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语

祝勇已经着魔一般陷入了昨天的文化里。这样的人不多。因为一部分文人将其视做历史的残余，全然不屑一顾；一部分文人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写作的素材，写一写而已。祝勇却将它作为一片不能割舍的精神天地；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全都深在其中。特别是当农耕社会不可抗拒地走向消亡，祝勇反而来得更加急切和深切。他像面对着垂垂老矣、日渐衰弱的老母，感受着一种生命的相牵。我明白，这一切都来自一种文化的情怀！

——作家 冯骥才

作者介绍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博士，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祝勇故宫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记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天山脚下》获评新中国70年纪录片百部推荐典藏作品。

祝勇故宫系列

《血朝廷》

《故宫六百年》

《远路去中国》

《最后的皇朝》

《故宫的隐秘角落》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故宫的古物之美》

《故宫的古物之美2》

《故宫的古物之美3》

《故宫的古物之美4》（即出）

《故宫的古物之美5》（即出）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宫六百年/祝勇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ISBN 978-7-02-016048-8

Ⅰ.①故⋯ Ⅱ.①祝… Ⅲ.①故宫—历史—北京 Ⅳ.①K92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97648号

责任编辑　赵萍 薛子俊

装帧设计　崔欣晔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任祎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49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23.25

印　　数　1-15000

版　　次　2020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2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6048-8

定　　价　1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照片及照片出处

摄影：潘石屹

自序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第一章 王者之城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第二章 天地人心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第三章 午门以深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第四章 太和千秋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第五章 青春文华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第六章 内阁长夜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第七章 乾清疑云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第八章 倾城之恋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第九章 一座书城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第十章 人间草木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第十一章 秘境之秘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第十二章 天府永藏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第十三章 养心垂帘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第十四章 无限军机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第十五章 皇极哀荣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第十六章 寻沿书屋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第十七章 乐寿悲喜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第十八章 永别神武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第十九章 故宫诺言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后记

自序

一

面对紫禁城，我总会涌起一种言说的冲动。宏伟的事物总是让我们心潮澎湃，无论自然的，还是人工的。但紫禁城又太庞大，一个人的生命丢进去，转眼就没了踪影，我必须穿越层层叠叠的史料，才有可能把它找回来。那些密密实实的岁月，最终变成了只言片语，甚至，连一个字也没留下。她的每一个饱满的日子，她的欢笑和泪水，全都消失了，被一阵阵风、一重重雨扫荡干净了，就像一个侠客，身形被黑夜隐匿，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

在紫禁城，生命的参照系太大，一个人置身其中，就像宫殿里的一粒沙，不值一提。即使乾隆这位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坐拥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版图仅次于元朝），在这深宫，依然会感到茫然无措。他也一定会像一个哲学家一样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因为这几个问题，是内植于一个人的生命中的，在浩大的宫殿里，更容易被唤醒。总之，作为一座建筑，紫禁城显然是太过庞大了，书上说，紫禁城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同时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但在我看来，它的功能已经不限于皇帝工作和居住。一个人，对空间的需求不是无限的。巨大的空间，给人的生活带来的不是便利，而是困难。清朝皇帝乾隆，在紫禁城里一再大兴土木，是紫禁城建筑史中至关重要的角色，但他最爱的，还是八平方米的三希堂。他为自己退休建造了宏伟的宁寿宫（紫禁城里唯一的太上皇宫），但他退休后还是住在养心殿，挨着他的三希堂。

二

所以说，紫禁城不只是用来住的，更是用来吓唬人的，如汉代丞相萧何所说：“非壮丽无以重威”，以至于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后，每当我面对她，依然会感到心惊胆战。这些建筑气势壮阔、复杂深邃。在日本设计师原研哉看来，对复杂与宏大的追求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回避的阶段，以至于“现存的人类文化遗产都是复杂的”[1]，而不是简约、低调的。因为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阶段，只有复杂宏大的工程（比如中国的青铜器、长城、紫禁城），才能显示出统治者的能力与力量，也才能有效地整合族群与国家。原研哉说：“如果中央君临天下的霸者没有具备强而有力的统率力的话，因着力量不足，将会被拥有更强力量的竞争者取而代之，也会被其他兵强马壮的集团所吸收。”[2]而这些“超级工程”的出现，“就是为了让敌人看了心生畏惧感，于是如此豪壮、绚烂，甚至怪奇的样貌才会应运而生。”[3]

伟大的建筑都有实用性，但它们在本质上是超越实用的。就像埃菲尔铁塔，几乎没有什么实用性，以至于在法国为纪念大革命一百周年而建造它的时候，这一设计方案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包括小仲马、莫泊桑在内的作家、画家、雕塑家、建筑师，赶在巴黎的天际线受到损毁之前联名上书，表达他们“强烈的、愤怒的抗议”，称“连商业化的美国都不想要的埃菲尔铁塔，无疑将成为巴黎之耻”。罗兰·巴特写《埃菲尔铁塔》，是从莫泊桑常在埃菲尔铁塔上吃午饭开始的。这不是因为埃菲尔铁塔上的午餐好吃，而是因为那里是巴黎唯一看不到埃菲尔铁塔的地方。在他们眼里，埃菲尔铁塔不仅丑陋，代表着庸俗的工业趣味，而且无用——连塔顶餐厅的菜肴都不那么好吃。古斯塔夫·埃菲尔为了使它的设计更有合理性，曾给它赋予了若干实用功能，比如空气动力测量、材料耐力研究、无线电研究等，但对具有深厚审美传统的巴黎人而言，这样的辩护太过无力。但几十年后，剧情却发生了神奇的反转，埃菲尔铁塔不仅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成了巴黎最重要的地标建筑，它每年的游客量比卢浮宫还多。与卢浮宫比起来，埃菲尔铁塔无疑是一座空洞的纪念碑，里面什么都没有，但它有高度（1929年纽约克莱斯勒大厦建成以前，它一直是世界建筑的最高峰），有其他建筑无法企及的体量，仅凭这些，就使它成为一个符号，罩在巴黎的头上，挥之不去。就像紫禁城，她的象征性，是通过她不近人情的宏大来实现的。

三

紫禁城的宏大，不仅使营造变得不可思议，连表达都是困难的。这让我的心底生起来的那股言说冲动，每次都铩羽而归。它太大了，它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讲不完。我们常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讲起。其实“二十四史”有头，也有尾，但紫禁城没有。紫禁城（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的古物远达新石器时代，甚至比新石器时代还要早，像《红楼梦》里写的，“不知过了几世几劫”。紫禁城里藏过一部“二十四史”，那是《四库全书》中史部的一部分，而三万多卷的《四库全书》，又只是紫禁城的一部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紫禁城有墙，但紫禁城又是没有边际的。我们说什么，都是挂一漏万，我们怎么说，都如瞎子摸象。因此，紫禁城所带来的那种话语冲动，带来的只有失语。我的讲述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在紫禁城面前，话语是那么无力。

站在紫禁城巨大的广场上，望着飞檐上面青蓝的天空，我总是在想，紫禁城到底是什么？历史学家、建筑学家给出的所有定义，都不足以解释它的迷幻与神奇。在我看来，紫禁城是那么神奇的一个场域，是现实空间，却又带有神异色彩。它更像是一只魔盒、一座迷宫，或者命运交叉的城堡。因为它的内部，人影幢幢，魑魅交叠，有多少故事，在这个空间里发酵、交织、转向。紫禁城是不可测的——它的建筑空间是可测的，建筑学家早已完成了对它的测绘，它的神秘性却是不可测的，用深不可测、风云莫测来形容它，在我眼中都比用具体的数字描述它更贴切。它用一个可测的空间，容纳了太多不可测的事物，或许，这才是对紫禁城的真正定义。

简单说，紫禁城就是一座城。它的外围有城墙，在它的内部，有办公场所（三大殿、养心殿等），有家属宿舍（东西六宫等），有宗教设施（梵华楼等），有水利工程（内金水河等），有图书馆（昭仁殿等），有学校（上书房等），有医院（太医院等），有工厂（造办处等），有花园（御花园等），除了没有市场，紫禁城几乎包含了一座城的所有要素。但紫禁城里又是有市场的，紫禁城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忠诚、信仰、仁义、道德，都可以标价出卖。这些交易在这座城里一刻也未停止，因此，在史书里，我常常听到各种叫卖声，这座城的内部成员，个个都是交易高手，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因此这座城，培养了许多商业奇才，比如万历皇帝，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业家兼财迷，为了挣钱，他下令停止民间采矿，所有矿产只能由皇家专营，皇帝因此成为这一垄断行业的最大老板，试图将天下财富集于一身。他赚钱太多，没地方放，于是下令在养心殿后面挖了一个大大的银窖，把挣来的银子统统藏在自己的银窖里。关于万历银窖里的“存款”总额，历史学家说法不一。清代康熙皇帝说：“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金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指李自成）闻风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

以上是从城市功能上说的，从建筑形态来说，这座城里，宫殿楼台、亭阁轩馆、庭院街道一应俱全，因此它具有一座城应有的物质形态。在这个物质空间里，也容纳着各色人等，包括皇帝、后妃、太监、文臣、武士、医生、老师（皇帝及皇子的讲官）、厨师、匠人等等，他们在各种建筑中生存和相遇，合纵连横，沆瀣一气，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应运而生。紫禁城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是物质的城，也是人群的城。它是一个社会，是世界的模型，是整个世界的缩影。

四

在我看来，紫禁城最根本的特性，在于它是一个生命体，犹如一株老树，自种子落地那一刻起，它就没有停止过生长。帝制终结了，但紫禁城没有死，而且永远不会死。2018年初秋时节拍摄《上新了·故宫》，我和演员蔡少芬、邓伦以及剧组其他成员在早上六点到达太和殿，若“穿越”回几百年前，这正是大朝会的时间，但此时的太和殿前，不见排列成行的品级山（供官员们在广场列队的标志物），也不见铜龟、铜鹤在腹中升起的袅袅的线香，只有摄像机、轨道和摇臂在无声地运动，只有我们几人的谈话声，在空阔的广场上回荡。七点半，太和殿广场上的几扇大门打开，先是各宫殿的值班员排着进来，紧接着是上班的故宫员工纷纷骑自行车从广场前经过，有的还在太和殿台基下停下来，看看拍摄的现场。故宫博物院新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紫禁城有自己的“生物钟”，它的声与色，在每一分钟都在发生着变化，让我这个“老员工”，也感到兴奋和惊奇。

时间无声地流过紫禁城，却在紫禁城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紫禁城不是一个固体，永恒不变，而是一刻不停地在变，尽管那变化，可能极为细小，就像一个人的额头生出的皱纹，只有敏感的人才能发现。这些具体的、细小的变化，带动这座城，处于永不止息的生命律动中。这是紫禁城这件“古物”与其他古物最根本的不同。

五

2020年，紫禁城迎来建成六百周年，我自然不会沉默。我要写紫禁城，写紫禁城里的十个甲子。只是紫禁城、六百年，无论空间，还是时间，都过于庞大，这个题目把我吓住，我在心里盘桓了许多年，迟迟没有落笔。

2014年，冬日来临的时候，我终于写下了第一行字。像一个旅人，整理好了行装和心情，开始了远行。由于其中交叉着其他书的写作，使本书的写作变得断断续续、迟迟疑疑，到2016年，因为我策划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关系，才开始变成一项持续而稳定的工作。但它仍然是一部个人化的著作，与纪录片无关。唯有个人化，我才能将个人的认知与情感发挥到极致。

写作本书，前后用了将近五年，但集中写作的时间，我用了三年多，我惊奇地发现，这个时间几乎与当年集中建造紫禁城的时间一致。也就是说，我的写作速度，是与营建紫禁城的速度一致的，这让我对这座城的建造，有了一种更真切的体验。我还发现，写紫禁城与建紫禁城在有些地方极为相似，它需要耐心，需要经验，更需要时间。紫禁城是一块砖一块砖、一根木一根木搭建起来的，日久天长，它的轮廓才在地平线上显现出来，写作也是一样，日子久了，作品才眉目清晰、结构健全。不同的是，建故宫的材料是木，是石，写故宫的材料是文字，最多还要算上一些标点符号。我试图用文字筑起一座城，一如北岛在散文集《城门开》的自序中写下的第一句话：“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4]

六百年的故宫，那么沉重。我不想沉重，我想轻灵，想自由，像从故宫的天际线上划过的飞鸟。为此，我找到我自己的方法。营建这座城是有方法的，否则，像这样一座占地七十二万平方米的超级工程，在那个没有起重机的年代，是不可能在十五年之内（主要工程在三年半内）完成的。表达故宫，必然也要找到方法，才有可能找到一个支点，撬动这个庞大的主题。雨果写《巴黎圣母院》，罗兰·巴特写《埃菲尔铁塔》，三岛由纪夫写《金阁寺》，都成为了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当然，他们都是伟大的作家，我不可望其项背，但他们的作品，至少证明了写作的可能性，即：通过文字来驾驭一座伟大的建筑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文字不仅描述了一座建筑，甚至构成了一座建筑。

写城如同建城，首先要考虑结构问题。故宫（紫禁城）六百年，容纳进了无数的人与事，史料浩繁，线索纷乱，在我眼里是一片混沌，要讲清它的六百年历史，实在不知从哪里下手。历史是一盘散沙，而所有可供阅读的历史，其实都是经过了人为组织的历史。没有这种人为组织，也就没有历史。比如《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纵横交错，脉络贯通），就是一种组织历史的方式。自从司马迁创造了这种组织方式，它贯穿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书写，《二十四史》中后来的那些史书（加上后来的《清史稿》合称《二十五史》）都采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标准的历史写作方式也被称为“正史”。

历史不是已逝时间的总和，历史是我们认识过去的逻辑。因此，历史如同建筑，有感性的、具有审美性的一面，也有理性的、具有逻辑性的一面。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我不准备把它写成一部编年史，那样太容易成为一本流水账。我要寻找一种更亲切、更妥帖的叙事结构。经过一次次的尝试，我还是决定采用以空间带时间的结构。

首先，因为我们对故宫的认识是从空间开始的，我们会站在某一个位置上，看那浩瀚的宫殿，携带着它所有的往事，在我们面前一层层地展开。本书的讲述，也像所有走进故宫（紫禁城）的人一样，开始于午门，然后，越过一道道门，从一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全书共十九章，除了前两章综述了它的肇建过程和整体结构以外，在其余的十七章里，我把故宫（紫禁城）分割成许多个空间，然后，带着读者，依次领略这座宏伟宫殿。

其次，也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时间意识，最早是通过空间获得的。在周代，中国人通过立表测影以知东南西北，进而划分出四季：正午日影最长的为冬至日，最短的为夏至日，那么在这最长最短之间的中间值的两个日子就是春分与秋分。除此，中国人还通过观察星象（北斗星）来确认季节：“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5]，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分别对应着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中间日期，也就是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其他节气的日子，也就可以推算出来。

根据表杆和北斗星斗柄的指示，把一年分成四个季节、十二个月，又同样使用立表测影，把一天分成十二个时辰。太和殿前的日晷，晷面上刻划着“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图”，在平面上分出四隅（东南西北）、八天干、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然后根据晷针在十二地支的投影确认十二个时辰（二十四小时）。

时间产生于空间，空间就是时间。

故宫（紫禁城）是空间之城，同时也是时间之城。故宫的中轴线（从午门中心点到神武门中心点）是子午线，南为午，北为子，与夏至、冬至分别对应；而北京城的日坛与月坛的连线则刚好是卯酉线，与春分、秋分相对应——明清两朝，春分行日坛之祭，迎日于东；秋分行月坛之祭，迎月于西。[6]

我的同事王军先生在2016年进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专题研究时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故宫（以及整个北京城）子午线与卯酉线的交叉点，刚好是太和殿前广场。这表明三大殿所代表的帝王权力，不仅是空间的主宰，也是时间的起始。

自河姆渡文化以至明清，这套时空一体的意识形态贯彻始终，数千年不曾改变，故宫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分别悬挂在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的三块匾，内容都取自《尚书》，分别是：“建极绥猷”“允执厥中”“皇建有极”，皆象征着三大殿乃立表之位。

故宫的平面图里，其实也包含着一个“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图”，可以分出四隅、八天干、十二地支。从某种意义上说，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日晷。它的空间系统里，暗含着一套完整的时间系统。故宫的历史、人物活动，都围绕着它特有的空间和时间秩序展开。

所以，讲建筑，讲空间，最终还是要讲历史，讲时间。写“硬件”（建筑），目的也是为了写“软件”（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没有了空间，所有的时间（历史）都没有了附着物，都会坍塌下来；而没有了时间（历史），所有的空间都会变成空洞。

在故宫（紫禁城），绝大部分建筑空间都容纳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风云，弱水三千，我只能取一瓢饮，面对每一个建筑空间，我也只能选取了一个时间的片段（当然是我认为重要的片段），让这些时间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间上，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这样，当大家跟随着我的文字，走完了故宫的主要区域，从神武门出来，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故宫六百年历史的回望与重温。

六

关于本书的书名，应该叫《紫禁城六百年》还是《故宫六百年》，我思量了很久。出于慎重，我专门请教了郑欣淼先生、赵国英女士等师长，他们一致认为无论叫《紫禁城六百年》还是叫《故宫六百年》都没有问题，只是角度不同而已。紫禁城偏重于建筑，故宫则侧重于这座“旧宫殿”及后来的故宫博物院，它们的历史都是六百年。反复思量，我觉得《故宫六百年》更切合我的本意。

我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臧永清社长、应红总编辑，责任编辑赵萍、薛子俊，封面设计崔欣晔，他们为此书能够在紫禁城六百周年之际出版而付出心血；感谢故宫博物院领导对我的宽容与支持；感谢李少白先生、李文儒先生等人为本书提供了精美摄影作品；感谢赵广超先生为本书提供了故宫地图；感谢香港《大公报》管乐女士，本书一边写作一边在《大公报》上连载；还要感谢《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几乎在本书出版的同时，用一整期的完整篇幅发表了本书全文（《当代》杂志2019年第六期），感谢《当代》编辑石一枫兄多年来一如既往地编发我的作品，这是我第一次在一期杂志上发表一部长卷式的作品。此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在作品发表之前，既有按捺不住的期盼，又有难以控制的紧张。

[1] ［日］原研哉：《欲望的教育——美意识创造未来》，第64页，台北：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

[2] ［日］原研哉：《欲望的教育——美意识创造未来》，第64页，台北：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

[3] ［日］原研哉：《欲望的教育——美意识创造未来》，第66页，台北：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

[4] 北岛：《城门开》，第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5] 《鹖冠子》，卷上，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四八册，第209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6] 关于紫禁城的天文与人文，故宫博物院王军先生有系统研究。详见王军：《建极绥猷——北京历史文化价值与名城保护》，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第一章 王者之城

一

故宫，意思是过去的宫殿。中国历史悠长，经历过无数次王朝鼎革，也就有了无数座过去的宫殿，因此“故宫”这个词，不是今天才有。《汉书》里写：“公卿白议封禅事，而郡国皆豫治道，修缮故宫。”[1]“故宫”这个概念，至少在汉代就有了。“故宫”的意象，也在唐诗宋词里出出入入，像唐代刘禹锡曾在《踏歌词》里写：“桃蹊柳陌好经过，灯下妆成月下歌。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宋代蔡襄《经钱塘故宫》写：“废苑芜城裹故宫，行人苑外问秋风。当时歌舞何年尽，此意古今无处穷。”

中国的王朝史里，夹杂着一部浩瀚的宫殿史，只不过宫殿一如王朝，都有着各自的命运与劫数，留到今天、完整如初的，只有这一座明清紫禁城，正如在明朝初年的岁月里，工部郎中萧洵能够看见的，只有一座元朝的故宫。

那个时候没有照相的技术，元朝故宫的影像，都留在萧洵的文字里，打开他的《故宫遗录》，依然清晰可望，仿佛岁月不曾带走那座浩大宫殿的一片瓦、一粒沙。那是一座地球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宫殿，不只规模浩大，如萧洵在《故宫遗录》里记载的，皇宫（大内）“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换算成今天的单位，东西宽约740米，南北长约1000米，而且临水而建，水叫太液池（今中南海与北海），水天浩渺，浮光掠影，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着王朝的兴衰。水中有岛，名琼华岛，那里是忽必烈的深爱之地，以至于会舍弃奢华的宫殿，住在山顶上的广寒殿里，很多年后，成为明朝内阁首辅的张居正记下这么一笔：“皇城北苑有广寒殿，瓦壁已坏，榱桷犹存，相传以为辽萧后（即萧太后）梳妆楼。”[2]

午门
李少白 摄

午门东雁翅楼
李少白 摄

入主华夏的蒙古人，就围绕着这片水，建起了自己的宫殿——自那时起，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历史，延续了七个世纪[3]。在东岸，建了皇宫（大内），它的午门（崇天门），大约就在今天故宫太和殿（初建时名奉天殿，明嘉靖时改称皇极殿，后不一一标明）的位置，而宫城内部，则形成了以南部的大明殿和北部的延春阁两大建筑为主体的建筑群；而在西岸偏南，修建了隆福宫，偏北则修建了兴圣宫——这两座宫殿，分别是皇太子和皇后居住之所，与决定帝国运命的宫城隔水相望。黎明时分，水上时常流散着一束束紫青色的雾，高低错落的宫殿群，在烟雾中若隐若现。宫城角楼风铃的声音会隐隐约约地传来，让藏在苇丛里的鹭鸶、白鹤，悚然惊飞。

也就是说，有过三座巨大宫殿，在太液池的两岸铺开阵势，三足鼎立，而后来的明清紫禁城（今故宫），把帝后的寝宫收拢在皇宫的北部，形成“前朝后寝”的格局。元朝在三座宫城和御苑的外围又筑起一道皇城，周围约二十里，皇城的城墙叫“萧墙”，也叫“红门阑马墙”，顾名思义，宫禁之内，严禁骑马。皇城的正门叫棂星门，穿越长达七百步的千步廊，与元大都的正门丽正门（今天安门南）遥遥相望。

祸起萧墙，转眼间，血流成河，江山易主。

那被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惊叹过的高大城墙，如今只残存西段、北段遗址，共12公里。

安贞门、健德门，大都北城墙上的这两座高敞大门，如今也变成了北京10号地铁线上的站名。高峰时期的上班族们匆匆走出地铁站，抬头仰望空荡荡的天空，无暇去顾念这座大城的沧海桑田。

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一个名叫宋讷的官员写下一首诗，叫《过元故宫》，诗曰：

郁葱佳气散无踪，

宫外行人认九重。

一曲歌残羽衣舞，

五更妆罢景阳宫。[4]

繁华过处，似水无痕，再浓重的悲哀、再深长的故事，亦仿佛可以吹散在天地之间，不会留下痕迹。[5]

二

此刻，我正在写的这本书也是一本《故宫遗录》，通过文字来重构“故宫”的历史，就像当年的萧洵一样。只不过我所讲到的“故宫”，已不是他笔下的元故宫，而是明清两代的皇宫——紫禁城。他记录了一个在15世纪之初行将毁灭的故宫，我讲述的则是在那个“故宫”消失之后重新建起的“故宫”。这个“故宫”至今尚在，就在我们的眼前，每一根线条、每一片砖瓦都是真实的。我试图在文字里将这座早已建成的城重造一遍，材料不再是砖石、楠木、琉璃瓦，而是文字，是一笔一笔的横竖与弯钩。当然，在重建里，我还动用了无数次的寻觅、追思与想象，因此这重述不只是借助文字完成的，还要借助情感、血肉与生命。

元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公历1368年1月23日，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下令，在自己的故乡凤阳[6]建设中都。

这项自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开始的建设工程，到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突然停止。

洪武八年，朱元璋下旨，“改建大内宫殿”。他舍弃了六朝故宫一直延续的玄武湖至聚宝山这一传统轴线，在钟山南麓，填掉燕雀湖，将金陵王气，收束在这座新的紫禁城内。

关于南京城的风水，当年诸葛亮到达东吴，看见南京（当时称建业）第一眼就曾感叹：“钟山龙蟠，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也。”

假若朱棣后来不是去了北平，见识了帝国北方的天地浩大，目睹了元朝故宫的气势恢宏，或许在当上皇帝以后，他也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在六朝金粉的南京城里待上一辈子。帝国的边疆城市北平，也不会在他的手里，重新变回成国都。

正是因为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二十一岁的朱棣带着徐达的爱女、四年前被册封的燕王妃，纵马出了灯火阑珊的南京城，一路向北，跨过当年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易水，抵达遥远的北平，就任燕王，帝国的剧情，才在他的手里，发生了反转。

朱棣在北平住的燕王府，具体位置一直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它在太液池西岸，元朝从前的西宫内，也有人认为，它其实就在元朝紫禁城的大内中[7]。从史料上看，燕王府的正殿名叫承运殿，面阔十一间，次殿圆殿、存心殿，面阔皆为九间[8]。间，是中国古代建筑术语，指殿宇前后四根柱子之间的位置。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就是面阔十一间。在古代皇权社会，建筑无小事，根据礼制的规定，十一间、九间的规制，唯帝王才配享有，而王府的规格，最多只能在九间或九间以下，而燕王府的正殿竟然面阔十一间，显然已经逾制。

二十多年后，这成为朱元璋的继任者、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指控朱棣的把柄之一——他把四王爷居住在元朝天子宫殿内的行为定性为“僭越”。朱棣于是上书皇帝，做了这样的自我辩解：

此皇考所赐，自臣之国以来二十余年，并不曾一毫增损，所以不同各王府者，盖《祖训录》营缮条云，明言燕因元旧，非臣敢僭越也。[9]

意思是说，住在元朝故宫，这是父皇的旨意，况且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修缮、扩建，跟各王府不同，只是利用了元朝的旧建筑，如何谈得上“僭越”呢？

朱棣没有说谎，燕王府之所以逾制，的确拜皇考（也就是他的父亲朱元璋）所赐，因为朱元璋确曾说过：“除燕王宫殿仍元旧，诸王府营造，不得引以为式。”[10]燕王府的“逾制”，是为了节省建设经费，因此沿用了元朝的旧宫殿，这一点得到朱元璋的认可，其他各王不能效仿。

元故宫中，唯有太液池东、元朝大内的正殿大明殿面阔十一间，而太液池西，隆福宫和兴圣宫的正殿，面阔只有七间，因此可以判断，燕王府的正殿，就是元朝天子曾经的正殿——大明殿。[11]

三

元朝的大明殿，在今天紫禁城西路慈宁宫的位置上。包括大明殿在内的元朝三大殿[12]，被改造成燕王府的仁智、大善、仁寿（自南向北）三大殿。而今天武英殿前那条弯弯的御河，从前正是三大殿前的金水河。金水河上有三座青白石桥面、汉白玉拉杆的拱桥，那是燕王府的金水桥。三座金水桥中东侧的一座保留到了今天，就是今天武英殿东的彩虹桥。[13]

朱棣曾与兄弟们一起回到中都祭祖，目睹过凤阳紫禁城的壮丽雄浑。当朱元璋废中都而建南京，朱棣更是目睹了南京紫禁城的巍巍浩荡。但父亲的这两座城，都抵不过当年忽必烈的紫禁城，以至于朱元璋攻打下元大都以后，若不是考虑到“元人势力仍潜留北方，现在就继承其旧，尚不适宜”[14]，他甚至有可能直接在北平建都。此刻，二十出头的朱棣，成了这座旧宫殿的主人，目睹着这浩大宫殿的金黄灿烂、壮阔无边，君临天下的野心，或许就在这时勃然而生。

的确，在朱元璋的众皇子中，朱棣是最出色的一个。他在刀光剑影中长大，少年时随将士们出征的经历，锤打了他筋骨和内心，让他变得风雨难侵。在朱元璋心里，朱棣已经成为众藩之首。但明朝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翰林学士刘三吾一句：“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15]一语道破了朱棣的硬伤——在朱元璋的儿子中，朱棣不仅行四，在他前面，有秦王朱樉和晋王朱棡这两位哥哥，而且他是庶出，他的生母是碽妃，而不是朱棣后来让史官们篡改的，是朱元璋的正室马皇后。在那个嫡长子继承制的朝代，没有正统嫡传的身份，这几乎是一条政治红线，这宿命，是他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他的履历，天生不合格。

因此，让朱棣接班的念头，在朱元璋心里，只是打了个转儿，就不见了踪影。

但是，在朱元璋的心里，朱棣依旧是有分量的。朱元璋死前不久，还在给朱棣的一封信里说：

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周防边患，义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16]

攘外安内，承担这两项重任，朱棣都是不二之选，而且，是诸王的核心，只有他才能率领诸王，抵御边患，安抚黎民。这是他发出的最后一道敕书了，几天之后，朱元璋就突然撒手人寰。

太子朱标早亡，皇位传给了朱标的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长孙）朱允炆，史称：建文帝。在久经沙场、冷酷而冷血的皇叔朱棣面前，这个年轻望浅的大侄子，实在不是对手。

不知道朱棣对帝位的觊觎，有多少源自天性，又有多少得到了这大内宫殿的助长。站在元故宫里，站在帝国北方辽阔的天际线下，那曾经属于蒙古人的视野，不只带给他巨大的空间感，也鼓起他非凡的勇气和力量，让他藐视如烟似幻的南京，当然也藐视南京紫禁城里那个文质彬彬的玉面小生。

元朝的皇宫里，住着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他与皇位之间的关系，似乎已隐隐地注定。

四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蛰伏已久的朱棣终于走出燕王府，誓师起兵，南下讨伐朱允炆，向自己的皇位挺进。

《明成祖朱棣像》轴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这场决定王朝未来命运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三年后，朱棣率领军队冲入南京紫禁城的时候，朱允炆去向不明。《明史》说：“燕兵入，帝自焚”；又说：“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不知所终”，似乎在暗示朱允炆并没有死去。朱允炆是死是活，从此成为明朝最神秘的事件，一直争论到今天。

随着朱棣在龙椅上缓缓坐定，永乐时代的大幕，已徐徐拉开。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下诏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又下诏以明年（即永乐五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17]

圣旨宣读完毕，我猜想宫殿上下一定会陷入一片寂静，好似有一块冰被放置在空气中，空气似乎变成一个巨大的固体。那时已是初秋，史书上写，是闰七月，南京城最热的时分，但当时在场的人，却仿佛坠入了寒武纪，分明看到空气中的冰块凝结着新的空气，一点一点地膨胀，变成一个庞然大物，重重地向每个人逼近。我猜想现场的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血流骤然停止，大脑严重缺氧，四肢变得麻木。时代的巨大变化，犹如一辆急剧翻转的过山车，让人猝不及防。

在北京营建新皇宫的原因，《明太宗实录》里不着一字，以至于清朝康熙皇帝曾经不无挖苦地说：“朕遍览明代《实录》，未录实事，即如永乐修京城之处，未记一字。”

在永乐皇帝以前，北京从来不曾做过汉族中央王朝的定都。

在永乐四年，明成祖永乐皇帝发布这道谕旨的时候，北京还是一座偏远荒蛮的小城。那时的北京，虽然空气清澈，没有雾霾，但永定河经常泛滥，土地荒寒，更加上战火不断，往往几百里不见人烟，以至于永乐皇帝登基之后，还要组织大规模移民。在中国历史上，汉族王朝的帝都，始终不离黄河左右，在长安—洛阳的轴线上迁徙。隋代开凿大运河，打通了帝国南北经络，长江以南地区成为丝绸、茶叶、瓷器、冶铁、铸铜等重要产业基地，宋室南迁，更使长江以南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成为“大中国经济圈的主要生产基地”，明朝立都南京，亦基于此。

北京的古名叫幽州。在夏代，有一个伟人画了一个圈，把北京（幽州）圈划在“中国”的区域之内，那个伟人就是夏禹。夏禹治水之后，把天下分为九州，幽州就是其中之一。当然，有之前的一代代中国人歌于斯、哭于斯、聚于斯、合于斯，夏禹画出那个圈，才不费吹灰之力。

两汉、魏、晋、唐代都曾设置过幽州。但历朝历代，北京都是中原王朝的边陲之城，一直处于中原游牧民族与北方草原部落势力的交叉点上。这座历史上著名的“边关”，仿佛一直停留在寒武纪，楼船夜雪，铁马秋风，千年的风雪，已将这座城池浸透，在砖石间凝结成一层又一层无法消融的冰花。唐代，一个名叫陈子昂的无名军曹，面对这座古城，吟出一首《登幽州台歌》，他诗里的那个幽州是那么的苍茫、幽远、悲怆，即使在繁花似锦、歌舞升平的盛唐，也读不出一点安乐的味道。五代十国时，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当作礼物，毕恭毕敬地送给辽国，让北方草原王朝的势力范围突破长城防线，拓展到长城以南，长城也历史上第一次失去了防守意义。收回燕云十六州，从此成为宋朝皇帝最强大的梦想。石敬瑭这个大礼包，就包括了北京（幽州）在内，北京自此由大宋王朝的北方城市，变成了辽帝国的南方城市。

有意思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却不止一次地把北京定为首都。北京仍然是战略前沿城市，只不过这一次转换到北方游牧民族的视角上。我们的视线，不再是中原北望，而是掉头向南，自林海雪原出发，伸展向中原的千里沃野。北京，是他们驻足南望时最近的“瞭望点”，是他们临近中原的“桥头堡”“前哨站”——在今天北京房山良乡，还有一座辽代砖塔（始建于隋代，辽代重建），朱棣发起“靖难之役”，就曾自它身边纵马驰过，然后，融入暮色苍茫的荒野，杀向灯火繁华的江南。它虽为佛塔，但辽代以后，一直用于作战。北宋据有北京（大名府）时，北宋军人用它观察辽国军人，而辽国据有北京（辽南京）时，辽国军人又以它观望南方军情。所幸的是，这座五层空心砖塔，历经千年战争风烟而依然伫立，如今成为北京地区唯一的楼阁式空心砖塔。

自辽太宗会同元年（公元938年）起，幽州就成为辽国的五个首都（五京）之一，称“南京”。金朝时，中都设在北京。元代以金的离宫（今北海公园）为中心重建新城，元世祖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改称大都，俗称元大都，亦称“汗八里”。它的浩大与繁华，让第一次走进它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张大了嘴巴，然后用他的威尼斯口音转告全世界，人世间居然有如此奇幻绮丽之城。体形硕大的元帝国，终于把北京养育成了一个国际大都会。

在这座城里，朱棣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时代，早已与这座城血肉相融。朱棣不喜欢南京，这座由父亲朱元璋几经犹豫之后选定的都城，虽依傍帝国的经济中心、富庶之地，但它太小、太秀、太阴柔，容不下朱棣的野心。烟雨江南、吴侬软语，那么容易瓦解一个帝王的意志，使他成为一个偏安一隅的井底之蛙。那时，朱棣的视野，已超越了以黄河、长江为中心的传统“中国”地区，而放眼整个大陆。那时的亚洲大陆东段，蒙古帝国的残余势力盘踞在北方，它的版图东起松辽平原，西逾阿尔泰山，南出燕山、阴山一线，势力不可谓不强大。永乐初年，这个蒙古帝国又分为东西两部，东部为“鞑靼”，西部为“瓦剌”。建立未久的大明王朝，被迅速裹入这样一个“三国鼎立”（即明朝、鞑靼蒙古、瓦剌蒙古）的大陆格局中。在朱棣的心底，更想做唐太宗那样的“天可汗”、忽必烈式的超级帝王。在资本主义海洋霸权建立以前，这一地区，一直是东西方世界的重要交通线。而北京这座城，虽远不如南京繁华，却是北方天际线下一座“众多民族杂居”“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国际性大都市”[18]。况且，他也不愿在前两位皇帝的阴影之下亦步亦趋，他要塑造一个全新的帝国——一个超越“华夷”的共同体、一个“四方来朝”的盛世，那才堪称真正的“天下”。

我十分认同韩毓海先生的观点：世界史并非是随着西洋“发现世界”的航海才被揭开的，欧洲的海洋殖民和帝国主义活动，也并非世界史唯一的、根本的动力，——而在“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述中又常常被忽略的，乃是横贯欧亚的大陆强权之间的交往、交融、冲突和竞争，这些交融与竞争既构成了元、明、清三个中国王朝更替的大背景，也是世界史展开的另一个重要动力，其中：奥斯曼帝国、帖木儿汗国、金帐汗国、沙法维王朝与中国历代王朝之间长期的交往与博弈，亦是世界史研究者们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这也使得欧洲、西亚、中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深刻地嵌入到中国的地缘政治理念之中，使得中国的北方地区，成了一个被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称之为“内亚洲”或者“内亚－欧”区域中发生的，清朝兴起的根本原因，也只能从蒙古、东北亚和明朝之间的多方博弈中才能看出。[19]

正如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所说：“成祖永乐颇有才能，只是除了夺取帝位及迁都北京的大动作之外，其他并无更张。”[20]但仅仅迁都北京一项，就足以奠定他的历史地位，因为他的定都选择，使边缘成为中心，成为帝国的枢纽，才有三个世纪后（清代）东亚草原、高原地带第一次的大统一，使中华帝国同时拥有了整合草原帝国与中原帝国的两大平行体系，交互影响和运作，又进而成为一个跨民族、跨文化的共同体，使中华帝国成为东亚超级大国，它的实力甚至“超过了成吉思汗全凭武力建立的大帝国”[21]。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其2017年制作的纪录片《紫禁城的秘密》（Secrets of China's Forbidden City）中说，朱棣定都北京，奠定了六百年后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

五

关于北京紫禁城的始建时间，史料中有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和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两种记载。实际上，永乐五年和永乐十五年，是北京紫禁城营建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密议”阶段，那时大明王朝建立还不到四十年，就已经营建了凤阳、南京两座皇城，朱棣一上台就营建第三座，如此密集的浩大工程，必将受到朝臣们的反对，因此，他纵然贵为皇帝，也只能曲线救国。诏书说“建北京宫殿”，并没有说是建紫禁城，也可以理解为对元故宫（也就是从前的燕王府）修修补补，作为他北狩的驻跸之所。而元朝的琼楼金阙，无疑又为北京紫禁城的营建意图提供了最佳的隐蔽手段，使大规模的采料行动和最初的营建得以瞒天过海。只不过这一王朝机密，当时只有少数人知晓，其中就包括总揽工程事宜的泰宁侯陈珪。

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朱棣北狩，住在燕王府内，调动军队征讨鞑靼和瓦剌，此后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除了军事目的以外，督造紫禁城的意图明显。由于他居住的旧宫殿同时也是新宫殿的建筑工地，因此，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太液池西岸的元隆福宫和兴圣宫进行翻修，以便朱棣在紫禁城建成以前居住。这一年，朱棣回南京待了几个月，目的也是腾出元故宫大内，让新宫殿的建设工程全面展开。[22]

根据故宫博物院前辈单士元先生的考证，元朝的故宫，是在永乐十三到十四年（公元1415—1416年）之间被拆除的[23]。这个时间点，刚好在第二个阶段——永乐十五年紫禁城建设全面开工以前。开篇提到的萧洵，就在这时抵达北平。他担负的使命，正是拆除元故宫。建筑学家林徽因称他为“破坏使团”。然而，作为“强拆队”的一员，肩负破坏使命，遍览元故宫之后，却唤醒了他对这座故宫的无限热爱与惋惜。他写《故宫遗录》，就是要让那光辉璀璨的元代皇宫，在文字和记忆里永垂不朽。

在嘈杂的拆除声中，那个曾属于元朝的世界消失了，一个以光明命名的朝代，化作一片琼楼玉宇，刷新着曾经属于元朝的空间记忆。挖护城河的河泥，也堆成一座镇山（明称万岁山或煤山，清代称景山），以镇住前朝的“王气”，确保大明王朝的千秋万岁，也成为这座崭新皇城的几何中心。因此，与元朝故宫相比，明紫禁城的位置向南稍稍错开了一里左右。

朱棣一生摧毁过很多事物，但他始终没有舍得拆掉自己住过的燕王府。那曾经的旧宫殿，混迹于新皇宫里，像一株老树，生根发芽。为了保存燕王府，新宫殿只能整体横移。由于燕王府西侧为太液池，西移已无空间，于是，新宫殿的中轴线因而只能向东推移了150米，在今天我们熟悉的那个位置上落定。

旧宫殿（燕王府）代表着他的来路，新宫殿（明紫禁城）代表着他的去处。从旧宫殿到新宫殿，他死去活来，折腾了二十年（自公元1399年靖难之役到1420年紫禁城落成），尽管空间上的距离，只有150米。

这是一次艰难的抵达。

随着新中轴线的确立，被保留下来的燕王府三座大殿，也就成了紫禁城西路的重要建筑。

为了与东路的文华殿对称，在燕王府三座大殿的南侧，又加盖了一座武英殿。这座加盖的建筑，夹在仁智殿与御河之间，离御河只有咫尺之遥。这布局，在今天看来也十分局促。

只不过在今天的故宫西路，已不见当年燕王府的仁智、大善、仁寿三座大殿，它们与武英殿的空间关系，已被岁月抹去。

中轴线的东移，使紫禁城从此不再依傍太液池。这刚好暗合着大明王朝“从‘逐水草而居’的元人民风，回到汉文化尚中正平稳的农耕格局上”[24]。

六

从永乐十五年算起，紫禁城的建造，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即使从永乐五年算起，也只有十三年左右。更何况北京紫禁城，是明朝初建的半个多世纪里，继凤阳、南京之后建造的第三座皇宫了。在没有起重机、没有塔吊的明代,如此众多的宫殿，有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建成吗？

与西方古建筑偏爱石材相比，中国古人更偏爱木构建筑。木建筑有很多优点，比如取材方便，施工便利——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其实，木材的获取也堪称艰辛。不同于民居的就地取材，紫禁城所需木材，大多生长在南方的深山里，伐木工把它们砍伐下来，“出三峡，道江汉，涉淮泗”[25]，从扬州入大运河，由差官一路押运到通州张家湾，再经三十里旱路，运到北京朝阳门外大木厂和崇文门外神木厂存放并进行预制加工。

诏书下达后，工部尚书宋礼就风尘仆仆地奔向湖南两广辽阔的深山密林，还要造船和疏浚水道，再回来，已是十三年后。

中国古人早就在建筑中使用了标准化结构，比如廊、柱、斗拱、台基，都可提前做好预制件，到现场组装。建筑就像家具，榫卯相合，天衣无缝。所以，木作又分为大木作和小木作。大木作负责建筑结构，小木作负责装修和家具。室内与室外、居住与生活，在木质的香气中浑然一体。北京五大厂，即崇文门外的神木厂、朝阳门外的大木厂、顺治门外东边的琉璃厂、顺治门外南边的黑窑厂、城内的台基厂，都是生产和存放预制建筑材料的加工厂。

比如斗拱，作用是分解大屋顶的压力，同时具有美观功能，为了方便制造和施工，式样已趋于统一，尺寸也走向规范化，甚至成了衡量其他建筑构件的基本单位，将拱的断面尺寸定为一“材”，这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材分制度。“材”，成了衡量柱、梁、枋等构件的基准量词，进而可以推算出宫殿房屋的高度、出檐的深浅等数字。这种材分制度业已形成在当时世界上堪称先进的“模数制”。学者认为，“中国传统营造，是唯一将模数（module）彻底实践出来的建筑系统。在唐代已见端倪，在宋代已经成熟。很难想象，一座房子，一套家具，一组屏风，一张画轴，一个窗，说玄一点，包括透过窗牖所见的院子风景，都和模数有关。”[26]而紫禁城，又是整座北京城的模数。[27]一千多年来，中国人就是这样，通过小小的模数控制了空间，进而控制了时间。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否认，紫禁城的营建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次壮举。所有的工匠，在联袂完成影响未来六百年历史的经典之作。其中主要有八个专业团队，分别是瓦作、木作、石作、土作、油作、搭材作、彩画作、裱糊作，共称“八作”。

单士元先生说：“当时参与施工的各工种技师，有人估计为10万，辅助工为100万，亦无各工同时并举、流水作业之可能。故宫上万间木结构房屋所用木材共有若干立方米……原来从深山伐下的荒料大树，经过人工大锯，去其表皮成为圆木，或再由圆木变成方材，柱、梁、檩、枋均刻榫卯，尺七方砖、城砖等均要砍磨。今日维修古建工具已新异，每日一人亦只能砍磨成10块，从数万到数千万治砖过程，亦非短时间能完成。”[28]

没有这种“模数制”，不仅朱棣重建北京紫禁城不可想象，像长城这样的“超级工程”就更会成为痴人说梦。正是这种“模数制”，让秦始皇，以及历朝历代热衷于修筑长城的帝王——当然也包括朱棣，心里有了底气（尽管在秦代，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材分制度”）。因为长城，就是由一个个可以无限复制的标准件组成的。这些标准件包括：墙身、敌楼、烽燧，等等。因此，长城如同紫禁城一样，并非一个单体建筑，而是一个复杂的建筑综合体。由此，我们可以破解长城得以在一个朝代甚至一个皇帝的任期内完成（或重建）的秘密。

假若有一个人真的从嘉峪关走到居庸关，再走向苍茫云海间的山海关，这漫长的行旅中，他的视觉一定不会疲倦，因为长城是依托地势而建，而自西北、华北再到东北，地形的巨大变化，使得结构单调的长城处于永无休止的变化中。这就是长城的神奇之处——它匍匐在大地上，像一幅展开的手卷，潜伏着太多的曲折，包含着无限的可能——可以攀上陡坡，也可以跌入谷底；可以高悬于悬崖，也可以蛰伏在黄土中。中国建筑里，放置了太多关于空间的悬念，又对这些悬念，给予了最圆满的解答。

七

朱棣最早是在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下诏，于永乐五年开始营建北京宫殿，但永乐五年之后，营建北京宫殿的记载却在史料中消失了，像一段隐秘，蛰伏在时光的背后，直到永乐十五年六月，有关兴工的记载才重现于史籍，造成历史学界为紫禁城始建年代争论不休。

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自永乐五年至永乐十五年这十年间，宫殿的地下工程已悄然进行，构成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明朝后来的权臣严嵩说：“作室，筑基为难，其费数倍于木石。”[29]一语道出打地基的难度。在辉煌的紫禁城浮出地平线之前，打地基的工程更加艰巨。三大殿的三层石台基，面积25000平方米，基高7.12米（不包括栏板高度），更托起如此重量的建筑，地基的深度也在7米左右。仅这一处，开挖的总土方量，也应在20万方左右，而整座紫禁城地基最深的地方，达到16—17米[30]。故宫的考古实勘证实，整座紫禁城是建筑在一个完整的人工地基垫层上，这些地基垫层分片构筑，又彼此连接，因此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满堂红”。更不用说在这地基之上，还有纵横交错、条理分明的排水系统，使整片建筑足以抵拒所有的暴风骤雨。

从元故宫大内到明紫禁城，地基的位置发生了偏移，建筑规格却基本一致，比如元大内东西宽744米，南北长953米，明紫禁城东西宽753米，南北长961米，宽度和长度，分别只多了9米和8米，对于如此浩大的宫殿而言，几近于零。元代宫殿的面阔、进深、高度，也都与明代相合，这一方面得益于工部郎中萧洵所著《故宫遗录》、尚书张允测绘的《北平宫室图》，留下了元大内的一手史料。

建筑形式上，明紫禁城与元大内更是如出一辙。从元大内崇天门与明代午门、宫城四隅的角楼，三台之上建的正殿，都可以找到惊人的对应关系。明紫禁城，几乎就是元大内的翻版。那个消失元故宫，依然活在明代紫禁城里。甚至明紫禁城的许多构件，都直接用拆下来的元故宫构件。因此，那些消失的建筑，并没有真的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另一个身体里。

我们当然不希望前朝的宫殿被肢解，希望中国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宫殿都完整地进入下一朝代，如秦代阿房宫、汉代未央宫、唐代大明宫，都能像西方的石质建筑那样，具有穿透时间的力度。但木的哲学并非如此，木建筑告诉我们，这世上没有永恒，即使西方石建筑也不能永恒，那些文明的废墟无不证明这一点，只有生命的接力，才能实现真正的永恒。层层叠叠的斗拱，正像是木头上开出的花。

在这座紫禁城的身前，有元朝的百年宫殿，在它背后，是五百多年的修修补补、不断重建，直到我书写此文的时候，大修仍在继续，在它六百岁生日时，才会真正完成，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留给下一个六百年。因此，真正的紫禁城，并不是在朱棣主持的那三年，或者十几年中完工的，这是一项持续了六百年的工程。就像横亘在大地上的长城，不是哪一朝哪一代建成的，这一巨大工程始于先秦时代，前仆后继地，持续了两千多年。敦煌莫高窟，自南北朝至元朝，也经历了一千年层层累聚。中国古代建筑，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也不会成为一个死的标本，而是一个不断生长、新陈代谢的生命体。

我们的文明，就是在永恒的接力中，层层递进，生生不息。正如一个生命的终结，恰恰是另一个崭新生命的开始。

[1] 〔东汉〕班固：《汉书》，第98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2] 转引自《单士元集》，第四卷《史论丛编》，第一册，第95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3] 辽、金皆曾定都北京，但辽、金并未一统天下，自公元1272年定都北京（称大都）至今，北京成为全国首都已七百余年，其间只有明初迁都北京以前，以及中华民国1928年到1949年的21年中，国都定在南京。

[4] 转引自《单士元集》，第四卷《史论丛编》，第一册，第96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5]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24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6] 原名临濠，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后改为凤阳。

[7] 单士元、朱偰、李燮平、姜舜源等学者持西内说，详见单士元：《明代营造史料·明代王府制度》，原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4期；朱偰：《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第12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李燮平：《燕王府所在地考析》，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1期；姜舜源：《元明之际北京宫殿沿革考》，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4期。王剑英先生则认为燕王府址即为元大都宫城大内，参见王剑英：《燕王府即元故宫旧内考》，见《北京史论文集》，1984年第2辑。

[8]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七。

[9] 《明太祖实录》，卷五。

[10] 《鸿猷录》，卷七，《封国燕京》。

[11] 参见白颖：《燕王府位置新考》，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2期。

[12] 嘉靖时期又拆除仁寿宫，建慈宁宫，供太后居住。除《明实录》等诸多文献记载外，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于2014年9月至10月、2016年4月至11月对慈宁宫花园进行的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

[13] 参见王子林：《元大内与紫禁城中轴线的东移》，原载《紫禁城》，2017年第5期。根据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现场考古判断，彩虹桥的建筑年代应不早于明早期，参见徐海峰：《古桥一隅寻遗踪》，原载《紫禁城》，2017年第5期。

[14] 单士元：《明代营建北京的四个时期》，见《单士元集》，第四卷《史论丛编》，第一册，第136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15] 《明太宗实录》，卷一。

[16]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五月。

[17]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5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8] ［日］檀上宽：《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第21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19]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第151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20]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第32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1]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第402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2] 参见白颖：《燕王府位置新考》，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2期。

[23] 《单士元集》，第四卷《史论丛编》，第一册，第136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24] 赵广超：《紫禁城100》，第12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25] 〔明〕吕毖撰：《明朝小史》，卷三。

[26] 赵广超：《紫禁城100》，第83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27] 赵广超：《紫禁城100》，第305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28] 单士元：《故宫札记》，第211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

[29] 《明世宗实录》，卷四四七。

[30] 参见孟凡人：《明代宫廷建筑史》，第127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第二章 天地人心

一

六百年前（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初一，明成祖朱棣的身影出现在奉天殿（后改名皇极殿、太和殿）上。那应当是紫禁城落成后的第一次朝会。我没有查到之前的文献，对此我不敢确认，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眼前，文武群臣已按照木牌（清代改为铜铸品级山）标定的位置，按文东武西的顺序排成十八班，又匍匐成黑压压的一片向他朝贺。那一年，他已六十二岁。

写到这里，我突然关心起明朝皇帝的寿命问题。我们不妨列举一下明朝皇帝去世时的年龄（按中国古代年龄算法，皆以虚岁计）——朱元璋（太祖）六十七岁，朱允炆（建文帝）二十五岁（假如他真的死于朱棣的军队攻入南京的战火中），朱棣（成祖）六十五岁，朱高炽（洪熙）四十八岁，朱瞻基（宣德）三十八岁，朱祁镇（正统、天顺）三十八岁，朱祁钰（景泰）三十岁，朱见深（成化）四十一岁，朱祐樘（弘治）三十六岁，朱厚照（正德）三十一岁，朱厚熜（嘉靖）六十岁，朱载垕（隆庆）三十六岁，朱翊钧（万历）五十八岁，朱常洛（泰昌）三十九岁，朱由校（天启）二十三岁，朱由检（崇祯）三十六岁。

午门内、太和门广场
李少白 摄

明朝十六帝，平均年龄不到四十二岁。其中，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去世的，多达十人；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去世的有二人；活过五十岁的，竟只有朱元璋、朱棣、朱厚熜、朱翊钧四人。这让我想起清代康熙大帝五十七岁那年，突然生出几根白发，有人进乌须药，康熙笑曰：“古来白须皇帝有几？朕若须鬓皓然，岂不为万世之美谈乎？”[1]

六十二岁，对于明朝皇帝而言已经算得上高寿了。那时的朱棣有些老了，双目有些浑浊，双鬓也已染上微霜，不再像发起“靖难之役”和决策迁都时那样雄姿英发、决胜千里。纵然，他身体里的雄性荷尔蒙尚在，但体力与心力都已成强弩之末。所幸，他的诸项大业，此时已基本完成。

于是，在接受朝贺的第二天，志得意满的朱棣就发布了一道谕旨，动员朝廷的群臣，要敬天爱民。敕谕的内容如下：

上天之德，好生为大。人君法天，爱人为本。四海之广，非一人所能独治。必任贤择能，相与共治。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此道，历代以来用之则治，不用则乱，昭然可见。……尔文武群臣，职无崇卑，体朕斯怀，各尽其道……为民造福，悉力一志，敬之，慎之。[2]

我不知朱棣那天是否曾抬头看天，不知他眼里的天空是否像我看到的天空一样深邃和幽蓝。天是一个巨大、无边的屋顶，罩在紫禁城之上，是建筑之上的建筑——其实整个宇宙，都是一座设计精美、结构严密的建筑，大地上的山川也是建筑，疏密有致，大气磅礴。或许，只有深邃无穷的天空，会给他带来无尽的底气，就像他当年跨上战马，冲向南方的江河与平原时，他心中生起的战栗与激动一样。在他看来，他今天能够站立在奉天殿的中央，体验到一种至高无上的王者荣耀，并不是因为他的强悍（所谓的“霸道”），而是因为他顺应了天意。他用“奉天”来命名紫禁城前朝正殿，就是为了彰显他的王朝“奉天承运”“天命所归”的性质。

二

在中国人的心里，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至于我们度过的每一个日子，都要用“天”来命名。“天”是中国人视线的起点，一如故宫的建筑，首先提醒我们的是天空的存在。

葛兆光先生说：“天”的意义，在经过了形形色色的占卜与祭祀仪式反反复复的确认、强化之后，已经深入中国人的宇宙观，转化为一种无比神秘的支配力量，“连掌握了世间权力的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天’”。“这种对‘天’的崇敬与效法，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合理性的来源。”[3]

于是，在秦汉之际，“天”成为一个复合的概念：“天是自然是天象，是终极的境界，是至上的神祇，还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前提和依据。”[4]

那时的中国人相信：宇宙中千千万万个规律都是自洽的，能够互相包容，仿佛有人给出了一个“宇宙终极法则”，一切都被“设计”得那样完美。他们不相信宇宙是杂乱无章的，他们坚信它有一个秩序。他们要找到那个秩序，因为那个秩序里，暗含着世界的真理。

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对“天”（宇宙）的认识，被归纳为一组数字式的概念，如《孙子》所说，“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5]，纷繁复杂的世界于是被拆分，化繁为简，被概括到数字关系中，中国人对宇宙世界的认知，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比如战国末期的名著《吕氏春秋》，就构筑了一个以太一、两仪、阴阳、四季、五行、十二月为基本构架的时空网络，对宇宙秩序做出诠释。

于是，古人眼中的宇宙世界，不再混沌、无序，而成为一个由太一、阴阳、四时、五行、八卦等概念编织起来的大网，人就在这张大网中生老病死，王朝也在这张大网中盛衰兴灭。一切事物都在流转不居，又都井然有序。

在所有的数字中，第一重要的当然就是“一”。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6]，这个“一”，就是《吕氏春秋》里的“太一”，是万物的起始，是宇宙的本原，是至上的神祇，是天下一统的终极依据。葛兆光先生说：“宇宙空间是有一个中心的，这个时空中心被看成是神秘的‘道’，它是‘一’，也是‘太极’，它拥有其他一切现象世界中各种事物都不具备的绝对性和终极性。”[7]

“一”是那么的抽象，但古人对它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形象，就是天空中的北极星。早在殷商之际，中国人就发现天空中的星群在有规律地转动，但在所有转动的星群中，有一颗星是永恒不动的，那颗永恒之星就是北极星，“三垣”中的紫微垣，居于北天的中央，由十五颗星组成，而居于紫微垣十五星中央的，就是北极星。因此北极星被看作整个宇宙的主宰者，传说中的天帝，就居住在那颗星上。

与“天”相对的概念，是“地”。“地”就是大地，但古人不称它为“大地”，而是称为“天下”。显然，古人以“天”为参照物，定义我们居住的大地。

“天下”有多大？它是否会有一个边界？我在故纸堆里寻找答案，发现不同时期的回答是不同的。在战国中后期的《吕氏春秋》《礼记》《孟子》这些著作里，人们看到的天下只是方三千里的“中国”；到了战国后期至汉代，《论衡》等著作里的“中国”，就扩展为方五千里的领域；而在汉代的典籍里，我们看到的“天下”已然是由九州（中国）和四海（夷狄）所构成的方万里的浩大疆域了。中国人视野里的“天下”，像一棵树，在大地上舒展着自己的根须，日益枝繁叶茂。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先祖们筚路蓝缕、上下求索，将大地揽入怀中的那份舒畅与豪迈。

无论“天下”的面积有多大，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是绝对需要的，有了它，“天下”的一切事物才有了法脉与根源。在中国，“中”的观念至关重要，否则我们的国就不会以“中”来命名，中原河南人表达肯定的意思，至今仍然只用一个字：“中”，果断豪迈，力排众议。《中庸》里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8]。《盐铁论》说：“古者天子立于天下之中”。[9]只有通过“中”，身为“天子”的皇帝也才能找到自我的定位，如《孟子》所说的，“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10]。

问题是，“天下”广袤无疆，它的中心——也就是那个至高无上的“一”又在哪里？“天下”范围的变化，让那个中心在大地上一直变动不居。秦始皇曾经认为，他营造的信宫（后改为阿房宫）就像北极星一样是世界的原点。后来北魏洛阳、隋唐长安、北宋汴梁的皇宫又先后被确定为人间世界的中心，比如唐代长安城，皇帝的正殿太极殿、太极宫被置于都城中轴线之北，以与北极星的位置相合。到南宋时代，朱熹终于无情地抛弃了长安和汴梁，把冀都（北京地区）认定为天下的中心，是理想都城的所在地，这一想法在当时足够大胆，因为冀都当时还在金朝的统治之下，不在“中原”的范围内，但这并不能妨碍朱熹用“大中国”视角考虑问题，在他眼里，冀州曾是尧都所在的位置，那是这类儒家知识分子梦牵魂绕之地，而冀都的东南西北四方，有泰山、嵩山、华山、燕山拱卫，构成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象，这简直就是无可争议的大地之心。于是朱熹划了一条线，穿过冀都，向南直达五岭，那么任性地，重构了大地的轴心。

朱熹一定不会想到，那个灭亡了南宋的元朝，最终被他们老朱家给灭了；而他定都于冀都的梦想，也被他们朱家的后人朱棣实现。在朱棣的北京城，从钟鼓楼到永定门，一根长达八公里的南北中轴线穿城而过，成为城市和宫殿的“一”，更是全天下的“一”。在北极星的投影点上，故宫奉天殿（太和殿）傲然伫立，体现着无可置疑的权力意志。明代以“奉天”命名这座金銮殿，当然是强调王朝“奉天承运”的正统性，而清朝以“太和”名之，则是宣示它统御万物的大和谐，朱熹说：“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

这条南北中轴线（也叫子午线），不仅穿过北京城，而且可以无限延长，在人们的想象中，穿过万里江山——它的正北方，是天寿山，来自昆仑的气脉，经过秦岭、太行山、燕山等几大山脉，一路贯注到天寿山，使它成为王朝基业的靠山，而在中轴线的正南方，泰山、淮南诸山和江南诸山依次排列，黄河、长江、淮河及江南山水在皇帝视野的远方横向展开，皇帝坐在奉天殿上，“背负青天朝下看”，看到了江山如画，看到了云乱山青，而群臣们趴在地上，抬头看见的，是坐在世界中央的皇帝，以及皇帝背后的浩瀚天空。

站在紫禁城巨大的庭院里，除了为眼前的建筑感到震撼，头顶上的苍穹也让人动容。它是那么浩大、沉静、一尘不染，在天的深处，必定有神灵住在那里。我想起李白的诗：“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11]天上人，就是神，是住在我们旁边，却能主宰我们命运的邻居。

天空原本无垠，紫禁城的建筑为它勾勒出一个边际，耐人寻味的是，紫禁城内有限的天空，不是缩小了天空的面积，相反凸显了它的广阔无边。这是存在于建筑中的相对论。紫禁城的色彩同样让天空有了存在感，因为紫禁城的主色是红。在色彩学中，红色与青色互为补色（Complementary Colors）。正是紫禁城的红，突出了天空的青蓝。

尼采说：“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在我看来，建筑是权力最有力的雄辩术，它不可怀疑，不可动摇，不可改变。每一个走进宫殿的人，面对那浩大的建筑群，以及宫殿顶上的蓝天，心中的敬意都会油然而生。

三

天上（宇宙）的统治者是天帝，在不同时期还有其他的名字，比如上帝、玉皇大帝，我们最熟悉的称呼，是“老天爷”。“老天爷”授权他的儿子，也就是“天子”统治人间。按《周礼正义》的说法，老百姓（生民）是没有能力统治和管理自己的，要通过君主来进行统治，并由贤者进行辅佐。[12]我们通常把这个天之子称作“皇帝”。圣旨的开头总是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意思是皇帝办的事、说的话，都是按老天爷的意思办。如何证明皇帝是天之子呢？祭天仪式就显得无比重要。为此，朱棣在城南中轴线的两侧，分别建立了天坛和先农坛；嘉靖时又在城北设立了地坛；在城东建立了日坛；在城西建立了月坛。皇帝会在固定的时间里祭祀天地日月。这些坛庙，围绕紫禁城，与午门广场两侧的太庙、社稷坛一起，构成了北京城的皇家祭祀系统。每年冬至，皇帝都在天坛举行祭天大典。通过祭天，向老天爷汇报工作，检讨错误，这个人间的“唯一”才能与全宇宙的“唯一”处理好关系，也才能证明他是货真价实的天之子。

钦天监也是负责沟通王朝命运与上天意志的核心部门。紫禁城的朝会之后不久，朱棣就下令钦天监漏刻博士胡奫占卜三大殿吉凶。他没有想到，胡奫竟然回答他，三大殿不久要被烧掉，还准确预报了三大殿毁灭的时间——四月初八午时。这个小小的胡奫，连拍马屁都不会，怎么在紫禁城混？朱棣一生气，把他下了大狱。照朱棣的习性，胡奫早就死了一百回了。之所以还让他活着，是朱棣要等到四月初八，看他谎言破产时的尴尬。

四月初八，永乐帝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午时的到来，终于，报时官员奏报：现在是午正时刻！三大殿一片静寂，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朱棣心头一阵窃喜，心想这漏刻博士果然不靠谱。胡奫在监狱里也知道了这一消息，想到自己的名声毁于一旦，心头一阵绞痛，不等皇帝来收拾他，就服毒自尽了。

但胡奫尸骨未寒，正午刚过三刻，一阵滚雷突然从晴空里劈过，接下来，有一股股的青烟蹿出了奉天殿，变成红色的火苗，开始很柔弱，后来不断发展壮大，很快，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变成一片火海。[13]

这是紫禁城历史上的第一场火灾，距离紫禁城建成，仅仅过去了九十七天。

火灭时，壮丽的三大殿已荡然无存，变成一片焦黑的废墟。有风吹起，残渣就如黑色的蝴蝶，在空中乱舞。从废墟上走过，不知朱棣是否会想起自己率师冲进南京时，南京宫殿里燃起的那场大火，想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建文帝朱允炆。为了这座金銮宝殿，自永乐三年至永乐十八年，他付出了十五年的努力，他自己也从壮年步入了老年，但等待他的，却是眼前的一片虚无。

三大殿被焚毁给朱棣的打击不言而喻。这位建长陵、修长城、建北京城、建报恩寺、建武当山道教建筑群、亲征鞑靼、亲征瓦剌、收服安南、修《永乐大典》、铸永乐大钟、派郑和远赴西洋，无所不能的强悍皇帝，第一次产生一种无力感。

“靖难之役”，他杀人太多了吗？据不完全统计，那场战争，导致数十万人战死沙场。攻入南京后，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曾一次枉杀一万四千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孺等人全部杀死。仅对方孝孺一人，朱棣就采取了“诛十族”的惩罚，以至于所有与方孝孺沾亲带故的人全都被杀掉，到了杀无可杀的地步。

据明代符验《革除遗事》考证，方孝孺一案，朱棣共杀八百四十七人，此书后来编入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代李贽《续藏书》记录的死亡人数则是八百七十三人[14]，此外还有大量无辜者因受方孝孺案牵连而被充军发配。御史大夫景清，不仅本人被剥皮实草，系于长安门示众，又将铁刷子一点点刷尽他的肉，连他的村邻都遭到血洗，成为“无人村”，《明史》上的记载是“村里为墟”，一个活生生的村庄，成为无人的废墟。

整个永乐元年，都在朱棣毫无节制的屠戮中度过，以至于几年之后，在金陵城都闻得到那股浓重的血腥味。明史研究者李洁非先生说：“方孝孺案仅为大屠杀的开端，被灭族灭门的，还有太常寺少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大理寺卿胡闰、御史大夫景清、太常寺少卿卢原质、礼部右侍中黄观、监察御史高翔等多人。每案均杀数百人。如黄子澄案，据在《明史》中主撰《成祖本纪》的朱彝尊说，‘坐累死者，族子六十五人，外戚三百八十人。’胡闰案，据《鄱阳郡志》所载，‘其族弃市者二百十七人’，而累计连坐而死的人数，惊人地达到‘数千人’。《明史》亦说：‘胡闰之狱，所籍者数百家，号冤声彻天。’遭灭门之祸的总数，已难确知，但仅永乐初年著名大酷吏陈瑛，经其一人之手，就‘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15]

对于建文朝臣的妻女，朱棣展现出变本加厉的疯狂——下令把她们全部送进浣衣院（官营妓院），供他的朝廷大臣将士“享用”，一个女子一日一夜要受二十余名男子的凌辱。一旦有人被摧残致死，朱棣就下圣谕将她们的尸体喂狗。

2002年，我把这一段历史，写进了我的跨文体作品《旧宫殿》。

在三大殿遭雷劈的第二天，朱棣就下了一道罪己诏，称：“朕心惶惧，莫知所措”，还说：“朕所行果有不当，宜条陈无隐，庶图悛改，以回天意”[16]。

火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对于中国传统木建筑而言，火始终是最大的天敌。《说文解字》说：“火，毁也。”紫禁城不怕水，却怕火。火表面上柔弱无骨、轻盈似梦，但它有万钧之力，可以摧毁人世间一切看似强大的事物。我写《旧宫殿》，就是从火开始，写《血朝廷》，依旧对火有浓墨重彩的描写。紫禁城，就像它代表的权力一样，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易燃物，权力越大，危险性就越大。

朱棣不会想到，即使五百年后，到了科技发达的20世纪，对于传统建筑而言，火依然是最大的威胁。日本京都的金阁寺，1950年被大火烧毁，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将这一事件写进他的小说《金阁寺》。就在金阁寺被烧毁的那一年，日本颁布了首部《文化遗产保护法》，并从1955年开始，将1月26日定为全国文化遗产防火日。尽管有着严格的防火措施，大火还是在1993年烧毁了奈良的橿原神宫，五年后又烧毁了奈良的东大寺。2019年，在法国巴黎圣母院大火半年之后，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冲绳首里城（古琉球王国都城遗址）在大火中消逝，包括黄金御殿等在内，城内共七栋大约4800平方米范围内全部被大火吞噬，包括绘画、漆器在内的大约420件文物也一同被烧毁，由于熟知首里城瓦片的土料配比、烧制温度的匠人都已去世，现在想要复制正殿使用的5.5万枚瓦片，基本上已无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那5.5万枚瓦片也是文物。至于起火原因，至今没有发现。

紫禁城的历史上，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火灾，紫禁城的历史，就是从一次火灾走向另一次火灾的历史。但在中国古代皇帝那里，火不是火，火是天意，尤其是雷火，它从天而降，代表了来自天空的神秘力量。

天命，它好像真是存在，但又是那么抽象，它抓不住，摸不着，却又总是在某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不期而至。天命不可违，但天意又那么不可控。朱棣像每一个皇帝一样，都试图增加天意的可控性，这让他陷入极度的焦虑中。

“天命”到底是啥？我的理解，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谁的运气好谁就能接住它，也不是谁凶谁就能得到它。“天命”对它的承载者是有要求的，这个要求，就是为天下人服务。天命，就是唐代《通典》里所说的，“是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天子（皇帝、君主）的工作性质是为天下人服务，他手里的权力是天下公权力，而不是一己私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权利和义务相统一。

因此说，“天下”不只是一个空间概念，更是一个政治的、道德的概念。《吕氏春秋》早就对天下做出了定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17]《六韬》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18]天下乃天下之天下，这话说得有点绕口令，其实无非是突出天下的公有性质。这就要求天子要“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博爱仁恕，恩及行苇”[19]，勤勤恳恳地为天下人服务。

对《礼记》里那段关于“天下为公”的论述，葛兆光先生在他的皇皇巨著《中国思想史》里有好的翻译，现照抄如下：

统一的天下应该有一个统一的领袖，联盟的首领是推举出来的，象征了公正的伟大人物，他没有私心，就像传说中的尧、舜、禹一样，能够举贤任能，主持正义，拥有权威，他依靠一种象征的暗示与示范，使得联盟内秩序稳定，他以他个人的魅力，使美德成为不言而喻的规则。人们相信，他的权力来自他的人格，所以权力并不是私有的东西，当一个更适合承担首领责任的人出现，权力就会被愉快地移交。[20]

虽然，“历史的深处不都是煌煌天命的顺畅流转，不都是垂拱而治的不怒自威，血光与权谋是历史抹不去的底色。但即便是暴虐之辈、权谋之徒，忝登大位之际也必须要行受禅之礼。他们似乎在用自己的凶狠与无耻嘲笑天命的暗弱，戏弄正统的威严；但受禅之礼的不可或缺，则在隐隐中表达了天命与正统的不可违逆，倘不行此礼，登大位者无法宣称承受天命，势必‘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正是在一次次看似暗弱的无奈当中，天命与正统反将自己一步步深植于民族的灵魂当中。”[21]

四

无论宫殿，还是整个世界，都是一分为二、有一就有二。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二”就是阴阳，世间的一切相对的概念，包括日月、天地、上下、左右、东西、男女、刚柔、尊卑、文武、大小、长短、出入、贫富、寿夭、生死、哀乐、治乱、安危等宇宙、个人、社会、历史概念，统统被糅入阴阳这个大概念里。

《史记》中说：“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22]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变化，包括历史上王朝鼎革，宫殿里人事纷纷，归根结底，都是由阴阳这两个因素决定的。“二”不是孤立的两个部分，不是分裂，不是对立，而是互补，是对称，是均衡，是一种深刻而神秘的互动关系，是事物的对立与统一。

紫禁城中轴线的两边的建筑是两两相对，正体现了《国语》里所说的“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23]的说法。如果说奉天殿代表着上天的意志，是“阳中之阳”，那么中轴线两边的对称建筑就代表着天与地、阴与阳的调和与互补。东汉班固在《西都赋》里说：“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24]。

在奉天门的东庑和西庑各有一座门，左边是左顺门，嘉靖时改会极门，清代改为协和门，一直叫到今天，右边是右顺门，嘉靖时改为归极门，清代改为熙和门。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中的左右，一律面南而论，其实左就是东，右就是西，比如紫禁城外的左祖（太庙）右社（社稷坛），北京城外城的左安门和右安门，都是如此。左顺门和右顺门均为五间，黄琉璃瓦单檐歇山顶。出左顺门往东，是文华殿宫区和内阁办公地，穿过右顺门向西，可达武英殿。每当早朝之后，皇帝经常会到左顺门或者右顺门，与一二重臣继续商讨政事。

奉天殿（太和殿）广场两侧，分别耸立着文楼和武楼，这两座九楹的重楼，在太和殿的两庑铺展着，左文而右武，看上去那么端庄秀美。文楼在明代贮存过《永乐大典》（第九章将要讲到），清初虽然改称体仁阁（武楼改称弘义阁），却仍然承担着王朝的文化使命。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春天，三藩之乱将平，康熙皇帝仿古制取士，开“博学鸿词科”考试，延揽天下人才，地点就在体仁阁。朱彝尊、潘耒、毛奇龄等都参加了这届考试，并被选拔进“明史馆”，参与纂修《明史》。

回望午门和太和门，中轴线的东翼
李少白 摄

中轴线东侧、体仁阁一角
李少白 摄

文楼（体仁阁）、武楼（弘义阁），以及中轴线两翼的其他建筑，除了分担各自的实用功能之外，它们美学上的功能，就是展现起伏错落的节奏之美。它们分别以两层楼阁的形式，与单层的奉天殿形成对比，丰富了大广场的建筑语汇；它们左右相对，沉沉地压在奉天殿广场的两侧，对巨大空间起到平衡作用，更使宏大的中央大殿不显孤独和突兀；在高度上，又比奉天殿低11.25米，只相当于奉天殿高度的68%（接近黄金分割的数值），从而恰到好处地突出了奉天殿的高大。总之，以自身的收敛与含蓄，突出奉天门（太和门）、奉天殿（太和殿）这些中轴线建筑无法企及的壮美气势，犹如儒雅的文臣与俊美的武将，共同拱卫着当朝的天子。

我们平时忽略了这些建筑的美，我们总是关注那些宏大的事物，而忘记了许多宏大的事物都是由看上去寻常的事物衬托的。假如说紫禁城的宫殿就像大地上排布的起起伏伏的山峰，太和殿就是海拔最高的一座，是中国建筑中的珠穆朗玛峰，在天穹下，稳稳地屹立在那里，反射着金质的光芒。不论是谁，走到太和殿前，心底都会生起一种敬畏感，其实太和殿的绝对高度并不高，只有三十五米，大致相当十二层楼的高度。在今天的北京城，四五百米高的建筑也不会让人惊讶（中央商务区的“中国尊”的高度达到528米），这些垂直竖起的建筑，似乎正以它们的高度挑战上帝的权威，但它们并不能使人产生敬畏感，唯有太和殿能做到这一点，尽管中国传统建筑以木为材料，树木的高度，决定了建筑高度的极限，但紫禁城的天际线，以及整座建筑营造出的氛围，却让太和殿有了无可置疑的权威感。这与它大台基的设计有关，更离不开周围建筑的烘托。

中轴线上的建筑无论多么壮丽，只凭这些建筑建不成紫禁城，浩大的紫禁城，依托于中轴线，而完成于它的两翼，就像一只大鸟，有了两只翅膀，才能飞入云端。

有意思的是，在故宫的东西半区，仍然各有自己的中轴线。紫禁城除了中路，也就是今天游人如织的中轴线以外，还分东路、西路、外东路和外西路。东六宫是东路，东六宫的中轴线是那个名叫东二长街的长巷；西六宫是西路，西六宫的中轴线当然就是西二长街；宁寿宫是外东路，慈宁宫是外西路，而宁寿、慈宁两宫，也分别是中轴对称的院落。至于某一个具体的庭院，比如东西六宫的每一宫，也都是一个中轴对称的院落。

于是，在紫禁城的大中轴之外，还有不同级别的次中轴、次次中轴。紫禁城就是一个由不同级别的中轴线组成的联合体。有了这些不同级别的中轴线，紫禁城才能从一个巨大的整体层层分解为无数个小的单元，又从无数个小的单元聚合成一个巨大的整体。每一个小的单元，都由一根中轴线分成阴阳两半，于是在紫禁城的大阴阳里，又藏着各个级别的小阴阳。像紫禁城这样一座具有超级规模的巨大建筑群，它的内部一定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如同群星闪耀的夜空一样，是具有某种秩序与结构的。只有确立了结构，紫禁城才能搭建起来，如同我眼下书写这浩瀚的紫禁城，首先需要解决的也是结构问题，有了结构，才能纲举目张，所有的文字不至于沦为一盘散沙。

五

朱棣在罪己诏中说要“庶图悛改，以回天意”，这战无不胜的皇帝，到底要改什么呢？

朱棣是一个强悍的皇帝，凡是他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对于反对者，他从来不留情面，甚至不惜大开杀戒，滥杀无辜，但坐天下，不能只靠简单粗暴，更要“去无道，开有德”[25]，如《六韬》说：“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赴之”[26]。假如天子不讲仁义，失去道德，就违背了上天的意志，天命就会转移给新的有德者，王朝就会发生更迭。

于是我们说到了“三”，这个“三”，就是被称作“三才”的天、地、人。《管子》曰：“一曰天之，一曰地之，一曰人之”[27]，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里，家族血缘关系至为重要，中国文化也从一开始就透出浓浓的人情味儿。在古代中国人心里，除了“天”是价值的终极依据之外，“人”的感情也是一切价值的重要出发点。尊天与敬人，在中国文化中从来都不矛盾。

天、地、人三位一体，这一观念在黄帝书中就已然确立。《国语》中说，假若“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民”[28]，就失去了立足之本。宋人林希逸注《老子》时说：“一，太极也；二，天地也；三，三才也”，“三才既立，而后万物生焉”[29]。

《易传》《中庸》《五行》的共同趋向，是将“天人关系”的重点由“天”转向了“人”。“人”不再被动地受制于“天”，人性成为世界合理性的基础。“天道”，最终被解释为“人道”。到荀子那里，就更不把“天”当回事儿了，他说：“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30]。

对于“人道”，孔子只用了一个字解释，那就是“仁”。“仁”，就是爱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1]。

《周易》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32]

有意思的是，汉字的“仁”，刚好包含了天、地、人的关系——两横代表了天与地，而那个单人旁，则是一个站立着的人。许倬云先生说：“中国文化中‘人’的地位是与天地同等，是三合一的部分。”[33]所以紫禁城用三大殿，分别代表了天、地、人，加起来就是一个字：仁。

其实上，故宫是根据这样的“天”“地”“人”关系建立起来的。故宫的历史，无论是男人争权，还是女人争宠（也就是很有看点的“宫斗”），都是围绕天命和血缘这两个主题，各自展开。

在这里我引用了许多先秦思想家的论述，是因为那个时代被称作世界的“轴心时代”，不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故宫。

三大殿的大火刚刚熄灭，翰林侍讲邹缉就上疏朱棣，称：“凡此数事，皆下失民心，上违天意”，强调“国家所恃以久长者，惟天命人心，而天命常视人心为去留。今天意如此，不宜劳民”，认为皇帝“非省躬责己，大布恩泽，改革政化，疏涤天下穷困之人，不能回上天谴怒”。[34]

至少从表面上看，像朱元璋、朱棣这样强悍嗜杀的帝王，心底还是有着“柔软的一面”，那就是悲悯之心。悲者，悲天；悯者，悯人，尤其是那些对他们权力没有丝毫威胁的底层民众。朱元璋本来就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几乎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他不仅在诏书里毫不避讳地提到这一点，而且还深以为荣：

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

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

正因这份“深知”，即使贵为帝王，也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每日早餐，也只吃蔬菜，外加一道豆腐。清汤寡水，他甘之如饴。他睡觉的床，如果没有那条金龙，看上去“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的车轿，该用金子的地方，他也下令一律使用黄铜代替。

这一切，无疑都是出自对百姓的怜惜。他曾对子孙说过这样的话：

汝知农家之劳乎？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食，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35]

朱棣也留下过类似的语录：

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其凋敝。是故圣王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其生也，我则有以遂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36]

明朝的某一天，朱棣在右顺门办公，龙袍的袖口已破，他一边写字，一边把袖口向里掖。大臣们看在眼里，不失时机地称赞皇帝圣德。朱棣说：“朕就是每天换十件龙袍，也不会没有新衣穿。但朕自念应该惜福，因此每每洗了再穿。从前皇妣亲自缝补旧衣，皇考看见高兴地说：‘皇后虽然身份高贵，却仍如此勤俭，正可以为子孙们立个法则。’所以朕常遵守这一训诫，不能忘怀。”这份艰苦朴素的心，与其父如出一辙。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就是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五月，朱棣在南京灵谷寺进香，从一株槐树下面走过，一只小虫刚好落在他的袖子上。朱棣轻轻抖落小虫，随从们上来，要把这只骚扰了皇帝的小虫踩死。朱棣见状，大惊，说：“此虽微物，皆有生理，勿轻伤之！”随从们只好小心翼翼地捧着它，像捧着一件国宝，把它轻轻放回到树上。和尚们大为感动，口念阿弥陀佛，连连称赞皇帝一定是哪一位菩萨转世。

朱棣经常以玄武大帝自居，玄武是啥？这得从北斗星说起。北斗星不是北极星，北极星是固定不动的，北斗星的“斗柄”则像表针一样在转动，于是产生了东南西北“四方”的概念。古人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担任这四方之神，玄武就被分配管理北方，成为北方之神。天和地，都分成四方。所以天子要祭天地、祭四方。

东西南北四方加上前面说到的“中”，构成了“五方”，对应着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也就是“五行”。这是中国古代数字世界里的“四”和“五”。紫禁城也因此有了“四隅”“五常”。

“四隅”分别是：

东：文华殿，五行属木，神为青龙，是太阳升起的地方，阳气始生，紫气东来，明初作为太子宫，是未来皇帝的宫殿（第五章将讲到）。

南：午门，五行属火，神为朱雀，《周易》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37]，意思是古圣先王坐北朝南而听治天下，面向光明的阳光而治理天下。

西：仁智殿，五行属金，神为白虎，是太阳落入的地方，主杀，所以仁智殿是停放皇帝梓宫的殿堂。

北：玄武门（清以后称神武门），五行属水，神为玄武，大水茫茫，为玄冥之地，对应的季节是冬，永乐时在玄武门内建钦安殿，供奉北方水神。

“五常”，就是将紫禁城划分成五个区块，分别是：

东区：属木，在四季中属春，在“五德”中体现“仁”；

南区：属火，在四季中属夏，在“五德”中体现“礼”；

西区：属金，在四季中属秋，在“五德”中体现“义”；

北区：属水，在四季中属冬，在“五德”中体现“信”；

中区：属土，在“五德”中体现“智”。

我们眼里的朱棣，好大喜功，自私而残暴，眼里始终燃烧着强烈的权力欲望。

在我看来，是他炽烈如火的权力欲望，烧掉了三大殿。奉天殿这“阳中之阳”，在他一生权力的巅峰时代化为乌有，这是对他最及时，也最严厉的警示。

如是，朱棣这位北方水神，最急缺的，恰恰是水。《周易》说：“润万物者莫润乎水”[38]；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39]。只有水，能够消一消他的火气，平息他对权力的焦渴，使他成为一个有利万物的善者，使他的生命乃至王朝的运命，持久而平稳地运行。

以水神自居的朱棣，与他火一般的个性，将他打造成一个矛盾体，不是水火相济，而是水火不容。他一生都如金庸小说所写的，进行着“左右互搏术”。他试图通过紫禁城、长城、武当山道教建筑群这些恢宏的工程，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伟大的帝王，但他塑造自我的方式，却是旷古绝今的任性和野蛮，以至六百年后，人们仍然在争论，他到底是一位有大成者，还是一位用“道德”伪装自己的虚伪小人。

六

朱棣的儿子朱高炽登基后，“政策由永乐时代的好大求全一转而入温和简易”，他不再大兴土木，紫禁城这个巨大的建筑工地，也终于沉寂下来，“扭转和改变了永乐一朝‘国力的超负荷状态和不正常的政治风气’”[40]。

就在奉天门西侧的西角门（后称宣治门），朱高炽曾对大学士们谆谆教诲：“前世人主，或自尊大，恶闻直言，臣下相与阿附，以至于败。朕与卿等当用为戒。”对于建文帝，朱高炽也流露出同情的心态。与父亲革除建文年号的做法不同，他将建文帝朱允炆称为“建文君”，将他的辞世称为“崩”，甚至将创建的政权称为“朝廷”。建文帝旧臣的后裔也逐渐得到赦免，发还田产。朱高炽（洪熙）甚至明确地说：“方孝孺辈皆忠臣。”[41]“令每家存一丁于戍所，余放归为民。”[42]

可惜朱高炽继位后八个月就猝死于钦安殿。关于他的死，历史中留下了许多说法，至今莫衷一是。有人说是有宦官给他提供“仙丹”，其实就是春药，让他铅中毒而死；也有人说他死的那天晚上和贵妃一起喝了酒，然后他就死了，那妃子也在当晚自缢而死。还有人说，他死的那天晚上打雷了，他是遭雷劈而死。但有一件事记录在史料中，就是他临死前夜曾观看天象，发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对杨士奇说：“天命之矣！”

临死前，朱高炽留下一份遗诏，说：“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意思自己当皇帝的日子太少，没来得及为百姓做什么好事，死后也一定要丧事从俭。

明十三陵中，埋葬洪熙皇帝朱高炽的献陵，最为俭朴。

他的长子朱瞻基继位，是为宣宗，年号：宣德。

在经历了大明初年的战乱与动荡之后，王朝的第五位皇帝似乎意识到了德政的重要性。朱瞻基似乎重新发现了“德”的价值。所有的“道”，都要通过“德”来落实。没有“德”，“道”就只能在那里空转，飘浮在星际空间，永不在尘世降落。因此，宣德的使命，就是宣扬圣德。无论他有没有圣德，他都必须使劲儿去宣扬。

