机，载弹量（最多配备1 200磅弹药）也远远不够。但下一代轰炸机，也就是寇蒂斯公司生产的SB2C“地狱俯冲者”（SB2C是“Scout Bomber, Design Number 2, Curtiss”的缩写，意为“寇蒂斯2号设计侦察轰炸机”），在刚开始服役时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一年多后才被编入太平洋舰队。早期的SB2C纵向不稳定，结构脆弱，尤其表现在尾翼和主翼上，最初的几次试飞也都以坠毁告终。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调整带来了新的问题。在航空母舰上试飞时，SB2C的起落装置经常失灵，尾钩也经常钩不住阻拦索（或者更糟：钩住了阻拦索，尾钩却从机身中被拔了出来）。这种飞机很容易出现熄火、燃料泄漏、液压故障、电气短路和轮胎漏气等问题。

驾驶杆不易操控，副翼反应迟钝，这款飞机对驾驶技术要求很高。飞行员不信任它的俯冲能力，他们更倾向于以牺牲准确性为代价直接在高空投弹。“地狱俯冲者”在低速飞行以及在航母上着舰时尤其不好操纵。飞行员给这种飞机起了各种各样的有损形象的外号，如“膀胱”、“大尾巴怪兽”、“少尉终结者”和“二级王八蛋”（Son of a Bitch 2nd Class）。无畏式轰炸机的飞行员塞缪尔·海因斯厌恶SB2C的一切，甚至包括它的名字。在他看来，这种飞机绝对是被那些“公关人员”选中的。海因斯写道：“‘地狱俯冲者’名号挺响亮，却没有真本事，就像沙滩上的肌肉男，空有一身肌肉却没胆量。这就是一台又长又丑的机器，侧面平平的，尾翼又圆又大。……我们都对SB2C心怀畏惧，驾驶时总觉得它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爆炸。”[45]

哈罗德·比尔是一名资深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刚刚奉命指挥第2轰炸机中队，他在1944年初对“地狱俯冲者”进行了试飞。他喜欢这款载弹量大、速度快的飞机，而且自信能驾驭它，但他为中队里那些经验不足的飞行员感到担心：“我的第一反应是，寇蒂斯公司生产的‘怪物’会给我的中队带来麻烦。与性能稳定、要求相对较低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相比，这种飞机对飞行员的操纵能力以及俯冲轰炸的能力要求很高。”[46]

但是，航空局在拖延了很长时间之后，终于在1943年底决定不顾风险，将SB2C投入使用，并向航空母舰和中队施压，让他们配合。这种飞机虽然不被看好，驾驶过程中没有丝毫乐趣可言，但它确实有一些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不具备的优点。它的最高飞行速度为每小时295英里，因此能够与其他舰载机协同作战，它还拥有大得多的载弹量（飞机内部炸弹仓可配备2 000磅炸弹，两侧机翼各可挂载一枚500磅炸弹）。与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不同，“地狱俯冲者”拥有可折叠机翼，这是新一代航母舰载机必不可少的特征。尽管早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SB2C很快被制造出来，而且产量能够满足需求。海军少校赫伯特·赖利是海军航空局的一名规划师，他说：“这种飞机很复杂，保养也很麻烦，但是工厂有能力把它给大批量‘弄出来’。这是我们必须具备的——制造能力。钱从来不是问题，那时我们总能弄到钱的。问题是美国工业生产飞机的能力。”[47]

1944年年初，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寇蒂斯公司每月能生产出300多架“地狱俯冲者”，而到了1944年晚些时候，阿克伦的古德伊尔公司也开始拿寇蒂斯的设计图生产该飞机。[48]最终一共有7 140架“地狱俯冲者”生产出来。随着俯冲轰炸机中队对“地狱俯冲者”的操纵越来越熟练，他们渐渐熟悉了它的特性，甚至开始反感那些针对“地狱俯冲者”的批评。尽管有缺点，但1944年和1945年SB2C确实对敌军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近40年来，自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当政起，纽波特海军战争学院的分析专家就一直在为有可能爆发的对日战争进行研究与准备。“橙色”和“彩虹”作战计划接连实施，海军打算穿过太平洋中心地带，朝西发动海陆两栖进攻。美国太平洋舰队将从珍珠港出发，在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不断进行突击。突破日本的“外围防线”后，舰队将遭遇并需要摧毁日本的主要战线。海军的决定性胜利会让这场战争走向终点。日本在亚洲大陆和南太平洋侵占的领土也将被夺回。由于无法进口原材料，日本的经济将会崩溃。最终可能需要入侵日本，也可能不必，但无论如何，美军都将取得胜利。

进攻计划的几个版本都在华盛顿海军部的架子上静静放着。很显然，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海军和其他军种暂时缺乏必要的海陆空力量，无法于1942年展开如此大规模的行动，而到1943年甚至1944年，所需的军事力量也不一定能集结起来。但海军始终抱有这样一种观点（也就是欧内斯特·J.金的观点）：实行“橙色”作战计划中的战略，才能最终取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美军需要从夏威夷向西进攻，直击日本在中太平洋占领的岛屿。这次攻击将以太平洋舰队和海军陆战队为主力，陆军和陆军航空队负责辅助。尼米兹和他手下的海军将领享有指挥权，麦克阿瑟不参与指挥。现在唯一要解决的问题是，这场攻击应在何时发起。

很明显，金想尽快开始行动。他竭尽所能，将所需的兵力都交给了尼米兹。像往常一样，他的做法遭到了英国人的强烈反对，因为英国人想要集中所有可用的盟军兵力击败德国。麦克阿瑟也不同意，他想经菲律宾进攻东京，而不是从北方发起攻势。但最终，金成功说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同僚们，并赢得了他们统一的支持。威廉·莱希在漫长的海军生涯中直接参与过“橙色”和“彩虹”计划的制订工作，他是金坚定的盟友。乔治·马歇尔很担心南太平洋的局势，决心让日本一直处于守势。1942年年底，金暗中说服马歇尔，让他认识到了马里亚纳群岛的重要战略地位。马里亚纳群岛正好跨在连接日本本土和资源丰富的东印度群岛的航线上，而且可以为陆军的B-29“超级堡垒”轰炸机提供合适的机场，这种轰炸机将于1944年入役，能携带1万磅的炸弹，作战半径为1 600英里。从马里亚纳群岛的关岛和天宁岛，重型轰炸机能够袭击日本的重要人口中心和工业区。“我最终成功地让马歇尔明白了我的苦心。”战后金这样写道。[49]

1942年年初和年中的盟国军事会议上，英国军方领导人曾希望马歇尔和美国陆军同意他们的观点，在太平洋地区实施最低限度的纯防御性战争，直到最终打败德国。但最高指挥官于1943年1月在法国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进行会晤时，马歇尔和金明显已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往太平洋增派兵力。

1月14日上午，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安发营（Anfa Camp）举行第一次会谈，马歇尔提议将“盟军的部队、舰船以及军火的70%分配给大西洋战区，30%分配给太平洋战区”。[50]马歇尔讲完后，金也立即这样提议，两人无疑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金说，据他估计，盟国当时只投入了“相当于我们总资源的15%来抵抗太平洋战区的日军”，他们投入资源的比例“甚至阻止不了日军巩固其防线，最终只会造成难以解决的问题”。[51]

英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不同意金的看法。他早就给金贴上了“不可挽救的反英者”和“太平洋优先倡导者”的标签，而这个粗鲁的将军显然把乔治·马歇尔吸引住了。布鲁克想知道，美国人是根据什么计算出这30%的比例的？金的回答有些站不住脚，他说这“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确切的计算”，但无论如何，15%的资源只够勉强守住盟军在太平洋的战线，别的什么也做不了。布鲁克当时保持了沉默，但随后在日记中写道，以这样的数字解决战区间的分配问题“根本不科学”。[52]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是有正式会议记录的，但官方的措辞平淡而谨慎，不痛不痒，以掩饰激烈辩论中的潜台词。英国人已经丧失了太多亚太地区的领土，他们想要夺回所有权。在马来亚战役中，他们遭受了尤为惨痛的羞辱；为了赢回他们在那个地区的声望，英国人必须在击败日军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但是在打败德国之前，英国对太平洋战区难以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贡献。如果美国过早包围并逼近日本本土，那么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就没什么战略意义了，这不利于大英帝国未来的发展。但欧内斯特·金对大英帝国的未来一点都不感兴趣，他甚至对英国海军力量的衰落表现出了一点不合时宜的兴奋。

布鲁克爵士在日记中吐露心声，说他很厌恶“精明又有些傲慢的”金将军，因为他的目标似乎是“全力以赴对抗日军，而不是按照计划行动”。[53]那天晚上吃饭时，布鲁克饶有兴趣地看着金一杯一杯地干下去，直到“红光满面”。金开始变得口齿不清，一边做手势，一边向丘吉尔尖声抗议，弄得首相很尴尬。[54]两天后，又一轮艰难的谈判结束了，此时布鲁克已非常疲惫，他总结道：“这场谈判既缓慢又令人心生疲倦，需要极大的耐心。我们不能着急，不能催促他们，要让他们接受我们提出的策略，得慢慢来。”[55]

投入太平洋战区的兵力只是他们争论的问题之一。马歇尔的看法与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一致，其他参谋长也多多少少同意他的看法，那就是只有采取“围歼”行动，跨过英吉利海峡，直接向欧洲大陆进军，才能打败德国。英国担心在法国北部受挫，于是想在地中海地区采取新的军事行动。1942年，丘吉尔和他的将领们曾不顾马歇尔和史汀生的强烈反对，成功说服罗斯福总统支持他们进攻北非（“火炬”行动）的提议。马歇尔仍为那次逆转感到闷闷不乐，现在他想让他们坚定不移地承诺，于1943年夏天执行“围歼”行动。英国人拒绝对“围歼”行动的具体日期做出承诺，并对该行动是否适合在1944年以前实施表示怀疑。但是，他们还是要求立即在英国集结力量，以便抓住机会，在东线的红军占据上风、德军即将失败之际，立即执行“围歼”行动。与此同时，他们想在地中海地区继续开展行动，也许会进攻意大利。马歇尔不太赞成向南方进攻的提议，他认为这会造成“主战场”的转移，并会像“抽水机”一样将兵力从“围歼”行动中调走。[56]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卡萨布兰卡会议记录片段展示了双方观点分歧的实质，还表明金和马歇尔在太平洋战区重要性的问题上看法完全一致。

金将军表示，日本正在补充原材料，巩固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菲律宾沿线一带的内部防御圈。

艾伦·布鲁克爵士想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做到何种程度才能阻止日本挖壕固守。他担心，如果扩大行动，就难免会与日本全面交战，而我们肯定没有足够的资源这样做，因为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和德国死战。

马歇尔将军解释说，为了阻止日军侵略的脚步，必须先发制人。例如，有必要在新几内亚地区将日军击退，防止他们攻下莫尔斯比港。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动用一切手段，增强岛上的兵力。瓜达尔卡纳尔岛也是一样。必须采取攻势，夺取该岛。否则，就只能靠消耗战来阻止并拖垮日本了。这个过程很难暂停下来，必须持续不断地削弱日本。

查尔斯·波特尔爵士［英国皇家空军总参谋长］问道，难道不可以守住目前的战线，然后在日军试图突破防线时给予其沉重的打击吗？日军仍在持续进攻，由此可以看出，盟军已经将日军往后推了很多，不然的话他们会侵占更远的地方。

马歇尔将军提到了美方对太平洋地区的承诺和责任，特别提到各个海岛上的驻军，并说绝不能扔下他们中的任何人不管。他强调美国绝对不会允许其他岛屿像巴丹半岛一样沦陷。

艾伦·布鲁克爵士表示，战争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必须重新意识到“德国优先”这一基本战略思想的正确性。他坚信盟国无法同时击败德国和日本。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已经得出结论，应集中兵力进攻德国。他认为，考虑到距离问题，首先打败日本是不可能的，如果试图那样做，结果将是输掉这场战争。

马歇尔将军表示，在他看来，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是想要我们确保把敌军拖在地中海地区，同时保证英国有足够的兵力，利用德军从法国撤兵或是士气低沉的机会攻打德国。他推测，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更希望将军队留在英国，等待机会出击，而不是利用这股力量在其他地方持续展开进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知道，这些兵力可用于太平洋战区的进攻。

艾伦·布鲁克爵士表示，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肯定不想让军队困守欧洲，不去执行任何任务。然而，在准备期，第一批由美国抵达的军队无法用来有效对抗敌军；必须先集结一定数量的兵力才能投入战斗。他的观点是，我们首先应该将所有力量用在打败德国上。这一战略观点集中体现在英国联合计划参谋部的文件（C.C.S.153/1）的第二段（2c）中，它指出我们原则上同意美国在太平洋实行的战略，“前提是这个战略的实行不会妨碍我们尽早打败德国”。

金将军指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上述表达：无论在太平洋采取何种行动，都会影响到我们尽早打败德国的步伐，因此在太平洋战区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

查尔斯·波特尔爵士说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英国一致赞同持续对日本施加压力。他们可能误会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思，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应该将主力留在太平洋还是英国。英国认为要想在不久的将来打败德国，在地中海地区开战比在法国北部开战更有胜算。

马歇尔将军说他最担心的就是在地中海地区陷入遥遥无期的战事。他希望法国北部能成为对抗德国的主战场——他一直以来都是这么想的。

金将军说，我们在太平洋多次身处险境。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保持对德和对日兵力的平衡。我们必须在太平洋留有足够的兵力，以便能对日本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势。……他十分确信……这种军事行动的细节必须留给在战略上对太平洋战区负责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解决。他认为不该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做此决定。

布鲁克想要了解太平洋地区的最新西进动向，因为他害怕地中海的舰船和其他资源会被调走。他请求“推迟”任何绕过拉包尔并直接进攻特鲁克群岛的决定。拉包尔落入盟军手中以后，布鲁克想将南太平洋的剩余兵力转移到地中海地区。金回答道，麦克阿瑟所在战区的所有可用的兵力都需要交给尼米兹，好占领马绍尔群岛。此外，他补充道：“单从后勤上来说，要将兵力从太平洋战区转移到欧洲战区也是不可能的。”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向丘吉尔和罗斯福提出的最终建议，采取了稍微偏向美方的折中方案。盟国的目标是在1943年年底之前夺取缅甸和拉包尔，但条件是“相应的行动不能……让同盟国错过在1943年对德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任何机会”。只有在利用原先分配给太平洋战区的兵力占领拉包尔以后，美军才能对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展开进一步的行动。

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叉戟”会议上，盟国在同样的问题上分歧依旧。在前往华盛顿的途中，布鲁克在日记中透露，他很害怕重新提起争论已久的问题。“我在卡萨布兰卡得到了太多教训。协议可以写在纸上作为保障，但如果内心对此并不赞同，他们很快就会再一次违反协议内容！”[57]

事实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并不打算就太平洋战争的规模做出任何让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于5月13日在铺着华丽大理石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大楼的董事会议室召开，会议伊始，美国人就语气强硬。莱希将军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事实上的主席，直截了当地向英国宣称：任何限制美军在太平洋战区自由行动的规定“都不会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接受”。他补充道，如果美国在对日战争中局势意外逆转，他们将把兵力调往太平洋战区，“即便以推迟打败德国为代价”。[58]

5月21日星期五上午，金花了很长时间介绍太平洋战争的进展，最后分析了1943年下半年和1944年可能发生的情况。“不管采取哪条路线，”他总结说，“马里亚纳群岛都是重中之重，因为它处于日本的交通线上。”[59]

布鲁克压制住内心的愤怒，重申了自己长期以来的论点。后来他在日记中抱怨金想方设法“钻空子，尽一切可能往太平洋战区转移军队！”[60]但是英国真正与日军作战的部队很少，所以在太平洋战区不具备调整战略的资格。虽然没有明说，但莱希、金和马歇尔都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即太平洋战区现在由美国负责。毫无疑问，他们将按照自己的计划安排以及行事作风来对抗日军。在“三叉戟”会议的最终文件中，美国的战略建议大多获批，其中包括“占领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的建议，但里面并未提到麦克阿瑟攻击拉包尔的确切时间。[61]

现在盟军最高指挥部已经正式批准在太平洋地区发动两场战役，这两场战役将在赤道南北两侧同时进行。但是，现在尼米兹的手头上缺少能够在太平洋中部作战的海军航空兵或者说航母空中力量，而该战区的陆军部队还需要额外数月的两栖训练才可以满足进攻要求。哈尔西在其南太平洋司令部要求获得援军，以开展在所罗门群岛中部实施的作战行动。即便如此，金依然希望这场中太平洋战役能够有一个确定的截止日期。6月10日他告诉其他参谋长：“为了让我们的进攻行动取得良好的势头并保持下去，所有的区域都必须把时间安排定下来。”[62]四天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尼米兹做好进攻马绍尔群岛的准备，出航日期暂定为1943年11月15日。麦克阿瑟将适时地派第1陆战师加入作战行动中，与此同时，哈尔西手下的绝大多数海军和两栖部队也将转移到珍珠港。参谋长们一反常态，开诚布公地承认确定出战日期的做法有些专断——但是不设置最终期限，“就无法对整个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行动做出安排”。[63]

不出所料，麦克阿瑟非常愤怒，提出了反对意见：由于要执行“车轮”行动，任何部队和舰船都不能从他的战区转移到尼米兹的战区。事实上，在突袭拉包尔、特鲁克群岛和其他南线日本基地的过程中，麦克阿瑟想要得到（后来也确实得到了）太平洋舰队的新型快速航母特混舰队的全面支援。同样，哈尔西也急于从南太平洋地区撤出飞机，用来支援赤道以北的军事行动。6月25日，麦克阿瑟警告尼米兹，将航空队主力从拉包尔调走，“会让我们在这场战役可能最关键的阶段错失获胜机会”。[64]

如果得不到南太平洋战区部队的支援，1944年初之前尼米兹就无法真正解决马绍尔群岛的问题，为此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作战计划参谋建议他对此事要有耐心。他们说的不无道理，应该等一支大型埃塞克斯级航母舰队到来以后再发动新的进攻，这支舰队作为先头部队，能够穿越浩瀚的大洋，击退敌军陆基轰炸机的空袭。等到了1944年2月或3月的时候，规模大幅增加的第5舰队便可轻而易举地驶入马绍尔群岛，同时进攻该群岛中的四五个规模最大的日军基地。如果日本舰队出来对战，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将会信心满满地迎战，并且乐意奉陪到底。

但是金想要在1943年就采取行动。他坚持认为在最后进攻拉包尔之前，需要在北线发动攻势，这样敌人就无法集中兵力防御西进先头部队任何一侧的进攻。年底之前，中太平洋的某些敌占区必须收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对两个相互冲突的建议进行了讨论。约翰·亨利·托尔斯中将（太平洋舰队航空队司令）的参谋长福里斯特·P.谢尔曼上校具有一定影响力，他提出的方案建议重新夺回威克岛，之后以威克岛作为跳板，攻击其南方约500英里处的马绍尔群岛。斯普鲁恩斯认为应该在更往南和往东的地区发动这场新的战役，因为舰队在那里可以获得更多来自南太平洋后方基地的空中支援。他想要在吉尔伯特群岛发起新的进攻，该群岛位于马绍尔群岛东南方约600英里的地方。参谋长的理由动摇了尼米兹的想法，回过头来他又说服了金。1943年7月20日，美国舰队总司令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了必要的指示。这场代号为“电流”的行动，要求在当年的11月15日之前，同时占领埃利斯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和瑙鲁等目标。

自从一年前从中途岛战役中凯旋之后，雷蒙德·斯普鲁恩斯一直期盼着能够担任另外一次重要的海上行动的指挥官。但是，靠耍嘴皮子去讨要任务，不是这个沉默寡言的将军行事的风格。1943年5月的一个清晨，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两人走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时候，尼米兹告诉斯普鲁恩斯：“舰队的最高指挥部会有一些调整。我也想放你走，但不幸的是，此时我需要你留在这里。”听到这番话，斯普鲁恩斯既没有觉得出乎意料，也没有心乱如麻。

多年以后，回忆起这番对话时，他记得自己是这么回答的：“是啊，这场战争非常重要。我个人当然是希望能有机会再好好地教训一下小日本，但是如果你需要我留下来，我就应该留下来。”

第二天早上，当两个人再次从住所走到办公室的时候，尼米兹再次提起了这个话题。“这件事我想了一晚上，”他说，“斯普鲁恩斯，你很幸运。因为最后我还是决定放你走。”[65]

尼米兹在月末参加旧金山的会议期间向金推荐了斯普鲁恩斯。5月30日，华盛顿海军部擢升斯普鲁恩斯为海军中将。不久之后，他不再担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参谋长，转而指挥中太平洋部队，后来又成为第5舰队司令。他指挥的是美国海军历史上最大的海上司令部。

时间仓促，斯普鲁恩斯总共只有四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来规划这场到当时为止规模最大且最复杂的两栖作战行动。海军和登陆部队必须从遥远的南太平洋和美国本土召来。他手下的指挥官还没有任命，甚至还没有挑好人。制订作战计划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又费心劳力的工作。斯普鲁恩斯立刻行动，调来了一名经验丰富、积极主动的参谋长。他选择的是和他在同一艘船上服役过的老朋友查理·穆尔上校，这名上校当时正在华盛顿担任金的作战计划参谋。斯普鲁恩斯要求穆尔帮他组织参谋班子，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从海军部挖走一些精英，但他必须将挑选的总人数控制到最少。8月5日，穆尔抵达珍珠港，搬进了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在马卡拉帕山上的住处，住进了其中的一间卧室。[66]

斯普鲁恩斯的指挥哲学是把那些不必亲自做的任务委派给别人去做。后来，他开诚布公地说：“客观地来说，我觉得自己看人很准；我知道有很多事情我懒得去做，因此如果有人比我做得更好的话，任何事情我都不会插手，而是将任务派下去，交给他们去做。”[67]穆尔完全认同他的这一判断。斯普鲁恩斯对自己的属下管得不是太严，并非所有的事情都亲自插手过问；他挑了一些有才干的人，赋予他们职权，让他们自己承担责任。他总能及时掌握做出重大决定所需的信息，只是一旦做出决定，具体怎么执行他就不管了。忽略这些零零碎碎的细节，他才可以集中精力去思考战略和组织层面的最宏观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斯普鲁恩斯用不着和其他人一样努力工作，因为他那聪明的脑袋拥有比常人更快地接收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欧内斯特·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连他都承认斯普鲁恩斯“拥有的智力在美国海军将领中属于卓越超群的”。[68]斯普鲁恩斯作为出海舰队的司令，在1942年的中途岛战役中战绩卓著，在太平洋战争后期指挥第5舰队的行动中也表现出色，这似乎证明他那种放手让下属去做的方法是明智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斯普鲁恩斯确实有点儿懒。他似乎很容易感到厌倦，甚至非常抵触与他人讨论战事。他散步成瘾，无论工作是否完成，都随时想走出办公的地方。他经常叫上参谋同行。穆尔在夏威夷整顿了三天之后，在信中跟妻子提到这样一件事：“雷蒙德又玩起了他的老把戏，昨天带我在山脚下徒步走了八英里。当时天气很热，走路很费力，我们还一路说话，这让我完全喘不过气来。”[69]穆尔试图与上司讨论即将到来的行动，斯普鲁恩斯却聊起了无关紧要的话题，大谈特谈保持好体格的重要性。几天后，穆尔再次写信给妻子：“昨天雷蒙德加快速度，我们走得也更远了，三个小时走了十多英里。我两条腿不停地捯腾，等到回来的时候，我感觉两条腿都走废了。……我看非得等烈日把我烤焦了，或是我的两条腿都走瘫痪了，他才会心满意足。”[70]

斯普鲁恩斯想让特纳成为两栖舰队的指挥官。这件事无须多想。特纳在南太平洋经过一年艰苦的磨炼，已经成为海军中最优秀的两栖作战专家。斯普鲁恩斯与他熟悉得很，二人曾经共同在海上服役，也一同上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如果可以的话，我很乐意从哈尔西将军那里把特纳将军挖过来。”6月份他曾对尼米兹这样说。[71]在所罗门群岛北部，“蛙跳”进攻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哈尔西可不想放特纳离开，所以尼米兹插手了。在6月26日写给“亲爱的比尔”的私人信件中，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解释说，他已经接到命令，要在中太平洋发动一场新的攻势：“这意味着特纳必须尽快来我这里报到。”[72]特纳调往北部战区时，还带走了几名最杰出的参谋，这让哈尔西更加心疼了。

海军陆战队的霍兰·M.史密斯少将负责指挥第5两栖军。史密斯是两栖作战的先驱之一。他曾说服海军采用安德鲁·希金斯的浅水小艇作为登陆艇，并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埃利奥特营地和彭德尔顿营地中对几个师进行了成功的两栖作战训练。为了得到太平洋战区的作战指挥权，他曾四处游说，得到了海军部长诺克斯和金将军的支持。尼米兹不太了解他，但是斯普鲁恩斯与他很熟，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就一起共事过，那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在加勒比海地区工作。尼米兹在视察南太平洋战区期间给了他这份工作，史密斯当然欣然接受。

特纳和史密斯共同组成了“燃爆二人组”。他们的个性如出一辙，都是一副咄咄逼人、雄心勃勃、盛气凌人的样子。在两栖作战方面，他们两个人都是受人尊重的权威，但是二人之间不争不抢，不会干扰日常的工作。他们两人都动不动就发脾气，因此各自获得了绰号：一个是“特凶特纳”，另一个是“疯子”史密斯。史密斯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之间的指挥关系特别敏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时候，特纳因侵犯了海军陆战队的指挥权而冒犯了范德格里夫特将军。“电流”行动尚在规划的时候，斯普鲁恩斯的心里就会偶尔犯嘀咕：“不知道在他们发生冲突之前，计划好的行动能否实施。”[73]

9月的第一周，霍兰·史密斯抵达珍珠港，被安排住进马卡拉帕山脚下的一个平房里。这个小房子配不上他的军衔，他也知道这一点。他对任何看不起海军陆战队的迹象都异常敏感，于是冷冷地提醒负责分配房子的海军军官，他是一名少将，军衔比珍珠港的大多数海军军官要高，所以他要求分配到更合适的住所去。海军方面解释说，他们是一时大意，但是史密斯并不信。海军向他道了歉，然后重新分给他一个位置更好、规格更高的房子。

史密斯在华盛顿遇见过特纳，当时特纳是海军的作战计划处处长。他发现特纳像“严格的校长”，严谨有礼，有“学者气”。[74]但他也亲自体会到了特纳那出了名的坏脾气。“他真的很难对付。他绝对当得起‘特凶特纳’这个称呼。”[75]

特纳希望自己在“电流”行动中的指挥级别高于史密斯。这样的指挥模式与之前的“瞭望塔”行动是一致的。但史密斯希望在行动的整个过程中（开始、当中和结束）直接指挥所有的两栖部队。他还希望能直接向斯普鲁恩斯报告。

这件事对于特纳而言没有什么好说的。现有的模式在南太平洋已经接受过检验。一个初到太平洋战区的新人——史密斯，有什么权利提议改变这种模式呢？对史密斯来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而且这件事与海军陆战队的地位和荣誉息息相关。史密斯担心海军会照顾自己人，而且他知道，在珍珠港他得不到公平申诉的机会。这个问题一直反映到了华盛顿，甚至反映到了海军部长那里，诺克斯不得不亲自处理这件事。他没有直接裁决，而是希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可以继续保持有效的合作，用一种合理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斯普鲁恩斯不想参与这场争论，干脆置之不理。“好了，卡尔，别担心，”他对穆尔说，“他们知道我想怎么做，不会横生事端的。”结果却并非如此。经过一番长期的辩论，仍然没有任何妥协的迹象出现，于是穆尔再次向斯普鲁恩斯提出了这件事，得到的答复却是：“你们自己看着办吧。”[76]

舰队司令自由放任的态度，让穆尔这个海军上校在海军将领与海军陆战队将领之间的这场硬仗中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都在互相指责对方”，他回忆道：

霍兰·史密斯强烈指责特纳。史密斯是那种爱发牢骚，又爱抱怨的人。平生喜好诉苦。他喜欢说闲话，又爱抱怨，来了就会坐在我的桌子上，咆哮着控诉特纳。“我想做的，无非就是多杀几个小日本。给我一把步枪就行了。我不想成为发号施令的将军。给我一把步枪就行了，我会立刻冲出去打死几个小鬼子……其他事情我一概不理会。”瞧，他一张嘴就是这些话。我刚平复完他的心情，特纳就会来接他的班，抱怨该死的史密斯事事不与他合作，等等。[77]

最后双方终于各退了一步，这桩事才算了结。穆尔起草了一份行动指令，确定登陆部队在登陆之前都归特纳管，在登陆之后由登陆部队指挥官接管。特纳接到部队成功登陆的报告以后，岸上所有的部队都将归第5两栖军管，并向霍兰·史密斯报告。大家接受了这种指挥模式，而且这一模式会在太平洋战争剩下的时间里一直采用。

在另外一件事上，特纳和史密斯立即达成了一致。两个人都不想去攻占瑙鲁那个一片荒芜的磷酸盐岩岛，但该岛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定要攻占的众多目标之一。瑙鲁多山的地形让攻占变得异常艰难，它坐落于“电流”行动的主要目标塔拉瓦环礁西南方380英里的地方。无论对敌国还是对盟国来说，瑙鲁的价值都微乎其微，岛上的小型机场只要靠持续的轰炸压制就行。

9月24日，金将军飞往珍珠港会见尼米兹，进行两月一次的例行会谈。第二天早上，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斯普鲁恩斯交给金一封霍兰·史密斯写的信，信中列举了应该把瑙鲁从“电流”行动的目标中去掉的理由。金问：“你觉得什么目标可以取代瑙鲁？”斯普鲁恩斯认为可以考虑塔拉瓦北部的马金环礁，因为它的战略位置更为重要，而且更容易拿下。“金将军阴沉沉地看了我一眼，”斯普鲁恩斯回忆说，“但他同意了把这个提议递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审议。”[78]

吉尔伯特群岛由16个被棕榈树覆盖的环礁组成，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约400英里的地方跨在赤道上。每个环礁都由狭长的沙洲组成，环绕着一汪璀璨的蓝宝石色潟湖，最高海拔约为10英尺。虽然这些岛屿都位于赤道附近，但是这里四季都有清凉的海风吹拂，空气清爽，非常怡人。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在19世纪80年代来到过吉尔伯特群岛，发现那里有“舒适的海洋气候。白天阳光灿烂，海风吹拂；夜晚星空璀璨，耀眼夺目”。[79]

马金环礁三面是陆地，中间有一个8英里宽、16英里长的潟湖。由13英里长的沙石组成的布塔里塔里岛是马金环礁中唯一可以建设机场的岛屿。日军把马金环礁作为水上飞机基地，但除此之外那里就没什么了，而且岛上日军的防御力量不强。航拍照片中没有大口径岸炮，只有几个海岸防御工事，而且驻军人数可能在500到800之间，其中一部分人是劳工，而非训练有素的战士。

塔拉瓦环礁位于马金环礁以南约83英里，夏威夷西南方约2 500英里，看起来比较难以攻克。这片环礁中面积最大的是位置最靠南的比休岛，东西略长于两英里，南北约宽半英里，其走向与盛行风的风向是一致的。美军知道，比休岛是太平洋战区防御最坚固的岛屿之一。在沙子和棕榈木覆盖的混凝土掩体、碉堡以及壕沟组成的网络后面，隐藏着一个长约4 000英尺的简易机场。南北西三个方向都架着5英寸到8英寸口径的岸炮。在潟湖岸边，约有1 200码的珊瑚礁包围着比休岛，让它易守难攻。根据空中侦察，驻军似乎在2 500人至3 100人之间。

攻击塔拉瓦的任务分配给了第2陆战师，这支部队参加过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后期的战斗，之后撤回新西兰休整，并在那里接受了进一步的训练。该师由朱利安·C.史密斯少将指挥，他是在8月中旬初次获悉这个行动马上就要展开的。当时，他得知斯普鲁恩斯将军即将飞往惠灵顿，走之前想要与他见一面。斯普鲁恩斯在穆尔上校的陪同下，走进史密斯的办公室，把一堆文件放在桌子上。史密斯将军认为他的第2陆战师可以拿下塔拉瓦吗？史密斯从未听说过塔拉瓦，于是说：“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岛。”[80]史密斯说他会看一下这些文件。斯普鲁恩斯希望在什么时候得到答复呢？“明天早上我就要走了。”斯普鲁恩斯说。史密斯说第2陆战师可以拿下这个岛。

在金将军的设想中，“电流”行动是一场让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施展拳脚的作战行动，但乔治·马歇尔却热切地希望陆军部队也加入中太平洋的行动中去，并且提出让当时在夏威夷的第27步兵师参加。尼米兹派该师的第165步兵团去攻打马金环礁。拉尔夫·C.史密斯少将负责指挥这个步兵团，于是，“电流”行动的进攻部队有了三大（没有血缘关系的）史密斯指挥官。让海军陆战队的霍兰·史密斯的职级高于陆军的拉尔夫·史密斯，这种安排肯定会制造些许不愉快。太平洋战区的陆军首长罗伯特·C.理查森将军对是否有必要把这支陆军部队整编进第5两栖军存在疑虑，他建议拉尔夫·史密斯直接向特纳将军报告。尼米兹拒绝了这个提议。“电流”行动需要各军种以空前的规模合作，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不能容忍军队中有任何形式的内部争斗。这种跨军种的指挥结构固有的敏感问题会于次年在马里亚纳群岛公开爆发。

陆军的突击团需要强化两栖训练，霍兰·史密斯在夏威夷群岛的几个小岛上监督了登陆演习。迫于恶劣的天气条件，演习不得不多次取消，并且海滩的条件也不完全与实际目标匹配。霍兰·史密斯关心军团的备战状态，尤其是士气。不过，空中侦察和潜艇侦察累积的信息给了他些许安慰，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起码与攻打塔拉瓦相比，拿下马金环礁简直是轻而易举。

就像当初攻打所罗门群岛一样，美军缺少吉尔伯特群岛的精确海图和水文表。他们所依靠的信息，有相当一部分是19世纪甚至18世纪遗留下来的。总结了这些图表的情况后，特纳告诉尼米兹：“这些图表上的陆地轮廓不准确，水深的相关信息基本没有，有也不可信，陆地的方位频繁出错，甚至岛屿的位置也有很多问题。”[81]之前的计划考虑过在行动前先让侦察队上岸，但是由于害怕贸然行动会打草惊蛇，于是该计划就取消了。“鹦鹉螺号”潜艇配有特殊的装备，可以通过潜望镜摄影，8月份该潜艇回到珍珠港，带回了一些宝贵的数据。舰载机和B-24轰炸机在9月和10月进行的航拍侦察，提供了更多关于比休岛沿海防御工事的情报。照片中清楚地显示出了那些安装在高强度混凝土炮台上的大炮的位置。这些照片还显示，整座岛屿上都遍布障碍物：椰木海堤、铁丝网挡板、反坦克壕沟和海浪中的混凝土四面体。

分析员通过厕所数量和每个厕所使用的人数估算出了敌方驻军的人数。（这些厕所都是在海滩的木桩上建造的，这样海浪就能够冲走粪便，因此这些厕所在航拍照片中可以看得很清晰。）低空斜拍沙滩防御工事的照片可以获得很有价值的信息，让人确定碉堡和地下掩体的精确位置，但是进攻行动眼看就要展开了，没有时间安排这样的航拍任务。[82]

战争刚一打响，吉尔伯特群岛上的几十名英国居民就逃到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些逃跑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中有16个人被美军统称为“外籍军团”，美军仔细咨询了他们有关塔拉瓦潟湖的情况。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潟湖入口和比休岛北侧的珊瑚礁上面的水有多深。有些人认定高潮时珊瑚礁离水面至少有5英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的登陆艇从珊瑚礁上方通过的时候就没有任何搁浅的危险。但进攻的预定时间恰好是低潮时期，那个时候水位会降到最低。新西兰的F.L.G.霍兰少校似乎是最了解塔拉瓦的人，他告诫美军，珊瑚礁距离水面可能不超过3英尺。此外，低潮可能还会造成“躲闪潮”，进而使登陆艇偏离航线。朱利安·史密斯在仔细盘问过霍兰少校之后断定，霍兰不是信口开河，于是他告诫特纳和霍兰·史密斯，海军陆战队员也许不得不在礁石边缘或在距离比休岛北岸半英里的地方下船上岸。

近20年来，海军陆战队一直在为直接进攻防守严密的岛屿进行规划和训练。为了筹备这样一项行动，海军陆战队研发了一种专门的登陆艇，优化了协调海军火力支援、空中支援和后勤的专业化战术。但是，海军陆战队至今尚未有机会向自己证明，也向敌人证明，两栖部队的正面攻击可以将固若金汤的小岛拿下。攻打塔拉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没有任何直接的办法实现纵深部署；登陆部队最初肯定会被困在一条狭长的海滩上。这座低平的小岛上没有足够的空间让登陆部队向敌军的侧翼移动。由于战场非常狭窄，海军的炮火和空中支援似乎不可能不给岸上的海军陆战队员带来危险。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攻击塔拉瓦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行动，而且付出的代价也可能非常高昂。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海军飞行员的正式军装便是卡其色制服加一双棕色皮鞋，而海军水面舰艇军官的皮鞋按规定必须是黑色的。当飞行员们开始把自己叫作“棕鞋族”，而称那些囿于传统的同僚为“黑鞋族”的时候，这种制服上的微不足道的区别就拥有了象征意义。飞行员总是想打破着装规定：要么趿拉着鞋走，也不擦鞋；要么让头发稍微超过规定长度；要么头戴破烂不堪的帽子，包括马克·米彻尔发扬光大的那种独具特色的“鸭舌”帽。“棕鞋族”喜欢挑战海军的守则和礼仪。“待在战列舰上，就相当于待在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约瑟夫·布赖恩三世在“约克城号”上担任情报官的时候写道：

但是如果待在航空母舰上，你就属于时刻准备战斗的海军。一群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操纵着你的战舰，他们如果不想系鞋带，就趿拉着鞋。他们很快就会亲切地称金将军为“厄尼”，除非这样做了之后将军不再用他们，不让他们参与任何作战任务。[83]

托尔斯中将曾在华盛顿担任航空局局长，1942年10月成为太平洋舰队航空队司令，他是海军现役的高级飞行员，也是公认的“棕鞋族”领袖。1906年，也就是尼米兹在海军学院毕业的一年后，托尔斯也在此毕业，他与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是同期学员。他出色的职业生涯与海军航空兵的发展紧密相连。他在1911年就学会了飞行，当时驾驶的是较为原始的双翼飞机，框架是木制的，机翼用织物覆盖，靠钢线支撑，最高空速60节。托尔斯是飞行员兼飞机设计师格伦·寇蒂斯的门徒。他曾打破航程和航行时间的各项纪录，在彭萨科拉创办第一个飞行训练项目，第一个完成横跨大西洋的飞行（分阶段），指挥过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兰利号”（CV-1）。他经历过多次空难并幸存下来。许多和他同时代的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20多年以来，他一直就海军航母部队的拨款、职业飞行员的晋升等问题与金和尼米兹纠缠。他获得了这两个同僚的些许无可奈何的敬意，让他们在海军航空兵和航空母舰船员的培训、选拔和军官晋升方面做出了一些妥协。不过他跟那些“战列舰派”军官一直都不亲近。他认为，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和空袭马来亚时击沉英国“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战列舰这两起事件彻底改变了海战的性质。

“棕鞋族”既是精英又是反叛分子。他们蔑视海军陈旧的教条，决心将其颠覆。对他们来说，什么都是多多益善——更多的指挥权、晋升机会、勋章、影响力和可用资源等。他们甚至想要在战略规划中拥有更多话语权。他们认为，仅仅依靠“有空战思维”的传统战舰军官的领导力是远远不够的。新的快速航母特混舰队是向西太平洋推进的先锋。因此，舰队应该由从“棕鞋族”中选拔出来的人率领。连欧内斯特·金和比尔·哈尔西这种40多岁还以上校的身份获得飞行资格的人，都算不上真正的飞行会成员——他们是后来者，学习飞行的目的是获得航母指挥官资格。大部分有“正牌”资格的“棕鞋族”是年轻人，其中包括一群雄心勃勃、富有才干的“少壮派”。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就拿到飞行资格了。他们带领过美国航空中队，当过航空母舰的舰长，参与研发过新型飞机。他们正在向海军将级军衔的门槛迈近。

新一代的飞行员意识到陆军航空队中的竞争对手晋升的速度更快，心里不太舒服。陆军飞行员还在获得勋章和其他荣誉方面享受到了更慷慨的政策。海军领导人怀疑“福将”阿诺德的陆军航空队意图巩固其在航空军事方面的指挥地位，陆军航空队也确有此意。政界关于战后军种统一的问题正争吵不断，这对海军机构利益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托尔斯告知华盛顿的一位同僚：“最高指挥部没有让具备长期作战经验和可靠专业能力的航空队军官在战略计划中有真正的话语权。”[84]

随着“电流”行动计划逐步成形，托尔斯建议尼米兹派遣新的航母特混舰队来执行远程进攻的任务，袭击日本机场，并且（条件允许的话）攻击日本舰队。他告诫部队不要只在防区内行动，因为这样会限制部队的行动自由。斯普鲁恩斯和特纳希望部队登陆塔拉瓦环礁和马金环礁时，航母能够进行空中掩护；托尔斯更想将航母派往西北方600英里外的马绍尔群岛，在那里它们可以对日军机场进行猛烈的轰炸，从源头上切断敌军的空中支援。托尔斯与他的参谋长福里斯特·谢尔曼想法一致，认为攻打吉尔伯特群岛就是浪费时间，而且对“电流”行动的规模之大感到不解。心直口快的太平洋舰队航空队司令抱怨道：“斯普鲁恩斯简直就是用大锤钉图钉。”[85]

托尔斯跑到尼米兹那里，请求他向金和华盛顿的其他高层阐明自己的观点。8月18日，他给海军部副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写信，信中内容如下：“我们这些人身处的位置，让我们既能对局势也能对计划做出良好的判断，我必须坦承，我们这些人有一种越来越无望的感受。我这样说，主要指的是重要的计划和政策。”[86]“黑鞋族”斯普鲁恩斯得到晋升，成为第5舰队的指挥官，托尔斯私下对这件事提出了批评。当这些言论传到斯普鲁恩斯的耳朵里时，他们之间就有了嫌隙。斯普鲁恩斯后来告诉“精灵”小查尔斯·M.库克：“你若不是托尔斯的崇拜者，那么只要他能插上手，你的晋升道路注定不会平坦。……托尔斯这个人野心很大。”[87]这或许是斯普鲁恩斯对同僚的最严重的控诉。

由于身处高位，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认为他们比这些飞行员“造反派”更能看清楚大局。航空母舰可以跨越很远的距离狠狠打击敌人，但单靠它们，很难完全取得跨太平洋战役的胜利。无论这些航空母舰的能力和愿望如何，飞行员们和飞机必须跟两栖进攻部队协同作战，借助经过精心安排的后勤实现更大的战略目标。攻打吉尔伯特群岛的武装力量包括191艘战舰，3.5万名士兵和11.7万吨军用物资。协调和掩护这支庞大的武装力量至关重要，这支舰队的每一个单独组成部分都要顾全大局，不能擅自行动。尼米兹一贯容忍大度，但最终这种怨言和不满让他身心俱疲，于是他让托尔斯收敛一些。托尔斯回忆道，在一场会议的激烈讨论中，尼米兹的反应“让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了”。[88]

“少壮派”中的代表当属约瑟夫·J.克拉克上校，他的朋友和水手伙伴们称他为“乔克”或“约科”。战争开始的时候，他是老“约克城号”（CV-5）上的副舰长。1942年2月，他晋升为上校，回到华盛顿等待重新分配。他提出了一个看似荒谬的计划——建造150艘新的航空母舰，这个提议让他一下子出了名。据他自己的说法，这个数字并不是经过科学计算得来的。他认为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海军需要一支庞大的航母舰队来击溃日军，他只是“随口说出”了一个大整数。时任海军作战计划处处长的特纳给他的计划泼了一盆冷水，说：“你造不出那么多的航空母舰。”但是托尔斯将军十分认同克拉克的计划，认为他的计划“完全正确”，并安排这名年轻的上校在多个城市大力宣讲他的想法。[89][90]

克拉克在俄克拉何马州东北部的一个农场里出生长大，是苏格兰—爱尔兰裔和印第安切罗基族混血。他在正式证件上的身份是切罗基族，他也是从海军学院毕业的第一个印第安人（1917届）。就克拉克自身而言，他是一个典型的“俄克拉何马州牛仔”，但他为身体里流淌的切罗基血液而感到骄傲，甚至强调这种血统。他的出生登记证明（由其父母登记）上说他有八分之一切罗基血统。[91]媒体上有许多对克拉克相貌的描述，譬如“拥有印第安人的深褐色皮肤以及高颧骨”（《火奴鲁鲁明星公报》，1944年），或是“肉鼻像驼峰一样隆起，稀疏的头发剪得很短，留着类似于印第安人的独特发髻，就像草一样随风飘动”（《生活》杂志，1945年）。[92]对于这样的描述，他都心甘情愿地接受，甚至鼓励人们如此评价他的外貌。每当他头戴壮丽的羽毛头饰拍照时，他都冲着摄影师咧嘴大笑。军舰上的报纸和书里的漫画把他刻画成这样一种形象：挥舞着一把印第安战斧，剥下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或裕仁天皇的头皮。克拉克还邀请切罗基族的族长出席新“约克城号”（CV-10）编入现役的仪式。

克拉克具备比尔·哈尔西的风范——他感情外露，个性鲜明且丰富，而且毫不介意让自己在他人眼中略显荒唐。他虽然一直在减肥，肚子还是大得令人印象深刻。卡其色制服的衬衫经常不塞进裤子里。在他的适任报告中，上级除了注意到他不太注意个人卫生，缺乏体育锻炼之外，在其他方面对他的评价都很高。克拉克任凭自己成为开心果，也可能他是故意减少自己的权威感，让自己更加亲民。一名领航员将他的船在异常拥挤的百慕大锚地上搁浅之后，这位舰长开始操舵并且咒骂道：“去你妈的，现在轮到我搁浅了！”[93]新“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的一个在他手下服役过的军士长对他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约科”克拉克继承了部分印第安人的血统。他的下唇突出，经常被骄阳晒伤。最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的医生只好给他戴上4厘米见方的纱布，将纱布上面的细绳挂在他的耳朵两侧，以保护他的嘴唇不受伤害。他虽然戴上了护罩，但这种做法让他异常生气。我看到他在短短几个小时里就抓掉了三四个护罩。通常他会把护罩扯下来，然后扔掉。但随即就会有一个医生出现在他面前，给他做一个新护罩。……无论战舰处于备战状态还是在平时，他只要来到舰桥上，一般就会穿着病号服。有时候，他那毛茸茸的肚子会露出来，但他不会注意自己的仪表是否得体。在“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他广受爱戴，备受尊重和仰慕。他对飞行员有一种特殊的好感。有很多次，当某个飞行员降落时浑身负伤或是有别的情况，医生、急救队员和“约科”会在同一时间来到飞行员的身边。“约科”会弯下腰给担架上的家伙别一枚勋章。大家都知道，飞行员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感激涕零。他的的确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94]

克拉克晋升迅速，于1925年获得金翼奖章。他驾驶过不同类型的飞机，最终专门驾驶波音F3B双翼战斗机。1933年到1934年间，他在“列克星敦号”上担任战斗机中队的队长，当时的舰长是欧内斯特·J.金。克拉克与金关系很好，金晋升为美国舰队总司令兼海军作战部长后，这段渊源也让克拉克颇为受益。克拉克指挥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是“萨旺尼号”，这是一艘由油轮的船体改造的1.8万吨护航航空母舰。在弗吉尼亚的纽波特纽斯市，克拉克负责监督这艘护航航空母舰的整备工作，驱使民用船坞工人和船员赶在看似不可能的截止日期之前完成，并设法让它如期编入现役，参加了1942年11月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在这段飞速赶工的时期里，他提出了一个口号：“今日事昨日毕，明日补已太迟！”[95]“萨旺尼号”在“火炬”行动期间表现突出，因此克拉克在适任报告中得到了好评。

他于1943年1月接到命令，回到纽波特纽斯担任第二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新“约克城号”——的下一任舰长。克拉克后来才知道，是金将军亲自挑选他担任这个荣耀的职务的。

1943年1月21日，也就是克拉克抵达目的地的三周之前，“约克城号”就下水了，埃莉诺·罗斯福是“约克城号”下水的见证人。在原定下水时间的几分钟前，演讲还没结束，这艘大型航空母舰就开始摇摇晃晃地移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在滑道上滑行。第一夫人参加过多次新船下水典礼，她抓住等待开封的酒瓶，往移动的船体上一挥，瓶子碎了，香槟酒溅了她一身。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这表明“约克城号”已经急不可耐，准备投入战争中去了。船员给这艘航母取了好多绰号，第一个是“着急的大船”。[96]

尚未竣工的“约克城号”停泊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和干船坞公司的码头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将在那里配备物资，编入现役。2月15日，克拉克到达目的地后，沿着码头仔细地查看了一番这艘战舰。它那宽阔的飞行甲板高高耸立在他面前。要知道，他刚刚风尘仆仆地从遥远的俄克拉何马州的阿鲁威赶来。“站在它面前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人生中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97]

为了让“约克城号”按期编入现役，船员们不得不与时间赛跑，每个人都疲惫到了极点。而克拉克就是残酷的监工，这一点，他丝毫不去否认。其他三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都比这一艘开工要早，但是克拉克非常想让“约克城号”最先开到珍珠港。然而这个想法实现的希望不大，因为早在1942年的最后一天，第一艘埃塞克斯级航母就已经编入现役，并且很快就会离岗试航。克拉克还关注着另一艘姊妹舰——“列克星敦号”（CV-16），这艘战舰正在费利克斯·B.斯顿普舰长的监督下，在波士顿的福尔里弗公司编入现役。第四艘埃塞克斯级航母是“邦克山号”（CV-17），在马萨诸塞州昆西的伯利恒钢铁造船厂建造，舰长是约翰·J.巴伦坦。克拉克公开宣称，他想击败“埃塞克斯号”航母，率先进入太平洋，于是“击败‘埃塞克斯号’”成了这艘航母的口号。

克拉克与“埃塞克斯号”的唐纳德·邓肯舰长既是朋友又是海军学院的同学，两位舰长私交甚密，互相学习。两人约好，所有关于舰船装备的外发信件都要留下副本，彼此分享，同时与斯顿普和巴伦坦两位舰长分享。[98]克拉克乐于分享这些情报，但他那争强好胜的本性也显露无遗；他想要“约克城号”在所有可衡量的方面都优于姊妹舰。

造船厂计划于4月15日竣工，但也警告他工程有可能会延期。但克拉克宣布，他想让工程按期完成。于是，造船厂里的3.1万名工人中有4 000人被派去建造“约克城号”，而且克拉克通过游说，又从其他在建船只那里调来了建造所需的材料。他保证，尽管时间仓促，但无论如何，至少在设备的细节和质量方面，他不会“偷工减料”。然而，他总是耍些小手段来骗取材料，而且喜欢作假以通过安全检查。竞争对手“埃塞克斯号”上的一名航空兵军官怀疑“克拉克私下里做了很多不光彩的事情，为了给‘约克城号’供应所需材料，挪用本来用于建造‘埃塞克斯号’的材料，好让我们不能及时竣工，但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去证明这件事情”。[99]克拉克的弹药都是直接用平板货车运到船上的，这是违反规定的。造船厂无法按期为船体上漆，他就让船员去做这件事。他甚至指派下级军官加入船体切割和涂装的工作中去，这触犯了历史悠久的海军禁忌，至少有一个年轻中尉忍受不住这种折磨，最终申请调动工作。“‘约科’像是打了鸡血一样，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新航母的领航员（此人后来成为海军作战部长）乔治·W.安德森回忆道，“什么事他都想要一马当先，而且争强好胜。……他就这样一直往前冲、冲、冲。”[100]

克拉克大部分时间都在征募军官，为此他经常到华盛顿的海军人事局转悠，看看是否有合适的人选。他想让特定的人从事特定的工作，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拉乌尔·沃勒，克拉克想让他做自己的副舰长。但他也察觉到了把太多“朋友”调到身边的危险。他还喜欢让预备役军人担当军队里的重要角色，在众多同时代的海军学院毕业生中，这种做法并不常见。[101]整备期间，他还要进行军事强化训练。克拉克故意缩短了“弃船”的演练时间，他告诉船员，他更喜欢将时间花在“绝不弃船”的演练上。他较为看重的反而是损管和消防程序。

在正式竣工之前，“约克城号”需要经过海军检查委员会里里外外、彻头彻尾的检查，检查人员会在4月的第二个星期抵达。他们测试了船上所有机器和设施的运转状况，包括主推进系统、辅助机械、制动装置、发射装置、弹射器、军火库和弹药输送机。船上的航海图和其他所需的文件和印刷物均被找出来编目。检查委员会发现一切都已就绪，于是准许“约克城号”于预定时间4月15日出航。早上7点，“约克城号”渐渐驶离泊位，进入航道。这段航程很短。“约克城号”经过汉普顿锚地，在诺福克海军造船厂的新泊位抛锚，并在那里正式编入现役。

4月和5月，“约克城号”经历了一段紧张艰苦的训练、装配和适应期，随后开始试航，在切萨皮克湾来来回回地巡航测试。船上的炮手练习射击飞机上的拖靶。5月5日，“约克城号”上的第一架飞机着舰了，这是一架新型F6F舰载战斗机，由传奇战斗机飞行员吉米·弗拉特利驾驶，他是新组建的第5航空大队的队长。其他登船者包括36架老是出毛病的SB2C“地狱俯冲者”轰炸机，以及刚刚训练好的机组人员，加上一群来自俄亥俄州哥伦布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和机械师。“约克城号”是第一艘接受大家都不喜欢的“怪兽”的航母。

5月21日，“约克城号”在三艘驱逐舰的护送下出航，随后转弯南下。它的目的地是帕里亚湾，那是一个由特立尼达岛和委内瑞拉海岸线环绕的内陆浅海。特立尼达岛上建有一个重要的海军供应站和航空站。帕里亚湾长70多英里，为高速演习和空中作业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反潜网封锁了唯一的深水入口通道，使帕里亚湾不会受到德军U型潜艇的入侵，因此这个地方成了海军视若珍宝的试航区域。

第5航空大队在特立尼达岛航空站着陆，并且每天都飞到“约克城号”上。到了这个紧要关头，克拉克脾气差到了极点，经常手持扩音器，冲着船员大吼大叫。如果有人表现不好，他会立即施以关禁闭的处罚，不过有人表现出特别的能力或积极性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刻提拔。在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克拉克尤其关注飞机操作程序的速度和效率。他从不厌倦地为地勤人员计时，这些地勤人员负责将机库中的飞机推到飞行甲板的指定位置上。克拉克要求这些飞机尽量排列紧密，好给前飞行甲板的跑道尽量留出空间。任何航空母舰的首要目标都是让挂好武器、加满燃料的战机迅速升空。飞机回收（着舰）和排布下一组准备发射的飞机之间的这段时间，是航空母舰最易受到攻击的时候。他告诉船员，与敌人接触的机会稍纵即逝，机会难得：“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发现合适的打击目标，我们就要充分利用机会，尽量发动攻击。”[102]

大型战机和重型战机的到来消耗了甲板人员的精力和耐力，但航空部门的乔·塔克上尉手头已经有了解决方案。他在诺福克海军造船厂发现两辆吉普车和两辆小型拖拉机停靠在码头附近，决定征用它们。他用起重机把它们吊到了“约克城号”上，存放在机库内。（他们提前用烈酒收买了海军陆战队的警卫，所以他们对这件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塔克手下的机械师设计了一个临时牵引杆挂在飞机前轮上。他们反复练习用这些运载工具拉着飞机移动，学会了更快地循环使用飞机和重新安排位置。这些被塔克称为“骡子”的吉普车和拖拉机，经事实证明是一个有效的创新，所以所有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都开始采用这种办法。[103]

克拉克此前曾在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寇蒂斯公司担任过飞机检查员，所以他非常熟悉新型的SB2C俯冲轰炸机，知道它遭遇的各种麻烦。在帕里亚湾进行训练的时候，寇蒂斯公司生产的这种飞机就被各种机械故障困扰。其中一架飞机起飞后，在空中突然失去动力，迫使飞行员在航母前方的水面上迫降。另一架飞机硬着舰，尾轮压坏。还有十几架飞机的尾钩被硬生生地拽了出来。“约克城号”上的机械师和来访的寇蒂斯方面的工程师试图修复不断增加的损伤，但经常找不到零部件，而且在出海的航母机库甲板上可做的事情较为有限。到6月中旬，有超过一半的飞机必须停飞，而且塔克上尉估计“地狱俯冲者”大概需要200处调整才能服役。他建议将整个中队的“地狱俯冲者”退回寇蒂斯公司，申请调来一个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中队，然后“约克城号”再向太平洋第一次进发。经过漫长的讨论，克拉克舰长最终同意了这个提议，并命令损坏的SB2C俯冲轰炸机降落在特立尼达岛上。他写了一个七页的备忘录，详细列举了这些轰炸机的缺陷。一周后“约克城号”返回诺福克，克拉克开车来到华盛顿，向金将军解释了这一问题。金同意让“约克城号”搭载一支由36架新型SBD-5俯冲轰炸机组成的中队。

克拉克这样写道：“这场战争取得胜利大多是格鲁曼和道格拉斯的功劳。这是一场属于格鲁曼和道格拉斯的海战。”1943年，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的速度太慢了，很难与TBF鱼雷机和F6F舰载战斗机协同攻击，所以它们“在作战时其实成了障碍，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用它们，因为它们是海军中唯一可以依赖的俯冲轰炸机，也是手头上唯一可以担此大任的俯冲轰炸机。在SB2C俯冲轰炸机的缺点被改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无畏式仍旧是海军的俯冲轰炸机”。[104]

7月6日，“约克城号”在警戒驱逐舰的陪同下开启了前往太平洋的旅程。它快速地前往巴拿马，以30节的速度沿“之”字形路线穿过向风海峡，目的是摆脱德国潜艇的攻击。10日上午，它在巴拿马的科隆下锚停泊。第二天早上，舰长和船员们从自由的狂欢中平静下来的时候，“约克城号”缓慢地进入了加通湖的水闸，两侧与岸边的距离不到一英尺，连缓冲垫都塞不进去。两旁的混凝土船闸把船体刮得嘎嘎直响。克拉克不断冲舵手大叫。副舰长拉乌尔·沃勒则在左右舷之间慌慌张张地来回飞奔，“活像一个对着猫大呼小叫的老女仆”。[105]

7月24日清晨，“约克城号”上已经能看到瓦胡岛。中午时分，它缓缓驶入了入口航道。尼米兹将军通过信号灯表示了欢迎：“‘约克城号’在太平洋战区早已声名显赫，欢迎你们到来，希望你们能延续老‘约克城号’卓著的声誉。”克拉克回复道：“万分感谢您的问候。这正是我们来此的目的。”[106]

太平洋战争逐步向西推进，这就意味着美军距离敌方的主要供应基地越来越近，这种曾经让日本人在所罗门群岛败北的距离上的劣势将会落在美军的头上。美军给“电流”行动调拨的武装力量包括116艘战斗舰艇和75艘辅助舰艇。它们将从整个太平洋上的港口直接出击，这些港口分布在新西兰、萨摩亚、埃法特岛、所罗门群岛、斐济、夏威夷以及美国西海岸。让这么大一支舰队横跨太平洋，需要强大的后勤保障。一长列辅助舰艇（包括15艘加油船）将从富纳富提、圣埃斯皮里图岛、斐济和珍珠港等基地出发，在途中给舰队补充燃料和物资。越过吉尔伯特群岛，进入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后，勤务部队和供应部队必须迅速进入新占领的地区，并将它们转变成前沿的后方基地，为下一次的西进提供支援。时机必须把握得非常仔细，准确无误。斯普鲁恩斯将军在战后接受历史学家的采访时，经常表示，在这场跨太平洋的战役中，战略和战术永远没有后勤重要。

后勤属于太平洋舰队勤务部队的工作，由海军中将威廉·L.卡尔霍恩负责。1943年9月，太平洋舰队勤务部队只有324艘舰艇，而中太平洋的攻势需要该部队在半年内将舰艇数量增加两倍，也就是在1944年3月的时候，要有990艘舰艇。自1942年年初以来，卡尔霍恩一直是在马卡拉帕山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进行指挥，但是后勤部队不断扩张，迫使这位太平洋舰队勤务部队司令搬到与总司令部仅一墙之隔的专门地点办公。1943年10月，卡尔霍恩派新编的第4勤务中队为“电流”行动提供后勤支援。该中队从吉尔伯特群岛南边的埃利斯群岛的富纳富提环礁执行任务——这里是距离盟军即将进攻的环礁最近的盟军占领地。富纳富提非常适合作为向前推进的供应基地和修理基地。这里的潟湖面积很大，容纳几百艘战舰不在话下，但是入口狭窄，而且仅有一个，因此比较容易防御敌军潜艇的入侵。同时，富纳富提也是被派来实施“电流”行动的陆基飞行队的总部，这支部队由海军少将约翰·H.胡佛（中太平洋航空队司令）指挥，旗舰是水上飞机供应舰“寇蒂斯号”。

虽然“电流”行动的计划不像上一年的“瞭望塔”行动那样仓促，但是这个计划的时间安排似乎给主要的参与者和指挥官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其中的许多人直到8月或9月才被分配到岗位上。哈里·W.希尔将军负责指挥南部登陆编队夺取塔拉瓦环礁。他的上级，也就是两栖部队的司令特纳将军，将会随北部登陆编队一起攻占马金环礁。直到9月18日在埃法特岛见到特纳，希尔才知道自己的职责。距离预定的时间只剩下五周了，特纳还说不准派哪支舰队去塔拉瓦，甚至说不准该指派哪艘舰艇作为希尔的旗舰。[107]希尔回忆说当时的情形“就是一个字‘忙’，简直忙到昏天黑地”。[108]他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负责空中支援的指挥官，而且直到出海作战前夕的实战彩排时，他才见到绝大多数重要指挥官。通信计划很晚才传到埃法特岛。离舰队出击还剩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他才搬上旗舰“马里兰号”战列舰。

朱利安·C.史密斯将军计划派三个营登陆比休岛的北部滩头，滩头地点分别称为“红一”滩、“红二”滩和“红三”滩。对于敌军防御工事的坚固程度，他不抱任何幻想。侦察照片显示，原木防波堤建于高潮之上约20英尺的地方，高度大约介于3英尺至6英尺之间。防波堤的正后方是一连串散兵坑和隐蔽的碉堡，由壕沟连接在一起。这些碉堡从所在的位置可以对海滩和潟湖上的目标形成交叉火力网。防波堤和碉堡之间堆积了大量的珊瑚沙和岩石，以阻碍海滩上的视线。混凝土障碍物和铁钉用于阻止装甲车前进，而坦克陷阱一般有6英尺深。[109]

特纳将军想让第2陆战师的一个团（第6团）留作预备队，但这一决定遭到了朱利安·史密斯的反对。特纳自己可以决定是否动用预备队，但是在下命令之前，他应该跟霍兰·史密斯商讨一下，后者会来到旗舰上。就像上一年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那样，特纳决定保留一支地面部队作为预备队，这一做法迫使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改变进攻计划。朱利安·史密斯将军的反对意见被草率地否决之后，他坚决要求这些命令以书面的形式写下来：“我觉得这项计划不应该由我来承担责任。”[110]

攻击塔拉瓦环礁，最让美军头疼的还是潟湖里的珊瑚礁。幸好金将军推动了生产工作，此时新的登陆艇和水陆两用车的数量大大增加了。这些运输工具型号繁多，缩写词的首字母都是“L”（Landing，意为“登陆”）：LCVP（车辆人员登陆艇）、LCV（车辆登陆艇）、LCM（机械化登陆艇）、LCI（步兵登陆艇）、LST（坦克登陆舰）、LVT（履带式登陆车）、LCT（坦克登陆艇）等等。它们并非都适用于这次任务。训练演习经常会造成严重的损伤和机械故障。长期缺少配件则会使受损的运输工具停在海滩上。[111]操作登陆艇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但在美国本土接受的训练就已经让这些人吃不消了。两栖部队的一名军官回忆道，在实施“电流”行动之前，“有几艘坦克登陆艇和步兵登陆艇上的所有军官和船员都从没出过海，这次跨太平洋的航行是他们第一次出航”。[112]

为了对付塔拉瓦环礁的珊瑚礁，美军决定使用履带式登陆车，这是一种水陆两用车，常被称为“鳄鱼”。这些灵巧的小车可以驶过浅珊瑚礁，冲上海滩。在霍兰·史密斯监督的测试过程中，一辆“鳄鱼”冲上夏威夷的海滩，它的履带压烂了一个原木路障，并“轻松闯过了七道铁丝网”。[113]它们可以用坦克登陆舰运送，能够在离岸两三英里的地方直接入海。

1943年9月，第2陆战师本来可以使用100辆履带式登陆车，但其中很多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损耗巨大，难以修复。朱利安·史密斯将军估计，他可以让75辆车下海，但剩下的25辆车就只能废弃了，要拆下零部件供其他车辆使用。人们在萨摩亚群岛发现了50辆新的履带式登陆车，第2陆战师从惠灵顿出航后，坦克登陆舰就把它们运来了。每辆履带式登陆车可以搭载约一个排的士兵，并且需要多次往返。往返途中难免会有一些登陆车出现故障或损毁。在发动第二轮和第三轮攻击时，基本没有多少履带式登陆车可以用了，此时美军就会遇到麻烦。后面几轮登陆的大多数海军陆战队士兵很可能只能乘坐普通的希金斯登陆艇，而这些登陆艇可能无法越过珊瑚礁。如果登陆艇无法越过珊瑚礁的话，那么这些士兵就只能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涉水登岛。

最初，三个“红滩”将分别由一个营负责占领。预计日军兵力多达4 000人，所以在人数上，攻守双方基本上是势均力敌。在早期制订的攻占塔拉瓦环礁的作战计划设想过夺取毗邻比休岛的某个岛屿，并将该岛用作炮台。但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导致部队在两个岛屿之间的浅滩中长时间停留，这个计划最终被舍弃了。如果三个“红滩”上的海军陆战队无法直接攻入岛内，朱利安·史密斯就会将兵力转移到该岛的西端，“夺取那里，然后从侧翼攻击”。[114]

在兵力上没有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海军陆战队需要依靠空中力量和舰炮的火力支援占得上风。在海军陆战队登陆之前的约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美军会用舰载机进行全面的轰炸，并且让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炮轰敌军阵地。火力支援部队会来到距离海滩只有1 000码的地方。第一阶段，他们将集中火力，猛击8英寸口径大炮的炮台，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他们会用高爆炮弹全面轰炸这个300英亩的小岛。关于登陆前的轰炸对敌人造成的破坏程度，朱利安·史密斯将军和他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并不像海军指挥官们那样乐观。海军陆战队从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经历中认识到，即使海军持续不断地炮击，敌军也能够藏在地堡和壕沟里挨过去。

海军陆战队夺取滩头阵地之后，海军的火力支援就会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这座岛屿面积很小，因此敌我双方可能会距离太近，几乎可以说是面对面。但是即便攻击目标距离本方很近，海军陆战队也必须得到舰炮支援和空中支援。攻击部队在海滩上初步建立据点之后，就要进行第三阶段的火力支援。此时应该攻击什么目标，就由海滩上的作战单位来决定了。“电流”行动的计划强调，海军陆战队员上岸后，“不仅要发现敌军，而且要控制火力”。[115]海军陆战队员们要锁定目标，召唤舰炮打击，并且适时下令停火。空中支援也是一样。海军陆战队要在地面上安装反射板或发烟罐，用来标记前沿阵地。飞行员预先得到通知：“必须仔细观察这些标记，在不危及我方地面部队的同时，为其提供直接的支援攻击。”[116]

为了完成作战计划，让参加“电流”行动的舰船能够按期出发，卡尔·穆尔每天工作15个小时。单是基本计划就占了满满的三页，其后还有不下17个“计划附件”。里面包含了交通计划、情报计划、天气预报计划、空中侦察计划、后勤计划以及重大行动应急计划。这些计划为各舰队单位的行动与会合提供了指引。[117]任何计划附件出现细微的改变，往往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10月13日，距离起航日期还有三周的时候，穆尔提醒斯普鲁恩斯，计划工作还是一团乱麻，很多重要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他含蓄地提醒上司，他应该把更多时间花在办公室里，让自己更加投入到重要的工作当中。但是斯普鲁恩斯完全没听进去，一副镇静轻松的样子，还是经常在司令部所在的小山上一消失就是几个小时。“雷蒙德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穆尔在给妻子写信时提到：

他一旦有了想要锻炼的冲动，任何事都无法阻止他。他不会因为任何事耽搁锻炼，我则要及时抓住他的上衣后摆，逼着他签一些文件，或是让他帮我做一些决定，好在他回来之前能够推进工作。他总是拉我跟他一块儿去，当然他很清楚我是不会去的，如果我和他一块儿去了，那工作就没人做了。好不容易等到他回来了，他往往马上就想上床睡觉，想让他多集中一会儿精力来批阅和签署文件都很难。你说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啊。[118]

10月29日，穆尔和第5舰队的参谋为了完成最终的作战计划，一直忙到深夜。“电流”行动作战计划足足有324页，重达3磅。一个排的海军陆战队员被召集起来，去完成300份计划副本的油印、整理和装订的细致工作。早晨5点钟，他们终于干完了。传令兵开始将副本分发到整个海军造船厂的司令部和舰船上。一些副本被送上飞机，空运到新西兰、努美阿、埃法特岛、富纳富提和萨摩亚群岛。穆尔累得精疲力竭。30日上午，他给妻子写信说：“这场令人心力衰竭的战斗终于结束了。”[119]但正如多年后他在回忆往事时所说的，真正让人心力交瘁的事情还在塔拉瓦潟湖等着他呢。

[1] Wallin, “Rejuvenation at Pearl Harbor,” p.1536.

