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史／南炳文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中国断代史系列）

ISBN 978-7-208-16392-8

Ⅰ．①清…　Ⅱ．①南…　Ⅲ．①中国历史-清代　Ⅳ．①K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46804号

责任编辑　崔燕南　邵　冲

封面设计　范昊如　夏　雪等

中国断代史系列

清史

南炳文　主编

出　　版　上海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53.75

插　　页　10

字　　数　1,187,000

版　　次　202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6392-8/K·2944

定　　价　248.00元（全二册）

作者简介

郑天挺　（1899—1981），字毅生，福建长乐人，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门，1921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新中国成立前，先后在厦门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授，并于1933—1950年兼任北大秘书长，于西南联大期间兼任联大总务长。1951年，调至南开大学，先后任历史系主任、副校长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次年接任执行主席。曾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第三届和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获“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称号。不仅培养出许多著名的史学家，而且多次作为骨干、具体领导者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关于全国历史教学研究或教材编写等重大活动。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通史参考资料》8册（与翦伯赞合编）、《史学名著选读》6册、《明清史资料》2册。著有《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清史探微》（12篇本）、《探微集》、《清史探微》（40篇本）、《清史简述》、《明史讲义》、《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等，主持20世纪“二十四史”中《明史》之校点工作。

目 录

上编

绪论

一、要研究清代的全史

二、研究清史的意义

三、清史研究的发展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清史研究

五、关于本书的编写

第一章　满族的祖先

第一节　东北地区的自然概貌

第二节　明代以前的满族先世

一、肃慎　挹娄　勿吉　靺鞨

二、辽金元时期的女真族

第三节　明代的女真

一、奴儿干都司

二、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

三、贡市和边关

四、明代女真族的社会经济形态

第二章　努尔哈赤的兴起与后金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和后金政权的建立

一、努尔哈赤起兵

二、统一女真各部

三、创立八旗制度　建立后金政权

第二节　萨尔浒之战及辽沈地区之战

一、萨尔浒之战

二、辽沈地区的战役

三、辽东人民反抗后金的斗争

四、宁远之役和努尔哈赤之死

第三节　满族封建制的确立和发展

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二、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

三、封建主义上层建筑的建立

第三章　皇太极时期后金（清）政权的发展与强大

第一节　皇太极初期的内外政策及第一次侵朝之役

一、即位及其内外政策

二、第一次征朝鲜之役

三、与袁崇焕的议和活动

四、锦州宁远之役

第二节　皇太极对漠南蒙古的统一

第三节　松锦的军事相持与几次深入腹地的斗争

一、己巳之役及其影响

二、大凌河之役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之投降后金

三、皇太极称大清皇帝与第二次进攻朝鲜

四、丙子、戊寅再次深入内地

五、松锦之战与第一次明清议和之失败

六、第四次深入内地的壬午之役

第四节　皇太极的改革与后金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封建化

一、鼓励增殖人口与限制满洲贵族利益

二、政治方面的改革与加强中央集权

三、建立蒙古、汉军八旗

四、对藏传佛教的利用和限制

第四章　清军入关与统一中国

第一节　多尔衮与清兵入关

一、多尔衮决定入关的原因

二、范文程和清军入关的策略

三、吴三桂降清

四、迁都北京

第二节　清初的统治政策及其对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压迫

一、笼络汉族地主阶级

二、减轻人民负担，改革明朝弊政

三、剃发令的颁行

四、清初的圈地

五、投充与逃人法

第三节　清军入关后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

一、北方人民的抗清斗争

二、福王在南京即位及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

三、鲁王、唐王政权的建立及浙、闽人民的抗清斗争

四、大顺农民军的联明抗清斗争

五、大西军余部的联明抗清斗争

六、郑成功的抗清斗争及其收复台湾

第五章　清朝入关后的制度及满洲习俗的演变

第一节　清代的统治机构

一、议政王大臣会议

二、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外的中央机构

三、地方政府机构

四、科举、特科和八股文

第二节　清代的军制

一、八旗兵

二、绿营兵

三、八旗兵和绿营兵的薪给及其腐败

第三节　入关后的八旗制度

一、上三旗的确立

二、八旗的生计

第四节　清代的内务府和宦官势力的衰落

一、包衣和内务府

二、清初宦官制度的变化

三、内务府的组成及其影响

第五节　清初满族的风俗及其特色

一、清初通婚政策

二、选秀女之制

三、渔猎

四、祭告

五、祭堂子

六、丧葬

七、殉死

八、婚嫁

九、衣冠

第六章　康熙时期的政治斗争与经济恢复

第一节　康熙时期的政治斗争

一、四大臣之辅政

二、三藩之乱的平定

三、台湾的统一

第二节　清代的各类庄田

一、内务府庄田

二、宗室庄田

三、八旗官兵庄田

第三节　清初的垦荒与治河

一、垦荒

二、治河

第七章　清初经营边疆和巩固统一的战争

第一节　抗击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入侵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一、俄人东来

二、雅克萨之战

三、尼布楚条约

第二节　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叛乱及其平定

一、厄鲁特蒙古四部

二、准噶尔部的兴盛

三、噶尔丹的扩张与败亡

四、在青藏与准噶尔的战争

第三节　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

一、明末的耶稣会士

二、顺康时期的耶稣会士

第八章　雍正时期的政治和经济

第一节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加强

一、康熙末年皇储之废立

二、清世宗继位和储位密建法的创立

三、削弱诸王旗主的势力

四、打击“朋党”

五、军机处的设立

第二节　赋役制度的改革

一、清初的田赋和丁役

二、“摊丁入亩”

三、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

第三节　西南地区改土归流

一、清代的土司制度

二、改土归流

三、改土归流的影响

第九章　清高宗继位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第一节　清高宗继位及其对边疆地区的经营

一、清高宗继位

二、准部上层分子叛乱的彻底平定和伊犁将军的设置

三、对回部的战争

四、土尔扈特的回归

五、对大、小金川的用兵

六、驻藏大臣的设置和《藏内善后章程》

七、我国现有疆域的进一步奠定

第二节　清代前期边疆地区的开发和人民生活的提高

一、边疆地区的开发

二、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

第十章　清朝前期封建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增长

第一节　封建经济的繁荣

一、农业

二、手工业

三、商业贸易

第二节　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

一、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

二、使用雇工进行商品生产的作坊或手工工场日益增多

三、农业生产中雇佣关系的发展

四、包买主的活跃

五、经营地主的出现

六、资本主义萌芽的局限性和封建势力的束缚

七、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第十一章　清朝由盛转衰的开始

第一节　社会矛盾的趋向尖锐和封建统治危机的逐渐出现

一、人口激增和洪亮吉的人口思想

二、土地兼并的加剧

三、高利贷盘剥

四、政治腐败与财政拮据

五、大兴文字狱

六、禁毁图书

第二节　各族人民起义

一、山东王伦起义

二、甘肃回民起义

三、天地会和台湾林爽文起义

四、湘黔苗民起义

第十二章　封建社会日趋衰败的嘉庆、道光时期

第一节　政治经济概况

一、腐败的政治

二、土地兼并加剧，社会矛盾激化

三、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

四、军队腐化，国防废弛

第二节　嘉道时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一、川楚陕白莲教起义

二、北方天理教起义

第十三章　对外关系

第一节　清朝与亚洲各国的关系

一、与朝鲜的关系

二、与日本的关系

三、和缅甸的关系

四、清朝和暹罗的关系

五、中越关系

六、与廓尔喀的关系

七、与南洋诸国的关系及华侨对南洋的开发

第二节　清朝与沙皇俄国的关系

一、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

二、东正教在中国的罪恶活动

第三节　反对西欧北美殖民者的斗争

一、英、法等殖民者向中国的扩张

二、清政府的闭关政策

三、清政府同英国的交涉和冲突

四、鸦片走私和白银外流

五、反对鸦片走私的斗争

第十四章　鸦片战争前清代的文化

第一节　科学和技术

一、天文历算

二、气象学

三、农学

四、土木建筑

第二节　考据学、史学和地理学

一、考据学

二、历史编纂学

三、地理学

第三节　文学和艺术

一、小说

二、诗歌和散文

三、戏曲

四、绘画

第四节　哲学政治思想和宗教

一、地主阶级的正统哲学一一孔孟之道、程朱理学

二、清初三大思想家

三、清前期的其他进步思想家

四、清代的宗教

第五节　类书和丛书

一、类书

二、丛书

后记

新版后记

下编

第一章　道光朝后期社会的新变动

第一节　鸦片战争

一、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二、鸦片战争的经过

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第二节　社会政治经济的新变动

一、一系列主权开始丧失

二、社会经济的新变化

三、广州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继续

第三节　思想界的新动向——从“夷夏之防”到“师夷长技”的历史转变

一、传统的“夷夏之防”

二、开眼看世界思潮的涌动

三、从“夷夏之防”到“师夷长技”

第二章　咸丰朝之内忧与外患（上）

第一节　咸丰帝嗣位

一、道光帝在立储问题上举棋不定

二、皇四子师傅杜受田的谋略

三、奕詝登上皇帝宝座

第二节　咸丰朝之初政

一、下诏求言求贤

二、任用“智囊”

三、咸丰朝之两大狱

四、整顿财政

第三节　咸丰朝军事与经济制度初次变革

一、湘军崛起

二、创设厘金制度

第四节　太平天国的兴起与发展

一、金田起义与定鼎金陵

二、太平天国的制度与政策

三、各地各族人民响应太平天国

第五节　天京内讧与太平天国由盛转衰

一、天京内讧与太平天国形势急转直下

二、三河战役

三、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四、开辟江浙

五、救援安庆与陈玉成败亡

第三章　咸丰朝之内忧与外患（下）

第一节　英法联军之役

一、修约交涉与战争借口

二、广州之役

三、大沽口之役

四、英法联军入京与圆明园被焚掠

五、中俄交涉与中国大片领土丧失

第二节　辛酉政变与太后垂帘听政制度确立

一、宫廷矛盾与政治派别

二、辛酉政变

三、太后垂帘听政

四、太后立威诛大吏

第四章　同治中兴（上）

第一节　同治帝嗣位

一、唯一的皇子

二、咸丰帝遗诏与顾命八大臣

三、载淳登极

第二节　同治朝政府机构初次变革

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立

二、南洋通商大臣与北洋通商大臣设立

三、总税务司署成立

第三节　太平天国灭亡与各地起义平息

一、“合作政策”与“借师助剿”

二、中外“联军”攻取江浙

三、湘军攻占金陵

四、中原战火暂时停息

五、平定西南与用兵西北

第五章　同治中兴（下）

第一节　洋务思潮的产生与发展

一、洋务思潮的起始阶段

二、洋务思潮的大发展阶段

三、洋务思潮的成熟阶段

第二节　近代新式军事工业兴起

一、江南制造总局

二、福州船政局

三、天津机器局

四、金陵机器局

第三节　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初步解体

一、家庭手工业与农业在一些地区初步分离

二、某些手工业部门的衰落

三、农产品商品化的有限发展

第四节　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与新阶级的产生

一、投资者及其资本来源

二、官督商办企业

三、商办企业

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

第五节　同治帝亲政

一、慈禧太后罢黜奕

二、同治帝亲政

三、诛杀安德海

第六章　光绪朝社会的急剧变化与重大变革（上）

第一节　光绪帝入承大统

一、出生在醇王府

二、同治帝崩逝与载湉入承大统

三、太后再度垂帘听政与训政

四、光绪帝大婚与亲政

第二节　光绪朝边疆告警

一、东南海疆危机与台湾设省

二、左宗棠收复新疆与中俄伊犁交涉

三、“马嘉理案”与《中英烟台条约》签订

四、中日朝鲜问题交涉

第三节　中法战争

一、法国在越南建立基地及其侵华野心

二、中法战争经过

三、清廷不败而败

第四节　中日甲午战争

一、中日甲午战前之形势

二、中日甲午战争经过

三、《马关条约》的签订与三国干涉还辽

四、中国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第五节　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一、帝国主义在华强租海湾和划分势力范围

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三、帝国主义在华资本输出

第六节　瓜分狂潮的余波

一、日俄战争与战后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

二、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与《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签订

三、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加深

第七章　光绪朝社会的急剧变化与重大变革（中）

第一节　光绪朝政府机构重大变革

一、外务部

二、农工商部

三、学部

四、民政部

五、度支部

六、邮传部

七、法部

八、大理院

九、修订法律馆

十、陆军部

十一、海军部

十二、军咨府

十三、理藩部

十四、会议政务处

十五、典礼院

十六、宪政编查馆

十七、新内阁

第二节　光绪朝军事制度重大变革

一、勇营改防军

二、新式陆军

三、新式海军

四、军制的重大变革与编练新军

第三节　光绪朝学制重大变革

一、废除科举制度

二、壬寅学制

三、癸卯学制

第四节　光绪朝司法制度重大变革与法律的制定

一、司法制度重大变革

二、刑律

三、民律

四、商律

第五节　光绪朝经济发展状况

一、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初步发展

二、民营资本主义工业初步发展

三、银行业兴起

四、房地产业肇兴与旅游的发展

第八章　光绪朝社会的急剧变化与重大变革（下）

第一节　维新思潮发生与发展

一、维新思潮的酝酿

二、维新思潮的产生

第二节　戊戌变法

一、维新运动的发端

二、维新运动的高涨

三、百日维新

四、戊戌政变

第三节　义和团运动

一、反洋教运动不断高涨

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三、八国联军侵华与清政府宣战

四、京津军民抗击八国联军

五、义和团运动失败

六、《辛丑条约》与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确立

第四节　革命思潮发生与发展

一、革命思潮萌发

二、革命思潮勃兴

第五节　辛亥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一、广大群众的反抗斗争与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

二、革命团体纷纷成立

三、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

四、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五、同盟会领导及其影响下的武装起义

第六节　社会生活与社会习俗的变迁

一、慈善事业

二、衣食住行的变革

三、妇女解放的呼声与婚姻家庭变革

第九章　同治、光绪朝的中外关系

第一节　政治与经济

一、帝国主义对清政府的控制及对中国政治的干涉

二、中外贸易

第二节　外交

一、中外互设使馆

二、中外互设领事馆

第三节　宗教与教育

一、外国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

二、教会在华开办学校

三、著名教会大学

第四节　科学技术与新闻出版

一、晚清外人编著与翻译出版的主要科学技术著作

二、外国人在华的创办报刊活动

三、外人在华创办的主要出版机构

第五节　医药卫生与慈善事业

一、传教士举办医疗卫生事业

二、传教士举办慈幼事业

三、教会救济事业

第十章　宣统朝之穷途末路

第一节　宣统帝嗣位

一、醇王府的第二位皇帝

二、荣禄的外孙

三、三岁孩提登极的闹剧

第二节　宣统朝之对外政策

一、对日妥协

二、美日俄在中国东北的争夺与清政府试图“联美制日”

三、借款与出卖利权

第三节　立宪运动与迟到的资产阶级民主化进程加速

一、清政府预备立宪与立宪派形成

二、谘议局与资政院设立

三、开展地方自治

四、国会请愿运动

五、合法政党之建立

六、资政院开议

七、《重大信条十九条》制定

第四节　辛亥革命高潮与清王朝灭亡

一、黄花岗起义与广大群众反抗斗争高潮

二、保路风潮

三、武昌起义与湖北军政府成立

四、全国各地响应

五、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与中国半封建社会形成

六、南北议和与袁世凯窃国

七、袁世凯逼宫与清帝退位

第十一章　晚清文化（上）

第一节　晚清文化概论

一、晚清文化从古代走向近代的动因

二、晚清文化从古代走向近代的历程

三、晚清文化之特点

四、晚清文化的历史作用

第二节　教育与学校

一、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时期的教育

二、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

三、维新派的教育改革

四、革命派的教育改革

五、留学生运动

六、晚清中国自办的著名大学

第三节　科学与技术

一、近代数学

二、近代天文学

三、近代物理学

四、近代化学

五、近代地学

六、近代生物学

七、近代技术科学

八、晚清著名科学家

九、科学团体

第四节　哲学、伦理学、佛学与诸子学

一、哲学

二、伦理学

三、佛学

四、诸子学

第五节　经济学

一、鸦片战争时期的经济思想

二、太平天国时期的经济思想

三、洋务运动时期的经济思想

四、维新运动时期的经济思想

五、辛亥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

六、“五四”前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第六节　历史学与考古学

一、历史学

二、有关史料

三、考古学

第七节　舆地学与方志学

一、舆地学

二、方志学

第十二章　晚清文化（下）

第一节　文学与艺术

一、诗歌

二、词

三、散文

四、诗集、词集与散文集

五、小说

六、音乐

七、绘画与书法

八、近代建筑艺术的引进与发展

九、戏曲与电影

十、文艺理论著作

第二节　新闻与出版

一、中国人自办的主要报刊

二、通讯社

三、中国人创办的出版与发行机构

第三节　图书、档案与博物

一、图书馆学与目录学

二、晚清所建重要图书馆

三、清代档案

四、晚清创建的主要博物馆

第四节　医药卫生与体育

一、晚清中医药学的研究

二、晚清临证医学

三、晚清医药学方剂学的成就

四、医药卫生事业

五、体育

六、体育团体

第五节　丛书、类书与工具书

一、丛书

二、类书

三、工具书

后记

新版后记

上编

主　编 郑天挺

副主编 南炳文　郑克晟　林树惠

编写者 王文郁　李小林　李宪庆　汪茂和　陈生玺　林延清　林树惠　郑克晟　南炳文　傅贵九

绪论

一、要研究清代的全史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道光年间爆发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完整的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清朝的历史还包含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的意义。处在这样的重大转折点上的历史地位，使关于清朝历史的研究被分成两段：在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领域里，鸦片战争前的清朝历史，被当成研究的下限，而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研究领域里，鸦片战争后的清朝历史则成为其开端。这样的划分是必要的，对于反映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历史进程，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于清代全部历史作统一的断代史的研究，同样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是很必要的。二者应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是不应相互取代的。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性质虽然截然不同，然而事情的发展不是凭空进行的，鸦片战争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由鸦片战争前的完整的封建社会变化而来的。因此，要想彻底了解鸦片战争后的任何事情，弄清其起源，就必须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鸦片战争之前；反过来，要想了解鸦片战争前的任何事情，弄清其影响和意义，也必须把研究的视野延伸到鸦片战争之后。此外，清朝作为一个封建王朝，具有自己独特的兴起、发展、衰落和灭亡的全过程，它与其他封建王朝的兴衰史相比，除了矛盾的普遍性之外，还有矛盾的特殊性，它是以自己的矛盾特殊性和个性来反映矛盾的普遍性和共性的。这样，为了加深和丰富对封建王朝兴衰规律的认识和了解，也有必要把鸦片战争前后的清朝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去进行研究。

二、研究清史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清史是我国整个历史的一部分，清史研究除了一般研究历史的作用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它的意义与作用要更为直接、更为显著。

这主要是由于清代距离我们今天的社会时间较近。清朝之灭亡距今天不过近百年。虽然今天的中国社会绝非清代之可同日而语，但是，今天和清代在具有本质性区别的同时，还有密切联系。今天的一切都是从清代直接、间接演变来的，要想认识今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等是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样子的，就必须追溯到清代的历史。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今天省、地、县的行政划分，与清代省、府、县的设置有密切关联；今天的许多现代化工业部门，其起源乃在清代后期的各种近代工业的开办；清朝灭亡后中国外交关系的变化，其基础正是清代历史上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可见，清代的历史与今天息息相关，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地进行四化建设，其中很大部分为发扬清朝的积极方面而克服其消极遗留，不研究好清史，将会在一定程度影响今天的四化建设。

研究清史除了具有上述现实意义之外，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已经进入了晚期阶段，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涉，将要逐步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但由于外国侵略势力来到中国后，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阻止了这个发展过程；中国没能向资本主义阶段发展，而是逐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的历史状况，既包括一种社会形态的自然发展过程，又包括一种社会形态在外力干扰下的另一类型的发展进程；对其进行研究，就既能从中体会到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又可探讨出其在外力干扰下的特殊演变规律。这对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理论，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三、清史研究的发展

我国古代有悠久的修史传统，清朝建立后继承了这种传统，当时不仅大规模地开展了对于清朝以前各代历史的撰写或改写，而且用很大的精力探讨当代史。所以，关于清朝历史的研究，早在清朝存在之日即已开始。一方面许多学者，根据自己的条件，编写出了一些著作，如《东华录》、《圣武记》、《碑传集》、《国朝耆献类征》等；另一方面政府设有“国史馆”等专门的修史机构，编纂出了更多的本朝史书，诸如历朝实录、《大清会典》、多种方略和纪略、国史馆国史列传等。这些著作记述了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有影响的人物的事迹和各种典章制度的规定与演变，为人们了解清代的历史提供了资料。但是，私人所修有闻见上的局限性，并且在当时文字狱不断发生的情况下，作者撰写时又不能不有所顾忌；至于官修史书，政治上的忌讳就更为繁多，其实录的纂修皆曾一改再改，便充分说明了这类著作的不甚可靠。翻开清修当代史，不管私撰还是官修，无论短篇抑或巨著，无不充塞着对清朝统治者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之词；一般封建史书的阶级局限性在这里在所难免更是不言而喻。所以，清修当代史在今天来说，有其创建之功，贡献不可泯灭，但不可全信。以上可以算做关于清史研究的第一阶段。

清朝灭亡后，政治上的一些禁忌解除，因而清史研究之风空前兴盛。自1911年清朝灭亡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可以划为关于清史研究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出版了不少关于清史的著作，如汪荣宝、许国英撰有《清史讲义》、吴曾祺撰有《清史纲要》、刘法曾撰有《清史纂要》、黄鸿寿撰有《清史纪事本末》、许国英撰有《清鉴易知录》、金兆丰撰有《清史大纲》、印鸾章撰有《清鉴纲目》等。在上述清史著作中，许多是从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而编写的，其观点已冲出了封建史学的藩篱，标榜民族革命，对清朝的黑暗和腐朽痛加揭露。这是应予肯定的。但是，在这些书里混入了大量流传甚广但却不符实际的奇闻异说，混淆了是非，有失史学的严肃性。在这一阶段里的史学研究，最有代表性的事情是《清史稿》的编纂、萧一山《清代通史》的出版、孟森及其他一些人的辛勤努力，和清朝档案的初步整理。

《清史稿》是关于清代全史的唯一纪传体史书。1914年，北洋军阀政府设立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开始《清史稿》的编纂。先后参加编写工作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到1927年大体完稿。此书根据清朝国史馆所修的国史、清代列朝实录、会典和一些档案撰成，把大量资料汇集起来，并作了整理，这便给后人提供了一部详细而有系统的关于清代史事的素材，因而在研究清史时，很有参考价值。但是，此书的编者中有许多清朝遗老，他们编写此书时虽已身处民国，而立场观点却是站在清朝统治者一边。除了一般的封建史书的唯心观点外，书中处处为清朝统治者辩护，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等则公然诬蔑攻击。全书修撰历时只有十几年，极为仓猝，修成后也未作统一的修订，参加编写的人也不全是对历史研究有素的学者，因此这部书在内容上存在问题甚多。如目录即有与内容不相一致之处，时间不清之处比比皆是，甚至有的一个人竟作两传。而其取材排斥私人著述，均以官书为准，而对于清朝的大量档案由于时代的局限也未能充分利用。总之，《清史稿》是一部有一定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有严重问题的史籍，它是清亡后用封建主义观点编写的清代史籍的代表作。

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是一部用章节体撰写的清代史籍。作者在1923年首次出版这部书时只有二十二岁。1961年至1963年，他把这部书增订为五册出版，共计四百二十万字。它本是一部断代史，但名称却作“通史”。这里的“通史”不是指通贯古今，而是指包括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犹如“全史”，是与“专史”相对立的概念。这部书集当时有关清史著作的大成，内容相当丰富，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其思想观点有些是错误的，在史料的抉择上也有不当之处。

孟森于1937年去世，他曾长期担任大学教授，对明清史钻研极深。关于清史的著作，除《清史讲义》外，还有《明元清系通纪》、《八旗制度考实》、《清史列传汇编》、《心史丛刊》及《清初三大疑案考实》等。他反对对历史捕风捉影、追求奇闻异说，主张广泛搜集资料、进行认真的考证。由于他的学风踏实，治学孜孜不倦，所著史书和论文，把清史上的许多隐幽不清的事实搞清了真相。其中，尤其是清朝统治者所极力隐讳的清朝先世史，被原原本本披露于世；辛亥革命前后有关著作中所误收的有关清朝皇室的不实传闻，也一一得到了纠正。孟森的成绩，不仅使他成为有名的清史专家，而且为研究清史开拓了门径。他生前和身后，有不少清史研究者深受其影响，赞赏和效法他的态度与方法，从而使当时的清史研究中认真核实史料、去伪存真的作风形成风气，推动了清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不过。孟森毕竟是一个旧学者，对于一些历史事件的真相可以搞清，而对于揭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客观规律方面则难以要求了。

为了在施政时参考“祖宗成法”，也为了积累编写国史的资料，清朝统治者对文书档案的保管相当注意，在其二百多年的统治中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档案。这是研究清史最丰富、最宝贵的材料。清末，由于库房需要翻修，秘藏于紫禁城中的档案开始佚出，流散民间。在清朝灭亡后，由于反动政府的腐败，佚出大内的档案曾险些被当成造纸原料，后来又成为辗转易手的商品，最后分散到许多大学、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的手中。一些有识之士，对于这些档案的价值有深刻的了解，在他们的努力下，不仅从造纸商的手中挽救出了濒临粉身碎骨的档案，而且对佚出大内的以及仍旧保存在紫禁城中的档案作了初步整理。当时经过整理而出版的档案史料有《文献丛编》、《史料旬刊》、《清代文字狱档》、《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崇祯存实疏抄》、《明清史料》、《史料丛编》、《清史料拾零》等。这些整理工作，存在许多缺点，如有些原来满汉合璧的文件被拆开了，有些分类存在欠斟酌之处，还有的在整理中不是从档案的客观情况出发确定整理先后和整理办法，而是从自己的研究兴趣出发，或者单纯重视文物价值，对内容的重要与否注意不够。但这些缺点并不能掩盖这件工作的深远意义。除了为清史研究提供了一些资料之外，这些整理活动还起了示范作用，引起了人们对清史研究中档案作用的高度重视。可以说，初步整理档案是这一阶段中清史研究方面最应注意的成果之一，对以后的清史研究有战略意义。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清史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整个历史研究进入了新阶段，清史研究也随之进入了不同于以前任何时期的第三阶段。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正确领导，清史研究的队伍日益扩大，所取得的成果空前辉煌，面貌焕然一新。

利用马列主义作指导，是新中国成立后清史研究不同于以往的根本性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其最后的二十年之中，随着马列主义的传入和日益深入人心，已经有一些先进的史学工作者开始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进行清史研究，但数量甚少；主要的发展时期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成立后清史研究的主流，已不再是无关紧要的烦琐考证，更不再是随心所欲地宣扬道听途说的奇闻，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成了最主要的研究课题，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成了最主要的研究目的。自此，原来属于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清史研究，被改变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而进行，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清史的著作和论文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其中关于清后期的论文著作尤多，可说是成千上万；对于清朝前期和中期的研究，论文也有几千篇之多。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更迎来了研究大发展的“春天”。原已十分兴盛的清后期研究更加兴盛，关于清前期和中期的研究则大大加强，研究队伍空前扩大，新的研究机构纷纷建立。以专门刊物而论也有数种问世，如《清史论丛》、《清史研究集》、《清史研究通讯》以及《近代史研究》等，就是其中发行比较广泛的几种。在清史研究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关于清史的学术讨论会不断召开，有的会议还是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的频繁举行，既是清史研究空前活跃的反映，也有利于学者的切磋交流，反过来又有力地推动着清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对于清朝档案的整理，解放后也有进一步加强。1951年，故宫博物院根据需要，改所属文献馆为档案馆，将其原来负责的宫廷历史文物，移交院内其他部门，使档案馆成为专门收集和保管明清档案（其中主要是清代档案）的专业部门。这个档案馆的名称和从属后来几经改变，现在称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作为明清档案专业机构的性质和任务则始终如一。随着这个专业机构的建立，分散在国内各地各部门的明清档案四百多万件陆续集中起来，加上原故宫文献馆时期保存的五百多万件，全馆档案储量达到九百多万件。对于这些档案，逐渐作了一些清理。专题档案的编辑和出版也做了不少工作，诸如《义和团档案史料》、《宋景诗档案史料》、《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清代地震档案史料》、《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李煦奏折》、《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天地会》等。这种专题档案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在1978年之后也呈现了日益发展之势。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有些清代档案被运到了台湾，最近三十多年中，这些档案也作了一些选编和公布。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清史研究工作，成绩虽然很大，而就现有资料和客观需要来看，这项工作还应做得更广泛深入。一方面，尚未整理或尚未充分整理的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以及文集、方志以至外文资料，需要下大力进行彻底清理；另一方面，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风俗、阶级、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专门史，需要分别作出更深入的研究。此外，不断地总结专史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对整个清代全史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和叙述，也将是经常摆在清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任务。

五、关于本书的编写

本书是一部上起清代先世，下至辛亥革命，包括整个有清一代的历史。全书分两编，上编和下编的分界是鸦片战争。

本书编写本是为了应高等学校教学之需，为之提供一种分量适中的选修课教材。因之，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除了注意保持自身的特色外，在史实的叙述和观点的阐发上，力求全面可靠和系统。

我们在编写这部书的时候，除了以郑天挺的《探微集》《清史简述》及其其他论著作为基本依据之外，还就我们所知，努力将研究清史的成果吸收进来，根据我们的理解，进行系统的叙述。

本书为了眉目清楚，有利于充分表现清代历史的发展线索，在编写时基本上以本代各朝逐一安排章节依次加以叙述。有关本书的具体编写经过在后记中有说明，这里就不再涉及了。

撰于1987年

(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68页。

第一章
满族的祖先

第一节
东北地区的自然概貌

清朝的建立者满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称为肃慎，东汉时期改称挹娄，北魏时期为勿吉，隋唐时期为靺鞨，宋明时期为女真或女直。

自古以来，满族的先世就劳动、生息在祖国东北的广大地区里，东北的自然环境对其生活和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我国今日之东北地区，北起黑龙江，南达辽东半岛，西自长城，东至乌苏里江，形近一个大的三角形，为一古陆区。境内高山叠嶂，江河纵横。阴山山系环抱于西北，长白山系屏蔽于东南。属于阴山山系的燕山山脉，进入东北地区后分为三支：一支东南行，西与北京郊区的西山相接；一支东北行，为松岭山、医巫闾山与海岸之间的狭长地带，是自古以来东北地区同中原地区的重要通道；一支北行，为大兴安岭，是嫩江与额尔古纳河的分水岭。自大兴安岭北端东行，横亘黑龙江以南者，为伊勒呼里山。自伊勒呼里山东端折趋东南，为小兴安岭，与大兴安岭东西遥遥相对，是黑龙江与嫩江、松花江之分水岭。长白山系支脉四出：东北走的主干叫英额岭，分支为完达山脉、张广才岭；西南走的主干叫伊尔哈雅范山，分支为吉林哈达山脉、千山山脉。长白山的主峰为白头山，是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的发源地。山顶有由火山喷发而形成的火口湖，名天池。在天池周围罗列有16座海拔2500米以上的奇峰，其中的白云峰，耸立在天池西侧，海拔2691米，是我国东北地区的第一高峰。此外，原属我国，后为沙俄割占的锡霍特山，东濒鞑靼海峡与日本海，长约1200公里，平均海拔800—1000米，盛产云松和银松，一直是从肃慎至女真族人的东部居住区。

在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系的环抱之中，是我国最大的平原——松辽平原，南北长达100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400公里，包括：在大小兴安岭和伊勒呼里山之间由嫩江冲积而成的嫩江平原；位于完达山脉、张广才岭和大小兴安岭之间由松花江冲积而成的松江平原；介于吉林哈达岭、千山山脉与医巫闾山之间由辽河冲积而成的辽河平原。山脉与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是波浪起伏的丘陵地区。

全区气候，南温北寒。北起北纬53度半，南迄北纬38度半。由于区域辽阔，地势悬殊，东南濒海，西连蒙古高原，因而气候变化剧烈。黑龙江流域地区冬季严寒，严冬占全年之半，最低温度至零下30 ℃以下。南部受海洋影响，气候温和。全区无霜期短，一般只有150至200日不等，年平均降雨量只有40—50毫米。但夏季高温，日照时间长，全年雨量有半数集中于七、八两月，适于农作物生长。平原地区为有名的黑土地带，腐植层厚，有机质含量高，土壤表层疏松，底土黏重，土壤结构好，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环卫松辽平原之长白山、大小兴安岭、滨海之锡霍特山及其周围的丘陵地带，遍布森林，绵绵延延，横亘数千里，万木参天，荫密幽深，自古有窝集(1)之称。有些地带就是以窝集命名的，如新宾东北的纳鲁窝集、抚松东南的纳秦窝集、汪清西北的玛勒呼里窝集等。树种多为针叶林和针阔混合林，其中的红松著名于近世。山高林密，野果丰多，野猪、獐、鹿、貂鼠之类栖息其间，为采集、狩猎生活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资源。鸭绿江、松花江、黑龙江盛产鱼类，兴凯湖所产鳇鱼、鲑鱼，大者至数百斤，成为湖滨居民的主要衣食之源。另外，林间的人参、江河的东珠等珍贵特产，更是同邻区进行贸易的传统货品。

山区、平原以及江畔湖滨自然条件的差异，再加上其他因素，造成了东北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深山老林使当地居民在遭到邻族压迫时，可以避居其中，免于扰害；但由于地域悬隔，孤居一隅，缺少同先进地区的交往，长期局限于以采猎为生的状态之中。而居住在平原地区，特别是与汉族住区毗邻地区的居民，由于接受先进文化的影响，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还进行了具有相当水平的手工业生产，创建过封建制的地方政权。

第二节
明代以前的满族先世

一、肃慎　挹娄　勿吉　靺鞨

1. 同中原地区的交往

肃慎，亦称息慎。他们的居住区域是北至弱水（黑龙江）、南达不咸山（长白山），东滨大海（鞑靼海峡），西与貊为邻。在这广阔的山陵、平原间，居住着肃慎族的各支。

早在传说中的虞舜时代，肃慎已同中原地区有了来往。舜承尧禅，“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2)。“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3)。以后更多次来朝：周武王克商，肃慎来“贡楛矢石砮”(4)；“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5)；“康王之时，肃慎复至”(6)。来贡、来贺，不只是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也包括政治方面的隶属关系。贡，就是地方居民对中央政权隶属关系的一种体现。周景王还曾使詹桓伯辞于晋：“肃慎、燕、亳，吾北土也”(7)，这更明确宣布了肃慎住地是中央政权的辖区。

两汉时期，肃慎的后裔改称挹娄。在此期间，西邻貊族的后人建立起强大的夫余政权，挹娄长期遭受夫余的沉重剥削，并被割断了同中原人民的直接交往。但是，以出产“赤玉、好貂”闻名的挹娄人，仍然把他们的貂皮辗转输送到中原，被用作皇帝近侍官员的冠饰(8)。曹魏黄初中（220—226），挹娄人奋起反抗夫余奴隶主政权的统治，以后更进一步恢复了同中原地区的交流，景元末（263）“贡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属”，受到魏政权的厚待，并赠以“鸡、锦罽、绵帛”(9)，往来不绝。东晋时期，北方民族混战，交通阻塞，挹娄派遣的人员经过四年的时间才到达后赵的邺（今河南安阳市北），为了兄弟族之间交往历尽艰辛。

北魏时期，挹娄改称勿吉。公元5世纪末勿吉人推翻了夫余政权，一部分勿吉人西迁至夫余故地以后，同中原各族人民的直接交往更加频繁，规模愈大。北魏太和初（477），勿吉族人至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一次就贡马五百匹，太和十七年（493），以婆非为首的朝贡团达五百人。除了传统的楛矢方物外，他们把自己培育的优种马输送到祖国的北方，促进了那里畜牧业的发展。在他们的带动下，“其傍有大莫卢国、覆钟国、莫多回国、库娄国、素和国、具弗伏国，匹黎尒国、拔大何国、郁羽陵国、库伏真国、鲁娄国、羽真侯国，前后各遣使朝献”。(10)勿吉族人对祖国各族人民的交往作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发展。太和初年，勿吉同邻族高句丽发生冲突并准备联合百济进攻高句丽时，曾遣乙力支征求北魏的意见，北魏诏敕：“三国同是藩附，宜共和顺，勿相侵扰。”(11)

隋唐时期，勿吉改称靺鞨。当时的靺鞨族共分七大部：粟末、白山、汨咄、安居骨、拂涅、号室、黑水。其中粟末、黑水最强大。随着中原地区统一王朝的重建，靺鞨各部同中央政权的关系愈加密切。隋开皇（581—600）初，靺鞨各部相率遣使贡献，文帝视之亲如家人，并调解其与契丹族的矛盾，诫“勿相攻击”(12)，“宜各守土境”(13)。隋末，一部分粟末靺鞨人，在酋长突地稽的率领下迁居营州（今辽宁朝阳市），炀帝授以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14)靺鞨人民“与边人往来”，羡慕中原的风俗文化，“请被冠带”。这一愿望，受到隋政权的鼓励，“赐以绵绮而褒宠之”。突地稽并曾“从帝幸江都（今扬州市）”(15)，目睹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风貌。

黑水靺鞨散居于黑龙江中下游及沿海一带。唐武德五年（622），渠长阿固郎首次来朝。开元十年（722）酋长倪属利稽再至，被任命为勃利州刺史。(16)开元十三年（725），更于其地设置黑水府，统领各部。其都督还取得了汉式姓名李献诚。(17)

2. 渤海政权

唐初，粟末首领乞乞仲象组织部众于奥娄河（牡丹江）畔东牟山修筑敖东城。乞乞仲象卒，其子大祚荣于圣历元年（698）建立政权，初称振国，亦称震国。先天二年（713），大祚荣接受唐中央政权的“忽汗州都督”“渤海郡王”封号，从此，这个地方政权名曰渤海。天宝十四载（755），渤海自“旧国”（吉林敦化之敖东城）迁都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东京城）。(18)后唐天成元年（926），为契丹所并。共传十五王，历229载。(19)

在二百余年期间，渤海始终同中央政权保持密切的联系，是中央政权的一个辖区。历代新王袭位时，均报请唐王朝批准、册封，并经常派遣朝唐人员，先后达132次。这些人员除了贡献方物、领受回赐礼品外，有的更申请“就市交易，入寺礼拜”(20)、抄写《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唐礼》等。其王还多次“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21)。唐王朝也经常派遣官员至渤海传达中央政令。开元二年（714），宣劳使崔忻于归途中在旅顺黄金山下凿井刻石永为纪念(22)。为开展同渤海地区的贸易，唐王朝于山东青州设“渤海馆”，专司其事(23)。有的唐朝官员还曾连续多次来购渤海名马(24)。同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促进了渤海社会的全面发展。

渤海政权的一套完密的组织机构就是模仿唐制、稍异其名而建立起来的。在渤海王之下设三省、一台、七寺、一院、一监、一局、十卫。于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县置县丞。军政制度的完善，加强了渤海政权的实力，促进了靺鞨族各部的统一，先后收编拂涅部为东平府，铁利部为铁利府，越喜部为怀远、安远府，虞娄部为定理、安边府，最后收服了远处黑龙江下游两岸的黑水部。在其全盛时期，共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南起长白山南麓，北抵黑龙江两岸，东至大海，西与契丹为邻。在这辽阔的地域中，除靺鞨各部外，还居住着一部分高丽的后裔及契丹人。首府上京龙泉府是渤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渤海的都城建筑、公文典籍、宗教信仰、官员服饰以及生活用具等等，无不带有崇尚中原文化的印迹。根据龙泉府城基遗址可以判定，当时这座都城共分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外城周长约三十华里，略当唐朝都城长安城周之半。宫城内自南而北有五重宫殿，依次排列在正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完全是仿照长安京城的模式进行建造的。在遗址中发现的铜印(25)，及其附近收集到有文字的瓦片(26)和旧京遗址附近出土的“贞惠公主”墓碑(27)等，从中可看出，汉文是渤海人使用的通行文字；掌管儒学训导的“胄子监”（国子监），有成效地培养出了一批熟悉中原典故、熟习唐代文化的人才。

二、辽金元时期的女真族

1. 契丹统治下的女真

后梁贞明二年（916），契丹族的耶律阿保机建立政权。辽太祖天显元年（926），灭渤海政权。随后，辽把大批渤海人迁往东平（今辽阳）。天显十一年（936），耶律德光占燕云十六州。辽王朝逐渐发展成为当时我国北方境内的一个强大的多民族政权。为了适应辖区内各民族的不同情况，辽王朝采用了“因俗而治”的办法，设北面官以管理契丹族和其他游牧民族；设南面官以管理汉族和渤海人。正是统一的地方政权的出现，促进了这一地区内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由于大批汉人不断被迁徙到辽内地居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而汉语则成为当地各族人民交往时使用的共同语言。渤海人（其中包括粟末靺鞨人）除一部分流入朝鲜成为以后的高丽人外，大部分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斗争，逐渐同当地的汉人和其他族人融合起来。

原来附属于渤海政权的黑水靺鞨人，在辽灭渤海之后，又附属于辽，契丹人称他们为女真（后避辽兴宗宗真讳，改称女直）。为了削弱女真的实力，契丹统治者把其中汉化较深的强宗大姓数千户移置辽阳之南，编入辽的户籍之内，加以直接控制，称作“合苏款（馆）”（合苏馆，满语为ha shan，意为篱笆栅），即所谓“熟女真”(28)。熟女真后来逐渐同当地人民融合起来。其留居在粟末江（今松花江）之北和宁江州（今吉林省扶余市境）之东北者，不编入辽的户籍之内，号“生女真”。他们“自推雄豪为酋长”(29)，分为许多不相统属的部落，处于原始氏族社会，过着游牧、采集生活。(30)

生女真中有一完颜部，在10世纪中叶以后绥可为酋长时，开始定居于按出虎水（今阿什河）畔，种植五谷，刳木为器，制造舟车，建造室宇，并烧炭炼铁(31)。11世纪乌古迺为部长时，以重价向邻境大量购铁，用以“修弓矢，备器械”(32)，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先后征服了邻近部落，并借辽王朝的力量，袭击五国部（今吉林省依兰以东、乌苏里江以西），逐渐形成了以完颜部为中心的部落联盟。乌古迺受辽封为“生女直部族节度使”，同辽王朝建立起比较密切的联系，受到契丹和汉族文化的影响，于是“有官属，纪纲渐立矣”(33)。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完颜部内部出现了私有制和个体家庭，“生子年长即异居”；同时出现了阶级分化。11世纪末，完颜部人在攻破乌古论部的留可城时，杀其首领，“取其拏累赀产而还”(34)，进行着掠夺财产和奴隶的战争。公元1109年，岁不登，“贫者不能自活，卖妻子以偿债”(35)，出现了债务奴隶。这时的完颜部已处于原始社会逐渐解体奴隶制渐渐形成的历史发展阶段。原来在部落联盟时期，女真族人壮者皆兵，成年男子，平时渔猎，有警从军，以氏族、部落为单位，氏族首领为百夫长（谋克），部落首领为千夫长（猛安）。随着个体家庭的确立和进行族外战争的需要，公元1114年，阿骨打在保留原有组织形式的基础上，改为以户为单位，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36)。逐渐由氏族血缘组织改变为地域性的军事组织，成为女真贵族对内进行镇压、对外进行掠夺战争的工具。

在辽王朝的统治下，生女真长期遭受契丹的奴役和剥削，并多次遭到其军事进攻。辽圣宗统和三年（985）八月，耶律斜真等进击女真，一次就掳女真生口十余万、马二十余万。生女真地区盛产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蜜蜡、麻布、貂鼠等物，除定期向辽朝进贡外，辽朝东北边境的官吏、商人还低价强购，甚且加以拘辱，称作“打女真”(37)。辽朝末年，契丹贵族、官僚对女真族的剥削压迫愈加横暴，经常派遣“银牌天使”到女真地区强迫女真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去捕捉海东青并采珠，这些官僚还对女真人肆行敲诈勒索，甚至强迫女真妇女“荐枕”（伴宿）(38)。契丹贵族的压迫，激起了女真人的反抗，并使女真各部在反辽斗争中逐渐形成了统一。公元1114年，阿骨打起兵抗辽，夺取了宁江州（今吉林省扶余市东南五家站）、宾州（今吉林省农安县境）、咸州（今辽宁开原市）等地。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号曰金，定都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白城）。1120年，攻克辽的上京临潢府；1125年俘辽天祚帝，灭辽。次年，攻陷开封，灭北宋政权。女真族的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2. 金代的女真人

建立政权之前，女真族社会中已存在着大量奴隶。1114年，阿骨打率兵抗辽时就曾宣布：“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39)这些奴隶大多来自本族内部的“同姓之人”；或因“岁凶民饥，多附豪族，因陷为奴隶”；或因“犯法，征偿莫办，折身为奴”；或因“私约立限，以人对赎，过期则以为奴。”(40)其中的债务奴隶为数众多，天会元年（1123），仅“以官粟赎上京路新迁置宁江州户口贫而卖身者”，即达六百余人(41)。随着对辽、对北宋战争的胜利，俘虏了大量人口，“军中尽俘壮健，而杀老弱”(42)，“劫掠财物，驱掳妇人”(43)。这些被掳的人口，也转化为奴隶。例如，攻下开封后，俘虏的“贵戚子弟，降为奴隶，执炊牧马，皆非所长，无日不撄鞭挞”；被掳的妇女，包括宋宗室的一些妇女，则被卖为娼。一个铁工曾“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44)。有些人后来则被卖到邻境，建炎四年（1130），“粘罕驱所掠宋人至夏国易马，以十易一；又卖高丽、蒙古为奴，人二金”(45)。随同主人反抗金朝统治的契丹富家奴隶，俘获后、转作女真人的奴隶(46)。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前，即拥有“奴婢万数，孳畜数千”(47)。这些奴婢除用于家内杂役、执炊牧马外，主要从事农耕。(48)

女真族野蛮的掠夺政策和落后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同中原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始终遭到中原地区各族人民的激烈反抗。为了消弭中原地区人民的反抗、充实自己的实力，女真贵族多次把新占区的汉人、契丹人强制迁徙于其内地（在今白城市一带）。天辅六年（1122），“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天辅七年取燕京路，二月“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49)；同年四月，又“命习古乃、婆卢火监护长胜军及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关徙之内地”(50)。这些被强迁的移民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入东北地区。

为了缓和统治区内不断激化的矛盾，金朝统治者在把敌方人民掠掳为奴的同时，还曾多次被迫宣布：“军兴以来，良人被略为驱者，听其父母夫妻子赎之”；“权势之家毋买贫民为奴”(51)；山西、陕西、河南等处“流民典雇为奴婢者，官给绢赎为良”(52)，“丁男三匹，妇人幼小二匹”(53)。这表明金朝统治者也在逐渐改变着其落后的剥削方式。

为了加强镇压中原人民的力量和缓和女真族内部阶级分化的矛盾，金王朝把许多女真的猛安谋克户迁徙到华北地区。如天会十一年（1133），东北的女真族人根据金政权指令，“比屋连村，屯结而起”地迁入华北。在这里“棋布星列，散居四方”(54)。以后金政权又曾多次把猛安谋克户徙入中原，与当地百姓杂处(55)。被迁入中原地区的猛安谋克户，金政权都“计其户口，绐以官田”。由于计口授地，拥有众多奴婢的猛安谋克上层分子获得大量土地。后来，他们为了逃避“物力”（资产税）负担，而“自卖其奴婢”，土地“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56)，逐渐演化为封建地主。而其余的在迁入者中居于多数的一般猛安谋克户，迁到华北后成为占有一小块私有土地的农民。他们负担着繁重的兵役和钱物负担，因而逐渐贫困。有的“家贫辄卖所种屯地”(57)；有的“撷野菜以济艰食，而军中旧籍马死，则一村均钱补买，往往鬻妻子、卖耕牛以备之”(58)。这些猛安谋克户同汉族农民杂居，共同从事农业生产；还同汉族农民一样，遭受着封建剥削；又有不少人“与契丹汉人”互通婚姻(59)。这种长期的共同生产和共同生活，使他们不但学习了汉人的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逐渐放弃了本族的语言、习俗，改为说汉语、穿汉服、改汉姓。对此金朝统治者三令五申加以禁止，并极力提倡女真人要保持“国语（女真语）骑射”(60)，但终究阻挡不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进入中原地区的女真族，同契丹族一样，逐渐同当地的人民融合在一起了。

留居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同被掠迁入的大批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开发祖国的边疆，推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管理王朝的发祥地，金王朝于其地设上京路，治所为阿什河畔的上京会宁府，下辖“蒲与”、“恤品”、“胡里改”、“合懒”等路。蒲与路治所在今黑龙江省克东县金城(61)。其辖区北界直抵治所以北三千里的外兴安岭一带的火鲁火疃谋克；恤品路治所设于双城子（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其辖区东至于海；胡里改路治所在今依兰县，其辖区北抵一千五百里之合里宾忒（今俄罗斯阿纽依河口附近）。据明昌四年（1193）统计，上京、蒲与、速频（即恤品）、曷懒（即合懒）、胡里改等路共有猛安谋克民户十七万六千余，除他项岁贡外，每年向金政权交纳粟税二十万五千余石(62)。黑龙江松花江一带的农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而铁制农具的使用，则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黑龙江肇东县八里城、伊春大青川等地出土的金代铁制农具，种类繁多，例如，耕地用的犁就有犁、铧、犁镜、头等。铧又有大小、形制的不同，以适应开荒、翻地、起垄、播种、中耕等不同作业的需要。此外还有钁、镐、锄、锹等，其造型与北宋的同类农具无大差别，显然是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收获使用的镰刀，有装柄镰和无柄手镰两种，它们能适应收割不同作物的需要。八里城出土的铡草刀及金上京遗址附近驸马城、乌尔科边城等地出土的同类农具，均呈鱼形，具有地方民族的特色。八里城出土的马具，有镫、衔、马挠子、烙马火印及各种马具卡子等；车具则有六稜、六爪、五爪、三爪车，表明已有轴径不同、载重量不同的各种型号，以适应不同的道路和不同的需要。此外还出土了装卸、晒晾庄稼用的垛叉。(63)

农业、军事装备制造业等部门铁制工具和铁制产品的增多，依赖于铁矿采掘业和冶铁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小岭地区的五道岭发现金代中期以后的铁矿洞十余处、冶铁遗址五十余处。矿洞深四十米左右。据估计，从这些矿洞中已采出赤铁矿、磁铁矿矿石四五十吨。矿洞中还遗留有铁锤、铁钻等工具。在冶铁遗址中，除大量的炼铁渣子、木炭和铁矿石外，还发现有九处建筑遗址，大约是监工的官署和冶铁工人的住房。另外，在金上京故城的中城墙内也发现了用铁渣与黄土混合夯筑的一段城墙和城墙附近的炼铁炉遗址。(64)

考古发掘出的许多金代文物，强烈地反映着中原文化对东北文化的影响。阿城附近出土的银镯、银锭上，打印有“翟家记”、“上京翟家”等戳记，由此可以判定，这当是金上京城中所存在的既铸银锭又制造金银器的作坊的产品，而“翟”是汉姓，这家金银作坊显然是汉人或汉人参加经营的店铺。绥滨中兴出土的金代鎏金银鞍饰和金列牒（腰佩），都是中原地区唐宋以来的传统式样。中兴、奥里米出土的定窑白瓷碗、盘，是由黄河流域传入的；出土的丝织物是金宋商人转贸而来的商品。各地金人墓葬中出土的铜钱，以宋钱为最多，泰来县塔子城一次出土的金代窖藏的铜钱达七百余斤，其中金铸铜钱只两种，而宋钱则有二十五种(65)。金初曾创制女真文字(66)，颁行境内。但出土的金代铜印“蒲峪路印”、“胡里改路之印”、“恤品路艾河谋克印”等，均为唐宋官印通用的九叠篆书；出入皇帝禁宫的信符“得入第一重门”的铜牌，以及金铸铜钱“正隆通宝”、“大定通宝”、“泰和重宝”均为汉字楷书；官署检验铜镜于铜镜背面边缘签押的文字，多为汉字行书。这些禁宫、官署专用的和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器物，不用女真字，而用汉字，说明包括女真人在内的各族官员都能通晓汉文、书写汉字。因此，不但迁入中原地区的猛安谋克户逐渐汉化，说汉语、穿汉服、改汉姓，即使留居故土的女真人也在汉化，有的也改用了汉姓，中兴墓出土的“郎”字石印，就是女真女奚烈氏改的汉姓。(67)

在中原文化的影响和远道迁来的中原各族人民同女真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金代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极不平衡，边远地区的女真族仍然处于原始氏族社会；而进入阶级社会的地区，经济发展的成果则被女真统治阶级所霸占。从黑龙江省绥滨县境内几处金代墓群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出，永生平民墓群同中兴、奥里米墓的随葬品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永生墓群中不但金银玉器极罕见，没有一件瓷器和铜器，在铁器方面也有明显的差别。这里出土的炊煮器，是一些较大的陶罐、陶钵，而没有其他墓中常见的铁锅；木棺仍采用榫结构，而未发现其他墓中常见的大量的铁钉。对于墓主人来说，铁器还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奢侈品，因此除了负担兵役时必备的铁刀、铁箭镞和驾驭战马必用的铁衔镳外，他们甚至无力购置一副铁马镫。从中兴墓群内部来看，其中的三、七、八号墓出土了大量的金花、金列牒、金耳坠、鎏金鞍饰、银钏、银碗、玉鱼、玉飞天、水晶嘎拉哈等豪华的随葬品，而一、二、十、十一、十二号墓的随葬品则极为简陋，有的仅有一枚铜钱和几个小陶罐。这些墓主人生前显然属于不同的阶级。由于他们之间存在着尖锐的贫富差别，也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和斗争。八里城出土的铁制手铐和脚镣，是当时残酷的阶级压迫的历史见证。

女真贵族的残暴统治，激起了境内人民的不断反抗。金朝后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公元1160年撒八、移剌窝斡领导契丹人进行起义(68)；1183年大名府猛安人马和尚“谋叛”(69)；1121年杨安儿领导著名的红袄军起义于山东，被女真贵族直接奴役的家奴、驱口也大批加入这次起义的行列(70)；1212年耶律留哥领导契丹人民再一次发动大规模起义。近年出土的“上京路军马提控盈字号之印”和“上京路安抚副使印”，正是女真贵族为了镇压耶律留哥起义而颁发的两颗官印。(71)

金王朝为防御北方蒙古贵族的进攻，从金世宗天眷元年（1138）起直至金章宗期间，曾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筑一条长达三千余里的界壕边堡，东起嫩江左岸的布西城（今黑龙江省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旗境内），西南经辽庆州（今辽宁省昭乌达盟林西县西北）北境，沿阴山（今内蒙大青山），直抵河套西曲之北(72)。这一巨大工程，不但没有达到防御蒙古的目的，反而由于征调繁重的劳役和赋税激化了女真统治者同各族人民的矛盾，加速了金王朝的灭亡。贞祐三年（1214）金政权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天兴三年（1234）即为蒙古南宋联军所灭。

3. 元朝统治下的女真人

蒙古统治者在向中原地区进军覆灭金王朝的同时，公元1233年，元太宗窝阔台又遣皇子贵由出师辽东，灭金辽东宣慰使蒲鲜万奴建立的割据政权东真国，“师至开元、恤品，东土悉平”(73)。从此，留居东北地区的女真族人，又被置于蒙古贵族的统治之下。1235年，元政权设开元（原在吉林农安，后移珲春东）。南京（吉林延吉）二万户府，1281年改为开元路；又设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下辖桃温（汤原）、胡里改（依兰）、斡朵怜（依兰西）、脱斡怜（桦川）、孛苦江（富锦）五个万户府，以统治散居在“混同江南北之地”的女真各部(74)。这些居民“各仍旧俗，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75)。其中居住在水边以捕鱼为生的居民，包括女真人、吉烈迷人、吾者人、骨嵬人等，在元代被统称作水达达人。据《管军上百户张成墓碑》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墓主统所部军“往水达达地面屯田镇守。明年三月，至黑龙江东北极边而屯营焉”(76)。这里的东北极边，即指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库页岛一带之地。《元史·地理志》水达达路条记载：“有俊禽曰海东青，由海外飞来，至奴儿干，土人罗之，以为土贡。”居住在奴儿干地区的水达达人以捕获的海东青作为向中央政权的贡品。元朝在奴儿干设有东征元帅府(77)。在松花江上游也居住着水达达人。1977年6月在金上京故城中出土的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中书礼部造”的一颗八思巴文的“管水达达民户达鲁花赤之印”，证明松花江上游南岸居住的女真人也被称作水达达人。金上京故城则是元开元路属下的管理水达达人的行政中心，与金上京故城隔江相对的、松花江北岸的肇州（今黑龙江省肇东市八里城），盛产鳇鱼，该城中曾出土许多铁制鱼叉，可见当时渔业之发达。(78)

至元二十四年（1287），诸王乃颜、哈丹等叛乱，其附近的“女真水达达官民与乃颜连结”(79)参与了乃颜的活动。叛乱平定后，元政权于其地筑城，名曰肇州(80)，并设立肇州屯田万户府，把那些参加了叛乱活动的“打鱼水达达”，编为屯田户，严加控制，“于肇州旁近地开耕”(81)。另外，在浦峪路屯田万户府下，也有一百九十户女直人被编为屯田户(82)。这部分女直水达达人逐渐改变了旧的渔猎生活。同女真人一起屯田的，还有来自中原地区的罪犯。元政权规定：凡犯充军罪者，色目、高丽人发赴湖广；汉儿、蛮子发赴辽东(83)。发往辽东的又根据情节的不同，区别对待。罪重的发往奴儿干地面充军；罪轻的发肇州屯种。元政权对于充军的罪犯，因为“投戍远边，欲其自效”，除“免刺”外，“妻子愿从者听”，许携带家属(84)。除家属外，有时友人也可伴行。例如，元统间，新城地主骆长官充军奴儿干，其友孙子耕就曾一路相送至黑龙江地面(85)。而屯种肇州的罪犯，事实上也可携带家属，例如广东人陈浏流肇州期间，其子陈韶孙就曾留住当地陪侍，直至大德六年（1302）浏亡故(86)。这些携带家属来自中原以及江南的罪犯，带来了汉人的习俗和文化。他们同被强制编为屯户的女直水达达人一道，共同垦种了松花江上游的土地。元末，合兰府水达达路向元政权交纳钱粮的户数达20906户。(87)

此外，女真人还负担沉重的兵役和其他杂役。元政权在进攻南宋、征骨嵬、征日本时，曾多次“签女直水达达军”出征，“不出征者，令隶民籍输赋”(88)。征日本、征骨嵬均需大量船只，因此，“百姓及诸投下民俱令造船于女直，而女直又复发为军，工役繁甚”。至元二十一年（1284）四月，“命开元等路宣慰司造船百艘”，二十二年六月，“命水达达造船二百艘及造征日本迎风船”(89)。为加强对东北地区人民的剥削，元政权于延祐二年（1315）五月，复置“海西、辽东鹰坊万户府”。(90)

随着蒙古统治者的奢侈腐化，对人民的剥削也日益加重。在中原各族人民相继起义的过程中，至正六年（1346）四月，“辽阳为捕海东青烦扰，吾者野人及水达达皆叛”(91)。至正八年三月，辽东锁火奴反，并“诈称大金子孙”；与此同时，辽阳的兀颜拨鲁欢也“妄称大金子孙，受玉帝符文作乱”(92)。这些女真族人民的起义虽然先后遭到镇压，但是，在全国各族人民起义的洪流的冲荡中终于推翻了蒙古贵族的统治。

第三节
明代的女真

明代是满族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它分为三大部：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及海西女真。其中建州女真发展水平最高，并由它统一了女真各部，终于形成满族，后来建立起清朝，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

一、奴儿干都司

洪武元年（1368）八月，徐达率兵占领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脱懽帖睦儿北走。洪武二十年，明朝遣冯胜为征虏大将军率师二十万往征盘踞在金山（今吉林省双辽市东北）一带的故元太尉纳哈出，六月，纳哈出降(93)，明政权的实力逐渐到达松花江上游地区(94)。洪武二十一年，明政权徙置三万卫于开元(95)，作为进一步统一东北各地的基地。对黑龙江地区，洪武年间虽曾“遣使”至其地，但一直未获成功(96)。明太祖之后，明成祖朱棣及其他明初统治者，在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在加强北方兵力、打击蒙古贵族骚扰势力的同时，对黑龙江流域及东北其他地区更加紧了经营。这些活动，建立和巩固了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管辖，密切了明政权同东北各族，其中包括同女真族的关系。在朱棣及其后继者们对东北地区的经营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黑龙江流域及附近沿海地区的经营，这导致了著名的奴儿干都司的设置。

永乐元年（1403），明“遣行人邢枢偕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至吉烈迷诸部落，招抚之”(97)。永乐二年（1404），特林附近的酋长把剌答哈首先来朝，明政权遂于其地置奴儿干卫(98)。随后，永乐四年（1406），撒尔古湖附近的颜赤不花等四十人来朝，置扎童、撒儿忽、罕答河三卫(99)。永乐五年（1407），于乌的河流域置乌的河卫、恒滚河流域置朵儿必河卫、黑龙江口北岸置野木河卫(100)。永乐六年（1408）三月，暖暖河（即端端河）等处女真头目普速等百二十人来朝，命普速等为指挥千户(101)。永乐七年（1409）四月，“奴儿干鞑靼头目忽剌东奴等六十五人来朝，置伏里其、乞勒尼二卫、敷答千户所”(102)等等。就这样，经过短短的六年，明政府即先后在黑龙江流域及附近沿海地区的女真各部设置了一百多个卫。随着形势的发展，明政权于黑龙江下游东岸的特林地方设置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选调东宁卫指挥康旺为奴儿干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州为都指挥佥事(103)。同年六月，设立隶属办事机构奴儿干都司经历司，以刘兴为经历(104)。奴儿干都司的职责主要是招谕、抚恤属地的女真等各族，并于他们到明朝“朝贡”时，“往还护送，率以为常”(105)。为减轻当地人民的负担，又因交通不便、给养运输困难，这些官员并非常川驻守，而是在地方各卫所寄俸带支，例如，佟答剌哈就是在“三万卫带支百户俸”(106)。他们根据中央的指令，不时莅任视事。可见，奴儿干都司不同于当时西南地区的土司，而是设置流官进行管理(107)。通过奴儿干都司的大力招抚，东北各地的女真族同中央政权的政治隶属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永乐十年（1412）八月，在库页岛的“苦夷”也来朝贡，于是在库页岛北端设囊哈儿卫。永乐十二年（1414）在库页岛中部兀列河流域设置兀列河卫。到永乐末年，明政权在东北地区设立的卫达179个。后来经过不断变化和发展，天顺时，增至184卫(108)，万历时达384卫。(109)

奴儿干都司的各卫的首领均由明王朝授以诰印、冠带和敕书，直接受中央政权的管辖，一切政令不必通过都司。他们按期派出大批人员向中央朝贡，贡品有海青、皂雕、黑狐、白兔、貂鼠等土特产(110)。明王朝也经常派遣官员至奴儿干地区视察，有时还渡过海峡深入到库页岛上慰问“海外苦夷诸民”，“赠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米谷，宴以酒食”(111)。内官亦失哈就是其中一位著名的巡视大员。永乐、宣德年间，他先后七次奉命出巡，每次都带领大批官军，最多的一次达三千人(112)。这些军队隔年轮换，戍守边疆并护送往返的官员和朝贡人员(113)。为便利人员往还、物资运送和传递文报，明政权开辟了以开原为起点的“开原北陆路”和与之相衔接的“海西东水陆城站”两条驿路，直达奴儿干都司附近的“满泾站”。海西东水陆城站沿线共设四十五站(114)。在设置驿站的同时，明政权还在今吉林市附近开设船厂。辽东都司都指挥使刘清先后于永乐十八年（1420）、洪熙元年（1425）、宣德七年（1432）多次领兵于其地造船(115)。亦失哈每次巡视所率领的众多官军就是乘坐这些巨船、装载赏赍物资浮江而下直抵其地（奴儿干都司）的(116)。宣德七年那次巡视，曾使用巨舡五十艘(117)。中央政权派遣的抚慰官员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皆踊跃欢忻，无一人梗化不率者”(118)。为了“柔化斯民”，明政权还调拨大批物资先后于永乐十一年（1413）、宣德七年在奴儿干都司附近的黑龙江东岸秀丽的山端兴建和重修永宁寺，并在寺前用汉、女真、蒙古、西藏四种文字刻石立碑。在碑文的题名中，除明朝和当地的各级官员外，还记录了参加建寺刻碑的工匠的名字，其中绝大多数是汉族劳动人民。他们把中原地区先进的技艺带到了奴儿干地区，大大地促进了边疆的开发。永乐《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记》、宣德《重建永宁寺记》忠实地记录下明王朝关于奴儿干地区的开发史，有力地证明，奴儿干地区和库页岛是明朝的辖区、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乞里迷人、库页岛上的苦夷人，当时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

明英宗正统后，蒙古族的瓦剌和鞑靼部经常袭扰北边，明政权的实力大大削弱，无力对奴儿干地区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巡视，黑龙江和东海一带的女真族同明政权的直接联系逐渐减少，“朝贡不常”，在明中叶以后的记载中，常常被称作“野人女真”。(119)

二、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

明政权在经营黑龙江地区的同时，大力招徕图们江、绥芬河流域等地区的女真人。永乐元年六月，明政权以女真文书写敕谕招抚吾都里、兀良哈、兀狄哈等部(120)，取得了积极效果。同年十一月，“女直野人头目阿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余为千百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121)。经阿哈出的推荐，明政权又授另一名女真头目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卫都指挥使(122)。阿哈出和猛哥帖木儿原为元末松花江中游三个万户府中的胡里改、斡朵怜两个万户府的世袭万户，居住在牡丹江松花江合流处。他们迫于邻部的袭扰(123)和明政权的强制迁徙，于洪武年间相继南徙。猛哥帖木儿率领一部分属下迁移到图们江南今朝鲜境内的会宁一带，阿哈出率领一部分属下迁移到绥芬河流域的今黑龙江省东宁一带。据考证，东宁县境的大城子古城为元初的开元城，（明代称“东开元”，朝鲜称“巨阳”、“开阳”，又称“奉州”、“凤州”）(124)即唐代渤海地方政权率宾府辖的“建州”故地。阿哈出首先归附于明，明政权即于其地设“建州卫”，这就是建州女真一词的来源。居住在建州南方（左侧）的斡朵里部酋长猛哥帖木儿归附于明，初授建州卫都指挥，永乐十四年，又设“建州左卫”以处之。正统七年（1442），猛哥帖木儿之子董山与其叔凡察争卫印，又分设建州右卫，令凡察领右卫事(125)，是为建州三卫。

在女真各部中，建州女真对明朝除朝贡外，还存在特殊的关系。据朝鲜文献记载，朱棣的妃子中，有两位就是来自建州女真的女性。一位是阿哈出的女儿(126)，另一位是猛哥帖木儿的亲属(127)。同皇帝结亲，无疑地促进他们对明王朝的向心力，“宣力效劳，守御边境”，也有助于他们抵御邻部、邻境的侵扰和发展自己的实力。阿哈出曾多次入京朝贡，明赐姓名李诚善(128)。其子释家奴、莽哥不花先后率子弟部属参加过朱棣对蒙古的征伐。释家奴以功被赐姓名李显忠，属下千户咎卜赐姓名为张志义、百户阿剌失赐姓名为李从善、可捏赐姓名为郭以诚(129)。释家奴妻康氏也曾入京贡马及方物，明王朝回赠以大量的“钞币绢布丝袭衣”(130)。释家奴子李满住为继承先志、表示效忠明朝，曾“奏请入朝充侍卫”(131)；又“曾往北京，自请扈从”，以抵御瓦剌也先犯辽东(132)；他还亲自进入深山密林“捕土豹”向明朝进贡(133)；遵照明朝的指令，将抢夺辽东军马的卜哈秃擒拿解京(134)。猛哥帖木儿为了效忠明朝、保护明政权派赴女真地区诏谕叛军杨木答兀的钦差裴俊，为杨木答兀勾结各处野人所杀害。(135)

李满住祖孙三代都受到明王朝的赞许和倚重(136)。永乐六年，忽的河、法胡河、卓儿河、满利河等处女真野人头目哈剌等来朝，明王朝“遂并其地入建州卫”(137)。永乐十五年（1417），释家奴奏报“颜春地面月儿速哥愿率家属归附居建州”(138)，也得到明王朝的批准。甚至当新附于建州卫的塔温部缺粮时，一经奏请，明王朝“即遣人发粟赈之，毋令失所”(139)。在毛怜卫首领把儿逊被邻国杀害后，明王朝更任命释家奴之弟猛哥不花等人为毛怜卫的指挥使千百户(140)。明政权的大力扶持，促进了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内向。明初以来，建州女真屡次迁徙住地。永乐九年（1411），猛哥帖木儿率部自阿木河迁往凤城，与阿哈出共居(141)。永乐二十一年（1423），因鞑靼军马侵掠，经明政府批准，建州卫指挥李满住（阿哈出之孙）率部西迁婆猪江（今浑江）居住；建州左卫指挥猛哥帖木儿则率部南返阿木河故地(142)。由于经常同朝鲜发生冲突，正统三年（1438），建州卫李满住又报请明朝批准，西北迁至浑河上游灶突山一带(143)。随后，正统五年（1440）董山、凡察冲破重重阻力，也西迁至佟家江（婆猪江）一带，(144)再度与李满住部会合。从此，建州女真定居于“水草便利”、“土地沃饶”的苏子河、佟家江流域。因地处辽东都司和朝鲜之间，便于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为此后女真族的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女真族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获取邻人的财富已成为他们的经常行动。在效忠明王朝和同辽东、朝鲜进行贸易的同时，一有机会便进行抢掠。特别是土木堡之役以后，明朝的卫所制遭到破坏，边备力量削弱，蒙古贵族时时南扰，女真族也趁机对辽东地区肆行骚扰。据明代文献记载：“建州等卫女真都督李满住、董山等自正统十四年以来，乘间窃掠边境，辽东为之困蔽。”(145)而明政权对朝贡贸易的限制和辽东边吏的贪暴进一步激化了这一地区的民族矛盾，“海西、建州等夷人结搆（兀良哈）三卫，屡扰边疆”(146)，“自开原以及辽阳，六百余里、数万余家，率被残破”(147)。明政权为了消弭边患，成化三年（1467）七月“桀骜无礼”“逞凶肆詈”的建州左卫都督董山，被捕杀于入贡途中。随后，又联合朝鲜军队杀害了建州卫“解蕃汉语言字义”、“剽悍好乱”的著名领袖李满住(148)。女真族的势力一度被削弱。嘉靖后期，建州右卫都指挥王杲崛起，岁掠东州、惠安、一堵墙诸堡无虚日，深入抚顺、辽阳一带，大肆掳掠，先后俘明边将多人。万历二年（1574），王杲被镇辽总兵李成梁击溃后，走匿哈达部，为哈达首领王台缚献于明(149)。女真部的势力再一次遭到严重打击。

海西作为地域的名称，始见于元代。元政权曾设置“辽东海西提刑按察使”(150)、“海西右丞”(151)、“海西宣慰司”(152)等官职、机构。明朝人则把居住在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统称作海西女真。据考证，海西地区的范围，系指上自伊通河口、下至伊兰的松花江地区(153)。但是，在明代的记载中，有时把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也包括在内。例如，把富锦市南窝金山附近的吉滩卫称作“海西吉滩卫”、桦川县东北鹤立地方的弗思木卫称作“海西弗思木卫”(154)。在《明实录》中这类记载颇多，如“海西奴儿干卫”，海西哈儿蛮、考郎兀、札真、葛林等卫，把这些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女真人也冠以“海西”字样。这是由于海西地区地处辽东都司与奴儿干都司之间，是明政权经营黑龙江地区的基地；而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女真各部也经由海西入贡、贸易。因此，明王朝有时把海西地区的女真卫所和经由海西南来朝贡的女真卫所统称为海西卫或海西女真。(155)

在海西女真各部中最先设置卫所的是忽剌温等处女真。在清人记载中，忽剌温写作“扈伦”(156)、“呼伦”(157)、或“胡笼”(158)。忽剌温即今哈尔滨市以北呼兰河一带。永乐元年十二月，“忽剌温等处女真野人头目西阳哈、锁失哈等来朝，贡马百三十匹”。明朝遂于其地“置兀者卫，以西阳哈为指挥使、锁失哈为指挥同知、吉里纳等六人为指挥佥事，余为卫镇抚、千百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159)。永乐二年，分设“兀者左卫”(160)、“兀者右卫”和“兀者后卫”(161)。与此同时，又在呼兰河东方的汤旺河一带居住的较小的部落中分设千户、百户所，隶属于兀者卫。如永乐二年四月，“托温江野人头目甫鲁胡等来朝，授以兀者百户等官”(162)。同年十月，“兀者托温野人头目唤第等来朝，授兀者托温千户所，以唤第等为千百户等官”(163)。“兀者”是满语weji的对音，意为“密林”，大约以其地多丛林，故以“兀者”为其卫所名称。兀者卫是海西女真卫所中最大的一个，以呼兰河为中心，东达汤旺河流域。由于呼兰河流域的女真人最早归服于明，设置卫所，并成为明政权进一步经营黑龙江的前进基地，因此，如同“海西”一样，在明代的记载中，有时又把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称作忽剌温。(164)

此外，明初在海西地区设置的若干卫所，如永乐四年九月在蜚克图河流域设立的肥河卫、永乐六年正月在倭肯河流域设立的呕罕河卫等，也是当时比较著名的。由于他们“倚山作寨”，在明人的记载中，又往往称他们为“山夷”、“山场女直”。(165)

在建州女真南迁后，由于受到野人女真的骚扰，海西女真各部也先后南迁，其中的忽剌温的一部分，迁徙到松花江上游和开原东北边外，有的还同东来的蒙古族人相融合，明代中叶以后，逐渐形成乌拉、哈达、叶赫、辉发四部，在清人的记载中，称之为“扈伦四部”。他们定期向明王朝朝贡，接受封敕，并按照指定地点通过开原马市同内地进行贸易。哈达的贡市在广顺关，地处于南面，故明朝人又称哈达为“南关”；叶赫的贡市在镇北关，地处北面，故称“北关”。南关和北关处于蒙古朵颜三卫和建州女真之间，成为明王朝抵御蒙古、牵制建州的重要屏蔽。

三、贡市和边关

明初强大的武力曾使东北地区的原元王朝的遗兵和女真各部慑服；而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对他们更具有持久的吸引力。明政权对前来献贡的女真各部等酋长，分别授以指挥使、指挥同知、镇抚等职，给以“诰”（又称“敕”、“贡敕”，即任命凭证）、“印”（即“官印”，为权力的象征）、“冠带”（即制服，按照不同官阶，授以不同式样和颜色的帽子、袍子和腰带）。他们凭借官印，即可代表皇帝管辖所属人民，发号施令；持有敕书，即可入京朝贡和到辽东指定地点进行互市贸易。朝贡、互市均受到明政权的严格控制。

朝贡，是隶属关系的体现。按照明政权的规定：海西、建州女真每年一次于十月初至十二月终入边；迟期者，需边官上报朝廷并获批准才许验放入关。入贡有“贡道”（即指定路线），海西女真由辽东开原、建州女真由抚顺入关(166)，不得改变进入路线。成化十四年（1478），海西兀者前卫都指挥散赤哈率所部十余辈由抚顺入关，“守将以非故道，却之”(167)。入贡人数有定员。初，建州等卫每卫岁许一百人，后限额为海西每贡一千人、建州五百人。贡使到京后，宿于会同馆，由礼部主客司官员接待，朝见和进献贡品（如马、貂鼠皮、猞猁狲皮、海青、兔鹘、黄鹰、阿胶、殊角等）(168)。明政权按照进贡人员的不同官职给以“年例”（女真人自称“领赏”，如丝织衣料、衣服、钱钞等物）。在朝贡领赏之后，对其所带的土特产，在明朝官员的监督下，许于会同馆开市三日(169)。但严禁收买“史书及玄黄紫皂大花西番莲段匹并一应违禁器物”(170)。有明一代，女真贡使在京的“互市”，始终受到严格的限制。

另外，在辽东地区设有马市，“初，外夷以马鬻于边，命有司善价易之”。至永乐四年三月，由于来者众，明政权遂在开原、广宁设置马市(171)。据《辽东志》载：“一于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直，一于开原城东、一于广宁，以待朵颜三卫。各去城四十里。”(172)明初，建州与海西的贡道同在开原。天顺八年（1464）四月，始令建州女真贡道改由抚顺关（在抚顺所东三十里）入(173)；同年七月，更设抚顺马市，作为建州女真的互市地点(174)。万历四年，应建州首领王兀堂等人的请求，明政权又于清河、宽甸、叆阳立市。(175)

明王朝设立马市，主要是为了保持边境地区的安定，“以不战为上兵，羁縻为奇计”(176)，即通过贸易，允许周边少数民族“以马易盐米”，使“彼得食用之物”，实行经济笼络，减少民族矛盾；同时，“我得攻战之具”(177)，又可获得战备马匹资源，实现“有无相济，各安生理”(178)的政治经济双重目的。因此，辽东马市是明政权控制朵颜三卫和女真各部等少数族的一种经济手段。

明政权于开原城设专门机构“提督马市公署”，置马市官一员，“夷人入贡互市，责其抚待关防”。入贡“专辨验”，交易“主抽分”。下设马市通市若干人，以通晓“夷语”的千百户充任(179)。女真各部前来互市，同入贡一样，均须持有敕书，至指定关口，经该管官员“盘验明白，方许放进”。若敕内“有洗改、诈伪字样，即便省谕阻回”(180)。马市周围又设有“市圈”(181)，无货人禁止入内。市有定期，开原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一次，广宁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一次、十六日至二十日一次。(182)

马市有官市、民市之分。初期以官市为主。货物价格，由明政权规定。例如，永乐三年（1405）所定马价为：上上马每匹绢八匹、布十二匹，上马绢四匹、布六匹，中马绢三匹、布五匹，下马绢二匹、布四匹。永乐十五年又重定马价：上上马每匹米五石、布绢各五匹，中马米三石、布绢各三匹，下马米二石、布绢各二匹(183)。入市马匹有定额，每年开原额验一千，抚顺额验五百，共一千五百匹(184)。这些马匹，由辽东缺马官军照例收买。在“官买之余，听诸人为市”(185)。除马匹以外，女真各部还以其土特产貂皮和其他各种兽皮、人参、松榛等在马市上同汉族人民交换布绢、锅、铧等生产和生活用品。但对于铁器的交易，明政权则进行限制。“旧例，许五十人共买一锅”，后又规定，“或二年三年许买铧一次”(186)。入市货物均交纳一定的商税，即“马市抽分”。例如，骟马一匹抽税银六钱、儿马五钱、缎一匹银一钱、貂皮一张银二分、锅一口银一分。这些市税，被明政权用作抚赏前来朝贡互市、沿边报事、住牧换盐米讨酒食的女真族人的经费(187)。同内地的交易，促进了女真族社会经济的进步。由于物质上的吸引，更多的女真族人前来马市进行贸易，并“以市为命”；而明政权则不需国家开支，“无他赏，赏即以市税。无他市本，听商民与之交易”。因此，这种“有利于民，不费于官”的民市，在明中叶以后得到迅速发展(188)。从弘治元年（1488）纂成的《辽东志》和嘉靖四十四年（1565）刊行的《全辽志》二书所载马市抽分可以看出，上市的货物品类由十六种增至三十二种。按察副使李贡对当时马市贸易的繁荣景象有着生动的记录：“累累椎髻捆载多，拗辘车声急如传，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晾昫。朝廷待夷旧有规，近城廿里开官廛。夷货既入华货随，译使相通作行。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欢忭。”(189)

据明代《辽东残档》的记录，万历初期，马市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无论市期、来市人员名额和交易量都突破了旧的规定，特别是铁制农具的交换，更加明显。例如，万历十二年×月十八日，叶赫人在开原马市上就易换铧子一千零三件。三天之后，二十一日，又易换铧子三百五十三件(190)。大量铁制农具的交换，是明中叶后辽东马市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明政权一向严格限制铁器输往边境地区，因而也往往成为周边少数民族入掠的借口。成化十三年，海西、建州等部袭扰叆阳时就曾声称：明朝“禁制我市买，使男无铧铲，女无针剪，因是入寇”(191)。当他们买到铁器后，往往将“所易锅铧，出关后尽毁碎融液”(192)，铸造箭镞。朝鲜史书记载，女真人使用的箭镞是“贸大明铁自造”(193)。可见，女真人贸易买锅铧，除作为生产、生活用品外，还为了改进军事装备。万历时期辽东马市上大量锅铧的交换，促进了女真族社会经济以及军事力量的增长。

敕书是入边进行贸易的必备的证明文件，因此，拥有敕书的各部的酋长，事实上垄断了该部同内地的贸易权，成为最大的获利者。而拥有敕书的多寡常常成为他们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实力的一种标志。对马市贸易中物质利益的觊觎，引起了各种激烈的斗争。为取得同内地的贸易权，女真各部酋长之间，“日以争敕构兵”(194)；辽东边将、势家对来市的女真人的货物则“纵令头目仆从减价贱市，十偿三四”，使女真人“怀怨殊深，往往犯边”(195)。但是，由于“互市相通”，“其服用皆中国（内地）是赖”，所以，“虽有寇掠，原无聚众反叛谋”，只是由于“边臣往往诱杀熟虏以为功，所以结怨虏人，致启大衅”(196)。逐渐激化了已进入奴隶制社会从而本来就富于掠夺性的女真各部大大小小酋长（奴隶主）们对辽东地区的袭扰。而明王朝国力的逐渐衰弱、边备废弛，更给这些奴隶主们的袭扰以可乘之机。

为了控制前来朝贡贸易的女真各部等少数族，并对其借口复仇而入边袭扰的活动加以抵御以及防范他们与内地的其他冲突，明政权不断修筑边关墩堡。

明初，辽东都司的辖境，北达东西辽河会合处以北的金山地区。据《辽东志》载：“宣德年间，本镇初无边墙，唯严瞭望、远烽堠”而已(197)。后来随着蒙古、女真诸部来朝者的增加，及与之相伴而来的各种冲突事件的不断发生，明政权下令加强入境盘验(198)，并于“正统二年（1437），始立边墙”(199)。其后，凡察、董山争印事起，李满住操纵其间，而瓦剌也先方兴，阴结女真，诱胁朝鲜(200)，辽东地区形势日益紧张。在巡抚王翱、都指挥佥事毕恭的领导主持下，于正统六七年间“开设迤西边堡墙壕，增置烽堠”(201)。西起山海关，东至开原，利用辽河天险，随河之弯曲，筑垒设墩，延长八百余里，而把辽河套的大片土地置诸边外(202)。成化初年，明政权杀害建州首领董山和讨平李满住之后，为防御女真的报复，成化四年（1468），副总兵韩斌又在开原南迄抚顺、东州、马根单、清河、鹻场、叆阳诸堡筑垒，逐渐形成了西自山海关，东抵鸭绿江北的镇江，延袤二千三百余里(203)，略呈M形的边墙。这样，中间以辽河为界，把辽东地区划作河东、河西两部分，而三汊河口附近的东昌堡成为东西边墙的联结点。

毕恭所筑边墙，最初是“践山因河，编木为垣。久之乃易以版筑”(204)。实际上，除版筑土墙为主外，个别地段还间以石墙、木柞墙和依山为墙。而韩斌所筑开原以南的边墙，则多劈山为墙，间以木作墙和土墙。土墙一般高一丈二尺。(205)

在长达二千余里的边墙上，开设有若干关口，作为周边少数族朝贡入市的通道，其著者有：白土厂关（广宁城北七十里）、新安关（开原城西六十里）、镇北关（开原城东北七十里）、广顺关（开原城东六十里）和抚顺关（抚顺城东三十里）等(206)。沿边以内，不断修筑城堡，据《全辽志》载，嘉靖年间，共有边堡九十座。在边堡之间，复设墩台，“量地缓冲，缓者五里一台，冲者二三里一台”(207)，共设边台1137座(208)。每台派驻瞭守官军五名，每堡派驻官军三五百名不等。在全辽约计十万名官军中，驻守边台边堡的达三分之一以上。这些边墙、城堡和守军，对抑制蒙古、女真各部的袭扰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沿河一带，由于“土脉咸卤”，所筑土墙每年都需征夫四五万名进行修补，动费巨万，而“秋修春颓”(209)。随着年久失修，沿边墩台，亦大半坍塌。(210)当时更兼吏治败坏，边将克扣粮饷，军士逃亡，“尺籍虽存，乃按而数之，不足十之六七”(211)。而现存军队为了维持生计又“皇皇焉日谋朝夕之不暇”(212)，士气低落。因此，前来掳掠的少数族人甚至竟然告诫瞭守的台军：“尔勿举烽，举则杀尔；举早亦杀尔。”台军无以自恃而畏见杀，往往待敌人抢毕退走后，才举烽报警(213)，完全失去了防守的作用。仅建州女真在嘉靖末年就曾三次进袭洒马吉、险山、叆阳等堡，“地方人畜被其抢掠者，难以悉数”(214)。为了防御、控扼日益强大的建州女真，在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建议下，明政权于万历初期，又将险山等六堡移建于边外的宽奠等地，驻兵防守，并设关开市，“许宽佃等处东夷易换米布猪盐，即以市税充抚赏”(215)。明代的边墙城堡并未隔断女真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之间的往来。通过抚顺、清河、宽佃、叆阳的互市，联系愈益密切，促进了建州女真的社会经济进展，为后来满族统一东北地区打下一定的基础。

四、明代女真族的社会经济形态

1. 社会生产

明代散居白山黑水流域的女真族，由于所处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和一部分南迁后所受先进文化影响程度的不同，各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仍存在着很大差别。据明朝人记载：建州、毛怜等卫“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216)。海西等部“俗尚耕稼，妇女以金珠为饰，倚山作寨”(217)。北山野人则“不事耕稼，惟以捕猎为生”(218)。但是东北地区漫山遍野的原始森林和蜿蜒各地的江河支流，又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取之不竭的自然资源，因此，“诸夷皆善驰猎”(219)，狩猎和采集始终在女真各部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人参、蜂蜜、松子、木耳、蘑菇之类是女真人采集的主要品种，也是他们同内地人民贸易的重要交换物，蜂蜜有时甚至被储作糗粮。采集多在秋季进行，较早者在初秋即已开始，例如，有的于“七月十八日入山采人参”(220)，八九月间进入高潮。因此，每当“秋成参实时”，他们“贪于采取，空落而出”(221)。这些“倾落采参”的人，“非聚一处”，而是分散地进行生产(222)。由于远离住所，他们往往三五人一道在“林薮间结幕采参”(223)。在同朝鲜毗邻的地区，他们所携带的也“只有粮物，无有兵器”(224)。正统三年五月，女真族妇女三人入山采桦迷路，其中二人，一年多以后才被狩猎者救还(225)。桦皮，是女真人制作桦皮桶、桦皮船以至屋顶等的重要材料。妇女入山采桦，说明她们仍然是采集生产的参加者。

捕鱼、狩猎也仍是女真人的重要生产活动。“采参田猎”往往并称。猎貂是女真族自古以来世代相传的狩猎项目。居住在乌苏里江下游的可木部就长于捕貂，并“以貂鼠为贡”(226)。长白山地区的女真族更以猎貂著称，建州“东多茂松，貂巢其上，张弓焚巢，则貂坠于罗”(227)。哨鹿、捕熊、捕土豹，以及张罗捕獐、入江采珠等都是狩猎、渔猎的重要内容。居住在黑龙江下游的乞列迷部依然以“捕鱼为食”，并猎取“海青、皂雕、白兔、黑兔、黑狐、貂鼠”(228)。渔猎、狩猎在各地区的社会经济中占有不同的地位：有的“自三月至于五月，又自七月至于十月”(229)，进行全年生产，显然还是作为主要生产部门；有的则在秋收之后(230)或“因雨失农”时进行，例如永乐三年（1405）九月，“吉州叠入殷实管下千户者安等十四户男女并一百余人，节晚失农，每户一二人欲往旧居处捕鱼资生”(231)，显然已经是作为农业的补充而进行的生产了。

狩猎不同于采集，在生产中需要群策群力，特别是捕捉猛兽，需要集中众多的猎手，因此，女真人的狩猎一般多为集体活动，“群聚以猎”(232)，但规模不等，有的“人数多不过三十，少亦不下十余”，一般“率以二十余人为群”(233)；有的则多达“六十余人，或骑或步”，而且“持牛二十头，载网出猎，遮列坪路”(234)。他们外出渔猎时，也搭盖帐篷，“皆于郁密处结幕，每一幕三四人共处，昼则渔猎，夜则困睡”。为了驱除野兽的袭击，夜间“积柴燃火”(235)，“燔柴就寝”(236)。点燃篝火这种共同的习俗，却往往为来袭的敌人提供目标。为了搜寻、捕获野兽和防止敌人袭击，他们进行渔猎时，多携带猎犬作为自己的助手(237)。在狩猎中，酋长，有时包括大酋长也同部属一起共同劳动，例如有名的建州卫首领李满住就曾“入深处捕土豹”。(238)

狩猎不同于游牧，明代的女真族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他们的采猎生产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活动范围，各自占有固定的地盘，“胡人之风，分山而守之，利其山产焉。若弃旧守之山，则无可依居处”(239)。有的还是通过明王朝的批准而占有的，例如，毛怜卫的王山赤下的所居之地，就是在他朝京时，“蒙有旨赐与地方，许令田猎”的(240)。这些旧守的山林中的自然资源是不许他人染指的，有的主人就曾警告邻人，“毋横行于我畋猎之地。我若见之，则当拘执不送”(241)。但是在一些共同活动的边界地带，他们则彼此友好相处，例如，在鸭绿江两岸，女真族人民同朝鲜人民“互相越江渔猎”，“夏月则结幕，挈妻子往来江边，人皆熟知之，至呼为某也某也”，而这种相互“杂处渔猎，其来久矣”(242)。中朝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传统的友谊。

采猎经济不但为女真族人提供天然形态的生活资料，成为他们物质生活的重要来源，而且使他们可以将之使用于对外交换。原来对他们只具有使用价值的天然产品转化为商品，在辽东马市和其他市场上，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到大量手工业制品。这种交易，除了与明朝的辽东地区交换外，还与相邻的朝鲜相交换。貂皮一向是同朝鲜进行贸易的重要物资。朝鲜社会“所尚在貂”，“中外贵贱争尚丰侈”(243)。上自国君、朝臣，下至富家巨室，其“衣裘衾席之属，亦皆以此为之”，甚至“乡闾小会，妇女无貂衣者，耻不肯赴”(244)。貂皮成为朝鲜市场上的高档紧俏商品。虽然朝鲜政府一再申令禁止朝人以牛马铁器交换貂皮，但利之所在，不但一般商人“潜与野人贸卖”(245)，边境居人“与彼人潜相买卖”(246)，甚至朝鲜边将也参加“贸易貂鼠皮”的行列(247)。而女真人“以铁物为贵”，“非牛马农器，则不与之易”(248)。朝鲜人为了获取貂皮，他们“有以二锄易鼠皮二张者”(249)，有的则“以箭镞四个贸鼠皮一领”(250)，甚至有的“深入虏地往来交易”(251)，“将牛马铁物市于深远兀狄哈”(252)。因此，大量“铁物多入于彼地”(253)，包括女真腹里地区的“兀狄哈家，多有我国（朝鲜）农器”。(254)

依靠山林中的自然资源，凭借传统的采猎生产，通过交换，获得新的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逐渐改变了女真族的社会经济面貌。西迁至佟家江地区的建州女真的一部分人，虽仍保持“好田猎”的习惯，但已经以“田业以资其生”(255)，以农业为主了。正统三年（1437），朝鲜人至兀剌山北隅的吾弥府一带，“见水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有十八家人户居住于河畔；在兀剌山南麓，亦“见人家二户，有男妇十六，或耕或耘，放养牛马”(256)。有的家族甚至已经有余粮出售。1578年5月，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叫场）就曾在抚顺市场上以麻布粮食易换汉族商人的猪牛。(257)

但是，对女真族的农业发展水平不宜作过高估计。迄今尚未发现女真人利用河水进行灌溉或修筑简单河堤的记载，因此可以判断，他们所播种的庄稼，是无法抵抗旱涝灾害的，他们的农业生产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造成农业不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各部落之间以至同邻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例如朝鲜为了对付女真族一些部落的抢掠、骚扰，曾采用“当耕种时往征，以害汝农，又于秋敛往征，以害汝穑”(258)的策略，严重地影响了女真族农业的发展。由于屡被邻国“军马抢杀，不得安稳”，以李满住为首的建州部不得不放弃佟家江“两岸大野率皆耕垦”的农田，西迁至灶突山东南的浑河上游(259)。但是，“满住自移浑河之后，犹畏见讨，窜居山谷。其地多虎豹，屡害牛马，不能安业，粮饷匮乏。其管下人或持土物往来开原买卖觅粮，或往辽东取保寄住、或买粮米盐酱，如此者络绎不绝”(260)。可见，由于战争的影响，使建州卫的农业发展也遭到严重的阻碍，仍需依靠采猎获得的土产作为换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此后，虽然恢复了农业生产，但因“常恐加兵，每春秋登山而避”(261)。而女真族内各部之间更长期处于“世相仇杀，此来彼往，殆无宁岁”(262)的局面。如建州部的凡察对嫌真、巨节、南讷等部也曾有意识地选择春播秋收时节进行攻伐，这也阻碍了女真族农业的正常进行和发展。

另外，对当时农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铁器，也因数量的有限，其作用相对缩小。明政权和朝鲜对铁器的贸易均实行严格的限制政策。明政权对铁器的限制，一度使女真人“男无铧铲，女无针剪”。在获得有限的铁器后，女真人又“尽毁碎融液”(263)，改造成兵器。有的地方，如绥芬河流域的造山部，为了备战，“箭镞甲胄，日夜打造”(264)。本来数量就有限的铁器，被大量地用于制造兵器，这对农业的发展显然也是不利的。

把锅、铧等铸铁器，打造成箭镞、甲胄，说明女真人已掌握了一定的冶铁技术。在15世纪中叶，从事这种手工业的“冶工”，在建州部中已“多有之”(265)。在一个只有六户人家的村落中，就居住有冶匠、弓人(266)。绥芬河流域的女真人，在15世纪末叶就已知“设风炉”以提高炉温，并且“造箭镞，皆淬之”(267)，掌握了淬火技术。铁器的输入和冶铁技术的掌握，逐渐改变了女真族“箭镞昔皆用骨”及“屈木为镫、削鹿角为镞”的原始状态(268)。本来就以长于渔猎、射箭著称的民族，而今装备以铁镞，极大地提高了猎获率和战斗力。这对防止外来的袭击、保护本族的农业生产起了重大作用，同时，对邻人及其财富也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2. 社会形态

明代女真族各部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颇不一致。同建州、海西相比，黑龙江下游一带女真人的社会发展水平要低得多。如“不识五谷六畜”、以“捕鱼为食”的乞烈迷部，“男耳垂珠、项铁圈，以有无知贫富”，显然在他们之中已出现了私有财产。在婚姻制度方面，“若娶其姊，则姊以下皆随为妾”、“父子不亲，夫妇无别”，这又表明他们的婚姻中明显地带有对偶婚制的迹象。这部分女真人，大约仍处于原始氏族的社会形态。而松花江、长白山等地的海西、建州女真的氏族制度则早已解体，进入奴隶制社会。

如公元1440年建州左卫西迁后，留居图们江中下游会宁、钟城、稳城、庆源地区的女真人，据1455年朝鲜边将的调查，共约八百余户、壮丁二千余人，他们分住在五十多个村落中。除三个村落外，其余绝大多数村落已非由同一姓氏的人所组成。例如住在会宁镇西二十里吾弄草的四十余户，就有李、童、浪以及朴、文等姓人；会宁镇西五十里上甫乙下的七户人家，则是由兀良哈部的浪、愁两姓和斡朵里部的童姓所组成。他们不但不同姓，而且是不同的部。而斡朵里部内最占支配地位的凡察所属童姓一族，则又分居于五个不同的村落，父子兄弟分别与他姓、他族杂居。可见此时建州女真社会内部，已由亲属性质的联系让位于地区性质的联系，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织已过渡到按地区而划分的村落。(269)

构成女真村落的最小单位是户，即家庭。这些家庭早已从“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所组成的家庭公社分解为父子、兄弟异居各有其独立经济的个体家庭。例如，1485年李满住的后裔沙乙豆向朝鲜请求鞍马时转述其父李达罕的一段话云：“前者（长）子包罗大、（次子）李多乙之介受大国鞍马而来，不胜感戴。然皆别居，无益于我。汝（指沙乙豆）则同居一家，幸蒙上恩，又受鞍马而来，则我得而资之矣。”(270)年长的儿子们同父母分居另组家庭，而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财产。在他们的财产中，除牲畜、家舍等外，奴隶已经成为他们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州及海西女真社会中，早在明初已经存在着大量奴隶。在公元1423—1433年十年间，逃往朝鲜的女真人的男女奴仆就达580人，其中朝鲜人14名、汉人566名。到1437年，逃至朝鲜被遣送回辽东的女真族的汉人奴婢已达千余人(271)。这些奴婢主要来自抢掳，据《朝鲜实录》记载：“野人（指女真）剽掠上国（指明王朝）边氓，做奴使唤，乃其俗也。”(272)建州左卫首领猛哥帖木儿就曾掳掠汉人徐士英为奴(273)。1468年，毛怜卫勾结尼麻察部大举入犯辽东，“掳人畜并一千余”，其中“男女五百余人”(274)。建州卫的柳尚冬哈更声称：他们曾出兵二百人，就“人各掳七八人以来”(275)。朝鲜特进官韩允亨于正德五、六年（1510—1511）间赴京，“途闻辽东人物连年被掳，多至千余人”(276)。这些数字未必信实，但反映出女真社会的奴隶很大一部分是掳掠所得的汉人。

由于朝鲜同明政权存在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和友好往来，他们总是把逃至自己境内、被女真掳掠为奴的汉人遣还辽东，“由是野人积忿”，常常前往攻掠朝鲜边境(277)。女真人也公开声称：“我等奴婢，汝节制使解送京师，使我等不得存接”，因此“剽掠江边农民，可以赏（偿）吾所亡”(278)。凡察就多次对朝鲜边将说：“我的使唤人口逃往汝国，尽行解送。我亦捉获汝国边民使唤。”(279)1432年冬，忽剌温女真至闾延、江界等处，“掠男妇六十四名”(280)；1461年9月，建州女真至义州江边“掳掠大小男妇共一百三十八名口”(281)；同年冬，“蒲州人等与火剌温连兵，所掳头匹不可胜计，人口掳来者亦多，人各执二三名以去”(282)。

在被掳为奴的人中，除“农民”(283)、“军丁”(284)、“行路之人”(285)外，朝鲜满浦镇抚孝根(286)、辽东开原三万卫的百户宋全(287)、指挥佥事苦失帖木(288)、辽东副总兵孙文毅之子孙三(289)，甚至明朝皇帝派赴女真地区“打海青去的指挥”也被“拿做奴婢使唤”(290)。其中还有一些“读书乡学”(291)、“稍解文字”和“粗知医术”的汉人。(292)

此外，在女真族内部也互掳为奴。所传“野人之俗，不相为奴”(293)的说法，大约是指同姓、同部而言。因为吾都里（斡朵里）部的阿乙加茂曾说：邻部亏知介诸姓，“待我类如蚊虻，见之则捉去为奴婢”(294)。1435年，嫌真兀狄哈曾掠斡朵里部，“掳壮男女八十六、弱男女六十三”(295)。而斡朵里兀良哈部也曾“掳掠兀狄哈人物，或作妾，或作奴婢”(296)。不过女真人掳掠的主要对象还是汉人和朝鲜人。

女真奴婢的另一个来源是通过交换、以牛马等物购买他人的掳获物。居住在图们江左岸愁州的柳尚冬哈就曾以牛马交换另一女真人掳获的汉族妇三之、莫只为奴(297)。汉人“柳贵、黄原曾为三卫挞子所掳，转卖兀狄哈”(298)；朝鲜人权爱山“被掳于毛怜卫野人，转卖建州卫挞子”(299)。一个被掳多年已忘记汉语的女真人奴仆多士哈，“年十一二岁时被掳于东良北兀良哈罗吾宽，为奴三年。罗吾宽转卖于甫青浦兀良哈余禾”(300)。居住在建州左右两卫之间、自称“岐州卫”的奴隶主们，更以掳卖人畜为生，他们“不事农业，以作贼为事。所掳人马，转卖深处，以为生利”(301)。他们以“人俘为奇货，转相买卖，辄得厚利”(302)。在买卖奴婢时，女真人已使用契纸，他们曾多次“持券来示（朝鲜）边将曰：‘某本我所买奴也’……又闻野人持券奏于（明朝皇）帝，请还赐与，帝亦可之”。(303)奴婢的价格颇不一致。归顺朝鲜的一些女真人，应朝鲜政府的要求，以牛马等物赎买被掳为奴的汉人和朝鲜人，“一人刷还之价，牛马不下十余头，或至十五”(304)；有的“一人之价，牛马则二十余头”(305)；为了缓和同女真人的矛盾、减少边衅，有时朝鲜政府为逃来的奴婢付给其主人以身价，“人各计正布二十匹、绵布四匹、盐三石”(306)，或“绵布三十匹”(307)。这种奴婢买卖不但在女真内部和朝鲜之间进行，而且有的女真人的奴婢还买自蒙古族。土木之役中被俘于蒙古族的汉人汪仲武就被“转卖为豆里（李满住之子）家奴”。(308)

另外，还有一些汉人、朝鲜人由于不堪各自政府的沉重赋役负担，自动逃至女真地区而被转化为奴仆。

这些奴仆，除被用于家内杂役“为奴使唤”(309)、“作婢听使”、“作媳听使”(310)外，还用于“砍木负米”(311)、“入山采人参”(312)等项劳动，也被“驱使耕作”(313)使用于农业生产。凡察在向朝鲜讨还逃奴时就曾强调说：“如今农忙时月，被夺转解，深以为闷。”(314)另一个奴隶主柳尚冬哈也说：“我以牛马购奴婢，若不及还，亲操耒耜必矣。”(315)

这些主要掳自汉族、朝鲜而被转化为奴的人，无疑地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推进了女真族的社会发展。但他们却被主人无情役使，“有小过失，侵责无已”(316)，不但被当做牲畜任意买卖，而且可以任意杀害。一个掳自朝鲜的奴仆，因艰苦劳动“手足皆流血”，而稍有悲泣，主人“则将杀之”(317)；当主人同敌人遭遇，“或值势穷，则射杀之”(318)；李满住之子李古纳哈曾酒后兴奋，随意使用铁器打死男奴柳亚亏。(319)

残酷的剥削压迫，激起了奴隶们的反抗。反抗的主要方式是逃亡。而当地的原始森林和草莽弥野的自然环境，为奴隶们的逃亡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有的奴隶就是趁主人忙于出战准备，利用夜幕为掩护，“潜逃登山出来”，躲入密林中，逃脱了原主人的追捕(320)。有的利用茂密森林的有利条件，在“入山采人参”时逃走了(321)；有的在主人外出围猎，令其“看守家小”时逃走了(322)；有的在主人外出抢掠，“留屯辎下看直”时逃走了(323)；有的在“农忙时月”田间农作时逃走了(324)。有的夫妻同逃(325)；有的率领妻子儿女全家逃走(326)。他们在逃亡时，有的趁男主人外出之机，杀了主人的妻子(327)、有的同主人进行过激烈的武装格斗(328)。李满住的儿子李豆里及其子胡赤就是在追捕逃亡家奴的过程中，被家奴用斧子击杀的。(329)

女真地区的茂密森林既是奴隶逃亡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是散处林莽的女真各部难以统一的客观因素。大大小小的奴隶主们四散占据各自的一块山林后，既可“利其山产”，采集狩猎，衣食其中，具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又可“恃山林之险阻，藉弓矢以凭陵”(330)，各自“称王争长”。为了掳夺邻人的财富，他们互相攻杀，甚至家族内部“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331)。但是，在农业经济获得比较稳定的发展、提供较多的余粮作为军饷之前，对四散占据山林险处的邻部，奴隶主们均无力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兼并战争，无力改变分散割据的状态。直到16世纪末，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的后裔努尔哈赤崛起，才逐渐结束了这种纷争局面，把女真族的历史又推向一个更新的阶段。

(1)　满语weji，意为“密林”。

(2)　《大戴礼记》卷11《少间》。

(3)　《竹书纪年》卷上。

(4)　《国语·鲁语下》。

(5)　《史记》卷4《周本纪》。

(6)　《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

(7)　《左传·昭公九年》。

(8)　《汉官仪》卷上；《后汉书·舆服下》。

(9)　《通志》卷194。

(10)　《北史》卷94《勿吉传》。

(11)　《北史》卷94《勿吉传》。

(12)　《北史》卷94《勿吉传》。

(13)　《隋书》卷81《靺鞨传》。

(14)　《旧唐书》卷199下《北狄传》。

(15)　《隋书》卷81《靺鞨传》。

(16)　《新唐书》卷219。

(17)　《旧唐书》卷199下《北狄传》。

(18)　《新唐书》卷219。

(19)　《渤海国志长编》卷3《世纪》。

(20)　《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

(21)　《新唐书》卷219。

(22)　《辽东志》卷1《地理》。

(23)　《册府元龟》卷991《外臣部·备御》。

(24)　《旧唐书》卷124《李正已传》。

(25)　朱国忱：《渤海上京龙泉府发现铜印》，《文物》1963年3期。

(26)　《渤海国志长编》卷16《族俗考》。

(27)　《渤海“贞惠公主墓碑”的研究》，《考古学报》1956年2期。

(28)　《三朝北盟会编》卷3。

(29)　《三朝北盟会编》卷3。

(30)　《金史》卷1。

(31)　《三朝北盟会编》卷18引《神麓记》。

(32)　《金史》卷1。

(33)　《金史》卷1。

(34)　《金史》卷67《留可传》。

(35)　《金史》卷2《太祖本纪》。

(36)　《金史》卷44《兵志》。

(37)　《松漠纪闻》。

(38)　《三朝北盟会编》卷3。

(39)　《金史》卷2《太祖本纪》。

(40)　《金史》卷46《食货志一》。

(41)　《金史》卷46《食货志一》。

(42)　王寂：《拙轩集》卷6《先君行状》。

(43)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六引《赵子崧家传》。

(44)　《呻吟语》引《燕人麈》。

(45)　《呻吟语》引《己卯丛编》。

(46)　《金史》卷133《移刺窝斡传》。

(47)　《金史》卷46《食货志一·通检推排》。

(48)　《金史》卷46《食货志一·户口》：大定二十年，上京路女直人户，为了“规避物力，自卖其奴婢，致耕田者少”。

(49)　《金史》卷46《食货志一·户口》。

(50)　《金史》卷2《太祖本纪》。

(51)　《金史》卷3《太宗本纪》。

(52)　《金史》卷4《熙宗本纪》。

(53)　《金史》卷46《食货志一·户口》。

(54)　《大金国志》卷8《太宗纪》。

(55)　《大金国志》卷36《屯田》。

(56)　《金史》卷47《食货志二·田制》。

(57)　《金史》卷90《张九思传》。

(58)　《金史》卷92《曹生之传》。

(59)　《金史》卷44《兵志》。

(60)　《金史》卷7《世宗本纪上》。

(61)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流域历史的新见证》，《光明日报》1977年2月9日。

(62)　《金史》卷50《食货志五·常平仓》。

(63)　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省阿城县小岭地区金代冶铁遗址》，《考古》1965年3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从出土文物看黑龙江地区的金代社会》，《文物》1977年4期。

(64)　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省阿城县小岭地区金代冶铁遗址》，《考古》1965年3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从出土文物看黑龙江地区的金代社会》，《文物》1977年4期。

(65)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从出土文物看黑龙江地区的金代社会》，《文物》1977年4期。

(66)　阿骨打令完颜希尹所制文字，后称女真大字；金熙宗时又制新字，后称女真小字。

(67)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从出土文物看黑龙江地区的金代社会》，《文物》1977年4期。

(68)　《金史》卷133《移剌窝斡传》。

(69)　《金史》卷8《世宗本纪下》。

(70)　《金史》卷102《仆散安贞传》。

(71)　《从出土文物看黑龙江地区的金代社会》，《文物》1977年4期。

(72)　《观堂集林》15《金界壕考》；黑龙江省博物馆：《金东北路界壕边堡调查》，《考古》1961年5期。

(73)　《元史》卷59《地理志二》。

(74)　《元史》卷59《地理志二》。

(75)　《元史》卷59《地理志二》。

(76)　《满洲金石志》卷5。

(77)　《辽东志》卷9。

(78)　《跋出土元代管水达达民户达鲁花赤之印》，《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2期。

(79)　《元史》卷133《塔出传》。

(80)　《元史》卷169《刘哈刺八都鲁传》。

(81)　《元史》卷100《兵志三》。

(82)　《元史》卷100《兵志三》。

(83)　《元典章》卷49《刑部》。

(84)　《元典章新集·刑部》。

(85)　杨瑀：《山居新语》。

(86)　《元史》卷197《孝友传》。

(87)　《元史》卷59《地理志二》。

(88)　《元史》卷10《世祖本纪七》。

(89)　《元史》卷13《世祖本纪十》。

(90)　《元史》卷25《仁宗本纪二》。

(91)　《元史》卷41《顺帝本纪四》。

(92)　《元史》卷41《顺帝本纪四》。

(93)　《明史》卷129《冯胜传》。

(94)　《辽东志》卷5《徐玉传》。

(95)　《明太祖实录》卷189。

(96)　《重建永宁寺记》。

(97)　《殊域周咨录》卷24《女直》。

(98)　《明太宗实录》卷26。

(99)　同上书，卷47。

(100)　同上书，卷48。

(101)　同上书，卷55。

(102)　同上书，卷162。

(103)　同上书，卷162。

(104)　同上书，卷162。

(105)　《全辽志》卷6。

(106)　《明宣宗实录》卷80。

(107)　郑天挺：《明代在东北黑龙江的地方行政组织——奴儿干都司》，《史学集刊》，1982年第8期。

(108)　《寰宇通志》卷116《女直》。

(109)　《大明会典》卷125。

(110)　《辽东志》卷9。

(111)　《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记》。

(112)　《明宣宗实录》卷31。

(113)　《辽东志》卷9。

(114)　《明宣宗实录》卷31。

(115)　参见李健吾：《从阿什哈达摩崖谈到永宁寺碑》，《文物》1973年8期。

(116)　《辽东志》卷9。

(117)　《重建永宁寺记》。

(118)　《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记》。

(119)　《大明会典》卷107《礼部·东北夷》。

(120)　《朝鲜实录》太宗三年六月辛未。

(121)　《明太宗实录》卷25。

(122)　《朝鲜实录》太宗五年三月丙午。

(123)　《朝鲜实录》太宗五年五月庚戌：“猛哥帖木儿等始缘兀狄哈侵扰，避地到来本国。”

(124)　郭毅生：《明代建州卫新探》，《北方论丛》1979年3期。

(125)　《明英宗实录》卷89。

(126)　《朝鲜实录》太宗四年十二月庚午。

(127)　同上书，太宗五年九月己酉。

(128)　《明英宗实录》正统七年二月甲辰。

(129)　《明太宗实录》卷30、107。

(130)　《明宣宗实录》卷75。

(131)　同上书，卷52。

(132)　《朝鲜实录》世宗二十九年六月戊子。

(133)　同上书，世宗十四年十二月丙午。

(134)　《朝鲜实录》，文宗二年三月壬午。

(135)　《朝鲜实录》，世宗十五年十一月乙巳。

(136)　《明宣宗实录》卷52。

(137)　《明太宗实录》卷77。

(138)　同上书，卷195。

(139)　同上书，卷129。

(140)　同上书，卷119。

(141)　《朝鲜实录》太宗十一年四月丙辰。

(142)　同上书，世宗五年六月癸酉。

(143)　《明英宗实录》卷43。

(144)　《朝鲜实录》世宗二十二年六月丙申。

(145)　《明英宗实录》卷209。

(146)　《明宪宗实录》卷35。

(147)　同上书，卷44。

(148)　《朝鲜实录》世祖十三年十月壬寅。

(149)　《东夷考略·建州》。

(150)　《元史》15《世祖本纪十二》。

(151)　《明太祖实录》卷153。

(152)　同上书，卷193。

(153)　见蒋秀松：《海西和海西女真》，《民族研究》1981年5期。

(154)　见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清史论文选集》第1辑。

(155)　见蒋秀松：《海西和海西女真》，《民族研究》1981年5期。

(156)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

(157)　《满洲实录》卷1。

(15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159)　《明太宗实录》卷26。

(160)　同上书，卷28。

(161)　同上书，卷35。

(162)　同上书，卷39。

(163)　同上书，卷35。

(164)　同上书，卷28、卷40。

(165)　《皇明四夷考》卷上《女直考》；《明英宗实录》卷341；蒋秀松《海西与海西女直》，《民族研究》1981年第5期。

(166)　《大明会典》卷107《礼部·朝贡》；《全辽志》卷1。

(167)　《东夷考略·女直》。

(168)　《大明会典》卷109《礼部·会同馆》、卷107《礼部·朝贡》；殊角即海象牙。

(169)　同上书，卷111《礼部·给赐》。

(170)　同上书，卷108《礼部·朝贡通例》。

(171)　《明太宗实录》卷52。

(172)　《辽东志》卷3《兵食》。

(173)　《明宪宗实录》卷4。

(174)　同上书，天顺八年卷7。

(175)　《东夷考略·建州》。

(176)　《辽东志》卷3《兵食》。

(177)　《明孝宗实录》卷195。

(178)　《明宪宗实录》卷184。

(179)　《辽东志》卷2《建置》、卷5《官师》；《全辽志》卷3《职官》。

(180)　《大明会典》卷108《礼部·朝贡通例》。

(181)　《清史稿》卷223《杨吉砮传》。

(182)　《辽东志》卷3《兵食》。

(183)　《辽东志》卷3《兵食》。

(184)　同上书，卷2《兵政》。

(185)　《明宣宗实录》卷113。

(186)　《明孝宗实录》卷195。

(187)　《辽东志》卷3《兵食》。

(188)　李化龙：《议义州木市疏》，载《明经世文编》卷422。

(189)　李贡：《广宁马市观夷人交易》，载《全辽志》卷6。

(190)　《广顺、镇北、新安关进入夷人易换货物抽收及抚赏银两册》，《明代辽东残档选编》，沈阳出版社，1979年，第47页。

(191)　《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己丑。

(192)　《明孝宗实录》弘治十六年正月甲午。

(193)　《朝鲜实录》世祖十四年十月乙未。

(194)　《开原图说》下。

(195)　《明孝宗实录》弘治十二年九月丁丑。

(196)　《全边纪略》卷10《辽东略》。

(197)　《辽东志》卷7《艺文》。

(198)　《明英宗实录》卷35。

(199)　《全边纪略》卷10《辽东略》。

(200)　《朝鲜实录》世宗二十四年十月甲午。

(201)　《全辽志》卷4《毕恭传》。

(202)　《辽东志》卷5《王翱传》、卷7《艺文》。

(203)　《东夷考略·女直》。

(204)　《全辽志》卷2《边防》。

(205)　《全辽志》卷2《边防》。

(206)　《辽东志》卷2《关梁》。

(207)　《柳边纪略》卷1。

(208)　《全辽志》卷2《边防》。

(209)　《辽东志》卷7《艺文》；《全边纪略》卷10《辽东略》。

(210)　熊廷弼：《务求战守长策疏》，《筹辽硕画》卷1。

(211)　《全辽志》卷2《兵政》。

(212)　《全辽志》卷2《兵政》。

(213)　熊廷弼：《务求战守长策疏》，《筹辽硕画》卷1。

(214)　张学颜：《辽东善后处分疏》，《明经世文编》卷363。

(215)　《明会典》卷126、129。

(216)　卢琼：《东戍见闻录》，《辽东志》卷7。

(217)　卢琼：《东戍见闻录》，《辽东志》卷7。

(218)　《皇明九边考》卷2《辽东镇边夷考》。

(219)　《东戍见闻录》。

(220)　《朝鲜实录》世祖十四年十一月癸亥。

(221)　同上书，七月丙寅。

(222)　《朝鲜实录》世祖十四年七月丙寅、丁卯。

(223)　同上书，明宗三年九月丙戌。

(224)　同上书，明宗三年九月丙戌。

(225)　同上书，世宗二十一年七月戊申。

(226)　《辽东志》卷9。

(227)　《博物典汇》卷26。

(228)　《辽东志》卷9。

(229)　《朝鲜实录》世宗二十八年八月辛酉。

(230)　同上书，五月癸未。

(231)　同上书，太宗五年九月甲寅。

(232)　同上书，燕山君五年七月壬午。

(233)　同上书，世宗二十八年八月辛酉。

(234)　同上书，燕山君五年七月壬午。

(235)　同上书，世宗二十八年八月辛酉。

(236)　同上书，中宗十八年十二月丁未。

(237)　《朝鲜实录》，世祖十一年十二月丙戌；成宗四年十月戊辰。

(238)　同上书，世宗十四年十二月丙午。

(239)　同上书，中宗三十一年四月壬戌。

(240)　同上书，中宗五年八月壬午。

(241)　同上书，成宗十三年十月壬辰。

(242)　同上书，中宗二十一年正月己酉。

(243)　《朝鲜实录》，中宗九年十月壬寅。

(244)　同上书，中宗十二年九月乙未。

(245)　同上书，成宗十七年正月甲子。

(246)　同上书，中宗十二年七月庚辰。

(247)　同上书，三月癸未。

(248)　同上书，中宗二十年三月癸未。

(249)　同上书，成宗六年七月辛酉。

(250)　同上书，中宗十年正月戊辰。

(251)　同上书，中宗二十年七月庚辰。

(252)　同上书，中宗九年十月壬寅。

(253)　同上书，中宗十一年六月辛亥。

(254)　同上书，成宗二十四年四月丁未。

(255)　同上书，世宗十九年六月丁丑。

(256)　《朝鲜实录》，世宗十九年六月乙巳。

(257)　《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经手抽收抚赏夷人银两清册》，选编《明代辽东残档》，沈阳出版社，1979年，第29页。

(258)　《朝鲜实录》世宗十五年二月乙亥。

(259)　《明英宗实录》卷43。

(260)　《朝鲜实录》，世宗二十年八月庚申。

(261)　《朝鲜实录》，世祖十一年十月丙戌。

(262)　同上书，成宗五年十一月辛巳。

(263)　《明孝宗实录》卷195。

(264)　《朝鲜实录》，世宗二十二年五月壬午。

(265)　同上书，成宗十四年十月戊寅。

(266)　同上书，成宗六年二月辛未。

(267)　同上书，成宗二十二年七月丁亥。

(268)　《朝鲜实录》，成宗六年二月辛巳、七月辛酉。

(269)　《朝鲜实录》，端宗三年三月己巳；参见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社会形态》，《满族研究》，1995年第1期。

(270)　《朝鲜实录》，成宗十六年十二月壬午。

(271)　同上书，世宗十九年七月甲午。

(272)　同上书，成宗八年五月丁卯。

(273)　同上书，世宗九年四月甲戌。

(274)　《朝鲜实录》，世祖十二年十二月己酉、庚戌。

(275)　同上书，十二月甲子。

(276)　同上书，中宗二十一年正月己酉。

(277)　同上书，世宗十五年三月丙子。

(278)　同上书，世宗八年七月壬申。

(279)　同上书，世宗二十三年正月丙午。

(280)　同上书，世宗十四年十二月丙午。

(281)　同上书，世祖七年十月丙子。

(282)　同上书，世祖八年二月戊寅。

(283)　同上书，世宗八年七月壬申。

(284)　同上书，世宗十九年十一月己丑。

(285)　同上书，明宗十四年正月辛丑。

(286)　《朝鲜实录》，中宗十九年三月丙寅。

(287)　同上书，世祖十一年正月丁巳。

(288)　同上书，世宗九年七月壬辰。

(289)　《辽东志》5《官师志》。

(290)　《朝鲜实录》，太宗十年九月丁卯。

(291)　同上书，世宗九年四月甲戌、六月丙寅。

(292)　同上书，世宗二十三年十月乙酉。

(293)　同上书，燕山君二年八月己亥。

(294)　同上书，中宗二十一年十月丁未。

(295)　同上书，世宗十七年十一月丁亥。

(296)　同上书，世祖五年六月丙寅。

(297)　同上书，世祖十四年三月壬戌。

(298)　同上书，成宗六年三月丙寅。

(299)　同上书，中宗二十年三月丙寅。

(300)　《朝鲜实录》，睿宗元年十一月癸巳。

(301)　同上书，燕山君二年七月丙寅。

(302)　同上书，八月己亥。

(303)　同上书，世宗十九年二月庚寅。

(304)　同上书，燕山君八年五月庚寅。

(305)　同上书，成宗二十二年二月甲子。

(306)　同上书，世宗二十八年八月辛丑。

(307)　同上书，世宗二十三年八月丙戌。

(308)　同上书，世祖十三年四月癸卯。

(309)　《朝鲜实录》，世宗二十一年十月壬午。

(310)　同上书，成宗十一年正月丁亥。

(311)　同上书，成宗二十三年七月丁亥。

(312)　同上书，世祖十四年十一月癸亥。

(313)　《明英宗实录》卷103。

(314)　《朝鲜实录》，世宗二十三年正月丙戌。

(315)　同上书，世祖十四年三月壬戌。

(316)　同上书，世祖十一年三月癸酉。

(317)　同上书，成宗二十二年七月丁亥。

(318)　同上书，文宗二年三月庚戌。

(319)　同上书，世祖二十年七月丁丑。

(320)　同上书，成宗二十二年五月壬午。

(321)　《朝鲜实录》，世祖十四年十一月癸亥。

(322)　同上书，世宗三十一年二月壬申。

(323)　同上书，中宗二十四年三月壬戌。

(324)　同上书，世宗二十三年正月丙午。

(325)　同上书，世宗十六年八月辛酉、世祖十三年十月己酉。

(326)　同上书，世宗八年九月辛未、十八年九月辛亥。

(327)　同上书，世宗二十三年十月庚午。

(328)　同上书，成宗十五年五月丁酉。

(329)　同上书，世祖十三年四月癸卯。

(330)　《全辽志》6赵辅《平夷赋》。

(331)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第二章
努尔哈赤的兴起与后金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和后金政权的建立

一、努尔哈赤起兵

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东北女真地区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万历初年，海西女真哈达部势力曾一度强盛，“东尽灰扒、兀喇等江，南尽清河、建州，北尽逞、仰，延袤几千里”(1)。但是其首领王台不善于治理，他生前内部就不稳定，因而王台在万历十年（1582）死去以后，该部马上陷于纷争之中。位居开原北关的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逞加奴、仰加奴趁机进攻哈达。明朝统治集团害怕叶赫部强大对自己不利，遂出兵支持哈达，并于万历十一年（1583）击杀逞加奴和仰加奴二人。但这二人的儿子卜寨和纳林卜录继续和哈达争斗不已。同时，哈达本身也被王台的子孙弄得四分五裂。建州女真这时亦因混战而分成苏克苏浒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和长白山等部，其中各部又各分为若干小部落。当时的女真地区确实是“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2)。这种状况给女真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史载，当时人人自危，“凡有出入，必佩持弓矢，以避相侵害、抢掠之患”(3)。人们到处逃亡，田地荒芜，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商业贸易也经常被迫中断，“今贡市绝而江夷道塞”(4)。海西女真哈达部甚至出现“人皆无食……各以妻子、奴仆、牲畜易而食之”的悲惨情况(5)。恩格斯指出，割据所造成的“疆土分裂状态”，“分散和抵销了民族的集体力量”(6)。只有政治上的统一，消除人为的分裂、割据状态，经济文化才能发展，人民生活才能安定。这时的明王朝已经腐朽，无力整顿东北地区混乱的局面，统一女真的历史任务，落到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身上。

努尔哈赤（1559—1626），姓爱新觉罗，出生在明朝建州左卫一个奴隶主的家庭里。其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明朝人称之为叫场和塔失）和明朝的关系很密切。觉昌安担任建州左卫都指挥的职务，不仅经常带领属下前往抚顺马市和汉人贸易，而且万历二年（1574）还协助明总兵官李成梁，攻灭了侵扰辽东的另一女真首领王杲。

努尔哈赤受其先辈的影响，和明朝来往也很频繁。早在幼年时期，他就被父亲送往明将李成梁家“侍候”(7)。在那里，他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演义》和《水浒》，受到汉族封建文化的熏陶。年长后回到建州，因继母虐待，19岁就分家自立。为了生活的需要，他时常上山采集人参、松子，并拿到抚顺马市上去出售。艰苦的生活磨炼出他坚韧不拔的性格。由于和汉族民众的接触，也使他对明朝社会的状况及民众生活的困苦有了较多的了解。

王杲死后，其子阿台思为报父仇，继续与明朝为敌。明万历十一年觉昌安和塔克世引导明朝军队进攻阿台。在激烈的战斗中，觉昌安和塔克世为明军误杀。明政府为此给努尔哈赤“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8)，封他为指挥使。努尔哈赤遂将其父祖被害的责任归咎于建州女真另一个首领尼堪外兰身上，打出为父祖报仇的旗号，于1583年5月，以塔克世“遗甲十三副”，数十兵卒，向尼堪外兰占据的图伦城发起进攻，尼堪外兰弃城出逃。这不仅是努尔哈赤独立行动的开始，也拉开了女真统一战争的序幕。

二、统一女真各部

1. 统一战争的进程

努尔哈赤开始进行统一女真活动时，力量微弱，没有被其他部族所重视，甚至自己家族的人也不满意。但是他采用“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努力争取明朝的支持，避免与明朝发生冲突，在1583—1619年长达三十六年的时间内，经过了三个阶段，终于统一了女真各部。

努尔哈赤首先致力于建州本部的统一。他先后攻占了苏克苏浒部的萨尔浒城和浑河部的兆嘉城。万历十二年（1584）经过激烈的战斗，又占领了董鄂部的翁科洛城。万历十三年（1585）努尔哈赤以少胜多，挫败了界凡、巴尔达、萨尔浒、加哈、托漠河五城联军八百人的进攻，声威始壮。万历十四年（1586）他攻克了贝珲城，降服了浑河部。然后挥军进攻鄂勒珲城，战斗中，努尔哈赤受箭伤三十处，仍然奋勇不退，取其城，后杀死仇人尼堪外兰，苏克苏浒部落入他的掌握之中。接着在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又征服了哲陈部。万历十六年（1588）董鄂部首领何和里率部归顺。同年，完颜部亦被征服。这样，努尔哈赤用五年的时间，统一了建州五部，形成一个稳固的势力，“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9)。这是统一女真的第一个阶段，是努尔哈赤兴起的阶段。

努尔哈赤势力的发展使海西部大为恐慌。万历十九年（1591）海西叶赫部首领纳林卜录派人向努尔哈赤要求划出一个城给他，遭到拒绝，双方关系开始紧张。叶赫见努尔哈赤不顺从，遂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纠合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瓜尔佳、朱舍里、讷殷等九部，出兵三万，向努尔哈赤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在强敌压境实力悬殊的险恶形势下，努尔哈赤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状况，认为“来兵部长甚多，杂乱不一。谅此乌合之众，退缩不前。领兵前进者必头目也。吾等即接战之，但伤其一二头目，彼兵自走。我兵虽少，并力一战，可以胜矣”(10)。他集中兵力在古勒山据险布阵，以逸待劳，抓住有利时机发动进攻。在其打击下，联军阵脚大乱，纷纷溃逃。努尔哈赤乘胜追击，活捉了乌拉部首领满泰之弟布占泰，缴获三千匹马和大批其他物资。古勒山之役是一次关键性的战役。它严重地削弱了海西女真的力量，标志着努尔哈赤已成为女真各部中的一支强大的势力。

随后努尔哈赤开始向边远地区进军。他遣军征服了朱舍里部和讷殷部。而长白山鸭绿江部早在1591年就已被努尔哈赤降服了，于是建州部统一遂告完成。这以后，万历二十六年（1598）努尔哈赤之子褚英领军攻打东海女真瓦尔喀部的安褚拉库路（松花江上游二道河一带）和内河路（松花江上游）。第二年，东海女真的虎尔哈路酋长王格、张格前来降附，“贡黑、白、红三色狐皮，黑、白二色貂皮，自此渥集部之虎尔哈路每岁朝谒”(11)。努尔哈赤的势力逐步向黑龙江流域扩展。

古勒山战役之后，海西女真叶赫部和哈达部为争夺霸权又陷入纷争之中。哈达抵挡不住叶赫的进攻，就向努尔哈赤求援。努尔哈赤趁机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吞并了哈达，“奴酋（指努尔哈赤）自此益强，遂不可制”(12)。这是统一女真的第二个阶段，也是努尔哈赤逐步强大的阶段。

在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努尔哈赤加紧对海西女真的征服。万历三十五年（1607）东海女真瓦尔喀部斐优城（今吉林省珲春一带）首领策穆德黑，为了摆脱乌拉部的控制，自愿归顺努尔哈赤。于是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子褚英就带领军队前去迎接策穆德黑的部属。在回归途中，遭到被努尔哈赤释放的乌拉部首领布占泰的截击，双方在乌碣岩展开激烈的战斗，乌拉军大败，损失士兵三千余人、马五千匹和甲三千副。同年，努尔哈赤趁辉发内部动乱之际，发兵将之攻灭。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再次率军进攻乌拉。布占泰面临生死存亡，领兵三万拼命抵抗，“两军之矢如风发雪落，声如群蜂，杀气冲天”(13)，但布占泰终于战败，只身逃往叶赫，乌拉遂亡。这样，海西女真仅剩叶赫部还在依仗明朝的支持与努尔哈赤对抗。

在与海西女真激烈争夺的同时，努尔哈赤对东海女真的征伐也在步步加紧。万历三十七年（1609）攻取兴凯湖以东瑚叶河畔（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刀毕河）的滹野路。万历三十八年（1610）招抚渥集部之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在绥芬河流域及乌苏里江上游，明双城卫、速平江卫）。万历三十九年（1611）夺取渥集部之乌尔古宸（今俄罗斯比金河一带）、穆棱（今穆棱河流域）二路。万历四十二年（1614），努尔哈赤派军征服雅揽（明牙鲁卫）、西临（今俄罗斯苏袒赫河一带，明薛列路卫，又作失里卫）二路。万历四十三年（1615），攻占渥集部东额黑库伦城（今俄罗斯纳赫塔赫河地方）。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命大臣扈尔汉、安费扬古率兵两千征讨位于黑龙江中游的萨哈连部、“行至兀尔筒河，刳舟二百，水陆并进，取河南北诸寨，凡三十有六”。以后渡黑龙江，取萨哈连十一寨(14)，同年，还招服了阴达珲塔库喇喇（即使犬部，今抚远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附近）、诺罗（今挠力河附近）、石喇忻（今七显河一带）等三路。万历四十五年（1617）努尔哈赤的军队又攻占库页岛及附近岛屿。至此，散居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东海女真大部分已被统一起来。

万历四十七年（1619）努尔哈赤在力量进一步强大的条件下，兵分两路大举进攻叶赫。经过一番激战，叶赫败亡。海西女真全部统一于努尔哈赤的麾下。这样，“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15)。至此，女真统一的第三个阶段——统一完成阶段便宣告结束。

2. 女真统一的原因

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虽然是为扩大新兴的女真贵族的利益，但在客观上却适应了当时社会要求统一的需要，这是他能完成统一的社会历史条件。也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浪潮中，努尔哈赤跟上了时代，跟上了发展，促成了女真的统一。

实行征讨招抚并用的政策是统一事业顺利完成的重要原因。努尔哈赤在统一过程中除了用武力征服外，十分注意采用招抚的办法。凡是率部归顺的首领，总要委以重任，给予奖赏。如万历十六年，建州女真苏完部长索尔果率部归附努尔哈赤，其子费英东因此被任命为大臣，努尔哈赤还将自己的孙女嫁他为妻。同年，位居佟家江流域的董鄂部，兵强马壮，实力雄厚，其部长何和里亦率本部前来归顺。努尔哈赤大喜过望，特以长女嫁彼为妻，授为大臣。天命三年（1618），东海女真呼尔哈部长纳哈答率百户来降，努尔哈赤要他们分成两行，愿留下的一行，愿回去的一行，给愿留下的八名头目每人男女仆人二十名、马十匹、牛十头，以及其他许多东西。这样一来，原先愿意走的也不走了，他们并且捎信给家乡的人说，“汗以抚聚人民为念，收为羽翼，不意施恩至此”(16)。努尔哈赤实行的招抚政策大大减少了统一的阻力，加快了统一的进程。

运用灵活的策略，处理好与明朝的关系，也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得以实现的要素之一。明朝封建统治集团对东北少数民族历来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因而对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是不会允许的。对此，努尔哈赤竭力维护与明朝的隶属关系，履行作为地方官应尽的职责，争取明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他执行明政府的指令，不仅陆续把其部属掠夺的汉人和牲畜送还明廷，而且还为捍卫明朝疆域的安宁而尽力。万历十六年女真部的一个小头目克五十率其属下抢掠柴河堡，射杀明军指挥刘斧。努尔哈赤接到明朝要他消灭克五十的命令后，立即部署对他们的围剿，杀死了克五十，将其首级献给了明政府(17)。同时，当明朝举行军事行动时，努尔哈赤还主动请战。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占据不少地方。朝鲜国王向明朝要求援助。明政府准备征调军队赴朝鲜作战。听到这个消息，努尔哈赤特地派遣部下，借到北京朝贡的机会，请求明朝准许建州的军队去朝鲜，和明军协同作战(18)。此事虽未获明廷批准，但也显示了努尔哈赤对明朝的忠诚。

此外，努尔哈赤还按照明政府的规定，经常派遣部下到北京进贡。其中，他本人还曾在万历十八年（1590）(19)、万历二十六年(20)、万历二十九年(21)和万历三十六年（1608）(22)四次亲赴北京朝贡，每次都受到明政府的款待。

努尔哈赤的忠顺和在捍卫边境安宁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使明政府多次提升他的职务。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晋升为都督佥事(23)，万历二十三年（1595），又被封为龙虎将军。(24)

努尔哈赤争取明政府信赖和支持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不仅使他有了显赫的身份和地位，在与海西和东海女真的斗争中处于优势，而且也使明政府在他起兵着手进行统一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不感到威胁，甚至还误以为其力量的增长对稳定辽东局势是有利的，因而没有公开阻止努尔哈赤的统一行动。

但是，后来努尔哈赤势力的膨胀还是引起了明政府的疑惧，于是明政府开始限制他的行动了。面临这种形势，努尔哈赤又采用了巧妙的“倏顺倏逆”、“乍吐乍吞”的策略，以避免与明政府发生公开冲突，尽量减少统一的阻力。这在围绕海西女真哈达部的存亡上表现得很突出。当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统兵攻占哈达城，生擒其首领孟格布禄，并将他杀死时，就引起明政府极大的不满。明政府害怕努尔哈赤并吞哈达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强令努尔哈赤使哈达“复国”。在高压和威胁面前，努尔哈赤先是“退避三舍”，以迷惑明政府。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孟格布禄之子吴儿户代为妻，并送其回哈达。但后来又趁明朝不备和哈达发生饥荒之机，将“复国”的哈达灭掉了。努尔哈赤对付明政府的这种“倏顺倏逆”的策略，在万历四十一年还有典型的一例。这一年努尔哈赤纠结蒙古宰赛等二十四营，屯兵于辽东清河，准备骚扰明朝辽东地区。明朝见努尔哈赤来势凶猛，急忙征调蓟镇军队五千余人赴援，又下令停止与努尔哈赤的马市贸易。努尔哈赤见明朝真的要动武，又狡猾地采取退让的策略，曾“请以第七子巴卜海入抚顺关为质……示无鲠中朝”。明朝果然中计，放松了戒备，努尔哈赤又趁机向明朝支持的叶赫部发动袭击，“严兵围烧金、白十九寨”(25)。努尔哈赤巧妙地利用了明朝后期朝政腐败，上下姑息的弊端，使明政府陷入举棋不定的窘地。努尔哈赤遂排除了明政府的阻挠，实现了统一女真的宏图。

3. 统一女真的意义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成功对于以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首先它实现了女真族自金朝以后的又一次全民族统一，这就促进了民族的发展，标志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的形成。在统一之前，女真各部之间虽也互相通婚或交换物产，但更多的是相互仇杀，并没有密切的关系。努尔哈赤的统一使女真民族突破了这种状态。就在他进行统一的初期，为了便于管理，避免争夺和叛逃，就把归附的人全部迁到自己的住地周围，加以编排。万历十六年对苏完部和董鄂部的一部分、万历二十六年对安褚拉库路、万历三十五年对瓦尔喀部斐优城、万历三十九年对虎尔哈路扎库塔城，都是如此。后来归附的越来越多，介于归附者与努尔哈赤住地之间的部族也被统一过来了，也没有必要再集中了。如渥集部东额黑库伦（1615年归附）和东海萨连部（1616年归附）等就是这样。集中居住，进行编排，为扩大民族中融合、密切关系提供了条件。统一组织，统一生活和生产，从而使民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满族人民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它结束了女真族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就为实现女真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创造了条件。

最后，女真的统一也加强了东北地区各族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这对巩固边疆，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三、创立八旗制度　建立后金政权

1. 八旗制度的创立

在进行统一女真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提高战斗力，并便于管理，努尔哈赤建立了八旗制度。

满洲旧俗，凡出猎行围，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旗寨而行，每人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管率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额真。牛录，汉语是大箭的意思，额真是主的意思。可见牛录额真是出师行猎的临时性的十人之长。努尔哈赤起兵以后，归顺的人日益增多，但还没有统一的组织，于是就将上述旧有的制度加以改造，于万历二十九年把原来的十人为一单位扩大成三百人为一单位，称牛录，立一牛录额真（后来叫佐领），旗分黄、白、红、蓝四色。到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的势力更为壮大，就确立了八旗制度，每三百丁立一牛录额真，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后之参领），五甲喇为一固山，设一固山额真（后之都统），固山额真左右置梅勒额真（即后来的副都统），将原来旗帜的周围镶上一道边（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镶白边），从而形成八种不同的旗帜。不镶红边的黄色旗称为整黄旗，就是整幅的黄旗，简称正黄旗；镶红边的黄色旗称镶边黄旗，简称镶黄旗，俗称厢黄旗。其他三色也一样，合起来称为八旗。

八旗制是满族“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兵民一体、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制度将满族全部人口都编入了八旗之内。牛录是最基层的单位，而固山则是户口编制的最大单位。以后即使人口增加了也不添旗，基层单位也不变动；为适应变化的情况，只将中间单位——甲喇（即参领）的数目加以调整。每旗的参领数目可以增加到八、九、十个。旗民在各级额真统辖下，“出则备战，入则务农”，(26)平时耕猎为民，战则披甲当兵。每个满族壮丁都有出征作战的义务。

这时，满族对义务的负担和权利的分配都以八旗为单位。凡有任务就由八个单位（旗）分担，八旗再分别往所属的参领分派，最后则落在最基层单位——牛录（佐领）之上。从要人、要马、要钱乃至要人参和狐皮，都是平均负担。所以史称“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努尔哈赤）令于八将（八旗主），八将令于所属柳累将（牛录），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27)，一切权利也按八旗平分。土地按八旗平分，抢来的人口、钱财和牲畜同样要按八份分。这种平均分配的办法是满洲历来的习惯。

八旗制度是在氏族联盟制残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制度。努尔哈赤是高踞于八旗之上的最高统治者，而八旗的旗主都是由努尔哈赤的子侄及孙辈等宗室贵族担任。从努尔哈赤到旗主、参领以至佐领、一般民众，形成了阶梯式的等级统治，所以这是具有封建性质的一种政治制度，同时还有氏族残余和畜奴成分。

八旗制度把涣散的女真各部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整体。这不但巩固了女真统一事业的成果，而且还消除了各部之间的差异，促进了满族的形成。广大满族民众统一在八旗之下进行生产和战事，发展了社会经济，增强了军队战斗力，为建立后金政权奠定了基础。

2. 创制满文

满文的创制在努尔哈赤兴起中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件大事。

历史上，女真族在金代曾仿照汉字创制了女真文。那时，此种文字在金统治区域内广泛使用。但是，随着金朝灭亡和元朝建立，蒙古文字在女真地区逐渐流行起来，而女真文却反而衰落下去。明朝中叶以后，女真人一般使用蒙古文字。如正统九年（1444），明玄城卫指挥、女真人撒升哈、脱脱木答鲁等在奏文中说：“‘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真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从之。”(28)达达字，即蒙古文字。

努尔哈赤兴起以后，这种状况仍在继续，“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29)说女真语，用蒙古文，对巩固和发展女真各部的政治经济联系，发展社会生产是极不利的。为此，努尔哈赤决定创制满族自己的文字。

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任用巴克什额尔德尼和噶盖从事这件事。开始这两人有畏难情绪，努尔哈赤遂和他们一起确定了制字的原则，努尔哈赤说：“无难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国之语音，联缀成句，即可因文见义矣。”(30)于是额尔德尼和噶盖就仿照蒙古文字母，根据满语语音，创制了满文。从此，满族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

但是，这种文字在女真地区推行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主要是由于蒙、满语音有差别，借用的蒙古文字母不能完整地表达满族语言，因而往往造成“上下字雷同无别”，“人名、地名必致错误”(31)的现象，于是明崇祯五年（1632），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又命巴克什达海加以改进，将借用的蒙古字母加上“圈”或“点”，区别了原来容易混淆的语言。经过达海改造的满文称为“有圈点的满文”或新满文。而原来的满文则相应地被称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

这样，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个时期三十三年的创制、推行和改进，满族终于建立起了能够准确表达自己思想和意志的文字，从而为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努尔哈赤利用满文书写历史，记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事件，这方面最显著的成果是《满文老档》。满文创制后不久，努尔哈赤即建立了档案制度，不仅有专门记述他本人言行的档子，各旗也都有记述本旗事务的档子。努尔哈赤之后，皇太极又继续派人进行这一工作。于是便形成了流传至今的《满文老档》。它是用无圈点老满文和有圈点新满文两种字体书写的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朝的编年体史料长编，起于明万历三十五年，止于明崇祯九年（1636），共一百八十册。按月日记事，内容涉及军国大政、宫廷生活及社会情况等。早期的满文著述除《满文老档》外，还有《满洲实录》等。

满文的创制也促进了满族学校教育的发展。明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下令在八旗中设巴克什(32)，以钟堆、博布赫、萨哈连、吴巴泰、雅兴噶、阔贝、扎海、洪岱等八人为之，并要他们对入学的八旗青少年“认真地教书，使之通文理”(33)。明崇祯四年（1631），其子皇太极更令诸贝勒大臣子弟8岁以上、15岁以下全要入学读书。(34)学校的创兴和发展为满族社会的进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3. 建立后金政权

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努尔哈赤还逐步建立起政权机构。明万历十五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山（即烟筒山）下的南岗，“筑城三层，启建楼台”(35)，修筑费阿拉城，建立根据地。同时“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36)不许女真民众“犯上作乱”，不许侵犯满洲贵族的私有财产，至此国家政权的雏形已经产生。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努尔哈赤由费阿拉迁到赫图阿拉（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东）居住。经过女真夫役的多次营建，赫图阿拉城已初见规模，“城高七丈，杂筑土石，或用木植横筑之”，“内城居其亲戚，外城居其精悍卒伍”，城外有“人家约二万余户。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铁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东门外则仓廒一区，共计一十八照，每照各七、八间，乃是贮谷之所”(37)。显然它已成为努尔哈赤辖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一个强大的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在此基础上，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即汗位，建元天命，国号“大金”（史称后金）。这样努尔哈赤就正式建立了国家政权，脱离了与明朝的隶属关系，开始了和明朝对抗的时期。

第二节
萨尔浒之战及辽沈地区之战

一、萨尔浒之战

努尔哈赤势力的发展使明朝统治集团越来越忧惧。早在明万历十六年，辽东巡抚顾养谦就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黠酋”(38)。明万历三十六年明朝礼部在奏文中说：“更闻努尔哈赤与弟速尔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妄自尊大，其志不小。”(39)万历三十七年明朝内阁首辅叶问高更忧心忡忡地说：“窃念今日边疆之事，惟以建州夷最为可患。”(40)为了对付这股可怕的势力，明朝统治者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使用各种手段，企图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这就更激化了两者的矛盾。后来，遂在万历四十七年发生了著名的萨尔浒之役，并在以后双方的战争中矛盾日渐升级。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向明朝正式开战。所谓“七大恨”即是：

1.明朝无故杀害努尔哈赤父、祖；2.明朝偏袒叶赫、哈达，欺压建州：3.明朝违反双方划定的范围，强令努尔哈赤抵偿所杀越境人命；4.明朝派军队保卫叶赫，抗拒建州；5.叶赫出于明朝的支持，背弃盟誓，将其“老女”转嫁蒙古；6.明当局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垦种之柴河、三坌、抚安之地，不许收获庄稼；7.明朝辽东当局派遣守备肖伯芝赴建州，作威作福。(41)

“七大恨”主要反映了满族对明朝统治集团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愤恨，是讨伐腐朽明朝的檄文。

四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兵分两路进军，令左翼四旗兵进攻东州、玛哈丹二堡，另一路则命“市夷”五十人（抚顺的商队）先发，他本人亲领右翼四旗兵，潜随其后，直趋抚顺。驻守抚顺之明游击李永芳不战而降，东州、玛哈丹及许多堡寨都为后金攻占。为了扩大影响，努尔哈赤将“七大恨”文交给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来抚顺贸易的商人带回。明广宁总兵张承荫急忙领兵援救抚顺，也被努尔哈赤打得大败，全军覆没，张本人亦阵亡。随之，清河亦为努尔哈赤所攻占。

抚顺、清河失守传到北京之后，明朝野上下，惊惶失措。为了挽回辽东败局，遂命杨镐为辽东经略，集兵进攻努尔哈赤。然而明朝财政困难，兵饷迟迟不能筹齐，直到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始得以预定的兵力出师。杨镐制定了四路进兵方略：

1. 杜松、赵梦麟、王宣等带兵三万人由沈阳出抚顺关，沿浑河左岸，入苏子河河谷，此为左翼中路军；

2. 马林、麻岩等军合叶赫军共约一万五千人，由开原、铁岭方面出三岔口，入苏子河流域，此为左翼北路军；

3. 李如柏、贺世贤领兵二万五千人，沿太子河流域，出清河，从鸦鹘关入兴京老城，此为右翼中路军；

4. 刘军一万人及朝鲜援军一万人从宽甸出佟家江流域，入兴京老城，此为右翼南路军。

杨镐为四路总指挥，驻沈阳。明军号称四十七万，但实际上，除朝鲜援军外，仅有兵力八万八千五百九十余名。(42)

努尔哈赤获取明军大举进犯的消息之后，对敌情进行了判断和估计。努尔哈赤看穿了明朝声东击西的策略，决定集中兵力打击明之主力——中路军杜松部，而仅以数百兵力抵御明之南路军刘部。这样努尔哈赤就亲自率领八旗劲旅六万人西向迎敌，双方遂在萨尔浒一带发生了遭遇战。

三月初一，明将杜松等率兵结大营于萨尔浒山冈。当获悉后金兵在界凡修城时，就命两万人留守大营，另外一万兵去进攻界凡。而努尔哈赤根据明军阵形，命代善、皇太极率领两旗兵援界凡，自率六旗攻萨尔浒山明军大营。明兵恃枪炮以攻，出营列阵，天大霾晦，咫尺不能辨，枪炮皆打柳林。后金兵趁机进攻，破其营垒。而努尔哈赤所遣助界凡之兵自山驰下，合力夹击，明军遂大败。主将杜松、王宣和赵梦麟皆阵亡，“明兵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渠，军器与尸冲于浑河者，如解冰旋转而下”。(43)

三月初二，马林所率明军闻知杜松战败的消息后，就据守尚间崖，而潘宗颜军则据斐芬山，龚念遂军屯斡珲鄂漠。努尔哈赤率兵北进，先击溃明军龚念遂部，龚阵亡。随后又攻打尚间崖，明军又大败，副将麻岩等战死，惟总兵马林率部分官兵遁开原。后金军紧跟着又驰往斐芬山，攻潘宗颜军。经过激战，潘军亦全军覆没。

努尔哈赤击败明中路和北路军之后，就回师对付南路刘军。而刘此时已率军进至距赫图阿拉仅五十里地方。努尔哈赤只留四千兵抵御李如柏，其余精壮尽数抵宽甸刘来兵。并派明降兵持杜松令箭，诡言杜松军已得胜深入，诱之速进。刘因不知明军萨尔浒战败消息，又怕杜松夺取首功，竟自率精锐为前军，先进至阿布达里岗。后金兵分左右翼夹击之，明军大败，刘力战而死，其余部相继被歼，南路亦败。明经略杨镐闻三路兵败，急檄李如柏回兵，明廷只有这一支军队逃脱了覆灭的命运。

萨尔浒之战，后金在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等方面虽处于劣势，但士气高昂，上下团结，八旗官兵浴血奋战；同时努尔哈赤又采取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44)的战略，以逸待劳，充分利用有利的地形，终于取得歼灭明军四万五千余人的辉煌胜利。

与之相反，明朝则兵民厌战，将帅不和，士气低落；加之统领作战的杨镐又是个常打败仗的庸才，运用的是分兵合击的战略，致使明军在战场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终归为后金各个击破，几至全军覆没的惨败结局。

萨尔浒之战是明清兴亡史上的一次关键性战役。后金的胜利不仅粉碎了明朝封建统治者一举消灭后金的企图，保卫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还冲破了明朝辽东防线，使后金军转守为攻，为进占辽沈地区，为统一东北全境奠定了基础。

二、辽沈地区的战役

努尔哈赤在萨尔浒战胜明军后，继续扩大战果，于1619年6月攻破开原，7月占领铁岭。兵锋所至，明军望风溃逃。沈阳、辽阳诸城堡岌岌可危。面对辽东危急状况，明廷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以其曾巡按辽东，熟悉边疆事务。熊廷弼日夜兼程出山海关之后，遍阅形势，看到的是人心涣散，逃亡相继，一片混乱的局面。为了稳定军心，他到任后的第五天，就将临阵脱逃的三名明军将领审问处斩。他深知在明朝新败，力量对比不利于明的情况下，不宜对后金采取攻势，而应该专心防守，使努尔哈赤不敢轻易进犯。为此，他采取“坚守进逼”之策，招抚流亡，修缮战具，训练军队，整顿军纪。并把十八万明军分别布置在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坌、镇江（今辽宁丹东）等地，固守城池，不轻易和后金军开战，只派小股人马骚扰。这样做的结果，仅一年工夫就稳定了辽东局势，努尔哈赤因此也不敢贸然发动进攻。

但是熊廷弼的这些做法，却遭到明朝一些官员的攻击，说他胆小，不敢出战，因而被迫离职。换上来的是缺乏军事才能的袁应泰。袁“历官精敏强毅”，但“用兵非所长，规画颇疏”(45)。明朝用这样的人物来与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努尔哈赤对抗，显然是很大的失策。袁应泰任辽东经略后，对熊廷弼的以守为主的策略“多所更易”。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甚至还布置对后金的反攻，致使明军的防御体系有所削弱。同时他还轻率地把大批蒙古灾民，安置在辽阳和沈阳城内，使得为数不少的后金“奸细”趁机混入。所有这些均给努尔哈赤以可乘之机。

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亲自率领大军，“将板木云梯战车顺浑河而下，水陆并进”(46)，直取沈阳。明朝为了保卫沈阳，设置了坚固的防线，“城外有品坑，内插尖桩，上覆秫秸，以土掩之；又壕一道，于内边竖栅木，近城复有壕二道，阔五丈，深二丈，皆有尖桩；内筑拦马墙一道，间留炮眼，排列战车枪炮”。同时还将大批明军士兵部署在城上守卫。后金大军到达城下后，先用计诱使明朝总兵官贺世贤出城迎战，射杀了他；然后又用楯车攻城，从东北角挖土填壕。城上明军发炮还击；但发炮过多造成炮身过热，装药即喷。后金军趁机渡过壕沟，猛攻东门。在这关键的时刻，混在蒙古灾民中的后金奸细，砍断桥绳，放下吊桥，后金军蜂拥而入，攻占了沈阳城。(47)

但是战斗并没有结束，随之后金军又在沈阳城外和前来援救沈阳的明军一万余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面对数万后金军，明军并不畏惧，他们拼死作战，一度使后金军“却而复前，如是者三”，最后虽因寡不敌众而全军覆没，但后金军损失也很大，伤亡了数千人之多。《明史》评论说：“自辽左用兵，将士率望风奔溃，独此以万余人当数万众。虽力绌而覆，时咸壮之。”(48)

沈阳攻克以后，努尔哈赤召集诸王大臣开会决定：“沈阳已拔，敌兵大败，可率大兵，乘势长驱，以取辽阳。”(49)明朝辽东经略袁应泰得知后金将要进攻辽阳，急忙把奉集、威宁的明军撤到辽阳，以加强防守力量。同时还放太子河水，“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50)设法固守。同年三月十九日努尔哈赤率领大军到达辽阳城外，袁应泰随即督明军出城五里迎战。双方经过一番激烈的交锋后，明军败退，后金军追击六十里，至鞍山始回。第二天，后金军分兵两路，其左翼兵掘城西闸以泄濠水，其右翼兵囊土运石堵塞城东水口。明军三万人亦出东门安营，连续向后金军施放枪炮。后来水口被堵，城壕逐渐干涸，后金军遂乘势渡过濠沟，明军阵脚动摇，败归城内，与此同时，后金右翼兵也冒着明军密集的炮火，登上西城城墙，占据两角楼。明军并不气馁，当天晚上，他们举起火把与后金军一直鏖战到天亮。三月二十一日，后金军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势，袁应泰亦督率明军苦战，但终归失败。袁应泰自杀，辽阳失守。后金军随之席卷辽河以东，海州、盖州、金州、复州和耀州等七十余城都被占领。

努尔哈赤于是召集群臣商议迁都辽阳。诸王大臣都说应回旧都，而努尔哈赤却说：“若我兵还，辽阳必复固守，凡城堡之民逃散于山谷者俱遗之矣。弃所得之疆土而还国，必复烦征讨，目此处乃大明、朝鲜、蒙古三国之中要地也，可居天与之地。”(51)于是，后金就从萨尔浒城迁都到辽阳。这件事充分反映努尔哈赤的进取精神。他并不满足攻占沈阳和辽阳的胜利，也不是出外抢掠一番就跑回老家的眼光短浅之辈。他要把辽沈地区变为继续进攻明朝的基地和桥头堡。

沈阳、辽阳相继失守使明朝大为震动，于是又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同时任命王化贞为广宁巡抚，以收拾辽东残局。可是熊、王二人从一开始就发生矛盾。熊廷弼倡三方布置策：集中兵力于广宁，对付强敌；而于登莱、天津则建立水师，扰乱辽东半岛沿岸；经略驻山海关，指挥全局。其策略的中心仍是以守为攻。而王化贞则大言轻敌，一意进攻，且分兵屯守辽河，处处和熊廷弼唱反调。熊的职位虽在王化贞之上，可是熊仅有兵四千，而王却拥军十余万。明朝中央政府对于攻与守亦采取模棱两可态度，举棋不定。

善于捕捉战机的努尔哈赤，遂在后金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率领大军渡过辽河，进攻辽西。后金军首先围攻西平。王化贞听从其亲信孙得功的计谋，大发广宁明军前往救援。而双方甫一交锋，明军就溃败下来。而孙得功竟阴为内应，逃回广宁后大呼后金军已到，城内军民惊惶失措，四处逃奔。王化贞也狼狈而逃，与熊廷弼同退入山海关。广宁遂为后金所攻陷，其他城堡不战而降者四十余处。

努尔哈赤又集议从辽阳迁都沈阳，诸王大臣都反对，努尔哈赤说：“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沈阳浑河通苏子河，于苏子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吾筹虑已定，故欲迁都，汝等何故不从？”(52)于是迁都沈阳。这也为后金入主中原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三、辽东人民反抗后金的斗争

努尔哈赤进占辽沈，取代明朝成为辽河东西广大地区的统治者以后，为了满足满洲贵族的财富欲望，对汉族民众实行了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

第一，抢掠财物，屠杀汉人。天命三年努尔哈赤攻取抚顺时将所得“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53)。第二年六月陷开原，“屠杀人民亡虑六七万口，子女财帛之抢来者，连络五、六日”(54)。天命十年（1625）十月，努尔哈赤还下令杀戮汉族知识分子，史载“太祖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55)

第二，大批迁徙汉民。努尔哈赤为了巩固满洲贵族的统治，防止汉人反抗，多次强迫汉人迁徙。后金天命六年他下令将镇江、宽甸、叆河、汤山、镇东、镇西和新城等地的汉民迁往萨尔浒(56)。第二年又把广宁等九卫汉民迁往辽东。锦州二卫迁往辽阳，右屯卫迁往金州、复州，义州二卫迁往盖州、威宁营，广宁四卫迁往沈阳、蒲河和奉集堡(57)。汉民不愿前往，努尔哈赤竟派军镇压，仅大贝勒代善在义州就杀死三千人(58)。强迫迁徙不仅使汉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而且造成田园荒芜赤地千里的悲惨景象。

第三，强迫汉人与满人合村生活。为了安插大量进入辽沈地区的满人，努尔哈赤下令满人与汉人在村屯同住(59)。于是不少满人遂利用其战胜者的优越地位，对汉人备加欺辱。诸如抢占汉人的田地和财物，侮辱汉人妻女等等事情屡有发生，对汉族民众扰害甚大。

努尔哈赤错误的政策使辽沈地区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激化，反抗后金的斗争此伏彼起。

逃亡是汉民斗争的重要方式，他们为摆脱后金贵族的控制和奴役，纷纷逃亡。天启二年（1622）广宁被后金攻占后，据明人记载，辽民逃入山海关的有二百八十万人(60)。这个数字虽系夸大，但也可看出逃民之多。天启五年（1625），逃民甚多，社会秩序混乱，迫使努尔哈赤不得不在城门上安置云板、铜锣、鼓，并规定若有逃人出城内，要敲铜锣(61)，以便遣军追捕。

投毒也是辽民斗争的手段。他们有的将毒药投入八旗官兵用的吃水井内；有的将毒药撒在猪肉、蔬菜和鸡鸭等食品中，卖给满族官员和士兵。天命六年五月，努尔哈赤到海州视察，在衙门举行宴会时，有八个汉人向井中投毒，企图毒死努尔哈赤，但被发觉。(62)由于中毒的不少，努尔哈赤只得下令各庄主必须将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或木头上，立在店前，八旗官兵买食物时要记住店主姓名，以便中毒后容易追查。(63)

暴动和起义是汉民斗争的更为激烈的方式。天命六年七月，镇江民众配合明将毛文龙的军队举行起义，一举抓获驻守该地的后金游击佟养真父子和随从六十余人。汤站、险山民众也起而暴动，捉拿了该城的后金官员。天命八年（1623）复州城一万多民众揭竿而起，英勇地抗击后金军队，失败后几乎全部被杀(64)。据《满文老档》不完全的记载，从1621—1626六年期间，较大的起义多达数十次，涉及地区有辽阳、海州、鞍山、耀州、盖州、复州、岫岩、叆河、新城、镇江、清河和抚顺等地，基本上遍及后金的全部辖区。

辽东汉民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后金的统治，使努尔哈赤在1622年攻占广宁后，不得不集中力量巩固内部，从而在一段时期内无力对明发动新的进攻，明朝得以从容整顿辽东防线。

四、宁远之役和努尔哈赤之死

广宁的失守对明朝的震动很大，它不仅宣告明朝对辽河以西地区的控制权的丧失，而且意味着关外最后一道防线——山海关也将直接暴露在后金军面前。面临如此危急的形势，明朝统治集团内部对如何有效地保卫山海关，遏制后金军攻势产生了分歧。以代替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为代表的一些官员，主张专力防守山海关，放弃关外，在距关八里地的八里铺修筑城池，置兵四万防守。而兵部主事袁崇焕等部分官员则反对王在晋的重兵守护八里铺的意见，主张坚守宁远（今辽宁兴城）。袁崇焕，字元素，广西藤县人(65)。他曾任邵武知县，知兵有谋略，勇气过人。天启二年正月，任兵部职方主事。广宁师溃，袁崇焕单骑出关，遍阅形势。回京上报朝廷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66)明廷遂擢其为佥事，使监军关外；并发帑金二十万，以招集散亡。袁崇焕坚守宁远的主张受到大学士孙承宗的赞许。不久，孙承宗代替王在晋经略辽东，倾全力布置宁远的防御，并以觉华岛（在宁远西南海中）作为贮积粮饷的地方。天启三年（1623）孙承宗见祖大寿筑的宁远城墙不合规格，命袁崇焕重加修筑。第二年宁远城建成。此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异常高大坚固。同时，其“四角台皆照西洋法改之，形如长爪，以自相救”(67)。这种敌台三面突出于城外，火炮可三面施放，能给敌方造成严重的杀伤。在袁崇焕的苦心经营下，宁远屹然为明之关外重镇。天启五年，孙承宗又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等地，并修缮了城郭。自此，复关外地二百里，明之宁锦防线形成，成为努尔哈赤向关内进犯的巨大障碍。不过，同年九月，孙承宗因受魏忠贤的排挤，被迫去职。代之者是毫无才干和胆小如鼠的高第。他畏敌如虎，竟然尽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和杏山的守军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他还欲撤宁远、前屯二城守军。袁崇焕誓死不去，坚守宁远。努尔哈赤见明经略易人，形势变化，以为有机可趁，遂决定发兵进攻。

后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率兵十三万征明，连下锦州、松山、大小凌河、杏山、连山和塔山等七城，进而围攻宁远城，致书袁崇焕要他投降。在大兵压境，外无援兵的紧急关头，袁崇焕毫不畏惧，他和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婴城固守，刺血誓师。他们把城外民众迁入城内，所遗住房全部烧毁，坚壁清野以待后金军。努尔哈赤见袁崇焕不降，便指挥军队猛攻宁远，但明军“枪炮药罐雷石齐下，死战不退”(68)。袁崇焕还令福建士兵施放红夷大炮，击毙不少后金士兵。后金军连续攻城两日，都不能得手，只得解围而去。宁远之战是明金交战以来，明军所获得的第一次大胜仗。它遏止了后金对关内的进攻，挫伤了他们的锐气，稳固了明朝宁锦防线。从此，明朝和后金在宁远、锦州一带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

宁远之役的失利使努尔哈赤很是恼怒，“帝（指努尔哈赤）自25岁征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69)。他回到沈阳以后，心情仍然很是不好。其间，他虽曾一度出征蒙古喀尔喀巴林部，并取得胜利，但还是不能把他从沮丧中解脱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痈疽突发，疗养治疗均无效，于天命十一年八月在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死去，时年68岁。

努尔哈赤是满族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利用广大民众的力量，结束了女真内部分裂混乱的状况，实现了各部的统一，促进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同时，他采取许多措施发展满族的经济和文化，为满族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贡献；他基本上统一了我国的东北地区，为加强汉族和满族等各族人民间的经济政治联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然，作为一个属于剥削阶级的政治人物，他不可能不对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在解决民族矛盾中，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从总体看，他确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第三节
满族封建制的确立和发展

努尔哈赤时期满族不仅在政治上由分裂走向统一，而且在经济上也处于大发展的变革之中。

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是农业有明显的发展。首先耕地面积扩大了。赫图阿拉附近“无野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70)。攻灭哈达后，努尔哈赤在其地大力开垦耕地，“群驱耕牧，罄垦猛酋旧地”(71)。万历三十三年明朝撤出宽甸六堡后，努尔哈赤在这块延袤八百里的膏腴地区，种植庄稼(72)。万历四十二年努尔哈赤还派五百余人进入汉区汛河、刘家、孤山等地扩耕，虽屡为明官驱逐，但倏去复来，坚持耕种(73)。农作物品种也很齐全，“旱田诸种无不有之”(74)，不仅有小麦，而且有高粱，后者一直是东北的著名作物。还种植山稻，兵士常带炒米，作为行军用粮。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布告国中，开始养蚕，播种棉花，产量提高得很快。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朝鲜申忠一往建州会见努尔哈赤，他记载说：“田地品膏，则落粟一斗种，可获八九石；瘠则仅收一石云。”(75)这个记载，有些夸大，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不可能下种量与收获量达到一比八九石。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满族农业生产量确实提高了。从当时满语中关系农业生产词汇之多，和它所反映的复杂情况，也可以推想当时农业发展的状况。例如：耕、耙、栽、种都不相同；耘草、分苗、秀穗、作粒，都有术语；生莠、生虫、黄疸、黑疸，都有区别；犁杖、犁身、犁荐、犁镜、犁铧、犁挽钩、头，都有专称。(76)

传统的渔猎、采集生产继续发展。万历十六年《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说，“本地所产有明珠、人参、黑狐、玄狐、红狐、貂鼠、猞狸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以备国用。”这里提到的都是满族传统的渔猎和采集生产。

畜牧业已相当兴旺。如申忠一就见到努尔哈赤辖区，家家都养鸡、猪、鹅、鸭、羊、犬等(77)。天命四年（1619）朝鲜人李民也说后金，“六畜惟马最盛，将胡之家，千百为群，卒胡家亦不下十数匹”。(78)

在手工业中，开采、冶炼和铸造业的发展很是突出。万历二十三年朝鲜通事河世国报告他在建州的见闻说，努尔哈赤部下有“甲匠十六名、箭匠五十余名、弓匠三十余名、冶匠十五名，皆是胡人，无日不措矣”(79)。万历二十七年三月，建州开始大规模炒铁和开采金银矿(80)。这更加促进了铁制农具和兵器的制造。据记载万历四十年努尔哈赤征乌拉时，“盔甲鲜明”；万历四十一年征叶赫，所统四万军率“盔甲鲜明，如三冬冰雪”(81)。这些记载，虽不免夸张，但足以说明满族当时已经有了专业的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努尔哈赤进入辽东以后，接管了明朝在当地的铁矿、冶铁设备和大批“炒铁军”，更使满族的制铁业有了新的发展，天命八年四月试验焊接技术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82)

此外，如造船、煮盐等业也有所发展。天命元年七月，努尔哈赤曾派六百人在兀尔简河发源处密林中，造船二百艘(83)。食盐向来是满洲缺少之物，努尔哈赤为解决此问题，于天命五年（1620）六月开始在海边煮盐(84)，10月命每牛录各派四人前往搬取。(85)

在农业、渔猎、采集和手工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商业贸易随之繁盛。贸易的地区在逐渐扩大。万历十六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本部后，即在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与明朝互市(86)，用女真传统的人参、貂皮等物品来换取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和粮食、布匹、绸缎等生活用品，同时他还派人到海西、哈达和乌拉部去收买貂皮和海珠，然后在抚顺马市上转卖(87)。天命元年他甚至派三十人到黑龙江边三十六村去购买貂皮(88)。贸易的规模也很大。以抚顺马市为例，天命三年，努尔哈赤曾声言有三千人赴抚顺马市(89)。这虽是他袭击抚顺的计策，但明朝方面却信以为真，并不怀疑，可见平时参加贸易的人数也不比努尔哈赤这次说的少。怪不得明朝人要说仅抚顺一市，努尔哈赤就可“岁市貂、参，利不下数万”金了(90)。这时还改进了人参的保管技术。“曩时卖参与大明国，以水浸润。大明人嫌湿推延。国人恐怕水参难以耐久，急售之，价又甚廉。太祖（指努尔哈赤）欲煮熟晒干。诸王臣不从，太祖不徇众言，遂煮晒，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91)。这表明，在人参大量进入市场的情况下，能否妥善地保管，是增强商品竞争力，获取更大商业利益的重要手段。此种技术的产生，恰恰说明商业贸易的发展。在商业贸易迅速发展的情况下，铸币也开始了。天命元年努尔哈赤“铸天命通宝钱”(92)，并在辖区内通行。

二、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

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努尔哈赤时期旧有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更加不符合客观情况，奴隶的反抗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都是有势力的奴隶主。而杀害觉昌安、塔克世的恰恰是他们家中的奴隶尼堪外兰。依仗明朝总兵官李成梁的扶植，尼堪外兰甚至还要做建州的首领，还要压迫努尔哈赤往附(93)属下，奴隶背叛主人说明这时旧有的奴隶制度发生了危机，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这种奴隶制的危机，同时也出现于哈达，其首领王台因“为人残暴，黩货无厌……其民多叛投叶赫”(94)。也出现于辉发，“贝勒拜音达里族众叛投叶赫。部众亦有叛谋”(95)。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必须对旧有的剥削方式进行某些改变，才能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满族的先人曾在淮河以北地区建立过封建制的金朝（1115—1234），更早的粟末靺鞨也建立过渤海国（698—926）。虽然辽在灭渤海国之后，把渤海国人南迁辽河流域，元灭金后，入居中原的金人久留不返，金和后来的满族没有直接关系，但封建制生产方式对他们还是比较熟习的，他们建立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有优于其他民族的方便之处。

满族向封建制过渡还具有优越的外部条件。从世界历史一般情况来看，与先进民族邻近的落后民族，它们的发展往往是比较快的。满族介于汉族和朝鲜族两个高度封建化的民族之间，它们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比较密切，因此，满族进入封建社会，是较为顺利的。

更为重要的是，努尔哈赤时期，满族和汉族的文化、经济交流比以前更为加强。不仅传统的朝贡、马市等联系方式有了新的发展，而且两族还在宽甸六堡长期杂居。在宽甸六堡移建之前，这一带是女真“射猎之区”，汉族和女真族已经杂居。移建之后，更多的汉族农民和商人相随而来，这就出现了宽甸六堡周围满汉进一步杂居的局面。两族民众通过不断的交往，彼此间的了解进一步加深，感情也逐渐调融，所谓“宽奠新疆居民六万余口逼奴酋穴住种，参貂市易渐狎”(96)，正是说的这种情况。万历三十三年，李成梁等辽东官员强迫汉族民众内迁，“居民安土重迁，几至激变”，于是命参将韩宗功“率军数千人焚其室驱之”，许多汉族居民被迫迁走。但是“凡壮勇之人（壮劳力）皆逃入建州，腴地遂为建州所得”(97)。壮勇之人既然逃入建州，其生产技术一定也同时带了进去，腴地既为建州所得，其生产方式也一定产生影响。不同民族长期杂居，必然促进上层建筑的调融，这是无可怀疑的。从六堡移驻到所谓弃地，中间凡三十三年，再到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又经过十二年，这四十五年的满汉杂居，虽然人数比例悬殊，但年代很长，他们相互之间的生产、生活交流联系之久，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努尔哈赤在上述前提下，对女真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满族逐渐建立起新的封建制的剥削方式。

这在女真统一过程中就已经体现出来。史载万历十六年四月，“苏完部主索尔果率本部军民来归……又董鄂部主……亦率本部军民来归……是时上招徕各路，归附益众”(98)。万历二十七年九月，“率兵征哈达……尽服哈达属城，器械财物无所取，室家子女完聚如故。悉编入户籍，迁之以归”(99)。万历三十五年，“东海瓦尔喀部蜚悠城长乞移家来附，命往徙之，遂至蜚悠城，尽收环城屯寨凡五百户，护之先行”(100)。这些记载中所说的“户”、“户籍”和一般的“民户”、“家”一样，在满文都作“包衣共”（boigon），“民”作“伊尔根”（irgen），“本部军民”作“诸申、伊尔根”（jusen irgen）。可以看出，无论是自愿归附，或是战争降顺，都同样待遇，编为民户，显然和战败沦为奴隶不同。

同时努尔哈赤还建立屯田制，实行劳役地租。早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申忠一在建州就发现“奴酋于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长掌治耕获”(101)。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下令每一牛录出丁十人，牛四头，开始于空地耕种(102)。两年之后，他又重申，每一牛录出十丁四牛耕种空地，收获粮谷，充实仓库(103)。显然，这种屯田制是以牛录的组织为基础单位，要求出丁出牛，在空地上耕种，全部收获作为课赋——劳役地租。至于牛录的其他丁壮则在本牛录分得的土地上从事耕种，自己食用，即所谓家田。这样，满族民众即诸申就被束缚于土地上，为封建政权提供劳役，成为依附农民，而八旗的各级额真则成为大小封建主。

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以后，面对该地封建经济已高度发展的条件，继续实行封建制。天命三年（1618），后金攻占抚顺，对于降附的一千户汉民，没有把他们降为奴仆即阿哈，而是“仍依明制”，并给以田庐、牛马、农粮等，令降金的明游击李永芳管辖(104)。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四日，他又颁布“计丁授田”令，将海州、辽阳一带明朝官僚丢弃的土地三十万日（一日合田六亩）收归后金所有，分给满族人丁耕种。每丁种粮五日，种棉一日，每三丁种官田一日，每二十丁以一丁充兵役，一丁服差役(105)。这里，所谓“计丁授田”制，其土地所有权归后金政权所有，整个土地分为官田和份地两种。满族人丁要在官田上为后金政权提供无偿劳役，而份地则可经营自己的经济。这和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前，所实行的“牛录屯田”一样，也是一种封建劳役地租形式。不过，这种办法具体实行起来困难不小，因而不久便改为征收实物，每三丁一年征收粮二石(106)。具体办法虽有改变，但赋役征收还是以授田的人丁为基础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努尔哈赤发布“计丁授田”命令前不久，他还在明朝弃地上设立八贝勒拖克索，由拨什库管理(107)。拖克索就是汉语的田庄，《清文鉴》译为庄屯，早见于朝鲜记载。天命十年，努尔哈赤下达“按丁编庄”的命令：“一庄男子十三人、牛七头、田百日，其中二十日为贡赋的东西，八十日是自己食用的东西……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下，每备御给一庄。”(108)此种田庄的土地分为纳粮和自食两部分。十三丁占有自食的土地八十日，这和“计丁授田”下一丁授田六日差不多，但二十日纳粮却比以前的剥削重了四五倍。虽然如此，它仍是劳役地租，直接劳动者的身份也仍是封建依附农民。

总之，努尔哈赤采取的“牛录屯田”、“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等封建化措施，使满族社会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但是，社会发展是有过程的，社会分期也不可能成为整齐的分界。而满洲各部族的发展又是极不平衡的，同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变更又是急遽的，所以在努尔哈赤时期，仍存在旧制度的残余，存在着和平民身份不同的奴仆。天命十年正月，韩润降金，努尔哈赤给他“妻奴、房田、牛马、财帛、衣服一切应用之物”(109)。这里妻奴的奴，《满洲实录》满文作阿哈，即汉语之奴仆。可知努尔哈赤建国后十年，奴仆身份依然同时存在。直至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十月，仍可看到“赐阵获总兵官巢丕昌奴仆三十户”(110)的记载。

这种奴仆的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的俘获。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努尔哈赤命将征渥集部虎尔哈路，围扎库塔城，“遽拔其城，杀兵一千，获人畜二千，相近之卫皆招服，将……人民五百户收之而回”(111)；万历四十一年正月，灭乌拉，乌拉兵“有觅妻子投来者，尽还其眷属，约万家，其余人畜散与众军”(112)；万历四十二年十一月，遣兵征渥集部雅揽、西临二路，“收降民二百户、人畜一千而还”(113)；万历四十三年，征额赫库伦，“攻取其城，杀人八百，俘获万余，收降五百户而回”(114)。这些记载，“降民”和“人畜”分列，显然两种人一定有区别，而在用语上“收”和“获”又互异，说明两种人的身份一定也有不同。在满文，“收”一般作“达哈哈”（dahaha），就是收抚；“获”一般作“鄂勒吉、巴哈”（olji baha），就是俘获。收抚的人口编为民户（boigon），俘获的人口分给众军，这说明当时在满洲族下层同时存在有两种高下不同的身份。

不过，奴仆尽管存在，但它不是当时整个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者，它主要用于为贵族生活服务的部门，因而这时满族社会已进入封建制是确定无疑的了。

三、封建主义上层建筑的建立

伴随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后金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变化。

1. 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

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形成了封建等级制度，它在社会生活中愈益显示其作用。

八旗中等级是鲜明的。努尔哈赤是最高统帅，其子侄作为他的代表，分统八旗，称为八和硕贝勒。和硕为满语hoso的对音，是角的意思。他们是每一旗的所有者，也是最高管理人。每旗的固山额真是管理本旗事务的最高官员，其左右立梅勒额真，作为副手。以下依次为甲喇额真和牛录额真。牛录额真以下又设二代子（daise）汉语副职，或代理，后取消，四章京（janggin，办事员），四村领催。三百男丁分编四达旦（tatan，汉语住处，窝铺，后取消，相当于班），由章京分领(115)。等级森严，上下有序。

同时，努尔哈赤还设立理政听讼大臣五人，都堂（扎尔固齐）十人，“凡事，都堂先审理，次达五臣，五臣鞠问再达诸王（贝勒），如此循序问达。令讼者跪于太祖（努尔哈赤）前，先闻听讼者之言，犹恐有冤抑者，更详问之，将是非剖析明白”(116)。这就是说，凡是遇有军国大事或刑事案件，都堂先审理，然后上达五大臣，五大臣复核后再上报诸贝勒，最后由努尔哈赤定夺。而努尔哈赤则五日一朝，听取汇报，发布指示，下达命令。这种行政和司法程序清楚地显现出封建等级制的特点。

后金的等级制受汉族封建制影响颇大。天命五年努尔哈赤袭用明朝军职名称，设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但这些是作为爵位而加授的。总兵官为第一等，内又分三级，从副将至游击，每一等也都分三级。牛录额真都改为备御，下设四员千总(117)。名称的改变标志着满族封建化的加深。

封建等级制在后金社会多次显示其作用。天命四年，后金军攻占明朝开原城以后，就是分八等进行庆功赏赐的：“第一等，管辖众人的额真诸大臣各银二百两、金五两；第二等，固山额真诸大臣各银百两，金二两；第三等，大臣一级各银三十两；第四等，大臣二级各银十五两；第五等，大臣三级各银十两；第六等，大臣四级各银五两；第七等，牛录额真各银三两；第八等，巴牙喇的小旗额真和牛录章京各银二两”(118)。天命六年三月，后金军攻下辽阳后的庆功赏赐，分的等级甚至更细。从总兵官、副将、参将加游击、牛录额真等各级官员，直至披甲士兵和村领催都按等级领赏(119)。应该指出的是，这两次颁赏虽然发生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数年内，但如果没有多年实行等级制的习惯基础，也决不会在政权建立后的五六年就执行得这样细密顺利。

2. 封建思想成为统治思想

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总要在思想领域内得到反映。努尔哈赤时期的满族社会，封建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宣扬“天命”、鼓吹“君权神授”，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统治集团，维护封建贵族利益，强化对人民控制的思想武器。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对后金诸大臣说：“天任命汗，汗任命诸大臣。”(120)第二年，当后金政权建立时，他被群臣尊为“天任命的抚育诸国的英明汗”，并建元天命(121)。天命三年，他在训谕中说：“人君即天之子也，贝勒诸臣即君之子也，民即贝勒诸臣之子也。”(122)在后金封建统治集团看来，天是有意志的，它是人间万物的主宰，而努尔哈赤则是代表天意行事的，理应掌握一切权力，凌驾于臣民之上。同时八旗的各级额真，各级官吏则是奉天承运的努尔哈赤任命的，所以民众也要听从指挥，服服帖帖。显然，这是把封建君主——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和封建政权神圣化，以便欺骗和愚弄民众忍受封建统治，以使封建政权长治久安。它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封建理论。

体恤民情，注重掌握统治和剥削民众要有限度的“民本”思想也出现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说，甲申岁（1584年，万历十二年）五月一夜，有贼逼近，太祖“以刀背击其首，昏绝于地，遂缚之。有兄弟亲族俱至，言挞之无益，不如杀之。太祖曰：我若杀之，其主假杀人为名，必来加兵，掠我粮石，粮石被掠，部属缺食，必至叛散，部落散则孤立矣……不如释之为便”(123)。奴隶社会的掠夺行动是常见的，自己被掠转而掠夺旁人以取偿，更是数见不鲜。努尔哈赤这里害怕自己粮食被掠，联想到部属逃散，并不想掠夺旁人以取偿，这就不是奴隶主思想意识的反映了。类似上述以民生为念，关心下层民众生活的思想和行为在努尔哈赤身上多有体现。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移赫图阿拉，“筑城居住，宰牛羊三次犒劳夫役”(124)。万历三十三年三月在赫图阿拉城外复筑大郭，“宰牛羊犒赏工役五次”。天命元年努尔哈赤还说：“筑城之夫最苦，可赐牛以劳之。”(125)看到筑城夫役劳动很苦，就杀牛宰羊予以犒劳，这种“善政”虽然是为了维持民众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更好地榨取他们的血汗，但是比起奴隶主不把奴隶当人看毕竟是一种进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本思想的范围也把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奴仆包括在内。万历三十九年二月，“太祖（努尔哈赤）查本国寒苦旷夫（无妻男子）千余皆给配（选择女子作其配偶）。中有未得者，发库财与之，令其自娶。于是民皆大悦”(126)。天命三年十月，东北虎尔哈部首领八人归附，拨给他们每人奴仆二十人，《满文老档》作“给供使役的阿哈（奴仆）各十对”(12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太祖高皇帝实录》都作“男妇二十口”(128)。说明奴仆都有配偶。显然，这种配偶是主人为他们选定的。这种关心到奴仆家庭生活的思想，它只能属于封建主义思想的范畴。

封建主义民本思想不是努尔哈赤偶然产生的，而是社会变化的一种反映，不会是他个人所独有。虽然这种思想的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它缓和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还是应该肯定的。

(1)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

(2)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3)　《朝鲜李朝实录》卷71。

(4)　《东夷考略·海西》。

(5)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6)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0页。

(7)　孟森：《清朝前纪》，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06页。

(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9)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10)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11)　同上书，卷3。

(12)　《明神宗实录》卷366。

(13)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4)　《清太祖实录》卷5。

(15)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1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7)　《东夷考略·建州》。

(18)　《东夷考略·建州》。

(19)　《明神宗实录》卷220。

(20)　同上书，卷327。

(21)　同上书，卷366。

(22)　同上书，卷453。

(23)　同上书，卷215。

(24)　《东夷考略·建州》。

(25)　《万历武功录》卷11。

(26)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5页。

(27)　《建州闻见录》。

(28)　《明英宗实录》卷113。

(29)　《满洲实录》卷3。

(30)　《清太祖实录》卷3。

(31)　同上书，卷11。

(32)　清入关前，赐读书识文墨者之普通称号叫巴克什，与武勇之称巴图鲁同。见郑天挺：《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56页。

(33)　《满文老档·太祖》卷24。

(34)　《清太宗实录》卷10。

(35)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3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37)　《筹辽硕画》卷首《东夷努尔哈赤考》。

(38)　《明神宗实录》卷194。

(39)　同上书，卷444。

(40)　谈迁：《国榷》卷78。

(41)　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北京大学《史学》，1935年第1期。

(42)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43)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44)　《辽事述·辽左兵端》。

(45)　《明史》卷259。

(4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47)　《明熹宗实录》卷3。

(48)　《明史》卷271。

(49)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50)　《明史》卷259。

(51)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52)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53)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54)　《栅中日录》。

(55)　《清太宗实录》卷5。

(56)　《满文老档·太祖》卷29。

(57)　同上书，卷35。

(58)　《满文老档·太祖》卷34。

(59)　同上书，卷29。

(60)　《三朝辽事实录》卷10。

(61)　《满文老档·太祖》卷65。

(62)　同上书，卷22。

(63)　《满文老档·太祖》卷40。

(64)　同上书，卷53、54、56。

(65)　阎崇年：《袁崇焕籍贯考》，《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66)　《明史》卷259。

(67)　《明熹宗实录》卷63。

(6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69)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70)　《旧老城》，第83页。

(71)　《明神宗实录》卷509。

(72)　同上书，卷424。

(73)　同上书，卷519。

(74)　《建州闻见录》。

(75)　《李朝实录·宣祖》卷71。

(76)　参考《清文鉴》卷20。

(77)　《建州纪程图记》。

(78)　《建州闻见录》。

(79)　《李朝实录·宣祖》卷69。

(80)　《满洲实录》卷3。

(81)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82)　《满文老档·太祖》卷50。

(83)　同上书，卷5。

(84)　同上书，卷15。

(85)　同上书，卷17。

(8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87)　《筹辽硕画》卷2。

(88)　《满文老档·太祖》卷5。

(89)　《明神宗实录》卷658。

(90)　《筹辽硕画》卷3。

(91)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92)　《清文献通考》卷13。

(93)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94)　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

(95)　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

(96)　《东夷考略·建州》。

(97)　《国榷》卷80。

(98)　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

(99)　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

(100)　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

(101)　《建州纪程图记》。

(102)　《满文老档·太祖》卷3。

(103)　同上书，卷4。

(104)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05)　《满文老档·太祖》卷24。

(106)　同上书，卷45。

(107)　同上书，卷18。

(108)　同上书，卷66。

(109)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110)　王先谦：《东华录》崇德一。

(111)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12)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13)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14)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15)　《满文老档·太祖》卷4。

(11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17)　《清太祖实录》卷3。

(118)　《满文老档·太祖》卷10。

(119)　同上书，卷20。

(120)　《满文老档·太祖》卷4。

(121)　同上书，卷5。

(122)　《清太祖高皇帝圣训》卷1。

(123)　《清太祖高皇帝圣训》卷1。

(124)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25)　同上书，卷3。

(126)　《清太祖实录》卷2。

(127)　同上书，卷7。

(128)　《清太祖实录》卷2。

第三章
皇太极时期后金（清）政权的发展与强大

第一节
皇太极初期的内外政策及第一次侵朝之役

一、即位及其内外政策

1. 汗位之争

努尔哈赤生前曾规定后金国应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不要立强有力者为主。努尔哈赤又没有留下立嗣的遗嘱，所以由谁来继承后金国汗位，便成为当时满洲贵族内部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努尔哈赤在称汗以前曾仿照汉族立嫡长子的制度，立长子褚英为继承人，协助他执掌国政。在立褚英之前，他曾考虑到褚英为人“从幼心胸狭隘，肯定不会宽大为怀地抚养国人”(1)，但为了避免废长立幼引起的麻烦，仍希望褚英执政之后有所改正。但是，褚英反而利用他执政的权力，强迫他的四个弟弟（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与五大臣（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礼、扈尔汉、安费扬古）向他立誓，共同对付努尔哈赤。后来，甚至于暗中书写咒语，诅咒努尔哈赤出征失败或早死，终被处死。于是努尔哈赤又打算指定次子代善为自己的继承人，佐理国政。代善也是恃强凌众，诸贝勒大臣都非常怕他，甚至于努尔哈赤的宠妃大福晋乌拉纳喇氏也要向他讨好，并且关系暧昧。天命五年（1620）被努尔哈赤的小福晋岱因札告发，纳喇氏被逐，代善也被取消了继承人的地位。天命六年（1621）九月，努尔哈赤又打算立皇太极为自己的继承人，但皇太极为人内多猜忌，引起诸贝勒对他的戒心，终因阿敦阿哥（努尔哈赤从弟）从中挑拨诸贝勒之间的关系而作罢(2)。天命七年（1622）三月，努尔哈赤规定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办法。所谓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就是一切军国大事，均由八和硕贝勒共同议处，国汗只能服从，不能反对，连国汗也应由八和硕贝勒任命。并特别告诫，不要选豪强之人为主。其目的是防止诸子中强有力者继承汗位后恃强自恣，不采纳众人的意见，欺凌其他幼小兄弟。实际上这样的意旨很难实行。虽然努尔哈赤在位时，有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之制，但努尔哈赤以父汗的地位进行统治，形成一个自然的向心力，能有效地处理各项军政事务，应付迅速变幻的形势。但在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国选择一个怎样的君主，是由有雄才大略者为君，还是选择一个无所作为者主其位，就成了面临着的重要抉择。

当时八贝勒中，势力最强者为代善，其次便是皇太极。代善与其兄褚英为努尔哈赤元妃佟佳氏所生，他很早就随父东征西战，曾赐号古英巴图鲁（朝鲜称贵荣介或贵盈哥），在八旗中领有两红旗。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叶赫纳喇氏所生，勇敢善战，长于计谋，为诸贝勒所不及，亦因其母早死，很受努尔哈赤的钟爱，领有正白一旗。代善本可以继承汗位，但他为人庸劣，在与大福晋的关系被揭露后，本人已无奢望，转而拥戴皇太极。史载于努尔哈赤身死的当日，代善的长子岳托、三子萨哈廉找他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大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得人心。”代善当即表示，“此吾夙心也，汝等之言，正合吾意”，遂与二子共议作书。次日诸贝勒大臣聚于朝，代善以拥戴皇太极为君之书出示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及诸贝勒等，众皆称善，“议遂定”。(3)

当时对皇太极之继位威胁最大的是努尔哈赤的大妃乌拉纳喇氏，她曾为努尔哈赤生下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努尔哈赤在敕谕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时，特别偏爱这几个幼子立为八王，晚年曾为之分拨牛录。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未时，努尔哈赤在离沈阳四十里之叆鸡堡逝世，享年六十八岁，皇太极为借机扫除其继位路上的障碍，于当夜初更灵柩运进沈阳后，便向诸贝勒宣称努尔哈赤遗言大妃纳喇氏为人心术不正，必有扰乱国政之忧，令于其身死之后“必以之为殉”。大妃迟疑不肯，诸贝勒便相逼说：“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4)就这样于十二日辰时大妃被迫自殉，前后历时仅一日。次日代善即与阿敏、莽古尔泰等拥立皇太极继承了汗位。

皇太极在接受汗位时曾说：“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若舍兄而嗣立，既惧弗克善承先志，又惧未能上契天心，且统率群臣，抚绥百姓，其事綦难。”(5)此虽是虚与谦让之辞，但皇太极是在代善父子及诸贝勒拥立下继承后金汗位的则是事实。努尔哈赤死后一天，后金便选择了一个有力的领袖，来继承努尔哈赤的事业，这对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一，皇太极宣布正式即汗位，明年改元天聪。

2. 内外政策

皇太极即位以后，面临的形势是，内部辽东地区的民族矛盾特别尖锐，广大汉民包括汉官不堪后金的战争屠杀和野蛮的掠夺政策，大量逃亡和揭竿反抗，辽东地区长期处于动乱不安之中。外部则是“四临逼处，素皆不协”(6)。西方的蒙古喀尔喀部在与后金订盟以后，又背盟接受明朝的赏金，屡次袭击后金，掠夺财物牲畜，察哈尔部林丹汗正在挥兵西向，横行漠南，企图统一蒙古诸部与后金抗争，也接受了明的赏金，曾声称要助明收复广宁。东方的朝鲜国，始终与明站在一起反对后金，自天启二年（1622）明辽东巡抚王化贞派游击毛文龙从海上袭击了镇江以后，据有了皮岛（今鸭绿江口东南之朝鲜椴岛），成为明朝在海上对后金斗争的另一条战线。朝鲜给明兵提供基地、粮食，接纳辽东逃人，使后金丧失大量的劳动力。在明朝方面，宁远之役后，明兵乘胜进据锦州、右屯卫、大凌河诸城，图谋收复辽东。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皇太极采取了如下几项重大措施。

第一，调整汉满关系。皇太极在他即位后的第五天即下令：凡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与奸细往来者，事属已往，虽有举首，概置不论。今后唯有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欲逃而未行虽被举首，亦置不论。两天后又宣布：停止一切筑城兴工之役，以后凡有颓坏者止令修补，不复兴筑，使人民专勤南亩。其屯庄田土，八旗移居已定，今后不再迁徙。务使各安本业，无荒耕种。满洲汉人毋得异视，凡讼狱、差役须划一均平，诸贝勒大臣并在外驻防之人及贝勒下牧马管屯人，有事往屯庄，各宜自备行粮，不许擅取民间牛羊鸡豚，取者罪之，禁止边外行猎。不久更宣布：按满洲官品级，每一备御止给八名壮丁，以供使令，其余汉民分屯别居，编为民户，令汉官清正者管辖，禁止满官属下人无故勒索汉官马匹鹰犬等物。这些措施使一度紧张的满汉关系，得到了缓和，“由是官民大悦”。(7)

第二，重新任命八旗大臣，规定八旗大臣的权限，加强汗对八旗的指挥权力。原先八旗每一旗设固山额真一，梅勒额真二，在八旗之外又有议政听讼五大臣，札尔固齐即断事官十人。现在每旗仍设总管大臣一人为固山额真，总管一旗事务，称八大臣，参加八贝勒会议国政，每旗佐管大臣二人为梅勒额真，协助总管大臣赞理旗务，审理诉讼。每旗增设调遣大臣二人，专门负责出兵驻防，随时听取调遣任务。

皇太极通过重新任命八旗大臣，将自己原先为和硕贝勒时所领的正白旗改为正黄旗，将镶白旗改为镶黄旗，由他这位国汗自领。将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从努尔哈赤继承下来的镶黄旗改为正白旗，正黄旗改为镶白旗(8)。皇太极通过这个改变扩大了汗的势力。

第三，东征朝鲜和暂时与明议和。后金是在对周围势力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要巩固它的统治，也必须不断对外进行新的征服，以通过俘虏人口、掠夺财物来进一步充实自己。皇太极就曾公开说：“满洲蒙古向以资取他国之物为生。”(9)所以皇太极在处理了国内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之后当即向外出兵。当时他首先征讨的目标是朝鲜。对明则提出了议和的主张。不过对明之议和，只是为了掩盖出兵朝鲜的军事行动，对明进行麻痹，使之不能及时援助朝鲜，并借以刺探明朝的内部情况，向明勒索财物。他是准备在征服朝鲜以后再西与明争。努尔哈赤在取广宁以后未能进军山海关，皇太极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努尔哈赤在宁远的失败也被认为是下辽东后三年没有出征，致使兵骄将惰，丧失斗志的结果(10)。皇太极即位时35岁，正当年富力强，有很大的进取精神。

二、第一次征朝鲜之役

1. 朝鲜与明朝以及后金的关系

在明代，李氏朝鲜是明皇朝的属国，对明形式上奉正朔、请册封，实际上明朝对朝鲜的内部事务很少干涉，朝鲜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双方友好往来并进行着经济和文化方面频繁交流。在万历二十年（1592）朝鲜遭到日本丰臣秀吉十五万大军的侵略，王京沦陷，全国八道尽失，国王李昖逃至义州，向明廷求救。明朝即派兵援朝，抗击倭寇，前后历时七年“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11)。自此以后朝鲜与明朝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李氏王朝称明为“父母之邦”，重要国事必请命明朝，一方面为了表示对明朝的尊重，一方面也是假借大国的名义，以加强他对国内的统治。所以当努尔哈赤起兵反抗明朝时，朝鲜也能和明朝站在一起钳制努尔哈赤。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之战，西路明军大败，南路朝鲜军队在富察之野被迫投降，投降后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等被扣留，兵卒大部被屠杀，由此后金与朝鲜由“本无仇怨”(12)也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努尔哈赤很想利用朝鲜战败的机会，把朝鲜拉过去共同反对明朝，却遭到了朝鲜的拒绝。在后金下辽沈以后，大量辽民逃往朝鲜。天启元年（1621）七月，明将毛文龙又从朝鲜西部袭击了后金据有皮岛后，招诱辽民前后约十数万，在朝鲜西部铁山一带屯种，并不断派兵从沿海各岛或沿鸭绿江深入辽东内地进行袭击。后金与朝鲜的关系更进一步恶化。后来后金曾几次派兵进入朝鲜境内，恐吓朝鲜交出毛文龙，与明断绝关系。朝鲜虽然自知国小力弱，但仍把希望寄托在明朝对后金的斗争获胜上，没有答应后金的这些条件，继续给驻在朝鲜的毛文龙军队以各种粮饷接济。明政府便利用这种情况，将朝鲜直接置于自己对后金的整个战略部署之内。当时明朝由于陆上在后金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一筹莫展，相当一部分人把希望寄托在朝鲜援助毛文龙从海上出奇制胜上。所以明廷先后派钦差大员监军副使梁之垣、翰林院编修姜曰广、工科给事中王梦尹和内官王敏政、胡良辅等去朝鲜颁诏和去皮岛视察，要朝鲜积极配合明军作战。

2. 皇太极的征朝鲜之役

在努尔哈赤时期，后金由于当时自身的内部矛盾，并没有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而皇太极即位以后，急于改变后金的不利处境，先向弱者下手，决定东征朝鲜。天命十一年十月，努尔哈赤死后不久，汉人刘兴祚（亦名刘爱塔）就密报给在朝鲜的明将徐孤臣说：“奴酋死后，第四子黑还勃烈（皇太极）承袭，吩咐先抢江东以除根本之忧，次犯山海关、宁远等城。”(13)天聪元年（1627）正月初八，皇太极趁江水冰合时期，派阿敏和济尔哈朗、岳托等统兵三万，以朝鲜叛臣韩润与降将姜弘立为向导出征朝鲜。出兵时皇太极说：“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攻朝鲜，明毛文龙近彼海岛，纳我叛民，故整旅往征，尔等两图之。”(14)所以此次出兵，并不是单纯为了征服朝鲜，也是为了驱逐毛文龙，是服从于后金对明斗争的总方针的。

初八日，后金兵从沈阳出发，十三日夜渡鸭绿江，第二天袭取了义州。然后兵分三路，一路向铁山攻毛文龙，一路从宣州攻郭山、定州，直南向平壤，一路沿江而上至昌城。当时毛文龙在义州昌城安州都有驻兵。对后金此次进兵，朝鲜政府与毛文龙都丝毫没有防备，所以损失惨重。如义州城内明兵及朝鲜兵被杀者数万。铁山的明兵和屯种的辽民也大遭杀戮。据满人记载，俘明参将一、游击一、都司三(15)。据毛文龙报称，十六日、十七日后金军攻云从岛，虽未能进入，而明兵伤亡也达七百余名，都司毛有见、毛有德着箭身亡。(16)十八日后金军即攻克了朝鲜北部的军事要地郭山郡的凌汉山城，二十日渡清川江，进攻安州。安州节制使南以兴，防御使金浚婴城固守，后城陷自焚死。平壤城守官兵六七千人，见安州城陷，缒城而逃殆尽。后金军在安州休息了四天，二十六日即至平壤，同日南渡大同江，二十七日至中和，二月初五至黄州，初七日又进至距朝鲜王京汉城二百里之平山。

面对这种情况，朝鲜王廷大惧。国王李倧让一部分官吏护送世子到南方的全罗道全州去，自己则逃入王京西海之江华岛中，一方面派人向明廷告急，一方面遣使与后金讲和，以缓其师。最后则在外无援兵可恃，内已无险可守，兵民四处逃散的情况下，与后金订立了城下之盟。最初后金要求的条件是朝鲜与明朝断交，驱逐毛文龙，与后金修好，结为兄弟之邦，称金国为兄，并向后金赠送大量犒军礼物，然后后金退兵。朝鲜则坚持不肯与明断绝关系，至于犒军礼物则答应尽其所有进行搜刮。并提出了“事大以诚，交邻以睦”的政策，事大即尊奉明朝，交邻即与后金交好，它认为两者是“并行不悖”的(17)。结果在后金的谈判使者汉人刘兴祚的折中与斡旋下达成协议：朝鲜与明朝的关系不变，朝鲜国王送宗室一人入质，保证与后金和好，年赠岁币，双方各守封疆。于是朝鲜派宗室原昌君李觉带马一百匹、虎豹皮一百张、绵细绢四百匹、布一万五千匹，于二月十四日送于平山后金营中，作为议定和好之礼。

三月三日刘兴祚、库尔缠代表后金诸贝勒和八旗大臣与朝鲜国王诸大臣誓于江华岛，此即所谓江都之约。其中主要内容为：两国和好，各遵誓约；各守封疆，不许记仇，不得互相兴兵侵犯，朝鲜不得整理兵马，兴建城堡等。和议既成，后金即开始退军。但当时后金军内部意见并不统一。岳托、济尔哈朗等虑及久在朝鲜，深恐明军趁虚而入，所以急于议和后退军。而阿敏则意欲久留。阿敏借口自己并未亲自与盟，在退军时纵兵大掠三日，抵平壤后又强迫朝鲜王弟李觉与之盟誓，此即所谓平壤之约。其主要内容为：朝鲜每年应送后金礼物，对待后金的使者应与明朝使者同等恭敬，不得巩固城廓整顿兵马对后金怀有恶意，后金所获剃发逃人，如逃来朝鲜不得容留。违背上述条款，后金将再度讨伐朝鲜。由于江都之约与平壤之约出入很大，后金执平壤之约，朝鲜执江都之约，发生了很大争执。

后金以防毛文龙为名，在义州留驻防兵一千，蒙古兵二千，其余大军于四月初八携朝鲜王弟李觉渡江撤离，十八日回至沈阳。后金通过第一次征朝鲜之役，获得了大量的财物和人口。当时辽东大饥，斗米值银八两，人相食，后金把从朝鲜夺来的东西运回辽东。据朝鲜官员于当年五月报称，仅在清川以南、平壤、江东、肃州，三登六邑被虏人口男妇可查出者为四千九百八十六人，清川以北，毛文龙属下力量被俘者，还未统计在内(18)，其牲畜财物被掠者更不计其数。从此后金每年都可以从朝鲜获得大量财物作为年礼。后金还借盟约，要求开市贸易，从而缓和了它因与明朝战争贸易停止所造成的物资奇缺的状况。

这次战役之后，朝鲜便成为一个不许设防的国家，后金可以随时进入进行钳制和监视。朝鲜处于后金与明朝两大之间，一方面要通和于后金，忍受后金的各种勒索与骚扰，一方面要事大于明朝，供应毛文龙的各种不时需求。在后金深入朝鲜时，毛文龙号称拥众十几万，躲在皮岛，不敢出来援助，反而说朝鲜人勾引后金来谋害他。在后金军退出朝鲜以后，毛文龙又大肆杀掠被剃发的朝鲜人，诡称阵杀金兵以冒功。朝鲜的处境更困难了。

这次战役也削弱了明朝的力量。原在义州、昌城和安州等地驻守的明兵全被后金摧毁。天聪元年九月后金从义州撤兵时又提出不许毛兵上岸。此后后金几次过鸭绿江从义州进入铁山，袭击明兵，使明兵无法在朝鲜西部立足，只能退居海岛。

朝鲜称此役为“丁卯虏乱”。它与后金订约是被迫的，为了缓一时之祸。从此后金与朝鲜的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进一步尖锐了，朝鲜仍然希望依靠明朝的力量以雪此大辱，所以对后金的态度时有变化。在通市、明兵上岸、索还逃人、岁币等问题上双方经常发生尖锐的争执。这种状况直至崇德元年（1636）第二次战争将朝鲜完全降为清的属国才发生了变化。

三、与袁崇焕的议和活动

皇太极与明朝议和，开始于明辽东巡抚袁崇焕派人吊唁努尔哈赤之死。宁远之役以后，明朝开始了辽东的整顿和恢复工作。努尔哈赤之死，明朝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机会，又听说努尔哈赤死后几个儿子也有矛盾，便想趁机探测后金的虚实，十月，袁崇焕就派了五台山僧李喇嘛和都司傅有爵、守备田成等一行三十四人到沈阳，以吊唁努尔哈赤之死为名执行这一计划。袁崇焕的这一行动，出乎皇太极的意料之外，后金与明交战十年，双方完全处于敌对之中，明朝把后金视为叛逆，拒绝一切往来。现在袁崇焕突然遣使来沈阳吊丧，皇太极便认为这是明朝在屡战屡败丧师失地之后愿意讲和的一种表示，也想借此了解一下明朝的真正意图，所以对待明使非常礼遇。十一月，皇太极即派方吉纳、温台什等七人随李喇嘛往报致谢，书称“大满洲国（应为大金国）皇帝致书于大明国袁巡抚”(19)，正式提出了两国议和的主张。

十二月中旬，后金的使者到达宁远，据明人记载，后金的使者态度非常恭顺，“一如辽东受赏时，三步一叩头”、“跪投夷禀”，称袁崇焕为“老大人”(20)，但国书仍用金国年号。袁崇焕依照过去建州属夷朝贡旧例，赏以酒食，将书退回，令其更改。后金使者往返于沈阳与宁远之间者三次，将国书中大金国“皇帝”改为“汗”，与蒙古虎墩兔（林丹信佛，自称呼图克图，明人呼之谓虎墩兔或虎酋）对明自称者相同，但仍未去掉金国年号(21)。天聪元年正月初八，后金派阿敏率兵三万征朝鲜的当天，又遣使赍书至明。书中主要内容有：一、申明后金兴师反明是由于历来备受明驻辽东官员的欺凌，所谓七大恨所致。所以明金之间的战争，曲在明，直在金，后金据有辽东是出自天赐，是合法的，明朝应该承认。二、若两国和好，明应以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匹、毛青布千万匹作为和好之礼。然后每年后金给明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一千斤，明给后金金十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毛青布三十万匹。后金的这些要求，反映了后金国内急需物资和传统的对外掠夺政策。袁崇焕接信后，于三月五日又派杜明忠随金使方吉纳、温台什到沈阳，致书皇太极，承认“往事七宗，汗家抱为长恨者”事出有因，但是这些不愉快的过去，皇上与汗应并忘之。后金如果要与明朝议和，应该归还辽东土地，送回被虏男女人口。至于要求的岁币，明朝可以给，但数量应该裁减。后金还应即速撤回征朝鲜之师，以表示和议之诚。此后后金应该“恭敬大明皇帝”，“宣扬圣德，治理边务”(22)，即一如往昔，替大明看边，朝廷自有优厚赏赐。双方的条件相距太远，便决定议和不能成功。

四月，当后金军在朝鲜完全获胜，朝鲜国王被迫与之订立城下之盟后，皇太极对明的态度便突然强硬了。四月初八日复书袁崇焕一一驳斥了明方提出的条件，信中说岁币可以酌减一半，但辽东的土地不能退，人口不能还。又说关于往返书信的格式可以规定为明帝比天低一格，后金汗比明帝低一格，明官比后金汗低一格，若用其他写法，后金将拒绝明方来信。此外，后金兵进入朝鲜，事实上首先是寻找毛文龙与明兵作战，征朝鲜是其计划征明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信中却称后金出兵朝鲜与明无关。正在这时，后金发现了明兵在修筑塔山、大凌河、锦州诸城，立即停止遣使，只让明使给袁崇焕带了一封信，指责明朝一方面遣使假意讲和，一方面趁机修筑城郭，是“不愿和平而愿战争”！“如战争不休，天眷佑我将赐我北京，明朝的皇帝自己败走南京，他的名声会怎样”。(23)四月十八日，征朝鲜大军回到辽东，五月初三，皇太极便亲率大军开往锦州与明兵作战，此次议和终告停止。

这次议和是明金交战以来的第一次议和，对当时的形势以及以后都有相当的影响。在后金方面，努尔哈赤新故，内部矛盾重重，皇太极即位以后欲有一番新的更张，但立刻大举出师仍有一定的困难，故而遣使议和。在明朝方面，袁崇焕欲借宁远之胜以后、努尔哈赤新死之机，先巩固宁锦，再相机进图辽东。袁崇焕没有想到后金正趁此机会东征朝鲜，所以在朝鲜向明告急时，袁崇焕便受到了朝臣们的弹劾，后来锦宁之役明朝虽取得了胜利，而袁崇焕却被迫去职。

四、锦州宁远之役

1. 锦、宁地位之重要

锦州、宁远在明金之间的军事斗争中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因为这一地区是辽东通往关内的交通要道，其地西北依山，东南面海，为一狭长走廊，无论是后金继续南下进攻，或是明朝东进恢复辽东，都要通过这一地区，故为双方必争之地。最初明军在广宁之役失败以后，是划关而守还是出关而守，意见极不一致。自从袁崇焕在宁远筑城、于天启六年（1626）春打退了努尔哈赤的进攻，升任辽东巡抚，明朝便加强了在山海关外的军事部署。当时在宁远、前屯卫、中右所、中后所四城屯兵六万，马三万，商民数十万。袁崇焕根据明军不利于野战但又长于火器的特点，提出了“凭坚城、用大炮”，以守为主，“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在实不在虚”的渐进政策(24)。但是从宁远以南至山海关长二百余里，宽不过三四十里，到山海关附近宽才四五里。兵民数十万，地险人稠，无以为耕，给养全靠内地供应。而中左所（塔山）以东渐宽，与锦州、大凌河、右屯卫四城相连，可以容纳大量兵民屯种，减少内地供应。所以袁崇焕在遣喇嘛僧给努尔哈赤吊丧、与后金议和时，便申奏朝廷，要求调班军四万，修筑锦州、中左所、大凌河诸城。当后金军侵入朝鲜，朝鲜告急求援、袁崇焕被弹劾以和议误国时，他还是申奏朝廷，坚持趁后金兵东出无暇西顾之机，在锦州、中左、大凌河迅速筑城，“令彼掩耳不及，待其警觉而我险已成”(25)。当时明派总兵赵率教驻兵锦州，监护版筑，四月初明廷又增派总兵杜文焕驻宁远，尤世禄驻锦州，侯世禄驻前屯，左辅驻大凌河，以加强正在筑城的宁、锦军事力量。

2. 锦、宁之战的失利

天聪元年五月初十日，皇太极所率征明之师抵达广宁，得知明对大凌河、小凌河修筑未完，锦州修缮已毕，即兵分几路连夜行军。皇太极直趋大凌河、小凌河，代善、阿敏直趋锦州，莽古尔泰直趋右屯卫。大凌河、小凌河、右屯卫方面因城未修完，明兵见势弃城而逃走，锦州方面后金军于十一日到达后即行包围。后金遣使谕令锦州城中守将投降，说：“此我家地方，尔等在此修城何为！”明将赵率教不肯屈服，回答说：“城可攻，不可说也。”(26)十二日后金军开始大举攻城，马步兵轮番作战，分两路攻城西北二面，赵率教与太监纪用，副将左辅、朱梅等婴城固守，身披甲胄，亲冒矢石，力督各营将士，并力攻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杀伤颇多。后金军屡攻不克，最后只好拖尸退兵五里结营。

皇太极本来以为乘东征朝鲜之胜，锦州可一鼓而下，结果却被明兵打退。他不甘心失败，即于十四日派人回沈阳增调援军，令每牛录先已出十甲兵者，再增送四十甲兵，先已出二十甲兵者，再送三十甲兵，先已出三十甲兵者再送二十甲兵，先已出四十、五十甲兵者，再送十五甲兵；另给先来之兵每人送箭三十支，增派者每人再携箭五十支；每牛录还要再送攻城工具铁铤三个、斧头三把、凿子三个、铁锄一把。按后金制度，每牛录三百丁，征战时三丁抽一，此次每牛录抽五十甲兵，当是已抽满洲军兵之半，据明人记载，此役后金军约四万人。(27)

当时明军被后金军截为两段，前锋精锐被围于锦州城中，其余集于宁、前四城。袁崇焕认为宁远大兵若正面出援锦州，敌将趁机来袭宁远，会危及山海关的安全。故仍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固守宁远，只派奇兵绕出敌后，进行袭击。五月二十二日，后金军与明山海关总兵满桂及尤世禄之援军战于锦州南七十里之笊篱山，杀伤相当，明兵退入宁远。二十五日，后金从沈阳增调的援兵到来。二十八日，皇太极复率大军围攻宁远，袁崇焕与内官刘应坤督将士登陴而守。满桂、尤世禄、祖大寿出战城东二里，排列火炮、鸟枪，并力射打，后金军不能近城而退。见此情景，皇太极大怒，说：“昔皇考取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28)于是复率诸贝勒挥兵进击，直至城下，结果城上炮发，矢石俱下，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及瓦克达俱被重创，退军至宁远东二十里之双树铺，明军满桂亦身中数箭，尤世禄马被射伤。在皇太极攻宁远的当天，锦州明兵亦出城作战，后金军游击拜山、备御巴希被打死。二十九日，皇太极自宁远退军。三十日至锦州。六月初一日，祭阵死之拜山和巴希，大哭。故明人记载说“王长子召力免贝勒中箭死，次子浪荡宁古亦殁于阵”(29)。六月初四日，皇太极再次强攻锦州。但明兵火炮矢石俱下，加之天气炎热，后金军死伤甚多，皇太极无可奈何，只好连夜退兵东还，锦州围始解。退军途中，初五日，毁小凌河城。初六日，毁大凌河城。又将沿途广宁诸城尽拆，十二日，回至沈阳。

据明人所记，此役“奴围锦州，大战三次，大胜三捷，小战二十五日，无日不战”。宁远亦是“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慓悍”(30)。此役明军之所以取胜是由于将士用命，城郭坚固，储备充足，并且充分发挥了西洋火炮的作用。而后金之所以失败则是由于过低估计了明军的战斗力，主客之势有了变化。此役明人称之为“宁锦大捷”。

锦宁之役是后金继宁远之役之后的又一次严重挫折，明朝巩固了在辽东的防守，并从宁远而前移到锦州，这是袁崇焕在抵抗后金斗争中的大贡献。从此以后，明金之间进入了锦宁的军事相持阶段。

第二节
皇太极对漠南蒙古的统一

1368年，蒙古贵族被逐出中原后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兀良哈部有朵颜、泰宁、福余三卫，与明朝在开原、广宁进行马市贸易，定期朝贡。瓦剌与鞑靼则互相争雄朔漠，战乱不已，为有明一代北部的严重边患，明王朝先后筑九边以御之。明朝中叶，达延汗（1474—1543）兴起，蒙古各部复归统一。

达延汗将整个蒙古分为六个万户。分左右翼：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万户（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带），乌梁海（即兀良哈）万户（今内蒙古赤峰市和河北承德一带），喀尔喀万户（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喀尔喀河一带）；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土默特万户（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呼和浩特一带），永谢布万户（今张家口北一带）。大汗驻于察哈尔万户内，统率左翼三万户，派副汗即济农驻鄂尔多斯万户境内统率右翼三万户。达延汗有子十一人，分别执掌六个万户。而察哈尔万户实为蒙古各部之首。明朝后期，右翼三万户中的土默特万户俺答汗兴起，向西发展，攻取青海，并派兵侵入西康与西藏，向东兼并了朵颜卫，逼使察哈尔部东迁至辽东西拉木伦河以北，吞并了福余泰宁卫，驻牧于从宁前广宁到开原一带。自努尔哈赤兴起，即与蒙古各部发生了矛盾。

后金天命四年（1619）七月，后金军进入铁岭时，蒙古喀尔喀五部贝勒宰赛父子和札鲁特部的巴克兄弟，还有科尔沁部的明安之子桑噶尔寨率兵一万，伏击后金军，结果大败，宰赛父子等人被俘。

天命四年十月，察哈尔部林丹汗即遣使致书努尔哈赤，声称“四十万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诏旨，问水滨三万人诸申主昆都仑庚寅汗平安无恙”，警告后金不要西向广宁方面发展，否则“我将阻止你”(31)。当时林丹汗已愤于女真的强大，开始了统一蒙古内部的斗争。

天命十年（1625）十月，察哈尔派兵攻取科尔沁珠尔根城，科尔沁被迫向后金求援。蒙古科尔沁部从此倒向后金，反对察哈尔。

天命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在宁远被袁崇焕打得大败而回，喀尔喀的巴林部便乘努尔哈赤败退之际进行截杀。努尔哈赤二月末回沈阳后，稍事休整，四月初便亲率大军出十方寺堡西渡辽河，分兵八路，征巴林，遇炒花（巴林部酋）于阳石木河，杀其侄台吉囊努克，并追炒花于西拉木伦河以北，获人畜五万六千余。此时正当努尔哈赤在宁远受挫，本来是蒙古各部遏制后金的一大好机会，但喀尔喀部恐怕察哈尔吞并自己，不敢请察哈尔助兵。喀尔喀各部又不能与明朝联合一致行动，反而被努尔哈赤打败。

皇太极即位后，和蒙古的矛盾进一步尖锐了。因为后金据有整个辽东以后，原来在开原、铁岭、广宁、辽西一带蒙古诸部与明通贡接受抚赏之地全被后金所夺，同时明廷也加强了对蒙古的联络工作，增加赏金，用蒙古来抵御后金，实行所谓“以西夷制东夷”的政策。但是，此时蒙古内部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林丹汗在从事统一蒙古的战争中，对所属各部过于残暴，遭到了各部的强烈反抗。他在征讨首先倒向后金的科尔沁失败以后，便移兵西向，征讨喀尔喀、喀喇沁和右翼土默特俺答汗后裔诸部，内部矛盾空前尖锐。这给皇太极征服漠南蒙古造成了可乘之机。

天命十一年八月，努尔哈赤死。十月，皇太极即汗位不到两月，就派代善、德格类、济尔哈朗等“率精骑万人”征札鲁特，并遣副将楞格哩率兵袭击巴林，使之不能与札鲁特互相策应。札鲁特与巴林原系达延汗子阿尔楚博罗特之后，左翼三万户喀尔喀万户之一五卫喀尔喀或喀尔喀五部。札鲁特之祖乌把什亦称伟征诺颜，明人称曰委正，与巴林之祖苏巴亥明人称曰速不亥者系亲兄弟，同为泰宁卫酋长，是喀尔喀中的强部，屡次反对后金，劫杀后金使者，并将所杀之人献首于明。在努尔哈赤宁远之役失败以后的退军过程中，札鲁特又出兵助明，进行杀掠。此次，皇太极乘其不备，俘札鲁特贝勒巴克、戴青、多尔济、桑噶尔寨等十四人，尽俘人民牲畜而还。往巴林之偏师亦大胜而回，俘人二百七十，马羊千余。不久，札鲁特与巴林因遭察哈尔林丹汗的侵袭，举部北投了科尔沁。次年，两部又分别从科尔沁出来投降了后金。

天聪元年二月，皇太极利用察哈尔与属下喀尔喀等部的矛盾，致书于敖汉与奈曼议和，共敌察哈尔。敖汉与奈曼原为达延汗长子图鲁博罗特之后，服属于察哈尔，其孙贝玛土谢图（明人称鬼麻）长子岱青杜稜（明人称小歹青）号所部为敖汉，次子额桑伟征诺颜（明人称额参委正）号所部为奈曼，同驻牧于义州边外、老哈河左岸。岱青子索诺木杜稜（明人称都令）、额桑伟征诺颜子衮出斯巴图鲁亦称洪巴图鲁（明人称为黄把都儿）受赏于义州大康堡。广宁、义州失而移于宁远前屯卫。天聪元年三月，林丹汗以兵相逼喀尔喀与喀喇沁，喀喇沁被迫从原牧地叫奢儿城迁出，向明廷求援。明廷以“我兵若助哈酋（喀喇沁），插（察哈尔）必肆螯，不助则哈复致怨，合令边臣选敏办通官，和解而罢之”(32)。敖汉与奈曼也被迫从原牧地迁出，都令与黄把都儿本来打算投降明朝，明廷也曾派人前去招抚，但是迫于察哈尔的兵威，怕明朝不能保护，便于天聪元年五月举部二万余人投降后金(33)，声称“我们的察哈尔汗，不认兄弟，败坏道统，所以来求淑勒汗（皇太极），我们要住在什么地方，随汗的意见”(34)。当时皇太极在宁远、锦州被袁崇焕打得大败，留守沈阳的诸贝勒对敖汉与奈曼的投降疑信参半，不令其渡河。其部众不愿东投者，一部分西奔察哈尔，一部分南下投降了明朝。六月初皇太极回沈阳后，亲率诸贝勒将士一千五百余人，出城西渡辽河十里外迎接，行抱见礼、大宴、准其入境，随处驻牧。同年十二月，皇太极将其妹哈达公主嫁给敖汉的索诺木杜稜。从努尔哈赤临终到天聪元年，正是后金两次在宁远受挫时期，蒙古各部本可与明联合起来遏制后金。但是由于蒙古内部的矛盾，敖汉与奈曼却举部投降了后金，使蒙古失去了统一的可能。

在后金与明、察哈尔的斗争中，喀喇沁居于较重要的地位，它界于后金、明与察哈尔之间，察哈尔若征服了喀喇沁，即可东与后金抗衡，后金若据有喀喇沁，即可越过宁前，直达蓟镇边墙，进至明境北边。喀喇沁原为达延汗右翼三万户永谢布万户之一部分，俺答汗之弟巴雅思哈喇（亦称老把都）所统永谢布七鄂朵克（部）喀喇沁，后向南发展，据有朵颜卫，故明末与朵颜卫同称，有三十六部，故称喀喇沁三十六家。其强酋有苏布地，驻牧于蓟镇喜峰口边外会州（青城）诸处。天启七年（1627）春，察哈尔在吞并了喀尔喀五部之后，又西击喀喇沁、俺答顺义王卜失兔诸部，克归化城，虏顺义王妻，夺金印，顺义王走避河套。崇祯元年（1628），喀喇沁纠卜失兔，鄂尔多斯济农以及西北邵卜诸部（俺答从子永邵卜大成驻甘镇边外），与察哈尔汗战于土默特之赵城（今张北县北），杀其兵四万，使察哈尔的统一事业大受挫折。崇祯二年（1629）二月，苏布地与其弟万旦伟征便遣使致书皇太极，请求归附，说察哈尔根本已经动摇，求后金发兵共击察哈尔。皇太极得信后，当即选少数精骑破察哈尔多罗特部兵于敖木林（大凌河上源），俘获万余人。当时塞外蒙古大饥，喀喇沁向明请粟。崇祯皇帝认为：对蒙古各部的抚赏是徒费金钱，又得知喀喇沁与后金相通，坚不与粟，又尽革其赏金。喀喇沁在与察哈尔的斗争中，屡向明朝请援而得不到帮助，在遭受饥荒时又得不到粮食，天聪三年（1629）六月，其首领苏布地遂携同族左翼土默特台吉善巴与右翼土默特台吉俄木布楚虎尔投降了后金。喀喇沁投降后金以后，大大孤立了察哈尔，使明蓟镇边外千余里失去了屏障。自此，后金便以蒙古人为向导，南入明边进行骚扰，西击察哈尔，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天聪五年（1631）十一月，皇太极刚从大凌河班师回来，得知察哈尔派兵至西拉木伦河北侵扰阿鲁蒙古部落（阿鲁，山阴之意，曾居于杭爱山之北者），即派贝勒萨哈廉、豪格率兵五百前往。隔日皇太极又亲率大兵两千继后。结果，察哈尔只得退兵。后金军前锋曾追过兴安岭，不及而还。天聪六年（1632），由于蒙古诸部反对林丹汗者纷纷与后金相联络，皇太极遂决定利用这种机会大规模讨伐察哈尔，下令归降的蒙古各部科尔沁、敖汉、奈曼、札鲁特、巴林、喀喇沁、土默特、阿鲁等皆以兵相从。四月一日皇太极与代善、莽古尔泰、阿济格、济尔哈朗、岳托、多尔衮率大军从沈阳出发。四月二日西渡辽河，当时正值河水泛涨，人马浮水而过者两昼夜始尽。此役内外兵数计约十万(35)。四月十七日兵至哈喇木伦河（西拉木伦河支流，黑河）哈纳崖地方，有两蒙古兵私逃，向察哈尔报告了满洲大军来征的消息。林丹汗闻讯后大惧，遍谕诸部，令民凡有二牛以上，尽携之去，弃故土，渡黄河西奔。其部属多不愿往，十散七八。皇太极率军过兴安岭至达尔湖后，得知林汗丹远逃至库里得勒地方，自达尔湖约为一月程，便转向归化城进军。途中军粮殆尽，黄羊遍野，便命军士围杀黄羊数万只以充军食。时值炎暑，其地无水，士卒渴甚，多有仆于道者，行至深夜始得泉水。有次日至者，以黄羊一只易水一碗而饮(36)。五月甲子至归化城，顺义王卜失兔子俄木布与其部头目古禄格、杭高举众投降并献明朝赐封的顺义王印信。此役皇太极追袭林丹汗四十一日，称雄于宣云塞外的林丹汗不战而逃。所部在奔逃途中，一部分投降了后金，一部分南下投降了明朝。皇太极为了使军士有所俘获，便趁机南略明边宣府、大同，于七月旋军。这是皇太极对察哈尔最大的一次用兵，从此漠南蒙古的主体察哈尔部被基本摧毁，宣府、大同塞外均归入了后金的版图之内。

天聪七年（1633）六月，皇太极以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何者为先，令诸贝勒各陈所见。诸贝勒为了掠夺明朝的财物，多数主张朝鲜已在掌握之中，察哈尔远遁，应以征明为先，从山海关进军，或入腹里，直取北京。但皇太极却决定进军宣、大，兼收散处于明边的察哈尔余部。天聪八年（1634）五月戊申（二十三日）皇太极与代善、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以及新投降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率大兵，备一月粮，从沈阳出发，仍沿西拉木伦河前进，途中收抚察哈尔余部。七月初直抵宣、大，分别从上方堡、得胜堡、独石口进入明边，大掠宣、大、朔、代各州，并致书明臣，不许收降察哈尔余部。当时林丹汗已逃至青海大草滩地方，病痘而死。其部属闻后金军复至，纷纷率众前来投降，其中有察哈尔汗的土巴济农，四大宰桑，察哈尔的八大福晋之一高尔土门福晋等约四五万口。此役，蒙古的茂明安部、四子部落、克西克腾部、浩齐特部见察哈尔衰败，亦纷纷举部来投，曾为其子娶努尔哈赤所聘叶赫老女之喀尔喀贝勒巴噶达尔汗也弃察哈尔前来投降了后金。(37)

林丹汗虽死，部众离散，而林丹汗的儿子额哲（明人称曰黄鹅儿）仍盘踞在黄河以西，所以在天聪九年（1635）二月，皇太极又派多尔衮、岳托、萨哈廉、豪格四贝勒率精兵万人往收额哲。二月二十六日从沈阳出发，三月十日过西拉木伦河，四月二十日西渡黄河，二十八日至额哲驻地托里图地方。当时天昏黑，额哲国中无备，多尔衮恐其警觉而逃，伏于近处，按兵不动，派叶赫金台什贝勒之孙南褚去见其姐——察哈尔林丹汗妻苏泰太后与子额哲，告以满洲贝勒派大兵来招之意。苏泰太后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便率子额哲及部众一千余户投降了。时河套的鄂尔多斯济农已与额哲盟誓，令其受己约束。早晨刚刚离开，多尔衮即派大军往追，拘鄂尔多斯济农额琳臣，令其送还察哈尔降民一千余户。额琳臣惧，亦请内附。鄂尔多斯明称套部，东西北三面距黄河，东西广袤二千余里，南北八九百里，边城雄固，有鱼盐之利。达延汗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之后，吉囊有九子分牧而住，为塞外西北强部。至此，亦归属后金。

在多尔衮收降林丹汗子额哲时，又得到了元朝的传国玉玺“制诰之宝”。据传此玺为元顺帝从北京逃亡时携出，元顺帝死于应昌，此印遂失。后为俺答汗之后卜失兔所得，卜失兔为林丹汗所灭，此玺又为林丹汗所有。林丹汗死在苏泰太后所。多尔衮收降苏泰太后时，便索取了此印。这件事对后金的统治者以及归降的蒙古诸部影响很大，他们认为这是天命所归的象征。所以，多尔衮携玉玺与林丹汗子额哲返沈阳时，约定九月六日皇太极率诸贝勒大臣大猎于辽河以西的阳石木河，迎接这块玉玺与额哲。给额哲以崇高的礼遇，并将次女马喀塔公主嫁给他。由于皇太极对察哈尔的胜利，是年十二月称雄于漠北的喀尔喀车臣汗也遣使通好。天聪十年（1636）初，来朝的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在沈阳召开大会，决议承认金国汗皇太极继承蒙古大汗的大统，奉上博克达、彻辰汗（Bokda Secen Qagan，宽温仁圣皇帝）的尊号。(38)

皇太极之所以能够统一漠南蒙古，第一是由于蒙古内部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林丹汗虽想统一蒙古，但其强暴压榨，反而加速了蒙古内部的瓦解，使之纷纷倒向后金。第二是由于蒙古各部尤其是林丹汗不但不想与明朝实行真正的联合，反而借后金之威胁，向明朝挟赏，既削弱了明朝，也毁灭了自己。第三是由于皇太极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实行了“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软硬兼施政策。崇德元年七月，皇太极同大学士希福、刚林、范文程的谈话中曾说：“科尔沁国土谢图额驸有名马，号曰杭爱，我曾以甲一副易之，彼不与。蒙古察哈尔汗向彼索马，势如抢夺，止予一胄，竟取之，从此科尔沁诸贝勒为之解体。察哈尔汗又以一胄送阿禄部济农，索马千匹。阿禄济农曰：岂有一胄而易马千匹者乎！此直欲起衅而来侵犯我耳，不可不与。遂与马五百匹，从此阿禄诸贝勒亦为解体。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有一鹰，能横扑飞鸟，察哈尔汗又遣人往索，卓礼克图亲王欲不与，土谢图额驸劝令与之。既取其鹰，一无所偿，并送鹰之人，亦不令见。如此贪横，人心安得服耶？今各处蒙古每次来朝，厚加恩赏。因此俱不忍离我而去。”(39)这虽是皇太极的自诩和矜夸之词，但也确实反映了后金国主与林丹汗二人之优劣以及造成胜败不同结局的原因所在。皇太极在征服了漠南蒙古以后，即将原来八旗中的蒙古左右翼两旗，仿满洲八旗扩大改编为蒙古八旗，与满洲八旗同成为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

第三节
松锦的军事相持与几次深入腹地的斗争

后金自锦州、宁远之役以后，鉴于明朝巩固了山海关外宁锦一带的防线，自知在短时间之内难以突破，所以在把主力转向对蒙古用兵的同时，多次趁间从山海关以西长城各口入犯内地，进行骚扰和掠夺。这一活动从天聪三年的己巳之役一直持续到崇德八年（1642）的壬午之役。在此期间，后金势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后金改国号为大清，皇太极称帝。这为1644年的清兵入关夺取中原准备了条件。

一、己巳之役及其影响

1. 纠集蒙古朵颜三卫侵入明边

明崇祯帝即位后，起用袁崇焕为蓟辽督师，兼督天津、登、莱等处军务，负责全面地对辽战事。袁崇焕提出了“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40)的复辽战略，并期以五年成功。这样就进一步加强了明在宁锦的防守力量。但是皇太极不能容忍袁崇焕这样经营，他曾说：“我屡次欲和而彼不从，我岂可坐待，定当整旅西征。”(41)于是，便决定采取迂回的办法，绕过锦州宁远一路，从辽西进入蒙古草原，转而南下，直达蓟镇边墙，乘明军不备进行突袭，越过长城，进入北京近郊，威胁明都，或占据近京城邑，掠取财物，或大败明军，迫使明廷结城下之盟。后金当时之所以决定采取这样一种战略，还因为原在蓟镇边外住牧服属明朝的朵颜三卫蒙古的喀喇沁部，广宁边外的喀尔喀部巴林、札鲁特和敖汉、奈曼，当时都已投降了后金，察哈尔部也已西徙，这一地带处于空虚状态，后金的军队可以毫无阻拦地进至长城脚下。天聪三年皇太极便进行了第一次按这条路线进军的行动。因为路线较远，他先派人造船，将粮由辽河运至辽西，以济陆运。并下令归降的蒙古各部科尔沁、喀尔喀、巴林、札鲁特、敖汉和奈曼各部贝勒率兵从征。十月二日皇太极亲率大军从沈阳出发，以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噶都为向导（因为他曾多次到北京朝贡，熟识路径）。大军由西拉木伦河之支流纳里特河经喀喇沁之青城（会州），行军近一月，进至蓟镇长城脚下。而后兵分三路，二十六日夜半右翼从蓟镇中协之大安口，左翼从龙井关，二十七日中路从洪山口，越边进入长城。先后降汉儿庄、马兰营等边城。十一月三日克遵化，明巡抚王元雅兵败自杀。十二日即西向北京进发。十三日至蓟州，十四日至三河，十五日降顺义，抵通州城北，十七日抵达北京近郊。这次皇太极进军，其策略与上次在锦州宁远一样，先到处投书，声言后金起兵反明是由于七大恨所致，这次进兵是由于明朝拒绝议和而好战争。其言要和，其行在战。在此之先，袁崇焕曾上疏明廷，要防备后金从蓟镇阑入，明廷未予足够重视，所以后金军入边以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直达北京城下。面对突然来到的后金军，明廷惊慌失措，急诏各路军兵入卫，但入援者多逡巡不前，只有袁崇焕率领的祖大寿关宁军一万五千人皆精锐敢战。当皇太极越边进入长城时，袁崇焕适在宁远，闻讯以后即趋山海关，急调锦州总兵祖大寿等率兵入援，十一月四日袁与祖兵入关，尾追后金军西行，当十七日后金军到达距北京二十里之牧马场时，袁崇焕所率的祖大寿军也到达了北京的左安门，二十日皇太极率兵进攻德胜门，宣府总兵尤世禄避敌，大同总兵满桂独战。时袁崇焕与祖大寿屯于沙窝门，自午至酉，鏖战三个时辰，大创后金军，阿巴泰避敌，阿济格马被创死。蒙古札鲁特、喀尔喀诸部兵皆大败而归。北京经此一战，人心始定。二十六日后金兵攻南城外罗城，被袁崇焕军打退。二十七日袁崇焕扎营于城东南与后金军相逼；皇太极欲进攻袁军，至阵前巡视，看到袁阵非常坚固，不易攻入，说：“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42)遂还营。

2. 设间杀袁崇焕与囚禁阿敏

皇太极此次进兵，本来是一种尝试，并无一定要攻取北京的决定，内部意见不一，在行至喀喇沁之青城时，大贝勒代善与莽古尔泰就主张退兵，怕深入内地被明军堵截。皇太极通过岳托、阿济格诸年轻贝勒与八固山额真再议后才得以决定继续进军。皇太极对此次行动，采取很灵活的态度，他看到北京城守坚固，袁崇焕所率辽军不易战胜时，便放弃进攻北京，但又决定施用反间计，除掉袁崇焕。他知道明朝皇帝宠信太监，于是利用前几天俘获的太监杨春和王德成来实现这一阴谋，他令两个部属故意在他们附近悄悄地议论说：“今日撤兵乃上计也，倾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43)第二天又故意纵杨归去。杨太监自以为得到了重要情报，进京后便将这些话密告崇祯帝，致使第三天袁崇焕就被逮捕下狱，时为十二月一日。袁被下狱后，辽兵愤愤不平，祖大寿怕祸连及己，便率辽兵溃逃而东，出山海关，远近大震。明廷又任大同总兵满桂为武经略，统领各路入卫援军。

皇太极在北京没有得逞，便西去良乡，在房山祭了金太祖金世宗的陵墓，十七日又在北京永定门外与满桂军大战，阵斩满桂和孙祖寿，擒总兵黑云龙和麻登云等，大掠而东，打算在京东寻找立足之地。于天聪四年（1630）正月初四日取永平，初八日取滦州，后来又取了迁安、建昌营等处。同时东向山海关进发，至距关三十里之凤凰店，被明兵击退。转而攻昌黎、抚宁，遭到激烈抵抗，皆连攻数次不下，昌黎之抵抗尤其英勇，知县左应选率全城军民登陴而守。皇太极先派蒙古诸部兵去攻时说：“若攻克其城，城中财物任尔等取之。”(44)攻之不克，又增派满洲兵一千助之，昼夜连攻，亦不克，最后皇太极集八旗满洲兵和蒙古兵在城下布列云梯，全力进攻，激战五日，亦未攻克。从正月初九至十三日，昌黎军民击退了后金军的三次猛攻。其他兰屯营、汉儿庄、潘家口、喜峰口等处亦降而复叛。在这种情况之下，皇太极一方面让喀喇沁首领苏布地向明廷上书请和，一方面派兵留守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自己则于二月十四日率大兵出冷口关北归，并向明人散发告示称：“今且抽兵回来，打开山海，通我后路，迁都内地，作长久之计，尔等无谓我归去也。”(45)三月初二日至沈阳，派阿敏、硕托前来永平更代。他自己则准备到秋天草长马肥时再来，与明军周旋。

在袁崇焕下狱以后，明廷起用旧辅孙承宗督理辽东军务。孙承宗素知辽兵与袁崇焕有旧，即派人从狱中取袁崇焕手书抚慰祖大寿，复集辽兵入关。五月十二日，孙承宗指挥各路援军攻克滦州、迁安。据永平、遵化的后金军将领阿敏、硕托见明兵势大不能抵抗，于十三日屠永平降官和汉民，尽掠财物俘获，弃城而逃，落在后面的兵卒被明兵砍杀者达五百余人。这是后金继锦州宁远之役后又一次惨重的失败。皇太极此次入边的计划因阿敏的逃归而被打乱，因此，非常气愤，他列举了阿敏的十六条罪状，夺其牛录属人，将其囚之高墙，一直到死。

3. 己巳之役的影响

经过己巳之役，皇太极看到了内地虚实和明朝政府的腐败，但也看到了人民的反抗力量，认识到由于山海关阻隔在长城之内找一个立足地是不可能的，所以以后的几次进入内地，他自己都不亲自统率，只是派其他贝勒，趁机掠夺一番。自此，进边掠夺便成为后金对明斗争的一项重要手段，给京畿一带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

从明朝来说，自己巳之役始，国势日衰，一蹶不振。袁崇焕不久被杀，明朝损失了一个能与后金抗争的得力统帅。由于明朝的财政困难，入卫的援军得不到给养，己巳之役后便散而成为“流寇”，与农民起义军相汇。自此农民起义军蓬勃发展，势不可挡，明政府在两面作战中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一步步走上灭亡的道路。

二、大凌河之役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之投降后金

1. 大凌河之役

在己巳之役以后，明金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尖锐了。在后金方面，皇太极预计到明朝要利用这一胜利对后金步步紧逼，窥复辽东。所以他在处分了阿敏之后，即召集诸贝勒和八旗大臣暨蒙汉官员说：“尔等将士之意，得毋谓干戈未息，秣马厉兵，无有已时，以从征劳瘁为虑？不知敌国侵陵，仇怨所积，义当征伐，岂彼实无罪而我好争战耶？倘按兵不动，我虽欲静，敌岂能相安无事。”(46)这说明皇太极认为后金与明朝的战争短时间是不会完结的，要随时准备新的战斗。他便加紧整顿内部，天聪四年十月编审壮丁，不许隐匿。天聪五年正月命佟养性仿照明军火器监造红衣大炮，编立汉兵，专门练习火炮鸟枪，后金从此便有了新式火器。二月颁定军律，加强边境的传烽报警制度，严防逃人。并不时派兵去明锦州一带捉生（俘掠汉人），刺探明军的活动情况。在明朝方面，恢复遵、永四城以后，复设辽东巡抚与登莱巡抚，企图两方并进恢复辽东。登莱巡抚孙元化主张撤东江岛兵进复广宁、义州和金州、海州、盖州三卫。辽东巡抚邱禾嘉主张复广宁、义州和右屯卫。兵部尚书梁廷栋根据孙承宗的意见，认为广宁、义州道远，难以陆运，应先据近海之右屯卫，聚兵积粟而后进逼广宁。但右屯被毁，必先筑大凌河城，与松山、杏山、锦州相接。大凌河西距锦州四十里，东距右屯卫二十五里，南距海三十里，海路可与宁远外觉华岛相济，溯流而上可至广宁义州，是宁、锦通往广、义的交通要道。于是明便决定在大凌河筑城，命驻锦州前锋总兵祖大寿与副将何可刚率马步兵进据其地，发班军一万四千人供版筑。七月二十日兴工后，工程便昼夜不息地进行起来。但当时祖大寿与邱禾嘉不和，邱禾嘉又与孙承宗不和，工将成，兵部尚书梁廷栋去职。明廷又尽反前议，认为大凌荒远，不当筑城，于八月一日下令停工。八月五日祖大寿以城工不数日可完，乞假班兵二三日，工完即撤。正在这时，皇太极得到了明筑大凌河城的消息，急令大军出征，并谕诸将说：“沈阳辽东之地，原非我有，乃天所赐也，今不事征讨，坐视汉人开拓疆土，修建城郭，缮治甲兵，使得完备，我等岂能安处耶？”(47)于此可见，皇太极对明无论是议和，或是战争，目的都是要保有辽东。在这个问题上后金与明是针锋相对。后金军七月二十七日从沈阳出发，二十八日渡辽河，八月初一日至旧辽阳，蒙古各部遵令以兵来会，兵分两路并进，于六日晨，俱抵大凌河。当夜即围其城。皇太极知道祖大寿所统之兵是明兵的精锐，己巳之役的广渠门之战，明收复滦永四城，亦多赖祖大寿之兵，故不可轻易与战。他怕攻城士卒被伤，便决定用掘长壕筑墙的办法长期围困。环城四周掘壕三道，将城内城外完全隔绝。又命佟养性载红衣大炮挡住通往锦州的大道，以阻击明朝的援兵。对此，皇太极很得意地说：“明人善射精兵尽在此矣，他处无有也。”(48)在后金军围城之初，祖大寿曾几次突围而战，于八月十二日近城一战，使后金军遭受很大损失，两蓝旗避敌，莽古尔泰军被伤者甚多。后皇太极设伏，诱明兵出战，明兵中伏，自此不敢再出，只是困守城中。

在明与后金的斗争中，后金往往能够吸取经验教训，吃一堑，长一智。上次锦州宁远之役，袁崇焕趁机筑锦州城，皇太极率兵赶来后城守已经非常巩固，这次当他听到明人筑大凌河城时，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进兵，突然包围了大凌河城，没有给祖大寿弃城逃跑的机会，也没有给明朝增运粮草入城以长期固守的时间。而明朝方面胜则争功，败则推诿，门户之见愈演愈烈，在大凌河筑城以前，议论不一，在大凌河被围以后，仍不能弃却前嫌和衷共济，意见反而越来越大。当时明廷调遵化总兵吴襄（吴三桂之父）与山海关总兵宋伟集关内外兵四万（或云三万）去解大凌之围，但邱禾嘉借口持重，屡易师期，而宋伟与吴襄又不相协。宋伟主进，吴襄坚持不可。九月二十七日移营于距大凌河十五里之长山，皇太极已挥满汉蒙古兵进击。先攻宋营，不能入，又移兵攻吴营。吴营中有黔兵四百，号苗卒之锐，但从未见过后金军，一见敌骑来冲，吴营遂溃。后金兵又转而攻宋营，及炮热不能装药，亦溃。后金兵追奔三十里，获驼马车辆甲胄器械无数。明监军张春副将张弘谟等被俘，副将满库等战死。在长山激战时，城中祖大寿闻枪炮声，怕又是计，无人敢出，后金军至暮安然还营。

大凌河城北五十里有于子章台，为边界重要前哨，城堡坚固，储粮充实，从未失陷。在长山之战以后，皇太极派人招降祖大寿，祖大寿不从，即于十月初九派佟养性率汉兵载红夷大炮六位，将军炮五十四位，连攻于子章台，三日而下，获台内储粮可供后金军士马一月之饷，从而解决了后金军继续围困大凌河的粮饷问题。于子章台被攻下以后周围百余烽台闻风相继而下，从此大凌河成为孤城，明军处境越来越难，先是粮断薪尽，夫役商贾多饿死，最后力竭计穷，决定出降。时副将何可刚坚执不从，十月二十八日祖大寿等将何可刚掖出城外，杀于后金军前，全城兵民投降，大凌河筑城时骑步兵及工役商贾共三万人，出降时存者止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三人，马三十二匹。投降后祖大寿等答应以子为质，伪装逃脱，为后金赚取锦州。于十一月二日率厮卒二十六人，奔还锦州。明廷知其曾纳款于金，为羁縻计，亦未追究。

大凌河之役，不仅使明朝的辽兵精锐祖大寿军投降，而且获大小炮三千五百多位，鸟枪火药铅子不计其数，又俘虏了一大批辽兵的骨干将领。大凌河城内除祖大寿一人回到锦州，其余副将张存仁等将领三十余人，全部投降。皇太极对这一批降将一反过去的杀戮政策，命八旗每牛录出牛马一匹，每甲喇出骡马驾车一辆，而后按官品等级给予骑乘。回沈阳后又每日款宴，命八贝勒家轮番设宴，并给予房屋田庄奴婢。为了笼络这批降将，贝勒岳托又建议用联姻的办法，一品官以诸贝勒女妻之，二品以大臣女妻之。并规定不许女欺凌其夫，“使其妇翁衣食与共，虽故土亦可忘也”(49)。上述一系列拉拢政策，使这一批人不久成为后金政权中汉官的主要成员、清兵进攻松锦和入关夺取中原的策划者和向导。

明朝经过大凌河之役后，在松、锦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已没有力量再向前推进一步了。而反对划关而守、积极主张恢复关外地方的孙承宗再次被劾去职，这更使辽东的局势，难以重新振作起来。

2. 吴桥之变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投降后金

正当后金军围困大凌河之际，明登莱巡抚孙元化派参将孔有德和李九成之子千总李应元率兵千人援大凌河，行至吴桥发生兵变，回据登州，最后导致了对明清双方军事力量的消长有很大影响的孔有德、耿仲明以及尚可喜之降金事件。

孔有德，辽东东宁卫人，李九成、耿仲明辽东辽阳卫人。在后金下辽沈以后，他们相继从辽东逃出，投奔皮岛毛文龙。毛文龙为集聚个人势力，多将亲信部下收为义子（永字辈）义孙（有字辈），皆称毛姓，孔有德称毛永诗，李九成称毛有功，耿仲明称毛有杰，故后金方面统称为毛氏。崇祯二年毛文龙因私与后金通款，专制一方，不受节制，被蓟辽督师袁崇焕所杀，三人被调至宁远，属宁前兵备道孙元化麾下。崇祯三年（1630）六月孙元化调任登莱巡抚后，主张恢复辽东宜用辽人，所以孔有德得为参将，李九成为偏裨，耿仲明为中军。大凌河围急，明廷檄孙元化派兵从海上赴援。孔有德以风逆难往，改从陆路赴宁远。闰十一月末，兵至吴桥，时值天大雨雪，士兵乏食，地方官又故意闭门，迫使士兵出掠。有一士兵捉食新城乡绅王象春（蓟督王象乾之弟）庄鸡犬，象春子假借父伯的势力告于孔有德，孔将士兵捆打贯耳，兵遂大哗，将王氏庄焚毁。恰好这时李九成奉孙元化之命出塞买马，马价荡尽归至吴桥，遂与其子李应元趁士兵哗变之机胁孔有德叛变。变兵东返连破陵县、临邑、商河、济东、青城、新城诸县，官军不能抵挡。十八日围莱州，二十二日即抵登州。崇祯五年（1632）正月初三登州城内耿仲明举众内应，孔有德即进据登州。此事发生前孙元化在登州招用葡萄牙人制红夷大炮，训练士兵演习。登州城内积有红衣大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余位，旧兵六千，援兵千余，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战船百余艘。这时完全为孔有德所有。不久旅顺副将陈有时（毛有侯）、广禄岛副将毛文龙义子毛承禄等亦率众叛赴登州，拥孔有德为都元帅，并铸印置官，李九成为副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声势大振。明南北海运停止，旅顺东江饷道不通，海外士兵久不得饷，势甚危急。

吴桥之变与明政府的腐败有很大关系。自后金下辽沈以后，辽民航海南逃集于登莱者十数万，生活非常艰苦。而在明政府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对辽人持有偏见，认为辽人多与叛将有旧，不可用，因而引起辽人官兵的很大反感，这是激起叛乱的重要原因。叛乱发生以后，明政府主抚主剿意见不一，又使事态不断扩大。孙元化主抚，在登州为叛军所执后纵归，明廷即将之逮治论死，继任登莱巡抚谢连亦在莱州被叛军所杀。莱州长期被围，关内督抚官将一筹莫展，最后明廷被迫从锦宁前线抽调了祖大寿之关宁军夷汉兵丁四千八百余人，由总兵金国奇、参将祖大弼（祖大寿之弟），祖宽（祖大寿之侄）及原任总兵吴襄吴三桂父子率领，入关赴山东，这才改变了战局。八月明军大败孔有德于新河县之沙河，莱州围解，九月初一日进围登州。十二月李九成突围时被打死。崇祯六年（1633）二月孔有德、耿仲明率兵船一百八十余艘，携登州货物子女从海上逃走，游弋于旅顺、广鹿诸岛间，屡被明兵截杀，兵船损失过半，李应元被打死，毛承禄被俘。四月在明军追击之下，投降了后金，携船六十余艘，官将兵丁家口共一万三千余人。崇祯七年（1634）二月广鹿岛副将尚可喜（毛永喜）亦率兵丁家口三千余人投降了后金，自此皮岛孤悬海外，明军在海上的势力大衰。

孔、耿、尚投降后，大大增强了后金的军事力量，从此后金不仅有了一支精锐的水师，而且还得到一批制造西洋火器红夷大炮的技术人员。因此皇太极给予崇高的礼遇：出迎十里外，行抱见礼；授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尚可喜为总兵官，并许仍各领其众；号令、鼓吹、仪卫亦如其旧，位仅列诸贝勒之次；除出兵用刑必须奏请外，其余一切自主；号孔有德、耿仲明军为天佑军，尚可喜军为天助军，旗色用白镶皂，它们成为后金内部别于八旗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时，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

三、皇太极称大清皇帝与第二次进攻朝鲜

1. 皇太极称帝及与朝鲜矛盾的发展

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统一漠南蒙古及接纳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投降的胜利声中，在沈阳宣布称帝，用满、蒙、汉三种表文祭告天地，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四月以前为天聪十年，以后为崇德元年）。先一年十月改族称诸申（女真）为满洲。皇太极称帝这件事，表明他认为自己已不再是一个地处一隅的女真族的首领，而是统治着一个大国的君主。称帝之举，是皇太极向人们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政治抱负的重要步骤。

皇太极在称帝之先，曾于天聪十年二月，先让八和硕贝勒和归降的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派一百七十多人去通报朝鲜，希望朝鲜也加以拥戴，以此增加自己的力量。但是朝鲜举国上下要求与后金决裂，掌令洪翼汉甚至于要求“戮其使而取其书，函其首，奏闻于皇朝”(50)。朝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丁卯之役以后，后金对朝鲜进行了各种勒索：一、每年朝鲜必须交纳岁币正木棉五千匹、杂色木棉两千匹、白布四百匹、白苎布二百匹、杂色六百匹、豹皮五十张、水獭皮二百张、苏木二百斤、大纸一千卷等。(51)这已经使朝鲜不堪其苦，而天聪六年后金又索黄金百两、银千两、绵千匹、麻布千匹、细布万匹、豹皮百张、水獭皮四百张等(52)，比原额增加了十倍。二、后金借口互市，低价强买朝鲜货物，而且每次派去互市人员兵丁多达千人，强迫朝鲜供应食物，朝鲜屡欲绝市而不能。三、强迫早就移居于朝鲜境内之瓦尔喀人（女真族之一部）还后金。朝鲜对于这种勒索早已无法忍受，双方矛盾极端尖锐。在皇太极举行称帝登基大典时，满洲蒙古诸贝勒及汉官大臣即将皇帝的宝玺献上，然后行三跪九叩之礼，而朝鲜使者却仍坚持“兄弟之邦”的平等礼节，拒绝下拜。满洲贵族对朝鲜的使者拳打脚踢。皇太极也勃然大怒，登基典礼完毕即向朝鲜下了最后通牒，要朝鲜国王在规定的限期之内送来子弟为质，否则即发兵征讨。一场新的战争，已不可避免。

2. 皇太极亲征朝鲜

皇太极在出兵之前，为了麻痹朝鲜，决定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崇德元年十月，传令军士秣马厉兵，修整器械，待冰合时大举出征，并传蒙古诸部于十二月初会兵沈阳，扬言征明。朝鲜将后金的表面姿态信以为真，认为皇太极要朝鲜送王世子及大臣子弟为质否则将兵临其境只是一种恐吓，所以没有作认真的准备。加之国小力弱，这便使清军的胜利成了定局。

十二月初一日，蒙古各部兵会于沈阳，初二日，皇太极命令大军出发。清军的许多将领私带家仆、厮养卒，想趁机多抢些东西。兵分两路，左翼由多尔衮、豪格率领，由宽甸入长山口取道昌城，南下平壤。皇太极与代善亲率右翼，从东京大路经镇江（今辽宁丹东）进入朝鲜。先命马福塔率三百人伪装成商人，直奔朝鲜王京汉城，又派多铎率千人继后往援。十四日清军大队已达安州，朝鲜国王才得知清朝出兵的消息，这天马福塔所率领的伪装商贾的三百人已到了王京。朝鲜国王打算逃到江华岛，但由于清军吸取了第一次征朝鲜之役的教训，先已截断到江华岛的通路，他只好逃到了距王京仅四十里的汉江南岸的南汉山城。二十七日，皇太极率大军渡临津江，二十九日进入王京，同日南渡汉江，包围了南汉山城。

皇太极此次出兵朝鲜的目的，一为使之俯首听命。二是要袭取皮岛。皇太极认为朝鲜之所以敢于与清公开对抗，是因为有明军驻扎在皮岛，互为犄角。所以在清军包围了南汉山城以后，即派多尔衮从陆路用车将船运到江华岛渡口，袭取江华，俘取朝鲜国王及其大臣的家属。另外，又派人回辽东造船，准备攻取皮岛。朝鲜国王进入南汉山城以后，号召各道兵勤王，并派人飞速前往登州，向明朝求援。这时明朝内部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根本无力救援朝鲜，朝鲜各地勤王的军队也陆续被清军截击于中途。崇德二年（1637）正月二十二日，在多尔衮攻破江华，俘虏了朝鲜国王及其大臣的家属以后，朝鲜国王被迫按照皇太极的条件，先将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洪翼汉等绑送清营，任其处分，然后出城投降。当时清朝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

一、去明之年号，奉大清正朔，交出明朝所赐印敕诰命，永为大清臣属。与明断绝一切往来。

二、国王以长子及另一子为质，大臣亦以子弟为质，送往沈阳。

三、一切礼仪，仍照明国旧制，清帝万寿节，中宫千秋，皇子千秋，冬至、元旦，行贡献礼。

四、清征明时，朝鲜得奉调出兵，不得违期。

五、出船五十艘，从攻皮岛。

六、新旧城垣，不许再筑。

七、每年进贡黄金百两，白金（银）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豹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鼠皮三百张、胡椒十斗、好腰刀二十六把、顺腰刀二十把、苏木二百斤、好大纸一千卷、好小纸一千五百卷、各色细布万匹、各色绵二千匹、布一千四百匹、米一万包。(53)

正月三十日，皇太极在汉江东岸三田渡地方筑受降台，朝鲜国王李倧率世子大臣出南汉山城西门，步行五里向皇太极行君臣三拜九叩之礼，当时即命世子李为质。崇德二年二月初二，皇太极从朝鲜退兵，命多尔衮随后押解朝鲜世子及大臣子弟等人员送往沈阳。从此朝鲜正式成为清朝的属国，国王即位、世子受封等重大内政外交，都必须得到清王朝的许可。皇太极解除了他对明战争的后顾之忧。后来清命朝鲜在三田渡地方立了一块“大清皇帝功德碑”，记述皇太极征朝鲜之役的“功绩”。碑文正面为满、蒙文，背面为汉文，崇德四年（1639）立。到中日甲午战争朝鲜脱离清朝后，此碑才被毁掉。

3. 取皮岛

皇太极退兵时，二月命硕托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汉兵，胁朝鲜出船五十艘，并水手、水兵，于四月初八日在朝鲜将领的指引下趁雾将船突入水中，“汉人以为北军飞渡，不能抵抗而致败”(54)。皮岛守将沈世魁被俘不屈而死，守岛明军二万余人，死者万余人。清军从岛中获得了大量财物，包括蟒素缎四万二千八百匹，衣服三千四百领，银三万一千两，布匹毯条十九万一千件，大船七十二艘，红衣炮、西洋炮等十位，另有妇女儿童三千四百余名(55)。明朝在皮岛前后经营了十五年，至此全被清军所得。

四、丙子、戊寅再次深入内地

1. 丙子之役

皇太极对明朝的政策并未因称帝而有多大的改变。在崇德元年（丙子）四月称帝，五月即派武英郡王阿济格与饶余贝勒阿巴泰率兵入犯明边。在大兵出发时，皇太极曾嘱咐说，此次进兵，对于攻取城池，“度可取则取，度不可取则勿取”，得到俘虏以后，不论多少，应迅速派人送回(56)，可见此次出兵仍然是为了进行军事骚扰和掠夺财物人口。六月二十七日，清兵从独石口分三路进入明边，大掠赤城、云州等地。第八日，三路相会于延庆州，俘获人畜一万七千九百八十九，其中人口三千四百二十五(57)，即派人送回，然后从天寿山西灰岭、贤庄、锥石、德胜等口进入长城，攻取昌平。昌平为明诸帝陵寝所在，距北京仅九十里，因降丁二千人内应，巡关御史王肇坤战死，总兵曹丕昌投降。明廷大震，即传檄山东、山西、保定、关宁各镇总兵率兵勤王。此次清军入边，本无意进攻北京，所以在西山遭到明将黑云龙的阻击后，即南下趋良乡，先后攻克宝坻、定兴、房山、文安、永清、安肃、容城、顺义、东安、雄县等处，大掠子女玉帛。九月初一日，从建昌路冷口关出边，满载而归。据说“俱艳妆乘骑，奏乐凯归”，浩浩荡荡，四日始尽。俘获人畜十九万六千八百五十一，其中人口七万三千二百九十三，牛、驴、驼、羊九万七千六百九十一，马、骡二万五千八百六十八(58)。清兵大书“各官免送”四字木牌，遗于道旁。明兵尾追而不敢近，待清军出边远去后，明各路援军总监内官高起潜始出边，报斩三级以闻(59)。兵部尚书张凤翼、宣大总督梁廷栋日服大黄药求死，清兵退后，二人皆惧罪忧愤而卒(60)。此役明人称为丙子之役。

2. 戊寅之役

崇德三年（1638年，戊寅）正月，漠北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率兵南至归化城，皇太极闻讯后即率兵往征。札萨克图汗不战而退，并遣使通好。皇太极在认为自己确已无后顾之忧以后，便决定再次大规模派兵深入明朝腹地，进行骚扰掠夺，并用偏师袭击山海关外的锦州、宁远。八月底，皇太极命多尔衮、豪格、阿巴泰统左翼军，岳托、杜度统右翼军，两路出师征明，在出发前用满蒙汉三种语言发布军律，并说：“朕常欲和而明不从，是以兴师耳。”(61)九月二十二日右翼岳托军从蓟镇西协密云东北墙子岭口入边，二十八日右翼多尔衮军从中协董家口东青山关入边。时明蓟辽总督吴阿衡、守墙子路西协总兵陈国俊正在给监视太监邓希诏祝寿，闻讯后仓促应战，均被清军所杀。两路清军便从迁安丰润会于通州河西，直抵北京近郊，然后攻掠良乡、涿州，直指山西，并兵分数路南下，一趋沧州霸县，一沿运河南下山东济南，一趋彰德卫辉。在清军大规模深入腹地的情况之下，明廷内部却意见不一。兵部尚书杨嗣昌、监军太监高起潜主和，宣大总督卢象升主战，崇祯皇帝先是主和，后又主战。因而举措无当，互相掣肘，不能对清军组织有力的抵抗。卢象升兵不满万战死于巨鹿贾庄，全军败没。运河之枢纽临清，是当时明军的防守重点，而崇德四年正月清军却乘虚攻陷了济南，俘德王朱由枢、太监冯允升等，兵锋直达兖州，明派大学士刘宇亮督师，“援师虽集，但退怯不敢战”，“观望纵敌”。(62)直至三月清军自己退走，这场战事才告结束。这就是所谓“戊寅之役”。在这次战役中清军先后攻陷直隶顺天府的顺义，保定府的博野、庆都、蠡县、深泽、高阳，河间府的献县、青县、任丘等县，真定府的获鹿、莱城、灵寿、元氏等县，顺德府的沙河、南和、平乡、唐山等县。山东兖州府的平阴，东昌府的博平，以及济南府等共七十余城(63)，“转战二千余里”(64)，俘虏人口四十六万二千五百有奇，黄金四千零三十九两，白银九十七万四百六两(65)。许多城镇惨遭烧杀蹂躏，济南一城被杀者积尸达十三万具(66)，赵州一城被杀者有名籍可查者二万五千二百余躯，被掠者四千八百余名口(67)。而清军也有很大损失，左翼统帅岳托及其弟马瞻死于济南。岳托系代善长子，主管兵部，是清王朝代善两红旗的首领。岳托之死对清王朝是一个很大打击。

崇德三年十月，在多尔衮和岳托进入长城之后，皇太极便亲率多铎、济尔哈朗和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石廷柱等部汉军，又集蒙古各部军，趁明山海关外军奉调入援之际，进攻山海关，命济尔哈朗、多铎先行向前屯卫、宁远进发。十一月，多铎兵至中后所，被祖大寿军所包围，多铎“仅以百余骑突阵而出，而军兵折损者过半，被擒者亦多”(68)。此次皇太极以冒进失败而归。崇德四年二月，皇太极又趁入边清军出边之机，率代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及外藩蒙古十三旗兵，进攻松山，明将金国凤死守，复从松山周围攻城二十余日，亦未攻下。四月，出边清军携岳托、马瞻骸骨而还，皇太极与代善很伤心地率军回到了沈阳。为了追究这次失败的责任，五月，处分了多铎，降其王爵。(69)

五、松锦之战与第一次明清议和之失败

1. 祖可法、张存仁关于松锦之战的建议

通过丙子、戊寅之役，皇太极给明朝以很大的军事打击和经济破坏，但明朝山海关外的锦、宁防线却仍然十分牢固，清军虽能深入腹地一千余里，攻城略地，但最后还得退回关外。因此，对清朝来说，无论是要长期确保辽东，或者要进一步入据中原，锦宁势在必取。崇德五年（1640）正月，大凌河之役降清的汉官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马国柱等向皇太极陈奏了一篇治国进取大计，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治国之要。当时清王朝已是铁骑如云，进取天下足足有余，必须乘此良机勘定中原。二、进取之计。进取中原有三策：第一是刺心之术，派兵直捣燕京，割据河北。第二是断喉之术，山海关是北京与锦、宁之间的咽喉，直取山海关，则将关外等城置于绝地，可唾手而得。第三是剪枝之术，屯兵广宁，使明兵不得耕种，乘机攻取锦、宁。三、讲和之策。讲和对明有利而对清不利，清朝即使必须讲和，也要先破山海关，使明北京陷于孤立状态，才可进行(70)。祖可法、张存仁的这些建议本来是许多降清汉官们的一贯主张，像副将高鸿中、游击佟整，生员杨名显、杨誉显都多次有类似建议(71)，但以前皇太极着眼于收抚蒙古和巩固内部，顾不上考虑这些意见。这时则情况与以前大不相同了，这些意见，正好为解决这一当务之急提供了重要措施。皇太极决定采纳其中的“剪枝之术”。屯兵关外，先取锦州、宁远。同年二月他命人征用朝鲜水师五千，米一万包，限四月二十五日运至锦州地方的大凌河小凌河口。三月又派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罗贝勒多铎率兵前往锦州北九十里之义州屯田，修理城堡，逼临锦、宁，使明山海关外不得耕种。五月皇太极更亲至义州，察看屯田筑城情形，并将清军分为两批，每批三个月，轮番屯驻义州，企图对锦州实行围困。这些措施，为清军在松锦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作好了准备。

2. 洪承畴的对策

清军屯驻义州，明廷非常吃惊，即命蓟辽总督洪承畴出关御敌。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原为陕西三边总督，长期在陕西镇压农民起义，很得明廷赏识，崇祯十一年（1638）戊寅之役奉调入卫京师。崇祯十二年（1639）春改任蓟辽总督。洪承畴到任后对锦、宁防线进行了新的调整，首先从各营中抽出部分兵力，进行团练，提高士卒的战斗力；其次将防守的重点放在山海关外的前屯卫和中后所，既可以外援宁远、锦州，又可以内援蓟边关内，主要的目的是吸取了过去的经验，用以防止清兵从山海关以西长城各口入边。当年十月，清派豪格与多铎袭击锦州宁远，明宁远总兵金国凤战死，洪承畴即行连营节制之法，凡是巡抚、监军、兵备道所属营兵，在城守和作战时，要统一归镇将总兵指挥，以集中事权，互不援助以致作战失利者，各营将领要连坐处分。当时明在辽东的守将在锦州为前锋总兵祖大寿，宁远为团练总兵吴三桂，前屯卫为署分练总兵刘肇基。主兵约六万五千余人，分驻于松、锦、杏、塔、宁、前、中后、中前八城之间。面对清军突然屯驻义州企图对锦州实行包围的局面，洪承畴即调东协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与刘肇基、吴三桂等所部四万人前往松、杏阻击清军。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十八日、七月十一日两次战于杏山城北，明军先败后胜，但仍然不能接近锦州。洪承畴看到这一场战争的艰巨性，认为应作长期准备，“先运粮食入城，以固根本，为目前第一要着”(72)。他便组织军队沿途扎营，将塔山、杏山之粮护送至松山，再由松山护送至锦州，而锦州派兵于中途迎接。经过昼夜不息的运输，至九月初，运至锦州的粮食已足支到次年三月，松山粮食足支到次年二月。明军原计划于九月十日由松山杏山向锦州推进，但清军突于九月九日来攻，双方战于松山城西之黄土岭，明兵损伤很多，但未成败局，清将多尔衮亦退屯义州。双方成对峙局面。当时清军大队屯于义州，前锋驻于锦州西二十里之锦昌堡、大胜堡等处，不时出没于锦州周围，阻击明军于松、杏之间。经过此战，洪承畴看到清军势盛，便向明廷建议，须集兵十五万，存一年粮才能与清再战。

崇德五年十二月，张存仁又上奏皇太极，说清军围锦州不严，建议来年春天攻锦州，不克不止。皇太极立即采纳了张存仁的这个建议，并处分了多尔衮，降其亲王为郡王，罚银一万两，夺两牛录户口，即派济尔哈朗前去代替。清军即在锦州城外每面立八营，绕营俱掘深壕，壕内又修筑垛口，将锦州团团围住，使内外不得相通，同时又对城内的蒙古人进行策反。锦州守将祖大寿起家辽左，部伍中有相当一部分蒙古人，勇敢善战，攻取多赖其力。当时锦州城中有蒙古两营，一为降夷右营那木气，即清人所说的诺木齐，一为降夷左营桑昂，即清人所说的桑阿儿寨。诺木齐驻锦州东关外城，看到清军环城掘壕，志在必得，受到策反后，遂于崇德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率蒙古兵丁男女幼小六千余人叛降于清。自东关蒙古降清以后，清军对锦州的包围更加严密，这对城内的士气是一个很大的挫伤。因为当时明朝援军的最大困难是粮饷不继，明朝在辽东的粮饷全靠关内，储于宁远，然后从宁远送于塔山，再经塔山输于松、杏、锦州。自锦州被围以后，洪承畴的援兵每次至杏山、松山，必与清军交战，又不得不再回宁远就食。从崇德六年春，锦州已经完全与外界隔绝，明廷屡促洪承畴出师解围，四月二十五日洪承畴率七总兵与济尔哈朗战于锦州东南十五里之东西石门，互有杀伤，明军“虽未却虏，原系实实血战”(73)，基本上堵住了清兵南进松杏的企图。这时，根据明清双方的情况，祖大寿从锦州城中传出消息说：“城内粮食足支半年，宜以车营逼之，毋轻战”;洪承畴也认为“久持松杏，以资转运，且锦守颇坚，未易撼动，若敌再越今秋，不但敌穷，即朝鲜亦穷矣，此可守而后可战之策也”(74)。但是明统治集团中有一部分人惧怕筹饷的困难，见明军稍有斩获，便认为围可立解，督催洪承畴进兵，洪承畴不得已于七月二十六日誓师援锦，二十八日进抵松山。

3. 皇太极临阵决战

洪承畴率八总兵、步骑共十三万、马四万进到松山后，见清兵屯于锦州东南五里之乳峰山东，即令曹变蛟登乳峰山之西，其他七镇兵结营于松山与乳峰山之间，掘壕，环以木城，骑兵布于松山东西北三面，其势直逼锦州。清将多尔衮没有想到这么多的明兵突然出现在清军面前，火速派人到沈阳报告。八月初六日皇太极得到多尔衮的报告，当即派人告诉多尔衮：若敌人来犯，可相机击之，“不来，切勿轻动，各当固守汛地”(75)。初八日又下令，每牛录派兵十名，往援锦州。十一日再次接到多尔衮要求增派援军的报告，遂传檄各路兵马，星夜集于沈阳，决定亲征，并迫朝鲜世子同行。据朝鲜人所见，“时清人与汉兵相持，自春徂夏清国大将三人降，二人战死，汗闻之忧愤呕血，遂悉索沈中人丁”(76)，“空国而往”。皇太极原拟十一日起行，因流鼻血，暂缓三日，起行三日血方止。当时阿济格与多铎曾建议皇太极：“圣驾徐行，臣当先往”。而皇太极说：“行军制胜，利在神速，朕如有翼可飞，即当飞去，何可徐行也。”(77)清军昼夜兼程，六日后（即十九日）到达松山。

时洪承畴急于解锦州之围，将十三万明军密集于松、锦之间。松山距锦州十八里，杏山在松山和塔山之间，相距都是三十里，但洪承畴在松山与杏山之间却未布置兵力。皇太极到达松山以后，看到了明军的这个弱点，即将自己所率的援军驻于松、杏之间，自乌欣河（即女儿河）南至海，横截大路，将松、杏隔开，切断了松山明军的后路，当日明军发现了皇太极的仪仗出现在松山阵前，军心大为动摇，“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遂合谋退遁”(78)。二十日、二十一日明军连续出战两日，未能取胜，皇太极估计明军由于缺饷可能于当夜南逃，命令诸军从其营地列阵直到海边，并于杏山、塔山、小凌河口诸要险处设伏，准备邀击明军。当晚，洪承畴集诸将议来日战策，洪说：“虽粮尽被围，宜明告吏卒，守亦死，不战亦死，若战或可幸万一。”但议论未定，“总兵王朴怯甚，已先遁，于是将帅争驰”(79)，是夜初更，吴三桂、王朴、唐通、马科、白广恩、李辅明等六总兵率马步兵沿海而逃，奔往杏山、塔山，这正落入皇太极的圈套。清军乘夜追击，明军昏夜不辨方向，“马步自相蹂践，弓甲遍野”(80)。时值涨潮，“自杏山迤南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胜计”(81)。王朴、吴三桂二十二日逃入杏山，二十六日由杏山逃至宁远，仅以身免。曹变蛟、王廷臣与洪承畴则奔还松山。据清人所记，此役明先后丧亡士卒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余人，失马七千四百四十四匹、驼六十六、甲胄九千三百三十六。“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82)。据朝鲜世子所见，“清人搜杀三日，极其惨酷。而汉人视死如归，鲜有乞降者。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翼蔽，俾不中箭，不失礼敬，死而后已”。(83)

4. 松锦之战的结束

明军从松山败遁之后，清军乘胜进围杏山、塔山。自此松、锦、塔、杏四城完全陷于清军重围之中。九月十三日，皇太极闻其所宠宸妃有病，奔回沈阳。并命清军加紧围攻松山、锦州。又派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运红衣大炮助攻松山、锦州。洪承畴在松山屡次突围而不能出，于崇德七年（1642）二月十八日城陷被俘。送往沈阳后投降。祖大寿困守锦州，粮尽人相食，闻松山陷亦于三月八日出降。继而塔山、杏山亦陷。塔山城陷时，士民自焚庐舍，无一人投降(84)。从崇德五年三月开始，历时两年的松锦之战至此结束。

松锦之战是明清之间最大的一次战役，皇太极全力以赴，终于打败了明朝洪承畴的十三万援军，夺取了关外的军事重镇锦州，消灭了明朝北方的军事主力的绝大部分，再加上明末的两个著名的将领洪承畴和祖大寿投降了清朝，从此，明朝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有力的部队与清军抗衡了。

5. 明清议和失败

皇太极对付明朝的策略，除进行战争而外，还采用议和手段。而明朝由于腐败和虚骄心理作怪，自从袁崇焕被杀以后，上下忌讳与清议和，他们认为皇太极屡次致书提议议和，乃是沿袭金人愚宋之计，下令禁边吏接受与议和有关的片纸只字。明王朝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实无自强之策，对清斗争已完全丧失信心。在戊寅之役时，崇祯皇帝就曾表示过同意杨嗣昌和高起潜与清议和的主张，但当卢象升出而坚决主战以和议为非时，他又突然改变了态度，说：“原来未云抚，抚乃外廷议耳。”(85)崇祯十四年（1641）十月，明军在松山溃败以后，洪承畴和祖大寿被围已陷于绝境，宁前道石凤台也曾派人与清联系，企图通过议和，救出松锦被围明军，但是当辽东巡抚叶廷珪将石凤台的行动上奏明廷时，崇祯皇帝内心虽同意议和，而表面上却仍然装作不许议款，斥责叶廷珪是“漫令道臣误国”，“有失体威”(86)。后来由于形势更加危险，在大学士谢陞的建议下，崇祯皇帝便命令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主持与清议和。崇祯十五年（1642）三月，派职方郎中马绍愉、兵部司务朱济之等九十九人往沈阳执行。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六月初皇太极赐马绍愉宴，致书明朝，提出了两国议和的条件：

一、两国如遇有婚丧大事，须互相遣使庆吊。

二、明朝每年送清国黄金万两、银百万两，清国送明人参千斤、貂皮千张。

三、清之叛人（满洲、蒙古、汉人、朝鲜人）逃入明境者，须捕送于清。明之叛人逃入清境者，须捕送于明。

四、划定国界，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明朝国界，以塔山为清国界。以连山为适中地点，进行互市贸易。

五、自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沿海至黄城岛以西为明界，以东为清界，互相越境妄行者，察出处死。

六、明清双方的尊卑关系，清方并不计较。(87)

皇太极提出的这个条件并不算苛刻，明朝若持积极态度达成协议后，将得到一个喘息机会。但是在马绍愉回北京复命，陈新甲的家僮将其密报当作塘报发付传抄以后，言路纷纷上书攻击议和，崇祯皇帝不敢公开坚持议和的主张，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竟将陈新甲当做替罪羊，把议和责任全推在他一人身上，并下狱议死。这次议和便由此告吹。这是明清交战以来最高级的第一次正式议和，这次议和的失败，对明王朝的影响极大，大大加速了它的灭亡过程。

六、第四次深入内地的壬午之役

崇德七年（壬午，1642年）十月至八年五月，清军又进行了一次深入明朝内地的骚扰掠夺战役，史称“壬午之役”。这是皇太极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深入腹地的战争。崇德七年九月，汉军固山额真李国翰、佟图赖、祖泽润与梅勒章京祖可法、张存仁等建议皇太极趁松锦之胜直取北京定鼎中原。皇太极表示反对，他说：“取北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克山海，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国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88)可见此时他认为明朝仍是一根大树，不会马上便倒，他发动壬午之役就是以这种认识为前提的。崇德七年十月皇太极派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统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二十四旗将士之半，以及外藩蒙古喀喇沁、巴林、札鲁特等部共约八万余骑(89)，兵分两路，向长城以内进犯。在出发时，他曾特别嘱咐两件事：一、明朝若遣使求和，应该回答他们：“我等奉命来征，惟君命是听，他无所言，尔如有言，其向我君言之，必吾君谕令班师，方可退兵”。二、如果碰到关内农民起义军，“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如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如彼欲遣使见朕，即携其使来。或有奏朕之书，尔等即许转达，赍书来奏”(90)。这说明皇太极这时仍然没有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希望，同时还制定了与农民起义军交好共同打击明朝的政策。十一月五日左翼清军从界岭口（河北迁安与抚宁交界处）毁边墙而入，十一月八日右翼从黄崖口（古北口西段）进入长城。明自松锦之役大败以后，为了防止清兵再次入边，在关内外并建两总督，又在昌平、保定设两总督，在宁远、永平、顺天、保定、密云、天津设六巡抚，在宁远、山海关、蓟镇、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设八总兵，真是星罗棋布，无地不防。但这时的明军由于屡次失败，士气低落，已无任何防御能力。清军进入长城以后，如入无人之境，烽火寂然，一昼夜行百余里，因行军过于疲劳，“有牵马而鼾者”(91)。当警报传来，明朝急忙征调援军时，清军已攻克蓟州，分道南下，连克霸州、河间、永清、衡水，直奔当时的漕运中心山东临清。闰十一月十二日攻下临清，然后兵分五道趋东昌、馆陶。十二月初八陷兖州，鲁王朱以派被俘自杀。半年之内，清军纵横山东、直隶、河南三省，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八十八城，获黄金一万二千二百五一十两，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缎五万二千二百三十匹，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驼马骡牛驴羊五十五万一千三百，其他财物无数(92)。直至崇德八年（1643）五月才陆续从墙子岭出关而归。

这次清军入边，对内地再次进行了严重的破坏。如蓟州，“全城被屠”(93)，霸州、文安“士民屠僇殆半”(94)，在临清“盘踞十六日，杀掳百姓几尽”(95)。因而在许多地方遭到了激烈的抵抗。皇太极本来计划要与农民军交好，但结果在海州却遇到了农民军袁时中部的坚决抵抗。不过通过这次入边，清军探清了明王朝内部灾荒频仍，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情景。

第四节
皇太极的改革与后金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封建化

皇太极即位后，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使政权内部的各种矛盾得到了一些调整，经济有所发展，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封建化的程度大大加深。

一、鼓励增殖人口与限制满洲贵族利益

1. 奖励滋生人丁

满洲社会视人丁为财富，早已规定凡所俘获投降人丁无妻者，该管牛录章京要配以妻室，以便滋生人口。天聪二年（1628）三月皇太极下令说：“国家疆域日开，首重生聚，国中贫乏无妻室者，可给资，令其婚娶。”(96)崇德三年明皮岛总兵沈志祥投降后，曾命各官按世职每四个牛录章京出牛一、妇女二，八贝勒家各出妇女十口、牛二百，并在官妇女七十五口，赏给来投所属兵丁(97)。皇太极统治时期奖励滋生人丁，规定三年编审一次人口，凡所属人口增长者赏，减少者罚。如天聪九年进行了一次检查，从满汉分庄算起，一等甲喇章京李思忠原管壮丁六百一十五名，凡七年增丁一百一十三名，升三等梅勒章京。牛录章京杨于渭，原管壮丁九百八十六名，凡七年增丁一百六十一名，升为三等甲喇章京。高鸿中、金玉和、吴守进等就因所管壮丁减少，各罚银一百两。高拱极、蒲时拥因壮丁减少革职为民。(98)

2. 修改离主条例

满族在边外有一习惯，盛行告讦法，子可以告父，妻可以告夫，奴婢可以告主人。所谓离主，就是奴仆与牛录下人告讦主人审实后，按律治主人以应得之罪，而原告可以离开主人，拨与其他牛录。在一般情况之下，原告只是改换了自己的主人，其身份并未改变。努尔哈赤下辽东后，此法仍然沿袭未改。皇太极即位以后，于天聪三年八月，重新颁布了离主条例，规定：“八贝勒等包衣牛录下食口粮之人，及奴仆之首告离主者，准给诸贝勒家，至于外牛录下人及奴仆之首告离主者，不准给诸贝勒之家，有愿从本旗内某牛录者，听其自便。”(99)这就是说只有属于八贝勒家包衣牛录下的奴仆，告发主人被判离后，可以拨给其他贝勒家。而旗分牛录下人及奴仆告发主人被判离后，不能拨给八贝勒家，可由原告自愿随本旗内其他牛录。这个新规定对八贝勒的权力是明显的限制。

天聪五年又公布了离主条例六条，其中除首告私行采猎、隐匿出征所获财物等内容可以离开本主，但不得离开八贝勒外，特别规定：凡擅杀人命者，原告及被害人近支兄弟准离其主，被告仍罚银千两；诸贝勒奸属下妇女者，原告及本夫近支兄弟准离其主，被告仍罚银六百两。诸贝勒隐匿下属从征有功战士，将他人冒功滥荐者，原告准离其主，被告罚银四百两；有欲告其主，贝勒以威钳制不许者，原告准离其主，被告罚银三百两(100)。这些条文很明显是要保障一般牛录下人的人身基本权利，限制诸贝勒的不法行为。

天聪六年再次对离主条例作了补充规定：凡首告两事以上者，倘重者审实，轻者审虚，免坐诬告罪，仍准原告离主。如告数款，轻重相等，审实一款，亦免坐诬告之罪。如所告多实，及虚实相等，原告准离其主；所告多虚，原告不准离主。若子告父、妻告夫及同胞兄弟相告，果系反叛逃亡与异心于上者，许告；其余不许。若有告者，被告照常审拟，原告罪亦同，不准离主(101)。这里除了强调首告离主要重事实，反对诬告而外，特别规定了除反叛逃亡对上不忠而外，不许子告父、妻告夫、兄弟同胞相告，即使告实也不许离主。改变了过去任何人可以相告的传统，接受了汉族的封建伦理观念，这是皇太极改革当中阶级关系封建化的一个重大变化。(102)

3. 限制官员占田、占丁免役

后金在实行计丁授田时，规定每丁授田六日，五日种粮，一日种棉。但实际并未授足。“况扯绳分田，名虽五日，实在只有二三日”，有的根本没有授给。而且近堡肥田，多被该管将官、千总所占，只将遥远荒田分给贫民(103)。例如赛木哈牛录额真就多占壮丁地至五百日(104)。针对这种情况，天聪七年皇太极曾下令，凡二、三牛录同居一堡者，允许各自在田地附近筑屋以居，任其迁徙。“凡田地有不堪耕种者，尽可更换，许诉部臣换给”，给地之时，不许牛录额真、章京“自占近便沃壤，将远瘠之地分给贫民，许贫人陈诉”；凡贫民无牛者，应着有力之家代耕，“一切徭役，宜派有力者，勿得累及贫民”。(105)

满洲的包衣即奴仆是免役的。但奴仆的数目必须上档，记录在案，不得隐匿。包衣牛录亦称内牛录，与外牛录的性质和地位各不相同。天聪四年编审壮丁时皇太极下令规定，凡属于包衣牛录或自己置买人丁者，可以照数计入。但不许以外牛录下人计入。并规定自天命十年（1625）年九月一日即皇太极继承汗位那天开始，凡将外牛录下人编入内牛录者，一概退还；隐匿壮丁者，壮丁入官，本主及牛录额真拨什库罚土黑勒威勒（罚俸），知情隐匿者，每丁罚银五两，仍罚土黑勒威勒。这些规定的基本精神即是不许多占人丁，将国家的自由平民变为私家的奴仆。皇太极还规定，凡贝勒家每牛录止许四人供役，溢额者察出，启知贝勒退还，如贝勒不从，即可赴告法司，贝勒与固山额真坐以应得之罪，除壮丁拨出外，仍照数赔偿给原管牛录，包衣昂邦鞭一百，革职(106)。崇德元年又规定，满洲官员依品级免壮丁官粮差役人数，一等公为四十八人，三等公四十人，昂邦章京三十人，梅勒章京二十四人，甲喇章京十六人，牛录章京八人(107)，凡超出此数者即为非法。

皇太极之所以要对占丁占役的数量屡次加以规定，乃是由于当时后金的徭役负担极为沉重，他是企图利用这一办法稍微减轻一些普通民众的负担。这时后金的差徭役情况是：满洲每牛录年出守台人八名，淘铁人三名，铁匠六名，银匠五名，牧马人四名，固山下听事役人二名。按人数每牛录当差者十有四家，差役项目多达二十余种(108)。汉人的负担比满人更重，筑城、运粮、打土砖、烧石灰、派夫赶车，拉土拉灰等，“人、牛俱不得闲”。编审壮丁时，更是“不问老者力衰头白，亦不问老百姓生子多少，一概混编，至于生三四个儿子都是壮丁当差，而老子差事不去”，“儿子当差，孙子又当差，至于爷爷差事还不去”(109)。有一具体事例深刻地反映了后金徭役繁重的严重程度：明朝生员刘奇遇、刘弘遇兄弟，原为祖大寿参谋，在努尔哈赤攻广宁时以明朝兵马数目战守事宜来报投诚，努尔哈赤答应得广宁后即授以官，命隶佟三牛录下居住，结果子弟三人全被编入册籍当差，直到崇德元年经过上书皇太极，情况才有所改变。

二、政治方面的改革与加强中央集权

1. 重用汉官，考选儒生

皇太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重用汉官。他对努尔哈赤曾大规模屠杀汉人衿绅和儒生非常后悔。他从实践中认识到，要统治一个国家，单纯依靠武力的征服是不够的，还需要文化和教育。天聪三年他决定考取儒生时说：“朕思自古及今，俱文武并用，以武威克敌，以文教治世。朕今欲兴文教，考取生员，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赴考，家主不许阻挠，中者则以丁偿之。”(110)九月举行考试，从皇太极家、八贝勒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察出隐匿为奴免于杀戮的儒生，共三百余人，考选者二百人。分为三等，一等赏缎二匹，二等、三等赏布二匹，各免二丁差徭，并候录用。此次考中者称为秀才或生员。此后又在天聪八年三月举行了一次考试，取中汉人生员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四月又取满洲习满书、满洲习汉书、汉人习汉书、蒙古习蒙古书者刚林、敦多惠、宜成格、齐国儒、罗绣锦、马国柱等十六人为举人，各免役四丁(111)。崇德三年八月再次考试，选取举人罗硕、常鼎、胡球、王文奎、杨方兴等十名，授半个牛录章京品级，各免役四丁，一等秀才十五名，二等秀才二十八名，三等秀才十八名，授壮大（护军校）品级，各免二丁或一丁差役。崇德六年七月，在范文程的建议下考选满洲二人、蒙古一人、汉人四人为举人，其余生员若干人分一、二、三等，各赐缎布有差(112)。通过这几次考试，散处于辽东地区略通文义的知识分子，大多数被吸收到后金政权中去，成为后来入关文职官员中的骨干。在崇德三年的考选中，都察院承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议，为了网罗人才应该再次允许满、汉、蒙古中奴仆参加考试，中试者即用人丁换出。皇太极却大加申斥，他说：“今满洲家人，非先时滥行占取者可比，间有一二生员，皆攻城破敌之际，或经血战而获者有之，或因阵亡而赏给者亦有之”，若“无故夺之，则彼死战之劳，捐躯之义，何忍弃之乎？若另以人补之，所补者独非人乎？无罪之人强令为奴，亦属可悯。尔等止知爱惜汉人，不知爱惜满洲有功之人及补给为奴之人也。”(113)可见皇太极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仍然允许一部分儒生沦为奴隶。

2. 设立文馆与内三院

文馆俗称书房，是后金国汗召集部分儒臣起草文书诏令的处所。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即已有人从事类似的工作，但无正式机构。像创制满文之额尔德尼，往来奉使于蒙古之希福，以及翻译汉文典籍之达海，都因兼通满、蒙或汉文而被努尔哈赤重用，并赐以“巴克式”之称号，亦称“榜什”（汉语文士之意）。皇太极于天聪三年四月，正式将文馆的工作分作两值（班），巴克什达海与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四人翻译汉文书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帖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四人记注后金国朝事。从此文馆成为一个正式的办事机构。其授官为参将，游击者称巴克什，次之称笔帖式，其以儒生入馆工作尚未授官者称秀才，或称相公，无定员。文馆最初主要负责人是满人，后来逐渐增加汉人，最著名者有高鸿中、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等。文馆的设立，使文人参与后金政治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文馆的工作除了记录后金每天的政治大事，翻译汉文典籍、起草国书、政令而外，还兼管章奏出入，有明朝通政司的职能。后金内部的许多改革建议多半是由文馆诸臣提出的。至于对明的战守方略，文馆诸臣提出的建议就更多了。己巳之役设间杀袁崇焕者为高鸿中和鲍承先。所以文馆在当时是皇太极进行改革的一个咨询机构，任职的儒臣则起了顾问的作用。

由于文馆作用的重要与皇太极称帝的需要，天聪十年三月将文馆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国史院掌记注皇帝起居诏令、编纂书史、纂修实录、撰拟郊天告庙表文、功臣诰命。内秘书院掌撰外国往来书状及敕谕祭文，并录各衙门章奏。内弘文院掌注释历代政事得失、御前进讲，并颁行制度。三院各设大学士、学士来主持。以希福（内弘文院）、范文程、鲍承先（内秘书院）、刚林（内国史院）为大学士，秩从梅勒章京。罗硕、罗绣锦、詹霸、胡球、王文奎、恩国泰为学士，秩从甲喇章京，全是原在文馆任职的旧人。内三院的设立是仿照明朝的内阁体制，大大地提高了文臣的地位。从此以后皇太极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与内三院商议的，尤其是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更为皇太极所倚重。

3. 六部与都察院、理藩院

后金的民政刑狱事宜原归八旗各自审理，重大事件或旗内未能审理者，才集诸贝勒大臣议政会议解决。天聪五年三月，因各旗大臣营私舞弊，断事不公，人民怨声载道，引起了皇太极的注意，他致函诸贝勒与八旗大臣，令各陈己见。七月，他根据宁完我的建议，仿照明制改革后金官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统一管理全国的军事、民政、刑狱事宜。每部由一贝勒主管，下设承政四人。满承政二员、蒙古承政一员、汉承政一员、启心郎一员。承政之下各设参政八员，唯有工部参政满洲八员、蒙古二员、汉官二员。余为办事人员称笔帖式。贝勒多尔衮管吏部、德格类管户部、萨哈廉管礼部、岳托管兵部、济尔哈朗管刑部、阿巴泰管工部。全国重大事情仍由皇太极主持的诸贝勒和八旗大臣议政会议解决，但六部要直接向皇太极负责。六部的设立使后金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机构，提高了办事效率，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八旗分立各自为政的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六部的另一个特点是给予蒙古与汉官以相当高的地位，这是后金政权向联合蒙古、汉族地主阶级迈出的一大步，也是后金政权在组织形式上全面封建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崇德三年七月，因礼部汉承政祝世昌建议禁止俘获良人妇女卖与乐户为娼，受到皇太极的申斥，被认为是汉官庇护汉人，对六部进行了改组，每部止设满承政一员，下设左右参政二员或四员，理事官、副理事官四员至十六员不等，还有启心郎、额者库（主事），共五等，参用满、汉、蒙古，大权则集于满承政一人。

崇德元年五月，皇太极称帝以后，根据汉官建议设都察院，以大凌河降将张存仁、祖可法为承政，都察院的职责是劝谏皇上、弹劾纠察六部以及诸王贝勒的不法行为。与三院六部不相属。皇太极授该院以很大的权力，曾说：“朕或奢侈无度、误杀功臣，或逸乐田猎，荒耽酒色，不理政事，或弃忠良任奸宄，陟黜未当，尔其直谏无隐，诸贝勒若废职业，黩货偷安，或朝会轻慢而部臣容隐者，尔其指参。”(114)把清王朝的王贝勒大臣各级官员的行止完全纳入封建化的轨道。崇德三年七月改组六部时，以阿什达尔汗为都察院承政，张存仁、祖可法左迁为右参政。

天聪九年林丹汗之子额哲投降，漠南蒙古全被后金统一。为了妥善地管理蒙古事宜，在崇德元年设蒙古衙门，以尼堪为满承政，塔布囊达雅齐为蒙古承政。三年六月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七月以贝子博洛为承政，塞冷（蒙古）为左参政，尼堪为右参政。副理事官八员，启心郎一员。因为理藩院是专管外藩及蒙古事务的，故无汉人参政。

六部与都察院、理藩院合称八衙门，是当时清王朝中央一级的最高行政机构，基本上是按照明王朝的模式建立的，但也保留了一些清王朝的民族特点，即所谓“参汉酌金”（宁完我奏语）。像理藩院，则是明王朝没有的。清特别重视争取联合其他少数民族的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所不及的。

4. 建立专制皇权

在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的汗位时，后金仍然是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政策，“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贝勒”，皇太极名义上是后金国汗，实际上与几个大贝勒的权势区别不大(115)。在处理政务上是执行努尔哈赤天命六年的规定，四大贝勒每人轮流执政一个月，在朝会、宴会接见群臣时，皇太极与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并排而坐，俨然如四汗。所以代善与阿敏、莽古尔泰虽然拥护皇太极作汗，实际上根本没有把皇太极放在眼里，仍然各行其是，矛盾非常尖锐。这种局面既不利于后金政权的巩固，也不利于对明斗争的形势需要。所以皇太极经过几次重大斗争，除掉了阿敏和莽古尔泰，打击了代善，集大权于其一身。

阿敏，原系努尔哈赤之同母弟舒尔哈齐之子，自1611年舒尔哈齐被努尔哈赤处死以后，部分部众为阿敏承袭，领有镶蓝一旗，对努尔哈赤一系怀有很深的仇恨，总企图脱离努尔哈赤自立，移居边外黑扯木。天聪元年征朝鲜时，因为仰慕其城郭宫殿，曾违众擅自进军，欲进据王京。天聪四年六月因防守永平等城时弃城逃跑，被皇太极囚禁，于崇德五年（1640）死于囚所。莽古尔泰是努尔哈赤第五子，天命元年（1616）与代善、阿敏、皇太极同授和硕贝勒，领有正蓝一旗。其人性格残暴，当生母富察氏得罪努尔哈赤时，他为了取悦其父，便将母亲杀死。皇太极继承汗位以后，莽古尔泰曾与其姐莽古济格格（即哈达公主）、弟德格类谋自立为金国汗。天聪五年（1631）八月，在大凌河之战时，因怯于战斗，与皇太极发生口角，拔刀露刃，进行威吓，十月皇太极即借口他犯了“御前拔刀罪”，将他革去大贝勒称号，降居诸贝勒之列，夺五牛录属人，马十匹，罚银一万两。同年除夕议元旦朝贺礼时，因鉴于过去朝贺不论官职大小，随意排列，每有逾越班次者，于是酌定仪制：诸贝勒秉承皇太极的旨意提议，莽古尔泰不应再与皇太极并坐。在这种情况之下，代善也只好表示“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外国蒙古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116)。从此，后金终止了自阿敏被处分后皇太极与代善、莽古尔泰并坐的“三尊佛”制，皇太极南面独尊了。群臣朝贺也以官职大小为序，废止了以年齿为序的旧习。天聪六年十二月莽古尔泰暴病而死，部众为其弟德格类所领，天聪九年十月德格类死。十二月，莽古尔泰与德格类曾以谋逆之事被告发，莽古尔泰及德格类所属人口财产全归皇太极所有，正蓝旗分为二旗编入皇太极旗分。

阿敏、莽古尔泰被除掉后，大贝勒只剩下代善。代善在后金实力最大，根基最深。领有两红旗，其子岳托贝勒主管兵部，萨哈廉贝勒主管礼部。所以皇太极对代善的态度与对阿敏和莽古尔泰不同，主要是要他屈服，俯首听命。天聪九年皇太极兴冲冲地出沈阳百里外至杨石木河迎接传国玉玺时，邀代善同行，而代善却于皇太极动身前三日出发，率本旗人员私自远营行猎。当时皇太极长子贝勒豪格议娶林丹汗伯奇福晋，因而引起莽古济格格（豪格岳母）不满，当莽古济格格经代善营前时，代善又将之邀入帐内大宴，并赠以财帛。皇太极遂大怒，回到沈阳后杜门不出，历数代善历次过错，并要挟诸贝勒说：“尔等别举一强力者为君，朕引分自守足矣。”(117)结果，诸贝勒大臣议代善轻视皇太极大罪四条，建议革去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爵，夺十牛录属人，罚银万两。皇太极见代善的威风已经被打下去，当即决定适可而止，仅罚银马甲胄了事。同年十二月，诸贝勒及汉官建议皇太极称帝，皇太极屡次坚辞不允。萨哈廉看出了皇太极的心事，是怕诸贝勒怀有异志，为后日患，于是建议诸贝勒对皇太极立誓效忠，皇太极才同意了。二十八日代善率诸贝勒拜天盟誓。代善及各贝勒依次立誓，保证对皇太极完全尽忠竭力，于是皇太极在天聪十年四月即皇帝位，做了专制帝王。他又仿照明朝封子弟为王的办法，封代善为兄和硕礼亲王。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豪格、岳托皆封为和硕亲王，余为郡王、贝勒等，成了清朝专制君主之下最显贵的王公。