我们暂且不谈宣德皇帝有没有圣德，他为我们今天的博物馆事业做出的贡献却是毋庸置疑的。宣德留给今天的最著名的“遗产”，是“宣德炉”。史料的记载是，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朱瞻基下旨，用暹罗国进献的风磨铜，按照古代青铜器、宋徽宗时期《宣和博古图录》《考古图》等典籍，以及内府密藏的宋元名窑为造型的蓝本，铸造了三千多件铜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黄铜铸成的铜器，这些铜器大多造型简约，古拙典雅，王世襄先生形容它“以着纤尘，润泽如处女肌肤，精光内含，静而不嚣”[43]，所以它一经问世就成为昂贵的奢侈品，风靡数百年，宣德以后，直到清代，宫廷一直仿制，而宣德三年出产的宣德炉，反而至今未现人间，以至于有人（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为代表）怀疑，宣德三年生产的“正版宣德炉”根本就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宣德炉，指的是宣德炉的形态，未必是生产于宣德三年的“原装正版”（包括有“大明宣德年制”铭款的宣德炉也未必产于宣德时期），正如泰景蓝也是对一种器物的泛称，而并非局限于景泰年间生产的古物。

《朱瞻基行乐图》卷，明，佚名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宣德的历史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来自蒲松龄小说《聊斋志异》。《聊斋志异》里的小短篇《促织》入了学生课本，也因此融入了每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小说里的那个喜欢玩蟋蟀的皇帝就是宣德，他对促织（蟋蟀）的热爱，导致朝廷宦官以搜寻蟋蟀的名义到民间大肆搜刮。朱瞻基死后，他的母亲下令砸碎了他的蟋蟀罐儿，使得现存的宣德瓷超过千件，却没有一件蟋蟀罐儿。

除了玩儿蟋蟀，朱瞻基也玩些正经的，比如玩艺术，他就很在行。朱瞻基画画不是玩票，而是一位艺术造诣很深的艺术家，他的绘画作品，可入中国美术史。明代姜绍书《无声诗史》形容他：“帝天藻飞翔，雅尚词翰，尤精于绘事，凡山水人物花园翎羽，无不臻妙。”[44]这话没有夸张，朱瞻基许多绘画现藏故宫博物院，我们是看得见的。他的《武侯高卧图》，兼取宋元画法，墨竹用笔潇洒随意，得元人意趣，人物线条洗练流畅，近南宋马远折芦描，是明代人物画的代表作。受他影响，成化、弘治、正德等后世皇帝皆长于绘画。虽然朱元璋出身草莽，但整个朱氏家族都是艺术素养比较高，这些皇族后裔在书法、绘画领域各领风骚，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创作群”，除了朱瞻基，以成化帝朱见深的成就最高。

朱瞻基不仅亲力亲为，致力于绘画创作，而且带动了整个明朝美术事业的蓬勃发展。明代虽无专门的画院，但自朱元璋起，就有专业画家供奉于内廷，成祖、宣德以后，他们大多活跃于文华殿、武英殿、仁智殿等机构，宣德以后，主要安排在锦衣卫，杀人如麻的锦衣卫，从此也风花雪月起来，金谷兰亭、曲水流觞，别具艺术气质。宣德时代，有许多“院体”画家，都在锦衣卫上班，比如山水画大师谢环（代表作是本书第六章提到过的《杏园雅集图》，镇江博物馆藏），为锦衣卫千户；历史人物画大师商喜（代表作《关羽擒将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是锦衣卫佥事；同样是历史人物画大师的刘俊（代表作《雪夜访普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甚至高居锦衣卫都指挥之职，都指挥是锦衣卫的最高指挥，属正二品官员，比宫廷画家常任的“待诏”（从九品）高出太多。他们虽然只是“挂职干部”，工资却一文不少。朱瞻基对这些画家慷慨地给予了隆重的待遇，从而把明朝“院体画”带入了黄金时代。在这一点上，他的贡献不逊于宋朝的风雅皇帝宋徽宗。

与宋徽宗不同的是，明宣宗朱瞻基并非奢靡之徒、亡国之君，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仁德之君，如他在诗里所写：“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三月，宣宗出行，路过农田，见田里农夫耕作，于是走进田中，扶起犁耙，亲自犁地。没犁几下就撑不住了，气喘吁吁地说，我只推了三下，就感到不胜辛劳，农夫终年劳作之苦，比想象的还苦。说罢下令，把带的钱分给农夫。

七

朱棣执意建造的那些“超级工程”，不仅耗尽了帝国的财力，也几乎耗尽了帝国的资源。仅“武当宫殿”，就具有非凡的规模。我曾以为，武当山上，只有一座金顶，实际上，朱棣下令修建的武当山道教建筑群，以金顶（太和宫）为中心，沿着崇山峻岭四外蔓延，辐射范围达八百里，包括九宫、八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石桥、牌楼上百座，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规模最大的古代宗教建筑群。直到2019年深秋，我才第一次走进武当山，在山的皱褶中，寻找那些被缤纷的杂树遮掩的宫观庵堂，想象着当年逃亡的建文帝朱允炆，怎样化身道士，隐遁在武当群山中，面对着无涯的天空吟唱（关于朱允炆的去向，一说朱允炆在武当山出家，后被朱棣探知消息后，逼其跳崖而死）。关于这项工程的花费，《明书》上的形容是，“楣柱瓷甓，悉用黄金，是时天下黄金几尽”[45]。而肇建紫禁城的费用，朱棣从来没有公布过，估计也算不过来。邹缉在那道给朱棣的上疏中说，“工作之夫，动以百万”[46]，百万是人数，至于钱数，“不可以万万计”，充当“民工”而耽误农业生产（“不得躬亲田亩”）而造成的损失还不计算在内。

朱棣对“超级工程”的热衷，给我们留下了两处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但在当时，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朱棣登基之初，国力基础原本就薄弱，承担王朝财赋重任的苏、松、杭、常一带水患不断，流民达十二万以上，直到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才安抚完毕，帝国的北方，因久经战乱（包括“靖难之役”），山东、河南等地，更是旱蝗频仍，疫疠流行，流民多达数百万，超过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宣德皇帝朱瞻基还是皇太子时，曾经和杨士奇一起进入山东境内，目睹的景象是男女老弱，颠仆道路，剥树衣、掘草根以食，民舍中，尽是面黄肌瘦、神色呆滞、鹑衣百结、衣不蔽体的男女百姓。什么是“饿殍遍野”，什么是“赤地千里”，什么是“白骨露于野”，什么是“千里无鸡鸣”，朱瞻基是实实在在地领教了。它不是乏味的数字，也不是地方官员不关痛痒的汇报材料，它是一股味道，一股盘旋在帝国土地上的腐臭的、令人绝望的味道。北京、武当山的建筑无论多么恢宏亮丽，放在帝国版图上也只是两个微不足道的小点，掩不住在这片国土上大面积降临的痛苦与沧桑。

中州河南，这“天下之中”、富庶之地，各种“人祸”在历史中反反复复地重演，使这里的生存状况变得无比脆弱，宛如华夏胸膛上的一块伤疤，一直在溃烂出血，直到20世纪前半叶，仍未得痊愈。1942年，一份来自《大公报》的报道这样写道：

最近我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47]

明代没有《大公报》，没有一个名叫张高峰，喜欢刨根问底、关心百姓疾苦的记者，去写这样的报道。从明代史料中很难找到关于草民的细节，草民犹如草芥，遍地都是，也就跟没有差不多。即使提到草民，也都是以帝王将相为视角的，对底层生活不会有如此翔实的记录。但这份来自1942年的报道，假若放到五百多年前，依然可以适用。

历史不断地改朝换代，但天下黎民的地位没有变，因此他们的命运也就看不出有任何好转的迹象。他们的苦难是可以“穿越”朝代的，在任何一个朝代，他们的苦难都大同小异。

宣德皇帝登基后实行宽仁政策，停止正在南京进行的建筑工程。这一方面源于他对民众疾苦的深刻体验，另一方面，朱氏家族对忆苦思甜教育的常抓不懈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年，朱元璋曾经在南京的紫禁城里开垦了一片田，让内侍在这块田上种蔬种果，不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而是为了教育后代拒腐防变。他曾指着这块田地对皇子们说：“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

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紫禁城建成十年之后，朱瞻基仍对他的皇祖念念不忘。他说：“朕侍皇祖，往来两京，每令朕过农家，问其疾苦，盖欲知稼穑之艰难。自嗣位以来，凡昔皇祖数诏之言，未尝敢忘。”

其实，对于人民群众的重要性，每一个皇帝都心知肚明，所以朱棣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的朝贺谕旨中明确指出，朝廷要以“爱人为本”。然而，“人”（天下百姓）固然重要，但在他的屁股在奉天殿的御座上坐稳之前，他们并不是最重要的，一如刘震云先生在他小说里写的，“灾民不会影响他的统治，而重大问题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处理不当，他都可能地位不稳甚至下台；轻重缓急，他心中自有掂量，绝不是我们这些书生和草民所能理解的。三千万里死了三百万，十个里边才死了一个，死了还会生，生生死死，无法穷尽，何必操心？”[48]所以，当他立足未稳，他一定顾不上去“爱人”，只有当天下平定、故宫建成、政权巩固以后，他才有时间去“爱人”，也才能底气十足地向天下宣示：“上天之德，好生为大”。

但朱瞻基的看法与他的爷爷朱棣略有不同，他一登基，就致力于缓解他爷爷好大喜功对天下百姓造成的“不可承受之重”，按他父亲朱高炽确定的宽松仁厚的既定方针办，“凡宽恤恩典及合行政务，其有开列未尽者，悉遵去年八月十五日以后诏旨施行，务惇明信，祗于不渝。”[49]唯有他的父亲朱高炽遗诏中所说的，要把首都迁回南京，他不能苟同，所以他拖着不办。在他心里，这个帝国不能再折腾了，迁都不迁都并不那么重要，老百姓的死活才重要。所以当工部尚书吴中上奏，请求“再起万人”，以投入更多人力修理宫殿，朱瞻基还是颁布了诏书，曰：“正农成收成之时，岂可尽用其力”[50]。

皇帝一句话，百姓的命运立刻天差地别。

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宣德皇帝在文华殿与诸臣讨论历代王朝人口变迁，说：“户口之盛衰，足以见国家之治忽。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51]

五百多年后，面对《明实录》中的这些记载，我们不禁感叹：同样姓朱，差距咋这么大呢？

或许，虽贵为“天子”，他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人”，所以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作家刘震云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里，说出了一个至简又至深的道理：

“人都没有了，他又去统治谁呢？”[52]

只要皇帝把自己当人看，也把别人当人看，天下“人”就有了指望，他们的王朝，就可以千秋万代，永保太平。

八

实际上，朝廷就是皇帝的田，华丽的宫殿，就是一个巨大的田字格。田字格就是一个中轴对称结构，中间那一条竖线是一条纵轴（子午线），把紫禁城分成东西两部分，那一条横线是一条横轴（酉卯线），把紫禁城分成南北两部分，南是外朝，北是内廷。外朝的建筑一律称“殿”，内廷的建筑一律称“宫”。外朝与内廷的分界线，是乾清门广场——保和殿与乾清门之间一条窄长的横街，它同样以“天”命名，叫“天街”。

一进紫禁城，在开阔广大的奉天门广场（清为太和门广场），内金水河蜿蜒流过。赵广超先生说：“内金水河从紫禁城西北流入，象征远接生命之源的昆仑山。在宫中蜿蜒2100多米，昼夜不舍，恰似一条长长镜廊，映照着这座皇宫六个世纪以来的人和事。”[53]河水的圆弧，犹如女性丰满的曲线，为这庄严刚健的政治广场增添了几分阴柔之美。内金水河自神武门西边的地道进入紫禁城，沿内廷西区的宫殿墙外向东南转，辗转到武英殿前，在奉天门广场形成一个月牙形的河道，有人说它是一条“天河”，代表着天上的银河，也有人形容它为“皇帝挽玉弓”，然后向东向北，流到文华殿后，在銮驾库的巽方流出紫禁城。

我说紫禁城是一座稳定又鲜活的城，内金水河可以作为证明。这是一条活水，连接着护城河，除了象征意义，还有诸多实用功能，比如消防、排水、用水、运输、观赏等。紫禁城的地平，北高南低，每当大雨，三大殿大台基上的螭首“千龙吐水”，无论地面上的水，还是遍布紫禁城的明渠暗道里的水，都将汇入金水河，再大的雨，内金水河的水位也只上升一米左右，实际上是紫禁城中的一座可以调节水量的小型水库。内金水河里的水，涨涨落落，内金水河上的荷花，开开谢谢，呼应着生命与自然的韵律。明宫词曰：

禁河新涨碧泓涵，

鱼鸟嬉春意自酣。

一望白萍红蓼路，

大都风景似江南。

有一天，我去冰窖[54]餐厅参加晚宴（故宫博物院将清代皇帝用于藏冰的库房改造成餐厅），从厨师那里得知，他们每年冬天还在内金水河上采冰，存入冰窖，在夏季用于冰镇餐饮。此后，每当我在凛冽的寒风中走过太和门广场，听到冰镐的声音在浩大的广场上发出空旷的回声，我会清晰地意识到，内金水河不只是一条历史的河、死掉的河、只能用来瞻仰和凭吊的河，它也是一条现实的、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河。它仍然有它的生命律动，仍然以一种秘而不宣的方式，介入我们的生活。

内金水桥
李少白 摄

我想起老子的话：“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55]。水是至柔之物，却有着裂云穿石、无往不胜的力量。

有水，才有万物生焉，人民繁衍，皇帝的田才能蓬勃肥美，结出沉甸甸的果实。

内金水河上，五座内金水桥飞越而过，“对入宫百官来说无疑是‘上天’的白云”[56]。这五座桥，分别对应着金、木、水、火、土“五行”，也象征着仁、义、礼、智、信“五德”。金水河名字的由来，并非因为河水是金色的，而是因为这条河自西北流入紫禁城，而西方对应的，刚好是五行里的“金”。

像内金水河一样，内金水桥也还活着，而且活得很风光。进入故宫博物院的游客，首先要聚集在内金水桥，听导游介绍，然后，迫不及待地拍照留念。桥下的河水上，映出天上的流云，以及游客们好奇的面容。

九

但我最关心的，是五座桥象征的“五德”还活着吗？仁、义、礼、智、信，这维系了我们民族两千多年的精神信条，如今还有人相信吗？

用来拆分天地物质世界的“五行”——金、木、水、火、土，被推衍成人们精神世界里的“五德”——“仁”“义”“礼”“智”“信”。孔子最先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孟子曰：

恻隐之心，仁也；

羞恶之心，义也；

恭敬之心，礼也；

是非之心，智也。[57]

后来董仲舒又加了一个“信”，仁、义、礼、智、信从此沉淀、凝固下来，成为我们民族公认的价值观。

没有仁、义、礼、智、信，我们民族所有值得自豪的历史都将不存在，被鲁迅所表扬的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都将从史册中消失，只剩下魑魅魍魉、衣冠禽兽、狐群狗党、跳梁小丑，在历史中招摇乱舞。

然而，不知有多少年，仁、义、礼、智、信被当作封建地主阶级的虚伪价值观进行批判。“黄世仁”“穆仁智”，戏剧、电影里，凡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都一律以“仁”“智”来命名，观众于是同仇敌忾，对仁、义、礼、智、信充满了仇恨。时至今日，许多人连“虚伪”都不讲了，而是理直气壮、明目张胆地坑蒙拐骗。

在我们眼前，有那么多人只知道追逐现实利益，结果是恻隐之心泯灭，羞恶之心蒙羞，恭敬之心隐匿，是非之心消亡。这些不仅不受指责，反而受到推崇，不仁不义、无礼无智、不守信用，似乎成了默契，人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贵品质反而受到嘲笑。

这是一个“胜者为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只崇尚“胜”（其实就是金钱的“胜”），却不问“胜”的来路。因此，“胜者为王”的同义词是：“笑贫不笑娼”。

那些“笑贫不笑娼”的人，其实连娼也不如。旧时娼妓，也是讲职业道德的，也算是勤勤恳恳，劳动致富，不像当下的一些所谓“胜者”，他们“致胜”的武器是投机，是倾轧，是欺骗。

北岛诗里写：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问题是，为什么卑鄙者永远能够获得通行证，而高尚者只能拥有墓志铭？

但现实环境再烂，高尚者从来都不曾缺席。

正是那些卑鄙者，凸显了高尚者的价值。

内金水桥象征的“五德”，犹如一条古老的箴言，横亘在紫禁城的最前方，提醒着帝国的统治者和政治精英们，别忘了中国人的基本价值。

用仁、义、礼、智、信这“五德”来鉴照紫禁城里的六个世纪，不知照出它的光彩还是尴尬。

蜂拥进入故宫的人们，又有多少人，经得起仁、义、礼、智、信这面镜子的鉴照？

[1]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七五。

[2] 《明太宗实录》，卷一六。

[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20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20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5] 《孙子》，第5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6] 《老子》，第9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13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8] 《论语·大学·中庸》，第26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9] 《盐铁论》。

[10] 《孟子》，第18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11] 〔唐〕李白：《夜宿山寺》。

[12] 原文为：“夫天育烝民，无主则乱，立君治乱，事资贤辅。”

[13] 关于这场火灾的记录，见《明太宗实录》，卷二三六。

[14] 〔明〕李贽：《续藏书》，上册，第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15] 李洁非：《龙床——明六帝纪》（修订版），第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16] 《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三十六。

[17] 《吕氏春秋》，第1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18] 《六韬》，第1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

[19] 〔东汉〕班固：《汉书》，第257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20]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1] 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第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2]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243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23] 《国语》，第720页，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

[24] 〔东汉〕班固：《西都赋》，见《全汉赋》，第3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5] 〔东汉〕班固：《汉书》，第257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26] 《六韬》，第12—13页，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

[27] 《管子》，第36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28] 《国语》，第11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9] 转引自危大有：《道德真经集义》，见《道藏》，第十三册，第58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30] 《荀子》，第7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31] 《论语·大学·中庸》，第1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32] 《周易》，第3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33] 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精神》，第49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

[34]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2950—295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35] 《明太祖宝训》，卷二。

[36] 《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二。

[37] 《周易》，第35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38] 《周易》，第35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39] 《老子》，第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40] 赵中男等：《明代宫廷政治史》，第275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41]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41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

[42] 《明仁宗实录》，卷五（上）。

[43] 王世襄：《自珍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44] 〔明〕姜绍书：《无声诗史 韵石斋笔谈》，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45] 〔清〕傅维麟：《明书》，第7228—7237页，台北：华正书局，1974年版。

[46]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294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47] 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第445—4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48] 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第46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49] 《明宣宗实录》，卷三八。

[50] 《明宣宗实录》，卷三。

[51]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二册，第42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

[52] 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第47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53] 赵广超：《紫禁城100》，第43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54] 《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载：“紫禁城内设冰窖五座。初有一窖，系通州冰，后一律用御河冰。”

[55] 《老子》，第20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56] 赵广超：《紫禁城100》，第49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57] 《孟子》，第15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第三章 午门以深

一

明朝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八月二十三日早上，午门刚刚从晨雾中浮现出它坚硬高大的轮廓，朱祁钰的身影已经出现在午门外阙的左门。或许此时，他的哥哥、明英宗朱祁镇正在千里之外瓦剌人的帐篷里突然醒来，眼前是无边的荒野和沉沉的黑暗。他应该不止一次梦见自己被解救回京，重新回到他的宫殿，接受群臣的朝拜。他不会想到，此时此刻，一个新的皇帝已然诞生，他的身体正被午门托举到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上，而自己，只是一个囚徒。

八月里，明朝的第六个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在太监王振的忽悠下，率二十万（号称五十万）大军征讨进犯的瓦剌军队。蒙古势力被打回北方草原之后，他们的势力并没有消失，他们仍然以“大元”为国号，史称“北元”。瓦剌是蒙古人的一支，明英宗时期（正统时期），“瓦剌也先征服了鞑靼、兀良哈、女真、哈密等内亚势力，统一了内陆亚洲东部”[1]，“几乎再现了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辉煌”[2]。随着实力的增加，野心也水涨船高，经常挥师南下，向明朝亮肌肉。朱棣选定的首都，再度成为战争的前线。

这一次，明军在行进途中，王振起了私心——既然有皇帝同行，为什么不再忽悠皇帝一起回趟自己的老家河北蔚州，好让自己衣锦还乡呢？这支军队于是暂时忘记了自己是一支军队，而变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仪仗队，去蔚州帮助王振光宗耀祖去了，但瓦剌人没有忘记他们，在河北怀来附近的土木堡，把他们围歼了，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锤死，明英宗束手就擒。这段故事，熟悉明朝历史的人都知道，叫“土木之变”（也称“土木堡之变”）。

皇帝被掳进草原，成了瓦剌人要挟朝廷的砝码。消息传到北京，无异于天塌地陷。满朝文武，大脑立刻短路。先祖朱棣坚持以北京这座边城为首都，目的之一是控制塞外，让觊觎中原的北方铁骑胆寒，他没有想到，真正胆寒的，是自己的子孙。朱棣的后裔，没有一人成为他那样的政治强人，面对塞外铁骑的入侵，不是像明英宗这样不自量力，就是隐在深宫里六神无主。自打立都北京那一天起，这王朝就没有太平过，最终还是被打进关内的草原部落彻底倾覆。

所幸这个王朝，还有明白人，他叫于谦，这个于谦不说相声，他是兵部侍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进士及第，仅仅只为入京觐见时没有给王振送礼就被下狱，在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之下才得以复任。“两袖清风”这个成语，说的就是于谦，因为有人劝他给王振送礼，他只甩了甩两只袖子，笑言：“只有清风。”他在《入京》诗里写：

绢帕蘑菇及线香，

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

免得闾阎话短长。

此时，于谦提出了最大胆的策略：立明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为帝，兄长朱祁镇“升任”太上皇。这样，瓦剌人手里的那张牌，就成了废牌。

于是，在这溽热的八月，朱祁钰御午门之左，摄理朝政。看到这浩大的宫殿又有了皇帝，前来上朝的文武百官突然间百感交集，伏地痛哭。户科给事中王竑上奏，请将王振满门抄斩，以安天下民心，众声响应。王振的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听见，习惯性地呵斥群臣，勒令他们退朝。王竑怒从心头起，扑过去狠狠地揪住马顺的头发，叫道：“你们平时助振作恶，今事已至此，竟然还敢这样放肆！”一边骂，一边咬他的面颊。曹凯等大臣蜂拥而上，一顿暴揍，马顺当场断气。

威严的午门早朝，转瞬间变成了血腥的群殴。明目张胆地在皇帝面前打群架，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但大臣们的怒火已经压抑得太久，此刻竟毫无顾忌地喷薄而出。“代理皇帝”朱祁钰被这一场面吓傻了，拔腿就往宫里跑。王竑率领群臣穿越午门，跟着皇帝的屁股后面跑，那可能是最早的“故宫跑”了，不过这奔跑的目的，是为活捉王振的另外两个心腹——内使毛贵和王长随。众太监慌了神，把这二人从门缝里推出来，顷刻间也被群臣击杀。大臣们又抓住了王振的侄子王山，为了平息事态，朱祁钰下令，将他绑缚至市，凌迟处死。[3]

九月，朱祁钰正式登基，次年改元景泰。“登基”的意思，就是“登上最高处”。朱祁钰登上最高处以后，励精图治，选将练兵，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领导了北京保卫战，击退了兵临北京城下的瓦剌军队，使大明江山转危为安，又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使当时明朝社会由乱而治。总的来说，景泰皇帝称得上一位英明之主，当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项知名的文化遗产——景泰蓝[4]。

午门
李少白 摄

二

紫禁城是“三朝五门”制度，这是周代就确立的一项宫殿制度，《周礼》《礼记》《仪礼》中都提出过“天子诸侯皆三朝”之说。上一章说过，外朝为阳，内廷为阴，奇为阳，偶为阴，所以外朝建筑布局多用奇数，比如“三朝五门”，内廷建筑多用偶数，比如乾、坤二宫（交泰殿是后加）以及东西六宫。

“三朝五门”是指五道门将皇宫分为三个不同的行政区。对于“五门”，明清的定义略有不同，明代“五门”为：大明门、承天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奉天门（太和门），而清代的“五门”则是：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和乾清门。三个不同的行政区（“三朝”）是：外朝，治朝，燕朝，分别举行大规模礼仪性朝会、日常议政朝会和定期朝会。

“外朝”是商议国是、处理狱讼、公布法令、举行大典的场所，位于宫城南门外易于国人进出的地方。在明代，承天门（天安门）外是“外朝”。朱祁钰登基那一天，文武百官在奉天殿（太和殿）跪听即位诏书，然后鱼贯出宫，到承天门前，等待着那诏书在这里颁行天下。与此同时，诏书被仪卫官托在云盘上，从官举着黄盖，护送云盘出午门，放进事先停放好的龙亭内。銮仪卫抬起龙亭，跟在皇宫御仗后面，在乐声中走出午门、端门，然后沿着承天门北面阶梯，送上承天门。

太和门
李少白 摄

太和门
李少白 摄

在承天门外金水桥上站满的官员们，再一次听到了宣读诏书。之后，宣读官小心翼翼地把诏书放进礼器，沿着承天门上堞口正中，慢慢地降下。在明代，盛放诏书的礼器是一个精制的木椟，在清代，诏书则衔在一只金凤的嘴里，那金凤高二尺一寸五分，站立在镀金云朵之上，从承天门上缓缓飘落，在红墙的背景下，金光闪动。城楼下面，礼部官员恭敬地接下诏书，放回在龙亭里，护送至位于大明门东侧的礼部，刻版印刷，而后颁行天下。

除了颁布诏书，外朝也是皇帝对百姓发布谕旨的地方。所谓百姓，当然是选出来的代表，在明代，每月朔日（初一），那些被选出来的德高望重的老人会站在金水桥南，等候京师地方长官手捧皇帝谕旨从宫里出来，站在金水桥前宣读谕旨。谕旨内容大多简单，不外乎勿忘耕种、注意防灾之类，却是皇帝表达亲民务农思想的一种方式，以至于在明朝，没有皇帝对此怠慢，连嘉靖、万历这些懒得上朝的皇帝也基本不误，比如嘉靖十三年四月，皇帝的谕旨如下：“说与百姓每，用心耕耘，毋荒……”[5]

端门在承天门（天安门）北，与承天门（天安门）形制基本相同。“端”，有端正谨严的意思。端门端端正正地横在皇城城门与皇宫城门之间，如同一座巨大的屏壁，“提示前往皇宫的人们，保持庄重的仪表和肃然的心境”[6]。

端门到午门之间的连线，是一个巨大而狭长的封闭空间（可称广场或院落），是皇城到皇宫之间的过渡区域。从内向外看，它是皇宫的外延空间；从外向内看，它则是进入皇宫前的序曲。

在端门与午门中心连线（即紫禁城，也是北京城中轴线）东西两侧，用于祭礼祖先的太庙与用于祭礼社稷的社稷坛遥遥相对。太庙代表时间的传递，社稷坛代表空间的绵延，“左祖右社”的布局，将无限的皇权收纳在礼制的约束中，又将中轴线上纵向的宫殿接力纳入一个横向的、无限深远的时空体系中去。

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无疑是皇宫最重要的一座大门，因此采用了建筑中的最高级形式。午门的台基高十二米，比十米高的宫墙还高两米，加上门楼，午门总高三十八米，比太和殿还高。因此，在我眼里，午门更像一道幕布，一道巨大的天幕，自高空垂落下来，可放电影，把宫殿中演过的历史大戏，再投射到午门的红色墩台上。我一直有一个设想，就是在午门上演灯光秀，把它的墩台当作超大银幕，因为它刚好是一个横长的矩形，犹如一个展开的绘画手卷，可以把特别制作的超大视频投射在上面，让历史图像与历史建筑，浑然一体。

午门沿袭唐朝大明宫含元殿以及宋朝宫殿丹凤门的形制，主楼东西有雁翅楼延伸，上有五座重楼，高低错落，左右翼然，有如大鸟展翅，所以也叫“五凤楼”。午门位于紫禁城南北轴线的正南方，也是子午线的午位，因此称为午门。古人用四种神兽对应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这四种神兽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南方对应的是朱雀，丹凤门（宋朝）、五凤楼（明朝）的“凤”字，正是暗喻着朱雀的意象。

五凤楼朝天而开，过了此门，就不再是人间，而是“天朝”，所以这阙楼，被称为“天阙”。岳飞《满江红》词里曾说：“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午门“中开三门”，两旁各有一掖门，中间的门，只为皇帝而打开（文武百官走东侧门，宗室王公走西侧门），只有殿试前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中鹄后可以从中门出宫一次，这一次经历，也因此成为他们一生的荣耀。

三

午门内是“治朝”，是君王日常朝会治事、处理诸臣奏章的地方。午门只有在举行大典和重大朝见时才能开启，朝廷百官平日上朝，一般从东华门进入紫禁城（西华门因为直通西苑，内监司事人员常从这里出入）。因此，东华门和西华门这两座东西对称的宫门，并不开在东西两侧城墙的正中，否则就可以直通内廷，妨碍皇帝的“私生活”。所以，为了维护内廷的私密性，也为上朝方便，东华门和西华门都开在东西两侧城墙偏南、距离南垣角楼一百多米的地方。形制也低于午门，正面呈平面矩形，红色城台，白玉须弥座，当中辟三座券门，城楼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门外马碑石，至今仍在。

“清初四王”之一的著名画家王翚等领衔主绘的《康熙南巡图》卷，记录了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正月初八，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的全过程，共十二卷[7]，从离开紫禁城画起，画遍沿途所经过的山川城池、名胜古迹，一直画到回到紫禁城。从《康熙南巡图》卷第十二卷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这“五门”中的四道门，看到护卫随从列队纵马穿过天安门、端门，在端门和午门之间的巨大广场上，卤簿仪仗、王公大臣列队如仪，等候天子回来。只是在画的终结处，太和殿被“虚化”了，若隐若现，似有还无，其实在那时，太和殿并不存在，它在十年前又被烧毁了，六年后的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才重建完成，因此，在《康熙南巡图》卷的末端，我们看到的是一片云，还有屋顶的一角，让人想起宋徽宗的《瑞鹤图》。

三大殿在落成三个月后被烧成一片废墟，于是朱棣在奉天门“御门听政”。“五门”中，唯有奉天门（后皇极门、太和门）坐落在玉陛（汉白玉台阶）上，让人想起曹植的一句话：“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8]，就是希望有朝一日登上玉阶，去朝觐天子。

奉天门的建筑形制，与传说中玉皇大帝的宫阙——“玉阶金阙”完全吻合。它象征着来自上天的权力，那么，奉天门广场上的金水河，就代表着天上的银河，上面的五座石桥，就代表着天上的鹊桥。过内金水桥、登上玉阶的人，享受到的是人世间最大的恩宠与荣光。

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秋拍曾经拍卖过一件文徵明书法扇面，诗中有句：“万炬列星仙杖外，千官鸣佩玉阶前”，就是描述奉天门前百官朝觐的盛大景象。

对“御门听政”的程序，《明会典》记录更加详细：

凡早朝，鼓起。文武官各于左右掖门外序立，候钟鸣开门，各以次进过金水桥，至皇极门丹墀，东西相向立，候上御宝座，鸣鞭。鸿胪寺官赞入班，文武官俱入班。

由此可知，皇帝早朝时，坐在奉天门中央的宝座上，玉阶下百官列队。早朝开始后，各部主要官员要站出队列，向皇帝陈述政务，皇帝一一答复，或交由官员们商议。这是那个年代的“政务公开”，也就是不同部门的官员都知道彼此的议题以及皇帝的答复。

到了清初，由于三大殿又被烧毁，自康熙始，“御门听政”的地点改在乾清门，皇帝每天上下班的交通距离却大为缩短，收缩到后廷的门口，“燕朝”也退至乾清门内。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康熙皇帝每天准时出现在乾清门。上朝的时间，春夏两季一般在卯正（早晨六点），秋冬两季一般为辰初（早晨七点），上朝的大臣，则要提前在门前广场上站好，因此常常是摸黑入宫（尤其在冬天）。后来照顾到大臣（因为大臣要提前两三个小时到宫门外等候），朝廷的作息时间改为春夏辰初三刻（约7点45分）、秋冬辰正三刻（约8点45分）开始早朝。有大学士奏请，早朝可以每三四日一次，不必天天举行，康熙回答：“朕听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规，不日上御门理事，即竟不安；若隔三四日，恐渐至倦怠，不能始终如一矣。”人都是有惰性的，所以康熙才不敢耽于安逸，严格要求自己，每天凌晨不到4点就会起床，“未明求衣、坐以待旦”。

康熙说：“（朕）无他欲，惟愿天下治安，民生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

身为创业之帝，他深知这江山得来不易，你怠慢了天下，天下就会怠慢你。

四

在故宫，我们已经习惯于那些敞开的空间、宏大的建筑，而忘记了，紫禁城实际上是一个墙的世界。墙是如此的强大，把这座巨大的城，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空间。在中国，城，几乎就是墙的同义词，长城，其实就是一道长长的墙。而城池，也是由墙围合起来的空间。

紫禁城，当然还有北京城，是由一道道墙组成的世界，宫城、皇城、内城（以及嘉靖时代修筑的外城），构成了一组“同心方”的结构，像一层层精致的包装盒，小心翼翼地包裹着帝王的权力（紫禁城里的皇帝印玺）。但这些城不仅墙多，门也多。宫城（紫禁城）有南北东西四座门，分别是：午门、神武门、东华门和西华门，对应着皇城的四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在皇城之外，是北京的内城，共有九座城门（北京城也因此被称为“四九城”）。

就在朱祁钰登基这一年（公元1449年）十月，瓦剌军攻破紫荆关，押解着朱祁镇到北京，而这位昔日的皇帝，却连城门都没有进入，只能遥望着城墙上方的天空，在记忆中回味宫殿的每一个细节。他与宫殿的距离，似乎已被那城墙固化，坚不可摧。此时于谦早已做好战略部署，调遣诸将带领二十二万兵士，在京城九门外摆开阵势，下令：临阵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的，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的，后队斩前队。明军众志成城，与瓦剌军进行了五天苦战，终使瓦剌军无功而返，拥着太上皇朱祁镇，由良乡向西去。

再次回到宫殿，是一年之后。手里的人质没了价值，瓦剌人就与明朝和谈，于谦说：“帝位已经定了，不会再有更改，只是从情理上应该赶快把他接回来罢了。”[9]朱祁钰是厚道人，想了想，也就同意了。

前文说过，明朝建立后，北元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两部，从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战略格局。瓦剌人放回朱祁镇，很可能还存在着一个原因，就是维持三者之间的平衡。“三足鼎立”，是最稳定的格局，也是最安全的格局。因此，瓦剌蒙古的第三代汗王不仅放还了朱祁镇，而且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

朱祁镇是从安定门入城的，只有一轿两骑。《明实录》写：“帝迎见于东安门，驾入南宫”。南宫，就是紫禁城东南角，今南河沿、南池子一带的洪庆宫。据说为了限制朱祁镇的行动，景泰皇帝下令将南宫的树全部砍光，还在大门的锁上灌上铅水，派锦衣卫把守在周围，等于把太上皇软禁了，每天将食物从门上一个小孔送入。[10]吃穿不足，太上皇的原配钱皇后只能自己做些女红，托人带出去变卖，以补贴日常之用，仿佛一个贫贱人家的女子。

一道道墙，在紫禁城内分割出不同的空间，每个空间，都构成一个院落，甚至像三大殿这样恢宏的建筑，都被封闭在一个院落中。这些空间（院落）位置不同、地位不同、面积不同、功能不同，也分割出不同的命运。

这偌大的紫禁城，里面还暗藏着层层宫门[11]。门有时开启，有时关闭，把偌大的紫禁城，连接成一个时断时续、时分时合的空间体系。早年以游客身份去故宫，感觉最奇特的就是那些门。封闭的墙和开启的门，造成一种先抑后扬的视觉效果。墙把我们的目光封闭在一个单元的空间里，为建筑制造了宏大而震撼的视觉效果；门又让我们的目光穿透墙的围困，抵达宫殿的深处，探测着幽深的心理深度。每当我们登上太和门的台阶时，敞开的太和门犹如一个取景框，为蓝天下的太和殿剪裁出一个矩形的图像，而更神奇之处在于，随着我们脚步的移动，取景框里的图像也不停地变动，仿佛游走的不是我们的脚步，而是建筑本身。

很多人觉得紫禁城很神秘，而它的神秘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门营造的。因为那些时开时闭的门，给紫禁城造成一种半掩半露的效果，人们永远猜测不到，在门的后面，藏着怎样一个世界。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多年的我，对门后世界的好奇心丝毫未减，依然时常像孩子一样把眼睛扒在门缝上，窥视门背后的风吹草动。

有一次开会，从院办的会议室出来，已是晚上九点。走过黑寂无人的宫殿，回到西北角楼下，研究院的门口（故宫研究院是紫禁城西北角一座四合院），发现院门已锁，我已无法取回放在办公室里的书包——我家的钥匙，就放在那书包里。我得先拿到研究院院门的钥匙，才能拿到我家里的钥匙。

我第一次发现，钥匙如此重要。许多次回家找不到钥匙，都找开锁匠开门。但在故宫，这不可能。同事们早已下班，这寒冬的夜晚，我实在不忍让他们回来。

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多年，那天夜里，我第一次去了钥匙房。同事告诉我，那里有备用钥匙（可见我很少在故宫加班）。我在黑夜中找到钥匙房的门，才能打开研究院的门，进而打开自己的家门。那晚的经历，那么具有隐喻性。无穷无尽的门，开启了我们从一个空间向另一个空间的旅程。每一个空间，似乎都潜伏在上一个空间的后面，一层层地打开。在进入上一层空间时，我们甚至无法预料下一层空间究竟是什么样的。

每逢夜晚降临，重重宫门都要由该门的护军参领负责，按时关闭上锁，将钥匙送到阙左门，统一呈交给景运门三旗司钥长及五旗司钥长。天亮时分，各属护军再领到钥匙，打开各自掌管的宫门，如有旷职，或擅自使人出入者，各论如法。

墙与门，既是对立体，也是统一体。关上门，世界就是小的，比如对于南宫里的朱祁镇来说，紫禁城就是一座囚牢；打开门，世界立刻变得无限大，从一座宫殿抵达另一座宫殿，要穿越无穷无尽的宫门，尤其对于明仁宗朱高炽（洪熙）来说，无异于一种繁重的劳动，因为他身宽体胖，走路都要气喘（连他的父亲朱棣都嫌弃他），而他的寝宫，偏偏选在后宫最北端的钦安殿，每次上朝，要由北向南穿过重重宫门，才能抵达御门听政的奉天门。在他眼里，宫殿就是深不可测的道路，以及没完没了的奔波。

朱高炽当然会乘坐交通工具，而不会用脚步去丈量大地。那种交通工具被称作“辇”，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北宋摹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辇”的大致样子。但以他的身量，乘辇恐怕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对抬辇人就更不简单），上辇下辇，都很费体力，或许还需要技巧，在辇上颠来荡去，更让他心率过速。

相比之下，上朝大臣更加辛苦，尤其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的大臣，步行穿越宫殿中，也并非易事。每日早朝，他们要先由承天门（清代以后称天安门）、端门、午门（或者从东安门入东华门）集合进宫[12]，走不动就让宦官挟着两腋，不是扶老携幼，是连拉带拽，拖到皇帝面前，不像朝廷命臣，倒像是被劫持的人质。

五

景泰皇帝执政的第九个年头（公元1457年），正月十七日早上，奉天门前出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上朝的大臣们发现，坐在奉天门御座上的，不是他们的景泰皇帝，而是上一任皇帝、已经退休的明英宗朱祁镇。

朱祁镇在南宫里待得很郁闷，他住在宫殿的一隅，但紧锁的宫门、高峻的宫墙把他与宫殿彻底隔离，让他居住的宫殿一角成了死角、一个地地道道的活棺材。他要被困死在里面，他的愁闷、痛苦、呐喊，全都没有人听见，听见了也无人理睬。他成了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存在。

“荣升”太上皇那一年，他只有二十三岁，在瓦剌营中当了一年囚徒，又在这宫殿里当了七年囚徒，如今，他也只有三十一岁，此时他除了喘气，似乎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更不能忍受的是，他的太子朱见深也被景泰皇帝废掉，立他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他不甘，不愿，也不服。他决计改变这眼前的一切。

这一年，景泰帝病重，在奉天门“御门听政”的次数越来越少，加之景泰帝废除原太子的行为引起一些大臣的不满（尽管景泰帝自己的太子朱见济已经夭折），于是，在北京保卫战中因功封侯的石亨与张轨、曹吉祥等人商议，要拥立朱祁镇复辟。

正月十六日，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滢、兵部尚书于谦等商议，准备奏请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大家推举商辂执笔写成奏疏，奏疏完成时，已经日薄西山，众人商议，第二天上朝时再递上去吧。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晚，朝廷的形势，彻底反转。

三更时分，徐有贞换上朝服，心情忐忑地离开了家。出门时，他对妻子说：“我要去办一件大事，办成了是国家之福，办不成就是徐家灭顶之灾。”说罢，就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

石亨掌管着紫禁城的城门钥匙，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钥匙才能打破门和墙的分隔，在宫殿里畅行无阻。四鼓时分，天色晦暝，石亨已率一千名士兵进入长安门，随后进入紫禁城。徐有贞把城门从里面锁上，以防外面有援兵进来，然后将钥匙投入下水道中。这些奇怪的动作被守夜的御林军看到，但猜不出他们在做什么，也没有人敢问。

他们一起向南宫挺进，举木撞门，门锁坚固，没有撞开，旁边的墙却裂开一个大洞，大家蜂拥而入，朱祁镇还没有睡，竟在秉烛读书。石亨、曹吉祥等人把朱祁镇架到轿舆上，一起护卫着朱祁镇，向东华门狂奔。至东华门，有守城卫兵阻拦，朱祁镇“刷脸”，说自己是太上皇，卫兵傻了眼，不敢阻拦，他们就这样进了紫禁城。这是八年前被王振忽悠着离开紫禁城以来，第一次回到从前的宫殿。他们急促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宫殿里形成森然的回响。这或许是历史上的第二次“故宫跑”，而且是决定历史的“故宫跑”。朱祁镇与朱祁钰这对亲兄弟（朱祁镇为朱瞻基长子，朱祁钰为朱瞻基次子），谁先跑到奉天门[13]的御座上，谁就是皇帝。可惜弟弟朱祁钰此时正在病中，无力参加这场比赛，只能弃权了，朱祁钰放弃的不只是比赛权，更是王朝的执政权。

上朝的时间到了，大臣们在午门集合，日出前三刻，午门上捶响一鼓。二鼓响时，礼部官员导引大臣们徐徐进入宫殿，在奉天殿前面北而立。钟鼓安设在午门中楼的左右廊内，只有宫中举行大朝会时，午门上才会钟鼓鸣响，而此日，只是一次寻常的早朝，今日鸣鼓，让大臣们不得其解，正疑惑间，三鼓已响，他们看到在视野的前方，皇帝正端坐在御座上，这也稀奇，因为平时上朝，只有大臣们等皇帝的份儿，绝对不会有皇帝等大臣的情况发生。当皇帝的面孔越来越清晰，他们才大惊失色，坐在御座上的不是朱祁钰，而是朱祁镇。

此时，朱祁钰正在乾清宫西暖阁梳洗，有人报告说，是太上皇复位了，朱祁钰连说：好，好，好。然后重重地喘了几口气，又面朝墙壁睡下。

朱祁钰被软禁在西苑，就是后来的中南海，并在第二年二月里死去，死时年仅三十岁。

其实，在夺门之变前，景泰帝的身体已大为好转。[14]据《病逸漫记》记载，“景泰帝之崩，为宦者蒋安以帛勒死”[15]，应当可信。《明代宫廷政治史》说：“《病逸漫记》叶盛既以当时人，记当时他人亲眼目睹之事，所载应该不虚。”[16]

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争夺，竟然是以“门”为对象。紫禁城里的门不是一般的门，是权力门、命运门、生死门。

夺门之变，只是一场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它的背后，是以石亨、徐有贞为首的文人集团与以于谦为首的文人集团之间的斗争。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的这场晨跑，胜者得到了最高奖赏——皇位。朱祁镇也是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位两任皇帝的人（第二任改年号为天顺），帮助他复位的石亨、张轨、徐有贞等人论功行赏、加官晋爵，在他被俘时力主另立新君的于谦被以谋逆罪处死，抄没家产。

于谦被凌迟那天，阴霾满天，逼压着这座城池。有一锦衣卫指挥朵儿，本是曹吉祥的部下，却到于谦受刑之处以酒相祭，被曹吉祥怒打后，仍酹祭如故。都督同知陈逵收殓了于谦遗体，归葬杭州。

北京西裱褙胡同有一座于谦祠，这座祠是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在于谦故居上改建的，以纪念这位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今天见到的于谦祠，是光绪年重修的。很多年前，我常去北京日报社，出来进去，都要跟于谦打个照面，可惜那时于谦祠没有开放，我也就从来不知里面的模样。后来，西裱褙胡同拆了，于谦祠从一片青砖灰瓦的房屋中裸露出来，被高楼大厦三面环绕，只有北面紧靠长安街，显得格外突兀。据说于谦祠是紧邻东西长安街的唯一一座四合院，院内有奎光楼，上层为魁星阁，阁中悬一木匾至今仍在，上书：热血千秋。

千秋太和门，静静地注视着王朝的变迁。

那门，是王朝的命门。

六

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正月十七，明英宗朱祁镇三十八岁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或许七年囚徒生涯让朱祁镇对生命有了更多的悲悯之心，他在遗诏中，废除了野蛮的宫妃殉葬制度（明英宗以前，凡是被皇帝临幸过而未生育子女的嫔妃，都要在皇帝死后为皇帝殉葬），让明朝的“政治文明”前进了一大步，被后人誉为“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17]；对于建文帝的后代，他也“宽大处理”，下令释放了当时还活着的建文帝次子朱文圭（建庶人），为其修建房屋，娶妻生子。朱文圭被抓时只有两岁，被囚禁五十余年，重获自由后，见到牛马，不知是何物。

太和门前的铜狮
李少白 摄

明史研究者认为，这些“新政”，“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英宗复辟后多疑多暴的负面形象”[18]。

明英宗朱祁镇还有一项“政绩”值得一提，就是他在第一次登位后开始了重修紫禁城计划，将他曾祖父朱棣时代被烧毁的紫禁城中轴线建筑重新伫立在宫殿的中央。《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五年三月戊申，“建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乾清、坤宁二宫，是日兴工”[19]。正统六年九月甲午朔，“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乾清、坤宁二宫成”[20]。这是三宫两殿的第一次重建，紫禁城的中轴线，重又恢复它曾经的壮美。

明英宗还下令修建京师九门的城楼、瓮城和各门外牌楼[21]，这九门是：

北面：德胜门、安定门；

东面：东直门、朝阳门；

南面：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又称前三门；

西面：西直门、阜成门。

除了兴建城楼，北京城的城墙也被加固，永乐年的城墙只用砖包砌了外侧，正统年又用砖包砌了内侧，使北京城城墙成为内外两侧皆为砖砌的城墙，护城河也在正统年间被挖深，九门护城河上的木桥一律换成了石桥，桥与桥之间设有水闸。北京城，终于成为一个墙、河、桥、闸完备的，既矛盾又统一的建筑体系。

正统年间，承天门（今天安门）与大明门（今毛主席纪念堂位置）连接成的中轴线（即“T”字形广场）两侧，一连串庞大的建设工程也陆续完工——在东侧建成了宗人府、吏部、户部、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翰林院、会同馆的办公建筑，礼部建筑早在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已经建成，此时也进行了整修；西侧则建成了五军（前、后、左、右、中）都督府、太常寺、通政司、都察院、锦衣卫（后为刑部所占）的办公建筑。明英宗执政期间，一整套行政司法建筑终于在紫禁城外尘埃落定。

除了开国皇帝，每一位皇帝都是在前一位皇帝的丧礼中即位的。[22]朱见深也不例外，当他在大行皇帝的梓宫前主持完丧仪，在大行皇帝灵柩运往山陵前，正式举行了登基大典，成为大明王朝的第八位皇帝，是为宪宗，年号：成化。

只是他的登基仪式，比起他的父亲朱祁镇（第一次）登基时多了一道亮丽隆重的布景，那就是重修落成不久的奉天殿。这样浩大威严的场面，他之前的皇帝——朱棣（在南京登基，北京紫禁城建成后第二年三大殿被烧）、朱高炽、朱瞻基、朱祁钰都没有经历过，只有他父亲朱祁镇复辟成功、成为天顺皇帝的第二次登基，是在崭新的奉天殿举行的。朱祁镇给他的儿子朱见深留下的政治遗产，除了他的“仁政”，铲除朝廷里的奸佞，就是把“金銮殿”还给了紫禁城，让大明的皇帝，重新拥有了帝王的体面。

[1] 赵中男：《明代宫廷政治史》，上册，第355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2] ［日］冈田英弘、神田信夫、松村润：《紫禁城的荣光——明清全史》，第10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3] 参见〔清〕谈迁：《国榷》，第1783—17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

[4] 景泰蓝正名“铜胎掐丝珐琅”，俗名“珐蓝”，又称“嵌珐琅”，是一种在铜质的胎型上，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花纹焊上，然后把珐琅质的色釉填充在花纹内烧制而成的瓷器器物。因其在明朝景泰年间盛行，制作技艺比较成熟，使用的珐琅釉多以蓝色为主，故而得名“景泰蓝”。

[5] 王镜轮：《紫禁城全景实录》，第4—5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

[6] 王镜轮：《紫禁城全景实录》，第4—5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

[7] 其中六卷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两卷在巴黎的博物馆；一卷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一卷在加拿大的博物馆。还有两卷被认为已遗失。

[8] 〔晋〕陈寿：《三国志》，第42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9] “天位有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见《明史》，第454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0] 〔清〕谈迁：《国榷》，第20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

[11] 关于紫禁城内的重重宫门，明代宦官刘若愚《酌中志》第十七卷有详细记述，参见〔明〕刘若愚：《酌中志》，第135—15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

[12] 参见朱剑飞：《中国空间策略：帝都北京（1420—191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13] 一说奉天殿。

[14] 〔明〕王锜等：《寓圃杂记 谷山笔麈》，《寓圃杂记》卷一，景泰帝上宾，第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15] 〔明〕陆：《病逸漫记》，第175页，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版。

[16] 赵中男等：《明代宫廷政治史》，上册，第389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17] 〔清〕张廷玉等：《明史》，第10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8] 赵中男：《明代宫廷政治史》，上册，第420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19] 《明英宗实录》，卷六五。

[20] 《明英宗实录》，卷八三。

[21] 《明英宗实录》，卷二十三。

[22] 王镜轮：《紫禁城全景实录》，第27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

第四章 太和千秋

一

朱见深、朱祐樘两代皇子，从“故宫的隐秘角落”走向奉天殿的大庭广众承继大统的过程，都堪称大明王朝最著名的苦情戏。

朱见深两岁就被立为太子，但他爹在“土木之变”中被俘，他叔朱祁钰取而代之，登上帝位后，废掉了朱见深的太子地位，立亲儿子朱见济为太子。直到朱祁镇在“夺门之变”中夺回政权、重登大位，朱见深才被复立为太子，这样的过山车似的命运转弯，在明朝太子中仅此一例。

可以说，在登基以前，朱见深一直生活在压抑、不确定的气氛中。所幸，他的长大成人，有一个宫女呵护陪伴，不离不弃。自朱见深两岁被册立为太子时起，服侍他的，就是十九岁的万贞儿。朱祁镇被俘时，朱见深只有四岁，是万贞儿与他相依为命，让朱见深对她产生了深深的依恋。安意如在《再见故宫》里写：“朱见深迁出东宫，幽居别处，四周都是代宗的耳目，死亡的威胁时时刻刻如影随形。这样绝望的境地里，多少人对朱见深冷眼相待横加欺凌，避之唯恐不及，只有万贞儿不离不弃地守着他。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景泰年间的那些患难岁月，不知多少次，在朱见深需要被保护的时候，在脆弱无助的时候，她总是及时出现在他面前，替他化解灾厄。给他鼓励，给他呵护。有时候她带来的，是一件衣物，有时是一块甜糕，而有时，只是一个拥抱，抬手抹去他的泪水。”[1]

中国的皇帝是一个神奇的物种，尤其明朝皇帝，历史上很少有那么一群人像他们那样，把天使与魔鬼的身份集于一身。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将他们称作人，至少他们不是正常人，他们的生活，也不是正常的生活。比如正常人是有爱的，但在大多数皇帝的心中很难找到爱（后面将提到的弘治皇帝是难得的例外），因为爱是建立在平等之上的，像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在小说里借简·爱之口宣布的：“你以为，就因为我贫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既没有灵魂，也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完全一样有一颗心！要是上帝曾赋予我一点美貌、大量财富的话，我也会让你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不是凭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凭着血肉之躯跟你讲话，——这是我的心灵在跟你的心灵说话，就仿佛我们都已经离开了人世，两人一同站立在上帝的跟前，彼此平等，——就像我们本来就是的那样！”[2]

但在皇帝的世界里，谁能与他们平等相论？皇帝的婚姻里同样不会有平等，只有恩宠。因此，皇帝的权力越大，爱情对他就越是遥不可及。他的爱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一种掠夺，对后妃来说则是一种竞争，一种生存竞争。这也是当今市场竞争的丛林法则之下，“宫斗剧”兴盛的根本原因。

我不能肯定成化与万贞儿的感情是不是爱，但至少在他们心里，这感情是真挚的，在危险的环境里，他们抱团取暖，甚至于，在朱见深皇太子被废后，万贞儿给予他的更多。有人会猜，万氏在进行一项“风险投资”，一旦朱见深时来运转，她就会得到可观的收益，但说实话，当时朱祁钰已经取代了朱祁镇的帝位，朱见深的皇太子身份也荡然无存，朱祁镇、朱见深父子咸鱼翻身的可能性极低，丝毫看不出朱见深成为“潜力股”的可能性，把宝押在他的身上，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因此说，他们当时的那份感情是可贵的。在人情如纸的宫殿里，这份感情在失意的朱见深看来已属难得。至于万氏利用朱见深的这份感情，害宫妃，设西厂，横恣朝野，都是后来的事了。

假如说万氏对皇朝有什么贡献，那就是她让朱见深体验到了什么是爱。在朱见深的心里，父母之爱、君臣之情，都是短暂、虚幻的，他看得见，摸不着。它们就像一阵风、一场梦，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只有万贵妃的爱是具体的、长久的、可以把握的、有触感的——朱见深把她的爱总结为一种触感，当朱见深的生母周太后质问自己的儿子：“彼有何美，而承恩多？”朱见深的回答是：“彼抚摩，吾安之，不在貌也。”[3]每当朱见深陷入孤独和恐惧，来自万氏的抚摸，会让他舒坦，让他平静。

万氏是一个能让朱见深有安全感的人，宫深如海，对于一个命运飘摇无定的皇子，这安全感有多么重要。

二

成化年给我们留下的最丰富的一笔遗产，应该就是成化窑的瓷器了。成化窑景德镇官窑的一种，以青花与斗彩最负盛名。成化青花没有宣德青花的那种里斑，以色泽柔和、淡雅而著称；成化斗彩造型玲珑俊秀，胎体细润晶莹，彩料精选纯正，色调柔和宁静，在光线透视下，胎身会显现出神奇的肉红色，露胎无釉的底足，呈黄褐色或暗褐色斑点，俗称“糊米底”，这是成化窑的独创。

“成化无大器”，但成化把“小”玩到了极致。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象征物，就是成化斗彩鸡缸杯。这是一种饮酒用具，造型为敞口，浅腹，卧足，体积小巧，刚好可以握于掌上，不仅美观，而且实用。杯壁上通常绘有雄鸡母鸡相依相随，山石花草健美茁壮。成化皇帝对鸡缸杯情有独钟，因为这小小的玩物上，流露出他的“恋母情结”，也寄托了他们二人彼此的慰藉与恩爱。

在万历时代，鸡缸杯就价以十万计，《陶说》载：“成窑以五彩为最，酒杯以鸡缸为最，神宗时尚食御前，成杯一双，值钱十万。”《明神宗实录》也记道：“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鸡缸杯一双，值钱十万。”在今天，一只小小的鸡缸杯已价值连城。2014年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玫茵堂珍藏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以2.8124亿港元成交，买家为上海收藏家刘益谦。

朱见深登基这一年，产房传喜讯，比朱见深大十七岁的万贞儿竟然为他生了一个大胖儿子，朱见深立刻“提拔”她为贵妃。但他们都未想到，他的长子连名字还没来得及起，就病夭了。自此，故事开始了反转——万贵妃开始了疯狂的自我补偿：对于后宫怀孕女子，一律投之以堕胎药，由一个“爱的使者”，变成一个疯狂的杀人犯，而且是连环杀手。

宫斗，其实就是围绕子宫的战斗。

但百密自有一疏，朱祐樘就是一个漏网之鱼。朱祐樘曾经作为一个精子，被父亲朱见深送进一名纪姓宫女的子宫。她本是一个管内帑（皇帝私房钱）的宫女，被朱见深检视内帑库时偶然宠幸，这是两个人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亲密接触，竟然播下了龙种。有了这一次的风流，才有了朱祐樘——后来的弘治皇帝，也才有了大明王朝的弘治中兴。谁说历史的进程中没有偶然？

万贵妃很快得到“眼线”的密报，形势逼人，她立即行动起来，派一个宫女去下药，但这宫女一念之仁，救了朱祐樘的命。她怜恤那腹中的一条命，将堕胎药减去一半，回来又向万贵妃提供假情报，说纪氏肚子里长了瘤子，并非怀孕。万氏不放心，令纪氏贬居在冷宫里。荒草萋萋的冷宫，朱祐樘在母腹中倔强地成长，直至呱呱坠地。万贵妃知道自己上当，又派太监张敏前去溺死婴儿，张敏看到朱祐樘后心想：“上未有子，奈何弃之？”于是把朱祐樘抱走，冒死藏匿在宫殿的隐秘角落，每天以米粉哺养他，居然把他养活。后来，那个被万贵妃迫害的废皇后吴氏知道了这事，又把纪氏母子接到西内藏起来，两个苦命女人从此相依为命。而朱祐樘长到六岁还没见过生人，长长的胎发一直垂到地上。

六年后的一天，张敏为成化梳头，成化皇帝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华发已生，面色苍然，不禁叹道：“老之将至，而无子！”一个皇帝，后宫有丽人三千，却没有一个人能生出一个皇子来继承皇位，皇朝的血脉眼看就要中断在他手上，这足以让朱见深怀疑人生。听到这声叹，张敏终于忍不住跪到地上，奏道：“死罪，万岁已有子也！”皇帝大惊，问此言何意，张敏说，奴才说出来，皇子就保不住了，请皇上一定为皇子做主！

那天，有人向纪氏禀报，皇帝要来看儿子。纪氏紧紧抱住儿子，泪流满面地说：孩子，你去吧，妈妈不能活了！一会有人来看你，当中那个穿黄袍有胡须的，就是你爹。

皇帝驾临时，朱祐樘穿着母亲给他换上的小红袍，坐着小轿子，到宫前台阶下，头发长长地垂在地上，看见朱见深，竟自己往前跑，投奔父亲的怀抱。成化帝张臂把他抱在自己的膝盖上，抚视久之，悲喜交集，泣不成声地说了一句话：

“我子也，类我。”[4]

那一个早晨，太监张敏把这一切平静告诉了成化帝之后，独自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吞金自尽。

他知道，万贵妃不会善罢甘休，他在劫难逃。

几个月后，朱祐樘的生母纪氏暴毙而亡。据《胜朝彤史拾遗》《罪惟录》等史料所记，是万贵妃下的毒手。

她的儿子朱祐樘，却被堂堂正正立为太子。

没有改变的，只有万贵妃的虎视眈眈。

三

这“现实版”的《赵氏孤儿》，让成化皇帝悲喜交加。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朱祐樘被立为太子，册封仪式在爷爷朱祁镇重建的奉天殿举行，犹如他未来登基的预演。那个在紫禁城的隐秘角落里“潜伏”了六年的孩子，突然间曝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所有廷臣视线的焦点，也成为令整个王朝欢欣鼓舞的兴奋点。巨大的反差，一定会令这个六岁儿童感到晕眩和不解。

紫禁城的建筑到了奉天殿，忽地起了高潮，像一座巨大的岛屿，在宫殿的海面上骤然浮现。

上一章里我们提到过“三朝五门”制度，重点讲到“三朝”的功能分区，这一章我们接着讲“五门”在美学上的关系，因为这五重宫门，组成了奉天殿前最华丽的前奏。

明朝的“五门”，即大明门、承天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奉天门（太和门），全部陈列在奉天殿（太和殿）前，像一首漫长的序曲，使以奉天殿（太和殿）为核心的紫禁城向前延伸了一千五百米之遥，亦像一道道巨大的屏风，遮挡住紫禁城最重要的部分。中国古代建筑的空间布局与西方文艺复兴宫殿（如凡尔赛宫）不同，它不是开放式的，不是在人们视线的焦点上的一座巨大而独立的建筑，通过向两翼展开，展现它纪念碑式的崇高。中国古建筑不能一览无余，而是含蓄、深隐，像一出戏，被一幕幕地分割——五重宫门，分割五幕戏剧，一波三折，渐入高潮。无论民宅，还是皇宫，概莫能外。而高墙大院、重重门禁的遮挡，并不能令宫殿的恢宏气势有所减损，相反，它们助长了人们对于墙院门楼内部世界的期待值，形成一种“先抑后扬”的效果。

皇城中轴线从大明门到景山的总长度是5公里，从大明门到奉天殿的总长度是3.09公里，两者比值3.09∶5=0.618，刚好是黄金分割的比率！

奉天殿准确地出现在这幅长卷的黄金分割点上，像音乐中的高潮，或绘画长卷的核心景观。

一个入朝者，犹如一个旅人，翻过一道道山，涉过一重重水，“五门”之间距离的远近、体量的变化，决定着穿行者心情的起承转合，然后，在山重水复之后，山穷水尽之际，穿过窄窄的奉天门（太和门），遮天蔽日的巨大屏风被突然撤掉，壮丽的奉天殿会在蓝天下突然出现，让人悚然一惊。

赵广超先生说：“以中轴的整体节奏变化来看，大清门（即明朝的大明门——引者注）的含蓄是采取先抑后扬、先平淡后激昂的手法，在心理上一步步走向气势慑人的壮丽皇宫。四方贡使若是循国礼由大清门入宫，必须徒步走一千五百米，穿越五重大门，走过几个进深不同的广场，才到达太和殿广场，这便是传统中国宫殿‘天子三朝五门’的威势。”[5]

太和殿
李少白 摄

太和殿
李少白 摄

太和殿广场
李少白 摄

三大殿
李少白 摄

门上映出的太和殿
李少白 摄

大台基上的铜缸
李少白 摄

保和殿
李少白 摄

奉天殿（皇极殿、太和殿）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等级最高的大殿，但它的等级，不仅仅是依靠它的高度、体量建立的，也不仅由飞檐上的十个吻兽（在中国古建筑中绝无仅有），以及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取象九五之尊）的规制所标定的，更是通过陈列在它前面的五重门——宫殿乐章中那反反复复的“前奏”，得到强力凸显。

奉天殿安坐在两丈高（8.75米）的三层汉白玉须弥座上。从空中看，这个巨大的须弥座（25000多平方米）呈一个“土”字，刚好与奉天殿在紫禁城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中所处的“土”位吻合。

这三层汉白玉须弥座有如层叠的白云，将三大殿轻托在掌心，让它们的重量骤然化减，那才叫“举重若轻”。不知那龙椅上的皇帝，可否把他的江山，这样轻松地托起来。云端深处，丹陛之上，陈列着铜龟、铜鹤各一对，铜龟粗重古拙，铜鹤纤细轻盈，它们却似几个世纪的老搭档，共同衬托着王朝的江山永固、福寿绵长；十八只鼎式铜炉，象征着当时的十八个行省，左右分列九鼎，承载着大禹铸九鼎的历史记忆，也暗合着王朝“鼎盛”的主题。铜龟、铜鹤身上都有活盖，腹内是空的，便于在大典时燃香，典礼时，铜龟、铜鹤、铜炉都会燃起檀香松枝。庄严的大典上，奉天殿被香雾缭绕，与如云似雾的汉白玉基座相衬托，让这来自人间的权力，有了神一样的境界。

这三座大殿中，一首一尾的奉天殿、谨身殿，俯视平面都是矩形，中间布置一个较矮小的方亭——华盖殿（中和殿），将这三座宫殿连接成一个“土”字形，而不是三座完全平行的宫殿，使三者的组合不至陷入重复、呆板，同时，在重檐庑殿和重檐歇山殿之间加入一座四角攒尖的鎏金宝顶，也让三大殿的屋顶，呈现出高低错落的曲线之美。

奉天殿不是孤立的，只有在紫禁城这巨大的院子里，在所有建筑（包括“五门”）所组成的巨大坐标系中，才显其重要。犹如皇帝，唯有置身于权力的体系中，他才是皇帝，倘若脱离了王朝的环境——像被俘虏的明英宗，或者私自逃离宫殿的朱厚照（下一章将讲到），他也只是一个微小的个人而已。

一个人，或者一座殿的权威，都那么有赖于一个庞大“集体”来确认。

那黄金分割点，是美的基点、秩序的基点、心理的基点、道德的基点。

奉天殿压在这个点上，仿佛一个镇纸，沉沉地压在千里江山之上。

四

张敏死了，纪氏死了，偌大的宫殿里，有谁保护这六岁的朱祐樘？

新的保护者出现了，他叫怀恩，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他是张敏的上司，保护朱祐樘的秘密，他必然是了然于心的。现在，张敏死了，他甘愿加入这场保护皇子的接力中。司礼监掌印太监，是一个负责给皇帝机要文件加盖玉玺的职位，身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他拥有更大的权力，在皇帝面前说话也有更大的分量。因此，怀恩几乎利用一切机会给小皇子说好话，以消除万贵妃对成化皇帝所进谗言的效用。他还安排亲信保护朱祐樘，使他免遭万贵妃的暗算。

那是一个宦官乱政的年代，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三大宦官，是梁芳、汪直、尚铭。他们心狠手辣，耳目遍布。而在他们把持朝政的时代，居然出了怀恩这样一个好宦官，更奇怪的是，像他这样的好人，竟然爬到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高位。这首先要归因于怀恩的业务能力强，宫中许多事只有他玩得转，还要归因于他有自己的团队，所以在宦官队伍中，他稳坐第二的位置（第一是梁芳），逍遥自在地打量着汪直和尚铭为争老三而打得狗血喷头。

他为什么要救朱祐樘呢？这不能不提到他的家族。那是一个充满忠义之心的家族。他的族兄，就是明宣宗时代因阻止皇帝游猎而被抄斩的名臣戴纶，当时只有十五岁的怀恩受其株连，发入宫中为奴。“数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宣宗以及后面的英宗，都已化为黄土。当年那个在啼哭中被送入净身房的孩子，今日已然是垂垂老人。但是家族的悲剧、兄长的舍生取义，却让他终生不忘。他也曾叹息于朱祁镇的无能，悲哀于朱见深的荒唐，两代大明帝王从小看到大，没一个成器的，他曾经心灰意冷，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那个孩子，那个叫朱祐樘的孩子，他曾经泯灭的希望又重新被点燃。在日久天长的相处中，他越发地相信，这个坚强而善良的少年，将承担起他心中埋藏了数十年，却依旧沉甸甸的梦想。”[6]

五百年后依然有人在说：“这正是他所做的一切的缘由，是他不止一次悉心照料朱祐樘的缘由，是他不止一次挺身保护朝廷忠良能臣的缘由，是他周旋群丑之间，借力打力，铲除奸佞的缘由。他已经老了，所剩的时日不多，但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保护好这个孩子，让他平安即位；第二，在他即位以前，要利用手中的一切权力去阻止所有的倒行逆施，把大明朝因所有荒唐而承受的重创减轻到最低。他的苦心，此时的朱祐樘并不能完全明白，直到他十六岁那年的那场人生最大的考验到来时，他终于明白了一切。”[7]

怀恩拉着朱祐樘的小手，走过黄昏空旷的夹道，远处的宫殿，影子被夕阳拉长，就像溺水者伸长了求救的手。朱祐樘下意识地，把怀恩的手握得再紧了一些。

在朱祐樘仅有六年的生命里，除了为他而死的张敏，还有许多的太监、宫女拉过朱祐樘的手，他们是宫殿里最卑微的人，但在朱祐樘心底，他们是最可爱的人，是他们，陪伴他走过生命中最弱小、最无助、最艰难的时光，让他在成长过程中尽量远离痛苦与孤独。因此，他是最不幸的皇子，也是最幸运的皇子。

他们让他感受到爱。

什么是爱？

无私的付出才是爱。

有私的付出是投机。

那一只只向朱祐樘伸来的温暖的手，可能出于对王朝的忠义，也可能出于对生命本身的怜惜——比如那位被万氏派去给朱祐樘下药的宫女，或许，在她看见朱祐樘的第一眼时，就不再忍心把毒药给他喂下去。我想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在选择朱祐樘的同时，也选择了杀身之祸，但他们没有退避，他们以这样的选择，证明了自己的无私。

现在，朱祐樘又牵着怀恩的手，走过荒冷的宫殿。一长排的铜灯被点亮了，红墙现出一层明媚的颜色，给小小的朱祐樘带来一些欣喜。怀恩的手，像其他的大人一样柔软和温暖。从怀恩身上，朱祐樘感觉到父爱的力量。那是本应属于生身父亲的、为了孩子甘愿自己去死的责任与担当，但他的父亲朱见深没有给他，倒是这位太监弥补了这一切。因此有人说，怀恩是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历史上最男人的太监。

五

风声一天比一天紧，怀恩的心一天比一天焦虑。因为以大太监怀恩的威风，终究无法匹敌万贵妃的“枕边风”。这时，一位更重量级的人物出场了，而且，万贵妃绝对不可能成为她的对手。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成化帝朱见深的亲妈——周太后。

周太后把她的亲孙子朱祐樘接到她居住的仁寿宫亲自抚养，严防死守，以免再生意外。

万贵妃派人把朱祐樘接到她宫中，赐给他食物，小小的朱祐樘紧抿着小嘴儿，坚决不受诱惑，因为有祖母周太后事先告诉他，万贵妃给他的食品千万不能吃。诚实的孩子甚至说出了大实话：“疑有毒。”让万贵妃脸上很难看，愤愤地说：“是儿数岁即如是，他日鱼肉我矣。”[8]

朱祐樘的身份亮明后，双方由“暗战”变成了打“明牌”，这时的较量，更加惊心动魄。万贵妃祭出新的一招——她不再管束生育，让嫔妃们放开生，对于万贵妃的“开明”，成化皇帝简直要感激涕零了。他哪里知道，万贵妃已经换了玩法。她的如意算盘，是培养一个新的皇子，把他立为太子，以取代朱祐樘的地位。由于万贵妃不再破坏后宫的“生产”，成化帝的后代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在三子朱祐樘（前两子，即万贵妃之子与贤妃之子已先后夭折）之后，又出生了四子朱祐杬和其他十个儿子，使在世的皇子总数猛增至十二人，太子的选择余地也大大增加。而那个被万贵妃发掘培养的新皇子，就是宸贵妃之子——朱祐杬。

万贵妃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得罪”了朱祐樘，朱祐樘登基之日就是自己的死期。只有把握了朱祐杬，才能把握自己的未来。在万贵妃策动的“舆论攻势”下，朱见深也起了易储的心，但他不敢轻举妄动，因他知道，易储乃国之大事，很可能受到朝臣的集体对抗，这也足以说明在明朝，官员对皇权还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成化帝要过的第一关，就是怀恩。因此，他在上朝时拐弯抹角地试探怀恩的态度，怀恩听罢，伏地连连叩首，说：“奴死不敢从，宁陛下杀恩，无使天下之人杀恩也。”怀恩从此在家称病，不再上朝。成化帝一气之下，把怀恩打发到凤阳，为祖上守陵去了。

接替怀恩职务的是覃昌，但对于易储，覃昌依然不敢表态。如果反对，他会得罪皇帝和万贵妃，危及身家性命；如果同意，将得罪满朝文武，背天下骂名。左右为难之际，干脆想投缳自尽，一死了之。

保护朱祐樘的人一个接一个死去了，万贵妃做梦都要笑醒。

重立太子吧！皇帝决定了。

就在这时，泰山发生了一场地震，那么强烈，又那么及时，令举朝震惊，成化皇帝张大的嘴巴半天收不回去。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遭了天谴。是什么事让老天爷如此不高兴？钦天监发布报告：位在东宫！

据说，钦天监发布的是一份“假报告”。是礼部尚书周洪谟“串通”钦天监做出这份报告，目的是让皇帝收回易储的成命。无论怎样，钦天监的报告，反映了人心所向。

易储之事，终于不了了之。

沈德符说：“孝宗（朱祐樘）龙飞，当以怀恩为首功，覃昌次之，而内台诸榼，亦当受上赏。”[9]

万贵妃这只好斗的母鸡终于认输了，她斗得过人，却扛不过天。她知道随着朱祐樘的长大，她的末日越来越近了。她为此患上抑郁症，喜怒无常，茶饭不想，终于在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正月里一命呜呼。

关于万贵妃的死，流传着多种说法。

一种说法，她是被人毒死的。

一种说法，她殴打宫女，盛怒之下，一口痰堵住喉咙，咽不下吐不出，被憋死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地震之后，那些被她打胎的婴儿，每至夜晚，会成群结队地找她哭闹索命，把她活活吓死了。

总之，她没得好死。

对朱祐樘，她终于鞭长莫及了。

成化皇帝伤心过度，苦叫一声：“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10]

如他所愿，半年多后，他就跟着她，去了。

六

这年九月，苦孩子朱祐樘终于继承了大统，是为明孝宗，年号：弘治。

像父亲朱见深，他主持完成了父皇的丧礼，在父皇的灵柩运往山陵（明十三陵中的茂陵）前，缓步登上奉天殿，成为大明王朝第九位皇帝。

奉天殿的宝座上，朱祐樘缓缓坐定，大殿里一片安静，安放在两侧的乐器沉默着，并不奏响——它们是作为礼器摆在那里，并不需要演奏。此时，侍臣鸣鞭，划破岑寂，早已等候的文武百官，向他行三跪九叩之礼，用他们深厚嘹亮的和声，恭贺新皇帝的诞生。

宫殿里那个原本“多余的人”，从此成为宫殿里不可或缺的人。

整座宫殿，都为他而存在。

他再也不需要躲闪了。

弘治登基后，对万贵妃的势力，他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血洗。圣旨降下，万贵妃的戚属万喜、万达从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从一品）降为指挥使（正三品），万祥从锦衣卫指挥同知（从三品）降为副千户（从五品）[11]，家产抄没充公，对万氏家族的惩罚，也就到此为止了。没有像当年朱棣对待朱允炆的执政团队那样大开杀戒，血流成河。

大明王朝的“王子复仇记”，并没有“如期”上演。

朱祐樘，这个在夹道里长大、险些被废掉的小皇子，在生命最初的几年中，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为什么会在宫里长大，又为什么如此见不得人。等他终于知道了父亲，又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他的心里一定有恨。但他更知道，作为皇帝，他不能被恨所裹挟，否则，他的性格会被扭曲，他眼中的世界会变得丑陋，他自己的心会受到折磨，更重要的，他会以百倍的报复心去折磨天下人。恨就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它，就再也关不上，就会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因此，他要控制自己的恨，不让它发展壮大，像一个恶魔，把自己和这个世界一起吞噬。

他知道，这宫殿里从来不缺恨，这宫殿最缺的是爱。中国人讲，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是在教人不要向善。多么荒谬的理论，又是何等反向的教育。而紫禁城，就是这反向教育的大本营。于是，在这貌似华美的、被寄寓了无限的道德寓意的宫殿里，爱的空气竟是那样的稀薄，以至于有那么多的人因此而窒息死亡——那些死于杖下的大臣、死于毒药的婴孩、死于阉割手术的少年、死于冷宫里的嫔妃，难道他们不是死于爱的真空？

他更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不是恨，而是爱。这些爱，是那些前赴后继地保护他的宫女、太监灌输给他的。他们是这些宫殿里最卑微的人，但正是他们，完成了对他爱的教育。对于朱祐樘来说，爱并不虚无缥缈，而是具体的，可感的。那份爱，是万氏派来的宫女在下毒时的突然停手，是太监们为糊弄万氏而编造的谎言，是留给他的一口好吃的饭食，甚至只是一个善良的微笑。但正是这些细小却具体的行为，组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悄无声息地，对抗着万氏的强权，哺育着朱祐樘的成长。当然，朱祐樘明白，爱不是那么简单的，支撑爱的，是隐忍、坚强、不屈和牺牲。

七

有人怀疑弘治皇帝有妇人之仁，不够雷霆万钧，没原则，没底线，不足以震慑朝野。其实弘治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只不过这原则、这底线，并不以一己悲欢为标准。对于成化朝的一些奸佞小人，像内阁首辅万安、内阁辅臣尹直，都被他毫不客气地逐出朝廷，像刘健、徐溥这些清廉有为的官员进入内阁，与成化朝内阁遗留下来的刘吉一起，组成了新一届内阁。

徐溥景泰五年进士，历任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入阁时已五十九岁，可谓一身瘦骨，满面风霜。徐溥一生光明磊落，工作能力强，不搞阴谋诡计，是大明王朝难得的清廉官员。他遵照孔夫子的教诲，严格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是在书桌上放两只瓶子，一只装黄豆，一只装黑豆，每当自己做一件好事，就在前一只瓶子里放进一颗黄豆，每当自己做一件错事，就在后一只瓶子里放进一颗黑豆，然后对着瓶子相面，看是黄豆多还是黑豆多，并且深刻反省，那些黑豆是怎么放进去的。

但徐溥并非谨小慎微的人，他不仅善于进行自我批评，对皇帝的工作也大胆批评。有时皇帝上朝晚了，他不仅会提出批评，认为皇帝不按时上朝是惰政的开始，而且把矛头直指皇帝的夜生活，让朱祐樘脊背一阵阵发凉。

刘健出身书香世家，二十多岁高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时，也只有二十七岁。与徐溥一样，刘健工作能力极强，而且是急脾气，工作不过夜，谁拖拖拉拉就收拾谁，连朱祐樘都畏他三分，这一点，下一章还要讲到。

刘吉是成化朝的“纸糊三阁老”（万安、刘珝、刘吉）之一，巴结万贵妃，陷害忠良，是典型的人渣型官员，弘治留他，是为承前启后。万安、刘珝都被弘治皇帝毫不客气地收拾了，他知道，皇帝留他，是对他控制使用，所以他老老实实，战战兢兢，帮助弘治皇帝“拨乱反正”，甚至对当年与自己沆瀣一气的狗官们反攻倒算、严厉打击，对自己当年打击过的官员进行“平反昭雪”，政治立场一百八十度转弯，速度之快，令人眼晕。

与此同时，弘治皇帝对六部等机构也大幅度调整，对成化后期因言事得罪的科道官们进行平反，鼓励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及各巡抚、巡按官举荐品行超卓却屈在下僚之人，以使天下贤才都能为朝廷所用。

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大学士刘健上奏说，晚朝散归后，天色已黑，各处送来的文件往往积压内阁，来不及处理，如有四方灾情，各边报警等事务，就有耽搁的可能。于是，弘治帝特定除早、晚朝外，每日两次在平台召见有关大臣议事，开创了“平台召见”这一新的朝参方式。

保和殿台基东西两侧各有一片开敞的空地，叫“平台”。一般来说，“平台”专指保和殿东侧台基上的那片空地，“平台”的北面，就是后左门。“平台召见”模式被明代后来的皇帝延续，崇祯就在这里召见了袁崇焕，命他去守卫风雨飘摇的山海关。

弘治皇帝的勤政，让许多阁臣感到有些恍惚。一生经历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六朝的政坛元老李东阳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说：“天顺以来，三十余年间，皇帝召见大臣，都只问上一二句话，而现在却是反复询问，讨论详明，真是前所未有啊！”

对于疼爱、抚育自己的周皇后，朱祐樘分别恭上“皇太后”的封号，每日亲往她们宫中请安。周太后生病，他无论朝政如何繁忙，都要亲自侍奉汤药。对于吴废后，弘治皇帝同样“命服膳皆如母后礼”[12]，以报答她抚育之恩。

朱祐樘一生只有一位妻子，就是张皇后，除此再无其他嫔妃。弘治一朝，再也见不到“宫斗”的热闹。他们就像俗世里的百姓一样，安于一夫一妻的日子，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绝无仅有。

晚明学者朱国桢表扬他：“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弘治）皇帝。”

明朝的政治气候，并非总是风雨如晦、黑云压城，也有多云转晴的好时光。弘治皇帝统治时期，就仿佛一束追光，照亮了那些阴沉的殿宇，犹如一只节日的灯盏，照亮了臣子们的表情。

这一时期，史称“弘治中兴”。

八

那个保护他、抚养他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回来了。朱祐樘为他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怀恩的身影还没有出现，朱祐樘就早早站在午门之外，伫望着端门的城门。终于，那个他熟悉的身影出现了，走近了，又走近了，他的眉目也一点点清晰起来。此时，当我写下这一段落，我几乎可以感觉到弘治皇帝当时的心跳，因为在我敲下每一个文字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是怦怦跳着的。他看清了怀恩的面孔——怀恩虽然只在凤阳皇陵的衰草枯杨间度过了不到三年时光，但他瘦了，老了，弘治看到他的白发，逆光飘扬着，但他的腰背很直，在端门巨大的背景下，反而显示出某种力道。弘治好想再牵他的手，走过那寂寥空阔的宫殿。

从怀恩的视角看，此去经年，归来时，当年被他牵在手里的小男孩，已成金銮殿上皇帝，朝廷里的佞臣，正被一个个地逐出朝廷。这让他感到欣慰和幸福，因为他，还有所有保护过朱祐樘的人的付出，都取得了最好的结果。他走到皇帝面前，俯身跪下，皇帝命他起身，抬头时，二人的脸上已是热泪纵横。

怀恩被恢复司礼监掌印太监之职，那个太监圈儿里的老大梁芳被谪为南京御用监，没什么可蹦跶的了，怀恩坐稳了太监中“一把手”的位置。只是在他归来不久，怀恩就撒手人寰。我没有查到他的准确年龄，只知道那时的他，已年过七旬。

我猜他离世时，脸上一定肃穆安详。

[1]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39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2] [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323—32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3] 〔明〕查继佐《罪惟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 以上对话皆出自〔清〕张廷玉等：《明史》，第232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5] 赵广超：《紫禁城100》，第25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6] 张嵚：《大明王朝的复兴——弘治中兴十八年》，第6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7] 张嵚：《大明王朝的复兴——弘治中兴十八年》，第6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8] 〔清〕张廷玉等：《明史》，第232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9]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六，内监，怀恩安储，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10]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宫闱，万贵妃，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11] 《明孝宗实录》，卷二。

[12] 《明孝宗实录》，卷一三七。

第五章 青春文华

一

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那个天色晦暗的早上，太监张敏斗胆亮明了朱祐樘的身份。他的冒险取得了成功，第二天，成化皇帝就颁诏天下，立朱祐樘为皇太子，从此开始了朱祐樘在文华殿的学习生涯。

明朝太子，最早五岁、最迟十三岁就开始接受儒家经典教育，叫“出阁讲学”，出阁讲学仪式就在文华殿举行，此后，文华殿的东厢房就成了太子的学堂，由皇帝选派的师傅讲课，这才是真正的“陪太子读书”。标志太子成年的冠礼也在文华殿举行。皇帝出巡，或者卧病，不能行使权力，就由国太子作“代理皇帝”，办公地点也是文华殿。因此，文华殿也被称作“太子宫”，也称“东宫”。

文华殿宫区在紫禁城东路，东华门内，金水河自太和门广场蜿蜒而来，流向东北，进入文华殿区，化作文渊阁前的一泓水池，又转向东南，从城墙下汇入护城河。宫区的前殿即文华殿，南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因为是太子宫，根据五行原则，东方属木，阳气始生，在四季中对应春天，卦象为震，合乎《易经》中“帝出乎震”的说法，因此将太子宫安置在宫殿东路，东方之神为青龙，青春青春，春是青色的，因此明代文华殿覆盖着青色琉璃瓦顶。

文华殿的确是阳气充足之地，不知从何年开始，这里有了一片海棠树林，密密麻麻地长在殿前的空地上。在我的印象里，海棠树是庭院植物，长不太高，我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以后才知道，海棠原也可以长成参天大树。每到四月上旬，海棠花开时节，大片大片的海棠花，浮荡在半空中，如云似锦，成为故宫春天的一大盛事，人称：“海棠依旧”。后来，故宫博物院有意打造这一景观，又加种了一些海棠树，海棠树在春天花开的场面就更加壮观，文华殿前花开如海，一直蔓延到东华门。不知那些古海棠树，是因为承接了文华殿充沛的阳气才开得茂盛，还是因为那些茂盛的花树，文华殿才有了充沛的阳气。

我没有查到朱祐樘“出阁讲学”时，文华殿前有没有海棠树，我只知道，朱祐樘是闻着春天的气息成为一名学生。我想，朱祐樘重回“人间”，又在这充满翰墨书香的文华殿，在满朝最有学识的老师的引导下学文化，他的心里一定充满了快乐和希望。

文华门
李少白 摄

文华殿一角
李少白 摄

不知他们从课本里，是否读到过张载的《安石榴赋》：“仰青春以启萌，晞朱夏以发采。”青春如斯，美矣！

现在，没有人阻止他成为一名合格的太子了。万氏要废掉他，立宸贵妃之子朱祐杬为太子，而朱祐杬，的确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这让成化皇帝起了易储之心。要易储，就要有理由。这个理由，只能从朱祐樘的学习中找。那段时间，成化皇帝非常频繁地光临文华殿，视察朱祐樘的学业，试图从中挑出毛病。而朱祐樘仿佛知道万贵妃与成化皇帝的密谋似的，学习无比刻苦，一点毛病挑不出来。于是，这一父一子，就在这学堂之上，开始了不动声色的较量。成化皇帝命人编辑一套教材《文华大训》，关键点是朱祐樘必须站着听课，每次站立，至少要一个时辰，相当两个小时。成化帝心想，小样儿，看我治不死你！小祐樘心想，爹呀，你还真拿我没辙。成化帝万万没想到，他的严厉一点没有影响到朱祐樘听讲的专注度，对老师的提问，他都对答如流，毫无错漏。