[2] Downes, “How a War Was Won and a City Vanished at Pearl Harbor.”

[3] Raymer, Descent into Darkness, p.4.

[4] Ibid., 4.

[5] Wallin, “Rejuvenation at Pearl Harbor,” p.1535.

[6] Trumbull, “Repair: VI.”

[7] Department of the Navy, Building the Navy’s Bases in World War II, Vol.2, p.130.

[8] Trumbull, “Repair: IV.”

[9] Mason, Battleship Sailor, p.21.

[10] 阿马里洛，美国得克萨斯州西北部一城市。——译者注

[11]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160.

[12] Wilson, “Soldier and a Jukebox.”

[13] Brown, Hawaii Goes to War, 92.

[14] Richardson, Reflections of Pearl Harbo, p.41.

[15] “Honolulu: Island Boomtown.”

[16] “Honolulu: Island Boomtown.”

[17] Bailey and Farber, First Strange Place, p.105.

[18] Jean O’Hara’s unpublished memoir, cited in ibid., p.112.

[19] Michael Bak Jr.,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88.

[20] Bailey and Farber, First Strange Place, p.55.

[21] Ibid., p.33.

[22] Wilson, “War Workers as a Social Group.”

[23] “Interracial Marriage in Hawaii.”

[24] “Honolulu: Island Boomtown.”

[25]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149.

[26] Lt.Robert C.Ruark, USNR, “Ho-Hum in Hawaii,” Liberty, April 21, 1945, quoted in Bailey and Farber, First Strange Place, p.59.

[27] Lamar, “I Saw Stars,” p.16.

[28] Ibid., p.43.

[29] Ralph C.Parker,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07, p.128.

[30] Ibid., p.131.

[31] Lamar, “I Saw Stars,” p.11.

[32] Thomas H.Dyer,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86, pp.282-84.

[33] Brown, Hawaii Goes to War, p.97.

[34] Arlen, “Year in Retrospect.”

[35] Interview with Raymond A.Spruance by Philippe de Baussel for Paris Match, July 6, 1965, p.1,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1, Folder 1.

[36] Donald Duncan,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78, Vol.7, p.415.

[37] Ibid., p.399.

[38] Ibid., pp.418-19.

[39] James S.Russell, CCOH Aviation Project, 1960, Part 4, Part 1.

[40] Donald Duncan,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78, Vol.7, p.416.

[41] James S.Russell, CCOH Aviation Project, 1960, Part 4, Part 1, p.21.

[42]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p.107-8.

[43] War Production Board, “Official Munitions Report of the U.S.,” No.21, December 1, 1943,“Airplanes by Plants,” Harry L.Hopkins Papers.

[44] Herbert D.Riley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103.

[45]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p.142-43.

[46]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215.

[47] Herbert D.Riley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102.

[48] War Production Board, “Official Munitions Report of the U.S.,” No.21, December 1, 1943,“Airplanes by Plants,” p.28, Harry L.Hopkins Papers.

[49] “Extract of Notes by Fleet Admiral Ernest J.King for the J.C.S.Historical Section,” p.2, Ernest J.King Papers.

[50]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Washington, 1941-1942, and Casablanca, 1943.III.The Casablanca Conference, p.549.

[51] Ibid., p.536.

[52] Entry dated January 16, 1943, in Alanbrooke, War Diaries, p.359.

[53] Entry dated January 14, 1943, in ibid., p.356.

[54] Entry dated January 16, 1943, in ibid., p.359.

[55] Ibid., p.360.

[56] 下面的引文摘自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卡萨布兰卡会议记录。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 The Conferences at Washington, 1941-1942, and Casablanca, 1943.III.The Casablanca Conference, pp.560-775.

[57] Entry dated May 4, 1943, in Alanbrooke, War Diaries, p.398.

[58] U.S.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3, Conferences at Washington and Quebec, 1943, Vol.1, p.93.

[59] Ibid., p.146.

[60] Entry dated May 17, 1943, in Alanbrooke, War Diaries, p.405.

[61] U.S.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3, Conferences at Washington and Quebec, 1943, Vol.1, p.369.

[62] “Memorandum for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June 10, 1943, in 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 Box 38, in file “Memos to General Marshall, 1942-1944.”

[63] “War Department 4952-15,” June 14, 1943,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3, p.1604.

[64] COMSOPAC to CINCPAC, June 25, 1943, in ibid., p.1611.

[65] Interview with Raymond A.Spruance by Philippe de Baussel for Paris Match, July 6, 1965, pp.3-4,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1, Folder 1.

[66] Charles Moore,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55, Vol.5, p.803.

[67] Spruance to RADM E.M.Eller, July 22, 1966,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2, Folder 7.

[68] King and Whitehall, Fleet Admiral King, p.491 (footnote).

[69] Charles Moore,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55, Vol.5, p.803.

[70] Ibid., p.805.

[71] Interview with Raymond A.Spruance by Philippe de Baussel for Paris Match, July 6, 1965, p.6,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1, Folder 1.

[72] CINCPAC to COMSOPAC, June 26, 1943, William Frederick Halsey Papers, Box 15.

[73] Interview with Raymond A.Spruance by Philippe de Baussel for Paris Match, July 6, 1965, pp.6-7,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1, Folder 1.

[74]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09.

[75] Ibid., p.110.

[76] Charles Moore,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55, Vol.5, p.827.

[77] Ibid., pp.825-26.

[78] Dyer, Amphibians Came to Conquer, p.618.

[79] Stevenson and Calder, Island Landfalls, p.47.

[80] Julian C.Smith, Lt.Gen., US Marine Corps, (ret.); Mr.Benis M.Frank, interviewer, Historical Division, Headquarters, U.S.Marine Corps, Washington, DC, pp.275-76.

[81] “Report of Amphibious Operations for the Capture of the Gilbert Islands, from Cmdr.Fifth Amphibious Force to COMINCH,” December 4, 1943, Serial 00165, enclosure C, in USMC Archives, “WWII, Tarawa and Makin, 1943,” Box 6.

[82] Ibid., p.2.

[83] Bryan, Aircraft Carrier, p.109.

[84] 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 p.256.

[85] Interview with Raymond A.Spruance by Philippe de Baussel for Paris Match, July 6, 1965, p.5,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1, Folder 1.

[86] Towers to Forrestal, August 18, 1943, Spruance Papers, 引用自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 p.255。

[87] Spruance to Savvy Cooke, February 9, 1963,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Box 2, Folder 6.

[88] 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 p.257.

[89] 太平洋战争结束时，美国海军有119艘现役航空母舰。如果根据战争早期的合理预测，这场战争一直延续到1947年或1948年的话，航母的数量可能会超过克拉克说的数字。——作者注

[90]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90.

[91] 后来的家谱研究显示，克拉克的切罗基血统比他宣称的要少得多，实际上他只有三十二分之一的切罗基血统。——作者注

[92]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 p.1.

[93] Ibid., p.163.

[94] Chief Petty Officer C.S.King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279.

[95]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 p.161.

[96] Joseph J.Clark,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Part 2, Vol.2.

[97] Clark, Carrier Admiral, p.108.

[98] Donald Duncan,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78, Vol.7.

[99] Fitzhugh Lee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107.

[100] George W.Anderson Jr.,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83, pp.112-13.

[101] George W.Anderson Jr.,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83, pp.112-13.

[102]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 p.221.

[103] Joseph J.Clark,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Part 2, Vol.2, p.417.

[104] Ibid., pp.412-13.

[105] George W.Anderson Jr.,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83, p.115.

[106]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 p.223.

[107] Harry W.Hill,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85, Vol.3, p.290.

[108] Ibid., p.297.

[109] “Report of Operations, Galvanic,” Commanding General, 2nd Mar Div, from CO, CT-6.Ref:(a) Ltr CG, 2nd Mar Div, RMC CT/541, serial 002ND2 (Secret), dated November 11, 1943, in USMC Archives: “WWII, Tarawa and Makin, 1943,” Box 6.

[110] Julian C.Smith, Lt.Gen., US Marine Corps, (ret.), Mr.Benis M.Frank, interviewer, Historical Division, Headquarters, U.S.Marine Corps, Washington, DC, p.286.

[111] CINCPAC to COMINCH, June 20, 1943,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3, p.1607.

[112] Dyer, Amphibians Came to Conquer, p.608.

[113]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20.

[114] Julian C.Smith, Lt.Gen., US Marine Corps, (ret.), Mr.Benis M.Frank, interviewer, Historical Division, Headquarters, U.S.Marine Corps, Washington, DC, p.287.

[115] “Corps Operation Plan Number 1-43,” Annex Baker, p.14, Fifth Amphibious Corps files.

[116] “Corps Operation Plan Number 1-43,” Annex Able, p.4, Fifth Amphibious Corps files.

[117] Charles Moore,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55, Vol.5, p.830.

[118] Ibid., p.836.

[119] Ibid., p.834.

第十一章

按照惯例，为了保密起见，士兵们在航行开始前并不知道目的地是哪里。11月7日清晨，第2陆战师运输舰队驶离惠灵顿港口，大多数士兵以为他们要前往位于北岛东海岸的霍克湾，进行更多的登陆演习。士兵们甚至还以为他们在当天晚些时候会驶回惠灵顿港，刚好能赶上之前计划好的舞会。

然而，上午10点左右，朱利安·史密斯将军否定了士兵们的猜想。他宣布，这支舰队将要参与一场大规模作战。但是目的地仍旧不能公布。士兵们纷纷猜测他们要前往威克岛，甚至是攻打特鲁克群岛的日军堡垒。在与哈里·希尔将军率领的来自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南部登陆编队进行数日的对抗演习之后，海军陆战队和船员们才得知，他们要去的是塔拉瓦，此前几乎无人听说过这个地方。在路上，他们才知道此次作战的目标是什么。军官起居室的桌子上摆着航拍照片和等高线地图。“谢里登号”运输舰的甲板上放着一个比休岛的石膏模型，军官利用这模型向士兵们简要说明登陆计划。弗兰克·W.J.普兰特上尉记得在“谢里登号”运输舰的会议室中听到了东京广播电台的广播。“向第2陆战师致敬，”东京玫瑰说，“与陆地告别吧，你们再也看不到它了。我们知道你们将前往何处——吉尔伯特群岛！”[1]

运输舰上又热又挤。但凡能睡觉，士兵们就赶紧睡觉。不睡觉的时候，他们就翻看旧杂志，玩牌，抽烟，擦擦枪杆子或是磨磨刺刀。即便是对于那些年富力强的士兵来说，这段航程也是令人疲惫不堪的。G.D.利布里吉上尉与八九个军官共用一间船舱。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张床，一张张床占满了船舱里每一平方英尺的空间，因此进进出出都得踩着床过。每次有人出去上厕所时，都不可避免地会弄醒船舱里的其他人。船舱里总是极度闷热，让人难以入眠，于是利布里吉换到了甲板上去睡，那里的空气清爽多了。然而，他还是会被周围蹑手蹑脚的船员以及频繁到来的雨水惊醒。随着舰队逼近赤道，由于长期睡眠不足，疲劳不断积累，舰艇上的所有人都深受折磨。

第5舰队的大部队于11月10日自珍珠港出动。浩浩荡荡的舰队沿水道行进了一整个早上——驱逐舰和巡洋舰队打头，每5分钟驶来一艘；随后是航空母舰和战列舰，每艘相隔15分钟；最后是运输舰和辅助舰艇。这真是激动人心的场面。灰色的战舰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地平线的各个方向上，多到数不过来。“约克城号”的雷·加德回忆起那“壮丽的场面”时惊叹道：“在其他地方恐怕没有这样的舰队了！”[2]“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上飘扬着斯普鲁恩斯将军的司令旗。斯普鲁恩斯将军每天都在甲板上来回走几个小时，锻炼身体。眼下还没有什么任务，他的生活便是在船舱里睡觉、读书或是听音乐。在前往东京的路上，卡尔·穆尔开始计划下一步的行动：占领位于吉尔伯特群岛西北方向的马绍尔群岛。根据最近的经验，他知道行动方案必定会由他来制定——他的同事和上司对于方案细节没什么兴趣。

舰队的作战控制由特纳负责，他的旗舰是“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他昔日的对手霍兰·史密斯同他在一艘船上，二人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一起。他们已决心将往日的怨怼留在过去，成为彼此可靠的朋友，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根据“电流”行动的初步计划，史密斯将继续留在珍珠港，与他的第5两栖军指挥部一起留在岸上。史密斯十分恼火，准备向华盛顿总部就此计划提起申诉——但后来特纳介入并对计划做出修改，邀请史密斯及其参谋一同登上特纳的旗舰。“像他俩这样亲近的朋友不常见，”穆尔回忆道，“他们在所有方面都很投缘，相处得非常好，会一起用餐。两人惺惺相惜。只要还在作战，他们就是配合最紧密的搭档。”[3]

前往吉尔伯特群岛的路上基本平静无事。雷达屏幕上偶尔会出现敌机，但这些敌机都未进入视距。美军舰载机在天上巡逻，偶尔会对下方友军军舰和运输舰进行模拟俯冲和模拟鱼雷轰炸。除非有紧急情况发生，否则要保持无线电静默，禁止使用舰船间无线电通话。因此，舰艇之间通过闪光信号灯交流。一艘运输舰上随行的记者回忆道，11月17日“舰艇到达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因此没有人能够确定日期了；通常来说，应该是同一个24小时周期中的周一或周二”。[4]新的部队不断在预定坐标上出现，舰队规模越来越大；这势不可当的海军力量让每个见证者都感到震撼。“萨拉托加号”的军需官罗杰·邦德在一天里看到了13艘航空母舰。要知道，不到一年前，“萨拉托加号”和“企业号”是美国在太平洋上仅剩的两艘航空母舰。在日出和日落之间，看到13艘友军航空母舰，邦德说：“那天真是太棒了。”[5]

美国航母特混舰队真的极其令人震撼。不同种类的17艘航空母舰参与了“电流”行动。弗兰克·普兰特回忆说，当他看到这么多舰船，尤其是那些巨型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时，他感到“震惊”：“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这支舰队是要去保护一支小小的海军陆战师。这让我深感骄傲。”[6]

据情报，日军可能会从马绍尔基地空袭第5舰队。11月15日，尼米兹的司令部日志记录道：“在马绍尔—吉尔伯特群岛发现大量飞机活动。”[7]“约克城号”的一名航空兵军官判断日军在吉尔伯特群岛附近有250架陆基飞机，并预计“约克城号”在作战时至少会被一颗炸弹或鱼雷击中。[8]在预定登陆日之前的一周里，海上已到处都是美军的航空母舰。哈尔西已请求支援所罗门群岛北部，因为日军威胁要阻碍哈尔西的两栖部队从奥古斯塔皇后湾登陆布干维尔岛。尼米兹派4个航母特混大队中的2个绕到南边袭击拉包尔，并约定于11月12日之前尽早折回北部参加“电流”行动。

由海军少将查尔斯·A.波纳尔率领的第50特混舰队被划分为4组特混大队，拥有6艘大型航母和5艘轻型航母。秃顶的波纳尔被人亲切地称为“光头”，他在“约克城号”上悬挂起了自己的司令旗。秋季率领航母袭击马库斯岛和威克岛时，他表现得犹豫不决，因此受到指责。对他指责最激烈的正是他的旗舰舰长“乔克”克拉克。“我觉得我们的少将不够精明，”克拉克后来说道，可以看出他措辞谨慎，这次的批评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委婉，“如果处在和平时期，他一定是个好人，是个好领袖，但他似乎不太适合战争。”[9]克拉克在特混舰队紧密编队中的激进掌舵法让波纳尔感到不安。在袭击距东京仅有1 000多英里的马库斯岛时，克拉克曾提出要继续轰炸日军机场，以确保机场彻底被毁。波纳尔不同意，他更想尽快撤离危险区域。他反对克拉克情绪化的提议，认为不能为了营救被击落的“复仇者”鱼雷机的机组人员而展开大规模的搜救工作。（机组人员后来被日军俘虏。）基于如此种种，克拉克认为波纳尔过于懦弱，其他许多舰长很明显也同意这一点。[10]

航空母舰是全新的，许多护航舰艇是全新的，大多数飞机也是全新的。一整套全新的作战理论也正在形成。作战指南同样被修改过了。杜鲁门·J.赫丁上校是波纳尔非常得力的参谋长，曾经领导一个航空军官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为航母特混舰队制定新的战术教范。赫丁喜欢环形编队：一艘或两艘航空母舰位于中间，围绕航母的内环是战列舰或巡洋舰，最外一环是驱逐舰。战列舰和巡洋舰主要负责防空，驱逐舰负责反潜。[11]飞机起飞或着舰时，所有舰艇会同时逆风转向。环形编队并不是一个新战术，但随着新型航空母舰和战列舰速度提升，特混舰队规模扩大，环形编队的执行难度大大增加。斯普鲁恩斯后来写道：“问题……有许多，但是我们逐渐解决了。”[12]（他用这番话去总结整场战争也未尝不可。）

飞行员们不接受斯普鲁恩斯让航空母舰在吉尔伯特群岛外面保持防守态势的决定。争议一直持续到“电流”行动的前夜。托尔斯将军提出，8月和9月航母袭击威克岛和马库斯岛的行动证明保持机动性和进攻战术更为有利。10月9日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一次会议上，托尔斯展示了那些航母袭击结果的彩色照片。他认为，让航空母舰西进，可以更有力地摧毁马绍尔群岛的日军基地，并从根源上解除日军航空部队带来的威胁。斯普鲁恩斯反驳道，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他们必须要夺取吉尔伯特群岛的环礁；但是他们没有接到命令去摧毁敌人在马绍尔群岛的航空基地，或是找到并摧毁日军舰队。这些目标虽然重要，但并非当务之急。在接下来的行动中，航母空中部队的任务是保护舰队、运输舰以及登陆部队占领的海滩。然而，一旦日本舰队忽然向东进攻，行动将随即改变。“如果日军舰队主力试图干扰‘电流’行动，”斯普鲁恩斯在写给各指挥官的信中指示，“那么，很明显，击退日军舰队将立刻成为当务之急。”[13]

在“电流”行动准备期间，该区域的日军基地频繁遭到猛烈空袭。自9月中旬开始，美国航空母舰轰炸机就轰炸了塔拉瓦环礁和马金环礁，以及阿贝马马和瑙鲁的次要机场。为了发动进攻，美军在吉尔伯特群岛南方的众多岛屿上建造了新的军用机场，包括埃利斯群岛（富纳富提、纳努梅阿环礁、努库费陶环礁）以及贝克岛。这些机场全都在吉尔伯特群岛的空袭范围内。美国第7航空队的B-24“解放者”轰炸机每天都会从坎顿岛和富纳富提的机场飞到遍布太平洋中部的敌军机场上空发动例行的轰炸。波纳尔的航空母舰最终出动了超过2 200架次飞机，执行的任务包括轰炸、扫射、照相侦察飞行以及对两栖登陆部队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等。

考虑到开往吉尔伯特群岛的舰队规模庞大，日军空中巡逻队或潜艇有可能会发现并发出警报。然而，当11月19日夜美军舰队悄然从东方的地平线逼近，瞭望员第一次看到月光下的棕榈树林时，那里并没有人的迹象。难道敌人完全没有察觉到美军舰队吗？晚上10时45分，一束探照灯光划破天空，似乎是在向友机发出信号。这束光线没有扫过海平面。否则，美军的进攻舰队就很可能会暴露。令美军惊奇又高兴的是，他们明显取得了奇袭的效果。

一切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军舰和运输舰向环礁南部和西部的指定战位前进。20日凌晨3点一过，舰队士兵们就被叫醒了，他们匆匆吃下登陆日的传统早餐——牛排加鸡蛋。（在一艘部队运输舰上，一名医务兵冷漠地提醒说，这样一顿丰盛的早饭会让那些腹部受伤的人伤口一团糟，晚些时候，他免不了要治疗一些这样的伤员。）士兵们带齐了装备，准备登上登陆艇。早已有人向士兵们保证战列舰和巡洋舰的大炮会在进攻开始前把比休岛夷为平地，他们都饶有兴致地等待着这个壮观的场面。

凌晨4时41分，岛上还是一片沉寂，忽然一颗照明弹蹿到机场上空，红色的强光将棕榈树林照得通明。几分钟后，小岛西南角的一架8英寸口径的火炮向“马里兰号”战列舰开火。“马里兰号”战列舰随即以16英寸的火炮回击。5轮齐射之后，对面小岛就安静了下来。但是，日军在比休岛其他几个地区还设有三架8英寸的维克斯机关炮。很快，运输舰队附近的海面上便升起白色水柱。这支浩浩荡荡的运兵舰队必须争分夺秒，西进到日军射程以外的区域。

这场火炮对战持续了一个小时。“马里兰号”和“科罗拉多号”在距海岸约2英里处用16英寸的大型多破片炮弹对小岛进行全覆盖式的轰击。希尔将军命令“马里兰号”向海岸靠近，以吸引火力，找到日军大型炮台的位置。斯普鲁恩斯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沿环礁的东海岸和南海岸行驶，朝瞭望塔、炮位以及潟湖里的驳船开火。大型岸炮多次暂时沉寂，几分钟后再度开火。[14]朱利安·史密斯推测，岸炮短暂停火那几次，应该是海军火力网造成炮手死伤，对方需要更换炮手。他说，不用太费事就能打掉大型火炮，因为16英寸的舰炮可以直接对准开放的炮台射击。[15]事实证明，要让日军火炮失去战斗力没那么容易，有些火炮在登陆日第二天上午还在向美军舰队开火。

两艘扫雷舰开路，驶入了塔拉瓦潟湖。它们清扫了进港航道，检查水雷（一枚都没有发现），并为驱逐舰和运输舰做好标记。“灵高尔德号”和“达歇尔号”两艘驱逐舰紧随扫雷舰之后，与小型岸炮对射。“灵高尔德号”被击中了，使它负伤的可能是一枚5英寸的炮弹，不过损伤被控制住了。

美军舰队甲板炮对比休岛的轰炸令人目眩。橘红色的炮口焰照亮了小岛西南方四分之一的海域。炮弹发出了货运列车那样的尖厉呼啸声，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道明亮的弧线。整个比休岛像火葬堆似的燃烧着。熊熊的火焰蹿上天空，足有几百英尺高。《时代》周刊记者罗伯特·谢罗德在一艘运输舰的甲板上目睹了这一幕。“那时的天空一度比赤道正午时分还要明亮，”他写道，“高爆炮弹的弹壳在空中四散飞舞，就像小岛的四面都有人用猎枪射击一样。”[16]每一次连射都伴随着海军陆战队员的热烈欢呼。就算是不轻易流露感情的瓜达尔卡纳尔岛老兵威廉·罗加尔也说“棒极了”。不过经验告诉他，藏在掩体下的军队应该能顶住这样的炮火。[17]

6点刚过，旭日东升，海军的炮火突然停止，第一批舰载机从南方嗡嗡地飞来。接下来的20分钟里，100多架TBF鱼雷轰炸机、SBD俯冲轰炸机和寇蒂斯SB2C轰炸机用高爆炸弹以及燃烧弹对这座小岛狂轰滥炸。日本高射炮大多没有动静，这意味着炮手或是被打死了，或是躲进了防空洞。一支长长的“地狱猫”战斗机编队从潟湖上方低空飞过，对海滩防御力量进行低空扫射。炮火产生的巨大烟柱盘旋升起，并向东蔓延。借着火光，能够看到炮火已经毁掉岛上大部分椰子树，留下光秃秃的、烧焦的土地，布满炸裂的树桩。谢罗德感到振奋。“我们都认为，肯定没有人能在这样的毁灭性力量中幸存。很显然，我认为，如果真的有几个小日本留在岛上（对于这一点我非常怀疑），他们现在也已经死光了。”[18]卡尔·穆尔站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舰桥上，通过望远镜看到了岛上的一切，他认为“岛上应该不会有什么活人了……这场登陆战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胜”。[19]

表象是具有欺骗性的。日军在岛上的防守力量不容小觑——这是一支由2 600名训练有素的老兵组成的海军特别陆战队，有时被称为“日本海军陆战队”。这支精英部队的成员是从两支最强的海军部队——第三特别警备队（前横须贺第六海军特别陆战队）以及佐世保第七海军特别陆战队——中遴选的。这些人个顶个都是日本武装部队的精英。他们百里挑一，身材比普通日本人魁梧，其中很多士兵身高超过了6英尺。此外，当地还有一支2 200人的劳工队伍，其中大多是朝鲜人。指挥官柴崎恵次少将监督建设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防御工事。据报道，他曾向部队说“就算敌人有百万之众，打上一百年也夺不走塔拉瓦”。[20]

早上海军炮击和空中轰炸最猛烈的时候，守军都躲进了地堡和防空洞。这些防空设施以椰木建造，用水泥加固，上面又覆盖了几吨沙子。这样的构造，即使是被一颗重型炮弹直接击中，洞里的人也能安然无恙，而且防空洞足够容纳几乎所有驻军。这些大型地下防空设施由壕沟和隧道交织而成的地下网络连接起来，因此日本兵可以在掩护中快速到达射击位置。当瞭望塔上的日本兵发现进入塔拉瓦潟湖的扫雷舰和驱逐舰时，柴崎恵次开始让南岸（面向太平洋的海岸）士兵转移到北岸（面向潟湖的海岸）的作战位置。不论美军是在南岸还是在北岸登陆，他都决心迎战。他别无选择，因为机场几乎占据了小岛整个中部地区。坚固的堡垒沿着海滩等距排列，两边都布置了纵射火炮。其间坐落着步兵战壕、机枪掩体、带刺铁丝网、雷区以及火炮掩体。约有40架不同口径的火炮守卫着这座岛。美国人一旦登陆，就会立刻被困在海浪和木制海堤之间的一条狭长海滩中。随后，柴崎恵次会集结火力猛烈反击。有14辆轻型坦克专门用于这种反击。

大本营还曾提出“Z计划”，想派联合舰队大部向东出击，拦截所有打算袭击吉尔伯特—马绍尔群岛区域的盟军。然而，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地区遭到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使古贺峰一将军被迫放弃了该计划。太平洋中部不会出现海上决战。日本方面对“电流”行动采取的应对措施仅限于派潜艇巡逻，以及从马绍尔群岛基地发动空袭。比休岛上有重兵防守，弹药和其他必需品供给充足，但是不会得到营救。柴崎恵次及其驻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对此非常清楚。

第一轮登陆行动预定于早上8点进行。但是由于发生了一系列小问题，希尔将军下令延迟一小时进攻。运输舰不得不从敌人的炮火范围内撤退出来，花费一些时间离开潟湖的进港航道，返回指定作战位置。到达指定位置后，由于来自南部的洋流比预想的更猛烈，它们努力地保持着战位。让情况更不利的是，希尔的无线电通信出了故障。“马里兰号”的大炮所产生的冲击波破坏了司令舰桥上位置突出的通信中心。旗舰在黎明前第一次齐射时电路就短路了，无线电通信彻底中断。于是接下来的整个早上，希尔的信号员不得不用闪光信号灯传递命令。延迟和混乱难免由此产生。

破晓前，原定第一批登陆的大部分海军士兵就“装船”了（登上了希金斯登陆艇和履带式登陆车），拥挤的小船在巨浪中颠簸，他们便这样度过了紧张又难受的几个小时。涌起的海浪高过船头，士兵们的身体和武器都湿透了。晕船厉害的士兵抱着水桶呕吐。日方8英寸的炮弹不时落在附近，激起瀑布一般的海水，一股脑地浇在他们头上。这些小船先是接到撤退的命令，然后又奉命返回原处。几个小时过去了，不安的感觉浮上士兵的心头。“整个晚上我们都在该死的海里上下颠簸，”普兰特上尉回忆道，“我靠着牧师的肩膀，好能睡一会儿。”[21]

早上9点，第一批船驶离出发线。它们马上被炮火包围了，这是比休岛潟湖岸上位置十分隐蔽的火炮发出的。在离海滩大约半英里的地方，这些船不得不减速行驶，以防在珊瑚岬上搁浅。履带式登陆车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而设计的，因此大多可以顺利地通过暗礁。它们的履带压入珊瑚，引擎快速运转，车头斜对天空，然后缓慢有力地通过障碍。坐在里面的士兵会忽然从长椅上弹起来，只能赶紧抓住把手或旁边的其他人，以防滚到甲板上去。暗礁近岸一侧的海水如果足够深，履带式登陆车就滑回海水中，再次发挥船的功能。

随着这些船向登陆滩头移动，炮火越来越密集、越来越猛烈。柴崎恵次的守军配备了75毫米的野战炮和37毫米的反坦克炮，而且设在敌人最有可能采用的进攻路线上。履带式登陆车和希金斯登陆艇的防弹钢板都不足以抵挡这些炮弹。威廉·罗加尔船上的一名士兵在船首探头望了一下，但选择的时机太糟糕了。他刚一伸头，一颗37毫米的炮弹就击中了船头。罗加尔回忆道：“爆炸的冲击力把他整个人甩到了船尾，他的鲜血和脑浆洒了左舷其他人一身。”[22]利布里吉上尉的船也遭受了猛烈的炮火打击，炮弹同时打穿了左舷和右舷。士兵们迅速趴下。[23]轻型迫击炮弹在船身周围和上方爆炸，其中一颗榴霰弹在登陆艇的正上方爆炸，炸伤了几个士兵。

第一批船大都朝着“红一”滩前进，位于码头与岛屿西北角之间的海湾里。由于海岸线参差不齐，它们在前往“红一”滩的路上遭遇了口径不同的各种武器的密集射击。在登陆部队距离海滩约150码时，战壕和碉堡中的机枪手和步枪手开火了，不断向履带式登陆车射击。领头的船长们下意识地让船转向，远离致命的枪林弹雨——要么向右，前往岛屿最西边的绿滩；要么向左，前往“红二”滩和长码头。许多船在“红一”滩和绿滩交界的海岸上登陆，这片海岸本来规定是仅供紧急情况下登陆用的；但是，次日的战况证明了在这里登陆的重要意义。

罗加尔乘坐的履带式登陆车向“红二”滩前进时，迫击炮弹在头顶爆炸，全船的人都处在榴霰弹片的阵雨中。停靠在海滩上之后，罗加尔高喊“出发”，然后跳下船，幸存的士兵们紧紧跟在他身后。他看到左侧海堤上方有一个机枪掩体——这是潟湖海滩上最重要的“据点”之一，那天射杀了大约3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履带式登陆车直接开上了海滩，并放下了吊门。第一批部队大多到达了海堤，海堤的掩护使他们不会直接受到炮火的攻击；但是，他们意识到，要继续前进，就必然会立即遭到岛内敌军的猛攻。起初，几个勇敢的士兵爬上海堤，但是都被射死或射伤，剩下的不得不退回海滩。孤立的小部队伏在海堤之下，士兵们低着头，等待着坦克、空中支援和救兵。

天渐渐亮了起来，日军迫击炮、火炮和自动武器的火力似乎在不断加强。美军第一轮进攻是由履带式登陆车发起的，但后来的士兵搭乘的大部分希金斯登陆艇被暗礁困住了。弗兰克·普兰特所在的那艘船重重地触礁，一下子把船上的人甩到了船头。排长大喊：“下船！”船上的吊门“咔嗒咔嗒”地降了下来，海军陆战队员们排队蹚着海水上岸。但有几个人刚下船就被击中，其他人将他们拉回船上，等待撤离。普兰特位于船尾附近，是最后一批从船上下来的：“当我们到达船的前部时，周围的海水全都被血染成了紫色。”[24]他们本以为一伸脚就能够着水底，结果海水漫过了他们的肩膀。机枪和步枪子弹如雨点般落入他们周围的海水中。迫击炮弹激起阵阵水柱。“地狱猫”在头顶上空不到100英尺高的地方来回扫射，普兰特忽然感觉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因为头顶上这些飞机似乎直接瞄准了他。随后，他意识到，这些飞机正在对海滩稍微往里一点的日军据点进行扫射。

第一批战地记者本来预定在第五轮攻击中登陆，但是到早上10点时，登陆行动已经混乱到分不清前后的轮次了。只有一轮持续不断的攻击正在进行，希金斯登陆艇不断从出发线向“红一”滩和“红二”滩前进。触礁搁浅的船只越来越多，只能寄望于数量越来越少的能够正常运转的履带式登陆车将士兵送到滩头。后面几拨登陆的海军陆战队员被迫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中迎难而上。记者谢罗德所在登陆艇的全排士兵都在距离滩头约700码的地方落入齐脖子深的海水里。他们向滩头前进时，密集的火炮持续不断地朝他们射来。到达浅水区，失去海水的掩护后，他们更容易受到猛烈炮火的攻击。在五分钟的时间里，就有六名海军陆战队员在谢罗德眼前被炸死。“不得不提的是，”谢罗德说，“虽然士兵们只能在浅水区缓慢前行，因此更容易被炮火击中，但是没有一个人退缩。这是可怕的一幕，然而更是壮观的一幕，令人终身难忘。”这位记者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安然无恙地到达码头下方——与他一同前进的士兵似乎都被击中了。他还说：“我敢说，我当时只要一伸手，就能碰到一百发子弹。”[25]渐渐地，登上滩头的海军陆战队员越来越多，足以在海堤和大海之间勉强有个立足点了。

上午11点，戴维·M.舒普上校踉踉跄跄地在同一地点上岸了。他的双腿都被榴霰弹击中，脖子也被子弹擦伤；好在伤势还应付得了，他决心继续前进。舒普是第2陆战师原作战和训练指挥官，在策划“电流”行动的过程中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此前并没有实战经验。运输舰驶离惠灵顿之后，第2陆战团的前任团长由于神经衰弱离队休养，舒普接任团长一职。

因此，作为比休岛上级别最高的美军军官，舒普掌握了所有岸上军队的指挥权。他在码头正下方设立了第一个指挥所，里面的海水齐膝深。一名中士把电台捆在后背上，借着微弱的信号与沙滩上的部队保持联系。传来的消息并不乐观。海军陆战队没能突破到海堤的另一侧。舒普召集士兵清空了码头，将指挥所转移到了海滩上一处有掩护的地点，紧挨着日军地堡靠海的一侧。敌军就在双层椰木墙的另一侧。“碉堡里还有日军，”上校后来说，“但若要把他们炸出来，我方也会受损。因此，我们派哨兵守在他们碉堡的所有入口处，把日军困在里面。”[26]舒普一条腿不停地流血，医务兵用绷带将伤口包扎起来。

他的通信情况很糟糕。在海水里艰难地向滩头挺进时，他的随身无线电系统进了水，无法正常使用。因此，在枪炮声中，他只能靠喊话来下达命令。情报员在海滩上来回传递急报，其中许多人在没有掩护的地点被射杀。舒普最终通过无线电联系到了仍在潟湖运输舰上的第3营营长，他劝援军从码头东部登陆，因为那边敌人的火力相对没有那么猛烈，援军可以从那里沿海滩西进，或者直接进攻岛内的日军。

普兰特上尉一瘸一拐地上岸后，舒普命令他待在指挥所里临时担任空中协调员。在一名技术娴熟的无线电兵的协助下，普兰特与“马里兰号”战列舰取得了联系，他请求获得“一切可以提供的支援”。“马里兰号”的航空兵军官担心误伤友军。“目标离海滩只有几百码的距离，”他说，“你们的前线在哪里？”普兰特答道：“前线在海滩上。”停顿了一会儿，对方才弄明白他的话，然后通过无线电传来了回复：“照办。”[27]

基于军事演习的经验和直觉判断，海军陆战队员倾向于采取激进的步兵战术。必须要从正面和侧翼展开进攻，快速夺取敌方阵地。采取这种激进的战术需要士兵一鼓作气向前冲，而且必须保持住这种势头，哪怕一开始要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因为进攻时的迟疑可能会让他们陷入危险的泥潭。但是，在战斗开始后的最初几个小时，比休岛上的士兵们根本无法跨过海堤获得立足点。在海堤与日军开火阵地之间的珊瑚礁附近，是一片布满了尸体的“无人地带”。为了把伤员带到安全区域，医务兵在炮火中穿行，随时都可能被打死。攻击部队急需装甲车帮助他们挺进内陆。几辆履带式登陆车轰鸣着开上了海滩，收起吊门，试图爬上海堤。但是，它们最终遭到敌军近距离平射的反坦克武器攻击。上午10点左右，海滩和浅滩上到处都是被毁坏的、燃烧着的登陆车残骸。当天结束时，登陆比休岛的履带式登陆车中将近一半都损坏了。

约正午时，坦克驳船将7辆中型谢尔曼坦克运上“红三”滩，这几辆坦克对防守严密的敌方阵地展开了首次有效的直接进攻。许多坦克被敌方炮火破坏了，也有一些落入了坦克陷阱，或是碰到了地雷。但是，这些不能动弹的谢尔曼坦克依旧可以为紧随其后的手持火焰喷射器的士兵和步枪手提供掩护，还可以为他们提供临时的碉堡。午后不久，“红三”滩上的海军陆战队终于冒着巨大伤亡的风险，开始朝内陆缓慢逼近。他们从侧翼进攻，摧毁了敌方的暗堡，不过他们经常要反复清理同一个阵地，因为敌方士兵会通过隐蔽的壕沟回到暗堡中。一名上尉在战后报告说：“事实证明，坦克、火焰喷射器和步兵三者结合，可以在损失最低的情况下有效地摧毁敌人。”[28]

谢罗德紧跟在不断前进的步兵之后，只要找到掩护，他就赶紧记录下当时的情况：“陆战队员向椰木地堡里扔炸药后，一个日本兵从中跑了出来。他刚出来，就被陆战队员的火焰喷射器喷出的火焰吞噬了。这个日本兵像一张电影胶片一样燃烧着。他身上的弹药带开始爆炸，60秒后才停止，而他早就没命了。”[29]

利布里吉上尉带领一排士兵与一队海军陆战队员挤在“红二”滩的海堤下面。“当时场面之诡异，甚于约翰·韦恩拍过的一些非常糟糕的电影，”他写道，“我快速走向上校，后面紧跟着我们排的士兵。我脱口而出：‘你知道A连在哪儿吗？’他指向海堤上方，说：‘应该在那边吧。’我想都没想就说：‘出发吧！’然后我纵身一跃，翻过海堤，头也不回地向前冲去。所有士兵都跟在我后面。我那时绝对是疯了，甚至都没考虑能不能做到就行动了。我当时头脑已经不清楚了。”[30]

在离岸一英里处巡航的“马里兰号”与舒普和其他部队指挥官的无线电联系断断续续，史密斯和希尔为此非常苦恼。来自滩头的消息零零碎碎，令人茫然。海军陆战队要求获得一切援助，包括援军、弹药、空中支援、半履带战车、坦克、饮用水、医务兵和补给品。指挥官们及其参谋努力了解岸上的准确情况。他们所能获得的最可靠的情报来自“马里兰号”的“翠鸟”侦察机，这些侦察机当天大部分时候都在比休岛上空盘旋。飞行员罗伯特·麦克弗森少校对日军阵地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一有机会便对日方阵地进行低空扫射或扔下手榴弹。在登陆日的下午，朱利安·史密斯还派一名参谋随水上飞机去了解战况。[31]

史密斯已经派出了预备队，也就是第8陆战团的第1营和第3营，但是到下午3点左右，滩头堡仍旧不稳固。他给霍兰·史密斯发无线电称：“成功登陆‘红二’和‘红三’滩。‘红一’滩已有立足点。正从预备队中派一支LT ［登陆小队］参战。反击依然猛烈。”他还补充说，海军陆战队伤亡惨重。“局势尚不明朗。”[32]

进攻马金环礁（位于塔拉瓦北方83英里）的行动进展顺利，但是陆军推进速度缓慢，这让霍兰·史密斯感到很苦恼。他现在意识到，比休岛（塔拉瓦环礁）上的行动正在变成一场血战。与特纳将军简单商议后，他同意派预备队——第6陆战团——登陆比休岛。

海军陆战队目前暂时控制住了比休岛西部以及从舒普的指挥所探向岛内的一个突出部，但阵地还不稳固。要保住这些阵地，海军炮火和空中支援的紧密合作是关键。两艘驱逐舰靠近比休岛后，在无线电的指引下，向目标发射了5英寸炮弹。

几个小时连续不停的轰炸破坏了柴崎恵次的电话通信。电话线就埋在浅沟里，甚至直接露在沙滩上，因此大多被炸碎，无法使用了。苦于无法用野战电话与其他部队取得联系，柴崎恵次决定将指挥所转移到岛屿南侧。他让出了用作司令部的大型混凝土碉堡，将其作为治疗伤员的场所。但是柴崎恵次刚刚带领一群参谋徒步离开碉堡，美方的一艘驱逐舰发射的炮弹就幸运地落在了合适的地点。一颗5英寸的炮弹直接落在这群人中，炸死了柴崎恵次和另外几名高级军官。指挥官的突然死亡让日本守军陷入了混乱，这也许可以解释日方为何没能早点组织敢死队发动反攻。这一关键的进展可能让许多美国兵免于死亡。由于美军阵地缺乏纵深，一旦日军朝美军战线某一点发起大规模的反攻，美军就很难将其击退。

夜幕降临，战火暂时停息，海军陆战队员开始为过夜做准备。罗加尔记得在比休岛上度过的第一个晚上异常平静，“几乎是风平浪静”。[33]双方都不想暴露自己的位置，因此没有人开火。一架日军飞机飞到头顶上空盘旋，从地面上看不见它。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老兵立即将其称作“洗衣机查理”，并开玩笑说，他们在亨德森机场熟悉的那位执着的夜间访客，如今跟着他们一路向北来到了这里。日军发动刺刀冲锋的可能性一直让他们战战兢兢。因此，众人接到指令，1/3的士兵休息时，另外2/3的士兵要保持清醒，负责警戒。已有5 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上岸，但是他们被困在三片狭窄的海滩和两个角落里，在任何地点，他们推进的距离都不超过70码。他们的弹药堆放点暴露在外，毫无防护，一颗手榴弹就能轻松摧毁。弗兰克·普兰特根本睡不着：“我们这样不堪一击，而日军恰好善于在夜间偷袭，尤其是发动自杀式进攻，这种可能性非常之高，想起来就让人心惊胆战。”[34]

登陆日第二天的破晓时是低潮，海水落潮后显现出了可怕的一幕。海滩上躺满了死去的海军陆战队员的尸体，还有一些尸体浮在水面上。50多辆被毁的履带式登陆车和希金斯登陆艇面目全非，烧得焦黑，或是半埋在浅滩里，或是搁浅在珊瑚礁上。一股腐肉散发出来的甜丝丝的恶臭弥漫在整座岛上。太阳出来后，这种臭味会变得更重。海军陆战队员在死去的伙伴的背包和口袋中翻来翻去，试图找到弹药、水壶、香烟和食物。

被困在狭窄海滩的三个突击营都松了一口气，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竟能活过那一夜。万幸的是，敌人没有发起他们所担心的刺刀冲锋，但是他们的处境依旧危险。他们分散成小部队，彼此相隔很远。如果不能进一步夺取岛屿的控制权，他们很有可能会被赶回海里。准确的伤亡人数无法确定，但在登陆日上岸的部队中，似乎有超过1/3的士兵已经伤亡。军官以及士官的死伤比例更高。“我们的处境可谓是千钧一发，”舒普上校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援军。”[35]事实上，海军陆战队需要补充一切——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弹药、更多的装甲车和火炮。在炎热天气中作战，他们还需要更多的饮用水和盐片。医生和医务兵整夜地治疗伤员，并将他们运回舰艇上；然而，急救用品即将耗尽。首席药剂师的助理马歇尔·拉尔夫·多克负责将伤员撤到一艘临时改造成医务船的坦克登陆舰上。他回忆说，海滩附近的海水被血液染成了红色。[36]

朱利安·史密斯将军从“马里兰号”的指挥部通过无线电告知舒普，他将派预备队，即第8陆战团的第1营和第3营于早上6点登陆。天还没亮，预备队就全部登上了希金斯登陆艇，其中很多登陆艇已经在潟湖里转了大半夜。第一拨突击队逼近“红二”滩时，日方的机枪和轻型火炮开火了；很快人们便意识到，此次登陆的伤亡人数不会比前一天低。日军显然给“红一”和“红二”滩相交处的小股部队增加了武器。车辆人员登陆艇触礁了，海军陆战队员在齐腰深的海水里迎着敌军的炮火涉水前进。他们利用日军在近岸处设置的混凝土障碍物作为掩护，或是躲在搁浅的登陆艇后面。然而，他们距离海滩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这是一场可怕的大屠杀！”罗加尔写道，“我面前的海水很快就满是漂浮的尸体或是伤员。［那个营的］大多数人已经被打死了——至少伤亡了300人。”[37]

有一群日本兵似乎游到了搁浅在礁石上的一艘被破坏的小型运输船上。他们从那里用步枪和机枪射击因登陆艇搁浅而弃船的陆战队员。舰载俯冲轰炸机试图毁掉那艘船，但总是击不中。[38]“从滩头堡看过去，这一幕让人太难受了，”谢罗德记录道，“预备队士兵还没有从希金斯登陆艇中出来时，日军便开始用机枪射击他们。许多人在海里前进时被杀死，也有一些溺死了。士兵们尖叫着，呻吟着。一艘船24个人中，最终只有3个人上岸。”[39]

海滩上的可怕景象让已经上岸的士兵恢复了斗志。那天早上的计划很简单。舒普计划将岛屿一分为二——他将带领军队直接向南前进，穿过飞机场，一直到达海岸。亨利·P.克罗少校从“红三”滩带领士兵穿过敌军严密的防守，到达飞机场。迈克尔·P.瑞恩少校则从岛屿西北角一个突出部沿绿滩向南进攻，占领这里，作为后续登陆部队的桥头堡。

海军陆战队员在海滩上架起了75毫米的榴弹炮，开始炮轰更靠近岛屿内部的敌军射击点；海军应岸上请求，提供火力支援，轰炸敌军据点；“地狱猫”在低空盘旋扫射，俯冲轰炸机则根据无线电坐标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猛烈的攻击逐渐瓦解了敌军的防守，但是日本兵非常顽强，只有派步兵直接突击才能彻底毁掉敌人的地堡。

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历史上最值得骄傲也是最恐怖的一天。士兵们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勇气，哪怕是受伤了，也多次重新返回战场。“他们带着残缺的胳膊、枪伤和榴霰弹留下的伤口继续战斗，”“约克城号”的药剂师助理维恩·加勒特回忆道，“我给他们包扎伤口，让他们回到船上，他们却说‘我没事’，然后继续作战。”[40]威廉·D.霍金斯上尉是得克萨斯人，他属于那种不多见的面对危险毫不畏惧的人。他瞪着眼睛，勇往直前，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疾速奔跑；他独自打掉了一个又一个碉堡和机枪掩体，往射击孔中扔手榴弹；哪怕是多次被榴霰弹击中，严重受伤，他仍旧不愿意让人救下去。霍金斯指挥一辆履带式登陆车，搭载着所在排剩余的士兵，冲进了敌人密集的火力网中。目睹此景的人告诉谢罗德：“我永远忘不了他站在登陆车上的样子。无数子弹从他耳边擦过，他却只顾着杀日本兵。这样的人我此生再也没有见过。”[41]午后不久，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肩部，打破了动脉。几分钟后，他就死去了。后来，美军把在比休岛上占领的飞机场命名为霍金斯机场，罗斯福总统亲自将追授的荣誉勋章颁发给这位上尉的母亲。

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如此无畏。有些人会畏缩不前，躲在散兵坑里一动不动，只有逼着他们，他们才会行动。舒普发现一名下士藏在一堆碎石下面，舒普不停打他的腿，他才肯出来。舒普命令他说出他母亲的名字，然后训斥他说：“你觉得你像个废物一样蜷缩在洞里，她会为你感到自豪吗？”下士说她一定不会，同时说，他所在班里的所有人都死了，他没有接到命令。舒普指了指蹲伏在海堤下的几个海军陆战队员，说：“你去那边挑几个人。对他们说，‘跟着我’。组织好队伍后，向我汇报。”[42]那名下士照做了，带着他新组建的班开始战斗。舒普再也没有得知他的下落。

恐惧是人的天性，是普遍存在的。哪怕是后来因在塔拉瓦表现卓越而获得荣誉勋章的舒普，也要拼命压制自己的恐惧。整个战斗中都在舒普身边的弗兰克·普兰特说，他并非好莱坞银幕上的那种战场指挥官——“他不是典型的英雄，甚至不是典型的海军陆战队军官；他很胖，行动非常笨拙。我记得，他艰难地爬到某处时，我心想，这对一个老家伙来说真够不容易的；但事实上，他还不到40岁。”这名上校偶尔还会表现出“近乎绝望的恐惧”。[43]谢罗德说，舒普拿着野战电话时，手是颤抖的，嗓音因为在战斗中嘶喊而沙哑。“我的上帝啊！”他在指挥所里面对着一群军官感叹道，“这么嘈杂，让人怎么思考啊？”[44]当一个年轻的少校抱怨说手下不肯跟随自己前往机场时，舒普用简单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应该问：‘谁想跟我去？’就算只有10个人，你也尽力了，总比没有强。”[45]

从破晓到傍晚，美国舰载机都在岛屿上空飞行，普兰特不停请求飞行员空袭目标。营长们通过无线电向舒普转达请求，以加密的区域编号定位，舒普再将这些信息转发给普兰特。“航空联络官！”舒普可能会说，“告诉他们在西南角229号和东南角231号区域投掷炸弹。那边有些日本兵正在让我们的人受罪。”[46]普兰特会用无线电传递指示，大约10分钟后，俯冲轰炸机将从空中向目标扔下1 000磅的炮弹。

他们都认为，陆空合作还有改进的空间。有时候，比休岛上的飞机太多了。长长的“地狱猫”战斗机编队扫射敌方阵地时，螺旋桨扬起的尘土会模糊步兵的视线。普兰特要求空袭“拉长间隔时间，保证能见度”。[47]飞机没有出现空中相撞事故，不过有几次差点儿就撞上了。“我们以为自己投弹和射击的技术已经够完美了，”参与过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老兵亚历克斯·弗拉丘说，“但事实证明不是这样。”[48]投向敌人碉堡的炸弹，如果只是落在附近，基本上不会对敌人造成损失；只有精准地直接命中才能把碉堡里的人炸死。另一名飞行员说，大多数情况下，“你根本看不清外面，不知道自己在朝什么射击或是投弹”。[49]

事实证明，海军炮火对岛屿西侧绿滩上的敌军炮台和碉堡十分有效。弹着观察员与舰队通过无线电联络，请求舰队用5英寸的火炮轰击敌人的据点。炮弹有时会落在距离美军只有50码的地方。舰炮刚一停下来，坦克和步兵便立即发动攻击。在许多情况下，海军的炮击会给美军带来一些优势，帮助海军陆战队减少人员伤亡。到正午时，瑞恩少校率领的部队便控制了岛屿的整个西部，控制纵深达到了绿滩以内200码的区域。此时援军登陆就不会遭到抵抗了。史密斯将军收到旗语发来的消息后，命令第6陆战团第1营上岸。他们要在天黑前登陆，夜里在散兵坑中躲好，然后穿过瑞恩的部队所在的位置，并在次日破晓时到达南部海滩。更多的预备队将登陆拜里基，也就是紧挨着比休岛东部的岛屿，目的是防止日军逃到那里。

在“红二”滩，韦恩·桑福德中尉带领着F连穿过交火激烈的地区，到达简易机场的南部。机枪手和步枪手轮流互相掩护。士兵们在距离南部海滩只有数米远的地方进入反坦克壕。这次进攻达到了舒普将岛屿一分为二的目标，但是，美军扩大的防线内仍然有许多敌人，要把他们都消灭掉，还得经历几次恶战。一直有日军狙击手在射击——有的从碉堡里，有的从壕沟里，也有的从棕榈树顶上的叶子下面。弹药补给一直让美军感到担忧，运送弹药的士兵在岛屿北部到南部之间的枪林弹雨中不停地穿梭。

在“红一”和“红二”滩的相交处，日军还有一处坚固的据点。战役的第一天晚上，日军在此增设了机枪，对两个登陆滩头进行扫射。直到作战的第三天，这个据点才被彻底拔掉。

11月20日，罗伯特·麦克弗森一整天都驾驶着水上飞机在岛屿上空盘旋，为人们了解整场战役的进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普兰特上尉与他直接用无线电通信，然后将最新消息传递给舒普，这些第一手的俯瞰侦察信息让舒普松了口气。[50]跟前一天一样，麦克弗森偶尔还能够找到机会低空扫射日军阵地，或是从驾驶舱往日军阵地扔手榴弹。

“红三”滩的守军是整座岛屿上最顽强的。被美军手榴弹或是火焰喷射器清理过的碉堡还会反复威胁美军。这些碉堡内部坚固的墙壁将其分为了几个小隔间，因此，一颗手榴弹也许只能炸死一两个人，而其他人则不会受伤。此外，日军的援兵也不断地通过隧道和壕沟进入碉堡。克罗少校大声惊呼：“他们的隧道难道是通到了东京吗？”[51]有时海军陆战队员不得不进入一些日军隧道，与敌人拼刺刀。坦克开到前线，近距离射击地堡口。美军还用推土机把珊瑚礁和沙子推到射击孔上，将其盖住，把里面的日本兵给闷死。

11月21日，也就是第二天午后不久，局势已经很明朗了：美军最终将夺取该岛，只是还不确定完全占领岛屿需要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士兵将为此丧生。中午12时18分海水满潮，前后几个小时潟湖的航行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希金斯登陆艇和坦克驳船将大量补给、坦克、半履带战车和重型施工设备运上了码头。担架上的伤员被运回舰艇，随后将被转移到医务船上。一辆吉普车把一架37毫米的火炮拖上了码头，谢罗德认为这一幕很有意义，他写道：“这就是我们必胜的信号。吉普车来了。”[52]

日军狙击手还在岛屿各处进行战斗。子弹擦过耳际的声音是如此熟悉，海军陆战队员们甚至忽略这种声音了。他们毫不畏惧地前进。“子弹在身边穿梭时，在海滩上前进本应该让人感到害怕，”一名上尉后来说，“但是，很快你就会认识到，你对此无能为力，因此干脆就不去担心了。”[53]美军士兵不愿意让日本狙击手觉得自己有本事，远距离射击的时候，他们也的确打不准，所以美国士兵展现了对敌人的鄙夷。“你倒是打到我啊，浑蛋。”一个普通士兵在“红二”滩上喊道，当时一颗子弹恰好从他身边飞过。[54]另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员的手被射中，失去了一截大拇指，而他“大笑着继续前进”。[55]一名上尉在舒普的指挥所站着说话时，“屁股被子弹擦了一下”。“我真够倒霉的，”他说，“在前线打了四个小时都没有受伤，回到指挥所却被子弹伤到了。”[56]

舒普上校跟岛上的其他士兵一样，满脸的尘土。他当日下午对战况进行了总结：“在我看来，咱们就要胜利了，但是，那些狗崽子手里还有许多子弹。咱们明天把他们收拾干净吧。”[57]他已经疲惫至极，前一夜几乎没有睡，裹着绷带的伤口还在流血。他发给朱利安·史密斯将军的报告将载入海军陆战队的史册：“伤亡很多；阵亡率不明；作战成效：我们要赢了。”[58]晚上8时30分，第2陆战师的参谋长、曾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经历许多恶战的老兵梅里特·埃德森上校上岸，接替舒普担任指挥官。

战役第三天，日军的抵抗越发无力了。第6陆战团抵达南部海滩，与其他部队会合，夺取了飞机场。比休岛中部残存的有组织的抵抗部队被包围在了一个钢筋加固的双层混凝土碉堡里，这座碉堡经受住了各种炮弹和炸弹的打击。美军叫推土机来完成了最后的任务。推土机前进时以推铲作为装甲抵挡子弹，推起沙土和礁石，堆成一座山，掩埋了碉堡的入口和射击口。几个海军陆战队员爬到碉堡上方，往通风口中倒入汽油，然后一颗手榴弹就让这个碉堡瞬间变成了窑炉。后来，人们从碉堡里挖出来了300具日本兵的尸体。

除了几个独自行动的狙击手和掉队者，所有剩余的日本兵都被围在了岛屿东部一条狭窄的海滩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小心地进入碉堡和掩体，发现许多日本兵都自杀了。战地记者吉姆·卢卡斯发现了一个地堡，里面有许多自杀的日本兵，他们都是脱掉鞋子，把步枪塞进嘴里，然后用脚趾扳动扳机的。被困在岛屿东部的约300个日本兵在破晓时开始了敢死队的自杀式冲锋。美军守住了阵地，把这些日本兵彻底消灭掉了。扫荡行动又持续了三天，不过首次登陆的76个小时后，美军就宣布占领比休岛了。朱利安·史密斯将军带着参谋上岸，于11月23日正午接过指挥权。

战斗还没结束，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就开始进行埋葬战友这项令人悲伤又可怕的工作了。他们必须争分夺秒。热带的高温导致尸体迅速腐烂，恶臭很快就弥漫了全岛。士兵们几乎是本能地在做这件事，没有人命令他们这样做。他们蹚进浅海，带回海上漂浮着的战友的尸体，把他们拖上海滩排列好，收集他们的身份识别牌。推土机挖出一条长长的壕沟，随军牧师主持下葬仪式，白色的十字架插成了长长的一列。约1 000名海军陆战队员战死，另有两倍于此的人受伤。如此之高的死亡率很不正常，原因在于许多伤员被困在了潟湖里或是海滩上，因此无法得到救护，而且经常被后来的炮火击中。

岛上的日本驻军基本上都被消灭了，共计有超过4 000名士兵和劳工。海军陆战队还俘虏了146个人，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朝鲜的劳工。只有17个日本兵允许自己被活捉，其中只有一名军官，是一名少尉。朝鲜人很快就让美军知道他们不是日本人，许多朝鲜人自发地帮助埋葬美军士兵的尸体。海军陆战队员并不急着把死在地堡里的敌人弄上来，但是为了卫生的原因，必须这么做。埋葬地点上空有大群的热带绿蝇嗡嗡飞着。“整个比休岛都飘着死尸的腐臭味，”卢卡斯写道，“我们屠杀了4 000多名日本兵。他们烧焦的尸体散布在环礁的各个角落，其中很多人三天前就死了，尸体已经浮肿并腐烂了。一连几周的时间，我们都不得不闻着这腐败的气味。”[59]尸体掩埋队把敌人的尸体扔进弹坑，然后用推土机把珊瑚礁盖在上面。

战役的最后一天早上，医务船“慰藉号”驶入潟湖。船一靠岸，登陆艇和游艇就跟了上来。通常来说，伤员只从一侧上船；但是这次，船两侧的梯板同时降了下来。正午时，医务兵搭起床单，让伤员免于被热带的太阳炙烤。“慰藉号”上的医生和护士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忙得不可开交。[60]

“波尔克总统号”运输舰带来了重建机场所需的重型设备和补给品，以将这个千疮百孔的岛屿转变为现代化的海军基地和航空基地。在潟湖浅滩中卸载重型设备又出现了常见的问题。希尔将军希望运输舰能在24小时内离开这片区域，但是在登陆日的一个星期后，海军陆战队员仍旧在费力地将所需的货物从船上运到海滩上。只有坦克登陆艇足够大，可以运输最重的设备，比如蒸汽挖土机和起重机，但是只有三艘坦克登陆艇能正常工作。“用诗人的话来说，这个地方是卸货的地狱，”希尔对斯普鲁恩斯说，“我担心我们的进展达不到预期。”马金环礁上的特纳也报告了同样的问题。“就像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总是遇到的情况那样，我们很难找到足够的人手把船上的东西卸下来，哪怕速度慢一些，”11月30日他对斯普鲁恩斯报告时说，“士兵们一从坦克登陆舰和装甲车上下来，就像蒸发了一样。这些船有时在码头上停泊数小时，结果船上的东西一磅都没有卸下来，那些士兵只顾着去观光了。”[61]

战斗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推土机就在比休岛上了岸，清除了简易机场上的尸体和残骸，还用珊瑚礁填平了弹坑。登陆四日后，第一批美军战斗机在比休岛上着陆。建筑队清理了道路，开始组装净水设备。路边和滑行道上成堆的废墟之中有被连根拔起的棕榈树、打得稀巴烂的坦克和装甲车、炸毁的碉堡中的钢板以及数百辆自行车扭曲的残骸。

霍兰·史密斯在塔拉瓦以北83英里的马金环礁外围的旗舰上关注着比休岛的战斗。第165步兵团面对马金环礁上为数不多的敌军（只有600人，其中仅有半数是作战人员）时不紧不慢地缓缓推进，这让他很不耐烦。在史密斯看来，他们在登陆当天就该完成任务。但是在登陆马金环礁的主岛布塔里塔里岛东岸后，面对迫击炮和机枪断断续续的射击，这支陆军部队立即转入了防守状态。当天早上晚些时候，第二支美军从布塔里塔里北侧（潟湖一侧）登陆。伤亡人员很少，但是11月20日黑夜降临时，美军只控制了岛上一半的地方。

陆军的战术思想是稳扎稳打，有条不紊地前进，以此来降低伤亡率，但是这延长了布塔里塔里战斗的时间。收到比休岛已经肃清日军的报告后，霍兰·史密斯急切地想让旗舰南行，但是按照作战计划，他和（“宾夕法尼亚号”上的）特纳在拿下布塔里塔里岛之前，要一直在马金环礁外的海面上等候。拉尔夫·史密斯将军直到11月23日凌晨1时40分才宣布控制该岛。[62]在“电流”行动当中和之后，“史密斯听命于史密斯”的指挥结构中暗含的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对立情绪，暂时没有爆发出来。但是，这两位将军8个月后将在塞班岛上重起争端，这次争端公开的影响更大。

11月24日早上，霍兰·史密斯乘坐一架“卡特琳娜”水上巡逻飞机在塔拉瓦降落。水上飞机绕着潟湖飞行时，他从空中俯瞰比休岛，感到震惊和悲伤：“我们阵亡的士兵浮在海上，或是躺在浸透鲜血的海滩上，这一幕我永远都不会忘。千疮百孔的岛上弥漫着珊瑚礁的灰尘和死亡的恶臭，令人作呕，令人恐惧。”[63]他当日下午上了岸。岛上的士兵三天没有刮胡子了，整座岛上满是尘垢和珊瑚礁的碎渣。士兵们又饿又渴，也很疲惫。许多人独自坐着，似乎是在打盹，脸上带着麻木而恍惚的神情。史密斯和一些高级军官在简易机场附近主持了一个简单的升旗仪式。因为这些岛屿曾是英国的保护地，所以英国国旗也与星条旗一起升起。

在这场战争之前，美国海军大多数将领没有亲身的作战经验。塔拉瓦的突击可以作为两栖作战的研究案例，而且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所有参与策划此次进攻的高级军官都有必要亲眼看一下作战结果。战役结束后的两周时间里，高级军官先后参观了这座满目疮痍的岛屿。11月25日，希尔将军上了岸。他次日给斯普鲁恩斯写信，劝他也来看一看。仔细观察日军坚固的防御工事之后，他说：“这给我们都上了一课。”[64]最初的进攻过去一周后，尼米兹上将以及一队来自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参谋乘坐一架DC-3飞到塔拉瓦。尼米兹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他告诉副官阿瑟·拉马尔：“这是我第一次闻到死亡的气息。”[65]朱利安·史密斯将军在帐篷里举办了一场颇显不合时宜的奢华晚宴，桌子上铺着白色的桌布，摆着棕榈心沙拉。拉马尔注意到，阵亡士兵的尸体仍旧不断地冲到海滩上。

霍兰·史密斯观察日军残留的防御工事后认为，空中轰炸和海军的火炮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在一些地方，碉堡几乎毫发无损，就像从没遭受过攻击一样。许多地下工事上方覆盖着混凝土、棕榈木、钢梁和珊瑚沙。人们发现，有一个地堡上覆盖着“6英尺厚的加固混凝土，其上有两层纵横交错的铁轨，再往上是3英尺厚的沙土，两排椰木，最顶上是6英尺厚的沙子”。[66]史密斯在战后回忆录中写下了尖刻的观点：“海军往往会夸大火炮的破坏力，这个缺点导致他们没能圆满完成任务。”[67]他告诉海军将领们，海军应该对塔拉瓦进行三天连续不断的轰击。至于海军陆战队员涉水上岸时大规模伤亡，海军本应想尽一切办法将更多坦克登陆舰和履带式登陆车运到太平洋参与“电流”行动的。

特纳将军当时就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回应，战后再次进行了回应。一个人但凡目睹过塔拉瓦环礁上的情形，就会为美军的伤亡规模所震撼；所有人都想从这次军事行动中学习，并将这次的经验应用于未来的两栖进攻任务中。但是，让舰队在行动开始的一周前甚至更早之前就在塔拉瓦这样的环礁附近驻扎是不明智的，因为潜艇袭击带来的危险太大了。似乎是为了印证他的观点，11月24日，在一次极其可怕的潜艇袭击中，美国海军损失了一艘护航航空母舰。

第50特混舰队第2特混大队的“利斯康湾号”（CVE-56）正在马金环礁东南方约20英里的地方作战，其航空大队已经执行了空中侦察、炮台定位、低空扫射和轰炸潟湖等任务。24日黎明到来之前，该舰处于一级警戒状态，在270度的航线上以15节的速度航行。当晚频繁有报告称声呐探测到信号，舰上派出了更多的瞭望员。早上5时9分，一名军官在右舷舰尾瞭望台的走道上发现了鱼雷逼近的航迹。他用电话警告舰桥，但是已经来不及躲开了。5时10分，鱼雷击中了舰身中部，这是舰体最脆弱的部分。这艘航空母舰的主弹药库立即被引爆，所有的飞机炸弹瞬间爆炸。

爆炸的气浪上升到了1 000英尺的高空。有人在飞行控制站目睹了这一幕，将其形容为“一团明亮的橙色火焰，其中夹杂着白热金属一般的白色亮点”。[68]碎片落在了2英里外的舰艇上。迈克尔·巴克是“弗兰克斯号”驱逐舰上的一名水手，他记得自己当时惊恐地看着那颗巨大的火球蹿上了黎明前的天空。“我们目睹了全过程，”他说，“那艘航母竟然被炸掉了，我们都惊呆了。”[69]

“利斯康湾号”的后半部分直接炸没了。从第118根肋骨往后无一人幸存。飞机库里大火熊熊燃烧，舰首残留的区域都断了电。23分钟后，这艘航母就沉没了。“外面很黑，但我记得当时就像出现了蜡烛一样，”巴克说，“航母沉没时，火球一下子就消失了。”[70]驱逐舰靠近那片海域打捞幸存者，飞机也在上空搜寻。到上午10点左右，海面上什么都看不到了，只有“残骸和空无一人的救生筏”。[71]

“利斯康湾号”带着船上的687名船员沉入了海底，牺牲的人中有护航航母战斗群的指挥官亨利·M.穆林尼斯（Henry M.Mullinnix）少将。此次丧生的人员数量占到了美军在“电流”行动中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如果拉尔夫·史密斯的部队能够早一点占领马金环礁，也许这艘航母一两天之前就归航了，也就不会遭受这一厄运。考虑到全军种的伤亡人数，军方认为应该采取海军陆战队那种积极进攻的战术，而不是陆军稳扎稳打的战术。尼米兹后来总结说：“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证明海军对于两栖突击速度的要求是完全正确的。”[72]