三、建立蒙古、汉军八旗

1. 建立蒙古八旗及外藩蒙古旗（札萨克）

满洲贵族重视对蒙古的征服，因为他们认为蒙古与满洲风俗衣冠相同，便于联结起来共同对付明朝。所谓“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族类同，则语言同，水土同，衣冠居处同，城郭土著、射猎习俗同”(118)。在努尔哈赤建立八旗时即已吸收蒙古人参加，编为牛录。如恩格图原系蒙古科尔沁部人，“自哈达挈家来归，授牛录额真”。阿济拜原为蒙古巴林部人“旗制定，隶正蓝旗，初事太祖，授牛录额真”(119)。当时“满洲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120)。最初蒙古与汉军都统编于八旗满洲之内，没有独立成旗。直到后金下辽东以后，天命七年二月，科尔沁蒙古的兀鲁特部贝勒明安，率同部兀尔宰图、锁诺木、多尔济、布颜代等十贝勒三千户并驱牲畜来归，努尔哈赤将他们安插在辽东，授明安为三等总兵官，别立兀鲁特蒙古一旗，才开了蒙古单独成旗的先例。后金攻取广宁以后，蒙古降人日益增多。皇太极即位初期，曾命蒙古人总兵官武纳格总管蒙古军，位亚额驸扬古里、李永芳而在八大臣之上。不久皇太极又将蒙古军分为左右二营，武纳格与另一蒙古将领鄂本兑同为固山额真。从此八旗中之蒙古军队便正式成为独立单位，自成一旗。天聪三年，皇太极命武纳格与副将苏纳（叶赫人）率满洲兵八十名及蒙古全军（包括明安之兀鲁特旗）往征察哈尔，同年冬又随皇太极入边，围逼北京，天聪五年在大凌河之役参加围攻明将祖大寿，天聪六年明安、布颜代与武纳格皆从皇太极征察哈尔。由于明安等少所俘获、隐匿蒙古逃亡并违抗编降民五十家为民户之令，兀鲁特蒙古旗被解散，其蒙古诸贝勒随满洲诸贝勒行走，兵众拨与武纳格与鄂本兑旗下管理，明安改隶满洲正黄旗，布颜代改隶满洲镶红旗(121)。天聪八年五月又将蒙古左右营改为左右翼，武纳格为左翼固山额真，鄂本兑为右翼固山额真，自此蒙古军正式分为两旗(122)。天聪九年正月，以察哈尔各部降众三千余丁分与满洲八旗。同时鄂本兑（正月）与武纳格（二月）也相继病死。二月以编审内外喀喇沁壮丁，共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被分编成十一旗。其余七千八百三十一名男丁与旧蒙古兵相合，分编为八旗。八旗蒙古从此正式成立，主要是由内喀喇沁男丁和原武纳格、鄂本兑之蒙古左右翼以及八旗满洲中的旧蒙古兵组成。与八旗满洲并列为后金的主要武装力量。旗制与八旗满洲同，固山额真下设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二人或五人，基层组织为牛录。而喀喇沁土默特三旗则组成外藩蒙古旗即札萨克。

崇德元年十月，皇太极命内弘文院大学士希福与蒙古衙门承政尼堪、都察院承政阿什达尔汗前往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清查户口，编牛录，并审罪犯，颁布法律。“以五十家编为一牛录，造载牛录章京姓名及甲士数目册籍”(123)。经此次大规模编审，外藩蒙古增至十三旗，即科尔沁五旗、敖汉一旗、阿鲁科尔沁一旗、翁牛特一旗、四子部落一旗及原喀喇沁、土默特三旗(124)。崇德八年外藩增至二十旗。外藩蒙古各旗由该部酋长任旗长，蒙语称札萨克，下即牛录（佐领），蒙语称苏木。与八旗蒙古纯系军事组织不同。此后，清朝还曾多次派人到归附蒙古各部编审壮丁，颁布法律，清理刑狱，把清王朝的法律制度完全施行于蒙古各部。这些制度前后包括：划定各部牧地疆界，审定人口，不许互相越界放牧，违者贝勒罚马百、驼十(125)。清除蒙古陋习，禁止奸盗，凡王公贵族夺有夫之妇配与他人者，罚马五十匹、驼五只，其纳妇之人，罚七九之数牲畜给予原夫。奸有夫之妇，拐投他贝勒下者，男妇俱论死。取其妻子牲畜给予原夫，贝勒不查处者，亦罚马五十匹、驼五只(126)。凡有调遣，必须从征。经过这一系列措施，漠南蒙古各部已经完全成为后金政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古贵族被吸收到统治者的行列中去，下层牧民则为他提供新的兵源，大大增强了后金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严重地削弱了明朝的防御力量，这是清王朝在入关以前能够取胜的一个关键。

蒙古八旗与外藩蒙古札萨克的建立，还有另一个值得重视的作用。过去在中原建立的汉族王朝，对许多边境少数民族采取传统的羁縻政策，甚至是统而不治。这种政策的恶果是使这些少数民族长期处于经济上的落后状态，互相纷争，战乱不已。皇太极统一了蒙古各部之后，一反过去中原王朝的羁縻政策，严格地治理蒙古各部，这就有效地结束了蒙古内部长期的战乱局面，也清除了历史上中国北方的不安定因素，使蒙古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上互相化为一体，进一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建立汉军八旗

皇太极在建立蒙古八旗的同时，也着手建立了汉军八旗。汉军亦称乌真超哈，乌真满语为重意，超哈是兵。乌真超哈即指携带有火炮的兵。所以汉军的建立，是由后金军队重视使用火器开始的，在最初，凡投降的明军将领和士兵，像抚顺的李永芳，开原的金玉和，后金都仍然按照明军的旧制，让原来的将领统辖其众，隶于满洲八旗。下辽沈后，后金把辽东的汉人按丁分拨给满汉官员管辖。天命六年又曾命令汉人二十丁抽一当兵，派往各处随满洲兵守卫。天命七年，在抽取汉人当兵时，还命汉兵准备火炮、长枪，如辖四千汉人之总兵官，出兵二百名，其中一百名准备大炮十，长炮八十；辖三千汉人之总兵官出兵一百五十，准备大炮八，长炮四十。这些人被抽取后，按牛录分编，协助满洲八旗兵守城或作战。皇太极即位以后，后金军两次在宁远、锦州被明军用西洋大炮打败，这就使他深切感觉到利用汉人掌握这种先进武器很必要。天聪四年春，皇太极入边北归时，从永平俘虏了许多明军炮手，其中有第一个为后金造红衣大炮的铸匠永平人王天相。皇太极即命额驸佟养性与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昌等督理监造，于天聪五年春造成，名叫天佑助威大将军。皇太极当即任命佟养性总理一切汉人军民事务，为昂邦章京（总管），众官不得违其节制。三月，皇太极检阅了新编汉兵，“命守战各兵，分列两翼，使验放火炮鸟枪”(127)。这可以说是汉军独立成军的开始。十月大凌河之役，皇太极命佟养性率汉兵五百，载红衣大炮，协助攻城，发挥了很大作用。天聪六年正月元旦朝贺时，佟养性率众汉官列位于八旗固山额真之前。这时汉军已有六甲喇马步兵三千余人，很受皇太极的重视。

天聪七年七月，分编汉军户口，命八旗下汉人每十丁抽一人当兵，共得一千五百八十户，命马光远统之，分补汉军甲喇之缺额。八月升石廷柱为总兵官，授汉军固山额真。从此汉军正式成为一旗。崇德二年取皮岛后，将汉军一旗分为两旗，称左右翼，左翼由石廷柱任固山额真，右翼由马光远任固山额真，旗色皆用元青。崇德四年因石廷柱、马光远在攻松山城时获罪，分两旗官员兵丁为四旗，每旗牛录十八，设固山额真一，梅勒章京二，甲喇章京四。崇德七年松锦之战，获得了大量的明军火器，七月便析汉军四旗为八旗，以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李永芳子）、李国翰八人为固山额真。旗色、名称、官员设置与满洲八旗相同。满洲八旗长于野战而不善于攻城，皇太极建立汉军八旗，夺明军火器之所长以攻明军，大大提高了八旗军的战斗力。松锦之战是明清双方一次大规模的攻坚战，清军之所以取得胜利，也多借助于汉军和朝鲜的火器。

汉军八旗在组织上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相并列，皆为八旗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但在清朝国家中，汉军八旗的地位和作用，还比不上满洲八旗，他们实际上是作为满洲八旗的附庸、配合满洲八旗作战的。当汉军八旗的固山额真稍微要求一点独立的权力和地位时，立刻遭到皇太极的斥责。

汉军八旗成立以后，三位顺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也请求自己的天佑军天助军随汉军旗下行走，皇太极批准了他们的要求，所以孔、耿、尚也属于汉军。但这是一支独立于八旗之外的汉人军队，因为它除了出兵、用刑二事之外，其余完全自己作主，入关后他们发展成为所谓的“三藩”。

四、对藏传佛教的利用和限制

满族本信奉萨满教，这是满族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萨满”是通古斯语的音译，即巫或称大神，有男（巫）和女（巫），被认为能够沟通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满族人祈福求子及祈求祛病消灾，多请萨满来进行祭祀。萨满则“头戴神帽、身系腰铃，手击皮鼓，即太平鼓，摇手摆腰，跳舞击鼓，铃声鼓声，一时俱起”(128)，这就是所谓跳神。萨满教崇拜的最高的神是天神，祭堂子（即拜天礼）便是这种宗教祭祀的重要仪式。所以后金凡重大节庆、元旦、出师、凯旋，都必须祭堂子。萨满教与喇嘛教本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由于蒙古各部笃信喇嘛，所以在后金征服与招抚蒙古的过程中，便与喇嘛教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关系。

藏传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以后与当地的“本教”融合而形成的一种佛教。西藏佛教旧皆宗红教（戴红帽），照印度之习，喇嘛娶妻生子，传袭衣钵，行为多失宗教戒律。后宗喀巴（1357—1419）进行改革，创立黄教（戴黄帽），禁止喇嘛娶妻生子，严饬戒律。他死前遗嘱两大弟子达赖（意无上）、班禅（意光显），世世转生即呼毕勒罕（化身），承袭衣钵。至明代后期，俺答汗迎三世达赖喇嘛于青海，建立寺庙，于是蒙古诸部始笃信黄教。“东西数万里，熬茶膜拜，视若天神”(129)，一切“惟喇嘛之言是听”(130)。后金兴起以后，努尔哈赤为了争取科尔沁部，曾派人敦请科尔沁的老囊苏喇嘛，天命六年老囊苏喇嘛到辽东，受到了崇高的礼遇，赐以庄田，死后为之建塔，并赐户口看守。此后随着努尔哈赤在辽西的胜利，蒙古各部纷纷来投，许多喇嘛也来到了辽东。天命十年萨哈尔察喇嘛等来投，努尔哈赤准免其子孙万代的赋税，并赐一百三十二人敕书(131)。在皇太极继位以后，许多重要的政治事务，更利用喇嘛去进行。天聪三年与袁崇焕谈判时即派白喇嘛（老囊苏喇嘛的徒弟）为使，在此以前袁崇焕与皇太极谈判则派五台山僧李喇嘛。天聪六年皇太极与明求和，两次持书至宁远者为卫征囊苏喇嘛。随着蒙古各部归附日众，尤其是在征服察哈尔的过程中，皇太极利用藏传佛教的政策日益产生重大的政治作用。天聪六年五月皇太极征察哈尔至归化城时，对藏传佛教寺庙采取保护态度，命令军士“勿毁庙宇，勿取庙中一切器皿，违者死”(132)。这使他很快地收服了察哈尔部众。天聪八年，墨尔根喇嘛即载护法喇嘛噶喇佛像至辽东。此像系元世祖时巴思八喇嘛用千金铸造，先奉于五台山，后移于蒙古，归察哈尔林丹汗，林丹汗败亡后，墨尔根喇嘛认为天命归于后金，便带此像来投，这件事对后金影响很大，皇太极派人远迎至盛京。并决定在盛京建藏传佛教寺庙实胜寺，供奉此像。由于缺乏建筑材料，还派人到朝鲜索取颜料。崇德三年八月建成，皇太极亲率蒙古诸部王贝勒大臣前去礼佛，大加布施，寺内建东西两碑，东一碑前刻满洲字，后刻汉字，西一碑前刻蒙古字，后刻图白忒（藏文）字。实胜寺是后金在沈阳建立的官方喇嘛寺庙，凡蒙古诸部使者喇嘛多宿于此，每年重大节庆，皇太极都要到实胜寺去礼佛。崇德二年喀尔喀士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与青海的厄鲁特蒙古固始汗相继遣使与清通好，建议延请西藏的达赖喇嘛。崇德四年十月，皇太极便派以察汉喇嘛为首的使团前去西藏，与藏巴汗通好，至归化城后因喀尔喀蒙古复行阻拦未能到达。崇德七年十月，达赖喇嘛、藏巴汗与固始汗遣以伊拉克三胡土克图与戴青卓尔济为首的使团数百人到辽东，皇太极率诸王大臣远迎至郊外。至沈阳后起坐立受国书，握手相见，设座于榻右，位于诸王之上，大宴于崇政殿。国书称皇太极为曼殊师利大皇帝（“曼殊”佛教妙吉祥之意）。使团在沈阳留八个月，崇德八年五月回西藏，清派察干格龙等随同前往。当时西藏内部有红黄教之争，固始汗趁机侵入西藏，与藏巴汗发生冲突，皇太极遣使致书达赖、班禅、藏巴汗、红帽喇嘛噶尔马、固始汗，表示自己希望佛法流传，延请高僧，“不分服色红黄”，一视同仁(133)。这是清王朝与西藏通好之始。此后，原受明封之阐化王及河洲弘化、显庆二寺僧、天全六番，乌斯藏董卜、黎州、长河西、鱼通等土司，亦先后入贡，献前明敕印，请求内附。皇太极利用藏传佛教笼络蒙古联络青海西藏，取得了很大效果。这一政策后来为整个清王朝所继承与发扬，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但是皇太极对藏传佛教只是在对蒙藏的关系中加以利用，他本人的思想信仰和在后金内部则是反对和限制藏传佛教的：

1. 限制藏传佛教寺庙的建立。当时后金差役很重，很多人为了逃避差役，投入喇嘛寺庙。天聪四年皇太极下令进行清查，不许私建寺庙。五年十一月又重申禁令：现有喇嘛、班弟（小喇嘛）、和尚必须登记，居于城外清静寺庙，不许容留妇女，不守清规者勒令还俗，私建寺庙者，依律治罪。不许官民私邀喇嘛至家，给予饮食，违者以奸论。有告发者，告发之人准离其主。崇德元年又规定，各寺庙中和尚有容隐逃入奸细者，本寺和尚全杀。(134)

2. 反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天聪十年三月，他在称帝之前曾谕令众大臣说：“喇嘛等不过身在世间，造作罪孽，欺诳无知之人耳。至于冥司，孰念彼之情面，遂免其罪孽乎。今之喇嘛当称为妄人，不宜称为喇嘛，乃蒙古等深信喇嘛，糜费财物，忏悔罪过，欲求冥说超生福地，是以有悬转轮，结布旙之事，至属愚谬，嗣后俱宜禁止。”(135)他多次指出，喇嘛的一切说教都是为了欺骗人民，索取财物，对国家对社会是有害的，应该禁止，不应任其泛滥。崇德三年七月，阿巴泰私邀喇嘛至家，下法司审实，拟罚银三百两、人五名、牛三头(136)。十二月，对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属下不守戒律之喇嘛，“令之娶妻，不从，阉之”。(137)

3. 认为元代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导致了国家的衰亡。天聪八年四月，皇太极下令禁止满洲官名地名沿用汉语时说：“蒙古诸臣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至国运衰微。”(138)崇德元年即皇帝位时又重申，“若弃本国语言而学他国语言，未见能兴隆者也。蒙古国贝子弃本国言语，凡称呼名字学喇嘛国言语，其国始衰。”(139)要满洲贵族以此为戒。

皇太极反对信仰藏传佛教的原因，其一是由于他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认为治国当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要学习儒家经典，所以反对其他宗教迷信；其二是因为满族人口少，若任藏传佛教泛滥，许多人丁投入寺庙不事生产，将会带来不良后果。

(1)　《满文老档·太祖》卷3。

(2)　《光海君日记》卷169,《满文老档·太祖》卷27。

(3)　《清三朝实录采要》。

(4)　《满洲实录》卷7。

(5)　《清太宗实录》卷1。

(6)　同上书，卷9。

(7)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一。

(8)　白新良：《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南开史学》1981年第2期。

(9)　《清太宗实录》卷17。

(10)　《满文老档·太祖》卷71《刘学成上书》。

(11)　《明史》卷320《朝鲜传》。

(12)　《建州闻见录》。

(13)　《李朝实录》卷14。

(14)　《清太宗实录》卷1。

(15)　《旧满洲档译注》太宗朝一，1977年，台北故宫博物院。

(16)　《三朝辽事实录》卷17。

(17)　《李朝实录》仁祖卷15。

(18)　《李朝实录》仁祖五年。

(19)　《清太宗实录》卷1。

(20)　《三朝辽事实录》卷16。

(21)　《三朝辽事实录》卷16。

(22)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袁崇焕致金国汗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23)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袁崇焕致金国汗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24)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25)　《三朝辽事实录》卷17。

(26)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锦宁战守》。

(27)　《明熹宗实录》卷79,又《山中闻见录》云十万，《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锦宁战守》云十五万。

(28)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二。

(29)　《山中闻见录》卷4，《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锦宁战守》。

(30)　《三朝辽事实录》卷17。

(31)　《满文老档·太祖》卷13。

(32)　《明熹宗实录》卷78。

(33)　《三朝辽事实录》卷17。

(34)　《旧满洲档译注·太宗》1977,台北故宫博物院。

(35)　《满文老档拾零》，《故宫月刊》第318期。

(36)　《清太宗实录》卷12。

(37)　《清太宗实录》卷19、20，《皇朝藩部要略》卷1。

(38)　余元庵：《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6页。

(39)　《清太宗实录》卷30。

(40)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41)　《清太宗实录》卷6。

(42)　《清太宗实录》卷6。

(43)　《清太宗实录》卷5。

(44)　《清太宗实录》卷6。

(45)　《清太宗天聪四年伐明以七大罪誓师论》，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卷2号。

(46)　《清太宗实录》卷7。

(47)　《清太宗实录》卷9。

(48)　《清太宗实录》卷9。

(49)　《清太宗实录》卷11。

(50)　《李朝实录》仁祖十四年二月。

(51)　《李朝实录》仁祖十四年二月。

(52)　《清太宗实录》卷12。

(53)　《清太宗实录》卷33。

(54)　《李朝实录》仁祖十五年四月；《阳九纪事》卷3。

(55)　《清太宗实录》卷33。

(56)　《清太宗实录》卷29。

(57)　《汉译满洲老档拾零》，《故宫周刊》第432期。

(58)　《汉泽满洲挡拾零》，《故宫周刊》，第443—448期。

(59)　《国榷》卷95。

(60)　《明史》257《张凤翼、梁廷栋传》。

(61)　《清太宗实录》卷43。

(62)　《国榷》卷97。

(63)　《国榷》卷97。

(64)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

(65)　《清太宗实录》卷45,卷46。

(66)　《国榷》卷97。

(67)　《兵部行“原任兵科都给事中王猷奏稿”》，《明清史料》甲编第10本第939页。

(68)　《沈馆录》卷1。

(69)　《清太宗实录》卷46，卷47。

(70)　《清太宗实录》卷50。

(71)　《天聪朝臣工奏议》中、下。

(72)　《蓟辽总督洪承畴题本》，《明清史料》甲编第十本第989页。

(73)　《蓟辽督师洪承畴揭帖》，《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第310页。

(74)　《国榷》卷97。

(75)　《清太宗实录》卷57。

(76)　《李朝实录》仁祖十九年九月。

(77)　《清太宗实录》卷57。

(78)　《清太宗实录》卷57。

(79)　《国榷》97。

(80)　《国榷》97。

(81)　《清太宗实录》卷57。

(82)　《清太宗实录》卷57。

(83)　《沈馆录》卷3。

(84)　《沈馆录》卷97。

(85)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8，“东兵入口”。

(86)　《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第338页。

(87)　《清太宗实录》卷61。

(88)　《清太宗实录》卷62。

(89)　陈泰来：《陈节愁公矣稿》卷上。

(90)　《清太宗实录》卷63。

(91)　陈泰来：《陈节愍公奏稿》卷下《界岭失事情形疏》。

(92)　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八。

(93)　《民国蓟县志》卷8。

(94)　《山中闻见录》卷6。

(95)　《明清史料》乙编，第594页。

(96)　《清太宗实录》卷4。

(97)　《清太宗实录》卷42。

(98)　同上书，卷24。

(99)　《清太宗实录》卷5。

(100)　同上书，卷9。

(101)　《清太宗实录》卷11。

(102)　王钟翰：《皇太极时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清史杂考》，人民出版社，1957年。

(103)　《天聪朝臣工奏议》上《高士俊谨陈末议奏》。

(104)　《清太宗实录》卷35。

(105)　同上书，卷13。

(106)　《清太宗实录》卷7

(107)　《清太宗实录稿本》卷14。

(108)　《清太宗实录》卷17。

(109)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应元条陈七事》。

(110)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四。

(111)　《清太宗实录》卷18。

(112)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四、天聪九、崇德三、崇德六。

(113)　王先谦：《东华录》崇德三。

(114)　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六。

(115)　《天聪朝臣工奏议》上《胡贡明五进狂瞽奏》。

(116)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六。

(117)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十。

(118)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

(119)　《清史稿》列传16。

(120)　《清朝文献通考》卷179《兵考一》。

(121)　《清太宗实录》卷12、17;《清史稿》列传16、17。

(122)　《清太宗实录》卷18。

(123)　《清太宗实录》卷32。

(124)　《清史稿》卷518—520《藩部传》；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5。

(125)　《清太宗实录》卷5。

(126)　同上书，卷17。

(127)　《清太宗实录》卷8。

(128)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3。

(129)　《清史稿》列传312《藩部八》。

(130)　王先谦：《东华录》顺治十九。

(131)　《满文老档》太祖卷66。

(132)　《清太宗实录》卷11。

(133)　《清太宗实录》卷64。

(134)　《清太宗实录稿本》卷14。

(135)　《清太宗实录》卷28。

(136)　《清太宗实录》卷42。

(137)　《清太宗实录》卷44。

(138)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九。

(139)　《清太宗实录稿本》卷14。

第四章
清军入关与统一中国

第一节
多尔衮与清兵入关

1644年清军入关，是明清之际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当时国内形势相当复杂，几种政治力量互相对立，交互作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一方面，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在迅速攻下了山西几十个州县之后，取道宣府，于三月十九日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明朝的政治中心——北京，一举推翻了明朝的统治，崇祯皇帝自缢而死。另一方面，明朝中央政权虽已腐朽透顶，并很快即被起义军推翻，但明朝残余势力尚拥有许多地盘，尤其是在南方地区，其统治仍具有相当影响，还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至于清朝本身，这时已统一了整个东北地区及蒙古大部，并征服了东邻朝鲜。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崇德八年（1643）八月清太宗皇太极因病去世，这件事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曾引起激烈的矛盾，但很快即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缓和。清朝统治集团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状况下，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倾清朝全力，毅然率兵入关，从而奠定了清朝统一中国的有利局面。而这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起主要作用的是多尔衮。

一、多尔衮决定入关的原因

多尔衮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1612年生，这时努尔哈赤年已54岁，努尔哈赤死时，多尔衮年十五。太宗皇太极即位，封多尔衮为贝勒，因按年齿序列第九，故称九贝勒或九王。天聪二年（1628），多尔衮随同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因作战英勇，被皇太极赐以美号为“墨尔根代青”，意即聪明王。天聪九年（1635）二月，皇太极派多尔衮为元帅，往攻察哈尔部林丹汗子额尔克札果尔额哲。由于多尔衮不费一兵一卒，圆满地解决了察哈尔向清朝的归服问题，又立奇功，赢得了在满洲贵族中的威信。

自皇太极病逝后，满洲贵族围绕着皇位继承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当时满族贵族中原皇太极所属的两黄旗大臣索尼等人，坚决主张支持皇太极长子豪格继帝位，并表示“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当时两黄旗所辖亲兵也“张弓挟矢，环立宫殿”(1)，以为要挟。另一派满洲贵族则支持多尔衮，认为他作战英勇，足智多谋，在满洲贵族中素有威望。两派斗争异常激烈，相持不下。这时多尔衮为了谋求内部的统一，顾全大局，“性成仁让，坚□〔辞〕大宝”(2)，而采取折中方案，乃立皇太极第三子年仅6岁的福临即位，即清世祖，而以自己及济尔哈朗共同摄政，负责实际政务。据《沈阳状启》载，当时之“大小国事，九王（多尔衮）专掌之；出兵等事，皆属右真王（济尔哈朗）”。同时还将拥护他为帝的礼亲王代善子孙阿达礼及硕托杀掉，表示秉公无私，以使满洲贵族内部矛盾趋于缓和。

但满洲贵族间的矛盾，仍然相当激烈。据当时在清朝作人质的朝鲜官员分析：“目今事势与前顿殊：（满洲）诸王执政，意见各异，一若牴牾，害必随至。”(3)这可从下面两件事得到说明：一是当多尔衮杀死阿达礼及硕托后，曾将阿达礼的财产及军兵，“没入于大王（代善）”；而将硕托的财产“没入于九王（即多尔衮）”，这就引起了八王阿济格的猜忌与不满。史载阿济格开始就“以立稚见（顺治）为非，自退出以后称病不出。嗣闻小退（即硕托）之财产皆没入于九王，心实不以为然，以为宜散之部下”(4)。二是济尔哈朗与多尔衮的明争暗斗。当顺治即位后，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共同摄政，而济尔哈朗名次在多尔衮之前。崇德八年（1643）十月，济尔哈朗及阿济格率马步兵“六万有余”，拥载大炮，向山海关外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等明军守地“排山倒海而来，势甚狠恶”。曾连续攻克了上述三城，但也遭到明军火炮的抵抗，“使奴贼（指清兵）纷纷落马，不可数计”，随即“踉跄北遁”。(5)这次用兵如此仓皇，究竟出于何种动机，尚不甚清楚，很可能系出于济尔哈朗及阿济格的擅自决定。据当时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奏报称：“奴骑喙遁，一时讹传谓有穴中自斗之衅（指统治集团内部角逐），然亦出自风闻。惟自宁（远）挫遁，其去甚速，情有可疑。”(6)他们两人这次出兵，仅以战事小挫即匆忙退兵，说明不仅出兵目的有问题，而且更缺乏勇气，属于吴三桂所说的“穴中自斗”是极有可能的。也反映出济尔哈朗在内部斗争中没有得到满洲贵族的拥戴。正因为济尔哈朗得不到满洲贵族的拥戴，所以当他回盛京不久，就谕令部道各官，凡白事先启睿亲王多尔衮而自居其次(7)。这说明济尔哈朗等人的势力已经衰落，大权逐渐控制在多尔衮之手。

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角逐，也反映在明朝的文书中。据明朝档案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初二日，明朝皇帝曾密谕兵部：“逆奴（皇太极）已伏天诛，诸孽争立相杀，明有内乱情形，趁机用间正在此时。”(8)

面对满洲贵族内部的矛盾，多尔衮必须设法解决，只有如此，才能巩固发展清政权的统制，并树立威信。而解决的办法以入关为名而转移目标，开辟另一新战场则是最积极的办法。

多尔衮之所以率清兵入关，正是反映了新兴的民族总是活跃的，富有新的生命力，总是要求发展的，满族当然也不例外。早在天聪七年（1633）六月，皇太极曾询问诸贝勒：“征明及朝鲜、察哈尔（指蒙古）三者何先？”多尔衮即表示：“宜整兵马，乘谷熟时，入边围燕京……为久驻计。”(9)天聪九年二月，儒学生员沈佩瑞在《屯田造船》奏中也谈道：清军应“攻克山海，一路到京，犁庭扫穴，有何难哉”。副将祖可法也向皇太极建议：“见今金（指清朝）、汉、蒙古、喇、灰靶、鱼皮等兵，聚集我国。皇上日有斗金之费，趁此机会可以行进，以成大位，不负以往劳心矣。远者北京，乃是天下之首，得了此地，谁敢不服？”(10)这都说明，清朝统治者早就要求向关内进军，要求统一中国，这是由来已久的。尤其是当他们知道农民军已节节胜利，“明有必亡之兆”(11)，就更要求向外发展。

二、范文程和清军入关的策略

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以及入关后的统一大业，是与范文程的襄助分不开的。

范文程祖籍沈阳，汉人。曾祖范系明正德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他与其兄范文寀原为沈阳生员。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攻下抚顺，范氏兄弟往见。“太祖伟文程，与语，器之”。崇德初年，皇太极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参与机密。范文程虽系汉人，但属于清朝元老，他头脑清醒，有大略，深得清朝统治者信任。

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当多尔衮即将率师伐明时，范文程曾向他提出如下几点看法和建议：(12)

1. 明朝腹背受敌，进军关内的时机已经到来。

范文程当时尚未知明都已陷，崇祯身亡，故说：“乃者有明，流贼距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

2. 中原地区可一举平定。

范文程认为，“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他已料到明朝必亡，所以说：“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

3. 认为农民军将是角逐的对手。

他认为，“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他主张迅即进关，这样则“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我，亦未可知”。又说：“傥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因而要迅即进关，长驱直入。

4. 进取内地时，应注意军纪。

他认为，“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他强调要妥善地安抚老百姓，含蓄批评了过去清兵入关的军事骚扰，认为“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清朝如果止欲“帝关东”则已，“若将统一区夏”，则非安定百姓不可。他强调要“休养生息”，清军所过要“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要“申严纪律，妄杀者有罪”。

5. 应据守关内据点。

在战略上，他主张稳扎稳打，即使“直趋燕京”而一时攻不下，也应该在山海关以西地方“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在军事上有了固定的据点，则进可攻，退可守；也可以避免过去往来冲突，无一定军事目标的骚扰作风。

范文程的建议，对当时执政的多尔衮影响极大，事实上多尔衮入关前后的行动，均依照范文程的奏疏所拟议，未做大的修改。

三、吴三桂降清

为了征服内地，顺治元年四月初九，多尔衮以大将军名义率领大军由沈阳出发。十一日到达辽河。十四日到达翁后（广宁附近）。由于行经之地一面有山，素称多兽，多尔衮约定次日与朝鲜世子行猎。但十五日卯时，清兵刚刚行军五里许，镇守山海关的明军统帅平西伯吴三桂突然派人前来洽降。这对清军的入关提供了难得的方便。这种方便之从天而降，乃是关内政治形势激烈变化的结果。

吴三桂，字长伯，江南高邮人，籍辽东。他的父亲吴襄，崇祯初年任锦州总兵。吴三桂则以武举承父荫，授都督指挥。后来，吴襄因作战不力、坐失战机而下狱，吴三桂乃被擢为总兵，镇守宁远。松锦战役时，洪承畴督率诸镇兵，吴三桂亦为他手下之主要将领之一。这次战役之后追究责任，吴三桂被降三级录用，仍守宁远，戴罪立功。这时由于吴三桂年富力强，加之吴三桂本为辽东世将，实力雄厚，其舅祖大寿降清后屡衔清命劝他降清，他不理睬；后来清太宗又令张存仁以书相招，他亦置之不理，所以他甚为明帝所重。崇德八年十月当济尔哈朗及阿济格率清兵向山海关外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等明军守地发起进攻时，正是为吴三桂所部的明军所击退，这说明当时明廷于辽东一线所依恃者，非吴三桂莫属。吴之地位，确有举足轻重之势。崇祯十七年（1644）春，李自成起义军已控制豫、陕，并自西安东下，直捣太原、宁武、大同等地。又分兵破真定，京师空虚。为了对付起义军，崇祯十七年二月，崇祯皇帝特提升吴襄为中军府都督提督京营，并升吴三桂为平西伯，调吴的军队防卫北京。吴三桂军在宁远约数万人。他接到命令后决定以步骑先行入关，而自将精锐部队殿后。当他的军队行到丰润时，李自成军已攻破北京，这时吴襄已投降农民军，李自成乃派人招降吴三桂。摆在吴三桂面前的形势是，或者投降李自成农民军，或者率兵出关降清。以当时的情况而论，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已投降，明朝的文武官吏降者亦达三千人，如果不发生其他意外，吴三桂投降农民军的可能性应大于降清。但是由于李自成军在北京对降官追赃索饷搞得十分厉害，特别是吴襄在北京也被拷掠追赃，其消息并且传到了吴三桂的耳中，这对吴三桂的政治态度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据《甲申纪事》所载：

三桂差人进北京探老总兵圣上消息。有闯“贼”在北京捉拿勋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银，将吴总兵父亲吴襄夹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吴襄打发旗鼓傅海山将京中一应大事，一一诉禀，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发竖。(13)

同时吴三桂又闻其爱妾陈圆圆被虏，更加深了对农民军的不满，他由可能投降起义军转而为降清，已是势所必然了。

崇祯十七年四月十五日吴三桂派出到清朝议降的使者为副将杨珅及游击郭云龙，除了约降事宜之外，他们同时也把农民军攻占北京及崇祯皇帝身死之事，一一报告。表示“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多尔衮），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于是多尔衮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迅速向关内进军。(14)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洪承畴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由于多年参与镇压农民军的活动，对农民军的情况一清二楚。他根据吴三桂使者的报告，马上在会上提出下列意见：

1. 应首先发布命令，说明清朝这次出师的目的系“扫除乱逆”（指农民军）；

2. 应当整顿纪律，强调“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其开门归降及为内应立大功者，破格封赏”；

3. 农民军惯于“遇弱则攻，遇强则走”，因此，清军“宜从蓟州、密云疾行而前。若贼走，则以精骑追之”，如果农民军“仍据京城以拒我，则破之更易”。

4. 清军抵京之日，要“连营城外”以断西路诸援兵，这样“则贼可一战而歼矣”。

5. 行军中为了防止埋伏，宜改骑兵为步兵先行，“俾步前马后”；兵入关后则改“步卒皆马兵也”。(15)

洪承畴的这些意见都是针对当时关内的政治形势，特别是农民军的具体情况而发的。

由于李自成占领北京及吴三桂的突然降清，当时国内三种政治力量的对比迅速发生了变化，清朝向内地进军所遇到的主要敌人进一步变成农民军而不再是明政府。洪承畴所提的第一点正是针对这一情况。

洪承畴所提的第三点和第四点，针对李自成在战略上的流寇主义弱点而发。

建议的第二点除重申范文程等原先提出过的建议外，也是对农民军的拷掠政策而发。

建议的第五条，除针对农民军外，也反映了清朝对于吴三桂尚不十分放心。吴三桂虽为洪承畴的部下，但毕竟是与清处于敌对状态多年的将领，加之清廷多次劝他投降，他都未予理睬，而这次转变又十分突然，这不能不使清军要严加戒备。(16)

洪承畴的这番意见，深得多尔衮的赏识。就在会议的次日，多尔衮即复信吴三桂，表示要“厎定中原，与民休息”；同时还向吴三桂表示拉拢，要吴兰桂“率众来归，当裂土封王”(17)。据当时随军的朝鲜官员报告，“九王（多尔衮）闻本坐（指崇祯皇帝）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18)。接着四月二十日，吴三桂又派人报告：“贼（指农民军）兵已迫，朝夕且急，愿如约，促兵以救。”多尔衮“即发驰行，促令（朝鲜）世子只率轻骑以随……人马饥渴……至宁远城下，夜已三更矣”(19)。二十一日，一昼夜又行军计二百里；二十二日“清军进迫（山海）关门五里许……吴三桂率诸将十数员，甲数百骑出城迎降……关门竖白旗于城上（多尔衮辖正白旗）”。随后吴清联军即与李自成亲自指挥的农民军在山海关接战，李自成败退撤回北京，清军随后紧追，“已得破竹之势”。二十三日，吴三桂全军“尽为剃头”。二十五日，清军行至抚宁，“城中人数百迎诣军前”。二十六日至昌黎；二十七日已至滦州以南露宿；二十八日至开平卫城西十里，杀农民军政权委派之知县；二十九日至玉田县；三十日抵蓟州之南二十里处；五月初一，又急行军经三河县夏店至通州西二十里处止宿；五月初二即达北京，“每日之行殆一百二三十里”(20)。这时李自成起义军已自北京撤回陕西。

四、迁都北京

清军到达北京后，在是否将首都由沈阳迁到北京的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争论。多尔衮的同母兄八王阿济格等反对迁都，也对多尔衮强调军纪不满，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他抱怨“初得辽东”时，就因“不行杀戮”而导致“清人多为辽民所杀”。现在虽已占据北京，更应趁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将大兵“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21)。很显然，阿济格是站在保守派立场上说话的。他们反对迁都有一个客观原因，即因为清兵入关速度较快，补给不足。当时从沈阳（盛京）到北京一线，新经兵火，“而公私储积，荡然无余”，故给清兵造成极大困难，“下所仰赖者只是老米”，而这些“皆积年陈腐之米”，“糠土居半，触手作屑，不堪糊口，食辄腹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阿济格等人的意见办事，不应迁都。但多尔衮不同意，他在顺治元年六月，上书顺治帝称：“燕京势据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无不通达，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锡四方和恒之福。”他是从统一和管辖整个中国的总战略出发来考虑迁都的，他没有为暂时的补给问题所难倒。在他的坚持下，清朝终于下定了迁都的决心，据《李朝实录》所载，当时“沈阳农民，皆令移居北京，自关内至广宁十余日程，男女扶携，车毂相击云”。顺治元年九月，顺治皇帝也到达北京。此后清朝在关内进一步立稳脚跟，并逐渐统一了全中国，使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得到新的发展。

第二节
清初的统治政策及其对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压迫

清朝入关后，其统管的对象变成数量众多的汉族和其他各族。这时满族不仅是少数民族，而且其社会发展程度相对也是比较落后的，清朝将如何进行统治，这是以多尔衮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当时清朝统治者对汉族地主阶级采取了笼络，对人民群众则采取了减轻剥削、改革明朝弊政的措施。这两点对于清朝巩固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反映了多尔衮等人的政治才能。

一、笼络汉族地主阶级

当清朝方面得知明京师已陷，崇祯帝已自戕的消息后，范文程立即建议清兵提出为明朝“复君父仇”及“恤其士夫，拯其黎庶”的口号。清兵入关后，据《闻续笔》说：“清人”“见我人（指明人）甚有礼，曰：‘中华，佛国也，我辈来作践佛地，罪过！罪过！’”范文程也“颇爱百姓”，尝曰：“我大明骨，大清肉耳。”上述口号和表现，正是贯穿着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和争取人民的指导思想。

多尔衮对汉族地主阶级笼络的措施，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为崇祯帝、后发丧。早在入关途中，多尔衮即写信给吴三桂说：“予闻‘流冠’（指李自成）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22)五月辛卯，多尔衮又谕原明朝官兵耆老：“‘流贼’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纠集丑类，逼陷京城，弑主暴尸，括取诸王、公侯、驸马、官兵财货，酷刑肆虐，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我虽敌国，深用悯伤。今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于是在五月己酉，以礼葬明崇祯帝、后及妃袁氏、两公主，并天启后张氏、万历妃刘氏，皆“丧葬如制”。这种由“敌国”安抚“舆情”的做法，果然收到很大效果。《清世祖实录》记载说：“谕下，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声施万代云。”(23)

第二，改变对明王室及勋戚的态度。入关前由于清兵多次入关骚扰，杀死宗室，引起了明宗室的疑虑。多尔衮入关后，于顺治元年五月下令：“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同年六月，“故明宗室朱帅具启投诚”，多尔衮“嘉其知命来归”(24)，后来他被任为保定知府。多尔衮到北京不久，明降将恭顺侯吴惟华以首迎功，上朝时列为武将班首。一次，多尔衮说：“从未见中国（指明朝）勋爵服制”，令“服以见”，于是在五月二十五日设朝，吴惟华身着“笼帽貂裘，充班首”，诸汉臣“衣冠如故。是日九王居中，（明）德、晋二藩尚左右并坐而受朝”(25)。又有一次，多尔衮令人对明代王遗族予以养赡，大学士冯铨叩头谢。多尔衮说：“你们到底是念你旧主？”冯铨等对：“王（指多尔衮）尚且笃念，何况臣等。”(26)又一次吴惟华扬言要抚养贫困的明勋旧家子女，随后选出“女子之有色者，得二十人以献九王……王愀然曰：‘不可，明之勋胄，犹我与若今日也，以我与若之子女，供他人婢妾之役可乎！’悉遣出，令择良家子嫁之”(27)。另外，明代勋戚原在京师附近占有庄田甚多。一次，原锦衣卫指挥同知李国贤子李谏善进自置庄田。奏文说：“除钦赐赡田已经爵门开报外”，愿将“自置大兴县三里河庄地……四顷有奇”；“自置漷县郭村地二十四顷有奇”；“自置漷县黄场铺地八顷有奇”，“按数缴还，不敢隐匿”。多尔衮遂下令：“勋戚赡田己业，俱准照旧，乃朝廷特恩，不许官胥侵渔，土豪占种，各勋卫官舍亦须加意仰体，毋得生事扰民。户部知道。”(28)这一规定，使明朝“诸臣，实出望外”，得到他们的拥护。

第三，优待和重用明朝降官：此类例证俯拾即是。如入关后更加重用洪承畴，任命为大学士。洪承畴曾与另一降官冯铨一起，要求恢复明初的内阁票拟旧例，多尔衮欣然照办。当时清朝诸王也认为洪承畴有能力，所以在顺治二年（1645）令他南下，对南明的抗清力量进行安抚。洪承畴在襄助清朝统一全国中做了不少事。陈名夏原为明朝给事中，李自成攻下北京时，他躲入天主堂，后来投降李自成，顺治二年降清，多尔衮即以原官委用。后更把他提拔为吏部尚书。原明朝户部郎中王宏祚，因为“谙习掌故奏令”，被任为“筹划军饷”，还受命编订《赋役全书》。原明朝辽东将领祝世昌，早在努尔哈赤时即已归附清朝。崇德三年（1638）因反对清兵俘虏明朝妇女“入乐籍”，被皇太极以“心护敌人，与奸细无异”的罪名，流徙西北边境。到多尔衮时期，又被任为山西巡抚。他后来在平定大同总兵姜瓖叛清事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一政策虽未改变统治阶级的基本构成状况，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满洲贵族，汉官及汉族士大夫，不过处于从属的地位，但确实有数量不小的汉族地主阶级成员因此而进入清朝统治集团之中，加深了他们与清政权的关系。

第四，开科取士。在顺治元年七月，根据顺天督学御史曹溶所奏，顺天府已照例考拔贡生，得到了多尔衮的赞许(29)。又据《李朝实录》记载：顺治元年，“清人设科于皇城，赐第百余人，远近赴举者甚多云”(30)。说明当时多尔衮对士人的政策，已取得了一些效果。顺治二年夏天，顺天又举行乡试，进场的秀才有三千人，多尔衮很高兴(31)。这年七月，浙江总督张存仁建议以开科取士的办法，使汉族士大夫消除反对清朝的思想，多尔衮认为这种办法“诚安民急务”，要各省“一体遵行”。(32)

第五，保护明陵。由于多尔衮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加之他又对朱元璋非常崇拜，因此他在顺治元年六月，派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又“以故明太祖神牌入历代帝王之庙”(33)，设明长陵以下官吏，并在同年十月规定：“明国诸陵，春秋致祭，仍用守陵员户。”(34)

二、减轻人民负担，改革明朝弊政

清朝统治者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取消加派。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数目甚多，高达明朝政府正赋的数倍。这种无休止的加派，使得明末人民处于极端贫困之中，是明末农民起义爆发的重要原因。清军入北京后，明末加派册籍均毁于火，“惟万历时故籍存”。当时有人建议，清朝也应按明末加派册籍征收赋税，范文程则表示反对。他认为：“即此（万历册籍）为额，犹虑病民，其可更求乎？”(35)多尔衮同意范文程的意见，乃以万历册籍作为依据征收。天津总督骆养性要求在征收赋税时增征“火耗”。多尔衮认为：“所启钱粮征纳，每两火耗三分，正是贪婪积弊，何云旧例？况正赋尚宜酌蠲，额外岂容多取？著严行禁革。如违禁加耗，即犯赃论。”(36)清朝在顺治元年十月，颁诏天下：“地亩钱粮，悉照前明会计录，自顺治元年五月朔起，如额征解。凡加派辽饷、新饷、练饷、召买等项，俱行蠲免。”(37)于是，赋税“岁减数百万两，民赖以苏”(38)。当然，在地方官执行这项措施中，加派或变相加派的记载还有时出现，但毕竟是少量的。

第二，打击太监势力。明末太监势力极为猖獗，除操纵朝政外，对一般百姓迫害亦甚。当时宫中宫女多达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39)，每年费用，仅脂粉银一项，就多达四十万两。顺治元年八月，朝鲜王世子随员向国王报告中也说，当时明宫内太监“在阙者万余人，分掌职事者八千人，而其在街巷之间出入阙内者，不知其几万人云”。(40)

清朝入关后，太监的势力仍然非常嚣张：他们把持原明朝皇庄钱粮，经济实力仍然雄厚；政治上，他们与朝官一起，仍然和明末情况一样，操纵朝政。清朝对他们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打击。如明末著名太监曹化淳曾多次上书多尔衮，意在献媚取悦，继续供职，但多尔衮未加采纳。后来曹又上书，说自己“积劳成疾”，宜遴用“年富力强”者，多尔衮马上让他“准免办事，以原衔朔望随朝”。多尔衮等清朝统治者对明朝太监滥政是颇有警惕的，因而不予重用(41)。经过清政府对太监的多次打击，太监在宫廷的势力大大收敛了。

第三，反对贿赂。清朝统治者对明末盛行贿赂的恶劣作风也严加斥责。顺治元年六月，多尔衮在《谕众官民》中说：“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亦不得见用”，“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因此，他责令：“今内外官吏，如尽洗从前贪婪肺肠，殚忠效力，则俸禄充给，永享富贵；如或仍前不悛，行贿营私，国法俱在，必不轻处，定行枭首。”(42)因此，当时的一些汉官都认为：“王上（指多尔衮）新政比明季多善，如蠲免钱粮，严禁贿赂，皆是服人心处。”说得虽不免夸张，但也反映事实。

三、剃发令的颁行

清朝入关后，除了施行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和减轻人民负担、革除明朝弊政等适应形势的政策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颁行剃发令、大搞圈地、推行逃人法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几种。

满洲习俗，男子均将顶发四周边缘剃去寸余，而中间保留长发，分成三绺编成长辫一条垂于脑后，名为辫子，或称发辫，这是满族人的特别习俗，与汉人全部束发不同，与蒙古人分作左右两辫也不同。四周剃去的头发，除了因为父母之丧或因国丧以外，全不准养长，应及时剃除，名为剃发，或谓剃头。这种习俗，是与清朝相始终的，一直没有改变。(43)

早在努尔哈赤时，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凡是投降满洲的，都要以剃发作为归顺标志。天命三年时，满洲使者曾向朝鲜官员谈到，当时清人“所擒唐人（指汉人）千余名，则即削其发，服其胡衣，以为先锋”。(44)

天聪元年（1627）清兵与朝鲜作战时，亦以剃发作为归顺与否的标志。天启七年（1627）二月，毛文龙曾致书朝鲜，谈到朝人“虽括发归顺”而清兵“犹咨蹂躏屠戮”不已。同年四月，朝官张士俊“自削其发，投入鞑将（指清兵）王子，以妻为质，请作龙川府使”。当地“民之或未削发者，迫而使削，如不顺，劫杀之”(45)。同年七月，皇太极答朝鲜国王李倧书，谈到“前剃发降我”的人如何遣还的事(46)，说明当时朝鲜人降清亦须剃发。到了崇德元年（1636）十二月第二次出兵朝鲜时，皇太极又告谕朝鲜军民：“尔等既降，勿逃避山谷，宜速剃发在家。”(47)可见两次出兵虽隔八年，清朝的政策并无改变。

皇太极时清兵几次入塞扰明，经过的地方官民多有剃发投降的。如天聪三年（1629）十月清军攻下汉儿庄城，副将标下官李丰率城内民众剃发出降；天聪四年（1630）正月，皇太极率军攻下永平，“谕军民剃发”归降。在当时明清作战交迭中，明朝文武官员被擒获的，也以不剃发为不投降的表示。天聪五年（1631）大凌河之役，清兵曾谕“大凌河官兵人等剃发”，明监军道张春被擒不肯剃发，皇太极令其与白喇嘛同居三官庙，后来终于不降而死。至于清军所过已剃发的汉民，一旦清兵退出，则时被明军斩杀。天聪八年八月，皇太极曾在致明帝书中提及：“每当我兵入境，自戮剃发汉人，虚报斩级千百”，“我国若果伤折动及百千，兵势岂能常振耶！”(48)就是一证。

天聪七年，孔有德、耿仲明降清时，一投降即剃了发。据当时辽阳失陷时被俘的汉民陈大向明将所述：孔、耿始逃潜东江地方，差贼（孔、耿部下）送金银缎与四王子（指济尔哈朗），随后下舡。四王子差鞑子（指清兵）来迎接。下舡毕，四王子说：“叫孔、耿剃头。”(49)

顺治元年，多尔衮率兵入关，吴三桂迎降于山海关。多尔衮对吴三桂说：“尔回可令尔兵各以白布系肩为号，不然同系汉人，何以为辨？恐致误杀。”(50)说明吴三桂官兵这时尚未剃发。及至李自成兵败后，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始令山海城内军民各剃发”。《谀闻续笔》卷一亦有吴三桂军入北京城时官兵剃发的记载。

清兵入关后，明朝官吏多迎降，凡迎降的全要剃发，非迎降的亦传檄限期剃发作为归顺的表示。然而最初禁令不甚严格，剃发与否往往听其自便，明朝廷臣投降者多在观望。顺治五年（1648）五月辛丑，多尔衮曾对诸王群臣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予之不欲以兵甲相加者，恐兵到之处，民必不堪，或死或逃，失其生理故耳。”(51)当时冯铨、孙之獬、李若琳之流，因系原明阉党之故被科道纠弹，于是他们就以自己于众人未剃发之先，首先剃发改换满装为人所忌来自解，说明原明朝廷臣尽管已迎降，而实际剃发者尚不普遍。《研堂见闻杂记》曾记载了孙之獬剃发后反而处于进退维谷处境的情况：“我朝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袖大服，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顺治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当清兵刚下江南之际，多尔衮态度忽变，下令说：“近览章奏，屡以剃头一事引礼乐制度为言，甚属不伦。本朝何尝无礼乐制度？今不遵本朝制度，必欲从明朝制度，是诚何心……予一向怜爱群臣，听其自便，不愿剃头者不强。今既纷纷如此说，便该传旨，叫官民皆尽剃头。”(52)六月以后，多尔衮再谕清兵统帅多铎说：“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同时还谕令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杀无赦”。(53)从此法令更严，刑戮亦重。

顺治二年十月，孔文以孔子子孙为理由不愿剃发及改服制。他说：“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翼之，其定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缝掖子孙世世守之，是以自汉暨明制度虽各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未之有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服先世衣冠，统惟圣裁！”多尔衮则批答说：“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文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54)如前所述，崇德四年（1639）及七年（1642），清兵两次骚扰山东，大肆掠夺。尤其是第二次（史称“壬午之役”），清兵将驻守兖州的鲁王朱衣珮掠去杀死，屠杀宗室士民最惨，宫殿民舍尽皆焚烧(55)，这不能不对曲阜孔氏家族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孔文的这次行动，实在是冒着生命危险提出来的。这不是偶然的，剃发令体现着严酷的民族歧视和压迫，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当时纷纷起而反抗（详后），孔文正是在这种不满和反抗的浪潮推动之下，才敢于提出要求的。

四、清初的圈地

1. 圈地的由来及其发展

清兵入关时由于时间仓促，造成运输及给养上的一些困难，已经引起一些八旗兵的不满。及清兵至北京不久，多尔衮又下令关外军民应尽速入关，以图进取中原。这样，大批人马到来后，究竟如何安置，才能保证满洲贵族的享用，并满足八旗驻军在给养方面的需要，确实成了大问题。于是圈地问题由此发生。

顺治元年十二月，多尔衮向户部正式颁布圈地令。其中说：

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划。然此等地土，若满汉错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56)

可见：

第一，清朝采取圈地的原因，系借口近京一带“无主田地甚多”，而“东来勋臣兵丁人等”又“无处安置”，故而“不得不如此区划”。

第二，最初圈地的范围，主要是畿辅一带的官田，即明代勋戚各类庄田，另外也包括一部分无主荒地。

第三，为了避免满汉争夺土地，命令“满汉分居，各理疆界”。

但在实际执行中，圈占的范围远远超过了最初的规定。由于满洲贵族坚持“务使满汉界限分明”、满汉土地应“互相兑换”的“圈换”政策，致使许多汉人的土地亦被大量圈占。后来更发展到连房屋也在圈占之列，给人民带来极大痛苦。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57)。顺治二年二月，清朝又下令：“凡民间房屋有为满洲圈占兑换他处者，俱视其田产美恶，速行补给，务令均平。倘有……耽延时日……从重处分。”(58)这条谕令，除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外，只表明各州县民间田地、房屋大多已被圈占。同年六月，顺天巡按傅景星上疏，要求被圈民人所发“硷薄屯地”，不应按“膏腴民地征输”，“应照屯地原额起征”(59)。这种建议实际上起不到任何作用。

顺治二年十一月，清政府又第二次大规模圈地，且将进行圈地的地区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等府州县。确定“凡无主之地，查明给予八旗下耕种”(60)。接着又在顺治四年（1647）正月，下令进行第三次圈地。这次圈地，清政府提出的理由是去年八旗圈地，“内薄地甚多”，“今年东来满洲，又无地耕种”，因此要将“近京府、州、县内，不论有主无主地土……并给今年东来满洲”。这次圈地涉及地区甚广，据《清世祖实录》所载，这一年“圈顺义、怀柔、密云、平谷四县地六万七千五垧”；“圈雄县、大城、新城三县地四万九千一百一十五垧”；“圈容城、任丘二县地三万五千五十一垧”；“圈河间府地二十万一千五百三十九垧”；“圈昌平、良乡、房山、易州四州县地五万九千八百六十垧”；“圈安肃、满城二县地三万五千九百垧”；“圈完县、清苑二县地四万五千一百垧”；“圈霸州、新城、漷县、武清、东安、高阳、庆都、固安、安州、永清、沧州十一州县地十九万二千五百一十九垧”；“圈涿州、涞水、定兴、保定、文安五州县地十万一千四百九十垧”；“圈宝坻、香河、滦州、乐亭四州县地十万二千二百垧”。(61)

三次圈地的结果，引起了近京地区人民的极大不满，不断掀起反抗。顺治四年三月，多尔衮不得不在百般辩解的同时，下令停止圈地，他说：“满洲从前在盛京时，原有田地耕种。凡赡养家口以及行军之需，皆从此出。数年以来，圈拨田屋，实出万不得已，非以扰累吾民也。今闻被圈之民，流离失所，煽惑讹言，相从为盗，以致陷罪者多，深可怜悯”。“自今以后，民间田屋不得复行圈拨，着永行禁止”。(62)

清初的圈地，自多尔衮发布“永行禁止”的命令后，没再大规模进行，但零星的圈地长期未断。顺治八年（1651），兵科给事中李运长曾谈道：当时户部曾令文安、良乡、涿州等县十三处的“未圈田舍，尽行圈占”；他对此“不胜惊愕”：因为当时户部曾明令“已圈之地，尚令还之，未圈之地，岂反占之”？他认为这种“余地尽圈”的做法，很不相宜。这一事例说明顺治时期的圈地并未停止(63)。清初的圈地，一直持续到清兵入关后二十多年，直至康熙亲政后才真正停止，当时曾谕令户部说：“朕缵承祖宗丕基，安天下，抚育群生，满汉平民，原无异视；务俾各得其所，乃惬朕心。比年以来，复将民间田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已圈者，悉令给还。尔部速行晓谕，昭朕嘉惠生民至意！至于旗民无地，亦难资生，应否以古北口等口边外空地，拨给耕种？令议政王贝勒大臣确议以闻。”

2. 圈地的数量

据吴振棫《养吉斋余录》中所载，清初的圈地共涉及州县地区八十一处，北至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至张家口，东北至山海关外的辽阳、海城等地，南至德州，其中直隶整个地区，几乎无一幸免。各州县被圈占的土地，不仅皆是土质肥沃者，而且数量极大，使汉民手中仍旧留存的土地寥寥无几。如：平谷县的情况是“旗七民三”(64)。密云则：“所余民田不过六分之一。”(65)玉田县：“原额民地五千二百一十六顷八十八亩”，“屯地二千三百九十八顷”，“顺治二年以后圈拨旗下屯田、投充勋戚（关于“投充”的情况详下），止剩民地六百一十七顷五十一亩”(66)。满城县：“自圈丈给屯以后，田存版图者仅十之一。”(67)任丘：全县共地八千七百二十顷五十九亩。顺治三年（1646）圈去八千一百四顷九十三亩，“实剩行差地六百一十五顷六十六亩”(68)。宝坻：“顺治元年，原额民地六千八百九十顷六十四亩七分二厘。内除二年、三年、四年圈去地四千四百一十七顷三十六亩……又三年、四年、六年、七年投充带去地一千五百一十五顷三十二亩，实存民地五十七顷九十五亩。”(69)乐亭：“本朝初年共地八千一百三十二顷七十九亩八分。”顺治三年、四年，康熙五年（1666）、六年（1667）几次圈地“统共去民地六千七百五十九顷五十八亩四分零”。带投地统共去民地一千二百六十五顷五十七亩三分零。以上圈给、带投统共去地八千二十五顷一十五亩七分，实剩民地二十二顷三十九亩一分零(70)。丰润：“民地原额六千六百一十四顷九十九亩”，“内顺治二、三、四年共圈丈去民地四千零一顷七十三亩；顺治三、四、六、七、八投充共带去民地一千九百零一顷七十二亩，实存民地七百一十一顷五十亩”(71)。遵化州：原额民地三千七百七十二顷，经过圈占及投充，到康熙十八年，仅剩三十九顷多，不及原额的百分之一。(72)

关于清初圈地的数量，也有一些超过一州一县范围的统计，如顺治四年正月，清统治者承认，在整整两年中，在顺天、永平、保定、河间等直隶北四府四十二州县，共圈地五万四千四百九十八顷四十二亩有奇(73)。而京畿附近大兴、宛平、顺义、平谷、密云、怀柔、昌平、房山、良乡、延庆十地，被圈占及投充之地，有人推算占该地区原额民地的82.8%(74)。当时圈地的总数今天虽然已经难以统计，但就上述若干数字，已完全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抢占汉族农民的土地数量是多么惊人了。

五、投充与逃人法

随着圈地的大规模进行，许多丧失土地的汉族农民被迫投向满族统治者为奴，这便出现了清初关内的所谓投充问题。

本来投充早在入关前即已有之。顺治二年多尔衮又多次下令，允许丧失土地的农民投旗为奴。从表面看，清朝统治者允许汉人投充满人为奴，是为“贫民衣食开生路”(75)，而实际情况却是在自愿投充的幌子下，实行对被圈地人民的赤裸裸的掠夺，大批汉族农民的田产屋庐变成了满人的产业，连他们自身也化为旗下的奴仆。因此，圈地和投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清朝统治者执行民族压迫政策的结果。

入关后，向清朝统治者投充为奴的有下列几种情况：

1. 贫民投充旗下为奴：开始时，贫穷的百姓由于无衣无食不得不“投入满洲家为奴”。顺治二年三月，清廷特别颁布诏谕，明确“生活能自给者”，不得投旗为奴。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初七，山西阳和守谷堡民郭二“因地被占”，于顺治九年（1652）六月，被雇与正黄旗包衣牛录下戮向诺家当佣工，后戮向诺就要将郭二“写档投充”，而且还将他家妇人孙氏配给郭二为妻。这是贫民投充的一例。(76)

2. 汉族地主带田投充：清初一些汉族地主带田投充满人，企图借其势力，保护自己，并图谋更多的利益。如直隶蓟州地主许登营，即带地投充满人，于是就在其主子庇护下强占土地，欺压百姓，将该地民人马九明等的民地私行圈占一百八十三垧，共获杂粮三千余石，横占民房二百多间，勒索房租二十一万三千文，成为为害一方的恶霸地主(77)。再如武清县恶霸地主陈其智、王加才，将该县一屯九百余顷土地中的五百七十余顷，投充正白旗下东山牛录。后来自己却私行隐占三百余顷，又强占邻壤民田一百余顷，使得该地乡民赵仲义等十余人向上申诉(78)。除上述两种之外，一些流氓还暗以他人土地投向满人，也有满洲贵族及其帮凶逼迫汉人投充为奴的。

清初由于盛行投充，再加上满洲贵族可以通过战争掠夺人口为奴及从市场上购买人口，这便使当时满洲贵族手中掌握有大量的奴仆。这对清政府的赋役收入不能不产生很大的影响。顺治十年（1653）正月，户部尚书葛达洪曾说：“夫天下者，唯民唯地矣！一人离去，君寡一丁之税，一地投充，君减一地之赋。”(79)这段议论正是反映了这个矛盾。因此多尔衮曾一再下谕，要求“不愿投者，毋得逼勒”，甚至下令“投充一事，着永行停止”(80)，但实际上这仅是一纸空文，并未取得丝毫效果。这毫不奇怪，清朝统治集团的核心正是满洲贵族，他们是不会轻易允许把这种限制自己利益的规定认真执行下去的。而且引人注意的是，清政府为了保证满洲贵族对于奴仆的占有，防止不堪忍受奴役的奴仆的逃亡，还颁布了严厉的“逃人法”，这个法令的颁布，也应从清朝统治集团的核心是满洲贵族这一点上去找原因。

早在努尔哈赤时，后金即已制定了追捕“逃人”的禁令。后来到皇太极时又不断增补修改。入关以后，清廷即正式将有关“逃人”的法令命名为《督捕则例》，内容相当繁杂。顺治三年五月清政府曾重新修改逃人法，其内容是：

隐匿满洲逃人不行举首，或被旁人讦告，或察获，或地方官察出，即将隐匿之人及邻右九家、甲长、乡约人等，提送刑部，勘问的确，将逃人鞭一百归还原主。隐匿犯人，从重治罪，其家赀无多者断给事主；家赀丰厚者，或全给半给，请旨定夺处分，首告之人将本犯家赀三分之一给赏，不出百两之外，其邻右九家、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如不系该地方官察首者，其本犯居住某府某州县，即坐府州县官以怠忽稽查之罪，降级调用；若本犯所居州县，其知府以上各官，不将逃人察解，照逃人数多寡治罪，如隐匿之人自行出首，罪止逃人，余俱无罪；如邻右、甲长、乡约举首，亦将隐匿家赀赏给三分之一，抚按及各该地方官于考察之时，以其察解多寡，分其殿最。刊示颁行天下，人人通晓，毋致犯法。(81)

从上述“逃人法”之规定可知，该法的特点即在于严惩窝主，而轻处逃人。这正是为了保护满洲贵族的利益。逃人是满洲贵族的财产，不可将之损伤过甚，否则他就不能再供满洲贵族奴役了；而窝主之所以不可轻饶，乃是为了使后人望而生畏，不敢效之行事，没人再敢去当窝主，逃人也便不易发生了。康熙时左都御史吴正治说：“缉逃事例，首严窝隐，一有容留，虽亲如父子，但经隔宿，即照例治罪。使小民父子，视若仇雠，一经投止，立时拿解。”这种状况正是清朝统治者所希望的。

清初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专惩“窝主”，造成了弊端百出。地方无赖往往通过旗下奸人，冒充逃人，妄指平民为窝主来进行敲诈勒索，疯狂一时。开始时，奴仆逃亡仅是为了回家与家人团聚，各安生理。后来由于逃人法要严惩窝主，逃人回家要全家遭受株连，固此逃人只好到处流浪，成为流民，这对封建秩序的稳定是十分不利的。同时由于流民过多，于是有的人即自行“私逃贼营”，参加了反抗满洲统治者的起义队伍。此外，在逃人法严厉执行的情况下，一些汉人官吏也产生了不满，纷纷上疏要求将之改变，为此，顺治皇帝不得不在顺治十二年（1655）三月专门进行斥责：“近见诸臣条奏，于逃人一事，各执偏见，未悉朕心。但知汉人之累，不知满洲之苦”。今“逃亡日众，十不获一”，“奸民窝藏，是以立法不得不严。若谓法严则汉人苦，然法不严则窝者无忌，逃者愈多。驱使何人，养生何赖，满洲人独不苦乎”?“满人既救汉人之难，汉人当体满人之心……若使法不严而人不逃，岂不甚便？尔等又无此策，将任其逃而莫之禁乎”？(82)可见逃人问题成了统治者当时甚感棘手的社会问题了。

“逃人法”所反映的种种矛盾，实则是满洲落后的生产关系与汉族先进生产关系的矛盾。满洲贵族颁布逃人法就是要竭力维护其落后的生产关系。但是满洲落后的生产关系已远远不能适应当时关内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它的没落是必然的。奴仆的大量逃亡与反抗，不仅使得封建统治秩序难以稳定，也使旗地庄园上缺少劳动人手，生产凋敝，满洲贵族在经济上无利可得。后来满洲贵族不得不逐渐以封建租佃制代替其落后的剥削制度，与之相伴随，清朝统治者也逐渐放宽了“逃人法”，从而使逃人问题乃逐步得以解决。早在顺治十三年六月清世祖已认识到：“若专恃严法，全不体恤，逃者仍众，何益之有？”十五年（1658）五月规定：不许“旗下奸宄”，“假冒逃人，诈害百姓”，倘有违犯，“许督抚逮捕，并本主治罪”(83)。康熙十年、十二年、十五年清政府又三次重修《督捕则例》，三十八年（1699）康熙帝更决定撤销兵部督捕衙门，将其事务归并到“刑部审理”。这些改变说明，逃人问题至此已逐步退居到与其他刑事案件相同地位，与清初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了。

第三节
清军入关后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

清军入关后，多尔衮采取了一些争取民心和有利于全国统一及稳定局面的措施，这在当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也采取了剃发、圈地及掠人为奴等一系列加深民族矛盾的措施，加深了汉族人民的灾难，也侵害了汉族地主的利益，这不能不激起其坚决反抗。这时就全国形势来说，阶级矛盾已退居次要地位，民族矛盾成了主要矛盾。

一、北方人民的抗清斗争

清军进入关内不久，即遭到北方人民的一系列反抗。顺治元年七月，吏科都给事中孙承泽曾指出：当时“畿辅盗贼肆行劫掠，民生惶惶……诸贼党羽已盛，千百成群，胆横气粗，蓄谋日狡”(84)。在三河县，由于“地被圈占，所余无多；民久逃亡，仅存孑遗”。加之该县地当两京孔道，供亿甚繁，“又兼起发逆属，日需车辆甚多，更患押送旗丁，横索金银无算”(85)，因此起义首先爆发。可见这里的农民起义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强行圈地以及这里地当关内外要冲，国家所派徭役繁重而引起的。在天津、沧州、南皮一带，顺治元年发生了李联芳、张成轩发动的起义，清朝派巡抚天津右副都御史雷典与总兵官娄光先率师讨之。当时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向多尔衮报告：“近畿土寇，惟宛平、东安、武清、漷县一带，趾接壤错之地……而近日天津以上，务关以下，杨、蔡二村之间，白昼连镖，行旅断绝，辇毂近地，几同化外。”(86)顺治四年，三河县民妇张氏伪称天启张皇后，与西淀起义首领、伪称明熹宗太子的杨四海以及王礼、张天保等人在天津起义，进攻静海、沧州，声势极为壮大。在霸州，据顺治元年八月顺天御史所云：“近日土贼，霸属最甚，到处截劫，深为民害。”当时“群盗藏身树木丰密之林”，“从内窥外，择人而劫；得利之后，复隐其中”。迫使统治者凡“茂密成林”的树木，“悉令地主于三日内自行斫伐”。(87)

在山东各地农民的抗清斗争，亦异常激烈。当时山东巡抚方大猷曾谓：“邹、滕一带多盗，路断行人。”(88)顺治元年九月，在长山县周村店，李自成裨将赵应元所领导的农民军占领了青州，“一拥齐进，竖旗放火”，杀死山东巡抚王鳌永(89)。顺治三年，谢迁率众起义，一举攻克高苑县城。第二年，又攻克长山、新城、淄川等县。时降清汉官首先穿着满服的孙之獬正在淄川，并顽固协同清兵防守该城。起义军攻下淄川后，将孙之獬全家杀死。后来起义军还进军苏北，占领宿迁一带，坚持斗争达六七年之久。

在鲁南及鲁西南的抗清斗争队伍亦极壮大。其中嘉祥县满家洞农民军及曹州的榆园农民军，均极著名。满家洞农民军在清军到来之先即已起义。他们“界连四县，穴有千余，周回二三百里”。其中有大洞两个，“为贼老巢”，“内有重关夹道，暗伏火器，人不敢入”，是理想的斗争场地。在这里，以宫文彩为首的起义军自称“擎天大王”，拥众二万多人，和其他“大王”一起“安心附逆”，旗帜之上“大书闯贼年号”，声势极大。清军占领山东后，他们又转而抗清，“结连诸贼，到处攻城”，给清军很大的打击(90)。后来在清军重重围困下，斗争遭到失败。

榆园农民军是顺治初年山东人民主要的抗清力量。这支起义军由任七、张七为首领，而以濮州、范县为根据地。起义军号称百万，时常活动于朝城、观城、郓城、成武诸县，凡数百里。他们“掘有地道，不时出入，屡败官军”(91)。顺治五年，榆园起义军在李化鲸领导下，攻克曹州、菏泽、定陶、成武等处，建立政权，年号天正，聚众多达数十万，影响极大。顺治六年（1649），清朝派张存仁前往镇压，屡遭失败。直至顺治十二年，因黄河决荆隆口，水灌榆园，起义军在重重困难下，终被镇压下去。

此外，北方其他地区的农民抗清斗争，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着。清统治者在顺治六年正月曾不得不承认：“乃数年以来，有据城以背叛者，有乌合以作乱者。”(92)

二、福王在南京即位及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

当明朝政权在北京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后，四月十二日崇祯自杀的消息即已传到南京。当时兵部尚书史可法在浦口督师勤王。南京一些臣僚闻变后即议拥立新君。这时阉党领袖马士英正拥兵在凤阳。他与诚意伯刘孔昭等联合一起，力主拥戴避居淮上的明神宗之孙福王朱由崧为帝。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及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认为福王品行不端，不愿拥立，主张立穆宗之后潞王朱常淓，两派相持不下。当时因马士英拥兵在外，又与“大将靖南伯黄得功、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相结，连兵驻江北，势甚张，大臣且畏之，不敢违”(93)。史可法初主立潞王，后亦不敢过于坚持。于是朱由崧遂在顺治元年五月十五日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福王即位后，立即命马士英、高弘图、史可法等人为大学士，入阁办事。但马士英等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毫无所为，却热衷于小朝廷内的争权夺利，生活上的苟且偷安。他们“以朝权不可以朝夕失”，必欲排挤史可法于外。于是乃以史可法“威名著淮上，军士皆惮服”为名，劝史可法“经营于外”，以进行排挤(94)。史可法鉴于马士英等人都是一些耍阴谋、弄权术的小人，在南京只能是互相倾轧，很难有所作为，于是立即向福王提出，要求离开南京赴扬州督师。实际上自己却抱着“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鞠躬致命，克尽臣节”的思想(95)。他希望能为明朝打几个胜仗，以使明师再有所振作。史可法此举引起南京小朝廷的大哗，有人语之为：“秦桧（指马士英）在内，李纲（指史可法）在外。”(96)

弘光政权建立后，在清、明、农民起义军三种势力鼎立的情况下，却热衷于与清朝议和。他们企图利用清兵来消灭李自成等起义军，为此而不惜向清割让出一部分土地作为酬劳。这充分暴露了弘光政权的反动实质。因此，在这一年七月初，它以左懋第为“北使”，携带金银十万余两到北京奖励和晋封吴三桂，并酬谢清军。在割地问题上，弘光政权有人提出以两淮为界，高弘图坚持说：“山东百二山河，决不可弃，必不得已，当界河间耳！”马士英还说：“彼主（指顺治）尚幼，与皇上（弘光）为叔侄可也”，当时即受到人们的哂笑。后来才决定以割山海关外地及岁贡十万两与清作为条件，向清廷求和。左懋第等于八月初至沧州，已闻吴三桂被清朝封为平西王，且拒不与他们见面。而清廷对“北使”亦极不礼貌，开始欲安排在四夷馆，“以属国见待”，经左懋第等力争，始安排在鸿胪寺，而且不允许他们谒明帝陵(97)。多尔衮这时且写信给史可法，令弘光政权削去帝号，仍称藩王，“同以讨贼（指李自成起义军）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否则清兵就要挥师南下，“南国安危，在此一举”。史可法这时除复信多尔衮，表示愿与清军“连兵西讨”外，并派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十余万军队，即所谓“四镇”，驻于庐州、泗水、淮北、临淮一带，以保卫南京，防止清兵南下。因为这时史可法已经看出，“清必南窥……和议断断不成也。一旦寇（农民军）为清并，必以重力南侵……宗社安危，决于此”(98)。但弘光政权非常腐败，朱由崧昏庸无能，嗜酒荒淫；以马士英为首之臣僚只知树党营私，排挤忠良。他们不顾其他阁臣的反对，硬把阉党头目阮大铖拉入内阁。而姜曰广、高弘图、徐石麒、刘宗周等人，相继被排挤去位。阮大铖又“悉引其党布于朝，朝廷益乱，凡可法奏请辄格之”(99)。他还大言不惭地说：“上（指弘光）仁柔主，一切生杀予夺，惟予（阮自称）与数公为政耳。”(100)此外，这时又发生了左良玉事件。

左良玉字崑山，山东临清人，行伍出身。由于镇压农民军有年，崇祯十七年三月，被封为宁南伯。左良玉部队军纪极坏，“兵半群盗”，每入民家素贿，骚扰尤甚；“所掠妇女，公淫于市”。顺治二年三月，他在拥有重兵七八十万的情况下，以“清君侧”为名，宣布马士英的七大罪状，自武昌兴师东下，胁迫南京。消息传来，马士英等大惧。他对朝廷反对他的人说：“尔辈东林，犹借口防江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若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101)他们对清兵南下，甘心屈辱求和的面貌，已充分暴露出来。于是马、阮等人急调刘泽清、黄得功等部前去拦截左军，又调史可法部队回南京守卫。不久，左良玉病死九江，左军停止了进攻。弘光政权内部如此四分五裂，这便给清兵南下提供了可趁之机。

顺治二年二月，清军统帅多铎在追击李自成起义军过程中攻下西安。随后又奉多尔衮之命而转道河南，于三月初出虎牢关（河南汜水镇）挥师东下。四月初九，由河南归德趋徐州，又轻取淮安及泗州，并渡淮河。史可法合诸镇兵倍道入援抵浦口，因事不济，急回扬州扼守。四月十九日，清兵围扬州，史可法率众据守孤城十昼夜，清兵四面围攻，情况紧迫。二十五日，史可法檄诸镇兵前来赴援，无一至者，城遂陷，被执。清军统帅多铎劝他投降。史可法厉声回答：“吾意早决，城亡与亡。”乃慷慨就义(102)。他的余部刘肇基等人和城中人民，同清兵展开巷战，“移时杀千余人，清兵来益众”，遂全部壮烈牺牲。清军为了进行报复，在占领扬州后，又大事屠戮，据史书记载，当时“扬州士民死者尸凡八十余万”。(103)

五月初八清兵渡江，取镇江，守将杨文骢逃至苏州，南京守兵二三十万人慌作一团，纷纷逃遁。朱由崧于初十出奔太平转芜湖，不久又成俘虏。次日马士英亦挟太后出奔，守卫南京的官兵亦大多向清兵投降。十五日清兵入南京。

六月，当清军攻下南京后不久，又重申剃发令，使得江南地区的民族矛盾更进一步激化，其中尤以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最为壮烈。

是月，清朝江阴知县方亨一上任，立即强迫剃发，激起了城乡人民的坚决反对。闰六月初一，诸生许用德倡言，“头可断，发不可剃”，四城内外响应者数万人。群众囚知县方亨及守备陈端之，公推本县典史陈明遇及前任典史阎应元为首领，集众守城抗清。徽商程璧当即出家资二万五千金充饷，以表示支持(104)。另一徽商即康公娴于武事，乃被大家推为大将御敌(105)。从闰六月至八月二十一日的两个多月中，城内军民击退了清军的多次围攻。后来清军调来马步军二十余万，又用大炮轰城，阎应元等犹率众巷战，全部壮烈牺牲。清军在攻破江阴后，曾对这座拥有二十万人的工商业城市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劫杀和破坏，使大部分房屋被夷为平地。

嘉定位于江阴东南二百余里，其抗清斗争与江阴人民的斗争同时发生，参与的达十多万人。清兵攻下嘉定后，清将李成栋“大肆淫虐”，“居人迁徙略尽”。清兵每遇城中一人，“辄呼蛮子（指江南人）献宝”，直至“意满方释”。否则大肆杀戮(106)。剃发令下达后，当地人民推举了进士黄淳耀及前左通政侯峒曾为首领打败了清军多次进攻，赶走了知县张维熙。随后黄、侯二人又组织义师修复城墙，准备坚守嘉定城。这时清将李成栋率兵前来攻打，城中义军“一败之于罗店，再败之于仓桥”(107)，一直坚守了半个多月。当李军迫近东门时，侯峒曾犹率二子进行巷战。城中人劝他离去，他说：“吾既与城守，城亡与亡，去何之?”(108)后来城陷，黄、侯二人均战死。清军复对嘉定人民进行大屠杀，总计死者达二万余人。(109)

三、鲁王、唐王政权的建立及浙、闽人民的抗清斗争

清军攻克江南以后，随即进军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引起了当地军民的英勇反抗。一些农民、手工业者及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抗清。

顺治二年闰六月，浙江一部分抗清力量公推张国维、张煌言等人去台州迎立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朱以海系朱元璋十世孙，鲁肃王朱寿镛第五子。其兄朱以派原以长子袭封。崇祯十五年（1642）清军入关骚扰，攻破兖州，朱以派被迫自杀。十七年二月，朱以海嗣鲁王位。明朝中央政权覆灭后，乃随诸藩王南下，弘光命他移驻台州，至是乃监国。同时，在福建的郑芝龙、黄道周等人也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朱聿键系朱元璋九世孙，他的先世唐定王朱桱封于南阳。崇祯九年（1636），清兵入关由朝阳攻下永平、迁安等四城，朱聿键曾带兵北上勤王，因此为御史所劾，废为庶人，被安置在凤阳。弘光即位后才被释放。于是被郑芝龙等人拥戴称帝。鲁王、唐王两政权，虽近如毗邻，但却互不信任，矛盾很大。顺治三年六月初，清军渡钱塘江，进攻绍兴，鲁王兵部尚书余煌等死，温州、台州、金华亦相继失守。金华原由于朱大典困守不下，清军于攻破城后“屠其城，大典自焚死”(110)。鲁王在富平将军张名振护送下，南逃至舟山。

唐王政权内部亦矛盾重重，文武不合。唐王政权建立之初，所拥地区甚广，除安徽、江西、湖广外，尚包括东南及西南一部分地区。当时唐王内部的军政大权完全操纵在郑芝龙手中，“赐宴大臣，芝龙欲居第一”。(111)

郑芝龙，福建南安石井人。早年流亡日本，后为海盗，在闽海骚扰。明朝多次征剿无功，乃加以招抚，授以军事要职。于是郑芝龙乃利用其地位，消除了东南沿海的其他海盗，成为海上的最大势力，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均为其所控制。同时他又移福建居民数万人于台湾，进行开发，势力日渐雄厚。他拥有二三十万军队，又以海外贸易所赢以为军费，势力相当可观。但郑芝龙私心太重，只是一心为了保存自己的地盘，并无意真心抗清，对抗清力量也不声援。这时大学士黄道周乃挺身而出，亲自带兵北上。可是，黄道周“请兵请粮，芝龙皆不与”，“道周徒以忠义激发，旬日间得九千余人，亲写札副奖语，给为公赏”。结果得到奖励的人虽“荣于诰敕，而应募者多不练之兵，不能应敌”(112)。后来在行军过程中，粮饷极为缺乏，军心亦动摇。当他进军到安徽婺源时，兵败为清军所俘，不屈遇害。此时，郑芝龙却私自与洪承畴勾结，尽撤关隘水陆之兵，亦不听其子郑成功之劝阻，甘心剃发降清。是年八月二十四日，清兵攻下福州，唐王朱聿键于是月二十七日逃至汀州（福建长汀），次日即被清兵所杀(113)。至此，隆武政权遂被消灭。

尽管浙闽地方失陷，但这些地区的抗清斗争却彼此呼应。尤其是浙江四明山的义军，屡予清军以重创。

四明山在浙江东南，周围八百余里，山脉起伏，形势异常险要，到处可以驻军。在这个山区的大岚山，有余姚人王翊及慈溪人王江作为领导，共同训练队伍，防止清军的进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使得山中“讼狱平息，人民安堵”，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清力量，一直坚持与清军作战多年。顺治七、八年时，王翊、王江不幸先后死去，但大岚山义军的抗清斗争，却长期持续不断。(114)

此外，拥戴唐王的钱肃乐、张名振、张煌言等，也多召集旧部，继续战斗。顺治四年七月，他们尚率义军围攻并收复了福建沿海许多州县地区。

四、大顺农民军的联明抗清斗争

李自成农民军撤出北京后，经定州（今河北定州市）、真定（今河北正定）、故关（山西平定县东），然后又由平阳（山西临汾市）撤至西安。这时，尽管农民军受到了严重挫折，但在山陕及黄河一带尚有不小的力量。农民军在战略上究竟应采取何种策略，成为摆在李自成等农民领袖面前的首要问题。但是，李自成等人在军事上不仅未作比较周密的部署，反而在领导层之间发生了裂痕，不断地出现内讧的现象。

当李自成率军退往陕西时，河南一带的地主武装纷纷反水，不断对农民军展开围攻。这时李自成部将李岩自请领“精卒二万，驰至中州”进行安抚。李自成手下谋士牛金星却借此进行挑拨，认为“河南天下形胜地，且岩故乡”(115)。认为李岩又“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116)。“若以大兵与之，是假蛟龙以云雨，必不制矣”，“不如除之，无贻后患”。李自成听信谗言，乃命牛金星设宴“与岩帐饮”，席间趁机杀死李岩及其弟李牟。这一事件引起大顺政权一些领导人的不平。宋献策闻二李之死后，“扼腕愤叹”，刘宗敏按剑切齿骂道：“彼（指牛）无寸箭功，敢杀两大将，我当手剑斩之。”(117)于是大顺军内部“文武不和，军士解体，自成遂不能复战”。(118)

顺治元年十月，清兵分兵两路出师，向大顺军追击。一路系由英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吴三桂、尚可喜等降将，从大同边外草地，会同蒙古兵一起，过陕西榆林及延安，出陕西之背，南下西安。另一路则由豫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带领孔有德、耿仲明等军，从河南怀庆直插潼关，然后两路人马在西安会师，以期一举全歼李自成的军队。

不久，清军在占领太原、平阳及山西全境后，遂向潼关进发。而河南一线的清军，在占领卫辉后，进展迟缓，经过清统治者多次谴责，方于顺治二年一月到达潼关附近。两路人马并在潼关与农民军展开激烈战斗。大顺军在经过顽强抵抗后，潼关、西安连连失守，李自成于这年五月率兵自陕西商洛山区退往湖北，驻扎在武昌。这时大顺军尚有部队五十余万，分为四十八部。清军又水陆两路突然袭来。李自成乃由武昌退至湖北通山，后因“自率二十骑略食山中”(119)，在通山县九宫山为地主武装所袭，英勇牺牲，年39岁。

此后李自成部队大多活动于鄂西、湘北一带，大致分成两支：一支由刘体仁、郝摇旗等率领；另一支则由李过及高一功率领，在荆襄地区坚持抗清斗争。顺治二年九月，当清军进一步南下之后，农民军因鉴于局势严重，民族矛盾已急剧上升，主动要求与唐王朱聿键政权联合，共同抵抗清军的进攻。而朱聿键政权本身，也因清军执行民族压迫政策的加剧，为了抵抗清军的进犯，也同意采取与农民军共同抗清的策略。于是郝摇旗、刘体仁所部十余万人，归明将何腾蛟统一领导，李过、高一功等部三十余万人，归堵胤锡指挥，号忠贞营。顺治三年春，清派孔有德率兵进攻湖广，何腾蛟与大顺军余部一齐英勇抗击，大败清军于岳州、藤溪、湘阴等地，推迟了清军的南下行程。后来唐王政权失败，这些起义军又支持桂王政权，在西南地区抗击清军。桂王朱由榔系明神宗之孙，崇祯九年被封永明王。其父桂端王朱常瀛系神宗第七子，天启七年之藩衡州。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起义军攻克衡州，朱常瀛被迫逃至广西，居梧州，顺治二年死。顺治三年十一月，明广西巡抚瞿式耜、两广总督丁魁楚、湖广总督何腾蛟等乃拥立朱由榔在肇庆即位，年号永历。朱由榔任用丁魁楚、吕大器、瞿武耜为大学士，继续坚持抗清斗争。因为这个政权地处西南，离内地比较远，又得到大顺、大西农民军余部的支持，因之其抗清斗争坚持的时间甚长。

顺治四年正月，清兵攻取肇庆，丁魁楚降清，桂王在广东的势力全部丧失。随后，他逃至梧州、平乐、桂林、全州等地，处境异常困难。由于瞿式耜所部在桂林留守，坚决抗击清军，方使得桂王政权在西南地区得以偏安。这时清朝又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降将调到湖广一带，并于是年四月克衡州，直逼广西。十一月，何腾蛟、郝摇旗等大败孔有德等军，“斩级无算”，“诸帅连营阁道亘三百里”，清军败回湖南(120)。顺治五年正月，原降清明将金声桓在南昌反正，声势浩大。四月，降清将领李成栋亦在广东反正，奉永历为正朔，派人往南宁迎桂王。这时大顺军余部与明军一起，乘势收复了湖广大部地区，全国抗清力量扩大，形势极好。于是桂王又于顺治五年八月迁回肇庆。但由于政权内部腐败，党争不已，致使失去这一有利良机。顺治六年初，清兵又不断进攻，金声桓、李成栋均战死，何腾蛟也在湘潭牺牲。次年，尚可喜军攻下广州，孔有德军攻下桂林，桂王政权统帅瞿式耜、张同敞被执不屈身死。大顺军余部也在与清军作战中实力大减，由原来四十万人减到几万人。顺治八年冬，李来亨、郝摇旗、刘体仁等大顺军转移至巴东一带，继续坚持抗清。

五、大西军余部的联明抗清斗争

1644年，正当清兵与李自成在山、陕激烈战斗之际，由于明军在四川兵力空虚，张献忠占领了四川大部分地区，并于是年十一月称帝，号大西国王，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机构。张献忠以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王国林为尚书。并命养子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李定国等为将军，赐姓张，分统各部。(121)

李自成死后不久，清军随即向大西政权发起进攻。1645年冬，清廷威胁利诱张献忠投降，他不为所动。这时由于清朝大兵压境，故大西政权处境极危。张献忠乃于1646年7月，尽毁成都宫殿庐舍，向川北撤退，准备到陕西安身。十一月，他驻兵西充凤凰山；清将豪格正驻军汉中，准备带兵南下。次年正月初三，由于叛徒刘进忠勾结清军，并作向导，清军向张部突然袭击，张献忠被箭射中身死。据《圣教入川记》所载，当时“突有侦探及某兵飞奔入营，向长官报告，谓在营前高山上，见有满洲兵四五人，各骑骏马由山谷中迎面而来……献忠闻警，不问详细，是否果系满兵马队，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探听满兵虚实。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

张献忠死后，他的余部由孙可望等四人带领。四人中推年纪最长的孙可望为领袖，在川南、云贵一带坚持战斗。他们有的和当地少数民族一起生活，共同生产，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拥护。四部中以李定国在抗清斗争中旗帜最为鲜明，所起的作用也最大。

李定国，字宁宇，陕西榆林人，出身农家。他十岁参加农民军，作战英勇，得到张献忠的器重。据《天香阁随笔》所载，当时李定国所部，半为“、倮、傜、佬”诸族，虽其土官“极难钤束”，而李定国却“御之有法”。顺治六年初，他们因清军压境，形势不利，加上云南巡抚杨畏知等人的劝告，乃主动提出与桂王政权联合抗清。是时桂王也正走投无路，乃同意此建议。顺治九年春，清朝命孔有德军由桂林出河池趋贵州；又命吴三桂军由四川嘉定出叙州压迫川南，两路军马夹击大西部队。大西军亦发动反攻。五月，李定国率步兵八万赴湖广，又急转广西，连下全州、桂林，孔有德兵败自焚死。随后，李定国乘胜追击，直取长沙，清军被迫撤离。是年十一月，李定国与清敬谨亲王尼堪军队战于衡州城下，连战四昼夜，尼堪遇伏被杀。于是，李定国所率各部的抗清队伍，在一年中连杀两名清兵统帅，取得了抗清斗争的惊人战绩。黄宗羲在评述这次战役时说：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战，“两蹶名王（指孔有德、尼堪），天下震动，此自万历戊午（1618）以来所未有也”(122)。接着李定国又率师进攻广东，收复了两广失地。同时还与东南沿海的抗清义师郑成功取得联系，约期会师。

但是，李定国所取得的辉煌战功，却遭到孙可望的极端忌视。顺治十年二月，孙可望至沅州（今湖南沅陵），约李定国前来议事，实则想将他谋杀(123)。于是孙、李不合，迫使李定国回师广西，而李、郑联师北上的计划迄未实现。此时孙可望自称“国主”，专横霸道，俨然成一独立政权。顺治十四年（1657），孙可望又纠合十几万兵，以“清君侧”为名进攻李定国。但他的部下马宝、马进忠、马惟兴、白文选等人均对此极表不满。是年九月，孙、李两军大战于交水（今云南沾益），李定国约白文选内应，孙可望大败而逃。其后孙的部将冯双礼等多率部反正归李。孙可望深感日暮途穷，仅率十余亲信，狼狈逃至长沙，向清朝投诚。(124)

顺治十五年四月，清军分三路向云、贵一带明军猛攻。其中以贝子洛托及洪承畴由湖南出兵，以吴三桂及都统墨尔根及李国翰由汉中及四川进军；以都督卓布泰及钱国安由广西进军，约期会于贵州。是年冬，清又命信郡王铎尼为统帅，攻克贵阳，统三路军入滇。十二月，桂王朱由榔在战争不断失利下出奔。次年正月，清军攻下昆明，桂王又逃到缅甸，李定国则逃到云南边境孟艮，继续坚持战斗。康熙元年（1662）春，吴三桂由缅甸俘桂王回昆明，四月将其杀害。同年六月，李定国在勐腊（西双版纳）病逝，卒年仅42岁。

大西军的抗清斗争失败后，大顺军的余部李来亨、郝摇旗、刘体纯、袁宗第等部，仍然坚持在川东一带，组成夔东十三家军，仍在不断抗击清军。

六、郑成功的抗清斗争及其收复台湾

郑成功所部是坚持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最后一支抗清队伍。

郑成功系郑芝龙之子，本名森，字大木。他的家乡南安县属泉州府。泉州府“地狭人稠，仰粟于外”(125)，徭役很重；而福建省又物产丰富，手工业发达，这就促使贫穷的人们向外谋生，获取“番舶之饶”。由于明朝海禁限制极严，所以从事海舶之利的人都是秘密和危险的，大多拥有武装。明朝统治者称他们是“海寇”或流人，郑芝龙就是来往中、日之间海舶上的“流人”（郑成功出生地在日本）。

崇祯三年（1630），郑成功回到祖国，一直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中过秀才，并且到过南京国子监学习。到了隆武帝时，郑成功已初露头角，故被赐姓朱，改名成功。外国人称他为“国姓爷”。他对其父郑芝龙与泉州地主郭必昌勾结降清非常愤怒，决心“大义灭亲”，继续抗清，“以死报国”。

郑成功初以南澳为据点组织抗清力量，很快即得到当地人民的广泛支持。1647年，他从南澳出兵，两三年间即攻占了同安、海澄、泉州等沿海地区。不久占据金门、厦门，并以这里作为抗清根据地。当时厦门叫中左所，特改名思明州，以示抗清决心。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官以为统属，遥奉桂王，用永历年号纪元。

郑成功利用漳泉地区海上贸易的有利条件，加强与国内外的贸易往来，筹备大批资金，以供应所部数十万人的军费开支。当时郑军“积蓄皆贮海澄，铁甲十万副，谷可支三十年，藤牌、滚被、铳炮、火药，皆以数万计”(126)。当时的思明州，更是“井里烟火，几如承平景象”。(127)

1653到1654年，李定国进攻广东，约郑成功与他会师。结果郑曾率舟师到了广东揭阳（汕头西北），住了两个月又回厦门，并未配合成功。1659年，为了牵制清军对桂王的三路围攻，郑成功与张煌言配合起来，率领八十三营十七万水陆大军，直趋南京。六月，他的部将甘辉、余新、洪复等人，又由崇明而上，破瓜州，占镇江，包围南京。张煌言则带领另一支队伍，溯江而上，进驻上游门户芜湖，控制要害，并分兵占据太平、宁国、池州、徽州等四府三州二十二县。由于两支劲旅的互相配合，南京城清军几不可守，清军乃诡计约降。并言：“我朝（指清）有例，守城过三十日，罪不及妻孥，乞宽三十日为限”，以为缓兵之计。这时郑成功为胜利冲昏头脑，他不顾部将的劝说，命令八十三营“牵连困守，以待其（清军）降；释戈开宴，纵酒捕鱼为乐”。七月二十三日系郑成功生日，清崇明总兵梁化凤率五百骑趁机自崇明绕道偷袭郑之部将余新营，郑军仓促应战，全军溃败，余新被擒降清，甘辉、潘赓钟等人均战死。郑成功匆忙率领部队退回金门、厦门，张煌言孤立无援，退至铜陵，与清兵一战亦败，遂退走浙东。(128)

郑成功北伐失败后，为了坚持长期抗清，在爱国思想支持下，决意驱逐霸占台湾的荷兰侵略者，收复我国这一神圣领土。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17世纪，欧洲殖民者在亚洲展开了侵略活动，1642年，荷兰侵略者赶走了西班牙殖民者后，独霸了台湾，从而开始对台湾人民进行疯狂掠夺，迫使台湾人民交纳高额地租，对7岁以上居民强征“人头税”等。他们还垄断台湾的对外贸易，强迫台湾高山族儿童学习荷兰文。

正当郑成功考虑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问题时，曾担任荷兰通事的爱国志士何斌（一作何廷斌）从台湾来到厦门，向郑成功献出一幅台湾地图，敦请郑成功光复台湾。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郑成功在厦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立即出兵收复台湾。

顺治十八年三月，郑成功的军事准备均已就绪，并把大军从厦门移驻金门。郑成功只令部将洪旭、黄廷等少数军马辅佐其子郑经驻守金、厦，亲率战舰四百只，官兵二万五千人，向台湾进军。四月底，郑军在台南鹿耳门内禾寮港登陆，受到台湾汉族及高山族人民的欢迎，“土民男妇壶浆迎者塞道”。

当荷兰军队在赤嵌城被围困之时，荷军统帅知力不能胜，企图以每年向郑成功纳贡，献犒师银十四万两为条件，贿求郑成功撤退。郑成功正告荷兰统帅说，台湾系中国土地，应予归还，毅然拒绝了荷军的无理要求。五月初，赤嵌城荷军头目猫难实叮向郑军投降。接着又围困驻守台湾城的荷军达九个月，终于迫使荷军统帅揆一投降。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把赤嵌城改为承天府，又置天兴、万年等县，还实行军屯，继续鼓励闽、浙一带居民到台湾生产，使台湾经济、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

(1)　《清史稿》卷249《索尼传》。

(2)　《皇父摄政王香册》。

(3)　《沈阳状启》。

(4)　《沈馆录》。

(5)　《明清史料》乙编，第570页。

(6)　《明清史料》乙编，第570页。

(7)　《清史稿》卷4《世祖本纪一》。

(8)　《明清史料》乙编，第573页。

(9)　《清史稿》卷218《多尔衮传》。

(10)　《明清史料》甲编，第54页。

(11)　《清太宗实录》卷64。

(12)　见《清史稿》卷232《范文程传》。

(13)　《甲申纪事》附录《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塘报》。

(14)　《沈馆录》卷7。

(15)　《清史列传》卷237《洪承畴传》。

(16)　《清史列传》卷80。

(17)　《清史列传》卷80。

(18)　《朝鲜实录》仁祖二十二年四月。

(19)　《沈馆录》卷7。

(20)　《沈馆录》卷7。

(21)　《李朝实录》，仁袓二十二年八月戊寅。

(22)　《清世祖实录》卷4。

(23)　《清世祖实录》卷5,五月辛卯。

(24)　《清世祖实录》卷5,五月辛卯。

(25)　《闻续笔》卷1。

(26)　《多尔衮摄政日记》。

(27)　《闻续笔》卷1。

(2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顺治启本》，元年七月初九日。

(29)　《清世祖实录》卷6，七月己丑。

(30)　《李朝实录》卷46。

(31)　《多尔衮摄政日记》。

(32)　《清史列传》卷28《张存仁传》。

(33)　《清世祖实录》卷5。

(34)　《清史稿》卷4《世祖本纪一》。

(35)　《清史稿》卷232《范文程传》。

(36)　《清世祖实录》卷6，七月甲午。

(37)　《清史稿》卷4《世祖本纪一》。

(38)　《啸亭杂录》卷2。

(39)　《养吉斋余录》卷2。

(40)　《李朝实录》卷4、5。

(41)　第一历史档案馆：《顺治启本》，元年七月十二日。

(42)　《清世祖实录》卷55。

(43)　郑天挺《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见《探微集》，第81页。

(44)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第48卷。

(45)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第53卷。

(46)　《清太宗实录》卷32十二月。

(47)　同上书，崇德元年十一月。

(48)　《清太宗实录》卷19，八月丁丑。

(49)　《明清史料》甲编，第765页。

(50)　《清世祖实录》卷4，四月己卯。

(51)　《清世祖实录》卷5。

(52)　《多尔衮摄政日记》。

(53)　《清世祖实录》卷17。

(54)　《清世祖实录》卷21顺治二年。

(55)　《明清史料》乙编，第479页。

(56)　《清世祖实录》卷12。

(57)　史惇：《恸余杂记·圈田》。

(58)　《清世祖实录》卷14。

(59)　同上书，卷17。

(60)　同上书，卷21。

(61)　同上书，卷30。

(62)　《清世祖实录》卷30。

(63)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治题本》。

(64)　《平谷县志》卷2。

(65)　《民国密云县志》卷4。

(66)　《光绪玉田县志》卷13。

(67)　《乾隆满城县志》卷5。

(68)　《乾隆任丘县志》卷3。

(69)　《乾隆宝坻县志》卷5。

(70)　乾隆《乐亭县志》。

(71)　《乾隆丰润县志》卷2。

(72)　康熙《遵化州志》卷4。

(73)　参见李华：《清初的圈地运动及旗地生产关系的转化》，《文史》1980年第8辑。

(74)　参见雷大受：《清初在北京地区的圈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75)　《清世祖实录》，二年四月辛巳。

(7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图海题本》。

(77)　第一历史档案馆：《户部尚书车克题本》。

(78)　第一历史档案馆：《兵科给事中王廷谏题本》。

(79)　第一历史档案馆：《户部题本》。

(80)　《清世祖实录》卷31。

(81)　王先谦：《东华录》顺治六。

(82)　《清世祖实录》卷90。

(83)　《清史稿》卷244《李裀传》。

(84)　《明清史料》丙编，第413页。

(85)　彭鹏：《中藏集·奖荐汇纪》。

(86)　《明清史料》丙编，第416页。

(87)　同上书，第422页。

(88)　同上书，第426页。

(89)　同上书，第450页。

(90)　《明清史料》甲编，第85页。

(91)　乾隆《曹州府志·杂志》。

(92)　《明清史料》丙编，第304页。

(93)　《南疆逸史》卷1。

(94)　同上书，卷5《史可法传》。

(95)　《小腆纪传》卷10《史可法》。

(96)　同上书，卷6。

(97)　《小腆纪传》，卷15《左懋第》。

(98)　同上书，卷8。

(99)　《小腆纪传》，卷7。

(100)　《三垣笔记》下。

(101)　《三垣笔记》下。

(102)　《小腆纪传》卷10《史可法》。

(103)　《南疆逸史》卷5《史可法传》。

(104)　《小腆纪年》卷10。

(105)　《明季南略》卷9。

(106)　《鹿樵纪闻》卷上。

(107)　《南疆逸史》列传11。

(108)　《明季南略》卷9。

(109)　《嘉定屠城纪略》。

(110)　《南疆逸史》卷4。

(111)　同上书，卷8《黄道周传》。

(112)　《南疆逸史》卷8《黄道周传》。

(113)　《小腆纪年》卷13。

(114)　黄宗羲：《四明山寨记》；谢国桢：《南明史略》。

(115)　《小腆纪年》卷6。

(116)　《明史》卷309《李自成传》。

(117)　《小腆纪年》卷6。

(118)　《小腆纪年》卷6。

(119)　《明史》卷309《李自成传》。

(120)　《小腆纪年》卷14。

(121)　《明史》卷309《张献忠传》。

(122)　《行朝录》卷5《永成纪年》。

(123)　《永历实录》卷1。

(124)　《小腆纪传》卷65《孙可望传》。

(125)　乾隆《福建通志》卷9。

(126)　《广阳杂记》卷3。

(127)　《广阳杂记》卷3。

(128)　《小腆纪年》卷19。

第五章
清朝入关后的制度及满洲习俗的演变

清朝入关后，为了适应内地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的需要，其各项制度不得不进一步参照内地的历代相传的办法，特别是明朝的办法来制定，但满族旧有因素又是其制定各项制度的出发点。这样，清朝入关后的各种制度便很有自己的特色。与上述制度方面的变化相并行，满族的许多风俗习惯也在入关后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了民族融合的新发展。

第一节
清代的统治机构

清朝入关后设置统治机构时，打出了“法明”的旗号，即一切效法明朝，其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机构与明朝基本一致。这是一个很高明的策略。因为在清朝入关时，满汉界线非常清楚，汉人对满人存在着隔阂、疑惧。清廷为了要清除这些矛盾，使多数汉人不感到是在满洲少数民族统治下，因此就尽量设法使人们不觉得有大的改变。一切都照旧，自然没有改朝换代的感觉。“法明”的本意就在这里。

但是，“法明”既然只是为清朝巩固统治服务的一种策略，那么在“法明”旗号下建立起来的清朝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机构，就必然与明朝原有的机构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一方面表现在中央及地方政权的权力完全掌握在满洲贵族的手中，而汉官仅有些建议权而已。另一方面则表现于它不完全照搬，必有增加、裁革或改变。

一、议政王大臣会议

入关前即已存在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入关后继续存在。它由满洲贵族组成，掌握着军国大政的决定权，它体现着满洲贵族在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核心地位。不过，由于这种制度妨碍皇帝集权专制，因而当皇帝（或居于近似皇帝地位的摄政王、辅政大臣）具有权威之时，往往设法削减其权力，而当情况相反时，它的权力又会增大。所以，入关后议政王大臣会议作用的大小，处在经常变动之中，其总趋势是日益缩小。康熙以后的情况留待下文交待，这里仅将入关前夕至康熙亲政前的情况叙述如下。

议政王大臣会议，自皇太极死后，曾经一度起过一些重要作用。崇德八年（1643）八月，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为摄政王，辅国理政，这个决定就是由议政王大臣会议作出的。随着多尔衮在政权中越来越起着关键作用，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作用越来越小。早在崇德八年十二月，诸王、贝勒就被解除了办理部院事务的职权，当时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说：“前者众议公誓，凡国家大政必众议佥同，然后结案。今思盈廷聚讼，纷纭不决，反误国家政务。我二人应皇上幼冲时，身任国政，所行善惟我二人受其名，不善亦惟我二人受其罪，任人责重，不得不言。方先帝（皇太极）置我等于六部时，曾谕国家开轫之初，故令尔子弟辈暂理部务。俟大勋既集，即行停止。今我等既已摄政，不便兼理部务，我等罢部事而诸王仍留，亦属未便，今欲概行停止。”于是“诸王、贝勒、贝子俱罢部务，悉委之尚书焉”(1)。自此以后，直至多尔衮死去（顺治七年，1650），史书中便很少见到有关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记载。虽然也有议政王大臣的任命，但多职位卑下，且无实权。综观多尔衮摄政时期，在他与皇帝及诸王权力互为消长的过程中，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实已名存实亡，大权可说完全操纵在多尔衮及他所宠任的诸王手中。

多尔衮死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又有一定的恢复，满洲王公贵族又重操各部大权。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死后不到二十天，议政王大臣会议即决定，“吏、刑、户三部事务重大，应各设尚书二员，吏部拟公韩岱、谭泰；刑部拟济席哈、陈泰；户部拟巴哈纳、噶达浑……其余一切部务，应启奏者启奏，应诸王办理者办理”(2)。这项措施，无疑是对多尔衮时期罢诸王掌部权的一次反复。随后又陆续任命议政大臣，一切政务仍归诸王固山额真议政大臣会议解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康熙亲政时期没有改变。

二、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外的中央机构

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外，在皇帝之下，还设有内阁、六部等一套中央行政机构。

1. 内阁：顺治十五年（1658），清改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为内阁，作为中央的最高行政机关。内阁中设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学士满六人、汉四人。内阁的职责与明朝相同，《清史稿·职官志》载：“大学士掌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大政，裁酌可否入告。”但实际权力比明代要小得多。《养吉斋丛录》谓：“内阁大学士沿明制主票拟，然一一皆禀上裁，大学士无权也。”(3)大学士仍冠以殿阁之名，如中和殿（后改体仁阁）、保和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等。

2. 六部：入关前即已设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时仍作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而设立。各部之职责与明朝基本相同。入关前（1631）建立六部时，各以贝勒一人管理部务。顺治元年（1644）废此制。顺治八年（1651）又恢复，九年（1652）复废。各部所设承政及参政入关后分别改为尚书和侍郎，俱满、汉各一人。其下有郎中（主管司）、员外郎、主事、笔帖式等官。

3. 都察院、科道官及大理寺：入关后都察院的长官为左都御史及左副都御史，俱满、汉各二人。他们之下设有监察御史，监察御史与六科给事中主管监察、弹劾，多由年轻人充任，多锋芒毕露，升迁很快，这就是所谓科道官。但由于清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更加发展，他们的锋芒较之明代已大为逊色。又有大理寺，其长官大理寺卿“掌平反重辟，以贰邦刑。与刑部、都察院称三法司。凡审录，刑部定疑谳，都察院纠核。狱成，归（大理）寺平决。不协，许两议，上奏取裁。并参豫朝廷大政事。少卿佐之”(4)。六部长官加都察院都御史，合称七卿，如再加通政使、大理寺之长官，合称九卿。

4. 其他中央机构：上述之外，中央机构中尚有理藩院、詹事府及翰林院等。理藩院在入关后所管事务，扩及新疆、青海、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翰、詹是最清贵的官，无普通具体职事，主要是给皇帝弄弄文墨。他们都是由从进士中选拔出的写字好的人来充任。

三、地方政府机构

清代地方行政机构分为四级，即省、道、府（或直隶州、厅）、县（或一般州、厅）。此外，与省级平行的还有边疆特区。

1. 督抚：清初共设十八行省。省级最高长官是总督和巡抚。每一省或数省设总督一人，各省设巡抚一人（或总督兼），掌管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总督又称制台是封疆大吏，从一品；巡抚又称抚台，从二品。一般说来，清朝的总督和巡抚所被规定的职能相差不多。总督是“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巡抚是“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但总督地位高于巡抚，巡抚须接受总督领导。由于有些总督、巡抚同驻一地，即“督抚同城”（如闽浙总督及福建巡抚均驻福州），因而造成职权不分，产生矛盾。督抚在最初主要是在上监督，并无很多实权。后来加了许多衔，如右都御史、兵部尚书等，实权才逐渐增加起来。这些加衔全不是虚衔，而是加一个就增加一分权力。

2. 布、按各使：督抚以下，各省均设承宣布政使司及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有布政使及按察使一人作为长官。布政使又称藩台，主管一省民政、财政及人事，凡诸政事，“会督抚议行”(5)。按察使又称臬台，主管一省的司法、刑狱、纠察。他们也叫监司大员。布政使为从二品，按察使为正三品。

此外，在一些省份（奉天、直隶、山东、两淮、两浙、广东、四川）中设有盐运使，专司盐政。盐运使为从三品，掌“督察场民生计，商民行息，水陆挽运，计道里，时往来，平贵贱”等。(6)

各省中尚有提督学政一人，会同督抚主管一省之教育、科举，考试等事务。即或本人官阶不高，但在充任学政期间，其地位与督抚相同，亦谓之学台。

道设道员，也叫道台，为省布、按两司与府州县中间的一级长官。道员系正四品，各省无定员。道员“各掌分守、分巡及河、粮、盐、茶或兼水利、驿传，或兼关务、屯田”；并协助布、按两司“核官吏、课农桑、兴贤能、励风俗、简军实、固封守，以帅所属而廉察其政治”(7)。道实际上分为两种，一种是主管一省某一方面事务的，如粮储道、盐法道、兵备道、河工道等。还有一种是介于省与府县之间的行政长官，如直隶省分为七道，有清河、热河、霸昌、通永、天津、大名、口北七道。

3. 府县：府设知府一人，正四品。上隶于省，下督率所属州县官，是承上接下的要职。“知府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奸。三岁察属吏贤否，职事修废，刺举上达，地方要政白督抚允乃行”(8)。清代全国共有二百一十五府。全国尚有七十六个直隶州与府平行，知州为正五品。府下的散州，全国共四十八个，知州为从五品。散州隶于府之下，但辖区较县为大，等级与县相同。清代全国共有一千三百五十八个县。县设知县一人，是临民官，主管全县一切政事。《清史稿·职官三》：“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这些知县都有正印，所以又叫正印官。清代对这些人，极为重视。

四、科举、特科和八股文

清朝取士的办法，基本上是沿用了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乡试取举人，中央的考试取进士。被取中者即具备了当官的资格。

普通科举考试只能影响一般知识分子，清初一些社会上有声望有地位的人还在犹豫观望。针对这种情况，于是在正规的科考之外，清朝又在康熙十八年（1679），特开博学鸿词科（以后又增加了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等名目），专门以名儒学者和社会贤达为对象。这些所谓学者、贤达，除极少数遁迹山林、保持了民族气节之外，绝大多数抗不住清朝的威逼利诱，纷纷投身考场，由此而摇身一变成了清廷的新贵。当时有人写诗讥讽他们：“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顶，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9)乾隆元年（1736）亦循康熙故事，诏开第二次博学鸿词科，以后特科屡启，足见此举清廷收到了预期的政治效果。

清朝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明朝一样，主要是作八股文章，专取四书五经上的句子为题，而且只许发挥朱熹的注解。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严格规定，这种文章除了当作要官的敲门砖之外，一点实际用处也没有。八股文在明代就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指责，宋濂曾指出：“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从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10)尽管如此，清朝统治者为了束缚人们的思想，把知识分子的视野拘囿于四书五经之中，变成不识时务的书呆子，还是极力提倡八股文。康熙时有一个大臣说得很明白：“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舍此莫属。”可谓一语破的。

第二节
清代的军制

清朝入关以后，正规军队有八旗兵和绿营兵两种，两者全有一定的数额而且是经常设置的，所以称为额设制兵。此外还有“土兵”，是少数民族部队，虽然也是经常设置的，但为数不多，只在四川、甘肃、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西藏、青海有(11)。又有“乡兵”、“团练”、“练勇”、“防军”等等，都是临时招募备一事之用，事定即行裁撤或者改编，所谓“旋募旋散，初非经制之师”(12)，所以不算作正规军队。

一、八旗兵

清代制度，“八旗子弟，人尽为兵”(13)，凡男丁年十六岁以上就可以“披甲当差”(14)，但不是同时人人入伍，而是按照兵丁类别，定出名额，在各佐领下“挑补”，分别立营训练，称为额兵。额兵以外有“随甲”，是武官的随从。此外均称“余丁”。“余丁”和不满十六岁的“幼丁”，可以挑补“养育兵”，就是预备兵。(15)

清代八旗兵分亲军、骁骑、前锋、护军、步军五种。又从上列各营内选拔神机营，从前锋营内选拔健锐营，从骁骑营汉军内选拔枪营、炮营、藤牌营，从满洲蒙古习火器的兵中选火器营，是为特种兵。现在把它表列于下：(16)

清代八旗兵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城内外，名额时有增减。在北京以外分驻的称为“驻防”。北京附近的驻防称为畿辅驻防，有26处，14238人；在东三省各城的驻防有44处，35361人；在各省的驻防有24处，55521人。合计驻防兵凡105120人(17)。在清代，八旗兵一共是225429人（曾国藩说八旗兵“其额数常不过三十五万”，似误）。

清朝对各地用兵时，每得一地，总要留一小部军队驻守，监视当地人民。例如清兵入关（1644），留何洛会驻防盛京，顺治二年（1645）三月遣八旗兵驻防济宁，六月遣八旗兵驻防西安，十一月遣八旗兵驻防江宁、杭州，以后遍及全国的各冲要大城。从这里可以看出清代的军队主要用在防范人民方面。驻防兵又都是八旗兵，对于人民的压迫和扰害比一般军队更甚。康熙二十六年（1687），王鸿绪曾说：“驻防将领恃威放肆，或占夺民业，或重息放债，或强娶民妇，或慌诈逃人，株连良善，或收罗奸棍，巧生扎诈；种种为害，所在时有。如西安、荆州驻防官兵，纪律太宽，牧放马匹，驱赴村庄，累民刍秣，百十成群，践食田禾，所至驿骚。其他苦累，又可类推。”(18)这虽说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在整个清朝统治时期并没有例外。

二、绿营兵

绿营兵又称绿旗兵，是清朝入关后改编和新招的汉人部队。它和八旗兵不同之处，除部族关系外，“八旗驻防兵由于世籍，绿旗各营兵由于招募”(19)；就是说，旗人（包括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人人有挑补兵丁的义务，而汉人（不包括汉军）对于绿营是自由应募。

清代的绿营兵，北京和各省全有。在北京的称巡捕营，隶属于步军统领(20)；在各省的按照地方的大小、远近、险要、人民的多少(21)，列汛分营。由各省总督统辖的称“督标”，巡抚统辖的称“抚标”，提督统辖的称“提标”，总兵统辖的称“镇标”，将军统辖的称“军标”（只四川、新疆有之），河道总督统辖的称“河标”，漕运总督统辖的称“漕标”(22)。标以下设“协”，副将统之；“协”下设“营”，参将、游击、都司分别统之；“营”下设“汛”，千总、把总、外委分别统之(23)。兵分三种：有马兵、战兵、守兵，战兵、守兵全是步兵(24)。濒海、濒江的地方又有水师(25)。绿营兵丁练习弓箭、鸟枪、藤牌、长矛、云梯；水师则练习水战(26)，全国绿营兵在嘉庆十七年（1812）凡661671人。(27)

三、八旗兵和绿营兵的薪给及其腐败

清代八旗兵和绿营兵全是薪给制，每月有一定的“饷银”，每年有一定的岁米。数目多寡不等。高的如八旗亲军、前锋、护军，每人月给饷银四两，年支米四十八斛。低的如八旗步军，月给一两五钱，年支米二十四斛。绿营步兵月给一两五钱，每月支米三斗(28)。因此清代的兵饷占每年岁出的一半，是最大的一笔开支。清初的岁出，凡银27388588两，而兵饷占银13492755两(29)，为49.2%。其后兵饷续有增加，乾隆三十一年（1766）增到1700多万(30)，而岁出总数约3370万，占50.4%。这只是经常的饷米，至于内外战争的需索供亿，动辄好几千万，并不在内。

顺治元年清兵入关，军队作战以八旗满洲蒙古兵为主，汉军和投降的汉兵只占次要地位，顺治三年以后汉军与满洲兵并重，顺治七年以后就以新旧汉军为主了，八旗满洲蒙古兵已成次要，这说明八旗满洲蒙古兵的质量已逐渐较汉军降低。康熙十四年（1675）清朝皇帝公开承认：“今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隳敝，不及曩时。”(31)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旗兵（包括汉军）差不多已不能作战，每次作战，全是绿营步兵在前，八旗兵尾随于后。但是没有很久，绿营兵也和八旗兵一样了，康熙二十六年（1687），王鸿绪已经指出，“绿旗提镇，纵兵害民。以及虚冒兵粮者，不一而足”。(32)雍正八年（1730）以后，清朝统治者随时随事招募乡军和防军，绿营渐同虚设；而绿营的空名目却依然存在着。

上面提到清代的军队主要用在防范人民方面，这一点从清朝统治者所规定的军队任务上，也可以得到说明。如侍卫亲军的“宿卫扈从”(33)，八旗步军的“守卫巡警”(34)，绿营的“慎巡守，备征调”(35)，京营的“稽查巡缉”，全是其例；而步军统领的“统辖京营，总司缉捕”(36)，更为明显。军队用途既然不放在捍御外侮保卫人民上，训练自然成了虚文，因之兵丁也就成为不生产，不训练，迫害人民的暴力工具，清代军队窳败的根源就在于此。

第三节
入关后的八旗制度

一、上三旗的确立

自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制度后，八旗旗主即有不断更迭。当时努尔哈赤拥有两黄旗，其长子代善（原长子褚英早逝）亦拥正红及镶红两旗；正白旗为皇太极；镶白为杜度；正蓝为莽古尔泰；镶蓝为阿敏。自皇太极即位后，各旗旗主又有一番变化。据考证，当时镶黄、正黄为皇太极；正白旗为多尔衮；镶白为多铎；正红为代善；镶红为代善长子岳托，后为阿济格；正蓝为莽古尔泰，后为皇太极所并；镶蓝为阿敏，后为济尔哈朗。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崇德末年为止。顺治即位后，多尔衮掌政。他仍拥有正白旗；顺治六年（1649）三月多铎去世后，又拥有镶白旗。到了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死后，八旗旗主再一次发生变动，致使八旗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即由地位平列的八旗，变成了地位不同的上三旗与下五旗。

多尔衮死后不久，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矛盾，他被诬告而削爵，其所属正白旗被列入顺治帝所属之两黄旗之下，于是形成镶黄、正黄、正白由“天子自将”的局面，这便成为所谓的“上三旗”，而上三旗之外的其他五旗，则相对被称为“下五旗”，它们是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分封之地。这样一上一下，就形成了在八旗中的高低之分。上三旗的地位比下五旗要高。上三旗的包衣——奴仆只给皇帝服役，而不给其他五旗的诸王服役（详下）；下五旗的包衣——奴仆，只侍候诸王，而不侍候皇帝。上三旗中绝对没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相反这些王、贝勒等必在下五旗。

八旗的排列次序本有一定规定，不能擅自变动。顺治五年（1648）三月，多尔衮曾以顺治元年自盛京迁都北京途中，济尔哈朗“一任镶蓝旗、正蓝旗违令前行”，且欲将正蓝旗在镶白旗（多铎）前行军的罪状，对济尔哈朗进行处分，将亲王爵位革去，降为多罗郡王，并罚银五千两(37)。自从上三旗确立以后，八旗的次序遂有变更。《大清会典·八旗都统》：

凡八旗序次：曰镶黄（1），曰正黄（2），曰正白（3），为上三旗；曰正红（4），曰镶白（5），曰镶红（6），曰正蓝（7），曰镶蓝（8），为下五旗。行军蒐狩以镶黄（1）、正白（3）、镶白（5）、正蓝（7）四旗居左为左翼，正黄（2）、正红（4）、镶红（6）、镶蓝（8）四旗居右为右翼。官职除授公差践更，以上下旗为辨；朝祭班列旗籍界止，以左右翼为辨。

至于清入关后八旗居京的方位，也有一定规定。史载“凡八旗方位：左翼自北而东，自东而南，镶黄旗在安定门内，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右翼自北而西，自西而南，正黄旗在德胜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成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

这个记载与谈迁在《北游录》中所记大致相同。《北游录·八旗》曰：“契丹初尝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今清制亦如之。入燕之后，以汉人尽归之外城。其汉人投旗者不归也。分隶内城：正黄旗则辖正阳门、德胜门；镶黄旗则辖东直门，西直门；正蓝旗则辖宣武门（元顺承门）；镶蓝旗则辖崇文门（元海岱门）；正红旗则辖德胜门；镶红旗则辖阜成门（元平则门）；正白旗则辖朝阳门（元齐化门）；镶白旗则辖安定门。各旗下无论宣战，各给田若干，收其租，不复给饷。”

清代八旗中还有所谓“抬旗”。“抬”即高抬，即由下五旗而抬至上三旗。一般情况，抬旗的都是指后妃家庭。因为下五旗的包衣应侍候诸王，要向诸王服一定的义务，即服一定劳役，而后妃的包衣不便再侍候诸王，于是乃抬入上三旗，以提高其身份地位。另外按照八旗内部习俗，每逢旗主及近亲子弟之有郡王；贝勒爵者过生日或贺元旦之时，凡该旗之属人均须向其庆贺，否则即须治罪。这也是当时出现抬旗现象的一个原因。

除“抬旗”以外，还有所谓“分旗”，即由上三旗分到下五旗。按照清朝规定，上三旗包衣一定是在内务府，乾隆以后因人太多了，出旗者很多。

二、八旗的生计

入关以后的旗人，领有丰厚的饷银，但除了上层之外，大部分人生活却相当困难，早在顺治时期这一问题即已发生，康熙之后日趋严重。如康熙五十年（1711）沈起元在《拟时务策》中指出：“八旗兵丁徒使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而环聚于京师数百里之内，于是其生计日蹙而不可为计。”(38)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一月，圣祖又曾谕户部：“凡兵民生计，未尝一日不为勤求也。自剿灭三逆以后，为八旗甲兵详加筹划，曾颁发帑金数百万两，代清积逋；又资其匮绌，复赏银数百万两……近闻领取银两兵丁，甫出部门，即被人持去，公库既行扣除，又复偿还私债，兵丁所剩甚少，以此养赡室家，奉行差务，断然不足。朕每怀及此，深切轸恻。”(39)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旗人在丰厚饷银的腐蚀下，渐染腐朽寄生的毛病。具体说来大致有如下几点：

1. 不善谋生：当时旗人大多不从事劳动，又不善于经营。《熙朝纪政·纪旗人生计》说：“盖旗人不善谋生。又悍仆、豪民、袤民、驵侩，导之纵暴以为利，故屡犯朝廷之禁约。”这与沈起元所说的“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是一致的。

2. 不置产业：旗人有钱时则随手乱花，大手大脚，不置产业。雍正五年（1727），世宗曾手谕管理旗务的王大臣说：“从前是考（指康熙帝）轸念兵丁效力行间，致有债负，曾发帑金五百四十万两，一家赏致数百。未闻置有产业，一二年间荡然无余。其后又赐帑金二百五十余万，亦如前立时费尽，”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3. 入手妄用，生活腐化：世宗曾说：“朕即位以来，赏给八旗兵丁一月钱粮者数次，每次三十五六万，入手妄用，不十日即为妄有。库帑为国家正项，百姓膏脂，岂可无故滥行赏赍：若不将恶习涤除，朕即有加恩之意，亦不可行也。”清高宗也曾说过：“朕因旗兵寒者多，借给库银营运，自应仰体朕心，撙节以为久远之计。乃闻领银到手，不知爱惜，而市肆将绸缎衣物增长价值，以巧取之”。“大抵旗人狃于挥霍，炫于鲜衣美食，经商逐利，不待禁而不能”。“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逮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即侈靡……旗人贫乏，率由于此”。(40)

清朝统治者视旗人为巩固统治的主要依靠力量，因此曾想出很多办法，去解决旗人生计问题。例如，凡旗人因贫乏将旗地典卖者，由官府出钱赎回。雍正七年（1729）、乾隆四年（1739）、乾隆十四年（1749），曾三次动支内库银两，照原价赎回典卖与汉民的地亩（官赎八旗地亩）。另外，清朝统治者也不断发布命令，赈济旗人。入关不久，清统治者即对八旗贫民进行赈济。顺治十年（1653），赈给“每佐领下布六十匹，棉六百斤，米百石，汉军半之，旋每赈增米至三百石”。此后，几乎每年对旗民均有接济。康熙三十年（1691），“偿还八旗兵丁债负，以后许官银借贷，派大臣管理”。康熙四十二年（1703）由国家成立官库借贷，并于同年贷给帑金六百五十五万余两。康熙四十五年（1706），又免库欠银三百九十余万两。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以后，年终加饷一个月，“久以为例”。然而尽管统治者采取了许多措施，旗人生计仍然不能彻底解决，因为这种消极的办法，反促使一些人更不愿从事生产，其依赖性反更加增大。

第四节
清代的内务府和宦官势力的衰落

一、包衣和内务府

清代另一不同于明代的制度，就是内务府。内务府是从八旗制度产生的。满洲虽早在入关以前即已进入了封建制，但奴隶制的残余还存在，且相当严重，只是奴隶的地位与过去已有所不同。过去是一切苦役都由奴隶干，奴隶是主人的财产，可以买卖，主人可以自由处死奴隶。封建化之后，奴隶的地位有所提高，已不能随意杀死。特别是在入关前的后期，满族奴隶的地位逐步提高，他们对主人虽还有侍奉的义务，但在其他方面则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主人面前，他是一个奴隶，但在别人面前就看不出是奴隶，且在许多地方都和一般人并无显著区别。

满洲的奴隶一般是家内奴隶，称“包衣阿哈”。“包”，汉语译为家，衣为虚字“的”字，包衣译成汉语即“家的”，或“家里的”。“包衣阿哈”就是家庭中使用的奴隶，简称包衣。包衣要世充，即辈辈为奴隶。其子女叫做“家生”或“家生子”。《红楼梦》第四十六回称鸳鸯为“家生女儿”，第四十五回称周瑞之子为“家生子儿”，皆此类。他们的身份是不能随便改变的，除非因故“发出”或“拨出”。清初制度规定，凡立有功勋，或有罪已平反昭雪或其他特别原因，才可以发出包衣。如凡攻战中首先登城的八旗壮丁，可准其开户脱离，并将胞兄弟嫡伯叔带出，这是立功除奴籍的例子(41)。也有一种情况，即原来判刑重了，后来减罪，亦可拨出包衣。顺治时卓灵阿因父罪编入包衣，后来顺治帝认为问罪太重，又将他“发出包衣”(42)。还有在关外时，满洲统治者对读书人优待，皆可“拨出包衣”。清初时凡犯罪入旗作包衣，是一种极重的处罚。康熙五十年（1711），副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悖逆语，造成“南山集案”，因为方苞与戴名世同县，又为其集作序，遂被逮下狱。康熙五十二年（1713）戴被斩首，而方苞与诸牵连者，皆免罪入旗。这使其家人非常害怕。幸而世宗即位，“以苞勤劳内廷，特施旷典”，立即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归原籍”(43)。这种入旗即是作包衣，在满语称“辛者库”。包衣的头目叫包衣大或包衣达。包衣大即是包衣长，大为满洲语头目之意，汉字译为管领。

顺治帝亲政后八旗分成了上三旗及下五旗两个系统，因之各旗包衣亦相应分为两部分。上三旗属于皇帝，于是其包衣即成皇帝的仆役，由当时管理皇室事务的内务府掌管，故称内务府属，与之相对应，不直接属于皇帝的下五旗的包衣则称为王公府属。

二、清初宦官制度的变化

内务府既是管皇室杂务，供差役洒扫，故其职责实与宦官制度矛盾，有时甚至是互不相容的。这导致了清初宦官制度的变化。

明代宦官专权由来已久。崇祯末年，李自成军进攻北京，在宣府和居庸关率众迎降的是监军太监；农民军围北京外城，开门跪接的是督理城守太监；多尔衮入关，首先在皇城用明朝卤簿御辇跪迎呼万岁的也有故明内监。因此清兵入关后，明朝太监并没有受到影响被淘汰与屠戮，依然在皇宫中侍奉皇帝，并企图继续恢复其权势。而明朝降清的旧臣，鉴于明代阉寺之祸，对于入清以后的太监更加有意防范，随时裁抑，惟恐其再起。故清顺治期间，发生了几次裁抑太监权势的斗争事例：

一是禁内监收租：顺治元年七月，太监吴添寿等请照明旧例，遣内员征收涿州宝坻县皇庄钱粮。多尔衮认为，差官往必致扰民，不许。并命这项征解钱粮，应由所在官府另项起解，而不应由太监负责。这时清顺治帝尚在关外未达京师。太监们提出照明例征解皇庄子粒，目的是图谋肥私，这是他们在经济上攫取利益的一种手段，但终因多尔衮的反对而未得逞。

一次是禁内监朝参。明朝太监着朝服仿照外廷仪注参加朝参山呼，是熹宗以后的事，旧例只许常服叩头呼万岁。《烈皇小识》载：“逆贤（指魏忠贤）擅政，凡遇大朝，自王体乾至牌子等，俱僭用朝冠朝服，于乾清宫大殿朝内，照外廷仪行庆贺山呼礼。赞礼内阉，一如鸿胪班首，亦致辞焉。”对太监朝参事，顺治元年十月户科给事中郝杰曾纠弹过，认为每当“颁诏大典，赐宴廷臣”之际，突“有内监数辈先行拜舞”，实属“辱朝廷而羞当世”，主张取缔而未成功。顺治二年（1645）十二月，礼部又奏：“内监仍故明例，每遇朝参，行礼在文武诸臣之前，于体未合。嗣后内监人员概不许与朝参，亦不必排班伺候。”这个建议得到多尔衮的同意。这说明此前的任何国家大典，太监仍排在诸文武大臣之前。这次特加裁禁，是怕顺治三年元旦，这些太监重循故辙而行。(44)

另一次是禁在外太监私自入京。顺治三年规定：“先年内监曾经发回者，若非奉旨取回，有地方官文书起送，而私自来京图谋进用者，问发边卫充军。”(45)这是为防止明末以来已被斥的阉党复起、被斥退的太监复回。同时，顺治三年四月，又下令罢织造太监(46)，其意也是在削除太监的经济势力。

顺治帝亲政后，在九年（1652）九月裁了工部各监局太监五十五人，十月又裁了工部各监局太监一百十三人，这是清初反对宦官的极盛时候。后来顺治帝一度受太监包围，觉得他们可以信任，于是在十年（1653）六月，正式开始酌用内官，设十三衙门。当时世祖曾谕内院：

朕稽考官制，唐虞夏商未用寺人，自周以来始具其职，所司者不过阍闼洒扫使令之役，未尝干预外事，秦汉以后，诸君不能防患，乃委以事权，加之爵禄，典兵干政，流祸无穷。岂其君尽暗哉？缘此辈每以小忠小信固结主心，日近日亲，易致潜持朝政。且其伯叔弟侄宗族亲戚实繁有徒，结纳缙绅，关通郡县，朋比夤缘，作奸受贿，窥探喜怒，以张威福。当宫廷邃密，深居燕闲，稍露端倪，辄为假托，或欲言而故默，或借公以行私，颠倒贤奸，混淆邪正，依附者巧致云霄，迕抗者谋沈渊阱，虽有英毅之主，不觉堕其术中。权既旁移，变多中发，历观覆辙可为鉴戒。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首为乾清宫执事官，次为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司设监、尚膳监、尚衣监、尚宝监、御马监、惜薪司、钟鼓司、直殿局、兵仗局。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各衙门官品虽有高下，寺人不过四品。凡系内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结，不许假弟侄等人名色置买田屋，因而把持官府，扰害人民。其在外官员，亦不许与内官互相交结。如有内外交结者，同官觉，奉院部察奏，科道纠参，审实一并正法。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仍明谕中外，以见朕酌用寺人之意。(47)

这些新建立的衙门，即所谓内十三衙门，又称内十三道。即把明朝二十四衙门缩小成八监三司二局，等于凡有关皇帝的事务一切由太监掌管。这个变化实际上是削去了内务府的职掌。原来的包衣等于无事可做，满人当然不满意；另外也助长了明末以来太监的气焰，十三衙门实际成立不过八九年，而宦寺之恣肆已相当严重。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顺治帝死，正月初七世祖遗诏十四事，其中第十二款谈道：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随后圣祖（康熙帝）即位，于顺治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又下诏谕吏部刑部大小衙门说：

朕惟历代理乱不同，皆系用人之得失，大抵委用宦寺未有不召乱者，加以佥邪附和其间，则为害尤甚。我朝太祖、太宗痛鉴往辙，不设宦官，先帝以宫闱使令之役偶用斯辈，继而深悉其奸，是以遗诏有云：“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懔承先志，厘剔弊端，因而详加体察。乃知满洲佟义，内官吴良辅阴险狡诈，巧售其奸，荧惑欺蒙，变易祖宗旧制，倡立十三衙门名色，广招党类，恣意妄行。钱粮借端滥费以遂侵牟，权势震于中外以窃威福，恣肆贪婪相济为恶，假窃威权要挟专擅，内外各衙门事务任意把持，广兴营造糜冒钱粮，以致民力告匮，兵饷不敷。此二人者，朋比作奸，挠乱法纪，坏本朝醇朴之风俗，变祖宗久定之典章。其情罪重大，稔恶已极，通国莫不知之，虽置于法，未足蔽辜。吴良辅已经处斩，佟义若存，法亦难贷，已服冥诛，著削其世职。十三衙门尽行革去。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内官俱永不用。(48)

此诏重申世祖遗诏之意而口气加重。所谓“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就是要恢复皇室包衣制，也就是重新恢复内务府的职权。

三、内务府的组成及其影响

清官书全说“国初置内务府”(49)，而没有说到确实设置年月；内务府制度本由包衣演化而成，包衣又是满洲旧俗，所以难确定它的起始。至于内务府组织的完成则在康熙以后。内务府管理宫廷的宴飨、典礼、祭祀、库藏、财用、服御、赏赉、造作、牧厩、供应、刑律等事，统以总管大臣，其下分设广储、会计、掌仪、都虞、慎刑、营造、庆丰七司；广储司设银、段、衣、茶、皮、瓷六库。各司均铸给司印，各库均铸给图记，所以可单独对外。此外又有武备院、上驷院、奉宸苑，号内三院；总理工程处，养心殿造办处，武英殿修书处，刊刻御书处，御茶膳房，御药房，三旗纳银庄，官房租库，官学，织染局，江宁、苏州、杭州织造监督；均统于总管大臣或隶属七司(50)。各司的职掌同设立的先后，以及与十三衙门的分合禅递，如下：

内务府总管大臣无定员，由满洲侍卫、府属郎中、内三院卿简补，或王公、内大臣、尚书、侍郎兼摄。初秩从二品，乾隆十四年（1749）定为正二品。各司设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正六品，笔帖式秩与各部同。各库也有郎中等官，又有司库，正六品。全是由上三旗满洲及内务府包衣人等遴充，间或亦有下五旗满洲人。其中地位高的，由皇帝直接管，地位低的，由内务府自己管。

续表

①《清史稿》卷118《职官志五》。

续表

清代皇室的财富库藏既操之内务府，而江宁、杭州、苏州的织造监督，京师崇文门监督，各省的工关户关监督，全由内府官属兼充，或由内务府大臣兼理(51)。取索漫无限制，典藏亦无稽考，所以内务府实在是奢汰贪婪之薮。清朝诸帝往往用它私其所亲。所谓贵幸之臣，椒房之戚，大都管理过内务府。如明珠，高恒（慧贤皇贵妃之弟），金简（淑嘉皇贵妃之弟）父子，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全是显著的例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初四丁丑，圣祖将废太子胤礽，在布尔哈苏台行宫，集群臣面数胤礽罪状，其中有一条说，“朕知胤（原作允）礽赋性奢侈，著伊乳母之夫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俾伊便于取用，孰意凌普更为贪婪，至使包衣下人无不怨憾”(52)。这明显地看出内务府对于太子的予取予求，唯恐他不方便。太子如此，皇帝可知。鄂尔泰是雍正朝名臣，世宗说他所以赏识鄂尔泰的原因，是由于在藩邸时，鄂尔泰作内务府员外郎拒绝了他的请求(53)。这亦可看出当时皇子对内务府的需素无人敢拒绝。全祖望作赵殿最神道碑，说到殿最离去工部尚书的原因，他说：

“故事，内务府有营造率资经费于工部，然府员滥支冒销以为习惯，工部莫敢谁何也。公（赵殿最）独正色裁抑之。会重筑郊坛驰道，公庀材数工，核减府员所估之十九而事集。内务府诸郎群聚而谋所以去公者……”(54)

内务府的腐败情形于此可以概见。直至清朝覆亡未尝稍改。所以内务府代替宦官只是制度的改变，而政务本身并没有进步，所不同者，宦官是少数人把持的，是终身的，是国家法令所不易及的；而内务府人员虽以上三旗为基本，但人数较多，他们是流官，有升转，有外用，有京察，不能永久把持，且在国家法令层层监督下，他们虽然奢汰贪昧，但是还不能因之作恶。

在十三衙门废除以后，关于太监的选验、（乾隆四十一年以前先由礼部报名）补放、管理、惩处，全由内务府掌仪司同会计司主管，升迁降调并咨吏部；在宫内则统之于敬事房，其首领名曰宫殿监督领侍(55)。关于太监的法令，有宫中现行则例，会典太监事例等，立法甚密，意在防微杜渐，以绝奸萌。清朝的皇帝对宦官的管束一般说也都相当严厉。所以整个清朝，宦官势力虽有起伏，但一直远远赶不上明朝的情况。汉朝宦官利用了他们的亲近地位，假借皇帝或太后的权威，“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以专制朝廷。唐朝宦官把持住皇室兵权，东南财富，养成他们的特殊势力。明朝宦官以批红操政柄，厂卫立刑威，宫帑供财用。清朝宦官没有这些凭借，所以清朝三百年无宦官之祸，这是包衣制的赐予。

第五节
清初满族的风俗及其特色(56)

一、清初通婚政策

清初广与他部通婚，盖为一代国策。太祖时，若哈达部、乌喇部、叶赫部、董鄂部、苏完部、渥集部、科尔沁部、扎鲁特部、喀尔喀部，其部长莫不与太祖近属相婚嫁；而一时亲近大臣，若额亦都（娶太祖妹，继娶太祖女）、何和礼（娶太祖女）、费英东（娶太祖孙女）、杨古利（娶太祖女，但《清史稿·公主表》不录）、康果礼（娶穆尔哈齐女）之属，既崇之以爵秩，复联之以婚姻，其汉人初降者亦间及焉。世传清代汉满不通婚，证之清初史实颇有不合。《明实录》载万历四十七年（1619）五月初一，户科给事中李奇珍奏，谓李如柏曾纳素儿哈赤（舒尔哈齐）之女为妻，即太祖之侄女，此汉满通婚之最早者(57)。清太祖下抚顺，明守将李永芳降，太祖以第七子阿巴泰之女妻之(58)；太祖建号，佟养性以潜行输款为明吏置之狱，脱归太祖，太祖妻以宗女(59)；此建号后之通婚。清太宗既下大凌河，兵部贝勒岳托主善养汉人，凡一品官降者，以诸贝勒女妻之，二品官以国中大臣女妻之，其兵士则先察汉人女子给配，余察八贝勒下庄头女子给配(60)；太宗善之，命德格类安插大凌河汉人于沈阳，以国中妇女配之，不足，令诸贝勒大臣各分四五人配以妻室。此太宗时未尝禁汉满通婚之证。然当时方以明朝相攻伐，义属敌国，故通婚必由君上主之。入关之初，满洲以战胜之威，与汉人未能辑睦，多尔衮摄政患之，于顺治五年（1648）八月二十日，谕礼部曰：“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不必经由国家允许）；二十八日，又谕户部定婚嫁报部之法，并定“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61)，意在禁其横扰，是入关而后且加之劝导。故顺治时，吴应熊娶太宗第十四女、尚之隆娶硕塞女(62)，耿精忠娶豪格女(63)，耿昭忠娶苏布图女(64)。康熙时，耿聚忠娶岳乐女(65)，孙承运娶圣祖第十四女。固所以结功臣心，实亦为之倡。康熙四年（1665）定例，“宁古塔流徙民人有嫁女旗下者听”(66)。所谓民人概指旗籍以外之汉人，流徙民人既准嫁与旗下其良家自更无禁。

《户部则例》卷一《户口·旗人嫁娶门》有“在京旗人之女不准嫁与民人为妻”之规定，满汉不通婚之说似仿于此。但则例明定已许字者仍准完配，惟须将此出嫁旗女开除户册，至民人之女嫁与旗下为妻者概无所禁；是其意非不许汉满通婚，仅于满人之嫁汉人有限制而已（其重要原因，实为选秀女）。逮同治四年（1865）六月复定“旗人告假出外已在该地方落业，编入该省旗籍者，准与该地方民人互相嫁娶”，是其限制又不过行于京师(67)。光绪而后，谈国是者每以化除汉满界限为言，皆首举通婚。然稽之典制实无禁止明文，故光绪二十七年饬通婚之谕亦含糊其辞，谓“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68)，但是汉满通婚法令虽无明禁，而习俗形成之藩篱甚严，汉满不相婚嫁，汉人之畏避或更甚于满人。

二、选秀女之制

清代后妃多出自名门。若佟图赖、国维、舒明阿（佟图赖之后，官杭州将军，为宣宗孝慎后之父）一门三皇后莫论矣。圣祖孝诚后：父噶布拉官至内大臣，祖索尼辅政大臣，曾祖硕色巴克什；孝昭后：父遏必隆官至辅政大臣，祖额亦都一等大臣；世宗孝敬后：父费扬古官右卫将军、步军统领；高宗孝贤后：父李荣保官察哈尔总管，祖密思翰户部尚书，伯马齐大学士；仁宗孝和后：父恭阿拉官礼部尚书；宣宗孝穆后：父布彦达赉官户部尚书；文宗孝德后：父富泰官太常寺少卿，祖祺昌兵部员外郎，曾祖明山刑部尚书；穆宗孝哲后：父崇绮状元吏部尚书，祖赛尚阿大学士。莫不累叶通显，其故皆由于后宫之选出自秀女。

清制，秀女阅选以三年为率，由户部移文八旗都统造册，请旨阅选。凡京职满洲蒙古护军领催（正五品武职）以上，汉军笔帖式（文职七八九品不等）、骁骑校（正六品武职）以上，外任同知（正五品文职）、游击（从三品武职）以上，驻防副都统（正二品武职）以上，现任官员之女，年在十三岁以上(69)，十七岁以下(70)，身无残疾，且未缠足者，始能备选；其公主之女(71)，达海子孙之女(72)，官阶在前述各职以下者之女（外任如仅官同知游击者其女亦不备选，官阶尚须在其上），官吏缘事革职者之女，八旗闲散人等及兵丁之女（其得有顶戴无实职者同），在京孤孀之女（其父原非五品以上文职四品以上武职者），均不送选。其制，武官严于文官，外官严于京官，驻防严于外官，孤孀严于现任职官，其目的当在重其家教。秀女入官、妃、嫔、贵人，下逮答应惟帝命，但贵人以上必选自世家女(73)，其选阅之严，与明代委之宦寺，求之市井，而勋臣家禁不入选者迥异。故有清皇子之母鲜有出身微贱者。圣祖尝谓胤禩之母良妃卫氏母家为贱族(74)，然妃父阿布鼐尝官内管领(75)，亦内务府正五品文官，与孝仪后之父同，家世固非明末之武清、嘉定可比（明慈圣太后之父武清侯李伟微时业圬，崇祯周后父嘉定伯周奎微时寄食人家代为管库，此清代所绝无）。清代皇室教育远胜于明，或亦以此。

清宫内之汉姓女子，汉军秀女而外，或选自汉官（世祖时），或纳自潜邸（世宗高宗时），其制与秀女异。

三、渔猎

渔猎本是女真旧俗，可是自入关前后始，已经不是纯粹经济的渔猎生活，而为一种娱乐同消遣。天聪五年（1631）六月，太宗同他的群臣到浑河上游捕鱼，一直玩了五六日到了抚顺；崇德元年（1636）五月，代善第三子萨哈廉病死，他是当时赞助太宗汉化的最重要的人，大家全很伤痛，于是太宗同代善及代善长子岳托往浑河“观鱼舒忧”，以所得的鱼分给新附的蒙古和汉官；崇德三年（1638），清命岳托、多尔衮由墙子岭入塞，分道南扰，翌年班师，岳托同弟马瞻阵亡，代善追痛其二子，于是太宗率诸王大臣同他到浑河捕鱼“以娱之”，并设大宴；这可见当时纯以捕鱼为娱乐。

打猎的习俗更盛于捕鱼。在入关以前，几乎一年有三四次大规模的打猎，天聪四年（1630）五月、十一月、十二月凡三次，六年（1632）九月、十月，十二月凡四次，九年（1635）三月、四月、八月凡四次。每次少则三四日，多则二十四五日以至三十日。天聪九年八月丙午，出榆林边射猎，九月辛未还，凡二十五日；崇德二年（1637）十一月庚寅猎于打草滩，十二月癸未还，凡二十三日；崇德七年（1642）十一月甲戌猎于克勒开原，闰十一月甲辰还，凡三十日；至于每猎在十日左右是最常见的。每年行猎季节，多在冬季农闲，春秋亦有，五月已少，六月则绝无。当时凡出军凯旋要行猎以为庆祝。天命十年（1625），清太祖命王善、达朱户征瓦尔喀部，俘获甚众。四月初二军还，太祖出沈阳城迎之，翌日至避荫地行猎，凡四日然后祭旗朝谒，并以所猎的兽犒宴军士同降人。凡有忧患亦要行猎以为排解。天聪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代善以其子尼堪祜塞病，率本旗人员各自行猎；又崇德六年（1641）九月清太宗与明帅洪承畴相距于松山，而其妃宸妃死，太宗还沈阳追伤不已，十一月十三日，诸王贝勒劝其出猎，遂猎于蒲河四日。可知当时行猎亦是一种消遣与娱乐。所以在行猎时遇有意外即行停罢。崇德四年（1639）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宗与代善等猎于英格布占，代善射獐，马蹶伤足，太宗为之裹伤，遂令罢猎；崇德七年十二月初二，太宗同诸王大臣猎于叶赫，到了十二日，太宗忽然得病，大家亦请求罢猎，不许。有时因为疾疫流行，也会举行田猎。

此外，行猎更是一种重要的军事训练。在太祖、太宗时累以出征行猎并举，劝勉群下。太祖说：“愚谙之夫，出猎行兵之事，漠不经心。”(76)太宗说：“凡出兵行猎不至错乱，庶大事可成。”(77)又说：“今若不时亲弓矢……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得饬乎？”(78)可见当时行猎，是一种训练，以为行军之准备。所以行猎之纪律，与行军一样，进行的方向与行列不得错乱，不得逗留在后，圈场的包围圈不得间断，在当时禁令很严，每旗令大臣一人专司统辖，凡有违犯者，即就取其箭，以为猎后惩责的根据，大都用鞭责或罚薪(79)。有一次在都尔鼻城一带田猎，代善第四子瓦克达乱行，太宗甚怒，代善遂亲自鞭之三次，瓦克达幼弟马瞻在旁因兄被责而哭，太宗说：“尔不继加辱詈，乃反哭之，理宜然乎？”(80)又有一次在博硕堆行猎，右翼叶臣所属合围中断，有黄羊逸出，为硕托所见，当时鞭责了一人，又将余人送兵部议罪(81)。至于军士践踏田禾者，重则射之，轻则鞭之(82)，斫伐山木者，即行执究(83)，其罚尤重，太宗时虽然常用行猎来奖励武事，但不使其无节，因为多行猎可使马匹疲瘦，所以尝以此为代善的罪状(84)，并且告之都察院人员，如自己逸乐畋猎，教大家直谏无隐。(85)

太宗在崇德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曾对诸固山贝子说：“昔太祖时，我等闻明日出猎，即于今日调鹰蹴毬，若不令往，泣请随行。今之子弟惟务游行街市以图戏乐。在昔时，无论长幼穷困之际，皆以行兵出猎为喜。尔时仆从甚少，人各牧马披鞍，自爨而食……今子弟遇行兵出猎，或言妻子有疾，或以家事为辞者多矣。不思奋发向前，而惟耽恋室家，国势能无衰乎？”(86)这虽是太宗勉励群下的话，但也可看出其时渐习富厚，不耐劳瘁，行猎风气渐渐不为大家所重了。入关以后，其风更衰。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十三日摄政王多尔衮，“以有疾不乐，率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八旗固山额真官兵猎于边外”(87)，这还是祖风，结果他去了二十七天（十二月初九），死在喀剌城，后来用以解忧的射猎便不更见。顺治四年（1647）七月二十八日，世祖时年10岁，幸边外阅武，据《清文献通考》卷二七〇说，就是行猎。后来世祖亲政以后自己曾说：“我朝之定天下，皆弓矢之力也，曩者每岁出猎二三次，练习骑射，今朕躬亲政事……日无暇晷，心常念兹不忘也。”(88)可见远不如前。康熙帝初常在南苑行围，后来又累巡塞外举行校猎，但每岁亦不能“二三次”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春，圣祖自关外回京，因见吉林兵丁役重差繁，遂将围猎规制加以改定，并说：“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亦不可无时。冬月行大围，腊底行年围，春夏则看马之肥瘠酌量行围……所获禽兽，均行分给。围猎不整肃者照例惩治，不可时加责罚，苟求琐屑。遇有猛兽，须小心防御，以人为重，勿致误有所伤。”(89)这与在关外时行猎情形大不相同。至于康熙帝偶尔用了本人射得的鹿尾，钓来的鲢鲫，献给他的母亲和祖母(90)，还有些旧日风气。其后每年的秋狝(91)，实在只是游幸，而八旗官兵的冬初步猎(92)，更属具文。至于渔更不用谈了，不惟最初的意义不存，就是旧俗的形式也没有了。

四、祭告

《金史》二十八《礼志》说：“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其后太宗即位（1123），乃告祀天地，盖设位而祭也。天德（1149—1152）以后，始有南北郊之制。”可知女真拜天旧俗，最初只是望天而拜，随时随地均可，方向则向东(93)。后来才设位而祭，最后乃有固定地点，至于南北郊那当然是渐染汉俗所致。满洲入关前，固定的祭天的地点就是所谓堂子，而一般设位而祭的“位”，全是立旗八面为代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说，阿巴泰等攻札鲁特部凯旋，太祖出城四十里迎之于古城堡，乃“竖旗八杆，吹螺拜天”(94)，《东华录》说世祖梦“列旗吹角，对天稽首”。吹角就是吹螺，想来这是当时的仪式。(95)

满洲风俗，凡有大的盟誓，全要杀乌牛白马祭告天地，将所杀牛、马削肉留白骨以祭，并设酒一杯、肉一碗、血一碗、土一碗，对天地而誓。誓词中说，“如背盟则似此血出，土埋，骨暴而死；如践盟，则食此肉饮此酒，福寿永昌”。太祖在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正月，同叶赫、哈达、辉发、乌喇盟。天命四年（1619）十一月，同喀尔喀盟。天命九年（1624）二月，同科尔沁盟。太宗在天聪元年（1627）三月，同朝鲜盟。全是如此。在天命九年以后两次盟誓，祭祀时又加了“焚香”，这是渐染外族风俗。盟誓誓词在双方用同样的词句。但太宗在天聪五年十一月，同明降将祖大寿誓，大寿还是用“谨具香帛昭告于上帝神祇”，这可见当时汉俗绝没有用土骨血设誓的习惯，而满洲也不像强迫蒙古人、朝鲜人的样子来强迫汉人。入关以后，这种祭告少见了，尤其是法定的制度里，我们在《大清会典》卷三十七，圜丘第二成陈设图里看，所列的祭器全是些簠簋笾豆，祭品也是些黍稷枣栗，虽然也有牲牢，可是不见乌牛白马，这完全汉化了。

五、祭堂子

祭堂子就是清代固定祭天的所在，是两座南北对面的神殿，一座方形在北，南向，名叫祭神殿；一座圆形在南，北向，名叫圜殿。圜殿南院庭正中设皇帝致祭时立杆子的石座，其后又有石座六行，每行分六重，为皇子王贝勒等致祭之用。《清史稿·礼志》四说：“清初起自辽沈……于静室总祀社稷诸神祇，名曰堂子，建筑城东内治门外”；可见其来已久，必是旧俗。入关以后建堂子于北京东交民巷玉河桥东，庚子以后，改立于东安门外之南。在没有堂子的地方，仍是设座而拜。堂子一词比较晚出。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叶赫等九部来侵，太祖统兵拒之。《东华录》说，先率诸贝勒诣堂子拜祝，在《太祖武皇帝实录》同《满洲实录》的汉文里则说“谒庙”；又天命三年（1618）太祖以七恨告天对明出兵前，在《东华录》也说“谒堂子”，可是在《武皇帝实录》只说告天，不言祭堂子。《满洲实录》的汉文则作“谒玉帝庙”。可知在天聪修《太祖实录》时，堂子一字尚无确当汉译。在《满洲实录》的满文里，上面所引的“谒庙”、“谒玉帝庙”全作tangse，就是堂子的还音。

祭堂子典礼不一，元旦拜天及出征凯旋祭堂子，是国家的大典，由皇帝主祭，王公满洲大臣及从征将士陪祭，这是公的祭祀；月祭，杆祭，浴佛祭，马祭等，则为皇帝或皇帝个人的祭典，是私的祭祀，私的祭祀，无须陪祀。入关以前，凡元旦皇帝须先祭堂子后方能御殿受朝贺，如皇帝因病不能亲诣，须派员行礼，崇德八年（1643）元旦，太宗不豫，命亲王以下诣堂子行礼，就是一个例，这与历代郊天大祀是一样的重视。与祭的人，崇德元年定制：自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其后改为满一品文武官以上(96)，《清史稿·礼志》四说限贝勒以上，后又限郡王以上，是不对的。在限制内是不能僭越的。元旦祭堂子前，并在堂子悬挂纸钱，这亦是满洲旧俗，意义不甚明白，它的限制亦很严，崇德四年元旦，贝子硕托因为越分在堂子悬挂纸钱，被降为辅国公，并罚银五百两。在入关前，元旦祭堂子是一个重要典礼，入关以后记载不常见，或因习见之故。凡出兵征伐，无论是否亲征，均应率从征将士先诣堂子行礼，天命三年太祖攻明，崇德元年太宗征朝鲜(97)，全是如此。因为当日是皇帝亲自临阵，所以规定凡出征诣堂子，皇帝应该军服骑马(98)，凯旋诣堂子，则在班师回京之后，皇帝应先祭堂子然后还宫，天聪二年（1628）三月，太宗征察哈尔还沈阳先诣堂子，即其一例。后来出兵凯旋的诣堂子，渐渐变成了清朝历代帝王所行的祃祭，有时亦省略了，如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亲征噶尔丹，七月初六，抚远大将军福全师行，《东华录》只说“上御太和门赐敕印，出东直门送之”，没有说祭堂子。三十六年噶尔丹之死，亦只在闻信后“于行宫（布古图）……率文武官员行拜天礼”(99)，班师回京以后并没有诣堂子行礼。在清初满洲习俗中，祭堂子是保存旧俗最多最虔诚的一种，可也不如入关以前了。但有清一代祭堂子有几点还保存关外习惯：一、祭堂子时兵部陈八旗蒙古画角海螺，行礼时螺角齐鸣，饶歌大乐备而不作，与其他祭祀不同。二、堂子的圜殿同黄龙大纛全是北向，行礼时向南而拜，这与汉俗的向北而拜不同，也与金朝的向东而拜不同。三、祭圜殿以后要祭黄龙大纛，虽亦行三跪九叩礼，可是不用鸣赞官赞礼。清制汉官不参加祭堂子，（自康熙十二年始）蒙古王公亦不参加，或者就是因为不同俗之故。

私的祭堂子，多半遣所司代表致祭，间或皇帝亲临。祭祀时亦有几点可以注意的：一、临祭时由坤宁宫中将所祭的神位或神像移来，祭毕送还。二、皇帝或主祭人坐于祭神殿檐下东向，俟司祝祝祷后入殿行一跪三叩礼，礼毕仍出殿外，从祭的王公大臣等不行礼不入殿，皇帝不亲临王公大臣就不到。三、祭时由萨满祝祷，歌“鄂啰罗”，弹三弦，拍神板，并举刀指画，祝词初用满洲语，乾隆后改汉字。四、祭品用饽饽，熟豕，每年正、四、七、十各月，并用马牛荐神(100)。五、祭毕撤祭品赐从祭的王公大臣。六、祭毕还宫，仍至坤宁宫行礼。这当然全是旧俗的保留。所谓“萨满”实际就是女真族中的巫。杆祭是立杆子于圜殿南面庭院中石桥上而祭，杆子又称神杆，采松木长三丈径五寸，树屑留枝叶九层。祭杆子和祭堂子，其意全在祈福或禳解。堂子又是皇室的祭祀所在，所以立杆的前后，皇子在第一排，亲王在第二排，郡王、贝勒、贝子、公以次递降。神杆的数目，旧制：王、贝勒祭三杆，贝子、公二杆，将军一杆。后改入八分公以上均祭一杆，将军等不立杆致祭。致祭的日期，皇帝在月朔，王、贝勒以下各以次轮，凡祭三杆者，上旬先祭一杆，其余二杆，在中旬以后祭。均依照主祭人的爵秩，加以严格限制，不准僭越，不准多祭，也不准争竞。皇族以外的官员庶民，不准入堂子致祭，更不准私家建立堂子，但事实上八旗各家莫不有其杆子，莫不有其祭神之所，以维持其旧俗，到清末还有存在的，可是虔敬不如前了。

六、丧葬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未时（下午一至三时）清太祖卒，十二日辰时（上午七至九时）其后（后称大妃即多尔衮之母）被迫以身殉。《武皇帝实录》卷四说，“乃与帝同柩，已时（上午九至十一时）出宫，安厝于沈阳城内西北角”。所谓同柩，其事甚怪，据《东华录》说实在是同时殓，辰时棺殓，已时移梓出宫，当日即行埋厝，可谓简单之至。录中并没说到臣下的服制，也没有繁文缛节的仪制，我们于此可以窥见当时满洲的质朴风气。到了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亥时（夜九至十一时）太宗死时就大不同了。在顺治《东华录》卷一所记当时丧仪，有百官及命妇的缟素，截发，哭临，斋戒斋宿，以及禁止屠宰等，我们用明代制度一为比较，知道这已渐渐汉化了。太宗于天聪八年（1634）二月初五定丧祭例，旧习的变更想是自此开始。入关以后会典中更有详密的规定，汉化的程度愈高。然而其中亦还保留些满洲旧俗。第一是截发。凡是父母之丧或帝后大丧（旧俗后丧不截发辫，康熙后改），成服时男子全要截发辫，女子要截发。所谓截发辫又称剪发辫，又称割辫(101)，应当是将辫子长发剪去些，究竟剪多少、如何剪，则不清楚。据道光十三年孝慎后丧仪，当时因皇子（当时宣宗第一、二、三子均已卒，文宗年三岁，所谓皇子即指文宗）年幼遂无截发辫礼节(102)，是必有长辫乃可截，则所剪必多。中国古制，丧服中只有绾发（周），敛发（唐），披发（唐明），而没有截发(103)。第二是丹旐。凡人死，丧家应立丹旐于门前，男在左（其右为鼓），女在右（其左为鼓）。所谓丹旐就是红色长旙，用丝织品制成，上有织金龙凤绮，男用龙，女用凤，以绮文多少为尊卑。皇帝用织金九龙绮，皇后用织金九凤绮(104)。设木座立高竿悬挂。每天黎明悬出，日暮取下，放在棺柩旁侧，发引时用丹旐为前导，殡后焚掉，看来是用作招魂的。《清会典》五十四注“旗人用丹旐，汉人用铭旌”，可知这是满俗，而且并没有强迫汉人去用。第三是殷奠。在移殡以前，择期将死者生时所着衣服焚燔，并焚大量楮帛，在清代礼制里叫做殷奠，是一个最隆肃的仪式。太宗于天聪二年正月初五下谕国中，“凡送死者殉葬焚化之物，各遵定制毋奢费”(105)。并定官员各限焚三袭，庶人各一袭，不得新制(106)，就是指此而言，可见由来已久。降及清末，奢风更甚，竟有作锦绣新衣来焚的，孝钦后的殷奠礼就是一例(107)。第四是百日薙头。满洲人头顶边缘的头发是要时常薙去的，但是遇父母之丧或帝后之丧则不准薙，必须候得一百日满，这是服丧的表示之一。薙头是满俗，居丧不薙头应该也是满俗，但是百日不薙头，在太宗同世祖的丧仪中全没有明白提到。王氏《康熙东华录》一，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十七日丙申称，“上诣世祖章皇帝梓宫前行百日致祭礼”，而没有说是否薙头。圣祖之丧，据高宗说，世宗于移葬后始薙头。圣祖于二月二十三日满百日，三月二十七日移葬，是则薙头在百日期满之后(108)。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二月初六孝惠章皇后之丧，于三月十五日百日期满，圣祖命诸人均于四月初七移葬后再行薙头，亦在百日期满之后(109)。据此可知，百日薙头之期亦可改变，但不能在百日之内。乾隆之后，百日薙头遂明定于丧制内，并且不许满百日后不薙(110)。至于在百日以内薙头的治罪尤严，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十一日孝贤后之丧，都司姜兴汉、知府金文醇、总河周学健，巡抚彭树葵、杨锡绂，总督塞楞额全以在百日内薙头几乎处斩，后乃特赦(111)。第五是摘冠缨。满洲礼服，帽顶用红缨为饰，遇丧事就将红缨摘去，也是表示服丧之意。康熙十三年（1674）孝诚后之丧，因对三藩用兵，曾令军前不摘冠缨，于是成了后丧定制，乾隆时又恢复一律仍摘冠缨。

太宗以后的丧仪虽说沿袭明代，可也稍有增减。如明自世宗死后已免命妇哭临，而清朝仍袭用此制。或者由于关外不知，遂不及改。又明成祖死后禁屠四十九日，清太宗死时仅禁十三日，世祖死后就改回禁四十九日了。明制皇帝死，太子及诸王斩衰三年，二十七月除服内停音乐嫁娶(112)，事实上多半以日易月，嗣天子多丧服百日。清太祖卒于八月，至除夕已历一百三十九日。而太宗以国丧为理由，停止了除夕同元旦的乐舞大宴，自己并且素服居丧，这既不同于古时的二十七日，也不同于通行的百日，然而也并不是实行二十七个月的礼，因为在二年七月已有大宴的记载，尚未满二十七个月。在上面所说的除夕这一天，太宗曾命达海往三大贝勒家议事，达海所看见的情形是：太宗是素服居丧，俯首独坐；代善（太祖子）是素服俯首卧榻侧；阿敏（太祖侄）是与三福金同坐，福金盛服，阿敏垂泣；莽古尔泰（太祖子）是与弟妹盛饰筵宴，女乐吹弹为戏(113)。这更可证明当时还没有确定的丧仪，太宗的停止宴乐以及同代善的在一百四十日后还素服，不过是盲目的模仿汉化，而阿敏、莽古尔泰家人的盛装倒是当时的普遍风气。《大清会典》五十一，规定皇帝大丧，京朝官二十七月不作乐，期年大嫁娶。较之明朝群臣辍乐百日，官停婚嫁百日，民停婚嫁一月的规定，亦重得多。

女真有丧葬较迟，所以满洲风气不注意坟墓的修治，太祖殓后即日埋于城内，经过三年到天聪三年（1629）二月十三日改葬于石觜头山，又经过五年到天聪八年（1634）十月初六，始命加建寝殿，植松木，立石象、狮、虎、马、驼等。自己说是“仿古制行之”，实际是效法明朝，这亦可看出当时的汉化。

入关以后殡葬习惯中，还有几点是清朝自认为国俗的。高宗尝言：“我满洲旧制，凡侧室虽生有子女者尚不得与本夫合葬，盖以名分所在，不可逾越”(114)，世祖生母孝庄后不袝葬昭陵，别建昭西陵，后人多以为疑，应当就是为此。又孝庄后死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二十五日，礼部定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引，圣祖不许，群臣根据“我朝向日所行，年内丧事不令逾年”，及“素无久留寝宫之例”的理由来争(115)，后来勉强定为正月十一日。又如丧中遇清明祭祀不用祭文，遇冬至日祭祀不许哭(116)，亦是其例。

七、殉死

清太祖死，诸王逼乌喇纳喇后殉，(117)又有二庶妃阿迹根、代因札亦殉(118)；太宗死，章京敦达里、安达里二人殉(119)；世祖死，妃董鄂氏殉(120)，侍卫傅达理殉(121)；太祖孝慈后死，太祖命四婢殉之(122)；多尔衮死，侍女吴尔库尼殉(123)；岳托死，其福晋殉(124)；可知妻妾殉夫，奴婢殉主，是满洲的旧俗，并不仅限于殉君上(125)。殉死有是自己情愿的，也有不是情愿的，可是自称愿殉而不果殉的，则为大家所不齿。雅荪尝自矢欲殉太祖，后来迟迟不死，天聪三年八月戊辰太宗杀他还以不果殉为罪(126)。乌喇纳喇后之殉太祖，诸王逼之甚急，太祖《武皇帝实录》关于其事的记载在今日读之还觉得有些余懔森森，无怪《华东录》后来将他删节了。当时还有因嫡庶不和，而强迫殉身的事。所以天聪八年二月初五定丧祭例时定了一条，“妻愿殉夫葬者仍予表扬，逼侍妾殉者妻坐死”(127)，就是为防止其害而设。

奴仆殉主入关以后亦禁止了，具体禁止时间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六月十七日，《东华录》只说，“禁止八旗包衣佐领下奴仆随主殉葬”，而没有说到它的原因。据涵芬楼秘笈《松下杂抄》说，是由于朱裴的请求。朱裴字小晋，山西闻喜人，顺治三年（1646）进士。史载：“满洲俗尚殉葬，裴疏请申禁，略言：泥信幽明，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责问奴仆，或畏威而不敢不从，或怀德而不忍不从，二者俱不可为训，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捐躯轻生非盛世所宜有，疏入报可。”(128)以时代核之，恰正相当，《杂抄》所说应该不误。(129)

八、婚嫁

《太祖武皇帝实录》说，明万历二十五年，太祖聘布羊古(130)之妹，用鞍马盔甲等物作聘礼，万历三十一年（1603），布占太(131)聘蒙古明安（科尔沁贝勒）之女，用盔甲十副，貂裘、猞狸狲裘共十领，羊裘十领，金银各十两，骆驼六只，马十匹，鞍俱备，作聘礼，可以看出当时婚嫁聘礼以鞍马盔甲为主。这是他们的旧俗，还遗留着男子因武勇而得妻的余绪。其后虽然仪文繁缛，可是其意不改。顺治八年（1651）世祖大婚，纳彩礼用马十匹（鞍辔具），甲胄十副，缎百匹，布二百匹，金茶筒一具，银盆一具(132)。其余亲王以下的聘礼，也还保存着鞍马、甲胄的馈赠。但是因为汉化的缘故，又加了许多金约领、金簪、金珥、金钏、衣帽、表里、衾褥之类，甚至还有绵三百斤(133)。至于公主下嫁外藩，额驸于鞍马甲胄以外，还要进骆驼(134)，这与布占太之聘明安女儿相同，想是用蒙古习俗。

在关外时婚礼，最重的是亲迎同大宴。《武皇帝实录》载称，戊子年（万历十六年），“哈达国万汗孙女阿敏姐姐（胡里罕贝勒女也），其兄戴鄯(135)送妹与太祖为妃，亲迎之至于洞（地名）……戴鄯同妹至，太祖设宴成礼”；又“初太祖如夜黑，其国主杨机奴……言我有小女堪为君配……太祖遂聘之，杨机奴故后，子纳林卜禄于是年（戊子）九月内亲送妹于归，太祖率诸王臣迎之，大宴成婚”(136)；又丙申（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二月布占太感太祖二次再生恩……将妹……送太祖弟黍儿哈奇（舒尔哈齐）贝勒为妻，即日设宴成配”(137)；又辛丑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一月内兀喇（乌喇）国布占太送满太之女（名阿巴亥）与太祖为妃，太祖以礼迎之，大宴成婚”；又壬子年（万历四十年，1612）“明安贝勒……送其女来，太祖以礼亲迎，大宴成婚”(138)；又甲寅年（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月十五日蒙古札伦卫（札鲁特）桩农（钟嫩）贝勒送女与太祖次子古英把土鲁贝勒（代善）为婚，贝勒亲迎大宴以礼受之”(139)；又“蒙古廊儿沁（科尔沁）蟒孤贝勒（葬古思）送女与太祖四子皇太极贝勒为婚，贝勒迎至辉发国胡里气山城处（扈尔奇山），大宴以礼受之”(140)，可见当时婚礼质朴而亲敬。大宴的意义是要亲族会面，承认这个婚礼，如果不到就是不赞成，阿敏以女许嫁蒙古，初时太宗不知，后来宴会太宗也不赴，就是不承认的表示(141)。入关以后，世祖在顺治八年同十一年举行了两次大婚(142)，所谓亲迎仪式没有了，这是汉化以后皇帝地位加高，所谓“天子无亲迎礼，汉晋以来皆遣使持节奉迎”的缘故。

《大清会典》二九《礼部·婚礼》一，所载大婚礼注，与《明史》卷五五《礼志》九，天子纳后仪（正统七年定），大同小异，更可见清初的效法明制。再从它们的不同之处来看，也可得到一些保存下来的满洲旧俗。

清制有“皇后凤舆启行出大门前导命妇四人，后扈命妇七人，均乘骑”(143)。这是明朝所无，清朝末年也取消了（穆宗、德宗大婚均无之）。这是关外亲迎风俗的遗留，当时人人善骑，同时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所以扈从亲迎的妇女也骑马。

明制，有“（皇后入内殿）帝……具衮冕、后……更礼服，同诣奉先殿行谒庙礼，祭毕还宫合卺”(144)。这是清朝所无。清制皇后娶入宫以后，“皇帝御太和殿，赐后父及亲属燕，王公百官咸与。皇太后御慈宁宫，赐后母及亲属宴，公主、福晋、大臣命妇咸与。吉时届，宫中设宴行合卺礼”(145)。并无谒庙礼。这种宴后父母同亲属的仪式，应当就是入关前所谓“大宴成礼”、“设宴成礼”的遗俗。至于不谒庙，也是因为旧俗没有。明制天子虽然不亲迎，可是皇后舆入宫以后，有“皇后出舆，由西阶进，皇帝由东阶降，迎于庭，揖皇后入内殿”的规定，还有夫妇敌体之意，清朝并此去掉，同它旧俗相去更远了。

汉族习惯上所谓外亲妻亲的尊卑，在满洲旧俗根本没有这个观念，所以缔婚只注意本人，而不注意其他。多尔衮同豪格是叔侄，可是二人同娶于桑阿尔寨之女，为姐妹。清孝端后同孝庄后是姑侄，可是先后嫁清太宗，在顺治初年同时称皇太后。世祖废后同孝惠后也是姑侄，而先后嫁世祖。太宗的三、四两公主下嫁外家，行辈也不同。如下图：(146)

又如太祖同叶赫部太杵子孙的婚媾也很复杂，行辈也不一：

乌喇部贝勒同太祖的媾姻的情形也相同，太祖既娶布占泰侄女，而布占泰又娶太祖第四女，相差两代：

至于阿敏以亲女嫁蒙古塞特尔，自己又娶塞特尔之女，二人互为翁婿(147)，尤为奇特。这种现象，入关以后渐渐没有了（同治时孝哲后与珣妃为侄姑，偶尔一见）。《会典》中明显地表列了外亲服图，（母族）妻亲服图(148)，（妻族）户律中规定了外姻有服尊属卑幼共为婚姻的科条，无服尊属卑幼共为婚姻的科条(149)，并且禁止了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这完全是汉化的表现，所谓“外属无服尊卑不通婚”(150)，从唐朝早已如此了。姑舅两姨姊妹的不能通婚，是因为他们尚有缌麻之服，可是这与后来的习俗并不相合，所以雍正以后将它解禁，听从民便。

九、衣冠

满洲章服与明朝衣冠的显著差别，一个是缨帽箭衣，一个方巾大袖（士人），纱帽圆领（官）；一个窄瘦，一个宽博。满洲服装最初也不是大家一致的，在传统的相近习俗下仍许随从各人之便。清天聪六年十二月初二，清太宗布令国内禁冠服僭越(151)，七年六月初九又谕官民冠服遵制划一(152)。崇德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谕诸王贝勒说，“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余俱令遵国初定制仍服朝服”(153)。便服同朝服分别言之，可知当时尚不能完全划一，更可见满洲服装曾经一度改革。这个改革，是将服装式样同颜色，加以规定，加以统一，其时间应该在天命初年，就是太宗谕内所称国初。天命四年十一月，太祖赐蒙古克石克图靴帽衣带(154)，五年二月赐色特希尔蟒衣裘帽靴带(155)，三月赐色本蟒衣轻袭靴带，这种赐予衣服应该全照规定格式作成。

多尔衮入关以后，下令明朝臣民衣冠皆用清朝制度(156)，但并未严厉执行。顺治元年（1644）七月十四日山东巡按朱朗启多尔衮说：“中外臣工皆以衣冠礼乐覃敷文教，顷闻东省新补监司三人俱关东旧臣，若不加冠服以临民，恐人心惊骇，误以文德兴教之官疑为统兵征伐之将，乞谕三臣各制本品纱帽圆领临民理事。”多尔衮特允其请，说：“目下急剿逆贼，兵务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简用各官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蒞事。其寻常出入，仍遵国家旧制”。(157)可见当时不但汉人没有改满装，而满官还要用明服。这是因为多尔衮本人汉化程度较深而且倾慕汉化，所以如此，但是一般满洲人是不赞成的。所以在福王覆灭以后，服装之禁亦严，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五日严行薙发谕内原有“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的话(158)，过了五十三日到七月初九（中间有闰六月）又谕礼部说：“官民既已薙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从前原欲即令改易，恐物价腾贵一时措置维艰，故缓至今日。近今京城内外军民衣冠遵满式者甚少，仍著旧时巾帽者甚多，甚非一道同风之义。尔部即行文顺天府五城御史，晓示禁止。官吏纵容者访出并坐。仍通行各该抚按转行所属一体遵行。”(159)于是衣冠之禁也和薙发同样严了，因不改衣冠而被刑戮的也同样多。顶发一薙不易复留，衣冠旧者也不易即毁，因之人民服装时有反复，而政令也时有张弛。《启祯记闻录》所记苏州情形可作一例：

乙酉（顺治二年，1645）九月十二日，“奉新旨：官民俱依满洲服饰，不许用汉制衣服冠□。由是抚按镇道即换钹帽箭衣”(160)。

十二月十九日，“迎春，府卫县官俱汉冠吉服束带”(161)。

丙戌（顺治三年，1646）四月初八，“苏松新兵道行牌云，大兵将至，士庶不许方巾大袖，速更满洲衣帽”(162)。五月二十六日，“土公（国宝）悬示皋桥，欲士民俱遵满装，一切巾帽俱不准戴，巾铺歇闭改业，违者重责枷示”(163)。十一月初一，复严衣帽之禁，大袖每加扑责，巾即扯毁，由是举监生儒皆戴小帽，士庶漫无分别。(164)

丁亥（顺治四年，1647）“新正，城市俱服大袖，月余因贝勒王自浙回兵……抚按有司申饬，衣帽有不能备营帽箭衣者，许令黑帽缀以红缨，常服改为箭袖，由是人尽加红绒一撮于帽顶”(165)。

壬辰（顺治九年，1652）六月，“抚台（周国佐）又忽申巾帽之禁，十五日兵卒复抢扯人帽，行人多顶凉笠”(166)。

在满洲人严厉执行汉人满装的时候，有一件可注意的事，就是汉人女子始终没有接受满洲装束，直至清朝覆灭时止，女子礼服仍是凤冠霞帔，便装仍是上衣下裳，所以在民间传说上有所谓“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有人说这是洪承畴的政策，其实不然。或者是因为女子不出门，而棺殓别人又不易见，所以仍在保存着故国衣冠。民国十年（1921）以后女子盛行旗袍，这也是前人想不到的。

有清一代不改它本来的服制，这是他们传统国策之一。清太宗曾谆谆训谕诸王，“凡言语衣服及骑射之事，时谕子孙勤加学习”，以“金熙宗完颜亮变易祖宗衣冠制度，循汉人之俗，服汉人衣冠，尽亡本国言语”为戒。并且说：“朕所以谆谆训谕者非为一时计也，正欲尔等识之于心，转相告诫，使后世子孙遵守，无变弃祖宗之制耳”。(167)顺治八年闰二月二十二日御史匡兰兆请用衮冕朝祭，世祖不允(168)。后来高宗于乾隆十七年（1752）三月在箭亭刊泐卧碑，重申太宗禁止效汉人服饰制度之意(169)，又于序《礼器图式》(170)时说：“至于衣冠乃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袭，朕则依我朝之旧而不敢改焉，恐后之人执朕此举而议及衣冠，则朕为得罪祖宗之人矣！此大不可。且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后之子孙能以朕志为志者，必不惑于流言，于以绵国祚，承天祐，于万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月二十二日又说：“辽金元衣冠初未尝不循其国俗，后乃改用汉唐仪式……前因编订《皇朝礼器图》，曾亲制序文，以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诚以衣冠为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沿袭，凡一朝所用原各自有法程，所谓礼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寖弱，洊及沦胥，盖变本忘先，而隐患中之，覆辙具在，深可畏也……朕确然有见于此，是以不惮谆复教戒，俾后世子孙知所法守，是创论实格论也。所愿弈叶子孙深维根本之计，毋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训，庶几不为获罪祖宗之人，方为能享上帝之主，于以永绵国家亿万年无疆之景祚，实有厚望焉。”(171)他一再说服制改易关系国祚，似乎笃信甚坚，所以乾隆三十七年一谕不但“申谕中外”，而且“仍录一通”，悬勒于皇子读书所在的“上书房”。清代服制直至覆亡没有变革，此数谕关系甚大。但是制度虽然未改，而瘦窄的风气却早已荡然无存。

以上所举的清初几种礼俗，有的强汉人效法，有的禁汉人从同，有的潜移默化与汉人趋于一致，而大体上均有所变革。这种变革不是由于政令的强制而是文化的自然调融。

(1)　《清世祖实录》卷2。

(2)　同上书，卷51。

(3)　《养吉斋从录》卷23。

(4)　《清史稿》卷115《职官二》。

(5)　《清史稿》卷116《职官三》。

(6)　《清史稿》卷116《职官三》。

(7)　《清史稿》卷116《职官三》。

(8)　《清史稿》卷116《职官三》。

(9)　《清稗类钞·考试类》。

(10)　《翰苑别集》卷1。

(11)　《清史稿》卷134《兵志五》。

(12)　同上书，卷132《兵志三》。

(13)　同上书，卷133《兵志四》。

(14)　《大清会典》卷86。

(15)　《大清会典》卷86。

(16)　《光绪会典》卷52、卷86、卷87。

(17)　《大清会典》卷86。

(18)　《清史稿》卷271《王鸿绪传》。

(19)　《清朝文献通考》卷182。

(20)　《大清会典》卷87。

(21)　同上书，卷47。

(22)　同上书，卷43。

(23)　同上书，卷43。

(24)　同上书，卷52。

(25)　同上书，卷4。

(26)　同上书，卷49。

(27)　《清史稿》卷131《兵志二》。

(28)　以上见《光绪会典事例》卷254，商务小字版。所载与刘献庭《广阳杂记》略有不同。又刘氏以一斛为五斗，四十八斛即二十四石，疑太高，似是一斛为一斗。

(29)　《广阳杂记》卷2。

(30)　《清史稿》卷125《食货六》。

(31)　同上书，卷5《世祖本纪二》。

(32)　同上书，卷271《王鸿绪传》。

(33)　《大清会典》卷82。

(34)　同上书，卷87。

(35)　同上书，卷42。

(36)　《会典事例》卷546。

(37)　《清世祖实录》卷37。

(38)　《皇朝经世文编》卷35。

(39)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75。

(40)　《石渠余纪》卷4《纪旗人生计》。

(41)　《会典事例》卷1113。

(42)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七。

(43)　《永宪录》卷1。

(44)　《蠡勺编》卷19。

(45)　《会典事例》卷1216。

(46)　《清世祖实录》卷31。

(47)　《清世祖实录》卷76。

(48)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一。

(49)　《清文献通考》卷83，《清通志》卷66，《历代职官表》卷37。

(50)　《清史稿》卷118《职官志五》；《大清会典》卷87；《会典事例》卷1170；《清朝通志》卷66；《清朝文献通考》卷83；《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25。

(51)　《清史稿》卷114《职官志一》。

(52)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八十二。

(53)　《清史稿》卷288《鄂尔泰传》。

(54)　《鲒埼亭集》卷18。

(55)　《清史稿》卷118《职官五》。

(56)　此节内容采自郑天挺《清史探微》一书，编入时段落略有变动。因此文写作时代距今较久，文字风格与其他部分不同。为保持原样，未作改动，请读者见谅。

(57)　永乐时后宫有猛哥帖木儿家人，见《朝鲜实录》，不计。

(58)　《清史稿》卷231《李永芳传》。

(59)　同上书，卷231《佟养性传》，《清朝通志》作太祖孙女。

(60)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七。

(61)　《清实录》卷40。

(62)　《清史稿》卷166《公主表》。

(63)　同上书，卷474《耿精忠传》。

(64)　《清史稿》卷234《附耿仲明传》。

(65)　《清史稿》卷166《公主表》。

(66)　《清朝文献通考》卷203。

(67)　以上并据同治十三年校刊《户部则例》。

(68)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6《户口二》。

(69)　《清会典》卷87《内务府·会计司》。

(70)　《户部则例》卷1《户口·选验秀女》。

(71)　始自嘉庆五年，见《户部则例》卷1。

(72)　《清史稿》卷228，盖尊其创造满洲字之功。

(73)　《清史稿》卷214《后妃传》。

(74)　《清史稿》卷220《诸王六》王氏《东华录》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癸巳、甲午，五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案《清史稿·后妃传》及《清朝化献通考》二四一《帝系考》三均作卫氏，惟《通考》二四二《帝系考》四又作魏氏，卫、魏两氏八旗氏族均无之，盖汉军也。

(75)　《清通考》卷241。

(76)　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三。

(77)　同上书，天聪五。

(78)　同上书，崇德二。

(79)　同上书，天聪七。

(80)　同上书，崇德二。

(81)　王先谦：《东华录》，崇德三。

(82)　同上书，天聪七。

(83)　同上书，天聪七。

(84)　同上书，崇德七。

(85)　同上书，崇德七。

(86)　王先谦：《东华录》崇德一。

(87)　同上书，顺治十五。

(88)　同上书，康熙二十。

(89)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二十九。

(90)　《清史稿》卷214《后妃传》。

(91)　《清文献通考》卷270。

(92)　《大清会典》第97卷《八旗都统训练》。

(93)　据《金史》卷2，太祖伐辽，“出门举觞东向”，“祷于皇天后土”。

(94)　事在天命八年五月，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95)　事在顺治九年十一月初四，王先谦：《东华录》顺治十九。

(96)　《大清会典》卷88《内务府·掌仪司》。

(97)　据《清史稿》卷90《礼志九》。

(98)　《大清会典》卷35《礼部仪制清吏司·军礼》，案清制皇帝衣色用明黄，唯祀天则用蓝色。

(99)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五十九。

(100)　见《大清会典》卷35《礼部仪制清吏司·军礼》及卷88《内务府·掌仪司》，《清史稿》卷85《礼志四》，《清文献通考》卷99。

(101)　《清文献通考》卷148，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己巳，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四十。

(102)　《大清会典事例》卷488。

(103)　此俗清末仍存，见《会典事例》卷473。

(104)　《大清会典》卷90《内务府·掌仪司三》。

(105)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三。

(106)　《清文献通考》卷195《刑考一》。

(107)　《红楼梦》第六十九回说，尤二姐死后，贾琏开了尤氏箱笼，有几件半新不旧的绸绢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穿的，一齐包了自己提着来烧，就是写当时旗俗。

(108)　《会典事例》卷458。

(109)　同上书，卷477。

(110)　《大清会典事例》卷482。

(111)　《东华录》卷27、卷28。

(112)　《明史》卷58《礼志》。

(113)　《东华录》一，天命十一年十二月戊辰。

(114)　见《东华录》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115)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四十。

(116)　《清文献通考》卷147。

(117)　纳喇后是多尔衮之母，清代官书改称大妃，此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118)　《清太祖武皇帝录》卷4。

(119)　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一。

(120)　《清史稿》卷214，又《东华录》康熙一。

(121)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一。

(122)　事在万历三十一年九月，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23)　事在顺治八年二月癸巳，王先谦：《东华录》顺治十六。

(124)　事在崇德四年四月初一，见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四。

(125)　明太祖殂，殉葬宫人甚多，所谓朝天女户是也。英宗以前仍以宫妃殉葬，英宗遗命禁，见《明史》卷58《礼志十二》。

(126)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四。

(127)　同上书，天聪九。

(128)　《清史稿》卷264《刘楗传附朱裴传》。

(129)　《红楼梦》第十三回述秦氏死后有侍婢瑞珠触柱而死，贾珍遂以孙女之礼殡殓之，亦是描写旗人旧俗。

(130)　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作布扬古。

(131)　同上书，天命一作布占泰，乌喇贝勒。

(132)　《大清会典事例》卷324。

(133)　《清会典事例》卷325。

(134)　《大清会典》卷29《礼部·婚礼二》。

(135)　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作戴善。

(136)　同上书，天命一作叶赫贝勒杨吉砮子纳林布禄。

(137)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13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39)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40)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41)　事在天聪四年六月乙卯，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

(142)　《大清会典事例》卷324。

(143)　《大清会典事例》卷324。

(144)　《明史》卷55。

(145)　《大清会典》卷22。

(146)　参看《清史稿·外戚表》、《公主表》及《后妃传》。

(147)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

(148)　《大清会典》卷54《丧礼五》。

(149)　《大清会典事例》卷756“所谓无服尊幼如父母之堂姨，子孙妇之姊妹等”。

(150)　《通典》卷60。

(151)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七。

(152)　同上书，天聪八。

(153)　同上书，崇德二。

(154)　同上书，天命三尚有貂镶朝衣。

(155)　同上书，失载。

(156)　顺治元年五月己丑，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二。

(157)　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三。

(158)　同上书，顺治四。

(159)　同上书，顺治四。

(160)　《启祯记闻录》卷6。

(161)　《启祯记闻录》卷6。

(162)　同上书，卷7。

(163)　同上书，卷7。

(164)　同上书，卷7。

(165)　同上书，卷7。

(166)　同上书，卷8。

(167)　崇德二年四月丁酉，王先谦：《东华录》崇德二。

(168)　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一六。

(169)　《乾隆东华录》卷35。

(170)　乾隆二十四年奉敕修，三十一年重加校补，凡二十八卷，名《钦定皇朝礼器图式》，见四库总目八二，《清朝文献通考》卷222《经籍考十二》作十八卷。

(171)　《乾隆东华录》卷76。

第六章
康熙时期的政治斗争与经济恢复

第一节
康熙时期的政治斗争

一、四大臣之辅政

顺治十八年（1661），世祖死，第三子玄烨嗣位，以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政。当时玄烨年仅8岁，一切朝廷政务皆由四大臣操持，于是出现了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的局面。

四大臣是满洲贵族中民族狭隘性比较强烈的一派人物。他们对多尔衮执政时期以及顺治亲政以后信任汉官、加速汉化的一系列做法不满。顺治死后，他们即在孝庄文皇后的主持下，以顺治遗诏自责的形式，罗列了十四条顺治时期“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的问题，“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不能信任，有才莫展。……而委任汉官……以至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等等(1)。因此，在他们辅政期间，以“率祖制，复旧章”为旗帜，取消了许多入关后借鉴汉族统治阶级的制度和政策，恢复了一些满族原来的统治方式。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改十三衙门为内务府。

（2）恢复理藩院与六部并列的地位。理藩院官员原与六部同阶。顺治十六年（1659），改隶礼部下，由礼部尚书兼掌院事。这一变化显示了民族事务在国家各部门中地位的下降。顺治十八年，以隶礼部不合旧制，重新恢复理藩院与六部同阶的地位，居于工部之后。

（3）取消内阁和翰林院，恢复内三院。顺治十五年（1658）采用明朝制度，改内三院为内阁，另置翰林院。顺治十八年皆予取消，仍恢复内三院旧制。

（4）停止八股文考试。顺治时沿用明制，乡、会试首场考八股文七篇，均由“四书”“五经”中出题，称为“制义”；第二、三场考策论表判。康熙二年（1663）时下令废止制义，只考策论表判。

顺治时期借鉴汉族统治阶级的若干制度和政策，其中有较先进的，也有较腐朽的。满族原有的东西，有比较落后的，也有较新的。所以在上述的几项变动中，有的是一种退步行为，如取消内阁和翰林院；有的则是合理的，如改十三衙门为内务府，恢复理藩院与六部同阶的地位等。

这一时期，满洲统治集团也明显地加强了对汉族特别是江南士绅的控制和打击。

哭庙案是发生在开始辅政时期的一起血腥镇压江南士民的惨案。顺治十八年正月，江南吴县知县任维初滥用非刑，贪污浮征，当时正值顺治帝去世，苏州府堂设灵，属官齐集，哭临三日。诸生倪用宾、金人瑞等百余人至庙，鸣钟击鼓，拥入府堂，民众“相从而至者达千余人，号呼而来，皆欲逐任知县者也”(2)。巡抚朱国治当即下令逮捕了倪用宾、任维初等十一人，疏报朝廷，说“县令催征招尤，劣生纠党肆横”，“千百成群，肆行无忌，震惊先帝之灵，罪大恶极”，必欲置肇事诸生于死地。清廷特遣满官赴江宁审理，判倪用宾、金人瑞等十八人斩刑。

奏销案是发生在四大臣辅政时期的另一起严厉摧抑江南士绅的重大事件。顺治年间，各省钱粮拖欠严重，清廷便命吏、户二部加紧督催钱粮，将历年积欠限期勒令完解。廷谕中说：“近观直隶各省钱粮逋欠甚多，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征比。嗣后著该督抚责令道府州县各官，立行禁饬，严加稽查，如仍前抗粮，从重治罪；地方官不行察报，该督抚严察，一并题参重处。”(3)新令一下，各省官吏追呼，喧扰不堪。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苏、松、常、镇四府尤重，积欠常数十万。这时旧积新欠统统追缴，破产倾家者比比皆是。顺治十八年六月，江宁巡抚朱国治刚愎自用，将苏、松、常、镇四府并溧阳一县未完钱粮的文武绅衿13517名及衙役254名，分别造册，申报朝廷，号曰“抗粮”。清廷降旨严处，将一万余绅衿尽行褫革。其中情节严重的三千人，全部被披枷带锁，押解京师，后因杨廷鉴等人斡旋，行至常州，始得中途获释。叶方霭，顺治十六年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俗称“探花”），仅欠一厘钱（相当制钱一文），也被革去功名，因而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4)之谣。

四辅臣中，索尼年老，遏必隆暗弱，苏克萨哈望浅，唯鳌拜居功傲横，最为跋扈。他大力培植私党，排陷异己，“相喜者荐举，所恶者陷害”，“文武各官，尽出门下”(5)。他与内大臣费扬古不和，就借故将费扬古之子侍卫倭赫及侍卫西住、折克图、觉罗塞尔弼等杀死，随后又将费扬古害死。苏克萨哈与鳌拜本为姻娅之亲，因论事多龃龉，遂积而成仇。苏克萨哈系正白旗，鳌拜系镶黄旗。顺治初年圈占土地，八旗各照左右翼次序分配，但多尔衮欲住永平府，遂利用其摄政王的职权，将镶黄旗应得的永平一带土地给了自己的正白旗。康熙五年（1666），鳌拜提出多尔衮违背了祖宗规定的八旗布列各有定序的原则，镶黄旗现有土地不堪耕种，要将正白旗所占的蓟州、遵化、迁安之地，拨还镶黄旗，“而别圈民地给正白旗”(6)。事发户部。内国史院大学士、管户部事苏纳海是满洲正白旗人，首先以“旗人安业已久，民地曾奉谕不许再圈”(7)为由，表示反对。鳌拜矫旨派子温齐踏勘各旗沙压水淹不堪耕种之地，以镶黄旗地尤不堪回奏，胁令户部作出圈换的决定，并派苏纳海会同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经理其事。圈地进行了不到一月，百姓所在惊惶，满汉居民一齐反对：“两旗官丁较量肥瘦，百姓环诉失业，尤有不忍见闻者。”(8)

一时“京东各州县合计旗与民失业者不下数十万人，田荒粮竭，无以资生”(9)。朱昌祚、王登联先后上书，函请停止。鳌拜大怒，立即逮捕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将三人俱处绞刑。重新派员督理镶黄、正白两旗圈换土地事宜，计两旗迁移壮丁六万三千名，换地三十一万五千垧，其中又从蓟州、遵化、迁安、延庆、玉田、丰润、永平、滦州、乐亭、开平等处新圈占了大量的民田。

康熙六年（1667）七月，玄烨亲政，这时鳌拜仍然独持权柄，毫不放松。苏克萨哈久受鳌拜压抑，常怏怏，于是首先提出辞去辅政大臣之职。苏克萨哈这一举动无异将了鳌拜一军，这也表明新君已长大，可以结束辅政局面而归政新君了。倘若康熙帝允准了这一请求，其他三位大臣势必也都要仿效提出辞呈，交出大权，这是鳌拜不能甘心的。于是鳌拜先声夺人，以“怀抱奸诈，存蓄异心，欺藐主上”的罪名，罗列了二十四条罪状，判处苏克萨哈与其子内大臣查克旦凌迟处死。康熙帝知道此案是鳌拜伙同他的党羽挟私陷害，“坚执不允”。鳌拜“攘臂上前，强奏累日”，终于还是依照原议施行。(10)

这时，索尼已死，苏克萨哈被杀，辅臣只剩下遏必隆、鳌拜二人。遏必隆不敢立异，朝政实际全操于鳌拜一人之手。“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鳌拜亲弟都统穆里玛，侄侍卫塞本得、讷莫、马尔赛，内秘书院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阿思哈，兵部尚书噶褚哈，吏部侍郎泰璧图，兵部侍郎迈音达，内秘书院学士吴格赛，内国史院学士布达礼等人，都是鳌拜的羽翼，他们结成私党，分据要津，“凡事在家定议，然后施行”。甚至朝中议事，大臣稍有违背鳌拜意旨之处，鳌拜当着康熙的面，“即将部臣叱喝”，“施威震众，高声喝问”。(11)

鳌拜的种种擅权恣肆行为，已经严重地威胁着皇权的稳固。康熙帝亲政以后，一方面不断给辅政大臣加官晋爵从而稳住局势；一面在群臣中直接树立自己的威信，屡诏臣工直陈政事得失，或是法制不便之处，也许可各抒所见，不必隐讳。康熙六年六月，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奉诏上书，云：“夫民生至今日，共困苦亦孔急矣！国家日言生聚，而凋敝日甚；日言轸恤，而疮痍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亡满目、逋欠浸多；近而畿甸，远而直省，流离琐尾之状所在皆然”，“此不独守令之过也，上之有监司，又上之有督抚”，“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他请求康熙帝休养士气，申饬满汉诸臣实心任事，“是则曰是，非则曰非，汉官勿以阿附满官为工，堂官勿以偏任司官为计；宰执尽心论思，而不必以唯诺为休容；台谏极力纠绳，而不必以钳结为将顺”(12)。这是在不指名地抨击辅臣压制舆情、抨击辅政时期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及其给国家、人民带来的恶果。鳌拜闻讯说：是劾我也。随即上朝要求康熙帝申禁言官不得上言陈奏。康熙帝回答：彼自陈国家事，何豫汝耶？次年，熊赐履又上言：“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请求康熙“时御便殿，接见儒臣，讲论政治”(13)。疏入，鳌拜传旨诘问“积习”、“隐忧”所指何事，以所陈无据、妄奏沽名，议降二级调用。康熙帝又命宽免。往时鳌拜权操生杀，屠戮大臣如戏事，满朝不敢稍异其词；今一词臣论事侃侃，无所避忌，鳌拜屡图倾害而不能，这表明康熙帝已在坚毅地向着收回大权的方面迈步。

鳌拜不甘心退出执掌的权力，顽强地与康熙帝相争。蒙古都统俄讷、拉哈达、宜理布议政时没有附和他的意见，他马上宣布蒙古都统不得参加议政会议。工部满尚书缺员，鳌拜将一康熙素无了解的济世强行推补。稍后户部满尚书缺员，鳌拜又想让自己的侄子玛尔赛充任。康熙帝委任了玛希纳，鳌拜随即援引顺治年间户部曾经设过两个满洲尚书的旧例，硬让玛尔赛做了尚书。汉尚书王弘祚掌管户部年久，玛尔赛不得专擅，鳌拜又借故将王弘祚革职，使玛尔赛得专其权。玛尔赛死，康熙命赐祭葬如例，鳌拜却擅定赐谥“忠敏”。

鳌拜和康熙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康熙八年（1669）五月，鳌拜托病不朝，要康熙去他家中看他。康熙帝坦然去了，走进他的卧室。御前侍卫和托发现鳌拜神色变异，急奔至鳌拜床前，揭开席子，露出一柄利刃。康熙笑道：“刀不离身，乃满洲故俗，不足异也。”他随即回宫，以下棋为名，召索额图入宫谋划。索额图，索尼之子，曾为一等侍卫，康熙七年（1668）出任吏部右侍郎。这时，索额图自请解侍郎任，效力左右，于是康熙又将他调回身边，仍任一等侍卫，同时委派亲信控制了京师的卫戍权。数天以后，鳌拜入朝，康熙予召诸羽林士卒入宫，问他们：“汝等皆朕股肱耆旧，然则畏朕欤，抑畏拜也？”众曰：“独畏皇上！”康熙于是立命擒之，不动声色而擒巨慝(14)。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卷一记载云：“圣祖仁皇帝之登极也，甫八龄。其时大臣鳌拜当国，势焰甚张，且以帝幼，肆行无忌。帝在内，日选小内监强有力者，令之习布库以为戏（原注：布库，国语也，相斗赌力）。鳌拜或入奏事，不之避也。拜更以帝弱且好弄，心益坦然。一日入内，帝令布库擒之，十数小儿立执鳌拜，遂伏诛。”布库，就是摔跤。随后列鳌拜大罪三十款，将其籍没拘禁，他的党羽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惩治。接着，追复苏克萨哈、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原官，赐谥；其余因各案牵连或以各种原因受鳌拜打击而遭降革的官员，一律查明昭雪，或官复原品，或竟予升迁。

清除了鳌拜集团以后，康熙即在政策上作了一系列重大调整。

（1）严禁买良民为奴。四大臣辅政期间，奉差官员及督抚提镇等大小文武各官唯图利己，大量买良民为奴，甚至多买用以馈送亲友。这种满洲落后习俗的泛滥，引起了中原人民的激愤。康熙八年下令：“以后著通行严禁，若仍前恣买良民者，从重治罪。”

（2）永停圈占民间房地。圈地为清初最大弊政之一。顺治八年（1651）、十年（1653）、康熙三年（1664）屡有停圈之令。康熙五年由于鳌拜倡首，圈地之风又炽。这时康熙宣布：“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清初陆续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圈地，至此方告终结。

（3）恢复内阁和翰林院。康熙九年（1670）八月，命改内三院为内阁，置满汉大学士四人，仍别置翰林院。

同时，康熙帝又整顿吏治，严肃部伍。于是清代政治开始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

二、三藩之乱的平定

1. 三藩跋扈

顺治初年，清廷命定南王孔有德征广西，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王耿仲明征广东，平西王吴三桂征四川及云南，皆以明朝旧臣领所部绿旗兵，并借以招徕，亦以补八旗兵力的不足。后孔有德死而无子，爵除。及南方平定，其他各王各统所部留镇其地，于是，吴三桂王云南，尚可喜王广东，耿仲明之子耿继茂始亦王广东，后移镇福建，这就是三藩并建的开始。

三藩当中，以吴三桂功最高、兵最强、受清廷待遇最厚。吴三桂为清廷破农民军，平陕、川、滇，取桂王于缅甸，平水西土司，四方精兵猛将多归其部下。所领本部五十三佐领一万余甲，又有绿旗兵十营一万二千人，还有前、后、左、右抚剿四镇，总计丁口十万。顺治十七年（1660）户部奏称：吴三桂所属官兵及云南驻省八旗满兵，岁需粮饷数额巨大，合计天下正赋，止八百七十五万余两，而云南一省需银九百余万，“竭天下之正赋，不足供一省之用”(15)。康熙元年消灭桂王政权以后，吴三桂晋封亲王，兼辖贵州，云贵督抚皆受节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本来官员任免权，文由吏部，武由兵部；吴三桂为了市恩天下，所任守令参游，必出己意。有时部选已定，吴三桂必使撤回，而改用藩府所选之人，号曰“西选”。西选官员到任，虽督抚大吏也为之改容加礼，唯恐得罪藩府。自开鼓铸，钱币流通各省，名曰“西钱”。又据桂王五华山旧宫为藩府，增崇侈丽；占明黔国公沐天波旧庄七百顷为藩庄；借浚渠筑城为名，重榷关市，垄断盐井、金铜矿山之利；严禁民人私采巴蜀黄连、附子，设官监理，官收官卖，犯者至死；通使达赖喇嘛，互市茶马于北胜州，每年自西藏、蒙古获得战马数千匹；招徕商旅，贷以藩本，使广通贸易，增辟财源以裕军需。吴三桂还从诸将子弟及四方宾客中挑选那些资质颖敏、体格雄健的，教以黄石素书、武侯阵法，以备将帅之选，同时“月练士马，利器械，水陆冲要，遍置私人”(16)，一时云南形势，“南扼黔粤，西控秦陇，财用实饶，兵甲坚利”，“屯守攻战之宜，无不毕具”(17)，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在这个王国之内，藩府官兵荼毒百姓，为所欲为。“平西勋庄棋布，管庄员役尽属豺狼，杀人夺贷，毫无畏忌。讼谍命盗两案，甲兵居其大半，有司不敢问。又勒平民为余丁，不从，则曰：‘是我逃人也’，诱人称贷，责重息，稍有毫发负，亦以逃人诬之。有司俱不敢问”(18)。吴三桂统兵南征以前，为了消除清廷的疑虑，将长子吴应熊留在京师。清廷为了笼络吴三桂，也对吴应熊格外宠眷，嫁以皇室之女，晋少傅兼太子太傅，优渥仅次于亲王、贝勒。吴应熊对朝中巨细，无不知悉，随时飞报其父。

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王耿继茂，各有八旗汉军十五佐领、绿旗六七千人。尚可喜年老多病，康熙十年（1671）其长子之信代父典兵后，所为尤不道，酗酒嗜杀，肆虐横行粤中，又垄断财源，“令其部人私充盐商，据津口，立总店”(19)，“凡凿山开矿，煮海鬻盐，无不穷极其利”(20)。耿继茂进福建，除带来新统官兵及眷属之外，还随带戏子十余班，娼妓数千人，打花鼓的千余人，抬轿夫、各项佣工、小匠千余人，和尚千余人，师尼四五百人，络绎搬迁了数月，福州内外的民房、寺庵圈占殆尽。王府每日用夫数以万计，“各村供柴、炭、鸡、鹅、鸭等项，府县取票不绝”(21)。省中百姓屡派穷征，饥寒走死，无所投诉。康熙十年耿继茂死，其子耿精忠袭爵，较其父更加荒淫肆虐，“横征盐课，擅设报船，苛派夫役，勒索银米，久为民害”(22)。他且日与宵小为伍，一群不逞之徒不断煽以邪谋，散布“天子分身火耳”的流言说：“火，耳者，耿也。天下有故，据八闽以图进取，可以得志。”(23)鼓动耿精忠部署将士，以待时变。

2. 清廷撤藩之议

清初给予三藩以管理兵、政、财的极大权力，实由全国未定、满洲人少，因而不得不借用三藩的军事实力及其对汉人的影响力，以利安定局势。进入康熙时期，天下大定，清廷的统治已经稳固。三藩势力的恶性膨胀成了国家安全统一的障碍和威胁。康熙帝亲政数载，深感藩镇强大非国家之利，决心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

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因与长子尚之信不睦，疏请自带二佐领归老辽东海城，以之信袭爵留镇。清廷借此时机，遂以父子宗族不宜分离为由，命令尚可喜带领所属兵丁、家口，全部撤回原籍。清廷毅然允准平南王撤藩的举动，迫使其他二王也不得不做出姿态。七月，吴三桂、耿精忠相继疏清撤回安插，以进行试探。清廷很快又批准了耿精忠的请求。但在吴三桂是否可撤的问题上，却廷议纷纭，迁延了许多时日。许多大臣认为滇黔苗蛮反侧，撤之不便；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和刑部尚书莫洛坚持撤之。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的结果，仍然提出的是撤和不撤的两个方案。大学士索额图尤主不当撤。康熙帝以为，“三桂蓄异志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24)。并且考虑吴三桂之子、耿精忠诸弟皆在京师，谅其未必为变。于是毅然作出最后决定：准其所请，令之徙藩山海关外。八月，清廷派遣侍郎折尔肯、学士傅达礼、郎中王新命往云南，尚书梁德标往广东，侍郎陈一炳往福建，分头经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

3. 吴三桂之叛

吴三桂原以清廷会加以慰留，如明朝沐英世守云南故事，永踞滇中。九月，撤藩诏使到达云南，全藩为之震动。吴三桂愕然，阳为拜诏，阴则亟与所部诸将筹谋起事。十一月，吴三桂准备就绪，邀巡抚朱国治至府议事，至即杀之，执折尔肯、傅达礼，举兵反，自称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衣冠，旗帜皆白。

清廷闻变，举朝震恐。索额图请诛建议削藩之臣以谢三桂。康熙帝不许，首先驰诏停撤闽、粤两藩，以便稳住耿、尚，集中力量对付滇黔。接着，诏削吴三桂官爵，暴其叛逆之罪于天下，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师至荆州，扼住吴三桂北上的咽喉；命都统巴尔布进守常德，珠满进守岳州，以阻吴三桂东进湖广之师；命西安将军瓦承喀率骑兵赴蜀，刑部尚书莫洛经略陕西，驻扎西安，以遏吴三桂进窥西北之路。

吴三桂既据云贵起兵，传檄远近，云贵总督甘文焜自缢，贵州巡抚曹申吉、提督李本深、云南提督张国柱等皆从逆。随后，三桂遣部将王屏藩攻四川，马宝自贵州出湖南，张国柱、龚应麟、夏国相引兵继进，于是沅州、常德、长沙、岳州、澧州、衡阳相继陷落。吴三桂又广布札书，四方煽动，广西将军孙延龄、提督马雄、左江总兵郭义、襄阳总兵杨来嘉也先后投降。不久，耿精忠举兵响应，攻陷全闽。数月之间，六省尽失，中原动摇，仅尚可喜镇守广东，按兵未动。

湖南既下，吴三桂乃亲赴常、沣督战。清兵云集荆、襄、武昌、宜昌诸郡，与之隔江相望，无敢渡江撄其锋者。

这时吴三桂兵势甚盛，部将或议立明朝后裔以维系人心，或议疾行渡河全师北上，或议下九江扼长淮以绝清朝南北运道，或议据关中巴蜀塞崤函以自固，吴三桂全未采纳。原来吴三桂由于长子及孙都在京师，尚望他们免遭清廷诛戮；他也不愿轻离云贵根本之地。因此，虽在发难之日，不斩清廷撤藩之使，且以疏付折尔肯还奏，措辞相当委婉；得了湖南，又令诸将勿得北进，希望和清廷裂土议和，划江为国，并通过西藏达赖喇嘛要求清廷：“三桂若穷蹙乞降，可宥其一死；倘竟鸱张，不若裂土罢兵。”(25)

清廷方面，虽然事出猝然，一时致有措手不及，且八旗兵将多系生长安乐环境中的后生，不习战阵，但对控制局势仍然充满信心。康熙帝一面驰谕勒尔锦严加儆备，毋堕敌谋；一面严斥达赖喇嘛，不允其请。并将吴三桂长子吴应熊、长孙吴世霖处死，以绝三桂妄想。

吴三桂以荆楚大兵扼其前，乃遣将分出东西两路：一路由长沙窥江西，一路由四川窥陕西。东进之军陷袁州、萍乡、安福、上高，与耿精忠会师，合下三十余城。康熙乃命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增援岳州；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进击江西；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镇防江南；贝勒董额为定西大将军，与莫洛由陕攻蜀；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贝子傅喇塔为宁海将军，由浙讨闽。

正当康熙帝部署各路大军全线反击之时，陕西提督王辅臣据平凉，并袭杀东经略大学士莫洛。吴三桂闻讯，立封为平远大将军、陕西东路总管，急给犒师银二十万两，并令王屏藩、吴之茂由汉中出陇西应援。于是，固原、定边、临洮、兰州、同州，所在皆降，陇右尽失。

变报到京，康熙帝欲亲至荆州调遣，被议政王大臣劝止。康熙帝遂命张勇为靖逆将军，会总兵孙思克配合董额进讨王辅臣。董额与辅臣相持一年，毫无进展。康熙十五年（1676），复命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任西征事。五月，图海督诸将大败辅臣于平凉城北，断其饷道。六月，辅臣降清。吴三桂部将王屏藩遁回汉中，陕甘大定。

当王辅臣发动兵变时，吴三桂欲取道川陕入犯京师，乃留兵七万踞岳州、沣州诸水口，以拒荆州江北之师；留兵七万踞长沙、萍乡、醴陵，以拒江西岳乐之师；而自赴松滋，布船于虎渡口（沣水入江处）上游，截荆岳大兵咽喉，扬言将决荆州夹堤灌城；一面暗分岳州之众，踞夷陵东北之镇荆山，企图打通与兴安、汉中的联络。不久，王辅臣反正，图海、张勇四守要害，安亲王岳乐趁吴三桂西上，连复建昌、广信、饶州，又下袁州、醴陵、萍乡，兵锋直指长沙，湖南动摇。吴三桂既不能得志于川陕，又闻长沙势急，遂由松滋回援长沙，自驻岳麓山，而以胡国柱守城中，马宝、王绪营城外，尽调夷陵、南漳诸部全力拒守。

康熙帝策吴三桂全力防守长沙，其湖口各路必虚，便命荆岳之师渡江急进。于是，勒尔锦败敌于公安之虎渡口，察尼败敌于沣州之太平街，尚善遣舟师入洞庭湖，克君山。当时吴三桂下游兵少，清军若是长驱直入，则沣州、常德、湘阴可以立下，迅速形成对长沙的夹击之势。但诸军迁延瞻顾，又不坚守虎渡口，以致松滋援至，勒尔锦即弃太平街退回荆州；尚善也未能断敌饷道，江湖之险复为敌据。吴三桂又遣部将高大节、韩大任出醴陵、萍乡，深入江西，断岳乐后路。高大节善战，统领所选精兵四千，以少击众，屡挫清师。韩大任妒其功，屡谗于胡国柱，大节怏怏死。康熙十六年（1677），耿精忠、尚之信先后反正，韩大任势穷，降于康亲王杰书，江西遂定。

4. 闽、粤、桂战局

福建：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吴三桂起兵于福建，囚福建总督范承谟，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蓄发，易衣冠，铸钱曰“裕民通宝”。既下令，复派兵三路北进：总兵曾养性出东路，据浙江之温州、台州、处州；总兵白显忠出西路，据江西之广信、建昌、饶州；都统马九玉出中路，据浙江之金华、衢州。又诱潮州总兵刘进忠，使攻广东；约台湾郑经北围海澄公黄芳度于漳州，执续顺公沈瑞于潮州。清廷屡次遣使招抚，悉拒不受。六月，清命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贝子傅喇塔为宁海将军，赴浙进讨。秋，浙江总督李之芳亲冒矢石，挥军大败曾养性于衢州，又败之于金华、绍兴，十一月再败之于衢州之西沟溪。康熙十四年（1675），杰书誓师金华，收复处州。傅喇塔也大破曾养性于温州城外。于是，清军与曾养性、马九玉在浙江境内展开了长期相持。

这时在耿精忠的后方，郑经声言要借漳、泉二府，精忠不许，二人交恶，郑经径夺漳、泉、汀、邵诸府。康熙十五年六月，耿精忠急由浙江前线抽调建昌、新城之军，南下对付郑经。康熙帝立即指示杰书：“耿精忠撤建昌诸贼，其为海寇所逼无疑。我兵宜趁机前进，勿坐失事机。”(26)命尽撤围温之师，直取福建。八月，杰书与赉塔、李之芳合兵大败马九玉于衢州，长驱入仙霞关。同时，安亲王岳乐驻军江西，派军击败白显忠，收复建昌、饶州、广信。白显忠势孤降清。耿精忠既失两路大兵，而台湾郑经又紧逼于身后，闽地半为郑氏所有。清军下建阳，进次延平，精忠震慑无措，遂遣其子耿显祚至清营献上总统印，先杀范承谟灭口，而后出降，请随大军征剿郑经赎罪。曾养性闻讯，也以温州归顺。康熙十六年郑经败退厦门，刘进忠以潮州降，闽浙告平。

广东：尚可喜因不堪其子尚之信的挟制，于康熙十二年夏疏请归老辽东，清廷命其全藩尽撤，实为滇变所由起。但尚可喜终无反态，吴三桂以书相招，尚可喜执其使，奏其书，并虑长子之信不可靠，请以次子之孝袭王爵。清授之孝平南大将军，而之信以讨寇将军协剿。康熙十四年正月，清廷晋封尚可喜为亲王。

康熙十五年四月，尚之信接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的封号，易帜改服，派兵把守尚可喜的府门，禁其出入。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俱随之投降吴三桂。尚可喜忧愤死。吴三桂封尚之信辅德亲王，促其出师，索其军饷，并遣总督董重民代金光祖、巡抚冯苏代佟养钜，分守要冲。尚之信、金光祖又开始后悔，十二月，秘密派人到江西简亲王喇布军前议降。

十六年三月，清廷诏以莽依图为镇南将军，自赣州入粤受之信降，并命都统赖塔领漳、汀守兵赴潮州，与之呼应。于是赣、闽之师同时进入广东。六月，尚之信执董重民于肇庆，降清。七月，吴三桂遣马宝、胡国柱出韶州攻粤。莽依图逾岭援韶，双方在韶州大战数月，最后江宁将军额楚援至，清军大胜。不久，广东全境平定。

广西：康熙十三年二月，孙延龄尽杀部下不用命诸将及巡抚马雄镇，举兵响应吴三桂。吴三桂封孙延龄为临江王。接着，提督马雄也以柳州叛。广西全陷。

当吴三桂尚未叛乱的时候，原庆阳知府傅宏烈曾向朝廷揭发过他的不轨行为，被坐以诬告罪谪戍苍梧。这时，傅宏烈想收集军队从事恢复之业，便假受吴三桂信胜将军之号，借其事权，进入思州、泗城、广南富川诸土司及交趾边境一带，联络义勇，得五千人。于是移檄远近，反戈讨伐吴三桂，并以大义利害说动孙延龄反正。孙延龄这时也表示：只要傅宏烈前往江西迎得清军到来，他们立即降清。十二月，吴三桂闻孙延龄变心，急派从孙吴世琮领兵以恢复广东为名，进驻桂林，袭杀孙延龄。

康熙十六年，清授傅宏烈广西巡抚、抚蛮灭寇将军。十七年（1678），莽依图兵入广西。十八年（1679）正月，傅宏烈、莽依图大败吴世琮于梧州城下，接着长驱收复桂林。七月，再败吴世琮于南宁，世琮身受重伤，仅以数十骑逃走。十九年（1680）叛将马承荫骗傅宏烈登舟而执送贵阳。吴世璠诱宏烈降，宏烈不屈死。五月，莽依图讨平马承荫，俘送京师论斩，广西又定。

5. 吴藩末路

康熙十七年，清军集中兵力猛攻湖南：岳乐收复浏阳、平江，招降吴三桂的水师将军林兴珠于湘潭；将军穆占率陕西、荆州之军，力拔永兴、茶陵等十三城。清朝大军云集，吴三桂地盘日益缩小，财用耗竭，形势日蹙。

为了维系军心，强励士气，吴三桂由长沙移镇军事冲要之地衡州，筑坛南岳之麓，于康熙十七年三月初一即天子位，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置百官，封诸将，造新历，举行云、贵、川、湖乡试，号召远近。殿堂不及更换黄瓦，便以黄漆涂之，并建庐舍万间作为朝房。即位之日，风狂雨注，草草成礼而罢。

吴三桂称帝以后，召回马宝、王绪、胡国柱，集中全部精锐进攻衡州的门户永兴。吴军三面环攻，二十日中屡濒于危。八月十七日，吴三桂暴病死。二十一日，吴军退回衡州。

各路清军趁着吴军内部的这一重大变故，加强了攻势。康熙十八年，湖南岳乐之师收复了岳州、长沙；广西的傅宏烈、莽依图全歼吴世琮之部；十九年，川陕清军攻取成都、重庆，平定了四川全境。滇黔已经处在湖南、两广、川陕三面清军的进逼之下。

在面临平叛最后胜利的时刻，清朝廷又作了三方面工作：

（1）调整军事。十九年三月，以安亲王岳乐久劳于外，调回京师，以贝子章泰代为定远平寇大将军，进取云贵；又以云贵多山，皆绿营步兵居前，八旗骑兵继后，特命总督蔡毓荣为绥远将军，节制汉兵先进。

（2）严肃军纪。将坐守荆州、老师靡饷的大将军勒尔锦，失陷岳州的都统珠满，失陷镇荆山的贝子准达，失陷太平街的前锋统领伊都勒齐，妄报军功的都统巴尔布，贻误战机的辅国公温齐，不奉命赴援的额驸将军华善，以及擅离职守托故回京的将军觉罗舒恕、左都御史多诺、兵部侍郎勒布、参赞江西军务阿范、副都统绰克托等人，分别严加治罪。

（3）颁布新令。康熙十八年四月，数谕云贵大小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当时倡叛，罪止吴三桂一人，所属人员均系胁从”，今当争先来归，“于各路大将军、将军等军前投诚，皆赦其前罪，论功叙录，加恩安插”(27)。又颁诏全国：军兴数载，供亿浩繁，“凡裁节浮费、改折漕贡、量增盐课杂税、稽查隐漏田赋、核减军需报销，皆用兵不得已之意”，事平皆自有裁酌；满洲、蒙古、汉军，久劳于外，械朽马毙，借贷买补，苦累甚深，“凯旋之日，所有借贷，无论数百万，俱令户部发帑代还”。(28)

这些工作对于瓦解敌军、协调部伍、激励将士、鼓舞民心，都起了重要作用。

康熙十九年十月，章泰指挥湖南之师由平越趋贵阳，吴世璠、吴应琪奔云南。二十年（1681）正月，蔡毓荣大败夏国相于盘江，贵州尽复。二月，清军分道进抵云南昆明城郊。列营长围数十里。十月，城中食尽援绝，南门守将启门迎降。吴世璠服毒自杀。三藩之乱至此彻底平息。

6. 尚耿结局

康熙十八年，尚之信迎接清师入粤，名为归顺，实则仍持两端，直到吴三桂死后，始听清朝调遣。尚之信凶残暴虐，部下将领及左右护卫多受其笞辱，心怀义愤。其弟尚之孝欲袭藩位，派藩下护卫赴京告发之信种种不法行为。广东巡抚金、都统王国栋也相继疏列其罪。十九年三月，清廷遣刑部侍郎宜昌阿以巡视海疆名义驰赴潮州，命总督金光祖、提督折尔肯传诏逮捕尚之信。八月，赐之信死，将其所部十五佐领改隶汉军，驻防广州。

耿精忠于康熙十五年迎清师入闽以后，康亲王杰书奏复其爵及所属官职一切如旧。十六年十一月，藩下参领徐鸿弼等遣人赴兵部检举精忠仍蓄逆谋，精忠弟昭忠也具疏以同词入告。十九年八月，耿精忠入朝，康熙将其监禁。二十一年（1682），清廷将耿精忠处死。

7. 平定三藩的原因

三藩之乱自康熙十二年冬吴三桂以撤藩起兵，至二十年十月清兵平定云南，前后历时八年，战火蔓延十省。最盛时大半中国皆为叛兵所有。但是吴三桂终于败灭，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他迎清兵入关，在广大人民看来，这是民族压迫的根源，因而人民恨他；第二，清兵入关以后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人民和多数士大夫在心理上同情南明，而吴三桂世受明朝的厚恩，却把桂王一直穷追到缅甸境内，必置之于死地而后止，事情做得如此决绝，使他起兵后完全失去利用“复明”这面旗帜的可能，尽管一时兵锋甚锐，实则得不到广泛的社会同情；第三，三藩对属境人民压迫、剥削残酷，人民反对他们；第四，吴三桂对共同起兵的耿精忠、尚之信、孙延龄没有作好团结工作，彼此矛盾重重；第五，在军事上，吴三桂过于保守持重，不敢渡江北进，坐失有利战机，使清廷获得了调集兵力、组织抗击的时间。在清朝方面，康熙帝也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第一，他看到三藩撤亦反、不撤亦反的趋势，毅然作出了撤藩决定，并在吴三桂起兵后，不蹈汉诛晁错的故辙，没有归咎于首议撤藩的大臣；第二，达赖喇嘛请求裂土罢兵，他并不苟且息事，坚决讨伐到底；第三，在平叛战争中，康熙注意赏罚严明，之后严惩了一些敝师靡饷、误国病民的满洲贵族统帅和八旗将领，同时提升和重用了一大批有才干的绿营将领，如陕甘战场的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湖南战场的蔡毓荣、徐治都、万正色，福建战场的杨捷、施琅、姚启圣、吴兴祚，浙江战场的李之芳，广西战场的傅宏烈等。这些人皆非开国宿将，需要建功方能自树，因而战斗力极强。康熙帝高其名位，重其事权，使之充分发挥了作用，促进了平叛的进展；第四，军事部署周密：整个战场以湖南为中心，以闽浙、陕甘为左右侧翼，于中原腹地屯集重兵随时应援；湖南紧急则调安庆兵赴之，再以河南兵移安庆，以别处兵填河南。四川紧急则调西安兵赴之，再以太原兵移西安，以别处兵填太原。闽浙紧急则调江宁、江西兵赴之，再以兖州兵移江宁，以别处兵填充州。如此层层递补，使吴三桂不能出湖南一步，各边虽乱而江淮晏然，财赋转输得到稳固的保障；第五，加强了军情奏报工作，命兵部在驿递之外，每四百里设笔帖式、拨什库各一名，以加快邮传、稽查奸细、杜绝诈伪。甘肃远距京师五千余里，九日可至，荆州、西安五日可至，浙江四日可至。每日军报三四百疏，康熙手批口谕，指挥臂使于数千里之外，主要依靠准确而及时的军情奏报。

三藩平定后，清廷将三藩的财产全部籍没入官，充作军饷，把藩兵或撤回京师，或改隶八旗汉军，在福州、广州、荆州等处驻防。至此，清朝才最终完成了对大陆的统一，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

三、台湾的统一

康熙元年（1662）五月初八，郑成功在台湾病死（年三十九岁），部将黄昭、萧拱宸假托郑成功遗命，奉成功之弟郑袭为东都主。驻守厦门的郑经闻讯，统军攻入台湾，杀黄昭、萧拱宸，嗣立为延平王。

康熙二年，清朝派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水师提督施琅会合荷兰海船，收复厦门、金门。郑经全军退入台湾。时以陈永华综理国政，陈永华秉承郑成功遗规，“不惜劳苦，亲历南北二路各社，劝各镇开垦，栽种五谷，蓄积粮糗，插蔗煮糖，广备兴贩”(29)，一时尚称富庶。三藩之乱时，郑经的势力曾再次及于福建，但不久即因耿精忠之反正而受挫，康熙十九年，金、厦失守，败回台湾。

郑经回台湾以后，抑郁潦倒，萎靡不振，“退闲于洲仔尾，筑游观之地，竣宇雕墙，茂林嘉卉，极岛中之华丽。不理政务，嬉游为乐”(30)。妻父侍卫冯锡范趁机构煽帷幄间，独窃权柄，肺腑大臣无不侧目。二十年正月，郑经死，长子克臧监国。克臧妻是陈永华之女。为了孤立克臧，冯锡范首先用计解除了陈永华的兵权，陈永华不久抑郁而死。接着，冯锡范又与郑经诸弟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缢杀克臧，以郑经次子克塽嗣为延平王。克塽幼弱不能莅事，诸务皆决于冯锡范，人心越加涣散。

郑氏据守台湾，将士不过数万，战船不过数百，但他们能与清廷抗衡几十年，坚持时间最久，这主要是由于台湾孤悬海中，有五百里风涛之险可凭。这一特殊的自然条件在当时航海水平下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天险。同时郑氏海上起家，精熟水务，有水战之长技可用，素以骑射善称的满洲，面对台湾，也只有望洋兴叹。

但是，台湾毕竟不能独立于大陆之外。这是因为：（1）福建是郑氏官兵的桑梓之地，那里有他们的祖坟和亲戚故旧。他们无时不想重返家园。（2）郑氏割据台湾，经济也不能独立。许多重要物资如布帛，如修造战船和制作兵器所需的油、麻、钉、铁，都要由内地接济。他们总是不断出兵攻掠沿海，筹措粮饷物料，征索船只，一遇适当时机，就要回攻闽粤。（3）对于清朝方面来说，台湾郑氏政权存在一日，就一日严重地威胁着清朝统治的安全，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因此从两个方面来看，实现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统一，都有着深厚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根源。

清廷对于台湾郑氏政权所采取的措施，首先是实行消极的迁界、禁海政策，施加经济封锁。从顺治十一年（1654）起，清朝就逐渐加强海禁，在局部地区推行迁界政策。顺治十八年郑成功退入台湾，清朝采用黄梧的建议，驱迫江、浙、闽、粤四省沿海数千里的居民一律从海岸后撤数十里，片帆不准出海，全面实行迁界。迁界固然能对郑氏起到一定封锁作用，但直接的后果是使东南百万居民流离失所，“滨海居民海、盐、蚕、织、耕获之利，咸失其业”。(31)

其次，是遣使招抚。郑芝龙降清后被扣押，清廷的本意是想胁迫郑氏集团迅速投降。可是郑成功不肯就范，坚持斗争，但以父亲被扣京师，一直没有闭死和谈的大门，于是双方围绕条件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谈判斗争。顺治十一年，清封郑芝龙同安侯、郑鸿远奉化伯、郑芝豹左都督，遣内院学士叶成格、理事官阿山二使赴闽，答应以福、兴、漳、泉四府作为郑成功安插兵将之地，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成功列营数十里，会清廷使者于安平。郑成功要求先开诏书；清使坚持要郑成功全军剃发然后才能开诏。互争数日没有结果，清使径回泉州。这次垂成的谈判终又破裂。顺治十八年郑成功兵入台湾，清廷杀郑芝龙。康熙元年郑成功死，靖南王耿继茂和总督李率泰两次派使前往厦门招抚郑氏。此后，清廷又多次遣使赴台，都没有结果而返。清朝所有这些招抚活动，由于郑氏始终仗恃着台湾有风涛阻隔，坚持依朝鲜、琉球之例，不剃发、不登岸，只称臣纳贡，因而没有获得成功。

再次，招降纳叛，瓦解郑氏营垒。为了分化郑氏营垒，清廷不惜重爵封赏郑氏来降将士。顺治十三年，郑成功部将黄梧、苏明来降，清封黄梧为海澄公，封苏明为将军内大臣。郑成功死后，通过黄梧又先后招抚郑氏官员二百余及许多士兵，其中有的被清廷封为侯、伯。康熙十八年，姚启圣用黄性震的建议，于漳州开“修来馆”，专门招纳海上文武兵民。据载，这一年之内姚启圣先后招降伪官四百余员、贼兵一万四千余名(32)。十九年，姚启圣克复海澄、金、厦，又招抚郑氏重将朱天贵，朱以官兵二万，船舰三百艘全师归诚，使得郑氏人心摇动，上下猜阻。

最后，就是武力征剿。康熙元年，清廷任命精熟海务的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本郑氏旧部，因得罪郑成功，被郑成功杀其全家。施琅潜逃投清，遂枕戈谋复仇，以平台自任。康熙四年（1665），施琅两度统率舟师出海攻台，因遇飓风中止。由于台湾郑氏的离间，康熙七年，清廷疑施琅怀有二心，召回京师改任内大臣。康熙十七年，姚启圣任福建总督以后，积极筹划平台事宜。他首先上疏清廷，要求尽撤驻闽满兵回京，将军费移于发展水师，以实现从陆战到海战的转移；接着大造八桨船、船、双篷船，编练水师；同时注意物色将才。他认为能当此任者非施琅不可，于是以身家百口保荐施琅重领水师。

康熙二十年，施琅复任水师提督之职。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四日，施琅统领水师二万、战船三百艘，自铜山进发，十五日兵抵澎湖。郑氏驻守澎湖的是身经百战的骁将刘国轩，他在澎湖“据各险要为壁，蜂集大小战舰于天妃宫上下，添筑炮城十余座，凡可登岸处尽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余里，星罗棋布”(33)。十六日初战，清军失利，施琅及先锋蓝理俱伤。二十二日整军再战，双方自辰时直战到申时，声闻数百里，“浮尸蔽海，水为之赤”，刘国轩大败逃回台湾，其部下将官四百余员战死，一百六十五员投降，兵卒死一万二千余人，降四千八百五十余人。

澎湖之战，全歼了郑氏军队的精锐，台湾为之动摇。七月，郑克塽遣使议降。八月，清军开进台湾，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以下全岛军民剃发归降。

郑氏投诚后，台湾是弃是守，清朝群臣间展开了激烈争论。多数人主张放弃，理由是台湾远隔大海，难于防守，徒劳士卒而伤民财。李光地甚至提出：“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贺（荷）兰有，亦听之。”(34)施琅坚决主张防守，他提出四条理由：（1）战略位置重要：“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2）自然资源丰富：“其地……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渔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3）易为乱薮：“若弃为荒陬，复置度外……则该地之深山穷谷，窜伏潜匿……纠党为祟，造舟制器，剽掠滨海”；（4）易为外人侵占：“此地原为红毛（荷兰）住处，无时不在涎贪……若以此既得数千里之膏腴，复付依泊，必倡合党伙，窃窥边场，逼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边诸省断难晏然无虞。”他的结论是：“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圄。”(35)姚启圣、李蔚等人也都主张防守。康熙帝决定：只要几十年可保无事，就不当放弃！于是设台湾为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澎湖设巡检，设台厦兵备道，兼理提督、学政、按察使司事，分统水陆。康熙二十三年（1684）春，文武各官陆续就任，编户籍，定赋税，通商贾，兴学校，台湾遂正式隶属于清朝中央政权的行政管辖之下。

第二节
清代的各类庄田

清朝统治者凭借暴力圈占了关外、畿辅、口外以及山西、山东等省的大量土地，而后在皇帝、宗室和八旗官兵之间依照等级实行分配，这就是所谓的“旗地”。由于民族的习惯，满族剥削者对土地的经营一般采取编庄置园的形式，所以，清代旗地按照占有者身份的不同，可分为内务府庄田、宗室庄田和八旗官兵庄田。

一、内务府庄田

皇帝拥有的庄田，由内务府经管，故称“内务府庄田”，也称“官庄”、“皇庄”。

内务府庄田包括粮庄、银庄两类。粮庄以纳粮为主，银庄以纳银为主。

①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96《内务府·屯庄》。

②据嘉庆《大清会典》卷76。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作215。

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作44。

1. 粮庄

粮庄主要分布在畿辅、盛京、锦州、口外（喜峰口、古北口以外）四个地区。康熙年间，根据粮庄土地的多少，划为四等：关内地区，一等庄：三十六顷；二等庄：三十二顷；三等庄：二十八顷；四等庄：十八顷；关外地区，一等庄：五十四顷；二等庄：五十一顷；三等庄：四十五顷；四等庄：三十九顷。此外还有半庄，面积相当于四等粮庄的一半；关内：九顷。(36)

关于皇室拥有粮庄的数目，顺治康熙时期缺乏完整的记载，雍正七年和嘉庆十七年的两次统计如上页表格：

从表格可以看出，内务府粮庄共有一千余所，占地三万五千余顷。由雍、嘉两次统计的项目进行比较，可以反映出清朝前期的庄田规模处于基本稳定状态，而这一规模则是在顺、康时期奠定的。

粮庄实行定额租制。康熙五十年（1711）、五十一年（1712）统一规定的各地各等粮庄的租额如下(37)：

这一租额直至清末始终相延未改。除了正额租粮以外，关内粮庄还需每年输猪，一、二等庄输四头，三、四等庄输三头。关外粮庄不论等次，每年输鹅一只。其余宫廷所需各项杂粮、豆、草之类，也一律按照各庄所宜，分别派征。雍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粮庄的额租在征足宫廷用项之外，其余部分往往折征银两，甚至整个粮庄的租额也都改为以银两计算，征取实物时，再于银额内抵除。嘉庆年间关内粮庄的折银租额如下：

注：此表据《大清会典事例》卷1196《内务府·屯庄》制作。

粮庄的经营，一般每所皆有壮丁十至十五名，半庄五至七名，其中以一人为庄头。粮庄初设时，每庄给牛数头（一、二等庄不给牛），并配拨房屋、口粮、器皿等基本生活和生产资料。第一年免纳租粮。每庄除了据其等次领取额定庄田之外，另给场、园、马馆土地数十亩以至百亩不等。一庄的租粮由庄头承总，然后各壮丁分别负担。康熙初年，吴振臣所见东北官庄的情形，“每一庄共十人，一人为庄头，九人为庄丁，非种田即随打围、烧炭。每人名下责粮十二石、草三百束、猪肉一百斤、炭一百斤、石灰三百斤、芦一百束。凡家中所有，悉为官物”(38)。这可以代表清初庄田的一般经营方式。

担任庄头的，多是壮丁中家道殷实的人。为了加强庄头对土地经营的责任，便于内务府管理，清初规定：庄头领地设庄以后，即不准将地缴回，必须由本人及其子孙永远屯种。为了保证庄头能够如数甚至超额完成租粮，清初还立了奖惩之办法，规定：庄头收粮完毕，凡于额外多纳一石者，赏银四钱，其最多之庄头除赏银外，另酌量赏予马匹、端罩；缺额一石者，责二鞭，鞭责不过一百。但因这一规定促使庄头加强了对普通壮丁的榨取，增加了田庄内部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康熙二十四年（1685）又颁布了“粮庄纳粮，不准溢额，不准赏银，应征者亦不准免”的诏谕(39)。康熙三十九年（1700）连缺额鞭责的规定也一并停止。然而，无所奖惩，庄头又不免懈怠。于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制定了给庄头顶戴的条例：庄头凡当差四五十年不欠钱粮者，给八品顶戴；二三十年无欠者，给九品顶戴；因年老不能当差，虽不及二三十年而经年无欠者，亦给九品顶戴。雍、乾时期又定：凡拖欠钱粮不能完纳的，为庄头的革退庄头，有顶戴的褫革顶戴，而庄头的子弟亲属或其他殷实壮丁中凡能代完租粮的，即可委为庄头。清朝皇室采取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显然在于保证其地租剥削获得充分的实现。

2. 银庄

银庄也称“三旗纳银庄”，多为顺治元年（1644）在顺天、保定、永平、河间、天津、正定、宣化等府设立。其时，民户带地投充，愿为纳银庄头者，各按其地亩设庄，为纳银庄头；后有愿领圈占地亩设庄纳银者，也为纳银庄头。带地来投而地亩不足编立一庄的，即照地亩多少以“投充人”名义纳银；单身投充愿领地亩纳银者，每人给予一绳地（四十二亩为一绳），以“绳地人”名义纳银。此外，以纳蜜、纳苇、纳棉、纳靛为内容的蜜户、苇户、棉靛户，也都包括在银庄项下。据统计，顺治元年共编立银庄132所，未编庄而以户纳租的共285户(40)。这一数目有清一代基本无大变化。嘉庆年间，“总计庄地13186顷37亩有奇，岁征银23134两有奇”。(41)

3. 瓜园、果园、菜园

皇室除了拥有大批粮庄、银庄，以征收租粮、租银，还拥有很多瓜园、果园、菜园，以供皇室四时瓜、果、蔬菜之需。

园田大多为顺治初年设立，其中包括披丁征银和按亩征银两种情况。顺天、保定、河间、永平等府所属州县境内的三旗果园136所，共有园丁705名；盛京园田约70所，共有园丁351名；广宁园田约20所，共有园丁117名。以上三处总计园田二百余所，园丁1173名，都是按人取租，额定每丁每年征银三两，共应征银3519两。京外附近以投充地亩所设新园121所，共有园地870顷有奇，则是按亩取租，每亩征银5分，岁共征银4373两有奇(42)。以上两种情况皆以银两计算租额，实际征收实物时则于租额内抵除。

园田的管理大体也和庄田相似。园设园头。额租由园头总承，以下由园丁分担。初设园田时，除了领取额定园田以外，同时给予养赡家口地每丁数十亩，并配给耕牛、蒲帘、秫秸等物，一年免征。

二、宗室庄田

八旗宗室在清代统治集团中，权势仅次于皇室。他们依照等第，也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庄园以及役使的丁户。康熙年间，颁定了封赐各级王公庄、园、丁、户的制度，其制如下：

按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7《八旗都统·田宅》，其中亲王例为康熙十四年定，郡王例为康熙三十七年（1698）定，贝勒例为康熙三十九年定，贝子例为康熙四十九年（1710）定。又，康熙六年原定亲王例，为：关内大粮庄20、银庄3、半庄2、瓜园2、菜园2，关外大粮庄6，盛京大粮庄4、果园3，盛京三佐领下人50户，带地投充人576名，新丁899名，炭军100名，灰军100名，煤军100名，其中许多项目皆较康熙十四年定例为高。又，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9《户部·田赋》载，顺治七年（1650）规定园地数额，亲王8所（每所地180亩）、郡王5所、贝勒4所、贝子3所、公2所、公主360亩、郡主180亩、县主150亩、郡君150亩、县君150亩、镇国将军240亩、辅国将军180亩、奉国将军120亩、奉恩将军60亩，其中亲王、郡王亦较康熙定例为高。

续表

八旗宗室庄田主要分布在直隶、关外、口外等地。其各旗庄园地亩数量如下：

按：表中庄园数额据《八旗通志》卷六十八《田土志七》；地亩数额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三五。庄园数额中，包括大庄、半庄、大园、半园，也包括果地、菜地、牧地、网户猎户地若干处。又，《清史稿》卷一二〇《食货一》载“各旗王、公、宗室庄田，都万三千三百余顷”，与上述统计正合。

三、八旗官兵庄田

清朝为了加强对全国人民的统治，将其强力的支柱八旗军队分驻于京畿和各省，各于驻地附近圈拨地亩，永给为业，这就形成了清代八旗的畿辅驻防官兵庄田和直省驻防官兵庄田。

清初规定，八旗官兵一律按照壮丁名额，每丁给地三十亩（五垧），称为“壮丁地”，不向国家交纳赋税，作为优惠八旗官兵、保障其经济收入从而保障八旗战斗力的一项措施。由于一般兵士很少有奴仆或者没有奴仆，只有八旗官员能够拥有数名、数十名甚至数百名壮丁，因此，大多兵士皆得地不多，只能维持生计；只有八旗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才能拥有大量土地，编立庄田。

关于八旗直省驻防官兵庄田的数量，文献缺乏完备的统计，仅八旗畿辅驻防官兵的庄田，通过三次圈拨，总计已达140191顷71亩，其中各旗庄田数额如下：

续表

注：本表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9《户部·田赋》制作。

八旗兵士只有“壮丁地”。八旗官员则除了按其拥有的壮丁数目分得“壮丁地”，还要按其官爵级别给予园田，其制如下(43)：

公：300亩；

侯：300亩；

伯：300亩；

子：240亩；

男：180亩；

都统，尚书，轻车都尉：120亩；

副都统，侍郎，骑都尉：60亩；

一等侍卫、护卫，参领：42亩；

二等侍卫、护卫，佐领：30亩；

三等侍卫、护卫，云骑卫：24亩；

领催：18亩。

清初规定，凡拨给旗人地亩，永世为业，其后虽增丁不加，减丁不退，官员升迁不加，已故降革不退。旗人因故买卖田产，只能在本旗之内进行，不准典卖出旗，尤其不准典卖与民。这一制度显然是为了维护满族旗人的既得权益。但是，一方面由于庄田这种落后的农奴制关系在封建制度高度发展的汉族地区推行后受到激烈反抗，顺治时畿辅旗地壮丁四十万，“逃人”多达数万；一方面由于八旗贵族官兵的日趋腐化，庄田制度的形式和内容也在日益变化。首先是奴典旗地和民典旗地的发展。顺治后期，八旗士兵庄田即因“奴仆逃亡”而“生业凋零”(44)，典卖田产已成不止之势。康熙年间，八旗士兵已经“无田产者甚多”(45)。接着，中下级官员也开始变卖地亩。乾隆十年（1745）御史舒泰奏称：“旗地（指畿辅驻防官兵庄田）之典卖与民者已十之五六。”(46)至道光以后，则“大抵二百年来，此十五万余顷地，除王公庄田而外，尚未典卖与民者，盖已鲜矣”(47)。其次是奴仆大量通过赎身挣脱农奴制枷锁。康熙十七年、二十一年，五十三年（1714），清政府三次制定法令，允许部分奴仆赎身开户和出旗为民。这样，从康熙中期以后，原先以农奴制关系为主体的庄田制度已逐渐发展成为由封建租佃关系居主导地位了。

第三节
清初的垦荒与治河

扩大耕地面积和兴修水利，是清初农业生产获得恢复和发展的两项基本措施。前者的关键在于垦荒，后者的关键在于治河。

一、垦荒

经过明末清初的长期动乱，社会经济遭到了异常严重的破坏。顺治年间，各省人民流亡，屋宇倾圮，田野荒芜，到处是一派残破景象。直隶南部，“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四顾郊原，社灶烟冷”(48)。山东“地土荒芜，有一户之中只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者”(49)。河南“自明季以来，兵火相仍，郡邑丘墟，土田荆棘，户口减耗”(50)。陕西、甘肃一带，“寇乱数十年，民化青燐，田鞠茂草，盖无处不有荒田，无户不有绝丁”(51)。山西“逃亡最多，而庐舍丘墟，田土荒废”(52)。江南、浙江屡经变乱，“男妇罹于杀掠，庐舍遭于焚毁”，“桑柘之木伐以为薪，养蚕之人与食俱竭，而丝与杼皆废矣”(53)。江西万历六年（1578）原额人民五百一十五万三千零五口，田土四十万一千一百五十一顷。到顺治十三年，“杀戮、逃亡人丁七十余万口，拋荒田土一十七万余顷”(54)。至于湖南、四川、两广地方，更是“弥望千里，绝无人烟”(55)。其中尤以四川荒残最甚，“成都、重庆、叙州、马湖各属人民，仅存十百”(56)，保宁、顺庆、潼川、龙安等三府一州所属二十九县之地，“一望丘墟，倚山逼水者，豺狼昼游”。(57)

“人丁地土乃财赋根本”(58)，“无地则无民，无民则无赋”(59)。赋税是整个行政机构的生活源泉。没有足够的赋税，就不能维持一个封建政权的正常存在。为了保证赋税收入，稳定统治秩序，清初统治者采取了种种措施，招集流民，开垦荒地，以便迅速地将农民固定到土地上，使全国的土地、人口最大程度地纳入封建剥削的范围之内。

清初招民垦荒的主要措施如下：

1. 明令领垦无主荒地“永准为业”。

在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狂飙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受到了摧毁性的扫荡。各家藩王、戚畹、显贵豪绅及平时凌虐盘剥乡民的大大小小地主，大多遭到农民起义军的镇压或者逃死他乡。因此，清初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清朝政府明确将无主荒地与有主荒地加以区别。顺治元年，清朝宣布“州县卫所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60)。顺治六年（1640）又定：“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来，编入保甲，察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61)为了解决“无人承种之荒地，垦熟后往往有人认业，兴起讼端”的新矛盾，清朝政府又提出了“先给帖文，以杜争端，开列姓名、年月并荒田四至、坐落，每岁由县申府、而道、而院，则刁讼自息”(62)的办法。

2. 放宽起科年限。

拋荒田地从开垦到成熟，一般皆需两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像河南等北方地区，“积荒之地，草根深结，土性坚固，耕治甚难。初年只能开垦，次年始可治田，三年方望收获”(63)。在贵州等南方山区，土质瘠薄，甚至垦经数岁，而“收获所入，薄不足输税”(64)。至于战乱之后，沟洫堙塞，河道失修，恢复生产则尤为艰难。所以，清初统治者为了把流民尽快吸引到土地上来，不得不规定三年或几年暂不起科。

顺治元年清朝规定：久荒者“三年起科”(65)，二年（1645）又定：新荒者（原熟而拋荒地亩）“一年后供赋”(66)。顺治六年又进一步放宽规定：土地耕至六年之后，方议征收钱粮，“其六年以前，不许开征，不许分毫佥派差徭”。(67)

但是，整个顺治年间兵火连年，军饷开支浩大，国家财政经常处于入不敷出。顺治九年（1652），给事中刘余谟奏：“钱粮每岁入数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九千余两，出数一千五百七十三万四千余两，现在不敷银八十七万五千余两。其中各省兵饷一年该银一千三百余万，各项经费不过二百余万，是国家财赋大半尽于用兵。”(68)清政府为了摆脱困境，总是随时随地颁布新令，加紧催征，所谓“三年起科”、“六年以前不许开征”，从未得到认真实行。

进入康熙时期，随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告一段落，放宽起科年限才有了可能。康熙元年清廷允准河南南阳、汝州二府领垦荒田一应杂差，“俟五年后起派”(69)，康熙十年，山东、山西二省及浙江温、衢、处三府卫所兵丁所垦荒田，俱准四年起科(70)。其后又宽限至六年。康熙十二年，更放宽为十年。在三藩叛乱期间，上述关于五年、六年甚至十年起征的许诺并没有能够兑现。三藩叛乱平定之后，清廷又重新规定了起科年限。鉴于十年起科为时太长；康熙十八年宣布，“开垦荒地，仍准六年后起科”(71)。二十二年，又在某些地区恢复三年起科的旧例。闽浙等省沿海地带由于长期迁界拋荒，特定展界田地“宽限五年之后，按亩起科”(72)。个别地区如因特别地瘠民穷，也可推迟升科。为了使人民稍得宽舒，康熙帝还曾指示地方官对于垦荒地亩的清查不要过急过苛。四十八年（1909），他对新任四川巡抚年羹尧说：“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为巡抚者，若一到任，即欲清丈地亩，增加钱粮，即不得民心矣……尔须使百姓相安，钱粮以渐次清查可也。此为四川第一要事。”(73)因此，许多地亩国家实际上是未予征科。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曾说：“今四川之荒田开垦甚多，果按亩起课，则四川省一年内可得钱粮三十余万。朕意国用已足，不得加征。”又说：“朕巡幸时，见直隶自苑家口以下，向年永定河冲决之处，今百姓皆筑舍居住。斥卤变为膏腴，不下数十百顷，皆未尝令起税也。”(74)

朝廷既不急于起科增赋，人民垦荒的积极性自然大涨。康熙时期较之顺治年间，垦荒有了较大的进展。

3. 官贷牛种。

要开垦荒地，必须具备耕牛，农具、种子等基本生产手段和投资。而明末以来的长期战乱，却使大批农民四方漂流，几乎一无所有，开荒牛种，难于计办，以至“每多以人代牛，或手足挖锄，聊度岁月。”(75)为此清朝实行官贷牛种的办法。

顺治元年，清朝政府规定，凡流民垦荒而无力者，由国家贷给牛种。以后，清朝政府又多次重申了这一政令。官贷牛种有两种形式。一是由政府贷给农民银两，由农民自己措办；一是由地方官员将银两买成耕牛、种子，直接分发给垦荒农民。这种国家拨给地方专供购买耕牛、农具、种子的银两，称为“牛具银”。这种措施历来称做“官给牛种”，其实是“官贷牛种”。因为银两是要农民在两三年内全部偿还的。顺治十三年规定的具体偿还办法是：“次年缴还一半，三年照数全纳。”(76)有的地方是三年之中，每年各还三分之一。

由于清初财政拮据，顺治年间朝廷拨给牛具银两的情况并不多见。到了康熙时期，官贷牛种才更多地见之实施。康熙四年，清朝政府对湖广归州（今湖北秭归县）、巴东、长阳、兴山、房县、保康、竹溪、竹山等州县的流民，即采取了“酌给牛种，听其开垦”的措施(77)。康熙六年安顿驻扎在河南、山东、山西、江南、浙江等省的投诚官兵开垦荒地，也是“每名给五十亩，预支本年俸饷以为牛种”(78)。三藩平定以后，官贷牛种的情况更多。康熙二十二年，河南巡抚王日藻提出开垦豫省荒地的第一条措施，就是“将义社仓积谷借与垦荒之民”，以为牛种之费(79)。同年，清朝统一台湾，允许东南沿海迁界民人复业，“官给牛种，宽限五年之后按亩起科，纳还种本”(80)。三十三年（1694），陕西无论有地无地之民，一律“给与牛种银两，以为耕种之资”。(81)四十三年（1704），天津总兵官蓝理奏请招募江南、福建等处无业之民开垦直隶沿海旷地及丰润、宝坻、天津等处洼地，清朝政府同意“给与牛种”(82)。五十三年，为安插甘肃失业饥民，清廷命“将荒地查出，置立房产，每户二间。无业之民给与口粮、种子、牛具、令其开垦，即与本人永远为业，照例六年后起科”。(83)

4. 加强对官员的督垦考成。

顺治十四年（1657），清朝政府制定了垦荒考成的规则：“督抚按一年内垦至二千顷以上者纪录，六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垦至一千顷以上者纪录，二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至一百顷以上者纪录，三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卫所官员垦至五十顷以上者纪录，一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同时规定：“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俱分别治罪。”(84)

康熙元年，清廷又规定：“荒地未经开垦捏报开垦者，督、抚、道、府、州、县等官，分别议处”，“凡官员有将熟地称为新垦者议处，督、抚、布政使司失察，一并议处”。(85)

实行官员开垦考成的办法，促使不少官员积极设法招民开荒。顺治年间，陕西兵备道王廷谏在榆林“捐俸买牛种给民开垦”(86)：浙江处州知府周茂源自行捐俸，“每三户给牛一只，每人给米一石”，使该府所属十县报垦荒田一千九百余顷(87)；浙江孝丰知县田养民“卖马买牛”，招抚流民开垦田土(88)。这些都对垦荒的进展、民生的安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5. 奖励地主乡绅进行招垦。

清朝初年，一方面流民四布，土地抛弃，封建国家亟待将流民固着在土地上；一方面又拿不出许多钱来帮助农民解决耕牛、农具、种子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地主阶级在地方上所拥有的实力，鼓励他们招民垦荒，而由国家给以种种政治、经济特权，然后国家再从他们的地租剥削中征取一部分作为赋税，就成为对清朝统治者有利的措施。

顺治十四年，清朝规定：“文武乡绅垦五十顷以上者，现任者纪录，致仕者给匾旌奖；其贡、监生、民人有主荒地，仍听本主开垦，如本主不能开垦者，该地方官招民给与印照开垦，永为己业。”(89)十七年又定：“垦地百顷以上，考试文义优通者以知县用，疏浅者以守备用；垦土二十顷以上，文义优通者以县丞用，疏浅者为百总用。”(90)康熙十年又定：“如候选州同、州判、县丞等，及举、贡、监生、生员人等，有力招民者，授以署职之衔，使之招民，不限年数……统以三百户为律。俟三百户民尽皆开垦，取有地方甘结，方准给俸，实授本县知县……随征投诚各官，俟立有军功咨部补用者，能如数招民开垦，照立功之例，即准咨部补用。”(91)

“农田者，人生之根本。”(92)这在以农业为传统经济的古代中国，是不变的信条。清初统治者推行上述种种政策，本来目的固然是为了增裕国课，消弭乱萌，但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土地的开辟和民生的安定的。广大农民尽管重新承受了十分沉重的封建赋役剥削，但他们一旦获得了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一旦与土地结合起来，就会以百倍的勤苦去创造生活，将社会生产推向前进。顺康时期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状况，我们可由当时在籍的丁、地、钱粮数额的变化清楚地看出来。

为了便于对比，表中列入了明代万历六年的数据（其钱粮由于名同、单位均与清代大异，故未列入）。由此，可知康熙末年册载的全国耕地面积，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万历初年的水平。

顺康时期丁、地、钱粮简表

续表

按：本表据万历《明会典》卷17、卷19及《清世祖实录》、《清圣祖实录》、《清世宗实录》有关数据制作。

二、治河

在清初社会经济恢复的过程中，河道治理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黄河、淮河、运河的综合治理，对于国计民生的关系尤其巨大。

黄河在隋唐以前并不像后来那样以患著称。东汉至隋五百余年，仅溢四次，毁城一次。唐代贞观以后，河患日渐增多。北宋初年黄河连续三次改道，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河道又发生第四次迁徙，自阳武而东，注入梁山泺，然后分成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淮。从此，黄河始与淮河交汇。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会通河成，罢海运而行漕运，黄河之水开始全部入淮。元末，河道曾一度北徙，但至明孝宗弘治七、八年间（1494—1495），明政府为漕运计，筑断黄陵冈支渠，于是黄河北流遂绝。顾炎武曾深刻指出，黄淮合流这一变局乃是宋元以后河患频生的关键。他说：“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为并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归于淮也哉！曩时河水犹有所潴，如巨野、梁山等处；犹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类。虽以元人排河入淮，而东北之道犹微有存焉者；今则以一淮而受众水之归，而无涓滴之渗漏矣……河水南趋之势已极，而一代之臣，不过补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责而已，安望其为斯民计百世之长利哉？至于今日，而决溢之灾无岁不告。呜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93)

清初，经明季以来的长期动乱，河道失修，壅溃更甚。据《行水金鉴》和《清史稿》所载统计，顺治帝在位的十八年（1644—1661）间黄河决口二十次，康熙元年至十五年河决达四十五次之多。每当河决，则决口下游数十里乃至数百里庐舍田禾皆席卷以尽，破室绝家者无数。如康熙元年六月开封黄练口河决，“祥符、中牟、阳武、杞县、通许、尉氏、扶沟七县，田禾尽被淹没”(94)。康熙六年，河决桃源，“沿河州县悉患水灾”，“高邮水蓄几二丈，城门堵塞，乡民溺毙数万”。九年，黄、淮并溢，高堰决口，“以数千里奔悍之水，攻一线孤高之堤，值西风鼓浪，一泻万顷，而江（都）、高（邮）、宝（应）、泰（州）以东无田地，兴化以北无城廓室庐”。(95)

淮河源出桐柏山，逶迤东流，汇合沙河、东西淝河、洛河、洱河、黄河、天河、涡河、澥河及漴、浍、沱、潼诸水，注洪泽湖而东由云梯关入海，经鄂、豫、皖、苏四省，一千七百余里，本不为害。自北宋黄河南徙，夺淮入海，于是下壅上溃，淮始受病。淮病而入淮诸水泛滥四处，苏皖两省皆病。运河北自京师，南达杭州，首尾三千里，中借黄河二百里河道，而后与黄、淮交于清口。黄淮不宁，则运道必阻。清口、高家堰地当三河交汇之区，遂成为清代河工的关键。“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96)

清初为了加强对河道的治理，自顺治元年起，即沿袭明制，设立河道总督，掌治河渠，综其政令。康熙帝更“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97)，当三藩战事正处高潮的时候，简任靳辅为河臣，拨予大批帑金，大修河道。

靳辅（1633—1692），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是康熙时期最有成就的河臣。康熙十年任为安徽巡抚，十六年升河道总督。当时河道长期失修，敝坏已极。靳辅一到任上，“即遍历河干，广咨博询，求贤才之硕画，访谙练之老成，毋论绅士、兵民以及工匠、夫役人等，凡有一言可取、一事可行者”，“莫不虚心来择，以期得当”(98)。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于是一日而八疏并上，批评了以往治河仅仅尽力于漕船经行之地而以他处决口无关运道而缓视之，以至河道日坏、运道日梗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对黄河、淮河、运河进行全面治理的完整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1）疏下游河道：疏浚清江浦至云梯关下游河道，并以所挑土加筑两岸大堤，束水趋海；（2）治土流淤垫：挑挖清口及澜泥浅引河，引淮刷黄；（3）培高堰堤岸；（4）塞黄淮决口；（5）深挑清口至清水潭二百三十里运河河道。

这一非常浩大的工程规划，根据当时计算，总共需银二百一十四万八千余两。仅其中疏浚清江浦至云梯关以东下游河道一项，即预计需要二百日毕工，日用夫十二万三千余名。当时虽三藩战事正紧，政府财用浩繁，而由于康熙帝的高度重视，还是批准了这一计划，于是各工并举。

自康熙十六年至二十二年，是河工的第一阶段。经过这一阶段的几年艰苦修浚，上述各项工程已经基本告竣，“两河归故，运道通行”(99)，“海口大辟，下流疏通，腹心之害已除”。(100)

自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688），是河工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河工已逐渐向黄河中游转移。主要工程是：（1）在黄河南岸毛城铺、王家山、大谷山、归仁堤等处添建减水闸坝，以保徐州一带堤工；（2）帮筑河南考城、仪封、阳武、封丘、荥泽诸县河堤，以防上流溃决；（3）开辟中河，以通运道。其中，尤以开辟中河的意义最大。原先，漕船出清口入黄河，行二百里始抵张庄运口。靳辅决定在清河县西仲家庄建闸，上自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遥接二堤内，加挑中河一道，使漕船出清口以后经渡北岸，由仲家庄闸进入中河，历皂河、泇河北上。于是，运河遂避开了黄河一百八十里的险溜，漕运畅通，“商贾船行不绝”。(101)

康熙二十七年，靳辅由于朝廷的政治纷争而被免官。但他的治河功绩却得到了康熙和许多朝臣的肯定，也受到了江淮人民的称誉。靳辅免官以后，朝廷派遣兵部尚书张玉书、刑部尚书图纳、左都御史马齐等勘察河道，检点靳辅的各项河工设施，在回奏中对其所取得的成效作了全面肯定，认为靳辅于各处所采取的一应设施，均酌量形势，建置适宜，俱无庸更改(102)。二十八年（1689），康熙帝南巡阅视河道，亲见“上河堤岸修筑坚固”，也认为靳辅“实心任事，劳绩昭然”。当时，“江南、淮南诸地方，自民人、船夫，皆称誉前任河道总督靳辅，思念不忘”(103)。三十一年（1692），靳辅重新被委任为河道总督，不久死于任所。后任总河于成龙原是反对靳辅治河方案最力的人，也不能不承认自己的各项措施，“亦照靳辅所修而行”。(104)

靳辅治河取得成绩，多得力于幕僚陈潢。陈潢（？—1688），字天一，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自幼聪颖，好读经世之书。连试不遇，遂淡于功名，致力农田水利之学，后为靳辅聘为幕客。靳辅治皖六载，陈潢“裨益实多”(105)。靳辅出任河臣，更依仗陈潢的赞划颇多。

在治河的总体思想上，陈潢反对“重运轻黄”或“防河保运”的片面观点，主张视黄河、淮河、运河为表里，进行综合的治理。靳辅初任河臣时所上《河道敝坏已极疏》中提出的“必当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而后可无弊”(106)的意见，正是反映了陈潢的思想。

在访问的实践中，陈潢特别注重顺河之性而利导之。他认为，凡有所患，则必当推其致患之由，“必以亲历度势为第一事”(107)。为了查明黄河的地势、水情和成灾原因，他亲自考察河防，“跋涉险阻，上下数百里，一一审度”(108)，甚至“疾风时，潢独驾轻舠，深冒不测，测水之深浅，时之盈然若指掌”(109)。陈潢也很重视民间的经验，并劝告靳辅：“田夫老役有所陈说，皆宜采听，以备参详。”(110)

陈潢对明代著名水利学家潘季训“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原则推崇备至，认为这一原则顺乎水性，合于自然：“水合则流速，流速则势猛，势猛则新沙不停、旧沙尽刷，而河底愈深，于是水行堤内而河遂其就下之性，方克安流耳。”(111)

为了达到既能刷沙又能防溃的目的，陈潢普遍采用了在河道的近处修筑“缕堤”，在河道的远处修筑“遥堤”的办法。这种办法在河水小时能够“合水”，加快水的流速，更好地冲沙；河水大时又能阻挡洪水，防止堤岸溃决，从而有力地发挥了束水攻沙和防御溃决的作用。(112)

陈潢并利用“以水攻沙”的原理，发明了“开引堵决法”。就是先在决口以下故道淤处筑起一坝，堵断微流，使河底涸出，开挖深沟数道；再在决口上流相度地形开一引河直通故道；然后打开决口上流引河之口，“黄流复际暴怒，有一道以泄之势，必直注引河，由引河而直趋故道。故道已开深沟，水有所容，必且沛然莫御，而停沙淤浅之处，便可随流而冲刷矣。河溜既归故道，而决口之事自灭”。(113)

陈潢既注意利用“以水攻沙”的原理刷深河床，也注意利用“水缓沙停”的规律以加固堤岸。他提出的“放淤固堤法”，就是变沙淤之害为利的巧妙发明。其做法是：在那些河堤不够牢固的地段，“建设涵洞，引黄灌注，复于月堤亦建涵洞，使清水流在月堤之外，堤里洼地不久淤成平陆，几与黄河水面相平，不但堤根牢固，而每年取土亦易”(114)。同样还可以利用这种办法，把夹带大量泥沙的河水引到黄河两岸的低洼地区造田。

在河工设施方面，陈潢十分重视减水坝的作用。他根据分洪的道理，在河身狭窄的地方，也就是堤坝承受河水压力最大的地方，开渠引水，调节水量，然后再把溢出之水引入河面较宽的正河中去，“使暴涨随减，不致伤堤”(115)。为了准确地控制洪水，陈潢“以推测土方之法，移而推测水方”(116)，创造了“测水法”，“以水纵横一丈、高一丈为一方”(117)，把河水的横切面积乘以流速，便可得出水的流量，从而“以上流之宽深，准下流之浅窄，量入为出以泄之”(118)。这种由一般性的治河进入定量性的研究，已经具备了近代科学的性质。康熙对这一方法就极感兴趣。一次，他对朝臣们说：“算数精密，即河道闸口流水，亦可算昼夜所流分数。其法，先量闸口阔狭，计一秒所流几何，积至一昼夜，则所流多寡可以数计矣。”(119)

陈潢“不避寒暑，无分昼夜，与大工为始终者，十年有如一日”(120)，一直是靳辅身边运筹帷幄之人。靳辅几次向康熙帝疏陈陈潢之功，说：“凡臣所经营，皆潢之计议。”(121)陈潢虽然在封建官僚的政治纷争中成了牺牲品，但他的功绩却受到人民的颂扬。在江淮流域，人民传说他成了“河伯”。(122)

康熙时期治河取得很大成绩，和康熙帝本人高度的重视是分不开的。面对严重的河患，康熙帝自14岁亲政时起，就开始着力研究治河问题，“凡前代有关河务之书，无不披阅”。(123)

康熙帝十分注重实地考察。自康熙十一年起，他先后数十次派遣大臣巡视河工，踏勘地形。康熙帝本人六次南巡，主要目的都是视察河防。二十三年首次南巡过高邮湖，见民间田庐多在水中，亲自登岸“巡行堤畔十余里，召耆老详问致灾之故”(124)。三十八年（1699）南巡，他自淮南一路详阅河道，亲自登堤测算黄河、运河及洪泽湖水位。特别是那些关系全局的中心工程，如清口、高家堰，更是康熙帝关注的重点，每次南巡，必亲临视察，亲作部署。

康熙帝也很注意广泛听取臣下的意见。关于下河的疏浚，靳辅主张建重堤，于成龙主张浚海口，两人各执己见，互不相下。康熙帝一方面召他们入京与百官当面会商，一方面派员前往淮安、高邮等处，会同地方督抚“亲历河干，问河滨百姓”(125)，“并令每州县派出通晓事体者十人于淮安集问”(126)。减水坝也是康熙帝长期与河臣们探讨的一大问题。靳辅以防洪保堤为目标，在黄河各段险工及洪泽湖高家堰修建了数十座减水坝。这样，防决的目的达到了，但诸坝泄出之水仍会淹没庐舍农田。“开坝则有碍于民田，闭坝则有伤于堤岸”(127)。围绕这个问题，康熙帝屡集廷议，广咨舆情，力图兼顾两方。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照各处所宜当塞者塞，当开者开，当改者改。康熙帝不只留心决溢的防治，更主要的是想把握整个黄河水情的规律。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顺道考察河道，由横城乘舟，历河套直至包头。他在保德州、横城、潼关、孟津、徐州、宿迁、邳州、桃源、清口等处，都曾渡河阅视河道。任职陕、甘、宁夏的臣僚进京朝见，他也要问及河西的雨泽和黄河上游水势的情形。四十三年，派侍卫拉锡等探视黄河河源，西至星宿海，详考黄河的来龙去脉(128)。四十八年，康熙帝根据上流水涨则陕西、河南之水俱涨的规律，命河督赵世显行文川陕总督、甘肃巡抚，“倘遇水大之年，黄河水涨，即著星速报知总河”(129)，以便中下游预为修防。这都表明康熙帝的研究治河，并非补苴罅漏，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跨入了科学的领域。当下游河工告成的时候，康熙帝指示河臣：“朕观明朝治河俱在徐州以上，在河南地方修筑。我朝自康熙元年以来，俱在徐州以下修筑。然治下流，须预防上流。”(130)后来康熙晚年、雍正初年的河决，大都发生在徐州以上中游地段，证实了康熙帝的预见。

康熙帝还曾有过使河、淮分流的大胆设想。他清楚地看到，“水之不治，由洪泽湖水势浩大，既不能泄，又加黄、运两河合并，势愈浩瀚，以致泛滥”。因此他想，“惟有导河稍北，使彼不得侵入清水，而疏泄洪泽湖使之下流”，“如此则水自无不治矣”(131)。然而在当时，完全为黄河另辟一条通海之路，不仅需工浩繁，而且后果也无法逆料。这也许是康熙帝终未冒险的原因。后来，康熙帝甚至寄希望于黄河自行改道。四十一年（1702），张鹏翮请停修徐州至清口一带石堤。康熙帝说：“朕巡宁夏时，于黄河舟行二十余日，观其水势，毫无定所，今旧河故道俱被漫溢。若一迁流，难复故处……可停筑石堤。”(132)这是充分估计到了河有迁流的可能。后来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决口，自行改道经山东入海，从此结束了黄夺淮流的历史，治河局面也为之一改。康熙帝于一百五十多年前即有此预想，可见其确有见地。

康熙帝通过认真的研究，周密的考察，又能博采众议，集思广益，终于取得了对于治河的发言权和指导权。一部《清圣祖实录》，留下了他大量关于治河问题的上谕。每一项治河计划都由康熙帝直接裁定。尤其是靳辅以后诸河臣的一系列重大治河决策，更多为康熙帝指授。

康熙帝本人懂得治河，因而任用河臣也多得其人。有清一代治河名臣，如靳辅、于成龙、张鹏翮、赵世显，基本都出现在康熙时期，这不是偶然的。只有深明其事，才能深知善事之才。

在康熙帝和治河诸臣的努力下，河工取得了很大成绩。康熙十六年以后，黄河大势平稳，虽有几次大雨大水之年，但极少发生决口，出现了四十年的安澜局面，和清朝建立初年形成了鲜明对照。

清初除了集中力量加强对黄、淮、运三河进行治理外，也注意了对各省河道的全面修浚。永定河原名“无定河”，又名“浑河”，《元史》称为“小黄河”。它自山西高原挟带大量泥沙咆哮而下，上游重峦夹峙，故很少溃决。但进入北京以西四十里石景山而南，经卢沟桥，地势陡而土性松，因而“纵横荡漾，迁徙弗常，为害颇巨”。永清、霸州、固安、文安诸州县时被水灾。康熙时期建堤坝，疏引河，极尽宣防之事，三十七年，康熙帝特将其改名为“永定河”，自此“无迁徙者垂四十年”(133)。漳河、滹沱河、子牙河，也都采取了一定的修治措施。在长江南北，顺康年间先后重修了夹江龙兴堰和城固五门堰，并凿大渠以广灌溉；修建了和州铜成堰、嘉定楠木堰、五河南湖堤坝及徽州的鱼梁坝；疏浚了龙首、通济二渠，常熟的白茆港、武进的孟渎河、以及郿县金渠、宁曲的水利，等等。此外，对于江浙两省的海塘，也投入很多工力进行了修筑。

顺康时期治河的成功和广泛地修复水利，无疑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　《清世祖实录》卷144，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

(2)　《哭庙纪略》。

(3)　《清圣祖实录》卷2。

(4)　董含：《三冈识略》卷4《江南奏销之祸》。

(5)　《清圣祖实录》卷29，康熙五年八月庚申。

(6)　《清史列传》卷6《鳌拜传》。

(7)　同上书，卷6《苏纳海传》。

(8)　《清圣祖实录》卷20，康熙五年十一月丙申。

(9)　《清史列传》卷6《朱昌祚传》。

(10)　《清圣祖实录》卷23，康熙六年七月乙卯、己未。

(11)　《清圣祖实录》卷29，康熙八年五月戊申。

(12)　熊赐履：《经义斋集》卷1《应诏万言疏》；《清圣祖实录》卷22，康熙六年六月甲戌。

(13)　《清史列传》卷7《熊赐履传》。

(14)　昭梿：《啸亭杂录》卷1。

(15)　《清世祖实录》卷136，顺治十七年六月乙未。

(16)　魏源：《圣武记》卷2。

(17)　《耿尚孔吴四王合传·平西王吴传》。

(18)　刘楗：《庭闻录》卷4。

(19)　《清圣祖实录》卷94，康熙二十年二月甲午。

(20)　《耿尚孔吴四王合传·平南王尚传》。

(21)　海外闲人：《榕城纪闻》。

(22)　《清圣祖实录》卷94，康熙二十年二月甲午。

(23)　《耿尚孔吴四王合传·靖南王耿传》。

(24)　《清史稿》卷474《吴三桂传》。

(25)　魏源：《圣武记》卷2。

(26)　《清圣祖实录》卷61，康熙十五年六月己卯。

(27)　《清圣祖实录》卷80，康熙十八年四月乙酉。

(28)　魏源：《圣武记》卷2《康熙勘定三藩记》（上）。

(29)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13。

(30)　林谦光：《台湾纪略》。

(31)　康熙《台湾府志》卷10《艺文·御赐靖海将军侯施褒章》。

(32)　《清史列传》卷8《姚启圣传》。

(33)　施德馨：《施襄壮公传》，《碑传记》卷15。

(34)　《榕村谱录合考》卷上引《续语录》。

(35)　施琅：《请留台湾疏》，康熙《台湾府志》卷10《艺文》。

(36)　《大清会典事例》卷1196《内务府·屯庄》。

(37)　《大清会典事例》卷1196《内务府·屯庄》。

(38)　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39)　《大清会典事例》卷1196《内务府·屯庄》。

(40)　《清朝文献通考》卷5《田赋五》。

(41)　嘉庆《大清会典》卷76《内务府》。

(42)　《大清会典事例》卷1198《内务府·屯庄》。

(43)　据《大清会典事例》卷1117《八旗都统·田宅》。

(44)　《清世祖实录》卷127。

(45)　孙嘉淦：《八旗公产疏》，《清经世文编》卷35。

(46)　舒泰：《复原户筹新垦疏》，《清经世文编》卷35。

(47)　光绪《畿辅通志》卷95。

(48)　卫周允：《痛陈民苦疏》，《皇清奏议》卷1。

(49)　《清世祖实录》卷13，顺治二年正月己丑。

(50)　顺治《河南通志》卷11《户口》。

(51)　《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陕西三边总督孟秀芳渴帖》。

(52)　陈应泰：《整顿边圉疏》，《皇清奏议》卷9。

(53)　班琏：《征绢请改折色疏》，《皇清奏议》卷6。

(54)　王新命：《新除荒疏》，雍正《江西通志》卷118《艺文》。

(55)　刘余谟：《垦荒兴屯疏》，《清经世文编》卷34。

(56)　刘余谟：《垦荒兴屯疏》，《清经世文编》卷34。

(57)　郝浴：《中山奏议》卷1《备述蜀省情形疏》。

(58)　《清世祖实录》卷87，顺治十一年十一月丙辰。

(59)　卫周胤：《请陈治平三大要》，《皇清奏议》卷2。

(60)　《清世祖实录》卷7，顺治元年八月乙亥。

(61)　同上书，卷43，顺治六年四月壬子。

(62)　《清圣祖实录》卷3，顺治十八年六月庚子。

(63)　李人龙：《垦田宜宽民力疏》，《皇清奏议》卷4。

(64)　张玉书：《张文贞公集》卷11《个庵王公墓志铭》。

(65)　康熙《大清会典》卷20《户部·田土》。

(66)　《清朝文献通考》卷1《田赋》。

(67)　《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四月壬子。

(68)　《垦荒兴屯疏》，《清经世文编》卷34；又，《明清史料》丙编第四本《户部题本》顺治十二年，这种收支差额达到八十余万两，十三年又增至四百四十余万两，至顺治末年，“入不敷出至七百余万”。王命岳：《耻躬堂文集》卷4《论滇饷疏》。

(69)　《清圣祖实录》卷6，康熙元年三月甲午。

(70)　同上书，卷36，康熙十年六月戊申。

(71)　康熙《大清会典》卷24《户部·赋役》。

(72)　刘兆麒：《总制浙闽文檄》卷5《查议清核招垦田地》。

(73)　《清圣祖实录》卷239，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己酉。

(74)　同上书，卷256，康熙五十二年十月丙子。

(75)　《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广西巡抚于时跃揭帖》。

(76)　康熙《大清会典》卷24《户部·赋役》。

(77)　《清圣祖实录》卷15，康熙四年五月辛卯。

(78)　同上书，卷23，康熙六年八月己卯。

(79)　同上书，卷108，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己未。

(80)　刘兆麒：《总制浙闽文檄》卷5《查议清核招垦田地》。

(81)　《清圣祖实录》卷160，康熙三十二年十月戊寅。

(82)　同上书，卷218，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乙酉。

(83)　《清圣祖实录》卷260，康熙五十三年十日壬申。

(84)　《清世祖实录》卷109，顺治十四年四月壬午。

(85)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66《户部·田赋》。

(86)　光绪《山西通志》卷132《乡贤录》。

(87)　乾隆《浙江通志》卷157《名官》。

(88)　同治《孝丰县志》卷4《职官》。

(89)　《清世祖实录》卷109，顺治十三年七月癸丑。

(90)　康熙《大清会典》卷8《吏部、汉缺选法》。

(91)　《清圣祖实录》卷36，康熙十年六月乙未。

(92)　同上书，卷153，康熙三十年十二月丙戌。

(93)　顾炎武：《日知录》卷12《河渠》。

(94)　《河南通志》。

(95)　《清史稿》卷126《河渠志·黄河》。

(96)　《清史稿》卷127《河渠·运河》。

(97)　《清圣祖实录》卷154。

(98)　靳辅：《靳文襄公奏疏》卷1《河道敝坏已极疏》。

(99)　《清史列传》卷8《靳辅传》。

(100)　《清史稿》卷279《靳辅传》。

(101)　《清圣祖实录》卷135，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庚申。

(102)　《清圣祖实录》卷136，康熙二十七年八月乙卯。

(103)　同上书，卷140，康熙二十八年三月戊子。

(104)　同上书，卷162，康熙三十三年正月丙辰。

(105)　靳辅：《靳文襄公奏疏》卷8《义友竭忠疏》。

(106)　同上书，卷1《河道敝坏已极疏》。

(107)　陈文述：《颐道堂文抄》卷9《家天一先生传》。

(108)　《河防述言·审势第二》。

(109)　魏：《钱塘志县》卷24《人物·义行》。

(110)　《河防述言·任人第四》。

(111)　《河防述言·堤防第六》。

(112)　乾隆《淮安府志》卷6《河防》。

(113)　《河防述言·疏诸第七》。

(114)　靳辅：《靳文襄公奏疏》卷8《河工守戍疏》。

(115)　王士祯：《带经堂集》卷69《靳辅基志铭》。

(116)　乾隆《淮安府志》卷6《河防·黄水》。

(117)　《河防述言·杂志第十一》。

(118)　乾隆《淮安府志》卷8《河防·黄水》。

(119)　《清圣祖实录》卷154，康熙三十一年正月甲寅。

(120)　靳辅：《靳文襄公奏疏》卷8《义友竭忠疏》。

(121)　《清史列传》卷8《靳辅传》。

(122)　《河防述言·杂志第十一》。

(123)　《清圣祖实录》卷203，康熙四十年三月丁酉。

(124)　同上书，卷117，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壬子。

(125)　同上书，卷124，康熙二十五年二月辛卯。

(126)　同上书，卷125，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乙亥。

(127)　《清圣祖实录》卷195，康熙三十八年十月丙戌。

(128)　同上书，卷217，康熙四十三年九月丁卯。

(129)　同上书，卷195，康熙三十八年九月戊申。

(130)　同上书，卷209，康熙四十一年九月丁卯。

(131)　《清圣祖实录》卷195，康熙三十八年九月戊申。

(132)　同上书，卷209，康熙四十一年七月乙丑。

(133)　《清史稿》卷128《河渠志三》。

第七章
清初经营边疆和巩固统一的战争

第一节
抗击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入侵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一、俄人东来

俄罗斯本是一个欧洲国家，公元1300年建都于莫斯科，称莫斯科大公国。15世纪末、16世纪初，莫斯科大公国通过不断兼并其他俄罗斯诸侯的领地，开始形成为一个“北达白海，南达粤卡河，西及德聂伯上游，东抵北乌拉尔山的支脉”(1)的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统治这个国家的罗曼诺夫家族野心勃勃，一心要把它的统治推向更广阔的领域，建立“第三罗马帝国”。1547年，伊万四世在他的加冕典礼上正式宣布采用古罗马皇帝恺撒的称号，自称“沙皇”（拉丁名“Cae sar——恺撒”在俄语中发生音变，读作“чарь—沙皇”）。1552年，俄国征服了伏尔加河中游的喀山汗国，夺取了向东进入乌拉尔的门户。1556年，又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国，吞并了整个伏尔加河流域。1574年，沙皇“特许”俄国巨商斯特罗干诺夫家族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地区殖民。1579年，斯特罗干诺夫兄弟招募了以叶尔马克为首的一批哥萨克人，于1581年越过乌拉尔山，经过十几年血与火的战争，征服了地处乌拉尔山与鄂毕河之间的西伯利亚汗国，于1586年建立了俄国在乌拉尔以东的第一个殖民据点——秋明，1587年又建托波尔斯克（后成为俄国西伯利亚总督驻地）。此后哥萨克人继续东进，1619年在叶尼塞河中游建叶尼塞斯克。1632年在勒拿河岸建雅库次克。1639年，一队哥萨克人直抵鄂霍次克海岸，他们从被俘的来自乌第河的鄂温克人口中，得到了“关于黑龙江地区的最早消息”(2)。另一队深入贝加尔湖附近的哥萨克人，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黑龙江神话般的财富使得俄国的贵族、军官和商人投机家们神魂颠倒。于是，占有这个地方，“便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3)

1640年，雅库次克督军彼得、戈洛文派遣70名哥萨克人远征黑龙江，但中途遇阻，没有达到我国边境。

1643年，戈洛文又派出他的文官瓦西里·波雅科夫率领一支队伍，再次远征黑龙江，进入精奇里江流域我国达斡尔族居住区。1644年，他们窜入黑龙江，到处烧杀抢掠，甚至“吃被杀的当地居民的尸体”(4)。他们所到处也受到了我国达斡尔族居民的激烈抵抗。1646年6月，波雅科夫率领残部经鄂霍次克海逃回雅库次克时，全队133人，被打死和饿死80人，只有53人生还。一位外国学者写道：“波雅科夫的行径给黑龙江居民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谁要一提起哥萨克人，“就使他们想到拷问、拐骗、死亡和吃人”。(5)

1649年，以投机、冒险致富的叶罗菲·哈巴罗夫在沙皇的允准和雅库次克新任督军弗兰茨别科夫的支持下，继波雅科夫之后，开始了对我国黑龙江流域的第二次入侵。1650年底，他们攻取了黑龙江额木尔河口对岸的雅克萨城寨，对居住在这里的达斡尔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和洗劫，并加固雅克萨的城堡工事，作为他们侵略黑龙江流域的重要据点。8月，又袭取瑷珲旧城。瑷珲位于黑龙江东岸、是当时黑龙江上最大和最富庶的城镇。瑷珲城建于明成祖永乐年间。1634年（天聪八年），这里的达斡尔族著名首领巴尔达齐就已向清朝纳贡内属，并娶了清朝皇族的女儿，做了清朝的“额驸”。俄军闯入瑷珲，勒令居民向他们交纳贡税。但瑷珲附近村屯的所有居民都逃得无影无踪。哈巴罗夫放火烧掉瑷珲城和附近村庄，继续沿着黑龙江下驶，进入乌苏里江口一带我国朱舍里和赫哲人居住的地区。遭到哥萨克人蹂躏的赫哲人跑到宁古塔，请求清朝出兵保护。1652年4月，清朝驻防宁古塔章京海塞奉命进击乌扎拉村（今俄罗斯境内宏加力河口）。由于清朝军官“既不了解敌人的性质，也不懂得这场斗争并不是简单的边境骚扰，而是俄国殖民主义的有组织的前锋”(6)，轻敌自大，“正当俄国人被包围时，他命令士兵不准杀死哥萨克人而要捉活的”(7)，结果转胜为败。

乌扎拉村之战是中国正规军对沙俄入侵者的第一次作战。这次战斗虽然未能全歼敌人，但却“打击了俄国人的勇气，使俄国人极感恐惧”(8)。哈巴罗夫因此取消了下窜黑龙江口的计划，转而乘船向黑龙江上游撤退。不久，哈巴罗夫回到莫斯科。

接替哈巴罗夫的斯捷潘诺夫逐渐陷入了困境。哥萨克匪徒们的屠杀和洗劫，使黑龙江一带受到严重破坏。这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破坏了入侵者本身赖以生存的基础，他们连粮食也搞不到。1655年4月，清朝都统明安达礼重创斯捷潘诺夫于呼玛。1658年宁古塔昂帮章京沙尔虎达在松花江和牡丹江的汇流处（今黑龙江依兰县附近）围歼俄军，斯捷潘诺夫被当场击毙。1659年，清军收复了雅克萨，拆除了哥萨克人抢建的堡寨。这年，沙尔虎达死，其子巴海继任宁古塔昂帮章京，继续在黑龙江下游扫荡哥萨克残部。到1660年，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全境肃清。俄国对我国侵略扩张的第一个阶段遂以失败告终。

当波雅科夫、哈巴罗夫和斯捷潘诺夫等人闯入黑龙江的时候，沙俄殖民者又以叶尼塞斯克为基地向东南方向伸展触角，进入贝加尔湖地区，开辟了入侵我国的第二条路线。

早在17世纪40年代，俄国就从叶尼塞斯克先后派出三批哥萨克人，侵入贝加尔湖以东，1648年在贝加尔湖东岸建立了巴尔古津寨堡。1652年，叶尼塞斯克督军巴什科夫派遣别克托夫侵入石勒喀河，于1654年占领了尼布楚。但在当地我国蒙古人和索伦人的反抗下，别克托夫没能在尼布楚站住脚，不久即下窜黑龙江中游，和斯捷潘诺夫会合，并遭到了覆灭。

1656年，升任“阿穆尔督军”的巴什科夫率领566名侵略军从叶尼塞斯克出发，于1658年到达石勒喀河上，重占尼布楚，在这里构筑了涅尔琴斯克城堡。此后，尼布楚就成了沙俄在黑龙江上、中游殖民势力的中心。然而巴什科夫在尼布楚遇到了极其严重的粮荒，部下不断哗变逃跑。到1662年，原来的500余名哥萨克人，只剩下75人，进军黑龙江的计划竟成泡影。

正当殖民者困守尼布楚、一筹莫展的时候，1665年，在俄国国内犯了大罪的切尔尼戈夫斯基匪帮逃窜到我国的黑龙江流域，占领了雅克萨。他们完全依靠剽掠为生。不久，他们将掠得的貂皮向俄国政府“纳税”，寻求政府对他们的赦免。俄国政府决定既往不咎。1672年，沙皇宣布了对切尔尼戈夫斯基一伙的特赦，并任命切尔尼戈夫斯基为雅克萨长官。

与此同时，俄国侵略势力又向贝加尔湖以南扩张。1665年，以瓦西列夫和洛夫佐夫为首的一支俄国军队深入我国喀尔喀察蒙古土谢图汗属地色楞格河下游。1666年，强筑色楞格斯克堡（楚库柏兴）。这样，俄国就以尼布楚、雅克萨、楚库柏兴为三个据点，控制了黑龙江和色楞格河的水陆交通，建立了对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殖民统治。在这些地区，俄国当局一方面设置殖民机构，勒索贡税、绑架人质、修建教堂、建立奴隶农庄；一方面竭力收买当地各族上层分子，作为他们实行殖民统治的代理人。1667年，嫩江流域索伦部首领根特木儿在切尔尼戈夫斯基的策动下，投靠沙俄，成为沙俄挑拨离间我国边疆民族关系的得力帮凶。他率领一支武装力量，不断劫掠骚扰我国边境，配合俄军对喀尔喀人、布利亚特人作战。

二、雅克萨之战

俄军重占雅克萨和策动根特木儿投俄等事件，使清朝政府深感事态的严重。康熙九年（1670）春，宁古塔将军巴海奉命派员赴尼布楚投递文书，要求引渡根特木儿，提议俄国遣使入京，商谈两国关系。为了保证俄国使臣的人身安全，清政府甚至表示愿留三人在尼布楚为质。

1670年4月，尼布楚总管达尼洛·阿尔申斯基派出米洛瓦诺夫使团前来北京。阿尔申斯基在给他们的训令中说：“彼等应向博格德汗（当时俄国对清朝皇帝的称呼）陈明：诸多国家之国君和国王已率其臣民归依于我大君主……沙皇陛下最高统治之下……彼博格德汗亦宜求得我大君主……沙皇陛下恩泽，归依于我沙皇陛下最高统治之下……永世不渝，向我大君主纳贡。”(9)米洛瓦诺夫把这份训令交给了清朝政府。由于缺乏通晓俄文的译员，清政府当时并不理解文件内容。康熙帝亲自接见使者，并送了许多礼物。8月，清朝派达斡尔总管陪同使团返尼布楚将康熙帝致沙俄的一封国书面交阿尔申斯基，郑重声明：如欲求得两国永远和好，必须一“还我逋逃根特木儿”；二“嗣后勿起边衅”。(10)

1675年，沙俄又派出尼古拉使团。1676年，使团到达北京，向清政府递交了一份国书和一份照会，提出释放被俘的哥萨克人、中国派遣使臣携带宝物出使俄国、开展两国贸易等十二条要求，而对清政府一再提出的俄国停止领土侵略，及引渡根特木儿，却完全置之不顾，实际上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尼古拉使团也无结果而还。

自1676年（康熙十五年，即尼古拉到达北京的这一年）起，沙皇又将侵略扩张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俄国侵略军以尼布楚和雅克萨为据点，分两路继续向我国境内深入。一路向东，进占精奇里江流域，建立结雅斯克、西林穆宾斯克和多伦斯克（中名多伦禅），强迫外兴安岭地区原来臣服于清朝的居民向他们交税；一路向南，深入额尔古纳河流域，建立额尔古纳堡（今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附近），扩大征贡地区，调查银矿。1682年，雅克萨又派兵进入黑龙江下游地区，建立杜吉根斯克、乌第斯克、图古尔斯克和聂米伦斯克等据点，控制了黑龙江下游直到鄂霍次克海边的广大地区。

面临沙俄咄咄逼人的扩张攻势，清政府不能不加强戒备。1676年，清政府将宁古塔将军治所移到乌拉（今吉林市），“建木为城，倚江而居，所统新旧满洲兵二千名，并徙直隶各省流人数千户居此，修造战舰四十余艘，双帆楼橹，与京口战船相类。又有江船数十，亦具帆樯，日习水战，以备老羌（指沙俄）”(11)。1681年（康熙二十年），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全部平定，清朝政府随即把注意力转向东北。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巡视了盛京、吉林乌拉等地的防务。同年，派出副都统郎谈、一等公彭春沿黑龙江行围，直抵雅克萨城下，勘察俄军居址形势。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政府派兵在瑷珲筑起黑龙江城，与俄军对峙。

黑龙江流域是清代“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12)。俄国侵入满族的“龙兴之地”，严重地威胁到国家的领土和清王朝的安全与威信，在一系列外交途径都无效的情况下，清朝政府决定以战争来保卫国土。1685年2月，康熙帝下令由都统彭春、副都统郎谈、班达尔沙、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统兵，水陆两路进取雅克萨。4月清军自瑷珲出发，6月23日到达雅克萨城下。清军首先派三名俄俘给俄军守将托尔布津带去一封康熙帝致沙皇的信件和一份统帅彭春给雅克萨俄军的咨文，谕其自行撤回雅库次克，以彼为界。俄军恃强负固，置若罔闻。25日晨，一支俄军从上游乘筏赶来增援，被清军全部歼灭。当晚，清军从城南、城北两个方面攻城，经过彻夜激战，俄军死伤累累。次晨，清军又在城下三面积柴，准备焚城。托尔布津走投无路，派人到清营乞降，保证决不重来雅克萨。彭春将俄军“愿归者六百余人并其器物，悉与遣归”(13)，四十五人愿留中国，也准其所请。被俄军侵占达二十年之久的雅克萨，至此遂告克复。

清军克复雅克萨之后，却没有在这里设兵防守，只是放火烧毁堡垒，而后撤回瑷珲等地。

托尔布津逃出雅克萨不久，就遇到了两支赶来增援的部队。当探知雅克萨的清军已经全部撤离以后，托尔布津遂统率俄军于8日窜回雅克萨，重建城堡。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初，清朝得到俄军重占雅克萨的消息，极为愤慨。3月，康熙帝下令征讨。6月底，清军二千余人从瑷珲出发，7月18日，水陆两路会师于查克丹，逼近雅克萨城。清军仍然首先写信给俄方，令其主动撤退，但俄方未予回答。于是，清军猛烈攻城。9月，托尔布津被清军炮火击中，重伤毙命，拜顿继任为统领。不久，严冬来临，俄军困守孤城，饥病交加，死者枕藉。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春，只剩下几十人，“已经根本谈不上继续实行抵抗”。(14)

这时，中国境内的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喀尔喀蒙古内部不和，土谢图汗和扎萨克图汗发生矛盾。准噶尔部噶尔丹从中挑拨，伺机向喀尔喀地区扩张。清政府一方面努力调解喀尔喀内部纠纷，一方面密切注视噶尔丹的动向。因此，康熙帝希望尽快结束对俄战争，以便腾出手来，处理西北问题。1686年9月，清政府委托出使北京回国的荷兰使团带信给沙皇，建议两国停战，谈判划界。又托回欧洲的葡萄牙传教士闵明我，将一份同样内容的咨文转寄沙皇。

俄国方面，在得知第一次雅克萨战斗的消息并收到康熙帝的信件和清军统帅彭春给雅克萨俄军的咨文之后，也决定接受清政府的建议，遣使谈判。在派出正式使团之前，俄国首先派出了以文纽科夫、法沃罗夫为首的先遣信使，自莫斯科出发，于1686年11月10日到达北京。

为了促进谈判的实现，清政府决定从雅克萨撤兵。1686年11月，康熙帝口谕：“令萨布素等撤回雅克萨之兵，收集一所，近战舰立营。并晓谕城内罗刹，听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夺。俟鄂罗斯后使至定议。”(15)康熙二十六年（1687）五月，清军主动后撤二十里，完全停止了对雅克萨的封锁。8月，土谢图汗奏报俄使将至，康熙帝立即下令雅克萨清军全部撤到瑷珲、嫩江一带，为即将开始的中俄边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历时两年多的雅克萨之战，至此结束。

三、尼布楚条约

1686年1月，俄国政府正式任命戈洛文为全权大使，负责同中国谈判。2月，戈洛文一行自莫斯科出发，随行护卫的有从莫斯科和西伯利亚各地抽调的军队一千九百余人。沙皇给戈洛文颁发的训令中，为使团拟定了如下三种谈判方案：一、力争以黑龙江为界；二、如果不能实现，则争取以比斯特拉河（即牛满河）或结雅河（即精奇里江）为界；三、如仍达不到要求，则以雅克萨为界，但要允许俄国人在黑龙江、牛满河和精奇里江渔猎。

为了争取谈判的最佳结果，俄国企图笼络蒙古王公，使之站到俄国方面。戈洛文带来沙皇给蒙古土谢图汗的信中说：“请蒙古斡齐尔赛音汗（即土谢图汗）在必要时给予协助，率全部人马进攻中国汗的臣民。”(16)但是，沙俄侵吞贝加尔湖以东喀尔喀所属布利亚特人的居地，特别是色楞格河下游一带，早已严重损害了喀尔喀蒙古王公的利益。喀尔喀王公三次向俄国提出抗议，要求退还土地、属民，但都遭到了俄国的拒绝。戈洛文带兵东来，土谢图汗愈感不安。戈洛文看到土谢图汗效忠清廷，抗俄意向坚决，转而又想笼络其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派人送去贵重礼物，要他向俄国报告关于中国的消息。呼图克图也不为所动。1687年9月，戈洛文抵达贝加尔湖东岸的乌丁斯克（今俄罗斯境内乌兰乌德）以后，土谢图汗和呼图克图派人前往会见戈洛文，再次抗议俄国的侵略行径，要求送还被掳走的布利亚特居民。喀尔喀蒙古的反俄倾向威胁着尼布楚和雅克萨的后方，威胁着俄国在贝加尔湖以东已经取得的全部侵略利益。因此，戈洛文在乌丁斯克留驻了很长时间，竭尽全力压服蒙古，巩固对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占领，以便在未来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1688年春，中国西北地区的准噶尔部噶尔丹发兵三万，大举进攻喀尔喀蒙古，使喀尔喀蒙古两面受敌。戈洛文和噶尔丹遥相呼应，趁机向喀尔喀施加压力，同时开展诱降活动。蒙古地区形势的这一急剧变化，对中国方面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清朝政府在尼布楚谈判中不得不对俄方作出重大的领土让步。

1688年3月，戈洛文的信使柯罗文带着俄方关于从速在色楞格斯克附近举行中俄会谈的建议，到达北京。4月，清廷决定派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佟国纲及尚书阿拉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等“往主其议”，“并率八旗前锋兵二百、护军四百、火器营兵二百偕往”(17)。康熙就谈判方针明确指示说：“其黑龙江之地，最为扼要……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罗春、奇勒尔、毕拉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所居之地，若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我之逃人根忒木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向彼索还。如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划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18)