朱祐樘的讲官，是那个时代最有实力的知识精英——刘健、谢迁、李东阳。

前面提到，刘健出身于书香世家，二十多岁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时，也只有二十七岁。谢迁年轻时曾在江苏一富户家里当家教，因他相貌英俊，又有才华，被这家小姐爱上，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小姐翻墙跳窗，要以身相许，比《裴少俊墙头马上》还大胆浪漫，没想到谢迁坐怀不乱——其实连怀也没坐，他只是让小姐一旁坐下，然后与她大谈人生理想。结果，谢迁在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高中状元。

李东阳更厉害，他四岁就成名了，那时的他，满腹经纶，能写尺幅大字，成为大明王朝举国皆知的神童。景泰帝朱祁钰不信，把他召入紫禁城，亲自考验一番。他或许是紫禁城历史上受到皇帝邀请的年龄最小的嘉宾了。李东阳人小脚短，跨不过门槛。景泰帝见状，脱口道：“神童脚短。”李东阳立刻奶声奶气地回道：“天子门高。”那时景泰帝正在用膳，吃螃蟹，随口又出一上联：“螃蟹浑身甲胄。”李东阳从容对道：“蜘蛛满腹经纶。”皇帝说：“这个孩子将来会当宰相。”李东阳十八岁中进士，打破了大明王朝进士及第的最年轻纪录，而且如景泰帝所预言的，在朱祐樘当皇帝的时期，李东阳入阁，立朝五十年，柄国十八载。

这三个老师各具特色，刘健严厉，脾气大，这一点在他担任内阁首辅之后依旧未改，所以朱祐樘（后来的弘治皇帝）最怕的就是刘老师的脾气，在刘健的“逼迫”下，养成了按时完成作业的学习习惯，当皇帝以后，也养成了及时给刘健批复奏折的工作习惯，一点也不收怠慢。

谢迁富于男性魅力，这一点不仅小姐着迷，让他差一点就“东窗事发”，连朱祐樘都着迷。他不仅外表风流倜傥，而且口才好，说话声音也无比好听，有明星的风范，所以朱祐樘听他讲课，最是入迷。后来朱祐樘当皇帝，批评谢迁时，谢迁总是不忘自己的教师本色，回道：“皇上，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李东阳在政坛、文坛和画坛之间游走，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大师”，我想，他的文化修养，对朱祐樘也会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朱祐樘的人生，不仅有张敏、怀恩、吴废后、周皇后的贴心呵护，还有这样的教育团队的引导陪伴，让这个在苦难中长大的皇帝，有了健全的人格，懂得了一个皇帝的责任。

应该庆幸的，其实远不止朱祐樘一个人。

二

若说弘治皇帝朱祐樘的人生有什么败笔，那就是他对儿子朱厚照的溺爱，导致了严重的恶果。

朱厚照刚满半岁，弘治皇帝就宣布立他为皇太子；刚满周岁，就“赐百官宴于午门”[1]，以后年年如是，有时还给群臣及外夷加赐财帛，相比之下，朱厚照的教育问题一直得不到落实，对于兵部尚书马文升提出的四到八岁教育方案不发一言，以至于皇太子到了六岁，一直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

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朱厚照八岁，终于开始在文华殿“出阁讲学”。由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共同组成教育班子，三月初一正式授课，课程安排如下：

一、习字。春夏秋月每日写一百，冬月每日写五十，笔法点画，务要端楷。

二、每日午膳后，从容游息，或习骑射。

三、每日夜读本日所授书，各十数遍，至熟而止。

四、凡读书三日后一温，须背诵成熟。遇温书之日，免授新书。讲官通讲，须晓大义。

五、每日授书，起止预先一日，校书官开写帖子进呈。

六、凡遇朔望及大风、雪雨、隆寒、盛暑暂停讲读、写字。

七、每日合用侍班官二员，讲读四员，侍书官一员，校书官一员。[2]

所幸，朱厚照继承了父亲勤恳好学的基因，学习成绩优异，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明史》说他：“性聪颖，好骑射”，“前天讲官所授之书，次日便能掩卷背诵”。数月之间，已将宫廷内烦琐的礼节了然于胸。

弘治皇帝像世界上所有的家长一样望子成龙——朱厚照是父亲的独苗儿，他的学习任务就是有朝一日变成一条真正的龙。弘治皇帝经常到文华殿问视学业，“朱厚照率领宫僚趋走迎送，有模有样。孝宗和大臣们都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以他的资质品行，将来会成为一代明君”[3]。

但事与愿违，这样的“三好学生”，不仅没有成为一代明君，相反成了明朝历史上有名的混世魔王。这转变，犹如一个节妇迅速变成一个荡妇，让人不知所措。

三

“三好学生”朱厚照在十五岁上突然变成另一个人，这让很多人猝不及防，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当了皇帝。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朱厚照即位，年号：正德。在朱厚照之前，大明王朝已经经历了九代皇帝，分别是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英宗朱祁镇（两次任皇帝）、明代宗朱祁钰、明宪宗朱见深和明孝宗朱祐樘，即位时年龄最小的，是明英宗朱祁镇，第一次即位时只有九岁，国事全由太皇太后张氏（诚孝昭皇后）把持，贤臣“三杨”主政。第二小的就是朱厚照，登基时只有十五岁，放在今天，也就是一个中学生的年龄。这个年龄，是一个人由孩子到成年人的过渡期，也正值一个少年的叛逆期。他的心性与智力如何，都将取决于这一阶段。

他痛恨文华殿，进而痛恨紫禁城。对朱厚照来说，那些祖训祖制、朝仪朝议都是枷锁，把他的生命紧紧地锁住，纵然他贵为天子，也须遵守宫殿的规则，在规定的时间，出现在规定的地点，甚至他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是事先规定好的，没有半点自由可言。于是他开始逃离，开始说不，开始用一个别人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构建自己的权力中心。在我看来，对于紫禁城，他不仅仅是痛恨，而且深怀恐惧。紫禁城是一个奇怪的生物，老而成精，长出了锐利的牙齿，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张开它血红的大口，把你的筋、你的肉，一丝丝、一缕缕地撕下来，细细品尝。

朱厚照的青春，是叛逆的青春。

总之，自从当上皇帝那一天，朱厚照就“辍学”了，甚至在整座宫殿里，也再难找到他颀长的身影。大臣们试图把朱厚照拉回到文华殿，因为除了皇太子“出阁讲学”，现任皇帝也要在文华殿进行“经筵进讲”。根据朝廷的规定，每年二月中旬到四月下旬、八月中旬到十月下旬，都是儒臣向皇帝授课的时间，称“经筵进讲”。“经”，是指儒家的“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筵”，是竹席，引申为座位、讲席。总之，皇帝要在这些指定的日子里，到文华殿“接受再教育”。就在朱厚照登基那一年，十月里，刘健上疏说：先帝去世以来，进讲一直没有恢复；原来考虑到“梓宫在殡，圣孝方殷”，便将此事搁置下来；眼下，丧事全部料理完毕，天气即要转寒，再拖下去，进讲就要等到明年才能恢复，因此，无论如何请求于十一月初三重开日讲。[4]朱厚照推不过去，只能硬着头皮去听讲，但学习态度很不积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维持月余，即“以天寒暂免”[5]。

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二月，文华殿举行了朱厚照当皇帝后的第一次经筵进讲，由李东阳、谢迁分别讲授《大学》首章和《尚书·尧典》首章。但到三月份，刘健又上奏章，说今年二月二日肇开经筵，“然自开讲以来，不时传旨暂免”，统计下来，一个多月里“进讲之数才得九日而已”[6]，皇帝的学习态度，被形容为“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三月，李东阳最后一次上疏谈“进讲”；此后，《实录》再无这类记载，说明对于皇帝的读书学习，大臣们已经不愿再提了，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无趣。

朱厚照自有他愿意去的地方，在紫禁城外，他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生活和行政空间。那空间在史上有名，它的名字是：豹房。

不知为什么，豹这个字眼儿，总会引起某种色情的想象。女性穿豹纹衣，已经成为性感的象征，甚至专门有风月女子以身穿豹纹衣作为自己施展媚术的手段。据蒋蓝先生考证，“花豹在古希腊文化中代表着漂亮的女子，也是狄奥尼索斯放荡奔放的化身。花豹既是克里特岛的迷宫，也是公主阿里阿德涅专属的线团，是将谜团与底牌浑然归一的矛盾体，正因为如此，豹的欲望以不走常规路线的方式横逸斜出。”[7]但我想，正德帝不懂古希腊，但对于豹子所代表的狂野本性，正德帝会深有同感。而它的性感元素，或许源于豹的凶猛与女性的柔婉身体形成视觉上的反差，在很多时候，两种矛盾的元素，反而会凸显女人的性别之魅，比如唐朝流行女性穿男装，对于女性的魅力不仅没有减损，相反有所增加。而豹房女里的美女，则成为两种矛盾元素（豹与人）的混合体，我想起阿波利奈尔的一句诗：“那女人美如金钱豹”。而真实的豹与真实的美女同在，无疑又激发起朱厚照对于控制和征服的强烈快感。

朱厚照的豹房，无疑是一个充满淫乱意味的场所。其中曾经豢养过豹子及各种猛兽，也有从各地掠来的绝色美女，当然还有“绝色的”娈童，因为朱厚照是男女通吃的，以至于他的后宫佳丽，他都全然不顾了。（毛奇龄《明武宗外记》记载：朱厚照“入中宫及东西两宫，月不过四五日”。）更有于永这样的马屁高手，向皇帝进献房中之术，得到宠信，竟然官至锦衣卫都指挥；还有将领马昂，被革职闲居时，竟将自己怀孕的妹妹献给朱厚照，“又进美妾杜氏”，不仅被授后军都督府右都督，而且被赐蟒袍[8]。

朱厚照的豹房并没有保留至今，豹房的位置也众说不一。北京有一条胡同，在东华门外，叫“报房胡同”，有人说，“报房”就是“豹房”的谐音。但更多的历史学家相信，豹房的原址在紫禁城西华门外，太液池西南岸，即今天的北海公园西面。这座豹房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始建，至正德七年共添造房屋二百余间，总共耗银二十四万余两。豹房不是一座动物园，而是一座结构复杂的综合性建筑，有如迷宫，内部包含许多密室，有校场，甚至还有佛寺。

四

与豹房结构上的复杂相对应的，是它在功能上的“多元”。豹房不仅是明武宗朱厚照的声色犬马之所，同时也是朱厚照的行政和军事指挥中心。只不过他的指挥不再依托于紫禁城，由三大殿、文楼、武楼等恢宏建筑组成的政治空间已被他抛弃，他一起抛弃的，还包括紫禁城内以文人内阁为核心的权力架构以及以后宫嫔妃为核心的家庭结构。他极力塑造了一个更加“自由”，也更加符合他个人本性的全新空间。

偌大的紫禁城，成了终年不见皇帝的紫禁城，成了大臣们六神无主的紫禁城，成了后妃们独守空房的紫禁城。我猜想惨烈的“宫斗”在那时偃旗息鼓，没有了皇帝，嫔妃们就成了宫殿里最尴尬的人群，她们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文臣间也不似从前那样剑拔弩张，因为他们发现真正的政治对手潜伏在豹房里，在皇帝的卧榻之侧，那是他们乃至朝廷的最大威胁，豹房是政治的黑箱，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在豹房内，正在策划着怎样的勾当。

当时出入豹房的，包括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这里既有宦官、佞幸、边帅组成的宫廷贵族集团，又有接近和投靠这个集团的朝臣。他们既互相利用、串通勾结，又互相戒备、倾轧暗算。他们都离不开正德帝，也成为正德帝可以利用的政治势力，必须以正德帝的意志为转移。”[9]豹房里波谲云诡，豹房里风月无边，就在豹房里，决定了许多朝廷的重大事件，比如出兵蒙古，比如皇帝巡幸，朝中大臣却一无所知，豹房，其实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朝廷。

豹房内最重要的政治势力，是以“八虎”为首的宦官集团。所谓“八虎”，是朱厚照做太子时，在东宫随侍的八位太监，他们的名字是：刘瑾、张永、谷大用、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刘瑾了。大明王朝第二大宦官黑恶势力的代表刘瑾脱颖而出（明朝“三大权阉”分别是王振、刘瑾、魏忠贤）。

刘瑾是豹房的大总管，豹房内招猫斗狗、吃喝玩乐的事都归他管。他的偶像，就是当年在土木堡之战中导致明英宗被蒙古瓦剌人俘虏的宦官王振。那时的他正忙于与皇帝谈风月，拉皮条，“造成玩器”，供皇帝“深夜之际，广为游乐”[10]。皇帝玩得爽，刘瑾很开心，因为朝廷一切事务，都落到了他的身上。在皇帝眼里，这个变着法逗他高兴的刘公公，比起朝廷中那些义正词严地向他灌输仁义道德的大学士要可爱得多。从此，刘瑾掌控的司礼监（明朝内廷管理宦官与宫内事务的“十二监”之一），可以代皇帝“批红”，一些朝廷重大事宜未经内阁票拟，也未经主管部、院陈奏，就经他们之手被宣布、强令执行了，等于部分窃取了皇帝的决策权，“事无大小，惟意裁决”[11]，时人说：“中外大权一归瑾，不复知有朝廷矣”[12]。他控制东厂、西厂、锦衣卫，使自己的心腹深入到中央和地方的司法、财政、监察、军事等领域，他甚至将三百名朝廷官员集体下狱，锦衣卫的监狱装不下，就把官员们丢在院子里，任阳光曝晒。给事中许天锡想弹劾刘瑾，这一想法把他自己吓住了，以至于他写完了奏疏，就把它揣在怀里，上吊自杀了。

五

除了刘瑾，在豹房内，还有一些“政治明星”在冉冉升起，江彬就是其中之一。

江彬是一名边帅，像豹房里的其他宠臣一样，他把取悦皇帝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江彬知道，豹房是钱宁、刘瑾的地盘，不是自己的“主场”，因此他在自己把守的宣府建立了“第二豹房”——镇国府，把皇帝引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

朱厚照一心逃离紫禁城，虽在西华门外建起豹房，但离开紫禁城还不够远，具体说，是离开大臣们不够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要逃得更远一些。长城以外的“第二豹房”正中他的下怀。在那里，祖上的规训、皇家的礼仪、大臣的劝谏，他都可以抛诸脑后了。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七月，朱厚照接受江彬的建议，对镇国府进行扩建，然后把北京豹房中的奇珍异宝和绝美女性全都运到这里。他在这里“大征女乐”，甚至见到高门大户，他会闯进去，“索其妇女”，当地有钱人只有通过向江彬行贿的方式来交“保护费”，以至于当地“市肆萧然，白昼闭户”[13]。“第二豹房”是朱厚照的“理想国”，比紫禁城更合乎他的人生理想。只有在这里，才让他真正觉得心安，他把这里称为“家里”，朝廷百官一律禁止前来朝见，在这里出没的，只有豹房里的狐朋狗友。

人皆有放纵的欲望，所以才有儒家学说苦口婆心地劝说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以恢复礼制（“克己复礼”），为君臣父子、为世间所有人制定了一套道德标准，把“修身”当作终生的事业，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朱厚照自幼饱读经史，对这一切耳熟能详，然而他登基之后，非但没有“正德”，反而明目张胆地走向“缺德”，把帝王道德踩在脚底下，前后判若两人，原因之一，是他身边有人（比如刘瑾）教他“学坏”——做一个坏人，有时比做一个好人更有诱惑力，也更容易。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朱厚照用自己的成长历程，做了活生生的例证。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身份的变化——他已由皇太子变成了皇帝。皇帝是天的儿子，除了天能管他，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管得了他。相反，他的手里掌握着对别人的生杀大权，不受限制的权力，会让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黄宗羲说，皇权是极丑陋的事物，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这种邪恶更会趋于无可救药。

儒家学说固然劝人向善，它为人们设定了一个道德的高点，劝人去争取，但那只是劝，而不是法，人们对它只有敬，而没有畏，由于目标过于高远，敬的结果，却是敬而远之，像正德帝，不愿被儒家的理论模具塑造成一个正确的傻瓜，而宁愿选择玩世不恭的“自由”。（当然他也算不上反礼教的进步青年，因为他的所谓“反叛”并非确立独立人格，而只是向本能的深渊坠落。）皇权不受监督、管束，使皇权之恶如脱缰野马，无法收拾，这是儒家学说的薄弱之处，使儒家尊崇的忠君思想处于一种尴尬境地，也把明朝那一班尊奉儒家信条的文臣名士推向尴尬境地（最多只能“死谏”）。在拥有绝对权力、可以为所欲为的皇帝面前，来自儒家的规劝，必定会一溃千里。

朱厚照当年在老师们的教导下，在文华殿认真学习，如史书所说，“粹质比冰玉，神采焕发”，是因为他被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没有别的选择。而一旦成为人君，从前的约束不仅失效，而且适得其反地激发了朱厚照与宫廷制度对抗到底的战斗欲望。

紫禁城西华门外的豹房，与紫禁城内东部的文华殿，形成了一种多么耐人寻味的空间关系，它们遥遥对峙，分庭抗礼，像水火一样彼此不容，势不两立。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紫禁城燃起一片大火，火从乾清宫蹿起，染红了半个天际。当年的紫禁城大火曾经在朱棣的心底留下深深的烫伤，但此时的朱家后裔朱厚照在豹房看到大火，不仅没有感到丝毫的惋惜，相反大声叫道：“好一棚大烟火也！”[14]这叫声里，有隔岸观火、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欢欣鼓舞，更是对这华丽宫殿发出的最恶毒的咒语。

六

儒家传统中是有制约机制的，只不过这种约束不在当世，不立竿见影，而是放在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尺度中，那就是历史。儒家文化中包含着鲜明的历史意识，把那些看上去松散、无序、个体化的时间凝聚成历史。这历史不是哪个人的历史，而是所有人共有的历史，它来路清晰、去向分明，有因，亦有果，成为一个逻辑链，让无限江山之间默然穿行的时间，获得了一种新的秩序，于是，历史不再是婆婆妈妈、吃喝拉撒，而是成为经过了组织的记忆。过去发生的所有事件、出现过的所有人物，都在历史中得以安顿——所有的人，都是“历史中人”；所有的事，也都是“历史中事”。

历史不再像流水，像旷野上刮过的风，过去就过去了，毫无意义可言。在儒家那里，历史被赋予意义，意义的核心，就是儒家推崇的忠孝仁义，核心是“仁”，就是“爱人”。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15]。凡是合乎这一原则的，在历史中都被赋予正面形象；不符合这一原则的，在历史中都成为反面形象。海瑞敢于写《治安疏》大骂嘉靖，也是因为他相信“青史”将站在他这一面，一句“历史会怎样评价我们”，会让所有人怵然惊悚，连被骂的嘉靖，都不时偷偷取出《治安疏》，“日再三”，“为感动太息”[16]。

因此，儒家对历史中的叙述，不是（也不可能是）中立的、“客观的”，不同的人被赋予了不同的色彩，成为“角色”。角色角色，“角”都是有颜色的，或红脸，或白脸。因此，由儒家书写的“二十四史”中，才有奸臣、贰臣传，连皇帝、皇子的课本也不例外，比如元代王恽向太子进呈的《承华事略》、明朝身边帝师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教育好九岁小皇帝万历而编订的《帝鉴图说》，既讲述了英明君主的“先进事迹”，也讲述了荒淫皇帝的倒行逆施，历史也变得好看，有故事感，起伏跌宕，千回百转。历史也滋养了话本小说、民间戏剧的发展，让曾经发生过的忠奸故事，都深入人心。最终，一切的正义，都将得到表彰（哪怕是在后世），所有的奸佞，都逃不过鞭挞。中国人不喜欢悲剧，而是偏爱“大团圆”的结局，不是因为浅薄，而是因为中国人相信世界终究是公正的，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圆满”即使不存在于现世也一定存在于未来。而历史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对过往人、事的评价与追思，更在于它对当下人物进行警示、鞭策，从而对现实或多或少地有所修正。

中国人相信历史，历史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信仰。所以自《史记》以后，每朝每代都要书写前朝的历史——元朝人写《宋史》，明朝人写《元史》，清朝人写《明史》，仿佛一个漫长的约定，被不同姓氏甚至不同民族的政权遵守、延续，汇聚成一条“二十四史”的浩瀚长河，没有人强迫，全靠自觉，却前仆后继，没有一个朝代爽约[17]，尽管它们曾经为敌（比如明与元、清与明），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历史的尺度下统一思想、统一意志，这不是信仰是什么？

文华殿之东有一座跨院，为传心殿区，跨院里的建筑沿中轴线由南北向排列四排建筑，南为治牲所，向北为景行门，过景行门，那座面阔五间、硬山式屋顶的主殿为传心殿，最后一排靠围墙有后群房六间，院内有神厨、祝版房、值房和井亭。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以后，每逢皇帝经筵进讲的前一天，都要到传心殿祭告上古圣贤。太子会讲，亦先祭告于传心殿。传心殿里供奉的先圣，有伏羲、神农、轩辕、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孔子等。传心殿区，更像是宫廷里的“历史纪念馆”，不只是祭拜先圣的场所，更是教育后世的活教材，告诉子孙，记忆从哪里开始，又怎样流向今天。

七

正德的学习经历，经常被清朝皇帝当作教育皇子的“反面教材”，如有不好好学习的皇子，师傅就会训斥他：“你想学朱厚照吗？”

康熙朝太子胤礽六岁起在奉先殿以西的毓庆宫学习，试图把他培养成德才兼备的接班人。这座宫殿是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在明代奉慈殿的遗址上建成的，位置在紫禁城内廷东路奉先殿与斋宫之间，是由长方形院落组成的建筑群，前后共四进：正门前星门，门内为第一进院落；过院北祥旭门为第二进院落，正殿是惇本殿，东西配殿各三间；第三进院正殿即毓庆宫，建筑为工字殿，前殿与后殿有穿廊相通，后殿室内明间悬有一匾，上写“继德堂”，西次间是毓庆宫之藏书秘室——“宛委别藏”，这个名字，是嘉庆皇帝所赐，东耳房内悬嘉庆皇帝御笔匾“味余书室”，东侧围房内“知不足斋”匾同样出自嘉庆皇帝御笔。毓庆宫内装修极为考究，尤其是后殿内以隔断分成小室数间，其门或真或假，构思极为精妙，被称为“小迷宫”；第四进院内有后罩房，东西两侧有耳房，与东西庑房转角彼此连接。

毓庆宫
胡锤 摄

胤礽十四岁起到文华殿“出阁讲学”，由皇帝钦点的讲官进讲。我在《故宫的隐秘角落》里写：每天寅时，也就是凌晨四五点钟，小胤礽就要揉着眼睛，从被窝里艰难地爬起来，洗漱之后，在卯时——也就是五点到七点，伏案诵读《礼记》，讽咏不停。

康熙叮嘱，“书必背足一百二十遍”，背足数后，令汉文师傅汤斌靠近案前，听他背书，待他一字不错，就用朱笔再给他划下面一段，把书奉还到他手中，在一旁默然侍立。

假如是冬天，胤礽上完早课，天色还没有放亮，宫殿犹如酣睡的动物，密密麻麻地潜伏在夜色里，凌空而起的飞檐，好像弯曲的犀牛角。寒风穿过夹道，发出呜呜的长啸，就像是森林野兽的叫声，让年幼的胤礽瑟瑟发抖。假如是夏天，时近中午，暑热难当，学堂里的师生却要衣装严整，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加之睡眠不足，不要说学生，就连先生有时也坚持不住，几乎昏倒。

用过早膳，还有漫长的一天需要他熬过。这一天中，要朗读、背诵、写字、疏讲，还要骑马、射箭，几乎是按照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严格要求的，皇帝本人有时一天几次前来检查、考试。放学时，暮色已经笼罩整个宫殿。[18]

清代的皇子，幼龄时随母住东西六宫，到六岁入学之时，就要迁往乾西五所、乾东五所和南三所（统称“阿哥所”，也叫撷芳殿），统一居住、统一管理，有的直到成婚后，仍不离开“阿哥所”。

乾西五所在御花园以西、百子门以北，而乾东五所在御花园以东、千婴门以北，二者东西对称。乾西五所由东至西分别为头所、二所、三所、四所、五所，每所都是南北进深三进院落，明朝时就有，为皇子所居，到了清代，就成了皇太子宫。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雍正皇帝为太子弘历主办了婚事。成婚后的弘历，从毓庆宫搬到乾西五所中的二所。弘历和富察氏这对小夫妻在这座宫殿一直住了九年，直到乾隆登基，才把二所升级为重华宫。

南三所在明代慈庆宫原址的北部，有一座宫门，面南，门阔三间，绿琉璃瓦歇山顶，进宫门后，是一个东西狭长的院落，走进这院落，又见到三座东西并排的琉璃门，也一律面南，就是三个所的门，每个门后，都是一个单独的院落，彼此又相互连通，宫殿绿色琉璃瓦顶，亦是取五行之中东方木主生之说，象征王朝的生命力长盛不衰。清代嘉庆、道光、咸丰等皇帝做皇子时都曾在这里住过，宣统登基后，摄政王载沣也在这里休憩起居。现在故宫博物院的书画部、展览部在这里办公，2019年底，我们故宫研究院，包括我所在的影视研究所，就要搬到南三所办公。

雍正时代，将皇帝寝宫移到内廷西部的养心殿，皇子们的学校也改在乾清门内东侧的上书房（也作“尚书房”）。皇子们虚岁六龄，就要到上书房念书。乾隆（弘历）是上书房的第一期学生，雍正曾亲赴上书房检视孩子们的学习情况，还写下一联：“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此联后来一直挂在上书房。弘历为父皇的楹联写诗纪赞，诗曰：“妙义直须十四字，至言已胜千万书。”乾隆登基后，还为上书房题写了匾额，上书四字：“养正毓德”。

每天早上寅时，也就是三点到五点，小皇子们就会被太监们叫起来，爬出被窝，奔向上书房。曾任军机处章京的清朝著名史家赵翼回忆，他在朝廷担任内值时，每逢早班，五鼓响过，他就要入宫。那时的宫殿，四下漆黑，风呼呼地响着，朝廷百官还没有来，只有内府的供役，像深水里的鱼，一闪而过。那时的他，残睡未醒，倚在柱子上，闭上眼睛小睡片刻，此时，已有一盏白纱灯，在黑暗中，缓缓飘入隆宗门，那是皇子在朝上书房走了。他感叹说：像吾辈这样以陪伴皇子读书为生的人，尚且不能忍受如此早起，而这些金玉一般的皇子，竟然每天都要如此。他感叹：

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岂惟历代所无，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19]

道光皇帝即位后说：“朕在上书房三十余年，无日不与诗书相砥砺。”

但毓庆宫的学习生活，不仅没把康熙皇帝的太子胤礽训练成尧舜之君，相反变成了一个“不法祖德，不遵朕训，肆恶虐众，暴戾淫乱”[20]的逆子，朱厚照的命运，差点在胤礽的身上重演。胤礽没能成为朱厚照，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机会登上皇位。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给了胤礽暴露自我的机会，使康熙大帝两次立他为储，又两次将他废掉，最终把他囚禁在武英殿西侧的咸安宫（今宝蕴楼的位置）。两度废太子，给康熙的内心以沉重的打击，数度老泪纵横，史书上说：“上既废太子，愤懑不已，六夕不安寝，召扈从诸臣涕泣之，诸臣皆呜咽。”[21]

道光皇帝的皇长子奕纬也是不学无术的坏学生。由于奕纬在上书房不好好学习，导致师生关系异常紧张。有一天，师傅劝说奕纬好好读书，将来好做皇上，奕纬还嘴：“我做了皇上，先杀了你。”师傅一气之下，找来了学生家长，这家长就是道光皇帝。道光皇帝一听儿子如此对待老师，雷霆震怒，奕纬刚要跪下请安，道光皇帝就飞起一脚，刚好踢中奕纬的裆部，奕纬当时就捂着自己的命门痛苦倒地。太监们手忙脚乱，把奕纬抬回南三所，没过几天，奕纬就在南三所断了气。

奕纬之死，同样给道光带来了无限的伤痛。连他走过武英殿东侧的断虹桥，看见桥东侧栏杆从南数第四个石狮子，一只手捂头，一只手护在两腿之间，也会立刻想到奕纬被踢时痛苦的样子，命侍臣用红毡盖上这个狮子，不忍再看。南三所，也从此久无人居，日渐荒芜。直到十七年后，也就是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十八岁的皇四子奕和十六岁的皇六子奕移住南三所，道光皇帝才重新踏入这个院落，看望自己的孩子。

当然上书房里也有一些皇子学习态度认真、学习成绩优异。比如乾隆之子永琰（后来的嘉庆皇帝）就是一个好学生，他在描述自己读书岁月时写道：“夜读挑灯座右移，每因嗜学下重帏”；“更深何物可浇书，不用香醅用苦茗”。由于父皇乾隆在位时间长（六十年），永琰在上书房读书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与他的师傅朱珪结下了浓厚情谊，两人虽为师生，却情同父子。朱珪因得罪和珅，调任安徽巡抚，永琰还作诗通信。嘉庆亲政后，将多年来写给朱师傅的诗作装订成两册，上册题签“蒹葭远目”，下册题签“山海遥思”，赠送给师傅。嘉庆四年，嘉庆亲政，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恩师调回北京。朱珪返京那天，嘉庆亲自在城门外迎接，当看见衣衫褴褛、满面尘土的师傅，他竟孩子一样痛哭流涕。

八

“养正毓德”，就是不做正德帝，这一点，嘉庆、道光都做到了。清朝的皇帝，整体上比明朝的皇帝更加勤勉，没有人像正德那样公然沉溺于豹房，也没有出现过嘉靖、万历那样数十年不上朝的皇帝。嘉庆不能说没有能力，他刚刚亲政就除掉了和珅，比起当年康熙除鳌拜更加风轻云淡，每逢出巡遇百姓拦轿喊冤，他都会下轿仔细问询；道光也是艰苦朴素的皇帝，早点舍不得享用御膳，叫太监到东华门外面买一点，自己吃一份，给母亲一份，不知这是否紫禁城最早的“外卖”生意。

纵然他们谨守着儒家先贤的教诲，养心正德，但他们依旧不能阻挡他们的王朝走入下行曲线。原因之一，是他们大都成长于深宫，接受的都是书本知识，没有社会经验，不懂民生之艰，而他们身边的官员、太监，却不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老油条”（当然也不乏朱珪这样的忠直耿介之臣），糊弄起皇帝，易如反掌。

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皇室的教育制度，只能把他们塑造成守成者，而很难把他们变成改革者、创新者。他们是王朝事业的继承者，因此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以免把祖上的基业毁在自己手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他们的基本心态。像嘉庆这样的皇帝，固然清楚乾隆后期朝廷的腐败是一个政治肿瘤，并且雷厉风行地铲除了父皇的宠臣和珅，但是如果有人胆敢出来否定乾隆，他一定不会客气。果然，一个名叫洪亮吉的官员撞到了枪口上，他上了一封措辞严厉的折子，批评大清王朝当今政治之败坏，已百倍于十年二十年前，“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各省官员，贪者十居其九”，而所有这些问题，根源在乾隆那里。把大清王朝描述得一团黑，嘉庆无法接受，对先皇如此不敬，更令嘉庆大怒。于是，一道圣旨，把洪亮吉发配到伊犁，史称“洪亮吉事件”。

有学者说：“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王朝的危机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清楚这具表面看起来还有几分体面的躯体已经病入膏肓。然而，正是这种可怕的病象吓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着不慎，让这个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这是他绝对不敢承担的历史责任。”[22]

其实，他即使想改，也不知道怎样改，朝哪里改。他所接受的教育里，没有改革这一课。“刻板的儒学教育如此成功地塑造了他，使他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只会按照固定的模式去思考和处理，他的思维创造力早已经处于抑制状态，直觉能力和想象力已经大大衰退”[23]，连前往木兰围场围猎，时间、地点都与先祖们完全一致，决不改动半分。

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北方大旱，春播无法进行，各地百姓、官员、王公贵族、皇子亲王纷纷出面求雨，无一能成。不得已，嘉庆皇帝亲自设坛祈雨，同时大赦囚犯、开设粥场，但老天仍然倔强地不下一滴雨。

终于，嘉庆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为洪亮吉平反。嘉庆急招军机大臣，拟上谕。

为表示虔诚，嘉庆帝亲自抄写了为洪亮吉平反的上谕，一边抄，一边落泪。当他写完最后两个字“钦此”时，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大雨滂沱，自天而降。

大清灭亡后，有旧臣撰写《清史稿》，写到这神奇的一幕时，只用了四个字：

“诏下而雨”。

[1] 《明孝宗实录》，卷八○。

[2] 《明孝宗实录》，卷一三五。

[3]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59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4] 《明武宗实录》，卷六。

[5] 《明武宗实录》，卷十。

[6] 参见李洁非：《龙床——明六帝纪》，第1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7] 蒋蓝：《豹典》，第118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

[8] 参见《万历野获编》，卷二一，武宗诸嬖。

[9] 赵中男等：《明代宫廷政治史》，下册，第622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10] 《明武宗实录》，卷一六。

[11]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第17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12]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3] 《明武宗实录》，卷一五三。

[14] 《明武宗实录》，卷一○八。

[15] 《论语·大学·中庸》，第17—1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16]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395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7] 因有些朝代时间过短，因而编纂前朝历史的使命顺延到下一王朝。

[18] 祝勇：《故宫的隐秘角落》，第154—155页，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

[19] 〔清〕赵翼：《檐曝杂记 竹叶亭杂记》，《檐曝杂记》卷一，《皇子读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20] 〔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三十册，第90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21] 〔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六册，第3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22] 张宏杰：《坐天下》，第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23] 张宏杰：《坐天下》，第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六章 内阁长夜

一

那卷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曾经三次出现在李东阳的眼前。第一次是在15世纪60年代初，那应当是天顺年间（明英宗朱祁镇的第二个皇帝任期）的事，那时李东阳还不到二十岁，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是大明王朝里难得的少年才俊。李东阳目睹这卷北宋绘画名作时的具体场景已不可复原，我们可以大致想象，一个十几岁的白衣少年，面对这繁复而浩大的《清明上河图》卷时所流露出的惊奇与激动的眼神。大概就在他看到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之后不久，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李东阳在十八岁上考中进士，庶吉士毕业后，进入翰林院，成为这个王朝最年轻的编修之一。

李东阳第二次见到《清明上河图》卷，是在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的秋天。那时它的藏家是大理寺卿朱文徵，就在朱文徵的家里，李东阳平生第二次看到了这幅图卷。三十年后重见，这幅绘画长卷依然完好如故，李东阳感慨之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之叹惋不能已”，在画后题了一首诗，诗很长，最后四句是这样写的：

丰亨豫大纷此徒，

当时谁进《流民图》？

乾坤俯仰意不极，

世事荣枯无代无。

“丰亨豫大”，是北宋权臣蔡京提出的一个政治口号，就是大造帝国的形象工程，极力宣扬帝国的昌盛繁荣，实际上是为帝王宋徽宗的奢华生活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看见并且享受到这种“繁荣”的，只有宋徽宗一个人，广大民众则饥号连天，挣扎在死亡线上。终于，他的帝国尘烟四起，而这个“繁荣”的北宋王朝，也消失在天下造反、金人入侵的尘烟中。

因此，张择端的这卷繁复而浩大的《清明上河图》，给后人带来无限的伤感。李东阳几乎屏住了呼吸，细细地展读画卷，他看到图卷上最早的题跋来自金代，其中，张公药在题诗中，说它“唤回一饷繁华梦，箫鼓楼台若个边”。郦权在题诗中写：“车毂人肩困击磨，珠帘十里沸笙歌。而今遗老空垂涕，犹恨宣和与政和。”改朝换代之后，北宋亡国带来的巨大伤痛，依然盘桓在人们的心头，无法消除。

李东阳敏锐地察觉到《清明上河图》的劝谏色彩，在他看来，身为北宋国家画院专职画家的张择端，不甘于这个华丽王朝日渐沦落的现实，以绘画的方式为皇帝提出谏言。表面上，他画的是“百货千商集成蚁，花棚柳市围春风”（李东阳题诗）的繁盛景象，实际上，他画的百姓的苦难，是一幅生活版的《流民图》（北宋郑侠绘）。于是，李东阳在题诗中直截了当地点破了这画的主题——这表面的“繁华”不过是一幅幻景，张择端真正想表达的，是重重叠叠的社会危机，是帝国百姓的困窘与沧桑。

那时的李东阳，担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是皇帝朱祐樘和太子朱厚照的老师，李东阳在以此提醒皇帝，世事荣枯，没有哪个朝代躲得过去，因此要励精图治，不可有一丝的懈怠。

明武宗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在自己的怀麓堂西轩，李东阳展读《清明上河图》卷。此时，《清明上河图》已经成为他的个人藏品，所以，这卷来自北宋的绘画名作，他不知看了多少遍，每看一遍，都等于目睹了一遍帝国往事、世事浮沉。就在这天，他按捺不住，又写下一长跋，至今裱在《清明上河图》的卷后。他在长跋中感叹：“虽一物而时代之兴革，家业之聚散关焉。不亦可慨也哉，噫！不亦可鉴也哉。”

墨迹未干，他轻轻钤上两方收藏小印，今天仍隐匿在《清明上河图》上密密麻麻的印章中。

一方是“怀麓堂印”，另一方是“大学士章”。

二

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弘治时代第一任内阁由刘吉、徐溥、刘健组成，心狠手辣又八面玲珑的刘吉成为内阁首辅。

四年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刘吉在一场政治风浪中呛了水，被赶出朝廷，礼部尚书丘濬火线入阁，与徐溥、刘健成为同事。丘濬是典型的君子，人品、学问、能力俱佳，像刘吉这样的两面三刀的佞臣已被排除出内阁队伍，大明内阁进入“君子时代”。

过了三年（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丘濬因积劳成疾而离世，神童出身的礼部尚书李东阳和美男子谢迁入阁，与徐溥、刘健组成大明王朝最强内阁。

又过了三年（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在徐溥的一再请求下，弘治皇帝准许徐溥正式退休，这时的内阁剩下三名骨干：刘健、谢迁、李东阳。

内阁的历史，要追溯到朱元璋时代。明朝建立后，也曾实行过丞相制，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曾先后担任丞相之职。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风起于青之末，胡惟庸案发，成为大明王朝建立后一桩牵连极广的大冤案，开始了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的步伐，杀李善长，杀汪广洋，杀胡惟庸，杀常遇春，杀沐英，杀来杀去，杀人就成了习惯，不杀就食不甘味，寝不能安。杀人方法虽各有千秋，结果却殊途同归，总之大明王朝的开国元勋们都到九泉之下集合去了。

三百多年后，清代史学家赵翼写《廿二史札记》，列出了朱元璋长长的杀人名单，写罢投笔，浑身感到一股凛冽的凉气。

朱元璋不仅杀人，而且杀死了宰相制度，中国历代延续的丞相制度自此终结。朱元璋不放心别人，亲自掌管起六部百司的事务，等于自任宰相。加强中央集权，固然让放心，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工作范围没有了边界，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反而损害了他的权力，让他在鸡毛蒜皮的事务中彻底迷失。明朝皇帝最怕大权旁落，但是皇帝大权旁落最厉害的朝代，正是明朝。

废除丞相制后，朱元璋曾在八天之内处理国事四百多件，平均每天批阅奏章两百多件，这简直是要了朱元璋的老命，无奈之下，设置殿阁大学作为侍从顾问，帮助他分担处理政务。这些大学士很少能参决政事，大事仍由明太祖亲自决断。

明成祖在位时，选拔翰林院官员作为殿阁大学士入值文渊阁，开始参与机要事务的决策，“内阁”于是出现。慢慢地，内阁就变得重要起来，大学士有了替皇帝起草批答大臣奏章的票拟权，主持阁务的首辅更是监管六部、权压众臣。张居正任首辅时，大权尽归内阁，六部几乎沦为内阁的下属机构。

今天，在紫禁城内，还保留着明清两代的内阁办公的院落，只是我没有查到它究竟是在哪一年出现在这里的。它就在文华殿的正南。文华殿的大门（文华门）向南，内阁的正门则向西（面对午门方向），或许是大学士们从午门入宫后，进入内阁方便吧。进内阁正门，是一座四合院儿。正房是内阁大堂，也叫大学士堂、大学士直舍。这紫禁城“内”的“阁”，听上去气派，实际上不过是三间黄瓦大屋，简单低调，光线不佳，大学士们（包括李东阳）埋首于文牍奏章，即使白天，也要秉烛。政务繁忙时，更是昼夜不分，比如每逢科举殿试结束，评卷大臣们都要在内阁连夜加班，封闭阅卷，在如此紧迫的空间里，度过漫漫长夜。

内阁大堂正中挂着一块匾，上书：“调和元气”，这匾是清代乾隆皇帝的御笔，中书居东西两房，大学士居中，因此，人们把大学士称为“中堂”。少年时看电影《甲午风云》，电影里清代官员把李鸿章称“李中堂”，一直不知“中堂”何意，到了内阁大堂，看到真正的“中堂”，方知这原本是一种代称。建筑空间，也因此被赋予了权力的属性。

内阁大堂南边是满本房和汉本房，与内阁大堂有垂花门相隔；西厢是蒙古堂，东厢是汉票签房和相关机要房，主要有侍读拟写草签处、中书缮写真签处、收储本章档案处，等等。内阁大堂往东，是内阁大库，一座两层库房，砖木结构，外包砖石，库顶覆以黄瓦，为砖城式建筑，是内阁收贮文书、档案的库房，明代建，建造年代同样无考。前面说过，大库建立以前，那里曾是明代文渊阁的位置。

这座内阁办公的小院目前尚未开放，但它紧依紫禁城的东南城墙，站在城墙上，从午门向东华门走，刚好可以俯视整个院落。院落里绿草如茵，古木森然。我曾看见几株柿子树，在秋天日渐凋零的树丛中格外显眼，似乎期许着内阁的一切事务皆能“事事（柿柿）如意”。

明清两代的许多内阁辅臣，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工作条件固然艰苦，但偶有闲暇，阁臣们也会饮茶作诗、对弈闲谈，把肃穆的大堂变作怡情养性之所。明宣宗朱瞻基曾经偶然造访这里，正逢辅臣们在下棋，便问：“怎么听不到落子的声音？”臣答：“棋子是用纸做的。”宣宗笑道：“怎么这么简陋啊？”第二天赐给内阁大臣们一副象牙棋。据说宣宗曾在大堂的中间位置坐过，七十多年后，到了弘治年间，他坐过的位置，大臣们仍不敢坐。

雪后脊兽
李少白 摄

三

弘治时代转眼就过去了，朱祐樘驾崩时，给儿子朱厚照留下的遗产是三个人，他们是刘健、谢迁、李东阳。

这也是弘治皇帝一生积累的最重要的政治资产。

时人语之：“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1]

可惜新继位的明武宗正德对这份遗产不大感冒，倒对他豹房“八虎”情有独钟，须臾不愿意离开。

豹房“八虎”其实是一个由宦官组成的政治集团。说到宦官，人们通常没有好感。他们遭受阉割，不长胡须，嗓音尖厉，不男不女。宦官制度是帝制的伴生物，有皇帝，就必定会有宦官，否则，宫殿内的一切事务都无法运作。因此，在帝制时代，宦官只是一种职业，是宫殿的附属物。历史上也有好的宦官，上一章提到的张敏、怀恩就是如此。但后人记住的，更多的是那些不好的宦官，他们两面三刀，凶狠狡猾，陷害忠良，威福凌人，人类几乎所有的恶都集中在他们身上，宦官，几乎背负了宫廷制度的一切罪恶。

但这所有的罪恶，首犯应当是皇帝，因为只有皇帝宠信，宦官才能横行一时。宦官需要皇帝，皇帝更需要宦官，因为宦官自他们降生的一刹，他们就与宦官打交道了。宦官侍奉他们吃，侍奉他们睡，他们成长的全过程都有宦官陪伴，而内阁里的那些文官，皇子到了上学的时候才能接触，因此，与文官比起来，宦官自然更加亲近。对宦官的声音、举止、动作乃至气息，他们都是熟悉的，更不用说宦官行事乖巧，会逗皇帝玩儿，不像那些文官阁员们书生气十足，一天到晚给皇帝提意见，一如这正德朝的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正德登基不久就上疏批评他“奢靡玩戏，滥赏妄费，非所以崇俭德；弹射钓猎，杀生害物，非所以养仁心；鹰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胄，战斗不祥之象，不可施于宫禁”，仿佛他们天生就与皇帝过不去，唯有宦官，意味着绝对的服从与忠诚。

前面已经说过，自从朱元璋废了丞相制度，朝廷的政务就把皇帝的日子湮没了。皇帝忙不过来，就要找人代替，他所找的人，一定是自己最信任的人。皇帝信任谁呢？自己的爹、自己的妈、自己的亲生兄弟，皇帝都是不信任的，不仅不相信，有的甚至是竞争对手，因此弑父杀母、屠兄害弟的戏份，在故宫的历史上都一出一出地演过了。皇帝最信任的人，只有宦官。因此，尽管朱元璋早就立下规矩，命人在宫门口立下一块铁牌，上书：“内臣（指宦官）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2]，仍阻不住宦官地位的一再提升。明成祖设东厂，成化皇帝设西厂，大权都落到宦官手里，不知不觉间，宦官开始染指帝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司法等各个领域，以至于许多朝臣（如焦芳），见刘瑾都自称“门下”。许多官员一见到锦衣卫的飞鱼服、绣春刀[3]，就会产生生理反应，浑身发麻，满头冒汗。《明史》上说：“缇骑四出，海内不安。”[4]

《杏园雅集图》卷（局部），明，谢环

镇江博物馆 藏
该图描绘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阁臣“三杨”（杨荣、杨士齐、杨溥）等的聚会场面。在长卷中央的这一局部中，端坐者为杨荣、杨士齐及少詹事王直。

对于正德皇帝而言，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唯有刘瑾。朱厚照当太子时就是刘瑾侍奉，因此刘瑾深得朱厚照欢心。朱厚照登基后，自然赋予刘瑾大权。刘瑾的权力有多大呢？在“事业”的巅峰期，他不仅总领东厂、西厂、内厂、锦衣卫四大特务机构，对满朝文武有了生杀大权，而且代皇帝拟旨，直接决定朝廷事务。这种不经过宰辅机构直接下达的旨意，被称为“中旨”，是违反祖制的。所谓“中旨”，实际上已成“刘旨”，刘瑾已成皇帝，成为王朝事业的最高决策者，而这个决策者，大字都不识几筐（朱元璋规定“内臣不得识字”），只能在自己的宅里豢养几名文士，替刘瑾，也替皇帝拟旨。不仅内阁的权力被抽空，连皇帝的权力也被掏空了。刘瑾的府第，成为真正的“内阁”，而紫禁城里的内阁，则成了摆设。内阁辅臣们，终于可以安心下棋了。

原本，宦官不得习字、干政，明宣宗时，为了牵制内阁的权力，开始让司礼监的宦官习字，逐渐开始干政，并且掌握了“票拟”，就是代皇帝批答臣僚章奏，再呈皇帝裁决的权力，形成了内阁与司礼监的双轨辅政。官宦与宦官，犹如一架天平的两翼，尽管处于支点上的皇帝起着平衡的作用，但只有在少数时期（如弘治时期），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形成了难得的团结局面（这离不开怀恩的努力），在大多时段里，双方进行着此消彼长的权力竞赛，而且，是恶性的竞争。由于宦官近水楼台，容易受皇帝宠信，并且掌握了东厂、西厂、锦衣卫这些特务机构，可以不经司法程序抓捕大臣，不经审判处决大臣，加上司礼监宦官“批红”，甚至代皇帝拟“中旨”的权力，权力的天平常常倾向宦官，使宦官终于成为明代政治的肿瘤。

但权力似糖，有诱惑性，更有腐蚀性，权力越大，危险也就越大，无论胡惟庸、张居正这些文臣，还是刘瑾、魏忠贤这些宦官，下场都惨不忍睹，罪名五花八门，比如“谋逆”，真正的原因，其实是权力太大，让皇帝害怕。清朝对宦官权力进行限制，反而使宦官得以幸免，在历史舞台上“全身”而退，年羹尧、和珅这些权倾一时的大臣则分别被雍正、嘉庆赐死，原因不言而喻。

权力需要制约，良性的制约不仅有利于社稷，其实也有利于从政者自身，只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是人的本性，纵然有那么多的覆车之戒，但是当一个人（无论他是文官还是宦官）面对权力的蛊惑，他绝对不会罢手，就像一个在赌局中杀红了眼的赌客，直至折戟沉沙，血本无归，才悔之晚矣。

四

内阁安静了，乾清宫安静了，所谓的“皇上”，实际上成了乾清宫那把龙椅的代称，它的主人，则去向不明。此时的帝都，最忙碌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豹房，另一个就是刘瑾的家。皇帝在豹房忙玩乐，刘瑾在家里替他打理“江山”，以皇帝的名义号令天下，增减赋税，调拨兵马。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说：“大权一归于瑾，天下不复知有朝廷矣。”[5]

但大臣们并不安心，相反，他们的心随着刘瑾的得势而愈发忧心。反对刘瑾的下场是什么，他们都十分清楚。东厂、西厂、内厂、锦衣卫的监狱里，各种酷刑正对他们拭目以待。那些酷刑，极具创造性，几乎把人类的想象力开发到了极致。比如在西厂，有一种刑罚叫“弹琵琶”，名字有一点风花雪月，其实极为凶残。所谓“琵琶”，是指“琵琶骨”，也就是锁骨（也有人认为琵琶骨指的是肩胛骨）。每当转移重要的犯人时，一条长长的锁链就会穿过锁骨，让犯人无法逃脱。把犯人上身脱光，他上身的骨骼，也正如一只琵琶——琵琶的弦轴，对应的就是琵琶骨，再往下每一节都对应着肋骨。行刑时把受刑者的手脚捆住，用这一把锋利的刀在锁骨和肋骨之间来回弹拨。我想，行刑人的姿态是优雅、从容的，表情是气定神闲的，有如佳人弹奏琵琶，但伴随他手指舞动的，不是美妙的乐声，而是犯人的哀号。《明史》卷七十三《刑法志》载：“其最酷者曰琵琶，每上，百骨尽脱，汗如雨下，死而复生，如是者二三次，荼酷之下，何狱不成。”[6]

如此淫威，阻不住大臣们上疏的步伐。与其仰天长叹，不如拼死一搏。有明一代，文弱书生的身上，血性未泯。所谓“文死谏，武死战”，放之明朝，是最准确的形容，因为自汉晋以来，士大夫凭借他们对知识与思想的占有与阐释权，形成了对皇权某种程度上的制约，在宋朝，因为开国皇帝赵匡胤立下了不杀文臣的规矩，使得言论环境更加宽松，甚至形成了“君臣共治天下”的局面。然而，到了明朝，自朱元璋开始，就对文臣采取了高压政策，死于政治清洗的文官不计其数，使得文官的言论空间受到极大压制，当官也成了一种高危职业，进谏皇帝，真的要把脑袋掖在裤裆里。

然而，有意思的是，来自皇权的压制越大，文官们的反弹就越大。赵广超先生说：明代的阁臣，对于皇帝（其实是任性地下放权力的皇帝），总有一种顽强的对立，每至“帝勉从之”方休。[7]他们的“自信”，来自他们内心的正义感，就是儒家的治国安天下的理想。不像清代文臣，一律成了唯唯诺诺的“奴才”，这也是明代政治的亮点之一。

于是，有明一代，廷杖，就成为皇帝和大臣们对话的一种方式。廷杖，就是打屁股，地点有时在紫禁城内，但一般在午门外。我们常听戏文里说：推出午门斩首，其实在历史上，午门并没有用来斩首，如此神圣的位置，是不会被当作屠宰场的。但是，午门之外，的确举行过廷杖。廷杖比斩首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还没有斩首痛快。廷杖是一种很残酷的刑罚，刑杖一般是由栗木制成，击人的一端削成槌状，还要包上铁皮，铁皮上还有倒钩，一棒击下去，行刑人再顺势一扯，尖利的倒钩就会把受刑人身上连皮带肉撕下一大块来。如果行刑人手下不留情，不用说六十下，就是三十下，受刑人的皮肉也会被撕成一片乱麻。据说行刑的宦官受过专门的训练，就是用衣服包着一堆砖头，放在地上接受廷杖，行刑人要练到隔着衣服把砖头打得粉碎，上面的衣服却丝毫不损。

朝廷不少官员因廷杖而毙命，即便不死，十之八九也会落下终身残疾。廷杖最高的数目是一百，但没有达到过这个数字，因为打到七八十下，人就已经断气了，廷杖一百，基本上是无法打破的纪录。不知那时京城，是否有医治廷杖伤病的专科医院。假如有，一定生意兴隆。

廷杖开始还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惩罚，后来发展到打死人，成为一种杀人手段。明太祖时代就有廷杖，明成祖朱棣废除了廷杖，但朱棣死后十几年，明英宗就恢复了。被廷杖的官员，一般是一两个人，但在正德年间，在刘瑾的领导组织下，创造过一百零七人同时受杖的纪录，而时隔不久，这个纪录就被打破，嘉靖皇帝同时廷杖一百三十四人，其中十六人当场死亡。一百三十四人，一百三十四个屁股，排在皇极殿下，两百六十八根棍子同时起落，这是多么壮观的景象，永远被记录在紫禁城的史册上。

廷杖的厉害，在于它不仅要命，还要脸，因为身为朝廷命臣，被当众脱裤子，是何等的有损颜面。当然，剥夺大臣们的尊严，是显示皇威的一种手段。一个统治者的威严，从某种意义上是通过侵犯和剥夺他人的尊严实现的。廷杖，以剥夺他人尊严的方式，来强调和捍卫了皇家的尊严。

但大明王朝从来不缺有骨气的大臣。皇帝任性，大臣们更任性。廷杖这一刑罚，不仅没有让大臣们俯首帖耳，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斗志，让他们前仆后继，主动申请廷杖。面对廷杖，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荣耀，基于长期文化积累的对忠臣这个符号的认可。皇帝要打大臣屁股，他们干脆齐刷刷地露出屁股，让皇帝打个够。屁股与刑杖，彼此是那么配合默契，那么相得益彰，那么彼此成就，那么相映生辉。可以说，文官们白生生的屁股，就是为凶残的刑杖而生的。在文官们心里，他们的屁股代表着他们的忠诚，代表着他们的名节，代表着他们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志。在明朝，甚至有很多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派，皇帝不论说什么，他们都投反对票，以便用皮肉之苦换来冒死直谏的好名声，在今天看来，不免教条主义，但在他们眼中，这是他们超凡入圣的通天梯。在明朝，自开国皇帝朱元璋到亡国之君朱由检，君臣之间基本上成了施虐狂与受虐狂的绝配。皇帝越是凶狠，文官们越是起劲。

宫殿一角
李少白 摄

宫殿一角
李少白 摄

刑杖握在宦官的手里，如疾风暴雨，落在他们的屁股上，执行着皇帝——或者说盗取了皇帝名义的宦官——的旨意，文官们手无缚鸡之力，从来没有掌握过棍棒。他们所做的，只能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着汹涌的暴力，但他们从脑袋到屁股都不准备认输。

他们的被动挨打，反而透露出他们在态度上的优越感。

他们看上去是屈辱的，但他们的屈辱里藏着不可侵犯的庄严。

不能说中国士人都是软骨头，假若我们能够回到15世纪，在北京紫禁城内外，我们可以见到一群硬骨头的读书人，为捍卫他们心中的“真理”，心甘情愿地被打成肉饼。即使你说他们是在表演，是赚取同情分，他们的勇气也是不能否认的，不然你来试试看？在很多人眼里，明朝是一个阴暗、变态的王朝，但话得两面说，没有黑暗，哪衬得出光明？这群近乎执拗的文臣名士，就是明代里最明亮的部分。近读龚曙光先生著作，读到一段话，于我心有戚戚，现抄录如下：

“没有一部历史不遭遇黑暗，只要面对黑暗时有守护灵魂之光的知识分子，这部历史便会有光明的续章！”[8]

五

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六月，奉天殿鸱吻被雷电击毁，李东阳、刘健、谢迁认为皇帝与“八虎”荒淫无度，惹心天怒，联合上疏，请求皇帝惩处“八虎”。疏中说：

政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事涉于近幸贵戚，则牢不可破。臣等叨居重地，徒拥虚御。或旨从中出，略不与闻；或众所拟议，竟行改易。若以臣言为是，则宜俯赐施行；臣等言非，亦宜明加斥责。而往往留中不发，视之若无。臣等因循玩愒，窃禄苟容，既负先帝，又负陛下。[9]

这份言语真切的奏疏，静静地躺在如山的奏疏中，有如石沉大海。

户部尚书韩文，每逢退朝，向部下谈及朝廷，都会黯然落泪。时任户部郎中的李梦阳说：“先生是朝廷大臣，与朝廷休戚相关，光哭有什么用呢？”

韩文说：“那怎么办呢？”

李梦阳说，要在这个时候，率诸大臣阁老死争，一定要把刘瑾拉下马。

韩文说：“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报国。”[10]

于是，明朝中期最伟大的散文家李梦阳又写了一篇奏疏。此疏字字见血，把矛头勇敢地直指“八虎”。

奏疏全文如下：

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国疑之秋，仰观乾象，俯察物议，至于中夜起叹，临食而泣者屡矣。臣等伏思，与其退而泣叹，不若昧死进言，此臣之志，亦臣之职也。伏睹近岁以来，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丘聚、高凤等，置造巧伪，淫荡上心。或击球走马，或放鹰逐兔，或俳优杂剧错陈于前，或导万乘之尊与人交易，狎昵猥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圣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气靡宁，雷异星变，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祥。缘此辈细人，唯知蛊惑君上以行私，而不知皇天眷命，祖宗大业，皆在陛下一身。高皇帝艰难百战，取有四海，列圣继承，传之陛下。先帝临崩顾命之语，陛下所闻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为长夜之游，恣无厌之欲，以累圣德乎！前古阉宦误国，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是其明验。今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而不治，为患非细。伏望陛下将永成等缚送法司，以消祸萌。[11]

李东阳连同刘健、谢迁，以及六部九卿，一一在上面签名。

一切都不动声色，却暗藏杀机。

李梦阳大手笔，区区三百字，回顾了汉代十常侍乱政、唐代甘露之变以来宦官乱政的血腥历史，足以让缺心眼儿皇帝朱厚照吓出一身白毛汗。

《明史纪事本末》写：“疏入，上惊泣不食”[12]。

害怕，哭泣，连饭都咽不下去了。

无知者朱厚照，终于尝到了畏惧的滋味。

紫禁城的夜色中，内阁的灯通夜亮着。三位顾命大臣全部值守在内阁，焦急地等待。

终于，宦官王岳派人送来一封密信。

刘健展信，眉头骤然舒展。

上面写着两个字：“已定。”

刘健大叫：“好事！”

成功临近，李东阳在默然思索。

谢迁摇头：“皇上与‘八虎’情分极深，如有一天想起他们，必然会召回他们。我们不能高兴得太早了。”

刘健听后点头，又铺展纸张，写一上疏，历数“八虎”罪恶，要求皇帝将他们全部处决。

不久，他们就收到皇帝许可的回复。

即使在最黑的夜晚，这一消息也立刻照亮了内阁大堂，每个人的脸上都泛着红光。他们的心里都在想着一件事：

他们终于熬出头了。

只要过了这个夜晚，大事即可成矣。

六

犹如一场足球比赛，对于领先的一方来说，时间成为一个累赘。他们希望时间快一点过，早一点把多余的时间耗掉，把胜利收入囊中。正德元年十月的那个夜晚，李东阳、刘健、谢迁的心情正是如此。

对他们而言，那是世界上最长的夜晚，他们坐在内阁大堂里枯等天亮，希望在天亮时听到皇帝处决“八虎”的诏书。他们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努力，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了。等待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此时除了等待，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心理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墨菲定律（也叫墨菲效应），这一定律（效应）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任何事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二、所有的事都会比你预计的时间长；

三、会出错的事总会出错；

四、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

果然，阁僚们高兴得太早了。茫茫夜色，看上去波澜不惊，实际上有无数未知的事物在蠢蠢欲动。至少，在这个夜晚，皇帝没有睡，顾命大臣没有睡，刘瑾或许睡了，或许没睡，但即使睡了，在做着美梦，他的梦也被人吵醒。就在这天夜晚，有一道人影暗中奔向刘府，把三位顾命大臣与六部九卿联合处置刘瑾的奏章报告给刘瑾，这个人，是在那份奏折上签过名字的吏部尚书焦芳。

那时，刘瑾的全身一定会被一股巨大的恐惧穿透，他没有想到，他苦心侍奉的皇帝，居然会如此冷酷无情。他忘记自己是如何的冷酷，而如此的冷酷，同样可以施加在他的身上。我猜他会下意识地用手摸摸脖子，好确认自己的脑袋还在。现在还在，不知还能在多久，他要趁脑袋还在，进行绝地反击。此刻，他人生所有的机会，只存在于天亮前的若干个时辰。

他决定去见皇帝。见到皇帝，他的撒手锏只有一样，那就是哭。他和另外“七虎”，趴在皇帝面前，尽情地号啕。他们哭得不管不顾，哭得涕泪俱下，哭得惊天地泣鬼神，过了今夜，他们连哭的机会都没有了。

没想到皇帝也哭了，他们从自己的哭声里找到了皇帝的哭声。那哭声幽咽如琴，颤动似弦，比他们的哭声优雅，却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足以力压群哭。可怜的刘瑾，终于引起了他无尽的恻隐之心。他回想起了与这群宦官游龙戏凤、招猫斗狗的快乐时光，回想起他们对自己的俯首帖耳、一片忠心，突然后怕，自己险些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哭声继续着，但在心里，刘瑾开始笑了。

反击的时候到了。在这样致命的场合，说话的艺术绝对重要。刘瑾没有把矛头指向文官们，因为他们此时正处在上风，他要避其锋芒。因此，他把矛头指向与内阁合作的宦官王岳，说王岳才是幕后主使，要通过文官们的笔打垮他，把对皇帝好的人全部铲除，好控制朝廷。刘瑾语言的力道掌握得很精准，一句话就戳到了正德皇帝的心窝子里。他一下子“明白”过来，原来自己上了群臣的当。幸亏，他给了刘瑾一个辩白的机会，不然，他就把如此忠心耿耿的人“误杀”了。

历史的剧情，在那一刻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反转。史书的记载是：“上怒，夜收岳及亨、智”（即王岳、李荣、范亨、徐智、宁瑾等宦官）。

他不是朝令夕改，他是夕令夕改。

那个漫长的夜晚终于过去了，天亮早朝，阁僚们得到的完全是相反的结果。皇帝宣布了对“八虎”的任命——任命刘瑾为司礼监提督兼提督团营，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八虎”的力量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增强。文臣们搞不懂眼前发生了什么，呆若木鸡，手脚冰凉，三月里的春风呼呼吹着，差点把他们像树叶落花一样吹起来，他们再也无力把握自己的方向。

七

刘健生气了，谢迁生气了，他们决定辞官，皇帝准了。朝局不好玩，他们决定金盆洗手，八抬大轿也不能把他们抬回来了，至于他们后来又回到朝廷，回到他们熟悉的内阁大堂，那是正德归天以后的事了。

只有李东阳留在朝廷，从此被正人君子们诟病，说他贪恋权位，不能与刘健、谢迁共进退。其实李东阳与刘健、谢迁上疏一起乞求退休，皇帝只批准刘、谢二人离职，却独留李东阳。此后李东阳一再上疏请辞，都被皇帝驳回，可见朱厚照对自己的这位老师还是充满了信任和依恋。

与刘健、谢迁饯别时，李东阳潸然泪下。刘健冷眼看他，说：你哭什么呢？如果当日你态度坚决一点，今天不同我俩一样回老家了吗？[13]

他的“学生”罗玘（实际是李东阳担任主考官时录取的进士），写了一封公开信与他断绝师生关系。手握那封信，李东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对天发出一声长叹。

身为四朝臣子，他恐怕早就分不清皇帝于他哪些是国事哪些是家事了。所以，别人可以退，可以隐，可以独善其身，但对他来说，“大奸未除，弊政未革则不敢言退”，因此宁可“怀忧抱惭，含垢纳污”，留在朝廷上继续战斗。

许多官员不甘心痛失好局，他们煽动李东阳团结大家上疏，把刘健、谢迁留下来。李东阳决定忍，他知道，此时的刘瑾，羽翼已丰，实力强大，绝不是硬拼的时候。他告诉官员们一个道理：你们不是在救人，而是在害人。刘瑾对刘健、谢迁恨之入骨，你们现在要救他们，等于把他们往火坑里推，先不说诸位的命，刘健、谢迁命不久矣。

李东阳没有说错，刘健回乡后，刘瑾决定把他逮捕入狱，李东阳出面阻拦，才改为撤职除名。就在这一年十二月，大雪凝寒时节，一匹快马飞奔到刘健的故乡河南洛阳，带来了一道圣旨，剥夺刘健的诰命，追还所赐玉带服物。他从前在内阁的同事谢迁，以及尚书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等人受到同样处罚。被同时剥夺诰命的，多达六百七十五人。

听到圣旨时，刘健正与人对弈。接过圣旨，他把目光继续投向棋盘。寂静的空气中，他落子的声音清脆而有力。

李东阳走在一条幽暗的、不确定的道路上，这同样需要勇气。与走比起来，留无疑更加困难。与正德相伴，与刘瑾为伍，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谁能保证，他不会成为下一个胡惟庸？中国士大夫，喜欢洁身自好，一旦对客观环境看不上眼，就会拂袖而去。这样做，正好把政治空间留给了奸佞小人，正像刘健、谢迁离去，让内阁与司礼监的双轨骤然失去了平衡，归根结底，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天启时期的东林党人有同样的毛病，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因此说，阉党专权，有一半的功勋，需要记在这些文臣的账上。

二十多年前，我读过一篇文章，叫《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分析》，作者是我尊敬的一名青年学者。文章针对当时语境，其中提到知识分子的现实磨合问题，有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这种道德谴责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受压抑的发泄借口，是他们在不良处境中的一种自我心理防护。不过，知识分子毕竟是一个具有良好理解力、适应力和反省力的群体，他们的失态是暂时的，不久之后他们就对现实采取了一种恰当的姿态：去接受那些必须接受的，去改善那些可以改善的。”[14]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东阳决定留在朝廷，不是苟且偷安，而是忍辱负重，甚至可能是一种最好的现实策略。他不是与虎谋皮，而是与“八虎”谋皮。他不仅要把宦官对朝廷的影响尽可能降到最低，让朝政能够正常地运转，同时寻找着机会反戈一击。这是一场漫长的、一时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战斗，但李东阳没有放弃。他就像一个狙击手，躲在丛林里，以目光锁定自己的猎物，观察着它的一举一动，表面上他什么都没有干，实际上他是等待机会，在最合适的时候发出致命一击。因此，等待本身，就是战斗。

《明史》对他，有公允的评价：

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皆赖东阳而解。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而气节之士多非之。[15]

八

刘瑾独揽大权后，果然变得愈发嚣张。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六月二十六日那天，早朝散去，值班御史突然在御道上发现一份奏疏，指控刘瑾四十三款大罪，诸如导引皇帝嬉游、欺罔、僭越、贪婪、滥杀等，仔细查看，没有发现署名。奏疏被送到皇帝那里，正德看后，微微一笑，把刘瑾叫来，把这份控告他的奏疏交给他，说：你处理吧。于是，发生了宫廷政治史上至为荒诞的一幕。

刘瑾气急败坏，下令百官在奉天门前下跪，于是，那些头戴乌纱、身着各种颜色的花锦朝服的官员们在广场上跪成一片，好像空旷的奉天门广场上突然长出了许多色彩奇异的植物。谁说紫禁城的外朝没有植物？此时的奉天门广场，就变成一座五光十色的大花园。但大臣们一点儿不觉得好玩，他们的膝盖被坚硬的砖地磨破，他们腿上的血停止了流动，他们的腰要断了，但他们一律不能动，只能忍耐，在静默中，祈祷时间快一点流过。一个时辰（两个小时）过去了，各衙门正副长官以上的官员才被允许离开紫禁城，其他官员仍要继续长跪。又一个时辰过去了，六月的北京，骄阳似火，广场上的砖地被晒得仿佛烙铁，长跪与毒晒，让一些官员昏厥过去，还有一些年老的官员，大小便失禁，庄严的广场上飘浮着一股不庄严的恶臭。但刘瑾一直铁青着脸，不发一言。时间接近中午，内旨才传出，将百官拿送锦衣卫处置。

将朝廷官员集体下狱，这在明朝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次，连锦衣卫都有点招架不住了，他们的牢房出现了紧缺，因为那不是文武百官，而是三百名官员，大部分是文官。这长长的囚徒队伍在大街上出现，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难得的景观。市民们纷纷围观，当然不少对他们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以至于京城的贩夫走卒、老少妇孺纷纷向这囚徒的队伍聚集，给他们送水送食。情况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罢市，人民群众以这样的方式，向刘瑾集团发出无声的抗议。

当天晚上，李东阳给武宗写下一份条陈，让没深没浅的朱厚照知晓这一处罚的厉害：

匿名文字出于一人之阴谋，诸臣在朝，仓促拜起，岂能知之！况今天时炎热，狱气薰蒸，数日之间，人将不自保矣。

刘瑾看到条陈，也倒吸一口凉气。把所有朝臣都弄死，把朝廷弄成无人区，恐怕也不是办法，于是下令，将朝臣们从锦衣卫监狱里放出来。此时，已有刑部主事何钺等三人被折磨至死，致伤致病的官员，多达数十名。

刘瑾的白色恐怖，让朝廷骤然安静下来。就在这时，一个小官上了一道疏，故意去摸刘瑾这只“大老虎”的屁股，这个小官，就是兵部武选司主事王阳明。在这道奏疏里，王阳明先把正德皇帝吹捧一番，说君仁，臣才直。上有正德这样英明的皇帝，下才有这些敢于直谏的朝廷官员。对于官员们的批评，皇帝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皇帝不分青红皂白，把他们通通收拾一番，对于大臣们来说，不过是吃了点苦，但对于皇帝来说，却损失了好名声，堵塞了言路。

有人问王阳明，大家都在弹劾刘瑾时，他默不作声；现在大家都沉默了，他却跳出来，这是什么道理？

王阳明回答：当时有那么多的官员挺身而出，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现在朝廷上鸦雀无声，必须有一个声音来呼唤他们的良知，这个责任，非我莫属。

上完这道疏，王阳明心情大好，跑到友人湛若水创办的书院里讲他的身心之学。没过多久，他接到了一份圣旨，圣旨上说，把他廷杖四十，下锦衣卫狱。

王阳明的屁股就这样被打开了花，投进了锦衣卫诏狱。在这暗无天日的监狱里，他度过了人生中最艰辛的冬天。春天到来的时候，他奇迹般地被放出来，发配到遥远的贵州龙场，在驿站当站长。

那时的贵州，天遥地远，瘴疠弥漫，用湛若水的话说，那不是人类居住的地方，驿站站长，更是一个连品级都没有的小官。但对于刚从锦衣卫诏狱里出来的王阳明来说，那里已经美如天堂。感谢锦衣卫，让王阳明的内心获得了一种坚韧的力量；感谢刘瑾，将他发配龙场，才有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阳明心学，才在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刻里，横空出世。

九

刘瑾做梦也不会想到，给自己致命一击的，竟然是“八虎”中的“二把手”——张永。

其实“八虎”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张永和刘瑾的矛盾就不小。张永在皇帝面前告刘瑾的状，刘瑾知道后，把张永发往南京，还下令在禁门上贴下告示一张，不许张永进入内廷，实际上要把张永和皇帝隔绝起来，让他无法再告状。没想到张永也不是好惹的，他直闯宫门，跑到皇帝面前痛斥刘瑾。皇帝要二人对质，没想到二人越说越激动，居然动起手来。张永孔武有力，善于骑射，把刘瑾打得满地找牙。谷大用等一群宦官跑来拉架，才把二人分开。

两个人就这样结下了死仇。后来（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安化王朱寘起兵造反，张永和御史杨一清被派去平叛。后来，叛乱被平定了，张永和杨一清商定了收拾刘瑾的大计。后来，张永准备到紫禁城献俘。后来，刘瑾准备在张永献俘时杀掉张永。后来，张永抢先入京，并利用献俘的机会，向皇帝朱厚照进呈了一道奏疏，揭发刘瑾的十七条大罪。

朱厚照酒意正酣，把奏疏搁到一边，摆手说先喝酒，先不说这些。

张永说，要是离开陛下一步，臣就死定了。

朱厚照说：刘瑾想干什么？

张永说：取天下。

那时朱厚照有点喝大了，说：那就让他取呗。

张永说：那您干什么呢？

朱厚照突然一抖，是啊，他取了天下，我干什么呢？

一瞬间，他感到毛骨悚然，于是下了一道命令：即刻抓捕刘瑾。

刘瑾看见那几名彪形大汉闯进来，还没来得及挣扎就被摁到了地上，只留下一阵含混不清的叫声，在宫殿冰冷的地面上徘徊。这一夜，刘瑾被临时关押在东华门外的菜厂，再无翻身的机会。天亮时，朱厚照把奏疏转给内阁，李东阳看了这道奏疏，一定会感到这是人生最快意之事。刘瑾已成落水狗，此时唯一的任务就是痛打。处理刘瑾的公文进展神速，很快，刘瑾被降为奉御，准备发配到凤阳守陵。

但张永并不放心，刘瑾势大，他担心刘瑾还会咸鱼翻身，于是建议朱厚照亲自到刘瑾宅邸查看。朱厚照一去就傻了眼——从刘瑾的私宅里，不仅搜出黄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其他宝贝不计其数，而且搜出一枚伪玺，五百牙牌，一只他经常使用的扇子，里面藏着两把尖刀，还有很多衣甲弓弩。

有了伪玺，他就可以篡位；有了五百牙牌，他的人就可自由出入宫廷；有了藏刀的扇子，他可以随时行刺皇帝；至于那些衣甲弓弩是干什么的，就不用多说了吧。朱厚照看到这些，一定会感觉到一股凛冽的寒风吹过他的后脑勺，他感到一阵恐惧，那个他无比熟悉的刘瑾突然间变得无比陌生，半天，他才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

“瑾果反！”

刘瑾还没有反，但他已经具备了反的条件。在皇帝的眼里，这就是反。

依据《大明律》，刘瑾应该被剐三千六百刀，但天饶一刀，地饶一刀，皇上饶一刀，他实际上挨了三千五百九十七刀。他那不可一世的身体，化成了三千多块肉片，扔进一只大筐里，像一堆沾满鲜血的猩红猪肉。肉片从空中飞过，洒下的血滴晶莹透亮。凌迟总共进行了三天，这是一项难度很高的技术，因为刽子手要保证犯人活够三天，死亡不能直接来到他的身上，必须经历了一个曲曲折折的过程之后，他才被允许死去。这一始于辽代的酷刑，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已成为一项精致的手艺，仅刀具就达一百多种。受刑人的呼吸，必须在第三千五百九十七刀降临之后准确地停止。据说在进行到一半时，刘瑾饿了，刽子手还喂他喝了一碗粥，好让他攒足体力，用他残缺不全的躯体继续迎接刀刃。

那切割下来的三千多块刘瑾肉一点也没有浪费，它们全被市民们买走，煮着吃了。许多人没等肉熟，就把它们吞了下去。这就是所谓的生吞活剥吧，只不过得先活剥，然后才能生吞。我想，那天一定有不少人为此拉肚子。

刘瑾死后，他的亲信十五人被斩于市，男人籍没为奴，女子被送进浣衣局。清算工作一直持续了两个月才宣告结束。

十

然而，李东阳的噩梦并没有结束。死的是刘瑾，宦官仍然活着。在内廷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不男不女的奇特嗓音。

张永取代了刘瑾，内阁与司礼监的对峙仍然没有结束，“八虎”中有“七虎”尚存，皇帝对他们的宠信一如既往，一切都是换汤不换药。

兵部员外郎宿进上疏，要求皇帝查处内侍中的刘瑾余党，矛头是冲着“七虎”去的。没想到他的上疏触怒了朱厚照，要严惩宿进。刘瑾已被处死，查处内侍余党有何不可？在皇帝看来，这是挑战他对宦官的信任，因此说，这不是针对刘瑾，而是针对他。《明代宫廷政治史》说：“刘瑾被诛，固然可以将一些罪责推给他。但要全盘否定以前的措置，实际上是正德帝自我否定，这是专制君主不能容忍的。”“君主身边的亲信不能够少，他还需要亲信为自己办事；君主的颜面不能够丢，不能够因此就否定即位以来的举措。”[16]

宿进的脑袋似乎已经不属于自己。这时，还是李东阳出场了。他与另外两名内阁大学士杨廷和、梁储面见皇帝，趁着朱厚照喝得有些微醺，进言道：“后生狂妄，且日暮，非见君之时，但宜奏请宽处之。”不久，内旨传出，命人把宿进像拎小鸡一样拎到午门外，廷杖五十，发遣为民。

李东阳就这样，在狭小的政治空间里小心周旋。他做的可能不够多，但他已经做到了最多。在皇权体制下，一个有良知的士人，或许也只能做这么多。

不难想象李东阳内心的痛苦，他活过的每一天都在挣扎中度过，都经历着凌迟般的痛苦。他经常会感到一种撕裂感，感到无能为力，找不到自己。他写诗，作画，就是要从中找回那个他能够接受的自我。在诗里，他会变作豫让，“报君仇，为君死，斩仇之衣仇魄褫，臣身则亡心已矣”[17]，或者化身为乐毅：“当时誓死却齐封，更忍还兵向燕土”[18]。他多希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为国为君，潇洒而决然地死去。

有时，他会展开那卷《清明上河图》，目光扫过四百前年的重重危机。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曾经的内阁首辅徐溥生命到了最后时刻，他让自己的孙子从故乡宜兴出发，带上他收藏的《清明上河图》卷，千里迢迢奔赴京城，将这卷旷世名画赠送给李东阳，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李东阳展开徐溥的信，看到上面的六个字，眼泪立刻扑簌而出，滴落在信笺上。

那六个字是：

吾之志，交汝也。

那一刻他才明白，老首辅交给他的，不是所谓的名画，而是无尽的叮咛与嘱托。

在紫禁城东南角那个不起眼的院落里，在内阁大堂幽暗的青灯下，李东阳一直工作到六十六岁，在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皇帝终于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赐敕褒誉李东阳，下令有司时加存问，给李东阳月食八石待遇，恩荫其侄李兆延为中书舍人。十二月三十日，李东阳上疏谢恩。

四年后，李东阳在北京寓所安详辞世，终年七十岁。

辞世前一年，李东阳回顾自己的一生，内心生起一股沉痛的伤感，挥笔写下一首诗：

解组归来已白头，

几从天路想神游。

端阳过眼仍三日，

旧事伤心更百忧。

寝庙衣裳云气冷，

泰陵松柏雨声秋。

乾坤俯仰余生在，

隐几无言只泪流。

[1]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3957页，李东阳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2]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3957页，李东阳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3] 由于影视作品的渲染，绣春刀被误认为锦衣卫特有的武器。实际上除了锦衣卫外，留守卫、旗手卫等亲军都可以佩带绣春刀。绣春刀至今尚无实物证据，只能从明朝绘画中得知它的形制。它是一般的雁翎刀形制，刀身舒展有弧度，血槽整齐有力，刃口锋利，造型优美。

[4]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395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5]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第18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6]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十三，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7] 赵广超：《紫禁城100》，第107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8] 龚曙光：《满世界》，第2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

[9]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二册，第6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10]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二册，第6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11]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二册，第6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12]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二册，第6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13] 原文是：“何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见〔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302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4] 李书磊：《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分析》，见《杂览主义》，第15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15]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3208—320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6] 赵中男等著：《明代宫廷政治史》，下册，第620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17] 〔明〕李东阳：《国士行》，见《李东阳集》，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

[18] 〔明〕李东阳：《昌国君》，见《李东阳集》，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

第七章 乾清疑云

一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五十八岁的万历皇帝感到自己的身体江河日下。四月里，他对大学士方从哲说：

“朕自昨岁三月以来，时常动火，头目眩晕。五月后又中暑湿，肚腹不调。呕吐几次，脾胃受伤，至今不时泻痢，身体软弱。因泻多，下部肿痛难坐。又湿痰流注，右足痛，动履不利。每日文书，俱朕亲览。但神思恍惚，眼目昏花，难以细阅。”[1]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把英国公张惟贤、方从哲和各部尚书召到乾清宫弘德殿，下了一道谕旨：“皇太子青宫有年，实赖卿与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我曾在故宫文物医院看见万历的琴匣，那一天，同事屈峰带我去看古物修复，漆器组的闵俊嵘戴着雪白的手套，把那只琴匣抱给我看。年深日久，木质的琴匣已呈棕黑色，有些地方磨出了包浆，在修复车间里发着黝黑的光。仔细看，可以看到上面的款识。

那是我距离万历最近的一次，尽管在我和他中间横亘着四个世纪，但那一刻，我们却处在同一空间中，相距不到二十厘米。尽管那只是一只琴匣，原来的古琴已去向不明（现在放的是明代的“太古遗音”），但万历是用过它的，它的上面应该残留着万历的指纹。在我的想象中，万历的手指是苍白而纤细的，开阖琴匣的动作优雅而小心。我想他拨奏出的琴声应该曼妙无比，带着乾清宫里丹药的香气。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万历不再弹琴了。他开始考虑后事了。在弘德殿，万历还向方从哲口述了一道遗嘱，只是这道遗嘱没有公布。在这道遗嘱中，他封郑贵妃为皇后。万历的后妃中，他最喜欢的就是郑贵妃。万历在世时，未能封她为后，他希望自己能在身后对她做出补偿。

就在那一天，万历皇帝在乾清宫溘然长逝。他到死也不会想到，正是他最宠爱的贵妃，日后向他的继任者、大明王朝的第十四位皇帝朱常洛，发出了致命的一击。

二

万历皇帝十九岁那年，有一次去慈宁宫为母亲请安，洗手时，刚巧王氏为他“捧匜”，就是端水盆。那一年，万历皇帝用余光瞥见王氏眉目可人，心有所触，就宠幸了一把，没想到一箭中的，第二年竟生下一个儿子，就是朱常洛。

按说朱常洛的诞生，生逢其时，因为此前，万历皇帝践祚十载，大婚三年，皇宫佳丽如云，自己行云播雨，辛苦耕耘，竟然未添一丁，只有一个女儿出生。王氏一生就是儿子，可谓一鸣惊人、冠绝六宫，连坤宁宫里的皇后都哑口无言。

恭妃为万历生下了皇长子，但万历对她一点也不“恭”。当时，万历心里地位最重的妃子是郑妃。史书记载，郑妃不只有闭月羞花之貌，但更重要的，是她笃爱读书，是一个“知识女性”，而万历自己，也在过十八岁以后，对各种叛逆式的胡闹突然没了兴趣，开始认真读书了。根据《酌中志》的记载，万历命大学士将本朝祖宗的“实录”为他抄写一套副本，又命宦官在北京城内搜集各种新刊印的书籍供他阅读，连诗歌、论议、医药、剧本、小说都不放过。[2]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对于二人的浓情蜜意有传神描述，现抄录如下：

淑嫔郑氏和万历具有共同的读书兴趣，同时又能给万历以无微不至的照顾。这种精神上的一致，使这个年轻女人成了皇帝身边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可以说，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来到了他的生活里，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缺陷。凭着机智和聪明，她很快就理解了命运为她所作的安排，因而抓住现实，发挥了最大的能动性，从而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她看透了他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质上却既柔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他的母亲，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基于这种了解，她就能透彻地认清了作为一个妻子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是在精神上，她已经常常不把自己当作姬妾看待，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据宦官们私下谈论，皇上和娘娘曾经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有时还一起作佛前的祈祷。她对万历优柔寡断的性格感到不快，并且敢于用一种撒娇讥讽的态度对他说：“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3]

相比之下，王氏则受到冷遇。虽然第二年，她在太后的力主下被“提升”为恭妃，却只被打发到偏僻的景阳宫，好像在这世上，并无她母子存在。

四年后，郑妃生下一名皇子，名朱常洵，万历皇帝把她升为皇贵妃，而生下皇长子的王氏，地位反在郑氏之下。

万历再度想起朱常洛，是因为郑贵妃告状，说朱常洛行为不检，与宫女有染，早已不是处子之身。攻击朱常洛的品德，潜台词是不要立他为太子，而是要立朱常洵——实际上，朱常洵也是万历最喜爱的儿子。万历一怒之下，派人来查，王恭妃恸哭着说：“我十三年之同起卧，不敢顷刻离者，正为今日，今果然矣。”实际上她早就料到有人会诟病她儿子的人品，于是在儿子长大成人的十三年中，她一直与儿子睡在一间屋中，严防死守，以保儿子躲过所有的明枪暗箭。这一防范举措，果真派上了用场。

万历没有调查出任何结果，知道自己中了郑贵妃的圈套，从此对郑贵妃不再宠信，也终于在大臣们的一再苦求之下，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后，移居慈庆宫，母子从此分离，不再相见。王恭妃见不到儿子，抑郁成疾，竟至失明，她眼前的最后一个亮点消失了，她的世界，终于变成一片无法穿透的黑暗。

她孤寂地生活了十年，在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重病而终。临死前，太子朱常洛被准许前去探望。朱常洛心急火燎地赶到景阳宫，却发现宫门紧锁，无法入内，情急之下，他找来大斧，劈开宫门，才闯入宫内。王恭妃听见儿子来了，用那双枯瘦的手摸索着儿子的衣裳，泣不成声地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说完，就咽了气。[4]

王恭妃死后，没有资格葬入定陵，于是被择地安葬在天寿山陵区，“膳田未给，香火无供”，成为“孤魂野鬼”，生前受到冷遇，死后依旧凄凉，直到朱常洛之子朱由校即位，才给自己的祖母王氏上了“孝靖温懿敬让贞慈参天胤圣皇太后”的谥号，把她迁葬在定陵中，与她的丈夫万历皇帝合葬。

1956年，考古人员进入定陵，打开了“孝靖皇后”的棺椁，在棺椁旁边，发现十几箱随葬品，打开尘封已久的箱子，发现里面装满了各种金器、玉带、凤冠、册宝等物，奢华富丽的随葬品，与皇后棺椁的简陋寒酸形成鲜明的反差，显然是在朱由校为她迁墓之后才放进去的。这些宝物中，有一件点翠嵌珠石金龙凤冠，上面有三条金龙、两只翠凤，为三龙两凤冠，依照明朝典制，只有皇后级别的凤冠才能使用金龙。凤冠上还镶了许多珠宝，有五十九颗红宝石、三十三颗蓝宝石，两颗淡黄色刚玉，并串缀着三千四百二十六颗珍珠。这件奢华的凤冠，后来入藏故宫博物院。一生屈辱的王氏，终于在死后，享受到皇后的尊荣。