在策划未来的两栖登陆战时，塔拉瓦的经验将被仔细研究并应用到作战计划中。海军陆战队事后反思时意识到，突击队抢滩时带的装备太多了。如果要在比休岛这种面积很小的岛屿上登陆，最好是轻装上阵，靠稳定的海运获得补给。许多军官都建议士兵把背包留在运输舰上，只带上子弹带。登陆部队应该少带一些口粮和水，而应多带一些手榴弹，其他像铺盖卷、沙袋、防毒面具、带刺铁丝网和炊具等都不应该带。无线电应该防水，或许应该放在可以漂浮的盒子里运上岸。弹药也应该包裹起来保持干燥。以后的军事行动中，如果登陆艇要穿过礁石，就必须提供足够数量的履带式登陆车。此外，空中支援和海军火力支援的舰岸协调工作也需要改进。

后来，很多士兵都认为，海军指挥官夸大了舰炮轰击的破坏力。霍华德·F.金曼少将是火力支援部队的指挥官，据说他在介绍任务时曾信誓旦旦地说：“毁灭这座岛并非我们的意图。我们不是想毁掉它。先生们，我们是要让它彻底从地球上消失。”[73]希尔将军也说过类似的话。可以想象，这些话更多是激励性的，而非预言性的，其目的是鼓舞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员们的士气，因为他们即将对敌人严密防守的海滩展开一场尚无先例的进攻。（后来，许多海军陆战队员都证实，这一大串说辞恐怕只是用来鼓舞士气的。）美国海军研究过舰炮轰击对敌方防御工事可能产生的效果，非常了解其局限性。战列舰16英寸的高爆弹落在比休岛地面上的时候，速度是每秒1 500英尺。它们足以把地面上的建筑物连根拔起，但是根据希尔将军的说法，他们一直都知道，这种炮弹“穿透力不够”。[74]的确，在轰炸的第一天早上，许多舰炮的射击角度过低——有一些炮弹触地后反弹，跳进了海里。

但这并不是说舰炮轰击一点儿作用都没有。1944年1月，（刚刚晋升的）埃德森将军在美国本土发表演讲，列举了这次战斗的结果。“在登陆开始前的两个半小时里，海军的炮击毁掉了海岸防御大炮，”他说，“也毁掉了所有的高射炮，还除掉了一些反舰炮，但是几乎没有敲掉海滩上的任何放置了机枪、37毫米火炮、反舰炮和步枪的防御设施和掩体。炮击也彻底摧毁了岛上的通信系统。”[75]

塔拉瓦的人员伤亡消息传到美国，引起国内短暂的公众议论。新任海军陆战队司令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做了一个有争议的决定，允许媒体将阵亡战士陈尸“红二”滩的照片公开。美国报刊上此前从未公开刊登过这类照片。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屠杀相比，三天内死伤3 000人并不算是极大的损失。但是美国民众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还是感到震惊。美国媒体和国会对此都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塔拉瓦的战略重要性在哪儿？这些士兵的死亡是否值得？海军陆战队和海军是不是把事情搞砸了？霍兰·史密斯向记者说了一些批评的言论，而且允许报道出来，犹如火上浇油。他说，海军没有携带足够数量的履带式登陆车，在登陆前发动的炮火轰击也不足。他将塔拉瓦战役与葛底斯堡战役中的皮克特冲锋相提并论。麦克阿瑟常常参与国内政治讨论，他拐弯抹角地指出，优秀的指挥官不应该让自己的士兵无谓地牺牲。如往常一样，这些批评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全国性报纸中反复出现，并被放大。

这场骚动很快就从华盛顿传回了珍珠港。12月14日，金给尼米兹发送了一份备忘录，表达自己的愤怒，责怪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没有及时公布与他的报告相关的信息。金不得不回应“报纸、无线电广播以及国会的种种言论”，这些言论都认为海军没有对海军陆战队给予足够的支持。让尼米兹感到愤怒的是，霍兰·史密斯竟公开声称，他没有得到要求获得的足够数量的登陆艇。将塔拉瓦和皮克特冲锋进行对比是愚蠢的，毕竟前者是一场胜仗，后者是一场溃败。金也在抱怨尼米兹的新闻审查员对外报道了美军伤亡惨重的消息，“却几乎没有提及美军实际上打赢了这场战役”。[76]

尼米兹也直接收到了一些阵亡战士的父母和妻子的来信。“你在塔拉瓦杀了我的儿子。”来自阿肯色州的一位母亲这样写道。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坚持亲自阅读并回复这些信件。他告诉拉马尔：“这是作为指挥官的责任。你不得不让一些士兵去赴死。”[77]

除了霍兰·史密斯之外，其他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都团结起来互相支持，为“电流”行动的整体执行情况进行辩护。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坚持认为美国民众必须要有“钢铁般的意志”，直面战争不可避免的代价。他说，塔拉瓦是“第一次真正的两栖突击作战”，这次行动“证明了两栖突击作战原则的可行性，此前许多军事专家都认为这一战术是不可能成功的”。至于伤亡情况，他说：“的确，这是惨痛的代价——我们都知道会是如此，因为战争本身就是代价高昂的。”[78]塔拉瓦真正的意义在于，日本军队的命运就此注定，因为不管在哪个岛上，不管岛上的防御工事有多么坚固，防守有多么严密，他们都不会再感到安全。

朱利安·史密斯断言，没有任何损失可以归咎于能够避免的问题或者战术失误。“这场战役规模宏大，经过精心策划，战斗艰苦。就算要我再来一次，结果也不会比这次更好了。”[79]史密斯给美国国内的一位朋友写信说：“我们的舰炮火力和空中支援都非常厉害，情报工作也比在大多数战役中表现得好。在我看来，这场行动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80]圣诞节时，史密斯又给另一位朋友写信说，塔拉瓦行动中的伤亡人数实际上是“很少的”。[81]斯普鲁恩斯将军曾为夺取吉尔伯特群岛的决定辩护，他一直坚持认为，夺取塔拉瓦是绝对必要的，哪怕要付出代价。[82]随着整体形势越来越清晰，美国有影响力的媒体都开始拥护这一观点。《纽约时报》1943年12月27日的社论提醒读者，塔拉瓦行动只是这种岛屿作战行动的首次，以后还会有许多：“我们必须有钢铁般的意志，决心付出这样的代价。”[83]

霍兰·史密斯是“电流”行动的主要指挥官中唯一持反对意见的，他认为塔拉瓦行动是一场灾难，而吉尔伯特群岛也根本不应该攻打。他是唯一坦言“攻打塔拉瓦是个错误”的人。[84]史密斯说出这话，犯了一个严重的禁忌，因为没有人愿意听到这样的说法——年轻的美国士兵为毫无意义的事情丧生。虽然批评“电流”行动的观点不占主流，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不能随便对待这样的观点。如果军力进一步增加，太平洋舰队是可以绕过吉尔伯特群岛，直接挺进马绍尔群岛的。这种作战行动在1944年2月即可实施，只比“电流”行动晚三个月而已。比休岛的飞机场是否会威胁海上交通仍旧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在失去了对马绍尔群岛的控制权之后，日军将很难为比休岛提供补给，也很难向那里运送飞机、零件、燃油以及其他必需品。欧内斯特·金决意在1943年年底之前对太平洋中部发起攻势，这一决定肯定对发动吉尔伯特群岛战役起到了重要影响。

许多年后，有人问朱利安·史密斯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非常有哲理：“我觉得这种事是不该问的。战争就是战争。”不管美军本来是否可以安全绕过塔拉瓦，这场战役总归是场胜利。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从中获得了无价的经验，这将使日后的行动受益。如果美军没有在塔拉瓦犯下那些错误，他们也许会在马绍尔群岛上犯下同样的错误，造成更严重的人员伤亡。美军经过血战夺下了塔拉瓦，让美日双方都明白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日方的战略基于这样一种推测：美国民众无法忍受长期战争带来的人员伤亡。但是塔拉瓦战役让日本人意识到，在美国人心目中，没有任何代价会高到不可承受，“他们巩固防御的每一座岛屿，都将成为我们轰炸日本和推进战线的基地”。[85]

根据斯普鲁恩斯的计划，“光头”波纳尔将他的航空母舰（第50特混舰队）停在了吉尔伯特群岛西北方的防区内。出乎意料的是，这支庞大的航母舰队及其警戒舰竟然能够避开潜艇和空中巡逻队的侦察，顺利潜入敌军控制的海域。[86]从11月19日破晓开始，空袭如暴雨袭来一般，打击日军机场以及整个地区的军事设施。战斗机和轰炸机中队返回塔拉瓦和马金环礁汇报战况时有些言过其实了。得知比休岛上的血战后，他们觉得有些灰心。他们意识到，自己先前的印象过于乐观了。

波纳尔的旗舰“约克城号”现在的舰长是往日贬低过他的“乔克”克拉克。这艘航母是第50特混舰队第1特混大队的核心，该特混大队中还有其姐妹舰“列克星敦号”以及轻型航母“考彭斯号”。塔拉瓦和马金环礁登陆战的当天早上，三支航空大队将精力集中在了马绍尔群岛东部的两个最大的机场上，这两个机场分别位于贾卢伊特环礁和米利环礁。“复仇者”鱼雷轰炸机被用作滑翔轰炸机，配备了1 000磅的炸弹。其中一颗炸弹正中米利环礁的一处弹药库，炸出了令人惊叹的蘑菇云。“我们摧毁了那块地方，”“列克星敦号”战斗机中队的拉尔夫·汉克斯说，“敌人的飞机基本都被消灭了，没有遇到什么空中抵抗。”[87]“约克城号”勤奋的“地狱猫”中队（第5战斗机中队）在航空母舰上空负责战斗空中巡逻和反潜巡逻。在登陆日夜幕降临之前，许多飞行员完成了三四轮飞行任务。

古贺峰一大将的Z计划设想过对“电流”这样的行动进行猛烈的海军反击和空中反击，但是日军在南太平洋的状况不允许其调动联合舰队的大部去防守吉尔伯特群岛。古贺峰一也担心盟军会从两个方向对拉包尔构成威胁。美国的情报表明，有舰队从特鲁克群岛驶出，后来证明这支舰队只是用来转移美军注意力的。不过夸贾林环礁上的大型机场有充足的中型轰炸机，潜艇的威胁也让美军非常担心。登陆日当天下午，“约克城号”的无线电侦听员截获了一段日方发送的无线电——命令更多潜艇到达该区域，并且（根据“约克城号”一名军官的日记）“让夸贾林环礁上的陆基轰炸机尽早发现我们并发动攻击”。[88]三菱G4M轰炸机（盟军代号“贝蒂”）迅速向东和向南展开蛙跳进攻，沿着日本的航空基地所在岛屿前进。波纳尔和他的指挥官预计敌人会让配备了空投鱼雷的G4M轰炸机在夜间发动攻击，还猜测敌军的轰炸机将会在浪尖的高度飞行，以免被雷达发现。正如他们所料，傍晚过后不久，雷达屏幕上就开始出现信号。

自战争开始以来，在夜间作战方面，不论是海战还是空战，日军的表现都更胜一筹。那时候，甚至很少有美军飞行员会尝试在日落后着舰。让舰艇防御夜间空袭对美军来说是个相对较新的问题，美军是通过战术创新来应对这一威胁的。波纳尔的每个特混大队都派一艘驱逐舰在编队中心以西15英里至20英里处作为雷达哨。每个特混大队的航母旗舰上都有战斗情报中心，负责追踪可疑飞机并引导战斗机拦截。但是，在黑夜中发现敌机是非常困难的，“地狱猫”战斗机往往没有机会与它们交战。后来，配备雷达系统的防空武器越来越先进，舰艇在无须看到攻击者的情况下就可以将其击落。1943年11月，该技术尚处于初期。“那时，我们还没有夜间战斗机，”杜鲁门·赫丁说，“傍晚刚过，天色一暗，日军的‘贝蒂’就会立即飞过来，我们对此却无能为力。它们在我们周围飞行并扔下鱼雷，有时我们会被击中。”[89]

三菱G4M轰炸机会从海上低空接近，通常是“朝月亮的方向飞”，赫丁回忆说，这样的话，目标船只就会在月光中显现出轮廓。[90]在这种情况下，航空母舰长方形的轮廓立刻就能够被敌军分辨出来。如果舰艇正以大于10节的速度航行，它们就会留下长长的发亮尾流，这尾流就像发光的箭头，指向了舰艇所在的方位。11月20日晚，波纳尔命令第1特混大队降速到8节，希望这样做能够避免被空中的敌人侦察到。这种计策也是有代价的——如果敌军飞行员发现了缓慢前行的舰队，航母会更容易被击中。

南方40英里处的第3特混大队遭遇了最糟糕的夜袭。约有14架G4M突破了警戒舰的防守，近距离投放了鱼雷。其中一颗击中了轻型航母“独立号”的右后部。航母上人员伤亡惨重，舰体也严重损坏，需要返航维修。船员们设法让它保持一定的航行能力，驶回了富纳富提。从那里，它被送回旧金山进行大修。直到次年7月，这艘航母才重回战场。

21日黎明时，“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航空大队返回了米利环礁，像前一天一样轰炸了那里的简易机场和其他军用设施。日军的航空部队部署在整个环礁上，每一次美军返回时都发现地面上和空中盘旋的日军飞机似乎又多了一些。下午，赫丁上校（波纳尔的参谋长）命令“约克城号”的战斗机中队在米利环礁上空执行一次侦察任务，确定对手还有多少轰炸机。第5战斗机中队的队长查理·克罗姆林中校自愿带领八架“地狱猫”战斗机执行任务。

赫丁的命令是侦察并报告，而不是攻击——但是克罗姆林选择在日军机场上空低空飞行，假装要近距离看一看。当一架G4M在跑道上滑行时，他进行低空扫射，使其燃烧起来。他转弯绕了回来，然后又进行了一轮低空扫射。不等克罗姆林到达机场的边缘，他的座舱就被20毫米的高射炮弹击中。爆炸破坏了仪表盘和普列克斯有机玻璃。榴霰弹使得克罗姆林的面部、颈部、胸部和右臂严重受伤。他的左眼完全看不见了，只能勉强通过右眼来看。挡风玻璃还是完整的，但是上面蜘蛛网似的裂痕模糊了他的视野。克罗姆林头上鲜血直流，几乎挡住视线，他设法打开座舱盖，以看到驾驶舱右侧的情况。他在300英尺高的空中水平飞行。一架僚机护送他飞行了120英里，最终返回到“约克城号”上空。克罗姆林成功降落的概率不高，但是他的进场很完美，钩住了阻拦索，然后滑行到停机区，关闭了引擎。他试图跳出驾驶舱，却瘫倒在地。“乔克”克拉克在作战报告中记录道：“他从驾驶舱中被抬出来的时候，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失血过多，严重休克。”[91]克罗姆林被担架抬到了医务室。他的左眼保住了。在美国休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他领到了新的任务，重新飞上天空。

几乎每晚都会有空投鱼雷袭击，这让船员们几乎无法休息。在“约克城号”上，克拉克告诉值勤军官，每次雷达上出现可疑飞机时，都一定要叫醒他。克拉克会根据可疑飞机的位置、航线和速度来决定是否需要穿着睡衣回到舰桥指挥。

第50特混舰队频频遭遇夜袭，各艘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情报中心一直在紧张地工作，始终处于神经紧绷的状态。绿色信号在雷达屏幕上移动，有时会转向并接近屏幕的中心点。投掷鱼雷的敌机会以极快的速度移动，然后猛地转弯离开。当这一幕出现时，雷达操作员就可以认为有颗鱼雷已经在海里了。“当你坐在那里，不知道究竟会不会被鱼雷击中，那几分钟就像是几年，”“列克星敦号”的军官菲茨休·李回忆说，“战斗情报中心可不是个让人轻松的地方。”大多数年轻的雷达操作员工作时都是面无表情，技巧娴熟。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因为神经绷得太紧而崩溃。“有几个人已经控制不住自己，开始抽泣、大哭、祈祷等等。”[92]每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李都会立刻换人值班，以免这种歇斯底里在中心蔓延，导致集体恐慌。

尽管航空部队已经连着两天遭遇了严重的损失，日军仍旧顽强地派剩余的陆基轰炸机攻击第50特混舰队。11月23日发生了激烈的空战，这又是漫长的一天。“列克星敦号”的战斗机（第16战斗机中队）在执行战斗空中巡逻任务时，拦截了一支前来空袭的队伍，击落了19架入侵者中的17架。次日，同一支中队又报告发现了一群敌机。拉尔夫·汉克斯中尉在战前是艾奥瓦州的养猪农户，他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击落了5架零式战斗机，因此被称为“一日王牌”。在15分钟的空战中，他的节流阀始终处于推到底的状态，他的“地狱猫”战斗机则以超过400节的速度进行俯冲攻击。汉克斯必须踩住方向舵脚蹬，用整个上半身的力量才能控制住操纵杆。强大的地心引力让他多次眼前发黑。零式战斗机和“地狱猫”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决，对于目前已经过时的日本战斗机来说不是什么好兆头。

“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航空大队会本能地产生竞争。“约克城号”的飞行员觉得“列克星敦号”的飞行员总是很幸运，敌人出现时总能让他们赶上，这种想法使两者之间的较量更加激烈了。“被击败”的第5战斗机中队面对第16战斗机中队的表现，只能望天长叹。克拉克舰长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他给“列克星敦号”的舰长费利克斯·斯顿普发出了友好的信号：“到目前为止，你们一直干得比我们好。希望我们下次运气能好一点儿。”[93]

傍晚出动的飞机往往需要在夜间回收。在这种情况下，归航的飞行员往往一找到友军航母就会降落。埃塞克斯级航母的中队经常发生误认的情况，因为同级别航母都是在相同的生产线上制造的，就连在白天也很难区分。11月22日和23日，都有“约克城号”的飞机降落在“列克星敦号”上，每次飞行员都是跳出驾驶舱才知道自己弄混了。

傍晚时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移入该海域，波纳尔命令所有还在空中的飞机降落并停好。5架来自“利斯康湾号”（次日早上被摧毁）的FM-1野猫式战斗机在暴风雨中迷失了方向，无法捕捉到母舰发射的无线电归航信标。它们向西飞行，给“约克城号”发送无线电，请求允许着舰，次日再返回所属的航母。克拉克在与波纳尔商议之后同意了。

随着西方天空最后一缕光线慢慢消失，这几架飞机进入了着舰航线。前三架都安全降落了。第四架的飞行员忘了降下尾钩，因此降落信号官发出了复飞的信号。飞行员没有理会或是没有注意到，重重地降落下来。战斗机弹了起来，于是他猛推节流阀，明显是打算再次升空并重新降落，然而战斗机又落了下来，翻倒在防撞墙上。几架停在那里的飞机被撞坏了，4名推飞机的士兵当场死亡。撞毁的飞机熊熊燃烧起来，火势迅速蔓延，吞噬了航母中部的飞行甲板。不到20秒，就有船员拿来软管灭火，但是停在那里的飞机已经为早上的任务加满了油，挂好了炸弹，油箱和弹药开始连续爆炸。镁燃烧时的火焰明晃晃的，点亮了整艘航母，周围的海水变成一片刺眼的亮黄色。停在甲板上的F6F的翼炮开始开火，射出0.50英寸的子弹，消防队不得不躲起来寻求掩护。[94]

克拉克让航母继续迎风行驶，以防火势蔓延，保护那些停在较远处的尚未损坏的飞机。“船上的高温几乎让人无法忍受，”他后来写道，“如果舰岛着火，导航和驾船就近乎不可能了。”[95]船上噪声很大，克拉克大声喊叫，亲自指挥消防队灭火。“我记得克拉克舰长靠在驾驶台上，指挥消防队完成了拯救航母的壮举。”杜鲁门·赫丁后来回忆说。[96] 穿着石棉防火服的人拿着软管直接进入燃烧的中心区域，在着火的地方喷了足足3英寸的泡沫灭火剂。牵引车将燃烧的飞机拖到飞行甲板边上，然后把它们推下海。这场火烧了半个小时，晚上7时5分被完全扑灭。出乎意料的是，“约克城号”在此次事件中没有遭受严重的损失，并于次日早上恢复了正常的飞行作业。[97]几名消防员因为积极英勇的表现获得了嘉奖。

第50特混舰队已经狠狠地打击了马绍尔群岛东部的日军航空部队，但是飞行员们认为他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棕鞋族”越来越相信，航空母舰的能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拥有更新、更好的飞机和舰艇之后，航母舰队能够也应该接受更大的挑战。几年后，赫丁委婉地提出了批评：“我觉得当时有一种相当保守的倾向，对于可能发生的状况过于谨慎了。我们不想让舰艇受损。”[98]克拉克的说法较为直接：“只让航空母舰在防区活动是大错特错的，这让我们付出了代价：一艘航空母舰被击沉，另一艘失去战斗力，许多士兵丧生。”[99]在克拉克看来，掌握最高指挥权的“黑鞋族”将军没能及时了解新型快速航母的真正实力，唯一的补救方法是提拔飞行员进入华盛顿和珍珠港的决策层。

11月26日，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塔拉瓦，第5舰队的大部队开始向珍珠港返航。尼米兹让航空母舰离开防守位置，提议让它们去袭击夸贾林环礁（那里应该有约60架鱼雷轰炸机）以及马绍尔群岛北部的其他敌军基地。4艘重型巡洋舰加入了波纳尔的部队，离开的护航航母上的飞机则填补了大型航母飞机的损失。“雷吉”J.L.考夫曼少将被派往“约克城号”担任观察员，他的任务是监督波纳尔并将他的行动报告给尼米兹。

那晚日落后不久，敌人对向北行驶的特混舰队又展开了一轮空袭。两架G4M来到距离“约克城号”不到1英里的地方，向海水中投掷了照明弹，很明显这是在为其他的攻击机提供标志。波纳尔再次命令特混大队放慢速度，降低尾流的能见度。于是，敌人的主攻目标变成了西侧约20英里的“企业号”及其护航舰（第2特混大队）。

“企业号”的大队长布奇·奥黑尔是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1942年2月他在一次飞行过程中摧毁了5架日军飞机，因此成了美国海军的第一位王牌飞行员。他还因该壮举获得了荣誉勋章。奥黑尔和同伴临时组织了夜间出击的“蝙蝠队”，由两架“地狱猫”战斗机和一架装载了空中雷达的“复仇者”鱼雷机组成。他们的战术是让三架飞机根据战斗机指挥官提供的航向信息出击。“复仇者”将凭借雷达提供的方位接近入侵者。两架战斗机会作为这架大型飞机的僚机，透过黑暗努力寻找敌机排气管的火焰。战斗机飞行员发现目标后，会离开鱼雷机，发动进攻。

“蝙蝠队”是为了应对夜袭的威胁，临时想出来的措施，更好的战术要等技术进步以及加强训练之后才能实现。然而，在1943年11月的时候，这是美军唯一可以采用的策略。

11月26日快到下午6点时，“企业号”战斗情报中心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几架逼近的可疑飞机，两架“地狱猫”（一架由奥黑尔驾驶，一架由安迪·斯康少尉驾驶）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迎头截击。装载了雷达的“复仇者”鱼雷机几分钟后也起飞了，它将跟在两架战斗机后面，尽量在它们接近敌人编队时与它们会合。这是“蝙蝠队”战术的第一次实战尝试。这架TBF由“企业号”鱼雷机中队（第6鱼雷机中队）队长约翰·C.菲利普斯少校驾驶。鱼雷机上还有雷达专家黑曾·兰德上尉，以及机枪手阿尔文·B.柯南，他在战后回忆录《穿越火线》中描述了这次战斗。

这次战斗从头至尾都处于失控状态。“企业号”的战斗机指挥官尽了全力，引导三架飞机会合，然后根据航母雷达上时隐时现的信号，指挥它们朝目标飞过去。奥黑尔离开航母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战斗机指挥官通过无线电告诉他，他正处于“许多可疑飞机”之中，但是奥黑尔和斯康都没有发现附近有任何可疑飞机。“企业号”的雷达还显示菲利普斯与两架“地狱猫”之间的距离不到1英里，但是战斗机飞行员和“复仇者”的飞行员根本看不到彼此。他们和日军飞行员都像是在蒙眼玩致命的游戏。

柯南从TBF鱼雷机的机枪塔里向外望去，完全看不到地平线。“外面只能看到一片漆黑，再过一会儿，你连上下都分不出来了。转前几个弯时还好，但后来就开始迷失方向了。偶尔闪现的一个光点可能是天上的一颗星星，也可能是海里的一艘船，还可能是一架快速向你飞来的飞机。”[100]他不时看到远方出现火焰，可能是敌机扔了一颗照明弹，也可能是某一艘美国舰艇上的防空炮在开火。战斗机指挥官继续给菲利普斯指示航向，兰德从雷达显示屏上时断时续地获得返回的信号。7点刚过，兰德报告说雷达显示前方3英里处出现了6个光点。菲利普斯开始追踪，兰德则把不断缩短的距离报告给他——3英里、2英里、1英里、1 000码。400码时，菲利普斯看到了清晰的蓝色火苗，他通过无线电说：“我已经看到他们了。发动进攻。”[101]

菲利普斯的攻击决定与“蝙蝠队”的作战原则并不一致。TBF鱼雷机既没有机动能力，也不具备足够的火力来攻击强大的轰炸机编队。但是菲利普斯享有突袭的优势——日本飞行员从未在夜间遭到过美军飞机的攻击，所以他们不会预料到发生这样的事情。TBF鱼雷机追上了敌机编队，菲利普斯在黑暗中已经能够分辨出敌机长长的雪茄形状的轮廓。他首先用两架固定的0.50英寸机枪对最右边的G4M射击，明显打到了脆弱的翼根区域的油箱，因为飞机立即起火了。菲利普斯向左上方拉起，以防其他的飞机立即反击；随后柯南的机枪瞄准了目标，对着起火的位置再次开火。“那家伙一下子爆炸了，”柯南写道，“一道长长的火焰向下落去，坠入漆黑的大海，然后在海面上继续燃烧，成为黑暗中一处红色的亮点。”[102]日军惊慌失措，胡乱朝自己人开了火。他们的机枪发出的曳光弹朝彼此飞去，但是他们并没有靠近“复仇者”，因为它已经飞离，到了安全区域。

奥黑尔和斯康看到那架G4M被击落，也赶过来加入战斗。他们进入了TBF鱼雷机以及敌军剩余轰炸机的视距范围。奥黑尔担心误伤友军飞机，要求菲利普斯打开识别灯。菲利普斯快速地让识别灯闪现了一下。日军飞机显然看到了亮光并开火，击中了“复仇者”的机腹并打伤了兰德；与此同时，菲利普斯开始还击。他再次击中了对方，而柯南则再次向日军燃烧的机翼开炮。那架G4M并未失控，向下扎去，似乎是想在水上迫降。它在海面上留下了很长的燃烧痕迹。

在这场混战中，两架“地狱猫”和TBF鱼雷机再次失去了联络，但是它们在“企业号”战斗机指挥官的引导下重新会合。三架飞机都将识别灯打开了一会儿，直至形成编队，两架战斗机在“复仇者”两翼的侧后方。这是当天晚上三架美国飞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按计划编队飞行。柯南瞥见了布奇·奥黑尔被座舱盖灯光照亮的脸。他的座舱盖开着，护目镜推到了头上。

三架美国飞机亮过识别灯大约一分钟后，第四架飞机从右后侧靠近了它们。那是一架偏离了路线的G4M飞机，与其编队分开，误把美军飞机当作了友军。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飞行员开火击中了奥黑尔的战斗机。柯南进行还击，可能击中了敌机，也可能没击中，那架飞机急转弯朝右飞走了。

奥黑尔的战斗机消失了，也不再回应无线电呼叫。“远方出现了一些灰白色的东西，”柯南写道，“可能是他的降落伞，也可能是战斗机坠海时溅起的水花。”[103]斯康费了一番力气，重新回到编队。这两架美国飞机在低空盘旋，根本看不到奥黑尔的踪迹。大约9点钟的时候，它们掉头返航，通过航母后面长长的发光尾流寻找“企业号”。“企业号”打开了带遮罩的飞行甲板灯，这灯光只能从船尾和上方看到。出乎意料的是，菲利普斯和斯康都安全降落了，而且在降落时也没有磕磕碰碰。黎明时，多架舰载机、一架“卡特琳娜”水上飞机，外加一艘驱逐舰，展开了海上搜索，但最终没有找到奥黑尔及其战斗机的踪迹。

奥黑尔的阵亡在美国上了头条新闻。他是美国武装部队中最有名的飞行员之一，是爱尔兰裔美国人英雄的杰出代表，也是航母舰队中最受尊敬和喜爱的人之一。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大教堂响起了庄严的大礼弥撒安魂曲。奥黑尔被追授了海军十字勋章，世界上最繁忙的商业机场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悲伤可能会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军首次尝试用舰载战斗机对抗夜间空袭取得了成功。美国人以一架战斗机为代价，击落了两架甚至三架双发中型轰炸机。菲利普斯击毁了两架G4M，而柯南很有可能击落了第三架。（没有人看到击中奥黑尔的“贝蒂”轰炸机的状况，但日方的记录的确显示损失了三架飞机。）没有一艘美国舰船被鱼雷击中。

第1和第2两个特混大队开始冒着暴风雨向北疾速前进，攻击目标是发动夜袭的飞机的基地——敌人设在夸贾林环礁上的大型机场。“乔克”克拉克与杜鲁门·赫丁和“约克城号”的中队长商议了防御夜间袭击的新对策，并向战斗机飞行员承诺，如果他们夜间无法在航母上降落，他肯定会去海里打捞他们。两组新的“蝙蝠队”在白天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训练。

发射并回收三机编队，往往会扰乱特混舰队的巡航队形；重新让航母回到护航舰艇的中心位置也让克拉克（还有波纳尔）非常头疼。克拉克不情愿地意识到，他的航空大队还没有做好执行夜间任务的准备。如果遭到袭击，“约克城号”仍须依靠高射炮和舵柄（机动规避）。

日夜不断的袭击对美军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因为这有可能会耗尽几艘航母和巡航舰艇上士兵们的精力。飞机管理员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在机库周围通道的甲板上蜷缩起来睡一会儿。

两个特混大队于12月1日在马绍尔群岛东北方数百英里的地方会合。在“约克城号”的一次船上会议中，有人建议波纳尔在12月3日让战斗机发动攻击，扫荡夸贾林，12月4日再对那里进行全面空袭，波纳尔拒绝了。他决定采取风险较小的策略，在12月4日黎明时让所有飞机起飞，攻击该环礁，并在当天下午快速撤退。特混舰队开始朝马绍尔群岛的中心高速驶近。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12月4日黎明到达飞机起飞位置的时候，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被敌方从空中侦察到的迹象。

早上6时30分，6艘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纷纷起飞。大约90分钟后，奉克拉克之命接替奥黑尔担任“约克城号”大队长的埃德加·E.斯特宾斯少校第一个飞抵环礁上空。他数了一下，潟湖中有30艘船，其中包括2艘巡洋舰。这次攻击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只有少数几架零式战斗机在空中，而且它们很快就被F6F中队摧毁了。约翰·C.菲利普斯驾驶着一周前成功执行夜间行动的那架“复仇者”，在环礁之上2万英尺的高空飞行。柯南回忆说，从那里向下望去，夸贾林环礁“展现在我们眼前，有好几座被白色沙滩围绕的小岛，中间有一个潟湖，蓝色的湖面深浅不一”。[104]菲利普斯清点了岸上和潟湖中的目标，指挥中队里的轰炸机轮流攻击它们。“我们在飞机中能感受到黑色的高射炮弹的爆炸带来的震动，”柯南写道，“而从远处的罗伊—那慕尔起飞的战斗机与其说让我们感到不祥，不如说让我们感到有趣。”[105]

“复仇者”鱼雷机对停泊的舰艇进行滑翔轰炸，击沉了三艘运输舰。高射炮击中了许多架飞机，但是这些坚固的飞机一架也没有被摧毁。“地狱猫”扫射了埃贝耶的水上飞机基地，10多架川西水上飞机起火。自进攻开始后，至少有20多架零式战斗机紧急起飞，向北追赶撤退的轰炸机。在飞回航空母舰的过程中，机枪手又击落了几架零式战斗机。

参与早上的作战行动的战机单独地或三三两两地返回了特混舰队。波纳尔的航母迎风行驶了一个小时，让战机着舰。美军几乎全部平安返回了特混舰队。只有少数几架没有回来。早上的作战中，只有两架F6F被击落。大约有10架零式战斗机扑向了第5战斗机中队的队长埃德·欧文，他的飞机在俯冲逃脱时几乎被打成了筛子。欧文向北飞行，但是他的仪表盘已被打坏，高度开始下降。发动机熄火了，于是他朝海面滑翔，试图在水上迫降。但是海面翻滚着巨浪，欧文觉得不可能成功迫降。他解开安全带扣，从驾驶舱中爬出来，拉开降落伞，然后落在了海里。他独自浮在海面上，觉得自己这下子要完了，但是很快就有一艘驱逐舰从地平线上出现，将他救了起来。他被送到“约克城号”上的时候，甚至还赶上了午餐。

夸贾林环礁上的日军航空大队遭到了严重打击，但他们以一贯的决心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完全有理由推测第50特混舰队会遭到猛烈的反击。斯特宾斯侦察时拍摄到了罗伊岛上的一个大型机场，该机场似乎完全没有受到过攻击。他数了一下，发现那里有大约60架无明显损坏痕迹的G4M轰炸机。斯特宾斯估计这些长程轰炸机可能会在当天下午或天黑后攻击美军特混舰队，便通过无线电劝“约克城号”对这个机场展开攻击，希望能够摧毁停在地面上的飞机。战斗情报中心的一名军官将信息交给了舰桥上的波纳尔。

与考夫曼将军商议后，波纳尔做出了决定——他不会下令再次进攻夸贾林环礁。根据几天前商定的行动计划，美军下午将对东方约150英里的沃杰环礁发动攻击。特混舰队将以最高的有效巡航速度向北行驶，同时回收所有的飞机。如果再次进攻夸贾林，航母就要在该环礁的空袭范围内再停留24小时。波纳尔不想再冒险，他认为没有理由推翻现有的计划。

根据“乔克”克拉克的说法，他当时“傻眼了”，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约克城号”的中队长们降落到甲板上之后，向舰桥的指挥部报告时都请求带领中队再次攻击夸贾林环礁。克拉克恳求波纳尔：“你最好派他们回去把那些‘贝蒂’都干掉，否则它们会来找你报仇的！”[106]波纳尔听着这些话，心里很不耐烦。在计划中，对夸贾林环礁的攻击原本就是速战速决，打完就撤的。克拉克和他的飞行员更关注“打”，而波纳尔更关心“撤”。最终，波纳尔命令旗舰舰长按原计划行动，准备攻击沃杰环礁。特混舰队将撤出这个区域，并且要防范好敌人必然会发动的反击。

正午刚过，第一拨攻击者就到达了——这是一队中岛单发B5N鱼雷机（“凯特”）。这些飞机低空接近舰队，以避开美军的雷达以及在高空飞行的F6F战斗机。等它们进入射程后，警戒舰纷纷开火，空中满是高射炮弹爆炸的烟雾。一架飞机落在“约克城号”右后方不远处。“列克星敦号”的舰长费利克斯·斯顿普紧急右转，以躲避一枚鱼雷，这枚鱼雷差点儿就碰到了左舷舰首。剩下的轰炸机转身飞走了，高射炮也停了火。不到一个小时后，另外一批“凯特”从南边逼近。防空炮再次开火，为抵御第一轮攻击从高空飞下来的F6F战斗机也大展身手，击落了几乎所有的敌机，只剩下四架。一架敌机向“列克星敦号”投掷了一枚鱼雷，但是偏离得很远。另外三架敌机绕过或越过“旧金山号”巡洋舰，朝着“约克城号”冲了过去。“约克城号”的短程高射炮开火，险些击中“旧金山号”。一架“凯特”被击落了，另一架也被击落；第三架朝着“约克城号”飞来，翼炮对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进行低空扫射，尾炮则对“旧金山号”开火。克拉克站在舰桥上朝炮手喊话，让他们摧毁那架飞机。其实无须催这些炮手。三架不同口径的火炮（40毫米、20毫米和5英寸）把火力都集中在了这架飞机上，此时飞机的高度与“约克城号”的舷边通道齐平。当炮弹的线路穿过“旧金山号”时，波纳尔将军从舰桥上俯身喊道：“停火！停火！你们正在朝那艘巡洋舰开火！”[107]

克拉克又一次气得说不出话来。这位将军难道没有看到敌方的鱼雷机正在向“约克城号”发动攻击吗？他假装没有听到这个命令。“我其实听到了，但是我没有服从，因为我不希望自己被那架飞机击中。”[108]“凯特”距离航母只有不到150码了，此时一颗40毫米的炮弹击中其左翼根部，整个飞机左翼被炸掉了。这架敌机擦着“约克城号”的舰尾坠海了。降落信号官之前一直趴在甲板上，以躲避扫射，此时他站了起来，面带嘲讽地举起指挥棒，摆出了一个“完美着陆”的信号。

站在通道上的摄影助理阿尔·库珀曼拍下了敌机被40毫米炮弹击中的瞬间。这是太平洋战争中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展示了这架飞机在空中解体的景象。克拉克命令他把这张照片发给航母上的每一个人。《生活》杂志后来将这张照片作为“本周最佳摄影”刊登出来。[109]

第50特混舰队没有严重损失，运气实在是不错，所有人都对在光天化日下突然出现两拨攻击者感到不安。“约克城号”的炮手向“旧金山号”猛烈射击，造成一人死亡，二十二人受伤。“旧金山号”舰长小芬利·弗朗斯明白友军的误伤是不可避免的，再考虑到克拉克可能会被提拔为将军，就没有报告这次事故。波纳尔显然也是这样想的，因为他从未提出过克拉克不服从他的停火命令的问题。

特混舰队发起了大规模的战斗空中巡逻，为应对更多的袭击做好了准备。克拉克还是希望掉转方向，对夸贾林环礁进行另一次打击，但是波纳尔坚持要让舰队离开那里。下午3点，进攻沃杰环礁的飞机返航降落。特混舰队的速度提高到25节，向北疾速前进。现在天气对美军不利。驱逐舰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艰难行驶，波纳尔不得不让整支特混舰队减速到18节。此外，天空晴朗，能见度很好，因此舰艇根本无法躲避敌机的侦察。

克拉克对波纳尔撤退的决定非常不满。他认为，中午的空袭证明了他的观点，特混舰队应该留在夸贾林环礁，与日本军队一决雌雄。他不停地用拳头砸桌子，并大声咒骂：“该死的，一个舰队怎么可能甩掉飞机呢！”[110]

罗伊岛上的60多架G4M还没有出现，它们可能会在夜间展开攻击。果然，雷达屏幕在日落前不久收到了信号。雷达上的大批光点表明，敌机正在进行大范围搜索。晚上7时45分，“贝蒂”和“凯特”与埃塞克斯级航母战斗群相遇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一拨又一拨敌机追上舰队，投下降落伞照明弹并发射鱼雷。接下来发生的，正如航母日志所写的那样，是“迄今为止这场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夜间鱼雷攻击。在七个半小时里，敌机不断发动攻击，埃塞克斯级航母上的士兵们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还在岗位上作战——此时距离最初进攻夸贾林环礁已经过去了将近24小时”。[111]天空被高射炮火一次次点亮，场面令人震撼。高射炮击落了几十架敌机。凸月从东方升起，照亮了特混舰队及其长长的白色尾流。许多鱼雷险些命中，但是没有舰船被击中。

“新奥尔良号”和“奥克兰号”巡洋舰在“约克城号”正前方和正后方行驶。敌机突破外围的防御后，总是以中间高高的长方形轮廓的大型航母为目标，航母编队不得不统一且快速地来回转向。“约克城号”险些被两颗鱼雷击中，这两颗鱼雷分别贴着舰首和舰尾擦了过去。雷达又侦测到一批飞机从南边接近时，“奥克兰号”的索尔·菲利普斯舰长主动申请断后，打开了船上的灯光，转移攻击者的注意力。这一请求获得批准后，“奥克兰号”用强大的高射炮顽强地击落了十几架G4M轰炸机。晚上11时23分过后不久，左舷附近有几颗照明弹出现，又一架G4M从东北方向穿过警戒网。飞机离海面只有15英尺，呼啸而来，大型高射炮因担心误伤友军，没有开火。克拉克命令舰队紧急右转，正面迎接攻击。敌机在距离右舷舰首大约1 000码处投放了鱼雷，然后从“约克城号”的飞行甲板上方低空掠过。鱼雷直冲航母而来，但克拉克有时间改变航母的方向，最终鱼雷从舰首前方较远处穿了过去。准备撤退的敌机被航母左舷的火炮击落了。另一架敌机紧接而来，也从“约克城号”上方飞过，机关炮的曳光弹在飞行甲板上划过，飞向“列克星敦号”。这架敌机准确地扔下了一枚炸弹，然后转向离开。约20秒后，猛烈的爆炸使得“列克星敦号”的舰尾燃起了熊熊烈火。这艘航母的方向操控失灵了，被迫减速。波纳尔立即命令整支特混舰队放慢速度，警戒舰也朝受损的航母围了过来，给予支援。

进攻者继续单独来袭或成对出现，每隔几分钟都会有敌机出现在外围驱逐舰的雷达屏幕上。在“列克星敦号”的外围，高射炮弹形成了一堵幕墙，使任何敌机都无法接近2 000码内。美军防空火力的密度和准确性似乎瓦解了敌军飞行员的斗志，许多G4M过早地转弯，或者匆匆投下鱼雷，没有瞄准目标。“列克星敦号”的机组人员安装了应急操舵装置，午夜后没过多久就恢复了对它的控制。

凌晨1时27分，月亮落了下去，敌人的攻击逐渐停止。2点后，美军在视野范围内和雷达屏幕上都看不到敌机的任何踪迹了。特混舰队暂时安全了，继续高速向北航行。炮手蜷缩在甲板上，贴着武器入睡。黎明时，舰队派出了一支大型战斗空中巡逻队，特混舰队也为新一轮空袭做好了准备，但没有敌机到来。最终，他们脱离了敌机的攻击范围。

克拉克感到既疲惫又烦躁。舰队避开了鱼雷的致命打击，这让他松了一口气，但他对特混舰队未能摧毁马绍尔群岛的敌方空中力量感到非常失望，他认为，如果当初采取了更积极的战术，这一目标本来是可以实现的。

舰队抵达珍珠港需要航行三天的时间，其间，克拉克为了让“光头”波纳尔卸职，不再担任快速航母特混舰队的司令，想了个点子。他和几名参谋写了一份报告，列举了一些不利于波纳尔的情况，提到了波纳尔的一些具体决策，显示出他在战略和战术上缺乏主动进攻的精神。这份不具名的文件将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当中传阅。克拉克还收集了罗伊岛机场上停放着G4M飞机的航拍照片。在看过照片后，波纳尔仍旧不同意大家急切的请求，不肯在这些敌机攻击舰队之前，返回战场并粉碎它们。这份报告并没有直接提及波纳尔的胆量问题，但是在与同事的谈话中，克拉克曾经指责这名将军是一个“孬种”。[112]

克拉克甚至采取了更进一步的行动。他的参谋中有一名航空情报官，赫尔曼·罗森布拉特上尉，在华盛顿颇有人脉。在加入海军之前，罗森布拉特担任过律师，并为罗斯福家族提供过法律服务。他认识总统和第一夫人，并与他们的两个儿子私交甚好。罗森布拉特的舅舅萨姆·罗森曼是罗斯福德最信赖的助手和讲稿撰写人之一。经过克拉克的批准，罗森布拉特从珍珠港打电话给白宫，提出了将波纳尔从现在的指挥岗位上调离的请求。随后他飞回华盛顿，在政府中传播众人对波纳尔的抱怨。

这一做法差点儿变成以下犯上的叛变行为。而且这可能会害了克拉克，甚至可能会毁掉他升为将军的希望。在背后批评自己的上级军官已然违反了“海军之道”，而通过后门直接联系美国的总统兼总司令，更是做过头了。然而，在战后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克拉克并没有表现出后悔的意思。他说：“能够有一条通往总统的渠道，这是件非常幸运的事。［波纳尔］曾有机会大获全胜，但是他没有抓住机会。我认为很多指挥官都会犯错误，也许我自己也犯过一些，但如果你没有夺取胜利的意志，你就不应该成为一名军人。”[113]

克拉克对波纳尔的攻击其实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尼米兹一直在密切关注这名将军的表现。他派考夫曼少将参与了任务，以亲自考察波纳尔；考夫曼提供的秘密建议认为，应该找人接替波纳尔的职位。珍珠港的几名重要的“棕鞋族”将领，特别是约翰·托尔斯和福里斯特·谢尔曼，也认定应委派另一个人担任快速航母特混舰队的司令。波纳尔于1944年1月3日被解职，接替者马克·米彻尔少将是海军中最受欢迎和最受尊敬的资深飞行员之一。

“乔克”克拉克的小动作也没有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任何影响。他因在“约克城号”舰长任上的表现而获得银星勋章。1944年的第一天，他被晋升为海军少将。一个星期后，他获得了米彻尔的一支航母分队的指挥权，旗舰是重新建造的“大黄蜂号”航母。

[1] Frank W.J.Plant, personal account, No.1024, USMC Archives.

[2] Ray Gard quoted in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 p.274.

[3] Charles Moore,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55, Vol.5, p.831.

[4] Lucas, Combat Correspondent, p.175.

[5] Roger Bond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132.

[6] Frank W.J.Plant, personal account, No.1024, USMC Archives.

[7] CINCPAC War Diary, November 15, 1943, Vol.4, p.1686.

[8]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 p.274.

[9] Joseph J.Clark,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Part 2, Vol.2, p.438.

[10] 例如，可参见Donald Duncan,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78, Vol.7, p.426。

[11] Truman J.Hedding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p.117-18.

[12] Spruance to Professor Potter, March 3, 1955, on Naval Task Force organization in World War II,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2, Folder 4.

[13] 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 p.280.

[14] “Colonel Weller’s Report of NGF at Tarawa,” (undated), Julian C.Smith Papers, COLL/202,Series 4, Tarawa.

[15] Julian C.Smith, Lt.Gen., US Marine Corps, (ret.), Mr.Benis M.Frank, interviewer, Historical Division, Headquarters, U.S.Marine Corps, Washington, DC, p.281.

[16] Sherrod, Tarawa, p.61.

[17]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122.

[18] Sherrod, Tarawa, p.62.

[19] Charles Moore,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55, Vol.5, p.855.

[20] Manchester, Goodbye, Darkness, p.223.

[21] Frank W.J.Plant, personal account, No.1024, p.

[22] , USMC Archives.22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124.

[23] Lt.G.D.Lillibridge, 1967, PC No.1342, USMC Archives.

[24] Frank W.J.Plant, personal account, No.1024, p.23, USMC Archives.

[25] Sherrod, Tarawa, p.68.

[26] David M.Shoup, oral history, p.2, Fifth Amphibious Corps files.

[27] Frank W.J.Plant, personal account, No.1024, USMC Archives.

[28] CO, LT 1/6 to C.G., 2nd Mar Div, December, 6, 1943, “Report of Operations, GALVANIC,”USMC Archives.

[29] Sherrod, “Marines’Show.”

[30] Lt.G.D.Lillibridge, 1967, PC No.1342, USMC Archives.

[31] Julian C.Smith, oral history, p.293, Historical Division, Headquarters, U.S.Marine Corps,Washington, DC.

[32]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22.

[33]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127.

[34] Frank W.J.Plant, personal account, No.1024, USMC Archives.

[35] Sherrod, “Marines’ Show.”

[36] Marshall Ralph Doak, My Years in the Navy, online at http://www.historycentral.com/Navy/Doak (accessed November 10, 2014).

[37]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128.

[38] Ibid., pp.128-29.

[39] Sherrod, “Marines’ Show.”

[40] Vern Garrett, oral history, in Smith and Meehl, eds., Pacific War Storie, p.159.

[41] Sherrod, Tarawa, p.96.

[42] Wukovits, One Square Mile of Hell, p.165.

[43] Frank W.J.Plant, personal account, No.1024, USMC Archives.

[44] Robert B.Sheeks, oral history, in Smith and Meehl, eds., Pacific War Storie, p.188.

[45] Sherrod, Tarawa, p.97.

[46] Ibid., p.93.

[47] Frank W.J.Plant, personal account, No.1024, USMC Archives.

[48] Alex Vraciu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209.

[49] Jim Pearce quoted in ibid.

[50] Frank W.J.Plant, personal account, No.1024, USMC Archives.

[51] Wukovits, One Square Mile of Hell, p.183.

[52] Sherrod, Tarawa, p.101.

[53] Lt.Melvin A.Traylor Jr.quoted in Wukovits, One Square Mile of Hell, p.187.

[54] Sherrod, Tarawa, p.95.

[55] Ibid., p.77.

[56] Ibid., p.96.

[57] Sherrod, “Marines’ Show.”

[58]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25.

[59] Lucas, Combat Correspondent, p.200.

[60] Cooper, Navy Nurse, p.87.

[61] R.K.Turner to Spruance, November 30, 1943,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Series I, correspondence.

[62] “Commander of Central Pacific Force, War Diary,” November 23, 1943, entry, p.20, FDR Map Room Papers, Box 182.

[63]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29.

[64] H.W.Hill to Spruance, November 25, 1943, p.2,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Series I, correspondence.

[65] Arthur Lamar, “Recollections of Fleet Admiral Nimitz,”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0, p.40.

[66]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236.

[67]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32.

[68] Memorandum, King to Nimitz regarding the loss of U.S.S.Liscome Bay (CVE-56), December 30, 1943, Serial 002903, in NARA, RG 38,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NO, Box 36.

[69] Michael Bak Jr.,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88.

[70] Michael Bak Jr.,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88.

[71] Memorandum, King to Nimitz regarding the loss of U.S.S.Liscome Bay (CVE-56), December 30, 1943, Serial 002903, in NARA, RG 38,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NO, Box 36.

[72] Potter and Nimitz, Great Sea War, p.323.

[73] Major J.F.Mills quoted by Lucas, Combat Correspondent, p.170.

[74] Harry W.Hill,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85, Vol.3, p.305.

[75] Edson’s remarks excerpted in “Colonel Weller’s Report of NGF at Tarawa” (undated), Julian C.Smith Papers, COLL/202, Series 4, Tarawa.

[76] Memorandum King to Nimitz, December 16, 1943, Serial: 04258, Holland M.Smith Collection,COLL/2949, Box 1.

[77] Lamar, “I Saw Stars,” p.16.

[78]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232.

[79] Julian Smith to Willie Llew, December 20, 1943, Julian C.Smith Papers, COLL/202, Box 8,Series 7, Correspondence, December 1943.

[80] Julian Smith to Warren W.Brown, December 25, 1943, ibid.

[81] Julian Smith to Islar Simms, December 25, 1943, ibid.

[82] 例如，可参见Spruance to Samuel Eliot Morison, March 19, 1963,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2, Folder 6。

[83] “Mid-Pacific Stronghold,” p.19.

[84]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34.

[85] Julian C.Smith, Lt.Gen., US Marine Corps, (ret.), Mr.Benis M.Frank, interviewer, Historical Division, Headquarters, U.S.Marine Corps, Washington, DC, p.309.

[86] C.O.Yorktown, “Report on Operation Galvanic, 19 November to 27 November, 1943,”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87] Lt.(jg) Ralph Hanks, oral history, in Hammel, ed., Aces Against Japan, p.170.

[88] Diary of Alexander Wilding Jr.quoted in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 p.276.

[89] Truman J.Hedding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2.

[90] Truman J.Hedding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2.

[91] C.O.Yorktown, “Report on Operation Galvanic, 19 November to 27 November, 1943,”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92] Fitzhugh Lee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112.

[93] Quoted in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 p.282.

[94] C.O.Yorktown, “Report on Operation Galvanic, 19 November to 27 November, 1943,”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95]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134.

[96] Truman J.Hedding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2.

[97] C.O.Yorktown, “Report on Operation Galvanic, 19 November to 27 November, 1943,”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98] Truman J.Hedding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2.

[99]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p.136-37.

[100]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99.

[101]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99.

[102] Ibid., p.100.

[103] Ibid., p.102.

[104] Ibid., p.106.

[105] Ibid., p.106.

[106]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138.

[107] Ibid., p.139.

[108] Joseph J.Clark,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Part 2, Vol.2, p.432.

[109]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 p.292.

[110] Honolulu Star-Bulletin, January 27, 1944, quoted in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140.

[111] U.S.S.Essex Cruise Book, 1944 (unpaginated).

[112] George W.Anderson Jr.,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83, p.120.

[113] Joseph J.Clark,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Part 2, Vol.2, p.444.

第十二章

切斯特·尼米兹不是那种爱摆架子的人。在主持司令部的讨论时，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通常希望大家多说一些，他则耐心倾听。他会引导决策者和指挥官得出合理意见。他允许全面的反对和批评，不因军衔和资历强求下级服从；在签署作战命令之前，先让他的下属达成共识。他很少强行驳回顾问的意见，也不会在他们一致反对时固执己见。

但是在1943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的第二个周年纪念日——从“电流”行动中返回的指挥官聚集在司令部开会时，尼米兹宣布，他决定在下一阶段的中太平洋战役中采取大胆的绕道策略。第5舰队将直接挺进马绍尔群岛的中心地带，两栖部队将在巨大的夸贾林环礁上登陆。日军控制的南部和东部的环礁和机场——包括马洛埃拉普环礁、沃杰环礁、米利环礁和贾卢伊特环礁——将被轰炸和炮击，但美军不会马上控制这些岛屿，如果要控制的话，也要在晚些时候。

这一计划比斯普鲁恩斯、特纳和霍兰·史密斯所设想的计划更加雄心勃勃，遭到三人的一致反对。斯普鲁恩斯担心被绕过的岛屿会威胁到夏威夷和吉尔伯特群岛之间的海上交通。日本人可能会将飞机派到这些岛屿上的机场，干扰美军运输舰和辅助舰艇，进而影响美军舰队的供给和新的前进基地的建设。此外，快速航空母舰已经被派往南部袭击日军基地，一旦这些航母离开，斯普鲁恩斯的空中力量就不足以持续地压制这些被绕过的机场上的敌军。刚刚从塔拉瓦的血雨腥风中回来的霍兰·史密斯也提出了明确的意见，他希望把整支两栖部队集中在马绍尔东南部的一个目标上。他将派两个分队参与下一次的进攻任务，不希望它们分开。

尼米兹一直在密切关注侦察飞行和无线电侦听所得的情报。日本人已经以牺牲夸贾林环礁为代价，向马绍尔群岛的外部（东部）增援。拿下夸贾林环礁对美军来说相对容易。此外，持续的空中压制加上美军对那片海域的控制，可以将这些绕过的岛屿基本置于美军可以容忍的状态下。“我们将进攻夸贾林环礁，”尼米兹说，“日本人想不到我们会进攻那里的。”[1]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坚决反对下属的意见。争议公开后，他暗示说，如果现有舰队司令和两栖部队司令不想拿下夸贾林环礁，他会把任务分配给其他人。

后续事件证明尼米兹大胆的做法是正确的，日本海军没有预料到美军会进攻夸贾林环礁。联合舰队参谋中岛亲孝中佐在战后告诉美国审讯人员：“关于你们会在贾卢伊特环礁还是米利环礁登陆，我们存在分歧。有人认为你们会在沃杰环礁登陆，但很少有人想到你们会直接进入马绍尔群岛的中心地带，夺取夸贾林环礁。马绍尔群岛可能遭到进攻的地方太多了，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分散自己的力量。”[2]

前进的舰队基地将设在马绍尔群岛。该地区广阔的环礁提供了足够大的受保护的锚地，足以容纳整支太平洋舰队。夏威夷距离前线数千英里，美军每次向西推进，这段距离都会变得更长。快速航母特混舰队具有非凡的机动性和远洋航程，但折回珍珠港补给和维修所需的长途航行会限制其进攻的时间，也会占用其出海的时间。“乔克”克拉克回忆说，在珍珠港西方远处作战时，“你最多可以打三天，然后就得回去，每个月甚至每六周至多能执行一次任务”。[3]考虑到这些因素，斯普鲁恩斯请求夺取夸贾林环礁东南方向270英里处的马朱罗环礁。马朱罗环礁拥有广阔而平静的潟湖，可以为第10勤务中队的机动后勤部队提供有掩护的加油区和一流的前进基地。尼米兹同意了。

霍兰·史密斯认为日军在马朱罗环礁的防御会非常严密，决定不让登陆部队过于分散。但根据最新最可靠的情报，日本人已将大部分部队从该环礁中撤出。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12月的一次会议上，尼米兹对舰队情报官莱顿说：“告诉史密斯将军那里有多少日本人，就是你今天早上告诉我的那个数字。”

“6个。”莱顿回答。

“6个？”史密斯问，“你是说6 000吧。”

“不，只有6个。”莱顿说。无线电侦听员截获了一份配给报告，表明马朱罗的剩余驻军每天消耗6份口粮。基于这一情报和其他情报，史密斯将军被说服了，认为派一个营夺取马朱罗就绰绰有余了。[4]

尼米兹于12月14日向金将军提出了他的计划。这项任务的代号是“燧发枪”行动，夸贾林环礁和马朱罗环礁的预定登陆日都是1944年1月31日。斯普鲁恩斯将继续担任第5舰队司令，特纳担任两栖部队司令，霍兰·史密斯负责指挥突击部队。第58特混舰队现在由12艘运载着700多架飞机的航空母舰组成，将在整个地区拥有临时的压倒性空中优势。预定登陆日的两天之前，这些航母舰载机会对夸贾林环礁的机场和马绍尔群岛东南部的机场进行轰炸。

与不到两个月前在同一个环礁执行任务的部队相比，为“燧发枪”行动出海的第58特混舰队的规模几乎是其两倍。航母和警戒舰的规模忽然间如此庞大，总共有217艘，使得这支舰队看起来完全像是另外一支舰队，而事实上也是如此。资深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哈罗德·比尔驾驶着寇蒂斯SB2C轰炸机在上空盘旋，“俯瞰这支规模巨大的舰队，一眼望不到头，目之所及都是舰艇，这让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5]

第58特混舰队现在被分成四个特混大队。每个特混大队都是一支小型舰队，以半独立行动的环形编队航行，并由一位海军少将指挥。特混大队仍然彼此相邻，距离较近，能够相互提供支援；但也不能太近，以免在飞行作业或躲避空袭时相撞。艾奥瓦级战列舰开始服役，它们被部署在编队中心的航空母舰的前后，为易受攻击的航空母舰提供了强大的防空火力。大部分指挥战列舰的将军资历要高于掌管航母的将军，在看重资历的传统观念下，前者应该掌控全局——但是尼米兹和金很早就宣布，每个航母特混大队都应该由“棕鞋族”将领来指挥，而且大家接受了这个规定，没有提出异议。

“我认为对于任何参与这场战争的人来说，实际上都有两场战争，”“萨拉托加号”的资深军需官罗杰·邦德说，“比如说，如果你是1944年1月之后去的太平洋，你的经历和观点会与在此之前参战的人完全不同，因为那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军事行动。”[6]1942年的航母对决像是一次紧张的击剑比赛，运气的眷顾往往无法预料。无常的天气变化捉弄着特混舰队的指挥官，迫使他们不停地调动舰队，好在接敌时处于最有利的战术位置。舰艇一直保持移动，进出战场，打完就跑。1944年，第58特混舰队可以轻易夺取敌人控制的岛屿上的基地，并将上面的机场夷为平地，彻底消除敌人反击的风险。特混舰队庞大的规模使得它在自己掌控范围内的海洋任何地方都所向无敌。数百架F6F在白天的行动中可以赢得并保持巨大的空中优势。改进的雷达系统和日益高效的战斗情报中心可以探测到任何来袭的敌机并发出预警。警戒舰艇上安装了更多更先进的防空武器，并且开始使用近炸引信（检测到有敌机接近时会引爆炮弹），使得这些武器更加致命。在特混大队外围航行的驱逐舰采用了更好的声呐系统，并且改进了对付敌方潜艇的战术。第10勤务中队卓越的后勤能力使得航母部队能够在海上停留六周至八周而无须进入任何港口或锚地，从而增加了其航程和机动性。大型舰船可以在海上加油，在海上补充弹药，在海上补充物资。护航航空母舰负责把替补飞机运到西太平洋，在有需要时交给大型航母。C.S.金是“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的文书军士长，他在船上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其间从未上过岸。他本可以在任何一个环礁的休闲区自由活动，但他从未感受到过这种需要：“在太平洋上度过的那段时间里，我没有离开过这艘船。我其实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海上就好像在家里。这是真的。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海军。”[7]

空袭敌军机场的行动总是以战斗机的扫射为开端。几支“地狱猫”战斗机中队会聚合成一个巨大的空中编队，通常包含六七十架飞机。飞行编队靠得非常紧密，翼尖之间的距离通常也就三四英尺。它们在高空飞过目标，一旦有敌机爬升迎击，它们就会俯冲下去收拾对手。由于在速度、护甲和火力方面都具备决定性的优势，F6F很快就能把敌人解决掉。戴维·S.麦克坎贝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绩最好的美国海军王牌飞行员。1944年，他带领“埃塞克斯号”航母上的“地狱猫”中队执行了许多次重要的空中作战任务。他总是强调，要瞄准领头的敌机射击——“这可能会让其余的飞行员不知所措，并破坏对方的阵型。”麦克坎贝尔说，“地狱猫”中队没有使用“萨奇穿插”（萨奇剪）战法，这种战术可以弥补F4F野猫式战斗机对抗零式战斗机时在速度和机动性方面的劣势。F6F在各方面都比零式战斗机更好，因此适合更积极的战术。用0.50英寸机枪瞄准零式战斗机脆弱的翼根，一阵快速连发，“它们就会在你面前爆炸”。[8]到1944年初，这些战斗机往往会将天空中的日本战斗机全部击落；几分钟后，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抵达时，几乎不会遇到任何来自空中敌军的干扰。

将“约克城号”作为旗舰的海军少将米彻尔强调说，整支航母特混舰队都只是飞行员的复杂支持系统。“飞行员才是这支部队的武器，”他告诉手下，“飞行员是需要培养的。你必须训练飞行员，也必须训练其他人来辅助飞行员。”[9]米彻尔个子不高，精瘦结实，面容憔悴，饱经风霜。他头上几乎没有头发，于是他用“白头鹰”作为呼号。米彻尔几乎很少离开“约克城号”的舰桥。他总是坐在一张凳子上，身着皱巴巴的卡其布衣服，头戴一顶褪色的鸭舌帽，脖子上挂着一个双筒望远镜。他通常很少说话，但善于倾听别人讲话，能记住飞行员告诉他的一切。当他说话的时候，那是一种微弱而刺耳的声音，而且有时他讲的话别人听不懂。他的第一任旗舰舰长“乔克”克拉克说，他必须自学唇语才能破译这位将军的话。

阿利·伯克在第58特混舰队长期担任米彻尔的参谋长，他发现，米彻尔对敌人的动向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直觉，而且他通常是对的。伯克说，他没有千里眼，只是拥有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的直觉。他的舰载机飞行经验不逊于海军中的任何一名飞行员。他对士兵的期望很高，因此会毫不犹豫地把没有达到要求的人解职。“他有点像个小个子伙伴，是个伟大的指挥官，”伯克说，“他了解自己的飞行员，了解他们的工作；他自己就是一个技术娴熟的飞行员……他聪明、简单、直率，而且无情。”[10]

早在“燧发枪”行动之前，中太平洋地区日军的空中力量就在不可遏止地消耗了。1943年12月底，美国人在吉尔伯特群岛已经有了四个正常运作的机场，其中三个可以容纳重型轰炸机。约翰·H.胡佛少将的陆基航空指挥部派出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对抗马绍尔群岛东部的敌军，这些轰炸机来自坎顿岛和埃利斯群岛的后方基地，以及马金环礁和塔拉瓦环礁的新基地。这次战役的主力是联合B-24“解放者”轰炸机，经常由F6F或P-39“空中眼镜蛇”护航。袭击者注意到起飞迎战的敌军战斗机的数量在持续下降。PB4Y是海军版B-24，负责在岛屿上空执行侦察任务并在水道中布设水雷。据尼米兹的司令部日志记载，“燧发枪”行动开始之前，飞机几乎每天都会发动例行的攻击。1月21日，15架B-24轰炸机在罗伊—那慕尔和夸贾林环礁投下30吨炸弹；次日，10架B-24向罗伊岛投掷了20吨炸弹；1月29日，5架B-24投掷了13吨炸弹；1月30日，7架B-24又投掷了21吨炸弹。米利环礁、贾卢伊特环礁、马洛埃拉普环礁、塔罗亚岛和沃杰环礁也在同样的日子里遭到了集中轰炸。[11]

1月28日（预定登陆日前三天）上午，弗雷德里克·C.谢尔曼将军指挥的第3特混大队对夸贾林环礁的机场进行了猛烈的轰炸。F6F于黎明出击时，根本没有遇到日本战斗机，随后的轰炸机中队则确保了敌人在两栖舰队到达之前无法使用该机场。次日，谢尔曼的航空大队袭击了日军在马绍尔群岛建有防御工事的环礁中最西端的埃尼威托克，同样使其失去了作战能力。谢尔曼的航母舰队在埃尼威托克附近海面停留了三天，其间，他的航空大队将机场和地面设施炸得一干二净。第三天，那里只剩下了一堆堆废墟和几棵光秃秃的棕榈树。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在地面上和潟湖中找不到任何值得轰炸的目标了，“岛上看起来像是一片荒原”。[12]

1月31日黎明前，负责轰击登陆海滩的军舰出现在东边的地平线上。早上6时51分，理查德·L.康诺利将军让旗舰“马里兰号”来到距离罗伊岛北部海滩2 000码的位置。这是16英寸舰炮近距离平射的距离——用霍兰·史密斯的话来说：“近在咫尺，几乎是把炮口戳进日军阵地。”[13]上午7时15分，海军的炮火声突然全部停了下来，舰载机嗡嗡的飞行声立即填补了空白。紧随其后的是精准的空袭。飞机飞走后，大炮再次开火。罗伊岛上的一架隐藏在掩体中的127毫米火炮向海上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开炮，但很快就遭到回击，被敲掉了。杜鲁门·赫丁回忆说：“我们吸取了很多教训，要在派海军陆战队员登陆之前削弱岛上敌军的力量。我们把那里彻底地轰炸了一遍。他们管这种战术叫作‘斯普鲁恩斯剃头法’。我们把一切都炸倒了，连一棵棕榈树都没有留下。”[14]在登陆之前的72小时内，夸贾林环礁一共遭受了1.5万吨炸弹和海军炮弹的轰击，相当于驻守的日军人均1吨以上的弹药。特纳的指挥舰上流传着一个玩笑，是根据温斯顿·丘吉尔对不列颠之战的评价改编的：“在人类的冲突史中，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将如此多的东西投给如此少的对手。”[15]

运输舰载着第4陆战师和陆军第7步兵师，共计近6.4万人，准备发动攻击。第一批部队将在罗伊—那慕尔附近的几个小岛上登陆，这些岛屿分别被命名为“伊凡”“雅各布”“艾伦”“安德鲁”“阿尔伯特”“亚伯拉罕”。航拍照片显示，这些岛屿要么是被敌军舍弃，要么防守非常薄弱，然而一旦这些岛上有任何敌方火炮，它们就可能会对登陆艇构成威胁。在控制这些岛屿后，海军陆战队会布置炮兵阵地，将炮弹打到罗伊—那慕尔岛设防的海滩上。

“伊凡”和“雅各布”的登陆时间被定为上午9点，但波涛汹涌的海浪和强风让士兵难以转移进入履带式登陆车。一进入登陆车，海军陆战队员就会遭到猛烈的海浪拍击，浑身湿透。缺乏经验的海军船员拼尽全力才能地保持登陆车的队形。无线电设备被海水浸透，无法使用，命令必须一辆车一辆车地口头传递。如此一来，延迟就不可避免了。9时30分，第一批登陆车驶向海滩。舰载机俯冲轰炸并扫射日军射击点。奉命占领“伊凡”的登陆车迎着强烈的风浪，不得不放慢速度，以避开地图上没有标出来的暗礁。第一批登陆车中，有几辆没有在指定的临海滩头登陆，而是绕着岛屿开到了潟湖岸边登陆。临时改变的登陆计划成功了，因为那一小群日本守军无法及时赶到新的登陆点来防御。登陆后，海军陆战队员从滩头堡迅速横扫了该岛，并在11点宣布控制全岛。