康熙二十七年（1688）五月二日，清朝以索额图为首的使团由北京起程。在行抵克鲁伦河附近时，正逢噶尔丹军横行于喀尔喀全境，遮断使团前进的道路。使团只得折返北京，而派参领索罗希等通知戈洛文，说明受阻情由，建议推迟会谈时间，另商会谈地点。

这期间，俄国政府由于远征克里米亚失败，遭到国内贵族和商人的普遍反对，迫切希望早日和中国议和，因而又派罗吉诺夫向戈洛文送达了关于谈判条款的新训令。训令说，如果清政府不愿在边境谈判，可以罗吉诺夫为全权使者，前往北京订立条约。1689年5月，罗吉诺夫到达北京后，得知清政府已决定再派使团赴边境会谈的消息，就提议以雅克萨或尼布楚为谈判地点。清政府同意在尼布楚举行会谈，并通知他说：中国使团将于8月抵达尼布楚。

7月31日，清朝使团抵达尼布楚。8月19日，戈洛文在中国使团致函催促下，才从叶拉文斯克来到尼布楚。

8月22日，中俄两国使臣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会上俄方提出要求以黑龙江左岸属俄国，右岸属中国，当即遭到中国使团拒绝。索额图等严正指出：黑龙江流域自古归属中国，俄国从未领有；贝加尔湖以东、以南是蒙古领地，而蒙古历来就是中国皇帝的臣民，因此，俄国应当退到色楞格河以西，将尼布楚、雅克萨一带归还中国。双方辩论了一整天，没有任何结果。

8月23日，两国使臣举行第二次会议。戈洛文见第一方案不能实现，于是又提出了第二方案：以牛满河或精奇里江为界，并要中方赔偿俄国在雅克萨等地的“损失”。索额图一方面仍明确表示不能同意俄方的第二方案，一方面也主动作出了让步，提出可以把尼布楚等地让给俄国，即在石勒喀河北岸以尼布楚为界，石勒喀河南岸以音果达河为界。但俄方顽固坚持侵略立场，这次会议仍无进展。

8月24日以后，正式会谈被迫中断、转入会外交涉。双方使者往来于两国使团营地之间，传达各自的建议、意见，互相进行辩论，直到达成协议为止。

9月7日，《中俄尼布楚条约》正式签署，正式文本为拉丁文本，另有满、俄文本。条约共分六款：

一、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完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

二、俄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三、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四、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

五、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

六、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条约》还载明：“此约将以华、俄、拉丁诸文刊之于石，而置于两国边界，以作永久界碑。”(19)

《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整个尼布楚会谈是严格地按照对等原则安排的，两国在尼布楚地区的兵力大体相当，参加谈判的人数相等。双方代表都在各自政府事先指示的范围之内进行谈判，最后签订的条款也没有越出两国政府愿意接受的范围。《条约》明确划定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是中国领土，使中国收回了部分被俄国侵占的土地，安定了东北边疆。同时，中国也将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地区让与俄国，把乌第河流域划为待议地区，使俄国巩固了一定的侵略利益。中国同意通商，也使俄国达到了扩大中国市场的目的。索额图一行回国以后，康熙帝在狩猎营地接见，“对于谈判的成功深为快慰”(20)。俄国使团回到莫斯科，彼得一世特颁诏书嘉奖，戈洛文得到了金质奖章。

第二节
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叛乱及其平定

一、厄鲁特蒙古四部

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厄鲁特（即“额鲁特”），包括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和硕特部的首领姓博尔济吉特，是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准噶尔部和杜尔伯特部的首领同姓绰罗斯，是元朝大臣孛罕的后裔：“孛罕六世孙曰额森（即明代瓦剌著名首领也先），有子二，长博罗纳哈勒，为杜尔伯特祖；次额斯墨特达尔汉诺颜，为准噶尔祖。”(21)土尔扈特部的前身是元初的克烈部（亦作克列亦惕、克哷古特），首领是元朝大臣王罕（亦作翁罕）的后裔。四部长期过着“逐水草，无城廓”(22)、“不耕五谷，以游牧为业”(23)的生活。其中，和硕特部游牧于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部游牧于伊犁河流域，杜尔伯特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两岸，土尔扈特部游牧于雅尔（即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西北）一带，彼此分牧而居，各不相属。但由于频繁的战争和内政外交的需要，四部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共同有一种叫做“丘尔干”的盟会，盟会推举共同的盟主“达尔加”，也称“卫拉特汗”。由于和硕特部在四部之中出身最高贵，所以历任“丘尔干”首领一直由和硕特部首领担任。

二、准噶尔部的兴盛

17世纪初期，准噶尔部首领哈拉忽拉（？—1634）是个有野心的人，他不甘心自己的绰罗斯家族只作为四卫拉特的一个普通成员存在，企图恢复也先时代的地位和权势。于是，“他以损害许多弱小领主的利益，极力扩大自己的力量”(24)。1629年，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不堪准部的排挤，被迫率部五万余帐离开雅尔，越过哈萨克草原，迁往俄罗斯额济勒河（伏尔加河）流域游牧。

1634年，巴图尔继承其父哈拉忽拉之位后，准噶尔部进一部走向兴盛。1637年，和硕特部首领图鲁拜琥率领和硕特之大部离开乌鲁木齐，进入青海；1640年，鄂齐尔图率领本部和硕特之众进入河套以西的阿拉善地区。这样，聚牧于阿尔泰山、伊犁河一带的，只剩下准噶尔和杜尔伯特两部。准部趁机扩大地盘，并将杜尔伯特部以及和硕特、土尔扈特未曾迁走的支庶部众，全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640年9月，巴图尔以西卫拉特盟主的身份，在塔尔巴哈台与喀尔喀蒙古王公举行盛大的会盟，青海的和硕特部和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也派来了代表，总计厄鲁特四部和喀尔喀四部共四十四名封建主参与了会盟，通过了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亦称《卫拉特法典》），建立了东西蒙古之间空前的同盟。

1640年会盟以后，青海和硕特部向西藏扩张势力。当时，西藏由噶马噶举的大宝法王一系掌管教权，由第巴藏巴汗执政，他们联合起来，打击阐化王的后裔和黄教格鲁派，引起黄教与红教的尖锐斗争。为了寻求邻近卫拉特人的帮助，阐化王一系的达赖喇嘛五世与班禅四世和青海和硕特部首领图鲁拜琥，通过当时负责达赖宗教事务的索南群佩（后改名索南饶登）的居间撮合，秘密结盟，图鲁拜琥接受达赖为他传法，达赖赠给图鲁拜琥以“丹增曲结固始汗”（意为“护教法王固始汗”）的徽号。1641年，固始汗率兵入藏，攻占日喀则，俘杀藏巴汗，恢复了达赖喇嘛的教权，并任命在这一事件中起关键作用的索南群佩为第一任第巴，总揽西藏政务。固始汗则驻重兵于拉萨之北九十公里的达木（今当雄县），这里水草丰盛，既可养兵，又可控扼拉萨，朝发夕至。他掌握整个西藏政局，成了西藏实际上的统治者。

17世纪前期厄鲁特人复兴的时期，正是内地明清更替的动乱时期。但这时的厄鲁特人既未忘记他们是中国的臣民，中央王朝也未停止对他们行使主权。土尔扈特部的首领始终珍藏着明朝政府在永乐八年（1410）颁赐给他们祖先的汉篆封爵玉印一颗，直到西迁伏尔加河流域以后，还仍然保存着。1616年，俄国派往准噶尔部巴图尔台吉处的托米尔科报告说，中国皇帝向喀尔木克人（即厄鲁特人）征收贡赋，每个台吉每年交纳二百峰骆驼及一千匹马和羊，只向主要人物收贡，小台吉则免予交纳，中国皇帝叫太平可汗（大明可汗）；并说他亲自接触了中国皇帝派往该地征集毛皮贡的人(25)。准噶尔部巴图尔洪台吉与和硕特部固始汗并雄时代，厄鲁特人始则向明朝纳贡，继则很快与清朝统治者建立了臣属关系。崇德二年（1637），清朝尚未入关，固始汗就从天山以北向清“遣使通贡”，顺治三年（1646），清朝承认固始汗为厄鲁特首领，“赐甲胄弓矢，俾辖诸厄鲁特”，此后每隔一年都要遣使来朝一次，厄鲁特各部众首领“并附名以达”，向清朝表示臣服。顺治十年（1653），又正式封他为“遵文行义敏慧顾实汗”，赐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制成的“金册印”。(26)

三、噶尔丹的扩张与败亡

康熙四年（1665），巴图尔洪台吉死，其第五子僧格立。不久，内部发生争夺属产的斗争，康熙十年（1671），僧格被其异母兄车臣及卓特巴巴图尔攻杀。这时，在西藏做喇嘛的巴图尔洪台吉第六子噶尔丹闻讯，立即回到准部，戮逐诸兄，取得统治地位。

噶尔丹掌权的初期，力量还很单薄：“噶尔丹众最贫苦，有一马者即称为富饶。”(27)为此，他一面极力向清朝表示忠诚恭顺，从上台的第二年（康熙十一年，1672）起，每年都向清政府“遣使进贡”；一面不断劫掠邻部，迅速扩充自己的实力。康熙十六年（1677），袭杀和硕特部鄂齐尔图汗，占有西套；康熙十七年（1678），越过天山，进兵南疆，征服回部。清朝政府为了维持边疆的安宁和国家的统一，对噶尔丹尽量采取安抚、笼络的政策。当康熙十八年（1679）达赖喇嘛授予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之号、噶尔丹遂以此号向清朝“奉贡入告”的时候，尽管清朝政府“从无以擅称汗号者准其纳贡之例”，但考虑到噶尔丹进贡方物忠顺有年，还是接受了他的献纳(28)。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藩平定，清朝政府特派内大臣奇塔特等前往厄鲁特颁赏。对于噶尔丹以进贡之名输送大批马、驼、兽皮与清朝进行贸易，清朝政府也特别给予优待：“不限人数，一概俱准放入边关”，以至连年以来，噶尔丹所遣使者日益增多，“或千余人，或数千人，连绵不绝”(29)，并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利益。

噶尔丹为了实现其进一步扩张的野心，逐渐改变其父兄巴图尔洪台吉和僧格时期奉行的政策，开始与俄国勾联。

沙俄对我国西部及北部地区怀有领土野心，他们对于地处我国北疆的众多少数民族，或者采取野蛮的军事征服，或者实行狡猾的政治诱降，迫使他们脱离中国，臣服于沙皇。巴图尔洪台吉时期，俄国先后于1616年、1617年、1646年、1650年派遣使者前来说服他们臣服于沙皇，都遭到了严词拒绝。1647年与1649年，巴图尔洪台吉为了保护准噶尔部的利益，反击俄国的入侵，不断率部进攻俄国设在西伯利亚的城堡。后来巴图尔洪台吉的继承者僧格，也同样“对俄国人绝无好感”(30)。为了索还属民杰列乌惕人，1667年，僧格率领数千军民围攻了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次年俄国使臣伯林前来交涉，僧格又强硬地表示：“我们会自己弄到他们，我们一定要攻打托木斯克和库兹涅次克。”(31)噶尔丹对待俄国的态度与他的父兄不同。1671年噶尔丹执政以后，一方面致书俄国当局，宣布自己要向原属准部的属民征收贡赋；一方面则又表示不反对俄国当局向这些属民征收实物税，甚至主动要求同俄国达成协议，使这种双重贡赋关系合法化。噶尔丹这种主动的妥协，显然表明他“试图采取吸引俄国人的政策”(32)。1671—1682年间，俄国接连派人到准噶尔部进行游说拉拢，噶尔丹也不时借贡民问题作为讨价筹码，频频遣使赴俄。据载，1673—1674年、1674—1675年、1676年、1677年、1678年、1679年、1681各年，都有噶尔丹的使者在俄国(33)。俄国想利用噶尔丹实现其侵略我国西北的野心。噶尔丹则想借助俄国力量牵制清政府，实现其扩张势力的图谋。

进入17世纪80年代，噶尔丹已经确立了对厄鲁特四部的稳固统治，控制回疆，又得到西藏僧俗上层的全力支持，“其势日张，其志益侈”(34)，遂开始以夺取喀尔喀作为自己新的目标。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终于悍然发动了对喀尔喀的战争。

喀尔喀蒙古分为三部：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和札萨克图汗部。康熙十六年，噶尔丹进攻西套和硕特部鄂齐尔图汗时，喀尔喀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曾经出兵援助鄂齐尔图汗，不久又把女儿嫁给鄂齐尔图之孙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噶尔丹自此立意要攻土谢图汗。后来，土谢图汗藏匿了札萨克图汗的逃众，与札萨克图汗发生纠纷。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朝政府派理藩院尚书阿拉尼带领札萨克图汗沙喇，到库伦伯勒齐尔与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会盟，由达赖喇嘛的使者噶尔丹西勒图出面为双方调解。察珲多尔济本人没有出席，派其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参加会盟。会盟中，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达赖喇嘛的使者噶尔旦西勒图为席位问题发生了争执。噶尔丹遂指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不敬达赖喇嘛，趁机拉拢札萨克图汗沙喇，约沙喇往会于固尔班赫格尔。土谢图汗中途截杀沙喇，又追杀噶尔丹之弟多尔济札卜，率兵进屯喀喇额尔齐克、察罕额尔齐克之地，与噶尔丹相拒。噶尔丹于是有了出兵的借口，大兴“问罪”之师。

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率领精兵三万，越过杭爱山。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在特穆尔进行抵抗，防线被迅速突破。这时，清朝政府派往尼布楚和俄国谈判的索额图使团带着卫队行抵克鲁伦河附近。土谢图汗遂即向使团报告情况，并四处声言朝廷已派大兵前来平叛。噶尔丹不明虚实，急忙派来代表向使团表示愿意退兵。使团报告朝廷以后，康熙帝特遣专使来为双方调停，要求噶尔丹返回旧地。噶尔丹口头表示遵命，假令退兵；但等使团一走，又马上全线反攻过来，越过土拉河，进掠克鲁伦河流域的车臣汗牧地，同时分兵一支进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驻地额尔德尼昭。土谢图汗组织三部之众，在土拉河畔的尼列图至鄂尔会诺尔一线与噶尔丹展开了最后决战，鏖战三日，喀尔喀全军奔溃。“喀尔喀通国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纷纷南窜，昼夜不绝”(35)，“南徙者蔽地而来，前后相望六十余里……遗弃牛马，死者相枕，臭闻数里”。(36)

在这危急时刻，喀尔喀王公们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会上，哲布尊丹巴郑重指出，蒙古与内地有悠久的联系，“我辈受天朝慈恩最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都与中国有着天然的联系，而与俄罗斯则“异言异服”，“俗尚不同”，坚决反对个别王公企图投降沙俄的主张，提出除了投靠清朝政府之外，别无他途。哲布尊丹巴的意见得到了王公们的赞成，“众欣然罗拜”，于是“土谢图汗遂请胡土克图率众内附”(37)。喀尔喀三部数十万人众先后来归，清朝政府即命尚书阿拉尼前往归化城抚慰，发放归化城、独石口、张家口仓储，赐茶布牲畜十余万，进行救济，而后全部把他们妥善地安置在科尔沁草原水草丰茂之地游牧。

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政府派尚书阿拉尼命噶尔丹撤兵，退还喀尔喀全部被侵之地。噶尔丹一面礼遇清朝政府使者，并且遣使进贡，以缓和中央朝廷的直接干涉；一面却把战争责任推到土谢图汗身上，以必得土谢图汗为辞，继续占据着喀尔喀的腹心地区克鲁伦河流域，并又从所属各部征调控弦之士数十万，准备发动更大的攻势。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三月八日，噶尔丹派使者达尔罕到伊尔库次克会见俄使戈洛文，“请求军援，并面请各位大使从边境城市派遣沙俄陛下军队以及大使现在率领的军队去打蒙古领主”。戈洛文当即答称：“如果他们的博硕克图汗向敌对的蒙古人发动进攻，则沙皇陛下可根据博硕克图汗的进攻形势，从沙皇陛下边境城市，从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涅尔琴斯克以及其他城市发兵进攻蒙古人。”

五月，噶尔丹挑选精锐二万余人，又扬言联合沙俄军队，以追喀尔喀为名，越过呼伦池南下，劫掠乌珠穆沁。尚书阿拉尼督蒙古兵在乌尔河迎击，反为所败，噶尔丹乘胜东趋札萨克蒙古地。

康熙帝获悉噶尔丹和沙俄勾结，深感事态严重。为了孤立噶尔丹，必须制止沙俄。当时沙俄使者吉里古里伊法尼齐正好到京，康熙帝立即召见，向他严重警告说：“噶尔丹遂言会尔国兵同侵喀尔喀，喀尔喀已归顺本朝，倘误信其言，是负信誓（指双方已签订《尼布楚条约》实现停战）而开兵端也。尔等可疾遣善驰者二人归告尼布潮头目，令伊遍谕俄罗斯之众。”在中国的严正警告和坚决实行武装自卫的立场面前，沙俄终于不敢妄动。

六月，康熙命抗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为左翼，出古北口；安北大将军恭亲王常宁为左翼，出喜峰口；自统中路，下诏亲征。

七月，右翼军在乌珠穆沁遇敌，初战不利。噶尔丹乘势长驱南进，深入乌兰布通，距京师仅七百里。

八月，左翼军进抵乌兰布通。敌兵数万依林阻水，设下一座“驼城”。清左翼军以炮火营为前锋，以步兵、骑兵继后，噶尔丹大败，连夜偷渡什拉穆愣河，翻过大碛山逃窜。当逃至科布多时，只剩下残部几千人。

康熙三十年（1691），圣祖檄调内外蒙古诸部，在多伦诺尔举行盛大会盟。康熙帝在这次会盟中，正确地解决了札萨克图汗和土谢图汗两部之间的矛盾，协调了两部关系，决定以喀尔喀三部分设三十七旗，旗下设参领、佐领，分为左、中、右三路。通过多伦会盟，清政府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孤立了沙俄侵略势力，巩固了我国北部边防。

噶尔丹败回新疆以后，积极准备力量，试图东山再起。俄国也竭力给他撑腰，派使臣前往科布多会见噶尔丹，答应由沙俄政府“助鸟枪手一千及车装大炮，发至克鲁伦东方界上”(38)，配合他的行动。

康熙三十四年（1695），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津前来木兰向康熙帝密报：噶尔丹约其为内应，将要发动叛乱。康熙帝决定将计就计，命沙津“伪与相结，诱其兵来”(39)。秋，噶尔丹果然率领骑兵三万东掠，沿克鲁伦河而下，侵至巴颜乌兰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克鲁伦河上游）。鉴于前次乌兰布通惨败的教训，这次他不敢贸然进犯漠南，只是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六万，将大举内犯”。(40)

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再次下诏亲征，调集大兵十万，分为东、西、中三路：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三省之兵沿克鲁伦河前进，以攻敌正面；西路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振武将军孙恩克率陕甘之兵出宁夏向土拉（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进发，以截敌归路；康熙自统禁旅为中路，出独石口北进。喀尔喀诸部札萨克皆踊跃从征。五月，康熙统领的中路大军渡过瀚海，首先进抵克鲁伦河，与敌南北对阵。康熙帝亲自绘制阵图，指示破敌方略。噶尔丹知是御驾亲征，连夜拔营逃跑。康熙亲领前锋部队猛追三天，直到拖诺山。噶尔丹逃至昭莫多（今乌兰巴托东南四十公里处），被西路大军拦头截住。清军反客为主，以逸待劳，利用昭莫多的有利地形，诱敌深入，一战而胜。最后，噶尔丹仅带着几十名骑兵逃脱性命。昭莫多之战全歼噶尔丹精锐，是清朝平定噶尔丹叛乱的一次决定性战役。

噶尔丹经过两次惨败，他的精锐丧亡殆尽，牲畜财产所剩无几；原来的基地伊犁也被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控制；阿尔泰山以西诸部、天山南路的回部、青海、哈萨克等，都先后不同程度地摆脱了他的羁绊；想南投西藏，路途又远；想北投沙俄，沙俄又不敢接纳。走投无路的噶尔丹，这时只得窜居塔米尔河，企图取道翁金河至哈密再谋进止。

为了彻底消除噶尔丹这个隐患，三十五年九月，康熙帝再次前往归化城，驻跸鄂尔多斯，召大将军费扬古筹划第三次军事行动。同时诏谕策妄阿拉布坦和青海各台吉，要他们协助朝廷逮捕噶尔丹，并派出使者分化噶尔丹的党羽。在清朝政府的威令之下，许多准部台吉纷纷脱离噶尔丹，跟随使者前来请罪。这时对于噶尔丹，清廷仍然望其诚心归降。当噶尔丹遣使向清廷探听意图时，清廷表示，只要噶尔丹愿意投降，一概既往不咎，并像对待喀尔喀那样给他安排一切。但当七十天的限期已过，噶尔丹并没有作出回答。

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月，康熙西渡黄河来到宁夏，亲自部署军事，命马克思哈、费扬古出贺兰山，萨布素往克鲁伦河，两路进兵。噶尔丹的倒行逆施和残酷搜括，早已激起各族人民的愤慨。哈密的维吾尔族首领都拉达尔罕捉住前往哈密征集军粮的噶尔丹之子赛卜腾巴珠，解送京师。噶尔丹的部属进一步分崩离析，纷纷向清政府投诚，并积极担任向导，带领清军深入平叛。策妄阿拉布坦配合清政府的进攻，在阿尔泰山设伏，准备捉住噶尔丹献给朝廷立功。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在绝望之中死于阿察阿穆塔台地方。(41)

噶尔丹叛乱平定后，蒙古高原恢复了宁静，康熙三十六年，清朝政府遣送喀尔喀各部重新返回自己原来的牧场。噶尔丹和沙俄侵略者密切勾结，力图破坏我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结果适得其反，各族人民特别是喀尔喀蒙古族人民，把自己民族的命运和祖国的统一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对噶尔丹的战争中，喀尔喀诸部首领接受了清朝的各种封号，清朝政府把蒙古各部分编为旗，又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派驻将军和参赞大臣，进一步加强了对蒙古的统辖。

四、在青藏与准噶尔的战争

噶尔丹败亡后，沙俄侵略扩张的野心并未收敛。准部上层中的野心分子总想在清政府和沙俄两大势力对抗间，利用自己的地处辽远边疆，实现割据。策妄阿拉布坦就是继噶尔丹之后又一个这样的野心家。

策妄阿拉布坦是僧格次子。初，噶尔丹杀僧格长子索诺木阿拉布坦，打算尽除僧格遗族以绝后患，策妄率父旧党逃往巴尔喀什湖畔。后噶尔丹率兵攻入喀尔喀，策妄趁其后方空虚回据伊犁，以博罗塔拉河为根据地，“收其父旧属及噶尔丹余众，复成部落”(42)。为了和噶尔丹对抗，策妄自康熙三十年，开始向清政府遣使表示臣服，以期得到清朝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噶尔丹面临最后覆灭时，策妄接受清朝的命令，配合清军的进击，从背后夹攻噶尔丹，立有战功。噶尔丹死后，部下丹济拉带着噶尔丹的尸首和女儿赴京请降，策妄阿拉布坦于阿尔泰山中途截取，献给朝廷以为己功。清廷为酬其劳，把阿尔泰山以西至伊犁的广大地区划归策妄统辖。

但策妄阿拉布坦并非诚心归服，早在噶尔丹未死之前就已暗中勾结上了沙俄。策妄阿拉布坦得势后，沙俄就开始“小心翼翼地对待策妄阿拉布坦和他的代理人不花刺人”。1698年11月俄国制定的新税例对不花刺人特别优待：他们不用交纳什一税；如果他们以珲台吉的名义前去，还可以完全豁免捐税。(43)

策妄阿拉布坦既已总领西域，又得到沙俄的支持，便有了称霸中亚之意。他首先把矛头指向土尔扈特部。

土尔扈特部早在17世纪初准噶尔称雄时，由于不堪其凌迫，而徙牧于额济勒河（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下游一带。他们虽然远离故土，但始终怀念祖国，清初数十年间，不断向清廷“遣使奉表贡”(44)。康熙时期，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汗与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及其后继者策妄阿拉布坦，成为“倔起超越群雄”的厄鲁特两大势力，他们“在彼此竞争着”(45)。土尔扈特部和清朝政府对准部的这种两面夹击之势，对怀有异心的策妄是个极大威胁。为了除掉侧后隐忧，他首先玩弄阴谋手段，娶了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汗的女儿，接着利用这种姻亲关系，寻隙挑拨阿玉奇之子率领一万五千户部众投奔自己，而后截断阿玉奇向清廷进贡和入藏熬茶的道路，削弱土尔扈特的力量并使之陷于孤立。

后顾之忧既除，策妄阿拉布坦开始图谋西藏。自1641年青海和硕特部固始汗入藏以后，西藏教界实际上受到固始汗及其子孙的控制。为了摆脱和硕特部的控制，西藏教界力图寻求援助。由于固始汗及其子孙忠于清室，甚得信任，于是达赖和他的第巴遂转向厄鲁特准噶尔部。达赖五世、第巴桑结嘉错与噶尔丹实际上已经结成了同盟。第巴桑结隐瞒达赖之丧，并且不通过和硕特的允准自行选立六世达赖，使得拉藏汗（固始汗之孙）十分恼怒，认为这是试图摆脱其控制的信号。康熙四十四年（1705），拉藏汗领兵入藏杀掉桑结，将桑结所立的六世达赖逮系解赴京师（不久死于中途），又另立了一个达赖六世。策妄阿拉布坦见西藏、青海相争，拉藏汗虽然勉强控制了局势，但统治十分不稳，便决计趁机袭取西藏。

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策妄阿拉布坦派其将策零敦多布率精兵六千自伊犁西南出发，徒步绕过大戈壁，翻过和田南面的大雪山，昼伏夜行，于次年七月越过腾格里湖，突然出现于西藏北境。拉藏汗仓促前往达穆河迎击，坚持两月，终因寡不敌众，退保拉萨。十月，策零敦多布攻下拉萨布达拉宫，“执杀拉藏汗，掳其妻子，搜各庙重器送伊犁，禁新达赖喇嘛于札克布里庙”(46)，另以达克咱为第巴，管理全藏政务。

当拉藏汗遭准部进袭时，清朝曾派兵救援，但当清军进至喀喇乌苏河（怒江上游）时，遭到敌人重兵阻击，粮道被截断，苦战一个多月，终于失败。

喀喇乌苏河之败，使清廷大为震动，于是，康熙命皇十四子允为抚远大将军，驻扎西宁，统一指挥西北、中路、西南三路大军的全部进剿事宜。康熙五十九年（1720）二月，清廷正式策封胡必尔罕为“宏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命都统延信为平逆将军，护送达赖入藏。

同年四月，清军分为两路。中路，延信军自西宁出发，护送达赖六世入藏。青海蒙古汗、王、贝勒、台吉，皆率所部兵随大军一起前进。西南一路，护军统领噶尔弼率川军出打箭炉。途经里塘、巴塘，安抚了那里的图伯特部众。副将岳钟琪率前锋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由川入藏的第一天险洛隆宗（今西藏洛隆）三巴桥，大军顺利越过拉里山（四川嘉黎县境），进入西藏。清军所到之处，藏民“望风响应”(47)，八月二十二日渡过拉萨河，次日黎明从三面攻入拉萨。九月八日，六世达赖亦入藏坐床。策妄阿拉布坦企图插足西藏的野心被粉碎了。

康熙六十年（1721），清军班师，留下两千蒙古兵驻防拉萨，封拉藏汗的旧臣第巴康济鼐、阿尔布隆为固山贝子，隆布鼐为辅国公，理前藏事务；颇罗鼐为札萨克一等台吉，理后藏。在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及土伯特酋长等的奏请下，康熙亲自撰写碑文，记述这次平叛的经过，在大昭寺建立丰碑，“以纪盛烈，昭垂万世”。(48)

但是策妄阿拉布坦并不甘心失败，雍正元年（1723），他又煽动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发动了叛乱。

罗卜藏丹津是达什巴图尔之子，固始汗之孙。达什巴图尔在位时，奉行其父固始汗的政策，率部朝清，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被封为和硕亲王。达什巴图尔死，罗卜藏丹津于康熙五十九年承袭父爵为亲王。罗卜藏丹津是个有野心的人。他想恢复固始汗时代的霸业，据有青、藏全部。策妄阿拉布坦利用他的这种心理，趁机怂恿他向清朝闹独立。

雍正元年，罗卜藏丹津诱使青海诸部台吉在察罕托罗海会盟，命各部首领一律恢复原来名号，不得再用清朝赐封的王、贝勒、贝子、公等爵称，他自己则称“达赖珲台吉”，统领一切。他一面联络青海喇嘛察罕诺们，一面紧密勾结策妄，结成了一个叛清的联盟。

罗卜藏丹津的背叛行为受到同族郡王额尔德尼和亲王察罕丹津的坚决反对。罗卜藏丹津首先向他们发动了进攻。

清廷开始准备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青海问题。它派兵部侍郎常寿前往罗卜藏丹津的驻地沙拉图，制止罗卜藏丹津对额尔德尼和察罕丹津的进攻，对其叛逆行为给以严厉警告。罗卜藏丹津狡猾抵赖，反诬额尔德尼有侵占西藏之心，并且扣押常寿，煽动部众发动了大规模叛乱，“于是远近风靡，游牧番子、喇嘛二十余万，同时骚动，犯西宁，掠牛马，抗官兵”。(49)

雍正元年十月，清廷命川陕总督年羹尧、西川总督岳钟琪统兵征讨。在清朝强大的军事攻势下，叛军迅速瓦解。十二月，“各蒙古贝勒、贝子、公、台吉，各杀贼来归，降其胁从部落十余万”。(50)

雍正二年（1724），清军加紧进攻，罗卜藏丹津退据离西宁千余里外的柴达木河流域。二月，岳钟琪率领五千骑兵深入沙漠追剿，一夜急驰一百六十里，于黎明直抵乌兰木和尔敌营，几万叛兵全部投降，罗卜藏丹津穿一身藏族妇女衣服，狼狈逃窜，北投策妄阿拉布坦。

青海平定后，清朝政府改西宁卫为西宁府，特设青海办事大臣。原来蒙古各汗统治青海蒙藏人民，征收赋税，这时改隶清政府道、厅、卫管理。

第三节
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

一、明末的耶稣会士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派。基督教产生后不久，就逐渐分化为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和拉丁语地区的西派。1054年，东西两派正式分裂，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教会宣布摆脱罗马教皇独立，自称“正教”，意为“正宗的教会”；以罗马教皇为首的西部教会则与东方的“正教”对峙，自称“公教”，意为“普世性的教会”，又称“天主教”。16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相继爆发了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反抗罗马教皇的新教。

1578年，耶稣会东方全境的视察员兼副主教范礼安（1538—1608，意大利人），到澳门视察，他提出必须改变传教的方法，特别要求强调训练教士、熟悉汉语。

首先响应范礼安这一训示的是耶稣会士意大利人罗明坚（1543—1607），1579年他到达澳门。其时范礼安已赴日本，罗明坚读到范礼安留下的训示，不顾同侪的阻挠和揶揄，开始攻习华语、华文。1581年春，罗明坚随葡萄牙商船来到广州，中国官府特别批准他可以在通商季节留住广州举行弥撒圣祭。1582年春，罗明坚和巴范济前往两广的首府肇庆，以西洋器物（其中包括自鸣钟一具）馈赠两广总督，获得允准在肇庆府关东天宁寺居住传教。西方著作中把这个寺院称作耶稣会士在中国内地设立的第一个教堂。但不久随着该总督的黜职，罗明坚也就回到澳门。1583年，罗明坚又与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重至肇庆，会见两广新任总督郭应聘，贿以欧洲奇巧异物，得允许在肇庆府东滨河之地建立教堂，自由传教。这是耶稣会在中国内地设立的第二座教堂。

当时，在天主教如何传入中国的问题上，来到亚洲的耶稣会士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诉诸武力，他们大多是西班牙人。罗明坚是主张以温和方式在中国传教的一派人物的代表。他们主张攻读中国文字，读汉语书。他们在举止上也彬彬有礼，与那些从欧洲来的贪婪、不法的商人有所区别。利玛窦继续循着罗明坚的道路走下去，终于获得了成功。

利玛窦于1583年随罗明坚进入广东肇庆后，注意研究了中国的精神和性质。于是他发挥早年在巴黎所学的数学和地理知识，向到其寓所谈论的中国文士详为讲解，并将自鸣钟、万国舆图、天文仪器以及其他各种奇巧物品一一陈列，让人们观赏。又自制天体仪、地球仪以及计时日晷，馈赠中国官员，使得中国人士耳目一新，利玛窦亦随之声誉四布。1589年，在肇庆传了六年教的利玛窦，移居韶州，又先后到南京、南昌等地传教，并曾到过北京。1601年，利玛窦偕同耶稣会士庞迪我再次进入北京，并通过太监马堂，向万历皇帝进献天主像一幅、圣母像二幅、圣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自鸣钟两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同时呈上国书。万历皇帝十分高兴，特命礼部以上宾之礼相待，厚给廪饩，在宣武门（初名顺承门）之东赐第居住。自此，利玛窦遂留住京师，从事传教活动，直到1610年去世。

利玛窦正是通过博取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上层的信任与支持，从而成功地奠定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基础。紧随利玛窦之后，一大批耶稣会士陆续来到中国。如孟三德（1585年来华）、龙华民（1597年来华）、罗如望（1598年来华）、庞迪我（1599年来华）、高一志（1605年来华）、熊三拔（1606年来华）、阳玛诺（1610年来华）等，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也有了较快的发展，据记载，天主教在中国吸收的信徒，1584年只有三人，至1610年利玛窦死时已有二千五百人左右。(51)

耶稣会士来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传教，但利玛窦毕竟是一位博学之士，他为了开展宗教活动，最先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科学知识。中国当时不少杰出的人物，如叶向高、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王徵、韩霖、冯应京、杨廷筠、沈德符、虞淳熙等，与他密切往来，甚至受洗入教，正是出于对他带来的新知识探索的热忱。在地理知识方面，利玛窦的《万国舆图》第一次向中国士人展示了世界五大洲的面目。仅在万历年间，该图的原版、增刻、翻印、缩印、摹绘，即达十三次之多，共出了八种版本，传行于广东、江西、江苏、贵州和南北两京(52)；在天文历法和数学方面，利玛窦介绍过来的《乾坤体义图说》、《经天该》、《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勾股义》、《圜容较义》，经过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译述，得到了传播。特别是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徐光启称之为“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

借着科技工作的顺利发展，耶稣会士也积极地从事传教活动。汤若望利用参加修历的机会，出入宫廷，打开了在宫廷内部进行传教的新局面。1630年左右，汤若望首先吸收太监庞天寿（此人后来在桂王时期总揽军国大权）等十人入教，接着扩大到妃嫔、皇子。几年之后，宫中受洗者已有五百四十人之多。全国天主教徒在利玛窦去世的1610年只有二千五百，1617年时为一万三千，1636年时为三万八千二百（其中有一等大员十四人、进士十人、举人十一人、生员三百余人），1650年已达十五万。计明代南北二京并十三个行省，除云南、贵州二省外，其余已无一处无耶稣会的据点。南明永历政权由于处于旦夕飘摇之中，统治集团思想更加空虚浮动。永历帝及太后、皇后、太子，全都受洗入了天主教。

二、顺康时期的耶稣会士

明亡清兴，原先曾经帮助明朝抵抗清人的耶稣会士，开始转而依靠新的统治者，以保障他们的“圣教”事业。

清朝刚刚进入中原，也亟待以准确的历法迅速向人民表明其统治的合理性。因为中国历代的宣传中，总是认为天象联系着皇家的命运。历法的准确与否，历书的有无舛错，被看做一姓王朝是否顺应天意的重要标志。因此，清朝当局降旨保护天主教堂，并命汤若望等人修订历法，定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不久，又命汤若望掌管钦天监印信，一切占候事宜，悉听举行。

汤若望（1591—1666），号道未，德意志人。1611年入耶稣会，1622年至广州，旋赴北京学习汉语，后又奉耶稣会之命，往西安、南京等地活动。崇祯三年（1630），明廷召之至北京，继邓玉函之后管理历局，修造天文仪器，编制《崇祯历书》，监铸西式火炮。归清以后，他格外受到清廷的礼待，顺治元年（1644），令掌钦天监事。顺治三年六月，加太常少卿。顺治七年（1650），清廷赐银一千两，在宣武门内修建天主堂一座。这次建造的却是第一座“真正的如同欧洲教堂一般的教堂”(53)。这座教堂后来称为“南堂”。年轻的顺治皇帝对汤若望十分尊敬、信任而亲近，称之为“玛法”（满族对长者的尊称），每有咨询即宣召进宫。顺治帝还经常自往天主堂，参观礼拜堂、书房、花园等处，并与汤若望作长时间的谈话。

由于汤若望所获得的地位与尊荣，为清初天主教的传布提供了很大方便。康熙九年，中国的天主教徒已增至二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余人。(54)

我国历来视历法为国家大典，视颁布正朔为行使统治权力的象征。明代曾规定民人不得私习天文。明末以来西士主持修历，使历来仰仗官府的“天文家”们再也不能垄断历法权了。钦天监中，自隋朝开皇十九年（599）回回人授历官，历1059年，累代相沿不替。但从汤若望掌管钦天监后，回回人遂不得进用，甚至后来彻底取消了回回科，不予设置。这就使他们不得不打起尊经的旗帜来和西士相争。顺治十四年（1657）四月，被革职的原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首先上疏指陈汤若望历书的三大舛谬，要求恢复回回科。但朝臣奉旨在观象台进行的实测，却证明吴明炫是错误的。顺治十七年（1660），安徽歙县人杨光先又上疏讦告汤若望“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伺朝廷机密”，“立天主教堂于京省要害之地，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且在时宪书上写着“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明白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55)。康熙三年（1664）七月，杨光先再次上书参劾汤若望等谋叛、惑众、新法十谬诸大罪。八月，辅政大臣开始提审汤若望等人，次年，将入教的李祖白等五名中国官员处死，尽废新法，复用大统历，任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

杨光先，字长公。为人保守、褊狭。他上书批评新法“十谬”。他反对新法的根本理由，是新法违背了“历代遵守四千余年莫之或议”的《尧典》，变更了“羲和之掌故”与“先圣先贤之典册”(56)。他认为新法的“病根”在于认为大地是个球形。杨光先的结论认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57)

为时不久，杨光先编制的历书就已错误百出。康熙六年（1667），圣祖亲政。七年（1668），教士南怀仁劾奏杨光先历书差错。15岁的康熙帝不持偏见，命二十员朝廷大臣将南怀仁和杨光先两派人物一齐召集到东华门观象台进行实测。结果，“测验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与南怀仁所指逐款皆符，吴明烜（杨光先的副手）所称逐款不合”(58)。于是康熙下令将杨光先等议罪，任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主持钦天监事务，复用新法。

南怀仁（1623—1688），号敦伯，比利时人。1641年入耶稣会，顺治十六年（1659）来华。他先被教会派往陕西，顺治十七年奉召入京，协助汤若望修历。后以汤若望案下狱，释放后幽居北京，至此复被起用。

康熙八年（1669）六月，南怀仁改造了观象台仪器，制成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天体仪，并绘图立说，编成《灵台仪象志》一书。清廷特擢南怀仁为监正。十三年（1674），加太常寺卿。十七年，著成《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二卷，加通政使。自康熙十三年至二十年（1681），为适应平定三藩叛乱的战事需要，南怀仁奉旨监制大炮数百尊，并编成《神武图说》一书，详述铳炮的制作与原理，促进了中国火炮技术的发展，晋工部侍郎。二十七年（1688）南怀仁死时，清廷赐谥“勤敏”。

像南怀仁这样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耶稣会士，在康熙时期还很多。康熙帝始终十分注意广泛招徕耶稣会士中懂得科学的博学之士。康熙十一年，南怀仁推荐徐日升通晓历法，康熙帝立即派员前往澳门接取来京。二十一年刊布的南怀仁致西欧耶稣会士书呼吁说：“凡擅长于天文学、光学、静力学、重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59)响应这次呼吁的有白晋、张诚、刘应等五名法国教士。他们受法王路易斯十四的派遣，于1685年起程，1688年抵达北京。这是法国来到中国的第一批耶稣会士，康熙三十六年，圣祖又命白晋为“钦差”，回国召聘教士。三十八年（1699），偕白晋来华的有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雷孝思、巴多明等十人，“途中迎送拟于王侯”。这些法国教士大多是经过挑选的精通天文、历算、舆地、医学等专门知识的人。他们并与法国新成立的世界第一所科学院有着联系。

为了使西洋教士安心地以他们的科学知识为中国服务，康熙帝给他们以特殊的待遇。几十年间，康熙帝身边常有教士侍从，讲科学，备顾问。徐日升、白晋、张诚、安多、苏霖、巴多明等，先后留居宫中十余年。为了完全地翻译《人体解剖学》，康熙帝特命两名中国名医协助巴多明，唯恐教士因风习上的关系而有所摒弃，他对他们说：“身体上虽任何微小部分，必须详加迻译，不可有缺。朕所以不惮麻烦，命卿等详译此书者，缘此书一出，必大有造于社会人之生命。”(60)许多教士被康熙帝委以重任。张诚、白晋在中俄尼布楚谈判中充当翻译。南怀仁主持钦天监二十年，死后又由徐日升代掌历政。“自是，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61)。特别是康熙后期的地理大测量和《皇舆全览图》的刊印，更主要是依靠西方教士和西方技术设备完成的一项地学史的伟绩。《皇舆全览图》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也是当时地理学上的最新成就。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把《皇舆全览图》与《康熙永年历表》誉为康熙时期文化之双璧。英国学者李约瑟则谓该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62)

康熙帝对于耶稣会士也很善于采取有分析的政策。“这位贤明的皇帝懂得尽可能充分利用一切对本国的生存和发展有价值的东西”(63)。他说：“世上无论何物，当利用之。盖上帝既以万物赐我，则善为利用，理亦宜也。”(64)他的亲任西洋耶稣会士，正是表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他们“各献其长”(65)。对于教士们的传教活动，由于要利用他们的长技，他不能不给予某种程度的默许，但他绝不提倡。康熙八年，也就是在起用南怀仁的同时，他公布了天主教禁令，只承认外国人有信教自由。宫中的教士们恳请康熙帝公开许可传教，康熙帝回答他们说：你们还没有进入天国，却时时杞忧天国之事，实属可笑。朕于此事殆无兴趣可言。他还曾向国中居民解释过：“赞美天王之西教，与中国教化原不相容。唯西教士能通晓科学，故国家起用彼等，臣民当深体朕意。”(66)因此，康熙时期耶稣会士虽然得到很高的宠荣，而且作了不少工作，但传教事业却发展并不快。据统计，康熙九年全国教士二十七万三千余人，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也只发展到三十万人，三十年间仅仅多出二万余人，年增不足千人，这比明末清初每年增加七千至一万教徒的速度，显然大为降低了。

天主教有很多会派。自1581年罗明坚进入广州起，开始的五十年间只有耶稣会士在中国内地传教。其后，1631年来了多明我会士，1633年来了方济各会士，1680年来了奥斯丁会士，1683年来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会士。各会之间，每会不同国籍教士之间，由于彼此争雄，便在宗教理论上相争。围绕着是否可用“天”、“天主”、“上帝”翻译西文中“God”一词以及教徒是否可以跪拜帝王长官、奉祀祖先牌位、尊礼孔子等问题，互相吵嚷不休。论战自龙华民开其端，延续多年，而以康熙八年至四十二年（1703）的三十余年最烈。康熙三十九年，耶稣会请康熙帝裁决这一问题。康熙帝明确地表示：“（西洋人）不通文理，妄诞议论，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中国理义之是非！”(67)耶稣会士将康熙帝的意见及其他中国学者的解说寄往欧洲。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11月20日，教皇格列门第十一下令：只许使用“天主”一词而禁止使用“天”、“上帝”翻译西文中的“God”一词；教堂中牌位不许有“敬天”字样；基督徒不许祭祀孔子和祖先，欲祭祀祖先的，牌位上仅可写祖先之名，不得写“神之位”字样。康熙四十四年，格列门第十一派遣主教多罗带着这一命令出使中国。多罗至京觐见康熙帝，康熙帝优礼相加，多罗遂不敢公布教皇的命令。后来康熙帝渐渐风闻了多罗此行的使命，大为不悦，于是让教士闵明我等带信给多罗，叫他及早悄悄回国。当多罗南下至南京时，康熙帝又出一谕：凡教士未领得朝廷准予传教印票、并许可服从中国礼仪的，一律不得在中国传教。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1月15日，多罗在南京正式宣布了教皇的命令，并令教士对教皇命令一体遵照无违。康熙帝大怒，下逐客之令，将多罗押交澳门总督看管。澳门的葡萄牙当局正因教皇的这一命令未曾先与葡国商量，于是便将多罗监禁。1710年，多罗死于狱中。为了妥善解决这一争端，康熙帝又派遣耶稣会士前往罗马教廷，希望教皇收回成命。但教皇终不同意，一再颁布谕旨，重申他的1704年禁令的精神。为了惩罚罗马教廷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无理干涉，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4月16日，清朝政府下令全面禁止天主教的传布。康熙五十九年（1720），格列门第十一又派主教嘉乐为教宗钦使来到中国，企图缓和局势。康熙帝在教皇的禁令上批道：“此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68)

自此以后，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历雍、乾、嘉、道四朝，一百余年，清朝政府一直对天主教厉行严禁。除了北京允许有技艺的教士留住以外，内省各地教士一批批被驱逐到广州和澳门。全国原先设立的三百来所教堂，不数年间或经拆除，或改公府，或作书院，或变庙宇，已经大部废毁。雍正时，全国的教堂除澳门、广州外，只剩下北京的南堂、东堂、北堂和西堂。乾隆末年，北堂已被大臣拆毁变卖。嘉庆十二年（1807）和十六年（1811），东堂、西堂先后又毁。道光十八年（1838），主教毕学源死后，南堂亦交俄人代管。至此，北京已经无一西洋教士。1700年时，中国有三十万天主教徒，1800年已降为二十万。而且由于没有教士，这些教徒的一切宗教活动都陷于停顿。

在雍、乾、嘉、道厉行禁教政策期间，留在钦天监中任职的耶稣会士，仍然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雍乾年间，德国教士戴进贤任钦天监监正，进一步改进历法，纂成《历象考成后编》十卷和《仪象考成》三十卷，并创制了玑衡抚辰仪。接着，法国教士蒋友仁来华，进《增补坤舆全图》及新制浑天仪，与中国学者何国宗、钱大昕共同翻译图说，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蒋友仁之后，直至咸同以前，西学的输入遂告中断。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来华，是古代中西交往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为背景的。耶稣会士来华适应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需要，成为其思想文化扩张的前锋。他们为了敲开中国的大门并以介绍科学知识为笼络人心的手段。同时由于自身目的和世界观的限制，他们介绍科学知识是有选择的。他们在中国活动的这一时代，正是哥白尼、培根、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人创立天文学、数学、力学、光学等近代科学体系的时代。这一时期来华耶稣会士有中文著译可考的约三百七十种，其中有关科学的约一百二十种，然而却没有反映出当时欧洲的最新科学成果。近代自然科学最重大的成就，从哥白尼的学说到牛顿的原理，他们没传；近代自然科学最重要的观念，如牛顿的微粒说和惠更斯的波动说，他们没传；近代自然科学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如培根、笛卡尔、伽利略诸人的方法论，他们没传。他们所传的，大体上仍是隶属于经院哲学范围之内的科学。哥白尼等人的著作当时已经传入北京，却因传教士的忌讳，未予译出。利玛窦协同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以后，即拒绝将全书译完，致使其后的九卷直到咸丰间方由李善兰与西士伟烈亚力续译完毕，使该书成为完帙。

尽管如此，耶稣会士在东来传教的同时，毕竟也介绍了很多本来为中国所不了解的新的科学知识。不少的中国学人一方面继承祖国传统科学的精华，一方面努力学习和吸取西方传入的新鲜知识和思想，融贯中西，在天文、数学等领域中作出了辉煌的建树。徐光启、王锡阐、梅文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传教士也把中国的科学文化介绍到西方。他们写回去的报告、书信、专著以及带回的许多中国典籍，对西方社会和科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我国的哲学思想，对于18世纪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起过作用。我国的园林建筑技术于18世纪中叶传到欧洲后，对英、法、德、荷等国的园林建筑都发生了一定影响。我国天文学中的宣夜说传入欧洲，促进了西方水晶球说的崩溃。因而，耶稣会士的来华对于中西科技文化的交流与促进，也有一定的客观的积极意义。

(1)　潘克拉托娃：《苏联通史》第1卷，莫斯科，1955年，第152页。

(2)　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2卷，第2分册，彼得堡1895年，第274页。

(3)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1章，列宁格勒，1925年。

(4)　弗纳德斯基主编：《俄国历史资料集》第1卷，耶鲁大学，1972年，第269页。

(5)　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年）》，第56页。

(6)　曼考尔：《俄国和中国》，哈佛大学，1971年，第25页。

(7)　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年）》，第48页。

(8)　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年）》，第49页。

(9)　《俄尼布楚长官给使华之米洛瓦诺夫等人的训令》，《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3页。

(10)　《康熙帝为索还逋逃根特木尔事致俄沙皇国书》（康熙九年五月十三日），同上书，第22页。

(11)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下。

(12)　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2，第11页。

(13)　《八旗通志》（初集）卷153《郎谈传》。

(14)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89页。

(15)　《清圣祖实录》卷127。

(16)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183、765页。

(17)　《清圣祖实录》卷134。

(18)　《清圣祖实录》卷135。

(19)　《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2页。

(20)　《张诚日记》，1689年10月12日。

(21)　祁韵士：《皇朝蕃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一》。

(22)　《西域图志》卷1《西域全图说》。

(23)　椿园：《西域记》卷5《准噶尔叛亡纪略》。

(24)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113页。

(25)　巴特莱：《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1919年伦敦版，第38—39页。

(26)　祁韵士：《皇朝蕃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一》。

(27)　《清圣祖实录》卷111，康熙二十二年七月甲申。

(28)　同上书，卷84，康熙十八年九月戊戌。

(29)　同上书，卷112，康熙二十二年九月癸未。

(30)　巴特莱：《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127页。

(31)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220页。

(32)　古朗：《17—18世纪的中亚：喀尔木克帝国，还是满洲帝国？》，巴黎—里昂，1912年，第53页。

(33)　参见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第132、142页。

(34)　《平定朔漠方略》卷首《康熙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

(35)　《清圣祖实录》卷135，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庚申。

(36)　钱良择：《出塞纪略》，见《圣武记》卷3附录。

(37)　松筠：《绥服纪略》。

(38)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24。

(39)　《朔方乘备》卷4；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68，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己酉。

(40)　《圣武记》卷3，《朔方备乘》卷4。

(41)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3；《清圣祖实录》卷183，康熙三十六年四月甲子。

(42)　《西城图志》卷首1《准噶尔全部纪略》。

(43)　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第133页。

(44)　《清史稿》卷523《旧土尔扈特传》。

(45)　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第110页。

(46)　《圣武记》卷5《国朝抚绥西藏记上》。

(47)　《清圣祖实录》卷289，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庚戌。

(48)　同上书，卷294，康熙六十年九月丁巳。

(49)　《圣武记》卷3。

(50)　《圣武记》卷3。

(51)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0页。

(52)　洪煨莲：《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第5卷第3、4期。

(53)　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251页。

(54)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67—68页。

(55)　杨光先：《不得已》卷上《清诛邪教状》。

(56)　同上书，卷下《中星说》。

(57)　同上书，卷下《日食天象验》。

(58)　《清圣祖实录》卷28。

(59)　后藤末雄：《康熙大帝与路易十四》，《史学》第2卷，1933年3月。

(60)　后藤末雄：《康熙大帝与路易十四》，《史学》第2卷，1933年3月。

(61)　《清史稿》卷272《南怀仁传》。

(6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第1分册，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234页。

(63)　白晋：《康熙皇帝》，赵晨译，黑龙江出版社，1981年，第49页。

(64)　勒孔特：《关于中国现状的最新回忆》，第2卷，第28页，转引自后藤末雄：《康熙大帝与路易十四》。

(65)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十一件。

(66)　科尔迪埃：《中图通史》，第3卷，第338页，转引自后藤末雄：《康熙大帝与路易十四》。

(67)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十一件。

(68)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十三件。

第八章
雍正时期的政治和经济

继清圣祖之后的是清世宗（1723—1735年在位，年号雍正），他在位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第一节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加强

一、康熙末年皇储之废立

清朝初期，是由八旗贵族分权向中央集权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是皇权与诸王、旗主势力进行长期激烈的相争并逐渐取得支配地位的时期。这个时期如果以入关前皇太极时期作序幕，到雍正朝则基本完成，前后共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最高权力不断更迭，继嗣问题成了双方斗争的焦点，围绕这一点，皇权与旗权进行了反复的较量。上三旗形成之后，作为代表封建皇权的上三旗势力已压倒了下五旗，起到了限制旗权、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但继嗣问题，仍然没有摆脱上三旗贵族的控制。这时皇权与旗权的斗争，主要已不再在八旗相互之间进行，而是缩小到了上三旗内部。后来康熙清除了鳌拜集团，皇权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康熙初年的政局混乱和上三旗大臣的飞扬跋扈，给年轻的康熙帝以极深的印象。他感到前朝旗主各自为政，固然是皇权削弱的原因；但最高权力更迭、授受制度不健全，又何尝不是为旗主大臣专权擅政创造机会。为了使以后最高权力更迭之际皇权的连续性和稳固性得到保证，“必建立元储，懋隆国本，以绵宗社无疆之休”。(1)

鉴于这种情况，康熙十四年（1675）十二月，年仅22岁的康熙帝在对三藩用兵、军务异常繁忙之际，一反清初各帝生前不立皇太子的旧例，明文册立年方周岁的嫡长子允礽（实为皇次子，因是孝诚仁皇后所生，按封建礼法称为嫡出）为皇太子。其目的很明确，是为了让他的后继者牢牢地掌握皇权，以“垂万年之统”(2)。为了把皇太子培养成异日的圣君，康熙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太子幼小时，康熙便亲自为他讲授四书五经(3)。尔后，又多选名师，以为辅导，理学名臣如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等，皆先后聚集于太子门下，授以性理诸书。为了提高太子在朝臣中的威信，又从礼仪上加意崇重。每逢国家大典，诸王百官先向皇帝朝贺，然后去东宫礼拜。这样，随着太子年龄的增长，才能和威信也日益提高。“通满、汉文字，娴骑射，从上行幸，赓咏斐然”(4)。为了训练太子从政能力，增长治理经验，康熙亲征噶尔丹时，命其留都居守，各部院奏章，听太子处理；康熙南下巡河时，又命之“随驾”。而皇太子也果然不负父望，克尽厥职，以致“举朝皆称皇太子之善”。(5)

康熙明立皇太子，以致太子成人后内则助上从政，外则巡幸扈从，不能不说是进一步加强皇权、限制权臣擅政的有力措施。但康熙帝没有预料到的是，储君权力增长竟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出现了皇、储矛盾。而这种矛盾并不是某一个朝代所特有的现象，而是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者之间不断进行的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必然产物。在汉族封建王朝的历史上，子弑父、弟篡兄的事例不胜枚举，历代统治者也曾为处理这一关系而绞尽脑汁。经由长期的摸索，总结出了嫡长子继位的传统制度，并注意不让皇太子参与朝政，以避免皇太子和皇帝发生矛盾和冲突。同时，对其他诸皇子也多分封在外，远离朝廷，以削除诸皇子与皇太子的冲突。从而大体上把皇、储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康熙帝作为一个年轻的君主，在建储时既没有像历代汉族统治者那样注意摆正皇帝和储君的关系，又在建储之同时因袭清初各朝旧习，先后分封皇子为王，并使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以后随着太子年龄的增长和开始从政，以及诸王的陆续受封，皇帝与皇储，皇储与诸王之间的矛盾便势不可免地暴露出来。

康熙帝和太子的矛盾，从一开始便具有浓厚的政治斗争色彩。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归途中生病，召太子及皇三子允祉来见。“太子侍疾无忧色”(6)，引起了康熙帝的不满，“遣太子先还”(7)。在此之后，康熙帝父子的矛盾便时有表现。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礼部拟定祭奉先殿仪注，将太子拜褥置槛内，康熙帝则命置槛外，并将礼部尚书萨穆哈革职。康熙三十六年（1697），又以“太子昵比匪人，素行遂变”而“录太子左右用事者置于法”。(8)

康熙帝、允礽父子间的矛盾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三月大封诸皇子后进一步激化。这一年，康熙帝封皇长子允禔为直郡王，皇三子允祉为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祐、皇八子允禩俱为贝勒，并使他们先后参与了国家政务的管理。就康熙帝大封诸皇子的本意而言，未必想以此作为易储的准备；但是，诸皇子之受封以及陆续从政，却无疑使他们拥有了竞争储权的政治资本。这必然使原已因父子之争而失宠的允礽感到极大的威胁。这样，康熙帝和太子之间的矛盾便更加尖锐起来。四十二年（1703）五月，康熙帝因太子亲信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结党妄行，议论国事”，“助允礽潜谋大事”(9)，而将他囚禁至死。索额图是辅政大臣索尼的儿子，又是康熙帝孝诚仁皇后的叔父，早年曾参与清除鳌拜集团的活动，是康熙帝的心腹，康熙帝正是出于对他的信任而让他侍奉皇太子的。但是，索额图之忠于皇太子在康熙帝父子矛盾激化之时却成了他的罪状，被康熙帝斥为“本朝第一罪人”。同时，又将随附索额图实则太子党人的麻尔图、额库里、温代、邵甘、董宝等人加以拘禁。甚至参与过太子的“诸臣同祖子孙在部院者皆夺官”(10)。康熙帝对太子的截抑和对太子党的打击，不但没有使太子争夺最高权力的企图有所收敛，反而更加剧了他们的活动。允礽说：“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允礽跟随康熙帝巡幸塞外时，又“中怀叵测”，“每夜逼近布城，裂缝窃视”。他们的活动使得康熙帝本人“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11)。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终于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下诏废去皇太子允礽，将之幽禁于咸安宫。这样，以第一次废太子为标志，康熙晚年政局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康熙帝有三十五子，成人者二十四人。在康熙帝、允礽父子关系尚为融洽时，他们便各蓄异志，纠结私党，造谣中伤，使得允礽处于众矢之的的位置。康熙帝和允礽矛盾的激化和发展，与他们的暗中活动也不无关系，康熙帝废太子，给他们争夺储位以新的希望。首先是允禔，他为惠妃纳喇氏所生（庶出），在诸皇子中年龄最大。他深知皇帝和太子允礽的矛盾，企图谋取皇储地位。在太子未废时便用蒙古喇嘛巴汉格隆诅咒太子早死，太子被废后，又主动向康熙帝提出，“今欲诛允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12)。他的露骨行为被康熙帝看穿，康熙四十七年一月，被革去王爵并幽禁起来。允禔夺嫡失败，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康熙帝初废太子而命诸大臣推举新太子人选的时候，形势一度对皇八子允禩非常有利。他精明善谋，党羽最盛。在其周围，集结了一批王公大臣，如皇九子允禟、皇十四子允、领侍卫大臣阿灵阿、散秩大臣鄂伦岱、贝勒苏努、大学士马齐等，形成所谓皇八子党。他们趁康熙帝征询意见之机，“私相计议，与诸大臣暗通消息，书‘八阿哥’三字于纸，交内侍转奏”(13)。但随即引起康熙帝的怀疑：何以诸大臣“所举皆同”。康熙帝与旧太子之矛盾是因父子争权、太子党羽太盛而引起的，现在这么多人拥戴允禩，使康熙帝看到了皇八子党羽的阵容，无异是向康熙帝敲了警钟，他感到“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14)。另外，这时顺承郡王布穆巴等人推举张明德为允禩相面一事又被揭发出来，使康熙帝发现对皇权离心力较大的下五旗王公也参加到了这场斗争之中，这就更使他感到问题的严重。他当机立断，将允禩革爵并下令追查推举允禩的倡导者。为了防止这种混乱局面的进一步发展，于四十八年（1709）三月，康熙帝经过反复权衡，宣布重立允礽为皇太子。在这同时，为了平息诸子之间的斗争，分别将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允祺晋封亲王，皇七子允祐、皇十子允晋封郡王，皇九子允禟、皇十二子允祹、皇十四子允为贝子。

允礽自复立以后，皇权与储权的斗争又重新开始。允礽仍乖戾如故，加紧活动，重聚党羽。为图异日荣宠，一些权臣包括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等都集结在太子允礽周围。其他朝臣也谨慎地委蛇于皇帝与太子之间。康熙帝对此深有察觉，五十年（1711）十月，严加惩治托合齐等太子党人，并再次对允礽进行指责，“诸事皆因允礽。允礽不仁不孝，徒以言语货财嘱此辈贪得谄媚之人，潜通消息，尤无耻之甚”(15)。康熙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于五十一年（1712）十月，复废太子，禁锢成安宫。

允礽两次被废以及其后诸子争夺储权的斗争，给了康熙帝本人以极深的教训。如果说，在初次废太子时，他还把此事简单地认为允礽个人的“不仁不孝”，而诸子争当皇储的事实，使康熙帝改变了看法。皇、储之间的矛盾决不是由于太子个人品质造成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三十多年前他所规定的建储制，不但不能保证皇权的进一步加强，反而与此相抵触。因此，五十一年再废太子之后，已经年逾花甲的老皇帝，虽然比他初立太子时更加关心他身后继嗣的人选，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对立储一事表现了消极的态度。和四十年前仅二十出头未经历练的康熙帝不同的是，他所考虑的不是要不要立皇太子，而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立下合适的太子。通过什么方法处理好与储权的关系，即他所说的“太子为国本，朕岂不知？立非其人，关系匪轻”(16)。他还“谕大学士、九卿等裁定太子仪仗”(17)，显然就是准备即使再立皇太子，也要对其权力、地位进行限制。后来康熙帝本人又越来越倾向于不公开立皇太子。他说:“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太宗亦未预立。”(18)此后，诸臣疏请立太子者，则往往获罪。他还说：“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断不至赔累尔诸臣也。”(19)由此可以看出，立谁作皇储，康熙帝胸中已有成算，但公布时机，则需在他死后。换言之，自康熙末年，有鉴于皇帝与皇储的矛盾，康熙帝便已有秘密建储的打算了。在雍正继位后便把它形成为一项建储制度。

二、清世宗继位和储位密建法的创立

1. 清世宗继位

允礽被再黜后，诸皇子争储的形势，又一度对皇八子允禩十分有利。允禩被夺贝勒后很快就复爵，他善于笼络人心，既有允禟、允、允等党羽的拥戴，又曾得到朝臣的保举，一时声誉甚高，势力最大。对于他的才干和党羽，康熙帝看得是一清二楚的。他曾说:允禩“仍望遂其初念，与乱臣贼子等结成党羽，密行险奸。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20)。但康熙帝认为靠植党谋取皇位，将来定会报答拥戴之权臣，这便容易使皇权旁落。因此，他决心不让允禩的势力继续强大。他对允禩同党和属下人员不断予以防范和打击。五十三年（1714）十一月，治允禩属下人雅齐布死罪；次年正月，停止发给允禩及其属下护卫官员食俸。这样，允禩的谋立活动屡遭失败，距离皇储宝座越来越远了。

与此同时，皇四子胤禛和皇十四子允两个同母兄弟的地位却逐渐提高起来，其中皇十四子允更被赋予很大的军权。本来允在众多兄弟中最敬佩八兄允禩，是“皇八子党”的重要成员。但随着允禩嗣位无望，允日益受宠，皇八子党人遂渐转为推尊允。康熙四十八年，年仅22岁的允被封为固山贝子。在康熙四十七年大阿哥允禔被革去王爵时，康熙帝却把“凡上三旗所分佐领尽撤回，给与允”(21)。五十七年（1718）十月，康熙帝任命允为抚远大将军，总领西北各路大军，征讨新疆策妄阿布坦和西藏策零敦多卜。他是诸皇子中唯一任命为大将军的。允受命为抚远大将军，使用正黄旗纛，赋有代表天子出征之意，称大将军王。出征仪注的尊崇隆重是清初以来前所未有的。因此，他曾被朝中不少人看作是皇太子的当然候选人。但是，康熙帝并未完全属意于允一人。他出任大将军，虽然职高权重，但还不等于皇太子。康熙帝心目中的嗣君，除他外，还有皇四子胤禛。

胤禛具有独到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能。他以严毅伪善、善体帝意、矫饰勤谨，获得其皇父的好感与重视。于康熙三十七年受封为贝勒，四十八年十月，被册封为和硕雍亲王。他原来地位低于允禔、允祉二郡王，与允祺、允祐、允禩并列，至此却超乎郡王、允禩等贝勒之上。

胤禛地位的提高，不仅表现为晋封为贝勒、亲王，还表现于很早就参与国家大事和宫中事务的管理。三十五年（1696），他还没受封贝勒时，康熙帝就命其掌管旗大营；四十七年第一次废皇太子允礽时，令其与允一起看守废太子，比他年长的允祉却没有得到这个重要的差使；五十一年再次审理太子党人案，康熙帝继续让胤禛与允祉、允、允祐等共同参与办理;六十年（1721）会试，下第举子以取士不公闹事，康熙帝命其与允祉率领大学士王琐龄、原户部尚书王鸿绪等复查会试原卷，平息事端;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康熙帝令其率领大臣勘查通仓和京仓。同时，胤禛参与祭祀活动的次数也很多，其中比较重大的就有十次(22)。康熙帝凡大祀皆躬亲行礼，实在不得已，才令人代祀，六十年康熙帝亲自往遵化谒陵，而令胤禛去奉天祭祖陵，六十一年十一月九日，康熙帝病重，仍令胤禛代行郊祀大典。“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康熙帝对胤禛的特殊恩遇，是其他皇子所不可比拟的。

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胤禛和允礽、允祀等人的锋芒毕露相反，采取了较为隐蔽的策略。他意识到，谁在康熙帝面前争当皇太子，谁就是在和康熙帝争权夺利，也就必然会遭到无情打击，并成为诸王集中攻击的目标。因此，他在表面上，绝不表现出有“妄冀”大位“之心”(23)，甚至还为废太子说上几句好话，以博取“性量过人，深知大义”之名(24)。无疑这就使他避开了和康熙帝的正面冲突，以及和诸兄弟的直接对阵。而在实际上，他对储位的垂涎不亚于其他诸王。因而在其自称“循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25)的背后，则不露声色地培植党羽。逐渐集结了包括允祥、年羹尧、隆科多在内的“皇四子党”。为他日后继位，积蓄了足够的力量。

康熙帝死后，胤禛终于内恃步军统领隆科多，外靠统兵前线的川陕总督年羹尧，登上了皇位。清代官书称：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月寅刻，康熙帝于临终之时，“召皇三子允祉、皇七子允祜、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26)据此，胤禛的登上皇位，是秉承康熙帝的遗命，从封建道德来讲，也无可指责。然而记载中异说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康熙帝欲立十四子允，弥留之时，手书遗诏传位十四子。胤禛偕剑客数人返京师，侦知圣祖遗诏，设法盗出，潜将“十”字改为“于”字，从而取得了皇位。另一种说法，圣祖病甚，胤禛及诸皇子在宫门问安，隆科多受顾命于御榻前，帝亲书“皇十四子”四字于其掌。隆科多出，胤禛迎问，隆科多抹去其掌中所书“十”字，只存“四子”字样，胤禛遂得立。还有传说：“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疾重，皇上（指雍正帝胤禛）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27)上述异说，实际都缺少根据，可靠性不大。自四十七年第一次废皇太子后，诸皇子为图谋储位，角逐异常激烈。一旦胤禛继了位，他的政敌势必不甘心失败，是情理中应有之事，这就是当时社会上颇有异议的主要原因。

对所谓改篡遗诏之事略加分析，即可说明上述异说之不可相信。据《清世宗实录》载：“十一月丁酉”（即十六日），宣读遗诏。《上谕内阁》说那天宣读的遗诏是满文本。但这个诏书藏于何处，内容如何，至今并未发现。而现在的汉文“康熙遗诏”虽署日期为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但书写很潦草，看来似为清世宗即位初时仓促之作。由此可见，康熙帝是否有遗诏并无可靠史料证明。“从当时的情形看来，康熙帝即便有遗诏，也是满文写的”(28)。这样，“十四子”改为“于四子”之说，便不能成立了，因为满文的“十”和“于”与汉文不同。退一步说，遗诏即便是以汉文书写，也缺乏说服力。因为当时对皇帝之子书写行文的习惯是，在某子前一定要有“皇”字。若把“十”改为“于”，则成为“皇于四子”，显然不通。至于说隆科多抹去其掌中所书“十”字，只存“四”字，那就更为离奇。事关继统大事的遗诏，康熙帝哪能轻易书写在隆科多的手掌之中！种种迹象表明，康熙帝在其在位的末年，心目中有两个继位人：皇四子和皇十四子。而临终时，由于皇十四子远在西北，就最后选定了近在身边的皇四子。否定了上述关于胤禛最后登上皇位的异说，并不意味着否定胤禛在谋求皇位的过程中使用过阴谋手段。当时的现实条件是胤禛如不在诸皇子争夺中使用手段以至阴谋，是决难登上皇帝宝座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胤禛继位的合法性，更不宜作为褒贬的依据。

2. 储位密建法之创立

胤禛是康熙末年诸王储位之争的参加者，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愈演愈烈的事实以及所造成的政治混乱，使清世宗认识到皇储问题影响的重大。他深知明立皇太子弊病颇多，除造成皇帝与皇储的矛盾外，还容易使太子骄横不法；诸王植党营私，互相攻讦;权臣聚帮结派，对君上怀有二心。这些都会使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甚至骨肉相残。如果恢复满洲旧俗，不立皇太子，宗室干政，大臣擅权又无法解决，更不可取。于是胤禛从康熙末年不立太子而政局反而相对稳定的事实中受到了启示。雍正元年（1723）八月，他召集诸王及文武大臣，当众作出了秘密建储的规定，亲书太子之名“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29)又别书密旨一道，藏诸内府，备为异日勘对。从此以后，便形成了清代的储位密建制度，大体为此后各朝所沿用。

储位密建法是在清初以来皇权与诸王分权的长期斗争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这是皇权进一步强化和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使皇位承袭能够比较安稳地进行，从而对中央集权的连续和稳固具有一定的作用。

三、削弱诸王旗主的势力

康熙时期，清朝的中央集权制已大体确定下来，但从八旗建立以来的八旗贵族共治国政的习惯势力和心理观念仍然存在。这从入关后一个时期内旗民对旗主王公的人身依附关系仍然很深和各级政府机构内仍是由八旗官员按额分摊便可看出来。而且，由于清政权是以少数民族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族，“首崇满洲”是它维持统治的一项主要国策。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作为统治民族代表的满洲王公贵族和旗主在政治上仍然享有很大的特权。它虽然对加强控制人口众多的汉族人民在一个历史时期之内是必要的，但也构成对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一个严重威胁。另外，八旗将领在统一各部和定鼎中原的过程中，屡建功勋，此后，承平日久，一些有军功的王公贵族便居功自傲，骄奢不法，这也妨碍中央集权的加强。因此，进一步加强皇权，削弱诸王旗主的势力，仍是当时清政府面临的严重问题。清世宗继位后，康熙帝诸子与他争权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终止，这对君权施行也形成很大障碍。斗争的实际，使清世宗清楚地看到，不坚决地限制和削弱诸王旗主的势力，就很难维护统治集团的统一和帝位的巩固。这样，他便确定了“以一人治天下”为施政的信条，把继续削弱诸王旗主的权力作为他施政的一件大事。为此他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第一，限制下五旗（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诸王对旗下人的处置权。清世宗于雍正元年，谕令下五旗诸王：对“其旗分人员，不许擅行治罪，必奏闻交部，如不请旨，断不可也”(30)。同时严格规定，其王府对属下，“惟护卫诸官仍由本王所擢，其余皆隶有司”(31)。这便褫夺与限制了诸王旗主在司法、吏治等方面的一些特权，将之收归中央机构。

第二，禁止诸王随意向其属员滥派差役。清世宗于雍正元年七月下令：“下五旗诸王将所属旗分佐领下，挑取一切差使，遇有过失，辄行锁禁，籍没家产，任意扰累，殊属违例……嗣后旗分人员止许用为护卫，散骑郎，典仪，亲军校，亲军，或诸王挑取随侍之人，或欲令所属人内在部院衙门及旗下行走者兼管家务，或者需用多人以差役，或补用王府官职，或令随侍子侄，着列名请旨。”(32)从此诸王旗主除少数侍从外，对旗内属员不得随意调拨补用，这便改变了王公旗主与其属员若主人之于奴仆可以任意役使的关系。

第三，严格名分。清世宗为了确保“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皇帝尊严，不仅从具体权限上大力削弱王公旗主的势力，还以“八旗都统印信，清文系固山（一旗）额真（主）字样，额真二字，所关甚巨，非臣下所可滥用”为理由，而将“固山额真，改为固山昂邦（总管）。伊都（班领）额真改为伊都章京”(33)。从名分上降低了诸王旗主的地位。

第四，监察控制。清世宗派出大量密探，对诸王旗主及各级臣属进行监视，据《啸亭杂录》卷1载：“雍正初，上因允禩辈深畜逆谋，倾危社稷，故设缇骑，逻察之人，四出伺诇，凡闾阎细故，无不上达。”并敕令廷臣和八旗属员不必畏惧王公勋戚，许其照实揭发。如雍正元年六月，曾敕直隶巡抚李维钧：“畿甸之内，旗民杂处，旗人暴横，颇苦小民。尔当整饬，不必避忌旗汉形迹，畏惧王公勋戚，皆密奏以闻。”并敕“八旗人员有为本旗都统、本管王公刁难苛索者，许其控诉”(34)。清世宗支持地方官员和旗下人员监督诸王旗主的不法行为，目的乃在于抵制诸王的势力。

第五，设宗室和八旗官学。清世宗针对八旗官兵因“承平日久，诸王皆尚习骄慢”，或因“仰恃皇考（指康熙帝）之宽仁，遂乃怠于公务，不勤厥职，玩忽苟安。因而法制废弛，兵丁等既无教训之人，遂少警惕之意，不习骑射，不谙生计，竞尚服饰，饮酒赌博”，特设宗室左、右翼各学和八旗官学。“每旗各设学一，择本旗满洲、蒙古、汉军之子弟补充”(35)。以进士、举人和满人笔帖式教习之。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提高王室和八旗子弟的技艺和文化水平，更主要的是要对他们加强控制，实施忠君遵制的教育。

清世宗这一系列的限制和削弱诸王旗主权力的措施，使得“诸王皆凛然奉法，罔敢为矩外之行，自今上下安便”。(36)

四、打击“朋党”

清世宗为了加强皇权，除大力削弱诸王宗室的势力外，还把打击朋党作为其重要任务。

雍正初，威胁清世宗帝位的集团，有不甘心臣服于新君的所谓“皇八子党”。其首要人物是皇八子允禩、皇十四子允和皇九子允禟。另外还有曾经积极支持清世宗登上皇位的两位权臣年羹尧和隆科多。其中威胁最大的是“皇八子党”。清世宗之继位，虽然宣告了其争夺皇位的失败，但他们仍在继续活动。如蔡怀玺往允院内投书，幻想“二七（指皇十四子允）便为主，贵人守宗山”(37)。天津民人郭允进为允禩鸣冤，“八佛（指皇八子允禩）被囚，军民怨新主”(38)。总之，清世宗继统后，允禩、允等朋党势力仍悻悻不平。

面对这种形势，清世宗继位就颁布了“御制”的《朋党论》，三令五申地告诫臣下：“朋党最为恶习，明季各立门户，互相陷害，此风至今未息……此朋党之习，尔诸大臣有则痛改前非，无则永以为戒。”(39)除了反复劝谕，大造舆论外，清世宗又利用政权在手这一有利条件，采取笼络分割、调虎离山、欲擒故纵诸手法，把朋党集团陆续除掉。由于允禩矜立名誉，才望为诸兄弟之首，最初暂时不能加罪名，乃封为廉亲王，与十三弟怡亲王允祥同理政务。但将九弟允禟安置驻西宁，以孤其势。

到了雍正三年（1725）底之后，清世宗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便以允禟在西宁造新体字为密书，与允禩暗藏密递事发为由，将其党魁允禩严行禁锢，革除王爵，削籍更名为阿其那（满语“狗”）。还诏令允禟从西宁回京治罪，更名为塞思黑（满语“猪”）。同年八九月间，更将允禟、允禩分别处死于保定和京城。对于经略西北、手握兵权的抚远将军十四弟允，最先是召还京师，命留景陵待大祭。三年三月，宗人府劾允前为大将军时，苦累兵丁，侵扰地方。次年，即将之禁锢于寿皇殿。

解决了皇八子党之后，清世宗还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权臣年羹尧、隆科多等人。

年羹尧，汉军镶黄旗人，早在康熙时期即已是雍邸的私人，其妹又是清世宗之妃。康熙末年，历任川陕巡抚、总督十余年。后又继允为抚远大将军。在此期间，他出兵西南边疆屡有战功，对处理青海诸部和陕西、云南、四川三省边外诸少数民族的有关事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他身拥重兵，独揽陕、甘、川三省军政大权，俨然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他随意任用私人，被称为“年选”，每遇文武员缺，必拔擢其私人亲信，根本不把吏、兵两部放在眼里。如年羹尧的家仆桑成鼎累官至直隶守道，家仆魏之耀也署为副将。陕、甘、川三省府、州、县官及军队将官之中，不乏其党羽私人。他还依仗各种关系，把其他地方如直隶、湖广、江苏等经济、政治重地的督、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他擅作威福，专横跋扈，视同级官员为下属，甚至目无皇权。如“妄袭允之例，与将军、督抚擅用令谕，书官书名”。皇帝“出入垫道，而年羹尧出入亦必垫道”，“皇上进馔称用膳，而年羹尧亦称用膳”(40)。雍正二年（1724），他进京途中，直隶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竟然对他行跪接礼。

他还采用科派军需、开例捐纳、贩卖经商等手段，中饱私囊，聚敛资财。仅倒卖楠木等一次就获利数十万两白银。他以巨万赃私分别寄匿于保定、西安、镇江等地。仅直隶一省就在“保定、沧州、涿州、房山、深泽”等州县强占或受贿大量房产。(41)

年羹尧之所以如此锋芒毕露，不可一世，除了仗恃拥立世宗有功外，还因为朝中有隆科多为其同党。隆科多是赫赫有名的佟氏家族的主要成员。他的姑姑孝康章皇后是康熙帝的生母，姐姐孝懿仁皇后是雍正皇帝的嫡母，所以康熙时，尊称隆科多的父亲佟国维为“舅舅佟国维”;雍正时，又尊称隆科多为“舅舅隆科多”。康熙末年，隆科多身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营统领、理藩院尚书，掌握京师卫戍大权，权势甚重。康熙帝临终时，召受顾命，为总理四大臣之一和吏部尚书，是唯一的“承旨”人，于清世宗嗣位起了关键作用，备受宠信。但他恃元舅之亲，拥立之功，和年羹尧朋比为奸，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势力。他们野心勃勃，惯于耍弄两面手法，表面上支持清世宗同“皇八子党”的斗争，而暗中则企图把允禩集团的党羽搜罗到自己的门下。

对于他们的揽权树党，贪赃枉法，清世宗早有察觉。雍正二年，清世宗曾对河督齐勒尔说过：“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揽权势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戒，反而愈加恃恩骄恣。三年四月，清世宗不得不下令：年羹尧“怠玩昏愦，不可复任总督，改授杭州将军”(42)。各省督抚纷纷上章揭发年羹尧的罪证。不久清世宗又罢年羹尧将军职，授闻散章京，以至尽削其职。同年十二月，逮至京师，议政大臣、三法司、九卿以其大逆不道，欺罔贪残，题奏其大逆、欺罔、僭越、狂悖、专擅、忌刻、残忍、贪黩、侵蚀等九十二款大罪。清世宗念“年羹尧青海之功，不忍加极刑”(43)，责令其自杀。

年羹尧朋党案发之后，隆科多仍有意扰乱，竭力为之隐瞒。雍正五年（1727），终以大不敬、欺罔、紊乱朝政、党奸、不法、贪婪等四十一款重罪，被判永远禁锢。六年（1728）六月，死于畅春园禁所。

清世宗打击“朋党”，其斗争性质是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权力之争，但就其客观结果而言，却无疑起到了加强皇权的作用，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强化。

五、军机处的设立

清初内阁事权虽轻，但到底还是一个“表率百寮”(44)的法定国家机构，对皇帝独裁是一个限制，而议政王大臣会议更有这种影响；这就势必使要求扩大君权的皇帝感到碍手碍脚，使之不得不设法解决这一问题。早在清圣祖在位时，即已出现这种行动——南书房之设。康熙十六年（1677）十月，清圣祖于宫内设置了南书房，“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45)。这是一个人数不定的非正式的御用机构，除陪伴皇帝赋诗填词、写字作画外，主要是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令，发布谕旨和处理机密奏章。这些入值官员，名叫“南书房行走”，他们不分品级，从尚书到编修、检讨都可充任，但都是皇帝的亲信，原则上都应是翰林出身。南书房的出现，使部分机密政事由处于皇帝身边、从而便于皇帝控制的这一机构来处理，这对皇权的加强显然是大为有益的。但是，更进一步地削夺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却是雍正时期军机处的设立。

雍正六年，西北发生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叛乱，清朝用兵西北。为了解决军需物资的准备等有关事宜，急需专门班子，于是清世宗从内阁中挑选亲信可靠的中书组成了一个新的机构“军需房”。这就是军机处的开端。军需房成立后不久改为“军机房”，又将“房”改为“处”。叶凤毛在《内阁小记》中记载这个过程说：“时西北两路出师征策妄，户部别立军需房，司官翁藻主之。于是袭其称，亦曰‘军需房’。渐易为‘军机房’，渐又以‘房’为‘处’。”军机处的办公处所，“始设于乾清门外西偏。继迁于门内，与南书房邻，在隆宗门内之北。”(46)关于军机处成立的确切时间，清代史书中没有统一记载。军机房是因对准噶尔用兵设立的，而雍正六年准噶尔叛乱，七年（1729）二月，清派将分两路出兵征讨，这时内阁中就有几个人管理这方面的机密文书，所以军机房的设立应是雍正七年。

军机处有两种人员，一是军机大臣，二是军机章京。他们都是带着原来的官衔来兼做军机处的工作，无论军机大臣还是军机章京都只是一种差使，而不是一种官职。因此，“大小无专官”(47)，成为军机处的一个显著特点。

军机大臣，通称“大军机”，雅称“枢臣”，“兼用满汉大员”(48)。其名额向无定员，多寡全凭皇帝随时决定。从《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记载看，初仅三人，后增至四到八人。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充任。他们中间常以品崇资深者为领班（满语为达拉密），俗称为“首枢”、“首揆”、“揆席”，其余的军机大臣也依照品秩声望的不同排定不同的次序。实质上他们互不为属，各自办理皇帝交办的事宜而单独向皇帝负责。军机大臣的全称叫“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初入者或资历较浅的，则称为“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去掉“学习”二字。

军机章京是军机大臣的手下办事人员，互相间有“堂司统属”关系(49)。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亦叫“军机处司员”。最初其人数无定额，“揀部曹、内阁侍读、中书舍人等僚属”(50)充任，这些人皆年富力强、才敏笔捷。嗣后满汉章京各定为十六人，分班直日，“周而复始，直日即兼直夜”，“凡直日者为本班，不直日者为帮班”。(51)

军机处的职掌很广泛，史称“内而六部卿寺，暨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东北至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于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52)。而将之加以分析，主要的可说有如下几项：

1. 帮助皇帝拟写上谕和处理奏折

军机处要根据皇帝的指示拟写上谕，它共分两类，一类是没有机密性的，包括“巡幸、上陵、经筵、蠲赈及内臣自侍郎以上，外臣自总兵，知府以上黜陟调补，暨晓谕中外”等方面的内容。另一类是具有机密性的，包括“诘诫臣工、指授方略、查核政事、责问刑罚之不当”等方面的内容。前者在拟写完毕并被皇帝核准后“交内阁，以次交于部、科”，因而称为“明发”。后者不交内阁，而是由军机处密封后交兵部，“用马递”发出，所以称为“寄信”。凡需军机处代皇帝起草批示的奏折，都要根据皇帝的指示办理，随折而下的谕旨也分“明发”和“寄信”两类。其封函方式也有不同。寄信各件，根据情况缓急要分别不同的寄发速度，“其迟速皆由军机司员判明于函外，曰‘马上飞递’者，不过日行三百里”，有紧急的则另判日行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者。(53)

2. 参与官员任免事宜

凡文武大小官员，上至大学士、六部尚书、各省督抚，下至道府州县的官员，以及将军、都统、领队大臣、办事大臣、参赞大臣等，其特旨简放者，均由军机大臣开列名单，交皇帝决定。(54)

3. 参与科举考试的有关事宜

每遇科举考试，其会试的主考官等，由军机大臣开列名单，考试题目由军机大臣拟出交皇帝审定，殿试时核对笔迹等责任也由军机大臣承担。(55)

军机处是个特殊的政治机构。它地处内廷，接近皇帝居住的地方，办事机密，而且一切活动均在皇帝的直接授意和严密监视之下，大大方便了皇帝的控制。军机处办公无衙署，仅有直房，无专官，只有差遣，具有极大的临时性，并且入值军机处的人员完全由皇帝根据自己的意志来挑选，皇帝交给政务军机处才有事可做，皇帝不予交办，军机处就无权可用。在这种情况下，军机处的人员便绝对形不成与君权抗衡的力量，只能做皇帝的附庸工具。

军机处成立后，清朝皇帝之下的中枢权力发生了转移。原先内阁有权处理机要政务，奏章也先到内阁，由内阁票签后才交皇帝审批，内阁的意见对皇帝必然发生不小的制约作用。这时内阁被完全排斥于机密政务之外，所处理的只有通过题本上行下达的例行事务，内阁大学士虽然品秩很高，而如果不入军机处兼任军机大臣，就唯有空名，而无实权。史称“世谓大学士非兼军机处，不得为真宰相”(56)。向来享有议政大权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这时也不起作用了。议政王大臣变成为一个“虚衔，并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月，就连这个虚名也给取消了。上述一切表明，军机处设立之后，君权得到极大提高，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了一个空前阶段。不仅超过了顺、康时期，而且比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也有提高。明太祖朱元璋废中书省、罢大都督府，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因没有找到适当的常设机构，所以持续时间比较短。而清世宗却找到了军机处这一得心应手的工具，从而使高度的君主专制能在清朝长期维持。这标志着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从此到了高度发展的阶段。

第二节
赋役制度的改革

一、清初的田赋和丁役

清初和其他朝代一样，以“田赋”（也称地税）和“丁役”（也称丁银）合称地丁作为封建国家的主要税收，称为“正赋”。所谓“田赋”，就是土地所有者按地亩多少向国家缴纳的地税。《清朝通典》卷七载：

田赋有二：曰民田、曰屯田，皆分上中下三则，有本征者，有折征者，有本折各半者。本征曰漕，漕有正粮，有杂粮（正粮为米；杂粮为豆、麦、荞、麻等款），折征者原定以银，继则银、钱兼纳。

田赋征收数量，依照明万历年间旧例：全国平均每田纳银约三分九厘有奇，粮一升一合有奇(57)。而由于地区、土质等方面的差异，实际上具体征收银两时，有极其繁杂不齐的现象。如山西省民地有的每亩科粮五勺零，有的每亩科粮三升五合零，悬殊甚大。所谓“丁役”，根据清朝的规定：“凡载籍之丁，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注，丁增而赋随之。”(58)就是说自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丁（称壮丁）每年要向政府无偿地负担一定的徭役。《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考”：“直省丁徭多寡不等，率沿明代之旧，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征者，有丁随地派者，有丁随丁派者。”由此可知，清朝前期的丁役也是多半沿用明朝的办法，各省的征收制度和对象不尽同，但都主要征收银两。“其科则，轻则每丁一分数厘，重则山西之丁有四两者，（甘肃）巩昌有八九两者”(59)。清代除民丁之外，还有军丁、匠丁、灶丁、屯丁、站丁等，实际上和一般民丁没有多少差别。清初正赋的额数虽不为高，但正赋之外，另有种种名目的“附加税”。如有所谓“耗羡”，亦称“羡余”或“火耗”。这是借口漕粮解运过程中有损耗、散碎银子收缴上来后熔铸成整块银锭时有伤损，因而于正额外另外多收的一种附加税。清初的地方行政开支，实际上有许多项并没有正式列入国库财政项目，如官员的私人支出以及奉承上司、修造衙门等，大都仰赖耗羡作为来源。如当时各级文武官员的俸禄比较低，正一品官，年俸银仅三百余两、禄米百余石；知县为正七品官，年俸银不过数十两、禄米二十余石。显然，这样低的薪俸，远远不能维持各级官僚及其家属奢侈豪华的生活。这便需要通过收取耗羡来解决问题。清圣祖曾于康熙四十八年谕河南巡抚鹿祜说：“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豪（毫）无所资给，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若一概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60)

除耗羡附加外，清政府还巧立名目，多端苛索。如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帝继位后，财政亏空颇巨，兵饷所欠甚多，于是下令加派练饷，照明季旧册，每顷加征银一两，全国共加征五百七十余万两(61)。康熙十二年（1673）以后，以“勘定三藩，度支不继”为理由，大开捐纳以补军饷。其中康熙十三年至十六年共捐知县五百余人，共收银二百余万两。康熙十五年（1676），又“以军需浩繁，国用不足，始税天下市房。不论内房多寡，惟计门面间架，每间税银二钱”。二十年（1681），“以国用不俭，江南抚臣慕天颜疏请再征房税一年”，“市镇城郭门面，平屋每间征银四钱，楼房每间征银六钱，天下皆然。惟山西以旱灾特免”(62)。此外，清政府向人民勒索的办法还有所谓征铺户、征荒田、征代编等，真是名目繁多、举不胜举。

地区性的“私派”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安徽建造房屋要加派，“盖瓦屋一楹，岁征一两五钱”。湖南在征收钱粮时，有一种私派，阖邑通里，共摊同出，名叫“软抬”，“每粮一石，加派至四五钱不等”；另一种是各里各甲轮流独当，名叫“硬驼”，“每粮一石，加派至四五两不等”。(63)

名目繁多的附加税及各种苛索造成了劳动人民“不苦于赋，而苦于赋外之赋”的状况。正如湖南偏沅巡抚赵申乔所说“百姓憔悴，虐政已非一日，而害民尤甚者，莫如私派”。(64)

二、“摊丁入亩”

自明万历年间行一条鞭法开始，已经把一部分丁银挪向地亩征派，出现了赋役合并、役归于地的倾向。但丁银从未取消，而且数额仍然相当大，直到清初这仍是封建国家的主要收入之一。清初各地丁银的摊派总额，同整个赋役总额一样，是以万历年间的办法为依据的。但是自万历以后，由于连年战祸，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各地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到清初各地征收数额与实际负担能力之间出现了很大的距离。为了逃避沉重的丁银负担，豪强绅衿往往与官府相勾结，将之转嫁到一般农民身上，这便造成了负担不均十分严重的结果，使丁银显得更加沉重不堪，如山东有“田连阡陌而全无一丁者，有家无寸土而承办数丁者”；苏、松两府，“名为佥报殷实，竟不稽查田亩”。有的地方田已卖掉，但仍负徭役；“有田连阡陌，或投津要而尽免，或凭土豪，或布金钱而役轻，势不得不以中人小户充之。始而及于百亩之家，既而数十亩，甚而数亩之家亦派，分厘必办”。(65)为了生存，贫苦农民只好以逃亡来表示对于丁银负担沉重不堪的抗议。地方官向上缴不了账，就用“包赔”的办法进行搜刮，即将逃亡的人丁银额摊派到现有人丁的身上。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更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很清楚要想真正解决问题，清政府必须找出切合实际的办法来。

清政府为了解决户丁失额的严重情况，最初除了颁布一系列有关安定生产的政策，招来流亡人丁以弥补失额外，同时还进行了人丁增审。这无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招来政策促使大批流亡人丁回到农业生产上来。但其增审人丁的办法，并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因为它增审人丁的最终目的，就是把劳动人民控制起来，为封建国家完粮服役，而各级官员为“博户口加增之名，不顾民之疾苦，必求溢于前额，故应删者不删，不应增者而增”(66)。这样必然会存在着很大的虚假和浮夸，其结果是重新引起人民的逃亡，各阶级各阶层之千方百计隐匿人丁，也成为与之相伴随的必然现象，丁口数字当时总是清查不出确实的数目。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总计直省人丁二千三百四十一万一千四百四十余人”，到康熙五十年，总计“直省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三十四口”，时间相隔了二十六年，仅增一百二十余万人。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户籍紊乱，无法翔实统计造成的。康熙五十一年，清圣祖在上谕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朕览各省督抚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67)

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清政府在通过反复探索之后终于找到了解决丁银征收和防止人丁登载不实的比较切合实际的办法，这便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地”。清王朝于康熙五十一年规定，以五十年的人丁数（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丁银三百三十五万余两）作为每年征收丁银的根据，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在谕旨中说：“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方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只将增出实数查明，另造清册题报。”(68)

“永不加赋”把丁税负担的总数冻结下来，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它堵塞了封建政府以丁税为名目向人民无限制地加重剥削的途径。但它并没有解决丁役负担不均的问题。因为它没有免除按每户人丁数目确定征收数量的丁银，而每户的人丁经过一定的时间要发生生死的变化。虽然规定：“缺额人丁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戚丁多者抵补，又不足以同甲粮多丁顶补。”(69)但是，这种抵补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地主豪绅们可以勾结官府营私舞弊，使丁税负担大部分落在贫苦农民身上。因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在防止农民的逃亡和稳定丁银征收上，仍不够理想。“摊丁入地”（也叫“摊丁入亩”、“地丁合一”、“丁随地起”）即因此而出现。

所谓“摊丁入地”，即指废除单独征收人口税，将原来征收的丁银全部摊入土地税内按亩合并征收。清朝早在顺治时，就有人提出和采用过“以田（粮）载丁”的丁银科派方法。康熙二十年直隶巡抚于成龙，也看出赋役不均在于“田与丁分”，“丁分三等，役定九则”，主张在乐亭县实行“富户正供之外”，“所增无几，而贫者永得息肩”的“均田均丁”方法(70)。“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诏谕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摊丁入地”的推行。康熙五十五年（1716），御史董之燧奏请：“行令直隶各省地方官，确查各县地亩若干，统计地丁、人丁之银数若干，按亩均派”(71)。当时虽以“部议不便更张而止”，但却促使朝廷作出了凡“买卖地亩，其丁银随地起者，即随地征丁，傥有地卖丁留，与受同罪”(72)的规定。这无疑是推动了“摊丁入地”的实行。同年户部议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豪（毫）不等”。“丁随地起，见于明文者，自广东始。”(73)在此前后四川省也实行了“丁随地起”。(74)

雍正继位后，针对康熙末年各省库项亏空的严重情况，加紧了对吏治和钱粮的整顿。这一行动，促进了各级官府对钱粮管理的重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摊丁入地”的实行。元年六月，山东巡抚黄炳奏请朝廷，“将东省丁银援照浙省之例，摊入地亩输纳”，清世宗没有采纳，但无疑已引起了他的思考。当同年七月直隶巡抚李维钧也请求将“丁银随地起征”时，清世宗的回答已改为：“此事尚可少缓，更张成例似宜于丰年暇豫民安物阜之时，以便熟筹利弊，期尽善尽美之效。”(75)户部议覆:“应如所请，于雍正二年为始，将丁银均摊地粮之内。”(76)康熙末年广东、四川之实行摊丁入地属于试点性质，而清政府之订出正式法律条文则是在雍正元年，而实际推行是二年从河北省开始。雍正二年至七年（1724—1729），这一制度先后在福建、山东、河南、云南、浙江、甘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湖北等全国绝大部分省份陆续实行。只有个别省份拖延了很久才推行，如山西省从乾隆元年开始直到道光十四年，才将丁银全归地粮，是此事全国拖得最长的一个省份。

摊丁入地的征收办法，大多数地区是以府或县为单位，把康熙五十年应征的丁银总额，按亩分摊到田赋中去。即“以各邑丁粮均派入各邑地粮之内，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77)。所摊数字，大体上是纳一两银子的田赋，摊入一、二钱丁银，即原纳田赋一两的，改纳一两一、二钱。如山东省地赋一两摊丁银一钱一分五厘；直隶省每亩地赋摊入丁银二钱二厘；最高的湖南省有些县分地粮一石征丁银高达八钱六分一厘不等。一般说来，地多丁少的省份，地亩摊丁银率较低；丁多地少，人口密集的地区，地亩摊丁银率较高。

摊丁入地这一制度的实行，使人口税在中国历史上绝迹了，这是封建社会走向后期，国家对人民的人身控制逐渐削弱的标志。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赋税，主要是按地亩和丁口征收，这样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广大劳动人民所受的损失很大，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人口税支出却很少。因为丁税的对象是壮丁，而地主家里壮丁数目不会太多，其应纳税额和土地收入比较起来是一个很有限的数字；而农民只靠壮丁劳动，少有土地，在其对政府的整个负担中，人口税要占很大的比重。同时农民如果交不出丁税就必须服役，而服役一二天，路上往返就需很多天，时间、精力、财力都有很大耗损。所以徭役对劳动人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可见，通过摊丁入亩取消人口税，对农民是一件有利的事。另外，摊丁入亩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税收的原则和手续，这也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保证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山西道监察御史戈涛说：“丁粮合办，在无地有丁者，既免追呼之扰；即有丁有地者，亦省输纳之烦。吏胥不能藉编审为奸，小民亦不至以勾稽为累，其法简约均平，天下称便。”(78)直隶总督李绂亦称摊丁入亩将“丁役悉均于粮。于是，户役之征，下丁弗扰，视条鞭之法愈益简明”(79)。由于地主阶级地多丁少而劳动人民地少丁多，摊丁入地之后原由农民负担的一部分税额便被分摊到地主的身上。不过所增数量并不为多，对他们来说是完全负担得起的。这正如河南巡抚田文镜所说：“如此则地多之家，力能输纳，而无地之民，得免完丁之累矣。”(80)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地”实行以后，丁税劳役俱免，人们不再需要以逃亡和隐匿的办法逃避丁银，这不仅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促进了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康熙五十年全国人口统计数为二千四百六十多万，乾隆二十九年（1764）全国人口达到二亿零五百五十多万，嘉庆二十四年（1819）便超过了三亿。即便是考虑到康熙五十年以前人口有大量隐匿不报的情况，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全国人口惊人的增长速度。

摊丁入地，虽然总的来说，并没有违反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而且地主家庭由此而增加的负担数量并不为多，但还是遭到不少地主富户的反对。雍正元年春，浙江“田多丁少之土棍”反对摊丁入地，聚众齐集巡抚衙门阻挠摊丁。仁和、钱塘的绅衿地主，“将二县乡、市人丁，无论田、地、山、荡、屋基，均匀摊纳……其租户完租者，每亩米加二升，银加二分，以助产主完丁之费”(81)。这样，绅衿地主又把人丁税转嫁给了无地佃民，从而取消了或部分取消了摊丁入地给农民带来的利益，这充分表现了地主阶级贪得无厌的本质。

劳动人民对这种破坏“摊丁入地”实施的行为进行了斗争。雍正三年浙江杭州的贫苦农民和商人、手工业者一起反对地主阶级阻挠摊丁，也反对巡抚法海的姑息养奸。他们“聚众乡民，围辕吵闹”，“动则打街罢市”，“毫无忌惮”(82)。此外，山东也有类似事件发生。“摊丁入地”之所以能在全国推行，是与劳动人民强烈反抗赋税不均，坚决和地主官僚斗争的行动分不开的。

三、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

清初的耗羡征收越来越多，康熙末年，陕西省州县火耗，每两正额有加二三钱者，有加四五钱者(83)；山东火耗更甚，每两加至八钱，民不聊生。河南亦然(84)。耗羡之大量加征，妨碍正额钱粮的如数完纳，并且也严重腐蚀官僚队伍，使其贪婪的欲望更为发展，侵吞国库之事在在发生，从而造成了国库钱粮的严重亏空。如雍正二年户部库帑亏空之数，竟达二百五十万两之巨。(85)

清世宗对耗羡弊病，深有察觉，因而决心改革。雍正元年五月，湖广总督杨宗仁提出建议:“令州县于所得加一耗羡内，节省二分，解交藩司，以充一切公事之赞，此外丝毫不许派捐。”清世宗立即表示，“所言全是，一无瑕疵，勉之”(86)。次年，山西巡抚诺岷、布政使高成龄首创耗羡归公法，奏请“直省钱粮，正供之外，向有耗羡，虽多寡不同，皆系州县入己。但百姓既已奉公，即属朝廷之财赋。臣愚以为州县耗羡银两，自当提解司库，以凭大吏酌量分给，均得养廉。且通省遇有不得已之费，即可支应”。清世宗当即发廷臣讨论，要他们“平心静气，秉公持正会议”(87)。左都御史、吏部尚书朱轼，吏部侍郎沈近思等一些要员大吏提出反对意见。清世宗很不满意，指斥他们“所见浅小，与朕意未合”(88)，决意让诺岷等在山西推行。以后便逐渐推向了全国。

耗羡归公之制实行后，官吏们被规定的养廉银数字相当大，较之俸禄，多至数十倍，制定养廉，即是加俸。如总督兼尚书衔者为从一品，不兼者为正二品。而总督养廉银，多者若陕、甘、云、贵，达二万两；少者若浙、闽、四川，亦至一万三千两，其中大多数在一万五千两至一万八千两之间。又如七品知县，养廉银多者三千两，少者也有六百多两。养廉银尽管数字很庞大，但既没有增加朝廷的财政开支，也没有增加人民的负担，因为它只是将原先的由地方官私派加征，改变成正式法定途径加以征收。而在这一改变过程中，规定出了各级官吏根据职务高低应从耗羡中所得的份额，这就使州县官员加耗再多，也不能留给自己，从而使其不会因此而去无限制地加大抽取数额。另外，耗羡的征收和提取都有了一定的数额规定，这比原先地方官吏加耗无定额、支用无章法的情况，对人民来说，终归要较胜一筹。

从实行耗羡归公以后的实际情况来看，各省征收的耗羡数量，确实也普遍有所减少。如大学士鄂尔泰等曾说：“耗羡之制，行之已久。征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计已定之数与策定之前相较，尚不逮其半，是迹近加赋实减征也。”(89)耗羡归公后，地广粮多之县，火耗甚微，有的正银一两，加耗仅三分，一般是加一钱至二钱，只有个别地方是加三钱。

耗羡归公之前，耗羡是由州县官吏径行收取，督抚司道等上司的日用之费，要赖于州县馈送，官场的各项规礼，皆向属员索要。这样，上下级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得不严重地受到这种不正常的经济、依赖关系的牵制。下属尽管肆虐不法，而上司却难以处治，这成为当时吏治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实行耗羡归公之后，这种现象就能加以改变了。清世宗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90)这也是这一改革的一个重要进步作用。

耗羡归公制度实行后，还在没有增加劳动人民负担的情况下，实现了国库增盈。礼亲王昭梿说：雍正时“仓廪亦皆充实，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91)。军机大臣阿桂亦说：“康熙六十一年国库存银八百万两，雍正中激增至六千万两，雍正后期西北两路用兵，动用大半，乾隆初还存二千四百万两”。(92)

耗羡归公改革，不愧是一个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措施，是清世宗讲求实际的思想作风的表现之一。但封建制度发展到清代，已经完全衰落了，官僚制度的败坏，使耗羡归公制度的积极因素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就逐渐向坏的方向发展了。许多地方官吏在法定加耗成数之外，额外加征，或者别立新的税名，到了清代后期这种现象就更为严重了。

第三节
西南地区改土归流

一、清代的土司制度

我国历史上的土司制度，作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地方行政组织形式，始于元而完备于明。毛奇龄的《蛮司合志》说:“历代迄今各有大姓为领袖……皆雄长其地，呼嗾群族，特未尝建设州司，隶之铨选，如所称土官土司者；唯有明踵元旧事:悉加建设……于是土司之名兴焉。”魏源在《圣武记》中亦称：“在宋为羁縻州，在元为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等土司。”(93)元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攻占大理，建立行省，并控制了西南地区其他各部族。但是，由于各少数民族强烈反抗，杀官抗税斗争事件不断发生，使蒙古统治者在这些地区难以直接委派官吏。于是，便改行“招抚”之策，下令“能率所部归附者，官不失职，民不失业”(94)，并在当地开始设立蛮夷官，史称土官或土司。明代“踵元旧事，大为恢拓”，凡“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95)。明代在大量分封土司土官的同时，并陆续制定了有关土司的袭替、等级、贡赋、征调等一系列办法，土司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后，由于集中力量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和扑灭三藩之乱，对西南少数民族未能建立起巩固的统治，仍旧通过土司进行统治。对各土司，清政府极力招抚，清朝皇帝反复宣布，“所有土司等官及所统军民人等皆朕远徼臣庶”，“有归顺者，俱加意安抚”，还下令“刊刻榜文，遍行传谕，使土司等众知”其“轸恤遐陬臣民之意”(96)。这种招抚政策，对于稳定西南地区的政治局面、恢复各族人民的正常生活，收到一定的积极效果。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以后，清政府又陆续颁布了有关土司的一些政令，逐步形成了比明代更完备的土司制度，其基本内容包括：

1. 关于职衔。清代的土司职衔基本上因袭明制，凡土著贵族归附者，即以原官授给。但土司职衔比明代更多。其官职有文职武职之分。文职官，有土知府、土同知、土通判，土推官、土经历、土知事；土知州、土州同、土州判、土吏目；土知县、土县丞、土主簿、土典史；土巡检、土驿丞等官。隶属于吏部验封司，而由当地府、厅、州、县管辖。武职官，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副长官司及同知、副使、佥事、千户、百户、百长等官，隶属兵部武选司，而由各省督抚、大臣等分别管辖。

2. 关于承袭。清代土司的承袭，也大致沿用明代的办法。凡土司故去、革职或年老有疾不能视事者，其子继承之时，需要经王朝中央吏部“验封司委官体勘，别无争袭之人，明白取其宗枝图本，并官吏人等结状，呈部具奏，照例承袭，移付选部附选，司勋贴黄，考功附写行止，类行到任，见到者，关给劄付，颁结诰敕”(97)。在承袭之际，由于主管官员措置失当，常在各少数民族中引起怨望和纷扰；一些地方官吏则又趁机从中渔利，应袭或争袭之人，为了得到继承权，也对他们进行贿赂。由此，土司世袭的状况十分紊乱，成为边疆地区政治稳定的极大威胁。清政府为杜绝这种现象，对土司承袭的办法又作了更详细的规定。如严格区分宗支嫡庶。规定应承者，先是嫡子嫡孙，无嫡子嫡孙者，以庶子庶孙承袭，无子孙者，以其弟或族人承袭，族无可袭者，或妻或婿有为“土民”所服者，也准承袭。上述次序，必须遵行，不能越序。如发现“承袭之人有宗派不清、顶冒，陵夺各弊，查出革职，具结之邻封土舍，照例议处”(98)。再如清初还规定承袭者应亲身赴部，由部核明，方准承袭。

3. 关于贡纳。这是土司对封建王朝的经济义务，实质上是封建王朝对土司区的一种经济剥削。明代各土司除向所在省的布政司纳赋之外，并向朝廷进贡，开始为每年一贡，后改为三年一贡，入京进贡的贡品有马、象、孔雀尾、宝石、象牙、犀角、各种土布以及各种鸟兽、奇花异草等等。所有这些贡品方物，有的并不产于当地，而是辗转用高价求得的。明代因为强索贡品，曾多次引起人民的反抗斗争。清代鉴于明代纳贡弊病，免贡实物，将各种贡品折成银两。如贡马一匹，初定折银十二两，以后因国家征购驿马，每匹定为八两。土司向清王朝所缴纳的贡赋，和明代相比，并不为重。但由于地方官员的敲诈勒索和各地土司假借贡赋之名，额外滥征私派，百般苛索，使人民的负担要增加很多倍。

4. 关于土司领地范围的规定。各土司既经授职而仍领旧疆之后，即应“世守地方，保境安民”，不得互相兼并土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至清代，由于地主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土地买卖，清王朝为防止土司扩大领地，采取限制办法，不仅不允许土司随便强占土地，就是出钱购买也被视为非法。

二、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这种区域性的特殊统治形式，是西南湖广、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地区少数民族封建领主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是封建王朝在民族发展不平衡的西南地区所采取的一种民族政策。早期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曾起过有益的作用。但随着该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这种以世袭为主要内容的土司统治形式，越来越显示出它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

一是各土司、土目都是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他们依赖分封、世袭特权，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农奴制压迫和剥削。土司统治下的人民毫无权利，人身依附关系非常严格。正如赵翼在《檐曝杂记》中所说:“凡土官之于土民，其主仆之分最严，盖自祖宗千百年以来，官常为主，民常为仆。”土官霸占着辖区的土地，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他们从政治上“虐使土民，非常法所有”(99)，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100)。土司对人民在经济上的剥削也极为残酷。土司往往借贡赋之名，从中百般苛索。如清政府给乌蒙土司规定的征收钱粮不过三百余两，但不法土官禄鼎乾“取于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101)。劳动人民除了战时被土司编为武装被迫为之打仗外，平时凡土司家的一切开支，诸如食米、烟火、丧葬、娶嫁、夫马等费，无不被迫供应，甚至“土司一娶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102)。如此野蛮的剥削方式和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显然是社会前进的羁绊。

二是出现了许多辖地百里、拥兵数万、割据一方的大土司。由于土司势力的膨胀，除了彼此互相仇杀、争夺外，还日益与封建王朝闹对立。许多土司不仅拒绝履行规定的职责和义务，而且还不断发动反对中央朝廷的武装叛乱。如康熙初年，云南迤东土司禄昌贤、王耀祖叛乱，兵至数万，连续攻占城邑，整个云南为之震动。这一切不仅加重了人民的兵役、徭役、钱粮等负担，也形成了西南边疆地区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是以世袭、割据为主要特点的土司制度，到清代前期，已经成为调整统一多民族国家行政区划的极大障碍。在明朝初期，明太祖略定边防，未下滇而先平蜀，置四川布政司，招服各土司头目，故将原属云南管辖的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四军民府等改隶四川，而这些土府领地无一处不距四川遥远，而与云南、贵州比邻相近，壤土相接。如“东川与滇一岭之隔，至滇省城四百余里，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里”(103)。一旦有事，四川官府鞭长莫及，难于驾驭。明代曾多次想改变这种局面，如嘉靖年间，“命东川兼听云南节制”(104)，但基本状况未能改变，其形势一直是各土司“滇黔有可制之势，而无其权；四川有可制之权，而无其势”(105)。这种现象一直拖延到清朝初年，也未发生根本的变化。这种混乱状态，与清王朝巩固封建国家统一，稳定边疆局势的大政方针，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而这种状态之所以长期不得改变，显然与土司之具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有关。

康熙中叶以后，由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也比明代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从而使大规模的废除落后的土司制度、改用流官即推行“改士归流”成为可能。

清代的改土归流早在康熙时期即已开始。但大规模地进行是在雍正时期。雍正四年（1726）春，清政府以鄂尔泰巡抚云南任云贵总督事。同年鄂尔泰向雍正皇帝奏请改土归流，建议“欲百年无事，非改土归流不可”(106)，清世宗立即表示支持。雍正四年夏，鄂尔泰命曲寻总兵刘起元，带领官兵进驻东川，一切土目尽行更撤，完全置于流官统治之下，继而进图乌蒙。此时，土知府禄万钟年少，土府军政大权皆握于其叔禄鼎坤手中。鄂尔泰招降禄鼎坤，并委为守备，令随官军去土府召唤禄万钟。但禄万钟受制于主文刘建基、杨阿台，他们不仅不让禄万钟出来，并约镇雄土兵三千围攻禄鼎坤于鲁甸，鄂尔泰遣游击哈元生将之击败。禄万钟母子逃镇雄，土府一空。十二月哈元生等进驻乌蒙。镇雄土知府陇庆候才15岁，兵权掌握在其叔陇联星及主文范绍淹、纽纽巴等人手中。鄂尔泰后招降陇联星，禄鼎坤也以兵三千协助围攻镇雄，两土府头目皆逃往四川，官军进驻镇雄。前后不过一个月，两土府患平，清在乌蒙设府、镇雄设州。至此，东川、乌蒙、镇雄三大土府改流事基本完成。在此前后云南还有丽江土府、威远土府、镇沅土府、沾益土州等相继废除土司，代之以流官。

与此同时，清朝还在贵州东南无土司的地区，以抚剿并用的手法进行地方官的建设。如经过对长寨、九股河、丹江、八寨、清水江、古州等地的用兵，先后在广阔的“苗疆地”派驻地方官，设置了长寨厅、清江厅、松桃厅、八寨厅等政权机构。

对广西是“先改土司，次治土目”(107)。雍正五年，鄂尔泰收泗城土府岑映宸敕印，以流官代之。十年（1732）革思明土府职，置明江厅。同年改归顺土州为流官，隶镇安府，后改直隶州。

在改土归流迅速发展的形势下，还有一些地区的土司迫于时势，交印纳土，自己呈请改土归流。如湖广的“容美宣慰司稍用兵，而永顺宣慰司彭氏则自请献土，优奖回籍”(108)。这样从雍正四年至九年（1726—1731）的五六年中，在贵州、云南、广西、四川、湖广等省范围内，有大量的土司被废除，代之以流官，“蛮悉改流，苗亦归化”(109)。到雍正十三年（1735）县长官司以上的土司被改流的已达六十多个。乾隆年间，清政府又借平定大、小金川土司叛乱的机会，把四川西北部的土司废除，改用流官。

清政府在改土归流时，分别不同情况，对土司作了不同的处理。除惩治首要外，其余有的被迁徙到省城或内地，有的以流官录用。此外在改土归流地区，又增设营汛、建造衙署、设立保甲、稽查户口、清理钱粮、丈量土地、建立学校、设置书院、修筑道路，从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实行了比以前大为严密的统治。

三、改土归流的影响

主要在雍正年间开展的清代改土归流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是从清初到康熙年间，清中央政府为削除割据，强化中央集权，巩固边陲的统治的结果，不仅增强了当地少数民族同周围地区兄弟民族的联系，而且也防止了不法土司“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110)的骚扰活动。从而巩固了边防，促进了封建国家政治上的统一。

其次，改土归流以后，西南地区土司的封建领主特权被取消了，代之以地主经济的政治代表——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这不仅是一场区域性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且使生产关系得到了一定的调整，人身依附关系削弱了，土民的人身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原来被土司占有的大量土地，除酌情留给土司一部分外，大部分被官府没收，有的赐给官吏，有的归还原耕种农民使用，在湖南龙山和贵州兴义等地，废除土司以后，甚至任民自由占田。农民私有的土地，只向官府纳粮，地主的土地也只要向官府呈报，便发给执照，承认为其所有，“永为世业”。同时，清政府还鼓励开荒，如“于云贵交界之平越及安顺”，“垦辟汙莱，焚烈山林，久荒之土，亩收数倍”(111)。在改土归流过程中，清政府还查免无名杂差，禁止苛派陋规，实行统一的税收政策。农民的实际负担和改土归流以前相比，确实有所减轻。

第三，原先在土司控制的区域，政治上割据一方、经济上闭关封锁，各地土司都有名目不同的苛重的课税，有的土司自立关税，层层抽剥，致使各族人民之间的互相交往和通商贸易受到种种限制，严重阻碍着各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一些偏僻山区，直到清初仍然处在刀耕火种的阶段。改土归流以后，各地土司限制各族人民互相往来的规定被打破了，其妨碍通商贸易的各种东西也被陆续废除。于是各族人民之间的来往不断增多，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农业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因而得以传入这些地区。像对土壤、气候适应性很强的苞谷和洋芋等作物，就在这时经过汉族农民之手传到了西南少数民族之中。一些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经验，像制铁、烧窑、纺织等，这时也得以在这里传播开来。由于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提高，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业也较前兴盛起来。如在湘西一带“苗疆分界之地设立市场，一月以三日为期，互相交易”，对各地往来客商“给予印照”，“验照放行”(112)。云南丽江的茶叶贸易和黔东、湘西的木材交换，都比从前有较大的发展。

清初的改土归流除了上述进步的历史作用外，还应注意到它的局限性。首先清朝统治者在实行这一改革时，其目的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并不是很彻底的。府州级的大土司虽然被废除了，而下面的土舍、土目不少的仍然被保存下来，并且在废除土司的同时，又设置了一些新的土司，土司制度的残余一直延续到清末。其次在改土归流中或以后，由于官吏的横暴和对人民的掠夺，曾不断激起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但总的来看，这次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进步作用远远大于消极影响，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忽视的。

(1)　《清圣祖实录》卷58。

(2)　《清圣祖实录》卷58。

(3)　王士祯：《居易录》卷3。

(4)　《清史稿》卷220《列传七·诸王六》。

(5)　《清圣祖实录》卷235。

(6)　《清史稿》卷220《列传七·诸王六》。

(7)　《清史稿》卷220《列传七·诸王六》。

(8)　《清史稿》卷220《列传七·诸王六》。

(9)　《清史稿》卷269《列传五十六》。

(10)　《清史稿》卷269《列传五十六》。

(11)　《清史稿》卷220《列传七·诸王六》。

(12)　《清圣祖实录》卷234。

(13)　蒋良骐：《东华录》卷20。

(14)　《清圣祖实录》卷261。

(15)　《清史稿》卷220《列传七·诸王六》

(16)　《清史稿》卷220《列传七·诸王六》

(17)　《清史稿》卷220《列传七·诸王六》

(18)　《清史稿》卷220《列传七·诸王六》

(19)　《清世宗实录》卷1。

(20)　《清圣祖实录》卷261。

(21)　蒋良骐：《东华录》卷20。

(22)　冯尔康：《康熙朝储位之争和胤禛的胜利》，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

(23)　《大义觉迷录》卷1。

(24)　《清圣祖实录》卷235。

(25)　《大义觉迷录》卷1。

(26)　蒋良骐：《东华录》卷24。

(27)　《大义觉迷录》。

(28)　《溥杰关于雍正杀弟的口碑资料》，载《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2期。

(29)　蒋良骐：《东举录》卷25。

(30)　《清会典事例》卷1146。

(31)　《啸亭杂录》卷2。

(32)　《上谕八旗》。

(33)　《清世宗实录》卷9。

(34)　《清史稿》卷9《世宗本纪》。

(35)　《啸亭杂录》卷9。

(36)　同上书，卷1。

(37)　《文献丛编》第一辑《蔡怀玺投书允索》。

(38)　《永宪录》卷4。

(39)　《清世宗实录》卷6。

(40)　《永宪录》卷3。

(41)　《永宪录》卷3。

(42)　《清史稿》卷295《年羹尧传》。

(43)　《清史稿》卷295《年羹尧传》。

(44)　《乾隆会典》卷2。

(45)　《啸亭续录》卷1《南书房》。

(46)　《养吉斋丛录》卷4。

(47)　《枢桓记略》卷14。

(48)　同上书，卷7。

(49)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18。

(50)　《啸亭杂录》卷7。

(51)　《枢桓记略》卷14。

(52)　《枢桓记略》卷14。

(53)　《檐曝杂记》卷1。

(54)　参见邓之诚：《谈军机处》，载王钟翰《清史杂考》，人民出版社，1975年。

(55)　参见刘子扬：《清代的军机处》，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56)　《清史稿》卷302《徐本等传》。

(57)　《熙朝纪政》卷3《历朝田额粮赋总目》。

(58)　同上书，卷3《纪停编审》。

(59)　同上书，卷3《纪停编审》。

(60)　《熙朝纪政》卷3《纪耗羡归公》。

(61)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一。

(62)　《阅世编》卷6。

(63)　《清圣祖实录》卷199。

(64)　《赵恭毅公剩稿》卷6《禁革私派重耗示》。

(65)　《阅世编》卷6《徭役》。

(66)　陆陇其：《三鱼堂外集》卷1《编审人丁议》。

(67)　《清圣祖实录》卷249。

(68)　《清圣祖实录》卷249。

(69)　《熙朝纪政》卷3《纪停编审》。

(70)　《嘉庆乐亭县志》卷4《田赋》。

(71)　《乾隆江南通志》卷68，《食货》、《田赋》。

(72)　《乾隆江南通志》卷68，《食货》、《田赋》。

(73)　《熙朝纪政》卷3《记丁随地起》。

(74)　同上书，卷3《纪丁额》。

(75)　《朱批谕旨·李维钧奏折》，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

(76)　《清世宗实录》卷11，雍正元年九月。

(77)　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1。

(78)　《皇清名臣奏议》卷56，戈涛《清山西丁粮一体合办》。

(79)　李绂：《穆堂初稿》卷31《畿辅户口志序》。

(80)　田文镜：《抚豫宜化录》卷2《题请豫省丁粮按地输纳以均赋役事》。

(81)　雍正《浙江通志》卷71《户口》。

(82)　《雍正朱批谕旨》第二函，第二册，雍正四年八月，李卫奏。

(83)　蒋良骐：《东华录》卷24。

(84)　汪景祺：《西征随笔·西安吏治》。

(85)　蒋良骐：《东华录》卷26。

(86)　同上书，卷25。

(87)　王先谦：《东华录》雍正四。

(88)　《清世宗实录》卷22。

(89)　《清史稿》卷121《食货志二》。

(90)　《清世宗实录》卷175。

(91)　《啸亭杂录》卷1，《理足国帑》。

(92)　阿桂：《论增兵筹饷疏》，载《皇朝经世文编》卷26。

(93)　《圣武记》卷7。

(94)　《元史》卷10《世祖本纪七》。

(95)　《明史》卷310《土司》。

(96)　《清圣祖实录》卷122。

(97)　《明会典》卷6《史部五·土官承袭》。

(98)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469《兵部》。

(99)　《檐曝杂记》卷4《黔中倮俗》。

(100)　《清世宗实录》卷20。

(101)　《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

(102)　《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

(103)　《圣武记》卷7。

(104)　《圣武记》卷7。

(105)　《圣武记》卷7。

(106)　《先正事略》卷13。

(107)　《圣武记》卷7。

(108)　《圣武记》卷7。

(109)　《清史稿》卷512《土司一》。

(110)　《圣武记》卷7。

(111)　《圣武记》卷7。

(112)　蒋良骐：《东华录》卷30。

第九章
清高宗继位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第一节
清高宗继位及其对边疆地区的经营

一、清高宗继位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胤禛卒，四子弘历即帝位，是为清高宗，明年改元为乾隆元年。

乾隆帝是一个颇有政治抱负、很有作为的人。自继位以来，他处处以乃祖康熙帝为榜样，乾纲独断，事必躬亲，大半生勤于政事，每日召见大臣，披阅奏章，寒暑无间。赵翼在回忆他在军机处任官时的见闻写道：“上（指乾隆帝）每晨起必从卯刻（早上五六点钟），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也……上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需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然此犹寻常无事时耳，当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辄召军机大臣指示机宜”(1)。赵翼这番话虽然不无颂谀的成分，但多少也反映出乾隆帝前期励精图治的一个侧面。甚至到了晚年，乾隆帝仍没有完全脱离政治舞台，这种勤于政事的精神，同前明许多皇帝的高拱深居、万事不理，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乾隆帝注意总结前朝的统治经验教训，他认为康熙帝多有宽纵之弊，雍正帝多有严刻之弊，为此，在他上台之后施政方针是宽严相济，标榜一个“中”字。他在乾隆元年（1736）二月的上谕中指出：“治道贵乎得中，矫枉不可过正。皇祖时臣下多有宽纵之弊，皇考时臣下多有严刻之弊……朕恶刻薄之有害于民生，亦恶纵弛之有妨于国事。”(2)在三月的上谕中又说：“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3)乾隆帝在他的政治实践中，是体现了这种宽严相济的精神的。一方面继续严禁朋党，打击诸王和权臣的势力，加强思想文化的钳制，深文周纳，屡兴文字大狱，使文人士子、各级官吏为之惶惶不安，奉命惟谨;另一方面，为了巩固政权，稳定封建秩序，他又运用怀柔手段，极力笼络汉族地主官僚及知识分子，安抚黎民百姓，以缓和社会矛盾。

乾隆帝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总的说来是有效的。它加强了皇权，缓和了紧张关系，减轻了民间负担。后人记载：“高宗登极，所布诏令，善政络绎，海宇睹闻，莫不蹈舞。”(4)“纯皇帝即位，承宪皇帝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5)这些评论并不都是臣下的颂谀之词，乾隆帝的政施受到各阶层人士的称赞和拥护。这时期，是清史上所谓的“康乾盛世”。在这个历史阶段，清王朝政权巩固，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出现了封建社会末期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而乾隆一朝正是这个“盛世”的顶点。

乾隆帝统治的时间很长，做了六十年皇帝，他所制定和推行的政策，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甚至对近代中国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对边疆地区的开拓经营，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二、准部上层分子叛乱的彻底平定和伊犁将军的设置

雍正五年（1727），准噶尔部首领阿拉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带领其众继续对清朝采取敌对立场。雍正七年（1729），对策零用兵。

乾隆十年（1745），策零死，准部发生内乱，贵族之间为争夺汗位“互相戕杀”(6)，“篡夺相寻”(7)。达瓦齐在阿睦尔撒纳支持下取得汗位。阿睦尔撒纳系厄鲁特蒙古辉特部台吉，是个有野心的人，他对达瓦齐的支持是另有所图的。“准噶尔台吉乃绰罗斯世传，伊系辉特，势不能遽行窃踞，遂以达瓦齐为奇货，诱助攻杀，伊得从中取事”(8)。不久两人发生利害冲突，阿睦尔撒纳力不能敌，遂于乾隆十九年（1754）冬，率部“款关内附”(9)，归顺清朝。达瓦齐“族贵而无能”(10)，终日“饮酒高卧”(11)，不理政事。又“屡因派兵多事，属人甚为穷迫”(12)，厄鲁特各部人民“无不离心解体”(13)，“人人嗟怨”(14)。杜尔伯特三车凌“集族谋曰：依准噶尔非计也，不如依天朝为永聚计”(15)。他毅然率所部三千余户一万多人，离开额尔齐斯河牧地，进入内地，归附清朝。乾隆亲自在承德接见三车凌，尽知准部内部虚实。在乾隆帝看来，平定准部割据势力是康、雍两朝的未竟之业，“准噶尔一日不定，则其部曲一日不安”(16)。而国家统一也无从实现，于是决定利用准部内乱时机，再次用兵。乾隆二十年（1755）春，遂以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由乌里雅苏台出北路。以永常为定西将军，萨拉勒为定边右副将军，由巴里坤出西路，约期会于博罗塔拉河，两路军各二万五千人、马七万匹。清军势如破竹，准部渠帅望风奔溃。清军直捣伊犁，达瓦齐弃城率残部逃往格登山，复为清军所败，遂南走回疆，往投乌什，为城主霍集斯擒获。为庆祝这一胜利，乾隆帝命令在格登山树碑纪功，并亲撰碑铭文字(17)。达瓦齐后来被解送北京，乾隆帝不加罪，封以亲王，配以宗室之女，留住京师。

达瓦齐平定后，阿睦尔撒纳的分裂野心开始暴露。清朝原打算在平定伊犁之后，采取“众建以分其力”(18)的方针，把厄鲁特四部“封为四汗，俾各管其属”(19)以削弱准部割据势力。阿睦尔撒纳一心想作“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20)。在进军伊犁途中，即奏请要求印文，招降“伊辉特台吉属人。”(21)借以扩充自己的势力，但遭到拒绝。乾隆帝指出阿睦尔撒纳的要求“是其欲取多人占地方之意已经微露，似乎平定准噶尔会为伊一人集事”(22)。密谕萨拉勒对阿睦尔撒纳“务须留心防范，慎勿任其所行”(23)。为了防止阿睦尔撒纳独断独行，乾隆帝还指示班第“凡事宜会同办理”，“一切勿令彼先行独办”(24)。然而阿睦尔撒纳却处心积虑扩大自己的权势，并一再声称:厄鲁特四部“若无总统之人，恐人心不一，不能外御诸敌，又生变乱”(25)。提出在平定伊犁之后，“于噶尔丹策零亲戚中，不论何姓，择众心诚服，解御哈萨克、布鲁特者，公同保奏，俾领其众”(26)。实际上是迫使清廷收回封厄鲁特四部为四汗的成命，以实现其任四部总汗的政治野心。进驻伊犁后，阿睦尔撒纳图谋割据制造分裂的野心更加暴露，凡事独断独行，不受节制，不穿清朝官服，不用清朝官印，而“私用噶尔丹策零小红钤记”(27)。行文各部，隐以总汗自居。他四处招兵买马，扩充实力，阴谋发动武装叛乱。乾隆二十年八月，阿睦尔撒纳以为时机已经成熟，悍然发动叛乱。清军留守兵力单薄，班第兵败自杀，萨拉勒被俘。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命成兖札布、兆惠等率军平叛。阿睦尔撒纳兵败逃往哈萨克，继而又投奔沙俄。叛乱至此被彻底平息。

事后，清朝设将军、参赞大臣及领队大臣，分驻伊犁等地，加强了对天山北路的统治。

清朝平定准部叛乱是一场维护统一的战争，是与国内各民族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历史趋势相适应的，战争的结果，巩固了西北边疆，有力地遏止了沙俄和英国殖民势力的入侵。

清朝在对准部的战争中杀戮很惨，殃及无辜，凡“山陬水涯，可渔狝资生之地，悉搜剔无遗”(28)，遂使数千里内无人烟。从这件事我们可以认识到有些战争虽然是正义的，但也可能带有很大的破坏性，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反过来否认它的正义性。列宁在《论社会主义与战争》中说过：“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加速地破坏极端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29)

三、对回部的战争

天山南路为维吾尔族聚居地，均奉伊斯兰教，因名其地曰“回部”。噶尔丹势力强大时，回部受其统治，噶尔丹失败后，当地维吾尔族宗教领袖玛罕木特掌握了南疆的管辖权。策妄阿拉布坦崛起，南疆被其征服，玛罕木特做了俘虏，与其子布那敦（大和卓木）和霍集占（小和卓木）被拘禁于伊犁。乾隆二十年，清军攻克伊犁，时玛罕木特已死，布那敦被遣回叶尔羌，霍集占仍留在伊犁，分别管辖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人民。当阿睦尔撒纳叛清之时，霍集占曾相附，后事败，霍集占逃到叶尔羌，与布那敦会合，妄图割据南疆。清朝派兵镇压。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兵攻入回疆，霍集占等率兵顽抗，战争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由于大、小和卓木“虐用其民，厚敛淫刑”(30)，失去人民的支持。另外，哈密和吐鲁番等地的封建主，为了自身的利益，反对大、小和卓木。清朝廷充分利用了维吾尔族封建主内部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乾隆二十四年（1759）夏，清军大举进攻喀什噶尔和叶尔羌，霍集占等不敌，弃城走死于巴达克山。

次年，清朝即在喀什噶尔设置参赞大臣，管辖天山南路，直接受伊犁将军节制。又在叶尔羌、阿克苏等十一城分设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各地的维吾尔族伯克仍继续管理本族事务，但权势已大大削弱。从此，清朝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对天山南路的统治。

四、土尔扈特的回归

土尔扈特是蒙古厄鲁特四部之一，原游牧于额尔齐斯河流域，17世纪初，准噶尔势力日益强大，意图兼并土尔扈特，迫使土尔扈特西迁，远徙至伏尔加河下游。18世纪20年代以来，受到俄国扩张势力的控制和迫害，思归故土。“土尔扈特重佛教，敬达赖喇嘛，而俄罗斯尚天主教，不事佛。以故土尔扈特虽受其役属，而心不甘，便归向中国。”(31)康熙时表贡不绝。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图理琛奉命远道出使土尔扈特，表达了祖国人民的深厚情谊。18世纪中叶，沙俄在对外扩张的战争中，逼迫土尔扈特人充当炮灰，死者七八万，而且还进而“令十六岁以上尽赴敌，是欲歼灭土尔扈特之人”(32)。这种可怕的灭族之灾迫使土尔扈特断然摆脱沙俄的控制，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首领渥巴锡率领下，重返祖国。他们突破重重阻挠，忍受了巨大牺牲，行程万余里，历时八个月，终于在次年六月回到新疆伊犁。乾隆帝对此事十分关切，作了妥善安置，赈以米麦、马、牛、羊、茶、布、棉裘之属，用帑二十万两，使他们在祖国的故土上“皆安居得所”(33)。同年九月，乾隆帝在承德接见了渥巴锡，并同往普陀宗乘之庙瞻礼，这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礼遇。乾隆帝封渥巴锡为卓理克图汗（蒙古语英勇之意），以表彰他的功绩。自此以后，漠西厄鲁特蒙古全部统一于清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在土尔扈特回到祖国一年后，沙俄竟照会清政府，要求将土尔扈特遣返俄方，否则将“兵戈不息，人无宁居”(34)。公然以武力相威胁。清政府断然拒绝了俄方的无理要求，严正指出：“土尔扈特渥巴锡等，与尔别一部落，原非属人。”“自准部入居尔境，尔国征调繁苛，不堪其苦，率众来投”。至于“或以兵戈，或宁和好，我天朝惟视尔之自取而已。”“大皇帝惟欲安抚众生，必不肯轻信人言即废和好。如尔等欲背弃前议，则亦听之”(35)。表明了清政府愿与邻国和好，但决不屈服于武力威胁的严正立场。

五、对大、小金川的用兵

大、小金川在四川西北部，为藏族聚居地区，以产金得名。清初设安抚司统治其地。

乾隆十二年（1747），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叛乱，清朝派兵平叛。莎罗奔依险设卡，凭石碉顽抗，后兵败出降，但久而复叛。乾隆三十一年（1776），大、小金川联合反清，清朝再次出兵，战争持续十年之久，清军三易将帅，耗饷七千万两，至乾隆四十一年（1766），才将大、小金川平定。事后，清朝于该地设美诺厅（后改懋功县）、阿尔古厅，直接由四川省管辖，四川西北部诸土司随之逐步改土归流，这些措施对改变当地的落后闭塞面貌产生了积极影响。

六、驻藏大臣的设置和《藏内善后章程》

康熙末年以来，在准噶尔的煽动下，西藏上层分子的叛乱时有发生。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管理，雍正五年，清朝派正、副大臣二人，代表中央政府，分驻前、后藏，这是清朝在西藏正式设立驻藏大臣的开始。乾隆十五年（1750），藏王朱墨尔特又一次发动叛乱，叛乱不久被平定，清朝随后废除了藏王制，在达赖之下设立噶厦，管理地方行政，以四噶布伦分理政事。

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入侵西藏，进攻日喀则，清朝派福康安统军入援。事平，福康安等奏定《藏内善后章程》，对西藏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极大提高了驻藏大臣的职权。《章程》明确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布伦以下，各级地方官员与管事喇嘛等，都属驻藏大臣管辖。“事无大小，均应禀命驻藏大臣办理”(36)。上述西藏各级地方官员的任命，也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分别奏补拣放。达赖喇嘛、班禅和其他大小呼图克图灵童转世时的“金瓶掣签”仪式，也由驻藏大臣亲临监督，然后呈报中央政府批准，方为有效。其他如审查财政收支、春秋巡视国境，主持西藏地方的对外交涉等，都由驻藏大臣负责。与此同时，清朝还着手整顿西藏兵制，“给钱粮口粮，加以训练”(37)。铸造银币，统一货币的成色与折算比价，永远禁止外币在西藏流通。限制租税的预征和乌拉的摊派等等。清朝在西藏所施行的这次改革，不仅进一步密切了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全面加强了清朝对西藏地方的统治，而且改善了西藏的政治、经济状况，有利于巩固西南边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七、我国现有疆域的进一步奠定

康乾时期的统一边疆的斗争成就很大，统一边疆是在一个全盘战略部署下，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长期的行动，并且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就广度说，除元、明外，其他王朝从未取得如此的成就；在深度上，清朝对边疆地区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所采取的严密措施，在封建时代也是空前的。

康乾时期在边疆地区的经营，对确立近代中国的版图有重要意义。我国今天的疆域规模基本上是在元代奠定下来的，边疆广大地区虽然历史上早就成为我国版图的一部分，但历代封建王朝，多把边疆地区的民族看成化外之民，实行所谓羁縻政策，统而不治。在上述地区建立一整套的、行之有效的、严密的行政管理制度，并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官吏去进行监督管理，那是到了清代康乾时期才全面完成的。当时我国的疆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更加稳定和更加巩固。

乾隆时期清朝管辖的范围，包括称为“本部”的十八省，以及称作“藩部”的内蒙古、青海蒙古、喀尔喀蒙古、唐努乌梁海、西藏、新疆等广大地区。当时，我国的疆域北至恰克图，南至南海诸岛，西至葱岭巴尔喀什湖，东至黑龙江库页岛。幅员之广，轶于明世。清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有数的、亚洲最大的、繁荣强盛的统一封建国家。

第二节
清代前期边疆地区的开发和人民生活的提高

清朝前期由于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繁荣，便利了边疆地区和内地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少数民族社会的进步，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一、边疆地区的开发

东北地区是满族和汉、蒙各族杂居的地区，明末战乱，辽东人口急骤减少。天启二年（1622），广宁失陷，明朝军民大批向关内溃逃。“山海关门四昼夜不阖，军民溃入者且二百八十万矣。”(38)六年（1626），全辽沦陷，入关退路被遮断，明朝臣民褓负而至朝鲜者“前后数十万”(39)，辽东人口几至一空。清军入关后，满洲部众纷纷“从龙入关”，使这个地区人口更加稀少。顺治年间，辽河两岸沃野千里，有土无人。“自沈阳至卜奎（今齐齐哈尔），中间数百里无居民，昼则孑行，夜则露宿”。(40)

面对人口流散、田地荒芜的残破局面，清朝不得不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恢复生产。顺治十年（1653），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授官例，奖励关内汉人来关外开垦。但到康熙初年，却又借口保护所谓“龙兴”重地，悍然把东北划为禁区，限制汉人出关，不准汉人在关外多垦一亩、增居一户。以后雍正、乾隆两朝也都曾经厉行封禁政策，“三年一清户籍，凡非土著者例逐之使归”(41)。另一方面，又加重流民的赋税，“照内地赋则酌增”，“以杜流民占种之弊”。(42)

禁令虽严，但汉人出关仍旧络绎不绝。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穷苦农户，为生活所迫，冲破清朝政府的重重阻挠，出口外觅食，冒禁开垦，“呼朋引类，日积日多”(43)。汉人大批出关开垦是当时东北经济开发的需要，旗人虽拥有大片土地，但“素未习耕”，“或雇觅长工，助其力穑”(44)。这些长工大半是来自关内的汉人。地方官吏为了自身增加剥削收入，对封禁并不热心，“总以该流民等业已聚族相安，骤难驱逐为词，仍予入册安插”(45)。乾隆十一年（1746）上谕，指责奉天府尹霍备“漫不查禁，致出关人数增至数万，尚然不知”(46)。这种现象绝不是个别的。

汉人成批到关外从事开垦、佣工和贸易活动。据统计，乾隆六年（1741）奉天各属新编人口仅有一万三千八百余人，到四十六年（1781），就增加到三十九万余人。雍正初年奉天各属旗地、民田共八万五千三百余顷，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间就增加到十五万六千七百余顷。其他如吉林、黑龙江等地的人口和垦田数也有明显增长，随着土地的垦殖，经济的开发，人口的增长，长春、吉林、宁古塔等城镇逐渐形成，其中吉林昔日原为船厂，“建木为城，倚江而居”(47)。康熙时已是“中土流入千余家，西关百货凑集，旗亭戏馆，无一不有”。(48)

由于清朝推行民族隔离政策，蒙古地区长期以来亦处于封禁状态，但是大批汉族劳动人民，为生活所迫，仍然从内地越界出口外谋生。康熙时，古北口外“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49)。热河以北，清初原无汉人定居，乾隆末年已集聚五十多万人。汉人从内地向口外迁徙垦荒，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到嘉庆时，清朝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蒙古各地“准其招民（指汉人）开垦”。(50)

蒙古地区历来以畜牧为主，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岁易其地，待雨乃播，不雨则终不破土，故岁饥恒多”。“布种辄去，不复顾，逮秋复来，草莠杂获，计一亩所得，不及民田之半”(51)。热河一带，蒙人“既播种，则四出游牧射猎，秋获乃归，耕耨之术皆所不讲，谓之靠天田”(52)。随着汉人大批流入，带来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逐步改变了当地农业的落后面貌，使生产有了很大提高，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业的发展对于畜牧经济起了良好的调剂和促进作用，牧民们无需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互市等途径从中原地方换取各种农产品，而可以在本地区就近得到粮食、饲料以及其他农产品的补给。

与此同时，汉、蒙两族人民的贸易往来也更加发展，归化、张家口、多伦诺尔等城镇都在这一时期兴起。归化城在康熙时已是人烟稠密，商贾云集，至乾隆时更另建新城，成为塞外一大都会。张家口“凡内地之牛马多取于此，贾多山右人，出口率以茶、布兑换”(53)，也成了重要城镇。

新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长期以来，维吾尔族和汉、蒙古、满各族人民共同屯垦，带来了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清朝为解决边疆驻军的军粮问题，早在康熙末年，于内蒙古科布多、乌兰古木等地办起了军屯。其后，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处处兴屯，其中新疆的屯田规模最大，经济效益也最显著。

新疆的屯田有各种形式：（1）军屯，目的在于提供军粮。每屯兵百名，每人耕地二十亩，官给籽种、牛具。屯兵都是携眷永屯，绝大多数是绿营兵。乾隆四十年（1775）统计，新疆有屯兵一万三千九百名。四十二年（1777），天山南路兵屯垦地六万余亩，北路达二十二万七千余亩。（2）民屯（户屯），招募内地汉人来新疆开垦，收取屯租。每户授田三十亩，自备籽种、牛具，每岁征银五分，或佃粮八升。据乾隆四十年统计，新疆各地户屯垦地达七十余万亩。户屯只限于天山北路。（3）商屯，招商承垦土地，一面屯垦，一面经商。“边民服贾牵牛出关，至辄辟草莱，长子孙，百无一反。”(54)（4）回屯，集中在伊犁地区，屯户都是来自乌什、叶尔羌、和阗、哈密、吐鲁番等地的回民，计户不计丁，计籽种不计亩。乾隆三十三年（1768）统计，共有六千三百八十三户。（5）遣屯（犯屯），内地囚犯流放新疆屯田，每人授田二十亩，官给籽种、牛具，每岁纳粮六石。遣犯屯种人数每年约二千五百石。（6）旗屯，由伊犁惠远、惠宁两城驻防之满、蒙、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八旗兵丁组成，一兵耕地三十四亩，永为世业，自耕自食，不纳粮租。

清代新疆屯垦是巩固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军事的部署与屯垦的兴设结合在一起，以军兴屯，以屯饷军，凡是军事驻地，只要自然条件可能，都设立军屯。特别是允许驻军携带家属，并分给耕地的办法，既能促使军兵安心戍守边疆，又能解决家属的就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新疆屯田的又一特点是军屯、民屯同时发展，而在民屯当中，各族人民互相交错。各族人民在农业生产和商品交换中密切联系，有利于民族的融合。以边防军的驻守抵御外来侵略，以各族人民的团结合作为其后盾，这对巩固西北边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新疆的屯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首先是保证了军粮的供应，自兴屯以后，新疆驻军口粮基本上得到保证，军队做到粮食自给，节省远途运输的劳费，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其次是屯垦带来了边疆的开发和繁荣。屯垦促进了当地的水利建设，在军垦的组织下，集体的劳动大军，在水利建设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远非同数量的分散的个体劳动者可比。由于军屯、民屯互相交错，为军屯而兴建的水利，对民屯也带来好处。另外，为屯垦的需要而输入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内地来的大批移民，不仅补充了当地劳动力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中原地方的先进农业技术，这对迅速改变当地农业落后面貌起了重要作用。

农业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境内村庄、店铺、城镇、台站的兴起多如雨后春笋。新疆的许多著名城镇，诸如乌鲁木齐、镇西、巴里坤、巩宁、惠远、阿克苏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陕甘总督文绶在巡视新疆各地后奏称：“巴里坤、镇西城关内外，商贾毕集。”“乌鲁木齐商贾辐辏，比之巴里坤城更为殷繁”(55)。新的商业城市正在形成，乌鲁木齐和附近的迪化、巩宁，“市廛迤逦相属，肩摩毂击，比于吴会之风”。“伊犁九城，惠远最大，广衢容五轨，布鲁特人驱牛羊十万及喀喇明镜等物入城互市，易砖茶、缯布以归。西方行贾者，以所有易所鲜，恒多奇羡，民用繁富”(56)。其他如阿克苏地方，中外商民鳞集星萃，“每逢集期，则人摩肩，车击毂，货如云屯，竟日喧嗔”(57)，呈现了过去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台湾在郑成功据守时期已有开发，清朝统一台湾后，进一步密切了台湾与内地的联系，大陆汉族人民不断迁入台湾，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技术，对当地农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高山族“亦知以稼穑为重，凡社中旧答埔地皆芟刈草莱，垦辟田园。有虑其旱涝者，亦学汉人筑圳，从内山开掘，疏引溪流以资灌溉。片隅寸土，尽成膏腴”(58)。一些地区“耕种如牛车、犁、耙，与汉人同”。(59)

清代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商业贸易也有很大发展。高山族人民时常“与汉人交易铁器、火药，以为捕鹿之具。”汉人则以“珠、米、乌青布、铁”等物品，换取高山族的土特产“鹿脯、鹿筋、鹿皮、卓戈纹”(60)。土人“善织罽毯，染五色狗毛杂树皮为之，陆离如错锦，质亦细密，四方人多欲购之，常不可得”。(61)

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有新气象，清朝在台湾境内设立了许多学校，鼓励高山族子弟入学。“肄业番童，诵经读书，习课艺，应有司岁科试，骎骎乎礼教之乡矣”(62)。不难看出，汉族文化的传播，对于改变当地人民的文化落后面貌起了积极作用。

高山族与汉族人民在长期共同开发台湾的过程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如“半线社多与汉人结为副遁，副遁者盟弟兄也”(63)。两族人民之间通婚的也很多。“归化番女亦有与汉人为妻室者，往来倍亲密”。(64)

二、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

1. 蒙古族：主要分布在大漠南北，以及新疆、青海等地。蒙古族的经济活动以畜牧为主。入清以来，由于在蒙古地区兴办军屯，尤其是由于大批汉人流入垦荒，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蒙古王公、台吉与寺院上层喇嘛占有大片土地、牧场和畜群，广大牧民——阿拉特则一无所有，封建压迫和剥削十分残酷。

蒙古族在科学文化上有过重要贡献。著名科学家明安图所著《割圜密率捷法》一书，在数学上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医学以治疗创伤和接骨最著名，并传至内地。药剂学上也有成就。史学著述有《大元盛朝史》、《额尔德尼脱卜赤》、《蒙古世系谱》、《绥服纪略》等，是研究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史地的重要书籍。在语言文字方面，编纂了许多部蒙古语辞典和多种民族文字对照合编的大辞典，如《蒙古旨要》、《蒙文汇书》以及《三合便览》等，都很有价值并广为流传。

2. 藏族：清代藏族主要分布在西藏高原及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地，生产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

藏族的农奴制度十分残酷，农奴主和农奴是藏族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农奴隶属于各自的领主，他们没有土地，也没有人身自由。农奴除了交租之外，更主要的是承担各种繁重的劳役——乌拉。农奴受到种种非人的待遇。

藏族地区普遍保持着政教合一的封建统治体系，地方政权掌握在僧俗封建领主手中，他们占有大片土地和畜群，对广大农牧民实行野蛮统治。

藏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藏医精针灸、按摩，尤其是兽医有独到之处。藏族有自己的历法，以五行阴阳与十二生属纪年，一年分四季、十二月，每月大建三十日、小建二十九日，一般三年置一闰月，推算精确。布达拉宫建筑宏伟壮丽，显示了藏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藏戏也别具地方色彩，耐人寻味。

3. 回族：清代回族封建地主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并产生了以宗教掩盖着的大教主兼大地主的封建剥削制度——门宦制度。

回族分布于全国各地，除从事农牧业外，不少人从事工商业。他们所经营的工商业多半同特有的生活习俗相连，局限在饮食、鲜货以及制革、皮毛、香料、膏药、珠宝玉器等行业，活动面比较窄。在西北和云南，回族商人有同印、缅等国的贸易交换活动。也有的在我国边疆、内地之间用马帮、骆驼队从事商品运输活动。另外，西北黄河上的筏工和挖金矿的“沙娃”中都有不少回民。

回族有较高的文化，由于回、汉杂居和使用汉族的语言文字，给回族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便利条件。回族工匠在制香、制药、制革以及矿冶技术上都有较大成就。另外，回族学者在介绍和传习西亚的天文历算、医药等学术文化方面也有突出贡献。马世骏等是清代著名画家，丁澎、丁景鸿、丁皆有诗名，号“三丁”。

4. 维吾尔族：主要分布于新疆天山南路。生产水平发展较高，在清代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农业使用铁制工具，注重水利灌溉，讲求耕作技术。畜牧业也很盛，有大片牧场。手工业以丝棉纺织最发达。矿产资源丰富，金、银、铜、锡、铁、硫磺、硝、玉、水银等都有开采。其他如酿酒、制革、造纸等行业也很普及。商业繁荣，有定期市集——八栅尔，有不少地区已发展成为商业城镇。

维吾尔族的封建统治阶级是大小和卓（宗教领袖）和各级伯克（行政长官），他们享有种种特权，占有大片土地、畜群，对农民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入清以来，伯克的权势受到限制并削弱。

维吾尔族文化艺术发展水平较高，有自己的文字和历法。18世纪阿布都热依木·都扎尔写的《热碧亚—赛丁》是一部有名的诗作。维吾尔族人民能歌善舞，又长于制造各种乐器，对丰富我国人民的文化艺术生活有重要贡献。

5. 苗族:主要分布在湖南、贵州、云南、四川、广西、广东等地。各地苗族发展水平很不一致。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近居之土无不辟。使用铁制工具，重视水利灌溉。手工业以纺织最发达，其他还有缫丝、印染、皮革、铁冶、造枪、首饰等行业。商业交换有定期集市，粮以四小碗为一升，布以两手一度为四尺，牛马以拳数多寡高低定价值。妇女是生产中的主力。

苗族人民世世代代受当地土司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十分困苦，清代改土归流以后，情况稍有改善。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和财富的集中日益加剧，乾隆时，湘西已经出现拥有一二千石的苗族大地主。

苗族人民能歌善舞，每逢节日，男子吹笙撞鼓，妇女随男子婆娑进退，举手顿足，疾徐可观。苗歌通俗易懂，芦笙是流行于苗族地区的著名乐器。

6. 高山族:为台湾的土著居民。清朝统一台湾后，大陆移民与日俱增，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加快了高山族社会前进的步伐。生产以农业为主，使用铁制农具，牛耕。耕作技术虽属粗放，但台湾土地肥沃，雨量充沛，一般都有较好收成。农产品以稻米、番薯、玉米、烟草为大宗。手工业以纺织最有名，技艺精巧。商业贸易活跃，多系以物易物。

“社”是高山族聚居的村庄，也是他们的社会基层组织。小社数十家，大社往往有数百家。台湾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平原区大部分已进入封建社会，水田属私人所有，已产生租佃、雇工等剥削关系。山区经济发展落后，还有一些原始公社制残余，土地为村社公有，集体围猎所得的猎获物，除射手和猎犬的主人获得大部外，其余均分。

高山族人民精于雕刻和绘画，作品反映了他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

(1)　《檐曝杂记》卷1。

(2)　《高宗实录》卷12。

(3)　同上书，卷14。

(4)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2。

(5)　昭琏：《啸亭杂录》卷1。

(6)　《高宗实录》卷490。

(7)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12。

(8)　同上书，卷13。

(9)　《皇朝藩部要略》卷12《厄鲁特要略四》。

(10)　《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11)　程穆衡：《准噶尔考》。

(12)　《方略》正编卷11。

(13)　同上书，卷9。

(14)　《高宗实录》卷481。

(15)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3。

(16)　《方略》卷12。

(17)　《高宗实录》卷499。

(18)　《圣武记》卷4。

(19)　《圣武记》卷4。

(20)　《圣武记》卷4。

(21)　《高宗实录》卷481。

(22)　《高宗实录》卷481。

(23)　同上书，卷483。

(24)　同上书，卷489。

(25)　《圣武记》卷4。

(26)　《皇朝武功纪盛》卷2。

(27)　《高宗实录》卷491。

(28)　《啸亭杂录》卷3。

(29)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79版。

(30)　《圣武记》卷4。

(31)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8《土尔扈特归附始末》。

(32)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8《土尔扈特归附始末》。

(33)　《高宗实录》卷892。

(34)　同上书，卷914。

(35)　同上书，卷914。

(36)　《卫藏通志》卷12《条例》。

(37)　《钦定廓尔喀纪略》卷47。

(38)　《三朝辽事实录》卷9。

(39)　《明代满蒙史料》（满洲篇六），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昭和三十二年版。

(40)　西清：《黑龙江外纪》卷7。

(41)　《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42)　《吉林通志》卷29。

(43)　《宣宗实录》卷250。

(44)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8。

(45)　同上书，卷25《户口》。

(46)　《高宗实录》卷257。

(47)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

(48)　杨宾：《柳边纪略》卷3。

(49)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八十。

(50)　张穆：《蒙古游牧记》。

(51)　方式济：《龙沙纪略》。

(52)　《热河志》卷92《物产》。

(53)　秦武域：《闻见瓣香录》。

(54)　魏源：《圣武记》卷4。

(55)　《皇朝经世文编》卷81。

(56)　《新疆图志》。

(57)　《新疆图志》。

(58)　《番社采风图考》67。

(59)　乾隆《台湾府志》卷14。

(60)　《台海使槎录》卷7。

(61)　郁永河：《番境补遗》。

(62)　乾隆《台湾府志》卷16。

(63)　《台湾使槎录》卷5。

(64)　《台湾使槎录》卷5。

第十章
清朝前期封建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增长

清朝前期，国家空前统一，为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加之清廷注意经常调整政策，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封建经济的繁荣，康雍乾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也有缓慢增长。

第一节
封建经济的繁荣

一、农业

清朝前期农业生产不断提高，并进一步向商品生产转化。

首先是耕地面积不断扩大，顺治八年（1651）全国耕地面积不过二百多万顷，到雍正二年（1724）就增加到六百八十多万顷，至乾隆三十一年（1761），更增长为七百四十多万顷。

农作物的品种和产量有很大增长。特别是粮食生产增长较快，这同新作物品种的引进和推广有很大关系。从明代后期开始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红薯，由于适应性强，不择土壤，清代已在全国各地推广，这对于缓和人口增长对粮食供应的压力有重要意义，也为经济作物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此外，各地推广稻麦连作制和双季稻，也使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

经济作物发展很快。棉花种植遍及全国各地，江苏、浙江、湖北、河南、河北、山东都成为重要的产棉区。江苏松江、太仓、通州地区，“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花者则有十分之七八”(1)。直隶宁津“种棉者几半县”(2)。“保定以南，以前凡有好地者多种麦，今则种棉花”。(3)

甘蔗种植分布在台湾、广东、福建等省区，其中番禺、东莞、增城、阳春各县，“蔗田几与禾田等矣”(4)。东莞县篁村一地，“白紫二蔗，动连千顷”。(5)

烟草的栽培最初在福建一省，康熙时已是“处处有之，不独闽矣”(6)。种烟收益大，福建一省，“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7)。广西“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种植一二万株，小家亦不减二三千”(8)。陕西“城固湑水以北，沃土腴田，尽种烟苗”。(9)

桑麻有更大发展。浙江海盐“桑柘满野”，“墙隙田旁”，无不种植。(10)湖州“家家种苎为线，多者为布”(11)。柞蚕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由山东传播到陕西、贵州、辽宁等省。

花果、园艺也有发展。无锡农户“不植五谷，而植园蔬”，“冬菜一熟，可抵禾稼秋成之利”(12)。南浔乡镇居民“专务时鲜瓜蔬”，获利三倍(13)。以农田大规模种植果木，在广东时有所见。如当地盛产龙眼、荔枝，“顺德有以稻田种者，田每亩，荔枝可种二十本，龙眼倍之”(14)。番禺一带，居民多以花果为业，柑橘、橄榄、香蕉之属，“连冈接阜，弥望不穷”。(15)

农业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化是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以苏、松地区为例，明中叶以后棉田不断扩大，到清初，“植木棉多于秔稻”(16)。“太仓、嘉定、震泽、宝山四州县，地处海滨，向来多种木棉，生计全在于棉”(17)。至迟从明中叶以后，种植棉花的收益，已成为当地人民的主要经济来源。“邑人借之，以给衣食”(18)。“小人之依，全倚花、布”(19)。农民从种稻为主，到植棉为主的转变过程，正是农民小生产者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过程。农民热衷植棉，是因为棉花有广阔的市场，植棉比种稻收益大。“究其种花不种稻之故，并非沙土不宜于稻，盖缘种花费力少而获利多，种稻工本重而获利轻”。(20)

其他地区稻田改种经济作物者所在多有。如江西赣州府属遍植烟叶，“甚至改良田为蔫畲”。(21)

粮食生产也走向商品化，一些地区之所以成为经济作物的专业区，原因之一就在于有湖、广、川的充足而价廉的商品粮供应，所谓“湖广熟，天下足”，正是这种写照。

应该指出，在这一时期，对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工具，包括动力，都还没有明显的变化。虽然由于冶炼技术的发展，铁刃农具的锋利和耐用程度有所提高，但并未引起农具构造上的变化，这说明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二、手工业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清朝前期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具体表现在：（1）民营手工业的兴起，使官手工业逐渐丧失了在整个手工业生产部门中的统治地位。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手工业者的长期斗争，不少行业进一步摆脱了封建国家的直接控制，打破了官手工业的垄断局面。诸如盐、铁、纺织、陶瓷、造船等行业中，民营比重不断扩大，从而使手工业中的商品生产有了显著发展。（2）生产规模在逐步扩大，具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作坊逐渐增多。如广东的铁厂，一个炉场有炉工一二百人，掘铁矿的三百多人，抽水、烧炭的又有三百多人，还拥有搬运矿砂和产品的船数十只，牛好几百头。一个炉场的资金需银万两。其他纺织、造纸、陶瓷、造船等行业，也都出现拥有数百名乃至上千人的作坊。（3）不少手工作坊内部的劳动分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景德镇的陶瓷业，一件瓷器，从淘炼泥土到制作陶坯，再送入窑内烧制，要经过十几道工序，从事生产操作的工匠都有专门的分工。苏州踹坊的分工也很细，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其人。这种劳动分工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兹将各行业发展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1. 纺织业　在江、浙一带有很大发展，纺花织布已经成为当时苏、松等地人民主要经济来源。“贫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资者，不在丝而在布。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22)。昆山、新阳两县棉织业更为普及，“布缕织机之事，男子亦素习焉”(23)。无锡已成为棉织业中心，有“布马头”之称。“乡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及秋稍有雨泽，则机杼声又遍村落，抱布贸米以食矣。”“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尝有徽人言汉口为船马头，镇江为银马头，无锡为布马头，言虽鄙俗，当不妄也。”(24)苏州棉织业也很盛，“苏布名称四方，习是业者，阊门外上下塘居多，谓之字号”；“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25)

除江、浙两省外，河北、山东、四川、广东等地的棉织业也都有很大发展。

在纺织业中，丝织业仍占有很大比重，江宁、杭州、苏州都设有官营丝织厂——丝织局。乾隆时这三处织局都具有相当规模，每一织局拥有工匠近两千人，织机六百张左右，分工也很细。民间丝织厂——机房，更是星罗棋布，各地都有。江宁一地，“乾嘉间机以三万余计，其后稍稍零落，然犹万七、八千”(26)。苏州则“比户皆织，不啻万家”(27)。杭州“机杼之声，比户相闻”(28)。湖州“隆万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变百出……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方往来不绝”。(29)

2. 矿冶业　清代是我国矿业取得重大发展时期，“宝藏之兴，轶于往代”(30)。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各阶层要求开发和利用矿藏资源的呼声日高，迫使清朝从厉行禁矿转而为鼓励开矿。乾隆以后，铜、煤、铁、金、银、铅、锡、硫磺等的开采都大幅度地增长，从业人员大量增加，矿场规模不断扩大。

铜是当时铸造货币的主要原料，又是制造各种金属器皿所不可缺少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不断地大量补充新币，以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而铜斤生产不足，有很大缺口。为此，乾隆二年（1737）宣布开放矿禁，“凡产铜山场，实有裨鼓铸，准报开采”(31)。在这以后，以云南为中心，全国各地铜矿有了很大发展。雍正初年，云南每年产铜只有八九十万斤，到雍正五年（1727）产量也是上升到四百余万斤。而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统计，云南一省有铜场四十六处，采矿人夫达七十万人，每年产铜高至一千多万斤。此外，还有一些私采的民矿没有包括在内。

与铜的增产相适应，铅也有了大幅度增长。乾隆时，仅贵州一省就出产黑铅一千四百多万斤。

铁的开采和冶炼也有了很大发展。当时，“一切军工器械，船厂营造，以及乡人农民之类，其有需于铁者不可胜计”(32)。官、私铁器作坊都很发达。广东佛山镇，“计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33)。而“昼夜烹炼，火光烛天，四面熏蒸，虽寒亦燠”(34)。铁器制作技术也有很大提高，如佛山铁锅，体轻质坚，其声如木，所制刀斧刃器，锋利耐用，远销国内外，有“佛山之冶遍天下”之称(35)。除此之外，直隶的唐山、邯郸，东北的抚顺也都有比较发达的冶铁工业。各种小作坊更是遍及全国。

煤的开采有很大增长，一方面是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由于“生齿日繁，柴薪昂贵特甚……兵民日用薪费，几于米费”(36)。柴草既供不应求，“生煤价廉用省，尤为兵民所利赖”(37)。另一方面，官、私手工业生产，无论是冶铁、铸钱、造船、制陶等行业，都需要取得充足而价廉的燃料。“铜铁冶炉，咸资其利”。“煎炼矿砂，全资煤炭”(38)。这些情况都刺激了煤矿的发展。煤在清朝前期的增多率仅次于铜，居第二位。乾隆中叶，仅京西宛平、房山一带就有煤窑五六百座。西山产煤地区，“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39)。入清以后，有增无减。山东淄、博、滕、潍、峄县等地采煤也很盛，或“以骡马掣绳出炭”，或“以人转动，班分昼夜，刻无停息”(40)。峄县的煤藏，“人采取者，任自经理，不复关诸官吏”。乾、嘉时，“商贾辐辏，炭窑时有增置”，“而漕运数千艘，连樯北上，载煤动数百万石，由是矿业大兴”。(41)

3. 陶瓷业　江西景德镇早在明代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瓷业中心，清代又有发展。官窑，雍正初“一岁之成，恒十数万器”(42)。乾隆时，“岁虽縻帑项几及万金，而所得之大小瓷器，亦不下数十万件，间有巨作”(43)。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嘉庆时，景德镇已是“广袤数十里，业陶数千户”(44)。除官窑外，民窑有二三百处，窑户有几千家，“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45)。号称“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元、明以降，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景德镇瓷器行销国内外。“自燕云而北，南交阯，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46)。东南亚地区，“江西瓷器皆所嗜好”(47)。“饶之瓷器”运销日本，“尤为彼国所重”。(48)

除景德镇外，全国各地还有不少地域性的陶瓷生产中心，诸如广东的佛山、山东的博山、江苏的宜兴等都久负盛名。佛山镇的石湾，向以生产陶瓷器具著称，“其陶遍两广，旁及海外之国”(49)。乾嘉时，“石湾六七千户，业陶者十居五六”(50)。生产已有相当规模，石湾陶瓷在国内外拥有广阔的市场。

4. 制盐业　清代盐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沿海地区的两淮、两浙、长芦都是重要产盐区。其中两淮一带有盐场二三十处，产量为全国之冠。“自古煮海之利重于东南，而两淮为最”(51)。淮盐质地优良，有广阔销售市场。“行销三楚两江，延袤七八千里”(52)。康乾时期是淮盐生产的鼎盛时期，盐课在国家财政收入当中占有很大比重。“佐司农之储者，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53)。“损益盈虚，动关国计”。(54)

四川的井盐也有很大发展。犍为一地康熙年间有盐井529眼，煎锅594口。到嘉庆十七年（1812），井数即增至1 206眼，煎锅1 654口。射洪于雍正八年（1730）有井2 319眼，乾隆时增至三千余眼，其后更增至万余眼。各地盐场已颇具规模，如富顺自流井一处，“担水之夫约有万”。“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业者约有万”。全县“积巨金以业盐者数百家，为金工、为木工、为石工、为杂工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牲畜、竹木、油麻者数千家，合并三四十万人”(55)。犍为、富顺等县大盐厂，“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场之人以数十万计；即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以万计。灶户煮盐，煤户、柴行供井用，商行引张，小行贩肩挑贸易，或出资本取利，或自食其力，各营生计”。(56)

云南的盐井“皆在万山中最下处溪河之中，咸水冲突而起”(57)，采制简便，生产规模比较小。

其他产盐区还有河东、广东等处。广东一些地方把制盐当做农业的副业，“大禾田既获，则以海水淋秆烧盐”(58)。琼州“四面环海，遍地产盐，俱系灶丁自煎自卖”。(59)

5. 制茶业　清代茶树的种植已遍及浙江、四川、安徽、福建、云南等省，在茶叶的产量和质量方面，都比明代有很大进步。就主要品种来说，红茶主要产于福建、安徽、江西等省，绿茶大都产于安徽、浙江两省，黑茶产于湖南。茶叶的产销一般由茶农采摘后，先经粗制，由茶商、茶贩或水客收买，或再加工，或直接转售于茶行或茶厂进行精制，然后经中间商人之手，运销国内外。随着市场对茶叶的需求不断增加，大大刺激了各省的茶叶生产，产量成倍增长。从内销看，乾嘉时行茶约六千九百八十余万斤，比雍正末年增加了一倍左右。从外销看，当时每年出口茶叶平均都在四五万担左右。运销欧、美诸国及南洋。

福建武夷山是当时的制茶中心，当地农民“皆以种茶为业”(60)，茶叶年产量达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61)。从事加工茶叶的茶厂，“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62)。云南普洱的六茶山是西南地区的制茶中心，“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63)。“每年所产普茶，不下百余万斤”(64)。其他还有浙江的於潜，“民之仰食于茶者十之七”(65)。安徽的霍山，“地瘠民贫，近县百里皆种茶……民惟赖茶以生，自春徂夏，商贾辐辏”(66)。湖南的安化则是黑茶的重要产区，“产茶之家，半属穷民”。(67)

6. 造船业　适应航运发展的需要，清代东南沿海地区造船业也有很大发展。苏州、扬州等地都设有造船厂。苏州“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赍银而归”(68)。厦门“有倾产造船者……舵手人等借此活者以万计……船工大盛，安其业者多移居焉”(69)。清代造船技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如“江南海船名曰沙船，以其船底平阔，沙面可行可泊，稍搁无碍”(70)，极便近海行驶。“浙江海船名疍船，又名三不像，亦能过沙。”“惟闽广海船底圆面高，下有大木三段，贴于船底，名曰龙骨……盖其行走南洋，山礁丛杂，船有龙骨，则转弯趋避，转为灵便”(71)。沙船载重量大，超过漕船数倍，大者载三千五六百石，小者亦千五六百石。嘉庆时，仅上海一地就有沙船三千五六百号。其他宁波、杭州、奉天、天津、山东等地也各有数百号不等，由此也不难看出当时造船业的生产能力。

北方的造船业远不及闽粤江浙各省，但也能建造海船，只是“船小桅细，只可内洋往来”(72)。不能与南方的海船相匹敌。兰鼎元谓：“天下舟楫之利无如闽广，而江南则逊浙，山东又逊江南”(73)，这是符合事实的。

7. 造纸业　在全国各地都有发展，其中以陕西洋县、定远、西乡，广西容县，广东丛化、龙门、四会、英德，江西铅山、上饶、永丰、弋阳、贵溪等地最发达，陕西大巴山区，“丛竹生山中，遍岭漫谷，最为茂密，取以作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处处皆有纸厂。”(74)西乡有纸厂二十余座，定远逾百，洋县华阳亦有纸厂二百余座。“厂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75)。江西铅山造纸业也很兴盛，多由外省人经营。“铅山之纸精洁逊闽中，然业之者众，小民借以食其力十之三四焉”。“然率少土著，富商大贾挟资而来者，大率徽闽之人，西北亦间有”(76)。安徽所产徽纸亦久负盛名，“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77)。四川本是产笺之地，但是徽纸常能在蜀行销，夺取蜀笺的市场。“徽纸、池纸、竹纸在蜀，蜀人爱其轻细，客贩至成都，每番视川笺价几三倍”。(78)

8. 木材采伐加工业　以陕西南山地区最发达。如周至县地处南山林区，老林深广数百里，浩似陆海，“材木之利，取之不穷”。“有力之家，捐重资，聚徒众，入山数百里”(79)，开设木场，采伐加工。木场分圆木、枋板、猴柴、木厢等类型，每到“冬春匠作背运佣力之人，不下数万”。“圆木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枋板厂、猴柴厂匠作水陆挽运人夫，大者每厂数百人，小亦数十人”(80)。当地林厂已拥有木材外运的专用设备——溜子和天车。溜子为溜放原木之用，“木厂所在老林，已深入二百余里，必先作溜子……溜子外高中洼，九十月后浇入冷水，结成滑冰，则运木千斤可以一夫挽行”(81)。天车的作用相当今天的吊车，“伐木作料之处，多在山沟，渡山越岭，人力势难，必用天车……就山之高低，安车三四层，名曰天车，此木厂之用人夫最多者”(82)。凡此均可以看出当时木材采伐加工的生产规模。

三、商业贸易

清代的商业活动比前代有了更大发展。商品流通发达，市场范围不断扩大，许多著名商品不仅在当地行销，而且把市场扩展到全国各地。素称丝绸之乡的盛泽地区，每年各地“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连袂”(83)，甚至“吴越闽番一至于海岛，皆来市焉”(84)。南京的贡缎“北溯淮泗，达汝洛，趋京师，西北走晋绎，越五岭，舟车四达，番贸迁之所及耳”(85)。遵义的茧绸，“不特遍于各省，并出嘉峪关，运贩西域南洋”(86)。景德镇的瓷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87)。佛山的铁器不仅远销吴越荆楚，而且还大量出口。

由于商品流通范围日益扩大，商业资本空前增长，明代已经出现的徽商、晋商、陕西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等商人集团，在清代更加活跃，它们岁入巨万，财力雄厚，其中尤以徽商势力最大。从经营行业来看，徽商以盐、典、茶、木为主，其中歙县多盐商，休宁多当业，婺源则木、茶商为多。沿江地区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徽商中不少家赀万贯，富比王侯。“拥雄赀者，高轩结驷，俨然缙绅”。(88)

两淮盐商获利最大，“有挟资千万者，最少亦一二百万”(89)。当时清朝户部所存库银也不过七千多万两，淮商可以说有敌国之富。

广东的行商（或称公行，即所谓十三行），作为一种特殊的商人，享受清朝给予的特权，获得了独擅对外贸易之利的垄断地位。

此外还有皇商，名义上是为皇室采购需用物品，实则活动范围极其广泛。如山西介休皇商范氏，世代从事边疆地区贸易，兼理铅厂及鹾务。康熙末年西北用兵，范氏承担了向前方运送军粮的任务，受到清廷赞赏。“幕府所在，储胥充裕，军得宿饱”。(90)范氏拥有万贯家财，生活豪华，“寓京邸，僮婢数千指以上，出入侈甚”。(91)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清代的票号和钱庄有了很大发展，专门办理汇兑、存款以及代理官府解钱粮、收捐钱等业务。经营票号以山西人居多，山西票号遍及全国各地，在金融界有相当势力。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达，城市更加繁荣。清代前期有分布在东南西北的四大商业城市，号称“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92)。北京自明以来就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至清代更加繁荣昌盛。城区“第宅云连，市廛棋布”(93)。“文物声华，日见其盛，车轮马足，实繁有徒”。(94)

佛山是一个由村镇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它的繁盛已超过了省城广州。“天下商贾皆聚焉，烟火万家，百货山聚，会城百不及一也”。(95)

苏州为东南著名都会，在清代“生齿日繁，人物殷富”(96)。“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97)。“贸易之盛，甲于天下”。(98)

汉口地处九省通衢，清代“商贾毕集，帆樯满江”(99)。它“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100)

各城镇的商人都有自己的行会，主要是按行立会，如丝行、缎行、布行、棉花行、铁锅铺行之类；也有的是按地区立会，这就是会馆。各地富商大贾在北京相继成立会馆，省有省馆、府有郡馆、县有县馆。

对外贸易也有发展。据统计，乾隆十五年（1750）至三十年（1765），每年粤海关收入为四十万两。到嘉、道年间大幅度上升。嘉庆六年（1801）至道光十八年（1838），每年增长为一百八十五万两。黄埔一处进口的商船，乾隆十六年（1751）仅有十八艘，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就增加到八十六艘。

出口货主要是茶叶、生丝、丝货、布匹、糖等，入口货多为米、铜、木料、洋货（毛织物、五金、皮张）等。

第二节
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

明清之际的战乱，给社会生产力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从而使明中叶以后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严重摧折。到康乾时期，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又在原来的基础上缓慢发展起来。这种变化具体表现如下。

一、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

同明代比较，清朝前期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进一步松弛，这一方面是农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同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引起的地租形态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清朝前期北方地区分成租制还占有重要地位，而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实物定额租制却得到了普遍的发展，部分地区还出现了由实物租向货币租转化的趋向。在定额租制下，佃农经营什么作物，以及如何经营，有较多的自由。佃农除交租外，一般不为地主服劳役，或很少服劳役，因而劳役地租部分也就接近于消失。“南方佃户自居己屋，自备牛、种，不过借业主之块土而耕之，交租之外，两不相问。即或退佃，尽可别图。故其视业主也轻，而业主亦不能甚加凌虐”(101)。这样一来，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势必相对地有了进一步的削弱。

明代早已存在的农村雇佣关系，到清代又有了发展，一些地区雇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人身权利，出现了雇工和雇主“不立文约，一同坐食，无主仆名分”的事实。某些雇工和雇主在法典中也获得了形式上的“平等”地位。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大清律例》规定：“农民佃户雇请耕种之人，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待，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系凡人科断。”某些雇工已有权力支配自己的人身，雇主已不能单纯通过超经济的强制力量来奴役他们，这也反映了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

清代手工匠的地位也有所改善。明初的轮班匠到成化时改征匠班银，实行以银代役，这使匠籍主要是作为封建主榨取货币的依据而存在。经过明末农民战争，手工业者事实上已摆脱了封建国家的控制，“原匠子孙逃故无遗”(102)。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只得承认既成事实，于顺治二年（1645）宣布废除匠籍：“前明之例，民以籍分，故有官籍，民籍，军籍，医、匠、驿、灶籍，皆世其业，以应差役。至是除之。其后民籍之外，惟灶丁为世业。”(103)康熙三十六年（1679）以后，各地并陆续把匠班银摊入地丁银中，按田亩征收。匠籍的废除和匠班银并入地丁银，使手工业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利于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对封建生产关系是严重的破坏，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滋长和发展，则是提供了重要前提。

二、使用雇工进行商品生产的作坊或手工工场日益增多

纺织业中雇工生产的情况很普遍。江宁丝织局康熙时共有工匠约计三百七十人，都是从“民间各户雇觅应工”，“工价甚寡”(104)。民间机户也大多雇人工织。乾隆时，苏州地区“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105)。“佣工之人，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106)。这类雇工为数不少，常常是“什百为群，粥后始散”(107)。这反映当时已经出现了劳动力市场。除了上述专业织工以外，江宁地方还经常有许多贫家妇女为机户络丝，“日络三四窠，得钱易米，可供一日食”。(108)

采矿业中雇工更多。康熙时，“蜀省一碗水地方聚集万余人开矿，随逐随聚”(109)。广东“煤山木石开挖亦多，佣工者不下数万人”(110)。云南铜厂每处雇佣工人“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厂丁，无虑数百十万”(111)。采煤雇工更为普遍。陕西邠州“拜家河地方向产煤炭，该处有炭井数眼，所雇人夫多系外来客民”。(112)

冶铁业中，广东一省“佣工者不下数万人”(113)。陕西凤县有铁厂十七处，“每厂雇工或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其帮工搬运来往无定之人更多，难以数计”。(114)

制盐业雇工更多，四川盐场当中，大盐厂“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115)，即沿边小厂，“众亦以万计”。(116)

三、农业生产中雇佣关系的发展

康乾时期，农业生产使用雇佣劳动相当普遍，这同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两极分化有密切关系。佣工的形式各地不一样。山东登州“农民无田者，为人佣作曰长工，农月暂佣者曰忙工，田多人少请人帮己曰伴工”(117)。江苏苏州“吴农治田穑，夫耕妇馌犹不暇给，雇请单丁以襄其事，以岁计曰长工，以月计曰忙工”(118)。浙江嘉兴“自四月至七月皆为农忙月，富家请佣耕，曰长工，曰短工，佃家通力耦犁曰伴工”。(119)四川内江“以艺蔗为务，平日聚夫力作，家辄数十百人……其佣资工值，十倍平农。”(120)江西新城“雇工则种稻轻其值，种烟重其值，于是佣工者竞趋烟地，而弃禾田”(121)。一些地区使用雇佣劳动的规模也很可观。山东济宁是重要产烟区，“业此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其工人四千余名”(122)。雇工人数之多已很惊人，而湖南巴陵地方，更达到“十分其力，而佣工居其五”的局面(123)。可见雇工劳动已成为当时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力量。

四、包买主的活跃

包买主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商人支配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的一个重要途径。清朝前期包买主在农业和手工业部门都很活跃，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 商人通过贷款预付，或借垫资金，以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从事高利贷性质的剥削。如在产茶地区，商人通过预买的方式控制茶农，即隔岁放款给茶农，清明后前往收茶，进行高利盘剥。安徽六安地区，茶商“每隔岁经千里挟资而来，投行预质，牙侩负诸贾子母，每刻剥茶户以偿之”(124)。在闽、粤等省，商人利用放账或包买手段，以控制蔗农的糖品。澄海“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资往各乡买糖;或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125)。在封建统治下，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条件很差，又无力运销自己的产品，只得向商人借债，以产品抵偿，接受高利贷剥削，或是预卖产品，接受低价值的剥削。

2. 商人以小生产者所必需的原料来换取他们的产品。这种形式在纺织业中很普遍。如江浙地区，农民多以纱或布向商人换取棉花。上海“纺织不第乡落，虽城市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棉花归，旦复抱纱出，以为常，日可布一端”(126)。无锡“布有三等：一以三丈为匹，曰长头；一以二丈为匹，曰短头，皆以换花”(127)。浙江海盐也不产棉花，商人“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归”(128)。这种以纱易花或以布易花的形式在麻纺织业中也很盛行。广东鹤山“越塘雅瑶以下，则多以绩麻织布为业，布既成，又以易麻棉，而互收其利”(129)。这当中必然有商人居间活动。

在丝织业中，也可以看到包买主的活动。苏州“茧丝既出，各负至城，卖与郡城隍庙前之收丝客。每岁四月始聚市，至晚蚕而散，谓之卖新丝”(130)。南京“机业之兴，百货萃焉，丝行则在沙湾，所以收南乡之土丝也……当四五月间，乡人背负而来，评论价值，比户皆然”(131)。“南乡之民朴勤，常以饲蚕为业……茧成缲釜，负以入城，行户收买，谓之土丝”(132)。机户有自织代织之分，代人织者，原料由人供给。“机户领织谓之代料，织成送缎，主人校其良窳，谓之雠货”。(133)

3. 商人通过分发生产工具、原料和支付劳动报酬，以直接控制一批小作坊或家庭工为自己生产。这种形式在丝织业中较为典型。如江浙等地的绸缎商，在南京、苏、杭等地开设账房，组织生产，“大都以经纬交与织工，各就织工住处，雇匠织造”(134)。盛泽农民和手工业者，有“取丝于行，代丝而受其值，谓之料经”。(135)

4. 商人包买农户或手工业者的产品，自行设厂加工。如广东制糖业，商人“春以糖本分与种蔗之农，冬而收其糖利”(136)，从事糖坊经营而致富。江西瑞金盛产烟草，福建漳、泉商人“麇至骈集，开设烟厂”(137)，不下数百处。河南的制曲业，“每至收成，西商携其厚资，在于码头集镇，开坊踩曲，如祥符之朱仙镇、陈桥，陈州之周家口，南阳之九子山，新蔡之方家集，上蔡之东安集，内黄之楚王，滑县之道口等处，皆渊薮焉”(138)。这种形式在其他行业中也屡见不鲜。

五、经营地主的出现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有些地区的地主，放弃了传统的租佃经营方式，改用雇工经营的方式。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雇工经营土地的同时，还办起油坊、粉坊、酒坊、染坊、缫丝坊、铸锅坊等手工业作坊，成为新兴的经营地主。《补农书》中所反映的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的农业生产情景，就带有经营地主的色彩。那里地主从事多种经营，雇工进行生产，既有商品生产，也有自给性生产。乾隆时，广东琼州府定安县柯氏弟兄所经营的槟榔园，从开山种植，到收割，全需雇工经营，并层层典租，把槟榔看做商品，希图通过交换获取利润。这显然已经不是传统的租佃地主的经营方式。(139)

与租佃地主比较，经营地主具有以下特点：（1）经营地主多占有大片土地，使用较多的雇工，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劳动力充足，生产工具比较完备，劳动协作条件好，这是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所不能比拟的。（2）经营地主生产的产品，不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消费，而是为市场需要，即为了出卖而生产，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截然不同。（3）经营地主就其剥削关系来说，和租佃地主也不一样。后者是凭借土地的垄断权，通过封建的租佃关系剥削佃户，向佃户榨取地租，进行封建剥削。经营地主则是占有全部生产资料，通过雇佣关系，剥削雇工的剩余价值。这种剥削关系是一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关系的萌芽。（4）与租佃地主不同，经营地主不是促进破产农民成为佃户，使之重新固着于土地之上，而是把他们变成农业雇工，从而使农业雇工市场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清朝前期出现的经营地主经济，是我国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重要形式。

六、资本主义萌芽的局限性和封建势力的束缚

清朝前期农业和手工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对封建经济起了一定的瓦解作用，但不论在深度上或广度上，都还没有达到足以动摇封建经济基础的程度。就全国范围来说，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广大农村还是过着自给自足的耕织生活，城市也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封建地主经济十分强大，控制着整个城乡的经济活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萌芽只能经过曲折、困难的道路，极其缓慢地向前发展。

封建势力束缚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表现在很多方面：

1. 清朝所推行的抑商政策，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抑商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传统政策，清朝继续奉行这一政策。雍正就曾反复强调：“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本务，工商皆末也。”(140)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封建国家只是维持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而无视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清朝对于民间手工业的独立发展实行种种限制，除个别地区外，手工业通常被限制在农村副业的地位上。

2. 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仍然是清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形式，这种封建经济结构是商品生产难以突破的障碍。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必须依靠销售市场的扩大和原料的充分供应。农村是最主要的市场和原料来源地。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造成农民的极端贫困，而日益增强经济生活的自给性，农民不得不尽量生产自己所必需的手工业品，这就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村更加根深蒂固，商品市场没有扩大的可能，从而使商品经济丧失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至于商品粮食和原料的供应，同样不能适应手工业发展的要求。清朝经常干预农村发展经济作物。如烟草获利大，农民乐于种烟，而官府反对。乾隆曾不止一次指出“民间种烟一事，废可耕之地，营无益以妨农功，向来原有例禁。且种烟之地多属肥饶，自应通行禁止”(141)。其他对栽培甘蔗、茶叶、果树等也被视为舍本逐末之业，而横加限制。甚至对植棉也有限制，规定“若（田）在一顷以上，只许种棉一半，其余一半，改种稻田。”(142)

3. 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岁入巨万、赀财达到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两的商业资本，但它们很少投资于手工业部门，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主要转向农村收买土地，或经营高利贷。如康熙时，“谷贱伤农，流离初复，无暇问产，于是有心计之家，乘机广收，遂有一户之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万至一二万者”(143)。新安程、汪二姓，“以贾起家，积财巨万”，“从重利权子母，持筹握算，锱铢必较”(144)。商贾积累的货币财富的主要出路在于兼并土地，其结果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封建地主经济的统治，不利于新的生产关系的成长。

4. 行会和行帮组织也束缚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也有阻碍作用。如为了防止和消除同行业的竞争，行会力图限制作坊经营规模的扩大，对招收学徒和使用帮工多有限额规定。长沙京刀业行规规定：“带学徒弟者，三年为满，出一进一。”(145)吴县蜡笺纸业行规议明收徒年限：“六年准收一徒”(146)，对于违规多收学徒的行为，要受到行会的严厉处罚。为了保持同行之间的利益均衡，行会还严格规定作坊开设的地点和数目，禁止外地人在本地开设作坊，限制外地手工业产品的输入与贸易，并划一手工业产品的质量、规格、售价和原料的分配，这些规定都阻碍了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此外，行会和行帮还在商品流通领域设置了重重障碍，束缚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其后，随着行会内部阶级矛盾的激化，行会与封建官府相勾结，残酷镇压帮工的罢工斗争，成为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的工具。

七、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清朝前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增长，城乡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此伏彼起，社会阶级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从总的方面来说，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依然是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由于有了新的经济关系的出现，使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增加了新的内容。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增长，劳资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并日益激化。康乾时期接连爆发的行会手工工人的叫歇斗争，成为当时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一个新动向。手工工匠为反对作坊主克扣工价、开除工匠，和要求增加工价的斗争，遍及江南各城镇。苏州、杭州、松江等地的织工、踹工、染工，景德镇的窑工，广州的织工等，先后发动了“齐行叫歇”斗争。其中康熙三十九年（1700）苏州踹匠的反抗斗争声势最大，“流棍之令一出，千百踹匠景从，成群结队，抄打竟无虚日。以至包头畏避，各场束手，莫敢有动工开踹者，变乱之势，比诸昔年尤甚”。(147)

“贱民”的开豁为良，是阶级关系新变化的又一表现。清初各地还残存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贱民”，如山西的乐户，浙江的堕民，徽州的伴当，宁国的世仆，常熟、昭文的丐户，以及广东的疍户等等。这部分民众为数不少，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被排斥在“四民”（士农工商）之外，列为贱籍。他们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所受的歧视和压迫极其深重。如所谓惰民，“四民中居业不得业，四民中所籍不得籍，即四民中常服彼亦不得服”。“男子只许捕蛙、卖饧、逐鬼为业；女子则习媒，或伴良家新娶嫁为人髻冠梳发，穿珠花，群走市巷，兼就所私……有流入他方者，人皆贱之”(148)。疍户的处境更为艰苦，“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粤民视疍民为卑贱之流，不容上岸居住，疍民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跼蹐舟中，终身不获安民之乐”。(149)

“贱民”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力，不断起来反抗，康熙时，广东疍民曾“以请弛海禁为名”(150)，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

雍正初年，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清朝宣布把散处在全国各地的各种“贱民”开豁为良。雍正元年（1723）四月，下令“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改业为良民”(151)。同年九月，下令“除浙江绍兴府惰民丐籍”(152)。八年五月，又下令将苏州府常熟、昭文二县旧有丐户，“照乐籍、惰民之例，除其丐籍，列为编氓”(153)。广东的疍户也于雍正七年（1729）获准“在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154)

“贱民”的开豁为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康雍时期社会关系的新变动，造成了“贱民”转化为“良人”的历史条件，“贱民”最后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是通过自身的反抗斗争和封建统治阶级被迫调整政策而逐渐实现的。雍正宣布废除贱籍，在法律上承认“贱民”与一般平民具有同等的地位，顺应了历史潮流，对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　《皇清名臣奏议》卷61《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

(2)　光绪《畿辅通志》卷74《物产》二，引《河间府志》。

(3)　黄可润：《畿辅见闻录》。

(4)　李调元：《南越笔记》卷14。

(5)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

(6)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3。

(7)　郭起元：《论闽省务本节用书》，《皇朝经世文编》卷36《户政》。

(8)　《清代文字狱档》第五辑《吴英拦舆献策案》。

(9)　《户政》岳震川《府志食货论》，《皇朝经世文编》卷36。

(10)　道光《嘉兴府志》卷11《食货志·农桑》。

(11)　《杨园先生全集·补农书》下。

(12)　黄卯：《锡金识小录》卷1《备参》上《场圃之利》。

(13)　《南浔志》卷30《农桑》。

(14)　范端昂：《粤中见闻》卷29《物部》九。

(15)　范端昂：《粤中见闻》卷29《物部》九。

(16)　嘉庆《上海县志》。

(17)　光绪《宝山县志》。

(18)　万历《上海县志》。

(19)　万历《嘉定县志》。

(20)　高晋：《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

(21)　乾隆《赣州府志》。

(22)　徐锡龄：《熙朝新语》引尹会一《敬陈末议疏》。

(23)　《道光昆新两县志》卷1。

(24)　《锡金识小录》卷1。

(25)　乾隆《元和县志》卷1。

(26)　同治《上江两县志》卷7。

(27)　乾隆《元和县志》卷16。

(28)　厉鹗：《乐城杂记》卷下。

(29)　乾隆《湖州府志》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30)　《铜政便览》卷1。

(31)　《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

(32)　《朱批奏折》工业类，乾隆十四年十二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

(33)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

(34)　乾隆《佛山县志》。

(35)　《广东新语》卷16《器语》。

(36)　《朱批奏折》工业类，乾隆四年二月，直隶提督永常奏。

(37)　《朱批奏折》工业类，乾隆四年二月，直隶提督永常奏。

(38)　《朱批奏折》工业类，乾隆七年七月，两江总督德沛奏。

(39)　《神宗实录》卷380。

(40)　王培荀：《乡园忆旧》卷3。

(41)　光绪《峄县志》。

(42)　道光《浮梁县志》。

(43)　道光《浮梁县志》。

(44)　兰浦：《景德镇陶录》序。

(45)　唐英：《陶事图说》卷20。

(46)　乾隆《浮梁县志》。

(47)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傅元初《请开洋禁疏》。

(48)　姚叔祥：《见只编》卷上。

(49)　《广东新语》卷16《器语》。

(50)　道光《南海县志》。

(51)　嘉庆《两淮盐法制》卷54。

(52)　嘉庆《两淮盐法制》卷54。

(53)　嘉庆《两淮盐法志》序。

(54)　同上书，卷55。

(55)　李榕：《自流井记》。

(56)　《皇朝经世文编》卷50《户政》。

(57)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1。

(58)　乾隆《广州府志》。

(59)　王守基：《盐法议略》卷2。

(60)　嘉庆《崇安县志》。

(61)　嘉庆《崇安县志》。

(62)　蒋蘅：《禁开茶山议》，《云寥山人文钞》卷2。

(63)　檀萃：《滇海虞衡志》卷11。

(64)　《雍正朱批谕旨》第55册。

(65)　嘉庆《於潜县志》。

(66)　乾隆《六安州志》。

(67)　《安化黑茶条规》。

(68)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九八。

(69)　道光《厦门志》。

(70)　顾炎武：《日知录》卷29《舟运》，谢注。

(71)　顾炎武：《日知录》卷29《舟运》，谢注。

(72)　乾隆《天津县志》。

(73)　《鹿洲初集》。

(74)　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75)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

(76)　乾隆《广信府志》。

(77)　《文房四谱》。

(78)　《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

(79)　乾隆《盩厔县志》。

(80)　乾隆《盩厔县志》。

(81)　乾隆《盩厔县志》。

(82)　乾隆《盩厘县志》。

(83)　乾隆《吴江县志》。

(84)　《皇朝经世文编》卷37。

(85)　《金陵物产风土志》。

(86)　道光《綦江县志》。

(87)　道光《浮梁县志》。

(88)　《歙县志》。

(89)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1。

(90)　《墓表》。

(91)　《墓碣》。

(92)　《广阳杂记》卷4。

(93)　《仁宗实录》卷242。

(94)　得硕亭：《草珠一串》。

(95)　吴震：《岭南杂记》。

(96)　《熙朝新语》卷16。

(97)　史茂：《新修陕西会馆记》。

(98)　顾禄：《清嘉录》。

(99)　钱泳：《履园丛话》卷14。

(100)　《广阳杂记》卷4。

(101)　《朱批奏折》财政类，乾隆四年八月两江总督那苏图奏。

(102)　《皇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

(103)　同上书，卷21《职役》。

(104)　《文献丛编》第32辑。

(105)　《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记》。

(106)　乾隆《元和县志》。

(107)　乾隆《元和县志》。

(108)　《凤麓小志》卷3。

(109)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九十一。

(110)　《皇清名臣奏议》卷32。

(111)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6。

(112)　卢坤：《秦疆治略》上。

(113)　《皇朝经世文编》卷55。

(114)　《秦疆治略》。

(115)　《皇朝经世文编》卷50《户政》。

(116)　《皇朝经世文编》卷50《户政》。

(117)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登州府风俗考》。

(118)　康熙《苏州府志》。

(119)　康熙《嘉兴府志》。

(120)　道光《内江县志要》。

(121)　道光续修《新城县志》。

(122)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中衢一勺》。

(123)　嘉庆《巴陵县志》。

(124)　乾隆《霍山县志》。

(125)　嘉庆《澄海县忠》。

(126)　嘉庆《上海县志》。

(127)　《锡金识小录》卷1。

(128)　康熙《海盐县志》。

(129)　道光《鹤山县志》。

(130)　《清嘉集》卷4。

(131)　《凤麓小志》卷3。

(132)　陈作霖：《金陵物产风土志》。

(133)　《凤麓小志》卷3。

(134)　民国《吴县志》。

(135)　道光《盛泽镇志》。

(136)　《南越笔记》卷16。

(137)　道光《瑞金县志》。

(138)　尹建余：《抚豫条教》。

(139)　《清代刑科题本》乾隆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来保题。

(140)　《清世宗实录》卷57。

(141)　《大清会典事例》卷168《户部·田赋》。

(142)　《皇朝经世文编补》卷37

(143)　叶梦珠：《阅世编》卷1。

(144)　董含：《三冈识略》卷8。

(145)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

(146)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147)　康熙四十年《苏州府约束踹匠碑》。

(148)　雍正朱批谕旨噶尔泰奏折。

(149)　《清世宗实录》卷81。

(150)　樊封：《南海百咏续编》。

(151)　《清世宗实录》卷6。

(152)　同上书，卷11。

(153)　同上书，卷94。

(154)　《清世宗实录》卷81。

第十一章
清朝由盛转衰的开始

乾隆时期是清朝历史发展到了盛世的顶点，盛世的出现，必然伴随着导致衰落的因素。这一时期社会矛盾依然普遍存在并日趋激化。乾隆中叶以后爆发的一系列的农民起义，成为清朝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

第一节
社会矛盾的趋向尖锐和封建统治危机的逐渐出现

康乾时期，一方面封建政治、经济还在继续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巩固；另一方面，在封建社会固有规律的支配下，这一时期，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后，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封建统治危机四伏，这主要表现在人口的激增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土地兼并加剧和高利贷盘剥，给人民带来极大痛苦；政治腐败和财政的严重拮据，人民负担加重；大兴文字狱和大规模禁毁图书，钳制人民的言论思想。乾隆中叶以后的一系列各族人民起义，就是这些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一、人口激增和洪亮吉的人口思想

1. 人口激增带来的社会问题

康熙以来的休养生息政策，尤其是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1)和推行“摊丁入亩”，使人口迅速增加。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封建农业经济发展的速度，人口的压力愈来愈大，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据统计，中国人口自汉代至鸦片战争前夕增长了七八倍，而耕地面积只增加了一倍左右，这说明每人平均占有耕地面积在不断减少。清初每户平均土地约有三十亩左右，雍正时为二十六七亩，到乾隆中叶便只有五六亩。这个数字尽管由于田亩有隐蔽而不够精确，但每人平均耕地数愈来愈少，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这就必然造成粮食供应的紧张。粮食问题早在康熙时就已经存在，清朝统治者已经觉察到“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2)。康熙五十二年（1713）的上谕又指出“今岁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获。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田少故耳”(3)。地少人多的矛盾到乾隆时更为突出。乾隆慨叹“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且庐舍所占土地亦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4)。粮食紧缺是全国性的，苏、松、杭、嘉、湖地区历史上是重要产米区，素来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5)。可是到了清代竟然粮食不能自给，严重到“每岁产米不敷数月口粮，全赖商贩接济”。(6)

2. 乾隆朝的对策

为了缓和由于人口激增所引起的粮食供应紧张，乾隆朝除了继续奖励人民到边疆省份垦荒，扩大耕地面积之外，还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推广种植甘薯、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增加粮食产量，玉米“种收一千，其利甚大”(7)。而甘薯“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8)。乾隆时，这两种高产作物的种植已经从南方扩大到北方，无处无之，居民“恃此为经岁之粮”(9)。这对于缓和当时的粮食不足起了一定作用。二是鼓励洋米进口。乾隆八年（1743）定外洋运米贸易者，万石以上免船货税粮十之五，五千石以上免十之三（时运三四千石者亦得邀免）。十三年（1748），令商人暹罗买米得造船运回。十九年（1754），定运米二千石以上分别议叙之例(10)。这些措施对增加粮食补给也收到相当的效果。

3. 洪亮吉的人口思想

人口问题引起了各阶层的关注，以洪亮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对人口过剩现象作了初步探索，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洪亮吉（1749—1808），字君直，号北江，江苏阳湖（令武进）人，乾隆年间进士，是清代有名的学者，在经济思想方面，他提出了人口增殖与粮食产量增加存在着矛盾的问题。所著《意言》二十篇中的《治平》、《生计》诸篇，系统而全面地阐明了他的人口思想：

1. 注意到清代前期人口激增的严重现实。根据考察了解，他认为当时户口“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他的估计虽然不无夸大之处，但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出现的人口空前增长这个客观事实。

2. 认为当时人口的增长远比生产的增长要快。人口增长率大大超过耕地和主要生活资料的增长率，即所谓“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增加”。他的这种认识基本上也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3. 户口激增的结果，导致民生困难，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他指出，由于人口过剩，“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这样就使“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而“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明也矣，是又甚可虑者也”。

4. 提出主要依靠发展生产来解决人口过剩的主张。他认为水旱疾疫是调剂过剩人口的一个条件，这当然是消极的办法，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也就是发展生产。另外，他认为还要做到“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也就是减轻封建经济剥削。再有，“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也就是国家对灾民要给予救济。这套办法，在封建反动统治下当然不会实行，即使实行，也接触不到人民困苦的真正根源。

洪亮吉的人口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是，他能根据当时我国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提出了人口增长过快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困难这一严重问题，并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主张开荒移民，反对封山禁林；主张轻徭薄赋，反对横征暴敛；主张整顿吏治，反对巧取豪夺；主张临灾救济，反对不顾民命疾苦等等。这在客观上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应该说具有进步意义。

二、土地兼并的加剧

乾隆时，由于人口激增，引起粮价持续上涨，同康雍时期比较，粮价上升了四倍。在这种情况下，谁拥有更多的土地，谁就可以有更多的粮食，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这就驱使人们热衷于购置土地。就使封建社会里一向十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更加严重起来。在当时的人看来，“凡置产业，自当以田地为上，市廛次之，典与铺又次之”(11)。何况土地在当时是最少风险的财富储藏形式。所以，“上自绅富，下至委巷工贾胥吏之俦，赢十百金，莫不志在良田”(12)。官僚豪绅争购土地，随处可见。“今之督抚司道等官，盖房造屋，置买田园……所在皆有”(13)。商人和高利贷者也纷纷大量买地。“近日富商巨贾，挟其重资，多买田地，或数十顷，或数百顷……每岁所入，盈千万石，陈陈相因，粟有红朽者矣”(14)。他们还在灾年乘人之危，压价购买土地。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灾荒，山西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贷，借此准折田亩”(15)。后来清朝下令准予原价回赎，仅赎回的土地就有三十多万亩，无力赎取的当不在少数。由于抢购土地，引起田价上升。“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竟亦长至五十余两矣”。(16)

土地兼并的结果，农民大量丧失土地，沦为佃户。“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17)。“约计州县田亩，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余皆绅衿商贾之产”。(18)

三、高利贷盘剥

乾隆时，高利贷和典当业非常活跃。通常是以子为母，利上加利。有的以七钱之本而索七八两之偿。甚至借二三十两未及一年，算至二三百两者，利率之高竟达十分、二十分乃至三十分。经营高利贷成了富贵人家聚敛社会财富的重要手段。乾隆九年（1744），北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19)。河南地方“每有山西等处民人及本省富户，专以放债为事。春间以八折借给，逐月滚算。每至秋收之时，准折粮食，利竟至加倍有奇。贫民生计日促”。(20)河北“直隶州县多山西富户，挟资而来，囤积米石，放债盘利，每月行息，少者四五分，多者六七分。是以奸民日富，贫民日瘁……竟有借七斗麦，五年而折二十金之产者”(21)。江南地狭人稠，谋生艰难，高利贷盘剥更为猖獗。如江苏“澄邑等嗜利之徒，往往乘人之急，或将八九折之数而勒写实银，或索五六分之息而每月结算，瞬息之间，已子过其母。倘至期未还及还不足数，又将所欠利银积欠作本，遂至利上盘利，久之计所还之数，数倍于本，而本银仍在，迨至精疲力竭，无可措偿，田房子女听其准折”(22)。高利贷之穷凶极恶，于此可见一斑。

四、政治腐败与财政拮据

1. 和珅当国与吏治败坏

清朝自中叶以后，吏治败坏，贪污聚敛成风，乾隆宠信的大学士和珅，是历史上贪官污吏的典型。和珅，正红旗人，姓钮祜禄氏，字致斋，生员出身。乾隆时，由侍卫擢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执政二十余年，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公，倚任之专，一时无两。和珅当政期间，利用权势，植党营私，招权纳贿，鬻爵卖官，无所不为。章学诚在《上执政论时务书》中写道：“自和珅用事，上下相蒙，惟事婪赃黩货，始则蚕食，渐至鲸吞;初以千百计，俄而非万不交注矣，俄而万且以数计矣，俄以数十万计百万计矣。一时不能猝办，由藩库代支，州县徐括民财归款。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簟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搏其一欢。”这正是当时官场的写照。

在和珅的庇护下，文官贪赃，武臣克饷。地方督抚、布政使如国泰、王亶望、福崧、伍拉纳、浦霖等人，都是贪污的要犯，每次抄没他们的资产都在数十万两以上。乾隆末年，毕沅为两湖总督，福宁为巡抚，陈淮为布政使，“三人朋比为奸……广纳苞苴。时人谣曰：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23)。管理治河工程的官吏，为了寻机贪污，竟至灭绝人性，故意掘开河堤，造成水患，致使千百万无辜百姓流离失所。

至于地方州县差役虐民更是不择手段。“言民间遇有窃案，呈报之后，差役将被窃邻近之家资财殷实而无顶戴者，扳出指为窝户，拘押索钱。每报一案，牵连数家，名曰贼开花。乡曲无知，惧于法网，出钱七八千至十数千不等。胥役欲壑既盈，始释之，谓之洗贼名。一家被贼，即数家受累，如此数次，殷实者亦空矣。有鲁典史者刻一联张于堂，联云：‘若要子孙能结果，除非贼案不开花。’此川省之弊蠹，正恐不独川省为然也”。(24)

2. 统治阶级的穷奢极侈，挥霍无度

封建统治阶级凭借手中的大量不义之财，任意挥霍民脂民膏，生活极为奢侈腐化，乾隆就是一个挥霍无度的典型。他在位时先后六次“南巡”，每一次南巡都兴师动众，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怨声载道。初次南巡时，江南总督黄廷桂科派地方绅商承办差务，严催急督，民不堪其扰。刑部员外郎蒋楫独力在苏州捐办临幸大路，计费白银三十万两，“亲自督工，昼夜不倦”(25)。每次南巡途中，地方官贡献土特产品皆有定例，从织绣龙袍、绫罗绸缎，到珍异器用、时鲜果品，应有尽有，所费动辄万金。如此劳民伤财，乾隆却全不在意，他说：“朕清跸所经，观民问俗，关政治之大端，即动用数十万正帑，亦何不可！”(26)

乾隆还在全国各地大兴土木，修建了无数离宫别苑、寺院庙宇。著名的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都是在乾隆年间竣工的，所费以亿万计。

为了装点门面，粉饰太平，乾隆五十年（1785）和六十一年（1795）还先后举办了两次盛大的宫廷宴会——千叟宴。第一次有两千人参加，第二次增加到五千人，两次盛会耗银数百万两。

一般官僚地主富商也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湖南布政使郑源“在署家属四百余人外，养戏班两班，争奇斗巧，昼夜不息”(27)。扬州是两淮盐商聚居之地，这里“名园巨第络绎至于半山。歌童舞女、图画金石、衣服肴馔，日所费以巨万计”(28)。城内“重城伎馆，每夕燃灯数万，粉黛绮罗甲天下”(29)。怀柔地主郝氏，“膏腴万顷”，“纯皇帝尝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舆抬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京师如米贾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其家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环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丽亦相仿”。(30)

3. 财政拮据

清朝中叶以前，国库收支每年都有节余，几百万至数千万不等，中叶以后，库存日见减少，财政有时入不敷出。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原因很多，除了统治阶级的挥霍浪费、官吏的贪污中饱之外，乾隆时期军费开支浩大是一个重要因素。历年军费的开支，常占财政支出总额的一半左右。据不完全统计，准、回之役费帑三千三百余万两，两金川之役达七千余万两，台湾之役八百余万两，廓尔喀之役一千余万两，累计总额在一亿五千万两以上。这笔庞大的军费开支，大大削弱了清朝的财政基础，以上还只是就中央政府而言。至于为了支应战争的差役和物资所加给地方的负担更是很大数字，是无法估算的。如“四川自两金川用兵以来，又承制府福康安征调赋敛无已，仓库乃空如洗”(31)。再有中叶以后，官俸支出也与日俱增，乾隆时官僚机构臃肿，一职数官，一官数职，人浮于事的现象所在多有，维持这样庞大的官僚机构，也耗费了一大笔国家经费。据统计，乾隆三十一年（1766），官俸支出总数为五百四十三万两，约占财政总支出（三千余万两）的六分之一以上（不包括宗室王公的俸禄），远远超过了明代。

为了弥补财政的亏损，清朝采取了许多措施，广开财源。

1. 捐纳。顺康时已经施行，但是属于临时性，雍正以后遂成常例，每遇财政支绌，捐纳即成为应急的惯用手段，其捐纳所得，亦作为户部的一笔经常性收入。捐纳范围亦不断扩大。每年国家由此收入多至一千四百余万两。乾隆十五年（1754）一年的捐纳银达到5565635两，约占当时户部全年收入（14248869两）的39.06%，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2. 商人报效。主要是盐商，报效之例始于雍正，凡遇军需、河工、灾赈，政府鼓励盐商报效，作了财政的一项辅助收入。如两淮盐商即以捐输报效为名，向政府提供巨额款项，其中仅军需一项，自乾隆十三年至六十年（1795），大的捐输即有八次之多，总计银一千三百一十万两。

捐纳的开办，虽一时能起到弥补财政亏空，应急军需的作用，但市侩之流通过捐纳得官，可以剥削人民，这更加剧了吏治的败坏和贪污的盛行，这对于清朝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至于盐商的报效，虽一时献出巨款，使清朝可以暂解燃眉之急，但盐商统统以此拖欠税款，因此在经济上仍是得不偿失。

五、大兴文字狱

文字狱是封建专制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是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的文字狱。以后汉、唐、宋、明各朝都有文字狱发生。清代文字狱的频繁，文网的严密，以及杀戮的残酷，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朝代。一本书、一篇文章、一首诗甚至一个字，在当时都可以构成大逆的罪名，从而招致杀身大祸，甚至株连九族。清朝大兴文字狱的总的目的在于通过暴力手段，镇压汉族知识分子和其他反抗势力，钳制言论，压制反清思想，以巩固它们的封建专制统治。但由于不同时期斗争的形势有所不同，文字狱也就有不同的表现。

1. 康雍时期的文字狱

康熙时期，大规模的抗清斗争已经过去，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基础基本上得到巩固，但是仍有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不甘心做清朝的顺民，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在社会上继续传播反清的思想，这对清朝是个潜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清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从根本上消灭抗清势力，对此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制造了一系列的文字狱，其中《明史》案和《南山集》案都是清初的大案，株连极广。

《明史》案：吴兴朱国桢撰《明史》若干卷，藏于家，后家道中落，子孙不能守，以其稿本售予庄廷鑨。庄家为富豪，能文墨，广聘诸名士续成刊出。书中涉及李成梁同建州卫的关系及明末抗清事迹，康熙二年（1663）事发，酿成大狱，杀戮极惨。一字之连，一词之及，无不就捕。

《南山集》案：是由于谈论南明史事引起的，时诏修《明史》已数十年，但有关明清之际的历史总是讳而不录，戴名世因著《孑遗录》以见其概，又与其门人余生书，对南明史事多有论及。凡此，皆载入所著《南山集》中，刊行已久，康熙五十二年事发论死，株连三百余人。

雍正时期的文字狱主要是胤禛用以对付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派，而压制反清思想则降到了次要地位。雍正朝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十分尖锐，胤禛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和削弱敌对势力，制造了许多文字狱案件，如汪景祺案、查嗣庭案、钱名世案，矛头都是指向权臣年羹尧和隆科多的。而陆生楠、曾静等案，则被利用为进一步打击诸王的借口。

汪景祺案：汪景祺，康熙癸巳进士，以年羹尧记室从征青海，作《西征随笔》，其中有《功臣不可为论》，以檀道济、肖懿比年羹尧。雍正四年（1726）案发论死，家属发遣。

查嗣庭案：雍正四年查嗣庭任江西考官，试题作“维民所止”，语出《诗经》，有讦者谓“维止”二字乃取“雍正”斩首之意。继而又查出他的日记有“谤讪圣祖”、非议朝政的内容。案发论死，株连家族。

钱名世案：钱名世，康熙癸未进士，有文名，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与年羹尧己卯乡试南北同年，有交往。尝作诗颂年平藏功德。雍正四年案发，以谄附年羹尧逐回原籍禁锢。雍正亲书“名教罪人”四字榜其门。

陆生楠案：陆生楠，雍正间由举人部选吴县知县，改工部主事，坐事夺职遣戍。作《封建论》十七篇，主张恢复封建，被指为“党援诸王”，雍正七年（1729）案发论死。

谢济世案：谢济世，监察御史，注《大学》，被控语涉谤讪，雍正七年，案发论死。

曾静、吕留良案：雍正年间最大的一次文字狱。吕留良，理学家，尝以博学鸿词及山林隐逸荐，誓死不就，至薙发为僧。著书立说，坚持反清立场。湖南生员曾静，居乡讲学，仰慕留良，遣弟子张熙求其著述，时留良已死，其次子毅中悉以父遗书授之。此后曾静与留良弟子严鸿逵等频频来往。时传闻川陕总督岳钟琪裔出宋朝岳飞，曾静遂遣张熙至陕，投书钟琪，劝举事，钟琪以闻，遂酿成大狱。雍正六年（1728）案发，留良等戮尸，株连家族弟子故旧。雍正为此案刊行《大义觉迷录》，大造舆论，将矛头指向他的主要政敌允禟等诸王。吕留良、曾静之狱，是清代文字狱中唯一的谋反案件，是汉族地主阶级“反清复明”活动的一种表现。

2.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

乾隆时文网严密，望文生义，无中生有，罗织之苛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乾隆把所谓收藏禁书隐匿不报、妄为著述不避圣讳、诋毁程朱倡为异说等种种罪名，强加给一大批无辜的受害者，制造了一连串的冤狱。现存清代文字狱档共收六十五件，其中有六十四案发生在乾隆朝。乾隆时的文字狱，不仅用来对付汉族知识分子，压制反清思想，而且还用以对付各级官吏，使他们屈服于皇帝的专制统治之下，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胡中藻案：此案被乾隆当做打击朋党势力的一个突破口。胡中藻，鄂尔泰门生，累官至内阁学士，后罢归江西，所著《坚磨生诗钞》有“记出西林第一门”句（西林为鄂尔泰别号），被指为“攀援门户”。又其督学广西时，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龙与隆同音，被指为影射诋毁乾隆，遂成狱。乾隆二十年（1755），中藻论死。

徐述夔案：徐述夔，江苏举人，撰《一柱楼诗集》六卷，语涉谤讪。如《咏紫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咏宣德杯》诗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句。乾隆四十三年（1778）为人告讦，时徐氏父子已死，仍剉尸，子孙永沦奴籍，门人故旧瓜蔓同抄。

王锡侯《字贯》案：王锡侯，江西举人，以《康熙字典》收字太多，难以贯穿，另刻《字贯》一部，其序文凡例将圣祖、世宗及高宗御名开列，并无避讳，被控“大逆不法”，论死，地方官受株连。

类似的案件在乾隆朝层出不穷。

3. 文字狱的影响

清代文字狱对于社会造成了极为恶劣而深远的影响。首先是由于清廷的刻意深求，一些人为营谋私利，挟嫌诬陷，告讦之风纷然而起，造成社会极大的不安。御史曹一士向乾隆上疏说：“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32)其次，文字狱使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不敢议论朝政，不敢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不敢研究历史，甚至不敢读书。梁启超指出：“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33)在文网严密的情况下，为了逃避文字之祸，学者们以训诂考据为唯一归宿，终年在古书中寻章摘句，沉溺于故纸堆中，使学术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眼光窄隘，思想闭塞，窒息了一切进步思想的发展，这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变革显然极为不利。

六、禁毁图书

文字狱开了禁毁图书的先例，文字狱案中查获的所谓逆书一律销毁。如雍正时追毁吕留良的全部著作，对其他人有引用吕的言论的著作也都一律销毁。这种搜毁禁书的活动，开始时只是个别地区的事，到乾隆开四库馆时，就扩大到全国范围，造成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一场浩劫。

乾隆查禁所谓违碍书籍是采取了“寓禁于征”的手段，以访书为名，行禁书之实。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馆，两次下诏求书。诏求遗书是全国性的，但重点是在江浙。乾隆三十九年（1774）上谕赤裸裸地提出要查禁明末清初“悖谬”之书：“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34)当时，各省督抚逢迎上意，凡明末清初书籍，稍涉忌讳，无不以“违碍”处置。各府州县刊刷誊黄，遍行晓谕，勒令人民主动呈缴。另外还派遣佐杂教职人员和地方士绅、生监等到乡挨查，比屋株求，在地方上引起极大骚动。

当时查访书籍最卖力气的是江西巡抚海成，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一月呈缴应毁书籍八千余部，受到乾隆的嘉奖。而江、浙两省，则因查办不力，受到责备。

被查禁书籍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开始时只限于明季野史、诗文或官员的奏章、记事等，其后一再扩大，各种来往信札、账册、笔记、诗文、杂著、传奇小说、戏曲、地方志等一概都在查禁之列。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锡侯《字贯》案发，清朝进一步提出搜访现行违碍书籍。

由于承办督抚逢迎上意，苛细搜求，颇有并无违碍者亦遭查禁拟毁。如吴伟业之《梅村集》、《绥寇纪略》等书，并无违碍字句，当时也在销毁之列。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正式颁布了四库全书馆拟定的查办违禁书籍条款九则，这个条款把查缴禁书的时限上溯到宋元，大大超过原定的明末清初的界限。

在这场焚书浩劫中，二十多名学者的大部分著作被禁毁，其中如吕留良、屈大均、金堡、戴名世、尹嘉铨、王锡侯以及钱谦益等，都是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的受害者，查禁和焚毁他们的著作，实际上是残暴的文字狱的继续。康雍两朝的文字狱，杀人并不毁书。乾隆由文字狱进而焚书、禁书，由查缴禁书又屡兴文字狱，这种血腥的封建专制统治，反映了乾隆的狂暴凶残，也显示出封建末世反动统治阶级的腐朽性。

除了销毁大量书籍之外，四库馆又对四库采录的书任意加以窜改。如明季诸臣遗著，通篇都要经过严格筛选，保证做到“凡违皆改，无碍不易”。当时改易之风，不仅施之于明末清初之书，即宋人书之诋斥金人词句，亦无不删改，甚至颠倒次序，变易意义，其不易更动者，则故作阙文，或加以删削，使各书面目皆非。

乾隆时期总共销毁了多少书，当时没有准确统计，事后更无法考察清楚。虽有禁毁书目，但地方官销毁未及上报的，以及小民畏祸自行焚弃的还不知有多少。王芑孙在《洴澼金方序》中说道：“自朝廷开四库馆，天下秘书稍稍出见，而书禁亦严，告讦频起。士民葸愤，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遭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35)所以，任何禁毁书目都是不完全的。根据现有统计，“在于销毁之列者，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36)。乾隆焚书实在是中国古代典籍的一场浩劫，同两千年前秦始皇的焚书相比，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第二节
各族人民起义

乾隆中叶以后，社会矛盾激化，以王伦起义为起点，爆发了一系列各族人民的武装斗争，成为清朝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

一、山东王伦起义

这是清水教发动的一次农民起义。清水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活动于兖东一带，乾隆时已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声言饮水一瓯，可四十九日不食，因名其教为清水”(37)。首领王伦，寿张县人。“该县平昔贪虐不堪，民情怨望”(38)。又因“年岁歉收，地方官额外加征”(39)。百姓无法存活。王伦利用这个时机，宣传“今岁有四十九日屠戮劫数，随我道可免”(40)。遂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发动武装起义。义军连克寿张、堂邑、阳谷，“声言攻城止杀官劫库，不杀百姓。数日之内，聚集已众”(41)。迅速扩大成几千人的队伍。王伦自称紫微星，置元帅、先行、国公等官。于是分兵趋临清、东昌，阻扼清朝运道。清代东南岁漕数百万，皆由运河供亿京师，而临清川绾毂南北，为水陆冲衢，战略地位很重要。清廷仓皇派出大学士舒赫德督京兵前往镇压。

义军作战英勇，“见其领众之人，两手持刀，疾走如飞，宛如猕猴，其余亦俱愍不畏死，不避枪炮”(42)。“贼之攻城也，皆黑布缠头，衣履黑色，望之若鬼魅，间有服优伶彩服者，器械多劫诸营汛，或以厨刀、樵斧缚竿上，跳跃呼号……白昼潜踪，每至夜分，束黍秸堆城下如阜，焚之，烟焰障天日”。(43)

义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收人心，不杀掠，一切食物均易之以价。有一贼食人梨而少与值，立斩之，而倍以偿。于是无知细民，咸谓贼无所害，而稍有知识者，亦图苟安，不思远避”(44)。百姓支持义军作战，“随贼同行，为之刈草、磨面、煮饭，甘心执役”。(45)

义军克临清旧城，新城久攻不下。时运河回空粮艘阻桥闸，不得进。义军组织纤夫助战，又集粮艘为浮桥，意图北进。九月，舒赫德率京兵大至，义军寡不敌众，据守旧城，奋死抵抗。“拒守甚坚，各出死力抵御，且有妇女执刀迎敌”(46)。有乌三娘者，“兖州人，年二十许，娟媚多姿，而有膂力，工技击。其夫某，能为角抵戏，俗所称走马卖械者也。尝与三娘挟技走楚豫间以糊口，而三娘技实过其夫。尝患疡，遇王伦治之而愈，不受值，且助以赀。三娘感其惠，愿为义女，夫卒，遂依于其家。王伦破寿张诸役，三娘皆从，而更招致其当日同卖械者十余人”(47)。当城破王伦陷敌兵重围，“三娘率诸女巷战，短兵相接，诸女次第死，三娘独挥两刃，能捍蔽锋镝，忽于马上跃升屋，自屋而楼……官军围三匝，矢炮拟之若的，三娘扬袖作舞状，终莫能伤”。(48)

义军“复踞屋内死守。墙壁坚完，路径逼窄，官兵即放火焚烧，贼人上屋放枪，并飞掷瓦片，又手执红旗招呼匪党，并不言语”(49)。清军音济图探得王伦确实住处，带前锋绷阿尔图等直入屋内，将王伦擒住，正在捆缚间，两厢突出十数起义者，一拥至前，音济图猝不及防，身受刀伤，起义者竟将王伦夺去(50)。王伦虽一时脱险，终因局势恶化，最后举火自焚，“断不肯投降”。(51)

起义失败后，清军进行了血腥屠杀，“虽孩提无得免者”。(52)

王伦起义历时不到一个月，规模也不算很大，但它是在清朝鼎盛之时爆发的，对封建统治阶级是一次不小的震动，预示着更大规模的风暴即将到来。

二、甘肃回民起义

清代甘肃地方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当地官府“侵蚀贸销，蠧国病民，为从来所未有，浸至积戾召殃，遂有苏四十三之事”(53)。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是造成这次回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54)甘肃回民起义的直接起因表现为回民内部的新教和老教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门宦。

门宦制度是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和中国封建制度相结合的产物。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各地教长逐渐发展成为门宦地主，他们依藉天课（一种宗教课税，教徒在个人资财达到一定数量时，每年必须按规定的税率交纳天课，天课由教长掌握）和地租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这就使得教长和教民之间的宗教等级差别，转化为地主与农民间阶级的对立。在门宦制下，教内封建等级森严，教主世袭，是一种地道的封建特权制度。这种宗教封建特权制度把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神圣化，反过来又巩固和加强了地主阶级的统治。

乾隆二十六年（1761），安定人马明心（一名马明清或马明星）创立新教，旨在革除老教的门宦制度。马明心先在河州一带传教，受阻，来到循化，公开提出“道者公也，岂为一家所私有；教规者随时变通也，不宜胶柱鼓瑟”(55)。反对老教“多收布施，敛钱惑众”(56)。新教简单省费，减轻了农民的宗教负担，而且在新教内部提倡富有者散家财，使“入其教者，皆有周济”(57)。这些主张迎合了当时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具有历史上农民起义均贫富的思想色彩。新教同老教所反映的阶级利益不同，连封建统治者也看得很清楚，乾隆《御制诗》写道：“邪回倡新教，经略数年矣，厥有马明心，回民倡乱始；僧之一柱香，道之五斗米，本欲敛财货，遂至兵戈起。”(58)乾隆对新教的诋毁，说明新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农民的利益。

新教在循化撒拉族居住地区迅速传播，很快形成了新教反盛于老教的局面。“旧教念经须用羊只布匹，所费较多，而新教念经仅取忏钱五十六文，是以穷民愿归新教者较众”(59)。这种情况引起了老教教主的强烈反对，新、老教之间多次发生冲突，新教、老教之争实质上是撒拉族内部阶级斗争的反映。清朝官府支持老教，公开表示：“新教若不遵法，我当为汝老教作主。”(60)老教有官府作靠山，更加仇视和排斥新教。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循化地区新教和老教发生械斗，新教首领苏四十三、韩二等攻老教各庄，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清朝地方官为老教撑腰，兰州知府杨士玑、河州协副将新柱派兵镇压新教，未得逞。总督勒尔锦捕马明心，下兰州狱，对新教进行迫害。这样，新旧教的斗争又转化为反清斗争。新教徒二千余攻陷河州城，霄济洮河，由间道径袭兰州。兰州西南偪山，临高俯瞰，形势颇利。教民“素业射猎，精火枪，又负地险。官兵万余皆营于城东，与贼辽隔，屡衄挫锐，每夜辄惊扰，枪炮达旦”。(61)

清朝把教徒武装起来助剿，使回族人民自相残杀。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的上谕就提出了要“以贼攻贼”的罪恶阴谋：“至新旧教既自相仇杀，必非合伙，或赦一剿一，以分其力”。“杀官扰拒占据州城之贼，如系新教首逆，即应明切晓谕旧教之人，赦其互相争杀之罪，作为前驱，令其杀贼自效。如此以贼攻贼，伊等本系宿仇，自必踊跃争先，既壮声势，又省兵力；而贼势益分，剿灭自易”。(62)

不久，清援兵大至，义军退守华林山。清军“筑长围，绝汲道，湮井泻沟困之”(63)。义军“断水数日，尚能死守”(64)。八月，苏四十三在战斗中牺牲。余部仍“俱尽力抗拒，不肯束手就缚”(65)。战至最后，“无一降者”。(66)

新教起义失败后，清军在循化和洮河以南地区进行了大屠杀，所杀新教徒将及千户，凡成年男子无一幸免。结果撒拉人居地十二工，除三工老教居民外，其余九工剿尽无余，房屋被拆毁，田地分给老教士兵家属。

清朝的残酷镇压，激起了新教回民更猛烈的反抗，乾隆四十九年（1784）六月，又爆发了田五领导的石峰堡回民起义。这次起义是三年前苏四十三起义的继续。先是陕甘总督李侍尧查治新教余党，吏胥肆骚，民不堪扰。于是在伏羌县阿浑田五等领导下，以为马明心复仇为名，再次发动武装起义。起义事先作了相当的准备，预筑石峰堡为据点，造旅帐兵械。分屯伏羌县之鹿卢山，静宁县之底店山、潘陇山。田五于起事后不久在战斗中牺牲，余众在马四圭、张文庆领导下，从靖远渡黄河，攻克通渭，队伍有数千之众。清朝从邻省集重兵会剿。义军接战不利，尽入石峰堡死守。“堡踞万山中，四面削险，沟堑纵横”(67)。清军乃掘濠断其水道，义军益困。遂趁夜半，冒死突围，兵败。

甘肃回民起义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清朝镇压这次起义付出了沉重代价，“劳师二万余”(68)，糜饷“百万余钱”(69)。另一方面，起义也打击了撒拉族内部的封建势力，推动了回族社会的进步。

三、天地会和台湾林爽文起义

1. 天地会

天地会是清代民间的一个秘密结社，或称三合会、三点会。称天地会者，因为它尊崇天地，入会时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所以取为会名。天地会创始于乾隆中叶，一般认为天地会最先立会地点在福建，创始人是提喜，即洪二和尚。嘉庆四年（1799）十月二十二日福建巡抚汪志伊奏称：“闽省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漳浦县僧提喜首先倡立。”(70)汪志伊在福建任职七年，办理过数百起会党案件，掌握大量材料，其说大致可信。

天地会没有一套完整的斗争纲领，他们提出的主要斗争口号是“顺天行道”、“灭清复明”。前者是历史上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口号，后者则是清朝统治下各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口号。

天地会的特点之一是宗教色彩比较淡薄。天地会不像白莲教那样依靠宗教信仰来组织群众，而是依靠内部纪律来组织群众和巩固组织。天地会内部有严格的纪律，最重要的便是三十六誓，其主要内容为：在反清斗争中要勇敢；要注意团结，讲究义气，不得出卖弟兄；戒贪淫；不得泄露组织和会内的秘密，一切暗号不能私传；如果违犯这些纪律，将会遭受严厉的惩罚。天地会发展组织的时候，一般采取歃血结盟的秘密方式，为了防止泄密，结盟时“亦不写帖立簿”。(71)

天地会的另一特点是结会自由，会众之间平等相待。天地会的会首是由会众公推的，其下则按年龄排次序。入会后不论职位高低，都以兄弟相称，所以天地会又称兄弟会。

天地会的会员成分主要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和城市游民。此外，各社会阶层主张反清复明者，都可入会，因此，它的社会成分很复杂，组织比较松散，天地会的派系很多，如小刀会、添地会、平头会……各地山堂林立，互不统属，各行其是，无直接联系，这种情况决定了天地会始终没有形成一支统一、强大的社会势力。

天地会的活动地区主要是东南各省和长江流域。广东最盛，其次是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省。以后又在南洋一带华侨中发展。乾隆以后，天地会的活动日趋频繁，多次发动反抗清朝的武装起义。在东南亚，它也曾组织华侨进行反抗西方殖民者的活动。

2. 台湾林爽文起义

林爽文起义是天地会发动的台湾农民的一次大规模的反清武装斗争。清朝对台湾人民的剥削比内地更为苛重。其中田赋一项，较内地约高出一倍。“台之一甲，得内地十一亩三分一厘有奇，内地上田各县征法不一，约折色自五六分以至一钱二分而止，是一甲不过征至一两三钱为最多矣。今台征谷八石八斗，使谷虽贱，石为三钱，已至三两六钱四分余”(72)。其他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有陆饷、水饷、厝饷……百姓“至无余粒”(73)。对台湾土著民族高山族的榨取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清朝官府向他们强征所谓番租、隘租、通事口粮、丁口租等等，“番亦衔刺骨”。(74)清朝派到这里的官员，“皆贪官污吏，扰害生灵”（义军告示）。“贪婪之吏，以宦为贾，舞弄文墨，剥民脂膏，三年报罢，满载而归”。“官斯土者又日事朘削”，“文职自道台以至厅县，武职自总兵以至守备、千总，巡查口岸出入船只，于定例收取办公饭食之外，婪索陋规，每年竟至盈千累万”(75)。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能不激起台湾各族人民的反抗。

乾隆四十八年（1783），福建漳州天地会首领严烟来台传道，漳化人林爽文、刘升等，诸罗人杨光勋、黄锺等，淡水人王作、林小文等，相继入会，“立盟约，有事相求援”（台湾档，林领供词）。天地会以林爽文的家乡大里杙为据点，准备发动起义。

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一月，漳化知县派兵查缉天地会，焚掠甚众，民不堪其扰。林爽文选择了这个时机，“因民之怨”(76)，以“安民心，保农业”（义军告示）为口号，发动起义。攻占漳化，杀知府孙景燧等。建立政权组织，以天运纪年，林爽文被推举为顺天盟主大元帅，杨振国为副元帅。南部凤山天地会首领庄大田等闻风响应，攻取凤山，与林爽文遥相呼应，声势大振。

义军所到之处，开仓济贫，“复将所掠钱米，广为散给，要结人心”(77)。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未尝妄杀一人，混取一物”。（义军告示）义军统帅“严谕军伍，不许丝毫妄取”，“查封粟石以应军需，不许众弟兄滥搬星散”(78)。义军爱护百姓的一草一木，要求做到“失一赔二，焚茅赔瓦”(79)。义军以此深得民心，“所过之处，香案叠叠，唧唧相迎”(80)。义军势力迅速“蔓延全郡”(81)。清朝统治者惊呼：“贼匪四在滋扰，平民附从者日多”。“生、监、商民中，固有能知大义保庄拒贼之人；而愚民无知，被贼人威胁附和顺从者，在在皆是……每遇攻掠地方，纠合动至数万。约计诸罗、漳化两县，乌合贼众不下数十万人”。(82)义军还得到高山族人民的支援，他们偷运硫磺，接济义军。淡水高山族女子金娘加入义军，并肩战斗，因作战勇敢，被任命为女元帅。

在义军的打击下，清军全无斗志。诸将临战畏怯，“甫交绥，常战栗，手不能举鞭”(83)。士兵更是“望风胆落，溃逃四散”(84)。福建提督黄仕简“惟知坐守郡城……逡巡恇怯，一筹莫展”。(85)

义军继续攻占淡水、诸罗等城镇，“遍地皆从贼”(86)。义军队伍更加壮大。此时义军在经济上也占有一定优势，“北路本系产米之区……刻下鹿港米价腾贵，每石三千。而贼巢大里杙、水沙连诸处，窝积甚多，每石仅需八百，各贼匪借以收拾人心，故贫穷而贪生者，俱为纠入”。(87)

义军注意团结各族各阶层人士，宣布：“无论闽、粤、民、番，皆属百姓”（义军告示），同样看待。各族人民积极参战，或充当义军耳目，提供军事情报。清军哀叹：“闻前此我兵之举动，贼皆罔知，而贼兵之虚实，我反不测……此贼能用间用奇，而我谋不周之失也。”(88)

乾隆五十二年（1787）正月，南北两路义军会师围攻府城，总兵柴大纪拒守顽抗，久攻不下。义军发动强大政治攻势，“悬赏严拿”柴大纪，警告敌人：“倘尔等执迷不悟，仍然助匪为虐者，不日天兵一到，玉石俱焚，许时（追悔）无及矣。”晓谕清军士卒：“亟速猛醒回头，勿执器械，空手撒逃出城，归庄安耕，勿得惊惶。”（义军告示）这种区别对待，分化敌人的做法，体现了义军的斗争策略。

清朝一方面增兵，一方面玩弄“剿抚互用”(89)的手段。乾隆指示清军对“已经从贼者，亦应设法招徕，分别办理。不可因已经从贼，概予歼除，转致阻其自新之路，坚其助逆之心”，“使胁从之徒，自相解体，彼此猜疑，则贼匪乌合之众，可期不攻自散”(90)。不久，义军中出现叛徒。“贼目庄锡舍悔罪投诚，带领所属二千余人，随同官兵杀退贼匪，并飞往竹沪等处，截杀庄大田等”(91)，从而使军事形势逆转。这时一些地主武装也趁机起来与义军为敌，占据了诸罗。

义军在作战方针上也有失误，但知攻城，不知扼海口。从而使清援军得扬帆至，义军陷于被动。另外，各路义军无统一领导，“各自号召，不相下”(92)。“争为雄长，自相戕害”(93)，极大地削弱了义军的战斗力。最后导致军事上接连失利，林爽文、庄大田等先后战败被俘牺牲，使这次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最终遭到失败，清朝在起义人民的血泊中恢复了它在台湾的反动统治。

林爽文起义历时一年又两个月，战火燃遍台湾全岛。清朝动用了两广、浙江、贵州、四川、湖南等七省兵力，两易统帅，军费耗银达千万两，为镇压这次起义付出了巨大代价。清朝的腐朽和虚弱在战争中进一步暴露出来。

四、湘黔苗民起义

改土归流以后，清朝加强了对苗区的控制，先后建立了府、厅、州、县等行政机构，并设置了镇协营汛等军事据点，平日“恣行鱼肉”(94)，为所欲为，以至苗民“畏隶如官，畏官如神。有司引以为利，往往从纤介之争讼，临及全寨”(95)。苗民对此深恶痛绝。官府之外，地主和高利贷者对苗民的剥削和掠夺也十分残酷，有所谓“营账”、“客账”、“谷账”等名目。“营账”为汛官所放，以制钱八百作一千贷出，月息五十文，三个月一期，过期不还，利转为本，本再生息，一年之内，息超过本银一倍还多。“客账”为满汉地主和高利贷者所放，一般以布匹和食盐贷出，年利为本银一倍以上。有“放新谷”，为青黄不接时，计贷钱若干，秋收还谷若干；“放货谷”，为赊以布盐杂物，计贷钱若干，秋收还谷若干；“放断头谷”，为告贷人有急需时，借谷一石，秋收还二三石不等。至于“谷账”，则为苗族地主所放，一般以谷物计算，贷钱一千文，还谷一石一，息过本银一倍多。苗民一旦不能如期偿还债务，即由债主吞没其所抵押的田地。“往往收获甫毕，盎无余粒，此债未清，又欠彼债。盘剥既久，田地罄尽”(96)。永绥厅过去“环城外寸土皆苗，数十年，尽占为民地”(97)。因此，“逐客民，复故地”(98)就成为这次苗民起义的口号。

乾隆六十年正月，在贵州松桃大寨营苗民石柳邓、湖南永绥厅黄瓜寨苗民石三保等领导下，爆发了大规模武装起义。义军攻占了湘、川、黔交界地带的许多要冲，各地苗民闻风响应，“火光照百十里”，“苗疆大震”(99)。当地清朝守臣束手待毙。

清廷仓皇派遣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等竭云贵、湖广、四川等七省兵力向义军反扑。义军凭借有利地形，采取“其来我去，其去我来”的战术，与敌人周旋。义军英勇善战，官兵也承认“苗人打仗时，火铳最难提防”，“于鸟枪之外，又有打石一技……送石捷而有力，能于数十丈外取空中飞鸟，故当接斗之时，子药已尽，即拾之击人，其伤亦重”(100)。义军挫败了清军的进攻，声势大振，八月，各部义军共推吴八月为王。

清朝一方面继续增兵，加强军事进攻，另一方面采取“以苗攻苗”的策略，从内部来分化瓦解义军，千方百计收买拉拢义军中的动摇分子。“所至招抚，凡苗酋降者，皆许奏官秩花翎；散苗来降，亦优给金帛”(101)。在这种招抚政策的引诱下，苗族上层分子吴陇登叛降清朝，出卖了吴八月，使义军遭受重大损失。不久，石柳邓也在战斗中牺牲，起义进入低潮。嘉庆初年，清军大批移防湖北，镇压白莲教起义，给苗民坚持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多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又值川楚事急，仓皇移师北去，是以苗志得气盈，鸱张鱼烂，不可收拾”(102)。清朝被迫作出让步，“民地归民，苗地归苗……客民全行撤出”(103)。苗民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嘉庆十一年（1806），历时十二年之久。清朝为镇压苗民起义，耗银数千万两，加重了财政的负担。不仅如此，湘黔苗民起义牵制了清朝十几万兵力，对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是一个有力支援。

(1)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3《纪丁额》。

(2)　《清圣祖实录》卷231。

(3)　《皇朝文献通考》卷2《田赋二》。

(4)　《清史稿》卷120《食货一》。

(5)　范成大：《吴郡志》卷50。

(6)　《清高宗实录》卷82。

(7)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

(8)　陆耀：《甘薯录》。

(9)　乾隆《霍山县志》卷7。

(10)　《石渠余记》卷6《海舶米粮》。

(11)　钱泳：《履园丛话》7《臆论·产业》。

(12)　陶煦：《租核》。

(13)　罗人琮：《敬陈末议疏》。

(14)　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105页。

(15)　《高宗实录》卷1255。

(16)　《履园丛话》《旧闻·田价》。

(17)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

(18)　方苞：《请定经制札子》。

(19)　王先谦：《东华录续》乾隆二十。

(20)　《高宗实录》卷113。

(21)　乾隆《无极县志》。

(22)　吴震：《澄江治绩续编》。

(23)　昭梿：《啸亭杂录》卷10《湖北谣》。

(24)　姚元之：《竹善堂杂记》卷2。

(25)　《履园丛话》1《旧闻·独力捐办御道》。

(26)　《高宗实录》卷380。

(27)　《竹叶亭杂记》卷2。

(28)　《两淮盐法录要叙》。

(29)　李斗：《扬州画舫录》。

(30)　《啸亭杂录》卷2“本朝富民之多”。

(31)　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4《书李恭勤遗事》。

(32)　《清史稿》卷306《曹一士传》。

(33)　《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史学两种》。

(34)　《清高宗实录》卷964。

(35)　王昶：《湖海文传》卷29。

(36)　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序》。

(37)　俞蛟：《临清寇略》。

(38)　《清高宗实录》卷966。

(39)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九年十月舒赫德等。

(40)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九年十月舒赫德等。

(41)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九年十月舒赫德等。

(42)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九年十月舒赫德等。

(43)　俞蛟：《梦厂杂著》卷6《临清寇略》。

(44)　俞蛟：《梦厂杂著》卷6《临清寇略》。

(45)　俞蛟：《梦厂杂著》卷6《临清寇略》。

(46)　俞蛟：《梦厂杂著》卷6《临清寇略》。

(47)　俞蛟：《梦厂杂著》卷6《临清寇略》。

(48)　俞蛟：《梦厂杂著》卷6《临清寇略》。

(49)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九年十月舒赫德等。

(50)　《清高宗实录》卷967。

(51)　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三十日，舒赫德奏。

(52)　俞蛟：《梦厂杂著》卷6《临清寇略》。

(53)　《兰州纪略》卷14。

(54)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1页。

(55)　幕少党：《甘宁青史略》卷18。

(56)　幕少党：《甘宁青史略》卷18。

(57)　龚景翰：《循化志》卷8《回变》。

(58)　《钦定石峰堡纪略》卷1。

(59)　《清高宗实录》卷1341。

(60)　《循化志》。

(61)　《圣武记》卷7《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

(62)　《清高宗实录》卷1127。

(63)　《清高宗实录》卷1127。

(64)　那彦成：《阿文成公年谱》卷3。

(65)　那彦成：《阿文成公年谱》卷3。

(66)　《清史稿》卷318《阿桂传》。

(67)　《圣武记》卷7。

(68)　道光《皋兰县志》卷6。

(69)　《循化志》。

(70)　《皇明经世文编》卷23。

(71)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十三日福康安折。

(72)　连横：《台湾通史》卷8《田赋志》。

(73)　连横：《台湾通史》卷8《田赋志》。

(74)　连横：《台湾通史》卷8《田赋志》。

(75)　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4《平定台湾述略》。

(76)　《平定台湾述略》。

(77)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湖广总督常青奏折。

(78)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湖广总督常青奏折。

(79)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湖广总督常青奏折。

(80)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湖广总督常青奏折。

(81)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福康安奏折。

(82)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福康安奏折。

(83)　《清稗类钞·战事类·福康安、柴大纪平台湾》。

(84)　《清高宗实录》卷1278。

(85)　同上书，卷1292。

(86)　《平定台湾述略》。

(87)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台湾同知杨廷理禀。

(88)　《皇朝经世文编》卷84《郑玄策上福节相论召事书》。

(89)　《清高宗实录》卷1285。

(90)　《清高宗实录》卷1291。

(91)　同上书，卷1279。

(92)　《皇朝武功纪盛》卷4《平定台湾纪略》。

(93)　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卷一百〇六。

(94)　《清高宗实录》卷1470。

(95)　《圣武记》卷7《乾隆湖贵征苗记》。

(96)　严如熤：《苗防备览》卷22《杂识》。

(97)　《圣武记》卷7《乾隆湖贵征苗记》。

(98)　《圣武记》卷7《乾隆湖贵征苗记》。

(99)　《圣武记》卷7《乾隆湖贵征苗记》。

(100)　严如煜：《苗防备览》卷22《杂识》。

(101)　光绪《湖南通志》卷85。

(102)　《圣武记》卷7《乾隆湖贵征苗记》。

(103)　光绪《湖南通志》卷85。

第十二章
封建社会日趋衰败的嘉庆、道光时期

嘉庆、道光时期，清朝继续走向衰落。乾隆中叶以后出现的各种衰败现象这时都在进一步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和封建统治的危机进一步加深。

第一节
政治经济概况

一、腐败的政治

嘉庆元年（1796）正月，清高宗弘历宣布退位，其第十五子颙琰继承皇位，是为仁宗，弘历称太上皇帝。弘历之所以退位，是因为他曾宣布他的一些行动决不超过其祖父清圣祖玄烨。比如南巡不超过六次，做皇帝不超过六十一年，故其“践阼之初，即以周甲归政告天”。不过，弘历虽然不当皇帝了，但军政大事仍由他掌握。这也就是他所自诩的“训政”。因而在其接见朝鲜使节时，就由大学士和珅宣明他的旨意：“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1)这一点仁宗也不否认：“自丙辰初元，皇父太上皇帝授大宝……仰赖天祖垂佑，我皇父康强纯固，训政弥勤，予日侍圣颜，时聆恩诲，事事得有禀承。”(2)

虽然如此，弘历毕竟是年近九十岁的人了，精力已大不如前。据朝鲜使臣言，“太上皇帝容貌气力，不甚衰耄，而但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3)于是他对大学士和珅更加宠信，这就使“和珅之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4)

在这种情况下，仁宗与和珅之间的关系很是微妙。和珅一方面在乾隆六十年（1796）颙琰被册立为太子时，抢在众大臣之前，向颙琰呈进玉如意，以示拥戴忠顺之意；另一方面又置其亲信吴省兰于左右，以监视之。仁宗则大施韬晦之术，表面上对和珅竭力周旋，至呼为相公而不名，骨子里对其专权十分恼恨。他笼络不阿附于和珅的官员，大力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等待时机将和珅除掉。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太上皇弘历“驾崩”，仁宗开始亲政。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初八日即“以科道列款纠劾，夺大学士和珅、户部尚书福长安职，下于狱”(5)。同月十五日公布和珅二十条罪状，十八日赐和珅自尽，福长安“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并着提福长安前往和珅监所，跪视和珅自尽后再押回本狱监禁”(6)。同时，仁宗还查抄了和珅和福长安的财产。据流传的抄家清单记载，和珅有土地八千多顷、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座、古玩铺十三座、楼台花园一百零六座。此外，还有赤金五百八十万两、生沙金二百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以及大量衣饰、器皿等，整个家产折合白银八亿两之多。而当时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才四千多万两。和珅一人的财产就相当于朝廷二十年的总收入，这确是非常惊人的。

清仁宗对和珅的惩治很得人心，朝野内外都期待他借此整顿腐朽的官僚机构，使日趋衰败的清王朝振作起来。清仁宗亲政之初也确实摆出要有所作为的样子。他颁布谕旨，要臣工直言陈事，“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俾民隐得以上闻，庶事不致失理，用副集思广益至意”。(7)他还下令禁止地方督抚大吏向朝廷呈献贡物，史称“亲政时，首罢贡献之诏。除盐政、关差外，不许呈进玩物，违者以抗旨论”(8)，甚至他还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要求“各宜禀遵砥砺，以副朕咸与维新之治”。(9)

但是，清仁宗惩治和珅为的是除掉权臣，从而把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也借此吞掉和珅的巨额财产。被查抄的和珅财物归封建国家所有的为数甚微；赏给臣下者也寥寥无几，大部分归皇室所有。当时广为流传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民谣(10)就非常深刻地揭示了这场皇帝与权臣争斗的本质。但清仁宗并没有进一步追查和珅党羽，以整顿腐败的吏治。就在赐和珅自尽的第二天，他就下达谕旨，一方面承认：和珅“所管衙门本多，由其保举升擢者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员奔走和珅门下，逢迎馈贿皆所不免”(11)；另一方面又要这些贪官污吏放心：“此外初不肯别有株连，惟在儆戒将来，不复追咎既往”(12)。这就使得这些残害民众的败类，继续为非作歹。同时，也不能指望仁宗能真心纳谏。嘉庆四年八月，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军机王大臣，请求仁宗励精图治，清除弊政。洪在上书中揭露了当时朝廷官贪政乱，风气败坏的情形，他说：“盖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又说：“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13)此外，他在书中还委婉地批评嘉庆帝视政不勤，处事迟缓，赏罚不明。洪亮吉的大胆直言震动了清廷，也使清仁宗很为恼怒。他把洪对朝政腐败的揭露，一概斥之为“语涉不经，全无伦次”(14)。他蛮横地拒绝洪对他的批评，还自己粉饰说：“朕孜孜图治，每日召见臣工，披阅章奏，视朝时刻之常规及官府整肃之实事，在廷诸臣皆所共知。”(15)于是，洪亮吉不仅被罢了官，而且还被加以“私论国政”的罪名，遣戍伊犁。洪亮吉事件发生以后，本来就极为沉寂的言路就更加寂静了，朝廷官员们再也不愿冒险去抨击时弊了。同年十二月，清仁宗抛弃了“咸与维新”的旗号，公开说：“本年春，国子监祭酒法式善条奏事件，折首即有亲政维新之语。试思朕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率循旧章恒恐有不及，有何维新之处。”(16)这样，他亲政初期的所谓“新政”便迅速销声匿迹，而清朝自乾隆中期开始的衰败过程也就不可遏止地发展下去。

吏治的败坏越来越严重。从京城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不把国计民生放在心里，办事因循苟且，得过且过，专以吃喝玩乐、谋求私利为务。如刑部侍郎兼内务府大臣广兴奉命两次赴山东审案，他“任性作威，供顿必须华美，稍不如意即肆行呵斥”。每日“或令家人唱曲，或令优伶进唱”，还“开池养鱼”。仅差费一项就用掉数万两银子。民谣讥讽说：“周全天下事，广聚世间财。”(17)尤为恶劣的是，在清政府于嘉庆十四年（1809）正月惩办了广兴以后仅仅三个月，又发生英纶借巡视山东漕务之机，大肆勒索奢华之事，“诸凡挑斥、婪索多赃与广兴如出一辙，甚至唤妓住宿，较广兴尤为卑污；而该省州县官曲意馈遗，又与馈送广兴之事如出一辙，相习成风，毫无畏惧”。(18)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多件骇人听闻的贪污大案。其一为虚收税粮案。直隶藩司的司书王丽南等人，私雕藩司及库官印信，并串通银匠舞弊营私，采用“虚收虚抵、重领冒支”等手段，在嘉庆元年至嘉庆十一年（1806）的十余年期间内，共侵吞地丁、羡耗、杂款等项银三十一万零六百多两。此案涉及二十四个州县，参与贪赃分肥的有知州、知县官十余人。嘉庆帝闻之，惊呼：“殊堪骇异，实为我朝未有之事。”(19)

其二为假印大案。就在王丽南案件出现后的第三年即嘉庆十四年，又揭露一起书吏贪侵案件。工部书吏蔡泳受、王书常和吴玉等人私雕假印，捏造事由，在嘉庆十一年至嘉庆十四年三年时间内，先后十四次去户部三库和内务府广储司库等处，用诈传谕旨，称钦派办工大臣姓名，以伪印文书咨行部院衙门的手段，骗得各堂司给发银两，数目达千万之多。(20)

其三为冒赈大案。嘉庆十四年，江苏山阳县知县王伸汉捏报灾民数目，冒领赈款二万三千余两。江南总督委派候补知县李毓昌前往检查发放赈款情况。李毓昌很快查出王伸汉贪赃枉法事实。王害怕遭受惩处，以巨金赂李，李毓昌拒不接受。王伸汉就指使其仆人包祥串通李的仆人李祥、顾祥和马连升等，置砒霜于茶汤中。李毓昌饮后，半夜腹痛不止。李祥等竟残忍地用腰带将他勒死。事后，王伸汉送二千两银子给知府王毂，两人合谋，假报李毓昌自缢身死，企图把一桩杀人案掩盖过去。(21)

其四为河工贪污案。嘉庆年间，河患频仍。但治河却变成官吏贪污中饱的最好机会，治河衙门也变成最大的贪污处所。嘉庆十六年（1811）正月，清仁宗以南河工程近年来竟用银四千余万两，怀疑其中有贪污，“谓无弊窦，其谁信之”，派遣户部尚书托津和顺天府尹初彭龄等人前往查勘。托津和、初彭龄不敢触动河工的弊端，竟上奏“所发银两与各工所领数目均属相符，是银款出入尚无虚捏情弊”(22)，敷衍了事，草草收兵。

这些公开揭露的贪污案件只是嘉庆时期大量发生的同类案件中的极小部分。当时几乎无官不贪。他们上下勾结，狼狈为奸，贪污腐化确实成为当时官场的流行病。

在这种奢靡成风、贪污盛行的情况下，清朝统治机构的职能已经废弛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以办理刑名案件为例。清朝规定在刑部初审和刑部会同都察院、大理寺复审之后，九卿科道要集中起来进行朝审，以使情罪允当，无丝毫疑窦。然而，朝审“渐成具文”，“九卿科道亦未必全到，即全到亦不发一言。若有一人驳改一案者，群起而攻，目为多事”(23)。京师仓库的管理同样也很混乱。户部缎库是存贮缎、、绢和布等项物品的地方。按规定管库的官员应按时盘查，使储存的物品“足敷几年之需”，如果何项物品缺短，“再先期行文制备”;而物品出库入库之时，“并应按照存贮年分先后，挨次给发，推陈出新，俱归适用”。但是负责仓库的官员“平日养尊处优，怠玩疲懈，漫不留意，沿习因循”(24)。库存大缎本来已有三千五百匹之多，杭绸一项亦多达六万五千余匹，其他物品“亦皆充羡”，“乃该库每年仍向内库领用，又不按新旧次序……以致陈陈相因，充牣堆积，日久渐成朽蠹”(25)。更有甚者，各省督抚司道呈递奏折竟要“先择吉日”。这种陋习造成“遇闭破之日，竟全无奏折;遇成开之日，数省之折汇齐呈递”的局面。(26)

而最能反映机构腐朽的还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揭露出来的兵部印信遗失案。这年三月七日兵部查知印信被窃。清仁宗觉得“实属奇事”，下令“立时严讯，刻不容缓”(27)。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始知印信早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八月二十八日于外出行围途中即已丢失。当时负责保管的兵部捷报处书吏俞辉庭害怕遭到惩罚，遂“用备匣加封顶充，并贿属兵部堂书鲍干含混接收”，而“当月之司官并未开匣验视”，此事竟被蒙混过去。可见兵部官吏已经废弛疲玩、不务正事到了何等程度！

在政治腐败、朝政日非的情况下，清仁宗于嘉庆二十五年七月死去，其次子旻宁继位，改元道光，是为宣宗。宣宗在位之初，就借军机大臣撰拟仁宗遗诏中出现的错误，罢斥了仁宗倚信的首席军机大臣托津和班列第二的戴均元、卢荫溥，文孚亦降四级留用。同时，下令群臣切实言事。他还压缩皇室开支，每年宫中用款不得超过二十万两。不过，所有这一切毕竟没有触动清朝腐败的官僚机构。尤其是宣宗又先后倚信大学士曹振镛和穆彰阿，使朝政再次陷入无法收拾的地步。曹振镛，安徽歙县人，宣宗即位后不久，就出任军机大臣，道光元年又晋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深得宠信。他处事圆滑玲珑，墨守成规，不图进取，为官的诀窍是“但多磕头，少说话耳”(28)。曹振镛见宣宗逐渐倦于政事，不再愿意听臣下抨击时弊，遂献计道：“凡言官所上章疏，无论其中所言何事，俱摘一二破体疑误之字，交部议处，言者必骇服。在上无拒谏之疑，而可杜妄言者之口。”宣宗对曹的建议极为赞赏，“上闻奏，大喜，如所言”。可是这样一来，“科道两署皆寒蝉仗马矣”(29)。群臣不敢讲真话，欺骗之风盛行。同时，这股风也影响到科举，“近数十年殿廷考试，专尚楷法，不复问策论之优劣。以致空疏浅陋，竟列清班，甚至有抄袭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30)。考中为官者大多为庸碌无才之辈，吏治之日隳可以想见。继曹振镛之后秉政的是穆彰阿，他是满洲镶蓝旗人。道光初，为内务府大臣，不久被提拔为右都御史、理藩院尚书。道光八年（1828），成为军机大臣。道光十六年（1836），拜武英殿大学士，十八年（1838），又晋文华殿大学士，“终道光朝，恩眷不衰”。穆彰阿拉帮结派，权倾一时，“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31)。在他的私党之中，旗人不少。穆彰阿纵容他们贪赃枉法，吏治败坏日甚一日。户部是管理国家财政的部门，这时却变成贪官污吏的渊薮。其下属捐纳房的官吏，经常伪造印信，用以办理贡监职衔、封典文照，数目达两万二千七百余名，“得赃难以数计”(32)。而其所属的银库甚至发生盗窃巨案。户部银库本为贮存封建国家正项钱粮的处所。清政府对此处管理十分重视，不但设有管库司员，专司出纳，由管库大臣总领其事，经常派遣王大臣盘查；而且还添设查库满汉御史“核实稽查”。但是，这似乎很严密的防范，也没有挡住贪婪的手。从嘉庆五年（1800）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四十余年时间内，银库的官员和库丁“通同作弊，任意攫取”，贪污盗窃银款达九百二十五万二千余两，平均每年二十余万两。连清宣宗也不禁惊呼“实属从来未有之事”。(33)

在这种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势下，也曾出现陶澍、林则徐等力图匡救时局的优秀人物；他们确也曾在其所辖地区做过某些兴利除弊的好事，进行过极为艰难的改革。陶澍（1779—1839），湖南安化人，嘉庆进士。道光十年（1830）出任两江总督兼管盐政。他在“淮盐败坏，商困课绌，岌岌不可终日”(34)的情况下，排除重重阻挠，毅然废除自明代以来已行二百余年的“纲盐”制，在淮北推行“票盐”法。所谓票盐法主要是取消盐引和盐商对盐引的垄断。实行“招贩行票，在局纳课，买盐领票，直运赴岸，较商运简捷。不论资本多寡，皆可量力运行，去来自便”(35)。这是我国古代盐法的重大改革，收到了很大的实效，“行之期年，淮北大畅，不但恢复正额，每年销盐至四十六万余引，除奏销淮北正杂课银三十二万两外，更协贴淮南银三十六万两。嗣又带销淮南悬引二十万，纳课银三十一万两”(36)。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人，嘉庆进士。道光十二年（1832）任江苏巡抚。他推广早稻种植，注意农业技术的改进，大力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特别是他在陶澍的支持下，兴办水利事业，疏浚白茆河和刘河，“为吴中数十年之利”。(37)

但是，极少数卓越人物的努力并不能扭转清朝江河日下的趋势。这也说明处在封建社会晚期的封建统治阶级已经腐朽没落，不可救药了。

二、土地兼并加剧，社会矛盾激化

嘉道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对土地的攫夺恶性膨胀起来，土地集中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清朝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封建地主。嘉庆时，皇庄达一千零七十八所，占有土地三万五千多顷(38)。同时，大官僚也利用政治特权，恣意兼并土地。乾隆、嘉庆时权臣和珅不仅自身拥有八千多顷地，连他的两个家人也抢夺农民六万多亩土地。嘉庆十年（1805），广东巡抚百龄获罪被抄家时，发现其“买地五千余顷”(39)。道光时大学士琦善霸占的土地亦有二百五十六万多亩。

贵族、官僚如此，庶民地主也不例外。嘉庆时，湖南衡阳刘姓地主“田至万亩”(40)。道光时，直隶沧州袁姓地主占田二千顷。(41)

地价的上涨也反映土地兼并的严重。卒于道光二十四年的清代学者钱泳说：“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竟亦长至五十余两矣”。(42)

土地的高度集中意味着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遭受残酷的剥削。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实物地租。它有“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形式。分成租的剥削率一般在百分之五十左右，有的高达百分之六七十。如嘉庆二年（1797）浙江余姚地主胡式南“每年业六佃四分租”(43)。定额租剥削率同样很高。南方地区，每亩产量一般在两石左右，然而要交租一石，甚至更多。

除了正额租外，地主还想方设法盘剥佃户。如农民在租种土地时要先缴纳“顶费”与“押租”，才能获得佃种权。如嘉庆十三年（1808），湖南平江的朱为勋曾出银十八两向吴春晓顶佃田一石五斗(44)。在这同一年，湘潭县农民刘作镐租地六亩，交押租银十五两，平均每亩押租为二两五钱(45)。除此以外，地主还向佃户索取附加租，如“冬牲钱”、“轿钱”、“家人杂费”等。过节要“送节钱”、嫁女要“出村礼”等等，不一而足。道光时人齐学裘在其所著《见闻续笔》中，记载道光十六年他在宜兴收租的情况说：“余有田二百亩，在阳羡东西两氿之间。冬至后，泛舟往收，十日得米数十石，帛四端，豕、鸡一，满载而归，快然自足。”这里，这个地主齐学裘不仅从农民手中刮取正租米数十石，还迫使农民交纳帛、豕和鸡等物，显然这是额外的附加租。

尤其使佃户感觉痛苦和威胁的是，地主还经常采取“夺田另佃”的手段，来提高租额，凶狠地榨取佃户的血汗。嘉庆四年三月，贵州善安州李世富将一处田佃与黄玠耕种，“每年交租各五石，地租银五两，两年银谷原是交清的”。嘉庆八年（1803）十月，李世富见黄玠将所佃种之田开垦成熟，“要黄玠酌量加租”，黄不同意，李世富就“要起田另佃”。(46)

残酷的剥削使佃户处境极为艰难，往往是今日交租，明日就得乞讨，“得以暖不号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岁者，十室之中无二三焉”。(47)

土地兼并的急剧发展，也使得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夺日益加重。土地虽然集中到大官僚、大地主手中，但他们的赋役负担却很少相应增加。这种怪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这些豪绅地主串同官府、千方百计地将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所谓“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短偿”，即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之一。丧失土地的农民多半是地去赋存。地主豪绅纳粮，一石只收五六斗，而农民纳粮，一石则要多收二三斗，这无形之中使农民的负担加重了很多。力役也是如此，“直隶力役之征，有按牛驴派者，有按村庄派者，有按牌甲户口科者，间亦有按地亩者。然富者地多可以隐匿，贫者分厘必科，杂乱无章，偏枯不公。其尤甚者，莫如绅民两歧。有绅办三而民办七者，有绅不办而民独办者，小民困苦流离，无可告诉”。(48)

同时，土地兼并的发展，还使得封建国家直接掌握的土地愈益减少，而额定的赋税又要保证交纳，于是征粮时“浮收”之弊也越演越烈。“乾隆初，州县征收钱粮，尚少浮收之弊。其后诸弊丛生，初犹不过就斛面浮收，未几，遂有折扣之法，每石折耗数升，渐增至五折六折，余米竟收至二斗五升，小民病之”(49)。道光元年（1821），两江总督孙玉庭请求准予八折征收，以限制浮收。经过朝臣一番争论，清廷终因害怕公开批准浮收，会造成浮收无法控制而作罢。

高额的地租，繁重的赋役使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越来越多的人陷于无田可耕、无业可守的境地，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流亡。流民问题在嘉道时期日趋严重。山东、直隶、河南和山西等北方省区成批的破产农民或浮海、或越过长城到口外、关外去谋生。因为流民数量很大，清廷害怕出乱子，遂屡次颁布命令加以限制。嘉庆八年五月，嘉庆帝下达谕旨，“嗣后民人出入，除只身前往之贸易佣工、就食贫民仍令呈明地方官给票，到关查验放行，造册报部外，其携眷出之户概行禁止”(50)。同年八月又“禁民人携眷偷渡山东海口”(51)。嘉庆十二年（1807）十月还下令“禁民人私入番地”(52)。尽管禁令频颁，流民向东北西北的迁徙却阻挡不住，嘉庆十五年（1810）四月，到蒙古垦殖的内地民人已达十万八千六百余户(53)。同年十一月，“吉林厅查出新来流民一千四百五十九户，长春厅查出新来流民六千九百五十三户”。(54)

南方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等省区的流民亦很多。嘉庆六年（1741），“浙江各山邑，旧有外省流民，搭棚开垦，种植包芦、靛青、番薯等物，以致流民日聚，棚厂满山相望”(55)。道光二年（1822），官府发现历来封禁的宁波、合州交界之南田地方，有“垦户二千四百有零，已垦田一万六千七百余亩”(5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已成为当时福建漳泉等府和广东潮惠地区贫民大批流迁的处所。乾隆三十四年（1769）台湾已有“闽人约数十万，粤人约十余万，而渡台者仍源源不绝”(57)。岛北的淡水厅，乾隆二十九年（1764）有男、妇三万多丁口，到嘉庆十六年竟达到十一万六千多丁口。(58)

西南的云南、贵州等省同样是流民移居的地区。道光十四年（1834）有人向朝廷反映：“贵州兴义等府一带苗疆，俱有流民溷迹。此种流民闻系湖广土著，因近岁水患，觅食维艰，始不过数十人，散入苗疆租种山田。自成熟后获利颇丰，遂结盖草房，搬运妻拏前往。上年秋冬，由湖南至贵州，一路扶老携幼，肩挑背负者，不绝于道，均往兴义等处。”(59)据统计，道光年间，贵州大定府、安顺府、兴义府、晋安厅、贵阳府、松桃厅、镇远府、黎平府、平越州（直隶州）、都匀府等十个府厅客民的数目已达六万二千三百八十八户(60)。这里所说的“客民”，不仅有垦荒种田的，还有从事贸易的，有为手艺佣工者，甚至还有购买苗民地产成为地主者(61)。但不管职业和身份多么不同，从中总可以反映流民向贵州移动的情况。云南的情况也是如此。嘉庆以后，开化、广南二府，“有湖广、四川、贵州苗疆一带流民”，“每日或数十人，或百余人，结群前往该处，租夷人山地耕种为业”，至道光初，“约计已不下数万人”。(62)

一些贫苦百姓，特别是福建、广东沿海的破产农民还远涉重洋，流往国外去谋求生活出路。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在奏折中就提到澳门地方的“无业贫民”，“受雇出洋”，在国外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63)

三、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

嘉道时期清朝的财政危机亦在进一步加深，收入日益减少，支出日益增加，处于入不敷出的拮据状态。一般说来，清代全国收入每年最多约银四千八百多万两。它主要包括四个大项。首先是地丁税，这是国家的最大收入，约三千万两。其次是地丁附加税，即所谓耗羡，约三百万两。再次是盐税和关税，分别约为五百七十多万两和五百四十多万两，此外还有其他杂项收入。因而，对封建国家来说，财政状况的好坏就要看这四大项赋税，特别是地丁及其附加税的征收情况而定。

嘉道时期，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大批自耕农破产，封建国家直接掌握的纳税丁户急剧减少，而握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又采取各种办法逃避赋税，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征收上来的地丁税必然要减少。加上当时吏治败坏，清朝各级官吏侵吞正项钱粮的现象也愈益加剧。这样就使乾隆末年存在的“亏空”问题日益严重。以江西省为例，虽然“地方安静，年岁屡丰”，但却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到嘉庆四年（1799）的二十余年时间内，亏空银八十三万两(64)。而“畿辅近地”的直隶省则更甚。嘉庆初年首次清查就亏银二十七万两，在隔了不久进行的第二次清查中，亏空又增加到一百五十二万两。到嘉庆六年的第三次清查时，亏空则达到二百六十四万两之多，其中仅易州（今河北易县）一地即亏十一万两。(65)

清政府对于这种危及整个封建国家的财政“亏空”现象很是注意，采取严厉的措施，企图阻止它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它规定年限，要地方官员“勒限监追”，按照额定数目补齐，嘉庆八年议准：“承追一切银两，数在一万两以内者，仍限五年完交外，其数在一万两以外者，准于五年之限酌加一年，数在二万两以上者，再加一年，由此递加”(66)。另一方面，它惩办亏空严重地区的官员，以示警戒。如对亏空愈益增加的直隶省，就将负有责任的直隶总督颜检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67)，而直隶布政使瞻柱则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不过，清政府的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亏空”仍在扩大。嘉庆十七年（1812），户部统计，各省积欠正项钱粮及耗羡杂税达一千九百余万两之多，“屡经饬催，报解寥寥”。在全国各直省中，只有“奉天、山西、广西、四川和贵州五省皆年清年款，并无积欠；云南省则仅有积欠五百余两”。其余如“安徽、山东积欠各多至四百余万两，江宁、江苏积欠各多至二百余万两”(68)。而“积欠自百余万、数十万至数万两”的有福建、直隶、广东、浙江、江西、甘肃、河南、陕西、湖北、湖南等省。钱粮全纳的只有五省，而积欠自四百余万两到数万两的竟有十三省之多，当时最富庶的江浙和两湖地区也概莫能外，情况确实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进入道光以后，“亏空”不仅不见减少，而且还有继续发展之势。从道光二年到道光十二年的十年中，仅河南一省即短欠正杂钱粮二百四十余万两、仓谷二十余万石(69)。道光十九年户部查明，各省拖欠未解户部的赋税达到二千九百四十余万两(70)。这相当于清朝每年财政收入的一半还多。

在收入减少的同时，支出却在增加，尤其是军事开支更为突出。嘉道时期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人民群众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政府为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调集大批军队，对起义民众进行血腥镇压，战争费用猛增。以嘉庆朝为例。镇压从嘉庆元年到嘉庆十年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花费二亿两；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即所谓“红苗之役”），用去一千零九十万两；镇压东南沿海蔡牵反抗斗争（即所谓“洋匪之役”）用三百万两(71)。这样，嘉庆朝仅临时军费总数就达二亿一千三百余万两，平均每年八百多万两。如果再单独计算清廷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十年，则每年的临时军费支出高达两千万两。如果再加上每年需支出的常额军费，只军费一项就要把清朝一年的收入全花光了。可见支出日绌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了。

除了军费以外，其他如文武官员的俸金和养廉费、治河费、驿站费等开支都很浩大。以治河来说，因黄河、淮河等屡次为患，清朝无一岁不治。但乾隆以前，治河费用还较为节省，“国初靳文襄承明季溃败决裂之河，八载修复，用帑不过数百万。康熙中，堵合中牟杨桥大工，不过三十六万。其时全河岁修不过数十万金，盖由河槽深通，而又力役之征，沿河协贴物料方价皆贱，工员实用实销，故工大而费省”(72)。然而乾隆中叶以来，随着清朝吏治的败坏，负责治河的官员不以河务为念，唯思借此而营私，大发河工之财，“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蚀国帑”(73)。因此治河费用增加很多，成为“国帑之大漏卮也”(74)。嘉庆十年至十五年，“南河年例岁修、抢修及另案专案各工，共用银四千有九十九万两，而马家港大工不与”(75)。六年之中，仅黄河即需动用如此巨大数目银两进行维修和抢修，实在令人吃惊。而道光时期，治河费用仍在加增，“道光中，东河、南河于年例岁修外，另案工程，东河率拨一百五十余万两，南河率拨二百七十余万两。逾十年则四千余万”(76)。治河费的迅速增加，确实使清朝财政更为困窘。

在支出浩大，入不敷出的严峻形势下，清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只得继续借助于捐纳。这样，捐官之风更为盛行。兹将嘉庆年间捐官收入情况列表如下：

摘自《清史简述》。

除了捐官，“商捐”（即“商人报效”）也继续屡屡举行。嘉庆五年，行商和盐商合捐五十万两，以助清政府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嘉庆九年（1804），黄河大工，行商捐款二十万两。(77)

嘉道时期的财政危机还表现在钱贱银贵、白银外流所造成的金融恐慌的问题上。当时全国除新疆天山南路八城使用“普尔钱”，西藏使用西藏银钱外，都实行白银和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大宗交易用银，小宗用制钱。银和钱都由政府所掌握。制钱主要是在社会底层流通。白银的地位相比之下更为重要。但它并没有铸成钱形，形状多是大大小小的银锭元宝。通用的是纹银，成色极高，称为“元宝”、“宝银”，又称马蹄银。同时各地用银名色不一，有江浙的“元丝”，两湖江西的“盐撒”，山西的“西”、“水丝”，四川的“土”、“柳”、“茴香”，陕甘的“元”，广西的“北流”以及云贵的“石”、“茶花”等等，成色高低、分量轻重，各不相同。

随着清朝对外贸易的开展，外国银元也流入中国。主要是西班牙银元，也包括葡萄牙银元、威尼斯银元、荷兰银元、法国银元等。这些银元是银铸币，有确定的重量和成色，在流通中易于使用。在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外国银币极为流行，被当地人称为洋钱。但是，由于洋钱种类较多，行使地区不一，比价亦因时因地而异，所以也给当时的币制造成了混乱。

白银和制钱的比价，康熙四十一年（1702）规定制钱一千作银一两，但事实上时有上下。嘉庆九年发生了所谓钱贵银贱的问题，而道光八年又发生了所谓银贵钱贱的问题，对财政上影响不小。道光初年清政府曾经考虑过恢复一两银等于一千钱的规定，但是维持不住。而这时又由于鸦片烟大量入口，中国对外贸易进入了入超阶段，造成中国的白银外流，损失很大。白银大量外流的另一原因，是有些外国商人专门套取中国的白银。外国银元一个只重七钱二分，其中纯银仅六钱四分，而中国的纹银成色极高。于是这些外国商人就采用输入洋钱、输出银锭的办法来掠夺中国。这种现象在嘉庆中期就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嘉庆十九年（1814），户部左侍郎苏楞额在奏文中称“近年以来，夷商贿通洋行商人，藉护回夷兵盘费为名，每年将内地银两偷运出洋至百数十万之多。该夷商已将内地足色银两私运出洋，复将低潮洋钱运进，任意欺蒙商贾，以致内地银两渐形短绌”(78)。道光以后，这种情况更为严重。道光九年（1829），道光帝在谕旨中说：“朕闻外夷洋钱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诸名，在内地行使，不以买货，专以买银，暗中消耗，每一文抵换内地纹银，计折耗二三分。自闽广、江西、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番舶以贩货为名，专带洋钱，至各省海口收买纹银，致内地银两日少，洋钱日多。近年银价日昂，未必不由于此。”(79)

白银的大量外流，使中国出现了“银荒”，这一方面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也使清朝财政危机更为严重，陷于无法解脱的困境之中。

四、军队腐化，国防废弛

在嘉道时期，清朝封建政权的主要支柱——八旗兵和绿营兵的腐化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清军武官文员的腐化堕落是军队腐朽的首要表现。嘉庆四年正月，清仁宗在谕旨中承认，清军将领“全不以军务为事”，“寡廉鲜耻，营私肥橐”(80)。这些贪残的统兵大员挖空心思地盘剥士兵和民众，以满足他们花天酒地的需要。他们冒滥吃缺，克扣军饷是其经常采用的手法。嘉庆四年，河南的清军士兵由于军官侵扣饷银，“褴缕冻饿，甚至以牛皮裹足”(81)。道光十六年至道光十八年，正黄旗协领富忠、佐领乌勒精额和正白旗佐领那部阿串通一气，每个月都克扣士兵饷银，三年以来，侵吞的兵饷数目达数万两之多。(82)

役使士卒，无偿占有士兵劳动的现象也很严重。嘉庆四年发生大学士和珅府第内有千余名士兵充当厮役的惊人事件后，清仁宗就在谕旨中说：“此种情弊，各直省自所不免。”(83)对于这种危及封建统治的问题，清政府虽然屡屡发布禁令，但成效甚微。

遇有征战之事，这些武弁文员更是勒索地方，趁机大发横财，“在京谙达、侍卫、章京等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其自军营回京者，即平日穷乏之员，家计顿臻饶裕，往往托词请假，并非实有祭祖省墓之事，不过以所蓄之资，回籍置产”。(84)

索取陋规，诈取贿赂，也是将官敛财的手段。这在水师修理战船问题上就暴露很明显。当文官领来公款修船时，武官就向其索取贿赂。给的钱多，坏船可以假报是好船；给的钱少，船修好了，也不肯验收。道光十九年，清朝官员金应麟揭露说：“松江、上海各处每遇修船，武弁索取陋规，福建厦门亦然。以致文员领帑兴修，惮于赔累，推诿稽延。”(85)

清军将领用从士兵和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钱财，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带兵各大员皆踵福康安、和琳习气，在军营中酒肉声歌相为娱乐”(86)。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根本不把整饬行伍、训练军队放在心上，各省“提镇大员一味养尊处优，全不习劳，将营务委之将备，而将备又复委之千把，因循玩愒，所谓训练操防，全属有名无实”。(87)

将官的贪残无耻必然造成军队内部官兵对立，纪律漫散，操演废弛。道光十三年（1833），姚元之在奏文中披露台湾驻军情形时说：“台湾一镇设班兵一万四千六百有奇。到台即住宿倡家，日以聚赌为事，揽载违禁货物，欺虐平民。官若查拏，辄鼓噪欲变，甚至械斗杀人，不服地方官申理，不听本管官钤束，违禁犯法，无所不为，而水提、金门二标为尤甚。又有身列行伍，不事训练，每操演时，本地别有习武匪徒，专为受雇替代。”(88)当然不仅台湾驻扎的清军如此，其他地方的军队也并不例外。总督大员欲往浙江乍浦阅兵，当地驻军竟然借口船只没有准备好，而推辞了。江南镇江清军水师，每年只驾驶战船演习一次，如遇有风，甚至还要中止训练(89)。而京师八旗兵的情形更糟。道光十五年（1835年），鸿胪寺卿黄爵滋说：“近见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领替，点缀了事。”(90)

将贪士惰、纪律败坏，必然造成军队的战斗力极为低下。道光十五年（1835），清宣宗在北京卢沟桥“阅看满洲火器营演炮”，炮手连放两次，竟然出现“放出铅丸，半道落地，未能到牌”的情况。满洲火器营历来为清朝统治者所倚重。清宣宗没有料到为他这个堂堂皇上演习，还会当场出丑，因而万分骇异，认为“殊属不成事体”(91)。清朝水师也是不堪一击，“弁兵于操驾事宜，全不练习，遇放洋之时，雇用舵工，名为舟师，不谙水务”(92)。水师官兵不习水性，不会驾船，如何能负起捍卫海疆的责任，致使水师成了形同虚设的机构。

清朝军队毫无战斗能力，使统治阶级在进行军事行动时，不得不依靠汉族地主武装，“一旦有事征调，其能知纪律、陷阵冲锋者，寥寥无几，不得不募民充勇……惟不能卫民，而转率民以充兵”。(93)

嘉道时期军政的废弛还表现在清军的武器装备也十分低劣落后。当时西方国家如英国，由于其工业发达，军队武器装备很先进，陆军中已有步兵、炮兵、工兵的分工。海军则拥有数百艘舰艇，大的军舰安炮多达一百二十门。火炮技术也较为发达，炮弹有实心弹、霰弹和爆炸弹等，重量达数十磅。步兵已普遍使用步枪。然而，在清朝腐朽统治下，社会经济发展迟缓，兵器制造业也非常落后。清朝军队所使用主要还是刀、矛、弓箭、短剑、藤牌、甲胄等老式武器。虽也有少量的火绳枪和滑膛炮，但质量低劣，规格不一。清军水师所使用的战船大多是薄板旧钉钉成的，很不坚固，只能在内河和近海活动。加上保管不善，修理不及时，“以致实堪驾驶者竟属无几”(94)。从道光六年（1826）到道光二十年（1840），仅福建船厂一处即积压待修兵船三十艘之多。(95)

军队的日益腐朽，国防的严重废弛，是当时封建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重要表现。

第二节
嘉道时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嘉道时期，随着清王朝日益腐朽衰败，和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尖锐，自乾隆中叶掀起的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烈火，也愈烧愈旺，猛烈地冲击着清帝国的统治。

一、川楚陕白莲教起义

嘉庆元年爆发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它给予清王朝以空前的震撼。

1. 起义的原因

这次起义的主要地区是四川、湖北、陕西三省，同时也蔓延到甘肃、河南等地。这不是偶然的，它是这一地区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结果。

川楚陕三省交界地区是绵亘千里的巴山、南山老林。这里崇山峻岭，丛林茂密，人迹罕至。除去边缘州县所在地及山区内极小的平原地带外，大部分是未经开垦的荒山野岭。乾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土地兼并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为了寻求活路，遂大批涌向这里，“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夔州、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众，到处络绎不绝”(96)。到19世纪20年代，进入山区的流民已有数百万之多(97)。这些流民进山之后，架棚为屋以避风雨，因而被统治者称为“棚民”。他们或佃山贷种，开垦荒地，或受雇于地主，做长工、短工，或到煤场、铁场、木场、硝盐场、林场“佣工为生”。也有些人贩运私盐、私铸铜钱。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残酷的剥削使棚民生活极为困苦。山区土地瘠薄、灌溉困难，辛勤垦种一年，所得无几，不足以养家糊口，只得转徙他处，“甚至一岁之中迁徙数处”。到工场当佣工，条件也很艰苦，如枋板厂运夫背负“枋一块重二三百斤，上下峻坂之中，厂人号曰‘某骡子’，实者骡亦不逮矣”(98)。同时，“一遇旱涝，粮食昂贵，厂商停工，则佣作无以为生”(99)。贩运私盐，私铸铜钱的风险就更大了。以贩私盐为例。运夫在崎岖的山路上，背负重达二百四十斤的盐包，行程一般为十天半月；“包高出肩背，上重下轻，石畸树角，偶一失足，坠陡坡深涧，则人毙包烂”(100)。加上清政府又不断下令禁止“私盐”、“私铸”，因而这批人的生活就更为不稳定，经常失业，陷于饥饿之中。

除此以外，地方官吏和土豪劣绅还勾结起来，欺压棚民。他们胡作非为，“无风生浪，遇有棚民有事，敲骨吸髓……山民受其凌虐，无可告诉，无为申理”。(101)

乾隆六十年，湘黔苗民起义爆发，清政府急忙调遣军队镇压。而湖北、四川二省是起义的邻近地区，所以当地人民所受的负担尤为沉重。这样，广大棚民的生活就更为困苦，川楚陕地区成为全国矛盾的焦点，正孕育着一场群众反抗封建统治斗争的风暴。

2. 起义的准备

白莲教是这次农民起义的组织领导者。它是元明以来在民间流传很广的秘密宗教结社，常被贫苦民众利用，作为发动起义的工具。进入清代以来，成为秘密的反清组织。白莲教提倡平等互助，“习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102)，“穿衣吃饭不分尔我”(103)。这无疑是对尔虞我诈、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的鞭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白莲教还提出分配土地的思想，“教中人先纳税若干，将来按税授田”(104)这对迫切希望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和吸引。正是由于白莲教教义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所以它在南北各地广泛传播，出现入教者日众的局面。

乾隆中期以后，随着白莲教势力的迅速发展，起义的准备工作也逐步展开。最早的组织者是教主河南鹿邑县人刘松。乾隆四十年（1775）刘被清政府逮捕，流放甘肃省隆德县。其弟子刘之协、齐林、宋之清等继续传教。乾隆五十三年（1788），刘之协到隆德探望刘松，两人商定了起义计划。这以后，刘之协、宋之清等人就在川楚陕交界地区进行地下活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棚民”，从白莲教中得到了安慰和同情，纷纷入教，湖北襄阳地区很快成为白莲教活动的中心。

乾隆五十八年（1793），白莲教准备起义的活动被清廷发觉，其教首宋之清、齐林等也被逮捕并与刘松先后遇害，只有刘之协在押解途中逃脱。清政府下令“大索州县”(105)，疯狂逮捕和屠杀白莲教教徒。贪残横暴的官兵胥吏乘机骚扰，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如湖北武昌同知常丹葵“任意吓诈村民，连累无辜至数千人，非刑拷打，极为残酷”(106)。封建统治者的血腥屠杀并没有吓倒民众，起义的烈火终于燃烧起来了。

3. 起义的斗争过程

嘉庆元年正月，湖北枝江、宜都的白莲教首领聂杰人、张正谟首先举起“官逼民反”的大旗，从而揭开了白莲教大起义的序幕。接着，长乐、长阳、当阳、来凤、孝感、竹山等地也出现了白莲教起义。同年三月，王聪儿（齐林妻）、姚之富、王廷诏在襄阳黄龙挡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组成了令清军胆寒的襄阳起义军。十月，四川达州爆发了徐天德、王登廷领导的起义，东乡（今宣汉）爆发了冷天禄、王三槐领导的起义，随之，太平孙赐俸、龙绍周率众起事。十一月，陕西安康、米溪等地人民也在冯得仕、林开泰、翁禄玉的率领下奋起造反。不到一年的时间，川楚陕三省到处掀起起义的风暴。起义人民以“白布缠头，白旗为号”，豪迈地提出：“天上换玉皇，地府换阎王，另议孔夫子，不用四书五经”(107)的口号，显示了与清王朝斗争到底的气概。起义队伍中，还设立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务，以负责对起义的组织领导。(108)

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使清政府大为震惊，急忙从山西、直隶（河北）、两广、山东、黑龙江、吉林、盛京（辽宁）等省调来大量军队，甚至还动用了索伦兵等少数民族的军队进行镇压。清廷把湖北地区的起义军作为进攻的重点，令湖广总督毕沅、湖北巡抚惠龄、乌鲁木齐都统永保、安西将军恒瑞、四川总督孙士毅等“分区攻剿”。面对清军的进攻，各路义军奋勇作战，打了不少胜仗。尤其是姚之富、王聪儿率领的襄阳起义军，给清军的打击尤为重大。在义军大举进攻襄阳时，“顷刻间，该府长门、南门、东门蜂屯蚁集，不计其数，鸣锣呐喊，直扑城根”(109)。虽然由于襄阳城高墙厚而未成功，但已使清军丧魂失魄。义军又分兵一路攻占孝感，军锋距汉阳仅百余里，吓得武昌连忙戒严。只是由于大水，起义者才停止进攻。清参将傅成明率军来战，也被义军设伏击毙。清廷“分区攻剿”破产后，于嘉庆元年六月以永保总统湖北诸军，对襄阳起义军进行“重点攻剿”。面对清军云集，南北夹击，起义军在钟祥一举击溃一万二千名清军的进攻，突围北上。以后他们攻枣阳、渡滚河，困河南巡抚景安于邓州，打得清军狼狈不堪。嘉庆帝闻讯十分恼怒，下令将永保“逮入都治罪”。(110)

在与清军浴血奋战的过程中，襄阳起义军迅速发展壮大，到嘉庆元年年底，已是一支拥有四五万兵力的部队了。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王聪儿、姚之富决定率军入川与四川义军会合。他们采取迂回进军的战术，于嘉庆二年初，兵分三路进入河南。北路王廷诏部直指叶县，逼近开封，清军忙派兵拦截，王部突然折向西南，包围裕州（今河南方城）；西路李全“由信阳转应山、随州向确山，趋淅川，奔卢氏”(111)；中路姚之富、王聪儿则“出南阳、掠嵩县、山阳”(112)。起义军行进中“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113)，弄得清军晕头转向，疲于奔命。同年四月，三路义军在陕西镇安汇合后，沿汉水北岸，由汉阴至紫阳，夺船渡过汉水，进入四川。六月，与四川起义军在东乡胜利会师。

川、楚起义军主力部队的汇合，将农民起义推向高潮。川东、川北农民纷起响应，义军队伍迅速扩大，“始分屯山冈，延亘三十余里”。(114)同时，农民军还按地区统一编号。襄阳义军王聪儿、姚之富部称襄阳黄号；高均德、张天伦部称襄阳白号；张汉潮部称襄阳蓝号；四川义军徐天德部称达州青号；冷天禄、王三槐部称东乡白号；龙绍周部称太平黄号；罗其清部称巴州白号；冉文涛、冉天元部称通江蓝号。

东乡会师后不久，各路清军又追赶上来，对义军重新形成包围。在此关键时刻，农民军如果建立统帅部，统一指挥，统一战线，那么，局面肯定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农民狭隘性和思乡情绪作怪，加上当地物资贫乏，供应困难等客观因素，襄阳起义军除留下一部在四川协同作战外，姚之富、王聪儿决定率大部队回师湖北。这不能不说是犯了战略性错误，分散了力量，为清军各个击破提供了条件。

清军发觉义军欲返湖北的意向，一方面将汉江中的船尽移上游，防止义军渡江；另一方面“遣兵分防要害”，企图围歼义军。在此形势下，姚之富、王聪儿为分散清军注意力，将队伍分为两路。一路由王廷诏率领从夔州西边，向与大宁义军会合的方向前进。对这一路，清军惠龄、恒瑞、庆成等尾追不舍。另一路由姚之富、王聪儿率领，直奔夔州。起义者在白帝城下与清军展开激战，击毙清军千总包成功、把总谢天保，冲出了防线，向湖北归州（秭归）、巴东挺进。接着直趋兴山、保康，并于南漳与王廷诏部会合，然后进攻襄阳。嘉庆二年八月，在郧西与清军大战，杀死清军头等侍卫护军统领惠伦和副都统丰伸布，狠狠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九月，又与原留川之襄阳义军李全部汇合于安康。清军害怕义军渡汉水，沿江严密设防。农民军为了迷惑敌军，分散其注意力，由高均德领一支小部队从南郑偷渡汉水，猛攻褒城，清军明亮急率大队往攻。王聪儿等遂乘虚渡汉，“全陕震动”。嘉庆帝大怒，下令将明亮、德楞泰“尽夺世职、紫韁、孔雀翎，戴罪立功”。(115)

嘉庆三年（1798）二月，姚之富、王聪儿率部渡过汉水后，经城固、洋县一带深山老林，北出宝鸡、岐山，攻眉县、战周至，直逼西安。清军慌忙来援，双方展开激战，义军伤亡很大，被迫撤退，向湖北转移。清军德楞泰、明亮等部紧追不舍，地主团练乡勇也处处骚扰堵截，起义军处境艰难。三月，王聪儿、姚之富所率九千义军被清军困于郧西三岔河。农民军面临绝境，作殊死战，但终因弹尽援绝，被清军突破防线，姚之富、王聪儿率十几名女战士登上山顶跳崖，壮烈牺牲。

姚之富、王聪儿部义军的失败，使襄阳义军遭到重大的损失，但是起义并没有趋向低潮，而是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因为四川地区的农民军已代替襄阳农民军成长为起义的中坚力量，他们汇合襄阳义军余部，在以四川为主的战场上狠狠打击清军。四川义军主要分为两大支。一支由徐天德、冷天禄、王三槐领导，另一支由冉文涛、罗其清领导。嘉庆二年十一月，徐天德、王三槐率军进攻大竹、邻水。清军增援邻水，义军以突然的动作，一举攻克位居“水陆咽喉、上通合州、下连重庆、为川东门户”的长寿(116)。清军为防止义军进犯重庆，急派军队由合州回守重庆。罗其清、冉文涛利用清军东去之机，进攻仪陇、营山，切断清军运粮道路。面对义军浩大的声势，清军捉襟见肘，狼狈不堪。代替宜绵充任总统四川军务的勒保不禁哀叹：“臣所有之兵，东驰西击，日不暇给。”(117)

嘉庆三年五月，襄阳农民军余部由陕西进入四川，和四川起义军汇合，活跃于川北、川东，不断打击敌人。同年七月，动摇分子王三槐中了勒保诡计，为其诱捕。义军在徐天德、冷天禄等带领下继续奋战。川北的战况更为激烈。罗其清、冉文涛部四川义军与高均德、李全等所率襄阳农民军协同作战，在仪陇、营山、渠县一带与清军周旋。九月，义军于营山县大鹏山筑寨坚守，清军额勒登保、德楞泰、惠龄、恒瑞等四路进攻。双方经过一番鏖战，义军失利，退出大鹏山，再战青观山，仍不得手。十一月，罗其清被俘牺牲。十二月，冉文涛也于通江战死。面对上述挫折，义军将士毫不气馁，继续坚持斗争，且不断有新起义的农民加入队伍，斗争声势仍然很大。

嘉庆四年正月，嘉庆帝亲政以后，改变对付农民起义的策略，使用“边抚边剿”的手法，加紧镇压农民军。他颁发“罪己诏”以欺骗民众，惩治大学士和珅、达州知州戴如煌、武昌府同知常丹葵等个别贪官，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全推到少数贪官身上，以麻痹人民斗志。还“仿明项忠、原杰招抚荆襄流民之法”(118)，安排流民开垦荒地，以诱骗农民军将士放下武器，瓦解起义队伍。在军事上，统一清军指挥，以勒保为经略大臣（不久，以额勒登保代之），节制川、楚、陕、甘、豫五省军务，各省督抚、各路统兵将领，均受其调遣。还下诏各地实行“坚壁清野”、“筑寨团练”的政策，大搞并村入堡，强迫民众集中粮食和牲畜，同时组织“乡勇”、“团练”等地主武装和义军作战。显然，清政府妄图以此割断起义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遏制农民军流动作战，从而达到困死起义力量的目的。

清政府“坚壁清野”和重用地主武装的政策给农民起义军造成很大的困难，但英勇的义军将士们并没有屈服，而是继续前仆后继地战斗着，嘉庆四年十二月。冉天元率农民军在苍溪和清军统帅额勒登保激战，杀死清军副将以下军官二十四人，兵勇二百余人，并猛攻额勒登保军营，差一点将其攻破。嘉庆五年正月，冉天元趁川西空虚，在定远渡过嘉陵江，使“成都、重庆同时震动”(119)。而后，义军直趋蓬溪，与清军发生遭遇战，阵斩清悍将总兵宋射斗，“官军夺气”。随后攻打南部、盐亭、射洪等地，沿途民众纷纷加入起义队伍，义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二月，在江油马蹄冈，义军与清军展开大战。冉天元采用伏击战术，将清军德楞泰部团团围住。义军“人持束竹湿絮以御矢铳，鏖斗三昼夜”(120)。清军“饥疲，数路皆败”(121)。德楞泰狼狈不堪地带着十名亲兵困守山顶。不幸的是，冉天元的坐骑为敌人射中，他由此而被俘。同时，大地主罗思举又带乡勇前来援救清军，义军遂转胜为败。

马蹄冈之战的失败影响很大，它不仅使义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使义军开辟川西战场的计划落空了。从此以后，起义趋向低潮。义军重要首领徐天德、王廷诏等相继牺牲。到嘉庆七年（1802）年底，起义军只剩下小股部队，在南山、巴山老林坚持战斗。这时活动条件已极艰难，但义军化整为零，出没于深山密林之中，经常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人。嘉庆八年春，义军冯天保、余佐斌、熊老八等设巧计诱清军入林，然后以突然的动作，打死清军悍将穆克登布。不过，起义军的损失也很大，到嘉庆八年七月仅剩下数百人。清军统帅额勒登保宣布“三省肃清”(122)，并大量裁减乡勇。这些乡勇本为流民，一经解散，无家可归，遂投入义军队伍，起义声势又起。他们“皆百战之余，腾如猱，具悉官军号令及老林路径，忽陕忽川，忽聚忽散”，搞得清政府“三省不得解严”(123)。十一月，义军与德楞泰一战，消灭清军副将以下军官数十名。嘉庆九年二月，已“回京凯旋”之额勒登保不得不“以钦差大臣赴陕”(124)督师。同年八月，义军叛徒赵洪周杀首领苟文润降清。九月，起义军首领苟朝九和王世贵也先后被俘就义。这次农民大起义遂最后失败。

4. 起义失败的原因及起义的意义

这次白莲教大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缺乏明确的斗争纲领，不能更广泛地动员广大民众投入斗争洪流。作为这次农民大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白莲教，虽然在其教义中含有平等互助、同甘共苦的思想，含有反对黑暗、追求光明、光明必将战胜黑暗的思想，甚至还向教徒许下分配土地的诺言。但是这一切都充满了迷信的色彩，远不是指导农民斗争的纲领，因而不能广泛地发动民众参加斗争，对未起义的地区也没有号召力，这是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其次，没有建立统一的领导核心，形成各不相属，各自为战的局面，因而被清军各个击破。不用说湖北地区起义军和四川地区起义军没有联合起来，就是湖北义军和四川义军内部也没有真正统一。甚至襄阳义军也是由三支独立的队伍所组成，即王聪儿、姚之富领导的襄阳黄号，高均德领导的襄阳白号，以及张汉潮、刘起荣领导的襄阳蓝号。他们彼此之间虽长期密切合作，但仍然没有统率整个队伍的领导核心。这种状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白莲教实行严格的家长制，等级森严。派系的教首掌握本派大权，且父死子继，不容别人插手。但当教首的弟子力量日益增长、条件成熟时，也往往独树一帜，因此这时的白莲教派别林立，各不相属。由这样的宗教发动的这次农民大起义，必然是每一支义军各由其教首掌握大权，其他人不得过问，由他指派嫡系门徒分别担任元帅、先锋、总兵等职。这种落后的组织形式，势必使起义军无法建立统一的领导，无法集中力量打击敌人，而陷于最后失败的命运。

再次，单纯的流动作战，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也是农民军失利的重要因素。面对在人力、物力等方面都占有很大优势的清军的“围剿”，起义军不固守一地，而是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发展自己。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连清军统帅额勒登保也承认义军难以对付，“贼踪飘忽，时分时合，随杀随增，东西回窜，官军受其牵缀，稍不慎即堕术中，堵剿均无速效，自请治罪”(125)。但是，由于起义军没有把流动作战与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而是单纯的流动，所以在清政府实行“坚壁清野”和“筑寨团练”的反动政策时，人力和物力的供应就发生困难，因而陷于被动的地位，队伍日益缩小，活动区域也日益缩小，终于招致失败。

川楚陕大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它的历史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

农民起义军在历时九年的斗争中，打死清军副将以下军官四百余名，一、二品高级将领二十余名，歼灭了大量的清军，严重地削弱了清王朝的武装力量。清政府为了镇压起义，调动了十六省的数十万军队，耗费了近二亿两的军费，相当于五年的财政收入。这就造成了府库空虚、财政拮据的状况，使清王朝更迅速地从“康乾盛世”跌落下去，从此一蹶不振。