朱常洛的一生，就是以这样忧伤的前奏开始的，也注定将如此悲情的戏份，延续下去。

三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发生了“明宫三案”里的第一案——“梃击案”，时间是这一天的傍晚时分，地点是门禁森严的东华门。一个名叫张差的流民，竟然如入无人之境，手持枣木棍入宫，向慈庆宫（今南三所以南的位置）的方向直奔，宫深似海，一介流民，竟好似熟门熟路。过第一道门时，只有两名宦官把守，一名六十多岁，一名七十多岁，根本不是张差的对手，他轻松将二人打倒，过第二道门，竟寂然无人，他便直奔第二道门，他的前方，就没有防线了。他一往无前，一步一个台阶，轻松蹿上慈庆宫正殿，这里面住着太子朱常洛，他的攻击目标，不言而喻。

但张差扑空了，当时，朱常洛刚好不在慈庆宫。迎接他的，是太子的内侍韩本用，还有七八个闻声奔来的宦官。一番厮打之后，张差在殿檐之下被制服，交东华门的守卫指挥使朱雄收监。几番曲折的审讯之后，张差终于供出，是马三舅、李外父把他引荐给一个不知名姓的宦官，他跟着这名宦官到了北京，指使他打入宫，若打死小爷（指皇太子），吃也有，穿也有。还说刘成会领他进去，“你打了，我救得你。”刘成是郑贵妃翊坤宫的有权太监，梃击一案，必与郑贵妃脱不开干系。

此时的郑贵妃，已被推到悬崖边上，纵然万千宠爱于一身，但蓄意谋杀皇太子，也是罪不容赦。郑贵妃感到背后一阵阵冷风刮过，让她浑身瑟瑟发抖。没有人能救她，她只能自救，自救的方法，也只能是哭。女人没有别的武器，女人的武器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因为女人的泪水，最能让人动恻隐之心，更何况是令万历皇帝意乱神迷的郑贵妃呢？郑贵妃当着万历的面，给皇太子朱常洛跪下，太子亦跪，二人相对而泣，让坐在一旁的万历皇帝也泪如泉涌。

郑贵妃这一哭，哭出了安定团结的新局面。五月二十八日，万历皇帝来到慈宁宫，在朱常洛母亲灵前召见六部五府大小九卿。那一天，他一袭白袍，头戴白冠，立于左檐前石栏中；朱常洛头戴翼善冠，一身青袍，侍立在万历右侧；朱由校、朱由检等皇孙、皇孙女四人一字站在左边阶下。万历拉着朱常洛的手，对大臣们说：

“自圣母升遐，朕心哀痛无已。每遇岁时及祖宗忌日，必躬祀几筵。张差闯入慈庆宫，持梃伤人，震惊皇太子，朕心恐惧不安。朕思皇太子素称仁孝，今年已三十四岁，惊皇太子，朕岂有不爱之理？且诸皇孙尤朕所深喜，为何外廷纷纷疑我有他意……你们都看见否？如此儿子，谓我不加爱护，譬如尔等有子如此长成，能不爱惜乎？”

于是，万历下令，“只将风癫张差，连同太监庞保、刘成三人决了，其余不许波及。”

朱常洛也说：“只决了三人便罢。”

于是，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盲流张差，至于“风癫”，不过是古往今来掩盖案件真相的一个通用的借口而已。

而真正的责任者郑贵妃，则安然无事。

朱常洛不会想到，他的宽容，让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四

万历皇帝去世十天之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八月初一，三十九岁的朱常洛终于继位，他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年号，准备在登基第二年使用：泰昌。

朱常洛终于从慈庆宫住进了乾清宫。乾清宫是明代帝王的寝宫，也是紫禁城后廷最重要的建筑——这一点已经从它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重檐庑殿顶，覆琉璃黄瓦的外观中得到了体现。殿前月台周以白石栏杆，左右设铜鹤、铜龟各一，还有日晷、嘉量各一，鎏金香炉四座，正中出丹陛台，连甬路与乾清门相接。到清朝前期，这里还是皇帝的寝宫，到雍正时代才将皇帝寝宫移到养心殿，一直到清朝灭亡。

从保和殿后左门看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
李少白 摄

乾清门前的天街
李少白 摄

乾清宫
李少白 摄

乾清宫内景
李少白 摄

乾清宫内景
李少白 摄

乾清宫内景
李少白 摄

乾清宫内景
李少白 摄

几十年的太子生涯，让朱常洛感到无比憋屈，所以一旦当了皇帝，当了人世间至高无上的主，他立刻开始放飞自我，“日夜纵欲，尽情挥霍着寻欢作乐的特权，似乎想要短时间内将自己几十年不快乐的人生，全数加以补偿。替这把干柴添上烈火，使之迅速烧为灰烬的，恰恰正是他以往不快乐的根源郑贵妃。”[5]

虽然郑贵妃与朱常洛已经一哭泯恩仇，但她心里仍不放心，毕竟，朱常洛已当了皇帝，随时可以对她“反攻倒算”。为了保全自己，她决定先下手为强。

对付男人的办法，除了哭，还有色。对付皇帝，更是如此。普天之下，皆为王土。普天下的女人，也都是王的女人。因此，给皇帝进献美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仅不会引起任何猜疑，而且更能体现进献者对皇帝的忠心耿耿。

只是郑贵妃献上的美女，有些不同寻常。史书上用“女乐”一词来描述她们。上一章说，“女乐”就是官妓，她们不仅长相出众，而且媚术妖娆，床上功夫绝佳，让泰昌皇帝朱常洛欲死欲仙。

于是，乾清宫的历史上，发生了至为荒淫的一幕：“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6]

明史研究者李洁非先生说：“‘一生二旦’，指女乐中一位扮演小生的演员，和两位扮演旦角的演员；朱常洛这夜上演‘挑滑车’，一人独挑三员职业青春美女，甚而车轮大战，由此病体缠绵。”[7]

问题是，这样的力气活，并非只有一次，而是每天都要加夜班。或许，朱常洛被禁锢得太久了，一旦放纵，就没有止境。他抱着娱乐至死的决心，迎接着女乐们每晚的挑战，终于，他到了“头目眩晕，四肢软弱，不能动履”[8]的田地。

朱常洛登基刚刚半个月，他就趴在床上，沉疴不起。

八月十四，郑贵妃命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升给皇帝进了一服药，名叫“通利药”。其实这通利药没有什么特别，不过是泻药而已。此时朱常洛已“两夜未睡未粥，日不多食”[9]，服用泻药，还不如直接给他一刀。果然，服药之后，朱常洛一连泻了三四十次，泻到了站不起来的地步，证明这通利药货真价实，不是假药。

支撑了半个月，龙体未见好转，“明宫三案”中的第二案“红丸案”，就在此时发生。

那一天是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声称有仙丹进呈，朱常洛听后，心中立刻有了捞到救命稻草的感觉，说：“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大学士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朱常洛力排众议，宣李可灼，将那枚红色仙丹（红丸）以人乳调和，吞了下去。初始，感觉清爽舒畅，精神好了许多，也有食欲了。朱常洛觉得不过瘾，在申末时分（傍晚五点）又服用一枚，感觉安适如前。大臣们也被这神奇的红丸振奋，说没事了，大家可以回家，洗洗睡了。

次日（九月初一）五鼓方响，紫禁城还沉睡未醒，诸臣就突然被宣入宫。

得到的消息让他们大吃一惊：卯刻时分，皇帝已撒手人寰。

此时，距离朱常洛登基，过去了整整一个月。

万历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四十八年），泰昌是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历史学家分析，红丸，就是红铅丸，而红铅，就是经血。《广嗣纪要》云：“月事初下，谓之红铅。”宋明代表性的春药，就是以红铅、秋石、辰砂等为配伍，用时另以人乳调之。从朱常洛服用后的表现看，红丸大概会含着一定性激素，使其精神一振；药力刺激以外，也不排除所谓“回光返照”的作用。[10]

服过了大泻之药，再服这种火力强劲之药，两度相反的药力，把朱常洛彻底击垮。

客观地讲，床上的无限风光，只是朱常洛的业余生活，不能掩盖他在政治上的作为。比如：在父皇咽气的当天，朱常洛就下令取缔了饱受诟病的矿监税使；万历年被烧毁的三大殿一片荒芜景象，朱常洛也下令重建皇极门和皇极殿；被万历皇帝贬谪的官员也被他重新起用。“一月之间，善政种种”[11]，史称：“光宗新政”。只是这些新政，就像他的性快感一样，持续时间太短，不到一个月，就寿终正寝了。

朱常洛越是有为，郑贵妃越是心虚，担心他有朝一日报复自己。她策划梃击案未能得逞，于是改变策略，先用美女淘空他的身体，再用通利药让他身体虚脱，最后以两粒红丸一击致命。

这样的“三部曲”，滴水不漏，步步惊心，终于杀人于无形。

朱常洛的命运，则为“乐极生悲”一词，做出了最生动的注解。

五

朱由校也是一个苦孩子，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被李选侍抚养成人。有一种说法是：朱由校的生母王氏是被李选侍虐待至死的，朱由校后来在上谕中也曾声讨她“恃宠屡行气殴圣母，以致（王氏）怀愤在心，成疾崩逝”[12]。

但父亲朱常洛对李选侍却别有深情，曾提出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被大臣找理由挡了。明代妃嫔分成如下等级：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选侍、才人、淑女，选侍是明代妃嫔的等级之一。从选侍升为皇贵妃，“进步”了四级，只居于皇后之下了。

朱常洛死前一天，在乾清宫的病榻上辗转弥留，方从哲说，把册立皇太子的时期提前，就可以举行册封皇贵妃的典礼了。然而对于这样的“晋升”，李选侍并不满意。她手牵朱由校，穿过幔帐，突然出现在朱常洛榻前。朱由校说：“要封皇后！”朱常洛听了，脸上骤然变色，未发一言。

李选侍要价太高，朱常洛死时，却连贵妃也没封上。但此时她的手里仍然有牌可打，她的牌就是朱由校。手里掌握着朱由校，她就可以垂帘听政。

九月初一五鼓，天还未亮，群臣被召入宫。到乾清宫外，才知道泰昌皇帝已然去世。朱常洛死了，李选侍把朱由校当作一棵救命稻草，死死攥在手里，赖在乾清宫不走。大臣们突然意识到当下的危险，“明宫三案”中的第三案“移宫案”，发生了。

“梃击案”“红丸案”是针对朱常洛的谋杀案，“三案”中，唯有“移宫案”具有相对正面的意义，就是把李选侍哄出乾清宫，让朱常洛的儿子朱由校摆脱她的控制。

乾清宫门口，太监们以刀棍相拦，不让大臣们进去。大臣们一时不知所措，兵科给事中杨涟呵斥道：“皇帝召我等，今晏驾，嗣皇幼，汝等阻门不许入临，意欲何为？”他的气势，一下子把太监们镇住了，大眼瞪小眼，一步步向后退。大臣们一拥而入，在皇帝棺椁前哭了一番，就开始四处寻找朱由校。

前面说过，乾清宫是皇帝的正寝，明朝十六帝，自朱棣以后，有十三帝睡在这里，死在这里，唯有末代皇帝崇祯，把自己吊死在煤山（今景山）上，没有寿终正寝。

乾清宫其实是一座迷宫，它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两层复式结构，分成许多隔间，有二十七张床，皇帝每晚会选择一张床睡觉，很像是一种行为艺术。但在皇帝看来，这是关系到自身生命安危的大事，开不得玩笑。皇帝睡在哪张床上，连最贴身的太监也不知道。甚至，梦醒时分，连皇帝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睡在哪里。

此时，李选侍就充分利用乾清宫的迷幻布局，与大臣们玩藏猫猫。大学士刘一燝呼喊：“谁敢匿新天子者！”李选侍才牵着朱由校的手，怯生生地出来。

王安闯过去，把朱由校抱起来就跑，一跑出宫门，大臣们立刻跪倒一片，山呼万岁，等于确立了朱由校的皇帝身份。刘一燝捧着他的左手、英国公张惟贤捧着他的右手，把他扶上龙辇，撒腿就跑。李选侍见状忙喊：“哥儿却还！”叫她的心腹太监李进忠率人去追。一场奔跑比赛在宫廷里举行。他们跑的距离并不近，从乾清宫一路跑到文华殿，把朱由校安顿在殿中，然后匍匐在地，行嵩呼叩头之礼。

登基大典在九月初六举行。朱由校由此成为明熹宗，年号：天启。

万历、泰昌皇帝去世的第二年（公元1621年），就成了天启元年。

准备在朱常洛继位第二年使用的泰昌元年纪年，就这样被他的儿子朱由校占用了。泰昌元年，只好被挤到公元1620年八月初一到年底，所以这一年八月以前是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是泰昌元年。

铁打的宫殿流水的皇帝，紫禁城迎来送往，不到一年里，已经先后住过三个皇帝（万历、泰昌、天启）。

天启登基后，吏部尚书周嘉谟、御史左光斗等上疏，要求李选侍移宫，就是移出乾清宫。李选侍又赖了三天。初五，新皇帝降旨：“先帝选侍李氏等，着于仁寿殿居住，即日搬移。”李选侍从此离开乾清宫，搬进哕鸾宫（今乐寿堂位置）。

六

在紫禁城的历史上，乾清宫无疑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奉天殿（太和殿）固然重要，是王朝举行各种大典的场所，是王朝政治的重要舞台，但那些都只是显露在外的部分，一切都看上去光明正大，因此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挂在奉天殿（太和殿）内才对。而后廷——尤其是作为皇帝寝宫的乾清宫，则是海平面下的世界，所有不“正大”、不“光明”的事件都在那里发生。那里怪石峥嵘、水流湍急，却真正地决定着王朝的命运。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十月二十一日深夜，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六名宫女密切配合，将一条黄花绳套在了正在熟睡的嘉靖皇帝的脖子上。只因一个偶然——这些女孩子们由于过于紧张，手忙脚乱之际将绳子打成一个死结，无法勒紧皇帝的咽喉——嘉靖皇帝逃过一劫，在劫难逃的，变成了那些宫女。那些如花的女子，先被凌迟，后被肢解，最后割下头颅。史书记载：“行刑之时，大雾弥漫，昼夜不解者凡三四日。”这是发生在乾清宫的最大案件，作案目的居然是杀死皇帝，至于作案动机——一群年轻柔弱的宫女，因何怀着必死的决心，谋杀皇帝嘉靖，则已成永久的秘密。我想，这一既不“正大”也不“光明”的谋杀案发生在悬挂着“正大光明”匾的乾清宫，根本原因是嘉靖后期的变态与黑暗，看不出丝毫的“正大光明”。所以在后宫，有宫女杀他；在前朝，有海瑞骂他。最终还是在恐惧死亡的阴影中、在他自制的“长生不老药”——“红铅丸”带来的心理幻觉中，死掉了。

红丸案、移宫案，都发生在乾清宫。双方的胜败，都只在毫厘之间，但这里的毫厘之误，到奉天殿（太和殿）就会变成千里之别。假如朱常洛像后来的朱由检那样，对他人进献的绝世艳姝毫不动心，他或许就会赢得时间将他的新政持续下去；假如王安、杨涟没有在第一时间抢走朱由校，那么朱由校就会成为李选侍的“儿皇帝”，朝廷就会落入李选侍的掌控之中。因此，乾清宫绝对不只是一个只供皇帝睡觉的地方，那里是紫禁城的真正核心。

在“明宫三案”中，郑贵妃、李选侍都以主角的身份出现。她们都不是皇后，却以各自的身份干预了历史，以至于我们今天谈论明史，就不能不提到“明宫三案”。她们是皇帝的无数妻妾之一，《皇明祖训》规定，“凡皇后，止许内治宫中诸等妇人，宫门外一应事务毋得干预”[13]。内廷之外的事务，连皇后都不能过问，更不用说其他妃嫔了。但历朝历代，“枕头风”都是有威力的，而郑贵妃，不只利用“枕头风”，连杀手都用上了，为了自身的荣宠，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明代“宫斗”，也在她的手上被推到了极致，连皇帝都没有放过。但归根结底，她们仍是皇权政治的牺牲品，因为这一夫多妻的制度，本身就是摧残人性的，是皇权政治的一部分。这制度，使得粉黛如云的后宫，沦为人间最残忍的沙场，无数妇女儿童被裹挟其中，有的甚至尸骨无存。而《闺范》《女鉴》这类的“女德”教育，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罢了。“明宫三案”，不过是这非人性的制度上开出一朵“恶之花”而已。后廷的凶残暴戾，也不过是对前廷的凶残暴戾的翻版而已。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来自女人的报复，终会让这种为皇帝设置的制度伤及皇帝自身。

李选侍后来活得很长，一直活到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享年八十岁左右。

郑贵妃也得了好死——她在朱常洛命丧红丸的十二年后，即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在寝宫里平静死去。

没得好死的，是她的心肝宝贝——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死去九年后，朱常洵在洛阳被李自成起义军活捉，刮干净身上的毛，拔掉了所有的指甲，又用药水灌肠排去粪便，里里外外收拾干净，和几头鹿一起下了油锅，被起义军炸着吃了，称：“福禄（鹿）肉”。

七

朱由校天启登基那年已经十六岁。但由于父亲朱常洛一直不受祖父万历皇帝的重视（万历皇帝最喜爱的儿子正是那个后来被下油锅的朱常洵），朱由校的上学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这使他到了十六岁，文化水平还比不上一个八岁小孩。这心智未开的少年，此际虽当上皇帝，却依旧贪玩无比。据说，在乾清宫的丹陛下曾有一个石洞，人称“老虎洞”（具体位置难考），洞中砌石为壁，洞的尽头，是后宫中的街道，实在是别有“洞”天。这“老虎洞”，原本是为皇帝的侍从来往方便，被朱由校发现，就成了他藏身的最佳地点。每逢月明之夜，朱由校都会和太监们一起玩“藏猫猫”，每玩“藏猫猫”，他必会藏进“老虎洞”。只是他的袖子里总是藏着鲜花和香料，香气在夜晚的空气中游弋，泄露了他的藏身之处。

但朱由校并非一无是处，据说他做木匠活儿的水平，达到了“斧锯凿削，引绳度木，运斤成风”的程度，以至于“虽巧匠不能及”[14]也。他能做大工程，也能做小物件，“手造漆器、研床、梳匣之属，或设以五彩，工巧妙绝，出人意表。”[15]《甲申朝事小纪》记载，他设计过一种机动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坠。”[16]我看了半天，也没想明白这是个什么玩意，但总归是一个很复杂的水力机械设备。我想他并非白痴，甚至可称“天才”。

原本，朱常洛即位后，朝廷中东林党的元气得到了恢复，朱由校即位后，这一势头得到延续，朝廷中出现了清明的政治气象，“中外忻忻望治”[17]，人们似乎看到了大明王朝复兴的希望，就像当年的“弘治中兴”一样。但这样的历史机遇，转眼就消逝了，原因是朱由校虽有“歪才”，但政治智商让人不敢恭维。当年他从李选侍的手里死里逃生，而事件平息后，李选侍就像当年的郑贵妃一样，非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而且被移到哕鸾宫奉养，而李选侍最忠实的走狗——太监李进忠，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处罚，相反巴结上朱由校的乳母客氏，“成长”为朱由校的心腹太监，改名：魏忠贤。

朱由校即位刚过半月，就将魏忠贤晋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除了握有批红的权力外，还兼任提督东厂，可谓位高权重。魏忠贤专门挑朱由校忙木匠活儿的时候去汇报工作，朱由校头也不抬，回答他：“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这一招似乎是从他的老前辈刘瑾那学来的，因为刘瑾就是通过豹房里的各种淫奇事物“拴”住朱厚照的，但刘瑾也不是原创，这样的“工作思路”，至少要追溯到他们的“祖师爷”仇士良那里。仇士良是唐代大宦官，在宪宗、文宗时专权二十余年，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而且保证恩宠不衰，到年老退休时，对诸宦官讲了这样一段“肺腑之言”：

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18]

大致意思是，不要让天子闲着，若他有闲，就会读书，召见儒臣，又会采纳谏言，深谋远虑，减少业余爱好，压缩出行巡幸，我们的恩宠就会受到影响，权力也会变小了。因此，为大家考虑，最好的办法是用积攒下来的财物购置鹰马，以各种娱乐蛊惑皇帝之心，用极其奢靡的生活方式取悦皇帝，让他不知道休息。这样一来，皇帝就不再关心什么治国之术，懒得管理朝廷的事务，我们就可以大权在握，无往而不胜了。

仇士良的“经验之谈”，不仅为他当世的宦官们指明了方向，而且“惠及”后世宦官，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果然，遵循着仇士良教诲，魏忠贤迅速达到了“万机在我”的境界，此后一手遮天，血洗东林党，“团结”了许多巴结他的官员，“共塑”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阉党”的形成，标志着文人道德理想主义的沦陷，大明王朝陷入了至暗时刻。

八

在朱由校当政后受到处罚的，却是在“移宫案”中立了大功的大臣们，其中，大学士杨涟被下了镇抚司诏狱，锦衣卫的酷刑他全部体验了一遍，后来在提审时，他已站不起、坐不直，魏忠贤的亲信许显纯于是让打手给杨涟戴上桎梏，拖到堂中，躺在地上受审。

杨涟在狱中写下《绝笔》，陈述“移宫案”的真相，痛斥魏忠贤。魏忠贤得知后气得七窍生烟，令许显纯立即杀掉杨涟。七月庚申夜里，杨涟在狱中被“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仍未身亡。天启五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公元1625年8月28日），许显纯以一根大铁钉穿入杨涟头部，长钉沾血带肉，外加部分脑浆，从杨涟脑部的另一端穿出，杨涟终于咽了气，时年五十四岁。

临刑前，杨涟曾写下血书一封，藏在枕头里，死后随尸体一起抬出，他的家人，才读到上书的文字。血书上写：

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唯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我们今天读到此信，依然不能不钦佩杨涟对于正义的坚持，即使在那样黑暗的年代，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牢里，他的胸中依然深藏着忠贞和大义。他才是真正的“忠贤”，而自命“忠贤”者，不过是兽类而已。

“移宫案”的另一名功臣——宦官王安，被降职担任南海子净军，魏忠贤命令刘朝任南海子提督，授命他杀死王安。刘朝上任后下令不准给王安送食物，王安只好从篱笆底下刨萝卜吃。刘朝见王安没有被饿死，就失去了耐心，索性直接把他杀死。杀死王安的方法，史料记载不一，有的说王安被勒死，有的说被纵狗活活咬死。

朱由校的时代，就是一个至愚至昧、黑白颠倒的时代。

有人说：“史学家常言，明之败亡始于正德、嘉靖，显于万历，实质上，绝少不了光宗、熹宗强大而光荣的继承和推动。”[19]

我们纵有生花之笔，也很难为这样一个时代涂脂抹粉。朱由校时代之昏蒙凶残，放之明朝，乃至放之整个中国历史，几乎可以称为常态。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盛世，全部加起来也不过几百年，而盛世中，依然不乏血腥的虐杀。这一点，本书第二章关于朱棣的部分已经写到。难怪在鲁迅先生笔下，中国封建社会被总结为两个字：“吃人”。对于杨涟这些满载儒家治国理想的士大夫，当权者对付他们的手段很简单，就是把他们的脊梁打断，叫他们知道疼，叫他们永远站不起来，或者不敢站起来，朝廷就一劳永逸了。明代东西厂、锦衣卫，就是这血色朝廷千锤百炼的得心应手的杀人机器。对诏狱的血腥残酷，明代官员瞿式耜曾有一段最准确的描述：“一属缇骑，即下镇抚，魂飞汤火，惨毒难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乐矣”[20]。一个囚犯，若从阴森可怖的诏狱里被改送到三法司（比如刑部）的大牢，简直就是从地狱到了天堂。

面对如此的暴戾，“正常人”都会选择躲避、沉默，因为求生避祸是人性的本能，但也有“不正常的人”，杨涟和他的“同党”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龙、周宗建等就是“不正常的人”，因为他们比“正常人”有胆魄、有意志、有担当，甘愿去以卵击石，以血肉之躯，去挑战刀刃的锋利，桐城派著名散文家方苞在《左忠毅公逸事》中记录左光斗被打后的惨状：“左公被炮烙……倚墙席地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辩，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21]杨涟的尸体被发现时，人们发现他“尸供蝇蛆，身被重伤，仅以血溅旧衣，裹置棺内”[22]。他们身体上的脊梁会被打断，血肉会被切割，精神却无法摧毁。他们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他们已退无可退。他们让人们在黑暗的世纪里看到一点光亮，那光亮纵然微弱，却同样有洞穿黑暗的力量。

所以，像鲁迅这样的大绝望者，在谈到脊梁时都承认，“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23]明朝是清朝的敌人，“明”这个字，在清代都是一个敏感字，连吟诵清风明月，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清朝人为明朝写史，忠臣依旧是忠臣，佞臣依旧是佞臣。所以当清朝人写《明史》，面对像杨涟这些忠直之士，仍然肃然起敬，而马士英、阮大铖这些投降大清的人却一律被打入“奸臣”之列。这是因为朝代虽改，但人们心头的价值观不改。人的心头有正义，他们的价值就终将被彰显。杨涟的价值不在于愚忠个把皇帝，而在于让人在黑暗中看到了正义和希望。有他们在，黑暗就算不上是黑暗。

这样一个明熹宗，偏偏得了一个好皇后，就是张皇后。她是太康伯张国纪之女，知书识礼，颇有贵族风范。一天，朱由校走进坤宁宫，见皇后正在读书，皇帝问是什么书，皇后答：“《赵高传》。”皇后不能干政，但阉祸横行的时日，皇后当着皇帝的面读《赵高传》，也算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了。朱由校的反应只有一声“嘿然”，相当于今天的“呵呵”，算是回应，也不算回应。

秦朝灭亡，赵高脱不开干系。而魏忠贤，也把明朝祸害到灭亡的边缘了。只不过朱由校死得早，二十三岁就把自己作践死了，所以把亡国的“历史机遇”，留给了小他五岁的弟弟朱由检。但假如没有张皇后，明朝灭亡得更早。因为朱由校弥留之际，魏忠贤谎称妃子有孕，准备将自己的侄子魏良卿的儿子领入宫中继承皇位，再由魏忠贤摄政，这样，大明的江山就结结实实地落到了他魏家人的手里。这一计划纵然“完美”，却需要与一个重量级人物合作，这个人，就是张皇后。唯有得到她的首肯，这一行动才算“合法”，然而，面对魏忠贤的威逼，张皇后断然拒绝，毫不含糊地回答他：“从命亦死，不从命亦死，等死耳。不从命而死，可以见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那一年，张皇后应该只有二十出头。一个小女子，后宫中没有团队，朝廷中没有同党，甚至连皇帝的支持都没有，仅凭一己之力，阻挡着魏忠贤夺权的步伐。

几天后，在张皇后的坚持下，信王朱由检应召入宫，承继大统，年号：崇祯。

九

崇祯是怀揣麦饼进入乾清宫的，因为张皇后已经提醒他：“勿食宫中食。”宫里宫外，到处是魏忠贤的人，崇祯就像围棋里的一粒白子，落入黑子的围困中，凶多吉少。用文秉《烈皇小识》中的话说，“以孑身出入于刀锋剑芒之中”[24]。

入住乾清宫的第一夜，崇祯没敢入睡，漫漫长夜，成了对他的煎熬。他坐在黑暗中，时刻抵抗着困意的来袭，同时还要注意黑暗中的任何一丝变化，有风吹过，有烛火晃动，他都不会放过。有太监携剑而过，他心头一惊，把太监叫到跟前，让他把剑送给自己，答应多给赏钱，才把他放走。

魏忠贤给他送来四名美女，这一招显然是从郑贵妃那学来的。但它只在朱常洛的身上生效，到了朱由检的身上就失了灵，因为朱由检对女色没兴趣，朱由检的严防死守，与朱常洛的纵情声色形成了莫大的反差。人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时至今日，我们仍要疑问：同为朱常洛之子，这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魏忠贤不相信有皇帝不爱女色的，他又祭出新的一招，使用“高科技”手段。他让乾清宫的小太监手持一支香，躲在复壁内，让缭绕的香气挑动崇祯的神经。那不是一般的香，而是加入了春药的香，名叫：“迷魂香”。即使像崇祯这样意志坚定的人，也难免闻香心动。崇祯感觉到了这香气非同一般，就让太监寻找那香气的来源，找来找去，才看见复壁内幽火闪烁，找到那名持香的小太监。一问，这一切果然出自魏忠贤的“设计”。崇祯不由发出一声长叹：“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

假若，崇祯如其父一样，中了魏忠贤的邪招，在乾清宫与美女们上演车轮大战，那么，后面就会有通利药、红仙丹紧跟而上，他在劫难逃。

《易经》上说：“潜龙勿用”[25]，意思是时机不利的时候，龙要潜伏在水里，不宜有所作为。崇祯此时能做的，就是稳住魏忠贤，以待时机。对于魏忠贤所有要做的事，崇祯都说好。对于满朝文武颂扬魏忠贤的奏疏，崇祯“且阅且笑”。宫殿似乎还是从前的宫殿，朝廷似乎还是从前的朝廷，这让魏忠贤放了心，以为这世界上没人敢动自己的汗毛。然而，就在这份寂然无声中，朝廷的局势已经悄然改变——在崇祯的暗中鼓励下，弹劾阉党贤的奏疏越来越多，甚至有人给他列出了十项“滔天大罪”。面对日益“恶劣”的舆论环境，魏忠贤决定以退为进，向崇祯辞职，想拿皇帝一把。没想到崇祯说，好吧，那你就辞职吧。魏忠贤顿时傻了眼，不知如何是好。

终于，崇祯登基两个多月后，宣布了对“逆恶魏忠贤”及其死党崔呈秀的处理决定：“本当寸殛，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二犯家产，籍没入官。其滥冒宗戚，俱烟瘴永戍。”[26]不可一世的魏忠贤，被发配到凤阳祖陵司香，财产全部没收，家人也一律发配到鸟不拉屎的瘴疠之地。

魏忠贤出发时，还不忘从前的排场。在一千名卫兵的护卫下，四十多辆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出了京城，似乎这不是贬官发配，而是出游巡察。崇祯闻听，拍案而起，下了一道谕旨，命锦衣卫旗校即刻将魏忠贤缉拿回京。

夜色中的乾清宫
李少白 摄

魏忠贤走到阜城[27]南关，孤零零地在一所小旅舍里过夜。是夜，隔壁房间里传出《挂枝儿》小曲，曲中唱道：“势去时衰，零落如飘草……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那曲，仿佛是专门唱给魏忠贤的。魏忠贤知道，大势已去矣，不仅去了他身体的势，而且去了他政治的势。他是一个从没感觉过恐惧的人，他“去势”入宫，他陷害忠良，乃至他计划由侄子魏良卿的儿子继承皇位，他都没有感到过恐惧，但此时，领到圣旨的一刹，一阵巨大的恐惧必当袭遍他的全身。这或许是他此生第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感到恐惧。他在房间里转了几圈，把一根绳子甩到房梁上，然后，上吊死了。

崇祯皇帝乘胜前进，“尽逐忠贤党，东林诸人复进用”，大明王朝似乎已“拨乱反正”。

故宫博物院至今藏有崇祯皇帝的一幅行书横额，上写：“松风水月”。运笔如行云流水，潇洒轻快。

魏忠贤死那一年，距离崇祯皇帝在乾清宫昭仁殿挥剑刺死六岁的昭仁公主，奔上景山投缳而死，还剩下整整十七遍的春秋。

[1] 《明神宗实录》，卷五九三。

[2] 参见〔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一，第1—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

[3]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4] 参见〔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233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5] 李洁非：《龙床——明六帝纪》（修订版），第339—3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6] 〔清〕文秉：《先拨志始》，卷上，万历起至天启四年止，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

[7] 李洁非：《龙床——明六帝纪》（修订版），第3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8] 《明光宗实录》，卷六。

[9] 《明光宗实录》，卷七。

[10] 李洁非：《龙床——明六帝纪》（修订版），第3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11] 〔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九，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

[12] 《明熹宗实录》，卷一。

[13] 〔明〕朱元璋撰：《皇明祖训》，第179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

[14] 〔清〕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十，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15] 转引自赵中男等：《明代宫廷政治史》，下册，第915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16] 〔清〕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十，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17]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420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8]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第5874—587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9]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220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20] 〔明〕瞿式耜：《陈政事急着疏》，见《瞿式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1] 〔清〕方苞：《左忠毅公逸事》，见《清文》，第13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2] 〔明〕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23]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4] 〔清〕文秉：《烈皇小识（外一种）》，《序》，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25] 《图解周易》，第11页，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1年版。

[26] 〔清〕邓凯等：《崇祯长编（外十种）》，卷三，天启七年十一月丁卯，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27] 今河北省阜城县。

第八章 倾城之恋

一

一部描述二十世纪中国乡村家族史的长篇小说开头是这样写的：“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1]小说里的白嘉轩，在前后六个女人的死讯里，困兽犹斗地迎娶了第七个新娘。这第七个女人，后来还是在一场惊天动地的瘟疫里死去。

这样的事情在紫禁城里也发生过，只不过紫禁城里的故事，不像小说那样极端。小说是虚构的，可以让作家任性，现实则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地作用于血肉之躯。在紫禁城里，有一位皇帝，一生先后失去了三位挚爱的皇后，之后，终生没再册封皇后。这位皇帝，就是康熙大帝。

康熙大帝是清朝的第三位皇帝（前两位是皇太极、顺治），也是清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八岁登基，六十九岁去世，总共在位六十一年。康熙大帝一生，平三藩，统台湾，逐沙俄，征漠北，下令编《全唐诗》，编《康熙字典》，编《古今图书集成》，开创“康乾盛世”，这些在书里写过，电视剧里演过，读者观众大都熟悉。但相比他的文治武功，康熙的感情生活却是一片坎坷，这些，书里电视剧里说得不多。

《康熙帝常服像》屏（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康熙皇帝即位的第四年（公元1665年）七月，在孝庄太皇太后的主持下，刚刚十二岁的康熙就与“辅政四大臣”之一索额图的孙女赫舍里氏在坤宁宫举行了大婚，十三岁的赫舍里氏就这样成了大清帝国的皇后（即孝诚仁皇后）。

赫舍里氏从此成为一个称职的皇后，康熙后来在谕旨中这样评价她：“皇后何舍里氏作配朕躬已十载，上事太皇太后、皇太后克尽诚孝。佐朕内治，尤为敬勤，节俭居身，宽仁逮下，宫闱式化，淑德彰闻。”[2]从故宫博物院藏《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画像》里，我们可以看到赫舍里氏年轻端庄的模样。

九年后（公元1674年）五月初三日，坤宁宫内外一片忙碌，准备迎接新皇子的降临。念喜歌的两位接生嬷嬷早已在一旁静候，首领太监也已将掩埋胎盘的“喜坑”挖好，寓意皇后快生贵子的筷子和红绸、金银八宝等物都已在喜坑内置放妥当，只等小皇子呱呱落地。上午巳时，产房传喜讯，小皇子终于隆重面世。康熙皇帝看见健康的皇子，心里有说不尽的喜悦。此前，他已有五位皇子夭折，其中包括赫舍里氏所生的承祜，唯有胤禔成为幸存者。康熙当即给襁褓中的婴儿取一个乳名：保成（即皇次子胤礽）。

孩子是“保成”了，但赫舍里氏因为失血过多，陷入昏迷，几个时辰不见转机，御医使尽浑身解数，依然无法挽救皇后的生命。当天下午申时，赫舍里氏在坤宁宫里咽下最后一口气。她的手渐渐松开，再也触摸不到她的亲人。

由喜转悲的巨大转折几乎将康熙击垮。他在极度的悲伤里抱起自己的孩子，感到眼前一片空茫。他辍朝五日，如此多的日子里不上朝，对康熙还是第一次。

康熙曾被称为“少年天子”，十六岁拿下飞扬跋扈的辅政大臣鳌拜，十八岁发起了扫平“三藩之乱”的战争，但此刻，他却突然变得无比脆弱。二十多天里，他一直在赫舍里氏的梓宫前痛哭不已，悲痛几乎让他窒息。

后来，赫舍里氏的灵柩被送到巩华城。巩华城位于今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紫禁城建成之后，明成祖朱棣在这里建起一座行宫，作为皇帝巡狩和后代子孙谒陵停留之处，朱棣五次亲征蒙古，都从这里经过。这处行宫后来被大水冲毁了，嘉靖时重建，赐名“巩华城”。

她离康熙的距离远了，但再远的路，也挡不住康熙来看望她。接下来的几个月，康熙经常在晨光中离开紫禁城，向巩华城的方向奔去。似乎赫舍里氏在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家。赫舍里氏已然不在紫禁城，紫禁城似乎也变得空洞了，不再具有“家”的意义。他会在赫舍里氏的灵柩前独坐到晚上，风从蒙古高原吹下来，打在他的脸上，他一点知觉也没有。他的心里只有赫舍里氏，他觉得赫舍里氏并没有死，而是像从前一样，倒在他的臂弯里睡着了。他在等着他醒来，等多久他都愿意。直到他腿坐麻了，泪流干了，才在随从的反复催促下，心情黯然地返回紫禁城。

二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八月，康熙曾经的妃子、辅政大臣遏必隆的女儿钮祜禄氏被册封为皇后（即孝昭仁皇后）。但不出半年，康熙大帝的第二位皇后就病死在坤宁宫。年事已高的孝庄太皇太后心疼自己的孙子，来到乾清门外，要进到坤宁宫，哭临钮祜禄氏，康熙慌忙赶到乾清门外，苦心相劝，才终于把太皇太后劝回慈宁宫。

接下来的第三位皇后更是不幸。她是侍卫内大臣佟国维的女儿、顺治皇帝的皇后佟佳氏（孝康章皇后）的亲侄女，名字也叫佟佳氏。钮祜禄氏被册封为皇后那年，佟佳氏被册封为贵妃。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被册封为皇后。那时，佟佳氏已病入膏肓，行将不起。就在册封当天下午，佟佳氏撒手人寰。

坤宁宫已经空寂了多年，终于没能等来康熙的第三位皇后（孝懿仁皇后）。

坤宁宫在乾清宫的正北，中轴线上，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紫禁城建成时就有了，后多次被焚毁，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仿沈阳故宫清宁宫重建，嘉庆年又被烧，又重建。康熙、同治、光绪、溥仪，都在这里大婚。

《周易》说：“乾，天也，故称为父；坤，地也，故称为母。”[3]乾代表着天，它在人间的代表，就是皇帝；坤代表着地，它在人间的代表，就是皇后。八卦中，乾卦为天，象征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用《象传》中的话说，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为地，万物滋生，厚德载物。所以有学者说：“乾清宫与坤宁宫两座宫殿一前一后的布局，就好像是一对夫妇站在那默默地进行对话一样，所以乾清宫与坤宁宫传达出来的是夫妇之道，也就是天地之道。”[4]

而乾清宫、坤宁宫之间的交泰殿，则取八卦中的泰卦，泰卦之象是乾卦在下，坤卦在上。乾在下，是因为天向上升，坤在上，是因为地向下沉，因此，只有乾下坤上，刚下柔上，二者才能交融合一。否卦则正好相反，是乾在上，坤在下，天向上升，地向下沉，二者永远不能交汇。只有阴阳相合，天地交泰，才能万事通泰，安康和谐，生生不息，国祚永久；阴阳不合，万物就会阻滞不通，世道就会衰落破败，满目疮痍。于是从泰卦中，派生出许多吉祥的词汇，比如：安泰、康泰、富泰、通泰、否极泰来……

交泰殿一角
李少白 摄

坤宁宫内祭灶处
胡锤 摄

夜晚的坤宁宫
李少白 摄

对康熙而言，否虽极，而泰未来。同样的悲痛，康熙不到四十岁的生命里已经经历过三次。与爱妻离别，似乎已成他逃不出的宿命。他在悲伤中写下几行诗句：

月掩椒宫叹别离，

伤怀始觉夜虫悲。

泪添雨点千行下，

情别秋光百虑随。

雁断衡阳声已绝，

鱼沉沧海信难期。

繁忧莫解衷肠梦，

惆怅销魂忆昔时。

从某种意义上说，康熙时代的坤宁宫史，就是一部生死离别史。康熙住在昭仁殿里，举手投足，都可望见坤宁宫，那座壮美的皇后之宫，已经成为他情感的祭坛。

事不过三，康熙从此没有再立皇后。熟悉历史的人知道，康熙还有第四位皇后，即孝恭仁皇后，名乌雅氏。她是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的生母，但她的皇后名分，是在她死后追封的。

康熙的三位皇后先后离世了，或许在此时，关于康熙命硬的说法就在世间悄然流传。但悲痛过后，人们在早朝上见到的，依旧是那个果敢强悍的皇帝。他的心底还是有柔情的，只不过他把更多的柔情，给了自己的长辈——那些居住在紫禁城西北一隅的太皇太后、皇太后们。康熙从小就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他当了皇帝，孝养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已不仅是个人美德，也是一个皇帝必须担起来的责任。

孝庄太皇太后是大清王朝第一位皇帝皇太极的皇妃、第二位皇帝顺治的生母，也是大清王朝的奠基者之一。康熙奉养孝庄太皇太后，每天早晚，他都要两次亲临慈宁宫，向太皇太后请安，数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太皇太后的慈祥与睿智，为他注入了无尽的信心和力量。因此，每天早晚前往慈宁宫请安，对于康熙都是一次愉快的行程。他用“晨昏敬睹慈颜像，不尽欢欣踊跃回”来描述自己的心情。而来自孙儿的孝顺，也让无夫无子的孝庄太皇太后，在生命的残年感受到天伦之乐。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二月，孝庄太皇太后前往赤城温泉，康熙照往例，亲自跟随她出行，以便途中照料。有一次他们翻山途中，突然遇雨，康熙立刻下马，扶着太皇太后的御辇，以防止滑跌。太皇太后让他上马，康熙坚决不从，直到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一片坦途，他才放心地骑回到马上。这次出行刚刚几天，内务府送来消息，皇后赫舍里氏所生长子承祜病亡，虚龄只有四岁。康熙心中的震惊与悲痛不言而喻，但他唯恐老人家伤心，故意隐瞒了这个消息，在第二天辰时（早上七至九点）前往祖母行宫问安时，依然谈笑如常。从行宫出来，康熙立刻把送信人打发回宫，以免走漏消息，影响太皇太后的心情。又把礼部大臣叫到无人处，面谕丧事，说着说着，竟忍不住在大臣面前痛哭失声。

对于父皇顺治的皇后，也就是自己的皇太后，康熙也敬心侍奉。孝惠章皇后，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顺治驾崩时只有二十岁。二十岁的芳华，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就住进慈宁宫（后移居宁寿宫）[5]，成了无夫夫子的“孤寡老人”。

我在《故宫的隐秘角落》里写：她没有生子育女，是顺治不给她机会。她既做不成贤妻，又做不成良母。所幸，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枯守中，康熙把她当作亲生母亲看待。根据《国朝宫史》的记载，每逢皇帝万寿（生日）、元旦、冬至三大节，皇帝都亲率王公、文武群臣诣慈宁宫行礼，皇后也率六宫、公主、福晋、命妇诣慈宁宫行礼如仪。每逢外出巡幸狩猎，康熙收获猎物水果土产，都想着给太后带回一份，还教诲自己的儿子胤礽（当时是皇太子），每年都要亲自向皇太后进献礼物。最值得一记的，是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十二月，孝惠太后病重，而康熙大帝，也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同样缠绵病榻，头晕脚肿，但他一听到太后病重，就挣扎着爬起来，用手巾缠着脚，颤颤巍巍地坐到软舆上，行至太后床前，缓缓跪下，握着太后苍白的手，说：“母后，臣在此。”太后努力地把眼睛睁开一条缝，突然的光亮让她感到一阵眩晕，她用手遮住光线，朦朦胧胧地看见了面色苍白的康熙，已经无力说话，只能用她瘦削的手把康熙的手攥住。为了尽孝，病重的康熙还是坚持在宁寿宫西边的苍震门内搭设帏幄，自己住在里面，以便日夜照料孝惠太后。三天后，太后就在这座宫殿里咽了气，结束了她凄清的人生。

或许，这份母子亲情，是对她人生缺憾的一种补偿，是除了花园里的那一缕春色之外，她在这寂寞深宫里能够得到的有限的温暖。[6]

对于康熙，又何尝不是如此？

三

前面说过，紫禁城分成外朝和内廷两个部分，紫禁城的前面（南面）是皇帝上朝的大殿，后面（北面）是皇帝、后妃们居住的后宫。所以，紫禁城的外朝（前朝）建筑，大多以“殿”相称，内廷（后宫）建筑，基本上以“宫”相称。“宫”与“殿”，始终有着各自独立的意思。《说文解字注》说，“汉时殿屋四向流水”，“无室谓之殿矣”，意思是说殿顶有四个坡面，下雨时可以让水向四面流下，而且殿的内部不分割房间，开敞而阔大，很适合公开活动。关于“宫”，《尔雅》说，“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宫”与“室”是一个意思，就是平民百姓住的房子吧，不像“殿”那样宏大，那样讲究。

“宫”和“殿”的分界线，是乾清门前的那条长街，又叫横街或者天街。街的南面是外朝区域，在那里，中轴线上的三大殿和东西两侧的文华殿、武英殿构成王朝最重要的礼仪性建筑，国家大事、朝贺庆典都在那里举行。街的北面就是内廷（后宫）区域，那里是皇帝的家，皇帝的寝宫（乾清宫），处于皇后寝宫（坤宁宫）和东西六宫的包围之中，是脂粉聚集之地。

在周朝以前，天子之妻皆称为“妃”，周朝开始则称为“后”，因为皇帝的正室妻子，叫老婆、媳妇、婆姨都不合适。皇后，其实就是站在皇帝后面的那个女人，就是老百姓眼中的“内当家”“贤内助”，按《周礼》的说法，叫“帅六宫之人”[7]，也就是说，皇后站在皇帝的后边，皇帝君临天下，皇后统摄后宫，如天地交融，如日月相映，因此，在以“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体的超大院落中，东门叫日精门，西门叫月华门，与乾清宫与坤宁宫，组成日、月、乾、坤。这种“贤内助”，不只是生活上帮助，还有政治上辅助。但这种政治辅助的尺度很难拿捏，既不能置朝政于不顾，又不能干预朝政，否则就成了“后宫干政”。

上一章说过，天启皇帝的张皇后，堪称“模范皇后”。在她的坚持下，信王朱由检应召入宫，承继大统，年号：崇祯。

崇祯皇帝册封张皇后为懿安皇后，搬出了坤宁宫，住进东华门内的慈庆宫（今南三所前身）。崇祯的皇后周皇后，成为坤宁宫的新主人。

慈庆宫里的懿安皇后和坤宁宫里的周皇后其实年龄相仿，她们原本可以成为姐妹，但她们分别是两朝皇帝的皇后，这严格地区分了她们的辈分，使她们俨然成为两“代”人。

所幸，崇祯夫妇对她尊敬有加，崇祯皇帝经常到慈庆宫向懿安皇后请安，由于是叔嫂关系，两人之间行礼、对话时隔着一道帘子以避嫌，这种遵循礼法的举止得到广泛称赞。十月初六，是懿安皇后生日，崇祯皇帝也每年都要诏许京城命妇入慈庆宫朝贺。

崇祯扫灭了阉党，魏忠贤不得好死，在发配凤阳的穷途末路中用一根绳子吊死了自己，朝廷的空气，一时干净了许多。懿安皇后的日子，也终于安静下来，不再似从前那样步步惊心。

周皇后喜欢茉莉花，她居住在坤宁宫的那段时间，坤宁宫前后盆栽了六十多株茉莉，让整个坤宁宫的庭院芬芳自溢。最美的花，衬托着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只是这如诗如画的景象，遮不住帝国的满目疮痍。

宫墙之外，早已是烽烟四起。张皇后搬出坤宁宫十七年后，一支来自黄土高原的起义军杀入北京。大军冲进紫禁城时，年轻的将领李岩最想保护的，就是张皇后。他们在宫中找来找去，终于在仁寿宫找到懿安皇后（张皇后）[8]，李岩早已下令大军保护好她，他自己还到宫中拜见，命宫女将她扶到座上，他自己跪在地上，行九叩之礼。

就在当天晚上，懿安皇后悬梁自尽。

古人言：红颜祸水。这句话，对应着乾清宫在前、坤宁宫在后的男尊女卑。但实际的情况刚好相反，作祟的，大多是乾清宫里的男人，女人大都是被男人（魏忠贤之流，以及纵容魏忠贤的明熹宗朱由校）裹挟着进入了历史，纵然与魏忠贤同流合污的客氏（崇祯年被打入浣衣院），也不过是“从犯”而已。更何况像懿安皇后这样“性严正”[9]（有正义感）的女人，王朝的悲剧，谁又忍心让她承担？

乾坤乾坤，王朝末路中，谁人能够扭转乾坤？

四

“明宫三案”是皇权体制下开出的“恶之花”，但在后廷的历史上，帝后之间琴瑟和谐依然不乏其例。紫禁城若评选“模范夫妻”，乾隆皇帝和他的第一位皇后富察氏（孝贤纯皇后）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在富察氏的身上，乾隆见证了最好的自己。富察氏嫁给乾隆时只有十六岁，乾隆也只有十七岁，那几乎是王朝历史上最完美的婚姻，门当户对，郎才女德。那时的乾隆还是皇子，准确地讲，他还不是乾隆，而是弘历，但他是雍正四个皇子中（雍正共有十个儿子，其中六个夭折）最闪亮的一位，十二岁时就出落得眉清目秀，身材颀长的翩翩美少年，被祖父康熙一眼看中，从此祖孙形影相随，“夙兴夜寐，日觐天颜”[10]；而富察氏，亦是出身不俗，因为清代后宫，从选秀女开始就严把出身关，“富察氏家族从追随清太祖（努尔哈赤）开国到世宗朝（雍正）名臣辈出，屡建功勋。曾祖父、祖父不提，她的伯父马齐和马武，皆是一时的要臣，她的父亲是察哈尔总管、一等承恩公大学士李荣保，她的弟弟是保和殿大学士傅恒”[11]，可以说是世代簪缨之家，而富察氏自己，不只容貌出众（她的美貌端庄，至今停留在清代西洋画家郎世宁所绘的油画像上），更是品行无双。《清史稿》记载她“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12]，身为皇子的福晋，后来统御六宫的皇后，她居然不戴珍珠翡翠，只配带一点花花草草作为装饰，甚至平时连妆都不化，每日素面朝天。但这丝毫不能减损她的美，因为她的美不是包装出来的。她就是一朵解语花，懂乾隆的心，能化解乾隆内心的烦忧。[13]张宏杰说：“乾隆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男人，他所期待的，绝不仅仅是一位听话的、顺从的女人，他需要的，也是一位和他一样，多侧面的立体的有深度的女人。可以这么说，富察氏就是这样的女人。”[14]

婚姻像一面镜子，看到的是对方，折射的是自己。富察氏这面镜子里映出的弘历，也定然是优雅、从容、举重若轻，以至于康熙临终前还念念不忘：“胤禛第二子（弘历）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15]。“英雄气象”，当是一种恰当的美誉，年轻的弘历，担得起来。

终于，父亲雍正把弘历的名字写进传位诏书，命人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当雍正在圆明园倏然病危，人们在他身边找出诏书的副本，宣布弘历为下一任皇帝，乾隆正式成为乾隆，富察氏也“升级”为皇后，他们的婚姻，又持续了十三年。

从《心写治平图》卷（又称《乾隆及后妃图卷》）上，我们可以看见乾隆和孝贤皇后年轻时的样子。此卷原藏在圆明园，现存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院，图卷上画有乾隆和他的十二名后妃，其中乾隆与孝贤的画像，是郎世宁在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所绘[16]，那一年，乾隆二十六岁，孝贤二十五岁，风华正茂，未来可期。

乾隆与富察氏，从十六七岁至三十七八岁，他们一同走过青葱的青春岁月，一同走向中年的静水流深。乾隆评价富察氏：“二十二年来，孝奉圣母，事朕尽礼，待下极仁，此宫中府中所尽知者”[17]。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皇贵妃高佳氏去世，乾隆皇帝为她拟定了一个谥号：“慧贤”。富察氏在旁看后，对乾隆说：“吾他日期以‘孝贤’，可乎？”[18]

孝贤孝贤，既孝且贤。富察氏把乾隆的生母崇庆皇太后（电视剧中甄嬛的原型）当作自己的母亲精心照料，婆婆病时，她衣不解带地跟前伺候。出身高门显宦的闺秀尚能如此，让老太后意外而感动。对后宫，她也颇有宽大仁慈的风范，虽多次经历过丧子（女）之痛，但对永琰（后来的嘉庆皇帝）的生母魏佳氏，她依然精心照顾，将皇子永琰视如己出。

有一次，乾隆身上长了疖肿，御医说：“须调养百日，元气才可恢复”，富察氏耽心宫女们换药时手重，坚持自己每天为皇帝换药，为此，她每晚住在养心殿的外面，直到乾隆疖肿痊愈，才返回长春宫。

与此同时，乾隆的帝国，在历经祖父、父亲两代帝王的艰难爬坡，到18世纪中叶，已经抵达一个不错的光景。那时候，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还没有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发生，乾隆统治下的中国，正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人口总数达一亿四千万（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国土面积达1380万平方公里（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GDP总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但这只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回光返照，恰似《红楼梦》所说，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而“将来衰时的世业”[19]，正发生在富察氏辞世之后——在乾隆的后半生，帝国的命运终于急转直下，被英国人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并最终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中任人宰割。乾隆一生中最耀眼的时代，同时也是大清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两个好时代，都有富察氏的在场。也许，这并不是偶然。一个女人或许不能影响历史，但一个皇后无疑会影响一个皇帝。这让我想起一句笑谈：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

真所谓“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一切的美好，都在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戛然而止。十年前（公元1738年），他们九岁的儿子永琏去世，死因竟是“偶感风寒”。一年前（公元1747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永琮又因染天花而夭折。两个儿子的去世，给富察氏致命的打击，就在这一年，富察氏随丈夫东巡途中，在自德州返回北京的舟中，溘然离世。

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康熙大帝的皇子与皇后的接连死亡。其实在那个年代，小儿得天花的概率很高，且无有效的防治手段，因而小儿患天花的死亡率极高。当年海兰珠（宸妃）为皇太极生下皇子，董鄂妃为顺治帝生下皇子，都先后在襁褓中离开人世，孩子没有“保成”，母亲也随之而去。爱新觉罗家族的悲剧，也就不可遏止地一再重演。死亡犹如一个咒语，死死扼住这个家族命运的喉咙。

这一点，连乾隆都想不通。他不敢怨天，只能找主观原因，于是在谕旨中说：

……复念朕即位以来，敬天勤民，心殷继述，未敢稍有得罪天地祖宗，而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岂心有所不愿，亦遭遇使然耳。似此竟成家法，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

《乾隆帝写字像》轴（局部），清，佚名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心写治平图》卷，清，郎世宁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 藏

大概意思如下：朕即位以来，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敢对天地祖宗稍有得罪，但皇子一再夭折，寻其原因，是因为本朝自顺治皇帝至朕这里，都不是嫡系太子承继大统[20]。不是心里面不愿意，而是现实际遇导致的。这种情况竟然成了家法，可能是朕太贪心了，想要做先人没有做的事，获得先人没有获得的福分，这实在是朕之过！

即使乾隆为皇子之死找出了原因，但丧妻、丧子之痛，在他心中终生未泯。皇后去世那天，乾隆安排完后事，一夜未眠。孤灯下，他写下《戊辰大行皇后挽诗》，诗中有句：

恩情廿二载，

内治十三年。

忽作春风梦，

偏于旅岸边。

圣慈深忆孝，

宫壸尽钦贤。

忍诵关雎什，

朱琴已断弦。

自那一天开始，乾隆就陷入无尽的悲痛中难以自拔。

琴弦已断，他再也不敢去吟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五

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组成的中轴线两侧，排列着西六宫和东六宫。西六宫与东六宫也都各有一条南北轴线，轴线的两侧，各南北纵向排列三座宫殿，刚好排成一个坤卦的卦象。西六宫的那条轴线叫西二长街，东六宫的那条轴线叫东二长街。

西二长街东侧自南向北分别是永寿宫、翊坤宫、储秀宫，西二长街西侧自南向北分别是启祥宫（太极殿）、长春宫和咸福宫。

东二长街东侧自南向北分别是延禧宫、永和宫、景阳宫，东二长街西侧自南向北分别是景仁宫、承乾宫和钟粹宫。

西二长街的北门叫百子门，南门叫螽斯门。螽斯，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蝈蝈，能产子，《诗经》唱道：“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百子、螽斯，其实都是乞望家族多子多福，世代绵延。

百子门正对的，就是重华门。入重华门，就是崇敬殿、重华宫、翠云馆组成的三进院落。那是乾隆登基前的“潜邸”，是他与富察氏留下共同记忆的地方，如今，已成乾隆皇帝的伤心之地。

富察氏去世后，乾隆决计把重华宫打造成一座“记忆宫殿”。他令人将这里按照从前自己与皇后富察氏一起居住的房间原貌进行布置，周围摆着他登基前用过的各种生活物品，还有祖父、父亲两代老皇帝赏赐的各种贵重的纪念品。他幻想时间可以永远停止在那个美好的时代，让他的记忆以物化的形式永垂不朽。

重华宫内，至今陈放着一对大柜，那是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弘历和富察氏结婚时的妆奁，乾隆把当年祖父康熙、父亲雍正皇帝、母亲钮祜禄氏赐赠之物，还有自己做皇子时常用的衣物，都存放在柜子里。甚至重华宫本身，都被他当作一件旧物保存下来，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和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他两次颁谕，告诫子孙不得改变重华宫内外规制，使他“几暇优游、年节行庆，传之奕祀”[21]，说要永远保留这处“故居”，供他凭吊瞻仰。

除了重华宫，富察氏当皇后时居住过的长春宫也被打造成“记忆宫殿”。自雍正以后，清朝皇帝都没有以乾清宫作为正寝，而是以乾清宫以西的养心殿作为寝宫，一直到末代皇帝溥仪。康熙皇帝的第一位皇后赫舍里氏大婚后住在坤宁宫，也是在坤宁宫里撒手人寰，自雍正时代以后，清朝的皇后，也都没有再以坤宁宫为寝宫，而是选择东西六宫中的某一宫居住。乾隆登基以后，乾隆住养心殿，皇后富察氏则住在西六宫中的长春宫。

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长春宫的一切摆设也都“原状陈列”，不得改动半分。每逢皇后忌日，乾隆都会走进长春宫，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瞻望皇后的遗物，那份失神与不舍，与当年康熙在巩华城枯坐时如出一辙。

“恋物癖患者”乾隆，连富察氏随他东巡时坐过的船都执意保留。那条船体积庞大，怎可运入京城？这难坏了办事的大臣，但皇帝的旨意，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还是礼部尚书海望想出一辙，命人沿途设木轨，木轨上铺满菜叶，作为润滑剂，由几千人连拉带拽，连推带踹，终于把这艘大船拉入城中。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元旦，天色未明，乾隆从梦里醒来，望着窗外的月色，心中想念已去世三十六年的孝贤皇后，悲中从来，写下一首诗，诗旁自注：“孝贤皇后与予齐年，亦当古稀有四，视玄孙矣。”意思是说，孝贤皇后与我是同龄人，假如活到今日，也已经七十四岁，可以见到玄孙了。

写罢投笔，乾隆已老泪横流。

六

谁都不曾料到，富察氏之死，竟成为乾隆一生性格的拐点。富察氏死后，那个宽厚仁慈的乾隆消失了，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喜怒无常、风流放纵的乾隆。富察氏在时，纵然后宫佳丽美艳如花，他的心中也只有皇后一人，如今富察氏死了，天下所有女人加在一起都比不上她一个人。她死后的虚空，只能以天下女人去补。富察氏去世后，乾隆皇帝突然纳了许多妃子，到他去世时，他的后妃总数多达四十位（其中有二十名妃和十六名嫔），仅次于康熙皇帝的五十五位，屈居亚军。但富察氏已逝，再多的女子，也填补不了他内心的空虚。

后宫内景
李少白 摄

后宫内景
李少白 摄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也就是孝贤皇后去世两年后，乌拉那拉氏被立为皇后（原为皇贵妃），十六年后，乌拉那拉氏在深宫里寂然死去，同样是英年早逝。从此，乾隆再也没有册立过皇后。嘉庆皇帝的生母孝仪纯皇后（魏佳氏），是魏佳氏去世后、其子永琰（后来的嘉庆皇帝）立为太子时追封的。

有一种说法是，乌拉那拉氏死前一年曾随乾隆南巡，船到杭州，乾隆深夜登岸，让乌拉那拉氏很不高兴，情绪突然失控，与乾隆皇帝发生了言语冲突，当众剪断头发，哭泣着说，自己这样活着，还不如出家当尼姑。乾隆认为她疯了，就下令她先行回京，并废掉了她的皇后身份，致使她在冷宫中死去。

但这些细节，后人都是从《野叟秘记》这类书中觅得的，这些野史小说，以吸引眼球为目的，既远离事件现场，又不符合历史逻辑。查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档案，发现那一次南行，闰二月初七到杭州，第二天阅兵，第三天到观潮楼检阅福建水师，根本没有“深夜微服登岸游”的记载，从礼制上说，乾隆微服登岸，寻花问柳，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皇帝不论在行营还是行宫，禁卫之严比宫廷更甚，乾隆根本不可能孤身或在少数随从陪同下擅自行动。

至于乌拉那拉氏断发事件，史料倒是可以找到只言片语。比如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九月，乾隆在谕旨中说，“皇后自获过愆，朕仍优容如故，乃至自行剪发，则国俗最忌者。”[22]坐实了“自行剪发”这一事实。有人会说，即使剪发，又能怎样？这种疑问，源于对满族的传统习惯不了解。在满人心里，父母去世时，儿女才以削发表示哀悼，也有丈夫死后，寡妇通过削发表明誓不改嫁的。乌拉那拉氏的婆婆、丈夫都健在，她竟当众剪发，表明她已恩断情绝，向崇庆皇太后和乾隆母子发出致命的诅咒。

至于乌拉那拉氏为什么做出如此惊人之举，我们从这件谕旨上看不到。一个适合的解释，是乌拉那拉氏虽为皇后，但她得不到皇帝的爱和温暖。一方面，皇帝的心里只有死去的富察氏，连看见南飞的大雁，心里都会念及富察氏，对乌拉那拉氏却颇为冷漠，有时整天不说一句话。孝贤皇后去世三周年，新皇后刚刚册立，乾隆不顾新皇后的感受，写下“岂必新琴终不及，究输旧剑久相投”的诗句，明白说出新皇后不如旧皇后，让乌拉那拉氏情何以堪！以至于乌拉那拉氏无论怎样努力，都比不上那个已逝之人。

在乾隆心中，她甚至不如后宫里的嫔妃。因为她是皇后，对皇后，就要有对皇后的要求。皇后的尊位，对她而言，已成最冷酷的陷阱。

她隐忍着，但隐忍的尽头，就是暴怒。有当代医学专家说，她患上了抑郁症。如作家安意如所说：多年的积郁，加上一些偶然事件的不断刺激，足以令乌拉那拉氏不顾一切爆发。[23]

乌拉那拉氏死时，乾隆正在木兰围场围猎，闻知乌拉那拉氏死讯，竟不为所动，只命乌拉那拉氏的儿子、皇十二子永璂回宫奔丧，丧葬仪式也下降一级，用皇贵妃等级，她的画像，乾隆也下令毁掉。

这毁掉的画像，在《心写治平图》卷上还留着残迹。《心写治平图》卷，画面从右向左，前四人依次是乾隆皇帝、孝贤皇后、慧贤皇贵妃和魏佳氏（即嘉庆生母、后来的孝仪皇后），却独不见乾隆皇帝的第二位皇后乌拉那拉氏的面容。这幅长卷始绘于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最终完成于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前后跨越四十年，贯穿了乌拉那拉氏起伏跌宕的一生。这幅画乾隆一生只看过三次，即绘制完成之时、七十岁时和他退位之际。可见乾隆对这幅画的珍视。但这样一幅乾隆珍视的画卷中却没有出现继后乌拉那拉氏，实在是不合情理。看画卷上的裱作痕迹，专家发现在后妃的第二、三人（慧贤皇贵妃和魏佳氏）之间，有明显的裁切痕迹，并据此推断，那被剪掉的画像，很可能就是乌拉那拉氏。

无独有偶，在描绘乾隆二十五年九月初九（公元1760年10月17日）乾隆皇帝木兰秋狝的大型纪实性绘画《宴塞四事图》中，人们也发现了部分妃嫔面容有改动痕迹，甚至某妃嫔脸上出现了两对眉毛，明显为改动过人物，据此推测，那被涂改掉的，正是当时的皇后乌拉那拉氏的面貌。[24]

清朝帝后，一律绘有用于供奉的正装朝服坐像，但迄今为止，继后乌拉那拉氏的正装朝服坐像，一张也不曾发现。

一代皇后乌拉那拉氏，就这样在岁月中隐身，后人永远无法看见她的面容。

当年乌拉那拉氏断发后乘舟返京，她内心的凄凉与绝望，又有谁能体会？

七

孝贤皇后曾经居住过的长春宫里，乾隆皇帝御书的“敬修内则”匾仍挂在前殿。每逢过节，长春宫的西壁都会挂出《太姒诲子》宫训图，描绘周武王的母亲太姒教诲武王的情景。乾隆皇帝亲自撰写了《太姒诲子赞》，由大臣梁诗正抄录，悬挂于长春宫的东壁。

乾隆年间，乾隆帝命画师以中国古代后妃美德为范，绘制《宫训图》十二幅，每幅图配赞四言十二句，每年腊月二十六日，在东、西六宫张挂春联、门神的同时，《宫训图》也被张挂起来，正殿西墙挂《宫训图》，东墙挂《宫训诗》，以诫后妃永远效法。

这十二幅《宫训图》分别是：

《婕妤当熊图》，挂在咸福宫，御笔匾为：内职钦奉（勇敢）；

《西陵教蚕图》，挂在储秀宫，御笔匾为：茂修内治（创新）；

《太姒诲子图》，挂在长春宫，御笔匾为：敬修内则（教子）；

《昭容评诗图》，挂在翊坤宫，御笔匾为：懿恭婉顺（读书）；

《姜后脱簪图》，挂在启祥宫，御笔匾为：勤襄内政（相夫）；

《班姬辞辇图》，挂在永寿宫，御笔匾为：令仪淑德（知礼）；

《许后奉案图》，挂在钟粹宫，御笔匾为：淑顺温和（尊老）；

《马后练衣图》，挂在景阳宫，御笔匾为：柔嘉肃静（节俭）；

《徐妃直谏图》，挂在承乾宫，御笔匾为：德成柔顺（忠直）；

《樊姬谏猎图》，挂在永和宫，御笔匾为：仪昭淑慎（劝谏）；

《燕姞梦兰图》，挂在景仁宫，御笔匾为：赞德宫闱（愿景）；

《曹后重农图》，挂在延禧宫，御笔匾为：慎赞徽音（勤劳）。

每逢“宫里过大年”之时，妃子们都会在各自的宫殿里与古代贤妃相遇，接受来自宫廷的政治品德和业务素质教育。乾隆是完美主义者，于人、于事务求完美，对自己也不例外，所以他晚年自称“十全老人”，表明自己已经功德圆满。十全十美，这固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在现实世界里，哪里有什么十全十美？

“十全老人”乾隆，至少在一个方面是残缺不全的——在情感上，他不能算是一个成功者。他成功过，他和孝贤皇后共同生活的二十二年，让他抵达了幸福生活顶峰，孝贤皇后死后，又让他从顶峰跌落到谷底，他的情感生活，高开低走，纵然有再多的妃子，纵然这些妃子都被教育成德才兼备模范标兵，他的情感世界仍然一片狼藉，他曾经的成功，恰恰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乾隆的心中不能容错，更不能去纠错，只能用华美的幻象自欺欺人，这，或许就是乾隆最大的错。乾隆中期以后，在华美的表象之下，他的王朝正在迅速地溃烂，与他情感世界的荒芜完全成正比。

后宫里美眷如花，掩不住乾隆内心的凄清。自打孝贤皇后去世，他就养成了独眠的习惯。即使有妃子会陪伴他过夜，但那妃子被裹在被子里抱走以后，留给他的，仍然是无边的寂寞。乾隆就躺在这样的寂寞里，心情黯然地老去。

储秀宫
李少白 摄

凝祥门外
李少白 摄

钟粹宫
李少白 摄

永和宫
李少白 摄

永和宫
李少白 摄

[1] 陈忠实：《白鹿原》，第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九朝东华录》，康熙十三年。

[3] 《周易》，第36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4] 王子林：《紫禁城风水》，第147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5] “章皇太后，顺治帝后也。先居慈宁宫，后居宁寿宫”，参见章乃炜等编：《清宫述闻》，下册，第721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09年版。

[6] 祝勇：《故宫的隐秘角落》，第78—79页，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

[7] 《周礼·天宫内宰》。

[8] 懿安皇后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离开慈庆宫，迁往仁寿宫（清代宁寿宫的前身），慈庆宫改名端本宫，作为朱慈烺（周皇后所生）的太子宫。

[9]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233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0] 《御制避暑山庄记·恩堂记》。

[11]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47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12]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三十册，第89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13]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50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14] 张宏杰：《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第9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15] 《李朝实录·景宗实录》，卷十，二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戊辰条。

[16] 其余妃子画像为郎世宁和他的弟子们后补，以及郎世宁去世后由其他宫廷画家续画完成，创作前后跨度达到三十七年。

[17]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

[18]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三十册，第89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19] 〔清〕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上册，第17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20] 清世祖顺治皇帝先后有两位皇后，都出自蒙古贵族博尔济吉特家族，第一位皇后后废为静妃，第二位皇后孝惠章皇后没有生子，顺治的皇位继承人玄烨（即康熙皇帝）是顺治皇帝的妃子佟佳氏所生，佟佳氏二十四岁去世，康熙即位后上徽号慈和皇太后，雍正、乾隆朝加谥，为“孝康慈和庄懿恭惠温穆端靖崇天育圣章皇后”，即孝康章皇后。
清圣祖康熙皇帝的首位皇后赫舍里氏所生长子承祜四岁夭折，皇二子胤礽（原名保成）两度被立为太子，又两度被废，后来承继大统的皇四子胤禛（即雍正皇帝）是德嫔（乌雅氏，后晋为德妃）所生，并非康熙的三位皇后所生。雍正继位后上徽号仁寿皇太后，未经举行册尊典礼乌雅氏即去世，上谥号，乾隆、嘉庆朝加谥，为“孝恭宣惠温肃定裕慈纯钦穆赞天承圣仁皇后”，即孝恭仁皇后。
清高宗乾隆皇帝的第一位皇后孝贤纯皇后富察氏生二子二女，仅存一女，即固伦和敬公主；第二位皇后纳喇皇后乌雅纳喇氏生下二子（皇十二子永璂和皇十三子永璟），但继承皇位的皇十五子颙琰同样不是皇后所生，而是乾隆皇帝的令贵妃魏佳氏所生，魏佳氏去世、颙琰即位（即嘉庆皇帝）后上谥号，又加谥号，道光朝再加谥，为“孝仪恭顺康裕慈仁端恪敏哲翼天毓圣纯皇后”，即孝仪纯皇后。
实际上，清初没有沿用嫡长子继承制，尤其自雍正以后，改为“秘密建储制”。详见拙著《故宫的隐秘角落》一书中《寿安宫：天堂的拐弯》一文。

[21] 转引自佟悦、吕霁虹：《清宫皇子》，第57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7年版。

[22] 《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九月。

[23]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71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24] 参见王志伟：《谁识当年真面貌——藏于清宫纪实绘画中的秘密》，见程子衿主编：《天子的写真》，第120—134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版。

第九章 一座书城

一

博尔赫斯在《通天塔图书馆》里设想过一座巨型图书馆，收尽了人间所有的书，而且没有任何两本书是相同的，图书馆配有专职的寻找者，为找到一本书而在图书馆里疲于奔命。人们相信有一本书是所有书的总和，但人们找了一百年也没有找到这本书。

博尔赫斯做过图书馆的馆长，他对图书馆的想象是无穷的。其实，不止一位中国皇帝曾经有过相似的梦想，与博尔赫斯不同的是，他们有能力把梦想变成现实。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七月，刚刚登基的明成祖朱棣就决定编纂一部大型类书。朱棣在诏谕中说：“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1]

几年之后，书编好了。由于规模太大，难以刻印，所以由三千文士全部用明代统一的官用楷书——馆阁体一笔一画地抄写成书，入藏南京文渊阁。这部书被永乐皇帝亲自赋予一个响亮的名字：《永乐大典》。

这部前所未有的大书，总共两万两千两百一十一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共三亿七千万字，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是我国最大一部类书。《永乐大典》采择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种之多，数量是宋代“四大部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书的五六倍，就是清代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收书也不过三千多种。《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英国历史学家加尔文·孟席斯说：“当朱棣指示姚广孝率领两千一百八十名学者进行包罗万象、长达四千卷[2]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编纂工程时，处于文艺复兴前夜的欧洲，对于印刷术还一无所知，实际上，那个时候亨利五世（1387—1422）的图书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从修道院借来的，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商人弗朗切斯科·达迪尼（Francesco Datini）拥有十二本书，其中八本还都是宗教著作。”[3]

主持编纂《永乐大典》的翰林侍读学士解缙，后来因卷入朱棣之子朱高炽与朱高煦的太子之争而下了诏狱。《明史》曰：“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4]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锦衣卫指挥纲纪向明成祖朱棣进呈在狱囚犯籍册，朱棣看见解缙的名字，问：“缙犹在耶？”[5]这话问得有学问，只问解缙还在不在，没说干什么。纲纪心领神会，知道不能让解缙“在”了，回去后，将解缙灌醉，埋在雪堆里，将他活活冻死了。这是一次极具创意的谋杀。死者身上没有任何痕迹，看上去极像自然死亡。那一年，解缙四十七岁。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北京紫禁城已经建成，明成祖朱棣派陈循从南京文渊阁里挑选图书精品一百柜，装在十余艘大船上运到北京，入藏紫禁城，《永乐大典》也一同运来，贮存在太和殿广场东侧的文楼（今体仁阁）内。最辉煌的文化工程，就这样与最壮丽的建筑工程，合二为一。

《永乐大典》是明朝编纂的书籍，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图书是宋元的原版书，明王朝攻下元大都时获得了这批古籍秘本，此时皆入藏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内，至此，宋代以来皇室旧藏书籍已聚集在北京紫禁城内，其中包括祖制文集及古今经史子集。这一切都被明仁宗时华盖殿大学士、实录总裁官、少傅杨士奇记录在《文渊阁书目》里，证明这不是博尔赫斯式的虚构。

在今天的紫禁城里，我们可以在文华殿后找到一座文渊阁，但那是清代乾隆皇帝为贮存《四库全书》专门建造的，并不是明代的文渊阁。关于明代文渊阁的位置，历史学家们说法不一，甚至有史料认为明朝文渊殿根本不在紫禁城内。于是，那座曾经墨香四溢的文渊阁，就消失在紫禁城的宫阙楼台中，难以辨识了。后来，故宫博物院单士元先生从史料中探寻追踪，终于找出了它的位置：“从銮仪卫以西各库直到清内阁大堂，都应属明文渊阁的范围”[6]，这一区域的建筑，包括銮仪卫库、实录库、红本库、银库等，都是“外部包以砖石结构的楼房”，“在砖城楼房之西尽头为内阁大堂”[7]。这与《可斋笔记》中“文渊阁在午门内之东，文华殿南面，砖城，凡十间”[8]的说法吻合，于是我们知道，明代文渊阁，并不像清代文渊阁那样是一座单体建筑，而是几座砖石结构的建筑群。

明代文渊阁的区域，目前并没有开放，但站在紫禁城东南角楼附近的城墙上（紫禁城午门向东至神武门的城墙已经开放），可以清晰地看见那几座石质建筑，依然如单士元先生所描述的，“结构都是砖城形式，门为石梁石柱，铁叶包门扇。楼分两层，上层筑长方洞口为窗，石柱边柱以生铁铸成直棂窗，用以采光通风，又可防盗防火。”[9]城墙上游人如织，很少有人知道，那里是明朝的文渊阁，在那里，曾有“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摺[10]，四周向外，虫鼠不能损”[11]。只是如今，人已去，楼已空，书不知所终。唯有院子中有几棵柿子树，在这深宫里，兀自开花结果，不知度过了多少春秋。假如在秋天，会看到许多通红的柿子，高高地悬在树端，犹如灯笼，耀眼明亮。

二

以后的时光里，这项宏伟的文化工程和建筑工程都遭遇了巨大的挑战，变得命运难卜。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紫禁城燃起大火，三大殿成为一片火海。大火势不可挡，很快向两翼蔓延，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危在旦夕。大火照亮了嘉靖皇帝惊骇的面孔，他连下了三道金牌，命人从大火中抢出大典，于是开始了人与火的赛跑，一阵手忙脚乱之后，终于在文楼被大火吞没之前，大典被抢运出来。

嘉靖皇帝心有余悸，五年后，“殊宝爱之”的嘉靖皇帝决定为《永乐大典》复制一个“备份”，于是下令大学士徐阶、高拱等，招募一百零八名抄写员紧急抄写《永乐大典》。全体抄写人员每人每天抄写三页，历时六年，到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才将《永乐大典》全部抄完，入藏北京皇史宬。

明亡后，《永乐大典》“永乐正本”去向不明，最大的可能是，它消失在李自成离开紫禁城时点燃的那场大火中，为那场“革命”殉了葬。[12]所幸嘉靖“备份”一部副本，使我们今天依然可见《永乐大典》的残卷。

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正在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纂修官黄寿龄私自将六册《永乐大典》带回家校阅，途中遭窃。乾隆皇帝知道后大怒，说：“《永乐大典》为世间未有之书，本不应该听纂修等携带外出”。将黄寿龄降一级留任，罚俸三年[13]，下令全城搜查，风声鹤唳中，盗书者将书抛在御河边，使这部分《永乐大典》未能佚失。

乾隆时代，四库全书馆开馆时，存放在翰林院的“嘉靖副本”还有九千八百多册（仅缺千余册）。只不过这“嘉靖副本”，仅仅在时间中“坚持”了两百年，到晚清，就成了强弩之末，再也无力冲破时间的堵截。咸丰、同治、光绪年代，“嘉靖副本”已被管理人员监守自盗，据说文廷式一个人就盗走一百余册。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六月翁同龢入翰林院清查时仅剩八百余册。到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只剩下六百余册。这硕果仅存的六百余册，又在义和团和清军攻打使馆的战斗中，被付之一炬。国子监祭酒陆润庠从翰林院废墟上捡回六十四册，运回家中，成为《永乐大典》所剩数量最多的一批。

那些被盗走的《永乐大典》，从此开始了在世界上漂流的旅程。《庚辛记事》记载，庚子之年（公元1900年），北京崇文门、琉璃厂一带的古董店里，“收买此类书物，不知凡几”。革文书坊出售《永乐大典》八巨册，售价仅一吊而已。

今天，全世界只剩下《永乐大典》约四百册（八百余卷，均为“嘉靖副本”），分藏在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个机构中（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一百六十一册，台北故宫博物院六十二册），总量不及全书的百分之四。

三

在雍正皇帝移居养心殿以前，乾清宫一直是明清帝王的寝宫。明朝十四位皇帝，以及清朝的顺治、康熙皇帝，都曾在这里居住、批阅奏章、接见大臣、举行宫廷盛宴。在乾清宫正殿，收藏着两部重要的书籍——《古今图书集成》。这两部《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为殿本开化纸，带红木匣，共五万零十一册，五百二十函；另一部为石印本，五百三十八函。

《古今图书集成》的主编是陈梦雷。陈梦雷也是一个神奇的人，他神奇的地方之一，是他曾两度被流放到东北。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春，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先后起兵谋反，是为“三藩之乱”。那一年，陈梦雷回福建省亲，被耿精忠强迫加入幕府，他的朋友、同年进士李光地以“父疾”为由得以脱身。陈梦雷于是与李光地密谋，他自己在福州当“卧底”，向朝廷提供耿精忠营垒的情报，由李光地进献给朝廷，同时由陈梦雷主笔，撰写请兵奏稿。但朋友就是用来出卖的，李光地对此深信不疑。李光地不仅贪天功于己有，单独向朝廷上了奏稿，而且当陈梦雷被诬告“附逆”，李光地竟然装傻，一言不发。愤怒之下，陈梦雷给李光地写了《绝交书》，带着全家，走向他的流放地——东北尚阳堡[14]。

在荒寒的尚阳堡，他的父、母、妻先后去世，陈梦雷成了一个无家、无国的人。即使如此，在冰天雪地之间，他的世界仍然不是一片荒寒，依然有一灯如豆，在荒原上孤独地闪亮。那盏灯，就是他的读书灯。就在这流放之地，他依然手不释卷，写下《周易浅述》《盛京通志》《承德县志》《海城县志》《盖平县志》等著作。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九月，陈梦雷迎来命运的转机。康熙皇帝巡视奉天，陈梦雷献《神功圣德诗》，康熙皇帝被他的才华所吸引，将他召回京师。第二年，命陈梦雷入内苑，侍奉康熙第三子、诚亲王胤祉读书。胤祉自幼酷爱学术，精于文学、书法、骑射，任命陈梦雷为胤祉老师，可见康熙对陈梦雷的认可。多年流放，一朝恩宠，让陈梦雷心里萌生了一个宏大的梦想，就是编纂一部超越当下类书的超级类书。

他的梦想得到了康熙皇帝的鼓励，不仅赐给他住宅，而且亲赴陈梦雷书斋，为他亲笔写下一联：“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陈梦雷因此晚年自号“松鹤老人”。自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十月起，陈梦雷根据“协一堂”藏书和家藏图书共一万五千余卷，开始分类编辑。“目营手检，无间晨夕”，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这部书终于修成，共一万卷，定名：《文献汇编》。

这套书还没来得及刊印，康熙大帝就撒手人寰。我们都知道，继承皇位的，是“皇老四”胤禛，年号：雍正。雍正登基后，对自家兄弟开始进行“政治清洗”，他的三哥胤祉尽管一心编书、无心皇位，仍然被发配到遵化马兰峪为康熙守陵，后来又被夺爵，幽禁于景山永安亭，直到他病逝于斯。身为胤祉的老师，陈梦雷也被裹挟入这场皇位之争中，他的命运，几乎是明朝《永乐大典》主修者解缙的翻版。雍正元年（1723年）一月，陈梦雷被流放到更遥远的地方——黑龙江卜魁[15]，这一年，他已是七十二岁的老人。

陈梦雷走后，《文献汇编》的命运并没有终止，因为它不是陈梦雷一个人的事业，它的上面，承载着康熙，甚至整个王朝的希望。对明清两代统治者而言，一旦铸甲销戈，天下太平，编修一部空前大书的梦想就立刻浮现，因为与建筑比起来，文字更能成为王朝事业的纪念碑，既象征着王朝的鼎盛与辉煌，又能被后人永久瞻仰铭记。尤其对于清朝而言，搜集、编纂中华古籍，更能彰显它的文化正统地位，如康熙皇帝所说，“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雍正对此，自然心知肚明。

假如说雍正一朝有什么政绩可言，没有因人废掉《文献汇编》或许就是其一。雍正下令由经筵讲官、户部尚书蒋廷锡重新编校已经定稿的《文献汇编》，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改名《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终于刊印，只不过刊印时，删掉了至为关键的三个字，就是原编者的名字：陈梦雷。

《古今图书集成》刻印地点，在武英殿。武英殿在紫禁城的前朝，与文华殿东西对称，左文而右武。只不过武英殿一直没有担负与武有关的功能，相反成为清代重要的皇家印书处。武英殿刻书在乾隆年间达到极致，其中以《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最为著名，清中叶到近代（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普及以前），武英殿刻印的正史成为学人治学的主要依据。武英殿印刷的书籍，简称“殿版书”。

《古今图书集成》目录四十卷，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约一亿六千万字，一万多幅插图，共一万零四十卷，装成五千零二十册，是现存清宫修最大的类书。该书采撷广博，区分详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有人类、禽兽、昆虫，乃至文学、乐律等等，克服了以前编排上不科学的地方，如张廷玉所说：“自有书契以来，以一书贯串古今，包罗万有，未有如我朝《古今图书集成》者。”有些被征引的古籍，原书在今天早已佚失，因为编入《古今图书集成》，我们才能看见它们的真实面貌。

《古今图书集成》是此前类书《太平御览》的三十二倍，《册府元龟》的十六倍，在中国图书史上可谓浩瀚之作。更值得一提的是，它是全部用铜活字印成的，印制精美，装潢考究，堪称中国古代印刷史上的巅峰之作。

而他的编者陈梦雷，此时正在帝国北方的衰草枯杨间苟延残喘，在此后的史料中，很难寻到他的踪影。他或许并不知晓《古今图书集成》已经印成，带着浓郁的书香墨香，被安放在乾清宫的书格里。假若他知道，一定会面对苍天，涕泗横流。直到20世纪80年代，清史学者张玉兴先生才考证清楚：陈梦雷已于乾隆五年（公元1741年）死于流放地，终年九十二岁。[16]

1934年，中华书局将《古今图书集成》出版，陈梦雷的名字被郑重印在封面上，此时，距陈梦雷去世，已过去了将近两百年。

四

到了乾隆时代，编纂大书的冲动并未消泯，建造“通天塔图书馆”的工程更加如火如荼。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上奏，要求各省搜集前朝刻本、抄本，认为过去朝代的书籍，有的濒危，有的绝版，有的变异，有的讹误，因此，搜集古本，进行整理、辨误、编辑、抄写（甚至重新刊刻），时不我待，用他的话说：“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体，而窥天地之纯”，乾隆觉得这事重要，批准了这个合理化建议，这一年，成立了四库全书馆。

根据张升先生考证，四库全书馆主要有两个办公地点，一处在翰林院，相当于在今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位置，主要负责勘阅编辑，另一处在紫禁城武英殿，主要负责缮写校正。[17]