下午2点左右，美军登陆了罗伊—那慕尔以东的“艾伦”“阿尔伯特”“亚伯拉罕”等小岛。当他们冲上海滩时，希金斯登陆艇和坦克登陆舰上的机枪和火箭炮同时开火，摧毁了日军许多火炮。在绕着岸边航行数小时后，许多海军陆战队员浑身湿透了，还有一些人晕船，因此即使上岸后会遭遇敌人的炮火，他们还是愿意踉踉跄跄地上岸。大多数情况下，在这些次要的岛屿上，有效的火力支援、空中支援以及登陆艇上不可小觑的火力让规模较小的日本驻军不敢露头反击，因此登陆时没有人员伤亡。3时42分，“阿尔伯特”被控制；3时45分，“安德鲁”（根本没有守军）被控制；4时28分，“艾伦”也被美军占领。美军在“亚伯拉罕”上只发现了六名日本士兵，在夜幕降临时控制了该岛。美军的伤亡很少。那天晚上，榴弹炮被拖上岸并被固定好，对敌人防御严密的罗伊—那慕尔的海滩开火。

登陆日的混乱局面都是可控的，而且没有一件事情超出预期。“北部登陆部队司令部早已预料到，登陆日当天的事情可能不会完全按计划进行。”施密特将军的参谋长后来说。[16]但是，早晨的时候，登陆艇的指挥和控制完全乱套了。康诺利将军将这个问题归因于船员经验不足、缺乏登陆演习、天气恶劣以及无线电设备进水损坏。尽管如此，这位将军仍自豪地说：“我们最终成功执行了计划，这是对一支部队的指挥和组织性的终极考验。”[17]

2月1日黎明时分，第4陆战师的大部队本来要在2月1日黎明时分从罗伊—那慕尔的潟湖一侧上岸。所有部队都将乘履带式登陆车登陆。为了避免像登陆塔拉瓦一样混乱和无序，前两批士兵进入履带式登陆车之后，登陆车才从坦克登陆舰上移动下来。根据作战计划，这些登陆车将会在离岸几英里的地方从吊门上下来，开始启动。然后，它们将通过那慕尔东部的水道进入潟湖，并在预定登陆地点外会合。但是在登陆日，这种小型登陆车在近岸的海浪中剧烈颠簸，苦不堪言，因此康诺利决定让坦克登陆舰在黎明前驶入潟湖，在离岸更近的地方放下登陆车。

在“田纳西号”战列舰和其他火力支援舰船大炮的掩护下，坦克登陆舰在黎明时进入了潟湖。毗邻的岛屿上，美军的空袭和炮击让日军生不如死。与前一日相比，罗伊—那慕尔的日本阵地的炮火规模明显缩小。由于坦克登陆舰在支援部队和罗伊岛之间经过，因此，美军将轰炸罗伊岛的时间推迟至上午7时10分。代号为“W时”的预定登陆时间定于10点。

将履带式登陆车从坦克登陆舰上卸下来并不像预期的那么简单。停放于上层甲板的登陆车必须通过升降机移送到下层的坦克甲板上，糟糕的是，第二代履带式登陆车太长，不太适合坦克登陆舰的升降机。士兵不得不先把登陆车放在倾斜的吊门上，然后才能将其放入升降机，而且即使这样，也只有几英寸的富余空间而已。每辆登陆车都必须这样慢慢地转移，难免会造成延误。一艘坦克登陆舰上，由于升降机发生故障，9辆登陆车滞留在露天甲板上。8时53分，延误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康诺利将“W时”推迟到上午11点。

11时12分，驱逐舰“菲尔普斯号”发出信号，第一批登陆车扑向罗伊岛。要到达红滩，登陆车需要行驶30分钟。军舰的炮击达到了高潮，空中协调员让驾驶“复仇者”和“地狱猫”的飞行员保持在2 000英尺以上的空中，这样在军舰炮击岛屿的同时，飞机也能进行轰炸。后来人们认为，第一批登陆车驶近海滩时进行的海空联合轰击取得了成功，类似的战术在后来的两栖作战中得到了沿用。

第一批登陆车上岸后，飞机的轰炸和海军的炮火就立即中止了。登陆车的履带紧紧地咬住沙滩，在海滩上加速前进，同时用机枪和火箭炮对敌方阵地进行攻击。约15分钟后，第一批部队登陆了那慕尔。在中午以前，有四个营登上了这两个相连的岛屿。

罗伊岛相对比较容易拿下。岛屿最西部的温迪角被履带式登陆车迅速占领。海军陆战队员发现，许多碉堡和防御性壕沟已经被猛烈的轰击炸成了废墟。日本的驻军似乎被猛烈的炮击吓坏了，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激烈地反抗。海军的狂轰滥炸让整座岛屿面目全非，以至于地图上确定的许多地标不复存在。步兵无法再确定他们相对于指定目标的位置了，因此只能凭直觉一直向北部海滩前进。一些情绪高涨的连队不得不返回岛屿中间地带，好保证整体推进有序进行。

当第一批坦克在中午上岸时，日军所有剩余的抵抗都瓦解了。罗伊岛的平坦地形非常适合坦克行驶，这些坦克直接冲入岛屿的中心，并对敌人的碉堡近距离射击。到下午3点的时候，友军的火力比敌方火力对海军陆战队员造成的危险还要大。观察员从空中看到，海军陆战队员都是站着走来走去，没有采取措施去防范敌人的射击。傍晚时分，罗伊岛上仅剩的有组织的反抗力量藏身于岛上东北端的一个地堡群中。美军对那里进行了协调一致的大规模进攻，将剩余敌军逼回沙滩上。敌军或是死于炮火，或是自杀。下午6时2分，路易斯·R.琼斯上校报告说岛屿北部已经拿下。

海军陆战队在那慕尔的作战艰苦得多，该岛潟湖一侧的沙岬连接着罗伊岛。那里的地形不利于坦克和装甲车行驶。大部分重型装甲车停在了绿滩的尖端，只能从后方为进攻的步兵提供火力支援。坦克或是陷入软沙，或是落入弹坑和坦克陷阱之中，或是无法爬过被炸毁的守军炮台废墟中的瓦砾。和罗伊岛的情况一样，舰炮的轰击彻底改变了那慕尔的面貌，海军陆战队员无法识别地图上的地标。浓密的草丛和浓重的烟雾降低了能见度。在岛屿中心，日本狙击手隐藏在灌木林里，有好几个海军陆战队员进入射程后被打倒。敌军大规模反击的危险似乎微乎其微，但美军必须要派遣步兵队彻底扫荡日军步枪手藏身的巢穴。

岛屿正中心矗立着一座大型混凝土碉堡。碉堡中有钢筋加固，因此经受住了过去72个小时的狂轰滥炸，目前有几十名日本士兵藏身其中。下午1时5分，一排海军陆战队员将碉堡包围起来，准备将其摧毁。他们将炸药和手榴弹从几个小孔扔了进去。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碉堡被炸开，四散的碎片从天空中飞落下来。当时位于潟湖海滩的一名军官报告说：“棕榈树的树干和包装箱一样大的混凝土块像火柴棍一样在空中飞落……碉堡被炸飞后，原地留下的那个洞跟游泳池一样大。”[18]巨大的爆炸夺走了大约2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生命，并造成大约100人受伤。后来经检查发现，手榴弹和炸药包引爆了一个装有鱼雷弹头的弹药库。前线请求海滩上的部队来增援，填补了海军陆战队防线上的空白。

在下午3点左右，海军陆战队员为坦克清理出道路，好让它们能够到达灌木林的边缘，因为仍有日军狙击手藏身在那里放冷枪。坦克朝那个方向发射了一通37毫米的榴霰弹，直到没有反击才停止。2月1日夜幕降临时，美军已经牢牢控制了该岛三分之二的区域。岛屿东北角仍然有小股日军抵抗，但对他们的最后一击必须等到2月2日白天进行。

早上的进攻由中型谢尔曼坦克打头阵，它们是沿着海军陆战队清理出的坦克通道前进的。坦克后面跟着携带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的步兵。一小群日本士兵躲在海滩后面的反坦克壕沟里负隅顽抗。坦克绕到了战壕两旁，朝战壕内打了一通榴霰弹。

零星的交火一直持续到中午。下午2时18分，美军宣布控制该岛，一面美国国旗在烧焦的土地上升起。2月2日夜幕降临时，罗伊—那慕尔恢复了平静。

陆军第7步兵师被分配到环礁东南角去夺取香蕉形的夸贾林岛。与夺取罗伊—那慕尔时一样，突击部队首先在较小的相邻岛屿上登陆，安放好105毫米和155毫米榴弹炮。扫雷舰扫清了进入潟湖最好的深水入口。南部攻击部队的火力支援舰开到了2 000码范围内，将突击海滩上的一道防波堤摧毁。2月1日上午9时30分，两个团（第32团和第184团）从夸贾林岛潟湖一侧登陆。起初，敌军的反抗微弱且断断续续，因此这两个团迅速占领了该岛的东半部。空中和海上对岛上驻军的打击非常猛烈且有效。但陆军的进攻慢慢吞吞，有条不紊，严格按照作战条令和训练时的做法，朝着敌人的固定阵地谨慎前进。登陆日第二天，敌军的反击战线后退到了岛屿西部三分之一的地区。余下的日本驻军获得了挖掘新阵地的时间。查尔斯·H.科利特少将的部队请求对敌方阵地进行猛烈的空袭和舰炮轰击，敌人的掩体和碉堡逐渐被炸成了瓦砾。

就像三个月前在马金环礁执行任务时一样，霍兰·史密斯将军对陆军的缓慢推进感到不满：“这支陆军师拥有强大的陆地武装力量，得到了陆上炮火的掩护，还有强大的海军支援和空中支援，却无法迅速拿下这个岛，我真是不明白原因何在。”[19]

夸贾林岛的战斗拖拖拉拉地进行了四天。科利特将军反复被催促赶紧完成夺取该岛的任务，因为敌方的飞机和潜艇对停靠在海岸边的舰队的威胁与日俱增。在战斗的第四天，他终于下令向西进行总攻。进攻时，坦克开路，对一个接一个的碉堡进行近距离平射，后面跟着携带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的步兵。一艘运输舰上的海军军官肯·多德森回忆说：“汽油、石油和弹药库有时会爆炸。我所在的舰艇都会感到震动。轰隆隆的爆炸声一刻不曾停止。后来，岛上满是烟雾和恶臭，一天一天变得浓重。我们终于能够离开的时候，心里甭提多高兴了。”[20]和其他所有此类战斗一样，零零散散的日本兵会悄悄溜进美军战线，藏身在坑道以及美军忘记检查的地堡中，偷袭美国士兵。很快，美国士兵就学会了留心自己的身后。战场翻译（第二代日裔美国人）通过扬声器广播了劝降书，但愿意投降的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朝鲜劳工。

2月4日晚上7时20分，美军宣布控制了夸贾林岛。肯·多德森第二天早上登岸。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描述了一片荒芜的土地，满是“弹坑和炸起的珊瑚堆成的小丘”。看到大堆敌人的尸体，多德森感到很恶心，另外他还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会对他们心生怜悯：

有些日本兵在第一轮轰炸中就丧生了。他们的身体烧焦了，肿胀并散发着恶臭，令人恶心。我看到有个日本兵半个身子埋在碉堡里。你判断不出他是否穿着衣服。他背上的皮肤都烧没了，头在离他的身体几英尺远的地方。另一具尸体像是金门公园的一尊铜像。他蹲伏的身体向前倾着，钢盔还戴在头上，双手扒着碉堡的椰木。还有许许多多具尸体。晚上我躺在床上，会回想起它们的样子，还会想起火药、煤油和人肉腐烂的臭味，这些可怕的气味甜丝丝的，又让人恶心。此时我就会想，战争的意义是什么。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为那些日本兵感到难过。他们在绝望之中顽强抵抗，勇敢地死去。他们为他们被灌输的信仰而战斗，把妻子和年幼孩子的照片绑在腰带上……看到他们，我无法相信战争是一件高尚的事。[21]

在“燧发枪”行动结束一周后，一大批高级军官来到满目疮痍的夸贾林环礁。尼米兹带领一批人从珍珠港飞了过来。2月5日，夸贾林环礁上的火还在燃烧，他与斯普鲁恩斯、特纳、史密斯以及舰队和两栖部队的其他重要指挥官一起巡视了这片被烧焦的废墟。

三周前，尼米兹曾作为贵宾出席在火奴鲁鲁的公园里举行的规模巨大的“得克萨斯圆桌”野餐活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在4万名水手、士兵和平民中漫步，偶尔投一下马蹄铁，或者是摆个姿势拍照，或是给人签名。活动结束后，公园看起来好像被飓风扫过了一样——清理人员清扫出了超过50卡车的垃圾。估计有12万个啤酒瓶被扔在草地上。此刻，当他走在夸贾林环礁的潟湖岸边时，一群记者围住了他。

“您怎么看待这个岛？”一个记者问道。

这位海军上将回答说：“先生们，除了‘ 得克萨斯圆桌’之外，这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大破坏场面。”他的回答引起了一阵大笑。[22]

一艘驱逐舰载着一行人穿过巨大的潟湖，前往罗伊—那慕尔岛。驱逐舰以20节的速度高速行驶，仍然在潟湖中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这些军官要对这两个经历了猛烈炮火的岛屿进行简短的巡视。不管是谁，看到眼前的一幕之后，都禁不住称赞“斯普鲁恩斯剃头法”和“米彻尔洗发水”战术实在是高效。一名海军飞行员驾驶着F6F飞机从空中俯视罗伊和那慕尔，觉得它们看起来像“月球”或“犁过的地面”。海滩和道路上散落着烧焦的、扭曲的装备，以及坦克和装甲车的残骸。“我觉得下面已经没有一个立着的东西了，”他说，“这里看起来完全就是一片废墟。”[23]一名水手在参观了一个占领的环礁之后说：“炸弹直接击中的棕榈树的叶子被炸得粉碎，留下的树桩看起来像老式剃须刀的刀柄戳在沙子里。”[24]

霍兰·史密斯对这群观光客感到不耐烦。他说，夸贾林环礁已经成为一个“热门景点。……从珍珠港来的那些陆海军高级军官就像苍蝇一样落在我们身上”。海军部副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穿着一件朴素的卡其色衬衫和一条裤子，没有佩戴徽章，搭乘一辆吉普车穿过罗伊和那慕尔的废墟。后座上是斯普鲁恩斯和施密特将军。岛上驻军为了接待这些访客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原本应该抓紧时间清理机场，设立营房，埋葬战友，并建立新的防空炮台。于是，史密斯下令，不再派海军陆战队员给这些游客开吉普车，这一决定导致了不寻常的一幕，那便是很多将军自己驾车视察。“这一天是摄影师的盛会，他们忙着拍摄轰炸过后的场面，”他回忆说，“那一群到访的高官则忙不迭地搜寻日本武士刀和其他纪念品。”[25]

奉命夺取马朱罗环礁的那个营顺顺当当地就走上了海滩，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岛上的日本驻军已于一周前撤出。登陆后还不到两个小时，希尔将军就宣布控制了该环礁。这个环礁巨大的锚地放得下第10勤务中队的所有机动浮式后勤设备，（暂时）成了第5舰队最重要的前进基地。

米彻尔的航母舰队于2月4日开始进入潟湖。在每艘舰艇上，瞭望员都会探出舰桥的两侧，来确定滩涂和礁石的位置。在浅色的海水中，瞭望员很容易发现它们。所有的舰艇都不再需要穿越太平洋返回珍珠港了，除了少数需要大修的舰艇。通过供应船、加油船和驳船，舰艇在潟湖中就能加油以及补充弹药和食品。这些优势显著扩大了舰队的作战范围，而且让舰艇能够在海上待更长的时间。

尼米兹和他手下的指挥官认为，此次胜利迅速获得，代价相对较低，他们选择加快推进该地区的作战行动。根据计划，埃尼威托克是下一个要夺取的重要环礁，计划占领时间为5月。但日本在马绍尔群岛的军事力量显然比预期瓦解得还要快。谢尔曼所率领的第3特混大队已经把埃尼威托克的恩格比岛上的机场炸成了一堆废墟。根据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日志记载，航拍照片已经“显示日军的防御力量很薄弱，而且该环礁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开发。有条能用的简易跑道，但目前似乎只是用作中途机场”。[26]根据早些时候与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达成的计划，第58特混舰队的快速航母将向南出击，支援哈尔西对卡维恩的袭击。后来麦克阿瑟允许哈尔西绕过卡维恩，这支航母舰队就摆脱了这项任务的负担，可以前往太平洋中部。最后，美军还在罗伊—那慕尔的日军地堡中发现了有关埃尼威托克的珍贵地图、图表和文件。这些文件表明那里的日军有2 700人到4 000人，他们正争分夺秒地在主岛恩格比上修建更坚固的防御工事。时间至关重要。此时，埃尼威托克是个“容易摘到的果子”，现有的海军舰队和两栖部队就可以把这个岛占领，似乎没有必要先返回珍珠港再展开进攻，为什么不直接拿下这个岛呢？

有多位指挥官支持修订进攻计划，不是等到5月份，而是在2月份就发动进攻。这些指挥官包括史密斯、谢尔曼、特纳、希尔和斯普鲁恩斯等。这些人似乎是同时产生这一想法的。尼米兹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该行动由一支匆忙组建的特混舰队执行，由希尔将军指挥。第22陆战团和第106步兵师的两个营作为突击部队。第58特混舰队将对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环礁的日本舰队和航空基地进行袭击，支援登陆。这两项行动的日期定在了2月17日。夺取埃尼威托克的行动代号为“法警”，航母袭击特鲁克群岛的行动代号为“冰雹”。

2月5日，希尔向位于夸贾林环礁的斯普鲁恩斯汇报时，得知自己将指挥埃尼威托克远征大队（第51特混舰队第11特混大队），并且必须在两周内完成主要作战任务。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远征部队将由海军陆战队准将托马斯·E.沃森指挥，这支9 300人的部队在攻占马朱罗和夸贾林的任务中担任预备队，没有上阵。海军少将塞缪尔·P.金德指挥的第58特混舰队第4特混大队以“萨拉托加号”“普林斯顿号”“兰利号”为核心。这支特混大队将对恩格比剩余的敌军进行打击，并对登陆舰进行空中掩护。美军将高角度和低角度拍摄的航拍照片与发现的日军地图和文件结合起来分析，以获取关于目标的准确情况。最重要的是，日军的地图提供了关于进入埃尼威托克潟湖最好的深水通道的准确信息。

要加速夺取埃尼威托克，美军就需要抽调新派往夸贾林环礁和罗伊—那慕尔的部队以及物资。登陆艇上的船员都是新手，没有和部队协同训练过。沃森将军报告说：“步兵、两栖牵引车、两栖坦克、普通坦克、飞机、支援舰艇和大多数参战人员在此之前从未一起执行过任务。”[27]尽管如此，此次行动兵力充足且装备精良。与塔拉瓦伤亡巨大的行动相比，希尔将军此次拥有了足够数量的履带式登陆车，因此比较放心。119艘坦克登陆舰搭载着陆军第708临时两栖牵引车营在海上航行，这些坦克登陆舰大部分是新型号的重型装甲舰。“在埃尼威托克，我觉得自己像个百万富翁，”希尔后来说，“但在塔拉瓦，我是一个穷光蛋。”[28]

与“燧发枪”行动时一样，“法警”行动计划要求美军率先占领附近的岛屿作为火炮平台，对恩格比的海滩进行轰击。2月17日上午6时59分，负责海军火力支援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开始炮击该岛的防御工事。海军陆战队炮兵登陆较小的相邻岛屿，在这些岛屿上搭建炮台，打击恩格比的海滩。行动进行24小时后，第一批海军陆战队员登陆该岛，并迅速控制住了各个地区。第二天早上，岛上扬起美国国旗。接下来的三天里，美军控制了埃尼威托克和帕里岛。

海军陆战队有254人阵亡，555人受伤；陆军有94人阵亡，311人受伤。日军2 700名士兵中，只有66名被俘。第5舰队将埃尼威托克广阔的潟湖作为最西端的舰队锚地，从此就有了一块位置极佳的跳板，可以打击1 000英里之外的马里亚纳群岛。

美国的指挥官在对马绍尔群岛取得的战绩进行评估之后，他们的信心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总结了塔拉瓦行动代价高昂的教训，将改良的方法融入两栖作战计划中，结果令人非常满意。至于说还需要进一步改进，那也是在执行的细节方面，而不是说计划本身有任何缺陷。霍兰·史密斯在最终报告中总结道：“在对珊瑚环礁的进攻中，‘燧发枪’行动中所采取的战术已经几乎没有可以提高的空间了。”[29]

此次行动中，进攻前的炮击和空中轰炸比此前在太平洋战区任何地方的作战行动都有成效。施密特将军估计，在第一批海军陆战队员登陆罗伊—那慕尔之前，就已经有50%至75%的日本驻军丧命。那些从火力网中幸存下来的日本兵则似乎已经神志不清。因此，毫无疑问，与比休岛和其他太平洋战场上的日军相比，他们的抵御没有那么激烈。登陆之前的三天内，航空母舰发动的空袭基本上摧毁了整个群岛中所有的日本飞机。飞行员在离开目标时注意到“地面设施变成了瓦砾堆；几乎没有一棵树还直立着，剩下的那些树则在巨大的爆炸中掉光了叶子”。[30]

大多数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突击部队在“燧发枪”行动或“法警”行动之前从未参加过战斗，但训练和演习使他们拿出了一流的表现。唯一的失误发生在罗伊岛上。当时有几个分队有些冒进，快速冲过了机场，向北岸前进。不过在敌人攻击他们暴露的侧翼之前，美军重整了战线。无论如何，不管是哪个地面指挥官，都不会认为在进攻中表现得过于勇猛的部队有什么错。跟在其他类似的行动中一样，日本的散兵和偷偷潜入美军后方的士兵对美军战线的后方造成了一些威胁，因此，步兵不得不一个一个地排查地堡、掩体和坑道，并用炸药包、火焰喷射器和手榴弹将其摧毁。不过，到了1944年，即使是新兵对日本人的作战方式也了如指掌了，不再疏忽大意。

事实证明，尼米兹决定跳过敌军驻扎的外岛，直接对夸贾林环礁进行攻击的作战方案是正确的策略。美军的登陆作战起到了奇袭的效果，日本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加强海滩上的防御。此时，只剩下马绍尔群岛东南部的几个环礁还在日本驻军的控制下，但尼米兹并不急于夺取它们。那几个环礁上的机场每天都会遭到空袭，每当有新飞机从特鲁克或拉包尔飞过来，它们都会被迅速摧毁。吉尔伯特群岛和埃利斯群岛每天都会发动例行轰炸，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日常的轰炸主要由陆军中型轰炸机在F4U“海盗”战斗机的护航下进行。这些飞机几乎从未在空中遇到过敌机的反抗。由于缺乏供应和食物，岛上驻军的力量慢慢被削弱。许多日本兵在无情的空袭中丧生，还有许多人在绝望中自杀。

东京方面把守卫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这两个“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的希望寄托于相互支持的地面机场网络上。该网络中每个节点的半径范围相互重叠，在此区域内，有大片海洋和地势低平的珊瑚环礁。日本方面希望海军战斗机和轰炸机能够对如此广阔的区域保持局部的制空权。空中力量能够在节点之间自由而迅速地移动，因此利用空中增援可以驱逐任何协同的海上攻击或两栖攻击。这种战略观念是日本的全部希望所在，但是，美国航空母舰空中力量在规模和质量上的提升，使这一策略完全变成了空想。日本守军散布在数十个环礁上，面对来自空中和海上的枪林弹雨完全无能为力，甚至无法减缓美军的进攻。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美军的“燧发枪”行动和“法警”行动就相对轻松地摧毁了日本在太平洋中部设置的屏障。

对于胜利者来说，占领马绍尔群岛西部在战略上也带来了一大批意外收获。在控制了广阔的潟湖锚地和条件较好的机场后，美国海军基地和航空基地可以建在日本新设立的“绝对防线”的门槛上，这条防线贯穿了附近的马里亚纳群岛。这样，洛克伍德将军所指挥的潜艇就可以更迅速地返回巡逻区域，等于是把日本南部海上通道的潜艇巡逻天数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古贺峰一将军还没有决定是否动用主力舰队进行决战，但是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也是他无法承受的。强大的第5舰队现在准备攻击日本的内部防御圈，并有信心在西进的下一阶段强制发起双方海军的对决。由于在航母舰载机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美国人有理由期望取得类似对马海战或特拉法尔加海战那样的决定性胜利，这一胜利将保证美国最终打败日本。

航母空袭特鲁克群岛的行动代号为“冰雹”，美军对此已经计划了很长时间。1943年12月26日，尼米兹告诉金，他认为这一作战计划在次年的4月就可以实施了，但他也保证，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会提早实施：“这取决于未来两个月里能否在所有区域重创敌人。”[31]日本在马绍尔群岛的空中力量摇摇欲坠，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有利的发展趋势。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也一直在考虑夺取特鲁克群岛的计划，准备派出五个师和一个团，使该计划成为太平洋地区最大的两栖作战行动。“冰雹”行动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消除美军占领特鲁克群岛的需要——这一作战行动的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美军是否有可能跳过特鲁克群岛。

特鲁克位于埃尼威托克西南669英里处，也是一个巨型的环礁，潟湖面积大约为30英里乘以40英里。它的地形和外观跟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不同。潟湖中心附近有十几个岛屿簇拥在一起，最高处是1 500英尺高的火山，在其高耸的斜坡上，裸露的岩石和茂密的森林交替出现。岛上约有2 000个密克罗尼西亚人，大部分居住在海滩草原上的茅草屋里。自1942年中期以来，特鲁克广阔的潟湖就一直是日本联合舰队主要的南方舰队锚地。它的面积简直是太大了，在其珊瑚礁保护范围内，甚至可以进行高速舰队演习。在太平洋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为了节省燃油，都在防鱼雷网的后面下锚停泊。舰队的司令部位于温诺岛南边的托诺阿斯岛上的一片木屋中，从外面看上去很普通。

第58特混舰队的飞行员和船员对即将发动的攻击感到担忧。敌人在特鲁克群岛的“神秘基地”被誉为“一个无懈可击的堡垒”。过去，由于敌方可以利用远程轰炸机对易受攻击的航母进行毁灭性的反击，所以航母特混舰队的司令一直对攻击敌军重要的陆地机场十分谨慎。这种攻击一般是速战速决，打完就撤。但是，“冰雹”行动将深入敌军海域，展开持续进攻。第58特混舰队将在特鲁克群岛停留整整两天，完全处于空中反击的范围内。这次行动似乎比快速航空母舰以前参加过的任何行动都要危险得多。

关于特鲁克的情报十分稀少，这增强了它的神秘感。1944年以前，因为该环礁距离盟军基地很远，所以无法对它进行空中侦察。该地被认为是日本空中力量的枢纽，由数百名驾驶零式战斗机的精锐飞行员守卫。高耸的山峰上布满了高射炮。通往该地的水道极为隐蔽和危险，布设了很多水雷，并有很多岸炮防守。美国报纸将特鲁克称为“日本的直布罗陀”或“日本的珍珠港”。

“企业号”第10轰炸机中队飞行员詹姆斯·D.拉梅奇上尉记得，当他得知舰队要前往特鲁克时，自己一下子瞠目结舌，脱口而出：“天啊！”拉梅奇的无线电通信员兼机枪手戴维·考利补充说，第58特混舰队进入敌人水域时，该中队“紧张且忧虑”——“在战争的前两年，”他说，“接近特鲁克群岛似乎就等于有去无回。”[32]根据在“约克城号”船员中流传的一个故事，米彻尔将军曾说：“我们对特鲁克群岛仅有的了解是通过《国家地理》杂志获得的。”[33]“埃塞克斯号”航母的巡航刊物上刊登过一则讽刺漫画，描绘的是舰长在舰桥上通过扩音器讲话，他宣布“埃塞克斯号”将前往特鲁克群岛。在接下来的那一刻，全体船员都跳进了大海，只剩下站在原地目瞪口呆的舰长。

特鲁克群岛的骇人声誉不过是浪得虚名。特鲁克潟湖为日本联合舰队提供了一个防护极佳的锚地，并且，它正好位于日本在南方占领的土地与其本国海岛之间的海路上——但日本海军从未投入太多精力或资源建设这里的机场、港口设施、海岸防御工事或修理车间。这里与珍珠港比起来，简陋得不可思议。1944年时，这个环礁有一个中型浮式干船坞。但是这里没有大型发电站，没有能够让大型船只装卸的码头，也没有地下的燃料储存库。受损的船只通常需要向北长途回到日本修理。舰船上的补给和部队是由轻型舰艇和其他小艇转移到岸上的。特鲁克群岛的四个机场缺乏先进的地面设施，而且太小，无法让飞机适当地分散停放。直到1943年底，日本海军才开始急匆匆地扩大机场规模。这里劳动力不足，所以日军从锚泊的军舰上抽调了一批人作为劳工。“水手们实际上喜欢这项工作，因为干这个活能够上岸。”“瑞鹤号”航母的一名航空队军官回忆说。[34]

1944年2月，这个环礁上有大约7 500名陆军士兵和另外3 000名水手和支援部队驻守。固定的防空炮台至多有40个。在联合舰队中负责多项重要工作的福留繁将军在战后告诉审讯者，特鲁克群岛只是日本和南太平洋之间船只和飞机的集结待命区而已，只是一个停靠站。直到1943年底，日军才开始在该岛上加固防御工事，防备可能的攻击。在他看来，如果美国人使用攻占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时所采取的方法，这个环礁很容易被拿下。

古贺峰一明显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在夸贾林和马朱罗陷落后，他将大部分主要作战舰艇都从特鲁克群岛撤走了。2月4日，他意识到美军可能很快就会进攻这里，因为有两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PB4Y在环礁上空飞行侦察，而且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他的参谋根据侦听的无线电判断，美国航母特混舰队正朝着该岛前进。发现美军的侦察机后，日军派出零式水上飞机进行拦截，但是美军飞机很快就摆脱了。古贺下令将大部分大型军舰转移到帕劳，再由那里转移到菲律宾南部苏禄群岛的塔威塔威。大批舰船起锚并加速驶出水道。2月10日，古贺峰一乘旗舰“武藏号”前往东京湾，带着一队巡洋舰和驱逐舰。他决心保持主力舰队完好无损，以便在未来某个时候进行决战。潟湖中只留下了少量轻型巡洋舰、驱逐舰、辅助舰艇，以及大约20艘货船和5艘油轮。包括小艇在内，2月中旬时这里有大约50艘船。

美国舰队在马朱罗环礁会合，补充燃料和给养之后，于2月12日出动，向西开进。进攻部队当中含有米彻尔中将率领的快速航母特混舰队的大部队，也就是第58特混舰队的大部队，包括5艘大型航母（“企业号”“约克城号”“埃塞克斯号”“无畏号”“邦克山号”）和4艘轻型航母（“贝劳伍德号”“卡伯特号”“蒙特雷号”“考彭斯号”）。这9艘航母上拥有超过560架飞机。参加“冰雹”行动的部队还拥有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包括7艘战列舰。海上总司令斯普鲁恩斯将军在“新泽西号”上。9艘潜艇已奉命守住环礁外面的主要水道，它们将伺机击沉目标，并且随时待命，营救被击落的飞行员。

美军预定发动空袭的地点位于特鲁克群岛东北偏东不到100英里处，舰队在前往该地的途中竟然没有碰到日军侦察机，再次实现了突袭的效果。2月17日黎明前，5艘航空母舰开始逆风航行，让72架“地狱猫”战斗机起飞。这些战斗机组成一个巨大的编队，朝西方爬升。不到30分钟后，它们就飞到了特鲁克环礁的东部海湾上空，高度在1.6万英尺到2.2万英尺之间。这个清晨“晴朗、清爽而美丽”。[35]特鲁克群岛的空战几乎尚未开始就等于结束了。“地狱猫”战斗机占据了数量和高度上的优势，轻松摧毁了几乎所有起飞拦截它们的日本战斗机。美军飞行员击落了56架日军飞机，然后通过轰炸和扫射，击毁了地面上的另外72架。防空火力非常猛烈，但射击不准，美国飞行员已经历过多次类似的航母进攻，因此在飞越浓密的防空炮火时仍旧可以保持冷静。

在最初的混战中，有四架F6F被击落，而且（根据第6战斗机中队飞行员亚历克斯·弗拉丘的说法）至少有一架是被友军火力误伤的。“岛屿上空都是近距离的混战，”他后来说，“我甚至看到我们的一架‘地狱猫’将另一架‘地狱猫’击落。那是一次算准提前量的射击，但是……我们这个飞行员还没看清敌我就开火了，而另外那个可怜的飞行员则被迫跳伞。在行动中，我也看到空中有一些跳伞的日本飞行员。”[36]

美国飞行员原本预计会遭到更猛烈的抵抗。他们被告知，他们可能会在特鲁克群岛遇到多达200架敌机。事实证明，在特鲁克的四个机场上，所有处于可飞行状态的各类飞机加在一起也不到200架。根据战后审讯估计，日军在莫恩机场有68架作战飞机，杜布隆机场有27架，埃腾机场有20架，帕拉姆机场有46架，总数为161架。埃腾机场的大片场地上停放着大约180架被毁的飞机，它们是由于缺少配件或机组人员而停飞的。其中大部分飞机是在地面上被摧毁的。

尽管古贺将军正确地预测到敌人会对特鲁克群岛发动攻击，但当美国飞机突然出现在头顶上时，日本航空部队和海军都没有处于警戒状态。第四舰队的参谋千早正隆说，自两周前两架PB4Y从上空飞过之后，飞行员、地勤人员和舰员就一直保持全天24小时的备战状态，全体都很疲惫。[37]更糟糕的是，自重型战舰撤出后，军队士气低落，纪律松弛。飞行员反抗军令，拒绝进入驾驶舱，许多人不请假就离开岗位。特鲁克环礁的指挥官小林仁中将似乎认为美国舰队仍在马绍尔群岛作战，于是授权降低警戒级别。2月16日，许多飞行员和其他人员离开军营去休闲娱乐。美军在早晨突击时，特鲁克群岛的许多飞行员还在杜布隆岛最大的城里大睡，因为这些人头一天整晚都在当地的饮酒场所寻欢作乐。要想回到埃腾机场，唯一的途径是乘渡船，但是渡船无法一次搭载所有人。埃腾机场、莫恩机场和帕拉姆机场上有许多飞机都卸掉了武器，并且排干了燃料。小林未能让军队保持警惕，这一耻辱的渎职行为结束了他的海军生涯。他被解除了指挥权，然后被迫退出现役。

“地狱猫”战斗机仍在扫射时，美军的第一批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就抵达了目标区域。特混舰队通过无线电将俯冲轰炸机的注意力引到了锚泊在潟湖里的约30艘舰艇上。第10轰炸机中队的詹姆斯·D.拉梅奇驾驶着无畏式轰炸机，注意到有几架零式战斗机从他身旁飞过，却没有发动攻击。他猜测这些飞行员可能是因为空战一边倒的结果而感到沮丧，因此决定自保。这是南太平洋空战进行到后期越来越普遍的一种状况。

“企业号”的俯冲轰炸机朝目标扔下了1 000磅重的穿甲炸弹，这些目标是根据之前拍摄的航拍照片挑选出来的。拉梅奇的部队奉命攻击的舰艇停泊在特鲁克群岛的重要锚地杜布隆岛的避风处。飞机穿过高射炮的炮火，轰炸停泊的舰艇。拉梅奇朝着1.3万吨的“丰洋丸”的船尾扔下了一枚炸弹。另一个SBD分队瞄准了7 000吨的“清澄丸”，使其燃起了大火，该船立即开始下沉。第6鱼雷机中队一架“复仇者”在弹药船“爱国丸”上方低空飞行，向船体正中扔下一枚炸弹。这艘船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滚动的巨大火球，火焰甚至将上空的飞机吞没并摧毁了。冲击波非常猛烈，在上方2 000英尺以外飞行的拉梅奇上尉都感受到了震动。“我认为，除了原子弹爆炸之外，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爆炸，”拉梅奇说，“这真的是一场超级巨大的爆炸。”[38]

“爸比”格雷戈里·博英顿少校是著名的黑羊中队（海军陆战队第214战斗机中队）的王牌飞行员，一周前被击落并在拉包尔附近被日军俘虏。美军发动空袭时，他和其他几名战俘正在被押往特鲁克群岛的路上。押运他们的G4M轰炸机停下来以后，博英顿和其他战俘被推出去，倒在机场上。他们抬起头，惊讶地发现一架F6F“地狱猫”正低空掠过机场，用0.50英寸机枪扫射地面上的飞机。他们刚从轰炸机上下来，那架轰炸机就被火焰吞没了。这几个美国战俘被推进了机场边上的一个坑中，从这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他们看到了头顶的战况，并为攻击者加油。博英顿说：

我特别兴奋，真是太兴奋了。我看着那些日本飞机，其中包括轻型的零式战斗机，被我们扔下的炸弹给炸得从地面上弹起来，然后“哐当”地落地，就像一麻袋螺栓和螺母落地一样。这些飞机起火后，它们携带的弹药开始爆炸。这个坑的周围飞溅着20毫米的炮弹和7.7毫米的子弹。有时我们会用手将一些灼热的弹片从坑里扔出去。[39]

后来，在行动暂停期间，日本人在坑中找到这些俘虏，把他们押送到岛上的另一个地区。博英顿说：“大块的混凝土倒在地上，飞机零件四处散落，整个地方成了一片废墟。”[40]

一拨又一拨的美国的舰载机飞抵特鲁克环礁上空。大队长在上方盘旋并指挥进攻。机场、机库和机械车间都遭到了破坏。负责攻击舰船的中队装备的是穿甲弹，而负责轰炸机场和岸上设施的飞机则携带了燃烧弹和杀伤弹。停泊在潟湖中的以及逃向出口水道的舰艇遭到了鱼雷攻击。停在地面的飞机悉数被毁。下午美军有几次攻击根本没有遭遇任何日本飞机的反击。

盘旋于潟湖东部的日本战斗机在几架“地狱猫”朝特混舰队返航的时候，对其发动了攻击。伍德沃德·M.汉普顿驾驶F6F扫射一个机场时方向舵被击中。当他飞越东北部的珊瑚礁时，他的“地狱猫”战机遭到两架零式战斗机的伏击。他企图飞进云里逃脱。后来他在行动报告中写道：“我当时正朝偏北的方向飞，在遭受攻击后继续沿这个方向前进，无法转向，也无法还击。我的飞机不断受到敌人射击，逐渐被打烂了。”[41]汉普顿的驾驶舱满是20毫米炮弹的弹孔，大部分飞行仪表都被打坏了。他的护目镜从头上被打了下来。他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希望逃脱了，决定要拉一架敌机陪葬。当一架敌机从高处斜向飞到他前面时，“我把机头拉了起来，对准他，然后打了一串子弹，他的飞机一下子起火了”。第二架飞机见状转弯逃掉了。汉普顿继续向东飞。看到美国特混舰队的外围警戒舰后，他进行了猛烈的水上迫降，并在“飞机沉到了相当深的海水中后”，设法逃出了驾驶舱。终于浮出水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他看到友军的驱逐舰正在开过来，顿时放心了。[42]

有几名被击落的飞行员是以相似的方式获救的。驱逐舰和潜艇一直守在环礁周围，负责救生。“绒杜父鱼号”潜艇在环礁往北数英里的地方救出了“约克城号”的三名飞行员。“埃塞克斯号”上的F6F飞行员乔治·M.布莱尔跳伞落到了特鲁克潟湖中。由于美国船只无法通过水道入口（那里布有水雷），布莱尔觉得他基本上是跑不掉了。一艘日本驱逐舰开始朝他逼近，但是他所在中队的几架飞机将其赶走了。布莱尔被“巴尔的摩号”巡洋舰的OS2U“翠鸟”救出。这架水上飞机在潟湖上冒险降落，最终安然无恙地飞回了特混舰队。在为期两天的行动中，被击落的美国机组人员有一半以上获救。有很多次，友军飞机在救生筏上方低空盘旋，直到水上飞机或驱逐舰抵达现场。

在无情的空袭中，一些日本舰艇仓促起锚，高速逃离。轻型巡洋舰“香取号”和驱逐舰“舞风号”通过北部水道逃离潟湖，但被一队TBF赶上了，遭到数枚500磅炸弹的袭击。到了中午，“香取号”从船尾开始下沉，而“舞风号”则燃起了大火。仍在空中盘旋的拉梅奇上尉已经用光炸弹，他试图指挥新到达的轰炸机给这两艘敌舰最后的致命一击。但是，以呼号“白头鹰”表明身份的米彻尔将军切入无线电通话中，要求所有飞机退开。“不要击沉那艘船，重复一遍，不要击沉那艘船。收到请回复。”[43]队长们都感到很疑惑。敌军的舰艇已经受伤，为什么要放过它们呢？

理由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了。斯普鲁恩斯将军率领一列水面舰艇来到了环礁以北的水域。这支小舰队里有“新泽西号”和“艾奥瓦号”战列舰，“明尼阿波利斯号”和“新奥尔良号”巡洋舰，还有四艘驱逐舰。米彻尔是担心误伤友军。此外，斯普鲁恩斯显然也想用他的巨炮来了结所有被他碰到的已经苟延残喘的敌军舰艇。“明尼阿波利斯号”和“新奥尔良号”齐射了三四轮，就击沉了这两艘失去行动能力的敌军舰艇。“新泽西号”差点儿被正在沉没的敌军驱逐舰发射的两枚鱼雷击中。美国舰艇前去打捞日军幸存者，但几乎所有的日本水手都不愿意被俘，而是选择自杀。战舰继续沿着环礁逆时针航行，夜幕降临后开始向东撤去。第二天早晨黎明时分，它们与米彻尔的航母会合了。

对于斯普鲁恩斯将一支水面特混大队带入战斗区域这个决定，飞行员们并不认可。在他们看来，水面部队不需要参加进攻特鲁克的行动，它们只会成为飞机的障碍。米彻尔不得不派10架“考彭斯号”上的F6F在斯普鲁恩斯的舰队上空进行战斗空中巡逻。那几架“地狱猫”如果去进行扫射，会有更好的作战效果，而且为了掩护行驶缓慢的军舰撤离，好几名飞行员还被迫冒险在夜间着舰。“艾奥瓦号”遭到一架日本飞机的轰炸，不过几乎没有受损。炮手射击并摧毁了另一架飞机，结果发现击中的是一架美国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而且机组成员都丧生了。如果运气再糟一些，斯普鲁恩斯率领的舰队中可能会有一艘或多艘舰船被鱼雷击中，而一旦发生这样的事，他就可能会失去指挥权。这一次，这位一贯保守的舰队司令做的事有些冲动，而且除了“黑鞋族”骨子里就有的以巨炮击沉敌舰的情结之外，恐怕也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了。对此，谢尔曼将军措辞谨慎：“这次司令亲征战绩甚少，反而让舰载机的进攻任务变得更复杂了。”[44]拉梅奇上尉说话就没那么客气了：“大个儿战列舰终于把一艘快要沉没的巡洋舰给打趴下了。这肯定能算了不起的胜利吧。”[45]

第5舰队参谋长卡尔·穆尔后来被要求解释斯普鲁恩斯这么做的理由。穆尔一如既往地直言不讳，说长官正在观光。“嗯，我认为这主要是出于好奇心……我认为斯普鲁恩斯将军很想看看特鲁克群岛，也很想追击日军舰艇。”[46]穆尔还推测说，这位长官乘坐旗舰大摇大摆地来到日本在本岛之外最大的海军基地，可能是想要借此嘲弄日本人。

那天晚上，一小队中岛B5N“凯特”鱼雷机盯上了美国特混舰队。这些飞机不是从特鲁克群岛起飞的——没人知道它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不过很有可能是从拉包尔或塞班岛起飞的。夜间巡逻的战斗机企图拦截，但在黑暗中找不到它们。午夜过后几分钟，其中一架偷袭的敌机低空掠过“无畏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船员们吓了一跳，第2特混大队的阿尔弗雷德·E.蒙哥马利将军下令紧急左转，甩开袭击者，但是B5N已经释放了鱼雷。“无畏号”转向时舰尾被击中，爆炸让整个舰身都剧烈地颤动。鱼雷击中了航母易损的右舷。11名船员在爆炸中遇难，另有17人受伤。损管队封住了进水的舱室，这艘航母还能靠自己的动力前进，但是方向舵卡住了，因此一直无助地打转，差一点与“埃塞克斯号”相撞。它没有沉没的危险，但是无法跟上特混舰队的步伐。它后来撤回马朱罗，然后从那里回到了珍珠港和旧金山维修。

2月18日凌晨2点，12架配备雷达的TBF“复仇者”从“企业号”上起飞，攻击特鲁克潟湖中幸存的日军舰艇。每架飞机都挂载了4枚500磅的炸弹。单纯通过雷达引导飞机抵达目标，从而实施低空夜间攻击，这种想法此前曾被讨论和研究过，但是还从未尝试过。这要求飞行员完全依据飞行仪表的导航到达特鲁克上空。到达潟湖上方后，他们要在锚地上空盘旋，直到雷达回波显示出目标的图像。该任务是一项战术上的突破，在航空史和海军史上尚无先例。威廉·I.马丁少校负责训练这些飞行员，称这一战术为“真正的经典”。他回忆说：

当时的雷达显示器需要操作员进行大量的解读工作。这就像是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它不是看上去像地图一样的极坐标图。阴极射线管上只是大致地提示出某个地方有一个物体。经过相当多的练习后，雷达操作员才能确定那里有一艘船，并且能判断出它的大致尺寸。他必须将雷达屏幕上的光点与船的图像联系起来。[47]

飞行员从250英尺甚至更低的高度接近目标，并单纯根据雷达读数释放炸弹。在桅杆的高度低速飞行，这种轰炸方法被证明是极其准确致命的。这批“复仇者”总共13次直接命中目标，击沉了8艘日本舰船。防空火力很猛烈，但是瞄准很差，12架飞机中只有1架被击落。

2月18日天刚放亮，第58特混舰队就又派出了200架飞机进行攻击。它们在环礁上空遇到的空中反击微不足道，所以轻轻松松地把剩下的目标一个个解决掉了。数百颗燃烧弹投向了浓烟滚滚的跑道、停机坪以及机库。此外，轰炸机还特别关注了油罐区。第一天的时候，为了防止烟雾降低能见度，美军没有轰炸那个区域。

两天前，日本的“阿贺野号”巡洋舰在特鲁克北部被美国潜艇“灰鳐号”击沉。“追风号”驱逐舰被派去打捞幸存者，总共有约400名军官和水手。这艘驱逐舰本来已经开始向塞班岛行驶，但是在袭击开始后接到命令，返回了特鲁克群岛。“追风号”上挤满了沉没的“阿贺野号”幸存的船员。2月18日早上，这艘命运乖蹇的驱逐舰进入了潟湖，迅速遭到“邦克山号”一架“复仇者”的袭击。一颗鱼雷击中舰身的正中间，“追风号”断成两半，开始下沉。船上有500多人一起沉入海底，只有20人幸免于难。

队长们报告说，此时已经无法找到有价值的目标了。斯普鲁恩斯意识到再打下去已没有意义，于是命令所有飞机回到各自的航母上，第58特混舰队也撤向了马朱罗环礁。

对于美国人来说，特鲁克群岛素来所享有的名气，让这场胜利更具象征意义。不过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冰雹”行动也是整场战争中空袭最猛烈的航母作战行动之一。虽然日本的大部分重型海军舰船此前已经逃离了特鲁克，但是美军仍然击沉了3艘轻型巡洋舰、4艘驱逐舰、3艘辅助巡洋舰或训练巡洋舰，还有6艘其他海军辅助舰艇。此外，他们还击沉了约30艘商船，其中包括5艘宝贵的油轮。击沉的船只总吨位接近20万吨。其中许多船上装满了无法抢救的弹药和其他物资。此外，在日军本来就缺乏燃料的情况下，这次攻击还让他们损失了1.7万吨燃料。[48]日军损失了249架飞机，大部分是在地面被摧毁的。相比之下，美军特混舰队付出的代价微不足道。米彻尔的航空母舰损失了25架飞机，其中包括意外被友军火力击毁的飞机；除了9名机组人员之外，其他所有被击落飞机上的人都被救了回来，并且会再次参与飞行任务。唯一严重受损的舰船是“无畏号”航母，但没过多久它就归队了。

海军的公报宣布：“太平洋舰队在特鲁克群岛回敬了日军舰队1941年12月7日的所作所为，让敌人偿还了一部分债务。”[49]《时代》杂志的评价非常准确：“人们历来所畏惧的陆基空中力量，如今已经被来自海洋的更强大的空中力量超越。”[50]

此次行动过后，特鲁克群岛作为舰队基地已经变得毫无用处，而且它再也没有被用作舰队基地。特鲁克的机场后来得到了清理和修复，当古贺峰一命令拉包尔的航空部队撤离时，大多数飞机飞到了特鲁克群岛。但是，这个环礁在1944年2月的时候就无力抵抗米彻尔的攻击，到了当年春天，它就更加没有招架之力了。4月的时候，第58特混舰队故地重游，那时特鲁克潟湖内已经没有任何舰船了。在这次重复的攻击行动中，美军航空大队将精力集中在了日军这座昔日堡垒的机场和飞机上，让那里再次成为一片浓烟滚滚的废墟。

[1] Edwin T.Layton, “Recollections of Fleet Admiral Nimitz,”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0, p.90.

[2]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 No.139, Interrogation Nav No.34, Interrogation of Commander Nakajima, Chikataka, Imperial Japanese Navy, October 21, 1945, p.143.

[3] Joseph J.Clark,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Part 2, Vol.2, p.445.

[4] Edwin T.Layton, “Recollections of Fleet Admiral Nimitz,”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0, p.91.

[5]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p.215-35.

[6] Roger Bond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132.

[7] C.S.King account in ibid., p.285.

[8] David S.McCampbell account in ibid., p.196.

[9] Mitscher quoted by Arleigh A.Burke in ibid., p.167.

[10] Arleigh A.Burke account in ibid., pp.167-68.

[11] CINCPAC War Diary, Book 5, pp.1834-47.

[12]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226.

[13]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45.

[14] Truman J.Hedding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2.

[15]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44.

[16] Shaw et al., History of U.S.Marine Corps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p.152.

[17] Richard L.Conolly to Commandant of Marine Corps, November 26, 1952, in ibid.

[18] 1st Lt.Samuel H.Zutty quoted in ibid., p.171.

[19]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46.

[20] Kenneth Dodson letter dated February 9, 1944, in Shenk, ed., Authors at Sea, p.293.

[21] Ibid., pp.294-96.

[22] Potter, Nimitz, p.334.

[23] Astor, Wings of Gold, p.224.

[24]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283.

[25]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48.

[26] Entry dated January 6, 1944,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5, p.1833.

[27] “Special Report of flintlock and catchpole Operations,” March 1, 1944, p.7, USMC Archives.

[28] Harry W.Hill,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85, Vol.3, p.297.

[29] Shaw et al., History of U.S.Marine Corps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p.227.

[30]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226.

[31] CINCPAC to COMINCH, December 26, 1943,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4, p.1830.

[32] Ramage, “Raid on Truk.”

[33] Astor, Wings of Gold, p.227.

[34] Minoru Nomura, “Ozawa in the Pacific,”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291.

[35] Ramage, “Raid on Truk.”

[36] Astor, Wings of Gold, p.229.

[37] Masataka Chihaya, “Account of the Fiasco of Truk,” in Goldstein and Dillon, eds., Pacific War Papers , p.279.

[38] Astor, Wings of Gold, p.223.

[39] Boyington, Baa Baa Black Sheep, p.250.

[40] Ibid., p.252.

[41] Statement of Lt.(jg) Woodward M.Hampton, VF-1, Ernest J.King Papers, Box 9.

[42] Statement of Lt.(jg) Woodward M.Hampton, VF-1, Ernest J.King Papers, Box 9.

[43] Ramage, “Raid on Truk.”

[44]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230.

[45] Astor, Wings of Gold, p.235.

[46] Charles Moore,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55, Vol.5, pp.896-97.

[47] William I.Martin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149.

[48] Masataka Chihaya, “Account of the Fiasco of Truk,” in Goldstein and Dillon, eds., Pacific War Papers, p.282.

[49] “Return Visit.”

[50] “Return Visit.”

第十三章

不苟言笑的联合舰队总司令古贺峰一大将与其前任山本五十六私下曾经是密友。然而，与后者相比，古贺峰一在战略决策和政治方面更为谨慎。他从来不敢质疑军令部或是领导层做出的任何一意孤行的决定，尽管这些决定关乎“舰队决战”的命运——战前和战时日本海军的作战计划和战略思想都是围绕“决战”这个概念展开的。敌我双方舰队的大对决将会在西太平洋海域内某个地方打响。美方和日方都将派遣主力舰作战。日方或许会拥有战术条件上的优势（他们希望如此），可以利用美军被重要两栖作战行动牵制住的时机，首先通过强大的陆基航空兵以及航母舰载机对美军舰队展开空袭。日本战列舰上的巨炮将会给予美军最终的致命一击。日军的攻击将会令人震撼、摧枯拉朽，最终将逼迫富兰克林·罗斯福领导的美国政府求和。接下来美日将展开外交谈判，日本会成功地取得和平，捍卫自己的主权、荣耀以及帝国的一部分领土。

毫不夸张地说，东京的海军将领们希望展开这种一场决胜负的海上战役的执念达到了着魔的程度。通过美国战略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著作，这种观念根植在了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每一代学生的心中。历史上有许多可以佐证这种观点的战例，但是，在所有这些战例中，没有一场能比1905年发生在对马海峡的战役更有说服力，当时东乡平八郎大将率领日本舰队彻底歼灭了俄国舰队。海军大学校对1916年英德日德兰海战的详细研究，更是让他们对这种决战的思想深信不疑，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在那场战役中，英国本来有机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却错失了良机。“条约派”将军堀悌吉在1933年被日本海军清洗，他认为，日本海军战略在极端民族主义发酵的那几年里严重僵化：“这种形式主义缓慢加剧，不断蔓延，直至后来成为战略正统观念；而［日本海军］最终也成为一个狂妄自大的小团体，固执地认为所有的战略都必须服从这一正统观念。”[1]

事实上，从太平洋战争一开始，战争中发生的种种事件就表明，飞机和潜艇已经取代战列舰，成为战争最终的决定因素。但是日本海军军官仍固执地相信巨炮的威力。虽然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是日本海军高层中对空中力量最为重视的将军，但是他决定进行中途岛战役，也是出于想在战争早期迫使对手进行一场大决战的考虑。他曾打算让战列舰，包括他的旗舰“大和号”，在中途岛战役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日本海军中，不像在美国海军中那样，飞行员得不到快速晋升，也没有被安置到重要的海上指挥岗位和作战计划岗位上。直到1944年，航母特混舰队才被整合进入联合舰队的核心。日军的作战计划是在一种正统的假设下构想的，这种正统的假设认为战列舰（尤其是巨型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将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中发挥主导作用。

所以，联合舰队迟早会去迎头截击敌人，古贺峰一从未怀疑过这一点。但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呢？自1942年以来，重型战舰（战列舰和航母）一直藏在远离敌人的地方。自1942年10月圣克鲁斯群岛战役以来，日本航母一直没有现身战场。而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损失了“比睿号”和“雾岛号”两艘战列舰之后，日本海军基本上只靠驱逐舰和陆基空中力量在南太平洋作战。古贺峰一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舰队处于己方的航空基地的作战范围内。他需要时间重建航母战斗群。随着燃料的供应变得越来越紧张，他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这场战役在地理位置上尽可能接近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油田。

另一方面，古贺峰一不得不承认他的时间不多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敌方工厂生产的大量武器和物资被一批一批地送抵太平洋前线。美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帮助美军在空中作战效率方面与日军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特别是在雷达、无线电通信和防空等重要领域。潜艇每个月都会击沉20万吨日本的运输船，这很快就会让日本的军事工业瘫痪。敌人在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展开的双线进攻不断抢走战略要地。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在战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越早将联合舰队投入决战越好。

任何一名军事指挥官都不能对天皇直接发出的咄咄逼人的指令视而不见。裕仁天皇正给联络会议施压，敦促日军更积极地作战，直面美国舰队并粉碎它。裕仁过去做皇太子的时候，教育他的任务主要交给了日俄战争中的陆海军英雄东乡平八郎以及乃木希典大将。这个男孩一直沉浸在马汉的教条之中，而且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样的信条：要想赢得海战的胜利，就必须发动一场类似对马海战那样的决战。他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对军方丢掉瓜达尔卡纳尔岛深感失望。1943年5月，阿图岛被美军占领后，他严厉斥责了陆军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天皇对日本军事力量的衰落及其对日本亚太帝国的未来可能产生的后果表示担忧。他的质疑之声变得越来越尖锐刺耳，甚至语含讽刺。他以前只要了解大致情况就满意了，现在他要求下级向他详细通报情况，并要直接参与重大战略决策。8月5日，随着盟军挺进所罗门群岛中部，天皇斥责了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

如果我们继续以这种方式战斗，那结果将会像瓜达尔卡纳尔岛那样。它只会提高敌人的斗志，然后中立的国家会开始动摇，中国将会变得自以为是，这对大东亚共荣圈国家的影响将是不可想象的。难道你们不能在某条战线上设法击败美国军队吗？所有的战线看起来都是一团糟。你们难道不能让美军惨败吗？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一步步后退，这不仅会鼓舞敌人的士气，还会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跟我说，你们准备在哪里打一场胜仗？你们要在哪里展开决战？[2]

9月中旬，天皇在皇宫与军事领导人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议程包括对战争策略的彻底修改。在同时担任首相和陆相的东条英机的支持下，联络会议同意制定一项“新的行动政策”，该政策要求日本的西部防线大大收缩至离前线很远的后方岛屿上。新的“绝对防线”将从千岛群岛向南经过马里亚纳、特鲁克、帕劳、新不列颠、新几内亚西部、东印度群岛和缅甸。日本将从中国东北调遣陆基航空部队和陆军，对这个内层防御圈的阵地严防死守。防线以外的驻军，包括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上的驻军，不会再得到增援。如果受到攻击，他们必须重创敌人，直至全部战死。

加强内层防御圈的力量需要时间——需要从本土调动军队，建立新的岸边防御工事，制造飞机并训练新的航空大队——因此，该政策将“1944年年中”作为“我方完全做好准备的大致预期时间”。[3]但是，如果有机会，新政策也不拒绝与美国舰队在更早的时间对决：“无论何时，只要有机会，我们就应捕获和摧毁敌人的进攻力量。”[4]

古贺峰一希望及早来一场类似对马海战那样的决战。自1943年5月以来，这名总司令及其参谋一直在研究和修订Z计划，该计划设想让联合舰队大举出动，在中太平洋正面迎击美国舰队，如果有可能的话，趁敌人进行两栖作战，舰队被牵制住时开战。波纳尔将军在1943年9月和10月发动的航母攻击，两次把强大的日本舰队骗离特鲁克群岛。古贺峰一亲自指挥了其中的第二次舰队集结，于10月将舰船停泊在埃尼威托克环礁整整四天。在这两次攻击中，日本人都很快发现，美军航母的作战方式是“打完就撤”，而不是持续作战，于是舰队返回了特鲁克群岛。

日方持续损失舰船，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则不断朝拉包尔挺进，在此形势下，Z计划不得不持续修改。10月下旬，日方决定不让舰队在密克罗尼西亚和保卫俾斯麦群岛的战斗中出动。决战需要推迟，直到敌人试图闯入内层防御圈。古贺峰一将坚守菲律宾海，根据美国舰队的动向，保卫马里亚纳或帕劳。根据这些决定，当美国第5舰队向中太平洋发起进攻时，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的日本驻军只得到了有限的空中支援，除了潜艇巡逻，根本没有其他的海军支援。

在圣克鲁斯群岛战役（1942年10月）中，日军空中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之后日本航母特混舰队撤退到了濑户内海进行维修、改装，重建航空大队。指挥官南云忠一（曾在珍珠港突袭、中途岛战役以及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指挥航空母舰突击部队）被解职，回到日本本土担任佐世保镇守府司令。他的继任者是小泽治三郎中将，一个身材高大、粗鲁、丑陋的家伙，被称为“石像鬼”。[5]小泽将大型航母“瑞鹤号”作为旗舰。该部队进行了改组，更名为第三舰队，包括三个航母战队、两艘战列舰、六艘巡洋舰和十几艘驱逐舰。第三舰队的大部分空中力量集中于第一航空战队（“一航战”，包括老牌的“瑞鹤号”和“翔鹤号”，以及轻型航母“瑞凤号”）和第二航空战队（“二航战”，重型姊妹航母“飞鹰号”和“隼鹰号”，这两艘航母都是在客轮船体的基础上改造的，1942年中期开始服役）。

在194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航空母舰在特鲁克群岛或本国水域中闲置。但是航母上的航空大队却不是这样。小泽的舰载机被反复派往南方，以加强拉包尔的陆基海军航空力量以及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的辅助机场上不断被削弱的力量。1943年7月，第二航空战队的大部分飞机（大约150架）飞入拉包尔，被编入第二十六航空战队。这些零式战斗机飞行员为学习航母起降技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却在与敌人武器精良的B-24和B-25进行日常空战时损失惨重。

在8月和9月，几支日本战斗机部队奉命飞到布因的原始简易机场，那里位于布干维尔南部，地面条件和空中条件比拉包尔还糟。哈尔西指挥的所罗门群岛航空队以瓜达尔卡纳尔岛为基地，实力得到了补强，每天都进攻这个简易机场，许多在此幸存一周以上的日本航母飞行员，都会因疲惫和疾病而倒下。1943年10月，布因残余的日军航空部队开始撤回拉包尔。

接下来的一个月，古贺峰一命令第一航空战队的200架飞机从特鲁克群岛飞往拉包尔（RO行动）。第三舰队中有许多经验丰富的资深飞行员，包括所有的中队长，参与了此次行动。但是不到一周，这些飞机就有一半以上被击落，并且坠机飞行员几乎没有获救的。小泽的一名参谋还记得几名幸存者11月13日到达特鲁克群岛的斯普林机场时的情景：

返回的飞机数量如此之少，这让我感到震惊。几乎看不到战斗机了。但是，鱼雷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的情况更糟。没有一人生还。……飞机场上，小泽按照惯例向官兵发表行动结束之后的讲话。后来，我从一些飞行员那里得知了这次讲话的情况。小泽登上演讲台，准备开口时，因为仅有几个人幸免于难，他无法抑制住悲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沉默地站在台上很长一段时间，痛哭流涕。[6]

1944年1月25日，当所罗门群岛航空队和第5航空队对拉包尔联合发动的攻击达到高潮，古贺峰一又命令第二航空战队的150架飞机前去参战，卷进这个绞肉机。没有几个零式战斗机的飞行员在此次任务前参加过实战。他们得到的指令是，除非“战斗条件显得特别有利”，否则就要避免与美国的轰炸机和战斗机作战。[7]第二航空战队的中岛鱼雷机被派出去执行危险的夜间任务，对布干维尔岛附近哈尔西的舰队和新几内亚附近麦克阿瑟的运输舰展开攻击，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提高士气。这些任务不仅没有伤到美国舰船，反而因为防空火力和操作事故损失了数十架宝贵的轰炸机。航空参谋奥宫正武回忆拉包尔最后几天的可怕情况时说：

日子稀里糊涂地就过去了。我们每天都会让零式战斗机紧急升空，进行截击。那些年轻且缺乏经验的新手飞行员，已经变成经验丰富的老兵，他们的脸上会忽然浮现出对于死亡的理解。美国人不停地向他们施压，一刻也不停息。轰炸机日夜不停地轰炸拉包尔，目标包括机场以及海港里的船只；战斗机则低空掠过，进行扫射，朝任何有价值的目标开火。敌人的袭击简直是太猛烈了，我们根本就无暇攻击他们的基地。我们的损失不断增加，死亡和失踪的飞行员的名单也越来越长。[8]

在拉包尔的最后一次作战行动中，第二航空战队总共损失约90架飞机。在2月下旬返回特鲁克群岛的少数飞行员中，又有许多人因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而死亡。他们还带来了失败主义和绝望的梦魇，这些想法与感受不可避免地在第三舰队航空大队的幸存者中传播开来。

在日本，1944年2月的新闻以不寻常的坦率报道了美军对特鲁克群岛的攻击。一些新闻报道错误地断言美国人曾试图进行两栖登陆并被击退，但在2月18日，大本营发布了准确而无情的报道：

周三早上，一支强大的美国特混舰队突然闯入我们的加罗林群岛，反复以大量舰载机袭击我们重要的战略基地特鲁克群岛。敌人派数百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不断施以猛烈的空袭，来回攻击我们。战争形势前所未有地严峻，而且空前恶化。敌人作战行动的节奏表明，进攻的军队已经逼近我们的国土了。[9]

和往常一样，这篇言辞严肃的新闻稿的目的是让日本人更加努力，更加勇于牺牲，但是当权者绝对不会承认日本有战败的危险。发行量很大的《每日新闻》的编辑们肯定是没有领悟这次发布的通稿中的微妙语气。2月23日，该报发表的头版评论文章警告说：“太平洋地区的攻防决战不会在美国和日本的本土海域进行。这些战役将在……数千英里外的岛屿基地上发生。如果敌人真的打到我们家门口了，那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10]

这篇文章还批评了训练平民用竹矛战斗的做法，并补充说，阻止美军进攻的唯一真正希望是生产更多的战机和航空母舰。东条英机看到这则新闻之后大为震怒。信息委员会发出命令，要控制这篇文章的传播，但由于已经有超过10万份报纸发出，文章造成的影响（虽然不大）已经无法消除。陆军省严厉训斥了该报，迫使总编辑辞职，并召集其他重要报纸的编辑，警告他们不要写这样的评论。陆军强制征召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参军，这是惩罚“任性”作家的常用方法。

东条英机不受日本人的欢迎，而且被海军的大多数将领鄙视。他自负而尖刻，热衷于发号施令，还常常用空泛的口号和花言巧语压制理性的讨论。即使在高级内阁和军官的闭门会议上，他也总是暴躁易怒。1943年10月，当一名大臣提到令人失望的收成时，东条英机起身厉声吼道：“即使什么也不吃，我们内阁成员也要准备好把生命献给国家！”[11]他的荒唐举动有时似乎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但是日本文化对于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是不太赞成的。天皇是这个国家独一无二的象征性首脑，人民期待他手下的大臣们能以谦虚谨慎的态度执政。

天皇是东条英机在统治集团里长期占有优势的最终保障。近三年来，裕仁天皇对东条英机言听计从，甚至在战争结束后，天皇也为他的做法和领导行为辩护。特鲁克群岛遭到攻击后，东条英机采取行动，紧紧抓住陆海军的军事决策权和指挥大权。自明治时代以来，两个军种的权力都是在一个省和一个总参谋部之间分配的。但是现在，在天皇的支持下，东条英机迫使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将军辞职，然后在保留陆相和首相职位的同时，推荐自己接任了该职务。永野修身辞去军令部总长一职，接任者为海相岛田繁太郎，后者也保留了他原有的职位。这次重组后，陆海军的参谋均由内阁控制。东条英机向来知道岛田易于妥协，因此更加稳固地把握了整个政权。当参谋们得知天皇也支持这个计划时，所有反对声都烟消云散了。

自1943年11月至来年2月，大多数航空母舰再次回到日本本土进行维修，替换飞机和机组人员。“瑞鹤号”进入吴港的干船坞，“翔鹤号”则来到东京湾的横须贺。航空母舰配备了新的雷达系统和防空武器。新的飞机从广岛湾的岩国海军航空基地飞来。由于新训练的机组人员尚未获准在舰上降落，因此飞机是用起重机吊上航母的，而不是在舰队出海后降落于航母上。

培训新的航空大队需要6个月的时间。但是美国人不会等，所以所有人都明白，第三舰队可能会在准备就绪之前就要投入战斗。小泽的航空参谋乐观地将4月1日定为训练完成日，到那时，新的舰载飞行队应该已经接受充分的训练，而且装备精良，准备好打击敌人。第三舰队的9艘航母（5艘重型航母和4艘轻型航母）上有500架飞机。另有四五百架陆基战斗机和轰炸机将部署在简易的岛屿机场上，能够轻松覆盖马里亚纳群岛和帕劳的空域。