农民起义的怒火也暴露了清王朝腐朽没落的本质。这在封建国家机器主要组成部分的军队上表现最为突出。不仅八旗兵腐败透顶，不堪一击，就是绿营兵的战斗力也大为削弱。曾经参与镇压起义的清副都统东林颇为生动地叙述了清军腐败的情况：“军中糜费甚众，其帑饷半为粮员侵蚀，任其滥行冒销，有建昌道石作瑞，曾侵蚀帑银至五十余万两。然其奢费亦属糜滥，延诸将帅会饮，多在深箐荒麓间，人迹之所罕至者。其蟹鱼珍馐之属，每品皆用五、六两，一席多至三四十品，而赏赐优伶，犒赍仆从之费不与焉……军中奢糜之风，实古今之所未有也。”(126)这样“惟酒肉笙歌自娱”(127)的将领遇有战事怎能不望风鼠窜呢？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128)这确实是写出了清军的腐败。农民起义捅了清朝的脓疮，暴露了它的虚弱，这对广大人民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无疑是极大的鼓舞。清朝官员卢坤这样叙述陕西石泉县起义前后民众思想变化的情况：“嘉庆初年以前，民间富厚淳朴，讼狱亦简，且畏见官，号称易治。自白莲教乱，富者去而之他，贫者流而为匪。川楚无业之徒，纷纷而来，开山种地，肆其刁悍，滋讼抗官，遂致民风一变。”(129)从前是“畏见官”，而今为“滋讼抗官”，农民起义给予人民思想上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的。

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还迫使清王朝进行政策上的某些调整。首先是取消禁令，有条件地承认白莲教存在的合法性。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害怕民众聚集闹事，从顺治时期（1644—1661）起就下令取缔白莲教等秘密宗教结社。而历代清朝皇帝也都奉行这种政策。但是，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对清朝统治的沉重打击，却迫使嘉庆帝不得不改变“祖宗之制”，于嘉庆五年宣布：“苟能安静奉法，即烧香治病，原有恻怛之仁心，在朝政之所不禁。若藉此聚众弄兵，渐成叛逆之大案，则王法之所不容……未习教而抗拒者，杀无赦。习教而在家持诵者，原无罪也。”(130)这就是说，只要不反抗官府，白莲教就可以合法存在，教徒也可以合法地传教、信教。虽然封建统治者经常是言而无信，但这种政策上的松动毕竟为广大民众利用秘密宗教结社从事新的反封建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其次是废除封山禁林政策，准许流民在南山、巴山老林开垦荒地。清政府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一直采取封山禁林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下，失去土地的流民无法取得谋生的手段，处于饥饿和贫困之中，遂大量投入起义队伍，成为农民军的中坚力量。农民起义的打击教训了封建统治者，使他们认识到要想平息起义的怒火，并防止新的反抗的发生，必须重视流民问题。为此，清政府一方面废除封山的禁令；另一方面注意使流民与土地结合起来，具体地说，或者是将被起义农民消灭或赶跑的地主的土地，“量为分给”流民，或者是将老林之中可耕种的区域，拨给流民开垦。流民有了土地耕种，既可增加封建国家的租税收入，又可减少动荡。不过，尽管封建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利益，但是它在客观上却促进了起义地区社会生产的发展。如川东北地区到道光年间已呈现相当的繁荣，“生齿日繁，荒山老林尽行开垦，地无旷土，赋不加增，乡民凿井耕田，含哺鼓腹”(131)。这段话显然是夸张了，但从中也可看出白莲教起义地区的社会生产在起义结束后确实是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

二、北方天理教起义

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失败后不久，正当嘉庆皇帝“方举西巡狩之典，幸五台，示得意”(132)之时，北方的直隶、河南、山东等地又爆发了天理教大起义。

天理教又名荣华会，因它将教徒依八卦名称分为八股，所以也叫做八卦教。它是白莲教的一个流派，宣扬只要念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咒语，就可以学好，免遭劫运，富贵无穷。在阶级压迫和剥削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广大贫苦民众为了寻找精神依托，纷纷加入天理教。这就使得它在河南、山西、直隶、山东等地广泛传播。

进入嘉庆中期以来，随着清王朝统治危机的加深，李文成、林清等开始利用天理教组织反清起义。李文成，河南滑县谢家庄人，木匠出身，村民传说他是李自成转世。李入教以后，成为震卦教派的首领。按照“帝出于震”之意，震卦为其他七卦之首，由此李文成遂“统领八卦”、“兼理九宫”，各卦都受其约束。而河南滑县一带就成为天理教活动的一个中心。林清，大兴县（今属北京市）黄村人，先后当过药店学徒、伙计、官府衙役、小贩等，还行过医，开过店。嘉庆十一年，他加入天理教，不久即为坎卦教派的首领。他传教的大兴黄村周围，成为天理教的另一个活动中心。嘉庆十六年，林清到河南滑县和李文成取得了联系，从此南北呼应，势力更盛。

李文成、林清为了动员教徒投入反清起义中去，针对当时土地兼并剧烈，广大贫苦农民迫切要求获得土地的情况，宣传起义如果获得成功，教徒缴纳的“根基钱”（又名“种福钱”），就可以得到十倍的报偿，“凡输百钱者，得地一顷”(133)。同时，他们还多方制造推翻清朝统治的舆论，“弥勒佛有青洋、红洋、白洋三劫，此时白洋应劫；清（指林清）乃太白金星下降，故旗帜皆尚白”(134)。并传播“单等北水归汉帝（林清又称刘林），大地乾坤只一转”，和“若要红花开，须要严霜（李文成号）来”等谶语。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广大贫苦民众要求土地、要求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愿望，因而教徒很快就达到数万人之多。他们之中既有贫苦农民和小生产者，也有少数小地主和下层官吏，甚至还包括清朝皇宫内的下层太监，涉及的社会阶层极为广泛。

在势力日益壮大的形势下，李文成和林清开始制定起义的计划。嘉庆十六年八月，“彗星出西北方，钦天监奏，改癸酉闰八月于次年二月”。九月，林清到滑县和李文成相会，传布“星射紫薇垣，主兵象”的说法，为发动起义制造舆论。他们又结合当时流传的童谣“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满地”，确定起义日期为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午时。这样确定起义时间虽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但对鼓舞天理教徒的斗志却是很有作用的。

起义日期确立以后，林清又多次去河南、山东等地活动，具体研究起义的步骤和方法。嘉庆十七年正月，林清、李文成等天理教首领大会于滑县道口镇。会上，确定了起义的组织领导，和旗号、服色、口号等。林清号天皇，李文成号人皇，另一首领冯克善号地皇。除三皇以外，又立了八宫王和六十四卦伯。起义旗帜确定为白色，并用白布裹头系腰。其口令规定明号是“奉天开道”，暗号是“得胜”二字(135)。随后同年十一月，李文成到黄村见林清，约定林清在明年九月十五日组织队伍进攻皇宫，而李文成则答应届时派一千精兵赴北京助战。(136)

但是，正当李文成、林清等按照部署、进行准备之时，起义的计划却为清廷所发觉。九月六日，李文成等人被滑县知县强克捷拘捕，受到严刑拷打。李文成“坚不吐实，反指斥县令诬良为盗”(137)。穷凶极恶的强克捷竟下令用夹棍将李的腿打断。面对这突然的事变，李文成妻子张氏和李的战友宋之成等商议，决定提前起义。九月初七，三千多义军战士里应外合，一举攻克滑县城，直捣县衙门，砸开监牢，救出了李文成，并处死强克捷等贪官污吏。

滑县起义的号角吹响后，直隶长垣、东明、山东曹县、定陶、金乡等地的天理教徒和农民群众也纷起响应。他们“杀官围城”，先后占领了曹县和定陶。在起义取得初步胜利的条件下，李文成着手建立农民革命政权。他在滑县“开帅府，设羽帐”，自称“大明天顺李真主”，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帐中出令，军士传呼，声彻数里”。(138)

冀鲁豫天理教起义的消息使嘉庆帝大为震惊，急忙命令直隶总督温承惠率直隶、河南等处绿营兵前往镇压。在清兵压境的形势下，李文成无法派兵去支援林清进攻皇宫。

不知滑县提前起义的林清，仍然按原计划行动。他组织了二百人的队伍，九月十五日分别潜入北京，在菜市口、珠市口、前门、鲜鱼口等处会齐。然后分成两路，东路由陈爽率领，聚集于东华门外，西路由陈文奎等率领，聚集于西华门外。每一路都有事先联络好的太监引导。起义时刻——午时一到，义军即翻倒担筐，取出藏在筐内的武器，向皇宫发动进攻。进攻东华门的东路队伍由于受到官兵拦阻，只有十余人闯入。他们在协和门下和清兵作战，并一直攻到苍震门往北。西路则较顺利，全队拥进了西华门。在太监杨进忠、高广福的引导下，在尚衣监、文颖馆等处痛击清军，还猛攻隆宗门。至今隆宗门的门匾上还遗留有当年义军战士射进的箭头。

起义军的果敢行动，使皇宫内一片混乱。当时清仁宗去热河狩猎未归，皇次子旻宁（即以后的道光皇帝）调集火器营进宫。义军虽由于得不到河南的支援，处于众寡悬殊的不利境地，但他们仍顽强战斗。太监高广福举着大书“大明顺天”的白色旗帜，冲击在前，不幸中箭牺牲。在武英殿至理藩院夹道中，义军与清军鏖战，几十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十六日傍晚，潜伏在御书处的二十四名义军战士最后被捕，至此，进攻皇宫的起义失败了。九月十七日，清军又逮捕了在黄村指挥的林清。在审问中，林清供出了起义军内部情况，但仍被清廷处死。

清廷镇压了京畿附近农民军以后，又集中全力对付河南、山东的起义军。嘉庆帝撤换了镇压不力的温承惠，派陕甘总督那彦成为直隶总督，佩钦差大臣印，调集直隶、山东、河南、陕西、江苏、黑龙江、吉林等地的清军，向滑县大举进攻。李文成与义军另一名首领刘国明率领部分义军，突破清军的包围，准备西进太行山，发展武装力量。十一月，当他们行至辉县司寨，为那彦成派遣的总兵杨芳所堵截。义军与清军展开激战，予敌以大量杀伤，但由于中了杨的埋伏而遭失败。清军进围司寨，义军顽强抵抗，杨芳竟采用毒辣的火攻战术。李文成见清军已攻破义军防线，遂“举火自焚”，表现了宁死不屈的高尚品质。

留守滑县的两万多义军，在牛亮臣和张氏的率领下，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清军的进攻。张氏还主动出击，率队“夜捣官军，三入三出，官军被戕者甚众”(139)。清军见硬攻不利，只好用掘地道装火药炸城的办法。十二月十日，城被炸开，清军攻进城内，义军与之进行巷战。牛亮臣等人劝张氏化装出城，再图大举。张氏坚定地说：“城亡与亡，不死者非英雄。”随后，挥刀砍杀数名清军士兵，“阖户自缢”(140)。两万义军也全部壮烈牺牲。与此同时，山东定陶、曹县，直隶长垣等地的天理教起义也被镇压下去。

这次天理教起义所以在短时间内就遭到失败，和起义计划泄露、李文成事先被捕有重要关系。由于出现未曾预料的突变，滑县起义只得提前进行，从而打乱了整个部署。河南义军和京畿义军被清军切断联系，陷于各自为战的局面，因而遭致失败。另外，义军的战术也存在问题。用二百人的兵力去攻打重兵把守的皇宫，显然是一种冒险主义的行动，这本身就决定其失败的命运。而滑县义军在起义得手、占领县城后，不是及时向西转移到太行山，避实就虚，而是固守城池，和在兵力上占优势的清军进行阵地战，从而陷于被困挨打的局面，最后全军覆没。

北方天理教起义尽管失败了，但它给清朝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显赫威严的皇宫是封建统治的象征，历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天理教起义军却以严密的组织，果敢迅速的行动攻进皇宫，打得封建统治者惊慌失措。这说明封建制度已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嘉庆帝在“罪己诏”中亦不得不承认，“大内突有非常之事”，这是“汉、唐、宋、明之所未有”(141)，可见，这次起义对于封建统治集团的震撼是多么巨大。

(1)　《朝鲜正宗实录》，引自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12。

(2)　《清仁宗实录》卷37。

(3)　《朝鲜正宗实录》，引自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12。

(4)　《朝鲜正宗实录》，引自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12。

(5)　《东华续录》嘉庆七。

(6)　《东华续录》嘉庆七。

(7)　《东华续录》嘉庆七。

(8)　《啸亭杂录》卷1。

(9)　《东华续录》嘉庆七。

(10)　《清稗类钞》第十二册《讥讽》。

(11)　《东华续录》嘉庆七。

(12)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七。

(13)　《清史稿》卷356《洪亮吉传》。

(14)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八。

(15)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八。

(16)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八。

(17)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二六。

(18)　同上书，嘉庆二七。

(19)　同上书，嘉庆二二。

(20)　《檐曝杂记》卷5。

(21)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二七、二八。

(22)　同上书，嘉庆三一。

(23)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二四。

(24)　同上书，嘉庆二七。

(25)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二七。

(26)　同上书，嘉庆四三。

(27)　同上书，嘉庆四九。

(28)　《瞑庐杂识》卷3。

(29)　《春冰室野乘》卷上。

(30)　《燕下乡脞录》卷11。

(31)　《清史稿》卷363《穆彰阿传》。

(32)　《清宣宗实录》卷171、177。

(33)　同上书，卷39。

(34)　《清史稿》卷379《陶澍传》。

(35)　《陶文毅公全集》卷14。

(36)　《皇朝政典类纂》卷71。

(37)　《清史稿》卷369《林则徐传》。

(38)　《大清会典》嘉庆朝卷76。

(39)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二十。

(40)　彭玉麟：《衡阳县志》卷11。

(41)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

(42)　《履园丛话》卷1。

(43)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

(44)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

(45)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刑档抄件》u8365。

(46)　转引自《清史论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67页。

(47)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7。

(48)　《清史稿》卷121，《食货志二》。

(49)　《清史稿》卷121，《食货志二》。

(50)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十五。

(51)　同上书，嘉庆十六。

(52)　同上书，嘉庆二四。

(53)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二九。

(54)　同上书，嘉庆三十。

(55)　张鉴：《雷塘庵弟子记》卷2。

(56)　《清高宗实录》卷47。

(57)　同上书，卷845。

(58)　同治《淡水厅志》卷4。

(59)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13。

(60)　农也：《清代鸦片战争前的地租、商业资本、高利贷与农民生活》，《经济研究》，1956年第1期。

(61)　农也：《清代鸦片战争前的地租、商业资本、高利贷与农民生活》，《经济研究》，1956年第1期。

(62)　《道咸同光四朝奏议》第一册。

(63)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第四册。

(64)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十一。

(65)　同上书，嘉庆十九。

(66)　《大清会典事例》卷175。

(67)　同上书，嘉庆十九。

(68)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三四。

(69)　《清宣宗实录》卷225。

(70)　同上书，卷323。

(71)　《清史稿》卷125《食货志六》。

(72)　魏源：《筹河篇》上。

(73)　《啸亭杂录》卷7。

(74)　魏源：《筹河篇》上。

(75)　《清史稿》卷131《食货志六》。

(76)　《清史稿》卷131《食货志六》。

(77)　《两广盐法志》卷27。

(78)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三七。

(79)　王先谦：《东华续录》道光二十。

(80)　同上书，嘉庆七。

(81)　同上书，嘉庆八。

(82)　《清宣宗实录》卷317。

(83)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七。

(84)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七。

(85)　《清宣宗实录》卷322。

(86)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七。

(87)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七。

(88)　《清宣宗实录》卷231。

(89)　同上书，卷322。

(90)　黄爵滋：《敬陈六事疏》，《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中华书局，1959年，第47页。

(91)　《清宣宗实录》卷271。

(92)　《清史稿》卷135《兵志六》。

(93)　《清仁宗实录》卷125。

(94)　《清宣宗实录》卷327。

(95)　《清史稿》卷135《兵志六》。

(96)　《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97)　同上书，卷14《艺文下》。

(98)　《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99)　同上书，卷8《民食》。

(100)　《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101)　同上书，卷11《策略》。

(102)　周凯：《内自讼斋文钞》卷1。

(103)　《三省边防备览·策略》。

(104)　石韫玉：《纪教军始末》。

(105)　《圣武记》卷9。

(106)　《清仁宗实录》卷39。

(107)　彭延庆：《当阳县避难记》。

(108)　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5。

(109)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元年四月十九日毕沅奏。

(110)　《圣武记》卷9。

(111)　《圣武记》卷9。

(112)　《圣武记》卷9。

(113)　《圣武记》卷9。

(114)　《圣武记》卷9。

(115)　《圣武记》卷9。

(116)　《圣武记》卷9。

(117)　《圣武记》卷9。

(118)　《圣武记》卷9。

(119)　《圣武记》卷9。

(120)　《圣武记》卷9。

(121)　《圣武记》卷9。

(122)　《圣武记》卷10。

(123)　《圣武记》卷10。

(124)　《圣武记》卷10。

(125)　《清史稿》卷344《额勒登保传》。

(126)　《啸亭杂录》卷8。

(127)　《圣武记》卷9。

(128)　《清史稿》卷356《谷际岐传》。

(129)　卢坤：《秦疆治略》。

(130)　《三省边防备览》卷13。

(131)　道光《巴州志》卷4。

(132)　《圣武记》卷10。

(133)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5。

(134)　同上书，卷1。

(135)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24。

(136)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1。

(137)　《靖逆记》卷5。

(138)　《靖逆记》卷5。

(139)　《靖逆记》卷5。

(140)　《靖逆记》卷5。

(141)　《清史稿》卷16《仁宗本纪》。

第十三章
对外关系

清代前期，中国与朝鲜、日本、越南、缅甸、尼泊尔等相邻国家以及南洋诸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与此同时，俄、英、法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扩张也空前加剧了，中国人民面临着反对侵略、捍卫国家独立主权的严重斗争。

第一节
清朝与亚洲各国的关系

一、与朝鲜的关系

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在清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早在清朝初年，两国就建立了政府间的联系，双方使节频繁来往，传递消息，互赠礼物，很为亲善。康熙五十六年（1717），康熙得知朝鲜国王李焞患眼疾，特地派遣侍读学士阿克敦等官员前往朝鲜，送去药材空青，以便医治(1)。乾隆五十年（1785），清朝赴朝使节回国后，将朝鲜国王的诗章呈交乾隆皇帝阅看，乾隆很是赞赏，特回赠给朝鲜国王仿宋版“五经”全部和笔墨等物。(2)

中朝两国间的商业贸易也很繁盛。每年朝鲜使臣都要在北京会同馆和清朝官方进行贸易，被特许“不拘期限”(3)。除此以外，两国还在边境地带，开展定期的“互市”，主要有三个市场。

一是鸭绿江东南岸的中江（义州）市场。中国凤凰城等地方官员并有一商人随同，前往此处市易，每年限定两次，春季在二月，秋季在八月。

二是图们江东岸的会宁市场。宁古塔等地的中国商人到此处市易，限定每年一次。

三是图们江南岸的庆源市场。珲春一带的库尔喀人到此处市易，每两年一次，每次二十日。(4)

以上三个市场都设在朝鲜境内，时间也有限制，不过两国的民间交易并没有局限于这三处，时常还开辟新的贸易地点。如朝鲜义州和开城的富商在清朝使臣回去的时候，常混入其队伍，携带人参和银子，渡过鸭绿江到“栅门”（凤凰城边门）外进行交易，朝鲜史书称之为“栅门后市”。(5)

贸易物品的种类很多。中国商人用以交易的为绸缎、皮货、布匹、文具等，而朝鲜商人则为纸张、苎布、人参、牛马和食盐等。其中朝鲜人制造的棉纸，很受中国民众的喜爱，尤其在东北寒冷地区，是冬天糊窗御寒的重要材料，一般称为“高丽纸”。交易规模也不小。虽然康熙四十一年（1702）清政府规定征收的中江税额只有四千两(6)，可是据当时朝鲜学者丁若镛在《牧民心书》中说，每年由于贸易，从朝鲜流入中国的银子达五六十万两。雍正六年（1728），皇帝批准将“朝鲜国人赊欠内地商人银六万两，令该国王将已收银存于彼国。如有应用之处，听其支用。其未完者，概行免追”。(7)

在经济上互相帮助，在生产技术上互相学习，是中朝人民亲密关系的又一体现。康熙三十七年（1698），朝鲜连年灾荒，康熙帝派遣户部侍郎陶岱运米三万石往朝鲜，其中一万石是无偿赠给，两万石是平价贸易，帮助朝鲜人民渡过困难(8)。朝鲜作家朴趾源1781年结束了在中国的旅行，在他所写的《热河日记》中对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很是称赞，他主张采用辽东农民用细垄种植作物和燕蓟居民拾取牛马粪的方法，以改进朝鲜的农业生产。入清以前，中国与朝鲜在活字印刷术方面即互相交流经验，此术首先由中国创造而后传到朝鲜，14世纪朝鲜发明铜活字印书的技术，并将之传回中国。入清以后，中国又于18世纪发明木制活字印书，且又传到了朝鲜。

两国文化上的来往也很多。每年来北京的朝鲜使节团中总要有许多学者文人，他们经常到北京琉璃厂去采购书籍。乾隆四十一年（1776），朝鲜学者李德懋在北京，就先后去了十二家书店，找到了一百三十多种需要的书籍。除买书以外，他们还非常注意结交中国的文人。朝鲜学者朴齐家、柳德恭二人多次来到北京，他们和中国著名学者纪昀、李鼎元、罗聘、孙星衍等成了莫逆之交。纪昀、孙星衍都作诗送给朴齐家，齐家回国后也常给纪、孙等人写信。嘉庆二十一年（1816），朝鲜学者赵寅永在北京结识了中国金石学者刘喜海，将几十部朝鲜古碑拓本送给刘。以后他们经常通信交流学术。刘喜海在赵寅永等朝鲜友人帮助下，编辑了一部《海东金石苑》，成为研究朝鲜历史和中朝关系的重要著作。

二、与日本的关系

清代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传统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两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往来很是频繁。17世纪30年代，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国家来日贸易，但是允许中国和荷兰商船进入日本交易，并为此确定长崎港为通商地点。清政府也很重视对日本贸易。康熙十二年（1673），清平南王尚可喜致书长崎奉行（长崎行政长官），表示开展贸易往来的意愿(9)。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开放“海禁”以后，赴日商船日益增多。第二年，康熙帝命令福建地方官员，派官船十三艘，装载台湾产的砂糖，开往日本。(10)

两国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使中日贸易迅速发展。康熙二十三年进入长崎的中国商船有二十四艘，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猛增到一百九十三艘，短短五年内就增加了三倍。而这一年进入日本的中国人亦达到九千一百二十八人之多(11)。随着贸易的繁盛，长崎修建了专供中国商人居住的唐人坊，总面积达九千三百七十坪（一坪约合3.3平方米），有住房、市场、库房及关帝庙、观音堂等许多建筑物。

当时驶往长崎的中国商船，无论是来自南京、苏州、镇江，还是来自福州、厦门，或是来自两广地区，大都先停泊在普陀山（舟山列岛的一个小岛），然后开往日本。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不管是逆风、斜风，都能自由航行。其中大船载货可达五六十万斤，一般也有二三十万斤，最小也载十万斤。(12)

中国商船携带的商品，种类繁多，包括了中国十五省的许多物产，如生丝、绸缎、瓷器、茶叶、药材、纸张、砂糖、染料、工艺品以及书籍、文具等等，涉及民众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

中国商人买回的货物以铜为大宗，其次为金银，还有海参、鱼翅等海产品。其中铜的交易具有突出的意义。铜是铸币的主要原料，而自清初以来，国内产的铜一直不敷使用，需要从日本进口，为此，清政府采取官商办铜和额商（自备成本应招民商）办铜两种方法以保证铜的输入。乾隆时曾禁止丝斤出口，唯赴日办铜船只可以例外，可见其被重视的程度。据统计，从康熙二十三年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的十七年间，中国商船从长崎运出的铜达六千九百余万斤，其中以年计最低者为二百余万斤，最高者为七百余万斤，年平均为四百余万斤(13)。面对铜的大量输出，日本政府感到铜的产量不足供应，决定加以限制。康熙二十四年（1685），限定中国商船年贸易额为六千贯，康熙二十七年限每年入港的中国商船数为七十艘。康熙五十四年（1715），日本限中国入口船数为三十艘，准购铜三百万斤；同时还执行信牌贸易法，规定凡来长崎贸易的船只必须持有预先发给的通商照票——信牌，凭牌进港贸易。尽管日本的限制政策影响了中日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但由于铜的交易不仅对中国有利，而且给日本带来急需的中国生丝与丝织品、砂糖、药材等物品，因而这种交易长期存在，而且始终维持较大的规模。整个18世纪，每年中国从日本输入的铜都在一百五十万斤左右，就是最好的证明。(14)

清代留居日本的中国人不少，他们带去了中国文化，为日本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清初学者朱舜水就是较突出的人物。他到日本以后，被水卢地方的封建诸侯德川光圀奉为宾师。在朱舜水的影响下，光圀开馆修《大日本史》，提倡“大义名分”，形成有名的“水户学派”。近代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说：“木下顺庵、林凤冈、山鹿素行等，凡当代的学者无不直接间接受到他的感化，给日本儒学界以极大的影响。”(15)和朱舜水同时来日的还有陈元赟，他把明朝袁宏道的《袁中郎集》，传给日本僧人元政。元政根据此书，鼓吹性灵派诗风，对日本文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此外，陈元赟还传播中国的瓷器制造术，推动了日本制瓷业的发展。福建黄檗山禅宗僧人隐元在日本的十九年间，不仅开创了日本禅宗中的黄檗宗，而且对于中日之间在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等方面的交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相传是他把扁豆的种子传入日本，所以日本人为纪念他，至今仍称豆角为隐元豆，或简称为“隐元”。

三、和缅甸的关系

缅甸是中国的邻邦，两千多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清朝初年，由于中国处于战乱之中，两国官方没有建立正式的关系。但是，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仍然很频繁。缅甸南部濒临印度洋，盛产鱼和盐，不少民众携带货物，乘船北上到中缅交界地区和中国人交易，同时缅甸北部矿产丰富，中国湖广、云南等地民众纷纷前去开采，仅在波龙银矿就集有汉人数万人之多。(16)

缅甸和清朝政府间的正式关系是在乾隆十八年（1753）开始的。这一年通过中国云南茂隆银厂吴尚贤的介绍，缅甸国王派遣使臣携带驯象、涂金塔等礼物前来中国通好，受到清朝政府的隆重款待。乾隆皇帝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让缅甸使臣带给缅甸国王。只是不久缅甸发生内乱，而吴尚贤又死去，所以刚刚建立起来的联系中断了。从此，两国之间关系趋向紧张。

乾隆二十八年（1763），缅甸军队侵犯中国普洱地区，紧跟着在乾隆三十年（1765），又进攻中国九龙江橄榄坝，占领车里土司城。清朝大学士杨应琚率领清军击退缅军进犯后，请求清政府征讨缅甸，并致书缅甸进行威胁，于是中缅之间的战争持续不已。乾隆三十二年（1767），清朝政府委派将军明瑞分两路进攻缅甸，因粮草不继而失败，明瑞战死。乾隆三十四年（1769）清朝又调集数万军队，由傅恒统率征缅。经过激烈战斗，双方损失很大，都不愿再打下去。于是达成协议，清军退回中国境内。

战争的结束使中缅两国关系走上了新的发展之路。乾隆五十二年（1787）缅甸国王遣使来华，受到清政府的接待，乾隆皇帝还回赠给缅王佛像、文绮、珍玩器皿等许多物品，两国政府间的关系终于建立起来。自此以后，两国使节频繁往来。清朝在乾隆五十二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六十年（1795）、嘉庆元年（1796）和道光二年（1822）五次遣使赴缅，而缅甸使节在此期间也四次来华。两国代表团的互访，使中缅两国关系更加融洽。缅甸使节每次回国后总是绘声绘色地向本国人描述在中国的见闻，“如何昼夜赐宴款待，如何演戏观剧，清帝如何必欲一聆缅乐，如何彼等乘坐大轿游览皇城，京师奇异，官吏服式如何等等，莫不淋漓尽致”。(17)

中缅和睦关系的建立，使两国之间的贸易也得到恢复和发展。乾隆五十五年，缅甸赴华使节向清政府要求恢复因战争而中断的贸易往来，得到乾隆皇帝的批准。为了便利中缅贸易活动的开展，清朝政府在云南边境设立杉木笼、暮福、南河口等关口，“开关通市”(18)，这样，中缅两国间的贸易活动就在新的基础上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当时缅甸北部的八莫成为两国贸易的中心，从云南到八莫的大道上，往来交易的人很多。中国商队驮载货物入缅贸易所用牲畜，一般每一次用四百头牛，有时多至二千匹马。交易的品种也不少，中国输入缅甸的货物有铜、铜器、铁锅、雄黄、水银、朱砂、丝、纸和伞等等；缅甸输入中国的有棉花、生丝、燕窝、鹿茸、食盐、宝石、象牙、羽毛等等。贸易额相当可观。道光六年（1826）缅甸卖给中国的物品，仅棉花一项就达到一千四百万磅，售价二十二万八千英镑。(19)

中缅两国当时不仅陆路贸易很繁盛，而且还通过海路进行交易。尤其是进入19世纪以后，中国沿海的广东、福建等地商人，从海路到缅甸经商者越来越多。

贸易的交往，对于中缅两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中国的铜、铜器和铁器的输入，对缅甸的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而缅甸棉花之输入中国，对于当时缺少棉花的云南，则不但为当地民众所必需，而且还促进了云南纺织业的发展。(20)

随着中缅两国政治经济等方面关系的发展，旅居缅甸的华侨日趋增多。他们在缅甸各地，“或事种植，或事工艺”，积极传播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和当地劳动人民一起开发资源，发展生产，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因而缅甸“在同中国接壤的省份，有一种很有趣的情况：那里的人民毫不在乎地在两国政府（中国政府和缅甸政府）的管理下生活，两国政府以平等的权利参与批准这些地方的执政者，但是通常都是明智地选定同一个人”。(21)

四、清朝和暹罗的关系

清代中国和暹罗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顺治九年（1452）暹罗国王派遣使臣来华通好，要求开展两国间的贸易，得到清政府的允诺，自此以后，暹罗使节不顾重洋阻隔所带来的风险，经常到中国访问，每次都受到清政府热情的接待。雍正七年（1729）暹罗来使请求“观光上国，遍览名胜，回述以广见闻”，得到雍正皇帝的准许。清政府派遣官兵陪同使臣参观，还赏给他一千两银子，以便遇所喜物件，“听其购买”。嘉庆元年暹罗使臣应邀参加了在宁寿宫举行的“千叟宴”。在宴会上，嘉庆皇帝还赠给他诗一首。(22)

清代中国和暹罗不仅保持频繁的接触，而且很少发生冲突和纠纷，关系十分密切和融洽。嘉庆十年（1805）暹罗和邻国缅甸发生战争，清政府出于善意，从中进行调停，要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当时暹罗在战争中尽管处于优势地位，但还是尊重清朝的劝告，一场争端获得和平解决。道光十年（1830），一艘中国船在海上被大风刮沉，暹罗民众将遇险的清朝官员马竹芳眷属搭救脱险。暹罗国王闻讯后，不仅下令对中方被救人员“迎接资赡”，而且还借其使节来华之机，将他们护送回国。道光皇帝对此十分高兴，特地赠给暹罗国王和使臣许多礼物，以表示感谢。(23)

中暹两国的贸易往来也很兴盛。早在顺治初年，两国就开始了以朝贡贸易为中心的官方贸易活动。康熙四年（1665）清政府确定这种贸易每三年进行一次(24)。康熙四十七年（1708）清政府还免除了暹罗使臣所带货物的征税(25)。当时用以交换的物品，中国主要是生丝、丝绸、瓷器等，而暹罗则是沉香、苏木、犀角、翠竹等物品。有时清政府还特别破例允许暹罗购买某些“禁品”。雍正七年暹罗国王授命使臣向清朝要求购买东京弓二十张、红铜钱十担。清朝礼部以为“违禁，不准具奏”。雍正皇帝鉴于两国间的密切关系，下令准予采买(26)。乾隆元年（1736）乾隆皇帝也是出于同一考虑，赏给暹罗八百斤铜(27)。在那时，铜是严禁输出国外的。

与此同时，中暹两国之间的民间贸易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中国沿海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民众乘船到暹罗做买卖的愈见增多。特别是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废除南洋贸易禁令以后，这种往来就更加活跃。一位英国人这样叙述道：“像暹罗这样一个富庶的国家，给商业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场所。蔗糖、苏木、海参、燕窝、鱼翅、藤黄、靛青、棉花、象牙等等，吸引来很多中国商人，他们的帆船每年在二三月及四月初，从海南、广州、汕头（属潮州府）、厦门、宁波、上海（属江南省）等地开来。他们的主要进口货包括中国人消费的各种货物，还有大量的白银。他们按照不同的目的，选购货物，并于五月底及六七月间离开暹罗，船只共约八十艘。”(28)

在两国民间贸易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暹罗大米对中国的大量出口。暹罗地处热带，适宜水稻生长，产量也很高，价格较低廉。而清朝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口也大量增加，对粮食需求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一再颁布命令，鼓励进口大米。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下诏礼部，同暹罗使臣议定，每年运米三十万石到福建、广东和宁波三处，免征税(29)。以后清政府又多次下令鼓励从暹罗进口大米。清政府的这些措施，使得每年都有为数很多的暹罗大米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

旅居暹罗的华侨对发展中国和暹罗之间的友好关系也作出很大的贡献。17、18世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贫苦农民前往暹罗谋生的日益增多。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说：“暹罗流寓，闽、粤人皆有之，而粤为多，约居土人六分之一。有由海道往者，有由钦州之王光十万山穿越南境而往者。其地土旷人稀，而田极肥沃，易于耕获，故趋之者众也。”中国人来到暹罗后，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等活动。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暹罗代表报告说，1679年，暹罗的航运船艇差不多全是华侨建造和经营的(30)。雍正二年（1724）广东官员有一次发现到中国的暹罗商船上的九十六个梢目，“全是广东、福建、江西等省人民”。依照清朝法律要强迫他们迁回中国，而这些人“居住该国（暹罗）经历数代，多有亲属妻子”，但“仍令回国居住”(31)。此外，马来半岛上的暹罗土地是草昧鸿荒之地，经过华侨的艰苦努力，也很快开发出来。华侨把暹罗看做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们不仅为发展暹罗的经济而辛勤劳动，而且为捍卫暹罗的独立主权而英勇斗争。1760年缅甸军队侵入暹罗，并占领了首都，在暹罗处于危难的时候，华侨郑昭毅然挺身而出，组织领导武装起义，经过浴血奋战，赶走了缅甸侵略军，收复了失地，并进而战胜了分裂割据势力，完成了国家的统一。郑昭不愧是暹罗历史上杰出的君主和民族英雄。暹罗人民为了纪念他，在统亚里建筑了堂皇的郑王庙（曙光庙），奉祀不衰。(32)

五、中越关系

中国与越南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清朝统一中国以后，这种关系又得到了发展。早在顺治年间，两国就开始了官方往来。顺治十七年（1670）安南国王派遣使节来到北京，双方互赠礼物，欢洽异常。从此两国亲善使臣频繁往来，加强了彼此间的了解和联系。

良好的国家关系也为经济贸易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时越南人对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等物很喜爱，来华的越南使臣在归国途中，总是到江宁（即今南京）购买绸缎。为了便利使臣购买，并避免与当地商人发生纠纷，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政府下令要当地官员为越南使臣代为购置(33)。同时，每年还有很多中国帆船满载绸缎、瓷器等商品前往越南贸易。据一位英国人统计，每年开往越南的中国帆船有六十三艘之多。其中来自广东、福建、浙江、江南等省的有二十艘，来自海南岛的有四十三艘。(34)

此外，两国边境地区的往来贸易也很活跃。和我国广西地区毗邻的越南北部谅山、驱两地是两国商民交易的地方，来往的民众很多。乾隆九年（1744），清政府为了方便两国民众的出入，特地把历来封禁的，距驱最近的广西由村隘口开放，以“便商利民”(35)。这样，在中越边境的广西一侧，除了原有的平而和水口两关外，又增加了一个新渠道，供双方商人利用。越南政府对边境贸易也很支持，乾隆五十八年（1793）越南在其北部境内添设了花山市，从中国平而关出口的中国商人，可以乘船直接到花山交易，路程仅二百里，相当方便。

中国和越南山水相连。很早以前就有不少中国人移居到越南，清代到越南去的华侨愈益增加。这些中国人来到越南以后，和当地人民一起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用辛勤的双手发展越南的经济。越南是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但当时越南人多数还“不谙采炼”(36)，因而越南各地的不少矿山都是由华侨矿工首先探明和开采的。越南史籍记载说，18世纪时，越南“各镇，金、银、铜、锡诸矿多募‘清人’掘采”。“自矿厂盛开，监当官多集‘清人’采之。于是，一厂佣夫至以万计。矿厂户，结聚成群，其中多潮州、韶州人”(37)。华侨对越南南部的开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康熙十八年（1679）明朝遗臣杨彦迪、陈上川等因“义不事清”，率领所部三千余人来到越南，被当时越南阮氏政权派往东浦（今嘉定）去开发他们的新领土。杨彦迪和陈上川等人来到东浦后，和当地人民一起开垦荒地，兴修水利，铺设道路。建设城市。经过华侨和当地民众胼手胝足的劳动，昔日遍地荒野，人烟稀少的东浦地区，逐渐发展成为繁华的对外贸易港口，“清人及西洋、日本、阇婆（印尼爪哇）诸国商船凑集。由是汉风渍于东浦矣”。(38)

康熙四十七年广东雷州人郑玖也带领一千余人投奔安南，被安南封为河仙镇总兵。在他的领导开发下，河仙很快由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变为富庶的地方。

华侨在越南不仅从事生产活动，而且在文化教育事业上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旅居嘉定的华侨郑怀德（福建长乐县人），学识渊博，善文工诗。他撰写的《嘉定通志》一书，记述了越南南圻各镇的疆域、风俗、物产及历代沿革，是越南阮朝编纂《大南实录》、《大南列传》和《大南一统志》的重要依据。原籍福建漳州的潘清简来到越南后，做了越南封建王朝的官吏。他才华横溢，是当时越南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著作有《梁溪诗草》、《卧游集》等，他还主持了《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和《大南（正编）列传》等书的编修。所有这些，在越南历史学和文学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在清代中越交往中，由于两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缘故，也曾发生过纠纷和战争。18世纪下半叶，越南黎朝的统治日益腐朽，1771年终于爆发了西山农民起义。起义军得到人民的拥护，发展很迅速。黎朝皇帝慑于起义军的威势，到处流窜，只得向清朝统治者求救。乾隆五十三年（1788）乾隆皇帝派两广总督孙士毅统军入越南。开始时，清军进展迅速并攻占了东京（今越南河内），但乾隆五十四年（1789）清军被击败，退回广西。这以后，乾隆皇帝看到黎朝完全失去人心，已经没有恢复的希望，便不再支持黎朝的流亡皇帝，而西山农民军也愿意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这样又恢复了交往，建立了正常的关系。18世纪末叶和19世纪初年，越南财政紧张，其封建统治者为摆脱困境，派遣“乌艚船百余，总兵十二人，假采办军饷，多招中国沿海亡命，啖以官爵，资以器械船只，使响导入寇闽、粤、江、浙各省”(39)。给中国沿海地区正常的商业贸易活动造成很大的破坏，引起两国间不断的交涉。直到嘉庆七年（1802）越南由于王朝的更替，它对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骚扰活动才得以停止。清代中越间的纠纷和战争是两国封建统治者所造成的，是违背两国人民愿望的，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主要的。

六、与廓尔喀的关系

尼泊尔是我国西藏高原和印度平原之间的一个山国，自古以来，和我国的西藏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进入清朝以后，尼泊尔正处于尼瓦尔族所建立的马拉王朝统治时期。当时尼泊尔和西藏地区的贸易往来非常兴盛。许多尼泊尔商人前来西藏做买卖，有的“自康熙年间即在前藏居住，皆有眷属，人户众多，不下数千名口”(40)，并且与当地人互通婚姻。后藏的济咙、定日、聂拉木一带盛产食盐，当地藏族民众主要从事畜牧业，粮食布匹缺乏；而居住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居民又需要食盐。于是藏族民众就用食盐和毡子来换取尼泊尔人的粮食和布匹，双方频繁往来，互通有无。聂拉木、宗喀、济咙等处是西藏通往尼泊尔的主要口子。不论是尼泊尔运往西藏各地的货物，还是西藏出口到尼泊尔的商品都要经过这里。为了贸易和运输的方便，这些地方都备有骡马供给来往商人雇用，同时，它们也是西藏地方当局对商人收税的地方，只要在这里纳过税，“可以走遍全西藏就再不用缴纳什么税款了”(41)。在西藏的尼泊尔人中，除了商人以外，还有许多工艺匠人。他们在西藏不仅为各大寺庙进行修建和装饰，而且还制作各种敬神用的金银铜器。可以说，在清代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尼两国的关系是友好的，边境也是和睦的。

乾隆中期以后，中尼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尼泊尔自古就由很多部落、土邦割据着，尼泊尔族的马拉王朝也未能统一全部尼泊尔。马拉王朝开始衰落后，内部纷争更加激烈。加德满都各地存在有三个王国，他们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和战争。正在这时，邻近的由拉奇普得族统治的廓尔喀却日益强盛起来，它利用三个土王分裂混战之机，在1769年攻下加德满都，灭掉了马拉王朝，建立了廓尔喀王朝。新王朝对外采取扩张政策，因而和中国的关系也趋向紧张。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以两国商民贸易中的争端为借口，大举侵入西藏，占领了后藏的聂拉木、宗喀、济咙等地。清政府闻讯派遣侍卫大臣巴忠、四川将军成德和总督鄂辉统领军队前去援助。巴忠等到达西藏后，拥兵不战，指使西藏地方当局与廓尔喀举行谈判，且不经过达赖喇嘛的同意，私自答应每年给廓尔喀一万五千两银子，作为其退还所侵占的西藏土地的代价(42)。廓尔喀退了兵，巴忠即向清中央政府报称廓尔喀投降归顺。但达赖喇嘛不愿无偿给尼泊尔银两，不久双方又起纠纷。

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以西藏负约为辞，再次入侵西藏。清朝驻藏大臣保泰见廓尔喀侵略军来势凶猛，惊慌失措，竟然准备放弃西藏，逃回内地。在这种情况下，藏军被打得大败，廓尔喀军攻占后藏首府日喀则，并大肆抢掠，全藏大震，清政府也大为吃惊。乾隆皇帝派遣大将军福康安统军征讨廓尔喀。乾隆五十七年（1792）二月，福康安率军到达西藏以后，接连打败廓尔喀军，收复了失地。随之又分兵三路深入尼泊尔境内七百余里，一直进迫到加德满都附近。面对这种形势，廓尔喀请求停战和好，得到清政府的允许。于是清军归还所占土地，撤回西藏境内，清朝和廓尔喀的战争至此结束。

战争的中止使清朝和廓尔喀又恢复了正常的关系。乾隆五十八年廓尔喀派遣使臣到北京通好，两国建立了正式的邦交。因为战争而一度中断的西藏与廓尔喀贸易又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加紧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和扩张，中国和尼泊尔两国人民都面临着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严峻斗争，彼此间的友谊和交往便更加加强了。

七、与南洋诸国的关系及华侨对南洋的开发

位居南洋的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自古以来和中国有着友好的往来。特别是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七次出访东南亚、阿拉伯、非洲等地区时，也路经和派使节访问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以及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等，使得中国和南洋地区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然而自16世纪以来，南洋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国纷纷东来。他们对富饶的南洋垂涎三尺，采用极野蛮残暴的武力征服手法，建立殖民统治。随着明正德六年（1511）葡萄牙占领马六甲，明隆庆五年（1571）西班牙侵占马尼拉，和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荷兰霸占爪哇岛的雅加达，南洋地区就相继沦为西方强盗的殖民地。

清朝入关后，南洋地区只有处于菲律宾群岛南部的苏禄国还保持独立地位。雍正四年（1726）苏禄国王派使臣来中国通好，第二年到达北京。他带来了苏禄国王给清朝皇帝的信件和礼品。雍正皇帝十分高兴，下令热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并回赠给苏禄国王不少礼物，还答应每隔五年两国通使一次(43)。自此以后，两国不断交往，关系很融洽。清乾隆五年（1740）中国商船在苏禄海上遇险，得到当地人民的营救，苏禄国王闻讯后特地派人护送遇险人员回国(44)。乾隆六年（1741）一艘苏禄船在中国沿海沉没，清政府也把被救人员送回苏禄去(45)。清朝和苏禄的这种友好交往一直继续到1851年西班牙殖民军攻占和乐岛才中止。

由于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商船的排挤和竞争，给中国和南洋的贸易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是在18世纪中叶以前，这种传统的贸易往来仍然很活跃。当时，中国商船不仅冲破西班牙殖民者设下的重重阻碍和封锁，到苏禄国进行交易，而且经常前往爪哇岛和苏门答腊等地贸易。一个英国人这样描述道：“中国与南洋之间的中国帆船贸易，这些帆船每年驶往爪哇、婆罗洲北部及西北部诸港，苏禄群岛、西里伯的麻喀萨（Macassar），以及苏门答腊的若干口岸……从中国来的出口货物，主要是粗陶器、丝织品、茶叶、家具，以及其他华侨的家常用品……帆船载回的货物有班卡（Banca）的锡、巴达维亚的糖与牛皮和胡椒、槟榔、燕窝、海参、蜂蜡、海藤等物，以供应中国市场的需要。”(46)中国与南洋的贸易往来，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而且由于中国进步的生产技术和产品的输出，也促进了南洋的开发。可惜的是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南洋经济扩张的加剧，和清政府日益严厉地推行闭关政策，在1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对南洋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逐渐走向衰落。

在中国和南洋的关系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华侨进入南洋及对南洋的开发。

中国人开始移居南洋的时间很早，但真正大规模的定居，是17世纪以后的事。随着中国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许多由于封建剥削而破产的农民漂洋过海，寻求生活出路。另外，西方殖民者由于需要勤劳、能干而又廉价的劳动力来开发他们在南洋占领的殖民地，也采取许多措施，包括武装俘掠，来引诱和胁迫中国人前往南洋。在这种情形下，流入南洋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菲律宾群岛中的吕宋岛，16世纪末年，有华侨一万人以上，17世纪中期达到三万人，18世纪中期更增至四万人。爪哇岛上的华侨也不少，仅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一地，1629年有华侨二千人，1740年达到六万人以上。至于马来亚，据《马来纪年》载，1824年马六甲总人口是五万九千二百六十人，其中华侨就有四千一百三十四人。

移居南洋的华侨，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其中既有破产农民，也有各种手工业者；小部分是小商贩和政治流亡者。他们在南洋和当地人民一起，开垦荒地，采掘矿藏，建设城市，发展商业，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来开发南洋。

如印度尼西亚，其经济的发展华侨就起了很大作用，爪哇的制糖业就是在华侨创办之后发展起来的。18世纪时，巴达维亚附近的一百三十家糖厂中，有一百二十五家是由华侨经营的(47)。邦加和勿里洞的锡矿场很早就由华工开掘，加里曼丹的金矿也大多是由华侨组织的公司进行采掘。1823年从西加里曼丹出口的黄金数量达八千万荷盾(48)。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建设也洒下华侨的汗水。17世纪荷兰殖民者侵占爪哇、建立巴达维亚时，当地还是野兽出没、满目荒凉的地方。华侨和当地人民餐风宿露，艰苦奋斗，开垦荒地，种植作物，发展工业，沟通商业联系，逐步使之发展成一个繁荣的港口城市。(49)

在菲律宾的经济生活中，华侨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华侨商人来往于菲律宾与中国之间。他们从中国运来菲律宾人所需要的棉织品各种衣料、家用陶器、各种金属制品以及粮食和各种食品等，这不仅满足了当地人民的生活需要，而且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华侨商人还深入到菲律宾的城乡市镇，一方面向民众销售中国商品，一方面收购当地土特产品，他们是城乡商业联系的重要沟通者。在菲律宾的华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各种手工业劳动，马尼拉某些小手工业几乎全为华侨所经营。在生产过程中，华侨还把生产技术传授给当地人，他们教会了菲律宾人榨蔗、制糖和炼铁的方法，把使用垂直的石碾和浅熬锅的第一家糖厂引进了菲律宾。(50)

华侨对马来半岛锡矿的开采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森美兰的卢库地方是重要的产锡地，据英国人记载，该地很早就有华侨在采掘。雪兰莪的双溪乌戎，1828年已有华侨矿工一千人左右，分九个公司进行挖掘。(51)

历史事实表明南洋地区的发展和繁荣是广大华侨和当地人民艰苦奋斗、流血流汗换来的。但是不仅华侨辛勤劳动果实的大部分被西方殖民者掠夺而去，而且他们自身也还遭受着这些殖民者的残酷迫害。西方殖民者为了削弱华侨在南洋的经济势力，不断对华侨进行血腥的屠杀。如西班牙殖民者在1662年、1686年和1762年曾对旅菲华侨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屠杀，使数万华侨倒在血泊之中。

面对凶恶的殖民强盗，华侨与当地人民一起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和斗争。1740年荷兰殖民者强迫贫苦的华侨到锡兰岛去当苦役，华侨拒绝前往，就将他们戴上手铐押入船内。船上条件很恶劣，许多华侨还没到锡兰就死在途中。殖民者的暴行，激起广大华侨的愤慨。1740年5月，爪哇的华侨首先举行武装起义，围攻巴达维亚。其他地区的华侨和当地人民也纷纷响应。荷兰殖民者调集军队进行镇压。他们惨无人道地屠杀华侨，连老人孩子及怀孕的妇女也不能幸免。被杀害的上万名华侨的鲜血染红了巴达维亚的溪流。历史上称这次屠杀为“红溪事件”。殖民者的屠刀没有吓倒华侨。他们和当地人民联合，为反对殖民统治共同战斗，包围了殖民者的据点三宝珑。1741年还全部歼灭了驻守在卡尔特苏拉的荷兰殖民军。这次起义后来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却给了荷兰殖民者沉重的打击。

在反抗殖民者的斗争中，有的华侨联合起来，组织了自治团体。这以西加里曼丹的兰芳大统制最为著名。乾隆三十七年（1772）广东梅县人罗芳伯到坤甸东万律山开采金矿。为了抗击荷兰殖民者的侵袭，他联合附近开矿华工三四万人，在当地居民的支持下，于1777年成立了兰芳公司并把东万律、坤甸、南巴哇、山口洋等地的金矿公司吸收过来，扩大公司的组织，以坤甸为公司总厅，称“兰芳大统制”，罗芳伯自称“大唐客长”。这是一个生产和自卫的组织，对于保卫华侨的利益，抵御荷兰殖民者的侵扰，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清政府敌视华侨势力，使华侨在海外势力得不到国内的支援，兰芳大统制终于在1884年为荷兰殖民者所攻灭。

华侨和南洋人民联合反抗西方殖民者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在斗争中所结下的深厚友谊却是永世长存的。

第二节
清朝与沙皇俄国的关系

一、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暂时遏制了沙皇俄国对我国黑龙江流域的扩张，但沙俄殖民主义者仍然坚持对中国侵略的政策。他们乘外贝加尔地区中俄边界尚未划定之机，不断派军队侵入这一地区。同时，他们还插手中国内政，支持和怂恿蒙古准噶尔内部分裂势力发动叛乱，妄图侵占我国西部和北部蒙古族地区。在清政府先后粉碎了准噶尔头目噶尔丹和其继承者策妄阿拉布坦的叛乱活动以后，沙俄殖民者仍不死心，又采用逐步蚕食的方法来侵吞中国领土。他们经常向蒙古地区派出骑兵队，建立所谓“骑兵防哨线”，公然宣称：“我们只承认俄国派出的哨兵……所确定的边界。”(52)这就是说沙俄军队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为俄国的领土！他们就是用一些可耻的方式侵吞了色楞格斯克以南和鄂嫩河一带的大片中国领土。沙俄的侵略行径，使清政府极为不安，对其警惕性也加强了。

对中国日益加紧的经济扩张，是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侵略中国的又一重要方面。

沙皇彼得一世统治时期（1689—1725），是沙俄疯狂向外侵略扩张的时期。他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军事费用浩大，造成国库枯竭，急需增加财政收入。为此，彼得一世颁布命令：“尽可能搜集金钱，因为金钱是战争的动脉。”(53)在这种情况下，沙俄把对中国加紧经济侵略当成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之一。从1698年（清康熙三十七年）到1718年（清康熙五十七年）的二十年间，俄国来华的官方商队达十次之多，每次人数差不多都超过二百人，最多时有八百多人(54)。他们把从西伯利亚掠夺到的毛皮等物品，运到北京高价出售，然后再把俄国所需要的绸缎、布匹和金银运回国，从中赚取惊人的利润。如1698年梁古索夫商队运来价值三万一千三百卢布的皮货，而换回的中国货物的价值却达六万五千卢布。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勃科夫商队运来的皮货价值是三万二千三百卢布，换回货物的价值也达到七万六千卢布。1706年（清康熙四十五年），奥斯科尔科夫商队获利五万五千卢布；1708年（清康熙四十七年）胡佳科夫商队获利更高达二十七万卢布之多。(55)

巨大的利润使得沙俄对华经济扩张的胃口越来越大。1710年（清康熙四十九年）沙皇政府竟公然任命来华商队领队胡佳科夫为“商务专员”，授予他解决俄国与中国商人之间争端的司法职权。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的行径。清朝政府对此提出了严重的抗议(56)。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沙俄外交部在给将要出使中国的伊兹玛依洛夫的训令中，命令他在与清朝政府的交涉中，要求清政府允许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各个地方完全自由地进行贸易。(57)

面对沙皇俄国咄咄逼人的侵略和扩张，清朝政府坚持划定中俄中段边界线的政策，以便制止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吞，杜绝其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早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时，清朝政府的首席代表索额图就提出了划定中俄中段边界的建议。以后清政府又利用各种机会多次向沙皇政府表示这一愿望。但是贪婪的沙俄殖民者为了攫取更大的侵略利益却采取拖延划界的策略，一再拒绝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康熙五十六年康熙帝就指出：“因定议喀尔喀事，曾行文于察罕汗（即沙皇），今十余年，未尝回文。”(58)沙俄的蛮横态度逼得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措施。1719年5月，清朝理藩院致函沙皇政府，拒绝俄国商队进入中国(59)，暂时中止了中俄贸易活动。以后虽然经过沙皇政府派遣的伊兹玛依洛夫使团的强烈要求，清政府又曾一度恢复了中俄之间的贸易关系，但是由于沙俄不遵守中俄达成的协议，继续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颠覆活动，雍正二年清政府终于完全断绝了中俄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对于清朝政府的严厉措施，沙俄政府感到十分惊慌。为了恢复和发展对俄国有巨大利益的中俄贸易，它不得不改变态度，同意就划定中俄中段边界和清政府进行谈判。

1725年（雍正三年）6月，沙皇政府正式任命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为“特遣驻华全权大臣”，由他率领俄国使团赴中国和清政府谈判。使团临行时，沙皇政府给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下达了详尽繁多的训令。其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

第一，争取和中国缔结商务条约，“或者至少也应恢复已经中断了的商务关系”。

第二，和中国划定边界，要以俄国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为依据，不要把矿区，特别是把有价值的土地和战略地点让给中国。

第三，设法处理两国边界的逃人问题。

第四，要竭力使俄国东正教会获得在北京修建教堂和传教的权利。(60)

此外，沙皇政府还给萨瓦下达了秘密指示，要他探知中国的军事实力和物产资源(61)。事实很清楚，沙皇政府妄图通过谈判，来达到其扩大在中国侵略权益的目的。

1726年（雍正四年）11月1日，沙俄使团到达北京。清政府派遣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和兵部侍郎图理琛等和沙俄使节谈判。在长达六个月的谈判过程中，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耍尽了阴谋诡计。谈判开始时，他采用拖延手法竭力回避划界问题，随之反诬中国窝藏俄国“逃民”。特别是他还和法国在华耶稣会士巴多明秘密勾结，刺探清朝情报，并通过巴多明买通了深悉内情的清朝大学士马齐。马齐这个民族败类，竟然把“中国大臣们的态度和意见全部告诉了萨瓦”(62)。清朝谈判代表对萨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仅批驳了他对中国的种种诬蔑之词，而且揭露了沙俄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侵占了中国蒙古地区大片土地。同时为了不使谈判破裂，清政府也主动作了某些让步。1727年（雍正五年）4月1日中俄双方就原则问题达成十条协议，主要是：乌第河地区未定边界，留待以后议定；两国逃跑犯人要互相引渡；中国允许俄国商队每隔三年自费来北京贸易一次，人数定为二百人；在中俄两国边界地区将设立两个贸易中心，以进行经常的贸易；两国要接待对方派来的使节，不予以阻难。(63)

清朝政府以从来没有和外国使臣在北京签订条约的旧例，决定要俄国使节前往色楞格斯克附近的布拉河畔和清政府方代表继续进行划界定约的谈判。七月三日，中俄双方在边境地区又开始谈判。中方首席代表隆科多坚持要求俄国归还侵占的大片蒙古土地。而萨瓦一方面收买蒙古奸细通风报信；另一方面竟调动军队，向清朝炫耀武力，公然以战争相威胁，扬言：“俄国在欧洲的战争已告结束，现在可以把它的注意力集中于另一方面的边界了。”(64)在谈判处于僵持的情况下，雍正皇帝决定对俄国退让，召回隆科多，改由策凌充任中方首席代表。这样到八月三十一日就按照俄方提出的划界方案签订界约，因为订约地点在布尔河畔，所以叫做《布连斯奇条约》。

这个条约规定了中俄中段边界：自额尔古纳河至沙毕纳依岭（沙宾达巴哈）之间，北部归俄国，南部归中国。

雍正六年（1728）六月二十五日中俄两国全权使臣根据北京协议和《布连斯奇条约》，在恰克图正式签订了两国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总条约——《恰克图条约》。

《恰克图条约》有满文、拉丁文和俄文三种文本，共分十一款，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边界方面。条约对此作了和《布连斯奇条约》相同的规定，并重申了《尼布楚条约》第一条规定：双方均不得占据乌第河和该处的其他河流。

第二，贸易方面。条约规定俄国商队每三年可来北京贸易一次，人数为二百人。并确定恰克图为两国边境贸易的地点。

第三，宗教方面。中国允许俄国在北京俄罗斯馆内建造东正教堂，并予以协助。同时还接受六名俄国学生来北京学习满文和汉文。

第四，越境人犯问题。条约规定，中俄双方对越过边界的逃犯要严行查拿，并送交有关国家的边界官员，按不同情节依法判罪。

《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使沙皇俄国获得很大的好处。首先它把沙俄殖民者非法侵占的我国蒙古地区的大片土地划入俄国版图。其次是恢复了中俄在北京的贸易，开辟了恰克图贸易市场，这使俄国获得远远超过英、法等西方国家在华的商业权益。另外，俄国还因此得到在北京建立教堂和传教的权利。这使沙俄的侵略势力更加深入中国。

不过，《恰克图条约》正式规定了中俄中部地段的边界（这段边界目前大部分已成为蒙俄边界），在限制沙俄对我国蒙古地区的侵略和扩张上也具有一定的作用，此后一百多年里中俄中部边界因此而一直保持稳定。

二、东正教在中国的罪恶活动

在沙俄向中国的扩张中，俄国东正教会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东正教又称希腊正教。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西部的天主教和东部的东正教，这标志着东正教的最后形成。东正教是沙皇俄国的“国教”，是它对内压迫、愚弄人民，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的工具。

17世纪60年代，沙俄殖民者切尔尼果夫斯基带领一伙沙俄匪徒闯入我国的黑龙江流域。他在雅克萨修建了一座东正教堂，以后又建立了一座修道院。这些沙俄强盗强迫当地居民信奉东正教，这是沙俄对我国推行精神侵略的开始。但他们的好景不长，随着清军对雅克萨的收复，这些活动即被中国军民制止了。

在中俄雅克萨战役（1685—1687）以后，有一批俄国战俘在清政府的同意下，自愿留居中国，他们大约有将近一百人(65)。清政府将这些人编为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置于北京东北角胡家圈胡同(66)，受到和旗人相同的待遇。以后这些人将康熙帝赐给他们的一座庙，改建成东正教堂。称作“圣尼古拉”教堂。中国人称为“罗刹庙”，也就是所谓“北馆”。这是在北京建立的第一座东正教堂，主持人为神父马·列昂节夫。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通过来华的俄国商队，沙皇彼得一世得知北京有俄国东正教的活动，认为是借机向中国伸张东正教势力的好机会。因之此后每当组织来华的俄国商队时，总要配有教士参加，以便加强与北京东正教堂的联系。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来华的俄国伊凡、萨瓦齐耶夫商队里，就有九名俄国东正教会人员混迹其间(67)。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库迪阿科夫率领俄国商队到达北京，他按照沙俄政府的指令，借口马·列昂节夫神父已经年老，要求另派教士来京接替。这时正值清朝派往土尔扈特的使臣图理琛等即将出发，于是康熙帝就发布命令：如果中国使团在途经西伯利亚时受到俄国的良好接待，那么使团回国时就可以带一名俄国神父一同到中国来。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当图理琛返回北京时，以赫拉尼翁修道院长、教会执事劳伦特、菲里蒙等十人组成的俄国“北京传教士团”也随同到达。他们以俄罗斯北馆为驻地，正式建立起传教据点。从此，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的势力得到加强。

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使俄国在北京的东正教会获得合法地位，从此在沙俄对华的扩张中，它的作用日益重要。根据条约的规定，俄国每隔十年可以派传教士团来北京，以接替上届传教士团，这样北京俄国东正教会就由临时性机构变成常设性机构了。同时俄国东正教会还根据条约在北京玉河桥西建立了一座新的教堂，这就是所谓的俄罗斯南馆。沙皇俄国通过教会，逐步在中国建立起从事阴谋活动的大本营。

北京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从1729年（雍正七年）到1840年（道光二十年）共换班十一次，平均每班十人左右，其中真正的教会人员不过三到四人，其余大都是随团前来学习满、汉文的学生。他们开始时由沙俄负责殖民事务的西伯利亚事务衙门领导，后来又直接归俄国外交部统辖。传教士团的活动经费也由沙俄政府提供，最初每年为六千五百卢布，以后增至一万六千二百五十卢布。同时，从教士到学生，还由政府付给不同数目的津贴。可见，它名义上是宗教团体，实际上是沙皇政府派驻中国的官方代表机构，是俄国对华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中心。

千方百计窃取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报，是俄国东正教会罪恶活动的重要方面。历次来华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都被沙皇政府授予搜集中国情报的任务。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沙俄外交部明确指示以岳阿基穆为领队的俄国第七届传教士团，要他们设法获取“有关中国人的意向和活动的情报”(68)。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沙皇政府甚至公然指令在华东正教会：“它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69)

在沙皇政府的指使下，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沙俄奸细采用了不少极卑劣的手段进行间谍活动。他们出入官场，广泛交结清朝各级官吏，刺探清政府的机密。1715年来华的沙俄第一届传教士团的领班依腊离宛就是用这种手法，取得不少情报(70)。此外，这些沙俄奸细还和在华的西方国家耶稣会士紧密勾结，多方打听中国各方面的情况，通过耶稣会士获取清政府发行的、登载皇帝诏令及大臣奏章等重要文件的邸报(71)。他们为侦查中国的情况，到处乱窜，四处奔走。沙俄第九届传教士团领班雅金甫·比丘林在北京期间，时常易教服为华服，逛市场，穿胡同，用目测和步测的方法，绘制了一张《北京城廓图》(72)。更为可耻的是，他们有时甚至还使用盗窃的办法来捞取情报。1738年随沙俄传教士团来华学习满、汉文的罗索兴，利用在清朝理藩院充当翻译之便，窃取了一份详细的中国全图，并把它交给俄国枢密院。

清政府对北京俄国东正教会的特务活动是有所察觉的。乾隆二年（1737）清朝御史赫庆上奏清政府，要求限制东正教会人员的活动，建议“（俄国）在京读书子弟，亦不可任其出入，使知内地情形。舆图违禁等物，禁勿授与”(73)。不过，由于清政府没有实行切实有力的措施，俄国东正教会的特务活动仍然有增无减。

沙俄东正教会在中国除了进行特务活动以外，还在“研究中国”的名义下，进行为沙俄侵华政策服务的文化活动，培养和训练侵华的骨干分子。根据《恰克图条约》的规定，每届赴华的俄国传教士团中都包括有前来学习满、汉文的俄国学生。这些青年来到北京以后，为了适应沙俄侵华的需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他们对翻译满文、汉文书籍很注意，诸如《八旗通志》、《大清律例》和《理藩院则例》等都被译成俄文。此外，他们还编译了《中国地理手册》和《中国丝织厂资料》等书籍。所有这些，都为沙俄统治集团提供了了解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状况以及地理情况的重要资料。同时，他们还直接配合沙俄殖民者对我国北部和西北部边疆地区的侵吞，特别注重对我国边疆地区各方面情况的“研究”。在这方面被称作所谓“俄国汉学之父”的雅金甫·比丘林最为卖力，他一个人就编写了《蒙古志》、《西藏志》、《西藏青海史》、《东土尔斯坦和准噶尔志》、《中亚诸民族志》等书籍十一种之多。他在离开北京时，带走的图籍、手稿达一万四千磅，分装十五只骆驼。在这些书籍和材料中，不少就是当年赫庆主张要严防外流的“舆图违禁等物”。(74)

历史事实说明，一些被称为“中国通”和“俄国汉学家”的沙俄学者所进行的所谓“研究”活动，主要是为俄国侵华政策服务的。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侵华的骨干分子，在俄国外交部门担任重要职务。北京俄国东正教会确实是沙俄侵华的情报站和训练班。

对于北京俄国东正教会的侵略本质，一些俄国学者的历史著作也不回避。如俄国学者马尔坚斯曾写道：“对俄国政府来说，传教士团是研究中国的工具，利用它能够从可靠的来源获得有关国家的各项情报。显然，彼得堡政府全力支持这个传教士团，其目的和宗教事业毫不相干。”(75)也正因为这一点，直到19世纪中叶，这个教会组织还被西方人称做“宗教的和外交的”教会。(76)

第三节
反对西欧北美殖民者的斗争

一、英、法等殖民者向中国的扩张

英国殖民者对中国垂涎已久。早在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83），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曾致书明朝皇帝，期望和中国建立商业贸易关系。但是持信人乘坐的船只中途沉没，所以英王的信件无法送到。万历四十年（1612）英王詹姆士一世又给明朝皇帝写信，也是毫无结果。

清朝初年，英国曾先后三次派船到广东，但由于当时战乱频仍，交易困难，都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于是，英国商人又转向厦门、台湾等处活动。他们利用郑成功之子郑经和清军作战缺少军火的机会，在上述两地相继开设商馆，进行贸易活动，插手中国内部纷争，力图发展英国在华的势力。不过，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并不长，康熙二十二年（1863）清军平定台湾，英国在台湾和厦门的商馆也就随之关闭了。

康熙二十四年，清朝解除海禁，开放对外贸易，英国又随荷兰之后前来贸易。康熙三十八年（1699）英国在广州设立商馆。这以后，英国和中国的贸易往来愈加频繁，中英贸易额超过葡萄牙、荷兰和法国等国。乾隆二十九年（1764），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达到一百二十万两，在西欧各国输华商品总值中占百分之六十三，而在中国输入西欧各国的商品总值中，输入英国的也占百分之四十七，达到一百七十万两。随着中英贸易的不断发展，英国对华扩张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他们不仅在中国东南沿海活动，而且将其侵略触角伸向中国的西南地区。乾隆三十九年（1774）和乾隆四十八年（1783），英国东印度公司两次派人进入西藏，企图和西藏地方当局订立通商条约，染指西藏，伸展其势力，虽然都没有成功，但在这两次出使期间，英国殖民者趁机搜集了大量有关西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报，为以后对西藏的侵略作了准备。

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仅次于英国，17世纪以后，也开始了海外殖民地的掠夺。康熙三十七年（1698）法国商船第一次来到中国。因为它是法王路易十四派来的，康熙帝下令免予征收法船应交纳的全部税额。从此以后，法国就在广州和澳门派遣了常驻人员，以便料理商业事务，中法之间的贸易也有了一些发展。康熙五十五年（1716），法国来华商船约占来华外国船只总数的三分之一。康熙五十八年（1719）法国在广州也建立了商馆。不过，法国和中国的贸易发展并不快，道光二十年（1840）以前，法国来华商船每年平均一到四艘，而且并非年年都有法国商船来到中国。法国殖民者主要是利用宗教形式，来向中国扩展势力，康熙年间在中国的著名法籍天主教士张诚和白晋，就是法王路易十四派遣的。

美国和中国的接触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也即是美国独立战争后的第一年开始的。这一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取道好望角，抵达广州，和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美国商人购买了大量茶叶，获得了三万多美元的赢利。首次来华的成功，使美国商业界对中国的兴趣更为浓厚，为数不少的美国商船纷纷前来中国贸易。中美两国之间的商业往来虽然开始得晚，但发展较为迅速，到19世纪初，美国对华贸易已仅次于英国，居第二位了。

二、清政府的闭关政策

清朝政府在中国和西方国家交往日益频繁的形势下，采取了闭关政策，即对外贸易的限制政策。

1. 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

闭关政策的实行是封建自然经济所决定的。清朝封建统治建立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之上。另外清朝统治者不仅不把对外贸易看成是生产和交换发展的需要，而且还认为允许外国来中国贸易，只是对他们的“施恩”，所以必须加以限制。乾隆皇帝在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就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77)

当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只是为清政府实行这种政策提供了可能，而更为直接的原因是为了防范欧洲海盗商人在沿海的侵略和扩张。如果说16、17世纪时，东来的欧洲人还是以海盗式掠夺的面目出现，那么18世纪后的欧洲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推销产品和争夺原料产地了。欧洲殖民者，特别是英国殖民者打着贸易的幌子，要求和中国“通商”，但是这种贸易仍然是和暴力的掠夺、海盗行为，以及欺诈的手腕结合在一起的。对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千方百计打入中国的企图，清政府是有所警惕的。康熙帝就曾经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78)面对西方国家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这一点，连英国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掠夺、谋害及经常诉诸武力，为欧洲国家与中国开始贸易的特色。在欧洲人还未充分获得地位以前，他们已获得‘洋鬼子’这个难堪的称号。在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西方蛮夷的目的就是战争与抢劫”。“外国商人自己的残暴行为应视为他们被享以闭门羹的主要原因”。(79)

此外，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维护封建统治，也是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重要政治因素。清朝政权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政权。不但有残酷的阶级压迫，而且有深重的民族压迫，他们特别惧怕广大汉族人民和外国人往来，在沿海地区“滋扰生事”。因而对前来贸易的外国商人，制定一些过分的防范办法，严禁外国人和国内民众接触。对国内人民出海贸易也是多方阻挠，横加限制。对此，马克思曾指出：“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80)

2. 从海禁到闭关政策的实施

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东南沿海人民在郑成功、张煌言等的带领下进行抗清斗争。清政府为了割断海上抗清力量与内地的联系，就在顺治十三年（1656）宣布实行海禁，不许商民出海贸易，犯禁者一律处斩，货物也没收入官(81)。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颁布迁海令，勒令福建、广东等省沿海民众内迁三十里到五十里，企图用此种办法完全断绝内地和海上的交通。在海禁政策的影响下，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备受摧残，对外贸易陷于停顿状态。

康熙二十二年台湾抗清斗争失败以后，清政府下令开放海禁。在康熙帝的上谕中说明“开海贸易”的原因是：“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分转输接济之劳，腹地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82)。很清楚，清朝统治者开放海禁是为了增加封建国家的税收，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封建秩序。

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广东的澳门、福建的漳州府、浙江的宁波府以及江南的云台山，设立粤海、闽海、浙海和江海等四个海关，与外国通商(83)。为了鼓励对外贸易，康熙帝还下令对外国来华商船减免商税。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各国纷纷来华交易，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业出现了兴盛的新局面。“自是琉球、苏禄、吕宋、暹罗、大小西洋、英吉利、红毛诸番，畏怀威德，咸叩关款贡，争效方物，联接樯，鳞次海澨”(84)。不过当时的限制仍是很多的。尤其在沿海民众出海贸易方面控制得更严，出海船只的大小，出海人数及所带口粮的数量都有规定，不得超过。对于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也管得较紧。康熙五十六年清政府还一度下令禁止中国商船往南洋贸易。

随着来华外国商船的逐渐增多，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商人违犯清朝法律的行为也多了起来。他们“性多强暴”，经常“出入闲游，酗酒行凶”，扰乱地方治安。还和中国不法商人相勾结，私行交易，走漏税饷。甚至打着通商的旗号，收买内地人，探听中国各地的情报。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对外贸易政策又逐渐趋向严厉。乾隆时期（1736—1795）清政府又全面推行了闭关政策。

清朝开放四关通商后，英国商人起初主要在广州贸易，他们为了获取更多利益，便企图到靠北的中国港口进行交易。乾隆二十年（1755）英国商人提出“收饷定海，运货宁波”的要求。清政府觉得西方国家北上浙江，对国家的防务不利，“将来番舶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于海疆重地，民风习俗，均有关系”。于是先是提高浙海关关税，使英商无利可图，返回广州，随后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下令关闭浙海、闽海、江海等三关，仅留广州一口和英国等国贸易。

但英国商人并不甘心，公然违抗清朝政府的法令，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英国东印度公司通事洪仁辉率领英国商船仍然到宁波，要求和中国进行贸易，遭到清朝官员拒绝后，竟然直驶天津“告御状”，结果被押解回广东，这就是所谓“洪仁辉事件”。这次事件造成的直接影响，是清政府将对外贸易和在华外国商人的管理制度化和法律化。在发生这次事件的同一年，清政府根据两广总督李侍尧的提议，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对外商在中国行动应注意的事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同时，清政府还强化了公行制度，加强了行商在对外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也进一步完善了限制进出口货物的制度。较为完备的闭关政策至此基本确立。进入嘉庆、道光时期，随着中外矛盾的发展和冲突的加剧，清朝政府又根据具体情况，对乾隆时期的各项规定和条款，特别是对限制外商行动的规定，进行了多次的修改和补充。清政府推行的闭关政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3. 限制对外贸易的具体规定

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上，制定了多方面的限制措施，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对进出口船只、贸易物品等的管制。国内民众出海贸易时，船只的进出口都要经过官方的批准，并领有执照。海船只许用双桅，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载重不得超过五百石。还禁止租船，和在外国打造船只，带回国内。在贸易物品方面，军器、大的木材（梓木、梓板）、硝磺、铁货（包括铁锅）禁止出口。对于粮食出口限制更严，一经发现，重者治罪，轻者拿问，连地方官员也要受降职或罚俸的处分。关于出海商民的口粮：“按道里远近，人数多寡，停泊发货日期，每人一日准带食米一斤，并带余米一升，以防风信阻滞。”(85)关于出海人数，每船舵手、水手等不得超过二十八名。严禁贩运人口到国外充当奴隶。

对于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清政府规定，商船靠岸后，船上的炮位一律要卸下来，交给清朝官员保存。外商带来的货物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交易，一般是每年阴历五、六月允许外国商船进入广州黄埔港，到九、十月交易结束，而后外国商船要离开中国。通商口岸从乾隆二十二年起，只有广州一口，不许外国商船到中国其他地方进行贸易。外国商人购买中国货物也有限制，硝磺、铜器不允许买，绸缎也有限额。

第二，公行制度。为了限制对外贸易，清政府设立了公行制度，规定外国商人来中国不能直接和中国商人接触、直接发生贸易关系，一定要通过中国商人的组织公行来进行。

公行制度由来已久。明代以前，中国封建王朝通过专门机构——“市舶司”来管理和经营对外贸易。到明代，由于中外贸易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种由中国官员直接与外商交易的“市舶司”制度就不适用了。于是逐渐废止了这种制度，改由政府指定一些商人，建立“牙行”来进行进出口贸易。这种机构也被称作“洋行”，经营洋行的商人则被称为行商或洋商。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前，洋商和夷商这两个名词是有区别的。夷商是指外国商人，而洋商则是承接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夷商必须通过洋商，而不能直接进入市场和华商打交道，买卖都如此。

清朝的洋行开始于康熙二十四年，康熙五十八年各洋行商人为了避免彼此间的竞争，就联合组成了一种行会性质的“公行”。公行之设最初没有限制，乾隆二十五年（1760）时共有十九家。乾隆三十六年（1771）公行因洋商拖欠先后赔累停业。乾隆四十七年（1782）再度恢复，只有十二家，后来又添了一家，并限定为十三家，于是又有“十三行”一名。因为这十三家专门从事对外贸易，所以又称为“十三洋行”。

公行是中外贸易的垄断者。一切外国进口货物，都要由它承销。由中国内地出口的货物也要经过它代购，同时负责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公行还代替清朝官方机构执行的职权。外国商人应行缴纳的进出口关税，由它承包代缴。此外，公行还负责管理和监视外国商人在华的行动。外商和清政府间的所有交涉事宜都由公行经办。清政府有关的命令和公文由它向外商转达；而外商的意见和禀帖也要由公行转递给清政府。由此可见，公行具有商务和外交两种职能，即除了经营商业贸易外，还是清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一个代办机构。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半官半商的公行是当时中外关系的唯一居间者。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后，把货物交给他们就没事了，诸如货物买卖，报关纳税等事情，不许也毋须他们过问。外商只是坐候货物装卸完毕开船离去。这是清政府限制对外贸易、杜绝外商窥伺和防止中外民众接触的一种办法。

第三，限制外商行动的规定。清政府对外商防范很严，以免他们“滋扰生事”，危害封建统治。为此，自乾隆二十四年起，直到道光十五年（1835），清政府多次颁布限制外商行动的条款，主要有以下方面：

（1）清政府按照国别设立商馆，作为外国来华商人临时居住的地方。外商来到中国，居住在本国商馆里，不许任意闲逛，也不许中国一般民众出入外商商馆，以免互相勾结。外商如须要离馆外出时，必须有行商及通事陪伴。商馆归公行管理，并为公行所有，由公行租给外国商人使用。

（2）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外商一般要在每年阴历九、十月交易结束后，随商船回国。如届时仍有未办完的业务，只能留一两名人员，到澳门去过冬。

（3）禁止行商拖欠外商债务，违者严加惩处。这是为了避免外国商人有借口，逗留不回。同时也是防止行商被外商控制。

（4）限制外商雇用中国人看门、挑水等。最初，清政府禁止外国商人雇用中国人；以后虽然准许，但雇用的人数和时间都有规定，并且要层层作保。

（5）严禁外国护货兵船进入虎门。

（6）外国货船停泊处，清政府派军队进行巡查。

（7）外国商船不入口纳税，而在外洋湾泊，走私漏税，贩卖鸦片，立时驱逐，不准逗留。

（8）禁止外国人偷运枪炮到商馆。

（9）禁止外国妇女（外商或公司大班眷属）在广州外商商馆居住。禁止外商在广州坐轿。

（10）禁止外国商人收买和雇佣中国人打听和搜集内地商业行情。

以上规定，虽然其中某些条款，如禁止外国妇女在商馆居住等，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愚昧和无知，但从总的方面看，是清政府面对西方各国日益加紧的扩张而采取的自卫措施，并没有超出一个独立国家行使主权的范围。不过值得提出的是，这些正当的防范和限制，由于腐朽的清官员和外国商人的破坏，往往不能真正贯彻执行。

4. 闭关政策的历史影响

闭关政策的实施，不仅给清朝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而且也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侵略和扩张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它限制了西方殖民者对中国扩展的手脚，起了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对进出口贸易的严格控制，使得西方工业品很难进入中国市场；同时对来华外国商人的防范和管理，又限制了这些冒险家和海盗商人种种破坏中国主权的不法行径。但是，在资本主义侵略面前，依靠与世隔绝、闭关自守进行防御，毕竟是消极的，也是不能长久的。资本主义的本性是不会允许中国长期紧闭大门的。

闭关政策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展还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首先，它阻碍了中国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86)然而，清朝统治者死死地卡住对外贸易，对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制定了种种苛细的规定。尤其是它不许中国出海商船携带军器，不许多带粮食，这就使得中国商船失去在海上活动的基本条件，根本无法与当时向东南亚和南洋猛烈扩张的西方殖民者抗衡。这不仅不能扩大中国在海外的市场，而且使中国商人原来在南洋的海上优势也逐渐丧失了。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无疑会因之大受影响。

其次，闭关政策限制了中外交流，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17、18世纪，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是惊人的。对于这种情况，清朝统治者昏昏然一无所知，仍然陶醉于“天朝”尽善尽美的迷梦之中。他们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贬之为“无知妄说”，把西方工业品斥之为“奇技淫巧”，一概予以排斥。清仁宗在致英国国王的信中说：“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器。”(87)他们自己对外来事物采取深闭固拒的顽固态度，这也限制了广大民众，使之耳目闭塞，处于与世界隔绝的状态，严重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学文化总是在互相渗透、互相交流中发展的。但是，清政府却通过闭关政策把这种联系渠道截断了。他们一方面大力限制中国民众出海贸易和侨居国外；另一方面对来华的外国商人不加区别地一概予以严密的防范和管制，不准民众和他们接触。这样就严重阻碍了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使中国人民无法看到世界的进步和自己国家的落后，同时也根本无法吸收先进的思想和文化，造成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的状况。

三、清政府同英国的交涉和冲突

清政府推行的闭关政策限制了英国的扩张。英国政府为了实现它打开中国大门的野心，多次派遣使臣前来交涉，希望中国能改变政策。

乾隆五十七年英国以补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为名，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启程来华。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等人在热河行宫觐见了乾隆皇帝。他向清政府提出了五项要求：

（1）允许英国派人常驻北京，办理商务；并在北京开设商馆进行贸易；

（2）开放宁波、天津等地为通商口岸；

（3）要求占用舟山群岛中的一个海岛，作为英国商人居住和存放货物的地方；

（4）要求将广州附近的一处地方拨给英国商人使用，或允许英国人在广州自由出入；

（5）减免英国货物的某些税收。

英国的这些要求，乾隆皇帝认为“多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88)。他还针对英国妄图染指中国领土的要求，严正指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河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89)

马戛尔尼使团扩大贸易的要求虽然没有达到，但是他们在中国的旅途中，搜集到不少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情报。他们每到一处都非常注意了解该地区的地理环境、物产资源和风俗习惯，特别是对于当地驻防清军的状况更是多方打听。当他们到达长城时，就曾利用短暂的时间，把长城的守军数目、军事设施及其功能、长城本身的结构及规模尺寸等详细地记录下来。

通过对中国实力的观察，马戛尔尼狂妄地认为清朝不堪一击，甚至进而想到中英两国一旦发生战争，中国或者土崩瓦解、或者俄国乘机而入。侵略扩张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英国见使节出访不能达到扩大贸易的目的，便妄图使用武力来夺取中国的领土。

嘉庆七年英国兵船开到零丁洋面，随时准备在澳门登陆。但是，葡萄牙人害怕英国损害自己的利益，将英军的企图报告给清政府。嘉庆皇帝随之下令不许英军在澳门登陆。英军无奈，只好离去。(90)

嘉庆十三年（1808）英法战争再次开始。英国驻印度总督借口防备法国，又派军队强行在澳门登陆，占据葡萄牙人防守的炮台。同时，三艘英国军舰还公然违犯清朝法令，开入黄埔。对于这些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英国海军少将度德利在给清朝两广总督吴熊光的信中，却说是为了“以期保护中国、博勒都雅、英吉利三国买卖”，并且还说：“天朝海面盗案甚多，商贩被劫，该国王派备兵船，情愿效力剿捕。”(91)中国的领土，英国竟要前来“保护”，中国的事务，英国竟要干涉。这是清政府所不能容忍的。为此，清政府先是封舱，停止中英贸易，然后是封锁通往澳门的水陆交通，断绝一切供应。但是英军还是赖在澳门不走。于是清政府就调集军队，准备用武力驱逐英军。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被迫退出了澳门。

嘉庆十九年（1814），英国和普鲁士等国取得了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英国政府认为这是向中国扩张势力的好机会。同时，英国东印度公司也要求政府派人来华和中国交涉，以改善其贸易地位。于是，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又派遣使臣阿美士德出使中国。英国外相在给阿美士德的训令中，要求他通过和清政府的谈判，达到英国使臣常驻北京、开放中国北部通商口岸以及改善广州英国商人处境的目的。可是，阿美士德由于在朝见皇帝礼仪上，拒绝按清政府规定去做，因而还没有和清政府谈判，就被驱逐回国了。

英国两次出使均遭失败后，更加加紧了对中国的扩张活动。道光十二年（1832）英国东印度公司密令礼士（化名胡夏米）和传教士郭士立乘船到中国北部港口活动，并命令他们了解沿途各处的情况。同年三月，胡夏米等一行七十多人，乘坐武装商船“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北驶，先后经过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山东等地，历时六个月。胡夏米等人每到一处都寻找借口上岸，刺探当地驻军人数和军事装备等情报，同时还测量河道港湾，绘制航海图。在厦门的十多天时间里，他们每天都上岸调查；在上海，他们还去了崇明岛，探测了黄浦江的水道，观察了吴淞口的炮台和兵营。在进行侦查活动的同时，胡夏米等人还散发《人事略说》、《通商事略说》等宣传品，吹嘘英国的强大，借以影响清官员和一般民众的思想。胡夏米看到清朝军队装备陈旧，纪律松弛，竟狂妄地宣称：“全中国的一千只水师船，不堪一只兵舰的一击。”(92)极力鼓吹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四、鸦片走私和白银外流

英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推销商品，占领中国市场的努力，除了遭到清政府闭关政策的阻碍外，还受到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构的顽强抵抗。

清代的对外贸易，开始主要以中英贸易为主。中国向外输出的物品以茶叶为大宗，其次为生丝，此外还有大黄和陶瓷制品等；而英国等西方国家则主要向中国运销毛织品、金属和印度棉花等物。由于清代中国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社会，广大农民不但生产粮食，而且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品也由自己生产，对外来工业品不仅需求很小，而且也无力购买。这样英国等欧美国家的工业品在中国的市场很狭小，销路不畅。与此相反，中国的茶叶、生丝和大黄等物品，却由于欧美国家需求较大，出口数量逐年增加。所以直到19世纪30年代，中国在对西方的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的地位。如中英贸易，1780—1790年的十年间，中国输往英国的商品仅茶叶一项即达478.9万余两；而同期英国输往中国的毛织品、金属品和棉花三项商品总值才达到327万余两。即使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输华的工业品略有增加，也没有改变这种情况。从1820—1829年十年间，中国输入英国的茶叶总值是1164万余两；而同期英国输华的毛织品、金属品和棉花等三种商品的总值是1154万余两(93)。另外由于市场需求小，售价不高，致使英国在华经营工业品贸易经常处于亏本状态。从1795—1799年，英国在毛织品的交易中，就亏损了191552两(94)，然而，英国等仍然需要进行这种入超的、亏本的贸易，因为英国等欧美国家对中国茶叶的需求量很大，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茶叶生意上获得很大的利润，这不仅能补偿输华商品所有的亏损，而且还能有数量可观的盈余。同时英国对进口茶叶征收的税额也增加很快，1793年为60万镑，到1833年则达到330万镑。它已成为英国主要的财政收入了。

不过，在工业品难于销售的情况下，英国要继续经营以茶叶为主的贸易，就不得不用白银来支付了。所以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的货船上，经常是白银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工业品和其他商品则不足百分之十。据统计在18世纪的一百年中，英国因购买中国茶叶等产品而输入中国的银元，总数达到两亿之多。英国资产阶级对于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现象是不能忍受的。他们想方设法扭转这种局面，打开中国的大门。经过一段的摸索，他们决定采取卑鄙的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政策。

鸦片俗称大烟，是从罂粟的汁液中提炼而成。它起初是作为药物使用，以后逐渐供吸食。早在唐代贞元年间，鸦片就由阿拉伯输入中国，不过数量极少。而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最早向中国贩卖鸦片的则是葡萄牙和荷兰。到18世纪20年代，英国开始经营鸦片贸易。当时每年运到中国的鸦片不过二百箱。1757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贩卖鸦片的活动开始发展起来。到1767年达到一千箱。特别是1773年，英属印度政府确定了鸦片政策，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以贩运鸦片的专利权，1797年东印度公司又取得制造鸦片的特权，此后，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就逐步发展起来了。

英国东印度公司采取各种方法来扩大鸦片输出。它强迫一部分印度农民种植罂粟，并用垫款来诱使更多的人进行种植。同时它还设立鸦片加工厂，用心研究如何投合中国吸食者的口味。鸦片制成后，它通过国家官员拍卖给商人，然后偷运到中国来。

为了掩盖进行鸦片贸易的罪行，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800年起，在拍卖鸦片以后，表面上不再参加对中国的鸦片运输和贩卖。1816年它还明文禁止公司所属船只运送鸦片来华。但是在实际上，它在颁发给私人商船的执照中，却列有一项条文，要求这些商船除运输东印度公司自己生产的鸦片以外，不得运输其他任何鸦片，违者要给以罚款。这样用不着英国和东印度公司出面，鸦片就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来。下面是鸦片输入中国的数字：

1800年　4570箱

1821年　5959箱

1830年　19956箱

1835年　30202箱

1838年　40200箱(95)

鸦片贸易给英国殖民者带来了巨额利润。1813年，印度上等鸦片“公班士”每箱成本费是237卢比，而拍卖价却达2428卢比，超过原成本九倍。另一方面鸦片税也是英属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它按鸦片成本的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取，1829年的鸦片税收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英印政府全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对于鸦片贩子来说，他们将鸦片运到中国，每箱一般可获利润一千卢比左右，这是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在如此高的利益的驱使下，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印政府和鸦片走私商更加疯狂地向中国贩卖鸦片。

鸦片贸易也使英国资产阶级和英国政府获利不小。在英国、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着一种三角贸易关系。英国资本家向印度输出工业品，换取印度的鸦片，然后把鸦片运到中国出卖，又从中国购买茶叶、生丝到欧洲市场去销售。这样鸦片贸易就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的中心环节。只要鸦片贸易得以不断扩大，英国资产阶级所赢得的利润也就会不断增多。同时，输入中国的鸦片不断增加，也使英国获取更多的白银来购买中国的茶叶，这样就使英国政府能征收到越来越多的茶叶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对华输出鸦片就具有双重作用，一是开辟中国的市场；二是发展英国在印度的市场。这也就是英国政府坚持鸦片贸易，竭力破坏中国禁烟的原因所在。

美国也是较早向中国贩运鸦片的国家。在英国控制鸦片产地印度的情况下，美国商人就从土耳其和波斯搜罗鸦片向中国偷运。嘉庆二十二年（1817），据英国东印度公司估计，在输入中国的四千五百担鸦片中，美国占一千九百担，仅次于英国，居第二位。一个美国鸦片贩子供认，他三年里不曾有一块银洋运进中国，但是每年从中国运走一百万元以上的商品。

此外，从19世纪30年代起，沙皇俄国也开始由中亚向中国贩运鸦片，参加到罪恶的鸦片贸易行列。

鸦片毒品的泛滥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首先鸦片毒害和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严重萎缩。在英国、美国等殖民者大力向中国贩运鸦片的形势下，烟毒泛滥的地区日益扩大。道光十一年（1831）道光皇帝就忧心忡忡地说：“鸦片局各处城乡市镇所在皆有。”(96)从广东开始，福建、浙江、江南、山东、天津、盛京等省区，到处都有烟贩在活动。甚至在清朝的京城北京也多次查获到鸦片烟犯。

吸食鸦片的人遍及社会各阶层，“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奢靡”，“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97)。据估计，道光十五年鸦片流毒达十几省，吸食的人超过二百万。

鸦片中含有大量毒素，对人的身体危害很大。经常吸食使人精神萎靡，骨瘦如柴，丧失劳动能力，以至死亡。马克思曾经引用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话，来说明鸦片贸易比贩卖奴隶更为残忍。马丁说：“可不是吗，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贪得无厌的摩洛赫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吸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着向摩洛赫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98)

其次，鸦片贸易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引起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价上涨，劳动人民负担加重。

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使中英贸易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国由长期出超转为入超。道光十三年（1833）中国对英输出为17814000元；英国输入中国则为22304000元。中国入超440万元，其中仅鸦片一项就占1287.8万元。这样，中国就不得不用白银去购买鸦片，从而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当时鸿胪寺卿黄爵滋在奏文中说：“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黄上奏时为道光十八年，即1838年），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99)黄爵滋所估计的数字不一定十分准确可靠，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白银外流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这种现象使中国发生银贵钱贱的危机。按照清朝的规定，每两银子换钱一千文。由于鸦片输入的激增，到1832年上涨到一千三百五十文，1838年更达到一千六百多文。银价上涨，首先使广大劳动人民蒙受其害。他们在出售自己生产的物品时是按铜钱计价的。可是在缴纳赋税时却要把铜钱折成银两。从前只要交一千文就可折一两银子，而到1838年却要交一千六百多文，广大劳动群众的负担无形中大大加重了。同时，清政府在白银外流，国库空虚的情况下，便加捐增赋，也使人民受到更为残酷的剥削。

此外，鸦片贸易也造成清朝统治的严重危机。

鸦片输入和白银外流影响了清朝的赋税收入，造成了财政危机。黄爵滋说：“各省州县地丁漕粮，征钱不为不多。及办奏销，皆以钱易银，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赢余，今则无不赔垫。各省盐商卖盐俱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则争为利薮，今则视为畏途，若再至数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课税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100)

鸦片的泛滥也腐蚀了整个统治机器，使清朝统治者很是恐慌。清朝各级官员吸鸦片的很多，据统计在京官中有十分之一，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其中包括亲王、辅国公等满族贵族在内。更令统治者担心的是清朝军队中官兵吸食鸦片的也越来越多，这无疑削弱了镇压人民反抗的力量。鸦片的走私还使清朝吏治更为腐败。这样，鸦片泛滥不仅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而且动摇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措施了。

五、反对鸦片走私的斗争

清朝的禁烟开始于雍正年间。雍正七年清政府颁布法令，禁止鸦片的吸食和贩卖。但仍准许鸦片进口，照药材纳税。随着鸦片输入的增加，清政府的禁烟措施也愈加严厉。嘉庆元年清政府下令裁撤有关鸦片税款的条文，禁止鸦片进口。嘉庆五年（1800）又重申禁令，并严禁国内栽种罂粟，鸦片贸易成为非法。但英国并不放弃鸦片贸易，它从公开售卖转为走私贩运。他们勾结葡萄牙人，利用澳门作为鸦片的囤贮场所，用货船偷偷将鸦片运到黄埔，在船旁私相交易。针对这种情况，嘉庆二十年（1815）清政府又下令外国商船到澳门后，“均须逐船查验，如一船带回鸦片，即将此一船货物全行驳回，不准贸易。若各船皆带有鸦片，亦必将各船全行驳回，俱不准其贸易，原船即逐回本国”(101)。道光元年（1821）更明令：“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无鸦片之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如有夹带，即将行商治罪。”(102)

对于清政府日趋严厉的禁烟令，英国殖民者竭力加以破坏。他们一面通令英国走私商船不准接受清政府的查验，一面加紧贿赂清朝地方官员，勾结内地走私烟犯，更隐蔽、更大规模地进行走私贩运活动。他们把走私据点从澳门移到珠江口外的零丁洋面，在零丁岛固定停泊“趸船”，存放由外洋运来的鸦片，还勾引广州的土棍，名为开设商业店铺，实则暗中包售鸦片，称为“大窑口”。中国鸦片贩子到大窑口看样品、交货款，然后凭着大窑口给的提货单，到趸船上去取鸦片。买到的鸦片由称做“快蟹”或“扒龙”的武装走私船运到各地，又由当地鸦片贩子开设的“小窑口”售卖到城乡集镇。腐败的清朝各级官员和海关人员贪图贿赂，明察暗放，使得禁烟令不能执行，鸦片输入不断增加。

道光十三年英国议会通过废除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专利权的法案，同时，英国政府设置“驻华商务监督”，以代替原来的东印度公司大班来管理对华贸易。从此，中英贸易就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此以前，中英两国的贸易分别由中国的公行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所垄断，英国在中国的商务代表是在华东印度公司大班。这以后，清政府与之打交道的不再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而是代表英国政府和英国资产阶级的“驻华商务监督”了。在整个英国资产阶级都挤进对华贸易的行列，急于扩大鸦片走私的形势下，禁毒和贩毒的斗争也更加激烈了。

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政府任命律劳卑为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并给他这样的使命：“增开口岸，推动鸦片贸易，建立海军据点。”(103)这个英国殖民主义分子一踏上中国土地，就公然违犯清政府的法令，拒绝和广东行商接洽有关事宜，而要直接和清朝两广总督交涉。清朝广东当局拒绝了律劳卑的要求，以后又中止了和英国的贸易。律劳卑竟带领两艘英国兵舰，强行驶入珠江，炮击虎门炮台，气焰极为嚣张。在广大军民的支持下，两广总督卢坤调集军队，封锁江面，派兵包围英国商馆，使律劳卑处境极为狼狈，他只得退返澳门，不久就病死在该地。

先后继任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是德庇时（1834—1835）和罗宾臣（1835—1836）。他们鉴于律劳卑失败的教训，采取更为狡猾的手法：在和清朝政府保持“相安无事”的状态下，竭力扩大鸦片走私。特别是罗宾臣，他为了便利英国商人走私鸦片，自1835年11月起，把英国驻华监督办公的地点从澳门迁到零丁洋面的英船“路易莎”号上。这样自零丁洋面开往广州的英国商船就不用再到设在澳门的英国商务监督驻处去领取货单了。于是，鸦片走私更为方便。

道光十七年（1837）老牌殖民主义分子义律接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以后，鸦片贸易更为发展。为了破坏中国的禁烟运动，他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在鸦片输入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禁烟的呼声愈加强烈。1838年12月，广州一万多群众举行示威，抗议英、美商人阻挠清政府处决鸦片烟犯的挑衅行动，表现了中国人民抗拒外侮，捍卫主权的坚强决心。在人民斗争的推动下，在因鸦片泛滥所造成的统治危机日趋严重的威胁下，清朝封建统治者对禁烟的态度渐趋强硬。1838年10月道光皇帝罢免了主张对鸦片弛禁的太常寺卿许乃济，同年12月又任命坚决主张禁烟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到达广州以后，在广大军民的支持下，粉碎了英、美等外国鸦片贩子破坏禁烟的阴谋，迫使他们交出鸦片二万二百余箱，并于1839年6月3日起在虎门海滩当众将收缴的鸦片全部销毁。虎门的壮举，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

英国资产阶级不甘心失败，为了保护可耻的鸦片贸易，公然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1840年战争正式爆发，这就是鸦片战争。从此，中国人民反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的社会性质也由古代的封建社会开始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　《清朝文献通考》卷294。

(2)　《清朝文献通考》卷294。

(3)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1。

(4)　同上书，卷510。

(5)　《朝鲜通史》上卷，中译本，第233页。

(6)　《清史稿》卷526《属国传一》。

(7)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13。

(8)　《清史稿》卷526《属国传一》。

(9)　《清史稿》卷158《邦交志六》。

(10)　《华夷变态》。

(11)　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

(12)　木官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48页。

(13)　任鸿章：《棹铜与清代前期的中日贸易》。

(14)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81页。

(15)　同上书，第704页。

(16)　《清史稿》卷528《属国传三》。

(17)　哈威：《缅甸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479页。

(18)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9。

(19)　肖泉：《中国和缅甸的历史关系》，《暨南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20)　肖泉：《中国和缅甸的历史关系》，《暨南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293页。

(22)　《清史稿》卷528《属国三》。

(23)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13。

(24)　同上书，卷502。

(25)　《皇朝文献通考》卷26。

(26)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11。

(27)　《皇朝政典类纂》卷117。

(28)　转引自《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51—52页。

(29)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10。

(30)　胡一声：《早期华侨艰苦奋斗的历程》，《东南亚研究》，1981年第3期。

(31)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11。

(32)　陈碧笙：《中泰历史关系略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33)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1。

(34)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59页。

(35)　《清高宗实录》卷226。

(36)　《史料旬刊》第22期。

(37)　《越南通鉴纲目》卷43。

(38)　转引自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华侨史论文集》，1981年，第1集。

(39)　《清史稿》卷527《越南传》。

(40)　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一一四。

(41)　《西藏纪事》第130—131页。

(42)　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一一六。

(43)　《清世宗实录》卷58。

(44)　《清高宗实录》卷127。

(45)　同上书，卷151。

(46)　转引自《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75页。

(47)　福田省三：《荷属东印度的华侨》，《南洋资料译丛》1963年第2期。

(48)　陈造福：《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系考略》，《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49)　陈造福：《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系考略》，《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50)　John Foreman，The Philippine Islands，London，1899，p.118.

(51)　胡一声：《早期华侨艰苦奋斗的历程》，《东南亚研究》1981年第3期。

(5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30页。

(53)　亚历山大罗夫：《1689年尼布楚条约前中俄经济联系的历史》，载《苏联历史》1957年第5期。

(54)　《故宫俄文史料》第七号，第276—281页。

(55)　卡希克：《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东西伯利亚的商业》，载《西伯利亚和远东历史问题》，第196—197页。

(56)　［法］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55页。

(57)　同上书，第85页。

(58)　《清圣祖实录》卷273。

(59)　《早期中俄关系史》，第87页。

(60)　《早期中俄关系史》，第111页。

(61)　《早期中俄关系史》，第111页。

(62)　《早期中俄关系史》，第115页。

(63)　《早期中俄关系史》，第115页。

(64)　同上书，第118页。

(65)　俞正燮：《癸巳类稿》卷9。

(66)　俞正燮：《癸巳类稿》卷9。

(67)　《故宫俄文史料》，第279—280页。

(68)　《沙俄侵华史》卷1。

(69)　布纳科夫：《十九世纪上半叶俄中关系史的一页》，载苏联《苏联东方学》1956年第2期。

(70)　维谢洛夫斯基：《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15页。

(71)　《沙俄侵华史》卷1，第266页。

(72)　方秀：《沙俄的侵华工具——俄国东正教布道团》，《历史研究》1975年第3期。

(73)　《朔方备乘》卷12。

(74)　方秀：《沙俄的侵华工具——俄国东正教布道团》，《历史研究》1975年第3期。

(75)　马尔坚斯：《俄国与中国》，彼得堡出版，1881年，第45页。

(76)　《中俄关系史》，第144页。

(77)　《熙朝纪政》卷6《纪英夷入贡》。

(78)　同上书，卷6《纪市舶》。

(79)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26页。

(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15页。

(81)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629。

(82)　《清圣祖实录》卷116。

(83)　《中西纪事》卷3《互市档案》。

(84)　汤彝：《盾墨》。

(85)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629。

(86)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67页。

(87)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四十二。

(88)　《熙朝纪政》卷6《纪英夷人贡》。

(89)　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一一八。

(90)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十三。

(91)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二。

(92)　郭士立：《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伦敦，1834年。

(93)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275页。

(94)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本书编写组：《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页。

(95)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339—340页。

(96)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463页。

(97)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

(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84—585页。

(99)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

(100)　杨松、邓力群原编，荣孟源重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4年，第35页。

(101)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第29页。

(10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页。

(103)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5页。

第十四章
鸦片战争前清代的文化

清代，由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国内各族人民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方便条件；由于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提高提供了基础；由于中外交往便利了中国人民逐步吸收国外的优秀文化；因此，无论就内容或形式方面说，各类文化艺术，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科学和技术、特别是天文历算方面成绩尤为突出。

第一节
科学和技术

一、天文历算

清代天文历算上的一大成绩是入关后不久即颁行了时宪历，这是在明末改历的基础上，采纳德国人汤若望等的建议而推行的一种新历法。清初颁布时宪历，在中国历法史上，是第五次大改革。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定气”代替“平气”来推算节气。所谓“定气”，是以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为标准，自春分点算起，黄经每隔十五度为一个节气。由于太阳在黄道上每天的移行快慢不匀，所以节气之间的天数也不一样。但这样却能表示太阳的真实位置，使春分、秋分一定在昼夜平分那一天。而所谓“平气”，则是不管太阳的实际位置，硬把一个回归年平分为二十四等分，以对应二十四节气。可见，用定气代替平气，是历法上的一个大进步。清初之所以用时宪历代替大统历，一方面是改朝换代时“定正朔”的惯例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时宪历确实比明代使用的“大统历”准确。整个清代都是使用这种历法，现在所用的旧历（即夏历或农历）也仍是时宪历(1)。下面分别将著名的主要天文历算家及其著作等情况加以说明。

清初有两位天文历算家，其学“不列于台官，然其精密，或为台臣所不及焉”;他们是薛凤祚和王锡阐。(2)

薛凤祚，字仪甫，山东淄川人。自幼研究算学。起初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旧法”，顺治年间，又从波兰人穆尼阁学习，与之一起引进了对数，著有《历学会通正集》十三卷、《考验》二十八卷，《致用》十六卷等。《清史稿》称誉他“不愧为一代畴人之功首”。(3)

王锡阐（1628—1682），字寅旭，号晓庵，吴江人。他一生抛弃科举做官的道路，博览群书，“凡象数声律之学，殚精研究，必得其肯綮而后已”，对于天文历算尤其精通。(4)

王锡阐生当西方天文历法知识传入中国之际。对于中国的传统天文历法学和西方传来的新知识，他都比较正确地对待。对其精华，能够不分此疆彼界，认真继承和学习；而发现其缺陷，也能不为其所局限，勇于批评和纠正。

王锡阐留下的天文历算著作不下于十几种，其中重要的有《晓庵新法》、《历说》、《历策》、《五星行度解》、《日月左右旋问答》、《大统历法启蒙》、《西历启蒙》、《丁未历稿》、《推步交朔》、《测日小记》、《圜解》、《三辰晷志》等。所著各书，“俱能究术数之微奥，补西人所不逮”。(5)

另外，有梅文鼎（1623—1721），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梅文鼎在数学上的贡献最为突出。他的主要数学著作有《笔算》五卷，介绍西方的笔算；《筹算》二卷，介绍纳白尔算筹;《度算积例》二卷，介绍伽利略比例规;《少广拾遗》一卷，介绍中国古代的高次方程;《方程论》六卷，介绍中国古代的一次联立方程解法;《勾股举隅》一卷，记述直角形勾、股、弦、合、较等的互求问题;《几何通解》一卷，记述以勾股定理解《几何原本》中的一些问题;《平三角举要》五卷，内容为平面三角学；《方圆幂积》一卷，介绍圆方互容和球与立方体的互容问题;《几何补编》四卷，讨论了四等面体、八等面体等，对《几何原本》的内容多所补充;《弧三角举要》五卷，内容为球面三角学;《环中黍尺》五卷，主要讲球面三角法中余弦定理的几何证明；《堑堵测量》，主要是叙述球面直角三角形弧角关系式的几何证明。(6)

梅文鼎去世后，其在天文历算方面的成就仍然享有很高的声誉。阮元的《畴人传》说道：“自征君（梅文鼎）以来，通数学者后先辈出，而师之相传，要皆本于梅氏。钱少詹（大昕）目为国朝（清朝）算学第一。”

梅文鼎的孙子梅毂成（1681—1763），字玉汝，号循斋，又号柳下居士。与其祖父一样，也是著名的天文历算家。他自幼跟随梅文鼎学习天文历算，“南北东西，未离函丈”(7)，并帮助梅文鼎进行学术研究。康熙四十五年（1706）被召入宫中，跟康熙帝玄烨学习数学，学业更加长进。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起参加官修《律历渊源》编纂工作，充总裁(8)，经过近十年的工作，于康熙六十年（1721）完成。到了晚年，写成《增删算法统宗》。又编辑其祖父梅文鼎的历算著作，成《梅氏丛书辑要》，辑要后附有自己的著作——《赤水遗珍》和《操缦卮言》两书。

其他著名的数学家还有：

陈世仁（1676—1722），海宁人。他的著作有《少广补遗》一卷，“专明垛积之法”。所谓垛积之法，即我国古代对高阶筹差级数的求和法。在清代继续研究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除了陈世仁之外，汪莱（1768—1813）、罗士琳（1789—1853）、董祐诚（1791—1823）和李善兰（1811—1882）都曾在这方面付出心血。其中鸦片战争前成就最大者则应推陈世仁。在《少广补遗》中，他叙述了有限项数求和公式三十七个。这些公式除了宋元数学家已经掌握者外，有些是抽掉奇数各项或抽掉偶数各项之后再来求和的问题，这是宋元人未曾讨论的他的独到之处，其中抽掉偶数项之后的各种求和公式，尤具创造性。陈世仁的这些独到之处，连康熙以前传入的西方数学也没有丝毫涉及。《畴人传》的作者称赞陈世仁“详人之所不详，其用心有足尚已”(9)。这个评论是符合实际的。

明安图（1692—1765），字静庵。蒙古正白旗人。著名的天文历算家。幼年时曾以官学生的身份跟康熙帝玄烨学习数学。

明安图的学术专著是《割圆密率捷法》。康熙年间来中国的法国传教士杜德美，曾向中国介绍过西方新的数学成就割圆三法，包括圆径求周、弧背求正弦、弧背求正矢。但“其所以立法之源，乃无一语道及”(10)。明安图“积思三十余年”，写成专著《割圆密率捷法》一书，用自己的独立钻研，解决了传教士未曾说明的东西(11)。此书在明安图去世前未能完稿，在遗嘱中，让儿子明新和弟子续作。明新等遵照父、师遗命，“相与讨论，推步校录”、“质以平日所闻面授之言”，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最后成书。(12)

《割圆密率捷法》共分四卷，一卷曰步法，二卷曰用法，三、四两卷曰法解。前两卷是明安图的遗稿，后两卷系陈际新等续成。在第一卷步法中，明安图论证了割圆十三术，即圆径求周，弧背求正弦，弧背求正矢，弧背求通弦，弧背求矢，通弦求弧背，矢求弧背，正弦求弧背，正矢求弧背，余弦求正弦、正矢，余矢、余弦求本弧，借弧背求正弦、余弦，借正弦、余弦求弧背。明安图的这些论证，是在西洋算法的启示下，以中国的传统数学为基础独立做出的，不仅揭示了杜德美所未加说明的原有三法的“立法之原”，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新公式。

当明安图对于割圆术做过深入的研究之后，又有董祐诚（1791—1823）再作研究。而项名达则在董祐诚之后再次探讨。董祐诚提出了四个公式，项名达将之简化为两个公式。另外，项名达还提出了求椭圆周长的独特方法。这些在数学发展史上都是很有价值的成果。

二、气象学

气象学在中国是一门很古老的学问，早在殷周时期，即有丰富的知识，秦汉以后，更在气象的观测、气象仪器的创造和气象理论的研究等方面，有所发展。清朝建立后，这门古老的学问仍在继续开出新花朵。

清代很注意对各种气象的观察和记录。为了测量雨水的大小，康熙、乾隆时期向各地陆续颁发了雨量器。这种雨量器高一尺，广八寸，并有标尺，以黄铜制成(13)。测量的结果要记录、上报，许多地区的记录因而得以保存下来，如北京地区自雍正二年（1724）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长达一百八十年之久的雨雪、日月、时辰，在北京故宫的原文献馆里，就有资料可查(14)。为了更好地掌握气候的变化，康熙帝玄烨还提出了建立统一的气象观测网的设想，据记载，康熙五十五年（1617）三月，他对大学士九卿等曰：“朕常立小旗占风，并令直隶各省，凡起风下雨之时，一一奏报。见有京师于是日内起西北风，而山东于是日内起东南风者。”(15)

清代在气象仪器方面也有显著的成就——黄履庄发明了温度计及验燥湿器。黄履庄生于顺治十三年（1656），江苏人。他善思深虑，“如一思碍而不得，必拥衾达旦，务得而后已焉”(16)。他发明了许多仪器和机械，其中温度计当时叫冷热器，“此器能诊虚实，分别气候；证诸药之性情，其用甚广”(17)。其验燥湿器，“内有一针能左右旋，燥则左旋，湿则右旋，毫发不爽，并可预证明晴”。(18)

清代除了观测气象、创造气象仪器之外，还设法与恶劣的气候作斗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进行人工消雹活动。清初人刘献庭在《广阳杂记》卷三说：“平凉一带，夏五六月间，常有暴风起，黄云自山来，风亦黄色，必有冰雹，大者如拳，小者如栗，坏人田苗，此妖也。土人见黄云起，则鸣金鼓，以枪炮向之施放，即散去……”这段记载，原来迷信成分颇多，但抛开迷信的成分，即可得知，当时甘肃一带，已开始使用火炮来消除冰雹。这说明，早在三百年前，中国已有人工消雹。

三、农学

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的思想比较兴盛，而农业生产在当时的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不少知识分子致力于农学的研究。再加上清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为知识分子著书立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样，清代的农业科学著作纷纷问世。其中最著名的有张履祥的《补农书》、杨屾的《知本提纲》和《豳风广义》及乾隆时官修的《授时通考》等部大型农书。

张履祥和《补农书》。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浙江桐乡人。世居杨园村，所以后世学者称为“杨园先生”。年轻时代，有志于走仕宦道路，曾屡次参加乡试，都未考中。后因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南下，弃仕宦之途，“以授徒为业，躬自力农桑”(19)。又抄辑和补充崇祯末年连川人沈某所作的《沈氏农书》，于1658年完成《补农书》。

《沈氏农书》有“逐月事宜”（依次叙述每月应作的农活）、“运田地法”（即耕作技术）、“蚕务六畜”、“家常日用”四部分，其中以论水稻生产最为详尽。《补农书》除了稻麦蚕桑外，又有农业经营和家庭副业等内容。补了《沈氏农书》之“未尽事宜”。同治十年（1871）海宁人陈克鉴将《沈氏农书》与张氏《补农书》一起编入《杨园先生全集》，统名为《补农书》。

杨屾的《知本提纲》和《豳风广义》。杨屾（1699—1794），字双山，陕西兴平人。清代杰出的农学家。他一生以授徒为业，也从事一些农业生产。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自己的生产实践经验，写下了《知本提纲》和《豳风广义》两部著作。

《知本提纲》是他教授学生的讲义，全书共十四章，其中修业章是专门讲述农业生产的。在这一章中，包括“前论”、“耕稼”、“桑蚕”、“树艺”、“畜牧”、“后论”等六部分。杨屾非常重视农桑生产，在该书中他指出：“衣食者生民之命，无食则饥，无衣则寒”，而“耕桑者衣食之原，力取则丰”，“若农业之失务，自衣食之不敷。沙砾尽化金银，难疗枵腹之饥；瓦石胥变珠玉，岂御切肤之寒？即有至仁之纯德，弗止冻馁；虽以上圣之明哲，难保流亡。”(20)所以他认为“重大无过于农道”，“在学校不可一日不讲，在田里岂可一日不力乎？”

在《知本提纲·修业章》的六部分里，杨屾叙述了许多方面的农学知识，诸如耕地、垦荒、选种、播种、移植、耘锄、收获、园圃、造粪、施肥、灌溉、树桑、养蚕、摘茧、缲丝、植树、畜牧等都在其中。有的讲得很详细，非常符合科学道理。如关于耕地，他提出“山原土燥”要“加重犁”（即犁两次，以便犁得深一些），“泽水盛”要“轻锄耨”（即犁得浅一些），“耕如象行，细如迭瓦”（象行极正，耕地时要直前而进，如屋瓦鳞次相迭），“宁廉勿贪”（指两行犁沟之间的距离要窄小，以免隔生不熟），“宁燥勿湿”（指土地过湿时不可耕地，否则地被践踏板结，作物不易生长等）。杨屾所提出的上述技术，直到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豳风广义》是杨屾为了在关中地区推广种桑养蚕而撰写的一部专著。杨屾认为农业生产包括“耕、桑、树、畜”四个方面，农家如果要丰衣足食，就必须从事这四个方面的生产，“力耕则食足，躬桑则衣备，树则材有出，畜则肉不乏。”关中地区原本是植桑养蚕之区，但后来于兵火之余，砍伐殆尽，人们对蚕桑生产弃置不讲，稍遇荒歉之年，就缺衣少食，流亡载道，他自己也亲受其害。因此，他立志在关中地区重新把桑蚕业恢复起来。他详细调查了解了植桑养蚕的方法和缫丝织帛的方法，并亲自树桑数百株，从雍正七年（1729）开始做养蚕治丝的实验，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于是著成《豳风广义》一书，向关中人民介绍经验。

乾隆时的《授时通考》。《授时通考》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大型农书。乾隆二年（1737），清高宗弘历下令编辑，到乾隆七年（1742）完成进呈，全书共七十八卷，分为八门，一为“天时”，分记农家四季活计;二为“土宜”，讲高下燥湿各种土地的利用；三为“谷种”，记载了各种作物的性质；四为“劝作”，记述了从垦耕到收藏各个生产环节的工具和操作方法;五为“功课”，是历朝关于重农的政令;六为“蓄聚”，即“备荒之制”;七为“农余”，包括蔬菜、树木的种植及畜牧方法等;八为“蚕桑”，谈养蚕缲丝等事。本书基本上是将前人的有关著述予以汇集，但它内容丰富，体例严整，凡所采摘，多“取其切于实用”，“诗文藻丽之词，概置弗录”，且有不少附图，极便领会，为传播和发展农业生产技术起了一定的作用。(21)

四、土木建筑

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留下了不少清代的建筑精品。最引人注目的是宫殿、陵墓、寺庙和园林等，它们在布局、造形、装饰等方面都继承、发展了我国古代的优秀建筑传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建筑精品，有的是汉族人民修建的，有的则出自藏族、蒙古族、满族、维吾尔族、傣族等兄弟民族的工匠之手，它们说明我国各族人民都具有高度的智慧和创造才能。有些建筑工程，融汇了汉族和我国其他一些民族的风格特色，甚至吸收了外国的一些艺术手法，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在清代相互联系的加强和当时中外交往的发展。

1. 皇宫的扩建

北京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是当时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心。它从明代永乐四年（1406）开始修建，永乐十八年（1420）基本建成。顺治元年（1644）清朝统治者进关入京，第二年就对皇宫内的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重建修缮，并改名称为太和、中和、保和殿。以后清朝又对皇宫进行了多次重修和扩建，逐渐形成了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在清朝对皇宫的多次重修扩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康熙八年（1669）对太和殿的重建。这次重建由老技师梁九设计，他根据材料供应情况，将原来的九间改成十一间。全殿面宽60.01米，深33.33米，从庭院地面到正脊的高度是35.05米，加上螭吻卷尾共为37.44米，这在我国木结构建筑物中是最高大的一座。大殿的木柱东西十二根、南北六根，共七十二根；每根高12.7米，直径1.06米。为了不影响视线，对明间大柱子特地作了艺术处理，即搞了六根沥粉金漆鲜明夺目的巨大蟠龙柱，它们围绕着镂空透雕的空座，顶上有极为精美的蟠龙藻井，显得很有气派。太和殿的整个装饰更是雄伟，殿内彩画着行、坐、升、降各种栩栩如生的金龙。外檐的彩画不仅在蓝绿地上有沥粉金灵芝或西番莲，而且在朱红的望板上也做出精致的沥粉片金流云，这在古建筑中是少有的。殿内地面用64厘米见方的金砖铺墁，墙裙用绿琉璃面砖加以六角形黄色背纹装饰，墙身是包金土色，周边的蓝地上缀以沥粉金龙。殿内房间的大隔扇，都是三交六椀的棂花格、绦环、裾板凸起金龙，门窗皆为鎏金的金廓、金琐窗。殿顶的垂脊上截兽前面的走兽各有十个，排列顺序是龙、凤、狮子、海马、天马、押鱼、狻猊、獬豸、斗牛、行什（猴）。这种在宫殿顶上以“行什”作为装饰瓦件的做法，除了太和殿外，没有第二个。康熙十八年（1679）北京大地震，太和殿被震坏，三十四年再次重建，乾隆三十年（1765）又进行了一次大维修。老技师梁九在为重建太和殿搞设计时，曾按等比例缩小的方法做出了大殿的模型，这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也是一个大进步。

乾隆时期，在皇宫内宁寿宫的西侧，修建了一座小花园，以备弘历退位当太上皇后养老游憩，这也是清朝统治者扩建皇宫的一次较大的活动。全园面积约六千平方米，空间虽然不大，但却布置了几十座亭轩楼阁，又有假山树木。后来弘历退位后实际并未在此养老，但因是乾隆自己为养老而修建的，人们都称之为“乾隆花园”。“乾隆花园”在造园艺术上发挥了变化多样的技巧，设计新颖，游廊宛转，亭阁玲珑，处处引人入胜。因地方小，建筑物多，整体布局不免显得拥挤，堆砌闭塞。但终究为皇宫内的建设增添了一座休息观赏的小乐园。

2. 美丽的“三山五园”

从康熙十六年起到乾隆年间，清朝统治者先后在北京西北郊营建了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等皇家园林，这就是著名的“三山五园”。

静宜园：康熙十六年（1677）在原香山寺旧址修建了一座香山行宫。乾隆十年（1745）对它作了扩建，次年改名“静宜园”，十二年（1747）完成了二十八处园景。

静明园：康熙十九年（1680）在玉泉山建行宫，名为“澄心园”，二十三年（1684）改名为“静明园”。到乾隆初年，进行了扩建，并仿照镇江金山寺塔的形制在山顶建七层琉璃塔“玉峰塔”。十八年完成静明园十六景。

畅明园：康熙帝玄烨两次南巡后，对于江南优美的风光和精致的园林十分欣赏，因而打算在北京西北郊原明代李伟的清华园旧址上，建造一座南方式园林。于是任命供奉内庭的江南籍山水画家叶洮负责规划和监造，由江南叠山名家张然主持园内的叠山设计。经过数年的修建，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左右完成，此即畅春园。此园建成后，每年的大部分时间，玄烨均在此居住，处理政务和接见臣僚。到了乾隆时期，弘历皇帝以之作为皇太后居住的地方，以后历朝沿为定例。

圆明园：圆明园在畅春园的北面，最早是明代的一座私家园林，康熙四十八年（1709）玄烨赐给皇四子胤禛。胤禛继位后，于雍正三年（1725）将之改为离宫型皇家园林，因而大加扩建，在园之南建造了衙署宫殿，在园之北、东、西三面将多泉的沼泽地改造为河渠水网，设置了一系列的风景点、小园和建筑群。在雍正年间圆明园所建成的重要建筑群组共有二十八个。到了乾隆年间，弘历仍以此园为离宫，对该园再次扩建。这次扩建是在该园原有的地盘上调整园林景致和增建若干建筑群组，最后形成了四十处重要风景区。每区分别以四个字命名，这就是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其中二十八景是雍正时旧有的）。另外弘历又在该园的东邻和东南邻附建了长春园和绮春园。这便形成了著名的“圆明三园”。

圆明园是一座全部由人工开拓的大型园林。它以水景为主，水面有大、中、小三种类型，这些大小水面又由回环萦流的河道串联为完整的河湖水系，构成全园的脉络和纽带。园内的小山都用挖湖土方堆积而成，整个设计主要模仿江南苏杭各地园林胜景，如当时江南四大名园，即苏州的狮子林、海宁的安澜园、南京的瞻园、杭州的小有天园均通过画师的写照而全部仿建于三园之内。使它不仅具有北方园林建筑特点，而且还洋溢着江南园林的气息。圆明三园既融合了南北园林艺术，又在长春园内建有一区欧洲式园林，俗称“西洋楼”。圆明园内的宫殿建筑结构也相当新颖，屋顶几乎都用九脊、硬山、挑山、卷棚式等。园内还收藏着大量的古籍、字画、珍宝和工艺品，成为一座综合的艺术宝库。当时，通过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给罗马教廷的信函，圆明园被介绍到欧洲，对于促进欧洲园林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清漪园：清漪园位于北京城西北约十公里的地方，紧邻圆明园，西接玉泉、西山诸峰。早在金朝，这里已建有皇帝的行宫，当时这里的山名瓮山，山脚下的湖名瓮山泊。元明时期这个风景区更加发展，陆续建起十几所寺庙，名人士子常来游览。乾隆十四年（1749）冬，由于在这一带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水系整理，使西湖（即原来的瓮山泊）成为当时不小的蓄水库，它不仅拦蓄玉泉山之水，而且香山一带许多大小泉流也都利用石渡漕导入其中。乾隆皇帝仿效汉武帝在长安昆明湖池训练水军的故事，命建锐营，兵弁定期于湖内举行水操，于是改湖名为“昆明湖”。同时，为了庆祝他母亲的六十寿辰，又在瓮山圆静寺的旧址上，修建了一座规模壮丽的佛寺“大报恩延寿寺”，并改瓮山之名为“万寿山”。万寿山和昆明湖形成的北山南湖的地理位置关系为建园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因此，一心热衷于建园的乾隆皇帝随后又任命专人负责在这里修园。从乾隆十五年（1750）起，终乾隆一朝，其营建工程从未间断，终于使之成为一座以天然山水为基础，又施以人工精心修饰的美丽宏伟的皇家园林，当时所定名称为清漪园。全园面积约达3.4平方公里，分为前山前湖和后山后湖两大景区，北部山地占全园面积的三分之一，大部分建筑集中在山上。其建筑手法除了沿袭汉以来皇家园林中蓬岛瑶台、一池三山的传统布局外，又大量模仿了美丽的江南自然景色和私人园林的俊逸情趣。有雄伟壮丽的佛香阁、靠山面水的乐寿堂，还有曲折绚丽的长廊。佛香阁最初建造时本是一座九层宝塔，建至第八层，突然被弘历下令停修，继而拆毁改建楼阁，才形成后来的样子。这座美丽的园林于咸丰十年遭到英法帝国主义侵略军的严重破坏，到了清末才被修复，并改名为“颐和园”。

3.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

避暑山庄，又名热河行宫、承德离宫。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区北半部。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和控制蒙古族的上层人物，从顺治年间起开始实行“秋狝”制度，即由皇帝到张家口、独石山以北地区打猎，届时蒙古族的上层人物带领属员轮流护卫。最初打猎的地点不固定，康熙二十二年（1683）以后固定于木兰围场。从此，玄烨每年夏初在喀喇河屯行宫避暑处理政事，秋初前往围场行猎。后来他听说离喀喇河屯行宫不远的地方，有一处草木茂盛，环境优美，气候凉爽的避暑胜地，于是亲自在那里勘察设计，从四十二年（1703）起，开始兴修离宫。到乾隆五十五年全部竣工，这就是著名的避暑山庄。山庄建成后，一方面为清朝统治者提供了一个宜人的消暑地方；另一方面也为之提供了进行政治活动、加强各民族间联系和统一的重要场所。当时我国漠南、漠北、青海、新疆的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西藏四川等地的藏族、苗族，以及台湾的高山族等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都曾先后到山庄来朝见皇帝。乾隆中叶，英国使节也曾前来与弘历会见。避暑山庄成了清政府的第二政治中心。山庄的面积达五百六十万平方米，围绕四周、随山起伏的“虎皮石墙”长达二十华里。整个山庄由宫殿区、平原区、湖区和山区四部分组成，建筑手法融合与吸收了各民族的艺术特点，表现了祖国各地的自然风貌。

宫殿区在山庄的南部，包括正宫、东宫、松鹤斋和万壑松风四组建筑。这些建筑基本上应用了北方居民四合院的规则布局，朴素大方，是清朝皇帝处理朝政和居住的地方。正宫的澹泊敬诚殿是用楠木造成的，俗称“楠木殿”，是山庄的正殿，各种大典在这里举行。

平原区、湖区和山区占山庄面积的绝大部分，自然环境十分优美。有遍布苍松的山峦，有平坦如茵的草地，还有曲折回环的河流湖泊。平原区的万树园，古木参天，很易使人联想起东北大兴安岭的莽莽森林。湖区的建筑，有模仿苏州的文园狮子林，有模仿镇江的金山寺，有模仿嘉兴的烟雨楼，还有模仿杭州西湖的芝径云堤，整个湖区因而洋溢着南方园林的秀丽景色。

在避暑山庄东、北两面山麓，武烈河以东和狮子沟以北的山丘地带，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之间，先后建立了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殊像寺、罗汉堂、须弥福寿之庙等十一座庙宇。其中溥善寺、普佑寺、广安寺及罗汉堂四处今已破坏无遗，实际存者七处。这就是被称作“外八庙”或“八大寺”的建筑群。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在建筑艺术上体现了我国各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在政治上反映了我国各族间的亲密交往，它是清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巩固的突出例证之一。

4. 壮丽的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位于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西隅，是一座大型的喇嘛寺院。早在唐初文成公主入藏时，松赞干布为了让文成公主居住，就已创建了布达拉宫。但松赞干布所建者，早已毁坏不存。顺治时，达赖五世到北京朝见清朝皇帝，得到册封，回藏后遂对布达拉宫进行修复。后来他的继承者们又陆续加以扩建，今天布达拉宫的规模就是这样形成的。布达拉宫系石木结构，高达178米，砌有平楼十三层，建有宫殿三座。宫墙厚达一米多，以一块块方石砌成。殿堂上绘有鲜艳的壁画，室内陈列有造型生动的佛像。整个建筑群依山而筑，自山下直到山腰，巍峨高耸气势非常雄伟。每遇晴天，宫殿的金顶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更加显得壮丽可爱。布达拉宫是藏族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充分体现了他们伟大的创造才能。

5. 样房、算房和匠作则例

清朝统治者因为经常进行营建，为适应需要，专门设立了主持设计和编制预算的机构，这就是“样房”和“算房”。在“样房”和“算房”任职的多是“世守之工，号称专家”(22)。著名的“样式雷”雷发达，就是任职于样房的专家。

雷发达（1619—1693），江西南康人。幼年随父迁居南京。刚到三十岁即成了有名的工匠。康熙初年，与堂兄雷发宜一起被征入京，参加皇宫修建。由于他的高超技艺，被任命为工部样房掌案。此后三十多年，他作为宫廷建筑大师，参与了许多建筑工程。雷发达曾经用硬制板制作可以揭开房顶观察内部样式的建筑模型，开了我国的活动模型进行设计的先例。他病故后，其子雷金玉继承了他的技艺，以后一直传到第六代雷廷昌。他们祖孙六世从事“官式”建筑二百年，先后参与设计修建的有“三海”、“四园”以及东、西二陵等许多重大工程。其所设计各种图样广为使用。

匠作则例是有关工匠营建制造的各种成规定例。清代有关衙门，往往每过若干年即纂修一次，目的是保证营建制造的质量和数量，便于计算开支，以防奸杜弊。样房、算房的设计专家和巧工宿匠，也多将则例辑为秘本，其目的则是为了方便自己查考，便于估算和施工。官修工匠则例以乾隆时期为最多，嘉道以后官修者减少了，而样房、算房和工匠的私辑底本却每多流传。有人统计，现存清代的匠作则例尚约有七十种。匠作则例涉及的行业，除了建筑之外，还有工艺美术和手工业制造，但建筑占很大比重(23)。雍正十二年（1734）刊行的清代第一部工匠则例《工程做法》，即是关于建筑的则例。这个则例共有七十四卷，图文并重，统一了官式建筑的构件的模数和用料标准，简化了构造方法，是对长期以来工匠所积累的建筑经验的一次大总结。

样房、算房的设置和匠作则例的大量编纂，是当时建筑发达的产物；而它们的设置或编纂，无疑反过来又对建筑的进一步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节
考据学、史学和地理学

一、考据学

1. 清代考据学派的演变

考据是清代非常盛行的一种治学方法，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一代学风。它以研究儒家经典为中心，广泛整理了古代文化典籍，在古文字学、史学、地理学、天文学、数学、目录学、校勘学、辑佚学等学科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这种学风早在清初即已存在，大学者顾炎武即是清代考据学的开山祖。他和同时的另外一些学者，鉴于明末学界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空疏误国的弊病，提倡“经世致用”。他们的考据与现实有紧密联系，而与官方提倡的理学相对立。他们对清王朝在政治上持反对或不合作的态度。这时，考据之风处于方兴之时，还仅是学界中各种流派的一支。后来，考据中联系实际“经世致用”的做法逐渐被抛弃，从事考据的学者却一味钻进故纸堆里。到了乾嘉年间，终于形成为占有压倒优势的正宗学派，由于这个缘故，清代的考据学也被人称为乾嘉学派。

乾嘉年间考据发达的原因，跟清政府的政策很有关系。为了巩固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封建专制统治，入关以后的清政府屡兴文字狱，乾隆年间这类案件尤多，一般文人自然不敢以身家性命作冒险，遂远离现实埋头于故纸堆中。同时，清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又对文化事业大力提倡，乾隆皇帝亲自写诗论画；督抚以“书生不能胜任”、“书气未除”为由参奏属员，他则极力批驳，并自谓二十年来，讲论未尝停止，“实一书生”。此外，他又屡开特科，奖励文人，大力组织编书，《四库全书》的编辑就是其中尤其引人注目者。这样的“右文”政策，对于学者从事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显然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当时积极贯彻清政府政策的有纪昀、朱筠、王昶、毕沅、阮元等重要官僚。

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直隶献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历任《四库全书》纂修官及总办、兵部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礼部尚书、兵部尚书、清高宗实录馆副总裁等职。主要著作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明目录》(24)。在他负责《四库全书》的编辑时，学者咸与往来，托庇其门下者颇多。

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号笥河，顺天大兴人。他“博闻宏览”，重视小学训诂。督学安徽时，既祀音韵学家江永于紫阳书院，又“刊布许氏《说文解字》，叙说之以教士”。他热心于“宏奖后进，惟恐不至”，著名学者程晋芳、任大椿，“皆筠所取士”，“李威、洪亮吉、武忆、黄景仁、吴鼒，皆其弟子。阳湖孙星衍为诸生时，以不见（朱）筠为恨，介（洪）亮吉为绍，愿遥执弟子礼”。(25)

王昶，字德甫，号述庵，一字兰泉，又字琴德，江苏青浦人。他“天资过人，于学无所不窥，尤邃于《易》”。他与文人交往甚密，曾五次做顺天乡试和会试的同考官，一次主顺天乡试，“皆以经术取士，士之出门下为小门生及从游受业者二千余人”。“在京师时，与朱笥河互主骚坛，后进才学之士执业请益，舟车错互，履满户外”。(26)

毕沅，字蘅，一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江苏镇洋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一甲一名进士，历任陕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河南巡抚、湖广总督、山东巡抚等要职。虽然公务很多，但不忘治学，著有《传经表》、《经典辨正》、《续资治通鉴》等书(27)。他善于与文人合作，著名学者章学诚、卢文弨、洪亮吉、孙星衍都曾在他的幕府，这对于他本人学识的增长大有益处，对于学术的提倡也有积极作用。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乾隆五十八年（1793）提督山东学政，六十年（1795）八月调任浙江学政。此后历任礼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浙江巡抚、漕运总督、江西巡抚、河南巡抚、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他“淹贯群书、长于考证。其论学在实事求是，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巨细无所不包，而尤以发明大义为主”。“所编《经籍纂诂》、《十三经校勘记》，传布海内，为学者所取资”。所刻之书尤多，最著者为《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千四百卷。(28)他还重视发展教育，在浙江创修了玉环厅学和诂经精舍，又在广东创立学海堂，许多青年士子因而受教于名流学者，学业日长。

上述五人，既是高官，又是学者，本人热心学术，又能密切联系文士，他们的活动在清代学术史上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乾嘉年间的考据派学者多能互相师友，门户之见不深。但由于相互间存在治学态度、风格和方法的差异，仍可划分为不同的流派，其中主要的是分别以惠栋和戴震为首的两派。惠栋为首的一派，包括江声、余萧客、江藩等人（以下简称惠派）。戴震为首的一派包括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以下简称戴派）。两派都尊崇顾炎武，都继承了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方法(29)，并加以发展，用来整理古代典籍和研究语言文字，也都丢掉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传统。两者的区别在于，惠派盲目尊奉汉儒，唯汉必尊，唯古必信；而戴派则治经不轻信汉人，必求得其原意而后可，其言训诂名物，虽常博引汉人之说，但不对之墨守。此外，惠派治学尚淹博，而戴派则贵精审。段玉裁曾称颂戴震说：“东原师之学，不务博而务精，故博览非所事，其识断、审定，盖国朝之学者未能或之过也。”(30)这正说出了戴派学者不同于惠派的一个显著特点。对于清代的考据学，历来有笼统称为“汉学”的做法，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以之称说惠派则可，以之加予戴派则显然与事实不符。在惠、戴两派中，成绩较大的是戴派。

2. 著名的考据派学者

清代考据派学者数量很多，简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著名学者的情况，就可以略见其演变之迹。

（1）顾炎武　顾炎武，字宁人，原名绛，昆山人。他是明清之际的著名考据学家和思想家。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

在治学上，顾炎武反对空谈，极力提倡踏踏实实做学问。《清史稿》记载说：“（顾炎武）生平精力绝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所至之地，以二骡二马载书，过边塞亭障，呼老兵卒询曲折，有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对勘，或平原大野，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31)《清史稿》又说：“炎武之学，大抵主于敛华就实。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32)

为了“经世致用”，顾炎武在从事考据时，还特别注意对现实的迫切问题的研究。他每到一个地方，就要详细调查该地的各种情况，特别注意调查其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如他写的论文《钱粮论》，就是对山东、陕西等地当时的赋税缴纳办法作了深入调查之后才写出来的。他的这种考据，无疑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活动。

顾炎武的著作主要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吴韵补正》、《肇域志》、《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金石文字记》、《亭林文集》、《亭林诗集》等。

（2）阎若璩　阎若璩，字百诗，太原人。主要著作有《古文尚书疏证》、《四书释地》、《孟子生卒年月考》、《潜丘札记》、《毛朱诗说》、《日知录补正》等。

他的最大贡献是考定《古文尚书》之伪。他经过三十余年的潜心研究，终于提出一百二十八条证据，证明此书乃东晋年间之伪作。一千多年来，《古文尚书》被视为经典，科举取士以之作为考试内容之一，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一书一出，将其伪作的面目加以暴露，对朝野上下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震动。

阎若璩之所以能在考据学上作出突出贡献，重要的原因是他学习认真、读书时注重思考，而且不得其解决不放手。如有一年他发现“使功不如使过”一句话的出处不详，此后便留心查找，过了十五年他从《唐书·李靖传》中找到了这句话。二十年后，又在《后汉书·独行传》中找到了最早的出处(33)。为了一句话的出处，前后研究达二十年，这是多么可贵的锲而不舍的精神！

（3）惠栋及其弟子　惠栋，字定宇，号松崖，先世扶风人，自九世祖迁居于吴。其曾祖惠有声即通晓儒学经典，“以九经教授乡里”。惠栋虽在学术上没有可以称述的独创，但笃守家法，使“汉学”壁垒森严，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个人物。他的弟子江声、余萧客和再传弟子江藩，在发展壮大惠派上，都发挥了不小作用。

江声，本字涛，后改叔沄，号艮庭，吴县人。他认为《尚书》，“汉注不备，则旁考他书”，从而写成《尚书集注音疏》一书。阎若璩等考定《古文尚书》是伪书之后，对于“刊正经文，疏明古注”，皆所未及，至江声此书出，这方面的问题才开始加以解决(34)。此书引证很广博，大体以汉儒之说为主，是惠派学风的典型作品之一。

余萧客，字仲林，别字古农，吴县人。他性好古籍，闻“有异书，必徒步往借，虽仆仆五六十里，不以为劳也”。年二十二，拜惠栋为师(35)。他主要著作有《古经解钩沉》。宋朝以后，注疏之学渐衰，此书与惠栋的《九经古义》在提倡古训上，都有着不小的影响。

江藩，字子屏，甘泉（今江都市）人，是余萧客的学生，撰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他门户之见甚深，在《汉学师承记》里，推惠栋为汉学正宗；在《国朝经师经义目录》里，不论是不是，只论汉不汉，“专宗汉学，凡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皆不著录。”他真可谓“笃信谨守”家法的惠派嫡传！(36)

（4）戴震　戴震（1723—1777），字慎修，一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人。年轻时做过小商贩和塾师，曾问学于婺源江永。乾隆二十年（1755），到北京，与大学者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等相交游。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与惠栋相识于扬州。乾隆三十八年（1773）任《四库全书》纂修官。他是清代考据学中戴派的创始人。

在研究儒家经典上，戴震跟顾炎武等人一样，也主张自古文字入手。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37)他在文字学方面著作很多，跟他具有这个主张很有关系。

戴震之治学，又极重精审，他说：“学贵精，不贵博，吾之学不务博也”。“得知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得知一件而到地也”。(38)这一点也表现了戴派与惠派的区别，惠派所追求者在于淹博。

戴震之治学，虽然在古文字等方面用力较多，对于儒家经典的“义理”有《孟子字义疏证》等书，影响很大。他重视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并非意味着认为他是完全按照儒家经典的原意去著述阐发儒家经典的，事实上，他是利用这种手段发表了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使他成为清代大思想家之一。这在清代的考据学者中并不是多见的。

（5）段玉裁　段玉裁，字若膺，金坛人。生于雍正十三年（1735），死于嘉庆二十年（1815）。段玉裁的主要贡献在《说文解字注》一书。东汉人许慎所著《说文解字》，多存古义，可以探源故训，因而清代学者自康熙以后渐加注意。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就是清代研究《说文解字》较早而且成就甚高的一部书。

（6）王念孙　王念孙，字怀祖，高邮州人。生于乾隆九年（1744），卒于道光十二年（1832）。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历任工部主事、吏科给事中、永定河道、山东运河道等职。他是著名的校勘家和古文字学家，著有《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等书。

王念孙“尤精于校雠，凡经史子书，晋唐宋以来古义之晦”，抄写之误、改校之妄，“皆一一正之”。其校勘名著《读书杂志》共八十二卷。

（7）王引之　王引之，字伯申，王念孙之子，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道光十四年（1834）。他著有《经传释辞》十卷，这是我国早期研究文法的名著，是阅读古书的一部极好的参考书。

3. 整理古籍方面的成就

清代考据学者分有不同派别，前辈和后学之间也有不少区别。但其对于古代文化的整理都作出了贡献。前面介绍著名学者时已将其中若干贡献叙出，兹将尚未涉及的重要成果补叙于下：

（1）关于儒家经典方面

胡渭著有《易图明辨》一书。胡渭的《易图明辨》撰写出来之后，对于陈抟、邵雍、周敦颐等附会强加之说大加驳辩，使《易经》真面目得到了暴露。

焦循著有《易章句》、《易通释》、《易图略》等书，统名《雕菰楼易学三书》。他家数世传《易》，幼承家学，在治《易》中能会通全书，发明义例，卓然自成一家。

胡承珙著《毛诗后笺》、马瑞辰著《毛诗传通释》、陈奂著《诗毛氏传疏》。清人在《诗》学上的主要成果在训诂名物；这三部书就是嘉道间先后出现的这种名著。前两部贵宏博，后一部尚严谨。历来论者对后一部评价最高。

焦循著有《孟子正义》。它以疏解赵岐注为主，但不是墨守其说。除了训诂名物之外，对于《孟子》的“义理”也多有论述。《孟子》原有孙奭疏，非常芜杂，《孟子正义》大大超过了它，是清人关于儒家经典的新疏著作中较好的一种。

（2）关于古文字学方面

戴震著有《方言疏证》。《方言》为西汉杨雄所撰字书。《方言疏证》广稽文献，将其传刻之讹误进行校勘。据自序说，改正错字二百八十一，补脱字二十七，删衍字十七，从此《方言》一书才可读通。

邵晋涵著《尔雅正义》。该书系疏晋人郭璞注，但对《尔雅》原文及郭注多有增校，另外也博采唐以前学者舍人等佚注，分疏于诸家之下。

阮元主编《经籍纂诂》。《经籍纂诂》为阮元任浙江学政时组织诂经精舍学生分工编成的字典，各字依《佩文韵府》的次序编排，专辑古书成说解释其意义，唐以前训诂，网罗殆尽，是阅读古籍极便利的一部工具书。

江永著《古韵标准》等。顾炎武对古音韵的研究为清人之首，其次则有江永著《古韵标准》、段玉裁著《六书音韵表》、戴震著《声类表》、《声韵考》、孔广森著《诗声类》、王念孙著《古韵谱》。他们认为古今音韵不同，对古音的分部作了步步深入的探讨。唐代的《广韵》分声音为二百零六部，他们认为古音没有那么复杂。试图将之加以合并，以求附合古音，其研究结果，除顾炎武将古音归并为十部外，江永分为平上去十三部，入声八部，段玉裁分为十七部，戴震分为九类十六部，孔广森分为十八类，王念孙分为二十一部。

（3）关于校勘方面

清人校勘古书的方法很多，主要有以下四种：（1）以不同版本相对照，或根据前人的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2）根据本书或他书的旁证反证，校正文句的原始讹误;（3）找出著书人的原定体例，据之刊正全部通有的讹误；（4）根据其他资料，校正原著的错误或遗漏(39)。这些方法都很精密。当时在校勘上用力甚大的学者，除前文已述及者外，尚有卢文弨、顾广圻、黄丕烈、卢见曾等人。卢文弨之《群书拾补》、黄丕烈之《士礼居题跋》、卢见曾所刻之《雅雨堂丛书》等，即其从事校勘所获得的巨大成绩。大体说来，凡唐宋以前的要籍，清人几乎全部作了整理。

（4）关于辑佚方面

隋唐以前没有印刷术，宋元虽有了印刷术应用亦不广泛，因而古书多有亡佚。清人在进行考据中，大力开展了辑佚古书的活动。其辑佚所凭藉的资料大体有五：（1）以唐宋间类书为总资料；（2）以汉人子史书及汉人经注为辑周秦古书的资料；（3）以唐人义疏等为辑汉人经说的资料；（4）以六朝唐人史注为辑逸文之资料；（5）以各史传注及各古选本各金石刻为辑逸文之资料(40)。通过这些资料，清人使许多古书复活起来。当时的考据学者，几乎无不从事辑佚，邵晋涵所辑《韩诗内传》、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两汉三国六朝文》、卢见曾所辑的《郑氏易注》、张澍所辑的《三辅决录》、官修《全唐诗》、《全金诗》、《全唐文》等都属于这类书籍。有的辑录只是片断，但也很珍贵。

4. 考据学派的缺陷及其衰落

清代考据学派成绩很大，但也有不少缺陷：

第一，除了清初的若干学者以外，后来的考据学者只钻古书，研究过去的陈迹，不问现状，其治学与现实完全脱节。

第二，过分强调广博精深，以致流于烦杂琐碎。

第三，考据学者们的治学方法，大体不出归纳法等范围，这种方法可以弄清一些问题，但有局限性。

第四，有些考据学家的具体考证不准确，甚至有个别的人态度不严肃。

对考据学派我们要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关于治学态度不严肃的缺陷，仅是个别人的问题，从当时绝大多数考据学者来看，应该说态度是严肃的，极富于实事求是的精神。如戴震研究儒家经典，就力主剥去历代学者加上去的层层附饰，他要“以《六经》、孔、孟之旨，还之《六经》孔、孟，以程、朱之旨，还之程、朱，以陆、王、佛氏之旨，还之陆、王、佛氏。俾陆、王不得冒程、朱，释氏不得冒孔、孟”(41)。段玉裁也曾说过：“校经者贵求其是而已”，“校经之法，必以贾（公彦）还贾，以孔（颖达）还孔，以陆（德明）还陆，以杜（预）还杜，以郑（玄）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42)。其他考据学者在治学上一丝不苟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的。

由于清代学者除去考据学派外，还有其他派别，治学方向的差异，使之相互间存在矛盾。另外，考据学派也确实存在一些辫子可被人抓，因而在清代，特别是乾嘉年间考据盛行之后，攻击、批评考据学派者时有发生。

诗人袁枚是当时反对考据学派的一个著名人物，他视考据家和辞章家如水火。他在《随园诗话补遗》卷十第五十则说：“（费）榆村又有句云：‘读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蠹鱼尔何知，终日会糟粕。’此四句可为今之崇尚考据者下一神针。”其中也包含着袁枚的门户之见。

反对考据学派的还有当时具有相当势力的桐城派。这是拥护程、朱理学的一个散文流派。他们中攻击考据学派的主要人物有姚鼐和方东树。姚鼐认为考据学派宗汉学、攻程朱，是不分大小，有害学术(43)。方东树是姚鼐的弟子，写了《汉学商兑》一书，专以攻击考据学、吹捧程朱为务，门户之见特甚。桐城派虽是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攻击考据学派的，但有歪打正着之处。

对考据学派批判最深刻的是大学者章学诚。他既不满意于其脱离实际，又反对其烦杂琐碎。他说：“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必求官司掌故”，“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44)他还针对戴震主张学好天文、地理、古音韵、古典章、数学、生物等知识之后才能阅读儒家经典的言论批评说：“是数端皆出专门绝业，古今寥寥不数人耳，犹复此纠彼讼，未能一定，将遂古今无诵五经之人，岂不诬乎！”(45)

上述学派和个人对考据学派的批评，使他们受到一些影响，有些考据学者此后开始比较多地向理论方面用力（如焦循），有的颇欲调和“汉学”和“宋学”（如阮元）。但使考据学派受影响更大的是嘉庆、道光以后，国内外政治环境的改变。那时，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入侵危机一日甚于一日；脱离现实的考据学派已完全不能适应需要，于是学风大变，考据学派由全盛步入了衰落的途程。

二、历史编纂学

1. 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及典章制度专书的新作

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以及专讲典章制度的史书，早在清代以前即已相当发达，体例成熟，著作很多。清代对这几类史书没有在体例上推动其发生大变动，但沿用旧例，撰写了不少新作，不少是价值很大的名著。

在纪传体史书中主要是《明史》和《罪惟录》。《明史》是官修，共三百三十二卷。创修于顺治二年（1645），最后于雍正十三年定稿。乾隆四十一年（1776），复有改定译名，重修传纪之举，但刻版印行的《明史》，一直是乾隆四年（1739）的进呈本。在众多的《明史》编撰者之中，贡献很大的是万斯同。他是黄宗羲的学生，康熙十八年，应监修官徐元文之征，以布衣身份入京修史。他对明代史实很熟悉，诸纂官的稿子写成后，皆由他复审删改。他先后参与其事二十余年，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康熙四十一年（1702）死去时，已形成了四百多卷本的初稿。在这一阶段，徐元文、乾学兄弟以及熊锡履等,也为此事作出了不小贡献。此后，长期任总裁的王鸿绪，又对前此形成的有关成果，花费近二十年，加以修订，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搞出二百零五卷列传，于雍正元年（1723）搞出三百一十卷的《明史稿》全书。《明史》的最后定本，即以《明史稿》为底本，稍加增损而成。由于乾隆四年《明史》最后进呈皇帝时，担任总裁的是张廷玉，所以《明史》一般题作“张廷玉等奉敕撰”。《明史》的材料来源，主要是明代列朝实录和档案，此外还有大量的郡志邑乘、杂家志传、野史笔记等，材料堪称丰富。在写作过程中，又经过了许多著名学者长达几十年的讨论修改，所下工夫之大实属空前。因此它比过去所修的大部分纪传体正史要好。

《罪惟录》，查继佐撰。查继佐是海宁人，庄廷鑨明史案中，因庄氏所列“参阅姓氏十余人”中有其姓名，被牵连下狱，赖旧友左都督吴六奇力为“奏辩得免”(46)。该书之撰写，始于顺治元年，“手草易数十次，耳采经数千人”，以一人之力，历尽千辛万苦，经过二十九年，终于在康熙十一年最后纂定(47)。它有明显的反清立场，凡南明诸王皆列入本纪，弘光朝仍用南明年号，也保存了一些史料，可与清朝官修《明史》相对照研究。明末农民起义的“均田”口号，只有此书有记载，尤其值得注意。

在清代撰写的编年体史书中，主要有《国榷》和《续资治通鉴》。《国榷》的作者是谈迁（1594—1653），原名以训，字观若，后改名迁，字孺木，海宁人。他“好观古今之治乱，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48)。他认为明代列朝实录多有失实之处，其他野史不免“陋肤冗”，因而自天启元年（1621）开始撰写《国榷》。《国榷》原来只有抄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始有印本，印本共一百零八卷，包括正编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正编以编年体记事，起于元文宗天历元年，止于弘光元年。其撰写依据除明代列朝实录和邸报外，还有明代野史著名作家海盐郑晓、武进薛应旂、太仓王世贞等“诸家之书凡百余种”（见该书喻应益序）。作者又曾赴京调查访问。因此，《国榷》所提供的资料不仅丰富，而且相当可靠。其中有许多史实为明实录所缺载，有的则修正了明实录的错误。它对于万历以后的几朝历史记载特详，并且详细记载了建州女真的历史，这在明代后期史的研究中，特别是清朝先世史的研究中，非常值得重视。

毕沅主编的《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记事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撰写于乾隆后期、嘉庆初年，前后达二三十年。它以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蓝本，进一步考订增补。

清代撰写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主要是署名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此外还有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和张鉴《西夏纪事本末》等。

在清代撰写的典章制度专书中，最有影响的是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续通志》、《清通志》。《续通典》共一百五十卷，乾隆三十二年（1767）奉敕撰，乾隆四十八年（1783）经总纂官纪昀等校订进呈。该书为续杜佑《通典》之作，内容起自唐肃宗至德元年，止于崇祯末年。

《清通典》，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是《续通典》的续编。共一百卷，记事上起清初，下至乾隆。“分门隶事，一如杜佑之旧”(49)。但各门之下的细目则根据实际情况有因有革，“如钱币附于食货，马政附于军礼”，“并仍其旧”(50)，而“食货典之榷酤，算缗，礼典之封禅”，“久已为圣代所除，即一例从删”(51)。所据资料有《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大清律例》等成书，所以“缕分件系，端委详明”，颇便查阅(52)。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写出后，至明朝万历时才有王圻写《续文献通考》一书为之作续编。王书收集史料不少，但因“体例糅杂，颠舛丛生”而遗讥。(53)乾隆十二年清朝官方开始重修《续文献通考》，至乾隆四十九年经总纂官纪昀等校订成书。清修《续文献通考》吸收了王圻《续文献通考》的部分内容，但主要是根据其他材料，“大抵事迹先征正史，而参以说部杂编，议论博取文集，而佐以史评、语录”(54)。

《清文献通考》是《续文献通考》的续编。乾隆十二年奉敕编写。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典章制度的特点。由于此书写的是当代，材料丰富，因此篇幅很大，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典章制度的演变(55)。

《续通志》是郑樵《通志》的续编，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乾隆五十年经总纂官纪昀等校订后成书。其体例与《通志》大体相同，沿用其本纪、列传及二十略，有其世家、年谱。所记内容，本纪和列传自唐初至元末，二十略自五代至明末。

《清通志》是《续通志》的续编。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共一百二十六卷。它在体例上变动很大，仅保存了二十略，将本纪、世家、列传、年谱全都删去。其记事上起清初，下至乾隆，内容大部分与《清通典》等重复。

上述六种关于典章制度的新作，与以前已有的《通典》、《文献通考》、《通志》三书，合在一起称为“九通”。清朝灭亡前后，吴兴人刘锦藻又自撰《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述乾隆五十一年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的典章制度。它与“九通”合在一起，又有了“十通”之名。

2. 对古史的研究

清代由于文字狱屡次发生，许多学者埋首于整理古代文化典籍。这种情况反映到史学研究领域中，就是相当多的史家致力于古史的研究，有的考查上古史，有的改写或补写历代史书，有的对历代史书进行考订注释，有的对已经失传的史书搞辑佚。这些工作有脱离现实的弊病，但在史料编纂上却有一定的贡献。

清代考释古史的最负盛名的著作是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赵冀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字凤喈，嘉定人，曾“从惠栋问经义，遂通汉学”。乾隆十九年进士。历任内阁学士，光禄寺卿等职(56)。王鸣盛在治史上不喜多发议论，其《十七史商榷》的《自序》中曾说：“当考其事迹之实，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他的这种主张在《十七史商榷》中大体上是贯彻了。这部书共一百卷，除了校释古史的文句外，对典章故实尤其多所考释，为后人阅读提供了很大方便。王鸣盛在自序里曾说：“学者每苦于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欤！”

钱大昕，字晓征，嘉定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等职。最初以擅长辞章而出名，后来努力钻研经、史，“于经义之聚讼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了如指掌”。对于难以评论的古人“贤奸是非”，难以搞清的典章制度，他也“皆有确见”(57)。其《廿二史考异》一百卷，所考释的史书，包括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及《明史》的其他二十二部。其考释重点为文字之异同及训释之当否，但对史实之考订等，亦多所用力。为了写这部书，作者阅读了大量资料，仅考证《宋史》，所引书籍就达四十多种，作者在考证史书时，具有为发展学术而尽力的明确目的，他说：“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暇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58)作者的上述精神和态度，使《廿二史考异》成为一部价值极高的著作。

赵翼，字耘松，阳湖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历任镇安知府，贵西兵备道等职(59)。其《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所考释的史书包括全部二十四史，因为未把《旧唐书》和《旧五代史》计算在内，所以称为二十二史。赵翼在自序中曾说：“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即札记别纸，积久遂多。惟是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闲之奇”。“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可见这部书是作者读正史的笔记。它详近略远，参订元、明二史的条目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对于所考释的史书，皆叙述其编撰经过、材料来源，评论其史实真伪、方法优劣，对于每一个时代，皆找出重大问题，从原书辑出材料，归纳比类，加以综合分析。在一定意义上说，这部书既是简明的史学史，又是一部通史。不过，作者的历史观点有许多不妥之处，对这部书的价值产生了一定影响。

清代大规模地辑佚史书发生在乾隆年间。当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史部书四十一种，其中颇多价值极高者，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薛居正《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就是这时辑出的。在此前后，辑佚史书的工作也有不少成绩，所辑以先秦史和两晋六朝人的著作为最多。

3. 对当代史的研究

官修的关于本朝历史的书籍，有历朝实录、会典、方略、纪略和国史馆国史等。

大约自南北朝以来，历代都有实录的修撰，每个皇帝死后，继位的皇帝便设立专门机构，为之撰写实录。清修实录一般缮写五份，每份都有汉、满、蒙三种文字，分贮北京和沈阳。据《清史稿》记载，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的实录有七种：《太祖实录》十三卷，《太宗实录》六十八卷，《世祖实录》一百四十七卷，《圣祖实录》三百零三卷，《世宗实录》一百五十九卷，《高宗实录》一千五百卷，《仁宗实录》三百七十四卷。鸦片战争后又撰了从宣宗到德宗的四种。为掩盖祖宗的丑恶言行或出于其他目的，清朝的实录修成后，往往被一改再改。如《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六就明确记载，《太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曾先后改过二次，《世祖实录》改过一次。因此名为“实录”，而所记失实之处却数量不小。不过，它毕竟卷帙浩繁，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大量资料。

会典是记载各级行政机构职掌、事例的政书。清代的会典初修于康熙时期，内容包括崇德元年（1636）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各项典章制度；雍正年间，又补撰了康熙二十六年（1687）至雍正五年（1727）的内容。两者合在一起共二百五十卷。此后，鸦片战争前改纂两次，其中乾隆二十六年纂出《大清会典》一百卷，《会典则例》一百八十卷，嘉庆二十三年（1818）纂出《大清会典》八十卷，《图》一百三十二卷，《事例》九百二十卷；鸦片战争后于光绪二十五年改纂一次，纂出《大清会典》一百卷，《图》二百七十卷，《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60)。清修会典卷帙也很浩繁，为研究清代典章制度提供了方便。

清代每进行一次军事行动后，都要由政府组织人将用兵始末编成专书，称为方略或纪略，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纪事本末体的史书。康熙二十一年所编《平定三逆方略》是这类书中的第一部。乾隆年间又设方略馆，专管此事。清代所编方略或纪略数量很多，仅《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六所记鸦片战争前编出的，即达十六种之多。

清朝设有国史馆，专门纂修纪传体的本朝史，其体例包括本纪、列传、志和表。1928年中华书局印行《清史列传》八十卷，其底本即清国史馆所修的纪传体“国史”，但也参考了一些其他资料;它的内容比《清史稿》较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清人私撰本朝史有《东华录》、《圣武记》、《碑传集》、《切问斋文钞》和《皇朝经世文编》等。

乾隆年间，广西全州人蒋良骐充国史馆纂修官，他在阅读实录、红本、各种官书等时，凡遇与自己所负责的列传有关的内容，即“以片纸录之”，“逐年编载”，“积之既久”，竟成一书(61)。由于国史馆在东华门内稍北，这部书因而题名为《东华录》。它所载内容，上起天命元年，下迄雍正十三年，共五帝六朝，三十二卷。由于清代实录不断纂改，蒋氏《东华录》载有不少今本清实录所不载的事迹，有的则所载与之不同，因此，它在研究清初历史上，具有不小的价值。不过它文字简略，“所记大事，往往不具首尾”(62)。鸦片战争以后，王先谦又续抄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史料，并对蒋录加以增补，编成王氏九朝《东华录》;潘颐福辑《咸丰朝东华录》，王先谦加以增补，并自辑《同治朝东华录》。这样，九朝《东华录》发展为十一朝《东华录》。

《圣武记》的作者是魏源。他在嘉道之际寓居北京，“得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因而搜集到许多关于本朝历史的资料。后来离开北京，寓居江淮，有感时事，“乃尽发其椟，排比经纬，切劘细绎”，写成《圣武记》十四卷(63)。此书的刊行，已在鸦片战争之后，并经过几次重订。它以纪事本末体，叙述了清初到道光年间的军事历史，并记述了各项军事制度，从中可以了解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关系的许多史实，甚受推崇。

《碑传集》，钱仪吉编，是清代人物传记资料汇编。所载始于天命，迄于嘉庆，“二百年中王公大夫士庶，统一千六百八十余人，列女又三百三十余人”。所收录的资料包括“碑版状记之文，旁及地志、杂传”。出于“五百六十余家”(64)，是查阅清代人物生平的重要史籍。以后缪荃孙撰《续碑传集》，闵尔昌撰《碑传集补》，都是《碑传集》的续补之作。

《切问斋文抄》和《皇朝经世文编》都是清人处理政治、经济等各类实际问题的奏疏文章选编。《切问斋文抄》共三十卷，编成于乾隆四十年，编者陆耀，他认为“立言贵乎有用”，因而“皆取其质言而有文者。瑰词丽句，纵极工巧，概以无用不录”(65)。《皇朝经世文编》，贺长龄、魏源等编，道光六年（1826）成书，共一百二十卷。最初计划在选编奏疏文章的同时，另作《会典提纲》、《皇舆图表》和《职官因革》各二十卷，与之相辅而行，但因故未能实现。(66)鸦片战争后，此书有续集多种印行。

4.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

清代不仅编辑了不少史籍，而且出现了对史学理论进行深入探讨的大学者章学诚。

章学诚，字实斋，会稽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二十多岁后到北京应试，与朱筠相交游，“筠藏书甚富，因得纵览群籍”，也因朱筠的关系，而得与当代著名学者任大椿、钱大昕、邵晋涵、戴震、洪亮吉等相识，“学益宏富”(67)。晚年曾作毕沅的幕客，嘉庆六年（1801）卒，年六十四岁。其著作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清朝灭亡后，刘承干辑其遗稿，刊印《章氏遗书》，这是汇集章学诚著作较多的一个专集(68)。他是继唐朝刘知几之后我国古代史上又一著名的史学理论家。

章学诚要求史书把阐明正确的思想观点作为首要任务。他曾经有一个比喻，说明思想观点、史实和所使用的文笔等三者的相互关系：“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69)

为了使史书能够起到阐明正确思想观点的作用，章学诚又发展了刘知几关于才、学、识的理论，进一步提出史家要注意“史德”，即注意思想修养。他说刘知几所要求的“识”，“不过欲于记诵之间，知所抉择，以成文理耳”，“此犹文士之识，非史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他认为“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但人在具有“得失是非”、“盛衰消息”的史事面前，容易“因事生感”、失去控制，于是在写史时“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70)

章学诚继承了前人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强调“史学所以经世”的主张。他曾说过：“人生不饥，则五谷可以不艺也；天下无疾，则药石可以不聚也；学问所以经世，而文章期于明道，非为人士树名地也。”(71)在章学诚生活的乾、嘉时代，汉学“舍今求古”，宋学空谈性理，表现不同，脱离实际则一。章学诚的“史学所以经世”的主张，应该说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与“史学所以经世”的主张相联系，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他在《文史通义》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六经是最受尊崇、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章学诚将之视为史书，而且指出其为“先王之政典”，这便使“史学所以经世”的主张，得到最有力的支持。

在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中，将史学著作和史料纂辑分别得十分清楚。他称史学著作为“撰述”、“著述”，史料纂辑为“记注”、“比类”。对于史籍的这种分类不始于章学诚，以前刘知几、郑樵已经有过这种意见(72)。但论述得如此明确，章学诚却是第一人。对于史学著作和史料纂辑的关系，章学诚认为是互相为用，二者是“缺一而不可”的。(73)

把地方志归入史部，并对其撰写体例等，提出许多创见，是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又一引人注目之点。我国有地方志的撰写，为时很早，清代修地方志的活动也很盛行，但过去学者多把地方志归入地理书类。乾嘉时代的学者也多持这种看法，如戴震曾说：“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章学诚反对这种看法，针锋相对地提出：“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74)他不仅认为地方志属于史部，而且认为它具有很大意义，是编写全国史书的重要资料来源。他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谱牒散而难稽，传志私而多谀，朝廷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75)章学诚先后编纂过《天门县志》、《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及《湖北通志》等地方志。经验既多，对于地方志的体例遂产生系统的见解，认为地方志应先立三书，最后附以丛谈。他说：“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更于三书之外，别有丛谈一书”，“此征材之所余也”，因“非必不可缺之书”，故“其不合三书之目而称四”(76)。为了积累写地方志的资料，章学诚曾提出在州县设立志科，即档案馆。他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说：“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史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记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如是又积而又修之，于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77)章学诚对地方志的编撰事宜，想得如此周密，足见其用心之苦。

章学诚的著作在生前刻印的不多，其思想影响不大，道光十二年《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刊印之后，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

5. 几点突出的贡献

清代的史学成就，除去上面所述之外，还有几点突出的贡献，这几点是：史论、明末农民起义史和南明史、元史和蒙古史、边疆史地、学术思想史。

我国古代的学者，为了发表自己的政见，常常用谈论历史的办法来达到目的，因而史论作者出了不少。到了清代，这种作者和作品出得更多。清初黄宗羲的《明史案》、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都是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治服务的。中期以后，祁韵士的《己庚编》、包世臣的《中衢一勺》等，也是这种作品。在这些史论著作中，最有名的是《读通鉴论》。它共三十卷，是作者读过《资治通鉴》之后，就其所载事件、制度等作出的评论。在这部书里，作者表现了承认历史发展变化的进步思想。如在卷一《秦始皇》中，他指出郡县制之代替封建制，乃是“势之所趋”，有人为封建制辩护，企图使之重新恢复，不过是“徒为无益之论”。书中的大多数意见切中当时的弊病，表现了作者相当深刻的政治见解。

明清之际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剧烈的政治变动，对各阶级、各阶层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反映在史学上，便是清初出现了撰写明末农民起义史和南明史的热潮，有关野史不下千部。不同际遇的人士，用这种办法寄托自己的感情，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些史书后来由于清朝的禁毁或其他原因，有的没有流传下来，但今天能够看到的数量仍旧不少。这里仅择数种，略叙于后：

《绥冠纪略》：记载明末农民起义的一部史书。作者太仓吴伟业，崇祯年间曾任左庶子，顺治九年（1652）纂集见闻，以成此书。原书共十二篇，十五卷，每篇用三个字作标题。最初印行时，删去三卷，嘉庆年间有人据手稿补入删去的三卷，再次刊印，始有足本。作者敌视农民起义，但所搜集的资料相当丰富，叙事有条理，且成书较早，是研究明末农民起义的重要参考书。(78)

《明季北略》：是记载明末农民起义和晚明史事的一部史书。作者计六奇，字用宾，号天节。明清之际无锡人。康熙十年（1671）四月《明季北略》撰毕誊清，后又有些增补(79)。全书共二十四卷，记事上起万历四十四年（1616），下讫崇祯十七年（1644）。前二十二卷，按年编排，每年之内逐事标目，眉目清楚。其中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北京期间的史事，几乎全部逐日记载。第二十三卷是补遗，第二十四卷是“五朝大事总论”。其资料除采自大量书面记载外，还使用了很多口碑传说，作者为了写此书，访问了难民、归客、老兵、艺人、和尚等各种类型的人，并亲自考察史迹，印证书面和口碑资料。书中难免传闻失实之处，但采择既广，很有参考价值。如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起因、所实行的各项制度、重大政策等，在这部书中都有生动的记载，一向为治史者所重视。

《明季南略》：是记载南明事迹的一部史书。也出自计六奇之手。是《明季北略》的续篇。撰成誊清于康熙十年（1671）十二月，以后也有增订。记事上起福王监国，下讫康熙年间永历之死。共十八卷，体例大体与《明季北略》相同，但标目纷杂。其内容因闻见较亲，大体可信。

《石匮书后集》：是一部记载崇祯朝和南明时期事迹的史书。作者张岱，明清之际山阴人。出生在官僚世家，其家由其高祖起开始搜集明朝的史料，传至张岱，遂写出一部关于明代历史的纪传体专著《石匮藏书》。由于崇祯朝材料缺乏，下限止于天启。谷应泰组织编写《明史纪事本末》时，张岱应邀参加，他一面利用谷应泰所搜集的崇祯朝邸报等，帮助谷应泰写作《明史纪事本末》，一面按照纪传体裁，将崇祯朝和南明时期的历史写作成书，因前有《石匮藏书》，遂题名《石匮书后集》。全书共六十三卷，本纪三卷，世家三卷，列传五十七卷，无表和志。在记载整个南明时期历史的书籍中，它是成书较早而且内容较为完备的一部，价值颇高。但有些卷有目无文，有的地方轻信传闻而致误，对农民起义多所诬蔑，表现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南疆逸史》：是一部纪传体的南明史。作者温睿临，湖州乌程人，康熙初举于乡，他是著名的史学家万斯同的好朋友，在其鼓励和帮助下，参考野史四十多种，特别是参考了万斯同所撰《明史稿》和曾任明史馆总裁的徐秉义所撰《明末忠烈纪实》，于康熙后期写出该书(80)。该书相当本纪的部分称“纪略”而不称“本纪”，这是为了“避本朝也”(81)。但他使用了南明纪年，保存了大量抗清资料，在反映汉族士大夫反清斗争上，是同类书中最出色的一部。

乾隆年间，钱大昕在元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上，成绩最显著。有部名叫《元朝秘史》（简称《元秘史》或称《蒙古秘史》）的书，记叙了蒙古族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期蒙古族的历史，是研究蒙古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但它原为蒙文，汉语译本用语“俚鄙、未经词人译润”，明初修《元史》时未加利用，这样，不仅《元史》的内容大受影响，而且连《元朝秘史》一书也渐为人们所不知。钱大昕在《永乐大典》中见到了这部书，对其价值极为重视，于是从中录出，并为之作跋，大加赞扬说：“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其必于此书折其衷。”(82)钱大昕的表扬，遂使该书大显于世。清末李文田为之作注，其在元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中，越来越受重视。据记载，钱大昕曾编撰《元史稿》一百卷(83)，但至今无人见其全稿，其行世的有关著作，主要有《补元史艺文志》四卷，《补元史氏族表》三卷等。另外，乾隆年间，鄂尔多斯部喇嘛罗卜藏丹津也对蒙古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他的著作《蒙古黄金史》，是关于蒙古民族历史的又一部名著。

三、地理学

清代地理学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研究古文献的考据学非常发达，二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加强，三是中西交往继续发展，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历史地理及地图编绘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1. 《天下郡国利病书》

《天下郡国利病书》的作者是顾炎武，其编写始于明朝末年。当时，作者痛感“四国之多虞”，为“经世致用”，遍览历代史书、各地方志、名人文集以及其他奏章、文册等，发现对民生利害有关的资料，即予抄录，积久“共成四十余帙”，康熙元年（1662），作者决定对其中“利病之书”停止修订，“姑以初稿存之箧中，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并作序为记，这便是流传至今的《天下郡国利病书》(84)。此书传本百卷，有的分为一百二十卷。乾隆末年，黄丕烈购得原稿三十三册（本为三十四册，缺第十四册），据其他传本稍加增补，重新分为六十册，但全稿顺序一依原样（四部丛刊三编本《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一册卷首黄丕烈题词）。此稿至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行世，这是现在能看到的最好的一种印本。

该书所辑资料按省区排列，对于明代的情况记载尤详。因此，这部书是研究明代社会和经济的重要资料。作者编写此书，主要是抄录各种文献，但也做过一些实地考察，如在山西部分有作者的这样一段话：“余尝登雁门，逾夏屋，极目于勾注广武之间。”由于有实地考察，使这部书的资料价值更值得重视。书中内容有涉及外国的部分，不过分量不大。由于编写时“本不曾先定义例”(85)，系随读随抄，而且并非最后定稿，所以本书材料选取有些丛杂，编次办法各部分互不统一，各种论点“同异兼收，间有矛盾之处”(86)。但总的来说，这些缺点是次要的。

2. 《读史方舆纪要》

《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历史地理沿革名著。作者顾祖禹，字景范，无锡人，明朝末年生于常熟。创稿时年二十九，及成书，年已五十，历时二十余年。(87)

《读史方舆纪要》共一百三十卷，其中包括历代州域形势九卷，南北直隶十三省一百一十四卷、川渎异同六卷，分野一卷。另外还附有用开方法绘制的一些地图(88)。全书作者自撰正文，又自撰注解。与作者同时人北平韩某见到这本书后曾说：“吾不敢他论，吾侨家云南，出入黔蜀间者二十余年，颇能知其山川道里。顾先生闭户宛溪，足不出吴会，而所论攻守奇正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见而足履之者，岂不异哉！”(89)作者在凡例中自称：“是书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史其方舆之向导乎！方舆其史之图籍乎！苟无当于史，史之所载不尽合于方舆者，不敢滥登也。故曰‘读史方舆纪要’。”这种史地并重、史地互相推勘折中的方法，当是本书准确性较强的重要原因。本书对各地社会经济状况反映很少，这是一个缺陷。

3. 《大清一统志》

《大清一统志》是官修的按照行政区划记载全国各地情况的一部地理书。据光绪《大清会典》所载，清政府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始下令编纂此书(90)，至乾隆八年（1743）完稿(91)。每省皆冠以图表。此书编成后，由于清朝的版图、府州县的分合隶属、职官的增减移驻等情况不断变化，因而曾经重修两次。第二次成书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共五百六十卷，其增加的事迹下限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因而题名为《嘉庆重修一统志》(92)。像《大清一统志》这种类型的地理书，清代以前已有很多部，但各地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后出地理书能够反映变化后的新情况，因此，这部书是很应重视的。

4. 康熙、乾隆时期的测绘地图

中国测绘地图的历史极为悠久，但用近代方法大规模地测量编绘，则是在清代。

明代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以后，将西方的地理知识带到中国，其测绘地图的新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测绘方法及丰富的地理知识相结合，非常有利于地图测绘技术的提高。到了康熙、乾隆年间，随着中国统一事业的步步巩固和发展，遂出现了用近代方法、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地图测绘活动。

康熙帝在处理政务中，逐渐感到需要有比较精确的地图。这位一向关心自然科学的皇帝，在当了二十几年皇帝之后，暗自计划起测绘地图的事业。他到各处游历，总要带上懂得测量技术的西方传教士，让他们随地测量经纬度。康熙四十七年（1708），又开始派法兰西人白晋（Bouvet）、雷孝恩（Regis）、杜德美（Jartoux）、日耳曼人费隐（Fridelli）等测绘全国地图。这项工作持续了十年，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先后完成了对今河北、山东、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等省区及满、蒙地区的测量工作，康熙五十七年（1718），在杜德美的主持下，编绘成总图《皇舆全图》进呈给皇帝。此图的测量因限于技术水平和仪器条件等，只能以少数比较可靠的天文测量为基础，其余大多采用实地丈量的方法，然而实地丈量时方法颇为审慎周密，这使它的经纬度虽不甚准确，而地图上所标各点之间的相对位置，却相当可靠。只有西藏地区由于缺乏必要的实测，错误较多。绘图的方法是梯形投影法，以中经线（经北京的子午线）为依据，经纬线皆绘成直线。距中经线过远者，经纬相交过斜，形势方向颇感错觉，但离中经线较近者，比例、方向、距离，都很正确，另外绘制方法也易于掌握。图上的地名，在内地各省者均用汉文，而于满蒙地区则用满文。清朝灭亡后，此图在沈阳故宫博物院被发现，由该院石印行世，题名为《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由于此图的绘制经过大规模的实测，具有相当的准确性，价值很高，在辛亥革命后，仍是绘制新图的重要根据。乾隆年间对康熙时测绘的地图作了订补，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改正了西藏部分的一些错误，其二是完成了对新疆等地区的测绘和补充，其中第二点尤其引人注意。康熙时，清政府尚未控制整个新疆，因此测绘地图西至哈密为止，“图中于天山南北路，尚未备载”。乾隆时经过平准部和平回部战役，清政府建立起对整个新疆的统治权，因而得以派人在这里绘制地图。据乾隆皇帝自己叙述，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以西诸部悉入版图，因命何国宗率西洋人，由西北二路分道至各鄂托，测量星度，占候节气，详询其山川险易、道路远近，绘图一如旧制”；“己卯（乾隆二十四年）诸回部悉隶版籍，复派明安图等前往，按地以次厘定，上占辰朔，下列职方”，绘制成图(93)。据记载，与何国宗一起调查新疆地理的是刘统勋，何国宗负责测量绘图，刘统勋负责考察采访。乾隆时进行的这个测绘调查活动，并没以今天的新疆地区为界限，远至中亚地区等地也在其范围之内。如西洋人哥皮尔（Antvine Gaubil）对中亚地理贡献颇多，其工作尤重搜集俄、蒙记载，考定中亚细亚及北亚的城邑形势。经过上述一系列融合中西、贯通新旧的工作，不仅关于中国，而且关于整个亚洲的地理知识被集中起来。乾隆二十六年西洋人倍奴亚（B'enoit）将之汇编成了《亚洲全图》。1925年，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发现乾隆地图铜版一百零四方，后将之印行，名之为《清乾隆内府舆图》。这一百零四幅地图，据考证，即为倍奴亚所汇编的《亚洲全图》，或者是根据它而绘出的。《清乾隆内府舆图》与沈阳发现的康熙图相比，除关内各省有个别地名有所变动外，大部分完全相同，而增补的范围相当大。后者西面仅至西经四十度，北面仅至北纬五十五度，而前者西至西经九十多度，北至北纬八十度，其幅员所及，北尽北冰洋，南抵印度洋，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及红海，只是除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外，其余地区不甚精详，有的地方甚至仅留空白。

康熙、乾隆时期的地图测绘活动，虽有许多西方传教士参加，但也有中国人参与其事，而且是中国政府决定和支持的，因而是中国地理学上的一大成就。当时欧洲各国大地测量尚未开始，有的开始了却尚未完成，相形之下，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气魄。(94)

第三节
文学和艺术

一、小说

清代文学中，小说是最有成绩的部分，出现了许多揭露和批判封建制度的不朽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李汝珍的《镜花缘》。

1. 《聊斋志异》

我国文言小说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盛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继承发展了文言小说的传统，使之推进到更高的新阶段。

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今属淄博市）人，出身于没落的地主家庭。中年以后，为了谋生，有时应聘充当幕宾，更多的则是设帐教书。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逝世，年76岁。穷愁潦倒的一生，使他对现实极为不满，由于接近劳动人民，使他对人民的愿望多所了解。这些条件，对他的作品不能不发生积极的影响。他勤奋写作，著述较多，除《聊斋志异》外，还著有《省身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等。(95)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共八卷近五百篇。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记述当时民间和下层文士中的故事传说。《聊斋志异》各篇的主题，主要有三类：一是抨击封建政治的黑暗，批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为非作歹，对受压迫、被侮辱的劳动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如《促织》、《红玉》、《席方平》、《石清虚》、《窦氏》、《潞令》、《梅女》等就是这类作品。二是抨击腐朽的科举制度。如《司文郎》、《王子安》、《贾奉雉》、《叶生》、《于去恶》、《神女》、《素秋》等就是这类作品。三是谴责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反映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愿望和行动。如《阿宝》、《婴宁》、《香玉》、《鸦头》、《细侯》、《连城》、《宦娘》等就是这类作品。除了上述三类重要主题之外，《聊斋志异》还有其他一些有意义的篇章，如《画皮》描写一个恶鬼披着美丽的画皮，化成美女害人，说明看人要透过外貌看到本质；《颜氏》叙述妇女颜氏，女扮男装，考中进士，才能超过了丈夫，表现了作者反对轻视妇女的民主思想；《偷桃》和《口技》惟妙惟肖地描绘了民间艺人的绝技，歌颂了劳动人民高度的艺术才能。

鲁迅说：“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这指出了《聊斋志异》浪漫主义又能结合现实的艺术特色。《聊斋志异》在描写人物时，抓住富有特征意义的细节，用浓墨酣笔进行描绘，因而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聊斋志异》的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引人入胜。《聊斋志异》的语言精炼，用字不多，表达的内容却非常丰富，如《胭脂》一篇，用字不过二千左右，却把一桩人命案件从酿因到破获的复杂过程，细致地描写出来。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聊斋志异》也有不少消极落后的东西，诸如宣扬轮回报应的迷信思想，和愚孝、贞节的封建伦理观念等。但这不过是大醇小疵，远不能掩盖其光辉。

《聊斋志异》问世后，模仿者极多，最著名者为沈起凤的《谐铎》、袁枚的《新齐谐》、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但这些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无法与《聊斋志异》相比拟，有的在风格上与《聊斋志异》也有较大的区别。

2.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章回体的长篇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人。晚年喜好研究儒家经典，曾著《诗说》七卷，已佚。而他最大的贡献是写出了《儒林外史》一书。他出身于累代科甲门第，一生经历了由热心功名到厌弃功名的根本性改变，又多与官僚士绅、大小文人相周旋，因而对科举门庭及这种制度下的各种知识分子，有深刻的了解，《儒林外史》即以这些方面为题材，写得穷形尽相、入木三分，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块丰碑。吴敬梓的作品还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乾隆十九年逝世于扬州，年54岁。(96)

《儒林外史》的主题思想，是通过描绘科举制度毒害下知识分子的种种丑态，揭露科举制度的弊害，并旁及有关的黑暗现象。如连考二十多次的童生范进，听到中举消息后，当即在集市上发起疯来，拍手大喊，直到挨了丈人的耳光，才清醒过来。有的本来是淳朴的青年，而一旦与科举相连，立刻变坏。在第四十八回描写受封建礼教毒害很深的王玉辉，鼓励女儿殉夫，但当大家送他女儿入烈女祠公祭时，他却“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后又自言自语“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中不忍”。吴敬梓对科举制度和封建道德等的揭露、嘲笑和批判如此深刻，这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里，显然是难能可贵的，这里既需要卓越的见识，又需要充足的勇气。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最主要的是具有很高的讽刺技巧。为达到讽刺目的，作者使用了夸张的手法，如写严监生临死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但更多的则是使用白描的手法。鲁迅曾正确地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97)

《儒林外史》在结构上也有显著的特点，它没有一个贯穿全书的主人公，但它让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分别表现某一方面的社会生活，合在一起则步步深入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鲁迅曾指出：“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98)

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儒林外史》把讽刺艺术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诸如晚清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都受到它的很大影响。

3. 《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部长篇章回小说，达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的顶峰，它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精品。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汉军正白旗人。自其曾祖父曹玺起，其祖父曹寅，父辈曹颙和曹于康熙初至雍正初的近六十年中，三代世袭江宁织造。这一职位既要负责为皇室采办衣物等，又要充当皇帝在东南地区的耳目，既有钱又有势，只有皇帝的亲信才能担任。康熙南巡时，有五次以织造署作行宫，后四次皆曹寅在任。即此一项便可看出曹家与皇帝关系之密切及其权势之显赫。曹家不仅地位高，而且富于文化修养。曹寅是有名的藏书家，曾主持刊印《全唐诗》，自己也能写诗词戏曲。曹雪芹于康熙末年出生在这个贵族家庭之中，幼年过着锦衣玉食的公子生活。但雍正初年，他的父亲因事获罪，不仅丢了官，而且被抄家，自南京迁往北京，家庭境况一落千丈。这时曹雪芹只有十几岁。此后曹雪芹的生活条件一天不如一天，过着“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99)的穷困生活。曹雪芹的晚年是在北京西郊度过的，乾隆中叶去世，终年不到五十岁。曹雪芹的一生，经历了其贵族家庭由盛至衰的剧变历程，这使他对于当时已经腐朽透顶、面临崩溃的封建社会，具有超过一般文人的深刻认识，这成为他能够写出《红楼梦》这部不朽巨著的重要条件。

曹雪芹在去世前写出《红楼梦》的前八十回，现在的通行本共一百二十回，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高鹗，字兰墅，汉军镶黄旗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乾隆六十年进士，嘉庆六年曾充顺天乡试同考官。高鹗的续书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均赶不上原作，但不少重要情节处理得不坏，并且由于有了它而使原作的故事不再残缺，有利于该书的流传，高鹗的功劳还是应予肯定的。前八十回原来题名《石头记》，在曹雪芹撰写、修改过程中就已以抄本形式流传，乾隆五十六年程伟元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续书，合在一起以活字版排印，并改名《红楼梦》，从此一百二十回本流行，但前八十回的文字曾有改动。

《红楼梦》的思想非常深刻。它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线索，揭露了贵族地主的腐朽和封建社会的黑暗，显示了它们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它对贵族地主的奢侈荒淫生活，有淋漓尽致的描绘。在第五十三回关于黑山村佃户乌庄头纳租的描写，正是贾家吸吮农民血汗的一个特写镜头。在大荒年里，乌庄头送来了名目繁多的实物地租，还送来了大量的货币地租，而贾珍看后却大不满意，嚷嚷“这点够什么的”？“真真叫我别过了”。“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不和你们要找谁去”？《红楼梦》中作为重点、进行精雕细刻地描写的，是封建叛逆者与封建顽固势力的矛盾冲突。它所塑造的封建叛逆者的典型形象，就是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及林黛玉。贾宝玉是贾氏贵族中的公子，但他厌恶一般封建贵族所追求的科场功名、光宗耀祖的人生道路。那些热衷这条道路的人被他斥为“国贼禄蠹”。林黛玉出身在世袭侯爵的家庭中，鄙视封建文人、厌恶八股功名。共同的思想倾向使贾宝玉和林黛玉产生了真挚的爱情。然而，他们的爱情受到封建家长的压抑，贾宝玉因为不走读书科举做官的人生道路，屡次受到斥责。其恋爱婚姻也成了悲剧，在封建家长的干预下，贾宝玉最后竟没能与林黛玉成婚，娶来的却是另一信守封建教条的女子薛宝钗。贵族地主的腐朽、残暴和堕落，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矛盾，造成了他们的统治危机，没落衰亡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要降临在他们头上。《红楼梦》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行将崩溃时期的社会面貌，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历史小说。

《红楼梦》在艺术上同样成就极大，它非常善于刻画人物形象。书中写了许多人物，不管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无不有血有肉，呼之欲出。《红楼梦》的语言简洁、准确、自然和富于表现力。其结构严密而完整，头绪虽多但组织得有条不紊，主次分明，情节和章节的转换，绝无生硬拼凑之感。《红楼梦》在艺术上的这些成就，实际上是继承发展了我国古代各种优秀文学作品的优点，从而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红楼梦》问世后，立即受到人们的广泛注意，传播极广，声誉很高，为它作续书的人很多，研究者之多也破了历史记录。新中国成立后，《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受到批判，在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导下，《红楼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越来越为人们所发现和认识。

4. 《镜花缘》

《镜花缘》也是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作者李汝珍，字松石，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生于乾隆中叶，卒于道光十年左右。当过小官吏，博学多才，精通音韵。晚年贫困潦倒，用了十余年写成《镜花缘》。全书一百回，叙述唐敖等游历海外十几个国家的见闻和其女唐闰臣等一百位才女的故事。所写海外世界和故事，都是出自虚构，但作者的用意是用以反映现实社会，表达作者的爱憎、讽刺和理想。作者在书中突出地表现了要求提高妇女地位的思想。在艺术手法上，有些地方富于浪漫主义色彩，有些人物形象比较生动。但大部分人物缺乏个性，不能给读者以鲜明的印象。

二、诗歌和散文

1. 主要诗人

清代诗人所取得的成就不太突出，但诗人数目不少，风格也互有差异，除了写出数量不小的作品以外，在作诗理论上还提出了一些见解。

顺康时期最著名的诗人有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祯、查慎行等人。

钱谦益，字牧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万历进士，晚年谄媚马士英、阮大铖，清兵南下，率先投降，被留用为礼部侍郎。其诗在明末已负盛名，清初与吴伟业、龚鼎孳等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他提倡宋、元的诗风，推崇苏轼和元好问，对于当时诗坛有很大影响。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与钱谦益一样政治上曾仕明清两朝。他的诗像《圆圆曲》、《松山哀》等，反映了明清之际的时事，有的寓有身世之感或暴露统治者对人民的压榨，有一定感染力，艺术技巧相当高。他崇尚唐诗，对诗坛产生了一定影响。

王士祯是钱谦益、吴伟业之后推崇盛唐诗风而领袖骚坛的著名诗人，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他的诗在早期尚有少数反映生活实际的诗篇，中年以后则多为粉饰太平、咏怀古迹、流连风景的作品，脱离现实，内容贫乏。

查慎行的生活时代与王士祯基本相同而年辈稍晚。查慎行，字夏重，号初白，浙江海宁人。康熙时举人，官编修，其五七言古诗学苏轼，宛转畅达。近体诗效法陆游，运意灵活，属对自然。诗中内容多记行旅，对民间疾苦也有所反映。晚年多歌功颂德之作。

雍正以后，最著名的诗人有沈德潜、厉鹗、翁方纲、郑燮、袁枚、赵翼、蒋士铨等。

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以诗论和选家著名。乾隆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他标榜格调说，认为诗人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要温柔敦厚，符合封建的正统观念，在写法上，古体诗要宗汉魏，近体诗要宗盛唐。他的主张深得封建统治者的欣赏，在乾隆时期曾极为显赫。他的诗选《古诗源》、《唐诗别裁》等，充分体现了他的拟古主义的诗论观点，但辨析源流、指陈得失，对于古典诗歌的传播有一定作用。

厉鹗，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康熙举人。他与沈德潜同时研究宋诗，著有《宋诗纪事》一百卷，作诗也取法宋人。他的某些近体诗，刻画西湖风景，格调幽新孤淡。但缺乏现实内容，形式主义倾向严重。

翁方纲的生活时代晚于沈、厉，是嘉庆中诗坛的一位领袖人物，字正三，号覃溪，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官至内阁学士。论诗主张“肌理论”。所谓肌理，是指义理和文理。这种诗论，要求作诗以学问为根底，使内容质实，形式雅丽，其用意是纠正神韵说和格调说的缺点。他的主张是考据学派盛行的一种产物，是为当时的考据文士以故纸材料入诗寻找理论根据。他本人擅长经史考据，是金石家，他的诗中，金石考证即错杂其间，是相当典型的学问诗。

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早年家贫，雍正年间中举，乾隆时进士，曾做过短期县官，长期在扬州卖画。他主要以作画著名，但写诗也有成就。他反对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诗风，作诗不矫揉造作，不堆砌典故，格调清新流畅。他的许多诗篇，同情人民的疾苦，憎恨贪官污吏，反映了社会现实。

袁枚与郑燮同时但年龄稍小，在反对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上，较郑燮更激烈。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进士，做过江宁等地的知县，三十三岁辞官不做，定居在南京小仓山的随氏废园，过自由清狂的生活。他是沈德潜、翁方纲的反对派，论诗主张性灵说，认为写诗要抒写胸臆，写个人的性情遭际和灵感，辞尚自然，提倡独创，反对崇唐、崇宋，反对“温柔敦厚”的作诗要求，反对填书塞典、满纸死气的学问诗，对于前一时期风靡一时的王士祯“神韵”说，袁枚也表示不满，认为那种虚无缥缈的“神韵”，不过是脱离真性情的假诗。袁枚的性灵说，在当时是比较进步的主张，但由于其思想和生活的限制，其所谓性灵，多属士大夫的闲情逸致，所谓个人的性情遭际，大多是生活琐事和风花雪月。其作品不出家居生活和旅行纪事的范围，很少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其值得称道的主要是写得明白通畅，与模拟格调的作品和学问诗相比，风格清新灵巧，意境明晰。

赵翼和蒋士铨是与袁枚齐名的诗人，被称为江左三大家。赵翼的论诗主张，与袁枚相近，他的《论诗》诗说：“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对于盲目崇古的诗论是有力的冲击。他的诗喜欢发议论，而且含蓄、诙谐，不少诗篇如同说话，随意写出，很有特色。蒋士铨，字新余，铅山人。作诗甚多，题材广泛，擅长七言古体。但不少诗有浓厚的说教气息，涉及人民生活、同情劳动人民的诗篇只是少数。

2. 主要词人

在宋代发展到高峰的词，在元明时期地位有所下降，而到了清代，又出现了“中兴”之势，词人辈出，词的创作和词学的研究都有不少成绩。主要词人有纳兰性德、陈维崧、朱彝尊等。

纳兰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满族人，出身贵族，为明珠长子。康熙进士，选授三等侍卫，不久升为一等，他的词以小令见长，多抒写离愁别恨和个人的哀怨，艺术特点是天然不饰雕琢，清淡朴素，感情真挚。由于风格与南唐李后主相似，有人称他为清朝的李后主。

陈维崧，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生于明末，少负才名，康熙时，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他是一个多产作家，写词约一千六百多阕，计小令、中调和长调四百多调。他的词模仿苏轼、辛弃疾，气魄雄浑豪壮。但有些篇章又能一扫豪放苍凉之气，婉丽娴雅，表现了作者抒写自如的才能。其词中内容多系抒写身世和感旧怀古之情，但也有一些作品反映了民间的疾苦。当时他在词坛地位很高，以他为首创立了阳羡派。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康熙时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曾纂辑唐、五代、宋、金、元词五百余家为《词综》，为词学研究集中了重要资料。他写词效法南宋姜夔、张炎，多在字句声律上下功夫，细致绵密，圆转浏亮。同时有同乡友人龚翔麟等五人，与朱彝尊以词相唱和，大抵亦以姜夔、张炎为宗。他们与朱一起，被称为浙西六家，这便形成了浙西词派，这一词派产生后在清代词坛有一百多年居于统治地位。

3. 民歌

清代民歌很兴盛，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它们与文人诗词相比，别具一格。在艺术风格上，民歌朴素爽朗，不事雕琢，洋溢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氛，形式活泼，语言健康。在思想内容上，许多民歌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斥责了封建礼教，表达了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主的迫切愿望，具有激烈的反封建思想。如有一首民歌说：“十八女儿九岁郎，晚上抱郎上牙床。不是公婆双双在，你做儿来我做娘！”(100)这对封建的不合理婚姻制度所加给妇女的痛苦，是多么深刻的控诉！语言朴实无华，而感情真挚，感染力极其强烈。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的民歌中也有迷信等糟粕。清代文人很喜欢搜集民歌，如乾隆年间王廷绍编有《霓裳续谱》，嘉庆道光年间华广生编有《白雪遗音》，这些民歌集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方便。

4. 散文

清初以散文著称者有魏僖、侯方域等人。魏僖，字冰叔，江西宁都人。生于明末，明亡后，不肯与清合作，康熙十七年举博学鸿儒，借口有病不赴。他的散文以人物传记为最突出，多表扬抗清志士。“为文凌厉雄杰，遇忠孝节烈事，则益感激，摹画淋漓”(101)。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年少时主盟复社，很有名气，明亡后参加乡试，中顺治八年副榜。其散文大抵学习《史记》，以才气见长，但学力欠缺，时见做作。

清中叶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散文流派—桐城派。创始者是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又进一步加以发展，这一派的成员初期都是安徽桐城人，因而称为桐城派。方苞论文提倡“义法”，所谓“义”，指文章的中心思想，实际上即是从儒家思想出发的基本观点；所谓“法”，指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他的文章大抵体现了他的理论主张。有些文章内容语言上也都写得不错。刘大櫆，师事方苞，要求作品阐发程朱理学，主张在艺术形式上模仿古人的“神气”、“音节”、“字句”。他的理论对方苞有所补充，但建树不大，其主要作用是在桐城派的系统上，充当桥梁——名声极大的姚鼐，即出自他的门下。姚鼐，字姬传，号惜抱。乾隆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他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合而为一的主张，即是要以“考据”、“辞章”为手段，去阐发儒家的“义理”，进一步发展了桐城派的理论。他的作品多是书序、碑传之类，大抵以程朱理学为依归。从桐城派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的主张可以看出，这个派别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效劳的。

桐城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支派——阳湖派。其代表人物是恽敬和张惠言。恽敬，字子居，号简堂，阳湖（江苏武进）人，乾隆举人，官吴城同知。他们的论文主张与桐城派基本相同，但其文章比较注意辞藻，气势也比较开阔。他们之所以不称桐城派而称阳湖派，主要是由于地域不同的缘故。

三、戏曲

清代的戏曲很有成就，出了不少著名的戏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戏盛行起来，而且产生了举世闻名的京剧。

1. 戏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

清代著名的戏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有李玉、李渔、尤侗、洪升、孔尚任、杨潮观和蒋士铨等人。

李玉，字玄玉，号苏门啸侣，又号一笠庵主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崇祯间举人。入清后绝意仕进，专力研究戏曲。他根据徐于室、钮少雅所辑《北词九宫谱》，加以扩充，编出《北词广正谱》，对于金、元以来的北曲研究很深。其所著剧本相传有六十多个。写于明末者中，《一捧雪》、《占花魁》成就最高，与《人兽关》《永团圆》剧本被合称为“一人永占”。在清初写成的《万里缘》、《千钟禄》、《清忠谱》等，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一般都比早期作品为高。作者善于表现动人的群众场面，头绪多而不乱；善于刻画人物，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各具特征。

李渔，字笠鸿，号笠翁，浙江兰溪人。康熙间流寓金陵，晚年自金陵移家杭州。家中设有戏班，常往各地达官贵人门下演出。他撰写的剧本常见的是“笠翁十种曲”，有的直到今天还能演出。不过他的作品总的来看，过分追求情节的新奇，趣味偏于低级，思想性不强。他著有《闲情偶寄》，其中卷一和卷二论述戏曲理论。由于他有创作剧本和演出的经验，所述颇有可取。其所述分为词曲和演习两部，词曲部尤为精彩。他重视整个作品的结构，提出要“立主脑”（确定主题）、“减头绪”。主张戏曲语言要浅显易懂，反对一般戏曲作家所追求的典雅华丽。关于科诨，他认为应该“戒淫亵”、“忌俗恶”、“重关系”、“贵自然”。这些显然都是难能可贵的。不足的是，作者把戏曲看做为封建统治者粉饰太平和向人民群众进行封建教育的工具，这种封建御用文人的立场，使其戏曲理论虽在技巧方面多有可取，而关于思想内容和创作倾向方面的论述，却多为糟粕。

洪升，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人。出生于顺治二年（1645），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清初度过了其青少年时代。其家庭曾遭清廷的迫害，本人长期滞迟于国子监生的地位，备极坎，因而对现实多所不满，养成了狂放、孤傲的性格。他文学修养极高，善写词曲，所撰有《长生殿》、《四婵娟》、《回文锦》、《天涯泪》等剧本多种。康熙二十八年，因在佟皇后丧期内演唱《长生殿》，为人所劾，被革去国子监生的资格。康熙四十三年，于吴兴醉后失足落水而死。洪升的《长生殿》是清代传奇中最有名的一个。《长生殿》是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关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的题材，唐中叶以来，在诗歌、小说、戏曲和说唱文学中多有采用，唐白居易的《长恨歌》、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元白朴的《梧桐雨》和明吴世美的《惊鸿记》就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作品。洪升继承和发展了这些作品的成就，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三易其稿，写成了《长生殿》这部在同类题材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戏曲作品。《长生殿》抒情的色彩极为浓厚，曲词清丽流畅，充满诗意，遣词用韵，非常讲究。《长生殿》写出后，经常被演出，在戏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又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康熙二十三年，清圣祖南巡过曲阜，孔尚任进讲儒家经典受赏识，因被授为国子监博士。后迁户部主事、员外郎等职，康熙三十八年退休。他知识面很广，既喜诗文，又精通乐律，著有《湖海集》等诗文集。戏曲著作有与别人合写的剧本《小忽雷》和自写的《桃花扇》。其中《桃花扇》是与《长生殿》齐名的传奇作品，在戏曲史上同样有一定地位。这个传奇，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离合悲欢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覆亡悲剧，抒发了作者的兴亡之感。这个传奇的写作，根据的是实人实事，但又非自然主义地照录历史，而是作了精心的艺术安排，达到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较好结合。剧本场面宏大，结构严谨，语言优美，主要人物也塑造得非常成功。不足的是，作者敌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表现了封建文人的局限性。

2. 昆曲的衰落、地方戏和京剧的兴起

昆曲是明代嘉靖年间戏曲音乐家魏良辅等以昆山一带流行的戏曲腔调为基础，吸收一些其他戏曲的曲调，经过整理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戏曲剧种。它以演唱传奇剧本为主，曲调细腻婉转，有“水磨腔”之称，表演风格优美，富于舞蹈性，在明代中后期非常盛行。但是入清以后，昆曲在声腔和文辞上日益脱离群众，渐渐衰落下去，到了乾隆年间，由于有康熙时写出的《长生殿》和《桃花扇》两个优秀的传奇剧本可供演出，再加上乾隆帝的提倡等原因，昆曲曾一度呈复兴之状。但在其整个发展途程之中，这不过是一个余波而已。代替昆曲而起的，是绚丽多彩的地方戏，这是清代戏曲最突出的成就。

清代流行的地方戏，种类繁多，有秦腔、同州梆子、湘剧、柳子戏、豫剧、徽调、汉调、粤剧、滇剧、川剧等，总数不下数十种。有些剧种在明朝就已在流行，到清更盛，而大部分在清代才开始兴起。它们是在民间说唱、舞蹈等艺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都文词通俗、曲调清新、形式活泼、富于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乾隆年间，北京和扬州等大城市中的统治者、盐商和文人，把昆曲视为雅人韵事，因而称之为“雅部”，与之相对，则把日益发达的各地方戏称为“花部”。

乾隆、嘉庆年间，三庆、四喜、春召、和春等四个著名的徽班，先后进入北京演出。道光年间汉调又传到北京，加入徽班演唱。两种戏曲在长期互相交流中，逐渐融合，以徽调的二黄和汉调的西皮为主要腔调，再吸收昆曲、秦腔以及许多民间曲调的剧目、唱腔和表演方法，从而形成一种新剧种——举世闻名的京剧。它曲调丰富，动作细致，结构紧凑，故事曲折，是空前完整的汉民族戏曲表演体系，受到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欢迎。京剧的产生，是中国戏曲史上一件大事。

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控制、利用，清代的京剧和其他地方戏，在有些剧目中，从内容与表演方式看带有很重的封建糟粕。这跟反动文人炮制坏小说一样，反映了文艺领域里激烈的阶级斗争。

四、绘画

1. 著名的画家

清代由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争夺都很激烈，统治者对人们的思想控制极严，因而有些画家只能摹仿、沿袭前人的画法，但也有些人敢于创新，从而使其作品具有独特的风貌。

清初有被称为“清六家”的六个著名山水画家，即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他们就是属于以摹仿古人为主的一派。他们把前人的技法成就，当成自己创作的主要规范。他们见过不少前代大画家的手迹，不是随意浏览，而是认真琢磨、反复模仿。他们这种脱离现实、崇尚摹古的作风，在客观上恰好适合统治者粉饰太平、稳定封建秩序的目的，所以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赏识和支持，被奉为正统。由于经历和所处环境的差异，清六家相互间不无某些差别，但从主要方面讲，他们都具有上述特色。

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等。江苏太仓人，家中收藏不少古画，遇有名人真迹，购买不惜多金，而每得珍品，即闭阁沉思，领会其奥妙。他擅长山水，作品笔法虚灵松秀，墨气醇厚华滋，“清六家”中以他为首。但他只知道临摹，少有创造，终身未能越出元黄公望等人的范围。

王鉴，字玄照，号湘碧等，也是江苏太仓人。工画山水，所作丘壑平稳，善于烘染，风格华润，对于青绿设色的方法有独得之妙。但缺乏独创，只有工力而无气势。

王翚，字石谷，号耕烟散人等。江苏常熟人。少时绘山水，王鉴极为赏识，将之收为弟子，后又转师王时敏。山水画自唐宋以来，由于笔法刚柔的不同，明朝人将它分为南宗和北宗两派。王翚创作了混合多样的技法，使两宗的痕迹泯灭合而为一，从而在山水风格上别开生面，当时有人称之为画圣。康熙时曾奉命作“南巡图”。他的作品气韵生动，有明快感，林木健爽、岩石灵活、渲染得宜，技法很高，但缺乏生活，缺乏真正的写实主义精神，传世作品，仍以仿古占多数。

王原祁、字茂京，号麓台，王时敏的孙子。幼年时曾画山水一幅粘在墙上，被王时敏误为自己往昔的作品，可见他这时已很擅长绘画。康熙时以画供奉宫廷，曾任《佩文斋书画谱》纂辑官。他作画喜用干笔焦墨，层层皴擦，苍浑沉着，很有笔力。其重色作品，青绿朱赭对照鲜明，有其独到之点。但他也是偏于摹拟，不脱师古窠臼。

吴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等。江苏常熟人。他与王翚是同乡，又一起师事王时敏，晚年二人绝交。他安贫乐道，与王翚不同。其山水画气魄雄厚沉韵，为四王所不及，不过也没有摆脱师古的风气。

恽寿平，初名格，字寿平，后以字行，改字正叔，号南田等。江苏武进人，与王翚是好朋友。他善长没骨花卉，别开生面，一改时习，许多人起而仿效，世称“恽派”，也叫“常州派”。不过，这是他中年以后的情况。最初他与王翚都从元四家奠定山水画的基础，笔墨风韵无一不同。后来他感到王翚声名日盛，自度不及，才由山水改专花卉。他的这一转变，使他在创作上得以以写生为主，避免了被摹古潮流淹没的危险。

与四王、吴、恽同时而作画别具风格的是道济、朱耷、龚贤、梅清等人。他们不肯遵循正统派的摹古途径，强调个性，主张以描绘自然对象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传统的技法在他们那里只是被当做借鉴，其作品不拘成法，颇有独创精神。他们的政治身份多半是明朝遗民，对清朝怀抱不满，这是他们在绘画上得以不同于正统派的思想基础。在他们当中，表现最突出的是道济和朱耷。

道济，本姓朱，名若极，明藩王后裔，籍贯广西。清兵入关时他尚在幼年，及长，为僧作掩护。法名道济，又作原济，字石涛，号苦瓜和尚，大子、清湘老人、瞎尊者等。他主张师法自然，以尖锐锋利的言词力攻师古主义。他曾说：“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于古何师而不化之有。”(102)他的绘画成绩特点显著，山水、人物、花果、兰竹，无不精妙，构图新颖善变，笔势纵放，气韵生动，不仅具有写实主义的基本手法，而且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他的画风对于后世影响甚大。

朱耷，也是明藩王后裔，籍贯南昌。生于明天启六年，入清后当了和尚，又当道士，以出世态度表示对清朝的对抗。别名字号极多，有雪个、个山、个山驴、人屋、八大山人等。他的主要精力被用于作画，擅长水墨淋漓的花鸟画和山水画，笔墨放纵，不泥成法。他把绘画作为抒写性情、发泄家国怨仇的工具。署名“八大山人”，写成“哭之笑之”的样子，含有深意。在他所作的画面上，物象造型与现实有所不同，被赋予独特的性格，与作者的主观意识结合在一起。他笔下的鸟和鱼，从眼睛里放射着怒火，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坚忍不拔之气，有的拳足敛羽，忍饥受寒，表达了凄楚的意境。他有一幅“墨荷水鸟图”，疏花瘦石，孤鸟栖息，意境画法可见一斑。

龚贤，字半千，江苏昆山人。寓居南京，擅画山水，用墨浓重苍润，与另外七个南京画家合称“金陵八家”。

梅清，号瞿山，安徽宣城人。多写黄山风景，笔法苍浑雄奇。

雍正、乾隆年间，金农、罗聘、李方膺、高翔、汪士慎、黄慎、李鲜、郑燮，聚集在扬州，继承了道济、朱耷等人的传统，进一步突破陈规，创造了反映各自风格的作品。当时保守者把他们看做骚扰画坛的“怪物”，因而有“扬州八怪”之称（注：关于“扬州八怪”所包括的画家，各种记载里并不一致，这里从一般说法）。他们基本上不画山水，不画工笔花卉，主要画梅兰竹菊和写意花鸟、写意人物，即使画山水也多兼有人物。与“四王”的空山无人相异。作画主要用水墨，着色者少。他们继承了前人的传统，但通过深入现实吸取素材，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不与古人雷同，他们相互间关系密切，互相学习，但不抄袭，不模仿，各有个性。他们多是布衣，以卖画自给，有的虽做过小官，也终因忤大吏而被罢官，不得不借笔砚生涯聊以糊口，这种身世，使他们愤世嫉俗，甚至玩世不恭，这种思想感情在他们的作品上时有表现。不过，他们虽不是大地主大官僚，但也不是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劳动人民，也不是清初的明朝遗老遗少，因而他们并不是全有可贵的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和反民族压迫的思想意识，他们中的多数人只是为个人的遭逢不时，生活困苦发发牢骚。对他们的作品的思想倾向不宜作过分的肯定和颂扬。他们的绘画作品多半配有题词，并且无题不妙，形成一大特色。这些题词或者表现作者的政治思想和人生观，或者发表作者的艺术观点和创作意图，是理解作者及其作品的重要资料。这些题词不仅在语言组织和文章结构上新颖别致，而且款式也打破了陈规俗套，别开生面，与作品的思想内容配合得恰到好处。他们的绘画对后世影响极大，写意花鸟画从他们之后继续发展，曾执画界的牛耳。他们最喜欢画的梅兰竹菊。在他们之后的所有花卉画家中，几乎没有不兼画的。在扬州八怪中最突出的是郑燮。

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做过知县，罢官后居住在扬州卖画。他特别擅长画兰竹，风貌爽朗挺拔。他诗、书、画都好，被称为三绝。他的许多画幅题诗不仅是很好的艺术品，而且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如有一首题诗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表现了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感情。另一首题诗说：“两竿修竹出重霄，几叶新篁倒挂梢。本是同根复同气，有何卑下有何高！”表达了不卑不亢不肯低眉事人的豪气。

2. 西洋绘画技术的传入

明清之际，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西洋的绘画技术传入了中国。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把西方的绘画（特别是宗教画）带到了中国，使中国画家得以观摩。这些传教士中还有许多人本身就会作画，他们在与中国画家的接触中，一方面传播了西方的绘画技术；另一方面也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吸取营养，发展了自己的技术。这样，在当时中国的土地上，就出现了不少融汇中西的画家和作品，其中有的是中国人，有的则是外国人。

中国古代设有专门为皇室服务的绘画机构——画院。清代没有这样一个专门机构，但有一个综合性的如意馆，许多为皇室服务的绘画者与搞雕刻工艺等工作的人一起集中在其中。最初这些人多是工匠之类，后来渐用所谓士流。此外，钦天监等机构中也有一些为皇室服务的画家。清代这些在不同机构中的御用画家，一般统称为画院作家。当时，由于画院作家有较多的机会接触西洋绘画和西方传教士，因此融汇中西绘画技术的中国人就以他们为多，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焦秉贞。他是山东济宁人，官钦天监五官正。他善于画人物、山水和楼观，并且利用了西洋画法中的透视法则。他的最有名的作品是《耕织图》。此图是根据康熙帝的命令、模仿南宋楼所作《耕织图》而绘制的。焦图与楼图相比，图幅数量不同，楼图包括耕图二十一幅、织图二十四幅，而焦图则耕图、织图各有二十三幅，风格也不相同，楼图简单朴素，而焦图则纤细丽都。但两者最大的不同则是焦图采用了西洋的透视法，“其位置之自远而近，由大及小，不爽毫毛”(103)。不过其树木、庐舍、人物、山水的画法，仍守中国之旧。因此这是在画法上糅合中西的作品。焦秉贞之外，融汇中西绘画术的画院作家还有冷枚、唐岱、陈枚、罗福旻诸人。至于民间学习西洋技术的画家，数量虽少，但也有一些人，他们是张恕、曹重、崔等。

清代供奉内廷的西洋传教士画家有郎世宁、艾启蒙、王致城、潘廷璋、安德义等人，他们就是外国人中融汇中西绘画术的主要人物。其中郎世宁最为著名。他是意大利人，康熙五十四年来北京传教，召为内廷供奉。他擅长花鸟、肖像，画马尤多。他的画术以西法为主而参与中法，只是过于刻画细节、追求形似，未得中国画形神兼备之长。乾隆年间，他曾与艾启蒙等奉清高宗之命作平定准噶尔及回部奏凯图，图成送法国雕成铜板。从中可以看出中西技法相融汇的特色。(104)

3. 杨柳青和桃花坞年画

年画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因于年节时张贴而得名。其题材大致有二：一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宣传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二是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美好愿望。它起源很早，起码在宋代已有类似年画应用的记载。进入清代，木版年画极为流行，产地遍及全国，其中天津杨柳青年画和苏州桃花坞年画声誉最高。

杨柳青年画的历史，据说至晚开始于明朝弘治、嘉靖年间。出产地除杨柳青外，还有邻近的南乡炒米店和与它相隔一百多里的东丰台。年画作坊开设最早的是杨柳青，而炒米店一带是在乾隆以后由杨柳青传入的，东丰台更晚一些。比较早的著名作坊有戴廉增和齐健隆两家，戴家的开业年代可以上溯到明朝崇祯年间。初期刊印的杨柳青年画已少有存留，今天可看到从明末到清代嘉、道年间的优秀作品，只不过六十多幅。这些作品从内容上来划分，大体有如下四类：（1）仕女娃娃；（2）戏曲；（3）故事；（4）其他。从这些作品来看，杨柳青年画在内容和技法上接受了宋、元、明的绘画传统，并受了清代画院木刻画和透视画法的一些影响。如其中的仕女画，就吸收了宋、元、明画本的优点。但仔细观察，这种状态也并非静止不变。乾隆前后，变化渐烈，从临摹发展到根据现实生活进行创造。如在仕女画中古典美人已不再是主要的表现对象，时装人物起而代之。嘉庆、道光时期，继续改进，一方面仍把刻画人物放在主要地位，但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对背景的描绘，在一张画面上所出现的人物，数目也越来越多。由雍正到光绪初是杨柳青年画的兴盛时期，清末以后到20世纪40年代由于石印术的兴起，它渐渐趋于衰落。

桃花坞是苏州城内偏北的一条市街，桃花坞年画因产于此处而得名。其开始的时期也是明代。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所印行的桃花坞年画，已发现的有一百多种，包括故事、戏文、仕女、娃娃、风景、花卉、动物、耕织、风俗、时事、岁朝吉庆等几类。其创作技法，具有与杨柳青年画不完全相同的风格。它继承了明代木刻的特点，有的深受西洋铜版画的影响。如有些桃花坞年画主要利用细线分出阴阳浓淡，并显著地描绘阴影。康熙到乾隆时期是这种年画最发达的时期。后来趋向衰落，其原因也是石印术兴起所致。(105)

第四节
哲学政治思想和宗教

清代封建统治者把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奉为正统哲学，大加提倡，企图以之维护封建制度。但由于阶级斗争的推动，在地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一些进步思想家，他们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李颙、吕留良、唐甄、颜元、李塨、戴震等人。这些人有的抨击封建君主专制，有的主张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有的具有高尚的民族气节，有的反对外来侵略。他们的思想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反映了工商业向前发展的形势，带有资本主义萌芽得到缓慢发展的时代的烙印，并具有民主性的因素。

一、地主阶级的正统哲学一一孔孟之道、程朱理学

清朝统治者极力宣扬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顺治二年，清世祖福临为了宣扬孔孟之道，封给孔子“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尊号(106)。清圣祖玄烨吹捧孔子是“万世师表”，康熙二十三年亲自到曲阜向孔子致祭，“行三跪九叩礼”(107)。为了推销程朱理学，他还重新刊行了明代编纂的《性理大全》，辑刊了《朱子全书》，编写了《性理精义》。清高宗弘历继位后，曾先后九次到曲阜朝拜(108)。他任用的“辅佐大臣”，也都是“理学醇儒”(109)。在清朝统治者的提倡下，孔孟程朱的说教到处泛滥，特别是朱熹的学说最为风行，他注释的“四书”在书院学校中被当成教材，在科举考试时被作为依据，士子们“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110)。谁如果对朱熹有所议论，便会受到封建卫道者们的残酷打击，简直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权威。

清代前期充当程朱理学鼓吹者的主要有应谦、汤斌、陆陇其、熊赐履、李光地、王懋竑等人。清圣祖之御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诸书，其实际主持编纂者即李光地。由于他们打的是顺风旗，所以不少人做了高官，得到清朝统治者的欣赏和表彰。

二、清初三大思想家

清朝初年有三个学术地位很高，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们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

1. 黄宗羲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黄竹浦人。明御史黄尊素之子。黄尊素为东林名士，“以劾魏阉死诏狱”(111)。崇祯初，黄宗羲入都讼冤，积极参加反对阉党的斗争，后来在著名的“南都防乱揭”上签名时，他被推为“天启被难诸家”之首。清兵入关后，黄宗羲又挺身而出，参加抗清斗争。熊汝霖等拥鲁王监国，他组织“黄竹浦子弟数百人”响应，被称为“世忠营”(112)。在鲁王政权中，他先后任职方郎、御史、左副都御史等职，并曾奉鲁王之命，与冯京第一起出使日本。鲁王政权覆灭后，他回家隐居，“毕力于著述”。康熙时被荐应博学鸿儒试，他坚决拒绝，清政府聘请他入《明史》馆任事，又力辞得免，清政府只好下令抄其“所著书关史事者，送入京”。直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死去，他一直没有出仕。

黄宗羲具有非常鲜明的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这集中反映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所谓“明夷”，是《易经》中的一个卦名，意思是“明入地中”，象征着太阳落山的黄昏时刻，在西方却光芒犹在，而且第二天太阳还要出来。他用“明夷”的意思是暗指明朝虽已灭亡，但典章制度依然留存，也还有复兴的可能。历来以“明夷”代表一个人的不得意，黄宗羲这里还双关地影射到封建王朝，同时，又暗示着他的学说还是有用的。全书二十一篇，其中十六篇明白提出“有明”、“高皇帝”、“万历”、“崇祯”等具体事实，加以评论，然后提出自己的改革意见。所以又是一部他个人的政治思想论集。

在《明夷待访录》中，他认为专制君主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祸害，他说，专制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他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享受无穷”。他认为之所以要设立君主，乃是为了“治天下也”。(113)好的君主“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114)，因此，人们对于带来莫大祸害的专制君主怨恨至深，是理所当然的。他说：“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黄宗羲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封建专制君主能作出如此激烈的揭露和否定，显然是非常有眼光和极为大胆的。

对于当时的君主专制制度，他也提出了改革办法。其一是把君主与其他官吏看做一起治理天下的人，反对将之当成高踞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绝对权威。他说：“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黄宗羲所设计出来的君臣共治天下的关系，已经不是君主专制政体下“君为臣纲”的旧规范，颇有提倡民主的色彩。其二是设置宰相，牵制君主。黄宗羲提出的改革君主专制制度的第三个办法，是把学校办成议政的机构，加强学校对政治的影响。

在社会经济方面，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也发表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思想主张。他主张减轻赋税，注意解决土地的占有问题，反对各种不良风俗、封建迷信和奢侈浪费，这些都是有利于生产和国计民生的，具有进步意义。(11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宗羲认为“工商皆本”。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116)这种思想，反映了明清之际工商业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要求，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

黄宗羲的哲学思想从师承关系上看渊源于王守仁的阳明学派。他是刘宗周的学生，刘氏时称蕺山学派，属王学。但他并没有沿着王学的主观唯心主义路线走下去。他曾说：“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理。”(117)这表明，他把物质性的气看做是第一性的，是精神性的理的根源，而精神性的理则被看做是第二性的，是物质性的气的派生物。不过，他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完全摆脱王学的束缚。在《明儒学案》的第一篇他就曾鼓吹王阳明的学说挽救了“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118)。他还提出过一些诸如“盈天地皆心”之类的唯心主义命题。(119)全祖望曾说他：“党人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即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120)他既与“王学”有师承关系，就难免不把其唯心主义留在自己的哲学思想中。

黄宗羲对明朝的历史研究极深。他写的关于明朝的历史书籍很多。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它其实就是明朝的历史。此书全本已佚，只留下了三卷。二十四史中的《明史》他没有直接参与编写，但他的学生万斯同贡献极大，他的儿子黄百家也参与了这项工作。《明史》编纂过程中很多地方是采用他的意见。此外他还写了《明儒学案》等有关明史的著作。

除了史学之外，他还著有《易学象数论》、《律吕新义》、《四明山志》、《宋元学案》、《南雷文集》等。

2. 顾炎武

在叙述考据学的时候，已对顾炎武坚持抗清的政治立场，以及他在学术上反对空谈，提倡经世致用作了介绍。而作为清初一个大思想家，他还有许多宝贵的思想值得注意。

在政治上，他与黄宗羲一样具有反对君主专制的民主思想色彩。他对《明夷待访录》一书非常欣赏，据说读后曾赞叹地说：“三代之治可复也！”(121)他自己也明确地说过：“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122)他所讲的“众治”是指“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辅佐“人君”(123)，这仍然没有脱出封建的藩篱，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对高度发展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个否定。

在《与友人论学书》中(124)，顾炎武提出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口号，说这是“圣人之道”。他说：“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这段话集中概括地反映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所包含的丰富内容(125)。顾炎武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他反对当时盛行的奢谈心性的空疏学风，也是他总结了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以及分析了明清之际的社会风气之后而得出的结论。他所强调的“有耻”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与坚持民族气节、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相联系的，所以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他曾把“亡国”、“亡天下”区分开来，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卫一家一姓的国家，是君主及其大臣的事情，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126)。这段话被后人提炼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并不断赋予新的含义，在鼓舞人民关心国家大事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顾炎武没有写过专门的哲学著作，但在《日知录》等著作中对一些哲学问题有过散见的论述。他的哲学思想有很明显的唯物主义成分。如他提出了“盈天地之间者气也”的观点，就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解释。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他肯定地指出物质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是第二性的。他曾说过：“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127)这就是说，精神（“神”）不过是自然界高度发展的产物。对于道与器的关系，在《日知录》中他提道：“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在这里，他把规律（“道”）看做不能离开具体事物（“器”）而独立存在的东西，显然是唯物主义的观点。顾炎武对其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没有进行更多的论证和发挥，这是由于他受到狭隘的经世观点的局限，这是非常可惜的。

3. 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崇祯时举人。清兵入关后从事抗清斗争，因大学士瞿式耜的推荐，曾担任桂王政权的行人司行人职位。抗清失败后，于晚年隐居湖南衡阳石船山著书，故后人称为船山先生。他所自撰的墓志铭中有“抱刘越石之孤忠”、“希张横渠之正学”两句话(128)，意思是表明他要像晋朝的刘越石（刘琨）那样立志恢复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要像张横渠（张载）那样实事求是地作学问。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自我评价。不过，他虽长期参与反清斗争，但不是无前提、无选择的。康熙年间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反清，他坚决拒绝参与，“作《祓禊赋》以示意”。事后，清政府听说王夫之有此举动，派人赠送粟帛。王夫之借口有病，没有会见清政府派来的人，但只退回了帛，把粟留了下来。这件事是王夫之逝世前不久发生的，它说明王夫之不肯与毫无民族气节的吴三桂合作反清。王夫之的著作很多，达一百多种，其中代表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主要著作是：《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黄书》、《噩梦》、《搔首问》、《俟解》、《读通鉴论》、《宋论》、《老子衍》、《庄子通》、《诗广传》等。他的这些著作对宋明以来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总结和发挥了王充、张载的唯物论思想，从而建立起超越前人的唯物主义体系，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推向了新高度。

王夫之认为物质性的元气是世界万物的本体。他说：“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凡虚空皆气也”(129)。这就是说，宇宙间充满了物质的气，在宇宙构成上，没有与气相对立的其他物质存在。他还认为，元气很细微，人的眼睛不能看到，“气弥沦无涯而希微不形，则人见虚空而不见气”(130)。但元气聚集起来形成了物，那就具有了显著的形状，就可以被人看到了，“聚而成形”，“聚则显，显则人谓之有”(131)。元气聚集与形成的物，可以有生死变化，但元气本身并不为之增多或减少，“聚而成形，散而归于太虚，气犹是气也”(132)。这显然是一种物质不灭的光辉思想。

在坚持物质世界统一于元气本体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路线的基础上，王夫之在理、气关系上，反对朱熹关于物质实体之外、之上有所谓精神性的理存在的说法，认为“理在气中”(133)，“理即气之理”，“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134)，“气者，理之依也”(135)。王夫之的观点，肯定了精神性的理依赖于物质的气。他在论述道、器关系时，提出了“道者气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136)，以及“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137)等论点。这些论点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规律（道）是依赖于客观事物（器）的，有某些事物存在，就有这种事物的规律，离开了某种事物或没有某种事物，那就不会有这种事物的规律。因此，规律可以说是事物的规律，而事物却不可说是规律的事物。这样一种道不离器、道依赖于器的论点，显然也是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理论。

王夫之在认识论上同样坚持唯物主义的路线。他说：“形（感觉器官）也，神（精神思维）也，物（客观对象）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138)“人于所未见未闻者，不能生其心”(139)。这就是说，离开了客观对象，就不会有认识。他还说：“因所（客体）以发能（主体）”，“能必副其所”，“越有山，而我未至越，不可谓越无山”(140)。这就是说，认识不仅来源于客观对象，而且必须与之相符合，而客观对象对于认识来说却是独立的。王夫之的上述说法与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理无不相合。

王夫之的世界观中，包含着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世界上的物质是运动变化的，曾说：“静者静动，非不动也”。(141)“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142)这是把动看成绝对的，而静则看成是相对的。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他修正了张载“日月之形，万古不变”的说法，提出了“质日代而形如一”的命题。他说：“江河之水，今犹古也，而非今水之即古水。镫烛之光，昨犹今也，而非昨火之即今火。水火近而易知，日月远而不察耳。爪发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知也。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则疑今兹之日月为邃古之日月，今兹之肌肉为初生之肌肉，恶足以语日新之化哉！”(143)这种发展变化的观点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就是承认历史是发展的，主张“今日无他年之道”(144)。这在《读通鉴论》中有非常明显的表现。

物质为何不断运动变化？王夫之认为这是由于物质内部包含有互相对立的阴阳两方面，他说：“天地之化，人物之生，皆具阴阳二气”(145)，“阴阳之消长隐见不可测，而天地人物屈伸往来之故尽于此”(146)。王夫之看到了事物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承认事物是要发展变化的，但他又把统一看得比对立更为根本，他说：“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非有一，则无两”(147)。此外，他还认为对立面最终的结果不是引起互相转化，而是“和而解”，“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148)。这样，他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

王夫之认为事物的发生发展不是孤立的，他说：“万物之成，以错综而成用”。“或始同而终异、或始异而终同，比类相观，乃知此物所以成彼物之利。金得火而成器，木受钻而生火”。(149)这种认为事物之间互相联系、彼此影响的观点，也是王夫之朴素辩证法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王夫之的政治态度，基本上站在地主阶级一边。他曾说：“唯人非王者不治，则宜以其力养君子”(150)，肯定人民受剥削是应该的。他对农民群众很轻视，甚至敌视，对起义农民更是深恶痛绝。1643年张献忠起义军占领衡州，吸收当地士绅参加政权，而王夫之却“走匿南岳双髻峰下”。起义军为了争取他出山合作，“执其父以为质”，他又“引刀自刺其肢体，舁往易父”。起义军见他态度顽固，只好将他父子二人统统放归(151)。王夫之主张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应该有所节制，要“宽以养民”(152)。对于当时农民的赋税负担过重问题，他主张采取分别自种与佃耕的办法加以解决，他提出：“分别自种与佃耕、而差等以为赋役之制。人所自占为耕者，有力不得过三百亩，审其子姓丁夫之数，以为自耕之实，过是皆佃耕之科。轻自耕之赋，而佃耕者信之，以互相损益而协于什一之税。”(153)王夫之关于减轻农民负担、“宽以养民”的主张，是从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出发的，他认为对农民压迫过重，会引起农民造反，“一夫揭竿，而天下响应”，“虽欲弭之，其将能乎”？(154)只有缓和对农民的压榨，才能使地主阶级的国家得到安宁。但是，他的主张毕竟对农民有些好处，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王夫之在治学方法上主张学与思兼用，他认为“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155)。在当时盛行束书不观、坐谈心性的情况下，王夫之的这种治学方法是进步的。他之所以能写出那样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与其进步的治学方法不无关系。

三、清前期的其他进步思想家

在黄、顾、王三大思想家的同时或稍后，还有一些进步思想家，他们影响不如前者大，但在历史上也都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些思想家是傅山、李颙、唐甄、颜元、李塨等人。

1. 傅山

傅山，字青主，阳曲（今属太原市）人。是明末清初热心政治活动、具有民族气节的学者。崇祯时，山西提学袁继咸被阉党、山西巡抚张孙振诬陷下狱，他约集本省诸生曹良直等一百多人赴京上书，经过许多曲折，终于使袁冤得雪，他因此而“名闻天下”。明亡后“改黄冠装，衣朱衣”隐居起来。康熙十七年被荐应博学鸿词试，拒不答应，“有司强迫、至令役夫舁其床以行”。到达距京师二十里之处，“誓死不入”，举朝公卿来迎，“卧床不具迎送礼”。皇帝下令，因老病免试，“加内阁中书以宠之”。得允归乡之时，他高兴地说：“今而后其脱然无累哉！”此后他仍自称为“民”，有以官衔称之者，不予答应。康熙二十三年死去，遗嘱“以朱衣、黄冠殓”。不与清朝合作的态度至死不变。(156)

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处于正统地位，其他学说被视为异端。傅山对这一点非常不满，他否定儒家的正统地位，将他与诸子百家、佛老学说一样看待，甚至对儒家，特别是唐宋以后的儒家，多有贬词，自己还公开以“异端”自命。他说：“经子之争亦末矣。只因儒者知六经之名，遂以为子不如经之尊，习见之鄙可见”。(157)“吾以《管子》、《庄子》、《列子》、《楞严》、《唯识》、《毗婆》诸论，约略参同，益知所谓儒者之不济事也”。(158)在否定儒家正统地位的基础上，他大力开展了对诸子的研究，或者发挥其义理（如解释老庄管商诸书），或者注解其语义（如注释《墨子》和《公孙龙子》诸篇）。他的诸子注解，有的是把从来没有做过注的注明了，有的是把前人注解不清的搞显豁了。这种研究在清初只有傅山一人在进行，他可以说是近代子学研究蹊径的开拓者。

傅山蔑视儒学的正统地位，表现出不甘束缚的可贵精神。这种精神在他的其他言行中也随处可见。对古人他绝不肯盲从，曾说：“一双空灵眼睛，不唯不许今人瞒过，并不许古人瞒过”。(159)“看书洒脱一番，长进一番，若只在注脚中讨分晓，此之谓钻故纸，此之谓木鱼”。(160)在他的著作中，有时还表现出反对专制主义的思想，如在解释《老子》时曾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161)傅山的上述不甘束缚和反对专制主义的思想说明，在他的身上还闪烁着一定的民主色彩。

傅山虽然有不少进步思想，但视劳动人民不过是“徒劳贤者忙”的“刍狗”(162)。对于农民起义则敌视、反对，表现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局限性。

傅山除研究诸子百家外，还工书善画，又懂医学，著作颇多，但大半佚失，现存者主要有《霜红龛集》、《两汉书人名韵》、《荀子评注》等。

2. 李颙

李颙，字中孚，号二曲、土室病夫，学者称为二曲先生，陕西盩厔（周至）人。幼孤家贫，无力从师，自学而成名。顾炎武曾称赞他说：“艰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163)

李颙在哲学上信奉陆九渊、王阳明一派的主观唯心主义。他把“良知良能”的心性看成是人人生来具有的“本体”，这个“本体”他也称为“灵原”，而世界便是这个“灵原”的显现。他说：“此一点灵原，无少无壮、无老无死，塞天地，贯古今，无须臾之或息”。“通天地万物上下古今，皆此之灵原之实际也”。(164)基于这种思想，他在认识论上极力教人通过闭目静坐去认识这个本体。不过，他并没有门户之见，并不专主陆、王一派的学说，认为对于与之相对立的程、朱一派学说也应兼采，两者应互相补充。

李颙在治学上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他自己对“明体适用”解释说：“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165)可见，他的“明体适用”的含义，除了谈论心性之外，还须解决实际问题。他认为“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166)。他曾说：“君子于学也，隐而幽独危微之介，显而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古今致治机猷，君子小人情伪，及礼、乐、兵、刑、赋役、农屯，皆当一一究极，而可效诸用。”(167)李颙对实学的重视，表明他与顾炎武有相通之处，这也是他们过从甚密的思想基础。

李颙的著作主要有《李二曲先生全集》和《四书反身录》。

3. 唐甄

唐甄，原名大陶，字铸万，后改名甄，别号圃亭。四川达州（今达县）人。崇祯十年（1637），年满八岁，其父中进士任吴江知县，从此随父宦游各地。顺治十四年（1657），回四川参加乡试，中举人。康熙年间，任过山西长子知县，“甫十月，以逃人诖误去官”(168)。晚年定居苏州府城，曾经经营过商业，最后破产，坐馆授徒，著书卖文。康熙四十三年（1704），作为一个落魄文人，离开了人间。

唐甄的著作有《潜书》、《毛诗传笺合义》、《春秋述传》、《潜文》、《潜诗》、日记等。他著书主张独立思考，“不肯一字袭古”。他的著作多已散失，今天能够看到的其完整著作，只有《潜书》一种。这也是他的最主要的著作。此书历三十年而写成，共九十七篇，“天道、人事、前古、后今，具备其中”。最初叫《衡书》，“曰衡者，志在权衡天下也。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潜书》”。(169)

唐甄有一系列进步的政治、经济思想。他与黄宗羲一样，曾激烈地抨击专制君主。他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170)对于君主，他并不想取消，但要求抑制其过尊之势，打算以此克服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病。他说：“圣人定尊卑之分，将使顺而率之，非使亢而远之。”他认为：“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处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唐甄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不可能见之于实践，但在君主专制制度日益反动的时候，他提出改革的意见，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中他还针对封建社会里轻视商人的观念，特别注意提高商贾的地位。他有意将“商”与“农”并提，在《潜书》中“农贾乐业”(171)、“农安于田，贾安于市”(172)之类说法比比皆是。他经营商业时，有人劝他改图生计，而他却自豪地说：“吕尚卖饭于孟津，唐甄为牙于吴市，其义一也。”(173)唐甄的上述经济思想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反映了清代逐渐恢复发展的手工业、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需要，显然很有时代意义。

在学术思想上，唐甄认为：“儒之为责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但取自完，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乎？”(174)这里将士大夫视作人民的救世主，表现了唐甄的阶级局限性，不过他主张事功，却是可贵的。

4. 颜元和李塨

颜元，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人。生于明末，其父戍辽东卫，死于戍所(175)。他长期生活在农村，参加过一定的生产劳动，教过书，行过医。主要著作有《四存篇》（包括《存性》、《存学》、《存治》、《存人》四篇）、《习斋记余》、《四书正误》和《朱子语类评》。

颜元是一个朴素唯物论者。他在驳斥唯心主义理学关于“气恶”的说法时曾说：“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176)在这里，物质性的气与精神性的理被看做是统一的，互相依存的，这就用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根本否定了唯心主义理学关于“理在气先”的谬论。

最值得重视的是，颜元的唯物主义认识论闪耀着超越前人的光彩。他说：“知无体，以物为体，犹之目无体，以形色为体也。故人目虽明，非视黑视白，明无由用也，人心虽灵，非玩东玩西，灵无由施也。”(177)这就是说，在认识（知）和客观事物（物）的关系上，客观事物是认识的根据，只有人的感官接触到具体事物才产生认识。基于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反映论，他非常重视习行、践履，即强调到实际中锻炼，反对理学家所提倡的读书静坐，闭门修养。他说：“吾辈只向习行上作工夫，不可向语言文字上着力”。(178)“惟愿主盟儒坛者……垂意于‘习’之一字，使为学为教，用力于耕读者一二，加功于习行者八九，则生民幸甚，吾道幸甚”。(179)他指出，理学家提倡的闭门“诵读”，其结果是只能使人们“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读书欲办天下事，如缘木而求鱼也”。(180)颜元所讲的习行、践履，没有超出封建的经济事功和个人生活作事的范围，他没有达到对实践的科学理解，没有把它看做社会的实践，反映了他的地主阶级的局限性。但他注重感性的直接经验，与唯心主义理学的先验论根本对立，并深刻揭露了其严重危害，在哲学史上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

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颜元有很明确的功利主义主张。他认为“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181)。汉朝唯心主义哲学家董仲舒宣扬“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82)。颜元对此极为不满，为“矫其偏”，他将之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183)。从重视功利出发，他对于治理国家，提出了一套自己的主张。他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184)这可以说是他提出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纲领。其中最应注意的是其“均田”主张。他曾在许多地方对这一主张进行阐述。如在《存治编》中，他又把其“均田”主张具体化为“佃户分种”之说：“如一富家有田十顷，为之留一顷。而令九家佃种九顷。耕牛、子种佃户自备，无者领于官，秋收还。秋熟，以四十亩粮交地主，而以十亩代地主纳官。纳官者即古什一之征也。地主用五十亩，则今停分佃户也；而佃户自收五十亩。过三十年为一世，地主之享地利终其身亦可已矣，则地全归佃户。”(185)颜元提出的这种办法，是企图在照顾地主利益的前提下，逐步解决土地占有不均的问题，这显然是一种脱离实际、不能实现的幻想。但他毕竟是在想办法解决当时亟待解决的土地占有不均问题，无疑极为明显。

颜元的学生李塨，字刚主，号恕谷，直隶蠡县人，著作有《大学辨业》、《瘳忘录》等多种。他对颜元的学说曾大力宣传。他的思想与颜元相比，有若干发展，也有不同之处。如颜元的经世之学多半打着复古的旗号，而他则不那么被古制束缚，甚至提出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他曾说：“吾人行习六艺，必考古准今。礼残乐阙，当考古而准以今者也。射、御、书有其仿佛，宜准今而稽之古者也。数本于古，而可参以近日西洋诸法者也。”(186)在认识论上，他主张知先行后，说：“以力行为格物，是行先于知矣，倒矣。”(187)他还曾致力于书本上的考据。这些对于力主习行、践履的颜元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背师行为。不过，李塨的思想主张大部分与颜元还是一致的。因此，他们二人被共称为“颜李学派”或“四存学派”。

5. 戴震

戴震是清中期具有鲜明战斗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以注释儒家经典的形式，阐发了自己卓越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他认为世界是物质性的“气”的变化过程。他说：“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188)这个过程，他还认为是按照一定的法则进行的，他说：“‘一阴一阳’，盖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未有生生而不条理者。”(189)对于中国古代哲学中争论不休的命题“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他也作出了唯物论的解释，他认为，“形，谓已成形质。形而上，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阴阳之未成形质，是谓形而上者”，“器，言乎一成而不变”。(190)这就是说，“形而上”的“道”，就是“未成形质”以前的“气”，“形而下”的器，就是“已成形质”以后的“物”。这两者都是物质。他的这种解释，与唯心主义理学关于“形而上”指“理”、“形而下”指“气”的说法，绝不相同，批判了唯心主义理学关于物质世界之外还存在着绝对观念世界（“形而上”的“理”）的谬说。戴震虽然把世界看成是物质性的“气”的变化过程，但还认为“气化生人生物以后，各以类滋生久矣，然类之区别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191)。这又陷入了形而上学。可见他的辩证思想是不彻底的。

在认识论上，戴震强调真理的客观性，他说：“理义非他，可否之而当，是谓理义。然又非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也，若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何异强制之乎？是故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如是而已矣。”(192)对于人的认识能力，他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说：“耳目鼻口之官接于物，而心通其则”。(193)“人之异于物者，人能明于必然，百物之生各遂其然也”。(194)不过，戴震看不到实践在认识当中的决定作用，曾发出过“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的议论，(195)这是他与颜元等人相比大为逊色的地方。

戴震思想中最有价值之处，是其关于“理”“欲”的论述。唯心主义理学把天理与人欲看做不可调和的对立物，鼓吹“存天理、去人欲”。戴震对这种反动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人不可能没欲，有欲却是必须的。他说：“人与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196)“耳目百体之所欲，血气资之以养，所谓性之欲也，原于天地之化者也。是故在天为天道，在人咸根于性而见于日用事为，为人道”。(197)因此，对欲只能节制、顺从，不能硬性禁止：“性，譬则水也，欲，譬则水之流也。节而不过，则为依乎天理，为相生养之道，譬则水由地中行也。穷人欲而至于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譬则洪水横流、泛滥于中国也”(198)。“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199)。“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200)“非以天理为正、人欲为邪也。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201)戴震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存天理、去人欲”说教的危害，他说：“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202)“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者；死于理，其谁怜之”！(203)他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理学家的所谓“天理”，与酷吏之所谓“法”是相同的，“酷吏以法杀人”，而理学家“以理杀人”，“以理杀人”比“以法杀人”更为可怕。(204)戴震关于理欲的论述，没有超出抽象人性论的范围，但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此外，他还曾在自己的著作中严正指出，人民群众之所以起来反抗封建统治者，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本性不好，而是由于封建统治者“贪暴以贼其民所致”(205)。这也同样表现了他的进步政治观点。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这些进步的社会政治观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

四、清代的宗教

1. 佛教

佛教在清代受到统治者的保护。这是因为佛教与所有的宗教一样，它要人们把希望寄托于虚幻的彼岸，看轻现实的苦难，从而削弱人民反封建斗争的意志。佛教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封建秩序的稳定。乾隆皇帝曾说：“彼为僧为道，亦不过营生之一术耳。穷老孤独，多赖以存活。其劝善戒恶，化导愚顽，亦不无小补。”(206)由此看来，清朝统治者对佛教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是非常清楚的。清朝皇帝多与僧人相交往。如顺治皇帝先后与名僧憨璞性聪、玉林通琇、茆溪行森和木陈道忞等相交游。顺治皇帝本人曾削发打算出家，他所宠爱的董贵妃在他的影响下，也崇敬三宝、栖心禅学(207)。再如康熙帝在外出巡，多往名山巨刹，为之题字撰碑。雍正皇帝也多与佛教徒往来，甚至自称圆明居士，选编语录，俨然以禅门宗匠自居。

但是佛教无限制的发展，对封建统治者也有不利。过多的劳动力进入空门，封建政权剥削的对象就会减少，寺院上层兼并土地，发展寺院经济，就会加强土地集中的程度，激化社会矛盾。一些触犯了封建法律的人，往往以藏身寺庙作为躲避惩罚的手段，某些“聚众为‘匪’之案”，甚至“多由‘奸邪’僧道主谋，平时‘煽惑’愚民，日渐酿成大案”(208)。所以，清朝统治者一方面保护佛教；另一方面又对之加以限制，以免其发展到失去控制的地步。

清朝限制佛教的办法主要有三个。一是设置僧官，二是实行度牒制度，三是不许擅造寺庙。早在入关前，清朝统治者就已规定设立僧录司，总管僧人。(209)康熙十三年（1674）又具体规定，在京城的僧录司设“善世、阐教、讲经、觉义左右各二人，左善世由右善世补，右善世由左阐教补，左阐教由右阐教补，右阐教由左讲经补，左讲经由右讲经补，右讲经由左觉义补，左觉义由右觉义补，右觉义以候补僧官补”。在外地，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这些僧官的职责是专管天下僧人，使之“恪守戒律清规，违者听其究治”(210)。实行度牒制度是要加强对僧人的“稽考”，“亦如民间之有保甲，不至藏奸，贡监之有执照，不容假冒”(211)。这一制度也是始自入关前，天聪六年规定：“（僧人）凡通晓经义，恪守清规者，给予度牒”(212)。入关后仍旧实行，如“顺治二年定，内外僧道均给度牒，以防奸伪”，“凡寺庙庵观若干处，僧道若干名，各令住持详询籍贯，具结投僧道官，僧道官加具总结。在京城内外者，均令呈部，在直省者赴所在地方官呈送汇申抚按解部，颁给度牒，不许冒充混领，事发罪坐经管官”。(213)对于不领度牒的僧人要处以重罚。如康熙十五年（1676）规定，“凡僧尼道士不领度牒私自出家者，杖八十为民”(214)。领发度牒的制度直至乾隆十九年才由于客观情况的改变而废止。清朝统治者不断作出，不许擅造寺庙的规定。如顺治二年决定“严禁京城内外，不许擅造寺庙佛像，必报部方许建造”(215)。顺治十一年又决定“禁止创建寺庙，其修理颓坏寺庙，听从其便，但不得改建扩大”。(216)

佛教在清朝统治者的限制下不可能得到过分的发展。但由于它也得到清朝统治者的保护，其势力也不会十分弱小。从总的情况看，它在清代规模声势还是相当盛大的。据统计，康熙六年“通计直省敕建大寺庙共六千七十有三，小寺庙共六千四百有九，私建大寺庙共八千四百五十有八，小寺庙共五万八千六百八十有二，僧十有一万二百九十二名，道二万一千二百八十六名，尼八千六百十有五名”(217)。这个统计中，寺庙数不全属佛教，但其中的大部分应属佛教（这从僧尼与道士的人数比例可以推知）。

清代的佛教与以往一样，仍是教派林立。其中最兴盛的是禅宗，其次是净土宗，再次是天台、华严、律宗、法相等宗。各派皆有著名僧人，或著书立说、或大量授徒，在佛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2. 民间宗教

清代的民间宗教大多遭到统治者的禁止，因而处在秘密流传的状态中，但传布的范围却很广泛，当时有人叙述这种情况说：“迨红巾、白莲始自元明季世，焚香惑众种种异名，旋禁旋出。至今日，若皇天、若九门、十门等会，莫可穷诘，家有不梵刹之寺庵，人或不削发之僧尼，宅不奉无父无君之妖鬼者鲜矣，口不诵无父无君之邪号者鲜矣。”(218)这时的民间宗教，名目不下数十百种，比较常见的有收元教、八卦教、天理教、清水教、离卦教、一炷香离卦教、震卦教、金丹八卦教、弘阳教、混元教、三阳教、先天教、长生教、清茶门教、青莲教、罗教、老官斋教、无为教、圆教、大同教等。这些名目的教派，相互间有的渊源不同，有的渊源相同而在教义或仪式上有所差别，有的各个方面均无差别而只是互为别名或支派。从总的情况看，各教派的信仰和组织等并无太大的差异，并且互相吸收，互相混同的趣向极为明显。

民间宗教的基本群众是农民、手工业者、矿工、水手和城市贫民等，也有若干差役、胥吏、下层知识分子，以及个别其他从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人物。教徒平时从事的宗教活动，主要是念经烧香等，以便祈求吉祥、祛病延年，有的还习拳棒、学符咒，企图健身长艺，准备日后应用。教徒必须向首领交纳会费，称为“根基钱”、“种福钱”、“香火钱”等，首领的花销也靠这些会费来支付，教派的活动经费和教徒间的互相接济经费，也需从中开支，教徒们诵读的经卷多数以宝卷的形式出现——这是由唐代寺院中的“俗讲”发展而成的一种民间文学形式。宝卷的文字通俗易懂，当时官府从对立的角度，诬称为“鄙陋不堪，恰似戏上发白之语，又似鼓儿词中之语”(219)。这当是为了适应教徒的诵习而来。每部宝卷长的分若干卷，卷分若干品，一卷或一品的最末附有用《驻云飞》、《清江引》、《红绣鞋》、《黄莺儿》、《风入松》等曲牌写成的小曲。全卷的开始一般是一篇七言的赞和偈，而后则是白语体的散文和韵语相间杂，韵语是五言、七言或三三四式的句子，也有的是五言或七言之后，插入一段三三四式的句子(220)。当时最有名、流传最广的民间宗教的经卷是所谓“五部六册”，这是明代山东即墨人罗教的创立者罗清所著的经卷，包括《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钥匙卷》、《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共五种六册（其中《破邪显证钥匙卷》分上、下两册），自明朝末年之后，它们几乎成了各个民间宗教的共同经典(221)。民间宗教经卷的思想内容，大量抄袭佛、道、儒等各家的说教，但也有不同之处。其中宣传最多的是关于弥勒等神佛下凡和劫变的观念，以及关于“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信仰。

一般说来，当时的民间宗教都宣称宇宙从开创到最后，要经历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有的称为青阳、红阳和白阳，有的称为龙华初会、二会和三会。第一、第二时期分别代表过去和现在，第三时期则代表未来。第一、第二时期要发生若干次劫变，在第二时期尤其如此，而第三时期则是经过了末劫后的理想世界。劫变的主要内容是风、水、火、刀兵、饥疫等天灾人祸，届时生民死亡，天地改换形体。生民为了逃劫，就需皈依他们的教派。当时的民间宗教还宣称，“真空”是宇宙的根本，“真空家乡”即天宫，是人们出生之处，也是人们的最后归宿，“无生老母”是创世主。在初创宇宙时，无生老母打发其九十六亿儿女下凡，这些儿女的本性被红尘迷乱，遭受了人间的种种磨难，需要拯救出苦海，返归天宫，而民间宗教的首领，就是无生老母差遣下凡拯救众生的，是弥勒佛或其他神佛的化身。罗教把上述思想概括为“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八字真诀，后来被许多教派所接受，广泛流传。民间宗教的所有这些宣传，无疑是一种封建迷信，它要求人们等待神佛的降临拯救，是落后、消极的东西。但它否定了现实的封建统治，表达了人民的不满和抗议，它给人们以安慰和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要求改变现实的愿望，因此很易于为人民所接受，可以成为组织、号召贫苦群众参加起义的工具。有些民间宗教，还有明确的“反清复明”思想，如清茶门教宣传，“清朝以（已）尽，四正文佛落在王门；胡人尽，何人登基；日月复来属大明，牛八元来是土星”(222)。这使它们更便于充当组织反清斗争的工具。不过，由于民间宗教没有一贯的彻底明确的政治纲领，因此，靠它们把反封建起义进行到底是不可能的，而且它们的若干消极因素对起义也有不利的影响，它们还往往被利用，成为争夺个人权力地位的工具。

3. 马礼逊和耶稣教的传入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主要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各宗派。基督教的这些教派在清代都传入了中国，其中天主教、东正教传入中国的情况，前面已经述及，这里再将新教传入的情况作一简单叙述。

新教在中国也叫耶稣教，它在鸦片战争前夕随着英国鸦片贸易的开展而传入中国。与这段历史有关的最重要的人物是马礼逊。

19世纪初，英国鉴于乾隆五十八年派遣使节马戛尔尼到中国的失败，又看到法国利用天主教神甫在东方活动的成功，因此也想利用宗教的伪善面貌作掩护，派基督教新教教士深入中国作侵略的先遣部队。嘉庆十年就由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出面，派了一个23岁的青年教士到中国来，这个人的姓名是Robert Morrison，后来他自己译成中国汉字叫马礼逊。马礼逊于乾隆四十七年生在英国诺森伯兰（Northumber Land），嘉庆三年加入长老会，嘉庆九年入传教士传习所训练，嘉庆十年决定来中国传教后，在伦敦学习医学和天文学，并向中国旅英侨胞杨三达（译音，原作Yong Samtak）学习中国汉文。嘉庆十二年他渡大西洋到纽约，又坐帆船渡太平洋来中国(223)，于九月七日到达广州(224)。后来移住澳门。马礼逊到中国后，就努力进修中国语文，从事翻译基督教圣经。嘉庆二十四年十一月新旧约全部译竣，道光三年在马六甲出版，共二十一卷。在中国只是零星雕版印行，最早的一本是在嘉庆十五年九月印行的(225)。马礼逊在澳门翻译圣经时，同时兼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文通译员。嘉庆二十一年七月英国第二次派使臣阿美士德来中国，马礼逊随之作译生（Interpreter），一同到北京。马礼逊当时是以“在澳贸易夷商”的资格担任“译生”的(226)，但由于他非常活跃，中国的私人记载全误认为他是副使。这次通使，因为京津没有翻译人员，“广东省派来通事（口语翻译人）尚未到来”(227)，于是马礼逊成了两国的共同译员，中国的文书也交他翻译(228)。道光四年他回英国一次，曾协助成立伦敦“语言学校”。道光六年再来广州，道光十四年死在中国。(229)

随着马礼逊的来华，基督教新教的信仰被带进了中国，他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播的开山祖，又是在中国的伦敦会教会的创始人，也是基督教圣经的最早翻译者。马礼逊之后，做鸦片贸易的许多新教徒，陆续来到中国传教，这一教派的势力在中国日益增大。

第五节
类书和丛书

清代编纂类书和丛书的活动很活跃，这是其文献编纂学上的一个特点。

一、类书

清代所编的类书甚多。其官修者有张英等编的《渊鉴类函》、何焯等撰的《分类字锦》、张廷玉等编的《子史精华》；私人所辑的有陈元龙编的《格致镜原》和潘永因编的《宋稗类钞》等。在清代所编类书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部头最大的类书。其主要编辑者陈梦雷，字则震，一字省斋，福州侯官人。康熙九年（1670）成进士，授翰林编修。陈梦雷之编辑《古今图书集成》在侍诚亲王胤祉读书之时。到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全书初步编成，“分为汇编者六，为志三十有二，为部六千有零，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子集者，十亦只删一二。以百篇为一卷，可得三千六百余卷，若以古人卷帙较之，可得万余卷”(230)。当时为这部类书起的名称是“汇编”。

至清世宗即位，对陈梦雷独立编撰《古今图书集成》初稿的功劳，已经只字不提。此后，清世宗另任尚书蒋廷锡等“重加编校”，雍正三年全书定稿，“凡厘定三千余卷，增删数十万言”，原来的三十二志改称三十二典，卷数定为一万(231)。雍正四年（1726），清世宗制序，付印。在印本《古今图书集成》上，记的是蒋廷锡“奉敕撰述”，陈梦雷不曾提及，而实际上对此书贡献最大的却是陈梦雷。

雍正四年所印为清内府铜活字本，雍正六年（1728）印毕，共印六十四部，另有样书一部(232)。每部分订五千零二十册，装成五百二十二函，此为殿本。后来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点石斋印刷局印过一次铅字本，共一千五百部，因铅字稍扁，也称扁字本。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同文书局印过一次影殿本，共一百部，此本与殿本几乎完全一样，只是补改了雍正以后的避讳字，增加了《考证》二十四卷。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又印行缩小影印本。

类书是查阅资料的宝库，在辑佚和校勘古书上有很大作用，而《古今图书集成》比一般类书所起的作用尤大。这首先是因为它体例完善，它分类的层次比一般类书要多。它共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和经济六编，编下又有乾象、岁功等三十二典，典下又有六千一百零九部。每部之下包括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目。《古今图书集成》在分类上层次和数目如此之多，而且富于条理性和严谨性，在按类检寻资料时它显然是比其他类书要方便许多。

《古今图书集成》包括的资料之多既然非其他现存类书所能比拟，它的作用也便使其他类书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古今图书集成》的价值极高，随着其印本的增多，在国内外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国外学者往往把它当成资料的根据。有的人为之作了索引，以便进一步方便利用。国内学者虽一般不以它为资料的依据，但却把它当做寻检线索，由它为始再追根溯源。今后随着科学研究的需要与发展，它将进一步显示出其价值。

二、丛书

1. 清代丛书编纂概况

清代丛书的编刊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其表现首先是注意质量。明人以刻书喜妄为改动，所刻多有不满人意者。清人所编的丛书则大为改进，有的非常注意选择善本，有的在校雠上下了很大工夫。有的热心于刊刻罕见之书，以学术价值为决定取舍的重要依据之一。其次是地域广，而且数量多。在现存丛书中，有很大部分系清代所编刻。其中著名的丛书有曹溶编辑的《学海类编》，汪士汉校刊的《秘书二十一种》、卢文弨校刊的《抱经堂丛书》、鲍廷博校刊的《知不足斋丛书》等。

在清代编辑的丛书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乾隆年间所编辑的《四库全书》。

2. 《四库全书》的编纂

为了充实皇宫的藏书，早在乾隆六年（1741），清高宗即已下令征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和十月，清高宗又连续颁诏，重申向各地征书的命令。(233)乾隆三十八年清高宗下令：“著即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仍于翰林等官内选定员数，责令及时专司查校。”(234)不久，四库全书馆正式于翰林院内成立。遂发展成一场持续十多年的编辑大丛书的壮举。

担任编纂任务的四库全书馆是个相当庞大的机构。在这众多的四库全书馆人员中，以总纂官纪昀、陆锡熊，总校官陆费墀，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邵晋涵、戴震、周永年出力尤大。除了三百多个“在事诸臣”外，四库全书馆中还使用了几千名负责誊录的人员。

第一部《四库全书》抄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藏于文渊阁。第二部抄成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月，藏于文溯阁。第三部抄成于乾隆四十八年冬，藏于文源阁。第四部抄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一月，藏于文津阁。还有三部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初步抄毕，后因校对错误，全部收藏入阁拖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后。

3. 《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和《四库全书荟要》

《四库全书总目》于乾隆四十六年完成了初稿，而后进行了反复修改，于乾隆五十八年冬由武英殿刊出，发七个藏书阁使用。(235)乾隆六十年，浙江把它翻印，从而传向各地。其中收载各书，都撰有提要。每书提要皆“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加评论褒贬。(236)

当编纂丛书时，所收到的全部书籍，被分成了三类，即应刊、应钞、应存目三种。其应刊、应钞者皆收入了《四库全书》，其应存目者则《四库全书》未予收入。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四库全书总目》所收各书，被分成了两种，其一为著录诸书，包括收入《四库全书》的应刊、应钞的全部书籍。其二为存目诸书，是编撰者判为应存目而不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据中华书局在1964年影印《四库全书总目》时统计，其著录的书共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237)。由于七部《四库全书》在抄写过程中及抄成以后，有漏抄撤换和增添等情况，七部实收书数相互间不尽一致，《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者与它们也都不相同，但相互间出入并不太大，大体说来，都在三千四百种以上(238)。《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和存目的书籍合计有一万多种，乾隆以前的中国古代重要著作，基本上被包罗进来，特别是元以前的著作，收辑更为完备。

乾隆认为“应于提要之外，另刊《简明书目》一篇，只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这样就会“篇目不繁而检查较易，俾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239)。因此，除去《四库全书总目》之外，四库全书馆还另撰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书。此书共二十卷。

乾隆三十八年正式设立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时，清高宗年已六十三岁，深恐工程浩大，自己不能亲睹其成，因而令于敏中、王际华（二人皆系《四库全书》总裁）率领有关人员，择最精粹的书籍，先编一部规模较小的丛书，命名为《四库全书荟要》。这部丛书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又一个副产品。它一共抄写了两部，于乾隆四十三年完工，分贮于紫禁城的摛藻堂和圆明园的味腴书屋。其所包括的书籍共有四百六十四种，其中经部一百七十三种，史部七十种，子部八十二种，集部三十九种。每书前皆有提要。其式样与《四库全书》相同。(240)

4. 《四库全书》编纂活动的评价

编纂《四库全书》是一项持续十多年的大规模的文化活动，它在历史上特别是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它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是封建统治者主持进行的，又有严重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首先，清高宗组织这项活动，是有政治目的的，这使它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如前所述，清高宗编纂《四库全书》的原因是为了充实皇宫内的藏书，以便于他阅读、揣摩、学习历代的统治经验；但这只是其一。另外，他还为了通过它宣传封建教条，并借机对所有的文化典籍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清查，把其中不利于清朝统治的部分，诸如汉族的民族思想、不符合封建道德的内容等，统统除掉。这样，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清高宗一面组织有关人员，把有利于封建统治的书籍，经过整理，编进《四库全书》之中；另一方面，又强迫各地搜查违碍书籍，开展起大规模的运动。这使许多图书被销毁、改窜。(241)

其次，清高宗所组织的《四库全书》之编纂，在学术上也有应予批评之处。其所选书籍偏而不全。如清朝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学术思想，因此《四库全书》中对这一派的著作，不问价值，多所收入，而对于陆、王及其他非程朱学派的著作则收入甚少，对于佛道的著作，收入得更少。其所辑《永乐大典》佚书，多数只图省事，没有尽可能地参用其他资料，进行必要的校勘，致使有些辑本不甚理想。其他书籍有的本来可以用《永乐大典》进行校补，但也没有进行。甚至有些收入《四库全书》的书，已经发现了其残缺之处，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也写了进去，但对原书却未作更改。《四库全书》所收的书籍在辑佚、校补外，都要依刊本、钞本重抄一遍，不要说所据原本不全是善本，即使是善本，经过抄写，也要发生许多讹误之处。在最初赶写《四库全书总目》初稿时，凡是《永乐大典》的辑本和预拟纂修的官书，其书名、卷数多是预拟的；而当这些书辑成、编定时，又多半重写了提要，另定了书名，卷数也有更动。可是《总目》中改用新提要时，书名和卷数往往未加更动。这也是一个疏忽。由于《四库全书总目》在学术上有缺陷，后人为正其谬误，写出了一些文章和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余嘉锡撰的《四库提要辨证》和胡玉缙撰、王欣夫辑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他们考证精详，征引繁富，是读《四库全书总目》的必备参考书。

《四库全书》的编纂尽管有上述局限性，但其积极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几百种佚书，这在文化史上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四库全书》编成后，许多已刊、未刊的书籍，被集散为整，这对于保存防失，极为有益。抄成七部（如果加上副本实际上共有八部），分存于华北、东北和江浙，这对于传播文化，是极大的促进。所撰《四库全书总目》，介绍了一万多种书籍，其中虽间或有失误之处，但大多数考证精详，是对乾隆以前的学术进行的一次大总结，这对于后人参考，具有极高的价值。这种编写提要的方法和方式，总结了刘向以来，特别是宋代以来编写提要的经验，也吸取了清代的经验，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对于后人有很大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方法和编排方式也比较恰当，门类细而不烦，编排井井有条，既便于查找，也为读者指出了读书门径。

(1)　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2)　《清史稿》卷45《时宪志一》。

(3)　同上书，卷506《薛凤祚传》。

(4)　《碑传集》卷132。

(5)　《清史稿》卷506《王锡阐传》。

(6)　参见李俨、杜石然：《中国古代数学简史》，中华书局，1963年。

(7)　见《增删算法统宗》凡例自后识语。

(8)　见《增删算法统宗》凡例自后识语。

(9)　《畴人传》卷41。

(10)　同上书，卷48。

(11)　《清史稿》卷506《明安图传》。

(12)　同上书，卷48。

(13)　竺可桢：《气象仪器》，载《大公报》1951年5月4日。

(14)　竺可桢：《中国过去在气象学上的成就》，载《光明日报》1951年4月18日。

(15)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67。

(16)　《虞初新志》卷6，见《笔记小说大观》第二辑。

(17)　《虞初新志》卷6，见《笔记小说大观》第二辑。

(18)　《虞初新志》卷6，见《笔记小说大观》第二辑。

(19)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396。

(20)　《知本提纲·前论》，见王毓瑚辑：《秦晋农言》。

(21)　《授时通考》“凡例”。

(22)　朱桂辛：《中国营造学社缘起》，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

(23)　王世襄：《谈清代的匠作则例》，载《文物》1963年第7期。

(24)　《清代七百名人传·纪昀》。

(25)　《清代七百名人传·朱筠》。

(26)　《清代七百名人传·王昶》。

(27)　《清代七百名人传·毕沅》。

(28)　《清代七百名人传·阮元》。

(29)　《答李尔德书》，《顾亭林诗文集》，第76页。

(30)　《经韵楼集》卷5《与胡孝廉世琦书》。

(31)　《清史稿》卷481《顾炎武传》。

(32)　《清史稿》卷481《顾炎武传》。

(33)　《潜丘札记》卷2。

(34)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2《江艮庭先生》。

(35)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2《余占农先生》。

(36)　《国朝耆献类征初犏》卷419。

(37)　《戴震集》上编《文集》卷10《古经解钩沈序》。

(38)　《戴震集》附录《戴东原先生年谱》。

(39)　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40)　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41)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

(42)　《经韵楼集》卷12《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

(43)　参见《惜抱轩文集》卷七《赠钱献之序》、卷六《复蒋松如书》。

(44)　《文史通义》内篇五《史释》。

(45)　《章氏遗书》卷29《又与正甫论文》。

(46)　《觚》卷7《雪遘》。

(47)　《罪惟录·自序》。

(48)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463《黄宗羲撰谈迁墓表》。

(49)　见《清通典》目录后按语。

(50)　见《清通典》凡例。

(51)　《四库全书总目》卷81《史部·政书类》，并见该书凡例。

(52)　见《清通典》目录后按语。

(53)　《四库全书总目》卷81《史部·政书类》。

(54)　《四库全书总目》卷81《史部·政书类》。

(55)　参见该书目录后按语及该书凡例。

(56)　《清史稿》卷181《王鸣盛传》。

(57)　同上书，卷481《钱大昕传》。

(58)　《廿二史考异》自序。

(59)　《清史稿》卷485《赵翼传》。

(60)　《清史稿》卷146《艺文志二》。

(61)　蒋氏《东华录》自序。

(62)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

(63)　见《圣武记》自序。

(64)　见《碑传集》道光六年自序及光绪十九年诸可宝所作校刊记。

(65)　见《切问斋文抄》例言。

(66)　见《皇朝经世文编五例》。

(67)　《清史稿》卷485《章学诚传》。

(68)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96《实斋学案》。

(69)　《章氏丛书》卷14《方志略例·方志立三书议》。

(70)　《章氏遗书》卷5《文史通义》内篇5《史德》。

(71)　同上书，卷4《文史通义》内篇4《说林》。

(72)　参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八章。

(73)　《章氏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3《报黄大俞先生》。

(74)　同上书，卷14《方志略例》1《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75)　《章氏遗书》卷14《方志略例》1《州县请立志科议》。

(76)　《章氏遗书》卷14《方志略例》1《方志立三书议》。

(77)　同上书，卷14《方志略例》1。

(78)　参见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4《跋绥寇纪略》。

(79)　以上参见张崟：《计六奇与＜明季南北略＞》，载《清史论丛》第二辑。

(80)　参见《南疆逸史·凡例》。

(81)　参见《南疆逸史·凡例》。

(82)　见光绪二十九年史学斋编译石印书局印《元朝秘史注》。

(83)　见郑书问：《国朝末刊遗书目》。

(84)　见《天下郡国利病书》自序。

(85)　见《天下郡国利病书》自序。

(86)　《四库全书总目》卷72《史部·地理类》存目1。

(87)　《清史稿》卷501《顾祖禹传》。

(88)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415《汉学师承记》、《顾祖禹传》。

(89)　见《读史方舆纪要》卷首魏僖“叙”。

(90)　《大清一统志》卷70。

(91)　《嘉庆重修一统志》序。

(92)　《嘉庆重修一统志》序。

(93)　刘官谔：《内务府舆图房藏图纪要》，载《文献论丛》，1936年印行。

(94)　本节除注明出处者外，均参见翁文灏：《读故宫博物院重印乾隆内府舆图记》，载《方志月刊》第5卷第4期，1932年出版；忍侬译《中国地图作制之研究》载《东方杂志》第14卷第2号；王庸《中国地图史纲》、《中国地理学史》。

(95)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431。

(96)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435程晋芳《吴敬梓传》。

(9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新书局，1928年，第247页。

(98)　同上书，第248—249页。

(99)　敦诚：《赠曹芹圃》。

(100)　无名氏《四川山歌》。

(101)　《清史列传·文苑传·魏僖传》。

(102)　《苦瓜和尚画语录·变化章》。

(103)　张庚：《国朝画征录》卷中。

(104)　此部分参见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载《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105)　本部分参见阿英：《中国年画发展史略》，郭味蕖：《中国版画史略》。

(106)　《清朝文献通考》卷73《学校》。

(107)　《清朝文献通考》卷73《学校》。

(108)　《大清会典事例》卷437《礼部·中祀》。

(109)　《啸亭杂录》卷1。

(110)　朱彝尊：《曝书亭集·道传录序》。

(111)　《清史稿》卷480《黄宗羲传》。

(112)　全祖望撰：《神道碑铭》，载《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404。

(113)　《明夷待访录·置相》。

(114)　《明夷待访录·原君》。

(115)　以上见《明夷待访录·田制》和《明夷待访录·财计》。

(116)　《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117)　《明儒学案》卷7《河东学案·文清薛敬轩先生瑄》。

(118)　同上书，卷首《师说·王阳明守仁》。

(119)　同上书，自序。

(120)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404。

(121)　《清史稿》卷480《黄宗羲传》。

(122)　《日知录》卷6《爱百姓故刑罚中》。

(123)　《日知录》卷6《爱百姓故刑罚中》。

(124)　见《亭林文集》卷3。

(125)　见《亭林文集》卷3。

(126)　《日知录》卷13。

(127)　《日知录》卷1。

(128)　见《国朝秦献类征初编》卷403余廷灿撰《王夫之传》。

(129)　《张子正蒙注》卷1《太和篇》。

(130)　《张子正蒙注》卷1《太和篇》。

(131)　《张子正蒙注》卷1《太和篇》。

(132)　《张子正蒙注》卷1《太和篇》。

(133)　《张子正蒙注》卷1《太和篇》。

(134)　《读四书大全说》卷10。

(135)　《思问录·内篇》。

(136)　《周易外传》卷5《系辞上传》。

(137)　同上书，卷2《大有》。

(138)　《张子正蒙注》卷1《太和篇》。

(139)　同上书，卷9《乾称篇下》。

(140)　《尚书引义》卷5《召诰无逸》。

(141)　《思问录·内篇》。

(142)　《思问录·外篇》。

(143)　《思问录·外篇》。

(144)　《周易外传·系辞上传》。

(145)　《张子正蒙注》卷1《参两篇》。

(146)　《张子正蒙注》卷1《参两篇》。

(147)　《张子正蒙注》卷1《参两篇》。

(148)　《张子正蒙注》卷1《参两篇》。

(149)　《张子正蒙注》卷3《动物篇》。

(150)　《噩梦》。

(151)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403余廷灿撰《王夫之传》。

(152)　《噩梦》。

(153)　《读通鉴论》卷2。

(154)　《诗广传》卷4。

(155)　《四书训义》六。

(156)　《清史稿》卷501《傅山传》。

(157)　《霜红龛集》卷38《杂记》。

(158)　《霜红龛集》，卷26《杂文》。

(159)　同上书，卷36《杂记一》。

(160)　同上书，卷36《杂记一》。

(161)　同上书，卷32《读子一》。

(162)　同上书，卷4《读杜诗偶书》。

(163)　《亭林文集》卷8《广师》。

(164)　《李二曲先生全集》卷2《学髓》。

(165)　同上书，卷14《盩厔答问》。

(166)　同上书，卷14《盩厔答问》。

(167)　同上书，卷5《锡山语要》。

(168)　《清史列传》卷70《文苑传》。

(169)　《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

(170)　《潜书》下篇下《室语》。

(171)　《潜书》下篇下《厚本》。

(172)　同上书，上篇下《善施》。

(173)　同上书，上篇下《食难》。

(174)　同上书，上篇上《辨儒》。

(175)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401钱林《文献征存录》。

(176)　《存性篇》卷1《驳气质性恶》。

(177)　《四书正误》卷1。

(178)　《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

(179)　《存学编》卷1《总论诸儒讲学》。

(180)　《朱子语类评》。

(181)　《四书正误》卷1。

(182)　《汉书·董仲舒传》。

(183)　《四书正误》卷1。

(184)　《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185)　李塨：《拟太平策》卷2。

(186)　《恕谷先生年谱》卷3。

(187)　《大学辨业》卷3。

(188)　《孟子字义疏证》卷中《天道》。

(189)　《戴东原集》卷8《读易系辞论性》。

(190)　《孟子字义疏证》卷中《天道》。

(191)　《孟子字义疏证》卷中《性》。

(192)　同上书，卷上《理》。

(193)　《原善》卷中。

(194)　同上书，卷上《理》。

(195)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权》。

(196)　《戴东原集》卷8《读易系辞论性》。

(197)　《原善》卷上。

(198)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权》。

(199)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200)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201)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202)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权》。

(203)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204)　《戴东原集》卷9《与某书》。

(205)　《原善》卷下。

(206)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01。

(207)　以上参见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语录与顺治宫廷》，均载《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208)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01。

(209)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01。

(210)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01。

(211)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01。

(212)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01。

(213)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01。

(214)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01。

(215)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01。

(216)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01。

(217)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01。

(218)　颜元：《存人编》卷4。

(219)　见黄育楩：《破邪详辩》卷3。

(220)　参见向达：《明清之际宝卷文学与白莲教》，载《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台北明文书局，1982年。

(221)　参见喻松青：《明清时代民间的宗教信仰和秘密结社》，载《清史研究集》第一辑。

(222)　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36页。

(223)　容闳：《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8页。

(224)　麦湛恩Geo.H.McNeur：《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简称《梁发》。广学会1939年中文版，第8页。

(225)　同上书，第9页。

(226)　《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五册，第8、12页。

(227)　《嘉庆朝外交史料》五册，第13页。

(228)　《中西纪事》16卷，第5页。

(229)　《梁发》，第79页。

(230)　《松鹤山房文集》卷2《进汇编启》，转引自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陈则震事辑》，中华书局，1960年。

(231)　见《古今图书集成》清世宗序。

(232)　袁同礼：《关于图书集成之文献》，载《图书馆学季刊》第6卷第3期。

(233)　见《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及《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上册。

(234)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

(235)　此据王重民：《论＜四库全书总目＞》，载《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

(236)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237)　见中华书局影印版《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

(238)　见《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3卷第3期。

(239)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上谕。

(240)　费寅：《记四库全书》，载《图书展望》1948年1月。

(241)　参见本书第十一章。

后记

郑天挺先生生前受教育部的委托，亲自组织班子编写这部高校清史教材。不幸，编写大纲刚刚拟出，郑先生即故去。鉴于郑先生生前一直有志编写一部清史，而且他公开发表的著作、论文和关于清史的讲演，已经形成了他对清史的完整系统的见解。我们为了进一步学习和汇集郑先生关于清史的见解，并将之公之同好，决心继承郑先生的遗志，把编写工作继续下去。在教育部和南开大学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在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经过四年多的努力，这部《清史》现在终于脱稿了。

参加本书编写的共有十位同志，其各部分的执笔者，绪论为南炳文，第一章为王文郁，第二章为林树惠，第三章为陈生玺，第四、五章为郑克晟，第六、七章为汪茂和，第八章为李宪庆，第九、十、十一章为傅贵九，第十二、十三章为林延清，第十四章为南炳文、李小林。全书最后由南炳文、郑克晟、林树惠三人修改、定稿。在编写过程中，为了保证全书观点上的一致，大家约定以郑先生的《清史简述》、《探微集》及其文章和讲课笔记等为编写依据，但由于我们的理解或有不尽符合原意之处，倘有不妥，当由我们这些编写人员负责。

本书初稿写出后，曾由教育部聘请二十一名专家进行审订，他们是（以姓氏笔画为序）：王戎笙、王宏钧、王思治、王钟翰、冯尔康、刘如仲、孙文良、李洵、李燕光、杜石然、何龄修、杨翼骧、周远廉、罗明、袁良义、夏家骏、郭松义、鲁德才、戴逸、薛虹、魏千志。他们都对本书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本书从编拟提纲到最后定稿，责任编辑殷瑞渊同志都给予了热情的帮助，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谨致衷心的感谢。

期待着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指正。

编　者
1986年3月31日

新版后记

这部包括上、下两册的《清史》，原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上册除再版之外，还因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运作，在海外出版过。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又经过协商，将之纳入其“中国断代史系列”之中，重新再版。我和本书的各位撰写者，非常感激天津人民出版社之最初组稿、多次出版中所表现出的真诚爱护。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厚爱，其将本书纳入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的“中国断代史系列”之中，将使之能更广泛地与读者见面，从而有望得到更多读者的审查，有利于接受更多的教益。孙瑜先生为本书版权的转移进行了多次联络，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他和他的同事还对本书的修改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我和本书的各位撰写者，在此对他们表示特别的敬意。

这部《清史》从上世纪七十年代酝酿撰写，到2011年全部写完出版，前后历时30余年之久，如果其中有可取之处，那是各位撰写者出于对职责的尊重和对学术的热爱，特别是出于对先师郑天挺先生的敬佩、感激，和对所在单位南开大学及其下属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学术声誉的珍视，从而刻苦阅读有关文献、努力学习郑先生的论著、认真从事有关研究的结果。但是我们自知学养尚甚不足，这部《清史》中一定还存在不少缺陷。放眼近年来国内以至国外清史研究新成果的持续大量出现，我们感到这部《清史》仍应争取进一步完善。希望广大读者读后，多予批评、帮助，以利将来有机会时将之充分吸收，把这部《清史》再加修订，使之以更理想的面目呈现于世人面前。

南炳文

2020年3月20日春分于廊坊

下编

主　编 南炳文

副主编 傅美林

撰　稿 傅美林　张怀安

第一章
道光朝后期社会的新变动

第一节
鸦片战争

一、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英国发动侵华战争蓄谋已久。早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就曾扬言：“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的。”(1)鸦片战争前十多年，英国就开始积极进行战争的舆论和情报工作了。道光三年（1823），大鸦片贩子马地臣在中国沿海做了一千多里的旅行，并于道光七年（1827）在澳门创办《广州记录报》，公开鼓吹侵略。道光十二年（1832），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商馆，派遣间谍分子胡夏米、郭士立等人，以贸易、行医、传教为掩护，乘坐“阿美士德”号，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有计划地、详细地搜集了东南沿海重要口岸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根据侦察的结果，制订了一份详细的侵华方案，于道光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1835年7月24日）由胡夏米以私人信件的形式向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献策。鸦片战争英军的作战计划，有许多原则就是根据这一方案制定的。

道光十六年（1836），与侵华利益有密切关系的资本家集团，在伦敦成立了“印度和中国协会”，经常与英国政府各部门特别是外交部保持联系，提供情报，督促政府加紧侵略中国。

道光十七年至十八年（1837—1838），英国正处于第二次经济危机之中。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困境，转嫁危机，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求发动侵华战争。

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1839年8月5日），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伦敦资本家集团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挑起侵华战争。会议的幕后操纵者就是当时最大的鸦片贩子查顿。会后，他们会见了巴麦尊，共同策划侵华战争。其他大城市的资本家集团也发出一片战争的叫嚣。八月十四日（9月21日），英国政府接到义律关于中国禁烟的正式报告。

中国严厉禁烟成为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口实。八月二十四日（10月1日），英国内阁正式召开会议，讨论发动侵华战争的问题。外交大臣巴麦尊狂热鼓吹：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2)，极力主张大规模出兵中国。陆军大臣麦考莱态度也非常积极，坚决主张立即对中国动武。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英国内阁作出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去”。(3)

十二月十二日（1840年1月16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议会发表演说，明确表示要对华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八日（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巴麦尊对具体的军事行动步骤作了指示，并提出了包括赔款、割地、开放通商口岸、居民在通商口岸自由居住、自由贸易、领事裁判权等侵略要求在内的《对华条约草案》(4)。二月十六日（3月19日），英国政府在议会宣布远征中国的意图和决定，提请议会通过对华战争军费案。三月初二日（4月3日），议会开始进行辩论。有正义感、有良知的议员纷纷质问巴麦尊为什么不早些时候下令让义律大力压制鸦片走私活动，以致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他们斥责政府偏袒本国的奸商进行鸦片贸易。其中，年轻有为的格兰斯顿议员慷慨激昂的演讲最具有代表性。他说：“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想使我国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站在对面的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谈起在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来。那面国旗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假如这面国旗从未在中国沿海升起过，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的心情把它从那里撤回来。”(5)而主战的巴麦尊等人则极力为这场不义战争进行辩解。经过几天的辩论，三月初六日（4月7日），议会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二百六十二票反对，二百七十一票赞成，仅以九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战争军费案。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下令恢复中英之间的正常贸易，但仍申明严禁走私鸦片。他按照“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方针(6)，要求进口贸易的各国商船一律遵式出具甘结，保证不夹带鸦片。然而，义律千方百计进行破坏活动，阻止英商具结入口贸易，并下令英国商船驶离广州开赴澳门。

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1839年7月7日），发生了“林维喜事件”。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殴打当地村民，致使其中一村民林维喜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林则徐闻讯后，多次要求义律交出凶手，按照中国的法律予以处治，但义律拒不交凶。表面上，他悬赏二百元缉拿凶手，而暗中却以个人垫付的形式拿出二千元钱作为“买口钱”。其中一千五百元给予死者家属作为赔偿，另外四百元“以防被人勒索”，剩余的一百元作为受到伤害的男人、妇女及儿童的一种补偿。义律的意图很明显，想私了此事，“他所获得的报答就是承认命案纯由误会发生的”(7)，以便息事宁人。七月初四日（8月12日），义律无视中国的司法主权，经过策划，公然在一艘英国船上组织了一个由二十三人构成的大陪审团，对被指控犯有杀人罪的一名水手头目，及另外五名水手参与的骚乱事开庭审理。审判的最终结果是：对杀人罪的指控不予受理；五名水手被判有罪。义律以法官的名义，判处其中情节较重的三人监禁六个月并各处罚金二十镑，其余二人监禁三个月并各处罚金十五镑。初八日（8月16日），义律将“未能查出行凶的罪犯”的审讯结果告知中国官方。义律一手导演的这样一幕既不交人、又不惩凶，仅对参与者进行处罚的丑剧，是在寻求治外法权的一种尝试，远远超出了商务监督的职权范围。事实上，“监督的处分从未实行，因为英国政府认定该监督保有的权力并不赋予他以对于英国臣民的身体和自由的管辖权”(8)。义律的所作所为，其意图是将商业贸易强行加入政治内容，把贸易与司法权联为一体。因此，“林维喜事件不仅象征着治外法权争端，而且成了1839年那个炎热夏天加剧紧张局势的主要刺激因素”(9)。针对义律的不法行径，林则徐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六月二十六日（8月5日），林则徐授权澳门政府发布了两个布告：其一是断绝旅居澳门及居于船上的英商一切食物供应，“但此仅限于英商，在澳的葡人及所有别国之夷商与此事无涉”；其二是限令所有在英商处服务的中国人员，必须在三日内撤回，违犯者即行拿问并处以极刑(10)。英商获悉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已不再担保他们的安全后随即开会，议决撤离澳门。七月十八日（8月26日），英商及其家属乘坐双桅船或欧式沙船驶离澳门港口，在香港附近的海面抛锚。与此同时，义律派员前往印度，向英印总督奥克兰求援，请求派兵。七月二十三日（8月31日），由舰长土密率领的“窝拉疑”号军舰驶抵香港，企图以武力迫使林则徐屈服。就在同一天，林则徐发布了两项告示：其一是号召沿海居民“群相集议，购买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各皆准许开枪阻止，勒令退回，或即将其俘获”；其二是宣示禁止中国人为英船引水，否则拿获后即行正法，枭首示众(11)。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义律率“窝拉疑”号和“珍珠”号军舰及“剑桥”号商船等五艘舰船闯入九龙湾，要求供应淡水、食物等生活用品。当时，恰逢清军参将赖恩爵督领三艘水师船在九龙山各口岸巡查，对义律的“索食”要求，赖恩爵当即表示：在不具结、交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接济食物的。义律恼羞成怒，向赖恩爵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在三十分钟内不提供食物，他将击沉中国水师船。果然，半个小时后，义律首先发动了“第一次不宣而战的炮击”(12)。双方炮战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互有损伤。此次战事传到北京，道光帝给林则徐发下谕旨：“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13)义律的狂妄行径影响了中英间的正常贸易，损害了守法英商的根本利益。九月初九日（10月15日），英商船“担麻士葛”号逃离英国船队，首先遵式具结报关入口，随后从爪哇运米来华的英商船“萨克逊”号起而效法，具结后准备报关入口。义律为此异常恼怒，决定以兵船阻止其入口。九月二十八日（11月3日），正要报关入口的“萨克逊”号遭英舰拦截，被迫调头折回。当时恰值关天培率水师船在穿鼻洋面上巡逻，见此情形上前查问，英舰“窝拉疑”号突然向中国水师船开炮。经过激战，英舰逃窜。此后，英舰六次在尖沙咀以北的官涌一带发动进攻，均被击退。道光帝得到英舰接连挑衅的报告后，于十一月二十九日（12月27日）谕林则徐等：“我朝抚绥外夷，恩泽极厚，该夷等不知感戴，反肆鸱张，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14)十二月（1840年1月），林则徐遵旨完全断绝了中英一切贸易。

林则徐在严禁鸦片的同时，主张坚决抵抗英国的武装侵略，认真进行军事准备。他督促广东水师加紧进行操练；新建和修理炮台、炮位，增添大炮三百多门；在珠江口安设两道木排铁链，用以拦截英国兵船；在水陆要隘派驻军队；招募渔民、疍户等丁壮五千人，组成水勇，以为水师之助。

道光二十年五月初（1840年6月初），乔治·懿律率领一支由军舰十六艘、武装汽船四艘、运输船二十八艘、士兵四千余人（后增至一万五千人）、大炮五百四十门组成的“东方远征军”，陆续抵达中国广东海面，正式挑起了不义的鸦片战争。

二、鸦片战争的经过

鸦片战争历时两年多，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战争的第一阶段

英军到达广东海面后，封锁珠江口。此时林则徐已任两广总督，防守严密，英军无隙可乘。六月二日（6月30日），英军北犯，六月初（7月初）进攻福建厦门，又被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督师击退。然而，当时除广东、福建外，沿海各省毫无准备。六月初六日（7月4日），英军攻陷防御薄弱的浙江定海，并以此为基地，主力继续北上。七月十四日（8月11日），英军抵达天津大沽口，向清政府投递英国政府的照会，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六项无理要求。作为京师重要门户的天津，当时仅有额兵八百名，守备空虚。道光帝既无战争的思想与物质准备，又不敢发动军民抵抗，在敌人炮火面前惊慌失措。此时妥协派趁机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抵抗派，说林则徐“上年广东缴烟，先许价买，而后负约，以致激变”(15)。尤其恶毒的是，他们造谣说林则徐接受英国女王文书，私自销毁。道光帝感到英国侵略军威胁到他的统治，又对林则徐等人产生怀疑，很快动摇。他派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大沽口与英军谈判。琦善宣扬悲观失败论调，说什么英人“船坚炮利”，难以取胜，“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年仍可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16)。琦善在谈判过程中竟表示愿意替英国侵略者惩办林则徐、邓廷桢，只要英舰返回广东，就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

英国侵略者得到琦善的保证，加之气候渐冷，士兵难以适应，于八月二十日（9月15日）调棹南返。道光帝认为琦善“退敌有功”，于二十二日（9月17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继续与英人谈判。同时，以“办理不善”的罪名，下令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十一月初六日（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他一反林则徐所为，裁减水师，遣散水勇，拆除木排铁链，以讨好英国侵略者，并听任英军派小艇探测内河水道。琦善这种愚蠢的做法更加助长了英国侵略者的气焰。十一月上旬（12月初），琦善开始与英人谈判。此时懿律已因病回国，义律接任全权代表。为了迫使琦善完全屈服，应允其全部侵略要求，英军于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副将陈连升、陈举鹏父子与官兵六百余人全部壮烈牺牲。二十八日（1月20日），义律在澳门单方面公布了所谓的《穿鼻草约》，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内容。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1月25日），英军强占了香港。在此之前，伊里布在浙江与英军议和，签订了浙江停战协定。战争第一阶段结束。

（二）战争的第二阶段

道光帝原以为英军北上，只是报复销毁鸦片，一旦惩办了林则徐、邓廷桢，允许英国在广州继续通商，英军就会很快交还定海，从此罢兵修好。岂料义律提出更多的无理要求，且态度蛮横，定海也未立即交还，使他感到“天朝”的尊严受到很大的损伤，于是又倾向于主战。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41年1月27日），道光帝接到大角、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后，大为震怒，立即下诏对英宣战。接着，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进京，任命祁为两广总督；任命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江接替伊里布；任命皇侄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一万七千人开赴广东。

义律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二月初五日（2月25日），英军进攻虎门炮台，年已六旬的老将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英勇抵抗。但仍在广东前线负责军务的琦善拒绝派兵增援。关天培与将士四百余人壮烈殉国。英舰驶入省河（珠江广州至入海口段当地人称为省河），形势十分紧张。

二月中旬（3月上旬），参赞大臣杨芳已先于奕山、隆文到达广州。二月十八日（3月10日），英军在广州城郊分路进攻，杨芳率军退入广州城内。由于处于战争状态，当时英国商船有两万吨货物不能进口，并有三千万磅茶叶不能运出。仅茶叶一项，英国政府就可得三百万英镑的税收。为此，义律向杨芳提出停战通商。杨芳此时在战事上正束手无策，求之不得，立即表示同意。这样，从二月二十八日到四月初一日（3月20日到5月21日），广州出现了停战通商的局面。

广州的暂时停战，固然与英国的商业利益有关，但也是英国侵略者的缓兵之计。三月上旬（3月底），义律去印度调集援军，准备大举进攻广州城。清军方面，奕山也于三月十九日（4月10日）抵达广州。奕山一到广州，就主观地认定“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17)。他甚至荒唐地提出“患不在外而在内”，执行“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方针(18)。奕山虚骄心很强，到广州后整天饮酒作乐。他试图侥幸取胜，邀功请赏。四月初一日（5月21日），他在没有切实准备的情况下夜袭英军，结果大败而归。此时英国侵略军已从印度调来援军，四月初二日（5月22日）发动大规模进攻。到四月初五（5月25日），广州城外险要全被英军占据，清军退入城内。英军在城外据四方炮台，居高临下，向广州城轰击。四月初六日（5月26日），英军根据情报得知奕山等人居住于城东南角的贡院，集中炮火猛轰。奕山等慌作一团，急忙在城墙上悬挂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经行商伍绍荣牵线，向英国侵略者乞和。四月初七日（5月27日），奕山与义律签订了《广州和约》。其内容是：（1）清军一星期内撤出广州城六十英里以外。（2）一星期内缴纳六百万元“赎城费”。（3）赔偿英商馆损失三十万元。战争第二阶段结束。

奕山等人向侵略者求和的行径激起了广州地区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怒。他们不顾奕山等人的布告禁令，奋起抗击英军，三元里成为反侵略斗争的中心。三元里在广州城北五里，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1841年5月29日），盘踞在四方炮台的一股英军窜至三元里抢掠行凶，三元里人民群起反抗，当场打死英军数名，其余仓皇而逃。为防止英军报复，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在村北三元古庙前集合，以庙中黑地白边的三星旗为令旗，对旗宣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他们还联络附近一百零三乡的群众共同对敌，一些爱国士绅也加入抗英斗争的行列，并成为这场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各乡派代表在牛栏冈开会，商讨有关事宜和进行战斗部署。会议议决：（1）各乡自成一个单位，各备大旗一面，自举领队一人。（2）各乡准备大锣数面，一遇警报，一乡鸣锣，众乡皆出。（3）各乡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男子，一律出动。（4）与敌人作战，不采取正面进攻的方式，而采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包围战术。（5）以地形复杂的牛栏冈为决战地点。会后，各乡代表速回本乡，连夜动员、准备。

四月初十日（5月30日）清晨，三元里一带集合了几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侵略军的据点四方炮台进发。当时英军正在吃早饭，英陆军司令卧乌古忽听得杀声震天，只见手持各种武器、飘扬着五颜六色旗帜的大队人马漫山遍野而来，慌忙下令集合。除留少数英军守卫四方炮台外，他率侵略军二千人携带枪炮出动。

三元里人民在敌人火器射程之外，有计划撤退，诱敌深入。当退到牛栏冈，英军进入包围圈时，三元里人民不再后退了。卧乌古发现苗头不对，急忙下令后撤，但为时已晚。忽然一声炮响，锣鼓齐鸣，埋伏在牛栏冈周围的七八千武装群众全部现身，三元里人民与英军的大决战开始了。敌人的军需少校官毕霞首先毙命，卧乌古指挥英军分两路突围，向四方炮台撤退。

当英军突围时，三元里人民从两翼向敌人冲击，包围敌人的殿后部队。中午时分，雷雨大作，英军的枪炮火药被淋湿，失去作用。双方展开激烈的肉搏，敌军官兵“各弃其鸟枪，徒手延颈待戮，乞命之声震山谷”(19)。直至傍晚，英军才在装备着最新式武器部队的救援下，逃回四方炮台。

此役三元里人民战果辉煌，打死英军二百余人，打伤数百人，俘获十余人，并缴获大量战利品。

三元里大捷的消息迅速传遍广州城郊各乡。四月十一日（5月31日），广州附近各县四百余乡群众数万人把四方炮台围得水泄不通。义律率兵来救援，也被围困其中。卧乌古急忙写信派奸细混出重围，向广州官府求救。奕山赶忙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为英军解围。余保纯对三元里抗英民众采用哄骗、威胁等手段，才使英军狼狈逃出重围。

四方炮台解围后，英军如惊弓之鸟，不敢在广州多作停留。四月十二日（6月1日）悄悄退出虎门。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自发的反侵略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英勇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三元里抗英斗争的重大胜利，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决心和信心。

（三）战争的第三阶段

道光二十一年三月（1841年4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发布《穿鼻草约》的消息后，认为勒索的侵略权益太少，大为不满，决定撤销义律在华的一切职务，改派殖民老手璞鼎查为全权代表，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

六月中旬（8月初），璞鼎查抵达香港，随即率军北犯。七月十一日（8月27日），英军进攻厦门，总兵江继芸、副将凌志力战牺牲，厦门失陷。八月（9月），英军继续北犯定海。主持浙江军务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下令加强防御，誓死抵抗。他当众宣誓与城池共存亡。十二日（9月26日），英军进攻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五千守军誓死抵抗六昼夜，全体将士壮烈殉国。十七日（10月1日），定海再度陷落。二十六日（10月10日），英军进攻镇海，浙江提督余步云临阵率部逃跑，裕谦亲自登城指挥作战，总兵谢朝恩战死。裕谦力战不支，镇海失陷，他投水自尽。二十九日（10月13日），英军进攻宁波，由于余步云先一日弃城而走，宁波不战而陷于敌手。与此同时，英军还多次进扰台湾。台湾道姚莹和总兵达洪阿领导台湾军民坚决抵抗，英军未能得逞。

浙江连失三城使清廷大为震动。为了挽回败局，道光帝决定第二次大规模出师。九月初四日（10月18日）道光帝任命其另一皇侄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牛鉴为两江总督，调集各省军队近两万人，前往浙江办理军务。

奕经离京赴浙江，一路游山玩水，勒索地方，沉溺于酒色歌舞之中。十月中旬（12月初），奕经抵达苏州后，借口筹办军务，更是花天酒地，作威作福，竟然驻扎月余不肯前进。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奕经被迫于十一月下旬（1842年1月上旬）离开苏州。当时有人建议奕经招募浙江乡勇，分散于宁波、镇海、定海附近，随时随地以小分队袭扰英军，待其疲敝后，再以大军进攻。而奕经则认为“浙省兵丁、浙省乡勇均不可用”(20)。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中旬（1842年2月下旬），奕经移师浙东绍兴前线。此时他依然饮酒作乐，不认真谋划对敌措施，并存在侥幸取胜的心理。正月二十七日（3月8日），在不了解敌情和不作认真准备的情况下，奕经命令清军从绍兴出发，兵分三路，贸然夜袭宁波、镇海、定海，企图同时收复三城。奕经以为三城皆有内应，严令各军不准携带火器，只准用刀矛短兵。英军探知奕经的用兵计划，早有充分准备。三路清军伤亡惨重，同时溃败，英军趁机攻占慈溪。奕经等人慌忙逃往杭州，从此不敢再战，一意主和。