乾隆想象中的这部超级大书，志在囊括中国有史以来所有的文化成果，因此首先要展开的是全国规模的搜集旧书运动。之所以要搜书，是因为当时没有图书馆，留存于世间的古代书籍，除了宫廷收藏之外，亦有许多存于民间，尤其是私人藏书家手里。把它们统统搜集上来，才能进行“整理、辨误、编辑、抄写”，编成一部宏伟的《四库全书》。差不多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图书被运到四库全书馆。四库全书馆不仅负责编书，而且负责烧书，对于具有反清倾向的图书一律烧毁。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开始，在武英殿前立起了一个巨大的字纸炉，大量书籍被扔进其中烧毁，在世间永久消失了。章太炎先生在《哀焚书》中统计，武英殿前烧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18]。吴晗先生感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19]武英殿里，《四库全书》正被静静地编成；武英殿外，相当于《四库全书》规模的书籍正在消失。这完全是两种相反的运动，一方面用一座通天之塔把传统文化高高地托举起来，一方面又为它掘了一个墓穴，把它深深地埋藏，就像一个人，在抢救另一个人的生命，同时又想把他害死。这看上去十分荒诞，匪夷所思，但这样荒诞的事就在乾隆的时代里发生着，并行不悖。

从武英门看武英殿
李少白 摄

武英殿
李少白 摄

《四库全书》注定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四库”，是指它的内容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全书”，就是说它是一套很全的书，内容几乎涵盖了古代中国所有的学术领域，全书按天、地、人、物、事次序展开，举凡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渔牧、医药良方、百家考工等无所不包，规模宏大、分类细密、纵横交错、图文并茂，成为查找古代资料文献的十分重要的百科全书。

对于当时的士人来说，这无疑是一项纪念碑式的国家工程，因为这一浩大的工程，既空前，又很可能绝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无疑在一座历史的丰碑上刻写下自己的名字。这座纪念碑，对于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的士人们，构成了难以抵御的诱惑。

因此，“皖派”学术大师戴震迈向“四库馆”的步伐义无反顾。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戴震避仇入京，独居在歙县会馆，生活无着。潦倒之际，与纪晓岚相识，纪晓岚欣赏戴震的文采风华，就把这个“盲流”接到自己家中居住，一起谈书论道。戴震把自己所著《考工记图》给纪晓岚看，纪晓岚钦佩无比，帮助他付梓刊印，还为他写了序。后来四库全书馆成立，纪晓岚向总裁于敏中推荐戴震入馆。

在戴震身后，越来越多的士人奔向“四库馆”。当时的大学者，除戴震外，还有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杨昌霖。徐珂写《清稗类钞》，将他们五人称为“五征君”。戴震不再孤独，“四库馆”里，成百上千的编书、抄书者仿佛潮水，迅速湮没了他枯寂的身影。

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文化梦想，其实每一个人也是一样。尤其在明清之际，文网越织越密，士人的空间，已不似唐宋那样游刃有余。遥远的东北边疆，流放的也不只是陈梦雷一人，如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所写：“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可见文人流放，也是成规模的，让人想起沙皇时代流放西伯利亚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不同国家里的封建帝王，治理思路竟然完全一样。清代《指严笔记》说：“清初康、雍、乾三朝多文字狱，往往一字句之细，钩距锻炼，辄骈戮数十百人。锒铛入狱，血肉横飞，其残酷为历史以来所未闻。”[20]在这种气氛下，编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这些类书，可以使天下士人在皇权的庇护下“安全地”做学问，也给了他们一个将个人的学术生命与华夏整体文脉相联通的机会，也让他们在帝国的事业里，寻找到了个人的快乐。

编纂《四库全书》，犹如当年编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一样，对于爱书的士人而言，不啻一次精神的狂欢。四库全书馆里，他们屏住声息，目光贪婪地在书叶间流连，安静地编辑、勘阅、分校、抄写、装潢，那份安静，掩盖不住他们内心的狂喜。

这快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让他们有机会直面古代的珍本秘籍，对读书人而言，这样的机遇可以构成致命诱惑，如总纂官纪晓岚诗中所写，“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后来写下《清史列传》的沈叔埏，当年进入四库全书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接近那些古代秘籍。在担任武英殿分校期间，他抄了很多书，其中不少是《永乐大典》中的书籍，如《老圃集》《都官集》《东堂集》等[21]，他看见了文人们从未看见过的书，一笔一画都来得那样真切，仿佛在记忆里复现了曾经消失的刺目繁华。

戴震也抄过不少书，但许多是为别人抄。他自己坦白：“予访求二十余年不可得……及癸巳夏，奉召入京师，与修《四库全书》……吾友屈君鲁亦好是学，愿得《九章》刊之，从予录一本。”[22]这本出自戴震的“手抄本”，是《九章算术》。

还有人抄书，是为探讨学问。比如翁方纲每天抄录数条材料与丁杰商榷，是因为他正与丁杰补正朱彝尊的《经义考》。周永年也每天抄书，因为他正与桂馥编纂《四部考》。

于是，伴随着《四库全书》编纂的进行，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就是《四库全书》的“副录本”。这些“副录本”源于“手抄本”，然后又被再抄，甚至刊印出版。四库全书馆的生产线上，明面上生产着《四库全书》的正文，暗地里却生产着《四库全书》的“副录本”。《四库全书》编到哪里，“副录本”就跟随到哪里，像双胞胎一样如影随形，不离不弃。当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历经十年而编纂、缮写完成，被郑重地安放在紫禁城文渊阁里，大量“副录本”也在皇城外的琉璃厂活跃招摇，待价而沽。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秋天，一个名叫丁杰的文人从琉璃厂五柳居借抄了《尚书全解·多方》，是明代《永乐大典》中收录的版本；《四库全书》中全盘照录了《永乐大典》，当然也收录了《永乐大典》中的《尚书全解》，而这《四库全书》中的《尚书全解》，丁杰又在第二年（公元1778年）八月里在琉璃厂见到，再一次抄录下来。这让他有机会对《永乐大典》中的《尚书全解》与《四库全书》中的《尚书全解》进行比对分析，发现并且修正了很多错误。

于是，《四库全书》，包括《四库全书》中收录的、只有在宫廷内部才能看到的《永乐大典》，借助这些“副录本”，在宫外广泛传播，被民间文人渴望的目光所看见，又介入了他们的书写，成为新的著述，鸡生蛋，蛋生鸡，往复循环。乾隆、嘉庆年间盛行的以辑佚、辨伪、注释为中心的历史文献学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也因此被推上一个辉煌的高峰，这就是著名的“乾嘉学派”。

固然，有人批评这种琐碎的、烦琐的、没有目的和没有判断的考据学，业已成为一些人标榜智力和卖弄学问的手段，它使知识与思想剥离开来，使知识失去了思想的滋养而变得贫乏，也使思想失去了知识的支持而变得苍白，但是，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人却告诉我们另一个事实，用葛兆光先生话说，就是“借用知识表达思想的有意识尝试从来就没有中断过”。[23]他们用自己的学术建树，表达了他们重建常识与规则的理性。因此，胡适先生这样评价戴震：“人都知道戴东原是清代经学大师、音韵的大师，清代考核之学的第一大师。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朱子以后第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论思想的透辟，气魄的伟大，二百年来，戴东原真成独霸了！”[24]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戴震在纂修官任上去世，享年只有五十五岁。十多年后，乾隆读到戴震所校《水经注》，心中突然一动，想了解一下这个戴震。身边的官员告诉他，戴震已去世多年。乾隆掩上书卷，半天没有说话。

很多年后，纪晓岚翻读戴震遗著，心中想念故友，挥笔写道：“宦海浮沉头欲白，更无人似此公痴”。

五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第一部《四库全书》缮写完成。这一年，一座绿色宫殿，在紫禁城由黄色琉璃和朱红门墙组成的吉祥色彩中拔地而起，像一只有着碧绿羽毛的凤凰，栖落在遍地盛开的黄花中。它以冷色为主的油漆彩画显得尤其特立独行，显示出藏书楼静穆深邃的精神品质。它，就是文渊阁。

文渊阁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看到宁波范氏家族的天一阁受到启发而建成的。它面阔六间，这在紫禁城内也是绝无仅有的，因为紫禁城内的宫殿，开间全为单数。这是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表明它以水压火、保护藏书的意图，而这样的开间数里，也暗含着它与“天一阁”的联系。

文渊阁从外面看是两层，里面实为三层。下层中央明间设宝座，是经筵赐茶的地方，《四库全书》主要藏在上下层的中间三间及中层的全层，其余地方放置《四库全书考证》和《古今图书集成》。如今文渊阁《四库全书》已去了台湾，空留那些金丝楠木书柜，在空空楼阁里发着幽暗的光。这些制作精制的书柜，依旧照原样摆放着，如今已成古物。

文渊阁
李少白 摄

当年，中国古代三部皇家巨作——《永乐大典》（收录在《四库全书》内）、《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全部在文渊阁里贮齐。文渊阁也因此成为清宫最大的藏书处。这座貌似低调的楼阁，承载了一个帝国的光荣与梦想。那些在大火和灾变中消失的纸页，又随新王朝的建立而再生。一个王朝，不仅是在现实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也要通过纸页和文字来建立。这是因为文字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字的载体——纸，虽有脆弱的一面，在火灾、虫蛀乃至战争面前常常不堪一击，但纸从本质上来说又是强悍的，因为纸源于木（树），木的特质，则在于它的生长性。也就是说，纸张与文字可以消泯，但消泯的一切都将附着在纸页上再生，我们的文明，也因此而生生不息。于是，在宋代“四大部书”、明代《永乐大典》之后，清朝又开始了全新的修纂事业，犹如兑现一个古老的诺言。而《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这类超大型书籍的最终完成，则无疑是为王朝的强盛而准备的盛大典礼。

乾隆编《四库全书》，历史上毁誉参半。为了编《四库全书》，就要搜集天下古籍，再按照统一体例校勘编订，对于“禁书”，则要统一销毁，自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开始，在武英殿前立起一座字纸炉，不分昼夜地销毁从民间搜来的“禁书”，总量达六七万卷之巨。因此章太炎说，乾隆修了一部《四库全书》，也烧了一部《四库全书》。没烧的古籍，也进行了删削、挖改，使得被编入《四库全书》的古书不复原貌。鲁迅对此痛切地写道：“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甚至认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25]

但总的来说，《四库全书》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它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纪念碑品质——博大沉雄，穿透古今。乾隆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因此他无比看重这套书的编修，《四库全书》总纂修纪晓岚说他：

巨目鸿纲，皆由钦定，每乙夜亲观，厘定鲁鱼，典学之勤，实为自古帝王所未有。[26]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

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第一套《四库全书》修成，全套三万六千册，被郑重放入文渊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欧立德（Mark C. Elliott）说：“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手写本丛书。”[27]

这一刻，无疑是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一刻。乾隆在文渊阁设宴，犒赏参与《四库全书》编纂的全体人员。时隔两百多年，我们几乎可以听见他爽朗的笑声。

乾隆皇帝对古代书籍被焚的先例心有余悸，于是又下令为《四库全书》加抄了六个“备份”，心里才算踏实。到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前后七部《四库全书》全部抄完，分别藏在七座藏书阁内，其中四座，分别在北京紫禁城内的文渊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圆明园内的文源阁、盛京（沈阳）故宫的文溯阁，这“北四阁”，全部在皇家禁地，另有“南三阁”，分别是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杭州西湖孤山南麓的文澜阁，因为它们都在江苏、浙江，因此也被称为“江浙三阁”。

乾隆或许已经意识到这种宫廷藏书的缺憾，就是它虽然保存了古籍，却同时将知识固化，把它们像货物一样封存于仓库里，与整个社会相隔离。于是，乾隆将《古今图书集成》作为最高奖赏赠给了宁波范氏天一阁等四家藏书楼，“南三阁”也基本对民间士人开放，允许当地士子“就近观摩誊录”，成为公益性图书馆。于是有无数士子，如朝拜一般走进“南三阁”，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捻动书叶。这些文人士子中，就有金世宗第二十四代后裔完颜麟庆。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他造访文汇阁的时候，满眼的“名花嘉树，掩映修廊”，让他有了一种梦幻般的恍惚感。很多年后，当他在《鸿雪因缘图记》里“回忆当年充检阅时”，仍“不胜今昔之感”。[28]

由于《四库全书》规模过于宏大，翻检不便，乾隆四十三年，乾隆皇帝又命令挑选《四库全书》的精华，编定《四库全书荟要》，收书四百六十三种，共两万零八百二十八卷，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八册，一共抄写两部，一部贮藏在御花园的摛藻堂，另一部贮存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

六

当然，如同《永乐大典》一样，《四库全书》的未来旅程同样不会一帆风顺。尤其乾隆皇帝去世以后，虽有嘉庆皇帝苦心维持，但道光、咸丰以后，帝国的气运急转直下，日渐衰微，有太多的灾厄，等待着《四库全书》。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早春二月，镇江城破，太平军蜂拥而入，一把火把金山烧了。雕梁画栋的镇江，堆金砌玉的镇江，立刻就成了一片起伏的火海。文宗阁里那些美轮美奂的藏书和书盒，也被裹挟在火中，化作一缕缕的青烟。之后太平军挥师北向，剑指扬州，文汇阁在炮火与厮杀中化为乌有。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李秀成攻入杭州、破江南大营时，文澜阁还安然无恙。第二年，李秀成再破杭州，这一次，文澜阁劫数难逃。《扬州画舫录》里记载的藏书“千箱万帙”的江浙三阁，至此“全军覆没”。

“北四阁”中，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在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圆明园时被毁。联军的士兵们不懂汉字，当然也不懂这些汉字所承载的价值。在他们眼里，它们百无一用。书架被推倒，书册散落一地，乾隆皇帝曾经小心翻动的纸页，被纷至沓来的皮靴反复踩踏着，留下一道道凌乱的鞋印。也有人发现了它的“价值”，把纸页撕扯下来，在寒冷的秋夜里点燃烤火……

其余三套《四库全书》中，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占为己有，由伪满洲国政府封存，日本投降后，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回到中国政府手中，后来又藏入甘肃省博物馆；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1915年藏入京师图书馆，教育部佥事鲁迅参加了接收，历尽颠沛之后，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而原藏紫禁城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则经历了抗战古物南迁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于1948年运去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除此，还有一套《四库全书》存在人间。

就在杭州文澜阁被李秀成的部队毁坏的第二年，在杭州城西的西溪避祸的丁申、丁丙兄弟，偶逛旧书店，赫然发现了用于包书的纸张竟是钤有皇家玺印的《四库全书》。他们出身书香门第，是八千卷楼（与皕宋楼、铁琴铜剑楼和海源阁合称“清末四大藏书楼”）的主人，一眼就看出那些包书纸，正是落难的《四库全书》。他们大惊失色，于是在书店里大肆翻找，发现店铺里成堆的包装用纸上，竟然一律盖有乾隆皇帝的玉玺。

在那一瞬间，他们意识到，文澜阁的藏书并没有彻底消失。他们决心一页一页地把它们找回来，雇人每天沿街收购散失的书页。半年后，他们共得到阁书八千六百八十九册，占全部文澜阁藏本的四分之一。

对于失踪的四分之三文澜阁藏本，他们决定进行抄补。这是没有皇帝发动，而全凭民间文人自觉进行的一次抄书行动。最多，他们取得了浙江巡抚谭钟麟的支持。他们当然知道那个黑洞有多么巨大——那无疑是在他们的天上戳了一个大窟窿，他们要像女娲一样，炼石补天。他们没有丝毫的犹豫，因为他们知道，此时不补，那个黑洞会变得更大，蔓延成伸手不见五指的长夜。丁氏兄弟于是“节食缩衣，朝蓄夕求”，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借书，招募一百多人抄写，组织抄书两万六千余册。《四库全书》在编撰过程中编撰官员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机会将其收录补齐。经过七年的努力，终于使文澜阁之“琳琅巨籍，几复旧观”[29]。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文澜阁重修完成，丁氏兄弟将补抄后的《四库全书》全部归还文澜阁。

这部《四库全书》（即《文澜阁四库全书》），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七

文渊阁是紫禁城内最大的一个藏书处，除此，紫禁城内存放书籍的地点多如繁星，紫禁城，实际上就是一座书城。其中有一些私密的藏书空间，比如在昭仁殿，就有一个很小的密室，是乾隆皇帝珍爱的善本书室。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天禄琳琅。

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乾隆皇帝为这间小室题写了“天禄琳琅”匾。“天禄”是指汉代的皇家档案室“天禄阁”，“琳琅”是指宫廷藏书琳琅满目。乾隆说：“皇祖（康熙皇帝）在御时，常寝兴于此，予不敢居，因以贮‘天禄琳琅’诸善本”，从此创立了内府善本专门书库，“内藏宋、辽、金、元、明版旧书，难得罕睹”[30]。

所谓“善本”，是说内容善，即校勘严格，错字漏字很少的版本，渐渐地，年代久远、传世稀少的“珍本”，在概念上也与“善本”合流。简单地说，善本，就是好的版本。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把善本的时间界限划在明末（公元1644年）之前，但“最好的版本”，无疑是宋版书，因为雕版印刷虽然发轫于隋唐，但到宋代才迎来它的黄金时代。宋版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凝结了宋人的审美，体现了宋人的生活状态和美学追求，让宋代的文采风流，在纸页间弥漫流动，尤其北宋刻本，留存到今天的，全世界不到一百本。在当下，拥有宋版书，成为许多藏书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在我看来，“善”既是对书的描述，也是对书的定性，因为大千世界，万事万物，最美最好的事物，就是书。书之美，不只寄寓于雠校、刻印、装潢的意义上，更存在于书的本质意义中——书的存在本身就是美的（尤其是好书），因为人类的记忆、情感、知识、思想、信仰，贮存于我们的肉身之内，而肉身只是短暂的存在，有了书，它们才找到了长久的贮存器，让人类的记忆、情感、知识、思想与信仰历久弥新，也让不同的思想情感可以交流激荡。因此，书是人的生命的延伸，是我们人类超越自我极限的最佳方式。因此，才有一代代知识精英投身到书的事业中，纵然粉身碎骨，依然至死无悔。

世间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当年李自成一把大火，不知烧掉了多少两黄金，那些美轮美奂的纸叶，变成了一股股的青烟，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再也不可能把它们找回来。所以说，黄金可求，而古书难觅。曾为纪晓岚“阅微草堂”题写匾额的清代学术大师桂馥说，这些善本古籍，“藏之一地，不能藏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又说：“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长据，公之而不能长存者。”他眼里的“公之”，就是归朝廷所有，紫禁城，就是天下古书的最佳存放地，那里最安全，也最能使古书得以“长存”，万载永传。其实，紫禁城的“安全”也是相对的，这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地方是金石永固、牢不可破的，这座皇家宫殿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样，也经历着世事的变幻与无常，那一场场把古籍烧净的大火就证明了这一点。更何况，这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生有灭，古书也不例外。纸寿千年绢八百，无论我们怎样不舍，那些书也终有一天会化为尘土，重新融入大地。

但无论怎样，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当清朝建立，伴随着大规模的图书编纂，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搜求古籍运动。所幸，在民间，依旧散存着许多珍贵书籍版本，于是，很多善本秘籍，又渐渐汇聚在紫禁城中。据于敏中、王际华、彭元瑞等人编成的《天禄琳琅书目》（即《书目前编》）记载，“天禄琳琅”藏有宋版七十一部、金版一部、影宋抄本二十部、元版八十五部，明版二百五十二部，总共著录善本书四百二十九部。

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上，太监用火不慎，引燃了乾清宫，火势凶猛，很快吞没了乾清宫和交泰殿，与乾清宫毗连的昭仁殿“天禄琳琅”藏书也全部葬身火海。

化为灰烬的古籍中，有许多旷世珍本。比如宋版《两汉书》，就是凤毛麟角的传世名本，董其昌说，宋版书“历来最为人所珍重者有三”，一部是《杜诗》，一部是《六臣注文选》，还有一部就是宋版《两汉书》，这三部书，“鼎足海内者也”。明代王世贞曾用一座花园来换一部宋版《两汉书》，钱谦益也曾花一千二百两金购得此书。但这部珍贵的宋版书，在嘉庆二年的那场大火中，永远消失了。

已做太上皇的弘历眼睁睁看着大火夺走了他心爱的名贵古籍，但他不认，他不相信幻灭，他像一个不认输的小孩，决定重建乾清宫，同时恢复往日的特藏。短短一年，乾清宫巨大的轮廓又重新屹立在天宇下。“天禄琳琅”的匾额，又重新悬挂在昭仁殿内。古籍善本，又重新汇聚在昭仁殿中。它们的来路，有征集、采购，也有抄没。七个月后，大学士彭元瑞重新编好《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收藏从宋至明的善本共六百五十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宏富。[31]

《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的古籍，溥仪挑选了最珍贵的宋元刻本带到东北伪满洲国，使得国民党逃台时，这部分最好的版本未能带走，今天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天禄琳琅”书目，大多是明代刻本。被溥仪带走的宋元刻本，则在战争中历经流散，现分藏于中国、日本、美国、荷兰、瑞典等国的博物馆、图书馆中，甚至同一部书，都分散在不同国家，比如明刻本《学海》，分藏在十一个国家，加在一起还不完整。1959年，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将故宫重新收藏的两百余部“天禄琳琅”古籍一并拨给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值得庆幸的是，《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所藏书籍，如今能够查到下落的，达到百分之九十。

八

除了“天禄琳琅”这样的“特藏室”，紫禁城里还有一些宫中机构的藏书处，比如在内阁大库，藏有大量明清档案；在国史馆、方略馆、会典馆等，藏有大量宫廷旧档、文件、书籍、舆图等；在太医院，藏有大量医书和医档；在慈宁宫花园，藏有大量佛经，包括《大乘妙法莲花经》《楞严经》《无量寿佛经》等；在钦安殿、玄穹宝殿，藏有大量道经。

乾隆皇帝居住的养心殿里，正殿悬“中正仁和”匾[32]，后墙的书格上，储有《宛委别藏》等书籍。嘉庆朝官员阮元在巡抚浙江时，苦心搜访《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先后求得175种，编成《宛委别藏》，其中包括在中土早已失传的珍本秘籍，如《皇宋通鉴纪事本末》《难经集注》等。《宛委别藏》中，源于宋刻者三十余种，源于元刻者十余种，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嘉庆十分看注这部丛编，用夏禹登宛委山，得金简玉字之书的典故，将其命名为《宛委别藏》。

养心殿，其实就是一个由书房组成的迷宫。三希堂以北是长春书屋，“长春居士”，是雍正皇帝给乾隆的赐号，再北，是乾隆的小书房无倦斋。如宋代诗人苏舜钦所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

在东暖阁西南角上，原来有一小间格，上悬一横额，写着“明窗”二字。这里是乾隆皇帝冬季读书处，冰冷的冬季里，皇帝会窝在这里，沐浴着玻璃窗透进来的阳光，等待春天。每当元旦（即今春节）来临，皇帝都会在这里“明窗开笔”。他面前的案上，屠苏酒的芬芳自金瓯永固杯中漫溢而出，皇帝会亲自点燃玉烛，从熏笔炉上取下毛笔，笔管上镌有“万年青管”或者“万年枝”几字，然后饱蘸朱墨，在朱红描金云龙绢上写下吉语数字，祈祷新的一年政和事理，这是清代皇室迎接春天到来的庄重仪式。

春花烂漫时节，乾隆皇帝喜欢在园林中读书，所以紫禁城四大花园，几乎都有他的读书处——御花园有绛雪轩，福建宫有敬胜斋、碧琳馆，乾隆花园有云光楼、倦勤斋……

或许，在某一天，年迈的乾隆闲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目光落在《白云樵唱》集上，这正是明代参与编纂《永乐大典》的“闽中十才子”之一王恭在《大典》编成后功成身退，归隐林泉，在福建七岩山上砍柴度日时写的诗集。三百年前的落山风，直吹起乾隆的缕缕白发，他浑浊的目光也随之明亮了几许。于是，明媚的春光里，他读出这样几句诗：

草径茅扉带软沙，

隔林鸡犬几人家。

青山尽日垂帘坐，

落尽棕榈一树花。

[1] 《明太宗实录》，卷二十。

[2] 孟席斯的数字有误。

[3] ［英］加尔文·孟席斯：《1421——中国发现世界》，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年版。

[4]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156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5]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273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6] 单士元：《文渊阁》，见《单士元集》，第四卷，第171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7] 单士元：《文渊阁》，见《单士元集》，第四卷，第171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8] 章乃炜等编：《清宫述闻》，上册，第220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09年版。

[9] 单士元：《文渊阁》，见《单士元集》，第四卷，第171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10] 指蝴蝶装，一种书籍装订方法，始于唐末五代，盛行于宋元，装订时将印有文字的纸面朝里对折，再以中缝为准，把所有页码对齐，用糨糊粘贴在另一包背纸上，然后裁齐成书，翻阅起来就像蝴蝶飞舞的翅膀，故称“蝴蝶装”。

[11]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15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2] 关于李自成烧毁紫禁城的程度，可参见《朝鲜李朝实录》：“宫殿悉皆烧烬，唯武英殿岿然独存。”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十八。张怡《闻续笔》亦说：“诸宫殿俱为贼毁，惟武英独存”。因此无论《永乐大典》正本存于文渊阁还是如学者张升所说的存在古今通集库，都必将葬身火海了。

[13]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二三七《谕内阁黄寿龄将书携归情尚可原著从宽罚俸三年》，乾隆四十年二月初七日。

[14] 今辽宁省开原县东四十里，一作上阳堡。

[15] 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16] 张玉兴：《关于陈梦雷第二次被流放的问题》，原载《清史研究通讯》，1984年第2期。

[17] 参见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第4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8] 章太炎：《哀焚书》，见《章太炎全集》，第三卷，第322—32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9] 转引自李建臣：《换一个角度看〈四库全书〉》，原载《文摘报》，2016年1月21日。

[20] 《指严笔记三则》，见《清代野史》，第三辑，第105页，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版。

[21] 张升：《沈叔埏与〈四库全书〉提要稿》，原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7年第2期。

[22] 〔清〕戴震：《戴震文集》，第1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2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二卷，第36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4]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见《胡适全集》，第六卷，第48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5]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8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6]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7] ［美］欧立德：《乾隆帝》，第15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28] 〔清〕完颜麟庆：《文汇读书》，见《鸿雪因缘图记》，第二集，第638页，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

[29] 陈训慈：《丁氏兴复文澜阁记》，转引自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179页，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

[30] 《国朝宫史续编》，转引自章乃炜等编：《清宫述闻》，下册，第502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09年版。

[31] 这六百多部善本中，有三百多部仍藏在故宫博物院，其余三百部，被溥仪赏赐给弟弟溥杰，并由溥杰带出紫禁城，经过战争流离，一部分被各大博物馆和图书馆收藏，还有一些湮没无闻。

[32] 王子林先生考证，养心殿“中正仁和”匾原为康熙所书，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取下，雍正重写“中正仁和”匾，并钤“雍正御笔之宝”印。

第十章 人间草木

一

春天，宫墙里二月兰开了，整个乾隆花园（宁寿宫花园），都弥漫着兰花的芳香。乾隆花园是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乾隆皇帝在改建宁寿宫作为太上皇宫时，在宁寿宫西侧为自己建的一座隐退之所，以便自己在执政满六十年的时刻，带着他的全部光荣退出政坛。这是一座狭长的花园，南北一百六十米长，东西却只有三十七米宽，但设计者将花园划分为四进院落五个景区，叠山理水，古木交柯、楼台画舫、曲园幽径，视觉效果达到“步移景迁”，其立意、构思与布局，有如一幅山水画轴，挂在紫禁城的红墙碧瓦之间。除此，园中尚有奇峰怪石、古松古柏，为庭院添几许幽远的气息，乾隆打算在自己从政六十载之后，在八十五岁上归隐山林，去享受那山间明月、树里清风，只不过他的山林并不远，就在紫禁城的东北角，到他居住了大半辈子的养心殿，也只有几百米。

宁寿宫花园鸟瞰
田明洁 摄

乾隆诗里写：“山亭构为野芳开，春意方舒殿里梅”[1]，他向往的归隐之地，应当充满“山野”之趣。就在这风花雪月中，有二月兰自然长出，让这座精心构筑的皇家花园，陡增了几分野趣。

许多人误以为紫禁城里没有花木。实际上，紫禁城不只是天子之城，接收着来自上天的隐秘信息（所谓奉天承运），也是一座花木山水之城，与大自然声息相通。紫禁城内，现存古树就有四百四十八株，其中一级古树名木一百零五株，二级古树名木三百四十三株。[2]

紫禁城里最老的树，在武英殿断虹桥前，那里生长着十八棵古槐，号称“紫禁十八槐”。它们的树龄在六百年左右，几乎与朱棣同时代，因此它们是故宫博物院里最古老的古物，如保护历史园林的《佛罗伦萨宪章》所强调的，“历史园林是一主要由植物组成的建筑构造，因此它是具有生命力的”。

《周礼》上说，周代朝廷内种有三槐、九棘，公卿大夫分坐其下，以定三公九卿之位，“三槐九棘”从此成为三公九卿的代称。北京城自辽、金、元、明、清各代，都有植槐的历史。断虹桥前那十八棵古槐，是当今北京市区集中分布数量最多的古槐，最粗的一株，树高二十一米，胸径一米六一，冠幅二十三米，是北京市现存最大的古树。

在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朱瞻基行乐图》中，有两株交错在一起的柏树，即所谓的“连理树”。《晋中兴书》说：“王者德泽纯合，八方同一，则木连理。连理者，仁木也。或异枝还合，或两树共和。”连理之树，被赋予了特别的政治意义。在今天的御花园，在坤宁门至天一门的甬道上，仍有一组连理桧柏。这组“连理树”，被认为是皇家景观的核心。

御花园里，古柏苍然，西北角延晖阁前，柏树甚至成林。乾隆、道光、咸丰等皇帝都曾有诗为证。其中咸丰诗曰：“内苑规模惬素心，延晖阁畔柏森森。萧疏影动当窗竹，层叠苔生倚槛岑。”堆秀山东北角，假山湖石间，也有一株古桧柏，在乾隆时期，就被认为是一株古树。所以乾隆诗曰：“摛藻堂前一株柏，根盘厚地枝挐天。八千春秋仅传说，厥寿少年四百年。”因曾为乾隆遮凉，被乾隆封为“遮荫侯”。

除了柏树，御花园还有松树（如钦安殿、堆秀山白皮松）、槐树、楸树等树种。琼苑东门那棵龙爪槐，树高五米，胸径一米零六，冠幅十一米，株龄超过三百年，被称为“北京龙爪槐之最”。

紫禁城里同样花木葱茏，像御花园绛雪轩前的太平花、建福宫的红梨花、文华殿前的西府海棠，芳姿各具。更不用说大量的野生草木，像紫花地丁、蒲公英、野菊花、车前草、马齿苋、苦荬菜……“还有很多一时叫不上名字的花花草草，都会在有风吹过的地方生出来，墙角、砖缝、瓦垄，甚至是城墙上高高的滴水里，都会意想不到地探出花朵来，告诉人春天到了。”[3]

在皇帝眼里，草木茂盛、繁花似锦，不只代表着人与自然的和谐，更代表着国家欣欣向荣、昌隆永久。

二

有学者说：“相对西方的天堂说，中国文化中的乐园一直在人间。古人修真的洞天福地甚至有地图可寻访。东晋诗人陶渊明说他去过桃花源，那里不只有桃花和水川，还有与世无争、悠然自得的生活。仙山再虚无飘缈，终归在人间。诗人、画家各自表述心目中的理想，图画是乐园范本，理论是天堂口诀，纷纷相地而围，动手堆土叠石，凿井引泉，栽花邀月，装置出大家熟悉的园林。”[4]

北京也是一座园林之城，尤其西山一带，层峦叠嶂，湖泊罗列，泉水充沛，山水衬映，金朝就在西山地区建立了八处离宫，名“八大水院”。明代在此营建了多处带有园林的寺庙和私家园林，最著名的是外戚李伟的清华园（清代改建为畅春园，与现存的清华园同名异地）和米万钟的勺园（在今北京大学校园内）。但明朝时期由于西北存在蒙古边患，没有在北京西郊修建皇家园林。到清朝，西北方向上的一脉青山，突然弥漫成一片片的山水园林，依仗着香山、万寿山、玉泉山的山水形制，分别建成了静宜园、清漪园（颐和园）、静明园三座巨大园林，还在附近建成畅春园和圆明园，“三山五园”的格局，至此成型。

《朱瞻基行乐图》卷（局部），明，佚名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御花园里的古树
祝勇 摄

清朝帝王对山水园林的热衷，不只是皇帝个人的雅好，而是与这个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习性有密切的关系。本书前面讲过，北元分裂以后，鞑靼蒙古、瓦剌蒙古与明朝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到明末，鞑靼蒙古又分裂为漠南、漠北两部。北元的分裂，加速了女真人的崛起。女真领袖努尔哈赤虽然依靠明廷所授予的官职来发展自己的实力，却在暗中称雄，靠“十三副铠甲起兵”，统一了女真各部，降服了邻近蒙古诸部，并通过与蒙古贵族联姻，逐渐完成了对明朝的包围，最终取代了从前的元朝，入主中原，统一中国。

于是，北京这座根据儒家经典建立的方正之城，向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性格再一次靠拢，清代北京城，也被打造为一座山水相融之城，成为这锦绣江山的模型。他们生活的理想世界，一如康熙御制诗里所写：

春归鱼出浪，

秋敛雁横沙。

触目皆仙草，

迎窗遍药花。

当然，西苑（中南海）、南苑、三山五园，都只是供帝国独享的乐园，百姓不能踏进半步，只能望着西北方向青黛的山影，想象那里的湖光潋滟、山水绵长。

中国帝王的花园别墅，成为法国国王倾慕和模仿的对象——路易十四为自己的宠妃蒙特斯班夫人建造了一座“中国宫”，中国的亭台楼阁、深院古塔，也取代了巴洛克风格成为法国国王最倾心的风格。当时的人说，北京是全世界的时尚之都，相比之下，巴黎不过是一个乡下。

“三山五园”毕竟道途遥远，因此，紫禁城里，陆陆续续筑成了“四大花园”，分别为：御花园（公元1420年始建）、慈宁宫花园（公元1538年始建）、建福宫花园（公元1742年始建）和宁寿宫花园（公元1776年始建），刚好明朝两座（御花园和慈宁宫花园分别始建于永乐时期和嘉靖时期）、清朝两座（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皆始建于乾隆时期）。即使不出紫禁城，依然可以体验到一园清幽、满庭苍郁。其中紫禁城内最大的花园——中轴线上的御花园，面积只是颐和园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圆明园的二百九十分之一。大北京的灵秀壮美，被收束于紫禁城中，收纳在曲桥回廊之间。这些“花园不只是自然的入口，更是精神的皈依处”[5]。

三

明朝初建紫禁城时，就在紫禁城中轴线的北端，打造了一座皇家园林——御花园，供皇帝后妃们休憩赏花读书。后代虽陆续增修，最初的格局却始终未改。它南北长80米，东西宽140米，面积12000平方米，在紫禁城里，也只是一处微缩景观。这小小的方寸天地，却一如这紫禁城里的外朝与内廷，严格遵循着中轴对称的原则，虽得自然之趣，却不失端庄稳重——

出坤宁门，入御花园，由南向北，天一门、钦安殿、承光门延续着紫禁城的中轴线，在中轴线两侧，亭台楼阁分列两侧，犹如对联，一一对仗——绛雪轩对养性斋，万春亭对千秋亭，浮碧亭对澄瑞亭，摛藻堂对位育斋，堆秀山对延晖阁，但它们都退居在花园边缘的位置，把中间更大的空间，留给了铜炉瑞兽、古木奇石，让这座方寸间的花园，显得疏密有致。

慈宁宫花园也是明朝就有，作为太后太妃的游憩、礼佛之所。明朝自永乐帝建紫禁城到明仁宗时期一直没有太后，紫禁城内也就没有太后宫区。明仁宗朱高炽（洪熙皇帝）死后，他的母亲张皇后才以太后名义入住仁寿宫（这座宫殿原来只是皇帝的别宫）。嘉靖时期，紫禁城不仅有了太后，而且有两个太后并立，于是紫禁城里有了两座太后宫，一座是慈宁宫，一座是慈庆宫，在紫禁城内东西相对。今天故宫皇极殿的位置，皇极殿和基座，仍然是嘉靖时代的遗物。

《明会典》记：“嘉靖十五年以清宁宫后半地，建慈庆宫；以仁寿宫故址，并撤大善殿建慈宁宫。”同时记下这一事件的，还有《明典汇》《春明梦余录》《日下旧闻考》等。

嘉靖皇帝的孙子、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八岁登基，在位四十八年，却有长达三十三年罢工拒绝上朝，假如说还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事，就是他对生母慈圣太后（李太后）的孝养。他亲政后，慈圣太后从乾清宫移居慈宁宫，另一位太后仁圣太后（陈太后）移居慈庆宫。每至节庆，万历都会在乾清宫前安置宝座，然后将两宫皇太后请来参加，他则提前在保和殿后的云台门下拱手恭候，等两宫皇太后分别从景运门和隆宗门进入乾清门广场，万历皇帝便向北跪下，等两宫皇太后走到乾清门前，万历才会站起身，令自己的皇后（王皇后）扶着陈太后、郑贵妃扶着李太后，进入乾清宫升座。

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万历皇帝降旨，对慈宁宫进行一次整修。次年，慈宁宫瑞莲盛开。万历皇帝召集群臣前来赋诗礼赞，这是万历一朝为数不多的君臣文会。

慈宁宫花园就在慈宁宫的正南，南北长130米，东西宽50米，面积6800平方米，接近御花园的一半，但布局也算疏朗，并无太多假山，为的是太后、太妃们享受游园之乐时，无须跋涉之苦，也算想得周到。

未想周到的是，在未来的岁月里，有太多的佳人年轻守寡，早早“升级”为太后、太妃，像清朝顺治死在二十四岁上，康熙八岁登基，顺治的皇后在二十岁就成了太后，就在这座花园里，度过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太后”生涯，直到七十七岁去世。

慈宁宫花园也遵循着中轴对称结构，临溪亭、咸若馆、慈荫楼构成它的中轴线，在它两侧，东配房对西配房，含清斋对延寿堂，宝相楼对吉云楼。建筑大都集中在北部，基本上皆是礼佛之所，其中咸若馆是最重要的礼佛建筑。花园南望视野空阔，有矩形池塘，池上横建汉白玉石桥，桥上建有临溪亭，使这方正严谨的空间，透出一丝园林的韵味。[6]

四

有人问我，中轴对称的紫禁城内，为什么有些建筑是不对称的？比如养心殿在乾清宫庭院的西侧，而东侧与它遥遥相对的建筑，则是斋宫、毓庆宫、奉先殿三个东西并列的院落；再向外围，养心殿以西为慈宁宫区，奉先殿以东为宁寿宫区，但慈宁宫区位置比宁寿宫区靠南，宫殿花园的组成方式也与宁寿宫及其花园不同。

这是因为紫禁城在明初奠定最初的格局之后，拆拆改改，不断微调，使得紫禁城几乎成为一个永无停歇的大工地，永无竣工之期。当年，那个从湖北安陆州匆匆赶赴北京登基的嘉靖皇帝，为自己的母亲蒋太后修建了慈宁宫和花园（修建时拆除了原有的太后宫和旁边的大善殿），为正德皇帝的母亲张太后修建了慈庆宫，两座太后宫，原本是东西对称的，犹如天平两端重量相等的砝码。但嘉靖还是有私心的，他给自己亲妈修的慈宁宫，占地面积虽不如慈庆宫（慈宁宫与慈庆宫区东西宽度相近，后者南北长度比前者大一倍），却更加恢宏富丽，而给自己的伯母（慈寿太后）建的慈庆宫，却简陋粗疏。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亲妈福薄，在慈宁宫建好的几个月后就撒手人寰，而伯母张太后，虽不再似当年她丈夫，正德皇帝和嘉靖皇帝的父亲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在世时那样深受宠遇——弘治皇帝对她挚爱情深，“笃爱宫中”，为了她不设一嫔一妃，宛若一对民间夫妻，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此时的她，倍受冷眼，在慈庆宫里一点点沦为一个穿破衣、睡蒿席的孤寡老人，但还是活到了七十岁寿终正寝。

现在的慈宁宫和慈宁宫花园，在清代顺治、康熙、乾隆三朝都有改建[7]。慈庆宫消失了，清朝在它的南部建造了三座宫殿，供皇子居住，称“南三所”。五行中东方属木，皇子住在这里，象征着帝国接班人的茁壮成长，三个前院正殿的绿琉璃瓦单檐歇山顶，在这红墙黄瓦的宫殿中显得特立独行，也暗喻着王朝事业的蓬勃葱茏。等到康熙大帝想要给太后们打造一处尊养之所时，只能将紫禁城东北部（南三所以北）原有的仁寿宫、哕鸾宫、喈凤宫一带，改建为宁寿宫区。

慈宁宫花园临溪亭
李文儒 摄

开放前的慈宁宫花园
李文儒 摄

因此，外西路的慈宁宫区与外东路的宁寿宫区，在紫禁城中轴对称格局中出现的位置差，是岁月叠加的结果，有些像今天的北京城，历经世事演变，拆拆建建，虽原有的结构尚在，但许多细部的组织，已经不像原先那样严格有序了。还有一点，就是当乾隆开始打造自己的花园，他更充分地表现出这千古一帝的任性。

慈宁宫是为太后建造的——清代顺治皇帝英年早逝，他的母亲孝庄太后成了太皇太后，这里又成太皇太后的居所。康熙登基后，每天都早晚两次到慈宁宫向孝庄太皇太后问安。孝庄病重时，也是康熙亲自调配汤药，一勺一勺地喂她服药。

乾隆的生母孝圣太后钮祜禄氏（“甄嬛”的原型），也曾在慈宁宫区生活了四十二年。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她在雍和宫生下弘历，这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生育。雍正九年，皇后去世，乾隆即位后，按照雍正遗命，尊封母亲为皇太后。

临溪亭一角
李少白 摄

天底下最尊贵的圣母皇太后，世界缩减为一座窄窄的园林，在这深宫的最深处，在青灯古佛间，了断自己的余生，不知是幸，抑或不幸。在慈宁宫花园走过的四十七年，孝圣太后没有一天不在思念自己少女时代生活过的江南。乾隆一生六次南巡，前四次都与母亲有关——他是想陪着母亲离开宫廷里的虚拟山水，回到真实的人间。那个世界，比宫廷里的花园大上千倍、万倍。四次南巡，他都恭敬地侍奉着太后的乘舆，在行宫朝夕问安。孝圣太后在八十六岁上安详去世。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八十六岁的乾隆还在嘉庆皇帝的陪同下来到慈宁宫和寿康宫，颤巍巍地向母亲生活过的地方鞠躬行礼。

明代的宫廷花园（御花园和慈宁宫花园），纵然折射着自然之趣，格局却严守着儒家观念，中正对称、一丝不苟，体现着“家国同构”的原则性——孝敬老人（太后），不是家庭问题，而是政治态度问题，如晋代李密所说：“圣朝以孝治天下”[8]。修身、齐家，才有资格治国，才有能力平天下。轮到乾隆决定塑造自己的花园，他就不再打算去搭理什么政治，原则性立刻让位给灵活性，空间结构由规范走向自由，中轴对称原则在紫禁城的后两座花园——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即乾隆花园）中被彻底摒弃。用书法来打比方，御花园和慈宁宫花园是端庄秀丽的正楷，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则是行云流水的草书。

五

建福宫延春阁上，乾隆曾写下一副楹联：

闲为水竹云山主

静得风花雪月权

大清年间的风花雪月，像电影一样，在乾隆眼前播放，又被他记录下来，写成一道道楹联，挂在建福宫的楼台里。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君临天下的皇帝，也要徜徉山水间，去花前煎茶、石上叩曲，做天地间的仁者与智者。建福宫就这样，成了收纳风花雪月、自然万物的容器。这座花园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始建，将乾隆做皇子时居住过的乾西五所中的四所、五所改建成一座花园，又称西花园，历时十二年建成，占地4020平方米，殿堂宫室、轩馆楼阁，围绕着中央的延春阁，有“误迷岔道皆胜景”之趣。

延春阁是一座明堂式的建筑——所谓“明堂”，其实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礼制建筑，至少周代就有，古人认为，明堂可上通天象，下统万物，是体现天人合一的神圣之地。六朝《木兰诗》写：“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资治通鉴》记载，明堂共三层，底层为四方形，四面各施一色，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季。中层十二面对应着一年中的十二个月和一天中的十二个时辰。王莽建立新朝，决定恢复久废的明堂传统，按照顺时针方向在明堂中移动，每个月在特定的房间中，穿特定颜色的服装，吃特定的食物，听特定的音乐，祭祀特定的神明，从事特定的国事，成为一座大钟上一根转动的指针，以谋求他的统治与自然（天命）的统一[9]。

延春阁翻版了明堂的建筑形式，却没有王莽的明堂那样神乎其神，对乾隆来说，它只是一座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建筑而已，只不过借用了一点明堂的元素罢了。它屹立在建福宫的中央，四面环绕着其他建筑——东面是静怡轩，西面是凝晖堂，南面是叠石和积翠亭，北面是敬胜斋。“在晴好的日子里，只要开启四面的隔扇门，就可将室内与室外空间一气贯通”[10]，感受四时花开，感受季节轮转。

乾隆为敬胜斋写联：

看花生意蕊

听雨发言泉

亦为碧琳馆写过：

与物皆春，花木四时呈丽景

抗心希古，图书万轴引清机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风花雪月，这世间的光景，无须一文钱买，人人皆有一份，只是劳苦大众，生命被耕作稼穑占满，只关心旱晴雨涝，没有闲情逸致去吟花弄月罢了，于是把这份“权利”，留给文人墨客。皇帝享有人间最高权力，因此不只是“水竹云山”之主，这世界的花红柳绿、环肥燕瘦都归他享有，对风花雪月的权力，不需要去争，只是皇帝也是“田力”——这宫殿、这江山，就是他的田，他也要披星戴月、起早贪黑去耕作，所以才有康熙皇帝早晨四五点就起床，坐以待旦，而乾隆晚年，更是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真有点“半夜鸡叫”的意思。因此，要当“水竹云山主”，要得“风花雪月权”，对于一个皇帝，尤其一个“好皇帝”来说，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搞大发了，会失掉江山，宋徽宗就是前车之鉴。但皇帝也是人，尤其乾隆，自诩文人，既是文人，哪能对草木春秋无动于衷？王羲之不是说过吗，“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11]，俯仰之间，才能探知这天地运行的道理，才能激发人的生命感，所谓谛观有情，乾隆是王羲之的铁粉，当然对这前辈的教诲心领神会。

六

乾隆自幼在上书房苦读，学习成绩优异，史料记载，他六岁能背《爱莲说》，十三岁“已熟读诗书、四子，背诵不遗一字”。乾隆按照父亲雍正希望的“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雍正亲笔书写的楹联后来一直挂在上书房）严格要求自己，在上书房做三好学生，在朝廷上做明君，虽然保持着个人的雅好，比如在养心殿的三希堂，为自己开辟了一块小小的自留地，百忙之暇，在那里泡一杯茶，赏玩几件晋人书法，但总体来说，过的却都是体制化的日子，或者说是非人的日子。乾隆不敢放纵自己，他知道皇帝放纵的代价，明朝的历史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但像正德皇帝朱厚照那样的玩主，把整个江山当成他的游乐场，那份任性与潇洒，又不能不令人暗生向往。乾隆骨子里还是有些风流的（广义的“风流”），并不像他表现出的那样安分。他不愿意紫禁城这个紧箍咒牢牢地箍住自己。但天下之大，哪里是自己的归处呢？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乾隆皇帝已经六十二岁，在皇帝岗位上连续奋斗了三十七年，纵然日日勤政，也终归有些“倦勤”了，于是，他下达了一份诏书，大规模改建宁寿宫，“将以是为燕居地”[12]。他决计不超过祖父康熙六十一年的执政期限，等他秉政满六十周年就宣布退休。把皇帝的责任卸掉，自己就可以“归隐山林”，去做一个自由快活的太上皇。

有清一代，只有乾隆当过太上皇。他二十五岁登基，八十五岁退位做太上皇，为的是向自己的祖父康熙致敬，不超过康熙六十一年的执政年限，在执政六十年时，把权力禅让给儿子嘉庆。他则为自己打造了一个退休的去处，“永作太上皇宫”，自己就像江湖中的侠客，带着一壶酒、一条船、一声笑，归隐林泉。那座太上皇宫，就是宁寿宫。

八十多岁的乾隆，依然有梦想，就像他爹雍正，那些顽皮的cosplay（变装）画像（即《雍正行乐图》），就透射出他内心里的不安分——在这些绘画里，雍正一会儿寒江独钓，一会儿树下操琴，甚至把自己打扮成法国国王的模样（详见拙著《故宫的古物之美3》），丝毫看不出他原本是一位不苟言笑的严肃老头。

新的宁寿宫于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改造完成。它以康熙时代宁寿宫为基础，将宫门外移60余米，建红墙一道，中间建一座随墙三间七楼垂花门式牌楼门，称皇极门。门前是一个开阔的小广场，广场南墙是一个五色琉璃九龙壁，由270个琉璃块拼成，地饰蓝绿两色山崖海水纹，壁面飞舞着九条巨龙。

乾隆改造后的宁寿宫建筑群，犹如一个缩小版的紫禁城，也是中轴对称、前朝后寝格局。皇极门、宁寿门、皇极殿、宁寿宫，规制分别仿紫禁城中路的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宁寿宫的后部又分为中、东、西三路。中路有养性门、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景祺阁和已毁的北三所，东路有扮戏楼、畅音阁、阅是楼、寻沿书屋、庆寿堂、景福宫、梵华楼、佛日楼，其中畅音阁为清宫内廷演戏楼，其建筑宏丽，全称为宁寿宫畅音阁大戏楼。西路就是俗称“乾隆花园”的宁寿宫花园，主要有古华轩、遂初堂、符望阁、倦勤斋等建筑，是公认的宫中苑精品。

乾隆花园在宁寿宫后区的西路，是一个东西宽度只有37米、南北长160余米的狭长空间，占地面积只有5920平方米，在紫禁城四大花园中倒数第二小（最小的是建福宫花园），却是最具滋味声色的一座。因为在这狭长的空间内，设计师放弃了中规中矩的对称之美，而是把它从南向北分割成四进院落，有点像章回小说，既各自成篇，引人驻足与停顿，又彼此串联，构筑成一个游观的整体，移步换景的方式，总让人想起章回小说里常说的一句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不妨把乾隆花园里的四个回目分别起个名字：

第一回：名士风流。走过花园的正门衍祺门，迎面不是空庭而是假山，营造先抑后扬的视觉效果，“以‘曲径通幽’的手法将游人引入古木参天、山石环抱的院内。院内正中是一座敞轩”[13]，轩名古华轩，是整个区域的统领，轩前东侧，是被称作“园中之园”的抑斋，更值得一说的，倒是庭院西侧的禊赏亭，亭的抱厦内有流杯渠，追慕的是东晋王羲之“曲水流觞”的名士风流。手握一卷《快雪时晴帖》真迹的乾隆，闲坐禊赏亭里，举杯吟诗间，期待的，或许就是与王羲之的相遇。

花开紫禁城
李少白 摄

花开紫禁城
李少白 摄

花开紫禁城
李少白 摄

花开紫禁城
李少白 摄

花开紫禁城
李少白 摄

紫禁城的古树
李少白 摄

第二回：寻常人家。第一进院落中，曲径回环、亭轩相衬，“奇峰怪石错落在边亭半廊之间，异花珍卉散布于水榭山馆之畔”[14]，让人对第二进院落充满期许，而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第二进院落，却恰恰是一个平常的四合院，甚至比起王府的正房还要素朴直白，这寻常里，埋伏着最大的不寻常。这样的设计，不仅增加了空间上的起伏变化（让人感到意外），为花园最后的高潮段落预埋伏笔（也是一种“先抑后扬”），更体现了小院主人乾隆内心的一份诉求，那就是回归平凡的世界，做一个寻常的匹夫。

第三回：坐看云起，正面萃赏楼和西面延趣楼都是二层高楼，既遮隔红墙，又可凭栏外望，视线刚好可以越过院中假山的顶部，变得豁然开朗。但院子里的绝笔，不是这两座高楼，而是庭中的太湖石山。乾隆爱晋人书法，也爱宋画，爱米友仁《潇湘奇观图》中的那份云光迷离的效果。叠山犹如画画，要用皴法。乾隆懂画，所以要叠石匠人，营造出宋画中的“云头皴”。于是，这庭中的整个假山，都采用横式叠砌的方法，犹如片片云彩，“移石动云根，植石看云起”，让乾隆皇帝体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那份潇洒浪漫。

第四回：符望春秋。这是花园的最后一进，几乎是把建福宫花园搬进了乾隆花园，庭院中央的符望阁，完全是仿照建福宫花园的延春阁建造的，庭院西南角的云光楼（下层称养和精舍），也是复制建福宫花园里的玉壶冰。云光楼这二层楼阁，从内到外都找不到楼梯，要想上去，需借助庭院假山的山石磴道，这也是乾隆花园空间变化的神来一笔。

紫禁城内，明清两代共有二十四位帝王，唯有乾隆，为这座宫殿打上了最鲜明的个人标记，修建于乾隆时代的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是紫禁城内最具乾隆品牌的项目之一，也是六百年的皇宫建筑中灵动活跃的部分。

只不过乾隆皇帝虽然好园，却不敢像宋徽宗那样铺张，不敢大规模从南方采石，于是把目光投向京畿附近的房山，以爱惜民力。他通艺术，深谙石乃园林之骨；他亦知历史，深知石乃亡国之物，大明王朝建立之初，就刻意避免对物质的迷恋。同样也是画家的明宣宗朱瞻基（宣德）站在琼华岛，面对艮岳的遗石，写下一篇《广寒殿记》，说：“此宋之艮岳也；宋之不振以是，金不戒而徙于兹，元又不戒加侈焉。”[15]让人想起唐代杜牧《阿房宫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16]因此乾隆对石头的态度无比纠结——既警惕，又痴情。宁寿宫区景福宫阶前那方挺拔隽秀的巨石——“文峰”石，就是出自房山。他写了一首《文峰诗》，命人刻在“文峰”石上。诗中说：

宋家花石昔号纲，

殃民耗物鉴贻后。

岂如畿内挺秀质，

弗动声色待近取。

抑仍絜矩于人材，

政恐失之目前咎。

设因文以寓词锋，

姑俟他年试吟手。

但乾隆时期，却是紫禁城内奇石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恰在此期间有大量灵璧石、太湖石、英石以及一些生物化石被搜罗入宫。四大花园中的慈宁宫花园、宁寿宫（“文峰”“云窦”“翠鬟”等）、建福宫花园，以及寿安宫、文渊阁、南三所等六处新增假山奇石景观，均与乾隆有关。

以乾隆的眼光看宋金元明，他当然是《阿房宫赋》里所说的“后人”，但在他之后，还有“后人”存在。“后人”生生不息，前朝永以为鉴。曾经兴盛过的王朝都已成了过往云烟，唯有帝王们缔造的花园树石依然活着，默默地打量着朝代的兴亡变迁。

七

紫禁城的花园内有花，花园外也有花，可以说，紫禁城是一个花的王国。宁寿宫花园里的二月兰、绛雪轩前的太平花、文华殿前的西府海棠、建福宫的梨花，都让人感受到宫殿里的时光流转、生命律动。

慈禧太后曾是这花国的统帅，这当然是说她年轻时有花容月貌。她自己曾回忆说：“宫人以我为美，咸妒我。”野史里，曾有过咸丰“五春之宠”的风流艳事。所谓“五春”，就是以五种花命名的美人，其中四位是汉族美人，即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那时咸丰对后宫的满族女子早已心生厌倦，而汉族女子工于诗词、善于弹唱，则让咸丰格外心仪，她们的纤纤细足，更令他神魂颠倒。尽管当年孝庄太后早就制定了规则，不准汉族女子入宫，降旨“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17]，以保证皇室血统的纯正，但咸丰有自己的对策，他让那些汉族佳丽以“打更民妇”的名义进入宫禁，以备宠幸。

但年轻的慈禧还是凭借自己的美貌和歌声征服了咸丰的心，以“天地一家春”的名号跻身于这些汉族美女中，与她们并称“五春”。历史学家茅海建说：“几乎所有的野史都宣称，那拉氏（即慈禧）之所以得帝宠，全凭着会唱南曲，爱穿南衣，一改北方旗籍女子的风范，多有南方缠绵温柔的味道。”[18]

对于《清朝野史大观》这类野史，茅海建说：“官方文献仅能让今人看到事物的表象，要深层次地了解咸丰帝与那拉氏的关系，还不得不借助于稗官野史。”[19]

慈禧一生爱花，到了老年，对花就更加痴迷。据曾随侍慈禧八年的宫女荣儿回忆，慈禧太后房间里的摆设是一般不换的，只有盆花要因节气而更换。

最东头一间静室里，北面条几上靠东北角，摆上一大盆葱葱绿绿的南天竹，像樱桃大小暗红色的天竹豆，帽缨子一样向下垂着，陪衬着南海大士洁白如玉的佛像，正如观音在普陀山上背后有紫竹林一样。静室雕花隔扇门边地上，摆着一棵鲜艳的古红梅，静室里唯一的一盆鲜艳红花，让整个屋子雅而不素。最恰当的是，太后永远是面对门坐着，坐在东北角的椅子上，天竹豆正好披拂在太后头顶旁边，古红梅又恰面对着老太后的眼睛，把老太后的庄严慈祥的性格和南海大士相媲美，衬得非常谐调匀和……

最讨老太后喜欢的还是摆在西头卧室里的一盆兰花。在宫里，谁都知道老太后的乳名叫兰儿，可谁也不说，都暗暗地记在心里，避着圣讳。譬如该给兰花浇水啦，我们只提给花浇水，不提兰字。如果偶然说一个兰字，老太后也不怪罪……一盆茂盛的春兰，摆在梳妆台的斜对面靠西墙的架几上，淡青色的瓷套盆，套盆的外面有赭红色的团寿字。兰花时时发出幽香，显得那样高贵清雅。

外面廊子底下东西两边摆两盆贴梗海棠，朱红的花，中间配上两盆金黄色的连翘。这两种花并不新奇，可贵的是这种花全都一开春就由根到顶长满了花朵，比起那种只在嫩枝上才开花，老枝在一旁闲着，当然更惹人喜爱了……[20]

宫中之所以摆放贴梗海棠，故宫的花卉专家认为，是因为贴梗海棠株形较小，花色艳丽，着花部位由根部到枝顶长满花，与连翘株高、着花部位相同，但花色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两种花都是早春先叶开放，花期相同，摆放在一起互相映衬，颇具观赏价值。[21]

紫禁城里最有名的海棠原来在御花园绛雪轩前，“花白色，似桃，四出，香清而甜，或云瑞圣花，产于蜀……花开自夏徂秋”，但在宫中，“花开不过十余日”[22]。关于它的来历，《十朝诗乘》记道，它是在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平金川时所进”，平金川的胜利，让乾隆给它起了一个吉祥的名字：太平花。

但那株太平花在嘉庆年间就死了，仿佛一个不祥的谶言，让王朝从此没了太平。自道光起，大清王朝就江河日下。历史的病灶，自乾隆时就埋下了，并不是一株树可以承担的。然而，对于讲求祥瑞的当朝者来说，依旧构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心理暗示。

咸丰年间，英法联军火烧“三山五园”，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吐血而亡，畅春园、圆明园中的太平花也都被烧死了。因此，园林的兴灭、花朵的死生里，也透射出王朝的命途。《清宫述闻》里说，在多事的甲午年，圆明园遗址上突然长出一株太平花，花开灿烂，光绪专门前往观看。慈禧太后为求吉祥太平，将圆明园这株太平花分株移植到绛雪轩前[23]。

慈禧说：“文宗显皇帝（咸丰）是极喜欢海棠的，和高宗纯皇帝（乾隆）一样，才思敏捷，能诗善赋，常说自己是翰林天子。每当春雨过后，常对红艳的海棠恋恋不舍，现把海棠移来，花繁叶茂，也是我的安慰了。”

荣儿回忆：“老太后像是对我们说，也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花来表白心情。多么刚强的人，一个老寡妇也免不了有自身的哀怨。这种情景，只有我们贴身的丫头才有机会可以观察到。”[24]

灯火辉煌，而心已憔悴。

八

除了园林里的庭花、后宫中的盆花，还有许多“假花”，在华堂雅室中绽放。只不过这些“假花”，原料昂贵奢华，主要有和田玉、岫岩玉、翡翠、水晶、碧玺、象牙、珍珠、珊瑚、蜜蜡、玻璃、金银等，远比真花更价值连城。它们工艺复杂，复合了玉石加工、点翠、丝织品编织、贵金属加工、木雕、牙雕、象牙染色等工艺，金玉琳琅，宛若天工。

这些手工花木，一部分是手工制作的盆景类装饰器物，有一件画珐琅委角长方盆蜜蜡佛手盆景，枝叶使用点翠技法，雕刻蜜蜡佛手、山石、灵芝，水仙花则是染色象牙雕刻组合；此外，还有宫灯、壁灯、荷花钟等实用器物，有一件硬木嵌玻璃宫灯，为悬挂式，花篮底部有可取下的蜡烛铜托，宫灯主体是在木框嵌玉花篮上安插盆景花枝。花枝的材料有和田玉、染绿色象牙片、各色料器、珊瑚等。

还有一件铜镀金珐琅转鸭荷花缸钟，正面装钟盘，周围镶红绿料石，缸面以玻璃镜饰宁静水面，中心有鹭鸶围成圈，缸中布置持桃仙猿。这件荷花缸钟，是清宫造办处工匠用广州制作的掐丝珐琅缸和法国的奏乐机械系统装配而成，灵感来自真实的荷花盆景[25]。

镜面似水，鹭鸶游弋，仿佛在表达对逝水年华的流连与追忆。

[1] 《高宗御制诗三集》。

[2] 贾慧果：《紫禁城古树名花寻踪》，见《宫·帝王的花园——国人的设计美学》，第1册，第9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7年版。

[3] 朱传荣：《兰开二月》，见《宫·帝王的花园——国人的设计美学》，第1册，第64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7年版。

[4] 赵广超：《紫禁城100》，第247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5] 赵广超：《紫禁城100》，第254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6] 赵广超：《紫禁城100》，第260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7] “慈宁宫，清袭明旧，顺治十年修，康熙二十八年、乾隆十六年重修。”见章乃炜编：《清宫述闻》，下册，第715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8] 〔西晋〕李密：《陈情表》，见《古文观止》，下册，第46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9] 参见［美］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第2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0] 王时伟、刘畅：《金界楼台思训画 碧城鸾鹤义山诗——如诗如画的乾隆花园》，原载《紫禁城》，2014年第6期。

[11] 〔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见《魏晋南北朝文》，第9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2] 《养吉斋丛录》，转引自章乃炜编：《清宫述闻》，下册，第673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13] 王时伟、刘畅：《金界楼台思训画 碧城鸾鹤义山诗——如诗如画的乾隆花园》，原载《紫禁城》，2014年第6期。

[14] 叶放：《造园札记》，原载《经典》，2004年第2期，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5] 《明宣宗实录》，卷一○一。

[16] 〔唐〕杜牧：《阿房宫赋》，见《古文观止》，下册，第53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17] 〔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一册，第3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18]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第28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19]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第28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20]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第176—177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

[21] 贾慧果：《紫禁城古树名花寻踪》，见《宫·帝王的花园——国人的设计美学》，第1册，第51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7年版。

[22] 章乃炜：《清宫述闻》，下册，第547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23] 关于绛雪轩前太平花的来历，史料记载不同，一说为光绪由东陵移来，参见上书，第547页。

[24]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第160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

[25] 以上描述参见罗涵：《清宫盆景陈设中的微缩自然》，见《宫·帝王的花园——国人的设计美学》，第1册，第166—173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7年版。

第十一章 秘境之秘

一

紫禁城四大花园中，我独爱宁寿宫花园，我们通常叫它：乾隆花园。

乾隆花园在宁寿宫区的西北角，是紫禁城中隐得最深的一座花园。在这座不太大（紫禁城中倒数第二大）的花园中，曲廊山石、崖谷洞壑连起二十多座楼堂馆阁，交接错落，“误迷岔道皆胜景”。

假如说御花园属于皇帝和全体宫妃，慈宁宫花园属于那些“退休”的太后、太妃们，那么乾隆花园则完全属于乾隆个人，透露出乾隆内心最幽秘的情感，他想什么、要什么，都通过这高墙内的花园得以体现。就像我小时候写日记，日记的保密工作做得越好，里面的文字越真实；需要上交给老师的日记，则都打肿脸充胖子，清一色的豪言壮语。

那一重一重的院落，一幕一幕的风景，都只是乾隆花园的序幕而已，就像那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章回小说。但它真正的高潮部分，不在黄金分割处的符望阁，而在它的结尾处、花园的最后一座建筑——倦勤斋。

我在《故宫的隐秘角落》里写过乾隆花园，其实乾隆花园不只是故宫的隐秘角落，更是乾隆个人心中的隐秘角落，而乾隆花园最北端的倦勤斋，则是秘境中的秘境。只有走进倦勤斋——这乾隆花园的最幽秘处，我们才可能真正认识乾隆，尤其是那个藏在“千古一帝”的光辉形象背后的乾隆。

倦勤斋是一座面阔九间的居室，纵然屋顶上覆绿琉璃瓦，黄琉璃瓦剪边，廊前檐下绘苏式彩画，显示出某些不同，但乍眼望去，还是平凡而低调，就像晚年的乾隆，假若不着龙袍站在我们面前，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儿罢了。难怪有那么多的游客路过倦勤斋时，只是向它投去茫漠的目光，甚至连看都没看上一眼，就被导游像赶羊一样赶过去，匆匆奔赴下一个景点了。

但乾隆终归是乾隆，他再低调，骨子里也是尊贵的，就像这倦勤斋，体量不大，貌不惊人，走进去，却别有洞天——在这“九间”房屋的内部，分为“东五间”和“西四间”两个区域。“东五间”又分隔成十余个小的空间，分别设有宝座床、书房、寝室、佛堂等，上下两层，拼合成一个凹字形的仙楼。用以区分空间的紫檀木落地罩，使用了竹丝嵌玉技术（使用和田玉两千多块）、双面绣技术（把针脚收纳于图案中，于正反面都看不见针脚）、竹黄贴雕技术（紫檀木壁板上镶嵌有竹黄百鹿和百鸟图案），这低调的奢华，专为乾隆私人订制。

倦勤斋退居在花园的最末端，藏而不露，但它的低调，掩不住它的富贵荣华。它静静地打量着花园空间的层层递进，就像乾隆本人，临风站立在自己的晚年时光里，安详地回望自己的一生。

二

有人问我，倦勤斋为什么要分隔成那么多小的空间？我想这纯属乾隆的个人偏好，同时也很符合人性，因为只有小的空间才会给人安全感，像一个温暖的子宫，或者，一床紧裹着的锦被，给人以温暖、安全。有一次，我陪法国朋友走过太和殿，他问，皇帝在这里睡觉吗？我一笑，反问：你会在这里睡觉吗？

太和殿太大，四周太空旷，反衬出人的渺小。在白天，太和殿上的皇帝并不渺小，众臣的朝拜，衬托出帝王的伟大，但白天不懂夜的黑，在夜晚，再伟大的人晚上都要睡觉，而睡觉是一个人的事——最多是两个人的事，不需要闲杂人等参与，因此，当白昼退场、众人退去，巨大的空间只剩下一个或两个人，这空间就不再凸显出一个人的强大，而只能暴露他的弱小。夜色如潮水，漫过紫禁城，这宫殿里的人就成了荒岛上的鲁滨孙，孤立无援。

皇帝坐拥天下，但天下太大，几乎大到了无边无际、鞭长莫及。太和殿也大，宫殿的尺度与天下成正比。但作为一个人，需要的恰恰是小的空间，因为只有小的空间，给了他一个边界，让世界围拢在自己的身边，伸手可及，可亲可近，让自己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统治者。

大空间永远是冰冷的，那种冷是心理上的冷，与取暖设备无关；只有小空间才是温暖的。大空间是朝廷的、庄严的、仪式性的，小空间却是个人的、私密的、文人化的——我认识的许多作家的书斋名，都在强调它的小，比如一位作家的书斋名叫“七步斋”，说房间只有七步，当然借用了曹植的《七步诗》之名，有以曹植自喻的意思；刘绍棠老师的书斋叫“蝈笼斋”，极言其小，还不乏京味儿；但这都不算小，从斋名看，最小的书斋（居室）应该是元代画家倪瓒的“容膝斋”，书斋仅能容下膝盖，算是夸张到极致了，从这斋名，我们可以想象倪瓒独自盘坐，“容膝”其中的样子。

乾隆少年时生活过的重华宫，明朝时就有，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原本并不算小，却用雕工繁复的紫檀雕花隔扇，将宫室分隔成许多个小的空间；他登基后住的养心殿，同样被分隔成许多小空间，最小的暖阁，就是“三希堂”了。下朝的乾隆，盘腿坐在炕上，在炕桌上展读来自遥远晋代的书法珍宝，看倦了，就靠在锦枕上，沉沉地睡去。在他心里，三希堂永远是暖的，三希堂的原名也印证了这一点，它曾被叫作：“温室”。有意思的是，三希堂东墙有一道小门，通向勤政亲贤殿，勤政亲贤殿后室中有一小室，叫“无倦斋”。但乾隆的生命太长——他是中国历代皇帝中寿命最长的一个，所以，他终会“倦”的，因此，后来又有了“倦勤斋”，在乾隆花园的结尾处等着他，“耆期致倦勤，颐养谢喧尘”。

倦勤斋虽小，但它的容积并不小——就像乾隆花园一样，“集殊香异色”于一身。在倦勤斋的每一个小隔间，密密麻麻地装满了乾隆喜爱的各种事物，像我这样的观者，很容易患上密集恐惧症。太和殿上的宝座屏风、甪端香炉固然灿烂庄严，但它们是简单叠加式的，犹如一个人说话，通过反反复复的形容词来加强语气，但倦勤斋的神奇是通过变化来实现的，犹如魔术师的宝盒，可以变出鸽子、拐杖、绸带，变出种种意想之外的事物。是的，在那些宏大的意义之外，假若没了意外的惊喜，生命会变得多么单调和无聊。

倦勤斋里的各个独立小空间，有许多走廊相连，曲折狭窄的走廊，拉长了我们在倦勤斋内行走的距离，加大了倦勤斋的空间感，而且使倦勤斋产生了“移步换景”的效果。这样起承转合的空间叙事，让脚步有了探秘感，让目光不知疲倦。

还是回到倦勤斋吧，它的室内空间，不是一览无余，而是曲曲折折，辗辗转转，像昆曲，或者“春秋笔法”的文章，幽幽咽咽，弯弯绕绕，就是不把话说明白。自明代以来，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土地的紧张，用于造园的“地皮”日益稀缺，园林开始“内向型发展”，不再追求场面宏大，不再简单粗暴地横向铺展，而是注重内部“挖潜”，追求“巧于因借，精在体宜”，使空间关系走向立体，起承转合、层叠错落，成为“曲径交叉的花园”。这样流行风，也吹进了皇家花园。在乾隆心中，倦勤斋的室内，像大脑沟回般的回环曲折，恰恰体现了这座建筑独具匠心的魅力。

三

小小的倦勤斋，真的像一个藏宝盒，藏着乾隆儿童般的想象力、少年般的顽皮和青春时代的激情。乾隆不喜欢一览无余的开敞空间，而是喜欢曲径通幽又豁然开朗的起伏感，喜欢赋予空间某种未知感，让人永远无法预想，在一个空间背后的下一个空间，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佳境。

在我看来，倦勤斋里最神奇的部分，不是明殿中被装修成上下两层的仙楼，不是那一个个用紫檀花罩隔开的小隔间，也不是装修中使用的手工绝活（在今天，那些绝活已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竹黄贴雕、竹丝嵌玉、双面绣等，而是这耄耋的主人好似一个少年，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

2018年秋天我们拍摄《上新了·故宫》时，演员蔡少芬一进倦勤斋就张大了吃惊的嘴巴，演过雍正皇后的她想不到乾隆的世界是这样的，皇帝真实的生活空间，与摄影棚里的世界大相径庭。房子里有那么多的小机巧，不像是一个见太多大世面的乾隆大帝，倒是与她女儿的心性不谋而合。我由此可以明白，众多儿女中，乾隆为什么那么喜欢精灵古怪的十公主。

乾隆花园的终结处，在倦勤斋；而倦勤斋的终结处，在西四间的墙壁。西壁上的通景画，画的是树石蓝天，让小戏院的空间，延伸向（画中的）高远天际。但那只是虚拟的远方，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终结之地，还藏着一个秘密，就是这层通景画的背后，还暗藏着一扇小门。穿过小门，真的可以“破壁”而入，进入一条暗道，出来时，竟然站在竹香馆里，又重新回到了乾隆花园。

乾隆在跟我们开玩笑吗？一个空间的玩笑，或者，关于生命的玩笑。风声中，我俨然听到乾隆的声音。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终结。所谓的终结，其实不过是一个新的开始，就像这生命与朝代，都无不通向生死兴衰的无尽轮回。

四

竹香馆以竹为名，透露出乾隆对竹的偏好。其实竹子这一意象，在乾隆花园四进院落的第一进就已经出场，像一个预置的伏笔，等待着下文的呼应。禊赏亭在第一进院落西侧，紧依红墙，亭前抱厦中有流杯渠，用来追慕晋人王羲之兰亭雅集的风神，乾隆坐在那里，就可以呼朋唤友，约他心目中的“谢安”“孙绰”来喝两杯，而一千多年前的那场风雅事，就是在“茂林修竹”的环境下完成的（详见拙著《故宫的古物之美4》）。那些古老的竹，藏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里，也通过禊赏亭内外装修所用的斑斑竹纹，得以重温。

乾隆一生作诗四万三千六百三十首，一人单挑《全唐诗》（《全唐诗》共收两千二百余位唐代诗人的作品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但没有一首诗被人记住，可见他不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但假如你对乾隆这么说，那可要得罪乾隆。在乾隆心里，自己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就像李白在《古风·大雅久不作》里所写：“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秋”。没有这份自信，他也没胆在历代名画上写字，用他柔弱无骨的“面条字”，在前代大师面前瞎嘚瑟。

乾隆对竹子的一往情深，是根植于他的血脉的。他的父亲雍正，就对竹有一种近乎疯狂的迷恋。他的御制诗中，有不少写到竹子，比如这首《竹子院》：“深院溪流转，回廊竹径通。珊珊鸣碎玉，袅袅弄清风……”我曾讲到过故宫发现的《十二美人图》（详见拙著《故宫的古物之美3》）——十二幅真人大小的美人绢画，画上的美人面目个个不同，没有人知道她们的身份，不知道画者是谁，亦不知道为何而画，我通过画上的“圆明主人”印章和屏风上的文字，知道这些画的背后，站着雍正（当时还只能叫胤禛），又发现这十二幅美人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上面都有竹，或者说，竹子是十二幅面目不同的美人画里唯一的共同点。显然，在康熙晚年，当皇位争夺战在众皇子间如火如荼展开之际，没有取胜希望的雍正只好隐居在圆明园，暂时收敛起自己的凶狠冷酷，以竹和美人（几近于屈原所说的香草美人）自喻，表明自己不慕皇位、洁身自好、高风亮节，为自己猛灌心灵鸡汤，顺便也可以用这样的“姿势”来蒙蔽竞争对手。

因此，乾隆对竹的偏好，是文化熏陶的结果，也是遗传的结果。但，令人意外的是，在乾隆花园里能看到的竹子并不多。竹香馆前假山堆石，苍松翠柏，却不见幽竹。所以蔡少芬会一脸蒙圈地问：“竹香馆，哪有竹啊？”我们都知道，竹子是南方植物，在寒冷的北方几乎无法生长，竹香馆外，也就没有“竹香”可闻。追慕古人、以竹自喻的乾隆也只能面临这样的尴尬。但皇帝一向不喜欢尴尬，更何况乾隆不是一般的皇帝。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对竹子的一往情深。因此，乾隆花园里是必然有竹子的，在这一点上，乾隆早就胸有成竹。只不过那竹子不一定都放在表面上。那些竹子被隐藏在某处，我们什么时候发现它，什么时候才算真正走进乾隆的内心世界。

五

庭院深深，我们始终没有发现竹子。乾隆在和我们玩藏猫猫吗？他把竹子都藏到哪里了呢？翻阅《清高宗御制诗》，发现清高宗乾隆曾站在他的花园里，“面对此情此景”，曾不止一次地“吟诗一首”。这花园里，也曾像王羲之的兰亭一样，竹影婆娑。院落第三进有一座三友轩，取松、竹、梅“岁寒三友”之意，轩外自当是种上松、竹、梅这三种植物的。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乾隆写下《三友轩》一诗，在注文里证明了这一点：

轩中挂曹知白十八公图、元人君子林图、宋元梅花合卷，因以命名，而窗外亦植松、竹、梅三种。[1]

乾隆的诗稿，不止一次印证了花园里竹子的存在。他在《延趣楼自警》里写：“竖横峰岭势，飒沓松竹影”[2]；在《玉粹轩》里写：“竹翠常摇籁，墙高因避风”[3]。竹香馆前，他也是写过诗的：“竹本宜园亭，非所云宫禁。不可无此意，数竿植嘉荫。”[4]嘉庆也有《竹香馆》诗，是这样写的：“岁晚花无韵，冬深竹有香”[5]。显然，这些地方，有竹，也有香。

只是这些曾经茂盛的竹子，在帝国北方的寒风中摇荡飘零，早已踪迹难寻。故宫博物院近年对乾隆花园展开保护性调查，证明竹香馆的土壤呈碱性，植物不易种植成活，因此目前这一区域并无竹丛存在。[6]

但在乾隆的地盘里，竹子断然不会消失。但我们找不到它，这是乾隆花园留下的一个悬念。乾隆花园就像一部悬疑电影，不到终局，绝不揭晓谜底。

这谜底，就在倦勤斋。

一进倦勤斋，人们的目光立刻就会被“东五间”紫檀花罩上大面积的竹黄贴雕吸引。竹黄，是指毛竹的内皮，因其为黄色，称为“竹黄”。竹黄贴雕，是将竹黄制成的竹片贴在器物表面，再在上面雕刻纹样。倦勤斋“东五间”仙楼楼下的群墙上，贴雕的是“百鹿图”，山石松林间，有百鹿穿梭，悠游嬉戏，各具姿态；楼上的群墙，贴雕的是“百鸟图”，在树丛花间，有群鸟栖落，在空林中发出悠扬婉转的鸣唱。竹黄厚的地方，鹿和鸟毛发的肌理质感都无比细腻逼真，在窗子透射进的光线里，发出润泽的光。

庭院里消失的竹子，在“东五间”明殿里，以竹黄的形式存在着。但这并非谜底的全部，因为像乾隆花园这样的“大片”，谜底不是一次性揭晓的，而是“层层剥笋式”的。

在“东五间”明殿西侧的落地罩背后，藏着通往西四间的走廊，拐到一个“镜厅”戛然而止。“镜厅”是一个小隔间，共有两面落地镜，一面是真实的落地镜，另一面落地镜同时又是一道暗门。推开这扇门，拐过一道窄窄的走廊，进入一个更大的空间，所有人都会眼前一亮，大吃一惊——

在这幽秘的倦勤斋内，竟然暗藏着一个巨大的方型剧场（戏院）。戏院的正前方（正西），是一座攒尖顶的方形小戏台，皇帝的宝座在东面，背东面西，与戏台对望。戏台的北墙和西墙，有通天落地的“通景画”，以西方透视法描绘山树楼阁，利用视觉的错觉延伸了室内的空间，使画上的风景与室内的布置融为一体。头顶上则画满了紫藤花架，透射出宝蓝色的天光，人在这小小的室内，有如置身开放的庭院里。

在戏台的两侧，有金黄灿烂的竹篱药栏铺展弥漫。那些竹篱，一部分是真实的，一部分延伸到画里，实物的竹与画中的竹无缝衔接。

这里不是有竹吗？

说乾隆花园没竹的，只因他没有走到乾隆花园最隐秘的角落。

这也正是我一直关注“隐秘角落”的原因。

但新的疑问又应运而生——竹子在北方（室外）无法存活，这些竹，虽在室内，以竹材作装修，也很容易变形、开裂，如何能做皇家宫室的装饰材料呢？

乾隆不管这套，他知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子围出的世界，正是他热爱的江南，是优雅的、属于文人的世界，没有竹子相伴，他就无法与王羲之、苏东坡成为真正的朋友，他就永远只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暴发户。

皇帝很任性，后果很严重。后果是什么，我们就不必多介绍了。重压之下，大臣们脑筋急转弯，终于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以楠木仿制“竹篱”，雕出竹节的凸凹，再用彩绘手法表现竹子的色彩与斑纹。

两百多年后，在我们拍摄的《上新了·故宫》综艺节目中，一个名叫邓伦的年轻演员把脸贴在竹篱上看，半天，看不出真假。

六

乾隆有家吗？曾经，重华宫是他的家。那是他还是太子，住在紫禁城西路的重华宫，和太子妃富察氏一起，度过自己的青春岁月。小小的重华宫，载满了他对未来的梦想，还有他与富察氏相敬如宾的日子。二十五岁，相当于今天许多年轻人研究生刚刚毕业，还没有工作的年纪，他就找到了自己的职业，这职业是：皇帝。

皇帝以国为家，他从未像明朝皇帝那样怠惰早朝，经筵进讲也延续了五十五年，从未中断。他效法祖父康熙，六度南巡，数度北巡，既体验到帝国巨大的空间感，也体验到民生之多艰。但他的家太大了，以至于他那么容易就丢失了自己，以至于忘记了自己的家在哪里，哪里才是自己停靠的港湾。

三宫六院是他的家吗？是，也不是。说是，因为东西六宫，住的都是他的嫔妃——他的法定妻子。但那些貌美的妃子，从未像富察氏那样打动过他的心。苏东坡说过：“此心安处是吾乡”。三宫六院，是他的心安处吗？富察氏死后，他的心，或许再也没有安过，也无处可安。

他把自己与富察氏共同生活过的重华宫，原原本本地封存起来，“原状陈列”，不许别人改动半分，自己还时而返回这曾经的居所，一点一点，味觉精细地，反刍已逝去的日子。而后，他会躲进三希堂，沉浸在古人的书法世界里。或许，只有在养心殿西暖阁这个不到八平方米的小隔间，亦或许，只有面对千年以前的知己，他才能真正地放松下来。

倦勤斋
李少白 摄

倦勤斋中的小戏台
任超 摄

倦勤斋中的通景画
任超 摄

金黄灿烂的竹篱药栏
任超 摄

倦勤斋戏台对面的仙楼
任超 摄

仙楼的第二层
任超 摄

乾隆喜欢小的空间，从三希堂到倦勤斋，延续了他一贯的癖好。

重华宫是乾隆永远回不去的家。最爱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而且活了那么久。当乾隆已老，当他已“倦勤”，他就要为自己设计一下“未来”。他要给自己一个家。

太和殿是属于帝国、朝廷的，自己坐在太和殿上，面南背北，坐拥天下，但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天下、朝廷征用了他的身体，他不过是这巨大布景下的一个演员而已。当他褪去化妆、洗尽铅华，重新变回他自己，他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一个让自己心安的地方。

春天花开的日子，他会打开倦勤斋所有的窗子，让春风和花香充满整个室内，而自己，会躺在榻上，舒适地，睡去。

如米沃什诗中所写：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

我都已经忘记。

[1] 故宫博物院编：《清高宗御制诗》，第九册，卷七十四，第48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

[2] 故宫博物院编：《清高宗御制诗》，第十七册，卷五十一，第221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

[3] 故宫博物院编：《清高宗御制诗》，第十八册，卷七十七，第224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

[4] 故宫博物院编：《清高宗御制诗》，第十七册，卷五十一，第221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

[5] 故宫博物院编：《清仁宗御制诗》，第四册，卷四十八，第189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

[6] 王时伟、刘畅、张淑娴：《乾隆遗珍》，第10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十二章 天府永藏

一

那一卷著名的《五牛图》，是在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进入宫廷的。进献它的人叫尹继善，时任两江总督，是江苏（含今上海市）、江西和安徽三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官秩从一品，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他好诗善咏，是当时八旗文坛的领袖，而他管辖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正是中国历史上学书识理、诗酒繁华之地，不知有多少古代名画在名流府第间默然流传，以至于唐代韩滉的绘画名作《五牛图》传到尹继善的手上，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乾隆十七年秋天，尹继善向宫廷进贡，那时的进单，至今仍可查到（原为故宫博物院藏品，20世纪50年代划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中的绘画作品有：

韩滉《五牛图》壹卷，

李龙眠《五马图》壹卷，

江贯道《溪山无尽图》壹卷，

王翚《江山苍霭图》壹卷……

今天故宫博物院藏纸本《五牛图》，卷后有乾隆写于乾隆十七年的跋文，上写：“今年秋甫得此卷耳”，时间与尹继善进贡《五牛图》卷的时间完全吻合，可知我们在故宫博物院看到的这卷《五牛图》，正是当年尹继善送入宫廷的《五牛图》卷。[1]

故宫博物院藏《五牛图》卷，画在白麻纸上，是现存最早的纸本中国画，也是唐代著名画家韩滉唯一的传世作品，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画卷上画有五条牛，从左至右一字排开，一俯首吃草，一翘首前仰，一回首舐舌，一缓步前行，一在荆棵蹭痒。赵孟评价它：“五牛神气磊落，稀世名笔也。”画上有宋高宗赵构的“睿思东阁”和“绍兴”两方印章，经鉴定为宋高宗原钤，赵孟的三次题跋亦为真迹，加上明代收藏家项元汴的十七方印，宋荦的一方鉴藏印，乾隆皇帝的七方印，以及乾隆皇帝的多次题跋，等等，仿佛时光中的驿站，标定了这五头牛穿越朝代走进清宫的漫长旅程。