日本的作战计划负责人曾希望在1944年生产4万架新型军用飞机，但在1943年秋季，实际生产率连一半都达不到。飞机工厂面临着材料短缺、后勤不畅以及缺乏熟练机械师和工程师的压力。运输船的损失严重影响了马来西亚和雅加达的铝土矿的交付，而这些铝土矿是飞机制造业铝合金的主要来源。位于名古屋的三菱工厂稳步扩大规模，到1943年底雇用了4.3万名工人，但在1943年仅生产了1 029架新的零式战斗机，不到军方要求的数量的一半。日本的飞机制造业过度依赖少数有才能的工匠和技术人员，这些人过度疲劳，难以应付。这个行业从未针对大规模生产进行过优化。尽管较晚引进的标准生产线技术带来了技术改进，但三菱和其他主要飞机供应商（中岛、爱知、川崎、立川、横须贺）均未能成功提高产量，仍旧无法满足军队不断增长的战时订单。

1943年底，一名政府检查员视察名古屋的车间时，惊讶地发现新制造出的零式战斗机仍然由牛群从工厂里拖出。三菱车间附近没有机场。新一批战斗机必须运输到24英里外的各务原，在那里交给海军。飞机极易受损，因此不能用卡车运输，铁路运输也不方便。当时已经累死了20头牛，其余30头牛也累垮了。牛饲料是从黑市上买的，但是供应没有保证。战时至关重要的替补飞机的交付，竟全然寄托于一群数量不断减少且吃不饱的牲畜身上。过了很长时间，三菱的工程师才想到，佩尔什马可以更快地将飞机拖到各务原，并且用不着那么多饲料。与波音、道格拉斯或格鲁曼公司的安排相比，日本公司所做的这些荒谬的努力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日本最终为何会失败。

过去一段时间日本飞机与新型美国战斗机“地狱猫”“海盗”“闪电”的交火，已经让所有人都承认三菱零式战斗机不行了，已经过时了。堀越二郎的飞机曾经具有突破性和开创性的意义，永远是航空史上的里程碑。然而，从其卓越的服役生涯一开始，三菱零式战斗机就体现了一系列设计上的折中选择。堀越二郎的团队把飞机上每一盎司可有可无的重量都减去，并且相对于飞机的大小，其翼展和操纵面大得几乎不成比例。这些特点使得三菱零式战斗机可以远距离飞行，爬升速度快，灵活性高，但也使它们在高空动作迟缓，俯冲速度慢，敌人的炮火轻易就能将其摧毁。三菱公司将其有限的设计资源和开发资源投入到了两款新型截击机中，即J2M“雷电”和A7M“烈风”战斗机。与零式战斗机相比，这两种飞机性能更佳，但早期的机型常常遭遇机械故障和设计缺陷的困扰。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工程人员，所有这些问题或许都可以克服（例如，在投入使用时，美方寇蒂斯SB2C和B-29的各种缺陷都得到了补救）。但时间很短，工程人员极其有限。零式战斗机的继任者中，只有一小部分开始服役，而且飞行员和航空参谋从来都不喜欢它们。

由于没有可行的替代者，日本海军只能转而致力于改进三菱零式战斗机。三菱在整场战争期间不断对零式进行改装，总的来说，增加了马力、火力和护甲，同时缩小了翼展——II型、21型、22型和52丙型的生产数量比其他型号多一些。性能改进一般非常细微，因此与之作战的美国飞行员根本注意不到。零式战斗机驾驶员藤田怡与藏少佐是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老兵，他发现，与旧机型相比，52型在速度和敏捷性方面均显不足。“只能说，飞行体验更差了，”他说，“机头抬高速度不够快，所以机枪很难瞄准目标。我觉得我因此失去了许多击中敌机的机会。”[12]日本海军还尝试将550磅重的炸弹固定在机身下方，将零式战斗机改造为战斗轰炸机，但是这种由1 000马力发动机驱动的飞机并不适合担此重任。各种型号的零式战斗机均为轻型机体结构，因此一旦遭到猛烈的攻击，就很容易解体或是着火。调整这些设计消耗了三菱工程师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导致他们无法将注意力放在开发下一代飞机上。这些设计上的改变也让公司的生产工作变得困难重重。从1940年到1945年，名古屋工厂的产量每年都低于海军的需求目标。

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企业进口过美国和欧洲的精密机床，用它们来研磨高性能金属并进行抛光。战前的禁运切断了这些关键货物的进口。到1942年，工厂的设备已经老化，而且无法更换或升级了。日本本土缺乏自然资源和矿藏，无法获得制造美国大型战斗机上的那种2 000马力发动机所需的高性能轻质金属。日本航空业一直尝试生产可靠的新型飞机发动机，希望能在预期的重量限制内，达到更高的额定功率，但是遇到了很多困难。海军人事局军官大井笃甚至开始打日本的小规模的所谓影子产业的主意，“例如可以相对容易地转而生产飞机发动机的汽车工业”。[13]

前线战况的恶化加剧了国内生产方面的严重缺陷。在军事土木工程方面，日本人根本无法与美国海军工程营相比。岛上的简易机场是用轻型施工设备和脊梁都快累断了的劳工建造的。在战争的早期阶段，日本人占领了南太平洋和东南亚许多最好的盟军机场。随着这些基地陆续被盟军夺回，日本人被迫撤退到地面支援设施不足且生活条件恶劣的基地。飞行员和机械师住在帐篷里，在篝火上做饭，在燃料桶中洗澡。厕所是散发着恶臭的露天粪坑。医疗人员不足，药品短缺，做手术时通常没法打麻药。替换飞机和飞行员的需求一直很迫切，但这只是后勤问题的一个方面。前线战区的机场需要航空燃料、备件、润滑油、军械和弹药的不断补给，需要不断空运来大量地勤人员，来替代那些生病、受伤或被炸死的人。新培训的机械师不如老手熟练。日本运送物资的飞机数量本就有限，许多飞机还因操作事故和盟军的攻击而损毁。日本海上运输遇到的钳制逐月强化，渐渐被卡死。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前线的飞机都严重失修。王牌战斗机飞行员坂井三郎告诉上级，每架零式战斗机在飞行150个小时后都应该进行彻底的检修。然而，在南太平洋，大多数零式战斗机服役超过了200小时，发动机开始出现运转问题。[14]到1944年，大多数一线战斗机还没来得及维护检修就被击落了。

堀越二郎在战争结束数年之后提到，他的国家不像美国那样拥有数不清的工程人员和技术专家。美国有遍布全国的大学、研究所、实验室、设计公司和重工业企业，相比之下，日本什么也没有。日本有一小批天才工程师，他们在海军、陆军和大约十几家工业公司里工作。由于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竞争，以及公司和日本财阀之间的竞争，他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重复和浪费的。他们的才华常常被浪费在不切实际、奢侈浪费、走走停停，而且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腾飞”的项目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如字面意思一样）。他们足智多谋又尽心尽力，但是像他们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堀越二郎和他的同事工作特别拼命，已经到了精疲力竭、完全崩溃的边缘，医生和上级命令他们休息。“如此糟糕的技术政策管理造成了我们别无选择的局面。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我们只能依靠零式战斗机，”堀越二郎写道，“这加速了日本的失败。”[15]

最新加入小泽部队的是“大凤号”，这是一艘重达29 300吨的大型航母，飞行甲板安装了护甲，能够抵御在中途岛战役中被摧毁的四艘航母所经受的俯冲轰炸攻击。这是第一艘拥有此类装甲的日本航空母舰。为了使用重型钢甲板，这艘航母在其他方面做了重要的妥协。相比巨大的船体，该航母的两个机库显得很小，并且仅有两部升降机。航母上只能搭载75架飞机，比新型美国航母少20架。“大凤号”在1944年3月开始服役，并于当月驶往新加坡，成为小泽的旗舰。

两种新舰载轰炸机逐渐取代了过时的机型。一种是中岛B6N“天山”鱼雷机，比其前身B5N“凯特”速度更快，航程更远。由于中岛公司自己制造的发动机难以启动，导致该飞机服役时间推迟，海军最终坚持将其更换为更可靠的三菱发动机。被盟军称作“吉尔”的“天山”鱼雷机可乘坐三名机组人员，并可携带一枚鱼雷或一颗重达1 754磅的炸弹，航程为2 000海里。它于1943年投入生产；到了1944年初，中岛每月大约生产100架这种新飞机。

长期服役的爱知D3A俯冲轰炸机（“瓦尔”）则逐渐让位于德国制造商汉高设计的、速度快且机动性强的横须贺D4Y“彗星”，这种飞机的发动机有1 400马力，是由戴姆勒——奔驰授权爱知制造的径向活塞发动机。盟军将其称为“朱蒂”。和“吉尔”一样，“朱蒂”的服役时间也由于早期型号的各种问题而推迟，尤其是机翼在俯冲时会出现颤动。这个问题最终通过强化翼梁和改进俯冲减速板得到了解决。“彗星”水平飞行的最高时速为342海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参战国家使用的速度最快的俯冲轰炸机。它是由隶属于日本海军的横须贺海军航空技术兵工厂的工程师研发的，但大部分投入战斗的飞机是由爱知公司在名古屋制造的。它的主要缺点是缺乏装甲和自封油箱，在飞行甲板上起飞和降落时速度过快。像所有的日本航母舰载机一样，它相对容易被击落。“彗星”也没有折叠机翼，而折叠机翼已经是美国舰载机的标准设计了。固定机翼的飞机需要更大的机库，因此会限制航空大队的规模，并且从机库调到飞行甲板上需要更多的时间。美国的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和航母上的飞机管理员在搬运飞机效率方面取得了巨大飞跃，但是小泽的手下甚至难以达到南云忠一的第一航空舰队在1941年和1942年制定的标准。

如果操纵得当，“天山”和“彗星”的性能比前任飞机好得多。它们飞得更快、更高、更久、更远。将这些舰载机引入舰队的过程非常艰难，但其他国家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如果战时日本拥有足够的资源，能够制造出一支更庞大、更先进的航母舰队，实力可以与埃塞克斯级航母的舰队相媲美，同时能够培养出新一代的飞行员，具备1942年的“第一梯队”那样娴熟的技能，那么“天山”和“彗星”可能会对美国舰队构成致命威胁。但是小泽的第三舰队里的大部分航母都过时了（“大凤号”除外），船体太小，无法与更强大的新型舰载机适配。重型姊妹航母“飞鹰号”和“隼鹰号”的最高速度约为24节，除非有强风，否则这两艘航母无法发射或回收这些舰载机。“彗星”需要一整条甲板跑道来达到起飞速度，因此必须放置在船尾。这限制了航母在一个周期内可以起飞的轰炸机的数量。为了能让新型俯冲轰炸机安全起飞，航空参谋们试验了新的弹射器，甚至尝试在机身上安装火箭。

着舰始终是让人心惊肉跳的过程。“彗星”降落时速度快，高度低，经常无法抓住阻拦索。“瑞鹤号”的一名航空兵军官回忆说，每当这种新型俯冲轰炸机进入着舰航线时，“舰桥上的人都非常紧张。我们特别尊重这些飞机上的机组人员”。[16]

日本海军过了很久才认识到其飞行训练渠道过于狭窄了。1944年春天登上小泽航空母舰的替补机组人员中，大多数人在驾驶舱内的训练时间不足150小时，只掌握了基本的飞行技能。几乎没有人练过机炮射击，也几乎没有人有能力在航母上起降。战争之前，日本飞行员就估计飞行训练可能不足，也讨论过此事，但直到1941年，日本仍然没有齐心协力地增加合格飞行员的数量，而即便那时采取措施，其实也已经晚了。拉包尔战役中飞行员灾难性的损失使得日本人别无选择，只能让飞行学员在经过短暂的培训后就进入舰队。小泽现在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即让那些训练不足的年轻人准备好应对不久的将来就要发生的海上决战。

挑起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海军航空兵精英曾在霞浦海军航空训练中心接受小规模的定制训练，这里位于东京以北约50英里的土浦市附近，相当于“日本的彭萨科拉”。受训人员需要先接受两年课堂教学、飞行训练和射击训练，然后在前方作战部队接受一年的额外训练。新兵是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最新几届的毕业生、舰队的士官以及16岁至19岁的平民学生中选出来的。筛选标准非常严格，甚至可以说是过分严格。即使如此，被录取的人中也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能够完成训练。1937年坂井三郎准尉申请参加飞行训练，后来成为从1 500名申请人中选出的70人中的一员。在初级飞行训练中，每个教练只负责三名学生。训练的每个阶段都会淘汰一些人。坂井三郎所在的班有70个人，其中45个人被淘汰，没有获得飞行资格。[17]大多数飞行学员必须累计驾驶500小时以上，才会获准尝试着舰。

这种筛选严格的小规模训练计划中产生了一些世界顶级的飞行员，但是培养的数量太少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海军每年只能培训出大约100名新飞行员。这个数字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有所增长，但增速还无法满足海军的内部目标。在太平洋战争的早期阶段，日本海军航空兵拥有整个战区的制空权时，高级航空兵军官就开始担心飞行员的储备问题。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日本海军约有3 500名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在前线服役，人员储备很少，一旦打起消耗战，整个系统就会立刻感受到压力。珍珠港事件前三个月，日本海军乐观地提出一项计划，准备培养1.5万名新飞行员。在霞浦担任航空参谋的奥宫正武指出，战争期间，日本海军没有足够的战机像和平时期那样训练飞行员，也就是把霞浦的毕业生派到前线部队进行额外一年的“实战”训练。而且，即使大大拓宽训练渠道，“至少也要再过两年到四年，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大规模训练计划的作用”。[18]

日本的飞行训练体系在设计时就没有考虑是否便于扩张。有限的航空业规模和现有的飞行员储备都是无法改变的限制因素。90%的日本飞行员是入伍士兵或准尉。海军赞助的平民飞行训练计划于1934年成立，从大学生中挑选人才。然而1943年以后，随着规模的扩大，这个计划才受到重视。海军军官团队的敏感和特权对新的招募渠道来说是一种阻碍——江田岛的毕业生们坚决抵制预备役飞行员的涌入，对待被分配到前线的飞行员态度非常恶劣。从中学直接征召青少年的“预科练”（海军飞行员预备课程）计划迅速扩大，在日本各岛建立了新的培训中心。但这些年轻人往往没有上过科学课程，之前也没有接触过机械设备，他们在开始初级飞行训练之前需要长达两年半的地面指导。

缺乏富有经验的合格教官是一个瓶颈。战前学生与教官的比例为三比一，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1941年，每名教官带8个学生；到了1942年，则是12个。超过12个被认为是不可行的。前线部队迫切需要海军资深飞行员，因此他们很少被派回日本担任教官。日本海军并不承认存在“飞行疲劳症”，宁愿相信所有这些弱点都可以通过纯粹的武士精神来解决，并且总体上从未采取战斗区飞行员轮换政策。“除非你死了，否则他们不会让你回家。”日本飞行员都会这样哀叹。但是如果不把老兵派来担任教官，等待接受培训的人就不能从他们来之不易的专业知识中受益。

坂井三郎是少数被派回日本担任战时教官的王牌飞行员之一（他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斗中受了伤），但是他负责训练的年轻少尉和中尉的态度让他感到失望。坂井三郎和其他士官被要求称呼江田岛毕业生为“尊贵的少尉”或“尊贵的中尉”。军官们极度自负，对已经入伍的老兵不屑一顾，甚至瞧不起击落数十架敌机的负伤英雄和王牌飞行员。“嘿，你！”他们会粗鲁地喊，“我的技术怎么样？”[19]入伍飞行员在训练之余会被分配去做些琐事，比如做饭或削土豆皮，军官们则在餐厅和茶馆里吃喝玩乐。即使在前线作战的中队里，军官对待那些技术比他们熟练、经验也更加丰富的僚机资深飞行员，也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这对军队凝聚力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战后过了很久，坂井三郎对此依旧耿耿于怀：

那些从海军兵学校毕业的军官从来没有教过我任何关于搜寻和发现敌人，或者如何机动，将他们击落的知识。相反，我们从同级军士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军士是从他们的前辈军士那里学习的，那些前辈军士是从准尉那里学习的，而准尉则是从军官阶级最底层的特勤人员那里学习的。我们像兄弟一样，互相关照。然而那些军官，那些海军兵学校的毕业生，没有技术，任何技能都乏善可陈，却是我们的上级。整个国家对此一无所知。有多少难得的人才因为这些人做出错误的判断、缺乏军人的敏锐感而丧命！我跟你说，这很可怕！[20]

1943年，由于日本海军航空兵在南太平洋地区损兵折将，日本海军竭力同时扩大所有飞行训练招募渠道。预科练的筛选标准放宽了，建立了十几个新的区域培训中心。例如，1942年12月，大津预科练第19期录取了1 500名新兵。1943年5月，第20期录取了2 951名年轻人。[21]最聪明、最有能力的候选人将进入加速通道，很快就接受初级飞行训练。他们的培训时间难免会减少，训练质量也不免会降低。毕业所需的飞行时间越来越少。到1944年初，平均所需时间少于150小时。枪炮训练和目标射击从训练项目中移除了，飞行学员不得不在到达前方战区后再学习如何射击。回想起来，日本人忽然意识到，海军战前过分严格的征兵标准，以及从霞浦淘汰了这么多明显合格的学生的做法，其实是目光短浅、弄巧成拙。坂井三郎说：“我那届在土浦市被淘汰的45名飞行员比那些完成战时训练的人要优秀得多。”[22]他这么说无疑是正确的。

海军还开始招募大批大学生进入飞行学校。学生们最初对此满腔热忱。1943年中期，海军接到了2万份这样的申请，好像顶尖大学（东京大学、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的所有年轻人都吵着要当海军飞行员。学者、日记作家清泽冽担心海军空战将吞噬掉国家未来的领导人。“日本期待着这些年轻人在未来做出重大贡献。这些年轻人会被毁掉的。……在目前的战争中，这是最令人担忧的一点。”[23]

清泽冽听说许多年轻人在加入海军后遭到殴打和虐待，对此感到不安。入伍者被迫踮脚站立一小时或更长时间。他们如果做不到，就会被人用竹棒、鞋子和皮质剑带残暴地殴打。1944年5月，他写道：“有报道说，在海军中，年轻新兵被打的现象很普遍。应征入伍的学生挨的打尤其严重。我听说老兵用棍子殴打他们，许多人因此髋骨骨折。”[24]当年下半年，他又为横须贺镇守府新入伍者的命运悲叹道：“有朋友说，新兵被棍棒和其他东西打得很惨，许多人因此骨骼变形。哪怕只有一个人说错了一句话，这个人所在的全班都会挨打。世界上还有如此野蛮的地方吗？”[25]

作为原海军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尼米兹将军就人员管理和人员配置问题持有坚定的态度。几十年的经验告诉他，如果任由司令部的员工队伍发展，人员规模就会不可遏制地扩大，导致缺乏活力，效率低下。新的分支机构和子部门会像雨后春笋一般长出来。一个部门规模扩大之后，其他部门也要相应增加人手。新的行政管理层会渐渐渗入组织结构之中，各个部门会从原来指定的办公空间中冲出来，涌入附属建筑。在激烈的内部竞争中，各部门会针锋相对，竞争对手则相互攻讦。尼米兹此前就看到过这样的情况，他决心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珍珠港。他让手下所有人都清楚，各部门的人数应该保持在可控的最低限度。如有必要，他会亲自执行该规定，将部门负责人带到他的办公室，让他们解释和说明为什么要让某个军官或士兵来司令部工作。

但是由于大量新的舰船、武器装备和人员从美国本土来到战区，尼米兹的战区司令部的规模迅速扩大。小规模的团队虽然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无法应对极其复杂的规划、指挥和管理等工作。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一个附属机构容纳了后勤管理和舰队维护的工作人员职能。不断延展出来的下级指挥部纷纷建立自己的工作班子。只要有可能，这些机构就会从军队任何分支抽调人员。

对尼米兹来说，最迫切的事情是管理和控制多兵种战区司令部固有的内部斗争和紧张局面。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极其成功的领导者。他反对兵种之间公开争吵，而且在听取各方观点时极为公正。在他的引导下，即使最激烈的讨论最终也能得到建设性结论。人们无论争吵时多么恶语相向，在离开他的办公室时，都总是能够友好相待。许多与尼米兹一起工作过的人，后来都回忆说他特别善于用笑话化解冲突。1944年春季，在一场计划会议即将结束，所有人都变得极度不耐烦时，尼米兹说他想起了挪亚进行的历史上的“第一次两栖作战”。“当动物们从方舟上下来时，他看到两只猫出来，后面跟着六只小猫。‘这是怎么回事？’挪亚问道。‘哈哈，’虎斑猫说，‘你一直认为我们俩在打架吗？’”[26]

兵种间的敌对可以缓和，但是无法完全消除。有几个人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几乎要爆发冲突了。特纳和霍兰·史密斯有时表现得像最要好的朋友，但是当他们不得不全身心投入于行动细节的决策时，总会有爆发争吵的风险。1944年2月，特纳晋升为海军中将，斯普鲁恩斯晋升为海军上将，但是霍兰·史密斯仍然是海军陆战队少将。他们在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的成功行动中是协同指挥作战的。史密斯本来就怀疑海军只会照顾自己人，对海军陆战队不理不睬，这件事更是让他确认了这一点。“你们总是不断地加星，真是值得自豪啊，”他朝特纳吐了一口唾沫，“你们这些人来回走一圈就能得到一颗星。……每次海军陆战队参加战斗，你们都有可能得到一颗星。”特纳回答说：“是的，我很荣幸能因为指挥海军陆战队而晋升。”[27]在华盛顿，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敦促金将军批准晋升那些当之无愧的人。1944年5月，史密斯被升为中将。

对于让史密斯担任第5两栖军的军长这件事，陆军一直不满意。“电流”行动前，罗伯特·C.理查森将军试图把第27步兵师的指挥权从霍兰·史密斯的手里收回来，却没能如愿。此时，他更是下定决心要做到这一点。塞班岛和关岛是通往东京的下一站，这两座岛屿与太平洋中部的环礁不同，不是珊瑚礁连在一起形成的，而是面积巨大、地形崎岖的多山岛屿。在陆军看来，海军陆战队员是训练有素的突击部队，擅长夺取滩头堡。但是在更大面积的陆地上作战，陆军更为擅长。因此，应该由一名陆军将领来指挥第5两栖军，至少是指挥其中的陆军部队。尼米兹有礼貌地听完了理查森的意见，然后拒绝了他的提议，理由是目前的安排并没有出现问题，因此不需要去解决。但是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必须让金将军密切注意这些争端，因为他们有可能会争斗到马歇尔将军、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甚至罗斯福总统的面前。

陆军航空兵对于其在尼米兹战区内的境况也不满意，因为他们必须听命于约翰·H.胡佛海军少将，也就是尼米兹岸基航空部队的司令。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威利斯·黑尔将军是胡佛将军的重要下属，两人就同时涉及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基地办事步骤的各种问题存在争议。理查森也主动参与到这场争论中，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了这种争论带来的影响。据说胡佛和黑尔互相憎恨，但是在尼米兹问起时，二人都否认这一点。黑尔甚至在经过胡佛司令部所在的富纳富提时没有造访胡佛，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军队礼仪。后来，阿诺德将军要求当地司令部主要作为陆军航空队的基地，尼米兹拒绝了。阿诺德对此意见很大，将此问题提交给联席会议的其他参谋长，但他们不愿意介入局部的指挥关系问题。史汀生直言劝告阿诺德不要惹是生非。

尼米兹和他的副手——飞行员出身的约翰·托尔斯——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紧张。托尔斯和“棕鞋族”继续就他们的诉求施加压力，希望增加舰载航空兵出身的军官的指挥权。托尔斯希望军方能采取行动，取消向陆军和海军飞行员颁发勋章时所采取的标准之间的差别，他希望飞行员出身的人能够在参谋中有更多的代表，并且他希望允许媒体更多地报道美国航母深入敌方水域发动攻击的情况。珍珠港的战地记者也趁机尽其所能地煽风点火。受战时审查制度的限制，对于这些内部纷争，他们实际上能够写的东西很有限，但他们喜欢怂恿飞行员抱怨水面舰艇上的军官。尼米兹后来得知他的一名参谋被人问及“你属于哪个阵营？”，这让他意识到飞行员在向新闻记者宣扬海军的家丑。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严厉警告托尔斯不要再这样做。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他发出这种警告。

但托尔斯提出的问题有其实际根源，而且需要得到解决。金将军（他自己是一名飞行员）曾请求已退役的海军中将、海军中的传奇人物哈里·E.亚内尔进行彻底的调查，并就未来的人事政策提出建议。亚内尔征集了太平洋战区大多数海军重要指挥官的书面证词和口头证词，并撰写了一份报告，于1943年秋季交给了金。他的主要建议是让飞行员出身的军官担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因为这意味着要解除尼米兹的指挥权，这一建议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但他收集到的将军们的意见的确有利于飞行员。一些野心勃勃的“棕鞋族”甚至要求把所有不是飞行员出身的人——包括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从职位上赶走。但是大多数高层领袖（包括哈尔西、斯普鲁恩斯、金凯德、特纳、卡尔霍恩和菲奇）都强调航空兵必须融入舰队，处于海军司令部的指挥之下，成为其有效的组成部分。所有作战计划部门以及所有重要指挥部中都应该有足够的飞行员代表，而且飞行员应在部署航母特混舰队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但是根据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判断，不能大范围更换“黑鞋族”指挥官。而且事实上，一些高级军官已经开始担心，海军在提拔年轻飞行员方面是操之过急了。这些人不可能突然之间就获得指挥大型舰艇所需的技能和经验。“黑鞋族”卡尔·穆尔说，飞行员总是匆匆完成出航命令，唯一的目的是让他们获得指挥航空母舰的资格。“让他们在油轮上干一年，就交给他们一艘5万吨航母的指挥权，这简直吓坏了同一片海域的其他所有人。”[28]

1944年4月28日，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死于心脏病。1940年在华尔街公司狄龙瑞德当过债券推销员的海军部副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接替了他的职务。福里斯特尔曾为飞行员的诉求出过力。他经常与欧内斯特·金争吵，金对任何文职人员积极参与决策所表现出的兴趣都感到愤慨。二人完全无法相处。但在诺克斯去世前，福里斯特尔和金已经就一项新的重大人事政策达成一致。所有重要指挥部的非航空兵军官都必须选择一名飞行员出身的人作为参谋长，而所有担任重要指挥官的飞行员也必须选择“黑鞋族”作为参谋长。这是一种折中策略，旨在让飞行员的意见和专业知识能传递到每个指挥部，但同时也不忽视水面舰艇军官的不同意见。

这一决定引发了许多满足于现状的人的抗议。被新政策硬生生拆散的两对高级组合是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和卡尔·穆尔（第5舰队），以及马克·米彻尔和杜鲁门·赫丁（第58特混舰队）。斯普鲁恩斯和米彻尔都不想换掉在任的参谋长，他们都请求破例通融。两个人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但是直到1944年夏天，穆尔才被迫离职。米彻尔的新任参谋长是阿利·伯克，伯克因为在所罗门群岛指挥一个驱逐舰中队而赢得了声誉。1944年3月，伯克登上了米彻尔的旗舰“列克星敦号”。

战前美国针对日本制订的作战计划（“橙色”和“彩虹”计划）中，并未重视马里亚纳群岛，主要因为这些岛屿位于夏威夷和菲律宾之间的直接航线以北很远的地方。但金将军深信马里亚纳群岛是这场战争的战略要地，因为这些岛屿处于连接日本与其南太平洋资源产地及其特鲁克群岛舰队基地的航线上。它们还可以为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提供令人满意的作战基地，因为它们位于潜艇部队狩猎场的门槛上。天宁岛的地形适合建造机场，新型B-29轰炸机从那里起飞可以抵达日本本土。

在华盛顿（1943年5月）和魁北克（1943年8月）相继召开的两次盟军会议中，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刻意将有关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行动推迟到1944年再决定，因为他们意识到，进攻下一个目标的方向和时间将由战场的实际情况和时机来决定。金设法让盟军会议文件中提及了马里亚纳群岛，但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直到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才正式下令夺取这些岛屿。开罗会议的最终文件批准了一系列“1944年打败日本的具体行动”，其中包括“在关岛、天宁岛和塞班岛建立一支战略轰炸部队，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轰炸”。[29]

尽管海军和陆军航空队之间存在摩擦，但金和阿诺德现在成了相互提防的盟友。阿诺德认为，这些岛屿上的机场可以为B-29“超级堡垒”实现目标提供最好的条件。这种大型飞机的挂弹量是B-17的两倍，作战半径约为1 600英里。它配备了加压舱，因此能够在敌方战斗机无法飞到的高空中作战，更为安全。由于大大小小的问题，特别是其2 200马力的莱特“双旋风”发动机的缺陷，B-29入役的时间反复推迟。阿诺德在谈及B-29的优势时滔滔不绝，他一再向马歇尔、史汀生、国会和总统保证，它将在1944年初投入使用，并且数百架B-29从中国机场起飞可以定期对日本进行轰炸。国会一直对B-29保有信心，到1943年底为此投入了超过10亿美元，但只生产了97架，其中只有16架可以飞行。阿诺德告诉总统：“我非常遗憾地告诉您，发动机生产已经陷入延误。现在看起来，要想在3月1日之前将所需数量的B-29在中国集结并开始对日轰炸，好像是不可能了，而且在4月1日之前恐怕也做不到。在写下这封信时，我希望在3月1日之前能有150架B-29部署在中国，其中100架用于对日作战。”[30]

罗斯福曾亲自向中国政府保证，B-29即将到来并将从中国的机场起飞轰炸日本。在他的战略中，这是让中国坚持对日作战的主要动力。他担心，万一陆军航空队无法兑现他反复做出的承诺，后果将很严重。与此同时，阿诺德越来越不确定B-29的基地是否最适合建在中国。蒋介石已经同意扩大现有的机场，以保证这种大型轰炸机的起降，但是建设进度落后于计划，并且日军攻势正猛，中国军队可能无法保护这些基地不受破坏。在1944年初，B-29似乎不得不从中国内陆的成都和重庆的基地起飞作战。沿海的小型机场可用作加油站，但它们不够安全，无法成为主要的作战基地。1944年4月，第一批B-29飞机从印度飞入中国，飞行员驾驶着它们穿越了“驼峰航线”——由于需要耗费大量燃料，这条航线非常危险。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作战计划人员对马里亚纳群岛的兴趣越来越大。关岛、塞班岛和天宁岛是美国建设大型机场以轰炸日本的最佳选址。这几个岛足够容纳1 000架B-29的机队。这种轰炸机的有效半径为1 600英里，东京和关东平原的工业区都在此范围内。一旦夺取马里亚纳群岛，岛上的基地就可用于打击敌人，并可通过海运得到充足的供应。1943年10月，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作战计划人员正式建议第5舰队和中太平洋的两栖部队向马里亚纳群岛进攻。两个月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开罗接受并通过了这项建议。

B-29拥有惊人的打击范围和强大的载重能力，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武器，太平洋各区域的指挥官都很想拥有这种飞机。麦克阿瑟主张把大部分B-29分配给肯尼将军所率领的第5航空队，尼米兹和他的下属则对B-29执行远程反潜巡逻和布雷任务的能力感兴趣。但阿诺德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集中空中力量，常常对分散轰炸机力量的想法表示遗憾和不满。他决心将几乎所有可用的B-29都部署到轰炸日本的行动中，并将这些战斗机置于他的直接指挥之下。在马歇尔的支持下，他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创建了第20航空队，下辖第20和第21轰炸机大队，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控制。麦克阿瑟和肯尼反对此决定，但无力扭转既成事实。

将日本人从马绍尔群岛上赶走之后，麦克阿瑟马上决定改变尼米兹的前进路线，使其向南进军。事实上，麦克阿瑟希望集合所有可用的力量，好实施他对菲律宾南端的棉兰老岛的进攻计划。太平洋舰队夺取特鲁克群岛和帕劳后，可以为他的北翼提供保护。不仅如此，盟军还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消除指挥权的分裂，任命麦克阿瑟为太平洋战区最高指挥官。如此一来，太平洋舰队和强大的第5两栖军将由他直接指挥。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并不符合他的这种总体设想。

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理查德·萨瑟兰少将在华盛顿正式提交了反对马里亚纳群岛行动的意见。他指出，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在海上相隔1 000英里。要跨越这样的距离，进行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战，将会耗尽盟军的航运资源，并且需要数月的准备。这次进攻将得不到任何陆基飞机的支持，第58特混舰队的航母无法在确保登陆海滩制空权的同时击溃可能出战的日本舰队。

麦克阿瑟也毫不犹豫地绕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诉诸史汀生部长和罗斯福。他预言类似塔拉瓦的血战将会重演，并且规模将大得多。麦克阿瑟主张绕过敌军强大的据点，迅速占领敌人根基不稳的领土，以此控制美军的伤亡。麦克阿瑟和他的助手非常清楚，国会和赫斯特的新闻媒体中支持麦克阿瑟的人会赞同和宣扬最后这个论点的。1944年1月中旬，麦克阿瑟（通过弗雷德里克·H.奥斯本准将）向史汀生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海军的这种正面攻击，正如在塔拉瓦行动中一样，是任由美军官兵遭到悲惨的、不必要的屠杀。……海军没有正确理解太平洋的战略，没有认识到第一阶段应该是由陆军确立陆基空中保护，然后海军再行动。……罗斯福先生的出发点总是海军。史汀生先生必须跟他汇报，一定要说服他。只要交给我太平洋战区的指挥权，我将在十个月内拿下菲律宾。……不要再让海军的傲慢立场和无知继续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巨大的悲剧了。[31]

在盟军以相对较小的代价拿下马绍尔群岛之前，就连尼米兹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也对马里亚纳群岛行动可能带来的代价和风险存有疑虑。1944年1月27日，来自太平洋战区各地的高级指挥官在珍珠港参加会议。代表麦克阿瑟出席的是萨瑟兰以及他的航空兵参谋长肯尼和海军参谋长金凯德。哈尔西仍然留在南太平洋，但是派来他的参谋长卡尼参会。尼米兹的所有重要参谋都参会了，此外还有海军航空兵司令约翰·托尔斯、勤务部队司令威廉·L.卡尔霍恩以及陆军的理查森将军。

从会议一开始，明显就很少有人支持马里亚纳群岛的作战行动。肯尼说，唯一支持这一行动的是尼米兹的参谋长麦克莫里斯。舰队和两栖部队得不到陆基空中支援被认为是这个作战行动不可行的重要原因。许多人担心战斗中步兵的损失会远远超过塔拉瓦行动。托尔斯担心日本人会从硫黄岛和父岛的基地发动猛烈的空袭。金凯德指出，马里亚纳群岛缺乏条件良好的天然港口，并说：“任何将马里亚纳群岛作为基地的想法都会让我不寒而栗。”[32]卡尔霍恩认为，让辅助舰队以及支援部队沿着新几内亚北部海岸前进是更简单的方案。肯尼对从马里亚纳群岛基地派遣B-29轰炸日本的整个行动计划提出了质疑，他还得到了托尔斯的大力支持。在这些远距离飞行任务中，战斗机的飞行距离不足，无法对轰炸机实施护航，因此“超级堡垒”不得不从高空实施轰炸，这样的话精度会很差。他说，这样的轰炸袭击顶多算是“特技表演”。他们反对夺取马里亚纳群岛的一致看法被写入了备忘录，经尼米兹签署后递交给了金将军。肯尼将军后来写道：“会议结束时，每个人都感觉良好，准备共同努力结束战争。”[33]在1月28日的闭幕午餐会上，尼米兹对参会人员说他们胜利在望。

萨瑟兰向麦克阿瑟汇报了会议结果。麦克阿瑟认为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所有反对他提出的攻击线路的意见均已消失，尼米兹至少也同意派遣强大的舰队去进攻菲律宾了。麦克阿瑟联系了马歇尔，询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后续指令。他提出的战略明显超过了珍珠港参会者讨论的内容。他准备将太平洋战区的大部分海军部队置于他的指挥之下，让哈尔西担任他的舰队司令，另外他还想要B-29轰炸机。

这突如其来的“造反”让金吃惊不小，他迅速采取行动予以压制。他给尼米兹写信说：“我带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你的会议记录，结果却不得不带着愤怒和失望加以批注。”[34]对那些反对马里亚纳群岛作战的主要论点，他一一予以驳斥，并在结尾处直言不讳地说，与南方的麦克阿瑟合兵一处的提议“不符合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35]马歇尔和阿诺德也不为会议记录上的意见所动。

无论如何，太平洋战区后续发生的情况，证明了反对进攻马里亚纳群岛的意见是错误的。强大的太平洋舰队有能力扫荡敌军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这样的实力使得人们战前对大型两栖作战行动的担心变得不再重要。在“燧发枪”、“法警”和“冰雹”行动中，第58特混舰队开始展现出压倒性的力量。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米彻尔深入敌方水域，所向披靡，表明陆基空中掩护不再是两栖进攻和其他重大海军作战行动的必要条件。特鲁克群岛已经被牢牢压制，可以安全绕过。日本航空部队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不如前，因此美军可以在太平洋地区采取更加大胆的攻势。许多美国军官都心心念念地要解放关岛，这是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就被日本占领的美国领土。有人对麦克阿瑟提出的南线替代方案提出了新的质疑。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菲律宾南部之间的封闭水域中，快速航空母舰无法充分发挥其优势。面对太平洋战区提出的反对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表示支持继续以双线平行的攻势进军，并强调北线的攻击将开辟通往东京的较短路线。尼米兹和他手下的指挥官重新考虑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并最终承认马里亚纳群岛行动是可行的。2月29日，该行动被命名为“征粮者”，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立即开始制订作战计划。

3月1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了针对日本的最新作战日程表。麦克阿瑟要向位于新几内亚中北部海岸的荷兰迪亚进行远距离蛙跳式作战，将于4月15日完成。特鲁克群岛要定期空袭，进行压制，直接绕过。6月15日将夺取马里亚纳群岛，9月15日夺取帕劳。进攻棉兰老岛的最后期限是11月15日，不过那只是一个暂定的日期。战况有利的话，美军或许可以提前重返菲律宾。这就是1944年一整年美军针对日本的作战计划。

尼米兹和麦克阿瑟还从来没有在指挥官会议上当面见过。后者对于需要离开自己战区的邀请，一直都是拒绝的。而尼米兹很注重军中礼仪，不能不请自来地前往澳大利亚。论资历，麦克阿瑟比他高很多。（当尼米兹还是中校时，麦克阿瑟就晋升为准将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请求准许巡视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各海军司令部，很快获得批准，于是尼米兹获邀访问布里斯班。3月25日，他乘水上飞机抵达，发现麦克阿瑟和一队随员正在码头等候。

尼米兹和他的副官阿瑟·拉马尔与麦克阿瑟的家人相谈甚欢。他们从珍珠港带来了糖果和兰花，还为麦克阿瑟六岁的儿子带了一件丝绸外套。金凯德将军回忆说，第二天他们的会议极其正式，也很有建设性。会议中只出现了一个紧张的时刻，是在尼米兹让麦克阿瑟关注参谋长联席会议最新指令中的一项细则时出现的。两名战区指挥官需要考虑一项应变计划，在日本的抵抗突然减弱时启动这项计划，直接向台湾岛和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进军。麦克阿瑟对于任何绕过菲律宾的想法都从不容忍，于是怒不可遏地发表了一通意见。尼米兹在给金的一份私人报告中重述了当时两人的交谈：

然后，他爆发了，大谈特谈绕过菲律宾为什么是不可能的，他对那里负有神圣的义务——救赎1 700万人——他的灵魂上的鲜血——被美国人抛弃——等等——然后批评“华盛顿的那些先生，远离现场，从未听过枪炮声，却试图制定太平洋战争的战略”——等等。当我终于能插话时，我回答说，虽然我相信自己能理解他的观点，但我不能认同，然后——不管你信不信——我开始为“华盛顿的那些先生”辩护，并告诉他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人就像他和我一样，正在努力为这个国家做出最大的努力，他们掌握更多的信息；而且在我看来，他们正在取得令人钦佩的成功。[36]

许多普通的日本人开始怀疑他们被骗了，认识到他们在太平洋的军队已经处于不利的局面。官方发布的新闻总是违背逻辑和常识。官方宣传中提及的光辉胜利以及战略撤退，听起来令人困惑。新的“防线”越来越接近本土，还需要全体日本人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军事专家在报纸上的文章或电台讲话中郑重其事地解释说，日本的大战略是“诱敌深入”——引诱敌人接近日本本土，最终一举击溃敌人。勇敢的日本军队在前线作战，即使“玉碎”也在所不惜。每当一个新的据点被敌人占领，他们就会自信地解释说，他们早已预见到这次失败，并且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一个在日本度过战争年代的日裔美国女性写道，有关战争形势的官方报道“存在如此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即使是那些头脑简单的听众也变得怀疑起来”。

任何能够思考的日本人都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在陷入越来越令人绝望的状态，快走投无路了。再也无法隐瞒真相时，广播上就只是说又打了败仗，或是又有岛屿失守，每次刚一说完，就开始播音乐，而且总是播一样的音乐——受人喜爱的老歌《海行兮》，曲调悲伤动人。在日本全国，每当响起这首音乐，都会有人悄悄关掉收音机，其他人则会低下头。终将失败的想法已经浮上了每个人的心头，但是大家都很谨慎，绝不说出口；每个人都沉默着，以免自己的疑虑导致别人不再拼尽全力。[37]

但他们总是在怀疑和担心。住在东京的年轻女子高桥爱子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沉思：“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就像在黑暗中挑选颜色，而且不管好坏，都没有人批评政府。这只会让我们感到更加不安。”[38]日本政府通常允许对欧洲的战况进行准确报道，显然，日本的轴心国伙伴在抵抗盟国方面进展不顺利。日本报道25万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的同一周，日本人也了解到，他们自己的军队已经放弃瓜达尔卡纳尔岛。有关欧洲的直截了当的报道，与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含糊不清而且常常自相矛盾的报道形成了鲜明对照。1943年9月传来消息，彼得罗·巴多利奥将军领导的意大利政府向盟国投降。自从7月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被罢免和逮捕后，新闻报道一直向日本民众保证，意大利的新政府将继续与轴心国并肩战斗。现在盟军正涌入意大利南部，而德军正在撤退。日记作家清泽冽说，在日本东京闹市区的一家报摊前，“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急切地想购买报纸。看起来他们受到了相当大的震动”。[39]日本军事当局的官员在电台和报纸社论里发声，充满信心地断言意大利的沦陷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第三帝国终于“摆脱了意大利这个负担，可以发起不可战胜的抵抗了”。[40]清泽冽对官方宣传的愚蠢和短视失望不已。国家控制的新闻媒体正在迅速消磨其仅剩的权威和可信度。“日本的报纸似乎连小学生的常识和逻辑都没有。”[41]

政府认可的口号和主题歌颂的都是“大和魂”——日本集体的战斗精神——不可磨灭的力量。即使敌人拥有物质优势——在1943年，新闻报道中开始暗示美国有巨大的工业产出——日本的工人和战士们也有能力将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推向新的高峰。最后，不管代价如何，日本人的伟大精神必然会胜利。1943年5月美军攻打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时，2 650名日本守军进行了殊死抵抗，最终几乎全军阵亡。他们的抵抗完全是徒劳的——约翰·L.德威特将军的第7步兵师突击部队的士兵数量是日军的5倍——但他们没有缴械投降，而是选择集体死亡。在日本，阿图岛上的驻军被全歼一事被描述为伟大的精神胜利。这一事件证明，日本的战士愿意为他的国家奉献出一切。“玉碎”这个词是在描述阿图岛的大规模死战和自杀时第一次提出来的，随着一个又一个日本岛屿上的驻军以类似的方式死亡，这个词变得越来越为公众所熟悉。日本的重要报纸报道说，“阿图驻军的英雄气概”死而复生，重新具有了肉体形态，并在三个月后与登陆基斯卡岛的美军重新展开对抗。《日本时报与广告报》在1943年8月24日报道称：“国外的报道显示，在三周的战斗里，被这种精神附体的军队向美军发动了猛烈而坚决的攻击。日本军队的战魂在南太平洋也与敌人进行了搏斗，导致许多美国兵精神错乱，因精神崩溃和极度的恐惧而自杀。”[42]

日本评论员指出，相比之下，崇尚个人主义和奢侈享乐的美国人永远无法效仿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对胜利的狂热追求。他们只想活下去，只想活着回家。在到达日本海岸之前，美国人就会厌倦这场战争，请求讲和。反正报纸上是这么说的。1943年5月，新闻局局长在横滨发表讲话：“士兵不是工具，是精神！他们是灵魂！美国士兵的灵魂是粗制滥造的。”[43] 1943年8月，乔治·S.巴顿将军在西西里掌掴一名美国士兵，这一事件引起了日本媒体的热议。这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敌人的斗志正在崩溃！由于美国是民主国家，它的人民迟早会对其领导人施加压力，与日本媾和。日本拥有时间上的优势，因为“美国国内的环境不允许他们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44]

政府一直在鼓励后方民众付出更大的努力，团结一致，凝聚他们的集体精神力量，为即将与敌人发生的决定性战役做好准备。1943年10月26日，日本国会在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之前宣读了天皇诏书，诏书中写道：“目前之时局实乃严峻至极。大日本国民必须充分发挥全部力量，摧毁敌国之邪恶野心。”[45]日本国民也以极大的热情做出了回应。那年秋天，日本政府废除了假期和周末，但似乎没有任何人表达不满。再也没有休息日了，国民“把他们的假期还给了天皇”。[46]征募劳工的标准逐渐放宽。未婚女性和大学生应征入伍，参与民防工作，从事军工业。被征召者的年龄也越来越小：1943年9月，所有年龄在14岁以上的女孩都被征召；次年4月，所有10岁以上的儿童，无论男女，都被征召。尽管距离美国开始空袭日本本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在1943年10月，日本就开始让儿童撤离城市。征兵规模也扩大了。1943年秋，19岁及以上的大学生（科学专业或工程专业除外）被要求服兵役。45岁以下的中年男子也要入伍。送别仪式与1941年的仪式一样经过精心布置，也仍然有许多人参加，但气氛明显变得较为阴郁。人们看到了太多用白布包裹的木盒，里面装着从战区运回的阵亡士兵和水手的骨灰。东京的年轻女子高桥爱子在日记中写道，送别队伍“相当伤感。……看到他们，我有一种痛苦的想法：今天又进行了一场活人的葬礼，那些卷起袖子的年轻人是去送死”。[47]

山本五十六的飞机在布干维尔上空被击落的整整一年后，联合舰队总司令的继任者遭受了相同的命运。出于对米彻尔强大的航母特混舰队的警惕，古贺峰一决定将司令部转移上岸，从“武藏号”战列舰（当时停泊在帕劳）转移到棉兰老岛的达沃。3月31日晚上，古贺和他的大多数高级参谋和密码专家登上了三架飞离巴伯尔达奥布岛的川西水上飞机，开始了650英里的飞行。这三架四引擎大型飞机驶入了宿务附近的“热带女巫药水”（浓雾）中，两架飞机坠落了。古贺峰一的飞机彻底消失了，机组人员和其乘客再也没有被发现过。另一架飞机载着古贺的参谋长福留繁中将迫降在离海岸约六英里的海上。福留繁幸存下来并设法上岸，但是当即就被菲律宾的游击队俘虏了。游击队从他身上发现了一批高度机密的文件，其中包括一本信号手册、一本更新的密码本和一份Z计划的副本，而Z计划是联合舰队为西太平洋的舰队行动制订的主要作战计划。福留繁被毫发无伤地送回日本陆军，具体情况和原因不明，但是缴获的文件被转交给美军。一艘潜艇悄悄地将这份宝贵的情报带给了位于布里斯班的麦克阿瑟司令部。

日本海军意识到本方机密已经落入敌人的手中，于是迅速推出了新一版密码本，并为即将到来的战役编写了新的作战计划。古贺峰一的死讯直至5月才公开，随后日军任命了一位新的总司令。这位新司令是1905年毕业于江田岛的鱼雷专家——海军大将丰田副武。丰田副武在停泊于东京湾的旗舰（“大淀号”轻型巡洋舰）上建立了司令部。军令部在东京制订了新的作战计划，命名为“阿号”作战计划，并在同一周下发到各部门。

一个月前，东京已经下令重组舰队，这是袭击珍珠港以来的第四次重组。日本海军的主力被重新命名为“第一机动舰队”。它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一个是第三舰队，其中包括九艘航空母舰，分为三个特混大队；另外一个是第二舰队，由海军的大部分重要水面舰艇组成，包括战列舰和重型巡洋舰。小泽治三郎中将得到晋升，指挥整个舰队，同时保留第三舰队的直接指挥权，旗舰是“大凤号”。第二舰队由栗田健男中将指挥，行使附属的警戒舰队的职能，但是如果战机允许，小泽可能会派遣它与敌人进行传统的海上炮击战。联合舰队之前已经进行过多次改组，但是第一机动舰队的设立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做法，将航母置于舰队的核心，将战列舰降级为辅助舰艇。日本海军第一次出现由航母上的将军指挥战列舰的情况。

传统、教条和文化规范一直阻碍着这一必要的改革。除了战列舰拥护者的固执观念作梗之外，让低级将领指挥高级将领的做法也不是日本海军的作风。1943年8月栗田健男接替近藤信竹中将指挥第二舰队之前，小泽（江田岛1909届）的职位不能高于近藤（1907届），因为那将对后者的“颜面”造成严重损害。在小泽接手特混舰队之前，必须安排近藤退役或接任其他职位。近藤后来成为中国方面舰队的司令，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到1945年5月。

整个1944年春天，小泽的舰队都在新加坡和苏禄海（菲律宾和婆罗洲之间）西南部的锚地之间移动。他的行动主要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这三个因素都反映出日本海军日益恶化的处境。首先，他需要让飞行甲板靠近地面机场，因为他的飞行员经验不足，无法保证安全地降落在航空母舰上。其次，由于越来越多的油轮被击沉，燃油越发短缺，舰队被迫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石油产地附近运动。最后，太平洋舰队的潜艇带来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将小泽的舰队围困在了浅水区和封闭水域。

3月初，日本的航空母舰停靠在新加坡，航空大队分散到该地区的各个机场进行训练。早期的结果非常令人沮丧。许多新飞行员不到半年前才首次进入教练机的驾驶舱。强大的新型轰炸机“彗星”和“天山”对于许多新飞行员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即使在陆地机场上操作也是如此。他们很少接受射击训练和导航训练，甚至从没接受过相关训练，所以必须跟着了解航向的中队长或大队长飞行。“训练很紧张，几乎每天都有意外，”“瑞鹤号”的维护官铃木宏说，“由于飞行员和机械师大多是新手，并且驾驶的是新型飞机，所以出现了很多坠毁事故。除此之外，新加坡的天气大多数时候也非常糟糕，经常下雨。”[48]

在3月下半月，第一航空战队和第二舰队的两个分队向南行驶了大约100英里，到达了苏门答腊海岸外的林加锚地。靠近巴邻旁油田的这块锚地足够宽阔，可以让航空母舰进行基本的飞行作业。狭窄的入口航道可以防止潜艇溜进来。新手飞行员在这里练习着舰，但是当飞机从机场降落到飞行甲板上时，操作失误造成的损失比例高得可怕。“瑞鹤号”的航空兵军官野村淳回忆说，一架“天山”在模拟投掷了一枚假鱼雷之后低空飞行，从航母的舰首上空飞过去，差一点就撞上了。大家刚松一口气，“飞行员开始右转弯，右翼尖突然接触到水面。飞机立即解体了。一瞬间，一切都结束了”。[49]在低速飞行时，强大的新式鱼雷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都非常难以操控，许多飞机在降落的最后阶段坠入航空母舰后方的海水里，还经常有飞机未能钩住阻拦索，斜着冲向舰岛或是翻落海中。撞机事件就在头顶上发生。“这简直是自我毁灭的空战。”“隼鹰号”的一名飞行员痛心地评论道。[50]

5月3日，岛田繁太郎将军在第373号指令中发布了修订后的“阿号”作战计划。该计划设想在帕劳附近海域或加罗林群岛西部海域这两个“决战区”之一进行舰队对决。第一机动舰队将得到附近海岸上的第一航空舰队的支援。如果美国人进攻马里亚纳群岛，小泽将留在本地水域，希望能“引诱”敌方舰队向南移动，因此，该计划取决于美国人是否会咬饵上钩。岛田写道：“决战的作战地点将尽可能接近我们的机动舰队的前沿基地。”[51]

这场战役必须在这些南部水域进行，因为燃料的短缺迫使小泽留在便于抵达荷属东印度油田的地方。日本的油轮被大量击沉（这主要是由于美国潜艇及其越来越可靠的鱼雷），其舰队被困在了打拉根岛、巴厘巴板和巴邻旁的炼油厂附近。直接加注未经加工的婆罗洲石油倒是可以缓解燃料不足的情况，这里产的石油纯度较高，足以驱动发动机，但缺点是挥发性强，且产生的污垢多。船上的工程师非常讨厌这种油垢，因为它们会在锅炉中留下层层肮脏的沉积物，并且极大地增加爆炸和火灾的风险。

因此，直到1944年5月中旬，丰田副武将军根据“阿号”作战计划下达的命令才允许在马里亚纳群岛附近作战。如果美国人袭击塞班岛及其邻近岛屿，岛上的陆基海军航空兵必须攻击并摧毁敌方舰队。日本本土可以派飞机逐次飞过小笠原群岛，对这些岛屿上的航空部队进行增援。与此同时，塞班岛的地面部队也会得到增援，陆军中将斋藤义次自信地承诺将击退任何两栖入侵。尽管如此，日军心头还有一个不安的疑问：如果第5舰队没有向西南方进军怎么办？不派舰队守卫如此接近本岛的领土，日本能冒这个险吗？

5月11日，答案揭晓。军令部撤销了不准直接向日本舰艇加注原油的禁令。5月的第三周，第一机动舰队的大多数舰艇停泊在苏禄群岛的塔威塔威岛附近，这座岛位于棉兰老岛和婆罗洲之间，从打拉根岛不断往返的油轮将每艘舰艇都装满了原油。但塔威塔威岛不适合进行飞行训练，因为该地区没有合适的机场。小泽对航母飞行作业过程中的致命损失感到震惊，决定不再继续这种训练：“我无法再忍受任何一位士兵在这些事故中失去生命。”[52]虽然急需更多的准备，但是在日本舰队被迫出击之前的那个月里，航空大队大部分时间都无事可干。根据“隼鹰号”大队长阿部善次少佐的说法，盛行的微风风力太弱，因此即使航母以最高速度前进，“彗星”轰炸机也无法升空。“所以我们无法起飞，”阿部善次说，“从5月初我们离开日本，到6月19日美国大型特混舰队来到马里亚纳群岛，开始攻击关岛和塞班岛，这期间我们没有进行任何训练。……我们在四五十天的时间里没有进行任何飞行训练。”[53]

1943年4月，曾经担任山本五十六的得力助手，并在前任总司令殒命的空中伏击中幸存下来的前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将军养好了伤，重新回到舰队中。他被任命为第二舰队第一战列舰分队的司令，指挥“大和号”和“武藏号”。他很高兴回到海上，但不管是自己的战列舰，还是整个舰队的训练状态都让他感到灰心。在个人日记中，宇垣缠在武士精神的感召与沮丧的心情之间摇摆不定。他认为战略计划总体上可行，但是怀疑第一机动舰队并不具备执行这一计划的能力。他对于在海上遭遇敌人感到担心，因为“唯一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被敌方飞机和潜艇轻松击败。我们越是冒险前往外海，越可能被打败。这就像一个人在雨中没有穿雨衣也没有打雨伞，他一定会浑身湿透”。[54]几天后，他又写道，由于美国人的力量时刻都在变强，舰队不能再拖延了。[55] 4月27日，他登上小泽的旗舰“大凤号”，参与兵棋推演。在宇垣缠看来，负责推演的人对日本做出了不切实际的有利假设。他觉得海军对于决战的痴迷近乎失去了理性，并且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考虑攻击敌人较为薄弱的地方”。[56]

宇垣缠在1944年4月和5月所写的日记体现了他内心的矛盾判断和感受。他日记中的语气无疑表明他知道日本将会战败，但即使在日记中，他也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这么说。4月24日：“敌人现在的力量就像熊熊烈火，不可阻挡，一点点水根本无法将其扑灭。”[57]他的悲观想法听上去很真实，而他唤起自己斗志的努力则显得虚弱而苍白：“但是，与此同时，敌人也可能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厉害。如果我们与之交战，情况可能会变得有利于我们。”[58]

打拉根岛的原油使日军在马里亚纳群岛附近展开决战成为可能，而如果决战真的在此打响，小泽就要从敌人以西300英里甚至更远的地方发动远距离攻击。日军飞机在攻击美国舰队后可以在关岛的机场上降落。它们可以在那里补充燃料和弹药，并继续出动，直到歼灭敌方舰队。利用海岸基地进行“穿梭轰炸”是“阿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来自小泽的航母和马里亚纳群岛机场的飞机将对美国舰队进行连续的空袭。然后小泽将集中他所有的力量，包括战列舰和其他水面舰艇，追击残兵并将其彻底消灭。岛田的指令表明东京对该计划取得成功深信不疑：“预计会大获全胜。”[59]

让第一机动舰队的位置保持在敌人的打击范围之外，依据的是“超距作战”（outranging）的逻辑——这是日本作战计划和武器体系的指导性战术原则。超距作战的思想在日本海军许多远程飞机的设计中都有体现，其中包括零式战斗机以及G3M和G4M中型轰炸机。虽然战时日本的飞机制造业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和挑战，但是新一代舰载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的航程都远远高于美国同类飞机。（到当时为止，“彗星”经常被用作侦察机，而且从1942年以来，一直用于超远程任务。）93型“长矛”鱼雷在海面作战行动中也具有超距作战的优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日本的超级战列舰配备了18.1英寸的火炮，可以在对手尚未进入有效射程时就发动攻击。超距作战和穿梭轰炸从理论上说能够缩小日军与敌军舰队实力上的差距。此时日本人很清楚己方与美军相比实力悬殊。5月9日军令部的情报估计美国舰队中有16艘战列舰，其中有8艘是新型的快速战列舰。至于航空母舰，估计有8艘大型舰队航母、10艘轻型航母和约20艘护航航母。[60]这些判断非常接近实际的数字。

“阿号”作战计划中的穿梭轰炸战术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为的是避免让飞行员在飞行甲板上降落。选择这个战术，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弥补航母飞行员技能方面的不足，因此也就凸显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终将决定即将到来的战役的结果。日本飞行员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无法在对等条件下与敌人作战。

军官和飞行员彼此安慰说“阿号”是一个很好的作战计划，它将帮助日本获得急需的胜利。据报道，日本军官和船员在起航前一周信心满满。他们对陆基第一航空舰队寄予厚望，该部队此时由海军中将角田觉治指挥，司令部设在天宁岛。岸基海军航空兵一直与海军舰队的指挥结构高度契合。尽管有大量相反的证据，海军高层仍然保留着一种由来已久的信念，即他们的陆基轰炸机可以对敌方海上舰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名义上，第一航空舰队拥有大约1 750架飞机，但这一数字至少将角田觉治在马里亚纳群岛的实力夸大了三倍多。他面临的问题包括地面支援设施不足，缺少合格的机械师和机组人员，备件、弹药和燃料也处于短缺状态。在日本本土和马里亚纳群岛之间的海域内，美国潜艇是个巨大的威胁，因此日方无法将飞机装入货箱，再通过海运送到岛上。大多数飞机是由缺乏训练的不成熟飞行员经由小笠原群岛和火山列岛的机场开过来的。坠毁和导航失败等操作事故，导致飞机和飞行员损失惨重。在美军发动进攻的前夕，角田这里估计只有大约435架飞机处于可飞行状态。

除了两栖作战和快速航空母舰造成的破坏之外，美国潜艇也让日本的战争努力越发难以为继。自1943年年中以来，潜艇从海面以下发动的攻击越来越有效。6月7日，军令部宣布5月损失了21万吨航运船只。自4月初以来，日本已经失去了5艘驱逐舰、6艘油轮、4艘运兵舰和14艘货轮。日本舰队遭到持续不断的追踪、侦察、骚扰，从珍珠港和澳大利亚派出的潜艇也在伺机奇袭。日本的两艘超级战列舰都遭到过美国潜艇的鱼雷攻击。1943年圣诞节当天，“灰鳐号”发射的一枚鱼雷击中了“大和号”；3月29日离开帕劳的时候，“武藏号”被“鲔鱼号”发射的鱼雷击中。虽然这种巨型战列舰承受一颗鱼雷的攻击毫无问题，但是这些破坏都需要其返回日本本土水域才能修复，而这样做需要长途航行，导致战列舰缺席重要的战斗，消耗本就稀少的燃料，并且打乱日本指挥官的编队和计划。

1944年的4月和5月，小泽舰队的所有重要行动都被美军潜艇追踪并汇报给上级。这些美国潜艇在新加坡附近的林加锚地巡逻，观察并报告日本舰船的进出港情况。它们还会袭击穿梭于婆罗洲东北海岸外的塔威塔威岛和打拉根岛之间的油轮。上海和马尼拉之间的货船和运兵船从中国带来增援部队。4月26日，久经战场的轻型巡洋舰“夕张号”在哈马黑拉岛附近被“蓝鳃太阳鱼号”击中并被摧毁。5月6日，“竹䇲鱼号”在婆罗洲附近将大型油轮“日进丸”击沉。

随着5月中旬第一机动舰队聚集在塔威塔威岛，“黑鱿号”和“北梭鱼号”潜艇侦察到了它们。5月15日，“北梭鱼号”（艇长为托马斯·W.霍根）击伤一艘油轮，还击沉了护航驱逐舰“电号”。该潜艇的敌情报告确认，敌军主力舰队正在塔威塔威岛附近集结，另外两艘潜艇“刺豚号”和“青鱼号”在接下来的一周内跟踪了日本舰队。5月22日，“刺豚号”袭击了水上飞机供应舰“千岁号”，两颗鱼雷命中，但似乎都是哑弹。6月5日，它击沉了两艘价值很高的货轮，“高崎号”和“足褶号”。6月6日至9日，“鲻鱼号”潜艇（艇长为塞缪尔·D.迪利）在塔威塔威岛附近活动了三天，获得了潜艇战史上最优异的成绩。6日，在塔威塔威岛南部，“鲻鱼号”迎面射击，击沉了正在疾驰的“水无月号”驱逐舰。第二天，它又一次采用迎面射击，重复了前一日的表演，击沉了“早波号”驱逐舰。8日，迪利发现驱逐舰“谷风号”在视线范围内，用四枚鱼雷齐射击沉了它。

驱逐舰原本是用来对付潜艇的，是潜艇的天敌。日军的许多驱逐舰被潜艇击沉，让美军艇员非常满意。这也削弱了小泽的反潜警戒力量，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因素在即将到来的航母战役中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日本陆军和海军一方面对第5舰队的位置和意图感到苦恼，一方面被迫对麦克阿瑟在新几内亚北海岸的攻势做出反应。在精心编排的海上行动中，金凯德的海军部队将陆军两栖部队送上了荷兰迪亚（4月21日）和瓦克德岛（5月17日）。在这两地，进攻者都在几天之内就控制了简易机场，美国陆军航空队已经开始向更往西的日本驻军施加压力。5月，麦克阿瑟朝新几内亚西北部的“鸟头”状半岛前进。5月20日，海军和两栖部队开始进入作战位置，对比亚克岛发动攻击。大约有1万名日军驻扎在这个岛上，其中包括在中国久经沙场的精锐222师团。最初的登陆战起到了突袭的目的，但是夺取比亚克岛的三个机场的战斗陷入僵局，双方都遭受了严重损失。

日本人认为比亚克岛是防守南部的内圈防线的关键前哨。该岛的机场是即将进行的“阿号”作战计划中的重要节点。如果这座岛陷落，美军就能用它来对付日军，其B-24轰炸机就能对新几内亚西部、帕劳和菲律宾南部发动致命的轰炸。美军将会控制棉兰老岛以东的海上航道。因此，宇垣缠在日记中写道：“比亚克岛是这场战争中最关键的要地。”[61]他怀疑日本陆军没有太大希望守住比亚克岛，因此可能会考虑放弃驻军，就像其他许多岛屿的情况那样。但是海军无法容忍这样的撤退，宇垣缠敦促小泽朝东京施压，向该地区派出所有可用的空中增援和陆地增援。

5月29日，联合舰队的丰田副武将军下令展开“浑号”作战行动。“浑号”作战行动要求动用陆基航空部队和后方部队，计划迅速将部队派往作战地区，在敌人发动攻击时做出反击。日军认为，美国第5舰队甚至可能被引到南方作战，这将激活“阿号”作战计划，有可能引发海上决战并让日军取得胜利。角田奉命将480架飞机派到索龙和哈马黑拉岛的机场，从那里它们可以攻击比亚克岛的美国两栖舰队。岛上的日本驻军多次击退美军，大本营在相关报告的鼓舞下决定派出陆上增援部队。在运输舰不足的情况下，海军又采用了老办法，用驱逐舰和巡洋舰作为临时运兵舰。左近允尚正中将指挥的一支小型舰队于5月31日从棉兰老岛三宝颜市带上第二两栖旅团的2 500名士兵，计划三天后将他们带到比亚克岛登陆。他们的大部分武器和物资将由驳船来运输。

6月3日，盟军侦察机发现了左近允尚正的行动，这支小型舰队遭到了维克托·克拉奇利将军指挥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拦截。6月8日的猛烈空袭击沉了左近允尚正的一艘舰船，击伤另一艘。日本的军舰上挤满了士兵，不适合进行战斗，于是赶紧突围撤退。

第一次增援的失败反而让小泽更加下定决心守住比亚克岛。在塔威塔威岛，从林加锚地出发的船只陆续到来，参谋打开地图研究比亚克岛和新几内亚西部，考虑下一步的计划。他们一致认为，美国舰队将穿过帕劳群岛，可以尝试将其各个击破。宇垣缠急切地希望派他的重型战舰参与作战，但又不愿意冒险用它们来增援比亚克岛。6月10日，丰田副武将军命令“大和号”和“武藏号”战列舰带领“能代号”轻型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再次尝试让增援士兵登陆。宇垣缠将军在前一天早上的日记中承认：“我认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放弃比亚克岛。”他将指挥联合部队作战。他于当天下午从塔威塔威岛起航，并于6月11日在巴占岛与其他部队会合。[62]

由于不具备美国那样复杂的两栖装备和登陆艇，日本军舰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将陆军登陆艇放在军舰的甲板上，每艘驱逐舰上放一艘，巡洋舰和战列舰上放两艘。这就把甲板搞得很笨重，舰艇既无法参与作战，也无法使用舰炮轰击岸上的敌军。日军必须在敌方中队开始行动之前登陆；如果美军进行干扰，这次增援任务也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在途中，宇垣缠在日记中承认他“担心”己方薄弱的空中掩护能力，并认为在部队上岸之前，或是在舰炮对准敌方目标之前，他的舰队就会遭到敌人猛烈的空袭。“我认为，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到达前线非常困难，但我现在不会抱怨。我将竭尽全力。”[63]

由于一系列迹象表明美国人正准备在赤道以北展开一项重大行动，目标可能是马里亚纳，比亚克岛的行动变得更加复杂了。从瑙鲁起飞的远程侦察机拍摄到一支规模庞大的美国舰队停靠在夸贾林环礁和马朱罗环礁。几天后，6月9日，另一架侦察机证实，早先看到的航母和战列舰已经离开了。它们在哪里？它们要去哪里？丰田副武的旗舰仍然停泊在东京湾，参谋仍然认为太平洋舰队的下一个目标将指向帕劳和菲律宾南部。只有情报官中岛亲孝中佐预测敌人是要前往塞班岛。6月10日，美国的航空母舰出现在关岛以东300英里处。第二天，强大的战斗机攻击了塞班岛和关岛。在6月12日晚上，角田的司令部用无线电通告了马里亚纳群岛的情况，做出了最佳估计，判断敌军有11艘航空母舰。[64]

角田早期关于马里亚纳群岛空战的报告基本上是乐观的。虽然他损失了很多飞机，但他相信（或者据说他相信）他的部队给美国航母也造成了差不多的损失。空中侦察还没有发现特纳的两栖舰队，所以日本人猜测，马里亚纳群岛行动可能不过是一场突袭或佯攻。另外有空中侦察机看到麦克阿瑟的运输舰驶过阿德默勒尔蒂群岛，表明南部可能会有一场大规模的登陆行动。

这一刻，美国人的双线进攻的战略优势就变得很明显了。日本最高司令部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原地，必须弄清楚第5舰队的位置和目标才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6月13日，扫雷舰在塞班岛的背风侧海滩外扫雷，战列舰则轰击海岸。很明显，美军准备登陆该岛。宇垣不等接到命令，就暂停了比亚克岛的军事行动，并开始将登陆艇从甲板上移下来。他等不及与小泽会合的命令，主动权衡了向北进军的利弊。两个小时后，丰田副武暂停了“浑号”作战行动，并发布了新的命令：“启动‘阿号’作战计划，进行决战。”[65]第一机动舰队从塔威塔威岛航道鱼贯驶出。小泽带领舰队快速地驶向菲律宾西米沙鄢区的吉马拉斯海峡，舰队将在那里带上10 800吨燃料，然后前往圣贝纳迪诺海峡。宇垣缠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部队中断了比亚克岛的任务，以20节的速度向北疾行，始终让棉兰老岛位于左侧，打算在菲律宾海上与小泽会合。比亚克岛的驻军被抛弃了，像之前许多岛屿的情况一样，战斗到了最后一人。

[1] Agawa, Reluctant Admiral, pp.196-97.