清政府两次大规模出兵均遭惨败，暴露出其腐朽脆弱，引起广大人民的愤慨。庞大的战费以及官吏借战争大肆勒索搜括，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军队漫无纪律，骚扰百姓，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因而造成怨声载道，民情沸腾，各地农民抗租抗粮和小规模的斗争接连不断。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下旬（1842年初），湖北崇阳县爆发了钟人杰领导的会党起义。这次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使清廷受到很大的震动。正在此时，浙江巡抚刘韵珂给道光帝上了一个“十可虑”的奏折。他宣称沿海各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縻饷劳师，伊于胡底？”(21)他还特别提醒道光帝，如果战争再延续下去，就会造成国内形势严重不稳，将出现全国各地人民揭竿而起的危殆局面。其他妥协派官员也纷纷活跃起来，极力主张停战议和。

道光帝此时完全动摇，一意主和。他命令停止进兵，并严禁人民袭击英军。同时任命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重新起用已被革职的伊里布，赶往浙江议和。耆英与伊里布抵浙江后，向英军投递照会，请求停战议和，同时主动送还英军俘虏，借以讨好英国侵略者。然而，此时璞鼎查从传教士的情报中得知清政府正在大沽口加紧设防，长江下游一带兵力空虚。他又深知长江下游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南京又控制着长江、运河两大水道，是清政府最重视的战略要地。江南的漕粮和税银均集中到南京，然后经由镇江从运河运往京师。如果占领南京，实际上就卡住了清政府的咽喉，在日后的谈判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因此，璞鼎查拒绝此时议和，决意入侵长江直趋南京。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下旬（1842年5月初），英军退出宁波、镇海，以定海为基地，集中兵力进攻浙江、江苏两省的海防重镇乍浦。四月初八日（5月17日），乍浦失陷。接着，英军进犯长江，攻打吴淞炮台。

吴淞位于长江口，是长江的门户。当时在吴淞至宝山十多里的江岸上，筑有一长列炮台。英军进攻前，江南提督、年近七十的老将陈化成驻守吴淞口，两江总督牛鉴率军三四千人驻守宝山。五月初八日（6月16日），英军进攻吴淞炮台。守卫炮台的官兵在陈化成指挥下与敌人激战两个多小时，击伤敌舰数艘，使其不敢从正面登陆。于是，英军以小艇绕攻炮台侧后面，强行登陆，准备包抄炮台，遭到守军的誓死抵抗，未能得逞。而在此时，牛鉴闻知陈化成击伤敌舰，率军前来增援。而这个昏庸的官僚在敌人的炮火面前，竟然摆列总督仪仗，被敌人发现，开炮猛轰。牛鉴吓得急忙从轿中逃出，丢弃靴帽，混入士兵中逃窜，守军大乱。英军趁机登陆，陈化成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率军拼死抵抗，多处受伤，力战身死。吴淞炮台陷落。英军乘势攻占宝山、上海。

五月下旬（6月底），英军增援舰队陆续抵达吴淞口外。五月底（7月初），英舰队沿长江上驶，六月初八日（7月15日）抵达镇江江面。十四日（7月21日），英军登陆进攻镇江。守军在副都统海龄的率领下顽强战斗，殊死抵抗，与敌人短兵相接，因众寡悬殊，最后全部壮烈牺牲，镇江陷于敌手。恩格斯曾热烈赞扬镇江守军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他说：“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司令官看到大势已去，就焚烧了自己的房屋，本人也投火自尽。”他断言：“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22)

七月初一日（8月6日），英国舰队七八十艘舰船陆续开到南京下关江面。耆英、伊里布、牛鉴等先后赶到南京与璞鼎查议和，接受其提出的全部条款。鸦片战争结束。

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导致这场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清政府的昏庸愚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落后。

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一）《南京条约》及其附约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等与璞鼎查在南京下关江面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23)

《南京条约》共十三款，其主要内容有：

1. 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2. 中国赔偿英国二千一百万元款项，其中军费一千二百万元，鸦片费六百万元，商欠费三百万元(24)，分四年付清。若不能按期付清，则每年每百元加息五元。

3. 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人及其眷属在上述五处寄居，准许英国在上述五口派驻领事、管事等官。

4. 协定关税。规定英国商人在通商各口，“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并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5. 自由贸易。以往英商在广州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废除公行制度，此后“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贸易，均听其便”。(25)

《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需要具体议定关税税率及其他有关事宜，中英双方继续在广东谈判。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843年7月22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并在香港公布。八月十五日（10月8日），中英双方又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又称《虎门条约》。

《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英国从中又取得了一些重要特权：

1. 领事裁判权。条约规定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犯罪时，“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而中国政府则无权处理。

2. 片面最惠国待遇。条约规定将来中国给予其他国任何新权利时，“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

3. 居住及租地权。《南京条约》原则规定允许英人携眷在通商五口居住。《虎门条约》则具体规定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英国管事官每年以英人或建屋若干间，或租屋若干所，通报地方官”，“惟房屋之增减，视乎商人之多寡，而商人之多寡视乎贸易之衰旺，难以预定额数”。

《虎门条约》中还附有《海关税则》，其所规定的进出口货物税率，一般都比鸦片战争前降低了百分之五十左右，有的甚至降低了百分之九十。并且规定，凡未列入本税则的进出口货物，一律“值百抽五”。(26)

《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都未提及鸦片问题。而实际上，它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并成为中英两国谈判的重要议题。在《南京条约》谈判过程中，璞鼎查曾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27)。耆英在书面签复中，竟然声明“各国商船是否载运鸦片，中国无须过问”(28)，表示中国政府不再禁止鸦片走私。但是，直至《虎门条约》签订前，璞鼎查仍然坚持鸦片贸易合法化。道光二十三年五月（1843年6月），璞鼎查主张将广东南澳和福建泉州作为当时鸦片贸易的集散地，并派马礼逊出面具体交涉。由于耆英所拟鸦片税太高，璞鼎查无法接受，双方未达成协议。(29)

（二）《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的签订

《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签订后，欧美各国对英国所取得的侵略权益非常眼红，纷至沓来，趁火打劫，进行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1842年12月），美国总统泰勒给国会的咨文中，就建议正式派代表来华，主持外交与商务活动。此案获得国会通过，并拨款四万美元，作为侵华活动经费。道光二十三年四月（1843年5月），美国政府委派律师、国会外交委员会委员顾盛为专使，以当时国务卿的儿子韦勃斯特为秘书来华。以号称“中国通”的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卫三畏担任使团翻译。美国政府在给顾盛的训令中明确指出：“你应以断然的辞句和坚定的态度表示，如果任何国家的人民从帝国获得的特权或商业便利较美国人民所获得的为大时，美国政府将认为不可能继续同皇帝保持友好关系，并予以尊重。”(30)

顾盛于六月（7月）启程率三艘军舰来华，于十二月（1844年2月）抵达澳门。他首先以“进京”“面见皇帝”来要挟清政府(31)；继而更声明除钦差大臣外，不与其他官吏谈判，不承认两广总督程裔采为交涉对手。程矞采一再婉言拒绝顾盛的侵略要求，于是顾盛进行战争讹诈，谎称美国一支强大的舰队已受命前来中国。

清政府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仍心有余悸，经不住顾盛的战争恫吓，急忙派钦差大臣耆英赴广东与顾盛谈判。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初三日（1844年6月18日），耆英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与顾盛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狡狯的顾盛以接受他所拟定的条约草案，作为不进京的条件。五月十八日（7月3日），耆英接受了顾盛的侵略要求，双方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又称《中美望厦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共三十四款。美国除依据“利益均沾”原则获得英国从《南京条约》及其附约中所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获得了在中英条约中所没有的，或者虽有而尚未明确规定的权利：

第一，关于领事裁判权的特殊规定。

与《虎门条约》比较，《望厦条约》关于领事裁判权的规定更加明确而具体：不仅美侨与中国人或美侨之间的民刑案件，甚至美侨与任何外籍侨民在华发生诉讼，“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

第二，关于破坏中国关税自主权的规定。

《南京条约》中关于关税问题，仅规定了“秉公议定”的原则，而《望厦条约》则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官等议允。”也就是说，在外国参与下制定的海关税则，中国不得独自修改，若修改就必须美国领事批准。而实际上，也只有在符合外国侵略者权益的条件下才可以修改。其第六款载明，美国商船纳钞已毕，因货未全销，改往他口转售，毋庸重征船钞；第十款规定，美国商船进口，止一分货物者，按其起一分之货输纳税饷，未起之货均准其载往别口售卖。倘有进口并未开舱即欲他往者，限二日之内即行出口，不得停留，亦不征收税饷、船钞；第二十款规定，合众国商船进口，纳清货税后，欲将已卸之货运往别口售卖，到他口后免其重纳货税。

第三，关于侵犯中国领海权的规定。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四款和《虎门条约》第十款，都规定英国兵船在中国通商口岸停泊。《望厦条约》第三十二款更进一步规定美国兵船不仅可以任意至中国各港口“巡查贸易”，而且“其兵船之水师提督及水师大员与中国该处港口之文武大宪均以平行之礼相待，以示和好之谊”。第二十六款则规定：“合众国贸易船只进中国五港口停泊”，“中国无从统辖”。

第四，其他。

《望厦条约》第十七款规定：美国人除在五口自行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外，“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第三十四款规定：“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32)

继美国之后，法国也趁火打动，进行讹诈。

鸦片战争前，法国对华贸易远在英、美之后。鸦片战争爆发后，法国一直关注战争发展的情况，妄图从中渔利。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上旬（1841年初），法国派真盛意来华，调查远东形势，从事侵略活动。英军进犯长江时，法国军舰“爱里贡”号和“费弗拉梯”号，在吴淞口鸣炮向英国舰队致敬，并妄自闯入长江。《南京条约》签订时，法国军舰“爱里贡”号舰长佘西尔作为不速之客，赶到英舰“皋华丽”号，参加了条约的签订仪式。

《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政府认为趁火打劫的时机已到，便派遣拉萼尼为专使，率军舰八艘来华，进行讹诈。

拉萼尼曾任法国驻希腊公使，是个外交手腕非常狡猾的政客。道光二十四年七月（1844年8月）拉萼尼到达澳门，在正式谈判之前，有意不透露其来华的真实意图，耆英只得派人到澳门去从旁探听。这时拉萼尼故意放出各种空气：一会儿传说他要与中国结好，共同抗英；一会儿又传说他将占据虎门，与中国为难；有人说他将要求取消天主教禁令；有人说他将北上进见皇帝。探报纷纭，莫衷一是，弄得耆英摸不着头脑，如坠五里雾中，甚感困惑(33)。这样拉萼尼就掌握了完全的主动权，而耆英则处于被动、焦急的等待地位。八月下旬（10月初）正式谈判时，拉萼尼已经详细研究了中英、中美条约，且掌握了清政府的情况，于是他援引英、美先例，提出了签订商约的要求。耆英等一贯认为“抚夷不外通商”，很快便答应了拉萼尼的要求，于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在广州附近黄埔法国军舰上，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又称《黄埔条约》。

《黄埔条约》共三十六款。在这个条约中，法国不但轻易地取得了英、美已经取得的各项重大特权，如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而且还取得了一些新的特权：《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款规定，法国人租赁房屋行栈，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而其“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定限制，俾佛兰西人相宜获益”。此款还规定，法国人在五口地方“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且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34)

然而，拉萼尼并不以《黄埔条约》中所规定的特权为满足，又在条约之外，抓住天主教弛禁问题，进行新的讹诈。

法国一贯以天主教作为对外侵略的重要工具之一。康熙年间（1662—1722），在中国的著名法籍天主教传教士张诚和白晋，就是法王路易十四派遣的。但是，自从清政府雍正元年底（1724）宣布禁教后，不许中国人民信奉天主教，禁止外国人在中国传教。这样，对于企图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的法国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为了打破清政府对天主教的禁令，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法国就派有传教士长期居住澳门，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情况。同时，派遣天主教士乔装中国人，潜入内地，进行活动，千方百计寻找使中国取消天主教禁令的途径。《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认为胁迫清政府解除天主教禁令的时机已到。拉萼尼来中国的一个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求清政府取消天主教禁令。拉萼尼抵达澳门后，即通过住在澳门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加略利向耆英暗示，他对其他要求可以放弃，唯弛禁天主教一项，一定要死咬住不放。

《黄埔条约》虽然给予法国人在五口建造礼拜堂的特权，但如果清政府不取消天主教禁令，法国要想利用宗教扩张其侵略势力，仍然是困难的。因此，拉萼尼决意于条约之外，要求清政府取消天主教禁令。在拉萼尼的胁迫下，道光帝终于在十月初二日（11月11日），即《黄埔条约》签订后的十七天，批准了天主教弛禁。

道光帝本来是想应付一下拉萼尼，表面上答允弛禁天主教，而实际上却不公开宣布。拉萼尼决心要将这项侵略计划贯彻到底。道光二十五年七月（1845年8月），他便利用《黄埔条约》即将换约的机会，向耆英要求公布弛禁天主教令；换约后，他又亲自到上海、宁波、厦门等地进行调查，于十一月初（12月初）回到澳门，以各地实行弛禁天主教令有名无实为借口，要挟清政府正式公布弛禁天主教令，否则“两国之事，正未可知”。道光帝禁不住拉萼尼的这种威吓，于道光二十六年正月（1846年2月），下令各地官吏不准再查禁天主教。这样，法国侵略者实现了其侵略要求。

（三）其他条约的签订

《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签订后，不仅美、法两国接踵而至，取得侵略特权，而且其他欧洲国家，也都纷纷仿效。

道光二十三年（1843），清政府与葡萄牙签订《中葡五口通商章程》。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1845年7月25日），清政府与比利时签订《中比五口通商章程》。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四日（1847年3月20日），清政府与瑞典签订《中瑞五口通商章程》；与挪威签订《中挪五口通商章程》。

咸丰元年七月初十日（1851年8月6日），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沙俄取得了在新疆的领事裁判权、通商免税、建立贸易圈等特权。

第二节
社会政治经济的新变动

一、一系列主权开始丧失

（一）领土主权开始遭到破坏

继英国霸占香港之后，道光二十九年（1849），葡萄牙人驱逐中国官吏，拒交地租，强占澳门。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正式开放，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一心要索取一块专供外国人居住、贸易的区域。他拿出不平等条约向当时的上海道台宫慕久进行讹诈。其主要借口是《虎门条约》第七款关于在通商口岸“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的规定。实际上，此项规定是指英国人只可以在通商口岸的一定地区内租赁土地房屋，居住和贸易。然而巴富尔曲解条约精神，硬要划定一块纯粹供外国人占用的居留地，并且以华洋分居可以避免纠纷来引诱清朝地方官吏接受其要求。当时英国已取得了领事裁判权，中国地方官员失掉了管束在华外国人的权力，作为一个昏庸的官僚，宫慕久认为华洋分居可以减少麻烦，便将划定上海外国居留地视为单纯的地方问题而加以处理，与巴富尔就此进行了谈判。道光二十五年十月（1845年11月），即上海正式开放两年后，宫慕久便以上海道台的名义，以告示的形式，公布了他与英国领事巴富尔协议的条款，名为《上海土地章程》（又称《上海地皮章程》《上海地产章程》《上海租界章程》）。根据这个章程，中国方面“决定将洋泾以北、李家场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以为建筑房舍及居留之用”，这样居留地的南界与北界划定了。东面是黄浦江，属自然界限，只有西界尚未确定。道光二十六年八月（1846年9月），双方又议定以边路作为西界。于是，东到黄浦江、南临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西至边路（今河南路）、北界李家场（今北京路）的总面积约八百三十亩的地段，就成了英国人的居留地，亦即后来所称的“英租界”。后来，“英租界”又进行了扩充。

英国在上海攫取租界，旨在于中国大陆建立一个巩固的堡垒。因为：第一，外国商人于租界内向中国业主租赁土地或房屋是一种“永租”的性质，即承租的外国人一旦租定后，只要逐年缴纳一定数额的年租，即可无限制地租用下去，且承租的外国商人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退租，而中国业主却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停止出租(35)。显而易见，这种规定是为了便利外国商人而强加给中国业主的一种片面约束。第二，章程规定“界内土地，华人之间，不得租让；亦不得架造房舍租与华商”（第十五条）；外商于租界内租得土地后，“不得建筑房舍租与华人，或供华人之用”（第十六条）。这些规定使中国人在本国领土上反倒失去了租地、租房使用居住的权利。第三，章程还载明，其他各国商人，只要遵照《上海土地章程》的各项规定，就可以与英国人一样在英租界内租地建房、赁屋居住、租栈囤货、或暂居留（第二十一条）。但在手续上也同英国人一样，必须“先禀明英国领事，得其许可”（第十四条）。这说明，英国不仅要把租界变为外国人的居留地，更为重要的是，还要把它置于其领事的专管之下。(36)

道光二十八年（1848）和二十九年（1849），美、法侵略者也相继在上海强行划分了租界。外国侵略者还逐渐攫取了租界中的行政、司法与警察权，把租界变为“国中之国”。后来，这种“租界”制度推广到各通商口岸。这样，在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第一批半殖民地城市。

（二）领海主权开始遭到破坏

《虎门条约》首开英国兵船在通商口岸停泊的恶例。《望厦条约》更规定美国兵船可以任意到中国各通商口岸“巡查贸易”，严重破坏了中国领海主权。当时西方侵略者来中国远涉重洋，跨海而至。这样，就为其侵华大开了方便之门。

（三）司法主权开始遭到破坏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上犯罪，中国官吏无权过问，由英国领事按照英国法律处置；而《中美望厦条约》则进一步规定，不仅美侨与华人之间的民刑案件，而且美侨与任何外籍侨民之间的诉讼案件，都由美国领事审讯，中国官员一概不得过问。这样，就使外国不法之徒可以在中国领土上横行无忌，为所欲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

（四）海关自主权开始遭到破坏

《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制定进出口海关税则，需中英双方“秉公议定”。实际上，就是在英国参与下制定有利于英国侵略者的海关税则。而《望厦条约》则进一步规定，如果中国日后变更海关税率，必须由美国领事等官员“议允”。也就是说，中国已无权自主变更税率；如果变更，则需要美国批准，唯有在完全符合外国侵略者利益和要求的前提下才能修改、变更。这样，中国海关自主权遭到严重破坏，失去了保护本国经济的作用，逐渐成为外国侵略者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工具。

（五）片面最惠国待遇的严重危害

《虎门条约》最早规定，中国将来如果“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也就是说，今后中国只要给予其他国家任何侵略权利，英国同样可以享受。后来美、法和其他国家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都加进这样的条款。这种片面最惠国待遇对中国的危害最大，它使中国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各国共同宰割的对象。

上述中国一系列主权的严重丧失，使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开始迈向半殖民地的深渊。

由于中国步入近代不是社会生产力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强行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因此，中国走向半殖民地的起点，亦即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二、社会经济的新变化

（一）东南沿海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鸦片战争前，手工棉纺织业已有悠久的历史。直至19世纪初，中国仍然是一个输出棉织品的主要国家。然而，从19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土布在国际市场上受到英美机制纺织品越来越大的排挤。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外国侵略者依仗从不平等条约中所取得的特权，向中国大量输入棉织品，直接打击中国棉纺织手工业。道光十五年（1835），英国输入中国的白棉布为一千万码，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已增至一亿一千二百万码(37)。十年间增长了十倍多。

美国从19世纪30年代起，越来越多地向中国输入棉布。鸦片战争后，美国棉织品几乎占了其输华工业品的十分之九。实际上，中国市场容纳了美国出口棉布总量的三分之一，已成为美国棉布最重要的海外市场。据统计，道光三十年（1850），美国输华棉织品总值为一百二十万零三千美元，咸丰元年（1851）为一百八十九万四千美元，咸丰二年（1852）为二百二十万零二千美元，咸丰三年（1853）为二百八十万零一千美元。咸丰三年这一年，美国输华棉织品总值已占其出口棉织品总值的百分之四十。(38)

英美等国棉织品的大量涌入，严重破坏了通商口岸附近东南沿海地区的手工棉纺织业，自然经济在这一带开始解体。上海、松江、太仓一带的土布在国内外久负盛名，上海开埠后，英国棉布大量倾销使当地土布市场一蹶不振，受到严重摧残。道光二十六年（1846），有人曾记载过当时松江、太仓棉纺织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的实际情况，“今则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是以布市削减”，以致造成“商贾不行，生计路绌”的局面(39)。本来，“松太利在棉花、梭布”，由于“近日洋布大行，价才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削减大半”(40)。上海一带棉纺织手工业受到洋布倾销严重冲击的情况，绝非个别现象。道光二十五年（1845），时任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的敬穆曾陈述从道光二十三年九月（1843年11月）厦门开市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外国棉布的大量进口对厦门地区土布的沉重打击，以及对江浙棉、布运销福建的阻碍。他说：“向来在厦商人将本省漳州府属及同安县之棉、布等物，由海道运至宁波、乍浦、上海、天津、锦州、盖平及台湾鹿港一带销售，复在宁波等处贩买江浙之棉布以及各种货物至厦门售卖，其各省商船之来厦者，亦如此辗转行运。”然而，“今自夷人来厦开市，凡洋货皆系夷商自行转运”；不仅如此，“且该夷除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运入各府销变，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41)

（二）丝、茶等农产品出口额增长

鸦片战争后，中国丝、茶等出口量大增。战前丝的出口每年最多只有一万多包，一般只有几千包，而道光二十七年增加到二万二千包。战前茶叶出口每年大约五千万磅，而道光二十六年（1846）超过八千万磅。丝、茶的大量出口刺激了国内丝、茶生产，江浙一带的缫丝业，湖南、福建、浙江一带的植茶业，都发展很迅速。上海还出现了茶厂，专门加工制造适合外国人需要的茶叶。但是，这时中国丝、茶等的生产与出口贸易，几乎全部为外国人所操纵，丝、茶等出口贸易的数量与价格受外国商人左右。中国丝、茶等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失去了独立性，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

（三）走私猖獗

1. 鸦片走私

鸦片战后，在英、美等国政府的庇护和清政府的默许下，鸦片贸易发展极为迅速，走私十分猖獗。19世纪40年代，平均每年从印度输入的鸦片已超过三万七千箱；19世纪50年代，平均每年的输入量更达到六万八千箱(42)。当时，英国占领下的香港成了鸦片走私的中心。从海外运来的鸦片，首先集中到香港，然后再贩运到各地。整个沿海，南起广东，北到奉天，无论大小海口，无不成为鸦片船出没的地方。上海和广州是两个最大的鸦片输入口岸。在汕头、厦门、漳州、宁波、吴淞口、天津、金州、珠江口金星门经常停泊着囤积鸦片的趸船，被称为“浮动堡垒”。据道光二十八年统计，在中国沿海口岸的鸦片趸船共三十五只，其中十二只在吴淞口，八只在金星门(43)。道光二十九年，仅囤积在吴淞口趸船上的鸦片就有二万二千九百多箱。

英国在华最大的两家贩毒公司怡和洋行与颠地洋行各自拥有自己的鸦片船队。怡和洋行有一只七百吨的趸船长期停泊在香港，其他各口的趸船共有八只，并有九只鸦片飞剪船，往来于中国、印度之间，还负责从香港运送鸦片到沿海各口。颠地洋行贩卖鸦片的数量及船队的规模仅次于怡和洋行。美国在华最大的贩毒公司旗昌洋行仿效英国人的经营方式，拥有四只趸船，另有三只鸦片飞剪船往来于中、印之间。英、美的鸦片飞剪船都配备武器装备。颠地洋行的鸦片飞剪船“依蒙特”号除装有两门回旋炮外，船两侧各有四门能发射十八磅炮弹的大炮。旗昌洋行的鸦片飞剪船“羚羊”号在船的一面装有两门炮，而船的中部还设有主炮。(44)

在当时输入中国的商品中，鸦片占第一位，每年总值达七八百万英镑，折合二三千万银元。鸦片贸易成为英属印度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19世纪40年代，鸦片税占英印政府的七分之一，50年代更达到六分之一。

2. 一般商品走私

外国侵略者在进行鸦片走私的同时，还进行一般商品的走私。

五口通商后，一般商品走私从广州迅速扩大到其他口岸，而且日益严重。当时五口中以广州、厦门、上海三处的贸易最为发达，因而一般商品走私在这三口也最猖獗。据英国领事雷顿估计，道光二十六年厦门走私的货物占全年贸易额的百分之十三。据厦门海关监督公布的情况，道光二十七年因走私而损失的税金，平均每天二十二两，而这一年厦门海关收入也只有二万九千一百三十二两(45)。也就是说，这一年厦门海关因走私而损失的税金将近当年海关总收入的三分之一。鸦片战争后，广州的进出口贸易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而海关的税收却逐年减少。据咸丰三年（1853）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厦礼的报告，当时广州海关已不能直接向外商征税，而是常常通过第三者向外商接洽纳税。这样，外商实际上向海关所纳之税只有法定数额的三分之一，最多到三分之二(46)。19世纪50年代初期，上海贸易地位日益重要，而上海的走私活动较其他口岸也日趋猖獗。外国商人除公开走私外，还使用各种手段来逃税。如把生丝两包捆成一包出口，把每匹征税一钱五的白洋布冒充每匹征税一钱的原色洋布进口，等等。更为狡猾的是：外国商人在布匹进口后，借口货物在当地不能脱售，短期内又用原装箱子改装生丝，贴上原有商标，伪装成并无“拆动抽换”的“原包原货”出口，并且公然要求海关退还已交的进口税。(47)

当时在华的外国商人，几乎全部从事走私活动，并且其范围扩大到尚未开放的温州、汕头、淡水等沿海口岸。之所以如此，与各国政府对其在华商人的走私活动予以有力支持和鼓励有着直接关系。例如，在上海英商走私大案被破获后，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依据中美、中法条约中没有规定领事负有担保本国商人缴纳税饷义务，引用片面最惠国待遇特权，训令驻华公使文翰，照会清政府，宣布取消《南京条约》中关于领事担保英商“清楚交纳货税饷钞”的规定。文翰将这个片面废除《南京条约》中这一条款的决定通知两广总督徐广缙。

3. 掠卖华工

鸦片战争后，大规模掠卖华工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所进行的一项比鸦片走私和一般商品走私更加卑劣更令人发指的罪行。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其掠卖出国，过着非人的生活。就连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都承认这是“一种与奴隶贸易毫无区别的贸易”。(48)

早在鸦片战争前，外国侵略者就已经秘密掠卖华工出洋。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讲到外国侵略者掠夺华工的情况：在澳门，“每岁冬间，夷船回国，间有无业贫民，私相推引，受雇出洋；但必择年力强壮之人，其稚弱者概不雇用。议定每人先付洋银六七元，置买衣物。带至该国，则令开山种树，或做粗活；计每年口食之外，仍给洋银十余元。三年后，任其他往。又查另有一二夷船，惯搭穷民出洋谋生，不要船饭钱文，候带到各夷埠有人雇用，则一年雇资，俱听该船主取去；满一年后，乃按月给予本人工资。当其在船之时，皆以木盆盛饭，呼此等搭船华民，一同就食。其呼声与内地呼猪相似，故人目此船为买猪崽”。(49)

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失去保护本国人民的能力，因而外国侵略者掠卖华工的活动肆无忌惮，规模越来越大，手段也越来越卑劣和残忍。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两年间（1845—1846），法国侵略者直接从厦门捕掠了四百名华工，卖往非洲马达加斯加以东的法国殖民地布尔邦岛，从事苦役。之后，英、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人口贩子接踵而至，在广东、福建等地疯狂地进行罪恶活动，厦门、汕头、南澳、广州等东南沿海地方已经成为其捕掠华工的恐怖围场。外国人口贩子捕掠的对象主要是成年男女，有时甚至包括未成年的儿童。(50)

外国人口贩子为了大规模掠卖华工，还在中国各地豢养了一批地痞流氓，充当其爪牙。英国领事阿礼国曾在其报告中写道：在广州，“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离开自己的住宅，哪怕是走到通衢大街，谁也免不了有被人借假债务纠纷或私人嫌隙推架而去的危险。这些人被绑匪带去，就成为囚徒，按人头定价卖给苦力承包人，运出海面以后，就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广州城和邻近各地的全体人民中，已经掀起一种塌天大祸的感觉”(51)。在上海，英国侵略者甚至直接掠捕进入“租界”出卖农产品的中国劳动人民。

咸丰二年六月十八日（1852年8月3日），包令在致默斯伯里的信中，讲到厦门被掠华工运载出洋前的情况：“我自己曾在厦门亲眼看见运载苦力的各种布置：几百名苦力被关在奴隶收容所中，他们被剥去衣服，赤身裸体，并且在他们的胸部打上或涂上C（古巴）、P（秘鲁）或S（夏威夷群岛）的字样。”在此之后，“先给他们一点食物以充饥、一套衣服以遮蔽身体、一二元钱以交付他们的家属，并且有许多的等待运往任何的外国土地的候选者”(52)。实际上，中国人从被捕掠的时候起，即开始了牛马般的奴隶生活。出国前，他们被关在拘禁罪犯的外国人称为“巴腊坑”的地方，由于条件非常恶劣，很多人在出国前就丧失了生命。被掠卖的华工在出国途中，乘坐的船被称为“浮动地狱”。他们被锁在密不透风的底舱里。由于受到非人的折磨，中途死亡率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四十五。被掠卖到目的地的华工，也大批被折磨致死。幸存者从事终身的强制劳动，做一世奴隶，永无脱身之日。

（四）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买办商人。他们有的直接受雇于外国商行，有的开设行栈，为外国侵略者推销商品和收购出口的土货。其中有不少人是原来在广州的行商和鸦片贩子。19世纪40年代，买办商人的数量还不多，尚未形成一种社会势力。但是，由于他们的活动，更加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在华扩张进出口贸易，而他们自己也获利颇丰，发财致富，并在社会上初露头角。由于他们与外国侵略者联系密切和共同利害关系，且在经济上具有相当的实力，因而开始受到清朝地方大吏的关注与器重。例如，上海美商旗昌洋行的买办吴健彰，原是广州同顺行的行商，粗通英语，与外国人交往非常密切。五口通商后，他到了上海，出资捐得候补道，道光二十八年二月（1848年3月）奉命协同上海道咸龄镇压青浦人民的抗英斗争。咸丰元年，他署理上海道，成为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重要牵线人物之一。另一个广州同孚行出身的买办潘仕成，以八万两白银捐得候补道，后来由两广总督耆英委派帮同广东巡抚黄恩彤办理“夷务”，很受耆英的重视。上述情况说明，有些买办商人已经开始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三、广州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继续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以炮舰为后盾，在通商口岸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因此，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通商口岸和香港、澳门等地继续开展。其中广州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规模最大，程度最激烈，持续时间最久。

鸦片战争后，广州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利用了社学这种组织形式。社学又称“义学”或“书院”，始于明初，原为封建文人、乡绅讲学的场所。在抗英斗争中，社学起了团结和组织群众的作用。最早成立的社学组织是升平社学，它不仅规模最大，而且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实际上成为各社学的领导中心。当时广州一带的社学组织有几十个，较著名的还有东平社学、隆平社学、南平社学、城厢社学等。社学的基本群众是广大农民，另外还有手工业者、小商人等。一些爱国士绅在社学中起了组织作用。参加社学的人数最多达到十几万人。19世纪40年代，广州人民在社学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抗英斗争，其中最著名的是反租河南地与反入城斗争。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1844年5月），英国侵略者企图在广州河南（省河以南，靠近洋馆）租地，自行建造房屋。广东地方官吏强迫河南人民出租土地。四月初七日（5月23日），愤怒的群众三千余人到洋馆前抗议示威。广州附近各地人民闻讯，纷纷张贴告示予以声援，迫使英国侵略者暂时放弃租河南地的要求。

反入城斗争规模最大、时间持续最久、影响也最深远。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侵略者歪曲条约有关条款，要求进入福州城和广州城。

道光二十五年，闽浙总督刘韵珂允许英国在福州城内设立领事馆后，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援例要求进入广州城。广州人民表示坚决反对。耆英处于为难的境地。广东巡抚黄恩彤写信给德庇时，解释耆英的困难处境，乞求德庇时不要再坚持入城的要求。他说：“官虽有权而民势太众，顺其意则喜，拂其情则怒，怒则聚众抗官而不从其令。如百姓人人不愿英人进城，而官则准其进城，出示晓谕，百姓不但不遵，且从而撕毁之，又从而谤讪之，甚或标贴长红，显然与官为难，若胁之以威，激成众怒，必生事端。”接着，黄恩彤讲述了耆英两难的境地和无奈的心情：“官准英人进城而百姓聚众而拒阻之，官不能禁，则无辞以对英人；强欲禁之，又无术以制百姓。”(53)不管黄恩彤如何为耆英解释，德庇时仍然固执坚持入城要求，并且进行讹诈：《南京条约》规定对英赔款于道光二十六年最后交清，英军遵约交还定海；而德庇时拒绝清政府按期交清赔款，表示要等英国进入广州城的要求实现后，再考虑撤退定海英军的问题。对此耆英不敢自作主张，赶忙上奏道光帝：“复查前议条约，并无准夷人进城之说，而稽考历来案牍，亦无不准夷人进城明文，且福州、宁波、上海等处，业已均准进城，独于粤省坚拒不允，尤难免有所借口。”不久，耆英又上奏说：“窃思事当权其轻重，以舟山之退还与广州比较，则舟山为轻，广州为重。以舟山之退还与广州之进城比较，则舟山退还为重，而广州进城为轻。”道光帝在耆英的一再请求下，原则上批准了英人入广州城，但又不得不顾及广州人民的反对。上谕说：“即使准进入城，如何予以限制，严明条约，俾民夷两不相扰，可以经久相安，方为妥善。”(54)耆英根据道光帝上谕于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1846年1月13日）张贴准许英人入城的告示，并派广州知府刘浔与英人接洽入城准备事宜。

耆英准许英人入城的告示当夜被群众撕毁。社学贴出自己的告示，揭露了英国侵略者的种种罪恶，并表示如果官府允许英人入城，“义民将攫官而诛之”。他们还发出告示，约定“英人入城之日，闭门起事”。十七日（1月14日）下午，刘浔乘轿回城途中，一个担油的人来不及避道，被打了几十大板，于是人民大哗，几千人冲入广州知府衙门。刘浔从后墙逃跑，愤怒的群众烧毁其朝珠、官服、靴帽。德庇时见状，只得暂时退回香港。耆英企图分化“社学”，请士绅出面劝告群众，遭到拒绝。士绅回复耆英：“吾乡之民能为国家效剿力，不愿从抚。”(55)耆英为了缓和群众的愤激情绪，只好再贴出“杜绝英人入城之请”的告示。

为了侵略权益，英国侵略者不愿入城问题长期拖延下去。此时，英国侵略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巴麦尊重新担任外相，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1847年1月）他抓住英国水手潜入广州城被群众驱逐的时机，立即向德庇时发出指令：“我必须命令你要求惩罚这次暴行的凶犯。你应用清楚明白的字句通知中国当局，英国政府决不容忍中国群众虐待落在他们手里的英国人。如果中国当局不用自己的权力处罚或禁止这类暴行，英国政府不得不自己来处理。”(56)巴麦尊还责备德庇时过去对清朝当局没有施加足够的压力：“如果我们采取了在广州最近采取的低声下气的态度，我们将丧失由于我们胜利所取得的全部有利地位。”(57)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1847年4月），英国侵略者得知虎门炮台及通往广州的其他炮台毫无防御后，决定偷袭广州城。德庇时率领船舰二十余只，侵略军一千名，占领广州沿江炮台，轰击广州城，依恃武力提出包括进入广州城在内的七项要求，并限八小时之内答复。当时耆英既“惧激民变，不敢竟许入城”，又“惧开边衅，不敢不许”，处在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境地。但在德庇时的武力威逼下，再三权衡，最后决定“凡所要求，悉以许之，以缓入城之约”(58)，接受了德庇时提出的全部要求，但进入广州城须待两年以后。

此后，耆英等官吏更加积极地取悦于英国侵略者，耆英本人更是以滥杀无辜的方式来处理“黄竹岐案”。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1847年12月），六名英国人携带武器，到黄竹岐村“游历”，与当地群众发生冲突，相互殴斗，村民一死一伤，英人也有损失。耆英闻讯后，立即派兵占领黄竹岐村，大肆搜捕参与这一事件的群众，并将其中四人就地处死，另外十一人分别处以绞刑、流刑及其他严厉处分。耆英等清朝官吏杀民、抑民以媚外的行径，使官民本来就严重对立的情绪更加尖锐化。耆英鉴于这种情势，积极活动内调。道光二十八年二月（1848年3月），徐广缙就任两广总督，英国殖民地新加坡总督文翰也取代德庇时为新任驻华公使。

文翰继任后，积极进行入城的准备工作，而当时的清政府则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拟取消耆英与德庇时两年后入城的约定。八月初三日（8月31日）道光帝发出的上谕云：“前此英夷求进广州城，经耆英与该酋以二年后为约，来春计已届期。现在耆英业已留京供职，该酋亦更换文翰，与从前情形不同。”(59)命令徐广缙与文翰进行交涉，废除入城之约。道光二十九年正月（1849年2月），徐广缙与文翰在虎门进行会谈。文翰一再以武力相威胁。徐广缙上奏道光帝。道光帝在上谕中，体谅徐广缙的苦衷，认为对英国的入城要求，“该督若再三阻止，反失含容之度，自宜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但道光帝还是担心人民群众起而反抗，便叮嘱徐广缙对广州人民“至诚劝勉”，耐心向他们解释广州与福州入城大不相同，广州“只准暂入，不准常住”(60)。广州人民仍然坚决反对。城厢内外与河南地方群众及城郊居民十余万人，日夜操练，时刻准备迎击英国侵略者。广州布商也宣布抵制英货，暂停与英商交易。在广州人民强大的压力下，徐广缙最终拒绝了文翰入城的要求。文翰为此恼羞成怒，悍然率兵舰闯入省河，准备以武力强行进入广州城。广州一带群众闻讯而至，省河两岸聚集了十余万人，准备与英国侵略者战斗。文翰恐惧，放弃入城要求，退往香港。由于广州人民的强烈抵抗，加以欧洲局势紧张，尤其是英、俄为争夺土耳其矛盾尖锐化，英国暂时无力大规模对华出兵，因而此后十余年未提出入城要求。

第三节
思想界的新动向
——从“夷夏之防”到“师夷长技”的历史转变

一、传统的“夷夏之防”

“夷夏之防”又称“华夷之辨”，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它产生于先秦。在先秦时期，“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从地域上区分。中原华夏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被分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统称为“四夷”或“四裔”，简称“夷”。其二，文化上的区分。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在语言、风俗习惯、衣食、礼仪等方面有所不同。在当时，华夏族文化较周边少数民族先进，于是提出“设夷夏之大防”，以此作为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准则。汉代以后，随着汉民族的形成，“夷夏之防”则逐渐成为大汉族主义的理论基础。由于华夏文明长期以来都是向外辐射的，外来“挑战”和“威胁”在文化上最终都同化于中国。这样，“夷夏之防”就成为中国自居于万国之上的“中国中心”意识和价值观念的理论基础，积淀为支配从中国封建统治者到普通老百姓的思维定势和民族心理，成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准则。鸦片战争前，“夷夏之防”也成为清王朝“闭关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样成为清王朝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准则。当时对西方国家统称“外夷”，而具体国家如英、法、美在“夷”的前面加上国名，称之为“英夷”“佛夷”“米夷”。

17世纪中叶，正当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时候，西方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兴的资产阶级作为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崭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特别是经过产业革命的洗礼，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发展水平远非中国可比。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外侵略的野心越来越强烈，对外侵略扩张的势头也越来越猛烈。在亚洲，中国成为其侵略的主要目标。

然而，由于清王朝长期闭关锁国，昧于外情，清朝统治者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对当时自己的落后地位和危险处境毫无所知，对西方国家仍以古代“夷狄”视之，不屑了解异域异质文化。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即使开明如林则徐者，直至道光十九年（1839）还宣称：“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而外来之物，皆不过玩好，可有可无，即非中国所需，何难闭关绝市。”(61)并错误地断言英国“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62)。龚自珍、魏源等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

二、开眼看世界思潮的涌动

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华帝国封闭已久的大门，摧垮了老大封建帝国的千古尊严，以军事方式宣告了东方农耕文明优胜地位的终结。它强迫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从政治上、经济上与文化上给中国人极大的打击。这种巨大的历史落差造成当时中国人严重的心理反差。活生生的、严酷而冷峻的现实使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人难以理解接受而又无法回避。敢于正视这一现实的，是被英国侵略者的炮声所惊醒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亦即经世派。在鸦片战争中“夷夏之防”等古圣先王的遗训，在英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面前顿时失灵。旷古未有的奇耻大辱迫使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进行深沉而理性的思考：堂堂的偌大的中华帝国何以为“蛮夷之邦”所打败？外部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中国应该向何处去？中华文化应该向何处去？于是，以鸦片战争为契机与启端，一向闭锁自大的中国出现了“开眼看世界”思潮。

“开眼看世界”是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起点。经世派中最早打破传统思维定势和社会心理，以较开明的心态对待异域，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林则徐。道光十九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广州查禁鸦片期间，在同西方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感“不谙夷情”之苦。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他“日日使人刺探西事”，令随行的四译馆通事亚孟以及在广州雇聘的译员林阿适、梁进德、袁德辉等人，翻译英国人每周六出版的《广州周报》，每周二出版的《广州纪事报》等刊物，编成《澳门新闻纸》，再经林则徐自己加工成《澳门日报》，在《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等名目下，综述洋人的言论(63)。他又令人翻译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概述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重点是英、美、法、俄诸国情形。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域外史地的著作。翻译德庇时的《中国人》，编成《华事夷言》，这是鸦片战争前西洋人对中国时事评论的编译本，介绍西洋人对中国火药、绘画、歌舞、药材、服饰、宗教、海防、人口、财政、贸易等方面的评述(64)，从而了解洋人的“中华观”，以做到“知己知彼”。此外，林则徐还组织人翻译瑞士人写的国际法《华达尔各国律例》，摘译其中有关封锁、禁运、宣战等问题，摘译英国正义人士反对鸦片贸易的书籍，翻译有关测量、战舰、火炮等方面的科技书籍。林则徐通过这些工作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鸦片生产与贸易、军事科技等情况，作为其制定政策的依据。这是林则徐当时能够应付自如地综理对英作战、外交、商务诸事宜的重要原因，也是他高出时人一筹的原因所在。

继承并光大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事业的主要是魏源。道光二十一年（1841），作为林则徐的挚友与志同道合者，魏源在扬州会见已革职的林则徐，二人促膝抵足，彻夜长谈。林则徐将《四洲志》及有关材料交与魏源。魏源再根据其他有关材料，编成《海国图志》，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初刊五十卷，以后又一再扩充。魏源在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对世界史地的介绍更趋完备。它是19世纪中叶中国乃至东亚内容最丰富的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它不仅是一部知识性读物，更是一部爱国者抗击外国侵略、谋求祖国独立富强的政治哲学著作。

除林则徐、魏源外，当时经世派人士几乎都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急切地追求异域知识，以应付外患。徐继畬陈述其撰写介绍域外史地著作目的的一段话代表了当时经世派的共同心声：“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65)鸦片战争后，介绍欧洲列国，尤其是英国史地政情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曾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畬，在鸦片战争后撰写成《瀛环志略》。是书与《海国图志》并称于时，而在对西洋史地介绍的精确度上，有些地方尚超过《海国图志》。曾任台湾道的姚莹编写成《英吉利国志》《英吉利纪略》，而影响最大者尤属其《康纪行》。曾亲身参与广东禁烟的梁廷枬参阅西人著作，撰写成《海国四说》。此外，影响较大者尚有陈逢衡的《英吉利纪略》、王蕴香的《海录》、汪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等等。这样，在鸦片战争后就已形成“开眼看世界”思潮。

“开眼看世界”思潮的意义就在于，它为当时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眺望外部世界的窗口，使人们看到了前所未见的外部世界的面貌，开启了新的社会风气，从而宣告了昧于外情时代的结束。

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有关介绍世界史地的著作，把“天下”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近代地理科学知识基础之上，举凡地理全貌、经纬度、南北极、五大洲、四大洋等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这些著作还广泛使用了地图，如《海国图志》就收图七十七幅，分为地球全图、各洲图、各国图、沿革图，等等。翻阅这些介绍和地图，可以给人一个完整的新的世界概念。

“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们在考察天下大势时，看到了一个“多事之秋”。欧洲殖民势力的世界性扩张，特别是中国的一些邻邦已经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已经对中国构成极大的威胁。这种危迫的现实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开眼看世界”思潮不是建立在对世界充分的、长期的、多方面研究的基础上，而是震惊于英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而匆忙上阵的。他们刚刚睁开蒙眬的睡眼，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还失之肤浅。然而，其启蒙作用是不可低估、不可磨灭的。

三、从“夷夏之防”到“师夷长技”

经世致用之学中开明的、务实的、讲求功利的思想，使当时的经世派敢于正视现实，敏锐地感觉到他们所遇到的是千古所未有的强敌。英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不是传统的“夷夏之防”所能抵御的。于是，他们便探索拯救中华民族的新道路，迈出了走向世界的艰难一步。

经世致用之学是儒家伦理——政治型的传统思想，产生于先秦时期。其强弱显隐的程度，在历朝各代、不同学派之间有所不同。传统儒学分为“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两大派别。内圣之学派虽然也以经邦治国为目标，但其经世意识往往为个体修养及宇宙本体的研究所淹没；而外王之学派则以“隆礼”为职志，致力于“修实政”“施实德”“收实功”。一般而论，社会生活相对安定平稳，封建文化专制强有力之时，经世意识往往作为一种“潜质”埋藏在士人的学术外壳之内，因此隐而不彰；到了社会危机四伏，国家民族面临内部与外部严重挑战之时，经世意识表现得强烈而彰显。高扬“经世致用”旗帜的，是儒家的非正统派，从先秦的荀况、南宋的事功派、明末清初直至鸦片战争时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一脉相承。明清至鸦片战争时期经世致用之学的核心是“崇实黜虚”。“崇实”的内容广泛而丰富，诸如“实体”“实践”“实行”“实功”“实心”“实念”“实言”“实才”“实政”“实事”“实风”“实德”，等等。

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面对内外交困的严重局面，直接继承了清初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重新打起“经世致用”的旗帜，形成经世致用思潮，在当时的思想界颇有声势。它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抨击汉学的烦琐与宋学的空疏，倡言政治与经济改革，主张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这部分最早打破传统思维定势和社会心理的地主阶级中的改革派，又被称为经世派。经世派包括经世官员（如林则徐、徐继畬、姚莹等）和经世学者（如龚自珍、魏源、包世臣、梁廷枬等）。其中林则徐、龚自珍、魏源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鸦片战争前，经世派尽力发掘中国固有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由此推衍出“变法自强”的种种方略。正如龚自珍所言，“药方只贩古时丹”。这些“古时丹”包括变易观念、民本思想、历史进化论、历代改革家的变法方略以至清初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富国强兵之道等传统文化中可以激发民气的成分。经过鸦片战争失败的沉痛教训，经世派中一部分人变法图强的方略中，除“古时丹”外，又增添了外来药。

由经世致用之学而接受西学，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的重要转折，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趋向。事实上，鸦片战争后只是近代文化萌芽的初型，是极其微弱的、幼稚的、简单的。它尚不具备近代新文化的诸多本质属性。然而，作为转变的开始，其深远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作为新的起点，必须克服强大的传统社会的惯性。经世派著名人物如梁廷枬者，主张抵抗英国侵略，留心时务，重视了解并介绍西方的情况，可称得上开明的、有见识的人物，但他坚决反对“师夷长技”。他认为，“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殊甚”(66)。梁廷枬、林昌彝、温训等人在当时鼓吹一种“西学源于中国”说。林昌彝认为：“外夷奇器，其始皆出中华，久之，中华失其传，而外夷袭之。”温训作诗云：“西夷制器虽奇巧，半是中华旧制来。”既然西方自然科技袭中国之余绪，那么，中国“反求胜于夷之道于夷，古今无是理”，索性“他日洋烟绝其进口，并西夷所制器物勿使入内地”。(67)

梁廷枬等大多数具有爱国思想、开明的经世派士大夫停留在“开眼看世界”阶段而止步不前；只有林则徐、魏源等极少数先进人物力排众议，经过认真的理性思考，大胆而果断地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进步主张，成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开拓者。

林则徐经过穿鼻洋海战和以后几次交手，清醒地看到英国“以其船坚炮利而逞其强”，“乘风破浪是其长技”(68)。为了有效地反抗英国侵略，他认为必须学习西洋制炮造船的先进技术。他不仅组织人力翻译了大量的有关西方军事技术的资料，而且进行了仿造西洋船炮的实践。在制炮方面，道光二十年二月（1840年3月），他指示龚振麟设计制造了磨盘炮架和四轮炮车，效果很好。他还与龚振麟等人创造了“铁模制炮法”，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质量高且不受时令限制，以应急需。在造船方面，他先从美国人手里买来“冈不里奇”号进行改装，然后仿制西洋舰船。“一八四〇年四月二十五日，二三只双桅船已在广州河面下水。这些船都是按照欧洲船式修建的，它们可能已加入帝国的海军了。另外，还仿造了擅长水攻的安南轮船四只”(69)。林则徐曾有建立一支庞大近代海军的计划：“有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这样才能与强敌“追逐于巨浸之中”(70)，以保卫海疆。他总结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惨痛教训，认为军事上失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建立新式海军：“窃谓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沿海口岸防之已不胜防，况又进入长江与内河乎？逆夷以舟为窟宅，本不能离水，所以狼奔豕突频陷郡邑城垣者，以水中无剿御之人，战胜之具，故无所用其却顾耳。”(71)

林则徐在学习西方长技的实践中认识到，西方长技不仅必须学习，而且能够学到手。他在被革职后，于道光二十年九月（1840年10月）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明确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建议(72)，具体措施是：“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提留海关税十分之一，“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73)

林则徐“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经过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的系统阐发，形成一个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的完整的爱国主义思想体系。

魏源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74)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收辑了大量仿造西洋船炮器械的资料和图说，并反复强调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还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一整套具体方案：（1）设译馆了解外国情况；（2）设立船局炮厂，制造船炮军械；（3）编练新式水师；（4）除制造船炮军械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西方科学技术都要学习，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火车）、火轮机、火轮舟、风锯、火锯、自来火、自转锥千斤秤（起重机），等等。他的指导思想是，“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75)，并满怀信心地认为，这样将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也”(74)。魏源也把自己经世实学的研究范围，从传统的漕运、盐政、河工等扩大到“置造船械”等“西夷长技”上来，开晚清西学之先河。

魏源还在《海国图志》中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他看到西方有君主制、民主制、宰相执政、君民共主制。对于美国总统四年一选举，他认为是“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76)！议会选举，议论表决时少数服从多数，他认为“可不谓周乎”(77)！他还把“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数万年不见兵革”的瑞士歌颂为“西土之桃花源”(78)。魏源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尚很肤浅，并未认识到其本质，也未提到要中国仿行。他对西方某些制度的模糊好感，也带有浓厚的追思三代遗风的复古情怀。然而，这毕竟使闭塞已久的中国人大开眼界，接触到外界新鲜空气，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在举国昏昏的情况下，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进步主张，遇到重重阻力，遭到极大的非难。封建顽固派群起而攻之，徒守旧制、冥顽不灵的道光帝把林则徐制炮造船的建议斥为“一片胡言”。朝中顽固派则不厌其烦地大肆宣扬船炮无用，竭力鼓吹忠信礼义才是“防夷”之宝。极端闭关主义者还竭力主张闭关禁海，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制夷”。魏源反唇相讥，称那些反对“师夷”的顽固派为“夏虫”“井蛙”。他据理力争，大呼西方技艺是“奇技”而非“淫巧”，指出学习西方有益的东西不算可耻，信邪教、吸鸦片这些有害的东西才是可耻的。然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火花很快被顽固守旧意识的弥天大雾所吞没，并且由于林则徐被发戍新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革实践而中途夭折。

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开启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方向。从“夷夏之防”到“师夷长技”的历史转变，动因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奇耻大辱对经世派的强烈刺激和警醒；其转变的中介和桥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经世致用之学”；其转变的基本轨迹是从“夷夏之防”经过“开眼看世界”了解西方，到“师夷长技”学习西方。从“夷夏之防”到“师夷长技”的历史转变具有划时代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　广东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48页。

(2)　《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57页。

(3)　《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49页。

(4)　严中平译自英国外交档案：《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2—76页。

(5)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12—213页。

(6)　《鸦片战争》第2册，第190页。

(7)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68页。

(8)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69页。

(9)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07页。

(10)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70页。

(11)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72页。

(12)　费正清：《剑桥晚清史》上卷，第207页。

(1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8卷，第237页。

(1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8卷，第243页。

(15)　《夷艘入寇记》，《鸦片战争》第6册，第112页。

(1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4卷，第31、32页。

(17)　《夷艘入寇记》，《鸦片战争》第6册，第118页。

(1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7卷，第32、34页。

(19)　梁廷枬：《夷氛闻记》，《鸦片战争》第6册，第43页。

(20)　《扬威将军奏折》，《鸦片战争》第4册，第270页。

(2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4卷，第32页。

(22)　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89—190页。

(23)　又称《江宁条约》。

(24)　当时按西班牙银元计算，每枚重约库平七钱二分。

(25)　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30—33页。

(26)　同上书，第34—36、41—43页。

(27)　利洛：《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鸦片战争》第5册，第512—516页。

(28)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416页。

(29)　黄恩彤：《抚夷纪略》，《鸦片战争》第5册，第422页。

(30)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372页。

(31)　这是当时清政府最害怕的。

(32)　以上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51—57页。

(3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72卷，第44—45页。

(34)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62页。

(35)　《上海土地章程》第七条、第九条。

(36)　徐公肃、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5—31页。

(37)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9页。

(38)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9页。

(39)　包世臣：《齐民四术》第2卷，《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

(40)　同上书，《答族子孟开书》。

(41)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第七册上，第1728—1729页，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敬穆奏折。

(42)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73页。

(43)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73页。

(44)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74页。

(45)　同上书，第75页。

(46)　同上书，第76页。

(47)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76页。

(48)　同上书，第78页。

(49)　《道先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第四册下，第1127—1128页。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七日〔1839年9月24日〕林则徐奏折。

(50)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78页。

(51)　严中平：《五口通商时代疯狂残害中国人民的英美领事和商人》，《大公报》“史学周刊”第75期。

(52)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册，第182页。

(53)　黄恩彤：《与英酋德庇时论进城不便》，《知止堂外集》第6卷，第4—5页。

(54)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4卷，第37页；第75卷，第11页。

(55)　夏燮：《中西纪事》第13卷，第2—3页。

(56)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95页。

(57)　同上书，第96页。

(58)　华廷杰：《触藩始末》上卷，第1页，清末（1851—1911年）刻本。

(59)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9卷，第19页。

(60)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9卷，第37—40页。

(61)　《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第4卷。

(62)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63)　《海国图志》第81卷。

(64)　同上书，第83卷。

(65)　《东溟文后集》第8卷。

(66)　梁廷枬：《夷氛闻纪》第5卷，第172页。

(67)　《射鹰楼诗话》第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68)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8卷，第217、219页。

(69)　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7页。

(70)　《复苏鳌石书》。

(71)　《致姚春木、王冬寿书》。

(72)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

(73)　林则徐：《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16卷，第531页。

(74)　⑤　《海国图志·筹海篇三》。

(75)　魏源：《圣武记》第10卷，第75页。

(76)　《外大西洋墨利加总叙》，《海国图志》第59卷。

(77)　《外大西洋墨利加总叙》，《海国图志》第59卷。

(78)　《瑞国沿革》，《海国图志》第47卷。

第二章
咸丰朝之内忧与外患（上）

第一节
咸丰帝嗣位

一、道光帝在立储问题上举棋不定

道光帝在立储过程中谨慎从事，多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鸦片战争结束时，饱经磨难年过六旬的道光帝甚感心力交瘁。于是，他把立储问题提到议事日程。道光帝共有九个儿子：长子奕纬、次子奕纲、三子奕继、四子奕詝、五子奕、六子奕、七子奕、八子奕詥、九子奕。在九个儿子中，长子奕纬、次子奕纲、三子奕继早亡；七子奕7岁，八子奕詥3岁，九子奕2岁，均属幼年，其母琳贵妃地位较低，这三个同母兄弟在竞争中显然处于劣势，很快被淘汰出局。剩下的只有年龄、地位等方面均匹敌的四子奕詝、五子奕、六子奕。奕詝时年16岁，奕比奕詝小六天，奕比奕詝小一岁。然而，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五日（1846年1月13日），正值新春佳节之际，道光帝突然宣布将五子奕过继给惇亲王绵恺为嗣子，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奕的皇位继承权。这样，皇位的竞争对手只剩下奕詝和奕。

作为竞争对手，奕詝与奕各有优势。奕詝为孝全皇后所出，在活着的六个儿子中，俨然处于嫡长子的位置，他老成持重且贤达；奕生母静皇贵妃在道光帝的后妃中位居第二，且当时孝全皇后已去世多年，道光帝再未立皇后，故静皇贵妃实际上摄六宫事，处于皇后的地位。道光帝对其很信任，将抚育奕詝的重担交给她。奕本人聪明过人，才华横溢，文武双全。

由于奕詝与奕势均力敌，才使道光帝决心难下，久未定夺。在道光帝的心目中，实际上最喜爱的是奕。而奕詝为皇后所生，又长于奕詝，这一点他又不能不考虑。道光帝曾赏赐奕詝“锐捷宝刀”，同时又赏赐奕“白虹宝刀”，由此可见证奕詝、奕在道光帝心中难分上下。

皇储只有一个，道光帝必须在奕詝与奕之间作出取舍。道光二十六年，道光帝已年届65岁，且时感不适，立储之大事不容其再犹豫了。于是，六月十六日（8月7日），他终于下定决心，朱笔写下立储诏书，缄封于匣，藏于密处。从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道光帝朱笔御书和立储匣情况看，反映了当时其矛盾心情与两难选择：

御书右起第一行为：“皇六子奕封为亲王”；右起第二行为：“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

放置御书的楠木立储匣，三面能开启的地方均贴有封条。其中两端的封条只有道光帝的签名，而最重要的正面即加锁的一面除道光帝的签名外，尚有道光帝亲笔书写的日期：“道光二十六年立秋”。立秋为六月十七日（8月8日），而御书日期为六月十六日（8月7日）。从御书和封条的日期看，相差一天。可以看出，道光帝写完朱谕后仍犹豫不决，直至第二天才最后下定决心。

在一份朱谕上同时确立皇储并加封另一皇子为亲王，这在有清一代是没有先例的。道光帝选择了奕詝后，又加封奕高位，是给奕一个莫大安慰，希望日后奕很好地辅佐奕詝，兄弟和衷共济。实际上，从中也可以看出道光帝的一种隐忧。奕有才能，有抱负，性格外向，喜欢张扬，道光帝害怕他日后夺权，造成宫廷内乱。道光二十八年（1848），道光帝为奕詝举行了婚礼，册封太仆寺少卿富泰之女萨克达氏为其福晋。同时，为奕题写匾额为“乐道堂”。道光帝此举有其深谋远虑，意在勉励奕重道义。道光帝后来将其喜爱的随身佩戴的御品鼻烟壶赐予奕，同样是用心良苦的。

二、皇四子师傅杜受田的谋略

道光帝立皇储期间，奕詝与奕均在读书学习，尚未涉世，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因此，他们之间权位的争夺，此时表现为他们师傅的暗斗。谁能最终取胜，就看其师傅谋略的高低。奕詝的师傅为杜受田，奕的师傅为卓秉恬。

杜受田，山东滨州人，出身于官宦诗书之家。其父杜堮，进士出身，曾任内阁学士，浙江学政，兵部、吏部、礼部侍郎。道光三年（1823）杜受田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编修，任过顺天府、云南省的考官，当过国史馆提调。道光十三年（1833），迁詹事府中允，派为陕西学政，不久又改为山西学政。道光十四年（1834），杜受田的底缺升为詹事府洗马。道光十五年七月（1835年9月），其任期尚未满，突然接到谕旨，调他回京供职。道光十六年正月（1836年2月），奉旨“入值上书房”，担任皇四子奕詝的师傅。道光十七年二月（1837年3月），杜受田擢迁为詹事府右庶子。十二月（1838年1月）升翰林院讲读学士。道光十八年四月（1838年5月）迁侍读学士，七月（8月）晋内阁学士，十二月（1839年1月）又擢工部左侍郎。道光二十四年正月（1844年2月），杜受田升左都御史，十二月（1845年1月）迁工部尚书。

卓秉恬是位很有才华的人。嘉庆七年（1802），即他19岁时，便高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由词臣转谏台。道光十七年（1837）以吏部左侍郎放浙江学政，当年便被召回，历任兵部、户部、吏部尚书等职，授体仁阁大学士。

杜受田老谋深算，在政治角斗场上经验丰富，在谋略上略高一筹。

就奕詝与奕个人条件而论，奕詝资质平平，而奕才华横溢，武功超群。奕师傅卓秉恬的谋略是奕尽量发挥自己的优势，在竞争中战胜奕詝。而奕詝的师傅杜受田的谋略是指导奕詝紧盯住道光帝，抓住道光帝的心，打动道光帝，战胜道光帝，从而取得这场竞争的胜利。道光帝是一位孝子，并重仁义，而儒学的核心也是“仁”“义”。杜受田指挥奕詝以孝道对抗才华，以仁义对抗武功，终于赢得了道光帝的心，遂立奕詝为皇储。据《清史稿·杜受田传》记载：“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1)

三、奕詝登上皇帝宝座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年2月25日），时道光帝居圆明园慎德堂孝和睿皇后苫次。卯刻，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内务府大臣文庆，宣示朱谕：“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午刻，道光帝升西，顾命大臣请奕詝即正尊位。(2)

十七日（2月28日），上谕：朕弟奕著封为恭亲王，奕著封为醇郡王，奕詥著封为钟郡王，奕著封为孚郡王。(3)

十八日（3月1日），上谕：“朕长兄大阿哥早年薨逝，皇考深为悼恻，蒙恩追封多罗贝勒。今朕嗣承大位，缅惟同气，倍切怆怀，著晋封为郡王。”(4)

二十日（3月3日），上谕：“因思二阿哥、三阿哥早年殇逝，均系朕兄，谊切同怀，追念实深悼恻。二阿哥、三阿哥，均著追封为郡王。”(5)

二十一日（3月4日），上谕：皇贵妃“谨尊封为康慈皇贵太妃”。“琳贵妃，谨尊封为琳贵太妃；常贵人，晋封为常嫔；佳贵人，晋封为佳嫔；彤贵人，晋封为彤嫔；成贵人，晋封为成嫔；祥贵人，晋封为祥嫔；顺常在，晋封为顺贵人；蔡答应、尚答应、李答应，并晋封为常在”。(6)

二十六日（3月9日），奕詝即皇帝位于太和殿。登极礼成，颁诏天下，宣布以明年为咸丰元年，并条列所有应行事宜。(7)

第二节
咸丰朝之初政

一、下诏求言求贤

咸丰帝登极之初，正值年轻气盛之时，想振朝纲，有所作为。他颁诏求言，网罗贤才。一时间，朝臣纷纷应诏建言，直陈流弊，打破了道光帝晚年无一人敢陈时政得失，无一折敢指地方利病的沉闷局面。道光帝晚年守成，不能任用贤才，“尤虑大权傍落，必择谨善之士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与只知唯唯诺诺的曹振镛、穆彰阿等庸才“有水乳之合”(8)。求治心切的咸丰帝意欲一改道光帝晚年的局面。

群臣积极上奏陈言。道光三十年二月二十九日（1850年4月11日），大理寺卿倭仁首先应诏陈言，受到咸丰帝嘉赞。接着，三月初十日（4月21日），通政使罗惇衍上疏奏陈，咸丰帝认真批阅。三月十一日（4月22日），左都御史文瑞疏陈四事；礼部侍郎曾国藩疏陈用人三事。四月初七日（5月18日），内阁学士车克慎疏陈用人行政十条。都受到了咸丰帝的嘉许。其中，倭仁、罗惇衍、曾国藩的进言影响较大。

倭仁，字艮斋，乌升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二十四年（1844）迁大理寺卿。倭仁在应诏陈言奏折中，陈述了用人的重要性。为了防止奸佞当道，他全面总结了君子与小人的特点，论述深刻，形象生动：（1）从性格方面看，“大抵君子讷拙，小人佞巧。君子澹定，小人躁竟”。（2）从对人方面看，“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类”。（3）从志向方面看，“君子图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为务”。（4）从气质方面看，“刚正不挠，无所阿向者君子也。依违两可，伺候人主喜怒，以相趋避者小人也”。（5）从侍君方面看，“谏诤匡弼，为朝廷补阙拾遗者君子也。迁就奉迎，导人主遂非长傲者小人也”。（6）从奏疏方面看，“进尤危之议，悚动人主警心者君子也。动言气数，不畏天变，以滋长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9)。倭仁的分析入木三分，咸丰帝大为赞赏，并号召大小臣工效法倭仁。“疏入，上称其辨君子小人之分，言甚切直。谕嗣后大小臣工，有所见闻，剀切直陈，宜以倭仁为法”。(10)

罗惇衍，字星斋，号椒生，广东顺德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二十九年（1849）擢通政使。道光三十年三月（1850年4月），罗惇衍向咸丰帝奏陈《端本善俗疏》，提出改革官场风气问题。他认为，“古帝王立纲陈纪，根源祇在一心。检摄此心，莫先于居敬穷理。居敬穷理，莫先于勤省察。勤省察，莫先于观览载籍”。他主张以理治天下。与此同时，他建议广开言路，劝告咸丰帝谕地方封疆大吏“皆得犯颜直谏，指陈天下利病，无所忌讳”。咸丰帝赞许其赤诚，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史载：“疏入，上嘉其爱君之诚。并饬谕中外大臣，实力奉行。”(11)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又从倭仁、唐鉴讲习程朱理学。道光二十七年（1847）升内阁学士，二十九年擢礼部右侍郎，咸丰二年（1852）署吏部左侍郎、兵部右侍郎。道光三十年三月（1850年4月），他上疏言事，认为“今日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关于“转移之道”亦即使官员成为有用之才，他认为“莫若使从事于学术”，大兴学习与研究之风。为此，他建议“又必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关于“培养之方”，他提出“所谓培养有数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关于“考察之法”他主张咸丰帝“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钞而已。此外但见有益，不见有损”。果真能够做到“若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咸丰帝对于曾国藩的奏疏赞赏有加，“奏入，谕称其剀切明辨，切中事情”(12)。咸丰帝根据曾国藩的建议，“命百日后，举行日讲”，并命儒臣缮写《朱子全书》及《贞观政要》，“朝夕讲求”。(13)

对于咸丰帝的求言纳谏，必须从言论与行动两个方面考察。在言论上，他在求言求贤方面作出积极姿态，应予肯定。但在实践上，其开明程度有限，对于矛头指向自身的官员，动辄大发雷霆，甚至“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14)。犯颜直谏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官员们望而生畏，这对咸丰朝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任用“智囊”

咸丰帝鉴于道光朝后期庸臣、谀臣误国的教训，网罗一些忠诚正直、有勇有谋、进取干练的人才，作为自己的助手，组成智囊团。

最早进入咸丰帝智囊团的是祁寯藻。

祁寯藻，山西寿阳人。字叔颖，又字实甫，自号春圃。嘉庆进士。历任户部、吏部侍郎。道光十九年（1839）升兵部尚书。道光二十一年（1841）调户部尚书，为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道光三十年咸丰帝即位后任体仁阁大学士，仍管户部。他是一位“历事四朝，久参密勿，侃侃持正论，不少阿附取容同列多忌之”的人物(15)。鸦片战争中，他反对穆彰阿的卖国求荣政策，主张积极防御，抵抗侵略者。由于“寯藻自道光中论洋务，与穆彰阿不合”，咸丰帝即位，“至是文宗锐意图治，罢穆彰阿，寯藻遂领枢物，开言路，起用旧臣，寯藻实左右之”(16)。他还保举许多知名寒士，并主张“保举循吏及优处潜修之士，以备任用”。(17)

帝师杜受田也是重要智囊。“文宗初政，杜受田以师傅最被信任，赞画独多”(18)。咸丰帝为杜受田加太子太傅，兼署吏部尚书，不久调刑部尚书，为协办大学士。在当时，“受田虽未入枢廷，国家大政及进退大臣，上必咨而后行”(19)。杜受田曾向咸丰帝保荐起用林则徐。他在许多方面为咸丰帝出谋划策，“杜受田疏陈整军威，募精勇，劝乡团，察地形四事，发军前大臣”(20)。不仅如此，他还“咨访古今政治利弊，暨民生疾苦，无不尽心匡弼，献纳嘉谟”(21)。可以说，他是咸丰帝最尊敬、最信任、最可靠、最得力的军师。然而不幸的是，杜受田于咸丰二年（1852）去世。咸丰帝痛失良师、益友，咸丰朝顿失灵魂人物，日后无论对咸丰帝本人还是咸丰朝都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文庆也是咸丰朝初期的主要智囊。文庆费莫氏，字孔修，满洲镶红旗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历任通政使、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道光十六年（1836）任户部侍郎。道光十七年（1837）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兼右翼总兵。道光二十三年（1843）迁吏部侍郎、内务府大臣，擢兵部尚书。道光二十七年任军机大臣，旋署陕甘总督。后因事革职。咸丰元年（1851）重新起用，赏五品顶戴。咸丰五年（1855）复为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不久拜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管理户部，充上书房总师傅。文庆向咸丰帝提出的一项有远见的措施，即重用汉臣。他说：“当重用汉臣。彼多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懵然于大计者乎？”为此，他“常密请破除满、汉畛域之见，不拘资格以用人”(22)。他曾推荐曾国藩、袁甲三、骆秉璋等人，均被咸丰帝采纳。对于误国的庸才，他主张坚决罢斥。在咸丰六年（1856）去世前，他还在遗疏中向咸丰帝提出几个地方督抚“皆不能胜任，不早罢恐误封疆”(23)。咸丰帝对他评价很高：“人品端粹，器量渊深，办事精勤，通达治理。”(24)

文庆去世后，咸丰帝在满洲大臣中最信任最倚重的当属肃顺。肃顺，爱新觉罗氏，字雨亭，一字豫庭或裕亭，满洲镶蓝旗人，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道光十六年（1836）授三等辅国将军。此后任前引大臣等职。咸丰帝继位后，历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兵部尚书、理藩院尚书等职。咸丰十一年（1861），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御前大臣。在当时满洲大臣中，肃顺是有才能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注重人才的选拔，并善于结纳贤士，在其门下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汉族“文士名流”，如郭嵩焘、龙湛霖、王闿运、邓辅纶、尹耕云、高心夔、李篁仙等，时称“肃门七子”。他极力主张重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汉族地方官吏镇压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对耆英等人对外国侵略者的妥协退让深恶痛绝，严词拒绝沙俄公使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侵略要求。肃顺做事果断，不畏权贵，“治事之猛，识别之精，不避权贵，尤不顾八旗贵胄，故宗室旗人，恨之尤甚”(25)。由此造成“名满天下，谤也随之”(26)的局面。

三、咸丰朝之两大狱

（一）赐死大学士耆英

道光朝耆英作为钦差大臣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黄埔条约》《望厦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举国上下，朝廷内外，同仇敌忾，视如寇仇。咸丰帝对这样的官员也大为不满。咸丰帝即位后下诏求言，耆英应诏奏陈用人、行政、理财三策，其中有云：“人有刚柔，才有长短。用违其才，虽君子亦恐误事；用得其当，虽小人亦能济事。”此番贬君子、举小人之论使咸丰帝震怒，痛加训斥，并与他清算旧账，“硃笔罪耆英”，宣布他“畏葸无能”，“抑民以媚外”，革其大学士职，“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27)。这一大快人心的做法受到举国普遍拥护，“当时上谕一出，人人颂祷圣德英武，迈古腾今”。(28)

咸丰八年四月（1858年5月），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咸丰帝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与英法交涉，又派耆英以侍郎衔“前往办理洋务”(29)。当时英法联军以武力相威胁，贪生怕死的耆英吓破了胆，先是“同桂良、花沙纳商允照会，相对泣于窗下”(30)。然后私自回京，却“借称面陈极要”为理由(31)。对于耆英临阵脱逃的重大罪行，有的大臣主张处其“绞监候”。而肃顺认为这样处罚太轻，上奏主张对耆英立即正法，“以儆官邪而申国法”(32)。咸丰帝认为肃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尤觉不忍弃之于市”，经过再三考虑，“不得已思尽情法两全之道，著派左宗正仁寿、左宗人绵勋、刑部尚书麟魁迅即前往宗人府空室，令耆英看朕硃谕，传令伊自尽”(30)。耆英终于受到应有的惩罚，只是保住了全尸。

（二）处决大学士柏葰

清代自道光朝以来，科场舞弊现象非常严重，考场贿赂公行。经常有考生向考官呈递“条子”，上面记明暗语。如“条子”上画三个圈，表示中式后赠考官三百银两，画五个圈，则表示赠五百银两。这种歪风到咸丰初年愈演愈烈，有的考官公然向考生索要“条子”。

咸丰八年（1858），顺天府乡试揭榜，优伶平令考中前十名。一时舆论大哗。咸丰帝闻奏谕令彻查，结果查出主考官大学士柏葰的门丁靳祥为平令从中经营，才使其中式，并涉及柏葰之妾。同时，又发现另一考官程庭柱接条子“不下百余条”。此案共涉及二十余人。

咸丰帝命肃顺会同刑部审讯涉案诸人。肃顺就各犯所供上奏，力主用重刑以惩积弊，请将柏葰等人处决。咸丰帝批准了肃顺的奏请，处斩柏葰、平令等七人，其他诸人分别革职治罪，时称“戊午科场之狱”。从此以后，科场风气明显好转。

咸丰初年在整肃吏治、惩戒积习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四、整顿财政

咸丰朝初期财政形势非常严重。鸦片战争后，鸦片走私日益猖獗，白银大量外流。战争赔款和庞大的军费支出又使国库空虚，财政混乱。咸丰帝上台后，面对财政困窘的形势，根据各方面的建议，整顿财政，革除弊端。其政策是“开源节流”和“变通钱法”。

（一）开源节流

1. 推广捐例

捐例包括捐纳与捐输，是清代财政收入的补充形式。

“捐纳”即卖官鬻爵。官民只要按照规定交银，便可得到某种官职。也可捐官衔、文武功名。

咸丰元年、三年（1853）、四年（1854）、七年（1857）曾四次降价。除朝廷外，又准许各省开捐，以应军需。

“捐输”是政府给予报效朝廷商民的奖叙。咸丰三年，清政府下令鼓励“劝捐助饷”，根据个人捐输银数，分别赏给盐运使衔、副将衔，或赏戴花翎，或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在《捐输广额章程》中，对地方政府捐输的优待条件中规定，准许在各级科举考试中增加名额。

2. 举借内外债

咸丰三年，清政府开始举借内债。起初只在山西、陕西、广东等省向“殷实之家”、“饶富之家”借债。政府出给印票，分年按期归还。后来陆续推广到各省。从咸丰三年起，清政府又举借外债。由苏松太道吴健彰经手，向上海洋商借债。

3. 增加税收

咸丰年间，对农业土地税加征，包括对田赋附征和漕粮勒折浮收。加征田赋各省名目不同。如四川按粮津贴和捐输；云南、贵州按亩收“厘谷”或“义谷”，江苏、安徽等省亩捐加征，广东沿海征“沙田捐”。

咸丰三年（1853）以后实行漕粮折色，即用银两代替实物折纳。

另外还有田赋预征。咸丰三年，清政府令四川、山西、陕西预征一年的钱粮。

4. 削减八旗俸饷

八旗俸饷是清政府的沉重负担，削减八旗俸饷是咸丰年间节省财政开支一项重要措施。咸丰二年，清政府公布《旗民交产章程》，允许“旗田出售”，以解决政府财政负担，并解决旗民生计艰难问题。咸丰三年，清政府又下令削减兵饷，折发制钱，将文武高级官员的廉俸抽出一部分来充军饷。咸丰帝“敕文臣三品以上养廉以四成、武臣二品以上以二成充军饷”(33)。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再次减成发饷。

（二）变通钱法

1. 发行纸币

咸丰元年，御史王茂荫向咸丰帝提出《条议钞法折》，主张发行纸币，控制数量，并以库银作抵押，由民间钱庄认购发行和承兑(34)。咸丰二年，咸丰帝任命王茂荫为户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主持新的官票厅，专司官票发行筹备事宜。

2. 改铸大钱

咸丰三年正月（1853年2月），御史蔡绍洛上奏朝廷《请铸大钱》，建议以钱代银，钱乏以铸大钱来补充。“户部奏铸当十、当五十大钱，王大臣又请增铸当百、当千，谓之四项大钱。当千者，以二两为率，余递减”(35)。户部调大理寺恒春会同户部主持大钱的铸造与发行。

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大学士祁寯藻管理户部事务，奏请设立官钱总局，“将宝泉、宝源二局，每月鼓铸卯钱，全行运解，作为票本。并由部库应放款项内，酌提见银，藉资转运。总计辘轳收发，以见银一百万两，见钱一百万串为率。凡官俸兵饷，及各衙门支用杂款，分成搭放”。咸丰帝批准了这个方案，“诏如所请”。(36)

咸丰三年二月十七日（1853年3月26日），咸丰帝批准户部拟订的《试行官票章程》，以京师为试点发行官票，按照银八票二的比例，给文职二品、武职三品以下官员发放俸禄及各衙门办公费。余下二成实银，拨给京城天元、西天元、天利、天亨、天贞等五家官号为本兑现官票(37)。后向全国发行宝钞。

第三节
咸丰朝军事与经济制度初次变革

一、湘军崛起

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正式军队八旗兵、绿营兵屡遭败北，接连更换将帅，也无济于事。为此，咸丰帝谕令各省绅士在籍办理团练。他先后任命了四十五个团练大臣，曾国藩便是其中之一。

咸丰二年七月（1852年8月），曾国藩丁母忧在籍。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奉到湖南巡抚张亮基传来上谕，任命他为湖南帮办团练大臣。他草拟奏疏，请求在家终制。十五日（1月23日），张亮基函告武昌失守，恳请其出山。此日曾国藩挚友郭嵩焘到访，苦劝他出而保卫桑梓：“公本有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时而出，拘于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绖从戎，古之制也。”(38)加以其胞弟曾国荃从旁怂恿，遂撕毁疏稿，与郭嵩焘从湘乡前往长沙。二十一日（1月29日），曾国藩在长沙与巡抚张亮基商定先行“巩固心脏”的计划：（1）以稽查省城内“土匪”奸细为要务，勤于操练兵勇；（2）以省城兵薄，守御无力，决定在省立一大“团练”，招募已受训练的乡民，严加训练，以便于剿外邑之“匪”及助省会之防。

为实现此项计划，首先需要基本力量。当时在长沙的勇营，除江忠源所带之楚勇留省助防外，尚有张亮基于长沙省城解围后，札委湘乡罗泽南、王鑫招募湘勇千人所成立的三营。曾国藩出山后，即与张亮基商调罗泽南、王鑫所募之湘勇三营到省会。于是，在省成立大“团”之计划得以实现。曾国藩略仿明代平倭名将戚继光束伍成法加紧训练，并为其酌定营制、营规及种种章程。其编制异于绿营，规则周密，纪律严明，由此奠定日后湘军之基础。

曾国藩既得此基本的可用的力量，进一步实现其“巩固心脏”的计划，即兴办“团练”。“团练”是“乡团”与“练勇”的总称。“乡团”即保甲，用以清查“土匪”奸细歹徒；“练勇”即乡勇，用以抵御“匪徒”滋事或攻掠。省城以内由其自行督办，而各邑则以地方公正绅耆主持其事，使之成为地方自卫武装。曾国藩亲笔致函各乡人士耆老，谦恭有礼；招致各地贤俊，平等相待。于是，获得全省官绅人士的信任与合作，其选将练兵之大计划也终得有成。

咸丰四年正月底（1854年2月下旬），湘军水陆师练成并集中于长沙。此时，湘军水陆师大致情形如下：

1. 陆师十五营。营官为塔齐布、周凤山、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章、杨名声、曾国葆、杨虎臣、伍宏、赵焕联、江忠淑、李辅朝、罗泽南、李续宾等。

全部勇丁共五千余人。

另有王鑫一军，此时已脱离曾国藩系统，不在此列。但仍留省城归当时巡抚骆秉章调遣。此军后来称“老湘营”。

2. 水师共有拖罟一，为大帅座驾船（相当于后来海军旗舰）；快蟹四十，为进攻用；长龙五十，为后备用；舢板五十，为搜索用。另购民船数十，改装成战船；又雇民船一百二十，装载辎重。各船皆分别配备炮械。全部水师有战船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共四百七十号。水师共分十营，其五为正，其五为副。每营置营官一、帮办一。营官为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褚汝航兼充水师总统。

全部水勇共五千人。

3. 营务处为色钦额。又调耒阳知县陈源、善化知县李瀚章随同东征以备差遣。郭嵩焘也在幕中。

4. 粮台设船上以备转运。出发前，朝廷诏令选司道大员主饷。以在籍道员蒋征蒲捐巨款充军饷，请旨委其总办粮台。

粮台分设八所，即文案所、内钱粮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

5. 设立捐局。委知县张廷实为督办，奏准派委员士绅分赴湖南、江西、四川等省发卖官照，筹饷接济。

此时，全军水陆师人数，自大帅以至官弁、勇丁、工匠、勤务、长夫、伙夫、水手、杂役，共计一万七千人。

咸丰帝多次下诏催令曾国藩率军东征。大军开拔后，曾国藩奏报东征出发日期，并陈述水陆师营制、粮台章程。朝廷始知其组织如此庞大，内容如此丰富，且兼具水师，实为全国一时无二之武装力量，当时全国最强大的军队，不禁大吃一惊。而此时，鉴于八旗兵、绿营兵腐败无能，也只有深恃其力。但朝廷又对其不放心，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赴其水营，谕湖广总督台涌会其师。实则令其二人监视曾国藩及湘军的行动。

湘军自建成后便全部出省作战，其性质发生重大变化：由地方招募与给养之乡勇，一变而为由省政府正式招募、给养、编组及指挥之官勇，其地位等于官军；从前乡勇仅以绥靖地方、剿办“土匪”为宗旨，而今全军出省征讨，则又变为具有政治性、全国性的军队。

湘军是清代第一次军事制度的重大变革，有着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编制之法，统系完备，便于指挥。

第二，选将标准严格，要求素质高。才堪大用，不畏死，不计名利，耐辛苦；屏黜虚浮之士与油滑轻薄之徒，要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

第三，招募兵员制度独特。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并造清册，以防其降敌或私逃。此保结制度，无异于以入营者家人为质，作战时不能不矢忠矢勇。募勇标准，选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而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录用。为了改变绿营“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弊端，实行勇丁由将官亲自招募制度。

第四，注意军纪。下级弁兵须绝对服从与尊敬长官。

第五，训练严格。

以上种种制度的实施，使得湘军迅速成为劲旅。

二、创设厘金制度

咸丰朝创设厘金制度，是晚清财政经济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

咸丰初年，由于连年战争，大规模调兵遣将，财政困窘，军需孔亟。恰在此时，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的幕僚、江南名士钱江发现了一个漏洞：清代自开国以来，商税方面主要征收关税，而市税基本上未开征。于是，他向雷以建议开征新的商业税。

雷以采纳了钱江之策，开征“厘捐”。咸丰三年（1853）夏，雷以首先在里下河设局向扬州附近的仙女庙、邵伯、宜陵、张网沟各镇米行劝厘助饷，每一石米，捐钱五十文。这样，半年之间，收钱达二万串，初步收到了“细水长流，源源不竭”之效，对“军需实有裨益”(39)。这一重大举措为解决清政府的军饷开支，以解燃眉之急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咸丰四年三月（1854年4月），雷以奏请在江苏全省推广厘捐。诏允其请。于是，他先后在仙女庙与泰州两处设局，按百分之一起捐。十一月（12月），江苏帮办军务胜保奏请在各省推广厘捐制度。咸丰帝下诏允准。这样，厘金制度逐渐在全国推广开来。

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户部奏准《厘务章程》八条：（1）厘捐总局分局宜立限详报，以严考核；（2）各省厘金宜厘定科则，以杜弊混；（3）抽收市镇坐贾厘税，宜严禁虚报；（4）卡局抽行商厘税，宜严杜偷漏；（5）华商隐匿海口及各卡厘税，宜严行惩罚；（6）局卡各员侵冒厘税，宜严参计赃治罪；（7）各省历年抽收厘捐，宜截数勒限奏报，以严稽核；（8）洋药、盐斤两项厘捐，不准与货物牵涉，以杜。(40)

厘金包括活厘与板厘。活厘指行商过境税，板厘指坐商营业税。收过境税设卡，收营业税设局。据统计，自咸丰三年至同治三年（1853—1864），平均每年抽厘一千万两，共一亿余万两(41)。厘金成为晚清重要饷源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第四节
太平天国的兴起与发展

一、金田起义与定鼎金陵

（一）洪秀全与拜上帝会

洪秀全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814年1月1日）出生于广东花县城北不远的福源水一位普通农民家庭。不久，举家迁移到官禄。官禄在花县城西南六十里，距广州城约百里。

洪秀全之父洪镜扬先后娶过两个妻子，均为普通劳动妇女。其原配妻子王氏，生三男二女。王氏去世后，洪镜扬续娶李四妹为妻，李氏未生育过。洪秀全小名火秀，族名仁坤，后来自己取名秀全。他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四。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从小帮父亲种田。姐姐洪辛英，生平不详。妹妹洪宣娇，后来成为太平天国著名女将。

嘉庆二十四年（1819），洪秀全入本村书塾读书，聪明异常，成绩优异。道光八年（1828），因家贫中途辍学。道光十年（1830）被本村聘为村塾教师。

从道光八年起，洪秀全屡次赴广州应试，均名落孙山。道光十七年（1837），他第三次赴广州应试。在此期间，他得到一套《劝世良言》。是书为传布基督教新教的通俗小册子，编写者是中国人梁发。他原是刻字工人，中国第一个受洗礼的基督教徒，第一个华人牧师。洪秀全此次应试仍然落第。家人的热望与亲友的期盼，使其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科场接连失败，使其心灵受到剧烈的痛苦和打击，难以承受，步履维艰，只得雇一顶二人抬的轿子回家。一进家门，便卧床不起，连日高烧，精神恍惚，做了许多异梦，见到许多怪象。先后经过四十多天，他的精神才完全复原。此时，他已娶邻村赖氏为妻。现实的生活问题使其重执教鞭，先后到五马岭、九关、莲花塘等村任塾师。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科举功名之念死灰复燃，第四次赴广州应试，仍未中式。此时正是鸦片战争失败和《南京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罪行，强烈地刺激着他；广州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极大地鼓舞着他。科场屡次失意的洪秀全终于和科举仕途决裂。他拿出几年前在广州应试时得到的《劝世良言》进行研读，从中受到启示：第一，利用书中天父皇上帝是“独一真神”，其他为人们所崇奉的一切偶像，都是邪神、妖魔，都要排斥打击；第二，利用书中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认为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都有敬拜上帝的权利；利用书中基督耶稣降生救世的故事，与几年大病中的异梦联系起来。他自称是天父上帝的次子、基督耶稣之弟，受命下凡拯救乱世。他附会梦中授其宝剑、印玺及特权的老者即是天父上帝；教其、助其斩妖逐鬼的中年人即是天兄基督耶稣。洪秀全从《劝世良言》得到启示后，在塘花莲与其表兄李敬芳（其继母之侄）均认为应该进行洗礼。但是，关于基督教洗礼的仪式及条件他们一无所知，只是根据《劝世良言》所讲，自行以清水灌顶。不久，洪秀全回到本村，对其家族至亲宣传新道。最早接受其洗礼的是族弟洪仁玕与表弟冯云山。洪仁玕与冯云山均为村塾教师。为了树立天父皇上帝的权威，他们各自打碎村塾中的孔子牌位，尽毁家中神像。这一叛逆行为不仅受到父兄的斥责甚至棍殴，更受到当地封建势力的打击。从此他们都失掉了塾师的职位。

洪秀全因不能在本乡立足，遂与冯云山、洪仁玕计议，决定“出游天下”。临行前，洪仁玕因家长极力阻拦而未能成行。道光二十四年二月中旬（1844年4月初），洪秀全、冯云山等人从花县出发，因家境贫寒，只得靠卖笔墨纸砚所得充作路费。开始时，他们并无一定的目的地，但寻求发展大业的机会与基地的目标却是明确的。他们先由北向南，先后到了省城广州及其附近各地，逗留时间较短，收获也甚微。于是他们折转方向，朝北而行，一直到达清远。在此虽然有不少人信教，也有就业的机会，但他们认为这里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基地，因为他们要图大业，需要逐渐积蓄力量，成为宗教外衣掩盖下的政治实体。所以必须在开始时处于秘密状态，这里的环境不太适宜。他们写信给洪仁玕，要他到此就业。而后他们继续前行，来到广东、广西、湖南三省交界的八排。这里重峦叠嶂，交通闭塞，清政府统治较为薄弱。就地理环境而言，无疑是一个较好的活动基地。但是，这里是瑶族聚居的地区，苦于语言不通。于是，他们决定进入广西境内。

道光二十四年四月（1844年5月），洪秀全、冯云山等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广西贵县赐谷村。这是洪秀全外祖父王家所在地，是由广东嘉应州迁往此处的。不久，洪秀全、冯云山受聘为村塾教师。这一带村民大多是由广东迁徙而来的客家人，言语互通，习俗相同。广西地处边陲，贵县赐谷村一带又是偏僻山区，适于在此发展。洪秀全、冯云山白天教书，晚上传教。他们深入矿区，向矿工进行宣传。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受洗礼者达一百余人。八月（9月），冯云山深入到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进行宣传活动。十月（11月），洪秀全返回广东花县，以教书为掩护，传教并撰写诗文以进一步阐发宗教教义。

在蛰居家乡期间，洪秀全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把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在《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提出：“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宣传人人敬拜上帝，不拜邪神。他还劝人做“正人”，反对“六不正”。在《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他要求人们按照古代“大同”理想模式，加强个人身心修养，以达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1847年3月），一位友人周道行自广州函邀洪秀全至罗孝全牧师（美国南方浸信会派往广州的传教士）处学道。洪秀全久有此意，借此可以获得更多的基督教知识而便利宣传，成就将来的大事业。于是，他偕洪仁玕赴广州，到南关石角浸信会堂拜会罗孝全。洪秀全在此得读《新旧约圣经》，听讲教理，以及参加礼拜仪式。这样，洪秀全对于基督教的教理、内容、组织、仪式、工作等等，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大约过了一个月，罗孝全准备收洪秀全为教徒。岂料罗孝全的两名助手黄某等人，见洪秀全才德超群，又得到罗孝全的青睐，唯恐其一旦入教，将夺去自己的位置。于是，他们便设奸计以中伤之。二人表面对洪秀全极为友善，但私下却怂恿其直接向罗孝全请求马上为其进行洗礼并借费用五元。洪秀全不疑黄某二人心存奸谋，又因自己囊空如洗，确实急需补助，便向罗孝全提出此两项请求。罗孝全闻言陡生误会，并鄙视洪秀全。于是当面拒绝洪秀全，并放弃收其为教徒之念。洪秀全在此逗留了几个月，便赴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寻找冯云山。

紫荆山区纵横二百七十平方公里，四面高山环绕，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里居住的汉人几乎都是客家人。居民大都以耕地、烧炭为业，生活很苦，富于斗争精神。冯云山道光二十四年到此，就看中了这块地方。开始时他不惜做苦工，甚至拾牛粪，后来当上了塾师，便在此扎下了根。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宣传、组织活动，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上半年，已有会众二三千人，并建立了拜上帝会组织。道光二十七年七月（1847年8月），洪秀全与冯云山在紫荆山区会合，建立了拜上帝会机关，制定了宗教仪式和“十款天条”。为了扩大拜上帝会的影响，鼓舞群众的斗志，洪秀全、冯云山等带领会众捣毁甘王庙等，开展破坏偶像运动。洪秀全再次到广西后，又撰写了《原道觉世训》和《太平天日》。在《原道觉世训》中，洪秀全提出“皇上帝”的对立面“阎罗妖”作为一切妖魔鬼怪的代表，号召天下众兄弟姊妹“共击灭之”。《太平天日》记述洪秀全道光十七年异梦并演化为“丁酉升天”及后来两次到广西的事迹，神化洪秀全，以提高其地位。

拜上帝会发展迅速，影响越来越大，当地封建势力非常恐慌。一些地主豪绅凭借团练武装对拜上帝会进行镇压。这样，开始由宗教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1848年1月），恶霸地主王作新率团练逮捕冯云山等入桂平县狱。洪秀全赴广东设法营救。拜上帝会一时无人主持，会众发生混乱。在这紧要关头，杨秀清和萧朝贵分别借托“天父”“天兄”下凡附体，传言群众，安定人心。维系了拜上帝组织，但也埋下了日后分裂的祸根。杨秀清，原名嗣龙，广西桂平县人，以种山烧炭为生的贫苦农民出身。5岁失父，9岁丧母，靠伯父杨庆善抚养长大。道光二十六年（1846）经冯云山动员参加拜上帝会。取得代“天父”传言权后，与洪秀全、冯云山等结成异姓兄弟。道光三十年四月（1850年5月），伪装口哑耳聋，代众“赎病”。金田团营时，忽然开口，自称“天父”降托，“耳聪目明，心灵性敏”，众人惊服，遂掌军务。十一月（12月），“花洲救主”，迎洪秀全归金田。萧朝贵，广西桂平县人，原籍武宣县。壮族。以种山烧炭为生的农民出身。道光二十六年，经冯云山动员加入拜上帝会。代“天兄”传言后，与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结为异姓兄弟。又娶洪秀全之妹洪宣娇为妻，称“帝婿”。

道光二十八年九月（1848年10月），冯云山在拜上帝会众营救下出狱，往广东寻找洪秀全。道光二十九年六月（1849年7月），洪秀全、冯云山二人一同返回紫荆山区。此时，拜上帝会的势力迅速发展壮大。以紫荆山区为中心，东起平南、藤县，西至贵县，北自武宣、象州，南达博白、陆川以及广东信宜、高州、清远等地，都有拜上帝会的组织。拜上帝会的基本群众是农民，此外还有矿工、手工业者、运输工、小贩及无业游民。在斗争中，逐渐形成了由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韦昌辉，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人。原名韦正，壮族，地主出身。曾捐国子监生，在门前高挂匾额，炫耀乡里，被本地秀才串通官府拘捕，纳银获释，自此积怨。道光二十八年经冯云山劝说，加入拜上帝会。后与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等结为异姓兄弟，金田团营时献出家产，制造武器，准备起义。石达开，广西贵县人。客家地主出身，因受土著地主排挤，参加拜上帝会。后与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结为异姓兄弟。金田起义前，率一千余人自贵县奇石圩赴金田团营。

道光三十年（1850），拜上帝会与地主团练的冲突更加激烈。这时，广西又遇到大饥荒，饥民纷纷暴动。天地会趁机发动起义，整个广西动荡不安。洪秀全等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六月（7月）发布总动员令，要求各地会众到金田“团营”。十月（11月），各地会众一万余人齐集金田村，编制营伍，赶制武器，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令会众变卖家产，其所得全部交给“圣库”，生活开支一律由“圣库”平均供给。

此时，清政府对广西天地会发动起义的情况一无所知。直至京官袁甲三等人参劾广西巡抚郑祖琛“欺饰弥缝”“豢贼酿乱”，各省督抚纷纷奏报，特别是广西士绅赴京向都察院详细陈述广西天地会的活动情况，咸丰帝才知道事态严重，举朝震惊。但仍不知道有个拜上帝会，更不知道其图谋反清。

咸丰帝这时继位不久，急谋平乱之方。八月初八日（9月13日），咸丰帝发布上谕，传令前云南提督张必禄“驰驿前往广西，会同徐广缙、郑祖琛等，剿办盗匪”(42)。初十日（9月15日），咸丰帝谕令湖南提督向荣“驰赴广西，并力剿办”(43)。并谕知湖广、贵州各督抚拣派精兵协办。九月十三日（10月17日），咸丰帝发布上谕，前云贵总督林则徐“著即作为钦差大臣，颁给关防，驰驿迅赴广西，会同郑祖琛、向荣、张必禄，督率劳崇光，悉心剿抚”(44)。二十二日（10月26日），咸丰帝以“专讲应酬，于纪律运筹，一无所知，驻扎柳州，按兵不出”和“纵贼养寇，畏葸无能”的罪名，“革广西提督闵正凤职”(45)。十月二十四日（11月27日）咸丰帝以“酿乱欺饰”“专事弥缝”的罪名，谕令“郑祖琛著即革职，林则徐著以钦差大臣暂署广西巡抚”。(46)

岂料林则徐遵旨由原籍启程赴任，“星驰就道”赴任途中病逝于广东潮州普宁县。云南提督张必禄也于抵达广西后病殁。大军尚未聚齐，部署尚未就绪，清廷入桂将帅便三者亡二。咸丰帝心急如焚，赶忙谕令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继林则徐办理广西军务；命漕运总督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其到任之前，由劳崇光暂为署理；张必禄所部之黔兵皖兵，由其部将周凤岐接统。至十一月底（1850年底），清军已在广西集结一万余人。

（二）金田起义与定鼎金陵

1. 金田起义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日），正值洪秀全生日。全体会众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细、胡以晃等领导下，举行祝寿盛典，趁机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定国号为“太平天国”，以明年为太平天国元年。军队称“太平军”，朝称“天朝”。洪秀全等随即颁布简明军纪五条：（1）遵条命；（2）别男行女行；（3）秋毫莫犯；（4）公心和傩(47)，各遵头目约束；（5）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十二日（1月13日），太平军因清军围困，且粮食匮乏，于是东向占领江口圩。在此，太平军即行补充粮食和军需物资，并布置水陆防御。江口圩原属浔州府桂平县，位于浔江及其支流大湟江交汇处，在浔江之北，大湟江之东，是南北东西交通中心，商贾云集，各业昌盛，百货齐备。此地的繁荣与重要，不仅远在府城浔州之上，而且为广西全省的商业重镇。由此东可图广东，北可上桂林，发展较易。太平军占据江口圩后，各方闻风响应，纷纷前来附义。其中有不少天地会系统起义军，较著名的有邱二嫂、苏三娘、罗大纲、张钊、田芳、侯志、关钜等部。而大部分不能接受太平军纪律约束，或不赞成太平天国宗旨，先后离去，只有苏三娘、罗大纲等小部分留下来，并在日后立下赫赫战功。十八日（1月19日），咸丰帝谕李星沅、周天爵、劳崇光、向荣：柳州、庆远天地会“诸贼歼除殆尽”，“而左右江各属，势尚蔓延。所有浔州府之大黄江，桂平之金田村，及附近平南、郁林等处，贼踪出没，人数甚多”，命其互为声势，“厚集兵力，分路兜捕”(48)。此时钦差大臣李星沅、署广西巡抚周天爵均已抵桂。

咸丰元年正月初五日（1851年2月5日），咸丰帝谕李星沅等：“广西浔州府属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恃众抗拒，水陆鸱张”(49)。至此，朝廷仍不知金田起义及太平军的具体情形。李星沅根据所得情报，始知“贼势”已成，不敢隐瞒，据实上奏，并调兵遣将，运筹攻剿。朝廷览奏，大为惶恐，四处调集兵马，大肆筹饷，以图迅速剿灭。清军进攻江口圩。开始清军受挫。随着大军云集，向荣采用围困战略。太平军缺乏大炮，阵地战非常不利，加之粮食告竭，只得突围他往。二月初六日（3月8日），太平军出奇计从清军防守薄弱的西面撤退。次日，向荣才发现太平军尽退，派兵追击失败。初九日（3月11日），太平军过风门坳，入紫荆山区，上三江圩。十一日（3月13日）太平军破双髻山卡，入猪崽峡，直抵武宣县境。此时，洪秀全与诸将因东出之路受阻，决计由武宣一路冲出，经象州直抵桂林。十三日（3月15日），太平军前锋抵达三里圩，距武宣县城仅三十里。不久，大军陆续开到，设大本营于东乡。此时武宣守军所剩无几，象州一带无清军防守，省城桂林也十分空虑。十六日（3月18日），恰在危殆之际，向荣大军开到武宣，大本营设于天马庄。十七日（3月19日），太平军兵分三路进攻东岭村。向荣亲督副将和春，都司邓绍良、郑士魁等，率兵千余人迎战。但稍经接触，清军即溃退，邓绍良、郑士魁受伤，向荣被围困。恰逢候补浔州知府张敬修率东勇赴援，周天爵亲督张部冒死往救，向荣才得以突围。清军于东岭败后，加紧部署。这时贵州总兵秦定三已奉调抵武宣。清军制定了分四路进攻的方案。太平军获悉清军情报，调大本营主力集中于三里圩，其数量三倍于清军，由洪秀全与诸将领亲自督率，设伏抵抗，分路迎击。二十一日（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极称天王。以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

三月初三日（4月4日），双方交战，战斗异常激烈。结果清军四路均中伏被围。秦定三率黔军首先接仗，死伤最多，清军纷纷败退。此时，广东信宜拜上帝会分会首领凌十八率部赴广西附义，已达郁林、博白。太平军于武宣闻讯，立即派兵前往接应。由于清军围追堵截，太平军接应部队与凌十八部会师计划失败。自三里圩败后，周天爵、向荣根据敌我双方形势，放弃进攻战略，转取“坐战之法”。此法以守为攻，于四面隘口筑厚墙深沟之营垒，下设炮眼，士兵藏于内，不得走出，死则俱死，生则俱生，旨在拼死将太平军围住。此时太平军大炮、火药极度匮乏，攻坚不易。两军相持五十余日。周天爵深知兵力单薄，奏请调广州左副都统乌兰泰率劲旅前往助战。朝廷诏允其请。四月初三日（5月3日），乌兰泰以帮办军务衔驰抵武宣，与周天爵、向荣等共同筹划。先是，朝廷洞悉前方将帅失和及军队作战不利的真相，又披阅李星沅请派重臣总统军政统一事权的奏折，于三月间先派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以专任防堵事宜为名，出京赴湘，而密令其疾趋桂督师。又从各省征调重兵归其节制。派都统巴清德、副都统右翼总兵达洪阿、侍卫开隆阿、天津镇总兵长瑞、凉州镇总兵长寿等为将。拨火器营乌兰都等京兵二百名从征，另有官佐十余人随行。至于军费，则多方筹措，增拨二百六十万两。初九日（5月9日），赛尚阿陛辞出京，咸丰帝特赐其“遏必隆刀”以壮其行，并授其节制全省文武官员的特权。中途朝廷又明令其从速入桂接钦差大臣关防，而令李星沅回湘。此时赛尚阿已从各省调集大军一万五千人，并在继续征调，使之陆续赴桂。他接奉二次廷谕后，不敢迟延，率先头部队四千五百人兼程入桂。但由于路途遥远，至六月初五日（7月3日）始抵桂林。十二日（5月12日）李星沅卒于武宣军中。先是，李星沅以武宣前线军事毫无进展，而朝廷又督责甚切，便于初四日（4日）从柳州至武宣。待到见大势不妙，全局危殆，绝望之情溢于言表。十一日（11日），他将钦差大臣关防交与周天爵监用。十二日（12日），他以忧、愤、惧交加，吞金自尽。在赛尚阿抵桂之前，朝廷赏周天爵总督衔，专任帮办军务，而任命顺天府尹邹鸣鹤为广西巡抚。

十四日（5月14日），太平军趁清军主帅新亡军心动摇之机，连夜突围而出，未遇抵抗，直趋东北而入象州境内。两日后，周天爵才知晓，急忙调兵从后面追击。但黔军秦定三、周凤岐等并不接应。后有勉强从命者，只是敷衍，不久即退回。至于楚军向荣、和春等，久已不战。因此，太平军得以全部突出重围经庙旺而北上象州。就这样，结束了武宣两个月的相持局面。清军“坐战之法”宣告失败。朝廷闻奏，大为震怒，有关高级官员受到处分：周天爵革去总督衔，免去暂署钦差大臣及办理军务职务，而令其回省暂署巡抚事务；向荣、秦定三均拔去花翎，与周天爵一并交部议处。但李星沅以事前身死，乌兰泰又因初到，皆免予追究。十七日（5月17日），太平军抵象州城外，因北进通路被阻，不敢轻进，于是设大本营于中平圩，而以百丈、新寨为犄角。清军主力也由武宣陆续开到，分地扎营，又合围太平军。先是，武宣两军相持期间，周天爵探悉太平军北进意图，因此在太平军突围之前，李星沅、周天爵即派楚勇、瑶勇至象州布防，并调黔兵扼守各要隘。二十七日（5月27日），太平军趁乌兰泰军不备，先发制人，由鳌村、马鞍山分七路出击。乌军以大炮击之，毙数十人。太平军退回。五月中旬（6月中旬），周天爵、向荣、乌兰泰议定四路围攻计划。太平军探悉敌情，欲于清军安营未定之机，一鼓作气而击溃之，故先取攻势，进逼乌兰泰军大营。石达开率部分人马渡河向清军挑战，大队人马则从两翼偷渡，从背后包抄乌军营寨。乌兰泰见太平军势单力薄，便全部出动迎战，欲全歼之。双方接仗不久，太平军诈败，清军穷追不舍。待清军渡河，太平军大队已占其营寨。乌兰泰始知中计，急欲挽救。太平军前后夹击，清军大败。二十六日（6月25日），太平军出动五六千人，猛扑向荣军大营。向营督军拼死抵御，小胜。此时，太平军因久陷重围，粮食火药缺乏，前进道路有重兵拦截，又闻赛尚阿将率雄兵猛将抵桂，于是急忙改变战略，决计由山间小路退回紫荆山内外一带，再图良策。六月初四日（7月2日），太平军全部由中平圩突围。后几日经小林、大林翻山越岭回到东乡。不久攀猪崽峡退至紫荆、金田、新圩、莫村一带。此时，太平军已于武宣、象州招致不少入伍的拜上帝会众，实力扩充。向荣军从紫荆后路步步紧逼，而乌兰泰军则绕道至浔江西岸扎营，试图迎头拦截。初五日（7月3日），赛尚阿率兵将数千人抵桂林。此时，邹鸣鹤已接任巡抚，而周天爵则奉诏入京。赛尚阿总揽大权，调度部署，计划八路进攻。前方战事，乌兰泰、向荣等大军已与太平军周旋于紫荆山区以至山麓之外。赛尚阿派达洪阿、巴德清、开隆阿等率生力军赴援。其由后方被调入桂仍在中途者，有湖南提督余万清、四川总兵刘长清等。十一日（7月9日），太平军前锋试图由思盘渡口过武靖江，急谋出路，被桂平县令李孟群和武举韦有声所率团练及乡勇所阻。臬司杨彤如及浔州知府张其翰赶来援助李孟群、韦有声，共同渡江进攻莫村太平军。与此同时，清军筹谋围攻新圩太平军大本营，作歼灭战之大计。二十七日（7月25日），各路清军向太平军发起总攻。太平军退入新圩坚守，两军相持。七月十九日（8月15日），洪秀全因太平军被困月余，处境艰危，下诏令全军准备突围。二十五日（8月21日），太平军往劫后路向荣军营，投石问路，得胜。此时清军又谋前后夹击太平军。八月初二日（8月28日），向荣、巴德清派兵分三路攻克风门坳，乘胜进至古林社，逼近金田，约乌兰泰军同时夹击新圩，以收全歼之功。乌兰泰忌向荣独邀首功，不肯接应。太平军大队由金田向后拼死抵御。向荣军又退回风门坳，两军又成对峙状态。

2. 永定建制

咸丰元年八月十六日（1851年9月11日），当夜，太平军设南撤疑兵。乌兰泰中计，调集水陆重兵防堵。太平军趁机转移到东北方向的五峒山区，沿山间偏僻小路向平南思旺一带进发。乌兰泰得知敌军突围，急令诸将从后追赶。本来羊肠小道行军困难，加上沿途太平军设置障碍，乌军追赶不上。张敬修策马前进，在新罗坠马伤足，就地扎营。向荣的后路军，知敌军已安全撤退，估计其必由石门山路而至思旺，出平南、藤县进行战略转移，急率军绕道拦截太平军。二十日（9月15日），向荣军入平南后，向北猛进，欲赶到前面扼住敌军去路。至思旺东南官村时，突遭太平军伏兵袭击，全军大败。向荣收拾残军，开到平南，从此态度消极。太平军继续北上大旺圩，经藤县、太平圩进抵永安州（今蒙山）。此时，清军大半屯驻平南，只有乌兰泰率军穷追不舍，直至永安境，因此得朝廷黄马褂之赏。闰八月初一日（9月25日），太平军大队抵达永安州城，开始围攻。城内闭门固守。罗大纲夜间出奇计破城，城破后，知州吴江、副将阿尔精阿等战殁。向荣自官村败后，即移驻平南，称病请假，休整补充。不久移营梧州，再赴昭平，不听命令。赛尚阿上奏参劾，朝廷降旨革其提督职，令留营效力。永安州城破后，乌兰泰与太平军周旋于水秀。经文岱、秦定三、张敬修等军随后开到。李能臣、刘长清等奉调至修仁县防御北路。其他诸军奉命开赴此战场者陆续抵达。

初七日（10月1日），洪秀全下诏重申军纪。大本营驻城内，分军防守城外各要塞。其外围防线，则以水秀为南路重要门户，派秦日纲率军扼守。东路则派兵将守黄村，与水秀互为犄角。北路要塞则有东西两大炮台，均派重兵把守。十月二十五日（12月17日），洪秀全颁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规定西王以下均受东王节制。此后不久，太平天王颁行新历书，称《天历》。二十九日（12月21日），洪秀全、杨秀清等破获周锡能叛变投敌案，经审讯，将周锡能夫妇及朱八、陈五等一并斩首示众。十二月下旬（1852年2月中旬），赛尚阿由阳朔亲赴永安前线督师。他看到永安战场情况，“实甚焦急”。在此之前，他曾上奏朝廷恢复向荣职务，以便其统军围攻永安。咸丰帝“企盼捷音”，接连颁布严诏，谕令赛尚阿，有不听命令或不勇进者以遏必隆刀“立正典刑”；“如不迅速进攻，徒延时日，惟赛尚阿是问”；如防堵不周，“惟乌兰泰、向荣是问”(50)。此后，清军南北两路主力，猛攻太平军阵地。

咸丰二年二月十四日（1852年4月3日），太平军因清军围困日久，粮食、盐、火药、铅等缺乏，下令准备突围转移。十六日（4月5日），太平军趁夜分队出发，从清军兵力较弱的东路突围，向古苏冲进发。先锋罗大纲部消灭古苏冲守军寿春部，沿小路直上龙寮岭，在此获得火药千余斤。清军南路统帅乌兰泰得知敌军逃逸，忙率军追至古苏冲，太平军后队被杀约二千人。获大胜后，乌兰泰对太平军穷追不舍，想一鼓作气尽行歼灭。途中恰与向荣相遇。原来向荣受命由富玉冲山路赶到太平军前面进行拦截，而向荣却违命仍由古苏冲一路尾追。向荣劝乌兰泰不宜轻进，等探明路径、摸清情况再追。乌兰泰怀疑向荣有妒功之心，一意孤行。向荣不得已，率军随其后。此时太平军大队已到仙回岭扎营，鉴于古苏冲受挫，于龙寮口大峒山埋伏重兵。此地崖高路窄，险峻异常。十九日（4月8日），乌兰泰追至大峒山。恰逢雨雾交作，山路湿滑，人马拥挤，行走困难，且不能施放枪炮。进入埋伏圈后，太平军伏兵齐起，上下夹攻，弹如雨下，滚木雷石从悬崖猛向下砸。清军大乱，进退维谷。太平军趁机冲出与清军肉搏，清军死亡数千人。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四总兵同时战死。乌兰泰重伤坠崖下涧中，幸免于难。太平军自大峒山大胜之后，清军不敢再追，于是安然北上，向省城桂林进发。二十八日（4月17日），向荣率轻骑入省城桂林。原来，大峒山战役正酣时，向荣退守荔浦，知道太平军必全军北上直扑省城。于是，他一面飞檄刘长清、和春等部，急行开入省城；一面亲自率轻骑疾驰，日夜兼程而抵省城。入城后，向荣即执行其广西提督职务，督同副将马龙与所有兵勇团练布置守城。太平军前锋抵达桂林时，已比向荣迟了一步。二十九日（4月18日），太平军大队陆续开到，设大本营于文昌门外，并控制象鼻山、古中山高地，加紧构筑攻城阵地。沿途很多人入伍，此时太平军已达六七万人。三月初一日（4月19日），乌兰泰率数百人驰至桂林城南将军桥，冒死策马过桥，中炮受重伤，不久卒于军中，其部众由秦定山接统。自即日起，太平军架炮俯射城中，继而以云梯登城，守军以滚油浇下，未能得手。后以特制攻城战具“吕公车”猛攻，守军以枪炮抵御，又火烧“吕公车”，未能破城。曾试图掘地道以火药轰城，亦未成功。城外清军方面，赛尚阿移营回阳朔，调集各路援军，时清军陆续开到者已达二万余人。

四月初一日（5月19日），太平军因桂林省城月余不克，而清军兵力日厚，恐日久不敌，夜间全军撤退他走。撤走前，用奇计迷惑清军。太平军退走多时，城内外清军始发觉。巡抚邹鸣鹤以击退贼众奏闻，并保举多人。但赛尚阿已屡次严参在先，邹鸣鹤奏折被驳，交赛尚阿查复。赛尚阿于初八日入桂林省城，又因派兵追击之事，受邹鸣鹤牵制阻挠，再次参奏。邹鸣鹤得革职处分，巡抚一职由藩司劳崇光补授。初六日（5月24日），太平军抵达湘桂两省水陆交通要道全州。南王冯云山中炮负重伤。十六日（5月4日），太平军攻破全州城，知州曹燮培、参将杨映河、都司武昌显、前知州瑞麟等文武官员同时被杀。

3. 湖南告急

咸丰二年四月十八日（1852年6月5日），太平军从全州出发，水陆两路顺流而下，进取湖南。行抵蓑衣渡时，遭到江忠源部伏击。蓑衣渡在全州城北十里处，是由广西入湖南的险要渡口。此处重峦叠嶂，连亘南北，仅有山坳可通。渡口两岸一带，有沙滩突出河面，因此河床狭窄，江水不深而湍急异常，滩头甚多。太平军的既定战略是：出广西，攻长沙，克武汉，取南京。从蓑衣渡北行五十里至湘江黄沙河，经永州、衡阳，可直抵长沙，因此，蓑衣渡便成为太平军的必经之地。先是，太平军由桂林撤围后，江忠源率所部湘勇尾追。太平军攻打全州时，他因兵力单薄而不敢赴援，又因他熟悉这一带地理，便绕到太平军前面，在太平军必经的蓑衣渡，利用险要地形，伐木为桩，打入河底，阻塞渡口，使船只不能通过；并在西岸构筑防线，架设炮位，设置伏兵。同时，他还写信给尾追的清军统领和春，请其赶到蓑衣渡东岸，夹击太平军，妄图一举把太平军消灭。因和春轻视勇营，未能接应。太平军抵达蓑衣渡，伏兵突起，枪炮齐鸣，船只受阻，不得通过。由于猝然遭到袭击，太平军大乱，无法组织有效抵抗，只得弃舟登岸。与此同时，西岸中伏的太平军陆师，损失也很大。他们且战且退，仓皇夺舟渡过东岸，已溃不成军。南王冯云山被抬到东岸时，终因伤势过重而卒。江忠源以众寡悬殊不敢追击，于是太平军得以喘息，集合残部，向东经由扁担坳山路，攀越崇山峻岭进入湘南。二十五日（6月12日），太平军兵不血刃而进占道州城。事后，朝廷下诏将先行逃走的余万清、王揆一革职拿问。太平军在道州得到大发展，两个月左右时间队伍扩大了近十倍。其中有不少是挖煤工人，组成“土营”，他们在以后的攻坚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清军极力阻止太平军由衡阳北进长沙大道。劳崇光与和春率江忠源、张国梁、常禄、秦定三、李瑞、经文岱、王锦绣、德亮等部云集道州城下，围攻东、北两面。而由刘长清、王家琳、邓绍良等部围攻西、南两面。五月十九日（7月6日），太平军进扑和春、江忠源军营，不克。此后太平军固守阵地。清军重重围困，断其接济。此时，湖南、广西两省军政高级官员进行了调整。总兵刘长清奉命回广西助守省城。劳崇光不久也回广西接巡抚之任，其所统张国梁部仍留湖南助剿。广西省内，提督向荣仍称病不理军事，由马龙代办。不久两广总督徐广缙奉调入广西接办军务，而赛尚阿仍佩钦差大臣关防，移驻永州督师。湖南省内，程矞采奉上谕督办防剿。前湖北巡抚罗绕典奉命往湖南帮办军务。朝廷又从豫、陕、赣诸省调兵赴湘作战。为统筹全局计，朝廷兼顾湖北后方，另由陕西调舒兴阿、张祥和、李德等率兵入鄂助防。当时，湖北巡抚龚裕忧惧异常，称病奏请开缺，不久奉旨革职，由常大淳继任。太平军自占领道州后，为扩编队伍和补充物资，分兵攻占周围州县。六月十三日（7月29日），围困道州的清军，因赛尚阿严令催逼，加紧攻城。太平军接受在广西永安被围困的教训，急谋出路。二十三日（8月8日），太平天国领导人决定突围转移，继续实行北进战略。二十五日（8月10日），太平军趁夜从道州突围东进，奔赴郴州。七月初三日（8月17日），太平军在当地向导帮助下，轻取郴州城，又乘胜攻占郴州所属永兴县。在桂阳的太平军后队力阻和春军，阵斩总兵马金桂、把总银邦先。郴州是湘南重镇，为广东入湖南要口，又可由北路通衡阳，达长沙。太平军与清军在此相持月余，湖南全省震动。太平军在郴州及周围各县，除补充军需物资外，极力扩充实力。由于郴州及其所属各县失守，钦差大臣赛尚阿、湖广总督程矞采、湖南巡抚骆秉章均交部议处。朝廷降旨严责赛尚阿“奉命出征，一年有余，粤楚各处，纷纷失守。历次奏报军情，不过派兵尾追，并未迎头截击，出奇制胜，所谓调度者安在”(51)?不久即将其革职拿问。本月十日以后，朝廷命徐广缙由桂赴湘接钦差大臣关防。此时在广东方面，署两广总督叶名琛恐太平军由湘入粤，严密防守。太平军探悉省会长沙守军单薄而城外民房尚存，误以为用偏师出其不意即可攻克。西王萧朝贵督林凤祥、李开芳等率二千人，从间道疾驰北进。

二十八日（9月11日），萧朝贵太平军进抵省城长沙，逼近妙高峰。当时城内守军仅有数千人。当局原以为太平军北犯必从衡阳正面而来，且不会如此之速。太平军忽然至城下，全城文武大员骆秉章、罗绕典、鲍起豹等惊惶失措，紧急布置防守。此时，城外石马铺驻有自陕西调来的援军。骆秉章、罗绕典、鲍起豹等一面飞檄陕军迎战，一面由鲍起豹督军在城上开炮遥击以为配合。太平军在城外高地与城内守军炮战。二十九日（9月12日），萧朝贵在南门外指挥攻城时不幸中炮，身负重伤，至八月下旬医治无效而卒。天王洪秀全以其幼子萧有和继承爵位，称幼西王。此时，总督程矞采驻衡阳，闻警并不回省城救援。赛尚阿也移驻衡阳，因徐广缙尚未接钦差大臣关防，便设法调兵赴援。邓绍良率兵最先赶到长沙，入城助守。江忠源紧随其后，兼程而进，五日内到达。之后，和春、常禄、李瑞、德亮、张国梁等部也陆续赶到。由向荣总统各部援军。原来向荣六月接提督印，至七月仍称病不理军事，而且以病难速痊为由奏请开缺。八月，徐广缙奏劾其借病规避。咸丰帝震怒，即革其提督职，并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命由广东随徐广缙入广西的福兴补其缺。但徐广缙仍以其才可用，奏请准其随营效力。向荣闻知赛尚阿罢钦差大臣，即起行入湖南，不久奏请入衡阳，又统率川、豫、陕各路军救援长沙。湖南官员此时也略有变动。先是，赛尚阿参劾湖南巡抚骆秉章吏治废弛。朝廷罢其职，以贵州巡抚张亮基继任。骆秉章卸任后，奉旨留省助防。张亮基至湖南后，极力调黔、滇兵赴援。他因长沙知府空缺，以随来属员仓景恬充任。由胡林翼推荐，张亮基聘左宗棠入幕府。罗绕典先署江西巡抚，八月调任湖北巡抚，仍留湖南帮办军务。九月初一日（10月13日），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率太平军一部开抵长沙，后续部队陆续到达。初九日（10月21日），赛尚阿抵长沙。朝廷已于本月二日降谕将其革职拿问。程矞采也因布置失当，闻警仓皇失措，株守衡阳，革职留营办理粮台事务。钦差大臣徐广缙署湖广总督，所有军营及地方文武统归其节制。十九日（10月31日），东王杨秀清等因长沙坚城久攻不下，趁战事中心移向湘江以西之机，谋在南门外施用掘地道法轰城，屡次失败。于是决定转移，向湖北进军。

十月十九日（11月30日）夜间，太平军趁风雨交作，由浮桥渡江西进。为了防止清军追堵，太平军派小股部队张扬南行，以误导清军，而大队向北急行，直扑宁乡。二十二日（12月3日），太平军到达宁乡，以船只造浮桥渡河入益阳。中途，副将纪寇率军追上，与太平军殿后部队激战，纪寇战死，兵勇死亡达七八百人。太平军在益阳得民船数千只。二十六日（12月7日），太平军屯湘阴临资口，击败渔勇，拆除河内卡桩，由洞庭湖乘船直奔岳州城（今岳阳）。十月初一日（12月11日），徐广缙抵长沙，距解围已十二天。朝廷即以其救援迟缓问罪。

4. 攻克省城武昌

咸丰二年十一月初三日（1852年12月13日），太平军抵达岳州城。岳州本属湖南，位于湘鄂两省交界处，地当水陆要冲。由于当时太平军是由南向北推进的，湖南的地方官吏并不重视这个据点；而湖北的地方官吏则特别重视这个战略要地的防务。先是，太平军围攻长沙正急之时，湖北巡抚常大淳等大吏慑于太平军之威，急忙筹备防御。因为岳州为由湘入鄂之门户，他们上奏咸丰帝，请求将岳州交给湖北设防。经咸丰帝批准后，常大淳亲赴其地布防。他以大船装载巨石，沉入水底，把洞庭湖的土星港塞死，以此来切断太平军北上的水路通道，先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竣工。另外，他派全省最高武官提督博勒恭武亲自驻守岳州城。在城的文武官员还有道员王东槐、知府廉昌、巴陵知县胡方谷、岳州参将阿尔东阿等。初一日，向荣率军追至湘阴，马上致函岳州城文武官员，请其固守一二日，追兵即可到达助防。但是在初二日（12日），岳州城文武官员知情况紧急，争相逃走。太平军至土星港，在几万群众的协助下，去巨石沉船，一日而通，直抵岳州城下。内应放火为号，大开城门，并为之向导，清军溃散，太平军不折一兵一卒而进占岳州城，参将阿尔东阿被杀。太平军在岳州征得民船三千余只，加上先前在益阳所得民船，组成“水营”，设“典水匠”一职管辖，职同监军。初任此职的是湖南祁阳人唐正财。他本为商人，于本年夏赴岳州贸易，至此连船一并入军，而担任此职。太平军还在岳州缴获清初平西王吴三桂所留下的大炮、火药、军械一大批，又征集了不少军需与物资。初七日（12月17日），太平军水陆两路，顺流而下，向湖北进军。事后，两湖有关文武大员均受到朝廷处分，提督博勒恭武被革职，知府廉昌定为斩监候，巴陵知县胡方谷处斩，博勒恭武于次年潜入京师，被查获斩首。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徐广缙除交部议处外，又得朝廷严旨切责：“到楚以来，军营未有起色。朕用汝，朕自知愧。第问汝于心何忍何安?”(52)初九日（12月19日），太平军至蒲圻，县城仅有守兵四百名，而无任何外援。知县周和祥迎战被俘，不屈而死。接着，太平军又攻克咸宁，清军留下五千只船，尽为太平军所得。于是，太平军由此水陆沿江而下，直逼武汉三镇。此时，省城武昌大为震动。当时武昌城内驻防军只有三千余人，民团也不过千余人，而汉口、汉阳则更加空虚。因而文武大吏，无不惊惶失措。恰好江南提督双福在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奏留其助守，并授以兵权。先是，常大淳闻长沙有警，即置军需局备战，以候补同知周祖贤办理，而由藩司梁星海总管。至八月中，就已耗资二十万金。十一月初四日（12月14日），闻岳州失守，常大淳大惧，急忙检查军需与物资，则全未备办，军需局形同虚设。臬司瑞元请率兵出城守险地，常大淳以无兵阻之。双福更加误事。他先以为湖南地势多险，而且敌军阻于洞庭湖，莫能飞渡，迟迟不设防。及闻岳州失守，敌军长驱直进，惶惧而一筹莫展。初八日，敌军距省城仅一百二十里，一日可达。双福下令关闭九门，不纳城外居民。初九日，双福悍然下令尽焚城外庐舍店铺，将城外防兵全部调入城内。瑞元主张留部分兵力于城外保险塞以接应救兵，双福不听。初十日（12月20日），王锦绣、常禄率第一路援军驰至，常大淳、双福又令其入城助守。瑞元又进谏，应使援军分别驻扎厂红桥、双凤山，以为犄角，这样战可夹攻，守可声援，并能接应向荣大军。又被双福拒绝。这样，致使城外各险地要塞无一兵驻守，而向荣大军至时，并无接应者，造成内外阻隔，直至省城失守。

十三日（12月23日），太平军水陆两路均进抵武汉三镇。当时太平军对武汉三镇采取各个击破、先易后难的战术。汉阳防御最为薄弱，城内守兵仅三百名，瑞元请赴援，常大淳不许。太平军检点黄玉崑，指挥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等水陆配合，唾手而下汉阳。知府董振铎，副将朱翰，参将朱廷瑞、长庆、县丞赵德忠，游击李信宜等均被杀。此日，太平军陆路大军至武昌东门外，据洪山、龟山、蛇山等险要，又于城外四周建垒，分门猛攻。特别是于南门外筑高墙以阻援军进城。先是，太平军乘攻克汉阳之势急攻武昌。武汉三镇江面相隔七八里，本年冬，水位突降，江中出现巨沙洲，为数十年来所未见，对太平军非常有利。太平军攻下汉阳后，由典水匠唐正财设计，在当地群众积极支持下，一夜之间用船只建起两座浮桥：一座由汉阳鹦鹉洲至武昌白沙洲，一座由汉阳南岸咀至武昌大堤口。后攻下汉口，又在汉水建起浮桥，把武汉三镇连接起来，人马在浮桥上来往如坦途。太平军既抵城下，守城川军请战，双福不许。接着常禄又请出城一战，也不准。太平军筑炮台于厂红桥、李家桥，瑞元又请于炮台、浮桥未成时出击，双福也不听。自十四日（12月24日）起，向荣亲率各路援军陆续开到城郊，均集于东门外，进逼长虹桥扎营。先是，向荣兵尾追，于初五日抵岳州城外。六日（16日），即派常禄与王锦绣率第一路援军火速赶往武昌救援。向荣自率所部为第二路援军，又以福兴、玉山为第三路援军。此时，恰好四川提督苏布阿通也率军赶到岳州，为第四路援军。各路先后推进，均以救援武昌为目标。十五日（12月25日），太平军开始攻武昌城。总指挥为先锋罗大纲，兵力四五千人。他们以云梯攀登，因城墙高大，被清军所阻，太平军阵亡三百余人。清军参将罗北元阵亡。十六日（12月26日），太平军趁大雾攻城甚急。常禄、王锦绣在城上列阵，飞石、弓弩齐发，枪炮齐鸣。太平军尸体枕藉城下。常禄、王锦绣向双福请求乘胜出击，不准。此时，太平军已完全控制武昌外围。城外人民担任向导，使其尽知城内虚实与要害。因正面猛攻不克，便利用情报秘密挖掘地道轰城，又派间谍为内应。十九日（12月29日），太平军攻克汉口。不久，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入城。洪秀全驻关帝庙，杨秀清驻万寿宫，他们在此谋划和指挥围攻武昌的战斗。此时，朝廷已得知关于武汉战局的消息，惧愤交加。先给徐广缙革职留任处分。不久，又派两江总督陆建瀛与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会攻太平军。急调黑龙江马队入关，及直隶、陕西、甘肃等省绿营兵万余人防御河南，起用老将直隶提督陈金绶为琦善之助，还派阿隆阿赴豫统带吉林兵，令江西巡抚张芾、安徽巡抚蒋文庆防九江、安庆。接着，又因将才难得，以向荣“老于行阵，尚知机警”，赏还其提督衔，令其帮办军务，提督总兵以下均听其节制，并责成其专任武汉方面军事。十二月初三日（1853年1月11日），向荣率军逼近武昌城垣，使人高呼守军，但因双福前有“出城者斩”之令，终无出城接应者，致使向荣孤军失望退回。初四日（1月12日），文昌门地雷轰发，城墙倒塌二十七丈。太平军以童子兵五十人率先抢入缺口，军旗飘扬城头，随即大队涌入。太平军又四面架云梯攻入，城上守军溃散。东王传令“官兵不留，百姓勿伤”。这是太平军所攻占的第一座省城。城破后，文武官员死亡者自巡抚以下达百人。初九日（1月17日），武昌城内恢复正常秩序，防务也部署妥当，太平天国领导人入城。天王驻抚署，辕门改称“天朝门”，大堂改为“天朝殿”。东王驻藩署。幼西王驻总督署。北王驻臬署。翼王驻学政署。东王公开“选妃”，挑选十几岁有姿色女子六十人入抚署。之后，太平军分兵至周围州县征收财物与米谷。十九日（1月27日），朝廷降谕，以骆秉章署湖北巡抚，向荣署湖北提督。二十六日（2月3日），朝廷将徐广缙革职拿问，以向荣为钦差大臣。湖南巡抚张亮基署湖广总督。湖南藩司潘铎署湖北巡抚。本日为太平天国天历癸好三年元旦，诸官诣王宫庆贺，女宦诣后宫庆贺。二十九日（2月6日），武昌城外清军进攻接连获胜。太平军总部大为震动。为避免重蹈永安覆辙，急谋退出武昌，向长江下游进军。此日，太平军总部传令作撤军准备。

咸丰三年正月初一日（1853年2月8日），向荣督和春、秦定三、张国梁等军大举进攻，战于东郊。太平军以后卫掩护撤退，开始渡江。初二日（2月9日），各王及众官赴天王宫辞行，然后齐集东王府，顺序出城。城外太平军均陆续由浮桥渡江登船，东门外仅留殿军千余人作掩护，至全军撤毕，始从浮桥撤退，且退且焚浮桥。太平军沿江东下之后，向荣留副将瞿腾龙守城，亲率大军从后尾追。不久，经刑部大臣会审定罪，朝廷降谕：赛尚阿以“未能迅速剿贼，致令蔓延楚省，劳师靡饷，深负朕恩”；徐广缙以“督办军务，迁延不进，以致武昌汉阳等府，相继失守”，均定为斩监候，查抄资财家产。(53)

5. 金陵易帜

咸丰三年正月初三日（1853年2月10日），太平军数十万人水陆由武汉沿江东下。初八日（2月15日），太平军前锋抵达湖北武穴镇老鼠峡，江宁防军几乎全军覆没。先是，当湖北省城危急时，两江总督陆建瀛与河南巡抚琦善均膺任钦差大臣，奉命从东、北两路赴武汉会剿。琦善借词在河南信阳按兵不动。陆建瀛预知武汉下游危急，于咸丰二年十二月中旬出发西上，先派三千人驻武穴，以寿春镇总兵恩长督兵扼守，他本人又亲自率二千数百人上驶，谋与恩长军会合。不久，他接到向荣发自武昌的咨文，言敌军已水陆并下，恐上游兵薄，难于堵截，不如合力于九江会剿。他正欲令恩长还师九江，不料太平军夜半突至武穴。时清军兵将正在熟睡，猝不及防，被掩杀殆尽。总兵恩长自沉于江而死，参将遇寿死于黄石港。陆建瀛正由九江上驶不远，得恩长败亡之讯，急弃坐驾船，改乘小舟而逃。十一日（2月18日），翼王石达开督水师先锋至九江，守军逃避一空。当时，江西巡抚张芾正驻瑞昌，扼守陆路入省会南昌要地，未及救援九江。九江失守后，他又回省城镇守。接着，守湖口的清军也溃逃。事后，江西巡抚张芾以失守九江，获革职处分。九江知府刘炽昌也被革职。两江总督陆建瀛被朝廷严谕申斥。朝廷又令琦善率军援安徽。十四日（2月21日），翼王督水师先锋过小孤山。长江中游的地理形势，九江为小孤门户，而小孤又为安徽门户。此地本有险可守，安徽臬司张宇熙率军驻泊山下，一望见太平军水师船，仅放一炮即向东而逃，于是安徽门户洞开。十七日（2月24日），太平军水师先锋抵安庆，守城兵勇溃散。太平军入城，杀巡抚蒋文庆等，守将总兵王鹏飞与参将嵩瑞骑马逃往桐城。事后，蒋文庆得朝廷恤典，谥号“忠悫”。臬司张宇熙奉旨革职，藩司李本仁革职拿问。署安徽巡抚周天爵杀王鹏飞于桐城。先是，周天爵自卸广西巡抚任后，即寄居安徽。及长江告急，朝廷令工部在籍侍郎吕贤基督办安徽团练，又令周天爵会办。安庆失守后，周天爵奉旨署理安徽巡抚。周天爵收复省城安庆后，请解巡抚职而专办皖北团练防剿事宜，朝廷另简任刑部侍郎李嘉瑞为安徽巡抚。二十日（2月27日）向荣在九江接到钦差大臣关防。二十六日（3月5日），太平军在东梁山江面获大胜。先是，两江总督陆建瀛自上游逃回后，即派福山镇总兵陈胜元督军防守东梁山江面，又派两江原有的舢艇及新调来的广艇扼守芜湖下游的东西梁山。并令太平、江宁两府各募勇千余名，分守入江苏省通道。太平军至芜湖，陈胜元督军迎战。太平军早已侦知清军火药不多，即以空船载泥土，诱敌施放枪炮，伏于上游的太平军水师待敌人火药将尽，急速顺流而下，江上清军纷纷溃逃。陈胜元孤军力战，中炮落水而死，后朝廷赐谥号“刚勇”。二十八日（3月7日），太平军水师先锋至太平府，守城官兵尽逃。接着，太平军下和州，占采石，向南京进发。

二十九日（3月8日），翼王、北王督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等，率大军进抵南京善桥一带，扎营二十四座。随后，水师先锋张子朋也率军抵达。三十日（3月9日），李开芳率前队攻占雨花台，并冲过聚宝门吊桥攻城，不得手。此时，太平军陆师继续开到，在仓圣庙尽得提督福珠洪阿所弃的数百桶火药及大炮军器，又以大炮置报恩寺塔上轰城，与守军炮战。二月初三日（3月12日），太平军水路主力抵达，泊下关。大队至静海寺，距仪凤门不及半里。城外陆师扎营二十四座。同日，太平军分军进占江北浦口。此时，太平军水陆师已全部到达，于是在两日内合围全城。太平军总部采用掘地道法攻城，于仪凤门外静海寺掘地道，直透城根。初十日（3月19日），仪凤门地雷爆发，太平军入城。官方急调八旗兵堵御，上元县令刘同缨也率勇力拒。太平军不敌，由原处退出。但当城垣被轰塌时，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陆建瀛正乘轿由将军署回总督衙。行至小营，太平军冲至，壮勇与轿夫逃走，太平军杀陆建瀛于黄家塘。城破、陆建瀛被杀的消息迅即传遍全城，南门、水西门、汉西门三门守军闻风而逃，太平军占领三门。同日，向荣军抵达安庆。十一日（3月20日），太平军大队由三门而入，杀奔满城。东门、北门、仪凤门、太平门、朝阳门也相继被攻破。太平军由外城各门攻入之后，均以满城为目标。满城，又称皇城，原为明代内城，城垣高固。将军祥厚督军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满城被攻破。太平军入满城后，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提督福珠洪阿、协领增福及固山章京以下佐领二十余人均战死。清军约一万，除三四百人突围出城外，均被杀。十三日（3月22日），东王出安民告示。其告示以黄纸书写，有龙凤边。天王、东王等议决定都于南京，改称天京。太平天国各王陆续入城。二十日（3月29日），城内一切准备完毕，东王杨秀清躬率诸王百官及圣兵恭迎天王洪秀全于江上龙舟中。二十二日（3月31日），罗大纲、吴如孝统率水师船三四百号，自成一军，沿江东下。至镇江，未遇抵抗，长驱直入而占领之。二十三日（4月1日），先已占领浦口的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部在攻取仪征后，兵不血刃而克扬州府城。二十七日（4月5日），朝廷以胜保补授内阁学士，并帮办琦善军务。向荣军抵南京城南门外扎营。二十九日（4月7日），向荣扎营于城东朝阳门外孝陵卫，成立“江南大营”。朝廷以江苏巡抚杨文定署两江总督，以在向营军中帮办军务的内阁学士许乃钊署江苏巡抚，又以四川提督苏布通阿署江宁将军。三月初九日（4月16日）陈金绶、胜保等进驻扬州城外帽儿墩。同日，琦善率军屯驻扬州城外十余里的雷塘集。于是，“江北大营”正式成立。四月十二日（5月19日），朝廷命钦差大臣琦善节制、调度各路官兵，为全军统帅。其麾下统兵大员，除陈金绶、胜保两帮办外，相继到扬州的有：新任漕运总督福济、署漕运总督查文经、署四川总督慧成、刑部侍郎雷以、察哈尔都统西陵阿、学士晋康、肃州镇总兵双来、明庆、副都统托明阿、德兴阿、萨炳阿等。其时已到达的马步兵约一万七八千人。朝廷将杨文定革职拿问，以升任湖北按察使的江忠源至向荣军营帮办军务，又简任按察使衔彭玉雯综理粮台。

（三）太平军北伐与西征

1. 太平军北伐

咸丰三年四月初（1853年5月上旬），太平天国北伐军数万人先后集中于浦口，然后分三路出发。中路军由北伐军正、副统帅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亲自率领，由扬州编组，向浦口集中。西路军由春官正丞相吉文元率领，东路军由秋官正丞相朱锡锟、秋官副丞相黄益芸率领，分别自天京编组，向浦口集中。初一日（5月8日），中路军由扬州编组，乘船千余艘，经六合、仪征向浦口进军，自此先行北上。这时，钦差大臣琦善已经预先命察哈尔都统西陵阿与副都统明庆、乌凌额等满洲诸将领，率黑龙江马队二千人扎营于浦口，会同山东兵八百人在此进行防堵。初六日（5月13日），中路军进抵浦口，弃舟登岸。清军山东兵首当其冲，与之接仗，但由于人数少，战斗不支，逃往滁州。接着，黑龙江马队也弃营而走。初八日（5月15日），位于江浦县境内的黑龙江马队大营被毁，损失大批军械马匹。北伐中路军由此经乌衣镇直上滁州，以大炮攻城，城破。清军大溃，自池河驿连夜逃往红心驿，西凌阿退往定远。琦善闻讯色变，急令西凌阿率军追击北伐军，不久败归。为此，朝廷给西凌阿以革职处分，令其戴罪立功。初十日（5月17日），北伐军至定远境内的池河驿、红心驿，未遇抵抗，于是直扑安徽凤阳府的临淮关，并将其攻克。此关隘是渡淮河的要路，林凤祥、李开芳原拟由此北上徐州渡过黄河，因探知宿州已有周天爵派重兵把守，于是决定改道抵达凤阳，再图北上。经过十余日战斗，凤阳城被攻破。二十三日（5月30日），林凤祥、李开芳分兵回滁州，接应自六合败逃至此的朱锡锟部。原来，东路军出浦口后，取道六合，遇到了清军的顽强抵抗。先是，琦善预留吉林马队于六合以防后路。东路军到达时，六合知县温绍原联合副都统德崇额、忠泰等率吉林马队会攻太平军。这一仗，太平军折损一千五百人，被俘二百多人，船只被毁百余艘，以致首尾不能相顾。黄益芸率一部回天京，休整后仍行北上，朱锡锟率一部奔滁州。此时，西路军也自浦口进抵安徽境内，攻克亳州后，恰遇中路军至此，两路于是在此合为一路。

五月初六日（6月12日），北伐军被迫三路合而为一，原拟三路北伐的计划就此失败，从此孤军深入，挺进中原。北伐军放弃亳州，直奔河南省的永城，由此扑向归德。河南巡抚陆应谷探知太平军抵达境内，仓促布防。他先派苗樟赴亳州谋求抵御，继调总兵柏山赴陈州，又图谋与周天爵合力防剿。陆应谷自己率兵三千人，先至归德布防，不久又赴商丘县迎敌。太平军兵锋所至，豫军大溃，陆应谷所部三千人也溃散过半。朝廷闻河南省告急，举朝震惊，接连调兵遣将。先调将军托明阿、河南提督善禄与奕经等驰援汴梁（今开封），继调理藩院尚书恩华的吉、黑兵急赴山东助防，又遣帮办江南大营军务的江忠源与在皖北督练团勇的周天爵即速赴河南救援，复派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及河道总督余长臻、詹事府少詹事王履廉等严防黄河沿岸。初七日（6月13日），北伐军前锋进抵归德城下，得捻军之助，轻取归德，陆应谷以失城罪受朝廷革职处分。北伐军谋在距归德四十余里的刘家口渡黄河，未果。于是西进，连克宁陵、睢州、枢县、陈留、兰仪。十三日（6月20日），北伐军进抵汴梁，发炮攻城，不克。各路清军逐渐追至，北伐军被迫弃汴梁西指，连过中牟、郑州。十九日（6月26日），北伐军进抵汜水，前锋到达巩县。他们在此获得船只，大部分得以渡过黄河天堑。此时清军追至，北伐军未能渡河者突围返旆，一路遭清军围追堵截，历尽艰险，于七月上旬抵达安庆，与西征军会合。北伐军大部渡黄河后，克温县，趋武陟。六月初三日（7月8日），北伐军进抵怀庆府（今沁阳），围攻两月之久不克。清军援兵渐至，云集城外，双方大战，互有胜负。北伐军因粮食、军火匮乏，撤围西行。

八月初一日（9月3日），北伐军过济源，入山西境内之天坛山。之后，连克垣曲、绛县、曲沃诸县。初十日（9月12日），北伐军进占平阳府，在此逗留数日。清军追至合围，北伐军乘夜突围直趋洪洞，然后经岳阳(54)、沁源而入长子。

十九日（9月21日），北伐军与托明阿遭遇，清军大溃，托明阿受伤。之后，北伐军克潞城、黎城，经河南涉县（今属河北）而折入直隶。二十七日（9月29日），北伐军抵临洺关，乘胜从小路扑出。讷尔经额所部万余人猝不及防，溃散殆尽。讷尔经额仅率数十人走广平，尽失其关防、军资等，北伐军于是长驱北进，未遇抵抗。朝廷闻奏，咸丰帝震怒，下诏将讷尔经额革职拿问，定为斩监候。诏令胜保接钦差大臣关防，并以刑部尚书桂良任直隶总督，办理防剿事宜。九月初八日（10月10日），北伐军克深州，军锋迫近保定，距北京仅几百里。朝廷大震，亟谋抵御之方。咸丰帝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督率京营及察哈尔精兵会同胜保进击，并设京城巡防所，以军机大臣穆荫、左都御史步军统领花沙纳、右翼总兵达洪阿等专负其责。北伐军在深州停留十余日，清军追至，又受围攻。先是胜保亲率西凌阿、善禄、经文岱诸军进围，此时西凌阿、善禄已升任帮办军务大臣，继则僧格林沁、多尔济、那木凯、达洪阿等统兵开赴深州。朝廷还调蒙古兵由贝子德勒克色楞率领前往深州会剿。双方大战，太平军受挫，正面北进受阻。林凤祥、李开芳于是谋乘虚直取天津，然后图北京。二十日（10月22日），北伐军用计乘夜安全退出深州，经河间、献县、交河直抵沧州。先是，北伐军前锋进抵城下，沧州知州沈如潮及城守尉德成督练勇迎战，太平军受挫。及北伐军大队开到，沈如潮、德成不支，退入城内据守。北伐军乘胜破城，沈如潮、德成皆战死。因军情紧急，北伐军不敢在此多作停留，于是拔队由此沿运河北上，直趋天津。二十七日（10月29日），北伐军抵静海，安营扎寨。林凤祥留守大营，李开芳则率队急奔独流、杨柳青，前锋抵达距天津城仅十里的大小梢直口，登岸攻城。此时天津城空虚，守军不多，于是决堤倾运河水，北伐军攻城受阻。僧格林沁与胜保援军陆续开到，北伐军于是扼守静海、独流、杨柳青三处，成掎角之势，双方攻守，互有胜负。十月二十三日（11月23日），胜保督师大举进攻独流，林凤祥、李开芳亲自率队迎战。清军先小胜，于是急进，大败，全军溃退，北伐军挥师掩杀。此役，清军副都统佟鉴、津勇统领天津县知事谢子澄战死。十一月下旬，北伐军因困守多时，时届寒冬，气候不适，衣食、军械匮乏，林凤祥、李开芳于是议决突围南返。

咸丰四年正月初八日（1854年2月5日），林凤祥、李开芳率北伐军由独流、静海冲出重围，经大城、河间、献县南走，一直退至阜城据守待援。吉文元在此战死。先是，咸丰三年秋冬间，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等接获北伐军急切请援的奏章，亟谋派兵北上应援。按原计划北伐援军共有四起：第一起由夏官正丞相黄生才、夏官副丞相陈仕保、冬官又副丞相许宗扬等率领，于咸丰四年正月初七日（1854年2月4日）先行北上。十四日（7日）克六安。二十一日（18日）占正阳关。二十七日（24日）抵颍上。三月初三日（3月31日）克蒙城。初八日（4月5日）经亳州而入占河南永城。此时，黄生才等已不再循林凤祥、李开芳等北伐的路，而东折入山东，走最捷之路。二月二十一日（3月19日），黄生才得捻军之助，克归德所属之夏邑，知县徐立本战死。十三日（11日），黄生才率军由砀山渡黄河入山东。此时山东军已他调，防务空虚，因而援军长驱直入。十九日（17日），援军占黄河北岸之丰县。此日，清帮办安徽团练大臣袁甲三率勇尾追至徐州北辰集，而援军早已尽渡北岸。二十日（18日），援军过单县。二十一日（19日），克金乡，县令杨郑白战死。在此，黄生才军与后续的援军会师。原来，黄生才等率军北上后不久，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率第二起援军，北伐返旆之黄益芸等率第三起援军，相继北上。至于第四起燕王秦日纲、丞相罗大纲援军，原拟由皖北舒城攻下庐州（今合肥），再行北上，因被清提督秦定三军所阻，驰援计划终未能实现。黄生才军占金乡后，派兵接应后续的援军，会同北上。这时，僧格林沁与胜保探悉北伐援军入山东的消息，急忙派兵南下，阻止其北上。援军于是分路北进，一支逼东昌（今聊城），趋冠县，另一支占阳谷，下莘县，克冠县，两支又在冠县会合。三月初三日，援军进围临清州。十六日城破，知州张积功、知县吕升藩及副将德庆、广顺等战死。城破之先，山东巡抚张亮基与胜保军陆续追至。因其二人相龃龉，才使北伐援军奏功。张亮基因此被朝廷革职遣戍，而以藩司崇恩暂署。胜保、善禄也被褫职，仍令其戴罪效力。黄生才等因城内粮食不足等因，决计弃城他走。二十一日，援军西进，被胜保截回。二十五日，援军设计出城。四月初二日，援军抵冠县，被胜保马队及地方武装夹击，大败。援军南走莘县、阳谷而至梁山，沿途又被胜保马队追击，伤亡、溃散者不可胜计。黄生才扮作乞丐，被清军捕获，押送大营处死。初六日，援军行至巨野县，被团勇与胜保马队所败，伤亡惨重，黄益芸被俘遇害。援军余部奋力冲出重围，走丰城。九日，又遭胜保军围困，被压缩到漫口支河。正值河水暴涨，渡河受阻。曾立昌于此役溺死河中。十四日，援军残部经河南永城奔蒙城，再入安徽境内。十八日，陈仕保于凤阳县展沟集战死。援军残部前行又遭秦定三军迎击，后随许崇扬返回天京者为数不多。许崇扬回天京后即被收入东牢。

四月初六日，困守阜城的北伐军窘迫至极。林凤祥、李开芳率军冲出重围，期与援军会师，接着占据东光县连镇。连镇横跨运河，镇分东西。北伐军占据东西连镇后，急速布防，互为犄角。待僧格林沁马队追至，已是深沟高垒。二十九日，僧格林沁与胜保二军合力猛攻连镇，不克。北伐军据守连镇半个多月，因清军围困重重，与外界难通消息，不知援军已败。林凤祥、李开芳等计议，由林凤祥率北伐军大部死守连镇，由李开芳率轻骑冒死冲出，探明援军所在，与其联合，再行北上解连镇之围。五月初二日（5月28日），李开芳率马队数千人冲出重围，急奔吴桥，绕道德州，经陵县、恩县，至高唐州。当时城内空无守兵，李开芳率队直入，知州魏文翰见杀。北伐军闭门坚守。不久，僧格林沁所派马队与胜保等军追至，此后数月成长围之势。北伐军被围困两地，力量更加单薄。僧格林沁以重兵围攻连镇，屡不奏功。盛京马队营总佛恩及恩禄因临阵退缩被革职。二十六日（6月21日），僧格林沁、都统西凌阿、格绷额等连攻不利。六月二十八日（7月22日），林凤祥督军出袭僧格林沁军，斩参将伊郎阿。清军困屡攻不克，便围镇筑堤，高丈余，为长期死困之计。林凤祥多次率队冲出，皆被截回，伤亡惨重。然而清军也无攻克之良策，两军相持数月。十二月二十六日（1855年2月2日），僧格林沁督率西凌阿、侍郎瑞麟等分路猛攻西连镇，一连数日。西连镇大部分房屋、营栅被毁。咸丰五年正月初一日（1855年2月17日），林凤祥收缩防线，只守东连镇。此时，林凤祥北伐军因长期困守，粮食已尽，将士饥饿，以致无力举刀矛。十九日（3月7日），僧格林沁兵分四路，发起总攻。清军炮火猛烈，弹如雨下。林凤祥率军拼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东连镇陷落。清军纷纷涌入，林凤祥重伤被俘，僧格林沁将其押送北京，凌迟处死。其他被俘将领，将军汪一中、总制江玉道、萧在仁、李开兰、吉金祥，军帅杨吉金、杨文清等在沧州被杀。朝廷接到奏捷报告后，立即晋封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其余将领均升赏有差。清军虽然在连镇告捷，而胜保围困高唐州一直未奏功，诏令革职拿同治罪。接着改派僧格林沁接办高唐州军务。

二十一日（3月9日），僧格林沁率军南下高唐州。自李开芳率北伐军一部占据高唐州后，至此时已近十个月。其间，北伐军立栅筑垒，挖濠掘沟，城防坚固。胜保屡率大军围攻，皆不克。朝廷曾调固安、内蒙及圆明园旗兵前往增援，也无效。胜保还曾决堤引水入城，反冲击清军营盘，为北伐军所乘。胜保军先后死伤万余人。于是，胜保率军远离城垣，不敢轻言进攻。僧格林沁率军至高唐州。胜保被押送北京，定为斩罪上减等，发戍新疆效力赎罪。后又被起用，赴豫、皖督师。僧格林沁以胜保为前车之鉴，观察形势，反复筹谋。二十九日（3月17日），僧格林沁用“纵而舍之”的计策，故意令南门外疏防停更，诱使北伐军逃出，暗中布置追杀之军。李开芳因久困孤城，急于冲出重围，于是乘夜率军全部出城，果中僧格林沁之计。北伐军原拟走济宁州，因清军追杀甚急，只得到距离高唐州四十多里处之茌平县冯官屯扎营。此处三村相连，高楼广厦，外匝高墙。北伐军占据冯官屯，急速布防。清军马队不久追至，大队也随后赶到。二月初一日（3月18日），僧格林沁督师猛攻，先夺二村。未攻克之冯官屯一村，清军包围数重。此时，此伐军仅存数百人。然而在清军四面围攻之下，仍不屈不挠。先是李开芳登楼眺望，见清军逼近，以旗指挥，施放枪炮，清军多次受重创。僧格林沁则以大炮向村内猛轰，房屋高楼几乎全部被毁。北伐军则开掘地道，不仅可藏身，而且可通村外已掘好的围濠，在濠外开小孔，伺机向清军开枪。二十九日（4月15日），北伐军自村内开地道直通清军炮台，将其炸毁，趁机冲出，但因寡不敌众，又退回村内。自此双方处于相持状态。僧格林沁急于奏功，而又无计可施。正好前广西左江道张祥晋献以水灌屯之策，僧格林沁欣然采纳。于是，僧格林沁一面加紧围困，一面即行施工，引运河水灌屯。他先于村外筑围墙，然后在墙外挖掘濠沟，把挖出的土堆到墙边成堤。自东昌境内的三孔桥起，至冯官屯止，全长一百二十三里，宽丈余，深七八尺，月余竣工。工成后，即引水入濠，再车水入屯。水先灌地道地穴，继而全屯被淹。三日后，屯内水深达四五尺，北伐军粮食、火药尽湿，楼屋又先毁于炮火，处境极其艰难。李开芳下令造木簰长梯，冒死突围，终未成功。四月十六日（5月31日），李开芳及北伐军残部八十多人全部被俘。李开芳被押送北京处死，其余皆被杀。太平军北伐就此而失败。

2. 太平军西征

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太平天国之北伐军自江北浦口出发不足十日，西征军又从天京出发，夺取天京上游重镇，屏障天京。西征军分为三支：第一军由全军统帅护天侯春官正丞相胡以晃亲自率领；第二军由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领；第三军由国宗提督军务石贞祥、国宗韦俊及国宗石凤魁、石镇仑等率领。四月初（5月中旬），第一、第二军由天京同时出发，乘船千余艘，溯江西上。不久，第三军也溯江上驶。西征军很快进入安徽，连克和州（今巢湖市和县）、西梁山、裕溪口、雍家镇、太平府（故治今当涂县，辖区大致相当于今芜湖市与马鞍山市辖境）、芜湖、池州（今池州市）。五月初四（6月10日），西征军攻克安庆（今安庆市）。此时，安徽省城已由安庆移至庐州（今合肥）。巡抚李嘉瑞令臬司张熙宇、副将富忠等进兵守安庆，战守未备，大敌骤至，退往舒城一带。西征军将安庆作为大本营和西征基地。全军由此分路进攻。第二军由赖汉英率领进攻江西。初七日（6月13日），西征第二军赖汉英率曾天养、林启荣、白晖怀占领江西彭泽。以后，连克湖口、南康府、吴城镇。十八日（6月24日），西征第二军围攻江西南昌。此时，江西巡抚张芾与帮办团练在籍大臣尚书陈孚恩负责守城，又得江忠源之助。这时，江忠源已被朝廷任命为湖北按察使，因天京周围军事形势紧张，命令他帮办向荣江南大营军务，正值皖北凤阳告急，又命令他率军北上。行至九江，接张芾紧急求援信，日夜兼程，先于西征军抵达南昌。江忠源入城后，张芾、陈孚恩等授以指挥之权，协力守城。西征军屡攻不克，决计掘地道埋地雷攻坚。六月初四日（7月9日），南昌德胜门月城地雷爆发，城墙崩塌六丈多，西征军蜂拥而上。江忠源率楚勇极力抵御，西征军退却，缺口得以修复。江忠源固守南昌，感到兵力不足，请求向荣、骆秉章、曾国藩等派兵增援。骆秉章、曾国藩先后派知州朱孙贻、训导罗译南、编修郭松焘、候补道夏廷樾以及江忠源之弟江忠淑率军赴援。这是湘军出省作战之始。二十八日（8月2日），国宗石贞祥、韦俊等率西征第三军约二万人增援。西征军发起猛攻，仍不得手。此后，检点曾天养自率一部在南昌城外作游击战，一面解决数万人的给养，一面截击清方援军，孤立南昌。

八月二十二日（9月24日），西征军久攻南昌不克，无计可施，决计撤围西上，转攻湖北。太平天国领导人因西征军事既经展开，而入江西之师无功退回，于是倾全力经略湖北以争取上游，继续派大军西上增援。二十七日（9月29日），从南昌撤围的西征第二、第三军攻克九江，由骁将林启荣长期驻守，以贯通长江上、下游水陆两路。此时，赖汉英奉命调回天京。攻略湖北的军事由国宗石贞祥、韦俊主持。当西征军由九江上驶之时，武汉方面得报，急谋防御。署湖广总督张亮基调度一切，水陆两路派兵扼守，阻止太平军西上。三十日（10月2日），西征军进攻田家镇，为清军舟师所阻。于是，石贞祥、韦俊等重新进行周密部署。八月间（9月间），翼王石达开至安庆，主持天京上游全部军政。他在江西、安徽西征军所占领的地方设立乡官，征税、征粮，维持地方治安。九月初三日（10月5日），石贞祥、韦俊分遣水师船五六百艘自南岸富池口驶至兴国州，占领南岸边之半壁山要隘，居高临下，控制江面及北岸田家镇。先是，江忠源自南昌解围后，即率军追踪而来。他赶至田家镇，已经落后，望着半壁山太平军的旗帜慨叹道：“此天险也，我今军情地势两失矣！”当时清军不足万人，而太平军数倍于清军，众寡悬殊。西征军水陆同时大举进攻，清军几乎全军覆没，仅逃出二百余人。江忠源仅率所部百余人突围走广济。田家镇被攻破，入鄂水陆大门洞开。

十五日（10月17日），西征军占领黄州，知府金云门战死。于是，西征军直趋汉口、汉阳。此日，恰好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抵省接印。吴文镕与巡抚崇纶意见不合，潜伏着日后吴文镕兵败身亡的危机。十八日（10月20日），西征军攻克汉口、汉阳。此时武昌城内守备空虚，西征军不得实情，未取武昌，不久退往黄州待援。二十八日（10月30日），唐树义退守武昌，防守省城，江忠源则率部援皖。先是，江忠源在由赣援鄂途中，接到擢升安徽巡抚的谕旨，不久因救援汉阳不力，受降级留任处分。此时翼王石达开驻安庆，进窥皖北，全省岌岌可危，于是，江忠源自汉口起程赴皖督师。

九月间（10月间），翼王石达开在安庆布置防务，编调军队，一切就绪，于是，派遣大军北进，经营皖北。此时，秋官又正丞相曾天养由江西至皖北，成为一大主力。石达开以胡以晃为主持，以曾天养及检点曾锦谦为副。大军先破安庆附近的集贤关，以肃清肘腋之患。十月十四日（11月14日），胡以晃率军攻克桐城。二十九日（11月29日），胡以晃率军攻克舒城，帮办团练大臣在籍侍郎吕贤基与随营委员徐启山投水死，太平军直指庐州。此时庐州府为临时省会，又为河南屏障，顿成重镇。先是，新任巡抚江忠源自鄂东来接任，因途中染病，至十一月上旬才至庐州城。十一月初（12月初），太平天国派国宗韦以德、地官副丞相黄再兴、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丞相张子朋等统率水陆大军援鄂。秋官又正丞相曾天养也由庐州开来。于是，攻鄂西征军增至四万人。十二日（12月12日），胡以晃率军围攻庐州城。江忠源亲自率文武官员上城巡视，不避枪弹。太平军连日攻城均不得手。十八日（12月18日），胡以晃大败由滁州前来庐州增援的寿春镇总兵玉山军，阵斩玉山。朝廷得知庐州军情危急，先后命曾国藩、江南提督和春、陕甘总督舒兴阿、给事中袁甲三（继吕贤基在皖北督练乡团）各率所部驰援。同日，石贞祥、韦俊等准备兵船大举逼近武汉。此时，吴文镕、崇纶等仍守武昌，四求援军。自上次汉阳失守，武昌危急，朝廷屡次诏令曾国藩驰援。曾国藩奏复暂缓其行，朝廷无可奈何。督抚不和，前嫌未释，至此变本加厉。正当吴文镕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之时，崇纶疏劾其“闭门株守”。朝廷不察前方实情，不明真相，一味求战心切，下诏令吴文镕收复黄州，由崇纶专负守城之责。十二月二十六日（1854年1月24日），胡以晃指挥大军攻庐州城，由于月余不克，而破城之志愈坚。因掘地道破城屡次失败，发明新法，连掘地道数处，且分上下层。当夜，大雾迷漫，地雷爆发，轰塌城墙五六丈。江忠源督勇抢堵完固，刚回帐少息，下层地雷又炸响，城墙崩塌十余丈。此时，乡勇突然将城上灯火一齐熄灭，缒城而下，与太平军联合，城头秩序大乱，太平军乘势登城。江忠源率军与太平军巷战。知府胡元炜以城迎降。江忠源以剑自刎不成，随即投水而死。同时死其事者有布政使刘裕珍、已革布政使李本仁、候补知府陈源兖、同知邹汉勋、胡子雝、副将松安、滇军鹤丽镇都司戴文兰、马艮勋、游击李先庆、合肥知县张文彬等。事后，皆得朝廷恤典，而江忠源则追赠总督，谥号“忠烈”。救援不力的陕甘总督舒兴阿受革职处分，以和春兼统其军。

咸丰四年正月初一日（1854年2月29日），吴文镕率军进驻黄州以北二十里的堵城。当时天降大雪，军士冻饿，后方又不速发军饷，军心动摇，缺乏斗志。初十日（2月7日），按太平天国天历正值新年期间，太平军大张灯火，连日庆祝。吴文镕以为其无备，有机可乘，亲督兵勇进攻，先小胜。太平军用计，派队绕到清军大营后面设伏兵包围之，然后两面夹击。十五日（2月12日），黄州城内太平军全部出城猛扑清军。同时，伏兵齐起，焚烧清营。兵勇骤然前后受敌，不战而溃。吴文镕死于太平军之中。总兵德亮、知府蔡润深等同时阵亡。唐树义急率水勇炮船退驻金口。贵州提督布克慎侥幸突围，逃往黄陂。十九日（2月16日），西征军乘胜水陆师并进，第三次攻克汉口、汉阳。巡抚崇纶在武昌闭门坚守。此时攻鄂西征军分为两支：留少数部队于鄂北，而以大部分兵力渡江南进，攻取湖南。先由林绍璋率军南下，石贞祥随后率军增援。二十三日（2月20日），石贞祥、韦俊、曾天养等率军追击唐树义炮船，占领金口，唐树义座船被击沉，坠水而死。湖北水师全军覆没。事后，胡林翼率贵州赴援之勇至金口，无所依归，应骆秉章、曾国藩之召回湖南，后隶属于湘军。二月初一日（2月27日），林绍璋率军水陆并进，占领岳州。随后由洞庭湖向南急进，连克湘阴、靖港，距省会长沙仅数十里，长沙震动。此时，曾国藩已率湘军抵长沙，闻警与骆秉章急谋抵御，调兵遣将。十二日（3月10日），朝廷闻吴文镕兵败身亡，诏令荆州将军台涌为湖广总督，令官文继任荆州将军。十三日（3月11日），太平军攻占宁乡。湘军训导储玫躬率军来攻，全军覆没。石贞祥、林绍璋因湘军全部出动，难以偏师对抗，决计撤退。二十五日（3月23日），以巡抚崇纶丁母忧去职，诏令学政青麐接任。此时青麐困守武昌，而新任总督台涌驻德安，将军官文守荆州，各拥有相当兵力，足以牵制南进的太平军。三月（4月），翼王石达开奉召回京，由顶天侯秦日纲前往安庆暂代主帅职。三月初二日（3月30日），曾国藩率水陆师乘胜占领岳州。陆师各营仍继续追击，想乘势进援武昌。石贞祥、林绍璋等猝遇大敌，退出岳州后，调动后援部队，大举反攻。初八日（4月5日），太平军乘胜进攻岳州，湘军大部退走，唯王鑫留城中。初十日（4月7日），太平军攻城急，王鑫部伤亡大半，王鑫缒城逃走身免。石贞祥、林绍璋乘胜锐进。二十五日（4月22日），太平军大败湘军水陆师，占据靖港。由石贞祥率军在此扼守，林绍璋率军从陆路疾趋湘潭，意在南北两面钳制长沙。二十七日（4月26日），太平军攻克湘潭。林绍璋在城外筑垒自固，并在上游阻止敌人援军。此时湘潭与靖港成掎角之势。长沙被困，陷于危境，曾国藩急调援军夺回湘潭。二十九日（4月26日），林绍璋出城迎敌。湘军塔齐布等力战大破之。四月初（5月初），翼王石达开回皖复职，秦日纲回京，晋爵燕王。同时，胡以晃也晋爵豫王，仍守庐州。四月初一日（4月27日），湘军水陆师并进，大举进攻湘潭。塔齐布身先士卒驰马陷阵，湘军随之冲锋。太平军与清军作战多年，从未遇有敌人主动前来短兵相接肉搏死战者，纷纷溃退，被湘军追杀。初二日（4月28日），曾国藩率湘军陆水师攻靖港，炮船直逼敌营，太平军开炮轰击。当时风大浪急，湘军水师船不能退，令勇夫以缆引船缓行。太平军派小队斩牵缆勇夫，湘军水师大乱。太平军又以小划船顺风围逼，大败湘军水师。岸上湘军陆师至，太平军奋力抵御，湘军大溃。曾国藩执剑督阵，令旗上写着“过旗者斩”，无济于事，勇丁绕从旗旁奔逃，湘军水陆师大败。曾国藩沮丧羞愤之下，在靖港对面铜官渚投水自尽，被随员奋力救起。初三日（4月29日），湘军陆师在湘潭再次大败林绍璋军。初五（6月1日），林绍璋因屡战屡败，率残兵败将弃湘潭而走，王鑫率部追击。此役太平军阵亡、逃散者达两万人，是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受到的首次大创。林绍璋因此被革职，久未起用。六月初二日（6月26日），西征军第二次攻克武昌。布政使岳兴阿、按察使曹懋坚、粮道李卿谷、已革盐道刘若珪、知府延志等毙命。巡抚青麐与都统魁玉、已革总兵杨昌泗及前巡抚崇纶等绕道长沙赴荆州。事后，朝廷以弃城越境罪将青麐在荆州正法。总督台涌以拥兵不救罪革职，以杨霈代之。西征军以陈玉成先登城立首功，由十八指挥擢升为右十三检点。七月初一日（7月25日），湘军连战连捷，攻取岳阳。十八日（8月11日），西征军大将曾天养在岳州战役中阵亡。闰七月（8月），琦善卒于军中，朝廷以江宁将军托明阿代之。太平军趁托明阿尚未赴任之机，向江北大营发动进攻。提督陈金绶督军力战，江北大营得以保全。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曾国藩督率湘军水陆师收复武昌，俘虏西征军将军陈金贵、总制丁履之等二十余人。与此同时，荆州将军魅玉及杨昌泗等收复汉阳。朝廷接到捷报，立赏曾国藩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十一日下旬（1855年1月中旬），曾国藩率湘军东下江西，进围九江。翼王石达开率军西援，由安庆到湖口督师，严密布防。十二月十二日（1月29日），石达开设计将湘军轻舟引入鄱阳湖内，然后将湖口筑垒卡住，分湘军水师为内湖、外江两部分，乘夜派轻舟焚其江面大船。二十五日（2月11日），石达开与胡以晃定计，夜半时分以轻舟入江，突袭湘军水师，焚其战船百余艘，并俘获曾国藩的座船。曾国藩先已改乘小船逃往罗泽南营，幸免于难。西征军水师于九江大获全胜。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1855年4月3日），燕王秦日纲与国宗韦俊等攻克武昌。这是西征军第三次攻克武昌。七月十八日（8月30日），塔齐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忧愤成疾。此日率军攻城，突然病死。塔齐布为湘军第一骁将，他的死对曾国藩是一重大打击。二十三日（9月4日），湘军李元度陆师与萧捷三水师会攻湖口。西征军黄文金、胡鼎文等极力抵御。此役萧捷三中炮而亡，湘军又受到重大损失。

咸丰六年二月（1856年3月），杨秀清派地官副丞相李秀成，与冬官正丞相陈玉成、春官正丞相徐镇兴等援镇江，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及江南大营张国梁军。于是，由金山夜渡瓜州，破土桥，清军弃营垒一百二十余座，逃往扬州。三月初一日（4月5日），太平军再次攻克扬州。朝廷诏革托明阿职，以都统德兴阿代之。不久，德兴阿也败走，江北大营溃军辖于江南大营。太平军运粮回镇江，欲由六合、浦口返天京。张国梁得知，急回军扼守六合。李秀成仍由金山渡江，攻高资。吉尔杭阿中炮阵亡，全军尽溃。向荣闻知，派张国梁驰援，已无可挽回。杨秀清乘势悉调附近太平军回天京。他密派吴如孝由镇江掩向荣军之背，又命溧水金柱等横截旁山，自率太平军劲旅出通济门直扑江南大营，先夺七甕桥。向荣督率江南大营全部人马迎敌，并力截杀。杨秀清佯败，向荣、张国梁轻敌中计，追至天京城下，远离大营。吴如孝率军突至江南大营，趁虚纵火焚之。前敌清军望见大营起火，知退无所据，大溃。太平军四面夹击，张国梁护卫向荣突出重围，收集溃军，由淳化镇逃往丹阳。江南大营瓦解。太平军由句容逼丹阳，向荣忧愤成疾。三月初八日（4月12日），罗泽南在攻打武昌时因受重伤卒于军中。湖北巡抚胡林翼以记名道员安庆知府李续宾接统其军。七月（8月），向荣死于军中。朝廷以江南提督和春为钦差大臣代之。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战，太平军西征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不仅夺取了安庆、九江、武昌三大军事据点，以屏障天京，而且控制了湖北东部以及江西、安徽的大部分地区，暂时稳定了天京上游的局势。同时，乘西征胜利之威势，一举打垮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解除了其对天京的威胁。

二、太平天国的制度与政策

（一）《天朝田亩制度》

咸丰三年十一月（1853年12月），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个以土地问题为中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内容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土地问题，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把土地按亩产量高低分为三级九等，好坏互相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十六岁以上分得一份土地，十五岁以下减半。由于各地人口多寡不同，有丰年荒年，又规定“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

《天朝田亩制度》还对农副业生产与分配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生产与分配由农村基层组织“两”（每二十五家为一“两”，由两司马主持，参见后面“政权与官制”目）来管理。分得土地的农民都要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并规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对于手工业生产，规定“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

关于分配问题，规定每“两”生产的农副业产品，“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遇有婚丧等事，由“两”的“国库”按规定开支，通天下皆一式。鳏寡孤独、残疾者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由“国库”供养。太平天国领导人主观地认为，通过这样的方案就可以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55)

《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的方案，是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获得土地，摆脱受压迫受剥削地位的强烈愿望。但是，它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达到人人平等，这是农民绝对平均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这样的方案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恰恰相反，它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水平上，维持简单再生产，把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因此，它又具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

由于太平国所描绘的平分土地和社会经济生活的蓝图，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咸丰四年八月（1854年9月），太平天国就施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56)，以解决粮食紧张的情况和财政开支的急需。这表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并允许地主收租。

（二）政权与官制

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是天王。天王之下设王、侯两等爵位(57)；设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十二级职官。后期官制有所增减和变化。爵位与职官不分文武，军政兼管。

太平天国的政权机关，分中央、省、郡、县四级。在中央，由于东王在天王之下、诸王之上，他又握有军政实权，东王府实际上成为中央政权的国务管理机关，其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则成为分管各部的主管官员。省、郡、县为地方政权。省级官员大都由王、侯兼任。郡设总制，县设监军。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称“朝内官”。总制与监军称“守土官”。

县以下为基层单位，按照军事编制，设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各级“乡官”。与乡官制度相辅而行的是乡兵制度。在军帅的辖区内，每家出一人为伍卒，组成一军，“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58)。各级乡官一般由当地人民选举，或由上级委派。这是一种军政合一、兵农合一的制度。

（三）军事制度

太平天国的兵制仿《周礼》，军帅下辖五师帅，师帅下辖五旅帅，旅帅下辖五卒长，卒长下辖四两司马，两司马下辖五伍长，伍长下辖四圣兵。每军共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太平天国定制，平时辖军，由军帅独任，至出师，乃以监军统率。其丞相、检点、指挥奉命出征，以钦差大臣的名义，统辖数军，总制以下均听指挥调度。

太平军的兵种，有陆营、水营、土营、马队四种，而陆营为最主要兵种。

太平天国还有女军与童子兵。女军与男军编制不同，不设师帅旅帅。军帅下辖二十五卒长，卒长下辖四两司马，两司马下辖二十五女兵。一军共有女兵二千五百人。太平军的童子兵（无女兵）不设单独编制，而是编归男营里面。

（四）太平天国的刑制

太平天国在原有军律的基础上，形成太平天国刑律，兼治军、民。现存太平天国刑律六十二条。处刑有枷杖与死刑两种。枷轻重无定式，杖责自五板加至二千板止。死刑有点天灯、五马分尸、斩首示众。后来又有桩沙、剥皮等刑。点天灯者为反叛通敌、典官藏匿盗卖、老兄弟犯奸淫等；五马分尸者为反叛罪；斩刑多款，如无故杀人、焚烧房屋、掳掠财物，以及赌博、口角、打架、饮酒、吸鸦片、吃黄烟、私藏金银器物、口出怨言等，都处以斩刑。

（五）城市管理与工商政策

1. 社会生活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根据军队中分男营、女营的原则，将居民按性别编入男馆、女馆，取消家庭生活，夫妻不得同居，违者治罪。男子除参加军队外，都要参加生产或在政府机关中服役。妇女大致与男子相同。老弱病残被编入牌尾馆，从事打扫街道等力所能及的劳动。由于这种做法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实际，遭到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不久被迫取消。

2. 圣库制度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把在军队中建立和实行的圣库制度推广到民间。当时在天京水西门灯笼巷内设总管全国的“天朝圣库”，设总圣库四员专司其事，分正、副、又正、又副，职同检点；协理二员，职同将军。每礼拜日，各官开单赴各典官衙门领礼拜钱、粮米、油、盐及祭上帝物品。官员每人每七日给钱一百文，士兵五十文。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给米二百斤，油、盐各七斤。太平天国后期，圣库制度逐渐破坏。圣库制度在军队中实行，对于维持纪律保障战斗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推广到民间，则是难以持久的。

3. 诸匠营与百工衙

太平天国实行诸匠营与百工衙制度，即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废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以手工业国营的形式，代替手工业工人个体生产。由国家集中各种工人，按技术分别设立营或衙。诸匠营与百工衙在组织上有些区别。诸匠营因人数较多，为便于管理，按照军队编制。而百工衙所属人数多寡不一，因此其组织不尽按军队编制。在职掌上，二者也有些不同。诸匠营专营制造，而百工衙属典官衙门，凡所典之事，均兼司收发。

诸匠营可考的有七种：土营，辖泥水匠，担任建筑工作；木营，辖木匠，也担任建筑工作，并制造家具；金匠营，辖金银匠，担任制造金银器皿工作；织营，辖织机工，担任织绸缎工作；金靴营，辖靴鞋匠，担任制造靴鞋工作；绣锦营，辖绣匠与画工，担任刺绣与画壁画、彩画、画旗、画伞、画轿衣等绘画工作；镌刻营，辖刻字匠，担任镌刻诏旨、书籍、印玺等工作。

百工衙种类繁多，包括了当时百工技艺的手工业。现将已考出的二十四种，按其性质分为九类：（1）军事工业。有典炮衙，主制造枪炮；铜炮衙，主制造铜炮；铅码衙，主铸造大小铅弹；典硝衙，主煎熬硝磺；红粉衙，主制造火药；典铁衙，主制造兵器铁器；战船衙，主制造战船；弓箭衙，主制造弓箭；旗帜衙，主制造旗帜。（2）食品工业。有油盐衙，主掌油盐；舂人衙，主舂碾粮食；宰夫衙，主宰割牲畜；豆腐衙，主制造豆腐；酱人衙，主制造酱、作料、小菜等；醯人衙，主制造醋；茶心衙，主制造糖、面、糕饼、茶食；天茶衙，主制造茶叶。（3）服用工业。有典织衙，主织造丝妆缎；染匠衙，主染布帛；缝衣衙，主缝衣服，各王袍服，也由该衙缝纫，所以又称典袍衙；国帽衙，主制造冠帽；金靴衙，主制造靴鞋；梳篦衙，主制造梳篦。（4）日用工业。有铜匠衙，主制造铜器；锡匠衙，主制造锡器；典竹衙，主制造竹器；典石衙，主制造石器；洋遮衙，主制造洋伞；灯笼衙，主制造灯笼；钟表衙，主修理钟表；风琴衙，主修理八音盒。（5）建筑工业。有典木衙，主建造房屋；油漆衙，主油漆房屋、家具等。（6）印玺货币器饰工业。有典金衙，主铸印并熔金银为器皿；铸钱衙，主铸钱；玉器衔，主雕琢玉器。（7）交通工业。有整舆衙，主制造舆轿；金龙船衙，主制造船只。（8）印刷工业。有镌刻衙，主刻书籍及官印木戳；刷书衙，主刷印书籍及告示。（9）美术工业。有绣锦衙，主刺绣和画壁画、彩画、画旗、画伞、画轿衣等绘画工作；结彩衙，主张灯结彩事。

4. 商业政策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曾一度废除商业，理由是“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从此物资逐渐匮乏。

咸丰四年（1854），太平天国设立官营性质的商店。愿意开业者，禀呈佐天侯陈承镕，给照（商凭）赴圣库领本，货利均有限制。有杂货、玉玩、绸缎、布匹、米、油、茶点、海味等各店，称天朝某店，不准私卖。

咸丰五年（1855），太平天国允许天京居民恢复家庭生活的同时，承认私营工商业。在城外开辟特定的商业区，叫做买卖街，允许城内军民到此自由买卖。对商人减轻税收。在太平天国统治的其他地区亦然。这样，在太平天国占领区出现了百货流通、商人云集的景象。

（六）科举制度

太平天国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改革。最初无统一制度，在天京除天试外，还有东试、北试、翼试等。后来形成一套新的、完整的制度。太平天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县试、郡试、省试、天试。乡试即由乡官主持的考试，与清朝以省级考试为乡试名同实异，每年二月举行。县试由监军主持，每年三月举行。郡试由总制主持，每年四月举行，提学由天京于每年遣放（类似于清朝学政），每省二员，到省以后，候各郡总制考试完毕时，视路途远近，分赴各郡，将郡试录送的考生召集考试，五月初五日考文士子一场，五月十五日考武士子一场。省试（类似于清朝各省的乡试）继乡试、县试、郡试及提学官的考试之后举行，最初每年都有考试，后改为三年考试一次，每值科年，由天京遣放正副提考各一员（类似于清朝的正副主考官），文场于七月初七日考头场，初九日复试，由提考出题；武试于七月十七日考头场，十九日复试，由提考校阅。天试是最高一级考试（类似于清朝的会试、殿试），初定于天王生日为考期，不久改为幼主生日，以后改为三年一科，成为定制，逢科年九月初九日考文士子首场，九月十二日次场，九月十三日复试；九月十九日考武士子首场，九月二十二日次场，九月二十三日复试；正副讲武官随正副总阅襄理，所有文武甲乙均由正总裁评定，取定后分为一甲、二甲、三甲。

太平天国的天试将清朝的会试、殿试、朝考的考法合而为一。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定有种种规章，对清代制度有承袭，有改革。太平天国科举制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限资格，不分男女。凡太平天国人民，自愿参加考试的，均可应试。应试时场规极为严格。

太平天国考试题目出处，多取于《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天命真圣诏旨》《天条书》《三字经》等。

太平天国的科举名目，最初用清代的名称，后以名实不符，遂一律改用“士”字为士阶。乡试录取的文学称为信士，武学称为艺士。县试录取的文学称为秀士，武学称为英士。郡试录取的文学称为贤士，武学称为能士。提学录取的文士子称为俊士，武学子称为毅士，于申、酉两年拔取的文士子称杰士。省试录取的文士子称为约士，武士子称为猛士。天试中式元甲前三名，仍旧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第一名称为传胪，三甲第一名称为会元，文武均同。二甲第一名以下，文称为国士，武称为威士，三甲第一名以下，文称为达士，武称为壮士。

（七）妇女政策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妇女同男子一样分得土地；又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买卖婚姻。太平天国还禁止娼妓、缠足、买卖奴婢等，并建立女军，设立女官，妇女还参加科举考试和各项生产劳动。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妇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

但是，洪秀全、杨秀清等仍沿袭历代封建帝王的妃嫔制度，役使大批宫女。洪秀全还宣扬“妻道在三从，勿违尔夫主”之类的封建伦理纲常。(59)

（八）对外政策

在对外关系上，太平天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外国侵略者先后在“中立”的幌子下到天京刺探情况。咸丰三年三月（1853年4月），英国公使文翰从上海来到天京，把《南京条约》的中文本交给太平天国，要其承认条约中所规定的特权，并进行战争恫吓。太平天国领导者没有丝毫软弱的表示，当场予以拒绝，并加以痛斥。咸丰三年十一月（1853年12月）和咸丰四年四月（1854年5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麦莲分别来到天京，也向太平天国提出承认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太平天国领导者都断然加以拒绝。

咸丰四年五月（1854年6月），英国新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包令派翻译官麦都司等来到天京，提出一些挑衅性问题。太平天国以东王杨秀清的名义发布《诰谕》，庄严声明“万国皆通商”，“害人之物（鸦片）为禁”，“凡事秉乎至公，视天下一家”(60)。这实际上是太平天国的外交政策声明，维护了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

但是，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太平天国对外国资本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因为宗教形式相同而错误地把侵略者当成“洋兄弟”，并表示允许外国侵略者“自由出入”和“货税不征”。(61)

三、各地各族人民响应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的胜利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斗争的烈火燃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当时响应太平天国的主要有江南天地会系统的起义、北方捻军起义与西南地区各族人民起义这三大势力。

（一）天地会及其支派起义

咸丰二年（1852），广西南宁天地会首领胡有禄、朱洪英率众起义。咸丰四年八月（1854年10月）攻克灌阳，建号“升平天国”，胡有禄称定南王，朱洪英称镇南王。十一月（1855年初），应太平天国邀请前往天京会合，途经湖南时遭到清军狙击。胡有禄受伤被俘牺牲。朱洪英率众退回广西坚持战斗。

咸丰四年五月（1854年6月），广东东莞天地会首领何禄等聚众起义。六月（7月），陈开在南海县佛山镇率众起义。李文茂、陈显良等广东各地天地会纷纷响应，很快发展到十几万人。陈开等率众围攻广州，但英、法、美等外国侵略者运送武器、军火接济清军。在清军的反攻下，起义军被迫于十一月（1855年1月）撤围。咸丰五年二月（1855年4月），陈开、李文茂等部起义军进入广西。七月（8月），攻占浔州府，改为秀州，建立“大成国”，其势力波及广西大部与广东、贵州部分地区。

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福建小刀会首领黄威等率众在海澄起义，连克漳州、同安、漳浦等地。清军加紧增援，向起义军反攻。年底（1854年1月底），起义军被迫退到海上，不久失败。

咸丰三年八月（1853年9月），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率众起义，杀死县官，占领上海县城，建号“大明太平天国”。刘丽川自称招讨大元帅，上表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并派人从水陆两路赴天京联络，中途均被清军俘获。起义军连克青浦、川沙、南汇、嘉定、宝山等州县，但在中外军队围攻下，处境艰难。咸丰五年正月（1855年2月），起义军粮食断绝，被迫弃城突围。刘丽川壮烈牺牲，一部分起义军参加了太平军。

（二）北方捻军起义

咸丰二年，安徽亳州著名捻党首领张洛行、龚得树等聚众起义。咸丰三年，太平军北伐，有力地推动了捻军的发展。咸丰五年七月（1855年8月），各路捻军首领大会于安徽蒙城雉河集（今涡阳县城），公推张洛行为盟主，建号“大汉”，下分黄、白、红、黑、蓝五色旗。咸丰六年（1856），捻军在雉河集大败清军，声威大振。从此，捻军成为山东、河南、安徽一带抗清的主力。咸丰七年（1857），捻军改用太平军的旗帜，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咸丰十年十一月（1860年12月），洪秀全封张洛行为沃王。同治二年（1863），僧格林沁率重兵攻陷雉河集，张洛行被叛徒出卖而英勇就义，余部继续坚持斗争。

（三）西南各族人民起义

咸丰五年，张秀眉在贵州台拱（今台江）率苗民起义，队伍发展很快。咸丰八年（1858），起义军发展到数十万人，控制数十县，建立了以台拱、凯里为中心的根据地，成为黔东南反清斗争的中心。与此同时，以汉族为主体的白莲教支派灯花教与斋教在黔东北发动起义，分别称为“号军”和“教军”。苗民起义军与号军、教军成掎角之势，互相呼应，清军困守在贵阳。

咸丰六年，由于云南官吏大肆屠杀回民，激起云南回民纷纷起义，不久便会合成两支：一支以马复初、马云龙为首，活动于滇东南地区；一支以杜文秀为首，活动于滇西地区。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军在大理建立“平南国”，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改正朔，易衣冠”(62)，并采取正确政治与经济政策，队伍发展很快，控制了云南大部分州县。

咸丰六年四月（1856年5月），云南哀牢山彝民李文学在天生营（今弥渡县）率众起义，各族人民纷纷参加。李文学被推为“彝家兵马大元帅”，建立政权，发布檄文揭露清朝官吏与地主的罪恶。起义军纪律严明，耕战结合，并在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第五节
天京内讧与太平天国由盛转衰

一、天京内讧与太平天国形势急转直下

（一）天京内讧

1. 天京内讧的历史必然性

农民阶级不能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的社会制度。在太平天国占领区域内，封建生产关系依旧保留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权，必然带有封建性。太平天国建立了一套森严的等级制度，甚至从天王到最基层官吏子女的称呼都不相同。天王与诸王乘轿出行，低级官员和士兵如不回避，或不跪在道旁，则定斩不留。天王与诸王、侯都是世袭的。太平天国领导人想借助封建等级制度来维持自己的权威和太平天国的秩序。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人追求享乐生活。各王府壮丽辉煌。天王选取大批民间秀女入宫，实行封建妃嫔制度。天王乘坐六十四人抬大轿，东王乘四十八人抬大轿。东王出行时，仪仗队伍达数千人。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人之间关系疏远，各自结成宗派集团，争权夺利。杨秀清实力最强，他集军、政、教权于一身，居功自傲，独断专横，威风张扬。他上欺天王，下压诸王与有功将士。西征及天京破围战的胜利，使其冲昏头脑，逼封“万岁”，激化矛盾。于是，天京内讧发生。

2. 天京内讧的经过

咸丰六年七月二十二日（1856年8月22日），东王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将天王洪秀全召至东王府，逼其加封“万岁”。洪秀全佯允其请，答应下月庆祝其寿辰时正式封典，以为缓冲之计。接着，洪秀全便分遣使臣，携带其密诏飞召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回天京勤王。当时，翼王石达开返回湖北不久，正在全力支援武昌。北王韦昌辉正在江西瑞州、临江间主持江西军事。燕王秦日纲正督师江苏丹阳、金坛间。由于燕王距天京最近，故率先奉召回京。但以杨党势力雄厚，自知一己之力难与之抗衡，未擅自发难。八月初三日（9月1日），北王韦昌辉自江西率船舶二百余艘，运载精兵数千人，于深夜抵达天京。北王与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夏官正丞相赖汉英等紧急商议，乘其不备举事，并陛见洪秀全，之后，进行周密部署，先派兵扼守全城要害地方，并占据所有通达东王府的街道，随即秘密包围东王府。部署既定，由北王、燕王发难。初四日（9月2日）凌晨，北王、燕王亲率敢死士，径直闯入东王府，杀死东王及府中人员，唯有东王幼子幸存下来。府外围军及其他伏兵得到府内信号，同时发动，在将领们指挥下乱杀东王党羽及其部兵。初五日（9月3日），因韦昌辉、秦日纲及其部下滥杀无辜，天王洪秀全下诏予以惩罚。韦昌辉表面顺从地接下天王诏旨，但与秦日纲策划了一条毒计。初六日（9月4日），韦昌辉、秦日纲被带到天王府前高台上行刑。但在场外，他们早就设计好了圈套。前来观刑的东王部众五千余人，全部被缴械，带到两座大朝房内，遭到围攻、屠杀。此时，全城都在韦昌辉、秦日纲的暴力控制之下，到处搜杀杨党。杨秀清余党不甘坐以待毙，团结起来，拼死抵抗。

中旬（9月中旬），翼王石达开回到天京。先是，石达开接到天王密诏，即由湖北前线鲁家港突然撤退，从水路日夜兼程东下。因仓促就道，未及多带队伍。石达开入城后，知道内讧早已发生及韦昌辉滥杀无辜之事。他先觐见天王洪秀全。洪秀全对韦昌辉、秦日纲等矫诏妄杀大为不满，并委以石达开排难解纷之责。石达开会见韦昌辉、秦日纲等，婉言相劝，希望他们停止这场大规模屠杀。岂料韦昌辉勃然大怒，恶语厉声相加，并怀疑石达开偏袒杨秀清。石达开遭到韦昌辉的疑忌，又无实力与之相较，恐遭毒手，不敢久留。于是，当夜缒城而下，由小南门出走，赶往安徽。韦昌辉果然于深夜率兵围攻翼王府，企图杀掉石达开以除后患。待搜遍全府不见石达开时，知其已经逃走，便迁怒于翼王府上下，杀其男女老幼以泄愤。石达开妻子儿女同时遭难。韦昌辉等恐石达开日后报复，即派秦日纲率一万五千人乘船西上追杀。九月初（10月初），石达开在安徽宁国大营得到噩耗，知道韦昌辉等杀其全府上下，妻子儿女同时遇难。他认为于公于私，此仇不共戴天，誓死必报。于是，飞调皖、赣、鄂三省基本队伍，集中于宁国、芜湖一带，准备回师靖难。其本人则亲赴安庆调度西部战场全军及部署一切。此时秦日纲正统率大军西上，先将天京、芜湖间西梁山的石达开一部解决。正准备西上，得知天京以外，全体太平军皆同情翼王石达开，而石达开此时正率领一支极强大的队伍，准备回师靖难。燕王秦日纲戒惧，立即转移目标，率所部攻击清军，想以此赎罪。

十月十一日（11月8日），石达开由安庆渡江前往宁国府（今宣城），出师讨伐韦昌辉。在发动之前，翼王先行上奏天王报告其回师天京靖难以清君侧之举，并要求将首恶韦昌辉、秦日纲等明正典刑。此时，北王韦昌辉已屠杀东王部众二万余人，独揽军政大权，倒行逆施，专擅横暴，不可一世。更有甚者，派兵包围天王府，试图加害洪秀全。韦昌辉还深恐翼王石达开凭借城外报恩寺古塔作攻城炮垒，下令毁掉。中旬（11月中旬），天王洪秀全见军心皆归附翼王，便发动诛韦之役。此时，附从韦昌辉的军队只是极少数。交战仅两日，韦昌辉即伏诛。秦日纲也被从军中带回正法。此次仅诛杀韦昌辉及其死党二百余人。天王洪秀全将韦昌辉等人的首级由水路送往宁国府交与翼王石达开，并诏令其回京辅政。后来，洪秀全念及杨秀清对太平天国的突出贡献，把杨秀清被杀的一天定为“东王升天节”。而在他下诏诛杀韦昌辉之后，立即宣布将其除名削爵。

（二）石达开出走

咸丰六年十月底（1856年11月底），翼王石达开回京辅政。由于石达开文武双全，又起兵靖难，在太平天国军民中有较高的威望。在满朝文武的保荐下，天王洪秀全加封石达开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命他总理政务。洪秀全经杨韦事件之后，对石达开也深存疑忌，不授以兵事，并封自己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而安、福二王均属平庸之辈，既无功劳，又无才智，对军政事务一窍不通，满朝文武不服，石达开更是不满。义王与安、福二王关系很紧张，洪氏对他有“阴图戕害之意”(63)。于是，石达开被迫于咸丰七年四月（1857年5月）出走，单独行动。他在前往安徽的路上，到处张贴告示，表白自己对太平天国事业一片忠心，由于遭天王疑忌与迫害不得已而远征。石达开得到许多人同情，跟随其行动的太平军部队有十几万人。

对于石达开的出走，天王洪秀全后来也意识到自己的过失，曾于咸丰八年（1858）多次派人请石达开回朝。但石达开未从大局考虑，没有听从。

石达开率军从安庆出发，先是在江西、浙江、福建一带活动，屡战不利。咸丰九年（1859）以后，转战于湖南、广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多次击败清军，对这些地区的反清起义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脱离天京后，毕竟是孤军作战，没有建立根据地，粮食、武器等补给困难，战斗力严重削弱。广大将士对石达开坚持分裂主义逐渐不满。咸丰十一年（1861），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多名将领率所部万里班师回朝，在江西与李秀成所部太平军会合。洪秀全授予这支军队“扶朝天军”称号。

这时，众叛亲离的石达开准备隐居山林，但清政府并不放过他，到处悬赏捉拿。石达开无奈，只得重拉队伍。他率几万人出广西，于同治二年（1863）春从云南、贵州边界进攻四川。四月（5月），进抵紫打地（今安顺场），准备抢渡大渡河直取成都。在这里，他陷入清军的包围，又未与当地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屡次失利，伤亡惨重。部众只剩七千余人，粮食断绝。石达开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写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希望以牺牲自己和停止抵抗来换取清政府对自己部属的宽恕。但这并未能解救其部下。当石达开命令将士放下武器，自己走入清营时，清军发起围攻，将他的余部屠杀净尽。石达开本人也被押往成都凌迟处死。他在刑场神色坦然，毫不畏惧，表现了英雄气概。

（三）严重的后果

天京事变，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公开分裂，给太平天国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那时，朝中无人，军中无将，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事变前，太平天国有东王、北王、翼王、燕王、豫王等核心人物。事变后，天王之下诸王全部丧失，使太平天国顿失栋梁之材。经过火并，东、北、翼诸王府所属中级文武官员也损失殆尽。石达开出走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在安、福二王手中。此二人愚钝不识大体，不谙军政，只会贪赃枉法。不久，在满朝文武的反对下，洪秀全只得削去他们的爵位，封蒙得恩为正掌率，总理朝政。这时朝中已无王爵，按当时的官制，正掌率与王相等。蒙得恩得此高位，并不是由于他有功劳，或才智出众，而是由于他善于逢迎。洪仁发、洪仁达虽退出政务，却在幕后操纵。蒙得恩怕获罪于天王，对其二位兄长曲意顺从，因此引起人们普遍不满。在石达开出走后大约一年多的时间里，太平天国始终未能形成一个领导核心，内部极为涣散，“政事不一，各有一心”(64)。前期那种指挥统一、令出如山的团结战斗的局面一去不复返。

天京事变，使广大群众对太平天国产生了忧虑，对洪秀全所宣传的主张产生了怀疑。经过韦昌辉的大屠杀与石达开率军出走，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军队人数锐减，战斗力也大为减弱。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在军事上严重失利，形势急转直下。在东线，清军在天京事变期间得以喘息。清政府以和春为钦差大臣，张国梁为帮办大臣，重建江南大营；以德兴阿为钦差大臣，重建江北大营。由于东线兵力空虚，至咸丰七年十一月中旬（1857年底），天京东面屏蔽尽失。十一月下旬（1858年初），江南大营已迫近天京近郊，挖掘长壕，修筑高垒，与江北大营相呼应，再度围困天京。在西线，军事形势更加险恶。武昌自石达开于咸丰六年九月（1856年10月）调兵讨伐韦昌辉后，更加势单力孤，而清军却趁机加紧围攻。十一月下旬（12月底），因粮尽援绝，武昌守军被迫撤出。此后，军事形势不断恶化。至咸丰八年四月（1858年5月），天京上游三大据点仅剩安庆一处，且危在旦夕。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二、三河战役

太平天国为了在军事上扭转战局，主动出击。咸丰八年七月（1858年8月），在洪秀全领导下，陈玉成、李秀成召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举行军事会议，决定联合作战，分进合击。

陈玉成（1837—1862），广西藤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父母双亡。金田起义时，14岁的陈玉成随其叔父陈承镕参加了起义军，当童子兵。由于他在战斗中表现突出，很快被任命为童子官。定都天京后，他先后升任职同监军、殿右十三检点、冬官正丞相等职。石达开率军出走后，被封为又正掌率，任前军主将。咸丰九年五月（1859年6月）被封为英王。

李秀成（1823—1864），广西藤县人，出身于雇农家庭。道光二十九年（1849），加入拜上帝会。金田起义后，太平军进军永安途经其家乡时，他全家加入太平军。定都天京后，相继任左四军帅、后四监军、二十指挥、地官副丞相、正丞相等职。石达开率部出走后，被封为副掌率、后军主将。咸丰九年十一月（1859年12月）被封为忠王。

枞阳会议后，陈玉成与李秀成在滁州乌衣镇会师，大败江北大营德兴阿军与钦差大臣胜保的马队，歼敌四千余人。接着，又击败江南大营的援军，乘胜进军浦口。浦口战役歼灭清军万余人，江北大营被踏平。继而，陈玉成、李秀成大军分头攻占江浦、天长、六合、扬州等地，肃清了残敌，恢复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解除了天京北面的威胁。天王下令在浦口、江浦、六合一带设天浦省，派重兵把守。

正当太平军在东线取得胜利的时候，西线形势更加恶化。湘军悍将李续宾攻陷九江之后，进兵安徽，于咸丰八年九月（1858年10月）率湘军主力攻克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安庆外围据点，逼近庐州咽喉三河镇。三河镇不仅是战略要地，而且是太平军贮存粮食、军火的重要据点。十月初（11月上旬），陈玉成奉命从六合、江浦西援，经巢湖、庐江直插白石山与金牛岭，包抄三河镇后路。命庐州守将吴如孝会合捻军南下，切断李续宾湘军与舒城清军的联系。此时，李秀成也奉命赶来支援。十月初九日（11月14日），陈玉成发起进攻，直逼李续宾大营。翌日，李续宾率湘军反攻，陈玉成诱敌进入包围圈，正值大雾，李续宾所部湘军只听见人马声，不知太平军去向，太平军乘胜围歼敌人。经过激战，太平军摧毁敌人全部营垒，击毙曾国藩之弟曾国华等文武官员四百余人及敌军数千人，李续宾自杀身亡。这给曾国藩的湘军以沉重打击，他不得不承认：“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尽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65)

三河大捷后，陈玉成与李秀成率军乘胜追击，再克舒城、桐城、潜山、太湖，围攻安庆之敌不战而逃，皖北肃清。咸丰九年二月（1859年3月），陈玉成军在庐州城外擒斩署安徽巡抚李孟群。在皖南，李世贤在宁国一带大破清军，扭转了不利局面。在江西，杨辅清于咸丰八年十一月（1858年12月）攻占景德镇，并屡败湘军张运兰部，牵制了曾国藩的湘军。至此，暂时稳定了天京上游的局势。

三、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正当太平天国在军事上有了转机的时候，洪仁玕来到天京。他在金田起义后曾去广西，没有赶上起义队伍，折回广东。因受清政府通缉，遂于咸丰二年（1852）避居香港，结识了瑞典传教士韩山文，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留居香港期间，他学习天文、历法，研究西方政治、经济与社会政策，较多地接触了西方文化，并耳闻目睹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的消息传到香港，洪仁玕得知后异常激动。咸丰四年（1854）春，他到达上海，准备前往天京。因清军水陆两路严密封锁，没有成功，返回香港。咸丰八年（1858），他再次离港，几经辗转，于咸丰九年三月下旬（1859年4月下旬）到达天京。天王洪秀全欣喜异常，加以重用。四月（5月），天王封洪仁玕为干王，任命其为开朝精忠军师，总理朝政。

洪仁玕执政后不久，根据自己的学识和对太平天国占领区域情况的了解，提出了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建议——《资政新篇》。

在政治方面，他提出“禁朋党之弊”，主张“权归于一”；设立“士民公会”，推行地方自治；澄清吏治，禁私门请谒，防止卖官鬻爵。

在经济方面，他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交通事业，包括兴建铁路、公路，疏浚河道、行驶轮船，兴办邮政等；发展金融事业，包括兴办银行、发行纸币、推广保险等；奖励民间投资开矿；奖励民间制造火车、轮船及其他机器，有发明创造者，给予专利权。

在文化思想、风俗习惯方面，他主张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如办学校、办报纸、办医院等；奖励慈善事业，办社会福利团体和慈善团体，如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育婴堂等；革除各种坏风习，如溺婴、吸鸦片、缠足、游手好闲等；反对“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学风，主张“文以纪实”，“言贵从心”。

在外交方面，主张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不允许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不准诽谤太平天国的“国法”。

另外，他还主张改革刑罚制度，其中包括宽待轻犯，处理重犯要先公布其罪状和处决日期等。

《资政新篇》经洪秀全批阅后旨准颁行。它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但由于缺乏实行的客观条件，未能付诸实施。

四、开辟江浙

洪仁玕受命担负重任后，面临的军事形势仍很严重。江南大营依然围困着天京，长江下游也被清军船只封锁。洪仁玕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以解天京之围。咸丰十年二月（1860年3月），李秀成出奇兵攻占杭州，迫使江南大营往援，然后迅速回师天京。三月中旬（5月初），李秀成、陈玉成等分路进攻，在天京守军的配合下，一举捣毁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梁率残部逃往镇江。李秀成等军乘胜追击，连克丹阳、常州、无锡，清军节节败退。张国樑在丹阳落水而死，和春在浒墅关自杀。四月（6月），太平军又相继攻克苏州、嘉兴、太仓、嘉定、常熟、青浦、松江等地，开辟了苏南根据地，建立了以苏州为中心的苏福省。

与此同时，陈玉成率另一支大军由宜兴进入浙江，连克於潜、临安、余杭、富阳，逼近杭州。咸丰十一年五月（1861年6月），李世贤又率军进入浙江，接连攻下常山、遂安、金华、处州、严州等地。十一月（12月），黄呈忠、范汝增等占领浙东重要商埠宁波与省城杭州。至此，浙江大部分地区为太平军所控制。

江浙根据地的开辟，虽然使太平军在军事上有了回旋余地，并为太平天国后期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从战略角度讲，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因为这不足以弥补太平天国在上游和天京的致命损失。

当太平军东征攻克苏州，乘胜直指上海的时候，却遭到了外国侵略军的粗暴干涉与破坏。

五、救援安庆与陈玉成败亡

当太平军扫平江南大营，东下苏常时，清廷大为震惊，把两江总督何桂清革职查办，不久处以死刑。接着，为曾国藩加官晋爵，并授以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全权。清政府再三命曾国藩率军东援，而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从战略上考虑，坚持先攻安庆、后图下游。他部署湘军分三路包围安庆，天京上游告急。

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9月），太平天国决定第二次西征，会攻武汉以解安庆之围。陈玉成、李秀成两支大军分路西上，期于咸丰十一年三月（1861年4月）会师武汉。

陈玉成率领的北路军一路奋战，由霍山进入湖北，于咸丰十一年二月（1861年3月）攻下黄州（今黄冈），逼近武汉。此时，英国参赞巴夏礼由汉口赶到黄州恐吓陈玉成，设法阻止太平军进攻武汉。实际上当时武汉守备空虚，陈玉成由于尚未弄清情况，且会师期限已到，而李秀成的南路军仍无消息。于是，陈玉成留部将守黄州，自己率主力于三月中旬（4月下旬）回师皖北，谋解安庆之围。

李秀成留恋江浙，对第二次西征计划消极对抗。在洪秀全颁布“严诏”后才于咸丰十年九月中旬（1860年10月下旬）进兵皖南。而他在由江西至湖北的路上，多处招收队伍，以致到达武汉前沿兴国时，已贻误会师日期两个月。这时，李秀成所部已发展到五十万人，如果与黄州守军赖文光等配合，必可攻下武汉。但他不顾战略全局，并在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的阻挠与恐吓下，撤兵东返江浙，断送了上游取胜的战机。安庆从此孤立难守。

陈玉成由鄂北挥师回皖北，立即投入保卫安庆的战斗。安庆保卫战极其艰难，此时湘军已围困安庆达一年之久。曾国荃深沟高垒，步步为营，掘了三道长壕，在安庆外围据点，也进行了严密封锁。咸丰十一年三月中旬（1861年4月下旬），陈玉成率军进至集贤关，逼攻围城湘军；洪仁玕、林绍璋也自天京率军赶来支援，开始了一场苦战。四月（5月），经过几次恶战，太平军未能得手。至四月下旬（6月初），太平军集贤关、赤冈岭等处营垒又被湘军攻破，处境更加不利。七月（8月）间，陈玉成指挥援军分路扑向安庆，经过十几天鏖战，攻克集贤关，接着又打进敌人第一道战壕。城内守军接应，猛攻十多次未果，不能会合。此时城内粮食早已断绝。八月初一日（9月5日），清军攻破安庆城，太平军守军一万六千余人，全部壮烈牺牲。安庆失守后，太平天国处于危殆局面。

陈玉成与洪仁玕遭到革职处分。陈玉成退守庐州，仍积极整饬军备，积蓄力量，准备向北发展。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1862年初），他派部将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率军三万余人与捻军配合进攻河南，自己统率一军随后策应。正当陈玉成进行新的部署的时候，清军包围了庐州，围攻与反围攻的战斗持续了三个月。陈玉成在外援无望、城内乏粮的情况下，突围北走寿州，不幸被团练首领苗沛霖诱捕，解送胜保大营。胜保妄图诱降，陈玉成大义凛然，厉声喝道：“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66)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1862年6月4日），陈玉成在河南延津被杀害，年仅二十六岁。陈玉成的牺牲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大损失。

(1)　《清史稿》第385卷，第11673—11674页。

(2)　《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第1卷，第68页。

(3)　同上书，第74页。

(4)　同上书，第74—75页。

(5)　同上书，第76页。

(6)　同上书，第77—78页。

(7)　《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第1卷，第81—83页。

(8)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9)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上册，第351页。

(10)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上册，第351页。

(11)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上册，第371页。

(12)　同上书，第1037—1039页。

(13)　林熙春：《国朝掌故辑要》。

(14)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1卷，第2卷。

(15)　缪荃孙：《碑传续集》第4卷。

(16)　《清史稿》第385卷，第11676页。

(17)　同上书，第11678页。

(18)　同上书，第11684页。

(19)　《清史稿》第385卷，第11674页。

(20)　《清史稿》第20卷，第714页。

(21)　《清史列传》第41卷，第3204页。

(22)　《清史稿》第386卷，第11686页。

(23)　《清史稿》第386卷，第11687页。

(24)　同上书，第11686页。

(25)　徐立亭：《咸丰同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49页。

(26)　薛福成：《庸盦笔记》第1卷，第15页。

(27)　《清史稿》第40卷，第3178页。

(28)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9卷，第2223页。

(29)　《清史列传》第40卷，第3178页。

(30)　⑦　同上书，第3180页。

(31)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6卷，第94—96页。

(32)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6卷，第94—96页。

(33)　《清史稿》第20卷，第723页。

(34)　徐立亭：《咸丰同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57页。

(35)　《清史稿》第422卷，第12173页。

(36)　《清史稿》第422卷，第12173页。

(37)　徐立亭：《咸丰同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58页。

(38)　《中兴将帅别传》第1卷，岳麓书社，1989年，第2页。

(39)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6页。

(40)　同上书，第29—31页。

(41)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台北文海出版社，第38页。

(42)　《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第15卷，第220页。

(43)　同上书，第221页。

(44)　《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第17卷，第244页。

(45)　同上书，第15卷，第222—223页；第18卷，第259页。

(46)　同上书，第17卷，第240页；第20卷，第291页。

(47)　和傩，方言，和睦之意。

(48)　《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第24卷，第347页。

(49)　同上书，第25卷，第360页。

(50)　《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第50卷，第669、670页。

(51)　《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第65卷，第854页；第67卷，第875页。

(52)　《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第76卷，第986—987页。

(53)　《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第83卷，第45页；第84卷，第82页。

(54)　太岳山以南、黄河以北地区。

(55)　《太平天国》第1册，第321—322页。

(56)　《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303—2304页。

(57)　后期设王、义、安、福、燕、豫、侯七等爵位。

(58)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1册，第321页。

(59)　《幼学诗》，《太平天国》第1册，第233页。

(60)　《一八五四年六月太平天国东王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责问英人五十条诰谕》，《文史》第1辑，1962年。

(61)　《英国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太平天国》第6册，第901、911页。

(62)　《回民起义》第1册，第29页。

(63)　《李忠武公遗书》。

(64)　《李秀成自述》。

(65)　《复刘霞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7卷。

(66)　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第204页。

第三章
咸丰朝之内忧与外患（下）

第一节
英法联军之役

咸丰六年至咸丰十年（1856—1860），正当清军与太平军浴血奋战的时候，英、法在俄、美的支持下联合发动了新的对华战争。它实质上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因此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称英法联军之役。

一、修约交涉与战争借口

鸦片战争后，英国资产阶级以为打开了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但是，中英贸易的实际状况令其大失所望。从道光二十三年至咸丰五年（1843—1855）间，英国对华输出的工业品总值，并无明显增长。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的顽强抵抗，二是英国大量向中国倾销鸦片排挤了其他商品的销售。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既扩大在中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又保持鸦片贸易，阴谋扩大在华侵略权益。

咸丰四年（1854），《中英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故意歪曲《中法黄埔条约》与《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至于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的本意，作为“修约”的法律依据。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与法国、美国一起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

咸丰四年五月（1854年6月），两广总督叶名琛向咸丰帝奏报英、美两国更换公使的情况，并说：“该两国公使同时更易，其中必各有因，初来颇觉秘密，迨至再四查询，始知皆由于道光二十二年前在江南定约时，有十二年后，再行重订等语。本年闰七月初六日即已届期，该国王等分遣各酋来粤，即专注意于此。”上谕云：“是该夷意在要求，尤当不动声色，加以防范，届时惟有随机应变，以绝其诡诈之谋。”(1)

之后，英、法、美三国公然不断向两广总督叶名琛、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许乃钊及其后任吉尔杭阿等提出“修约”要求。在屡次要求未果的情况下，便北上大沽口。

九月十三日（11月3日），前长芦盐政崇纶、长芦盐政文谦、天津镇总兵双锐奏报接见英公使包令、美公使麦莲等情形，并将其所递清折照录呈览。

英公使包令所递清折十八条：（1）英国钦派大臣，驻扎京师。（2）准英人随意往内地各处，并海滨各城邑。（3）以天津为贸易通商港口，派领事官驻扎。（4）英国钦奉全权公使大臣，欲与海疆各省总宪相晤会，自应于署内照平仪相见；其管事、领事等官遇有必须进见者，亦应于署内照礼接晤。粤东省垣，亦在此条内。（5）两国派委员将《通商税则》会同辑修变通。又将鸦片烟土一项，准其一律进口，报税公允。（6）凡于贸易诸港口之间，准英船装运货物，往来无碍。（7）凡有进口货运至内地，并出口货运至海滨，除五港照税则纳税外，俱不得在内地关津重行征税，总宜流通，无有阻滞。（8）定明各式洋钱价值，无论何项大小式样银洋元，俱准按照分量成色轻重行用。（9）彼此会同设法，肃清海滨盗匪。（10）中土人涉海迁居他国者，彼此会同设法建立章程，以资控御周详，稽查严密。（11）应请专行诏谕各省大吏，凡有英人购买地段，总应襄助交易成全，写立地契存档为据。（12）应请专行诏谕各省大吏，将英人身体性命财产妥为保护。（13）应请专行诏谕各省大吏，凡有英人被中土人诓骗财物或别受屈枉者，速即立为查追申理。（14）所有近年粤省加抽茶税每担二钱之款，应即停止；其在前已交之项，俱应照数付还英国，即在上海未纳税项内扣抵。（15）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前大臣耆英立约定期，准英人进入粤东省垣。应请大皇帝特颁诏者，著为如约办理。（16）兹立新条之后，倘有切要之故亟需变通者，自将新条重行酌改，总以十二年为期，复为重行酌定。（17）在各贸易港口处所，设法建立官栈，暂存候销货物，以便不合售者，仍行出口；纵能合售，亦按则纳税。（18）立兹条约，当以英字为确据。或彼此将汉文英文各卷均立花押，以杜舛谬。美使麦莲所递清折十一条，除开放长江外，要求准许美人在中国沿海捕鱼、开矿；设立官栈寄囤货物，三年内货物不出售不纳税，等等。法国公使秘书哥士耆则要求释放潜入陕西被捕的传教士。(2)

十五日（11月5日），咸丰帝在谕令崇纶等时指出，只有与中国地方官吏交往、民夷相争地方官秉公办理、减免上海海关欠税与广东茶税等三项尚可考虑外，其他一概拒绝。并且告诫：“此次该夷跋涉风涛，是以姑允代奏，倘再反复不遵，嗣后复再至天津，断不能如此以礼相待。”(3)崇纶等遵照咸丰帝的旨意办理。包令、麦莲分别于十月中旬（12月上旬）、下旬（12月中旬）返回广东。十一月上旬（12月下旬），麦莲回国。十一下旬（1855年1月中旬），美国政府任命有名的“中国通”列卫廉为驻华公使，并训令他设法争取三项主要权利：（1）准许外交官员驻扎北京，（2）无限制扩大贸易的范围，（3）取消一切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为了取得英、法合作，指示他在来华之前，先与英、法外交大臣交换意见。(4)

咸丰六年二月（1856年3月），克里米亚战争以英法对沙俄的胜利而告结束，缔结了《巴黎和约》。这样，英、法可以有足够的兵力和财力发动新的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六月二十二日（7月23日），据叶名琛奏称，接到美国公使照会，声明六月二日《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要求“修约”。英、法公使也分别提出照会，要求“修约”。咸丰帝上谕指出“各夷议定条约，虽有十二年后公平酌办之说，原恐日后情形不一，不过稍有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故有万年和约之称”。谕令叶名琛“惟当据理开导，绝其觊觎之心，如其坚执十二年查办之语，该督等亦只可择其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二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縻”(5)。之后，美国公使单独北上到上海等地活动几个月，毫无结果。此时，英国已经挑起了对华战争。

九月初十日（10月8日），中国商船“亚罗”号因窝藏海盗，在广州黄埔停泊时，受到广东水师的搜查，并逮捕两名海盗和十名有嫌疑的水手。时英国驻广州代领事巴夏礼得到“亚罗”号所雇英籍船长的报告，立即赴船干涉中国水师执勤，并企图截留被扣人员，未果。不久，巴夏礼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中国水师违反中英《虎门条约》第九款，诬指水师兵勇侮辱英国国旗，要求立即送回被捕人员，并公开赔礼道歉。

不久，英国公使就搞清了事实真相：经过调查，看来“亚罗号是无权悬挂英国国旗的，允许它这样做的执照于9月27日满期，此后它就无权接受保护”(6)。但是，他与巴夏礼谋划，准备借题发挥，挑起事端。

二十三日（10月21日），叶名琛令南海县丞带照会与被捕人员送交巴夏礼。巴夏礼故意节外生枝：“该酋仍不受，并不启阅照会，谓须梁国定（广东水师千总，负责在“亚罗”号上捕人）亲往伊船，由彼讯明定案”，并通牒“以明日午刻为限，如逾期不允所请，即进兵攻城”。(7)叶名琛对此置若罔闻，在思想与物质上均未作战争准备。

二、广州之役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五日（1856年10月23日）英军海军上将西马糜各里率领舰船突入省河，占领炮台，炮轰广州城。叶名琛得知英军进攻的消息，认为是虚声恫吓，断言“必无事，日暮自走耳”，并下令“省河所有之红单船及巡船，可传谕收旗帜，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8)。十月初二日（10月30日），英军攻破外城，并一度冲进内城，总督衙门被抢掠一空。叶名琛进入内城，饬令绅士伍崇曜、苏廷魁等出城与英国领事讲和。当时英军不足二千人，没有长期占领广州的实力，加之受到当地军民的抵抗，遂于十二月二十五日（1857年1月20日）退出省河，等待援军。

咸丰七年正月（1857年2月），英国首相巴麦尊向议会提交对华战争议案，获得通过。二月（3月），英国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海陆军来华。英国政府还分别照会美、法、俄等国，请其一致行动。法国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任命葛罗男爵为全权专使，不久也率一支军队来华，与英国组成联军。美、俄两国政府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英法联军。八月二十九日（10月16日），额尔金和葛罗在香港会见，共同商讨侵华计划。十月中旬（11月下旬），美国公使列卫廉与沙俄公使普提雅廷也抵达香港，与额尔金、葛罗共同策划，确定了侵华战争的具体步骤，决定先取广州。十月下旬（12月上旬），英法联军五千多人编组集结完毕，积极准备进攻广州。

十月二十七日（12月12日），额尔金、葛罗向叶名琛投递照会，要求入城及赔偿损失，限十日内答复，而叶名琛仍不作应战准备。三十日（12月15日），英、法军舰驶入省河，占据河南驻兵。十一月初九日（12月24日），额尔金和葛罗向叶名琛等发出通牒，限令其十八小时内接受要求，否则就要攻城。叶名琛仍置之不理，也不作战斗准备。十二日（12月27日），额尔金、葛罗向叶名琛等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四十八小时内让出广州城。时广州军民见情势紧迫，急切请战，而叶名琛仍以为敌人虚声恫吓，并迷信降神扶乩，冀得神灵保佑。十三日（12月28日），英法联军占据海珠炮台，轰击广州城，叶名琛微服逃往粤华书院。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粤勇千人殊死抵御，但因兵力单薄，渐渐不支。

十四日（12月29日），城内观音山顶及各炮台为英法联军所占据，广州失守。叶名琛知城破，始派将领持令箭出城，悬万金赏调潮勇攻观音山，久攻不下。巡抚柏贵传伍崇曜等议和，往见叶名琛，而愚蠢的叶名琛仍以断不许进城作答。十八日（1858年1月2日），叶名琛乘夜移居左都统署园圃内八角亭。二十一日（1月5日），英国搜获叶名琛，押往香港，后又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病死于囚所。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建立傀儡政权。十二月十三日（1月27日），穆克德讷等奏称，英人入广州城，劫去总督叶名琛，请速派大臣来粤。上谕斥责叶名琛“刚愎自用，办理乖谬，大负委任”！即行革职。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东巡抚柏贵、副都统双禧、双龄、粤海关监督恒祺、布政使汪国霖、按察使周起滨，“虽均有疏防之咎，惟该督未与会商，尚有可原，所请严加治罪之处，均著加恩改为交部议处”。又谕黄宗汉补授两广总督，其未到任前，著柏贵署两广总督，著江国霖署广东巡抚(9)。

咸丰八年正月二十日（1858年3月5日），上谕据骆秉章密陈广东夷情及呈览广东来函，令黄宗汉迅速前进，带兵驻扎省城附近地方，相机筹办。认为柏贵“倘与将军穆克德讷，同受挟制，惟该夷酋之言是听，亦惟有另简贤员，前往会同黄宗汉办理”。(10)

三、大沽口之役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北上，在江苏投递照会未有结果，遂决定继续北上，直达大沽口。

咸丰八年三月十三日（1858年4月26日），直隶总督谭廷襄等奏称，十一日，接英、法、美、俄投递公文各一件。上谕云，各国近递公文，皆系求转递大学士裕诚照会。照会内容，均请钦差大臣前往谈判。而俄、美之意，皆欲从中调处和释。谕令“自可因其所请，设法羁縻”(11)。之后，清政府依靠俄、美尤其是俄使从中调停。英、法、美相继向清政府开出清单，索要一系列侵略权益。而清政府最担心的是公使进京。四月初三日（5月15日），谭廷襄等奏称：“英夷之事，俄酋仍云：一二日内恐致有事，究以和好为宜。该委员答以中国因贵国说合情面，不先开炮，日日严备等候。该酋复云：英、法所求，最要在进京一节。若干要事，或隔数年，准其进京一次，随从不过数人，中国何畏何惧？如将此节应允，伊即出头了结别事，否则不能开口，务须速给回信，以免参商。”上谕指出：“外国人进京，皆系朝贡陪臣。若通商各国，原因获利起见，近年海口事宜，均在广东定议。”“该夷来京，无论人数多寡，中国有何畏惧？实因与体制不合。”(12)

初六日（5月18日），英法公使与海军将领举行会议，决定初八日进攻大沽炮台，选择天津作为胁迫清政府议和地点。初八日（5月20日）上午八时，额尔金与葛罗向谭廷襄等发出最后通牒，限其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十时，英法联军数十只轮船与舢舨闯进大沽南北炮台，开炮轰击。双方激战约两小时。谭廷襄等主要官员逃走，守军势单力孤，北、南炮台相继失守。游击沙春元、都司陈毅、千总常荣魁、经制外委赵国璧、外委石振冈等阵亡。咸丰帝将谭廷襄革职留任。几天后，又将署天津镇总兵达年、署大沽协副将德魁、提督张殿元、副都统富勒敦泰革职留营。

英法联军进入白河（海河），直抵天津城下，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或准各使进京，或派全权大臣来津谈判。咸丰帝得谭廷襄奏报，一面敕令僧格林沁率军驰往天津，一面命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议和。五月（6月）间，桂良、花沙纳分别与俄、美、英、法分别签订《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四十二款，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有：（1）外国公使常驻北京；（2）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选定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3）外国传教士可以到中国内地自由传教；（4）外国人可以进入内地游历、通商；（5）外国军舰、商船可以在长江自由航行；（6）中外人争讼案件，由领事官与中国官吏会审；（7）修改税则；（8）对英赔款四百万两，对法赔款二百万两；（9）一年后在北京换约(13)。五月二十八日（7月8日），英、法、美、俄舰船全部驶出大沽口南返。七月十三日（8月21日），咸丰帝谕令已革副都统富勒敦泰，已革直隶提督张殿元、署天津镇总兵达年、护理大沽协副将游击德魁，著斩监候。已革直隶总督谭廷襄，著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八月二十八日（10月4日），桂良、花沙纳抵上海商订税则。咸丰帝想以全免进口税作为交换条件，取消公使驻京、内河通商、内地游历等条款，结果被英、法公使拒绝，希望落空。十月三日（11月8日）、十九日（11月24日），桂良、花沙纳分别与英、法公使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主要内容有：（1）鸦片贸易合法化；（2）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帮办税务”；（3）进出口货物按时价百抽五征税；（4）洋货进入内地，除纳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外，免征一切内地税。

英法联军撤离天津后不久，惠亲王绵愉等上奏咸丰帝：“天津海口一带，宜应妥为布置，以防后患。”咸丰帝嘉纳其言，谕令僧格林沁“即行来京，面授机宜”(14)。咸丰八年十月十五日（1858年11月20日），僧格林沁等奏称，双港、海口等处工程竣工。大沽南炮台三座，高三丈至五丈不等；北炮台二座，一高三丈，一高五丈。各炮台均竖立桩木，安设炮台口，周围筑堤墙。沿墙修盖土窨，密布炮门枪眼，堤外挖壕沟，并置木栅，联成巨筏，以扼海口要隘。又于北岸石头缝地方，增设三丈高炮台一座，以为后路策应。双港营盘、大沽炮台安设五千斤至一万二千斤铜炮及洋铁炮。二十日（11月25日），僧格林沁奏，大沽炮台现设水师三千名，每炮台拟驻兵四百名。又有名匠役字识等兵，北岸设二百名，南岸设四百名。炮台管辖员弁，南北两岸炮台拟设游击、都司、守备等官员六员，分驻六炮台。又每炮台设千总一员，把总一员，经制外委二员，额外外委四员。大沽炮台官兵归大沽协副将管辖，天津镇总兵统辖。十一月四日（12月8日），僧格林沁奏，大沽海口，除有兵三千守炮台外，尚应调拨吉林、黑龙江、哲里木、昭乌达、察哈尔等处马队五千名，合僧格林沁拟带京旗官兵二千名，共计七千名。

咸丰九年二月二十一日（1859年3月25日），咸丰帝任命恒福为直隶总督，驰赴天津，会办防务。五月六日（6月6日），英国新任驻华公使普鲁斯抵达上海，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密谋，准备用武力攻占大沽炮台，“并继续向京城挺进”(15)，意在重新挑起战争。十七日（6月17日），英舰十五艘、法舰二艘、美舰三艘，同时抵达大沽口外。这支联合舰队共有官兵约二千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贺布少将指挥。二十日（6月20日），英、法、美三国公使乘军舰与联合舰队会合。咸丰帝敕令僧格林沁等，严守大沽海口，勿先行开枪开炮。谕令恒福与各公使约明由北塘登陆，并且不准随带多人，不可携带武器，由中国军队护送进京换约。但英法公使“照会不接，食物不收”，并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16)，坚持从大沽口经天津进京换约。二十五日（6月25日）僧格林沁、恒福奏称：自十七日夷船到后，饬令官兵在暗处瞭望，炮台营墙不露一人，各炮门俱有炮帘遮挡。白天不见旗帜，夜间不闻更鼓，每遇潮涨，每营撤去桥板，官兵不准出入。该夷火轮船八九只，在铁戗外游驶，意在乘间闯入。屡在船桅用望远镜打看，只见营垒数座，不见炮台官兵。二十七日（6月27日），僧格林沁、恒福奏称：二十五日辰刻，该夷火轮船十余只，排列铁戗口门外，又傍南炮台下，拉倒铁戗十余架。接着至第二座炮台，直撞铁链，两次被拦截，不能径越，该夷即开炮轰击炮台，我军忍无可忍，大小炮台环轰迭击，击损夷船多只。又有小舢舨二十余只近南炮台登陆，我军加派抬枪鸟枪各队前往策应，连环轰击，该夷藏伏苇地。僧格林沁、恒福又奏：此役俘获英、美兵各一名，据供：此次登陆夷兵，共约一千五六百人，死者甚多。英军司令何伯（贺布）被打伤右髁。据查该夷驶入火轮船十三只，被击沉击坏十二只，仅一只出拦江沙外。我军阵亡兵弁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三十二名。第二次大沽口战役，清军取得胜利。

英法联军在大沽口惨败的消息传到英国，舆论大哗。英国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再次发动对华战争。英、法政府再次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专使，以英国陆军中将格兰特、法国陆军中将孟托班为英、法远征军司令，组成新的联军。此次出动二百余艘军舰，运载英军一万八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

咸丰十年三月初六日（1860年3月27日），英法联军在香港集结后至上海投递照会，其要求被拒绝，继续北犯。闰三月初一日（4月21日）英法联军占领定海。四月初七日（4月21日），英国先头部队占领大连，并陆续集结。十九日（6月8日），法国先头部队占领烟台，并陆续集结。英法联军封锁了渤海湾。

清军前敌主帅僧格林沁不守北塘，错误地认为英法联军不能携带大炮登陆，可以诱其深入，用马步兵抄截，聚而歼之。而实际上，英法联军作了充分准备：在日本与南洋购买数千马匹以为陆路作战之用；购买大量稻草以备填充海岸泥滩，购买木板打造木船以备建浮桥；同时，英法联军多次进行登陆和陆路作战军事演习。

六月二日（7月19日），英法公使和联军司令召开作战会议。会上，俄国公使伊格那切夫根据其搜集的情报向英法提供地图及北塘未设防的情况，英法联军遂决定在北塘登陆。十二日（7月29日）英法联军集结到大沽口外。十五日（8月1日）英法军舰三十余艘，联军一万余人，在俄国人引领下，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北塘。二十六日（8月12日），英法联军进攻军粮城、新河。清军骑兵三千余人进行迎击，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二十八日（8月14日），英法联军占领塘沽，大沽炮台后路不保。七月初五日（8月21日），英法联军从后路包抄大沽北岸炮台。双方激战五六小时，伤亡惨重，北岸炮台陷落。僧格林沁下令撤退，恒福在炮台上挂起白旗，联军不战而得南炮台。僧格林沁又下令撤走天津清军，退往通州。

四、英法联军入京与圆明园被焚掠

咸丰十年七月初七日（1860年8月23日），咸丰帝谕令加强通州防线，调集各路马步兵共一万八千五百余人，集结通州，由僧格林沁与大学士瑞麟指挥调度。七月初八日（8月24日），咸丰帝授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武备院卿恒祺为帮办大臣。十五日（8月30日），桂良抵达天津，派员通知英、法公使，确定谈判日期。次日，双方开始谈判。英、法公使在谈判中不断节外生枝，提出苛刻条件。咸丰帝一方面谕令“厚集兵力，以资攻剿”(17)，准备与英法决战；一面授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取代桂良、恒福等继续与英、法谈判。二十四日（9月9日），英法联军发出照会，声言进兵通州。二十九日（9月14日），载垣、穆荫复照英、法公使，允其至通州谈判。巴夏礼、威妥玛随带二十一人抵达通州。咸丰帝谕令将其扣押在通州，“勿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回”(18)。八月初一日（9月15日），咸丰帝授予载垣、穆荫便宜行事，订约画押之权。初二日（9月16日），巴夏礼与载垣谈判时节外生枝，提出要到京师向皇帝亲递国书，且要求中国撤除北京周围的防御，被拒绝。初四日（9月18日），僧格林沁擒拿巴夏礼，关押在通州。就在这一天，英法联军攻占张家湾。清军纷纷后退，联军占领通州，清军又退至八里桥。八里桥位于通州之西八里，距北京二十余里，是进入京师的咽喉要道。大学士瑞麟奉命在此调度指挥，布置一切。他设置了坚固的防线，马步兵达三万余人。

八月初七日（9月21日），双方在八里桥展开决战，短兵相接，进行肉搏。胜保受伤撤退。瑞麟在开战之前即已逃跑。僧格林沁在战斗正酣时率马队狂奔，冲乱了自己的队伍，遂使八里桥失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抵达北京城下。咸丰帝谕令撤去载垣、穆荫钦差大臣之职，授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

八月初八日（9月22日），咸丰帝携眷属王公大臣及扈从自圆明园后门出发，逃往热河避暑山庄。奕与英法重开谈判。起初，和谈围绕巴夏礼问题。奕迟迟不交还巴夏礼。二十一日（10月5日）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城，逼近德胜门、安定门，主力在德胜门外抄袭僧格林沁、瑞麟后路。清军纷纷退入圆明园。英法联军尾随而至。从二十二日（10月6日）开始，英法联军军官与士兵对圆明园进行疯狂的抢劫，“英国人和法国人，以一种不体面的举止横冲直撞，每一个人都渴望抢到点值钱的东西。多数法国人都拿着巨大的棍棒为武器，遇到不能挪动的东西，就捣个粉碎。在一间房子里，你可以看到好几个各种等级的军官和士兵钻到一个箱柜里，头碰头，手撞手，在搜寻和抢夺里面的物品”。“有一些士兵头上套着皇后的红漆箱；另一些士兵半身都缠着织锦、丝绸；还有一些士兵把红宝石、蓝宝石、珍珠和一块块的水晶石都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衬衫里，帽子里，甚至胸口上还挂着用大珍珠做的项圈。再有一群人，他们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时钟、挂钟，匆匆忙忙地走开”。总之，“每个人都腰囊累累，满载而归”。“在将军的营帐前安放了一个很大的用金子做的宝塔，它们一共有两个，都是在皇帝的祈祷室里找到的，其中的一个用来送给拿破仑三世。至于另外一个已为英国人所分去。在宝塔的顶上有着一颗光彩夺目的大钻石”。至于“说到车辆，还有一件稀奇的事。在走到安定门时，法国军队只有一辆车，也就是将军的车辆才载有帐篷和军用箱。而当军队开拔时，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出现了一大批满载着的车辆，单是这支车队也得实实足足走上一小时。至于英国人的行李车队，那更长得出奇。这一支神话式的车队足足有两英里之长”(19)。九月初五日（10月18日），英国公使额尔金与英军统帅格兰特，以巴夏礼等三十七名英、法人被拘捕曾在圆明园遭受虐待为借口，悍然命令米启尔中将的一个师与骑兵约三千五百余人，开往圆明园，将其中的建筑物一齐纵火焚烧。这场大火持续燃烧了两天两夜，附近的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同圆明园一起，都被侵略者烧成一片废墟。

九月十一日、十二日（10月24日、25日），恭亲王奕分别与额尔金、葛罗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主要内容有：（1）开放天津为商埠；（2）准许华工出国；（3）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归英属香港界内；（4）交还没收的天主教堂与财产，任便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教堂；（5）赔偿英、法军费各增加到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

九月十五日（10月28日），咸丰帝批准了《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自十七日（10月30日）起十日内，英法联军陆续撤离北京。

五、中俄交涉与中国大片领土丧失

俄国为了与英国在远东地区争霸中取得优势地位，一直在远东寻找出海口和不冻港。

道光二十七年（1847），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其亲信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并组织一支“后贝加尔哥萨克军”，作为侵略中国黑龙江地区的主力。同时，派涅维尔斯科伊前往黑龙江下游一带窥探。二十九年（1849），涅维尔斯科伊率一支由海军人员组成的“探险队”，从海上侵入中国国境，在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进行了历时数月的侦察与探测。结果改变了过去俄国海军权威和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关于黑龙江口不能通航及库页岛是半岛的说法。三十年七月初六日（1850年8月2日），涅维尔斯科伊一伙强占黑龙江下游庙街，公然升起俄国国旗，建立以沙皇尼古拉一世名字命名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沙皇对此大加赞许，亲自召见涅维尔斯科伊，并授予他圣弗拉基米尔勋章。咸丰三年（1853），俄国相继侵占奇集、阔吞屯、库页岛等地。十二月（1854年1月），俄国政府决定实行大规模的武装入侵。

咸丰四年五月二十九日（1854年6月24日），此时俄国正与英、法进行克里米亚战争，穆拉维约夫谎称俄国东面各岛被英国占领，奉命由黑龙江、松花江抄近前往。俄国船只从黑龙江运载军械、马匹、牛羊、军人、居民（包括妇女），准备建造房屋、修筑炮台、建立军人村屯与移民点。对于此次大规模入侵，沙俄御用学者巴尔苏科夫写道：“这次远征使我们最终知道了这条通航河流的两岸情况，并给我们指出：在该地区人口稀少，当地居民爱好和平、中国人很软弱的情况下，占据黑龙江两岸是方便的和可行的。简言之，这次远征给俄国开辟了通向太平洋的道路。”(20)之后，俄国在黑龙江以更大的规模不断向黑龙江下游运送武器、物资、军队与居民，造成占领的事实，然后通过外交途径签订不平等条约。

从咸丰八年四月十一日（1858年5月23日）开始，穆拉维约夫与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签约问题。穆拉维约夫寻找各种借口提出割占中国领土的要求。先是提出黑龙江沿海地区归俄国领有才能防止英国对中国的侵略；继而提出俄国为保卫自己的领土，应当占有黑龙江地区，并建立居民点；最后更加露骨地提出黑龙江、乌苏里江是两国最合适的天然疆界。奕山据理驳斥：“两国分界，即以格尔毕齐河，（外）兴安岭为界，议定遵行，从无更改，今若照伊等所议，断难迁就允准。”(21)穆拉维约夫单方拟订条约，硬要奕山承认；并且利用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等及对英法联军作战，无力北顾，且从黑龙江等地调走马队，北部边境兵力空虚之机，进行武力威胁。十四日（5月26日），穆拉维约夫率兵二百余人，乘军舰两艘，直接驶向瑷珲，开枪开炮示威。十六日（5月28日），奕山屈服于俄国的武力威胁，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主要内容有：（1）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归俄国，只有江东六十四屯仍由中国人“永远居住”，归中国官员管辖，俄国“不得侵犯”；（2）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之地”；（3）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只航行。不久，沙皇以穆拉维约夫侵华有功，晋封其为阿穆尔（黑龙江）斯基伯爵，而咸丰帝则将黑龙江将军奕山革职。

咸丰八年五月（1858年6月），《瑷珲条约》签订还不足半个月，穆拉维约夫又率领军舰十余艘，占领乌苏里江口的伯力，改名为哈巴罗夫斯克，作为侵略据点。之后，他不断派兵在乌苏里江以东扩张军事势力。咸丰十年五月（1860年6月），沙俄侵占中国重要港口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22)。从此，沙俄实现了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军事控制。与此同时，沙俄派伊格那切夫为新任驻华公使，进行外交讹诈。伊格那切夫来华后，先是与英、法勾结，狼狈为奸。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英法联军撤出北京后，伊格那切夫借口“调停有功”，强迫清政府在其拟订的条约上签字画押，声称“一字不能更改”，并以“兵端不难屡兴”相威胁。十月初二日（11月14日），奕被迫与伊格那切夫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主要内容有：（1）承认《瑷珲条约》有效；（2）将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3）俄国在库伦(23)、张家口、喀什噶尔（今喀什市）等地免税贸易、设立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4）规定中俄西段边界走向“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斋桑泊），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南至浩穿越边界为界”。

咸丰十一年五月（1861年6月），中俄双方代表签订了《勘分东界约记》。这次勘界实际上只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而没有勘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水界，仅在这张比例尺小于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画了一条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红线为界。它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在勘界立碑过程中及其以后，沙俄采取各种卑劣手段，不断侵占中国领土。

同治元年七月（1862年8月），中俄双方在塔城举行勘分西北边界的谈判。俄方代表巴布科夫遵照沙皇的指示，蛮横地坚持以中国境内的常驻卡伦为界，企图吞并中国斋桑泊和特克斯河上游地区。中方代表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对此严加驳斥。他指出：“常驻卡伦”根本不是中国的国境线，即使按照《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斋桑泊和特克斯河上游地区仍属于中国。由于沙俄蛮不讲理，此次谈判宣告中断。

此后，沙俄不断派兵大规模入侵，均被中国军民击退。同治三年五月（1864年6月），沙俄趁新疆回民反清举事之机又派兵侵占了博罗胡吉尔卡伦。九月（10月），在沙俄派兵压境、新疆各族人民反清起事的情况下，清政府和俄国在塔城重开谈判。俄方代表巴布科夫蛮横嚣张至极，威逼中国代表在其提出的分界条约上签字，并且扬言“若不照此办理，稍有更改，我们立即起程回国，只好派兵强占”(24)。中方代表据理力争，痛加驳斥，谈判陷入僵局。奕担心如此下去会“兵连祸结”，一再指示明谊妥协退让。九月七日（10月7日），明谊与巴布科夫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通过《北京条约》与《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以后，沙俄通过逼签《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勘界条约，割占了中国东北、西北一百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其面积比两个法国和一个英国的面积总和还要多。

第二节
辛酉政变与太后垂帘听政制度确立

一、宫廷矛盾与政治派别

咸丰帝奕詝与恭亲王奕积怨甚深，直至咸丰帝临终前，亦未释前嫌。如前所述，奕詝与奕均为皇位继承人选，兄弟二人争夺激烈。咸丰帝继位后，不能违背先父遗愿，但拖延了三年才正式封奕为恭亲王。之后，因咸丰帝接连任命恭亲王为军机大臣、都统、宗正等要职而使兄弟间紧张关系暂时缓和下来。然而，一两年后，他们之间的矛盾则不断加深。咸丰帝封奕生母为“贵太妃”而未封“太后”，奕大为不满，屡次要求咸丰帝加封，均不应。奕生母死后，咸丰帝将这位“孝静皇后”与道光帝分葬。为此，兄弟二人闹翻，咸丰帝把恭亲王赶出军机处，并撤销一切职务。孝静皇太后去世一周年纪念日，咸丰帝亦未去祭奠。咸丰七年（1857）由于内外交困，形势严峻，兄弟之间的恩怨暂时搁置，共度时艰。在道光帝驾崩七周年忌日，兄弟二人同至圆明园祭祀，咸丰帝授恭亲王蒙古都统之职。之后，咸丰帝又令恭亲王代其去太庙祭祖，到天坛祭天，并令其掌宫廷宿卫扈从之事。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咸丰帝令奕为钦差大臣，留守京师，他逃往热河避暑山庄，表面看来是对恭亲王的信任，实则是对其进行考验。《北京条约》签订、英法联军退出北京后，恭亲王上奏报告当时的情况。咸丰帝写硃谕痛责恭亲王：“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25)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病情加重，恭亲王奏请赴热河探视，被咸丰帝拒绝。咸丰帝临终的遗诏中，顾命大臣中竟无恭亲王的名字，实际将恭亲王排斥于其身后的领导核心之外，这使兄弟之间多年潜伏的矛盾彻底公开化了，也使恭亲王奕完全绝望了。

咸丰帝继位后，提拔重用了一批大臣，组成新的领导核心，陆续撤换道光帝时的元老重臣。咸丰帝信任的王大臣主要有肃顺、载垣、端华、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肃顺是咸丰帝的心腹大臣；载垣是咸丰帝的政治支柱；端华是咸丰帝警卫部队的指挥官；穆荫是咸丰帝军事与外交事务骨干；匡源是咸丰帝主管财政与后勤方面的主要助手；杜翰忠于咸丰帝，且办事积极认真；焦右瀛是笔杆子，为咸丰帝起草文件、谕旨诏令。在新派王公大臣的谋划下，咸丰帝逐渐解决了元老重臣，仅大学士就有七位：穆彰阿、耆英、祁寯藻、柏葰、周祖培、翁心存、彭蕴章。他们有的被处死，有的被罢斥。这样，新臣与旧臣之间的矛盾公开化，斗争也呈白热化。

作为咸丰帝新进大臣中核心人物的肃顺，与权力欲极盛、素有野心的叶赫那拉氏之间有着你死我活的矛盾。咸丰帝最初爱叶赫那拉氏，甚至违背祖制家法，让其披阅奏章，干预朝政，有时还影响咸丰帝的决策。这种情况使肃顺等人极为不满。咸丰十年（1860），当英法联军进入天津时，咸丰帝失声痛哭，皇后与诸妃相对而泣。只有叶赫那拉氏临危不惧，建议咸丰帝找恭亲王奕商议办法。御前会议时，奕与肃顺意见相左，争论激烈。当肃顺得知咸丰帝召奕议事系叶赫那拉氏之主意时，遂衔恨于她。咸丰朝末年，咸丰帝逐渐对叶赫那拉氏不满而疏远之，只是由于她生了唯一的皇子而未废黜，但对她已有防范，并常对肃顺谈及叶赫那拉氏的放纵与其心中的烦恼。当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咸丰帝准备出逃时，叶赫那拉氏极力劝阻，咸丰帝大为不满。肃顺由此不把叶赫那拉氏放在眼里。在逃往热河途中，肃顺与叶赫那拉氏因换车之事发生口角，并用过激言语刺激叶赫那拉氏，叶赫那拉氏深衔之。在逃往热河途中及至热河之初，由于饮食问题，叶赫那拉氏对肃顺产生怨恨。更使肃顺与叶赫那拉氏之间的矛盾升级，以至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是由于肃顺密奏除掉叶赫那拉氏。咸丰帝在避暑山庄病情加重。他最担心身后叶赫那拉氏控制朝政，想趁机除掉她，以绝后患，于是与肃顺密谋。肃顺向咸丰帝“密疏”，建议咸丰帝仿“钩弋故事”除掉叶赫那拉氏。“钩弋故事”是汉武帝时的事情：钩弋夫人是汉武帝之子汉昭帝弗陵的生母赵婕妤。汉武帝为了国家政权的稳定，防止其身后母后乱政，生前将钩弋夫人赐死。咸丰帝犹豫不决，加以叶赫那拉氏的妹妹与妹夫醇郡王奕以身家性命担保，向咸丰帝苦苦求情，此事才最终作罢。

咸丰帝逃往热河行宫之后，在宫廷内形成两大政治势力：以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为首的“热河派”和以恭亲王奕为首的“北京派”。“热河派”主要是随咸丰帝逃往热河避暑山庄行宫的一批大臣，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军机大臣、吏部左侍郎匡源，军机大臣、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军机大臣、太仆寺少卿焦佑瀛，御前大臣、额驸景寿，吏部尚书陈孚恩，侍郎刘成琦，吏部右侍郎黄宗汉等。其核心人物是载垣、端华、肃顺。“北京派”主要成员是留守京师并与英、法、俄等议和、签约的一批官员，有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大学士贾桢，署兵部尚书赵光，兵部尚书沈兆霖，鸿胪寺卿曹毓英，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等。奕与肃顺的矛盾，始则个人恩怨，继则政见之争，最终为两派的权势之争。肃顺在处理户部钞票舞弊案中，查抄了奕的家人，实则是打击奕本人。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并准备进兵北京，咸丰帝召见奕、肃顺商讨对策，二人因意见相左，竟在咸丰帝面前大吵起来，其政见公开化，矛盾也随之加深。咸丰帝逃往热河行宫之后，奕与留京大臣联名多次吁请咸丰帝回銮。肃顺等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势，百般阻挠。两派遂成对立状态。

二、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861年8月25日），热河行宫之“密使”入京，携带两宫太后懿旨，密约恭亲王奕赴行在共议大事。奕接密旨后即奏请赴行在叩谒梓宫。二十三日（8月28日），诏允其请。八月初一日（9月5日），恭亲王抵行在。祭后，两宫太后召见。奕与两宫太后单独谈话一小时许，密谋诛载垣等。奕认为，举事非还京不可。两宫太后担心外国干涉。恭亲王保证外国决不会为难，因为他在赴行在之前已获得外国公使的保证与支持。肃顺等开始对奕颇为蔑视，待奕与两宫太后长谈之后，又非常紧张，颇有惧心。八月初七日（9月11日），恭亲王离热河行在返京。初九日（9月13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到达行宫。其奏折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1）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使人敬畏，文武臣工不敢肆行无忌，直接针对顾命八大臣。（2）另简亲王辅政，意在使奕进入领导核心。（3）建议为小皇帝于大臣中择其德望素优者一二人，俾充师傅之任，逐日进讲经史。旨在让“北京派”接近小皇帝，提高其政治地位。（4）建议整顿高级官员队伍，是在为惩治“热河派”官员作准备。这个奏折体现了太后与“北京派”的意图，实际上是其政治宣言，政变前的舆论准备。初十日（9月14日），太后将董元醇奏疏留中不发，因为当时恭亲王甫抵京师，尚未布置，为时过早。但载垣等闻知已极愤怒，坚请发下痛驳。十一日（9月15日），太后将董元醇奏疏交下，并发布上谕：“将所请垂帘听政暂理朝政饬群臣会议，其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辅弼，开具空名谕旨，祗候简派，并于大臣中择其可充师傅者公同保举。”(26)载垣等闻此谕旨，勃然抗论，以为不可。退下后，由八大臣中的笔杆子焦佑瀛亲拟一谕旨痛驳之，言词激烈，对董元醇奏折中的四个方面内容针锋相对进行批驳。叶赫那拉氏阅后，以其与原旨意见相反，不允新拟谕旨宣发，且将董元醇奏疏留中。又召见八大臣，双方争吵激烈，没有结果，不欢而散。十二日（9月16日），载垣等上值，未叫起，昨稿亦未发下，仅交下早事等件。载垣等负气，将其压搁，以停止办公的方式来对抗太后。将近中午，太后无奈，将昨日八大臣拟旨及董元醇原件发下，照抄宣示。载垣等八大臣又开始照常办公，言笑如初。

八月十四日（9月18日），上谕：择九月二十三日（10月26日）辰时，恭奉大行皇帝梓宫回京。同日，钦差大臣、兵部侍郎胜保自京师抵行在，叩谒梓宫。胜保此行实受恭亲王奕结托，因恭亲王认为举事非借武人之力不可。他与太后密谋夺权，胜保誓为所用。胜保此行含有对载垣等示威，兼为两宫太后壮胆之意。但胜保极为谨慎，未露丝毫痕迹，因此载垣等并未怀疑他。原来自痛驳董元醇奏疏之后，载垣等得意忘形，以为经此番示威之后，无人再敢渎言，一切可安宁无事，地位从此稳固。并未料及叶赫那拉氏与奕正在加紧布置，张网以待，他们即将大祸临头。

九月初四日（10月7日），上谕：著端华补授工部尚书，并授步军统领。端华奉命后即与载垣、肃顺面谒太后、皇上，自陈差务暂较繁忙，请将管理处所恳恩酌量改派，意在彰其劳绩。没想到正中太后下怀，诏即罢其所管銮仪卫、步军统领等缺。诏曰：“本日载垣、端华、肃顺面奏因差务较繁，请将管理处所，恳恩酌量改派等语，自系实在情形，著照所请。载垣著开銮仪卫、上虞备用处事务，端华著开步军统领缺，肃顺著开管理理藩院并响导处事务。”(27)外示优礼，而实则夺其兵权。可见叶赫那拉氏之政治权术，远胜于载垣等人。在封建时代，宫廷掌权人物抓不到兵权则是很危险的，载垣等人的失策不仅在于自解兵权，而且在于其没有结纳军界实权人物，将其拉到自己一边。旗人中当时最有实权的当属僧格林沁与胜保，都被拉到太后和奕一边。对于汉族中实权派人物曾国藩，肃顺仅派其幕客去游说，并未将其作为一件重要事情去做。再加上曾国藩老奸巨猾，不愿蹚此浑水，终未成功。

当时的形势内紧外松，并制造出一些假象迷惑八大臣。奕回到京师后守口如瓶，暗中却加紧布置。慈禧太后也于行在加紧准备。慈禧太后令醇郡王奕草拟载垣等人罪状之诏，以备到京师宣发。所拟诏书由醇郡王福晋、慈禧太后之胞妹携带送至宫中。慈安太后藏之内衣中，外间无所闻。

九月二十三日（10月26日）。命肃顺、奕、陈孚恩、宋晋等护送梓宫由大道回京。两宫太后及幼皇帝在大行皇帝灵前行奠酒礼。礼毕，先行启节，由间道兼程返京。

二十九日（11月1日），奕等迎车驾入京城。恭亲王示意大学士贾桢、周祖培等公疏以上。同日，两宫太后密召恭亲王面询一切。三十日（11月2日）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上《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折》。太后召见恭亲王及大学士桂良、贾桢、周祖培，侍郎文祥等，历数载垣、端华、肃顺等罪状，并将在热河所草拟的谕旨宣布。谕旨云：

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画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将各国应办事宜妥为经理，都城内外安谧如常。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复，力排众论。皇考宵旰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朕抢地呼天，五内如焚。追思载垣等从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实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朕御极之初，即欲重治其罪。惟思伊等系顾命大臣，故暂行宽免，以观后效。孰意于八月十一日，朕召见载垣等八人，因御史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折，内称：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俟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再行归政；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弼；又请在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惟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特面谕载垣等，著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奏对时，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诚何心？且载垣等每以不敢专擅为词，此非专擅之实迹乎？总因朕冲龄，皇太后不能深悉国事，任伊等欺蒙，能尽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负皇考深恩，朕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灵？又何以服天下之公论？载垣、端华、肃顺著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议，著一并会议具奏。特谕，钦此。(28)

当奕率周祖培、文祥等入朝待命时，载垣、端华先至，尚不知解任之事。见奕等，大言说：“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答以有诏。载垣、端华又以“太后不应召见外臣”呵止之。太后遂令奕传旨，诏曰：“前因载垣、端华、肃顺等三人种种跋扈不臣，朕于热河行宫命醇郡王奕缮就谕旨，将载垣等三人解任。兹于本日特召见恭亲王，带同大学士桂良、周祖培，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乃载垣等肆言不召见外臣，擅行拦阻。其肆无忌惮，何所底止！前旨仅于解任，实不足以蔽辜。著恭亲王奕、桂良、周祖培、文祥即行传旨：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钦此。”(29)随即，恭亲王命侍卫擒之，幽禁于宗人府。接着，诏谕“著派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将肃顺即行拿问，酌派妥员押解来京，交宗人府听候议罪”。时肃顺正护送梓宫至密云县，即锁拿解京，押至宗人府。

十月初一日、初二日（11月3日、4日），太后连发上谕，任命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著恭亲王奕补授宗人府宗令；著恭亲王奕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著恭亲王奕管理宗人府银库。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麟、户部右侍郎宝鋆、户部左侍郎文祥，均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英，著在军机处学习行走。这样，在辛酉政变后组成了新的辅政班底。

初二日（11月4日），上谕：热河都统春佑将肃顺所有热河财产密速查抄。初三日（11月5日），又谕：所有肃顺家产著即查抄，毋令稍有隐匿。

初五日（11月7日），上谕云：爰命议政王、军机大臣恭拟“同治”二字进呈，仰蒙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允行。本月初九日，朕御极颁诏，其以明年为同治元年，布告天下。

初六日（11月8日），奕等奏，遵旨会议载垣等八大臣罪名情形。

上谕云：

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专擅跋扈，种种情形，均经明降谕旨，示知中外。至载垣、端华、肃顺于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自居，实则我皇考弥留之际，但面谕载垣等立朕为太子，并无令赞襄政务之谕。载垣等乃造作赞襄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即两宫太后面谕之事，亦敢违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条奏皇太后垂帘听等事宜，载垣等非独擅改谕旨，并于召对时有伊等系赞襄朕躬，不能听命于皇太后，伊等请皇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语。当面咆哮，目无君上情形，不一而足。且每言亲王等不可召见，意存离间。此载垣、端华、肃顺之罪状也。肃顺擅坐御位，于进内廷当差时，出入自由，目无法纪，擅用行宫内御物，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并自请分见两宫太后，于召对时，词气之间，互有抑扬，意在构衅。此又肃顺之罪状也。一切罪状，均经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面谕议政王、军机大臣，逐款开列，传知会议王、大臣等知悉。兹据该王、大臣等按律拟罪，请将载垣、端华、肃顺凌迟处死，当即召见议政王奕、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醇亲王奕、钟郡王奕詥、孚郡王奕譓、睿亲王仁寿、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刑部尚书绵森，面询以载垣等罪名，有无一线可原。据该王、大臣等佥称，载垣、端华、肃顺跋扈不臣，均属罪大恶极，于国法无可宽宥，并无异词。朕念载垣等均属宗支，遽以身罹重罪，悉应弃市，能无泪下？惟载垣等前后一切跋扈情形，实属谋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独欺凌朕躬为有罪也！在载垣等未尝不自恃为顾命大臣，纵使作恶多端，定邀宽宥。岂知赞襄政务，皇考并无此谕，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副皇考付托之重，亦何以饬法纪而示万世？即照该王、大臣等所拟，均即凌迟处死，实属情真罪当。惟国家本有议亲议贵之条，尚可量从末减。姑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弃市。载垣、端华均著加恩赐令自尽，即令肃亲王华丰、刑部尚书绵森，迅即前往宗人府空室传旨，令其自尽。此为国体起见，非朕有私于载垣、端华也。至肃顺之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极应凌迟处死，以伸国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不忍。肃顺著加恩改为斩立决，即派睿亲王仁寿、刑部右侍郎载龄，前往监视行刑，以为大逆不道者戒。至景寿身为国戚，缄默不言，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于载垣等窃夺政柄，不能力争，均属辜恩溺职。穆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在前，情节尤重。该王、大臣等拟请将景寿、穆荫、匡源、焦右瀛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均属咎有应得。惟以载垣等凶焰方张，受其钳制，均有难与争衡之势，其不能振作，尚有可原。御前大臣景寿，著即革职，加恩仍留公爵并额驸品级，免其发遣。兵部尚书穆荫，著即革职，加恩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卿焦右瀛，均着即行革职，加恩免其发遣。(30)

同日，载垣、端华即自缢。肃顺被押往刑场，斩首弃市。

初七日（11月9日），上谕：将党援(31)载垣等之吏部尚书陈孚恩、黄宗汉均革职，永不叙用(32)。侍郎刘昆、成琦，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补京堂富绩，均著即行革职。

三、太后垂帘听政

咸丰十一年九月初一日（1861年10月4日），大学士桂良等遵旨上徽号：母后皇太后徽号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徽号为“慈禧皇太后”。(33)

十月初七日（11月9日），上谕规定了两宫太后听政，处理“各省及军营奏报”和“紧要军务”的程序：“嗣后，各直省及各路军营折报应行降旨各件，于呈递两宫太后慈览，发交议政王、军机大臣后，该王、大臣等悉心详议，于当日召见时恭请谕旨，再行缮拟，于次日恭呈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阅定颁发；应行批答各件，该王、大臣查照旧章，敬谨缮拟呈递后，一并于次日发下；其紧要军务事件，仍于递到时立即办理，以昭慎重。”(34)

二十六日（11月28日），礼亲王世铎等二百余名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奏，“遵旨会议皇太后亲理大政事宜”。内称：“谨将两宫太后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事宜章程，公共妥议条款，敬缮清单恭呈御览，伏候钦定。嗣后如有应行变通添改之处，容臣等随时酌议，奏明办理。”

上谕云：

本日据王、大臣等遵旨将交议各件集议以闻，并单开各事宜恭呈慈览。钦奉两宫太后懿旨：据王、大臣等所议详细披阅，援据典章，斟酌妥善，著即依议行。垂帘之举，本非意所乐为，惟以时事多艰，该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是以始允所请，以期措施各当，共济艰难。一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王、大臣仍当届时具奏，悉复旧制。钦此。朕祗承懿训，谦抑慈爱之怀，实深寅感。敬思朕以冲人诞膺暴命，痛惟皇考大行皇帝遗大投艰，茕茕在疚，幸赖两宫太后保护朕躬，亲裁大政，王、大臣等黾勉翼为，藉资宏济。惟是徒善不足为政，而制法尤贵从宜。使非政令统一，纲纪修明，何以达群情而正魁柄？两宫皇太后不得已之苦衷，实可昭揭日月，垂示臣民。粤稽往制，汉晋以来，至于守章献仁，史册颂美。钦惟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盛德徽称，迥超前古。肆予冲人，幸荷仁慈，参酌成规，折衷时事，暂理庶政，以待朕之躬亲。尔中外文武臣工，作朕股肱，同兹心膂，务各忠赤为怀，勉思辅翼；百尔庶司，恪共乃职，以襄郅治，俾予典学日就月将。迨朕亲政之年，孝养两宫皇太后，问膳寝门，承欢璇室，与天下臣民共观厥成，于以上答两宫太后慈爱之怀，下慰薄海臣民之望。我皇考在天之灵，实式凭焉。将此宣谕中外知之。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折单并发。钦此。(35)

礼亲王世铎等会议垂帘听政章程十一条：（1）郊坛大祀，拟请遣王恭代，皇上于宫内斋戒。俟数年后奏请亲诣行礼。（2）太庙祭享，拟请遣王恭代，皇上于宫内斋戒。祭期前一日，亲诣行礼。俟数年后奏请祭日亲诣行礼。（3）谒陵、御门、经筵、耕耤，均拟请暂缓举行。（4）遇元日、万寿、传胪等大典，皇上升殿，均照常举行。（5）召见内外臣工，拟请两宫皇太后皇上同御养心殿，皇太后前垂帘，于议政王、御前大臣内轮派一人，将召见人员带领进见。（6）京外官员引见，拟请两宫皇太后皇上同御养心殿明殿。议政王、御前大臣，带领御前乾清门侍卫等，照例排班站立。皇太后前垂帘，设案，进各员名单一分，并将应拟谕旨分别注明。皇上前设案，带领之堂官照例进绿头笺，议政王、御前大臣，捧进案上，引见如常仪。其如何简用，皇太后于名单内钦定，钤用御印，交议政王、军机大臣传旨发下，该堂官照例述旨。（7）除授大员，简放各项差使，拟请将应补应升应放各员开单，由议政王、军机大臣于召见时呈递，恭候钦定，将除授简放之员钤印发下缮旨，（8）顺天乡试会试，以及凡在贡院考试，向系钦命诗文各题，均拟援照外省乡试之例，请由考官出题。其期考以及各项殿廷考试题目，均拟令各衙门科甲出身大臣，届日听宣，恭候钦派，拟题进呈，封交派出监试王、大臣赍考试处所宣示。（9）殿试策题，拟请照旧事，读卷大臣恭拟。殿试武举，拟请王钦派大臣阅视，照文贡士殿试例，拟定名次，带领引见。（10）庆贺表章，均照定例办理。其请安折，拟请令内外臣工谨缮三份，敬于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呈皇上前恭进。（11）皇上入学读书，未便令师傅跪授，亦未便久令侍立，拟请援汉桓荣授业之仪，于御座书案之右，为师傅旁设一座，以便授读。(36)

十一月初一日（12月2日），两宫太后举行垂帘听政大典。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文武百官于养心殿行礼。惟有惠亲王因辈分最尊，且属内朝，与朝会大典有别，免除随班行礼。

从即日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正式开始。

关于太后垂帘听政的情况，各种记载大致情况如下：

《翁文恭公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记载：“两宫太后垂帘(37)，皇上在帘前御榻坐，恭邸立于左，醇邸立于右。吏部堂官递绿头笺，恭邸接呈案上。”

《曾文正公日记》(38)记载：“入养心殿之东间，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后黄幔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

四、太后立威诛大吏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之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整肃吏治，下令连斩两位当时有影响的大臣：文臣总督何桂清，武将都统胜保。

何桂清，字丛山，号根云，云南昆明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授编修。累迁内阁学士、兵部侍郎、礼部与吏部侍郎等职。咸丰四年（1854），由江苏学政授江苏巡抚。咸丰五年（1855），调兵在浙江、皖南与太平军作战，接连攻下皖南徽州（今黄山市徽州区）、休宁、黟县、石埭（约今池州市石台县）。咸丰六年（1856），又攻陷太平（今马鞍山市当涂县）、祁门、宁国府（今宣城市）等地。咸丰七年二月（1857年3月），恰逢两江总督怡良解职，经大学士彭蕴章力荐，咸丰帝令何桂清“以二品顶戴署两江总督，即赴新任”(39)。六月（8月），实授其为两江总督。咸丰八年十一月（1858年12月），受命为钦差大臣，会同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与英、美、法三国公使改订税则，签订通商章程。咸丰十年正月（1860年2月），咸丰帝诏谕赏加太子太保衔，从此何桂清声名显赫起来，“桂清意气发抒，倚畀益重，甚负时望，与胡林翼齐名，天下皆称何胡两宫保”。(40)

三月（4月），以太平军攻浙江杭州，遣军赴援，中洪仁玕“围魏救赵”调虎离山之计。闰三月十五日（5月5日），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打垮，时何桂清驻扎常州，坐视不救。太平军进攻常州，何桂清意欲弃城而逃。江苏布政使薛焕、江苏按察使查文经、江苏盐巡道英禄、江安粮道王朝纶等联衔禀请退守苏州，“显系见事危急，意在同逃”(41)。何桂清做逃往苏州的秘密准备，先将其父及妻妾密送苏州，然后发告示禁止居民迁徙。常州绅耆数百人执香烛跪请何桂清留守，阻塞道路。何桂清竟然下令开枪，死十九人。何桂清逃至苏州，为江苏巡抚徐有壬所拒。又逃往常熟，自请议处。咸丰帝下令将何桂清革职候审。但因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帝逃往热河，继又病死于行在，于是何桂清之事拖延两年有余。

辛酉政变之后，叶赫那拉氏掌控朝廷权柄，何桂清遂成为新朝立威的第一个牺牲品。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曾为何桂清部下，联衔奏请“弃瑕录用，俾奋后效，以赎前罪”，极力为何桂清求情，上不许。此时，给事中郭祥瑞、卞宝第等奏请严办何桂清。同治元年五月（1862年6月），给事中郭祥瑞、谢增、卞宝第、王宪成、何桂芬，御史何兆瀛联衔具奏，“均以桂清情罪重大，请速正典刑，以昭炯戒”(42)。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通过刑部拟“斩立决”的决定。然而，正当此时，两宫太后发布上谕：“当因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员，用刑宜慎。如有疑义，不妨各陈所见。”这道谕旨使许多官员摸不着头脑。其中有人误以为朝廷有意为其减刑，起而为何桂清申辩。大学士祁寯藻领衔上奏，主张“罪至斩监候而止”。御史卞宝第单衔上奏，驳斥祁寯藻等人之论。太常寺少卿李棠阶上密疏云：“刑赏大政，不可为谬悠之议所挠。今欲平贼，而先庇逃帅，何以振中兴将士之气？”(43)

何桂清也竭力为自己辩解。他申明自己逃往苏州，受江苏司道禀请，并以薛焕等四人的禀牍作为佐证。太后与奕发布上谕，命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查核。曾国藩奏称：“苏常失陷，卷宗无存。司道请移之禀，无容深究。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云禀有无为权衡。”(42)曾国藩的意见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朝廷遂决定从重为何桂清定罪。十月二十一日（12月12日），上谕：“已革两江总督何桂清一犯，自常州节节退避，辗转逃生，致苏常等郡全行沦陷。迨奉文宗显皇帝严旨拿解来京，犹敢避匿迁延，迟至两年，始行到部。朝廷刑赏，一秉大公。因廷臣会议，互有异同。酌中定议，将该犯比照常带大员失陷城寨本律，予以斩监候，秋后处斩，已属法外之仁。今已秋后届期，若因停勾之年，再行停缓，致情罪重大之犯，久稽显戮，何以肃刑章而示炯戒？且何桂清著即行处决。派大学士管理刑部周祖培、尚书绵森，即日监视行刑。”(44)

胜保是太后垂帘听政后第二个被杀的高级官员。

胜保，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年（1840）举人。历任光禄寺卿、礼部侍郎、内阁学士等职。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被清廷派赴江南，任江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不久即奉命尾追太平天国北伐军，北上直隶，任钦差大臣。咸丰五年，在山东高唐州围攻太平天国北伐军余部李开芳军，久攻不下，被逮遣戍新疆。咸丰七年，赴淮北，以副都统衔帮办安徽军务，奉命进攻捻军，在三河尖、正阳关、六合等地与捻军作战。曾招抚苗沛霖、李昭寿、张龙以及宋景诗、刘占考。咸丰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八里桥战役中受伤，得到咸丰帝的赏识。咸丰十一年，参加进攻鲁西北白莲教起义军时，正值咸丰帝崩逝，结托恭亲王奕，奏请赴热河行在，且不待顾命八大臣批准，即前去叩谒梓宫，向八大臣示威，为太后壮胆。后回京参与“祺祥政变”(45)，得到叶赫那拉氏和奕的重用。政变成功后，复回鲁西北进攻起义军。同治元年（1862），再度南下进攻捻军。不久，奉命赴西北进攻回民起义军。

胜保飞扬跋扈，功高压主，招致杀身大祸。他在章奏中常常表现出骄横的态度，总以“古语云：阃以外将军治之，非朝廷所能遥制”，桀骜不驯。并以汉代杰出将领周亚夫自比，“汉周亚夫壁细柳时，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意以为太后妇人，同治幼稚，恐其牵掣耳。而不知致死之由，即伏于此矣”(46)。胜保的跋扈不臣、骄恣欺罔、贪冒贻误、纳贿渔色，激起朝廷内外公愤。中外臣工参劾胜保十大罪状：（1）任性骄纵，滥耗军饷，粮台设立杂支局，靡费浮于正项。（2）收受劣员金安清贿赂。（3）军营保举各员，均令拜认门生，馈送贽敬。（4）携带妻妾赴皖，到处携妓随营。（5）纵容家人丁祥捐纳道员，委用私人张仙保等在周家口设卡抽厘，便于肥己。（6）由河南赴陕时，需索地方多金。（7）讳败为胜，捏报大捷多次。（8）任用劣员戴鸾翔、窦型等，收受奉旨拿问之营员施鹏等馈送，札给差使，将拿获从逆之马承恩获银释罪。（9）于营中杂蓄优伶，收留回妇及民间妇女，“其尤甚者，认逆首张隆之妻为义女，并收纳逆首陈玉成之妻为妾”。（10）陈玉成之弟二人因馈送银两，擅将伊免死留营。优伶冒充亲军，按月提银三千两，以致各营兵勇枵腹荷戈，迭经挫失。(47)清廷决定处死胜保。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四日（1863年1月3日），清廷诏令多隆阿率军急速驰往同州，传谕将胜保锁拿进京，收缴其钦差大臣关防，接管其所统军队。同治二年七月十八日（1863年8月31日），上谕赐其自尽。

太后垂帘听政不久，即连斩两位大吏，官场为之震动，军政秩序整肃。慈禧太后的铁腕政策使其地位得以巩固，威严从此树立，暂时稳定了风雨飘摇的大清政权。

(1)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8卷，第271页。

(2)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8卷，第343—347页。

(3)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9卷，第344页。又《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第145卷，第549—550页。

(4)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广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41—243页。

(5)　《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第202卷，第188页。

(6)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6册，第51页。

(7)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册，第165页。

(8)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册，第165页。

(9)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17卷，第623—624页。

(10)　《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第244卷，第771页。

(11)　同上书，第148卷，第832页。

(12)　同上书，第150卷，第864页。

(13)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

(14)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8卷，第1052—1053页。

(15)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6册，第191页。

(16)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8卷，第1436页。

(17)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档》第60卷，第2234页。

(18)　同上书，第61卷，第2290页。

(19)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6册，第359、362、365页。

(20)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商务印书馆，1974年。

(21)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5卷，第912页。

(22)　意为“控制东方”。

(23)　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

(24)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9卷，第21页。

(25)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8卷，第2547页。

(26)　萧一山：《清代通史》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434页。

(27)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98页。

(28)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101—103页。

(29)　《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第1册，第148页。

(30)　《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第1册，第157—158页。

(31)　“热河派”余党。

(32)　后又将陈孚恩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33)　皇上为两宫太后正式上徽号是在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1862年5月22日）。

(34)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119页。

(35)　《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第1册，第225—226页。

(36)　《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第1册，第227—229页。

(37)　用纱屏八扇，黄色。

(38)　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39)　《清史列传》第49卷，中华书局，1987年，第3856页。

(40)　萧一山：《清代通史》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452页。

(41)　《清史列传》第49卷，第3859页。

(42)　③　《清史列传》第49卷，中华书局，1987年，第3858页。

(43)　徐立亭：《咸丰同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255页。

(44)　《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第2册，第1234页。

(45)　辛酉政变。

(46)　《清史列传》第47卷，中华书局，1987年，第3751页。

(47)　同上书，第3752—3753页。

第四章
同治中兴（上）

第一节
同治帝嗣位

一、唯一的皇子

叶赫那拉·杏贞，满洲正黄旗人。安徽徽宁池广太道叶赫那拉·惠征之长女。咸丰二年（1852）被选入宫，封兰贵人。

兰贵人入宫后，发现后宫佳丽如云，争宠倾轧，手段多端。虽深感环境险恶，但争强好胜的本性使她费尽心机，用浑身解数，获得皇帝眷顾，常蒙恩宠与召幸。终于在两年后受封懿嫔，晋升了一级。但令其遗憾的是，一直未怀上“龙种”。她深知如不能做到母以子贵的话，很快就会色衰爱弛，退居冷宫。每念及此，怀有强烈企图心的叶赫那拉氏就不寒而栗。

原来，懿嫔在入宫前就有生理疾病，其母总是安慰她出嫁后就会好的，而宫中年长的宫女却告诉她此疾不医会影响生育，她这才如梦初醒。于是，她略施小计，在皇帝情绪高涨时，面请皇帝召御医为其诊视。因为以她的身份无资格召御医入宫医病，而通过皇后宣召御医又会将其患病的信息扩散到宫中，这是她所不希望的。

宫廷著名御医李德立和庞景云为懿嫔诊治。据《宫廷医药档案》记载，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治，病情未见好转。两位御医发现她伴有别的疾患，影响治疗。他们以原药方为主，加入其他药剂，又经过一个月的调治，诸症均好。

尔后，再接再厉，懿嫔身体经过一年的全面检查调理，终于在咸丰五年（1855）六月怀孕。总管太监韩玉来奏报皇帝：懿嫔“遇喜”。皇帝异常高兴，次日便去储秀宫看望懿嫔，命御医为她做产前检查，并且增加她的“份例”。(1)

咸丰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56年1月31日），即懿嫔怀孕满六个月之时，总管太监韩玉来传皇帝圣旨：准许懿嫔的母亲入住储秀宫照看其女儿。几天后，又请进二位姥姥（接生婆）至储秀宫轮流值班“守喜”。增添六位御医分两班轮流进驻宫中守夜，每日向皇帝奏报懿嫔的身体状况。懿嫔则每晚虔诚地跪在送子娘娘像前祷告，求娘娘送给她一个“龙子”，将来继承帝位，她也可因母以子贵，得皇太后之尊。

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未时（1856年4月27日下午2时左右），懿嫔分娩，皇子顺利降生，母子平安，皇帝大喜。太医院院使奕泰、应文照，“请得皇子神色和脉纹俱好”，乃用福寿丹——朱砂一分末，黄连一分末，甘草五厘末，蜜水调，给新生皇子“开口”。

三月二十五日（1856年4月29日），即皇子出生的第三天，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洗三”礼。这本是中国一种古老的习俗，满族入关后沿袭之，且仪式更为复杂，意为给新生皇子洗去前生污垢罪孽，祈求今生健康平安。

四月五日（1856年5月8日），即皇子出生后的第十二天，庆祝“小满月”。就在这一天，懿嫔晋升为懿妃。

四月二十三日（1856年5月26日），为皇子举行庆祝满月礼。其中最隆重的礼仪是“剃发礼”。由太监选择良时，奏请皇帝定夺。“剃发礼”有严格规定。首先，剃头匠要在下处(2)经过严格检查后换上宫中特制服装——着青色窄袖短衣，戴小帽。剃头匠不能带自己的剃头刀入宫，刀则是由宫中事先准备好的。其次“请刀子”。由太监捧出紫檀木雕花长方盒，盒内有一把用红绸包着的剃头刀。剃头时，剃头匠单臂悬空，另一只手不许按皇子的头或接触其身体任何部位，并按照毛发顺序下刀。刚满月的皇子头皮薄嫩，胎毛细软，刀法极难掌握，加以殿中各色人等围观，剃头匠诚惶诚恐，一颗心七上八下，汗水浸透衣衫。

咸丰七年三月二十三日（1857年4月17日），皇子已满周岁，照例要“抓晬盘”。按照中国传统习俗，婴儿满一周岁为“晬”，“抓晬盘”亦即民间俗称的“抓周”。“抓周”时，男孩、女孩盘中所放物品有别，孩子抓什么东西表示其兴趣爱好，标志着其未来的发展。由于载淳是唯一的皇子，皇帝及后妃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皇子的晬盘中放有文玩、碧玉、金匙、银盒、弓箭、书、笔、墨、砚等。据宫中档案记载，皇子载淳先抓书，次抓弓箭，后抓笔。观礼的皇后、妃嫔、皇室亲贵齐声祝贺，百般赞许。咸丰皇帝更是喜不自禁，抱起皇子亲了又亲，懿妃自然神采飞扬，心情难以言表。然而，就是这位宫廷上下认为将来文武全才的皇子载淳，书、弓箭、笔，一样也不行，在位十三年，年仅十九岁即崩逝，并没有给世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咸丰七年这一年，懿妃晋升为懿贵妃。

按照清代的后妃制度，后宫主位有八个等级：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由于咸丰朝未有皇贵妃，因此懿贵妃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皇后。

二、咸丰帝遗诏与顾命八大臣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1861年8月21日）晚膳后，咸丰帝忽然晕厥，夜半苏醒，自知不久于人世，急忙召见内廷王、御前大臣安排后事。据记载：“本日子刻，大臣们同内廷王、御前大臣一起寝宫召见，面谕并辅政一道，写朱谕述旨发下，即刻发抄。”(3)

咸丰帝当日召见的内廷王、御前大臣究竟是谁呢？宫中档案记载：“本日子初三刻寝宫召见共一起：御前大臣载垣、景寿、肃顺，内廷王端华，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右瀛）。面奉谕旨，写朱谕进上。发下，当即发抄。”(4)

当时咸丰帝已经病到不能亲笔写字的程度，只得口述谕旨，由被召见的人代笔。

咸丰帝在弥留之际，由其口述八大臣承写的谕旨有两道。

其一：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1861年8月21日），奉朱谕：皇长子御名（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

其二：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皇长子御名（载淳）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咸丰帝的两道遗诏确定了皇位继承人和由八位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辅政体制。

在基本确定辅政体制之后，咸丰帝鉴于清朝前期辅臣飞扬跋扈、大权旁落的教训，遂将两枚随身印章“御赏”和“同道堂”分别授予皇后钮祜禄氏与儿子载淳，作为皇权的象征。在嗣皇帝冲龄尚未能亲自处理政事时，凡属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诏谕，经由皇太后和嗣皇帝同意后，全文开始时钤印用皇太后持有的“御赏”印；文末钤印则用嗣皇帝所属的“同道堂”印。这样，在朝政运作上，实际就形成了两种体制并行，为日后皇太后垂帘听政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显而易见，这是咸丰帝经过苦苦思索而特意安排的。他想借助八位辅政大臣的经验与集体智慧，来辅助未成年的小皇帝，同时又担心八位辅政大臣篡权，欺蒙与挟制孤儿寡母，用两颗玉印为信符控制八位辅政大臣。这种互相牵制的权术，在当时形势下不失为一种高明之举，旨在保证大清皇权牢牢掌握在爱新觉罗家族手中，而不致被侵蚀。

咸丰帝临终时，当然想到嗣皇帝载淳的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他不希望懿贵妃平时干预朝政，在肃顺等人鼓动下蓄意冷落她，限制她，甚至一度想废掉她。但是当他自知不起时，又想到叶赫那拉氏的种种好处，特别是她作为自己独生子的母亲，未来的皇太后。顾念及此，他在弥留之际，将“御赏”印交付皇后，接着又将“同道堂”印交与懿贵妃，让她代表年幼的皇帝执行和保管钤印的责任。当身后之事安排妥当之后，咸丰帝才溘然而逝。

在两宫太后和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位确定之后，关键是如何确定双方的权责，问题的焦点在于诏谕疏章的处理权限上。据记载，咸丰帝辞世后三天，即七月二十一日（1861年8月26日），“两宫乃召辅政大臣入议诏谕疏章黜陟刑赏事。初肃顺、杜翰、焦佑瀛，谓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后持不可，议四日，乃决章疏呈览，谕旨钤印。任用尚侍督抚，枢臣拟名，请懿训裁定，其他简放人员，按照京察暨疆臣密考拟具正陪数员，在御前掣签，两宫并许可”。(5)

上述记载事关双方权力分配的诏谕疏章处理问题，竟然讨论了四天。一方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说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斗争的激烈程度。

开始时，肃顺等八大臣试图把权力全部抓在自己手中，由辅政大臣拟定诏谕，太后只管钤印，不可改动，官员的奏章也不呈请太后过目。这个方案被太后否定。叶赫那拉氏一针见血指出大行皇帝遗诏是派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赞襄”乃从旁“参赞襄助”嗣皇帝处理政务，而不是像多尔衮那样受封“摄政王”代表顺治帝处理政务。再则而今嗣皇帝虽在冲龄，但大行皇帝早已作出安排，即以“御赏”与“同道堂”二印，代嗣皇帝行使皇权。八大臣的方案不但有违祖制，更为严重的是不顾大行皇帝的遗命，无视大行皇帝所赐予两宫的御印，实际上是藐视皇权。经过反复辩难，最后议定：章疏呈览，谕旨钤印；任用高级官员由入位辅政大臣提名，太后裁定；任用一般官员，用“掣签”办法确定，由太后批准。(6)

按照传统，嗣皇帝在登极前应拟定建元年号。据记载：“建元年号，业已恭拟，奉旨用‘祺祥’二字，已于月之二十六日交片内阁矣。”(7)由此可知，七月二十六日（1861年8月31日）八位辅政大臣拟定了嗣皇帝年号，经由太后批准，用“祺祥”二字，正式确定下来。

辛酉政变后，废除“祺祥”年号，改元“同治”。

三、载淳登极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日（1861年11月11日），载淳于北京紫禁城太和殿登极。颁诏天下，以明年（1862）为同治元年。

清代皇帝在亲政之前，都要受严格的教育。凡是有作为的皇帝皆文武全才，勤于政事。

咸丰帝在世时，就选定翰林院编修李鸿藻为载淳的师傅。载淳登极即位后，两宫太后更是对他寄予厚望，发布懿旨：“李鸿藻及礼部尚书前大学士祁寯藻、大学士翁心存、工部尚书倭仁，均著在弘德殿授读。”(8)载淳的师傅由先前的一位增加到四位，且均为须发苍苍的博学老臣。

为使授读得以顺利进行，不让帝师为君臣之别而为难，同治二年（1863），两宫太后特派皇族亲贵中行辈最尊、品行端正的绵愉，“命在弘德殿专司督责，并令王子奕详、奕询伴读”(9)。恭亲王奕奉命稽查弘德殿一切事务。

弘德殿在乾清宫之西，原是清代皇帝传缮办公的地方。因为弘德殿被指定为小皇帝读书的处所，所以“弘德殿行走”就成了帝师的职称。

帝师授读时，既不跪着，也不站着，而是坐着，系援引汉桓帝受业之仪，于御座书案之右为帝师设一座，以便授读。

小皇帝的功课内容很多，很繁重。有蒙古语、满文与清书、汉文与汉书、拉弓、射箭、打枪、骑马，等等。仅读汉书即包括经史及作文、作诗、写字等。时间也安排得很紧，一年中只有年假、灯节、万寿圣节、端午、中秋等放假，暑期中半假。

小皇帝除学习基本功课外，还要学习统治天下的方略。当时一些官员编纂了《治平宝鉴》，进呈两宫太后。同治三年（1864），徐桐、瑞常、宝鋆、载龄、李棠阶、单懋谦奉懿旨每日一人轮班进讲《治平宝鉴》。

同治四年（1865）翰林院编修徐桐在弘德殿行走。因已罢斥奕，奕奉命在弘德殿稽查课程。

从同治九年（1870）起，小皇帝开始读奏折，为其亲政做准备。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65年12月28日），由于此前大学士翁心存已病逝，朝廷命其子翁同龢以詹事府右中允在弘德殿行走，递补翁心存遗缺。

翁同龢奉命授读时，小皇帝年已十岁，就读也已四年。在这四年之中，同治帝学习态度究竟怎样，学习成绩如何呢？由于缺乏史料记载，不得而知。

自同治五年（1866）始，翁同龢进行了记载，描绘了当时的情况。兹摘录一些片断以证之。

正月初九日（1866年2月23日）：是日读书（皇帝）微倦，略有戏。

正月十一日（1866年2月25日）：辰正（上午八时）上至，午初一刻（中午十一时许）退。读书颇有戏动。

二月初八日（1866年3月31日）：卯正（清晨六时）上至，读不甚勤，数进诤言。

二月十五日（1866年3月31日）：是日上读书尚勤，惟多嬉笑。(10)

又过了五年，至同治十年（1871），同治帝年已十六岁，接近成年，在读书方面是否有长进呢？据翁同龢记载，前后并无什么变化。

二十五日（1871年3月15日）：看折时精神极散，虽竭力鼓舞，终倦于思索。奈何。

二十九日（1871年3月19日）：读生书犹可，余则倦不可支，且有嬉笑。满书极吃力，讲折尤不着力，真无可如何也！

二月初五日（1871年3月25日）：背书极慢，讲折又倦。

初六日（1871年3月26日）：讲折又极难，讲大义、衍义时亦精神不属。数日来，无精神时则倦，有精神时则嬉笑，难于着力。奈何！

五月二十七日（1871年7月14日）：李鸿藻传慈禧太后谕旨：“书房功课耽误，书既不熟，论多别字，说话不清。着尔等三人设法劝讲，不但教书并说话亦宜教，不可再耽搁。”

九月二十六日（1871年11月8日）：是日军机见起，两宫又论功课，极言上未能用心，昨令读折不成句；又讲《左传》，则不了了。若常如此，岂不可虑！因垂涕宣谕再三。(11)

按照清代惯例，皇帝十四岁就应亲政；而从以上所摘录的翁同龢所记载片断文字来看，同治帝虽年已十六，读书长达十年之久，仍然文理生涩，错别字连篇，甚至连话都说不清楚。特别是作为皇帝的重要工作是看折、批折，同治帝读奏折不成句，更谈不到看懂和批示奏折了。难怪当时的鸿儒学士帝师翁同龢大呼“奈何”，权倾当朝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垂涕宣谕再三”了。

揆诸有关史料，同治帝的资质并不差，为何如此不成器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家教的失败。

同治帝载淳从其嗣位起，就一直生活在两极的家庭环境中。慈安太后无子，且对朝政不感兴趣；加以秉性善良温厚，颇具爱心，因此溺爱载淳。载淳与慈安太后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且备觉快乐。作为载淳的生母，慈禧太后专注于自己的权势，不仅没有给儿子母爱，反而一见面就对其进行训斥。随着年龄的增长，同治帝与其生母慈禧太后的感情也愈益疏远，逆反心理愈益强烈。

其二，督责过严，学习负担过重，使同治帝厌读。

根据太后的懿旨，几位帝师对同治帝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同治帝表现不好，帝师就斥责伴读；同治帝如果表现太差，帝师就体罚伴读，这实际上是杀鸡儆猴。面对这种情况，同治帝自然心中很不舒服，有时甚至比直接受处罚还难受(12)。功课过于繁重，作为孩提的载淳，难以承受。实际上是欲速则不达。厌读心理一旦形成，很难扭转。

其三，同治帝身心太疲惫。

同治帝自嗣位起，其活动就完全失去自由，受到宫廷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他天未明即起，按时到两宫太后的宫中问安侍膳。慈安太后住在东面的钟粹宫，慈禧太后住在西面的储秀宫，从东到西，疲于奔命，以恪尽孝道。每天召见大臣时，同治帝要按时临朝，虽然有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但他必须端坐于皇帝的宝座上一直到退朝。这样，他哪还有充沛的精力去应付繁重的功课呢？

第二节
同治朝政府机构初次变革

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立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1861年1月13日），钦差大臣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统筹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所拟六条章程为：

（1）京师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也。查各国事件，向由外省督抚奏报，汇总于军机处。近年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王大臣领之。军机大臣承书谕旨，并兼领其事恐有歧误，请一并兼管。并请另给公所，兼备与各国接见。其应设司员，拟于内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内，满、汉各挑取八员，轮班入直，一切均仿照军机处办理，以专责成。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

（2）南北口岸，请分设大臣，以期易顾也。查道光年间，通商之初，只有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设立钦差大臣一员。现在新定条约，北则奉天之牛庄，直隶之天津，山东之登州，南则广东之粤海、潮州、琼州，福建之福州、厦门、台湾、淡水，并长江之镇江、九江、汉口，地方辽阔，南北相去七八千里。仍令其归五口钦差大臣办理，不独呼应不灵，各国亦不愿从。且天津一口距京甚近，各国在津通商，若无大员驻津办理，尤恐诸多窒碍。拟请于牛庄、天津、登州三口，设立办理通商大臣，驻扎天津，专管三口事务。直隶为畿辅重镇，督臣控制地方，不能专驻天津。而藩臬两司各有专职，亦未便兼理其事。拟仿照两淮等处之例，将长芦盐政裁撤，归直隶总督管理，其盐政衙署养廉，即拨给通商大臣，不必另议添设，以节经费。旧管关税，一并归通商大臣兼管，分晰造报。并请颁给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关防一颗，无庸加钦差字样。仍准酌带司员数员，以资襄办，遇有要事，准其会同三省督抚、府尹商同办理，庶于呼应较灵。其旧有五口钦差大臣一员，以两广总督兼领之，咸丰九年，改隶两江总督。查现在新增内江三口，并广东之潮州、琼州，福建之台湾、淡水，口岸较多，事务较繁。诚恐该督曾国藩兼司其事，非特鞭长莫及，并虑未能谙悉夷情，应仍令署理钦差大臣巡抚薛焕妥为办理。至天津、上海两处所办一切事件，应仿照各省分别奏咨之例，由该大臣随时知照总理处，以免歧异。至吉林、黑龙江俄人从前越界侵占，历任将军隐匿不报，以至日久无从禁阻。应请敕令该将军等，于中外边界据实奏报，不准稍有粉饰。其中外交涉事件，一并按月咨照总理处查核。再，现在天津一口，将来办理通商，只有进口货物，并无出口大宗。如果日久贸易不旺，彼必废然思返，拟仍临时酌量情形，或将通商大员裁撤，以省冗员。

（3）新添各口关税，请分饬各省，就近拣派公正廉明之地方官管理，以期裕课也。查洋税一项，向系尽征尽解，该关税吏视为利薮，侵蚀偷漏，百弊丛生，于关税大有妨碍。现在洋税既有二成扣价，尤宜及早清结，免生枝节。天津关税，臣等现拟归新设之办理三口通商大臣管理；其牛庄一口，向归山海关监督管理，该口货税，以豆饼为大宗，八年所定《税则章程》，议定不准外国装载出口。如此则进出口货物无多，外国船只日久无利可图，未必踊跃乐趋，似不必另行设官办理，仍归山海关监督经管。查该监督所管关税，其大宗在牛庄，而山海关所收税项，须在封河以后，牛庄所收，乃在开河以后，封河以前。嗣后应饬令该监督，于二月后即驻牛庄，封河后再回山海关，以便稽查弹压。惟事关通商，有中外交涉事件，该监督应听办理三口通商大臣管辖，以免歧误。并将所仿照福州、上海各关章程，分晰内地外国税饷，专款报部，不得以中国船货税项，牵混计算；至登州向系私设口岸，隐匿多年，现既新立口岸，自应派员专理。应由天津通商大臣，会同山东巡抚妥商具奏。其粤海、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旧有管理税务之将军、监督、道员，无庸另议更张外；至新立之琼州、潮州、台湾、淡水，长江通商之镇江、九江、汉口等，于何省附近，均由本省督抚会同上海钦差大臣，奏明派员经理。除各省中外交涉事件，应由本省督抚地方官按照条约随时办理外，其各新旧口岸税银，并进口出口船只数目各情形，按月呈报管辖之通商大臣、钦差大臣稽查。并由该大臣按月咨报总理处及户部，以凭察核。至俄国新议行销货物之库伦、喀什噶尔、张家口，并旧有通商之恰克图、塔尔巴哈台等处，并请敕下伊犁将军，库伦、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各大臣，张家口监督，除《俄国条约》内第一条所载，乌苏里、绥芬河等处不纳税外，其余各贸易处所，如旧有税课，应令悉心经理，据实奏报，不得稍有侵蚀，以备拨用。惟洋税旧定百两，另交倾镕钱一两二钱，八年间筹办税则，议明裁撤倾镕之费，现在私约既换，自应按照办理。其议定按税扣归二成，立有会单，以扣项之盈绌，核税课之多寡。是每年洋税征收若干，皆已彻底澄清，经手官吏即不能侵蚀肥己。不独糊口无资，暗生弊窦，且恐奸猾吏胥，无利可图，挑衅生事，于大局尤有关系，若不明定章程，予以办公经费，殊恐弊生意外。所有各口起解部饷，川资运脚，以及稽查关税书吏章工纸张一切费用，拟请敕令天津通商大臣、上海钦差大臣会同各该地方督抚，酌议章程，奏请遵行，庶可速清扣项，剔除税弊。

（4）各省办理外国事件，请敕该将军、督抚互相知照，以免歧误也。查办理外国折报，以及恭奉寄信谕旨，向以事涉外国，军机处既不发钞，各督抚亦不互相关会，原以昭慎密而防泄漏。惟现既令各该省及通商大臣、钦差大臣随时咨报京城总理处，而各省将军、府尹、督抚随时应办事件，亦应彼此声息相通，方不至稍有歧异。且有此省办理妥协，而彼省可以仿照者；有彼省办理未宜，而此省可以预防者。查咸丰九年二月间，前两江总督何桂清奏：向来凡事俱系密奏，并不互相关会，亦无卷据可考，甚有同官一处而不知其详者。以致歧途百出，枝节横生，实为一大弊端。请敕互相知照，以归画一各等语。臣等核其所奏，系属实在情形。嗣后天津通商大臣、上海钦差大臣，以及各省一切奏牍，及钦奉上谕事件，除咨报总理处外，均应敕令随时互相咨会。遇有交卸，专案移交后任，庶原委可以稽考，而情形不至隔膜。惟事宜慎密，仍令各该省派亲信可靠之人抄录知照，不涉胥吏之手，以期格外防范，而杜漏泄之弊。

（5）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语言之人，请敕广东、上海各派二人来京差委，以备询问也。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从前俄罗斯国文字，曾例定设立文馆学习，具有深意。今日久视为具文，未能通晓，似宜量为鼓舞，以资观感。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佛、米三国文字之人。请敕各该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俾资学习。其派来之人，仿照俄罗斯馆学习之例，厚其薪水。两年后，分别勤惰，其有成效者，给以奖叙。俟八旗学习之人，于文字语言悉能通晓，即行停止。俄罗斯语言文字，仍请敕令该馆，妥议章程，认真督理。所有学习各国文字之人，如能纯熟，即奏请给以优奖，庶不致日久废弛。

（6）各海口内外商情，并各国新闻纸，请敕按月咨报总理处，以凭核办也。查新定各国条约，以通商为大宗，是商情之安否，关系地方最为紧要。嗣后新旧各口中外商情是否和协？如为钦差大臣耳目所不及者，即敕令各该将军、府尹、督抚按月据实奏报；一面咨报钦差大臣及通商大臣，不得视为具文，稍涉虚假。至办理外国事务，尤应备知其底细，方能动中窾要。近年来临事侦探，往往得自传闻，未能详确，办理难期妥协。各国新闻纸，虽未必尽属可信，因此推测，亦可得其大概。广州、福州、宁波、上海旧有刊布，名目不同，其新开各口，亦当续有刊本。无论汉字及外国字，按月咨送总理处。庶于中外情形了如指掌，于补弊救偏之道，益臻详审。(13)

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颁布上谕：“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著即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著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关防。应设司员，即于内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内，满、汉各挑选八员，即作为定额，无庸再兼军机处行走，轮班办事。”(14)

十二月十六日（1861年1月26日），奕等奏请关防及行文不用“通商”二字，获咸丰帝批准。

二月初一日（1861年3月11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北京东堂子胡同旧铁钱局正式成立。

同治元年二月初三日（1862年3月3日），奕等领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防，缴还钦差大臣关防。从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原来拟设的临时机构变为常设机关，成为同治及光绪朝重要的权力部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

总理衙门内部组织如下：

1. 大臣

总理衙门大臣分为大臣与帮办大臣，均为总理衙门堂官。由亲王一人总领，即首席大臣，其他大臣则从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中指派兼任。最初仅奕、桂良、文祥三人，其后人数不断增加。经常是七八人。光绪十年（1884）增至十四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于上谕命各直省督抚均兼总理衙门行走，总理衙门堂官遂增至数十人。总领大臣以恭亲王奕时间最长，前后共二十八年；其次是庆亲王奕劻，前后共十二年。

2. 章京

章京为总理衙门办事官员。章京从内阁、部院、军机处司员中挑选满、汉各八人。又从章京中选任总办章京满、汉各二人与帮办章京满、汉各一人、综理日常事务。同治元年（1862）增额外章京满、汉各二人。同治二年（1863）增额章京满、汉各六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又增额章京满、汉各二人。总办章京与帮办章京以外的章京分派到各股等办事机构。

3. 独立公所

独立公所为总理衙门办事机构，分设五股：

（1）英国股

掌管英国、奥地利二国交涉往来之事，包括各国通商、各关榷税等事务。

（2）法国股

掌管法国、荷兰、西班牙等国交涉往来之事，包括保护民教及各岛招工等事务。

（3）俄国股

掌管俄国、日本两国交涉往来之事，包括陆路通商、边防、边界等事务。

（4）美国股

掌管美国、德国、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等国交涉往来之事，包括设埔、保工等事务。