来自唐代画家韩滉的《五牛图》卷，本意或许是表达士人拒绝为官、隐居林泉的志向（元代赵孟在《五牛图》卷题跋上，认为此画画的是南朝陶弘景的故事，梁武帝试图任用陶弘景为官，陶弘景画了两头牛作为答复，“一以金络首，一自放于水草之际”，前者虽有金笼头，却丧失了自由，后者放逐于水草，却自由栖息在山水之间。“梁武叹其高致，不复强之”）。但到了乾隆那里，这幅画却与农业生产建立联系，被解读为重视农桑与民生疾苦。《五牛图》上，他用自己代表性的“面条字”，在画心最醒目的位置上题下一首诗：

一牛络首四牛闲，

宏景高情想象间。

舐龁讵惟夸曲肖，

要因问喘识民艰。

乾隆皇帝在得到这卷《五牛图》后，又得到《项元汴临韩滉五牛图》卷和蒋廷锡摹《项元汴临韩滉五牛图》卷。项元汴临摹韩滉，蒋廷锡又临摹项元汴，这三幅跨越朝代又相互勾连的绘画，最终都落到了乾隆手上。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乾隆下旨，把这三件《五牛图》卷安放在西苑（今中南海）丰泽园的一间小室内，这里有稻田数亩、小屋数间，园后有树木数十株，在这宫殿园林中，融入一丝粗朴恬淡的田园风光。自康熙起，这里就是皇帝劝课农桑之所。雍正皇帝每逢前往先农坛亲行籍田礼之前，都要到这里举行演耕之礼。乾隆为那间贮藏《五牛图》卷的小室起了一个富有乡土气息的名字：“春耦斋”。

二

收藏这项活动，中国自古有之。老子的官职是“守藏室之史”，其实就是当时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而雅好丹青，至少在汉代就成为风气，至唐更加昌盛。唐太宗李世民喜好王羲之书法，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搜求王羲之的真迹，甚至将他深深爱慕的《兰亭序》带到了坟墓里，至死也不撒手。到宋代，最著名的收藏家是宋徽宗，他的宫廷、花园（艮岳），从图书、书画、铭文拓片、铜器、玉器到奇石、异草，一应俱全，成为那个时代规模最大的人文与自然博物馆。这些收藏，既是国家收藏，亦是个人收藏，因为在皇权时代，所有的公权力都是为皇帝的私权力服务的，《礼记》里“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最终只能沦落为“天下为私（即皇帝一人）”的尴尬现实。当宫廷内府里的藏品越聚越多，民间的收藏就越来越少，以至于那些古物一旦进入深宫，就从此在大众的视野中消失，成为人间未见之物。因此说，宫廷收藏，不过是利用国家权力完成的个人收藏。

这些帝王收藏虽然一部分毁于天灾与人祸，却仍有大部分藏品从各种劫难中一次次逃亡，在下一个朝代中落脚，一路传承下来，终于在清朝灭亡十三年后（公元1925年），成为故宫博物院藏品的重要来源，由帝王私产转化为国家宝藏。

对古时或者今时某种有价值的事物进行收聚保藏，使其免于流散与泯灭，对于文明的积累与传递无疑是有意义的，本书前面提到的藏书即是如此；藏画亦不例外。对于收藏者个人而言，将自己心爱之物放在身边，时时把玩，也不失为一种赏心乐事，我想，那些有价值的物质，也在时光中寻找着与它们相匹配的人。就像乾隆，把他心爱的三件晋人书法——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安放在养心殿的三希堂里，每当他盘腿坐在三希堂的炕上，批读奏折倦了，展开这三件书卷（所谓“三希”），他的眉目就会立刻舒展，心里就会想起一千多年前的江左风华。

但我不能肯定的是，当收藏的物件达到一定数目，超越了一个人手揽与目视的范围，它是否会成为一种负累。如果一个人（哪怕是皇帝）的收藏多到了连自己也看不到，那收藏还有什么意义？

与唐太宗、宋徽宗相比，乾隆皇帝对美物的痴迷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恋物癖患者。在皇权的庇护下，一个人的物欲可以无限地膨胀。于是，天下美物，他皆要集于一身。代表皇权的紫禁城，不仅成为天下美人的集中营，同时也成了天下美物的大本营。

养心殿
李少白 摄

养心殿前殿三希堂内景
胡锤 摄

《中秋帖》卷，晋，王献之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临三希帖》卷，清，爱新觉罗·弘历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仅以书画论，乾隆皇帝收藏的精品就超过万件。他要妥善收管，而且，还要记住它们，以便时时观览赏玩。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连我们家里的杂物，我们都很难一一说清它们放在哪里，何况浩如烟海的皇家收藏呢？但皇帝自有办法，再多的收藏品也不会让他们迷失。宋徽宗曾经下令，为他的收藏编订目录，这就是在历史中有名的《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和《宣和博古图录》。乾隆皇帝如法炮制，在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下诏，指出“内府所储历代书画，积至万有余种，签轴既繁，不无真赝”，要求“亦宜详加别白，遴其佳者，荟萃成编”，他下令组织班子，为他的书画收藏编订目录，它的名字是：《石渠宝笈》。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石渠宝笈初编》编成。《石渠宝笈初编》中除了记录所收书画的名称、质地、书体、作者本人款识与印章、他人题跋与印章等信息外，还对藏品真伪进行考证，用乾隆的话说，即“详加别白”“有所稽考”。同时，在著录的书画原作上，还一律钤上“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印，如果是被鉴定为“上等”的，则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印，合称“乾隆五玺”，五玺皆备，称“五玺全”。

此后，随着清宫收藏的日益增多，《石渠宝笈二编》和《石渠宝笈三编》又分别于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和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编定成书。

三

根据乾隆的旨意，著录在《石渠宝笈》中的书画藏品，被分别安放在紫禁城的内廷宫中，宫中的部分建筑就此成为乾隆朝收藏书画艺术品的贮藏室和展览室。这些宫殿包括：中轴线上的乾清宫（含昭仁殿和弘德殿），中轴线以东的斋宫、毓庆宫、宁寿宫、景阳宫（御书房），中轴线以西的养心殿（含三希堂）、养性斋、咸福宫、重华宫、翠云馆、淑芳斋、延春阁、静怡轩、敬胜斋……

这一贮藏模式也蔓延到紫禁城外，在西苑、圆明三园（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山（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以及行宫（避暑山庄、静寄山庄）的建筑内，也分藏着许多书画宝贝，以便皇帝随时观览。

我想起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一种按照空间位置来记忆事物的方法。利玛窦是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明朝万历年间进入中国。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利玛窦开始向中国人传授如何建造一座记忆宫殿。他会将不同需要记忆的内容安放在宫殿内部不同的位置上，人们可以在想象中穿过宫殿内的楼梯和走廊，搜索那些存放有序的记忆。利玛窦说：

对每一样我们希望记住的东西，都应给予它一个形象，并给每个形象分配一个位置，使它能安然存放在那里，直到我们准备通过记忆的行动收回它。只有这些形象都各得其所，且我们能迅疾地记起它们的位置，整个记忆体系才能运作。[2]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其实不是一座现实中的宫殿，而只是一座想象中的宫殿，在这座宫殿中，不同的记忆被安置在不同的位置上，然后通过对空间的回想，就可以找到需要提取的记忆。

我曾经在故宫文物医院钟表室见到王津老师将一只西洋钟全部拆开，将零件洋洋洒洒地铺满一张大桌子，场面十分震撼。我问王津老师，如何将它们组装回去？是否将拆解过程拍了照片？王津老师回答，的确拍了照片，但那是作资料用的，并不是用来帮助记忆。要把这些零件组装回去，主要还是依靠记忆。那一刹，我对王津老师的敬佩之情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那一桌子的零件，纷乱如麻，一个人怎么可能全凭记忆，按照它们原来的次序重新组装回去？我想，它们的组织次序是不可能背诵下来的，王津老师在故宫博物院与钟表打了四十多年交道，对这些齿轮、发条、鸟翅膀在整个钟表上的位置了如指掌。他眼睛里看到的是琐碎的零件，心里映出的却是钟表的整体，拿起一个零件，就知道它们是在哪个位置上的。记忆力强大的人，其实都是位置感强的人。因此，我可以想见，王津老师能让一只钟表的所有零件准确地回到原处，是知道每一个零件所在的位置。对他而言，那些结构复杂的钟表，实际上就是一座记忆的宫殿。

其实，这样的记忆方法早已有之。利玛窦曾经提到，古希腊诗人西莫尼德斯（Simonides of Ceos）曾经与朋友们在一间屋子里共饮，他后来走出了房子，那房子忽遭大风袭击，轰然倒塌，里面的人全部被压死，尸体粉碎，犹如齑粉，家人无法辨识。西莫尼德斯于是回忆他们当时所坐的位置，并一一辨明了尸体的身份。

史景迁说：“按照其处所来记住事物的次序，这种方法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步发展成一套记忆学说。到利玛窦的时代，人们已用此方法将自己的世俗和宗教知识条理化。”[3]

乾隆一朝，将书画藏品分别存放于不同的宫殿里，并按照分贮的地点，作为编纂的主要分卷方式。这种编纂方式，在中国古代收藏与编目史上是一种首创。不知道乾隆是否受到过利玛窦《西国记法》的启发，无论怎样，通过编纂《石渠宝笈》，他不仅把已有的藏品条理化，而且形成了有效的记忆和知识体系。

他不仅把紫禁城这座权力之宫变成了艺术之宫，而且把艺术之宫变成了记忆之宫。

以至于今天，在故宫博物院浩繁的收藏中，《石渠宝笈》仍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框架。这些古物可以打散，可以重新编目——在故宫博物院的许多古物上，残留着不同时代的古物标签，层层覆盖。但是，当我们追索这些古物的来龙去脉，我们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回到《石渠宝笈》中去。《石渠宝笈》犹如一个户口簿，里面记载着它们的籍贯与出身。

确切地说，《石渠宝笈》仿佛一个家，它收聚的书画是这家里的成员，无论走出多远，只要它们的家不散，它们就会在某一个时刻里，如约而返。

四

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郑欣淼先生说，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百五十多万件（套）[4]文物藏品，内容涉及绘画、法书、碑帖、青铜、玉石、陶瓷、珍宝、漆器、珐琅、雕塑、铭刻、家具、古籍善本、文房用具、帝后玺册、钟表仪器、武备仪仗、宗教文物等二十五个大类，其中，有一百三十多万件（套）来自清宫旧藏和遗存，占藏品总数的85%[5]，而这些清宫旧藏，又以“乾隆年间为最盛，尔后随着国力衰败，外患频仍，收藏日渐式微”[6]。

古人说，玩物丧志。物并非不可玩，因为那些物中，蕴含着中国人的精神气脉，寄托了中国人的生活理想，但万事万物皆有限度，尤其对于皇帝来说，对金银珠玉、声色之娱过于迷恋，政治必然走向奢靡，王朝必然走向衰朽。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喜欢什么，下面就知道如何投其所好。比如《五牛图》卷，就是尹继善进献给乾隆的。乾隆一朝的诸多收藏，皆来自这样的马屁。每逢冬至、元旦与万寿节（皇帝生日），都是进献的高峰。对此，乾隆一律笑纳，只有他认为的赝品会被退回，退回时还不忘写上几字：“假的不要。”在乾隆的题跋中，可以找到他收受“礼物”的许多证据，比如他在张择端《清明易简图》上题曰：“今岁新正，沈德潜以此图进……”

苏黄米蔡、沈文唐仇决然不会想到，他们的精心笔墨，几百年后已成了朝廷官场的润滑剂，成了向皇帝献媚的工具。福崧到浙江担任巡抚，下令盐运使柴桢代办书画手卷、玉器、朝珠、端砚等件给皇帝上贡，“共用银九万余两”[7]。这些银两，远远超出一个巡抚一年的工资，而督抚们乐此不疲，因为进贡花费白银三万八千余两，全都记在盐运司衙门的公款上，等于借用公款，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向皇帝献媚的机会。除了公款，给皇帝进贡，还给了他们勒索属员、收受贿赂、搜刮民脂民膏一个堂皇的理由，以至于乾隆中期以后，高官的恶性腐败呈现井喷之势，“岁久相沿，几成积习”，乾隆晚年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

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闽浙总督伍拉纳被夺官，他在京中的家产被抄时，仅如意就抄出一百余柄，家中还存银二十八万余两，金七百余两；乾隆差点惊掉了下巴，在朱批中写：“此与唐元载查藉家财胡椒至八百斛何异”[8]。伍拉纳自己承认：“我们并不自己出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肥囊橐。”[9]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查抄和珅府邸，发现“所藏珠宝内，珍珠手串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伊所藏真宝石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决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10]更绝妙的是，他“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11]

和珅夹墙藏金、地窖藏银，书画古玩更是无数，都是在学乾隆，而且他富可敌国的机会，也是乾隆给的。

也是这一年，嘉庆检视乾隆的“收藏”，发现“内府所存陈设物件，充禼骈罗，现在无可收贮之处”[12]。然而，绝大多数贡品，乾隆压根就没看过，更没碰过，“所贡之物，视之真粪土之不如也”。

纵然如此，乾隆的恋物癖也至死未改。

五

艺术与收藏，本是风雅之事，但别人做得，唯皇帝做不得。乾隆当然知道其中的风险，但他无法抑制自己对艺术的热情，于是他想出一个“两全之策”，就是为自己的收藏活动赋予某种道德色彩，让那些古老的艺术品，变成政治教材，变成具有启迪价值的道德箴言，去教育朝廷官员不忘民本，引导整个王朝勤政爱民，如他在《春耦斋记》中所写的，“以重农为务，惟土物爱，知稼穑艰”[13]，他的王朝，才能像文武成康领导下的周朝一样，国祚绵长、享年久远。

因此，乾隆对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题材的绘画格外看重。早在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春天，二十八岁的乾隆皇帝就下了一道谕旨，敕令画院诸臣办一件大事，那就是依照南宋画家马和之《诗经图》笔意，绘制一幅完整的《毛诗全图》。这是一卷以《诗经》为主题的绘画长卷，乾隆自己还将《诗经》中的三百零五首诗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在绘画的边缘，以表达他对《诗经》的敬意。

《诗经》是“五经”之首，记录了王朝创业之艰难，也描绘了百姓劳作之苦状。它是中国人道德和价值的真正来源，是王朝正统性的真正皈依，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圣经》。《诗经》所代表的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伦理类型的文化，表现出对“德”的高度重视，陈来先生将此称为“德感文化”，而这种“德感文化”，无疑聚焦在“民”的身上。通过对《诗经》这一经典的重述，乾隆志在表达他“致君尧舜”的宏大理想。

《毛诗全图》在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的酷暑中完成。之后，乾隆兴犹未尽，与清宫著名词臣画家董邦达合作，共同临仿了《豳风图并书》一册，选用宣德笺金丝阑本行楷书《豳风》诗，又选太子仿笺本，墨画诗图，乾隆画人物，董邦达添上树石屋舍。

《毛诗全图》被贮藏在景阳宫后殿，殿名因画名而改，叫“学诗堂”。

前面曾讲到东西六宫，景阳宫原本是其中之一，紫禁城肇建时就有了，但景阳宫无疑是特殊的一座。它是一座二进院落，正门南向，名景阳门，前院正殿即景阳宫，面阔三间，黄琉璃瓦庑殿顶，与东六宫中其他五宫的屋顶形式不同。檐角安放走兽五个，檐下施以斗拱，绘龙和玺彩画。

景阳宫
李少白 摄

景阳宫
李少白 摄

明万历时，这里曾是太子朱常洛的母亲被幽禁的冷宫。但景阳宫的特殊之处在于，到清代，这里不再作为嫔妃的寝宫，而是成为贮藏书画的地方。南宋皇帝赵构和画家马和之合作的《诗经图》、乾隆下令绘制的《毛诗全图》，以及《十二宫训图》等，都被收贮在景阳宫学诗堂里。

在《学诗堂记》卷末，乾隆写下这样的话：

高、孝两朝偏安江介，无恢复之志，其有愧《雅》《颂》大旨多矣，则所为绘图、书经，亦不过以翰墨娱情而已，岂真能学诗者乎。[14]

意思是说，宋高宗、宋孝宗钟情书画，不过是“翰墨娱情”而已，所以他们偏安江南，毫无恢复故土的志向，怎能学到《诗经》的真义呢？

言外之意，只有他乾隆，是从书画中汲取道德力量与圣贤精髓的人。

六

艺术世界里的风雅与潇洒，终究掩不住帝国的千疮百孔。

就在乾隆皇帝得到《五牛图》的那一年，浙江温台县发生贫民抢米事件。事平后，为首者以大枷枷号，遍游城乡两月，然后永远枷禁。

也是在这一年，乾隆帝正为追查“孙嘉淦伪稿案”焦虑不已，湖北罗田县农民马朝柱“谋反”案又摆上案头。湖广总督永常奏报乾隆帝，其属下在罗田县天堂寨拿获一批“反贼”，他们集资，造兵器，编写口号，拟定仪式，意图光复大明。

其实五年前，马朝柱（又名马太朝）就已经利用在天堂寨垦荒烧炭之机，宣传白莲教义，秘密组织山民准备反清起义。马朝柱以天堂寨为活动根据地，其教众遍及本县、英山、太湖、桐城、亳城、开封、霍山、商城等地。他还与四川峨眉山的白莲教领袖取得联系。乾隆十七年正月，马朝柱撰拟印文，上写“统掌山河，普安社稷，即受天命，福禄永昌”十六字；他还大造兵器、买硝磺（制造火药的原料），积极准备起义。蕲州知州李泌从铁匠王廷赐家起获若干刀片、白布，藏了五年的隐秘行动终于露出马脚。

清廷经过周密的布置，四月初八日，朝廷的军队开始对天堂塞进行围剿。湖广总督永常带兵经圻水[15]巴河进入罗田；湖北提督哈某驻兵圻州的望天畈；两江总督、给乾隆进贡《五牛图》的尹继善率后进驻英山的金家铺和霍山的千箩畈[16]。官兵围成了铁桶阵，之后安徽寿春镇总兵牧光宗则率兵入山搜捕。他们查抄出军械三百余件，硝磺数百斤；马朝柱之母、妻、子、侄及起义民众共二百余人被捕获。而马朝柱，竟然冲出了官兵的重围，于崇山峻岭间，消失了。

盛世王朝，马朝柱起义成为乾隆心中难以愈合的痛。他下旨，将“一二人为首者正法，须视其情重者，多行诛戮数人”，“庶奸民知所畏惧”。

这一点，朝廷做到了，消失的马朝柱，激发了官员们的杀气。他们到处抓，到处杀，鄂豫皖一带，一时风声鹤唳。

一位耶稣会士回忆道：“好多无辜民众，因为一点点的嫌疑，被逮捕、讯问、下狱了……”

七月里，四川捕役仅凭湖广人柳春来的年貌、疤痣、须发、牙齿与马朝柱相似，即断定其为首犯，提到湖北后，马朝柱家人无一认识，柳春来才脱离冤狱。

马朝柱本人，却从此去向不明，整个乾隆朝，马朝柱再也没有现身，他的下落，成为乾隆帝的一块心病，搅动着乾隆帝在十四年后“叫魂案”中的情绪。

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马朝柱在江西的一个天地会组织的仪式中“复活”，被供奉为创始人。

他或许已经死去，但故事活了下来，经后人不断肢解、演绎、改造，以一种别样的面目与朝廷继续相处。[17]

七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在养心殿停止了呼吸。

三希堂的法帖，他再也不可能触及。

当了三年多太上皇的乾隆，留给儿子嘉庆的遗产，除了那一堆无处安放的宝贝，还有朝廷上一堆贪官以及帝国江山无休无止的起义。

不知是否有人计算过，乾隆一朝，总共发生过多少次起义。

一场场起义，一次次撕开王朝盛世的面纱，仿佛活剥青蛙，让大清王朝鲜血淋漓。

乾隆咽气当天，嘉庆皇帝就降旨，要和珅为乾隆皇帝守灵，“昼夜守直殡殿，不得任其出入”[18]，实际上是把和珅软禁在宫中。第二天，嘉庆下达一份诏书，免去和珅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之职。五天后，下令将和珅下狱，进行审讯。和珅连家都没回，直接就进了监狱。又过十天，和珅在狱中收到皇帝发来的一条白练，赐他自尽。按照和珅的二十条大罪，对他千刀万剐也不算过分，不过皇帝还是网开一面，看在他大半生忠心侍主的分上，留他一具全尸。

月明之夜，五十岁的和珅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于是在狱中写下两首诗，其中一首写：

夜色明如许，

嗟令困不伸。

百年原是梦，

廿载枉劳神。

室暗难挨晓，

墙高不见春。

星辰环冷月，

缧绁泣孤臣。

对景伤前事，

怀才误此身。

余生料无几，

空负九重仁。

人生最后时刻，这乾隆皇帝的“亲密战友”，依旧不掩其才华。

可惜他此身已误。

误入歧途，误己误国。

清代史料记载，查抄和珅的宅子时，除了抄没房产、花园外，还抄出白银三百多万两，黄金三万二千多两，土地十万多亩，收租房屋一千多间，当铺银号资本不下十余万处，还有大量古董字画、珠宝器皿等，总家产折合白银约一千万两。

嘉庆知道，官员之贪腐，政治的黑暗，是王朝动荡的祸根。和珅，就是官员贪渎的带头人。

冤有头，债有主。

不是杀鸡给猴看，而是杀猴给猴看。

只是，帝国官场的肮脏与腐败，没有及时清理，天长日久，积重难返。

嘉庆决心再大，无奈一切都为时已晚。

八

乾隆尸骨未寒，清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起义——白莲教起义爆发了。

嘉庆后来说：“白莲教的起因，乃在于官吏多方搜刮，竭尽民脂民膏，因而激变如此。然而州县官员剥削小民，不尽是为了自肥，大半也是为了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勒索属员，也不尽为私贪，无非结交和珅。”

这场起义从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一直持续到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历时九载，是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郑天挺先生在《清史》中说：“白莲教大规模起义耗费了清朝政府十六省的数十万军力，并导致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副将以下四百余名中级武官阵亡。据统计，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国库五年的财政收入，使国库为之一空。”

白莲教起义，是大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拐点。

但嘉庆不甘心，他要做中兴之主，去重振大清的雄风。但他心中有一个无法说出的秘密：那冤头、那债主，其实是他的父皇，大清王朝的“十全老人”乾隆。

他拨乱反正，却不允许别人说破父皇的“过失”。

就在和珅“自挂东南枝”这一年，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细数“数十年来，（朝廷）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所遭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以定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士大夫渐不顾廉耻……”，认为朝廷政治之败坏，根源在乾隆时代。嘉庆阅后，大为光火，把洪亮吉发配新疆伊犁，史称：“洪亮吉案”。

但嘉庆的内心深处，对洪亮吉的观点是认同的。他亲政不久就发布谕旨，禁止大臣们向他进贡古玩字画，表明了他已与父亲的所作所为划清了界限。他直言不讳地说，大臣向皇帝进贡古玩，除了助长贪风，别无益处。

这道谕旨发布不久之后，他接到大臣的汇报，说上年底从叶尔羌采解入京的一块特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因为道路难行，难以按规定时间抵达京城，请皇帝批准延期。皇帝发下了一道让全国人都目瞪口呆的谕旨：“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

玉石虽贵，但民心更贵。两相比较，嘉庆宁愿把宝玉当作垃圾一样扔掉，不吝惜半分。

张宏杰写道：节俭也是皇帝坚持一生的品质，他牢记父亲晚年的教训，对奢侈浪费一直深恶痛绝。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嘉庆五十一岁寿辰时，御史景德奏请依照前代皇帝做法，在皇帝万寿时，于京城演剧十日，并请以后每年都以此为例。嘉庆览奏，勃然大怒，说朕亲政以来，唯以民生休戚为念，从无崇奈浮侈之事。况且朕就是真想大办庆典，你作为言官也该劝阻才是，而景德反以这种事上奏，实在太可气了。于是将景德以“溺职”罪革职，发往盛京（今沈阳）去充当苦差。[19]

道光皇帝也是一个艰苦朴素的“好皇帝”，乾隆皇帝强烈的物质占有欲在他身上丝毫不见踪影。他穿的龙袍，是打过补丁的；他用的器皿，也多是旧物。每天早上，他甚至不愿惊动御膳房为他烹制早餐，而是掏出一点散碎银两，交给太监，让他们到东华门外的早市上买一点早点，带回宫内，一份给他，一份给他的母亲。

如此勤俭，改不了世界大势。

鸦片战争，就在他在任时发生。

他的一败涂地，终于化成历史课本上永远抹不掉的耻辱，被一代代的中国人复习和反刍。

[1] 参见董建中：《〈五牛图〉流入清宫的确切日期》，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2期。

[2] ［意］利玛窦：《西国记法》，第21—22页，转引自［美］史景迁：《利玛窦的记忆宫殿》，第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 ［美］史景迁：《利玛窦的记忆宫殿》，第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 现为186万件（套）左右。

[5] 郑欣淼：《紫禁内外》，第30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版。

[6] 郑欣淼：《紫禁内外》，第33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版。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法律·贪污，3—1316—31。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乾隆六十年十月初七日。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乾隆六十年十月初七日。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嘉庆四年正月十一日。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嘉庆四年正月十六日。

[12] 《清仁宗实录》，卷三七。

[13] 《御制文初集》，卷七。

[14] 〔清〕乾隆：《学诗堂记》，见《御制文集·二集》，卷十一。

[15] 今湖北省浠水县。

[16] 今安徽省金寨县。

[17] 参见冯翊：《农民光复大明未遂，反而牵出一批冤案》，来源：https：//cul.qq.com/a/20161212/005793.htm。

[18]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19] 张宏杰：《坐天下》，第6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十三章 养心垂帘

一

垂帘听政那一年，她只有二十五岁。

她在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的三月里选秀入宫，第二年，她就被封为“兰贵人”，又过了一年，被封“懿嫔”[1]，此后又变身为“懿妃”“懿贵妃”，到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咸丰病逝，同治即位，她以太后的身份从一名普通的宫人，一路攀升到母仪天下的太后，只花去了她九年时光。

用今天的话说，她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那正是慈禧一生中的好时光，齿白唇红、眉目俊秀，她自己曾回忆说：“宫人以我为美，咸妒我。”可见她的美色，已到了遭人嫉妒的程度。德龄见到慈禧时，也感叹道：“兰贵妃本身就是一个美丽出众的女人，我所知道的慈禧，虽然年龄大了，仍然很漂亮……”[2]

或许，她将在这浩瀚皇城的一角，看王朝的花开花落、云长云消，神态安然地享受着盛世光景。只是我猜不出，当宫殿里缺少了这位“西太后”，她栖身的那个帝国，是否还会有甲午之败、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以及八国军队的兵临城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存在了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正在一点点地发生着溃烂，纵然像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一样相信着江山永固的神话，执拗地拒绝着命运的无常，虽然“沧桑的惆怅和倦怠”，偶尔也会不经意地掠过他们心头，只是“在华丽的间隙，这忧伤太清浅，来不及思量，就已经消散，被眼前的良辰美景掩盖”[3]，但那样的无常，是一定会来的。帝国的灾变，即使不是以这样的方式降临，也会以那样的方式降临，谁也躲不过去。

纵然是入了深宫，但慈禧的世界并不太平，因为她是生活在充满着经营算计、危机重重的后宫。尽管她的老公咸丰是一位十足的好色之徒，而慈禧也凭借自己的青春美色，从身份微贱的兰贵人，一步步变成后来的慈禧。但这样的过程，却是步步惊心，容不得丝毫的懈怠和放松，因为在这世界上，拥有美色的，绝不是她一个人。

在后宫美女中，“兰贵人”的身份其实一点也不“贵”，甚至还有点“贱”，因为她们不在妃嫔之列，算不上“主位”。在康熙时代确立起来的清宫妃嫔制度中，级别最高的当然是皇后，之下有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在嫔之下，有贵人、常在、答应，没有固定数额。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的那次选秀，除了兰贵人，还有多少旗籍官员的女儿被选入宫，已经很难查考。从第二年内务府奏销档案来看，在这一年的后宫中，有皇后、云嫔、兰贵人、丽贵人、婉贵人、伊贵人、容常在、鑫常在、明常在、玫常在的身影出现，其中，兰贵人排在第三。

前面说到过咸丰“五春之宠”的风流艳事。所谓“五春”，包括被咸丰帝召纳宠幸的四位汉族美人，即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咸丰不仅让那些汉族佳丽以“打更民妇”的名义进入宫禁，以每夜三人的名额，命美人们在自己的寝宫前“打更”，只是她们的岗位，很快转移到皇帝的床榻上、被衾中，以咸丰之色眼，甚至连寡妇都不放过。在《清朝野史大观》中，就出现过一位“曹寡妇”：

有山西籍孀妇曹氏，色颜姝丽，足尤纤小，仅及三寸。其履以菜玉为底，衬以香屑，履头缀明珠。入宫后，咸丰帝最眷之，中外称为曹寡妇。[4]

“四春”，不过是这个“打更团队”的代表而已。而慈禧作为满族女子，从“海选”中脱颖而出，以“天地一家春”的名号跻身于这些汉族美女中，与她们并称“五春”，足见慈禧当年的身手不凡。

“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5]李白的《妾薄命》，慈禧或许在少女时代就曾读过。这样的诗，让她心惊，更让她心凉。后宫中美女如云，与这个庞大的基数相比，能够陪王伴驾的名额却十分有限，像清代诗人马世杰在《秦宫》一诗所写：

阿房周阁百重环，

美女充庭尽日闲。

频望翠华终杳渺，

亦如天子望三山。

如云美女，想见君王一面，就像秦始皇想去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那样希望渺茫。

唐代杜牧《阿房宫赋》，也写过后宫女子：“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6]三十六年不见君王，空房秋夜，雨打纱窗，自己的青春年华，随着莺来燕去而消失殆尽，对于一个女人，这是何等的失败，又是何等的恐怖。

安意如在《再见故宫》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明朝的宫苑，即使在最乐观最公平的竞争下，每一宫的妃嫔也要击败接近九个对手才能入主一个宫殿。每位妃嫔在宫中的待遇与她是否得宠有极大关联。清朝，从最高级别的皇后到最低等的答应，无论是待遇还是地位都是云泥之别。诸位女子为自己，为家族，只有力争上位，才有可能出人头地。”[7]

显然，这是一场淘汰赛，那些被淘汰的选手，很难再有出场竞争的机会。

十七岁的慈禧，不甘于这样的命运。她决计拴住咸丰的心，她当然知道，要做到这一点，仅凭美色是不够的，所幸，她还有一副“好声音”。历史学家茅海建说：“几乎所有的野史都宣称，那拉氏（即慈禧）之所以得帝宠，全凭着会唱南曲，爱穿南衣，一改北方旗籍女子的风范，多有南方缠绵温柔的味道。”[8]

对于《清朝野史大观》这类野史，茅海建说：“官方文献仅能让今人看到事物的表象，要深层次地了解咸丰帝与那拉氏的关系，还不得不借助于稗官野史。”[9]

纵然得宠，慈禧的心里依旧充满紧张感，“一入宫门深似海……即使晋为妃嫔，在宫中有了一席之地，亦非一劳永逸。从竞争的残酷性上来说，现代的小说电视剧所虚构的宫斗虽然夸张失实，却并非不存在。”[10]

然而，慈禧生命中的危机，还不是出现在这个时候。咸丰在避暑山庄咽气，命运的挑战才真正降临。

二

咸丰以病弱之身在花丛间苟延残喘时，身边的大臣就已经对“代批奏折”的慈禧起了杀心。肃顺曾经请求咸丰皇帝，仿效汉武帝，将太子的生母钩弋夫人杀掉，以确保王朝不被女人掌控。肃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咸丰皇帝居然酒后失言，将这一绝密透露给了他枕边的慈禧。

那个时候，一定会有一种凛冽的寒意穿透她的心脏。宫墙之内，要陷害她的，不仅有女人，还有老谋深算的男人。她腹背受敌。

慈禧的胸中始终燃烧着一种强烈的权力欲，最初也许仅仅是出于生存和自卫的考虑。她就像武则天，“要想改变自己根基脆弱（建立在皇帝欢心的基础上）的命运，不再遭受遗弃——沦落到面壁守佛的凄凉境地，只有像皇上那样身居高位，手握实权，这才是法力所在！威严所在！而其他的一切，诸如嫔妃争得的宠爱，召幸侍寝的荣耀等，都不过是瞬间即逝的过眼烟云。”[11]

对一个弱女子来说，只有终极的权力，才能让她得到终极的安全，不仅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而且可以支配他人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与男人们对于权力的渴望没有什么区别。但这个世界的法则是，男人攫取权力是天经地义的，而女人则被禁止。因此，宫殿里的皇帝，权力越大，与后宫女子们形成的权力上的不对称感就越是强烈，应该说，涌动在慈禧身体里的那份权力欲望，正是由这种不对称感激发出来的。

从那一刻起，她的身体，已经不再仅仅是丰姿艳丽的秀美之躯，而是成了两性冲突的战场。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慈禧陵隆恩殿前陛阶石和石栏上的“凤引龙”雕刻图案，就是她一生搏杀的成果。

但那是另一种的随波逐流，因为她早已忘记了，真实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模样。

慈禧与武则天，这两个充满权力欲的女人身上，很容易找出一些相似点。首先，她们都凭借美色上位。其次，她们都粗通文墨，像武则天，少年时就阅读了《毛诗》《昭明文选》这些典籍，而慈禧，也是在娘家时，就读过一些经史子集，会写字，能断句，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称得上“知识女性”了，与那些胸无点墨的后宫粉黛们自是划出了一条界线。第三，她们都曾垂帘听政，她们身前的傀儡，分别是唐高宗李治，还有清穆宗同治，同治不到二十岁便死，那幕前的人偶又换成了他的弟弟、清德宗光绪。第四，也是更重要的，在她们主政之后，都干出了一些业绩。

武则天一生，果敢坚毅，知人善任，治国兴邦，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不仅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和强盛，而且大大地拓展了疆土。她称帝后，面对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声讨她“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12]，她毫无怒色，居然说：“像这样有才能的人，竟然让他流落而不去重用，实乃宰相之过啊。”[13]此等风度，男人未必能有。当然，当大将军李孝逸将骆宾王的首级进献给她时，她仔细打量着那颗才华横溢的脑袋，一点也没有生出恻隐之心。能成为最高权力者，她心中的那一份凶狠，当然不输给任何一个男人。

三

自辛酉政变成功，已“升”为太后的慈禧（西太后）就和慈安太后（东太后）在养心殿开始了垂帘听政。东西太后掌握政权的过程惊心动魄，我在长篇小说《血朝廷》里有详细的描述，此处不赘。两宫皇太后在上谕中说：

垂帘之举，本非意所乐为。惟以时事多艰，该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是以姑允所请，以期措施各当，共济艰难。一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14]

养心殿在明嘉靖年间就有了，从《明世宗实录》中我们可以查到这样的记载：“（嘉靖十六年六月）丙子，新作养心殿成。”《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15]这就是“养心殿”名称的由来。当时只是一座为皇帝临时休息而设的宫殿，嘉靖炼丹，就在养心殿南的“无梁殿”，清代以后，这里作了膳房。养心殿是一座“工”字形殿，黄琉璃瓦歇山顶，明间、西次间接卷棚抱厦。前殿面阔只有三间，进深四楹，后殿宽五楹，前后殿之间，有一道南北向的穿堂，把前殿后殿连在一起。

作为皇帝寝宫的乾清宫被顺治皇帝视为亡国之宫，所以他不愿住在乾清宫，而是住在养心殿，并且死在养心殿。康熙也不愿住乾清宫，后来被强行劝入乾清宫。[16]很长时间，住在乾清宫的昭仁殿里。“平三藩”的大业，就是在昭仁殿完成的。那段岁月，我在《故宫的隐秘角落》里写过。康熙年间，养心殿一度成为宫中造办处的作坊，专门制作宫廷御用物品。康熙驾崩时，停灵在乾清宫，雍正皇帝把养心殿作为寄庐守丧，因为养心殿就在乾清宫西侧，乾清门西侧的内右门——一座十分不起眼的小门，就是沟通乾清宫和养心殿的必经之门，从养心殿前往乾清宫十分方便。清朝礼仪规定，为大行皇帝治丧的二十七天里，嗣皇帝需身着丧服居住在寄庐，然后入住正寝——乾清宫。然而满服后，雍正发布谕旨说，“朕思乾清宫乃皇考六十余年所御，朕即居住，心实不忍”，这让他有了借口，把养心殿当作寝宫。

雍正之所以选中养心殿可能有很多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养心殿深隐在宫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是紧傍着中轴线的一个“隐秘角落”，这样的空间，养心殿是不二之选。王子林先生说：“雍正帝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胜出，更需要独揽朝纲，政务处理更加秘密，客观上要求寝宫要隐蔽化。”从乾清门到养心殿只有短短的距离，但从乾清门的公开听政到养心殿的密室政治，帝王集权却走了一大步，达到了中国历史王朝的顶峰。

原因之二，是养心殿平面呈“工”字形结构，可以满足帝王对于“前殿后寝”的功能性要求。因此，“雍正比康熙更任性，说不住乾清宫要入住养心殿，大臣们没有任何反对之声”。养心殿千好万好，“唯一缺点是前后殿离得太近，在冬天后殿几乎见不到阳光。所以到了雍正九年，他下谕旨要求将养心殿与永寿宫打通，住在永寿宫里。将永寿宫的妃嫔迁住翊坤宫”[17]。

养心殿的院落很小，小到了只有乾清门、乾清宫、日精门、月华门所组成的四方院落的四分之一，但养心殿的院落也很大，大到了几乎装得下整个清朝历史。

养心殿的正厅设有宝座、御案，宝座后设有书架，藏有历代皇帝有关治国经验、教训的著述，每当新皇帝入住这里，都要阅读这些“必读书”。一些官员在提拔、调动之前常被领到这里觐见皇帝，这种仪式，叫“引见”。皇帝办公和生活区域一般在前殿，在东暖阁起居，在西暖阁理政、批阅奏折，或者召见军机大臣。西暖阁挂着雍正皇帝书写的对联，上面赫然写着：

惟以一人治天下

岂为天下奉一人

中间的匾额也是雍正所书，上写：“勤政亲贤”。

这匾，这联，都出自当年雍正皇帝的御笔，是养心殿现存最早的墨迹。对联录自唐代张蕴古《大宝箴》，雍正皇帝稍微做了修改。

垂帘听政是在养心殿东暖阁，听政时，小皇帝（此时的同治和后来的光绪）坐于前座，两宫太后坐于后座，前后之间由一道黄色纱帘隔开。大臣们跪在小皇帝面前，表面上是与小皇帝说话，实际上是与帘后的太后说话，所有的决策就由黄色纱帘后的两宫太后做出。大臣们只听她们的声，看不见她们的人，她们是作为“影子”存在的，但她们的存在十分重要，她们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牵动着大臣们的神经，进而决定着帝国的命运。

养心殿的西次间
胡锤 摄

养心殿后殿西暖阁内景，墙上悬挂着“九九消寒图”
胡锤 摄

养心殿前殿东暖阁“垂帘听政”内景，画面右侧的“龙”字为慈禧亲笔
胡锤 摄

翁同龢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入养心殿第一次觐见慈禧太后时的情景，那是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那时的翁同龢刚过而立之年，还不是同治、光绪两朝帝师，而在陕西担任学政。那一天，他跟在父亲翁心存身后，屏住呼吸，走进养心殿。他看见“两宫皇太后垂帘（用纱屏八扇，黄色），皇上在帘前御榻坐，恭（亲王）邸立于左，醇（亲王）邸立于右，吏部堂官递绿头签，恭邸接呈案上，是日引见才二刻许即出。”[18]

那时两宫刚刚开始垂帘听政，对政事尚未谙熟，所以草草结束，“才二刻许即出”。

正是由于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的支持，这个王朝才开始大面积起用汉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于是带着各自的抱负，有机会在19世纪60年代相继出场，仅这一项举措，在那个年代，就算得上石破天惊。更何况这些重臣，为大清帝国带来了全新的气象，在这个暮气沉沉的国度里，开始了学外语（办同文馆）、办外交（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取代理藩院处理外交事务）、开工厂、造机器、修铁路、建海军，大清的面貌，从此被刷新。

当然，这需要胆魄。以开办同文馆为例，这一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之下的第一所外国语学校，自兴办伊始，就受到如潮的攻击。因为这所学校，聘请的多为洋人做老师，监察官由总税务司赫德担任﹐实际操纵馆务，招生对象开始限于十四岁以下八旗子弟，不仅学习英、法、俄等外国语言文字，而且在李鸿章、左宗棠等官员的推动下，增设天文、算学等西方自然科学课程。那是真正地“睁眼看世界”，也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核心环节。两次鸦片战争，西方人都是大清帝国的敌人。试想，在当下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形势之下，还有谁胆敢声言向日本学习？同治二年二月初十（公元1863年3月28日），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上疏道：

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意，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19]

对于这种“离经叛道”的做法，那些抱定“天朝大国”思维的顽固分子们绝不答应。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朝廷的改革，他在奏折中说：

臣愚以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若以自强而论，而朝廷之强莫如整纲纪、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20]

在他看来，天文学和算学不过是一种奇技淫巧，用优惠政策鼓励学子学习“机巧”之学，是重名利而轻气节。他尖锐地指出：“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

张盛藻上奏折的时间，是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正月二十九日。读《翁同龢日记》，可知那一年的年初，京城气象寒暖不定，自大年初四，就下了厚厚一层雪，初七、十二，皆“雪花菲微”，暖了几日，至二十五日，又“雪霰密洒”“雨雪并作”，二月里，又扬起了大风，初五、初六，皆大风，微寒，十一日，大风起，“扬尘蔽天”，十三日，“尘沙障天”，十五日，“尘沙涨天”，十七日，“大风扬尘”，十八日的景象更加可怕：“大风辰霾，几于昼晦，可惧也，黄沙漠漠者竟日，夜犹如虎吼焉”[21]。

四

破晓时分的图像总是朦胧不清的。这场来自帝国核心的变革，依旧被一层层的铁幕所围困，便使像奕、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这样处在权力中枢的官员，给这个铁屋子带来一缕新鲜气息，也是难而又难的。翁同龢在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公元1867年3月18日）日记里记录了当时京城流传的一副对联：

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

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22]

“鬼”，指的就是奕，因为他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力促朝廷以平等的礼节同各国往来，不再像乾隆当年那样因跪拜礼之争而将整个世界拒于门外，又办同文馆，系统化地学习西方，使他有了一个不太好听的外号：“鬼子六”。

奕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张盛藻，而几乎是整个以正统自诩的知识分子阶层。张盛藻的奏折，只是拉开了序幕，接下来登场的，全是重量级选手，其中包括同治皇帝的老师、内阁大学士、清代理学大师倭仁。张盛藻上折两天后，倭仁的奏折就接踵而至了。一方面，他对西方人的奇技淫巧不屑一顾：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持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读习，博求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23]

既然说到“夷人”，他接下来的文字里又充满民族主义的愤慨：

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24]

对于这些反对之声，年轻的奕毫无退让之意。他策略地提出，西学源于中国，由于他们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本朝的康熙皇帝就是一位西学高手，因此学习西学，不仅没有违背祖制，而且是在弘扬传统。同时，他变防守为反击，一针见血地指出，靠保守派的精神胜利法，大清帝国非但不能胜利，相反只能由失败走向新的失败。在三月初二（公元1867年4月19日）的奏折中，他丝毫没有避让倭仁的刀锋，而是反戈一击，一点没有给同治皇帝的这位老师留面子：

倭仁谓夷为吾仇，自必亦有卧薪尝胆之志。然试问所为卧薪尝胆者，姑为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今阅倭仁所奏，似以此举断不可行。该大学士久著理学盛名，此论出而学士大夫从而和之者必众，臣等向来筹办洋务，总期集思广益，于时事有裨，从不敢稍存回护。惟是倭仁此奏，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而气沮，则臣等与各疆臣谋之数载者，势且隳之崇朝，所系实非浅鲜！[25]

他们比的是口才，是眼界，是胆识，更是后台。奕之所以如此口气强硬，一步不让，是因为他的后台硬，那后台不是别人，正是他嫂子慈禧太后。奕代同治小皇帝所拟圣旨，实际上代表了慈禧的意见：“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张盛藻这些反对派的意见，“毋庸议”，还批评杨廷熙受倭仁指派所呈奏折，“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26]，让他们彻底闭嘴。也就是说，他们此时奉行的政策，是“不争论”政策，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同治初年形成的开放格局，完全得益于这对叔嫂的强势组合，奕的胆识与气魄，也就是慈禧的胆识与气魄。

五

英国人寿尔在手记里记录了大清帝国的变迁：

在走过天津郊外时，人们指给我看，在李鸿章的衙门的对面、运河的沿岸上竖立着一些外国灯，这些灯的形状就是进步的标记。又人们看到，Oxford街的商店里外国货物充斥，不能不感到惊奇。买钟表的人很多，许多人从事钟表的制造与修理。外国针也很受人欢迎，火柴亦然。有一只美国制的浚泥机船，已经工作一些时候了；它正在打宽运河的一个支流。还有一只汽艇已经多次带着总督出外巡视；当它初次出现在某些乡下地区的时候，老百姓很是惊慌。兵工厂和李的衙门之间安了一条电线，五英里长，雇用本地电报员担任工作。这条线是一位英国的电机师建立的。他现在主持鱼雷学堂。这条电线未曾碰到任何困难，虽然未曾出告示告诫老百姓，也未曾用卫兵去保护所雇佣的安装电线的外国人，可是电线所通过的土地的所有人未曾有任何敌意或反对的表示。[27]

山穷水尽了，但中国人心不死。

心不死，就有路。

芮玛丽（Mary Wright）在论及“同光中兴”时说：“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28]

慈禧就这样，隐匿在养心殿东暖阁的那道纱帘的后面，也隐匿在这个王朝的幕后，但如同当年的孝庄，这个年轻女人的一举一动，都决定着整个王朝的走向。两次鸦片战争、一次太平天国，彻底打垮了咸丰的自信，只能寄情声色，聊以自慰，连当时的野史作者都发出这样的感叹：“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指咸丰帝）以醇酒妇人自戕。”[29]倒是他的未亡人，在内忧外患的危局中，站稳了阵脚，开启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同光中兴”时代。

伊莱扎·鲁哈马·西德摩在《中国，长寿帝国》一书中说：“1861年以来的晚清历史应称为慈禧统治时期，这段时间的起伏跌宕比之前的244年来总和还要多。”[30]何德兰说：“四十年间，她每天都是半夜起床，寒冬酷暑一无例外，来到黑暗、阴森、寒冷的大殿里，只有蜡烛照明，黄铜炭火盆取暖，坐在屏风后面，听着上朝的大臣们奏事。她谁也看不见，谁也看不见她。”[31]

亚瑟·H·史密斯在《动荡中的中国》一书里这样评价慈禧：“身为一个满族女人，想要掌握那些军国大事的知识，本来就机会渺茫，但是她却与只了解女红的东太后完全不同，处理大事的时候总能镇定自若，中国的门户面对敌对势力从来未被打开，这在中国半独裁统治的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要找一个原因，我想只能说是这位统治者本人拥有一种独特的品质和才能。”

经过了大约三十年的快速发展，至甲午战前，帝国的经济已基本恢复到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以前的水平，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也占有很大比例。历史学家马勇说：“中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乎超越了一个时代，跨越先前比较原始的冷兵器时代，构建了一支比较现代的新型军队，尤其是北洋海军，公认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足见‘中体西用’在推动发展上也不能说毫无功效。”[32]

今日之国人，不应简单地把晚清历史看成一团黑，对于那个雾霭沉沉的帝国来说，哪怕是微小的进步，都将对后世产生影响。

“同光中兴”的光环里，不只有慈禧，不只有奕，不只有曾胡左李，而是有着太多默然的身影，为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破冰。

教科书上说，后来甲午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对此我不能认同。战争确乎失败了，但经历了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中国，近代化思想已经或多或少地渗入到人们的意识、思维乃至行为中，推动着中国向前走，已不可能再退回到从前了。只要中国在进步，就没有什么失败不失败之说。

六

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二月，因平定太平天国而立下不世之功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奉调直隶总督，十二月十四日入朝觐见慈禧。那一天，他缓步走入养心殿东间，皇上面向西坐，慈禧太后坐在黄幔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曾国藩进殿三步后，先跪下自报家门，恭请圣安。奏毕脱帽叩头谢恩，礼毕起身，前行数步，跪于坐垫上。等所有的礼节结束，慈禧开始问话了：

“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

曾国藩答道：“办完了。”

“勇都撤完了？”

“都撤完了。”

“遣撤几多勇？”

“撤的二万人，留的尚有三万。”

“何处人多？”

“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

“撤得安静？”

“安静……”

一切看上去都风平浪静，其实语言的背后波涛汹涌，让曾国藩感到凛冽的杀气。

慈禧太后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你手里没有军权了吧？洪秀全的军队差点把大清给灭了，这样一支强悍的军队都叫你给灭了，你的湘军解散了吗？解散的时候没有闹事吧？你弟弟曾国荃的情绪还算稳定吧？实际上已经明白无误地告知曾国藩，曾国荃有不满情绪我是知道的，叫他消停着点，大家都好过些。

那时听政已经七年，慈禧太后秉政有年，对朝廷政治的把控早已闲庭信步。

曾国藩进京前准备了一大套治国安邦的话题，还没说就咽了回去。

此刻他知道，慈禧太后最关心的，终归还是她的权力。“养心莫善于寡欲”，慈禧是寡妇，却并不寡欲，她的欲，是权力。这让他的所有治国之策都显得多余，甚至成了一个笑话。

那天北京城异常寒冷，曾国藩的心更是拔凉拔凉的，那个笑话，也必定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冷笑话。那一刻，曾国藩或许会想起半年多前（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天黑后），自己与赵烈文密谈时赵烈文所做的预言：不出五十年，清朝必亡。

大清帝国所有的中兴景象，不过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而已。

[1] 《清史稿》记载：“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征女。咸丰元年，后被选入宫，号懿贵人。”此处称慈禧入宫后号“懿贵人”，有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宗人府全宗》咸丰时期修订的满文玉牒中，关于“当今皇帝咸丰万万年”条下，对慈禧有如下记载：“兰贵人那拉氏，道员惠征之女，咸丰四年甲辰二月封懿嫔，六年丙辰三月封懿妃，七年丁巳正月封懿贵妃。”因此可知，那拉氏在咸丰四年以前的封号为“兰贵人”而不是“懿贵人”，《清史稿》里的记载，可能是根据后来“懿嫔”“懿妃”“懿贵妃”这些封号错误推测的。

[2] ［美］德龄：《莲花瓣》，第3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3]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4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4] 小横香室主人辑：《清朝野史大观》，第一卷，第40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

[5] 〔唐〕李白：《妾薄命》，见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李白诗选》，第2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6] 〔唐〕杜牧：《阿房宫赋》，见《古文观止》，下册，第52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7]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26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8]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第28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9]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第28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10]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26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11]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89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12] 〔唐〕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见《古文观止》，下册，第49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13] 原文见〔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三册，第248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14] 《清史稿》，卷二一四，《后妃传·孝钦显皇后传》，第89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15] 《孟子》，第30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16] 参见王子林：《发现养心殿》，原载《紫禁城》，2016年12月号。

[17] 参见王子林：《发现养心殿》，原载《紫禁城》，2016年12月号。

[18] 《翁同龢日记》，第一卷，第19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

[19]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140—14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20]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21] 《翁同龢日记》，第二卷，第542—549页，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

[22] 《翁同龢日记》，第二卷，第548页，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

[23]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24]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0—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25]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2—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26]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27]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八册，第39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28] 转引自［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46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9] 小横香室主人辑：《清朝野史大观》，第一卷，第68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

[30] 转引自［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1] ［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0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2] 马勇：《清亡启示录》，第4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第十四章 无限军机

一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军机处发生了一起盗窃案，清军缴获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金印不翼而飞。这起案件离奇而荒诞：军机处深处大内，一般的毛贼到不了这里。为此，我需要交代一下军机处的地理位置。乾清门广场上的西侧、隆宗门与内右门之间，有一排堪称简陋的平房，那就是军机处的值庐（办公室）；广场的南边，与军机处值庐遥遥相对的，是军机章京（军机大臣副手）值庐，号称小军机处。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雍正皇帝在对准噶尔用兵，为了便于在边报抵达时召见大臣，商议军机，就在养心殿的南墙外、乾清门广场上西侧的北边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大臣每在养心殿接受皇帝旨意，回到值庐，完全凭借记忆草拟诏书，再赴养心殿交皇帝定夺。军机大臣回到值庐草拟诏书时，皇帝只能孤坐在养心殿里，静静等候。

因此，这一排看似简陋的平房，表面上很低调，在辉煌的殿宇中毫不引人注目，实际上却是大清帝国的“五角大楼”，是禁城中的禁地，假若倒退一百五十年，纵然你是王公贝勒、部院大臣，只要你不在军机处任职，你就甭想在它的门前逗留片刻。

帝国的政治核心（养心殿）深隐于内廷，而军机处外表虽不起眼，位置却绝对重要，它的值庐依靠着养心殿院落的南墙，就像紧紧地贴附着皇帝的意志。穿过内右门，再转入遵义门，就可以直入养心殿了。内阁则处于更远的位置，在文华殿的对面、紫禁城的东南角。相比于军机处，这种遥远由物理空间转化为心理空间，最终作用于政治空间，在清朝政治中，内阁逐渐被边缘化，军机处则填补了皇帝和政府之间的巨大空隙。这就是暗藏在紫禁城建筑中的空间政治学。

一年前的六月十六日夜，三更时分，清军攻入南京城，六朝古都冒出冲天的火光，强烈的火光令两江总督曾国藩都感到晕眩，以至于他在自己的奏折里形容当时是“火药冲霄，烈焰满城”[1]。那个以“天国”自诩的王朝没有在烈火中永生，而是随着那片火光烟消云散了。袁大升、周恒礼、沈鸿宾等清军将士与突围的千余太平军遭遇巷战，清军杀敌七百，并从残余的太平军手中缴获了这枚金印。曾国藩派人，将这枚镌有“太平天国万岁金玺”的八字金印，连同另两方玉玺一起专程送至北京，交与军机处。当时的军机大臣，一定会把这枚金印，作为战利品呈递给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过目。

这只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只不过案发地在皇宫大内，被盗物又是“天王”洪秀全的金印，因而被赋予了某种神秘色彩。其实金印的去向并不是我所关心的，这桩案件也终将如其他宫中盗窃案一样水落石出：一个名叫萨隆阿的章京趁工作之便偷走了它，并在东四牌楼的万盛长首饰铺将它熔炼成十根金条，其中八根埋在他在东观音寺家中的炉坑里，两根已经兑现。我所关心的，是此时领班军机处的、咸丰皇帝奕的亲弟弟、慈禧太后的小舅子、同治皇帝的亲叔——恭亲王奕。

为了剿灭太平军，奕用僧格林沁驰援前线，擒斩捻军首领张乐行，随即攻克庐州。调李鸿章率领淮军至上海，以七千打十万，获得全胜。以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夹攻太平天国。以骆秉章主持四川，围堵石达开，逼他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辉煌的天国，转眼间灰飞烟灭。剿灭了太平天国的奕，像刚刚走进“同光中兴”的大清王朝一样如日中天，不可一世。而发生在军机大臣鼻尖底下的“萨隆阿盗宝案”，无疑给风光无限的奕，顺便也给这沐浴在“同治中兴”光环里的大清王朝，添了一脑门子恶心。

军机处
张林 摄

二

原本，道光皇帝要在第四子奕和第六子奕之间选择自己的接班人。奕还是奕？对道光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后来在反复犹豫之下，把帝位传给了奕，就是大清王朝定鼎北京后的第七位皇帝——咸丰皇帝，但奕的文韬武略，其实远超其兄奕。这一点，从二人应对太平天国的战略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有人说，“洪秀全有机会当皇帝，当不了；曾国藩有可能当皇帝，不愿当；奕是极想当皇帝，没当成。”[2]此时，他不仅获封议政王，领班军机处，同时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兼管内务府、宗人府，领神机营，集军、政、外交、皇室大权于一身。连军机处的廷寄格式都发生了变化，开首语书写“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字样，使奕的政治地位显得格外醒目。

慈禧与奕叔嫂联手，通过辛酉政变击垮了政治对手上台。在慈禧的支持下，二十七岁的奕登上大清帝国的政治舞台。从此，“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恭亲王是除紫禁城之外的首要人物。”[3]

为了笼络奕，两宫太后将奕长女封为“固伦荣寿公主”。“固伦”的意思是“天下、国家”，固伦公主是清朝公主的最高等级，一般只有皇后所生的女儿才能册封为固伦公主，妃子所生的女儿只能封为和硕公主。

“蜜月”总是短暂的，对执政者更是如此。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丘吉尔这一句名言，道出了政治的本质，也道尽了世态的炎凉。顺治皇帝与多尔衮如何？康熙大帝与吴三桂如何？雍正皇帝与年羹尧如何？没有多尔衮，福临就不可能当上皇帝，更不可能定鼎燕京，君临天下；没有吴三桂，康熙大帝就不可能扫平李自成“大顺”政权，消灭南明势力，真正统一中国；没有年羹尧，雍正就不可能“攘外安内”，坐稳江山。但这三人，下场却一个比一个难看——多尔衮虽得善终，在三十九岁死于塞外狩猎途中，死后第二年却被挖坟掘墓，曝尸于野；吴三桂死于康熙大帝“平三藩”之战，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死无葬身之地；而年羹尧，则被雍正皇帝历数九十二款大罪，打入黑牢，假如不是雍正网开一面，赐其自尽，他恐怕连一个全尸都留不下。

顺治与多尔衮、康熙大帝与吴三桂的感情变化史，我在《故宫的隐秘角落》里写过。其中写吴三桂那一章，名叫《昭仁殿：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年羹尧也同样体验过它的惊险与刺激。当年雍正皇帝与年羹尧亲密无间，用今天话说，年羹尧完全称得上是雍正皇帝最亲密的战友、不折不扣的“铁哥们儿”。雍正自己说的就更加肉麻，他说年羹尧是自己恩人，要求世代子孙都要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他自己，则要与年羹尧做“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他对年羹尧说：“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还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我相信，在那一刻，他们都会被这样的坦诚所感动，他们或许会流泪，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也要把这样的情分进行到底。

但他们终归是君、是臣，而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朋友关系只能建立在平等之上，但君臣关系是不平等的，君臣关系是“君为臣纲”，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臣之间，逃不出兔死狗烹的铁律，其原因我在《故宫的隐秘角落》里写过：“在极权社会，存在着一种权力守恒定律，即：权力总量是一定的，一个人的权力增大，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权力减小。即使在皇帝与臣子之间，这一守恒定律仍然存在。”[4]因此，皇帝与臣的“友谊”，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方面，皇帝要倚重自己信得过的臣子，只有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价值”，确保他的统治固若金汤；另一方面，他又要防止他们的实力坐大，否则，他们将会对自己形成威胁。皇帝赋予臣子的权力，就这样成为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让臣子平步青云，也可以让他碎尸万段。

雍正与年羹尧，不仅做不成“千古君臣知遇榜样”，而且一定会走向它的反面。他们“牢不可破”的“友谊”终将破产，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友谊”，而只是暂时的盟友。只不过，他们的翻脸来得太快，年羹尧想不到，连雍正自己，或许都始料未及。

三

想当年，年大将军是何等风光。他虽不像奕，血管里流淌着爱新觉罗家族的血，但他出身汉军镶黄旗，父亲年遐龄曾任湖北总督，哥哥年希尧曾任工部侍郎、广东巡抚，妹妹是雍亲王的侧福晋，后来雍正继位，她做了贵妃、皇贵妃，妻子是康熙朝重臣明珠的孙女、纳兰性德的女儿，这年羹尧，也算是满门贵胄、皇亲国戚。更重要的是，雍正继位之初，有求于年羹尧。那时天下局势未稳，内有自家兄弟虎视眈眈，外有强敌步步紧逼。收拾自家兄弟，他用得着年羹尧，康熙大帝去世后，雍正即派年羹尧去西北，控制住皇十四子胤，从而消除了兄弟中对皇位最有威胁的人（康熙大帝已流露出把皇十四子培养成接班人的明显意图，任命他为抚远大将军，手握重兵，战功赫赫）；平西北，他更离不开年羹尧，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青海发生罗布藏丹津叛乱，青海局势顿时大乱，西陲战火再燃，雍正皇帝命年羹尧接任胤的抚远大将军之职，总督各军，驻西宁指挥平叛，结果是年羹尧大获全胜，雍正说他：“建十年以来从未有的奇功”。

那时的“年大将军”，只有四十多岁，雍正皇帝对他的宠信已无以复加，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有关朝廷人事任免雍正也几乎事事问他，使年羹尧成为一名编外“组织部长”，他选用的人，被称为“年选”，吏部、兵部都当作大事来落实。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年羹尧回京觐见，提前在广宁门外恭候的王公大臣们见到的，是勇武、潇洒甚至有些孤傲的年羹尧，大漠的风把他的面孔雕塑得棱角分明，皇帝赐他的三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他统统穿戴在身上，象征着他的无上荣光，被北京秋日的阳光照得晶亮耀眼。王公大臣们见他飞马而来，纷纷跪接，年羹尧则连眼皮都不抬一下，一只只红蓝顶子，犹如一片片浮萍，从他眼前飘过。长长的跪接队伍中，只有一人长揖不拜，此人是年羹尧同年进士史贻直，年羹尧见他，翻身下马，惊喜地说：“是吾铁崖同年啊！”扶着他上马，一起走马入城。

那时的年羹尧，是大清王朝最耀眼的政治明星，然而，这份荣耀，这份宠信，转眼成空。没出两年，两人的关系就急转直下，甚至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雍正对年羹尧的需要，是在他登基之初、皇位未稳之时，他的“突然即位”，令兄弟们不服，对兄弟进行残酷打击，必须以康熙大帝重点培养，也最有可能成为康熙接班人的皇十四子胤入手，而西北战事，更是对雍正执政能力的考验，假若西北战败，雍正的执政合法性也就荡然无存。从这个意义上说，年羹尧的出现是多么及时，多么重要，年羹尧的胜利，就是雍正的胜利，年羹尧的失败，就是雍正的失败，两个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但是当雍正皇帝坐稳了江山，雄踞西北的年羹尧，就反而成了雍正的心腹之患，“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政治的铁律，放之四海而皆准，此时的年羹尧，不幸成为必须收藏起来的良弓，必须红烧了下酒的走狗。

还有一个原因，需要从自身寻找。年羹尧纵横驰骋，气吞万里如虎，但他毕竟是一介武夫，政治韬略不够，对政治的残酷与多变缺乏足够的认识。乐极生悲、登高必跌重的道理，《红楼梦》里的秦可卿懂，他年羹尧却不懂。他不知道皇帝的倚重是可以抽空的，皇帝的封赏是可以收回的。他躺在皇帝宠信的幻觉里，躺在皇帝信誓旦旦的许诺里，不知道这一切都会烟消云散，无影无踪。高阳先生说他“连世宗（雍正）那些令人肉麻的迷汤都分辨不出来，被灌得如中酒一般，沉醉不醒，自速其死”。

他功高盖主，这本身已构成巨大的危险，自己的每一步，都走在刀刃上，小心翼翼还来不及，怎经得起瞎嘚瑟？但他不仅不知道低调，反而日显狂妄，那就是咎由自取了。即使他不那么跋扈，懂得夹起尾巴做人，也已然晚矣。因为他“手握重兵，西北一王”已是事实，“封疆大吏，半由己出”已是事实，“参与机密，制定大政”已是事实，这无上的权力，如何让雍正睡得着觉？“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汪景祺写《功臣不可为》给年羹尧看，年羹尧没当回事，或者当回事也没办法了。他与雍正的冲突是结构性的，不是人力可为的。他是进亦忧，退亦忧。雍正皇帝慰劳军队，见将士在烈日下穿戴铠甲，十分辛苦，下旨将士可以解甲，将士们岿然不动，待年羹尧点头，将士们立即纷纷解甲，那种步调一致，让雍正不寒而栗，这岂不是只知有年羹尧，而不知有皇上？一个无意之举，无疑会被雍正解读为对他的挑战与示威。或许从那一刻起，雍正的心里，就下了除掉年羹尧的决心。年羹尧对此，却一无所知。

四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十月，北京城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一只猛虎，从东便门跑上城墙，在城墙上一路向西，奔向正阳门城楼。近两百年前的北京城墙，北京城青蓝的天空下，奔跑过一只老虎，这是多么震撼的景象！老虎跑到正阳门就站住了，然后从下马道走下城墙，向内城跑去，一路跑到年羹尧府第，蹿上了房顶。九门提督率领八旗侍卫追了半天，追到年府就不见了老虎，只得包围了年府，慢慢等候。夜幕压下来，老虎一直没有动静，直到第二天早晨，八旗兵开枪震虎，那只老虎才跳下来，跑进后花园。八旗兵一齐举枪射击，杀死了那只老虎。

老虎虽然死了，但关于老虎的消息却没有死，它仿佛长了翅膀，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飞来飞去，被那些逛街遛鸟、引车卖浆者不断夸大，渐渐演变成“龙虎斗”的传奇，说年羹尧是白虎托生，来到这人世，就是与皇帝争天下的。连年羹尧自己都说，他出生时有白气，有白虎之兆。雍正皇帝本人，则反复做过一个相同的梦，就是有一只白虎来咬他。

就在一个月前，雍正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成为一只地道的“死老虎”。雍正本打算对他宽宥处理，没想到老虎的出现，却断了年羹尧的生路，皇帝认为年羹尧天意当诛。雍正在御批中说：“世间有此奇事乎？年羹尧正法之兆显然矣。天道如此彰明显示，实令朕愈加凛畏也。”

有人分析，老虎在北京城里出没，最后进了年羹尧的宅院，有一种可能，就是那只老虎本身就是年羹尧豢养的，在抄家时出逃，后来又回到年宅寻找它的主人。这种解释听上去很合理，假如这只老虎真是年羹尧豢养的“宠物”，那么老虎奔出年宅，应当是轰动京城的事件，为什么史料中没有相关的记录，而只有老虎“回到”年宅的记录？况且，假如它真是从年宅逃散，回来寻找它的主人，雍正的情报系统肯定会获知消息，雍正皇帝也不会称其为“世间奇事”了。

无论怎样，这只老虎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年羹尧的命运。三个月后，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九十二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五条，欺罔罪九条，僭越罪十六条，狂悖罪十三条，专擅罪六条，忌刻罪六条，残忍罪四条，贪婪罪十八条，侵蚀罪十五条。雍正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额外开恩，赐其狱中自裁。

黑暗的刑部大牢，年羹尧于深夜中醒来，听高窗外啾啾的风声，一定感到眼前的一切恍惚似梦。他无数次在边疆大漠听到那样恐怖的风声，叛军数十万兵临城下，他的西宁，已是一座孤城万仞山，而年羹尧的手头，只有精兵几十，但年羹尧安坐在城头，岿然不动，这一出现实版的“空城计”，吓退了数十万叛军。大漠孤烟，明月如刀，年羹尧的身体，就是为这边疆大漠锻造的，敌人越强，他越来精神。年羹尧的名字，被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冬天的寒风越擦越亮，以至于叛军一听到他的名字就感到胆寒。就在这一年冬天，年羹尧命令他的部将岳钟琪，千里奔袭，向罗布藏丹津叛军发起总攻，罗布藏丹津大败，仓皇逃往新疆。我想起那首唐诗，用在年羹尧的身上，一点都不过分：

月黑雁飞高，

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

大雪满弓刀。

此时，年羹尧却感到了恐惧，感到了惶惑。他想不起自己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这刑部大牢的。放眼天下，没人比他跟皇帝的关系更“铁”，没人比他的功劳更大，但同样没人，比他的命运更惨。他的家产全部抄没，那些家产，当年他由抚远大将军调任杭州将军，光运输家产的骡驮，就有二千余驮，骡轿二百余乘，大车好几百辆。不仅他私人生活的精致繁华转眼成空，连他的家人，命都不保，他的第四子年富被处斩，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著发遣广西云贵及极边烟瘴之地充军。民间传说，年氏子孙为免于被斩草除根，纷纷逃往民间，从此隐姓埋名，生存下来。据说姓“生”的，许多是从“年”姓改过来的，因为“生”就是倒过来的“年”。

唯有如此，才能死里逃“生”。

年羹尧感觉自己是陷入一个深洞里无法自拔。他一直以为自己站在人生的巅峰，渐渐地，他才发现自己原竟是站在悬崖的阴影里，他的脚下，是不见底的深渊。他不知道那深渊里有什么，但他知道自己早晚要跌下去，他每时每刻都站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让他感到恐惧与绝望的其实并不是死，而是这临界点上的挣扎。

年羹尧是在诸大臣的监督下自尽的。那些大臣，一年前还在广宁门外跪迎“年大将军”的到来，此时，他们一律面色铁青，欣赏着年羹尧步履艰难地走向那三尺白绫，他们的心底，一定是笑开了花。年羹尧不甘心，想在死前一见天颜，被蔡珽厉声喝止。

曾任四川巡抚的蔡珽是年羹尧的死敌，年羹尧曾向雍正参奏过蔡珽，部议拟斩，但雍正非但没有斩他，反而将他任命为左都御史，用蔡珽收拾年羹尧意图明显。蔡珽不辱使命，在最后关头把年羹尧送上黄泉路。年羹尧则为他傲视天下的自负付出了代价。

我时常会想起那只奔上城墙的猛虎，以及它在青蓝天宇下发出的孤独长啸。

五

年羹尧大权在握，用兵西北，却没有当过军机大臣。军机处是年羹尧自尽四年之后才设的，因此年羹尧的生命里，只有军机，没有军机处。但雍正对年羹尧的重用，已经凸显了西北军机的重要，甚至预示了军机处的建立。

当年朱棣定鼎北京，着眼点落在北方蒙元，明朝灭亡，因在东北建州女真势力的崛起，其实自汉至清，西北也一直是中华帝国的命门。韩毓海先生说：“如果中国是一盘棋的话，那么自古以来，将关键一个筹码落在哪个‘子’上，那就十分地要紧。19世纪中期以降，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大清，于山穷水尽、江河日下之际，在东南和西北之间，痛苦地选择了西北，于海防与边防之间，不得不选择了‘筹边’。”[5]

在18世纪的中华统治者眼中，“筹边”的重要性不亚于19世纪的“海防”，18世纪西北的地位也丝毫不逊于19世纪的东南，我们切不可以事后诸葛亮的身份聒噪不休。也正是由于康雍乾三世对西北的经营，才使乾隆王朝拥有了广达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而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亦为20世纪工业化的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石油资源。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再度用兵准噶尔。清朝沿袭明制，不设丞相，只设内阁，做辅佐皇帝办理政务的中枢机关，以大学士为首领。大学士以紫禁城三殿（保和殿、武英殿、文华殿）三阁（文渊阁、体仁阁、东阁）命名，通常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辅。但前文已经讲过，内阁的位置在前朝文渊阁之南，进入养心殿向皇帝汇报军情要穿越重重宫禁，无疑会耽误时间，而且手续繁多，也容易泄密，因此，雍正就下令在隆宗门内搭建了一排房子，命允祥、张廷玉、蒋廷锡三人在这里秘密处理军务，就是后来的军机处。据说，在军机处与宫墙之间，有两米空隙，里面藏着一条通往养心殿的密道，穿过宫墙，经过御膳房，直达养心殿。今天在御膳房旁边的宫墙上，依然残留着密道的痕迹。军机处原本只是一个处理西北军机的临时机构，西北战事结束后，军机处不仅没有撤销，反而权力日增，处理事务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国家大事，内阁从此被架空，军机大臣甚至被民间称为“宰相”。

慈禧太后与奕的关系，其实也是政治盟友的关系。奕帮助慈禧政变上台，两宫垂帘以后，慈禧行事小心，在政治上发言不多，一是在观察形势，二是在暗中学习治国之术，一切大权，实际上都交与了奕。奕以议政王的身份主持军机处，把持了一切朝政。

但这未必是一件好事，蕴含在权力中的凶险，前面都已经讲过了。吴三桂的权力过山车，年羹尧坐过了，现在，恭亲王奕将成为它新的乘客。

剧情的发展与既有的套路完全吻合——当慈禧太后羽翼未丰，事事由奕做主，她自己在暗中观察、积累政治经验，但当她羽翼渐丰，坐稳了江山，功高震主、大权在握的奕，就成了她的拦路虎、绊脚石。吴廷栋曾经提醒奕，对慈禧太后要表现出“惧”，也就是要在强者面前装孙子，哪怕只是一种表演，而对此奕全当耳旁风。他独揽大权已成习惯，不会装，也不愿装。其实，他想装也装不像，人到了那个位置，行走坐卧都透着优越感。尤其剿平太平天国以后，奕已被满朝视为周公式的“贤相”，他岂能把这孤儿寡母放在眼里？在慈禧太后面前，他表现出十足的傲慢，有时连礼数都不顾了。比如前文说过，紫禁城分为外朝与内廷，王公大臣不论地位多高，不经传唤都不能擅入内廷。奕却一点也不见外，把内廷当作自己的后花园，想进就进，想出就出。两宫皇太后问政，他说累了，竟顺手拿起给皇帝准备的茶水喝。慈禧太后问话，他也爱答不理，有时干脆装作没听见，摆出一副无可奉告的架势，一言不发。更重要的是，他经常完全不向慈禧太后请示，就朝廷的人事做出安排。

对慈禧太后尚且“耍大牌”，对军机处的同事们就更不在话下了。军机处值庐内是一张大炕。奕在军机处上班，一人独霸一炕，有属下向他行礼，他一点反应也没有，那份傲慢，让我想起入京时高坐马上、面对跪拜的公王大臣目不斜视的年羹尧。他自视太高，不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导致一旦慈禧太后向他发起攻击，许多朝臣都立刻向慈禧太后靠拢。

慈禧太后与奕之间生出嫌隙是迟早的事，这同雍正与年羹尧一样，有权力冲突的因素，也有性格冲突的因素。奕是强势的，慈禧太后亦不弱势，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慈禧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人，绝不愿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说来，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决不能让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至亲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6]慈禧太后对奕隐忍不发，是在审时度势。时机一到，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慈禧太后与奕交锋的第一个回合发生在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这一年三月四日，慈禧太后收到蔡寿祺上疏，奏疏直指当朝第一权贵奕，给他列了贪墨、骄纵、揽权、徇私四大罪状，竟然要求奕罢官引退，力劝“议政王若于此时引为己过，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多任老成，参赞密勿，方可保全名位，永荷天庥”。

蔡寿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投机分子，他胆敢写下如此具有杀伤力的奏疏，是因为他闻到了慈禧太后与奕之间的火药味。那火药味还在萌芽状态，还没有散发出来，它只是一些分子，弥散于宫廷的“一团和气”[7]中，蔡寿祺就闻到了它的气味，然后根据那若有还无的火药味，迅速确定了自己的政治方向。

慈禧太后也很敏锐，她瞬间就意识到了这封奏疏的价值，把它作为轰向奕的第一发炮弹。她在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等人时，向他们透露了这件奏书，宣布“恭亲王植党擅政，渐不能堪，欲重治恭亲王之罪”。

此时的奕，对事态的严重性没有起码的认识。几天后，在召对时，奕或许跪累了，竟然站了起来。他没想到，慈禧太后突然大叫起来。因为在君主面前下跪，不仅是臣子的常礼，还为了“保护君主遭突然袭击”，慈禧太后正是利用这个机会高喊救命，说奕背叛皇帝和皇太后，侍卫们冲进来，将奕哄出了养心殿。[8]

没过多久，一道谕旨震惊了全国。谕旨称，奕妄自尊大、目无君上，决定革去他在军机处及其他部门的所有职务。

这道谕旨不再由军机处下发，而是交由内阁发出。这表明慈禧太后有意在提高内阁的地位，用来打压军机处。

身在江南的曾国藩敏锐地注意到，军机处文件的廷寄格式发生了变化。原先“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的开首语，变成了“军机大臣字寄”，少了“议政王”三个字。他立刻感觉到朝廷中枢已发生巨变，并且意识到奕“若非生死大变，则必斥逐，不与闻枢密大政矣”。

六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慈禧太后并没有把奕打倒。

她低估了奕的实力，三月十四日她召见王公大臣开会，支持奕的竟有七十余人。第二天她单独召见军机大臣，文祥在太后面前痛陈，不能赶走恭亲王。

四月十四日，在僵持了一个多月之后，慈禧太后的裁决终于下来，恭亲王仍在军机处行走，但剥夺了他的议政王名号，以示裁抑。奕领旨，痛哭流涕，伏地谢恩。

这一次奕之所以没被打倒，一个原因是他在朝廷经营多年，树大根深，而他在“同治中兴”中的贡献，亦为满朝上下所公认。还有一个原因，是西方人替他撑腰，因为在西方人看来，奕是唯一能与他们对上话的清朝领导人，所以西方人支持他，极力维护他的地位。美国学者托尼·邓在《恭亲王奕传》中说：

“恭亲王在这里表现了对西方人态度的重大转变，他承认西方军事力量的优越性不是一个神话，承认中国能够通过‘安抚’西方人并向他们学习来改善自己的局面。因此，恭亲王是第一个采取现实政策的高贵的满人王子。作为对恭亲王的回应，在华的西方列强也是采取了‘合作’政策，暂时以耐心的外交来代替武力，作为在中国维护条约权利与获得租借地的工具。”[9]

奕暂时避免了年羹尧式的噩运，但也只是暂时而已。他与慈禧太后的矛盾是结构性的，无论是道光皇帝第六子、咸丰皇帝亲弟弟、同治皇帝叔叔的地位，还是他的非凡业绩，都不能保佑他安全无虞。他突然感到浑身发麻，发现自己的命原来不是自己的，它攥在慈禧的手中，只是暂时交给他保管而已。

经历了同治四年那个多事的春天，奕一下子变老了，也变“成熟”了。他不再倨傲轻狂，而是变得沉默和谨慎。他虽然只失去了议政王的身份，仍然是军机处的领导者，自军机处成立后，传统的议政王议政制度已基本作废，因此他实际上还是帝国的核心首脑，但慈禧太后已经显示了她的威力，“奕的人”（比如曾国藩、李鸿章等）在看清了朝廷的权力对比之后，一个一个地倒向慈禧。

慈禧与奕的这场争斗，不仅让奕“老实”了许多，对于奕任用的汉人大臣，也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她指责奕“植党”，说的不就是曾国藩这些人吗？曾国藩自从打败了太平天国，就知道自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就在攻陷天京的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曾国藩就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指明：“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

就在他克复金陵的第二年（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曾国藩放下屠刀，当起文化人，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十七篇，编《鸣原堂论文》。三月，曾国藩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五月，曾国藩率军赴山东剿捻。六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遗书》完稿，共三百二十卷，交金陵书局出版。

以后的日子里，奕的权力被一点点掏空，他的地位一点点被醇亲王（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光绪皇帝的父亲奕）所取代。

奕小心地维持着他与慈禧太后的关系，但他也并非一味忍让，而是耐心寻找着反制慈禧太后的机会。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奕的机会来了。

这一年，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太监安德海在紫禁城里待烦了，想出宫溜达溜达，顺便搜刮些钱财，于是借口预备同治帝大婚典礼，请求慈禧太后派他到江南置办龙袍、预备宫中婚礼所用之物。慈禧太后批准了，他就带领着一班随从，前呼后拥地离开了紫禁城。

安德海在辛酉政变中充当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之间的秘密联系人，为慈禧上台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晋升为总管大太监，成了朝中显赫的人物。安德海恃宠而骄，虽然只是六品的蓝翎太监，却连小皇帝载淳、恭亲王奕都不放在眼里。蔡寿祺上疏弹劾奕，就出自安德海的“策划”。

太监专权祸国，这是明朝留下的惨痛教训，因此，清朝对内廷太监的管理一直严格，坚决防止太监干预朝政。开国之初，顺治帝就于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颁布上谕，对太监管理做出了规定：

一、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

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

三、不许招引外人；

四、不许交接外官；

五、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

六、不许假弟侄名色置买田产，从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

两年后，顺治帝又命工部将严禁太监干政的上谕铸成铁牌立于宫内交泰殿门前，以示警诫。

安德海显然没把这道上谕放在眼里，虽擅出皇城，却有慈禧的恩准，他就什么都不怕了。

按例，清朝派遣大臣出京，军机处要外发公文，沿途地方官员按礼迎送。安德海虽号称钦差，身上却没有半片公文，又一路威风张扬，因此，当他的队伍浩浩荡荡抵达山东德州时，德州知州赵新对此颇感费解，出于谨慎，赵新立即将此事上报巡抚丁宝桢。

八月二日，安德海到泰安县，丁宝桢下令知县何毓福将小安子拿获，押往济南，丁宝桢亲自审讯。八月六日，丁宝桢接到由军机处寄发的密谕，密谕说：

该太监擅离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饬属一体严拿正法。倘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著严拿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

军机处的密谕说得很清楚，安德海违反了祖制，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这道密谕就是最后的判决，不需要再向别人（慈禧太后）请示了。丁宝桢接到这道密谕，心领神会，二话不说，就像快刀斩乱麻一样，把慈禧的红人安德海斩了。

这一天，距安德海被抓只有五天。

如此迅雷不及掩耳地杀掉安德海，连曾国藩都给丁宝桢点了赞，称他为“豪杰士”。

但这无异于在太岁头上动土，矛头所指，不言而喻。

丁宝桢有如此胆气，显然背后有人为他撑腰。

这个人，只能是奕。

这一回合，让慈禧太后吃了哑巴亏，奕在心底里暗自发笑。

但慈禧不是吃素的，她不会咽下这口气，立刻把奕召入宫中，厉声质问：

“尔为何事事跟我作对？你以为自己是谁？”

奕答：“微臣乃道光爷之子。”

慈禧道：“本宫可削去你之爵位！”

奕答：“对，太后可削去臣之爵位，却抹不掉臣作为皇子的宗室血脉！”[10]

说罢，他扬长而去。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忍无可忍的慈禧太后终于颁发一道谕旨，免去奕的一切职务，奕集团全班人马（包括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被全部逐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军机处从此不再见奕的身影。慈禧趁机选用自己信任的人入值军机处，于是任命醇亲王奕、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等主持军机处，史称“甲申易枢”。

奕劻、奕、世铎的行政能力与奕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有很大的“优点”，就是听话，对慈禧太后唯命是从。“甲申易枢”后，慈禧太后的权势进一步扩大，军机处也终于沦为慈禧太后控制朝政的工具。

七

退下来的奕，更多的时间在自家花园里读书品茶。坐石忘收钓，临流爱濯缨，他成为一名真正的闲士。独自莫凭栏，他的心空荡寂寥。浩瀚深宫就在他视线的前方，从前无限近，如今无限远。亲人的缠斗厮杀，政治的翻云覆雨，都成了前尘往事，他的眼前，只有花开花落，云长云消。白鹭栖息，野鸭游泳，又是何等的畅快和自由。雄心万丈的恭亲王，如今流连于花园香径间，一任自己的残年，犹如暮春的花瓣，四散飘零。

那花园，就是今天游人如织的恭王府花园。

诗曰：

寒如明月冷如霜，

生死杀伐早寻常。

皇恩今朝纵断尽，

不话凄凉话天凉。

军机处旁乾清门广场上的铜缸
李少白 摄

十年间，他迅速衰老，几乎成为一个被朝廷遗忘的老人。虽被赏还亲王双俸，又被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但在政治上毫无作为，在朝廷的影响力已越降越低，朝廷只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找他。

只有光绪时常想起他，因为青春叛逆的光绪，要摆脱慈禧的控制，只能找他的叔父奕“主持公道”。每逢那时，奕就会告诫他要学会克制，不要与慈禧太后闹翻。

此时，大清王朝有胆量同时有能力挑战慈禧权威的，只剩下一个人。

他，就是当朝的皇帝——光绪。

[1] 《曾文正公文集》，卷二十、二十一，奏稿。

[2] 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第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3] ［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4] 祝勇：《故宫的隐秘角落》，第127页，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

[5] 韩毓海：《江山走笔》，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5期。

[6]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5页，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

[7] 军机处值庐内悬挂有“一团和气”匾，为雍正皇帝手书。

[8]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卷十四，第25页。

[9] ［美］托尼·邓：《恭亲王奕传》，第195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0]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919页，台北：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93年版。

第十五章 皇极哀荣

一

自从光绪皇帝十五岁亲政，慈禧太后就结束了垂帘听政，住进了宁寿宫。她终于不用听政，可以安心听戏了。这座连建造它的乾隆爷都没有住过的太上皇宫，容纳了慈禧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只不过她的生命册，比起乾隆要逊色得多。尽管乾隆的时代里同样是危机四伏，但它们没有遮掩那个时代的光芒。相比于乾隆时代的锦绣辉煌，慈禧的时代简直就像一个烂泥塘，她曾经奋力地挣扎过，但她越是挣扎，就陷得越深，地心引力不断在拉扯她，她甚至能够感觉到自己沉落的速度。宁寿宫的名字里，藏着她对安宁和长寿的期盼，但那也只是期盼而已。在那样的一个不太平的年代，连落实这样一个期盼，都有些力不从心。

我曾经无数次提到过宁寿宫花园（乾隆花园），却没有专门介绍宁寿宫——宁寿宫花园是宁寿宫的花园，它只是宁寿宫的一部分，而巨大的宁寿宫区，位于紫禁城内外东路，占据了大内东北部一大块长方形的院落。明代时这里只有稀疏的几座宫殿，是供太后、太妃养老的宫区。到了清康熙年间，康熙皇帝为了让皇太后颐养天年，于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建造了宁寿宫。乾隆皇帝又花了五年时间进行改造扩建，作为自己归政后“万年尊养之所”，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宁寿宫。

乾隆改造后的宁寿宫建筑群，宛如紫禁城的缩小版，也分外朝、内廷两部分。前部有九龙壁、皇极门、宁寿门、皇极殿、宁寿宫，对应的是紫禁城中路的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宁寿宫的后部又分为中、东、西三路。中路有养性门、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景祺阁和已毁的北三所，东路有扮戏楼、畅音阁、阅是楼、寻沿书屋、庆寿堂、景福宫、梵华楼、佛日楼，其中畅音阁为清宫内廷演戏楼，其建筑宏丽，全称为宁寿宫畅音阁大戏楼。西路就是俗称“乾隆花园”的宁寿宫花园。宁寿宫建成后，和珅在这里陶然忘归，忍不住仿照宁寿宫中的建筑式样，在自己的宅第里有模有样地建起“山寨版”，以分享本属于太上皇的满庭苍郁、一园清幽，当然，这一切，都成为后来遭到清算时逃不掉的罪责。