[2] Entry dated August 5, 1943, Sugiyama Memo, 2 vols.(Tokyo: Hara Shobso, 1967), 引用自Irokawa, Age of Hirohito, p.91。

[3] “New Operational Policy” document quoted in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468.

[4] “New Operational Policy” document quoted in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468.

[5] 这个绰号用日语来说叫“鬼瓦”。在职业生涯早期，小泽在一艘驱逐舰上服役时面部受过伤，面部肌肉无法再活动，因此他无法笑，也没有其他表情。——作者注

[6] Minoru Nomura, “Ozawa in the Pacific,”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295.

[7]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228.

[8] Ibid., p.227.

[9]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7, p.331.

[10] Mainichi Shinbun, February 23, 1944, quoted in entry dated March 16, 1944, in Kiyosawa,Diary of Darkness, p.160.

[11] Entry dated October 5, 1943, in ibid., p.91.

[12] Lt.Cmdr.Iyozo Fujita, oral history,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241.

[13] Atsushi Oi, “The Japanese Navy in 1941,” in Goldstein and Dillon, eds., Pacific War Paper, p.23.

[14]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185.

[15] Horikoshi, Shindo, and Wanteiz, Eagles of Mitsubishi, p.141.

[16] Minoru Nomura, “Ozawa in the Pacific,”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00.

[17]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27.

[18]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p.36-37.

[19] Saburo Saka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139.

[20] Ibid., p.140.

[21] Tagaya, Imperial Japanese Naval Aviator, p.9.

[22]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27.

[23] Entry dated March 12, 1944,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154.

[24] Entry dated May 30, 1944, in ibid., p.202.

[25] Entry dated September 30, 1944, in ibid., p.259.

[26] Potter, Nimitz, p.358.

[27] Julian C.Smith, Lt.Gen., US Marine Corps, (ret.), Mr.Benis M.Frank, interviewer, Historical Division, Headquarters, U.S.Marine Corps, Washington, DC, p.307.

[28] 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 p.371.

[29] U.S.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3,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Vol.4, p.780.

[30] Coffey, Hap, p.334.

[31] Potter, Nimitz, p.340.

[32] Ibid., p.342.

[33] Kenney, General Kenney Reports, p.348.

[34] Potter, Nimitz, p.343.

[35] Ibid., p.344.

[36] Ibid., p.354.

[37] Terasaki and Miller, Bridge to the Sun, p.134.

[38] Aiko Takahashi diary, entry dated April 21, 1943, in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p.169.

[39] Entry dated September 9, 1943,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76.

[40] Entry dated December 9, 1943, in ibid., p.117.

[41] Entry dated September 11, 1943, in ibid., p.77.

[42] “Battle of the Spirits,” Japan Times and Advertiser, August 24, 1943.

[43] Entry dated May 26, 1943,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31.

[44] Entry dated September 5, 1943, in ibid., p.75.

[45] “Position Truly Grave,” Advertiser (Adelaide, Australia), October 27, 1943, p.1.

[46]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173.

[47] Aiko Takahashi diary, entry dated June 10, 1943, in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p.170.

[48] Maintenance Lt.Hiroshi Suzuki, oral history,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93.

[49] Minoru Nomura, “Ozawa in the Pacific,”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06.

[50] Entry dated May 31, 1944,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380.

[51] Navy Directive No.373 quoted in Minoru Nomura, “Ozawa in the Pacific,” in Evans,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10.

[52] Minoru Nomura, “Ozawa in the Pacific,”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02.

[53] Lt.Cmdr.Zenji Abe, oral history,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55.

[54] Entry dated April 16, 1944,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349.

[55] Entry dated April 18, 1944, in ibid., p.361.

[56] Entry dated April 27, 1944, in ibid., p.365.

[57] Entry dated April 24, 1944, in ibid., p.363.

[58] Entry dated May 9, 1944, in ibid., p.368.

[59]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8, p.215.

[60] Entry dated May 8, 1944,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368.

[61] Entry dated May 25, 1944, in ibid., p.376.

[62] Entry dated June 9, 1944, in ibid., p.391.

[63] Entry dated June 10, 1944, in ibid., p.393.

[64] Entry dated June 13, 1944, in ibid., pp.395-96.

[65] Minoru Nomura, “Ozawa in the Pacific,”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13.

第十四章

1944年6月6日，盟军部队迅速攻占了法国北部的海滩，罗斯福总统通过无线电广播做了简单的祷告：“全能的上帝：我们的子民，国家的骄傲，如今正在做出巨大的努力，他们正努力维护我们的合众国、我们的宗教以及我们的文化，并给予受苦受难的人类以自由。……拥有了您的恩宠，我们必将战胜敌人那邪恶的力量。”[1]

罗斯福总统当时已经知道，另一支大型水陆两栖舰队已经在太平洋中破浪前行，但他还不能透露这个消息。除了这次法国北部的登陆行动（“霸王”行动）之外，太平洋地区正在进行的作战计划（“征粮者”行动）不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复杂度上都超越了此前所有的两栖登陆行动。这两次大型的突击行动都以敌方堡垒密布的海岸为攻击对象，在同一个月展开，行动地点分别位于欧亚大陆的两端。这两场行动彰显了美国军工业的霸主地位。驶向马里亚纳群岛的海军部队中有600多艘船，共搭载了30多万名士兵。马克·米彻尔将军率领的第58特混舰队拥有的15艘航空母舰被划分为4支特混大队。第51特混舰队，即联合远征军，拥有12.7万两栖突击队士兵，其中包括第2、第3和第4陆战师以及陆军第27步兵师。根据记录，运输舰当时装载着4万种补给和弹药。这些东西都是按战斗需要包装的，可以快速地卸下并运往滩头堡，还可以保证运送的数量刚好满足岸上部队的需求。运输舰队为登陆部队的每个海军陆战队员和士兵都准备了1吨多重的补给和装备。一艘补给舰就能为9万士兵带去1个月所需的食物。米彻尔率领的特混舰队带着800万加仑的航空燃料，在作战期间将消耗400多万桶船用油。[2]

一个F6F飞行员在第58特混舰队从埃尼威托克前往塞班岛的5天中经常盘旋于上空，舰队迎风转向，为飞机起飞做准备时，眼前的宏大场面让他感到无比震撼。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一齐转向，并始终保持在同样的航线上。“这些舰队所产生的尾波形成了完美的对称图，像一支顶级的芭蕾舞团；要知道，其中有一些船的重量可是达到了3.5万吨。我俯瞰这支强大的军队，不禁感叹日本人是多么愚蠢。他们做出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误判，他们将为此付出代价。”[3]

最高层的指挥官与此前的行动一致，没有变动。斯普鲁恩斯将从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上指挥整支舰队，但是航空母舰的战术指挥由米彻尔负责。特纳指挥第51特混舰队，其中含有486艘舰船，大到战列舰（速度较慢的老型号，在炮击海岸时可得到充分利用），小到登陆艇，样样俱全。海军陆战队的霍兰·史密斯仍旧担任第5两栖军的军长。拉尔夫·史密斯将军仍旧是他的下属，是第27步兵师的师长。第51特混舰队被分为两支部队，北线攻击部队负责夺取塞班岛（由特纳直接指挥），南线攻击部队负责进攻关岛。南线攻击部队的司令为理查德·L.康诺利将军，其突击队由罗伊·盖格指挥，这名海军陆战队的将军曾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灵活调度“仙人掌航空队”。

两周前，停泊于珍珠港西湖的一排坦克登陆舰在一次大爆炸中炸成了碎片。美军无法确定爆炸发生的原因，因为所有的目击者都在一瞬间消失了。后续调查结果显示，起因很可能是一次装弹事故，爆炸可能是由一颗掉落的迫击炮弹引发的。这次爆炸迅速引爆了周围船只上的军火。爆炸后的碎片和尸体如雨水一般落在福特岛上，以及半英里开外的船只的甲板上。那日大火熊熊燃烧，直到次日早上火势才得到控制。这次灾难彻底摧毁了6艘本要参与“征粮者”行动的坦克登陆舰。事故伤亡惨重：163人死亡，396人受伤。但是媒体不得对这次事故进行报道。

如果珍珠港西湖的事故早6个月发生，即在“燧发枪”行动之前发生，尼米兹会因此被迫推迟行动。但是事故发生在1944年春末，太平洋舰队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哪怕是失去了6艘坦克登陆舰也没有大碍。事故发生两天后，尼米兹告诉金，营救和清理行动正在进行，“‘征粮者’行动的预定开始日期将稍微推迟，但推迟的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4]

与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中地势低洼的珊瑚环礁比起来，马里亚纳群岛非常不同。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岛屿面积很大且地势崎岖，岛上主要是陡峭的山峰、大峡谷、起伏的高地以及大片的甘蔗地。岛上的低地被茂盛的植被覆盖。塞班岛、关岛和天宁岛是马里亚纳群岛南部的三大岛屿，也是“征粮者”行动的主要目标，三大岛屿总面积近300平方英里。塞班岛全长12英里，一条位于岛屿中部的火山脊几乎纵贯全岛。岛上最高峰塔波查山高达1 554英尺。岛的西侧（背风面）海拔高度逐渐下降，从丘陵上的梯田和甘蔗地，直至人口密集的沿海平原。西海岸有三座城镇。塞班岛上居住着约3万人，其中约5/6是日本人和琉球人，其他的以查莫罗人和朝鲜人为主。第5两栖军的士兵曾在平坦狭窄的地形作战，而在塞班岛，他们将在城镇、甘蔗地以及偏远山区里作战。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作战，他们要承担所有相应的责任和风险。

美军情报部门通过航拍照片和无线电侦听做出分析，估计日本守军为1.5万至1.7万名士兵。这一估算远远低于实际情况。4月和5月自日本和中国出发的援兵使得岛上军队人数达到了近3万。守军中有22 702人的陆军部队（第四十三师团以及混编的第四十七独立旅团）以及6 690个海军人员，其中大部分来自精英战队——海军特别陆战队，这支部队曾在塔拉瓦作战。马里亚纳群岛和帕劳的总指挥为南云忠一中将。美军对他非常了解，因为他曾作为指挥官率领日本第一航空舰队攻击珍珠港，并在6个月后的中途岛战役中被击溃。南云忠一的指挥中心在塞班岛上。地面部队的战术指挥以及该岛的固定防御工事准备工作由斋藤义次中将负责。

如果不是因为太平洋舰队的潜艇对日军进行了有效打击，日本在塞班岛上的部队人数还会更多。日本陆军的第四十三师团已经在两支运输大队的帮助下自日本出发。5月14日，由6艘破旧的运输舰组成的第一支运输大队在若干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护航下自东京湾出发。一名军曹回忆说，5天的海上航行非常痛苦，船上挤满了人，令人窒息，“就像躺在烤架上的烤鸡一样”。

士兵们必须随身带着自己的行李、步枪以及所有装备。大家都蹲在那里，蜷着身体。由于一直穿着胶底工作鞋，士兵们的脚都汗渍渍的，很潮湿。水珠落在你的脸上，那是附近的人呼吸的水汽凝结而成的。整个船舱因为人太多而散发出臭味。几根绳梯和一段狭窄的、匆忙搭起来的阶梯是进进出出的唯一通道。我们觉得这船随时都可能会沉。[5]

5月19日，第一支船队安然无恙地到达塞班岛。但是第二支船队遭到了美国潜艇的袭击。这支船队中有7艘运输舰，搭载了7 000名士兵，以及第四十三师团的大部分重型武器、补给以及粮食。7艘运输舰中，有5艘被鱼雷击中摧毁。大多数士兵被救了上来，但是沉船导致斋藤义次的部队损失了大量的装备、粮食以及其他重要的补给。日军原本要开展一个速建项目，目的是让塞班岛“坚不可摧”，但是5月份时，将军向大本营抱怨说，由于缺乏必需的建筑材料和设备，士兵们只能“叉着胳膊，站在那里无事可做”。沿海防御工事和防空炮台都是匆忙搭建起来的，有很多处都没有完工。防御工事的建筑材料是泥土和木头，而不是塔拉瓦环礁上使用的加固钢筋混凝土。成箱的弹药、火炮、带刺铁丝网以及其他军需都存放在靠近西侧登陆地点的海军仓库里。后来美军把其中的大部分物资都给夺取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在后来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估计，那座岛上的重型火炮只有1/3安装在了炮台上。登陆地点的防御工事和射击点的数量“远远少于此前战役中我们面对的；此外，沿岸的混凝土碉堡的数量也惊人地少”。[6]

塞班岛距埃尼威托克1 000多英里，后者是美军占领的最西端的环礁。特纳所率领的两栖舰队需要在海上作战，留在登陆海滩附近，可能要持续数周之久。若想抵达一处安全的锚地，要在海上航行数日。特纳率领的运输舰易受攻击，完全依赖于第58特混舰队的空中保护。美军认为，塞班岛、关岛和罗塔岛的日军机场上有大量的陆基战斗机和轰炸机；此外，北方的小笠原群岛和火山列岛的机场也可以派飞机迅速支援。从米彻尔近期在整个战区对敌人展开的航母空袭的情况来看，美军有理由相信第58特混舰队可以获得马里亚纳群岛南部的制空权。但是，如果小泽的第一机动舰队出现在那里，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米彻尔可以转而对付小泽的舰队吗？还是说他仍然必须留在滩头堡和突击部队的附近？关于这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不论是斯普鲁恩斯的命令还是“征粮者”的作战计划都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

整个春天，这个问题都悬在欧内斯特·金的心中。虽然他的天性与直觉是崇尚进攻的，但是美国舰队总司令仍然对即将到来的美日舰队交锋怀有不安的感觉。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兵棋推演就暴露了太平洋舰队在军事后勤方面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会随着太平洋舰队深入敌军海域而越发明显。金以为日本海军一直留着一批杰出的骨干飞行员。美国人以前轻视过日本。这一次，美国人还会重复过去的错误吗？1944年2月，在一次非公开的采访中，美国舰队总司令承认了他内心的不安：“我们都知道，日本人是很有耐心的，如果有必要，他们可能会用几年的时间来给我们挖个陷阱。我们担心，可能哪天早上我们醒来时，会发现自己满脸是血。”[7]金说，从东京的角度来看，“等到我们快要到达他们老巢的时候再来攻击我们，或许是更好的策略。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在远离基地的中间地带与我们交战呢？我们一定会找上门来的，这一点他们是知道的。因此，他们一定会尽可能给我们制造麻烦”。[8]

尼米兹向美国舰队总司令保证，斯普鲁恩斯已经为舰队决战做好了准备。第58特混舰队具备数量上的绝对优势：15艘航空母舰对小泽的9艘，7艘战列舰对小泽的5艘，950架舰载机对小泽的450架。不过，斯普鲁恩斯确信日军不会冒险派舰队来正面阻止美国对马里亚纳群岛的进攻。他认为，敌人一定会等待对他们最有利的战略时机。由于麦克阿瑟登陆比亚克岛时，本可在海军力量上占尽优势的日本舰队主力没有出动，因此斯普鲁恩斯推断，日军也不会来到2 000多英里外的马里亚纳群岛：“我一直认为，日本舰队在等待一个时机，一个能够让他们利用强大的岸基空中力量助其作战的时机。在马里亚纳群岛等边远的岛屿群上，日军无法调动岸基空中力量；他们知道，美军强大的航母足以在这些地方摧毁他们。”[9]

为美军打头阵的第58特混舰队在6月8日和9日这两天加满了燃料。天气晴朗，风平浪静。东方刮来稳定的微风。雷达不时提示西方有可疑目标，但是直到6月10日下午，特混舰队及其飞机才发现敌情：几架F6F接到指示，奉命拦截并摧毁两架日本巡逻机。次日早上，几架G4M轰炸机从西北方向接近，也被美军拦截并摧毁了。看起来，日本现在已经知道了，美国一支强大的航母舰队正在到来。

特混舰队此时距离塞班岛只有不到200英里了，完全处于陆基飞机空袭的范围之内。米彻尔的舰队已经暴露在日军面前，他预料到舰队又会迎来一个漫长而紧张的夜晚，要不停地躲避日军低空飞来的G4M投下的鱼雷。即便来袭者没能命中，美军舰队也会始终处于防御状态，一整夜反复机动，躲避攻击，这会在漫长而严峻的作战行动前夕大大消耗美军的精力和体力。他的判断是，美军最好立即派战斗机发动常规的扫射，而不是等待次日黎明的到来。[10]下午1点，第58特混舰队开始迎风转向，为飞机起飞做准备——每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上都有16架“地狱猫”起飞，每艘轻型航母则各自起飞了12架，总计208架战斗机。每一架战斗机都加挂了副油箱，其中一半战斗机上还挂载了500磅的炸弹。

下午3点刚过，这些战斗机到达了塞班岛、关岛和罗塔岛的上空，让日军措手不及。“地狱猫”打下了大约30架零式战斗机，还击毁了一些（数量未知）停在地面上的飞机。攻击者遭到了日军防空火力的猛烈反击，尤其是在关岛的奥罗特半岛机场附近。日本的防空火力击毁了11架F6F（跳伞的11名飞行员中有3人获救）。此时已编入“列克星敦号”第16战斗机中队的亚历克斯·弗拉丘在塞班岛上空扫射了水上飞机的下水坡道。一枚高射炮弹险些将他击落，但他设法稳住飞机，回到了“列克星敦号”上，一路上引擎都不稳定：“这时就得感谢F6F‘地狱猫’战斗机的坚固性了。”[11]

当晚，米彻尔派出了小规模的“蝙蝠队”去骚扰日军的机场——在机场上空盘旋并偶尔进行低空扫射，这一战术的目的是让日军不得安宁、无法休息，让他们在次日早上精疲力竭。

头一天战斗开始之前，角田的第一航空舰队有大约435架可用的飞机。在6月11日遭受美军战斗机白天的攻击后，日军有三分之一的飞机被摧毁；此外，美军还在日军机场跑道上留下了许多弹坑，破坏了许多重要的地面支援设施。在经历了第一周的空战和航空母舰的打击之后，角田可用的飞机减少到100余架。这些飞机之所以能够幸存，是因为它们一直在棕榈叶和灌木丛下伪装并隐藏，并且分散在远离机场的区域。日本本土和特鲁克群岛派来了小规模的空中支援队伍。但是，一直备受日本人期待的第一航空舰队却没能给美军带来丝毫损失。

斯普鲁恩斯命令两支特混大队（米彻尔一半的兵力）向北方移动，对硫黄岛和父岛的日军机场发动袭击。米彻尔将此任务交给了第1和第4特混大队，分别由“乔克”克拉克少将和威廉·K.哈里尔少将指挥。6月15日下午，第1特混大队到达指定位置并对硫黄岛和父岛展开大规模的混合攻击。“地狱猫”击落了20多架日本战斗机，一同出战的轰炸机则对机场、军火库、燃料罐以及地面建筑进行攻击。装载了小型杀伤炸弹的F6F战斗机在日军的跑道上留下弹坑，然后掉过头来进行低空扫射。美军飞机的坚固设计再次展现了优势，许多被击伤的飞机最终都安全返回了航空母舰。

一场小型台风正在这片海域生成。傍晚时分，翻涌的海浪狠狠地拍在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贝劳伍德号”上的一架飞机冲向防撞墙，引发了大火。那一夜海风呼啸，巨浪滔天。在这样恶劣的天气状况下，飞行作业是不可能的，因此，克拉克指挥航空母舰向东行驶到相对平静的海域。6月16日中午，暴风雨已经减弱，天气情况允许进行另一次大规模的攻击。第2轰炸机中队的飞行员哈罗德·比尔驾驶着一架寇蒂斯SB2C俯冲轰炸机自“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出发，他的任务是袭击父岛上一个被称为“大酒杯”的小型港口中停泊的舰船。要俯冲进这样一个被陡峭山坡环绕、只能从西侧撤离的避风港湾在技术上是很困难的。这里的防空火力非常猛烈。比尔多次返回这个小港湾进行攻击，他后来写道：“父岛是个棘手的目标，每次执行任务我都担惊受怕；每一次安全地飞到港口以外的时候，我都觉得除了让自己活着出来了之外，并没有完成什么任务。”[12]

6月13日早上，距离第一轮登陆还有48小时，第一批舰炮支援队到达了塞班岛和天宁岛。这支队伍中有7艘新型“快速”战列舰，由海军中将威利斯·A.李指挥。这7艘战列舰与第58特混舰队分开，在10多艘驱逐舰的护卫下，率先开始对塞班岛海滩的防御工事展开攻击。这些舰船发射出去的16英寸和5英寸高爆弹如雨点一般落在紧靠登陆滩头的地方。炮击过后，整座岛看起来就像一个硝烟弥漫的废墟。由于担心大陆架上布设了水雷，李率领的战列舰队一直与海岸保持着1万码到1.6万码的距离。驱逐舰逐渐靠近海岸，将火力集中在岛上的营房和军事露营区。[13]在火力网的掩护下，6艘扫雷舰探察了登陆滩头外面的水域，结果没有发现水雷。6月14日，两支由96个士兵组成的水下爆破队被运送到岸礁附近地区。潜水员游到日军岸炮附近，绘制珊瑚礁的地图，确定登陆艇次日可以采取的线路。潜水员没有发现人造的海滩障碍物。他们炸掉了珊瑚岬，为登陆艇清理出通道。由于遭到了岸炮的攻击，爆破队有4人死亡，5人受伤。

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得炫目，风持续地刮着，而且空气很干燥，让人感到舒适。登陆部队乘着运输舰从东边朝目标开进，士兵们发现此时可以睡得比在南太平洋上更踏实一些。人们在甲板上打盹，有些人在太阳底下，有些人在阴凉处；有些士兵在写信、打牌、下棋，或是扔健身球锻炼身体。整个白天，舰载机都在空中巡逻。舰队的规模本身就足以让士兵们感到镇定。很多舰艇都把塞班岛上空的飞机与战列舰之间的无线电通话通过扬声器放大，让船上的人对行动有所了解。军官起居室的桌子上放着一座塞班岛的等比例石膏模型，登陆滩头、飞机场、城镇以及已知的岸炮位置都用彩色墨水标记了出来。

预定登陆日前夜，第2陆战师的士兵们沐浴并洗衣。他们在黎明到来之前起床，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岛屿逐渐出现在了右前方。天空只是微亮，士兵们还很难看清塔波查山那扁平的峰顶，但是炮口喷出的火光和照明弹不时会照亮岛屿的某个区域。金曼少将指挥的火力支援队与特纳将军的两栖突击队会合了。天刚亮，这支包含了数百艘舰艇的庞大舰队就到达了指定的作战位置。舰炮轰击海岸防御工事的场面极其壮观。水手们开始放下登陆艇。战地记者皮特·左林顿记录说，海军陆战队员们看起来很放松，甚至有些无聊，他们一直看着海军大炮和舰载轰炸机沿着整条海岸轰炸。他们最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装备，端起步枪瞄了一眼。几乎所有的士官都是参加过两栖突击的老兵。“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左林顿写道，“这是司空见惯的场面。……他们非常安静，说话很简洁。”[14]这样的事情，他们早就见过也做过了。

特纳将军从旗舰“落基山城号”上发出了“登陆部队登陆”的信号。早上8时13分，军队指挥官示意第一批登陆舰在出发线后方集合，这条线距岸边4 000码。目标海滩从嘉兰卡诺亚向南北延展4英里。嘉兰卡诺亚是背风海岸南部的一个炼糖厂和村庄。登陆舰并排向海岸前进，满载着士兵的履带式登陆车由配备武器和装甲的小型水陆两用登陆车、炮舰以及两栖运兵车护航。第一批到岸的登陆舰上只有很少的伤亡，不到8分钟，海军陆战队员就在每个登陆滩头上都有了立足点。第二批和第三批登陆舰紧随其后。登陆滩头最南端的“黄一”和“黄二”滩上方有猛烈的机枪扫射。在那里，海军陆战队员被压制了一个多小时，只能在沙滩上挖散兵坑躲避炮火。来自西边的意外巨浪冲上礁石，掀翻了装满弹药、机枪、轻型火炮和饮用水的船只。

第四批和第五批登陆舰到达礁石附近，距海岸约1 000码时，遭到了猛烈的火炮和迫击炮攻击。那些火炮布置在海滩后面的山脊上，经过精确测量，瞄准了礁石区域；开火后，礁石一线似乎掀起一面白色浪花和火焰组成的高墙。第一轮齐射的时间算得非常准，在离岸有一定距离的人看来就像是一排地雷被同时引爆了一样。几艘船被直接击中，船上人员全部阵亡。但是，美军舰队的登陆艇数量极多，共有800多艘，并且在头20分钟里，就已经将8 000名士兵送上了登陆海滩。

在至关重要的第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海军陆战队的主要任务是守住登陆滩头，让更多的士兵、装备和武器登陆。7个炮兵营（装备75毫米和105毫米的榴弹炮）以及2个坦克连于下午登陆。第一天结束前，有2万海军陆战队员登陆。日军火炮和迫击炮的势头始终不减。海军陆战队员将弹坑作为临时散兵坑，并不断向下挖，因为日军的火力在继续加强。很多人被炮弹直接击中而丧生。有5个营长受伤并撤离，其中1个营有3个营长接连丧生。罗伯特·B.希克斯上尉在向海滩爬的时候，一颗迫击炮炮弹击中了紧靠他左边的两名海军陆战队员。“爆炸后两个战士瞬间蒸发了。我根本就看不到他们的一丝踪影。他们被炸碎了，跟沙子和植被混在了一起。”[15]

美军的舰炮轰击成功地敲掉了日军大部分重型岸炮，也粉碎了一些能从海面和飞机上看到的大型固定防御工事。但是，斋藤义次的部队在海滩向内的高地隐藏了一些小型移动火炮和迫击炮。霍兰·史密斯逐渐判断出，日军在岛上的军事力量比情报估计的高40%至50%。到傍晚时，海军陆战队员突破的最远处已经深入岛屿内部约1 500码。他们的火炮仍旧无法有效打击敌人，因为敌人都躲在了山脊后面，不过舰载轰炸机瞄准了有炮弹和机枪闪光的地方，在水上侦察机的帮助下，舰炮也开始有效地确定射程。6月16日早上，激烈的战斗沿着岛屿边缘持续着。美军的伤亡人数超过了2 500人。史密斯要求调动所有可用的援兵，并提出无限期推迟原定于6月18日对关岛的进攻。

史密斯催促师长和营长继续向岛内前进，但是过了沙滩之后地形复杂，大部分坦克和装甲车难以行进，也几乎没有合适的小径能让步兵快速移动。6月16日下午，第27师大部已经登陆。史密斯打算让士兵从相对好走的地形前进，到达小岛的东南部，在那里他们可以占领阿斯里托机场。

6月16日，斋藤义次决定派出后备队，对第2陆战师的北翼，也就是美军登陆部队的最北端展开夜袭。日军没有刻意隐藏这一企图。在离海岸不远的舰艇上，水手们看到日军部队在加拉潘集合，并且通过“游行、爱国演说和挥舞国旗”来鼓舞士气。[16]晚上8点，约40辆轻型坦克和2队步兵顺着沿岸公路向南部前进。近岸舰艇很容易跟踪他们。不断发射的照明弹让这支队伍清晰可见。当坦克经过一处无掩蔽的地点时，舰炮瞄准了坦克，摧毁了大概20辆。海军陆战队用机枪和75毫米榴弹炮对日军进行攻击，随后又发生了一场混战，双方都死伤惨重，尤其是日军。次日凌晨，日军集合之后，多次尝试进攻，但是海军陆战队稳稳地守住了据点，并用野战炮、步兵反坦克武器和火箭炮摧毁了剩余的坦克。

医务兵在海滩上设立医务站治疗伤员。但是要掩护他们，让他们不受迫击炮的持续攻击是不可能的。二等兵理查德·金在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恐怖场面：“整个海滩上躺满了伤亡的士兵。也许你们会觉得这很残忍，但是我想让你们知道那是什么样子。迫击炮炮弹直接砸在人头上，人的身体被炸碎。飞来的子弹和珊瑚碎片把人脸炸开。场面太恐怖了，我永远都无法忘记这片海滩有多可怕，这是地狱。整夜都在下雨，淤泥漫过了脚踝。”[17]

斋藤义次的全力反击失败后，战场的主动权就转移到了进攻方手里。6月17日，海军陆战队继续向岛内推进，夺取了许多炮位，正是这些大炮让他们在三天来吃尽了苦头。第4陆战师以及第27师的士兵突破了南部防线，向麦吉森湾（Magicienne Bay）前进，将岛屿一分为二，切断了岛屿南部剩余的日军与大部队的联系。6月18日，美军占领了阿斯里托机场。第4陆战师转而向北攻击，开始将剩余的日军驱逐至岛屿北部。

6月18日上午10点，史密斯上岸，在嘉兰卡诺亚的废墟上建立了第5两栖军指挥部。这座城镇中最大的炼糖厂现在已经是一片硝烟弥漫的废墟，只有那根黑色的大烟囱不知为何还耸立着。有轨电车零星地停在轨道上。日本军队的抵抗力正在减弱，至少阵地后面山脊上的日军是如此；但是，其他日军都撤向了岛屿北部。史密斯站在岸上，看着海上的舰队，意识到舰队的规模比之前小了很多。斯普鲁恩斯预计在马里亚纳群岛西部会有一场大型的舰队决战，于是派出了大多数军舰，其中包括两支巡洋舰分队和几支驱逐舰分队，与米彻尔和第58特混舰队会合。为了避免空袭带来的损失，运输舰已经向东撤退。

史密斯知道，他们必须截击并摧毁敌人的舰队；他也知道，哪怕是消失在了地平线的另一边，美国的军舰也一直保护着他所占领的滩头阵地。但是，一支强大的舰队停在海岸附近，是对敌人心理的施压。史密斯坦率地告诉参谋，他担心舰队的突然消失，会让敌人的地面部队士气猛增。

第一机动舰队在吉马拉斯海峡停靠，装载了10 800吨燃油，然后穿过米沙鄢海，进入圣贝纳迪诺海峡（位于吕宋岛和萨马岛之间）。6月15日，夜幕降临，这支庞大的舰队渐渐驶入菲律宾海。

小泽正确地判断出，自从他离开塔威塔威岛，美军潜艇一直在跟踪他。他侦听到了加密的无线电信号，似乎是在向珍珠港报告他的行踪。圣贝纳迪诺海峡南部海岸的山峰上有大量的烽火，那里的亲美游击队会定期向美军报告日本舰队的动向。宇垣所率领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已经停止执行比亚克岛的任务，向北驶过哈马黑拉岛，一直都有敌人的长程轰炸机跟随。日本舰队无法实现对美军的突袭。

燃料不足是日本舰队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配备了7艘宝贵的供油舰，第一机动舰队才得以航行这样长的距离。它们装满了婆罗洲产的原油，这种石油不仅降低了舰艇锅炉的性能，而且挥发性强，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即便有这么多制约因素，小泽还是设法出色地解决了供油问题；但是，要取得什么出人意料的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他可以让航空母舰进入马里亚纳群岛的空袭范围内，但是战役一结束，舰队就必须立刻撤退到濑户内海。

6月16日，宇垣的军舰与小泽的舰队相遇。加油过程持续了一整晚。装满油后，舰队开始向东行驶。第一机动舰队的官兵预感到他们将要创造历史。“这次行动对帝国的命运有着巨大影响，”小泽对舰队表示，“希望所有人都能尽最大的努力，取得我们在对马海战中那样辉煌的战果。”[18]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后半部分则只是他的愿望，一个难以实现的愿望。根据战后讯问和宇垣的日记，高级指挥官们当时对于舰队的备战情况无疑非常担忧，此外，飞行员数量也大大少于对手。他们寄希望于本方还算明显的战术优势。战时的日本飞机制造业虽然历经磨难，但是新一代舰载轰炸机的飞行距离比美国的对应机型能多出约200英里。由于日本依旧控制着关岛和其他岛屿上的机场，因此（理论上说）他们的舰载机可以在攻击美军舰队后，飞回机场补充燃料和弹药，然后对美军实行第二次打击，再返回航空母舰。如果一切都能按照计划进行，那么，小泽军队利用这种“穿梭轰炸”的战术，可以在保证本方航空母舰位于敌方攻击范围之外的前提下，对敌人进行两次打击。这一次，日方对于美军舰队的规模和位置了如指掌，所以，他们不会再遭到中途岛那样的突袭。从东边刮来的信风为日军制造了有利条件，因为美军不得不向东行驶，才能让舰载机起飞。处于下风方向的位置优势可以让小泽掌控作战时机，同时也可以严重地制约美军向西追击的能力。特纳率领的两栖作战舰队仍旧被牵制在塞班岛的滩头堡，失去了战术机动性。马里亚纳群岛上的陆基航空部队或许还有能力向美军舰队复仇，至少小泽希望如此——他显然还不知道角田的航空部队已经被重创，这也许是因为角田不肯承认此事。目前小泽知道的情况是，角田的航空部队已经和美军舰队及其舰载航空部队激战一周，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他以为，关岛和罗塔岛上的机场已经按照计划准备好接收和维护他们的舰载机了。

第一机动舰队除了在物资上无法与第5舰队媲美，从其他所有方面而言都是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这支舰队拥有日本海军组建过的最庞大的舰载航空部队，其规模比1941年袭击珍珠港的部队大出约50%。“大凤号”的飞行甲板配有装甲，还增加了防雷隔舱，因此被认为是最坚不可摧的航空母舰，在双方舰队中都是最出色的。庞然大物“大和号”和“武藏号”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艘水面舰艇。日本普通士兵似乎士气高涨。奥宫正武记录说，许多同僚军官都认为日军必胜：“我们的飞行员无比确信，他们将彻底击溃进攻的美国舰队。”[19]宇垣从舰桥上看到本方的大型舰队后，在日记中写道：“拥有如此强大的舰队，我们难道会赢不了这次战役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20]

如往常一样，斯普鲁恩斯将军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艏楼附近来回踱步了几个小时，通常由第5舰队的情报官吉尔·斯洛宁陪着。从日军离开塔威塔威岛时起，美军就掌握着日本舰队的行踪；6月15日，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员报告“一大群航空母舰和战列舰”正在经过圣贝纳迪诺海峡。几个小时后，“飞鱼号”潜艇发现了敌军的一支大规模特混舰队，其中包括了“至少3艘战列舰、3艘航空母舰以及几艘巡洋舰和驱逐舰”。[21]而不久之后，在其南边很远处的“海马号”潜艇也报告称有一大群敌军舰艇正向北行驶，目前正位于苏里高海峡以东200英里左右的位置。这正是宇垣所率领的水面舰艇编队。

斯普鲁恩斯从埃尼威托克召来了一支配备雷达的PBM长程水上飞机中队。这支中队将向西飞行，远距离搜索、定位日本舰队。日军这两支相隔很远的特混舰队很可能正要前往某处会合，但是美军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斯普鲁恩斯警觉地意识到，敌军可能要对塞班岛附近的两栖舰队展开迂回攻击。分散兵力，然后从侧翼进攻，这是日本海军在此前多次交战中惯用的策略。

6月16日清晨，“棘鳍号”潜艇在第一次战斗巡逻中找到了几艘此前美军没有发现的油船和补给船。当日晚上9时15分，在距离塞班岛西南方向800英里左右的区域，“棘鳍号”的雷达侦察到有许多大型船只正以19节的速度向东行驶。赫尔曼·J.科斯勒艇长通过无线电向珍珠港的洛克伍德将军发送了敌情报告：“出现了15艘甚至更多的大型战舰。”[22]

几个小时后，“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接收到这一信息，穆尔叫醒了熟睡中的斯普鲁恩斯。在审阅了过去24小时内收到的所有敌情报告后，他们认为，敌军舰队是刻意在美军航空母舰打击范围之外巡弋。斯普鲁恩斯认为，小泽只是在试探，也许是想把美国舰队引到西边去。日本舰队一离开塔威塔威岛的锚地，斯普鲁恩斯就推测敌人会直扑过来，展开一场激烈的水面决战。“事实证明，我们又想错了，”他对尼米兹说，“他们的态度没有变，仍旧愿意拿舰队冒险。但是他们的作战方法变了，因为他们又开始使用航空母舰了。他们打算利用舰队为舰载机创造优势。他们没打算快速驶向塞班岛，倾尽全力与我们决一死战。”[23]

斯普鲁恩斯的底线是，在他完全掌握日本舰队每艘舰艇的精确位置之前，绝对不能让两栖舰队、运输舰和滩头堡处于无防卫的状态下。东风会一直影响第58特混舰队西进的能力，尽管如此，斯普鲁恩斯还是禁止航母离开马里亚纳群岛附近的空袭范围。斯普鲁恩斯和他同事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仔细研究过对马海战，在该战役中，东乡平八郎大将一直在等待俄国舰队自己上门。他心里一直记着那种“等待”的策略，后来他写道：“我们的境况与当时大致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现在双方都投入了可以进行远距离打击的航空母舰。”[24]他也打算等待，让小泽往东边来。他从小笠原群岛召回了两支特混大队（由克拉克和哈里尔指挥）。米彻尔请求继续担任第58特混舰队的战术指挥，得到了斯普鲁恩斯的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斯普鲁恩斯将“在必要时发布总命令”。[25]同时，斯普鲁恩斯还要求米彻尔提前告知他作战计划。航空母舰牢牢地掌控在斯普鲁恩斯手里。

6月17日，克拉克带着特混大队向南前进时，派出远距离的侦察机向西南方向搜索，但是未发现敌军。考虑到日本舰队也许就在飞机最大搜索半径350英里之外的不远处，克拉克认为应该趁夜间快速向西行驶，让舰队横插在小泽和日本本土之间。克拉克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他通过舰船间无线电通话向哈里尔提出了这一冒险的作战计划，但是遭到了坚定的回绝。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返回第58特混舰队。克拉克考虑过率领着第1特混大队孤身前行，但是他意识到这样做会带来巨大的风险：“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到了某个风大的地方，头顶上盘旋着许多日军飞机，我却无法把它们都击落。”[26]克拉克和哈里尔都返回了南部，并于6月18日中午与米彻尔会合。

小泽将舰队分为两支大型编队。前卫编队包括第三航空战队和宇垣指挥的第一战列舰分队，位于主力编队前方（东）约100英里处，由栗田健男中将指挥。后卫编队被分为两支航母战队，其中第一航空战队实力最为强大，拥有第一机动舰队大约一半的空中力量，包括“大凤号”、“翔鹤号”和“瑞鹤号”。小泽从旗舰“大凤号”上直接指挥该战队。

6月18日早上，收到“棘鳍号”的最新敌情报告后，米彻尔和参谋开始从小泽的立场考虑一切可能性。小泽好像正面临燃油不足的情况。他可能会试着利用舰载机航程较长的优势，从西边300英里外的地方派大量舰载机对美国舰队展开攻击。因此，他可能将向东行驶，并且在当天傍晚时分或是19日黎明前让飞机起飞。不久后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些推断是正确的。（米彻尔和参谋还考虑到，小泽可能会派遣水面部队打头阵，展开夜间袭击，但是这一点，他们不是特别肯定。）为了接近敌人，并让第58特混舰队能够利用持续不断的东风，米彻尔请求斯普鲁恩斯批准航空母舰往西行驶。斯普鲁恩斯仍在担心特纳的两栖舰队会遭到侧翼攻击，否定了米彻尔的提议。第5舰队的作战日志记载，斯普鲁恩斯“通知第58特混舰队，在他看来，敌军将主要从西方进攻，但是也有可能会分散兵力，派一支部队从西南方向攻击，而牵制性进攻则可能从任何一侧发起，此外日本也可能派出援兵”。[27]如果早上的搜索行动无果，斯普鲁恩斯建议米彻尔对关岛和罗塔岛的机场再展开一轮轰炸。

这些指令让米彻尔进退维谷。与舰队中其他所有飞行员一样，米彻尔很想攻击敌军的航空母舰。让他感到不安的是，第58特混舰队可能要面对一次大规模的航母舰载机的空袭，却没有任何回击的能力。斯普鲁恩斯提出的空袭关岛和罗塔岛的建议有些不明智，因为上一周的作战几乎耗尽了所有执行这种任务所需的航空弹药（接触引信对地炸弹）；目前储备充足的是穿甲炸弹，这种炸弹是专门用来炸船的。米彻尔展开了搜索，但他没指望能在飞机的有限侦察范围内搜索到敌军的船舰。它们果然没有搜索到，不过有几次，美国侦察机在侦察范围的边缘发现了日军的侦察机。其中一架飞机在搜索范围的尽头击落了一架爱知水上飞机（“杰克”）。下午的搜索（在195度和315度之间，最远325英里）也没有任何发现。很明显，小泽一直在与美国军队保持距离。这种情况与米彻尔的设想一致：小泽将在19日凌晨派出飞机，同时让本方航母小心翼翼地处于美军打击范围之外。

米彻尔尊重斯普鲁恩斯，也不打算缠着总指挥，让他更改决定。特混大队的司令和他们的航空参谋就不一样了，他们会更加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对“黑鞋族”上司及其缩手缩脚的作风的蔑视。那天早上，“乔克”克拉克从北方的突袭行动中返回，在得知斯普鲁恩斯命令第58特混舰队逗留在塞班岛滩头堡附近后，他大吃一惊。所谓的日军迂回战术不过是个空想，他坚持说——即便是再往西250英里，特混舰队也完全能够保护塞班岛，“通过我们的雷达、侦察机和潜艇，我们可以得知日本舰队的一举一动”。[28]与其他大多数航空母舰指挥官一样，克拉克也将斯普鲁恩斯的决定归因于“黑鞋族”指挥官的一个典型特点，那就是不了解“快速航空母舰的作战能力”。[29]特德·谢尔曼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航母指挥官，他写道，斯普鲁恩斯一辈子都是水面舰艇的指挥官，他“还在从水面舰只的角度思考问题。……空战中是没有‘迂回’的”。[30]

毫无疑问，在“征粮者”行动中，斯普鲁恩斯采取了保守的战术。他当时就承认这一点，事后也表示自己不曾后悔。他比舰队里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尼米兹心里在想什么，什么对他来说更重要。他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掩护滩头堡和运输舰队。特纳已经警告过他，美军只要在6月18日和19日撤走运输舰，就会让岸上的部队面临危险。塞班岛上有7万美国士兵，他们正在进行惨烈程度超出预料的血战——已经有1 500人阵亡，4 000多人受伤，而伤亡人数仍在快速攀升。霍兰·史密斯已经说过，强大的舰队守在岸边可以给敌军的士气带来沉重的打击。他的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需要通过滩头堡源源不断地获取补给、援兵和弹药。他需要把不断增多的伤员运出战场。每天太阳一落山，日军就会对近岸舰队展开空袭。史密斯和特纳知道第58特混舰队必须与敌军舰队作战，他们也接受这一点，但是他们也有理由期望舰队保护登陆作战队伍，让他们不受到任何意外的袭击。海军部曾向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做出庄严的承诺，而军种之间的纷争正处于紧要关头。

6月18日夜幕降临时，发自珍珠港的急件带来消息，说在敌人可能出现的位置侦听到了一条无线电消息。（小泽打破了无线电静默，利用无线电与马里亚纳群岛的航空基地进行了联络。）测向设备已经确定了无线电发出的位置，在美国舰队西南方向355英里的一片区域内。这与“棘鳍号”早些时候提供的敌情报告一致。在“列克星敦号”的编队指挥官作战控制中心看来，这条消息似乎可以结束争执了，至少可以为采取更主动的进攻战术提供足够的证据。晚上11时30分左右，米彻尔提出了最后一次请求。他通过舰船间无线电通话告诉“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的斯普鲁恩斯，他打算在凌晨1时30分向西航行，目的是让第58特混舰队做好准备，在次日凌晨展开对小泽舰队的空袭。这样，航空母舰在6月19日一整天都可以向东行驶，一直处于逆风航行的状态，为持续的空中作战做好准备。

斯普鲁恩斯和穆尔以及其他参谋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来商讨当前的形势以及米彻尔的提议。“刺鱼号”潜艇发来了一条信息，但是传输受阻，信息不全，于是局面变得更混乱了。这则无线电消息是从更偏东和偏南的地方发来的，可能是敌情报告，被正要进行侧面攻击的敌军给干扰了，这支敌军也许正在前往塞班岛，展开他们所担心的迂回攻击。斯普鲁恩斯还进一步推测，测向设备所做的定位只是一个估计，也许与实际位置相距甚远。被截获的无线电消息可能是从任何一艘日本舰船上发出的，并不一定是主力舰队；甚至可能就是一个圈套，是日方为了引诱美军而特意派一艘驱逐舰发出的。所以，测向定位什么都证明不了。凌晨0时30分，斯普鲁恩斯回复米彻尔说：“你提出的战术调整并不可取。……其他敌军航母舰队仍旧有可能会采用迂回战术，我们不能忽视这一风险。”[31]斯普鲁恩斯的舰队日志以略带辩解的态度记录道：“保障塞班岛以及附近的我方军队和运输舰的安全，防御敌军快速机动舰队可能采取的迂回战术，是至关重要的。”[32]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曾告诫说，占有明显优势的海军指挥官一定要追赶、进攻并毁灭敌人，“如果他有得分的希望，却失掉一分，这是找什么借口都不能原谅的”。[33]霍拉肖·纳尔逊有个同僚曾经评论说，英国在最近一次战斗中表现得“相当好”，对此，纳尔逊做出了著名的回应：“如果敌人有11艘舰艇，我们本有能力全部摧毁，却只摧毁了10艘，我认为这算不得相当好。”[34]在整个（短暂的）航母作战史上，先发制人都是基本原则。斯普鲁恩斯保守的战术牢牢地限制住了第58特混舰队，这无异于做出了一个经过无情权衡的选择：让小泽能够先发制人。这甚至可以说是让小泽先发制胜，因为美军无法确定第58特混舰队能否向西航行足够远的距离以进行反击。斯普鲁恩斯的决定可谓前所未见，而且似乎违背了最基本的作战原则。飞行员们对此难以置信。这位中途岛的胜利者是不是昏了头了？还是他的神经出了问题？

“列克星敦号”收到答复的时候，舰上的人很失望，还表示出十足的厌恶。杜鲁门·赫丁说，米彻尔“非常沮丧”。赫丁和伯克一致同意他们要将永远纪念6月19日这一天，到时候他们一起“痛饮啤酒并痛哭”。[35]“约克城号”的一名军官在日记中抱怨道：“戴着勋章的将军胆怯了——不去开战——没胆量。……今晚，斯普鲁恩斯给第58特混舰队所有的海军官兵都戴上了懦夫的徽章。我希望历史学家能够对他大加挞伐。”[36]立即有人建议米彻尔反驳这一决定，详细地指出向西行驶的所有好处，以及停留在塞班岛可能面临的危险，但是，米彻尔否定了这些提议，坚定地支持总司令的决定。第58特混舰队的作战参谋是传奇战斗机飞行员吉米·萨奇，他曾经发明让爬升速度缓慢的F4F野猫式战斗机打败零式战斗机的“萨奇穿插”战术。“我非常着急，跟阿利·伯克说，不主动出击，我们就永远无法追上他们。”[37]参谋拟定了多份米彻尔可以发给斯普鲁恩斯的消息草稿，希望能够挽回局面。据萨奇说，他和伯克甚至建议特混舰队司令以辞职相威胁。米彻尔在舰桥上听到了下属的窃窃私语，他似乎对此非常生气，当他听到第3特混大队的“黑杰克”约翰·里夫斯发出无线电，敦促舰队向西行进时，米彻尔用极其罕见的愤怒言辞指责了他：“你的提议是好的，但是令人生气。我无意把这个建议提交给高层。他们对情况的了解自然要比我们全面。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待在这里，等待关岛登陆日，并且协助地面部队。……我希望，你并不是要我们放弃首要任务。”[38]

卡尔·穆尔已经猜到，斯普鲁恩斯的决定将会导致“珍珠港和华盛顿的旁观者乱出主意，他们将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但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也不会去查明情况”。[39]他说的话没错。胡思乱想其实立刻就出现了。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参谋一直关注着战况，桌子上摊着一张地图，标记着敌军的位置。一直想替代斯普鲁恩斯位置的约翰·托尔斯督促尼米兹下令让斯普鲁恩斯向西出击。据一位参谋人员说，尼米兹拒绝了，但并不是因为他不同意托尔斯的看法，而是因为“一旦下令，就意味着我开始在岸上干预舰队的战术指挥”。[40]

斯普鲁恩斯依旧是老脾气，从不会怀疑自己。在下达命令之后，他就去睡觉了。但是1/4英里之外的“列克星敦号”上，米彻尔和他的参谋却没有休息。他们在准备次日的作战计划。因为不需要派出轰炸机，他们会让轰炸机停在机库中，或者派它们去攻击关岛和罗塔岛。飞行甲板要保持畅通，随时保证战斗机起飞。“骰子已经掷出，”伯克说，“我们知道我们将要在早上经历一场恶战。我们也知道，我们够不着对手。我们还知道，他们够得着我们。”[41]

6月19日黎明时分，持续的微风从东方刮来，海面风平浪静，这又是一个好天气。晴朗的蓝天并不很受欢迎，因为这样的天空无法在日军战机攻击的时候为舰队提供掩护。凌晨3点，战斗警报就拉响了，舰队完全做好了作战准备——舱门已经关闭，护窗板拉下保护舷窗，救生衣和钢盔也拿了出来，供全体船员使用。

第58特混舰队此时位于塞班岛西南方向约150英里处。三支特混大队（分别由里夫斯、蒙哥马利和克拉克指挥）自北向南排成一列。威利斯·李所率领的战列舰和巡洋舰（第7特混大队）位于往西35英里处，离敌人较近，作为防空屏障。哈里尔率领的第4特混大队是四支特混大队中实力最弱的，紧挨着李的部队，位于其北边。“南达科他号”上的军官保罗·巴克斯回忆道，战列舰的士兵得知被安排在打头阵的位置，都激动不已；水手们迫不及待地观察着西面的地平线，希望能够看到日本舰队。他们都在期待一场海上炮火对决，这种期待“极大地提升了舰艇上的士气。……也许，小日本想尝一尝我们这几艘新型战列舰的滋味，就当是给他们换换花样，我们要追着他们打。我们把国旗都挂在了前桅平台上”。[42]

侦察机始终没有任何发现。凌晨2点从“企业号”上起飞的配备雷达的飞机一无所获。清晨5时30分，美军开始了更大范围的空中搜索，覆盖了罗盘几乎一半的范围，航程也增加到了325英里，但仍旧没有发现。海军陆战队的远程水上飞机自塞班岛附近海域起飞，在凌晨1时15分发现了雷达信号，也许来自栗田健男所率领的先头部队。该报告将日军舰队定位于方位258度，330英里外。但是，直到上午8时50分，斯普鲁恩斯和米彻尔才收到这一情报，此时的距离已经远远超出了空袭的范围。

第一批执行战斗空中巡逻和反潜巡逻的飞机升空后，特混舰队掉头向西行驶，为下一轮空中作业准备足够的行船空间。敌军的几个“探子”从东南方闯入防御圈，被击落或是被赶跑了。防空火力摧毁了一架孤零零的零式战斗机。执行战斗空中巡逻的战斗机接到命令，爬升到2.5万英尺。

早上7时30分，雷达操作员注意到附近的关岛上空出现一串雷达信号。从“贝劳伍德号”上起飞的“地狱猫”战斗机赶到奥罗特机场上空，冲进了一群日军飞机当中。很快，来自“约克城号”、“大黄蜂号”和“卡伯特号”的战斗机就赶来支援。空战持续了一个小时，大约30架日本飞机着火坠落，美军只损失了一架F6F。关岛上空的这种大屠杀在当天又出现了几次，被击落的飞机都是从小泽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准备到奥罗特机场寻求庇护的。

上午10时5分，“亚拉巴马号”的雷达屏幕上显示西方125英里、海拔2.4万英尺或更高的区域有许多可疑的飞机。这是小泽第一轮空袭的先导部队，这些飞机按照预定的时间准确到达了作战位置。阿利·伯克代表米彻尔向所有的航空母舰发出指令，派所有停留在飞行甲板上的“地狱猫”战斗机起飞——“于是，我们所有的战斗机陆续起飞，全体出动。”[43]战斗机指挥官召回了关岛上空的所有飞机，以保护特混舰队，他发出的指令只有两个字：“来啊！”

整个特混舰队的轰炸机和鱼雷机都起飞了，根据指示向东飞行。因为对目前的局面而言，它们都是累赘，如果停留在甲板上，只会堵塞甲板、机库和升降机。它们要在马里亚纳群岛南部上空盘旋，远离正在逼近的敌军飞机，同时避免干扰雷达或是被美军误判为敌机。

由于要尽快起飞，“地狱猫”的飞行员并没有为寻找各自的战斗机而浪费时间。每个人都进入了面前第一个空出来的驾驶舱，并依次等待起飞信号。由于不必等待形成编队，这些战斗机升空后只要掉头向西爬升即可。第25战斗机中队（属于“考彭斯号”）的唐·麦金利上尉并不记得当时收到过任何航向指示或是海拔指示。他知道日军的飞机正在从西边飞来，就朝那个方向全速飞了过去。亚历克斯·弗拉丘从“列克星敦号”上起飞后，按照战斗机指挥官的指示，全力向250度方位爬升。大幅度爬升考验了F6F普惠R-2800发动机的极限能力，一些型号较老或是损耗严重的飞机落在了后面。弗拉丘的引擎把机油甩到了挡风玻璃上，阻碍了他的视线。他所在的机组编队混乱，他也无法与自己的中队取得联系，因为无线电被飞行员的聊天占满了。（在战后提交的书面总结中，另一名中队长抱怨道：“有一些中队始终在‘霸占天空’，他们竟然在聊起飞之前就该讲清楚并解决的问题。”）[44]

弗拉丘勉强从满是油污的挡风玻璃的空隙中看出去，发现对面出现了许多敌机，大概在他下方几千英尺处。当天的视野出奇地好——这种罕见的天气状况使得海拔2万英尺甚至更低的地方可以形成凝结尾流。在空战最激烈的时刻，天空中满是互相交织的白色的网。“我们能看到尾迹的前端有一个微小的黑点，”“列克星敦号”的大队长欧内斯特·斯诺登说，“就像我们在战前见到过的空中文字一样。”[45]

麦金利在7 500英尺的高空爬升时，发现了一个“吉尔”鱼雷机的三机编队在他下方大约1 500英尺处，棕灰色的机身和机翼上印着红色的太阳旗。他突然横转，绕到它们后方。当第一架飞机冲进他的视野，他快速地发射了一串子弹。那架飞机开始小角度俯冲，尾部拖着烟。麦金利继续追赶第二架“吉尔”，一直追到海平面上方。在他赶上那架飞机并击落它之前，两架飞机都接近了李指挥的战列舰和巡洋舰特混大队的外缘，周围的空中布满了高射炮炮火。麦金利最后发射了一串子弹，然后迅速拉高，日军飞机则冲向海面爆炸了。

这第一轮共69架日军飞机都是从栗田健男率领的前卫编队的轻型航母上起飞的。在长途飞行期间，有五六架飞机直接坠海。还有些飞机路线偏南，来到了关岛的友军机场。那些保持航向，前去攻击美国舰队的飞机则遭到了一群“地狱猫”战斗机的攻击，大多都在交战开始的最初几分钟内就着火坠毁。少数入侵者为了速度而降低了高度，并对李的舰队进行鱼雷攻击和俯冲轰炸。一架飞机将一枚250千克的炸弹投在了“南达科他号”上，对船体造成的损伤不大，但是导致50名船员死伤。还有一架飞机坠毁时撞上“印第安纳号”的一侧，只造成了轻微的损伤。“明尼阿波利斯号”巡洋舰报告了一次近失弹造成的轻微伤害。

日记作家、水手詹姆斯·费伊在南太平洋目睹了许多海军作战行动，但他还从未近距离看到过空战。眼前的奇观让他充满惊叹和敬畏：“日本飞机在我们周围坠落，天空中到处都是炮弹在爆炸，处处弥漫着浓重的烟雾。……炸弹落在非常靠近舰船的地方，可以看到大片水花。不时有日本飞机坠海。”[46]李的防线完美地发挥了斯普鲁恩斯交给它的任务。它提供了一个预警雷达机制，转移了空袭的注意力，首当其冲，另外它用高射炮摧毁了大部分敌机。第一拨攻击者中没有一架进入攻击美国航母的范围。

在狭窄而昏暗的战斗情报中心，大家信心倍增。自从1942年相对黑暗的年代以来，雷达和战斗机指挥引导的结合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早上的拦截几乎完美无瑕。在大多数航母上，战斗情报中心都安置在一个单独的大型无窗隔间里，位于飞行甲板中部的下一层。飞行员的无线电通话会通过扬声器传送到房间里。一块透明有机玻璃的纵向屏幕放在一个角落里。该船的位置被固定在屏幕中心，一系列同心圆用于测量各个方向的距离。一排雷达屏幕位于大屏幕的一侧。战斗机指挥官及其助手坐在对面的桌子上，面向玻璃屏幕。当雷达操作员大声读数时，拿着油性铅笔的水手们用红色和白色的“X”在屏幕上标记。红色的X表示可疑飞机，或没有经过敌我识别的飞机，白色的X代表美军飞机。雷达每扫描一次，水手都会用湿布擦干净屏幕，画上新的X。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红色标记稳步向屏幕中心靠近，白色的标记则向外移动，表示美军飞机前去拦截。战斗情报中心的人员看着红白标记越来越近，直到无线电里传来的声音确认屏幕标记的重合：“发现目标！”

在空战中，雷达屏幕能提供的有用数据很少。红色和白色的X会挤在屏幕的同一个角落。无线电里充斥着混乱的交谈。然而，在6月19日，无线电里混乱的声音无疑表明美军正在成批地屠戮他们的敌人。雷达每扫描一次，红色标记都会变少。一两个红色的X可能会继续朝屏幕的中心移动，白色的X紧随其后。每次都以屏幕上红色的X全部消失而结束。水手会把敌机被“击落”的时间和数量记录下来。“考彭斯号”的萨姆·萨默斯在6月19日下午进入战斗情报中心瞥了一眼，注意到“从仪表盘中心附近位置出发的一系列白色X标记形成了一条条射线，这些射线的末端是一英尺长的擦除的红色痕迹”。[47]

小泽将军在当日派出的第二支大型混编空袭队由35架俯冲轰炸机、27架鱼雷机和48架战斗机组成，在上午8点之后不久就离开了第一航空战队。但这是一次命运多舛的飞行，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挫折和困难。8架飞机被迫立即掉头回去，要么是因为引擎不正常，要么是因为无法收回起落架。当向东前进的飞机驶过栗田健男的前卫编队时，紧张不安的高射炮手误认为它们是敌军并开火。2架飞机被击落，另有8架受损并被迫撤回去。由于不同的飞机以不同的速度飞行，这些中队逐渐分散成较小的单位，许多飞行员与队长失去了联系；他们一直试图跟上队长，因为他们缺乏水上导航的经验。

阿部善次少佐是其中为数不多的老兵之一，他驾驶的是旧式爱知D3A“瓦尔”俯冲轰炸机。这是一次长途飞行，他感到身心俱疲。“长期疲劳导致我的身体状况异常糟糕，”他回忆说，“我感觉这架飞机是在被别人驾驶。”每次环顾四周，他都发现编队中剩下的飞机又少了一些。阿部认为，那些飞行员不是掉头飞走了，就是“因精神错乱冲进了大海”。[48]

上午11时7分，美军雷达屏幕上出现了这一轮攻击中的第一批敌机，它们是从西南方接近的。第一批升空迎击入侵者的飞机中包括了戴维·麦克坎贝尔中校率领的十几架从“埃塞克斯号”上起飞的“地狱猫”战斗机。能见度一直很好，麦克坎贝尔可以轻易地发现下方几千英尺处的凝结尾迹。这些负责防御的飞机从空中小角度俯冲，向入侵者发动了猛攻。这次短暂的交火可能是空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屠杀。15分钟内，大约60架日本飞机被击落。

“列克星敦号”的亚历克斯·弗拉丘在拦截了第一批敌军之后，飞机仍然有足够的燃料和弹药，于是他就根据战斗机指挥官的指示，飞到了位于特混舰队以西35英里的地方。“我仔细地搜寻着，突然发现我下面2 000英尺处出现了一大片敌机，至少有50架，他们在我的左侧，正在朝我靠近，”他回忆说，“我的肾上腺素猛地上升。我记得我当时在想：‘这可能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毕生梦寐以求的机会。’”[49]弗拉丘没有看到任何零式战斗机在空中为轰炸机和鱼雷机护航。他朝一架“朱蒂”俯冲轰炸机倾斜着俯冲过去，躲开了机枪手射出的子弹，然后进行了一次短促的射击。目标翻了个身，朝着大海俯冲下去，火焰从机翼油箱中冒出。弗拉丘前方又出现了两架飞机，他降低了飞行高度以提升速度，死死咬住它们，然后从距离目标约1 000码的地方向两架飞机各打了一次连发。像往常一样，几发0.50英寸的子弹就足以击落轻型的日本战机。那两架飞机拖着火焰和浓烟坠向了蓝色的海面。

弗拉丘此刻变成了向东飞行。他跟着冲向美国航空母舰的敌方轰炸机，又击毁了两架。当他出现在最外围的警戒舰艇的上空时，防空火力让他的F6F也感到震动。在7分钟内，他击落了5架日本飞机，他本可以让高射炮干掉剩余的敌机，但他又盯上了第6架飞机，而且不想放过它。他赶上这架飞机，对准了它，扣动扳机，结果让他感到惊讶。“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这架飞机在我面前炸得粉碎。我一定是正好打在了他的炸弹上。我以前看到过飞机爆炸，但从来没有像这样炸的！我猛地拉升，避开飞溅的碎片，然后通过无线电报告说：‘第六架粉碎！’”[50]

阿部善次的俯冲轰炸机是少数闯过美军战斗机的防御网并冲入美国舰队中心地带的日本战机之一。在1.3万英尺高的地方，他看见前方、下方和发动机罩左侧的海面上有白色的尾流。他知道在后方和上方有一群“地狱猫”战斗机在跟着。他的僚机不见了踪影。他已经没有时间执行完美的俯冲轰炸，于是降低机头，朝距离他最近的航母飞了过去。这架飞机飞入高射炮火中，摇摇晃晃地颤抖着。他在“胡蜂号”上空投下了炸弹。炸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是在距离很近的地方引爆了，造成了轻微的损伤，还有两名船员受伤。神奇的是，阿部善次竟然逃过了重重追击，成功逃脱并返回日本特混舰队，在“隼鹰号”航空母舰上降落。他是当天唯一一名朝美国航母投下炸弹后还能活着回来的日本飞行员。

四架日本鱼雷机来到了“企业号”和“普林斯顿号”上方，但是都被美军的防空炮火击落了。“至少有一次，”其中一艘大型航母舰桥上的上尉写道，“多架日本飞机几乎被同时击落——变成一个个巨大的火球，当时尽管阳光很强烈，它们仍旧在天空中发出耀眼的红光，或是拖着一条长长的黑烟径直冲向大海——被击落的飞机数量一时都数不过来。飞机俯冲和爬升的过程中留下的尾迹在天空中形成交错的白色美丽圆弧，能够停留几分钟之久。”[51]

亚历克斯·弗拉丘的油量快耗尽了，于是他进入了“列克星敦号”的着舰航线，并且顺利着舰。当他驾驶的“地狱猫”战斗机停稳在舰岛旁边时，他抬头看了一眼司令舰桥，然后举起戴着手套的双手，伸出了六根手指。几名战地记者（驻扎在“列克星敦号”上，因为这是米彻尔的旗舰）看到了这个动作，并撰文进行了报道，使弗拉丘戴手套的六根手指成了菲律宾海战役持久的标志性影像。

在派出了第二批攻击队后，小泽的旗舰遭到了美国潜艇“大青花鱼号”的袭击。该潜艇距离小泽的旗舰5 300码时，艇长J.W.布兰查德下令向“大凤号”发射了6枚鱼雷，进行扇形攻击。当时小松幸男准尉刚刚驾驶一架飞机起飞，突然发现了正在驶来的鱼雷的尾流，异常敏捷而勇敢地做出了反应。他猛地转弯，朝着那条尾流的轨迹俯冲过去。飞机、飞行员和鱼雷在爆炸中同时消失了。另外有4枚鱼雷从船尾附近擦身而过，但是第6枚鱼雷击中了“大凤号”船体的一个特别脆弱的部位，靠近航空油箱。发射鱼雷后“大青花鱼号”迅速下潜，经受了长时间的深水炸弹攻击，但是船员们听到了爆炸声，并正确地判断出至少有一枚鱼雷击中了目标。

“大凤号”的船员最初有信心控制住损伤，小泽在攻击发生后也并未特别担心。日本这艘最新的航母在设计上可以承受一枚到多枚鱼雷打击，因此它应该没有危险。但是当受损的航空油箱散发出易燃气体，并充满了整个下层甲板，损管队的一名军官做出了致命的决定——通风换气。“大凤号”的空气管道和鼓风机使得可燃气体在舰内弥散开来，一连串巨大的爆炸撕裂了全舰，装有护甲的飞行甲板也开始膨胀并最终爆裂，火焰从机库呼啸着冒出来。上午11点之后不久，小泽从舱房中取出了天皇的肖像，并将司令旗从这艘航母上移走。他先是换乘了“若月号”驱逐舰，后来又转移到“羽黑号”巡洋舰，最后登上“瑞鹤号”航母。

“大凤号”显然已经无可救药，但是舰长仍旧犹豫着，没有命令船员弃船。那天晚上，6点钟过后不久，这艘烈火熊熊的巨舰最终沉入海中，同时带走了1 500多名船员的生命。“大凤号”的首次战斗巡航就此终结。

“大青花鱼号”的姐妹舰艇“棘鳍号”一直在追踪日本舰队，已经连续一周准确地汇报了其动向。艇长赫尔曼·科斯勒的坚持终于获得回报，得到了近距离攻击“翔鹤号”的绝佳机会。正午前几分钟，他升起潜望镜，看到这艘日本航母赫然显现在附近的地平线上。他可以把这艘航母看得清清楚楚，包括它的“床垫弹簧”雷达，巨大的太阳旗，甚至还有驾驶舱里每个船员的面孔。“棘鳍号”在1 200码外发射了6枚鱼雷，其中有3枚击中，这艘日本航母立即开始从舰首处下沉。

“棘鳍号”紧急下潜，以躲避必然到来的深水炸弹攻击。海水灌进了潜艇的主进气系统，使其处于危险的超重状态。潜艇下潜的深度超过了测试深度100多英尺。在接近三个小时的磨难中，船员总共数到了106次深水炸弹攻击，其中半数距离他们很近。但“棘鳍号”还是逃脱了，只受到了一些表面伤。

“翔鹤号”的轮机舱迅速被海水淹没，航母上彻底断电。它在水里完全动不了了，无助地燃烧着。没有电力，消防队员无法给消防水龙加压。他们组成水桶传递队向火焰泼水，但是无济于事。下层甲板和机库的爆炸开始将航母撕开。舰长下令弃船。下午2时10分，航母上的弹药库引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响。这艘巨大的航母向右倾覆，舰首从水中抬起，然后整艘航母滑进了海里。

在1941年12月参与袭击珍珠港的6艘航母中，“翔鹤号”是第5艘堕入深渊的。现在只剩下了“瑞鹤号”。

在两艘受到攻击的航母仍在为生存而战的时候，小泽派剩余的大多数战机发动了第三次攻击，其中包括30架战斗机、46架零式战斗轰炸机和6架来自第二航空战队的鱼雷轰炸机。小泽当时还不知道，前两批攻击部队已经在空战中被消灭，而攻击者没有对任何美国舰艇造成严重伤害。如果他知道这些结果，他可能会犹豫是否要动用所有力量对美国舰队再进行一次攻击。