（5）海防股

掌管南、北洋海防之事，包括长江水师、沿海炮台、船厂购置、轮船与枪炮弹药购买、创设机器、电线、铁路及各省矿务局等事务。

五股之外，又设司务厅与清档房：

司务厅置领办二人，掌管稽查一切事务；收掌四人，掌管收发往来文牍之事；请送印钥四人，掌管呈递折件、监视关防、请送印钥之事。

清档房掌管稽查章京修档、校档及供事缮写清档之事。设提调二人，督修五人，承修五人，校对五人。

除上述机构外，尚有与军机处并行章京八人，掌管交涉事务、检查机密文移等。其推补升转均由军机处主持，是军机处章京兼办外交事务者。

在清代，长期以来，朝廷视通商与外交为一事，且遇有交涉，作为地方问题处理；而地方官吏，又无权做主，事无巨细，必先奏请朝廷允准方能施行。由于朝廷无管理外交之机构，不了解实在情形，往往贻误大事。总理衙门之设，使中央有了统一管理外交的机构。但总理衙门为特设之机关，不与六部并列，机构小，权力大，素有“小朝廷”之称。它除主管外交外，还兼管通商、各关税务、保护民教、各处招工、边防疆界、设埔保工、南北海防、长江水师、北洋海军、要塞炮台、制造、学校、电线、铁路、矿务、购买船炮、聘请外国技师以及庆典、礼宾、有关官吏的人事行政与考试等事务，俨然成为朝廷的“内阁”。由于总理衙门不负外交专责，而总理衙门大臣均系兼职，且人数众多，地位相等，意见纷歧。虽有亲王主持，也难以统率指挥。故办理外交，迟疑不决，往往造成失误。在中央设立专门的外交机关，势在必行。

二、南洋通商大臣与北洋通商大臣设立

（一）南洋通商大臣设立

鸦片战争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开放为通商口岸，于是，清政府设置办理外交和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最初并没有“五口通商大臣”的衔名，只是人们习惯的叫法。一般只用“钦差大臣”称谓，开始时由两江总督耆英兼任。道光二十四年（1844），耆英调任两广总督，兼办各省通商事务，五口通商大臣也成为两广总督例兼的职务。五口开放后，上海逐渐发展为全国外交与通商的中心，且广州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占领，于是咸丰八年底（1859年初），咸丰帝命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商务。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发布上谕，命令“其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及内江三口、潮州、琼州、台湾、淡水各口通商事务，著署理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薛焕办理”(15)。此时虽仍沿用五口通商大臣的旧称，但实际上已经是“南洋通商大臣”。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亦归两江总督兼任。然而，直至同治十二年（1873），由两江总督例兼南洋大臣才成为定制，取消钦差大臣衔。自同治五年（1866）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后，南洋大臣一职先后由湘系集团专任近四十年。南洋大臣除办理所属通商口岸的外交交涉、通商事务外，还兼督海防、训练南洋海陆军、举办工矿交通等事业。

（二）北洋通商大臣设立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通商口岸增多，尤其新增加了北方通商口岸。于是，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发布上谕，命令“侍郎衔候补京堂崇厚，著作为办理三口通商大臣，驻扎天津，管理牛庄（后改营口）、天津、登州（后改烟台）三口通商事务，会同各该将军、督抚、府尹办理。并颁给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关防，无庸加钦差字样”(16)。崇厚专任三口通商大臣近十年，除办理通商、外交交涉事务外，还兼办海防，主要是训练了“洋枪队”与创办了天津机器局。

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后，三口通商大臣改称北洋通商大臣，例由直隶总督兼任。按规定，北洋大臣与南洋大臣的地位和职权是对等的。但是，由于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达二十八年之久，他在清政府的外交方面折冲樽俎，兴办北洋海、陆军，且在北方和长江流域筹办轮船、电报、煤铁、纺织等企业，使得北洋大臣的地位不断提高，职权逐渐扩大，其势力远远超过南洋大臣。

总理衙门建立后，主管外交，但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分别兼南洋大臣、北洋大臣，负实际外交交涉之责；而总理衙门既无权调度指挥，遇事又必须请旨。这样，无形中就出现了两种外交机构，不利于统筹和处理外交事务。

三、总税务司署成立

早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就以便于外国商人缴纳税款、办理手续为由，向上海海关道台提出把海关办事机构移至英租界的外滩。道光二十六年（1846），清政府将原上海海关改为“江海大关”，专办国内沿海航行船舶的税收事务，并另设“江海北关”专办外商征税事宜。

咸丰三年（1853），上海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捣毁“江海大关”。英国领事阿礼国趁机派兵武装占领了“江海北关”。八月初七日（1853年9月9日），英国领事阿礼国在商得美国公使马沙利同意后，公布了《在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临时规则》，宣布在原海关不能行使权力时期，由英、美领事代中国官府向英、美商人征税，征得的税款由领事代管。阿礼国还声明，由英领事代征的税款，最后是否交还中国，将报请英国政府决定(17)。这就是所谓的“领事代征制”。自那时起，英、美在上海实行了这个制度。

九月（1853年10月），吴健彰逃往租界，他要各国领事承认其苏松太道兼上海海关监督的地位，并补缴以前的欠款。并且表示，如果领事无所动作，他将从各国商人身上取回全部的税金。美国公使马沙利认为英国有夺取与永久占领上海，从而控制整个长江流域的意图。因此，他用支持吴健彰来打击英国势力，同意从九月十二日（1853年10月14日）取消领事代征的办法。于是，九月八日（1853年10月10日）吴健彰便发出名为《关税征收事宜仍按旧例办理》的通告，购买了两只船，挂上了海关的旗帜，停泊在浦东江面的陈家嘴。并且照会英、美、法等各国领事，宣布两船即临时海关的关址，预定九月二十六日（1853年10月28日）正式办公，征收关税。吴健彰所指的两只船就是其购买的外国鸦片船“羚羊”号与“羊神”号。阿礼国坚决不放弃“领事代征制”。他向吴健彰表示，在上海正常秩序恢复以前，吴健彰不能以清朝官吏的身份在租界内收税，也不能在未经领事同意的租界以外的地点建立海关。他还声称，只要清政府一收复上海县城，吴健彰重新主持海关，他将立即考虑关税问题。

上海的美商也不愿纳税，企图假借其他国家商人的名义达到不纳税的目的。他们联名写信给英、法、葡、荷等国领事，提出不纳税的理由，得到各国领事的支持。

二十七日（1853年10月29日），法国兵船以“羚羊”号发炮不准，误中法国天主教堂为口实，强迫“羚羊”号开往黄浦江上游。英国炮舰也以兵船靠近租界江面容易引起小刀会攻击为理由，对官军兵船进行驱逐。这样，吴健彰在船上收税的计划又落空了。与此同时，英、美之间的裂痕也在加深。

十二月二十二日（1854年1月20日），上海美领事马辉宣布美公使马沙利的指令：此后美国进口船只不再缴税。这对“领事代征制”是一个沉重打击，标志着英、美在此问题上已经公开分手。而英商认为，只有英国一国实行“领事代征制”，显然对他们不利，也表示反对。在美国和英商一致反对下，英领事阿礼国已无法再坚持下去。

咸丰四年正月十二日（1854年2月9日），上海英、美、法等国领事承认吴健彰在苏州河北岸重设的上海海关。但是，英、美、法等国商人依然拒绝缴税，甚至公然反抗。在领事的包庇下，外国商人采取这样一种手段：他们只向上海海关出具一张空头保证书，声明只要其他国家商人缴税，他们以后一定补缴全部欠款。作了这样的声明之后，他们便强行把船开走。由于上海海关收不到税，吴健彰就在黄浦江的闵行镇与苏州河的白鹤渚设立两个税卡，凡输往上海的丝、茶，先在上述两个税卡缴税。这个办法公布后，立即遭到英、美、法等国的反对。美国新任驻华公使麦莲声称：中国不在条约规定的口岸而在内地设关收税，乃是一种破坏条约的行为，其后果完全由中国承担。

四月初五日（1854年5月1日），上海英、美、法三国领事联合照会吴健彰，要他注意：中国对外国条约上所规定的不仅仅是税率多少的问题，并且也规定收税地点和收税方式，在内地设关是违反条约的。英领事阿礼国还引诱吴健彰，告诉他，如果海关行政置于三个条约国的有效控制之下，收税是有希望的。

十三日（1854年5月9日），上海英、美、法三国领事又联合发表通告，认为内地设关与条约规定不合，要求各国商人协助各国领事，提出他们所能得到的关于内地勒索、特惠税率以及其他不法行为的证据。这样，在外国侵略者不断威胁和阻挠下，吴健彰已无可奈何。上海海关已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外国领事看到夺取上海海关的时机已经成熟，遂由英领事阿礼国为首，精心策划了一个所谓“海关引用外人负责帮办税务”的阴谋：英、美、法三国各派税务司一人管理上海海关，主持税收。“人员由领事推荐，但是为中国服务，由中国付给薪金，并且在中国长官的节制下工作”(18)。阿礼国并以交出欠税来引诱清政府。他提出保证，只要这个制度成立，清朝不仅有一定可靠的收入，而且英国愿将实行“领事代征制”期间征得的税款，全部交给中国。

美国公使麦莲到昆山会见两江总督怡良时，还向怡良当面提出组成税务管理委员会，取得了怡良口头上的同意。

咸丰四年五月初六日（1854年6月1日），由美国公使麦莲出面，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英、美、法各派一人组成“税务管理委员会”，重新设立上海海关。当时清政府正在攻剿太平军，需要大宗兵饷，不愿失掉海关税款，不得不接受这个方案。六月初五日（6月29日），吴健彰与英国领事阿礼国、美国领事马辉、法国代理领事爱棠正式签订了关于上海海关的协定：声称“兹因关监督深知难得诚敏干练熟悉外国语言之人员，执行约章关章上一切事务，唯有加入洋员，以资襄助。此项人员，应由道台慎选遴委，道台亦应予以信任事权，俾资改良一切”。(19)

十二日（1854年7月6日），上海英国领事阿礼国、美国领事马辉、法国代理领事爱棠联合发表通告，声明“原有在内地设立的两处关卡即行裁撤，重行设置上海海关公署，并成立关税管理委员会（Board of Inspectors），务期是项组织机构足以保证充分发挥征收关税的效能。自本月12日（1854年7月12日）起，所有进出口船舶的货运承办人，必须向苏州河岸海关办理进出口报关手续，一应关税统由该处海关严格遵照条约规定予以征收”(20)。十八日（7月12日），根据上海海关协定，英、美、法三国领事指派的英国人威妥玛、美国人卡尔、法国人斯密司所组成的“关税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样，外国人轻易地就把这一重要港口的海关大权握在手里。而作为交换条件之一的缴还欠款，其中英国欠款四十余万两，后来借口清政府没有尽到保护上海英商的责任，竟一笔勾销了；美国欠款三十余万两，拖延了两年多，才交出七万三千两，其余则以代征手续费及其他借口，一起赖掉。美国交出这点欠款时，竟然还特别声明，美国政府有权向中国政府要求赔偿这一时期美商所受的“损失”。

当时清政府把英、美、法三国控制上海海关视为地方性事件。而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官吏，由于外国人管理海关妨碍了他们的税收和权力，都消极地加以抵制。因此，尽管英国政府一再督促先后任驻华公使的文翰、包令，要求中国政府在其他口岸成立相似的征税制度，但没有成功。

咸丰八年十月初三日（1858年11月8日）于上海签订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十款载明：“通商各口收税如何严防偷漏，自应由中国设法办理，条约业已载明；然现已议明，各口画一办理，是由总理外国通商事宜大臣或随时亲诣巡历，或委员代办。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国人帮办税务。”(21)“各口画一办理”和“邀请英国人帮办税务”的规定，使英国控制全中国海关的野心有了法律依据和实现的可能。咸丰九年（1859）八月，两江总督何桂清撤销了上海海关的美、法籍税务司，任命原来的英籍税务司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并把海关用人大权完全交给他。这样，英国人便在海关中确定了统治地位。李泰国此后更加积极地准备在各口设立海关。英国公使普鲁斯为其创造条件，他通知各口英国领事，李泰国即将赴各处巡视，各口英国领事必须竭力给以帮助，以便建立起由英国人控制的海关制度。从咸丰九年至同治三年（1864），李泰国在其总税务司任内从广州到牛庄建立了十四个海关。

总理衙门建立后，在上海设立全国性的总税务司署，奕正式任命李泰国为总税务司。这项任命是由两广总督劳崇光、江苏巡抚薛焕的推荐和英国公使普鲁斯的督促而成的。咸丰十一年二月（1861年3月），奕召李泰国到北京。李泰国回上海不久，在保卫租界的战斗中身负重伤，请假回国养病。临行前，推荐赫德和费士莱二人代办税务，并介绍赫德去北京。四月二十八日（6月6日），赫德到北京会晤恭亲王奕。五月二十三日（6月30日），赫德奉命为代理海关总税务司。同治二年，李泰国因阿思本舰队事件与总理衙门闹翻，被免去总税务司职务。赫德继任总税务司，并把持这个职务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此期间，赫德又新设海关三十余处。建立了一整套半殖民地的海关制度。

同治四年六月（1865年8月），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至北京，成为总理衙门附属之机关。总税务司署综理全国关税行政与关员任免事务，管辖五科三处。

五科为：

1. 总务科。设正、副主任各一人。

2. 机要科。管机要文件，设正、副主任各一人。

3. 统计科。总辖海关会计兼管外债、赔款，并审查各海关会计事，设正主任一人，副主任五人。

4. 汉文科。管理各海关汉文报告及总税务司与政府往来公文，设正、副主任各一人。

5. 铨叙科。管关员任免进退，设正、副主任各一人。

三处为：

1. 造册处，设于上海。管理编制及印刷统计，供给纸张文具。设正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

2. 驻外办事处，设于伦敦。掌采办海关用品，招用投效人员，接洽偿付赔款，支付关员来华旅费，设正主任一人，帮办若干人。

3. 内债基金处，设于北京。专管政府委办之内债基金，设正主任一人，帮办若干人。

各海关设税务司一人，管理全关行政，办事分为总务、秘书、会计、统计、监督、查验六课。副税务司天津、广州设二人以上，上海尤多。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后，常关也设于海关内，有常关课，以洋帮办为课长。各关监督，已形同虚设。

咸丰十一年（1861）以后，随着各通商口岸画一海关的设立与总税务司署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海关制度的确立。总税务司署名义上虽然是总理衙门的下属机构，但海关的行政和用人大权，均操在总税务司之手。海关高级职员半数以上由英国人充任，总税务司一职也长期把持在英国人手中。由于清政府财政拮据，愈加依靠海关的税收。因此，海关的地位愈益突出，总税务司和各口税务司对清朝中央和地方官员施加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赫德任海关总税务司一职近半个世纪，对清政府内政、外交方面施加的影响最大，英国在此期间获得的侵略权益也最多。海关是一个国家对外的重要方面。海关大权的旁落，强烈地反映出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的色彩。但是在客观上，从西方引进了海关管理经验和一套规范化的管理制度，为日后中国的海关管理提供了借鉴。

第三节
太平天国灭亡与各地起义平息

一、“合作政策”与“借师助剿”

（一）“合作政策”

辛酉政变后，随着清政府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西方列强采取了共同支持清政府的“合作政策”。

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是列强对华“合作政策”的首倡者。同治元年（1862），西华德给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发出指令：“在中国，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护我们的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在纯粹的行政方面，并在世界性的基础上，支持在外国人管理下的那个海关；赞助中国政府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国政府对于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22)

蒲安臣是“合作政策”的积极推行者。正如丹涅特所说：“蒲安臣在其驻华公使任内在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最大贡献，就是在1863—1865年这一困难时期实行了合作政策。”(23)同治元年至同治二年（1862—1863），中国和法国之间由于一系列教案交涉陷入僵局，两国关系极其紧张。为此，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请蒲安臣介绍一部被西方国家公认的国际法方面的权威著作。同治三年八月（1864年9月），蒲安臣把美国驻欧洲外交官惠顿（H.Wheaton）所著，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教习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推荐给总理衙门。

《万国公法》原名《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 Law），在总理衙门出版前，译本曾称为《万国律例》。《万国公法》全书共四卷。第一卷名为“释公法之义明其本源题其大旨”。第一章“释义明源”，主要解释国际法的起源、宗旨；第二章“论邦国自治自主之权”，对何者为国，国家之主权，君、国更替，君与民之权利等进行阐述。第二卷名为“论诸国自然之权”。共四章分别论述自护自主之权，制定法律之权，诸国平行之权和各国掌物之权。第三卷名为“论诸国平行往来之权”。共两章分别论述通使和商议立约之权。第四卷名为“论敌国交战之权”。第一章“论战始”；第二章“论敌国交战之权”；第三章“论战时局外之权”；第四章“论和约章程”。全书对国际法的源流、国家主权、平时法、战时法等作了较详细的阐述(24)。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国际法，具备了一定的国际法知识。当时奕等人对国际法的意义有了初步认识，曾在奏折中称：“臣等查外国律例一书，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间有可采之处。即如本年布国在天津海口扣留丹国兵船一事，臣等暗采该律例中之言，与之辩论，布国公使即行认错，俯首无词，似亦一证。”(25)在得到两宫太后批准后，《万国公法》于同治三年孟冬月由京师同文馆正式印行木刻本。蒲安臣向总理衙门介绍《万国公法》是其实施“合作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英、法、俄为了维护各自的在华侵略权益，都赞同和支持美国的“合作政策”。

（二）“借师助剿”

1. 大吏鼓吹“借师助剿”

《北京条约》签订后，法、俄两国就提出愿意助剿的问题。恭亲王奕首先向朝廷奏报，倡议“借师助剿”，曾国藩等上奏响应。但是，当时由于朝臣的反对以及英国阻挠破坏，“借师助剿”的政策未能付诸实施。

辛酉政变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出现了“中外和好”的局面；一方面太平军大举东征，苏、杭相继陷落，上海岌岌可危。在此情况下，大吏又纷纷提出“借师助剿”的问题。

署江苏巡抚薛焕首先上奏，请求“借师助剿”：“贼扑吴淞口，经法国轮船协同水师击退，请饬总理衙门与英、法住京使臣，将借师会剿商定，俾洋人益形鼓舞。”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1862年2月8日），同治帝发布上谕，批准了薛焕的请求：“借师助剿一节，业经总理衙门与英、法住京使臣商酌。现据薛焕奏，英、法文武各员颇为出力，且法国轮船为我开炮击贼，是其真心和好，固已信而有证。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但是，由于“军务至紧，若必俟总理衙门为在京商酌，转致稽迟。所有借师助剿，即著薛焕会同前次呈请各绅士，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俾，朕必不会遥制”。(26)

在封疆大吏中，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的主张颇具有代表性。同治元年二月二日（1862年3月2日）他在奏折中称：“江苏军务，自宝山、奉贤、南汇、川沙失守后，上海已岌岌可危，至今月余，岿然幸存，盖发逆畏忌西洋，不敢骤树大敌。而目下情势，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上海僻处东隅，论筹饷为要区，论用兵则为绝地。假使无洋人相助，发匪以长围裹我，官兵若少而弱，则转瞬又成坐困之势；若多而强，则不宜置此无用之地。再四思维，不得所以保全之法。拟仍借洋人之力，开诚布公，与敦和好，共保人财，将来果派何军协同防守之处，应俟李鸿章到镇、陈士杰到皖，再行察看，奏明办理。”(27)三月二十四日（1862年4月22日），他在奏折中，认为推行“借师助剿”政策的时机完全成熟：“谕旨以洋人与逆匪仇隙已成，情愿助剿，在我亦不必重拂其意。臣处搜获伪文，亦知金陵洪逆词意不逊，与洋人构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泄之忿，在中国为难得之机，自当因势利导，彼此互商，嘉其助顺，听其进兵。”(28)

“借师助剿”在当时已成为朝廷上下的主流意见，清政府的基本政策。

2. 上海成为“借师助剿”的样板

太平军第二次破“江南大营”以后，挥师东下，开辟江浙，逼近上海。咸丰十年四月初六日（1860年5月26日），英国公使布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联合发布《通告》，阻止太平军进攻上海：“余等与驻军海陆军将领完全同意，不使上海遭受任何暴力与抢劫，同时上海内城亦在保护之列，不使遭受外来攻击。”(29)

六月三十日（1860年8月16日），英国公使布鲁斯又单独发出《通告》，声明“上海县城及外国租界由英法联军占领，联军特此警告一切人等，倘有武装群众攻击或走近联军所驻地点，即视为侵犯联军之行为，联军当依法对待”。(30)

苏松太兵备道吴煦曾请求驻守上海的法国军队出兵进攻太平军，由于英、法公使坚持联军采取“只守而不攻”的策略未果。在此情况下，只得组织一支外国雇佣军。经美国人可富推荐，吴煦与大商人、盐运使衔记名道员杨坊雇佣美国人华尔，召募外国人，于四月十三日（1860年6月2日）组成了一支三百余人的“洋枪队”。华尔任领队，美国人法尔思德和白齐文任副领队，呈请署江苏巡抚薛焕批准。杨坊负责供应“洋枪队”军需，华尔训练军队，统兵作战。为了笼络华尔，杨坊将女儿嫁给他。薛焕奏奉谕旨，赏华尔四品顶戴。

华尔，名叫弗烈得利·汤逊（Frederick Townsend Ward），道光十一年（1831）生于美国康涅狄克州沙林镇。美国诺维奇大学肄业，曾受基础军事训练。他长期从事海上冒险活动，到过世界各地。道光二十七年（1847），他随美国汉麦顿飞剪船来中国，从事鸦片贩卖活动。咸丰元年（1851），他第二次从旧金山来中国，在吴淞口一只美国鸦片趸船上工作。后来曾投入法国军队，任尉官，参与克里米亚战争。咸丰十年第三次来中国，在清军水师“孔夫子号”炮船上当大副，不久升任管带。五月初一日（1860年6月19日），华尔率“洋枪队”驻松江广福林进行训练。之后，配合清军进攻上海外围太平军据点。

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华尔在松江改组“洋枪队”，以欧美人为军官，招募中国人为士兵，成为“中外混合军”，人数扩充至千余人。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洋枪队”被清政府命名为“常胜军”，任命华尔为参将，赏三品顶戴。“未几，集勇四千五百余名，并添雇外国兵官昼夜教练，颇有纪律。其法每枪炮勇八十余人为一排，以外国二兵官一带一押，勇目执旗总鼓之，众勇鳞栉以进，行止疾徐唯管带兵官口令是尊，队伍井然，肃静毋哗，操时如是，出队时亦如是。枪炮、火药、炮弹及开花炸弹均系购自西洋。枪炮近贼始发，发则必中，或击贼之望楼、炮台，或击贼之火药仓，登时使贼惊溃。炮之大者能破坚城，数十发后无不开裂洞穿，便可长驱直进”。四月（1862年5月），华尔晋升为副将。华尔在浙江慈溪阵亡后，“经英提督何伯力保帮带是军之白齐文接带常胜军，亦蒙宪台〔按：李鸿章〕据情奏明。嗣因派往金陵助剿，白齐文梗令偾事，后系英兵官奥伦接管。……未几，奥伦请假回国，由英兵官戈登接管。戈登谋勇善战，尤胜于华尔，且能秉承调度”(31)。戈登接任“常胜军”管带后，仿照英国军制加以整编，实行薪金制。全军分设五六个步兵团，四个攻城炮队，两个阵地炮队，一个舰队。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64年5月31日），戈登按照英国政府的训令，在昆山将“常胜军”遣散，留洋枪队三百人，由李恒嵩统率，炮队六百人，由罗荣光统率。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1862年1月7日），李秀成率太平军分兵五路第二次大规模进军上海，并很快兵临上海城，形成对上海的包围。当时上海城内仅有清军八千人，且无增援部队。在上海的绅商极度恐慌，力主请英、法驻沪军队保卫上海，并推举前宗人府府丞温葆深、前詹事殷兆镛、按察使衔前湖北盐法道顾文彬负责联络。

英国参赞巴夏礼抵达上海，候补道吴云、候补直隶州知州应保时等立即请求巴夏礼相助。巴夏礼向他们提出了一个保卫上海、进攻金陵的作战计划。绅商代表呈请江苏巡抚薛焕。薛焕奏请朝廷。同治帝谕令：“著薛焕转饬该绅等多集华商百姓剀切开导洋商，令其转求巴夏礼，以洋商华物在沪，须助剿除逆，方足以资保护。”(32)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1862年1月3日），上海外商举行会议，商讨上海防卫事宜。他们一致主张成立“中外会防局”，并得到英、法驻军司令的支持。十二月十三日（1862年1月12日），英、法驻上海领事、陆海军高级指挥官，会同署江苏布政使苏松太道吴煦等人召开扩大会议，达成协议，在同太平军作战时采取一致行动。十二月十四日（1862年1月13日），“中外会防局”成立，亦称“中外会防公所”。《会防局开办章程》规定了会防局的建置、城内外防御部署、工程的兴办以及往来策应等。

“中外会防局”还采取了其他措施：

（1）英国在华驻军除留在大沽半个炮队与五百名士兵外，全部开到上海。

（2）将华尔的“洋枪队”扩展至五千人左右，并由清政府正式命名为“常胜军”。

（3）同意吴煦等人的请求，将李鸿章的淮军用英国轮船从安庆运到上海。

吴煦与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商议，由“中外会防局”出面，与英商麦李洋行签订合同，雇佣轮船七艘，在两个月内分批将淮军从安庆运到上海，商定每个士兵运费白银二十两，共计十八万两。

二、中外“联军”攻取江浙

慈禧太后上台后，对曾国藩大加依重。从此，曾国藩以副相独当东南半壁。他与其亲信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是“借师助剿”的积极拥护者，并成为联合外国军队会剿太平军的主持人。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人，后屡试不第。太平天国兴起后，一度在家乡办团练，先后为两江总督陶澍、湖南巡抚张亮基与骆秉章之幕僚，并深为骆秉章所信任。咸丰十年，太平军连克苏、杭等地区，由曾国藩保举，清政府特任其为四品京堂襄办军务，赴赣、浙边界与太平军作战。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国藩门生。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进入安徽后，奉命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咸丰八年（1858）赴江西投效曾国藩，充当幕僚，襄办营务。咸丰十一年（1861）经曾国藩推荐，受命回籍编练淮军。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曾国藩保荐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十二月（1862年1月），上谕批准曾国藩的奏请。于是，曾国藩部署分三路进攻太平军：一路以其弟江苏布政使曾国荃所率湘军嫡系从安庆沿江东下，主攻金陵；一路以左宗棠所率湘军一部联合外国军队，专任浙江军事；一路以李鸿章所率淮军开赴上海，并以上海为基地，配合外国军队攻取苏南。

同治元年正月十六日（1862年2月14日），英国海军司令何伯（贺布）带同华尔往见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组成联军，至浦东作战。二十三日（1862年2月21日），联军进攻浦东一带之高桥，遇太平军顽强抵抗，三天后才夺取这个据点。常胜军副统领白齐文在此役中受伤。二月初一日（1862年3月1日），联军进攻萧塘，太平军死伤一千数百人，被迫撤退。

二月十九日（1862年3月19日），英国公使卜鲁斯复文赞成何伯（贺布）以联军力量肃清上海外围的主张，并即呈报外交大臣罗素。同日，奕照会卜鲁斯，对英、法军在上海协助清军作战，表示感谢。三月初二日（1862年3月31日），清政府以英、法公使愿令上海英、法军队助剿，并派水师入江协防，允之。即命江南曾国藩与江北都兴阿，令沿江水师船与之联络。至此，英、法军与清军正式会攻太平军。

三月初五日（1862年4月3日），英、法、俄军与常胜军，会同清军进攻沪西七宝、王家寺、龙珠庵、罗家港等太平军阵地。次日，七宝、王家寺、龙珠庵太平军败退周浦。但联军在进攻罗家港时遇到顽强抵抗，几次进攻均未得手，直至初七日（4月5日），卜罗德以大炮毁太平军营垒，守军才撤退。此役何伯（贺布）受伤。十九日（4月17日），中外联军进攻周浦，太平军退川沙。四月初三日（5月1日），中外联军攻克嘉定。初四日（5月2日），淮军全部乘轮船抵沪。十四日（5月12日），中外联军攻占青浦。

十九日（5月17日），李鸿章的淮军与英军、法军、华尔的常胜军围攻奉贤南桥镇。太平军千余人坚守。联军付出重大代价后才夺取此小镇。此役卜罗德阵亡。二十三日（5月21日），中外联军占领奉贤。二十八日（5月26日），太平天国忠王军队攻占嘉定。

五月初一日（1862年5月28日），太平天国忠王亲率听王陈炳文、纳王郜永宽围攻青浦，占据泗泾，进至虹桥、漕河泾、七宝，逼近上海。初七日（6月3日），忠王军又攻占奉贤。同日，淮军败太平军于虹桥。七宝太平军来援，复败，反失七宝营垒。初八日（6月4日），忠王督军攻占松江城外妙严寺土山高地，并合围四门环攻。初十日（6月6日），华尔调军增援，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时金陵被湘军围攻，形势危急。天王洪秀全一日三诏至松江，严令忠王回援。十三日（6月9日），太平军听王会同慕王援军攻克青浦。二十一日（6月17日），忠王撤松江城围，率慕王谭绍光、听王、纳王等进攻上海，占领法华寺、徐家汇、九里桥，逼近租界及县城。二十二日（6月18日），李鸿章督师分三路驰往救援，双方大战于徐家汇、九里桥、新桥、虹桥等处。忠王军战败，退往泗泾。二十三日（6月19日），淮军乘胜进占泗泾。忠王以天王严诏催迫，便启程回苏州，留少数部队驻守上海附近之嘉定、青浦、太仓等据点。

六月十一日（1862年7月7日），淮军克复奉贤。二十一日（7月17日），华尔的常胜军与淮军攻占金山卫。

七月十五日（1862年8月10日），华尔的常胜军会同淮军收复青浦。二十日（8月15日），慕王等反攻青浦不克，转攻上海北新泾。二十八日（8月23日），慕王军进占法华镇、静安寺，距上海城仅十余里。

八月初一日（1862年8月25日），慕王率军力攻北新泾，前锋已达漕河泾、新闸一带。时上海空虚，李鸿章飞檄金山卫淮军刘铭传、潘鼎新部与松江常胜军来援，并令淮军李鹤章、程学启部自青浦攻慕王军背后。英国海陆军波勒斯、戈登部也前来助战。初三日（8月27日），中外联军与慕王军大战于七宝、北新泾、虹桥一带。慕王军败退吴淞江北岸。初四日（8月28日），慕王军再反攻上海，又败。次日，慕王全军退往嘉定。

闰八月二十九日（1862年10月22日），英国陆军司令士迪佛立、海军司令固伯、法军伏恭率英法联军，会同白齐文的常胜军（时华尔已阵亡），以及李鹤章所部淮军，自上海进攻嘉定。

九月初二日（1862年10月24日），太平军嘉定守将徽天安、田邦哲献城投降。初四日（10月26日），英法联军开回上海。时李鸿章已由署理江苏巡抚改为实授，因此淮军得到洋枪、洋炮武装，人数亦大加扩充，实力大增。十二日（11月3日），慕王军分二路反攻嘉定、南翔。二十二日（11月13日），李鸿章督淮军，会同白齐文的常胜军，大败慕王军于白鹤港，追至三江口，毁垒200余座，太平军尽退。此役为李鸿章至上海后首次大捷。

同治二年二月（1863年3月），英国军官戈登接统常胜军。李鸿章此后统一指挥淮军与常胜军，攻取苏南。三月十五日（5月2日），淮军与常胜军攻克太仓。四月十五日（6月1日），淮军与常胜军攻复昆山。五月十三日（6月28日），忠王以苏南危急，由金陵前往苏州，布置防守。十四日（6月29日），忠王檄调侍王李世贤、章王林绍璋、护王陈坤书、潮王黄子隆等分屯于江阴、无锡间，进援苏州。八月初一日（9月13日），淮军与常胜军攻复江阴。十月十七日（11月27日），慕王率苏州守将同淮军、常胜军激战，常胜军大败。十八日（11月28日），苏州守将康王汪安均代八位将领，出城与淮军程学启议降。二十日（11月30日），忠王离开苏州。二十四日（12月4日），康王刺杀慕王。戈登在家书中叙述了当时的情况：“从李鸿章那里回到船上不到五分钟，程学启送来两个从苏州骑马逃出的法国人，那时候是下午四点钟，两个法国人说：‘在上午十一点钟的时候，诸太平王齐集慕王府聚会，午餐毕，他们举行祈祷，然后一齐往慕王的接待厅。诸王均穿行礼的袍冠，依次坐在行礼的高台上，慕王坐首席，先作长篇的讲话，他讲到太平军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嘉奖广东、广西军的英勇，责备其他军队的不可靠(33)；其次，另有一王起立讲话，于是激烈的争论发生了，终至康王跳起来，脱去长袍，抽出一柄短剑，直向慕王肩上砍去，慕王大叫一声，倒在桌上。其余诸王拿住他，把他拉下座位，由一位天将割下首级，然后诸王才骑马各自回营。’”(34)二十五日（12月5日），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比王伍贵文、宁王周文佳，天将汪有为、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等八人将慕王首级送至程学启营，献苏州城投降。次日，这八位降将被李鸿章所杀。为此，戈登同李鸿章闹翻。戈登曾讲到两人发生冲突的缘由：“你想象不到我为太平诸王被杀所感到的痛恨，其原因有：第一，清军如果遵守约言，以后将不至再有战争，其余太平军占据的城市必定效法苏州，相继投降。第二，本可不损一兵一卒就结束了太平军叛乱，同时也使人们少受损害。第三，假如我不知会纳王，他一定不会投降。第四，在我自己来说，可算是全部功劳都已化为乌有。”(35)十一月初二日（12月12日），淮军与常胜军攻复无锡，接着又占领吴江、平望。初五日（12月15日），李鸿章自苏州抵无锡，指挥各军进攻常州。

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四日（1864年3月2日），太平军宜兴佐将刘佐清降于淮军，常胜军与淮军收复宜兴。三月中旬（4月中旬），淮军与常胜军围攻常州。常州是太平军苏南最后一个据点。护王陈坤书率太平军七八千人拼死抵抗，淮军与常胜军十余日未能攻克这座府城，接连败下阵来。三月二十二日（4月27日）战斗尤其惨烈。“戈登奉命再进攻，同时与清军合作，分别向两处城墙缺口攻打。太平军奋不顾死抵挡。戈登的大炮用榴弹炮和铁筒炮扫射都没有用处。城墙缺口处的第一批太平军被炮火扫光了，第二批太平军又立刻补上”(36)。李鸿章贴出布告，声明除护王外，凡自愿投降者，一律免死。二十三日（4月28日），赫德来到常州城外，与戈登共同策划攻城计谋。四月初六日（5月11日），在重炮的掩护下，常胜军与淮军全部出动，攻克了常州城。城破后，双方展开激烈巷战。太平军只剩下三四十个人，依托护王府作最后死战。护王身边十个兵士捆住了护王的手，他才被擒住，不屈被杀。

常州陷落后，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瓦解。

在浙江，中外联军与太平军也展开了激烈争夺。

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1862年2月13日），左宗棠率所部湘军自皖南东进，直入浙江开化。二月初五日（3月5日），太平军进逼开化，威胁左宗棠湘军后路。左宗棠飞檄调援军，回攻遂安。初九日（3月9日），左宗棠湘军于遂安大败太平军。十三日（3月13日），左宗棠督师进援衢州。二十四日（3月24日），侍王部自宁波进攻定海，被清军击退。二十九日（3月29日），侍王率大军至大洲、金旺，分兵占据招贤，断衢州与常山、江山间交通，谋阻左宗棠军援衢州。左宗棠军击退之。三月初八日（4月6日），侍王驻军江山花园港，败左宗棠军刘典部。十八日（4月16日），左宗棠亲自督军分三路进攻花园港侍王军。二十二日（4月20日），侍王军退双桥。二十五日（4月23日），侍王军自双桥退走。从此，衢州与江山均在左宗棠军掌握之中，并成为其进攻全浙的基地。

同治元年四月初（1862年4月底），英国宁波驻军为了配合左宗棠湘军对浙江的进攻，以太平军的炮弹落入租界内为借口，要求驻守宁波的太平军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拆除城上的大炮和炮位，否则以武力攻占宁波城。太平军守将黄呈忠、范汝增断然拒绝。四月十二日（5月10日），英国舰队司令刁乐德克率六艘军舰，陆军四百余人，在法军和清军的配合下，向宁波城发起进攻。太平军顽强抵抗，从清晨激战到傍晚，联军损失惨重。法国舰队司令耿尼阵亡，英国舰长克拉基与郝金汉受伤。在英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太平军付出重大牺牲，黄呈忠与范汝增均受重伤，退出宁波。此役后，刁乐德克与浙江巡抚左宗棠筹商，仿照常胜军模式，招募中国士兵千人，派英国军官十二人，分六队教练，每队一百五十人，又以百人组成炮兵队。不久由英国葛格任统领，下分两支：一支以马昂为管带，称“常安军”；一支以英常为管带，称“定胜军”。清政府另派王维圻、王锡训分别为“常安军”“定胜军”统带，以辅佐统领。该军又称“绿头勇”，外国人称之为“中英混合军”。

五月初四日（5月31日），左宗棠自江山进驻衢州。十二日（6月8日），左宗棠督师分九路败侍王军于龙游附近。十五日（6月11日），左宗棠督师败侍王军于衢州云溪、莲花、峡口。侍王退金华、汤溪。二十四日（6月20日），天王诏令侍王回救金陵。六月初七日（7月3日），左宗棠军分南北两路进攻，北路再败侍王军于衢州里外黄、盈州、莲花、峡口。初九日（7月5日），左宗棠军攻毁侍王军东、南两路营垒。侍王军分退龙游、兰溪。十五日（7月11日），侍王自金华、兰溪、严州、淳安调集大军，进攻遂安，以抄左宗棠军后路。十八日（7月14日），左宗棠立调刘典等部回援。二十二日（7月18日），侍王以攻遂安不克，由遂昌退回金华，并檄调各路精兵集中于金华、兰溪、龙游、武义等处，以抗击左宗棠军。六月间（7月间），浙江巡抚左宗棠与驻宁波法国舰队司令勒伯勒东、宁波海关税务司日益格筹商，募集中国士兵约千人，派法国军官教练，用洋枪洋炮装备，组成“常捷军”。由勒伯勒东任统领，日意格为帮统。后扩充至一千五百人，最多时达三千人。

七月初一日（7月27日），太平军梯王练业坤攻破诸暨包村。初七日（8月2日），华尔常胜军英国人马惇率一队至宁波，联合常捷军日益格进攻余姚，为太平军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所败。初八日（8月3日），英军舰队司令刁乐德克、常胜军马惇、常捷军勒伯勒东与日益格，会同湘军张景渠等，克复余姚。戴王退上虞，首王退马渚。十六日（8月11日），左宗棠取攻势，自衢州督师进攻龙游。十七日（8月12日），侍王军在龙游湖镇、兰溪游埠败于左宗棠军。八月十五日（9月8日），太平军那天义吕林德自奉化退至嵊县。十八日（9月11日），戴王、首王反攻余姚，为英、法军舰击退。二十五日（9月18日），戴王、首王与已降广勇攻占慈溪，进向宁波。华尔奉李鸿章命率常胜军千人自上海至宁波。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此前已率二千人抵宁波。二十七日（9月20日），梯王练业绅自新昌、嵊县再占奉化，进逼宁波。二十八日（9月21日），英国舰长波格乐助常胜军攻占慈溪。此役华尔受重伤，次日而亡。三十日（9月23日），侍王派李尚杨率6万人攻龙游城西湘军营垒，为湘军所败，北走寿昌。闰八月初一日（9月24日），梯王围攻宁波，道员史致谔联合英、法军击退之。初二日（9月25日），戴王、首王自慈溪走余姚。初三日（9月26日），太平军崇天安陈荣自义乌走严州。初四日（9月27日），太平军殷天义徐朗自浦江走诸暨。初六日（9月29日），浙江布政使蒋益澧率湘军八千人自广西抵衢州。左宗棠军在浙江力量又增。十三日（10月6日），湘军蒋益澧部总兵高连陞攻克寿昌。十四日（10月7日），侍王以寿昌失守，自兰溪太平祝移营裘家堰。十六日（10月9日），英国舰队司令刁乐德克、常胜军法尔思德、常安军葛格、常捷军勒伯勒东等，联合进攻奉化。梯王败之。十七日（10月10日），梯王弃奉化西走。十八日（10月11日），蒋益澧等败侍王于裘家堰。此役之后，侍王自率一部，尊天王诏回援金陵。十九日（10月12日），清政府允法使之请，以勒伯勒东署浙江总兵。二十七日（10月20日），蒋益澧部攻克汤溪罗埠，乘胜攻取湖镇。九月二十七日（11月18日），常捷军与常安军攻占余姚。戴王、首王败走。不久，已革道员张景渠与刁乐德克、勒伯勒东、日益格等攻占上虞。十一月十二日（1863年1月1日），左宗棠军攻克严州。

同治二年正月初十日（1863年2月27日），太平军朝将彭开兰在汤溪降于蒋益澧。十三日（3月2日），金华太平军守将刘政宏弃城而走。同日，太平军武义、永康、东阳各城守军均弃城而去。十七日（3月6日），太平军义乌守将弃城而走。十八日（3月7日），湘军攻复江浦。二十三日（3月12日），湘军攻复诸暨。二十六日（3月15日），湘军联合英、法军、常捷军、常安军攻克绍兴。二十九日（3月18日），湘军攻复桐庐。时戴王、首王、梯王已赴杭州。十二月十六日（1864年1月24日），太平军海宁守将会王蔡元隆降于蒋益澧。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四日（1864年3月31日），左宗棠率军与德克碑常捷军夹击杭州。太平军顽强抵抗。因粮道和交通线均被断，守军撤退，省城杭州陷落。同日，康王汪海洋弃余杭北走。至此，除湖州等少数据点外，太平天国浙江根据地已基本瓦解。三月十八日（4月23日），左宗棠擢闽浙总督，以浙江巡抚曾国荃不能履任（金陵战事正酣），由左宗棠兼署。

诏赏李鸿章骑都尉世职。常胜军继任统领戈登加提督衔，并得功牌旗帜。

攻取江浙，是曾国藩三路围攻太平天国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湘、淮军在外国军队的帮助下，实力大增，是以接连得手，终取江浙。江浙之得失，对于双方影响极大。金陵从此成为一座孤城，曾国藩、曾国荃的湘军胜券在握，攻破金陵指日可待。太平天国江浙根据地的瓦解，使金陵失去接应重镇与回旋的余地。太平天国丧失江浙的主要原因在其内部。其一，太平天国领导人大都腐化堕落，贪冒聚敛，广蓄财货。军队将领各据地盘，拥兵自固，不顾大局。洪秀全滥封王爵达二千七百人之多，各王互相牵制。其二，忠王李秀成军虽人数众多，但成分复杂。其中有不少会党、清军中的败兵溃勇，甚至有土匪、地痞、流氓。烧杀抢掠、虐待百姓，逃亡叛降的事件时有发生。其三，地方政权帮助地主收租，对抗租、抗粮的农民进行武力镇压，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与帮助。江浙地区出现的严重危机，使其陷于中外联军之手成为不可避免。

三、湘军攻占金陵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日（1862年5月18日），曾国藩、曾国荃督湘军攻破安庆，经过大半年的休整准备，曾国荃率军东下，向金陵进逼，总兵力二万余人。五月初一日（5月28日），曾国荃湘军进占江宁秣陵关。初四日（5月31日），曾国荃督师驻扎雨花台。彭玉麟也率水师抵达金陵江面。初八日（6月4日），曾国荃湘军朱洪章部进攻金陵，获胜。二十六日（6月22日），忠王李秀成召集各路将领到苏州会议，共商救援金陵之计。六月十六日（7月12日），对王洪春元自浙江回师，联合苏州援军及金陵内外各军猛攻湘军营垒，失败。二十四日（7月20日），干王、辅王自皖南回援金陵，夜袭湘军，被击退。七月十一日（8月6日），忠王于苏州又召集上次未到各王会议，商定此次与会各王在苏、皖分路同时进攻，以牵制湘军，使其不能赴援曾国荃。八月二十一日（9月14日），忠王率大军自苏州西上，救援金陵。闰八月（10月），忠王率十三王统兵二十万人到金陵，列营于方山、板桥间。二十日（10月13日），忠王会合城内守军直逼雨花台湘军大营。曾国荃督军力拒。二十二日（10月15日），忠王督军分东西两路进攻。湘军分头抵御。二十三日（10月16日），太平军东路攻江宁湖桥。曾贞干与总兵万化林、罗贤等击退之。二十六日（10月19日），忠王督军全力攻东路。湘军道员刘连捷与总兵朱洪章、武明良等力拒之。二十九日（10月22日），忠王督军直逼湘军营濠外，并以草填濠。曾国荃督军竭力抵御。此役，曾国荃受伤，忍痛骑马巡营，以安军心。九月初一日（10月23日），侍王自浙江率军至金陵助攻。东西两路战斗激烈。初四日（10月26日），忠王、侍王继续猛攻，以土填濠，暗掘地道。曾国荃督军以火箭射击。初五日（10月27日），曾国荃督军分三路出击，毁太平军西路营垒十二座。初六日（10月28日），忠王、侍王环攻东路湘军，连续七日。湘军力拒，甚危急，适援军开到，才化险为夷。十二日（11月3日），忠王、侍王军归并东路，发起总攻。战斗甚激烈，双方损失重大。十月初五日（11月26日），忠王、侍王等围攻雨花台四十六日不克，撤围，拟另谋良策。天王革忠王爵，令其西征。初十日（12月1日），忠王命章王林绍璋、对王洪春元、纳王郜永宽等率先锋军渡江至九伏洲，西进巢县、庐州，截断湘军后路。

同治二年正月初十日（1863年2月27日），忠王调集护王陈坤书、顾王吴如孝、爱王黄崇发等，自金陵下关、中关渡江，入皖北。十八日（3月7日），护王绕过江浦，西进含山、和州。二月初四日（3月22日），顾王、爱王攻占浦口。十三日（3月31日）忠王督纳王郜永宽、养王吉庆元、纪王黄金爱、武王汪有维、顺王李春发、相王陈潘武等到巢县。十六日（4月3日），顾王、爱王攻占江浦。三月初二日（4月19日），忠王率大军进攻无为州石涧。初八日（4月25日），曾国藩飞檄鲍超军往援无为州石涧。十六日（5月3日），鲍超军抵无为州。十七日（5月4日），忠王撤无为州石涧围。十九日（5月6日），西征先锋军及对王、爱王等于前几日已至庐江。忠王率对王、纳王等攻庐江城，不克。二十日（5月7日），忠王军撤围至梅心驿。二十一日（5月8日），忠王军攻舒城。二十二日（5月9日），捻军梁王张宗禹与陈玉成余部天将马融和同忠王会师。二十四日（5月11日），忠王大军进围六安。四月初二日（5月19日），忠王撤六安围，进寿州。在寿州，由于缺粮，士兵饿死很多，被迫急行东返。二十四日（6月10日），忠王军抵天长县城。奉天王诏返金陵。二十五日（6月11日），清军总兵黄开榜等败忠王军及捻军梁王部于高邮小河口。五月初一日（6月16日），忠王以金陵、苏州危急，撤天长、来安等处之围，由仪征、六合往九洑洲。初五日（6月20日），忠王自九洑洲南渡，抵达金陵。初十日（6月25日），湘军克复浦口、江浦。十一日（6月26日），湘军截杀自江浦南渡之太平军，太平军死伤甚众。此次西征太平军共损失十几万人。十三日（6月28日），忠王离金陵前往苏州，抵御淮军。同日，湘军攻克下关草鞋峡。十八日（7月3日），曾国荃破长干桥。时鲍超、萧庆衍两部于占领九洑洲后，已渡过南岸，屯扎于神策门沿江一带。六月二十一日（8月5日），忠王又回金陵督战。二十二日，忠王督师出仪凤、太平两门，猛攻鲍超、刘连捷湘军，败退。七月初一日（8月14日），忠王以开花大炮轰刘连捷营垒，伤刘连捷及水师总兵李成谋。初七日（8月20日），曾国荃军攻占金陵东南印子山。初九日（8月22日），忠王督师万余人攻印子山。曾国荃督提督萧孚泗、总兵伍维寿等败之。梯王练业坤阵亡。三十日（9月12日），曾国荃督师攻占金陵南面上方山。八月初（9月中旬），忠王以苏州危急，再离金陵以图救援。十二日（9月24日），湘军道员陈湜部攻占金陵西南江东桥。九月十九日（10月31日），湘军朱洪章等攻占金陵西南博望镇。二十二日（11月3日），湘军萧庆衍等攻占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熊登武等攻占方山。二十四日（11月5日），湘军萧孚泗等攻占七桥瓮。二十五日（11月6日），湘军伍维寿等攻占金陵西南秣陵关，陈湜等攻占中和桥。此后，紫金山西南无太平军营垒。二十七日（11月8日），曾国荃督师进攻孝陵卫。护王、章王、顺王出朝阳、太平二门力战，被击退。十月初六日（11月16日），曾国荃军连占金陵附近淳化、解溪、隆都、湖墅、三坌镇，肃清金陵城东百里之内太平军。十五日（11月25日），曾国荃等进驻城东孝陵卫，湘军合围金陵之势已成。曾国荃下令开挖长壕，派兵分别防守。时曾国荃为了加紧攻城，招募新军，围困金陵的湘军已增至五万人。十一月初五日（12月15日），曾国荃军挖地道轰塌神策门城墙十余丈，攻城未果。初十日（12月20日），忠王自丹阳返金陵，建议天王“让城别走”。这一正确的策略却遭到天王严责：“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外出，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统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37)十二月初（1864年1月中旬），忠王又出金陵与侍王驰援常州。十五日（1月23日），忠王败走丹阳，回金陵。

同治三年正月初（1864年2月中旬），因金陵城内严重缺粮，忠王与侍王商定，由侍王等分四路入江西征粮。二十一日（2月28日），忠王督师出钟山之南猛攻湘军，败退。朱洪章等乘热攻占天保城。二十四日（3月2日），曾国荃军进至太平门、神策门外。二月初七日（3月14日），曾国荃军攻城，不得手。四月二十七日（6月1日），天王洪秀全病逝。五月初三日（6月6日），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因顾命大臣洪仁玕当时不在金陵，一切军政事宜，由忠王李秀成掌握。十五日（6月18日），忠王率军冲出太平门，拼死猛攻。湘军几溃败。卒不克而还。三十日（7月3日），湘军总兵李祥和等攻占地保城。六月初一日（7月4日），曾国荃督全军抵城下，轮番猛攻。太平军力拒之。湘军总兵陈万胜、王绍羲、郭鹏程，副将熊祖锡，参将熊祖泗、张志斌，游击周易才、周怡胜等阵亡。初五日（7月8日），忠王再督军反攻，又被击退。十五日（7月18日），忠王组织敢死队猛攻曾国荃湘军营垒。湘军力战击退之。十六日（7月19日），湘军轰塌太平门城垣二十余丈，各将领兵入城，肃清守军。他们大肆劫夺财宝，掳掠妇女，然后焚烧全城，大火七日不熄。城破后，忠王偕诸王率兵数千人保护幼天王，乘夜由太平门缺口拼死冲出。由于忠王将良马让与幼主，自己所骑劣马不利于行，君臣被冲散。曾国荃闻讯，飞檄马队追剿。十八日（7月21日），湘军总兵伍维寿、张定魁，副将陶立忠、李泰山等，追至淳化镇，赶上逃军后队，俘列王李万材，斩章王林绍璋、幼西王萧有和、信王子巨王洪和元、崇王洪利元、勇王子定王洪钰元等于湖熟桥镇。前队幼天王等经句容、溧水往安徽广德。忠王与大队被冲散后，行至东南方山，因马不能再行，上山于破庙中暂避。不幸被村民发现，缚送萧孚泗营。萧孚泗将忠王解送曾国荃大营。二十一日（7月24日），干王与养王吉庆元、誉王李瑞生、杨王李明成等迎幼主入广德。洪仁玕决定前往江西会合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部，西上湖北，与陈玉成余部赖文光联合进军陕西，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二十五日（7月28日），曾国藩由安庆至金陵。二十七日（7月30日），曾国藩等审讯忠王李秀成，并令其分日书写供词。二十八日（7月31日），堵王黄文金与尊王刘庆汉、昭王黄文英、养王吉庆元、首王、偕王谭体元、恤王洪仁政等奉幼主走宁国府。时湘军穷追不舍。二十九日（8月1日），曾国藩详细奏报至京。上谕，赏加曾国藩太子太保衔，锡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加曾国荃太子少保衔，锡封一等伯爵；李巨典锡封一等子爵；萧孚泗锡封一等男爵。其余黄翼升、朱洪章等一百二十余人均陞赏有差。七月初一日（8月2日），上谕，官文锡封一等伯爵，世袭罔替；李鸿章锡封一等伯爵；杨岳斌、彭玉麐、骆秉章、鲍超均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其余都兴阿、冯子材等均陞赏有差。初六日（8月7日），忠王李秀成供词书毕，曾国藩将其就地凌迟处死。同日，曾国藩接到谕旨，令其将李秀成等“槛送京师，审明后尽法惩治”。而曾国藩入奏谎称初十日始奉到谕旨。八月初五日（9月5日），干王洪仁玕等奉幼主至江西后，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已转移到福建。湘军追剿急。堵王黄文金以伤卒于白牛桥。九月初八日（10月8日），干王与幼主于石城杨家牌被湘军冲散。初九日（10月9日），干王与佑王李远继、昭王黄文英、偕王谭体元、奉王黄明厚、恤王洪仁政等至广昌唐坊、白水岭，败于湘军席宝田部。干王与昭王、恤王被俘。佑王李远继、偕王、奉王古隆贤往投康王汪海洋。二十五日（10月25日），幼天王被席宝田部于荒谷中搜获。十月初五日（11月3日），席宝田派人将幼天王押往南昌。二十日（11月18日），幼天王遇难。时干王洪仁玕、昭王黄文英、恤王洪仁政，亦被解往南昌。二十五日（11月23日），干王、昭王、恤王同时殉国。十一月十一日（12月9日），清政府以幼天王被擒，江西平定，颁发上谕，赏江西巡抚沈葆桢(38)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头品顶戴；赏记名按察使席宝田云骑都尉世职。同日，上谕，锡封闽浙总督左宗棠一等伯爵；赏浙江布政使蒋益澧云骑都尉世职；锡封浙江提督鲍超一等子爵。

湘军之所以能克复金陵，首先在于事权统一，上下一心，调度自如，士气高昂；其次在于战略优越，部署周密，战术攻守得法；再次由于曾国荃本人坚毅倔犟的性格，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太平军以十倍于湘军的兵力，大大优越于湘军的精良武器，围攻雨花台四十余日，卒不克。忠王李秀成所谓失败的理由如正值严寒、缺衣缺粮等，均为表面的、非实质性的原因。而其深层的、实质性的原因，一是太平天国上层的腐败。洪秀全深居宫中，宗教迷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信天不信人。朝中群小擅权，朋比为奸，政治黑暗。二是军队缺乏战斗力。昔日八旗兵、绿营兵的种种恶习，诸如好货财，耽淫乐，为私忘公，贪生怕死，争权夺利等，均在太平军身上表现出来。其他如战略问题。天王洪秀全严令忠王李秀成西征，实乃承袭干王洪仁玕破江南大营“围魏救赵”之故智。但因时势不同，客观条件迥异，在干王是巧计，在天王则为下策，不仅使湘军赢得了时间，从容部署，而且白白损失了十几万军队，铸成大错。忠王在金陵与苏、常之间来去匆匆，顾此失彼，终致金陵陷落。

四、中原战火暂时停息

（一）剿灭江南太平军余部

同治三年八月初（1864年9月上旬），入江西之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战败南走。十七日（9月17日），李世贤军越梅岭入广东。二十五日（9月25日），李世贤军撤回江西。二十六日（9月26日），李世贤与来王陆顺德一部自定南厅又入广东龙川县境，东走嘉应州（今梅州市）。九月（10月），李世贤与康王汪海洋等陆续入福建。李世贤等据漳州，汪海洋等据汀州（今长汀）。十月二十八日（11月26日），左宗棠亲督大军，从杭州出发，分三路入福建攻剿太平军。十一月初三日（12月1日），李世贤大败署福建提督林文察及水师总兵曾玉明于漳州万松关、瑞香亭。林文察阵亡。初七日（12月5日），东路高连陞军抵泉州。时中路军黄少春军亦自同安抵江东桥。十六日（12月14日），左宗棠抵达浦城。十九日（12月17日），太平军康王汪海洋、佑王李远继、偕王谭体元、奉王黄十四等大破西路军刘典、总兵杨芳桂等于南阳、新泉、马洋洞。二十日（12月18日），刘典收集败军退守连城。王德榜、王开琳自汀州赴援。左宗棠自浦城进驻延平（现为南平市南平区）。署浙江巡抚蒋益澧派刘清亮率军援福州，屯浦城。十二月初四日（1865年1月1日），中路黄少春部进至漳州北溪，与李世贤军作正面接触。初八日（1月5日），为汪海洋所俘之李光莹，策动天将罗章仙逃入连城。十二日（1月9日），刘典会同王德榜反攻，败汪海洋于连城之新泉。十五日（1月12日），太平军降将列王刘得义、邱万顺及刘隆章、金万年、陈金光等，在漳州又降李世贤。十七日（1月14日），李世贤与刘得义等出漳州，分四路抄袭黄少春军营，为高连陞所败。二十六日（1月23日），总兵王开琳、道员张恒祥攻破汀州、连城间之涂坊。二十八日（1月25日），王德榜攻占连城之莒溪。二十九日（1月26日），闽军汀州镇总兵关振国、粤军副将方耀、知府吴赞诚占永定，利王朱兴隆弃城东走。

同治四年正月十一日（1865年2月6日），西路王德榜、李耀南等，攻破连城下车。二十三日（2月18日），刘典、王德榜、王开琳、杨芳桂等，分四路败康王、奉王及天将胡永祥等于汀州、连城、上杭间之南阳等处。二十四日（2月19日），康国器部攻占龙岩。来王、赞王弃城走漳州。从此，侍王与康王的联络中断，清军将其各个击破。二十六日（2月21日），总兵刘明珍、道员赵均败天将丁太阳于龙岸东南之和溪。二十七日（2月22日），康王及胡永祥与刘典、王德榜、李耀南等大战于连城之新泉。康王等大败，所部精锐丧失过半。三十日（2月25日），侍王攻破署福建水师提督曾玉明于漳州之丹洲陆营，击溃水师船。高连陞督军迎击，侍王军大败。二月二十一日（3月18日），戴王黄呈忠攻占漳浦，此后打通海道，即有外商纷纷运送军火前来接济。左宗棠奏请禁止洋官私交太平军，并令英国公使撤换厦门英国领事柏威林。三月初二日（3月28日），侍王督师自漳州分路北攻，高连陞、黄少春等击溃之。初五日（3月31日），郭松林率湘军抵厦门，即赴漳州前线。初九日（4月4日），侍王又挥军出东、北二门，高连陞、黄少春复击溃之。十五日（4月10日），刘典、杨芳桂等败康王于永定、南靖间之奎洋、梅林。十六日（4月11日），侍王发动大规模进攻。提督郭松林与高连陞、黄少春分路迎击，侍王军大败。同日，总兵王开琳败天将周正福、佐将谭如春于永定之湖雷乡，擒谭如春等。十七日（4月12日），康王自南靖、永定间之场校到漳州谒侍王。十八日（4月13日），侍王军屡攻漳北之刘清亮、王德榜营，被击退。二十四日（4月19日），王德榜督洋枪队进攻，于漳北潭口大捷。二十七日（4月22日），刘典、康国器督军分路进攻龙岩、永定、南靖间之奎洋等处，败康王，破下奎洋、中奎洋、第畬、磜下。同日，太平军败王开琳于永定、南靖、龙岩间之苦竹。四月初十日（5月4日），郭松林、杨鼎勋分督提督黄中元、总兵周河清、舒义志、王万钊、高占魁，败侍王军于漳州南之古县浦西社、恒仓社一带。十一日（5月5日），康王自奎洋至大溪。十二日（5月6日），道员康国器率知府康熊飞、副将吴国亮等，进攻奎洋、苦竹、梅林等处。康王自大溪回援。康熊飞等败之于东坑，乘势占苦竹、湖坑、大溪，康王南走广东之大埔。十五日（5月9日），王德榜、刘清亮、戴奉聘败侍王于漳州西北之浦南乌头门。十九日（5月13日），刘典、李耀南破南靖缄口寨。二十一日（5月15日），福建提督郭松林、署浙江提督高连陞、记名总兵黄少春、杨鼎勋、刘清亮、黄中元、署福建臬司王德榜，水师提督曾玉明、总兵刘端冕、知府魏光邴等，败侍王及李元茂（侍王叔）等，杀伤万余，生擒三四千，收复漳州府城。侍王等向西南走。同日，康王、偕王等因粤军方耀之迎击，自大埔折回闽南，围攻永定。二十二日（5月16日），刘典、王德榜、李耀南、张恒祥、杨芳桂收复南靖。来王等弃城走，与侍王败军会合。二十五日（5月19日），康王会同佑王等，以七万人分路进攻永定康国器营，被击退。同日，高连陞、黄少春、刘清亮、王德榜等，连败侍王、来王等于马鞍山、王凤山、林浦。二十七日（5月21日），康王等再败于永定之剑滩。同日，郭松林、杨鼎勋、提督易用刚、黄中元、总兵李常乐等攻占漳浦。同日，高连陞、黄少春、刘明亮等又败侍王等于楚溪安下，占领平和。高连陞等追至大浦赤石。侍王走永定。二十八日（5月22日），康王率大军与康国器部决战。康国器令赖长、康熊飞、关镇邦、陈罗、汤彪、赵鹏、熊应烈诸将从三面以抬枪应战。康王军溃逃。康国器军乘胜追击，解永定之围。康王等走西北，据上杭、中都一带。二十九日（5月23日），康国器、李濯南、刘明珍等，再败康王，又败续到剑滩之陪王谭富等。太平军损失重大。康国器以殊功得加赏布政使衔。同日，高连陞、黄少春自平和进向大溪，会合民团截击由漳浦、云霄败退之太平军，擒祥王黄降芸等。同日，王德榜追来王、利王等至广东大埔，与粤军方耀部前后夹击。天将郭维扬等四千余人投降。五月初二日（5月26日），刘典、康国器、杨鼎勋、康熊飞等，大败侍王、来王、李元茂等于永安之塔下，擒斩、溺死、投降共三万余人。侍王只身逃走。溃军归入康王汪海洋部。初三日（5月27日），副将张福济等追斩前已降又归太平军列王刘得义于闽粤交界之永定河边，收降万余人。天将何春贵等率二万四千人降于总兵王开琳。初五日（5月29日），刘典、王德榜败丁太阳于永定之坎市。初九日（6月2日），来王陆德顺等自永定败后入广东，攻占镇平（今蕉岭）。初十日（6月3日），左宗棠进驻漳州。十一日（6月4日），高连陞败康王于上杭。十三日（6月6日），丁太阳在永定降于刘典。同日，康王杀李元茂。自是，康王与侍王一系破裂。十五日（6月8日），康国器击退嘉应州蓝田之康王部。十七日（6月10日），康王走武平，高连陞追之。十八日（6月11日），来王等走平远。二十日（6月13日），康王入广东境，败副将郑绍忠，占镇平。同日，高连陞、黄少春等，攻破闽粤交界之分水坳太平军垒卡。二十一日（6月14日）康王所部全部退出福建。二十三日（6月16日），康王围攻嘉应州，为康国器部击退。六月初三日（7月25日），来王等自平远入江西长宁。次日，又折入广东龙川、长乐（今五华）交界之雉雏笼铁场。初六日（7月28日），康王自镇平出分水坳攻岩前猪股坳营卡。高连陞、黄少春等力战击退之。初八日（7月30日），康王、佑王等留沛王谭星、陪王谭富守镇平，再与高连陞、黄少春战于镇平、上杭间之分水坳，又失利，退回镇平。二十一日（8月12日），谭富在镇平出降于广东藩司李福泰。朝将黄恩降于康国器。二十八日（8月19日），侍王李世贤逃至镇平，康王郊迎入城。及侍王闻悉其叔李元茂被康王杀害，心殊不平，嫌隙顿生。康王恐其执责，也不自安，派其党刺杀侍王兼杀侍王旧党多人。七月初二日（8月22日），粤军总兵卓兴、副将郑绍忠败来王、林正扬、赵金福于龙川。林正扬走长乐，赵金福等仍据龙川、兴宁交界处。初六日（8月26日），粤军总兵方耀擒天将黄培陞于镇平之黄沙。初八日（8月28日），康国器败天将胡永祥于嘉应、镇平间之南坑。十一日（8月31日），贵州臬司席宝田等破康王等于镇平、平远间，招降万余。十四日（9月3日），康王、奉王黄十四、东平王何明亮等进攻嘉应、镇平间程官埠、高思。康国器率军力战败之。八月初九日（9月28日），高连陞、黄少春、康国器等克复镇平。康王等西北走平远。十三日（10月2日），朝廷命闽浙总督左宗棠亲赴广东督师，节制各省援军。十四日（10月3日），高连陞、康国器与康王等战于兴宁之黄陂圩、罗浮习，中伏大败，士气顿挫。十月二十一日（12月8日），康王等攻占嘉应州。十一月二十九日（1866年1月15日），左宗棠抵大埔督师，部署围攻嘉应州。十二月十二日（1866年1月28日），康王督精锐出城猛攻清军，受重伤，次日而卒。余军由偕王谭体元代领。十九日（1866年2月4日），清军分七路围攻嘉应州城。二十一日（1866年2月6日），偕王乘清军尚未合围之时，派一部猛攻清军。在两军鏖战之时，率师而走。二十二日（1866年2月7日），清军知太平军逸去，诸军分头追击。二十四日（1866年2月9日），偕王谭体元在黄沙嶂与追军殊死战斗，力竭坠崖，死而复生，为黄少春所获杀之。至此，江南太平军余部全被消灭。

金陵克复之后，太平天国覆灭，清廷已去心腹大患。然而，太平军余部尚存，是其后患，故清廷调集清军主力以攻剿。时江南太平军余部合计三十万人，且侍王李世贤部为忠王李秀成军之主力，实力不为不雄厚。但其群龙无首，各自为政，无统一组织指挥调度，更缺乏战略计划与奋斗目标，东奔西突，已成流寇。特别是在危殆之际，不能精诚团结以对敌，互相猜忌，甚至并吞、残害，卒至全部被消灭。

（二）“清剿”新捻军

同治元年三月（1862年4月），太平军扶王陈得才由庐州（今安徽合肥）趋河南。河南巡抚郑元善驻师许州（今许昌），派兵驰援。湖广总督官文派总兵何绍彩率军由宜昌移驻随州（今随州市）、枣阳、襄阳、樊城，并咨请陕西巡抚瑛棨以重兵防商雒。四月（5月），陈得才西出武关，由孝义出山口，至尹家卫，直逼陕西省城西安。瑛棨派兵会同绅团抵御，太平军退至蓝田，攻取渭南。陈得才闻陈玉成于庐州被围急，欲东下往援，由华阴至潼关，出关攻取河南阌乡，不久至渑池等处。六月（7月），陈得才闻陈玉成被擒，于是攻淅川、内乡、新乡入唐县，活动于南阳一带，清军迎战失利。陈得才驻军白马河两岸，筑垒绵延百余里。官文派兵越境赴援，得民团之助，解南阳之围。陈得才联合捻军众至四五万人，南趋湖北光化所属老河口。八月（9月），陈得才再由淅川后路袭取紫荆关。多隆阿自克庐州后，不久即奉命督办陕西军务，统马步军行抵商南，夜由陡沟直至紫荆关。太平军败走，又联络捻军首领张洛行、陈大喜趋枣阳。闰八日（10月），陈得才破随州，分军入京山、应城，并攻德安、孝感等城。官文飞檄诸将进击，失城渐复。陈得才又进攻安陆府城（今钟祥）。官文奏请多隆阿回驻襄阳、樊城，居中调度。九月初十日（11月1日），多隆阿驰抵樊城。陈得才围攻安陆不下，直趋襄阳、樊城，为多隆阿所败，走河南。十月（12月），陈得才由河南新野、邓州入湖北，抵陨阳府城，败退。十一月（1863年1月），陈得才又入陕西。十二月（1863年2月），陈得才破兴安府城（今安康），图久据。

同治二年正月（1863年3月），团总邱振家等攻占兴安府城。二月（4月），陈得才克紫阳，不守，攻汉阴石泉，失利。张乐行率捻军二十万人与僧格林沁大战于雉河集，败于宿州西阳集，被执凌迟处死。捻军余部由张宗禹等统领。八月（10月），陈得才集众数万攻汉中，破汉中、城固等处。时值金陵被围急，天王洪秀全令其回援。十二月（1864年1月），陈得才传令东下。

同治三年正月（1864年2月），陕西巡抚刘蓉下令乘势急攻，收复汉中府及其属邑。陈得才先入河南，联合捻军救援天京，遂再入湖北。官文出城督师，并咨调入陕之姜玉顺等军回援。僧格林沁也自河南追捻入湖北。四月初五日（5月10日），僧格林沁至随州，捻军东退。五月（6月），捻军南下，距汉口仅十余里，清军力拒之。捻军渐集于麻城。陈得才屯白杲，官文派兵攻击，陈得才部将蒋开扬战死。陈得才东进蕲水（今浠水）、黄州（今黄冈）、广济（今梅川），官文与僧格林沁会攻，遂进入安徽，时金陵已陷落。陈得才闻幼主在湖州，欲由赣入浙，而当时皖、赣、浙三省防守极严，无法通过。瑞王蓝成春、天将汪世第等率二万余人投降，其余部下皆溃散。陈得才以势孤服毒而死。

同治四年正月（1865年2月），僧格林沁锐意率轻骑追逐捻军，屡中埋伏，丧良将恒龄、舒通额、苏克文等。先是，扶王陈得才死后，遵王赖文光部太平军与捻军合并，以赖文光为首领，称“新捻军”。赖文光按照太平军的军制重新组织捻军，用太平军的兵法训练部署捻军。为适应北方平原作战的特点，“易步为骑”，以骑兵奔袭的运动战为主。三月（4月），新捻军入山东。诏责僧格林沁纵捻军北窜，命湖北巡抚吴昌寿率师赴豫，接替僧格林沁军，不久移河南巡抚。寻新捻军南趋，诏曾国藩、李鸿章备淮扬之防。四月（5月），新捻军还入山东，南自曹州（今菏泽）北至濮范，东起钜野，西达东明、定陶，蔓延数百里，京畿大震。二十四日（5月18日），僧格林沁督军分三路合击新捻军于曹州高楼寨，败退入空堡，新捻军围之数重。僧格林沁在突围中坠马，身受八创而死，“朝廷震悼，辍朝三日”(39)。清政府唯一的骑兵精锐，全军覆没。郭宝昌以不能救护主将，革职遣戍，陈国瑞以受伤免。曾国藩疏请陈国瑞、郭宝昌分统两翼，陈国瑞暂留处州镇，戴罪立功。清廷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著即领各军星夜出省督剿。命李鸿章署两江总督。闰五月（7月），曾国藩出屯临淮，始委员搜查圩寨，造良民莠民册，择良者给执照为圩长，其枭黠不法者，悉诛之。六月（8月），刘铭传、周盛波破雉河集。曾国藩定议以安徽、江苏、河南、山东四省十三府州之地，设四镇重兵。七月（9月），张宗禹由南召、鲁山趋紫荆关，以窥湖北；赖文光等西走舞阳，拟与张宗禹会合南下。8月（10月），曾国藩移驻徐州，饬令潘鼎新部扼守运河，檄调周盛波驻归德，张树珊驰援山东。

同治五年八月十五日（1866年9月23日），新捻军在河南许州分为两支：一支由张宗禹、张禹爵率领入陕西，“往联回众”，是为西捻军；一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转战中原地区，是为东捻军。十一月初六日（12月12日），诏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命李鸿章署理钦差大臣，挂帅剿捻。李鸿章调集十万精兵，围堵新捻军。

同治六年（1867），东捻军被李鸿章督军困于黄河南岸、运河东岸、胶莱河西岸、六塘河北岸的狭小地区，突围失败。任化邦战死于江苏赣榆。赖文光率千余人渡过六塘河南下，次年初于扬州全军覆没。赖文光被俘遇难。

同治七年（1868），东捻军覆灭前，西捻军得东捻军告急的消息，东下救援。但抵达直隶境内时，东捻军已全军覆没，西捻军反而成为孤军。在清军大规模围堵下，西捻军突围南趋，进入北有减河、南有黄河、西有大运河、东临大海的直隶、山东交界的死角地带。七月（8月），西捻军败于山东茌平南镇，张宗禹不知所终。西捻军平。

驰驿上闻，诏李鸿章为协办大学士，与左宗棠并晋太子太保，丁宝桢、英翰赏太子少保，刘铭传晋一等男爵。其余给奖有差。

金陵陷落后，江北太平军余部尚存扶王陈得才部与遵王赖文光部。传统观点视陈得才死后为江北太平军余部之消灭，而将新捻军作为捻军后期阶段。实际上，仍应将新捻军视为太平军余部。因为：其一，新捻军是太平军赖文光部与捻军合并而组成的；其二，新捻军以遵王赖文光为首领；其三，新捻军不仅用太平军旗帜，更重要的是采用太平军军制，用太平军的办法进行训练与指挥。新捻军以骑兵为主，战术机动灵活，活动范围广。僧格林沁骑兵覆灭后，清廷大震，先后派曾国藩、李鸿章前往督剿。曾国藩仓促上阵，马匹无多，采用圈围方略，筑千里长墙，合数省之兵，扼守运河、沙河、贾鲁河。而李鸿章踵其后而行之，惟觉贾鲁河、沙河地段太长，防不胜防。于是，调整方略，蹙新捻军于山深水复之险地，更扼守胶河、莱河、南运河及马颊河、徒骇河，遂奏功。

五、平定西南与用兵西北

（一）平定西南

1. 镇压云南回民起义

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云南东部、南部回民起义军首领马德新、马如龙投降清军。清廷封马德新为二品伯克滇南回回总掌教，诏马如龙署临源镇总兵。马如龙、马德新先后奉清廷之命写信劝降杜文秀，马如龙还派其亲信马负图等前往大理相劝，都被杜文秀严词拒绝。九月（11月），潘铎到任，处理邓有恒被害案。何有保已先死，捕获史荣、戴正掌正法。潘铎倚重岑毓英，时岑毓英为云南按察使，署布政使。潘铎从岑毓英计，削弱马如龙势力，假手于元新营参将梁士美等以图之，而召昭通镇总兵杨宗霖至省城以制马德新。计为徐之铭所泄，马德新调马荣以自卫。马荣原为杜文秀部下，被招抚后经徐之铭保举授署定武营参将。

同治二年正月（1863年2月），马荣率二千人至省城，踞五华书院。潘铎下令撤回，马荣不遵令。三日后潘铎亲往遣退，被马荣部众刺死，马荣纵兵大掠而去。徐之铭兼署总督，令马如龙署提督。清廷以劳崇光为云贵总督，贾洪诏为云南巡抚，革徐之铭职，听候治罪。劳崇光因贵州有苗民起义军及石达开太平军，不能脱身即时赴滇，遥领治事。贾洪诏规避，不赴任。诏又命林鸿年为云南巡抚，林鸿年也逗留川境不行。徐之铭借口无人接替，仍署总督事如故，至同治四年病死，清廷莫能治其罪。杜文秀率军陷武定，马如龙派参将马青云驰援，攻占武定，接着，连克十余城。马如龙率军攻克寻甸，擒马荣，解省城凌迟处死。岑毓英与参将冯世兴合攻曲靖，回民起义军献城投降。云南东部回民起义军被镇压。

同治三年二月（1864年3月），马德新亲往大理劝降杜文秀，被杜文秀严词拒绝。

同治四年，清廷诏马如龙署云南提督。马如龙率军攻江川，梁士美往援，获胜。诏嘉奖临安官绅，并筹银数万两以接济。于是清廷又下诏：

马如龙既称归诚向化，何以舍杜文秀不讨，而日与临安士民为仇？其居心殊不可问！林鸿年与劳崇光等务当随时访察，妥筹办理。滇省迤东现已肃清，而当檄饬诸军进驻大理。以目前时势而论，亟须督抚大吏，前赴滇中督办，指受机宜使各军有所禀承，事权既归划一，始可迅蒇全功，如但委之岑毓英、马如龙等，非但诸军无所统一，且恐成尾大不掉之势。劳崇光身任云贵总督，责无旁贷，即著克期赴滇，严饬梁士美、马如龙等蠲除私忿，联络进取，一以剿除杜逆为事。(40)

同治五年正月（1866年2月），劳崇光至云南，岑毓英往平彝拜谒，具陈“军情贼势”，请劳崇光坐镇省城，渐收旁落之权，以维根本。用兵则先东后西，以免牵制，而收全功。劳崇光深以为然，奏请以马如龙专办西路，图大理，而岑毓英督剿猪拱菁、海马姑等处苗民起义军。清廷旨准。

同治六年二月（1867年3月），岑毓英擢布政使。他率军攻克镇雄州城，杀回民起义军首领李开甲、漆维新，然后进攻猪拱菁。猪拱菁属贵州省威宁州，与海马姑互为犄角，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三省会剿久而无功。岑毓英上书四川总督骆秉章，谓事权不一军不听命，愿率军独往。马如龙攻大理，驻定远县城。前军败北，群将或拥兵观望，或临阵先逃，或充杜文秀军向导。马如龙留部将守楚雄，称病还省城。时云南东部、南部前已降清军的回民起义军以杨振鹏为代表，秘密致函杜文秀，告以省城空虚，恭请其出兵进围省城，里应外合，下昆明，复全滇。杜文秀接函，集众将会商，决定分五路大举东征。七月（8月），岑毓英仅用四日，连克猪拱菁、海马姑。诏加岑毓英头品顶戴。而劳崇光在此之前已病卒。诏命张凯嵩为云贵总督。林鸿年以未赴任革职，授湘军大将刘岳昭为云南巡抚。九月（10月），杜文秀督军分路出发。十一月二十一日（12月16日），杜文秀回民起义军攻克楚雄府城。

同治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68年2月19日），杜文秀回民起义军连克富民县城与安宁州城。二月（3月），岑毓英率军回到云南曲靖。初六日（2月28日），杜文秀回民起义军攻克易门县城和寻甸、嵩明两州城。时杜文秀已克复二十余座州、县城，逼近昆明。合国安等谋刺马如龙，约期献城，事泄，被马如龙杀死。杜文秀失去内应，只得占领昆明周围要地，深沟高垒，围攻昆明。马如龙率军一万五千人据城死守。十三日（3月6日），岑毓英率军回救昆明。二十一日（3月14日），岑毓英率军进抵上甸，在杨林、木板桥等处连营扎寨，计划夺取嵩明、寻甸，打通昆明粮道。三月初二日（3月25日），岑毓英率军与回民起义军大战，进扎大树营，与昆明城内声势联络，开通粮道。是月，诏以张凯嵩规避革职，擢刘岳昭为云贵总督，岑毓英为云南巡抚。刘岳昭自贵州带兵至云南曲靖，向寻甸进军，并与岑毓英定三面围攻寻甸之计，以解昆明之围。十二月初三日（1869年1月15日），清军攻克富民县城，截断回民起义军后路，大举进攻寻甸、嵩明。回民起义军首领杜凤阳大败清军，乘势向昆明挺进，图与昆明围城军联合攻城，进至昆明城东十里铺、小偏桥等处。

同治八年（1869），法国“探险队”由安邺率领进入云南，当其到达大理时，受到杜文秀的斥逐，只得离境。英国侵略者顾巴，打着上海英国商会和印度加尔各答英国商会的旗号，从上海沿江而上，由四川进入云南。但他们从维西进入大理府时，在杜浪村受到鹤庆回民起义军将领的拒绝而被迫停止。英国派出的由斯莱斯率领的“探险队”，在进入腾越后，也慑于回民起义军的声势，退了回去。四月十六日（5月27日），杜凤阳率领的回民起义军全军覆没。接着，清军连克嵩明、寻甸。八月十三日（9月18日），扎营昆明南门外岳王庙一带的回民起义军大司疆段成功献营降于清军。江右馆回民起军后路被截，军心恐慌。十四日（9月19日），清军攻陷昆明西、南、北三面回民起义军营垒。大监军崇焕章、大司藩安文义被俘见杀。扬威大都督蔡廷栋伪降清军，后逃归大理。大司勋米映山、大司政刘成率两千余人冲出重围，退守离城十余里的土堆村堡，后全部牺牲。围攻昆明的回民起义军覆亡后，清军相继攻陷楚雄、南安、大姚、定远。于是，清军部署分三路进攻，指向大理。中路以主力攻姚州、镇南、云南县、宾川州，以及弥渡和镇沅、景东接壤的马街一带；北路攻永北厅城、丽江府城；南路由普洱进攻威远、缅宁。

同治十一年五月（1872年6月），清军相继攻克大理南北各州县。记名提督开化镇总兵杨玉科率军进攻大理门户上关、下关。此地东临洱海，西倚苍山，坚险难攻。杨玉科派间谍诱降守将鲁达、董正性为内应，守关大将军蔡廷栋不敌，清军攻克上关、下关。六月（7月），清军从下关分路进攻大理，扫除外围据点。十月（11月），巡抚岑毓英略定东、南以后，奉命西上督师，围攻大理。杜文秀督军分路猛攻，清军受到重大伤亡。于是，深沟高垒，进行围困，挖地道攻城。十一月初五日（12月5日），大理东南城垣被轰塌数十丈，回民起义军拼死抵御，清军莫能入。十四日（12月14日），大理东北城垣被轰塌百余丈，清军攻入，杜文秀率军退入西北城。此时，杜文秀回民起义军首席大将大司衡杨荣投降清军。杨荣逼迫杜文秀出城投降，杜文秀先令全家服毒自杀，然后自己服毒。杨荣将杜文秀押往清军军营时，杜文秀毒发身亡。十二月初十日（1873年1月8日），岑毓英将降于清军的杨英及35名高级文武杀死。十一日（1月9日），岑毓英下令屠城。

同治十二年正月（1873年2月），岑毓英派腾越镇总兵李维述率军进攻腾越。二月（3月），清军攻陷顺宁。四月，清军攻陷云州，腾越成为一座孤城。岑毓英督军围攻腾越。五月初三日（5月28日），清军攻克腾越厅城。回民起义军守将大司空李国纶率众突围，退往乌索寨。

同治十三年正月（1874年2月），岑毓英加派记名提督蒋宗汉、和耀曾，都司丁槐等各率所部合力围攻乌索寨。四月初八日（5月23日），清军攻陷乌索寨，李国纶率众冲出重围，退往云峰山。清军追至，马扁四、何启洪等牺牲。李国纶、柳铁三被俘，解往腾越见杀。

至此，云南全省平定。诏加岑毓英太子少保，晋一等轻车都尉。

云南回民一时蜂起，清廷屡次更换督抚大吏，前往攻剿，莫能奏功。而刘岳昭治滇，一切军务由岑毓英主持，督抚和衷共济，始克成功。然招抚马如龙，施行“以回攻回”之策，最为关键。若回民起义军统一，则岑毓英也无能为力。杜文秀所领导的大理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吏治、严肃军纪、减轻税赋、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政策和措施。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杜文秀所推行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大理政权的存在与发展，引起了以印度、缅甸与越南为基地的英、法侵略者的注意，但他们在大理受到冷遇和斥逐，窥伺云南的阴谋受到打击，蚕食云南的企图被延迟了十几年。有些外国记载所称的杜文秀曾派一个叫刘道衡的人出使英国，以出卖云南换取英国的援助，完全是一种骗局，是别有用心的谎言。

2. 镇压贵州苗民起义

同治五年四月（1866年5月），鉴于湘军大将兆琛、周洪印对苗民起义军“攻剿”不力，贵州巡抚张亮基奏调湘军大将李元度率部入黔，进攻号军。号军以荆竹园为总根据地，分守附近各地。荆竹园西临乌江，东、南石壁陡绝，只有北面一条小径可以出入，外险内宽，周围四十余里，上有田地泉池，筑有十八垒以为守卫。八九年来，清军一直未能进到垒下。李元度湘军也久攻不下。

同治六年六月十九日（1867年7月20日），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等率军攻陷猪拱菁，苗民起义军首领陶新春被俘见杀。十月（11月），在湖南巡抚李瀚章等人的参劾下，清廷撤兆琛、周洪印职，李元度降一级。特命记名布政使席宝田率所部湘军入黔，并给以总统援黔各军的全权。席宝田到沅州，决定采取先破白号起义军，后破苗民起义军的战略。十一月（12月），席宝田督军进占石阡府城，接近荆竹园，筑二垒由北面进逼。

同治七年正月初一日（1868年1月25日），席宝田与李元度湘军会攻荆竹园。席宝田部将黄元果先登，双方肉搏于垒下，一日平十八寨。初四日（1月28日），湘军攻克荆竹园，杀号军首领萧桂盛、何玉堂等，并攻克荆竹园周围一些地方。二月（3月），席宝田率军还铜仁，屡败号军。号军与苗民起义军在黔东北与黔东南一直是互为犄角，互相支援的，荆竹园根据地失守，使苗民起义军失去屏障。张秀眉为救援号军，打击湘军的后方，便率军向湖南晃州厅、沅州厅挺进，席宝田被迫回救湖南，号军趁机夺回一些失地。张秀眉苗民起义军在湖南麻阳、芷江、龙驻界接连遭到湘军的截击，败回贵州。四月（5月），湘军从湖南沅水西行，攻克颇洞德明台笠。闰四月初五日（5月26日），白号教军根据地思南府偏刀水为湘、川军席宝田部、唐炯等部攻克。其他据点也相继被清军攻克。不久，黄、白号教军首领刘仪顺等人在杨保河被俘见杀。号军势力至此被清军打垮，苗民起义军处于孤立作战的形势。席宝田率军乘胜进攻寨头，杀苗民起义军首领桂金堡，陷寨头及周围十余寨。寨头属邛水汛，在汛西五十里，清江厅北八十里，是苗民起义军根据地的门户。五月初一日（6月20日），张秀眉亲自督率十二员大将指挥从黄平、麻哈、清平调来的援军反攻寨头，不久又分路进攻思州、青溪、玉屏，均告失败。是月，席宝田派部将龚继昌攻克天柱、江口屯等地，杀苗民起义军首领陈大六。时正遇席宝田丁母忧，回湖南安东治丧。不久，清廷下诏夺情，令其回军中。适清军已渐深入，炎暑瘴盛，兵士得疫疾者过半，苗民起义军乘机进攻。六月（7月），苗民起义军反攻荆竹园。七月（8月），苗民起义军进攻上河。十月（11月），清军议进破台拱之计。席宝田认为：“台拱苗最强，右清江而左镇远，为之犄角；台拱下而后苗事可言，不取两城，无以制台拱；不悉平寨头前路苗寨，断其援道，无以取两城。”(41)于是派兵将先攻克清江北岸各寨，然后移军攻南岸，进窥镇远。十二月（1869年1月），湖南巡抚刘派记名按察使黄润昌、江西即补道邓子垣率湘军万余人入贵州增援。席宝田采用剿法，袭击苗民起义军，把寨头北到镇远八十里的苗寨都攻破。苗民起义军首领九太白、潘老冒等败走。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八日（1869年3月10日），黄润昌率军从思州攻陷镇远府城。二月初（3月中旬），席宝田派部将荣维善率湘军渡沅水进攻清江。清江有两大寨：公鹅屯、董敖屯，易守难攻。雍正年间，总督鄂尔泰曾率大军二万人，围攻数月，仅克公鹅屯，而董敖屯卒攻不下，抚之而还。席宝田至寨下，观察地形，孤峰矗立，无所依傍。席宝田挥军逼近，派勇士攀登。苗民起义军从峰巅以石下击，湘军死伤枕藉。荣维善身先士卒攀援，先攻下董敖屯。接着，又破公鹅屯。清江厅城苗民起义军向西撤退。时入黔川军已到黄平，与镇远中隔施秉。清廷命湘军急进，疏通驿道。席宝田命荣维善率八千五百人赴镇远，与黄润昌军会师猛进。三月十九日（4月30日），湘军攻克施秉城。在施秉城西南有个地名叫瓮谷陇，距黄平六十里，中阻黄飘，地形狭峻。张秀眉选定此处设伏杀敌，派大将包大度前往指挥。二十日（5月1日），湘军攻白洗大寨，苗民起义军弃寨而走。二十二日（5月3日），湘军进至瓮谷陇。苗民起义军在山下迎战，接仗即弃寨而走，诱敌深入。湘军恃胜骄纵，未识其计，紧追不舍。待湘军进入伏击圈，一声炮响，伏兵齐起，两隘滚木雷石飞炮密集而下。此役，荣维善与黄润昌所部湘军一万六千五百人被全歼。荣维善、黄润昌、邓子垣阵亡。总兵苏元春、张宜道等率少量残兵逃往黄平。当黄飘战役正酣时，张秀眉乘机率大军进攻大小巴野。席宝田率军驰至。张秀眉败走稿米。席宝田率军追至稿米。苗民起义军殊死决战。席宝田以裨将徐启瑞作战不力，阵斩之。将士奋死陷阵。张秀眉弃稿米而走。六月（7月），清军攻克廖洞、冰洞。九月（10月），清军攻克施秉，烧粮十万石。十月（11月），席宝田派部将龚继昌攻克抱九寨，又派黔军苏元春攻破天柱，分军守镇远、施秉。

同治九年三月（1870年4月），席宝田督军分四路攻克施洞口。施洞口于寨头失守后成为苗民起义军的前卫。它位于清水江岸，溯江而上可达重安、凯里，航行而下，可达清江、锦屏、天柱，并且是由台拱至镇远的必经之地。施洞口既克，清军深入苗民起义军根据地，连下斑鸠、白洗、瓮版。时四川援军已至黄飘山，席宝田约其会师岩门。四月（5月），清军攻克岩门，接着进军叫乌。川军又攻克瓮谷陇。时川军因军饷问题移军而去。苗民起义军乘机攻占白洗、瓮谷陇、清平、重安。席宝田分军克复。苗民起义军退走。十月初（10月底），席宝田督军攻革苗，先取旁寨。苗民起义军败退。革苗破，湘军至台拱城下。二十五日（11月17日），席宝田湘军攻克台拱。苗民起义军聚九股河，而凡江厅、凯里厅为其根据地。十一月（12月），总兵刘士奇攻克都匀府城。

同治十年三月初十日（1871年4月29日），席宝田率湘军攻克丹江厅城。张秀眉率苗民起义军退守雷公山。四月二十三日（6月10日），湘军攻陷凯里厅城。这样，沅水南北两岸乾隆年间所设立的六个厅城，至此均已攻占。五月（6月），席宝田督军进攻雷公山，杀苗民起义军三万余人。张秀眉退往黄茅岭，仍出没于丹江、凯里间。席宝田还军施洞口，中瘴染病，其军由提督龚继昌、苏元春、唐有本与道员谢兰阶分统，进止机宜，秉命于席宝田。十月（11月），清军猛攻黄茅岭。张秀眉率军乘大雾撤退。时苗民起义军积谷被烧尽，处境十分艰难。

同治十一年二月（1872年3月），张秀眉号召各路起义军大会于乌鸦大坡，连营二十余里，准备决战。三月初（4月中旬），清军进围乌鸦大坡。二十二日（4月29日），清军发起攻击，双方鏖战急。苗民起义军首领九大白、岩大五等阵亡，先后投降清军者数万人。张秀眉下令分路突围。张秀眉率一军突围走雷公山，清军紧追不舍。又出雷公山东南交迷寨，与清军遭遇，被截杀殆尽，西回乌东山。四月初六日（5月12日），清军追至乌东山。张秀眉、杨大六、金大五等率余众四五百人持短刀力战，被俘，押解至湖南长沙。五月二十二日（6月27日），张秀眉、杨大六、金大五等在湖南长沙被处死。

贵州苗民起义军之所以能坚持十八年之久，一是建立了以台拱、凯里为中心的、深沟高垒的黔东南坚固的根据地；二是建立了强大的武装。不仅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而且成年农民均为后备军，耕战结合，兵源雄厚；三是把政府的屯田，苗、汉地主的土地分给广大农民，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给苗民起义军提供了物质保障。贵州苗民起义军活动范围不仅限于贵州境内，而且经常向湖南进军。这样，清廷不得不调动数万湘军，每军耗费几百万两军饷，来对付苗民起义军。因此，实际上苗民起义军大大支援与配合了太平军作战。黄飘大捷是苗民起义军最辉煌的一次战役，一举全歼湘军劲旅，举朝震惊。清廷因此很快作出派遣第一张王牌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率淮军前往贵州的决定，只因西北告急，改派李鸿章入陕攻剿回民起义军。

（二）镇压西北回民起义

同治元年三月（1862年4月），四川蓝大顺等入陕西，犯关中。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与捻军也从武关进窥省城西安，全陕大震，回民趁机起事。时陕兵多赴援外省，省防空虚。前江西巡抚张芾奉督办团练之命，与陕西巡抚瑛棨议招回勇助守。先是，咸丰末年，河南巡抚严树森招陕西回勇六百名，赴开封防捻，甚为得力。后严树森调任湖北，回勇解散，使归故里。张芾招练之以备。四月（5月），渭南回目马世贤、马四元率回勇五百人至团绅训导赵权中处助战。不久，民团陈茂经等阵亡。回勇闻警散归，途经华州小张村，强伐汉民家之竹，被杀二人。附近回民纠众为被杀者报仇，回、汉上层分子挑动大规模斗杀。回民自焚村庄，以诬汉民，并趁机举事，为首者即前赴河南之回勇。乱上闻，诏令瑛棨谕解之。五月初（6月上旬），张芾率四委员至渭南安抚。瑛棨又檄臬司赴渭南张榜解散。十三日（6月9日），伍五纠回众将张芾劫往仓渡支解。临潼知县缪树本也同日被杀。在此之前，赵权中已被回勇杀死。回民军攻同州（今大荔），知府朱元庆守九昼夜，围解。回民军连克高陵、华州、华阴，围攻省城西安。时省城守将为陕西提督孔广顺、甘肃提督马德昭、陕西总兵阎丕敏。六月（7月），清军屡战失利。清廷诏吴振棫由滇赴陕助瑛棨，以多隆阿督陕西军，又诏钦差大臣胜保及直隶提督成明赴陕西。七月（8月），成明击回民军于渭南，败退朝邑。回民军乘势围泾阳，进逼三原，攻咸阳，进凤翔。八月（9月），胜保军入陕，连破回民军于临潼、朝邑。接着，会合提督雷正绾解西安之围。诏胜保专督陕西军，雷正绾以陕西提督副之。闰八月（10月），胜保督军破回民军于咸阳。九月（11月），雷正绾留咸阳，裨将成禄援泾阳。胜保自返省城西安，派将会同将军穆腾阿援同州。在胜保军未赴同州时，回民军以计擒临潼协副将哈连陞，夺其营垒军械，扑朝邑，攻澄城，进命阳。至此，胜保军亦困同州城下。诏胜保亲赴同州、朝邑。十月（11月），胜保自临潼移驻同州，环攻王阁村、羌白镇回民军根据地。回民军出动全部精锐屡扑清军营垒。清军八战皆捷，军威稍振。十一月（12月），朝士交章劾胜保。诏将胜保革职拿问，授多隆阿为钦差大臣，仍督陕西军务。多隆阿入潼关，回民军正围同州。多隆阿军击回民军后路，一举破之，围解。十二月（1863年1月），多隆阿军扫平渭南回民军营垒，雷正绾军也克复泾阳。陕西回民军败退走甘肃，甘肃军不能抵御。于是，甘肃回民纷起响应。甘肃回民军攻陇州，知州邵辅战死。陕甘总督熙麟驻潼关，奏调马德昭赴甘肃。多隆阿檄马德昭援兴安。省城西安绅士乞留马德昭驻防，瑛棨奏闻，诏允之。

同治二年正月（1863年2月），回民军进逼西安，马德昭屡击退之。时甘肃回民军起平凉，陷固原。诏熙麟驻庆阳督师，调延绥兵及阿拉善王旗兵援固原。诏瑛棨援凤翔，瑛棨奏遣副将王梦麟前往。二月（3月），多隆阿军连克羌白镇、王阁村。三月（4月），王梦麟丧师还。又诏马德昭前往。瑛棨又以留护省城奏闻。清廷怒瑛棨拥兵自卫，诏革职遣戍。令四川藩司刘蓉为陕西巡抚，督前援陕川将萧庆高、何胜必等，先援汉中。多隆阿军连克雷化、乔午、孝义。四月（5月），多隆阿军破仓渡。熙麟派军援平凉，中途失利，知府和英等败亡。诏多隆阿兼顾甘肃军务。五月（6月），多隆阿命副都统穆图善、陶茂林等渡河，跨渭为营。苏伦保、常兴阿马队继之。骁将赵既发、朱希广扎营仓渡高凌。金顺、温德勒克西马队屯渭河南岸。多隆阿军败回民军于零口。会多隆阿军疫疟并作。多隆阿也染病未能督战，戒军坚壁以守，慎勿轻战。六月（7月），回民军至交口骂阵。守将赵既发、朱希广不堪其辱，违令出战，中伏而死。多隆阿闻讯，抱病乘肩舆督军前往。七月（8月），多隆阿军连克葡萄洼、拜家村。不久，又破南岸乌什、沙河。陕西东部平定。清廷以凤翔、平凉被围久，诏多隆阿派兵驰援。多隆阿令陶茂林援凤翔，曹克忠攻鄠县（今户县）。八月（9月），多隆阿还交口。穆图善攻克十三村。雷正绾克复永乐、塔底。多隆阿又派马队攻破回民军重镇苏家沟。回民军多走甘肃。陶茂林解凤翔之围，擢甘肃提督。多隆阿移西安将军。曹克忠授河州（今甘肃临夏）镇总兵。陶茂林移军度陇，与雷正绾会攻平凉。九月（10月），甘南回民军马彦龙、马占鳌攻陷狄道（今甘肃临洮）；马桂源、马本源起于青海西宁，驱逐总兵、知府，办事大臣不能制。十月（11月），北路回民军陷宁夏灵州（今灵武）。马化龙据灵州之金积堡。其后马文禄又据肃州（今甘肃酒泉），占嘉峪关，自称兵马大元帅。各地回众接连而起，甘肃无完土。

同治三年正月（1864年2月），多隆阿欲入甘肃剿回民军，值蓝大顺占据盩厔（今周至），于是拟先扫荡汉南，以清后路，移师围之。因久不能破，清廷严旨诘责。二月（3月），多隆阿亲督诸将力攻，遂攻占盩厔。不久，因伤重奏请以穆图善暂署钦差大臣，诏允其请。四月（5月），多隆阿卒于军中。刘蓉已定汉中，诏专督陕西军，以雷正绾率陶茂林、曹克忠征讨甘肃回民军。不久，命西安将军都兴阿督办甘肃军务，雷正绾副之。五月（6月），熙麟以病免职，诏杨岳斌（载福）为陕甘总督。时雷正绾、陶茂林攻占平凉，招抚回民军首领张保隆，又计收盐关、固原。八月（9月），雷正绾、曹克忠联合攻秦安莲花城，中伏败还。回民军又陷盐关、固原。十月（11月），雷正绾、曹克忠联合攻克莲花城。接着，曹克忠攻占盐关，进秦州。陶茂林攻占金县，进兰州。十二月（1865年1月），回民军陷灵台，雷正绾收复之。

同治四年正月（1865年2月），雷正绾攻占固原，乘胜进攻，平毁回民军寨堡甚多。五月（6月），雷正绾、曹克忠会攻金堡堡。六月（7月），雷正绾屡战失利，诏革帮办职。时陶茂林军哗变始平，而雷正绾军哗变又起。刘蓉诛胡士贵，解散胁从，雷正绾也缚送雷恒正法。诏斥刘蓉张皇妄奏，许雷正绾专折奏事，以抚慰之。雷正绾所部招集增募，仅三千余人，退平凉。杨岳斌拨饷接济雷正绾，并令部将李助发、杨明海分驻金县、静宁、隆德，疏通驿路。陶茂林以兵溃罢职，曹克忠授甘肃提督。会编修蔡寿祺劾恭亲王奕，牵及刘蓉，诏令其自陈。刘蓉复奏，谓蔡寿祺挟嫌构陷，又为侍读学士陈延经参劾，诏降调革任。杨岳斌奏言陕西士民为其诉枉乞留，诏令仍署巡抚。十二月（1866年1月），以奉天马贼猖獗，革将军恩合职，调都兴阿代之，命宁夏将军穆图善督办甘肃军务。宁夏回民军投降，遂将府城收复。都兴阿入城时，又将回民军首领杀戮，并纵兵杀掠，为穆图善奏劾，奉旨交部议处。

同治五年正月（1866年2月），杨岳斌出巡诸军。三月（4月），兰州督标哗变。四月（5月），杨岳斌令曹克忠进省城抚定叛兵。刘蓉督军连败进犯陇州之回民军。五月（6月），刘蓉还西安。杨岳斌还兰州。曹克忠告病回籍。七月（8月），杨岳斌驻静宁。时陇州回民军趋华亭。八月（9月），陕、甘军会攻华亭。陕西回民军不战而逃，分掠隆德、静宁、固原、平凉，并据要隘董志原。雷正绾等军攻之，屡战不利。回民军又围庆阳。时汉族饥民蜂起，各路叛兵、溃勇皆附之，以高万镒、董福祥为首，众号称数十万。九月（10月），杨岳斌陈请乞休，诏慰谕之。

同治六年正月（1867年2月），杨岳斌疏陈病重。清廷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陕甘总督，督办陕、甘军务，以刘典为帮办。左宗棠疏陈方略，然后进行部署：以提督刘松山，总兵郭宝昌、刘厚基为剿捻之师；以提督高连陞、帮办刘典、川军将领黄鼎为剿回之师；以总兵杨和贵、周金品、周绍廉，郎中吴士迈、亲兵、水师、黑龙江马队为兼讨捻回之师。诸军所向克捷。西捻军屡败于延州，走山西。左宗棠派刘松山渡河追击。诏左宗棠亲率军追捻军入直隶，以刘典代督陕、甘军。不久刘典又署陕西巡抚。自左宗棠东征后，刘厚基克鄜州，高连陞破宜君，傅先宗复狄道，刘倬云下三水，金顺收绥德，雷正绾占灵台。陕西回民军被镇压。十月（11月），诏刘蓉革职放回。

同治七年六月（1868年7月），西捻军平。左宗棠入觐，清廷询以师期，奏以五年平陕、甘之乱。十月（11月），左宗棠回西安。时董福祥据灵州花马池，东犯绥德，进窥榆林。署宁夏将军金顺击败之。继而，刘松山又破其寨堡数以百计，余众败退镇靖堡。十二月（1869年1月），刘松山率军进至镇靖堡，董福祥之父董世有乞降，不久，董福祥也投降，收其众十余万人。此后，清军得以专力镇压回民军。

同治八年正月（1869年2月），董志源回民军移营金积堡。雷正绾、黄鼎会攻，败之。时用左宗棠之策实行屯田，在泾阳设账局，招流亡，垦荒地，给牛、种。军屯、民屯，交错其中。不久，高连陞、刘松山所部先后哗变。二月（3月），高连陞部亲兵丁玉龙聚党哗变，夜袭大营，高连陞及其部将多被杀。经他军截击，获丁玉龙斩首。五日而定。继之，刘松山所部留绥德者，袭踞州城。刘松山闻讯，还军清涧。叛军反正，缚谢永青至青涧，诛之。十二日而事定。刘松山请重处，诏革职留任。时左宗棠已定分三路平回之策。左宗棠移大营至乾州，破回堡数百，斩首数万。

四月（5月），陕西平定。清军进兵甘肃。六月（7月），左宗棠至泾州，令马德顺屯驻灵台之上良、百里镇，策应南北。诸路告捷，兰州道通。八月（9月），刘松山逼近吴忠堡，距金积堡仅三十里。马化龙调援军数万人助战，屡败清军。刘松山督军奋击，大败之。九月（10月），刘松山疏通运道，大举稳进。十月（11月），刘松山克复灵州，连拔五十余寨。左宗棠为其奏功，署宁夏将军金顺亦为奏言，诏复其职。时陕西回民军西进，谋由长流水、打拉城出会宁、安定，南趋河州。黄鼎、马德顺冒雪赴盐茶厅堵截。马德顺战死。黄鼎破陕西回民军于打拉城，将其截为两部：前队从会宁至河州，后队折还金积堡。

同治九年正月（1870年2月），刘松山俘获马五，平其营寨。是役，刘松山受重伤而卒。左宗棠檄其兄左锦棠代统刘松山军。时回民军纷纷入陕西。清廷令李鸿章先赴陕西，督办援剿事宜。二月（3月），陕西肃清。刘典请开缺回籍养亲，诏允之，命蒋志章代其职。六月（7月），李鸿章抵西安。不久因天津教案调回。十一月（12月），左宗棠督军破金积堡，杀马化龙父子及其他首领九十余人。于是奏言：西陲之不靖，于今九年，关、陇诸回，视金积为向背，今金积破，回势瓦解。至次年三月，宁夏一带肃清。

同治十年七月（1871年8月），左宗棠由平凉移驻静宁，进攻河州。陕西回民军白彦虎等走西宁。十月（11月），河州回民军马占鳌据太子寺（今广河），环营掘长濠，凭山依水，护以卡堡。十一月（12月），左宗棠进驻省城兰州，奏调宋庆军赴甘肃作战。

同治十一年正月（1872年2月），左宗棠督军大举进攻马占鳌营寨。马占鳌投降，河州平定。与此同时，西宁马永福投降。

同治十二年正月（1873年2月），左锦棠督军擒斩马桂源、马本源等。回民军纷纷降附，仅白彦虎率残部逃往肃州。西宁平定。四月，白彦虎屡战屡败，自肃州逃往新疆，投靠喀什噶尔汗雅克布白克。五月（6月），宋庆军至，肃州长围合。八月（9月），左宗棠亲至肃州督军。左锦棠也从西宁率军前来助剿。九月（11月），马文禄出肃州城投降。清军杀马文禄等回民军首领九人。继之，清军杀回民七千人，仅存老弱妇女九百人。

至此，陕、甘回民军悉被镇压。捷报上闻，诏左宗棠授协办大学士，改骑都尉为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徐占彪赏云骑尉世职。宋庆、张曜赏双眼花翎。诸将恩赏有差。左宗棠请以所得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追赏刘松山。刘松山已得三等轻车都尉，诏加赏一等轻车都尉，并授男爵。

综观西北回民起义，就时间而论，较云南为短；就地域而论，较云南为广；就声势而论，较云南为大；就影响而论，较云南为深。自陕西回民起义，清廷屡派大军征讨，而起义军势力则日盛。至左宗棠督师西征，东南大局已定。而左宗棠用兵，谋定而后动，全盘规划，是其高出历任之处，亦是其成功之要着。其剿回方略，以大炮对敌马队，以骑兵对敌步兵，不急争兰州，力顾后路，节节扫荡，渐次肃清。大规模用兵西北，饷需甚巨。当时海内空虚，筹饷不易。左宗棠大军至西北，虽有曾国藩在江南为其筹饷，但严重不足。西北诸省，难以养剿回大军；地方贫瘠，兵士无从取食。因此，兵变屡有所闻。雷正绾、陶茂林、杨岳斌、刘松林所部，皆有兵变发生。于是，左宗棠有屯田之策，有减饷之议。屯田不仅可以济军粮，缓解饷乏之困厄，而且可以救难民，免其附从起义军，铤而走险。减饷三成，则欠饷虽多，而支出较少；虽有怨言，但尚可勉强维持。此二项措施，端赖襄办军务刘典之苦心经营。

(1)　每月应领的饮食起居费和日常用品。

(2)　太监休息处。

(3)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军机处上谕档》谕旨后面所注的一段文字。

(4)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随手登记档》。

(5)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马灿杰编：《清宫秘史》第5卷，团结出版社，1999年。

(6)　“掣签”：即任命官员时，由军机处糊名签后进呈御前。嗣皇帝居中抽签，太后在两旁监督。先抽中者为正职，后抽中者为副职。接着，由各部抽签分配任职省份。最后由太后批准公开宣布。

(7)　七月二十六日《军机处上谕档》。

(8)　《清史列传》第57卷，第4508页。

(9)　《清史稿》第321卷，第9103页。

(10)　《翁文恭公日记》。

(11)　《翁文恭公日记》。

(12)　帝师当然不能直接处罚皇帝。

(13)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1卷，第17—26页。

(14)　同上书，第72卷，第1—2页。

(15)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2卷，第1—2页。

(16)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2卷，第1—2页。

(17)　《北华捷报》，1853年9月17日，第164期，第26页。

(18)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24页。

(19)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24页。

(20)　《北华捷报》，1854年7月8日，第206期，第194页。

(21)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118页。

(22)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470页。

(23)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广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15—316页。

(24)　田涛：《国际法输入与晚清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年，第44—45页。

(2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7卷，第26页。

(26)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卷，第3页。

(27)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5卷，第36页。

(28)　同上书，第66页。

(29)　《上海通志馆期刊》第1期，第139页。

(30)　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07页。

(31)　静吾、仲丁编：《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三联书店，1955年，第125—127页。

(32)　《东华录》同治朝第4卷，第16页。

(33)　显然慕王已知道正在进行的投降谈判，意欲试探秘密。

(34)　贺翼柯：《戈登在中国》，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辑，第215页。

(35)　同上书，第222页。

(36)　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亲历记》下册，第636页。

(37)　《李秀成自述》。

(38)　此前曾国藩已奏准曾国荃辞官回籍。

(39)　王闿运：《湘军志》，第511页。

(40)　《穆宗毅皇帝实录》，同治四年。

(41)　《清史列传·席宝田传》，中华书局，1987年。

第五章
同治中兴（下）

第一节
洋务思潮的产生与发展

一、洋务思潮的起始阶段

这一阶段从咸丰十一年（1861）至同治十一年（1872）。

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技术是这个阶段的中心。

冯桂芬的代表作《校邠庐抗议》实为洋务思潮之嚆矢，在《采西学议》中主要提出洋务思潮的理论；在《制洋器议》中主要提出具体改革建议。冯桂芬继承了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理论(1)。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本，亦即洋务思潮的体系与洋务运动的基本纲领。为了“借法自强”，冯桂芬对中国和西方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比较，认识到当时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另外还有军事技术方面的“船坚炮利不如夷”。但他认为，前四者可以通过“皇上振刷纪纲”，即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来解决，“无待于夷”，而“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2)为此，他建议：“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廪其倍蓰，勿令他适。”并且指出：“自强之道，实在乎是。”(3)曾国藩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4)。李鸿章认为，“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5)。左宗棠则强调仿造西洋轮船的重要性：“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6)这个阶段的洋务思潮，成为洋务派创办一系列军事工业的先导。

当时，太平天国尚存，各地各族人民起义亦未平息，许多论者据此认为洋务派制炮造船的出发点是对内的，这种认识失之偏颇。从暂时的直接的目标看，其出发点是对内的；而从长远的目标看，主要是从抵御外侮出发的。从“剿内寇”的应急之需出发，洋务派曾主张购买外洋船炮，但他们的着眼点还在于自造，不依赖于洋人。冯桂芬说：“或曰：购船雇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7)曾国藩则表示：“购成之后，访幕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这样，“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谋”(8)，以达到对内对外双重目的。奕认为“雇买以应其用，计虽便而法终在人；讲求以得其源，法既明而用将在我。盖一则权宜之策，一则久远之谋”(9)。李鸿章也声称：“凡仿制洋器，每年所用工料银，较之每年所出之货，即稍贵亦系值得，不为虚靡。”(10)其着眼点都在于不依赖于洋人而讲求“自强之道”，都在于“制夷”而不为洋人所制。

在此阶段，不少人，其中包括洋务派官僚在内，都提出制造船炮的机器可以制造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耕织等其他器件，但这只是他们对机器的认识，而非提出当时应该着手兴办的事情。正如李鸿章所说：“目前未能兼及，仍以铸造枪炮，借充军用为主。”但他预言“数十年后，中国富商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11)。随着西学知识的不断增加，冯桂芬认识到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得出“夫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的结论(12)。即是说，从长远来看，要真正学习和掌握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必须首先学习和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为此，他主张推广同文馆之法，在当时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上海和广州各设一同文馆，招收十五岁以下“颖悟诚实文童”，从西人教习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冯桂芬本人在天文、算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奕也认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指出“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俾实用”。(13)为此，他主张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由此可见，这一阶段洋务派已开始重视科学和教育。

二、洋务思潮的大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从同治十一年（1872）至中法战争。

这个阶段向西方学习的内容已从狭隘的军事工业扩大到工、矿、交通、通讯等社会经济领域，并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政治制度，即议院问题。

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是这个阶段洋务思潮的核心。随着西学知识的不断增加和洋务运动实践的发展，洋务派认识到富与强之间的关系。王韬认为，在当时富强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要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就必须首先着重求富，即“先富而后强”。(14)马建忠也有同样的认识，他说：“治国以富强为本，求强以致富为先。”(15)就连李鸿章也认为“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16)。关于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的方式问题，洋务派主张“官督商办”。王韬对于官督商办大加称许，认为“其名虽归商办，其实则官为之维持保护”(17)。这样，不仅衙署差役不敢肆行勒索，地方官吏亦不敢妄立陋规名目，中饱私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免遭外商压垮的厄运。薛福成对轮船招商局这种官督商办的形式大加赞赏，认为是收回利权的结果。但他认为倡导之始在官，而发展靠商。马建忠主张“铁道专由商办，而借债官为具保”(18)，仍然赞同官督商办的形式。李鸿章认为大企业“本巨用繁”，“若赖商资开办，未必有成”，需要“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19)张树声也认为：“事机甚迫，商力骤难充裕，势不能不量筹官项拨助，庶官商合力，易于先成。”(20)洋务派异口同声地赞同民用企业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正反映出当时民间资本极其微弱。实际上，官督商办是历史的产物，客观形势的需要。当时中国既缺乏先进技术，又缺乏资本，商人无力独立筹办，困难重重，官督商办适应了这种形势。民用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在创办过程中，从号召、劝导、集资、垫款直至购机、建厂、经营、运销，官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当时，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就必须批判传统的“重本抑末”与“重义轻利”论。王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下来而封建顽固派所极力维护的“重本抑末”政策，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说：“迂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如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末也。况乎中国所产足以供中国之用，又何暇外求而有俟出洋贸易者哉？呜呼！即其所言农事以观，彼亦何尝度土宜，辨种植，辟旷土，兴水利，深沟洫，泄水潦，备干旱，督农肆力于南亩，而为之经营而指授者哉？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21)王韬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顽固派所谓的“重本”“重农”，只是着眼于封建剥削利益，如虎似狼地向农民“催科取租”而已。实行这种“重本抑末”政策的结果，不仅给广大农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同时也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洋务派还摒弃传统的“义利”观，要求把义和利联系起来。薛福成认为，“惟人人欲济其私，则无损公家之帑项，而终为公家之大利”(22)。郭松焘说：“中国言义，虚文而已，其实朝野上下之心无一不骛于利，至于越礼反常而不顾。西洋言利，却自有义在。《易》曰：‘利物足以和义。’凡非义之所在，固不足为利也。是以骛其实则两全，骛其名则徒以粉饰作为，其终必两失。”(23)他把公与私、义与利视为不可分割。

在这个阶段里，西方的议会制度被介绍到中国来。王韬说：“试观泰西各国，凡其骎骎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24)他虽然对西方的议会制度进行了介绍，但未谈到西方的宪法和民权，也未要求中国仿行，反而错误地认为“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可见，王韬对西方的议会制度并不真正理解。文祥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上下议院也作过介绍，认为“其义可取”，但又认为中国当时“势有难行”。(25)

三、洋务思潮的成熟阶段

这一阶段从中法战争后至中日甲午战争。

这个阶段，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仍然是重要议题，同时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已经正式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郑观应是这个阶段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是洋务思潮的集大成者。

郑观应总结和吸收了王韬的“恃商为国本”论、薛福成的“藏富于商”论、马建忠的“富民”说等思想成果，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提出了著名的“商战”论。对于西方列强日益加深的经济侵略，郑观应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看到西方列强当时已经把亚洲作为“取材之地，牟利之场”，并且注意到西方列强掠夺殖民、半殖民地国家“皆商人为之先导”(26)。他认为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比军事侵略有更大的危险性。因为“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于是得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结论(27)。郑观应所指的“商”，并不是专指贸易而言，而是指整个国民经济。实际上，他的商战思想就是：以商为中心，各经济部门都要在挽回利权的总目标下，为争取出口贸易而努力。他明确指出，如果不设法挽回利权，将是非常危险的：“设此国之财竟任滔滔而去，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莫塞漏卮，久将坐困。”长此下去，“再阅百十年，中国之膏血既罄，遂成羸委癃病之夫，纵有坚甲利兵，岂能驱赤身枵腹之人而使之当前锋冒白刃哉？”(28)为了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他提出了一个利用中国的人力和资源，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畅其流”(29)。

郑观应要求提高商的地位，并由国家设商会保护商的利益。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营方式问题，他主张重工业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而轻工业则全由商办。他认为如此利权就不会留给外人。

郑观应以中国传统的“变易”观和“道器”说为理论依据，提出完整的思想体系：“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30)在西学方面，他又提出“议院为体，机器为末”的见解。在“议院为体”方面，他主张“君民共主”。他说：“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卜；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凡事虽由上下议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问题的关键在于，郑观应所谓的“议院”究竟起什么作用。据考察，郑观应所谓的“议院”有三种作用：第一，达民情。他认为，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必须“先立议院，达民情”，上下同心对外，然后才能“张国威，御外侮”(31)。第二，备咨询。他说：“盖有议院揽庶政之纲领，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32)第三，给君主以一定的限制。他认为设议院可以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33)。实际上，郑观应所谓的“议院”还不是权力机构，并不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至于如何实行议会制度，他既没有提出具体办法，也没有介绍西方的宪法和民权，主要宣传“大用则大效，小用则小效”(34)。因此，郑观应并未突破封建君主制的框框。

当时有人提出了开设议院的具体方案，主要有四种：陈炽的乡举里选法、汤震的京官参议院、陈虬的学校议政法、宋育仁的台谏评论法。这四种方案都旨在扩大言路，通上下之情，以清除君臣、君民之间的隔阂，即扩大地主阶级内部的民主。究其实质，他们所谓的“议院”依然是咨询机构。其理论基础与冯桂芬的“君民不隔”论、王韬的“重民”说并无二致，都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而非西方的“民权”说。因此，并未超出封建主义所容许的范围，还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所谓思潮就是一定的历史时期一批人共同的思想倾向。洋务思潮就是洋务运动中其倡导者、执行者、支持者所反映出来的共同的思想倾向，包括三个层次：洋务思想家、洋务企业的经营者与投资者、洋务派官僚，而每个层次中又可细分为不同的层次。一般说来，洋务思想家是洋务思潮中最激进的层次。传统观点所谓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实则即洋务思想家。因为：其一，这些人与洋务派官僚关系十分密切，有的是其幕僚，有的是洋务派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的兴办者、经营者，有的由洋务派官僚保荐任官职。其二，他们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传统的“变易”观与“道器”说。其三，尽管语言表述不同，他们的思想体系均未脱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臼。传统观点把设“议院”作为所谓“早期维新思想家”与洋务派区别的主要依据，或认为是其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主要标志。而实际上，他们所谓“议院”的理论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其议院并非立法机关而是咨询机构，与后来资产阶级维新派所鼓吹的君主立宪还不是一回事，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是“治民”，一个是“民治”，本质相悖。甲午战后，随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兴起，洋务思潮走向没落。

第二节
近代新式军事工业兴起

从同治四年（1865）至光绪十六年（1890），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二十一个近代化军工局厂。其中规模较大者有五个：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中等规模者有五个：广州机器局、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吉林机器局、神机营机器局。规模较小者有十一个：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广州火药局、湖南机器局、金陵制造洋火药局、浙江机器局、云南机器局、山西机器局、广东机器局、福建机器局、台湾机器局。

同治朝规模较大者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

一、江南制造总局

同治元年十二月（1863年1月），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了三所洋炮局，一所由英国人马格里主持，其余两所由丁日昌和韩殿甲主持。丁、韩两局共有工人三百余人，未雇外国工匠，亦无机器设备，完全采用手工劳动。但每月可生产炸弹六七千枚，短炮六七尊，亦可生产铜帽、铜引，产品虽不及洋人之精，但尚可使用。

同治三年（1864），丁日昌向李鸿章呈递“密禀”，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建议李鸿章咨商总理衙门，筹措经费，选择适当口岸，建立船炮厂。李鸿章将丁日昌的“密禀”转交总理衙门。经反复磋商，总理衙门基本上同意了设立船炮厂的意见。李鸿章则进一步提出建厂方案。于是，建厂计划确定下来。为此，李鸿章嘱托丁日昌在上海着手访购机器。

同治四年六月（1865年7月），丁日昌访得上海虹口地方，有美商旗记机器厂一座，愿意出售，且为当时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最大者。该厂能修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枪等。在得到李鸿章的同意后，丁日昌以银六万两购买该厂及其所存储之铜、铁、木料等。八月（9月），李鸿章上奏，报告购厂经过，将美商机器厂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并表示尽其所能办好该厂。这样，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兵工厂，便正式宣告成立。李鸿章又将丁日昌、韩殿甲两洋炮局及容闳自美国购来之机器，并入江南制造总局。该局由苏松太道丁日昌任总办，与总兵韩殿甲、补用同知冯焌光、候选知州沈保靖、候选知县王德均共同经理。江南制造总局开办章程，由曾国藩与李鸿章联衔具奏。

同治六年（1867），江南制造总局因设备不齐全，厂地狭小，而该厂所在地已被辟为租界，洋商云集，并反对中国在此设立兵工厂，决定迁址。于是在上海城南高昌庙购地七十亩，将江南制造总局迁至此处，分设机器厂、汽炉厂、铸铜铁厂、熟铁厂、木工厂、轮船厂、洋枪厂、火箭厂、船坞等。又建库房、栈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及中外工匠宿舍。江南制造总局的创办经费，包括购买美商旗记铁厂、购地建厂、第一年薪金与添购物料，以及容闳从美国采购机器等费用在内，共用银五千四百余万两。至于常年经费，最初由李鸿章在淮军军需下随时筹拨，每月约一万两。本年，曾国藩奏请酌留江海关二成洋税，以一成专造轮船，一成拨充经费。

同治七年七月（1868年8月），江南制造总局造成第一艘轮船“恬吉”号。船身长18.5丈，宽2.72丈。先在吴淞口外试行，然后由铜沙出海，驶至浙江舟山而回。又驶至金陵，由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行至采石矶。该轮船每小时上水行七十余里，下水行一百二十余里。

同治八年（1869），两江总督马新贻又奏请以二成洋税全部拨归局用。从此，江南制造总局有了确定的经费来源。

同治九年（1870），江南制造总局厂地所占面积增至四百余亩。自本年起，该局所造轮船船长，以及各船大副、铁柜、队总人等，一律改用华人充任。

同治十年（1871），江南制造总局开始仿造林明敦式中针后膛枪。

同治十一年（1872），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第五号轮船“海安”号下水。该船船身长30丈，机器马力400匹，配炮26尊，吃水1.9丈。此为中国自造第一大轮船。

同治十三年（1874），江南制造总局在龙华镇设立黑色火药厂。次年又在此设立枪子厂。

光绪二年（1876），江南制造总局在松江建立火药库。本年，该局又制成“金瓯”号小铁甲舰。

光绪四年（1878），江南制造总局建立炮厂。该厂系由铁锤厂改建而成。光绪二年，该局聘请英国阿姆斯庄炮厂督工员麦金泉来华，监督制造40磅重炮弹的熟铁前腔大炮。80年代期间，该局又先后制造120磅与150磅重炮弹的前膛大炮。90年代初，此类大炮也已落后。于是仿制全钢后膛快炮，制成40磅与800磅重炮弹的大炮。

光绪五年（1879），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炮弹厂。光绪七年（1881），该局又设立水雷厂。

光绪九年（1883），江南制造总局开始制造黎意枪，并逐渐停造林明敦式后膛枪。

光绪十一年（1885），江南制造总局共制造军舰八艘，大小轮船七艘。本年以后，由于经费原因，该局停造船舰，仅修理南、北洋各省船舰。

光绪十六年（1890），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炼钢厂，备有英国十五吨西门式马丁炼钢炉与三吨炼钢炉各一座。在此之前，该局生产新式枪炮所需钢料、钢弹、钢管等，完全从国外进口。从本年起，该局枪厂开始生产自行设计的快利新枪。

光绪十八年（1892），江南制造总局设立栗色火药厂。次年，该局又设立无烟火药厂。当时，无烟火药在国际上最为先进。该局经过两年试验，终于成功，开始生产。

截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该局共生产各种前膛枪7000余支，各种后膛枪约5万支；共生产劈山炮与各种类型西式大炮各300尊左右，大炮口径自15公分至30公分不等，快炮口径自4.7公分至15公分不等；共生产各种火药450余万磅，各种炮弹130余万发，水雷与地雷1000余具。本年，该局炼熟钢能力已达76000磅。本年，该局岁入211余万两，所造枪炮创最高纪录。

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光绪三十年（1904），江南制造总局枪炮弹药的生产，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钢的生产却有了较大幅度增长。此间该局共生产熟钢1600余万磅，生钢6400余万磅。此外，还生产了轧钢板、钢轴等钢材。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该局生产的钢材开始公开出售。

江南制造总局是晚清最大的新式兵工厂。它的创办与经营，具有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抵御外侮的目的和作用，这从洋务派的言论和当时的实际情况足以得到证明。随着各地各族人民起义渐次被镇压，其对外的目的和作用更加明显。特别是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它在赶制军火、支援前线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应予肯定，不能因为这两次战争的失败而否定它对外的目的和作用。至于它未能在反侵略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则应另当别论。该局在传播西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翻译馆聚集了一批人才，除翻译大量科技书籍以外，还翻译了一些有关政治、经济、历史方面的书籍，并系统介绍当时的各国情况和国际形势，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晚清第一代科技人才和工业管理人才也大都是该局培养出来的，而且相当一批人是驰名国内的。该局的创办和经营，在客观上对晚清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洋务派毕竟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成员。他们在创办和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把封建官场中所盛行的官僚制度带进来，使工厂成为衙门。与封建官僚制度相联系，造成经营管理的腐败。

二、福州船政局

同治三年，左宗棠所部湘军攻占杭州后，曾觅工匠仿造过一艘小轮船，在西湖试航。其船形及轮机均与外国轮船相似，只是行驶迟缓。德克碑以法国制船图册相示，并请代为监造。由于左宗棠奉命入闽督师，镇压太平军余部，暂时无暇顾及制造轮船事宜。

同治五年正月（1866年2月），左宗棠剿灭江南太平军余部，自粤至闽。于是，筹设造船厂的事宜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五月十三日（6月25日），经过深思熟虑和一番策划之后，左宗棠向清廷递上《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35)，说明其拟设局制造轮船的目的与计划，并论述了制造轮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关于造船经费问题，他请求由闽海关拨付，不足则从闽省厘税提取。他预计开办经费需银30余万两，每月日常经费需五六万两。五年共需300余万两。六月初三日（7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对左宗棠设厂造船的计划十分赞赏，肯定“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允准所需经费著由闽海关税内提用，不足部分由闽省厘税项下提取(36)。左宗棠积极进行筹建造船厂的工作，函请时任江海关税务司的日益格和在越南的德克碑迅速赴闽定议。七月初十日（8月19日），日益格抵达福州。左宗棠偕其赴罗星塔，择定马尾山下为造船厂厂址。该地长130丈，宽110丈，江岸水深12丈。他们商定了设局、建厂、造船、驾驶、经费、期限等事项，草签了合同。由日益格带往上海，请法国总领事白来尼画押担保。八月二十九日（10月7日），德克碑自越南抵达福州，对日益格与左宗棠所定合同未提出异议。九月初六日（10月14日），左宗棠接奉上谕，调其任陕甘总督，率湘军赴西北镇压回民起义军。他催促德克碑立即赴沪，约日益格及参与初议的福建补用道胡光墉同来定议，同时加紧部署离闽前的有关事宜。经过反复认真考虑后，左宗棠推荐当时丁忧在籍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林则徐女婿）担任总理船政大臣，并请清廷颁给关防，有关船政事宜由沈葆桢专折奏事，以防其他地方官员牵制。十月十三日（11月19日）诏沈葆桢出任福州船政大臣，并准其专折奏事。沈葆桢具折上奏，答应守制期满后即赴任。二十三日（11月29日），日益格、德克碑等到达福州，禀呈《保约》《条议》《清折》《合同》等件。左宗棠一一复核。他们又进一步商定有关建造机器厂、船槽、船厂、学堂、中外公廨、工匠住房等工程，由日益格等招商承建。待工程落实后，日益格、德克碑即回国购买机器、轮机、钢铁等件及大小铁槽一具，并招募外国员匠。同时，在福州着手筹办学堂，名为“求是堂艺局”。左宗棠还制定了《船政事宜十条》和《艺局章程》。有关船政与学堂的规章制度，基本上确定了下来。十一月初五日（12月11日），左宗棠、英桂等奏准由闽海关四成结款项下拨银40万两，作为船政局的建厂费用。十七日（12月23日），福州船政局宣布正式成立。日益格、德克碑等返回法国购买机器和招募洋匠。临行前，留下俄国人贝锦达在该局暂行担任监工。该局的日常工作由提调周开锡负责处理，遇事随时禀呈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英桂。福州船政局成立后，立即派人在马尾山下中岐乡收购民田328亩，作为厂址。本月下旬，求是堂艺局与绘事院成立。绘事院培养绘制船图、机器图及测算方面的人才。学生待遇与求是堂艺局的幼童大致相同。十二月（1867年1月），左宗棠、英桂奏准，自本月起，福州船政局的常年经费由闽海关六成结款项下，每月拨银5万两。

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1867年7月18日），沈葆桢正式就任总理船政大臣，并启用“总理船政关防”。前一日，他已守制期满。九月初（10月上旬），日益格带领一批洋匠与眷属抵达马尾，所购机器分四批运来。他们一面着手安装机器，一面兴建第一座船台。原议设立五个厂，由于不敷用，后来增至十四个厂。

同治七年正月（1868年2月），福州船政局成立艺圃，招收学生随洋匠在各厂学习，旨在培养青年技工。

同治八年八月二十日（1869年9月25日），福州船政局所造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正式下水，出港试航成功。该船150匹马力。二十六日（10月1日），“万年青”号驶赴天津，清廷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验收。总理衙门对该船的试造和试航成功予以赞许，并特别称道其均系中国人驾驶，尤为难得。

同治十一年三月（1872年4月），福州船政局制造的250匹马力的兵船下水，命名为“扬武”号，装有大炮13门，配备弁兵、水手等147人，时速12海里。它成为后来成立的福建水师的旗舰。十二月初（1873年1月上旬），由于经费困难，沈葆桢奏请该局暂时改为造商船。

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1873年11月28日），沈葆桢奏请陆续派遣福州船政局求是堂艺局学生分赴英、法，进行深造。十月（12月），沈葆桢鉴于中国匠徒已能自行制造轮船，着手遣散洋匠。

同治十三年八月（1874年9月），日军侵台，东南海防告警，清廷又批准福州船政局继续制造兵船。十二月（1875年1月），沈葆桢力主将木胁船改为铁胁船，将旧轮机改为“康邦式”新式轮机，并命日益格着手进行。

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0日），清廷任命沈葆桢为两江总督，他考虑船政大臣的人选问题。八月初八日（9月17日），沈葆桢上奏，推荐前署广东巡抚、现任福建按察使郭松焘“管理船政”。但当他获悉郭松焘已被任命为驻英公使时，又奏请改派北洋帮办大臣丁日昌“督办船政”。诏允其请。十月十一日（11月8日），丁日昌抵达马尾。他一方面督促铁胁厂加紧施工，同时立即与李鸿章、沈葆桢等磋商派学生出洋的章程、经费等事宜，并作出具体安排。还与文煜等联衔奏准，自光绪二年起，由闽海关六成洋税项下每月拨银3万两，四成洋税项下每月拨银2万两。养船项下应销各款，奏准统归地方官筹措。十一月十四日（12月11日），诏丁日昌补授福建巡抚，并兼管船政。丁日昌与沈葆桢函商后，推荐顺天府尹吴赞诚与直隶津海关道黎兆棠为船政大臣人选。诏吴赞诚为督办船政大臣。

光绪三年二月中旬（1877年3月下旬），船政学堂第一批留学生分赴英法。四月上旬（5月中旬），福州船政局第一号铁胁船“威远”号下水。六月中旬（7月下旬），第二号铁胁船“超武”号安上龙骨，装上新式“康邦”卧机。吴诚赞奏称，胁骨、轮机及船上所需各件，均系华工仿照外洋新式放手自造，与购自外洋者如出一辙。

光绪五年九月初八日（1879年10月22日），吴赞诚因病开缺。诏前津海关道黎兆棠继任。

光绪六年三月下旬（1880年5月上旬），黎兆棠与福州将军穆图善等联衔奏准，由南洋协拨银20万两，试造新式巡洋快船。

光绪七年二月（1881年3月），船政学堂第二批学生赴英、法、德学习。十二月初三日（1882年1月22日），第一艘巡洋快船“开济”号下水，马力为2400匹。

光绪九年二月十七日（1883年3月25日）鉴于内外臣工接连参劾，诏革黎兆棠船政职务，著福建按察使张梦元督办船政。四月初三日（5月9日），张梦元就任船政大臣。他采取“收束”的方针，具体办法是“收船归坞”“整顿练船”“裁撤工匠”等。九月（10月），诏张梦元为广西布政使，著何如璋继任船政大臣。十二月初一日（12月29日），何如璋上任。他反对张梦元“收束”方针，提出“开拓”主张，具体措施包括“添机扩厂”“仿造铁甲”“购造船坞”“开办采矿”等。由于当时清廷财政十分拮据，其“开拓”方案无法付诸实施。

光绪十年七月初（1884年8月下旬），船厂被法国军舰轰毁。十八日（9月7日），何如璋奉调入京，诏会办福建防务大臣张佩纶署理船政。十二月十二日（1885年1月27日），诏革张佩纶职，交部议处。著福建按察使裴森署理船政。裴森力主专造兵轮，永不准再造商船。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下旬（1885年12月下旬），裴森根据出洋归国学生魏瀚等人的建议，奏准试造双机钢甲兵船。该船下水后编入北洋海军。十二月（1886年1月），裴森奏请增造大船坞一所。

光绪十二年二月（1886年3月），船政学堂第二届出洋学生学成归国。裴森会同南、北洋大臣派遣第三批学生出洋。六月（7月），该局建造鱼雷厂，并向德国购买制造鱼雷机器。

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中旬（1887年12月下旬），裴森在未奏准之前，就在船厂附近的罗星塔青洲地方动工兴建石坞，长38丈，宽10丈，深2.8丈，大兵船均可入坞修理。

光绪十五年四月（1889年5月），该局向英国订购钻炮膛、刨炮膛等机器，拟设厂制造大炮。

光绪十六年三月初三日（1890年4月21日），诏命裴森赴京供职，著闽浙总督卞宝第兼管船政事务。此后，清廷再未任命专职船政大臣。卞宝第之后，先后继任闽浙总督兼管船政的谭钟麟、边宝泉均无所作为，该局的造船工程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福州船政局是晚清规模最大的专业造船厂。洋务派创办该船厂的初衷，是防止买船雇人为外人挟制，自造兵船、培养人才以加强海防，因此，它是作为外国侵略者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传统观点认为，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等人在法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为法帝国主义所把持，服务于外国侵略利益的。揆诸事实，我们看到，福州船政局中的洋员，包括日益格和德克碑在内，均属于雇佣性质。船政当局不仅非常注意权自我操，而且订立合同、规约，并有担保，明确规定雇佣年限、任务、职责和不准违越事项，违约即废除合同，撤令归国。有的洋匠违犯合同规定，即被遣回。至于法、英帝国主义，从福州船政局创办之日起，就千方百计将其扼杀于襁褓之中。从公使、领事到海关总税务司、各口税务司，阻挠、破坏、挑拨洋员与船政局的关系，无所不用其极。至中法战争，法国军舰一举将其轰毁，达到了破坏的顶点。福州船政局积习很深，这在当时是很典型的。许多人视其为利薮，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对其形成很大的压力。沈葆桢清正廉明，不滥收滥委，较有成效，但招来“谤议纷腾”。继任者从反面接受其教训，积重难返。

三、天津机器局

同治元年三月（1862年4月），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聘请英国军官训练洋枪队，曾试练英国得力炸炮，加工制造炮弹。七月（8月），崇厚又仿造外国炮车，试铸炸炮两尊，经过试放，甚为猛烈，于是又续造十尊。虽规模很小，且采用手工劳动，但对崇厚是很大鼓励，成为其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前奏。

同治四年四月（1865年5月），新捻军活动于山东、河南等省，负责镇压捻军的统兵大员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阵亡，清廷震惊，京畿危急。为了加强防务，清廷接连发出四道上谕，征调江南制造总局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并令时任江南制造总局总办的丁日昌也一同赴天津开局。当时沪局尚处于初创阶段，若抽调机器和骨干，就有垮台之虞。李鸿章对清廷采取了拖延的对策。在李鸿章的抵制下，津局的设立暂时搁置下来。

同治五年五月（1866年6月），直隶总督刘长佑采用西法练兵，分设六军，此前神机营也编练使用洋枪洋炮的“威远队”，均迫切需要各种新式军火。在此情况下，恭亲王奕正式向清廷提出在天津设局制造军火的建议，并推荐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负责筹设津局事宜，妥立章程，所需款项准于关税项下作正开销。这样，津局由酝酿进入了创办阶段。崇厚接旨后，立即托外国官商访询机器价值。十月二十五日（1866年12月1日），崇厚奏称，密妥士（英国商人，兼充丹麦驻津领事）已将外国专制火药机器以及雇工建厂等费用，开据清单，估计购买全套机器、运费、雇佣洋匠所需川资，以及在津择地设厂等项，约需银十余万两。教练京营马队总教官英国人薄郎向崇厚建议，仿造枪炮弹药的机器可在上海、香港等地就地采办，并聘请英国人狄勒前来先行试办。崇厚予以采纳，并陆续拨银数千两购买机器。与此同时，崇厚奏请调候补府尹德椿至津主持机器局筹建事宜，并派候补知县高从望担任提调。

同治六年四月初（1867年5月中旬），德椿抵达天津，正式设立机器局，定名为“军火机器总局”。机器局厂址在天津南门外海光寺，后来称为西局。当时建铸造局，有工匠六七百人。通过丁日昌，从上海祺记、旗昌洋行买到刨床、车床、直锯及卷锅炉板机器等设备，从香港买到修造枪炮和制作炸弹、开花弹等机器，开始制造炸炮、炮车和炮架等。李鸿章札派密妥士为总办。

同治八年五月（1869年6月），从英国采购的以制造火药、铜帽为主的机器与雇佣的洋匠，陆续抵达天津。于是，又在天津城东18里的贾家沽（现东局子）设立火药局。该局占地330亩，周围有壕沟，还有1500多丈的围墙，工厂设在里面。是为东局。

同治九年七月（1870年8月），津局厂房先后落成，机器也安装就绪，计有机器厂1座，火药厂1座，铜帽厂2座，铁厂1座，火药库5座。另外，还有办公的厅廊、工人宿舍、洋匠住宅等。津局创建工作基本完成，其创办费共用银48万余两。

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发生。清廷命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道歉”。八月十六日（9月11日），成林署理三口通商大臣。十一月（12月），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清廷令其接管津局。他将“军火机器总局”改名为“天津机器局”，并保荐前江南制造总局总办沈保靖总理天津机器局事务。

同治十年五月（1871年6月），沈保靖抵津。时天津霪雨连绵，河水暴涨。因津局地势低洼，厂房和物料均被洪水浸没，各项工程与各厂制造陷于停顿，而密妥士又对沈保靖处处掣肘，使其难以开展工作。在此情况下，沈保靖只得一面率员匠与洪水搏斗，保护厂房与机器，一面同密妥士进行斗争。八月（9月），李鸿章以密妥士于机器未甚精核且患病为由，撤销了他在津局的职务。自此以后，津局历任总办，皆由华人担任。十一月（12月），洪水渐退，津局各厂陆续修复，低洼地方也加土培高。自此时起至光绪元年（1875年），为津局的扩充阶段。

同治十一年，津局又增建铸铁厂、熟铁厂、锯木厂等。

同治十二年，津局添置西洋药碾3份，各式机器10余部，并续建机器房和第二座药碾厂。

同治十三年，津局又建成第三、第四座碾药厂，增加了供药碾用的淋硝、磨磺、烧碳等设备。此外，还购买制造林明敦式后膛枪和制造中针枪子的机器，成立洋枪厂和枪子厂，并建成洋式药库3座。员匠住房及储料库房也逐年兴建。

光绪二年，津局增设电气水雷局，开始试造各种水雷。

光绪七年，津局造成130匹马力布雷艇两艘，供海口布置水雷并作小战船用，还修理驶至天津海口的官、商轮船（大沽船坞）。奕等奏准由神机营派官兵30名，赴天津机器局学习西洋炸炮和各种军火机器。朝鲜也派弁兵到该局学习。津局为了接待神机营官兵和朝鲜留学生，分别修建习艺厂和朝鲜馆。此外，津局还先后设立电机学堂、水雷学堂、水师学堂等。

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原由津局供应军火的省份，请求拨发的数量较往年多至数倍。而且远在广东的两广总督张之洞也来电询问，津局能否以若干好炮弹和枪炮接济滇、桂军。为了适应各省急需，津局所属各厂日夜赶造。并且扩充厂房，添购机器数十部。

光绪十三年，津局又新建栗色火药厂，采用最新式机器制造最新式炸药，供应各海口炮台内新式后膛大炮及铁甲、快船巨炮所需。津局东西两局有所分工：东局以制造火药、洋枪、洋炮、各式子弹和水雷为主；西局以制造军用西洋器具及添配杂项物件为主，并兼造开花子弹、电线、电机、电引等。东局规模较大，工人最多时达2000人。

光绪十五年，津局开始筹建炼钢厂。

光绪十九年（1893），津局开始制造长式钢质炮弹，并铸造6吋口径的小钢炮。津局历年生产的军火，除供应直隶的淮军、练军及北洋海防外，还供应吉林、奉天、察哈尔、热河及江南各省水陆淮军。

光绪二十一年（1895），天津机器局改称“北洋机器局”。由于李鸿章调任两广总督，失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因而失掉了对津局的控制权。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津局所属东、西两局均被帝国主义侵略军彻底破坏，以致无法再恢复起来。

天津机器局是晚清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的大型兵工厂，它的火药厂当时在亚洲是规模最大的。该局已具有了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即很大程度上受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的影响和制约，主要表现在：其一，这些工厂的机器设备、原材料，乃至土地、厂房等，都是通过资本主义商品形式购买的，而不是靠官府硬性征集的。其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很大部分已经卷入了资本主义流通范畴。其二，这些产品不是无偿地分配，而是采用计价调拨，甚至出卖的方式，显然已具备了商品的属性。其三，产品的生产已经受到价值规律的制约和国际市场行情的影响。林明敦式后膛枪的生产即是典型的例子。传统观点把购买机器、安装运转、生产制造过程中雇佣洋员，说成是买办性的表现，这种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其实，这是落后国家发展近代工业的必经阶段。津局的创办，特别是其发展阶段，正是各地各族人民起义渐次被镇压，外国侵略不断加深的时候。因此，它具有明显抵御外侮的作用。津局作为天津大规模近代工业的开端，对后来天津近代工业兴起和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主要是：机器需用大量原料、燃料以及交通运输等，刺激了洋务派民用企业和商办企业的诞生；机器局中第一代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在后来的企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金陵机器局

同治二年十一月（1863年12月），李鸿章淮军与戈登常胜军攻克苏州。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从上海郊区松江迁往苏州，改称“苏州洋炮局”。当时该局仅有工人数十名，未有机器，完全是手工生产。适总理衙门决定遣散“阿思本舰队”。该舰队配有一套制造枪炮子弹的机器。于是，马格里呈请李鸿章购回。这样，苏州洋炮局就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采用机器生产的军事工业。

同治四年五月（1865年6月），李鸿章奉命署两江总督，苏州洋炮局随其迁至南京，改称“金陵机器局”，厂址在雨花台。建设厂房，逐年添购机器，扩大生产规模。

同治八年，金陵机器局已能够制造大炮、炮车、炮弹、枪子以及多种军用品，每年经费5万两。

同治十三年二月（1874年3月）马格里自欧洲购买的建设火箭与水雷厂的机器及招募的洋匠抵达金陵机器局。十一月二十八日（1875年1月5日），金陵机器局制造的两门68磅重炮弹的大炮在大沽炮台试放时发生爆炸，当场炸死士兵5人，重伤13人(37)。马格里到达天津后，拒绝有失职行为。直至他亲自指挥试放时，仍发生爆炸。在事实面前，他只得承认大炮的钢质不良并有裂缝。于是，李鸿章下令撤销了马格里在该局的职务。此后，金陵机器局一直由华人主持。这一年，日本派兵侵略台湾，沿海沿江形势紧张。为加强长江防务，地方当局在南京乌龙山添设一个机器局。

光绪五年，乌龙山机器因厂址狭窄无以扩建，遂并入金陵机器局。合并后，金陵机器局已拥有机器厂3座，翻砂厂、熟铁厂、木作厂各2座。年经费也由5万两增至10万两。

光绪八年（1882），因添制江南炮台所需水雷、铜火以及购买拉铜车床等机器，陆续拨经费56000两。该局不仅规模进一步扩大，所造军火品种规格也有了显著增加。次年，该局经费每年增加到11万两。

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沿海沿江一带警报频传。金陵机器局赶制大炮支援广东、云南、浙江、台湾、湖北、江西等省区。但因设备与经费的限制，未能满足各省区的要求。

光绪十三年，金陵机器局添建了新厂房，增购了制造枪炮子弹的机器50余具，共支出经费10万两。每年经费亦增加到114000两。后来，闰年经费增至124000两。

光绪三十三年（1907），金陵制造洋火药局并入金陵机器局。金陵制造洋火药局于光绪十年五月（1884年6月）建成投产。创办经费12万两，年经费4万两。光绪十二年五月（1886年6月）完成扩建。扩建费8万余两，扩建后年经费增至52000两。具有一定的规模。该局并入金陵机器局规模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也大大增强。

金陵机器局是从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逐步发展而来的。该局成立后，曾进行了五次扩充。它所生产的枪炮弹药，起初用于镇压国内农民起义。自日本侵台以后，其产品主要用于部署南、北洋与长江沿岸的防备，抵御外侮的性质与作用日益明显。金陵机器局的年经费，用于支付委员、司事、工匠等人的薪水、工食及办公费用，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光绪十三年最为典型，生产以外的各种开支竟占当年经费的53%。此种情况说明金陵机器局人浮于事的现象十分严重，在当时各局厂中是非常突出的。

第三节
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初步解体

一、家庭手工业与农业在一些地区初步分离

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纱的价格大幅度下降，这对中国棉纺织手工业是个致命打击。比如棉纺织手工业一向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厦门洋纱交易很大，假若价格低廉一点，需要就将大大增加。本年（1868）的进口较1867年几乎增加一倍。洋沙的价格和棉花的价格比较起来，显得非常便宜，所以用洋纱织布就比用中国人自纺的土纱合算了”(38)。由于洋纱廉价竞销的打击，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与城镇独立的棉纺织手工业遭到破坏。江苏“上海自设纱厂后，民间自轧自弹自纺，反不如买机器纱之便宜，于是遂不顾布庄之挑剔，而群焉买之，群焉织之，庄家亦剔无可剔，一概收买。现在非但不剔，而且以机器纱为细法，而乡间几无自轧自弹自纺之纱矣”。浙江自日本机器纱进口之后，“纱细而匀，乡人购以织布，不复有人纺纱矣”。广东也是“近年则纺织之业，风流云散，至觅一纺纱器具，而不可得”。就连大西南地区，如广西贵县“迨洋纱输入，而家庭纺织之工业，逐渐消灭。今欲于乡村间觅一纺车，几不可得矣”(39)。中国手工纺纱业与手工织布业的分离是自然经济分解的第一步。

中国自然经济分解的第二步是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的分离，即洋布代替土布。19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洋布价格低廉，从原来只是城市富裕阶层穿用普及到社会中下层。据海关贸易报告称，“宁波本色市布价格低廉，所以一年一年地流行起来，运入内地去的，也能迅速出卖。由此中国人广泛地用漂白市布做内衣，所以销路也扩大了。过去中下阶层人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说已不存在了”。在长江沿岸，“中国汉口农民开始发现这种外国货物（洋布）比他自己的（土布）便宜得多，在某种程度内，（洋布低廉的价格）抵补了（洋布）不耐用的（缺点）”。“1867年洋布售价低落，就是九江开埠以来从未着用洋布的人们开始着用洋布的原因”(40)。七八十年代，情况有了进一步发展，“尽管人们已经发现洋布不如土制品的耐穿，但是因为洋布便宜，所以还是多买洋布”(41)。至90年代，各地已发展到这种程度：“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42)此时，中国手工织布业被破坏的范围已经很大：东起沿海，西南至云南、贵州、四川；南从海南岛，北达直隶、河南，大批手工棉纺织业者破产。

二、某些手工业部门的衰落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洋货在中国沿海以及广大内地广泛销售，排斥着中国的各种手工业制品。当时大体情况是：“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蜡、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之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贵，且成功亦难。”(43)下面考察一下几个主要手工业部门衰落的情况。

榨油手工业。煤油（当时称洋油）进口日增，排挤了中国榨油手工业。1888年进口煤油1661.3万加仑（每加仑约为七斤半），到1894年增加到6970.5加仑。七年间增加四倍多。由于煤油有高度的发光能力，且价格低廉，使传统的照明用植物油受到排挤。“温州上年（1888）本地菜油价贵，每斤需钱一百二十文，火油不过六十五文一斤。用者贪贱，而又光亮，以此销场极旺，来货遂多”。“溯自同治十三年（1874）以前，火油尚属仅见之物，不料二十年之间，竟如此盛行，岂非出人意外哉！”(44)煤油的大量进口使中国植物油及蜡烛生产日渐衰落。

冶铁和铁器制造手工业。这是中国比较发达的传统手工业部门，过去曾经出口。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铁输入渐多，且价格便宜，不断代替土铁，使得炼铁作坊倒闭者日多。而中国著名的冶铁地区，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从前山西铁曾经供应中国大部分地区销用，如今欧洲五金货物的竞争限制了这种贸易，以致销路局限于中国北部。”著名的炼铁业中心广东佛山镇的铁砖行“前有十余家，今则洋铁输入，遂无业此者矣”。湖南也是土铁的重要产地，自从洋铁输入，湘铁则“不能售出境外，其利皆为洋人所占”，“以致内地铁商，十散其九”。“芜湖钢为旧日驰名产物，咸丰后尚存炼坊十四家，均极富厚。自洋钢入口，渐就消灭。”(45)

其他如洋糖进口，使各地糖坊纷纷歇业；洋面的进口排挤了旧式磨面业；洋染料进口取代了土染料，等等。

三、农产品商品化的有限发展

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经济作物的增加与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扩大。现将几种商品化的主要农产品概述如下。

棉花。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棉纺织业的发展，对棉花的需求量大增。于是，中国棉花出口价格提高，出口量增加。这样，大大刺激了农民种棉的积极性，不仅原有产棉区扩大种植面积，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产棉区。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地产棉区迅速扩大。据1880年记载：“江西、浙江、湖北等处，向只专事蚕桑者，今皆兼植棉花。”(46)19世纪90年代由于日本在中国设立了许多棉纺织厂，棉花需求量很大，进一步扩大了棉花产区和种植面积。从1888年起，中国棉花贸易开始出超。1894年棉花进口为4.3103万担，而出口竟达74.7231万担。(47)

桑蚕。由于市场需求增加，种桑养蚕商品化程度提高。浙江由于加工生丝出口量增加，蚕桑种植面积扩大。广东有些地方把稻田改为桑田，安徽、湖北、江西、广西、河北、河南、山西各省，许多地方广植桑树，家家养蚕。

烟草。19世纪80年代以后，出口数量日益增加，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旺盛。这样，大大刺激了烟草种植面积的扩大与产量的增加。

大豆。大豆的用途在19世纪后期被日本和欧美各国所发现，纷纷购买中国大豆。因此，中国大豆出口量激增。1871—1873年每年出口量为5.7506万公担；而1891—1893年每年出口量猛增到76.0522万公担。二十年间增长13.2倍。(48)

粮食。随着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粮食生产商品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由于某些地区发展成为经济作物专门化农业区，需要从外地运输粮食。如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本来盛产粮食，但由于经济作物面积扩大而成为缺粮区，需要大量外来粮食供应。广东省多种植蚕桑等经济作物，产米不足以供当地食用，遂依靠广西供应。后来则依赖从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小吕宋（今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进口。江苏南通为棉花主产区，稻米不足，也依靠从外地运输。城市的发展，粮食加工工业的需求，也是粮食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的重要因素。湘、赣、皖、苏的粮食大量供应长江中下游各地，遂形成几个全国粮食集散中心：长沙、九江、芜湖、无锡成为“四大米市”。农产品商品化乃是中国自然经济初步解体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四节
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与新阶级的产生

一、投资者及其资本来源

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是大规模的商品生产，需要不断扩大的商品市场作为其产生的前提条件。19世纪后半期，外国资本主义把廉价工业品向中国大量推销，并廉价收购中国农产品原料，从而促进了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商品市场的扩大。这就给中国民族资本经营近代工业提供了客观条件。19世纪后半期中国商品市场扩大的过程，是与劳动力市场形成的过程密切相关的。外国廉价工业品在中国的大量倾销，造成了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与此同时，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和封建剥削的加重，也造成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这都给中国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在华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

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不仅需要广大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而且必须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封建官僚利用国家政权，征收各种苛捐杂税，贪污勒索，中饱私囊，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当具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时，就可以把一部分财富转化为产业资本。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向来很苛重，他们通过正租、押租与地租折价等办法，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是新式企业的潜在投资者。买办资本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而形成的特殊资本。他们具有投资经验，并可以与外国资本及土著资本相结合，投资于近代企业。商业高利贷资本在中国社会由来已久，它是在对小生产者的残酷剥削中积累财富的，在近代社会又充当外国资本主义的帮凶。商业高利贷者将其财富的一部分投资于近代企业。普通商人在经营贸易与手工业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财富，但他们由于财力有限，只能投资于一些小型企业。一些华侨在美国、日本、东南亚各地经营工商业，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一遇机会就归国投资于新式企业。

二、官督商办企业

（一）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概况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洋务派军事工业的创办和经营，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一是经费严重困难。清政府由于内外战争支出庞大的经费，且需负担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赔款，使得国库空虚，财政十分拮据。在此情况下，洋务派训练新式海陆军经费无着落，军事工业也难以为继。二是军事工业需要充足的原材料、燃料供应以及交通运输、电讯等事业的配合。另外，随着洋务运动实践的深入、外国侵略的扩大以及西学知识的增加，洋务派认识到富与强之间的关系，富、强并重，“寓强于富”。除继续经营军事工业外，着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

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先后创办了数十个民用企业，涉及多个部门。

（1）航运。上海轮船招商局（1872），官督商办。

（2）煤矿。官办六处：直隶磁州煤矿（1874），湖北广济兴国煤矿（1875），台湾基隆煤矿（1876），山东淄川煤矿（1887），湖北大冶王三石煤矿（1891），湖北江夏马鞍山煤矿（1891）。官督商办九处：开平矿务局（1878），安徽池州煤矿（1877），山东峄县煤矿（1880），广西富川贺县煤矿（1880），直隶临城煤矿（1882），江苏徐州利国驿煤矿（1882），奉天金州骆马山煤矿（1882），安徽贵池煤矿（1883），北京西山煤矿。

（3）金属矿。官办三处：热河土槽子、遍山线银铅矿（1887），山东淄川铅矿（1887），湖北大冶铁矿（1890）。官督商办十八处：热河承德平泉铜矿（1881），贵州青溪铁矿（1886），云南铜矿（1887），黑龙江漠河金矿（1888），湖北长乐鹤峰铜矿（1881），热河承德三山银矿（1882），直隶顺德铜矿（1882），安徽池州铜矿（1883），福建福州石竹山铅矿（1885），山东平度金矿（1885），海南岛琼州大艳山铜矿（1887），广西贵县平天寨银矿（1889），广东香山天华银矿（1889），吉林珲春天宝山银矿（1890），山东宁海金矿（1890），山东招远金矿（1891），热河建平金矿（1892），吉林三姓金矿（1894）。

（4）电讯。天津电报总局（1880）。官办。

（5）铁路。开平铁路公司（1886）。官督商办。

（6）纺织。上海机器织布局（1879）。官督商办。湖北纺织局，包括湖北织布官局（1889），官办；湖北纺纱局（1894），官督商办；湖北缫丝局（1894），官办；湖北织麻局（1895），官办。它们合称为“湖北纺织四局”。兰州织呢局（1879），官办。

（二）官督商办企业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所创办的民用企业采用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三种形式，而官督商办是主要形式。下面着重介绍几个典型的官督商办企业。

1. 轮船招商局

同治十一年七月（1872年8月），李鸿章饬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等筹办轮船招商局事宜。朱其昂等拟订《招商章程》二十条(49)，“其大意在于官商合办”。主要内容是：以所领闽、沪两局船只作为“官股”，轮船承运漕粮按照江浙沙宁船章程办理，在纳税方面享受外国轮船同等待遇。但当他奉命赴沪后，发现闽、沪两局并无商船可领，而他又熟知“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向俱依附洋商名下”。于是他主张“若由官设立商局招徕，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张国体”(50)。李鸿章采纳了他的建议，认为“目前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仍应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听该商董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51)。十一月（12月），李鸿章委托朱其昂等另行制定《轮船招商局条规》二十八条。主要内容是：在上海设立总局，各口设立分局；轮船报关装货一切事宜，均照洋商章程办理；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总办，禀请刊刻关防，“所有公牍事件，悉归总办主裁”。李鸿章认为该《条规》“大致似尚公允”，当即批准施行，并委任朱其昂为总办。于是，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52)。由于出身于沙船世家的朱其昂既无法招徕商股，又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业，因此，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轮船招商局便亏损了四万二千两。于是，他不得不辞去总办的职务，请求专办漕运。

同治十二年六月（1873年7月），李鸿章札委唐廷枢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将全局改组，重订《局规》《局章》。又先后札委朱其昂、徐润、盛宣怀、朱其诏为会办。唐廷枢、徐润专管轮运、招股等事宜，朱其昂、盛宣怀则负责漕运、官务。《轮船招商局局规》共十四条(53)，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有两项：（1）该局资本为一百万两，先收五十万两，分为一千股，每股五百两，每百股举一商董，由诸商董中推举一商总，总局与分局分别由商总与商董主持，如不胜任，可以更换。（2）该局股票及取息手折均编列号码，填写姓名和籍贯，在股份册上详细注明，“以杜洋人借名”；如股东将股票让出，必须到局注册，“不准让与洋人”。《轮船招商局章程》共八条(54)，主要内容是：唐廷枢任总办，朱其莼、徐润任上海分局商董，宋缙、刘绍棠、陈树棠、范世尧等分任天津、汉口、香港、汕头分局商董；该局业务“照买卖常理”办理；规定股份的“官利和盈余分配等”。在唐廷枢、徐润主持下，轮船招商局的招股活动有了很大的进展。为此，外国人指责唐廷枢“在东方一家第一流的外国公司（怡和洋行）任职时，获得了丰富而广阔的经验，他正在运用这个经验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55)

同治十三年（1887），轮船招商局实收股金四十七万六千两，再加上朱其昂认购而未缴款的三万两，招股五十万两的初步计划已经实现。于是，股东会决定另招新股，每股一千两，拟凑足资本一百万两。外国轮船公司一开始就敌视和打击轮船招商局。这一年，太古洋行驻上海经理致函伦敦方面说：“我们正考虑同旗昌一起采取对付中国轮船招商局的措施，希望这些措施将把它打垮。”(56)在外国轮船公司已经垄断中国沿海及长江航运的情况下，轮船招商局如果没有可靠的水脚收入，是根本无法与国轮船公司竞争的，是难以立足的。因此，轮船招商局刚成立，李鸿章就奏准漕运专利权，使其成为轮船招商局赖以维持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经济支柱。六月二十六日（8月8日），《北华捷报》评论说：中国轮船招商局如果没有运漕水脚收入，“除了遭受巨大损失外，是不能经营下去的”(57)。本年，日本派兵侵略台湾，轮船招商局奉命运兵开往台湾前线，胜利完成了运输任务。

光绪元年（1875），“马嘉理案”发生，引起局势动荡，轮船招商局的招股活动暂时处于停滞状态。

光绪二年（1876），当李鸿章获悉轮船招商局以重利借用钱庄款项六十余万两时，赶紧拨官款五十万两接济，使“该局气力为之一舒”。七月（8月），唐廷枢、徐润、盛宣怀一同赴烟台，向李鸿章请示归并旗昌轮船公司一事。李鸿章担心“难筹巨款”，“踌躇未许”。十月二十四日（12月9日），太常寺卿陈兰彬具折上奏，盛赞轮船招商局创办有七利，并且指出：“招商局未开之前，洋商轮船转运于中国各口，每年约银七百八十七万七千余两。该局既开之后，洋船少装客货，三年共约银四百九十二万三千余两。因与该局争衡，减落运价，三年共约银八百十三万六千余两。是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已一千三百余万两。”(58)十一月十三日（12月28日），盛宣怀等又将归并旗昌轮船公司一事，禀商于两江总督沈葆桢。而沈葆桢“毅然以筹款自任”。于是，此事成为定局。二十七日（1877年1月11日），两江总督沈葆桢具折上奏，说明了旗昌轮船公司的情况，陈述了归并旗昌轮船公司的理由和筹集官款的具体措施。李鸿章上奏积极支持沈葆桢。

光绪三年（1877），轮船招商局正式归并旗昌轮船公司。唐廷枢等向李鸿章呈递《轮船招商局公议节略》，陈明招商局创设始末及公款积多酌拟变通办理并推广办法。“仿照日本自制轮船办法，长江沿海各处均准局船揽载，不必限定通商口岸，并请加拨各省漕粮，诚属扶持大局、攸关富强之要著”(59)。李鸿章将《节略》转送总理衙门，介绍了日本航运业的情况，主张效法，要求轮船招商局船只到不对外通商的口岸装卸货物。并且指出这是“中国自主之权”，不必担心“洋商援例渎请”(60)。但是，这个正当要求却遭到拒绝。总理衙门上奏说：“商局船只除承运官物外，无论该局及华洋商人货物，概不准在不通商各处起卸。”(61)这样，便堵死了轮船招商局发展并与外商轮船公司竞争的有利途径。十月（11月），轮船招商局与太古、怡和轮船公司分别签订《齐价合同》。是为第一次齐价合同。与太古的合同适用于长江和沪甬航线；与怡和的合同适用于上海至烟台、天津、福州等地的航线。此合同自光绪四年（1878）开始实行。但至光绪五年（1879）夏秋间，即被太古、怡和撕毁，重新开始了压价竞争。

光绪七年（1881），轮船招商局招足股金一百万两。但是，申请入股的人仍很多，股票市价也由每股面值一百两升至二百两。于是，轮船招商局决定增募一百万两，应募者蜂拥而至，很快就已足额。本年，日本在朝鲜制造内乱，轮船招商局奉命派船自山东登州运兵，帮助朝鲜平乱。

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将延至中国本土，法国军舰驶抵吴淞口，检查商船，并扬言进攻江南制造总局，沪上人心惶惶。外国在华银行乘机收回钱庄的短期信用贷款，以致钱庄倒闭。轮船招商局资金周转不灵，被迫以地产及货栈作抵押，向天祥、怡和两洋行贷款七十四万三千两。这笔贷款至光绪十一年（1885）到期。于是，轮船招商局不得不以局产作抵押，向汇丰银行贷款三十万英镑（折合银一百一十八万余两），年息七厘，十年还清。由于镑价上涨，银价下跌，轮船招商局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本年，轮船招商局与太古、怡和订立第二次《齐价合同》，规定了统一的运费及货源分配方案，光绪十年（1884）开始实行，为期六年。光绪十六年（1890），合同期满，太古恃其船多，来函欲多占水脚份额，未允其请。于是，压价竞争又起。

光绪十年，徐润、唐廷枢先后离局。本年，为避免战争期间轮船受损，招商局经马建忠之手暂时售与旗昌洋行。

光绪十一年，轮船招商局收回自办。李鸿章札委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谢家福为会办。盛宣怀制定《用人章程》和《理财章程》各十条(62)，主要内容有：（1）“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会办三四人应由督办察度商情，秉公推荐”。这项规定使督办能够控制招商局人事权和财政权，完全废弃了同治十三年《局规》中关于由股东推举商董和商总主持业务的原则。（2）“洋人旗昌荐来者太多，从前总船主及揽载洋人白拉作弊最大，俱发财而去。总船主拟在各船调用，每一年或二三年一换”。这项规定表明，主持者仍力图保持企业自主权，免受“洋人”干预和操纵。

光绪十三年（1887），李鸿章奏称：“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万，此实收回利权之大端。”(63)

光绪十九年（1893），轮船招商局与太古、怡和订立第三次《齐价合同》，以五年为期，惟天津、长江两航线不在合同之内。本年，轮船招商局水脚收入至二百一十六万余两。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前夕，轮船招商局曾多次派船运兵赴朝鲜和中国东北。

轮船招商局是在外国轮船公司已经垄断了中国沿海和长江的航运业，中国旧式沙船业行将被淘汰，清政府漕运面临着严重困难的背景下创立的，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对立物而诞生的，是收回利权的产物。因此，创办伊始，便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敌视、排挤和打击。他们对轮船招商局排挤、打击的手段之一，就是压价竞争，妄图一举将其扼杀于襁褓之中。李鸿章与该局主持者采取种种措施，使轮船招商局站稳脚跟，外国轮船公司不得不与其订立“齐价合同”。然而，每一次都是外国轮船公司首先撕毁合同，重新发难。于是，曾先后三次订立“齐价合同”。对于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得失，历来颇多议论。全面考察，权衡利弊，有得有失，而得大于失。高价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资产，因而负债累累，是其失。而收购旗昌轮船公司又带来诸多好处：船只由十二艘增至三十艘，实力大增，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水脚增加两倍；增加了保险费收入；减少了一个劲敌，并显示出自己较强的竞争力。轮船招商局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漏卮，而且促进了中国新式航运业的发展。

2. 开平矿务局

光绪二年七月（1876年8月），李鸿章委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前往开平勘探煤铁资源。九月十九日（11月4日），唐廷枢偕英国矿师马立师前往开平一带，进行实地考察。二十九日（11月14日），唐廷枢将考察结果写成一份《勘察开平煤铁矿务并条陈情形节略》，呈交李鸿章。在《节略》中，唐廷枢详细说明了考察的情况，并谈到了开采煤铁的计划。他把采煤、炼铁、筑路三者联系在一起，认为“开煤必须筑铁路，筑铁路必须采铁；煤与铁相为表里，自应一起举办”(64)。关于开办经费，他预计购买开采煤铁机器等及修筑铁路共需银80万两。

光绪三年八月三日（1877年9月9日），唐廷枢向李鸿章提出一份《开采开平煤铁并兴办铁路》的条陈。指出开平煤铁矿样品经化验品质良好，进一步论述了开采煤铁的重要性以及修筑铁路的必要性。九日（9月15日），李鸿章批准了唐廷枢开采煤铁的计划，并委派他负责此项工作，并指派前天津道丁寿昌、天津海关道黎兆棠会同督办。二十一日（9月27日），唐廷枢制定了《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十二条，就该局的性质、经营范围、招股和分红办法以及各项规章制度，作了明确规定。主要内容有：（1）本局定名为开平矿务局，专开采开平一带煤铁等矿及就地熔化生熟铁。拟招集资本八十万两，分作八千股，每股一百两，一股至千股皆可附搭，将来生意兴旺，再添招新股二十万两，共一百万两，此外不得再添。（2）本局“虽系官督商办，究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似宜仍照买卖常规”。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中选任，请免添派委员，并除去文案、书差名目。（3）煤铁运至天津，按照市面价格，先由机器局、轮船招商局购用，剩余者在天津或由轮船招商局运至其他口岸销售(65)。二十七日（10月3日），李鸿章批准了《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但作了一项重要规定：“机器制造局所用煤铁，系属因公，准免厘税；唯月需若干，亦应有定数。招商局载运煤铁出口，不得与机器制造局比例，仍应照纳厘税，以示公允。”(66)

光绪四年六月二十日（1878年7月19日），唐廷枢偕英国矿师柏爱特等人自上海抵达开平。二十六日（7月25日），开平矿务局正式成立。唐廷枢一面派人招募商股，一面赴各矿复勘。勘得开平西南十八里之唐山南麓乔家屯之煤矿，不仅储量丰富，而且煤质可与英国上等煤相媲美，于是，决定在此开采。九月初（10月初），开始勘探。探至六十丈后，得高烟煤六层，“第六层之下，尚有一二层，但计所得之煤区足够六十年之用，因是不复深探”。(67)

光绪五年（1879），采煤机器运至矿区，按照西法采煤，开凿二井，一井供提煤之用，另一井供灌风抽水之用。

光绪六年九月初七日（1880年10月10日），为了解决投产后煤的外运问题，唐廷枢向李鸿章建议：由芦台镇东起至胥各庄止，挑河一道，约长七十里，专供运煤之用，取名“煤河”；又由胥各庄河头修筑“快车路”一条，长约十五里，直抵煤厂。此“快车路”实际是一条单轨铁路，即中国历史上第一条铁路——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建议获李鸿章批准。

光绪七年（1881），开平矿务局开始投产，当年产煤一千六百余吨。这一年天津进口洋煤一万七千余吨。

光绪八年（1882），开平矿务局募足一百万两。上海市场上出现了争购开平股票的现象，以致开平股票价格猛涨。此后，开平煤产量大增。

光绪十二年，开平煤矿产量达到十八万七千余吨(68)，而天津进口洋煤减至三百零一吨(69)。六月（7月），开平矿务局向李鸿章申请，拟将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延至芦台附近之阎庄，长约六十五里。获李鸿章批准。于是，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招募股本二十五万两，由伍廷芳任总办，吴昌炽任会办。

光绪十三年，由海军衙门奏准，将铁路由阎庄延长至大沽，并将开平铁路公司改组为中国铁路公司。拟再招募股本一百万两。由沈葆靖、周馥任督办，伍廷芳、吴昌炽分别任正、副总办。

光绪十四年四月（1888年5月），开平矿务局在天津宣布第一次发息，并邀请股东代表二三人赴唐山检查账目。七月（8月），唐山至大沽铁路全线通车，不久又展至天津。

光绪十五年（1889），唐山以东林西矿开始出煤。为了解决开采林西矿的经费问题，唐廷枢又在上海募集股金五十万两。为了提高开平煤的外运能力，唐廷枢购买了一艘上海制造的三百二十六吨“北平”号轮船，又在英国订购了三艘轮船，由开平矿务局会办徐润负责管理(70)。此后，开平矿务局自行运煤驶往沿海各城市，并先后在天津、烟台、大连、牛庄、上海、广州、香港等地设立码头和仓库。随着运输能力的增强及西山等处新矿的开采，开平矿务局煤产量激增，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达到高峰，年产七十七万八千吨。(71)

光绪十八年（1892），唐廷枢因病去世。开平矿务局总办一职，由张翼继任。他依恃与皇室的特殊关系，揽权纳贿，声气广通，贪污舞弊。郑观应揭露张翼说：“张恃有护符，营私舞弊，不一而足。闻曾将公司所购之香港栈房、码头改为私产，售与别人，攫为囊中物；办建平金矿，私弊尤多。其最著者，一以巨款数十万起造大洋楼，备欢迎醇邸到津阅操之用；一不集股商会议，私招英人入股合办，得洋人酬劳费五万镑。”(72)

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翼任命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为开平矿务局会办。这在当时几个大型官督商办企业中是绝无仅有的，它标志着外国侵略势力渗入开平矿务局。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占领唐山，张翼逃往天津租界，委派德璀琳为开平矿务局总代理人。德璀琳等人设置圈套，将开平矿务局改组为中外合办公司，按照英国法律在英国注册，并诱使张翼在合同上签字。从此，开平矿务局结束了官督商办的历史。

在开平矿务局建立和投产之前，洋煤充斥中国市场。该局投产后，很快占领天津市场。李鸿章对此深感欣慰，认为“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矢”(73)。此后，开平煤远销至香港在内的沿海口岸，甚至外国军舰与外资工厂也购买开平煤。开平矿务局在收回利权方面的成绩在官督商办企业中是最显著的，有利于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开平矿务局当时并没有垄断国内的新式采煤业。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全国出现了数十个开采煤矿的企业，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开平矿务局垄断煤矿开采业之说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因而是不能成立的。

3. 上海机器织布局

光绪二年正月（1876年2月），李鸿章指派其世交魏纶先从天津前往上海，邀集华商筹议机器织布局事宜。魏纶先提出一份《节略》，要求按照湖北武穴开采煤矿的办法，由南、北洋大臣各筹公款十万两，作为订购机器的费用，然后招集商股，购料设厂。然而，他在上海既未得到绅商的响应与支持，也未领到官款。筹建机器织布局的工作于是搁浅。

光绪四年九月（1878年10月），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向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分别递上条陈，请允准其在上海筹设机器织布局，并说明设厂计划。获得李鸿章的批准。根据彭汝琮的建议，李鸿章札委候选郎中郑观应为会办，候选知府卓培芳、候选同知唐汝霖、候选知县长康为帮办。彭汝琮对经营新式企业缺乏经验，且喜好讲究排场，不务实际，在未筹集到足够股金之前，就开始了订购机器、购买地基、建筑厂房等活动，因而与郑观应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矛盾与分歧，于是，郑观应向李鸿章提出辞职请求。李鸿章接受了郑观应的辞呈，并批评彭汝琮“作事虚伪，专意骗人，毫无实际，其心术品行至穷老而不改，可鄙已极”(74)。彭汝琮、郑观应等先后离去。

光绪五年八月（1879年9月），李鸿章札委浙江候补道戴景冯负责筹设机器织布局事宜。吴仲耆、龚寿图为会办。这些官僚子弟缺乏经营新式企业的经验，且不为人们所信任，在集股方面遇到很大的困难。不久，由戴恒主持机器织布局筹设事宜。

光绪六年，李鸿章又札委郑观应、经元善、候补道龚寿图、郎中蔡鸿仪、候补道李培松为会办。戴恒、郑观应等磋商后，由郑观应起草了一份禀帖，送呈李鸿章，计划先募集股金四十万两，购布机四百台，如日后办有起色，再行逐步扩充。当时郑观应专管商务，龚寿图专管官务。七月（8月），上海机器织布局在上海济阳里正式成立。郑观应起草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揭示了设厂的目的，分析了中国机器织布与外国比较的利弊，特别声明“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招股办法仿照轮船招商局章程，每股一百两，拟集四千股，共银四十万两(75)。郑观应等在招募股份的同时，开始了建厂工作。延聘美国工程师丹科，并委托他在美国选购机器。织布局厂址定在上海杨树浦沿江地方。共购地三百亩。

光绪九年（1883），织布局机器运抵上海，其中包括轧花、纺纱、织布各机全套设备，大约按照纱锭35000枚、布机530台配制的。轧机和织机由英国制造，纺机和汽炉为美国制造。二月（3月），龚寿图因与郑观应矛盾尖锐，交卸局务，由其兄弟龚彝图接办，仍专管官务。次年二月（1884年3月），郑观应被督办广东军务大臣彭玉麟调往广东，禀请李鸿章札委盛宣怀接办。盛宣怀因总办轮船、电报两局，无法兼顾。郑观应赴广东后，龚寿图向郑观应发难，并株连经元善。

光绪十三年，由于郑观应、经元善等人先后离局，织布局遂为龚寿图、龚彝图兄弟俩接管。此时，织布局洋匠“羁留日久，购存外洋机器及应付薪资延不付价，势将成讼”(76)。于是，织布局进行改组，重立条规，另招股份。

光绪十四年，织布局“老股加价无多，新股骤难招集，而建造房屋，找付机器价值，添购轧机、电灯等费，需费不赀，龚寿图多方借贷，颇费经营”。(77)

光绪十六年（1890），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会办马建忠主持织布局工作，并允许挪用仁济和保险公司公积金30万两，以资周转。但一年之后，织布局资金再度紧张。马建忠拟借债以解燃眉之急，并电告李鸿章。李鸿章指责他不禀报用款细账，“办事一味空阔，未能处处踏实”。关于借债一事，李鸿章应允“拟酌借二十万，令杨（宗濂）絜汝衔名成交。杨即回沪，责令驻局妥细经理，切实整顿”(78)。于是，织布局又由杨宗濂、杨宗瀚主持。

光绪十七年（1891），上海机器织布局建厂工程基本竣工。它的主厂房高三层楼，长500英尺，宽80英尺。一部分早已安装就绪的机器于光绪十六年开始投产。

光绪十八年，本年度生产棉布四百万码（1码等于2.7432市尺），棉纱一百万磅（1磅等于0.9072市斤）。雇佣工人约四千人。

光绪十九年（1893），开始发放股息，高二分五厘(79)。上海机器局投产后，每月可获利一万二千两，纺纱利润尤为丰厚。五月二十五日（7月8日），李鸿章致电驻英公使薛福成，决定大规模扩充纺纱，请薛购办机器。九月初十日（10月19日），新纱机尚未购妥，上海机器织布局清花厂不慎起火。当时狂风大作，施救不及，厂房及机器大部分被焚毁。在大火燃烧时，杨宗濂曾派人至租界“请西人往救，而西人以局在租界之外，无权发令救援”。杨宗濂又请租界会审蔡倅通过巡捕房知照英、法、美各洋龙（消防队）救援，“均以局在租界外，扼于成例，不得前行”(80)。那么，租界内西人为何不发赴援令呢？十一日（10月20日），《北华捷报》说出了真相：“织布局是属于李鸿章和他的朋友们的。由于他对允许外国人进口轧花、纺纱、织布等机器一事，过去曾设置而且现在仍然设置一切可能的障碍，所以对外国人来说，试图救援他在尽力垄断并严重干扰对外贸易的织布局，那是不可能的。”(81)12月初（1894年1月中旬），李鸿章派天津海关道盛宣怀赴上海，会同江海关道聂缉椝，与前织布局绅商议明，将前局妥为结束，截清界限，另行筹集资本，在旧址设新厂，并设法扩充。盛宣怀在清理上海机器织布局账目的同时，着手招募新股重建新厂。

光绪二十年正月初（1894年2月初），盛宣怀已筹集股本百万两，并已推举七位董事：候补知府盛宣怀为总管，严作霖管银钱，沈廷栋、褚成炜管工作，许春荣、杨廷昊、严潆管买卖棉花纱布。另在租界内设立督销总局，由督办盛宣怀禀请派一提调驻局，领置运单，查货收捐，归缴旧欠。李鸿章将新厂命名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八月（9日），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开始部分投产。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其中第六款有“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的内容(82)。从此，外商在中国投资合法化。十一月中旬（12月底），华盛机器纺织总厂装成纱锭五万枚，布机七百五十张。但是，此后外国资本纷纷来华投资设厂，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该厂处于危机状态，连年亏损。

光绪二十七年（1901），盛宣怀将华盛机器纺织总厂改为商办的集成纺织厂。

上海机器织布局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筹建，至90年代初才开始投产。它的诞生屡遭波折，经历了十几年漫长而艰难的历程。长期以来，学术界传统观点对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十年专利权和减免税厘等权利颇多微词。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十年专利权和减免税厘是郑观应根据“商战”思想并援引西方国家对新创设企业给以一定年限专利权的通例，向李鸿章呈请而获得批准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专利权在当时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是限制了华商设厂还是阻止了洋商设厂？是加速了还是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首先，获得专利权的不只是“官督商办”企业，而且有的商办企业获得长达二十五年的专利权。其次，揆诸事实，当时美商丰泰洋行经理魏特摩与上海祥生船厂经理英国人格兰特成立公司，拟在华经营纺纱，为李鸿章命令上海地方官出面查禁。虽经美国驻华公使出面交涉，但其企图终未得逞。日本商人将轧花机装运进口，亦被江海关扣留。反观这一时期中国纺织企业的情况，不仅张之洞在临近上海的武汉设立纺纱、织布局，就连近在咫尺的上海华新纺织新局的建立也未被禁止。实际上，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来自外国侵略势力，上海机器织布局为“求富”而“争利”“保权”，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限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侵略扩张。这显然不是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恰恰相反，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这就在最重要的方面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作用。《马关条约》签订前，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方式主要是商品输出。李鸿章规定上海机器织布局只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运往内地不纳任何税厘，比洋布少纳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这使织布局所产布匹在与洋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这显然不是封建垄断，而是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的积极措施。

4. 电报总局

同治元年（1862），沙俄驻华公使把留捷克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敷设从俄国经由北京直达天津的电线。总理衙门以“铜线法施之于中国，诸多不便”为由加以拒绝(83)。此后二三年间，英、美等国公使、领事纷纷出面要求在沿海通商口岸架设电线，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同治九年三月（1870年4月），英国公使威妥玛要求从广州沿海经汕头、厦门、福州、宁波等处海口，安设海底电缆通达上海。当时，总理衙门对国际间通行已久的领海主权原则无知，以为外国不在陆路安设电线便无损于中国主权，因此表示“只须线端不牵引上岸，与通商口岸陆路不相干涉，界限分明，尚可通融准办”(84)。英国侵略者就这样取得了上海迤南各通商口岸海口设置海底电缆的权利。此后，英国大东公司致力于敷设从印度经新加坡至中国沿海的海底电缆；丹麦大北公司致力于敷设从海参崴通往上海、香港的海底电缆。

同治十年（1871），大北公司敷设的沪港海底电缆竣工后，擅自在长江口一个小岛上牵引登岸，并于两年后私设吴淞口至上海的陆路电线。此后，清政府与西方国家之间关于电线问题的交涉不断。

同治十三年，日本派兵侵犯台湾。清政府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兵往援。沈葆桢感到“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85)，于是奏请设立从福州陆路至厦门，并由厦门水路至台湾的电线。大北公司闻讯后，通过美国驻福州领事戴兰那出面，与福建署盐法道陆心源商议。尚未定议，大北公司便擅自动工，除敷设福州至厦门电线外，还趁机敷设福州南台至罗星塔的线路，于是发生了福建人民拆毁电线的事件。

光绪元年正月（1875年2月），丹麦驻华公使拉斯勒福亲赴总理衙门，要求饬令福建地方官保护已设线路，同时商议由清政府购回。由于地方大吏对此事意见分歧，几经拖延。

光绪二年二月（1876年3月），丁日昌就任福建巡抚，派福建通商局官员与大北公司签订合同，购回线路并拆除存储。

光绪三年，丁日昌鉴于台湾南北相隔遥远，文报传递艰难，奏请将拆除的电线移至台湾架设。虽经奏准，但丁日昌不久调离，继任者因循迁延，台湾架线计划未能实现。

光绪五年，李鸿章为了加强海防，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试验效果良好。

光绪六年，中俄因伊犁交涉形势紧张，沿海各口纷纷告急。李鸿章奏请敷设天津至上海的电线，以加强南、北洋之间的通讯联系。诏允其请。九月（10月），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派盛宣怀为总办，负责筹设津沪线路；设立电报学堂，招雇洋人教习电学及收发报等。盛宣怀赴任后，商请丹麦大北公司代为雇人购料，查勘津沪设线道路，于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七处各设分局。除总局外，上海分局最为重要，由郑观应任总办，谢家福为会办（不久由经元善继任）。

光绪七年四月（1881年5月），南北同时动工。十月下旬（12月中旬），工程全线竣工。十一月初八日（12月28日）津沪间首次通报，电线全长二千七百二十四里，安装双线。此时，广东商人成立广东香港公司（后改为华合公司），筹设穗港电线。英国公使威妥玛要求总理衙门允许英商由香港设立水线直达广州省河，并在沙面引线上岸。总理衙门致函两广总督张树声酌情办理。张树声认为英商敷设水线“于海疆防御之宜既多窒碍”，“于自主权利所损尤多”(86)。他积极支持华合公司创设穗港陆线活动，借以抵制英商设立水线的企图。

光绪八年四月（1882年5月），华合公司自广州开工，英商设水线之议中止。但当电线架至九龙时，英商不许与其水线衔接。几经交涉，于次年（1883）由盛宣怀在上海与英国大东公司达成协议：中国在吴淞口的陆线与大东公司海线相接；大东公司在香港的海线与华合公司广九陆线相接。穗港线建成后，所收报费有限，华合公司无力赔垫，于光绪十年（1884）由电报总局接收，华合公司改组为广州电报分局。十月（1882年11月），英、法、美、德等国公使要求允许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添设上海至香港沿海各口海线。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反复函商，认为惟有劝集华商，创设由沪至粤沿海各口陆线，才能“杜外人之狡谋，收自有之权利”。(87)

光绪九年二月（1883年3月），贯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沪粤线开始动工，于次年五月（1884年6月）全线通报。由于上海是当时国内外贸易中心，电报业务居于首位。因此，于沪粤线竣工后，电报总局由天津迁往上海，仍由盛宣怀督办。五月（1883年6月）外国人要求设立长江水线直达江口，两江总督左宗棠决心兴办长江陆线（沪鄂线），以抵制外国人敷设水线的企图。该线于次年竣工。六月（7月），天津电线展至北京，并成立北京电报分局。本年，中法关系紧张，云南、广西面临法国的侵略。为加强内地与西南边疆的联系，拟将电线展至滇、桂。该线由广州展至龙州，于次年竣工。

光绪十一年四月（1885年5月），李鸿章为加强北洋海防，筹划架设从天津经芦台、乐亭、昌黎、山海关直达旅顺口的电线。该线竣工后，又展至奉天省城以及吉林、黑龙江省。

光绪十二年八月（1886年9月），台湾巡抚刘铭传等拟在台湾设立电线。经多次谈判，议定水线由英商怡和洋行承造，连接福州；陆路由德商泰来洋行承造。这是当时唯一借外债兴建的电线。

光绪十五年九月（1889年10月），陕甘总督杨昌濬奏请敷设西北电线，并与电报总局议定，自直隶保定府起，经山西太原至陕西西安府，由电报总局兴办，作为商线；自西安经甘肃兰州至嘉峪关，由陕甘筹款兴办，作为官线。此线于次年竣工后，又展至新疆省城迪化（1953年改称乌鲁木齐）及南、北疆。

电报总局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列强为了控制中国市场进而扩大在华政治、经济势力，除在中国沿海敷设海底电缆外，还企图取得在中国领土架设电线的权利这样一个深刻背景下设立的。它是当时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之一，在发展我国近代通讯事业、抵制外商在中国领土敷设电线，以及在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至甲午中日战争前，除西藏等几个少数地区外，大部分行省和重要商业城市都敷设了电线，初步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通讯网。在电报总局初创时期，李鸿章主张给电报总局以垫款免息、巡路津贴等利益，是对电报局的有力支持；而他坚持电报总局对清政府“报效”，且这种“报效”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年电报收归“国有”前，则阻碍了电报事业的发展。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丹麦大北公司与英国大东公司先后在中国沿海敷设了海底电缆，并在上海、厦门、福州牵引上岸，与中国陆线相接。中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往来电报，就由两公司垄断。当中国东北地区陆线准备与俄国陆线相接，电报可直达欧洲，以低廉的成本与丹、英两公司海线竞争，分欧洲电报之利时，受到两公司的阻挠破坏。而他们欲将欧洲电报之利专归两公司海线的企图失败后，遂与电报总局总办商议妥协办法，签订《华洋三公司合同》(88)。该合同实质上同轮船公司与太古、怡和签订的《齐价合同》大致相同，是双方互相妥协的产物。就大北、大东公司而言，将上海、福州、厦门三口所得报费十分之一给电报总局，是让电报总局同俄国陆线相接后，不与其跌价竞争；就电报总局而言，本身无财力和技术敷设直达欧洲的海线，必须与俄国陆线相接。而俄国坚持电报总局与该两公司达成协议后，才允接线。在此情况下，电报总局别无选择。

三、商办企业

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即商办企业产生的主要途径是官僚、地主、商人通过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而产生；另有一些缺乏政治势力的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企业。从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中日战争，商办企业有一百余家。

（一）船舶修造业

同治八年（1869）上海成立发昌机器厂。这是由铁匠作坊主方举赞开始使用车床而出现的。光绪二年，已能制造小火轮船、车床和汽锤。到80年代，业务发达，成为上海最大的民族资本机器厂。到甲午中日战争前，类似的机器厂有十二家。

（二）机器缫丝业

同治十一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创设继昌隆缫丝厂，使用蒸汽动力，雇佣女工六七百人，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获利甚丰。此后，南海、顺德陆续出现一些缫丝厂。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广州及其附近缫丝厂达五六十家。广州成为民族资本机器缫丝业中心。光绪七年，商人黄佐卿在上海创办公和永缫丝厂，有丝车一百部。以后生产发展，丝车增至九百部。到中日甲午战争前，上海有缫丝厂五家。机器缫丝业成为早期民族资本最大的行业。

（三）棉纺织业

光绪十三年，商人严信厚在宁波创办通久源轧花厂，购置日本机器，聘请日本工程师，有工人三四百人。到光绪二十年，发展为通久源纱厂，工人达七百五十人，获利丰厚。本年，道台朱鸿度在上海设立裕源纱厂，机器从英国购买，有纱锭二万五千枚。这期间，上海也设立了几家轧花厂。

（四）火柴业

光绪十二年，杨宗濂、吴懋鼎、周盛波等创办天津自来火公司，资本一万八千两，雇佣外国技师。光绪十七年失火，厂房几乎全被焚毁。后公开招股，集资本四万两千两，改为中外合资。继天津自来火公司之后，广州、厦门、上海等地也陆续建立一批火柴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光绪十六年叶澄衷、宋炜臣在上海设立的燮昌火柴公司，资本五万两，日产火柴五十箱。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全国开办的火柴厂有十二家。

（五）面粉业

光绪四年，前轮船招商局总办、道员朱其昂在天津紫竹林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雇佣工人十余人，面粉色泽纯白，每年获利六七千两。后来，上海、福州、北京也先后设立机器磨坊。

（六）造纸业

光绪十五年，钟星溪集股在广州创设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资本十五万两，聘请外国技师二人，雇佣工人六十五人。原料以稻草为主，每日生产纸张六十二担。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官款添加资本，改为官督商办，更名为增源纸厂。光绪十七年，李鸿章等于上海杨树浦设立伦章造纸厂，资本三十万两，每月生产纸四十万斤。

（七）印刷业

光绪八年，徐鸿复、徐润在上海创办同文书局。这是中国办的第一家机器石印企业。同文书局有500名工人，专事影印古善本书，如《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资治通鉴》等。此后，上海又相继成立了蜚英馆、鸿文、积石等十几家石印书局。广州、杭州等地也出现了一些类似石印书局的企业。

（八）采矿业

新式采矿业以煤矿为最早。光绪五年，盛宣怀开办湖北荆门煤矿。光绪六年，戴华藻等集资开办山东峄县枣庄煤矿，资本二万两。同年，叶正帮等集资开办广西富川贺县煤矿，每月生产煤一千吨。光绪八年，钮秉臣等集资开办直隶临城煤矿，资本约十万两。光绪九年，徐秉诗等集资创办安徽贵池煤矿等。民族资本投资于金属采矿业较晚。19世纪80年代以后，金、银、铜、铅矿共有十余家。

除以上行业外，在航运、制糖、制茶、玻璃制造以及公用事业中，都出现了零星的民族资本企业。

商办企业的特点是投资少，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力量非常软弱，因此，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既矛盾又依赖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依恃不平等条约，把中国变为其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无论在产品销售还是在原料收购方面，都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巨大排挤和打击，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还受到中国封建主义的严重摧残。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商部成立之前，商办企业一直未取得合法地位，听任地方官吏摆布。清政府还对商办企业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原材料、机器动力、技术乃至资金等方面，都依赖外国资本主义。有的企业害怕官府出面反对，不得不依赖外国势力的“保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企图获得国内封建势力的庇护与支持。一些商办企业由于得不到封建势力的支持，或在经营上困难重重，或被迫停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

（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及其特点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至中日甲午战争，不仅民族资本企业遍及各工业部门，而且在某些行业占有重要地位。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业已形成。民族资产阶级有两个来源：一是那些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企业的官僚、地主、商人；一是手工作坊、手工工场采用机器生产的企业主，而前者是主要来源。这两部分构成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又分为上层和中下层。相对而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拥有规模较大的企业，经济力量比较雄厚。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联系比较多，矛盾比较小。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所办的企业规模较小，有的则是从手工作坊、手工工场发展起来的。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及本国封建势力的矛盾比上层大，联系比上层少。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它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具有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的要求；而另一方面，它又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软弱性与妥协性，缺乏彻底反侵略、反封建压迫的勇气。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

（二）无产阶级的产生及其特点

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最早是通商口岸的码头工人和外国轮船上的中国工人。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相继在中国开设工厂，兴建各种工程，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随之扩大。随后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以及商办的企业中，产业工人的人数也日益增多。至中日甲午战争，除码头工人缺乏统计数字外，产业工人共有十万人左右。中国无产阶级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她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中国近代早期的产业工人的人数虽然很少，但她是中国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中国无产阶级，除与各国无产阶级所共有的优点外，还有着自己特殊的优点。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民族资产阶级三重压迫和剥削，这些压迫和剥削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上所罕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来得坚决和彻底。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集中在沿海沿江少数大城市和大企业中。这种地域和企业的集中，有利于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有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力量的增长。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前身大都是破产农民，因此，他们和广大农民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第五节
同治帝亲政

一、慈禧太后罢黜奕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30日），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上奏，疏劾恭亲王奕“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大罪状(89)。慈禧太后如获至宝。初五日（3月31日）早朝时，向奕出示蔡寿祺奏疏。据王闿运《祺祥故事》记载：“他日，诏王曰：‘有人劾汝！’示以奏，王不谢，固问何人。孝钦言：‘蔡寿祺！’王失声曰：‘蔡寿祺非好人！’于是后积前事遂发怒，罪状恭王有暧昧不明难申述之语。”(90)当时奕毫无思想准备，料想不到这是慈禧太后向他发难的信号。奕的无力反击使两宫太后震怒，令军机大臣退下，召见内阁诸臣，“垂泪谕诸公以王植党擅政，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初七日（4月2日）早朝，两宫太后又召见大学士倭仁、周祖培等，慈禧太后将其亲自草拟的错别字连篇的手诏交下，内容是：

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实际上是初四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循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种种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谕。(91)

三月初八日（4月3日），惇亲王奕（咸丰帝之弟，恭亲王奕之兄）上疏，为恭亲王鸣不平：“今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惟召对时语气言词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臣愚昧之见，请皇太后皇上恩施格外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92)慈禧太后不听。十三日（4月8日），醇郡王奕从东陵工程处闻讯赶回北京，为乃兄恭亲王请命：“中外政务日见起色，恭亲王感荷深重，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我臣民所共见。至其往往有失检点，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且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于用人行政，殊有关系。”(93)奕与慈禧的关系非同寻常，既是其小叔，又是其妹夫。作为其亲信，奕的意见不能不重视。同时，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亦分别具折为恭亲王请命。十四日（4月9日），王大臣、百官在内阁举行会议，慈禧太后将奕、王拯、孙翼谋三奏疏发下。会上争论很激烈。于是，倭仁上了一份迎合慈禧太后的奏折；肃亲王也起草了一份奏疏，内称：“恭亲王受恩深重，勉图报效之心，为盈廷所共见。诚如醇郡王所言，倘蒙恩施逾格，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恭亲王自当益加敛抑。臣等亦以醇郡王所言，深合用人之道。至于王拯、孙翼谋陈奏之件，虽各抒己见，其以恭亲王为尚可录用之人，似无异议。”(94)列名倭仁奏折的只有三位军机大臣，俱因军机由恭亲王领班，为避结党之嫌，而非其本意。肃亲王华丰的奏疏则有礼亲王世铎及宗室王公大臣七十余位署名。情势的发展方向完全超出了慈禧太后的设想，但她已给恭亲王狠狠一击，使其声望受到严重折损，于是，俯顺舆情。十六日（4月11日），发布上谕：“恭亲王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各国事务衙门。”(95)又谕：

前据倭仁等奏：遵旨查讯翰林院编修蔡寿祺折内紧要条件一折。据称：于本月初六日，将蔡寿祺原折内所称“挟重赀而内膺重任；善夤缘而外任封疆”二语，传到蔡寿祺面加讯问。当据供称：“薛焕、刘蓉行贿夤缘”，系得自传闻。应否查办，伏候圣裁等语。朝廷登进人才，岂容纳贿行私，致滋物议？薛焕、刘蓉或内跻卿贰，或外任封疆，均系朝廷大臣。如于蔡寿祺所参，不行查办，何以重名节而振纪纲？著薛焕、刘蓉各将所指行贿夤缘一节，据实明白回奏，以凭查办。倘敢有一字欺饰，再经查出，定行从严治罪。(96)

看来慈禧要严查到底，弄个水落石出。矛头仍指向恭亲王，揪住他不放。十九日（4月14日），薛焕主动奏请简派大员查办。慈禧钦命肃亲王华丰会同刑部、都察院堂官查办。四月初四日（4月28日），肃亲王等人复奏：蔡寿祺所指薛焕“挟厚赀而内膺重任”一节，“并无实据可呈，实因误信风闻，遽行入奏”。另一嫌疑人刘蓉也明白回奏：“起自草茅，未趋朝阙；亲贵之臣，未识一面；枢密之地，未达一缄。请严究诬枉根由。”在折中，他还附一片，指陈蔡寿祺在四川省城时，因把持招摇公事，经前署理总督崇实参奏，奉旨“驱逐回籍”后，仍在四川自刻关防，征调乡勇，收召匪首陈八仙等聚众横行。当时刘蓉在四川总督幕府中司文书，曾“宣言驱逐”，于是遭其“挟私嫌，造词罗织”(97)。蔡寿祺的劣迹丑行被揭露后，王公大臣哗然，且为恭亲王抱不平。奕借口参劾倭仁，指桑骂槐。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曹毓瑛等积极为恭亲王复职四处奔走。曹毓瑛还劝恭亲王忍耐、认错，并亲自为其草拟《请安折》，实则是一纸悔过书。十四日（5月8日），恭亲王向两宫太后谢恩。在太后召见时，他失声痛哭。慈禧太后鉴于沉重的舆论压力，恭亲王又认了错，她找回了面子，于是，发布上谕：“本日恭亲王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当经面加训诫，该王深自引咎，颇知愧悔，衷怀良用恻然。”“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98)此后，恭亲王奕谨慎从事。就这样，一场政治风暴暂时平息。

慈禧太后为什么对恭亲王奕下如此狠手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奕在平时尤其是上朝时不太注意小节。这在礼法森严的王朝时代是不允许的，再加上安德海等从中挑拨，无是生非，容易授人以柄。

第二，辛酉政变中居首功，慈禧对其感激不尽，加诸恭亲王奕包括“议政王”在内许多头衔。那时慈禧位卑又恐不孚众望，且不懂朝政，缺乏治理经验，因此，需要奕的地位、声望、经验、能力以及与外国人的密切关系，鼎力协助处理国内外大事。然而，当慈禧经过几年历练，取得了统治经验并网罗了一批亲信，并且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根本好转，“中外相安”，国内渐次平靖以后，政治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此时，权力欲极盛的慈禧急于想取得独占的权势，视奕为其政治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迫不及待地、不顾一切地要扳倒奕。

第三，恭亲王奕成为慈禧心目中隐忧、后患。同治初年，全国有十位总督和十五位巡抚。在这些封疆大吏中，总督除湖广总督官文一人为满族外，其余皆汉人；而巡抚则是清一色的汉人。为此，慈禧与奕之间曾发生过激烈争论。表面看来，这是围绕“重用汉人”政策的争论，其实有其更深层的矛盾。当时，这些封疆大吏大都是中兴名臣，他们不仅掌握着地方政权、财权，更为重要的是其手中握有兵权。慈禧历历在目的辛酉政变是奕结纳并倚重掌握重兵的胜保才取得成功的。那时，咸丰薨逝后，八大臣明发上谕不准王公大臣“叩谒梓宫”，而胜保违禁渎请，且不待诏允即赴行在“叩谒梓宫”。而封疆大吏、“中兴名臣”与奕关系密切，他们的声望与整体实力远非当年的胜保可比，这自然成为慈禧最为担心的问题，必欲除此后患。

二、同治帝亲政

（一）亲政大典

1. 大婚盛典

同治八年（1869），皇帝载淳已满14岁。按照清朝祖制，理应举行亲政大典，正式接掌皇权。然而其生母慈禧太后不肯轻易放权，制造种种借口，尽量延迟撤帘归政。

同治十一年（1872），载淳已满17岁，慈禧太后不得不撤帘归政。但在归政之前，要解决选后的问题。二月初三日（3月11日），“召满蒙大臣女入宫备选。那拉氏独喜侍郎凤秀女，欲以中宫处之。凤女虽艳绝侪辈，然举止殊轻佻，慈安后及穆宗皆不喜之。侍郎崇绮女，年稍稚于凤女，貌亦稍逊而雍容端雅，望而知有德量者。慈安后深喜之，密询穆宗二人中意谁属？亦以崇女对。册立中宫之议遂定，即孝哲毅皇后也；凤秀女乃封为慧妃”(99)。九月十五日（10月16日），同治帝举行大婚盛典。据记载，婚礼大体是这样的：

同治十一年，纳采、大徵、发册、奉迎，悉准成式。惟届时后升辇，使臣乘马先，内监挟，左右大臣等骑从。至午门外，九凤曲盖前导，行至乾清门，龙亭止，使臣等退，礼部官奉册，宝陈交泰殿左右案，退。辇入乾清宫，执事者俱退，侍卫合隔扇。福晋、命妇侍扶辇入宫，宫中开合卺宴，礼成。(100)

纳采，派使臣至皇后家送采礼；大徵，赏赐皇后祖父母、父母衣服；发册，使臣奉册；奉迎，宝至，皇后受之。这次盛大的结婚大典，耗费了大量的钱财。从前皇帝结婚用费不过百余万两，而同治帝结婚，则用费至二千万两之巨。(101)

2. 亲政大典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同治帝举行亲政大典。此日，同治帝“率王以下大学士、六部、九卿诣慈宁门行庆贺礼”(102)。两宫太后谆谆告诫同治帝：“懿旨以上亲政伊始，仍当不忘古训，命鸿藻照常入直，尽心讲贯。”勉励同治帝“祗承家法，讲求用人行政，毋荒典学”(103)。之后，同治帝“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行朝贺礼”。同治帝发布上谕，表示亲政后“孳孳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念。仔肩至重，深惧弗克负荷。惟有恪遵训谕，兢兢业业，上懔祖宗缔造之艰，下慰中外臣民之望，用以祗承家法，仰答慈恩”。诏在廷王大臣及各省封疆大吏，“务当共矢公忠，匡朕不逮。其余大小臣工，亦宜精白乃心，恪恭尽职，勤求吏治，安民生”(104)。二十七日（2月24日），俄、美、法、英、德公使联合照会总理衙门，请求觐见，当面庆贺。总理衙门答复待文祥病愈再议。二月初七日（3月5日），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赴俄使馆与各公使面商觐见问题。于是，中外争议已久的觐见礼节问题又提出来了。文祥仍坚持跪拜礼，各公使则欲行免冠鞠躬礼。三月十八日（4月14日），同治帝命总理衙门妥议朝觐事宜。大臣们对此意见分歧，争论不休。四月十九日（5月15日），总理衙门与各公使议订觐见节略。五月二十日（6月14日），允各国公使觐见，免跪拜。至此，自咸丰以来议而未决的外国公使觐见的礼节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二）重修圆明园

慈禧太后撤帘归政之后，一心想找一个风景秀丽、天地广阔的居所，最后决定去圆明园，并亲自绘制重修圆明园的图样。同治帝为了尽快摆脱慈禧太后的管束和避免其干涉朝政，积极奉迎慈禧太后，遂下令重修圆明园。

同治十二年，同治帝亲政不久，便发布重修圆明园的硃谕：

朕念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十一年来，朝乾夕惕，倍极勤劳，励精以综万机，虚怀以纳舆论，圣德聪明，光被四表，遂臻海宇升平之盛世。

朕再四思维，惟有将安佑宫供奉列圣圣容之所，及两宫皇太后所居之殿，并朕驻跸听政之处，择要兴修，其余游观之所，概不修复。即著王公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著总管内务府于收捐后，随时请奖，并著该大臣等核实办理，庶上娱两宫太后之圣心，下可尽朕之微忱也。(105)

十月初九日（11月28日），恭亲王奕带头为重修圆明园捐款二万两。其他王公大臣纷起效仿。计捐款二十三万多两，再加上通过其他途径筹措的资金，共计四十万五千两(106)。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重修圆明园之举引起了朝野的一致关注。十月初一日（11月20日），兴修园庭计划尚未实施，御史沈淮具折上奏，请暂缓修理圆明园。内称：现在帑藏支绌，水旱频仍，军务亦未尽尽蒇。皇上宜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岂能再兴土木之工，以滋繁费？同治帝发布上谕，重申“惟两宫皇太后保佑朕躬，亲裁大政，十有余年，劬劳倍著，而尚无休憩游息之所，以承慈欢，朕心悚仄，是以谕令总管内务大臣设法捐修，以备圣慈燕憩，以资颐养。但物力艰难，事宜从俭，安佑宫系供奉列圣列容之所，暨两宫皇太后驻跸之殿宇，并朕办事住居之处，略加修葺，不得过于华靡。其余概毋庸兴修，以昭节省。将此明白通谕中外知之”(107)。十月初七日（11月26日），御史游百川疏谏停止圆明园工程。次日，同治帝召见恭亲王奕、醇亲王奕及御史游百川等，对游百川厉声训斥。

同治十三年正月十九日（1874年3月7日），重修圆明园各项工程正式开工。慈禧太后与同治帝令按其图样施工，同治帝还亲驾视察工地。五月二十一日（7月4日），四川总督吴棠上奏，揭发“木材案”：广东奸商李光昭贿托内务府大臣贵宝、文锡，勾结太监，声称从四川采运报效木材修圆明园。而实际上木材购自外洋，价仅五万四千洋元，却假报三十余万两，且分文未付洋商。洋商控告，引发国际交涉。事为四川总督查实。上谕，将李光昭论斩；内务府大臣贵宝、文锡及司官分别惩处；总管内务大臣崇纶、明善、春佑失察溺职，交部议处。“木材案”发，轰动一时，朝野纷纷议论。此时，朝内许多重臣元老，群起劝谏同治帝，不听。七月十六日（8月27日），恭亲王奕，醇亲王奕约集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十人，联名上疏进谏，涉及停园工、戒微行、远宦寺、绝小人、警朝宴、开言路、惩夷患、去玩好八个方面。同治帝盛怒。二十九日（9月9日），同治帝召御前大臣与军机大臣，借机下诏，取消恭亲王世袭罔替，降不入八分辅国公（最低爵位），撤去军机，开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议；取消恭亲王之子载澂爵位，免除职务。惇亲王奕、醇亲王奕苦苦相劝，同治帝才恢复了恭亲王军机大臣职务。当日午后，同治帝再次召见军机大臣与御前大臣及帝师翁同龢。同治帝斥责恭亲王与醇亲王，两王连连叩头，申辩不已。翁同龢从中转圜，同治帝终于答应待日后国库充裕，再议重修圆明园之事，诸臣一致拥护。遂定停止园工，酌量修理三海（即南海、中海、北海）。但同治帝仍对恭亲王耿耿于怀。七月二十九日（9月9日），上谕：“前降旨谕令总管内务府大臣将圆明园工程择要兴修，原以备两宫皇太后燕憩用资颐养而遂孝思。本年开工后，朕曾亲往阅看数次，见工程浩大，非克期所能蒇功。现在物力艰难，经费支绌，军务未尽平定，各省时有偏灾。朕仰体慈怀，甚不欲以土木之工重劳民力，所有圆明园一切工程，均著即行停止，俟将来边境安，库款充裕再行兴修。因念三海近来宫掖殿宇完固，量加修理，工作不至过繁。著该管大臣查勘三海地方，酌度情形，将如何修葺之处，奏请办理。”三十日（9月10日），同治皇帝硃谕：“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语言之间诸多失仪。著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微惩。”两宫太后撤帘后，同治帝无处理军国大事的经验，尚需恭亲王实力扶持。因此，两宫太后闻讯惊骇。先是将同治帝训斥了一顿，然后于八月初一日（9月11日）发布懿旨：“皇帝昨经降旨：将恭亲王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并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在恭亲王于召对时言语失仪，原属咎有应得。惟念该亲王自辅政以来，不无劳绩足录。著加恩赏还亲王世袭罔替，载澂贝勒郡王衔一并赏还。该亲王当仰体朝廷训诫之意，嗣后益加勤慎，宏济艰难，用副委任。”(108)

三、诛杀安德海

在中国历史上，东汉、唐代、明代都发生过宦官专权的问题。清代鉴于历代尤其是临近清代的明代宦官之流弊，曾对宫廷太监机构进行改革。顺治朝改设乾清宫执事官、司礼监、惜薪司、钟鼓司、直殿局、兵杖局等十三衙门。太监不准擅自出城。顺治十二年（1655），命工部立内十三衙门铁牌。勅内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等谕。康熙朝，又废十三衙门，设总管内务府，以领其事。在宫中设敬事房、奏事房、懋勤殿、尚书房、南书房、四执库、尚乘轿、御茶房、御药房、钦安殿、毓庆宫、做钟处等几十处太监，专门为皇帝及其家族服务。同治年间，宫中太监多达二三千人。

太监分若干等级：督领侍、大总管、二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下层打扫处太监。高等级的太监可以取得官衔品级，清初最高有四品、五品、六品，晚清有的高至三品、二品，与官员一样穿蟒袍补服、顶戴花翎。二品红顶，三品正蓝顶，四品镍蓝顶，五品亮白顶，六品镍白顶，七品金顶，八品金顶带寿字。(109)

安德海直隶南皮人。入宫后极力奉迎、谄媚慈禧太后，逐渐成为其宠阉。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对安德海更加宠信。于是安德海得志张狂，终于引来祸端。

安德海在宫中结怨甚深。同治帝对安德海衔恨已久。“是时载淳年逾十龄，知二人所为，心耻之。尝因事斥安德海，旋为那拉氏所责罚，因是载淳恨之益甚。于宫中，时以小刀断泥人首，内监请其故。则曰：‘杀小安子。’于是，内监中知安德海之首领将不保矣。”(110)同治帝稍长，将安德海与慈禧太后的暧昧之事商于慈安太后。慈安太后让其暂忍。安德海依仗慈禧太后的权势，把王大臣也不放在眼里。最典型的是其故意伤害恭亲王的尊严。清宫中有一翡翠鼻烟壶，为宫中至宝，自乾隆帝以降，为历代皇帝所珍赏。道光帝尤喜之，终日佩带身上。道光帝大渐时，以未传位于奕为憾，特将此宝解以赐之。恭亲王感恩，佩身不离。同治四年（1865），恭亲王为慈禧太后免去议政王并折辱，正在心情郁闷之时，安德海落井下石。他当众公然向恭亲王索要不成，便假慈禧太后之手以遂其愿，并故意到恭亲王面前示之。恭亲王深恨之(111)。另据恭亲王曾孙毓固所提供的一段掌故，安德海有意陷害恭亲王：

据说在某一年的春节前夕，奕向慈禧贡奉了二十盆含苞待放的梅花，慈禧很高兴，命安德海摆在宫中供她观赏。可安德海故意陷害奕，不知搞什么鬼，使这些梅花一夜之间全部凋萎了。慈禧看了之后非常扫兴。她原想这些梅花在春节一起开放，讨个吉利，现在却好像着了妖魔一样全都死去了。对慈禧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岂不是“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吗？慈禧在狐疑、惊恐之余，便因物及人，怀疑奕为什么偏偏在春节之前向她进献这些‘妖花’，是不是有意咒她？从此对奕愈加怀疑和警惕起来。(112)

安德海在宫中及王大臣中积怨很深。那么，为何由山东巡抚丁宝桢获而诛之呢？这从各种记载中可以得到答案。同治七年（1868），山东巡抚丁宝桢进京陛见。据记载：“捻逆荡平，赏太子少保衔。十二月（1869年1月），入觐，仍回任。”(113)另一则记载更进一步：“始入觐，凡七进见。帝后深褒其忠。”(114)同治帝与慈安太后接见丁宝桢七次，这是非同寻常的，除有重任相托，无法解释。这一点，有的记载说得很明白：“先是，山东巡抚丁宝桢陛见，载淳见其遇事敢为，密商于慈安太后，令丁宝桢俟机诛安德海，宝桢慨诺去。”(115)

同治八年七月初（1869年8月中旬），太监安德海出京往江南查考采办龙衣。二十九日（9月5日），丁宝桢具《太监自称奉旨差遣，招摇煽惑，真伪不辨，现饬查拿审办》专折上奏，内称：“据山东德州知州赵新禀称：七月二十日（8月27日）访闻，有北东大太平船二只，小船数只，（经由运河）驶入州境，仪卫炫赫，自称钦差。该州固无传牌勘合，又未奉文行知，形迹可疑，立即派人密访。据称系安姓太监坐船，旗上大书‘奉旨钦差采办龙袍’字样。两旗上又有一小旗，上画一日形、一三足鸟。船之两旁俱有龙凤旗帜。并闻船上设有龙衣一袭。所带之人，举动桀骜，且有女乐成队，品竹调丝，两岸观者如堵。二十一日（8月28日），船至桥口，风闻本日是其生辰，所带男女多人，均向龙衣罗拜。民闻颇为震骇。该州正在驰往查询，而该船业已扬帆出境南去。现已飞移下站及邻封跟踪查访。”“臣接阅之下，不胜骇异。伏思我朝，列圣相承，二百余年从不准宦官与外人交结，亦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况龙袍系御用之衣，自有织造谨制。倘必应采办，但需一纸明谕，该织造等立即敬谨遵行，何用太监远踄靡费。且我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普天钦仰，断不须太监出外采办；即或实有其事，亦必有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到臣。即该太监往返，照例应有传牌勘合，亦不能听其任意游行，漫无稽考。”密饬所属跟踪查拿解省，“由臣亲审，请旨遵行”(116)。八月初四日（9月9日），上谕：

丁宝桢奏：太监在外招摇煽惑一折。据德州知州赵新禀称：七月间，有安姓太监，乘坐太平船二只，声势炫赫，自称奉旨差遣，织办龙衣。船上有日形三足鸟旗一面，船旁有龙凤旗帜，带有男女多人，并有女乐，品竹调丝，两岸观者如堵。又称本月二十一日，系该太监生辰，中设龙衣，男女罗拜。该州正在访拏间，船已扬帆南下。该抚已饬东昌、济宁各府州饬属跟踪追捕等语。览奏深感诧异，该太监擅自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马新贻、张之万、丁日昌、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拏。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无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饬属一体严拿正法。倘有疏纵，惟该督抚等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著严拿分别惩办，无庸再行请旨。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117)

初六日亥刻（9月11日午夜12时左右），丁宝桢接廷寄密谕。次日，便将安德海就地正法。

安德海伏诛后，翁同龢认为此举“德音涣然，中外钦服”(118)。曾国藩的反应是：“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丁宝桢字）真豪杰也！”李鸿章阅《邸钞》消息后，也大呼：“稚璜成名矣！”(119)

关于安德海案件，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慈禧太后明知太监出宫违犯“祖制”“家法”，有杀头之虞，为何还允准其出京南下呢？

第二，从丁宝桢第一次奏报七月二十九日（9月5日）至京，到八月初六日（9月11日）深夜接到以六百里加急的廷寄，钦奉密谕将安德海就地正法，前后不过七天。这期间，经过一套复杂程序：从丁宝桢派专人由济南赴京投递，经内务府收发文，再报知内阁、军机处，再经过两次廷议，醇亲王上疏，再经军机大臣承旨、拟稿、缮写、用印等手续，最后寄信从北京至济南数百里路程。整个过程前后只有短短七天，行政效率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朝廷上下对一个太监违制出京，为何看得如此严重？

第三，上谕为何特别提出在“即行就地正法”时“无庸审讯”“不准任其狡饰”呢？

第四，一个宫中太监，违制出京，为何一下子惊动了两宫太后、皇帝、亲王、军机大臣、内阁大臣以及直、鲁、豫、苏四省督抚大员呢？

第五，安德海伏诛后，为何朝野反应如此强烈呢？

以上问题，正反映出安德海案件的复杂性，案件的背后有许多不可告人的隐情，留给后人诸多未解之谜。

(1)　《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2)　《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3)　《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4)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669页。

(5)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3卷，第19页。

(6)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7卷，第25页。

(7)　《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8)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

(9)　《洋务运动》第2册，第24页。

(10)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17卷，第16页。

(11)　同上书，第9卷，第34页。

(12)　《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13)　《洋务运动》第2册，第22页。

(14)　《中外合力防俄》，《弢园文录外编》第4卷。

(15)　《适可斋纪言纪行·富民说》。

(16)　《试办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43卷，第43页。

(17)　《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弢园文录外编》第10卷。

(18)　《适可斋纪言纪行·铁道论》。

(19)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4卷，第34页。

(20)　《洋务运动》第6册，第357—358页。

(21)　《兴利》，《弢园文录外编》第2卷。

(22)　《筹洋刍议》第1卷，第11页。

(23)　《郭松焘日记》第1册，第297—298页。

(24)　《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第1卷。

(25)　《清史稿》第38册，列传173，第11691页。

(26)　《盛世危言·商务》。

(27)　《盛世危言·商战》。

(28)　《盛世危言·商战》。

(29)　《盛世危言》自序。

(30)　《盛世危言·议院》。

(31)　《盛世危言·议院》。

(32)　《盛世危言·议院》。

(33)　《盛世危言·议院》。

(34)　《盛世危言·议院》。

(35)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18卷，第1—6页。

(36)　《穆宗毅皇帝实录》同治五年，第178卷，第208页。

(37)　鲍尔吉：《马格里爵士传》，第239页。

(38)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06—207页。

(39)　同上书，第217—219页。

(40)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0—221页。

(41)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0—81页。

(42)　郑观应：《盛世危言》第7卷。

(43)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65页。

(44)　同上书，第164、166、168页。

(45)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73—176页。

(46)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22页。

(47)　于素云等：《中国近代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3页。

(48)　于素云等：《中国近代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4页。

(49)　《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911—915页。

(50)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0卷，第32页。

(51)　同上书，译署函稿第1卷，第40页。

(52)　《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920—923页。

(53)　《洋务运动》（六），第38页。

(54)　《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近代交通史全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145—146页。

(55)　寿尔：《田凫号航行记》，《洋务运动》（八），第402页。

(56)　刘广京：《英美两国在华航运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53页。

(57)　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注68，虞和平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88页。

(58)　《洋务运动》（六），第10页。

(59)　《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982页。

(60)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7卷，第24页。

(61)　《洋务运动》（六），第27页。

(62)　《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近代交通史全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156—157页。

(63)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3卷，第24页。

(64)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621页。

(65)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628—630页。

(66)　同上书，第632页。

(67)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40卷，第42页。

(68)　卡尔逊：《开平煤矿》，第25页。

(69)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666页。

(70)　《徐愚斋自叙年谱》，《洋务运动》（八），第168页。

(71)　卡尔逊：《开平煤矿》，第143页。

(72)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第8卷，第43—44页。

(73)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40卷，第43页。

(74)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第7卷，第5页。

(75)　同上书，第1—2页。

(76)　《曾忠襄公奏议》第31卷，第14页。

(77)　《曾忠襄公奏议》第31卷，第14页。

(78)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3卷，第10页。

(79)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081页。

(80)　同上书，第1071页。

(81)　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注140，虞和平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97页。

(82)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第615页。

(83)　《海防档》，电线（一），第5页。

(84)　《海防档》，电线（一），第88页。

(85)　《洋务运动》（六），第325页。

(86)　《洋务运动》（六），第357页。

(87)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45卷，第32页。

(88)　亦称《齐价合同》。

(89)　见丁燕石：《正说慈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

(90)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327页。

(91)　徐立亭：《咸丰同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368—369页。

(92)　《清史稿》第21卷，第806页。

(93)　见徐立亭：《咸丰同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371页。又见丁燕石：《正说慈禧》，第146页。

(94)　见丁燕石：《正说慈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

(95)　《穆宗毅皇帝实录》第133卷，第140—141页。

(96)　同上书，第141页。

(97)　丁燕石：《正说慈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

(98)　《穆宗毅皇帝实录》第136卷，第197页。

(99)　章乃炜《清宫述闻·穆宗立后之暗潮》，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

(100)　《清史稿》第89卷，第2638—2639页。

(101)　见徐立亭：《咸丰同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389页。

(102)　《穆宗毅皇帝实录》第348卷，第600页。

(103)　《清史列传》第57卷，第4512页；《清史稿》第22卷，第842页。

(104)　《穆宗毅皇帝实录》第348卷，第600—601页。

(105)　见徐立亭：《咸丰同治帝》，第392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106)　《内务府档》。

(107)　《穆宗毅皇帝实录》第358卷，第734页。

(108)　《穆宗毅皇帝实录》第370卷，第888—891页。

(109)　徐立亭：《咸丰同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380—381页。

(110)　孟林等：《清代野史》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9页。

(111)　丁燕石：《正说慈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8—159页。

(112)　见宝成关：《奕慈禧政争记》，吉林文史出版社，1980年。

(113)　《清史列传》第54卷，第4250页。

(114)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115)　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安德海条，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116)　《内务府档》。

(117)　《穆宗毅皇帝实录》第264卷，第661页。

(118)　八月十一日〔1869年9月16日〕《翁文恭公日记》。

(119)　见丁燕石：《正说慈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第六章
光绪朝社会的急剧变化与重大变革（上）

第一节
光绪帝入承大统

一、出生在醇王府

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光绪帝载湉诞生于醇郡王府。载湉的父亲奕是道光帝第七子，咸丰帝之弟；载湉的母亲叶赫那拉·婉贞是慈禧太后的胞妹。按照皇族成例，宗室新添一个男孩须进宫启奏。当日，奕启奏醇王府喜得贵子，慈禧太后道喜祝贺，赐名载湉，并赐一个嵌着许多珠宝的小金锁。从此直至同治十三年（1874），载湉在醇王府过着快乐的生活。

载湉是奕的第二子，其兄事略不详，其弟有载洸、载沣、载洵、载涛。奕由于在辛酉政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获得了正黄旗汉军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大臣、御前大臣、后扈大臣、管理善朴营事务、署理奉宸苑事务、管理正黄旗新旧营房事务、管理火枪营事务、管理神机营事务等一系列头衔。奕时年仅二十一岁，在当时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与激烈残酷的政治角逐场中，特别是面对心狠手辣的慈禧太后，他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奕将自己居住的正房命名为“思谦堂”，书斋的条几上摆着“欹器”，上刻“满招损，谦受益”八个字；子女住房中，挂着的条幅上写着“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的格言。

同治十一年（1872），奕晋封为亲王。

同治十三年，载湉离开醇王府入宫，从此结束了他在醇王府的快乐生活。

二、同治帝崩逝与载湉入承大统

（一）同治帝崩逝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甲戌（初五），穆宗毅皇帝遘疾大渐，酉刻，宾天”。(1)

关于同治帝的死因，学术界观点分歧。许多论者以清代档案中《万岁爷进药底簿》及《翁文恭公日记》为据，证明同治帝死于天花。这一问题似乎已成定论。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的论者依然认为同治帝死于梅毒，并有新的证据。其中丁燕石先生在这方面用力甚勤，亦较有说服力。他认为慈禧太后限制和监视同治帝与皇后的夫妻生活，使其愤而独居乾清宫，埋下了他出宫“微行”“冶游”以致早亡的祸根。

对于同治帝出宫问题，丁燕石先生从翁同龢日记中找到一些线索：

九月十三日至二十二日（10月22日—31日），这十天里，皇帝都没有进书房。二十二日记：昨日马车惊逸入神武门，至于景运门而止。护军参奏该班官兵矣。然同坐车者中官（太监），“上乘轿，小李照旧当差莫问也！”所记颇为含蓄，但已说明皇帝又出宫去了！幸亏皇帝“乘轿”，未与太监同坐一车，因而能未受惊骇。从九月二十二日起到十月二十二日（1874年10月31日—11月30日），翁日记整整一个月未见赴弘德殿授读，证明同治帝对上书房读书已是随心所欲，凭他的高兴了。(2)

为了进一步说明同治帝确有“微行”“冶游”情事，丁燕石先生还证诸其他史料：

其一，“前段曾略为提到醇亲王奕和恭亲王奕先后与同治帝为了‘微行’的有无，发生君臣之间口舌之争。醇亲王指证历历，恭亲王更坦言闻之于‘臣子载澄’！同治帝恼羞成怒，遂借恭亲王反对重修圆明园一案，以‘离间母子，把持政事’为由，硃谕：‘自朕亲政以后，恭亲王于召对时，言语诸多失仪，加恩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开去一切差使。伊子载澄革去郡王贝勒衔。’”恭亲王奕于同治四年（1865）首遭慈禧太后罢黜时，仅革除议政王爵位，并保留“在军机上行走”的军机大臣职位。而这一回同治帝“再黜恭王”时，在爵位上从“和硕亲王世袭罔替”的祖制第一级最高封爵，骤降为第十等的“不入八分辅国公”，仅较排最末十四等秩同四品的“奉国将军”略高四级而已，在职位上毫无保留地“开去一切差使”，甚至连儿子载澄的郡王贝勒爵位也一并革除。“同治皇帝年未及弱冠，亲政尚不满一年，竟因触及自己不可告人的隐私，而对嫡亲叔叔、国之重臣作出如此严重的处分，实在荒唐到了极点！”(3)

其二，十一月初八日（1874年12月26日）《翁文恭公日记》有一段记载：“诸王跪向前，有语宫闱琐事。惇亲王奏对失礼，颇蒙诘责，诸臣叩头而已。反复数百言，皇太后调护过勤，焦忧过甚，不免流泪。前后凡四刻退。”丁燕石先生评论道：“这一段记述虽寥寥五十多字，但却隐蕴许多宫闱私闻。惇亲王在诸王中辈分最高，且以直率敢言著称，在谈及‘宫闱琐事’时，‘奏对失礼’。究竟奏对是什么‘琐事’，内容如何‘失礼’，致遭皇太后‘诘责’，甚至‘诸臣伏地叩头’，皇太后‘不免流涕’？反复钻研，百思不得其解。唯一可以揣测的方向，应与同治帝此前的‘微行’‘冶游’有关。”

其三，初八日（1875年1月15日），即同治帝崩逝后第三日直至二十五日（2月1日），清廷发布一系列懿旨和谕旨，其中包括革李德立、庄守和职；谕中外臣工玩好之物概不准呈进，严禁各门门禁；整饬宦寺，严惩总管太监张得喜、孟忠吉、顶戴太监周增寿、梁吉庆、王德喜及太监任延寿、薛进寿，并查处结交太监内务府员司；将王庆祺革职，永不叙用。丁燕石先生评论道：“同治皇帝崩逝仅短短不过八日，在前述皇太后懿旨中，大行皇帝宠臣王庆祺首遭‘奉旨革职，永不录用’严旨，距十一月十五日皇帝痘疹初安，‘群臣进如意，送痘神娘娘’，加王庆祺‘二品顶戴’，亦不及一月。然而皇太后却在儿子热丧期间，对众所周知的皇帝宠臣加以如此的严惩，原因何在？早已不在话下。”“同治帝宫中的太监们所遭罪责，较王庆祺犹重，并涉及内务府。这与王庆祺之被黜连起来看，益可见同治帝自青少年起之‘微行’‘冶游’，早为皇太后所洞悉。”(4)

丁燕石先生认为同治帝主治御医李德立家族的口传史料真实可靠，更能了解事情的原委，洞悉其中的隐情。李德立曾孙李镇在《同治帝究竟死于何病》的文章中，首次揭开了同治帝疑案的谜团：“我家数代为御医，高祖李万清是咸丰皇室太医，曾为懿嫔遇喜诊脉，确定慈禧怀孕而生同治。曾祖李德立就是给同治看病的主治御医。五十年前我的祖父在世时，我为此疑案当面问过他，他是德立公的长子，曾任光禄寺署正，在清廷供事多年。关于曾祖为同治看病的亲身经历和慈禧懿旨‘屏斥治罪’的内幕，因这是与家族命运休戚相关的大事，印象极为深刻。他说：‘同治确是死于梅毒！’并将真相告我。时在1938年。我据此查阅有关资料，拟稿投北京《文言报》被采用披露报端。先祖父及所识前清遗老阅后，均颔首称是，未闻异议。他（作者祖父）告诉我说：‘同治梅毒溃烂后，流脓不止，奇臭难闻，曾祖父（李德立）每日必须亲自为他清洗敷药。一个多月来，受到强烈恶臭刺激，从此失去了嗅觉。’”

关于李德立被罢斥的内幕，其后人亦有口传：“李镇先生的堂兄弟——曾经做过毛泽东私人医师的李志绥先生，同样是李德立之后，他在回忆录中也曾说过，他家本来就口传下来，说同治皇帝得了梅毒，但慈禧太后只准依水痘论治。当时李德立冒险向慈禧太后建言，慈禧大怒，将头上的钿子掷下。后来慈禧并没有杀他，但摘去顶戴，戴罪立功。因此李德立死时的遗嘱即为‘不要戴帽子入殓，把帽子放在旁边’，并告诫子孙，不要当御医，怕没有好下场。所以李德立的子孙都敬谨遵守太曾祖的遗言，当医生但不当御医。”(5)

《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与翁同龢日记是指认“同治帝死于天花”论者的主要证据。丁燕石先生反复研究分析这两种资料，结果发现：同治帝患病后期病情与前期不同，临床具有典型的梅毒病症。先看《脉案》：

十一月二十三日（1874年12月31日）脉案记：“皇上脉息弦滑无力。头、背、臀、膝各处痘痈渐轻，痘痂俱落。惟腰间溃孔脓汁不减，红肿不消。臀肉左右溃孔二处流汁，少寐口干。”二十四日（1875年1月1日）脉案记：“腰间溃孔浓汁未少，红肿不消。”二十五日（1月2日）脉案记：“腰臀流注浸肿串溃，脓汁未减，外口小而内溃大。”二十六、二十七（1月3日、4日）脉案记：“漫肿串溃，每日约出脓汁一茶盅有余，未见减少。”“脉息弦数无力，腰臀疮口微大，浆汁未减，气秽如昨。臀肉漫肿，每拭肿则欲溺”；二十九日（1月6日）脉案记：“腰间溃汁出多，阴亏气弱，毒热上亢，以致少寐恍惚，口潮哺热，牙胀面肿，杂作呕。”十二月初一、初二（1月8日、9日）脉案记：腰、臀疮势漫肿流脓未见好转，进而更延及“面颊硬肿，牙龈黑糜，唇腮硬肿”；初三日晚及初四日晨（1月10日、11日）脉案记：“上唇肿木，腮紫肿硬”，“溃深分许，牙龈黑臭，势恐口疳穿腮，毒热内扰。”(6)

再考察一下《翁同龢日记》：

十一月二十三日（1874年12月31日）记：“晤太医李竹轩（德立）、庄某（守和）于内务府坐处。据云：脉息皆弱而无力，腰间、臀部肿处两孔皆流脓，亦流腥水，而盘根甚大，渐流向脊；外溃则口甚大，内溃则不可言，意甚为难”；二十八日（1875年1月5日）记：“照常入，至奏事处，太医李德立、庄守和在彼。询以两日光景，则云：腰间溃处如椀（碗），其口在边上，揭膏药则汁如箭激。丑刻（夜里1点到3点）如此，卯刻（清晨）后又揭半盅。前进温补并未见效，而口渴作呕。”二十九日（1月6日）记：“同治帝侧卧，御医揭膏挤脓，脓已半盅，色白而气腥，漫肿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视之可骇！”出至明间，“太后又立谕数语，继以涕泪，群臣皆莫敢仰视”；十二月初三日（1月10日）记：“上卧甫醒，迎至榻前细细瞻仰，则两颏肿甚，唇鼓色红，虚火满面，目光却好。平卧一二语外，云不思食尚思睡也。逡巡而退。再遇御医，问究竟如何？则云：所下尽是余毒，口糜又虑成走马疳，温补断不可进。”(7)

丁燕石先生还曾就《脉案底簿》与《翁同龢日记》多次请教于台湾台北名中医朱桦大夫。朱桦大夫为医学世家，医术精湛。他讲到痘疹与梅毒之区别：“痘疹之疹其形如豆，发浆时形如繁星，遍布周身；梅毒之溃口，形如杨梅，色红晕，疮口大者如桃李，小者亦如桂圆，脓汁腥臭量多，呈重点发作。以是民间普遍称之为‘杨梅大疮’！”(8)

他最终的结论是：“同治皇帝之死，起因天花，终于梅毒！”

丁燕石先生广泛搜集资料，并对现有资料深入分析钻研。有主证，有旁证，有人证，有物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因此，其结论是恰当的，是令人信服的。

（二）载湉入承大统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钦奉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懿旨：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9)

本来，同治帝崩逝后，因其无子，应在溥字辈中为其立嗣为嗣皇帝，而为什么慈禧太后在同治帝平辈中选择载湉为咸丰帝的嗣皇帝呢？

其一，如果在同治帝下一辈为其立嗣为嗣皇帝，慈禧太后就不能垂帘听政了。选择载湉为咸丰帝嗣帝且其正在冲龄，慈禧太后可继续把持政权。

其二，醇王府与慈禧太后有着特殊的关系，这在前面业已交待过。

其三，奕明哲保身，处事小心谨慎，对慈禧太后忠心耿耿，不会因父以子贵而对慈禧太后构成威胁。

光绪元年正月十五日（1875年2月20日），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奏：“昔太祖（宋太祖）遵母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使当日后以诏命铸成铁券，如九鼎泰山，万无转移之理，赵普安得一言间之?”为了以此为鉴，“我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第恐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他“即请饬下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颁立铁券，用作奕世良谟”。广安企图用“颁立铁券”的办法来保证同治帝嗣子的皇位，实则间接表示对慈禧太后继续“垂帘听政”的不满。因此，即刻遭到斥责：“前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业经明白宣示，中外咸知。兹据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奏请饬廷臣会议颁立铁券等语，冒昧渎陈，殊堪诧异，广安著传旨申饬。”(10)

正月二十日（2月25日），“上（载湉）即皇帝位于太和殿。礼成，颁诏天下，加恩中外，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11)

二十二日（3月27日），同治帝皇后阿鲁特氏绝食而崩。距光绪帝登极仅月余，距同治帝崩逝不及百日。本来，在光绪帝即位时，按照惯例，两宫太后封阿鲁特氏为“嘉顺皇后”。此时，有人借皇后“誓以身殉”进行发挥，表示对慈禧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的不满。五月（6月），“御史潘敦俨因岁旱上言，请更定谥号，谓：‘后崩在穆宗升遐百日内，道路传闻，或称伤悲致疾；或之绝粒生，奇节不彰，何以慰在天之灵？何以副兆民之望?’”慈禧太后一方面严厉打击潘敦俨，“以其言无据，斥为谬妄，夺官”(12)，另一方面“恭上大行嘉顺皇后尊谥曰孝哲淑慎贤明宪天彰圣毅皇后”(13)，遂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

光绪五年三月（1879年4月），吴可读以“尸谏”这种更激烈的方式反对慈禧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吴可读，甘肃皋兰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授御史。此人性高洁，不附权贵。同治十二年（1873），曾因上书被降为吏部主事。广安奏折被斥责后，他计划以更激烈的方式并在适当的时间地点“坚为穆宗（同治帝）立后立信”。当同治帝的梓宫及皇后于惠陵安葬时，年已六十八岁的吏部主事吴可读，“自请随赴襄礼。还次蓟州，宿废寺，自缢，未绝，仰药死，于怀中得遗疏，则请为穆宗立嗣也”(14)。吴可读遗疏内容为：“两宫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立子，而不为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之大统，乃奉我两宫太后之命而受之文宗者，而非受之于大行皇帝。然则将来大统之归于嗣子，自不待言。臣以为不然，今日虽无异议，而将来之纷纭难测，是言也。”(15)吴可读“尸谏”的悲壮之举，举国震惊，清廷上下也为之痛悼。四月初十日（5月30日），慈禧以两宫太后的名义发布懿旨：

本日王大臣等遵议已故主事吴可读请预定大统之归一折，并尚书徐桐、翁同龢、潘祖荫，翰林院侍读学士宝廷、黄体芳，国子监司业张之洞，御史李端棻另议各折，览奏大略相同。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原以将来继绪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明定储位，彝训昭垂，允宜万世遵守。是以前降谕旨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具有深意。吴可读所请预定大统之归，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联衔折宝廷、张之洞各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著另录一份存毓庆宫。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著交郡照五品官例议恤(16)。就这样，慈禧太后以褒奖吴可读的方式终于将这场风波平息下去。

光绪帝是慈禧太后亲自选定的，是她认为最适当、最理想的人选。另外，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又有着特殊关系：论皇族，载湉是其亲侄；论亲戚，载湉是其亲外甥。因此之故，慈禧对尚在冲龄的光绪帝疼爱有加。至于光绪帝亲政后不太顺从她，特别是戊戌变法威胁到她的权力时，她才与光绪帝反目，直至以残酷的政治手段对付光绪帝，则另当别论。

慈禧太后鉴于同治帝在太监引诱下出宫“微行”“冶游”而身染恶疾的沉痛教训，对近侍太监的挑选十分谨慎。载湉入宫仅十余日，两宫太后便发布懿旨：规定“所有左右近侍，止宜老成质朴数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17)。与此同时，整顿掌管太监的衙门内务府，以净化光绪帝成长的环境。

慈禧太后对光绪帝的学业也非常关心，命翁同龢、夏同善、孙家鼐三位帝师为其授读。三位帝师中，与光绪帝关系最密切、对其影响最深者当属翁同龢。

三、太后再度垂帘听政与训政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1875年1月13日），即载湉入宫的当日，礼亲王世铎等奏：“伏思嗣皇帝尚在冲龄，一切应办事宜，惟赖皇太后亲加裁决，庶臣下有所秉承。俟奉有谕旨，再将垂帘章程妥议具奉。”两宫太后懿旨：“览王大臣所奏，更觉悲痛莫释。垂帘之举，本属一时权宜，惟念嗣皇帝时此尚在冲龄，且时事多艰，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不得已姑如所请。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钦此。”上谕：“祗承懿训，寅感实深。因思朕以薄德藐躬，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入承大统，诞膺景命，仰荷大行皇帝付托之重，遗大投艰，茕茕在疚。幸赖两宫太后保护朕躬，亲裁大政。尔王大臣既中外大小臣工，惟当翼为黾勉，各矢公忠，共襄郅治，以上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下孚薄海臣民之望，朕实有厚幸焉。所有垂帘一切事宜，著该王大臣等妥议章程，详细具奏，将此通谕中外知之。”(18)

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后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翦除异己，网罗亲信。唯其如此，她才能独揽大权，使垂帘听政由不合法而变为合法。

当时，在朝廷内外势力最大者依然是恭亲王奕。同治四年（1865），慈禧太后急于罢黜奕，但王公大臣纷纷为恭亲王请命，慈禧太后遇到很大的阻力，深感时机尚不成熟，出于无奈，除免去其议政王头衔外，恢复一切职务。此后，双方继续明争暗斗。

慈禧太后一面继续任用奕，时时心存戒备；一面积蓄力量，培植亲信，俟机取而代之。她物色到醇亲王奕和礼亲王世铎，拟由他们取恭亲王奕而代之，这样，他们权势不会过于集中且互相牵制。礼亲王对其忠心耿耿，醇亲王既是其小叔，又是其妹夫，且为光绪帝生身之父，特别是他不存异志。

光绪十年（1884），慈禧太后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向恭亲王集团发起总攻。三月十三日（4月8日），两宫太后懿旨：“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簠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实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若仍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烈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诸臻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老旧，是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恻然。恭亲王奕、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著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著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著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龢，甫直枢廷，适当多事，惟别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著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朝廷于该王大臣之居心办事，默察已久，知其决难振作，诚恐贻误愈深，则获咎愈重，是以曲示矜全，从轻予谴。”慈禧太后在将恭亲王奕及其党要员逐出清廷中枢军机处之后，随即安插其亲信党羽取而代之。同日，上谕：“礼亲王世铎，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学习御前大臣，并毋带领豹尾枪；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19)

懿旨发布后，奕集团不甘罢休，盛昱、锡钧、赵尔巽等接连上奏，予以反击，阻止慈禧太后最亲信的醇亲王奕、礼亲王世铎进入军机处。三月十九日（4月14日），盛昱上奏，他以“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者。正月初间，因军机处事务较烦，是以暂令成亲王永瑆入直办事，但究与国家定制未符。成亲王永瑆，著不必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为依据，极力反对醇亲王奕进入枢密。随即锡钧、赵尔巽上奏与之呼应。于是，慈禧太后按捺不住，发布懿旨：“本日据左庶子盛昱、左庶子锡钧、御史赵尔巽等奏醇亲王不宜参预军机事务各一折，并据盛昱奏称：嘉庆四年十月仁宗睿皇帝圣训：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圣谟深远，允宜永遵。惟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本月十四日谕令醇亲王奕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处办理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诸事概令与闻，亦断不能另派差遣。醇亲王奕再四推辞，碰头恳请，当经曲加奖励，并谕俟皇帝亲政再降懿旨，始暂时奉命。此中委曲，诸臣岂能尽知耶？至军机处政事，委任枢臣，不准推诿，希图卸肩，以专责成。经此次剀切晓谕，在廷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得多渎。盛昱等所奏，应毋庸议。”(20)从此将这方面的言路之门封住，将异己势力压下去。慈禧太后新网罗的一批亲信，对其唯命是从，这批人构成了后党的基本班底。

慈安太后虽然不像恭亲王党势力那么大，但其地位和威望亦成为慈禧太后专权独裁的障碍。慈禧太后也算是命运好，慈安太后竟然不攻自灭。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1881年4月8日），慈安太后卒于宫中。消息传出后，人们疑窦丛生，传闻四起。慈禧太后素以心狠手毒著称，千夫所指在所难免。一些逸闻、野史甚至杜撰出慈禧太后害死慈安太后的具体情节。小说、戏曲取材于此，可以理解；而治史者必须有可靠的证据。清宫档案中未保留慈安太后进药记录，亦未有其死因的结论。翁同龢作为当时的军机大臣、光绪帝的师傅，有条件获知事情的真相。从翁同龢日记中可找到线索：

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1881年4月8日）翁记：“慈安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戈什爱班等（御前大臣）皆请安，余等稍迟未见也。”“夜眠不安，子初（夜十一时）忽闻呼门，苏拉李明柱、王定祥送信，云闻东圣（慈安）上宾，急起检点衣服，查阅旧案。仓猝中悲与惊并。”“十一日，子正（凌晨一时）驰入，东华门不拦，月明凄然。入景运门，门者亦无言。徘徊乾清门下，遇一老公（太监）、一侍卫，皆言微有所闻而不的。诸门下锁，寂无人声。”“入内务府板房，枢廷在彼，伪寅、绍彭皆来，犹冀门不开惑无事也。”“待至丑正三刻（凌晨二时许）开乾清门，急入，到奏事处，则昨日五（药）方皆在：晨方、天麻、胆星，（脉）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末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疾壅气闭如旧。酉刻（下午六时许）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晚八时前后）仙逝云云”，“日出起下（慈禧太后叫起）军机一起。已而传旨：惇、醇、惠三王（时恭亲王外出未归），谟公、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毓庆宫（帝师）、南书房、内务府大臣同至钟粹宫（慈安寝宫）哭临。请（慈禧太后）旨（可）入殿否？曰：入。偕诸公历东廓而东，至宫门长号，升阶除冠碰头伏哭尽哀。灵驭（慈安遗体）西首，（慈禧太后命）内臣去（大行太后）面幂令（群臣）瞻仰，痛哉痛哉！”慈禧太后谕令内臣揭开慈安太后面幂令群臣瞻仰，以示自己清白，免贻人以口实，是其聪明之举。然外间传闻以诟之始终未断。

丁燕石先生曾就上述翁同龢记载文字求教于台北名医朱桦大夫，承告：御医第一次“天麻、胆星”，“天麻”的主要功效在于促进血液循环以及治疗脑部血管病变；“胆星”则以化痰为主。至于脉案“类风痫甚重”，则是脑血管大量充血甚至有破裂的征候。以后各方“无药”“神识不清”“牙紧”，则已是弥留状况，濒临死亡了。(21)

再查考翁同龢此前的日记，发现慈安太后脑血管病变乃其宿疾。同治二年二月初九日（1863年3月27日）翁记：“慈安太后自正月十五日起圣躬违豫，有类肝厥，不能言语，至是始大安。”同治八年十二月初四日（1870年1月5日）翁记：“昨日慈安太后旧疾作，厥逆半时许。传医进枳实、莱菔子。”丁燕石先生按：“所谓‘厥逆’，是以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四肢发冷为主要病症，轻者昏厥时间较短，会自然苏醒；重者则会昏迷以至死亡。这一类情形在今日西医的说法，就是脑血管病变、脑充血，一般称为脑中风。轻者部分肢体麻木，可以复健治疗；稍重者，终年卧床，饮食言语均有障碍；更严重的则是快速死亡。以《翁同龢日记》所述慈安太后崩逝前病情症状，应该是脑血管大量出血所致。”(22)

慈安太后虽不是慈禧太后所害死，但其出殡时棺椁与平常百姓无异，《翁同龢日记》与当时目击者均有记述。不仅与慈禧太后的丧仪及入葬有天壤之差，甚至比不上慈禧太后嫂子的丧仪。据慈禧太后曾孙所述：“据说当年祖奶奶（慈禧太后的嫂子）在寿终正寝之后，她的丧仪以及一些殡仪方面的场面非常大。爷爷作为家里的晚辈，亲身见证了这一时刻。”“（出殡时）合起来，一共用了两百多名杠夫。再加上各项执事，出殡那天差不多有一千人以上。”(23)

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心胸之狭隘，也是外间对慈安太后之死产生种种猜疑的一个因素。

光绪十二年（1886），光绪帝年已16岁，到了慈禧太后“归政”的时候了。她为了继续独揽大权，亲自导演了一出“训政”的丑剧。

六月初十日（7月11日），慈禧发布懿旨，煞有介事地表示要“归政”：“十余年来，皇帝孜孜念典，德业日新。近来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当此典学有成，正宜与内外臣工勤求治理，宏济艰难，自应钦遵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懿旨，即行亲政，以慰深宫期望之意。”(24)慈禧太后似乎要兑现自己当初的承诺，但时隔五天，其亲信纷纷上奏，或要求“训政”，或要求暂缓“归政”。这比她自己亲自提出来要体面，还表现出他迫不得已之苦衷。

六月十五日（7月16日），醇亲王奕首先上奏：“王大臣等审时度势，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敬祈体念时艰，俯允所请。”“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即内廷寻常事件，亦不可少弛前徽。臣愚以为归政后，必须永照现在规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俾皇帝专心大政，博览群书，上承圣母之欢颜，内免宫闱之剧务。”礼亲王世铎等紧随其后，具折上奏：“皇上典学有成，择期亲政，四海臣民，自当延颈跂踵以观德政之成；惟宫廷之内，一日万机，即天下已治已安，犹烦圣虑，况目前军务甫定，亟图自强，一切整纲饬纪，经纬万端，无不仰赖慈谟，冀收远效。”他们“窃愿皇太后当昭前烈，训政数年。于明年皇上亲政后，仍每日召见臣工，披览章奏，俾皇上随时随事亲承指示。非第用人行政大端有所秉承，即现在一切变通整顿之事及中外交涉一切机宜，皆得躬奉徽猷，备聆心法。”伯彦讷谟祜等也紧跟着上奏：“皇上天亶聪明，过目成诵，六经诸史，前数年即能举其辞。”然而，皇上在三个方面存在严重不足：一是“讲习之事犹未贯彻”，二是“批答之事犹未遍习”，三是“翻译之事犹未熟精”。由于“为君至难，万机至重”，因此，“多一日养正，即有一日之功；加一日讲求，即获一分之益”。认为“倘俟一二年后圣学大成，春秋鼎盛，从容授政，以弼我丕基，匪特臣民之福，亦宗社之庆也”。在王大臣纷纷上奏之后，慈禧太后对“训政”一事半推半就。先是说“该王臣等所请训政数年及暂缓归政之处，均毋庸议”。接下来一转“至醇亲王折内所称，宫廷政治，内外并重，归政后当永照现在规制，凡宫内一切事宜，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俾皇帝专心大政等语。念自皇帝冲龄嗣统，抚育训诲深衷，十余年如一日，即亲政后，亦必随时调护，遇事提撕。此责不容卸，此念亦不容释。即著照所请行。(25)

八月初五日（9月2日），礼亲王在奏折中援引慈禧太后六月十八日（7月19日）懿旨：“醇亲王奕奏重申愚悃请允训政，礼亲王世铎等奏再行沥诚吁恳训政数年各一折。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既该王大臣等再三沥恳，何敢因持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众论之公，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等因。钦此。”明确表示训政。(26)

十月二十六日（11月21日），礼亲王世铎草拟《训政条款清单》(27)上奏慈禧太后。主要内容有：（1）“凡遇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拟请照礼臣会议，暂设纱屏为障”。（2）“中外臣工呈递皇太后、皇上安折，应请恭照现式预备，奏折亦恭照现式书写”。（3）“近年各衙门改归验放验看开单请旨及暂停引见人员，拟请循照旧制，一律带领引见，仍恭候懿旨遵行，排单照现章预备”。（4）“乡试会试及各项考试题目向例恭候钦命者，拟请循照旧制，臣等进书恭候慈览，择定篇页，请皇上钦命题目，仍进呈慈览发下”。（5）“内外臣工折奏应行批示者，拟照旧制均请硃笔批示，恭呈慈览发下”。该折递上后即获慈禧批准。(28)

《训政条款清单》成为清廷的法规，从而确定了光绪帝亲政后的体制：慈禧太后成为太上皇，光绪成为傀儡皇帝。

四、光绪帝大婚与亲政

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1888年11月8日），光绪帝在体和殿选后、妃。在选后的过程中，慈禧太后示意光绪帝选其侄女为皇后。光绪帝不敢违抗，只得顺从慈禧太后之意。同时，又选长叙之二女为嫔。当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予以确定：

钦奉懿旨：“皇帝寅绍丕基，春秋日富，允宜择贤作配，佐理宫闱，以协坤仪而辅君德。兹选得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端庄贤淑，著立为皇后。特谕。”钦奉懿旨：“原任侍郎长叙之十五岁女他他拉氏，著封为瑾嫔；原任侍郎长叙之十三岁女他他拉氏，著封为珍嫔。”(29)瑾嫔与珍嫔于光绪二十年（1894）晋为瑾妃与珍妃。

慈禧太后立自己的侄女叶赫那拉氏·静芬为皇后，目的有二：一是为其耳目，处处监视光绪帝；二是加强叶赫那拉氏私家势力。而事实上，无论对光绪帝还是慈禧的侄女，都埋下了婚姻悲剧的祸根；而光绪帝对慈禧的离心力也越来越大。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1889年2月25日—27日），光绪帝举行大婚典礼：

壬申（二十六日）“命魁斌恭诣天坛，凯泰恭诣地坛，隆懃恭诣太庙后殿，载滢恭诣奉先殿告祭”。“上诣慈宁宫行礼，御太和殿受贺”。“命续昌请册，徐请宝，诣皇后邸行册立礼”。癸酉（二十七日）“命额勤和布为正使，奎润为副使，持节诣皇后邸行奉迎礼”，“大婚礼成”。甲戌（二十八日）“上诣寿皇殿行礼”，“颁诏天下，覃恩有差”(30)。

二月初三日（3月4日）举行亲政典礼，“上诣慈宁宫行礼，御太和殿亲政受礼”(31)。慈禧太后即日“归政”。

光绪帝不满现状，试图革新，同时也不甘心于傀儡地位。此后，革新与守旧伴随着清廷上层权力之争，局势更加复杂了。

第二节
光绪朝边疆告警

一、东南海疆危机与台湾设省

咸丰七年二月十五日（1857年3月10日），美国驻华专使巴驾给美国国务卿麻西的秘密报告中，极力主张侵占台湾。他说：“从商业及政治的观点来看，特别是从美国的立场来看，该岛的位置也是很合乎理想的。当我们发展从加里佛尼亚至日本及中国的航线的时候，这一煤的供应来源将予我们以无上的利益。该岛不会长久留在中国统治下是可能的事情；如果该岛一旦与中国断绝政府关系，如同其断绝地理关系一样，则美国显然应占领该岛，特别是从势力均衡的原则来看应该如此。”(32)

同治六年（1867），美船“罗佛”号在台湾南部琅（今恒春）附近触礁沉没，船上10余人被高山族人所杀。美国以此为借口，派海军副将贝尔率军舰两艘入侵台湾，在琅登陆，被高山族人民击退，副舰长马肯基被击毙。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以与高山族领袖谈判为名，亲赴台湾刺探，搜集了大量有关台湾的海岸、港口以及内地情况等大量资料，并绘制了地图、编制了图表。此后，美国采取积极怂恿和支持日本侵华，坐收渔利的政策。

同治九年（1870），日本派外务大丞柳原前光，赍外务卿清原宣嘉致总理衙门书来华，要求通商立约。九月（10月），柳原前光一行至天津，谒见三口通商大臣成林、直隶总督李鸿章。成林代为上书，命其留津候命。总理衙门议允其通商。在复日本外务卿的照会中谓彼此相信，不必立约。柳原前光再三恳请，总理衙门答以俟有特派大员来华时，即行奏请明定条约。时安徽巡抚英翰以前明倭寇骚扰为由，奏请拒绝日本通商，以杜后患。清廷诏令封疆大吏，妥议具奏。李鸿章、曾国藩等上奏，力主与日本通商。李鸿章认为，“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他建议“将来定议之后，似宜由南洋就近遴委妥员，往驻该国京师或长崎，管束我国商民，借以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可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总理衙门意见与李鸿章、曾国藩一致。清廷特命李鸿章预为筹划，庶将来日本使臣到后，得以因时制宜，不再蹈从前隔阂覆辙。于是，李鸿章就柳原前光来津时呈递议约稿本，督同津海关道陈钦逐条签驳，另拟条规，又洽请曾国藩督饬苏、沪洋委员悉心酌核。于是江苏按察使应宝时、江海关道涂宗瀛会拟日本通商条规一本，送津备查。

同治十年四月（1871年5月），日本特派大藏卿伊达宗诚为正使，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为副使，偕津田真道、郑永宁等来华。清廷特派协办大学士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应宝时、陈钦为帮办大臣，办理日本通商事务。六月（7月），伊达宗诚等至天津。柳原前光致函应宝时、陈钦，要求仿照西方国家条约，获得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及内地通商等特权。应宝时、陈钦复函予以辩驳。李鸿章由于与外人接触较久，始知“西洋各国，此国商民至彼国，悉遵该国规矩禁令，遇有争讼案件，即由地方官持平审办，领事官不得擅专”，因此，对中日订约坚持互惠主义原则。七月二十九日（9月13日），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十八条，《中日通商章程》三十三条，并附《中日海关税则》。十一月（12月），有琉球渔船因遇飓风而飘至台湾，被高山族人杀死五十余人，活下来的十二人由中国政府送回国。台湾土著人，原有生、熟二番之分。熟番与闽粤人交往较多，文化程度较高。生番在东部山地，俗尚野蛮，外人至其地者，往往为其所杀害。其部落有十八社，其中以牡丹、狡狮猾最为凶残。

同治十一年（1872），日本封琉球国王为藩王，寓有琉球国隶属于日本，琉球人民即日本人民之意。此举不仅暴露了日本欲吞并琉球的野心，而且隐藏着借琉球船民遇害问题发动侵台战争的阴谋。时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是倡议向外侵略的急先锋，他为了侵略台湾，一方面研究外交上对付中国的策略与办法，一方面派桦山资纪赴台湾窥探形势。二月（3月），日本以外务省大丞柳原前光兼少办务使（四等公使），来津议改条约。李鸿章批饬俟换约时核办，并以照会附载约后。他告诉柳原前光说：“两国交际定约之后，未换之先，遽尔遣员议改，旋允旋悔，不几于全权立约之命相枘凿乎？条约所载信守弗渝之谓何？万国公法最忌失信，尔国何可蹈此不韪，贻笑外人?”九月（10月），副岛种臣要求美国驻日公使德朗提供关于台湾的资料。恰在此时，美国厦门领事李仙得由华回国途中，路经日本，他关于台湾的知识大受德朗与日本当局的赏识。在德朗的策划下，李仙得辞去厦门领事职务，取消回国原意，接受日本聘请为顾问，成为日本侵台的有力谋士。德朗还向日本献策，要其向中国进行外交讹诈。

同治十二年正月初（1873年2月初），日本小田县民四人，遇风漂流至台湾，经台湾商民与熟番救出，禀由地方官护送到上海，交其领事送回国。二月（3月），副岛种臣偕李仙得等，以换约名义来华。他在天津与李鸿章换约后，即前往北京，在各国驻华公使间游说，并派柳原前光等到总理衙门，质问台湾高山族人杀死琉球船民等事。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郑重声明：“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柳原前光大争琉球为日本属土，并说：“贵国已知恤琉人而不惩治台番者何?”毛昶熙、董恂回答：“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番，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日本抓住生番为“化外”之民等语，断章取义，大作文章，企图以此否认台湾东部为中国领土，进而达到侵占整个台湾的目的。副岛种臣回国后，积极准备采取侵略台湾的行动。九月（10月），日本政局发生大变动，主张立即向外侵略的集团失势，而主张先巩固国内后向外侵略的岩仓具视等掌握了政权。副岛种臣去职，寺岛宗则担任外务卿。新政府自知力犹未足，拟暂缓向外扩张，于是，在日本国内引起了严重的政争，是年底，反对派甚至谋刺岩仓具视。为了缓和反对派的不满与避免内争，新政府继续执行积极侵略台湾的政策。

同治十三年三月（1874年4月），日本政府设台湾事务局，任命大藏卿大隈重信兼任长官，在长崎设立侵略台湾的军事基地；又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陆军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李仙得为参谋，西乡从道率三千人从台湾南端登陆，侵占台湾东部。美国供给日本军火，派“纽约”号船只为日本运送军队，美国海军少校日格赛尔、陆军中尉华森参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初三日（4月18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致函总理衙门，询问：“生番是否隶中国版图？日本兴兵，曾向中国商议准行否？”清廷才第一次得知日本侵台的消息。之后，西班牙公使丁美霞、法国翻译官德微几亚、总税务司赫德等也往总理衙门告知此事。中旬（4月下旬），南洋大臣李宗羲、北洋大臣李鸿章据上海新闻纸消息奏闻。清廷一面向日本提出抗议，一面派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令其“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察看，又命福建布政使潘霨为帮办。沈葆桢与闽浙总督李鹤章等联衔会奏，密陈四端：“一曰联外交”，即将事实真相照会各国领事，利用国际舆论促使日本退兵。“二曰储利器”。认为日本“所以敢于鸱张者，则又窥中国器械未精，兼恃美国暗中资助”。其已抵台南之船，均非中国新船所能敌，而该国尚有铁甲舰二艘。主张中国购两艘铁甲舰，并多购水雷、洋枪、开花弹以及火龙火箭之类。“三曰储人才”。主张调集文官武将赴台。“四曰通消息”。主张设电线，使台湾消息瞬息可通。二十三日（5月8日），日军在台湾琅登陆。李仙得没有随日军去台湾，而到福建沿海一带活动。三十日（5月15日），总理衙门就美国帮助日本问题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质询；另外，福建地方当局也要求美国领事防止美国人帮助日本。四月十八日（6月2日），日军分三路进攻牡丹社等处，烧杀掳掠。高山族人民凭险力拒，日军不能胜，于是，日军退守龟山，建都督府，修桥梁、道路，设医院，开荒屯田，以为持久之计。时瘟疫流行，日军进退维谷。五月初一日（6月14日），沈葆桢与福建布政使潘霨，洋将日益格、斯恭塞格乘军舰赴台湾，三日后抵台南安平。初八日（6月21日），潘霨偕台湾道夏献纶，洋将日益格、斯恭塞格等，赴琅日本军营，与西乡从道谈判。西乡从道称病不见，于是，潘霨等派人传十八社番目，除牡丹、中社、里乃以回避日军不出外，其余十五社全部到齐。他们诉说受日军欺凌，恳求保护，潘霨等令其具状，均愿受官府约束。不久西乡从道来谒，仍坚持生番所居之地非中国版图。潘霨等示以《台湾府志》所载生番岁输番银之数，及与各社所具结状，西乡从道又以耗费无着为辞。六月（7月），柳原前光与总理衙门辩论，极为狡诈，反复无常。七月（8月），总理衙门大臣奕在给柳原前光的复照中，明确指出：“日前贵大臣来署，经本大臣等与贵大臣面质，贵大臣始谓上年实无本大臣、毛、董应许贵国自办之说，总署亦无应许之事等语。查台湾各番社，系我中国境地，台湾府志等书，开载甚悉，即贵大臣前次照会所云，大书台湾全地，久隶中国者是也。今贵大臣强指为非中国之地，而犹曰代陈台湾生番之事，且曰带兵与不带兵，惟我所欲。夫用兵何事，贵国与中国修好，应如何守约尽谊，乃贵大臣照会如此措词，本王大臣殊所不解。贵国外务省谓告毛、董大臣，据其旨趣下手，中将西乡与闽省官面谈，谓带兵到台湾番地，曾与中国商明。贵大臣此次照会，称生番为无主野蛮，或者贵大臣恐前说不行，故又易一说焉，竟谓番境非中国地方，以自掩其非。岂知由前之说，明明认为中国地方，由后之说，又强派为非中国地方，不料两国相交，先后议论，可以变易若此。”(33)当时中日两国剑拔弩张。日本下达动员令，征兵诸道，向英国商购铁甲舰。中方则筑炮台于澎湖列岛，设海底电缆于台湾、厦门间，购新式洋枪三万支于德国，议购铁甲舰于丹麦，并调淮军及水师提督彭楚汉赴台。十四日（7月27日），清廷命沈葆桢部署台湾南、北两路防守，又谕户部筹海防经费。中国在台湾的全面部署与军事准备，不能不使日本产生顾虑。七月（8月），日本政府派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办理全权大臣，出使北京。李仙得也随行。二十一日（9月1日），沈葆桢以台事奏请借英国汇丰银行二百万两，清廷诏允其请。三十日（9月10日），大久保利通一行抵达北京。八月初四日（9月14日），大保久利通与总理衙门开始谈判。双方反复辩论，月余而无结果。大保久利通对总理衙门讲，数日如无办法，即将回国。总理衙门问其究竟如何办。大保久利通说：“日本初意，本以生番为无主野蛮，要一意办到底。因中国指为属地，欲行自办，日本若照前去办，非和好之道，拟将本国兵撤回，由中国自行办理。”接着向中国勒索赔款：“惟日本国民心兵心难以压服，必须有名目，方可退兵。此事费尽财力，欲台番偿给，台番无此力量，中国如何令日兵不致空手而回？”总理衙门坚持兵费一层，关系体制，万不能允。其被害之人，量加抚恤，也必须日本退兵以后，方为查办。大保久利通令翻译官郑永宁告知总理衙门，索银洋五百万元，至少也须二百万两。军机大臣文祥执意不给一文，沈葆桢也上奏，要求“力为拒却”。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声言下旗回国，大保久利通也作登车之计。总理衙门听之任之，不予理睬。柳原前光、大保久利通等不得售其奸，于是又托英使威妥玛居间调停。威妥玛向中国施加压力，要中国提出赔款数目。总理衙门答应给日本“抚恤”银十万两；再将日本在台湾“所有修道造房等件”，留为自用，偿银四十万两，总共不能超过五十万两。威妥玛至日使馆讨论许久，九月二十一日（10月30日）始定议(34)。九月二十二日（10月31日），中日签订《北京专约》及《凭单》。《北京专约》内容为：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国本意为该番是问，遂遣兵往彼，向该生番等诘责。今与中国议明退兵并善后办法，开列三条于后：（1）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2）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屋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别有议办之据。（3）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带回注销，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35)

光绪元年（1875），日本以《北京专约》中有“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台湾“原为保民义举”等字样，作为中国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国的依据，并公然阻止琉球国向中国“入贡”。

原来，清朝与周围朝鲜（今韩国与朝鲜）、缅甸、南掌（今老挝）、苏禄（今菲律宾一部分）、琉球（今日本冲绳县）、安南（今越南）、廓尔喀（今尼泊尔）、暹罗（今泰国）、浩罕（今乌兹别克斯坦一部分）等二十多个国家建立了以封建宗属关系为基础的唇齿相依的友好关系。这种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不同于殖民时代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清朝自称中国为“天朝上国”，而藩属国也承认其“天朝上国”的地位。清朝对藩属国国王有册封，但不干涉藩属国内政。当藩属国受到外来入侵或发生内乱时，作为宗主国的清朝有义务派兵护持或出兵援助。在经济上，虽然藩属国定期向宗主国“朝贡”，但清朝给予藩属国诸多优惠，而各国在“朝贡”时所得到的回赠和赏赐更充分表现了清朝的慷慨。

光绪五年（1879），日本正式吞并琉球国，改为冲绳县。

光绪十年九月（1884年10月），清政府将台湾改为行省，以刘铭传为首任巡抚。旨在加强台湾与东南沿海的防务。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便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积极推行向外侵略扩张的政策，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著称并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就成为其侵略的主要目标。在日本推行侵华政策过程中，占领台湾是其重大侵略步骤。当时，日本的国力并不充实，它之所以敢于铤而走险，是与美国背后怂恿与支持分不开的。在日本发兵侵台之前，清政府缺乏战略眼光与近代海防意识，未在台湾设防，是很大的失误，至获悉日本出兵台湾，才急忙调兵遣将，对抗日军。那时清政府更缺乏近代外交知识，虽然设立了总理衙门以主管外交，但并没有驻外使节，更没有常驻外交机构，因此，对外国情况不甚了解。日本侵占台湾蓄谋已久，而直至日本出兵之前，清政府仍懵然无所知。在日本侵台前后的外交谈判中，由于清政府不了解外情，且缺乏外交经验，应付早有预谋而又阴险狡诈的日本侵略者，显得很吃力，以致处处堕入其圈套。同治十三年日本出动海陆军侵台，是其初试锋芒。日本在军事上并未取胜，而清政府却愿意出钱赔偿，此举实际上纵容了日本侵略者侵华的野心。而后，日本在南部以琉球（后为日本冲绳县）作为侵略台湾和东南沿海的基地，北部则以朝鲜作为侵略中国东北的跳板。台湾之设立行省，不仅加强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而且加强了台湾及东南沿海的防务。

二、左宗棠收复新疆与中俄伊犁交涉

（一）左宗棠规复新疆

清同治四年（1865），中亚浩罕汗国统治者阿古柏，随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和卓入侵喀什，占领南疆。同治六年（1867）建立“哲德沙尔”（“七城”之意）汗国，自称为汗。受英国和沙俄殖民主义者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积极支持，使其侵占区沦入英国殖民势力范围，并强化宗教封建奴役。清廷遂派左宗棠西征新疆，收复阿古柏及其支持者所侵占的中国领土。

1. 西征之准备

同治十二年四月初十日（1873年5月6日），通筹西路全局。锡纶行抵布伦托海，察看该处地势空旷，无险可据，暂赴阿勒台山南驻扎，拟调集蒙古喇嘛，及未经回塔之厄鲁特官兵，由常顺等筹拨一万两，以便锡纶派员分往迎提。锡纶拟驻沙子山，或另择善地。景廉于三个月内起程，进驻古城，居中调度。清廷迭谕金顺出关，令其即星驰西进，并饬李天和三营及吉林、黑龙江马队，迅赴景廉军营，以厚兵力。清廷还指出，肃州为关内外枢纽，命左宗棠迅图攻克。六月十八日（7月12日），景廉驰赴古城后，即赴济木萨地方察看营垒。此处地当扼要，且南山一带，与迪化、吐鲁番路路可通。“乌属回逆，与安延集时合时离，情形叵测”。朝廷令景廉督饬各营认真训练，勤加侦探，毋稍疏虞。从湖北购买之炮位军火，由台站筹备驼马，运往景廉军营。八月十六日（10月7日），哈密被围，景廉拨兵驰援，形势依然紧张。上谕令左宗棠迅即拨派劲旅数营驰援，以护西进大军后路。塔城东路各台，为运送军火粮草要道，守卫兵力单薄。清廷命李鸿章、鲍源深于宣化、大同兵内各挑选精壮五百名分赴塔城驻防。九月十三日（11月2日），除陕回大股围扑哈密外，乌里雅苏台界，“亦有匪踪出没”，该处为各城咽喉，道路分歧，非有得力骑兵，“不足制贼奔突”。清廷令察哈尔调年力强壮且富作战经验之蒙古骑兵一千名赴乌里雅苏台，并挑选膘肥体壮战马二千匹解往该处。九月十八日（11月7日），广东欠左宗棠军饷一百三十余万两，山西河东道亦欠四十五万余两。因军需孔急，清廷令速拨解左宗棠军。十月二十四日（12月13日），左宗棠、金顺督军克复甘肃肃州，关内肃清。清廷令金顺即率得胜之师早日西进，左宗棠务将各军粮运妥为筹备，俾利师行。令户部筹拨银一百万两解交左宗棠军营，四成洋税亦由户部筹办解拨。二十九日（12月18日），清廷令金顺督率所部，迅赴古城，会同景廉进剿，穆图善派队赴安西、敦煌、玉门一带扼扎，张曜与宋庆统带所部驰往哈密，与文麟、明春会同解哈密围。所有出关各军转运粮饷，由左宗棠认真督办，源源接济，毋任缺乏。十一月初九日（12月28日），金顺率所部驰赴古城一带，并接统成禄旧部兵勇。哈密城业已解围。十二月二十二日（1874年2月8日），左宗棠拟令西进清军分起行走：张曜一军作为头起；金顺、额尔庆额两军作为二起；宋庆一军与左宗棠精选之军作为三起。西进之军粮运事宜，仍由左宗棠妥为筹划。

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1874年3月13日），厄鲁特营官兵俸饷，向由新疆月饷内拨发，并无按年专饷。现在各省饷银，未能源源拨解，应发俸饷等项，无款可筹，由户部指拨每年专饷二万两。塔尔巴哈台供支台站，雇觅驼马，尤需饷银接济，山东省应拨专饷，亦未报解，由户部库垫解银三十五万两，俾应需要。四月初七日（5月22日），伊犁久为俄国所踞，蓄谋侵占，本在意中，现在且有东犯之势。若再不亟图进取，先发制人，办理更无把握。清廷命荣全将各营力加整顿，先期布置，并与景廉各军声息相通，妥为筹划。玛纳斯、迪化等城，必须克期收复，方免俄国生心，且可为规复伊犁城进步。谕左宗棠催令出关诸军迅速西进，会同景廉等筹商进剿。六月十六日（7月29日），金顺一军后队未能接连开拔，因所需月饷、运费等项，颇形紧急，非得巨款难资集事。由户部于库存四成洋税下借拨银一百二十万两。各省关奉拨金顺军饷欠解尚多，亦由户部咨催迅解。七月十二日（8月23日），诏授迪化都统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正白旗汉军都统金顺帮办军务。八月二十五日（10月5日），上谕，现在大军陆续出关，著派钦差大臣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粮饷转运一切事宜；内阁学士袁保恒著作为帮办，并将西征粮台移设肃州，著袁保恒前往该州驻扎。(36)十一月初七日（12月15日），左宗棠借洋款三百万两，户部拨给袁保恒二百万两。初十日（12月18日），拨神机营洋枪铅箭十万支，铜帽二十万粒，硬弓二百张，箭一万支，工部火药一万斤，铅丸十四万支，轰药二百斤，火绳六千丈，解交署伊犁将军荣全军营备用。十二月二十七日（1875年2月3日），广东提督张曜率军进抵哈密，该处尚存数万亩荒地。左宗棠代为奏准实行军屯。

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1875年5月3日），诏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调补迪化都统，仍帮办军务。景廉调补正白旗汉军都统，回京供职。户部左侍郎袁保恒回京供职。西征粮台，由左宗棠责成陕西藩司经理，应行奏催及咨行各省事件，呈由陕西巡抚核办。关外转运事宜，即在哈密、巴里坤各处设立粮饷分局，由左宗棠派员经理。现在关外兵事、饷事并转运事宜，均归左宗棠督办。宋庆一军，回扎潼关(37)。七月初九日（8月9日），左宗棠奏陈西征之事：

一曰广筹军粮也。师行北路，宜用北路之粮，不但节费，亦免耗粮。南路肃局既有见（现）粮，又车驮驼只，购雇稍多，可以灌运，自宜严切督催以广储峙。一曰兵事宜早整顿也。西事稽延至今，未睹成效，由于冗食多而战士少耳。旗绿诸营，久不足额，就近各省，无劲兵应调。于是取土著兵民及各处就食兵民授地耕垦，一备军食，一备战守，无事则驱其尽力垄亩，有事则调其效命锋镝，谓之且耕且战。事非不劳，谓之即兵即农，名非不美。然调赴期会，则彼此观望，数日不能取齐；麾之前驱，则勇怯杂糅。气势不能完整，其何以战？且既挂名武籍，又令其从事耕耘，譬犹左手画圆，右手画方，两者相兼，必致一无所就，是且战之兵不能战，且耕之兵不暇耕也。兹宜划兵农为二：择其精壮有胆之兵，宜马者马，宜步者步，束以营制，一如内地军营。其曾著战绩如徐学功辈，用之为管带，为督带。其才能办事如孔才辈，用之帮办。凡督带、管带以及所部哨官、什长，酌给薪水办公银两。散人给饷与粮，按照客军营制减给。其愿弱不任战者，散之为农，按照户口，指余荒地亩令其承垦，由官酌给籽种农器耕牛，收获后缴本归仓外不取息，其所获粮石，由官照时价收买。庶简其精壮，营伍可得而实，散其愿弱，屯垦可得而增，两利之道也。关外各城所驻大臣，有办事、领队、帮办之分，所驻之兵，有锡伯索伦达呼尔、察哈尔、蒙古、厄鲁特沙毕纳尔及绿营携眷兵、换防番戍兵之分。乱后旧制不可复按，而办事、帮办、领队大臣，于本营存兵外兼带马步各营，各请专饷。所称马队步队既罕能战之兵，而办事、帮办领队各员，又非尽知兵之选，徒靡饷粮，无济实用。都统及各大臣因虑产饷未极其丰，增灶更形其绌，力主画地自封闭关谢客之议，以护官私屯粮，不顾兵事利钝。窃谁此时必分别兵农，责兵以战，课农以耕，而后饷事可节，兵事可精也。(38)

八月二十五日（9月24日），左宗棠奏：

现在时局，洋防塞防并重，人共知之而能言之，而难易之分不能无辨。洋防开办一年，经始之费可减，塞上则正值用兵，诸需从新筹措。如军火器械一切，海疆随时随地可办者，塞上则须预为筹计。踰水陆万里始达军前，始供取用。一物之值，购价加于运费已相倍蓰，尚须先备采运实银，乃期应手。其不同者一也。海疆皆富饶之区，各口通商又利源之所在。以厘税言，除两江岁八千万缗曾见奏章外，粤、浙所收，较丁粮奚翅一倍，所需防费，自然绰然。甘肃则素称荒瘠，通省丁粮一岁仅二十余万两，乱后则并此亦难复按。农民喘息仅属，翻须由官多方劝招，始免槁饿空山。又地气高寒，物产本绌，土俗不解经商服贾，出外求赢，贫乏无聊，坐以待困。瓶罍早罄，挹注奚施。其不同者二也。东南泽国，秔稻之乡，舟楫转输，一帆千里，商之谋生易裕，官之筹措非艰。甘肃则粮食升斗皆须负载而行，数十百里之程，非车驼莫致。运脚之费，每过粮价数倍，且有多过数十倍者。故东南各省，粮与饷可合而为一。西北则粮价脚价非由官另筹津贴不可。其不同者三也。用兵既久，官私耗竭有时，需用孔急，储积已空，则于富室大贾挪移借贷，随时归款。甘肃则本地无可筹商，如协款不到，惟有借用洋商巨款及饬各台局向附近殷实商人议筹息借。然借洋款则必指省关还款，以印票为凭。借华款则必饬台局于附近商贾荟萃之区筹办，以信约为凭。近则陕、鄂，远则上海，相距辽阔，不能克期得银。而华款又多零星凑集，为数无多。比借款解至，则守候领取者环待已久，一散即尽。既非若海疆之就近资取可以省事，又不能如洋商之易集巨款，可以久支。如非计无复之，未肯出此。其不同者四也。盖东南各省，饷源可浚，军用易充，转运又便。虽时艰孔急，需用浩繁，但令经画有方，亦可勉资敷衍，非若甘肃之无可资取，仰给各省协款，如婴孩性命寄于乳媪，乳之则生，断哺则绝也。窃计沿海之防，除从新采购制造应用款项，所有饷需一切，未必多于前此用兵之时。而南北洋又兼六省协款之入，撙节支用，防患未形，绰有余裕。乃各省应协甘款，既不照常委解，而各省之协济洋防者，又皆以洋防为急，塞防为缓，以致臣军出款日增，入款大减。岂沿海防军重于出塞征军，今日防海之事实急于出塞之事乎？窃维饷源只有此数，此壅彼缺，势所固然。疆臣各辖一方，畛域攸分，恒情不免。部臣总司国计，因时制用，乃其所宜，无论防患未形较之整军待发者，事势本自从容，即有时变故纷乘，在腴疆就近筹划，岂至遽形束手？制用之道，惟尚乎均，均无贫不易之理。果能相其缓急，为之酌济，则裒多益寡，自可两全。即以欠饷而言，臣军积至二千六百余万两之多，所部除伙食马乾寒衣单衣外，年仅一月饷，尚须多方设措。似此窘蹙，事何可长？各省虽同值时艰，但各就本省应发饷需节缩一两日，匀济甘肃，在各省所欠者不过一两月之数，在臣则可增数月之数。是富者减一盂之食，仍免号饥，贫人利壶飧之加，即期宿饱。不独通融挹注，大局借可维持，兼之撙节，积欠亦渐归有著。(39)

九月二十八日（10月26日），因军务需人，左宗棠奏请仍谕令候补三品京卿刘典迅速赴甘帮办，诏允其请。

光绪二年正月初七日（1876年2月1日），因出关饷需紧迫，左宗棠奏请拟借洋款一千万两。诏允，著沈葆桢查照台防成议办理。

2. 左宗棠大军平定新疆

光绪二年二月初八日（1876年3月3日），刘典抵兰州，左宗棠与其连日商榷军事及善后未尽事宜，均有端绪。二十一日（3月16日），左宗棠由兰州拜折启行，沿途整队前进。三月十三日（4月7日），左宗棠驻军肃州，总理行营营务处三品卿衔二品顶戴法福灵阿巴图鲁(40)刘锦棠，先率马步全军驻于城北。记名提督新授汉中镇总兵谭上连所部为先锋，记名提督宁夏镇总兵谭拔萃所部继之，记名提督陕甘镇总兵余虎恩又继之。四月初三日（4月26日），刘锦棠亲率汉回马步各军祃旗启行，拟抵西安后分起以次前进，期于闰五月会于古城。因师过哈密，行戈壁中，水泉缺乏，虽多方疏浚，但不能供千人百骑一日之需。时谭上连已抵巴里坤，谭拨萃已近哈密，余虎恩已过安西。左宗棠征西战略是：先剿北路，后加兵南路。即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左宗棠奏，刊刻钦命帮办陕甘军务木质关防一颗，咨送刘典启用。所有陕甘总督关防，由左宗棠随带西征。初五日，先锋谭上连所部进古城，分兵扎奎屯等处。金顺缄牍频来，需粮甚急。左宗棠拨巴里坤粮百万斤，哈密粮二百六十万斤以济之。而刘锦棠马步二十五营所需军粮，本指望巴、哈存粮转运古城。兹两处已分济金顺之军，虽余粮尚多，而一时运脚难以周转。除前雇商驼万只由安西、哈密径运古城外，复由肃州尽官民商三项车辆装粮料运古城。幸归化、包头、宁夏商驼之运巴里坤者踊跃如常，存粮尚敷转馈。刘锦棠军至哈密后，计古城储存稍充，即可率各营长驱大进，直捣敌巢。

光绪三年三月初一日（1877年4月14日），左宗棠挥军进规南疆。刘锦棠自乌鲁木齐逾天山而南，先攻达坂城，分军攻吐鲁番。徐占彪由穆家地沟西南进，入山排搜，与孙金彪会师盐池，先攻七克腾木，接攻辟展以下诸城垒，再攻吐鲁番。刘锦棠先克复达坂城。从初六日（4月19日）至二十三日（5月6日）徐占彪、孙金彪及刘锦棠之分遣军连克七克腾木、辟展、鲁克沁城、胜金台、哈拉和卓城、吐鲁番满汉两城。阿古柏所立阿奇木马人得投降。刘锦棠挥军急进，抵托克逊，海古拉先遁，守军战败，焚粮草弃城而逃，托克逊三城皆下。自吐鲁番克复，南八城门户洞开，阿古柏忧惧，于四月初十日（5月22日）左右在库尔勒服毒自杀身亡，其长子伯克胡里杀其次子海古拉，自立为王。十一月十三日（12月17日），刘锦棠分三路攻克喀什噶尔，俘伪元帅王元林及于小虎、马元，又接连收复和阗、叶尔羌、英吉沙尔，南疆西四城皆下。俘获阿古柏四子二女，伯克胡里一子，均监禁候办，俘阿古柏三妻，伯克胡里一妻，饬其亲属具领择配。引阿古柏入喀什噶尔之金相印父子与于小虎、马元一并磔诛枭首示众。诛浩罕酋及悍党一千一百六十六名。新疆南北遂告平定。

（二）中俄伊犁交涉

1. 伊犁问题之发生

伊犁本不与俄罗斯接壤。19世纪60年代初，俄国在中亚地区大肆扩张兼并，且觊觎中国新疆地区。“近年俄人先后胁哈萨克布鲁特种人，又攻夺浩罕三部，据其都城，而浩罕属安集延亦随风而靡。故我北路伊犁南路喀什噶尔之边境，皆与俄属相接，距俄境亦近也”(41)。同治初年，阿古柏势力由浩罕入侵南疆，并成立一回教王国，范围达于北路乌鲁木齐一带。俄人为牵制阿古柏，乘机侵占新疆边境地区，进而达到并吞新疆的目的。

同治十年五月十七日（1871年7月4日），俄国令土耳其斯坦总督高福曼派兵侵占中国伊犁。俄国驻华公使倭良嘎哩接电报后，七月十七日（9月1日）派翻译官李祺告知总理衙门，距俄国占领伊犁已隔两月之久。清廷以“俄国已派兵代为收复伊犁”，“且闻该国尚欲带兵收复乌鲁木齐，若再令逞志于乌，则彼国更有词可借，或至肆行要求。事机至迫，不可稍涉迂缓。因谕署伊犁将军荣全带队前往伊犁，收回城池。并谕景廉、成禄先后统率兵勇，规复乌鲁木齐。一面寄谕刘铭传，令其督率所部，由乾州鼓行而西，绕出兰州之北，由甘凉肃一带出关，节节前进，为克复新疆各城之计，庶于大局有益”。(42)俄国既踞伊犁，图永久占领，建设市廛，延绵二十余里，并移俄民居之，且笼络土尔扈特王车拉布坦为向导，集兵于边境，进向乌鲁木齐，为徐学功率勇所挫，不再复进。总理衙门屡与俄使辩论，其初则称俟荣全至伊犁，即将伊犁交还。继则谓俄国并无久占伊犁之意，只因中国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后，即行交还。盖其惧怕引起列强怀疑与干涉，乃为此外交辞令。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三日（1872年5月19日），荣全抵色尔贺鄂普勒地方，与俄官布呼策勒博斯奇会晤。该俄官语多闪烁，竟不议及交还伊犁之事，并以请示该国为词，意在延宕。塔境之三工河湾、额尔米斯河、老河口等处，又有俄兵驻扎。因俄国心怀叵测，清廷一面谕总理衙门与俄国公使辩论，一面令荣全在塔城与富和会商布置，妥为防范，毋令俄国再行侵占塔境。

同治十三年四月（1874年5月），俄国多方要挟，肆意妄为，不特伊犁久不归还，并觊觎伊犁附近地方，希图侵越，俄国新任驻华公使布策竟有违约悖理之词。清廷认为，若再不亟图进取，先发制人，办理更无把握。察哈尔马队驰抵塔城，荣全兵力稍厚，令其将各营力加整顿，先期布置，与景廉各军声息相通，妥为筹划，毋误事机。玛纳斯、乌鲁木齐等城，必须克期收复，方免俄国生心，且可为规复伊犁进步。诏左宗棠催令出关诸军迅速西进，会同景廉筹商进剿。

左宗棠大军规复新疆后，俄国仍拒不交还伊犁，不断节外生枝。俄国公使布策谓中国须将通商、交涉等事先行办结，方可会议交还伊犁之事，包藏祸心。

2. 崇厚出使俄国

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878年6月22日），诏派崇厚出使俄国钦差，令该署将军来京陛见。现在新疆底定，伊犁为俄兵驻守，仍未交还。该国条约事宜，亦久未议定。崇厚向能办事，于中外交涉情形亦俱熟悉，是以特派前往驻扎，相机办理。六月二十一日（7月20日），诏赏戴双眼花翎头品顶戴太子少保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吏部左侍郎崇厚，前经派充出使俄国出使大臣，著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43)。九月初七日（10月2日），侍读张佩纶奏请，勿给崇厚全权及便宜行事字样，提出三条建议：（1）议新疆，必先知新疆，要求崇厚身历新疆体察形势，知己知彼。（2）请敕令崇厚由陆路前往与左宗棠定议而后行。（3）查外洋使例全权而兼便宜，则其权不限于一事。勿轻授予崇厚全权便宜名目，遇有重件创举驰奏候旨，则所以为使臣地者稍宽。若贸然从事，一诺之后，便成铁铸，不慎于始，虽悔何追?(44)然而，张佩纶的忠告并未引起清廷及崇厚的重视，以致铸成大错。

光绪五年六月初五日（1879年7月23日），奕等奏称：

交收伊犁一事，崇厚所许俄国者三端：一通商，一分界，一偿款。通商、分界现已议有端倪，偿款一层尚无数目。本年三月据崇厚电报，兵费数目未说，布策密云并无固利多索之心等语。今据崇厚电报，现拟办法，请即行文边界、弛禁通云云。揆厥情形，似乎俄国即得通商、分界之益，伊城即应交还，即所索偿款谅不至肆意多求。惟是事之利害当权其轻重，而情之真伪尤难于测度。俄人久踞伊犁以为要挟，无非为贪占便宜起见，我不予以便宜，伊城必不发交还，此理之显而易见者。然以便宜与交还较果能相值，固计之得也，即或不值而尚不至于不值之外仍有可虞之事，则计虽未得而尚不得为失也。今据崇厚电报商议通商各款及伊犁一城分界，大概查核，俄人所占便宜已多，即因此交还伊犁，未必即属相值。况塔城等处尚不知如何分界，偿款数目尚不知如何需索乎？且洋人性情最为叵测，往往于被有益之事，我已照行；于我有益之事彼则翻悔。即如偿款一层，布策与崇厚面谈时虽有并无因利求索之心一语，设或已将通商、分界各事允其开办，彼又得步进步，多索偿款。此时开办之事已难收回，多索之款势难应允，恐其借口偿款未结而于伊犁交还仍是有名无实。此亦事之不可不为长虑者也。臣等窃以为将通商、分界、偿款三端议妥，一面照办，一面即将伊犁收还，两事节奏不分先后，最为要着。与此前一面商办各事，一面交还伊犁原议亦属相符。仍请饬下崇厚、左宗棠等将通商、分界、偿款各节通盘核算，倘照此收还伊犁或与未收回，或还不如不收还之为愈，自应再行详细妥商，以昭慎重。(45)

八月二十三日（10月8日），总理衙门奏称：

八月初七、十五、十七等日，连接崇厚电报，内称约章现亦定议缮齐，于八月初八日起身赴黑海画押，拟将出使大臣篆务暂交参赞邵友濂署理，报明外务部后，崇厚即由南洋回京复令。并将现议条约摘要电报前来。九月初一日（10月15日），左宗棠奏陈，崇厚与俄国所定条约，有损疆园、华民生计者甚大。初五日（10月19日），沈葆桢奏疏，崇厚丧失国权，条约各款万不可行。十月初二日（11月14日），李鸿章奏复补救崇厚原订约失败事宜。十九日（12月2日），崇厚奏，与俄国议明交收伊犁修订约章办理情形。(46)

崇厚与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所订条约称《里瓦吉亚条约》（简称崇约，光绪五年八月十七日（1979年10月2日）签订）。该约共十八款。第一款，俄国交还伊犁。第二款，中国允恩赦伊犁居民。第三款，伊犁民人迁居俄国入籍者，准照俄人看待。第四款，俄人在伊犁财产，准照旧管业。第五款，交收伊犁由左宗棠与高福曼会办，条约批准后照行。第六款，中国允给俄国守伊犁各费卢布五百万元（约合库平银二百八十万两）。第七款，中国接收伊犁后，霍尔果斯河以西及伊犁山南帖克斯河流域归俄国管属。第八款，塔城界址拟改定。第九款，两国分界派员酌定，安设界碑。第十款，俄国照旧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设立领事官外，准在嘉峪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吐鲁番、迪化、古城设立领事官，其哈密、吐鲁番、迪化、古城四城，共准设领事官二员，其嘉峪关领事兼管甘肃、陕西通商事务。第十一款，领事与地方官公办公事，待以客礼。第十二款，俄商在蒙古和新疆贸易，均不纳税。第十三款，设领事处均准设栈。第十四款，俄商自俄国由陆路贩货入中国内地，准许经过张家口、嘉峪关前赴天津、汉口，并准在张家口、嘉峪关、通州、西安府、汉中府各等处销售，或由各处运往内地销售俱可。俄商在以上各城、各口及内地贩卖货物，亦准由此路经过张家口、嘉峪关运往俄国。第十五款，此约通商章程，自批准之日起，五年后修改。第十六款，俄国愿收税则，将下等茶税，会商总理衙门酌定。第十七款，边界牲畜被偷，声明旧约追究，官不代赔。第十八款，定约画押，由两国批准后通行，以一年为期，在俄京换约(47)。二十七日（12月10日），总理衙门议复，崇厚与俄定约损失国权。十一月二十一日（1880年1月2日），侍读学士黄体芳奏，崇厚专擅误国，请议其罪。同日，谕出使俄国大臣崇厚先行交部议处，所议条约等件着各臣工妥议具奏。二十七日（1月8日），总理衙门奏称，俄国署理公使凯阳德因议处崇厚谕旨提出抗议。十二月初五日（1月16日），张之洞遵旨复奏，内称：

新约十八条，他姑勿论，其最谬妄者，如陆路通商。由嘉峪关、西安、汉中直达汉口，秦陇要害，荆楚上游尽为所据，码头所在，支蔓日盛，消息皆通，边圉难防，堂奥已失。不可许者一。东三省，国家根本，伯都纳，吉林精华，若许其乘船至此，即与东三省全境任其游行无异。陪京密迩，肩背单寒，是于绥芬河之西无故自蹙地二千里。且内河行舟，乃各国积年所力求而不可得者，一许俄人，效尤踵至。不可许者二。朝廷不争课税，当恤商民。若准回两部，蒙古各盟，一任俄人贸易概免纳税，华商日困，犹未也。以积弱苦之蒙古，徒供俄人盘剥；以新疆巨万之军饷，徒为俄人委输。且张家口等处内地，开设行桟以后，逐渐推广，设启戎心，万里之内，首尾相衔接。不可许者三。中国藩屏，全在内外蒙古，沙漠万里，天所以限俄人，即欲犯边，迤北一面，总费周折。若蒙古台站供其役使，彼更将捐重利以啖蒙人，一旦有事，音信易通，粮运无阻，势必煽我藩属为彼先导。不可许者四。条约所载，俄人准过卡伦三十有六，延袤太广。无事而商往，则讥不胜讥；有事而兵来，则御不胜御。不可许者五。各国商贾，从无明言许带军器之例，今无故声明人带一枪，其意何居？假如千百为群，闯然径入，是兵是商，谁能辨之？不可许者六。俄人商税种种取巧，如各国希冀均沾，洋关税课必至岁绌数百万。不可许者七。同治三年，新疆已经议定之界，又欲内侵，断我南通八城之路。新疆形势，北路荒凉南路富庶，争硗瘠弃膏腴，务虚各受实祸。不可许者八。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古城、吐鲁番、哈密、嘉峪关等处，准设领事官，是西域全疆尽为控制。有洋官则有洋商，有洋商则有洋兵，初则夺我事权，既则反客为主，驯至彼有官而我无官，彼有兵而我无兵。且各国通商，例惟沿边沿海准设外邦领事，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乌鲁木齐、古城、哈密、吐鲁番、嘉峪关，乃我境内，今自俄人作俑，设各国援例，十八省腹地，将遍布洋官。不可许者九。名还伊犁，而三面山岭内卡伦以外，盘踞如故，居高临下，险要失矣。割霍尔果斯河以西、格得满岛以北，屯垦无区，畜牧无地，利尽失矣；金顶夺久为俄人市廛，既与约定俄人产业不更交还，是伊犁一线东来之道必穿俄巢，出路绝矣；廖廖遗黎彼又尽迁以往，人民空矣。掷二百八十万有用之财，索一无险要、无地利、无出路、无人民之伊犁，将安用之？不可许者十。俄人索之可为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谴使臣、下廷议，可谓至明至断，上自枢臣、总署、王大臣，以至百司庶官，人人知其不可，所以不敢公言改议者，诚恐一经变约，或召衅端。然臣以为不足惧也。必改此议未必有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请言改议之道，其要有四：一曰计决，二曰气盛，三曰理长，四曰谋定。何谓计决？无理之约，使臣许之，朝廷未尝许之。崇厚误国媚敌，擅许擅归国，国人皆曰可杀者也。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即可杜俄人之口。按之万国公法，既有不准违训越权之例，复有可否仍在朝廷之条，正与崇厚不遵密函，不请谕旨之罪相合。耆英之狱，成宪昭然。故立诛崇厚则计决。何谓气盛？俄人欺我使臣孤懦，逼胁画押，施一偿百，意犹未餍。不料俄罗斯大国，乃至出此，不恃中国愤怒，即环海万国亦必皆不直其所为。至俄使不待定议，声言归国，外洋亦无此例。况凯阳德系署理公使，岂能擅归？其为恫吓无实情状显然，尽可听其去留，不必过问。不若明降谕旨，将俄人不公不平，臣民公议不愿之故，布告中外，行文各国，评其曲直，并属各国会堂，将我国家情理兼尽之处，刊入新闻纸，明谕边臣，整备以待。据众怒难犯之情，执国敝不从之志。俄国虽大，自与土耳其苦战以来，师老财殚，臣离民怨，近岁其国主屡有防人行刺之举，若更渝盟犯顺，图远劳民，必且有萧墙之祸，行将自毙，焉能及人？故明示中外则气盛。何谓理长？种种要约，皆由伊犁而起，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虚名，所失者新疆二万里之实际，而每年尚须耗四五百万饷需以供边师、边军、建城、开屯之用，是有新疆尚不如无新疆也。索伊犁而尽拂其请，则曲在我，置伊犁而仍肆责言，则曲在俄。况使臣画押，未奉御批，未钤御宝，一如载书未歃，岂足为凭？俄人理屈词穷，岂能生衅？故缓索伊犁则理长。何谓谋定？俄人而讲信义，兵端可以不开，若俄人必欲背公法弃和好，设防之处，大约有三路：一新疆，一吉林，一天津。左宗棠席屡胜之威，兵力素强。金顺、刘锦棠、锡纶、张曜亦皆健将，以静制动，俄人必败。联络喇嘛棍噶扎拉参遏其归路，彼将踦轮不返。若出吉林，边地辽夐，林谷丛杂，其地去俄都二万余里，悬军深入，馈饷艰难，不能用众。如特简兼资文武之将帅授以重权，资以饷银，分南北洋海防经费之半为经略东三省之资，命左宗棠、金顺选拨籍隶东三省之知兵将官数人东来听用，招集索伦赫津打牲人众，教练成军。其人素性雄勇，习与俄斗，定能制胜。即小有挫衄，坚守数月，必解而去。天津一路，逼近神京，然俄国兵船扼于英法公例，向不能出地中海，即强以商船载兵，而亦非西洋有铁甲等船者比。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德新式增建炮台，战而胜则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罚。设即以赎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用。俄人蚕食回疆，吞并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忧也。李鸿章若以此开悟英使辅车，唇齿当可同仇。近年立功宿将，如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刘铭传、善庆、岑毓英、郭松林、宋庆、喜昌、彭楚汉、郭宝昌、曹克忠、李云麟、陈国瑞等，或现任，或退间，或处废籍，如酌量宣召来京，令其详议筹策，分驻京通、津沽及东三省以备不虞，山有猛虎，自可建威销萌。故急修武备则谋定。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事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榷政，东洋思灭琉球，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料俄人虽五战不能越嘉峪关，虽三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及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尚可一战，若再阅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渐尽，欲战不能。而俄人则已城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纵横窟穴于口内外，通卫藏胁朝鲜。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而待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要之，武备者，改议宜修，不改议亦宜修；伊犁者，改议宜缓，不改议亦宜缓；崇厚者，改议宜诛，不改议亦宜诛。此中外臣工之公言，非臣一人之私言也。辅谋在疆臣，作气在百僚，据理力辩在总理衙门，而决计独断始终坚持则在我皇太后皇上。(48)