乾隆当年之所以没有住进他的太上皇宫，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虽然已把皇位“禅让”给了自己的儿子嘉庆，但自己“精神康健，不至倦勤”，还继续把持着权柄，待一百岁以后，再到宁寿宫安享余年。他没活够百岁，也就没有真正地入住过宁寿宫。乾隆在世时有旨，“若为大清亿万斯年，我子孙仰膺天眷，亦能如朕之享国日久，寿届期颐，则宁寿宫仍作太上皇之居。”意思是这宁寿宫并不会浪费，可以留给后代的太上皇居住。可惜有清一代，皇帝越来越短寿，以至于再也没有太上皇出现，一直到一百多年后，这座繁丽、幽深的宫殿才迎来了它的主人。她不是太上皇，而是慈禧太后。

身为太后，慈禧是本该住进慈宁宫的，但她执意住宁寿宫，不知是否有以乾隆自诩的意思，或许，她看中了宁寿宫前朝后寝的格局，表明她退休后依然把持着权柄，迷恋和捍卫着紫禁城的空间意识形态。慈禧平时起居的宫殿是“后寝”中的乐寿堂（住在中南海和颐和园时除外），重要的典礼仪式则在“外朝”的皇极殿。每年元旦、上元、冬至三大节，慈禧太后都要端坐在皇极殿的宝座上，接受光绪皇帝率领王公百官的朝贺。

二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慈禧太后迎来了六十大寿。在慈禧心里，六十大寿有着不可撼动的意义，她要在这个生命节点上，享受她一生奋斗得到的所有荣耀。对于一个久历深宫的女人来说，那几乎是她一生的心愿所系，更何况慈禧是一个无夫无子无女的孤老太婆。她十七岁父亲病故，二十五岁守寡，四十岁丧子，所谓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她一样也没有落下。寂寞深宫里，她孑然一身，还要万事操劳，到了老年，她总应该安安稳稳地过上一个六十大寿了吧。当年康熙皇帝的六十大寿（公元1713年）和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公元1790年），都举行得吉祥隆重，她不会想到，在宫廷里奋斗了大半生，自己的六十大寿，竟举行得如此艰难。

当年乾隆爷大办万寿庆典，还有他修建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扩建圆明园和避暑山庄，那是因为老爷子钱包鼓，腰杆硬。我们不妨晒晒乾隆时代的财政状况：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到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的十九年里，户部银库只有三年存银在三千万两以下，其余年份皆在三千万两以上；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至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存银大都为三四千万两；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存银为五千余万两；自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至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只有两年存银在六千余万两，其他各年存银都在七千万两以上。历史学家说：“秦汉以来，没有哪一个朝代哪一位皇帝的国库存银有乾隆年间的库银多。”[1]所以他曾四次普免地丁赋税，三免八省漕粮。至于兴建清漪园，只花费了不到五百万两[2]。这钱他花得起，也有资格花。

乾隆的时代，在南方，两征廓尔喀，用兵缅甸，进剿安南；在西南，平定大小金川；在西北，统一回部，接纳土尔扈特回归，两征准噶尔。那时的清帝国，威风八面，势不可挡。

相比之下，慈禧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慈禧入宫那一年春天，一年前在金田起义中组成的太平军已经攻破广西省城桂林，接下来兵不血刃地占领道州[3]、岳阳，随后水陆开进湖北。第二年初离开武昌时，太平军已是旌旗蔽日、征帆满江，号称“天兵”百万。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慈禧生下载淳（即后来的同治皇帝）那一年，太平军大破清军的江北、江南两个大营，同时，内患在迅速蔓延，除去已经发生的捻军、天地会起义（包括小刀会起义、红钱会起义等），在云南，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马德新等领导的滇南回民起义，李文学等领导的彝民起义等，都在这一年发生。“仅仅是一个太平天国，就使得咸丰帝心力衰竭，面对如此众夥的反叛该施以何策？”[4]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那一年秋天，英国人也掺和进来捣乱，三艘英舰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这样打起来了。俄、美又趁火打劫，逼大清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之后又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其中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降低关税、战争赔款（分别赔偿英法四百万和二百万两）等，皆对大清帝国造成极大内伤。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慈禧以垂帘太后的身份正式登上清朝政治舞台那一年，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起义都被先后镇压下去，大清帝国暂时缓了一口气。但国际危机并没有解除——葡萄牙人占领了澳门、英国人入侵了西藏，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在东面也不太平，与“同光中兴”同时，被视为东瀛小国的日本开始了与大清的竞赛，至此，大清帝国已经是前狼后虎、四面是敌。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明治维新只有六年的日本就开始欺负大清，举兵入侵台湾，咸丰的告诫，已一语成谶：“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安乐了。”

大清王朝的盛世光景，到乾隆朝就早早收场了。二百六十八年清朝史，康雍乾三帝占了一百三十七年（包括乾隆当太上皇的三年），占了一半还多。纵然嘉庆皇帝胸有凌云壮志，也抵不过整个王朝的自我销蚀。终于，道光之后，属于这个王朝的光环一点点暗了下去，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中，一路败亡，剩下的六十二年时光（自道光驾崩到宣统退位），来自北方草原的雄健体魄在与后宫女子的柔情媚骨结合以后，皇室后代的眉目越来越清秀，身体和性格却一个比一个孱弱，一个比一个死得早。死亡，就像一个不祥的谶语，笼罩着整个王朝，以至于慈禧的儿子同治皇帝死去之后，这个王朝连一个直接继承人都找不出来了[5]。这个朝代，占据着中国历史上的第二大版图，一度气吞万里如虎，却终脆弱得连梧桐夜雨、芭蕉声碎都承受不起，耀眼的荣华，转眼便是江山日暮、寒鸦夜啼，留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人生有时充满荒谬，当一个人费尽心机地达到他向往已久的目标时，那个目标本身的价值已经悄然消解，就像吴三桂，有学者曾这样评价他：“他存在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在大明朝这座巨大的山体上尽力攀登，海拔的上升就意味着幸福的临近。但是，就在吴三桂兴致勃勃地攀到半山腰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脚下所踩的原来是座冰山，正在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缓慢消融。即使攀爬到最高处，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毁灭，而不是达到永恒的幸福之源。”[6]

将吴三桂比作慈禧，显然是不恰当的。吴三桂生活在明代，慈禧生活在清代；吴三桂是男人，慈禧是女人；吴三桂是人臣，慈禧是“主子”。这决定了他们的机遇、处境，都大相径庭。尽管吴三桂后来称了帝，但也不过是一种权力自慰而已，除了加速死亡，什么作用也起不到。然而，二者之间，还是有一点是相似的——他们都有野心，又都不幸赶上了王朝能量的衰竭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他们赖以生存的权力也是不稳定的。就拿慈禧来说，当她终于爬到了权力高峰，准备主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格局已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变成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屡败屡战的王朝，不仅没有给她带来安全感，反而让她吃尽苦头。在历史上，还找不出几个最高权力者被打得离宫别庙，流落他乡，而她自己，竟然成了庚子之战后西方八国准备惩治的首要“元凶”，后来她让李鸿章与西方人周旋，杀了一批替罪羊，才勉强保住自己的命。她爬得越高，她心中的惊恐、惶惑越是强烈，她已经无法驾驭时代，反而被时代左推右搡，难以立足。她心中那个完整坚固的世界破裂了，权力给她带来锦衣玉食，也给她带来她无法负荷的残酷。

我时常在想，假若在《红楼梦》里，她究竟是手段干练、面艳心狠的王熙凤，还是看透了危局又心犹不甘的贾探春？

所以，对慈禧来说，获得最高权力是大幸，但在这个时代里当权却是大不幸。就清朝而言，论暴虐，她比不上雍正；论奢侈，她比不上乾隆；论无知，道光跟她有一拼（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皇帝竟然不知那个名叫英吉利的国家到底在什么地方），更何况中国历史中几乎每一位成功帝王，都无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然而，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中，她的名声最臭。

在更多人看来，“嬴政通过贪狼强力、寡义趋利的残酷屠杀满足他变态的虐待欲，武则天则异乎寻常地沉迷于美少年。不过，这都是他们生活的次要方面。他们是历史上建立了非凡功业的帝王，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也是人们获得的主要印象。”[7]也就是说，这些帝王在历史上都是有建树的，“功大于过”，因此，他们无论多么残虐荒淫，都可以接受。唯独慈禧十恶不赦，因为在她的统治下，中国割地赔款，一败涂地。

三

但无论时局多么艰难，慈禧举办六十寿庆的信念无比坚定。只有把万寿庆典办成胜利的大会成功的大会，才能真正向世界展示大清帝国的国威。也许，在慈禧心里，在经历了所谓“同光中兴”之后，大清帝国这辆残破的老车，已经驶过最危险的路段，等待它的将是一片坦途，国破家亡的记忆已经渐渐隐退，被繁华世象所取代，像郑观应《盛世危言》、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孙文《上李鸿章书》这样的文字，纯属酷爱清议的文人墨客们在故弄玄虚、危言耸听和哗众取宠，在她心里，这些清议狗屁不是。

自从光绪十年（1884年）甲申易枢，恭亲王奕所带领的军机处被慈禧全班斥退之后，奕开始以商办之名接掌政权，朝廷中再也没有一个人像奕那样敢与慈禧分庭抗礼。但人算不如天算，慈禧没有想到，在她即将走上人生顶峰的时候，出来捣乱的，竟然是东瀛小国——日本。

日本人对大清帝国早已垂涎三尺，几乎与洋务运动、“同光中兴”同时，开始了自强的步伐，史曰：“明治维新”。我曾写过一部透过日本视角解读甲午战争的书《隔岸的甲午》，梳理了日本自吉田松阴之后，“大陆政策”一步步形成的过程。一场无法躲避的战争，注定将慈禧的六十寿辰搅成一地鸡毛。而这个危机四起的世界，也注定让慈禧余下的岁月惨不忍睹。

当一群乐师正在紫禁城的一角认真演练万寿庆典的主题曲《海宇升平日之章》时，一场决定20世纪亚洲命运的战争开始了。六月二十三日（公元1894年7月25日），日本舰队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附近，向中国军舰及运兵船发起突然袭击，中日甲午战争正式拉开帷幕。

日本人先后发起了丰岛、成欢、平壤、黄海四大战役。日本作战的目的是“将军队主力运至渤海湾口，与清国决战”。

我在《隔岸的甲午》一书中说，黄海海战，北洋水师虽遭重创，但并未彻底失败，甚至还可以说是小胜，因为判断胜负的标准，并非双方的损失，而是看双方的作战目标是否实现。那场鏖战，我方被击沉五艘战舰，日方无一艘军舰被打沉，看似打成了零比五，但那只是牌面上的损失，清方实力尚存，日方“与清国决战”的战略目标并没有实现。实际上，决定甲午战争胜负的，不是那场惨烈的海战，而是后来的陆战，即辽东半岛战役。

对此，光绪皇帝还是有预判的。当朝鲜东学党事起，光绪帝向自己的属国朝鲜调兵时，就命令主动请战的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进驻奉天。同时，光绪还谕电李鸿章，调驻守旅顺的宋庆，率军与已在大东沟登陆的刘盛休铭军等部，向“奉省门户”九连城一带集结，加强沿江纵深的防御力量，并电令东三省练兵大臣定安和盛京将军裕禄，命其派兵“前往鸭绿江，并举办乡团，添募猎户炮手，随时防堵”。[8]这表明这位年轻的皇帝的先见之明，和对局势的把握能力。而且，他已经把目光投向正规军以外的民间武装，表明他已具有“全民抗战”的思想。在黄海海战开始的同时，在奉省东边道鸭绿江沿线，已经集结七十多营三万余人的中国防军，而新组建的乡团、民勇还不计在内，从而构成了以九连城为中心，左翼伸到长甸，右翼达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及大东沟的鸭绿江防线。完成这些周密的布防，不知心力交瘁的光绪，是否可以回到寝宫，睡一个安稳觉。

战争的进展，证明了光绪帝的先见之明。可惜的是，这先见之明，并没有化成胜利的战果。日军自甲午年九月二十六日（公元1894年10月24日）发起进攻，清军立即溃败，在左翼，日军占领安平，依克唐阿败走宽甸；在九连城城东，聂士成苦战之后，虎山失守；而整个九连城，在挣扎了四天之后，落入敌手。宋庆退往凤凰城，驻守安东的部队也向岫岩溃逃，整个鸭绿江防线全面崩溃。

自此以后，辽东战场的节节溃败，已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无法扭转。在山县有朋指挥日本第一军侵犯辽东的同时，大山岩指挥第二军，在日本联合舰队的掩护下，在花园口登陆，向辽南的咽喉金州进犯。像所有的忠臣良将一样，徐邦道以死相拼，但他的抗敌决心仍没能化为胜利，金州于十月初八（11月5日）失守，此时，日军几乎可以带着度假的心情，轻松前往大连和旅顺了。守卫大连的铭军将领赵怀益早已做好了逃亡旅顺的准备，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进入大连。赵怀益还送给日军一份不菲的见面礼，那就是大连的所有军械储备。史家评价：“我海疆炮台，大连湾式最新炮亦最利”，“经营布置，凡历六载，最称巩固”[9]。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这事先准备的一切，并没有加强我们自身的实力，相反，让敌人如虎添翼。

旅顺，此时已成为最后的孤城。对旅顺军港的建设，李鸿章曾投巨资，经营十六年之久。但是，再坚固的堡垒，也帮不上清军的忙了。日军步兵整齐的行军声，在秋日的半岛上回荡，有条不紊地向南方挺进。而此时的清军，已经杂乱不堪，只有徐邦道，在退却途中，对日军进行一些有限的骚扰。随着日军的逼近，各路清军纷纷溃逃，留下一个不设防的城市，给日军屠杀。

所谓祸不单行，占领辽东半岛后，日军又以海陆军协同作战的方式，进犯山东半岛，威海的陆上炮台被日本陆军占领，李鸿章苦心经营的火炮对准了北洋舰队，1895年正月二十三（2月17日），日本正式占领威海卫，北洋舰队除一部分舰艇引爆自沉外，共有十一艘舰艇成为日军战利品，丁汝昌等将领大部分自杀殉国，“志节凛然，无愧舍生取义”[10]，北洋水师全军覆灭。

作为被俘战舰之一，北洋水师主力舰“镇远”被驶入日本，编入日本海军战斗序列，直到1911年，它因无法跟上军备更新的步伐而被日本海军除籍，船体被肢解，它的铁锚和十个大炮弹至今安放在东京上野公园，将中国人的耻辱公开展览。

此时，慌了神的皇帝如同站在大堤决口旁的指挥者，第一反应就是全力以赴地试图堵住缺口。辽东是清朝的发轫之地，怎容倭寇践踏？况且，大清皇帝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祖先是怎样从那里长驱直入，直取北京，进而占领全国的，辽东失守对于这个王朝意味着什么，无论是皇帝还是朝臣，都心知肚明。于是，圣旨雪片一样从京师飞来，每一道都十万火急。皇帝要求将军们竭尽全力将日本人就地截住，不让他们前进一步。这对将军们而言，实在苛求。“中日战争中，光绪皇帝表现出晚清统治者少有的血性”[11]，清军中也不乏智勇双全的忠臣良将，能做的他们都做了，但等待他们的，仍然只有失败，而且一次比一次败得更惨。

四

十月初二（10月30日），金州形势危急的时候，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排除一切干扰，将庆典进行到底，已经成为慈禧胸中不可动摇的信念。不知这是出于对日本军队的藐视，还是出于对战争的无知。

那支亚洲第一的海军止步不前，船开不动，炮打不响，国难之际，大清帝国国库里的黄金白银，化作了颐和园中的湖光山色，游船画舫。万寿山上宫殿重重，层层帷幕遮住了外面的世界，这个朝廷的女主人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戏台上的刀枪剑影，只为博得老佛爷一笑。品茶听戏，成为她的主要工作，她的艺术品位日益提升，而现实中的战争，却丝毫引不起她的兴趣。

初二的清晨六点，朝廷百官集聚在紫禁城西华门，参加万寿庆典的第一巡游活动。《翁同龢日记》对这一活动做了详细记载：

九时，慈禧太后乘坐专门为万寿大典制作的金辇，“出蕉员门、三座门、北长街，入西华门，由协和门至锡庆门，降辇（蕉员、锡庆皆有彩殿，北长街有点景），入皇极门、宁寿门，先至阅是楼，后还乐寿堂。上（皇上）于蕉员门跪送，步行前引，至北长街复跪。先由神武门至锡庆门，辇至跪迎。凡辇前从官皆执如意一柄，余等亦然。先叩头三，谕昨日赏长寿字绸缎帽纬。跪候，过，起。济济焉盛典哉！”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辽东半岛，还有一个人在下跪，不过不是为老佛爷的寿庆，而是跪在大将赵怀业面前，请求兵力支援。这个跪下的人，就是旅顺守将、正定总兵徐邦道。那时的日军已向金州挺进，深知金州战略地位的徐邦道，跪地请求大连守将赵怀业增援。除了听到赵怀业打了一阵子官腔之外，徐邦道一无所获，只好愤然返回前线。唐朝“安史之乱”时，张巡步将南霁云突围，也是断指求援未果，含恨而去，历史上的悲剧，总让人觉得似曾相识。

第二天，忍无可忍的翁同龢和孙家鼐前往东暖阁跪安，力陈战局危急，恳请太后明断。但他们对老佛爷的要求太高了，所以他们的失望更大。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指示，无可奈何之中，翁同龢和孙家鼐前往恭亲王府邸，“痛哭流涕，请持危局，卒无所发明。”

当天，慈禧召见礼亲王和庆亲王，说了一个多时辰，却“其于今日所请设巡防、请借镑款（即借英镑购买军舰）两层，皆不置一词。但云：‘今日所言，皆系庆典。’”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11月7日），辽南要地金州已经失守，日军已在拂晓时分，分三路向大连湾进犯，并在上午九时，迅速占领了大连的全部清军炮台，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大连要塞，反而成为日本的战争基地，时人指出：“方倭将至时，我金州、大连湾储备军械自勇丁配兵枪以外，有海岸、行营两种炮凡一百二十余尊，大小炮弹二百四十六万余颗，而自沪局运至行营快炮封尚未启；华厂自制枪并德国枪六百数十杆，枪弹三千三百八十一万数千颗；及马匹行帐诸式军需，所蓄甚厚。严城巨防，特两日间竟委之去。大连湾有海军码头，倭人据之，其大小军资从此得登岸地转输前敌，而辽东之祸愈烈矣。”[12]

就在这一天，大清帝国皇太后的六十岁生辰，终于来到了。为了这一天，慈禧太后仿佛已经等了一生。

上午九时整，恰好在大连要塞失守的同时，慈禧太后的金辇出现在皇极门外。那是宁寿宫区之正门，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建，为随墙琉璃门三座，坐落于汉白玉须弥座上，正南是著名的九龙壁，进门北行，就是皇极殿——一座建筑于单层石台基之上、黄琉璃瓦重檐庑殿顶的巨大建筑，是宁寿宫区的主体建筑，如今是故宫博物院珍宝馆。

皇极门前，慈禧自金辇上下来，可谓雍容富贵、仪态万方。这个养尊处优的老太婆，素以观世音自居，我们至今可以从外国人拍摄的照片上，看到她以观音造型拍摄的照片，但她对百姓的命运不闻不问。

在内侍的簇拥下，她由西门步入，从东边的石阶进入皇极殿。慈禧在御座上坐定，巨大的宫殿变得一片肃静，听得见风撩动大臣长袍的声音。这时，嗓门最大的太监开始朗读贺表，为慈禧太后歌功颂德。欺骗有时具有巨大的魅力，甚至会让人上瘾，慈禧就是一个喜欢骗局，并且乐于享受骗局的人。

读毕，光绪皇帝高举贺表，毕恭毕敬地走进皇极殿，把贺表交给内侍后，退出，这个皇帝在这一时刻表现出足够的谦卑。这样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多见。在光绪皇帝的率领下，后妃、王公和满朝文武三跪九叩，山呼万岁，数千人跪伏在凹凸不平的石板地上，像潮水一样起伏跪拜。那曲《海宇升平日之章》也悠然响起，在宫殿庭院间回荡。这一系列庄严的仪式只起到一种作用，就是让慈禧见证了自己的权威，她是这个庞大帝国的无冕之王，她笑了，她的微笑里，丝毫找不见她对自己的子民血流成河的怜悯。

慈禧万寿庆典的整个过程，显然经过一丝不苟的计划，它的周密程度，远比辽东半岛的备战计划周密得多。这表明这个王朝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但这个王朝只有在孝敬皇太后时，才能表现出惊人的团结和创造力，除此之外，整个王朝都是一盘散沙。

皇极殿内景
李少白 摄

熬过了冗长的庆祝程序，翁同龢等官员心急火燎地返回巡防处，准备办理军机要务，这时，来自慈禧的一道令人吃惊的懿旨下达了：赏赐皇帝和王公大臣听戏三日，一切军国大事一概放下停办，还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令其终生不欢。”意思是，在这个具有非凡意义的日子里，如果有人让她不爽，她将让他们一生不得安宁。

锣鼓响处，武生们在戏台上闪展腾挪，彼此厮杀得难解难分，舞台下面，王公们神态自若，如痴如醉，气氛轻松，天下太平。

翁同龢不会像慈禧那样高枕无忧。他只陪慈禧听了半个时辰的戏，就悄悄溜了出去。第二天子夜，当慈禧和王公大臣们带着庆典方式之后的兴奋、疲惫或者郁闷之类的复杂心情昏然入睡的时候，翁同龢等军机大臣被一阵急切的敲门声惊醒，他们得到来自旅顺的急电。

此时，前线告急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军机大臣们手中，令他们应接不暇。每张电报纸，都像敌方的利刃，捅入老臣们的心窝。所以，翁同龢打开电文的手，既急迫，又迟疑。那些沾满血泪的文稿，令他心有余悸。皇帝不等读到电文，就能从军机大臣们的脸色上，猜想到底发生了什么。

十月十二（11月9日），翁同龢到慈禧那边稍微应付了一下，就悄然退出，午饭后，他又赶到阅是楼慈禧听戏处走个过场，又匆匆赶往巡防处，此时他得到北洋于丑时发来急电，南关岭已失，徐邦道败退，旅顺仅半月余粮，他一拳击在桌案上，闭上眼睛，他的喉咙里发出一道沉闷的声音：“此绝症矣。”

五

十月十六（11月13日），日本在为进攻旅顺这座最后的孤城做积极的准备。这一天，慈禧巡游，在乐队的先导下，乘辇返回西苑（中南海），初冬的阳光照亮的南海的水面，令她心神为之一爽。她牵挂已久的庆典，终于成功举办了，她向大臣们慷慨行赏，此时，没有什么令她感到不满足的了。

十一天后，日本在旅顺进行的大屠杀令举世震惊。不久之后，在全世界的同声谴责之外，一场声势浩大的庆典，在日本国内举行。这场庆典的规模，丝毫不逊于慈禧的万寿庆典，而且，这场庆典的参加者，绝大多数是自发参加的民众。来自前线的捷报令他们大喜过望，这份胜利，足以将这个弹丸小国置于翻江倒海的狂喜之中。《纽约时报》对此做了详细报道：

至少有四十万人参加了在上野公园举行的庆祝仪式。铁路公司降低了各地到东京的火车票价。铁路公司为了满足乘客需要，不得不加班加点地增开列车。旅馆和客栈也迅速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甚至有许多私人住宅也变成了旅馆。……

大游行拉开了庆典的序幕。参加游行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致街上的游行队伍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了，完全变成乱糟糟的人海。打头的游行队伍已经到达上野公园很长时间后，队尾还聚集在日比谷动弹不得，人的长河足足延续了四英里。

由各行业工会的工匠们、学校的学生们、工厂的工人们、商业公司的职员们，还有许多上流社会人物汇集而成的人群，伴随着乐队的节奏行进。成百上千只喇叭和号角的吹奏声、喧天的锣鼓声，游行队伍和站在游行队伍两旁看热闹的人们那此起彼伏的欢呼声混合在一起，震耳欲聋。各式各样书写着稀奇文字的旗帜、横幅、军旗满天飞舞；在马车上身着节日装束的神父们、欣喜若狂的孩子们、市议会的议员们、来自内地的代表们喜气洋洋地走过去了；装饰成各种样式的花车在人们的簇拥下开过来了，有的车上用竹竿挑着纸糊的或用柳条编成的人头，表示被斩首的清国人，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引起人们的哄笑。各种新鲜的有趣的物件在游行队伍中随处可见。当队伍到达皇宫时，人们的欢呼响成一片，声震云霄。他们到底在叫嚷什么，谁也听不清。

皇宫外摆放了很多明治天皇和皇后的肖像，许多悬挂条幅的气球放飞到了天空。人们一边行进一边唱着名为《君之代》的颂歌，这首歌是由日本著名诗人福井先生谱写的。在上野大街上树立了一道巨大的拱门，游行队伍必须从下面穿过。在这道拱门上满缀着帝国之花——菊花，黄色的花朵在绿色的背景上面组成了如下的文字：“武运长久”和“大日本帝国万岁”。……[13]

这一庆典，对慈禧的万寿庆典构成了巨大的反讽。末代皇帝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说：“中国孤立无援地被打倒在那个一贯被她鄙视和怠慢的小岛国。这既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14]

大殿内景
李少白 摄

[1] 参见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第八册，第466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

[2] 据《内务府奏案》记载，建园经费“用过银四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七十二两三钱四分六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第165包第26号。

[3] 今湖南省道县。

[4]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第14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5] 同治、光绪皆无子嗣。

[6]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27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117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8] 《清德宗实录》，第三四七卷。

[9]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134—13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10]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三十六卷，第24页，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1932年出版。

[11] 张宏杰：《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原载《当代》，2006年第5期。

[12]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第一册，第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1996年版。

[13] 《节日盛装的东京欢庆战争胜利》，原载《纽约时报》，1895年1月14日，转引自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第241、24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4] ［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第1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

第十六章 寻沿书屋

一

我是在一次意外的机会里踏入了寻沿书屋。

我本来是去故宫出版社的，出版社在“十三排”，就是宁寿宫区与紫禁城城墙之间的南北各十三座排房，是乾隆年代建的。前面说过，宁寿宫区的正门是皇极门，皇极门前是一个东西狭长的小广场，广场东侧有一座敛禧门，从敛禧门出去，就是“十三排”。每排房子都是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前出廊，灰瓦硬山式顶的小平房，出版社在“南十三排”，每两座组成一个小院，院门朝西，院子里绿树婆娑、御猫徘徊，院中有石桌石凳，可以品茶谈稿子，此等工作环境，令许多出版界人士羡慕不已。最南边的小院是出版社社长的办公室，小院南端有一座垂花门，门口挂着写有“故宫出版社”五个字的木匾。

话说那一天，我从出版社的编辑部里出来，循着宁寿宫与“十三排”之间那条细长的夹道北行，打算从东北角楼前绕到西北角楼，回到西北角楼下的故宫研究院去，走到“北十三排”的时候，我看见红墙上的小门开着，里面是修缮工地，有民工出出入入，我的好奇心顿生，沿着窄窄的廊道，走到一个开阔一点的庭院中，看见正房上那斑驳的匾额，心头骤然一惊。那匾额上写：寻沿书屋。

寻沿书屋
胡锤 摄

2018年，我从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的春季拍卖画册上，见到过一方寻沿书屋的小印。那是一方清乾隆时期的白玉螭龙御题诗文椭圆形章，通体温润无瑕，章钮圆雕螭龙二只，线条细腻情态生动，侧壁一周白地阴刻乾隆御题诗一首，落“乾隆御笔”行书款，雕篆书朱文“寻沿书屋”，具有皇家宫殿名款的印章，在民间并不多见，它却引起了我的注意，更何况寻沿书屋，牵连着光绪与慈禧“母子”关系中最脆弱、最尴尬的一段岁月。

寻沿书屋位于内廷外东路宁寿宫区后部东路，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建，属庆寿堂建筑组群。书屋面阔五间，进深一间，前后出廊，绿琉璃瓦黄剪边卷棚硬山顶。明间安步步锦槅扇门，余为槛墙支摘窗。院落前有垂花门一座，既是院门，亦为整个庆寿堂建筑群的主入口。东西配殿各三间，黄琉璃瓦卷棚硬山顶，明间开门，步步锦槅心。西配殿明间后檐开门，接过道直通乐寿堂前院。寻沿书屋院内正殿、配殿及垂花门之间以抄手游廊环抱相属，自成天地，营造出清雅幽静的建筑氛围，与雍容华丽的养性殿、乐寿堂全然不同。

慈禧太后搬到宁寿宫以后，她的寝宫，就是养性殿后面的乐寿堂。光绪皇帝要在每日清晨向太后请安、侍膳。他每天早上要早于慈禧一个时辰起床，然后从养心殿过来，先至寻沿书屋坐候。

慈禧太后漱洗后，会坐在乐寿堂的宝座上，由太监来传呼：“老佛爷请了”，光绪就带着几个太监，去觐见请安，回事太监到慈禧面前，秉道：“万岁爷来了”，光绪就一人走进去，在慈禧面前跪安，说：“请皇爸爸安。”太后会随便问他几句话，说：“皇帝去罢。”光绪于是倒几步，退出来。[1]

这样的动作，在光绪的青春时代里，一直重复着。站在秋风里，看满目荒凉，我猜想着光绪坐在寻沿书屋里，一定有一股彻骨的悲凉贯穿他的心胸。戊戌变法，是他的拼命一搏，但变法以失败告终，他成了穿龙袍的囚徒，八国联军入京，他又成了盲流，在自己的江山里流离失所，留下黎民百姓惨遭涂炭。我想他不只恨慈禧，更恨自己，恨自己无能，不能让自己的国家顺绥，百姓安康。

光绪以变法而与慈禧反目，慈禧的心里一定也贮满了失望。他们之间那种复杂的、纠结的关系，一言难以尽之，多年以前，我全部写在长篇小说《血朝廷》里了。我猜想，他们经历了劫难与背叛之后的重新见面，彼此一定是冷漠、无言的。但那无言里，又包含了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

二

我们今天已经猜测不出，在慈禧的心底，是否曾经有爱。这对我们理解慈禧是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爱，才能看清一个人内心中最真实的部分。爱的企盼、付出和疼痛，都将在一个人的心底留下清晰的印痕，即使过了许多年，仍会停留在那里。爱可以对别人遮掩，却无法骗过自己。政治——或者说权术则刚好相反，它往往掩盖了人的真实部分，让虚伪、欺诈和谎言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激发。我们看得到慈禧对于权术的游刃有余，却很难窥见她内心深处是否存在过对他人的真情。

假如时光能够倒流，慈禧也曾经是一个轻盈婉丽、弱骨丰肌的女子，如茅海建所说：“在一切最让人眼花缭乱的传说统统被粉碎之后，那拉氏让人看起来像一位标准型的良家女子”[2]。风声鸟声、画栏曲屏，见证过她的成长。或许，在她的梦中，也曾闪动过某一个翩跹少年的身影。那念头的闪灭，让她对雨中残花、风中落叶多了几分怜悯与缠绵。若不是入宫选秀把她抛入这深海似的宫殿，还不知她的未来，会有怎样的一场人生。

她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变成另外一个人。

像《清宫词》里所描写的：

蕙质兰心并世无，

垂髫曾记住姑苏。

谱成六合同春字，

绝胜璇玑织锦图。

西蒙娜·波伏瓦说：“从传统来说，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3]对于传统中的中国女性来说尤为如此，即使是宫殿中的后妃也不例外。后宫是一个放大的家，组成结构与人员成分比一个寻常之家要复杂得多，但它对情感的基本需求是一样的。一入宫门，帝王的宠爱，就成了后妃们唯一的目标。只不过，后宫乃佳丽集中之地，它将帝王的性权力最大化的同时，分给每位宫妃的配额却是少之又少，因而产生了严重的供求矛盾。这是一个同心圆结构，处于圆心位置的，永远是皇帝，而妃子们则如花儿朵朵向太阳，紧密地团结在皇帝的周围。在两性的世界里，她们依旧像君臣，接受着皇帝的统治。因此，后宫女子们总是自称为“臣妾”。她们若想将你亲我爱的高潮化作永恒，就需倾力对抗它转瞬即逝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慈禧是幸运的，对于咸丰，慈禧心底也应该是有过爱的——那爱曾经真实地、沉甸甸地贮藏在她的心底。尽管她只是他众多女人中的一个，最多只占据他内心的几分之一，但在这千灯如月的后宫，那已算是格外的恩宠了。咸丰皇帝阅尽繁花，她恨，但更有感激。

对于她唯一的儿子——载淳（同治皇帝），她也该是有爱的，但载淳小时，正是她立足未稳的时刻，假如她身遭不测，儿子的命也终将不保。于是，在儿子最需要爱的阶段，她并没有留恋襁褓中的儿子，而是选择了与咸丰皇帝朝夕相处，把养育之责，拱手让给了慈安。

对于光绪，她也是有爱的。毕竟，光绪是她一手抱大的。儿子同治青春夭逝，让她把全部希望都押在了侄儿光绪的身上。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奕，母亲叶赫那拉·婉贞则是慈禧的亲妹妹，哥俩儿娶了姐俩儿，这两家关系，自然是亲上加亲。纵然光绪自小就受到慈禧严格的管教和控制，但丧子之痛，也让慈禧把她的母性寄托在小光绪的身上。光绪辞别亲生父母，进入这浩大而森严的宫殿，那种陌生和恐惧，会袭遍他幼小的身体。为了让他有家的感觉，慈禧把他领入自己的卧室，吃饭、穿衣、洗澡、睡觉这类琐事，她都亲自伺候。为了让身体孱弱的光绪吃好，她让宫中御膳房的太监每天变着花样制作各种可口的饭菜。光绪小的时候，得有一种怪病，时常无缘无故从肚脐眼里流出一种发黏的液体。为此，慈禧每天对他的身子进行擦洗，衣服一日三换，不厌其烦。寂寞深宫，每当听到电闪雷鸣，光绪都吓得浑身发抖，每当此时，慈禧都把他抱在怀里，一面轻轻地拍他的后背，一面哼唱小曲，哄他入睡。“每一个女人身上都有母性的本能。当慈禧抱着年幼弱小的光绪，一面拍打着他的后背，一面哼唱着小曲为他压惊时，很难断言她内心没有涌动着温柔的波浪。”[4]

她知道自己不能再像放任同治那样放任光绪，因为光绪是她得以在养心殿继续垂帘的唯一借口。就这样，在她的“爱”里，光绪成长为她的一名人质或者囚徒。说人质或者囚徒并不过分，因为他的成长时光，都被他的姨妈管束和禁锢了。为了强化他们的“亲情”，慈禧不许光绪称她为姨妈，而是称她为“亲爸爸”。但那听上去亲切的称呼，却丝毫不能拉近他们的关系。她对光绪的控制越强，光绪身上青春叛逆的色彩就越是浓重。但她或许没有想到，光绪的叛逆，最终走向了彻底的“反叛”，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由情感上的对抗，转化为决绝的反目。

他们彼此都曾是最亲的人，但政治把他们分开，使他们不只陌生，而且已成陌路。

那些爱，终于敌不过时间的摧折，在岁月流转中，最终都交还给了时间。宫殿虽大，爱却难以容身。宫殿内部的最大信条是生存，唯有心冷似铁，才能更好地生存。

三

一般认为，“百日维新”是由光绪皇帝主导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一如当年慈禧、奕等人发起的洋务运动一样。他要干一番自己的事业。于是，他主导的改革，开始向政治制度的深水区挺进。

可惜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却过于急躁冒进，为后来的失败预埋了许多“伏笔”。

变革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积习的国度，仅有热血是不够的。无知的冲动与无谓的牺牲，不过是为帝国的绞肉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润滑剂而已。近读我的老师刘梦溪先生的新著《陈宝箴与湖南新政》，先生对当时情势的分析，一下子就厘清了混沌。他说：“所谓变革，当然是在保存自我的前提下的弃旧图新，而不是从根本上推翻自我。如果完全推翻自我，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革命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在1898年那一历史时刻，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当时的情况，改革比革命更现实更有可行性。改革也有两种方式，即激进的变革和渐进的变革。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的变法是激进的变革，张之洞的变法主张是渐进的变革。皮锡瑞戊戌年三月二十日日记载，黄遵宪看了易鼎的文章也颇不以为然，说：‘日本有顿进、渐进二党，今即顿进，亦难求速效，不若用渐进法。’[5]可见黄遵宪主张的也是渐进的变革，此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主张应为若合符契。”[6]

遗憾的是，满目疮痍的国度，让许多人失去了稳健改革的耐心，转而崇尚快刀斩乱麻的酣畅淋漓。关于康、梁激进变法的后果，刘梦溪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少有激进变革有好的结果的。……正是康有为之激进变革导致戊戌政变，尔后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更不消说再以后的军阀混战等无穷变乱了。如果站在检讨历史的角度，不是为历史行程作辩护士，则不能不承认张之洞《劝学篇》阐述的变法主张，不失为晚清特定历史时刻的老成持重之见。”[7]

四

假如戊戌年的政治危机没有发生，慈禧或许真的想退休，把天下完完整整地交付给自己的侄儿光绪，自己则在即将落成的颐和园里安度晚年，去做一个安稳如山的“老佛爷”。

早在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慈禧就有了修复圆明园的念头，由于受到奕、奕、李鸿章等人或明或暗的联手反对，才不了了之。不得已，才改为整修殿宇相对完好的“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以节省开支。奕办事有自己的主见，因此她索性踢开了这块绊脚石。没有了奕的朝廷，再没有人能够扼制慈禧造园的冲动，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醇亲王奕为拍太后马屁，主动提出重修颐和园工程，慈禧的心愿，才终于得到满足。

许多人认为，慈禧的颐和园是挪用了海军军费。最早记录这事的，应该是康有为。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亦称《我史》）中，有“时拟以三千万举行万寿”[8]之语，三千万，是整个万寿庆典的费用，其中修建颐和园，无疑占了大头。但这个数目，只是康有为随口说的，没有任何依据，不能当真。后人以此为出处，就以讹传讹了。

翻查清宫档案，从当时工程处《收放钱粮总单》，以及承修大臣的奏折中，我们不难算出，整修“三海”的费用，共计五百九十万两白银左右。“三海”主要工程竣工之后，重修颐和园才取得合法地位，却赶上黄河决口，时局维艰，光绪皇帝大婚和亲政又迫在眉睫，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加上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紫禁城贞度门失火，将宫殿的上空烧成一片血光，让慈禧感到不寒而栗，认为是不祥之兆，于是决定重修颐和园，要以多快好省为方针，用谕旨的话说，就是“所有颐和园工程，除佛宇暨正路殿座外，其余工程一律停止，以昭节俭而迓修和”。

根据清宫档案记载，五十六个主要工程的预算总额为三百一十八万两，即使超支，也不可能超过整修“三海”的五百九十万两。康有为大笔一抖，就将实际数字夸大了将近十倍。

慈禧挪用（无偿占用）海军军费重修颐和园的说法，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有人以光绪十四年至二十年期间，北洋舰队未购一舰作为根据，也同样只是猜测。北洋舰队的停滞不前，与朝廷的党争，尤其是户部的阻挠关系更大，对此，我已在《1894，悲情李鸿章》（见《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一书）中有翔实的记述，而与重修颐和园扯不上关系。清宫档案中清晰地表明，颐和园的工程费用，是从海军挪借的，而且每一笔由海军衙门垫发的工程款项，都指定了专款归还，到甲午战争以前，颐和园工程挪借的大部分款项都已经归还给海军衙门。

慈禧一生中最大的哀痛，与两座皇家山林园林有关。一座是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咸丰十年八月初八（公元1860年9月22日），是咸丰皇帝离开圆明园的日子。野史记载，但凡皇帝在圆明园登舟，岸上宫人必曼声呼曰“安乐渡”，递相呼唤，其声不绝，直到御舟抵达岸边。那一天，当咸丰的儿子用他稚嫩的嗓音喊出“安乐渡”时，咸丰竟热泪纵横，抱起儿子，说：“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安乐了。”[9]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公元1861年8月22日）凌晨卯时，刚刚度过三十岁万寿（生日）的咸丰皇帝，在热河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把两位未亡人——慈禧与慈安，置于前途未卜的茫然中。

寻沿书屋光影
李少白 摄

或许，在慈禧的心里，自己的春春岁月，自咸丰闭眼的那一刻就被断送了。烟波浩渺的避暑山庄，年轻的慈禧知道了什么叫国破，什么叫家亡。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德龄说：“曾有许许多多人问过我，太后为什么那么痛恨外国人？她痛恨外国人起因于1860年美丽的圆明园被毁。圆明园离现在的北京颐和园不远，太后认为它的被破坏是一种有意的放肆行为。因为就是在圆明园，太后当上了咸丰皇帝的新娘，在被赶出这个美丽的地方之前，他们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日子。”[10]

于是，慈禧不可遏阻的造园冲动里，暗含着她对圆明园时光的某种眷恋。因为圆明园的清风池馆里，藏着她一生中最美的时光。那样的时光，因园而起，也因园而灭。或许，恢复一座园，就等于重建了逝去的时光。想起一句话：“韶光浅，轻贱的不是那不肯稍做停留的春光，乃是那一片大白于天下的‘实景’。对天然的珍重，对时光的郑重，莫过于园林中那一道道百折不厌，百转千回的幽深珍存。”[11]

德龄说，慈禧晚年一直保留着咸丰当年送给她的一颗珍珠，那是一颗水滴形的珍珠，像一颗小鸡蛋那样大，是有名的“茄子珠”。这颗珍珠的表面非常光滑完整，它的光泽是任何其他珠子所无法比拟的。太后把它当作一种垂饰，挂在袍子右侧肩膀下。关于这颗珍珠的来历，德龄说：

这颗珍珠来自广州，是广州总督送给咸丰皇帝的，那是在慈禧（那时候叫兰贵妃）成为咸丰皇帝的妃子后不久。虽然兰贵妃当时还只是一个妃子，皇帝却把这颗珍珠送给了她，这件事在宫里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当然，那时候她还是个年轻姑娘。我认识她时，她已经快七十岁了，但是这颗珍珠是她最心爱的宝贝，每当有适当的场合，她就要戴上它。[12]

颐和园里，她荡舟、听戏、画画、照相，她要让自己重新变成一个活脱脱的少女。于是，凯瑟琳·卡尔看到了这样一个慈禧：“太后是一个有着多重性格和无尽新意的女人，我总能从她身上发现新的吸引力。她简直就是完美女性的化身。”[13]

她是以这样的方式，模糊了现实与梦境的界限，让已然逝去的青春，重新开始。

按说，一个“统治着四亿人民的太后”[14]，在六十大寿的当口，为自己修建一个退休养老的去处，算不得过分，但她毕竟是这个帝国的最高领导者，无论她生命里曾有多少缺憾，对于国家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在那个年代里，有多少人不明不白地死去，成为这个帝国里的冤死鬼，却根本得不到申冤的机会，一个人在情感上的损失，又何足与外人道？

在慈禧的年代里，不乏“曾胡左李”这样的中兴之臣，也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新锐改革者，天下事并非不可为。无奈，许多历史机遇，都在她的手中错过了。翁同龢在甲午战前拼命挤对李鸿章这些开明的洋务派，甲午战败后却又支持变法；戊戌变法后（公元1898年），李鸿章自称康党，可惜早已经靠边站，没有了力挺康梁的实力；而当庚子事变后（公元1900年），慈禧幡然醒悟，开始了比戊戌变法更加猛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启动了立宪议程，而此时的康梁，早已逃亡国外，成为帝国通缉犯，死要面子的慈禧又执意不肯为康梁还有被她杀死的戊戌六君子平反，而思想开明的奕、李鸿章，也早已不在人世。总之，党争、利益关系，把朝廷分割成无数碎片，让人眼花缭乱，清末的政治版图，终是一盘散沙，任凭谁也捏合不起来。

终究，她是一介女流，过于关注自我，太在乎吃喝拉撒、婆媳关系这些家长里短，还有那永远难以满足的虚荣心——为此，她苦熬了半世，付出了漫长的等待；同时，她又是叶赫那拉的后裔，出生于满族官宦之家，是被传统的权力文化滋养大的，因此也不可能超越她文化上的局限性。

张宏杰说：“她的政治技巧使她完全能够跻身一流政治家的行列，但是她所成长的文化氛围局限了她的眼光，使她浪费了这个宝贵的机会。这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具有非凡气魄和超人识度的巨人来引导，才有可能摆脱沉重的惰性，度过重重劫难。可惜，历史没有产生这样的巨人，却把这个位置留给了她，一个过于专注自我的女人。这就是她的悲剧所在。”[15]

她的身体成为各种冲突的战场，但对她来说，身体就是她冲不出去的围城，无论怎样精心装扮，都敌不过它在岁月中的衰朽，最终沦落到为一具干瘪的尸体，在一场隆重的葬礼过后（公元1908年），被放入清东陵深深的地穴中。

五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矛盾体。一方面，他对国家的危难有着清醒的认识，甲午之败后，敏锐地意识到国家必须因时而变，实现平等自立，主张通过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个方面实现他的强国梦，对于暮气沉沉的帝国来说，这些无疑都是进步的观念。但另一方面，康有为又过于自以为是，对政治运作缺乏起码的常识，对变法的风险缺乏起码的认识，这使他的制度设计异想天开，缺乏切实缜密、稳扎稳打的实施方案，最终把变法引向了铤而走险的政治赌博。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初，在日本早稻田，逃亡日本三个多月之后，康有为在灯下写出了个人回忆录《康南海自编年谱》，对维新百日进行回顾。直到1953年，这部著作才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公开出版，与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并称研究戊戌变法的三大史料之一。遗憾的是，这部《年谱》，对变法失败的原因没有丝毫的反思，相反，在字里行间充满了自恋式的自我夸大和对时局的错误臆测。

在这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我读到这样的话：

廿七日，诣颐和园，宿户部公所。即见懿旨逐常熟，令荣禄出督直隶并统三军，着二品大臣具折谢恩并召见，并令天津阅兵，盖训政之变，已伏。[16]

廿七日，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公元1898年6月15日），在徐致靖的保举下，康有为前往颐和园，准备在第二天接受光绪皇帝的召见。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皇帝召见。四天前，变法程序已经启动，自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

此时，正沉浸在湖光山色中的慈禧太后，纵然对甲午战败倍感失望，却没有像康有为这些民间士人那样痛切的压迫感。马关一约，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两，几乎吸干了帝国的血，但她的衣食住用不会有丝毫的变化。她的国早就破了，她的家早就亡了，现在，这一副残山剩水，交到了她这个孤老太婆的手上，她还能干什么？或许，破罐只能破摔；或许，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个古老的帝国，不知遭逢过多少次的危机，哪一次不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以这个帝国的笨重之躯，要在这个不进则退的时代里爬坡，她如何推得动？

她推不动，有人来推。最初看到光绪的谕旨，慈禧当然明白他要干什么，但她并没有过多干涉，只是对以光绪、康有为为核心的变法团队的政治把控力不大放心，为了把局面控制在自己手上，她预先布好了局，在四月二十二日（6月10日），指示光绪对朝廷中枢做出了调整：荣禄补大学士，刚毅升协办大学士，崇礼接刑部尚书，把她认为“政治上可靠”的人调集到中央第一线。四天后，又将变法支持者、光绪帝的恩师翁同龢“开缺回籍”。

康有为说，此时“训政之变，已伏”，即慈禧已经为政变做准备了，这显然夸大了慈禧的政治预见性，因为在当时，即使慈禧也不可能知道变法这出大戏将向何处发展，而康有为这个“总导演”，已经把她预设为反面人物。

可以说，康有为对变法的整体构想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慈禧定位成变法的对立面，他的变法事业，从一开始就冲不破他所设定的二元格局，而后来的事态发展，也一步步地“验证”着他的预想。

六

回到事件的开始，慈禧与光绪——或者说慈禧与变法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康有为渲染的那样剑拔弩张，甚至可以说，慈禧原本可以成为光绪变法可以依靠的力量。早在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五月，慈禧太后就正式入住了她向往已久的颐和园，即使回城，也大多住在西苑（也就是中南海）春耦斋北面的仪鸾殿，把她生活过大半辈子的紫禁城留给了光绪。光绪是在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公元1889年3月4日）举行亲政大典、正式执掌最高权力的，这一年，光绪虚龄十八。固然，慈禧并非全退，而是半退，像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纪》里所说的：她“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17]但光绪也并非像后人渲染的那样，完全是慈禧手中的傀儡，否则，慈禧在戊戌年通过“政变”夺回权力，就显得无法理解了。按照光绪亲政前确立的“规则”，光绪有权处理奏折、发布谕旨，只不过须在当天将奏折原件和朱批意见呈送慈禧太后过目而已。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慈禧的“归政”，与当初的“垂帘听政”“训政”没有区别，“无非都是形式上的变换而已”[18]，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处理奏折、发布谕旨的主体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光绪还是有一定主动权的，只不过需要让慈禧事后知悉而已。用茅海建先生话说，这是一种“事后报告制度，光绪帝有处理权，慈禧太后有监督权”[19]。

我们不妨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日）杨深秀要求废除八股的奏片，来检验一下光绪的权力含金量。在这份“请斟酌列代旧制正定四书文体折”中，杨深秀痛批八股文之腐朽，要求罢黜那些“仍用八股庸滥之格、讲章陈腐之言者”[20]，这一奏折，对于在八股中泡大的官场文人而言，堪称石破天惊。当天，军机处将杨深秀原折呈慈禧太后慈览，第二天，内阁明发上谕，肯定了杨深秀的奏折，要求礼部研究处理。这道谕旨，显然经过了慈禧太后的同意。慈禧虽然没有受过儒家文化的系统训练，但毕竟也是熟读诗书，知书达礼，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像废除八股如此重大的问题，在慈禧那里都顺利过关，足见慈禧的观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顽固和保守。

自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至七月十九日（9月4日），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尽管步伐零乱，但变法事业总体来讲还是顺风顺水。大臣们基本上是看皇帝脸色行事的，所以此一期间，他们的上疏，大多支持变法，反对变法的人基本上不敢吭声了。更何况，皇帝的谕旨，基本上都请慈禧太后过了目，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许可。据统计，自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至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军机处向慈禧呈送折、片、呈、书等共计四百六十二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二十九件。茅海建先生判断，“光绪帝确实将此一时期的重要奏折，包括军机处都无法看到的‘留中’的折件，基本上送到慈禧太后手中。”[21]应当说，光绪皇帝老老实实地遵守了“事后汇报”的游戏规则，慈禧看到绝大多数官员都支持变法，也就顺水推舟，乐观其成。或许，在她心里，变法，就像洋务运动、同光中兴一样，为这个帝国迎来新的气息。此时，应当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七月十九日（9月4日）发生的事情，导致了慈禧与光绪关系转折，也成了左右戊戌变法走向的关键性节点。这一节点究竟发生了什么？查军机处《上谕档》，我们不难发现，就在这一天，光绪找借口罢免了礼部六名官员，第二天又任命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为军机章京，此后“凡有章奏，皆臣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

昆明湖上，慈禧的脸色骤变，感觉到脚底的船板正在被人抽空。光绪“擅自”罢免礼部官员，又任命四名军机章京，还要军机处干什么？不向她老人家汇报，她的监督权还算不算数？

慈禧之怒，表明她与光绪的矛盾，主要不是体现在对于变法的认识上，而是体现在权力的分配上。连与康有为关系甚密的四品京堂、礼部主事王照后来都说：“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22]

对于新党来说，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量争取慈禧太后的理解和支持，逐步推行改革，至少不把她推到对立面上。有学者说：“变法维新运动就其涉及的广大领域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是一场渐进的政治革命，它的倾向不仅与大多数政府官员的思想意识背道而驰，而且将严重侵害整个官场的既得利益。如修改考试制度使帝国的广大文人有失去晋升机会的危险；废除许多衙门，威胁到众多在任官员的任职；规定士人和官员可以越过正规的官僚制度渠道直接上书皇帝，是对朝廷中高层权威的蔑视，等等。因此，一个有政治头脑、深思熟虑的人，就会预想到颁布这类改革措施将会遭遇到怎样的局面，一旦掀起范围广泛的抗议浪潮将如何应对，这其中有对各派政治势力的清醒认识，对人心逻辑的谙熟，他必须分清什么是真正的反对派，什么是随从者，以便分化瓦解对方，争取中间势力，组成统一战线。一定要有这样的把握：即己方的政治力量能够以绝对优势压倒反对势力。这不是儿戏，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严峻的政治斗争。倘若没有这种把握，就需要等待时机，积蓄力量，见机行事。”[23]

但康党不屑也不愿选第一条路，甚至连尝试都不愿意，而是在羽翼未丰之际，就摆出了一份与慈禧的现行体制分庭抗礼的架势。其中一个典型的细节，是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一早，康有为至颐和园接受光绪召见，在朝房里等候时，与等候向慈禧谢恩的荣禄撞个正着，二人于是有了一段语言交锋。荣禄问：“以子之大才，是否有补救时局的灵丹妙药呢？”语气明显带有挑衅的意味。康有为也不示弱，愤然答道，非变法不可。荣禄又问：“即使知道法是要变的，但一二百年的成法，怎能一下子变过来呢？”康有为回敬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变了。”[24]荣禄听后，脸色突变，知道这个康有为来者不善，假如变法成功，一定会对旧党下黑手，所以当天觐见慈禧时，让她加几分小心。这段对话出自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可靠性不知，但从康有为代御史宋伯鲁所拟奏折中，可见“有迂谬愚瞽，不奉诏书，褫斥其一二以警天下”[25]之语，由此可知，杀几个守旧大臣，的确是康有为的主意，但此时的他（包括光绪），自己还是泥菩萨过河，此时摆出一副死磕的架势，无疑是以卵击石。可见他是一个胸无韬略之人，胸口贴上胸毛，就自称大力士了，全不知他那点武艺，在慈禧、荣禄面前，实在是不堪一击。在他的引导下，整个变法的进程，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一步，跟着感觉走。他们以为颁几道诏书、杀几个大臣，变法就可大获成功，是头脑简单的表现，这样的变法，注定无法成功。

他们把变法团体变成一个小圈子，对大多数朝廷官员采取排斥甚至打击的态势，表面上孤立了旧党，实际上是孤立了自己，让自身立足未稳，就在朝廷中深陷孤苦无援、孤军奋战的处境中。这一点不仅令荣禄、刚毅这些一线官员无法接受，连慈禧也感到意外。所以变法伊始，慈禧就曾急切地问荣禄、刚毅这些官员：“难道他（皇上）自己一人筹划，也不商之你等？”[26]当她得到完全否定的回答，她的脸上一定挂满了失望。

果然，光绪“擅自”进行的人事任免，将慈禧身体里蛰伏已久的斗志激发起来。朝廷上下，没人敢动她的奶酪。

沉疴已久的帝国，就这样错过了自我革新的机会，我们今日对这场维新运动的所有反思与苛责，皆源于对它的深爱与惋惜。

七

然而，无论康有为，还是光绪，都没有意识到朝廷人事问题的敏感性，相反，在九天后，也就是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光绪在紫禁城处理完政务后前往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准备劝说慈禧，请她同意开设懋勤殿，无疑是往慈禧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康有为对于改革的总体设计，本来是开制度局，“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27]，而他自己，无疑是天底下最大的“通才”，所以，康有为的全部政治目的，不外乎是在皇帝之下，建立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议政机构、一个帝国的“参谋本部”，根本不是像日本那样，建立一个议会制度。然而，康有为本人连一天的从政经验也没有，他那些美妙的理论，对于这个积弊已深的帝国来说，也不过是一些表皮功夫，他有的，只有一腔热情和一些书本知识，而他向朝廷提供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所谓经验，也不过是他个人的理解，与明治维新的实际进程相去甚远。所以即使变法成功，帝国的变化，也仅限于一些政府机构改革，在制度局之下设立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这些专局，发行纸币、改穿西服这些表层方面，充其量是开明君主专制，而根本不可能建立起近代民主制度。制度局的设想铩羽而归，六月初六（7月24日），梁启超代李端棻上奏时，又提出开设懋勤殿，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他们天真地以为，“一达天听即可居高”，以为哥儿几个一商量，这天下的事就定了，对政治斗争的残酷，他们一无所知。

慈禧当然懂得，开懋勤殿，无疑是踢开她的政治班底另起炉灶，或者说，这本身就是造反，是政变，是对她经营大半生的政治成果的彻底颠覆。变法也已经不再是变法，而是夺权。

假如他们以为开懋勤殿这一设想能得到慈禧太后一如既往的默许，那就太异想天开了。慈禧这个被摸了屁股的老虎，终于对光绪大动肝火，怒斥道：“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无死所矣。”[28]当他们终于在慈禧那里碰了钉子，才突觉大事不妙。七月三十日（9月15日），也就是光绪前往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第二天，光绪破例召见了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并颁下一道密诏，密诏说：

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29]

从密诏内容看，光绪与慈禧太后在一天前一定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出现了“朕位且不能保”这一严重后果。此时，感觉到脚下的舢板被人抽走的，换成了光绪。这个曾经豪情万丈的舵手，突然间跌入了惊涛骇浪，第一次尝到了呛水的滋味，手足无措之际，不得不奋力求救。

杨锐是这样回答皇上的：皇上是太后所立，大权在太后手中，光绪宜将顺太后之意，行不通处，不宜固执己见。光绪说，要变法，就要全变。杨锐答道，变法宜有次第。光绪说，要尽除旧党，杨锐答道：进退大臣，不宜太骤。[30]

从杨锐的对答来看，在维新派中，杨锐算得上一个明白人，知道急躁冒进，只能是欲速不达。后人说：“拿一个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光绪，他未免显得太幼稚了。他就像巴金小说里那类书生气十足的革命青年，一头扎在书本里”，“他只热衷于梦想……以求实质性地改变，而不是追求快刀乱麻式的形式上的变换。然而，光绪毕竟太年轻，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了解太少，他追求的恰恰是简单易行、痛快淋漓的后者”。[31]

光绪这样做，自然是急切地希望摆脱慈禧的威权笼罩，从而找回一个皇帝的自尊。但是蛰伏在他内心深处的对抗意识一旦被唤醒，就会使他的动作失调，甚至可能变成一场冒险。他不知道，自己完全不是慈禧的对手，甚至于他一举手一投足，慈禧就会知道他想干什么。

他不知道，咸丰去世那年，势单力孤的慈禧是以怎样的意志战胜自己的政敌，把权力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的。他不知道，权力就是慈禧永远不能碰触的老虎屁股，只可如杨锐所说，慢慢进行“和平演变”，而不能强取豪夺。只要了解了慈禧的心路历程，就会明白这样的剥夺意味着什么。

对于慈禧来说，权不仅是权，那是命，倘没有了权，她断然无法活到今天。因此，权力是她生存的保障，也是她生存的全部价值所在。

在政治上，急功近利的代价非常惨重，对这一点，之前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之后的历史还将不厌其烦地证明。

不知此时，光绪是否有所悔悟。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八

此时的康党，早已按捺不住，决定实施“斩首行动”，一举除掉慈禧、荣禄这些绊脚石，原因是他们认为慈禧要借天津阅兵的机会发动政变，对光绪下黑手。用康有为自己话说，是以“天津阅兵即行废立”[32]。

这再度表明了康党的幼稚无知。后来的事实表明，慈禧返回紫禁城，废掉光绪的时候，身边只带了一些太监，连一兵一卒都没有带，更无须舍近求远，跑到天津去，借用阅兵的机会。更何况天津阅操早在四月二十七日就决定了，具体时间定于七月初八，那时在光绪与慈禧之间，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裂痕。

更何况，光绪在七月三十日召见杨锐时颁下的密诏，只是让康党们替他想想办法，寻找一个既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又不触怒慈禧太后的两全之策。也就是说，当时光绪并不打算与慈禧太后彻底撕破脸皮，展开鱼死网破的对决，但康有为却把密诏的内容篡改为“朕位且不保，令与诸同志设法密救”[33]，自顾自地把慈禧当作了清除的对象。连王照都说：“皇上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34]，“我以为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35]这无疑把光绪与慈禧推入你死我活的危险境地中。

更可怕的是，他们拿出的“办法”，竟是那么的荒诞不经。在八月初三日（9月18日），他们派谭嗣同前往北京报房胡同法华寺夜访袁世凯，让他举兵造反，至于袁世凯是否有反叛的条件，他们是根本不管的。按照他们的设想，袁世凯率部哗变以后，会“率死士数百”冲进紫禁城，簇拥着光绪皇帝登上午门，“杀荣禄、除旧党”，又由毕永年率领百余人前往颐和园捉拿慈禧，这看上去不像是一份严密的作战计划，倒像是一出热闹纷呈的大戏。

杨深秀还上了一份奏折，更显示了他非凡的想象力。在这份上疏中，他建议光绪在召见袁世凯的时候，命令他派兵三百人，到圆明园挖金窖，以便藏兵于金窖里。但他并没有说明，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袁世凯的部队能够名正言顺地潜入北京，然后对太后下手。

八月初五（9月20日），光绪召见袁世凯，的确下了一道手谕。但光绪被康党忽悠了，他并不知康党调动袁兵的目的，是要“围园杀后”，否则，他绝不会答应。

后来，梁启超意识到这份计划太过拙劣，见笑于天下人，于是在写《谭嗣同传》时，对原计划进行了“修订”，变成了这样一个版本：光绪帝在慈禧、光绪在天津阅兵的当口，纵马驰入袁部军营，“传号令以诛奸贼”，袁世凯的部队就会“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创下“不世之业”。

至于具体行动措施，根本没有细想。

在他们眼里，慈禧事先的部署、荣禄的军队，都是一片虚无。

这份兵变计划，无论怎样修改，都遮掩不住它的漏洞。假若如康有为所说，在北京动手，纵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荣禄在天津办公，如何能够“杀荣禄、除旧党”？假若如梁启超所说，在天津动手，那么天津一有异动，“京内即已设防，而皇帝已先危险”。倘连这样的造反计划都能成功，恐怕老天都不答应。

连他们计划中的一颗重要棋子——毕永年都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不可能成功，悄悄从南海会馆逃出，到宁乡会馆躲了起来。

但无论怎样，这份不靠谱儿的兵变计划还是出笼了，这无异于绑架了光绪皇帝，把光绪与慈禧置于势不两立的境地中。

本来，八月初三这天，慈禧在颐和园里看了一天的戏，看了杨崇伊请求她训政的奏折，第二天从颐和园回西苑，从内务府《日记档》可以看出，她沿途两次休息，再次换船，三次换轿，其间还去了万寿寺烧香，然后，步行至御座房稍坐，一路上心情悠闲。茅海建先生说：“康称‘西后意定’，并不准确。”[36]

应当说，此时的慈禧，纵然听到了这样那样的传闻，感到形势严峻，但对光绪“决心”杀她的计划，还找不出真凭实据。所以她在八月初六（9月21日）决定训政，逮捕康有为时，给康定的罪名只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处理的办法，也只是“革职拿办”。当袁世凯将康党的计划报告给荣禄，荣禄又火速密报给慈禧，事件的性质，终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那一时刻，慈禧的心中一定感到彻骨的冰凉。

九

八月初九（9月24日），慈禧太后正式下达了抓捕的命令。光绪颁给杨锐的那道密折，假如在抓捕杨锐时能够从杨锐府中搜出，让慈禧亲见光绪“不致有拂圣意”的原话，或许还会弥合慈禧与光绪之间的裂痕。然而，杨锐却始终没有让对方搜出这道密折。只有搜不出这道密折，杨锐就有可能保全性命。据说这道密折一直被杨锐之子杨庆昶收藏着，直到光绪、慈禧死后，才呈缴给朝廷，因此，在朝廷档案中，不见对密折内容的确切记载，只有不同的抄本流传于各位当事人的转述中，又在转述中不断发生变异，而那份密折的原本，则在宣统年间，消失于紫禁城深海似的文件堆中，或许今天，仍旧深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某个角落。

康有为要的是变法，但他带来的，却是慈禧与光绪的反目。他无力控制国家的局势，却实实在在地控制了慈禧与光绪的命运，这一点，无论是意气风发的光绪，还是老谋深算的慈禧，或许都不曾想到。

从此，系在慈禧与光绪之间的那个死结，永远也打不开；而帝国政治变革，也在那个寒风萧瑟、人头落地的深秋里，被系上了一个大大的死结。

康有为逃到香港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公元1898年10月6日）晚接受香港最大英文报纸《德臣报》（China Mail）记者采访。采访中，他痛骂慈禧，说她只是一个妃子，并不是光绪真正的母亲，更重要的，他声称，光绪还有一份密诏，是给他本人的，内容是让他去英国求援，以恢复光绪的权力。

他还以工部主事的名义给英国驻华公使馆草拟了一份照会（不知是否发出），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康有为未刊文稿缩微卷，在这份照会中，他称慈禧为“伪临朝太后”“淫邪之宫妾”：

敝国经义，天子于正嫡乃得为母，妃妻不得为母。伪临朝太后那拉氏者，在穆宗时为生母，在大皇帝时，为先帝之遗妾耳。母子之分既无，君臣之义自正。垂裳正位，二十四年。但见忧勤，未闻失德。乃以淫邪之宫妾，废我圣明之大君。妄矫诏书，自称训政。安有壮年圣明之天子，而待训政者哉？民无二王、国无二君。正名定罪，实为篡位。伪临朝淫昏贪耄，惑其私嬖，不通外国之政，不肯变中国之法。向揽大权，荼毒兆众。海军之众三千万，芦汉铁路之款三千万，京官之养廉年二十六万，皆提为修颐和园之用。致国弱民穷，皆伪临朝抑制之故。伪临朝素有淫行，故益奸凶。太监小安之事，今已扬暴。今乃矫诏求医，是直欲毒我大皇帝，此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愤者也。伪临朝有奸生子名晋明，必将立之，祖宗将不血食，固中国之大羞耻。然似此淫奸凶毒之人，废君篡位之贼，贵国岂肯与之为伍，认之为友邦之主？救灾恤难，友国之善经；攻昧立明，霸王之大义……[37]

这份照会，颇见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风格，文笔犀利，字字见血，直刺得慈禧太后体无完肤，然而，酣畅之余，康有为忘了一点，那就是光绪皇帝的安全。此时光绪已成慈禧案板上的鱼肉，不要说帝位，连性命都难保，如果真的出于保护光绪的目的，康有为应当强调的不是光绪对慈禧的仇恨，而是对慈禧的忠诚。他这一番言论，虽然自己痛快了，却把光绪往火坑里又推了一把。假若不是他太过自私，就只能说明他没脑子，他的政治智商，不是零，而是负数。

对康有为的采访第二天就见诸《德臣报》，没过几天，内地报纸纷纷转载，其中，上海《申报》在转载时做了删节，对“所有干及皇太后之语，概节而不登”，但康有为对慈禧太后的强烈不满，在字里行间显露无遗。此后，上海《新闻报》、天津《国闻报》的媒体也先后报道了康有为的谈话内容，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新闻报》上看到这段谈话后，大为震怒。

与此同时，身陷囹圄的杨锐或许万万想不到，自己守口如瓶的那份密诏，康有为竟然在海外大肆宣传。这等于把杨锐的底细全盘供出，坐实了杨锐的康党身份，杨锐也因此被拉到菜市口砍了头。实际上，杨锐虽然是维新派，却不是康党，更不是康有为身边的核心人物，杨锐是由陈宝箴推荐入朝，成为军机四章京之一的，而且，杨锐在给弟弟的书信中，也曾透露与谭嗣同、刘光第、林旭等的不和，称刚刚共事了几天，就已经难以相处，已经萌生“抽身而退”之意，称“此地实难以久居也”[38]。

袁世凯向荣禄举报康党的兵变计划，是不得已而为之；康有为到处宣传的所谓密诏，则是主动的出卖。

正是那份传说中的密诏，使得慈禧对光绪的爱彻底转化为无法冰释的仇恨。

王照说：“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者也。而太后与皇上之仇，遂终古不解，此实终古伤心之事。”[39]

茅海建先生说：“康有为到达香港、日本后，频频公开刊布其伪造或改窜的‘密诏’，并对慈禧太后加以诬语。此举虽可自我风光一度，然羁押在北京的光绪帝却因之陷于不利。这是康自我发展的政治需要，也是其政治经验幼稚的表现。”[40]

十

但康有为还觉得不过瘾，丝毫不打算收敛。三个多月后，他在日本惊魂甫定，写下了前面提到过的《康南海自编年谱》。这部充满了戏剧性的回忆录，主要由他的自我吹嘘和对慈禧无休止的谩骂构成。在这部书里，他“完全是以帝师的身份向光绪帝指授机宜”，“以指导者的口吻说话，光绪帝的态度唯唯诺诺”，“读起来有如《孟子》中的篇章”[41]；而慈禧，则被塑造成一个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妖孽。

庭院里的瑞兽
李少白 摄

与康有为的那份自得形成对比，菜市口，秋风落叶中，随着刀光闪过，六股热血从各自的身体里喷涌而出，飞溅在已被冻硬板结的土地上。这六人是：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从此，帝国百姓把同情的目光投向了还活着的维新党人，早已无心去分辨康、梁在各自追述中，掺杂了多少的修饰与谎言。

黄彰健先生说：“不加审讯而杀六君子，这正好方便了康、梁在海外的活动。”[42]

从此，在我们的历史书上，慈禧最终落得了一个骂名，铁案如山，以她的微弱之躯，想翻也翻不动。

慈禧的形象，从此十恶不赦。

实际上，变法失败后，慈禧严格地控制了清洗的范围，一大批积极推行变法的地方官员，她都网开一面。为此，她命令光绪下诏，申明：

被其（指康梁）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

“六人之外，不事株连”。慈禧言出必信。其中，推行变法最用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其子陈三立（陈寅恪之父）也一并革职。同时被革职处理的还有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后成为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出使大臣黄遵宪等，不管怎么说，总算保住了性命，也为后来的慈禧“新政”保留了一丝骨血。[43]

曾向光绪皇帝保举康有为的徐致靖被投入刑部监狱，“永远监禁”，庚子城破之后，徐致靖趁乱逃出，当西安行在查找他的下落时，他又主动投往刑部自首。这一年（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十二月初三，奉朱批：“既据报首，尚知畏法，著一并加恩释放，免治其罪。”[44]四年后，是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朝廷下诏大赦，几乎所有维新党人都被免除了“罪责”，只有康有为、梁启超以及革命党人孙文除外。

终于，她记忆里的那一抹艳阳，消失在寂静、深沉、广阔的岁月里。

戊戌年那个血雨腥风的深秋，慈禧又一次成了胜者，同时，她也成了最大的败者。说她成功，是因为她成功地化解了危机，维护了她的权力；说她失败，是她失去了所有的亲情，并且几乎丧失了一个帝国。

那时，她的心里早已经没有了爱。

一个没有了爱的女人，定然是可怕的。

她恨。原来潜伏在她内心深处的恨，这一次被完全唤醒、放大。她恨花心的丈夫，恨不争气的儿子，恨光绪这个白眼狼，恨洋人，恨全天下的士人、官僚。整个世界，几乎都成了她的敌人。

终有一天，这恨变得不可控制，让她成了惊弓之鸟，让她彻底失去理智。

[1] 耿进喜谈、朱季黄记：《太监谈慈禧》，见《实说慈禧》，第275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

[2]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第28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3] ［法］西蒙娜·波伏瓦：《第二性Ⅱ》，第19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4]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234—235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5] 〔清〕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原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

[6] 刘梦溪：《陈宝箴与湖南新政》，第186—187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7] 刘梦溪：《陈宝箴与湖南新政》，第187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8]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9] 小横香室主人辑：《清朝野史大观》，第一卷，第68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

[10] ［美］德龄：《莲花瓣》，第1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1] 肖伊绯：《听园》，第28页，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

[12] ［美］德龄：《莲花瓣》，第3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3] ［美］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第70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14] ［美］德龄：《莲花瓣》，第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5] 张宏杰：《千年悖论——张宏杰读史与论人》，第7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16]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7] ［英］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第112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18] 孙孝恩：《光绪评传》，第6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19]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20] 原折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46/27。

[21]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22] 〔清〕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记事》，见《近代稗海》，第一册，第5页。

[23]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265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24] 原文见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见《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54、3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5]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

[26]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见《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7]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8]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见《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7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9] 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73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30] 原文见黄尚毅：《杨叔峤先生事略》，转引自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第56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31]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264—265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32]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33]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6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34] 转引自杨天石：《犬养毅纪念馆所见孙中山、康有为等人手迹》，原载《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

[35] 〔清〕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记事》，见《近代稗海》，第一册，第5页。

[36]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75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37] 原件的格式，在先帝、文宗显皇帝、大皇帝、大君、天子等词处均新起一行，这里没有沿用原格式。转引自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第540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38]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二册，第57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39] 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40] 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74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41] 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430、43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42]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第63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43]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由于废光绪的图谋没能得逞，慈禧再度降怒于维新党人，下令处死已遣戍新疆的张荫桓，赐死已被革职的陈宝箴，刘梦溪先生称此为“慈禧的第二次杀机”，详见刘梦溪：《陈宝箴与湖南新政》，第300—307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44]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907—9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第十七章 乐寿悲喜

一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北京。旧中国的新世纪，以悲怆的剧情开始。

八国联军冲入紫禁城，御林军排在城墙根下宁肯被打死，也不退后一步。[1]

紫禁城历史上，第一次被敌军攻陷。

逃难路上的种种艰辛，我在《远路去中国》里详细写了。再度回到北京，已经是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了。那一天，刚好是西历的元旦。根据记载，那天天气酷寒，空气中飘着一些冰霰，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霜气极重，沙土飞扬”，“旅行之人，冷极而叹，至于流涕”[2]。想必锦衣貂裘的慈禧太后，也在车辇里瑟瑟发抖。她眼前的这座都城，即使临时抱佛脚，花了一番工夫进行装饰和彩绘，但仍然以一副凄寒残破的景象迎接她的归来。正阳门城楼上临时搭建起来的“彩牌楼”，掩不去王朝的荒芜与衰败，丝丝缕缕，都刻印在慈禧的心头。

慈禧在黄河岸边登上火车，车头带着二十一节车厢，一路驶向北京，这一刻，她已盼了很久。此时，从这座城市的正门，重新进入这座令人骄傲的城市，慈禧是否会忆起自己庚子年的仓皇，我们不得而知。只有那一天的场面，在文字里、镜头前留了下来。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拍下的现场照片里，慈禧的车辇像蚂蚁般微小，但它们仍然努力维持着一个王朝的体面，像他的同事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纪》里所说：

跟随皇驾之骡轿舆马等，接过不断。使人观之，如见司各德所纪欧洲中古时代，赛会建醮，仆仆于道之情状。每一王公，其驺从自三十人至一百人不等，皆行于北方冻裂不平之路。装货之车，如川流不息，呻吟轧轧于冬季短日之中。至日落，则由兵队执炬前引。[3]

那天的城头，拥挤许多外国人。他们的军队，一年半前血洗了这座城市，此刻，他们就像一群观众，神态漠然地注视着剧情的发展。其中，有举着照相机的莫理循，也有同为《泰晤士报》写稿的白克好司。

在众人的注目下，走出车辇，到正阳门城楼下的一座关帝庙里烧了香，跪拜了几下。沉寂中，不知谁喊了一句：“老佛爷，快看那个洋鬼子！”慈禧举目一望，淡然一笑。然后，又神态淡定地上车，继续向紫禁城行进。

慈禧就这样回到了自己昔日的宫殿。自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六十大寿入住宁寿宫起，她就以乐寿堂西暖阁作为自己的寝宫。乐寿堂在养性殿的后面，面阔七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覆黄色琉璃瓦。“乐寿”二字，显然选自《论语》中“知者乐，仁者寿”一语。乾隆以知者、仁者自居，打算以乐寿堂作为退位后的寝宫，所以堂中题写了联语，东间是“亭台总是长生境，鹤鹿皆成不老仙”，西暖阁联曰：“智者乐兼仁者寿，月真庆共雪真祥”。乐寿堂上挂“与和气游”匾，两边联语是“座右图书娱画景，庭前松柏蕴春风”，此堂也因此称为“宁寿宫读书堂”。大厅仙楼和东西稍间南部、北廊以及夹层、阁道的装修式样风格统一，多用楠木包以紫檀、花梨等贵重木材，间饰玉石、珐琅等饰件，一百多年后，依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乾隆的气息。

回到乐寿堂，慈禧就迫不及待地令太监传戏。那一天唱的是《宫门带》，谭鑫培便衣唱。谭老板以为没穿行头可以随便，就掏出鼻烟来闻，忽听太后传话，问他干什么哪，他浑身一抖，立刻把鼻烟藏起来。[4]

大难之后，慈禧试图通过一出戏，迅速修复自己的日常生活。

二

白克好司（《太后与我》港译本译作巴恪思），一个欠了一屁股赌债的英国小瘪三，在风云激荡的戊戌之年来到大清帝国碰运气时，他只有二十五岁，而慈禧太后已经六十三岁。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慈禧回到宁寿宫以后，他就通过行贿李连英，在五月里的一个清晨，到养性殿觐见了慈禧太后。慈禧身边的一位美人在点茶的时候，对太后说：“前日在战神关帝庙烧香之后和太后讲话的，不就是这个年轻的‘鬼子’吗？”慈禧说：“当然记得。我见过你。当时我向西班牙公使夫人问候她的女儿，夫人与你相邻，站在庙外墙头，你回答我说：托太后之福，她一切安好。”[5]

这个号称出生于显赫的奎克（Quaker）家族的所谓从男爵，不仅是一个集赌徒、盗窃犯和色情狂于一身的综合体——戊戌之年，他冒莫理循之名，胡编乱造了一些“独家消息”发给《泰晤士报》，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研究证实，这一时期《泰晤士报》对戊戌变法、政变的报道，“绝大多数是白克好司出于维持生计需要而进行的杜撰”，庚子之年，他又趁火打劫，连偷带抢，大发了一笔，他偷抢来的财物，包括六百多件青铜器、两万多卷珍版书籍、数百件名家书画，他的罪证，许多至今仍在大英博物馆里——而且，他是一个典型的吹牛大王。他最大的吹嘘，就是夸大自己的性能力，以至于大清帝国年近七旬的圣母皇太后，都成了他过剩的情欲征服的对象。为了配合他对西方种族的过度自恋和对东方文明的强烈意淫，在他留下的手稿《太后与我》中，他把慈禧描述成一个媚态十足的色情狂，以至李国文在读后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鸦片战争中英军统帅义律，巴夏礼，或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之流，从地下活转过来，看到他们的后人，居然下三烂到如此不堪的程度，恐怕又会气死过去。”[6]

在他的笔下，年轻守寡的慈禧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的性欲，沉溺于疯狂的肉欲，与豢养男宠的武则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全书充满了不着边际的描绘，即使当成小说来读，也是一部不入流的小说，而绝非像它的英文主编德雷克·桑德豪斯（Derek Sandhaus）所吹嘘的那样，拥有“文学方面的意义”，“是一个渊博的语言天才花了无数心血写出的一部令人惊叹的历史小说”[7]，甚至与《金瓶梅》相提并论。只要翻看其中的情节，诸如大学士孙家鼐与邮传部尚书密谋将太后“捉奸在床”，御膳房厨师下砒霜暗杀太后的这位西洋“情人”，还有袁世凯在接受召见时拔出手枪，“向太后连发三枪……”，我们就会知道，如此胡言乱语，既不是历史事实，也与文学想象力沾不上边，假如有人拿它与《金瓶梅》放在一起，则无异于对中国文学的巨大侮辱。

当然，这所有的描写，不过是为了凸显作者本人的性能力。他一厢情愿地把午夜的宁寿宫，描绘成他们淫荡的乐园。那时，“贴身女婢服侍太后躺下后，就在相临的房里候着，直到她呼吸均匀已经睡着之后才离开：‘老佛爷睡着啦，咱们走吧。’然后都退下休息。”[8]

寡妇门前是非多，慈禧这位老寡妇，这一次算是摊上了大事儿。就是这样一部驴唇不对马嘴的“回忆录”，2011年被人从英美图书馆的故纸堆里翻出来以后，立即被奉为珍宝，印刷出版，一时间风靡欧美。桑德豪斯在《出版前言》中信誓旦旦地写道：“中国皇后纵情纵欲（就好像武则天）是非常可信的，老佛爷也完全有可能出于好奇尝试一个西方男人。”[9]慈禧的八卦，煽动起人们的窥视欲；慈禧的床榻，也成为人们目光的落点，让百年之后的慈禧百口莫辩。

一个流氓常常能够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白克好司这个老骗子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忽悠了世界人民，“集丑恶淫乱于一身的慈禧形象，从此定格”。

然而，放下它的低俗不说，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就会从白克好司的叙述中发现太多的不靠谱。慈禧身边，不仅耳目众多，而且保安严格，夜幕之下，宫门层层紧锁，钥匙管理严格，整座宫殿成了一片禁区，这白克好司，难道有飞檐之功、隐身之术？白克好司这淫棍又如何得逞，去成就“巫山云雨”？显而易见，他所极力宣称的销魂经历，不过是无中生有的性幻想——一种以西方男性的强健体魄凌驾于东方女皇之上的意淫式幻想，但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西洋瘪三自慰式的自我满足而已。

三

大清王朝刚刚断气，居然有一位学者站出来为慈禧太后辩诬，此人就是被称作“文化怪杰”的辜鸿铭。1915年，他在英文著作《中国人的精神》（又译《春秋大义》《原华》）中，大胆地写下这样的话：

起初我本想把约写于四年前的那篇谈到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先生著作[10]的文章也收进此书的，他们那本书讲到了举世闻名的已故皇太后，但很遗憾，我未能找到此文的副本，它原发表在上海的《国际评论》报上。在那篇文章里，我试图表明，像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这样的人没有也不可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妇女——中国文明所培育出的女性之最高典范——皇太后的。因为像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这种不够纯朴——没有纯洁的心灵，他们太聪明了，像所有现代人一样具有一种歪曲事实的智慧。[11]

然而，在对慈禧的一片唾骂声中，这样的辩白，显得那么的力不从心。更何况辜鸿铭本人，都被当作落后、保守的代表，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直到20世纪末，国内掀起“辜鸿铭热”，老爷子才又被人们从垃圾堆里挖掘出来，当成文物。

在人们心目中，一个守寡的女性统治者，荒淫是多么合理的事，守身如玉，反倒变得不可理喻。就像法国大革命中被推翻的王后安托瓦内特，面对审判时说，所有的指控都是失实的，革命家罗伯斯庇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不在于事实是否这样，而在于人们认为你这样。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人们对于慈禧的“荒淫”极为热衷，即使没有《太后与我》，国人自己也炮制了太多关于慈禧私生活的小说和电影，也培养了一批三级片演员；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又对一个未亡人的“荒淫”持严厉的否定态度。也就是说，人们潜意识里期待着慈禧的八卦，《太后与我》刚好暗合了人们的期待，让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与此同时，人们又以道德的面目出现，对“荒淫”表现出“零容忍”的态度。

形容一个女人的恶，最首要的，就是渲染她的荒淫。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万恶淫为首”，世界上没有比“淫”更大的恶，而女人的荒淫，比男人的荒淫更加荒淫。人们能够接受一个皇帝的淫乐，却对女性另眼相看。因此，多妻制被看作中国女性地位低落的标志，随之而来的，则是对女性贞节日趋严格的要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节问题，已经被儒家意识形态上升为大是大非的问题，即使贵为大清帝国圣母皇太后，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骄横放纵，胆大妄为。

武则天不信邪，当上女皇以后，她不仅像皇帝一样，充分行使自己的性特权，想方设法占有着男人的身体，与身材高大、肌肉发达、通身散发着浓重的情欲气息的冯小宝（后改名薛怀义）共赴云雨，并称赞他“非常材用，可以近侍”[12]，在卧榻四周安上镜子，以便观赏自己在做爱时的优美造型，更值得一提的，是她居然为自己设置了一个用于“猎艳”的专门机构——控鹤府。后来，又改为奉宸府，“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武则天生活的唐代，处于儒家意识形态的低谷期，况且唐代统治者，都是鲜卑族与汉族混血的结晶，所以如鲁迅所说：“唐人大有胡气”，他们的性意识，也较开放。至宋明后，儒家意识形态才又上扬为国家意识形态，以至于清。有人从女权主义的角度评价说：“如此多的男人拜倒在她女权的脚下，屈辱地接受她的调笑和玩弄，并心甘情愿地充当奴才，作为女人，她替整个压迫的女性报了仇，她以‘一花独放’的形式提高了女性的声望。”[13]但同时，一个女皇，身边一群风流男子，供她左拥右抱，这又是一种多么荒唐、戏谑的历史景象。

相比之下，慈禧的私生活，却并无可以坐实的绯闻。在清朝的宫殿规制中，有严格的后宫管理制度，不仅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妃、嫔等所居宫室有严格规定，各就各位，而且，各宫配备的宫女、太监，也各司其职，“接上以敬，待下以礼”[14]，眼目众多，没有胡乱妄为的空间。每当夜幕降临，巨大的宫殿就像一座宵禁的城池，宫门紧锁，“各宫小太监许于本宫内掖门出入。每夜起更时，各宫首领进本宫查看灯火毕，随出，锁掖门，报知敬事房。”[15]

就是在这样的椒房深宫中，她孤独一生。她拥有人间的一切，却亏欠一份普通的温暖。钟鸣鼎食，随时伴随着一份无法弥补的哀痛，那痛剧烈如火，蚀骨焚心。

四

晚年的慈禧，热衷于对镜梳妆。女为悦己者容，只是慈禧早已没有了“悦己者”，只有她自己，成为真正自己的欣赏者。她不只是爱美，而且在抵抗着什么，那就是时光对一个人的侵蚀，她要在这样的抵抗里找回自尊。

随侍慈禧长达八年的宫女何荣儿对此曾有这样的回忆：

梳完头以后，老太后重新描眉毛抿刷鬓角，敷粉擦红。六十多岁的老寡妇，一点也不歇心，我们都觉着有点过分。当老太后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照镜子时，侍寝的总要左夸右赞，哄老太后高兴……

老太后站起来必定要把两只脚比齐了，看看鞋袜（绫子做的袜子，中间有条线要对好鞋口）正不正，然后方轻盈盈地走出来。[16]

关于慈禧的梳妆，曾经与慈禧近身接触的德龄曾经透露一个秘密，即：她有一个半月形的梳妆台，是她自己设计的，这个梳妆台三面有镜子，折叠起来，就是一只长方形的盒子，便于搬移。在中国，寡妇是不能化妆的，所以，这个特殊设计的梳妆台，就成了她日常生活中的秘密。