在离开日本航母后不久，攻击编队就分为三个彼此相隔很远的小分队。最大的分队偏离航线向北飞行，然后修改航线向南，从西北方接近美国舰队。快到下午1点的时候，美国的战斗机指挥官引导“地狱猫”战斗机对方位338度、距离70英里的可疑飞机进行拦截。所有的入侵者，大约47架飞机，在9分钟的混战中不是被赶走了，就是被击落了。美军注意到有几架敌机突然改变了方向，显然不愿意冒险进入防空火力网。下午2点刚过几分钟，在方位205度、距离100英里的位置，雷达探测到了另一群可疑飞机。外出的侦察机与新来的敌机发生了小规模战斗，随后无处不在的有雷达引导的F6F战斗机大批赶到增援。与先前的几批飞机一样，少数几架日本飞机穿过“地狱猫”的防御网，斗志高昂地冲向美国特混舰队的中心，然后在密集的防空炮火中化为灰烬。

最后一批飞机中还有一些向南飞去，它们根本没有找到美国舰队（也可能是为了躲避战斗），然后飞向关岛或罗塔岛的机场。它们也被雷达追踪到了。战斗机指挥官开始将“地狱猫”战斗机引导到这些岛上，当天的空中屠杀的高潮就此来临。来自“考彭斯号”航母的十几架F6F抵达奥罗特机场上空，当时约有40架日本飞机正在准备降落。来自“埃塞克斯号”航母的7架F6F和来自“大黄蜂号”航母的8架F6F会合起来，加入了攻击。

在奥罗特半岛，美军飞机拥有无可超越的战术优势。日军的飞机正在准备着陆，处于低空低速状态。它们的燃油即将耗尽，别无选择，只能降落。经过一周的轰炸和扫射攻击后，奥罗特周围的大部分日本防空炮台都哑了火。跑道上坑坑洼洼的，满是弹坑。F6F追踪日本飞机，直到树梢高度。第2战斗机中队的“蜘蛛”W.B.韦布少尉也进入盘旋状态，好像打算着陆一样，让他的“地狱猫”绕到了3架日本飞机的后面。他的拇指扣住扳机，用0.50英寸机枪扫射它们。3架敌机全部被击落。随后韦布往左转向，击落了另一架敌机，这架敌机上的日本飞行员设法逃离了驾驶舱并打开了降落伞。在转弯过程中，韦布的飞机高度降低。他拉起时，又看见一架日本飞机，于是迅速射出一串子弹，然后从爆炸的敌机碎片中钻了过去。到此时为止，他已经击落5架敌机了。这时，韦布发现一架零式战斗机正迎头飞过来。距离缩小到F6F的机枪的最佳射击距离1 000码时，他开火了。敌机从中间裂成两半。此时他的弹药已经不足，但是他仍然通过短促的连发击毁了另外两架轰炸机，然后脱离现场，返回到航母上。飞机上的照相枪记录下了韦布了不起的功绩。

奥罗特机场下午的空中屠杀摧毁了试图降落的49架飞机中的大约30架。约19架飞机设法成功地降落在这个坑坑洼洼的机场，但其中大多数没能再次飞起来。

随着航空大队不断向米彻尔报告战况，当天飞行员声称击落敌机的数量攀升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即使其中有一贯的夸大和重复计算，第58特混舰队显然也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大胜。从小泽的航母上起飞的373架飞机中，只有130架完好无损地返航。还有从关岛或罗塔岛起飞的50多架飞机被击落。美国方面仅损失了25架“地狱猫”，其中4架是由于操作事故造成的。[52]日军和美军的飞机战损比例约为11∶1。在第58特混舰队的待命室中，飞行员们已经开始庆祝了，好像他们已经赢得了整场战争。他们得到了“药用”白兰地，大家举杯庆祝。在“列克星敦号”上，一名欣喜若狂的战斗机飞行员说：“棒极了，这简直就像是以前去林子里打火鸡。”[53]大家经常重复这句话，然后“打火鸡”这个说法就流传了下来。历史学家会将这一天称作菲律宾海海战的第一天，但是对飞行员来说，这一天永远是“马里亚纳打火鸡”。

在当天长时间的空中作战过程中，15节的东风一直稳定地刮着，迫使美国舰队向东航行，朝着关岛的方向，逐渐远离敌人。[54]此时，日本舰队处在反击范围之外很远的位置。斯普鲁恩斯知道有一两艘日本航母被鱼雷击中，但他还不知道它们都已经沉没了。它们很可能只是失去行动能力，仍然漂浮在海上，美军或许可以彻底击沉它们。考虑到这些因素，斯普鲁恩斯批准了米彻尔向西追击敌人的计划。

6月19日下午的情况非常混乱，小泽与联合舰队总司令之间的无线电信号断断续续。丰田副武已经下令暂时向西北方撤退。舰队将补充燃料，然后“与陆基航空队合作，前进并攻击敌方特混舰队”。[55]

虽然他的航母舰队中只剩下102架战机，其中约40架在“瑞鹤号”上，但小泽认为那些失踪的飞机可能大多降落在了关岛上。他还认为，或者说是希望，美国的舰队和飞机都遭受了严重损失。小泽依然错误地以为角田的陆基航空部队已经狠狠地打击了美国特混舰队。极少数返航的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已经成功地使得四艘航母冒起黑烟”。[56]

但是在日本本土水域停泊的丰田副武的旗舰“大淀号”上，联合舰队的参谋正在逐渐意识到日本失败的严重程度。必须赶紧让幸存的舰船转移到安全位置。晚上9点，丰田副武大将发出信号：“特混舰队要根据当地情况及时撤退，并以其司令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57]

6月20日，美军的空中搜索没有发现小泽撤退的舰队的任何痕迹，直到下午3时42分，“企业号”的R.S.纳尔逊上尉驾驶的一架TBF“复仇者”通过无线电发送了一则混乱不清的敌情报告。根据时间和距离估计，敌军舰队在西北方约270英里处。米彻尔向特混舰队发出信号：“所有飞机起飞，可能要在晚上回收。”[58]

在待命室中，有人小声吹着口哨，飞行员正在研究图表，将数据填写在标图板上。满载燃料、炸弹和鱼雷的美国战机将在燃料允许的程度内飞到最大范围的边缘。下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所以他们会在夜幕降临后返回特混舰队。这是一个冒险的任务。只有极少数美军飞行员有能力在夜间着舰。很多人会不得不在海上迫降。但这是米彻尔最后一次打击小泽的机会，至少在这一轮战斗中是如此，因为第58特混舰队的驱逐舰没有足够的燃料再追赶敌人一天。他发出了命令：“甲板上的飞机起飞，准备第二批飞机。”杜鲁门·赫丁对此提出了异议，委婉地提到了距离和风险的问题，但米彻尔只回答说：“我明白，但还是要让甲板上的飞机起飞。”[59]

米彻尔说：“首要任务是击沉敌人的航空母舰。”待命室的黑板上写着四个字的指令，下面还画了线，以示强调：“击沉航母。”[60]

下午4时21分，第58特混舰队往东转向，朝驶离敌人的方向逆风前进，舰载机开始起飞。只花了11分钟，就有216架飞机升空：85架“地狱猫”，有些在高空掩护，有些则载有500磅的炸弹；54架“复仇者”，除了个别几架之外，绝大多数都挂载了炸弹，而不是沉重的空投鱼雷；51架寇蒂斯SB2C“地狱俯冲者”，挂载了1 500磅的复合炸弹；还有26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这种轰炸机很快就要被取代，这次行动将成为其传奇的职业生涯中执行的最后一次航母作战任务。）

飞机起飞时，纳尔逊发送了一份更正后的敌情报告。敌舰分成了三队，彼此之间的距离很远，其实际位置比米彻尔以为的要偏西60英里。米彻尔考虑了一下，没有取消攻击，也没有召回飞机，但是决定将第二批飞机留到次日早上派出。

下午4时36分，这支216架飞机组成的编队上路了。由于燃料的限制，它们不能在空中集结，形成标准的中队或编队。飞机会根据具体情况随机组成编队，詹姆斯·拉梅奇将这一做法称为“移动编队”。[61]为了充分使用燃料，节流阀调到了水平飞行所需的最低能耗位置上。第10轰炸机中队的唐·刘易斯少尉说，最大限度地利用飞机的燃料储备不仅是科学，更是艺术。这意味着要“温和地”飞，一点一点爬升，还要适时切换辅助油箱，让飞机保持平衡。[62]

参与任务的编队以130节至140节的速度飞行。许多飞行员后来承认，经过一周半的密集战斗飞行后，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俯冲轰炸机爬升到2万英尺的高度后，机组人员的身体会承受很大的压力——驾驶舱极为寒冷，飞行员戴着手套，还要不停地搓手以保持温暖，氧气面罩上都结了冰晶。

没有人抱有任何幻想，他们都知道自己执行的任务会让燃料耗尽，并且在任务结束时可能会在海上迫降。米彻尔和其他特混舰队指挥官表示，他们将竭尽全力营救在海上迫降的飞行员。这种相互之间的信任赢来了回报。

下午6时25分，离日落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最前面的飞机追上了日本舰队的后部。飞行员看到长长的白色尾流，这表明敌舰正在高速行驶。第一支（最西端的）舰队中有6艘大型供油舰和6艘驱逐舰。中队长们告诉队员，要忽视目标的诱惑，继续向西北方向飞行，因为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攻击“查理·维克托”（航母）。大约10分钟后，最前面的几架飞机报告前方有许多舰艇，包括航空母舰。

小泽已经成功地让大约80架飞机起飞迎敌，其大部分是零式战斗机——考虑到他的航空大队在前一天所遭受的打击，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在高空掩护轰炸机中队的F6F迎上去，与敌方战斗机开始交战。空战不过几分钟，就有大约20架零式战斗机被击落。“大黄蜂号”航空大队的杰克逊·D.阿诺德中校命令所有飞机攻击“瑞鹤号”。阿诺德告诉飞行员们，把敌人的这艘大型航母击沉，“就能回家了”。[63]时间和燃料都不足以进行协同攻击了，于是他们直接降低机头，冲向敌方舰队的中心。

哈罗德·比尔带领“大黄蜂号”上的“地狱俯冲者”朝着目标小角度俯冲，希望能实现奇袭的效果。防空炮火向他们袭来，但第一轮炮弹爆炸的高度较低。“地狱俯冲者”转而大角度俯冲，穿过五颜六色的浓密火力网。这是老兵比尔遇到过的最猛烈的防空火力。“我驾驶着领头的飞机，因此成了焦点。大量的炮弹从我周围飞过，我感觉自己正在冲入艾奥瓦州平原上的一场冰雹。……有些炮弹发出触手一般的白色磷光火焰，我从来都没见过。”[64]“约克城号”第1轰炸机中队的“地狱俯冲者”跟在“大黄蜂号”飞机的后面，向日本的大型航母投下了十几枚炸弹。一些炸弹没有命中，落在航母两侧，激起了高高的白色水柱，但有两三颗命中了目标。“瑞鹤号”猛烈地燃烧起来，很快就失去了动力，停了下来。F6F在“瑞鹤号”的飞行甲板上方低空扫射，打死了数十名船员。

第10轰炸机中队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在15 500英尺的高度抵达舰队上空，开始高速俯冲。在以200节的速度小角度俯冲时，唐·刘易斯进行了所有的检查，然后压低机首，全力加速。他对“飞鹰号”发起了攻击。“飞鹰号”不断剧烈转向，刘易斯也多次转弯，将目标锁定在视野当中。刘易斯说，这次俯冲“似乎永远都完成不了。从来没有哪次俯冲用过这么长的时间”。穿越猛烈的防空火力时，下方的飞行甲板看上去“无比巨大”，他在1 500英尺高的地方投下炸弹，随后拉升并飞离。[65]

一群来自“胡蜂号”的俯冲轰炸机前去攻击主战场以东30英里外的供油舰。其中两艘受到严重破坏，不得不凿船自沉。其他攻击者投放的炸弹分别击中了轻型航母“隼鹰号”、此前作为水上飞机供应舰的“千代田号”的尾部，以及战列舰“榛名号”。“贝劳伍德号”的4架挂载了鱼雷的“复仇者”飞机从云中出现，快速俯冲，直奔重型航母“飞鹰号”，发射的鱼雷中至少有一枚甚至两枚命中目标。“飞鹰号”的船员无法控制火势，不得不于当晚弃船。晚上快到10点时，这艘航母从舰首处下沉，于是两天战斗中被摧毁的日本航空母舰增至三艘。“瑞鹤号”严重受损，舰长下令弃船；但火势最终得到了控制，于是弃船命令被撤回。这一次，日军的损管措施终于成功了，让这艘严重受损的航母最终回到了濑户内海。

投掷炸弹之后，减轻了重量的飞机开始穿过致命的高射炮火，脱离战场。日军的舰艇编队在海上拉得很开，所以这些飞机要飞行很长时间才能离开高射炮的范围。防空炮弹在附近爆炸，让撤离的飞机剧烈震动，而且由于驱逐舰和巡洋舰的主炮也朝着飞机撤离的路线开火，这些飞机的前方和两边也会溅起巨大的水花。飞行员时而贴着海面，时而拉起飞机，左右摆动，不让炮手瞄准射击。

比尔的飞机被直接击中，差点坠落。一枚防空炮弹穿透了他飞机的右翼，还有一枚榴霰弹的弹片穿透了驾驶舱，在他的背上划了一道伤口。机翼上着火了，铝皮被烧穿，露出内部的框架。受伤的比尔将操纵杆使劲向左推，让这架变得很难控制的俯冲轰炸机保持水平飞行。（这架严重受损的“地狱俯冲者”不仅仍然能飞行，还返回了第58特混舰队，这充分证明了它的结构有多么坚固。）

宇垣缠记录说，防空火力过于猛烈，以致几近失控。在美国飞机离开战场后，高射炮还会不时开火，直至深夜。“大部分情况下是对着星星开火的，”他写道，“即使在一艘舰艇内部，命令也很难传达下去。让人们停止开火不是件容易事。”[66]

在漫长的回程中，随着夜色渐浓，美国飞机逐渐凑成小型编队。飞行员调整节流阀，进行“慢速巡航”，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剩余的每一加仑汽油。有一名飞行员非常疲劳，尽管他的飞行高度仅为2 000英尺，但他仍然透过面罩呼吸氧气，好有力气撑下去，最终完成任务。飞行员通过无线电讨论他们的困境，信道中的说话声一直没有停。几个小时过去了。一些飞机的油表指针指向了零。整个编队或中队都决定让飞机迫降在同一个地点，理由是，如果把救生筏捆在一起，会比单一的救生筏更容易被发现。弗拉丘回忆道，大多数飞行员都能保持冷静，但是“有些飞行员崩溃了，一边飞一边号啕大哭。外面是一望无际的黑暗大海。我能理解他们的情绪，但是他们太崩溃了，我不得不暂时关闭无线电”。[67]

即使对于有足够燃料飞回舰队的飞行员来说，找到舰队也不容易。在黑暗中飞行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经历。有些飞行员被南方地平线上的闪电给带偏了。在经过漫长的飞行后，飞机也许会捕捉到无线电归航信标——通过耳机接收到的微弱信号——跟着信号可以回到舰队。

米彻尔将军先前已通知第58特混舰队的所有舰艇，在接到命令后，它们需要打开探照灯，垂直射向天空。在敌军水域照明舰艇违反了平时的军规，一旦附近有日本潜艇，这一举动就可能是致命的，但是米彻尔觉得他有义务承担这一风险。打开探照灯的决定成了米彻尔的传奇军事生涯中的重要经历，也表明了他个人对飞行员的尊重。但是这个决定并非首例，在当时也没有引起特别的争议。此前一周的行动减轻了美军对敌方空中威胁的担忧，而反潜部队则减少了敌方潜艇的威胁，它们在过去十天内摧毁了六七艘日本潜艇。在两年前的中途岛战役中，斯普鲁恩斯曾命令“企业号”和“大黄蜂号”打开探照灯，以便当天晚上追击撤退中的日本舰队的飞机着舰。一名历史学家后来称赞这是个勇敢的决定，对此，斯普鲁恩斯这样评论：

我的确下令在夜间开灯，好让飞机安全返回并降落，但我认为你过分强调了这件事的重要性。如果一艘航空母舰失去了其航空大队，那它就是一艘被解除武装的船，成为累赘，而不再是有价值的东西。是否开灯以便飞机夜间着舰，应该在发起攻击之前就考虑好，而不是之后。如果飞机必须要在下午起飞，因此很可能在夜间着舰，而你在当时的战况中不愿意去做让飞机安全返回所需的事情，那么从一开始你就不应该让这些飞机发动攻击。[68]

在历史文献中，米彻尔的命令经常被描述为像电影台词一般简明：“打开灯。”但是，这样的命令几乎可以肯定是虚构的。根据阿利·伯克的说法，第58特混舰队的参谋之前已经为照明舰队制订了详细的计划。“打开灯”也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航母特混舰队司令会给出的命令。它太模糊了。哪些灯？红色的灯还是绿色的灯？是信号灯、桅顶灯，还是飞行甲板上的灯？是只有飞行员进入着舰航线，从航母正后方才能看到的有遮光罩的灯吗？

在战前的演习中，人们发现垂直指向天空的探照灯能让一艘船在很远的地方被人看到。晚上8点半左右，雷达屏幕亮起，飞机从西北方接近，特混舰队开始逆风行驶，准备回收飞机，整支特混舰队都亮起了垂直的光柱。大多数航母也打开了其他外部照明灯，还有一些航母在舰岛的上层建筑上安放了探照灯，以照亮飞行甲板。许多战列舰和巡洋舰也灯火通明。驱逐舰还用5英寸舰炮发射了照明弹。

目睹了这一幕的人将永生难忘。这支巨大的舰队在地平线上散布开来，目之所及，一眼望不到头，这是一场梦幻般的奇观。“贝劳伍德号”的降落信号官约翰·A.哈珀上尉认为那看起来像是“大都市的夜景”。[69]哈罗德·比尔驾驶着受损的寇蒂斯SB2C轰炸机从西边接近，眼前的情景让他想到了“7月4日的科尼岛游乐场”。[70]“企业号”的“复仇者”飞行员E.J.劳顿将其比作“马里亚纳群岛和菲律宾群岛之间的狂欢节场景，华丽得不合时宜”。[71]警戒舰艇也与航空母舰一起亮起灯——这是一种善意的团结姿态，但这么做更有可能带来危害而不是好处。“南达科他号”战列舰上的军官保罗·巴克斯回忆说，有一两架飞机从战列舰上方经过的时候似乎要降落，最后才意识到搞错了，重新扎入黑暗中。[72]

米彻尔命令燃料不足的飞机降落在任何可降落的航空母舰上。他之前便已告知所有航母，任何进入着舰航线的飞机都要接收。在毫无组织的飞机回收过程中，有近一半飞机降落在错误的航空母舰上。而且飞机接近航母的时候也没有秩序，彼此之间没有保留足够的间隔。“这就像是人人为己。”拉梅奇说。[73]飞行员之间还相互较劲。许多人“擅做主张”（即使在降落信号官挥手示意不允许降落时，他们也降落）。有些飞机在飞行甲板正后方耗尽了燃料，坠落在航母的尾流中。急着降落的飞行员拒绝相互让步。一名降落信号官向两架同时靠近的飞机发出信号，让它们不要着舰，然后猛地趴在甲板上，因为这两架飞机“紧贴着我们上方飞了过去，尽管我们整个人都趴下了，还是差一点擦到我们”。[74]疲惫、困惑和受伤的飞行员们忘记进行着舰前的检查，没有降下起落架或尾钩，以机腹着舰，导致坠毁。比尔无视了降落信号官最后挥手让他复飞的指示，受损的“地狱俯冲者”撞到了“列克星敦号”上。飞机弹起，未能钩住阻拦索，然后又越过防撞路障。残骸滑向了停在舰首的飞机。2名水手遇难，6架停放的飞机被撞毁。

每当有失事的飞机撞上飞行甲板，船员都会迅速出动，把飞行员从驾驶舱中救出来，并将飞机残骸从船舷处推入大海。由于上空还盘旋着数十架飞机，因此保持甲板通畅是首要任务。在混乱中，“企业号”同时成功回收了两架飞机，这是史无前例的壮举，简直是太幸运了——两架飞机并排接近，翼尖相对，各钩住了一根阻拦索。有一架严重受损的“地狱猫”战斗机准备降落在“考彭斯号”航母上，这让舰上的萨姆·萨默斯感到惊奇不已。飞机的一半方向舵已被打掉，飞行员只能渐渐地试探性转弯。由于无法以正常的方式沿着舰航线降落，他直接从正后方飞了过来，一点一点地降低高度，然后完美降落，“就像一只蜻蜓落在睡莲上一样轻盈。……他驾驶的飞机没有弹跳，甚至轮胎都没有发出刺耳的声音。在方向舵本该待的地方，顶部和底部有大约四英寸成了平的”。[75]

至少有一名日本飞行员被灯光吸引，犯了糊涂，差点儿驾驶着爱知俯冲轰炸机降落在“贝劳伍德号”上。它的速度和高度都很合适，襟翼打开，准备着舰。哈珀上尉以为这是架美国飞机，用信号棒发出了“太高”的信号。但是飞机却飞得更高了，这表明飞行员没有正确解读信号。当探照灯照亮机身上的红色“肉丸”时，它转弯飞走了。“贝劳伍德号”突然熄灭了灯光，但是高射炮手没有时间做出反应。（回想起来，哈珀很遗憾他没能诱骗那架飞机着舰：如果他这样做了，那将是航空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俘虏行为。）后来，“奥克兰号”巡洋舰在报告中提到，一架日本飞机已经明显准备降落，后来转身离开，消失在黑暗中。

由于缺少燃料或可用的飞行甲板，许多飞机被迫在特混舰队周围进行水上迫降。缺乏燃油的发动机开始发出刺耳的声音，液压油燃烧发出的辛辣气味渗入驾驶舱，戴着手套的飞行员握住的操纵杆已经失灵。由于失去动力的水上迫降比有动力时风险更高，许多飞行员在仍旧有剩余燃料时也选择了水上迫降。如果一名飞行员能够熟练地进行紧急迫降检查，他会从头盔上取下无线电接线，拉紧肩带，确认座舱盖已盖好并锁上，转向逆风，打开襟翼，让飞机处于机首向上的着陆姿势，并缓慢下降，直到离海面仅有10英尺到15英尺。然后关掉油门，并准备好接受冲击。在平静的海面上，这种冲击可能不会比硬着陆冲击力更大，而幸运的是，那天晚上这片海面无比平静。他有一分钟甚至两分钟的时间解开安全带并爬上机翼。降落伞会保持几分钟的浮力，在它变沉的过程中，飞行员可以给救生衣充气。

第58特混舰队的船员们四下望去，到处都能看到在水上迫降的飞机以及围在飞机附近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路过的航空母舰会扔下漂浮物。浮在海上的飞行员会打开防水灯并吹响哨子。有些人还发射了照明弹。驱逐舰用探照灯扫过海面。发现漂浮人员后，它们会靠近，放下吊货网并将他拖上船。

晚上10时15分，最后一架飞机着舰成功。特混舰队向西北方转弯，并以16节的速度前进。探照灯扫过前方的海面。每支特混大队都留下一艘驱逐舰来继续搜索和营救坠海的飞行员。天一亮，天空中就会满是飞机，它们将在最有希望找到飞行员的区域搜寻。

在参加作战行动的216架飞机中，有80架在海上迫降或在着舰时撞上甲板，另有20架失踪，可能是在日本舰队上方的空战中被击落了。损失的飞机上的人员总数为209人（100名飞行员，109名机组人员），但当晚有100人从水中被救出，另外60人在随后几天里被救起。于是人员损失降低到了16名飞行员和33名机组人员。第58特混舰队完全能够承受100架飞机的损失，这主要是因为塞班岛附近的护航航空母舰可以提供后备飞机。

对于日本人来说，夜间着舰增加了新一轮空战带来的严重损失，而且比第58特混舰队的着舰损失要大得多。据小泽记述，6月20日晚，他只剩下35架适航的舰载机。自一周前离开塔威塔威岛以来，他损失的飞机超过了400架。如果说还有什么能让他感到一丝凄凉的慰藉，那就是他没有任何一艘船处于失去行动能力的状态——在两天的战役中，被炸弹或鱼雷击中的日本舰艇不是沉没了，就是设法控制住了损伤，所以第一机动舰队仍然能够以20节的速度前进。在赶往日本本土的路上，小泽的舰队有300英里的领先优势。第58特混舰队无法全力追击，这一方面是因为燃料限制（驱逐舰剩余的燃料很少），另一方面是因为营救坠海的飞行员耽误了时间。日本战败的舰队在冲绳的中城湾补充燃油，然后返回了濑户内海。

6月23日，斯普鲁恩斯将军在返回塞班岛海域的路上，被迫回应来自珍珠港的急切询问。最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是，尼米兹想要为进攻关岛确定一个日期。（“征粮者”行动计划已将此日期定为6月18日，仅在塞班岛登陆后三天，但该日程表是不现实的，已于6月16日被取消。）塞班岛上的地面行动已进入第九天，美军在内陆高地停滞不前，因为日军充分利用了这里复杂的地形，拼命抵抗。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与史密斯和特纳磋商后，斯普鲁恩斯不情愿地承认，他无法确定关岛行动的日期。在美军打破岛上山脊处的僵局之前，没有任何部队能够从塞班岛撤出，并且运兵船上的所有预备队都要留在原有位置上，直到塞班岛的问题解决。这是史密斯、特纳和罗伊·盖格将军（他将在关岛行动中指挥美军地面部队）的一致意见。“我没有拖延，也不喜欢拖延，”他对尼米兹说，“但我觉得自己必须接受即将执行这项任务的将军们的判断。”[76]

美军控制了塞班岛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其中几乎包括东部登陆海滩至麦吉森湾一线以南的所有地区。在该岛南部海岸的纳夫坦角（Nafutan Point），约有1 500名日军躲在坚固的据点里，被强大的美军包围。（纳夫坦角的日军曾经几次尝试突围，6月26日发动了自杀式冲锋——这次冲锋让日军暂时占据了邻近的阿斯里托机场，但此时他们已经陷入重围，并且弹尽粮绝。）6月22日，第一批美国飞机抵达阿斯里托，这是陆军航空队的一支P-47中队，来自岸边不远处的护航航空母舰。到了6月24日，已有74架P-47从该机场加入战斗。在塞班岛的东岸，第2陆战师正将拼死反抗的敌人向北赶，赶往加拉潘和坦纳帕格港。第4陆战师清除了山脊与西岸之间的日军。霍兰·史密斯命令第27步兵师来到前线中间部分，这是两个陆战师之间的高地。

6月23日，三个师在整条战斗前线展开协同攻击。霍兰·史密斯曾打算让海军陆战队和陆军混合的部队齐头并进，迅速向北进军。但是拉尔夫·史密斯的陆军师行动迟缓，发动攻击的时间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个小时。岛屿中部陡峭而危险的多岩石地带藏有打游击的日军，进攻这些敌军时，陆军士兵躲在散兵坑里，等待密集的炮火支援为他们扫清前进的道路。但是这么做就让敌人有了足够的时间将增援部队转移到岛上的最高点——塔波查山周围的悬崖和洞穴中。他们在那里有掩护的高地据点中架起了机枪和迫击炮。

海军陆战队处于停滞不前的陆军第27师的右侧和左侧，这两侧的沿海地形更平坦，易于发动攻击，因此海军陆战队一直保持着前进的势头。遇到坚固的据点，他们会从侧翼发动攻击，或者直接断其退路并绕过去，留给预备队收拾。推进速度的差异导致美军战线略呈U形，这种阵线可能会让两个海军陆战师的内侧暴露出来，遭到猛烈的反击。陆军必须加快步伐，否则整条阵线都可能会陷入血腥的拉锯战。

与“电流”行动和“燧发枪”行动中一样，第27步兵师的表现不如海军陆战队。但是，这一次，他们之间的差距似乎会危及整场行动。霍兰·史密斯非常了解塞班岛上各军种之间的敏感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可能会在国内制造出怎样的麻烦。但是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要求他快速平定塞班岛，因此他需要整条战线协同推进。在送往拉尔夫·史密斯指挥所的一系列急件中，霍兰·史密斯敦促他展开更加勇猛的攻击。但在6月24日，“U”形越发明显了。史密斯派遣桑德福德·贾曼（Sanderford Jarman）少将前往第27步兵师指挥所讨论这个问题。按计划，在夺取塞班岛后，贾曼会担任岛上驻军的指挥官。他返回嘉兰卡诺亚的第5两栖军指挥部以后报告说，拉尔夫·史密斯已承诺在第二天取得进展。如果他无法让陆军部队前进，拉尔夫·史密斯告诉贾曼，“他就会被解职”。[77]

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各军种持有不同的战术思想和作战原则。基于本能和训练，海军陆战队坚持积极而富有侵略性的快速攻击。为了争取速战速决，他们愿意承受更高的伤亡率。而陆军的理念是稳扎稳打，在集中的炮火支援下展开进攻。所有营形成广阔的战线，同步推进，而且只要有机会，就尽可能占据侧翼位置。到了夜晚，他们倾向于后撤一定距离，退到前线后方的安全位置。这些原则适合陆地战场上两军大规模对阵的情况，但是在珊瑚岛上岩石遍布的高地，面对分布没有规律的据点里的小股敌军，这一原则就没那么有效了。在两栖作战行动中，离岸不远的大规模舰队可能会受到敌人的攻击或变幻无常的天气的影响，所以时间是一个压倒性的因素，必须速战速决。陆军僵化的节奏让敌人有时间改进其防守安排，无论是在塞班岛上，还是在战斗尚未开始的毗邻岛屿上。而且，那些光秃秃的珊瑚山上的恶劣环境有可能会导致整支作战部队士气低落。后方梯队很难将足够的食物、水和弹药运送到前线。在给父母的一封信中，二等兵理查德·金描述了高温和口渴对他的折磨：“气温有将近50℃，我们整天待在热辣辣的阳光下，在珊瑚上慢慢地疯掉。我根本张不开嘴，舌头肿成正常大小的五倍，嗓子干得要冒烟，说话声音都变细了，鼻子和嘴里不停地流血。”[78]

6月24日，霍兰·史密斯乘小船前往“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请求斯普鲁恩斯授权解除拉尔夫·史密斯的指挥职务。特纳强烈支持这一要求。卡尔·穆尔则提出警告，称陆军与海军陆战队之间可能面临关系破裂的风险，但斯普鲁恩斯认为他必须支持地面指挥官的意愿。穆尔拟好了命令，斯普鲁恩斯签了字。拉尔夫·史密斯被解除指挥权并返回珍珠港，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无法抹去的耻辱。贾曼将军接管了他的部队。斯普鲁恩斯告诉尼米兹，解除史密斯的职务“令人遗憾，却是必须要做的。他长期担任该师师长，因此必然要对其作战效率低下负责”。[79]

在苦战了一周后，陆军终于突破了敌军阻碍其前进的据点。塔波查山的总攻任务落到了第2陆战师的肩上，该师在山脊以西的甘蔗田里击退了几次坦克的攻击后，发动了总攻。最后，在第8陆战团第2营和第29陆战团第1营的共同努力下，美军夺下了山头。在西海岸，第2陆战师的其他部队在加拉潘烧焦的废墟中苦战，于7月3日突破并夺取了坦纳帕格港。

现在，塞班岛战役进入了最后阶段，剩下的日军部队和掉队士兵退到了岛上的北部高地，战斗变成了“敌人孤立、零星而绝望的抵抗。几乎没有有组织的反抗了”。[80]小股的敌人躲在一个个石灰石洞穴中。美军经常绕过这些阵地，留待特种部队携带火焰喷射器和手榴弹到来，将其清理干净。日本人常常尖叫着发起最后的刺刀冲锋，此时美军不得不用步枪射击，甚至要进行白刃战。

岛上的步兵对于海岸外不远处发生的宏大海战毫不知情。他们即使知道了，也不会对其有多高的评价。曾在塞班岛上战斗的海军陆战队员威廉·曼彻斯特后来成为著名的传记作家，他写道：“我们对战争的看法，基本就是一孔之见。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散兵坑。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双线进攻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大多数海军陆战队员对太平洋地区的地理一无所知，就像他们在国内的家人一样。”[81]登陆塞班岛一周后，曼彻斯特和其他海军陆战队员看起来非常像两年前征服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那群人——憔悴、胡子拉碴、满身泥土和烟灰，而且总会带着茫然而疲惫的表情凝视远方。他们排成长队行进，紧挨着路边的壕沟，敌人一旦开火，他们就立刻跳进去。他们从来不向军官敬礼，因为这样做会让军官成为敌方狙击手的首选目标。黄昏时分，他们会挖一个深深的散兵坑，挖完才会休息吃饭。夜晚既不黑暗，也不安静。弹痕累累的大地被信号弹和长时间燃烧的降落伞照明弹照得通明。坦克行进时发动机的声音、机枪的连发声和炮弹的呼啸声不断打破寂静。老兵知道如何通过声音判断每颗飞来的炮弹或子弹的口径：“有些炮弹会像烟花一样发出咝咝声，有些炮弹则会发出嘶鸣声、尖叫声、口哨声，或者像冬天的大风猛地关上谷仓门的声音，”曼彻斯特写道，“所有这些声音发出的原理都是一样的：炮弹经过时会形成真空，而空气会挤进真空。”[82]

日军剩下的战斗人员被困在了塞班岛北部的一个不断缩小的范围内，而美军的攻势是无情且致命的。海军陆战队员通过野战炮和车载火箭发射器持续打击他们。凭借彻底的空中优势，美军的陆基战斗机和航母舰载机不断地向日军战线倾泻炸弹、火箭并进行低空扫射。此外还有近海战舰的巨炮轰击，这些巨炮在白天不断地开火，并且经常持续到夜晚。日记作家詹姆斯·费伊（他所在的“蒙彼利埃号”在塞班岛附近停留了好几个星期）发现船上按部就班的生活与岸上的屠杀之间形成了离奇的反差。“一些船员在两舷钓鱼，另一些人享受着日光浴，舰首则有一些军官在打拳击；而沙滩上的人正在互相残杀，有些人因受伤而痛苦不堪；这种对比非常耐人寻味。我们的飞机在低空扫射和轰炸敌人，我们的舰艇也在轰击日军。这两个场景如此接近，却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两个不同的世界。”[83]

后来成为《华盛顿邮报》主编的本·布拉德利上尉当时在“菲利普号”驱逐舰上参与了塞班岛的行动。布拉德利连续几天通过无线电与一名“请求火力支援”的岸上协调员联系。这名协调员是海军陆战队一名中尉，布拉德利从未见过他；他与敌人距离非常近，常常希望炮弹能直接落在紧挨着自己的目标上。布拉德利发誓他有时可以从无线电里听到背景中有日本士兵的喊叫声：

可惜，我忘了他叫什么，但这个家伙真是太勇敢了。他会要求炮手对准某个地方（往往离他的散兵坑也就几米），然后我会把他给我的坐标转给炮手。先是听到“开火”，然后是震耳欲聋的发炮声。57磅的炮弹向目标飞去时会有片刻的安静，紧接着是我们看不见的朋友的回应。“真他妈的棒”，或者是“正中目标”。经常是这样。有时候则是：“这次有点儿太靠近我了，伙计。稍微远点。”[84]

在长达一个月的塞班岛战役期间，约有14万发5英寸炮弹射向岸上的目标。这还不包括巡洋舰和战列舰的大口径火炮发射的炮弹。根据后来提交给海军部的记录，如果全都加起来，海军总共向塞班岛发射了1.1万吨弹药。由于火力充足，请求火力支援的协调员并不总是将目标限定在已知的敌方地点。尼米兹在交给金的“征粮者”行动报告中说：“很多情况下，他们只是怀疑某个地方有敌军设施，不确定是否真的存在，就请求对那里进行打击。”[85]既然补给船队能够从埃尼威托克源源不断地把弹药运过来，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就像在塔拉瓦和其他太平洋岛屿上一样，炮弹始终未能钻透加固过的碉堡或防空洞，但是在坦克或步兵突击之前进行猛烈的炮火打击，的确能有效地压制敌军火力。岸上的士兵有时会请求在夜间照亮敌人的战线，然后关上无线电睡一会儿。根据这最新的请求，离岸不远的军舰要不停发射照明弹，让作战区域保持照明状态。彻夜照亮“无人地带”能够防止日军步兵采用过去的战役中使用过的夜袭战术。

在陆海空的协同打击之下，日本守军被逼进了绝境。洞穴和壕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身体保护，但任何运输队或部队在开阔地带移动都会遭到迅速、准确而强大的炮火打击。即使炮火没有杀死或伤到这些日军，持续的轰炸也把他们逼到了失去理智的边缘。军曹山内武男是在塞班岛战役中幸存下来的少数日本士兵之一，后来他描述了这场噩梦：

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一发接一发的照明弹和炽热的烟雾。它们直接蹿上60米高的空中！巨大的炮弹！战列舰上发出来的。所有军舰都在炮击。我所在的地区布满了弹坑，就像月球的表面一样。我们藏在浅浅的壕沟中，紧紧地贴着地面。我们半个身体被土掩埋了。我有好几次满嘴都是土。泥土使我睁不开眼睛。烟雾和飞溅的尘土几乎让人窒息。可能下一秒我就会被炸死！[86]

分散的战斗小队躲进了洞穴或是植被茂盛的沟壑。掉队的士兵与长官失去联系，于是加入了其他编队，等待着永远都等不到的命令。内部通信彻底中断了。食物和饮水短缺。他们挣扎着进入北部的山地，碰到推进的敌军就撤退。可怜的平民难民，有时是整个家庭忍饥挨饿，遇到士兵后会祈求他们给予食物、水和保护。在7月初的几天里，山内武男和其所在排的其他少数幸存者躲进了一个深谷。他们的军官失踪了。他们隐藏在丛林中，避开低飞的“地狱猫”战斗机，等待着命令。他们周围都是死去的同伴腐败的尸体：“尸体烧成黑色，挂在树枝上，然后重重地掉到地上。蛆虫爬满了尸体。”当山内提出投降的建议时，其他人坚定地拒绝了：“班长，你说这话的时候就像一个卖国贼。拿出军人该有的样子来！”[87]

在西北部海岸附近的一个加固防空洞里，斋藤义次将军越来越难与残余部队保持联系。他不得不五次转移战地司令部，他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司令部位于被日军称为“地狱谷”的地方。他的战地电话毫无用处，因为地面上的电缆在数周的轰炸中被完全炸碎了。派去给战地指挥官送信的通信员经常在路上被打死。7月6日上午，他向东京的大本营发出电报，报告说塞班岛失守。他向留在岛上的所有日军发出最后一道命令：

上天并没有给我们机会。我们无法充分利用地形。我们一直共同战斗到了现在，但此刻我们已没有任何武器可以用来作战，我们进攻用的火炮已经被彻底摧毁。我们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尽管失败是痛苦的，但我们承诺“一命换七命，报效国家”……

无论是主动出击还是坐以待毙，都是一死。然而，我们可以向死而生。我们必须抓住这次机会，展现真正的日本男儿气概。我会与剩下的人一起前进，向美国鬼子再次发起冲击。我将把自己的白骨留在塞班岛，作为太平洋堡垒的一部分。[88]

斋藤义次宣称他会“与剩下的人一起前进”，这显然要理解为一种比喻。这名将军已经精疲力竭。他的胡子长长的，（据他手下一位军官说）“其状惨不忍睹”。[89]他和军官们合用最后一顿晚餐，吃了蟹肉罐头，喝了清酒。然后他离开防空洞，坐在一块岩石上，面向东方，双手握住切腹用的匕首，刺入自己的身体。完整的切腹方式要求自杀的武士用刀横着切开腹部，再斜向上提，让自己的内脏露出来。没人知道在他的副官向他的右太阳穴开枪之前，斋藤义次的刀划到哪里。司令部设于另一个地堡中的南云忠一将军据说也采用同样的方式自杀了。但是目睹南云忠一自杀的人一个都没有幸存下来，大概是因为所有在场的人也都轮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者在随后的战斗中被打死。根据二手报告，两名司令的尸体都被火化，骨灰撒在了当地。

“一命换七命，报效国家”是召集日本士兵进行自杀式袭击时常用的口号，通常以刺刀冲锋的形式进行。每一个上天之子都要在被杀死之前尽力干掉七个“鬼子”。充满大和精神的日本武士（据说如此，有时甚至被信以为真）即使在受到致命伤后仍能继续战斗。根据一个古老的武士神话，被对手斩首的剑客（如果拥有足够的意志力）可以凝聚濒死时所有的力量，再一次用剑刺向对手，与对手同归于尽。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加拉潘差点被一名瞎了的日本士兵打死，他对这个日本兵的“战斗意志”感到惊叹：“他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没有寻求援助，而是要决一死战，杀死最后一个敌人。”[90]

斋藤义次最后的命令是让所有剩余的日本兵（包括所有还能走路的伤员）在7月6日夜幕降临后前往西北部海岸附近的坦纳帕格平原上的马昆沙村会合。他们要从那里对美军战线发起全面的“总攻”。无法行动的伤者将在床上自杀或被别人杀死。通信员分散开来，传递命令；范围不断缩小的防御圈里的所有士兵都尽力来此地会合。二等兵川口太郎（Taro Kawaguchi）也听从了命令，尽管他已没有武器。他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日记中记载，他面向北方，向天皇鞠躬，并向父母和亲属默默告别，承诺要在反击的高潮中竭尽所能。“回首过往，我不过26岁而已。多亏有天皇，还有我的父母和姨妈，我一直活到了今天，我充满感激。同时，我非常遗憾，我的生命即将像花瓣一样凋零，化为泥土，此时我却没有任何值得报告的事迹。……我与我牺牲的身体将成为太平洋的白浪，留在这个岛上，直到友军重返此地，夺回天皇的领土。”[91]

大约有3 000名日军听从命令的召唤，在持续的炮火轰击中设法到达会合点。没有受伤的和拿着最好武器的士兵列于最前排，四人一行并排前进。仍然有枪的人上好了刺刀，没有枪的则在长棍末端绑上刀或刺刀，制成长矛。队伍的末尾是一群可怜的伤员，有的仍在流血，有的包扎着绷带，一些人拄着拐棍，许多人都是赤手空拳。

凌晨4时45分，天快亮的时候，这支队伍的前锋沿着临海的窄轨铁道冲了下去，闯进了美国陆军第27步兵师的两个营所在的防区。他们像往常一样，一边冲锋一边高呼：“万岁！”

凭借人数的优势，他们从美军第106步兵团的第1营和第3营之间的缝隙中冲了过去。这两个营很快被隔断，然后又被分隔成一个个孤立的小队。大批日军继续往南冲，闯入了更多的美军阵地，直到顺着沿海公路冲到一英里外的海军陆战队炮兵阵地。攻击者逐渐接近，美军炮手则不停地射击，造成对方伤亡惨重——但是日本兵不屈不挠，他们爬过死去战友的尸体，继续往前冲，逼得海军陆战队几乎改为水平射击，而且把炮弹引信缩短到了0.4秒。最后，炮手被迫放弃开炮，拔掉了炮闩，使火炮无法使用，然后向南边打边撤。

目睹了这次殊死搏斗的美国士兵心里充满了恐惧、惊奇、蔑视和钦佩交织的复杂感受。威廉·曼彻斯特说：“这是这场战争中最壮观的自杀式攻击。”[92]约400名美国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混战中阵亡，其中许多人因刺伤身亡。随着敌人数量越来越少，力气用尽，海军陆战队员和陆军士兵小队开始与敌人短兵相接。后来，坦克和步兵增援部队赶来，对敌人进行猛烈的反击。留在曼彻斯特记忆中的是自己“艰难地踏过内脏、瘀血、骨头碎片、撕裂的肉体和大脑的黏液及碎屑”。[93]到了早上9点，美军已经通过反击恢复了阵线。海军陆战队员和陆军士兵小队开始系统地摧毁留在后方的许多孤立的敌人。清点日军的尸体后，美国指挥官估计在早晨的行动中有4 311名日本兵被打死。下午，岛上逐渐热了起来，美军用推土机把日军尸体推进了大坑。但是薄薄的一层土难以盖住污浊难闻的臭气，杀戮场上聚集着一团团黑色的苍蝇，像瘟疫一样在整座岛上蔓延。

塞班岛上原本居住着约2.5万日本平民和冲绳平民，其中许多人是在1919年后不久从日本和冲绳移民过去的。根据《凡尔赛和约》，马里亚纳群岛（关岛除外，这里是美西战争中美国从西班牙手里夺取的领土）被委托给日本管辖。在塞班岛战役的后期阶段，这些平民中有许多人跟随日军撤退到北部山区。7月8日，随着美军开始最后的攻势，大约有8 000名平民分散在日军战线中。在切腹之前，斋藤义次将军断言他们有责任避免成为俘虏，换句话说，他们要采取与斋藤义次将军相同的方式自杀。家庭受到亲子死亡协议的约束。他们有义务通过任何可用的手段剥夺他们自己及其亲属的生命。日军发放了氰化物胶囊，直到全部发完。士兵提出要挨个射击平民，而且往往不等对方开口就这么做了。在拥挤的洞穴里，一颗手榴弹能抵上二十发子弹。还有军官持刀斩杀了数十名甘心赴死的人。也有报道说，一些孩子会围成一个圈，然后传递拉了引信的手榴弹，直到手榴弹爆炸，将他们全部炸死。山内武男回忆说，在一个挤满了日军士兵和平民的山洞里，一名军曹命令母亲们让其婴儿保持安静，她们做不到，他就说：“自己杀死他们，否则我会命令我的人动手。”几个母亲服从了。[94]日军的防线退到岛上的马尔皮角（Marpi Point）的北端时，一直拒不自杀的平民被迫来到悬崖边上，这个悬崖有几百英尺高，下面是布满礁石的海岸。恐怖的结局到来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有大人有孩子，最终从这里跳了下去。

这种集体自杀，并不能通过日本人习惯服从命令，或者是武士道对死亡的崇拜来解释。塞班岛上的日本人笃定地认为，相比于生不如死，自杀是他们唯一的选择。美国人不是人类——他们有点像恶魔或野兽。他们是“毛子”，或者“盎格鲁—美利坚恶魔”。他们会强奸妇女和幼女。他们会用坦克把被俘的平民轧成肉酱。他们尤其害怕美国海军陆战队。根据在塞班岛上的日本人中间广泛流传的一个故事，所有海军陆战队新兵在被征召入伍前都要被迫杀害自己的父母。据说日本军人被俘后会遭受可怕的折磨——他们会被割掉耳朵、鼻子和四肢，会被弄瞎和阉割，会被煮熟喂狗。真相和片面的事实被精心地跟更为离谱和牵强的说法掺杂在一起。日本报纸刊载了美国坦克上挂着日本人头骨的照片。美国军队杂志中的一幅漫画，后来被日本媒体翻译成日文转载，漫画中暗示海军陆战队员会获得“狩猎日本人许可证”，许可证承诺会有“狩猎开放季”，并承诺提供“免费弹药和装备——而且发薪水！”[95]另外一些漫画将日本人刻画为猴子、老鼠、蟑螂或虱子，也被日本转载。约翰·道尔的研究专著《无情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和强权》探讨了美国和日本的宣传手段，指出双方都倾向于将敌人描绘为毫无人性的民族。日本人读不到也听不到任何其他信息，对美国人战时行径的描述和想象，使他们相信痛快地自杀是受苦最少的解脱方式。

塞班岛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国人第一次在战场上遇到大量平民。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妇女和儿童会拿起武器跟美国人拼命吗？在登陆前分发给第2陆战师的一本小册子警告说，士兵们将接触到大量敌方平民：“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日本平民会主动攻击我们。……这些妇女和儿童，和我们自己的母亲、姐妹或兄弟处于类似情况中的危险程度差不多。”这本小册子警告说，在有平民的场合，他们需要密切关注战争法：

我们必须……在开枪前十分确定平民正在与我们作战，或破坏我们的军事设施。国际法明确要求，没有反击我们的平民——无论他们是以劳工或军事专家的身份工作的日本平民或朝鲜平民，是武装部队中的非战斗人员，如医生和护士，还是与军队无关的普通平民——只要有可能，就必须活着俘虏，而且除非经过有法定资格的权威机构的公平审判，否则不得伤害他们或剥夺他们的财产。俘虏及其财产不属于俘虏他们的人。在战斗中杀死日本士兵是一回事，杀死没有与我们作战的平民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无论他们是不是日本人。后者是谋杀。[96]

即使是熟悉岛上作战的最铁石心肠的老兵，也不愿意冷血地杀死妇女和儿童，而且，看到平民深陷战火，他们感到难过。登陆日过后的第三天，威廉·罗加尔所在的排开始清理登陆海滩后面山上的一个个地堡和掩体。有一次，有个士兵将一枚手榴弹投入这样一个防御工事，“令我们惊恐的是，爆炸后我们听到了孩子的尖叫声和哭声。原来有六七名穿着校服的查莫罗小女孩躲在洞里。我们的医护兵尽可能地帮她们包扎伤口，但其中一些孩子看起来已经没气了。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战斗中的海军陆战队员流泪”。[97]

在马尔皮角附近的水域，巡洋舰和驱逐舰继续向地面士兵所报告的日军目标提供炮火支援。船员们看着数百名平民从“万岁崖”上跃下，坠入下方的岩石和海浪中。潮水将他们卷到海上。詹姆斯·费伊在日记中说，海上堆积了厚厚的一层尸体，他所在的船根本无法避开。“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尸体漂浮在海上，”他在7月13日写道，“海里满是尸体，鱼会吃得很好。”[98]尸体有时会缠在螺旋桨上，潜水员不得不从船尾下海，把尸体拉开。1944年7月16日星期日，费伊在甲板上参加了一场弥撒，但他无法将视线从眼前的景象上挪开。“舰艇从尸体上开过去。你根本躲不了，水中浮满了死亡的日本人。…… 你可以看到他们在你旁边漂浮着，有大人，也有孩子。北边的海域满是漂浮的尸体。”[99]

一支会说日语的特别分队被派往前线向敌军士兵和平民播送劝降通告。吉普车上和岸边的船上安装了大喇叭，会讲日语的人（包括夏威夷的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向马尔皮角周围的敌人说了一套固定的劝降言论。如“别害怕！”“举起你们的手！”[100]他们说，美军保证向俘虏提供食物和水，并说其他许多人已经投降了；还向那些勇敢地战斗过的日本士兵保证，投降无损于他们的荣誉。美国的水上飞机投放了“投降通行证”，上面写着指示，告诉愿意投降的人如何接近美国军队——双臂高举，一手抓着一片白布。

组织此类劝降行动的日语翻译官罗伯特·B.希克斯中尉说，有时很难说服海军陆战队相信劝降的努力是值得的。“大多数海军陆战队员似乎觉得劝降这个想法很奇怪，”他回忆道，“因为每个人都坚信，没有一个日本人会投降。”他的上司起初对劝降行动没有提供什么鼓励或资助。夏威夷的一份报社承担了印刷投降传单的费用，因为军方不愿意为此拨款。希克斯的分队甚至将自己的娱乐资金用于购买大喇叭等设备。经过多次申请后，他们才获准将大喇叭安放在沙滩上。希克斯跑遍了整个塞班岛，劝说各处的指挥官改变对劝降行为的看法。他们的怀疑逐渐消失了，因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劝降显然是有效的。没有人喜欢眼睁睁地看着妇女和儿童从北边的悬崖上跳下来摔死。最后，军官和士官都同意优先考虑广播劝降，还提供了人力和保护，以帮助装有大喇叭的吉普车到达前线。希克斯说：“尽管嘴上说得很难听，但很多海军陆战队员十分配合，甚至对战俘很友善，无论他们是平民还是军人。他们看到难民的悲惨境遇，会尝试帮助他们，给他们水并帮他们包扎伤口。大部分海军陆战队员都是善良的人。”[101]

对马尔皮角的最后一击有点像赛跑，因为第2陆战师和第4陆战师的各支分队都在竞争，想成为第一个占领岛上最后这块领土的部队。霍兰·史密斯把第27步兵师撤回后方，并将其作为预备队。7月9日下午4时15分，第4陆战师报告说已经控制了马尔皮角，于是特纳将军宣布成功夺取塞班岛。霍兰·史密斯位于嘉兰卡诺亚的指挥部举行了正式的升旗仪式。对岛上许多仍在激战的海军陆战队分队来说，这则消息令人惊讶。所谓成功夺取塞班岛，只是意味着岛上已经没有任何部分仍然处于有组织的敌军的控制之下。但是仍有成千上万的日本兵隐藏在岛屿北部丘陵的洞穴中，或是植被茂密的沟壑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还会时不时地有孤立无援的日本兵小队向美军发动自杀式冲锋。

夺取塞班岛是太平洋战争到当时为止代价最大的作战行动。美国地面部队中有2 949人丧生，10 464人受伤。在最后的统计中，大约有2.7万名日本兵——基本上是所有的日本驻军——在战役中丧生或自杀。美军俘虏了736名战俘，其中大多数人是朝鲜劳工。在宣布成功夺取该岛之前，施工队就开始将坦纳帕格港改建为现代化的补给站了。水雷和损毁的小型飞机被清除，开出了一条150英尺宽的水道，直通码头区，重型掘土设备开始改良和延伸码头，建造新的水上飞机坡道。

在东京，大本营的高级军官已经在地图上划掉了关岛和天宁岛。小泽在海上溃败之后，日本海军无法再对美军的行动形成任何干扰，而且美军连塞班岛都攻占了，自然更不会担心南方岛屿上的小规模守军。塞班岛上的顽强防守迫使美国人推迟了对天宁岛和关岛的进攻——原定是在登陆塞班岛后的一周内进攻。尼米兹不喜欢一直拖延下去，于是给斯普鲁恩斯和特纳施压，让他们确定后续行动的时间。但是霍兰·史密斯坚持将进攻关岛的部队用作塞班岛的预备队，以备不时之需，并且鉴于该岛战斗的激烈程度超过预期，另一支预备队——陆军第77步兵师——也被认定应该从夏威夷出发，加入罗伊·盖格将军旗下的第3两栖军（由第3陆战师和第1临时陆战旅组成）。7月7日，随着塞班岛战役进入最后阶段，斯普鲁恩斯将军终于有信心确定登陆关岛（7月21日）和天宁岛（7月24日）的日期了。

自从在塞班岛登陆以来，美军一直对这两个岛屿进行间歇性的空中轰炸，岛上的日本空中力量已被基本消灭。康诺利少将的南线攻击部队于7月8日开始对关岛进行连续的海上炮击。在登陆之前的13天时间里，日军设于西部海滩的防御工事连续遭受了5英寸和16英寸炮弹的打击。这是整场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的登陆前海军炮击。

关岛长30英里，面积210平方英里，是马里亚纳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也是最有可能用作前进基地的岛屿。岛上的阿普拉拥有该群岛中最好的深水港。位于奥罗特的大型机场是该地区最好的机场，而岛上广阔的高原和坚硬的珊瑚土可以建设更多的机场。令关岛更为独特的，是在1941年12月日本入侵之前的40多年里，这里是美国的领土。美国海军的大部分乘务员和食堂服务员都是关岛上的查莫罗人，这让他们感觉关岛人是“海军家族”的成员。在日本的统治下，关岛人被迫劳动，农作物都被没收，被迫接受日语教育，还会因被怀疑有不忠行为而随时受到惩罚。

关岛由珊瑚礁和岩石峭壁环绕，任何两栖攻击都很难实施。该岛最不可缺少的军事资产是阿普拉港和奥罗特机场，它们位于西海岸的中段附近，直接相连。该地区北侧和南侧的海滩是两栖登陆的绝佳位置。康诺利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将炮口对准了这些海滩及其上方的地面，包括北边的阿桑角和阿加尼亚附近，以及南边的江恩角和阿加特。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日军很清楚美军将会在哪些地方登陆。岛上的司令高品彪中将在海滩上监督建造了众多壕沟和固定的防御工事；另一方面，在后来确定的登陆日之前的两个星期里，这些防御工事遭到了长时间的重炮轰击。

7月21日上午，第3陆战师和第1临时陆战旅同时进攻，分别在阿桑和阿加特海滩登陆。登陆行动遭到岸炮的猛烈反击，尤其是在南部海滩。南部的登陆部队迅速前进，拿下了阿加特村；这片区域的海军陆战队员顶着枪林弹雨向北推进，将奥罗特半岛与该岛其他区域切断。在北部，第3陆战师在7月22日黎明抵挡住了日军的反击，然后跟在坦克后面，一直推进到丘陵地带，损失惨重，最终控制了琼尼托悬崖（Chonito Cliff）和安德尔乐普角（Adelup Point）到阿桑角之间的所有地区，深入内陆约一英里。日本人采用了夜间渗透战术和大规模刺刀冲锋，但是像在塞班岛上一样，这种攻击总是让他们伤亡惨重。7月25日晚上，第22陆战团第3营遭遇了凶猛的反击——一群由舞刀的军官指挥的醉酒士兵从红树林沼泽边缘冒了出来，穿过美军战线，进入了指挥所和野战医院。这次进攻被美军用重机枪、大炮和迫击炮击退。日军在这次袭击中遭受重创，许多高级军官阵亡。7月25日，美国陆军第77步兵师除了一个团留作预备队，其他人都在阿加特上岸，接过了防卫滩头阵地的工作。

7月26日上午到7月30日，第4陆战团经过5天激战，占领了奥罗特半岛。7月28日，第3陆战师在天上山与第77步兵师会合，将两个独立的滩头阵地连为一条完整的战线。7月30日，在占领了奥罗特半岛和阿普拉港之后，情况对美军有利起来。奥罗特机场被占领之后不到6个小时就修复了，第一架美国飞机（一架海军TBF鱼雷轰炸机）降落下来。

7月28日晚，高品彪将军在从指挥所撤退时被机枪击毙。他的继任者小畑英良中将命令部队在对手无情的炮火攻击下进行战术撤退，藏入该岛北部丛林密布的山丘。由于没有补给，他的部队很快就开始挨饿。8月8日和9日，盖格将军下令“把所有日本人从关岛赶出去”，美军开始向北发起最后的进攻。8月10日，最后的有组织的抵抗力量被歼灭，不过成千上万的日本兵仍然躲在山上，或是独自一人，或是聚成小股。斯普鲁恩斯乘坐“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在阿普拉港靠岸，尼米兹将军和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则乘飞机降落在奥罗特机场。小畑英良追随斋藤义次和南云忠一，也自杀了。在夺取关岛的行动中，美军有1 214人丧生，近6 000人受伤。

攻占距离塞班岛仅3.5英里的天宁岛相对简单。美军先是在天宁镇附近佯装登陆，然后第2陆战师和第4陆战师在北部海滩大举进攻。补给品和援军可以从附近的塞班岛快速运过来。天宁岛上地形平坦，美军可以迅速推进。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防御陷入了混乱。在9天的战斗中，日军被逼到了南部一个很小的区域。7月31日晚间，敌人的最后一次自杀式冲锋被击溃，美军宣布占领该岛。霍兰·史密斯将天宁岛之战评为“同类作战的典范”，其“结果极好地反映了作战计划和作战表现之完美”。[102]该岛后来成为第20航空队的主要航空基地，最终成为马里亚纳群岛1 000多架B-29“超级堡垒”轰炸机的基地。

美军赢得了太平洋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不过美国人慢慢才意识到这场胜利的意义。夺取马里亚纳群岛，同时摧毁日本的航母，是对日本的帝国计划不可逆转的致命一击。东京的军国主义政府在接下来的一年内，仍然死死抱着那种荒谬的期冀，觉得继续狂热地抵抗，仍有可能迫使征服者坐到谈判桌前。但是，通过“征粮者”行动，美军获得了可以起降新式大型轰炸机的机场，可以袭击包括东京在内的关东平原地区的人口中心和工业中心。这一行动还在太平洋的十字路口为美军提供了一个潜艇作战基地，敌方的多条重要海上通道都近在咫尺。美国人已经证明，仅凭航母舰载机的空中力量，就可以在太平洋的任何地方获得制空权；他们可以在海上跨越漫长的距离，进攻并占领防御坚固的岛屿陆地；而且其海空并用的两栖大军可以移动得比敌人想象的更快更远。日本海军把赌注押在了西太平洋的决定性海战上，但是这场决战在小泽的飞行员还没准备好时就开打了，结果日本的航母部队被无可挽回地彻底摧毁了。失去马里亚纳群岛还让当时的日本政府倒台，产生了新首相和新内阁，新政府的目标是寻找一种方式来摆脱战争（不过没能成功）。

两年前，欧内斯特·金坚持要求尽早在所罗门群岛发起太平洋战区的反击。他能够影响心系海军的罗斯福，与马歇尔将军也关系很好，因此他的“瞭望塔”行动获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批准。当地的海军司令戈姆利将军和海军陆战队司令范德格里夫特将军表示反对，认为该行动没有保障。金驳回了他们的意见，而且冒犯了麦克阿瑟，因为麦克阿瑟希望这场行动能在他的单一指挥下进行。虽然有人警告金，美军在南太平洋地区还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空中力量和后勤保障能力来进行大规模的两栖作战，金仍然相信自己崇尚进攻的直觉。他指出，日本人也有类似的劣势。假以时日，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确可以扩大优势，但是那样也会使不断在所占领土上挖沟筑垒的守军有更多时间加固防御工事。

如果美军从瓜达尔卡纳尔岛被击退——在1942年9月和10月，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金可能会失去指挥权，而太平洋战争的进程也可能会完全不同。执行“瞭望塔”行动的人带着沮丧的情绪，给它起了个绰号叫“鞋带”行动，但是行动的结果证实了金的早期反击战略的正确性。在随后的1942年和1943年赤道南北两边的行动中，作战计划者必须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抓紧决策，指挥官则不得不面对后勤供应不足的问题。但是美军总是在日军预料的时间之前出现，而日军不得不匆忙应战。“我认为，在任何地方，你们都是在我们防守准备好之前展开的进攻，”野村吉三郎将军在战后告诉审讯者，“你们来得比我们预期的要快得多。”[103]日军也有许多防守条件成熟的岛屿，但是美军直接绕过了这些岛屿，让防御者的计划胎死腹中。

到了1944年初，充分动员起来的美国战时经济使物资不再短缺。此时，两栖作战达到了过去难以想象的规模。在塞班岛上，美国地面部队时常抱怨说需要某件物品，但得不到。例如，他们的便携式无线电台由于缺少备用电池而经常无法使用。电池是有的，在特纳的运输舰上，数量充足。但是它们没有及时送到无线电报务员的手中，这可以归咎于惯常发生且不可避免的混乱局面。物资要经过复杂的步骤才能从近岸的船舶转移到滩头供应处，最后再转交给前沿阵地的步兵部队。在某些情况下，这只需改善文书工作和记录工作就行——如果海滩勤务队队长不知道滩头有什么，以及在哪里可以找到它，他们就不能及时地把它送到前线。效率低下的问题被一一记录下来并得到纠正；所有人都从经验中不断学习，程序稳步改善。

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在战后讨论这场战争时，常常会提到：在重大战役中，美军一流的后勤甚至比战术决策更重要。[104]斯普鲁恩斯决定让他的航母舰队在1944年6月18日至19日的夜间停留在塞班岛附近，这一争议性决定让后人大费笔墨。而在莱特湾海战期间，1944年10月24日至25日夜间哈尔西决定向北追逐日本航母的决定，也引起了很多争议。在上述两个情况中，不同的战术可能会改变当时战役的结果，但是都不会对整场战争的进程产生持久的影响。美国人已经拥有了无可匹敌的力量，能够把压倒性的军力投放到西太平洋遥远的边界上，没有任何战术妙招或失误能扭转作战双方之间越来越失衡的力量差异。

7月17日，尼米兹和金乘飞机在新平定的塞班岛降落后，两名将军都极力赞扬斯普鲁恩斯，说他在菲律宾海海战中的表现完全令人满意。“斯普鲁恩斯，你在那里做得真是太棒了，”金下飞机时说道，“不管别人对你说什么，你的决定是正确的。”[105]他果断地执行了金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滩头堡。美军拥有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每个月都会更明显——最高指挥部并不需要任何自以为是的战术，让人以为如若不然日方还有可能获胜。美国舰队总司令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从高处审视整体的战略，凭直觉认识到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将会“以数量取胜”。

第10勤务中队能够在缺少必要海岸设施的情况下提供后勤支援，这确保了第5舰队能够在荒无人烟的中太平洋环礁上展开军事行动。现在，马里亚纳群岛上建立了一个永久的高级前进基地，该基地将为美军对菲律宾和日本本土的最后攻击提供支撑。关岛位于从美国本土延伸至瓦胡岛、夸贾林和埃尼威托克的5 800英里供应线的末端。这是一个面积210平方英里的大陆岛，拥有大片的陆地，可以建设机场、军营、仓库、港口设施、燃料库、训练场地、娱乐设施以及新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它横跨在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主要海上航线上，地理位置适合为下一次进攻提供支撑。这座岛屿上居住着友善而忠诚的土著居民，它曾经是美国的领土，以后也是美国的领土，在日本战败之后很久仍是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力量的基石。

在关岛的战役仍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美军就开始改造这里了。当时驻军和港口负责人冒着炮火上了岸，指挥船只登陆海滩。每天都有数千吨材料运到岛上。经历了前两周的空中轰炸和舰炮轰击后，岛上只有极少数仓库幸免于难，因此大多数补给和装备露天堆在一起。在小阿道夫·E.贝克尔上尉的指挥下，前沿海军基地建设部队“狮子六号”开始清理阿普拉港，让这个港口做好接收大型货船的准备。他们延长了码头，支起反潜网，并用碎珊瑚填充建造了一条堤道，将临时的浮码头与岸边连接起来。海军第5工程旅是第一批到达该岛的海军工程部队，升级并扩建了机场，铺平且拓宽了道路。曾经担任尼米兹陆基航空兵司令的低调将领约翰·胡佛担任马里亚纳群岛的总司令，并在关岛建立了新的司令部。大部分运输舰和许多军舰撤离并驶向珍珠港。

在基地建设的早期，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很糟糕。士兵被安置在帐篷里，但他们的露营区频繁遭遇暴雨带来的洪水，因此需要建造平台帐篷，用于住宿和办公。大家吃的是罐头口粮，直到他们在匡西特活动房屋里搭建临时厨房。岛屿内部有个水库，可以给沿海城镇供水，但是管道已被海军的炮击摧毁，因此所有淡水都必须装在5加仑的容器里用船队运过来。日本兵的尸体埋得很浅，因此埋尸体的地方聚集了大量的苍蝇并飘散出恶臭，美方必须把这些尸体挖出来火化。携带着热带疾病的蚊子造成了紧急的卫生问题，工程队不得不排干沼泽和其他地方的积水并喷洒消毒剂。燃料装在55加仑的桶中运上岸，露天存放。有一些燃料堆起了火，由此引发的大爆炸和火灾会持续数日。日军埋下的无数地雷散落在海滩和小路周围，有几个人走到了尚未被扫雷队清理的地方，触雷遇难。

美军作战部队和工程队有上万人需要吃饭。海军预备队有一名上尉在旅馆和饭店工作过，开办了第一个大型食堂，厨房占用了一整座小型匡西特活动房屋，食物通过小窗口直接盛到士兵的饭盒里，要想打上饭常常要排两个小时的队。美军还承担了为该岛2.4万查莫罗原住民提供食物和庇护的责任。其中许多人的家园和村庄已经被摧毁，或者还有敌人骚扰他们，因而不安全。8月初，约有1.8万平民居住在海岸附近的三个难民营里。

岛上未铺装的道路被坦克、吉普车和卡车反复碾过，雨季到来后，变成了无法通行的泥潭。许多车辆陷在淤泥里动弹不得，最终被遗弃。原始的牛车道和人行小道必须加宽、延长并铺装。但是把珊瑚岩运送到原始的水泥搅拌区需要大批卡车，卡车的数量却始终不足，也没有足够的机修工和零件维修卡车。这些卡车每天24小时不停运行，司机轮班工作。通往珊瑚坑的道路是最先要改善的，因为在能够生产大量的珊瑚水泥之前，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开始大规模的建设。道路要建得坚固耐用，建筑商会遵照他们在美国建造道路时所使用的标准。外露的岩石和山脊被炸开，斜坡被重整坡度。在美军宣布占领该岛之前，苏迈和阿加尼亚之间的一条四车道公路就在建设了。在战争结束之前，关岛铺设了超过103英里的新道路。

在敌人两年半的占领期间，劳工部队在奥罗特半岛建造了一个4 500英尺长的简易跑道，表面铺着碎珊瑚。工程营队员清理了飞机残骸，将它们推到跑道两侧，跟泥土混在一起，堆成了高高的土丘。水手詹姆斯·奥维尔·雷恩斯惊叹于这些残骸能立得如此之高：“这些扭曲的铝和钢的残骸，看起来像是垃圾堆。”[106]该岛的北部三分之一主要是石灰岩高原，适合修建B-29的机场，每块机场长8 500英尺，宽200英尺。1945年初，施工队开始砍伐丛林，建设两条大跑道。

一名基地施工军官后来回忆了在关岛遭遇的困境：“岛上的人太多了也太少了——人太多了，是因为已经建成的住房总是不够用；人太少了，是因为要做的工作太多了。”[107]住帐篷的人往往因为疲惫和热带疾病而病倒。预制的匡西特活动房屋是一种解决方案，成千上万的波纹钢套件从阿普拉港的新浮码头运上岸。施工队已经被大型工程项目搞得精疲力竭，匡西特活动房屋又不需要特殊机械来建造，因此许多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陆军士兵被告知：“这就是你们的房子——自己动手搭起来吧。”[108]各种构件都有明显的标签，而且很容易用螺丝固定在一起。住宿条件逐渐改善，所有营房都配上了淋浴池和洗漱台。到1945年初，阿普拉港和奥罗特半岛附近的整片区域都是对称排列的匡西特活动房屋、大型预制办公建筑、仓库和飞机库。来访的军官及文职人员住的是布置得令人舒适的单身军官宿舍，屋里是双层床，由海军勤务兵打扫。

经过不到半年的时间，战争留下的废墟被推到了道路两旁和丛林边缘，关岛开始有点基地的模样了。巨大的油罐区和管道系统中储存了50万桶燃料油，另有32.8万桶航空汽油。[109]数百个大型钢拱仓库里装满了弹药和装备。新鲜食品储存在6.8万立方英尺的冷库中。海军航空运输处（NATS）的大型客机按钟点到达和离开，这让奥罗特机场看起来跟美国国内的重要商业机场没有两样。在“征粮者”行动之前，有人曾预测阿普拉港顶多容纳十几二十艘大型舰船，但经过大规模的改建，延长了码头后，它可容纳多达231艘现役舰艇。[110]复杂的供水系统从67处泉水和水库中汲水，经过处理后，每天提供1 200万加仑饮用淡水。5家医院配备的床位足够9 000人使用。有一座匡西特活动房屋内入驻了设施先进的传染病研究实验室，配备了该领域的顶尖医生。血液和粪便样本从其他太平洋岛屿空运到关岛。医生们用小白鼠来观察疾病，识别病毒，研发疫苗。

1945年春，在欧洲战区成名的战地记者厄尼·派尔来到关岛。沿海的老城仍然是一片废墟，堆积如山的烧焦瓦砾让他想起了西欧。然而，在道路的尽头，一转弯，他就看见了一片白色的混凝土和一排长长的小屋，这个场景就是放在瓦胡岛上，也不会让人觉得不搭调。派尔对这个偏远太平洋前哨基地的仓库中储备的物资、补给和弹药的数量之多感到惊叹。“你可以任意选择K型口粮[111]、木材或炸弹，”他写道，“你会发现那里的粮食足够供养一座城市，木材足够建立一座城市，炸弹足够炸掉一座城市。”[112]

尼米兹和他的一小部分参谋于1945年1月搬到了关岛上。新的前沿司令部和他的住所建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山”上，那是一个山崖，可以俯瞰阿加尼亚的废墟。他的副官阿瑟·拉马尔将新建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住宅描述为“美丽的白色隔板小屋，四间卧室加四间浴室，通向一个方形庭院，庭院里种植了花草。我们有一个大大的客厅兼餐厅，还有一个长长的凉亭，就在悬崖边上，可以俯瞰海港”。[113]同珍珠港一样，院子里建了一个马蹄铁场和射击场。作战计划部门和作战活动部门的核心成员陪同总司令来到了关岛，但大部分成员仍然留在珍珠港。尼米兹总是喜欢小规模的工作班子，一直在努力控制手下的人数，他对这一新的环境感到满意。他采纳了在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盛行的“无领带”政策，但这个政策从未在珍珠港流行过。在瓦胡岛不允许穿卡其色制服短裤，但在关岛是可以穿的；让其他人感到惊讶又有趣的是，尼米兹自己经常穿着这种短裤。

不断扩张的营地最终容纳了16.5万多人的部队，包括好几个陆战师和陆军师。在日本投降日之前，关岛总共有20多万美国人。由于交通不便，大多数部队从未离开过自己的营地。他们也没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每个营地都配备了许多像家里一样舒适而便利的设施，还提供了许多娱乐项目。来自美国的平民参观者惊讶地发现，这里平均每晚放映200多场电影。几乎所有电影都是露天放映，放映场所一般是山坡上自然形成的圆形剧场，人们坐在板条箱、原木或老旧的燃料桶上观看。营地之间会交换电影片盘，但大家难免会观看同一部电影二三十次，到最后，他们甚至可以对着演员的口型背诵对白。在刚刚排完地雷的地方，人们建起了棒球场、橄榄球场和篮球场等，还设立了运动局，负责组织大型的体育联赛。拳击场有35个，有一场宣传得很好的拳击赛竟然吸引了1.8万名观众。

成千上万台收音机被分发到营地。“太平洋美国远征军电台”会播送新闻和娱乐节目，但许多听众仍然喜欢东京广播电台的流行爵士乐和滑稽的政治宣传。日军纪念品的交易相当活跃，某些物品（特别是敌方的战旗和武士刀）的价格最终涨得非常高。巡演的美国劳军联合组织会在户外舞台上表演，周围摆满长椅。勤奋的演艺人员每天通常会进行四五次相同的演出，乘着大巴从一个营地转移到另一个营地。海军给关岛运来了40架钢琴。军队内部也开始进行演出，好多节目是拿自己的指挥官开玩笑。几十家商店或陆军消费合作社提供了香烟、糖果、杂志、苏打粉、冰激凌、洗漱用品和土特产。货架每天都会被席卷一空，往往不到中午就没有东西了。而在一些较大的营地中，人们认为有必要在一个地方建两个相同的商店，这样一家补货的时候，另一家就可以营业。啤酒实行配给制，每人两罐，可以在大型休闲场所和啤酒花园里领到。现金流通起来，军需官把钱发给军人，军人在商店里消费，最后现金又回到军需官那里。平均每天有3万美元被送回美国。[114]

日军有些散兵游勇仍然隐藏在植被茂密的山上，他们俯瞰着超级现代化、全能和繁荣的军事文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忍饥挨饿，思考自己还有什么出路。偶尔有美国兵遇到伏击，或被狙击手打倒，但大多数幸存的日本人似乎只是专注于搞到吃的，生存下去。岛上的美军指挥官意识到，那些拒不投降的日本人在遭受营养不良和疾病的折磨，因而其造成的威胁会越来越小，他们对其围而不攻，耐心等待时机。带着大喇叭的卡车在北部山地土路上慢慢地开，广播劝降通告，告诉日军可以体面地投降。他们还用飞机散发传单。一些日本战俘被送回丛林，劝说他们的战友放弃抵抗。

许多日本兵饿到绝望的地步，偷偷溜到美军营地附近窃取食物。哨兵经常在粮库、仓库或食堂附近打死或俘获这些消瘦的入侵者。还有一件经常被人提到的趣事：有人发现一名日本士兵坐在一群看露天电影的海军陆战队员中间。被发现后，他咧嘴大笑，举起了双手。还有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如厕时遇到了一个日本兵过来投降，后来这个日本人解释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打死的可能性最低。有一天晚上，有人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住的山坡上发现了一个掉队的日本兵，尼米兹的海军陆战队警卫把他赶回了丛林，此时穿着睡衣的尼米兹也提着一把手枪从房子里出来了。

即使在战争结束很久之后，仍有数百名日本人在关岛的丛林中，拒不投降。他们组成小群体，生活在洞穴中，通过捕猎蜥蜴、蟾蜍和老鼠，捕鱼，或是从当地农场和村庄偷窃食物而存活下来。查莫罗人在1941年至1944年日本占领期间受尽折磨，因此一旦发现日本人，就会攻击他们。后来日本政府派出了使者。自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期，每年都会有一队誓死不从的日本人从丛林里走出来。

关岛的最后一个坚守丛林的日本人是横井庄一军曹。他是爱知县人，在塔洛福福河谷的一个偏远地区一直住到1972年。这个现代翻版的鲁滨孙在丛林中生存了近28年，靠吃水果、坚果、蜗牛、老鼠、鸽子、虾、鳗鱼和当地植物维生。他的故事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证明了熟练的荒野生存技能可以做到怎样的程度。横井庄一用野生芦苇和帕果纤维织物制作陷阱。他经常洗澡，只喝烧过的水，以避免生病。他挖了一个地下防空洞，并在洞内安装了竹墙和地板。直到1964年，他仍然偶尔与其他拒不投降的日本人保持联系，但在最后8年的痛苦时光里，他是孤身一人度过的。1972年1月，他被两名查莫罗当地人抓获，这时横井庄一竟然能准确地说出当时是何年何月。医生诊断后认为这个56岁的男子身体健康，心智正常。

他回到日本后，举国轰动。横井庄一说，他1952年的时候就知道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投降的耻辱令他感到恐惧。“我很惭愧，我活着回来了。”他告诉记者。在前往皇宫拜会天皇时，他对天皇和皇后说：“天皇陛下，我已经回到家了。未能报效陛下，我非常遗憾。世界已经改变了，但我为您效劳的决心永不改变。”[115]

这种情感总是能够激发日本人的想象力。他的许多同胞称赞横井庄一是真正的武士，是武士道和奉献精神的典范。也有一些人认为他的故事是个悲剧，令人心酸。只有极度狂热的人才会在得知战争失败后选择在丛林中独自生活20年。难道不正是这样狂热的情感导致了日本1945年的惨败吗？

[1] Rosenman, Working with Roosevelt, p.434.