十二月初六日（1月17日），上谕，崇厚着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初十日（1月21日），李鸿章复奏，内称：

窃谓交邻之道，务在持平，谋国之方，贵于虑远。臣等通筹全局，岂敢故持高论，使总理衙门独为其难。检阅崇厚所定条约，其不可许者约有四端：曰伊、喀、塔各城定界，曰新疆、内外蒙古通商，曰运货直至汉口，曰行船直至伯都讷。敢就筹画所及，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新疆二万里，北路形胜，全在伊犁，所以控制外藩联络回部。条约所载第七条，将伊犁西边及帖克斯川一带归俄国管属。查伊犁向设八城，以金顶寺为咽喉，以帖克斯川为脉络，以霍尔果斯河为大渠，以海弩克台为沃土。今阅图内所画红界，西面紧逼伊犁，南面自乌宗岛山向东而南而西至华颠葛里山一带，将南通回部之路截断，伊犁形势不全，膏腴尽失，难以自存。又第三条，居民愿迁者，酌予期限，携带财物。第四款，俄人置有产业者，照旧管业。将城为中国之城，而民为俄民，土为俄土，必至官如赘疣，事多掣肘，有交还之虚名，无收复之实际。其他如改定喀城界址及第八条塔尔巴哈台交界处所，其所举山川与满蒙还音之字不甚同，臣等无凭指拨，惟查塔尔巴哈台于同治三年（1864）经明谊与俄臣杂哈劳将界议定，旋于同治九年（1870）经立界大臣李昌建立碑、博各在案，理应永远遵守，毋相侵越，何以此次又改界址？得寸思尺，殊失友邦之谊。喀什噶尔向有安延集浩罕为屏蔽，与俄国本不接壤，今俄人既吞并浩罕，设立省会，自应定界以息争端。但准情酌理，只应就浩罕本境划归俄国，亦未便越我瓯脱，占我藩篱，此界务碍难允许之实在情形也。通商一节，固在彼此交利，尤在彼此相安。如第十条之嘉峪关等处遍设领事，第十一条之俄国在天山南北、内外蒙古贸易，均不纳税。无论华商失业，榷关全亏，有碍中国政治，即论中外交涉，幅员既广，照料难周，市廛杂处，既虞因争竞而启衅端，沙漠荒凉，更恐疏保护而酿巨案，在我固属失利，在彼亦未必无害。此商务碍难允许之实在情形也。俄商运货由嘉峪关取道汉中、西安以达汉口。查所定陆路通商章程第十七条，于俄商有益之事处处力争，于俄商不便之事处处规避，率行议准，南洋之弊窦丛生，西路之隐忧更迫。此运货至汉口碍难允准之实在情形也。咸丰八年（1858年）《瑷珲条约》内一条系乌苏里河、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所属之人，令其一同交易；一条系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河只准中国、俄国行船。详译原约，贸易专指居民行船各在本境，文义明显，何致讲解纷歧？今俄国率欲添写上游字样，崇厚即允其至伯都讷，并与沿江一带居民贸易，殊与定约不符。似此节节阑入，其意何居？此行船至伯都讷碍难允许之实在情形也。臣等悉心酌度，伊犁地方，既经俄国代收代守，自应酌偿经费，如俄囯将伊犁人民土地全境交还，分界通商各事均作罢论，所议兵费恤款银二百八十余万两，拟请俯准，如数偿给，分期归还，以敦和好，以重报施。至伊、喀、塔各城定界，新疆、内外蒙古通商及运货直至汉口，行船直至伯都讷各端，现值御批未准之先，据理剖辩，仅系口舌之争。若于条约一允之后，枝节蔓延，即成肘腋之患，彼时百变环生，大局不可问。唯有仰恳饬下总理衙门王大臣决意坚持，剀切辩论，收目下转圜之效，杜日后启衅之由。不可专顾一时，致误全局。(49)

光绪六年正月十七日（1880年2月26日），庶吉士樊增祥奏，崇厚使俄违训越权，请亟正典刑。二十三日（3月3日），上谕，崇厚着定为斩监候。

3. 曾纪泽改订条约

光绪五年十二月初十日（1880年1月21日），礼亲王世铎等奏，军机处等会议，崇厚与俄所订约章专条窒碍难行，请遣使前往转圜。上谕，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纪泽著派充出使俄国钦差大臣。

光绪六年正月初十日（1880年2月19日），清朝皇帝致俄国国书，内称：

曩者朕特简吏部左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贵国，面谕以如何商议一切事宜。乃崇厚在贵国所议条约章程专条，朕亲加校阅，多有违训越权之处，并经内外大小臣工一再会商妥议，佥谓事多窒碍难行，朕深为惋惜。第念两国和好二百余年，朕恐大皇帝因此或疑中国有谕和好之意，是以再行特简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出使贵国钦差大臣，亲赍国书代达衷曲，以为真心和好之据，并将前议各款窒碍难行原委分别缕陈，即希大皇帝派员与该大臣和衷商办。朕知曾纪泽和平通达，熟悉中外交涉事件，务望推诚相信，俾尽厥职，以永敦睦谊，共享昇平，谅必同深庆幸焉。(50)

二十一日（3月1日），旨寄左宗棠等，俄国不遂所欲，恐伺机起衅，必须有备无患，以折狡谋。著左宗棠将新疆南北两路通盘筹画，务臻周密。诏刘锦棠帮办新疆军务。刘锦棠、金顺在前敌会商左宗棠妥为布置。锡纶现驻塔城，兵力单薄，令其就地选募边人，招徕藩属以壮声威，着与左宗棠会商办理。旨寄李鸿章等，俄国心怀叵测，诡计万端，不可不先事防范。天津屏蔽京师，关系全局。著李鸿章将现有兵力认真整顿，除天津严密设防外，备齐战舰，于烟台、大连湾等处择要扼扎，并兼顾奉天、营口海防。调提督刘铭传、李长乐前赴天津。调刘连捷防绥远，从山东张秋镇拨淮军驻扎张家口。著景丰、祥亨将现有旗兵认真操练，防范内外蒙古一带。旨寄李鸿章、歧元、铭安、丰绅等，东三省为根本重地，吉林、黑龙江两面与俄接壤。奉天沿海已调宋庆一军前往驻扎，该省所有制兵，并著歧元与该提督随时会商操练。金州海口筹防著李鸿章歧元会筹办理。铭安、丰绅著认真训练吉林、黑龙江兵丁，令吴大澂前往吉林帮办。旨寄刘坤一等，南洋地境辽阔，必须严密设防，方能有备无患。著刘坤一、何璟、张树声、吴元炳、谭钟麟、裕宽、勒方琦、谭钧培将福建台湾、厦门等处，江苏吴淞长江等口防务妥筹布置。长江水师着彭玉麟、李成谋认真整顿，加意巡防。旨寄曾国荃，着其派兵驻扎绥远要隘。旨寄涂宗瀛，著其饬令提督宋庆前赴奉天营口等处扼要驻扎。旨寄乌里雅苏台将军吉顺、署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那逊绛克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科布多参赞大臣清安、帮办大臣桂祥、库伦办事大臣奕详、那木济勒，现在俄人狡谋叵测，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地方，皆与俄境毗连，北路边防紧要。现已选派土谢图汗、车臣汗兵各二千驻扎库伦，三音诺颜兵二千驻扎乌里雅苏台，扎萨克图汗兵二千驻扎科布多，各派统带一员分往扼要防守，仍归该将军、大臣节制调遣，并由神机营官兵分往各处。饬令内外蒙古联络声势，屏蔽沿边，均应及时讲求屯垦以足兵食。二月初一日（3月11日），谕曾纪泽，到俄后必须力持定见，妥慎办理以全大局。三月初八日（4月16日），左宗棠奏，遵复中俄交涉事宜并边防布置情形。同日，刘坤一奏，遵议与俄国交涉失败后防守事宜。六月二十四日（7月30日），总理衙门奏，探访俄国情形，意在挑衅。同日，总理衙门奏，俄国将以四条铁甲船、十条兵船封锁辽海。七月初六日（8月11日），谕左宗棠，现在时事孔艰，俄人启衅，着来京陛见以备朝廷顾问。同日，谕鲍超，俄国派兵来华，着募勇成军，于天津、山海关两处适中之地择要驻扎。初七日（8月12日），谕崇厚加恩开释，着曾纪泽妥议条约。初八日（8月13日），谕金顺，奏拟诱致白彦虎一节，不可轻率行事。二十六日（8月31日），谕李鸿章等，闻俄国兵船至大连湾，着严防海口边界。九月十三日（10月16日），帮办新疆军务刘锦棠奏，新疆边防情形。二十五日（10月28日），谕李鸿章，关于俄国议约发曾纪泽电信，着先奏闻。十月十二日（11月14日），谕各督抚，俄国议约请展限，其意叵测，着及时布置严密备防。二十八（11月30日），刘坤一奏，东三省缓急有备，俄无能为。十一月初四日（12月5日），左宗棠奏陈中俄交涉方针及防务情形。

光绪七年二月十七日（1881年3月16日），曾纪泽奏，中俄改订条约盖印画押。《中俄改订条约》共二十条，附一专条。《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中俄改订条约》第一条，俄国将伊犁交还中国。第二条，中国将伊犁扰乱时及平靖后该处居民所为不是，无分民教均免究治，免追财产。第三条，伊犁居民，或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国籍者，均听其便。第四条，俄国人在伊犁地方置有田地者，交收伊犁后仍准照旧管业。第五条，两国特派大臣一面交还伊犁，一面接收伊犁，并遵照约内关系交收各事宜在伊犁会齐办理施行。第六条，中国将俄国代收代守伊犁兵费并所有前此在中国境内被抢受亏俄商及被害俄民家属各案补恤之款共银卢布九百万元归还俄国，自换约之日起按照此约所附专条内载办法次序二年归完。第七条，伊犁两边地方应归俄国管属，以便因入俄籍而弃田之民在彼安置。中国伊犁地方与俄国地方交界，自别珍岛山顺霍尔果斯河至该河入伊犁河汇流处，再过伊犁河往南至岛宗岛山廓里扎特村东边，自此处往南顺同治三年（1864）所订塔城界约所定旧界。第八条，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定斋桑湖迤东之界，查有不妥之处，应由两国特派大臣会同勘改，并将两国哈萨克分别清楚。至分界办法，应自奎峒山过黑伊尔特什河至萨乌岭划一直线，由分界大臣就此直线与旧界之间酌定新界。第九条，以上第七、第八两条所定两国交界地方及从前未立界牌之交界各处，应由两国特派大员安设界牌。俄国所属之费尔干省与中国喀什噶尔西边交界地方，亦由两国特派大员前往查勘，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安设界牌。第十条，俄国照旧约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设立领事官外，亦准在嘉峪关及吐鲁番两城设立领事，其余如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迪化、古城五处，俟商务兴旺，始由两国陆续商议添设。俄国在嘉峪关及吐鲁番所设领事，于附近各处地方关系俄民事件，均有前往办理之责。第十一条，俄国领事官驻中国地方，遇有公事，按事体之关系，案件之紧要及应如何作速办理之处，或与本城地方官，或与地方大宪往来，均用公文，彼此往来会晤，均以友邦官员之礼相待。两国人民在中国贸易等事，致生事端，应由领事与地方官共同查办，如因贸易事务致启争端，听其自行择人从中调处，如不能调处完结，再由两国官员会同查办。第十二条，俄商在蒙古贸易照旧不纳税，其蒙古各处及各盟设官与未设官之处均准贸易，亦照旧不纳税，俄商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迪化及关外之天山南北两路各城贸易暂不纳税，俟将来商务兴旺，由两国议定税则，即将免税之例废弃。第十三条，俄国应设领事官各处及张家口准俄商建造铺房、行栈。第十四条，俄商自俄国贩货由陆路运入中国内地者，可照旧经过张家口、通州前赴天津，或由天津运往别口及中国内地，并准在以上各处销售。俄商在以上各城、各口及内地置买货物运送回国者，亦由此路行走，并准俄商前往嘉峪关贸易，货帮至关而止，应得利益照天津一律办理。第十五条，俄商在中国内地及关外地方陆路通商，应照此约所附章程办理。此约所载通商各条及所附陆路通商章程自换约之日起于十年后可以商议酌改。第十六条，将来俄国陆路通商兴旺，如出入中国货物必须另定税则，较现在税则更为合宜者，应由两国商定，凡进口出口之税均按值百抽五之例定拟。于未定税则以前应将现照上等茶纳税之各种下等茶出口之税先行分别酌减，至各种茶税应由中国总理衙门会同俄国驻京大臣自换约后一年内会商酌定。第十七条，《北京条约》第一条至今讲解各异，应将此条声明：其所载追还牲畜之意，作为凡有牲畜被人偷盗、诱取，一经获犯，应将牲畜追还；如无原物，其价当向该犯追偿，倘该犯无力偿还，地方官不能代赔。两国边界官应各按本国之例将盗取牲畜之犯严行究治，并设法将自行越界及盗取之牲畜追还，其自行越界及被盗之牲畜踪迹可以示知边界近并附近乡长。第十八条，按照《瑷珲条约》所定条约，应准两国人民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河行船，并与沿江一带地方居民贸易，现复申明。至如何办理之处，由两国再行商定。第十九条，两国从前所定条约，未经此约更改之款，应仍旧照遵行。第二十条，此约奉两国御笔批准后，各将条约通行晓谕各处地方遵照。将来换约应在圣彼得堡，自画押之日起以六个月为期。专条：赔付俄国九百万卢布交纳办法。闰七月初十日（9月3日），谕刘锦棠等，着办理中俄伊犁分界事宜。十二月初九日（1882年1月28日），伊犁将军金顺奏，接收伊犁并分界事宜。

光绪八年正月二十七日（1882年3月16日），伊犁将军金顺等奏，预筹西北边界分段查勘。根据条约规定而签订的中俄《伊犁界约》《喀什噶尔界约》《科塔界约》《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续订喀什噶尔界约》等几个边界议定书，沙俄割占了中国斋桑湖东北、霍尔果斯河以西、伊塞克湖东南、阿克赛河源等七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三）新疆建省与刘锦棠首抚新疆

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九日（1878年12月2日），左宗棠奏：“新疆之变起于北路，迪化失守，所属相继沦陷，户口伤亡最多，汉民被祸尤酷，以逆回仇视汉民故也。比大军进剿，连拔坚城，而昌吉、呼图壁、绥来回民又因畏剿逃奔，南路烟户顿减。克复以来，还定安集，招徕开垦，户口渐增，迪化州各属尤成效可观。”“吐鲁番旧隶镇迪道，荒地尚少。”“南八城除英吉沙尔壤地偏小，乌什土性瘠薄，余均较吐鲁番为饶。而喀什噶尔、和阗、叶尔羌、阿克苏，庶而兼富，物产丰盈，又较各城为盛。刘锦棠、张曜悉心经理，现委员开河引渠，清丈地亩，修筑城堡塘站，铸钱征厘，百废肇兴，具有端绪，较之北路尤易为功。是南北开设行省，天时人事均有可乘之机，失今不图，未免可惜，此新疆之应改行省者一也”。“北路得之准部，南路得之回部，皆固俗施治，未能与内地一道同风，久已概为边地。伊犁设将军，又设参赞大臣一员。迪化设都统，塔尔巴哈台、叶尔羌均设办事大臣。伊犁等处设领队大臣五员。塔尔巴哈台、迪化、库尔喀喇乌苏、古城、巴里坤、吐鲁番、乌什、英吉沙尔均设领队大臣。哈密设办事大臣一员，协办大臣一员。叶尔羌设兼管和阗事务协办大臣一员。乌什设帮办大臣一员。喀什噶尔设换防总兵一员。是边地腹地皆一律视之，无甚区别。与经野驭边之义不符，将军、都统与参赞、办事大臣，协办与领队大臣，职分等夷，或皆出自禁闼，或久握兵符，民隐未能周知，吏事素少历练，一旦持节临边，各不相下，稽查督责有所难行。地周二万里，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而望政教旁敷，远民被泽，不亦难哉？北路粮员但管征收，而承催则责之头目。南路征收均由回目阿奇木、伯克等交官，官民隔绝，民之畏官不如其畏所管头目。官之不肖者，狎玩其民，辄以犬羊视之。凡有征索，头目人等辄以官意传取，倚势作威，民之怨官，不如其怨所管头目也。内地征收常制，地丁合而为一，按亩出赋，故无无赋之地，亦无无地之赋。新疆则按丁索赋，富户丁少，赋役或轻，贫户丁多，则赋役反重，事理失平，莫甚于此。货币之制，子母不能相权。争讼之事，曲直不能径达，官与民语言不通，文字不晓，全恃通事居间传达，颠倒混淆，时所不免，此非官与民亲。渐通其情实，去其壅蔽，广置义塾，先教以汉文，俾其略识字义。征收所用券票，其户民数目，汉文居中，旁行兼注回字，令户民易晓，遇有舛误，即予随时更正。责成各厅州县，而道府察之，则纲目具而事易举。头目人等之权杀，官司之令行，民之情伪易知，政事之修废见。长治久安之效实基于此。新疆之应改行省者二也”。(51)

光绪六年四月二十九日（1880年6月6日），左宗棠奏：“窃维新疆南路各城，频年办理善后事宜均有端绪，所有详细情形，业经会衔陈奏。臣与杨昌濬再四咨度，分设郡县于时务相宜，如蒙旨谕允，会同筹商办理，从此边地腹地，纲举目张，城郭庐帐，群萃州处，彼此各仍其旧。治外则军府立，而安攘有借，疆圉奠焉；治内则吏事修，而政教相承，民行兴焉。上无鄙夷其民之心，下有比户可封之俗，长治久安之效实基于此。臣两次钦奉谕旨，恭录咨行新疆在事诸臣，意见相合。窃计改设郡县，经出经入费用，较之从前部拨常年实数，不但无增，且可渐减。诚及此时筹议兴办开设行省，于国计边防，不无裨补。按新疆形势所在，北路则乌鲁木齐，南路则阿克苏，以其能控制全疆，地居天山南北之脊，居高临下，左右伸缩，足以有为也。谨拟乌鲁木齐为新疆总督治所，阿克苏为新疆巡抚治所，彼此声势联络，互相表里，足称其形势。”左宗棠还大略规划了新疆各府厅州县的建置。“至各城应安设台站驿递，增设提、镇、副将、参、游、都、守、千、把、外额大小武职，及额兵俸廉饷乾本折，均应俟新设督抚会同议拟具奏，而藩、臬大员均随督抚驻扎。庶总汇之司得所秉承，无事不举，凡此皆应新疆督抚奏明，次第兴办者，非臣所得预议也”(52)。十一月初四日（12月5日），诏命刘锦棠署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张曜署帮办新疆军务，杨昌濬护理陕甘总督。

光绪七年八月二十四日（1881年10月16日），诏实授刘锦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张曜帮办军务。

光绪九年六月初九日（1883年7月12日），刘锦棠、谭钟麟奏：

兹各部院议覆折内，于议设者，如置巡抚、布政使及镇迪道加按察使衔管理刑名，改迪化州为县，设迪化府各节暂从缓议。而议裁、议改、议移者，如裁各城都统、参赞、办事、领队各大臣，应俟八城建置事宜办有成效，奉旨准设巡抚，再行会奏请旨。又裁去回官阿奇木、伯克等，另行酌设头目，则以均有职掌责任，历经体察妥议章程核办。改设额兵，将乌鲁木齐提督移驻喀什噶尔，亦令俟议请旨。回童现入义塾读书，有能诵习一经熟悉华语者，咨部给予生监顶戴，议拟向无成案。拟请俟回童粗通文艺时，酌设学额，凭文进取。如以该回童等但须读书识字，不必责其文理，应令酌给奖励，请旨遵行。至请南路改设道、厅、州、县各官，均经先行议准，令将应办事宜会商妥协，次第奏明办理各等因。详绎部院诸臣议覆各条，其于应准应缓之事体，无不斟酌至当，上慰宸衷。诚以损益之举，动关久远之规，纵使疑无可疑，犹当慎之又慎。然创制早开乎其先，则变通宜善乎其后。从前滇、黔之改流官，近始台湾、奉天、吉林之添设郡县，皆时会之所趋，圣化翔洽，几若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回童如能熟读儒书，谙悉华语，日久渐摩，帖然就范，既已革除旧习，自当被以政教。故应裁应革应移者，刻下即须筹拟。一则一气相承，因势利导，可收及时整饬之功。一则经费宜定，合计从长，可免异日虚糜之弊。部臣深知其然，而未即请旨饬办者，以应俟准设之官具有规模，然后分别举行。盖臣钟麟所拟立行省当从州县办起之意，自准部覆，即经往返函商，熟筹办法，议定即由臣锦棠就近先行委员往署，详察东西两道应分界限，并各直隶州与其辖县应分之村境。各处城垣多未完固，尚有应行改建增修之城。各官衙署能否各就善后办公局屋改作或应别筹营造。坛庙、食厫、监狱，亦应择要修建。驿传塘站，视其冲僻安设文员杂职，置辅分司。现除教职缓议外，其各厅、州、县之照磨吏目典史，应与印官同城佐理。此外各属，辖境辽阔，应添州判、县丞、巡检分防，各按所属繁简酌添，以便控制。凡此要图，务先正其名而后能责其事，否则委员以空名行实政，既无职守，亦无考成，难期与斯民相维系。诚有如臣钟麟所云者，臣锦棠拟遵部议，就差遣各员内分委道员、同知、直隶州知州、通判、知县各官前往署理，暂刊木质关防钤记，给令启用，俾昭信守。惟是设官之后，文移、征收、讼词，宜照官署之式。南路向无汉民，镇迪所属，自经兵燹，书吏更少于前，无可调派。前经分饬各府、州，于所属书吏中拣公事谙练者各派数名，优给川资，令其移眷西来，备日后之分拨。回官三四品阿奇木、伊什罕、伯克，阶职较崇，前虑其权重扰累，曾请裁去衔额，实欲杜渐防微。相沿已久，未可骤加屈抑，拟请仍留顶戴，略如各省、州、县之待所辖绅士，假以礼貌，使有别于齐民。昔之众伯克等，分理粮役、讼狱诸务，将来拟分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书，与汉书胥杂处，互授汉、回文言，以期相观而善，既可收把持之权，又可借为公家所用，似属两有裨益。俟印官履任后，徐为图之，如能行之有济，届时另行奏报。每年应支廉俸公费银两，已经部议照镇迪道所属数目支领，所有应书办及各项人役名数，月支工食银两面斤数目，亦应请照镇迪所属定章支发，以归一律。两道综司务属政务，须有通晓各项文字之人以备翻译，应请各添清字、回文书办数名，各属传讯讼案。勘画经略，必先通其语言，乃能从而剖断，应请各添回书通事数名。以上月支工食银两面斤数目，均请照镇迪道所属书吏章程开支。道员以下各官印信，应恳饬部按照拟就各项缺衔铸造颁行。查吐鲁番同知之印文系兼用清、汉、回字，此项印信，似应一体兼铸回文，并恳饬下妥议定铸。南疆此次设官，事属创始，当就练习边情之员，先将应办壹是赶紧兴办，方足以资治理。先准先设各官，吁恳天恩准照吉林新设各缺成案，统归因地择人，由外拣补一次，则相从边塞者知所奋勉，吏治可期起色。(53)

光绪十年十月初一日（1884年11月18日），诏以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仍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宜。调魏光焘为甘肃新疆布政使。

在边疆危机中，西北边陲新疆最为复杂。阿古柏入侵南疆并建立伪政权，张格尔及大小和卓后裔妄图卷土重来，俄国趁机占据伊犁并分兵欲占其他要冲，英、俄利用阿古柏向南疆扩张势力并彼此争夺，等等。面对新疆如此复杂而险恶的局势，清廷决计派大军收复新疆。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际。时陕甘回乱尚未平定，而进军新疆，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而筹运又难于筹粮。新疆两万余里，幅员辽阔，路途遥远，从关内运粮，需打通运道，开辟路径，遇沙漠地带，需备大量驼只运输，水草缺乏，实属艰难，运价超出粮价十倍。且运输过程中常被抢劫，需多设台站，沿途派兵保护。因此之故，西征准备工作达两年之久。由于准备充分，战略得当，部署周密，故西征大军仅用一年十个月，就平定了新疆。然而，俄国始而拒不交还伊犁，继而不断节外生枝，无端要索。清廷先后派崇厚、曾纪泽出使俄国。崇厚不识新疆形势，只知奉命索还伊犁，其他非其所计。俄国至阴至贪至横，崇厚至谬至愚至懦。对于俄国任情需索，崇厚毫无争执，一一允许，定约画押。电报至京，朝野骇然，就连外国官方报纸，无不惊异。在国人皆曰崇厚可诛的情况下，清廷将崇厚议罪，改派曾纪泽赴俄改约。曾纪泽在谈判中虽有“六难”，但他意志坚强，据理力争，“厉色争辩”，“词意激切”。改订条约与崇约相比，其挽回之端，已十之七八，惟赔款增加四百万卢布。新疆之设行省，不仅巩固了边防，稳定了社会秩序，有利于新疆的进一步开发，而且大大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

三、“马嘉理案”与《中英烟台条约》签订

同治十三年六月（1874年7月），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以英国从印度派来官员，由缅甸入云南，并派翻译马嘉理前往迎接，商请总理衙门发给盖印护照，且咨沿途各省及云南督抚一体知照。云南督抚派官护送马嘉理出滇境。十二月（1875年1月），英国声明马嘉理已安全抵达缅甸新街。马嘉理迎接英国从印度派来之副将率领的武装队伍折回滇境。但其并未知照云南地方官员。

光绪元年正月十七日（1875年2月22日），马嘉理行至云南腾越厅属之蛮允地方，为土人持械拦截，索取过山礼。马嘉理当即开枪打死一人。土人将马嘉理及其随从四人一并打死，一人逃脱报信。这就是史称的“马嘉理案”（亦称“滇案”）。十八日（2月23日），柏郎所率武装队伍也被当地团勇狙击退回缅甸。二月十四日（3月21日），总署奏，英员马嘉理被戕一案，英使词意叵测，请加意边防、海防。上谕，刘岳昭、岑毓英，据总理衙门奏称，英国翻译官马嘉理由缅至滇，抵永昌府属盏达副宣抚司地，被兵丁戕杀。该国集议咨商办理等因。著岑毓英迅将此案确查究办，刘岳昭迅即回任会办，派员带兵就近驻扎，或腾越有兵驻扎，即可移用。该督抚相机密筹，务臻妥善。五月十七日（6月8日），滇督岑毓英奏，内称：

马嘉理由滇赴缅，沿途地方官优待护送，安抵缅甸。其由缅旋滇，未据先行知会委员接护，致在交界失事，洵非意料所及。臣于本年二月据永昌知府朱百梅、署腾越同知吴启亮禀报，风闻洋人在野人山被抢，而未得其详。当经据情函达总理衙门。嗣接总督文函，始知马嘉理被戕，立即奏委现署提督总兵杨玉科、迤西道陈席珍等驰往查办，盖恐彼族如日本于台湾也。闻台湾之事，误由该道员以生番推诿。今滇省并不推诿，而彼族先已派兵前来，是其情形不类于台湾，凶恶更甚于日本矣。况彼族既不以诈力取滇于大乱之时，岂肯用兵于全滇底定之后，盖见缅甸复修职贡，恐合谋而复故土，失已得之利，故屯兵于缅甸交界，既可胁制缅王勿附中国，更可恫喝滇省，得遂通商。兵法所谓伐交者此也。是彼族之兵不尽由此案而起。现据署腾越同知吴启亮禀称，探闻洋兵已由漾贡即蓝贡来至缅甸别谬关口，有缅兵在彼堵御等情。其缅兵能否截阻，洋兵行抵何处？尚未续据探禀。而要言之，滇省地广而荒，腾越距省名曰一千六百二十五里，而行走必需二十四站，自腾越至缅甸新街，又需行走十余站。由省至腾越，虽有小驿站，然山路崎岖不能用马，文报往返，动需一月，是以诸多迟滞。月初据迤西道陈席珍禀称，三月二十日自大理起程前往腾越，署提督杨玉科于四月初四日接篆后，亦即带兵前进，臣已叠次函催，该员等驰赴腾越，一面查办马嘉理之案，一面布置边防。至威妥玛所指腾越李副将，臣详加查访，该处并无副将李姓，仅有前署腾越镇左营都司副将衔候补参将李珍国籍隶腾越。咸丰六年厅城失守，该员因父兄殉难，誓不从贼，齐团固守一隅，与贼血战十余年。嗣随官军攻克永昌、腾越、龙陵各城，尤为出力，保准今职。所带腾越团勇于同治年十二月五日克复腾越后一概遣散。该员深明大体，前遇马嘉理于途，尚知优加款待，必不致妄生事端。(54)

七月二十八日（8月28日），总督奏，英使在津向李鸿章提出“滇案”六条，借端要挟。

光绪二年三月二十六日（1876年4月20日），川督李瀚章等奏，查明英员马嘉理在滇被戕情形，内称：

马嘉理由腾越赴缅境新街后，与柏郎会合，初拟由拱硐南坎入滇之永昌府一路行走。迨至拱硐，被驮货野人损坏行李，复折回新野，改由蛮谟前进，于光绪元年正月十三日行抵南平河，有路人告知护送英员之缅官，谓户宋河有匪徒拦路，柏郎惑之。马嘉理以途皆已经，径自进发，十五日住宿蛮允缅佛寺。次日意欲往迎柏郎，行到户宋河即遇久惯路劫之山匪而通凹、腊都等纠约硐伙附以逃地匪约百余人向索过山礼，马嘉理开枪毙其伙匪一名，匪众一齐上前，将马嘉理及其宾从四人一并杀害，劫去随行马匹、什物及缅佛寺内行李，看守之汉人一名当时逃去。此马嘉理在户宋河被戕之情形也。柏郎自马嘉理由南平河分身后，越日亦前进，行至雪列地方，因行囊、食物未到，仍回南平，留从人石雨田在雪列，与马嘉理先行带往留后在彼听信之通事李含兴等候前途消息。柏郎于十七日在班西山下被众三面合围，阻其去路，经护送印度、缅甸各兵开枪击毙数人，并于后路树林放火，始各溃散。其在场目击者即劫杀马嘉理之腊都。因南平驮载甚多，复纠伙往劫。据供其中有就地山匪、有内地逃出汉奸及业已正法逆李帼论之子李发羽党，不期而遇者共约近二千人等语。此柏郎在南平河被阻之情形也。当马嘉理之既两行也，腾民闻地方官示谕，洋员往来照约护送，本无他意，惟腾境自逆倡乱十有余年，赖阖境有国初时旧立都团名为十八练，杀贼克城，已革副将衔参将李珍国实为团首，即英驻京使臣威妥玛照会所称李协台即李四者也。因频年剿散余匪潜伏关外，时图报复，腾民恐其谍知英员，带兵来滇，乘机混入。李珍国正在干崖坝尾奉札解散波三、海马二股匪徒事宜，函促回腾齐团保境。检查绅众原函，只嘱李珍国会团守卫，初非计阻洋兵。奈李珍国并不回腾，竟自居间发难，布置截阻，挥霍犒金，欲为摊索资费地步，赍函绅众，极力铺张，绅等力难禁遏，遂各自集团防守境内。据总兵李胜密访及蒋宗汉、吴启亮等，同供该练地实无团勇出境，李珍国原信已据绅众呈缴，严讯蒋宗汉、吴启亮，佥供李珍国密谋事前实不知情，事出之后始闻人言之。此查出李珍国计阻洋人入境之情形也。(55)

官军先后捕获劫犯五十余名，起获马嘉理马匹、什物共五十六件，已点交英国参赞格维纳等收回，取有单据(56)。五月二十七日（6月18日），总署奏称，对中国办理“马嘉理案”，英使威妥玛均不同意。在威妥玛接到英国参赞格维纳详信，得悉滇讯梗概。遂谓马嘉理被杀及柏郎被阻，其根由在朝廷大吏，均以攘外为心，所以李珍国是奉宪谕，岑毓英是奉旨。今惟有问之中国国家如何去攘外之心，如何保其将来？且据其呈递照会，以滇省问案直同儿戏。威妥玛议办“滇案”，意在岑毓英主使，今见查办折内未议及岑毓英，以为岑毓英所为是必甚合国家之意。就此发议设难，以岑毓英为主使为启衅根由。甚且谓岑毓英以及各官各犯必须提京审讯，李瀚章、薛焕查办不实，亦应一并处分。复以危言耸听，谓中国如不照办，是国家愿自任其咎，自取大祸。清廷严办“滇案”，原冀杜其案外所请，而威妥玛正欲借“滇案”大肆要索。即使无“滇案”，亦将别开案端，制造借口。闰五月初一日（6月22日），直督李鸿章奏，英使威妥玛过津，不允续议“马嘉理案”，业已南下。二十三日（7月14日），总理衙门奏，滇案尚无把握，请饬南北洋大臣体察沿海沿江情形，密筹防务。上谕，威妥玛以要求不遂，出京赴沪，梅辉立、赫德先后驰往与之商议，能否转圜正不可料。据沈葆桢探闻，英使有调印度兵船之信，其借兵恫喝，亦在意中，亟宜预为防范，以杜诡谋。著李鸿章、沈葆桢将现在海防江防实力整顿，庶几有备无患。六月初八日（7月28日），总税务司赫德在上海致函李鸿章，大略谓：（1）总税务司闰五月二十四日（7月15日）早晨到上海，下半日见过威大臣。（2）威大臣仍是从前一样意思，业经全行报明本国，候本国主意。格参赞已于闰五月二十五日（7月16日）起身往本国去了。（3）威大臣大约过一个礼拜要往烟台。（4）如中国派大员往商，威大臣必见他。但所奉上谕仅如从前妥商马嘉理一案字样，尚觉不彀，该大员须奉有全权便宜行事之谕旨。此大员必有新样主意，商办事件要大方，不要让一步又站进一步。若不照此办理，虽派大员往商亦枉费工夫。（5）听威大臣口气，所议部院大臣往英使公馆宣述谕旨一节，若仅派一正一副太少，必要多派，英国方觉体面。（6）听威大臣口气，英国实在看此事甚为要紧，恐不肯从权轻易了结。遣派使臣至英国一节，总税务司已经累次向总理衙门陈说，平日各国皆派钦差驻扎他国，为照应本国交涉事体，遇有办法之处，可将本国办法意思说明。现在云南重案虽派使臣，可望有益，但该使臣必自知所说之话俱系确切可靠，才能有济。若该使臣所说之话日后威大臣呈出凭据，英国查明该使话内有不符之处，转致有损无益。（7）总税务司再三筹划，拟求李中堂奏明请旨，即派李中堂一人，或派李中堂同别位大臣到烟台，与威大臣会商。谕旨内要叙明办理此事可以有权柄作主，无论若何办法可以作为定准。如此或能办结。总税务司虽不敢保其必定，但十分盼望李中堂愿照此办理。别位大臣往烟台，不如李中堂亲自一行。若奉旨允准，应请于六月十二三日（8月1、2日）到烟台，不宜过迟误事。（8）总税务司所议通商章程，于闰五月十四日（7月15日）呈递总理衙门。有四样办法内第二办法，威大臣尚请妥协。至添开口岸，除宜昌、温州、北海三口外，总税务司意见求添芜湖一口。从前本准芜湖开口，现又不准，大有妨碍，外人皆谓李中堂是安徽人，不肯添开。（9）西国情形，现为土耳其事日有变动，英国朝廷愿趁此机会叫别国看明白，该国力量既能在西洋作主，又可在东方用兵，随意办事。（10）现因威大臣拟六月初四五日至烟台，所以总税务司暂驻上海等候。惟此事关系重大，总税务司再四求李中堂六月十二三日（8月1、2日）早到烟台。若此次不在烟台议妥，不但英国以后必添要多款，难保各国不一律要求。同日，上谕：“李鸿章奏，接据总税务司赫德来信，钞录呈览，请旨办理一折，已降旨，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威妥玛会商一切事务。该督熟练洋情，必能操纵合宜，相机开导，以期早就范围。即著懔遵谕旨，驰赴烟台与该使会晤，就总理衙门前议，参以赫德此次来信，斟酌情形，妥为筹定，奏明办理，以免另生枝节。此外，如有非理要求，仍当力拒，不可稍涉迁就。”(57)七月二十六日（9月4日），直督李鸿章与英使威妥玛在烟台议结“滇案”，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内容如下：

第一端　昭雪“滇案”

1. 威大臣另有拟作为“滇案”奏稿大概底本，先与李大臣商定，或由总理衙门，或由李大臣具奏均可。惟于出奏之前须将折稿交威大臣阅看，会商妥当。

2. 奏明奉旨发钞后，由总理衙门将折稿、谕旨恭录知照，由总理衙门通行各省，将此次折件、谕旨详细列入告示，一并照会威大臣查照，威大臣即照复声明。限两年为期，由英国驻京大臣随时派员分往各省察看张贴告示情形。将来或由英国驻京大臣行文，或札行各口领事官转为照会，即由地方大吏派委员会同前往各处察看。

3. 所有滇省边界与缅甸地方来往通商一节，应如何明定章程，于“滇案”议结折内一并饬下云南督抚，俟英国所派官员赴滇后，即选派妥干大员会同妥为商订。

4. 自英历来年正月初一日即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七日（1877年1月1日）起，定以五年为限，由英国选派在于滇省大理府或他处相宜地方，拨给一区驻寓，察看通商情形，俾商定章程得有把握，并于关于英国官民一切事宜，由此项官员与该省官员随时商办。或五年之内，或俟期满之时，由英国斟酌订期开办通商。至去年所议由印度派员赴滇会曾经发给护照，应仍由印度节度大臣随时定夺，派员妥办。

5. 所有在滇被害人员家属应给恤款以及缘“滇案”用过经费，并因各处官员于光绪二年以前办理未协有应偿还英商之款，威大臣现定为担代共关平银二十万两，由威大臣随时兑取。

6. 俟此案议结时，奉有中国朝廷惋惜“滇案”玺书，应即由钦派出使大臣克期起程前往英国，所有钦派大臣衔名及随带人员均应先行知照威大臣，以便咨报本国。其所赍国书底稿亦由总理衙门先送威大臣阅看。

第二端　优待往来各节，此端即指驻京大臣等及各口领事官等与中国官员往来之礼，以及两国审办案件各官交涉事宜

7. 案查光绪元年九月十一日（1875年10月9日）总理衙门奏折有云，预储熟悉洋务人才，原不仅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起见，而出使往来各节，均寓其中等因。现因两国官员往来会晤以及文移往返一切事例，京外尚有未协之处，自宜明定章程，免启争端。兹议应由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京大臣，请其共同商订礼节各款，总期中国贵看待驻居中国各口等处外国官员之意，与泰西各与国交际情形无异，且与各国看待在外之中国官员相同。缘中国现有派员出使之举，此项章程亟应定明，方昭妥协。

8. 咸丰八年（1874）所定英国条约第十六款所载，英国人民有犯事者，皆由英国惩办。中国人欺凌扰害英民，皆由中国地方官员自行惩办。两国交涉事件，彼此均须会同公平审断，以昭允当等语。查原约内英文所载，系英国人民有犯事者，由英国领事官或他项奉派干员惩办等字样，汉文以英国两字包括前经英国议有详细章程，并添派按察司等员在上海设立承审公堂，以便遵照和约条款办理。目下英国适将前定章程酌量修正以归尽善，中国亦在上海设有会审衙门办理中外交涉案件，惟所派委员审断案件，或因事权不一，或因怕招嫌怨，往往未能认真审追。兹议由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京大臣，请将通商口岸应如何会同总署议定承审章程，妥为商办，以昭公允。

9. 凡遇内地各省地方或通商口岸有关系英人命盗案件，议由英国大臣派员前往该处观审，此事应事先声叙明白，庶免日后彼此另有异辞。威大臣将前情备文照会，请由总理衙门照覆，以便将来照办缘由，声明备案。至中国各口审断交涉案件，两国法律既有不同，只能视为被告者为何国之人，即赴何国官员处控告，原告为何国之人，其本国官员只可赴承审官员处观审。倘观审之员以为办理未妥，可以逐细辩论，庶保各无向隅，各按本国法律审断。

第三端　通商事务

10. 所有现在通商各口岸，按前定各条约不应抽收洋货厘金之界，兹由威大臣议请本国，准以各口租界作为免收洋货厘金之处，俾免漫无限制。随由中国议准在于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四处添开通商口岸，作为领事官驻扎之所。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至沿江安徽之大通、安庆，江西之湖口，湖广之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处，均系内地处所，并非通商口岸。按长江统共章程，应不准洋商私自起下货物。今议通融办法，轮船准暂停泊，上下客商货物，皆用民船起卸，仍照内地定章办理。除洋货半税单照章查验免厘，其有报单之土货，只准上船，不准卸卖外，其余应完税厘由地方官自行一律妥办，外国商民不准在该处居住，开设行栈。

11. 新旧各口岸除已定有各国租界应无庸议，其租界未定各处应由英国领事官会商各国领事官与地方官商议，将洋人居住处所划定界址。

12. 洋药一宗，威大臣议请本国准为另定办法，与他项洋货有别，令英商于贩运洋药入口时由新关派人稽查，集存栈房或趸船，俟售卖时洋商照则完税，并令买客一并在新关输纳厘税，以免偷漏。其应抽厘税若干，由各省察勘情形酌办。

13. 洋货运入内地，请领半税单照，各国条约内原已订明，自当遵办，嗣后各关发给单照，应由总理衙门核定划一款式，不分华洋商人，均可请领，并无参差。洋商将土货由内地运往各口岸上船，条约内亦有定章。英商完纳子口半税，请领单照即可运往海口。若非英商自置土货，该货若非实在运往海关出口，不得援照办理。所有应定章程，免致滋生弊端之处。威大臣即愿会同总理衙门设法商办。至通商善后章程第七款载明，洋货运入内地及内地置买土货等语，系指沿海沿江沿河及陆路各处不通商口岸，皆属内地，应由中国自行设法防弊。

14. 咸丰八年所定条约第四十五款内载，英商若将已经完纳税项洋货复运外国，禀明海关监督发给存票，他日均可持作已纳税饷之据等语。原约并未定有年限，今订明三年为期，限满不得将此项存票作完纳税项之据。

15. 香港洋面粤海关向设巡船稽查收税事宜，屡由香港官宪声称此项巡船有扰累华民商船情事，现在议定即由英国选派领事官一员，由中国选派平等官一员，由香港选派英官一员，会同查明核议定章遵办，总期于中国课税有益，于香港地方事宜无损。

16. 以上议准添开通商各口岸及沿江六处准起卸货物一节，由李大臣奏，奉旨准于半年期限开办，各口租界免洋货厘金及洋药在新关并纳厘税两节，俟英国会商各国再行定期开办。

另议事件

现因英国酌议约在明年派员由中国京师启行前往，遍历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为探访路程之意，所有应发护照并知会各处地方大吏暨驻藏大臣公文，届时当由总理衙门察酌情形妥为办给。倘若所派之员不由此路行走，另由印度与西藏交界地方派员前往，俟中国接准英国大臣知会后即行文驻藏大臣查度情形。派员妥为照料，并由总理衙门交给护照，以免阻碍(58)。七月三十日（9月17日），直督李鸿章奏，英使请宽宥李珍国等罪名。八月初八日（9月25日），清朝皇帝致英国后帝惋惜马嘉理国书。

英国侵略缅甸、法国侵略越南后，妄图分别从缅甸、越南开辟一条经云南直达中国内地的捷径。英国为了先于法国进入云南，曾多次派出探路队窥伺滇西地区。同治十三年，英国又派出由英国副将柏郎率领的约二百人的武装探路队从缅甸出发，到中国云南探测路线，英国驻华使馆派翻译官马嘉理前往迎接。马嘉理由北京经云南赴缅甸时，由于英使经由总理衙门知照沿途各省地方官，将马嘉理安全护送至缅甸界内。由于此次探路行动诡秘，不可告人，因而马嘉理在引导柏郎武装探路队进入云南时，并未知会云南地方官员。当马嘉理先于柏郎武装队伍抵达蛮允地方时，山匪索过山礼不遂，马嘉理开枪毙一人。山匪遂将马嘉理等杀死，抢走其所有财物。柏郎也在另一处遇阻，退回云南。清廷也责令岑毓英、李瀚章等地方大吏先后查办，捕获肇事山匪。英使威妥玛指认李珍国为主使，地方官将李珍国等治罪。但威妥玛并不想就此结案，不断节外生枝，硬指滇督岑毓英为主使，且坚欲将岑毓英及清廷已定罪官民提京审讯。虽经总理衙门反复辩驳，仍执前议。实际上，他明知清廷不会答应，想以此为根由，无端要索，并以武力与断交相威胁，对清廷进行讹诈。威妥玛赴上海，经由赫德致函李鸿章，以威妥玛的口气提出广泛的侵略要求，并进行恫吓与引诱，指名要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英国签订条约。李鸿章马上奏请清廷。清廷即派李鸿章为钦差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李鸿章几乎一字不差地接受了威妥玛所开列的条款，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除“抚恤”“赔款”“道歉”外，英国取得了一系列侵略权益。暴露了英国妄图控制长江流域并向云南、西藏、青海、甘肃、广东等地区广泛扩张的野心。

四、中日朝鲜问题交涉

（一）朝鲜问题由来及其发端

日本明治维新后，制定大陆政策，以中国作为侵略的主要目标。为此，则有南进计划与北进计划。南进计划是侵占台湾，然后以台湾为基地，占领中国东南地区；北进计划是侵占朝鲜，然后以朝鲜为跳板，占领满洲即中国东北地区。南进计划与北进计划实现后，进一步采取大规模侵华行动，占领全中国，进而控制亚洲，称霸世界。

日本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在国内大造舆论。吉田松阴在其所著《幽囚录》中说：“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发内诸侯乘间夺加摸察加澳都加，谕琉球朝贡，会同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圉，则可谓善保国矣。”在其所著《狱是帖》中又说：“培养国力，兼弱取昧，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佐田信渊在其所著《混同政策》中说：“凡侵略他邦之法，必自弱而易取始。当今世界万国中，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无过于中国之满洲者。何则？满洲之地，与我日本之山阴、北陆、奥羽、松前等处，隔一衣带水，遥遥相对，距离不过八百里，其势之易于扰乱可知也。故我帝国何时方能征讨满洲，取得其地，虽未可知，然其地之终必为我有，则无可疑也。夫岂得满洲已哉？支那全国之衰微亦由斯而始，既取得鞑靼以后，则朝鲜满洲皆次第可图矣。”(59)

时朝鲜国王李熙年幼，其生父大院君李昰应摄政。李昰应素仇视外人，取闭关自守政策，屡杀外国传教士，并拒绝美国之开港要求。

同治七年（1868），日本派对马藩主赴朝鲜，告以改制维新，并致修好之意，国书中有“大日本皇帝”及“敕奏”等字样。李昰应以除大清皇帝外，日本何以妄称皇帝？拒绝接受其国书。同治九年（1870），日本复遣使往朝鲜诘其故，李昰应再次拒绝之。于是，日本国内“征韩论”之思潮泛滥。其理由是：（1）日本国小民贫，不向海外发展，即无以图强。（2）西洋各国到处侵略，如日本不先下手，恐落人后。（3）可为废藩后不得志人士谋出路。会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从欧美留学归国执政，这些人是日本向外侵略扩张政策的积极推动者。(60)

光绪元年八月（1875年9月），江华岛事件发生，成为日本侵略朝鲜的口实。时日本军舰“云扬”号驶入汉江口江华岛附近测量海口，朝鲜炮台守军以日舰无故侵入领海，开炮轰击。日舰击毁炮台，攻陷永宗城，朝鲜军民死伤甚众。事件发生后，日本派黑田清隆为全权大臣，井上馨为副大臣，率舰船六艘赴朝，强迫其订立不平等条件。朝鲜以“本国为中国藩属，不敢擅专”拒之。于是日朝交涉转而为中日交涉。十二月（1876年1月），日本派森有礼为使臣，赴北京谈判。二十一日（1月17日），总署奏，日本使臣来称，欲与朝鲜修好。同日，总署复日本国使臣节略，内云“昨准贵大臣交到节略一件，内称贵国船至高丽江华，将需淡水，被岸上炮击，现在贵国遣员前往，意在和好等因。查此事，前准贵国署大臣郑函报，以测水致有此事，各新闻纸亦缕及之。今复准贵大臣节略详述各情。朝鲜自有国以来，斤斤自守，我中国任其自理，不令华人到彼交涉，亦信其志在守分，故无勉强。即以理揆之，朝鲜必非独与贵国有所芥蒂。今因前事，贵国欲遣使前往，为两国得保亲好，具见意在息兵。即此次贵大臣推念中国和好之情，详述用意，无非信守我两国修好条规，敦睦不谕。中国之于朝鲜，固不强预其政事，不能不切望其安全。日前贵大臣晤称，办事固要按照条约，但须看日本与高丽和好是有道理，无道理。如今高丽不愿和好，使是他无道理，等因。朝鲜如无故称兵他国境内，自不得谓为有理。朝鲜如与他国往来，而独不愿与贵国往来，当不得谓为有理。贵大臣既云办事按照条约，唯希贵大臣转致贵国政府，不独兵不必用，即遣使往问一节，亦须自行筹画万全，务期两相情愿，各安疆土，终守修好条规中两国所属邦土不相侵越之言，是则本大臣所切盼者也。”(61)二十二日（1月18日）总署复日使照会，声明朝鲜为我属国。二十三日（1月19日），日使复总署照会，认为朝鲜虽中国属邦，徒系空名。

光绪二年三月二十九日（1876年4月23日），朝鲜国王咨文礼部，报遣使日本修好。四月初六日（4月29日），总署奏称，日本已与朝鲜换约。《江华条约》共十二条：

第一款　朝鲜为自主之帮，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须彼此以同等之礼仪相待，以期双方之永远安宁。

第二款　日本政府在十五个月后，得随时派使臣至朝鲜京城，亲接礼曹判书，商议交际事务。

第三款　嗣后两国往复公文，日本用其国文，十年间附以汉文，朝鲜则用真文。

第四款　朝鲜釜山之草梁项设有日本公馆，年来为两国通商之地，从今日起改革从前惯例，以此次新订条款为标准，办理贸易事务。朝鲜开放口岸，准日本人民往来通商，租借地皮，修盖房屋，并租朝鲜人民之房屋。

第五款　在京畿、忠清、全罗、庆尚、咸镜五道沿海择定便利通商之港口两处，开埠日期自日本明治九年二月，朝鲜历丙子年正月起算，经过二十个月。

第六款　嗣后日本船只在朝鲜沿海或遇大风，或缺乏薪粮，不能达指定港口时，得在任何港湾停泊避风，购买需要之物，并修理船具。地方官民应体察其困难，诚意救援。又两国船只在大洋中损毁，船员漂泊至任何地方，该地人民应即刻救助。

第七款　朝鲜国之沿海岛屿岩礁，从前并未经检查，极为危险，应准日本航海业者自由测量，编制图志。

第八款　日本政府得随时设管理商民之官员于朝鲜指定之口岸。两国发生交涉事件时，即由该官员与该地方长官会商办理。

第九款　两国既经通好，彼此人民得任意贸易，两国官吏不得干涉，倘有欺罔借债不偿情事，应严重取缔，追还债款，但两国政府无代偿之理。

第十款　日本国人民在各口岸侨寓犯罪，而与朝鲜人民有关系时，应归日本官员审断。若朝鲜人民犯罪而与日本人民有关时，须归朝鲜官吏查办。双方务为公平允当之裁判。

第十一款　在六个月内由两国另派委员商订通商章程，以便遵守。

第十二款　此约制成两份，互相交换，以昭凭信。遵行不变，以固两国之和亲。(62)

（二）壬午事变

《江华条约》签订后，亲日之新党逐渐得势。光绪七年，新党中坚分子十余人自日本留学归国，其党气益盛。大院君李昰应已主政十年，其思想守旧，拒绝与外人交往，尤与日本积怨很深。他贪恋权位，无归政之意，举国为之不平。国王既年长，王妃闵氏以累世勋旧，其父兄欲辅国王，收回大权。国王身边重臣举李昰应恶迹，交章弹劾，遂致其失政家居。怎奈闵妃父兄皆死于火，国人皆认李昰应所为。国王隐忍，以王妃从兄辅政，新党依附之，于是，形成新旧两党对垒之格局。时李昰应次子李载欲谋弑君篡位，瘐死狱中，因此两党积怨益深。

光绪八年六月初九日（1882年7月23日），闵妃家族管财政之闵谦镐因欠军饷数月，且粮米不满斛，旧党乘机煽动，遂酿成兵变。闵谦镐下令捕主谋五人以置之法。变兵拥至大院君府邸，将事诉于李昰应。李昰应表示同情，并以言激之，事态随之扩大。变兵进入宫阙，并袭击闵氏家族官邸，杀闵谦镐及国相宰臣等多人，闵妃负伤而逃。大院君李昰应复出执政，自称国太公，排除闵氏家族。变兵又焚日本公使馆，日本公使花房义质率馆员逃至仁川，搭乘英国军舰回国。六月三十日（8月13日），上谕，李鸿章、张树声，朝鲜乱党滋事，着派员前往相机办理。七月初十日（8月23日），署直督张树声奏，朝鲜援师起程并查探情形驰报。内称：奉旨“即经钦遵咨行筹办，适丁汝昌于七月初一日（8月14日）酉刻由朝鲜驶回天津，面禀一切。查乱党之起，借兵粮失时减斛为端，而鼓动主持者，则该国所称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也。该国王以李昰应之子入承国统。昰应秉政多年，悖戾贪饕不恤国事。近年该国王深忧国势艰危，秉承天朝缔交各国，简用忠良，共图时政。其王妃闵氏亦能力赞大计。李昰应意趣不同，既以失权为憾，谬附屏绝外交之议。阴结党类乘间枭张，故王妃闵氏首罹其殃，该国王任用诸臣几无能免者，而日本人之被害者亦十有三名。今国王幽居宫禁，与外朝声息不通。李昰应方遍引私人为内外官，以树党羽。丁汝昌与马建忠于六月二十七日（8月10日）带领兵船三艘行抵朝鲜仁川口，日本兵船一艘亦于是日到口，日船海军官将与丁汝昌等以礼往来。二十八九日（8月11、12日），日本续到兵商船三艘，计三日到过四船，共载水陆兵一千数百名，尚未离船登岸。此目前朝鲜乱党及日本兵船到后实在情形也。臣奏明咨调南洋两兵船，因须修理，复经改派。据江海关道电报，登瀛洲、威靖两船日内陆续可抵烟台，令丁汝昌于本月初二日仍乘威远兵船驶赴朝鲜，并亟属吴长庆将所部六营分起东行，以取迅速”(63)。七月二十三日（9月5日），署直督张树声奏，获致朝鲜乱首，解送来津。二十八日（9月10日），署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官军捕治乱党及该国派员抵津妥商善后。八月二十四日（10月5日），署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朝鲜与日本续订约款。《济物浦条约》“办理条约”六款：

第一　自今期二十日朝鲜国捕获凶徒严究渠魁，从重严办事。日本国派员眼同究治，若期内未能捕获，应由日本办理。

第二　日本官胥遭害者，由朝鲜国优礼瘗葬以厚其终事。

第三　朝鲜国拨支五万元给予日本官胥遭害者遗族并负伤者，以加体恤事。

第四　因凶徒暴举日本国所受损害及护卫公使水陆兵费共五十万元，由朝鲜国填补事。当年支五万元，待五个年清完。

第五　日本公使馆置员若干备警事。设置修缮兵营朝鲜国任之。若朝鲜国兵民守律，一年之后日本公使视为不要警备，不妨撤兵。

第六　朝鲜国特派大官修国书以谢日本国事。

“续订约款”二款：

第一　元山、釜山、仁川各港间行里程，今后扩为四方各五十里（朝鲜法里），期二年后更为各百里事。自今期一年后以杨花镇为开市场事。

第二　任听日本国公使、领事及其随员眷从游历朝鲜内地各处事。指定游历地方由礼曹给照，地方官勘照护送。(64)

（三）甲申之变

《济物浦条约》签订后，朝鲜派朴永孝等人赴日谢罪，日本百般教唆，屡谓朝鲜应自主图强，脱离中国羁绊。朴永孝等为之所动。其在日期间，观察日本社会之进步，认为朝鲜要富强，必当以日本为榜样，回国后奏请国王。国王李熙愚，不知日本野心之大，灭朝鲜潜谋之深，亦为所动，于是聘请日本牛场卓造、井上角五郎二人为顾问。朴永孝遂纠集曾留学日本之金玉均、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等组织新党，号称“开化党”，从事排华活动，而实际上由日本在幕后操纵。日本政府又退还《济物浦条约》未付之赔款四十万元，充朝鲜政府内政改革之经费，且撤减驻军，此皆为讨好朝鲜。朝鲜人不识个中原因，为其所迷惑。幸闵妃方依中国掌权柄，新党未逞其志。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起，清廷无暇顾及朝鲜事，且将驻朝鲜之吴长庆军撤回三营，仅留三营。时日本为朝鲜新党训练军队，屡谋袭中国军营，因防守严密未果，另寻时机发难。

时洪英植总理邮局，正值邮局落成，日本公使与新党策划了一个大阴谋。洪英植致书中国驻朝鲜商务季员陈树棠及各国驻朝鲜公使，订于十月十七日（1884年12月4日）戌刻，与朝鲜诸大臣会宴于邮局，以示庆祝。是日下午，屯于汉城泥岘之日军，以车装载枪弹数箱，拉大炮数门，至日本使馆。届时陈树棠及各国公使多应邀赴宴，而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称病未至。宴饮伊始，金玉均等时起耳语，进进出出。戌正，火起外垣，朝鲜禁卫大将闵泳翊出外救火，及至门口，被士官生徒徐载昌等以刀剑乱砍，重创倒地，为德人穆麟德救护宅中。亥正，新党与日军入宫中，挟持国王，乱遂作。中国驻军入宫保护，与日军发生军事冲突。二十三日（12月10日），直督李鸿章致总署，日本在朝鲜寻衅，请派兵船赴援。二十四日（12月11日），李鸿章致总署，朝鲜乱党劫王杀妃，中日已接仗。二十七日（12月14日），李鸿章致总署，论朝鲜致乱原因。十一月初二日（12月18日），旨寄吴大澂，着赴朝鲜查办乱民。十二月初四日（1885年1月19日），北洋会办大臣吴大澂奏，确查朝鲜乱党详情。

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三日（1885年2月17日），礼部奏，朝鲜国王咨送朝鲜乱起原委事实册，请转呈御览。事实册内容如下：

逆党金玉均、朴永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等，曾经游历日本，藐视本国，轻慢人伦，轻浮喜事，侈滥逾分。当职为其薄有才辩，略通外国之情，宠之以显官，待之以亲信。闵参判涿翊当面斥其短，深为逆党所恶。本月十七日（3月3日）夜，邮政局总办洪英植设宴并请各国使臣，惟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以病不来。玉均等往往离席密语，形迹诡秘。至八点钟，见墙外火起，闵泳翊为救火先出，才出门外，有盗五人挥刃迎击，泳翊被刺还入，仆于堂上，座中皆惊散相失。金玉均、朴永孝、徐光范走入阙中，直入寝殿，喘急走曰：清兵作乱，火光满城，屠戮城中，剑森列，今将犯宫，请急移御避之。并请召日使入卫。当职不允，玉均等或哭或啼，百端恐动，竟迫胁移宫，仓皇失仪。忽有炮声起于局，出身厅（朝鲜厅名）逆党急呼曰：外兵大至，不可缓也。盖逆党预伏士官生徒于局出身厅。自当职至鸣炮，其暗号也。至永肃门，逆党复请召日本公使，当职不许，玉均、光范等探出怀中洋纸及铅笔，书“日使来卫”四字，并无印信为据，即传当职之命，飞送日本公使馆。未至景祐宫，连遣人催促日使，当职不知也。四更到景祐宫，见日兵布满门廊，问诸守宫人，已于二更日兵排门突入把守各门云。当职至正堂阶前，日本传语官浅山显藏迎谒，呼号数声，公使竹添进一郎来见奉慰。当职与母妃、世子处东偏房子，日本公使与逆党等处厅事。曾往日本学习之士官生徒十三人忽作一伙人入宫侍卫。少顷，洪英植来，与玉均等相持，假作悲愁之状。自是派日兵围绕宫门四面，凶党及生徒居中制命，禁止出入，水泄不通。十八日（3月4日）晓，左营使李祖渊、后营尹泰骏、前营韩圭稷见风色不佳，密谋通知于驻防营，凶党疑之，嗾生徒引去堂后，次第遇害。海防总管闵泳穆、辅国闵台镐、赵宁夏以当职命召之，亦被屠杀。内使柳在贤见杀于前堂。当职屡呼勿杀，而竟不从命，血溅壁上，声闻房内。此六臣一党，皆当职之所尝贵宠而亲信者也。惨遭横祸，怜而莫救，积尸于门边小房。于是当职左右惟凶党十数人而已。威福下移，挟制惟意，至当职起居不得自由，饮食多致失时。十八日（3月4日）巳刻，移住于李辅国载元宅，把门更严，不容一人入侍，凡出入宫门者，皆凶党之徒隶，须带日本将官标纸，然后方无阻碍。百官军民罗立门外，望之而不得入，有近门者，辄被日兵挥剑驱逐，涕泣而退。当日午刻，凶党自相除官，洪英植为右议政，金玉均为户曹参判，朴泳孝兼带前后营使，徐光范兼带左右营使，协办交涉通商事务，仍行署理督办，徐载弼为前营正领官。兵柄、财权并归凶党，攘臂摇头，言无忌惮，至有废立之议。酉刻，复拥还宫，御观物轩，日人与凶党依旧居内，派兵围守，益加严密，使我君臣隔绝不通信息者数日矣。讹言日起，满城汹汹，不知当职安危何如，百僚庶民皆谓今日之事，救君为急，遂请保护于中国驻防营吴统领、袁司马、张总兵。十九日（3月5日）巳刻，吴统领、袁司马各遣部下入宫，致书日使，问其不撤卫兵之故，候至三时，并无回音。当日申刻，中国兵分入宫门，朝鲜左右营兵亦从焉。日本兵在普通门楼上自门隙先放枪炮，中国兵死者九人，朝鲜兵死者五人。中国兵、朝鲜兵以当职在内，不敢雄斗，日本兵在楼上门隙尽力俯攻，是以中国、朝鲜兵多死。酉刻，日兵及诸凶党拥当职避兵于后苑演庆堂，与母妃、世子相失。入夜天黑，日人各抱后苑松树隐身放枪，我兵不能进。当职转避至玉流泉后北墙门，武艺卫士及别抄军始得入卫，开门扈从，凶党阻挡不得，皆随日兵而去，惟洪英植、朴永教（泳孝之兄，时以都承旨扈从）及生徒七人从驾至北阙庙。亥刻，吴统领兆有闻当职在北庙，领队往迎，洪英植等挽衣谏阻勿往。众情如焚，争扶当职坐轿，英植犹盛气叱之。我国兵丁牵出英植、泳教斫为肉泥，又杀生徒七人，无不称快。袁司马亦遣兵相迎。子刻，到宣仁门外驻吴统领营房，沿路百姓蹈舞欢声如雷，至有拆已房灯火以明道路者。二十日（3月6日）午刻，移住下都监袁司马营房，时城中军民仇视日人，不欲俱生。当职下令禁止滋事，从前乡外游历而未还者，饬地方官保护，又派兵至各国使馆，尽力保护。闾巷小民蓄愤已久，遇日人辄相斗殴，互有杀伤。当职只严饬禁制。日本兵商二十余人匿于各公馆，即命派兵保护，送至仁川。二十日（3月6日），竹添公使率兵出城，沿路放枪，人民死者十三人。际此火起公馆，百姓皆云日本人自焚，壬午之变日本亦尝自烧天然亭。我民则知公馆多藏火药，故不敢向迩，况大胆放火乎？凶党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生徒十余人皆已断发洋服，由领事馆藏身木柜中，登日本商船“千岁丸”，港口之人脍炙相传。由交涉通商署照会日本公使，使之照章拿交。日使答以不知，仍将逆党送至其国(65)。三月初三日（4月17日），全权大臣李鸿章致总署函，与伊藤订朝鲜撤兵条约。《中日朝鲜撤兵条约》共三款：

1. 议定中国撤驻朝鲜军队之后，日本国撤走在朝鲜护卫使馆之兵弁，自画押盖印之日起以四个月为期，限内各行尽数撤回，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中国兵由马山浦撤去，日本国兵由仁川撤去。

2. 两国均允朝鲜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王选雇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后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

3. 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66)。

日本侵略朝鲜蓄谋已久。《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获得了通商租地、领事裁判权与在朝鲜沿海自行航行等侵略权益，从此全面向朝鲜渗透。不惟如此，日本还与中国争夺宗主权。条约中明订朝鲜为自主国，实际上间接否认了中国在朝鲜之宗主权。当时日本比中国外交经验丰富且极为狡诈，其不言朝鲜为独立国而曰自主国，系巧取中国一再表示不干涉朝鲜内政之辞，以使中国丧失藩属于不知不觉之中。壬午事变与甲申之变肇事之由，皆因日本蛊惑、煽动、操纵而起。壬午事变发生后，日本自焚使馆并以此为借口，大举进兵朝鲜。清廷担心日本乘机控制朝鲜，遂果断、迅速出兵朝鲜，平定了内乱。日本无隙可乘，便强迫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67)。日本所提割地、开矿、陆路通商等侵略要求虽未列入，但规定日本驻兵警卫使馆，使日本军事势力深入朝鲜，且日后中日两国军队冲突不可避免。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廷暂时无睱顾及朝鲜问题，并抽调驻朝鲜军队。日本以为有机可乘，遂精心策划朝鲜亲日派发动“甲申政变”，并致中日军队发生冲突。朝鲜国王在清军的帮助下镇压了这次政变，但发动政变的大多数重要成员在日本掩护下逃往日本。日本政府还要挟清政府签订《中日朝鲜撤兵条约》(68)，从此获得了与中国在朝鲜的对等权利，朝鲜被置于中日两国共同保护之下，这就为日后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继日本之后，英国、俄国、美国、德国等国家也强迫朝鲜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但远不如日本对朝鲜和中国危害之大。

第三节
中法战争

一、法国在越南建立基地及其侵华野心

早在17世纪，法国传教士就进入越南，除传教外，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18世纪，法国在与英国争夺印度殖民地的战争中失败，遂加紧侵略越南，并把越南作为侵略中国的基地。

乾隆四十一年（1776），越南发生西山农民起义，推翻了黎氏王朝。黎氏的外甥阮福映逃出越南，向暹罗借兵平乱，没有成功。法国天主教大主教百多禄便怂恿阮福映向法国求援，欲借机实现侵略越南的野心。阮福映派百多禄为其代表，赴法国求援。乾隆五十二年（1787），百多禄到达法国，建议法国路易十六在越南占领一块殖民地，一方面与英国竞争，另一方面作为侵略中国的基地，开辟通向中国的道路。十月（十一月），百多禄代表阮与法国签订《凡尔赛条约》，规定法国派兵援助阮福映，越南割让土伦港（今岘港）和昆仑岛给法国。但由于两年后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法王路易十六政权被推翻，此条约并未批准和执行。于是百多禄自行采购军火，组织军队。嘉庆七年（1802），在百多禄的帮助下，阮福映攻破西山，统一越南，自称越南嘉隆王，并受中国册封为安南国王。当时越南全国分为三十省，首都在顺化。广南、广义两省为右圻，广治、广平两省为左圻，河静以北十六省为北圻，平定以南十省为南圻。法国要求越南履行《凡尔赛条约》，遭到拒绝，但法国仍保有在越南通商与传教的权利。嘉庆二十五年（1820），阮福映死，新王阮文惠继位，实行闭关主义政策，不与法国通商，拒绝其派遣领事，下令驱逐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并屡杀传教士与教徒，修筑炮台，抵抗法军进攻。路易·波拿巴上台后，法国积极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咸丰六年（1856），法国在与英国组成联军侵华的同时，法国远东舰队借口越南处死传教士，侵入越南。次年，再次向越南提出履行《凡尔赛条约》的要求，遭拒绝后，攻占土伦港。咸丰八年（1858），法国与西班牙组成联军，进一步扩大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将侵华主力调往越南，全力进攻南圻。同治元年（1862），越南求和，与法国、西班牙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规定：越南把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及昆仑岛割让给法国；开放土伦、巴喇、广安等为商埠；法国和西班牙传教士得在越南自由传教；法国商船与军舰可在湄公河及其支流自由航行。它标志着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开端。同治四年（1865），法国探险队在船长特拉格莱和海军上尉安邺率领下，对湄公河进行探测，结果发现其上游中国境内澜沧江不宜通航。又听说从北圻经红河可直达中国境内，于是，法国准备进攻并占领北圻，欲通过红河打通到达中国西南的道路。同治十二年（1873），安邺率领一百五十名法军，到达河内附近，并在法国传教士的帮助下，纠集红河三角洲一带匪帮，组织一万五千人的队伍。他们接连攻陷了河内、海阳、宁平、南定等四省，形势很危急。越南政府邀请刘永福的黑旗军援越抗法。黑旗军原是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天地会吴亚忠部，因使用七星黑旗，故名。广西天地会起义失败后，由于清军压迫，转移到越南，驻扎于中越边界的保胜（今老街）山林中，耕战相结合，队伍逐渐发展到三千多人。十二月二十一日（1874年2月7日），法军与黑旗军在河内城外发生激战，安邺死于阵前。黑旗军打死打伤敌军数百名，并乘胜包围了河内城。越南政府怕法军增兵报复，向法军求和。先是签订撤军协定，为了抚慰黑旗军，越南国王任命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令其退守宣光、山西、兴化三省。接着，于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1874年3月15日），与法国签订《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69)。规定：法国“保护”越南，越南外交受法人监督；越南承认法国在边和、嘉定、美获、永隆、昭笃、河仙等地，享有充分主权；越南开放河内、宁海等处为通商口岸，允许法国船只在红河航行；法国在越南享有领事裁判权。法国茹费理上台后，疯狂向外侵略扩张。光绪八年二月（1882年3月），法国交趾支那海军舰队司令、上校李威利率法军四百名，攻陷红河下游一带，并沿红河向上游进犯。李威利悬赏一万元捉拿刘永福，并悬赏十万元进攻保胜。越南军队挡不住法军进攻，再次邀请刘永福黑旗军援助。刘永福黑旗军会同越南黄佐炎的军队，向法军反攻，收复一些失地，把法军压缩到河内城，使其长期困守。光绪九年四月（1883年5月），法国向越南大量增兵。十三日（5月19日），双方决战于河内城西纸桥，法军惨败，这就是有名的“纸桥大捷”。此役黑旗军与越南军民击毙包括李威利在内的三十多名军官，二百多名士兵。越南政府任命刘永福为三宣正提督。李威利毙命后，法国海军部命令波滑继任法军统帅，并派遣海军中将孤拔率领一支四千人的舰队，增援在越法军。五月（6月），法军分两路进攻：一路由波滑率领，进攻黑旗军；一路由孤拔率领，进攻越南首都顺化。由波滑率领的法军遭到黑旗军和越南军民的英勇抗击，损失惨重。而孤拔率领的法军却攻占了越南首都顺化，强迫越南政府签订第一次《顺化条约》。该条约共二十七款，主要内容有：（1）越南承认法国的保护权，越南外交由法国掌管，包括大清国在内任何国家不得干预；（2）越南各地方官员须服从法国各公使官，倘有不服从者，则该使官得专咨请换调；（3）西方诸国之人与越南人相讼，或越南人与东方各国之人相讼，均由公使官审理；（4）各省公使协与越南布政省官看视其征收出入之诸税；（5）各省商政交与法国参办官专收税例；（6）割平顺省，与南圻六省一并归法国所有；（7）法国驻越南京城公使可随时“觐见”越南国王；（8）法国人，或服从法国之人可在北圻全境与中圻各通商口岸自由通商(70)。《顺化条约》签订后，越南全境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第二次《西贡条约》签订后，越南形势非常危急。越南国王在邀请刘永福黑旗军协助抗法的同时，不顾法国的阻挠，两次遣使来华，向清政府告急，请求出兵支援越南抗击法国。此后，在外交上，中法就越南问题展开交涉。先是由驻法公使曾纪泽向法国外交部交涉越南问题。后来，法国驻华公使宝海、驻日公使脱利古先后与李鸿章谈判。第一次《顺化条约》签订后，越南变为法国殖民地，法国完全控制了越南政府，认为没有必要与清廷谈判了，命令脱利古中止谈判，回日本任所。于是，法国开始驱逐中国在越南的驻军，中法战争爆发。

二、中法战争经过

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883年12月11日），法国侵略军司令孤拔分兵两队，从河内出发，水陆并进，向驻扎在山西的中国军队进攻。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当法军向山西进发时，驻守山西的滇军统帅唐炯认为清廷正在与法国议和，擅自撤走驻守山西的滇军。黑旗军势单力孤，虽英勇抗击，但众寡悬殊，五天后被迫撤出山西。光绪十年正月（1884年2月），法国援军抵达河内，准备更大的军事行动。十六日（2月12日），法军进行了调整，米乐代替孤拔为侵越军司令（孤拔调任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准备进攻中国本土）。米乐重新进行布置，分侵越法军为两个旅团，配合北圻江防舰队作战。二月十五日（3月12日），法军大举进攻北宁，徐延旭统帅的桂军闻风而逃，辎重、饷银留给了法军。二十二日（3月19日）法军攻陷太原。三月十七日（4月12日），兴化也失守。这样，越南领土全部为法军所占领。

山西、北宁相继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大为震惊，将唐炯、徐延旭革职拿问，交部议处。诏云贵总督岑毓英负责越南军事，命张凯嵩为云南巡抚，潘鼎新为广西巡抚。法国向清廷诱和。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委托天津海关税务司、李鸿章的亲信德国人德璀琳带给李鸿章一封信，建议中法议和。在德璀琳的斡旋下，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福禄诺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71)五款：第一款，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约明无论遇何机会，并或他人侵犯情事，均应保全护助；第二款，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在凭据，不虞有侵占滋扰之事，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并于法越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均概置不问；第三款，法国既感中国和商之意，并敬李大臣力顾大局之诚，情愿不向中国索赔偿费。中国亦宜许以毗连越南北圻之边界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并约明日后遣其使臣议定详细商约税则，务须格外和衷，期于法国商务极为有益；第四款，法国约明现与越南议改条约之内，决不插入伤碍中国体面字样，并将以前与越南所立各条约关涉东京者，尽行销废；第五款，此约既经彼此签押，两国即派全权大臣，限三个月后悉照以上所定各节会议详细条款。(72)

《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法国无理要求清廷短期内从越南撤军。清廷以三个月的撤军期限未到，加以拒绝。法国决定以武力逼迫清军退出越南。先是，法军到屯梅、公松一带骚扰。接着，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一、初二日（1884年6月23、24日），法军接连进攻中国谅山驻军，均被击退，伤亡很大。这就是“谅山事变”。事后，法国反诬中国破坏了《中法简明条约》，在拒绝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赴天津与清廷讨论《中法简明条约》详细条款的同时，又命令孤拔率领远东舰队从南中国海北上，采取军事行动。清廷邀请巴德诺谈判解决谅山事变，并请赫德出面调停。二十日（7月12日），法国驻华代理公使谢福禄向清廷提出：中国立即从北圻撤军，赔偿法国兵费二亿五千万法郎，否则法国将直接“自取押款”（占领中国海口作为抵押）。并限令清廷七日内答复。紧接着，法国远东舰队也驶进了闽江口。清廷准备再次妥协，命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赴上海与巴德诺谈判。经反复交涉，曾国荃最终答应贴付法国五十五万两白银（约合三百五十万法郎）。巴德诺认为这个数目与法国索赔距离太大，谈判破裂。之后，战争在越南与中国本土同时进行。中法战争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光绪十年六月十三日（1884年8月3日），接巴德诺命令，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海军少将利士比率一支分舰队向台湾基隆进发，准备攻占基隆作为赔款的抵押，同时以基隆煤矿供应法国远东舰队。十五日（8月5日），法舰进攻基隆炮台，守军顽强抵抗。法军依恃优势火力，炸毁基隆炮台，派海军陆战队登陆。基隆守军全力反攻，把法军逐回海上。法军见台湾已有充分准备，遂移军福州。法国远东舰队军舰全部进泊马尾军港，包围福建水师。当时清廷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命令福建水师不准主动进攻法军。七月二日（8月22日），孤拔接到法国政府进攻福州的命令。三日（8月23日），法国驻福州副领事白藻太将法军作战决定通知各国驻福州领事，接着又通知闽浙总督何璟，何璟急忙告知会办海疆大臣张佩纶与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然而，何如璋却对广大官兵封锁消息；并认为军舰尚未作好准备，天真地派福州船政局工程长魏瀚向法军回递战书，请求改日开战。遭孤拔拒绝后，才慌忙发给各舰军火、弹药，准备应战。当日下午，法国远东舰队向福建水师袭击。福建水师舰只尚未起锚，即被法军第一排炮弹击沉两艘、重伤四艘。在极端不利的形势下，福建水师广大官兵奋起抵抗，英勇还击。但是，由于事先毫无准备，失去有利战机，仅三十分钟，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军舰十一艘、商船十九艘均被击沉击毁，官兵死伤达七百多人。四日（8月24日），法舰沿江上驶，击毁马尾造船厂。六日（8月26日），清廷得知马尾海战失败的消息，才被迫对法国宣战。马尾海战结束后，孤拔命海军陆战队登陆，进攻福州，遭到中国军民顽强抵抗，其占领福州的企图未能得逞。十日（8月30日），法国舰队退出闽江口。此后，孤拔率主力舰队再次进犯台湾。八月十三日（10月1日），法军攻占了基隆。刘铭传率军退守淡水，认真布防，接连击退法军的进攻，并阻止了法军从基隆向台北的进攻。孤拔宣布自九月初五日（10月23日）开始封锁台湾，以迫使台湾军民投降。在危机时刻，大陆军民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法舰封锁支援台湾，或抗击法军，或接济物资。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在缺乏轮船运输、无海军舰只护送的条件下，派兵乘渔船援台。记名提督聂士成自山海关率淮勇奔赴台湾。之后，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也抽调五艘军舰增援，但在浙江海面遭孤拔舰队拦截，两舰被击沉，三舰被迫返回。孤拔在封锁台湾的同时，率四艘军舰进犯浙江镇海。浙江提督欧阳利见严密布防，率兵苦战。光绪十一年正月中旬（1885年3月初），镇海炮台守军与港内三艘军舰配合，发炮轰击，击沉法舰一艘，并击伤孤拔座舰。孤拔受伤，于二十八日（3月14日）率舰队退往澎湖，不久即死在那里。

在越南战场上，法国不断向中越边界增兵。中国军队分为东、西两线，各自独立作战。光绪十年九月下旬（1884年11月中旬），西线的滇军与刘永福的黑旗军包围了战略要地宣光城。由于宣光城法军一连被困几个月，粮食弹药告罄，城外中国军队围攻甚急，城内法军向司令部求援。刘永福遵命于左育地方预埋两层地雷，佯败诱敌。光绪十一年正月十六日（1885年3月2日），地雷轰发，法军死伤士兵四百多名，军官二十五名。黑旗军又用火箭攻击，法援军残余逃回河内，宣光城指日可下。然而，此时东线潘鼎新的桂军全线瓦解，从越南谅山一直退到广西龙州，镇南关陷入敌手，龙州危在旦夕，潘鼎新被革职拿问。在这紧要关头，两广总督张之洞推荐帮办广西军务七十岁老将冯子材就任前敌主帅。冯子材整顿潘鼎新遗军，团结各军将士，守住广西大门。由于镇南关被法军炸毁，冯子材扼守关内十余里处的关前隘。此地两旁高山峻岭，中间只有一路可通，形势险要，易守难攻。冯子材在隘口修筑了一条长达三里多横跨东、西两岭的长墙，墙外挖掘深沟，又在东、西两岭山顶抢修炮台。之后，他进行了周密部署：自率所部扼守中路；命王孝祺军驻在山后半里的地方，与中路成掎角之势；命苏元春军驻在隘后五里的幕府，蒋宗汉等军驻在隘后三十五里的凭祥，以互相呼应；命王德榜军驻在关东三十里的油隘，准备抄袭敌人后路，并防止敌人从旁路入关；命魏纲驻在关西一百里的艾瓦，防止法军偷袭芄封，保护镇南关后路。部署甫定，接法国人密报，法军拟偷袭芄封，谋绕过镇南关，夺取龙州，并从北面包围冯子材军。冯子材即命魏纲移军芄封，并派一部预伏敌人归路。二十七日（3月13日），法军犯芄封，遭守军痛击，归途又遇伏兵，损失惨重，狼狈而逃。又得情报，法军拟于二月初八、初九两日（3月24、25日）进攻镇南关。冯子材先发制人，袭击文渊城，打乱法军部署，提高将士的战斗情绪。法军前敌主帅尼格里气急败坏，于初七日（3月23日）提前进攻镇南关，双方展开激烈的拉锯战。驻在油隘的王德榜按预定计划进攻文渊，切断了法军的补给线，法军大败。次日，尼格里命法军分三路继续猛攻关前隘，在大炮的掩护下，有的已扑向长墙。在危急关头，冯子材手执长矛，身先士卒冲入敌阵，其两子紧随身后。将士们排山倒海般涌向敌群，展开肉搏，把敌人压下山谷。东、西两岭炮台向敌人轰击，援军也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法军全面崩溃。九日（3月25日），冯子材下令总攻，与法军展开决战。各路将士与越南义勇奋勇冲杀，法军死伤极为惨重，尼格里也受了伤，于是丢下一千多具尸体，率残兵败将夺路而逃。镇南关大捷后，冯子材率领大军在越南军民的配合下，接连攻克了文渊、谅山、谷松、屯梅、威坡、长庆、船头等地，又向郎甲进军，准备光复北宁。在西线，滇军与黑旗军在越南军民的支持下，也取得了临洮大捷，接连攻克了越南几十个州县，中路唐景崧军也光复了越南山西太原。

镇南关大捷扭转了整个中法战争的局面。法军在镇南关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引起了法国统治者巨大的震动和惊慌。法国人民涌向街头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茹费理的口号，迫使茹费理内阁倒台。法国在政治上、军事上陷于一片混乱，形势对中国十分有利。然而，清政府在胜利的局面下，屈辱地结束了战争。

三、清廷不败而败

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后，李鸿章不断散布妥协论调(73)。慈禧太后、奕等人也害怕战争拖延下去会激起“兵变”或“民变”，希望寻机与法国议和。自光绪十年九月（1884年10月）以后，李鸿章在慈禧太后支持下不断与法国接触。对李鸿章的求和要求，法国开始予以拒绝。但到十一月下旬（1885年1月初），法国却改变了态度。因为此时法国焦头烂额：大举侵略马达加斯加，泥足深陷；为争夺埃及，与英国火并；侵入越南与中国的法军不断受挫，胜负未卜。茹费理内阁为摆脱困境，开始表示愿与中国谈判，借机获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美、英、德、俄等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争相出面“调停”，实则压迫清廷对法妥协。在华处于优势地位的英国担心法国侵华会影响其既得利益，于是采取强硬态度，公开反对法国扩大战事。法国接受英国居间“调停”。英国便借法军攻占谅山之机，向清廷施加压力，并授意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出面活动。本来赫德对德璀琳插手中法谈判十分不满，此时乘机向总理衙建议授权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英人金登干赴法谈判。镇南关失守后，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三日（1885年2月27日），清廷正式授权金登干与法国外交部秘密谈判。镇南关大捷前夕，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镇南关大捷后，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处于有利地位。此时赫德唯恐清廷改变态度，一面以战争拖延会激起“民变”与列强干涉恐吓清廷，一面电促金登干见机签约，造成既成事实。清廷亦担心军民反对和大臣不满。而李鸿章却认为“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74)，力主求和。慈禧太后采纳了其意见，于二月十九日（4月4日）授权金登干与法国代表毕乐签订了《中法善后专条》(75)。共有四款：（1）中国奉旨允准津约，即将北圻各防营调回边界，彼此停战。由两国速电各处军营将官照行，以免歧误。法国不得扰中国边界；（2）中国之兵调回边界之文一到，法国即开台湾及北海封口，并派大臣前来会同中国所派之大臣商订修好通商详细条约，并订法兵由台湾回国日期；（3）两国大臣会商之时，两国言明彼此将调兵以及运军火前往台湾等事停止不办；（4）详细条约商妥由两国批准后，法国即将搜查海面兵船全数撤回本国。二十二日（4月7日），清廷命令前线各军于三月一日（4月15日）停战，十一日（25日）撤兵。此项命令发出后，举国哗然。广大军民非常悲愤，以各种形式表示反对。左宗棠、张之洞等一些封疆大吏也上奏表示异议。然而，清廷却不顾广大军民与大臣的反对，授权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于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正式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76)

条约共十款：（1）越南诸省与中国边界毗连者，其境内法国约明自行弭乱安抚，其扰害百姓之匪党及无业流氓，悉由法国妥为设法，或应解散，或当驱逐出境，并禁其复聚为乱。惟无论遇有何事，法兵永不得过北圻与中国边界，法国并约明必不自侵此界，且保他人必不犯之。其中国与北圻交界各省境内，凡遇匪党逃匿，即由中国设法，或应解散，或当驱逐出境。倘有匪党在中国境内会合，意图往扰法国所保护之民者，亦由中国设法解散。法国既担保边界无事，中国约明亦不派兵前赴北圻，至于中国与越南如何互交逃犯之事，中法两国应另行议定专条。凡中国侨居人民及散勇等在越南安分守业者，无论农夫、工匠、商贾，若无可责备之处，其身家产业均得安稳，与法国所保护之人无异；（2）中国既订明于法国所办弭乱安抚各事无所掣肘，凡有法国与越南自立之条约章程，或已定者，或续立者，现时并日后均听办理。至中越往来，言明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亦不致有违此次之约；（3）自此次订约画押之后起，限六个月期内，应由中法两国各派官员亲赴中国与北圻交界处所，会同勘定界限，倘或于界限难于辨认之处，即于其地设立标记，以明界限之所在。若因立标处所，或因北圻现在之界稍有改正，以期两国公同有益，如彼此意见不合，应各请示于本国；（4）边界勘定之后，凡有法国人民及法国所保护人民与别国居住北圻人等欲行过界入中国者，须俟法国官员请中国边界官员发给护照执持前往。倘由北圻入中国者系中国人民，只由中国边界官员自发凭单可也。至中国人民欲从陆路由中国入北圻者，应由中国官请法国官发给护照以便执持前往；（5）中国与北圻陆路交界允准法国商人及法国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其贸易应限定若干处及在何处，俟日后体察两国贸易多寡及往来道路定夺，须照中国内地现有章程酌核办理。总之，通商处所在中国边界者应指定两处，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均可在此居住，应得利益应遵章程，均与通商口岸无异。中国在此设关收税，法国亦得在此设立领事官，其领事官应得权利与法国在通商各口之领事官无异。中国亦得与法国商酌，在北圻各大城镇拣派领事官驻扎；（6）北圻与中国之云南、广西、广东各省陆路通商章程，应于此约画押后三个月内，两国派员会议另定条款，附在本约之后。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惟由陆路运过北圻及广东边界者，不得照此减轻税则纳税，其减轻税则亦与现在通商各口无涉。其贩运枪炮、军械、军粮、军火等，应各照两国界内所行之章程办理。至洋药进口、出口一事，应于通商章程内定一专条。其中越海路通商亦应议定专条，此条未定之先，仍照现章办理；（7）中法现立此约，其意系为邻邦益敦和睦，推广互市。现欲善体此意，由法国在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彼此言明日后若中国酌拟建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勷助，惟彼此言明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8）此次所订之条约内所载之通商各款以及将订各项章程，应俟换约后十年之期满方可续修。若期将满六个月以前，议约之两国彼此不预先将拟欲修约之意声明，则通商各条约章程仍应遵照行之，以十年为期，以后仿此；（9）此约一经彼此画押，法军立即奉命退出基隆，并除去在海面搜查等事。画押后一个月内法兵必当从台湾、澎湖全行退尽；（10）中法两国前立条约章程，除由现议更张外，其余仍应一体遵守。至此次条约，现由两国批准后即在中国京都互换。(77)

中法战争是中国人民正义的反对侵略且取得胜利的战争，然而被清廷所葬送，造成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可悲局面。法国通过《中法新约》，达到了发动战争的目的。不仅占领了整个越南，而且打开了中国西南门户，并通过在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向内地扩张势力。

第四节
中日甲午战争

一、中日甲午战前之形势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列强渐次过渡到帝国主义，把目光集中到尚未被分割的少数地区。在远东，中国与朝鲜成为其争夺的焦点。在这场争夺中，日本成为急先锋。

“甲申”之变后，随着日本在朝鲜的势力迅速膨胀，其对朝鲜与中国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光绪十一年五月（1885年6月），日本政府根据伊藤博文等人的建议，除加紧向朝鲜扩张势力外，提出了一个以十年为期的扩军计划，以为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准备。光绪十三年（1887），以日本彦谋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制订了《征讨清国策》，计划以五年为期，作为发动战争的准备。战争发动后，以主力进攻北京，以部分兵力占领长江流域的战略要地，阻止江南清军北上，配合对北京的进攻。如果日本战胜，则将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舟山群岛、台湾、澎湖列岛和长江两岸十里左右之地，划归日本版图；同时将中国其余地方，分割为东北、华北、江南、青藏、内外蒙古、甘肃、准噶尔等若干小国，分别附属于日本。

日本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其扩充军备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日本加紧扩军备战，又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光绪十六年（1890），日本发生了经济危机，大批工人失业，农业连年歉收，米价不断上涨，接连发生抢米暴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日本统治者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更加迫不及待地从加快发动侵略战争的步伐来寻求出路。光绪十八年（1892），日本提前三年完成了十年扩军计划。十九年四月（1893年5月），日本决定成立战时大本营，负责筹划和指挥日本侵略军作战。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名预备兵的陆军，拥有排水量七万二千多吨的海军舰只，总吨位大大越过了北洋海军。日本参谋部还不断派遣特务在朝鲜和中国搜集政治与军事情报，并秘密绘制了包括朝鲜、中国东北和渤海湾在内的详细军用地形图，做好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准备。

当时清政府内部矛盾重重，面对日本日益增强的军事威胁，反应迟钝，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不够。加以缺乏外交经验，处处陷于被动局面。清朝统治集团分为“后党”和“帝党”。慈禧太后虽于光绪十五年（1889）“归政”于光绪帝，但一直不肯放权。她将朝内及封疆大吏中的实权人物聚集到自己周围，形成了以她为核心的“后党”。后党虽然对日本加紧侵略朝鲜感到忧虑，但对日本的实力特别是其侵略野心估计不足，认为只是虚张声势。北洋海军建成以后，更加掉以轻心。奕利用其掌握的海军衙门大权，为讨慈禧太后欢心，并为了减少慈禧太后对光绪帝的控制及对朝政的干预，不惜挪用海军巨资去修颐和园。光绪帝自“亲政”以后，极欲改变受制于人的傀儡地位，便集结了部分要求改变中国现状的官僚，组成“帝党”，与“后党”争衡。其核心为光绪近臣翁同龢及其门生故旧。他们既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希望通过内政改革与整饬军备增强国力，以阻止日本的侵华野心，且在战争爆发后不致处于被动局面；又欲趁机增强光绪帝的权力及扩大自己的权位和影响。李鸿章在政治上基本倾向于后党，因此附和奕，移拨海军经费。于是，北洋海军自光绪十四年（1888）后便未添购任何舰只，光绪十七年（1891）后复停购枪炮弹药。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北洋海军与日本联合舰队在总体实力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帝、后两党争夺清王朝最高统治权的矛盾和斗争，与内政外交上所存在的革新与守旧、抗争与妥协交织在一起。由于慈禧及其后党掌握着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因而决定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命运和晚清政局。

日本在做好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准备之后，一直在寻找机会并制造发动战争的口实。先是，“甲申”朝鲜开化党首领金玉均等逃亡日本，朝鲜屡与日本交涉引渡回国，均遭拒绝。光绪十一年九月（1885年10月），金玉均在日本的支持下拟回朝鲜。中国与日本交涉诱捕金玉均，或送至香港由港督拘拿，均未果。金玉均游历欧洲数年后复返日本，积极活动。朝鲜当局深为担忧，密遣刺客洪钟宇赴日，佯与其相交，诱至上海杀于租界。时在光绪二十年二月（1894年3月）。洪钟宇为租界巡捕所获，由中国派船载送金玉均尸体及洪钟宇等至朝鲜，朝鲜当局将金玉均戮尸，日人闻之大哗。加以当时朴泳孝在日本亦为朝鲜人李逸稷谋刺未成，牵涉朝鲜驻日使馆馆员，日本径入使馆搜捕，一时日朝关系十分紧张。日本为金玉均发丧，并大造舆论。日本政府经过权衡，认为此事尚不足以作为战争的口实，且当时东学党起义已发，遂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线。

东学党又称东学道，是朝鲜带有宗教性质的秘密结社，实行排外运动。其源起于崔福成，杂糅中国儒家及佛、老之说，转相衍授，并附以迷信。“东学”即“东方之学”。同治四年（1865），大院君执政，禁天主教，捕杀教徒，东学党人乔某亦被杀。光绪十九年（1893），东学党人诣王宫讼乔某之冤，乞为昭雪，榜贴遍传，声势颇盛。时朝鲜政治黑暗，赋役繁重，刑罚苛酷，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于是，东学党趁机起事。

光绪二十年三月（1894年4月），东学党在全罗道之古阜起事，聚众五六万人，杀地方官，攻占仓库，抢夺粮食与军械，气势大盛。起义军提出四项宗旨以号召群众：（1）弗杀人，弗伤物（对老百姓）；（2）忠孝双全，济世安民；（3）逐灭夷倭，澄清圣道；（4）驱兵入京，尽灭权贵，大振纲纪，立名定分，以从圣训。各地群众纷起响应，朝鲜南部全罗、忠清、庆尚三道迅速为全琫淮领导的起义军所控制。全罗道首府全州，也为起义军所攻占，朝鲜首都汉城危急。三月中旬（4月上旬），日本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就派军官多人赴朝鲜活动。四月二十三日（5月27日），川上操六与日本浪人组织的玄洋社头子平冈浩太郎秘密商定，一方面由玄洋社浪人组成“天佑侠”，以“帮助”东学党作战为名，妄图转移东学党“逐灭夷倭”的斗争方向，以使其变为日本挑衅的工具；另一方面又竭力怂恿清朝政府出兵朝鲜镇压农民起义，以便把清政府拖入其预设的战争陷阱。四月二十九日（6月2日），中国驻朝鲜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致电李鸿章：“顷日译员郑永邦以其使命来询‘匪情’，并谓：‘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乱’云。凯答：韩廷亦有此请，我政府冀其习战自强，尚未核准。并探询‘乙酉约’我如派兵，应何处知照。郑答：由总督、北洋均可，我政府并无他意，等语。”(78)次日，日本署驻朝公使杉村濬亲晤袁世凯，希望中国迅速出兵朝鲜，并探询清政府能否同意。袁世凯认定“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79)。李鸿章接到袁世凯的电报后，对日本的保证深信不疑。五月初一日（6月4日），清廷应朝鲜的要求，派淮军叶志超所部二千人赴朝鲜牙山，并于初四日（6月7日）根据《中日会议天津专条》备文通知日本，这正中了日本侵略者的圈套。其实，早在清政府派兵赴朝之前，即日本驻朝使馆派译员郑永邦往袁世凯处怂恿中国派兵的当天，日本内阁已正式通过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出兵朝鲜，并为明治天皇裁可。日本参谋总长提议先派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约七八千人），同时设立“大本营”，参谋总长、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均在其中担任要职。五月初二日（6月5日），日本陆战队四百人左右，以护卫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回任为名出兵朝鲜，并于初七日（6月10日）占据汉城。陆军随后分批赴朝，至五月下旬（6月底），在朝鲜的日军已达一万人以上，远远超过中国驻朝鲜军队。

李鸿章得知日本出兵朝鲜的消息，大为惊慌，急忙要求日本不要出兵过多，勿进入朝鲜都城，遭日本断然拒绝。五月十一日（6月14日），日本内阁为了进一步扩大事态，通过所谓“朝鲜内政革主案”。十三日（6月16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向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十九日（6月22日），日本以强硬的口吻照会清政府，声明清政府如不按日本要求办理，“帝国政府断不能下令撤退现驻朝鲜的军队”(80)。面对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国内舆论强烈要求清政府增兵备战，阻止日本的侵略。广大爱国官兵也积极要求抗击日军。光绪帝顺应舆情和广大爱国官兵的要求，多次谕令李鸿章加强战备，制止日本的侵略。李鸿章强调敌强我弱，企图避战自保，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慈禧太后当时正忙于筹备自己的六十寿辰庆典，幻想保住和局，支持李鸿章奔走于列强之间。当时，列强与日本侵略中、朝利益关系最大者为俄、英。日本侵朝，进而侵华，谋占东北，与俄国远东政策发生尖锐冲突。因此，当李鸿章请求俄使喀西尼电请俄政府出面“调停”时，俄国欣然接受。俄政府令喀西尼往晤李鸿章，说明俄国断不容日本妄行干预朝鲜之事。李鸿章得到俄国保证后，即电令袁世凯、叶志超切勿开战，幻想俄国依“万国公理”进行有利于中国的“调停”。喀西尼及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先后多次劝告日本撤军，均遭日本婉言拒绝。日本还向俄国保证不占有朝鲜土地。俄国虽感日本发动战争对其不利，但不想立即干涉，在屡次劝告日本未果后，便不再“调停”，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李鸿章依靠俄国“调停”失败后，便把希望寄托在英国身上。他甚至异想天开地请求英国派舰队至日本横滨，以武力迫使日本撤兵。英国此时处于矛盾状态。英国担心日本发动战争将损害其在华权益，看到中国整体实力优于日本，尤其害怕俄国出兵干涉，乘机扩张。同时，为阻止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又想利用日本牵制俄国。因此，英国希望在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俄国的情况下，促成中日和谈。英国驻日公使欧格讷向日本提出整理朝鲜内政与确保朝鲜土地不令他国占据，作为中日谈判的基础，但日本并不以此为满足，找各种借口拒绝英国的“调停”，并不断增兵。英国看到日本决心开战，转而向日本示好。六月十四日（7月16日）英国与日本订约，声明将废除以前签订的不利于日本的英日条约。二十一日（7月23日），英国向日本提出，开战后勿侵犯英国在华利益中心上海及长江流域，日本即刻答应英国的要求。这样，英日间取得到“谅解”。李鸿章还请求法、德、美等国出面“谋停”，同样无果而终。然而，日本抓住清政府请列强“调停”的有利时机，加紧进行挑起战争的准备。六月十七日（7月19日），日本政府密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不惜任何手段，立即挑起中日军事冲突。大鸟即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朝鲜政府于二十日（7月22日）夜十二时前，公开声明断绝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并令驻牙山的中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政府未按时予以答复，日军立即进攻朝鲜王宫，组织傀儡政府。二十三日（7月25日），朝鲜傀儡政府按照日本的意图，正式宣布与中国断绝关系，并给日军驱逐驻中国驻朝鲜军队的权力。就在这一天，日本挑起了甲午战争。

二、中日甲午战争经过

（一）丰岛、牙山之战

光绪二十年六月中旬（1894年7月中旬），汉城一带的日军已近三万人，清军处于被困的危境。李鸿章在各方面舆论压力和光绪帝严谕不断催令下，才被迫派兵增援。他一面派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丰陞阿等军从辽东渡鸭绿江进驻平壤，阻止日军进攻中国本土；一面派两千人渡海增援牙山驻军。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接到大本营的作战密令，急率军舰十五艘向朝鲜海岸进发。二十二日（7月24日），他命“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艘巡洋舰侦察牙山湾，并赋予其见中国军舰即可攻击的权力。二十三日（7月25日）拂晓，中国军舰“济远”“广乙”在牙山口外行驶，突遭日舰袭击，“济远”中炮后退却，“广乙”被迫自卫，重伤后触礁沉没。此时中国租用的英国运输船“高陞”号和中国运输船“操江”号驶到。“操江”船小，被日舰强行劫走。“高陞”号官兵以步枪奋起抵抗，被日舰鱼雷大炮击沉，船上七百余人遇难，一百七十人生还。“高陞”号被击沉后，李鸿章又幻想英国出面干涉。日本在外交上采取主动，向英国谢罪、赔款。这一希望落空后，清政府才于七月初一日（8月1日）对日宣战，日本也于同日向中国宣战。

日舰在海上偷袭的同时，陆军四千余人在大岛旅团长的率领下，从龙山进向牙山，准备偷袭中国驻军。由于朝鲜人民的牵制，日军行进迟缓。七月二十八日（8月28日）夜，日军逼近牙山时，清军已有准备。在成欢，日军遭聂士成伏击，死伤很多。继之，日军以大队进攻，双方展开激战，由于主帅叶志超不为后援，率军逃往平壤。聂士成因众寡悬殊，突围撤退。

（二）平壤之战

叶志超逃到平壤后，被任命为驻军统帅。时平壤三面有高十米的城墙，一面临大同江，形势险要，利于防守。清军各部总数近二万人，防守力量并不薄弱。牙山陆战后，日军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决定进攻平壤。此时清军才分区防守：左宝贵部守城北玄武门山顶；叶志超部守西门；卫汝贵部守西南门及南门；马玉昆部守东门及大同江左岸；叶志超本人及丰陞阿部居中调度与策应。八月十四日（9月13日），日军在大同江对岸架炮轰击平壤城。十五日（9月14日），叶志超企图弃城而逃，为左宝贵所制止。十六日（9月15日），日军一万余人分四路向平壤猛攻，战斗很激烈。左宝贵亲登玄武门指挥，不幸中炮阵亡，玄武门失守。日军占领玄武门后不敢进攻，马玉昆、卫汝贵已击退两路日军进攻。此时统一指挥调度，仍可夺回玄武门。然而，叶志超于当夜乘暴风雨率军仓皇出逃，狂奔五百里，渡过鸭绿江，直到中国境内的九连城、凤凰城一带，“凡大小炮四十尊，快炮并毛瑟枪万数十杆，将弁私财，军士粮饷，军资器具，公文密电，尽数委之而去”(81)。此后战火延烧到中国境内。

（三）黄海海战

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即平壤之战后的第二天，日本联合舰队就在鸭绿江口附近的黄海海面，挑起了一场激烈的海战。

八月初（9月初），平壤形势紧张，清政府派兵取海道前往增援，至大东沟后再渡江赴平壤。十三日（9月12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护航，十七日（9月16日），抵达大东沟。完成护航任务后，北洋舰队拟于十八日（9月17日）返航旅顺港。上午九时左右，忽然发现西南方海面上有如柱薄烟，丁汝昌知是日本舰队，遂命北洋舰队作迎战准备，以“定远”“镇远”两主力铁甲舰在前，十舰排成夹缝雁行阵。中午时分，日本舰队驶近，十二舰以一字纵阵鱼贯前行。日舰先行开炮，并凭借其舰速快、速射炮多的优势，越过“定远”“镇远”，绕攻右翼小舰，且将“致远”“经远”“济远”隔出圈外。丁汝昌在旗舰“定远”飞桥上镇定指挥，飞桥为炮火震裂，丁汝昌摔落受伤，仍坐在甲板上鼓舞士气。右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代为指挥。在激战中，“致远”发现日舰“吉野”等四艘主力围逼旗舰“定远”，管带邓世昌果断令该舰驶往“定远”之前。“致远”受伤累累，炮弹用尽，舰身严重倾斜，邓世昌命舰开足马力冲向最猖獗的“吉野”，拟与其同归于尽，不幸为鱼雷击中，全舰二百五十余名官兵只有七人生还。“经远”为日舰环攻，勇猛战斗，中弹起火，管带林永升与二百余官兵除十六人获救外，全都壮烈牺牲。在不利的形势下，广大官兵英勇作战。“定远”以巨炮轰击日旗舰“松岛”，引起弹药爆炸，死伤累累，使其失去指挥与战斗能力。“靖远”在紧危关头代旗舰升旗集合，组织战斗，迫使日舰首先退出战斗。

此役北洋舰队沉没四舰，日本联合舰队沉没三舰，而北洋舰队的“扬威”号还是在“济远”“广甲”两舰逃跑时被“济远”慌忙中撞沉的。李鸿章故意夸大北洋舰队的损失，命北洋舰队躲进威海卫军港，从而丧失了制海权，坐以待毙。

（四）辽东之战

平壤、黄海两战是甲午战争中两次重要战役，是中日双方主力的决战。此后，清政府集中精力搞求和活动，因而战事遂成为日本继续疯狂进攻、清政府不断求和的可耻局面。

中国军队接连失败，主战派纷纷上奏弹劾李鸿章。而主和派则想利用战败之机重新议和。八月底（9月底），慈禧太后起用为其罢斥的奕，主持总理衙门。奕主张对日妥协，请求各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并示意李鸿章四处奔走，积极活动。英国害怕战争长期延续下去会影响其在华侵略权益，并担心清政府走投无路而投入俄国怀抱，更担心清王朝垮台而失去进行侵略的重要工具。于是，英国出面进行活动。九月初八日（10月6日），英国正式向俄、美、德、法等国提出联合“调停”的建议，并提出联合“调停”的基本点是各国保证朝鲜“独立”和中国向日本赔款，俄国基本赞同。妄图趁火打劫的德国认为时机未到。美国希望日本继续打下去，直至中国彻底投降为止。由于美、德两国反对，英国联合“调停”的主张遂告失败。

平壤、黄海战役后，日军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重新进行部署，编成两军向中国进犯：第一军由陆军大将山县有朋率领，从平壤经义州渡过鸭绿江，进攻辽东；第二军由陆军大将大山岩指挥，从仁川渡海，进攻旅顺、大连。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前锋小队偷渡过鸭绿江，第一排枪声就惊散了清军，随后日军大队继进，四万清军不战而溃，主帅宋庆与依克唐阿也仓皇逃走。不足三日，日军便占领了中朝交通要道安东（今丹东）和九连城。接着日本分路进犯，先后攻占长甸、宽甸、凤凰城、岫岩、海城，逼近辽阳，窥伺奉天（今沈阳）。由于聂士成率军在虎耳山、摩天岭苦战，收复了连山关，才阻止了日军向辽阳、奉天的进攻。

在日军第一军渡江大举进犯的同时，第二军也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从背后袭击旅顺、大连。旅顺和威海卫是北洋海军的两个基地。旅顺背山面海，水深港阔，形势险要。李鸿章花了十几年时间，斥几千万两巨资，在此建造巨大舰坞以及海岸、陆路炮台二十余座，配有大炮百余门，且多数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驻军有六支共一万三千余人。日军登陆后运输炮马辎重达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十月初八日（11月5日），日军进攻金州，徐邦道孤军苦战，死伤甚重。次日，向大连守将赵怀益求援，而赵怀益正在码头督兵勇搬运饷银、行李等装船，准备逃走。金州失守后，徐邦道退回旅顺。十日（11月7日），日军不战而取大连湾。二十一日（11月18日），日军向旅顺进攻，被徐邦道率军拦击，但因力量单薄，退回旅顺。二十四日（11月21日），日军主力猛攻旅顺。清军统帅龚照玙逃往烟台，只有徐邦道孤军奋战四天，因众寡悬殊、无有后援而战败。二十五日（11月22日），日军占领旅顺，并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最后全城仅余三十六人用以掩埋尸体。

（五）威海卫之战

日军侵入辽东半岛后，清政府非常焦急，当时英国联合列强干涉的计划已成为泡影，于是转请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而美国政府认为排斥其他列强，联合日本向清政府勒索的时机已到，表示愿意出面“调停”。十月初九日（11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谭恩根据美国政府的训令，向日本外相表示了美国居间“调停”的意向，并暗示如果战争不适时而止，可能引起列强不利于日本的干涉。

日本也认为由美国出面“调停”对其最为有利。十月二十日（11月17日），陆奥宗光与谭恩达成谅解，决定为避免他国干涉美国不公开担任“调停”人，而以“传信人”的身份暗中操纵。二十四日（11月21日），田贝即以“传达”日本政府意见的名义，提示中国可通过他直接向日本求和。此日，日军攻占旅顺要害，迫使清政府决心直接向日本求和。二十五日（11月22日），田贝电告谭恩，清政府已委托他向日本求和，请谭恩将此意转告日本政府。在此之前，李鸿章曾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携带李鸿章致伊藤博文函件，赴日本试探求和条件。日本政府以德璀琳非正式使臣而拒绝接见。十二月初一日（11月28日），日本通过田贝告知总理衙门，“中国若真心希望和平，而任命具有正当资格的全权委员，日本政府当于两国全权会议时，宣布停战条件”(82)。日本之所以拒不透露议和条件，担心其极苛刻的议和条件一旦公布，会引起列强干涉。当时清政府急于求和，在田贝的怂恿下，于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0日）通知日本，派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前美国国务卿科士达充当顾问。

日美两国共同将张荫桓、邵友濂诱至日本，并非诚心议和，而是企图以无耻的方式加以侮辱，借此对清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再配合军事上的攻势，以使其在更优越的地位上签订更加苛刻的和约。因此，双方在广岛会面时，日本在美国的怂恿下捏造所谓张、邵全权不足的借口，并将张、邵驱逐回国。

日本破坏广岛谈判的同时，海陆军对威海卫军港和港内的北洋舰队发起猛攻。

威海卫突出于山东半岛上，南北两岸延伸入海，形成半圆形，港口刘公岛与日岛横列，分港为东、西两口，形势险要。刘公岛设有海军提督衙门，威海卫军港南北两岸、刘公岛、日岛各设有炮台，共有大炮一百余门。黄海海战后，北洋海军尚存的军舰七艘、炮艇六只、练船二只、鱼雷艇十三只停泊在威海卫军港内，还有一定的战斗力，但李鸿章严禁船舰出海游弋，固守港内，终于全军覆没。

十二月十四日（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荣成县成山头登陆，抄袭威海卫后路。二十四日（1月30日），日军攻占南帮炮台，守将刘佩于两日前逃走。南帮炮台失陷后，北帮炮台统领戴宗骞与分统刘树德相率逃走，兵勇溃散，日军不战而据北帮炮台。日军占据南、北帮炮台后，日本联合舰队封锁了东、西港口，海陆一齐发炮，对港内北洋舰队进行轰击。在极其不利的局面下，刘公岛、日岛炮台与港内舰船官兵英勇抵抗。“定远”“来远”“威远”“靖远”相继被日军击沉，鱼雷艇也在港口外全部覆没。丁汝昌主张沉船毁炮，以免资敌。但海军副提督英国人马格禄与顾问美国人浩威已密有成议，煽动各将领献船投降。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七日（1895年2月11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绝望中服毒自杀，同时自杀的还有刘步蟾和张文宣两总兵。十八日（2月12日），浩威起草投降书，由“广丙”管带程璧光以丁汝昌的名义向日本联合舰队求降。所有残余舰船及刘公岛炮台军资器械全部献给日军，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没。

（六）营口、牛庄、田庄台之战

北洋海军覆没后，日军集中力量进攻辽东。光绪帝因淮军屡败，调集湘军。光绪二十年十二月（1895年1月），诏令湘军六万人出战，驻扎于山海关内外。任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湘南巡抚吴大澂、淮军总统宋庆帮办军务。这是自开战以来清朝出兵最多的一次，也是光绪帝最后一试。刘坤一是湘军名将，吴大澂为清流名士，都曾上奏力主坚决抵抗。而真正受命赴前敌抗战，也同淮军一样，不堪一击，溃不成军。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1895年3月4日），日军从海城南犯，至十三日（3月9日），仅仅六天时间，湘军就失去了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军事要地，全线瓦解。辽东半岛全部被日军占领。这不仅使光绪帝获胜的希望破灭，而且更增加了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人求和的理由。

三、《马关条约》的签订与三国干涉还辽

（一）《马关条约》的签订

日本政府破坏广岛谈判，其原因之一即认为张荫桓、邵友濂地位太低，并指明要李鸿章出任全权代表。清政府赶忙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1895年2月17日），日本进一步要求清政府除确认朝鲜“独立”和赔款之外，尚需同意割让土地，否则即使再派议和使节，日本政府也决不停战。二十八日（2月22日），李鸿章奉召入京。他赴各国驻华使馆求情，希望列强出面主持公道，首先访问了美国公使田贝。田贝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决不对战争干涉”，他劝告李鸿章“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并且“彻底抛弃获得干涉的念头”。田贝还提醒李鸿章，除割地外，还需准备赔偿巨款。田贝为了美国的侵略权益，建议清政府战后用筑路、开矿等办法增加收入，以便解决支付赔款的困难。指明此类事情交给“说英语的人”去办，并别有用心地向李鸿章表示“这样的人无疑在美国可以找到，但是必须得到了解，即无论美国政府或我个人，都不能愿正式地过问这些事情”(83)。李鸿章又先后访问了英国公使欧格讷、俄国公使喀西尼、德国公使绅珂等，由于当时日本对议和的条件严守秘密，列强在未弄清这些条件的内容之前，不愿贸然行事。

清政府请求列强干涉的希望落空，战场上又惨败，决计割地求和。便于二月初二日（2月26日）经美国公使田贝电告日本政府：“李鸿章被任命为头等全权大臣，商议本月十七日日本政府来电中各种问题。李具有执行此等任务的全权。”(84)十七日（3月13日），李鸿章带同科士达及大批随员等，乘德国轮船二只，从天津出发前往日本马关议和。二十三日（3月19日）到达马关，二十四日（3月20日）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春帆楼会见。李鸿章在会上提出节略，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二十五日（3月21日），日本提出四项苛刻的休战条件：（1）日本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2）上列各地的清军向日军缴械；（3）天津至山海关铁路归日本军务官管辖；（4）休战期间由清政府担负日本一切军事费用(85)。二十八日（3月24日），李鸿章正式对日本的休战条件表示拒绝，并同意先议和约。当天会议后，李鸿章回行馆途中遇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行刺，枪伤面部。日本政府害怕招致列强干涉，于三月初五日（3月30日）与中国签订了为期二十一天的休战条约。在此期间，日本趁机攻占了澎湖列岛。初七日（4月1日），日本提出苛刻的条约草案。李鸿章反复争辩，希望尽量减少割地和赔款。十六日（4月10日），日本又出示条约修正案，声明此为“尽头办法”，不容争辩，李鸿章只能在期限内作“诺与否之决答”，并不断对李鸿章进行恐吓。中国美国顾问科士达与日本美国顾问端迪臣也给李鸿章施压。李鸿章在得到清廷允准签约的电旨后，于二十三日（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共十一款。主要内容有：（1）“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立”；（2）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3）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4）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为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5）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86)

认明朝鲜“独立自主”，实则割断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日本可以肆无忌惮地把朝鲜变为其殖民地，作为进一步侵华的跳板。

割让宝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不仅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威胁着中国东南地区的安全，而且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野心，给中国带来空前的民族危机。

巨额赔款加上“赎辽费”，几乎是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倍。它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清政府无力偿还，只得大借外债，列强通过政治贷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日本利用巨额赔款发展军事工业和相关工业，军国主义势力很快膨胀起来，从而加快了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步伐。此约还开了列强勒索巨额赔款的恶例。

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使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从江浙到四川，全部向列强开放，从而使列强加紧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

允许日本在华设厂，适应了国际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条款，争相在中国投资设厂，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实行压迫，直接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总之，《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1896年7月31日），中日签订《通商行船条约》二十九款，确认日本在华享有领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87)。九月十三日（10月19日），《中日通商公立文凭》签订，共四款，承认日本得在增设之苏州、杭州、沙市、重庆及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处设立专管租界。(88)

（二）三国干涉还辽

俄国为了加强其在争霸远东中的地位，早就想独占中国东北。《马关条约》的内容之一就是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直接冲突。由于在签订《马关条约》前日本对约款绝对保密，因而俄国对此感到意外和震惊。俄国政府认为绝不能对此置之不问，任其所为。财政大臣维特强调：“为俄国的最大利益着想，要求维持中国的原状”，“决不可让日本渗透到中国的心脏而在辽东半岛攫得立足点”(89)。陆军大臣与海军大臣支持维特的主张。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即《马关条约》签字的同一天，俄国政府正式向法、德两国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联合行动。

法国是俄国在欧洲的同盟者，此次追随俄国干涉日本还辽，是企图借机向中国索取更多的权益。德国愿意参与干涉行动，妄图在中国夺取殖民地，作为向远东伸展侵略势力的据点；为了把俄国的注意力引向东方，以便减轻德国东方边境的压力；松动或离间俄、法在欧洲的同盟关系。三国各有打算，互相利用，于是促成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一致行动。

三月二十九日（4月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分别向日本政府照会，要求退还辽东半岛。同时三国军舰也出现在日本海面上，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俄国陆军六万余人集结于海参崴，处于战备状态。此时，日本通过对华战争，舰队、作战人员与军需均告疲乏，无力与三国对抗，急忙向英、美求援。但是，英、美不愿冒此风险，又害怕日本在华势力过分膨胀，均劝告日本接受三国的要求。日本政府无奈，被迫与俄、德、法三国达成协议，退还辽东半岛，但对中国则一步不让，勒索了三千万两“赎辽费”。

四、中国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清政府割让台湾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阶层人民悲愤交加，强烈抗议。四川农民军发布檄文，反对割台，并要兴师讨伐日本侵略者。国内许多报纸强烈反对割台，鼓吹继续抗战。各地的爱国士绅和知识分子也纷纷行动起来，有的直接上书清政府，痛斥李鸿章割台的卖国罪行；有的赋诗填词，抒发祖国领土被割让的极度悲愤之情。

台湾人民听到割台的凶讯时，“聚哭于市，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90)。愤激的台湾人民鸣锣罢市，集会抗议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宣告饷银不准运走，制造局不能停工，台湾税收应全部留供抗日之用。台湾各阶层人民还发布檄文，表示与台湾共存亡。

然而，清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特别是台湾人民的悲愤抗议，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1895年5月20）命台湾巡抚唐景嵩率文武官员“陆续内渡”，撤出台湾。与此同时，派李经方为“割台大臣”，带同美国顾问科士达前往台湾，在基隆口外的日舰上会见台湾总督，将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及台湾所有兵工厂、公私财物等清单交给日本。

为了逼迫台湾人民投降，日本派兵分两路在台湾登陆。由于唐景嵩率文武官员纷纷内渡，对台湾弃而不守，使日军迅速占领台北。台湾人民在极端不利的形势下纷纷组织义军，在徐骧、姜绍祖、吴汤兴等领导下，与清军分统杨载云和刘永福的黑旗军联合抗击日军。

台湾军民的反割台斗争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下旬（1895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战场在新竹，主要战役是新竹争夺战。

五月下旬（6月中旬），日军从台北南下进攻新竹。新竹是台北地区通往台中地区的门户，因此，敌我双方争夺非常激烈。徐骧、吴汤兴等率领义军与杨载云所部清军联合抗敌，大小数十战，据险扼守，重伤日军。他们一直坚持到五月三十日（6月22日），因军械不继、粮食断绝被迫后退。新竹失陷后，各路义军仍活跃在新竹城外四周。闰五月十八日（7月10日），徐骧、姜绍祖、吴汤兴等率义军分三路大举反攻新竹，在城东十八尖山和大虎山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歼灭日军步兵、骑兵各一队。义军损失也很大。姜绍祖在枕头山激战中不幸壮烈牺牲。义军在徐骧、吴汤兴率领下被迫向台中地区突围。此后，义军仍不断向新竹发动攻势，牵制日军达两个月之久。

第二阶段从六月下旬至八月上旬（8月中旬至9月下旬），战场在台中地区，主要战役是大甲溪伏击战和彰化保卫战。

六月二十四日（8月14日），日军集中几万兵力进攻苗栗县城。义军为避免损失，将城内居民转移，并进行有计划的撤退。日军进城后空无所得。刘永福派吴彭年率黑旗军增援，与义军联合扼守夹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七月初三日（8月22日），日本近卫师团猛攻大甲。吴彭年与徐骧等避开敌锋，设伏于大甲溪。待日军行至，吴彭年军突起猛击，日军溃散，渡河逃命。吴彭年挥军追杀。日军渡河及半，徐骧义军从树林冲出，向日军猛烈射击。日军死伤累累，溃军丢弃枪械夺路逃窜。此役结束后，黑旗军路经海口，尽夺日军粮船。初四日（8月23日），日军再次猛攻大甲。黑旗军与义军夹击敌人，日军不支。恰在此时，日军得汉奸之助。义军与黑旗军后路为敌人所断，被迫撤离大甲，退守彰化。

大甲失守后，刘永福调其亲军七星队增援，协同各军保卫彰化。彰化城外八封山形势险要，是彰化的天然屏障。吴彭年与各军据险布防扼守。七月初九日（8月28日），日军直逼彰化城东八卦山，守军居高反击，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但日军收买汉奸从后路上山偷袭，义军与黑旗军同日军展开激烈的肉搏，吴彭年也从山下率军赶来增援。此役先后打死日军一千余人，击毙日军少将山根信成。吴汤兴、吴彭年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徐骧仅率二十余名义军杀出重围，退往台南地区。

第三阶段从八月上旬至九月上旬（9月下旬至10月下旬），战场在台南地区，主要战役是嘉义战役和台南战役。

彰化失陷后，日军占领云林县等地，逼兵嘉义，台南形势危急。此时刘永福亲临前线筹防。他一面命王德标率部加强嘉义的防卫，一面派杨泗洪率部联合义军进攻云林、彰化。此时徐骧在台南招募义军七百多人，当地义军也主动配合黑旗军战作。经过近一个月的连续苦战，杀敌千人，收复云林，逼近彰化。杨泗洪在战斗中捐躯。

这时，台湾抗日军民处境极其困难，严重缺饷缺械，而清政府不仅不予接济，还扣留了刘永福派人到大陆募集的捐款，封锁了所有去台湾的船只，使抗日军民无力再进一步发动攻势。

困守彰化的日军在大批援军的合作下，出兵进犯，重陷云林，进逼嘉义。八月二十三日（10月11日），日军集结重兵攻打嘉义。王德标、徐骧等人在城外埋设地雷，诱敌深入，炸死日军七百余人。日军仓皇撤退，半路又遭伏兵截杀，死伤惨重。日军近卫师团长亲王北白川能久中将也身受重伤，不久毙命。日军卷土重来，轰塌嘉义城墙，涌入城中。王德标率军与日军巷战，杀出重围，退往曾文溪。

在日军近卫师团进攻嘉义的同时，第二师团从高雄登陆，分三路进攻台南城。徐骧与王德标同日军大战于曾文溪。曾文溪距台南府城仅二十公里，是保卫台南城的最后一道防线。九月初二日（10月19日），日军以重兵扑向曾文溪，炮火猛烈，弹如雨下。徐骧、王德标率义军和黑旗军拼死同敌人搏斗，终因众寡悬殊，徐骧阵亡。此时，台南府城已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刘永福乘英国轮船内渡厦门。初四日（10月21日），台南府城陷落，日军控制了整个台湾。但是，台湾人民并未屈服，采取各种方式与日本侵略者斗争了五十年。

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至九月（1895年6月至10月），不畏强暴的台湾军民经过五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打了大小一百余仗，抗击日军三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打死打伤日军三万二千余人。台湾军民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台湾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节
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一、帝国主义在华强租海湾和划分势力范围

（一）《中俄密约》

19世纪90年代，俄国为了加强对远东地区的控制，开始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并策划该路穿过中国黑龙江、吉林两省直达海参崴，为使中国东北置于俄国势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利用干涉还辽有“功”，公开向清政府索取报酬。对于俄国带头干涉还辽，慈禧太后与李鸿章等人并未看到其险恶用心，而是对其“感恩戴德”，“盛称中俄之邦交，若不赖之，则辽东不能归复”。(91)他们从此舍英、美而重俄国，这正中俄国的圈套。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1896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将举行加冕礼。俄国准备借机与清政府订立密约，使中国同意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穿越中国东北。清政府原定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为专使，赴俄祝贺。俄国表示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92)，暗示清政府派李鸿章为赴俄专使。清政府便按照俄国意愿，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祝贺，并顺访英、法、德、美四国，结好列强。

二月中旬（3月下旬），李鸿章从上海乘船出访欧美。俄国为了把李鸿章抢到手，便派专使乌赫托姆斯基赴苏伊士运河截迎，于三月十八日（4月30日）抵达俄国首都彼得堡。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召见李鸿章。二十一日（5月3日），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开始与李鸿章秘密谈判。在俄国的利诱贿买下(93)，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李鸿章与维特和罗拔诺夫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94)，共六款。主要内容有：（1）日本如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及朝鲜领土，中俄两国海陆军应互相援助，并互相接济军火、粮食；（2）战争期间，俄国军舰在必要时可以进出中国一切港湾，当地中国官吏应以物品供应；（3）中国允许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两省修造一条铁路以达海参崴。该路的修筑与经营，由中国交与华俄道胜银行承办，其详细合同由中国驻俄公使与华俄道胜银行商订；（4）无论平时或战时，俄国均可在铁路运送军队与军需物品。(95)

表面看来，《中俄密约》是中、俄共同防御日本的军事同盟条约。而实际上，俄国旨在“共同防日”的幌子下，通过修筑中东铁路将其势力伸入中国东北地区，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维特一语道破了俄国的险恶用心，他说，该路的修建将“使俄国在任何时间内，都能用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或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96)

《中俄密约》签订后，维特派华俄道胜银行总办罗启泰等前往柏林，与中方特派代表、驻俄公使许景澄谈判铁路合同，并分别于七月二十五日（9月2日）与八月初二日（9月8日）签订了《中俄银行合同》五款和《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十二款。

《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打着“合办”的幌子，而由俄国一手操纵控制：

（1）名为“合办”，实则为公司独办。铁路公司合同规定：“所有铁路所得利益全归该公司专得，如有亏折，该公司亦应自行弥补，中国政府不得作保。”中国方面在公司的地位几乎等于零。铁路公司合同还规定：“所有股票只准华俄商民购买。”而实际上完全由俄国政府所操纵，在彼得堡开盘不久即告收盘，均由俄国财政部一手包揽。（2）名为“商办”，实则为俄国“官办”。铁路公司合同规定：“该公司章程应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一律办理。”据此，俄国财政部单方面拟定了《中东铁路公司事程》，规定公司对俄国政府所负的义务。铁路总工程师及一切重要人员均由俄国政府任命，并在财务方面订立种种条规以保证公司完全受俄国政府控制。中国只有一个名义上的“总办”，实则仅有监督权的代表，挂名傀儡，甚至董事会议也不通知他参加，充其量只不过是铁路公司与清政府之间的联络员而已。（3）铁路公司合同规定：“凡该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纳地税，由该公司一手办理。”法文本为：“公司对于它的土地享有绝对的独占的管理权。”俄国政府有意把它曲解为行政管理权，力图不仅使中东铁路为俄国所控制，而且使中东铁路沿线的中国领土完全变为俄国的殖民地。（4）名为铁路公司，实则为俄国侵略中国东北的大本营：俄国不仅攫取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和经营权，而且可以随时利用该铁路免费运送军队和军火。同时，还可以在减税和免税的优待条件下运输货物，因而为其对华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大开了方便之门。(97)

俄国单方面拟定的《中东铁路公司章程》有两项其擅自作出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条款：（1）在铁路地区内，由公司任命警察负责保持秩序，与维护治安，公司为执行此项任务起见，得制订警察法规。它违反了铁路公司合同“所有铁路地段命、盗、词讼等事由地方照约办理”的规定，夺取了铁路沿线界内的司法权。（2）公司得在中国境内开采煤矿或兴办其他工矿企业。这是铁路公司合同所没有的。(98)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1897年7月），中东铁路公司董事会又拟定了组织护路军之章程，并委托外里海第四步兵旅旅长组织护路军。从此，俄国取得了铁路界内的驻兵权。(99)

《中俄密约》虽然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签订的，但其内容很快为西方报纸所披露，从而在国际上引起了一片瓜分中国的叫嚣。《中俄密约》成为一根导火索，引起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海湾，掠夺铁路修筑权，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二）列强在华强租海湾，划分势力范围

甲午战前，德国就想占领中国胶州湾，作为其在远东的立足点。光绪二十二年，德国以干涉还辽有“功”，向清政府正式提出租借胶州湾的要求。鉴于当时俄国已在胶州湾取得“过冬”的权利，德皇威廉二世于光绪二十三年七月（1897年8月）访问俄国，就侵占胶州湾问题与沙皇尼古拉二世达成默契。十月初十日（11月4日），德国便借口两个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派军舰占领了胶州湾。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1898年3月6日），奕与德国驻华公使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三端共十款。主要内容有：（1）清政府将胶州湾租给德国，租期九十九年，在租期内胶州湾完全由德国管辖；（2）清政府允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筑两条铁路：一条由胶州湾经潍县、青州、博山、淄川、邹平等地以达济南及山东边境，另一条由胶州湾经沂州、莱芜以达济南。铁路两旁各三十华里以内的矿产，德国有权开采；（3）在山东境内举办任何事业，如需外人、外资、外国器材，德国享有优先承办权。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山东成为德国势力范围。

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俄国以防止英、日、德等国侵占中国东北为幌子，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7年12月14日）擅自派军舰闯进旅顺港。清政府轻信了俄国的谎言，根据《中俄密约》的规定，命令驻旅顺清军将领宋庆接济俄国舰队物资。尔后，俄国不仅不撤走进驻旅顺港的舰队，反而向清政府提出租借辽东半岛及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的要求，并采取了威胁利诱的惯用手法。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1898年3月27日），李鸿章、张荫桓代表清政府与俄国代表驻华署使巴甫洛夫签订了《中俄订立旅大租地条约》，共九款。闰三月十七日（5月7日），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与俄国外交部代表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中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共六款。这两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有：（1）俄国租借旅顺口和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租期为二十五年。在租期内租地的军政大权统归俄国，中国不得在租地内驻军；（2）租借地以北划为“中立区”，“中立区”的行政权属于中国管辖，但“中立区”内的铁路、矿山及其他工商权利不得让与他国，中国军队未经俄国许可不准入内；（3）允许俄国修筑从哈尔滨经长春到旅顺、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铁路支线经过地区的铁路权利，不得让与他国(100)。光绪二十五年（1899），俄国擅自把“租借地”改为“关东省”，派总督进行管理。这样，整个东北便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法国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就强占了中国云南边境上的勐乌、乌得等地，迫使清政府增开云南的河口、思茅为商埠，并取得了广东、广西、云南开矿的优先权。光绪二十三年二月（1897年3月），法国强迫清政府同意不把海南岛让与他国。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法国又迫使清政府答应租让广州湾，并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四日（1899年11月6日）正式与清政府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租借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租期九十九年。此外，法国还取得了修筑从越南边境至云南昆明和从广州湾赤坎至安铺的铁路以及承办中国邮政等特权。从此，云南、广西、广东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英国是鸦片战争以来在华取得侵略权益最多的国家。在德、俄、法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后，英国便利用其在侵华中的优势地位，大肆进行侵略扩张。为了抵制法国在西南的扩张，英国于光绪二十三年夺取中缅边境上原属于中国的土地，强行取得南碗三角地的“永租权”，并迫使清政府开放西江，以及开辟广东三水、广西梧州等地为商埠。法国强租广州湾后，英国立即要求强租九龙半岛作为“补偿”，并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8年6月9日）与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水域和岛屿，即所谓“新界”租借给英国，租期九十九年。为了阻挡俄国势力由东北南下，英国又要求按照旅顺口同样的条件租借威海卫，并于五月十三日（7月1日）与清政府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取得了威海卫湾连同刘公岛与威海卫沿岸十里宽地段的租借权。英国为了保持其在长江流域的优势，迫使清政府宣布不把长江流域各省让与或租给他国。从此，长江流域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日本也不甘落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二日（1898年4月22日），在英国的支持下，日本强迫清政府答应不把福建让与他国。这样，福建便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意大利也于光绪二十五年二月（1899年3月）向清政府要求租借浙江三门湾，但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与清政府的拒绝，没有得逞。

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过程中，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最后总是以牺牲中国主权来换取他们之间的妥协与“平衡”。光绪二十二年（1896），英、法两国达成协议，规定在四川、云南两省已经取得与将来取得的一切权利，都由两国共享。光绪二十四年，英、德两国达成协议，英国承认山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则同意英国租借威海卫。光绪二十五年，英、俄两国也达成协议，英国承认东北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承认长江流域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当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争相划分势力范围时，美国正在同西班牙争夺古巴和菲律宾，暂时无力参与对中国的争夺。然而，美国丝毫没有放弃侵略中国的野心。美国驻华公使康格于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日（1899年3月1日）向国务院报告说：“除了直隶一省而外，事实上没有其他地方剩下来给美国了。但是，这一省加上可供整个华北出口的天津，将来必然成为东方最具有永久性商业价值的领地之一。”(101)后来，美国海军部企图租借三沙湾或舟山群岛，但因和英国利益冲突而未成功。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夺取了关岛和菲律宾，在西太平洋建立了侵略基地。但是，此时其他列强已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于是，经过周密策划，从七月至十一月（8月至12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训令驻英、俄、德、法、意、日等六国公使，向各驻在国递交一项照会，即关于中国的第一次“门户开放”通牒。

“门户开放政策”的主要内容是：（1）各国对他国在中国所取得的任何势力范围、租借地、通商口岸与既得利益，不得干涉；（2）各国运往势力范围内各口岸的货物，均由中国政府按照中国现行关税税率征收；（3）各国对进入自己势力范围各口岸的他国船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舶的港口税，当他国使用自己所修造或所经营控制的铁路运输货物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商品的铁路运费。(102)

美国在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二日（1899年9月6日）致英国的照会中还提出，美国希望中国“为全世界商业保留一个开放的市场，清除国际摩擦的危险根源，从而使列强在北京采取一致的行动”。(103)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就是美国在承认各国在华势力范围与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打着“机会均等”的幌子，插足于各国的势力范围，使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实际上都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企图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逐渐排挤其他列强在华的侵略势力，从而最终实现其独霸中国的野心。

“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首先保证与扩大了美国在华的权益。美国自鸣得意，认为“它保护了现在的利益，保障了未来的利益，使美国立于一个牢不可破的地位”(104)。这一政策也缓和了列强在华争夺的矛盾，消除了国际摩擦的危险。未能取得势力范围的意大利首先赞同，经济迅速发展的德国、日本以及法国也表示同意。拥有在华广泛特权的英国虽表赞同，却将刚刚取得的九龙半岛“新界”排除于这一政策范围之外。俄国同意这一政策在其已宣布为自由港的大连实行，却只字不提铁路运输问题。

三、帝国主义在华资本输出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显著特点，就是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出资本的方式主要有四种：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贷款，争相在华投资筑路，在华投资开矿，在华投资设厂。

（一）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贷款

甲午战后，清政府要在三年内偿付对日赔款与赎辽费二亿三千万两。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仅八千万两，且国库空虚已久，无力筹措。于是，列强争先恐后向清政府贷款。在甲午战后三年多时间里，清政府向列强政治大借款有三次。

第一次是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所借的“俄法洋款”。按照惯例，本来清政府准备向英国汇丰银行筹措第一期贷款，遭到俄、德、法三国的坚决反对。他们以“干涉还辽应有酬劳”为理由，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争揽贷款。清政府准备向三国分别借款，俄国仍不满意，便挤掉德国，与法国合作争得第一次贷款权。闰五月十四日（7月6日），《中俄四厘借款合同》又称《俄法洋款合同》签字，共十九款。《声明文件》五款。借款总额为四亿法郎，约合中国银一亿两，九四又八分之一折扣，年息四厘，以海关收入为担保。分三十六年还清，并声明俄国有管理中国海关的权利。(105)

第二次是光绪二十二年清政府所借的“英德洋款”。清政府筹措第二期对日赔款时，列强你争我夺。英国抢先与被俄、法上次撇开的德国联合，并采取极其强硬的态度，宣称清政府如不向英、德借款，他们将“不惜诉诸武力”。经过激烈争夺，英德压倒俄法。二月初十日（3月23日），《订借英德商款详细章程》又称《英德洋款合同》签字，共十八款。借款总额为一千六百万英镑，约合中国银一亿两，九四折扣。年息五厘，以海关收入为担保，分三十六年还清。合同还规定，借款偿还期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一直由英国人充任。(106)

第三次是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筹措第三期对日赔款时，英德又压倒俄法。正月二十九日（2月19日），《续订借英德商款合同》又称《续借英德洋款合同》签字，共十七款。借款总额为一千六百万英镑，约合中国银一亿两，八三折扣。年息四厘五，分四十五年还清。除继续以关税为担保外，增加以苏州、松沪、九江、浙江货厘和宜昌、鄂岸、皖岸盐厘为担保。而“如有洋税、厘金于此款本利不敷之时，即应由中国另行加指，足敷抵项，以便付还”。合同继续规定，借款偿还期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一直由英国人充任。(107)

这三次政治大借款，不仅利率高，折扣大，而且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从此，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了清政府的经济命脉。除这三次政治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有一些其他名目的借款。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清政府共向列强借款合中国银四亿五千一百余万两，约为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五点五倍。

（二）争相在华投资筑路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1896年6月5日），法国与清政府签订关于修建与经营从越南同登至中国广西龙州的铁路合同。八月初二日（9月8日），俄国又与清政府签订中东铁路合同。从此，开了列强强占中国铁路的恶例，各国群起争夺铁路修筑权与经营权。光绪二十三年六月（1897年7月）至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6月），俄法集团经过频繁活动，利用比利时银行团出面，取得了卢汉铁路的投资修筑与经营权。七月（8月），英国以俄国势力深入长江流域、危害英国利益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山西经河南至长江沿岸、九龙至广州、浦口至信阳、苏州经杭州至宁波、天津至镇江(108)等五条铁路的投资修筑与经营权。三月（4月），美国取得了粤汉铁路的借款权和承筑权。(109)

甲午战后几年间，列强先后通过八次铁路借款，共贷给清政府八千九百六十七万元，夺取了长达一万九千余里的铁路投资权、修筑权与经营权。他们不仅通过输出资本获得高额利润，更为严重的是控制了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有的甚至享有铁路沿线的行政权与警察权。

（三）在华投资开矿

甲午战后，列强开始了大规模的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的活动。光绪二十二年，美国与中国“合办”门头沟煤矿，是为外资侵入中国矿业之始。此后，列强纷纷夺取中国矿山投资与开采权。至光绪二十五年，美国已夺取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热河朝阳的煤矿开采权，河南怀庆一带的矿山开采权；俄国除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的矿产开采权外，还夺取了新疆全省金砂开采权；法国已取得四川灌县、犍为、威远、綦江、合州、巴县煤矿与四川金矿的开采权；德国已取得胶济铁路两旁与沂水、沂州、诸城、潍县、烟台等地矿产的开采权。中国地下宝藏遭到帝国主义列强公开分割掠夺。

（四）在华投资设厂

甲午战前，外国资本在华设厂仅八十余家，且多属船舶修造厂与原料加工厂。而甲午战后光绪二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六年几年间，列强在华设厂总数猛增到九百三十三家。其中，资本雄厚的怡和纱厂、老公茂纱厂、增裕面粉厂、鸿源纱厂、三井制面厂、美国机器碾米厂与美国纸烟公司都是这一时期建立的。此时，外资已深入中国各经济部门。这些外资企业凭借雄厚的资本与种种特权，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迅速发展为垄断企业，严重排挤了中国民族工业产品。

第六节
瓜分狂潮的余波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共管中国，列强在华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但是，共管的基础是均势，由于俄国不满足于取得的势力范围，妄图把中国东北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以实现其“黄俄罗斯”的狂妄野心，列强之间的争夺又趋激烈。于是，中国险象环生，警号频传。中国东北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终于爆发了日俄战争。

一、日俄战争与战后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

（一）日俄战争

光绪二十六年（1900）俄国占领中国东北后，企图通过与清政府签订条约，使其占领东北合法化、永久化。九月十七日（11月8日）南满俄军总司令阿列克谢耶夫胁迫其劫持下的盛京将军增祺，派已革道员周冕于沈阳草签《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九款，主要内容有：（1）奉天省城等处现留俄军驻防；（2）奉天省军队一律撤散，收缴军械；（3）奉天各处俄军未经驻扎炮台、营垒及火药库一并拆毁；（4）奉天省巡捕马步各队，人数多寡、携带枪械另行酌定；（5）沈阳设俄总管一员，凡将军所办要件该总管应当明晰(110)。二十九日（11月20日），阿列克谢耶夫诱骗增祺批准。按照这个《章程》，奉天省将成为俄国殖民地，增祺变为傀儡。之后，俄国外交、财政、陆军大臣又秘密炮制了《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除包括《章程》主要内容外，还要清政府“放弃其在满洲之军备权”，俄国阿穆尔军区与关东军区有权对黑龙江、吉林、奉天三省“监理”，中国不得派兵在东三省边境设防，等等，妄想把东三省划入俄国版图。《监理原则》经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后，俄国积极诱骗清政府进行谈判，急于实现其吞并中国东北的野心。清政府不知增祺已与俄国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便同意俄国的要求，任命杨儒为全权代表，并对俄国愿交还东三省表示感谢。十一月十三日（1901年1月3日），英国《泰晤士报》揭露了增祺与俄国订立《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的消息，且刊登出全文，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与中国东北利益关系密切的英国、日本向清政府提出严重警告。然而，十二月二十八日（1901年2月16日），俄国不顾一切地向杨儒提出《约稿》十二款，主要内容有：（1）除东省铁路护路兵外，须留兵一股。（2）东省铁路路工未竣及开行前，中国不设兵队。他日设兵，与俄商定数目，军火禁入满洲。（3）凡将军大员办事不合邦交，经俄声诉，即予革职。满洲可设马步巡捕，与俄商定数目，军械除炮，供差不用他国人。（4）中国北部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5）连界各处，如满蒙及新疆之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于阗等处，矿路及他项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他国或他国人，非俄允许，中国不得自造铁路。（6）中国赔偿中东铁路损失以他项利益作抵。（7）中东铁路干路或支路修一条铁路直达北京，照现行路章办理(111)。这个《约稿》充分暴露了俄国的狼子野心。它不仅要独占整个东三省，而且要囊括蒙古（内外蒙古）、新疆，甚至想把直隶、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均视为其势力范围。消息传出后，国际社会感到震惊。日本、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纷纷警告清政府，如允俄国割地等条款，他国必群起效法。国内舆论亦一片哗然，有的集会抗议，反对清政府与俄国签约，有的报纸警告清政府，如答应俄国的要求，瓜分大祸即在目前。多数督抚也接连上奏，反对签约。俄国将《约稿》进行了部分删改。杨儒与俄国进行了艰难谈判。俄国对杨儒威逼利诱，但杨儒一直未在《约稿》上签字，最后病逝于俄国。俄国拒不从中国东北撤军激化了中国与俄国和英、日、美与俄的矛盾。英、俄争夺东北是英国与俄国在华及亚洲争霸的组成部分。英国不能容忍俄国独占东北进而向华北、西北地区扩张。美、俄间的矛盾源于美国坚持“门户开放”原则适用于东北与俄国则坚持“门户关闭”拒绝美国插足东北而引起的。日、俄矛盾更涉及重大而实际的利害关系。《马关条约》日本割占辽东半岛实现了其北进计划即侵华的重大步骤，而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耿耿于怀。几年后俄国插足辽东半岛进而武装占领整个东北，更激起了日本的忌恨。日本决心报一箭之仇。英、日、美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一致反对俄国独占东北，并指使清政府要求俄国从东北撤军。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902年1月30日），《英日第一次同盟条约》签字，共六款。主要内容有：（1）中国与朝鲜因他国之侵略行动或因中国或朝鲜发生扰乱而受侵害，两缔约国得采取为保护利益所必需之措施；（2）英国或日本之一方与他国开战时，另一方保持中立；（3）另一国或数国参加对于该同盟国战争时，则他一缔约国应予以援助，共同作战，媾和时亦须相互同意然后实行(112)。这是一个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美国也从舆论上支持、配合。这对俄国无异于晴天霹雳。俄国可以不把中国放在眼里，但其不能不顾及巨大的国际压力。于是，俄国作出退让的姿态。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1902年4月8日），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签字，共四款，规定于一年半时间内俄国全部从东北撤军，分为三期，每期六个月(113)。第一期俄国基本上按条约要求撤军，但到第二期撤军时，俄国向清政府提出七项继续撤兵的新条件，它不仅要继续占领东三省，而且要控制包括蒙古在内的整个中国北部(114)。而在实际行动上，俄国不仅不撤军，反而加强了辽南的军事力量，并于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二日（1903年8月12日）沙皇命令设立权位远超过一般总督的远东大总督，由驻旅顺海军司令阿列克谢耶夫担任，俄国阿穆尔地区与旅大租借地的行政、军事、外交等事权全部集中于其一身。之后，又在俄京设立以沙皇任主席，有内务、财政、外交、陆军、海军等各主要部门参加的“远东事务特别委员会”，监督大总督职务，以协调侵略远东各方面事宜。清政府在列强支持下拒绝就“七条”进行具体谈判，并以近乎哀求的态度要求俄国撤军，而俄国屡次推诿搪塞。于是，日本直接与俄国谈判。但由于双方利益严重冲突，终至谈判破裂。十二月二十日（1904年2月5日），日本宣布终止谈判，断绝与俄国的外交关系。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4年2月8日），日军突然向旅顺俄国舰队袭击，日俄战争爆发。二十五日（2月10日），日、俄双方同时宣战。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发布“局外中立”上谕。奉天省地方当局还颁布了《两国战地及中立地条章》(115)，指定具体的交战区。俄国任命库罗巴特金为满洲陆军总司令，远东大总督阿列克谢夫为对日作战海陆军统帅。日本则组成以大山岩为总司令、儿玉源太郎为总参谋长的满洲军司令部，统一调度指挥日军对俄作战。此次战争，日、俄双方分别动员了一百多万兵员，不仅战争的规模之大在世界史上是空前的，而且战斗之惨烈，也是当时所罕见的。仅辽阳、沙河、沈阳、旅顺几次大的战役，日军死伤十七万三千人，俄军死伤十七万六千人。仅攻打旅顺要塞，日军就死伤军官二千一百八十九人。在海战中，仅俄舰被击沉击伤就近四十艘。在战争期间，虽然清政府根据国际法制定了《日俄战争中国严守局外中立条规》(116)，但日俄对此不予理睬，中国主权遭到严重破坏，给当地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光绪三十一年二月（1905年3月），日、俄双方共投入六十五万兵力进行沈阳大会战，俄军战败，陆战已成定局。为了挽回海上败局，俄国由原波罗的海舰队组成第二太平洋舰队，经过近七个月的长途航行，绕过好望角，抵达太平洋。日舰队以逸待劳，在对马海峡将其一举歼灭。俄舰队司令也被俘。六月（7月），日军又攻占了库页岛。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国内爆发革命，再加上英日签订了《第二次同盟条约》，对其十分不利。因此，俄国急于结束战争，日本虽海、陆军皆取得胜利，但已精疲力竭，难以为继，于是，在美国总统的调停下，日、俄双方派代表赴美国议和。八月七日（9月5日）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共十五款，附约二款。主要内容有：（1）两国除铁路警备队外，同时撤退在中国东三省的军队；（2）俄国将租自中国的旅顺口与大连湾、南满铁路及其他有关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117)。十一月二十六日（12月22日），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共十五款。除确定日本继承俄国在南满的权益外，还增加了一些权益，主要内容有：（1）增开奉天省内之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吉林省内之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黑龙江省内之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为商埠；（2）安东（今丹东）至沈阳所造之行军铁路仍由日本接续经营，改为转运各国工商货物；（3）营口、安东、沈阳划定日本租界；（4）允许日本采伐鸭绿江右岸森林等。(118)

（二）日俄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关系的调整及其侵华新动向

1. 日俄分割中国东北

日本欲独享东三省南部的利权，遂建立相应的机构，将军事管制转变到和平占有的轨道上。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十六日（1906年6月7日），日本天皇敕令在政府全面控制下筹建南满铁路公司(119)和关东都督府。十月十一日（11月26日），满铁公司正式成立，后藤新平担任总裁。此时日本已将旅大租界地改为关东州。十八日（12月3日），关东都督府正式成立，陆军大将大岛义昌担任关东都督。关东都督府是日本的一个政府机构，是对旅大租借地实行殖民统治的中枢。都督拥有广泛的行政和军事权，并有保护和监督南满路线，监督满铁公司各项事务之权，使得旅大租借地成为日本进一步侵略东北地区的前沿阵地。满铁公司名义上虽是一个企业组织，但日本政府赋予其广泛的职能，使其成为日本加深对东北地区侵略的工具，侵略中国的大本营。满铁公司除已取得南满铁路及其支线的经营权外，又通过贷款控制了新奉和吉长铁路。铁路沿线到处设有以“保护”铁路为名的日本兵营。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就已霸占了抚顺、烟台、本溪湖等处煤矿，任意采伐长白、临川等地森林。日俄战后，又取得了鸭绿江沿岸木业与南满、安奉铁路沿线矿业由“中日合办”的特权。至宣统三年（1911），东北南部日资经营的资本在十万元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近三十家，资本在十万元以下的达五十家以上。仅满铁公司所属煤矿，就挖掘了三百四十多万吨煤，获利达一千多万日元。

俄国在日俄战后为弥补失去南满的损失，加紧吞并北满的活动。首先，加强在乌苏里江地区的经营，为并吞北满作准备：加强伯力与海参崴的军事力量，作为远东主要军事基地。将海参崴港建成军港，中俄边境经常屯兵十几万；修建阿穆尔铁路，沿黑龙江至伯力(120)；向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大量移民；招募大量华工开发远东地区。其次，通过中东铁路公司并吞北满，将中东铁路公司变为殖民统治机构。中东铁路总公司设在俄京彼得堡，由财政部管辖。根据沙皇密旨，中东铁路职员与政府官员相同，由政府特别管辖。中东铁路局设在哈尔滨，局长由霍尔瓦德（军人）长期担任，直至沙皇倒台。两位副局长一位称技术长，一位称民政长。民政长下设八个科：民政科管警察及其他事务，科下面又设八个股；土地科管土地租借、整理、征收土地税、林区经营管理等；中俄交涉科负责与中国地方官交涉，参与会审公堂；此外尚有教育科、宗教事务科、卫生科、兽医科、报刊发行科。光绪三十二年，民政科升为民政处，警察全部为现役军人。处长由中将担任，警察科由大校担任。除民政处外，又设军事处(121)，由中将担任。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兵种。此外，还有技术兵，其正式名称为“后黑龙江护路旅”。光绪三十三年七月（1907年8月），俄国分别与吉林、黑龙江签订《吉林省中东公司购地合同》《黑龙江铁路公司购地合同》，俄国在吉林省东起绥芬河、西至阿什河，占地五万五千垧；黑龙江省西起满洲里、东至哈尔滨松花江北岸石当止，占地十二万六千垧。而俄国实际占地超过合同规定，在哈尔滨至长春之间强占了九千五百垧，在哈尔滨车站周围强占了一万零三百九十四垧(122)。这一年，俄国在哈尔滨成立“自治会”，俄远东军司令任会长，在中东铁路界内一些城市推行“自治”。宣统元年（1909），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东省铁路公议会大纲》，俄国取得铁路沿线城市的行政管理权。这样，中东铁路公司界内日益成为“国中之国”，并吞北满的基地。第三，加强对北满的经济控制。光绪三十三年六月（1907年7月），俄国与清政府签订《北满洲税关章程》。七月（8月），中东铁路公司与吉林、黑龙江又分别签订了《满洲里税关章程》与《绥芬河税关章程》。规定：中俄边界百里之内贸易免税；俄国由中东铁路运入沿线各车站的货物，减税三分之一；俄国运往界外货物，只征收三分之一税，不再交纳其他税。中东铁路公司与吉林、黑龙江签订《吉林木植合同》《黑龙江铁路公司伐木合同》，吉林、黑龙江两省各三处，划定地段专供中东铁路公司砍伐木材。俄国在这些地方进行掠夺性采伐。中东铁路公司与吉林、黑龙江签订《吉林铁路煤矿章程》《黑龙江铁路煤矿合同》，规定中东铁路公司两侧三十里以内的煤矿由中东铁路公司勘办。另外，俄国还到处开采金矿，在吉林、黑龙江两省计有十二处。这样，日俄战后两国分割了中国东北。

2. 日俄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关系的调整及其侵华新动向

日俄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后起的德国要求重新分割世界，与在世界上占有殖民地最多的英国斗争激烈。英德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英、法、俄之间关系调整，准备对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们又分别与日本签订协约，让日本在东方“看家”。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三十日（1907年6月10日），《日法协约》在巴黎签订，打着“尊重中国的独立和完整”的幌子，规定：尊重在中国实行“对各国商业以及对各国臣民或公民待遇平等的原则”，强调“特别是对于和它们（日、法两国）享有主权、保护权或占有权之各地方相毗连的中国诸地区的秩序和事态稳定能得到保障具有特殊的利害关系”。双方约定：“为在那些地区确保和平和安全而相互支持，以便在亚洲大陆上维持两缔约国各自的地位和领土权利。”根据当时法国驻日公使施阿兰解释，对于双方具有“特殊的利益关系”的“中国诸地区”，法国为广东、广西、云南三省，日本为福建省及满、蒙地区。(123)

六月二十一日（7月30日），日俄第一次《协约》和《密约》在彼得堡签订。《协约》是冠冕堂皇的文字。而《密约》则是实质性的内容：（1）日本不谋求在北满的权益，俄国不谋求在南满的权益。（2）俄国承认日本与朝鲜间依现行条约协定为基础之共同政治关系，不加干涉且不加阻挠此种关系之继续发展；日本给予俄国在朝鲜享有最惠国之一切权利。（3）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之特殊利益，禁止可以妨害此种利益之任何干涉。附款划分了南满与北满界限：“从俄、韩边界西北端起画一直线至珲春，从珲春画一直线到毕尔滕湖（即镜泊湖）之极北端，再由此画一直线至秀水甸子，由此沿松花江至嫩江口止，再沿嫩江上溯至嫩江与洮儿河交汇之点，再由此点起沿洮儿河至此河横东经一百二十二度止。”(124)以此次条约为转折点，日俄关系出现了根本的变化，由对立走向勾结。这种转变是以牺牲中国东三省、外蒙古(125)和朝鲜为筹码的幕后龌龊交易。之后，日本放手侵略朝鲜，俄国加紧侵略外蒙古。

七月二十三日（8月31日），英俄《协约》在彼得堡签订。双方全面调整了在西亚和中国西藏地区的侵略利益。关于西藏，双方只承认中国有“宗主权”；俄国承认英国在西藏有“特殊利益”。英、俄长期在西亚的争夺缓和下来，英国在西藏的优势地位得到承认。此后，英国肆无忌惮地进行分裂西藏的活动，试图将西藏与其殖民地印度连成一片。(126)

日法、日俄、英俄协约是几个国家为协调其在亚洲的争端而缔结的，而与当时的世界形势及欧洲的国际关系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日法协约是关键。当时法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是防德，这就需要取得当时亚洲唯一强国保障其在亚洲尤其中国的殖民利益，作为交换就必须支持日本在中国乃至亚洲的侵略活动。法国以其具有强大金融资本的有利条件，向日本提供巨额贷款，不仅签订了《日法协约》，而且也促成了《日俄协约》。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后，被迫减少在远东的力量消耗，以保持其在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实力，迫切需要缓和与日本的对立。日本也需要改善与俄国的关系，以解除侵略南满与朝鲜的后顾之忧，并在与后起的美国的争夺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英国为了对付德国，在日俄战争前就试图改善与俄国的关系，由于日俄战争而中断。日俄战后，英国采取主动，参加了以法国为主的对俄大贷款，加以法国的促进，俄国本身改善俄英关系的要求，双方终于修好。三个协约又反过来对欧洲的国际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三个协约与日俄战前英法协约、日俄战中英日同盟、日俄战后更新的法俄同盟联在一起，不仅消除了以英日为一方、法俄为一方的原有对立，而且使之通过双边条约结成一个集团。至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关系调整业已完成。在欧洲，英、法、俄在东西两线完成了对德国的包围。日本附从英、法、俄，以换取三国对其侵略亚洲尤其是侵略中国的支持，加强与美国角逐的优势地位。俄国未放弃对中国蒙古和新疆地区的侵略。在日法、日俄、英俄协约中，中国从沿海到边疆成为其交易的筹码，从而使中国再次陷入极其险恶的国际环境中。

二、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与《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签订

（一）英、俄在西藏的争夺

英、俄两国很早就觊觎西藏。

从19世纪70年代以后，俄国派朴尔热瓦尔斯基上校等率领“探险队”多次非法潜入西藏地区，并对阻拒其前进的藏族人民进行野蛮屠杀。

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并逼签条约后，西藏各阶层对英国侵略者恨之入骨，并对清政府胁迫西藏地方当局屈从英国的要求极其不满，在此情况下，西藏地方当局便产生亲俄倾向。俄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伪善的面孔博得西藏上层的好感，并加紧向西藏渗透。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俄国将德尔智等一批俄属希里雅特蒙古族喇嘛派往西藏，博得西藏上层僧侣贵族的信任，极力鼓吹投靠俄国。达赖于光绪二十六年和光绪二十七年两次派德尔智率领所谓“西藏代表团”访问俄国，德尔智还以“西藏特使”的身份访问俄国，均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接见。沙皇尼古拉二世把并吞西藏作为其争霸世界的“宏大计划”之一。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在其日记中写道：“我告诉维特，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把朝鲜并入俄国。还想把西藏并入本国。要夺取波斯，不仅要占博斯布罗斯，还要占达达尼尔。”(127)

英国对于俄国在西藏占领先机很不甘心。光绪二十六年前后，英国通过各种渠道与达赖联系，均遭到拒绝。激进派主张动用武力，但英国政府认为时机未到。因为当时英国正陷入南非战争的泥潭之中，并且不愿冒与俄国对抗的风险，只能待机而动。

（二）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与《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签订

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发生于光绪十年（1884）。英国政府派军官马科雷率领一支约三百人的武装队伍从锡金越境，侵入西藏，在干坝遭到藏族人民阻击。光绪十二年（1886），英国又派出大批军队集结于西藏亚东以南的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西藏地方政府一面向驻藏大臣呈文，一面在热纳宗隆吐山要隘设卡驻防。光绪十四年（1888），英军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大举向隆吐山发起进攻，遭到西藏军民的拼死抵抗。然而，清政府却一再命令西藏军民撤出隆吐山，并罢黜了积极支持抗英的驻藏大臣文硕，改派升泰为驻藏大臣，与英国“罢兵定界”；派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之弟赫政为升泰的助手。光绪十六年（1890）和十九年（1893），清政府先后与英国签订了《藏印条约》和《藏印续约》。主要内容有：中国承认锡金归英国保护；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有治外法权；进口货物五年不纳税。从此，英国势力深入西藏。

英军第二次侵藏战争选择在中国东三省战云密布、俄国无力西顾之机。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1903年12月12日），英国派遣以荣赫鹏为使节、麦克唐纳准将为司令官的一支英军偷越咱里拉，开始了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二十五日（12月13日），英军占领亚东。十一月初二日（12月20日），英军攻占帕里。二十一日（1904年1月8日），英军越过唐拉岭。因大雪封山，前进受阻，英军休整补充。光绪三十年二月中旬（1904年3月底），英军大举进犯，藏军在莱丁赛代本指挥下英勇抗击，伤亡重大，莱丁赛代本阵亡。二十六（4月11日），英军进攻江孜。西藏军民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长达几个月的江孜保卫战。他们用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甚至石块与英军殊死战斗。在攻打江洛林卡荣赫鹏营垒时，与英军展开白刃战，重伤英军。保卫江孜宗政府的战斗尤其激烈。西藏军民在山头阵地凭险据守，英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几面猛攻，西藏军民顽强抵抗，坚守三天三夜，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从十几岁的儿童到六十多岁的老人都参加了战斗，用血肉之躯保卫祖国神圣领土。

英国企图通过挑拨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以达到侵略西藏的目的。它一方面抛开驻藏大臣直接与西藏地方当局往来，一方面则通过驻华公使迫使清政府压迫西藏地方政府向英国让步、妥协。达赖十三世亲政以来，对英国武装侵藏一直耿耿于怀，拒绝与英国直接交往。西藏地方当局一意主战，反对驻藏大臣的阻挠，并要求清政府在兵力、武器、军饷等方面全力支持。恰恰相反，当时清政府的政策是尽快停战，通过和平谈判与英国妥协，并再三催促驻藏大臣裕钢亲赴边境与英国代表和谈，积极劝导西藏地方当局与英国修好。由于裕钢贯彻清政府政策不力，受到“交部议处”的严厉处分。新任驻藏大臣有泰到拉萨后，一反其前任所为，急于向英妥协，竟无耻到丧失民族气节，对英国侵略者百般谄媚，对英勇抗击英军的西藏军民大肆咒骂，甚至盼望西藏军民“大败”。(128)

江孜陷落后，英军得到补充和增强，按照英国政府的计划，渡过雅鲁藏布江，大举向拉萨推进。六月二十二日（8月3日），英军占领西藏首府拉萨。在此之前，达赖十三世出逃，德尔智等试图将其劫往俄国，没有得逞。达赖出逃前，将印章交与噶勒丹池巴罗桑坚赞。七月初二日（8月12日），荣赫鹏向有泰提出八项议和条件，罗桑坚赞等拒绝签字。七月二十二日（9月1日），荣赫鹏提出正式约款。在有泰一再施压与荣赫鹏恫吓下，罗桑坚赞等西藏地方官员和荣赫鹏于二十八日（9月7日）在布达拉宫签订《拉萨条约》十款。主要内容有：（1）增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此二处与亚东及日后续设之商埠允英国派员监管；（2）向英国赔款五十万镑，七十五年缴清，赔款未清前，英国仍于丕春驻兵，暂守作质；（3）西藏允将所有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之炮台、山寨等一律削平，并将所有滞碍通道之武备全行撤去；（4）西藏允定以下五端非英国政府先行照允不能举办：①西藏土地无论何外国皆不准有让卖、租典或别样出脱情事；②西藏一切事宜无论何外国皆不准干涉；③无论何外国皆不许派员或派代理人进入藏境；④无论何项铁路、道路、电线、矿产或别项利权均不许各外国或隶各外国籍之民人享受；若允此项利权，则应将相抵之利权或相同之利权一律给予英国享受；⑤西藏各进款，或货物，或金银钱币等类，皆不许给予各外国或籍隶各外国之民抵押拨兑。按照这个条约，西藏实际上成为英国“保护地”(129)。有泰将约款电告清政府予以请示，因未接回电，不敢擅自在条约上签字。八月初四日（9月13日），外务部电告有泰，因《拉萨条约》有损中国主权，告其“切勿画押”。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1905年2月），中国代表外务部侍郎唐绍仪，英国代表英印政府外事秘书费礼夏于印度加尔各答举行会议。这次会议中、英双方的立场与目的截然相反。中国要废除《拉萨条约》，英国要中国在《拉萨条约》上签字。唐绍仪强调“西藏主权在中国”，而费礼夏则妄说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将其视同“外国”。多次谈判，反复交涉，亦未达成协议。八月（9月），唐绍仪回国，由其助手参赞张荫棠继续谈判，仍无结果。十月（11月），谈判最终破裂。在此前后，国际与英国国内局势均发生重大变化。张荫棠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力促清政府与英国进行交涉。十二月中旬（1906年初），中、英就西藏问题在北京重开谈判。中方代表仍为唐绍仪，英方代表则为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1906年4月27日），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正约”六款，原来《拉萨条约》十款只作为“附约”。正约明确规定：（1）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2）《拉萨条约》第九款内之第四节所声明各项利权，除中国独能享受外，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惟经与中国商定在该约第二款指明之各商埠（亚东、江孜、噶大克），英国应得设电线通报印度境内之利益。此次会议中国代表坚持西藏赔款由清朝中央政府赔付，英国最后同意，但未写入条约。(130)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作为清朝中央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的正式条约，最重要的在于争回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同时也收回了一些利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西藏各阶层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

在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大动干戈，英国发动第二次入藏战争的时候，德国也派炮舰驶入长江，要求租借洞庭湖与鄱阳湖一带，长江流域一度也出现紧张的局面，英、德差一点交战。从甲午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公开叫嚣瓜分中国，并实行武力压迫的局势，到日俄战争结束才缓和下来。

三、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加深

光绪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清政府分别与英、美、日等国签订了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至宣统三年，通商口岸由四十五个猛增至八十二个，并在其中十六个城市新设租界。通商口岸的外国商行，光绪二十七年至“民国”元年（1912），由一千一百零二家猛增至二千三百二十八家，几乎完全垄断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外国在华投资在20世纪初也大大发展起来。到宣统三年，清政府向列强所借外债已累计达十二亿多元。外国在华直接投资达二十亿元。中国已修成的铁路，百分之九十以上控制在列强手中。在其他领域，外资控制着中国机器采煤的百分之九十多，生铁洋法生产的百分之百，棉纺生产的近百分之八十，内外航运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外国银行垄断了中国金融系统。

中国铁路、矿山利权的丧失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经济侵略最严重、最突出的问题，而铁路问题尤甚。因为列强攫取铁路利权，不仅是输出资本、获取巨额利润的极佳途径，而且可以控制铁路沿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权利，伸展势力范围，进而将这些地区一步步变为殖民地。

20世纪初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激烈争夺铁路利权。法国成立滇越铁路公司，除加紧修筑滇越铁路外，还争夺两广路权；英国企图展筑滇缅铁路，涉足粤汉铁路，夺取江浙铁路；英、德加紧修筑津镇铁路；日、美、德等国争夺福建、浙江、江西路权；俄、比、英等国掌握了正太、汴洛、沪宁铁路。日俄战后，美国因在战前与战争期间积极支持日本，欲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插足中国东北。先是策划收买南满铁路，继而提出修筑新法铁路、锦瑷铁路以及“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因日本强烈反对、俄国出面抵制而搁浅。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不仅企图控制粤汉铁路的主要路段及粤汉铁路支线，而且想借此进一步控制清政府的经济命脉。

(1)　《德宗景皇帝实录》第1卷，第5页。

(2)　丁燕石：《正说慈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8—189页。

(3)　丁燕石：《正说慈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9—190页。

(4)　丁燕石：《正说慈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0—211页。

(5)　丁燕石：《正说慈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4—195页。

(6)　丁燕石：《正说慈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4—207页。

(7)　同上书，第205—207页。

(8)　同上书，第210页。

(9)　《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2页。

(10)　《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4页。

(11)　同上书，总第25页。

(12)　《清史稿》第10册，第8931页。

(13)　《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84页。

(14)　《清史稿·吴可读传》第41册，第12462页。

(15)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下册，但焘译本，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5页。

(16)　《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49页。

(17)　《德宗景皇帝实录》第2卷，第12页。

(18)　《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4页。

(19)　《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1675—1676页。

(20)　同上书，总第1679—1682页。

(21)　丁燕石：《正说慈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4页。

(22)　丁燕石：《正说慈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4页。

(23)　叶赫那拉·根正：《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慈禧曾孙口述实录》，金城出版社，2005年，第223、227页。

(24)　《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2110页。

(25)　《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2123—2125页。

(26)　同上书，总第2141—2142页。

(27)　《训政细则》。

(28)　《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2180—2181页。

(29)　《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2513页。

(30)　同上书，总第2576页。

(31)　同上书，总第2580页。

(32)　卿汝楫编：《甲午战争以前美国侵略台湾的资料辑要》，《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3期，第173页。

(3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6卷，第38—40页。

(3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8卷，第11—16页。

(35)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342—344页。

(36)　《穆宗毅皇帝实录》第370卷，第902—903页。

(37)　《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53—54页。

(38)　《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106—107页。

(39)　《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130—131页。

(40)　巴图鲁，满语勇士之意。清代用作称号，赐给作战有功的官员，名为“勇号”。

(41)　《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658页。

(42)　《穆宗毅皇帝实录》第316卷，第175页。

(43)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250页。

(44)　同上书，第261—262页。

(45)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294—295页。

(46)　同上书，第323—325页。

(47)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第360—363页。

(48)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36—338页。

(49)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38—339页。

(50)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47页。

(51)　《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658—660页。

(52)　同上书，总第917—919页。

(53)　《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1555—1556页。

(54)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0—31页。

(55)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98—100页。

(56)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98—100页。

(57)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117—118页。

(58)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126—131页。

(59)　萧一山：《清代通史》（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1090页。

(60)　萧一山：《清代通史》（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1091页。

(61)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85页。

(62)　以上条款见萧一山：《清代通史》（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1099—1101页。

(63)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524页。

(64)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538—539页。

(65)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952—954页。

(66)　同上书，第1016页。

(67)　又称《仁川条约》。

(68)　又称《中日天津会议专条》。

(69)　中国称《甲戌条约》。

(70)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641—643页。

(71)　一般称《中法简明条约》，亦称《李福协定》。

(72)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734页。

(73)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中法战争》第5册。

(74)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5卷，第24页。

(75)　又称《中法议和草约》、《巴黎停战协定》。

(76)　简称《中法新约》。

(77)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1053—1054页。

(78)　《清季外交史料》（二），第1602—1603页。

(79)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第74页。

(80)　陆奥广吉：《伯爵陆奥宗光遗稿》，日本东京ゆ夫じ书房，2002年，第318页。

(81)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援朝篇第二》，中华书局，2010年。

(82)　陆奥广吉：《伯爵陆奥宗光遗稿》，日本东京ゆ夫じ书房，2002年，第442页。

(83)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61页。

(84)　陆奥广吉：《伯爵陆奥宗光遗稿》，日本东京ゅ夫じ书房，2002年，第468页。

(85)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65页。

(86)　《清季外交史料》（二），第1853—1855页。

(87)　《清季外交史料》（二），第2049—2053页。

(88)　《清季外交史料》（二），第2071页。

(89)　亚尔莫林斯基：《维特伯爵回忆录》，傅正译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64—65页。

(90)　《小说月报》第6卷，第3号。

(91)　《知新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

(92)　梁启超：《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第60页。

(93)　罗曼诺夫著、民耿译：《帝俄侵略满洲史》，注73，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03—104页。

(94)　又称《中俄密约》。

(95)　《清季外交史料》（二），第2054—2055页。

(96)　《红档》杂志1932年第52卷。

(97)　《清季外交史料》（二），第2058—2059页。

(98)　李荣达：《中东铁路问题的检讨》，第14—34页。

(99)　尼罗斯：《东省铁路沿革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505—508页。

(100)　《清季外交史料》（二），第2201—2202页。

(101)　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41页。

(102)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49—451页。

(103)　转引自福森科著、杨诗浩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三联书店，1958年，第212页。

(104)　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65页。

(105)　《清季外交史料》（二），第1936—1940页。

(106)　《清季外交史料》（二），第2026—2028页。

(107)　同上书，第2166—2168页。

(108)　后来由英德两国联合承筑。

(109)　后来英美签订协定，英国也参与投资。

(110)　《清季外交史料》（三），第2362—2363页。

(111)　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三联书店，1979年，第102—104页。

(112)　外交学院编：《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93—94页。

(113)　《清季外交史料》（三），第2550—2551页。

(114)　《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93—97页。

(115)　《日俄战纪》第1期，第47—49页。

(116)　《清季外交史料》（三），第2849—2850页。

(117)　同上书，第2977—2979页。

(118)　《清季外交史料》（三），第3073—3038页。

(119)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公司。

(120)　伯力至海参崴铁路早已建成。

(121)　初称铁路警备队，后改为独立护路团，属后黑龙江省军区管辖。

(122)　曹励恒：《中东铁路》，第42页。

(123)　施阿兰：《使华日记》，袁传璋译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8页。

(124)　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三联书店，1979年，第83—87页。

(125)　当时属中国领土。

(126)　北京大学历史系等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235—237页。

(127)　《库罗巴特金日记》，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第271页。

(128)　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第3册，《有泰奏牍》第1卷，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四日，有泰致外务部电，北京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9年，第9—10页。

(129)　后来英国妄图把西藏变为“独立国”，实则欲将西藏变为其“保护国”。

(130)　《清季外交史料》（三），第3049—3051页。

第七章
光绪朝社会的急剧变化与重大变革（中）

第一节
光绪朝政府机构重大变革

一、外务部

（一）外务部概况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1901年6月）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辛丑条约》加以确认，班列六部之首。职掌交聘往来、疆界租地、侨务通商、海关税务、传教、派使、铁路矿务、机器制造等对外交涉事务。初设总理大臣、会办大臣各一人为管部大臣，会办大臣兼尚书，左右侍郎各一人。宣统三年（1911）裁总理及会办大臣，改尚书、侍郎为外务大臣、副大臣各一人，综理部务，另设左右丞、左右参议为佐理。内置和会司、考工司、榷算司、庶务司、翻译处、机要股、清档房、司务厅、电报处、文报局、统计处等具体办事机构，并附设有储才馆。

（二）储才馆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1906年5月）设立。负责培养外交人才以供外务部、驻外使署及各省调用，直辖于外务部。提调一人总理馆事，帮调一人为之佐理，文案、支应、庶务各一人，办本馆行政。聘讲员一人，以欧洲公法专家充任，书记生无定额。开设翻译、评议、撰拟、调查等课程，学期三个月至一年。

二、农工商部

光绪二十九年（1903）设立商部。职掌铁路、矿务、工艺、农务、通商等事务。设尚书、左右侍郎各一人，总司部务，左右参议各一人，为之佐理。内置保惠、平均、通艺、会计四司和司务所。所属有译学馆和商报馆。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1906年10月）改扩为农工商部，原户部、工部部分事务归入。设尚书、左右侍郎各一人综理部务。下设承政厅、参议厅为之佐助，内置农务、工务、商务、庶务四司，分别办理农桑、屯垦、畜牧树艺、水利河工、海塘疏浚、招商承办、农工学堂及内部文件印信诸事务，附设商标局、商律馆、公司注册局、权衡度量局等机构。宣统三年（1911年）改尚书、侍郎为大臣、副大臣各一人。

三、学部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1905年12月）设立，为中央教育行政机关。职掌稽核京外学务官员、管理各类学堂、图书馆、博物馆、天文台、气象台、派遣留学等事项。设尚书、左右侍郎各一人，综理部务，左右参议各一人，参事官四人，为之佐理。内置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五司。另设视学官若干，分区巡视京内外学务；咨议官若干为顾问。下辖国子监、编译图书局、京师督学局、高等教育会议、教育研究等。宣统三年（1911）改尚书、侍郎为大臣、副大臣各一人。

四、民政部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1905年10月）设立巡警部。管理京城内外工巡事务并督办各省巡警事务。设尚书、左右侍郎各一人，综理部务，左右丞、左右参议各一人为之佐理。内置警政、警法、警保、警学、警务五司。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1906年10月）改为民政部。职掌地方行政、地方自治、户口编审、风俗礼教、保息荒政、移民侨民、全国警察、地方区划、土地测绘与买卖、土木工程、医药卫生等事项，并负责考核各省民政官员。设尚书、左右侍郎各一人综理部务，左右丞、左右参议各一人为之佐理。内置承政厅、参议厅和民治、警政、疆理、营缮、卫生五司。附设内外城巡警总厅、内外城预审厅、京师习艺所、工巡捐总局、路工处、缉探总局、消防队、高等巡警学堂等。宣统三年九月（1911年10月）改尚书、侍郎为大臣、副大臣各一人。

五、度支部

（一）度支部概况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1906年10月）由户部改设。财政处并入。综理全国财政，管理各直省田赋、关税、榷课、漕仓、公债、货币、银行、会计等一切事项。设尚书、左右侍郎各一人，综理部务，左右丞、左右参议各一人为之佐理。内置田赋、漕仓、税课、筦榷、通阜、库藏、廉俸、军饷、制用、会计十司和收发稽核处、金银库。所属有宝泉局、造币厂、大清银行及各省分行、土药统税总局及各省分局等。

（二）财政处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1903年4月）设立。职掌统一币制、统筹全国财政事宜。奕劻为“总理财政处”大臣，那桐为“办理财政事务”大臣。与户部会奏财政事项，衔列户部之上。光绪三十二年并入度支部。

六、邮传部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1907年7月）设立。设尚书、左右侍郎各一人，总理部务，下设承政厅、参议厅为之佐理。内置庶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五司，分理本部庶务、轮船航运、铁路公路、电报电话、邮递汇兑等事项。下辖邮政总局、铁路总局、电政总局、电话局、交通银行及铁路、商船、电报学堂等。宣统三年改尚书、侍郎为大臣、副大臣各一人。

七、法部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1906年10月）由刑部改设。职掌司法行政，监督大理院及京内外审判、检察机关，任免司法人员，区划各审判厅辖地，调度司法警察和检察人员，执行判决等事项。设尚书、左右侍郎各一人，综理部务。内置承政厅、收发所和审录、制勘、编置、宥恤、举叙、典狱、会议、都事八司，分理部务及各省案件。下辖京师高等审判厅、检察厅，京师内外城地方审判厅、检察厅，京师初级审判厅、检察厅。宣统三年改尚书、侍郎为大臣、副大臣各一人。

八、大理院

光绪三十二年由大理寺改设，为最高审判诉讼机关。审理其特别权限内和不服高等审判厅判决的上诉案件。设正卿、少卿各一人，综理院务。内置民科二庭、刑科四庭，分别办理审判。受法部监督，可于各省高等审判厅内设大理分院。

九、修订法律馆

光绪三十三年设立。特派修订法律大臣管理，下设提调二员，总司馆务。内置第一科、第二科、译书处、编案处、庶务处等机构，设总纂、纂修、译员、总办、庶务委员等各员，分别掌理民律、商律、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的调查起草，各国法律书籍的编译，旧有律例的删订和馆内庶务。聘东西各国法律专家为参谋，以各省提法使、按察使为咨议官，另设调查员等。

十、陆军部

（一）陆军部概况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1906年10月）由兵部改设，练兵处和太仆寺并入。总管原兵部、练兵处、太仆寺职掌中有关军事事项。设尚书、左右侍郎各一人，综理部务。内置承政厅、参议厅、捷报处和军衡、军乘、军计、军实、军制、军需、军学、军医、军法、军牧十司。在海军部和军咨府未设之前，其临时办事机构海军处和军咨处暂归军部兼管。宣统三年改尚书、侍郎为大臣、副大臣各一人，裁军乘、军计、军学三司，增承政司，另设军学、军计二处。

（二）练兵处

光绪二十九年设立，为改革兵制、考查和督练全国新军的总机关。派令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帮办大臣、徐世昌为提调。内置军政、军令、军学三司。光绪三十二年并入陆军部。

十一、海军部

（一）总理海军事务衙门

简称“海军衙门”。光绪十一年九月（1885年10月）为扩建海军舰队、统一海军指挥权而设立，系管理全国海军的机构。以醇亲王奕为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会办，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为帮办。辖北洋、南洋海军。光绪十四年（1888）拟定《北洋海军章程》，确定海军船制、官制、仪制等。因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覆没，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裁撤。

（二）海军部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1907年5月）设立海军处，由陆军部兼管。设正使、副使各一人，综理全处事务。内置机要、船政、运筹三司，后改为海政、船政、筹备、储蓄、医务、法务六司，负责原属练兵处的水师和原属工部的船政事宜。

宣统元年（1909）海军处从陆军部分出，改设筹办海军事务处。设筹办海军大臣二人，参赞一人。内置参赞厅和军制、军政、军学、军枢、军储、军防、军法、军医八司，负责海军规制、船舰营运、海军教育与训练、各省水师将弁的铨衡等事项。

宣统二年十一月（1910年12月），筹办海军事务处改为海军部。设海军大臣、副大臣各一人，综理部务，另设参谋官、参事官为之佐理。内置军制、军政、军学、军枢、军储、军法、军医七司，负责海军规制、考绩、测海制图、修船造舰、各省水师人员的铨衡等事项，兼办筹备海军司令部事宜。

十二、军咨府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1907年5月）设立军咨处，隶属陆军部，原练兵处军令司事务并入。掌全国筹防用兵事务。设正、副使各一人，综理处务。内置一、二、三、四司和测地司。宣统元年从陆军部分出，由贝勒毓朗和载涛、提督萨镇冰管理，下设军咨使总理处务。内部机构改为总务厅与一、二、三、四厅和测地、制图二局。

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军咨处改为军咨府，负责秉承诏命、襄赞军谋。由贝勒载涛、毓朗为军咨大臣，总理其事，下设军咨使二人、副官二人。内置一、二、三、四和总务五厅以及测地、军事官报二局。其奏事有特殊规定：不具正折，均面奏或用奏片；所奏之事限于军机、军令；不登载官报；军务报告由督师大臣会同军咨大臣奏报。

十三、理藩部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1906年10月）由理藩院改设。除理藩院原有职掌外，凡外藩之移民、开垦、练兵、兴学诸事皆归其受理。设尚书、左右侍郎各一人，综理部务。设领办处为公务总汇之所。内部机构除原有的旗籍、典属、王会、柔远、徕远、理刑六司外，增设殖产、边卫二司，另有司务厅。宣统二年（1910）又增设宪政筹备处。宣统三年（1911）改尚书、侍郎大臣、副大臣各一人。

十四、会议政务处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4月）设立督办政务处，为总办新政特设机关。负责审择内外大臣变法条议，录呈中国政书及所译西书中之可资借鉴者，商议奏闻一切改革事宜。以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以刘坤一、张之洞为参与政务大臣。下设提调、总办、奉京、委员等办事人员。内置官制、学校、科举、吏治、财政、军政、邦交、商务、工艺、刑律等各股。受军机处领导。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1905年11月）督办政务处改称会议政务处，隶属于内阁。除军机大臣外，内阁大学士亦可兼政务大臣，其下设提调、总办等属员，亦改由内阁、翰林院官员兼任。职同督办政务处。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撤销。

十五、典礼院

光绪三十三年设立礼学馆，附属于礼部。负责厘定损益历代会典、通礼、书义、家礼、五礼、通考等书，编纂通行朝野士庶之礼制，颁行各地，以遏抑平等自由之说。由礼部官兼任提调，总司馆务。选京外精于礼学者任总纂，从礼部择员充当总校、分校，访京外各直省熟谙礼学之官绅为顾问官。

宣统三年六月（1911年7月）礼部改为典礼院，有关礼制风教之事划归民政部。职掌修明礼乐、更定章制。凡朝会、坛庙、庆典、巡幸、陵寝之礼乐制作，原礼部所辖行政之外一切事务及各部门原管之典礼事务俱归其管理。设掌院学士、副掌院学士各一人，综理院务，学士、直学士各八人，负责讨论典礼、参订章制。内置总务厅和礼制、祠祭、奉常、精膳四署。

十六、宪政编查馆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1905年11月）设立考察政治馆，受督办政务处王大臣领导。设提调二人总领馆务，其他办事人员由督办政务处人员兼任。负责考察、研究各国政治，择其可效法者纂订成书；考察各地新政情况，拟定劝惩办法；刊行《政治官报》。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1907年8月），为进一步筹办宪政，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受军机处王大臣领导。设提调、参议、总核等官员总领馆务。其下先后设有编制局、统计局、官报局、庶务处、译书处、图书处、考核科等机构。负责译编外国宪法、调查国内新政、统计各省各部政要、开办官报、议复及编制法规以备交资政院议决等项事务。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撤销。

十七、新内阁

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立宪，编纂官制大臣奏定新内阁官制。规定：以内阁、军机处改并，以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各一人及外务、民政、吏、度支、礼、学、陆军、法、农工商、邮传、理藩等十一部大臣为政务大臣。下设提调、副提调、书记、录事等员佐理办事。除各政务大臣负有各自职责外，凡遇重要政事，得开阁议请旨定夺。阁议事项包括：议院公议之法律草案及岁入预决算，重要军事、外交事件，奉旨交议院公议事件，议院呈送臣民陈请事件，关系官制变更及法律施行之请旨事件，奉旨交议的奏补级以上官员任免黜陟事件，两部间争执事件等。宣统三年设立责任内阁，其内部机构、职官与官制所定有所不同。

第二节
光绪朝军事制度重大变革

一、勇营改防军

太平天国灭亡后，未被裁撤的留防勇营，包括湘军、淮军和各省勇营，由临时编制改为常备军，成为经制兵。代替绿营兵驻防南、北较大的城市和战略要地，称为“防军”。其军制饷章与湘军、淮军相同。甲午战争中衰败。

二、新式陆军

（一）练军

清政府为制约防军势力，改编绿营兵，以“简器械、勤训练”为原则，故称“练军”。亦有个别省份如直隶省，从防军、八旗兵中挑选训练。其军制饷章仿照湘军、淮军。使用新式武器，驻守战略要地和交通中心。甲午战争中衰败。

（二）新建陆军

光绪二十年（1894），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督练新式陆军。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迁小站，募集五千人，练成定武军十营。十一月（12月）由温处道袁世凯接替督练，并拟定了《练兵要则》《营制》《饷章》和《聘用洋员合同》，扩充、整顿定武军约七千人。改名为“新建陆军”，完全按照德国营制、操典进行训练。其与旧式军队的区别在于，用新式武器装备；拥有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兵种；各级军官大多由军事学堂毕业的人充任；对新兵的选拔征募，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伍要求，有年龄、体格及识字程度等规定；还设有步兵学堂、炮兵学堂、工程兵学堂等，进行新式军事教育。设总部，下辖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督操营务处、稽查营务处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直隶总督荣禄编为武卫军中的右军，称“武卫右军”，后成为北洋六镇的一部分。

（三）自强军

光绪二十一年（1895），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其任内编练新军。士兵从卫队、护营中选拔，按照德国章程编制和训练，称“自强军”，分步兵、炮兵、马队、工程各营，其编制与新建陆军有所不同，后来成为北洋六镇的一部分。

三、新式海军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台湾，王公大臣、封疆大吏掀起了一场筹办海防、建立海军以抵抗侵略的议论，史称“海防之议”。前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海洋水师章程》，建议在沿海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山东、直隶海防由北洋水师负责，设司令部于天津；浙江、江苏海防由东洋水师负责，设司令部于吴淞；广东、福建海防由南洋水师负责，设司令部于南澳。每支水师各备大兵轮六艘，炮船十艘。三洋水师每半年会操一次。所需兵轮和炮船可先向外洋购买，继而由国内自造。他还建议在建立新式水师的同时，裁汰旧有艇舶、舢舨，以节省旧制各船经费，作为建置新式兵轮的开支。总理衙门基本上同意了丁日昌的建议，陆续建成广东、福建、南洋、北洋四支水师。

（一）广东水师

早在同治六年（1867），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蒋益澧等便向英、法购买了几艘炮船。以后，主要是广东、福州所制造。至光绪十七年（1891），广东水师共有炮船二十二艘，大鱼雷艇二艘。然而，除广甲、广乙、广丙尚可在大洋助战外，其余仅能守口巡洋。

甲午战争爆发前，广甲、广乙、广丙驶至北洋，与南、北洋水师举行会操。此后，这三艘船舰均留在北洋，参加了甲午海战。

（二）福建水师

早在19世纪60年代，福建省地方当局就先后向英、美等国购买了几艘船舰。后来，福建水师的舰只大部分都是福州船政局制造的，排水量一般在一千吨至一千五百吨之间。至中法战争前，福建水师共有船舰十八艘。

马尾海战中，马尾军港福建水师船舰十一艘被击沉九艘。战后，福建水师仅增加两艘舰只，已经不能成军了。

（三）南洋水师

光绪元年（1875）沈葆桢就任两江总督兼南洋海防大臣，其任内把海防经费主动让给北洋，未向外国购买船舰，主要是江南制造总局所造的一些小型船舰。光绪五年（1879）刘坤一继任，在其任内除从北洋调拨来“龙骧”“虎威”“飞霆”“策电”外，南洋水师并没有添置新的船舰。光绪八年（1882）左宗棠就任两江总督后，南洋水师才有了较大的发展。除从德国购买的“南琛”“南瑞”两艘巡洋舰外，又向福州船政局订造了“开济”“镜清”“寰泰”三艘巡洋舰。这五艘巡洋舰排水量均为二千二百吨，构成南洋水师的主力。至光绪二十一年，南洋水师先后拥有船舰二十三艘，鱼雷艇四艘。其战斗力虽然远逊于北洋海军，但大大超过广东水师和福建水师。

（四）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是清政府最重要的一支海军。由于北洋为京畿屏障，海防关系重大，清政府把建立北洋水师放在优先地位。

同治九年十月二十日（1870年11月12日），上谕命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管北洋洋务、海防。从此，李鸿章积极加强北洋海防，筹设北洋海军。光绪元年，奕奏准“先于北洋创建水师一军”。李鸿章开始向外国订购船舰。

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营务处，办理北洋水师事务，由周馥主持，马建忠负责日常工作。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奏准淮系将领丁汝昌为北洋水师提督，此后大批订购铁甲舰、巡洋舰、鱼雷艇。至光绪十三年（1887），北洋水师拥有船舰二十艘，鱼雷艇七艘。在二十艘船舰中，包括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和超勇、扬威、济远、经远、来远、靖远、致远七艘巡洋舰。而定远、镇远两铁甲舰排水量均为七千四百三十吨。北洋水师除几艘炮船由福州船政局制造外，其余船舰和鱼雷艇均购自英、德两国。然而，自这一年后，海军经费为慈禧太后移建颐和园，北洋水师未再添购新舰只。光绪十七年，又奉命在两年内停止向外国购买枪炮、器械。光绪十四年（1888），总理衙门大臣奕奏准《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水师正式成立。

李鸿章在购买船舰的同时，还注重培养海军人才，建立海军基地。光绪六年（1880），设立天津水师学堂，前福州船政大臣光禄寺卿吴赞诚为总办，留英福州船政学堂学生严复为总教习（后升任总办）。光绪十二年（1886），在北京设立昆明湖水师学堂。光绪十六年（1890），设立威海水师学堂。此外，还在大沽、旅顺、威海水雷营内附设水雷学堂，在山海关设武备学堂，在威海设枪炮学堂。

建立水师，特别是北洋这样规模的水师，必须有自己的基地，以驻泊和修理船舰。光绪七年，在大沽口建造船坞，作为北洋水师的临时基地。从光绪六年开始，在旅顺修建炮台，设立营所，疏浚海港。从光绪十五年（1889）开始，又环绕旅顺背后修建陆路炮台。总计旅顺军港东、西两岸炮台十三座，大炮七十一门；陆路炮台十七座，大炮七十八门。为巩固旅顺军港后路，光绪十四年开始在大连湾修建炮台。有海岸炮台五座，大炮二十门；陆路炮台一座，大炮四门。旅顺船坞花了十余年时间才建成。旅顺成为北洋水师最主要的基地。威海卫是北洋水师的基地之一。从光绪七年开始，威海卫成为北洋水师的临时屯泊处。光绪十三年（1887）海防工程全面展开，至光绪十六年，建成南、北岸炮台六座，大炮二十九门；刘公岛炮台六座，大炮十七门；日岛炮台一座，大炮八门。为了防护威海卫军港后路，计划修筑陆路炮台四座，但至甲午战争爆发，只建成三座，仅有大炮九门，后路比较空虚。

北洋水师有一整套正规的训练方法：舰内常操，主要使水兵演习枪炮操法，每天上、下午各一次；舰队常操，主要训练阵法，每天巳刻进行；按月大操；每年立冬后与南洋水师合操，巡阅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各口，直至新加坡以南各岛，以资历练；每三年一次，钦派亲王大臣与北洋大臣出海检阅，除操演阵法外，还进行实弹演习。

四、军制的重大变革与编练新军

（一）军制的重大变革

光绪三十年（1904），练兵处与兵部会衔奏定新军军制，规定分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常备军训练以三年为限，期满颁证回籍，列为续备军；续备军三年后退为后备军；后备军四年后退为平民。中下级军官多为国内各武备学堂毕业生充任，亦有少量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士兵实行招募制，在体格、有无嗜好及文化程度方面有较严格规定。最大编制单位为军，设总统或军统；一军可设二镇（师），设统制；镇下分协（旅），设协统；协下为标（团），设标统或统带；标下为营，设管带；营下为队（连），设队官或哨官；队下为排，设排长；排下为棚（班），设正、副目。每镇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五个兵种，额设官兵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二人。

（二）编练新军

为了将新军的编练推行于全国，清政府除中央设练兵处外，还在各省设督练公所，由督、抚、将军、都统兼任督办。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由于各省基础不同，财政状况各异，因而编练的规模、迟速不一。至宣统三年辛亥革命时，全国仅练成十六镇，另有几个混成协（独立旅）。由于北洋基础较好，加以袁世凯时任中央练兵处会办，握有实权，条件相对优越，因此北洋新军练成六镇。北洋新军武器装备优良，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清政府遂以北洋新军为中央军（亦称国军），各省新军为地方军。

（三）巡防营

巡防营为地方警备部队。光绪三十三年，陆军部奏准《巡防营（队）暂行章程》。规定：各省绿营、防军、练军等除改编为新军者外，经过汰选一律改为巡防营，防守本省。平时负责缉获盗贼、保护治安，战时负责防御，声援陆军。分为马队、步兵两种。各省计为若干路，设统领；路下为营，设管带；营下为哨，设哨官、哨长；哨下为棚，设什长。辛亥革命后，除遣散者外，或改编为正式陆军，或编为地方保安队。

第三节
光绪朝学制重大变革

一、废除科举制度

光绪二十七年六七月间（1901年七八月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1)。其第一折名为《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提出变法必须以“人才为先”，“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为此提出“育才兴学”的四项办法：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举、停罢武科举、奖励游学。这四项办法实际上是改革科举与兴办学堂并行，采取按科递减的办法，逐步废除科举制度。之所以采用这种办法，主要考虑给不能进学堂的旧时生员以出路，减少改革科举的阻力。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1903年3月），张之洞与袁世凯会衔上奏，再次要求递减科举，以加快新式学堂发展的步伐。他们提出从本年起，将各项考试取士之额，按年递减：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将递减名额移作学堂取中之额，同时还提出解决旧的科举士人的出路问题：30岁以下者，容易改业，可令其进入学堂；30至50岁者，可进入仕学或师范速成；50至60岁以上者，采用其他方式给以适当的出路。(2)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又一次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他们具体分析了学堂优于科举之处：（1）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2）科举止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3）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其结论是：“是则取才于科举，不如取才于学堂。”(3)此次提出的分科递减主张与办法终于为清政府所采纳，谕令“著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候旨遵行，即著各该督抚赶紧督饬各府厅州县建设学堂，并善为劝导地方，逐渐推广”(4)。但是，按照清廷的设想，需要长达十年的时间才能废除科举。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有实力的督抚大员联衔会奏。他们分析了当时危迫的形势，认为“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求，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他们的结论是“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废科举始”。他们强烈要求“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朝廷只得下令“著即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5)。至此，科举制度终于废除。

二、壬寅学制

《钦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晚清第一个有系统的学制。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订，光绪二十八年（1902）颁布，但未实行。该学制规定：学校分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养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即中学堂四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大学院无定期。与中学堂并行的有中等实业学堂和附设的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并行的有附设高等专门实业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儿童自六岁入蒙学堂至大学毕业共计学习二十年。

三、癸卯学制

《奏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晚清第一个实际推行的系统学制。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共同拟定，光绪二十九年颁行。该学制规定：学校分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学院四年，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即中学堂五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年或四年，通儒院五年。与之并行的有师范教育系统和实业教育系统。师范教育系统包括初等师范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育系统包括艺徒学堂、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初等实业学堂、中等实业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分别属于初、中、高等教育性质。另设译学馆、方言馆和专门为新进士及已仕官员学习新知识所设的进士馆与仕学馆。儿童自七岁入初等小学至通儒院毕业，共计学习二十五至二十六年。

第四节
光绪朝司法制度重大变革与法律的制定

一、司法制度重大变革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1906年10月），改刑部为法部，专司司法行政；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专司司法审判。首次实行了司法行政与司法审判的分离。同时设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乡谳局四级审判机关。乡谳局审理笞杖罪、无关人命的徒罪刑事案件和诉讼标的值银二百两以下民事案件；地方审判厅审理自徒流至死罪的刑事案件和讼诉标的值银二百两以上民事案件；高等审判厅审理不服地方审判厅判决裁定的上诉案件；大理院审理宗室、特交案件及不服高等审判厅判决裁定的案件。除乡谳局可独任审判外，其余各级采用合议制审判。不服乡谳局一审判决者可逐级上告至地方、高等审判厅；不服地方审判厅一审判决者可逐级上告至高等审判厅、大理院。三审为终审。光绪三十三年十月（1907年11月），法部奏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草案》，作为各级审判机关的暂行工作章程。宣统元年十二月（1910年1月）颁布的《法院编制法》，将乡谳局一级改为初级审判厅，仍实行四级三审制，但这一法案未能完全实行。

二、刑律

（一）大清现行刑律

此刑律系删订《大清律例》而成，为新刑律颁行前暂行之过渡性法典。光绪二十八年（1902）谕令沈家本、伍廷芳主持，初由刑部，后改由修订法律馆修订。光绪三十四年（1908）完成，宣统二年八月（1910年9月）颁行。共三十门，三百八十九条，附例一千三百二十七条。删除吏、户、礼、兵、刑、工律目；分出民事条款并不再科刑；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以罚金、徒、流、遣、死取代原笞、杖、徒、流、刑五刑；增订一些新罪名和定例。

（二）大清新刑律

清末新编的一部刑法典。光绪三十一年（1905）起草，光绪三十三年（1907）拟成《大清新刑律草案》，宣统二年十一月（1910年12月）公布。总则十七章，分则三十六章，附暂行章程五条。主要内容有：主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为褫夺公权和没收私权；废除因官秩、良贱、服制不同而在科刑上的差别；增定有关国交、选举、通讯、交通、卫生等方面的罪刑；确定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和缓刑、假释等制度。

（三）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

这是晚清第一部独立的诉讼法典。光绪三十一年沈家本奏请制订，光绪三十二年拟成。分总纲、刑事规则、民事规则、刑事民事通用规则、中外交涉案件的处理规则等五章，共二百六十条。主要规定了刑事、民事诉讼的区别、程序、律师、陪审、证人、上诉制度和依照条约审讯涉外案件。

（四）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修订法律馆聘日本法学家松冈义正为顾问，请冈田朝太郎协助起草，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完成。分总则、第一审、上诉、再审、特别诉讼程序、裁判之执行六编，五百一十五条。规定了刑事诉讼方式、预审和正审程序以及辩护、辩论、公开审判、三审终审等制度，主要模仿日本（1890年）刑事诉讼法，内容较《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完备。

三、民律

（一）大清民律草案

这是晚清第一部独立的民事法典。光绪三十三年民政部奏请制定。光绪三十四年十月（1908年11月）修订法律馆聘日本法学家松冈义正起草民律总则、债权、物权三编；宣统元年二月（1909年3月）修订法律馆会同礼学馆起草亲属、继承二编。宣统三年七月（1911年9月）完成。共五编三十七章，一千五百六十九条。前三编以日本明治时期民法为蓝本，参考德国、瑞士民法，其内容体现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原则；后二编主要以中国旧礼教为基础，保护严格限定的长幼尊卑制度。

（二）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修订法律馆聘日本法学家松冈义正为顾问，并协助起草。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完成。分审判衙门、当事人、通常诉讼程序、特别诉讼程序四编，共八百条。规定了民事诉讼范围、方式及法院不干涉、辩论等原则。主要模仿日本和德国民事诉讼法。

四、商律

（一）钦定大清商律

这是晚清第一部独立商法典。光绪二十九年三月（1903年4月）由商部开始编订，十一月（1904年1月）奏准颁行。包括：商人通例九条，具有总则性质，规定了商人意义、商号、商业账簿、妇女经商等方面的内容；公司律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了公司及其分类、创办、股份、账目、停闭、罚例等方面的内容。

（二）大清商律草案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修订法律馆聘日本法学博士志田钾太郎起草，宣统元年（1909）完成。分总则、商行为、公司律、票据法、海船律五编，共一千零八条。这是晚清第一部规模较为完整的商法典。

（三）改订商律草案

农工商部在《钦定大清商律》的基础上拟订。宣统二年十一月（1911年1月）奏交资政院审议。分总则、公司两编，共十三章二百八十一条，较《钦定大清商律》翔实周密。

第五节
光绪朝经济发展状况

一、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初步发展

据统计，光绪二十一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95—1913），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新式工矿企业，共设立了五百四十九个，资本总额为一亿二千零二十九万七千元。其中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八十六个，资本额二千九百四十七万六千元。在采煤业中，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煤矿，其资本约占采煤业资本总额的一半。(6)

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年（1872—1894），共设厂七十二家，资本总额为二千零九十万七千元。其中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十九个，资本额为一千六百二十万三千元。甲午战后国家资本主义有所发展。

但是，甲午战后发展较快的还是民营资本主义工业。

二、民营资本主义工业初步发展

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年（1872—1894），民营资本共设厂五十三家，资本额四百七十万四千元，占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二；光绪二十一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95—1913），新设厂矿四百六十三家，资本额为九千零八十二万一千元，占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五。

从光绪二十一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95—1913），出现两次设厂运动高潮，形成了中国民营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在新式企业利润的引诱和社会舆论要求“设厂自救”的鼓舞下，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8），出现了设厂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由于日俄战争的刺激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出现了设厂运动的第二个高潮。

在中国民营资本主义工业初步发展过程中，发展较为迅速的是轻工业。

棉纺织业是民营资本比较发达的近代工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拥有纱锭二十三万四千枚，布机二千余台。至“民国”元年（1912），纱锭增至四十九万九千枚，布机增至二千三百余台。这期间棉纺织业的发展趋向，一改过去偏重织布的局面，集中于纺纱业，即新设工厂绝大多数是纺纱厂。在地区分布上，由原来集中于上海等少数沿海城市逐渐扩展到沿海沿江众多城市。

面粉业是仅次于棉纺织业的民营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光绪二十一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95—1913），全国新增民营资本面粉厂五十三家，投资额八百六十二万元。在全国形成两个面粉中心：南方以上海为中心，上海附近江浙一带面粉厂占全国面粉厂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六；北方以哈尔滨及其附近地区为中心。此外，北京、天津、武汉、安徽、四川也增设了一些新的面粉厂。

缫丝业发展也很迅速。光绪二十年（1894）前仅有缫丝厂十六家，光绪二十一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95—1913）增设九十七家，分布于江苏、浙江、广东、辽宁等地。

毛纺织业，自光绪九年（1883）甘肃织呢局停业以后，二十多年未见新的毛纺织厂出现。日俄战争后，在收回利权运动推动下，上海、天津、北京、武汉等地才纷纷设立新的毛纺织厂。

火柴工业，自光绪二十三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97—1913），新设火柴厂二十四家，投资额达三百余万元。较著名的有北京丹凤火柴厂、天津丹华火柴厂、上海燮昌火柴厂、东北奉天火柴厂等。

卷烟工业，自光绪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1899—1908）新设厂二十家，投资额达一百三十七万元。其中最著名的是创设于香港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此外，榨油、肥皂、造纸、印刷、制革、水泥等工业部门在此期间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这期间落后的难得发展的重工业也有所发展。自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895—1911），新增民营资本煤矿二十五家，金属冶炼业新增十家，机器工业新增二十四家。

这一时期发展较快的是一些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关系较密切的资本家，祝大椿、张謇即其典型。

祝大椿出身买办。甲午战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95—1913），他独资经营的企业有：源昌机器碾米厂，资本四十万元；源昌机器缫丝厂，资本五十万元；振兴电灯厂，资本十四万元；振扬电灯厂，资本三十二万元。与他人合资的有：华兴面粉厂，注资二十万元，招股二十万元；怡和源皮毛打包厂，注资十四万元，招股十四万元；公益纱厂，注资六十七万元，招股六十七万元；源康缫丝厂，注资二万二千五百元，招股二万二千五百元；惠元面粉厂，注资七万五千元，招股七万五千元。

张謇系甲午（1894）状元。自光绪二十一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95—1913），他先后创办了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公司、资生铁冶厂等二十七个企业，资本共计九百多万元。

三、银行业兴起

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宣怀向清廷奏准，以严信厚的官银号为基础，改组成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总部设在上海，先后在各大行省设立分行。属官商合办企业。该行除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还代行国家银行的职能，取得经营各省官司的官款存汇和对各省官司放款，以及发行钞票和经理公债的特权。聘用英国人美德伦为洋大班（经理）、马歇尔为总会计，内部管理制度仿照英国汇丰银行。

光绪三十年（1904），户部为了铸造货币、发行纸币以及代理部库，设立户部银行，官商合办。光绪三十四年改称大清银行，成为清政府的国家银行，具有中央银行的性质。辛亥革命后改称中国银行。

光绪三十三年，邮传部设立交通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官商合办。经理轮、路、邮、电四政的收支款项。清政府赋予它管理外汇、发行钞票等特权。

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907—1908），浙江地方创办了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此外，这一时期上海、北京、天津、成都、福州等地方也创办了一些银行。据统计，自光绪二十三年至宣统三年（1897—1911），全国共设立十七家银行。

四、房地产业肇兴与旅游的发展

（一）房地产业肇兴

近代房地产业，是指把房地产作为商品，以盈利为目的，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进行经营的、独立于其他行业之外的一类专门性行业。中国房地产业的发端与租界的扩展有着直接关系。

房地产业产生的前提是农地大规模转化为市地，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在中国，这一开端体现在租界获取土地的过程之中。中国租界作为一种极特别的城市现象，一经出现，就必然遵循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产生聚集效应。当人口集聚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出对空间占有的强烈需求。尤其是租界内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生活舒适，一些有钱人趋之若鹜。租界界桩不断移动，大量农地变为市地，生地“炒”成熟地，一概标价出售，纳入资本主义土地商品交换领域。正是在这种扩张之中，形成了具有一定经济规模的新型房地产市场，完成了城市土地商品化的原始积累过程。

由于经济利益的巨大驱动，使租界具有扩大空间的内在张力。在沿海沿江开埠城市，特别是像上海、天津、汉口租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内部已孕育着对外扩张的极大能量。在晚清租界史上，大规模扩展租界的时机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甲午战后，清政府蒙受军事上重大失败的耻辱，对外态度十分软弱。于是，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95—1899），便形成了租界扩展的第一个高潮。第二次是在八国联军侵华后，列强趁清政府内外危机加重之时，于光绪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1900—1906），又掀起了第二个扩界狂潮。租界扩展之快令人震惊。比如，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扩展后的总面积为四万八千六百五十三亩，是最初面积的二十四倍，相当于上海县城的十倍。天津九国租界扩充后的总面积达二万三千四百八十一亩，是天津旧城厢的九点三倍。这是当时的两个典型。

在租界土地上，首先进行房地产经营活动的是西方冒险家。他们逐渐从殖民掠夺转向资本主义经营，而房地产业正是他们获利极高的投资途径。因此，土地开始炒卖升值，为出租出售而生产的商品房开始成片出现。光绪十四年（1888）于上海成立的英商业广地产公司是当时业务范围最大的专业性房地产企业。其他兼营房地产业的洋行很多，如著名的老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英商雷士德洋行等，都是19世纪80年代前后活跃在上海租界的大房地产商。天津比上海开埠晚二十年，房地产开发相应也晚一些，英商先农公司作为第一个外商房地产公司成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汉口开埠后即有洋行兼营地产，光绪三十年法商立兴产业公司、宣统三年（1911）比商义品地产公司相继成立。此外，各地的教会也是早期租界的房地产经营大户。(7)

（二）晚清中国旅游的发展

1. 境外旅游的发展

据旧中国海关关册的记载，当时来华旅游的外国人主要是：（1）来中国从事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商人；（2）世界各国的来华游历团、考察团与传教士；（3）往返探亲的侨民与领事馆人员；（4）投资开办各类工商企业、学校、医院、教会的人员；（5）观光游览与避暑消遣的游客。国际旅游目的地主要有：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牛庄、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汕头、厦门、福州、琼州、北海、梧州、三水、江门等东南沿海和内陆沿江以及北方边境地区的通商口岸；国际旅游的主要客源产生国与地区有：日本、朝鲜、俄罗斯、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尼、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南非等，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晚清中国国际旅游客源市场的产生与扩大是被迫对外开放、经济转型、市场新格局形成的结果及其附属产物。

从光绪五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79—1913），来华旅游外国人入境人次数变动趋势如下：1879年，2984人次；1880年，2469人次；1881年，2566人次；1882年，2720人次；1883年，2793人次；1884年，2754人次；1885年，2907人次；1886年，3389人次；1887年，3251人次；1888年，3616人次；1889年，3792人次；1890年，3784人次；1891年，4171人次；1892年，3910人次；1893年，3808人次；1894年，3395人次；1895年，3448人次；1896年，3477人次；1897年，4079人次；1898年，4728人次；1899年，5783人次；1900年，6324人次；1901年，6454人次；1902年，6622人次；1903年，9006人次；1904年，10539人次；1905年，16781人次；1906年，11167人次；1907年，10521人次；1908年，37635人次；1909年，31247人次；1910年，32507人次；1911年，35228人次；1912年，35892人次；1913年，31779人次。

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1879—1896年为第一阶段，十八年共增长0.17倍，年均增长率为0.9%；1897—1913年为第二阶段，十七年共增长6.8倍，年均增长率为13.7%。三十五年间国际旅游的变动经历了起步时的低速徘徊阶段与而后出现的高速发展阶段。

光绪二十五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99—1913）国际旅游收支平衡情况如下：1895—1899年，年均收入六百万海关两，年均支出三百万海关两，年均顺差三百万海关两；1903年，年收入六百万海关两，支出三百万海关两，顺差三百万海关两；1909年，年收入六百万海关两，支出三百万海关两，顺差三百万海关两；1912年，年收入一千万海关两，支出三百万海关两，顺差七百万海关两；1913年，年收入一千万海关两，支出三百万海关两，顺差七百万海关两。(8)

2. 国内旅游的发展

国内旅游的外国人主要有两类人：一是长期在中国境内居住和工作的侨民，二是进入中国境内暂时居住和工作的外国人。他们旅游的目的是经商贸易、观光游览、消遣避暑、宗教传播、人际交流与文化考察等。旅游的范围和地区多集中于交通便利的通商口岸、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城市、名胜风景区和贸易集散地。如上海、天津、汉口、宁波、厦门、烟台、大连、苏州、杭州等城市。其客流量由光绪五年（1879）的896人次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29136人次，三十五年间增加36倍。

中国人在国内旅游比较常见的有下列几种类型：（1）大小商人、买办及公司业务人员在各地的公务旅游活动，多集中在上海、镇江、苏州、杭州、温州、芜湖、宁波、天津、牛庄、安东、汉口、九江、江门等商业贸易发达的口岸；（2）普通居民的探亲旅游，比较典型的是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的移民及其亲属在移居地与原籍之间的循环流动；（3）民间的宗教朝觐旅游，比较流行的是浙江、广东、福建、台湾、澳门等地的人们大批定期或不定期去宗教圣地的敬香、拜佛、许愿的宗教活动；（4）各地学生赶考、入学与假期探亲、观光游览活动；（5）富有阶层的观光、避暑、消遣旅游活动，集中于莫干山、牯岭、秦皇岛、青岛等风景名胜避暑区。

光绪五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79—1913），国内旅游中国人从29009人次发展至5487949人次。三十五年间增长120倍。

随着国际、国内旅游的发展，以交通、旅馆和旅行社为主体所构成的旅游业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9)

(1)　《张文襄公全集》第52卷，奏议52。

(2)　《光绪政要》第29卷。

(3)　《光绪政要》第29卷。

(4)　《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125—5129页。

(5)　《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390—5393页。

(6)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869—919页表。

(7)　刘佛丁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8—199页。

(8)　刘佛丁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9—224页。

(9)　刘佛丁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27—231页。

第八章
光绪朝社会的急剧变化与重大变革（下）

第一节
维新思潮发生与发展

一、维新思潮的酝酿

维新思潮不是在洋务思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为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反映了不同的阶级利益和要求。

维新思潮有一个酝酿产生的过程。从中法战争后到中日甲午战争前，是维新思潮的酝酿时期。这一时期，维新思潮已经从本质上突破了洋务思潮，但未形成体系。主要以康有为等人为代表。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期受过严格的儒家正统教育。从19岁到广州，在晚清著名理学家朱次琦门下学习三年。光绪五年（1879）到香港旅行，接触到西方物质文明，并开始涉猎西学书籍。光绪八年（1882），应顺天府乡试落第，南返经上海时大购西书以归，从此讲求西学，获得了比较系统的西方政治与自然科学知识，决心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更加腐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康有为极其忧愤，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光绪十四年（1888），他乘赴京应顺天府乡试之机，上书光绪帝，阐述了变法图强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请光绪帝“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救民族危机。由于顽固派的阻挠，此次上书未能递到光绪帝手中，但在一定范围内传诵，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1890年1月），康有为回到广东。光绪十七年（1891），他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招生学生讲学，培养维新骨干，并著书立说，阐发维新思想。这一时期最主要的著作是《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把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奉为大经大法的古文经，说成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是“新朝”之学，与孔子无涉，应为“新学”。这样，康有为宣布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为一堆废纸，公然向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依据挑战，为维新变法制造理论根据。《孔子改制考》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公羊派的学说，认为“据乱世”即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即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时代。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不可改变的传统说教，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历史理论根据。在这部著作中，康有为还虚构出一个首倡“改制”的孔子，把孔子打扮成变法改制的鼻祖，以此证明其变法主张合乎“圣人之道”。

《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虽然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理论基础，但并未形成思想体系，且这两部著作在甲午战争前并未印行，传播范围极其有限。此时的维新思潮处于萌芽状态。

二、维新思潮的产生

维新思潮的形成是在甲午战后。这时，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业已形成，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又使维新派产生了急切的变革要求。

甲午战后，维新思潮形成了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是在否定洋务思潮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建立的。严复明确指出洋务思潮的思想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非牛非马，是一个矛盾的思想体系。他说：“牛有牛之体，有牛之用；马有马之体，有马之用”，“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1)。他还尖锐批评洋务派只汲取西方物质文明而恪守封建法度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2)。实际上，维新派坚持体用一致的观点，即“西学为体，西学为用”。(3)

甲午战后，维新思潮具有以下特点：

（1）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救亡与维新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没有正面反对帝国主义，还对某些帝国主义存在幻想。

（2）急切的变革要求，把变化、发展看做世界一切事物的规律。使用的武器是庸俗进化论，强调有次序的量变、渐变，排斥质变。

（3）以自然人性论为变革的基础，要求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反对封建禁欲主义以及为此服务的封建伦理道德。

（4）向往民主政治，要求人人政治平等，反对封建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家长制和夫权。

（5）依靠个人和群众奋斗，不依靠达官贵人，但又幻想取得某些开明者的支持，希望自下而上的运动与自上而下的变革相结合。

（6）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学，拥护西学。严复把“中学”与“西学”作了一番比较，认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4)。这种对比虽然是从感性出发所罗列的现象，且不无偏颇之处，但在当时却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从上述特点看，维新思潮已经形成崭新的思想理论体系。

第二节
戊戌变法

一、维新运动的发端

维新政治运动是从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开始的。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极其悲愤。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联名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其内容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权宜应敌之谋”：拒和：如对日投降，则“解散民体，鼓舞夷心，更速其亡”。鼓气：下诏罪己，明罚，求才。定本：迁都长安。强势：选将、购械、练兵。决战：誓死抵抗。

第二部分，为“立国自强之策”：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规模来改造中国。富国：国家发行钞票，允许私人修铁路，创办机器厂，设立轮船公司及开采矿产。各省设立铸银局自造银元，官办邮政。养民：采用新式农业生产方法，传播西方农业科学，遍设农会。奖励著作发明，提倡和保护商业，广设商会，倡导设立合股公司，抚恤社会贫穷阶层等。教民：普及文化，遍设艺农所、书院，大力讲求西学。改革科举，广设书藏、学塾，奖励创设报馆等。而“教养之事，皆由国政”，不改革官制，“无以为教养之本”。因此，最后着重提出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特别是要求设立议院。十万户公举一位“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为“议郎”，不仅供皇帝咨询，而且“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5)

这次上书虽然由于都察院阻挠而未到达光绪帝之手，但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使维新变法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康有为也因此而取得了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同年四月和五月（5月和6月），他又连续两次上书，均到达光绪帝之手。时光绪帝正设法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掌握实权，以实现使国家富强的抱负，对康有为的上书极为重视。光绪帝的师傅、帝党领袖翁同龢亲自拜访康有为。这样，维新派便与帝党联合起来。

二、维新运动的高涨

维新派为了制造舆论和扩大影响，在北京、天津、上海、长沙等地创办报刊，成立学会，设立学堂，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1895年7月），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宣传西学，鼓吹变法。每期随《邸报》分送给在京官员，在朝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七月（8月），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奔走与推动下，由帝党成员、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推户部主事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演讲，团结和影响了不少爱国官吏和知识分子。在维新声势初步高涨的时候，一些官僚为博取声誉也来投机。如两江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王文韶，以及在天津小站负责练兵的袁世凯等人，或捐款，或入会，甚至连李鸿章也想捐银入会。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人也纷纷加入强学会，甚至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也亲自参加，并捐助图书，借以对维新派施加影响。十月（11月），康有为在上海成立强学分会，并于十二月（1896年1月），出版《强学报》，把东南一带维新派团结组织起来。后党害怕维新派的影响越来越大，李鸿章指使其亲家、御史杨崇伊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攻击《中外纪闻》背叛“圣教”，请求严禁。慈禧逼迫光绪帝下令查封强学会与《中外纪闻》。文廷式被革职。张之洞见风转舵，查封了上海强学分会与《强学报》。

解散强学会、查封其报刊并不能阻止维新运动的发展。经翁同龢的活动，在北京强学会旧址设立官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和报刊文章。维新派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旬刊），邀请梁启超任主笔，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1896年8月）开始发行，成为当时维新派的主要喉舌。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光绪十五年（1889）考中举人，次年赴京会试落第。回广州后就学于康有为，是康门得意弟子与主要助手。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成为著名的政论家和宣传家，深受当时知识分子欢迎。他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等一系列鼓吹维新变法的文章，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而不能只局限于学习其科学技术。他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同时，大力宣传“民权论”，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时务报》在数月之间行销万余份，对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它的影响下，上海及附近地区出版报刊数十种。

在维新运动中，湖南是最活跃的省区。这不仅得力于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积极努力，同时也与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其后任徐仁铸等人的支持直接有关。

谭嗣同（1865—19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少年时随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学习，钻研王夫之、黄宗羲的著作。后游历南北各省，足迹西北至新疆，东南至台湾，目睹人民的灾难和国家的危机，逐渐产生了爱国思想。中法战争后，他努力钻研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开始产生了维新思想。中日甲午战败，使谭嗣同深受刺激，更加积极提倡维新变法。光绪二十二年春，谭嗣同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等著名维新派，积极投身于维新运动之中。十二月（1897年1月），谭嗣同完成了他的名著《仁学》。在这部著作中，他宣传了资产阶级民权、平等学说，较深刻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以及纲常名教，并发出了“冲决网罗”的呐喊。他还阐明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并强烈谴责清朝统治者恣意屠杀人民。在维新派中，谭嗣同思想是最激进的。

光绪二十三年（1897），谭嗣同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的邀请，回长沙进行维新活动。还在这年二月（3月），江标、唐才常等人就创办了《湘学新报》(6)，宣传维新变法。九月（10月），陈宝箴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唐才常等人任分教习，专门培养维新人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谭嗣同、唐才常建立南学会，设总会于长沙，各县设立分会。为了适应维新运动发展的需要，又创办《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南学会每周演讲一次，谭嗣同、黄遵宪等人主讲。他们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论述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道理，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发展。

这一时期，天津的维新运动在严复等人的积极努力下发展也很快。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人。他少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毕业后于光绪三年（1877）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在英国留学期间，广泛涉猎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光绪五年（1879）回国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翌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甲午战后，他深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要求变法图强，抵御外侮。光绪二十一年，严复在《直报》上发表了《原强》《辟韩》《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等文章，抨击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大声疾呼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严复还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天演论》。《天演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中的前两篇。严复在翻译中加了大量按语。他不同意赫胥黎关于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不适用于人类社会的观点，并在按语中加以批判，而是赞同斯宾塞关于这种规律普遍适用于人类社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他认为中国若顺应“天演”规律来维新变法，即可由弱变强；否则，将被“优胜劣汰之公例”所淘汰，以至亡国灭种。他要求中国人民“与天争胜”，“自强保种”。这在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严复的进化论影响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但是，他没有积极参加维新变法的政治实践。除《天演论》外，严复还翻译了亚丹·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翰·穆勒的《名学》与《群己权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斯的《社会通诠》、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严复等创办的《国闻报》与《时务报》在当时起到钳制南北舆论的作用。除北京、上海、湖南、天津外，其他地区也出现许多报刊、学会和学堂。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8），全国各地创办的学会、学堂、报馆达三百多所。维新运动迅速高涨起来。

变法思想的广泛传播，维新运动的日益高涨，引起封建守旧势力的恐慌与仇恨。顽固派与洋务派群起反对维新派。维新派则针锋相对，予以反击，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论战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不要维新变法。

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甚至叫嚣“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洋务派只赞成枝节的变革，而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与纲常名教，至善至美，不能改变。

维新派根据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变者，天下之公理也”(7)。变法是因为“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8)。康有为针对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论调，义正词严地反驳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9)他们还指出洋务派“变事”而不“变法”是不能使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于是大声疾呼，如果不变法，就会亡国灭种。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

在此问题上，顽固派与洋务派的认识完全一致。顽固派认定兴民权、设议院必然使中国“速乱”，结论是“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10)。洋务派也认为兴民权对中国“无一益而有百害”。(11)

维新派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与中国古代先进思想家的理论进行批驳。谭嗣同指出，君主是为民办事的，大臣是助办民事的，“事不办而易人，天下之通义也”(12)。梁启超认为封建君主专制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维新派总结了兴民权、设议院的几大好处：“国家无难决之疑，言路无壅蔽之患，内政既清，外侮不作”。(13)

第三，要不要废除科举，提倡新学。

顽固派根本反对西学，坚决维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洋务派虽然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却把四书五经、纲常名教作为根本。

维新派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救亡图存的根本立场出发，大力提倡新学，极力鼓吹兴学校，废科举。严复痛斥科举制度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弊端，结果造成“破坏人才，国随贫弱”(14)。梁启超指出八股取士造成“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恶果，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15)

这场论战，是中国有史以来作为新的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挑战。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晚清文化思想领域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之争。通过论战，进一步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思想，也开始改变了社会风气。但是，在这场论战中，维新派也表现出其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

三、百日维新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瓜分狂潮骤起。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维新运动进一步高涨。十一月（12月），康有为从上海到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帝，指出形势的严重性与紧迫性，若不赶紧变法，“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16)。之后，康有为又向光绪帝进呈其所著《日本变政考》与《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1898年1月），康有为联络广东旅京人士成立粤学会。不久，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以省为单位的学会组织相继成立。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各省参加会试的举人云集北京，康有为与御史李盛铎等联名发起成立“保国会”，参加大会的有京官与应试举人二百余人。该会以“保国、保教、保种”为宗旨，拟在京、沪各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在保国会之后，又相继成立了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顽固派群起攻击保国会。御史文悌弹劾保国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光绪帝支持保国会，将文悌革职。荣禄威胁、恐吓保国会员。一些人畏祸而退出，就连保国会发起人之一的李盛铎也转而弹劾保国会。保国会只开了三次大会就停止了活动。但康有为动人心弦的演说与《保国会章程》见于报端，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七日（1898年1月28日），康有为上光绪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维新派变法的政治纲领。他强调：“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不变仍亡。”建议光绪帝采取三项根本措施：“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17)新政的施行，在中央成立法律、统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十二局，统筹新政。在此次上书中，康有为未提及开国会、立宪法的要求，政治主张较前缓和。这主要是改革阻力太大，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有所改变。而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开国会、立宪法的目标，将开制度局作为向议院的过渡。

随着维新运动的不断高涨，帝党与后党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1898年5月），一向阻挠变法的奕病死。康有为认为这是个有利时机，便通过翁同龢要求光绪帝立即变法。光绪帝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从这一天开始，到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历时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百日维新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

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光绪帝第一次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步骤与措施。碍于慈禧太后的忌恨，光绪帝不敢重用康有为、梁启超，仅让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其专折奏事。不久，命梁启超办理译书局事务。

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根据维新派的建议，并权衡利害，颁布了一百多道变法诏令。主要内容有：

（1）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局，保护农工商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路矿总局，发展铁路和采矿业；举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等。

（2）政治方面：裁汰冗员，取消重叠的行政机构；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准许旗人自谋生计，等等。

（3）军事方面：裁汰绿营，训练海陆军；各省军队皆用洋枪，改练洋操；力行保甲，等等。

（4）文教方面：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取消各地书院，改设学校，创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派留学生出国，等等。

这些变法诏令，对于西方文化科学的广泛传播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又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新政的推行遭到顽固派和洋务派的阻挠，他们或推诿敷衍，或根本不予理睬。地方督抚中只有陈宝箴一人认真执行诏令。在顽固派与洋务派的抵制下，变法诏令大都成为一纸空文。

变法伊始，慈禧太后就发动进攻。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她逼迫光绪帝在一日之内连发三道谕旨：免去光绪帝师傅翁同龢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职务，勒令回籍，借以孤立光绪帝；规定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都必须到太后面前谢恩，慈禧太后重新抓住用人权，以阻挠光绪帝任用维新派；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统率北洋三军，使后党控制了京津的兵权。同时，慈禧太后还加强了颐和园与京城内外的警戒，并在皇宫内布置爪牙，密切监视光绪帝。

光绪帝则针锋相对，予以反击。七月十九日（9月4日），他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名顽固派官员一并革职。翌日，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参与新政，加紧推行变法。时人称之为“军机四卿”。二十二日（9月7日），又将阻挠新政的李鸿章等人逐出总理衙门。

四、戊戌政变

随着新旧两派斗争的日趋激烈，后党的重要人物如荣禄、内务府大臣立山、庆王奕劻、端王载漪等纷纷活动，策划政变。他们有的向慈禧太后控告光绪帝，有的请其垂帘听政。慈禧太后也派人赴天津与荣禄密谋。荣禄将聂士成武毅军移驻天津陈家沟，董福祥甘军移驻北京长辛店。政变风声日紧，京津地区盛传慈禧太后将废掉光绪帝。

七月下旬（9月中旬），政变已成浓云欲雨之势。二十九日（9月14日），光绪帝深感事态严重，召见杨锐，授以密诏：“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进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18)但杨锐不知所措，竟将密诏搁置了三天。八月初二日（9月17日），光绪帝又让林旭带出第二道密诏，令康有为迅速离京赴沪督办官报，其用意是保护康有为，以备不测。初三日（9月18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见到光绪帝的两道密诏，相对痛哭，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武力支持与帝国主义出面干涉上面。

英、日等帝国主义分子为控制中国政府，曾插手维新运动，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变法。维新派看不清帝国主义者的险恶用心，向光绪帝建议联合英、日对抗旧势力。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曾逼签《马关条约》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北京活动，但当他看到变法即将失败时，便无意再支持光绪帝与维新派。康、梁等乞求外国公使出面干涉，也毫无结果。这样，维新派便将希望完全寄托在袁世凯身上。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曾加入强学会，骗取了支持维新派的名声。其统率的七千余人的新建陆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被维新派认为是拥有实力的人物。于是，康有为等人向光绪帝推荐袁世凯。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命他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宜。在对外求援失败之后，初三日（9月18日）夜，谭嗣同只身赴法华寺袁世凯寓所，以光绪帝密诏示袁，劝其效忠皇帝，诛杀荣禄。袁世凯表示绝对效忠光绪帝，并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19)。初五日（9月20日），光绪帝再次召见袁世凯，袁依然表示“忠诚”。但是，就在当晚，袁世凯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帝与维新派。

此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力正在采取政变的最后步骤。初三日（9月18日），御史杨崇伊向慈禧太后上密折，请其“即日训政”。初四日（9月19日），慈禧太后便从颐和园返回故宫，进行具体准备。初六日（9月21日）晨，慈禧太后先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宣布重新“训政”，并下令逮捕维新派。政变前一天，康有为已赴上海，并在英国保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人掩护下化装出京，由天津逃往日本。谭嗣同拒绝了友人出逃的劝告，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0)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时人称之为“戊戌六君子”。其他维新派人士和参与新政及倾向变法的官员，或被囚禁，或被革职，或被放逐。严复因未参加“百日维新”的实际活动，免予追究。政变之后，除京师大学堂继续保留外，其余新政措施均被取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维新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过于薄弱，远不是封建旧势力的对手。发动维新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刚刚形成，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被过早地推上了历史舞台。参与变法运动的又多限于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就使维新派的力量十分单薄。相形之下，中国封建旧势力却很强大。两千多年来，形成非常完备的封建主义体系，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腐朽黑暗势力则把持着清王朝的权柄。维新派虽然广泛地进行舆论动员，但他们除争取到光绪帝与少数官僚外，别无其他势力可言。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掌握军政大权的顽固守旧势力极其强大，维新派根本无法战胜如此强大的封建顽固守旧势力。与此同时，维新派在维新运动中脱离甚至诋毁广大人民群众，而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与少数官僚，对帝国主义存在幻想，甚至以投机官僚袁世凯为奥援，并没有真正找到打破封建顽固旧势力的力量。因此，封建顽固守旧势力一反扑，他们便很快败下阵来，倒在血泊中。

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一是，维新派以救亡图存作为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前提和目的，就使这场运动具有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挺身而出，强烈呼吁变法救亡，旨在使中国免遭帝国主义的蹂躏，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摆脱积贫积弱的状况，具有鲜明的爱国救亡性质。从而促进了民族的觉醒，鼓舞人们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而英勇奋斗。

二是，维新派以资本主义作为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方案，就使这场运动具有了政治改革的性质。

维新派明确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们大力宣传与主张开国会，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用以取代封建专制制度，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具有深刻的社会变革意义。

三是，维新运动广泛传播了资产阶级新学，猛烈冲击了封建主义旧学，在思想领域里起了民主主义的启蒙作用，使这场运动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比较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

第三节
义和团运动

戊戌变法失败后不到两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这是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挽救民族危机斗争的继续，同时也是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总汇合。

一、反洋教运动不断高涨

帝国主义把教会作为侵略的重要工具，传教士是侵华的急先锋。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来华传教士达三千三百余人，建立教会六十多个，吸收教徒近八十万人。传教士中有的是为宗教信仰来华传教，也有的在传播西学与办文教慈善事业方面作出过贡献。然而，有些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直接为其本国侵略政策服务，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激起中国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洋教斗争。

义和团运动前，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咸丰十一年（1861）反洋教斗争兴起到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

咸丰十一年贵州教案发生，很快蔓延到湖南、江西、四川、江苏、安徽、河南、直隶、内蒙古、云南、西藏、福建、台湾等地。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是这个阶段的高潮，影响深远。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曾号召、组织、参与或支持斗争的发动。他们的目的是确保独占的统治权力，不容外来势力染指。他们的口号是“排斥异端”“保卫圣道”。他们发动官役、兵丁、团勇、士人驱逐外国教会势力。但是，只不过一二个回合，他们便偃旗息鼓，仓皇退却了。

第二阶段，从天津教案到中法战争。

同治九年至光绪六年（1880），反洋教斗争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并不断掀起高潮。光绪六年至十一年（1885），反洋教斗争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东南沿海地区。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斗争扩展到更为广阔的领域，卷入了越来越多的下层群众，封建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在斗争中相当活跃。但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封建地主阶级中下层斗争的积极性日益低落，城乡劳动人民的呼声则日渐高昂，并使斗争开始具有了反侵略、反压迫的双重性质。

第三阶段，从中法战争后到中日甲午战争。

在这个阶段，封建地主阶级无论是上层还是中下层，基本上都退出了斗争的行列。斗争卷入了极其众多的下层群众及流氓无产者。民间秘密结社——会党，开始成为斗争的核心或主导力量。斗争具有了鲜明的反抗外国侵略与反抗封建压迫的双重性质。斗争的形式也由一般的骚动、暴动而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

这个阶段最著名的是光绪十六年（1890）四川大足县余栋臣领导的起义和光绪十七年十月（1891年11月）热河朝阳金丹道教与在理教发动的武装起义。

第四阶段，从甲午战后到义和团运动前。

这个阶段，山东、广西、四川、湖北等地人民自发地把反对教会侵略和反对列强瓜分逐步结合起来，把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

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一）义和团在山东兴起

义和团运动首先兴起于山东，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山东在甲午战争中饱受战祸之苦。甲午战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山东又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第二，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严重破坏了北方的社会经济秩序。铁路的修建与海轮运输的发展，使大批赖运河为生的旧式运输工人失业。大量洋货的倾销，尤其是洋布、洋纱的涌入，使大批农民与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业。他们成为义和团的基本队伍。第三，山东教会势力猖獗。教堂及其他教会机构在全省有一千余所，教士、教民达八万余人。他们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经常发生民教纠纷，而官府总是护教抑民。黄河连年决口，山东大部分州县受灾。教堂与地主教民勾结，乘机哄抬粮价，山东人民苦不堪言。于是，长期郁积在人民群众心头的怒火终于燃烧起来了。

义和团来源于义和拳、梅花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这些不同源的秘密结社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在甲午战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形势下，逐渐汇合成一股反帝爱国洪流。

义和团的名称最早见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次年夏，继任山东巡抚毓贤出告示将义和拳改为义和团。九月（10月），清政府的公文也开始称之为义和团。

光绪二十三年（1897），冠县梨园屯村民在阎书勤领导下拆毁教堂，反抗传教士与教民的压迫。梅花拳首领赵三多也率众在梨园屯亮拳设厂。光绪二十四年（1898），赵三多在冠县蒋家庄竖起“助清灭洋”旗帜，并攻打红桃园教堂。

此后不久，义和拳很快在茌平、平原、禹城一带活跃起来。其中，茌平拳民首领朱红灯、禹城拳民首领心诚和尚在这一带拳民中很有威望。光绪二十五年（1899），平原县发生教民与拳民的冲突，知县蒋楷助教抑民。朱红灯应邀前往相助，击退蒋楷的马队，并乘势攻打恩县教堂。但不久朱红灯与心诚和尚被山东巡抚诱捕并杀害。

十一月（12月），清政府以袁世凯替代毓贤为山东巡抚。袁世凯出告示禁止义和团活动，并派兵大肆镇压，山东各地义和团损失很大。幸存者或转入地下，或进入直隶发展。

山东赵三多等在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与直隶南部很快就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并攻打教堂。山东义和团进入直隶南部后，当地义和团进一步发展起来。光绪二十六年三四月间（1900年四五月间），义和团组织几乎遍及直隶全省，并控制了直隶省会保定，竖起“保清灭洋”旗帜。直隶义和团由保定向北、向东发展，进入北京、天津，从而在京、津、保三角地带形成了一个新的斗争中心。

（二）义和团席卷京津

帝国主义害怕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光绪二十六年三月（1900年4月），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连续两次照会清政府，限期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并威胁要联合出兵。清政府命直隶总督裕禄派兵镇压。义和团与前来镇压的清军进行了一系列激烈战斗，其中最著名的是涞水战役。四月（5月），涞水团民焚烧教堂，裕禄派副将杨福同率马队前往镇压。义和团闻讯后在定兴石亭设伏击毙杨福同，在周围各县团民支援下，全歼杨福同部清军。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义和团乘机攻占涿州城，在城头竖起“兴清灭洋”旗帜。接着，又将涿州至长辛店的铁路、车站、桥梁、电杆破坏，阻止清军从铁路运兵镇压义和团。五月初二日（5月29日），义和团又占领丰台车站，逼近北京。

光绪十六年二三月间（1900年三四月间），北京已经有了义和团的踪迹，主要是张贴告示的秘密活动。四月（5月）以后，附近各县的小股义和团民陆续进入北京。

当时在清政府内部对义和团的态度分歧很大，有主剿与主抚两派。慈禧太后命荣禄设法和平解散义和团，同时先后派赵舒翘、刚毅前往涿州一带察看形势。刚毅下令默许义和团合法存在，而且强令清军停止镇压。五月下旬（6月中旬）以后，清政府招抚义和团的态度更加明朗。于是，京郊的义和团得以大批进入北京。北京城内的居民和部分清军纷纷参加义和团。至六月初（6月下旬），全城坛口已达一千个左右，团民人数达十余万人。著名首领有李来中等。

在义和团进入北京前后，天津也出现了义和团的匿名告示，城郊坛口的数量迅速增加。但是，义和团成群进入天津城稍晚于北京，是在帝国主义武装进犯北京、聂士成停止镇压津郊义和团之后。进入天津的义和团约三万人，其著名首领有曹福田、张德成、王德成以及红灯照著名首领林黑儿（即黄莲圣母）。天津义和团虽来源广泛，支派源流繁多，但其坛口大，组织比较严密，力量相对集中，相互间比较协调。他们在天津砸毁海关道署与电报局，夺取军械所，打开监狱，没收教堂所藏武器。

大批义和团进入京津，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接着，东北、山西、内蒙古等地义和团也发展起来，义和团运动形成高潮。

（三）义和团的组织与口号

义和团的主要成分是农民、手工业者与其他劳动群众。义和团的成员大都是十几岁至二十几岁的青少年。其中，青少年妇女组织称红灯照。天津红灯照力量比较强。义和团没有统一的组织，他们一般以八卦名目自立团号。其中，乾字团、坎字团人数众多，分布地区较广，成为义和团的主力。义和团以坛或厂为基层单位。平时各坛独立活动，有时以传帖方式联合附近各坛口一致行动。各坛口的首领有老祖师、大师兄、二师兄等名目。红灯照则有大师姐、二师姐，等等。各坛口供奉“神灵”牌位。他们信奉的“神灵”很驳杂，大都是《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例如洪钧老祖、孙悟空、猪八戒、刘备、关羽、张飞，等等。利用封建迷信，在“上法附体”时，自称“刀枪不入”。义和团也利用迷信维持纪律，规定许多戒条，认为遵守这些戒条才能“刀枪不入”，否则，“符咒不灵，神不附体”。

义和团在山东兴起后不久，就先后提出“助清灭洋”“兴清灭洋”等口号。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底（1899年底），又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与此同时，各地还出现了“保清灭洋”“顺清灭洋”等类似口号。义和团运动在直隶、京津等地高涨起来后，特别是清政府的招抚政策日占上风的时候，“扶清灭洋”的口号才为义和团普遍接受。

“扶清灭洋”口号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发展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已暂时降为次要矛盾。但是，这一口号的提出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义和团科学分析的产物，而正是他们感性认识的结果。他们的爱国热情虽然非常高涨，但仍处于“忠君爱国”的低层次。

“扶清灭洋”口号在当时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其积极作用是：（1）“灭洋”即反对帝国主义，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扶清”在当时也具有爱国与保国的含义。（2）这个口号的提出曾吸引了广泛的群众参加反帝斗争。（3）这个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的政策，有利于发展队伍与壮大队伍。其消极作用是：（1）这个口号具有笼统排外的落后性。（2）这个口号把保卫祖国与“扶清”混为一谈，反映了对帝国主义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缺乏认识，放松了对清政府的警觉，以致上当受骗。

三、八国联军侵华与清政府宣战

（一）八国联军侵华

光绪二十六年三月（1900年4月），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合向清政府发出照会不久，俄、英、美、法意等国军舰便陆续开到大沽口。五月初一日（5月28日），驻京各国公使举行会议，决定立即调兵入京。五月初三日至初六日（5月30日至6月2日），各国侵略军四百余人陆续乘火车开到北京，以“保护使馆”为名，进驻东交民巷。这时，集结在大沽口外的各国军舰已达二十四艘，聚在天津租界内的侵略军有二千余人。十日（6月6日）前后，驻华公使议定的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十四日（6月10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拼凑了二千余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的率领下向北京进犯。从此以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直接屠杀义和团。

在北京的帝国主义分子听到西摩尔率军来京的消息，气焰大张。十五日（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前往车站迎接援军，被已控制车站的甘军杀死，帝国主义便以此为借口，在东交民巷使馆附近修筑工事，分兵驻守，并经常开枪射杀义和团民、群众与巡街守城清军。十八日（6月14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率德兵外出时，开枪打死正在练武的义和团民二十余人。二十四日（6月20日），克林德又在东单牌楼附近向中国士兵开枪，被中国士兵击毙。

由西摩尔率领的侵略军，沿途遭到义和团袭击。从天津至北京乘火车只需几小时，而侵略军用了四天的时间，才走完全程的一半。十八日（6月14日），当前面列车刚从廊坊开出十多里，后面列车正加水时，义和团三百余人包围了廊坊车站，并攻击廊坊、落垡车站的联军，杀伤敌人多名。二十日（6月16日），西摩尔率部狼狈奔逃杨村车站。二十二日（6月18日），联军两列后撤的火车在廊坊遭到义和团与董福祥甘军的袭击。接着，义和团与甘军及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包围并袭击了杨村车站。西摩尔率败军沿运河向天津逃窜。直至三十日（6月26日），联军才在沙俄援军接应下逃回天津租界，死伤三百余人。

当西摩尔率领的联军在廊坊受阻时，帝国主义又集结兵力，准备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二十日（6月16日），联合舰队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其于次日凌晨两点钟交出炮台，遭到罗荣光的严词拒绝。二十一日（17日）凌晨，联合舰队猛攻大沽炮台，守军与前来支援的义和团予以还击，打死打伤登陆敌军一百三十余人后，大沽炮台陷落。

（二）清政府宣战与“东南互保”

大沽炮台陷落后，清政府必须对战与和的问题迅速作出抉择，而战与和又是同对义和团的剿与抚密不可分的。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人主张剿杀义和团，使洋人不再调兵入京。光绪帝支持这一派人的主张。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人则主张利用义和团来对抗列强。慈禧太后赞成顽固派的意见。本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曾多次策划废掉光绪帝，另立端王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因屡遭列强阻挠而失败。她甚为不满。这时又接到谎报说，列强勒令其归政于光绪帝，她对列强更加忌恨。经过四次御前会议，方决定对列强宣战。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政府发布宣战上谕。同时，正式颁布招抚义和团的上谕。但是，时隔不久，六月初三日（6月29日），慈禧太后在给出使各国使臣的电报中，要他们向所在国解释她被迫宣战的苦衷，并表示：“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21)六月初七日（7月3日），清政府更直接向俄、日、英三国发出国书，乞求帝国主义“暂弃小嫌，共维大局”(22)。清政府的“宣战”只是在帝国主义进攻与义和团的压力下被迫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它要为乞降留条后路，适当的时机就出卖义和团以换取帝国主义的谅解。

在清政府宣战前，东南督抚就极力主张剿杀义和团，并与帝国主义勾结。五月二十日（6月16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霍必澜在取得英国政府同意后，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表示，如果他们采取切实维持秩序的办法，将得到英国海军的帮助。刘坤一、张之洞对此立即表示同意。清政府对外宣战后，他们不仅扣押清政府宣战上谕，而且拒不执行清政府府招民成团、暂停认还洋款等命令。五月三十日（6月26日），刘坤一、张之洞授权盛宣怀和上海道余联沅，同各国驻上海领事共同炮制出《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23)。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闽浙总督许应骙等都参加了“东南互保”。许应骙还于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同俄、美、英等六国驻福州领事签订了《福建互保章程》。东南督抚的这些行动，表面上与清政府“宣战”相抵触，实际上同它的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方针是一致的。因此，清政府在接到他们的报告时，认为与其“宣战”“正复相同”，同意他们的做法。

“东南互保”使帝国主义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力量在北方发动侵略战争，并且阻止义和团运动向南方发展，破坏了东南各省人民的反帝斗争。

四、京津军民抗击八国联军

天津义和团与清军在大沽炮台陷落后，就开始了保卫天津的战斗。

从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以后，紫竹林租界东南的武备学堂与东局子、北面的老龙头火车站都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天津武备学堂是清政府培训军官的学校，学生参加或支持义和团。他们开炮轰击租界，直接威胁着敌人。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下午，英、德军队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放火焚房，引起军火爆炸，学生全部壮烈牺牲。武备学堂失守后，保卫东局子的战斗接着打响。守卫东局子的清军也有不少人参加了义和团。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俄、英军队六百余人进攻东局子，被守军击退。六月初一日（6月27日），侵略联军又纠集二千八百多人围攻东局子，守军在义和团的协助下顽强抵抗。在激战中，炮弹引爆炸药库，侵略军乘势攻入，东局子失守。

老龙头火车站是交通枢纽，又是租界与外面联系的要地，此处有一千七百余名俄军驻守。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义和团首领曹福田率团民数千人与马玉昆的武卫左军合力攻打俄军，并趁势包围车站。俄军死伤五百余人。此后义和团与清军多次进攻车站，并几度占领车站，但最终未能攻下这个据点。

本来，攻打紫竹林租界的战斗是与攻打老龙头火车站的战斗同时打响的，由曹福田统一指挥义和团。六月初（6月底），张德成率领号称“天下第一团”的义和团五千余人从静海县独流镇来到天津。此后，由张德成指挥团民配合聂士成武卫前军进攻紫竹林租界。六月初六日（7月2日），张德成指挥团民攻打紫竹林租界，激战五个多小时，一度攻入租界，焚毁一些洋房。敌人为了阻止义和团的进攻，在租界一带各巷口埋设地雷。张德成采用“火牛奇攻法”，踏毁地雷。大队义和团随即攻入。敌军猛烈抵抗，义和团被迫撤出。六月初十日（7月6日），聂士成率武卫前军从天津城南迂回到租界西南面，架起大炮轰击租界，并派勇士击退敌人。十一日（7日），聂士成军又沿马场道攻到租界边缘小营门一带。

当天津义和团与清军同八国联军鏖战时，北京义和团与清军围攻了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从五月二十四日到七月二十日（6月20日到8月14日），义和团与清军围攻东交民巷五十六天。慈禧太后为了报复列强干涉其“废立”计划，命荣禄统率清军与团民围攻使馆区。义和团与清军激于民族义愤，既未识破慈禧太后的阴谋，又不懂国际法，给侵略者以扩大战争的口实。他们付出重大牺牲，使馆未能攻下。随着慈禧太后转战为和，指使荣禄保护使馆，进而派人求和。攻打西什库教堂先后六十二天，战斗时断时续，直至北京陷落也未能攻下。

五、义和团运动失败

（一）帝国主义与清政府联合绞杀义和团

正当天津保卫战进入最高潮的时候，帝国主义不断调兵遣将。到六月中旬（7月上旬），八国联军已达一万八千余人。在这紧要关头，清政府露出了卖国嘴脸：急调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公开投降帝国主义；调四川提督宋庆为北洋帮办军务大臣，镇压义和团。六月十三日（7月9日），联军分三路包抄城西南的聂士成军与义和团民。敌人占领纪家庄后，直扑小营门、马场道一带聂士成军。聂士成率军退至八里台，被联军包围，激战中壮烈牺牲，其部众与义和团民也大都为国捐躯。十四日（7月10日），宋庆一到天津，就向清军发布“遇团即杀”的命令。十七日（7月13日），一天之内清军就捣毁天津城所有坛口，大大削弱了城内的防御力量。就在这一天，八国联军乘势向天津城南门和东门同时发起猛攻，裕禄、宋庆、马玉昆等逃往杨村。部分守门清军与义和团民浴血奋战，最后失败，天津于十八日（7月14日）陷落。帝国主义随即在天津设置“都统衙门”，对天津进行殖民统治。这个殖民机构直至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8月）才撤销。

七月初十日（8月4日），八国联军二万余人分为两路，从天津沿运河向北京进犯。十一日（5日），联军进攻北仓，义和团与清军奋力抵抗，敌军死伤四百余人。联军增援，北仓失陷。十二日（6日），联军进犯杨村，清军失利，裕禄自杀，宋庆、马玉昆逃往通州。十三日（7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向联军乞和未果。十五日（9日），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李秉衡无力调度指挥临时应命之师，败退到张家湾后自杀。联军接连占领张家湾与通州，十九日（13日）直抵北京城下。二十日（14日）北京失陷。二十一日（15日）凌晨，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与亲信臣仆仓皇逃往太原。此时，北京义和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用大刀长矛同装备着洋枪洋炮的侵略联军浴血苦战了三昼夜，表现出中华儿女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精神。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成立了“北京管理委员会”，对北京进行军事殖民统治。八月（9月），八国联军继续增兵至十万人，推举德国元帅瓦德西为统帅，进一步扩大侵略，分路进攻：沿京榆铁路占领秦皇岛、山海关；沿卢汉铁路占领保定、正定；从北京向北占领张家口；由保定进犯山西，占领娘子关等地。慈禧太后一行又逃往西安。

俄国除参加八国联军外，还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进犯中国东北，以实现其“黄俄罗斯计划”。六月中旬（7月上旬），俄国调集了十五万余军队，分五路侵入中国东北。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占领了东北三省几乎所有城市。东北义和团与各族人民及爱国清军团结一致，奋勇抵抗俄军。

（二）八国联军的暴行与沙俄入侵东北

八国联军在京津地区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暴行累累。

在大沽周围地区，繁华的大沽被夷为平地，五万多居民的塘沽已空无一人，上万户居民的北塘伤亡过半。

在天津，联军进城后大肆屠杀，造成“自城内鼓楼讫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的惨象(24)。杀人之余，联军又大肆抢劫财物。日军从长芦盐务署抢走二百余万两白银。俄军从造币厂抢走几百吨存银。他们在抢劫官署、钱庄、商店、工厂的同时，还挨户搜掠银钱、钟表、古玩文物、皮毛丝绸、金饰珠宝等财物。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进行更加疯狂的烧杀与野蛮的洗劫。凡是义和团设过坛的房屋，均被焚毁。联军疯狂屠杀义和团，仅在庄王府一处，就屠杀与烧死义和团民一千七百余人。许多地方“尸骨堆积如山”(25)。据瓦德西供认：“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26)当时，从公使、将军、士兵直到传教士，都参加了这一暴行。他们洗劫了堆满金银翡翠、罕见文物、历朝宝物的故宫、颐和园、三海，抢劫官衙署库。各处库款，所失约计六千万两(27)。日军从户部抢走三百万两银子，焚毁房屋以毁灭罪证。英军、美军把抢来的东西造册，在使馆当众拍卖，然后按官阶高低分赃。法国主教樊国梁从户部尚书立山家一次就抢走价值一百万两银子的财物。瓦德西则从钦天监把17世纪的古天文仪器掠送柏林。大量的珍贵图书或被毁，或遭劫。明代《永乐大典》被抢三百零七册，其他珍贵图书被毁或被抢达四万六千册。经此次浩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所失“已数十万万不止”(28)。八国联军奸淫污辱妇女的罪行更是罄竹难书。北京的许多妇女被联军驱赶到裱褙胡同，设立“官妓院”，即是其中的典型。

沙俄军队入侵东北时，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在海兰泡，俄军把数千名中国居民驱赶到黑龙江边，刀砍斧劈，绝大多数被残杀。接着，俄军扑向江东六十四屯，在此抢掠烧杀，居民被烧死、杀死或溺死者达七千余人。俄军占领瑷珲后，把全城烧光，数千居民被烧死。沙俄军队在齐齐哈尔、哈尔滨、海城等地也制造了许多惨案。据统计，仅在中俄边境地区，中国人被“枪毙、水淹、火焚，不下二十余万”。(29)

六、《辛丑条约》与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确立

慈禧太后在逃往西安途中，命令官兵对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同时任命李鸿章和庆王奕劻为议和大臣，要他们尽快与帝国主义商议和谈。

北京失陷前，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代除乱民”的幌子下暂时勾结在一起。当侵占北京后，他们之间潜伏着的错综复杂的矛盾都暴露出来了，出现了以英、俄为霸主继续争夺中国的激烈斗争。沙俄为了把中国东北占为己有，故意装出一副对清政府“友好”的姿态，首先承认亲俄的李鸿章为清政府议和全权代表，主张立即撤退各国在北京的占领军，开始议和，以便取得清政府对它强占东北的承认。英国反对沙俄的主张，表示不承认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声明即使别国撤兵，英国也要仍旧留兵北京，要等“中国立有合例政府方可开议”，以便同沙俄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德国在联军占领北京后，继续派遣大批陆军与军舰来华，计划侵占烟台，进一步控制山东，并向清政府勒索更多的权益。因此，它也反对撤兵和立即与清政府开始议和。日本存在着与沙俄争夺中国东北的矛盾，因而支持英国的主张。法国反对英国在两广的扩张，表示支持俄国的主张。美国重弹“门户开放”的老调，虚伪地主张“保持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以此来防止别国占领更多的地盘，使中国最后落入美国手中，所以其赞成俄国的提议。帝国主义关于先撤兵后议和还是先议和后撤兵的激烈争论，实质上是各自在挑选代理人。结果，英、德、日在这个问题上向俄、美、法作了妥协，承认“皇太后为合例”，并接受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交换条件是清政府必须接受各国提出的全部条件。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1900年12月24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和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共同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李鸿章把它电告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见议和大纲中没有将她作为祸首加以惩办，如获大赦，“大喜过望，诏报奕劻、鸿章尽如约”(30)，并无耻地表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31)。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十一个国家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除正约外，还有十九个附件。主要内容有：（1）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以关税、盐税、常关税作为担保，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万余两。各省地方赔款二千万两，总数超过十亿两；（2）在北京设立“使馆区”，中国人不准在这个区域内居住，帝国主义可以在这里驻兵；（3）大沽炮台以及从北京到大沽沿路的炮台“一律削平”，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从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十二个战略要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4）惩办在义和团运动中和帝国主义作对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组织，“违者皆斩”，地方管辖区域内如发生类似事件，“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地方官吏“即行革职，永不叙用”；（5）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32)

巨额赔款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空前大规模的勒索，严重危及清政府的财政，使清政府更加紧对中国人民敲骨吸髓地压榨与勒索，也使帝国主义从此扼住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北京划定使馆界，使其成为帝国主义策划侵华的大本营，各国公使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拆毁大沽等炮台，京榆铁路沿线战略要地驻扎外国军队，使清政府完全处于帝国主义军事控制之下，外国军队还可以随时直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惩凶和清政府保证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规定，是帝国主义要清政府唯命是从，完全变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帮凶。外务部地位的提高，更便于它对帝国主义妥协和帝国主义对其操纵。

总之，《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控制了清政府。从此，清政府变成了“洋人的朝廷”。因此，《辛丑条约》成为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的显著标志。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其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是，义和团英勇的反帝斗争，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和教训。帝国主义认识到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故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33)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也承认：中国人民“含有无限蓬勃生机”，“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这样，就使得“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和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34)。义和团英勇顽强的反帝斗争也成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二是，义和团运动也沉重打击了清王朝，进一步暴露了其卖国的丑恶面目，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的新发展。

三是，义和团运动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极大影响，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殖民统治。

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客观原因是由于其所面临的敌人力量过于强大。而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农民阶级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义和团从朴素的要求出发，对帝国主义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但农民作为一个小生产者阶级，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不能对复杂的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正确的纲领、口号和斗争策略。主要表现在：

（1）义和团把“灭洋”即抵御外国侵略势力作为主要口号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于表面的感性阶段，再加上封建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他们根本不了解西方，往往表现出笼统的排外主义。

（2）义和团不适当地把“扶清”与“灭洋”联系起来，把保卫祖国与扶持清政府混淆起来，正说明他们当时对清王朝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这就给清政府的阴谋造成了可乘之机。

（3）义和团带有蒙昧主义色彩。他们提不出正确的反帝纲领，而是依靠神灵、符咒一类的东西维持纪律，鼓励团民英勇杀敌。这样，纪律不可能维持长久。

（4）义和团在组织上也表现出农民小生产者分散性的弱点。在反侵略的共同目标下，义和团常常能聚集数千人甚至数万人的队伍投入战斗。但由于各坛自成一个独立单位，互不统属，只是在作战时用揭帖互相联络，相互间没有固定的组织关系，缺乏统一计划与指挥，大大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

第四节
革命思潮发生与发展

资产阶级维新思潮与革命思潮思想体系并无本质区别，其所追求的目标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都是资产阶级政体。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是叩头请愿的温和方式还是暴力革命的激烈方式。

一、革命思潮萌发

革命思潮有一个酝酿与产生的过程，即革命道路有一个探索过程。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思想界的主流是爱国。孙中山也曾走过上书公卿的道路，失败后才探索革命道路。此时，不仅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没有界限，彼此并无芥蒂，而且孙中山对某些封疆大吏乃至清政府仍存在一丝幻想。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因留居日本期间曾化名中山樵，后遂以中山为号。他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对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怀着真挚的同情。在家乡读了三年私塾之后，光绪四年（1878），前往檀香山，在其兄——华侨资本家孙眉的帮助下，先后在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开设的学校里读书，基本完成中学学业。因参加基督教与其兄闹翻而回国。光绪十八年（1892）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

孙中山在学生时代即关心国家大事。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萌发了反清思想。他经常与同学们讨论时局，称赞洪秀全为“反清第一英雄”，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光绪二十年（1894），他抱着对当道的幻想，以满腔爱国热情上书李鸿章。失败后赴檀香山，于十月（11月）约请反清革命的华侨二十余人，组成兴中会。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孙中山到香港，与当地进步社团辅仁文社合作，成立兴中会总部。在会员入会的秘密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旨在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兴中会总部成立后，即筹划武装起义。经过半年的准备，预订于重阳节（10月26日）起义，夺取广州为根据地。起义前因消息泄露，参加起义的群众七十余人被捕，陆皓东等英勇牺牲，孙中山逃往日本。不久，前往欧美宣传革命及考察西方社会。他的民主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光绪二十三年（1897），孙中山再次到日本。这期间，他曾就联合反清问题多次与康、梁会谈，康有为拒绝。此时梁启超有革命倾向，曾计划两派联合立会，拟以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因康有为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期间，以唐才常为代表的原维新派中比较激进的一些人准备在长江流域起事，得到孙中山、梁启超两派的一致支持。唐才常到上海，发起成立“正气会”（后改为“中国国会”），主张推翻清政府，“请光绪帝复辟”，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唐才常利用会党组织自立军七军，定于七月十五日（8月9日）在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各路同时大举。他自任诸军督办，驻汉口。由于等待康有为的汇款接济，起义日期推迟。八月上旬，张之洞捕杀唐才常等二百余人，自立军起义失败。自立军起义具有由改良向革命过渡的性质。起义失败后，使一部分参加自立军起义的徘徊于革命与改良之间的人从此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正当唐才常在华中策划起事时，孙中山也在加紧准备广东起义。他派郑士良前往惠州，联合会党以谋发动，并派史坚如至广州策动响应。他自己则亲往香港准备转入内地，由于港英当局反对，折回日本转渡台湾。九日（10日），郑士良率会党六百人在惠州三洲田起义，占领了清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地区，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二万多人。为了取得海外接济，起义军向厦门方向进军。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破坏孙中山自海外接济起义军的计划，起义军血战半个月后，弹尽粮绝，被迫解散。

这个阶段，孙中山尚在对革命道路进行探索之中。此时，知识分子大都站在爱国的旗帜下。只是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才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二、革命思潮勃兴

清政府出卖义和团与签订《辛丑条约》，彻底暴露了其卖国真面目，爱国运动随之高涨。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残酷镇压了爱国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在爱国无路的情况下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思潮。

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兴学堂，派留学，国内学堂迅猛增加，出国留学也出现了高潮。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又被认为是学习欧美很有成效的国家，所以到日本留学者最多。光绪二十六年，留日学生只不过一百四五十人，光绪二十九年增加到一千三百多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增加到一万二三千人。国内学堂增多，学生人数逐年上升。据统计，光绪二十九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人数达数万。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后，由于废除科举，至宣统元年（1909），学堂猛增为五万二千余所，学生人数达十五万六千余人。本来，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旨在培养符合统治阶级在新形势下所需要的人才，但是，事情的发展恰恰与清政府的主观愿望相反，这批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在国外耳濡目染，接受资本主义“新学”的熏陶，痛感国家民族的危亡，比较快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思想发生显著变化，走上爱国与革命道路。

留学生的爱国活动，是从组织爱国团体开始的。光绪二十六年，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成立了第一个爱国团体励志社。他们翻译许多欧美资产阶级启蒙名著，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久与兴中会联系，逐渐倾向革命。留学生中还先后建立了以省为单位的同乡会，宣传爱国爱乡。

在国内，蔡元培等人于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4月）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发行杂志，宣传自由民主。十月，以蔡元培为总理的爱国学社成立，对东南各省影响很大。

光绪二十九年以前学生界的爱国活动，表明了这批新式知识分子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对民族危机有敏锐的认识，是一支极其活跃、有影响的政治力量。而光绪二十九年发生的“拒俄”“拒法”运动和“《苏报》”案，使大批知识分子由爱国走向革命，促使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逐渐形成。

光绪二十六年以后，鼓吹革命的言论开始活跃。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自光绪二十九年起，民主革命思潮形成并广泛传播开来。在此前后，国内知识界与海外留学生，掀起创办革命报刊、发行革命书籍热潮。短短二三年中，出版的政治刊物近二十种。继《开智录》《国民报》在日本创办之后，留日学生又出版了《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倾向革命的刊物。上海知识界创办了《大陆》《童子世界》，陈范接办的《苏报》也转向革命。拒俄运动后，《国民日报》《觉民》《中国白话报》《女子世界》又相继问世。同时，还出现了一批宣传革命的书籍。

为了抵制革命，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抛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书》，恶毒攻击革命派及其宣传的革命思想。梁启超则打出“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旗号，迷惑了不少人。孙中山在光绪二十九年到光绪三十年（1904）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对保皇派进行有力反击。在《敬告同乡书》一文中，孙中山明确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东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因此，必须“划清界限，不能混淆”。认为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实质，就是要人们“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他揭露梁启超所标榜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是一种骗术，“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号召人们“大倡革命，毋惑保皇”。此时，革命与改良才有了明显的界限，标志着革命思潮产生。

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和宣传家，章炳麟、陈天华、邹容是其代表人物。

章炳麟（1869—1936），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他曾参与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思想开始转变，走上革命道路。他在《客帝巨谬》一文中，检讨自己过去曾主张拥戴清帝的错误，产生很大影响。光绪二十九年，他的著名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公开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针对康有为文章中散布的中国人民“民智未开”，“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谬论，严肃指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他斥责光绪帝为“未辨菽麦”的小丑，康有为对其大肆吹捧，只不过是利禄熏心而已。他的结论是：立宪万不可行，革命深合人心，只有推翻清政府，实行民主共和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这篇文章不仅批判了保皇派的谬论，而且启发了人们的民族和民主意识。

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湖南新化人。留日学生。光绪二十九年，他怀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写成了《警世钟》《猛回头》。在这两本通俗小册子中，他对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作了深刻的揭露，号召广大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改条约，复税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为保卫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族生存权利而斗争。他认识到清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驯服工具，指出：“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强调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必须进行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这两本小册子文字通俗流畅，很受读者欢迎，成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的锐利武器。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留日学生，光绪二十九年回到上海。他积极参加拒俄运动的同时，发表了振聋发聩的《革命军》。他以满腔的热情歌颂革命，认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顺乎天而应乎人”。指出只有革命才能“去腐败而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他竭力歌颂民主，赞扬和鼓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他鲜明地提出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以美国为模式，制订了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共和国”的二十五条纲领。邹容还把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联系起来，指出：中国人民要想获得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必须打倒已成为帝国主义“奴隶总管”的清王朝。《革命军》问世后，对知识界影响很大，一版再版。各地翻印时，或改名《革命先锋》，或改名《图存篇》，或改名《救世真言》，发行逾百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第一位。

光绪二十九年，《苏报》连续刊登数十篇倡言革命的文章，特别是发表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的节录，以大量篇幅向国人推荐邹容的《革命军》，更为清政府所忌恨。五月，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工部局，逮捕了章炳麟和邹容，查封《苏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苏报》”案。光绪三十一年，邹容在狱中被折磨而死。

第五节
辛亥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一、广大群众的反抗斗争与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

（一）广大群众的反抗斗争

20世纪初年，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清政府的“新政”给广大人民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人民不堪其苦，纷纷起来斗争。这时以农民为主体的反抗斗争，主要有三部分：义和团余部、农民抗捐抗税斗争、会党领导的起义。这三部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把反帝与反封建结合起来。

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广宗一带农民在景廷宾领导下发动起义，竖起“扫清灭洋”的大旗，联合钜鹿、南宫、威县一带农民，迅速发展到三四万人。起义军攻教堂，抗清军，威震京畿。清政府命袁世凯迅速镇压。在外国侵略军“助剿”下，起义军被残酷镇压下去。

光绪三十年（1904），江西乐平知县和士绅借兴办学堂为名，增收靛捐。广大群众在夏廷义带领下冲进县城，夺取枪支，捣毁捐局、税卡和教堂，焚烧县衙，与清军展开搏斗。清政府调集江西、安徽两省军队进行镇压。由于混入起义队伍里的地主分子的叛卖，斗争最终失败。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会党起义。广大农民与部分清军加入起义军，矛头直指地主豪绅、贪官污吏、教堂洋行。光绪三十年，起义军迅速发展、壮大，遍及全省，汉、壮、苗、瑶各族人民纷纷踊跃参加起义军。六月（7月），起义军攻下柳州，分兵三路，直趋广东、贵州、云南、湖南，各地人民群起响应。清政府急调邻近各省军队数十万人前往镇压，起义军英勇抵抗。但终因各地起义军没有统一的领导，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失败。

以上三部分是广大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有代表性的例子。

（二）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

1. 拒俄运动

光绪二十九年前后，发生了拒俄、拒法等爱国运动。其中拒俄运动影响最大。

光绪二十九年的拒俄运动是爱国运动的先声。这一年，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沙俄军队拒绝撤退，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上海爱国人士举行集会，抗议沙俄的侵略罪行，致电清政府外交部，表示全国人民坚决不承认沙俄的七项要求；并致电各国外交当局，表示即使清政府承允沙俄的七项要求，全国人民也坚决不答应，由此而引起的仇洋之事，完全是俄国造成的。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学生都集会抗议，罢课示威。留日学生尤其激昂，召开了有五百人参加的抗俄大会，并组织“拒俄义勇队”，要求出兵抗俄，学生军愿为先锋，奔赴前线，与沙俄血战。清朝驻日公使蔡钧勾结日本政府强制解散“拒俄义勇队”，压制了运动，并对回国队员残酷镇压。此后，许多知识分子在爱国无路的情况下纷纷转向革命。

2. 收回利权运动

从光绪二十九年起，各省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铁路、矿山的收回利权运动，逐渐开展起来。

山西、湖南、四川、江西等省的一些爱国人士或创立矿务公司，或开会决定采矿不招收外国股份。经过激烈斗争，先后收回了黑龙江、山西、奉天、山东、安徽、四川、云南、湖北等省被帝国主义侵占的部分矿区，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收回路权的斗争尤为激烈。粤汉、川汉铁路和苏杭甬铁路成为当时斗争的焦点。粤汉铁路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盛宣怀经手出卖给美国华美合兴公司的，经勘测后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续约。规定借款总额为四千万美元，由美国人承筑，并不得转让给他国。后来，华美合兴公司股票在市场上被比利时商人买去三分之二。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民获悉此消息纷纷揭露美国违约的事实，坚决主张废除原合同。留日学生组织了鄂、湘、粤三省铁路联合会，电争收回自办。至光绪三十一年，终于以六百七十五万元赎回已筑成的广州至三水段，原订合同作废。粤汉铁路的收回，开创了“赎路自办”的先例，对其他各省人民收回路权的斗争是极大的推动和鼓舞。接着，京汉、津镇、道清、沪杭甬等铁路预定通过的省份的爱国人士都提出了收回路权、政归“商办”的要求。广东潮汕、湖南、江西等地还相继成立商办铁路公司。这一年，江苏人民收回沪宁铁路的斗争失败。浙江绅商成立商办铁路公司，奏准招股兴筑全浙铁路，先筑苏杭段。光绪三十二年（1906），江苏绅商也组织了商办铁路公司，与浙路公司相呼应。浙路的杭州至嘉兴段和苏路的上海至嘉兴段先后开工。英国以光绪二十四年曾订立借款代筑苏杭甬铁路草约为由，胁迫清政府改订正约，并强令苏、浙停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1907年10月），清政府下了一道“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的谕旨，把路权奉送给英国，只准两省绅商搭股。这道谕旨立即激起了两省人民极大的愤慨，从而把收回路权的斗争推向高潮。两省绅商、两路公司、上海等处商会、学会等函电交驰，抗议卖路谕旨。上海报纸纷纷发表评论，痛斥清政府的可耻行径。广大群众集会抗议，争先认股。光绪三十四年二月（1898年3月），清政府与英国商订了一个变相卖路的办法，由清政府邮传部出面向英国人贷款，然后由该部转借给公司，在借款期内聘用英人为总工程师。但两路公司相约不用“部拨存款”，不与英籍总工程师合作，继续暗中进行抵制。至宣统元年（1909）夏，两路公司进而向清政府提出废约、退款和撤回英国总工程师的要求。直至宣统三年（1911）春，清政府和英国协议，将苏杭甬铁路借款移作开封至徐州铁路借款，风潮才告一段落。苏杭甬铁路风波未平，粤汉、川汉铁路风潮又起。本来，粤汉铁路权已于光绪二十一年（1905）收回，由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绅商分段集股自办。但是，清政府突然任命张之洞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并兼督川汉铁路。宣统元年，张之洞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议定湖广铁路借款。湖南绅商各界首先掀起“拒债”“集股”的保路运动。留日学生出版《湘路警钟》，鼓吹抵制。湖南初选议员八百余人致函清政府，表示决不承认铁路借款。绅商还组织了湘省集股会，用抽股、认股等办法，集资开始修筑株州至长沙段。湖北绅民接踵而起，留日学生千余人集会抗议，并派张伯烈等回国力争。绅商学界联合组成湖北铁路协会，有组织地开展“拒债”“集股”运动。铁路协会公举代表张伯烈等人入京抗争。清政府玩弄欺骗手法，于宣统元年和宣统二年（1909年和1910年）先后准许湖南境内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粤汉、川汉铁路商办，而实际上并未废除与各国银行团的借款合同。

3. 抵制美货运动

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1905年至1908年），各省人民掀起了抵制美货、抵制英货、抵制德货、抵制日货运动。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抵制美货运动。

光绪三十一年爆发的抵制美货运动，是广大人民为抗议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迫害华侨、拒不废除期满的限制华工条约而发动的一次规模较大的群众运动。鸦片战争后几十年，美国资产阶级为了开发其西部，从中国陆续骗走了大量华工。这些华工担任了开矿、垦荒、修筑铁路等最繁重的劳动，促成了美国西部的繁荣。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不断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美国资产阶级为了转移广大人民群众斗争的视线，煽动排华。光绪二十年（1894），美国强迫清政府订立“限制来美华工”条约，对赴美华工作了种种苛刻的限制。之后，虐待华工、迫害华侨的暴行，愈演愈烈。光绪三十年，条约期满，海外华侨和国内人民纷纷要求废除这个苛刻的条约。清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为修改条约与美国磋商。但美国蛮不讲理，一意孤行，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檀香山《新中国报》首先倡议不用美货以谋抵制。上海《时报》发出抵制美货“公启”。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召开特别会议，会长曾铸倡议抵制美货，获全体一致通过。随即电告清政府拒签续约，同时通电汉口、天津、广州、香港等二十一处商务局，传知各商相戒不用美货。这样，抵制美货运动便迅速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从六月中旬起，运动进入了高潮。六月十八日（7月20日），上海商务总会因多次与美国驻沪领事商谈改约未果，立即开会议决采取行动。许多行业代表当场签字不定美货，各省会馆、各业公所、各学堂、各工厂、妇女界、戏剧界纷纷开会拥护。各行各业各阶层人民都卷入运动中来。全国各地几十个主要城市先后热烈响应。运动还得到海外侨胞与留学生的大力声援。各种社会团体开会演说，制定措施，互相鼓励，积极活动，并成立了拒约会、争约处、拒约公所、抵制美约社等爱国团体。商号不定、不卖美货，人们不买、不用美货，码头工人不装、不卸美货。美国人办的学堂，学生集体退学；美国人办的企业，职工纷纷离职。广州食品业工人拒用美国面粉，决定如果店东强用美国面粉，即罢工抵制。新加坡华侨还拒不搭美国人经营的电车。

抵制美货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不可仰鼻息于政府，惟我民以自力抵制之”(35)。这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有了新的觉悟，正在加紧努力为自己政治、经济发展开辟道路。抵制美货运动兴起后，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恫吓；美国驻华公使计划奔走于京、沪等地，威胁清政府出面压制；驻沪领事极力活动，阴谋干涉破坏；一些美国传教士也谣言惑众。在美帝国主义压力下，清政府于七月二十一日（8月21日）发布谕旨，命令各省督抚严厉镇压。直隶总督袁世凯首先镇压了天津的爱国运动。随后，福建、广东等省的爱国运动也遭到禁止。曾铸顶不住强大的压力，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表示不再参与运动。但广大群众坚决斗争到底。群众斗争的威力迫使美国与清政府未敢签订限制华工续约。

无论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无一不遭到清政府的镇压和破坏。实践证明：清政府已经成为对外求独立、对内致富强的一大障碍，要挽救民族危亡，必须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在斗争实践中形成并觉悟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高举革命反满旗帜，把民主革命运动推向高涨。

二、革命团体纷纷成立

随着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团体纷纷出现。其中重要的有华兴会、光复会与科学补习所等。

华兴会的主要领导人是黄兴。黄兴（1874—1916），原名轸，字廑午，后因进行反清革命活动，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东乡）人。光绪二十四年，他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在此接触到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并参与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事。光绪二十八年赴日留学，入东京宏文书院。留日期间，参与《游学译编》工作并组织“湖南编译社”。拒俄运动中参加“拒俄义勇队”。拒俄运动失败后，“拒俄义勇队”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黄兴在其中担任运动员。光绪二十九年夏，他被派回国进行革命宣传与组织工作。黄兴回湖南后，在长沙明德学堂任教，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他与湖南革命志士于九月十六日（11月4日）举行了秘密会议，被推举为会长。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在湖南长沙召开成立大会。先后入会者四五百人，主要是留日学生与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要骨干有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谭仁凤等。华兴会成立后，立即筹划武装起义，设立黄汉会联络新军，又设同仇会联络会党。黄兴等与著名会党首领马福益商讨起义计划，决定于十月初十日（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那天，预埋炸弹于举行祝寿典礼的皇殿，炸死前来参加典礼的全省高级文武官员，乘势占领长沙，并在岳州、常德、浏阳、衡州、宝庆策动响应。他们还派人联络外省革命党人，以配合这次起义。因起义前事机泄露，清朝地方官吏在各地搜捕革命党人。黄兴化装逃往上海，不久转赴日本。马福益于次年被捕遇害。

光绪二十九年冬，浙江留日学生龚宝铨受军国民教育会派遣，回到上海，设立机关活动；另一位浙江留日学生陶成章则回到浙江，联络各地会党。光绪三十年十月（1904年11月），龚宝铨、蔡元培等联络江浙地区的知识分子组成光复会，以蔡元培为会长。光复会的重要骨干还有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其成员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为联络长江下游会党，组织了龙华会。由于光复会在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广泛活动，因此逐渐成为长江下游最大的革命团体。

光绪三十年六月（1904年7月），吕大森、刘敬庵、张难先等在湖北武昌建立科学补习所，吕大森为所长。其成员大多是湖北新军中的青年知识分子。该团体建立之后，准备响应华兴会策划的长沙起义。因起义事泄，科学补习所受牵连而遭到破坏。光绪三十二年，刘敬庵等又组成日知会，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除以上几个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外，在光绪三十年前后，还出现了一些小的革命团体，如上海的爱国协会，江苏的强国会，福建的汉族独立会与益闻社，安徽的岳王会，江西的自强会与易知社，四川的公德社，云南的誓死会，以及在日本成立的共爱会等。

各地分散的革命团体的组织与扩大，为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奠定了基础。

三、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

（一）同盟会的成立

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902年至1905年）间，孙中山作了一次环球旅行。从越南河内取道日本、檀香山，前往美洲和欧洲，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光绪二十九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青山建立革命军事学校时，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后来在檀香山改组兴中会，在美洲实行洪门会会员总注册，以及在布鲁塞尔、柏林、巴黎等地建立革命组织时，都以此十六字纲领为号召。光绪三十年，孙中山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一文，正确估计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他指出：“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从根本上彻底腐朽了”，“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当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时，他已经成为一位众望所归的领袖了。他一到东京，立即受到中国留日学生和各革命团体的热烈欢迎。

当时，分散活动的各革命团体已经不能适应革命发展的要求，客观形势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来领导革命运动。在革命派要求“结大团体”的强烈呼声下，孙中山与各革命团体的领导人广泛接触，宣传“互相联络”的重要性，并和黄兴等人磋商，确定了统一革命行动、建立革命政党的决策。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团体负责人开会，讨论建立革命政党的问题。与会者七十余人，孙中山、黄兴在会上发言。经过讨论，确定组织名称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有人对“平均地权”提出异议，孙中山根据世界革命发展趋势与社会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对此问题详加解释，最后终于获得通过。会议又推举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负责起草同盟会章程。

七月二十日（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一百余人。会议通过了章程，选举了领导机构成员。孙中山被选举为总理。同盟会总部设在日本东京。总部按三权分立原则，设执事、评议、司法三部。黄兴为执事部庶务科总干事，总理不在时代理一切，相当于协理。国内分设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支部以下设各省区分会；海外分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支部以下按国别、地区设立分会。

同盟会的主要成员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同盟会刚成立时，入会者大多是留学生、学生这样的知识分子。

同盟会具备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规模。她的成立，基本上结束了各革命团体分散斗争的局面，使革命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中心与明确的目标，开始了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九月（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它成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

（二）同盟会的纲领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即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民族独立的中国，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民族革命。孙中山批评党内片面的“反满”情绪，指出：“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而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36)这就表明了革命派的反满，实质上是反对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当时，清王朝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人民与清朝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焦点。同盟会的民族主义，以反满与建立资产阶级统一的民族国家结合起来，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和时代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清朝统治者，加速了清王朝土崩瓦解的过程。

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建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同盟会政治纲领的核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政治革命。孙中山强调认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他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联系在一起，指出：“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37)民权主义是革命的最高目标，在当时条件下，是否赞同民权主义是划分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标志。这就大大提高了革命党人的思想水平，解决了民主革命的关键问题。

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是“平均地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其办法是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38)。孙中山提出这一办法，是因为他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贫富悬殊与劳资之间的尖锐对立，存在着社会革命的严重危机。为了避免革命成功后又出现新的社会革命，他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39)。但这种“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实际上并不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40)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同盟会的纲领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在与改良派的斗争中，在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但是，它又是一个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它主张民族主义，却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号召；它主张民权主义，却不敢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它主张民生主义，却缺乏使农民获得土地的内容。同盟会纲领的这些弱点，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四、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光绪三十一年，即同盟会成立的当年，改良派就对同盟会大肆攻击。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立宪”，这使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欣喜若狂而又气焰大张。他们更加顽固地坚持“保皇”“立宪”主张，大肆攻击同盟会的革命纲领。资产阶级革命派如不予以反击，不奋起批判改良派的谬论，就不能使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因而也就不能为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从思想上扫清障碍。在这种形势下，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大论战爆发了。这场论战一直持续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

这次论战规模很大。革命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发表了许多批判改良派的政论文章。以梁启超为主笔的《新民丛报》则连续刊载鼓吹改良的文章，对革命派进行反扑，成为改良派的主要阵地。两派激烈论战主要在日本进行。此外，两派在海外的舆论宣传阵地，如新加坡、加拿大、缅甸、香港等地几十种报刊也都投入了战斗。光绪三十二年三月（1906年4月），《民报》以号外的形式发表《民报与新民丛报辨驳之纲领》，列举了两派在十二个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范围很广泛。但是，归纳起来，论战主要是围绕同盟会三民主义纲领进行的，即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

（一）关于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问题

改良派极力为清王朝辩护，他们抹杀清朝统治者压迫国内各民族的事实，攻击革命派所主张的民族革命是无的放矢，是种族复仇主义。他们也无视清政府对外卖国投降的罪行，竟然宣称“排满”与“爱国”互不相容，要爱国就必须维持清政府的统治。他们还极力宣扬革命将招致帝国主义干涉，不但不能救国，反而会导致亡国。他们的结论是爱国就不应当进行民族革命。

革命派严厉批判了改良派反对民族革命的谬论。他们首先列举大量事实，揭露清王朝残酷压迫各族人民的罪行，论证民族革命的必要性与正义性。革命派针对改良派的诬蔑，严正声明，“排满”决不是仇视五百万满族人，而是反对满洲贵族的反动统治。革命派还指出，清政府是卖国的反动政权，“外人之所以敢觊觎中国者，以中国政府之敝败也”(41)。要爱国，就必须进行暴力革命以推翻清王朝。对于改良派反对暴力革命的言论，革命派指出，为了推翻反动政府，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是救世的良药，只有革命才能求得国家独立、进步与人民的自由。革命是避免瓜分的唯一途径，反对民族革命的人就是“中国之蟊贼，国民之公敌”。

（二）关于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问题

康有为继续鼓吹庸俗进化论的观点，认为必须由“据乱世”经过“升平世”，才能进入“太平世”。也就是说，由封建专制进到民主共和制，必须先经过君主立宪制，“苟未至其时，实难躐等！”(42)梁启超还诬蔑中国人民是“程度未及格之恶劣国民”，不但不能立即实行民主共和，而且也不能立即实行君主立宪。他的结论是：“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43)改良派的这些论点，配合了清政府的“预备立宪”骗局。梁启超还把“要求”清政府实行立宪，称之为“政治革命”，以混淆革命派提出的民主革命的口号。革命派对于改良派鼓吹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的言论，进行了有力的辩驳。孙中山驳斥“实难躐等”论时，援引当时菲律宾人民和美国黑人为争取独立自由而斗争的事例，指出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进化之公理”和“文明之真价”。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44)革命派还反驳了改良派对中国人民的诬蔑，揭露所谓“开明专制”不过是要人们忍受清王朝的专制奴役。他们指出，政治革命就是要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而不是梁启超之流所鼓吹的“君主立宪”。这就鲜明地捍卫了民权学说，宣传了民主共和思想，揭穿了梁启超所谓“政治革命”的反动实质。

（三）关于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

改良派坚决反对同盟会“平均地权”的主张。他们攻击“土地国有”“平均地权”违背了“自然法则”，将“妨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社会文明进步”，不允许对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任何变革。他们说同盟会主张“平均地权”，是“欲以野蛮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他们甚至咒骂说：“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45)改良派的这种论点，表明他们站在封建地主、官僚一边。

革命派对改良派反对“平均地权”的谬论，进行了驳斥。他们指出：“土地者，一国所共有也，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今同为一国之民，乃所得之田有多有寡之殊，兼有无田有田之别，是为地权之失平。”(46)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他们认为“惟有实行土地国有之政策，不许人民私有土地而已”(47)。如此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盟会中的激进派朱执信等还痛斥梁启超反对社会革命的理论，指出中国目前的贫富之分虽然不如欧美那样“悬隔”，也决不能说“社会革命”没有必要。“社会革命宜与政治革命并行”，“今后革命，固不纯恃会党，顾其力亦不必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48)既然政治革命的动力是“细民”，那么，社会革命并举，就不仅是可能，而且是最有利的。

在这场思想大论战中，资产阶级革命派有力地批判了改良派的种种谬论。但是由于理论上的幼稚和阶级的局限，他们自己也有不少理论混乱与不切实际之处。在关于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论战中，革命派不敢正面回答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改良派声称革命将招致列强干涉瓜分。革命派却认为，中国革命合乎“世界各国潮流”，只要革命合于国际公法，不实行“野蛮排外”，也就是说不危害帝国主义的利益，就不会引起外来干涉。他们向帝国主义表白革命的目的是“排满”而不是“排外”，幻想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与赞助。在关于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论战中，改良派提出革命将招致内乱。革命派的回答是软弱的，认为只要把革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所谓“有秩序的革命，就可以避免内乱”。在关于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论战中，改良派指责“土地国有”是“夺富予贫”。革命派不仅不敢予以有力回击，反而极力否认，表现了他们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妥协态度。在土地问题上，除少数激进分子外，同盟会中许多人持保留态度，也就不能给改良派以致命打击。

革命派在论战中尽管有许多严重弱点，但是，论战仍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论战的结果，揭露了改良派宣传改良、抵制革命的反动实质，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同盟会的纲领。使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获得日益广泛的支持与拥护，壮大了革命的力量。革命派通过论战，在思想战线上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改良派，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五、同盟会领导及其影响下的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二年，在湘、赣两省交界的萍乡、浏阳、醴陵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这年夏天，黄兴派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返湘整顿会党。蔡绍南在其原籍萍乡与魏宗铨等一起联络会党，创立洪江会。洪江会推龚春台为首领，设总机关于萍、浏、醴连界的麻石，势力发展到萍乡、宜春、万载、浏阳、醴陵各县，并预定于光绪三十三年初（1907年2月）起义。但正在加紧准备时，清政府已经发觉，派兵袭击麻石，李金奇、萧克昌等会党首领牺牲，总机关也被查封。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会党纷纷要求提前起义。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1906年12月3日），一支会党在麻石首先单独发难。龚春台等只得改变原议，提前起义。十九日（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军主力是会党与江西萍乡煤矿工人，贫苦农民与防营士兵纷纷参加，总数达三万人以上。起义军迅速占领上栗市，整编了队伍，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由龚春台任都督，蔡、魏分任左、右都统领。起义军以龚春台的名义发布檄文，历数清政府的“十大罪状”，宣布起义的宗旨不仅是推翻清政府，“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还提出“使地权与民平均”等主张。(49)檄文表明，此次起义是在同盟会纲领的指导下发动的。这次起义虽仍未克服旧式会党起义的弱点，但已与旧式会党起义有明显区别，成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起义声势浩大，震动长江中游各省。清政府惊恐万状，急调湘、鄂、赣、苏四省军队五万人围剿。面对强敌，起义军苦战，终因寡不敌众，于十一月中旬（1907年1月上旬）被镇压下去。策划起义的刘道一在长沙被捕牺牲。蔡绍南、魏宗铨等起义军领导人也先后被杀害。

萍浏醴起义爆发后，东京同盟会总部立即派一些会员回国，分赴湘、鄂、皖、赣各省活动，准备响应。国内各地革命党人纷纷策划支援起义。但因萍浏醴起义不久失败，这些革命党人不少被捕杀。

萍浏醴起义前后，同盟会总部制定了指导各地武装起义的十一个文件，总称《革命方略》，并准备在两广发动起义。光绪三十三年二月（1907年3月），孙中山在越南河内设立策划粤桂边境起义的总机关。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1907年5月）到光绪三十四年三月（1908年4月），在孙中山领导下，同盟会在华南沿海与沿边地区连续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光绪三十三年四月（1907年5月）的饶平黄冈起义，五月（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八月（9月）的钦州廉州防城起义，十一月（12月）的镇南关起义，光绪三十四年二月（1908年3月）的钦州马笃山起义与三月（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但是，这些起义都由于准备不够充分，特别是未能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只依靠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失败。孙中山的战略思想是：在华南和沿边起义夺取两广为根据地，然后挥师北上，长江两岸革命党人齐起响应，从而推翻清王朝。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华南和沿边地区起义，主要是为了从海外接济饷械。

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间（1907—1908），在同盟会连续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光复会在浙江和安徽发动了两次起义。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光复会部分会员仍以光复会的名义独立活动。他们在浙江秘密联络会党，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作为据点，筹划起义。徐锡麟等召集金华、处州、绍兴等地会党首领进行军事训练，并组织了光复军。为了打入清政府内部掌握军队力量，徐锡麟筹款捐官，以道员分发安徽候补。他获得安徽巡抚恩铭器重，在安庆任巡警学堂及巡警处会办。绍兴大通学堂由秋瑾主持。当时，秋瑾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她接办大通学堂后，积极联络会党，并与徐锡麟约定在浙江、安徽同时发动起义。但起义尚未准备就绪，嵊县会党便率先发难，竖起革命军旗号，被清军镇压下去，武义、金华等县会党武装也先后遭到镇压。徐锡麟闻讯后仓促起事，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1907年7月）安徽巡抚恩铭到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时，当场将其刺死，然后率领巡警学堂学生数十人起义攻占了安庆军械所。但起义很快失败，徐锡麟被捕就义。安庆事败，大通学堂暴露，秋瑾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15日）于绍兴轩亭口就义。

早在光绪三十一年，安徽革命知识分子柏文蔚等组织了名为“岳王会”的革命团体。岳王会以军事学堂和新军官佐为主要联络对象，成为光复会的外围组织。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1908年11月22日），岳王会军事骨干、新军炮营队官熊成基率马、炮营新军千余人起义，围攻安庆一昼夜未克，向集贤关退却。旋改变战略，拟取道桐城，袭取庐州为根据地。遭清军追击而失败。熊成基只身逃亡，宣统二年（1910）于哈尔滨被捕牺牲。

安庆新军起义之后，革命党人开始注意在新军中进行活动。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及国内各省军事学堂的学生中，都有不少人加入同盟会或其他革命组织。由于革命党人的运动，新军中出现了革命势力，并不断发展。宣统元年秋，同盟会南方支部命倪映典等在广州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新军中许多士兵和下级军官赞同革命，准备于十二月下旬（1910年2月上旬）起义。由于消息走漏，广州地方官吏下令收缴士兵的弹药。此时，又发生巡警与士兵之间的冲突。形势迫使起义提前发动。宣统二年正月初三日（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率新军千余人在城郊起义，兵分三路进攻广州城。清军出城阻击，倪映典中弹牺牲。起义军失去指挥，加上弹药不足而失败。

同盟会历次起义的失败，使其力量受到严重挫伤，革命党人内部的分歧与涣散明显加深，派性也进一步发展。一部分革命党人，其中包括个别领导人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热衷于从事暗杀活动。他们组织暗杀团，策划过数十起暗杀活动。光绪三十三年七月（1907年8月），四川张百祥、江西邓文辉、湖南焦达峰、湖北孙武等部分同盟会员，在宋教仁、谭仁凤的支持下，在日本东京成立共进会，并派会员回国进行活动。共进会虽然自称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但是它不仅有自己独立的组织，而且把同盟会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甚至树起自己的十八星旗。宣统二年正月（1910年2月），光复会重新建立，以章炳麟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设执行局于南洋，公然与同盟会对抗。宣统三年六月（1911年7月），宋教仁、陈其美、谭仁凤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它公然抛弃了民生主义，制订了自己的会章。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系统的五色旗。尽管它声称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方支部为友部，但实际上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派性组织。

第六节
社会生活与社会习俗的变迁

一、慈善事业

（一）传统慈善事业

晚清慈善活动是以“善堂”的形式开展的。“善堂”是一种举办各类慈善事业的民间机构。“善堂者，经理地方之善举也”。“所行善举，则育婴焉、恤嫠焉、施棺焉、掩埋焉，冬则施衣，夏则施药，地方之穷而无告者养生送死之事，皆于是赖焉。凡此善举，无论通都大邑、城乡市镇之间，皆大略相同。其有经费扩充规模宏远者，则修桥梁、筑街路、浚河道、设义渡、立义塾”，等等。这些“无不归之善堂”(50)。“无论通都大邑之间，善举较多，善堂林立，即一邑一镇之间，亦莫不各设善堂，以行善举”(51)。在晚清，中国已经具有相当普及的民间社会救济组织，保持着历史悠久的慈善事业的传统。就连当时国际大都市上海也善堂林立。其中规模较大的、唐廷枢等人申请成立的同仁公济堂“先行举办厝安、义塾、乡约、接婴、恤嫠、施医给药、施赊棺木等事。俟捐款稍裕，其余逐渐扩充”(52)。善堂有各种类型，功能不尽相同。除上述类型善堂外，还有“清节堂”，专门收养孤寡的“节妇”及其幼小子女；“翼化堂”主要“印售善书，多至二三百种”；“放生局”专门从事“牛马犬鸡鸭”等动物的放生活动，其意为“保全物命，恩及禽兽”。后来还筹建放生池，放生的范围扩大到水生动物。当时的善举尽管有各种名目，但最基本的则是“弃婴需收养，嫠妇需保全，童蒙需设塾教诲之，老疾需抚恤留养之，伤病则需医药，死亡则需棺衾，暂则寄厝殡房，久则掩埋义冢”。晚清传统的慈善活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二）近代新型慈善事业

随着中国近代化的递进，传教士将西方国家救济事业的引入，晚清产生了近代新型慈善事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倡立育婴基金会

育婴基金会所采取的育婴方式，比教会育婴堂建造房舍、把婴儿收入堂内的做法更加简便易行。一般方式为：由各地绅耆牵头，筹措一笔款项作为基金，凡本地区经济困难的生育之家，均可提出申请，经核实后，基金会向该生育之家提供一定数额的哺育费，资助其哺育新生婴儿。这种做法称为“乡里相保恤”，旨在使众多婴儿，尤其是女婴免遭被溺杀之厄运。如江西德化县泰宁乡由乡民捐款设立育婴基金会，“凡生男女之家，无力抚养，该父母具报，每婴儿一名，给钱一千文，令本身父母自行抚养。每月给钱三百文，为哺养之资，以两周岁为度”(53)。晚清江南地区育婴基金会达到全盛期，其数量大大超过育婴堂。如浙江奉化县全县八个乡，而所设立的保婴会就多达一百零二个。从咸丰四年至八年（1854—1858）五年时间内，共资助哺育婴儿一千九百多名，平均每年资助近四百名。(54)

2. 创立国际人道主义的红十字会组织

国际红十字会成立于同治三年（1864），当时注重战地救护。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时中国人首次看到红十字会活动，非常惊讶，大惑不解。战争结束后，直隶总督王文韶鉴于“西国红十字会医生奋不顾身，出入于枪林弹雨间，代医受伤之众，亲奉刀圭，不遗余力”，上奏朝廷，为德、法等国医生请奖(55)。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为救护各国伤兵，周济战争难民，江浙地区最著名的一批绅商陆树藩、严信厚、庞元济、施则敬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救济善会，经上海道余联沅批准成立。该会沿用旧式善堂之名，而实则具有红十字会性质。其公启称：“近因京师拳匪为非，激成大变。”“某等不忍坐视，先集同志，筹捐举办，拟派妥实华人，并延请洋医、华医，赴津沽一带，遇有难民，广为救援，名曰中国救济善会。呈请上海道照会各国领事，声明此系东南各善士募资创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已蒙各国领事会议，允由德国总领事发给护照，善会中人携向军前救护。”(56)从这则公启可以看出，中国救济善会是遵照国际红十字会基本精神与行动惯例而成立的一个新型团体，与旧式善堂已经有了质的区别。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四日（1904年3月10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创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红十字会命名的人道主义组织，该组织成立后，首先在日俄战争要冲营口设立分会，由美国领事密勒、传教士魏伯诗德等遴选中西董事设立战地医院，并救护难民出险。接着又在奉天（今沈阳）、辽阳、新民屯、沟帮子、山海关、塘沽、烟台等地设立分会(57)。至三月中下旬（5月上中旬），已救出营口、山海关等地难民二千余人(58)。至五月中旬（6月下旬），救出牛庄、旅顺等地难民四千余人。(59)