慈禧的秘密化妆欺骗了凯瑟琳·卡尔的眼睛，以至于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作为一个没了丈夫的女人是不能使用化妆品的，因此太后脸上显露的完全是自然、健康的光泽，可见平时的保养相当用心。”[17]

德龄还说，慈禧不仅化妆，而且染发。有一次，她见到慈禧把一股黑色液体倒在头上，然后对她说：“青春只能维持不多年，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我的青春已经逝去，现在我要用这可怕的染发剂来覆盖我的灰发。”在德龄看来，“这种染发剂使她的头发表现一种不自然的颜色，多少有损于她的容貌”[18]，于是给她推荐了一种巴黎染发剂。太后试后，成效不凡，于是高兴地给德龄准假，让她回家探望父母。

慈禧常说：“一个女人没心肠打扮自己，那还活什么劲儿呢？”[19]

她年轻守寡，她在岁月中的苦熬，必然寻找一个发泄的出口，以最大限度地补偿她的失落感，消除她内心的空虚，以及处在政治悬崖上的那份恐惧感。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沉溺于疯狂的肉欲，作为暂时摆脱内心空虚和孤独的努力，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方式。”[20]假如说武则天是凭借“实实在在的、伸手即触的男人的身体”，来“激发自己身体内旺盛的情欲”[21]，慈禧则依靠生活上的讲究与铺张，来排解她身体里的欲望。

于是，永远有无数的华服美食围绕着她。宫殿给了她这样的权力，也培养了她的品位。对于服装的用料、颜色及花纹，慈禧都精益求精，为了达到色、料、花俱美的服装，她甚至亲自审看“如意馆”绘制的小样，提出意见后，让“如意馆”重新绘制，直到她满意为止。何荣儿回忆道：“老太后是那样爱美的人，而且年轻的时候又是色冠六宫，由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脚底下踩的，没有一处不讲究。”[22]那些精美的服装，先是由江南织造，后是由宫廷内的绮华馆加工制成的，许多仍留存在故宫博物院的库房内，从慈禧晚年的照片上，也可以看到她服饰之华美。

慈禧饮食之考究，同样是令人瞠目的。宫内有御膳房，在宁寿门东边南路东的群房，御膳房内又为皇太后、太后、贵妃准备了私厨，慈禧的私厨叫西膳房，下设五局：荤菜局、素菜局、饭局、点心局和饽饽局，能制作点心四百余种、各类菜肴四千余种，每至用膳，各局将做好的食品装进膳食盒，放在廊下的几案上。盛菜的用具是木制的淡黄色专用膳盒，外描蓝色二龙戏珠图案。盒子内，盛菜的器皿下嵌有一个锡制座，座内盛满热水，外包黄云缎棉垫——太监们都把它称作“被窝”——用以保温。

菜摆齐后，太监禀太后：“膳齐。”太后就入座了。摆膳的太监把一品一品的菜碗菜盘的银盖打开，看太后的目光落在哪品菜上，就赶紧往跟前挪。

至于寿庆，更是铺张。为迎接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而修建的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工程，装饰豪华，耗资巨大。万寿庆典的点景工程，原计划从紫禁城到颐和园沿途扎彩亭、彩棚、戏台、经坛等，在不到二十公里的道路上，分设六十段点景，因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只得停办，最后保留了西苑（中南海）经紫禁城西华门到北长街一段，供她从西苑仪鸾殿起程，到宫中参加庆典活动。

五

国难之际，慈禧对豪华寿庆的执拗几乎没有丝毫改变，以至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寿庆的当口，章太炎撰写一副对联，痛骂她：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但无论江山如何涂炭，她都不会舍了那份唾手可得的荣华。那是对她一生苦熬和打拼的补偿，是她在人生经历了许多缺失之后的一种报复性消费。

那不是虚荣，而是她为自己守寡的一生打造的一座贞节牌坊。

那份失落与空无，在她心里郁积得越久，日后偿还的利息就越高，到最后，需要以整个帝国的命运来偿还。

终于，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亡秦必楚，烧毁她的王朝的那把烈焰，依旧来自楚地。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向王朝射出了最致命的子弹。

关于那场革命，我专门写了一本书，叫《最后的皇朝》。

中国王朝的历史，自此终结。

但它不是历史的终结，新的历史，刚刚开启。

中国人自此告别帝制，再也没有回头。

可惜这一切，慈禧都无缘看到了。

三年前的十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死于中南海仪鸾殿，梓宫被安放在宁寿宫皇极殿，她的丧礼，也在皇极殿举行。

所有的轻吟浅笑，所有的长夜痛哭，在这一刻都定格了，无法延续，也不能修改。

她把这一副残山剩水，留给了新的叔嫂组合（太后隆裕与摄政王载沣）。

她们眼前的江山，早已不可复识。

乐寿堂
李少白 摄

乐寿堂院落
李少白 摄

乐寿堂光影
李少白 摄

雨后乐寿堂
李少白 摄

[1] 参见祝勇：《血朝廷》，第356—3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祝勇：《远路去中国》，第26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

[2] 转引自［英］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第252、249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3] 转引自［英］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第144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4] 耿进喜谈、朱季黄记：《太监谈慈禧》，见《实说慈禧》，第276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

[5] ［英］埃蒙德·巴恪思：《太后与我》，第62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6] 李国文：《慈禧躺着也中枪》，见《文学报》，2013年2月21日。

[7] ［英］埃蒙德·巴恪思：《太后与我》，第21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8] ［英］埃蒙德·巴恪思：《太后与我》，第108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9] ［英］埃蒙德·巴恪思：《太后与我》，第17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10] 指《慈禧外纪》——引者注。

[11]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第4—5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12]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第322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3]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111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14] 〔清〕鄂尔泰、张廷玉：《国朝宫史》，上册，第138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5] 〔清〕鄂尔泰、张廷玉：《国朝宫史》，上册，第140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6]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上册，第71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

[17] ［美］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第18—19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18] 德龄：《莲花瓣》，第2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9]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上册，第54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

[20]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107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21]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107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22]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上册，第140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

第十八章 永别神武

一

公元1922年12月1日凌晨，紫禁城东华门，一顶喜轿，将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送进紫禁城的时候，她不会想到，不到两年后，她将与她的夫君——逊帝溥仪一起，被逐出紫禁城。

十年前（公元1912年2月），天安门城楼上最后一次“金凤颁诏”，宣读了已做太后的隆裕的诏书，宣布大清帝国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根据清政府与民国政府签订的《清室优待条件》，逊帝溥仪退居紫禁城的后廷（乾清门以北）区域内，生活费用由民国政府拨给，而紫禁城的外朝部分（含三大殿），则归北洋政府使用。由于午门、东华门、西华门都在前朝区域，凤舆只能由神武门入宫。对于清室，尤其对于皇后本人而言，这将是一个多么不堪的场面。

神武门是紫禁城的北门，也是后门，门总高31米，平面矩形，基部为汉白玉石须弥座，城台辟门洞三券，上建城楼。楼建于汉白玉基座上，面阔五间，进深一间，四周围廊，环以汉白玉石栏杆。楼前、后檐明间与左、右次间开门，菱花隔扇门。东西两山设双扇板门，通城墙及左、右马道。四面门前各出踏跺。楼为重檐庑殿顶，下层单翘单昂五踩斗拱，上层单翘重昂七踩斗拱，梁枋间饰墨线大点金旋子彩画。上檐悬蓝底鎏金铜字满汉文“神武门”华带匾。顶覆黄色琉璃瓦。楼内顶部为金莲水草天花，地面铺墁金砖。

为了照顾清室的体面，北洋政府在与清室大婚礼仪处反复磋商之后，破例开启了东华门，供皇后凤舆进入，差不多十年未下门闩的东华门骤然打开，吱呀的声音，像一只骤然惊飞的鸟，在空阔的天宇下滑过，撕开了冬夜的静谧。

那一晚，北京城几乎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自帽儿胡同皇后府邸到地安门、景山东街、北池子、东安门一直到东华门，凤舆经过的路途，站满了看热闹的市民。民国以后，皇城已经开放，平民百姓也历史上第一次能够亲眼见证凤舆被抬进紫禁城。

夜色中，站着演完夜场戏、刚刚在东兴楼吃过夜宵的梅兰芳。那时，梅兰芳和朋友们站在真光电影院的楼上，透过窗子看见三千人的迎新队伍从街上走过，“一对一对的戴红缨帽、穿官衣的人，骑着马举着旗枪，缓缓地前进着，好半天才过完”[1]。

梅兰芳不可能看见皇后的面容。有意思的是，婉容的相貌，与梅兰芳的扮相极为相似。

俞平伯最先说破了这一点，他说，婉容的面容，“大似扮戏装之梅兰芳”。

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三万多张清宫老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婉容娇丽的面庞。青春的婉容，有着惊人的美丽。但她的美，既不是那种艳丽的、夸张的美，也不是那种小家碧玉的美，而是温婉含蓄、雍容大气，与她的皇后身份刚好吻合。用楚楚动人来形容她，恐怕再合适不过了。俞平伯说她像梅兰芳的扮相，也是源于她传递出的东方古典美人特质。

二

那个在婉容眼前展开的紫禁城，早已不复当年的风光，整个后宫，已然年久失修，满目疮痍，散发着旧日王朝的陈腐气息。家住鼓楼大街北侧的单士元十八岁到“清室善后委员会”任书记员，负责登记挂签这些杂事。“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就在神武门内的东耳房。单士元每天步行到故宫上班，目睹的就是一副破败的景象：

“当年北京平均温度好像比现在冬季低一些，有时到零下十几度。一进神武门洞无法行走，因为西北风打得身子直转，身不由己地撞在神武门洞两壁，可以说是打着转进故宫的。进得宫禁，其凄凉之状跃然入目。每到一院落都是蓬蒿满地，高与人齐。吾辈青年手持锹镐镰刀为点查的政府官员、教授开路。步入冷宫，寒气袭人，又无炉火，两足站地三至四小时，痛如刀刺。”[2]

被逐出宫之前的溥仪，虽然维持着皇帝的尊号，婉容也贵为皇后，但在动荡的时局里，依旧如惊弓之鸟，惨淡度日。军阀混战，让宫廷时时陷入不安，他们“日阅报纸，留心时事”，无一日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民国支付给“小朝廷”的每年四百万元“优待费”，也年年拖欠，甚至有议员主张取消“优待费”，宫殿里的气氛，沉闷、压抑，像御花园里那生出绿苔的死水。池水随风而动，映照出帝后不确定的命运。

但这宫殿的主人，却是这对年轻的帝后。老气横秋的宫殿，遭遇的是溥仪和婉容的青春年华。他们生逢十六岁的花季，正是不安分的年龄，身体里的能量在一天天潜滋暗长，宫殿在几百年间形成的那一套格局、脉络、程序、规则，与他们跃跃欲试的身体越来越格格不入。所幸的是，在这两个年轻人的成长阶段里，已不再有太后对他们横加约束，他们是这世界里的王，可以为所欲为。

在贝托鲁奇的电影《末代皇帝》里，溥仪骑自行车是浓墨重彩的一笔。2018年秋天，拍摄《上新了·故宫》时，拍摄帝制终结的一集，我们邀请了在《末代皇帝》里出演文绣的邬君梅，与“故宫文创开发员”邓伦、周一围一起在紫禁城里探寻历史的旧迹。他们走到西二长街，有位工作人员正将这条街上的最后一扇门打开，一段锯下的门槛显露出来。

故宫学者左远波先生告诉他们这的确是当时溥仪为了骑自行车锯掉的门槛，不只这个，整个皇宫里溥仪锯掉的门槛三十余处，唯独当时居住的养心殿、储秀宫、长春宫等西路各宫幸免，储秀宫东门至今还保留着被锯开半截的门槛。

邓伦问：如果想骑自行车，紫禁城里有的是空旷的地方，为什么非要锯掉这些门槛？

左老师答：因为当时的三大殿都被北洋政府控制了，他只能在后宫活动。

周一围问：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门槛是一个很重要的构件，更何况是紫禁城的门槛，当时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就没有人阻止他吗？

左老师答：当然有了，当时隆裕太后，还有清廷遗老，都觉得这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情，会破坏风水，极力劝阻但是无果，这些被锯掉的宫门门槛并非一扔了之，而是安装上榫头，在门槛处安装卯眼，这样晚上关闭宫门的时候，门槛又会重新安装回去。

婉容也会骑自行车。在故宫收藏的清宫老照片里，就有婉容戴凤饰、着旗装，在宫墙前骑自行车的照片。婉容自小在天津一所美国教会学校里读书，受系统的西式教育，她的眼界，自然比生长于深宫的溥仪更加开阔，在她的柔美性格里，又融入了若干活泼开放的气质，新时代的气息，已渗入她的内心。她的命运，注定与这深宫里的所有皇后命运截然不同。

在这些照片里，存在着许多对立的事物，比如高墙的阻隔与驰骋的欲望，束缚行走的旗袍与自行车代表的速度，方形的城池与圆形的车轮，等等。就在这些对立的事物里，他们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道路。

溥仪出宫后，在当年作为自行车车房的御花园绛雪轩，还找到一辆婉容骑过的坤车。

婉容的弟弟郭布罗·润麒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主笔爱德华·贝尔采访时说，他最喜欢看溥仪和婉容在后宫长巷里骑车比赛追逐的场面。“小巷里笑声连天，她和溥仪似乎相处得很不错，两人在一起就像一对孩子。”[3]

他们骑着自行车在长巷里飞驰，一会儿冲散太监，一会儿互相紧逼，试图把对方逼到墙角。

长风吹过夹道，呼呼作响。

三

婉容的到来，让古老的紫禁城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

她居住的储秀宫，乾隆皇帝的第一任皇后富察氏，在册封皇后前曾在此居住两年，嘉庆皇帝的两任皇后都曾在此居住，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一个名叫叶赫那拉·兰儿的十四岁少女入宫，第二年，她在获得贵人封号后，就住进了储秀宫，在这里生下了咸丰皇帝的独生子载淳（一说在咸福宫），从此母以子贵，两度垂帘，统治中国四十余年。

储秀宫的后殿，中间一座叫丽景轩。推开丽景轩的门，我们发现室内空无一物。邓伦、周一围、邬君梅十分疑惑，赶紧打电话向丽景轩专家咨询，专家告诉他们，展览刚刚结束，展品已入库休眠。

但从室内装修，依然可以看出当年的西式风格。墙上的吊线，是中国传统建筑里没有的。墙边的壁炉，更是洋派生活的象征。长长的西式餐桌，上面摆放着精致的西式餐具。

就是在这样一个具有西式格调的空间里，这几个年轻的“封建余孽”开始追求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婉容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叫“伊丽莎白”，与英国女王的名字一样，她也给溥仪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叫“亨利”。既然是生活方式，吃当然是最重要的。那时西餐不叫西餐，叫“洋饭”。溥仪吃“洋饭”，婉容是老师。文绣则见证了溥仪这“生命中的第一次”。

溥仪让太监去六国饭店（今东交民巷新侨饭店）买“洋饭”。店员问：“要买几份？”太监不知西餐按份儿，就说：“反正多拿吧。”这一多，店里向太监兜售一大堆饭菜。饭店要派人来摆放餐桌、刀叉并布菜，太监说：“那怎么成！你们不可能到宫里去，我们自己摆！”回来后，他们大碗大碟地，堆了一桌子。

邬君梅说，当年在《末代皇帝》剧组，她也是人生中第一次吃“洋饭”——“比萨”。因为想吃比萨，她每天都很期待去剧组，“比萨”这个名字，她记了很久才记住。

但，紫禁城里，还是有一道冲不出去的墙。

那是身份的墙。

溥仪、婉容、文绣，三个年轻人，分别住在养心殿、储秀宫、长春宫，相互间直线距离不过几百米，但帝、后、妃的身份间，藏着他们永远无法弥合的距离。

他们住在不同的宫殿里，也住在不同的身份里，住在各种“规矩”里。那身份，是他们的冠冕，也是他们的紧箍咒。

储秀宫里的婉容，很难见到养心殿里的溥仪。曾任溥仪御前太监的魏子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撰文回忆：“当皇上的同外边老百姓过日子大不相同，他们夫妻不同桌吃饭，也不同床睡觉。皇后和妃子每天照例按时间到皇上这儿请安，真像客人一样。”[4]曾在储秀宫做太监的孙耀庭对美国《新闻周刊》主笔爱德华·贝尔说，“皇帝大约三个月来新房一次，并在那儿过夜。”

婉容是一个受到新思想浸染的年轻人，主张一夫一妻制，无法忍受这种多妻制的痛苦。她以为溥仪去了长春宫，于是对溥仪和文绣心生妒恨，其实她冤枉了他们，溥仪哪里也没去，一直在养心殿里“宅”着。

后来成为“福贵人”的李玉琴曾有这样的回忆：“大婚后没几天，婉容曾从宫里往宫外给她一块儿玩耍过的小姐妹打电话，她没讲皇后的荣耀和幸福，却发了一大顿牢骚，嫌约束太多，嫌宫里苦闷。这个‘不知轻重’的电话很快便传到太妃们的耳朵里，她们很不高兴。溥仪知道后更不高兴了，都认为这是不守规矩、有失体统的事儿。像这样纯属宫廷秘闻的事儿，外人无以知其详。多少年后我磨磨蹭蹭地一定‘要皇上给玉琴讲讲皇后’，溥仪才谈起这事儿，说话之间还挺生气的，似乎过了二十年余怒未消。”[5]

纵然近在咫尺，婉容和溥仪的交流，仍然更多地依靠书信来进行。她把想说的话写在便笺上，装进一个小小的白色信封，然后由太监充当邮递员，递交到皇帝手上。

1924年4月13日，“伊丽莎白”写给“亨利”的英文信只有一句话：

多谢您所赐出夹[6]，我非常喜欢它，顺祝安好。

婉容和文绣闹别扭，也常以书信的方式进行。在一封由储秀宫发往长春宫的信里，婉容这样写：

昨天收到来信，知道you胸闷的毛病，已经差不多痊愈了，I甚欣慰之至。And，请你不要老是记恨me的错误……

她还曾写过一首诗，来嘲弄淑妃文绣：

明明月，上东墙，

淑妃独坐在空房。

娇弱飞燕常自舞，

窈窕金莲世无双。[7]

描述文绣独守空房的不堪，她下手凶狠，一点面子也不讲。

但那明月、东墙、空房、飞燕，不也正映衬着自己的处境？

婉容和文绣，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罢了。

邬君梅说，拍《末代皇帝》时，导演打电话到香港找她，问她的意愿，她表示如果要演，就一定要演文绣。虽然另外两个角色也很好，但她已经喜欢上文绣了。

婉容随溥仪出宫后，人们在储秀宫发现几首婉容的词作。我喜欢的，是这首《桃花歌》，少女的鲜活顽皮里，透着无尽的凄怨与寂寞：

桃花宫，桃花院，

桃花院内桃花殿。

桃花殿，桃花帘，

桃花帘内桃花仙。

桃花面，桃花面上桃花癣，

桃花玉蔓桃花衫。

桃花口，气如兰，

桃花齿，似叶烟，

桃花唇，似血盆，

桃花媚舞桃花殿。[8]

翊坤宫廊下的横梁上，至今还留存着一对铁环，那是当年婉容用来挂秋千的铁环。

我想象，在桃花盛开时节，面若桃花的婉容曾坐在廊下，看那无人的秋千，在空空的庭院里，兀自摇荡。

四

其实，溥仪也是反对多妻制的。

三人之间的怪异气氛，让他也深感厌倦。

当年，大婚筹备处将皇后候选人提交溥仪“御笔圈定”时，他坚决反对在皇后之外再选皇妃。他告诉王公大臣，西方文明国家的君主不实行一夫多妻制，清宫皇帝也不该再实行一夫多妻制了，惹得敬懿（同治帝妃，溥仪尊为敬懿皇贵妃）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诉他违反祖制，溥仪才勉强妥协。

当他与婉容、文绣互为玩伴，他们是快乐的，可以在宫墙内追逐、奔跑，但作为皇帝、后妃，他们却彼此系成一个疙瘩，越系越牢，无法解开。

婚姻的围城，宫殿的围城，他都想逃。

胡适曾写诗形容他：

咬不开，槌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9]

有一两次，溥仪曾逃出紫禁城。晚年的溥仪回忆：“这是我从借口母亲去世要亲往祭奠开始，排除了无穷的阻劝才能勉强争来的一点自由，这点自由也刺激了我的胃口，越发感到这些喜欢大惊小怪的人物的迂腐不堪。”[10]这点自由不够他塞牙缝儿的，他决定搞点“大事情”，和他的弟弟溥杰一起，密谋出洋留学。为了准备资金，他利用溥杰入宫出宫的机会，以“赏赐”为名，开始了盗运书画古籍出宫的计划。这些陆续被盗运出宫的书画有：王羲之、王献之、钟繇、怀素、欧阳询、赵构、米芾、董其昌、赵孟等人的真迹，司马光《资治通鉴》原稿，还有王维、阎立本、宋徽宗、马远、夏圭，以及马麟《长江万里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著名画卷，还有乾清宫昭仁殿所藏宋版明刻古籍珍本，总计一千多件书画手卷、两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以至于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后发现，溥仪委托溥杰夹带出宫的这批文物，“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天禄书目所藏，宝籍三编所收”。[11]

故宫博物院前辈李宗侗先生（晚清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孙、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李煜瀛之侄，1928—1933年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在自传中写：“后来溥杰告诉旁人说，名为赏给他，但事实上只不过经手而已，仍归溥仪所掌有。在故宫养心殿（这是溥仪平常所住的地方）发现一本赏溥杰的书画目录，后来刊入故宫已佚古物册中。可见要不是民国十三年将溥仪驱逐出宫的事发生，恐怕文物的失落，尚不止此数。所以遗老们责备家叔[12]倡议驱逐溥仪出宫的不合理，看了这篇文章，必定能够恍然大悟了。为国家保存文物，可以说功不在禹下。”[13]

溥仪带出的这些古物，后来随着溥仪去了东北，在战乱中几经流离，经历了一场浩劫，只有部分古物回到了它的出发地——故宫博物院。

1922年2月20日，溥仪认为“万事俱备，只欠一走”了。他准备出点小钱收买随身的太监，然后从神武门出紫禁城。他没有想到，自己被太监出卖了，将他准备出走的事报告了内务府，他刚出养心殿，“王爷”就传令下来，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连皇帝也不例外。

他的出逃计划，就这样流产了。

太监们不让他走，内务府不让他走，原因很简单，宫殿里没有了皇帝，太监们又干什么去呢？

以后的日子里，溥仪时常站在御花园的堆秀山上眺望神武门，想象宫殿以外的世界。巍巍神武门，死死地扼住了他命运的喉咙，成为他冲不过去的关卡。

五

既然不能“走出去”，溥仪只好把外面的事物“请进来”。作为宫墙内的囚徒，溥仪对来自外部的事物非常敏感。他喜爱西装，十五岁那年，他决心像庄士敦口中的英国绅士那样来打扮自己，于是叫太监到街上买了一大摞西装。溥仪穿上一套完全不合身，大得出奇的西服向庄士敦炫耀，没想到把他气得发抖，马上让溥仪脱下来，而且庄士敦第二天带来一个裁缝，专门给溥仪量尺寸，量身定制了一套英国绅士的西服。

同样是从庄士敦那里，溥仪听说了电话这个“新生事物”。当他得知醇亲王府早就装上了电话，更是跃跃欲试，要在养心殿也安装一个电话。像往常一样，溥仪的美好愿景再一次遭到了清朝遗老的阻挠。但这次溥仪没有妥协，他决定坚持到底。

电话是一件神奇的事物，它虽然只是一只小小的匣子，里面却装着无限广大的世界。宫殿的高墙可以屏蔽外部世界的声音，也可以阻挡他观望世界的视线，但它阻挡不了电话。只要拨通电话号码，他就可以同那些看不见的人们交谈。电话另一头传来的声音，代表了那个深微、广大的世界的存在。那些好似虚拟的存在，在声音里，又是那么真实。通过电话，溥仪觉得自己与世界合为一体了，而不再是从这个世界上分离出来的那一部分。溥仪渴望着与那个世界的交流，声音越远，越能激发他交流的欲望，面对身边的人，他反倒常常一言不发。

1921年，养心殿内多出了一台崭新的电话机和一部电话簿。在溥仪眼里，这是非同小可的变化，甚至，不亚于一场“革命”——一场由他主导的“革命”。激动之余，溥仪突然有了说话的冲动——当然，是跟电话的另一头说话。一个深居宫中的皇帝，能给谁打电话呢？除了醇亲王府里的父亲，他恐怕再也没有什么熟人了。他的眼睛扫过电话号码本，从上面寻找着熟悉的名字。第一个撞到枪口上的，是曾经入宫演出的京剧名角杨小楼。

溥仪将电话拨到了杨小楼的家，学着京剧里的道白腔调问：“来者可是杨——小——楼呵？”然后又给东兴楼饭庄打电话，胡乱报了个地址，订一顿子虚乌有的宴席。玩儿了一阵子，他的目光突然落到胡适两个字上，胡适是正宗的“新青年”，和“皇上”势不两立。溥仪心生好奇，自己与胡博士对话，会是什么样子。于是，他拨通了胡适家的电话。

溥仪听见对方接起了电话，说了一声：喂！溥仪说：你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胡适觉得不好玩，便直接问：你是谁啊？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溥仪不禁大笑起来：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

胡适表情突然僵住，不知是继续追问，还是自语：宣统？……是皇上？

溥仪的回答里，既有居高临下之威严，亦有游戏少年的顽皮：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一个星期后，1922年5月30日，胡适如约走进紫禁城。

他应该是第一位走进紫禁城的中国现代学者。

那一天，胡适跟在太监身后，从神武门入宫。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与宫里通过电话之后，他们走进神武门。

平时紧闭的神武门，其实就是一道高高的墙，将这个苟延残喘的小朝廷与活色生香的民国世界隔离起来。但它的阻隔越大，大门内外的人互相窥视的欲望就越是强烈。此时，这道门打开一道缝隙，让溥仪这个生长于后宫的年轻人得以面见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之一，也让新思想的代言人胡适，得见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的真颜。这次见面，不仅让他们双方都感到新鲜和刺激，而且还有着戏剧性的发展——两年多后，当溥仪被赶出紫禁城，胡适竟然挺身而出，要求民国严守契约精神，遵守《清室优待协议》，他更是一生致力于“整理国故”，所谓“国故”，当然包括故宫博物院内收留的古代文化遗产。

还是回到1922年的5月，那一天，胡适穿越熙攘的民国街衢，从神武门走进静寂神秘的宫殿，跟随着太监，一路走到养心殿外。太监掀起厚帘子，胡适走进去。溥仪身穿蓝袍，玄色背心，看见胡适进来，就站起身，胡适对他鞠躬，溥仪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请胡适坐。

胡适坐下，环顾室内，见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散放着一些报纸，有《晨报》《英文快报》等，还有康白情的诗集《草儿》。

溥仪看胡适在打量他的书，便说：当年康白情考北大，国文和英文考第一，数学考零分，学校不录，还是先生以辞职相胁，学校才破格把他录取的。先生好眼力，章士钊先生有言，新文学运动中，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周作人，新诗成就最大的是康白情。“新潮社”的许多诗我都读过，康白情的《草儿》，还有俞平伯的《冬夜》。

胡适：皇上喜欢吗？

溥仪：喜欢，而且我还能背上几句。

胡适在认真倾听。

溥仪：草儿在前，鞭儿在后。那喘吁吁的耕牛，正担着犁鸢，眙着白眼，带水拖泥，在那里“一东二冬”地走着……

胡适：没想到皇上对白话诗如此熟悉。

溥仪：辛亥革命，革掉了我这个皇帝，让我这个皇帝，也有时间读读文学。先生主倡“文学革命”，我是赞成的，你瞧，我这个退位皇帝没事，也写起了白话诗。

胡适露出惊愕的表情。

溥仪从炕几上拿过一张纸，递给胡适：这是我写的诗，请先生指教。

胡适接过纸页，磕磕绊绊地念：月亮出来了，她坐在院中微笑的面容，忽然她跳起来冲着月亮鞠躬，一面说：好洁净的月儿，菊呢来个哉……

念罢，胡适愕然，不知该如何置评。

六

真正“独守空房”的，是溥仪。

他，一个逊帝，带着三五人的“皇室”，独守着这些空空的房子。

在这里，他继续着皇帝的生活，模拟着过去的礼仪、规矩，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有点像小孩子过家家，自欺欺人。

皇帝退位了，他不再是皇帝，但在这“小朝廷”里，人们依旧称他“皇帝”。他不是皇帝，但他又是皇帝。

他是什么？他不知道。

守着那些空空的房子，在这空寂的宫殿里度过一生，究竟有多大意义？

他是“皇上”，还是看房子的人？

更重要的是，发给“小朝廷”的“民国补助金”，让溥仪感到羞耻。十六岁的溥仪，自尊心和身体一起成长。溥仪与汉文师傅朱益藩之间，曾有一次有趣的对话。溥仪说，鉴于目前民国政府财政困难，人民痛苦不堪，愿主动废止优待岁费。朱益藩听后不以为然，劝溥仪不必去在意“政府和人民”，因为正是“政府和人民”推翻了大清王朝，应该视之为仇敌才对。溥仪回答：他们既然是我的仇敌，就更不应该拿他们的钱了！

与胡适见面那天，溥仪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14]

这些话，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这位少年天子的自省，这个苟延残喘的皇帝，痛恨自己寄生虫般的日子，痛恨那些不劳而获的“财产”。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这个世界，这都是一件荒诞的事——那个朝廷消失了，但它还存在着，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那些清朝遗老、王公大臣需要它存在，甚至比皇上本人更需要它存在，没有“朝廷”，他们就活不下去。他们习惯了“朝廷”，习惯了养心殿那把华丽的龙椅，习惯了有人坐在上面，他们好对着他行礼如仪、争吵抗辩，他们希望有人坐在那把龙椅上沉思，发号施令，哪怕是对他们破口大骂，都令他们感到无比踏实，无比幸福，一旦那龙椅空下来，他们就会六神无主，生命顿时失去了寄托。当然，他们更习惯贪污，那也是他们的活法，或者说，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离开了贪污，他们就会顿觉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意义。哪怕是这种贪污让他们亡了国，他们仍然照贪不误。庄士敦早就看破了这一点，指责这个只有五六名主子的“小朝廷”，年消费竟然比乾隆时期还多。假如说“小朝廷”是民国肌体上的赘疣，他们就是“小朝廷”身体上的寄生虫。溥仪瘦弱的少年之躯，养肥了一大群贪官污吏。

他们把“小朝廷”当作安乐窝，当作自己人生的彼岸，天底下，再也找不到这样的“理想国”了。但溥仪与他们不能苟同，在他看来，只有离开紫禁城，他才找得到自己的活路。于是他策划了一场逃离，他准备逃出紫禁城，逃到英国公使馆，再发布通电，放弃每年四百万的优待费，只是这个计划因为庄士敦的反对而没能成功。

七

溥仪迎娶婉容那年，也就是他十六岁那年，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一座尘封已久的库房，里面珍藏了许多乾隆时代的珍玩。溥仪回忆：“我叫太监打开了一个，原来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有的库尽是彝器，有的库尽是瓷器，有的库尽是名画……在养心殿后面的库房里，我还发现了许多很有趣的‘百宝匣’，据说这也是乾隆的玩物……”[15]

前面曾经讲过，建福宫花园在紫禁城西北部，那里曾是乾隆当皇子时居住过的乾西五所中的四所、五所，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将这里改建为一座花园，叫建福宫花园，亦称西花园。地虽不阔，却亭轩错落，曲折雅致，“误迷岔道皆胜景”。乾隆准备将来为太后守丧时，在这里度过闲暇时光。乾隆十分喜爱这个花园，后来成为他时常光顾的休闲游憩、收藏珍玩之地。这里也因此贮满了乾隆喜爱的金质法器、藏文经版、瓷器彝器、法书名画等，被称为皇宫宝库。嘉庆时，曾下令封存这里的全部收藏，这里一直被视为收藏皇家珍宝的殿库，重要性非比寻常。

乾隆皇帝不会想到，建成一百八十年之后，这座美轮美奂的花园遭遇灭顶之灾。

溥仪知道，宫里有无数吸血鬼在吸食这些宝藏，溥仪接受谋臣建议，决定对建福宫文物进行一次全面清点。蹊跷的是，清点刚刚开始，六月二十七夜里，建福宫就燃起大火。

火燃起时，溥仪正坐在储秀宫里，和婉容一起乘凉，这样的平静与浪漫，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并不多见。但他们看到的，却是紫禁城西北天空中映红的火光。

溥仪从太监那里得知起火的消息，霍地站起来，迅速赶到火场。他使劲拍打建福宫的大门，竟无人理会。他又心急火燎地折回养心殿，婉容紧紧跟随在他身后，寸步未离。这一回，养心殿的电话派上了用场，他打电话给内务府大臣绍英，令他通知北京城卫戍司令王怀庆、步军统领薛之珩和警察总监聂宪藩等，叫他们派消防队来救火，他还给外国公使馆打电话。之后，他们返回建福宫，一夜没有合眼。[16]

王怀庆、薛之珩和聂宪藩等悉数抵达紫禁城外，人声嘈杂中，神武门守卫却不敢擅自打开城门，原因是“未奉谕旨，外人不许入神武门一步！”

等到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时，早已错过了救火的最佳时间，这时的建福宫花园俨然成为火的海洋，参天的松柏成了一棵棵火树，静怡轩、慧曜楼、吉云楼等建筑在人们的眼皮底下逐次坍塌、消失。

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里回忆，第二天早上，他在火光中来到建福宫德日新殿，第一眼就看见皇上和皇后站在一堆烧成焦炭的木头上，沮丧地注视着眼前的惨景。[17]

大火过后，京中某金店经过“疏通”，以五十万银圆买下了灰烬处理权，据说后来从废墟中熔炼出的黄金，多达一万七千多两。

清点再也无法继续进行。内务府呈报的，是一笔糊涂账。那一刻，溥仪或许会想起庄师傅的话：内务府对清朝灭亡负有相当责任。

溥仪心知肚明，火是太监们放的，为的是烧毁他们盗宝的证据。溥仪心知自己斗不过这些滑吏，决定把太监全部遣散。最终，紫禁城只留下溥仪、淑妃等所在的五个宫各留下二十名以供驱使外，其余一千多名太监被遣散出宫。前面提到的孙耀庭也是在这一天被轰出宫门。

喧闹的紫禁城，突然间寂静下来。

邓伦问：建福宫花园起火后，溥仪就没再管这个地方了吗？

专家告诉他，建福宫废墟在清理后变成了网球场。

网球场正式启用那天，举行了一场男女混双比赛。溥仪和婉容为一方，庄士敦和润麒为一方，比赛结果：帝后组合败北。

五百年的深宫，第一次传出挥击网球的空洞回声。

八

这场大火给紫禁城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网球场。它在民国百姓心头造成的痛感，丝毫不亚于对溥仪的影响。那个业已消失的政权、那个正在民众视野中隐去的皇帝，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

更多的批评，指向皇室对古物的保护不力。民主的时代，国宝岂能由逊帝一人独享？

邵飘萍在《京报》发表文章《亡清故宫失火之责任问题》，对“小朝廷”激烈批评：

自清帝退位之日起，一切主权，已移于民国，则今番千万以上之损失，实民国国家所有之财产也。非但物质上横遭暴殄，而与历史有关之古物尽付一炬，则尤为堪痛也。因清室不肯遽行迁让之故，使民国所应保存者皆葬送于咸阳焦土之中，其责任应谁负之？此岂可以勿问哉。宜速将溥仪及其家族为适当之处置，以杜将来祸源，而正中外观听，实刻不容缓之举，今正其唯一之机会也。[18]

吴梦非在《民国日报》发文，认为应该成立国家美术馆来收藏宫廷古物：

皇宫的建筑，以及皇宫里面所保存的一切美术品，在一国的文化史上，必然占着很优越的地位，而清宫历代所保藏的国宝，到如今，竟为一般宦竖所糟蹋，这岂不是大大的可惜吗？想到这一层，我们就应该顾虑到代表东方美术的中国美术品，此一应该如何设法保管？要解决这个问题，照列国的先例，只有希望政府速速筹设国立的美术博物馆，并且还要希望贵族或富豪所秘藏的美术品，公开陈列，使平民都有赏鉴的机会。[19]

刚刚入值南书房的罗振玉，内心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他急忙上疏溥仪，言称“宝物聚于宫禁，在在堪虞”。[20]

他建议，把宝物主动移出紫禁城，“于东交民巷使馆界内购地，建筑皇室博物馆、图书馆”。

但罗振玉入值南书房仅两个月，宫内悬挂的宣统十六年十月初九（1924年11月5日）的牌示便被急行摘去，紫禁城终于在国民革命的洪流中改变了面貌。

1924年11月5日，婉容和溥仪像往常一样，坐在储秀宫闲里聊天，内务大臣绍英跌跌撞撞跑进来。原来是鹿钟麟带着部队进入了紫禁城，强迫溥仪在三个时辰内搬出紫禁城。

其实，就在前一天，溥仪与郑孝胥、荣源等几位大臣，以及皇后婉容商议，决定第二天乔装逃出紫禁城。

匆忙中，婉容放下刚刚吃了一半的苹果，仓皇走出储秀宫。

溥仪出宫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拍摄的储秀宫照片上，那枚吃剩一半的苹果赫然在目。

当时真实的情况是，在“亲贵大臣”的苦苦哀求下，准许溥仪再推迟几小时出宫。溥仪只带上一些细软就匆匆离开了，一行人只用了五辆汽车，鹿钟麟乘坐第一辆做前导，溥仪与随从坐第二辆，婉容和她的亲属坐第三辆，张璧坐第四辆，绍英等坐最后一辆。

有两位太妃誓死不从，滞留宫中。

溥仪出神武门时，携带物品要一律检查，军警在他行李里查出一件稀世国宝——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当场没收。但这件没收的古物却给办事人员出了一个大难题：“当时各宫殿已经上锁，没法立刻随便打开把它送回去，而除此之外又无处可存，而且又不能交由私人保管，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中，临时由承办人员想出一个权宜办法，马上派人到外面去买了一个大保险箱回来，由当时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委员长李石曾（李煜瀛）先生亲手把它锁在柜内，外面再加贴封条，然后再把这个大保险柜存放在神武门里面的临时办公处内；当时保险柜的开启号码，只有李先生一个人知道。”[21]

我不知离开故宫的一刹，溥仪是否从后窗回望过他宫殿，高大的神武门，作为宫殿的最后形象，从他的视野里渐渐远去，直到消失。那一刻，他的心头一定是五味杂陈。他的少年心，曾被这百尺宫墙所禁，一直渴望着像小鸟一样飞翔。此刻，他离开了牢笼，却定然会产生一种空茫的心绪。

他不知道他将来会在哪里安身。

住进了父亲宅子（醇王府）的他，却不止一次地偷偷潜回到紫禁城外，面对高高的宫墙，号啕痛哭。

1925年，有一位年轻的观众走进开放后的故宫博物院，并写下一诗，记录了宫闱的残破与国家的创痛。诗的名字，叫《残诗》：

怨谁？

怨谁？

这不是青天里打雷？

关着：

锁上；

赶明儿瓷花砖上堆灰！

别瞧这白石台阶光滑，

赶明儿，

唉，石缝里长草，

石板上青青的全是莓！

那廊下的青玉缸里养着鱼真凤尾，

可还有谁给换水，

谁给捞草，谁给喂！

要不了三五天准翻着白肚鼓着眼，

不浮着死，也就让冰分儿压一个扁！

顶可怜是那几个红嘴绿毛的鹦哥，

让娘娘教得顶乖，

会跟着洞箫唱歌，

真娇养惯，喂食一迟，

就叫人名儿骂，

现在，您叫去！

就剩空院子给您答话！……

诗人的名字，叫徐志摩。

九

在他们身后，故宫博物院于1925年10月10日成立。

溥仪离开时走过的神武门，成为故宫博物院的正门。

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几天，清室善后委员会理事长，也是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李煜瀛先生，在文书科内，将黄毛边纸粘连起来，长达丈余，铺在地上，半跪在地上，书写了“故宫博物院”五字院匾，悬挂在神武门上。

吴祖光先生之父吴瀛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建者之一，曾任北洋政府内务部主管故宫的官员。家人在整理新凤霞和吴祖光遗物时，发现了吴瀛先生写于1948年10月到1949年7月的手稿，其中详尽实录了故宫当年创办博物院的起因和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其中，在回忆故宫博物院开幕典礼时说：

“那天，北京全城人士，真说得上万人空巷！都要在这天，一窥此数千年神秘的蕴藏。熙熙攘攘的人们无不抱此同一目的地拥进故宫。我因为家有小事，去得稍迟一点，同了眷属以及友好几个人，车子被阻在途中不能行动好多次。进宫之后，又被遮断在坤宁宫东夹道两小时，方才能够前进。所以到达会场，开幕典礼也过了，没有参与。只见人来人往，乱哄哄地一片一堆地到处磕撞着，热闹极了。”[22]

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从此变成了“故宫”（过去的宫殿）。

它的主语彻底反转，由皇帝，变成百姓。

自从故宫（过去的宫殿，即紫禁城）建成（公元1420年）至今（公元2020年），时光刚好过去六百年。

这六百年，分成有皇帝包括逊帝的五百多年（公元1420年至1924年）和没有皇帝的九十五年（公元1925年至2020年）。

1931年，不愿再忍受这一帝、一后、一妃的“三角关系”的文绣，向法院起诉，与溥仪离婚。

她也成为中国几千年帝制历史中，第一位与皇帝离婚的妃子。

民国媒体称此为：“皇妃革命”。

唯有溥仪守着他的皇帝梦不放，犹如一块拒绝融化的残雪。1932年，溥仪远去东北，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他所谓的“帝国”，不过是殖民地的别名而已。

那一年，文绣成为北平的府右街私立四存中小学的国文和图画老师，恢复了原名：傅玉芳。

这是文绣离开溥仪，回到北平后的第一个职业，自食其力，让她的心情特别愉快。

她粉笔字写得好，嗓音清亮，讲解国文明白透彻，学生们都非常喜欢这位新来的傅老师。

神武门
李少白 摄

她终于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那个人。

1934年，离开旧宫殿整整十年后，溥仪在关外的长春重登大位，年号“康德”。

1940年5月，溥仪去日本参加日本天皇诞生两千六百年庆典，把日本人的祖先天照大神迎接回中国，将日本流行的神道教立为伪满洲国的国教。

归国时，他带回了象征日本天照大神的若干神器：八尺镜、草雉剑还有琼勾玉。火车上，他失声痛哭。

1946年8月，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溥仪就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向法庭做证。证人席上的溥仪被压抑了多年的屈辱终于爆发，不顾法庭秩序向日本律师大声嚷嚷：“我可是从来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认作他们的祖先！”[23]

这一场景后来被溥仪记录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

溥仪一生都没有弄清，自己应该成为的那个人究竟是什么模样。在我眼里，他其实是一个流浪者——自从他在紫禁城毫无目的地骑车飞奔，他的流浪者身份就注定了。

他有自己的新娘，但他没有自己的家。

他坐拥九重宫苑，但他不属于它。

他向往外面的世界，一个正在急剧变化的新世界，但当他离开了宫殿（尽管是以被迫的方式），却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

他永远都找不到自己的下一站，只能在时代的风雨中奔走挣扎，最终竟变成了一名乞食者，对日本人摇尾乞怜。

他名为皇帝，却无家无国，直到晚年，才找到了他的国，在共和国公民这样一个新的身份里，安然老去。

婉容1946年死于延吉，无棺无椁无碑。

白云苍狗，葬身之地已无从寻觅。

她像一只秋鸿[24]，飞得那么远，远到了没人能知晓她的踪迹。

作为一个受到新思想洗礼的年轻人，她追求一个普通女人该有的幸福，却又拼命维系着皇后的光环，她一生的悲剧，由此注定。

2015年，故宫博物院举办《光影百年——故宫老照片特展》，展出清宫老照片三百余张，其中许多从未公开。这些照片中就包括若干婉容的照片。婉容的温婉容颜，在九十年后，已经变成了文物，代表着无法重返的旧日时光，而它们展出的地点，正是她离宫时走过的神武门。

十

工作人员提示，闭馆时间快到了。

邓伦、周一围和邬君梅想起之前和工作人员的约定：一起复原门槛，协助他关上宫门。

他们回到约定的地点，和工作人员一起装回门槛，再一层一层关上宫门，最后，穿过闭馆后安静的宫殿，一起走出神武门。

紫禁城伫立在身后，把往事云烟、时代巨变，都深藏在恒久的沉默里。

[1] 许姬传：《梅家三代与紫禁城的演戏活动》，原载《紫禁城》，1982年第2期。

[2] 单士元：《我与初建的故宫博物院及院匾轶事》，见《单士元集》，第四卷，第1168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3] ［英］爱德华·贝尔：《中国末代皇帝》，北京：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年版。

[4] 魏子卿等：《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5] 李玉琴忆述、王庆祥撰写：《中国最后一个皇妃》，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

[6] 出夹，即书籍夹、档案夹、照片夹一类文具，参见《清废帝溥仪档》，卷322，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7] 婉容：《桃花歌》，转引自单士元：《小朝廷时代的溥仪》，见《单士元集》，第四卷，第1133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8] 婉容：《桃花歌》，转引自单士元：《小朝廷时代的溥仪》，见《单士元集》，第四卷，第1133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9] 胡适：《有感》，见《胡适全集》，第十卷，第27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0]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03页，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

[11]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04页，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

[12] 即李石曾先生。

[13] 李宗侗：《李宗侗自传》，第24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14] 胡适：《胡适全集》，第二十九卷，第63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5]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07页，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

[16] 参见潘际坰：《末代皇帝传奇》，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17] 参见［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第255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

[18] 邵飘萍：《亡清故宫失火之责任问题》，原载《京报》，1923年6月28日。

[19] 吴梦非：《清宫大火与中国的美术品保管问题》，原载《民国日报》，1923年7月24日。

[20] 转引自徐婉玲：《清末民初中国博物馆规划及其实践——以紫禁城为视域的考察》，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2期。

[21] 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第28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

[22] 吴瀛：《故宫尘梦录》，第89—90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

[23]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04页，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

[24] 婉容曾被称为“秋鸿”，实际上她字“慕鸿”，“秋鸿”实为误传。

第十九章 故宫诺言

一

庄灵先生把他的名片递给我，名字是手写体，端庄秀美。

我脱口而出：“瘦金体！”

徽宗的瘦金体，我独爱的一种书体。我在《故宫的古物之美2》里，把它当作一种很险的字体，只有很少的人能够险中求胜，宋徽宗这位输掉了江山的失败者，在书法上却是独步古今的最大赢家。

端详着名片上的瘦金体，我问庄灵先生：“您写的？”

庄先生回答：“家父写的，庄灵两个字，是我从家父的书法中集的字。”

原来是庄严先生的字。庄严先生，本名庄尚严，字慕陵，号六一翁，192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进清室善后委员会做清点故宫文物的工作，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用他自己话说，叫“宣统出宫我入宫”。

庄严先生的书法，在他的公子庄灵先生的名片上，我是第一次见到。我曾读过蒋勋先生对庄严先生的书法的评价，写到这里，找来一看，原话是这样：

“他写瘦金体，执笔很紧，笔笔出锋，笔锋尾端却不像宋徽宗那么刚硬锐利，少了帝王的富贵华丽，多了一份文人的飘逸潇洒。”[1]

那一代故宫人，几乎个个是书法家。马衡先生，字叔平，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1924年为“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任古物馆副馆长，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被迫辞职后，任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电报公文上，我经常可以看到马衡先生的行书手迹，流畅中见静穆沉稳，但作为金石学家，他最钟情于篆书，王国维、钱玄同、刘半农纪念碑上的碑额篆字，皆为马衡先生亲题，气息古雅，线条工稳，如他自己所说：“不朴不华是谓真”。难怪周作人一篇回忆马衡先生的文章里称赞他待人谦恭，“既衡且平”，人如其名。

名片上小小的瘦金体字，令庄严先生一身长衫、瘦削温静的身影如在眼前。我没有见过庄严先生，只见过他的旧照片。他的影像里，藏着那代人特有的儒雅与风度。

他一生都很瘦，手无缚鸡之力，但就是这瘦弱书生，在抗战时期，把一万多箱故宫古物从北平一路搬到大西南，其中就包括马衡先生、庄严先生最看重的十具石鼓，使它们免于战火之患，为中华文化保存了血脉。他们的身体里，藏着无法估量的力量。

与庄灵先生相遇，是在故宫西华门内的宝蕴楼。这座1915年建成的西式楼房，曾被用作“古物陈列所”的文物库房。1933年开始的文物南迁，许多古物就是从这里出发的。2018年，我们在宝蕴楼开“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迹调研成果交流汇报会”，来自台北的庄灵先生是受邀嘉宾之一。1938年出生于南迁路上的庄灵先生，那一年刚好八十周岁。但他身板很直，声音洪亮，说标准国语，性格开朗明亮。从那以后，我们多次见面，成了忘年交。

我们开会的宝蕴楼，二楼已被布置成故宫博物院院史陈列室。里面有庄严先生的照片，也有庄灵先生的照片。那是1947年在重庆南温泉，故宫博物院南迁人员和他们的家眷们，闻听抗战胜利的消息，知道回家的日子终于到了，兴奋之余，拍了一张大合影。那时的庄灵先生只有九岁。八十岁的庄灵轻轻走到照片前，与九岁的自己对视，默然无语。

二

博物院成立之初进入故宫的，如李宗侗先生（故宫博物院秘书长）、马衡先生（古物馆副馆长）、沈兼士先生（文献馆副馆长）等皆为北大教授，庄严先生、欧阳道达先生、张庭济先生、单士元先生等则是学生辈。这两代人的到来，一扫旧宫殿里的陈腐之气，把考古学、文献学这些“五四”以来的新兴学科带入刚刚成立的故宫博物院，成为故宫博物院学术事业的奠基人。从那时起，筚路蓝缕，薪火相传，一直延续到今天。

宝蕴楼，故宫文物南迁出发地之一
李少白 摄

马衡先生很幽默，周作人回忆他的一件事：马衡在北大讲“金石学”，带学生去故宫看商周青铜器。学生问他：“何以知道是真的？”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学生又问：“那么，又何以知道什么是假的呢？”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2]

1928年北伐成功，原属北洋政府的故宫博物院被南京政府接管。有国府委员经亨颐提议，废除故宫博物院，理由之一是皇宫是“天字第一号逆产”，“逆产应当拍卖，将拍卖大宗款项，可以在首都造一所中央博物馆，至多将清宫物品中有可以供美术研究所分别陈列，而且不必特设一室，表明为清宫物品，应当分类并列在其他性质相同的荟在一处，标明是清宫物品，未始不可。至于像漆雕宝座等皇宫气十足的东西，我以为不使后人看见更好。”[3]

的确，自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已经告别帝制，尽管1915年、1917年先后有袁世凯、张勋企图复辟帝制，前者亲自披挂上阵，自以为“真命天子”，后者拥戴已退位的溥仪重登太和殿复辟，却都没有成功，表明复辟不得人心，共和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经亨颐忘记了一点，此时“故宫”早已不再是皇宫，而是“博物院”，是全体国民的财产。

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荒诞不经的提案，竟然在1928年国府第七十四次会议上得以通过。九十多年后，读那志良先生《我与故宫五十年》一书，我仍感受得到故宫同仁的吃惊与愤怒。那志良先生说：

“他（经亨颐）认为故宫所藏器物，就是皇帝的逆产，而不知宫中所藏，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我国数千年来的文化遗产，这些东西，虽然经过清室保管了一个时期，现在又还给了人民，怎能说这是逆产？”[4]还说：“大家在北洋军阀肘腋之下，艰苦奋斗，幸未散失于军阀横恣之手，反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后，要废除故宫博物院，国民政府将来何以自解于后世？”[5]

7月里，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邵力子、李济深、吴稚晖、张群等到故宫博物院参观，身为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接收故宫博物院的五位代表之一的马衡先生印好传单[6]，发放给蒋中正等人。国民党元老、故宫博物院理事张继先生上中央政治会议一文，力保故宫博物院。文中说：“故宫已收归国有，已成国产，更何逆产之足言？故宫建筑之宏大，藏品之雄富，世界有数之博物院也，保护故宫，系为世界文化史上尽力，无所谓为清室逆产尽力也”；“即张作霖，亦不敢排当时清议，受千载恶名也。至经委员以为拍卖古物，可以建筑博览会，是直如北京内务部之拍卖城砖以发薪矣。尤而效之，总理在天之灵，亦必愤然而不取也。”[7]

1928年9月，《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公布，故宫博物院直属于国民政府，内部组织分“两处三馆”，即：秘书处、总务处、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10月，故宫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名单公布，除蔡元培、李煜瀛、易培基、马衡、李宗侗这些故宫博物院创始人员以外，还包含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政界要人，他们是：蒋中正、汪精卫、宋子文、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胡汉民、何应钦、于右任、李烈钧、熊希龄……

三

这样的“好景”，也并未长久。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的第六年，日本人侵占中国东北。1933年元旦是在动荡不安中度过的，就在这天夜里，日军向山海关发起攻击，次日占领山海关，全面入侵热河省。

1月8日，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签署行政院训令，决议故宫古物运送上海保存。3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达第四六五号密令，令故宫博物院迅速起运古物。[8]

宋子文说：“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9]

古物装箱的责任，落到了庄严先生身上。回忆当年为古物装箱的经历，他觉得最难装的，就是那十件石鼓。

那十件先秦石鼓，又称陈仓石鼓，原本藏在国子监的两庑，身为金石学家的马衡先生，对这十件石鼓有着特殊的责任感，后来写了一本《石鼓为秦刻石考》，认为不应称其为“石鼓”，而应称为“秦刻石”。但“石鼓”之名，已约定俗成。石鼓共十只，每只皆为高二尺、直径一尺多、重约一吨的花岗石，在每个石鼓上面都镌刻有文字，因铭文记述了当时游猎、行乐的盛况，所以又被称为《猎碣》。

石鼓文以四言诗写成，记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内容涉及政治、外交、祭祀等，风格情调与《诗经》相似，是《诗经》之外的又一叙事史诗，上面刻写的“石鼓文”（大篆）是中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它上承秦国书风，被称为篆书之祖，与同时期金文（铭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相比，动感更加强烈，康有为形容它“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须整就，自有奇采”。石鼓上原有七百多字，目前仅存二百余字，一字可抵万金，所以康有为称它为“中华第一古物”。

第一批古物运走以后，庄严先生得到密令，让他将十件石鼓装箱，与故宫文物一起南运。庄严先生后来回忆说：“装箱最困难的事不外三种：一是大；二是重；三是薄。”“石鼓兼有了此三大困难，每鼓重逾两吨，鼓的本身，虽不甚高，可是包裹以后，木箱高过人身。关于薄的问题，不要以为既称石鼓，决不至于薄，岂知鼓上有文字地方，经过数千年来，风吹、日晒、雨淋，已经侵蚀不堪，受创最重者，为千百年来长期打拓，以致刻石之处，石质表面多凸裂有缝隙，如受外面压力摩擦过大，就有脱落可能。”[10]

庄严先生面对石鼓冥思苦想，他看到石鼓出土千年来历代人士捶打拓片，已有许多裂缝，再不能受力，实在是不敢下手。他于是去了达古斋，去找北平著名收藏家霍保禄先生，霍保禄先生面授机宜，他学到了包装石鼓的秘方。

石鼓打包程序应该是这样的：先要用极薄极软的棉纸蘸水浸湿，然后用镊子把湿软的棉纸塞进石鼓的裂缝里，这一步就花了近一个月。然后再用薄棉花层层覆裹，一直包上四五层之多；再用糨糊黏好，用细麻绳捆扎停当；而后外面再用厚绵纸裱糊妥帖，用粗麻绳捆牢，最后再在外面包上三四层之多的棉被，并且用粗麻绳扎紧。这时候，每一个石鼓已经变成了比原来体积大上一倍有余的庞然巨物。完成了这一步工作之后，再把每一包大石鼓装进定做的木箱，塞紧钉牢之后，外面再用稻草覆盖，然后用钢条绑扎封死，这样才算完成了石鼓的包装工作。

出发前，郭葆昌先生请马衡、徐森玉（时任古物馆馆长）、庄严几人到秦老胡同的家中吃火锅。郭葆昌先生曾是袁世凯的亲信，当时北平著名的收藏家，他的宅邸，名叫觯斋。饭后展示了他收藏的两件书法珍宝，一件是王献之《中秋帖》，另一件是王珣《伯远帖》。本书前面说过，当年乾隆在养心殿三希堂存有三件晋人法帖，分别是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万机之暇，常常伏案把玩，爱不释手。没想到子孙败家，到溥仪手上，一部分被转出宫外，一部分被卖到宫外。《中秋帖》和《伯远帖》是被瑾妃偷取，遣人卖给后门外的古玩店——品古斋，后来纳入郭葆昌先生之手。庄严先生说：“三希帖为人间至宝，人世间众生芸芸，几人能有机缘亲临目睹一面，而他个人居然独拥其二，实在值得自负。”[11]唯一遗憾的是，乾隆至爱的“三希”，从此分家。

庄严先生和故宫同仁一起，带着所有不可能搬走又必须搬走的古物，去了上海，去了南京，入藏专门为故宫修建的朝天门库房，又在南京大屠杀之前把它们抢运出来，分北、中、南三路西迁，庄严先生走的是南路，他和同事们带着古物，与头顶的日本轰炸机抢时间，经武汉、长沙、桂林，一路搬到了贵阳，庄严先生第四子庄灵先生，就在此时出生。

庄灵先生在遥远的贵州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他回忆说：“贵州原本穷困，战时物资缺乏，人民生活更是艰苦。那时父亲和同事的薪水常常无法按时汇到，为此母亲还得每天走好几里路到城外黔江中学去教国文（母亲是北平女师大的毕业生），以贴补家计。”“当时吃的都是掺杂着谷壳稗子和石粒的‘八宝饭’，下饭的菜主要是靠辣椒粉和酱油；穿的衣服全是补丁；书籍都是用发黄的毛边纸印的；而晚上全家人看书和做功课，桌上只有一盏燃烧菜油和灯芯草的‘灯碗’……”[12]

我看过他们在异乡拍下的照片，生逢乱世，人若飘蓬，表情却是那么静穆端庄，内心那么笃实坚定，看不出丝毫的仓皇疲惫、怅惘伤感。他们运载的那些古物，沉沉地压在他们心底，给了他们信心，让他们的内心变得沉实安稳。他们衣履简陋，捉襟见肘，表情里却蕴藏着无限的骄傲。他们知道，这样一个创造出灿烂文化的民族，是不可能被打败的。

他们从长城脚下的北京城出发，过黄河，过长江，又溯长江而上，到岷江，到云贵。他们从江河到江河，从平原（华北平原）又到平原（成都平原），十年八载，千里万里，他们的生命力，并没有在道途中有所减损，而是仿佛得到了山河大地、历史文明的滋养，使筋骨血肉变得愈发坚韧茁壮。

其实，他们在护佑古物，古物也在护佑着他们。庄灵先生说：“天气好的时候，父亲和故宫同仁常会开箱，把容易受潮的字画分批取出，在广场上摊开晒晾；这时我们都会好奇地在一旁观看，父亲便乘机将有关名画的内容和作者，讲给我们听，让我们对于这些历代名迹，开始留下深刻的印象……”[13]

他们的成长环境，是那样的艰苦，又是那样丰饶，那样得天独厚。他们的少年心，也会变得像王羲之的书法一样舒展自如，健壮丰美。庄严先生的四位公子——庄申、庄因、庄喆、庄灵，后来皆卓有成就——庄申先生成为享誉国际的中国艺术史专家、香港大学艺术系的创始人，庄因先生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作家，庄喆先生是著名画家，庄灵先生是著名摄影家。艺术四门类，四兄弟各持一门，相得益彰。少年苦寒的岁月里，故宫文化的滋养是寂然无声的，却在他们的精神里注入了超凡的品质，足以让他们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命传奇。

四

马衡、庄严先生最牵挂的那十具石鼓，则跟随那志良、梁廷炜、吴玉璋等先生踏上文物西迁的北路，先由火车装载，由津浦线转陇海线到宝鸡，在宝鸡换汽车，在大雪中翻越秦岭，经过四十八天，把北路古物全部运到四川汉中，再进入成都。

过秦岭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看到了《石门颂》（全称为《汉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穿越秦岭的山间道路有多条，如子午道、傥洛道、陈仓道等等，自眉山到汉中那条道叫褒斜道。褒斜道是在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沿用时间最长的古道之一，秦汉时期，褒斜道是首都咸阳或长安通往陕南、四川的主要驿路。《史记·货殖列传》载：“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14]。褒斜道上有一高耸的山嘴，形势陡峭，近乎直立，人无法从岸边通过，便建成隧道，古称“石门”。石门（隧道）里，收纳着中国书法史上最杰出刻石，《石门颂》是其中之一。汉顺帝在位（公元125—144年）时，汉中太守王升走过这段隧道，为人的奇伟力量而震撼，写了这篇《石门颂》，凿刻在隧道的西壁上。[15]刻刀在石壁上游走，粗糙不平的石壁为笔画增加了阻力，却不能阻挡刀刃的步伐，它的笔画逆入逆出，横画不平，竖画不直，如逆水行舟，逆风飞扬，文字之美与石壁的自然纹路相结合，使它质朴而舒展，开阔而雄健，成熟中充满天真，让我们想到汉代的宽袍大袖、拼命向天空伸展的建筑飞檐、汗血宝马飞扬的鬃毛，还有大风起兮，展开的猎猎旌旗。所以我们看到的《石门颂》，颂扬的既是石门这道天堑，也是书法本身，更是这些文字所代表的那个时代。

汉碑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石门颂》，也曾发疯似的反反复复临摹。康有为说它：“胆怯者不能写，力弱者不能写”，是不是胆怯，是不是力弱，自己说了不算，走一趟石门，写一回《石门颂》就知道了。我的故宫前辈们，看上去都像我眼前的庄灵先生一样瘦弱，仿佛手无缚鸡之力，却带着一万多箱文物，在抗日的岁月，奔波于大地江河，他们毫无怯意，毫无悔意，他们也是战士，是勇者。没有人比他们，更有资格面对将近两千年前的《石门颂》。

车过剑门关时，那志良先生看到古栈道残迹，忽然间想起五代曹伯启的《南乡子·四川道中作》，词曰：

蜀道古来难，数日驱驰兴已阑。石栈天梯三百尺，危栏；应被旁人画里看。

两握不曾干，俯瞰飞流过石滩。到晚才知身是我，平安。孤馆青灯夜更寒。

1945年10月，那志良先生请欧阳道达先生用他庄重谨严的碑体，将这首词写成中堂，来纪念他艰难的西迁岁月。整整一个甲子之后，那志良先生的儿媳王淑芳将这幅中堂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我想起庄严先生作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清点清宫古物时，看到一些宫殿的墙上挂着“九九消寒图”。“九九消寒图”上用端庄的楷书写着：“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个双钩字，每个字（繁体字）九画，后妃们每天填写一笔，从“入九”第一天，一直写到“九九”的最后一天，刚好九九八十一天。把这九个字全部填写完，冬天就过去了，春天就不再远了。

在我看来，“珍重待春风”的“珍”字，可以用来代表珍宝；而“重”字，不只可以指重量，也刚好是“千”“里”二字的组合。于是，这“九九消寒图”里，居然含纳着世间万物，有时间，也有空间，甚至暗含着古物南迁路途的山高水长、气象千万。

千里珍重，道出了他们的艰辛，也是对他们的祈愿。

忘记了哪位南迁人员的后辈讲过，他们小时候练毛笔字，就是用“九九消寒图”来描红，其实也是一种有趣的填字游戏，笔画回转间，寄托着他们对故都与故宫的无尽思念。填满十二张“九九消寒图”（从1933年开始南迁到1945年日本战败，刚好经过了十二年的地支轮回[16]），他们就该回来了。

五

1947年，古物向南京集中，石鼓走陆路，其余走水路。运石鼓的卡车，由那志良领队，从重庆出发，经江西、安徽、江苏到南京。6月，在綦江，一辆车控制前轮的“拉竿”断了，车子失控，司机为让汽车停下，故意撞到一棵树上，结果车子翻倒，所幸石鼓分量很重，停在了原地，没有滚下悬崖，而且包扎严实，毫无损伤，司机也安然无恙。

1948年底，三大战役打响，共产党摧枯拉朽，国民党兵败如山倒。12月2日清晨，庄严先生随七百七十二箱古物（其中故宫博物院三百二十箱）登上“中鼎”号登陆舰，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驶向台湾基隆港。此后又有“海沪”轮装载三千五百零二箱古物（其中故宫博物院一千六百八十箱），“昆仑”号运输舰运载一千二百四十八箱文物（其中故宫博物院九百七十二箱）驶去台湾。《快雪时晴帖》随着这不到三船的古物，飘去了台湾。

故宫博物院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七箱又六十四包南迁古物（如加上随故宫古物一同南迁的古物陈列所、中央研究院、颐和园、国子监等单位古物，共为一万九千八百一十六箱七十二包十五件十三扎）中，运台古物有两千九百七十二箱（含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中央研究院、颐和园、国子监等单位古物）。有人说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大部分去了台湾，纯属不实之言。

孩子们问：“台湾，是什么地方啊？”

庄严先生说：台湾就是一个海岛，自古都是中国的土地，后来被日本占据了，现在又是我们的了。[17]

这是一次不知归程的远行，临行时，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徐森玉先生拉住弟子庄严的手，说：“文物要分开了，从今以后，我负责看管一半，你负责看管另一半。你要代我到台湾去，看管好这批家当。”

庄严点头：“先生放心，人在文物在。”[18]

庄严先生的诺言，是何等的庄严。

赴台古物几经辗转，于1950年汇聚在台中雾峰北沟，为了能够在那闷热多雨的孤岛上保护好那批古物，于1965年在外双溪专门建成一座台北故宫博物院，用于庋藏从大陆迁台的古物。

庄灵先生给我看过一张照片，是蒋中正与宋美龄前往北沟参观故宫古物后与工作人员的合影。杭立武先生的太太身上穿的旗袍是刚刚从洗衣店取回的，匆忙中，洗衣店的条子竟然忘记撕掉，她就带着洗衣条与蒋先生夫妇合了影，这是我一再放大照片后发现的，而照片中的人物，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细节，在镜头前依旧满面春风。这一小小破绽，反而透露出历史的真切与亲切。

就在部分古物运台的同时，行政院致电马衡，欲将北平故宫博物院中未曾南迁的古物运往台湾，为了阻止这批古物赴台，马衡采取了一个战术，那就是拖，一直拖到解放军入城，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庄严、那志良等故宫同仁赴台之后，他们曾经奔走的这块土地，成立了新的共和国，在北京，一个开放阔大的人民广场取代旧皇宫成为城市的中心。1950年1月，存于南京未及运往台湾的南迁古物一千五百箱以火车运回北京，其中就包括那十具石鼓。马衡院长在1月24日日记中写：“参加接运委员会讨论路线问题，余主张由西车站经过中山公园桥入天安门、端门、午门，东经协和门南而入新左门，孟宪臣勘路回，谓天安门内路极不平，不如入东华门，余亦不坚持。下午冶秋来，同看中和殿，以储石鼓，冶秋同意。”[19]

1953年和1958年，存放南京的古物继续北运，分别为七百一十六箱和四千零三十七箱，至此，除了去台文物和留在南京的一部分古物（两千一百七十六箱，现存南京博物院），南迁古物全部回到了它们的出发地。从1933年第一辆南迁卡车驶出午门，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五年。

那些1933年留在北平，没有来得及被带走的古物，在北平沦陷的八年，一直蛰伏在故宫博物院，像冬眠的松鼠，等待着生命的复活。1942年，日伪接收故宫博物院，试图劫走故宫内的铜缸制造炮弹子弹，因故宫博物院留守人员（其中包括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强行任命的代理院长祝书元、南迁时奉命留守北平的行政处长张庭济等）与日本人周旋斗争，先交出散落于各院落无号又残破的铜缸铜炮等近两千斤，在日军威逼下，又“以次充好”，交出“既无款识又不能断定时代”的铜缸五十四口，这些铜缸被运走后，至今杳无音讯。1944年，日军从故宫劫走铜灯亭九十一座、铜炮一尊，还没来得及运往本土，日本就宣告投降了，这批古物也被从天津追回。[20]

1945年10月10日，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太和殿广场举行，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根本博中将等行至受降台前肃立，向中国军队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行礼，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并交出了他们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战刀。这一天，刚好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二十周年。

1949年阳春三月，随着北平市军管会接管故宫博物院，这批留平古物也回到人民怀抱。

接管仪式也是在太和殿举行，罗歌宣布请军代表尹达讲话，尹达疾步登上皇帝宝座，大声说道：

“几百年来，只有皇帝才能登上这个宝座。现在，我作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故宫博物院的军代表，也登上这个宝座。有人说，老百姓登上宝座，会头晕，会掉下来的。今天，我的头并不晕，也掉不下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当家做主了，人民成为主人了。现在，我宣布：正式接管故宫，马衡院长还是院长，全体工作人员原职原薪。从今天起，故宫新生了……”[21]

六

在战乱中流散的清宫古物越来越多地回到故宫博物院，其中包括抗战中的南迁古物，也包括大部分被溥仪带到东北的古物，其中就有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到“文革”前），是故宫博物院接受古物捐献的高峰年代。

1951年、1952年、1958年，毛泽东先后将友人赠送他的王夫之《双鹤瑞舞赋》、钱东璧临《兰亭十三跋》、唐代李白《上阳台帖》分别交给国家文物局、文化部和中央办公厅保管，这三件国宝后来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1949年和1951年，马衡先生分别把他收藏的唐代石造像一尊、瓷器十三件捐给故宫博物院；1952年马衡先生调离故宫博物院时，又将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唐刻宋拓本以及甲骨、碑帖等四百多件古物捐献故宫。马衡先生去世后，子女遵其遗愿，将一万四千余件（册）古物无偿捐献故宫博物院。

1956年，著名收藏家、“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先生将他收藏的晋代陆机《平复帖》、隋代展子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宋代黄庭坚《诸上座帖》、蔡襄《自书诗》、范仲淹《道服赞》、赵孟《草书千字文》等一批珍贵文物悉数捐献故宫博物院（他收藏的李白《上阳台帖》曾赠予毛泽东）。

郭葆昌先生是1942年去世的，1933年秦老胡同的那次家宴，他向马衡、徐森玉、庄严先生许诺，他百年后，会将他收藏的《中秋帖》《伯远帖》捐献给故宫博物院，而且要庄严先生亲来觯斋接收。但几年之间，已是沧海桑田。当年的觯斋，人已去，楼已空，庄严先生，也远去台湾。1949年，郭葆昌先生之子郭昭俊先生带着《中秋帖》和《伯远帖》渡海去台，找到庄严先生，要把它们捐献给台北故宫博物院，让“三希”重新聚首，希望当局给予他一点奖励，只是当时他们连这点赏资都筹措不出来，郭昭俊先生于是带着《中秋》、《伯远》二帖远去香港，1951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大陆以四十八万八千三百七十六元港币购回，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当年被瑾妃私卖出宫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在中国版图上转了半个圈儿，又回到了故宫，而未被溥仪带走的《快雪时晴帖》却去了台湾，世事无常，谁能料想这样的结局。

曾与《中秋》、《伯远》二帖近在咫尺的庄严先生，只能从印刷品上观览二帖的面貌。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伯远帖》复本上，他发现一方“郭氏觯斋秘笈之印”的钤印，他清晰地记得，这方郭葆昌先生的私家收藏印，当年在他府上观看《伯远帖》时还没有钤上。《伯远帖》密密麻麻的印章中多出来一个，几十年后还能全凭记忆分辨出来。一个研习书画者惊人的敏锐，让我由衷感佩。

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回购的清宫古物还有：唐代韩滉《五牛图》卷、五代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五代南唐董源《潇湘图》卷、宋徽宗赵佶《祥龙石图》卷、南宋李唐《采薇图》卷、南宋马远《踏歌图》轴等一批绘画名作，“天禄琳琅”旧藏宋版孤本《古文苑》等等。

1952年，文化部下发通知，要求“为了保存这些古代最优秀的文化遗产，经报请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凡在各地‘三反’‘五反’运动中发现的故宫古物，其已判决没收和已由当地政府收回的，均应及时送缴中央，拨还故宫博物院集中保管。”[22]

1960年，一年前已获特赦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与同时被特赦的前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一同到故宫博物院参观，在养心殿看到“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对联，不禁一笑。

故宫的整洁清新，令溥仪感慨万千。他在《我的前半生》里写：

令我惊讶的是，我离开故宫时的那副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到处都修缮得焕然一新，连门帘、窗帘以及床幔、褥垫、桌围等等都是新的，打听了之后才知道这都是故宫的自设工厂仿照原样重新织造的。故宫的玉器、瓷器、字画等等古文物，历经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以及包括我在内的监守自盗，残剩下来的是很少了，但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不少解放后又经博物院买回来或是收藏家献出来的东西，例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经我和溥杰盗运出去的，现在又买回来了。

1966年6月16日，中央批准故宫博物院闭馆。8月16日，除正在进行的泥塑《收租院》展览外，故宫博物院其余各处停止开放。泥塑《收租院》展览自5月23日起在神武门城楼开展，后移至奉先殿，展览一直持续到1971年8月14日。

1971年7月5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恢复对外开放，院长吴仲超官复原职。他自1954年起担任故宫博物院第三任院长，直到1984年离职，担任故宫院长整整三十年，是任期最长的故宫博物院院长（第四任院长为张忠培）。为了让故宫有新气象，神武门上李煜瀛1925年以粗壮端正的颜体楷书写下的“故宫博物院”匾额被翻过来，刻上郭沫若先生灵动飞扬的“故宫博物院”行书匾额。同一个故宫、同一块石头，让两个时代、两位书法家，完成了一次特殊的对话。

这一年10月，皇极殿举办“中国历史名画展览”，共展出古代绘画作品228件。“阔别”多年后，人们又见到了那些经历过南迁的古画，在经历了20世纪中国大历史的千回百转之后，安然无恙。

自1971年始，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的故宫博物院专家们陆陆续续回到故宫，故宫又恢复了它原来的气息。这些专家，才是真正的“国宝”。这不是我说的，1971年徐森玉先生去世，周恩来总理曾经感慨：国家又失去了一位国宝。

1980年，庄严先生在台北荣民总院谢世，享年八十二岁。临终前，他有一个欣慰，一个遗憾。欣慰的是，自从1948年与石鼓分手后，他一直惦记着石鼓保存的情形，后来儿子庄申自香港转来一篇叶恭绰先生文章，说石鼓回到北京开箱时，“毡棉包裹多重，原石丝毫无损”[23]，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那石头，就是石鼓；而他遗憾的，是没有让“三希”重新团圆。

庄严先生弥留之际，嘴里反复念叨着两个字，声音微弱含混，身边的人都听不清楚。庄灵先生凑到他的口边，反复聆听，终于听清了那两个字：

北平。

七

2004年，改陈后的“秦国石鼓专题陈列”在宁寿宫区皇极殿正式展出，那里现在是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也是这一年，故宫博物院文物清理工作开始。将古物一一点查、鉴定、过数、登记，这工作在故宫博物院历史上曾进行过四次，分别是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清宫古物的清理，1948年南迁古物回到南京以及1950年南迁古物回到北京后的清点，1987年还进行过一次清理。关于第五次清理，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郑欣淼先生说：“过去对待文物往往以‘艺术性’为标准来评判，许多珍贵的宫廷遗物长期被忽略，从未进行过系统点查与整理，或没有真正纳入文物账进行管理，这次我们不放过库房的任何死角，逐一进行登记”[24]。

2010年12月，清理工作宣告结束，确定故宫博物院藏品总数为1807558件，85%以上为清宫旧藏和遗存[25]。七年的古物清理之路艰辛异常，在故宫博物院藏品清理工作总结表彰会上，有人发言，讲到动情处，不禁哽咽。

故宫博物院内最大的古物，就是紫禁城的建筑本身。它是岁月留在人类星球上的最壮美的遗物。而紫禁城的现实命运，更与国运相牵。郑欣淼先生说：“国力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宫殿的保护状况。康、雍、乾号称盛世，紫禁城的建设亦达高峰。嘉庆以降，国力日渐衰弱，宫殿建筑多以岁修为主，清末更是内外交困，除过咸丰、光绪年间对内廷东西六宫的部分建筑进行改造，以及宁寿宫一组建筑的修缮等外，此后无大的工程，至宣统皇帝溥仪退位时，更是衰败凄凉的景象。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紫禁城的内廷殿宇，除溥仪和逊清皇室居住使用的以外，大都年久失修，有的甚至倾斜坍塌。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古建筑进行了认真的维修保护，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修缮方面更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正是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才使故宫古建筑保持了较为良好的状态。”[26]

故宫西北角楼
李少白 摄

1987年12月，故宫成为中国首批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自2002年至2020年紫禁城建成六百周年，故宫博物院开启了一场自1911年以来的首次整体修缮工程，用最先进的技术，捍卫这座古老的城，称“百年大修”。2006年8月，一位游客把一纸诉状提交法院，起诉故宫大修没有告知游客，一些重点景观无法参观，因而侵害了游客的权益，最终法庭驳回了原告的起诉。郑欣淼院长说：“故宫是全世界人民的财产，故宫博物院受人民所托守护这份财产，战战兢兢是职责所在。”[27]

2013年9月，“平安故宫”工程启动，这是一项涵纳了故宫博物院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藏品及观众安全的整体工程。紫禁城肇建六百周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先生提出：“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六百年”。

2019年4月，王旭东就任第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王旭东院长在首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故宫博物院建院九十五年来，一代代故宫人做了大量保护工作。随着保护的不断深入，我们的文物保护理念也在不断提升。过去做了大量的抢救性保护，为保护故宫做出重大贡献。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相结合的阶段，风险监测成为保护的重要部分。”并指出：“平安故宫是基础，学术故宫是核心，数字故宫是支撑，活力故宫是根本。”

站在历史的交汇点，王旭东院长深有感触地说：“当我们回望过去，要跟今天连接，然后更好地走向未来。”“紫禁城蕴含无尽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科学价值，我们还需要不断挖掘。六百年的紫禁城要融入国际社会，通过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汲取其他国家的先进文明，在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对话中，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同时与当下人们的生活联系，让老百姓与紫禁城紧紧相连。”[28]

2018年5月，庄灵先生从台北飞到北京，参加故宫研究院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和影视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场所精神：故宫文物南迁遗址保护与活化的实践之道”学术研讨会。会议之余，他执意要去石鼓馆看看，我知道，他是代他父亲去看。他要走很远，从举行会议的建福宫，一直走到宁寿宫的石鼓馆。但他走过南迁路，又跨海而来，这最后一公里，物理距离无论如何谈不上远，只是由于某些因素，他等待了大半生。

遗憾的是，那一天，石鼓馆闭馆，老人的脸上写满了遗憾。11月，北京最美的季节，我们举行了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第二次学术会议，就是这一章开头提到的那个会议，庄灵先生又如约而至，这一次，我和南迁所副所长徐婉玲一起陪同庄灵先生去了石鼓馆，一进馆，就看见那十具粗朴的石鼓，仿佛自天外陨落的巨石，亿万斯年，一直在这里等候。苍老的字迹，还停在秦穆公的时代里，带我们回到了我们民族文字的初始。

庄灵先生在石鼓前站了很久，表情静穆如石。

我猜，他可能会想他的父亲，他自己的童年，或者，更久远的岁月洪荒。

[1] 蒋勋：《手帖》，第224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

[2] 夏双刃：《非常道Ⅱ：1840—2004的中国话语》，《循行廿九》，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年。

[3] 转引自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第34页，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版。

[4] 转引自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第35页，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版。

[5] 转引自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第32页，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版。

[6] 这份传单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7] 转引自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第37、39页，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版。

[8] 《行政院密令（字第四六五号）》，《故宫博物院·古物保管类》第62卷第7-8页。

[9] 刘楠楠、蔡全周、庞璐：《故宫博物院古物南迁各方来往函电一组》，《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

[10] 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第192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

[11] 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第248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

[12] 庄灵：《父亲庄严与南迁国宝的故事》，原载《中国科学探险》，2005年第9期。

[13] 庄灵：《父亲庄严与南迁国宝的故事》，原载《中国科学探险》，2005年第9期。

[14]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24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5] 1970年修建石门水库，包括《石门颂》在内的“石门十三品”（13件汉代石刻）被切割，迁入汉中市博物馆。

[16] 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17] 参见庄因：《漂流的岁月——故宫国宝南迁与我的成长·栖迟天涯》，第53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18] 马思猛：《金石梦 故宫情——我心中的爷爷马衡》，第233页，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19] 《马衡日记——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第111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

[20] 参见童永纪：《日本侵略军强索故宫铜缸充军需》，原载《北京档案》，2006年第9期；刘楠楠：《张庭济与沦陷时期的故宫博物院》，原载《中国档案》，2018年第4期。

[21] 马思猛：《金石梦 故宫情——我心中的爷爷马衡》，第241页，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22] 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上册，第44—4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23] 叶恭绰：《石鼓归京在故宫》，转引自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第194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

[24] 郑欣淼：《故宫学与故宫文物清理》，原载《文汇报》，2011年3月14日。

[25] 郑欣淼：《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与现在》，见郑欣淼：《故宫纪事》，第9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

[26] 高晶：《北京故宫——宫殿就是第一宝》，原载《往来》，2005年第9期。

[27] 李宁：《岁月掠过紫禁城》，原载《北京青年周刊》，2007年第43期。

[28] 王珏：《紫禁城六百岁刷屏了！王旭东：让故宫活起来》，原载《人民日报》客户端，2020年1月3日。

后记

书写完了，书里的时间和现实中的时间，都来到了2019年。

合上书稿，我想起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说过的一句话：“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1]我愿意用这句话来自勉。

作家路遥也喜欢这句话，把它写进自己的创作手记《早晨从中午开始》。写完《平凡的世界》，路遥把他的笔从窗子扔了出去。我想他那时一定会轻松许多，像是告别了一次孤寂的长旅。

关于这座城，我似乎说了很多，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因为我写的这些，对故宫来说只是很小的、很小的一部分，接近于零。这是一座无法一言以蔽之的城，这是一座拒绝总结的城，我们看到的，永远是它的一个局部、一个侧影。它不是一句话、一个颜色、一个形象，甚至不可能是一本书。故宫、六百年，让我的写作无论多么努力，都接近于徒劳。但我仍然相信言说的价值，自打我开始写作那一天起，我就对言说的价值坚信不疑。

我到底想写什么呢？我写了它的建筑（故宫是一个永不停歇的建筑工地），写了发生在它内部的一些事件，写了裹挟在这些事件中的权术、阴谋、党争、宫斗，写人性的撕裂、变异与挣扎——当下许多中国人，不是对此津津乐道吗？也正是因为这份津津乐道，为影视公司创造了红利，催生了宫斗剧产业的蓬勃发展。

应当承认，这些构成了中国历史中不堪的一面，为柏杨先生所说的“酱缸文化”提供了生动的案例。故宫是中国封建专制的大本营（明清两代将封建集权推向了最高峰），是帝国最残酷的沙场，宫廷中的风轻云淡、举手投足，都可能带来骨肉相残、生灵涂炭。

但即使如此，在故宫，依然找得见日常生活，找得见最朴素的亲情与关爱，更找得见神圣的奉献与牺牲。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人不仅是利己的，更是利他、利群的。或者说，唯有做到利他，才能实现利己。

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中的原因，须从文明的内部去找。毋庸置疑，在我们的世界里，有罪孽与坠落，但也有拯救与飞升，就像这辉煌浩大的故宫，无数次几乎被摧毁，又无数次地涅槃重生。中国人能穿越黑暗与血腥活到今天，中国历史没有中断在某一个黑暗的时刻，不是因为这黑暗不够强大，而是因为我们文明中的正面价值比这黑暗更加强大，这些正面价值包括：隐忍、宽容、牺牲、仁爱，儒家所说的仁、义、礼、智、信，道家所说的上善若水、道法自然等，几乎包含了我们文明正面价值的所有内涵。

就此我们看到了两个故宫，一个是王朝政治意义上的故宫，另一个是文化意义上的故宫。站在现代的立场上，我们可以对王朝政治进行抨击，而对故宫的文化价值，我们不能不顶礼膜拜。紫禁城表面上是一座城，背后是一整套的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的伟大（在轴心时代就已经奠定），成就了这座城的伟大。一切的恩怨、宫斗都是速朽的，纵然像朱棣、乾隆这样的不世之君，也只是匆匆过客，只有故宫（紫禁城），超越了个体，超越了王朝，得以永恒。

固然，对所有的恶行，我们都不能视而不见（即使在今日的世界中，贪婪、无耻、自私、伪善仍在大行其道，我们经常感叹某些人见利忘义，其实他们的心中根本就没有义，所以也根本谈不上忘不忘），但同时，我也相信人类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急功近利、自私自利的“利”，非但成不了“利”，反而会害及自身。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还是有些乐观的，我相信善比恶坚韧，美比丑持久；我相信明天会更好，这好，是对我们文化价值的信任与坚守，是人性的弃恶与扬善。我想起鲁迅在小说《药》里，透过人吃蘸血馒头，写尽了世界的残酷与辛酸，然而在小说最后，他还是忍不住在牺牲者的坟头，放上了一只代表希望的花环。

现在我来回答我在自序中提出的问题：故宫是什么？我想说，它是一座凝聚了中华文明之美的城池。万万千千的劳动者成就了它的美。它不是帝王的私产，更不是什么“逆产”，而是体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世界遗产组织对故宫的评价是：“紫禁城是中国五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九千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它的美，来自时间的孕育，来自万物的和谐，来自真与善的赐予。每当有恶与丑的力量试图挟持这座城，这座城中都会自生出一种力量与之抗衡，就像我们身体里健康细胞与病变细胞的博弈一样。在这样的博弈中，这座城并没有被摧毁，而是变得愈发硬朗和健康。

我们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其实，故宫也是一面镜子，它照见了我们的美与善，也照见了我们的丑与恶。卑鄙的人从中看见了卑鄙，他们永远对官场技能、后宫争斗情有独钟；而高尚的人则从中找到了高尚，这高尚滋养了我们的过去，同样也将滋养我们的未来。

[1] 转引自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手记》，原载《女友》，199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