[2] “Commander Joint Expeditionary Force, Marianas Operations, to CINCPAC,” August 25, 1944,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August-September 1944,” Box 185.

[3]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197.

[4] CINCPOA to COMINCH, May 23, 1944,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5, p.220.

[5] Takeo Yamauch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82.

[6] CINCPAC to COMINCH,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 June 1944,” dated November 7, 1944, A16-3/Sum, Serial 003623, 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March to June 1944,” Box 183, p.9.

[7] Notes by Glen C.H.Perry, King’s meeting with reporters, February 18, 1944, in Perry, “Dear Bart,” p.248.

[8] Buell, Master of Seapower, p.439.

[9] Spruance to Samuel Eliot Morison, January 20, 1952,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Coll/707,Box 1.

[10] Narrative by Arleigh Burke, Office of Naval Records and Library, recorded August 20, 1945,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4.

[11] Astor, Wings of Gold, p.257.

[12]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289.

[13] CINCPAC to COMINCH,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 June 1944,” dated November 7, 1944, A16-3/Sum, Serial 003623, 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March to June 1944,” Box 183, p.30.

[14] Zurlinden, “Prelude to Saipan, 15 June, 1944,” p.582.

[15] Robert B.Sheeks, oral history, in Smith and Meehl, eds., Pacific War Storie, p.192.

[16]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240.

[17] Richard King, letter to his parents, September 8, 1945, in Carroll, ed., War Letters, pp.300-2.

[18] Hopkins, Nice to Have You Aboard, p.138.

[19]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234.

[20] Entry dated June 17, 1944,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407.

[21] Commander, Fifth Fleet, War Diary for June 1944, A12/1, Serial 00398, entry dated June 15, 1944,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July to August 1944,” Box 184, p.10.

[22] Blair, Silent Victory, p.653.

[23] Spruance to Nimitz, July 4, 1944,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Series I,correspondence, Box 2, Folder 1.

[24] Spruance to E.B.Potter, February 21, 1955,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Coll/707, Box 3.

[25] CINCPAC to COMINCH,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 June 1944,” dated November 7, 1944, A16-3/Sum, Serial 003623, 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March to June 1944,” Box 183, p.80.

[26] Clark, “Marianas Turkey Shoot,” in Sears, ed., Eyewitness to World War II, p.195.

[27] Commander, Fifth Fleet, War Diary for June 1944, A12/1, Serial 00398, entry dated June 15, 1944,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July to August 1944,” Box 184, p.18.

[28] Clark, “Marianas Turkey Shoot,” in Sears, ed., Eyewitness to World War II, p.197.

[29] Ibid., p.195.

[30]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243.

[31] CINCPAC to COMINCH,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 June 1944,” dated November 7, 1944, A16-3/Sum, Serial 003623, 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March to June 1944,” Box 183, p.81.

[32] Commander, Fifth Fleet, War Diary for June 1944, A12/1, Serial 00398, entry dated June 20,1944, 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July to August 1944,” Box 184.

[33] Westcott, ed., Mahan on Naval Warfare, p.80.

[34] Ibid., p.82.

[35] Truman J.Hedding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2, pp.77-78.

[36]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 p.354.

[37] Thach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273.

[38] Taylor, Magnificent Mitsche, p.215.

[39] Charles Moore,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55, Vol.5, p.1021.

[40] George W.Anderson Jr.(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83, p.140.

[41] Narrative by Arleigh Burke, Office of Naval Records and Library, recorded August 20, 1945,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4.

[42] Paul H.Backus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95, p.195.

[43] Arleigh A.Burke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163.

[44] “Com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on Operations from 11 July 1944 to 3 July 1944,”Commander, VF-15, p.3, CINCPAC Serial 003607,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36.

[45] Cmdr.Ernest Snowden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282.

[46] Entry dated June 19, 1944, in Fahey, Pacific War Diar, p.171.

[47] Sommers, Combat Carriers, p.91.

[48] Lt.Cmdr.Zenji Abe, oral history,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55.

[49] Alex Vraciu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277.

[50] Ibid., p.279.

[51] Danton, “Battle of the Philippine Sea,” p.1025.

[52] Commander, Fifth Fleet, War Diary for June 1944, A12/1, Serial 00398, entry dated June 19,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July to August 1944,” Box 184, p.23.

[53] Taylor, Magnificent Mitsche, p.227.

[54] Commander, Fifth Fleet, War Diary for June 1944, A12/1, Serial 00398, entry dated June 19,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July to August 1944,” Box 184, p.23.

[55] Entry dated June 19, 1944,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411.

[56] Ibid., p.409.

[57] Telegram No.2220, cited in ibid., p.412.

[58] Clark, “Marianas Turkey Shoot,”再版于Sears, ed., Eyewitness to World War II, p.200。

[59] Truman J.Hedding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2, p.79.

[60] Clark, “Marianas Turkey Shoot,”再版于Sears, ed., Eyewitness to World War II, p.200。

[61] James D.Ramage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173.

[62] Don Lewis account (excerpted in James D.Ramage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173.

[63]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297.

[64] Ibid., p.298.

[65] Don Lewis account (excerpted in James D.Ramage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177.

[66] Entry dated June 20, 1944,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414.

[67] Alex Vraciu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307.

[68] Spruance to E.B.Potter, January 2, 1960,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Coll/707, Box 3.

[69] Harper, Paddles!, p.222.

[70]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305.

[71] Enterprise Action Report, VT-10 enclosure.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March to June 1944,” Box 183.

[72] Paul H.Backus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95, p.195.

[73] James D.Ramage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184.

[74] Excerpt from the Ottumwa Courier, 引用自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315。

[75] Sommers, Combat Carriers, p.90.

[76] Spruance to Nimitz, July 4, 1944,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Coll/707, Box 1.

[77]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Maj.Gen.Jarmon, 23 June 1944,” Holland M.Smith Collection,Coll/2949, Box 1.

[78] Richard King, letter to his parents, September 8, 1945, in Carroll, ed., War Letters, pp.300-2.

[79] Spruance to Nimitz, July 4, 1944,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Coll/707, Box 1.

[80] CINCPAC to COMINCH,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 June 1944,” dated November 7, 1944, A16-3/Sum, Serial 003623, 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March to June 1944,” Box 183.

[81] Manchester, Goodbye, Darkness, p.261.

[82] Manchester, Goodbye, Darkness, p.261.

[83] Entry dated June 25, 1944, in Fahey, Pacific War Diar, p.176.

[84] Bradlee, Good Life, p.78.

[85] CINCPAC to COMINCH,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 June 1944,” dated November 7, 1944, A16-3/Sum, Serial 003623, 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March to June 1944,” Box 183.

[86] Takeo Yamauch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83.

[87] Ibid., p.289.

[88] “Lieutenant General Saito’s Last Message to Japanese Officers and Men Defending Saipan,”translation of D-2 section of 4th Marine Division, captured July 9, 1944, Ernest J.King Papers.

[89] From a captured Japanese officer’s personal account, cited in Appendix IX, “Saipa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y Major Carl W.Hoffman, USMC, Historical Branch, G-3 Division,Headquarters, U.S.Marine Corps, 1950, p.284, USMC Archives.

[90]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165.

[91] Taro Kawaguchi diary excerpted in Brawley, Dixon, and Trefalt, eds., Competing Voices from the Pacific Wa, p.126.

[92] Manchester, Goodbye, Darkness, p.269.

[93] Ibid., p.270.

[94] Takeo Yamauch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89.

[95]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p.249.

[96] “Saipan,” HM9-16, p.6, published by the 2d Marine Division, 1944, USMC Archives.

[97]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156.

[98] Entry for Thursday, July 13, 1944, in Fahey, Pacific War Diar, p.190.

[99] Entry for Sunday, July 16, 1944, in ibid., p.191.

[100] Robert B.Sheeks account in Smith and Meehl, eds., Pacific War Storie, p.193.

[101] Ibid., p.192.

[102]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201.

[103]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 Vol.2, p.387.

[104] 参见，比如，Spruance’s commencement speech at Brown University, June 1946,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2, Folder 4。

[105] Buell, Quiet Warrior, p.320.

[106] James Orvill Raines to Ray Ellen Raines, November 2, 1944, in Raines, Good Night Official,p.114.

[107] Hammer, “Organized Confusion,” p.408.

[108] Lewis Thomas account in Shenk, ed., Authors at Sea, p.237.

[109] Department of the Navy, Building the Navy’s Bases in World War II, p.353.

[110] Hammer, “Organized Confusion,” p.407.

[111] K型口粮，美军三包一天份的口粮，里面有肉、饼干、香肠等。——译者注

[112] Pyle, Last Chapter, p.19.

[113] Lamar, “I Saw Stars,” p.26.

[114] Hammer, “Organized Confusion,” p.417.

[115] Kristof, “Shoichi Yokoi, 82, Is Dead.”

尾声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会尽可能地将阵亡战士的骨灰带回国内。尸体掩埋队会挖个坑，在坑中填上枯树枝，将遗体堆叠在树枝上，倒上汽油，然后点火。野原挺进（Teishin Nohara）是一名士兵，来自枥木县，曾在中国作战。他回忆说，火葬一定要尽快完成，但有时也会做不好。“就像烤沙丁鱼一样”，他回忆道：

只要点着火，等火烧光木柴就可以了。接下来把燃烧后留下的骨头捡起来放进袋子里，然后在标签上写下死者的名字。当然，你会默默地祈祷，但是并不会有任何“仪式”。毕竟是战争时期，谁也无能为力。如果下雨了，都没法彻底火化。假如说营长死了，恐怕也只能把他的肉体烧一烧，捡一点骨头带回去给他的家人。这些事实是绝对不能告诉死者家属的！所以，火化的时候一定要快。不停地点火，不要停下来。十个。二十个。必须要快。[1]

这些装着死者的袋子随船运回故土，送到各个地区的分配中心。每个死者的骨灰都会重新放到一个小木盒子里，用干净的白色棉布仔细地包裹起来。这些骨灰盒将按照死者的家乡所在地区和乡镇进行分类，然后由一列特殊的殡仪火车送到家里。地方的军务处会提前得知火车的抵达时间，以便安排仪式来纪念“战死沙场者归来的灵魂”。

随着火车缓缓驶入站台，家属代表会上前鞠躬。一扇窗户会打开，一名戴着面罩和白色手套的士兵会将骨灰盒递出来。家属收下骨灰盒后，这名士兵会鞠躬并关上窗户。木村文雄（Fumio Kimura）是在滋贺县负责这一任务的士兵，他回忆这种熟悉的情景时说：“年迈的父母和年轻的妻子或是拉着孩子的手，或是将婴儿抱在怀里，紧紧抱住骨灰盒痛哭。‘这是你的父亲。’一想到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明天，我们这些士兵也就会跟着落泪，但我们只能安静地站在窗户边上。”[2]

死者家属将骨灰盒带回村里，整个过程气氛凝重。通常，死者家属的邻居、朋友，还有当地官员、僧人、老兵以及当地爱国协会的代表会在一旁陪伴。此时，学生往往也会由人带着走出校门，在死者回村的路上排队鞠躬。

若是遗体没有找到，比如说海员死在了海里，那他的家属可能会收到一只空盒子。生活在东京的男孩安西均（Hitoshi Anzai）发现，每当他摇晃那据说装有他哥哥骨灰的盒子，盒子里都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他为此很好奇。他哥哥随着沉没的舰船葬身海底了，那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呢？他祈祷后打开了盒子，发现了一小块木片，上面写着哥哥的名字。这木片钉在了盒子底部，但是没有钉得很牢，因此“摇晃的时候，听起来好像真的放着逝者的骨头”。[3]这男孩很生气，觉得自己被骗了。更令他愤怒的是，他发现哥哥的名字写错了。

驻守松山的士兵和泉彻（Toru Izumi）奉命接收并发放在南太平洋战死的数百个士兵的骨灰。和泉彻以及他的战友向那些只能领回空盒子的家属表达了遗憾之情。40多年过去后，他痛苦地坦承：

我们一想到死者家属的心情，就不忍心将空盒子交到他们的手上。讨论过后，我们认为，既然这些士兵是一起去世的，那么，为任何一个逝者的骨灰祈祷都是一样的。我们无法面对那些拿不到死者骨灰的家属的巨大悲伤，我们也认为这些战死沙场的英雄应该更好地安息，于是决定从其他盒子中取出一部分骨灰。我们始终都感到不安，或许这样欺骗死者亲属是错误的。我们将骨灰分开装进不同的盒子里，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的双手一直在颤抖。至今，我也不能确定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这件事一直是我内心的创伤，永远都不会愈合。[4]

日本报纸整版都在报道阵亡士兵的故事。军务处一公布死者的姓名，当地的记者和摄影师就会赶到死者家里。死者的直系家属往往是通过记者了解到亲人死讯的。“你以为他们知道了，但其实他们往往什么都不知道，”日本《读卖新闻》的河内卯一郎说，“他们会号啕大哭。这让人痛彻心扉。”[5]记者通常会向家属要一张死者的照片——如果能把照片带回编辑部，河内卯一郎说，这次的报道肯定会“登在报纸上。……每家报社都争着要照片”。[6]

编辑和军队的审查员不喜欢那些过分渲染死者亲属悲伤情绪的报道。报道应该突出死者“值得称颂的美德”以及家属对于将生命献给国家和君主的儿子、丈夫或是父亲的自豪。在太平洋战争的中期，伤亡人数不断增加，记者们开始反复使用固定的说法：“他们说话时没有掉一滴眼泪。”（河内卯一郎说，他经常使用这句话，“不管他们实际上流了多少眼泪”。）时间久了，编辑和记者就整理出来几套故事模板，可以一直反复使用：

准备在报纸上刊登一连十篇文章时，所有参与的记者会一起商讨主题以及各自的语言风格。“我将采用‘年轻母亲’的口吻。”“我要写成‘内心挣扎但勇敢的母亲’那种类型。”就像这样，我们会确定这一连串报道的主题。语言风格有许多种。你可以用任何方式来写你想要的故事。你可以写这样一位母亲，她为自己的儿子哀悼、痛哭，她哭得太久、太激动，脸因此肿胀起来，她哽咽得说不出话。死去的儿子将出现在她面前，乞求母亲：“别哭了，妈妈。当你哭泣和悲伤的时候，我也感到痛苦。”于是母亲停止了哭泣。这就是我们写的故事。我们不能每次都写一样的故事，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些调整。[7]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有主要参战国都实行了新闻审查，但是日本对战时新闻的奥威尔式控制的意图和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珍珠港袭击后的次日早上，主要媒体的编辑被叫到内阁新闻局参与一场会议。会上，编辑们被告知这场战争的原因是“敌人想要控制整个世界的巨大野心”，而日本媒体有义务“向日本民众的头脑中灌输仇恨美国和英国的情绪”。[8]除了对战时新闻的日常控制，媒体代表也被强制要求参加会议，接受指导，学习如何塑造日本民众的态度和看法。媒体有义务协助宣传政府的口号：“我们必须要提高作战能力。”[9]“我们的大后方必须承担起责任。”“奢侈是敌人。”“反对奢侈，提倡节约。”“以己之躯，尽忠报国。”编辑们还要被迫参加令人失去颜面的小组会谈，会谈中，他们关于时事的报道会被大声读出来，或是得到赞扬，或是遭到批评。新闻报道与评论文章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了。一些报道会严肃而庄重地宣扬“国体”——一种建立在对昭和天皇的崇拜基础之上的政治秩序——这样的报道会受到赞扬，被奉为模仿和学习的样本。

执行审查制度的从来不局限于某一个政府机构。一篇报道若是没有惹怒陆军的话，可能会惹怒海军；编辑们有时也会在两个兵种对立的要求之间无助地挣扎。地方警察局的高级军官会把“违规”的编辑或记者叫来批判，或是以牢狱惩罚相威胁。军方的媒体每个月会定期在东京一家饭店开会，所有重要媒体的记者都将“获邀前往”。（每次出席都有记录。）军方会对各个媒体近期的报道做出评论，并对后续报道的内容和主题提出“建议”（发布命令）。

这种指导通常是专制而且无意义的。军方无须提供任何合乎逻辑的正当理由，就可以判定某个用词或者表达方式是越界的。失宠的独立作家会被“封杀”：编辑不会再接其电话，也不会再接受其投稿。反复违规的人会被关进监狱，忍受毒打、折磨和饥饿，无限期监禁起来。如果某位记者的名字出现在了违规的报道上，次日，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他就会被征召入伍，遣送到前线去。违规的报刊会被迫暂停出版，时长为几天到几周不等，但已经足够让这家报社破产。必要时，违规的文章会被“召回”，报亭尚未售出的报纸上的违规页面会让人撕掉，报纸的首页还会盖上“修订版”的印戳。

随着各类商品越发短缺，军人集团又获得了一种有力的施压手段——通过控制新闻纸原材料来奖励顺从者，惩罚反抗者。1942年12月，新闻局副局长告知各媒体主编，在接下来的这一年中，新闻纸的市场供应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新闻纸将根据出版社与政府导向的一致程度进行分配。主编迫于压力，将重要记者派出去“在各个行政区里为宣扬新闻局的圣战言论而演讲”。[10]

日本的识字率在世界上处于较高的水平，报刊业无疑是有利可图的一大行业。一些野心勃勃的报刊负责人迅速意识到，战争及其带来的压力为提高发行量创造了机会，因为有一些竞争对手因拒绝过分宣扬极端爱国主义言论而被迫关门了。新政权的主要受益者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报纸《朝日新闻》，这是日本最大的日报社，发行量超过了200万。《朝日新闻》的规模足以建立起一个组织严密的内部“稽查组”，即内部的审查制度，以最大程度上避免任何一篇文章出现与官方不符的言论。主要的几家报刊为争取读者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据《朝日新闻》的记者秦正流后来描述，竞争焦点并不是“终将留给历史的报道的质量和准确性，而是能在多大程度上激起民众的情绪。面对这样的压力和竞争，有些记者在报道中谎话连篇”。[11]

一些明星记者会被派去对东京的大本营进行报道。在日本新闻界，成为总司令部的记者属于最荣耀的事情——然而在这份工作中，河内卯一郎回忆道，记者不过是一个地位显赫的速记员而已。所有对大本营进行报道的记者都在宪兵队的监控下工作，必须穿上没有徽章的军服。刊载文章时，这些记者的名字后面经常写着位于某某前线，这当然是假的，因为他们从未离开过东京大本营的大楼。官方消息一经公布，记者们就要逐字复制，不能出现任何不一致或是错别字。官方的措辞必须完全照搬，哪怕只动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都将导致出版社被撤销营业资质。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错误，记者首先会致电新闻编辑部，在电话中读出官方消息，然后亲自将复印件送到等在门外的骑摩托车的快递员手中。快递员火速赶到新闻编辑部，以最快的速度把文件交给编辑，好赶在最新一期刊登之前再对文稿进行两三次检查。

河内卯一郎是《读卖新闻》派出的对大本营进行报道的记者，他说大本营的官方消息拥有近乎神圣的地位，因为是以昭和天皇的名义发布的消息，加盖了天皇的玉玺。誊抄中出现的任何错误都相当于亵渎神明。报纸上引用天皇的任何言论都必须严格依照规定。“昭和天皇”四个字必须与前后的文字用一个空格隔开，而且绝对不能出现在某一页的最后一行中——正确的做法是，将末行空出来，将天皇的名字写在下一页开头的一行中。河内卯一郎说，大本营在战争后期日益明目张胆地散布谎言，背后的原因是对天皇的崇拜。由于天皇永无过失，过去的种种声明无疑都是正确的。那么按逻辑推断，一切新的官方消息和命令都必然与此前的一致，因而也一定是正确的。“那时，要说天皇会犯错误，是不可想象的，”河内卯一郎说，“他是个神。他说过的话不容更改，也不容任何人指出其错误。”[12]因此，为了掩盖过去的谎言和错误，新的谎言不断编织出来，直到这个政权在重压之下失去权威性和可信度。

日本战时媒体中的输家主要是以学者和其他知识分子为读者群体的小型周刊和月刊。在战前几年，这类出版物大多提倡“自由主义”或是支持民主，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较为宽容，允许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异见。《中央公论》自19世纪起就开始连续发行，属于日本最具权威性的公共事务杂志，一直反对军阀对国内政治的干预，反对帝国主义者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过去的种种足以让《中央公论》及其员工遭受严厉的审查，然而，该杂志设法调整定位，与右翼相一致，于是凭10万的发行量维持了下去。畑中繁雄是《中央公论》的主编，1943年被剥夺主编位子之前曾雇军官撰文，保证其主题满足军方要求。他把这样一群投稿人称为他的“魔法盾”。与此同时，畑中繁雄说，该杂志也在以“阳奉阴违”的写作方式尽其所能地传递自由主义的火炬——“听上去我们是顺从右翼的，但这只是社论或风格在表面上的顺从。”[13]

编辑们每个月定期与军方会面，他们会勇敢地声称《中央公论》的任务是劝服知识分子支持战争。他们指出，《中央公论》的读者非常聪明，因此很难被表现狂热的极端爱国主义和机械的标语口号说服，要靠讲道理才能劝服他们。但是，这样的说法得不到军方的认可。“在一次会议上，”畑中繁雄回忆说，“他们公然说我们《中央公论》的人都该切腹自尽。”

他们说我们的思想是错误的。“每个人都必须全心投入战争”是他们的口号。对他们而言，这就意味着升起日本的国旗，唱响军歌并且大声欢呼！对战争持虚无态度也是错误的。他们说，只要看看我们的脸色，就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顺从。[14]

畑中繁雄若是希望从编辑同行那里得到支持，那这种希望只会落空。当《中央公论》受到惩罚时，他的同行都冷眼旁观。他想，或许那时他们心中想的是“这是他们活该！”[15]若是当权者要把自己的竞争对手赶出出版界，那再好不过了。若是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求情，那自己的出版物也会受到关注，遭到更多审查。1943年3月，军方命令所有日本杂志都印上这样一句口号：“我们永不停火，一直打到我们的敌人停火。”按照指令，这句话要印在封面上，但是《中央公论》却将其印在了杂志的内页上，位于社论后面。这一拒绝服从的举动终结了这家杂志社的命运。几天后，军方下达了停业的命令。畑中繁雄被扣上了共产主义者的帽子，锒铛入狱。在监狱里度过的9个月中，他几乎天天都遭受毒打和折磨。

1943年11月，所有报刊都禁止展开新的订阅业务。自那以后，只有先前订阅过的读者可以继续收到报纸。小型的报社开始合并。报界两大巨头《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奉行激进的民族主义路线，先后吞并了许多小型的竞争对手。到1944年，更多一度蓬勃发展的报刊停业关门，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几家巨头。这些报刊服从军方，垄断了新闻的采集和报道，由此极大地简化了官方审查工作。读者们私下里抱怨，报亭里每一种报纸上刊载的都是毫无区别的政府核准的废话。

1944年6月20日下午，战败的第一机动舰队向北撤回日本，大本营的参谋很想搞清楚小泽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通信往往不完整也不清楚，但是仅有的那一点信息已足够让人判断出情况不容乐观。确定无疑的是，已经有两艘航空母舰被击沉，而且6月19日出击的飞机中只有少数返回。但是日方尚存希望，他们认为在此前的行动中，日军或许也血洗了敌方舰队，另外小泽的一部分飞机也许飞到了关岛。日军侦听到的一段美方无线电广播中提到了“邦克山号”的“幸存者”，这让日方进一步相信该航母已被击沉——但是接下来侦听到的信息提到的是被击落的飞行员，而没有提到船员。[16]6月20日，美方的舰载机对小泽发起攻击，击沉了第三艘日本航母（“飞鹰号”），此时大本营的参谋都意识到了危机迫在眉睫。如果说斯普鲁恩斯能够横跨菲律宾海，对小泽紧追不舍，那么斯普鲁恩斯的舰队一定是完好无损的。日本海军大败的局面也就变得一目了然了。当日晚上，斋藤义次将军位于塞班岛的司令部发来消息，称美军已经夺取了该岛的南半部。如果得不到海军支援或空中支援，斋藤义次的军队从战术上来说就没有希望了，美军彻底夺取塞班岛只是时间问题。

军方高层私底下表示：“我们对于战争胜利已经不抱任何希望。”[17]在欧洲，盟国从诺曼底滩头堡向东推进，苏联则向西攻入波兰。裕仁天皇的军事顾问曾私下告知天皇，日本必然会丢掉塞班岛。但是天皇不愿意接受这一判断。他向军方高层施压，让他们想尽一切方法来扭转局面。“我们若是失去塞班岛，接下来，东京就会遭受持续的空袭，”裕仁天皇对东条英机说，“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必须守住那里。”[18] 6月20日傍晚，在皇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裕仁天皇命令东条英机和岛田繁太郎集合一切可动用的海空力量，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再次发动决战，然后派军队登陆双方正在争夺的岛屿。

军令部非常清楚，天皇的提议在战术上是愚蠢的，但还是连夜设计出了作战计划草案，6月21日的时候在军中传阅。海军中将志摩清英所率领的第五舰队将会从本州岛北部的大凑警备府召回。志摩清英的舰队将与两艘供油舰以及一艘搭载着一整个团的运兵舰会合，然后于7月2日从横须贺向马里亚纳群岛出发。另一个陆军师将会登上总吨位8万吨的运输舰，在7月的第一周出海。小泽舰队中的幸存舰船将得到“海鹰号”、“大鹰号”以及“神鹰号”三艘护航航母的支援。小泽在近期的作战中几乎失去了所有飞机，因此将让海军飞行训练中队和陆军战斗机投入使用。栗田健男将军的第二舰队此前接到的命令是前往新加坡地区，现在将在濑户内海西部补充燃料，重整军备，然后直接返回马里亚纳群岛。所有可以动用的陆基飞机都要借道硫黄岛，重新对美军航母舰队发动空战。要及时摧毁美军舰队，好让增援部队登陆塞班岛。

这个夺回塞班岛的计划是在现人神（天皇）的命令下，并且是在绝望的深渊中制订的，看上去就非常荒谬。日本人甚至不知道能否提供足够的燃料，让各支舰队到达作战地点。美军潜艇将会摧毁更多的日军舰船。美军水上飞机会及时发现正在逼近的日军。陆军方面坚决反对让陆基战斗机中队登上航空母舰，他们甚至不知道陆军飞行员能否从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运兵舰要想接近塞班岛，就需要难得的好运气；哪怕陆军真的登陆了，也会在海滩上被消灭。然而，昭和天皇早已对日本的军事领导人失去了信心，不想听他们的反对意见。连续三天，日军各军种都在忙不迭地制订并执行一项无异于自杀的作战计划。6月24日，联合舰队总司令丰田副武将军正式提出反对。同一天，东条英机和岛田繁太郎告知天皇，夺回塞班岛无望，他们已经下令取消了这次行动。即便如此，裕仁天皇仍旧拒绝接受这样的判断，并于6月25日召见了许多军事顾问。所有的军事顾问都认为，塞班岛败局已定。裕仁天皇让他们将此意见用笔写下，然后离开皇宫。

与往常一样，日本民众只能对整个事实进行猜测。6月和7月的数周内，关于塞班岛战役的新闻报道自相矛盾，令人困惑。显然，新闻局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样做。应该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告知民众日本已经丢掉了塞班岛？7月1日发行的《东洋经济》大胆宣称：“可以确认的是，这块岛屿非常重要，我方将拼尽全力保卫它。”[19]在美军进攻行动开始之前，这一立场当然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观点引起了警方的“建议性警告”。在没有得到政府明确指示的情况下，各大报纸只能以“一亿人斗志昂扬”或是“铜墙铁壁警戒线，顽强作战日本兵”等为标题，在报道中喊一些空洞的口号。[20][21]

虽然无法从新闻中得到可靠的消息，但日本民众可以预料到塞班岛的失败会让战争进入令人绝望的新阶段。很多普通人也开始偷偷展开地图进行分析。塞班岛位于日本以南不远的地方。20多年来，塞班岛一直是日本的领土，岛上居住着大批日本公民。如果美军能够在塞班岛登陆，来到可以轰炸日本本土的范围内，那么日本政府过去宣称的不可思议的辉煌胜利无疑就是编造出来的谎言。1944年7月18日，高桥爱子在日记中写道，日本明显又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溃败，但是“报纸和杂志上的报道却声称日本放弃该岛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战术，敌人的一举一动都正如日本所愿”。[22]她不相信这些话，其他普通日本民众也不相信。但是，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很危险的。来自川越的男孩有山幸（Sachi Ariyama）回忆说他的父亲曾因一句无心的言论而被逮捕，当时他父亲说的是塞班岛失守意味着“形势严峻”。很多个小时的审讯后，他父亲被释放了；然而，战争结束之前，他们一家人都处于军方的监控下。[23]

马里亚纳群岛的灾难必然会动摇东条英机的权力。2月，为了强化对内阁的控制，已经同时担任首相和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又拿下了陆军参谋总长一职，同时安排比较好控制的岛田大将担任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总长。东条英机既然全面地控制了政务和军务，就无法推卸自己在塞班岛大败中的责任。6月下旬，他发表公开声明，提到自己在天皇面前“深感羞愧”。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这样的措辞。

自1943年初瓜达尔卡纳尔岛失守后，反东条英机同盟就一直在暗地里活动，准备把东条英机逐出政坛。该同盟中有几位日本前首相、军事领导人、外交官、国会议员以及皇室的几位成员。该同盟的主要推动人是近卫文麿，他在战前几年曾两度担任首相；珍珠港袭击前6周时，他被东条英机赶出内阁。近卫文麿与米内光政将军率领的一个海军团体有合作关系。米内光政也是日本的前首相，在反对《三国同盟条约》的过程中，他是山本五十六的主要盟友。近卫文麿和米内光政试图获得日本历任前首相的支持，其形成的小团体被称为“重臣”集团。近卫文麿向内大臣、天皇的私人参谋及首席顾问木户幸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东条英机极不愿意放权。1944年6月底至7月初的几周里，反对东条英机的派系占据上风。有谣言说，虽然东条英机想让宪兵队逮捕反对他的人，但是他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指控近卫文麿和米内光政这样有势力的人物。他提出改组内阁，改组后他将至少保留自己现有的一个职位，比如陆军大臣。联合舰队总司令丰田副武大将则表示，如果岛田繁太郎同时保留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总长两个职务，他将辞职。重臣们则一致拒绝接受东条英机继续担任任何内阁职务。

近卫文麿担心战争及其带来的影响会导致社会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俄国就是先例。但他最担心的是日本国体的存亡。20世纪30年代，陆军的“皇道派”在右翼思想的伪装下宣扬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比如主张将所有产业和私有财产“归还”皇室，或是威胁直接通过武力手段调节经济失衡。据说，近卫文麿曾向其他重臣承认，比起战败，他更害怕发生革命：“即使战败，国家结构和皇室也不会受到影响，但若左派发动革命，国家结构和皇室将不保。”[24]空中轰炸和外敌入侵造成的骚乱将威胁甚至摧毁军队纪律，导致日本重现派系斗争和暗杀行动，使日本脆弱的政治秩序彻底瓦解。

重臣决心除掉东条英机，他们还劝说木户幸一利用他的巨大影响力推进这一行动。但是，谁能替代东条英机担任他现在的职位呢？厘清现有的权力关系不是一件易事。尽管东条英机暴露出了明显的缺点，但是他能够统一陆军方面。他迫使“皇道派”就范，将该派许多领袖送往前线，以压制他们。在东条英机担任首相期间，具有反叛精神的年轻军官没有公然挑战过他，然而他们过去经常这样做。陆军和海军依然深陷地位和权力之争，但是东条英机能控制住局面，不致发生公开的冲突。两年半以来，他在统治集团里维持住了脆弱的共识。继任者能否继续巧妙地平衡各方的权益？这是他们的顾虑。

近卫文麿力主让米内光政再次担任首相，但是遭到了他的拒绝。米内光政认为，陆军方面只会接受其内部的人。基于相同的理由，重臣们认为该职位不能由文官担任。他们需要找一位将军。他们考虑了一些人，但是最终都不合适。由于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选，小矶国昭被选了出来。他是一名退役的陆军将领，曾在战争年代担任朝鲜总督。他将成为名义上的领袖，只是用来稳住军心的手段。米内光政将担任副相及海军大臣，新的内阁将作为联合政府出现，国家权力由陆军和海军共同执掌。

7月15日，东条英机职位不保；同日，岛田也从其双重职务上被赶下台。7月17日，东条英机最后的希望——重组后的内阁也被解散，重臣们签署了一份联合备忘录，声称“内阁只是部分重组起不到作用”。[25] 7月18日，东条英机辞职。当晚，东条英机在全国广播上发表演说，他对日本民众表示“日本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民族大危机。我们的敌人，美国和英国，已经逐步增加反攻力度，并最终入侵了马里亚纳群岛”。同时，他还预言说，一场难以取得的胜利将拯救日本：“时机将会出现，把握住它，一举消灭敌人，取得胜利。”[26]

同一天，日本民众得知，前一周塞班岛上出现了日本民众大规模自杀的情况。《朝日新闻》刊载了翻译自《纽约时报》的关于死者的报道。《朝日新闻》及其他报刊在对此事的评论中既表现出悲伤，又表达了自豪。自杀事件被称颂为一种希望和激励。杀害了孩子然后自杀的那些母亲是“日本女性的骄傲”。清泽冽还收集了另一些过度做作、煽情的类似言论：“百倍乃至千倍的勇气激发出来，荣耀的光辉，史无前例。……生命的最后一刻，伟大民族的精神闪烁耀人。……这是真正的日本，我们因此而强大。”[27]宇垣将军深感“耻辱”，但他也认为，塞班岛上的民众为整个日本树立了榜样：“只有大和民族才会做出如此壮举。我认为，如果日本一亿民众都能够拥有这些人面对危机时的这种决心，日本要取得胜利绝非难事。”[28]东京日记作家高桥爱子与清泽冽持有相同观点，她觉得空洞的宣传让人难以接受，她拒绝将其称为“勇气”：“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有放弃战斗的勇气。”[29]

1944年7月22日，天皇委任小矶国昭和米内光政为首相和副相。二人一同发布声明，强调他们决心推动海军和陆军密切合作。私下里，他们讨论了采取措施以争取和平的必要性；但是在公开言论中，他们态度坚决，表示决不退缩，继续作战。“政府将严格遵循已有的外交政策，”小矶国昭在就任时说，“并为彻底实现大东亚计划努力，因此一定要取得圣战的胜利，让天皇放心。”[30]

小矶国昭的政府从一开始便小心翼翼。它的每个行动都经过慎重考量，以打消陆军强硬派的顾虑。内部人将小矶国昭的内阁比作“烧炭的汽车”——战时东京大街上翻新改造后的汽车，十分难开，经常抛锚。[31]小矶国昭没能获得军事参议院中的职位，因此也就无权对战略发表意见。米内光政将军发现自己也遭到了排挤。东条英机的盟友仍旧控制着宪兵队，并通过内部镇压的手段干预政治。小矶国昭顺从地表达了好战的态度，也预言最终会取得胜利，像东条英机的标志性做法一样。9月16日，新领袖通过国家广播向民众保证：“日本准备在近期发动强势攻击，歼灭英军和美军。”[32]

统治集团里的许多高层人物（包括近卫文麿、木户幸一、米内光政，或许还有天皇）都明显只将小矶国昭的内阁视作过渡政府。将东条英机逐出政坛是争取和平的第一步，但是在条件成熟之前，任何进一步的举动都是有风险的。关于日本此时需要怎样做，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取得压倒性胜利，也有人说是经历灾难性挫败。6月末，木户幸一要求外相重光葵准备一份与美国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方案。最有可能的途径是请斯大林的政府作为斡旋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木户幸一告诫小矶国昭要谨慎，不要做出任何激怒苏联的举动。但是，所有的政府高级官员一致认为，除非日本溃不成军，否则陆军自上至下绝不会接受和平政策。而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必须由天皇颁布圣旨来终结战争。[33]

裕仁天皇显然希望能够找到结束战争的方法，但他同时也坚信，只有在日军取得一场重要的胜利后，才能考虑和接受和平的选择。“我希望在某个地方给敌人致命一击之后，抓住机会，经过协商迅速达成和平局面，”他在《昭和天皇独白录》中说，“那时，美军将举步维艰，我们就能够提出和解的条件。”[34]日本天皇仍旧沉浸在日俄战争的历史中，不惜一切要赢下他自己的对马海战；他无法面对现实，承认日本此时已经战败了。

批评者指责裕仁天皇没有及时干预并制止战争，但战争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和平谈判的实际可能性。除非日方宣布无条件投降，否则盟国不会满意；然而，哪怕是日本最温和的领导人也认为外交解决方案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日本的亚洲帝国地位。至于军国主义政治集团，在美军登陆塞班岛的三个星期之前，日本同盟通讯社的广播中就有两个军事“专家”提到了“和平”的条件：

彻底摧毁美国海军力量及海上贸易；废止私人银行机构和工会；限制美国的钢铁生产和石油生产；摧毁所有制造内河船舶和海上船舶的造船厂；建立新政权，让新政权不受“经济利益的干预”并完全以“日本主权”为模板，对美国实行长达十年甚至无限期的严密监控。[35]

这些条件简直就是个笑话。这些条件从没有被日本外务省或其他任何日本政府的代表公开提出来过。但是，木户幸一在日记中认真地思考过此事，这意味着他仍旧没有正视和承认日本面临的困境。他想象日本可以离间盟国，从而继续拥有亚洲帝国的一部分。3月31日的日记中，他想象日本可以与英国政府联络，主动出面调停英国与纳粹德国之间的战争。欧洲恢复和平之后，英国政府也许会愿意协助日本与美国进行协商。木户幸一推测，英国的领导人会采取一些手段，防止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称霸。出于同样的原因，苏联也可能会选择支持日本保留在该地区的地位，作为苏联对抗英美联盟的堡垒。[36]

1944年初，德国和日本败局已定，木户幸一草拟了和平条约，其中，日本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他设想建立一个由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和日本组成的五国委员会。而该地区的其他独立国家将会是“永久中立的政权，如瑞士那样”。日本承诺不再加强其殖民地和所占岛屿的军事力量。这五个国家将达成一致，保证区域内部的自由贸易。日本将继续拥有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控制权。

这样的提议，在1941年12月7日以后的任何时间提出来都会被盟国拒绝。到1944年的时候，美国和英国更是决意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而木户幸一却还在担心日本的强硬派“马上会认定他的想法过于温和软弱”。[37]

以日本民众允许知道的“事实”来看，签署停战协议是不可能的。右翼学者通过无线电广播宣扬日本传统的自杀仪式，奉其为美德，“四十七浪人”的传奇故事便是这种美德的体现：这四十七个浪人通过献出自己的生命向被杀害的主人表示忠诚。民众从广播中第一次听说“粉身碎骨”和“精准打击”武器等说法——这是飞机、潜艇和快艇采取自杀式攻击的委婉措辞。新口号“一亿人玉碎”暗示着整个日本都会面临塞班岛民众那样的命运。《大乘禅》的7月刊中，刊登了一个和尚写的文章，名为《准备好，一亿人，为荣誉而亡！》。[38]历史学家则提到将近700年前打败元朝的舰队、带有宗教色彩的“神风”。小矶国昭政府早期提出的一个方案是武装训练平民，包括女人，教普通人使用竹枪抵抗入侵者。

将美国人描述为“野兽”“魔鬼”“屠夫”的日本大众媒体言论越来越多。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国要杀光日本的成人和孩子。当权者也提醒民众，敌人已经准备好了数千桶毒气，准备在日本投放。日本的报纸整版整版地描述美国军队在战场上的残暴以及日本兵尸体有多么残缺不全，遭到何种侮辱。（这些报道并非全部是捏造的。在《生活》杂志刊登的一张照片上，一个美国女人正在欣赏一颗日本人的头颅。那年夏天有无数日本人见到了这张照片。）9月日本国会开会时，裕仁天皇颁布了诏书：“今天，我们的帝国在赢得压倒性胜利这个方面的确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作为人民的领导者，大家必须重新坚定信念，下定决心，联合起来，粉碎敌人的邪恶阴谋，让帝国永存。”[39]

武道家宫本武藏写到过这样的挑战，敌人“虽然表面上被我们打败了，但是他们内心里拒绝承认自己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剑客一定要采取“丧其斗志”的战术。

这意味着突然改变自己的态度，从而让敌人放弃现有的想法，其主要目的是让敌人从内心认为自己被打败了。你可以用武器、身体或是你的意念让敌人丧失斗志。这个策略不能单从某一个方面理解。当你的敌人彻底丧失斗志，你就不必再对其有任何顾虑了。否则，你要一直小心地对付他。如果敌人仍旧怀有野心，那他们就不会轻易崩溃。[40]

太平洋战争已经进入尾声。然而，在日本统治者丧失斗志之前，还有150万日本军人和平民会丧命。

由于日本的海运受到美军空袭和潜艇的破坏，日本经济也土崩瓦解。配给越来越紧张，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日本政府开始控制物价，黑市发展起来，食物和日用商品也更加短缺。所有人都吃不饱，除了农民，他们将粮食贩卖到黑市上，大发横财。精米自古以来是日本人财富和幸福的象征，但是如今，日本城镇居民已经吃不到精米了。他们不得不吃未去壳的糙米，或是其他较差的替代品，如红薯和大麦。女人们用自己的婚礼和服交换食物，平时只能穿着土里土气的卡其布“灯笼裤”。街上和公园里的树木被砍倒，路灯和铁栏杆被拆掉当成废铁，寺庙和神社的钟也被人拿走了。断水时常发生，公共澡堂一般是关闭的。一向重视个人卫生的日本民众现在每个月只能洗两三次澡。日本民众对于彻底除掉虱子已经不抱希望，只能努力忽略虱子的存在。结核病的暴发夺走了数十万人的生命。

人们吃得越来越少，却要做更重的工作。整个国家的民众都营养不良、疲惫不堪，但是当权者给出的答案——永远都是那一个答案——是民众必须激励自己，做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如果累了，就做团体操，运动可以振奋精神，虽然运动会消耗掉本就不够的热量，不过不必在意。军事当局慢慢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陆军大佐会通过无线电广播发表演讲，演讲题目是“当你在吃早餐的时候”，内容包含五块部分。所有问题、不足和绝境都被归因于“规定的不完善”——然而，尽管新的规定层出不穷，这些新规定本身的逻辑就是僵化的。清泽冽阅读范围广泛，他做过一本详尽的笔记，记录了政府的政治宣传要点。他意识到日本政府越来越喜欢将日本产量的下降归咎于民众：“政府中逐渐有观点认为，战争的失败应归咎于大后方生产能力的不足。”[41]

战时的日本，很少有人公开发表异议。然而，随着冲突的加剧，仇恨和骚乱的暗潮不断涌动，越发明显。地方官员和社区委员会代表往往表现得像小气的专制君主，日本民众怀疑他们将多出来的配给食物带回了自己家。高桥爱子在日记中写道，她受够了被迫参与没完没了的民防会议：“社区委员会的大人物穿上华丽的衣服，摆出浮夸的表情，身后跟着一大群人大摇大摆地四处巡视。”[42]宪兵队的军官为了寻找国外势力或左派人士的蛛丝马迹，在深夜闯进私人住宅。他们清空书架，把桌子的抽屉翻个底朝天，把照片从墙上拆下来，甚至不脱鞋就踩上榻榻米。有这样一个战时谣言流传很广：有一个老人决定遵守所有的规则和制度，只吃政府配给的口粮，拒绝亲戚从黑市上购买的食物，最终因为老实听话而饿死了。

普通民众已经做好了受难和贫困的准备，但是这苦难必须让所有人来承担，不能有例外。许多人都在讽刺和挖苦有钱的家庭，这些家庭的仆人都忙于做自家的工作，而没有为战争出力。有钱的女人想方设法不参加防空演习，因为她们认为这是低贱的事情，会派女仆代替自己参加。阶级对立引发了故意毁坏他人财产的行为。私家车的轮胎被割开；有人往窗户上扔石头；有人潜入有钱人的家里，肆意破坏家具和家居用品。有谣言称官员中饱私囊，富人和走后门的人享受着特殊待遇，人人心中都是一腔怒火。所有人都知道，黑市的背后有军队撑腰。平民在黑市上违法交易食品和其他商品，警察和军事当局会进行处罚，但是他们自己人这样做却会得到包庇。法庭和检方受到恐吓，因而无法干预。根据政令，由于食物短缺，高档餐厅都要停业，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接下来，高档餐厅实际上会作为军事“俱乐部”重新开放，军官们在那里大吃大喝，观看艺伎表演。荒川裕代一家人在东京的深川区经营着一个面包店，她回忆说士兵和警察经常擅自拿走店里的商品，并且拒绝付钱。[43]在战时日本，这句话流传得很广：“目前的社会，是陆军、海军、大人物和黑市的天下。排队等待的都是傻瓜。”[44]

匿名的反抗活动掀起一阵镇压。石田澄夫（Sumio Ishida）是静冈县的一名警察，他记得该地区曾有人给重要的政治人物寄过多封匿名信，信中全部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请尽快停止这场战争。……日本败局已定。……你们难道没有意识到日本民众的生活已经多么艰难了吗？”[45]石田澄夫所在的整个警区都发动起来，要抓到那个人。便衣警察每天24小时监视着邮箱。警察采集了几百个公民的笔迹样本。长达数月的调查后，警方终于抓住了那个人。那是个53岁的妇女，她的儿子战死在南太平洋上。然而在她接受审判之前，战争就结束了。

对许多人来说，这场战争撕破了传统而神圣的社会契约。那些曾经让日本凝聚在一起的超越家族的纽带也断裂开来。日本一直以低犯罪率为豪，但是战争导致日本小额偷窃案的数量急剧上升。在拥挤的火车上，人们的手提包和公文包常常被抢。放在酒店门厅或是私人住宅前庭的鞋子会不翼而飞。小偷还会从厨房窗户中入室，把炉灶上正在烹饪的食物拿走。1944年4月，《每日新闻》上的文章《世界第一小偷之国》谴责了这一现象。[46]当局决定要管理青少年犯罪、不敬老人的现象，挽回沦丧的儒家孝道思想。1944年1月，高桥爱子评论道，农民获得对城里人的控制权后，似乎感到了充满恶意的快乐——他们“掌握着我们生存的关键——食物——他们在粮食生产中的地位至高无上。通过在黑市上交易，他们获取了巨额财富”。[47]来自城镇的避难者在农村家庭里往往会遭到虐待。来自城里的孩子被迫住在棚屋里，以寄宿主人的剩菜剩饭为食。这样的一系列行为使得新潟县的一个年轻女孩“对日本同胞可耻的品质感到失望。他们已经变成畜生，战争夺走了他们的人性”。[48]

公然违抗当局是不可能的。处处都有监控，一旦怀疑某人持有左翼政见或是“反国体”的思想，宪兵队就会立刻抓人。到处都在鼓励孩子们监督和告发家长和老师。图书馆被迫列出每个客人所借之书的名字，交由警察从中寻找蛛丝马迹，看看有谁对别国表现出同情，或是表现出令人无法接受的自由主义倾向。日本政府在整个社会营造了一种偏执和妄想的氛围。他们声称，卖国贼和间谍无处不在。“那几年，所有事情都被政府隐瞒起来，我们无从知晓，”小说家竹山道雄（《缅甸的竖琴》的作者）在战后写道，“现在我们了解到的一切在当时被完全隐瞒了。我们每天都因恐惧而颤抖，为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态发展而目瞪口呆。”[49]日本民众普遍营养不良且劳累过度，像牲口一样被逼劳作，行为和思想都受到控制，得不到任何可以做出理性判断的信息；一旦被发现与当局思想有任何偏离，就可能被投入监狱，受尽折磨；他们不得不接受领导人为他们选择的注定毁灭的道路，无力对此做出改变。日本民众早已放弃了自己曾经拥有过的权利和自由，然而等待他们的，还有即将到来的1945年“诸神的黄昏”。

[1] Teishin Nohara,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p.33-34.

[2] Fumio Kimura account in Gibney, ed., Senso, p.109.

[3] Hitoshi Anzai account in ibid., p.119.

[4] Toru Izumi account in ibid., p.34.

[5] Uichiro Kawach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14.

[6] Uichiro Kawach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14.

[7] Ibid., pp.214-15.

[8]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66.

[9] Entry dated December 11, 1943,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122; Cook and Cook, eds.,Japan at War, p.174.

[10] Entry dated December 19, 1942,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5.

[11] Shoryu Hata,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12.

[12] Uichiro Kawachi, oral history, in ibid., p.217.

[13] Shigeo Hatanaka, oral history, in ibid., p.64.

[14] Shigeo Hatanaka, oral history, in ibid., p.64.

[15] Ibid., p.67.

[16] Minoru Nomura, “Ozawa in the Pacific,”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27.

[17] Irokawa, Age of Hirohito, p.92.

[18]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476.

[19] Entry dated July 17, 1944,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226.

[20] 战时政治宣传经常称日本民众有“一亿”。这其实夸大了日本人口数量，比真实人口多了约3 000万。——作者注

[21] Ibid., p.225.

[22] Aiko Takahashi diary, entry dated July 18, 1944, in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174.

[23] Sachi Ariyama letter, undated, in Gibney, ed., Senso, p.178.

[24] Entry dated July 18, 1944, in Kido, Diary of Marquis Kido, p.394.

[25] Entry dated July 17, 1944, in ibid., p.389.

[26] Tojo radio broadcast, July 18, 1944,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156.

[27] Entry dated July 20, 1944,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p.228-29.

[28] Entry dated July 29, 1944,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437.

[29] Aiko Takahashi diary, entry dated July 18, 1944, in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p.174.

[30] Premier Kuniaki Koiso, July 22, 1944,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156.

[31] Kase,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p.85.

[32] Koiso address, September 16, 1944,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9.

[33] Kase,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p.75.

[34] Irokawa, Age of Hirohito, p.92.

[35] 同盟通讯社广播中提出的日本和平条件。May 23, 1944,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9.

[36] Entry dated March 31, 1944, in Kido, Diary of Marquis Kido, p.382.

[37] Entry dated January 6, 1944, in ibid., p.374.

[38] Victoria, Zen at War, p.138.

[39] Rescript dated September 7, 1944, in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pp.472-80.

[40] “Fire Scroll,” Book of Five Spheres, 引用自Cleary, Japanese Art of War, p.84。

[41] Entries dated August 26, 1943, March 15, 1944, and April 7, 1944,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p.69, 157, 174.

[42] Aiko Takahashi diary, entry dated March 27, 1943, in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p.168.

[43] Hiroyo Arakawa,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179.

[44] Quoted in entry dated April 30, 1943,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25.

[45] Sumio Ishida account in Gibney, ed., Senso, p.176.

[46] Entry dated April 24, 1944,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183.

[47] Aiko Takahashi diary, entry dated January 4, 1944, in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p.173.

[48] Kii Aoki account in Gibney, ed., Senso, p.172.

[49] Takeyama, Scars of War, p.140.

作者说明及致谢

十年前，当我开始为撰写多卷本的太平洋战争史搜集研究资料时，我不得不克服自己内心的一些疑虑。在任何大型书店或图书馆浏览几分钟，都足以让人意识到，关于二战的历史文献已经汗牛充栋。即使只考虑最近的出版周期——比方说，自1990年以来出版的书籍——架上的书似乎也足够最贪婪的历史发烧友阅读一辈子了。鉴于此，我不禁自问，还有哪位作家能在有关二战的文献中再添上一些有用的东西吗？

埋首于浩如烟海的文献与著作中，我的疑虑很快就消失了，我越来越相信自己有正当的理由做这件事情。有关二战的文献尽管数量众多，但存在明显的不平衡。这场大战的某些方面已经被研究得非常彻底，但是另一些方面却出人意料地被忽视了。有关盟军最高指挥部的研究从来没有成功地汇集成一份令人信服的全面论述，解释其思考和决策到底是如何影响太平洋战区的。盟军将“欧洲优先”作为其全球战略的基础，一致同意将纳粹德国视为头号敌人，第一个要击败的敌人，但美国人无法忍受等德国人战败之后再解决太平洋战区的问题。欧内斯特·金是美国海军在战争时期相对默默无闻的领导人，他不顾几乎所有其他重要人物的反对，坚持及早在太平洋战区发动反攻。由于种种原因，他的重要作用被忽视或低估了。有一种倾向（可以说，这种倾向在所有军事史中都是不言自明的）是把陆地战役当作“主要情节”，把海军行动留给专门研究海军史的人去处理。就太平洋战争而言，这种倾向确实带来了负面作用。只要看一眼太平洋的地图，就会明白这一点：对日战争主要是海战和空战，摧毁日本舰队是最基本的战略问题。征服岛屿本身从来就不是真正的目标，敌人盘踞的某个岛屿没有攻占的意义时，美军会直接绕过去，任由其占领者自生自灭。只有需要将一座岛屿作为新的海军基地或航空基地时，美军才会派专业的两栖部队将其拿下，在丛林中开辟一条简易跑道，在珊瑚礁中炸出一个港口，为舰队和轰炸机的西进奠定基础，为下一次进攻集结力量。海战是太平洋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就是本着这种认识工作的。

《征服的怒潮》是三卷本太平洋战争史的第二卷，紧接着《燃烧的大洋》叙述。《燃烧的大洋》讲述的是这场战争头六个月的故事，从日本偷袭珍珠港到美国在中途岛战役中发动致命反击。当前这卷讲述的则是太平洋战争的核心时期，即1942年中期到1944年中期的事件。当时盟军在赤道以北和以南的双线反攻像“征服的怒潮”一般席卷了日本辽阔的岛屿帝国，以日本在马里亚纳群岛不可逆转的战略失败告终。与上一本书一样，我的目的是将许多截然不同的观点融合到统一的叙事中，这些观点来自交战的盟军和日军、大后方和最前线、最高级别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导，也来自甲板、战壕和飞机座舱等。我已经决定完整呈现太平洋战争的始末。这当然是一项令人生畏的计划，哪怕要分成三卷，累计篇幅将超过1 500页。我相信，我可以这样说，这个三部曲是至少25年来出版的第一部完整的太平洋战争史，也是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15卷海战编年史出版以来，第一部多卷本海战编年史。自那时以来，这一领域已得到极大的拓展。新的档案得以公开，新的口述历史被记录下来，新的回忆录得以出版，新老日语资料被翻译过来，而且太平洋两岸的天才作家和学者已经对这场战争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但是在这些高速公路上，司机们普遍存在一种“待在自己的车道上”的心态。随着相关文献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化，相关叙述也开始变得支离破碎。我们明显缺乏对整场太平洋战争的完整叙述。

任何宏大的历史叙事都面临着一个明显的挑战，那就是要正确对待其主题的广度、深度和复杂性。最切实可行的方法（也是最容易研究、最容易写的方法）是采用极其宏观的教科书式概述，按时间顺序逐一叙述每个重大事件。但是，这么做几乎没有任何新意，也没有强烈的故事性，缺少直击人心的力量，无法给人身临其境的感受和张力。另一种选择是片段式叙述，对选定的事件或主题进行“深度挖掘”，用这些事件或主题阐明更大主题的其他层面。片段式叙事十分依赖直接的个人叙述、目击者的描述、生动的细节，以及观察者和亲历者当时的感受和敏锐的洞察力。它利用了小说甚至（恕我直言）电影中的叙事技巧。它需要慎重地决定在哪些方面投入大量注意力，在哪些方面减少关注甚至根本不关注，因此可能会因略过或忽视某些角度而招来指责。这种片段式叙述，正如我以前的读者可以证明的那样，也有一种不可救药的倾向，那就是偏离军事史的常规路线，甚至将叙事线交织在一起，失去主线。对此指责我并不否认，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再次回到法庭，用同样的答辩来回答同样的指控。

在这种叙事的第一手资料中，档案和出版资料的比例大致相同。我十分依赖美国海军学会和哥伦比亚大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记录和转录的口述历史。在分析战略和战术决策时，我会回顾行动报告、信件、战争日志或当时简报中指挥官的直接证词。重要行动报告结尾的详细附录有时会提供比历史文献更深入的分析（一场战役胜利或失败的方式和原因）。就像在《燃烧的大洋》一书中那样，我经常从已出版的口述历史、日记或信件中摘录文字，并不是因为这些已出版的重要记述比从档案中挖掘出来的更有趣，而是因为它们碰巧最先出现在我的手中。我特别重视那些默默无闻的、已经绝版的战争回忆录，其中很多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版的，当时作者们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他们的记忆依然鲜活。回忆录作家往往是自己主动选择写下回忆的。他们往往是有写作天赋的人，有尖锐的观点，无所畏惧，坦诚且机智。他们不仅告诉我们战争是如何进行的，还告诉我们人们在战争中有何经历。他们的自传体叙述在历史记录中应该占有特殊的位置，但是其中许多作品被忽视了。

任何这种规模的历史作品，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必须综合该领域最好和最新的学术成果。书中的注释和参考文献所列的是我认为对本书贡献最大的资料。在有争议的地方，我已经尽量公平地表达那些存在分歧的观点，然后再给出自己的结论。

我要感谢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国家档案馆、海军历史和文化遗产司令部以及海军战争学院的工作人员。罗纳德·拉塞尔，“中途岛战役圆桌会议”（www.midway42.org）的前编辑和网站管理员，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帮我审阅原稿，在历史内容和行文方面都给出了慷慨的建议。在这一点上，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弗洛伊德·比弗，他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兼作家，也是本书所描述的几起事件的直接目击者。吉姆·霍恩费舍尔（Jim Hornfischer）阅读了原稿并提供了有价值的反馈，他的下一本有关马里亚纳海战的书会成为所有对太平洋战争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之书。我的朋友达米安·史密斯、露西·沃克、安德鲁·马洛尼、费伊·阿金多耶尼（Feyi Akindoyeni）和凯特·德弗罗尔在我去澳大利亚研究期间招待了我。罗宾·米德尔顿慷慨地向我提供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资料。史密斯和马洛尼陪我去了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图拉吉岛，这一切都是出于友情，而非职责。我特别要感谢日本的荒船清彦、佐藤由纪夫、下山进、渡边由布子、阿川尚之、香田洋二（日本海上自卫队退伍军人）等的帮助。感谢克里斯托弗·凯尔曼（Christopher Keilman）在照片和参考文献方面提供的帮助。再次感谢天才而敬业的制图师多彭博格。

我很自豪地告诉大家，在图书业工作最努力的埃里克·西蒙诺夫仍然是我的经纪人。

我要感谢诺顿的整个团队。瑞安·哈林顿和玛丽·巴布科克在成书过程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我有拖稿的不光彩记录，但我的编辑斯塔林·劳伦斯对此很宽容。他一直都是我的重要支持者、顾问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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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征服的怒潮 : 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 / （美）伊恩·托尔著 ; 徐彬，曹军，王小琛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20.9

（太平洋战争三部曲）

书名原文： The Conquering Tide: WA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1942–1944

ISBN 978-7-5217-1935-2

Ⅰ.①征… Ⅱ .①伊… ②徐… ③曹… ④王… Ⅲ .①太平洋战争 Ⅳ.① 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 第098679号

The Conquering Tide : WA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1942–1944 by Ian W.Toll

Copyright © 2016 by Ian W.Toll

Simplif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征服的怒潮：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

著者：［美］伊恩·托尔

译者：徐彬 曹军 王小琛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插页：16

字数：570千字

版次：2020年9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20-4239

书号：ISBN 978-7-5217-19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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