3. 建立“教养并重”的慈善机构

中国传统的慈善机构并非真正扶助被救济者自食其力，而是一味救济、施予，于是形成“养”的一面倒的趋势，往往使被救济者养成依赖的恶习。其结果是慈善机构越多，贫民乞丐也越多。只是到了晚清，受西方慈善事业的影响，教与养才真正统一起来，光绪四年（1878），李鸿章在天津创设广仁堂。这是晚清第一个教养机构。他在《津郡创设广仁堂疏》中指出：“窃天津、河间等属，地瘠民贫，迭遭灾歉，孤儿嫠妇，往往无以自存，情甚可悯，必须创设善堂兼筹教养。”“于堂中分设六所：一曰慈幼所，收养男孩，初时则为涤垢治病，继则分拨各所授事；二曰蒙养所，设义学整斋，择聪俊者，延师课读；三曰力田所，于堂之左右购置地亩，种植木棉稻黍菜蔬，择笨者雇老农教习；四曰工艺所，择不能耕读者，令习编藤织席刻字印书，俟年长业成，听其出堂自谋衣食”。另外尚有敬节所、戒烟所(60)。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民政部也提出，从前各种善堂、善局多重养轻教，致使国家物力支绌，而贫苦无业之民却愈养愈多，于是责成地方官绅，体察情形，在各种养济院、清节堂中附设工艺所，以兴养立教。光绪三十二年（1906），李书平、王一亭创办上海孤儿院，收养6岁至20岁的男女孤儿，设立小学校，让其学习文化知识，并传授纺织、木工、藤工、裁缝、刺绣等工艺。许多人凭一技之长找到工作，甚至有的升入中学、大学。在晚清，正是加强了“教”的功能，才推动了我国传统慈善事业向近代性质的转化。

二、衣食住行的变革

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传播与欧风美雨的熏陶，通商口岸人们的社会生活悄然发生了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衣食住行的变异与更新。

（一）衣的变革

两次鸦片战争后，由于通商口岸的开辟和被迫对外开放，在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大城市，已经有人开始模仿西方人的服饰与生活方式。但在当时毕竟是个别现象。

19世纪70至90年代，留学生和海外华侨揭开了“剪发易服”的序幕。同治十一年（1872），赴美留学幼童在运动时穿着长袍马褂甚感不便，拖着长长的大辫子常为外国人耻笑，更为尴尬。开始时他们偷偷剪掉辫子，改穿西装，见“学监”时再装上假发，换上长袍马褂。后来经过斗争，终于使“学监”同意改为西装革履。戊戌变法期间，《国闻报》刊载来自新加坡的消息，称新加坡华人相约剪辫，认为梳辫子既不雅观，又不卫生，并对机器生产有碍，对人身安全不利。《湘报》第56号还予以转载。

20世纪初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了剪发易服的大潮流。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版发行的《湖北学生界》发表《剪辫易服说》，历数发辫与清服之大碍：“今之辫、服，牵掣行动，妨碍操作，游历他邦，则都市腾笑，申申骂予；于时为不宜，于民为不便”。并指斥清代冠服之繁、奢，则“为五大洲所未有”(61)。光绪三十年出版发行的《黄帝魂》发表《论发辫原由》，情绪激昂，言辞犀利。它愤怒地斥责满洲贵族强迫男人将头发前半剃光、后半蓄发辫曳于背，实乃“如绳索，如锁链，如兽尾”，特别是游外洋者，所至之地多被蔑称为“拖尾奴才”而“备受其害，深恶而痛绝之”。为此，资产阶级革命派强烈要求“改易西装，以蕲进于大同”(62)。然而，他们的呼声愈高，清政府的禁例愈严，“有禁高领者矣，有禁西装者矣。至于剪发一事，尤悬为厉禁”(63)。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后，留学生运动形成高潮，留学生人数猛增。清政府虽三令五申严禁他们剪发易服，他们则置若罔闻，坚决抵制。无奈之下，清政府只得采取变通的办法：允许他们在留学期间“不妨暂时易装，然回华即应复旧”。但仍申明“无故改装之学生或诸色人等，照违制律从严治罪”(64)。废除科举制度后，国内掀起了兴学热潮，青年学子不顾清政府多次禁令，纷纷弃长衫，着西装。湖广总督张之洞惊呼：“近年来各省学堂冠服一端，率皆仿西式短衣、皮靴，文武无别。”甚至“剪发胶鬓诸弊层出，实为隐忧”(65)。为阻挡剪辫易服的潮流，他制订了湖北各学堂冠服章程式样。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依照张之洞提供的冠服式样，制订了全国学堂冠服程式：“将各等文学堂自大学以至中学之学生，定为三项服式：一礼服，一讲堂服，一体操服及整队出行服”(66)。学堂以外的常服只许着便帽、长衫，禁止短衣。至辛亥革命前，宣传剪发易服已形成高潮。于是，宣统二年（1910），资政院议决“剪发易服”，并上奏恳请降旨实行。但出乎意料的是，遭到北京当行、绸缎、靴鞋、布行各商会等联名反对，认为“剪发易服”将会消灭他们的生意，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清政府趁机向全国发出通令：“国家制服，等秩分明，习用已久，从未轻易更张。除军服、警服因时制宜，业经各衙门遵行外，所有政界、学界以及各色人等，均应恪遵定制，不得轻听浮言，致滋误会。”(67)但是，时隔数月，清政府鉴于大势所趋，被迫宣布“凡我臣民，准其自由剪发”。(68)

（二）食的变革

两次鸦片战争后，随着沿海沿江通商口岸的开放，西方食品的原料机制面粉的进口以及稍后兴起的中国机器面粉业，为西方面食的引进提供了前提。这样，西方面食面包及各种西式糕点逐渐在中国盛行起来。至20世纪初，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中机器面粉工业发展较为迅速，使得西式面包与各种西式糕点由沿海沿江大城市向中小城市以至内地发展。

西方啤酒与机器酿造葡萄酒也是晚清传入中国的。啤酒又称皮酒、麦酒，种类繁多，口味各不相同。光绪二十七年（1901），俄、德两国商人在东三省合办哈尔滨啤酒公司，是为中国大规模酿造啤酒之始。这样，饮用啤酒之风在东北等地逐渐形成。光绪三十年，英、德两国商人在山东青岛合办啤酒酿造股份公司，在山东及其周围地区推广啤酒。之后，天津、北京、上海等地也相继开办啤酒厂，啤酒业在全国逐渐发展起来。机器葡萄酿酒最早由法国人在天津试制成功。而规模最大、在海内外最具影响力的是张裕酿酒公司。同治十年（1871），南洋华侨张振勋因事晤法国领事，得知天津、烟台所产葡萄可制佳酿，跃跃欲试。光绪二十年，他聘任荷兰人德雷吻为技师，到烟台试办。光绪二十一年（1895）试制成功，开始招集股份，成立张裕酿酒公司，并致函美国采办有根葡萄秧，购地栽种。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聘请奥国人哇务为技师，赴烟台指导种植葡萄与酿酒。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式投产，从奥国购买葡萄秧运至烟台种植，约四百亩。酿造也初具规模，占地三千亩，厂房、地窖规模宏大。所酿制葡萄酒曾多次参加中外博览会，屡获金牌证书。国内畅销，且大量出口南洋各地。(69)

除此之外，各种罐头、饼干、蛋粉等食品，也于20世纪初年在中国打开了销路。中外商人在上海、厦门、福州、温州、汕头、青岛、南京、汉口、天津、牛庄等通商口岸建立了罐头厂、蛋粉厂等食品制造厂。

在晚清，西方饮食的引进以及有关工业的建立，丰富了中国饮食的内容，改变了饮食结构，并相应促进了饮食业的发展。

（三）住的变革

西洋建筑以方正高耸、坚固整齐为其特点，并有许多建筑风格与流派。它具有收光避湿、合乎卫生的功能。

中国学习和仿造西洋建筑走了从沿海到内地、从公共建筑到民居这样一条发展路径。随着豪华舒适的西洋建筑的输入，中国官绅富商由羡慕到仿造。或在原有住宅的基础上增添西洋建筑的风采，或兴建洋房、花园，或摆放洋式陈设。例如，翁同龢在其日记中描述徐润的花园时说：“园小而曲折，然楼阁几案皆有夷气。”(70)这是当时很有代表性的、具有西洋风格的洋房、花园、摆设。而这种“仿洋”的民宅与花园，晚清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一些沿海沿江大都市逐渐增多，日益发展起来。以是“晚清园亭，亦参以西气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71)

（四）行的变革

行的问题是从改善城市道路开始的。晚清近代化马路最早是上海英租界修建的大马路，同治元年（1861）天津租界开辟后亦修筑了一条近代化马路。而同治二年（1862）法租界一年之内就延长五条主要马路(72)。光绪九年（1883），津海关道周馥设立工程局，主持修筑了天津旧城区第一条马路，即东门外繁荣区的沿河马路。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拆除天津城墙，修筑环城马路(73)，成为中国第一座有环城马路的城市。

随着路况的变化，交通工具也在不断改善。光绪三年（1877），上海引进日本人力车，时称东洋车，总数达六千多辆。光绪八年（1882），天津从上海购进东洋车(74)，首先在外国侨民中使用。由于此种车轻便舒适，造价低廉，因而在20世纪初年在各商埠广泛流行。光绪二十七年后，清朝的达官贵人及各大商埠的买办绅商为追求奢华，争相购置西式马车，有的甚至斥巨资连同西洋高头大马一同购买。天津等大城市还出现了专门经营西式马车的店铺供富有者租赁。这种马车分为“一头立箱”(75)与“两头立箱”两种，装饰豪华，行驶轻便，疾驰如飞。光绪二十九年，上海开始引进汽车，至宣统元年（1909）增至一百五十六辆(76)。光绪三十二年，比利时辛迪加在天津市及奥、意、俄、法各租界敷设有轨电车，黄蓝白等六路电车把天津城区与租界连成一片。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电车公司也正式成立。汽车与电车的引进，标志着通商口岸市政交通近代化的起步及其发展。

三、妇女解放的呼声与婚姻家庭变革

戊戌变法既是政治与文化改革运动，同时也是社会改革运动。在社会改革中，以反对妇女缠足为突破口的婚俗变革是其重要内容，并成为晚清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声。辛亥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妇女解放运动不断高涨，妇女解放的重要方面——婚姻家庭的变革也由舆论而付诸实践。

（一）妇女解放的呼声

戊戌变法期间，移风易俗是维新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严复指出：“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而沿袭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他痛斥统治者愚陋无知，对这种恶俗陋习“以为无与国是民生之利病”。他认为事关重大，“种以之弱，国以之贫，兵以之窳，胥于此焉，阶之厉耶！是鸦片、缠足二事不早为之所，则变法者，皆空言而已矣”(77)。严复把鸦片与缠足同列为病国之源，可见他对缠足问题的重视程度。除严复外，许多维新志士把戒除妇女缠足作为社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并由此延伸到婚俗变革，广为组织宣传。光绪二十二年，广东籍人士赖弼彤、陈默庵在顺德县首先倡立“戒缠足会”。不久，梁启超也在《时务报》上发表《戒缠足会叙》，宣传男女平等，指斥歧视、损害妇女的封建陋习。光绪二十三年，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麦孟华、康广仁等又在上海发起成立“试办不缠足会”。在梁启超等人起草的《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中，第一条即明文规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无所顾虑”(78)。光绪二十四年（1898），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徐仁铸、熊希龄、毕永年、樊锥等十六人为董事，在长沙发起成立“湖南试办不缠足会”。《湖南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79)在谭嗣同起草的《湖南试办不缠足会嫁娶章程》中，第一条阐明该章程之宗旨“原为同会之人互通婚姻，不致以不缠足之故，为世俗所弃”；第二条规定，“凡同会皆可互通婚姻”，亦可与会外不缠足者通婚；第三条规定，“同会虽可通婚”，但不能“强人为婚”；第五条规定，婚事从简，女方不索聘礼，“无论家道如何丰富，总以简省为宜，女家不得丝毫需索聘礼”；第六条规定，嫁奁“亦应简省，男家尤不得以嫁奁不厚，遽存菲薄之意”；第九条则阐明兴办女学以提高妇女的觉悟，“而后婚姻之本正矣”(80)。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和不断高涨，民主革命派发表了一系列“婚姻变革”“家庭变革”的论著。光绪二十九年，《觉民》杂志所发表的陈王的《论婚礼之弊》实为当时批判旧婚制的代表作。他指斥中国旧婚制礼俗有六大弊端：“男女不相见之弊”，“父母专婚之弊”，“媒妁之弊”，“聘仪奁赠之弊”，“早聘早婚之弊”，“繁文缛节之弊”。其中早婚危害最大，影响深远，因为不仅是“中国子女失权之所由”，而且是“中国人种日劣之大原”。(81)光绪三十年，《江苏》杂志发表《家庭革命说》，认为家庭革命即摆脱“家庭之羁轭而为政治上之活动是也”；“家庭革命者，犹经济革命、女权革命之谓也”。并且阐明“政治之革命，由国民之不自由而起；家庭之革命，由个人之不自由而发；其事同，其目的同”，因此，政治革命与家庭革命密不可分，“欲革政治之命者，必先革家庭之命，以其家庭之有专制也；而革家庭之命者，尤必先革一身之命，以其一身之无自治也”(82)。同年，《女子世界》杂志发表《女子家庭革命说》，该文除阐明家庭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关系外，主要论证家庭革命的实质。指出“二十世纪，为女权革命世界”；“女权与民权，为直接之关系，而非有离二之问题”。并且论述政治革命与家庭革命的目的与原因相同，旨在反对君主专制与父权之残暴。因为“政治之革命以争国民全体之自由，家庭之革命以争国民个人之自由，其目的同。政治之革命由君主法律直接之压制而起，女子家庭之革命由君主法律间接之压制而起，其原因同”。并痛斥“今日家长之威严，直有君主权之力”；夫权对于妇女之苛虐，“杀人无死刑，役人如犬马”。该文激励广大妇女，“诸姐妹务以革命为斩情之利剑，吾且欲扬家庭独立之旗，击鼓进行于女权世界，不忍使二万万个人天赋之权利，牺牲于独夫之手也”；并号召女子“欲革国命，先革家命；欲革家命，还请先革一身之命”(83)。在此期间，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杂志《天义报》《新世纪》还发表了“毁家庭”，“废婚姻”一类的激进言论。

（二）婚姻家庭变革

晚清的婚姻家庭变革，发端于戊戌变法时期，高涨于辛亥革命时期。

戊戌变法时期在政治改革的实践中反对封建专制的力度不够，因而关于社会改革的惊世骇俗的言论与行动虽然在当时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但在实际行动上追随者实属寥寥。

辛亥革命时期，由于政治革命实践中反对封建专制的力度加大，推翻清王朝的步伐加快；相应地，民主革命派在社会革命方面也进行了强大的舆论宣传，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其中，关于婚姻家庭变革的主张及其具体方案的某些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付诸实践。受西方文明影响较早的通商口岸，出现了以“文明结婚”为特点的新式婚制。新式婚制的主要内容是：订婚、结婚尊重男女双方的意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婚礼仪节财用去奢从朴；革除坐花轿、拜天地、闹洞房等陈规陋习。在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大城市，则更为先进一些：结婚时新娘不戴凤冠霞帔而着婚纱，新郎则西服革履，不用花轿而乘汽车或西式马车；西乐队管弦齐奏；改跪拜为鞠躬礼。还有的到教堂按西方婚制仪节举行婚礼。在婚姻变革大潮的推动下，自由结婚与离婚者逐渐增多，是婚姻趋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当时离婚者大都是对封建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反叛。婚姻变革又导致家庭革命，是冲破封建大家庭与传统家庭主义束缚的结果。建立起一种实行分居、异财、人伦平等的小家庭，时称“新家庭”。这种新型的小家庭是以婚姻自由为基础、一夫一妻及其子女构成的，是按照西方核心小家庭模式建立的。这种模式最初在上海、天津租界里的中国居民中多见。后来逐渐在租界以外以至其他城市逐渐流行开来。

(1)　《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第558页。

(2)　严复：《救亡决论》。

(3)　严复具体表述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4)　严复：《论世变之亟》。

(5)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33、140页。

(6)　后改名为《湘学报》。

(7)　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戊戌变法》第3册，第18页。

(8)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98页。

(9)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40页。

(10)　王仁俊：《实学平议》，《翼教丛编》第3卷，第14页。

(11)　张之洞：《劝学篇》，《戊戌变法》第3册，第222页。

(12)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9页。

(13)　赵尔霖：《开议院记》，《戊戌变法》第3册，第195页。

(14)　严复：《救亡决论》。

(15)　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页。

(16)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89—192页。

(17)　《杰士上书汇录》第1卷，故宫博物院藏内府抄本。

(18)　《戊戌变法》第2册，第92页。

(19)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108页。

(20)　同上书，第109页。

(21)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03页。

(22)　同上书，第228页。

(23)　《义和团》第3册，第335页。

(24)　佚名：《天津—日记》，《义和团》第2册，第157页。

(25)　朴笛南姆威尔：《使馆庚子被围记》，《义和团》第2册，第359页。

(26)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29页。

(27)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义和团》第1册，第199页。

(28)　紫萼：《庚辛纪事》，《义和团》第1册，第316页。

(29)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709页。

(30)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义和团》第1册，第34页。

(31)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页。

(32)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1002—1008页。

(33)　《义和团》第4册，第245页。

(34)　同上书，第3册，第244页。

(35)　《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5期。

(36)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

(37)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

(38)　《军政府宣言》，《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7页。

(39)　《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页。

(40)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427页。

(41)　寄生：《革命今势论》，《民报》第17号，第15页。

(42)　《法国革命史记》，《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05页。

(43)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68页。

(44)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3页。

(45)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88—189页。

(46)　韦裔（刘师培）：《悲佃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762页。

(47)　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第11页。

(48)　悬解（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440—442页。

(49)　陈春生：《丙午萍浏醴起义》，《辛亥革命》第2册，第477页。

(50)　《论清查善堂事》，1897年3月15日《申报》。

(51)　《论清查善堂事》，1897年3月15日《申报》。

(52)　1895年12月16日《申报》。

(53)　同治朝《九江府志》第1卷，“建置·育婴堂”。

(54)　同治朝《奉化县志》第2卷，“建置”。

(55)　1897年2月8日《申报》。

(56)　《救济善会公启并章程》，1900年9月17日《中外日报》。

(57)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节略》，1904年6月19日《中外日报》。

(58)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节略》，1904年6月19日《中外日报》。

(59)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广告》，1904年6月30日《中外日报》。

(60)　李鸿章：《津郡创设广仁堂疏》，《皇朝经世文续编》第27卷。

(61)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72—473页。

(62)　同上书，第746—748页。

(63)　《论习惯之碍进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201页。

(64)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二），第8622页。

(65)　同上书，第8623—8624页。

(66)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二），第8620页。

(67)　同上书，第9295—9296页。

(68)　同上书，第9296页。

(69)　张振勋：《奉旨创办酿酒公司记》，《洋务运动》（七），第582—583页。

(70)　《洋务运动》（八），第240页。

(71)　邓子琴：《中国风俗史》，第332—333页。

(72)　《近代上海大事记》，第171、122页。

(73)　即天津东马路、西马路、南马路、北马路。

(74)　天津人叫它胶皮车，拉东洋车的车夫叫做拉胶皮的。

(75)　又称幌马车。

(76)　《洋务运动》（八），第334、338页。

(77)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28—29页。

(7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20—21页。

(79)　《戊戌变法》第4册，第433页。

(80)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96—397页。

(81)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857页。

(82)　同上书，第833—837页。

(83)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25—929页。

第九章
同治、光绪朝的中外关系

第一节
政治与经济

一、帝国主义对清政府的控制及对中国政治的干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在“合作政策”下，加紧在政治上侵略中国。各国公使相继驻京后，凌驾于清政府之上。他们不仅以种种借口不断扩大其在华侵略权益，进行外交讹诈，而且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与外交。同治五年（1866），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向清政府提出《新政略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要求清政府切实保护各国的侵略权益，并完全按照其旨意行事。如若不然，“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1)。外国侵略者还操纵中国派遣使节出访，其中最典型的是“蒲安臣使团”出国访问。同治六年十一月（1867年12月），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自己建议，再加上赫德从旁怂恿，清政府以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欧美有约国家。同治七年六月初九日（1868年7月28日），蒲安臣越权擅自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中美续增条约》(2)，共八款。主要内容有：（1）中国欲于原订贸易章程外，与美国商民另开通商、行船之路各事，均得自订章程，但不得违反原约规定。（2）两国人民在对方国内，都不得因信仰不同而受到歧视。（3）中美两国人民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往来，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的是现在两国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4）两国人民均可在对方进入大小官学，并受到最惠国待遇；又双方都得在对方设立学堂(3)。对于这个条约，丹涅特评论说：“一八六八年的续增条款在某些方面比一八四四年的《顾盛条约》和一八五八年的《列卫廉条约》却更具有权威性。这些条款完全脱离了商业气氛，是在没有压力之下自由议定的，是由美国国务卿按照驻华公使在身边所告诉他的写法写成的。”他认为“西华德由于他的信念和贸易扩张主义者不谋而合，是一个主张廉价劳动力的人。仅就对于这个问题所持的一些见解而论，来自新英格兰的蒲安臣也具有同样的信心，因为在新英格兰，廉价劳动力问题正在以欧洲移民予以解决。曾经讨论过关于外交政策的一八六八年的蒲安臣条约，乃是一件廉价劳动条约”，因为“写这个文件的西华德对于劳动问题的兴趣也不下于对美国在太平洋彼岸的贸易伸张。当时，他特别关心承包人因无法招募劳工以致太平洋铁路迟迟不能完工这一件事。中国苦力可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4)。此后，这个使团又先后到英、法、瑞、丹、荷、普、俄、比、意、西等国访问。

海关是一个国家对外的重要机构，外国侵略者通过控制中国海关，对清政府施加影响。当时，清政府“在一切国际问题上，从谈判一件条约直到解决一项土地争端，总是凭靠北京总税务司意见，以便照计而行”(5)。赫德长期把持海关总税务司一职，对中国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同治四年（1865），赫德向清政府呈递《局外旁观论》，劝告其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并进行武力恫吓：“违背条约，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6)同治六年，清政府根据赫德的建议，任命吴棠为四川总督，张凯嵩为云贵总督。当时，四川、云南、贵州都尚未开放，可见其险恶用心。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控制更进一步加强。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任命胡廷署山东巡抚，只因德国公使反对而改任杨士骧。在清政府举办新政期间，任用了一些外国人掌握重要部门。如在中央，美国人精琦任财政顾问，英国人帛黎任邮政顾问。在地方，日本坂西少佐任直隶督练公所军事顾问，德国肯多福则以山东巡抚办事随员的名义，得以插手山东路矿、巡警、洋务、商务等各项重要事务。

二、中外贸易

列强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从不平等条约中取得一系列新的特权。同治八年（1869），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使中英之间的航程比原来绕道好望角缩短了大约四分之一。同治十年（1871），上海至英国伦敦和美国旧金山的海底电缆接通。这些条件为列强扩大贸易提供了便利，进口商品净值增长迅速。同治三年（1864）为一千七百一十三万六千多英镑，同治五年为二千三百三十七万多英镑，光绪七年（1881）为二千五百四十六万六千多英镑，光绪十六年（1890）为三千三百三十九万六千多英镑(7)。在进口货物中，鸦片占第一位，其次是棉纺织品，其他为棉花、煤油、糖类、染料、颜料、粮食等消费品，生产资料钢铁、机器、工具等则一直数量很少。在此期间的进口商品贸易中，英国占绝对优势，其本土加上香港，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占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一点六。直至甲午战前，英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居于首位，此外依次是日本、美国、俄国。外国资本主义在向中国扩大倾销商品的同时，加紧掠夺中国的农产品原料。中国出口货物主要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其中以丝茶为大宗，此外还有豆类、棉花等。本来，中国丝茶在国际市场上处于独占地位，后来由于英国在印度和锡兰培植茶园，中国茶在英国市场上首先失去优势，在美国市场上也受到日本茶的竞争。至光绪十九年（1893），中国茶叶的输出量在世界市场上还不足输出总量的一半。出口量一直居于世界第一位的生丝由于在国际市场上遭到日本生丝的竞争而降至第二位。但是，从同治十年至光绪十九年，中国豆类和棉花的出口量却有了很大的增长，出口商品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从光绪十七年（1891）至光绪十九年，除茶丝而外的其他农产品与手工业品由百分之十二点八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八点五。外国资本主义收购中国农产品时，采取种种手段压低价格，进行不等价交换，并且使中国商人与高利贷者成为外国商业资本的附庸。中外贸易关系在19世纪后半期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治三年以前，中外贸易除开鸦片贸易外，一直处于出超地位。同治四年，中国第一次入超。同治三年至光绪四年（1878）这十五年内，出超六年，入超九年，出入相抵后，共入超三千五百万两。而从光绪二年（1876）起，中国就一直入超，且越往后入超额就越大。从光绪五年（1879）至光绪十九年，这十五年内，中国入超总数达二亿八千四百万两。这正说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半殖民地化。(8)

从甲午战后至20世纪初年，随着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剧增，通商行船条约与新的通商行船条约的签订，以及通商口岸和商埠的成倍增长，使得其商品输出也快速增长。光绪十七年至光绪十九年，中国进口贸易净值为二亿一千九百万元，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增加为四亿七千三百万元。中国出口贸易比进口贸易增加缓慢得多，保持着大量入超状况。光绪十七年至光绪十九年入超五千二百万元，光绪二十七年至光绪二十九年增加为一亿六千二百万元。经营贸易的外商家数，光绪十八年（1892）为五百七十九家，光绪二十七年增加到一千一百零二家。外资在中国设立的商业组织，有许多是当时世界垄断组织，如英美烟草公司、中国肥皂公司、美孚石油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英国钢铁公司，等等，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中国设立了机构。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由外商垄断组织操纵。中国的国外贸易为帝国主义所控制。(9)

第二节
外交

一、中外互设使馆

中国与外国互派常驻外交代表及设立常驻外交代表机构的使馆制度始于晚清。咸丰八年（1858）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中国允许英国派使节常驻北京。其他国家纷纷与清政府签约或援引最惠国待遇，也取得了向中国派遣常驻使节和设立使馆的权利。同治元年至二年（1862—1863），英、法、美、俄等国公使相继在北京设立公使馆。

中国官员第一次正式出使西方，是在“天津教案”之后。同治十年（1871），清政府派崇厚为特使，赴法国道歉。光绪二年（1876），又因“马嘉理案”，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道歉，郭嵩焘便成为首位常驻英国公使，也是中国在外国设立公使馆之始。继郭嵩焘之后，清政府因日本侵台事件，又派何如璋为驻日公使。随后几年，清政府又相继在美、法、俄等国设立公使馆。

二、中外互设领事馆

中国与外国互派领事始于晚清。外国向中国派驻领事较早。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国可在此派驻领事等官。道光二十三年六月（1843年7月），驻广州领事李太郭到任，这是英国派驻中国最早的领事，而英国驻上海领事地位最重要。继英国之后，美、法、俄、德、日等国先后与清政府订约，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领事。随着通商口岸增多，外国领事数量也越来越大。中国在外国设置领事较晚，始于光绪三年（1877），主要是为管理华侨事务而设。

第三节
宗教与教育

一、外国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

（一）天主教

早在鸦片战争前，天主教传教士就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但人数很少，且在中国传教未取得合法地位。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被迫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从此天主教在中国站稳脚跟。在华天主教传教士受法国保护。从道光二十六年（1846）起，天主教在澳门、南京、北京有三个教区，另外在陕西、山西、山东、湖广、江西、云南、香港等地设立代牧主教区。(10)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通过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天主教传教士取得入内地传教的权利。从此天主教会势力在华得到发展。光绪五年（1879），罗马教皇里欧十三世划分中国为五大教区：第一区为直隶、辽东、蒙古（包括内外蒙古），第二区为山东、陕西、河南、甘肃，第三区为湖南、湖北、浙江、江西、江南，第四区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第五区为广东、广西、香港、福建。(11)

咸丰十年（1860），天主教在江南一带已发展教徒七万七千余人，传教据点四百余处，传教士约五十人。到光绪六年（1880），教徒发展到十万人，传教据点五百八十处，传教士九十人。到19世纪末，教徒发展到约十二万人，传教据点一千处，传教士一百七十人。天主教在江南一带还拥有土地约二百万亩。这时，天主教徒总数从咸丰十年的四十万人发展到七十万人，传教士共约八百人。(12)

义和团运动期间，天主教堂损毁约四分之三，义和团最活跃的华北地区尤其严重。而义和团运动后，则是天主教会大发展时期。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天主教会进行了策略上的调整，主要有：（1）对传教士的活动作了一些限制。各修会训令传教士今后要少管或不管教徒诉讼之事，以免引起民愤，触怒非教徒。（2）不仅继续加强对教徒的思想控制，而且还强调对教徒的训练。天主教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训练教徒的组织，利用教徒劝人信教，发展教会势力。（3）扩大慈善事业，增进与中国人民之间的感情。为了这项事业顺利开展，行之有效，邀请当地士绅参观慈善机关甚至捐输，孤儿长大婚配时邀请族长和地方有权势的人赴宴以进行笼络。（4）大力培植华人充当神职人员，由华人解决华人之间的“纠纷”，外国传教士尽量不出面。这一策略调整果然奏效。天主教的教案显著地减少，而教徒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七十万人激增到宣统二年（1910）的一百三十万人，十年间几乎增加一倍；传教士也从八百名猛增到一千四百名，也几乎增加一倍。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天主教传教士中增加了一批美国来的新教士。(13)

（二）基督教

1. 基督教概况

基督教在外文中是基督教所有教派的总称。而在中国，基督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基督教与外文含义相同，包括天主教、正教、新教以及一些较小的派别；狭义基督教专指基督教新教。

基督教在中国通常专指新教，又称耶稣教。它是16世纪从天主教(14)分裂出来的教派，之所以称新教，表示与天主教旧教的区别，在西方一般称新教为抗议宗或抗罗宗。基督教新教反对教皇的绝对权威，不接受教皇的支配，不承认天主教宣扬的某些传统教义，不同意尊马利亚为圣母，不赞成塑造圣像加以崇拜等。新教是适应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

马丁·路德是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也是德国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曾为天主教僧侣。1517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公开抨击教皇出售赎罪券的罪恶，之后又多次发表文章否定教皇的权威。马丁·路德的初期活动对于从教皇专制下解放思想与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使天主教发生分裂并产生了新教。此后，新教内部又陆续分化出多达百种以上的教派，其教义基本相同，而在对教义的解释与崇拜仪式上都各有侧重及不同，经济上也各自独立，并无一个中心。新教虽有上百种教派，但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大宗派。

路德宗，又称信义宗。这是新教最早的主要派别之一，产生于16世纪的德国，以马丁·路德的宗教信念“因信称义”为依据。

长老宗，又称加尔文宗。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于瑞士，由加尔文创立。它是当时市民阶层激进派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由教徒推选长老管理教会而得名。

圣公宗，又称安立甘派。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于英国，1534年定为英国国教。初期基本保持天主教教义、仪式与组织制度。

公理宗，16世纪后期产生于英国，由罗伯特·勃朗创立。勃朗曾因多次拒绝遵守国教规章而被捕入狱。他主张教会应该独立自主，由教徒公众管理，故称公理宗。

浸礼宗，17世纪前期产生于英国和在荷兰的英国流亡者中。反对给儿童洗礼，主张教徒成年后才受洗。后来更主张受洗者全身浸入水中，故称为浸礼宗。

监礼宗，又称卫斯理宗、循道宗。18世纪产生于英国，由卫斯理所创立。卫斯理原为英国国教圣公会牧师，他认为国教的传统方式不足以应付新的社会问题，主张在劳工中开展宣传活动，使他们成为“循规蹈矩的人”，故又称循道宗。

基督教差会是基督教差派传教士进行活动的组织，多为西欧、北美国家的基督教会所设立，派遣传教士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设立教会。欧洲的差会组织多数是17、18世纪创立的。美国则自19世纪初期始行创立差会，先在美国本土向西部拓殖运动中派传教士充当先锋，后来追随英国、德国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输送传教士。到20世纪时，美国基督教差会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经济实力方面都已跃居世界首位，并派出大量传教士到海外活动。

2. 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

嘉庆十二年（1807），英国人马礼逊来华，这是基督教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但此后直至鸦片战争前，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仍寥寥无几。

鸦片战争时期，由于清政府取消了对天主教的禁令，基督教在华也初步站稳脚跟。道光二十四年（1844），基督教传教士三十一人，教徒六人。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咸丰十年，传教士增至一百余人，教徒增至二千人。到19世纪末，基督教会势力得到初步发展：传教士增至一千五百人，教徒增至八万人。英国势力居主导地位，传教士占百分之五十。美国势力从19世纪80年代起增加迅速，至19世纪末已占来华基督教传教士总数的百分之四十。

基于与天主教同样的原因，义和团运动后，基督教会势力也得到了大发展。从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年（1901—1904）三年间，教徒从八万人增至十三万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教徒增至二十五万人。从光绪二十七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传教士从一千五百人增至五千四百人。美国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超过英国而居于首位。(15)

（三）东正教

1. 东正教概况

外文基督教(16)的一派，与天主教、新教（中国所称狭义基督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别。基督教产生后不久，就逐渐分化为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和以拉丁语地区为中心的西派。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基督教东西两派的分化加剧。1054年，东西两派正式分裂。东派教会以君士坦丁堡(17)为中心，自称“正教”(18)。因其地处东罗马帝国，故又称“东正教”，同称做“罗马公教”(19)的西部教会相对峙。正教初期主要分布于希腊语地区，宗教仪式中使用希腊语，故亦称“希腊正教”。正教自称信守325年尼西亚会议以来的前七次世界性主教会议的决议，不承认罗马教皇是全世界基督教会的首脑，只承认他具有罗马主教和“西部教会牧首”的职权。主张主教以外的一般神职人员均可娶妻。教义信条在细节上同天主教略有分歧。中世纪时，直接受拜占庭帝国(20)的控制并定为国教，故又有“拜占庭教会”之称。16世纪末莫斯科大主教脱离君士坦丁堡后，在俄国逐渐形成使用古斯拉夫语的俄罗斯正教，并被沙皇定为国教。18世纪后，东欧一些国家的正教也陆续宣告在行政上对君士坦丁堡独立。正教在世界各地共有十五个自主教会，但在名义上仍共同尊重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在正教众主教中的首席地位。主要分布于希腊、塞浦路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俄罗斯(21)等国。各国正教会前常冠以国名，如希腊东正教会、保加利亚东正教会等。清世宗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之后，俄罗斯正教正式派遣传教士进入中国，并曾在中国北部一些地区建立东正教会。

2. 俄国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咸丰十年以前，俄国东正教在华神职人员一百五十五名，北京教徒二百名左右，另有北京郊区、哈尔滨、张家口、天津、汉口等地教徒三百人，加在一起共五百人。有十三个传教站。同治元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861—1900），在张家口与汉口又设立了两座教堂，教徒不超过五百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1917年（十月革命前），在华俄国东正教教堂共二十二座，传教站共四十处，传教士二十名，教徒约五千六百名。

由于俄国东正教传教士的主要活动不是传教，而是搜集中国的情报，研究中国政治、历史、地理、语言等，因此，其教会势力一直未能在华得到大发展。(22)

二、教会在华开办学校

中国早期的洋学堂，都是传教士创办的。创办各级各类学校，是传教士普遍重视的传教手段，英美基督教传教士于此用力尤多。早在道光十五年（1835），基督教英美传教士联合寓华西人创立“马礼逊教育会”，旨在推动中国兴办新式学堂，使中国青年接受西式教育，了解西方各种学问，阅读《圣经》与基督教著作。在华最早的教会学校是道光十九年（1839）于澳门创立的马礼逊学校，其教育宗旨是培养体质、智力、道德全面发展的新人。这是中国第一所采用西式教育，并明确提出“体、智、德”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小学校。(23)

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传教士在华办学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到咸丰十年《北京条约》签订。

这个阶段传教士主要在开放的五口与香港开办一些附设于教堂里的洋学堂，规模很小，程度都属于小学。免收学费，其他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全部由学校供给，招生对象都是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学堂约五十所，学生约一千人。

这一阶段开设的洋学堂主要有：

道光二十三年（1843）从马六甲迁到香港的英华书院，是伦敦会马礼逊创办，由英国传教士，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理雅各负责校务。道光二十四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派遣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办女子学塾，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其后又有十一所女子学校先后在五口与香港开设。同年，伦敦会还在厦门开设英华男塾。道光二十五年（1845），美国长老会也在宁波开设一所男塾。道光二十六年，美国圣公会文惠廉在上海开设一所男塾。道光二十八年（1848），美国美以美会在福州开设一所男童学塾。

道光三十年（1850）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徐汇公学，后来改称圣依纳爵公学。这是天主教在中国开办的最早的洋学堂之一。同年英国圣公会在上海开设英国书塾，美国北长老会在上海开设清心书院，其他差会分别在广州、厦门、鼓浪屿亦于同年开设学校。咸丰三年（1853），美国公理会在福州开设格致书院，同年又在福州开设文山女塾；天主教亦于同年在天津开设法汉学堂、诚正小学及淑贞女子小学。咸丰八年（1858），归正会在厦门开设真道学校。咸丰九年（1859），美以美会又在福州开办一所女校。(24)

第二阶段从咸丰十年到光绪元年（1875）。

这个阶段，洋务派设立了几所洋学堂。为了与传教士开办的学校相区别，一般称传教士开设的学校为教会学校，而洋务派设立洋学堂则是与科举制的学塾或私塾相区别。

这一阶段教会学校总数约八百所，学生约二万人。其中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约三百五十所，学生六千人；天主教传教士开办的约四百五十所，学生一万四千人。仍以小学为主，但已有少量中学出现，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女子学校也有所增加。

这个阶段比较著名的教会学校有：

同治二年（1863）天主教开办的上海圣芳济书院。同治三年（1864）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市）开设的蒙养学堂(25)。同治四年（1865）美国传教士在北京开办的崇实馆；同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开办的培雅学堂。同治五年（1866）天主教在天津开办的宪真中学堂；同年基督教在上海开办的度恩学堂。同治六年（1867）天主教在上海开办的崇德女校；同年基督教在杭州开办的育英义塾等。同治九年（1870）监理会在苏州开设的存养书院。同治十年（1871）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开办的文惠廉纪念学堂等。(26)

第三阶段从光绪元年到光绪二十五年。

这个阶段教会学校总数约二千所，学生总数在四万名以上。中学约占百分之十。开始出现大学，实际上都是在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大学生总数不到二百名。天主教仍以小学教育为主，设有少数中学；基督教中学明显增加，大学也在逐渐形成之中。其中较著名的有光绪五年由培雅学堂和度恩学堂合并的上海圣约翰书院，后来形成上海圣约翰大学。光绪七年（1881）林乐知在上海开办的中西书院，后来形成东吴大学。光绪十五年（1889）在广州开设的格致书院，后来形成岭南大学。

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招生对象的变化，特别是在沿海通商口岸，多数教会学校已不再免费招收穷苦孩子入学，而是尽力吸收富家子弟入学，并且收取较高的学费。(27)

第四阶段从光绪二十六年到1918年(28)。

这个阶段的教会学校猛增到一万三千所。其中大学有十四所。中小学比例是：中学约占百分之十五，小学约占百分之八十五。学生总数三十五万名，其中天主教会学校学生约十五万名，基督教会学校学生约二十万名，大学生一千名。

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统计，在华从事教会教育的美国人与英国人的比例为七点七比二点三，基督教会开设的学校美国占压倒优势，大学教育尤其明显。(29)

三、著名教会大学

20世纪初年，即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1918年，中国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共有八所，而教会大学则有十四所。这些教会大学除一所为天主教开办外，其余均为基督教开办。

（一）岭南大学

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大学。其前身为光绪十四年（1888）成立的格致书院，校址在广州。1918年改为岭南大学。在美国设有董事会。1927年4月经广东政府批准，收归国人自办，并改名私立岭南大学，成立岭南大学董事会。原美国纽约董事会改组为岭南大学美国基金会，主要负责外籍教师的工资。先后设有文、理、工、农、商、医等学院。抗战期间迁香港、曲江、梅县等地，抗战胜利后迁回广州。1951年由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院校调整时各系分别并入他校。

（二）震旦大学

光绪二十九年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设立。初名震旦学院，后改大学。1932年设文、理、法、医四个学院，另设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学校董事会多为法国人。1951年由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院校调整时并入他校。

（三）湘雅医学院

前身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美国雅礼协会在长沙开办的雅礼医院。宣统三年（1911）又开办护病学校。1913年湖南省育群学会以民间团体的形式与美国雅礼协会签订协议，开设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并接收雅礼医院和雅礼护病学校。1926年11月北伐军抵达长沙，学院停办。1929年复校，改名湘雅医科大学。1931年底，又更名为私立湘雅医学院。抗日战争时期迁贵阳石洞坡，后迁重庆杨公桥。抗战胜利返长沙复校。解放后改为湖南医学院。

（四）协和医学院

前身是协和医学校，光绪三十二年由美、英两国六个教会团体合办，校址在北京。1915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接办，定名为私立北京协和医学院。1930年获中国政府教育部认可立案。学院分为医学院、教学医院（协和医院）、护士学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相继停办。1947年医学院复校。设有解剖学系、生物化学系、生理学系、药物学系、病理学系、细菌学免疫学系、内科学系、小儿科、皮肤科、梅毒科、神经精神病科、外科学系、产科学系、眼科学系、放射学系、公共卫生学系及中文部。学院用英语教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人民政府接管，设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

（五）燕京大学

美国基督教教会开办的大学。1916年设立，初名汇文大学，英文名北京大学。1919年通州协和大学并入，始确定称燕京大学，设文、理、法三个学院。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又加入。校址原在崇文门内盔甲厂和灯市口佟福夹道，司徒雷登任校长。1921年于海淀勺园旧址建立新校址，1926年迁入。办学经费由美国各基督教团体资助。1929年根据中国政府规定，在中国建立的各种私立大学，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遂由吴雷川任校长，司徒雷登任校务长。1942年迁成都，1946年迁回北京。1951年由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院校调整时各系分别并入他校。北京大学迁入该校校址。

第四节
科学技术与新闻出版

一、晚清外人编著与翻译出版的主要科学技术著作

（一）《几何原本》

《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名著，共十五卷。该书对近代数学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全书从简单的定义、公理出发，把几何学知识整理为一个严密的演绎逻辑体系。因此，它对近代科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早在元代，几何原本即已传入中国。但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明末，传教士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前六卷。直至晚清，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作，从英文本译出后九卷，全书的翻译工作遂告完成。到目前为止，这个译本仍是《几何原本》唯一的中文译本。

（二）《地理全志》

是书为英国传教士慕维廉辑译的中文本地学著作。全书共十五卷，分上、下两册。上册五卷，分洲叙述世界地理；下册十卷，分别为“地质论”“地势论”“水论”“气论”“光论”“草木总论”“生动总论”“人类总论”“地文论”“地史论”。这是一部最早用中文介绍西方地质学的著作，后传到日本。

（三）《博物新编》

是书为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编著出版。全书共分三集，内容比较庞杂，包括了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动物等各方面的内容。其第一集当中介绍了化学知识，谈到五十六种元素与元素学说，以及氧、氢、氮、一氧化碳等气体和硫酸、硝酸、盐酸等无机酸的性质、制造方法。是较为浅显易懂地介绍自然科学初步知识的著作。此书为鸦片战争之后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中较早的一部。没有引进西方的化学符号，没有系统，大约反映了西方19世纪初期的水平。

除《博物新编》外，合信还编译了《全体新论》《妇婴新说》《西医略论》《内科新书》《物理学提要》等著作。生理解剖学当时称为“全体学”，《全体新论》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介绍西方生理解剖学的著作。

（四）《植物学》

是书由墨海书馆出版。英国传教士威廉臣与李善兰合作，根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林所著《植物学原理纲要》一书编译而成。这是晚清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基础知识的译著。译者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创译了一些名词。此书成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年中国学者学习、研究植物学的主要参考书。该书传入日本后，曾被多次翻刻出版，对日本近代植物学的发展亦有一定影响。书中一些名词，不仅在中国植物学界，而且在日本植物学界，沿用至今。

（五）《代微积拾级》

是书为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作，根据罗密士《解析几何与微积分学》一书翻译而成。解析几何与微积分学都是17世纪西方数学的重要成就。他们把变量概念引入数学，从而使数学由初等数学演进为高等数学，由描述静止的量演变为可以描述运动着的量的近代数学。译者在译文中采用了不少数学新名词，如“微分”“积分”等等；还采用了若干中国式的符号，如用天、地、人代表变量X、Y、Z，以微字的偏旁彳表示微分，用积字的偏旁禾表示积分，例如现代的即被记为“三天二彳天”。这是晚清最早的一部有关微积分学的书。

（六）《谈天》

是书为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作翻译出版。原书名为《天文学纲要》，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于1849年编著的一部深入浅出的优秀天文学著作。书中全面地介绍了当时西方已经取得的天文学知识：有对太阳系的结构和行星运动的较详细的论述，有对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理论(30)、彗星轨道理论等的论述，有对恒星系，如变星、双星、星团、星云的讨论，等等。《谈天》这部译著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近代天文学在中国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七）《重学》

这是英国传教士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的一部较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力学知识的译著。全书共二十卷。前七卷介绍静力学，内容包括力及其合成与分解，简单机械及其原理，重心与平衡，静摩擦等；中间十卷介绍动力学，内容包括加速运动，抛物体运动，曲线运动，平动，转动，碰撞，动摩擦，功与能等；最后三卷介绍流体力学，内容包括压力，浮力，阻力，流速等。其中关于牛顿力学三大定律，用动量概念讨论物体的碰撞，动与能的原理等知识，均是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来。

（八）《地学浅释》

是由英国传教士玛高温口译、华蘅芳笔述出版的一部地质学译著。译自英国地质学家赖尔的著作，原著名为《地质学纲要》。全书共三十八卷，约二十三万余字。各卷字数差别很大，多的一万一千余字，少的只有两千余字。这是赖尔生前著作首次译成中文出版，也是中国首次翻译近代地质学名著，为近代地质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九）《金石识别》

这是一部由英国传教士玛高温口译、华蘅芳笔述的矿物学译著。该书译自美国矿物家丹纳的矿物学著作，原著名为《系统矿物学》。全书共十二卷，约十七万八千余字。这是中国首次翻译出版的近代矿物学名著。

（十）基督组织在华出版的有关教科书

根据基督教传教士光绪三年（1877）大会的决议，由基督教在华各教派在上海联合组成“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推举狄考文、韦廉臣、林乐知、丁韪良、傅兰雅、黎力基等为委员，负责编写、组稿和出版事宜。“委员会”经过几次会议研究决定：编写初、高级两套教材，初级教材由傅兰雅负责，高级教材由林乐知负责。从光绪三年至光绪十六年（1890）共出版教科书一百零五种，包括数学、化学、地质学、植物学、天文学、心理学、伦理学、生理学、历史学，等等。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不仅供教会学校使用，而且也成为教外学生用书的重要来源。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已出版一百九十二种之多。既解决了教学用书，又普及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

二、外国人在华的创办报刊活动

中国古代的报纸邸报，起始于唐代，是封建王朝的政府机关报。后来又派生出一些小报。

中国近代报刊是由外国人引进的，而早期的近代报刊都是外国人创办的。据不完全统计，从道光三年（1823）至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近二百种，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晚清，报与刊（杂志）在名称上并无严格区别。

嘉庆二十年（1815），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为第一家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道光十三年（1833），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则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家中文报刊。

在晚清，外人在华报刊大都是由传教士创办的。

（一）《遐迩贯珍》

咸丰三年（1853）由英国传教士创刊于香港，咸丰六年（1856）停刊。月刊。这一时期正值太平天国前期，该刊关于太平天国的资料较多。

（二）《中国教会新报》

同治七年七月十九日（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开始时为周刊，后改为月刊。英国传教士林乐知主办。从同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1874年9月5日）起改名为《万国公报》，并成为基督教广学会的机关报。至光绪三十三年六月（1907年7月）停刊，先后出版近四十年，累计一千期，是外国传教士所创办的中文期刊中历史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家。当时参加编辑和撰稿的均为知名的外国传教士。该刊除刊登教会消息与发表有关中国时局的译论外，还刊载了不少介绍西方制造、机器、军械、电线、天文、格致、算学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也刊登了一些介绍政治、历史、地理、法律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与理论。戊戌变法时期，《万国公报》大量刊载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与近代社会政治学说、抨击中国时政以及倡言社会改革与移风易俗方面的文章，成为戊戌变法一股舆论推动力量。

（三）《六合丛谈》与《中西见闻录》

咸丰七年（1857）由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六合丛谈》为中文月刊。它是中国最早出版发行的综合性科学杂志。

《中西见闻录》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北京发刊。该杂志由京都施医院编辑出版。刊登世界各国动态，其中包括天文、地理及各种自然科学的简讯简报。光绪二年（1876）改名为《格致汇编》，并转到上海发行，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该刊更名后专门刊载自然科学知识与有关动态，是中国最早的自然科学刊物。著名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X射线透视等各种西方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就是经这个刊物介绍给中国人的。《格致汇编》后来由月刊改为季刊。光绪十六年（1890）停刊。

除《格致汇编》外，光绪二年由英国传教士林乐知于上海创办的《益知新录》，也是一种纯自然科学杂志，广泛介绍自然科学新知与新创造、新发明、新工艺等信息及有关细节。其他宗教性刊物，如《中外新报》《中外杂志》等，也都大量刊载介绍近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包括声、光、化、电、天文、地理、数学以及新发明、新创造等信息的介绍。这些为洋务运动提供了资料与借鉴。到19世纪末，这类宗教性刊物还越来越多地刊载有关社会、经济、政治、哲学等方面的文章，从传播西方物质文明扩展到传播西方精神文明。又为戊戌变法提供理论武器与呐喊助威。

（四）《申报》

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创办于上海。创办人为英国商人美查、伍华德、普莱亚、麦基洛等，最后归美查一人所有。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停刊。先后出版七十七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历史最长、最大的一份报刊。光绪三十二年出售给席子佩，1912年又转售给史量才。初定为《申江新报》，简称《申报》，以表示是在上海出版的新式报刊。创办时为双日刊，从第五期起改为日报。开始是书本形式，后改为四开报纸型。该报创刊后，改变报纸不发论说的传统。创刊一个月，就发表论说七十二篇，宣传西方新闻自由的思想。创办伊始，销售量为六百份，光绪二年增加到二千份，1919年达到三万份。设有《自由谈》副刊，刊登旧诗词和游戏文学。为适合一般市民阅读，于光绪二年三月初五日（1876年3月30日）增出白话文的《民报》双日刊。1932年11月，在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下，该报副刊实行新的编辑方针，专登新文艺作品，鲁迅、茅盾、巴金等著名作家在《自由谈》上发表大量文章，寓严肃的主题于风趣诙谐之中，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由于《申报》历史长久且容量大，因此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三、外人在华创办的主要出版机构

在晚清，外人在华出版机构绝大部分也是由传教士创办的。

（一）墨海书馆

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设立的编译出版机构，属于英国伦敦布道会。麦都思曾在马六甲等地设立印刷所。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开埠后，麦都思将印刷机构从巴达维亚(31)迁来上海，中文名为墨海书馆。它是中国大陆最早的一个近代印刷机构，也是最早使用铅印设备的编译出版机构。先由麦都思主持，后由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继任。该馆先后经营共二十年，除出版宗教书籍外，专门编译出版西方近代科学书籍，如天文、数学、物理、植物等，其中有不少是当时西方名著。墨海书馆所出版的早期铅印杂志《六合丛谈》，刊载宗教、科学和社会政治新闻的论文及译文。这些书刊的内容浅近，成为早期向中国输入西方知识的媒介。墨海书馆的创办对于推动中国早期的出版事业与近代科学的产生及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美华书馆

基督教美国长老会在华创办。其前身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设立于澳门的花华圣经书房，后迁宁波。咸丰十年（1860）迁上海，改名为美华书馆。用各种外文和满、汉文字出版《圣经》和传教书刊，印行商业簿册表报，出版教科书和翻译出版自然科学书籍，其中包括不少名著，使其成为当时著名的出版机构。美华书馆拥有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不仅为书报的印刷提供方便，而且展示与推广了影印书画真迹的新技术，使中国人广为叹服，称道西方印刷技术实为文化传播的利器。该馆的印刷厂也是当时外国人在华开设的规模最大的印刷厂，有工人一百二十多名。在前后五十年间，发行图书四十万册。直至商务印书馆成立，才打破美华书馆刊行书籍的垄断地位。

（三）点石斋石印书局

英国人美查光绪二年于上海创办。用轮转石印机印刷书籍。除缩印《康熙字典》外，还于光绪十年（1884）创办《点石斋画报》，为我国画报出版之始。其绘画主干为苏州人吴嘉猷（字友如）。该画报使用连史纸石印，旬刊。每册新闻占八页，编目用天干、地支、八音、六艺，共出三十六卷，可以装订成册。《点石斋画报》刊载了大量时事和社会新闻内容，尤其反映了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和中国人民抵抗外侮的英勇斗争，揭露了清廷的腐败丑恶现象，如《基隆胜利》《会审公堂》《大闹洋场》等。

（四）广学会

该会是由外国传教士、外国领事和商人组成的文化和出版机构，是19世纪后期最大的编译出版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书籍的机构。光绪十三年（1887）创立于上海，由光绪十年（1884）设立的同文书会改组而成。光绪二十年（1894）改名为广学会。它用汉文著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相标榜。发行综合性时事刊物《万国公报》。该会的领导者和编译者是清一色的传教士。当时在华的著名传教士丁韪良、韦廉臣、李佳白、麦都思、花之安、艾约瑟、狄考文、李提摩太等都是该会的领导者或主力。除编译出版宗教刊物和书籍外，编译出版了大量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从光绪十三年至光绪三十年（1904）十八年间，该会共出版二百五十种书籍，其中包括政治类、经济类、外交类、历史类、法律类等方面的一些名著，诸如李提摩太的《时事新论》、《新政策》，韦廉臣的《治国要务》，花之安的《自西徂东》，林乐知的《广学兴华策》，艾约瑟的《富国养民策》，丁韪良的《公法新编》，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要鉴》等书，在当时都很畅销，对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乃至政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广州博济医局原本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设立的医院，但至19世纪70年代，已成为在华专事编译出版医学书籍的中心。合信、嘉约翰先后主持工作。出版了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医学译著，诸如《内科阐微》《花柳指迷》《热症总论》《头症论略》《妇科精蕴图说》《眼科撮要》《炎症论略》《小儿疾病》《剖腹理法》等，推动了我国近代医学事业的发展。另外，英华书院、格致书院、益智会等，也都出版了不少科学著作与教科书。

第五节
医药卫生与慈善事业

一、传教士举办医疗卫生事业

外国教会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在全国各地先后举办了一些慈善事业，把西方的救济事业引入中国。传教士在中国所办的慈善活动中，影响最大者当属医疗卫生事业。

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医生伯驾，于道光十四年（1834）在广州开设眼科医局，是为传教士在华行医施药之始。道光十八年正月（1838年2月），英国传教士伯驾和虔诚基督教徒、东印度公司医生哥利支等人倡导，在广州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号召与鼓励传教士在中国人之间行医和传播基督教福音。但是，在鸦片战争前，由于清政府对外国教会的禁令，传教士行医施药与传教活动一直未打开局面。

两次鸦片战争后，随着清政府开放教禁以及传教士被允许进入内地，来华传教士人数激增，医药传教手段也越来越被重视。光绪十二年（1886），中华基督教博医会在上海成立，按照华东、华西、华南、华北将中国划分为若干医事区，协调医疗器械的设置与医院业务合作，促进了教会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教会医院已超过一百所。这些医院包括各种类型，有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妇孺医院、妇婴医院，等等。在上海等地，还开设了种痘局，用西法种牛痘；在麻风病流行的地区还创办了麻风医院，填补了中国防疫和公共卫生事业的空白。

光绪二十六年以前教会医院主要情况如下：

1. 法国天主教系统较著名的医院

道光二十五年（1845）设立的天津法国医院，光绪八年（1882）设立的九江法国医院，光绪十六年（1890）开设的南昌法国医院，光绪二十年（1894）开设的青岛天主堂养病院。另外还有数十处小型诊所。

2. 由基督教传教会所属的医院和诊所共约四十余所，分布于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地。

3. 基督教会属于英国系统较著名的医院

道光二十四年（1844）在上海开设的仁济医院，光绪四年（1878）在汉口开设的仁济医院，光绪七年（1881）在天津开设的马大夫医院，光绪十一年（1885）在武昌开设的仁济医院，光绪六年（1880）在杭州开设的广济医院，光绪十三年（1887）在福州开设的柴井医院，光绪十六年在北海开设的北海医院，光绪五年在宜昌开设的普济医院，光绪十三年在福建南台岛开设的塔亭医院，光绪二十年在成都开设的成都男医院，同治六年（1867）在汕头开设的福音医院，光绪十四年（1888）在汉口开设的普爱医院等。

4. 基督教会属于美国系统较著名的医院

咸丰九年（1859）在广州设立的博济医院，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广州开设的夏葛妇孺医院，光绪十五年（1899）在广州开设的柔济医院，光绪七年在汕头开设的盖世医院，光绪十二年在通州设立的通州医院，光绪十八年（1892）在保定开设的戴德生纪念医院，同治六年在上海开设的同仁医院，光绪十一年（1885）在上海开设的西门妇孺医院，光绪九年（1883）在苏州开设的博习医院，光绪十八年（1892）在南京开设的鼓楼医院和在九江开设的生命活水医院等。

上述传教士开设的这些西式医院，无论在住院设备、医院规模、医疗技术水平，还是救治的及时性方面，都是中国旧式诊所远非能比的。

在这一时期的教会医院中，广州博济医院最为著名。该医院的前身为第一个来华传教士医生伯驾所设立的广州眼科医局。咸丰五年（1855）伯驾担任美国外交官，由另外一位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接办。嘉约翰于咸丰八年十二月（1859年1月）在广州南郊选得新址，重建医局，并更名为博济医院。这所医院一直存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因此，博济医院是在华历史长达一百多年的最老的一所教会医院。博济医院在介绍西医西药、培养西医和护士人才以及医院管理等方面曾做了许多工作，对中国，特别是对华南一带有一定的影响。作为传教士医生，嘉约翰颇负盛名。他是中华博医会第一任会长。从咸丰四年四月十九日（1854年5月15日）嘉约翰医生到达广州之日起，到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1901年8月10日）在广州去世时止，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一直担任博济医院院长。据统计，嘉约翰医生亲自诊治的病人达七十四万人次，住院病人达四万人次，曾为四万九千余病人动过外科手术，翻译了三十四部西医西药书籍，培训了一百五十名西医人才等，为中国的医疗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治五年（1866），该院就附设了南华医学校，成为最早有系统培养西医的教会医学校。1914年该院附设的护士学校正式开学。嘉约翰医生除编辑西医英文刊物外，于同治七年（1868）在广州编印《广州新报》，这是最早用汉文向中国人介绍西医知识的刊物，该刊光绪十年（1884）更名为《西医新报》。光绪十四年，嘉约翰医生主持的中华博医会出版《博医会报》于上海。该杂志是专门介绍西医西药的汉文期刊。(32)

进入20世纪后，教会医疗慈善事业得到大发展。光绪三十三年（1907），有教会医院一百六十六所，诊所一百五十一处；至1914年，医院为二百六十五所，诊所三百八十六处(33)。至1920年，全国共有教会医院三百二十六所，病床一万六千七百三十七张，每年住院病人十四万四千四百七十七名，每年诊治病人有一二百万人(34)。并在东部沿海地区各大商埠形成一批建筑优美、设备齐全先进、医术精湛的现代化医院；同时，一些传教士还非常重视在内地县城甚至偏远、闭塞的乡村建立医院或诊所，把福音带给贫苦不堪的乡村民众。

进入20世纪后，在华主要教会大学都先后设置医学院，多数教会医院都会设护士学校。这一时期中国大部分西医人才都出自教会医学院校。

教会医院作为一种济难助贫、扶危救病的善举，符合中国人“仁者爱人”的传统精神，因而得到中国民众的认同。早在同治十二年（1873），就有人说道：“自中西通商之后，凡泰西诸国医生接踵而来，药材齐集而至，如上海一区，西医之设立医馆还有数处”，“无论中西贫富之人，均可就医于各馆，富贵者求医而不求药，贫贱者则医药皆出之馆中，甚至贫苦无告之人，沉重难治之症，并令住宿馆中，供其饮食，遣人扶持，病愈即行，不费分文。立法之善，诚莫与京矣。”(35)

外国教会把医疗慈善事业作为传教的一种手段，而在中国举办医疗事业则在客观上把西方的医术、西药以及近代医院制度、医学教育传入了中国，从而为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奠定了基础。

二、传教士举办慈幼事业

教会慈幼事业包括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慈幼机关，是教会慈善事业的另一种形式。教会慈幼事业大宗是举办育婴堂和孤儿院。

天主教传教士比基督教传教士更加注重举办慈幼事业。属于法国系统的天主教办的较大的育婴堂和孤儿院主要分布在上海、天津、南昌、青岛、武汉、重庆、贵阳、长沙、广州等地。据1937年的报告，上海一地由法国天主教开办的慈幼机关，有土山湾孤儿院、圣母院育婴堂和一所聋哑学校。其中以土山湾孤儿院开设最早，咸丰五年（1855）由耶稣会传教士设立，同治三年（1864）确定收容六至十岁孤儿入院。同治八年（1869）于徐家汇开设的圣母院育婴堂，专门收养弃婴，规模颇大。到1935年，该堂已累计收容一万七千余名婴儿。属于英国系统的天主教会所办慈幼机关，据1934年的统计仅有三处，地点分别在汉阳、建昌（江西）和威海卫，收容孤儿一百余名。属于美国系统的天主教会仅在武昌有一所聋哑学校。

基督教传教士所开办的慈幼机关远少于天主教。据1935年不完全统计，属于英国系统的基督教会开办的慈幼机关，主要分布在太原、长沙、保宁（四川）、新安（河南）和宜昌一带，规模都不大。另外，在汉口、北京和福州等地开设了盲童学校，其中以福州盲童学校规模最大，招收近百名女盲童入学。属于美国系统的基督教会的慈幼机关分布于广州、上海、福州、宁波、武昌、长沙、兴化（江苏）和烟台等地，规模都很小。

1928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慈幼团体，名为“中华慈幼协济会”，总部设在上海，内设儿童保障、儿童教养、儿童卫生、儿童研究、社会教育五个部。在一些大城市设立了分会，在上海开办了慈幼教养院，在南京开办了模范教养院。在上海还编辑出版发行《慈幼月刊》，后改名为《现代父母》杂志，并出版了一些儿童保育书籍。(36)

三、教会救济事业

传教士在华从事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济事业，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从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五年（1879）期间，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五省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赤地千里，树皮全部剥光，家家户户门窗拆光，老百姓食石粉甚至人食人，有人估计这次大灾荒饿死一千万人，惨不忍睹。外国传教士纷纷进入灾区从事慈善救济活动。天主教总会先后派到灾区的传教士有六七十人，基督教总会先后派到灾区的传教士有三十余人。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78年1月26日），由传教士、外交官、外国商人联合组成“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总部设在上海。这是西方国家在华设立的第一个救济机构。该机构以传教士为主体，从事募集捐款、发放赈款及食品、药品等活动。李提摩太在赈灾活动中非常积极，不仅从海外募集巨款和物资，而且不辞劳苦、不顾安危亲赴灾区了解情况，放赈救灾，把成千上万的灾民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

进入20世纪后，中国每次发生的较大灾荒中，传教士都前往灾区进行救济活动。宣统三年（1911），当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发生大水灾时，美国方面通过美国红十字会向中国提供了捐款和各种慰问品，这些捐款和物品主要由在华传教士负责向灾民分发。与此同时，在华传教士和其他外籍人士纷纷在北京、天津、济南、开封、太原、汉口和上海等地成立救济团体。到1920年，这些团体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国际救济团体。1921年11月16日，他们又在上海开会，正式组成“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推选二十一名委员，并决定以各地传教士为骨干，参与实际的组织和分配救济物资等工作，其中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占主导地位。该会总部设在北京。除对黄河、淮河两岸和长江沿岸的灾民进行有计划救济外，还决定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发放贷款给灾民从事修筑堤防、修筑蓄水库和振兴实业等工程，在该会下属的水利工程委员会、农业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同时该会还在河北省农村进行对农民的信贷工作，由该会下属的合作信贷委员会负责。(37)

传教士所举办的救济事业虽然以吸收教徒为目的，但他们在客观上毕竟带来并推行了西方的赈灾方法，解除了灾民的疾苦。这其中包含着一定的资产阶级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1)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0卷，第24—36页。

(2)　即《蒲安臣条约》。

(3)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261—262页。

(4)　丹涅特著、姚曾广译：《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24、457、458页。

(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0卷，第24—36页。

(6)　同上书，第13—22页。

(7)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3册，第1592页。

(8)　于素云等：《中国近代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5—67页。

(9)　于素云等：《中国近代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5—206页。

(10)　《圣教杂志》第18年第7期，第4页。

(11)　《圣教杂志》第13年第7期，公会议专号，第15页。

(12)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7—108页。

(13)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8—249页。

(14)　“罗马公教”。

(15)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7、250—251页。

(16)　中国所称广义基督教。

(17)　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18)　意即“保有正统教义的正宗教”。

(19)　即天主教。

(20)　东罗马帝国。

(21)　包括俄罗斯以外的原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

(22)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2—263页。

(23)　陈振江：《传教士与近代文明在中国的传播》，《发微集》，中华书局，2003年，第188—189页。

(24)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6页。

(25)　1876年改称文会馆。

(26)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7—228页。

(27)　同上书，第228页。

(28)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29)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3—335页。

(30)　包括其轨道根数摄动的几何解等。

(31)　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32)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75、276、277、280、281、282页。

(33)　Paul Varg，Missionaries，Chinese and Diplomat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p.92。转引自陈振江：《传教士与近代文明在中国的传播》，《发微集》，中华书局，2003年，第193页。

(34)　《中华归主》（下），第1174页。转引自陈振江：《传教士与近代文明在中国的传播》，《发微集》，中华书局，2003年，第193页。

(35)　1873年12月16日《申报》。

(36)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4—287页。

(37)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9、293、294页。

第十章
宣统朝之穷途末路

第一节
宣统帝嗣位

一、醇王府的第二位皇帝

按照有清一代制度，皇帝无子，皇位继承人应从皇族近支中出。同治帝无子，又无亲兄弟，近支是其父亲咸丰帝的兄弟们。咸丰帝为道光帝第四子，光绪帝则为道光帝第七子咸丰帝之弟奕之子，符合近支选嗣原则。光绪帝死后，身后亦无子。新皇帝为他与同治帝共同的继承人，其近支既包括光绪帝的亲兄弟，亦包括道光帝其他诸子孙。慈禧太后选中了光绪帝亲兄弟载沣之子、奕之孙。就这样，醇王府三十四年间便出了两位皇帝。

为什么光绪、宣统两朝皇帝均出自醇王府？一是醇王府与慈禧太后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二是两代醇亲王在政治上对慈禧的迎合、恭顺，使其放心。

醇王府第一代醇亲王奕为咸丰帝奕詝之弟。咸丰十年（1860）奉旨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之妹结婚。当时懿贵妃在后妃中唯一生有皇子，深受咸丰帝恩宠，并常替咸丰帝披阅奏章。其妹妹与王爷成亲，自然将增强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后来，慈禧太后又从内务府选出一名颜扎氏“秀女”赐给奕，关系则更厚一层。奕共四位福晋，生有七子。前四子为嫡福晋叶赫那拉氏所生，而只有光绪帝载湉活了下来。慈禧太后亲生之子同治帝死后，便选中其妹妹所生之载湉为小皇帝。奕第五子载沣、第六子载洵、第七子载涛均为二侧福晋刘佳氏所生。慈禧太后下令把载洵过继给瑞敏郡王奕志，载涛过继给钟端郡王奕诒。慈禧太后支配着醇亲王诸子的命运，而奕则听之任之。奕是在慈禧太后当政时平步青云的。其兄咸丰帝登极时，被封为醇郡王。直至咸丰帝死之前，并未高升，仅为内廷行走。咸丰十一年（1861），即奕与慈禧太后之妹结婚的第二年，发生辛酉政变。时年21岁的奕完全站在慈禧太后和奕一边，参与其中。两宫太后及同治帝回热河起程回京前，他奉旨缮定“载垣、端华、肃顺着即解任”的上谕，随后又奉旨与睿仁亲王仁寿“将肃顺即行拿问，酌派妥员押解来京，交宗人府听候议罪”。由于奕为慈禧太后篡权、垂帘听政立下了不世之功，故先后被授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后扈大臣、管理善扑营事务、署理奉宸苑事务、管理正黄旗新旧营房事务、管理火枪营事务、管理神机营事务。同治三年（1864）加亲王衔，十一年（1872）晋封为醇亲王。同治十三年（1874）其子载湉入继大统，又被赐亲王“世袭罔替”。光绪十年（1884），因奕被革职，他受慈禧太后之命商办军机处要事，操纵了军机处。光绪十一年（1885），受命总理海军衙门事务，节制沿海水师。为了讨慈禧太后欢心，竟不顾国家危难，挪用海军经费为慈禧太后修颐和园。真可谓事事顺从慈禧太后，时时迎合慈禧太后。在慈禧太后面前，奕总是表示自己安分守己，忠诚不二。对于慈禧太后的恩赐，他每每诚惶诚恐。其子载湉继帝位后，奕越发处处谨慎小心。因此，慈禧太后对他一直比较放心。戊戌变法后，慈禧太后将光绪帝视若仇敌，而此时奕早已不在人世。

醇王府第二代醇亲王载沣，其父死时只有8岁。其兄载湉入宫当皇帝，过继给咸丰帝和慈禧太后，载沣便成为奕身边最长的儿子，因此承袭王爵，为第二代醇亲王。载沣非慈禧之妹所生，但依清室宗法，须受嫡母叶赫那拉氏管教，而且限制极严。而他作为光绪帝之弟，又享受特别的恩荣。光绪十年（1884），他只有2岁，恰逢慈禧太后五十正寿，被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7岁晋封奉恩镇国公，8岁即承袭醇亲王爵。17岁时，开始为朝廷效力，在内廷行走。第二年，即18岁时，其官运亨通起来：正月，命为阅兵大臣；二月，命管理镶红旗觉罗事务；四月，为正蓝旗总族长；五月，因义和团运动期间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打死事件充任专使赴德国道歉；十月回国后，任正白旗汉军都统。不久，慈禧太后就为他包办了婚姻，基本决定了他及其儿子的命运。21岁，他任随扈大臣，后又管理健锐营事务，任正红旗满洲都统，管理新旧营房事务。至光绪帝去世时，升任军机大臣。载沣虽然没有他父亲那么大的功劳，但并无对慈禧太后不忠、不恭之言行，慈禧太后大可放心。而他那谦抑退让的作风，好逸畏事的性格，比之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最喜欢白居易的一首七言绝句：“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并把它写在团扇上。他的房中挂着自己写的对联：“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慈禧太后之妹死后，慈禧到醇王府吊唁，无端寻衅、刁难，并命把府中最好的珠宝首饰全部装入棺中，不让府中活着的人得到。此后奕二侧福晋刘佳氏当家，慈禧太后不断发难，使其被折磨得精神不正常。慈禧太后又令载沣与其心腹重臣荣禄之女结合，并认荣禄之女为其养女，常召之入宫，利用这个刁蛮、任性的女子监视醇王府。本来，载沣已经订婚，系勋旧将军希元之女，慈禧太后勒令其退婚，改订荣禄之女。载沣顺从了慈禧太后的安排。而刘佳氏为与原亲家退婚之事十分为难，精神上又受到很大打击。她入宫哭求慈禧太后不要退婚，但慈禧太后坚执不许，“希公女闻而仰药死”。至光绪帝去世，从小由刘佳氏抚养的长孙被接入宫中为小皇帝，有光绪帝遭遇在先，故溥仪入宫，刘佳氏视之为生离死别，痛苦异常，终至精神分裂，时好时犯。对于这一切，载沣则逆来顺受，只求平安无事。

醇王府虽然在精神上压抑、痛苦与不安，但该府出了两位皇帝，社会地位自然为其他王府所不及，其豪华程度也是罕见的。仅以人员编制而言，亲王府人员编制一般为长史以下四十名（不含世子用人）；而醇王府人员编制至少是一般王府的三倍半：自长史（最高管家）以下，有管家、庄园处、回事处、随侍处、司房、祠堂、厨房(1)、茶房、花园、大小书房、更房、马厩、裁缝铺、轿夫、太监、嬷嬷、丫环、园寝，等等。其中人员有官至三四品者。这些人并不办官事，而是王府一家大大小小的仆人。载沣一家只不过十几口人，而服侍他们的人员最多时达一百七八十人，平均每人役使一二十人。(2)

二、荣禄的外孙

溥仪继皇帝位，不仅因为他是醇亲王的后代，也与他是荣禄的外孙有直接关系。

荣禄，苏完瓜尔佳氏，字仲华，一生忠于慈禧太后。他出身于满洲贵族之家，头脑机敏而富才气，是晚清一位长于钻营的官僚。咸丰二年（1852）任主事，后升工部员外郎，又调户部银库员外郎，因贪污几乎被杀。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帝逃往热河，恭亲王奕奉旨设巡防处，荣禄“总其事”(3)。咸丰十一年（1861），捐输军饷得候补道员衔。同治三年，醇亲王奕建皇家军队神机营，荣禄被调任翼长兼专操大臣。曾率兵镇压奉天人民起义和捻军张宗禹部。大学士文祥疏荐称其“忠节之后，爱惜名声，若畀以文职，亦可胜任”(4)。累迁副都统、总兵，改工部侍郎，调户部，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咸丰帝死后，宫中争权夺利，矛盾尖锐复杂。荣禄看风使舵，投机取巧，既投靠慈禧太后一派，又左右逢源，故仕途通畅。同治帝死，荣禄以内务府大臣，与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同为顾命。奉两宫太后懿旨，迎光绪帝于醇王府邸，入承大统，而又“独吁请嗣皇帝生有圣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子，时两宫为之感痛，允如所请”(3)。光绪帝即位初年，其父奕得势，荣禄极力取悦之，曾献“先世所遗阵图，得补步军统领，擢工部尚书”。光绪六年（1880），因纳贿被告发，降二级调用。光绪十一年，“以报效枪支，奉懿旨开复降二级调用处分”(5)。两年后，授都统，又充领侍卫内大臣。光绪十七年（1891），任西安将军。光绪二十年（1894），恭亲王奕出山办理军务。适慈禧太后六十寿辰，荣禄入京祝寿，借机钻营到恭亲王身边，授步军统领，会办军务。光绪二十一年（1895）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任兵部尚书。翌年，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荣禄结纳慈禧太后的亲信太监李莲英，又因其妻常被召入宫陪伴慈禧太后，故了解宫中许多内幕消息，并熟知慈禧太后的好恶心态。他积极为慈禧太后出谋划策，慈禧太后多依赖之，遂成为后党摇羽毛扇的人物。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与翁同龢商议改革方案；慈禧太后与荣禄谋废光绪帝，由太后“垂帘听政”计策。荣禄谋划阴险之策：“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擒之。”(6)光绪二十四（1898），任文渊阁大学士。

荣禄在百日维新期间为慈禧太后立下“奇功”。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下令变法。慈禧太后按照荣禄的计谋，令光绪帝连下三道谕旨：将帝党首领翁同龢开缺回籍；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须到太后面前谢恩；命荣禄署直隶总督，统率北洋三军。不久，荣禄以文渊阁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他以首辅之位，谋用六部九卿联名上疏的办法，废掉光绪帝，由慈禧太后听政，但未得到响应。又谋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到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借机废掉光绪帝。维新派得知这一消息后，打算通过袁世凯在阅兵时救出光绪帝并杀掉荣禄，但结果为袁世凯所出卖。荣禄得报后专车飞驰进京报告慈禧太后，并助其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镇压维新派。慈禧太后再度临朝“训政”，荣禄为军机大臣，受命管兵部，节制北洋海陆各军。廷旨屯重兵于近畿，以资“震慑”，这项重任又非荣禄莫属，“于是始设武卫五军，而以公总中军兼节制各军”(7)，“军国事一倚公为襄理”(8)，身兼将相，权倾当朝。慈禧太后议废光绪帝，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同治帝嗣，因恐洋人干涉，荣禄建议改为“大阿哥”。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荣禄以其熟练的两面派手法，又赢得了奖赏。当时，清廷内部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分为“剿”、“抚”两派。慈禧太后决定利用义和团时，惩处了主“剿”的官员；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太后逃往西安，为表示她不是“元凶”，又找替罪羊，惩处主“抚”的官员，于是端王载漪被革职削爵，发配新疆，其子溥儁的“大阿哥”也废了。荣禄本是主“剿”的，见慈禧太后决定“抚”，便随声附和，由主“剿”变为主“抚”；而暗中仍努力于“剿”的活动，向慈禧太后揭发端王伪造各国要慈禧太后归政的照会，慈禧遂怒责端王，并对荣禄更加信任。他奉命率武卫中军围攻使馆时，指挥董福祥甘军“向空发枪，使宫中闻之可矣”，并以瓜果馈赠使团，以示慰问(9)。慈禧太后在逃往西安途中，命李鸿章、奕劻全权议和，荣禄则授计掌握一条原则：只要不追究慈禧太后的责任，不让其归政给光绪帝，一切条件均可答应(10)。就这样，慈禧太后主“抚”时，他是拥护者，而其主“剿”时，他又是先知者与有功者，与洋人议和时，他又是慈禧太后尊严、权力、地位的忠实维护者，并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因为与他的高升无关。他的这些努力终于换来慈禧太后的嘉奖。事后，奉慈禧太后懿旨：“荣禄保护使馆，力主剿拳，复能随时赞襄，匡扶大局。”“着赏戴双眼花翎，并加太子太保衔。”(11)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把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名存实废。之所以未彻底废掉，主要怕洋人从中干涉。她也注意到了“洋人对于光绪和光绪兄弟的兴趣”(12)，这件事使她非常担心。为了消除这个隐患，她想出了把荣禄和醇王府结为亲家的办法，给醇王府掺“砂子”，安插耳目，以便操纵和控制。到溥仪被选为皇嗣时，醇王府已使她完全放心。此时，荣禄已不在人世，立溥仪为嗣皇帝，也包含着对荣禄这位老“忠臣”的报答与怀念之情。(13)

三、三岁孩提登极的闹剧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1908年11月13日）上谕，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又谕，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14)

这日傍晚，载沣面承召见后，与军机大臣、内监一起，带着慈禧太后命溥仪进宫的懿旨回府。溥仪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醇王府里发生了一场大混乱。这边老福晋不等听完新就位的摄政王带回来的懿旨，先昏过去了。王府太监和妇差丫头们灌姜汁的灌姜汁，传大夫的传大夫，忙成一团。那边又传来孩子的哭叫和大人们的哄劝声。摄政王手忙脚乱地跑出跑进，一会儿招呼着随他一起来的军机大臣和太监，叫人给孩子穿衣服，这时他忘掉了老福晋正昏迷不醒；一会被叫进去看老福晋，又忘掉了军机大臣还等着送未来的皇帝进宫。这样折腾好大一阵，老福晋苏醒过来，被扶送到里面去歇了，这里未来的皇帝还在‘抗旨’，连哭带打地不让太监过来抱他。内监苦笑着看军机大臣怎么吩咐，军机大臣则束手无策地等摄政王商量办法，可是摄政王只会点头，什么办法也没有。”乳母过来为溥仪喂奶，这才止住了他的哭叫。于是，军机大臣和摄政王决定，由乳母抱溥仪进宫，再由内监抱他去见慈禧太后。(15)

二十一日（11月14日）酉刻，光绪帝崩于瀛台之涵元殿。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又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又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现值时事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16)

二十二日（11月15日），宣统帝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特命摄政王为监国。”尊慈禧为太皇太后。尊兼祧母后皇后（光绪皇后）为皇太后。又钦奉慈禧太皇太后懿旨：“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17)是日，大殓毕，奉安梓宫于乾清宫。慈禧太皇太后疾大渐，未刻，崩于仪鸾殿。终年七十四岁。

二十五日（11月18日），上谕，祺贵妃尊封为祺皇贵太妃，瑜贵妃尊封为瑜皇贵妃，珣贵妃尊封为珣皇贵妃，瑨妃晋封为瑨贵妃，瑾妃晋封为瑾贵妃。(18)

十一月初八日（12月1日），为溥仪登极事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祭孔子，并遣官分别至慈禧、光绪几筵前告祭。

初九日（12月2日），溥仪登极大典，即皇帝位，“易礼服，诣庆寿堂皇太后前行礼毕，御太和殿登极，王以下大臣文武百官，行庆贺礼，乐设而不作”。溥仪描述了当时举行大典的情形：“大典是在太和殿举行的。在大典之前，照章要先在中和殿接受领侍卫内大臣们的叩拜，然后再到太和殿受文武百官朝贺。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载沣为了哄住溥仪，竟然说出“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这样不吉利的话，满朝文武议论纷纷。(19)

登极礼毕，颁诏天下，以明年（1909）为宣统元年。

初十日（12月3日），宣布预备立宪按原计划进行，于宣统八年（1916）行宪政，颁布钦定宪法，颁布召集议员之诏。

二十日（12月13日），制订监国摄政王体制和礼节十六条：（1）告庙。“监国摄政，典礼崇隆，应请谕旨，择期派员告祭太庙。并由摄政王于大行太皇太后几筵前，祗领监国摄政王册宝、册文，应恭录十月二十日（11月13日）(20)、二十二日（11月15日），两次大行太皇太后懿旨”。（2）诏旨。“军国政事及黜陟赏罚，悉由监国摄政王裁定，仍以谕旨宣示施行。凡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监国摄政王面请施行，他人不得擅请擅传”。（3）称号。“监国摄政王在皇太后前称臣，行臣礼。谕旨内称监国摄政王，不书名。监国摄政王称皇上，曰皇帝。王对众自称，曰本摄政王”。“贝勒以下文武大小臣工，皆称摄政王”。（4）代行祀典。“皇上未亲政之前，所有坛庙大祀，及现在丧祭，均由监国摄政王代诣行礼”。（5）军权。“皇上有统率全国海陆军之权。凡宪法纲要内所定皇上大权关系军事者，即属之于摄政王。其京外旗绿各营、海陆各军，应归摄政王节制、调遣”。（6）典学。“皇上典学时，学业及师傅勤惰，均应由监国摄政王考察照料”。（7）朝会班次。“凡遇皇上升殿受贺，及万寿圣节，监国摄政王皆不与列，在宫中行家礼。如遇皇太后庆贺大典，监国摄政王另班行礼，毋庸随班。王公百官于朝贺后，分班诣监国摄政王前致贺”。（8）朝见坐位。“拟请于养心殿中设御座，并设案，东侧设监国摄政王座，座前亦设案。王公百官遇有应行跪安、谢恩各礼节，皆向御座恭行。每日召见王公百官，该员先向中设御座跪安，起，入东暖阁启对”。“王公百官遇有升赏之事，仍照旧制，具折恭谢皇上天恩，毋庸向摄政王叩谢”。（9）钤章署名。“凡有谕旨，均请摄政王钤章，由军机大臣署名，然后遵奉施行。至摄政王有面奉之懿旨，一并由王署衔钤章，军机大臣仍均署名”。（10）文牍款式。“凡臣工章奏，仍书皇上圣鉴字样”。（11）代临议院。“议院成立时，监国摄政王应代行莅会之礼”。“资政院开院时，亦由监国摄政王代行莅院”。（12）外交。“凡与各国订约遣使，均由监国摄政王主持”。（13）舆服护卫。“监国摄政王于乾清门外升舆降舆”。其舆服、护卫、从官，比照多尔衮摄政时体制。（14）用度经费。“摄政王用度经费，每年由度支部拨银十五万两，交内务府支应”。（15）邸第。“拟请于中海迤西集灵甫地方，建监国摄政王府第。另于东华门内三所，为监国摄政王随时起居休息之所”。（16）复政。“俟皇上年长学成，届举行大婚典礼时，大小臣工集议，合词陈请皇上亲裁大政”。(21)

以上各条，经内阁、部院各衙门会议具奏，并由监国摄政王呈请皇太后御览。最后，由皇帝降谕：“应照所议办理，著各衙门一体遵行。”(22)

二十五日（12月18日），上谕，为皇太后上徽号为：隆裕皇太后。(23)

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二日（1909年2月12日），上谕，为太皇太后上尊谥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24)。

二十八日（1月18日），为大行皇帝光绪上尊谥为“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庙号为“德宗”。(25)

第二节
宣统朝之对外政策

一、对日妥协

宣统元年正月十六日（1909年2月6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向外务部提起东三省六案交涉：（1）新法铁路问题。（2）大营支路问题。（3）京奉铁路展至奉天（今沈阳）城根问题。（4）抚顺烟台煤矿问题。（5）安奉铁路沿线矿务问题。（6）所谓间岛问题(26)。二十日（2月10日），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与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公晤，谈判东三省六案(27)。二十七日（2月17日），梁敦彦与伊集院再度谈判时，伊集院表示，中国若将各项问题让步，日本允许中国在延吉地方有领土权。(28)

二月初十日（3月1日），日使伊集院到外务部进行第三次谈判，关于延吉问题，日本要索裁判权与警察权(29)。二十七日（3月18日），外务部参议曹汝霖赴日本驻华公使馆，与伊集院会晤，并面交节略两件，中国主张将韩民问题交海牙公断。中国答复六案交涉之节略，其内容是：（1）新法铁路之事。查中国拟自新民屯展造铁路至法库门者，盖本光绪三十一年中日会议全权声明之宗旨，欲启发蒙古，以助东三省之发达，与南满铁路有相助之益，而无相害之理，因新法线与南满线中隔辽河，必不至竞争。且法库门所屯粮货，向运新民厅出售，不以铁岭为销场，粮货既俱归新民厅，焉有损南满铁路之利益？并有种种理由，迭经本部照会贵国驻京大臣，并屡次会晤声明在案。乃贵国坚持与南满路平行之说，以与中国反对，是不啻阻遏中国自行发达东省地方之方针，限制中国京奉铁路之展造，并垄断各国均等利益之宗旨。而日本政府所据之理由，多与事实不符，中国政府推诚相告，其为贵国所取也。至节略来文，谓中国可自法库门造至铁岭，以接连南满路线，或许日本由南满筑支线以达郑家屯等语，与中国政府主张全然相反，断难允认。尚希贵大臣转达日本政府，熟加考虑，再行商议。（2）大石桥铁道支线之事。查大石桥至营口支路，按照中俄铁路合同第三款，由勘定路线拨给地段日起，一过八年，必定拆去。中日会议录内声明，此路通海，必须自造，但年限未到，随后再议亦可等语。是该路既不议拆，亦必须由中国自造，与原议相符。日本政府拟以支路存续于南满铁路条件之下，归该公司管理经营，中国政府实难允认。（3）京奉铁路展修至奉天城根之事。查中国京奉车站拟移至奉天城根，实因该车站距奉天城根有二英里之遥，中外商民咸称不便，故中国亟须将该车站移展，以利交通。至穿过南满洲路线之处，或建天桥，或穿地洞，期于彼此无碍。此事以中国之地修中国之路，于日本本无关系。来文拟请将京奉车站移于南满车站，合并作为共同之车站，或在南满车站连接地方另设京奉之新站等情。中国以合站恐多，仍以各办车站较为便捷。谅贵国素主便利交通，中国此举于南满路线既妨碍，自难照允。（4）抚顺烟台煤矿之事。查抚顺煤矿系华商王承尧私产，烟台煤矿亦无让给于俄明文。故中日会议录特行声明，关乎让给俄国之矿产，中国可允认给与日本，其无让给于俄国者，一概不在其内。且有已开未开各矿再订详细章程之条，是该两矿既非中国让给于俄，自无允给日本自办之理。日本政府置会议录内明白条文于不顾，反借口于日俄和约隐晦之词句，欲以该两矿直属于铁路产业之内，中国岂能允认。查日俄和约，日本所得于俄之利益，以俄国得之于中国之利益为限。中日协约所承认日本承收之利益，亦以中国已让给于俄国之利益为限。该两矿既未由中国让给于俄，俄何有权让给于日本？该矿为华商私产，日本尤不能借端占据。务希日本政府顾全公道，互商办法，方为公允。（5）安奉铁路沿线矿务事。查安奉铁路沿线矿务，由中日两国人合办，前淮东三省总督来电，已与驻奉日本领事商订办法五条。其未经画押之故，系南满沿线之矿无论已开未开，故须彼此会商，俟会商后，即同时签字。兹日本政府愿以前议大纲作底，再行协商，并同时议定南满铁路于支各线沿线矿务之合办章程等情。此事业经东督与日本领事议有办法，如贵大臣将抚顺烟台两矿商定办法，即法转咨东督，将前议大纲作底，商议南满洲干路沿线矿产事宜。至南满洲铁路并无支线，东督所拟办法，专指干路沿线而言，自不得牵涉。（6）延吉之事。查延吉中韩界务，中国业将中韩委员会勘印图并历史上延吉确为中国领土种种凭证再回声明，贵大臣业已允认该地之领土属于中国，惟欲将韩民裁判权属于日本。查延吉一带越垦之民，按照中国法令，升科纳税，与我民受同等之利益，自当作为华民，由中国官吏管辖裁判。其向在中国地方佣佃之民，仍应按向例服从中国地方官管辖裁判。如越垦之民有欲复归韩国籍者，应于一年内将领垦田产缴还中国后，复归韩国。佣佃者不愿服从，应一律迁入将来所开之商埠内。一面顾念两国交谊，中国拟在延吉治内自行择定地段，酌开商埠一二处，准各国商民居住贸易，设立领事。按照中国自开商埠办法，所有巡警工筑卫生及一切行政权统归中国地方官管辖。各国领事可酌照管理商埠内各该国居留人民贸易游历事务。其现在延吉各处之日本文武大小官吏及宪兵等项当即一律撤回。至吉长路展至会宁一事，此路之修造与界务无涉，自无庸议。

以上各事，经本部与贵大臣屡次会议，迄未就绪，中国政府总以推诚和商为主旨，苟有可以相让之处，无不竭力让步，以期结束。中国政府视延吉一案至为重要，该地之为中国领土，征之会图，考之历史，毫无疑义。贵国政府业以领土权认为属于中国矣，中国政府深佩贵国政府主持公道之意。惟土地人民主权三者，俱为领土权之要素，今贵国既认中国有领土主权，而又以该地之人民不能归中国裁判，是何异于中国领土内限制中国主权。中国政府实难允诺。若谓该地人民原系韩民，则中国原无准外人在内地置产之例。延吉等处既准该民等领垦田地，且自该民等渡江以来，服我政令，受我裁制，彼此相安，从无异议，我国因已视如子民，即该民等亦久自认为我部民矣。今中国政府又允于该地酌开商埠，埠内悉照约办理。复许该民等以得分别缴田归籍办法，自系格外通融之意。日本政府亦当谅悉此意，体念实在情形，按照节略内所开裁判办法各节悉行照允，先将延吉问题结束，以为日本和衷商量之据。其余问题自易商办。此事会议多次，迄无结果，若仍各执一词，终未了解之期。惟有请贵大臣轩达贵国政府，将以上所开各案送交海牙和平会公断，以免争执。(30)

闰二月初五日（3月26日），伊集院至外务部谈判，不赞成公断，主由两国自行了结，并责中国泄露消息(31)。十九日（4月9日），因六案交涉进行之中，日本对延吉仍积极经营，并增设所谓间岛事务官，中国外务部照会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表示抗议。(32)

三月初三日（4月22日），外务部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来电，报告日本在延吉及韩边一带经营之情形。(33)

六月二十二日（8月7日），外务部致伊集院一节略，对延吉韩民裁判权及日本设警事，坚持不让，但对新法路等五案均有大让步(34)。二十八日（8月13日），日使伊集院向外务部答复一节略，对中国让步表示欣幸，并提出日本对各项悬案之意见，作为嗣后双方会谈之基础。其内容是：（1）新法铁路。由新民屯至法库门之铁道，系由南满洲铁道竞争利益之并行线路。考清日交涉会议录所载之约款，实为扞格，故帝国政府非不欲表同情，惟所顾虑者如贵国政府将承办该路之一切工事一朝与英商订约，其结果当不少困难情事。本国政府维护会议录之约款，求其两全之道，拟一格外通融之办法，以全两国之交谊，曾令本使提出甲乙二种之妥协案，以供贵国政府之采择。查此次贵节略内已表明不设该路之意，则前之妥协案可无须再行商议。惟贵节略内暂行缓议一语未免涉于含糊，于贵国政府表彰重约章之美意不无遗憾。请将该语改为“中国政府确然罢敷设该路之议，并按照日清协定之旨趣，南满铁道期限未满以前，不与日本政府预先商议不得敷设与该路并行或竞争之干线支线。”如此文意较为明晰。以上系为确守既成之约款杜绝将来之纷争起见，谅贵国政府定当慨然照允。（2）大石桥支线。贵国政府容日本政府之请求，承认大石桥营口支线为南满铁道支线，允其与该铁道一律存留。本使深为满足。再曩者本使曾提议，以本支线现在最末端之停车场（车站），移设近于营口之地点，以济商务之急。此意想贵国政府必无异议也。（3）抚顺烟台炭坑（煤矿）。此两矿屡经本使言明，系遵照波次（朴茨）茅斯和约第六条，并非北京条约第一条之约款，改归帝国政府所有。贵国政府因承认转让此等炭坑之后，或感多少困难之事情，亦未可知；然此乃非北京条约应有之结果，今欲借辞脱免，甚非所以昭明国家信义之道。故此次贵部对于此案之提议，本使甚为意外，且亦断不能承允。但帝国政府于贵国政府顾虑关于抚顺炭矿当初事业有关系之个人之利害一节，帝国政府亦表同情。今拟一面遵照条约坚保我正当之权利，一面对于个人为相当之救济。彼人当初之出资额共若干，已经我政府查明矣。我政府欲以如此办法，对于此案以绝贵政府之烦累，而昭睦谊。同时并尊重贵国为地主之地步，对于抚顺烟台两矿之采炭，愿纳一定之金额于贵国政府。惟其金额不能超过于地方之税率，且应与贵国政府在其他地方对于同样事业或从会社或从个人所征者两相比较，在不得愈多范围之内，两国另行协定之。再此等采炭之输出，贵国政府对此课税，其税率不能比开平炭及青岛输出炭之税率更高，应一体给以优遇。（4）铁路沿线矿务。关于此案，日本之提议，曾于二月六日本使以节略第五项申明，愿以前年东三省督抚与日本领事所议定之纲领为基础，订立安奉铁路沿线矿务之合办章程。贵国政府幸能予以同意，则应除去条约上应归日本所有不能合办之抚顺烟台两矿，再以南满铁道干线之矿山亦一律办理，协彼此共适之合办章程。此上所述大意，本使与贵部之间倘能合意，则详细章程即可遵此大旨为基础，由东三省总督与日本领事妥实商订。（5）京奉铁道延长至奉天城根。关于本件，贵国政府之希望，帝国政府大体极表同情，惟实行之时必须以交通之需要及地方之现状为基准，兼顾京奉南满两路之利害，以求彼此不相扞格之方法。曩者曾经我国提议，或以两铁路之车站为共同，或互相密接，并声明愿尽力供给便宜，以成此事。其中情意当在贵政府谅鉴中。现在宜先定前述之大旨实际办法，即以大旨为基础，由地方上之彼此当局者与技术家妥为商订。此种办法，于本件之解决乃稳健而迅速之捷径，贵部定可表同意也。（6）间岛问题。关于间岛问题，贵部此次节略有一二重要错误之处切须订正者：即间岛领属问题，本使向所声明者，系俟贵政府对于“间岛韩民保护一事”暨“其他敝国政府认为重要而业经提议者”，并新法铁道以下五案件应允敝国政府所主张，始能承认间岛领土权，以便一并妥结各项悬案。此事前经迭次会晤声明在案，前此一再提出之节略内亦已言明毫无可误会之处，而贵国当局者动视本使前次所声明为已切实让步。因此于七月二十六日（西历）会晤时，曾对梁大人辩明此节。乃此次送来贵节略犹有贵大臣节略申明领土权属于中国，本部具佩贵国政府主持公平之意等语，甚为诧异。兹再声明，贵节略中措辞全属误会，本使断难承认。以贵节略中有惟商埠外可不设贵国警察等语，本部实不能认为让步云云。实则本使前次节略之意，原为商埠以外各地管束韩民而设之日本警察署，若贵政府实在不愿，当由本使申请敝政府，务当竭力图称贵意。以上所言，原系未定之事，贵节略所述殊欠正确。此亦足见本使推诚和协之衷，终未见谅于贵王大臣，实深抱遗憾。前段所云，间岛问题，须俟贵政府于领土问题之外，关联于间岛善后事宜之为我们已经提议各项，并新法铁道以下五条件，允如敝国提议，始能承认豆满江一带属于贵国领域。而各项之中关于间岛之敝国提议各节，迭次会商让步之后，比诸原提议已达让步极地。兹特明白开示如下，以留贵当局之参考：（甲）豆满江北一带之地定为属于清国者，清国政府应公认该地方日韩两国人之杂居及营业，不强制其改良风俗。此项敝政府为体量贵国所顾虑，冀可容易妥协起见，将来韩人之杂居地域应加缩小，仅限于现今稍稠密之地。即东界艾呀河，北沿老爷岭，以西沿老爷岭至界定牌一带。其老爷岭以西所谓西间岛全部，及艾呀河以东之地，虽有韩人杂居，将来可由杂居界内画出，特此声明。又日本人拟除开通商场外，不再要求一切内地杂居，以示让步。（乙）中国政府开放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下泉津、铜佛寺等六处为通商地。日本政府得于龙井村设领事馆，于其他地方设领事馆分馆，复于通商之地外之各地方设警察署及警察官驻在所，使保护管理杂居之韩民。一般日本人之居住则仅以通商之地为限。本项末段，于通商地以外之杂居地设立警察署等一节，如贵政府不愿，本大臣当劝告政府请其撤回。此事于四月初五日之节略中，曾经言明。又日本人之居住仅以通商地为限者，盖乃最初之提案为莫大退让也。（丙）豆满江北一带之地方，凡日韩人民从来所获得之财产及著手之事业，中国政府宜承认之。（备考）本项所谓财产云者，指土地房屋之类。又著手事业之最重大者，即日本人之天宝山银矿是也。此项矿山于二月十八日会商时，梁尚书曾言明从中国章程合办，于主义上别无异议。（丁）中日两国政府互约，对于豆满江地方与其他之中韩地之交通及贸易，不得为致生障碍之设施。（备考）本段举例言之，如不妨害豆满江渡船之自由，及不禁止韩人将谷类粮秣等运出江南等类。（戊）吉长铁路延长至韩国会宁。（备考）二月十一日会晤时，本大臣曾言本件为间岛善后关系要项，于经济上及其他之关系上，帝国政府颇视为重要，倡中日合办主义，力求贵国政府之应允，梁尚书答以容研究后再当商议。嗣于二月十八日会议，梁尚书谓本铁路由中日合办一节，东三省总督颇有异见。当经本使请求再思，梁尚书允再为悉心考察。领土权问题之外，凡敝国政府所提议，均系保护韩民之要端，为敝国政府之义务，亦有为间岛领土权未定之过渡时期整理自然发生事态不得已之处置，兹不赘述。若夫豆满江北一带中韩国境问题，其争议自古已然，彼此主张难以定其是非之所在。敝海国政府虽于争论间岛地方所属，尚有议论之余地，因望以和协之精神将各种纷争一举委结，以期两国素来之交谊，益臻巩固。一面鉴贵国政府屡次之声明，于贵国对于间岛领土权问题关切之旨，深表同情，因不惜吃亏，声明如贵国允许前开甲、乙、丙、丁、戊各项及新法铁路等五案之提议，即将主张领土问题撤回。其后更屡次让步，勉力图副贵国之希望，因由本大臣声明，将来韩人杂居区域大可限制。日本人之居住允以拟开商埠为限，即设置警察一层亦可斟酌贵国政府之希望。凡所以图两国之妥协者实已无所不至，不幸贵国政府于争议之地掌握领有权以外，尚欲收揽杂居韩人之裁判权，固执不让，以致该案永无了结之期，深为遗憾。窃惟韩人裁判一项，由敝国言，因为保护韩民之关键，极形紧要；然就贵国以言，不过以韩人为被告之民刑诉讼事件归日本领事官之管辖，实于既行中韩条约当然之结果上，并无超轶之处。乃贵国政府不此之计，固执此点，而于其他事项亦不示显著之交让，庸令豆满江北一千有余方里之领土所属至今未决，即悬案之全部亦依然呈固结不解之状。本大臣顾两国之邦交，念亚东之大局，不能不深抱遗憾者也。(35)

七月初二日（8月17日），中国外务部致伊集院一节略，对越垦韩民之裁判权，在商埠外者由中国处分，惟命盗大案判定后知照日本领事，并得到堂观审，且准领事馆附设司法警察(36)。初四日（8月19日），中日议订安奉铁路节略五条，其内容如下：（1）筑该铁路轨道应与京奉铁路轨道相等。（2）该铁道线路，两国政府承认大致应以两国委员前已会同查勘测定之线为准，惟陈相屯至奉天之线路应由两国日后再行协议妥定。（3）本节略彼此签字盖印之日起，应即开议购地及其他一切细目。（4）本节略彼此签字盖印之第二日，即开议购地及其他一切细目之第二日起，即将该路工事上紧赶办。（5）中国应令沿海各地方官关于该工事之施行妥实照料(37)。二十日（9月4日），中国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与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七条。其内容如下：（1）中日两国政府彼此声明，以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界，其江源地方自界碑起至石乙水为界。（2）中国政府俟本协议签订后，从速开放左开各处，准各国人居住贸易，日本国政府可于各该埠设立领事馆或领事分馆，其开埠日期应行另定：龙井村、局子待、头道沟、百草沟。（3）中国政府仍准韩民在图们江北垦地居住，其地界四址另附图说。（4）图们江北地方杂居区域内之垦地居住之韩民，服从中国法权，归中国地方官管辖裁判，中国官吏当将该韩民与中国民一律相待，所有应纳税项及一切行政上处分亦与中国民同。至于关系该韩民之民事刑事一切诉讼案件，应由中国官员按照中国法律秉公审判。日本国领事官，或由领事官委派官吏，可任便到堂听审。惟人命重案，则须先行知照日本国领事官到堂听审。如日本国领事官能指出不按法律判断之处，可请中国另派员复审，以昭信谳。（5）所有图们江北杂居区域内韩民之地产房屋等，由中国政府与华民产业一律切实保护，并在沿江择地设船，彼此人民任便来往，惟无护照公文不得持械过境。杂居区域内所产米谷准韩民贩运，如遇歉收，仍得禁止，柴草援引照办。（6）中国政府将来将吉长铁路接展造至延吉南边界，在韩国会宁地方与韩国铁路联络，其一切办法与吉长铁路一律办理。至应何时开办，由中国政府酌量情形，再与日本国政府商定。（7）本协约签订后，本约各条即当实行，其日本统监府派出所及文武人员，亦即从速撤退，限两月内退清。日本国政府在第二款所开商埠亦于两月内设立领事馆(38)。同日，中国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与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签订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五条。其内容如下：（1）中国政府如筑造新民屯至法库门铁路时，允与日本政府先行商议。（2）中国政府认将大石桥至营口支路为南满铁路支路，俟南满铁路期满，一律交还，中国并允将该支路末端展至营口。（3）抚顺烟台两处煤矿，现经中日两国政府和平商定如左：（甲）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国政府开采上开两处煤矿之权。（乙）日本政府尊重中国一切主权，并承允上开两处煤矿开采煤觔向中国政府应纳各项，惟该税率应按中国地处煤税最惠之例，另行协定。（丙）中国政府承允上开两处煤矿开采煤觔出口外运时，其税率应按地处煤觔最惠之例征收。（丁）所有矿界及一切详细章程另派员协定。（四）安奉铁路沿线及南满铁路干线沿矿线务，除抚顺烟台外，即应按照光绪三十三年即明治四十年东省督抚与日本国总领事议定大纲，由中日两国人合办，所有细则届时仍由督抚与日本国总领事商定。（五）京奉铁路展造至奉天城根一节，日本国政府允无异议，其应如何办法，可由该处两国官宪及专门技师妥为商定。(39)

二、美日俄在中国东北的争夺与清政府试图“联美制日”

（一）美日俄在中国东北的争夺

在日俄战争期间，美国除在外交上积极支持日本外，并在财政上给日本以很大的援助。其目的是在日本战胜俄国之后，与日本合作向中国东北地区发展经济势力。日俄《朴茨茅斯条约》签订后，日本取得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侵略权益。不久，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到日本东京活动，与日本首相桂太郎交换了一个备忘录，日本承允美国出钱收买中国东北的南满铁路(40)。但是，出席《朴茨茅斯条约》谈判的日本全权代表小寿太郎回国后，立即表示反对，认为它违反了《朴茨茅斯条约》的有关规定。于是，日本宣布备忘录无效(41)。这样，便引起日、美争夺中国东北的冲突。为了排斥美国势力，日、俄相互勾结，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1907年7月）签订了第一次《日俄协定》和《日俄密约》。在“密约”中，日、俄将中国东北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划分成各自的“势力范围”，并且俄国承认日本逐步吞并朝鲜，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之“特殊利益”，以此作为政治交易。(42)

光绪三十四年，美国鉴于日、俄勾结，只得暂时缓和与日本的紧张关系，美国国务卿罗脱与日本驻美国大使经多次会晤，签订了《美日罗脱—高平协定》五条：（1）两国政府愿意鼓励两国在太平洋商业之自由的与和平的发展。（2）两国政府的政策，不受任何侵略倾向的影响，力求维持上述地区的现状，并维护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3）两国政府因此决意相互尊重在上述区域属于彼此的领土。（4）两国政府决定运用一切能用的和平手段，支持中国独立与完整及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以保持所有国家在华的共同利益。（5）如有威胁上述现状或上述机会均等原则的情事发生，两国政府应互相知照，以便对两国认为应行采取之有效手段，获得谅解(43)。在这个“协定”中，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优势地位，以换取日本对美国在远东地区利益的支持。但美国打着“门户开放”的旗号，加紧侵略中国东北。宣统元年九月二十四日（1909年11月6日），美国国务卿又提出所谓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企图用国际共管的形式，使美国强大的资本输入中国东北。这个“计划”有两项内容：第一，允许确保中国在满洲享受政治权利不受侵扰，并在门户开放和商业机会均等政策实施下促进满洲发展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将满洲所有公路铁路，依照一个计划，置于一个经济的科学的公正的管理机关之下。根据这个计划，铁路所有权属于中国，而由愿意参加的有关国家供给款项。这种借款期限应当相当长，以便如期偿还。其条件并应使其能够吸引银行家和投资者。这计划应规定，参加投资国家的国民应在借款期间监督铁路，有关政府在借款期内并应在彼此平等基础上，享有对其国民及材料的照例优先权。本计划之实施，自需中国与日本以及俄国的合作，因为日本是满洲现有铁路的享有继承的国家，俄国是进步的国家。英、美两国依照关于锦瑷铁路的现有契约享有特权，所以亦应参加。这个计划对日、俄有利是很显然的。两国都诚心愿意保护在满洲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并愿保证中国主权完整无损。它们可望欢迎一个机会把过去为了保护其本国商业及其他利益而负担的个别义务、责任与费用移交给一个由各国，包括它们自己，依照利益大小联合担任的公正机构。美国政府有理由希望俄国对这个计划予以善意考虑，并有理由相信美国资本是可以参加的。第二，如果这个建议不能全部实现，则可由英、美两国对锦瑷铁路计划，在外交上予以支持，并邀请赞同满洲完全在商业上中立化的有关国家，共同参加投资建筑该路及将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其他铁路，同时贷款给中国，以赎回愿归入这一系统的现有铁路。这样，即使所希望的目的不能达到，至少也相去不远了(44)。这个计划由于日、英等国的反对，最终未能实现。日、俄为了共同防止美国势力打入，于宣统二年（1910）订立了《日俄第二次协定》和《日俄第二次密约》。在第二次“密约”中，日、俄再次确认了各自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及其“特殊利益”，并且相互承诺“特殊利益如感受威胁时，两缔约国同意采取防卫此种利益之办法”。(45)

（二）清政府试图“联美制日”

由于日、俄在东北的扩张日益猖獗，清政府打算修筑锦州至瑷珲的铁路以谋抵制。有关铁路之事美国银行团代表司戴德曾与中国有过接触。为了获得中国东北的路权，他与英国宝林公司商讨，决定合组银行团，由宝林公司用美国工程师、美国材料、美国银行团投资，修筑中国拟议中的这条铁路。美英试图通过修建这条铁路，发展其在中国东北的势力。宣统元年七月四日（1909年8月19日），清廷密谕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奉天巡抚程德全：“东省介居两强，势成逼处，积薪厝火，隐患日滋。迭据臣工陈奏，英如广辟商埠，俾外人麇集，隐杜垄断之谋，厚集洋债，俾外款内输，阴作牵制之计。即著该督等斟酌事理，体察情形，按照以上所指各节详审熟筹，奉明办理，等因。钦此。”(46)锡良等分析了当时日、俄加紧侵略东北的危急形势，指出“为急则活标之计，非于两国路线之外另筑一路不足以救亡。”但当时清政府无力筹集此巨款，“且我若自修，不见阻于日，即见阻于俄。无论何路，终无让修之日。”在此情况下，他们认为，“非借外人之款不足经营东省，尤非借外人之力无由牵制日俄。”锡良等经与美国银行团代表司戴德筹商，借款修筑锦州至瑷珲铁路。司戴德业已承允，“并称勿虑日俄干预。”于是，宣统元年八月十九日（1909年10月2日），锡良、程德全与司戴德签订了《锦瑷铁路借款草合同》(47)。后因中国外务、度支、邮传等部认为中国损失权利太重，清廷未批准该合同。(48)

中方推翻原议为美方始料所不及，美国国务卿又提出“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清廷认为这个“计划”是最佳方案，企图借美国势力以抵制日、俄。这个中立化和锦瑷铁路计划遭到日、俄的坚决反对，英、法也予以拒绝。美国两案均未成立，清政府试图“联美制日”的政策遂告失败。

三、借款与出卖利权

宣统朝财政拮据，国库空虚，支出日绌。在此情况下，列强加紧向中国投资，争相借款给清政府，以便以债权者的资格控制清政府。清政府为了取得列强的巨额贷款，不惜出卖利权与其他主权。短短两三年间，清政府向外国借款达十亿之多。现择其大宗举要说明如下：

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五日（1910年9月28日），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徐世昌及帮办津浦铁路大臣兼署邮传部尚书邮传部左侍郎沈云沛与上海德华银行、伦敦华中铁路有限公司议订《中德英津浦铁路续借款合同》二十三款。借款四百八十万英镑，年息五厘。其中规定除按原借款合款第九款所开各节照办外，以该款内所开三省每年关平银三百八十万两之厘税所有余款作为二次抵押；按照续借款另备抵押：直隶省厘税每年关平银一百万两；山东省厘税每年关平银一百二十万两；江宁厘金局厘税每年关平银六十万两；江苏省淮安关厘税每年关平银十万两；安徽省厘税每年关平银七十万两。(49)

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四日（1911年3月24日），清廷为改定币制，振兴实业，偿还京汉铁路借款，由邮传部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订立《借款合同》十五款。借款一千万日元，年息五厘，以二十五年为期。此次借款以中国江苏漕粮折价，度支部进款库平银一百万两作为头次抵押。(50)当时，日本国内外已债台高筑，借给中国一千万日元，勉强在国内凑足其半，余则转募于英、法、比等国家。这笔借款日本单独与中国秘密交涉，有其不可告人之处。因此，其目的并不在经济，而在政治。(51)

宣统三年三月十二日（1911年4月10日），邮传部与大东电报公司、大北电报公司订立《中英丹大东北电报公司预付款项合同》七款。大东、大北两电报公司预付邮传部五十万英镑，年息五厘。以中国应得之欧美摊分报费及中北报费尽索取以为预付款之担保。(52)

宣统三年三月十七日（1911年4月15日），度支部与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订立《宣统三年大清帝国整顿币制及兴办实业五厘递还金镑合同》。借款一千万英镑，用于改革中国货币及发展东三省实业。以东三省之烟草税、烧酒税、出产税、销场税以及各省新得之盐税为担保。(53)

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二日（1911年5月20日），邮传部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订立《中英法德美粤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二十五款。借款六百万英镑，年息五厘，期限为四十年。以湖北、湖南厘捐、盐税等共计每年关平银五百二十万两作为头次抵押。聘用英、德、美之人为总工程师。中英公司、德华银行分别作为购买外洋各材料、机器、什物之经理人。所有经理此项借款之费用，如分给外国各行经纪费，分售费，分售经用电报、告白、邮票、刊印、招贴、债票各费，印花税，律师酬费等，及其余一切用项，概由承办银行担任。(54)

宣统三年九月初六日（1911年10月27日），度支部大臣载泽与法国资本团代表男爵勾堆、华法公司代表甘锡雅订立《宣统三年中国整理各项新财政之借款合同》二十四款。借款九千万法郎合三百六十万金镑，年息六厘，九六扣，六十年还清。度支部将来付与在华在欧之经办借款处佣金百分之半。(55)

宣统三年九月初十日（1911年10月31日），度支部大臣载泽与勾堆、甘锡雅又订立《续借款合同》。借款六千万法郎或二百四十万金镑，条件同前次借款合同。(56)

第三节
立宪运动与迟到的资产阶级民主化进程加速

一、清政府预备立宪与立宪派形成

（一）清政府预备立宪

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后，革命潮流迅猛发展，广大群众反抗斗争持续高涨，使清王朝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于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些开明人物纷纷上奏，要求变更政体，实行立宪。光绪三十年（1904），驻法公使孙宝琦递《上政务处书》，请清廷“仿类德、日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57)。光绪三十一年（1905），日俄战争以立宪的日本战胜，专制的俄国战败，立宪的呼声随之高涨。署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相继上奏，要求实行立宪。其中，袁世凯的奏折具有代表性。六月（7月），他在奏请变更政体时提出具体步骤：“简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以为改政张本。”(58)清政府接受了袁世凯的建议，发布上谕，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人出国考察各国政体。正当五大臣启程时，载泽、绍英被革命党人吴樾所投炸弹致轻伤。徐世昌即将出任巡警部尚书，与绍英一起留下，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与载泽等组成新的“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十一月十一日（12月7日），他们出京赴日本、欧美进行考察。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三日（1906年7月23日），五大臣回国。载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认为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并提出立宪可有预备期，“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59)。清廷经过御前会议的一番争论之后，诸王大臣的意见基本趋于一致。七月十三日（9月1日），清政府正式发布“预备立宪”上谕：“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60)

（二）立宪派的形成

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表示，博得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热烈欢迎，使其欣喜若狂，纷纷组织立宪团体。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1906年12月），江苏、浙江、福建三省商学两界二百余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推举福建郑孝胥为会长，江苏张謇、浙江汤寿潜为副会长；不久，汤寿潜在湖北成立宪政筹备会；谭延闿在湖南成立宪政公会；丘逢甲等在广东成立自治会。在海外，康有为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1907年元旦）起，将保皇会更名为中华帝国宪政会；光绪三十三年六月（1907年7月），梁启超、蒋智由等在日本东京组织了具有资产阶级政党规模的政闻社，并出版机关刊物《政论》，大造舆论。这些团体的共同宗旨是：拥护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劝告”和要求清政府加快立宪的步伐，反对革命。由于他们极力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从此，资产阶级改良派遂被称为“立宪派”。

在清政府内部，不同政治集团各有其打算。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对立宪采取敷衍拖延的方针，只求其在去世前不至大权旁落；满族亲贵企图借立宪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势，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汉族官僚则希望立宪能破除满族贵族的政治特权，使自己有更大的发展机会。作为正常的立宪步骤，预备立宪入手办法的改革官制，应该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精神来进行。而改革的结果是：行政中枢军机处照旧不变，军机大臣与各部尚书十三人中，满族贵族就占了九人，反而从“满汉平分”向后退了一大步。至于其他预备事项，则迟迟不见下文。

立宪派对于清政府缺乏诚意非常不满，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起，便多次联名上书，请开国会。光绪三十四年正月（1908年2月），政闻社本部由日本东京迁到上海，在总务长马相伯主持下，创办法政学堂，联络各立宪团体，交结王公大臣，逐步建立沿江沿海及南北各省的分支机构，并配合各立宪团体代表纷纷入京，向都察院呈递速开国会请愿书，要求代奏。他们的请愿书征得许多人签名。例如，八旗请愿书签名的有一千多人，山东请愿书签名的有二千多人，吉林请愿书签名的有四千多人，广东请愿书签名的有一万一千多人，浙江请愿书签名的更达一万八千多人。扩大了立宪派的声势，并使请愿开始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群众运动的性质。一部分督抚大吏也电请早日开设国会。

清政府认为这是“民气喧嚣”“横议干政”的表现，将电请三年内召开国会的政闻社社员、法郡主事陈景仁革职。接着，又以政闻社“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谋扇惑，扰害治安”(61)为口实，通令全国，严行查禁，杀一儆百。请愿活动暂时被压下去。但是，清政府对各省绅士们和部分督抚的要求又不能不稍事敷衍，便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1908年9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议院法选举法要领》《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明定以九年为立宪的预备期限。

《钦定宪法大纲》以保障“君上大权”为核心，规定皇帝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召开、停闭及解散议院、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统率海陆军及编定军制、宣战议和及订立条约、宣告戒严及发布命令等权力，并总揽司法权。实际上和封建皇帝并无两样。《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对议院职权、议员言论作了种种限制，使作为民意机关的议院实际上成为皇帝的咨询机关。《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详细列举了九年内应办的事项，包括调查户口、实行会计法、编纂简易识字课本和国民必读课本，推广学塾，等等。所列项目，许多与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根本不相干。清政府的这种态度，实在令人失望。

二、谘议局与资政院设立

（一）各省谘议局成立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三日（1907年10月19日），清廷发布上谕：“各省亦应有采取舆论之所，俾其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基。著各省督抚均在省会建设谘议局。”(62)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1908年7月22日），宪政编查馆奏，拟定各省谘议局章程，并议员选举章程。上谕：“兹据该王大臣拟呈各项章程，详加披阅，尚属周妥，均照所议办理。即著各督抚迅速举办，实力奉行。自奉到章程之日起，限一年内一律办齐。”(63)

《各省谘议局章程》共十章六十二条。第一章为总纲，阐明谘议局之缘起及其设立之宗旨。第二至第五章，定谘议局议员之额数、资格、分类、任期，兼及补缺、改选、辞职之事。第六章至第八章，定谘议局之职任权限，及其会议、监督之法。第九章以下，定经理本局庶务、筹支经费、保持纪律之事(64)。其议员选举事宜，端绪繁杂，非谘议局章程所能备载。若不详细筹拟，另定专条，恐办理纷歧，漫无把握。故又拟定《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共一百十五条，与《各省谘议局章程》相辅而行。《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关于选举区域、办理选举人员、选举年限、初选、复选、改选、补选、选举诉讼、处罚以及专额议员等，都作了极其详尽的规定。

九月初一日（9月25日），按照上谕，此日为各省谘议局开议之期。除新疆缓办外，全国二十一个行省谘议局皆如期成立，一律开议。

各省谘议局开议后的第一件事即选举议长、副议长。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法进行。二十一个行省共选举出议长、副议长六十三名。除三名身份不明外，其余都有旧功名职衔，但也不乏曾出国留学或考察，受过新式教育者。还有一些人从事于新式文化教育和企事业。他们之中不少人成为立宪派的著名领袖。

谘议局开议后，议员们积极提出议案。从苏、浙、闽、粤、湘、鄂、川、直、鲁、吉十省谘议局提出和议决的议案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强调谘议局的立法作用，保护谘议局的职任权限。（2）保护主权，收回利权。（3）纠举不法官吏，要求澄清吏治。（4）发展各项实业。这是各省谘议局普遍关注的问题。（5）办理各项新政宪政。（6）剔除弊政，减轻人民的痛苦与负担。（7）保护发展森林，兴修农田水利。

（二）资政院成立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1907年9月20日），清廷发布谕旨：“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著派溥伦、孙家鼐充该院总裁，所有详细院章，由该总裁合同军机大臣妥慎拟订，请旨施行。”(65)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十日（1908年7月8日），《资政院院章》第一、二两章公布，即总纲与选举两部分。宣统元年七月初八日（1909年8月23日），《资政院院章》全文公布，共十章六十五条，另有附条两条。宣统三年（1911）经过两次修改。《资政院院章》包括总纲、选举、议员、职掌、资政院与行政衙门之关系、资政院与各省谘议局之关系、资政院与人民之关系、会议、纪律、秘书厅官制、经费等方面的内容。

根据《资政院院章》规定，资政院设总裁二人，总理全院事务，“以王公大臣著有勋劳、通达治体者，由特旨简充”；副总裁二人，“以三品以上大员著有才望学识者，由特旨简充”；议员二百人，钦选、民选各一百人。钦选议员由皇帝从三十岁以上“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蒙藏回）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各部衙门四品以下七品以上者”“硕学通儒”“纳税多额者”中指派充之。民选议员由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然后再由各该省督抚复加选定，咨送资政院。(66)

根据《资政院院章》规定，资政院议决的事件为：（1）国家岁出入预算；（2）国家岁出入决算；（3）税法及公债；（4）新定法典及嗣后修改，但宪法不在此限；（5）其余奉特旨交议事件。资政院议决的事件，须奏请皇帝裁夺。军机大臣或各部大臣如对资政院议决事项持有异议，得送资政院复议，若资政院仍执前议，送皇帝圣裁。资政院对各衙门行政事件及内阁会议政务处议决事件，如有疑问，得咨请答复，但机密者除外。军机大臣或各部大臣有侵夺资政院权限，或违背法律等事，据实陈奏，请旨裁夺。(67)

宣统二年九月（1910年10月），清廷又颁布《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共一百三十一条。包括《宗室王公世爵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九条，《满汉世爵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九条，《外藩王公世爵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八条，《宗室觉罗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二十六条，《各部院衙门官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二十六条，《硕学通儒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八条，《纳税多额者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二十六条，《各省谘议局互选资政院议员章程》十九条(68)。对资政院议员选举作了详尽的规定。

宣统二年九月初二日（1910年10月4日），资政院召开第一次常会，标志着资政院正式成立。

各省谘议局与资政院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是人民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斗争的结果。它们既不同于立宪国家的议会，又不同于封建官僚机构，是向议会过渡的一种特殊形式。立宪国家的议会有比较完全的立法权，议案既经通过，行政长官必须执行。而谘议局与资政院则不然，议决的议案没有法律效力。从形式上看，谘议局与资政院的内部规定许多都符合立宪国家议会精神。但谘议局受督抚监督和左右，资政院事事要请旨和由皇帝裁夺。实际上，它们充其量只不过是咨询机构而已。尽管如此，谘议局与资政院的设立，毕竟突破了封闭式的封建政权机构，一定程度上削弱和限制了地方长官与中央各部院的权力，标志着人民参与管理国家政治生活的开端。此后，立宪派和绅商有了合法斗争的阵地，并具有推动资产阶级民主化进程和启迪人民民主意识的作用。

三、开展地方自治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906年11月6日），清廷发布上谕：著奕劻等续订各省官制并会商督抚筹议预备地方自治(69)。此后，预备地方自治工作陆续开始。奉天、直隶两省先行试办。天津设自治局筹办，并制定章程一百十一条。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1907年8月30日），北洋大臣袁世凯奏，天津试办地方自治情形折。内称，经选举产生议员三十人，“七月初十日天津县议事会始克成立。”“此后即由该议事会自行筹设董事会，各按章程办理”(70)。八月二十三日（9月30日），上谕：著民政部妥拟地方自治章程，请旨饬下各省督抚，择地依次试办。(71)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九日（1908年2月10日），两江总督端方等奏，江宁筹办地方自治局情形折。内称：“于江宁诸城设立筹办地方自治总局”，“先从上元、江宁两邑试办”，经选举，“议事会与董事会乃得次第组织，町村置长”(72)。十二月二十七日（1909年1月18日），宪政编查馆奏，核议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并另拟选举章程折(73)。《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共九章一百十二条。内容包括地方自治性质、城镇乡的界定、自治范围、自治组织机构、选民资格、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事会、乡董、自治的监督权等(74)。《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共六章八十一条，制订了选举制度与选举细则。选举采取等级制度。选民分为甲乙两级，以年纳正税或公益捐之额为全部选民所纳总额之半者若干人为甲级，其余为乙级。两级选民分别选举一半议员。被选举人不限于同级。

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七日（1909年2月17日），上谕：前经宪政编查馆奏定，颁行分年筹备事宜，本年各省均应举行谘议局选举，及筹办各州县地方自治，设立自治研究所。三月十六日（5月5日），宪政编查馆奏，核复自治研究所章程折(75)。《自治研究所章程》共十四条。主要内容是设立自治研究所的目的与设置办法、自治研究所讲授科目、省自治研究所学员选送及其人数、府厅州县自治研究所学员选送及其人数、自治研究所学员资格、学员毕业期限、各省自治研究所的组织领导等。十二月二十七日（1910年2月6日），颁行《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与《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76)。府厅州县自治与城镇乡自治性质相同，内容也大都相类似。只是董事会改为参事会，以府厅州县长官为会长。

宣统三年七月（1911年9月），根据各地奏报，全国二十一个行省全部开展了地方自治，只是各地程度不同、进程不一。

地方自治本为立宪国家的一种地方管理制度，首创于英国。自治机关由人民选举，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完全实行自治。德国注重于行政，让人民参与，官治、自治相结合。日本学自德国，而中国从形式上学自日本，有关章程即以日本町村制和府县制为蓝本增删修改而成。开展地方自治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组成部分，人民得以选举代表管理与议决地方及基层公共事务，封建官吏与土豪劣绅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封建的地方与基层权力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通过参与地方及基层事务，培养人民的民主意识，锻炼人民的政治能力，对于推动整个国家沿着民主的轨道前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时徒有自治之名，而无自治之实，由地方官办理并作为官治的辅佐，还不是地方民主政治。不仅如此，各省办理流弊滋大，地方官办理不善，甚切鱼肉乡民，勾结劣绅巧立名目以自肥。因此，各地人民群众不断掀起暴动或骚动，使社会动荡不安。事实走向了清王朝主观愿望的反面。

四、国会请愿运动

宣统元年八月三十日（1909年10月13日），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张謇与江苏巡抚瑞澂及立宪派骨干雷奋、孟昭常、杨廷栋、许鼎霖等进行商议，确定由张謇出面联合各省谘议局要求召开国会，瑞澂联合各省督抚要求迅速组织责任内阁。同时决定派人分往各省联络。十一月初五日（12月17日），已抵达上海的七省代表通过座谈与交流情况，清楚地看到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认为只有实行立宪，速开国会，方能挽救。初六日（12月18日），自即日起，陆续抵沪的各省代表每日午后在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集议一次，名为“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推举福建谘议局副议长刘崇佑为主席，孟昭常、林长民为书记。至十三日（12月25日），共召开六次会议。所议主要事项有：（1）汇集各省谘议局议员签名簿。（2）推举呈稿起草员。（3）公推直隶代表孙洪伊领衔。（4）议定代表团规约十二条。（5）推选方还（苏）、罗杰（湘）、刘兴甲（奉）、刘崇佑（闽）为代表团干事。十五日（12月27日），召开代表大会。此次到会共有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江苏十六省代表五十余人。会议决定组成三十三人进京请愿代表团(77)。十六日（12月28日），根据主席刘崇佑的提议，召开了“谈话会”，议定代表到京日期以三十天为限，到后设办公所；成立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十八日（12月30日），代表们在上海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修正后的呈稿，改为要求一年召开国会。十二月初六日（1910年1月16日），请愿国会代表团一行三十三人，由直隶谘议局议员孙洪伊领衔署名，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78)。初八日（1910年1月18日），代表们决定利用都察院代奏前的时间，拜谒军机大臣，说服他们赞成速开国会。公推孙洪伊、谷芝瑞、刘崇佑、陈登山、陶熔、方还为代表前往，并将请愿书副本分呈。十一日（1910年1月21日），孙洪伊等拜谒军机大臣。十二日（1910年1月22日），代表们决定组织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并拟订了《规约》。十三日（1910年1月23日），在赴京请愿代表团的鼓舞下，二百余名旗籍人士云集振华学校开会，发表演说。会上推举文耀等为请愿代表。十四日（1910年1月24日），赴京请愿代表团通告各省谘议局，已在京组织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同日，代表们听取了孙洪伊等谒见军机大臣的情况汇报，并决定由孙洪伊等再晋谒满族亲贵。十七日（1910年1月27日），孙洪伊等拜谒满族亲贵。次日，都察院将旗民请愿书上奏。二十日（1910年1月30日），都察院将请愿代表团的请愿书上奏。同日，上谕：“兹特明白宣示，俟将来九年预备业已完成，国民教育普及，届时朕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议院。”(79)清政府仍坚持以九年为开国会的预期，第一次国会请愿遭到拒绝，就此失败。二十二日（1910年2月1日），北京各界召开大会，与代表商议协助进行之策。代表表示，断不稍形畏缩，改变初志。二十七日（1910年2月6日），在京代表议决了发动第二次请愿的重大问题：（1）扩大请愿运动的声势，组织“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京师设总部，各省设分会。联合绅、商、学各界。（2）依在沪的决议，草拟谘议局联合会章程，定于每年六月召开会议。（3）设立报馆，创办《国民公报》，由各省筹集经费。二十八日（1910年2月7日），在京代表又决定电告各省团体，暂以京师代表团为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总部，各省立即设立分会。旋又通告各省，批驳了拒绝速开国会上谕之无理。

宣统二年正月初三日（1910年2月12日），为了增加请愿的后备力量，由黎宗岳、陈佐请、程箴、马权公等发起，京师人士成立了国会期成会。二月二十五日（4月4日），代表再次邀请各界人士讨论同志会《规约》与《宣言书》。经过公议，决定将“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更名为“国会请愿同志会”，《宣言书》改为《意见书》，并立即刊布。代表还特别发表了《敬告商会书》，希望各省商会共举代表，北上请愿，与国会请愿同志会同舟共济。全国各省谘议局、教育会、商会与立宪团体，都积极支持继续请愿，并响应号召，组织了国会请愿同志会支部。三月（4月），请愿代表组织了国会请愿代表团，推举孙洪伊等为干事。通告各代表于四月二十四日（6月1日）前齐集京师，加紧进行请愿的准备工作。五月初十日（6月16日），各省代表发动第二次请愿，各团体由领衔者向都察院依次递交请愿书。此次请愿，签名者达三十万人。直省谘议局、直省商会、苏州及上海商会、南洋二十六埠中华商会、澳洲华侨、直省教育会、江苏教育会、直省政治团体、直省绅民及旗籍绅民、东三省绅民等十个请愿团体代表共一百四十六名。十份请愿书内容各有侧重，各具特色(80)。十三日（6月19日），代表团推举数人拜谒军机大臣，上书摄政王，以期请愿书上奏时减少阻力。十五日（6月21日），都察院将十个团体请愿书入奏。十六日（6月22日），代表前往摄政王府请谒上书，载沣辞而不见，也不接受上书。代表只得于次日将上书从邮局寄送。二十日（6月26日），会议政务处大臣阅到都察院代奏的请愿书。二十一日（6月27日），上谕：速开议院一事，上年十二月间“已经明白宣谕，俟九年预备完全，国民程度普及，必毅然定期召集”，谕令“毋得再行渎请”(81)。第二次请愿又告失败。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6月29日至30日），代表团连续召开会议。经过讨论，代表团议决了下列事项：（1）变更扩大代表团组织。（2）代表去留问题。（3）代表团经费。（4）变更国会请愿同志会总部，扩张支部。（5）代表选派专员分赴各地游说联络。（6）回省代表的任务。（7）第三次请愿的准备。议定之后，代表团即电各省团体，告以“决为三次请愿准备，誓死不懈”。二十五日（7月1日），留日学生一千余人在东京锦辉馆开会，议定联合全国各界进行第三次请愿。美洲华侨公举中华帝国宪政会会员伍庄为代表，赴京请愿。澳洲华侨也电告其在京师代表陆乃翔务须竭诚尽力，继续请愿。六月十二日（7月18日），新组成的国会请愿代表团召开评议会，议决了代表团的总章，通过了事务所办事细则。不久，大部分代表回归本省，进行新的发动。七月初八日（8月12日），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前门内石桥别业会正式开会。到会者有二十个省谘议局五十名会员。会上通过了《谘议局联合会章程》、《议呈规则》、《临时办事处办事规则》。民主选举了正副主席与审查员。十一日（8月15日），国会请愿代表团议决：1.代表团自办事件。2.向谘议局联合会提议：（1）国会不开，各省谘议局不得承认新租税，并限制本省民选资政院议员不得承认。（2）各省谘议局于今年常会上应只限要求速开国会一个议案，不达目的，各局同时解散(82)。八月二十六日（9月29日），代表团听取了吉林代表李芳关于东三省危殆的情况报告，讨论了对付办法，一致认为根本问题仍在速开国会，议决在九月五日（10月7日）前上书摄政王、资政院与会议政务处。

九月初一日（10月3日），代表团通告全国，进行第三次请愿。九月间，除代表团、谘议局联合会上书摄政王、资政院、会议政务处外，各省国会请愿同志会、谘议局、教育会、农工商会或致电军机处，或电达资政院，或请督抚代奏，要求明年即开国会。侨寓日本的中华会馆、中华总商会、中华教育总会，也向资政院呈递了请愿书。九月二十三日（10月25日），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联名致电军机处代奏，恳请“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开设国会”(83)。十月初三日（11月4日），上谕：“著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此“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借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起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又谕：“所有各省代表人等，著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84)

十月初四月（11月5日），朝廷特派溥伦、载泽为纂拟宪法大臣，命其组织班子起草宪法。同日，国会请愿代表团讨论了今后行止与进行方略，决定：（1）解散代表团。（2）保留国会请愿同志会。（3）督促朝廷早日召开国会。（4）人民要积极参与宪法、议院法、选举法和官制、内阁组织法的拟订。（5）着手组织政党。（6）希望各省继续要求速开国会。十一月初五日（12月6日），奉天谘议局、教育总会、农务总会、商民总会、国会请愿同志会、惠工公司、清真教、承德自治会与全省四十六州县代表共一万余人，在议长吴景濂率领下，前往总督署请愿。沿途自动加入者又有近万人。总督锡良答允代奏。初六日（12月7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发出代奏折。初十日（12月11日），奉天代表董之威乘车启程赴京。十四日（12月15日），由东三省籍的在津学生函请各省在津学生与途经天津的奉天代表共开茶话会，与会的有直、鲁、川、鄂、苏、滇、晋、陕、甘、奉、吉、黑、闽、浙、豫、黔、皖、粤、桂籍的学生，天津的德华学堂、法汉学堂、高等工业学堂、北洋大学堂以及中学、师范、军医、商业学堂学生，共一千三百多人。董之威发表了演说，并希望学生作请愿中坚，组织全国学生请愿同志会，作为东三省的后援。与会者公决全体进行第四次请愿，立即组织全国学界请愿同志会，推温世霖为会长。十八日（12月19日），天津学界向全国发出公启。十九日（12月20日），天津各学堂学生三四千人，在请愿同志会长温世霖、谘议局议长阎凤阁、商会总理王竹林带领下，游行至总督署请愿。陈夔龙被迫应允代奏。二十日（12月21日），奉天代表至资政院呈递了请愿书。二十一日（12月22日），奉天代表又谒见奕劻、那桐，呈上监国书。同日，天津学生又举代表汇集于自治研究总所开会，推举了进京代表，并决定各省在津学生派人回省发动。又以天津全国学界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名义，通电各省谘议局转教育会、商会，告以天津“全体学界停课，已举代表晋京请愿”，请各省“速起以为后援”。陈夔龙闻讯，立即派四十名军警前往镇压。二十三日（12月24日），上谕，“今又有以东三省代表名义来京递呈，一再渎扰，实属不成事体。著民政部、前军统领衙门立即派员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各安生业，不准在京逗留。”“此后倘有续行来京，借端滋扰者，定惟民政部、前军统领衙门是问”(85)。同日，学部通电各省严禁学生请愿，如有不听劝告者，严加惩办。陈夔龙调兵包围学堂，勒令复课。十二月初二日（1911年1月2日），上谕：“学堂学生，历练未深，本不准干预国家政治”，“著各省督抚，再行剀切晓谕，随时弹压，严饬提学使及监督、提调、堂长、监学等，按照定章，随时开导查禁，防患未然。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以儆其余。如或仍前玩愒，以致滋生事端，惟该督抚等是问”(86)。初七日（1911年1月7日），陈夔龙下令将温世霖秘密逮捕。次日密电清廷。初九日（1月9日），获清廷允准，陈夔龙密令将温世霖押赴新疆。

国会请愿运动是立宪运动的高潮，然而它基本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固然与清廷分化瓦解及严厉镇压有关，但最根本的则在于立宪派本身的怯懦。国会请愿运动虽然失败，但其社会影响是不容忽视与低估的。兹略举数端以证之。其一，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普及了宪政思想，提高了国民的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觉悟。以往，宪政思想主要传播于知识分子与开明士绅中间，其他阶层不甚了了，尤其是边远和落后地区。在国会请愿运动中，立宪派通过各种手段与媒介，大力宣传爱国思想与宪政思想，使宪政思想普及到边疆及落后地区，深入到市民、工人、农民、妇女与贫苦人民中间，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思想、民主主义觉悟有了明显提高。其二，暴露了清廷的冥顽不灵，丧尽人心。立宪派奉献于清廷的是满腔热血，一颗忠贞不贰之心，一片热爱之情；而得到的回报却是拒绝、申斥以至严厉镇压。于是，他们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绝望。这种绝望情绪转化为切齿痛恨，使其义无反顾。其三，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不仅使少数激进分子转化为革命派，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左右两翼向一起靠拢，壮大了革命声势，加速了清王朝土崩瓦解的过程。

五、合法政党之建立

宣统二年九月初四日（1910年10月6日），资政院开议伊始，与立宪派关系密切的民政部尚书善耆，就召见钦选议员汪宝荣（民政部参议）与贡桑诺布尔（蒙古郡王），“大有组织政党思想，属转邀请同志数人”，次日“商榷一番”(87)。初五日（10月7日）晚，汪宝荣邀集钦选议员章宗元、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章宗祥与民选议员许鼎霖、雷奋、孟昭常、邵羲等同至贡桑诺布尔府邸。善耆令汪宝荣代其宣布了意见，众均赞成，“议定先草政纲，再分头纠约”(88)。十月初八日（11月9日），汪宝荣与资政院副总裁沈家本商议维持资政院会议办法，拟成立一个维持会，邀请议员开会，“阴备组织政党”。(89)初九日（11月10日），孟昭常、雷奋向汪宝荣提出，径自公然结党办法不妥，“应别定办法，缜密联络，俟联络妥洽，再行公然结党”。旋议定，民选议员方面由雷奋负责“邀结”，钦选议员方面由汪宝荣负责“邀结”(90)。本月，国会请愿代表团解散时，即决定在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基础上改组政党，培养积蓄力量，推举孙洪伊等起草党纲、党规。各省谘议局与立宪团体对组建政党期望甚殷，纷纷致函国会请愿同志会从速组织。十一月（12月）上旬，因党名久未定，孙洪伊便致电梁启超“促定党名”。梁启超建议叫“帝国统一党”。本月底，孙洪伊等拟出“帝国统一党”党纲十三条，党规三十条。十二月初一日（1911年1月1日），孙洪伊等邀请三十八人讨论党纲、党规草案。与会者认为还应作进一步修改。于是议决推举临时干事四十人，负责成立大会前的一切筹备工作。初八日（1911年1月8日），资政院讨论《大清新刑律》时，就无夫之妇女与人通奸是否定罪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最后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宣付表决，赞成有罪的用白票，赞成无罪的用蓝票。投票结果，白票七十七张，蓝票四十二张。初九日（1911年1月9日），汪宝荣、陆宗舆、章宗元等发布公启，邀集投蓝票议员于次日开会，研究新刑律的善后办法。资政院再开会时，果然按照投蓝票议员的意愿通过了新刑律总则。时人称此次投蓝票的议员为“蓝票党”，投白票的成员为“白票党”。十一日（1911年1月11日），资政院闭会后，汪宝荣等赞成新刑律的“蓝票党”议员召开会议，研究今后的重要议案。会上，有人提议“以此次赞成新刑律之人组织一政党”(91)，即政学会，亦称政学公会。其政纲、章程均未见于报端，其成立具体时间亦不详。本月，以资政院中“白票党”议员酝酿组织政党。

宣统三年正月（1911年2月），宪政实进会成立，全称帝国宪政实进会。陈宝琛为主席，于邦华为副主席。二月（三月）初，民政部批准“帝国统一党”申请。本月，宪政实进会发表了政纲和章程。《政纲》共十条，内容包括尊重君主立宪政体、发展地方自治能力、筹社会政治之改良、图法律制度之完善、讲求经济、注重国民教育、提倡移民事业、研究外交政策、筹划军事。《章程》共十二章三十一条，主要有总纲、总会分会支会的设立、入会手续、会内机构、会议种类、会费与常年捐、会员违纪处分等。本月，资政院议员罗杰、易中夔、刘泽熙、王璟芳、毓善等发起组织辛亥俱乐部。五月初三日（5月30日），召开宪友会发起会，与会者五十三人。会上宣读了章程，并提出改党名“帝国统一党”为“宪友会”，获得通过。《宪友会章程》共七章二十五条，主要有总纲、会员、职员、会议、总部与支部之关系、会费、戒约和附则等。初八日（6月4日），宪友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一百多人，推谢远涵为临时主席，黄远庸、李文熙为临时书记。十八日（6月14日），辛亥俱乐部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约六十人。通过了政纲，推程明超为临时主席。辛亥俱乐部《规约》共十章三十一条。主要有政纲、入社条件、常议员、社内机构、会议、本部与各地支部的设立、总部与支部之关系等。

宣统二年，清廷宣布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给立宪派带来新的希望。他们认为国会召开之期已为时不远，而国会政治亦即政党政治。为了使即将到来的国会真正发挥立法机关与监督机关的作用，同时为了获得多数席位，以便组织政党内阁，立宪派分别集结力量，未雨绸缪。当时，一些立宪团体已积累了一定的组织、领导、管理、活动等经验；进行了必要的舆论准备；经过几次国会请愿与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活动，各省立宪派人士，密切了联系与增进了彼此了解。组建政党的时机业已成熟。在武昌起义前成立的四个立宪政党，其中宪政实进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在政治上向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期望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度；在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企业；主张地方自治，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主张普及教育，提倡军国民教育；主张实行国民外交。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富强、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其内部的组织原则及其方式，也符合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因此，是为资产阶级政党。合法资产阶级政党的出现，标志着封建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削弱，人民民主权利的增长，是立宪派长期斗争的结果，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

六、资政院开议

宣统二年四月初一日（1910年5月9日）清廷宣布，八月二十日（9月23日）为召集议员之期，九月初一日（10月3日）为开院日期，所有议员届时一律齐集京师。

八月十九日（9月22日），资政院奏准施行《资政院议事细则》与《资政院分股办事细则》。《资政院议事细则》规定的议事过程与立宪国家的制度类似。《资政院分股办事细则》规定将全部议员分为六股；每股互推股长，互选理事；股员分专任、特任两种，由股员互选正副股长；专任职员分为数科，各科互选审查长；股员的议事程序、表决方法等，也同立宪国家一样。二十日（9月23日），资政院召集议员，正式成立。秘书长金邦平以抽签的办法将议员分为六股，随后各股推选了股长与理事。九月初一日（10月3日），资政院举行开院典礼。摄政王、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尚书皆莅议场。庆亲王奕劻向议员宣读了宣统帝的谕旨。摄政王载沣勉励议员“殚竭忠诚，共襄大计，扩大立宪之功用，树议院之楷模”。初二日（10月4日），资政院首次开会议事。政府委员列席了会议。此后，各省也派遣行政委员列席了会议。十七日（10月19日），资政院陈请股向议员报告了国会请愿代表和谘议局联合会的理由。十九日（10月21日），八十余名议员为准备次日讨论速开国会案专门召开了会议。请愿代表孙洪伊等也应邀参加。二十日（10月22日），议员就速开国会议案进行讨论，然后表决。表决的结果，出席会议的一百四十一名议员，无论是钦选还是民选议员，一致通过。二十四日（10月26日），全体议员一致通过了速开国会的奏稿。奏稿概述了代表等陈请速开国会的理由，论述了不开国会的害处与两院制的好处，要求“提前设立上下议院”。(92)

十月初七日（11月8日），资政院上奏：湖南发行公债事件，巡抚杨文鼎不交局议，显系“侵夺权限，违背法律”，应令其将原案交局议决，并要求对该巡抚“量予处分”。本日，上谕：此事“系奏经度支部议准之件，该抚未先交谘议局议决，系属疏漏。既经部议，著仍遵旨办理。嗣后各省应交谘议局议决之件(93)，仍著照章交议。”(94)初八日（11月9日），上谕在资政院会议上宣布后，民选议员以军机大臣副署谕旨，轻蔑资政院，侵夺资政院权限，纷纷要求军机大臣到院质问。十一日（11月12日），议员吴赐龄就湖南发行公债事件提出说帖一件：质问军机大臣为何变更法律？为何不给杨文鼎处分？十四日（11月15日），军机大臣派华世奎就商于袒护政府的钦选议员骨干汪宝荣。汪宝荣为其草拟了一个复稿，略谓谕旨对于谘议局章程，“但有保护，并无变更”。“赏罚黜陟乃君上大权，贵院不敢擅议于先，该议员等更何从质问于后”(95)。十九日（11月20日），资政院上奏三项核议案：（1）江西统税改征银元案。认为巡抚的意见已经度支部奏驳，可以不议，应照老办法征收。（2）广西高等警察学堂限制外籍学生案。认为应照民政部奏定章程不收外省学生办理。（3）云南盐斤加价案。认为总督应提出议案，交谘议局议决，未议决以前应停止施行。当日，清廷发布谕旨，江西改征银元案从之，广西限制外省学生案交民政部察核具奏，云南盐斤加价案交盐政大臣察核具奏。广西、云南两案系资政院上奏的请旨裁夺事件，准与不准当由清廷裁决，但反而委诸行政衙门察核，表现出对资政院轻蔑至极。议员们大为愤慨，以至于像汪宝荣这样的钦选议员也“不得不怀疑枢廷辅弼失宜”(96)。二十日（11月21日），议员们讨论对付政府的办法。二十一日（11月22日），会议刚开始，议员们不按议事日程表行事，纷纷登台发言，一致指斥军机大臣。最后表决的结果，具奏弹劾军机大臣案获绝大多数议员赞成，得以成立。二十四日（11月25日），庆亲王军机大臣奕劻命民政部、盐政处加班呈递复奏。当日，清廷另降谕旨，广西、云南两事均依部议。希望以此来取消对军机大臣的弹劾。十一月初十日（12月11日），由于载泽与善耆从中调和，资政院总裁溥伦不愿过于开罪军机大臣，加以一些钦选议员的影响，原来已获通过的弹劾军机大臣案改为“吁恳明定枢臣责任并速设责任内阁具奏案”。其折稿的大略内容是：军机大臣不负责任，“受禄则惟恐其或后，受责则惟恐其独先，不特立宪国大臣不应出此，揆诸古人致身之义，亦有未安。其咎一也”。军机大臣会议政务“仅等具文，披阅奏章，内成故事”，“每有设施，动多隔膜”，“徒有参与国务之名，毫无辅弼行政之实。其咎二也”。为此，请“迅即组织内阁，并于内阁未成立以前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必应担负责任之处，宣示天下，俾无诿卸”(97)。折稿在会议上被通过。十七日（12月18日），资政院将折稿上奏。同日，军机大臣亦奏请辞职。是日，摄政王载沣颁布两道硃谕。前一道硃谕慰留军机大臣；后一道硃谕不让资政院过问朝廷之事。其文曰：“资政院奏，大臣责任不明难资辅弼折。朕已览悉。朕维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为朝廷之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是军机大臣负责任与不负责任暨设责任内阁事宜，朝廷自有权衡，非该院总裁等所得擅预，所请著毋庸议。钦此。”(98)硃谕非但未能把弹劾风潮平息下去，这种剥夺议员民主权利的做法反而激起议员更大的对立情绪。十八日（12月19日），议员们在讨论中纷纷对硃谕不满，从而怀疑立宪的真伪及其诚意。不准干预军机大臣负责任的硃谕也引起“国中舆论哗然，咸以朝廷此旨，全反乎立宪之原则”。各省谘议局纷纷发出函电，给资政院以有力的声援。会议最后以多数通过了具奏明定军机大臣责任案。二十日（12月21日），资政院讨论明定军机大臣责任案稿。会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有人提出修正案。表决的结果，原奏稿被否决，通过了修正案。二十三日（12月24日），资政院通过速设责任内阁奏稿。二十四日（12月25日），清廷下令宪政编查馆迅速编制内阁官制。这是军机大臣在玩弄对付资政院奏折的伎俩。二十七日（12月28日），许多议员重新提出弹劾军机大臣案，并获通过。三十日（12月31日），资政院将弹劾军机大臣折入奏，其基本内容是军机大臣渎职，难资辅弼。折上之后，军机大臣依徐世昌之见，奏请留中不发。于是弹劾失去效力。十二月初三日（1911年1月3日），议员们深知再弹劾亦无效力，于是又写了一个奏稿，说明资政院的性质与地位，朝廷对资政院所上奏折留中的危害。初十日（1911年1月10日），资政院通过了赦免国事犯奏稿。奏稿所要求赦免的，不仅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而且也包括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内的政治犯。

七、《重大信条十九条》制定

宣统三年九月初一日（1911年10月22日），第二届资政院会议举行开幕典礼。初二日（10月23日），资政院召开第一次会议。牟琳提出修改的资政院章程必须交院议决，方有效力。与会者多数赞成。初四日（10月25日），资政院召开第二次会议。民选议员提出标本兼治以救危亡具奏案。所谓“治标”办法有二：一是“猛治”，即严惩造成川变和鄂乱的罪魁祸首邮传大臣盛宣怀、川督赵尔丰和弃城逃到军舰上的鄂督瑞澂；二是“宽治”，即将铁道国有、铁路公债条例速交资政院讨论，释放蒲殿俊等人，设法招抚解散川鄂“乱民”。“治本”的办法在于迅速组织完全责任内阁，明年召开国会，宪法交资政院协赞(99)。此案立即获全体一致通过。继而又提出纠参“误国祸首”盛宣怀案，并涉及内阁总理大臣。亦获通过。初五日（10月26日），载沣同时发下三道上谕：（1）将修改的资政院章程交院协赞。（2）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奕劻、那桐、徐世昌于盛宣怀具奏时率行署名，交该衙门议处。（3）将赵尔丰交内阁议处；释放蒲殿俊等九人以及在武汉被捕的萧湘。初六日（10月27日），资政院召开第三次会议。于帮华提出顺人心以弭乱本具奏案。经大家讨论，将其一分为三，即罢亲贵内阁、宪法交院协赞、解除党禁。初七日（10月28日），资政院召开第四次会议，通过上次会议三个奏稿。初九日（10月30日），清廷连发四道上谕：（1）“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2）“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3）“著溥伦等敬遵钦定宪法大纲，迅将宪法条文拟齐，交资政院详慎审议，候朕钦定颁布”。（4）“兹据该院奏称：皇族内阁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请取消内阁暂行章程，实行内阁完全制度，不以亲贵充当国务大臣等语。所陈系为皇室而固国基起见，朕心实深嘉纳，一俟事机稍定，简贤得人，即令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并将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撤销，以符宪政而立国本”(100)。初十日（10月31日），资政院召开第五次会议，对昨日上谕比较满意，决定向全国宣布“朝廷德意”。十二日（11月2日），资政院召开第六次会议，重点研究了宪法信条及相应奏稿，获得一致通过。同日，上谕：“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电奏……惟内阁一日不成立，即内乱一日不平息，并宪法由议院制定等语。系为维皇室，靖乱源起见……内阁总理、协理大臣及各国务大臣昨已具奏辞职，均经降旨允准，并另简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完全内阁。所有大清帝国宪法著即交资政院起草，奏请裁夺施行。”(101)同日，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请释回纠众请愿之温世霖，获清廷允准。

九月十三日（11月3日），资政院总裁李家驹等奏，请将草拟宪法内重大信条先行颁示并请准军人参与宪法起草意见折。内称：“伏查东西各国君主立宪，皆以英国为母。此次起草，自应采用英国君主立宪主义，而以成文法规定之。”“兹谨先拟具宪法内重大信条十九条，凡属立宪国宪法共同之规定，则暂从阙略，俟全部起草时，再行拟具。”(102)《重大信条十九条》如下：第一条，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第二条，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第四条，皇位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第五条，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第六条，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第七条，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之；第八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第九条，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非国会解散，即内阁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为再次国会之解散；第十条，陆海军直接由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第十一条，不得以命令代法律，除紧急命令，应特定条件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为限；第十二条，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但媾和宣战，不在国会开会期中者，由国会追认；第十三条，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第十四条，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又预算案内，不得有既定之岁出，预算案外，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第十五条，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由国会议决；第十六条，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第十七条，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第十八条，国会议决事项，由皇帝颁行之；第十九条，以上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条，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103)。上谕：“资政院奏采用君主立宪主义，并先拟具重大信条十九条，缮单呈览”，“朕详加批览，均属扼要，著即照准”，“将来该院草拟宪法，即以此为准。”(104)同日，陆军统制官张绍曾等奏陈请愿意见政纲十二条折。《政纲》十二条是：（1）大清皇帝万世一系；（2）立开国会，于本年内召集；（3）改订宪法由国会起草议决，以君主名义宣布，但君主不得否决之；（4）宪法改正提案权专属于国会；（5）海陆军直接由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应由国会议决特别条件遵守，此外不得调遣军队；（6）格杀勿论、就地正法等律，不得以命令行使，又对于一般人民，不得违法随意逮捕、监禁；（7）关于国事犯之党人，一体特赦擢用；（8）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由皇帝敕任，国务大臣，由内阁总理大臣推任，但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及国务大臣；（9）关于增加人民负担及媾和等国际条约，由国会议决，以君主名义缔结；（10）凡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11）选任上议院议员时，概由国民对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之；（12）关于现时规定宪法、国会选举法及解决国家一切重要问题，军人有参议之权(105)。十三日至十四日（11月3日至4日），资政院连续召开第七次、第八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惩治汉口前线官军烧杀商民罪具奏案、速开国会具奏案、准革命党人改组政党即行重用具奏案。十五日（11月5日），上谕：著资政院速订议院法、选举法，一俟议员选定，即召开国会。又谕：所有此次党人均著按照法律改组政党，借以养成人才，收作国家之用(106)。十八日（11月8日），资政院召开第九次会议，讨论了山东向清廷提出的八条要求。又依据《重大信条十九条》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二十三日（11月13日），资政院召开第十次会议。会上提出召开临时国民会议，旨在征求各省对速开国会和拟定宪法的意见。二十八日（11月18日），资政院召开第十一次会议。议员们讨论了起草宪法、议院法、选举法的问题，并通过了再度修改的资政院章程。三十日（11月20日），资政院召开第十二次会议，议决通过了剪发案和改用阳历案。十月十四（12月4日），资政院召开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内阁向外国借款议案。十一月十三日（1912年1月1日），资政院召开最后一次正式会议，讨论了集会结社章程、承发吏职务章程和募集短期公债案。

第二届资政院会议是在武昌起义后，各省风起云涌，纷纷独立的形势下召开的。当时，内阁无暇顾及，清廷节节让步。因此，与第一届资政院会议相比，第二届资政院会议成绩显著：打倒了皇族内阁；推翻了《钦定宪法大纲》的原则，取得了由资政院起草、议决宪法的神圣权力；废除了长期以来清廷所奉行的党禁，使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国事犯”和其他革命党人组织政宪成为合法；排除了种种干扰、阻挠，争取到年内尽早召开国会，等等。而其中最突出的成就，则在于议员们经过力争，起草并旨准颁行了《重大信条十九条》。这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资产阶级宪法纲领，实行英国模式的议会政治，虚君共和，彻底废除君主权力。就其实质而言，已经达到了与民主共和同等的程度。清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挽救其垮台的命运，对资政院议员有求必应，言听计从，从而把预备立宪推到了顶峰，其实亦即其终点。若早些时候，哪怕是几个月前，可能引起立宪派雀跃欢呼；而今全国革命已成燎原之势，清廷朝不保夕，为时已晚。宪政无疑是医治封建专制的一剂良药，而它却无法救治病入膏肓的大清王朝。

第四节
辛亥革命高潮与清王朝灭亡

一、黄花岗起义与广大群众反抗斗争高潮

（一）黄花岗起义

宣统二年正月初三日（1910年2月12日），正在美国筹集巨款的孙中山闻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乃决计取道檀香山、日本而返，就近领导国内起义。十月十二日（11月13日），孙中山在南洋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与会者有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党内骨干及南洋和国内东南各省代表。由于历次起义的失败，当时党内笼罩着一种悲观情绪，“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欷戯太息，相视无言”(107)。孙中山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勉励革命党人再接再厉，为实现新的起义计划而共同奋斗。会议决定筹集巨款，继续在广州发动起义，以新军为骨干，同时联络防营和会党。鉴于以往起义运动新军或会党难于择一发难，议决择青年革命志士五百人为选锋（敢死队），任发难之责。占领广州后，由黄兴率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长江流域各省由谭人凤、焦达峰等率兵响应。各军会师南京，即行北伐。会后，孙中山派赵声前往香港联络广州新军，派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分赴南洋各地募款。十二月十九日（1911年1月19日），孙中山抵达美国。他在美国各地积极活动，劝华侨捐资，以助革命。旅美各地华侨踊跃认捐。本月，黄兴以筹款事定，乃从南洋回香港。胡汉民以及国内和日本的同志多陆续到达。月底，于跑马地三十五号设立统筹部，总揽一切。黄兴被举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下设八处课，分别负责各项事务。还于百花街设立实行部，专门制造起义用的炸弹和其他工具，由方声洞负责。

宣统三年正月初六日（1911年2月4日），统筹部各处课分别派人进入广州。此时正在广州设立秘密据点达三十八处。三月初十日（4月8日），由于广州内外各省革命力量大体联络就绪，乃召开会议，议决三月十五日（4月13日）为发难期，选锋增至八百人。举赵声为总指挥，黄兴为副总指挥，分十路进攻广州。会议当日，发生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吴镜自香港运炸弹至广州时，不幸被捕。广州官方加强了戒备，侦探四出，防范极严。适在此时，从日本运出的一批枪械，又被周来苏惊惶失措丢到海里。因此，起义计划被迫延期，决定三月二十八日（4月26日）发难。二十五日（4月23日），黄兴从香港赶赴广州，主持起义的领导工作。因清方搜捕极严，部分秘密机关已遭破坏，又获悉准备响应起义的新军第二标于四月初五日（5月3日）退伍的确信。黄兴十分焦急，在准备尚未就绪、联系未周的情况下，临时决定三月二十九日（4月27日）起义。二十八日（4月26日）夜，研究进行方法，进行具体布置。进攻计划临时改为四路，由黄兴亲率第一路主攻总督府。二十九日（4月27日），黄兴率二百人进攻总督衙门，但其余三路均未按时策应。他原计划活捉两广总督张鸣岐，然后以总督的名义号召两广清军反正。但攻入总督衙门后，张鸣岐已潜逃。他们未获张鸣岐，便焚烧了总督署，出总督署不远，即与清军大队遭遇。黄兴遂将队伍分为三路：一路往攻督练公所，一路往攻小北门，黄兴亲率一路出大南门接应防营。其他两路遇清军截击，与敌苦战。黄兴一路恰遇温带雄所率拟攻水师行台的防营。因温部为进城方便，未缠白布为号，双方发生误会，自身主力展开混战。此役革命党人损失惨重。四月初三日（5月1日），将当时收殓到的七十二具烈士遗骸合葬于广州白云山麓之红花岗，更名为黄花岗，故此次起义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的失败，使同盟会丧失了许多骨干。但这次起义却推动了全国革命走向高潮，其影响极其深远。

（二）广大群众反抗斗争高潮

宣统二年，出现了数十年所未有的灾荒。宣统二年至三年（1910年至1911年），抢米风潮和抗捐抗税斗争遍及全国各地，广大群众的反抗斗争掀起高潮。其中湖南长沙抢米风潮与山东莱阳抗捐抗税斗争规模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

1. 湖南长沙抢米风潮

宣统二年二月（1910年3月），长沙米价飞涨。米店囤积居奇，米价一日数涨。三月初二日（4月11日），长沙南门外挑水工黄贵荪之妻因家中仅有的数十文钱买不到一升米，全家投水自杀。消息传开，长沙市民无不义愤填膺。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起来，捣毁抬价的碓房，要求官府平价。初五日（4月14日），愤怒的群众拥向巡抚衙门，巡抚岑春煊下令开枪，当场死二人，伤数人。群众更加愤激，烧毁巡抚衙门，焚烧和捣毁大清银行、税关、官钱局等。斗争的锋芒还指向外国领事署、教堂、洋行及洋货商店。参加斗争的人数达二万人以上，波及益阳、宁乡、湘潭、平江、湘阴、安化、岳州、宝庆、常德、澧州、衡州、浏阳等府州县。

2. 山东莱阳抗捐抗税

宣统二年，山东莱阳知县朱槐之与劣绅以办新政为名，增加捐税，人民不堪重负。四月十三日（5月21日），莱阳县农民数千人在联庄会首领曲诗文领导下拥入县城，要求减免捐税，并以积谷充之。迫于群众的压力，朱槐之只得应允。五月初六日（6月12日），因朱槐之未兑现承诺，且备荒积谷已被官绅侵吞，乡民万余人入城请愿，要求退还积谷，免除杂捐，斥退陋绅劣董。初十日（6月16日），朱槐之与曲诗文等乡民代表达成和约，并发布告示，乡民遂散去。但朱槐之被清政府革职。二十日（6月26日），新任知县奎保上任后，推翻朱槐之与乡民前约，照收苛捐杂税，并出告示缉拿曲诗文。二十六日（7月2日），知县奎保派兵役协同候补道杨曜林马步兵，赴乡拘捕曲诗文。乡民聚众奋起抗阻，死伤近百人。二十七日（7月3日），曲诗文传牌集众于南岚村，正式宣布起义，号召起义群众与官府进行坚决斗争。二十八日（7月4日），起义军数万人屯驻马山埠，又分四路驻守要害。全县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军，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十几万人。三十日（7月6日），曲诗文率军攻打莱阳县城，清军大为惶恐。

山东巡抚孙宝琦飞檄调登州镇总兵李安堂、第五镇第十协统领叶长盛率马步军星夜前往镇压。清军用大炮轰毙起义军四五百人，伤千余人。起义军退踞柏林庄，又被清军攻破。孙宝琦又商调陆海各军防剿。曲诗文率军退往海阳、荣城一带，与当地起义队伍配合，继续坚持斗争。

二、保路风潮

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年5月9日），上谕：“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108)十五日（5月13日），湖南绅商学界各团体刊发传单，谓湘省粤汉干路为全省命脉所关，将来借款筑路，湘人生命财产均操之外人之手，若不极力收回，后患何堪设想。十六日（5月14日），湖南各界在教育总会召开大会，到会者一万余人，均主张恪遵宣统二年上谕，完全商办，实力进行。并决定十八日由各团体呈请湘抚电奏，收回成命，如不得请，将来或外人或督办到湘强事修筑，定集全力抵抗，无论酿成如何巨案，在所不顾。十八日（5月16日），湖南各团体抵巡抚衙门，请求电奏。铁路公司长株段工人万余名罢工，接着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巡抚杨文鼎见人众势汹，恐酿事故，当允代为电奏。二十二日（5月20日），邮传部与英、德、美、法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并获清廷批准。二十四日（5月22日），上谕：“前经降旨，铁路干路收归国有，并派端方以候补侍郎充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饬令迅速前往妥筹办理。”(109)五月初六日（6月2日），川路公司得湘、鄂争路函电，竭力赞成。旅京川人集议再三，坚持反对国有及收回股本之说。留日学生表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川人闻之大为感动，群议力争，若不得请，则不输租税以为后盾。初十日（6月6日），粤人以干路国有，虽然各省力争，迄无结果。遂于是日大集股东，筹商对策。二十一日（6月17日），四川各界在铁路公司召开会议，议决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以破约保路为宗旨。次日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四千余人。二十八日（6月24日），四川保路同志会致各府、厅、州、县函，望其速行组织分会。据不完全统计，至七月十五日（9月7日），已有六十四县成立分会，总数达数十万人。七月初一日（8月24日），川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到会者数万人，群情激昂。皆谓政府已不认川民，不认川督，不认先皇谕旨，实已呼吁无门，只有起来反抗。全蜀股东，不完捐税，不纳丁粮。议未定，成都全城已停课罢市。接着，数十州县闻风响应，卷入斗争行列。初九日（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决不纳税粮并发出通告。之后，四川发展为全省抗捐抗粮，金堂、新繁、彭县、灌县（现都江堰市）等地发生群众暴动。十一日（9月3日），广东各团体在香港召开广东保路会成立大会，到会者万余人。宣布章程，公推代表赴京争路。十五日（9月7日），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四川保路同志会、四川谘议局、川汉铁路股东会负责人蒲殿俊、罗纶等人。消息传开，各界群众数万人聚集到总督衙门进行和平请愿。赵尔丰下令士兵开枪，打死群众数十人，伤者倍之。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

血案发生后，广大人民忍无可忍，迅即掀起全省武装暴动。同盟会员王天杰、龙鸣剑等趁机联络会党发动武装起义，组成保路同志军，向成都进军。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还宣布荣县独立，组成军政府。清廷命端方自湖北率兵前往四川镇压。部分鄂军入川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四川保路风潮遂成为武昌起义直接导火线。

三、武昌起义与湖北军政府成立

（一）武昌起义

武昌为何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就其主客观条件概略而言，约有数端：其一，武汉是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城市，且地处“九省通衢”之要冲，是帝国主义侵略并激烈争夺的中心地区之一，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其二，封建捐税在湖北尤其武汉异常苛重。20世纪初年，清政府把湖北作为重要财富地区之一，强摊大宗赔款，剧增新政捐税，湖北又是全国唯一以一省之力编练一镇一混成协新军的，地方捐税“甲于天下”，人民备受其累，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并不断激化；其三，湖北革命党人注意在新军中做长期的、细致的工作，革命组织网在新军中比较健全，实力比较雄厚；其四，同盟会中部总会把武装起义的着眼点放在两湖，尤其是湖北，黄花岗之役失败后，特别是保路运动掀起后，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促进武汉革命团体的联合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为武昌首义作了充分准备。

宣统三年八月初三日（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科学补习所成立后，由于屡遭破坏，几经更名，由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直到文学社）与共进会召开联合大会，与会者六十余人。会上商讨起义计划，议决八月十五日为起义日期。推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推定了起义后军政府的人员组成，制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并草拟了文告，选定了政治筹备员与军事筹备员。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并联络各省策动响应。武昌起义前，湖北革命党人作了较周密准备和部署。八月十八日（10月9日），孙武与潘伯善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秘密机关赶制炸弹，有人吸烟引起炸药爆炸。孙武当场被炸伤，送往医院，其他人逃避。俄国巡捕搜获旗帜、印信、文告、名册等。武汉当局立即派出大批差弁警宪，大肆搜捕。十九日（10月10日）凌晨，军警包围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部，蒋翊武等乘乱逃走，刘复基等被捕。在此前后被捕者达三十二人。军事筹备员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就义。三位烈士遇害的消息使革命同志悲愤至极。清廷按名册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情况万分危急。于是，革命党人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暗中自行联络。晚八时半，工程第八营熊秉坤等首先打响第一枪，武昌起义爆发。枪声传到楚望台，守卫军械库的革命同志首先响应。随后，起义的各标、营及测绘学堂的学兵齐集楚台，炮队、工程队、辎重队也相继赶到。推举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吴兆麟为原日知会会员，起义前任队官。在吴兆麟指挥下，起义军主攻总督府。湖广总督瑞澂逃到江边的楚豫号军舰上。一夜之间，武昌全城光复。二十日（10月11日）和二十一日（10月12日），汉口、汉阳也相继克复。

（二）湖北军政府成立

武汉三镇光复后，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马上建立革命军政府，扩大革命成果，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但革命党人并没有意识到应当把军政府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错误地认为需要社会上有名望和地位的人出面以资号召。当时孙中山远在海外，至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上午才从报纸上获悉武昌起义的消息，黄兴与同盟会其他领导人分别在香港、上海等地。直接筹备起义的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在起义前或负伤，或就义，或逃匿。而武昌起义的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只是个队官，资历不足。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日（1911年10月11日），刚经过武昌起义战斗洗礼的革命士兵邀请湖北谘议局议员与地方士绅在谘议局开会，推举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任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后在北洋海军中任职。甲午战后投靠张之洞，三次被派往日本学习，从管带升至混成协统。武昌起义打响后，他仍顽抗，并亲手杀死两名响应起义的士兵。武昌光复后，他藏匿于一管带家。由于黎元洪在新军中素以军务娴熟、为人厚重著称，博得了进步人士的好感。但他当时并不顺从革命，由革命党人用手枪逼着做了都督。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任民政部长。

二十一日（10月12日），革命党人以都督黎元洪的名义通电全国，宣告武昌光复。同时致电上海，催促黄兴、宋教仁、居正等到鄂，并请转电孙中山，让其从速回国，主持大计。同时照会各国领事，宣布军政府的对外政策。二十二日（10月13日），军政府决定募兵，很快满额。二十三日（10月14日），谭人凤、居正等自沪抵鄂，目睹军政府的混乱，认为应重新组织，以加强军政府的职能。本来，汤化龙已赶拟出一个《军政府暂行条例》，因怕革命党人反对，不敢贸然拿出。此时正好利用居正等人希望加强军政府的心理抛出，并怂恿居正诡称系同盟会总部所拟定。该《条例》共六章二十四条，都督统辖军政大权，民政部改为政事部，并扩大了权限。在人事安排上，除孙武外，其他人都是旧军官和立宪派，严重排斥革命党人，因而激起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本日，革命党人创办的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发刊。九月初三日（10月24日），在革命党人孙武、刘公、张振武等人的提议下，军政府召开会议，推翻《军政府暂行条例》，通过了《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改订条例缩小和限制了都督的权力，削弱了民政部的权限，并加强革命党人对军政府的监察。在人事安排上革命党人占优势。然而，既然黎元洪已当上了都督，当他的权力膨胀到一定程度时，革命党人根本无法控制局面，保住自己的政权。十九日（11月9日），军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它是由宋教仁起草的。该约法共七章六十条，是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与“天赋人权”论为其思想基础，以三权分立为其理论基础的一部大法，是中国资产阶级拟定的第一个带有宪法性质的文件，并成为后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的蓝本。

四、全国各地响应

宣统三年九月初一日（1911年10月22日），湖南、陕西首先响应武昌起义。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发动新军和会党起义，进攻长沙，巡抚余诚格逃走。焦达峰、陈作新被举为正、副都督，成立湖南军政府。同日，陕西同盟会会员景梅九、井勿幕等联络新军和会党，发动起义，护理巡抚钱能训逃遁。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翙任都督，建立陕西军政府。湖南、陕西起义成功，有力地支援了湖北军政府和武汉前线。初二日（10月23日），驻江西九江新军起义，拥标统马毓宝宣布独立，成立九江军政分府。几天后，同盟会会员蔡公时发动新军起义，建立江西军政府。后由同盟会会员李烈钧任都督。初八日（10月29日），山西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杀死巡抚陆钟琦，成立山西军政府，协统阎锡山任都督。初九日（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员李根源、罗佩金等联合新军协统蔡锷发动起义，建立云南军政府，蔡锷任都督。十三日（11月3日），上海同盟会会员张承槱等发动防营、会党、工人起义，并于次日攻克江南制造总局，占领上海，成立上海军政府，同盟会员陈其美任都督。十四日（11月4日），浙江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支援下，发动新军和防营起义，占领杭州，成立浙江军政府，浙江谘议局议长汤寿潜任都督。同日，贵州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和陆军学堂学生起义，占领贵阳，成立贵州军政府，新军教官杨荩诚任都督。十五日（11月5日），江苏巡抚在立宪派、官僚及绅商的要求下，宣布独立，巡抚衙门改成军政府，巡抚成了都督。同日，安徽同盟会会员发动团练起义，占领部分州县。几天后，立宪派拥巡抚朱家宝宣布独立，朱任都督。后朱家宝逃走，同盟会会员孙毓筠、柏文蔚先后任都督。十六日（11月6日），广西谘议局议决独立，推巡抚沈秉堃为都督。不久，原清军提督陆荣廷发动兵变，夺取了都督之位。十九日（11月9日），同盟会会员许崇智率所部第二十协起义，建立福建军政府，推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为都督。同日，广东宣布独立，推两广总督张鸣岐为都督，广大群众和民军强烈不满，海外侨胞也通电反对。张鸣岐逃走。于是，各界代表和谘议局部分人员推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成立广东军政府。

至十月上旬（11月下旬），全国大部分省宣布独立，部分海军也举行起义。其他省份和内蒙、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或发动起义，或建立局部政权。就连清王朝中心地区直隶省，革命党人也策动驻滦州新军第二十镇和驻保定新军第六镇举事。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和全国广大群众自发斗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向高潮。清王朝的封建大厦被这股巨大洪流所冲垮。

武昌起义后，各省迅速响应，纷纷独立。在独立各省中，基本有两种情况：一是革命党人发动新军、会党武装夺权；二是由立宪派策划和平光复。对于武昌起义前后的立宪派，学术界颇多微词。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在方法论上以人画线，以阵营而定是非。武昌起义前后，立宪派积极活动，造成清廷迅速瓦解的局面，这在当时对革命形势而言是一件好事。至于立宪派掌握某些省份的政权，是因为那里的革命党人软弱无力，不能作为立宪派反动的理由。辛亥革命后，人们加于立宪派的主要罪状是：反对孙中山，拥护袁世凯，破坏革命。其实，从当时情况考察，不唯立宪派主张孙中山将政权让给袁世凯，而革命派内部主张孙中山让位的妥协势力已占据优势。当时这种趋势产生的原因很复杂，除客观形势和袁世凯的两面派手法外，应主要从资产阶级两翼立宪派和革命派主观方面寻找。立宪派和革命派都反对封建专制，向往民主，尽管有激进与温和之手段的差别。然而，他们又有着共同的致命的弱点：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不能认识国家政权的阶级实质，执著于政权的组织形式。由于立宪派更保守一些，这方面较革命派尤甚。

五、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与中国半封建社会形成

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1911年11月9日），湖北都督黎元洪通电独立各省，请派全权代表赴鄂，筹组中央临时政府。二十一日（11月11日），江苏都督程德全与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提议在上海开会，筹组中央临时政府。其理由是：上海位居交通枢纽，又为列强注视之地。二十三日（11月13日），上海都督陈其美通电各省代表赴沪集议，并仿照美国提出集议方法。二十五日（11月15日），江苏、浙江、山东、湖南、上海等地代表在沪集会，成立“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他们认为，武昌的鄂军都督府可以执行“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政务，但代表会议则应在上海召开。武昌方面力争代表会议在武昌召开。上海方面作出让步。十月初四日（11月24日），各省代表陆续抵达武昌时，正值汉阳失守，武昌全城皆在龟山清军炮火威胁之下。于是会议地点改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初十日（11月30日），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公推谭人凤为议长，雷奋、马君武、王正廷起草中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议决在中央临时政府成立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十二日（12月2日），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同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在汉口开会的代表议决中央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代表会议改在南京召开。十三日（12月3日），代表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纲》，并议决即日由各省代表签字公布。十四日（12月4日），留在上海的各省都督代表与浙江都督汤寿潜、江苏都督程德全、上海都督陈其美等召开共和联合大会，公举黄兴为大元帅，即以大元帅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又举黎元洪为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仍驻武昌。二十二日（12月12日），各省代表齐集南京。二十五日（12月15日），代表们得袁世凯内阁主张共和的消息，主张维持虚位待袁的议决，并议决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而承认上海会议所举之大元帅、副元帅。且于《中华民国临时组织大纲》内另加一条：大总统未选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二十七日（12月17日），黄兴发出通电力辞大元帅，并推黎元洪任大元帅。于是代表会议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议决大元帅不能在临时政府所在地时，由副元帅代行其职。十一月初二日（12月21日），黎元洪致电代表会议，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托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此时黄兴已获悉孙中山回国之确信，便推辞赴宁组织中央临时政府。初六日（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经香港抵达上海，受到各界热烈欢迎。初十日（12月29日），各省代表召开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会议，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改用公历。在南京临时政府发表的第一个文告《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任务是：“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制定对内方针是：“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对外方针是：“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睦谊，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110)1月2日，由于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只有大总统，而无副总统；行政各部只有外交、内政、财政、军务、交通五部，不够健全。于是，宋教仁以湖南代表的身份提议在大总统之外加一副总统，行政各部不加限制。此提议经代表会议通过。1月3日，代表会议正式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并投票一致通过国务员人选，委任了各部次长。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长、次长如下：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海军总长黄宗瑛，次长汤芗铭；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接着，又委任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黄兴兼参谋长，钮永键为参谋次长；宗教仁为法制院院长，汤化龙为副院长；徐绍桢为卫戍总督。不久，又聘章炳麟为枢密顾问。1月11日，代表会议议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五色为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1月28日，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参议院提出一个国会组织法大纲及选举法大纲，组织法要旨以美国国会为蓝本。1月30日，中华民国实业协会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李四光、万葆元为正、副会长，马君武为名誉会长。其宗旨是：振兴实业，扩充国计民生，挽回利权。

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的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法令。根据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原则，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等“公权”和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教等“私权”；命令各级官厅焚毁刑具，停止刑讯；下令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严禁买卖人口，禁止蓄奴；解放“疍户”“惰民”等所谓“贱民”，允许他们享有“公权”和“私权”；革除“大人”“老爷”等称呼；禁止蓄辫、缠足、赌博；严禁种植和吸食鸦片，等等。在发展民族工业方面，颁布了保护工商业的规章，废除清代一些苛捐杂税，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纲”的“公民道德”；禁用清政府学部所颁行的教科书，新编教科书必须合乎“共和民国宗旨”，废止“有碍国民精神及非各学校应授之科目”，等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受到来自国内外各方面政治、经济的巨大压力，处境很艰难。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的政权。虽然国务员中包括了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但根据同盟会所设计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孙中山任命的各部次长、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是清一色的留学日本和欧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除海军次长外，全部是同盟会员。在临时参议院中，四十余名议员有三十余名是同盟会员。上述情况表明，革命党人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布的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改革的法令，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原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件。

六、南北议和与袁世凯窃国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队前往镇压。北洋军队是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荫昌指挥不灵。武昌起义后几天，帝国主义列强准备武装干涉，由于周围各省纷纷响应，他们便促使清政府立即起用被罢黜的袁世凯，让他出来收拾残局。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911年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令其统率北洋军队南下镇压革命。但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想得到更大的权力，以“足疾未痊”为借口，不肯出山。九月初六日（10月27日），清军进攻武汉受挫，独立的省份也越来越多，清廷只得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袁世凯的政治目的未达到，便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授予其军事全权，保证供应充足军饷等诸多条件。清廷有些为难。此时，起义烈火燃遍全国，资政院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年会，要求加快民主进程，袁世凯又策动张绍曾等将领电奏政纲十二条，实行“兵谏”。清廷在多方面压力下终于屈服，赶忙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于是，清廷军政大权落入袁世凯之手。十一日（11月1日），袁世凯南下督师，令北洋军队攻陷汉口。但攻下汉口后，袁世凯下令北洋军队停止进攻，并赴北京组织责任内阁。他想以北洋军队威胁南方革命势力，又利用南方革命势力威胁清政府，以实现其更大的野心。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保持其在华侵略权益，且目睹清政府即将垮台，便加紧扶植袁世凯，胁迫南方革命势力向袁世凯妥协，以袁世凯取代清王朝，成为其新的统治中国的工具。十月六日（11月26日），经英国公使朱尔典与袁世凯密谋后，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南北停战的建议。武昌方面接受停战建议。十一日（12月1日），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十八日（12月8日），袁世凯命唐绍仪为全权代表，驰赴武汉议和。十九日（12月9日），独立各省委托伍廷芳为南方议和全权代表。此日，南北双方正式达成停战协议。二十一日（12月11日），伍廷芳致函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士，请其通过驻华公使，与袁世凯商议改命唐绍议赴沪会谈。二十八日（12月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议政厅正式开始。此次会谈主要讨论南方代表提出的未停战省份一律停战的问题。与会者除南北双方代表外，还有英、美、俄、法、德、日等国驻沪总领事及上海外商代表李德立。十一月初一日（12月20日），南北双方举行第二次和谈，议定停战延长七日，期内两军各省用兵地方，一律停止进攻。同日，英、美、法、俄、德、日六国驻沪总领事向南北双方送同样照会，认为“目前中国战争若继续下去，这不仅使中国本身，亦将使外国人的物质利益与安全遭受重大危险”。为此告诫南北双方“有必要尽速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冲突归于停止”(111)。初八日（12月27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及谈判情况，认为现在停战期间已促，再四思维，惟有吁请即日明降谕旨，命总理大臣颁布阁令，召集临时国会，以君主民主付之公议，征求意见，以定指归。袁世凯上奏，要求清廷召开宗支王公会议，以决大计。清廷召开御前会议，王公宗支意见很不一致。初九日（12月28日），上谕，著内阁迅将选举法妥议施行。袁世凯复电唐绍仪，希望其与伍廷芳切实讨论选举法。初十日（12月29日），南北双方举行第三次和谈。达成三项协议：（1）关于清室之待遇，（2）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3）关于国体问题。十一日（12月30日），南北双方举行第四次和谈。双方就国民会议问题达成协议。同日，袁世凯得知孙中山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组织临时政府，而深恐其欲得民国总统之希望落空。于是，他一面拒绝第四次和谈所议定的召集国民会议的办法，一面制造所谓唐绍仪逾越权限的借口。十二日（12月31日），南北双方举行第五次和谈。双方就有关停战的具体事宜及国民会议的地点、时间等问题达成协议。同日，唐绍仪按照袁世凯的授意，与北方代表十三人致电袁世凯要求辞职，并于次日通知伍廷芳。十四日（1912年1月2日），袁世凯准唐绍仪等辞职，并电告伍廷芳，以后南北和议事件，由其直接电商。十五日（1912年1月3日），袁世凯授意段祺瑞等，四十八名北洋将领联名发出通电，声称“吾人则断然主张君主立宪”，“若国民会议竟议决采用共和政体，吾人惟当奋力战斗，至死不承认此政体”(112)。此时，革命派不仅受到帝国主义干涉和袁世凯北洋势力的外部压力，而且也受到内部立宪派和革命派中妥协势力的巨大压力。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积极活动，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制造妥协氛围，迫使革命派向袁世凯让权。张謇还密电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勘定大局。”(113)革命派中妥协思想占了上风。不惟汪精卫力劝南方革命党人让位于袁氏，“恶毒攻击孙中山先生本人有权利思想”(114)；就连同盟会的第二号人物黄兴也吹捧袁世凯为中国的“华盛顿、拿破仑”式的人物(115)，建议“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114)，但是，北伐的声浪暂时压倒了大多数革命党人的妥协思想。南京临时政府接受了孙中山的北伐建议。二十三日（1月11日），孙中山自任北伐军总指挥，以黄兴为北伐陆军参谋长，并制定了六路北伐的计划。二十五日（1月13日），在津浦线上，北伐军在宿州等地打败清军，战略重镇徐州也不战而下。在安徽、湖北、河南等战场上，北伐军也取得一系列胜利。然而，就在此时，帝国主义列强在长江及华北、东北地区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立宪派危言耸听，革命党人也最终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二十七日（1月15日），孙中山复电伍廷芳，明确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116)十二月初一日（1月19日），袁世凯公然向南京临时政府提出新的篡权方案：在清帝退位后二日内取消南京临时政府，由其于北方重新成立临时政府，接管全国政权。同日，孙中山有针对性地提出四项条件，由伍廷芳转致袁世凯：（1）清帝退位，放弃一切主权。（2）清帝不得干预临时政府组织之事。（3）临时政府地点，须在南京。（4）孙总统须俟各国承认临时政府，国内改革成就，方行解职。袁世凯在孙总统解职以前，不得干预临时政府一切之事(117)。初二日（1912年1月20日），孙中山致电伍廷芳，令其转致唐绍仪、袁世凯，进一步明确指出：“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袁须受民国推举，不得由清帝授权”；“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118)

七、袁世凯逼宫与清帝退位

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得到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让位的确切保证后，便偕庆亲王奕劻入见隆裕太后，公然与诸内阁臣联衔密奏，提出宣统帝退位一事，请示最后决策。乃订于次日召集王公内阁御前会议。此日，袁世凯退朝回家，行至东华门外丁字街时，突然有人在东华门大街便宜坊酒楼上投掷炸弹，谋炸袁世凯。幸车已驶过，未中，炸死其侍卫长袁金标，伤卫兵数人。自此以后，袁世凯借故请病假，拒不入朝。二十九日（1912年1月17日），召开御前会议。会上意见分歧很大，争论甚久，迄无结果。十二月初一日（1912年1月19日），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奕劻仍执清帝退位前议，并将与袁世凯秘密之优待条件提出。蒙古王公反对更烈。亲贵中，或沮丧，或稍活动。最后仍无结果而散。同日，良弼结合同志三十余人，前赴庆王府，包围奕劻，言辞激烈。他们以“君主立宪维持会”之名义，发布激烈宣言。此即人们所称之“宗社党”。蒙古亲王博尔济吉特培等亦组织义勇勤王敢死队。初二日（1912年1月20日），宗室王公齐集内阁会议，王公亲贵与内阁意见相左。初四日（1912年1月22日），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奕劻未到会。与会者十分之九赞成君宪。而溥伟更力谏太后，勿为外人所惑。初四日（1912年1月22日），孙中山提出五条，令伍廷芳电达袁世凯，同时披露于报端。其内容为：（1）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知民国政府，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驻沪各国领事转达亦可。（2）同时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3）文接到外交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4）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5）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119)。初五日（1912年1月23日），宗社党上书袁世凯，措辞极为严厉。袁世凯明发各军整备再战之通电，而暗中进行部署：调驻滦州曹锟第三镇入京“保卫”，指使汪精卫派人暗杀良弼，唆使段祺瑞等通电主张共和。初八日（1912年1月26日），良弼被革命党北方暗杀部长炸成重伤，不久而死。同时，由段祺瑞领衔，四十七名北洋将领通电拥护共和，要求内阁代奏。(120)初十日（1912年1月28日），曹锟率北洋第三镇入京至天坛。同日，内阁以段祺瑞等北洋将领通电入奏。隆裕太后将其示以各亲贵，皆相顾愕然。十二日（1912年1月30日），各亲贵特开御前会议，调子低沉下来。溥伟、善耆等离京。十三日（1912年1月31日），隆裕太后召庆亲王奕劻、醇亲王载沣入见，均以“官军既无斗志，不若逊位全终，始得优待”奉答。十四日（1912年2月1日），隆裕太后传谕内阁：“段奏已悉，朝廷深愿和平解决，该大臣等宜仰体此意，从速布置。”十六日（1912年2月3日），懿旨：对各省督抚岑春煊、袁树勋等，出使大臣陆征祥等，统兵大员段祺瑞等电请速定共和国体一事，“著授袁世凯以全权，研究一切办法，先行迅速与民军商酌条件，奏明请旨”(121)。同日，袁世凯致电伍廷芳，称“今日始有权讨论优待皇室之事”。于是提出协商条件，计有关于清帝者九款，关于皇室者四款，关于满蒙回藏者七款。十八日（1912年2月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讨论优待条件，议决一份修正案。十九日（1912年2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将修正案咨复南京临时政府，电达袁世凯。袁接到修正案后，令梁士诒入宫请示隆裕太后。隆禧太后则坚持：留“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十字，用“辞政”而不用“逊位”一词，宫禁及颐和园随时听使居住。袁乃密电唐绍仪与伍廷芳协商。二十二日（1912年2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将最后修正案电告袁世凯。二十三日（1912年2月10日），袁世凯召集内阁各部大臣及近支王公讨论通过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最后修正案。二十四日（1912年2月11日），隆裕太后同意优待条件最后修正案，决定宣统帝下诏退位。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廷连续颁布三道诏书。

第一道诏书为《退位诏》：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国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国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局，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压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122)

此诏出自张謇之手，原本无“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之句。袁世凯擅加此句乃示以其政权取之于清廷，而非得之于民军。孙中山见之大怒，诘责之。袁世凯与唐绍仪则推诿于清廷，且谓其为遗言之性质，故无再起死回生使之更正之理。

第二道诏书为《劝谕臣民诏》。（略）

第三道诏书为《清室优待条件诏》：

奉旨：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以大局阽危，兆民困苦，特饬内阁与民军商酌优待皇室各条件，以期和平解决。兹据复奏，民军所开优待条件，于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先皇陵制如旧妥修各节，均已一律担承。皇帝但卸政权，不废尊号。并议定优待皇室八条，优待皇族四条，优待满蒙回藏七条。览奏尚为周至。特行宣示皇族暨满蒙回藏人等，此后务当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睹世界之升平，胥享共和之幸福。予实有厚望焉。钦此。

甲、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今因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大清皇帝辞退之后优待条件如左：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由中华民国支出。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第八款，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乙、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第一款，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第二款，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第三款，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第四款，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

丙、关于满蒙回藏待遇之条件：今因满蒙回藏各族赞同共和，中华民国所以待遇者如左：第一款，与汉人平等。第二款，保护其原有之私产。第三款，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第四款，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第五款，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第六款，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第七款，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以上条件列入正式公文，由两方代表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转达各该政府。(123)

宣统帝退位诏书之颁布，标志着大清自世祖入关以来，历经十朝，凡二百六十八年而国祚告终，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亦随之正寝。这是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然而，辛亥革命并不彻底，它留下了像清王朝的标志长辫子一样的帝制尾巴。本来，给退位的皇帝及其家族以适当的优待条件，是新政府的人道主义与给出路的开明政策。而给清皇室的优待条件则远远超出了正常的、一般意义上的优待：保留了一个没有全国统治权的小朝廷，即“关门小朝廷”。这不仅成为20世纪地球上一大怪现象，而且这个“关门小朝廷”成为日后封建残余势力复辟帝制的重要阵地和条件。而对于末代皇帝溥仪本身而言，也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1)　包括大厨房、小厨房。

(2)　参见陈瑞云：《宣统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9—15页。

(3)　④　《清代碑传全集》下，第1266页。

(4)　《清史列传》第15册，第4494页。

(5)　《清史列传》第15册，第4495页。

(6)　《戊戌变法》（二），第602页。

(7)　《荣文忠公集》，《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4期。

(8)　《清代碑传全集》下，第1266页。

(9)　《义和团》上册，第41页。

(10)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第14—15页。

(11)　《德宗景皇帝实录》第488卷，第17页。

(12)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第15页。

(13)　参见陈瑞云：《光绪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6—21页。

(14)　《德宗景皇帝实录》第597卷，第891页。

(15)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第36页。

(16)　《宣统政纪》第1卷，第4—5页。

(17)　同上书，第7页。

(18)　同上书，第12页。

(19)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第37页。

(20)　应为二十一日（11月14日）。

(21)　《宣统政纪》第3卷，第43—46页。

(22)　同上书，第46页。

(23)　同上书，第54页。

(24)　《宣统政纪》第7卷，第125—126页。

(25)　同上书，第136页。

(26)　《日使伊集院面递外部关于东三省六案事节略》，《清季外交史料》（四），第3349—3351页。

(27)　《外部尚书梁敦彦与伊集院会议东省路矿及延吉韩人管辖权事语录》，《清季外交史料》（四），第3353—3354页。

(28)　《外部尚书梁敦彦与伊集院议延吉领土权韩人裁判权及路矿事语录》，《清季外交史料》（四），第3357—3358页。

(29)　《日使伊集院来外部言延吉领土权让与中国韩民裁判权归日本语录》；《日使伊集院面递外部请允日本在延吉设领事署六处节略》，《清季外交史料》（四），第3367—3369页。

(30)　《外部参议曹汝霖与伊集院议延吉韩民裁判事语录　附外部致伊集院节略》，《清季外交史料》，第3386—3389页。

(31)　《日使伊集院来外部言中日交涉六案请约束报纸勿再登载语录》，《清季外交史料》，第3393页。

(32)　《外部致伊集院延吉无间岛名目请勿增职官照会》，《清季外交史料》，第3401页。

(33)　《东督徐世昌致外部日人在延吉为拓殖政策深为可虑函》，《清季外交史料》，第3405—3406页。

(34)　《外部致伊集院延吉案如全允其他各案中国亦当互让节略》，《清季外交史料》，第3497—3498页。

(35)　《日使伊集院致外部详叙各项悬案以为会议基础节略》，《清季外交史料》，第3514—3517页。

(36)　《外部致伊集院中国自开延吉商埠后拟订韩民词讼等事办法节略》，《清季外交史料》，第3525—3526页。

(37)　《中日议定安奉铁路节略》，《清季外交史料》，第3526—3527页。

(38)　《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清季外交史料》，第3557页。

(39)　《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清季外交史料》，第3558页。

(40)　凯南：《哈里曼传》第2卷，第13—15页。

(41)　《美国争夺东北路权的哈里曼计划》，萍叶登著、李公绰等译：《侵略中国的英美财阀》，三联书店，1956年，第89—97页。

(42)　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三联书店，1979年，第84—87页。

(43)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59—460页。

(44)　《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关于满洲铁路中立化的备忘录》，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61—462页。

(45)　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三联书店，1979年，第347—348页。

(46)　《锡良程德全致枢垣遵旨筹借洋款筑锦瑷铁路电》，《清季外交史料》（四），第3579页。

(47)　同上书，第3580页。

(48)　《外度邮三部奏东省借款筑路事关重大遵旨统筹全局折》，《清季外交史料》（四），第3609—3610页。

(49)　《津浦铁路督办徐世昌奏津浦铁路续借洋款与德英两公司议订合同折》，《清季外交史料》（四），三联书店，1979年，第3768—3774页。

(50)　《邮外度三部会奏京汉铁路需还官款拟订正金银行借款一千万元合同折》，《清季外交史料》（四），第3839—3841页。

(51)　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上册，上海太平洋书店，1927年，第374页。

(52)　《邮部等奏拟订大东大北两电报公司预付报费合同折》，《清季外交史料》（四），第3844—3846页。

(53)　《清宣统政纪实录》第51卷，第1—3页。

(54)　《邮部等奏粤川汉铁路借款合同磋商定议请签字盖印折》，《清季外交史料》（四），第3868—3876页。

(55)　《度支部奏军需紧急拟向法国息借九千万法郎折》，《清季外交史料》（四），第3944—3948页。

(56)　《度支部奏拟向法国续借六千万法郎以济要需折》，《清季外交史料》（四），第3948—3949页。

(57)　《东方杂志》第1卷第7号，第80页。

(58)　《辛亥革命》（四），第4—5页。

(5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29页。

(60)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4页。

(61)　《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951、5967页。

(62)　《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749页。

(63)　同上书，总第5947—5950页。

(64)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70—683页。

(65)　《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736页。

(66)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31页。

(67)　同上书，第656页。

(68)　《资政院会奏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附清单，《政治官报》宣统元年九月十六日。

(69)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27页。

(70)　《北洋大臣袁世凯奏天津试办地方自治情形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719—721页。

(71)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724页。

(72)　《两江总督端方等奏江宁筹办地方自治局情形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722—723页。

(73)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725—726页。

(74)　同上书，第727—741页。

(75)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746页。

(76)　同上书，第83页。

(77)　《东方杂志》第6卷第13号。

(78)　《都察院代递孙洪伊等恳请速开国会呈》，《东方杂志》第7卷第1号。

(79)　《清宣统政纪实录》第28卷，第10页。

(80)　《东方杂志》第7卷第3号。

(81)　《清宣统政纪实录》第36卷，第29—30页。

(82)　《东方杂志》第7卷第7、8号。

(83)　同上书，第11号。

(84)　《清宣统政纪实录》第43卷，第2—5页。

(85)　《清末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52—653页。

(86)　同上书，第653页。

(87)　《汪宝荣日记》，1910年10月6日。

(88)　《汪宝荣日记》，1910年10月7日。

(89)　同上书，1910年10月9日。

(90)　同上书，1910年10月10日。

(91)　1911年1月14日《国民公报》。

(92)　《宣统二年十月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

(93)　《资政院请旨裁夺公债案原奏》，1910年12月4日《申报》。

(94)　《宣统政纪》第43卷，第776页。

(95)　《汪宝荣日记》，1910年10月15日。

(96)　同上书，1910年11月20日。

(97)　《宣统二年十一月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12期。

(98)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47页。

(99)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64—365页。

(100)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96—97页。

(101)　《宣统政纪》第63卷，第1163页。

(102)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01—102页。

(103)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02—104页。

(104)　《清宣统政纪实录》第63卷，第10页。

(105)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00—101页。

(106)　同上书，第104页。

(107)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206页。

(108)　《宣统政纪》第52卷，第937页。

(109)　《宣统政纪》第53卷，第947页。

(110)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近代史资料》总第25号。

(111)　《英国蓝皮书》1912年中国3号，第46页；《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195页。

(112)　1912年1月9日《盛京时报》。

(113)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4卷，第1页。

(114)　⑤　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卷，第200页。

(115)　《黄兴致袁世凯书》，《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116)　《复伍廷芳》（1912年1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3页。

(117)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第311页。

(118)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第76、77页。

(119)　1912年1月23日《民立报》。

(120)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第305页。

(121)　《清宣统政纪实录》第70卷，第1页。

(122)　《清宣统政纪实录》第70卷，第13—14页。

(123)　《清宣统政纪实录》第70卷，第15—19页。

第十一章
晚清文化（上）

第一节
晚清文化概论

一、晚清文化从古代走向近代的动因

晚清文化从古代走向近代的动因，即其根本原因和动力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诚然，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皆为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变革，即走向近代的重要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和动力只能从中国近代社会内部寻找，亦即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与发展，使资产阶级产生并逐渐成长起来。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创造与发展为其服务的新文化。于是，传统文化开始了向近代转型的历程。

然而，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不是中国社会内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被西方侵略者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因此，中国近代最终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如何挽救民族危机就成为近代社会的主题或核心。在近代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先进的中国人都考虑采取什么方法和策略，选择什么道路救中国的问题。于是，形成了不同的救国方案。在这些救国方案中，都对西方文化进行了选择，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继承和改造。在此期间，虽然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主流文化思潮，但从总的发展趋向看，就整个思想界而言，对西方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全面与理性化的过程，采取极端化态度的人只是少数。

毫无疑问，在近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由于不断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才最终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型；由于不断继承、改造和吸收了不少传统文化的精华，才使中国近代文化成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新文化。然而，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次要原因，或者说是重要条件。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和近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决定了对中西文化的选择、改造和吸收；并且随着近代社会的演进，近代文化思潮急剧变迁，同时确定其发展路向。不言而喻，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真正动因。

二、晚清文化从古代走向近代的历程

（一）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先驱

从明中叶至清鸦片战争前夕，随着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总危机的爆发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出现了一股反省既往，面向现实的新的社会思潮。这是由当时地主阶级改革派对自我批判和新兴市民阶层的启蒙意识汇合而成的实学思潮。明清实学思潮的基本特征是“崇实黜虚”，是明清时代精神的体现。具体表现在：（1）批判精神。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新兴的市民阶层，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腐败的封建制度及其僵化的传统文化。这一社会批判思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思想领域，他们全面地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末流和佛、道思想体系进行批判。这一批判思潮，遍及哲学、经学、史学、伦理、文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从不同角度冲击封建主义传统思想，闪耀着新的时代光辉。二是在社会领域，他们针对社会政治的积弊，多面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无道，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各种禁锢人性的陈规和说教。（2）经世思想。“崇实黜虚”的时代精神落实到现实，即表现为锐意改革的经世主义。为了挽救明代的社会危机，一代先进的思想家不但在田制、水利、漕运、荒政、赋锐、兵制、边务、吏治、科举等方面揭露了当时的各种弊端，而且提出了各种改革方案，有的还亲自发动和参加了社会政治改革活动。明清之际，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党人，面对“天崩地陷”的严峻现实，反对王学末流的谈虚说玄，提倡士大夫“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治学宗旨。清代道光年间的龚自珍、魏源等进步思想家，也提出了各种社会改革方案。他们都为后人留下了重要遗产。（3）科学精神。“崇实黜虚”的时代精神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科学的提倡。在明代，由于理学末流空谈性命，不务实学，遂使自然科学陷于冷落、沉寂的局面。尔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再加上“西学东渐”，自然科学开始由沉寂转向复兴。这时，不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进入总结阶段，而且也从西方输入了近代科学知识，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和划时代的科学著作。思想敏锐和注重实际的学者，在实学思潮影响下，把注意力放到了自然科学的探索上，不但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科学思想，也开创了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的时代新风。（4）启蒙意识。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和市民阶层的觉醒，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反映市民阶层利益和愿望的启蒙意识。市民阶层的启蒙意识，表现于许多方面：在土地制度上，他们已突破封建士大夫的“均田”“限田”说，公开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在经济思想上，黄宗羲、唐甄、王源等人反对“崇本抑末”的传统思想，主张“工商皆本”。这正是商品货币经济空前发展和市民地位提高的客观现实的反映。在政治上，他们以民本主义为武器，猛烈地抨击封建君权，多方限制封建君权，甚至提出君臣共治天下的主张。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著名论点，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企图通过“置相”“学校”来实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政治理想。顾炎武提倡“众治”，反对“独治”。唐甄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地之神也，人也”，认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在哲学上，以王艮、何心隐、李贽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派，竭力阐发人的主体意识和社会价值，提倡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更针对理学“存理灭欲”的说教，力主理欲统一说，揭露“以理杀人”的本质，从而使封建主义的天理人性论变成具有近代意义的自然人性论。他们蔑视封建偶像崇拜，公开否定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在伦理道德上，他们抨击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特别是君为臣纲。在文学艺术上，随着封建正统文艺的衰败，兴起一股市民阶层反传统的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潮。徐渭“本色”论，李贽的“童心”论，汤显祖的“至情”论，袁宏道的“性灵”说，等等，都是对一切封建正统文艺的鄙弃。在新的文艺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出现了一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名著。所有这些启蒙思想，都在原则上不同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进步思想，它是新兴市民阶层利益和愿望在思想领域的反映。

明清实学思潮的发生与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从明正德年间至万历前期，随着明王朝由盛转衰，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初步展开，从封建社会母体中产生出实质上与理学相对立的实学思潮。这是明清实学思潮兴起、发展时期。（2）从明万历中期至清康熙中期，这是学术界习惯上所说的“明清之际”。这时中国处在一个“天崩地解”的大动荡时代。封建社会所固有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特别是清贵族入主中原和明王朝覆灭所引起的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产生的市民阶层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再加上“西学东渐”正处于全盛时期，从而把明清实学思潮推向新的高峰。这是明清实学思潮的鼎盛时期。（3）从清康熙中期至鸦片战争前夕，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严重摧残，“西学东渐”也处于沉寂时期，再加上清初统治者奉行的推崇朱学和文化专制主义，使明清实学思潮由高潮转入低潮，进入一个曲折发展过程(1)。乾嘉时代，考据学进入了全盛时期。从此朴学代替了实学与理学，成为学坛的主流。对于乾嘉学派，应作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不可否认，乾嘉学派在整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在经书注释、史料编纂、考订辨伪、文字训诂、音韵、金石、地理等诸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果。从文化积累的角度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他们在实践中所创造的科学实证方法，也是后人的宝贵遗产。但是，由于乾嘉考据学是避开文字狱之祸的产物，使其远离社会现实，逐渐折入追求名物训诂一途，失去了清初考据学的精神，从而变成一个偏枯的学派。道光以后，清王朝开始由乾嘉“盛世”向“乱世”滑落，不仅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暴动遍及全国，而且西北边境战争频仍，加之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出现了危机四伏的局面。在此情况下，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志士仁人终于渐渐对“皓首穷经”的“纯汉学”从怀疑而走向“经世致用”，由古文经学而走向今文经学。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出现明确反映出这种带有趋向性的学术转向。常州学派既批评宋学也批评汉学。他们以“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经世匡时”为宗旨，重新恢复和发扬了汉初的经世实学和批判精神。龚自珍、魏源作为常州学派的后学，是道咸年间经世实学的代表人物，也是站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分水岭上的文化巨匠。他们既是明清实学思潮的终结者，又是近代新学思潮的先驱，是从中国古代经世实学到中国近代新学的界碑式的代表人物。(2)

学术界有的论者把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其实，它们不可同日而语。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一些国家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正是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利益与愿望的反映；而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中激进思想，惊世骇俗之论，只是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阶层利益与愿望的反映。虽然其有从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倾向，但并未发生质的变化，仍处于量的积累过程。然而，毋庸置疑，明清实学思潮为近代新学提供了许多思想资料。

（二）物质层面的文化变革

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历程是同中国近代经济、政治的变化，以及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社会、西方文化的认识水平密切相关的。从文化变革逐渐递进的角度，大体经历了物质层面的文化变革、制度层面的文化变革和观念层面的文化变革三个阶段。在晚清，只经历了两个阶段、两个层面的文化变革，即物质层面的文化变革、制度层面的文化变革。

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是从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开始的。是他们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方向。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经世派。对于堂堂的“天朝上国”竟然被“蛮夷小国”所打败，他们感到很茫然，不知外部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出现了一股开眼看世界的思潮。在这股思潮中，只有当时西学知识比较多的林则徐、魏源打破了“夷夏之防”“天朝上国”中国中心观的思维定势，认真而理性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新的御敌之策和救国之路是什么？林则徐编成《四洲志》，向道光帝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要求，并提出具体方案。他还在广东、浙江进行“师敌之长技”的实践。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再加上他自己搜集到的有关西方的资料，编成《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方案。然而，他们这种务实的、爱国的主张不为时人所接受。道光帝对林则徐的建议斥为“一片胡言”，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连同其救国方案一起被封建顽固的弥天大雾所吞没，并由于林则徐被发戍新疆，“师夷长技”的实践中途夭折。直到洋务运动，他们的主张和方案才被洋务派实施。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创巨痛深”，使地主阶级开明派认识到当时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他们看到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而其直接感受是中国军事技术即“船坚炮利”方面与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于是，首先引进与军事技术有关的社会生产力，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技术。从此开始了“器物”层次的文化变革。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经世派的封疆大吏取得地方实权，才使他们在其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搞起洋务运动。由于当时洋务派官僚西学知识较少，困难重重，再加上封建顽固派的阻挠破坏，只能蹒跚而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是一个整体，重工业与轻工业密不可分，洋务派将洋务运动分为“求强”和“求富”两阶段，自然违背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没有雄厚的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等，军事工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洋务事业需要与外国人打交道，需要外语人才，于是，洋务派办起了外语学堂。由于军事工业、民用企业、海陆军、通讯、交通等需要各种人才，洋务派只得办起军事、技术、职业等各种新式学堂。军事工业、民用企业等进一步发展需要新技术，办学堂需要师资、教材，于是从国外引进师资并大量翻译和出版西书。在洋务运动中产生的包括外籍人才在内的新式知识群体，是创造新文化的主力。洋务文化是以物质文化为中心的近代文化的最初形态。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新式知识子群体的队伍在不断扩大，尤其是留学生，对西方了解比较多，掌握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思想激进，善于沟通中外文化，成为发展洋务文化的生力军。

洋务派的纲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即洋务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文化模式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当时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促进中西文化对接的唯一可行的方法。首先，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改革运动，不可能改变中学的“体”。其次，洋务派对世界了解不够，对世界潮流及中国的走向知之较少，更无法把握。学术界有的论者把19世纪60至90年代洋务运动失败(3)归之于“体”和“用”的矛盾。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有帝国主义的破坏，有顽固派的阻挠和清流派的掣肘，有洋务派本身的种种原因。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洋务派封疆大吏在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办洋务，缺乏全国统一规划。这个问题实际上与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不支持甚至破坏有关。20世纪初年慈禧太后搞的清末新政，实际是按照张之洞《劝学篇》的基本设想搞的第二次洋务运动(4)，不仅有了法律保障，而且深度和广度都超过甲午战前。更为重要的是，慈禧太后是倡导者，又是最高指挥者，并大体有一个全国整体规划。应该说，这次洋务运动是比较有成效的。

（三）制度层面的文化变革

至甲午战争，在洋务运动中孕育的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为了救亡图存，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于是形成维新思潮。维新派第一次把思想启蒙作为与政治变革相辅相成的一种手段，明确提出了启蒙的课题。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担任主角的启蒙运动，才是真正的近代意义的文化运动，并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维新启蒙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民族意识的启蒙。在维新派的政治宣传中，蕴含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介绍当时的世界局势，重点是西方殖民侵略的形势，指出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唤醒中华民族的危亡意识；宣传民族竞争思想，严复的《天演论》最有代表性，强调当时是国家、民族相互竞争的时代，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下，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和发展。为此，维新派对国家、民族的利益高度关切，号召保国、保种、保教，以求民族的生存；刊刻发行《扬州十日记》《明夷待访录》等书籍，以历史激发汉民族的民族精神；主张爱国从爱乡始，保国先保乡，一些地方性爱国团体即体现了这一思想。（2）民主政治意识的启蒙。维新派的最高政治目标是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因此，民权说是其进行启蒙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谭嗣同批判二千年来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为秦政，大盗之政，指斥封建的纲常伦理，尤其重点谴责了君臣一伦，认为其最黑暗，无复人理。严复介绍了西方近代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观念，用以否定封建专制主义政治。（3）学术文化的启蒙。有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与改造，也有对西学的输入和推广。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打扮成改革的鼻祖，把两千多年来被统治阶级视为大经大法的古文经宣布为伪经。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支柱。维新派还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大量宣传和推广。他们一改洋务运动时期引进西学的被动局面，积极探求新品，并把对西学的引进和推广的重点由“西艺”转移到“西政”上。戊戌变法时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刚刚形成，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被过早地推上了政治舞台，因此，维新派在思想文化方面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并带有其脱胎的阶级的明显印痕。

20世纪初年，维新派和革命派把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推向高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关于“国民”的新思考。20世纪初年，人们开始认真思考国民的近代化问题。梁启超首创“新民说”，他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即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术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5)梁启超在阐述新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同时，对国民性格中的弱点进行了剖析，认为缺乏国家思想、社会公德、权利义务观念、自由思想及自治能力等等。他构筑了一个既有国家民族观念、有权利、有义务、有自由、有冒险精神、合群、尚武、又不乏自尊意识、自我修养、自治能力等理想的新国民形象，并提出了塑造新国民的途径与具体办法。为了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启蒙，梁启超在文化领域中进行了多方面的倡导，诸如“史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等。革命党人进一步提出“国民”新概念。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革命者，国民之天职也，其根柢原于国民，因于国民。”(6)有的报刊阐明了民主国家国民的地位和作用：“故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天下民之国。诚如是，则上可以绝独夫民贼之迹，下可以杜篡逆反叛之说。以一国之民而治一国之事，则事无不治；以一国之民而享一国之权，则权无越限。”(7)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还提出培养新国民的方案：通过批判奴隶思想和对新国民思想的宣传，给民众指明前进的方向；通过加强教育培养国民意识；通过革命运动启迪民智，造就新国民。

（2）关于“共和”的新构想。20世纪初年，梁启超对国家学说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他的国家学说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国家是公有的。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他认为近代是民族主义、国家公有时代，国家由私有向公有转化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在其他论著中，他批判了“私天下”的思想理论体系，列举了专制政体的罪状，历数了清王朝“私天下”给中国所带来的无穷祸患，指明了“公天下”的历史必然性。其二，国家是公理的。梁启超认为国家是“公理”的象征，而不是个人意志的体现。具体而言国家是法制的，而不是随意的。法是国家的意志，是人与人平等的根本保证。有了宪法，国家就有了元气，人民就能争取平等。民权与宪法的关系是：由宪法来代表民意，由民权来制约宪法(8)。其三，国家是共和的。梁启超向往与追求以“民约”为基础所组织的共和制政府。他认为政府之组织原理“在民约，人非群则不能使内界发达，人非群则不能与外界竞争，故一面为独立自营之个人，一面为通力合作之群体”(9)。梁启超认为共和制是当时世界上最美好的政府组织：养成国民之自觉心，使人自知其权利义务，且重名誉也；使人民知人道之可贵，互相尊重其人格也；以选举良法，使秀俊之士，能各因其才以得高等之位，而因以奖励公民之竞争心也；凡有才能者，不论贫富贵贱，皆得自致通显，参掌政权，以致力于国家也；利导人生之善性，使国民知识，可以自由发达，而幸福日增也。光绪二十九年（1903），孙中山明确提出建立民国，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此后，孙中山在演讲中将中华共和国定名为“中华民国”。在共和制度下，国家在法律的轨道上有序地运作；个人在规范的社会契约中参与竞争。具体实施包括宪法、三权分立、政党政治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进行了探索。20世纪初年，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和革命形势的高涨，许多留学生致力于西方和日本宪法的研究，宋教仁是其中佼佼者。武昌起义后，宋教仁等为湖北军政府起草的《鄂州约法》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大纲，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宪法。南京临时政府是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而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实践中，孙中山认为三权分立还不足以完全体现民主共和精神，于是又增加了弹劾权与考试权，即“五权宪法”。五权都是各自独立的。民国初年，立宪派与革命派都热衷于政党政治。在革命派中，在政党政治实践中最积极者当属宋教仁。孙中山、梁启超等许多著名政治家都积极肯定政党政治在启迪民智、确保新生共和国旺盛而持久活力等方面的作用。

（3）20世纪初年，维新派与革命派都感到理论缺乏，努力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于是，掀起了一个译介西方社会政治学术著作的热潮。一批西方社会科学名著被翻译出版。如杨廷栋译《路索民论》（即卢梭《民约论》）、《培根文集》，严复译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即《论自由》，马君武译为《自由原理》）、《名学》（《逻辑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社会学研究》）、甄克斯的《社会通诠》（《政治学读本》）、《美国独立檄文》（《美国独立宣言》）等等。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后，广泛涉猎西方“近世大儒”的思想学说，并把其系统介绍到中国来。重要的有：《霍布士学案》《自由书》《卢梭学案》《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等等。

三、晚清文化之特点

（一）文化危机与民族危机相伴

鸦片战争前，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向外辐射的，外来文化最终同化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稳定性，源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由于这种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从来未受到过有力的冲击，更没有从内部发生过动摇，因此作为这种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反映的传统文化自然不会发生动摇。

从鸦片战争开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当时作为新的经济制度、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文化的代表者，已经在世界上建立起庞大的殖民主义体系，迫使落后国家和民族卷入资本主义潮流的漩涡。在亚洲，中国成为列强侵略的主要目标，亚洲殖民主义的中心。中华民族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封建的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的传统文化在强大的侵略势力面前失灵。面对西方的侵略，中国人对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在鸦片战争时期，面对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传统的“夷夏之防”“用夏变夷”的传统观念顿时失灵。于是，先进的中国人首先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存在着以军事技术为中心的器物文化的巨大差距，在这方面有了向西方学习的要求。随着列强深入堂奥，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民族危机日渐严重，传统文化已不能有效回答，特别是不能挽救民族危机和解决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于是，随着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变化着，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断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变革，逐渐完成向近代文化的转化，以挽救民族危机。

（二）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是晚清文化由传统向近代转化的中介和桥梁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精华和糟粕两部分。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成为社会变革与前进的惰性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落后的、反动的势力体现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即优秀成分成为社会变革和前进内在积极的活力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先进的改革或革命势力体现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活力因素不仅在中国文化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且经过转型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是在不断选择和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完成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内在活力因素的中介和桥梁的作用是明显的。

1. 经世思想

经世致用之学产生于先秦，是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在历朝各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学派中，经世精神强弱隐显的程度有所不同，经世的内容也有变化。明清时期，以经世思想为主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实学思潮，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鸦片战争后，经世致用之学中匡世济时的精神为改革者所继承和发扬；而经世致用之学中开明的、务实的、开放的精神与讲求实际的西方文化有结合点，使其能与西方文化对话、沟通、衔接。从林则徐、魏源到洋务派，正是从中国经世实学扩及到研究与选择、吸收西方实学的。

2. 变易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变易思想。《易经》中“穷变通久”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变易观中有历史进化论和变革的精神，因此，鸦片战争时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后来的洋务派都把它作为改革的理论基础。西方进化论有发展、变化、求新的成分，与中国传统的变易观有其结合点。维新派尤其是康有为把传统的变易观与西方的进化论巧妙地结合起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进化学说，成为变法的理论基础。

3. 民本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其中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一直为后世儒者继承和发扬。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在尖锐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同时，把古代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具有了某些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或者说具有了一定的近代民主的因子，对后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民本思想不仅为鸦片战争时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魏源等人和后来的洋务思想家所直接继承，而且为维新派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等革命派，其中包括国粹派在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相融合。

（三）爱国主义是晚清文化突出的主题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人们在探索新的御敌之策，救国之路。在剧烈动荡和急剧变化的近代中国社会中，各种社会思潮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各个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政治集团具有不同的政治主张，设计和提出过不同的救国方案。在各种社会思潮中有一个共同的主流，或者说贯穿着一条红线，就是怎样才能救中国的问题。因此，爱国主义就成为晚清文化亦即近代文化一个突出的内容和主题。光绪二十九年拒俄运动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在爱国无路的情况下纷纷走向革命道路。因为当时清王朝已经成为对外求独立、对内致富强的一大障碍，故要反帝首先要推翻清王朝。实际上，他们的爱国主义是非常炽烈的。

晚清爱国主义从古代向近代的转换有一个历史过程。鸦片战争时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洋务派都主张在封建主义允许的范围内汲取西方物质文明。因此，他们的爱国主义是忠君爱国，本质上与古代的爱国主义没有区别。但是爱国主义的内容由于时代的变迁有所转换。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政治目标是君主立宪，要求改变封建专制制度。他们虽然拥护光绪帝，但在君主立宪制下是一种虚君制。因此，这时的爱国主义从本质上已和封建主义脱钩，从本质上实现了向近代的转换。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样，就从形式到实质最终完成了爱国主义向近代的转换。

（四）晚清文化发展的曲折性、复杂性及其畸形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牢固而完备的庞大体系。由于其根深蒂固，在近代社会有其现实基础，因而仍有着强大而广泛的影响。中国近代文化萌发、生长和形成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要冲破旧的传统文化的阻碍与抵制。无论是对封建旧文化的批判还是新文化的建设，都是历经坎坷，艰难前行的。中国近代新文化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母体中孕育、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因此就造成了这样的矛盾：先进的中国人既要进行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又要向外国侵略者学习。这样，更带来了近代文化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中国近代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畸形。且不说洋务运动时期由于阶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存在着明显的畸形，就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由于民族资本主义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境遇中产生的，力量薄弱，因而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不能彻底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也不可能全面而深刻地理解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他们所构筑的近代文化一直带有“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特点。另外，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半殖民文化，是一种与中国资产阶级的近代文化即半封建文化相对立的病态文化。

四、晚清文化的历史作用

（一）晚清文化对晚清社会变革和革命的先导与指导作用

晚清每一次社会改革，每一次社会革命，就思想文化而言，都是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真理，都是用西方近代文化冲击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都是用新学批判旧学的过程。每一次社会改革和革命运动，都伴随着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在每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中，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是最先觉悟的部分，也是最积极、最激进的部分。他们如饥似渴地引进、选择和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状态，站在时代的高度，重新审视和认识世界，并在中西对比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国，一步步走向世界。

近代文化对社会变革和革命的先导和指导作用在于：（1）舆论的先导作用。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救国方案，通过各种手段大力宣传自己的主张。（2）扫除旧文化旧传统的障碍。在社会变革和革命中，要引进和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就要对旧文化旧传统进行冲击和批判。如洋务派要开展洋务运动，汲取西方物质文明，就要批判封建统治者长期奉行而封建顽固派仍然固守的“夷夏”观、“本末”观、“义利”观，等等。维新派和革命派要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就要大力批判延续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理论基础。（3）理论和纲领的指导作用。洋务派的纲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传统的“变易”观和“道器”说。维新派和革命派则坚持体用一致观，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的“进化”论和“民权”说。

（二）晚清文化激发中华民族觉醒与思想解放的作用

1. 晚清社会变革与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救亡图存

晚清各种社会思潮演进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不断觉醒的过程。洋务思潮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最初文化形态，亦即低层次的民族觉醒。洋务派“借法自强”的根本目的在于御侮。为了尽快缩小中外军事力量对比的差距，他们苦作下学功夫。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目的则更加明显。要“求富”，就必须与外国侵略者“争利”，而要争利则必须“保权”。于是，洋务思想家提出“商战”思想，要求废除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款和增加对海外华侨的外交保护权，以维护国家主权。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维新派与革命派正式确立了救亡图存的主题。维新派以救亡图存作为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前提和目的。他们大声疾呼帝国主义瓜分豆剖，中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严复的《进化论》更是振聋发聩，唤醒国人积极投身到救亡运动中去。《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确立，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的屈辱。清政府变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革命派将其称为“奴隶总管”。革命派之所以提出反满口号，高举反满大旗，原因有二：一是认为满洲贵族长期压制了广大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要唤醒广大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以进行反帝斗争，首先要反满；二是清王朝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不反满，不推翻清王朝，中国不可能独立富强。

2. 晚清文化的思想解放作用

从林则徐、魏源到洋务派，首先打破了中国人长期以来“用夏变夷”，“天朝上国”中国中心观的思维定势，提出向“外夷”学习。不仅要学习其军事技术，还要变革封建经济结构。这在当时封建顽固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迈出向西方学习的这一步不是像后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是异常艰难的，思想不解放是根本做不到的。不仅有来自内部的强大阻力，而且在被迫开放的形势下进行改革，“求强”“求富”以抵御外侮，来自列强的巨大压力更是不容忽视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洋务派迈出学习西方的第一步要比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要艰难得多，复杂得多。维新派和革命派要变革封建专制制度，在更高的层次上挣脱传统观念的压抑和束缚，需要思想大解放。康有为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从根基上否定了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支柱的传统儒学，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火山爆发”一样、“地震”似的影响，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谭嗣同“冲决网罗”的呐喊，不仅使维新派思想大解放，而且对革命派也进行了思想启蒙。章炳麟敢于指斥光绪帝为“载湉小丑”，革命派要以武力推翻封建帝制，不仅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更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而且震惊了中外。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兴起的妇女解放的潮流，也成为这一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

第二节
教育与学校

一、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时期的教育

（一）鸦片战争时期的教育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传统的封建教育日益腐朽没落。一些开明的地主阶级爱国思想家，对传统的教育进行了尖锐批评，主张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改革教育。龚自珍、魏源、林则徐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1. 龚自珍的教育改革主张

龚自珍反对脱离实际的教育，极力主张从空疏的理学和繁琐的考据中解脱出来，研究切合实际的学问。他抨击科举制度：“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10)主张考试内容应为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实际问题。

2. 魏源的教育改革主张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世界历史、地理和西方科技，强调学习西方的重要意义。他主张闽、粤二省武科增“设水师”一科，并赐予科甲出身：“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

（二）太平天国时期的教育改革

1. 教材与科举制度的改革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删改四书、五经。他们还编写了一些官书作为教材，如《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命诏旨书》《三字经》《幼学诗》《御制千字诏》等。太平天国还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废除封建门第出身，并开设女科。考试内容不准出四书、五经内的题目，要从《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命诏旨书》等官书中出题。

2. 洪仁玕的教育改革主张

在《资政新篇》中，提出改革教育，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到南京谒见洪仁玕，提出七条改革建议，其中涉及各种学校教育制度改革的就占了四条，受到洪仁玕的赞赏。

二、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

（一）创办外语学校

同治元年（1862），清政府同意奕的建议，创办京师同文馆。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外语学校。同治四年（1865），同文馆改为高等学堂。同治五年（1866），奕建议增设天文算学课程。各国文字也相继增设。开馆时只有英文馆，后又设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东文馆。其他增设的课程还有：化学、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聘请外籍教师，学习年限为八年。考试制度为：月考、季考、岁考、大考（三年一次）。

同治二年（1863），江苏巡抚李鸿章以上海、广州两地与外国交往较多，缺乏外语人才为由，奏准仿照京师同文馆之例，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后改称上海广方言馆。同治三年（1864），在广东设立广州同文馆。

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在湖北武昌设立自强学堂。初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斋，后将算学斋改为两湖书院，格致、商务两斋停办。方言斋按照同文馆的办法，分英、法、德、俄四种语文。每年招收学生三十名，五年毕业。

（二）建立工业军事学校

同治五年，左宗棠奏准在福州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聘请中外教师，分前堂与后堂两部：前堂学法文，学习造船技术；后堂学英文，学习驾驶技术，年限五年。毕业后，或授予水师官职，或出国留学。

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同治六年（1867），采纳容闳的建议，在局内附设机器学堂，培养制造机器和武器的工程技术人才。

这类校还有：天津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和湖北矿务局附设的采矿工程学堂。

（三）设立军事学校

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在天津建水师学堂。分驾驶与管轮两科，都用英文教授。学生十三至十七岁入学，五年毕业。学习英语、几何、代数、平弧三角、重学（力学）、天文、舆地、测量等科学技术。这是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

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在天津设武备学堂。仿德国陆军学校，聘德国军官任教师。教学内容为学科与术科两类：学科学习西洋新式战术、新式枪炮的使用和工程兵方面的知识；术科即到营地去实习。这是中国最早的陆军军官学校。

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总督张之洞设立广东水陆师学堂。水师学堂分管轮、驾驶两科，一律以英文教授。陆师学堂分马、步、枪、炮及营造两科，一律以德文教授。学生还要学五经、四书。

这类学校还有：南京水师学堂、南京陆师学堂与天津军医学堂、天津水雷学堂等。

（四）洋务派的教育思想

洋务派的教育思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光绪二十二年七月（1896年8月），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在其《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首次提出立学宗旨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也坚持“中体西用”。就是以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学生和人民，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学一些“西政、西艺、西史”等西学，但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等旧学不可偏废。张之洞所谓的“西政”包括：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政治制度的改革并不在内。“西艺”包括：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技术。

三、维新派的教育改革

（一）创办新型学堂

维新派创办的新型学堂有万木草堂、时务学堂、通艺学堂、浏阳算学馆、时敏学堂、务本女学、经正女学等。并设立报馆，创建学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万木草堂与时务学堂。

万木草堂为康有为于光绪十七年（1891）在广州长兴里设立，宗旨是培养维新变法人才。开始时只有二十多人，后来发展到一百多人。康有为在学堂讲学四年，课程中西兼学，分内课和外课。康有为自编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人类公理》(11)《论语注》《孟子微》《春秋董氏学》《中庸注》等，以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形式，阐述变法理论和变法思想。

（二）时务学堂

光绪二十三年（1897），熊希龄、陈宝箴、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于湖南长沙创办。学堂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有诸子学、经学、公理学、中外史治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专门学有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三部。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等人在学生的作业上作了很多批语，提出了反满、反封建君主专制、反三纲和设立议院等主张。

（三）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

在百日维新中，维新派通过光绪帝发布的关于教育改革的诏令，较重要的有：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制度；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参用泰西学规”，“中西并用”，“为广育人才，讲求实务”；筹办地方各级学堂，各地旧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堂，省会的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城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义学、社学亦令中西兼学，专门学堂有铁路、矿务、茶务、蚕桑、医学等；各省督抚从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出国游学；建立译书局和编译学堂，编译外国教科书及其他书籍，改时务报为官报，鼓励自由设立报馆、著书、发明创造等。

（四）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的教育思想

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科举，兴学校。谭嗣同也赞同这种主张。梁启超反对洋务派的“中学”恪守三纲五常、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他说：“要之，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中国之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此实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药无效，必以万钧之力，激厉奋迅，冲决罗网。”(12)谭嗣同在《仁学》中也提出要冲决“中学”一切“网罗”。严复也极力主张废八股，兴学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并倡导多译西书，且身体力行。他在与《外交报》主人的《论教育书》(13)中，严厉批判了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则两立，合则两亡。”实际上他坚持“体用一致”观。

四、革命派的教育改革

（一）创设新型学校

光绪二十八年（1902），蔡元培、蒋智由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蔡元培任会长，下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以“编订教科书，改良教育，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为宗旨。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因反对学校无理开除学生百余人退学。中国教育会为这些退学学生成立了爱国学社。南京陆师学堂退学学生亦来就学。蔡元培为总理，吴稚晖为学监，章太炎（炳麟）等人为教员。爱国学社师生在校“高谈革命，放言无忌”。同年，蔡元培等人创办爱国女校，“含有革命性质”。女校提倡男女平权，妇女独立，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一批妇女骨干力量。各地仿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办起了不少学校，如上海丽泽小学、苏州吴中公学社、杭州两浙公学社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陶成章等在绍兴办大通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瑾主持大通教务。这所学校名义上培养小学体育教师，实际上是浙江革命党人的一个重要据点和培养、训练革命军事干部的地方。

（二）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在教育方面，首先将清朝的学部改为教育部，任命蔡元培为第一任教育总长。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对清末封建教育进行重大改革，其要点是：学堂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清朝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废止小学读经科；注重小学手工科，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重兵式；中学校属普通教育，文实不分科；废止奖励出身。教育部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十一条，规定小学、中学的课程及教学计划，开始了课程改革。

（三）壬子、癸丑学制

“民国”元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议决重订学制。9月3日，颁布《学校系统令》，称壬子学制。“民国”二年（1913），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法令，补充了壬子学制，形成了一个新的学制系统，称壬子癸丑学制。规定教育期限为十七或十八年，共分三段四级：初等教育二级，初小四年，男女同学，高小三年，男女分校；中学教育四年，男女分校；大学六至七年，预科三年，本科三至四年。小学之前有蒙养院，大学之上有大学院，均不限年限。另外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分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二级，相当于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实业教育有乙种实业学校和甲种实业学校，相当于高小、中等教育阶段。还有专门学校，相当于大学教育阶段。

壬子癸丑与清末癸卯学制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缩短了三年或四年，取消了毕业生奖励出身的制度，女子教育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是近代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第一次系统改革。

（四）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在革命派的教育思想中，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最系统、最典型、最有代表性。他主张“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14)后来他又主张，要养成健全的人格应有四育：德育、智育、体育、美育。这是教育方面的重大进步，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规律。

在办教育和发展学术方面，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不同学派兼容并包。他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允许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同时在北大任教。在学术研究问题上，他主张“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他还反对长期以来封建教育对学生个性的束缚，主张“尚自然”，“展个性”。

五、留学生运动

（一）幼童赴美与学生留欧

晚清的留学生运动始于洋务运动期间，皆为公费留学，亦称官费留学。同治六年（1867），容闳向曾国藩建议派赴美留学生。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名奏请派幼童赴美留学。清政府诏准派一百二十人，分为四批，由陈兰彬、容闳为正、副监督，率幼童赴美。后因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大部分半途而归，只有少数人学成。

光绪二年（1876），沈葆桢、李鸿章又奏请派福州船政学堂学生赴欧留学。这些学生均学成回国。李鸿章还奏准派一部分军官赴欧留学。赴美赴欧留学生回国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工程技术、海军、企业、外交等领域担任要职，作出重大贡献。

（二）20世纪初年的留学热潮

20世纪初年，由于清政府进行教育改革，特别是废除科举制度与实行奖励游学的政策后，遂形成一股留学的热潮。此时，不仅有官费留学，还允许自费留学。留日学生人数最多。光绪二十二年始有留日学生。20世纪初年，留日学生人数增加非常迅速。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前不满百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已达二百八十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猛增至八千人。光绪三十三年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均超过万人。留欧与留美学生远比留日学生为少。欧洲光绪二十六年一百人，宣统二年（1910）三百人；美国光绪二十六年二百人，宣统二年五百人。

六、晚清中国自办的著名大学

（一）河北医学院

前身为光绪七年（1881），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医学馆。光绪十九年改为北洋医学堂。1913年改称直隶公立医学专门学校。1915年归海军部统辖，称海军医学校。同年9月，直隶省利用停办的直隶高等师范的经费和校舍，重建医学专门学校。1921年并入河北大学为医科。1931年河北大学停办，医科独立建校。1932年始称河北省立医学院，附设助产、护士两职业学校和附属医院。抗日战争时期停办。1947年又在天津建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为河北医学院。天津为直辖市后迁往石家庄。

（二）北洋大学

前身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盛宣怀创办的天津北洋西学堂，次年改称天津大学堂。光绪二十八年迁至天津西沽新校址，改名为北洋大学堂。辛亥革命后又先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校与国立北洋大学。抗战期间，西迁入陕，与北平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合组为西北联合大学，不久又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河南焦作工学院合组为西北工学院。抗战胜利后，在天津原址复校，仍称为北洋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在院系调整时，与津沽大学等一些院系组合为天津大学，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在南开大学与南开大学附中之间的一片空地上新建校园，天津工学院迁入西沽其原址。

（三）上海交通大学

前身是光绪二十二年盛宣怀于上海创设的南洋公学。先后设立师范学院、经济特科、商务班、铁路班、电机专科、船政科、驾驶班等。辛亥革命后改为南洋大学。1921年改称交通大学，分上海、北平、唐山三校。上海校称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次年改称南洋大学。1928年又改称交通大学。抗战期间迁重庆。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复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院系调整时，成为多科性理工科大学。1956年迁西安。后根据需要设西安、上海两部分。1959年分别成立两个学校，即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均为理工科大学。

（四）浙江大学

前身是光绪二十三年创办的求是书院。光绪二十七年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次年改为浙江大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称浙江高等学堂。1912年改称浙江高等学校，1914年停办。1927年在蔡元培的倡议下，将浙江工业专科学校和农业专科学校改组为工学院和农学院，合并组成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正式定名国立浙江大学。抗战期间迁贵州遵义，设湄潭、永兴分校。1938年又于浙江龙泉建分校。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迁回杭州。1936年至1949年，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任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多科性理工科大学。

（五）京师大学堂

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光绪二十四年六月（1898年7月）创办于北京，是百日维新的重大成果。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京后停办。光绪二十八年复校，京师同文馆并入。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设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预备科分政科与艺科。光绪二十九年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医学实业馆。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另设总监督，专管京师大学堂事宜，张亨嘉为第一任总监督，京师大学堂遂成为单纯的高等学校。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严复任校长。1917年蔡元培任校长，对学校进行整顿和革新。抗战期间迁云南昆明，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抗战后在北平复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迁往燕京大学原校址，建立新校园。

（六）北京师范大学

光绪二十八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师范馆。光绪三十四年改名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12年改名北京高等师范学堂，俗称男高师。1923年改名国立北京师范大学。1931年春，与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合并。抗战期间迁往西北，与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等校合组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独立成为西北师范学院。1941年起陆续迁往兰州。抗战胜利后大部分迁回北平，称北平师范学院。1948年称北平师范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院系调整时与辅仁大学合并为北京师范大学。

（七）山西大学

前身为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的山西大学堂和中西大学堂。不久两学堂合并，仍称山西大学堂，校址在太原。辛亥革命后，山西大学堂改名山西大学，设文、法、工三科。抗战期间先后迁陕西三原、宜川。1943年由省立改为国立。抗战胜利后迁回太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院系调整时发展为文理科综合性大学。

（八）复旦大学

前身为复旦公学。光绪三十一年，在原震旦学院中以马相伯为首的爱国师生，因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垄断，脱离该院而创建的。1917年改组为私立复旦大学。抗战期间，先后迁庐山、贵阳、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逐步发展为一所文理科综合性大学。

（九）四川大学

前身为光绪三十一年成立的四川法政学堂。1914年四川法政学堂改为四川法政专门学校。1927年四川法政专门学校与四川国学专门学校、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等合并为公立四川大学。1931年，改为国立四川大学。抗战期间，于1939年迁峨眉山麓。1943年迁回成都。解放后经院系调整，成为文理科综合性大学。

（十）北洋女子师范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总理天津女学事务的傅增湘在天津三洋里创办。辛亥革命后，曾改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直隶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著名的教育家张文、张伯苓先后担任过校长。1928年改为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河北知名人士齐国梁任院长。设有国文、家政两系。并有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和幼儿园等。抗战期间停办，部分爱国教职工迁往陕西城固，与其他院校组成西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复校。设有家政、音乐、教育、英语、体育、史地等系，并设立生物、理化、数学、图画等专业。天津解放后，女师与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合并为河北师范学院，著名教育家杨秀峰、李继之先后任院长。1958年该校解体，各系调到河北、天津、北京，分别组建了河北石家庄师范学院（河北师大前身）、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大学前身）、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前身）。“五四”运动时期，该校非常活跃，天津女界同志会是由该校学生郭隆贞、刘清扬、邓颖超、许广平发起组织的；觉悟社中的女社员大都是该校学生。

（十一）暨南大学

前身为光绪三十二年于南京创立的暨南学堂，主要招收南洋华侨子弟。宣统三年（1911）停办。1918年由黄炎培主持复办，改名暨南学校，设师范、商业两科，继又设女子部。1923年迁上海真如。1927年改为国立暨南大学，设商、文、理、法、教育等学院。抗战期间迁福建建阳，抗战后迁回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停办。1958年在广州复校，学生半数以上是归国华侨和港澳青年。1970年停办。1978年复校，成为文理医综合性大学。

（十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前身是光绪三十四年设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傅增湘为筹办经理。1913年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改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延聘鲁迅、胡适、李大钊等社会名流到校任教。1924年5月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杨荫榆任校长。次年5月杨荫榆借故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发生了惊动全国的北京女师大风潮。1926年，北京女师大师生参加了“三·一八”反帝游行，遭到北洋政府残酷镇压。1931年春，女师大与男师大合并为北京师范大学。

（十三）兰州大学

前身为宣统元年（1909）建立的甘肃法政学堂。1913年改名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8年改称兰州中山大学。1930年改称甘肃大学。1931年又改称甘肃学院。1946年甘肃学院与西北医学专科学校合并为兰州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院系调整，成为文理科综合性大学。

（十四）清华大学

前身是宣统三年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办的清华学堂，为一所留美预科学校。地址在北京清华园。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国民政府接管后，改名国立清华大学。抗战期间迁至云南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迁回北平。当时设有文、法、理、工、农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成为一所多科性的理工科大学。

第三节
科学与技术

一、近代数学

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部分：中国数学家自己独立研究和西方近代数学的传入。在明末清初一段时期内，西方数学知识虽有若干传入，但雍正之后呈中断状态。这期间，西方数学在创立了微积分学、对数之后，有了较快的发展。而这时的中国数学逐渐成落后状态。中国数学家们，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虽然有若干创造，但比西方同类结果要晚了许多。在这方面成绩突出的有项名达、戴熙、李善兰等人。

西方数学知识在鸦片战争之后再次传入我国。这次无论规模和质量方面都远远超过第一次。开始时由中外科学家在译书和出版机构合作翻译。西方十七八世纪的数学成就开始传入我国。洋务运动以后，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各新式学堂的数学教育也逐渐展开。到20世纪初年，中国自编的数学教科书已被广泛使用。特别是随着留学生陆续回国，大学的数学科系逐渐建立起来，并在现代数学的若干分支领域作出成绩。中国近代数学向现代数学迈进。

二、近代天文学

哥白尼学说在清初即已传入我国，并附有图说。可惜的是一直未出宫禁，未得到传播。直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魏源在《海图志》中，译载了有关哥白尼学说的文章，并附有地球沿椭圆形轨道绕日运行图。这是第一批公开宣扬和肯定哥白尼学说的中文材料。从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天文学的知识被不断介绍到中国来。光绪十一年（1885），康有为写成《诸天讲》，书中介绍了恒星光谱型，太阳的化学元素组成，康德—提普拉斯星运假说等宇宙演化理论，以及太阳有核反应等新的天文学知识。这些天文学知识的传播在当时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同治十一年到光绪二十六年（1872—1900），法国、日本、德国先后在上海、台北、青岛等地设立天文站。20世纪初年，赴欧美的留学生有的攻天文学，先后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他们回国后，组织开展天文工作。

三、近代物理学

19世纪40年代以后，近代物理学知识开始传入我国。但直至20世纪20年代以前，一直处于较低层次的翻译介绍阶段。其中包括力学方面的牛顿力学知识、电学方面的普通电器设备、光学方面的几何光学知识，声学和热学知识也有所涉及。而对于重大的物理学新成就，除x射线和镭的放射性外，大多没能及时介绍到中国来。20年代以后，由于物理学方面的留学学者回国，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四、近代化学

19世纪40年代，近代化学开始传入我国。首先是一些无机酸的传入和使用，接着便有介绍化学知识的书籍问世，并不系统。直至70年代以后，上海、北京翻译出版了一些较系统介绍近代化学知识的书籍。但是，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前，除一些学者在国外留学工作期间作出一些成绩以外，我国的化学研究水平仍很落后，大致处于进行化学教育和翻译、引进的阶段。

五、近代地学

近代地学早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由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传教士引进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国有识之士开始对外国和边疆地理进行研究，一批著作问世。一些西方学者如李希霍芬、庞培烈等相继来华考察。为了引进近代地学科学，我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合作翻译了一些西方地学名著。20世纪初年，我国地学科学家开始独立研究，如章鸿钊、张相文、丁文江、翁文灏等。他们不仅取得了科研成果，而且培养了一批青年学者。其中一些人“五四”运动后成为著名的地学科学家。

六、近代生物学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生物学知识逐渐传入我国，使我国生物学突破了单纯实用性的传统生物学知识结构，开始逐步建立起以实验观察为基础的近现代生物学知识体系。20世纪初至辛亥革命前，一批西方生物学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一些中学和高等学校设立了动、植物课，聘请外籍教师讲授动、植物学。20世纪20年代以后，我国近现代生物学得到发展，不仅设立生物学研究机构，创办生物学杂志，而且成立了各种生物学学会，培养了一批生物学优秀人才。许多大学设有生物系，有的还建立研究院，培养生物学专门人才。

七、近代技术科学

洋务运动以后，伴随着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的陆续开办，西方近代技术也逐渐传入中国。

（一）冶金技术

光绪十六年（1890），江南制造总局首设炼钢平炉。光绪十九年（1893），湖北建成汉阳铁厂，设一百吨高炉两座，八吨酸性平炉一座。光绪三十四年（1908），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拥有二百五十吨高炉一座，一百吨高炉两座，五十吨平炉六座，各种轧机四套以及若干机械化矿山设备等。在技术上已属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其设备均由世界著名厂家引进。

（二）铁路技术

中国第一条铁路是光绪六年（1880）修建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次年通车，以后逐渐展至天津。到宣统三年（1911），全国共建成铁路九千六百余公里。一些车辆、桥梁、器材等工厂也陆续建立起来，同时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其中以詹天佑及其修建的京张铁路最为著名。

（三）机械制造

同治四年（1865）建立的江南制造总局，引进了蒸汽机、汽锤、各种机床及铸弹、造枪炮的机械。以后各地军工厂陆续开办。光绪五年（1879），上海发昌机器厂开办，这是晚清第一家民营机器厂。开始主要修理机器，70年代以后逐渐制造机器。直至宣统三年（1911），民营机器制造厂数量都很少。

（四）造船

同治四年，徐寿等在安庆制造了第一艘轮船。同治七年（1868），江南制造局第一艘轮船惠吉号下水。同治八年（1869），福州船政局开始制造新式小型舰只。各地所造轮船，关键部件如汽机、推进器等都是进口的。

（五）化工

19世纪60年代上海江苏药水厂，能够制造酸碱。光绪二十一年（1895），江南制造局开始生产无烟火药。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火药生产技术都在不断改进。

（六）纺织

咸丰十一年（1861）上海外商最早用机器缫丝，西方棉纺织技术的引进以光绪十五年（1889）开机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为最早。近代纺织技术迅速在全国发展。

（七）其他

石油以光绪四年在台湾淡水以西法钻井为最早；同年，开滦煤矿开始用西法机器采煤。印刷、机制纸、火柴、卷烟、皮革、榨油、磨面、酿造等西方工业技术，大都是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引进的。光绪六年在天津开办的电报总局，是电报技术由中国自己引进的开始。

八、晚清著名科学家

（一）龚振麟

龚振麟江苏长洲（今江苏吴县）人。生于清嘉庆年间，但具体生年与卒年均不见记载，不详。道光十九年（1839）任浙江嘉兴县县丞。鸦片战争期间，曾两次奉调赴浙江沿海监制军械。

鸦片战争期间，龚振麟对沿海的船炮进行了改进。而他在兵器制造方面最大的贡献，则是发明了铁模制炮法和枢机炮架。

传统的泥模制炮法，其模一般情况下需一月之久才能干透，冬令时节，雨雪阴寒，则需二三个月之久。如用炭烘干，外表已干透，而里面仍湿润，一经浇铸，自生潮气，所铸之炮常有蜂窝，施放时极易炸裂。且泥模一次性使用，不能复用。

铁模制炮法简单易行：先将铸模的每瓣内面刷上用细稻壳灰和细沙泥调水而成的浆液，再用上等极细窑煤调水刷之。两瓣相合，用铁箍箍紧，烘热，节节相续，最后浇铸。当倾足成炮后，立可按瓣次序剥去铁模，露出炮身；凝结未透，遇有凹凸不平之处，可以打磨。最后取出炮心，除尽泥坯，腔内天然光滑。每个铁模可反复使用数百次，愈久愈熟，且不受时令限制。省时、省工、省料、省人力、省费用。而且携带方便，可随时随地鼓铸，不用运输重滞的大炮。铁模制炮为龚振麟所首创，比西方早了三十年。在实践的基础上，他著有《铁模铸炮图说》。

旧式炮架笨重且只能朝一个方向直击，不能左右旋转，更不能前后移动。龚振麟经反复研究与试验，制成枢机炮架。这种炮架分为两层，下层安轮子，上层中心贯以铁桩、炮耳以后，仍列梯级。几千斤重的大炮安装在炮车上，可以仰俯、左右旋转、前后移动，随时停轮施放轰击。

（二）戴煦

戴煦（1805—1860）出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原名邦棣，字鄂士，一字仲乙，号鹤墅。

戴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和诗画家。他在数学科学中的突出成就，是对数领域的研究。

对数及对数表是英国数学家耐普尔于1614年发明制定的，对数字计算的简化起了重要作用。顺治三年（1646）对数表由波兰传教士穆尼阁传入中国。中国学者耳目一新，不少人就对数作了研究，也编制了一些对数表。戴煦总结了前人研究的成败得失，认为以往的造表方法“布算极繁”，对数表“用之甚便，而求之甚难”。其所著《对数简法》《续对数简法》，就是寻求对数表的捷法。在《对数法》中，他提出了“连比例平方法”，即二项式平方根级数展开式，舍弃了计算繁琐的开方法。不仅如此，他还得出了当|a|＜1，m为任何有理数时，

这个二项式总是正确的结论。戴煦经过独立研究的这个指数为任何有理数的二项定理，与牛顿二项定理基本上是一致的。

求二项式平方根有了级数展开式后，选对数表省力得多，但实际计算仍相当繁重。为此，他又作了进一步研究，结果发现不用开方，即可以“假设对数”求得“定准对数”。具体做法是：先求出七十二个数的对数，然后其他数的对数皆从此而生。在演算时，他先求出“假设对数”，再用10的假设对数除之，便得出各数的“定准对数”即各数的常用对数。求得了七十二个数的对数，就可以进一步求出其他数的对数。这实际上就是现代对数中以10为底的常用对数演算法。

在《续对数简法》中，他又进一步阐明10的自然数与任何整数的常用对数，都可用幂级数来计算，并正确地列出了对数的幂级展开式：

用上列级数计算，就可很快得出各数的对数。

（三）李善兰

李善兰（1811—1882）出生于浙江海宁，字壬叔，号秋纫。官至户部侍郎。

李善兰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上兼通中西天文历算，撰述、译著并称于时的一代数学家。同治六年（1867），李善兰在南京刻成《则古昔斋算学》，汇集其已成的数学著作十三种二十四卷。

在《方圆阐幽》一书中，李善兰创立了“尖锥求积术”。n为任何正整数，x为任何正数，x^2的数值可以用一个平面来表示，也能用一条直线段来表示。为x在0＜x≤h区间变动，表示x^2的平面积迭加成一个尖锥体。由平面积ax^2积迭加起来的尖锥体，高为h，底面积为ah^2，它的体积是，这一命题相当于定积分

当知二乘以上尖锥，其所迭之面皆可变为线，说明ax^2可以用一直线段表示。当知诸尖锥既为平面，则可并为一锥。说明：同高的许多个尖锥可以合并为一个尖锥，这相当于定积分

李善兰不仅阐述了尖锥术的基本原理，而且以求圆的面积为例子，具体说明了尖锥术在数学演算中的运用。

《垛积比类》一书专门论述高阶等差求和问题。在第三卷中阐述了三角自乘垛的求和公式，并创立了下列恒等式：

李善兰这个恒等式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驰名中外，被称为“李善兰恒等式”。

（四）徐寿、徐建寅父子

徐寿（1818—1884）出生于江苏无锡，字雪村，号生元。徐建寅（1845—1901）出生于江苏无锡，字仲虎。他曾奉命出洋考察科学技术，历时四年。

著名化学家徐寿，是集科学家、翻译家、教育家于一身的人物，在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早在安庆内军械所时，徐寿自己研究并制造出中国第一台蒸汽轮机，并与华蘅芳等人合作，成功试制出“黄鹄”轮船，为中国近代造船业开辟了道路。之后，他在江南制造总局从事造船工作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包括后来在格致书院期间的翻译工作，先后共译书十七部，其中化学方面的有七部。

《化学鉴原》包括了一般化学的内容，对化学基本原理和许多重要化学元素的性质也进行了概述。他对化学元素中文新字的命名，以及以西文第一音节造字的原则，一直沿用至今。《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专论无机化合物，并对新发现的化学元素进行了论述。《化学考质》是关于定性分析的著作，《化学求数》是关于定量分析的著作。在翻译过程中，徐寿还与他人合作编写了两部中西化学名称对照表：《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西药大成中西名目表》。为中国近代化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同治十三年（1874）以后，徐寿除译书外，还与傅兰雅创办格致书院，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教育开了先河，系统地传播了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不仅讲授理论和知识，还开设实验课。培育了一批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徐寿等创刊的《格致汇编》，内容十分广泛，凡西方科技新知、国人发明创造，几乎无所不包。为传播科学知识和交流技术工艺作出了重要贡献。

徐建寅为徐寿次子。因自幼受家学熏陶，聪慧过人。他早年从其父在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工作，助其父从事轮船制造和译书工作。之后，他又创办了山东机器局，先后到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湖北枪炮局工作。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徐建寅在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局钢药厂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努力，反复实验，终于制造出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无烟火药。二月十二日（3月31日），他在工厂指挥生产时，遭人暗算，机器爆炸，以身殉职。

徐建寅一生除进行了大量的科学实验外，还撰述、翻译了大量科技著作。计有译著十五部，著作三部，专论十篇。其中《化学分原》以及在数理、工艺等方面的译著《汽机尺寸》《营城揭要》《器象显真》《造铁全法》《汽机必以》《摄铁器说》《石板印法》《年代表》《造强硫水法》《运规约指》《汽机新制》《艺器记珠》等，辟西学之门户，弥补了其父在译著深度和广度方面的不足，使已有的学科如化学译著逐渐完备，成为系列，他的译著，除以自然科学为主外，还涉及社会科学方面。

（五）华蘅芳

华蘅芳（1833—1902）生于江苏金匮（今属无锡市），字若汀。

华蘅芳是中国近代与李善兰齐名的数学家。在安庆内军械所，他与徐寿等试制成功“黄鹄”号轮船。之后，在江南制造总局参与筹办局内附设的翻译馆。此后四十年，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翻译介绍西方科学知识方面。华蘅芳译书十多部，涉及数学、地质学、航海、气象、天文等方面，而译述最多的当属数学，如《代数术》《微积溯源》《三角数理》《代数难题解法》《决疑数学》等。《微积溯源》是关于微积分的著作，为补充李善兰译《代微积拾级》而译。《决疑数学》则是中国第一部介绍概率论的著作。

华蘅芳在翻译西方数学著作的同时，还有多种数学著作传世，后来辑成《行素轩算稿》。比较重要的有：其代表作《学算笔误》，是一部普及性数学专著，以通俗简明的语言和具体形象的例题，介绍了数学基本知识和代表当时数学最新成果的微积分数理及其解法。还介绍了学习数学的方法。此书问世后，备受欢迎，以致几年间再版十余次。其所著《开方别术》，大大简化了中国古代开方的方法，论证了“并诸为一商”的开方理论和方法，被李善兰称为“空前绝后”之作。其《积较术》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些见解，与日本从外国所获得的“推差新法”相似，但成书则要早十多年。

华蘅芳除著述之外，还在格致书院和湖北自强学堂、两湖书院、无锡实学堂执教，并担任过常州龙城书院院长，培养了大批人才。

（六）魏瀚

魏瀚（1850—1929）出生于福建闽侯（今属福州市），字季渚。

中国近代造船专家魏瀚是福州船政学堂的第一届优秀毕业生，也是该学堂第一批赴欧留学生。

光绪七年（1881），魏瀚以优异的成绩从法国学成回国，在福州船政局工程处“总司制造”，相当于后来总工程师的职务。在魏瀚等留学归国人员主持船政局期间，洋人逐渐撤离回国。船厂技术突飞猛进，不断革新、改进造船工艺，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造船厂最辉煌的时期。这也正是魏瀚一生中贡献最大的一个阶段。

光绪八年十二月三日（1883年1月11日），仅用两年两个月的时间，船政局就试制成功第一艘巡洋舰“开济号”。该船长二十六点五八丈，宽三点六丈，马力二千四百匹，排水量二千二百吨，“为中华未曾有之巨舰”。

光绪十三年（1887），船政局第一艘钢甲船下水，长十九点七丈，宽三点九五丈，马力二千四百匹，二千一百吨级，是为“龙威号”。

魏瀚在任船政局“总司”期间，先后制造“开济”“横海”“镜清”“寰泰”“广甲”“龙威”等船，均能精益求精。他为中国造船工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中国在德国订购的后来服役于北洋海军的两艘最大的铁甲舰，是由魏瀚监造的。

（七）詹天佑

詹天佑（1861—1919）出生于广东南海县（今南海市），原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字眷诚。

杰出的铁路工程师、中国近代工程技术专家詹天佑，是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幼童。光绪七年，在美获得土木工程科学士学位，作为耶鲁大学的高才生返回。但最初几年，先后在福建水师服役、在广东水陆师学堂执教。直至光绪十四年（1888），才在留美同学邝孙谋的推荐下，受聘为中国铁路公司帮办工程师，成为詹天佑致力于铁路事业的开端。

在詹天佑的铁路建筑生涯中，先后修筑津塘铁路、关东铁路、津卢铁路、萍醴铁路、新易铁路、张绥铁路、川汉铁路、粤汉铁路等。而影响最大的是他修建的京张铁路。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1905年5月），詹天佑出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两年后升任总办）。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料，他率部分工程技术人员翻山越岭反复实地勘察，然后进行论证，全面比较、选择，最后决定采用通过关沟的一条路线。京张铁路全长三百六十里，桥梁七千余尺，穿山越岭，工程之艰巨为当时他处所未有。特别是自南口经关沟到岔道城这一段，长三十三里，需开凿居庸关和八达岭两个隧道，工程难度最大，更是困难重重。当时外国工程师讥笑詹天佑“不自量力”，甚至说“中国会修关沟段铁路的工程师还没出生”等等。詹天佑采用中间竖井开凿的办法施工，用辘轳代替卷扬机，载工人上下，运入炸药、器材，运出土方和积水，终于把隧道打通。在青龙桥东沟，他采用人字形轨道，用两台大马力机车互相推挽，解决了坡度大机车牵引力不足的问题。

宣统元年八月十九日（1909年10月2日），京张铁路全线通车，提前两年完成。所需费用仅及外国人估价的七分之二，外国承包商索价的五分之一。这是中国近代铁路修建史上最灿烂的一页。

詹天佑著书多种，其中《工程辞典》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土木工程的辞典。他发明的机车挂钩至今通行世界，称“詹氏钩”。

（八）张相文

张相文（1866—1934）出生于江苏省桃园县（今泗阳县），字蔚西。

著名地理学家张相文，是中国早期现代地理学的奠基人，近代杰出的教育家。至清朝灭亡之前，他已有许多译著和著作传世。其译著主要有《家事教科书》、《列国岁计政要》、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比严复《法意》译本早两年）。

其撰著主要有：《初等地理教科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这两部地理教科书为我国自编地理教科书之嚆矢。“教科书”之名亦开创于此。《地文学》是中国第一部普通自然地理，内容分星界、陆界、水界、气界、生物界五编。时至今日，编写普通自然地理，其基本内容仍不出这五个方面。在此之前，国内几种译自外国的自然地理，其内容仅限于无机自然界。而张相文新增生物界的内容，把无机自然与有机自然联系起来，在世界地学史上具有开创性。《地质教科书》在地质地貌方面发表了许多科学见解。

张相文不仅继承中国古代地学知识和学习西方近现代地学知识，而且注重实地考察。宣统元年（1909），他先到山东半岛考察，继而又到冀北考察，并著《冀北游览记》。宣统二年（1910）他到河南考察，并著《豫游小识》和《大梁访碑记》。宣统三年，他到山西五台山地区考察，著有《参佛日记》，记载了考察的收获，对这一地区的地貌进行了研究，对自然现象及其成因提出新见解。对于一些地区的水患，张相文也曾实地考察。如对淮河流域考察后提出治淮的建设性意见。

宣统元年，张相文邀白毓、张伯苓等和各校师生、教育界官员百余人，在天津发起成立中国地学会，被选为会长。学会成立后，出版会刊《地学杂志》，这是中国第一个反映现代地理学早期研究成果的刊物。

在教育方面，张相文也作出突出贡献。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在南洋公学执教，教授国文和地理，开始步入教育界。光绪二十八年（1902），先后任寿州阜丰、阜财两商业学校校长、两广师范讲习所地理教员。光绪三十年（1904），张相文与张謇等在上海发起成立教育总会，倡议各地成立分会，研究教育改良，图谋教育进步。他不仅致力于组织教育团体，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动手编写教材，进行教学改革。同时在任淮阴江北师范学堂教务长时，实行学校管理改革。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应直隶提学使傅增湘之邀，担任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学校教务长，次年担任校长。宣统二年他与傅增湘同游热河，考察教育，并著有《滦阳纪行》等。

（九）冯如

冯如是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制造家与飞行家。

冯如出生于广东恩平县（今广东恩平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光绪二十年（1894），十二岁的冯如随舅父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在美国胸怀大志的少年冯如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刻苦钻研机械制造技术。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已具备广博的机械制造知识，通晓三十六种机器，并发明制造出抽水机、打桩机等。尤其是他设计制造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以其性能良好大受用户青睐。这些，都给他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初年，国际航空事业开始起步。美国莱特兄弟发明制造飞机成功。冯如得到消息，决心研制飞机，报效祖国。光绪三十三年八月（1907年9月），在爱国华侨的资助下，开始研制工作。次年三月（1908年4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制造出一架试验飞机。八月二十六日（9月21日），时隔半年，就又制造一架当时性能较好的飞机，试飞航程超过莱特兄弟试飞航程近一千英尺，一时在美国引起轰动。孙中山观看试飞后，也高度赞扬。试飞的成功使冯如和华侨界受到很大鼓舞，制定了新的设计制造飞机的计划。宣统元年九月（1909年10月），冯如和华侨黄梓材等发起成立了广东机器制造公司。宣统二年，冯如制造出一架性能更好的飞机：机翼长二十九点五英尺，翼宽四点五英尺，内燃机三十匹马力，螺旋桨每分钟一千二百转。当年九月（10月），国际飞行协会在美国三藩市举行飞行比赛，冯如驾驶新制造的飞机参赛：飞行高度七百多英尺，时速六十五英里，航程二十英里。这一成绩打破了一年前在法国理姆斯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飞行比赛中，高度冠军拉塔姆的五百零八英尺、速度冠军柯蒂斯四十七点二英里的纪录，荣获优等奖。中外人士纷纷前往观看，欧美报纸交口称赞，海外华侨甚为自豪。

宣统三年正月（1911年2月），冯如将广东机器制造公司更名为广东飞行器公司，其宗旨为“壮国体，挽利权”。并偕同其助手朱竹泉、朱兆槐、司徒璧如，携带制造飞机的机器与自制的两架飞机启程回国。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批准在南京建飞机场，成立以冯如为首的航空队。这是中国最早的空军。民国元年（1912）八月五日，冯如在广州城郊作飞行表演，观者如潮，人们欢呼雀跃。当飞行表演结束飞机降落即将着陆时，冯如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有几名儿童，便猛拉操纵杆，飞机急剧上升。但由于用力过猛，致使飞机机件损坏而失速坠落。冯如身受重伤，因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时年二十九岁。

九、科学团体

（一）科学仪器馆

光绪二十七年由钟观光、林木林、虞含章等人在上海发起创办。其宗旨除编译科学丛书、制造理化器械外，于光绪三十二年附设理科讲习所。是年虞祖辉在上海、奉天也设立了科学仪器馆，清政府学部予以立案。该馆及以后所办的相同性质的馆局，除仿制若干简单仪器外，仪器设备主要靠进口。

（二）中国药学会

光绪三十三年由留日药科学生王焕文等七人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宣统元年在东京召开第一届年会，宣读论文，通过会章，选举王焕文为会长，编印《药学杂志》一期。1912年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年会，改选伍晟为会长，会名改为中华药学会。1917年在东京召开第三届年会，改选于达望为会长，编印《药学杂志》四期。1936年《中华药学杂志》在上海创刊，一年后因经费不足停刊，1940年复刊。1942年以中国药学会之名重新立案，并召开成立大会，推陈璞为理事长。1943年，《中华药学杂志》改名为《中国药学杂志》。该学会的活动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三）中国地学会

宣统元年，由张相文等在天津发起成立。张相文被选为第一任会长。中国地学会是中国最早的地理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通过中国地理学会，张相文把当时的国学大师章炳麟、地理学家白眉初、地质学家邝荣光、水利学家武同举、历史学家陈垣、教育家张伯苓、蔡元培等团结起来，组成了一支中国最早的研究地学的强大队伍。以后，又将许多地理、地质方面的专家，如章鸿钊、白月恒、姚明辉、丁文江、翁文灏、徐炳旭、袁复礼、王成组、殷祖英、张印堂、黄国璋、蔡源明等都吸收进来，使这支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现代地理学的迅速成长。

宣统二年，中国地学会出版会刊《地学杂志》。这是一个反映中国现代地理学早期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地学杂志》最初是月刊，后因经费原因改为双月刊、季刊、半年刊。1923年停刊，1928年复刊后为季刊，1937年又停刊。1933年张相文逝世后，即筹备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34年正式成立，至1937年结束。

第四节
哲学、伦理学、佛学与诸子学

一、哲学

（一）龚自珍的哲学思想

龚自珍对天人感应论的“天命”观和先验的人性论进行了批判，明显地表现出唯物主义倾向。而他哲学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变易和进化论的历史观。他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15)但他又认为“体常静，用常动”(16)。变化的只是事物的功用，而事物的本体则是恒常不变的。这与他主张在不触动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前提下进行变革的观点相一致。

（二）魏源的哲学思想

魏源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批判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说”。他明确指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知者乎？”为此，他进行了具体论证：“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不如估客（商人）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不如庖丁之一啜。”(17)他强调实践第一，反对先验的“知”。魏源还非常注重后天的学习，认为“绝世之资，必不如专门之夙习”。(18)

魏源坚持历史进化观点，反对理学唯心主义的历史退化论，并进而认为这种历史进化的客观趋势是“便民”的。他说：“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指出：“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19)

但是，魏源的历史进化观点又是不彻底的。他的历史进化仅限于“势”，而“其不变者道而已”(20)。亦即在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前提下进行枝节改革。

（三）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康有为把中国传统的“穷变通久”的变易观与西方进化论巧妙结合起来，形成变易进化观点。他按照传统的“变易”观，首先强调变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圣人之为治法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矣。”而今时势巨变，法亦应根本变革，“中国今日不变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21)。为了进一步论证变法的合理性，他用传统“变易”观比附西方进化论，宣扬“变”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认为“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庸，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22)。这种变易进化观是对“天不变，道亦不变”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否定，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从哲学上寻找理论根据。

康有为还积极宣扬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他倡导人欲，反对天理，反对封建的禁欲主义。他多方论证了人生去苦求乐的正义性与合理性，肯定发展物质文明的必然和幸福，迫切要求改善人们的苦难生活。他指出“孔子之道”就是本于“人性”，“循人之性以为道”，而“人性”则“本于天生”。这种天性即情欲快乐等人的肉体和精神的需要。他说：“人道无求苦去乐者也”，“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无他道矣”(23)。在这里，自然的人性“人欲”被认为是“善”，而压抑人欲的“天理”则被认为是“恶”。这就为中国资产阶级争取个性自由，个人的权利，找到了理论依据。

（四）谭嗣同的哲学思想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最具哲学气质的思想家之一。在其代表作《仁学》中，他企图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世界观，作为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基础。但他所构造的哲学体系还不成熟，并未完成这个任务。在这个不完整的世界观中，充满着尖锐的自相矛盾：既有唯物主义的内容和因素，又作了唯心主义的规定和解释；既敢于冲破旧事物旧秩序，有与僵死的封建形而上学斗争辩证法精神，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相对主义和诡辩论性质。

1. 唯物主义因素

谭嗣同认为世界统一于“以太”，把“以太”作为整个宇宙存在的基础：把“以太”视为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物质，是物质最后不可分割的分子；“以太”是一切自然现象的基础，声、光、热、电、风、雨、云、露、霜、雪等自然现象，是由“以太”凝结、构成、传播的作用，具有波的性质；“以太”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个人之间、家庭、社会、国家，由“以太”相维系；“以太”为人的感觉现象的基础，眼能视、耳能听、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是由于“以太”的作用。

“以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理学名词，作为传导光、热、电的媒质，用以说明物质间的联系，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假说。“以太”说由于未被科学证实而放弃。

由于谭嗣同所选择的“以太”这种科学概念本身模糊不清，使他容易为其加上神秘主义色彩而与唯心主义妥协，表现出他的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谭嗣同认为，“以太”之所以构成万事万物，是由于有相互吸引的属性，而这种属性及其作用就是“仁”。“以太”最灵敏，“于人身为脑”，“于虚空则为电，而电不止寄于虚空”。“脑为有形质之电，是电必为无形质之脑”。电和脑一个作用，“人知脑气筋（神经）通五官百骸为一身，即当知电气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也”。谭嗣同认为“以太”的能为“仁”，似吸引力。“仁”是精神现象，是知觉、感觉，“唯心唯识”。“仁”是“以太”派生的东西，依赖于“以太”。但是，谭嗣同当时并不了解精神是高度物质的组织现象，是物质高度发展的结果。他认为，“同一大圆性海”，而成为不同的事物，是由于得到“仁”的数量多少而已。“以太”不生不灭，造成“仁”不生不灭。由此引申出物质普遍有“灵”，意识永恒。“灵魂”为不生不灭的“知”，认为物质无灵魂，即物质无“以太”。表现出浓厚的“唯能论”思想，这是受当时科学发展所限。

用能量解释物质，是唯物论。认为精神表现为能，无相对存在的东西，就由机械唯物论走向唯心论。

2. 认识论

认识论是中国近代哲学的主题，而这一主题直到谭嗣同才变得突出起来。谭嗣同保留了“仁”这个原本属于封建伦理学的范畴，以之作为本体论的应用。但在当时以佛释儒的思想影响下，他把儒学的“仁”也逐渐隶属于佛学的“识”。这样，本体论、自然观就完全归宿为认识论。于是，谭嗣同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就步入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谭嗣同认识论正确的一面在于他开始意识到认识对象及真理的客观性。他认为“眼耳鼻舌身又各有所见，一一成相”，而知有天地万物，“知其在内而不在外”。反之，“心在外而不在内”，因为“心之生也，必有缘（联系），必有所缘”。也就是“致知藉乎格物”，“大脑之所在，藏识之所在”。

他认为认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即由“业识转智慧”。但是，谭嗣同并不了解认识的全过程，不了解认识与实践以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而是把对绝对真理认识一下子完成。他认为“识者，无始也，有终也，业识转为智慧，是识之终矣”。把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看作完全割裂的东西。这样，他的最后“真理”就完全否定了相对真理的绝对性和客观性。这种认识使谭嗣同反转过来又抛弃感官的实践性和理性思维，而求助于神秘主义的“直觉”“顿觉”“不以眼见，不以耳闻，不以鼻嗅，不以舌尝，不以身触，乃至不以心思，转业识成智慧，然后‘一多相容’‘三世一时’之真理乃日见于前”。

3. 自然人性论

谭嗣同认为人性善，情亦善，最根本的性为“仁”。“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即无天理”。从根本上反对程朱理学的“存理灭欲”观点。他由“以太”自然观直接引申为人性论。

他认为人间一切道德规范都从“仁”出发。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为名教，谭嗣同认为“仁”之所以被搞乱，乱于名，由于名与“仁”并列，所以因名之弊而累教。他认为一切违反“仁”的观念如三纲五常应该取消。

谭嗣同认为辨别“仁”与“不仁”的标准是“通”与“塞”。通才能流，流才能平。他把“仁”“通”“平”作为世界的最高规范，旨在反对“闭关锁国”政策和封建政治经济方面的“壅塞”“俭”“静”，为变革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制造舆论。

4. 辩证观念

谭嗣同认为事物的联系及统一正是产生、存在和体现在事物的运动变化之中。运动的连绵和持续形成了万物的变化和发展。“不息故久，久生不息。则暂者绵之永，短者引之长，涣者统之萃，绝者续之亘，有数者浑之而无数，有迹者沟之而无迹，有间者强之而无间，有等级者通之而无等级”。“则日日生者，实日日死也。天曰生生，性曰存存。继续承承，运以不停”。

谭嗣同这种观点是为了指出在现实社会中必须不断地革旧更新，改变制度，这是必然的规律。

他认为，“以太”是在“微生灭”（不生不灭）运动中，万物是在“生灭”运动中，由于“以太”的“微生灭”形成万物的“生灭”，而万物的“生灭”形成天地的“日新”。“新”是世界的公理，万物川流不息，改变旧的，产生新的，历史不断延续和进化。谭嗣同认为事物运动有规律，“数”（规律）的推移像齿轮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是，谭嗣同不能解决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矛盾。如在“破对待（差异）”时，认为“仁一而而已；凡对待之词，皆当破之”。“无对待，然后平等”。否认事物的多样性。并认为事物的差别是由于人的意识的错误，世界的多样性是由于“心”所造成的，走向唯心论。

（五）严复的哲学思想

严复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不同，不是用中学比附西学，或用西学改造中学；而是通过翻译，有选择地直接把西学引进中国，对中国人进行启蒙，给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

1. 严译《天演论》的独创性

《天演论》是赫胥黎阐发达尔文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原著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1894年出版）。

达尔文进化论的中心思想是：物种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

在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过程中，分成两派：一派以达尔文的朋友、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为代表，是达尔文主义的忠实的、勇敢的捍卫者；另一派以反动哲学家斯宾塞为代表。斯宾塞并非达尔文的信徒，他把生物界的规律完全搬到社会领域，创立了社会有机体学说，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是一种反动的庸俗进化论。

赫胥黎所阐发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不同于自然法则和生命过程。自然界没有什么道德标准，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竞争进化，适者生存。而人类社会则不然，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先天的“本性”，能够相亲相爱，互助互敬，不同于自然竞争，“社会进展意味着对宇宙过程每一步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种可称为伦理的过程”(24)。由于这种人性，人类不同于动物，社会不同于自然，伦理学不能等同于进化论。

斯宾塞的基本观点是：用普遍进化的观念强调“天演”，认为“物竞天择”是任何事物都不能避免的普遍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也完全适用于人类种族与社会。他为了强调个体之间、种族之间的所谓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甚至主张政府不办教育，不搞福利，不管人民健康等等，以任凭其自然淘汰，适者生存。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理论，是欺压、剥削人民和殖民地民族的强权逻辑。

严复不同意赫胥黎把自然规律的天演进化与人类社会关系的伦理学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所以书名只用了一半，即同意赫胥黎原著的“进化论”部分。并通过按语的形式不断对赫胥黎原著的后半部分的观点加以批评。在这方面，他最推崇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斯宾塞普遍进化观念评价很高：“美矣备矣，自生民以来未有若斯之懿也，虽文（文王）周（周公）生今，未能舍其道而言治也。”(25)“呜呼，欧洲自生民以来，无此作也”(26)。然而，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中“任天为治”的主张本质上与严复要求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主张处于对立地位，因而对这种主张并未着重介绍。恰恰相反，在这方面他却选择翻译了反对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赫胥黎。严复明确指出：“赫胥黎此书之者，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27)所谓“任灭为治”即指任凭“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起作用，而不去积极干预它。严复不满意这种思想，认为这是斯宾塞的“末流之失”，从而要用赫胥黎“与天争胜”的观点来纠正和“补救”它。赫胥黎在其原著中极力宣传“我们要断然理解，社会的伦理进展并不依靠模仿宇宙过程，更不在于逃避它，而是在于同它作斗争”(28)。正是由于这一点，严复对这本新出版的通俗书籍大感兴趣，并立即翻译过来。总之，对赫胥黎，严复不同意他那种人性本善，社会伦理不同于自然进化的观点，但又赞成其主张人不能被动地接受自然进化，应该与自然斗争，奋力图强的观点；对斯宾塞，严复同意自然进化是普遍规律，也适用人类，但不满意他那种任凭自然规律起作用的弱肉强食的思想。

严复的这种态度是当时中国的形势所决定的。甲午战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掌握清朝权柄的封建顽固派不肯改革，大多数知识分子则麻木不仁。他一方面大声疾呼地介绍达尔文、斯宾塞，强调进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普遍规律，中国并不特殊，并不例外，如果麻木不仁，就会被淘汰；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人们认识这种规律以后，不应甘于劣等民族而坐待灭亡，而应当赶快起来进行奋斗，只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命运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因此，严复的《天演论》既不同于赫胥黎，也不同于斯宾塞。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二者的折中，实则是一种特殊的“创造”。鲁迅称赞严复是“感觉锐敏的人”，“做”过《天演论》(29)。一个“做”字，形象而深刻地表达了严复翻译的特点。

2. 严译《穆勒名学》经验论的认识论

“名学”即逻辑学。约翰·穆勒是英国唯物论经验论的最主要代表，其《名学》在当时被视为集旧归纳法之大成的名著。严复介绍这种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来武装中国人的头脑，企图带给人们一种新的世界观。这种认识论，严复称之为“实测内籀之学”。“实测”是指一切科学认识必须从观察事物的实际经验出发。不是书本，而是实际经验，才是认识的出发点和检验的标准。“内籀”是相对于“外籀”（演绎）而言的归纳，即上述认识论所具体采用的逻辑方法。严复认为，“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也”(30)。一切科学真理必须通过归纳法而成立。因此，教条主义和唯心论的先验论必须打倒和废除。必须从实际经验出发，观察、归纳、综合，然后得出普遍原理、原则。掌握了这种原理、原则，就可以普遍应用，驾驭各种繁杂的变化。

（六）梁启超的哲学思想

1. 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认识论

梁启超从主观唯心论出发，否认实践第一的观点，认为先有思想和理论，然后才有“事实”和“实事”。他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31)又说：“天下必先有理论然后有实事。理论者实事之母也。凡理论皆所以造事实。”(32)这就完全颠倒了思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为了宣扬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梁启超还从中国古代唯心主义思想家王阳明那里搬出“致良知”说。他吹捧王阳明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为“今日学界独一无二之良药”，认为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为唯一之头脑，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33)。不仅如此，梁启超还极力鼓吹王阳明先验主义真理，认为求得“真是真非”在于“返诸最初之一念”。他说：“我辈生于学绝道丧之今日，为积习熏染，可谓至极，然苟发返诸最初之一念，真是真非，卒亦未尝不有一隙之明，即此所谓良知也。”(34)王阳明所谓“良知”，是指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他把这种纲常伦理说成人心所固有。梁启超不仅宣扬唯心主义真理观，而且把封建道德视为先天存在的绝对原则。

梁启超还引进西方唯心主义先验论哲学大家康德的哲学比附王阳明的“良知”说。他认为康德哲学“以良知说本性，以义务说伦理”(35)，和王阳明之学说“若合符节”(36)。尤其是康德的先验主义与王阳明完全相同：“阳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学说之基础全同。”(35)

2. 英雄史观

是主张时势造英雄，还是坚持英雄造时势？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分水岭。

梁启超顽固坚持英雄造时势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认为“英雄之能事在造时势而已”(37)。在他看来，一部世界历史是英雄所创造的历史：“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豪杰则无世界。”(38)

梁启超在宣扬英雄史观时，所采用的是折中主义的手法。他一面说“英雄固能造时势”；另一方面又说“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39)。他采取了一种混淆视听的伎俩。实际上，他所谓的“英雄与时势互为因果”就是英雄“以用时势为起点，以造时势为究竟”之意(40)。在此，时势已成为英雄的工具。

（七）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1. 进化论的自然发展观

坚持进化发展的普遍观念，是孙中山哲学世界观的一项基本内容。他确信世界处在不断进化发展的状态中，是一个持续的自然历史过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处在不断更替和发展中，并由简单和低级阶段上升到有质的差异的高级阶段。孙中山简略地描述了宇宙和自然形成的历史过程：“推到地球没有结成石头之前”，“是一种流质，更在流质之先，是一种气体。所以照进化哲学的道理，地球本来是气体”，“日久就凝结液体，再由液体固结成石头”。“讲地球的来源，便由此推究到人类的来源，地质学家考究到人类初生在二百万年以内，人类初生以后到距今二十万年，才生文化。二十万年以前，人和禽兽没有什么大分别，所以哲学家说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不是偶然造成的，人类庶物由二十万年以来，逐渐进化才成今日的世界”(41)。孙中山首先在自然领域内贯穿了发展变化的观念，指出宇宙乃是长期发展演化的结果。

孙中山把社会历史也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他说：“民权之萌芽，虽在二千年以前的罗马希腊时代，但是确立不摇，只有一百五十年，前此仍是君权时代，君权之前是神权时代，而神权之前便是洪荒时代。”

孙中山进而循序考察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他说：“六合之内，一切现象，厘然毕陈，种类至为繁夥”，“然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42)

但是孙中山没有彻底理解精神乃是高度发展的物质的属性。正因为如此，他在构成人类的物质实体即“生元”（细胞）面前显得十分困惑：“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觉灵明者也，乃有动物思为者也，乃有主意计划者也。”(43)他感叹道：“生元者，何物也，曰：其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议者矣。”(44)

孙中山既然没能科学地解说精神发生过程及其实质，于是就把能动的方面加以抽象地发展了，从而夸大了精神的意义。他认为一旦丧失了精神，官骸虽具，但不能言语，不能动作，而“体即成为死物矣”(42)。于是，精神似乎成了一种具有独立性甚至独立实体的东西。本来，精神丧失正是其物质基础即官骸损坏的结果，而不能颠倒过来。在此，就出现了把物质与精神分离和以为物质是精神的表现的二元论以至唯心论的倾向。

2. “知难行易”学说

认识论是孙中山哲学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他把“行”即实践提到重要的地位，认为“知”是“行”的结果。他说：“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而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45)在此，孙中山把客观存在的事实看做第一性的，而认识是第二性的，是外在世界的反映，基本上走着唯物主义路线。

孙中山认为人们所需要的“知”是“真知”，即“科学的知”，并非事物的片面或表面。他说：“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46)凡是真正的知识必须从科学而来。而人们获得这种“真知”是艰辛的，因此“知难”。孙中山强调科学知识和理性认识重要，这是孙中山知行学说的重点所在。他又强调客观存在是不断发展的，因而人类的认识也就不能停滞不前。孙中山重视理论，强调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真知，突出理性认识的价值，是值得称道的。

但是，孙中山的认识论也有缺点。他对于实践的理解是狭隘的、直观的，把人类的实践活动主要归结为“力学”和“历学”，而其内容不外是“实验”“研究”“探索”“冒险”之类，没有认识到实践的真正社会历史的内容和性质，特别是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缺乏科学的理解。他的“知行学说”还没有达到真正抽象思辨的理论高度，始终带有浓厚的直观性和经验性，基本上还是经验论的认识论。

3. 民生史观

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孙中山以“民生史观”为理论基础。孙中山认为“历史的重心是民生”，“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47)。他所谓的“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群众的生命”(48)。在他看来，决定社会面貌和进程的是人们“生存”问题，这正表现了他对人民生活状况的关怀。正由于他把社会历史的“重心”和社会发展归结为人民的生活，首先是物质生活，这就使孙中山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作出许多接近正确的社会现象的论断，驳斥了当时西方流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社会学的观点。他说：“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亦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进步亦为稽延。”(49)这种论点正反映了当时的客观实际。孙中山反对“英雄造时势”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而赞同“时势造英雄”的正确论断，并就美、法当时的国内形势评价华盛顿、拿破仑。他还特别指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只适用于比较低级的“物种进化之时期”，不能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现象。他说：“乃至达尔文氏发明物种进化之物竞天择原则后，而学者多以仁义道德皆属虚无，而竞争生存乃为实际，几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段，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矣。”(50)

孙中山在理论上把人、国家和政治抽去了社会阶级内容，认为人是“心之器也”；国家是超历史、超阶级的“人之积也”；政治是超历史、超阶级和抽象的“管理众人的事”，属于“人群心理之现象”。他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体也。”不能理解国家是阶级压迫的专政工具，表现了孙中山民生史观的严重弱点。

（八）章炳麟的哲学思想

1. 《訄书》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生物进化论

《訄书》是章炳麟早期的著作，其中《公言》《原变》《原人》等篇宣扬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生物进化论，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路线服务。

《訄书》反对唯心主义先验论，认为认识客观事物不能离开感觉，而感觉不是主观自生的，它来源于事物对感觉器官的刺激。他说：“黄赤碧涅修广以目异，征角清商叫啸喁于以耳异，酢甘辛咸苦涩隽永百旨以口异，芳苾腐殠腥蝼膻朽以鼻异，温寒熙湿平棘坚疏枯泽以肌肉异，是以人类为公者也。”(51)也就是说，眼用以辨别各种颜色，耳用以辨别各种声音，鼻用以辨别各种气味，舌用以辨别不同的味道，身用以辨别不同的事物。作为正常的人，都具有相同的感觉。章太炎指出，当人们的感觉器官没有和外物相接，尚未产生某种感觉的时候，决不能说客观事物不存在，因为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他说：“以目之眚者，视火而有青炎，因是以为火色不恒，其悖矣。”“火之有青炎，火者实射之，不眚目则亦不可见也。烛灺钩冶之上，七色而外，有幻火变火，可以熔金铁，而人目不能见，不能见其火，而不得谓之无色；见者异其光，而不得谓之无恒色。”也就是说，视觉有毛病的人看见光为青色，如果以为青色就是光的唯一颜色，而否认其他六色，那就和光的真相违背了。人的眼睛没有看到的东西，不能说它们是不存在的。

章炳麟认为，仅仅依赖感觉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判断、推理的理性认识活动。他说：“夫物各缘天官所合以为言，则又譬称之以期至于不合，然后为大共名也。虽然，其已可譬称者，其必非无成极，而可恣膺腹以为拟议者也。”也就是说，感觉器官（天官）与外物相接（所合），是进行推理的基础，而推理的理性认识（譬称）是从个别到一般，因而得出关于事物的普遍概念（大共名）。这种理性认识不同于感觉，所以说“以期至于不合”。但是，理性认识并非漫无标准（成极），不能凭着主观想象去进行。

但是，章炳麟不了解在实践的基础上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甚至有时片面强调理性认识的作用，并把它和感性认识割裂开来。他说：“观今西方之哲学，不赍万物，为当年效用，和以天倪，上酌其言，而民亦沐浴膏泽。虽玄言理学，至于浮屠，未其无云补也。”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科学的抽象和荒唐的抽象是有本质区别的，只有科学的抽象才能正确地反映事物及其规律性。

《訄书》也反对宗教神学，否认鬼神。章炳麟认为，宗教神学是由于人们不能对自然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而杜撰出来的。不仅无神仙，人死后亦不会变鬼。他说：“人死而为枯骼，其血之转磷或为茅搜，其炭其盐，或流于草木，或铁在矿，其肌肉或为虫蛾蛰豸。”章炳麟根据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说明人死后变为无机物或有机物，以此驳斥人死后变鬼的说教。

章炳麟还以达尔文的进化论说明人体的形成：“赭石赤铜箸乎山，莙藻浮乎江湖，鱼浮乎薮泽，果然貜狙攀援乎大陵之麓，求明昭苏而渐为生人。人之始，皆一尺之鳞也。”(52)他认为水生动物变为猿，猿再变为人。他强调自然环境的改变会引起生物的变化，并且以拉马克“用进废退”的观点来解释动物某些器官的变化。他说：“鲸有足而不以厹，羖有角而不以触，马爵有翼而不以飞，三体勿能用，久之则将失三体。”(53)也就是说，鲸有足而不用来爬行，公羊有角而不用来触物，鸵鸟有翼而不用来飞翔，结果这些器官逐渐在它们身上失去作用。由此强调：人的智力如不经常使用，不与外物相接，就会日益衰退。章炳麟以此说明人们必须开动大脑机器，注视并设法挽救民族危机，不要弃智力于无用之地。但是，进化论不能阐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也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思维的产生和发展。20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企图以“用进废退”的观点，或者以自然环境改变引起生物体变化的原理来说明思维问题，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因此，当他进一步推论，认为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被压迫民族的落后状态，而看不到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看不到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蕴藏着无穷的革命精力。这正突出地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2. 章炳麟对基督教宗教神学的批判

光绪二十七年（1901），美国传教士怀定的《神政汇考》出版，荒谬地从形式逻辑上推论“上帝”的存在。他的所谓“论据”，就是用宗教神学歪曲形式逻辑，把它变成诡辩论。光绪三十二年（1906），章太炎写了《无神论》一文(54)，运用形式逻辑的推理去证明基督教“上帝”创世说是荒谬的。

怀定说：“物各有序，及各类相应之理。”“即如青草萌芽，花卉含苞，人之四肢为体，各适其用，天之四时三光，咸得其宜，不失序，不乱位，人苟审察研究，不能不思夫有具大智慧者主宰之也。”这就是基督教神学的“因果论”，宣扬“上帝”（因）创造出万物（果），并使它们具有一定的秩序。这就把整个世界编造为“上帝”有目的地活动的结果。

章炳麟在《无神论》中针锋相对地指出，有神论实际上是外因论：“若万物必有作者，则作者亦更有作者，推而极之至于无穷。然则神造万物，亦必被造于他，他又被造于他，此因明（逻辑）所谓犯无穷过者。”也就是说，有神论者把世界万物形成归结为“外因”，即“上帝”，依外因论的推论，“外因”更有“外因”，以至可以无限推演，而陷于形式逻辑恶性循环的谬误。由此章炳麟根本否定“上帝”的存在。

章炳麟进而驳斥“上帝”“全知全能”的神学说教：“耶和瓦（华）既全能矣，必能造一纯善无缺之人，而恶性亦无自起，恶性既起，故不得不归咎于天魔”；“耶和瓦（华）既已全能，何不造一不能违背命令之人，而必造此能违背命令之人？”在此，他利用假言三段论的逻辑推理证明“上帝全知全能”的判断不能成立。章炳麟从形式逻辑批判基督教神学虽然是一种机智的做法，但他却没有把批判建立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因此，他的批判只是抓住了若干表面现象，而未能深刻地揭示其实质。

章炳麟对有神论的批判曾伸展到认识论领域，反对用不可知论为“上帝”和僧侣主义保留地盘。在这方面，他把康德作为典型而加以批判。康德承认在人的意识以外存在着“物自体”的客观世界，但他又认为物自体是不可知的，是人们的认识能力不能达到的“彼岸世界”。章炳麟明确指出康德的不可知的“彼岸世界”是“千虑一失”，是康德哲学体系中的一个严重错误。他进一步论证说，“物者五官所感触，我者自内所证知”，而“上帝”既不像物质那样被人的感官所感触，也不能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理性认识证明其存在。因此，“上帝”只是人们虚构出来的一个莫须有的概念，与其说“上帝”超越认识范围之外，毋宁断言其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章炳麟把批判有神论与批判不可知论结合起来了。

（九）王国维的哲学思想

1. 译读西方哲学

王国维学习与研究哲学时，首先从译读包尔生《哲学概论》和文德尔班《哲学史》开始。王国维通过对《哲学概论》的翻译，对西方哲学的基本理论及其主要内容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哲学的建设。

与此同时，王国维还翻译了西方的《伦理学》《西洋伦理学史要》以及有关逻辑的《辩学》。这不仅使王国维在哲学、伦理学方面作出积极贡献，同时对他早期哲学、伦理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王国维反对将介绍西学作为论证手段，而主张视为目的观点，也为其后来将学术视为独立的纯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他说：“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55)

2. 研读康德、叔本华哲学

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56)。由于他的性格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颇有相投之处，因而在哲学方面的注意力及学术功力多用于叔本华哲学。

王国维接受叔本华哲学，是由研究康德引入的。他在《静安文集·自序》中说：“始读汗德（康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之关键。”叔本华素以其反理性主义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的人生观而著称。以康德为起点，叔本华提出“物自体”即意志，以纠正康德不可知论的观点，强调世界的可知性。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意志；意志是一切客观事物所具有的共同本质，是先于认识的生命冲动，是一种盲目的无止境的原始欲望；意志不可认识，人所能认识的只是世界的表象。他还把柏拉图的“理念”引进其体系中，认为理念是意志的客观化。世界从低到高的无数级别的事物，都是各种相应级别理念的客体化。这样，叔本华就把世界划成“意志—理念—表象”，构成其唯意志论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叔本华认为意志的特征是“生存欲望”，意志通过欲望表现，而欲望是无止境的，所以痛苦是无边际的。叔本华进一步发挥，认为意志现象愈完善，痛苦也就愈显著；对人而言，智力越发达，痛苦越深重。因此，天才最痛苦。欲摆脱痛苦，就要舍弃欲求，摆脱意志的束缚，否定生命意志。叔本华主张通过艺术达到暂时的解脱，也可通过禁欲来达到永久解脱。在此，最高之善与痛苦的彻底解脱在灭绝生活之欲上统一起来。叔本华的意志论、悲观论、善恶论也由此形成了“完美”的统一，建构起自己完整的哲学体系，亦即王国维所说：“建设形而上学复与美学、伦理学的完全之系统。”(57)于是，一直困扰王国维的人生终极问题终于得到解决，“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58)。从而使认识理性的效用范围得到限制，使主体感性意欲的本体地位得到确立。

王国维从悲观主义出发，接受叔本华哲学，进而全面接受叔本华的哲学体系，并对叔本华推崇有加。他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对康德与叔本华的哲学及其地位进行比较：“汗德之学说仅破坏而非建设的，彼憬然于形而上学之不可能，而欲以知识论易形而上学。故其说仅可谓之哲学之批评，未可谓之真正之哲学也。叔氏始由汗德之知识论出而建设形而上学。复与美学、伦理学以完全系统。”(59)叔本华哲学中的悲观论、唯意志论以及美学思想深深影响了王国维。

3. 改造中国传统哲学

王国维认为，哲学为中国故有之学，中国哲学并不是不如西方。但由于中国古书繁散无纪，论述缺乏系统，因而使得中国哲学难以理解。他主张用西方哲学观点和方法加以阐释。他说：“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哲学不易明也。近世中国哲学之不振，其原因虽繁，然古书之难解，未始非其一端也。苟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谓当不止此。”(60)

“性”“理”“命”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三个基本范畴，也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其哲学内涵的阐释常成为划分哲学家之思想流派的重要标志。王国维以西方哲学的观点与方法，重新考察分析“性”“理”“命”范畴。在《论性》一文中，王国维以康德哲学中的知识论为立足点，批判自古以来性善、性恶说的矛盾，断言“性之为物超乎吾人知识之外”。他说：“孟子曰人之性善，在求其放心而已。然使之放其心者谁欤？”“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然所以能伪者何也？”他进一步认为中国古代之性论，均是“无益之议论”，即使孔、孟之圣，程、朱之贤，所论也不过是空论。他认为康德把知识分为先天、后天两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对“性”的认识是：“今试问性之为物果得从先天中或后天中知之乎？先天中所能知者，知识之形式而不及于知识之材质，而性固一知识之材质也。若谓于后天中知之，则所知者又非性。何则？吾人经验上所知之性，其受遗传与外部之影响者不少，则其非性之本来面目已久矣。”人性既然超出人们知识范围之外，则所有关于人性的争论只能是空论，而且表现为自相矛盾：“人性超乎吾人知识外，既如斯矣，于是欲论人性者非驰于空想之域，势不得不从经验上推论之。夫经验上之所谓性，固非性之本然，苟执经验上之性以为性，则必先有善恶二元论起焉。”“何则？超乎经验之外，吾人固有言论之自由，然至欲说明经验上之事实时，则又不得不自圆其说而复反于二元论。故古今言性者之自相矛盾，必然之理也。”(61)王国维的观点是，论“性”只能在经验的范围内讨论，超出经验范围，则为不可知；在先于经验去观察“性”时，则出现二律背反。王国维用康德认识论分析、评判中国传统性论，给这一历史争论以新的结论，宣布这场争论应该结束。

在《释理》一文中，王国维以叔本华哲学的充足理由律为基点，对中国古代诸家学说进行分析、评判。他指出康德把理性分纯粹与实践两种，态度暧昧，前后不一致。在这方面，他赞同叔本华对康德的批评，并赞成叔本华严格悟性与理性之区别。叔本华论证充足理由律时，证明直观中已有悟性之作用存在；有悟性的作用，才有直观的世界；有理性的作用，才有概念的作用。王国维进而指出，理即理由及理性之定义，理由及理性又是人的“知力”的形式和作用，所以理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他认为：“理性者，知力之一种。故理性之作用，但关于真伪，而不类于善恶。”“理性者除为行为手段外，毫无关于伦理上之价值，不是善恶的标准。”王国维否定理的伦理学价值，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程、朱等理学家们的“理”与“天理”说。王国维根据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得出“所谓理者，不过理由、理性二义，而二者皆主观上之物也”。他认为“理”“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案于广漠暗昧之概念中。易言以明之，不过一幻影而已矣”(62)。“理”是幻影这个结论，使王国维把世间一切事物都看作幻影，并由此而衍生出悲观主义。

王国维在《原命》一文中，对中国哲学中“命”说进行了分析、评判。他用西方哲学中的定命论（今译宿命论）和定业论（今译决定论）来诠释中国的“命”说。他从叔本华的因果律入手，认为因果律在自然界和人的意志中同样存在，意志进入经验界，就无处不受动机所决定。意志之本体有无自由，我们无法知道。意志在经验世界中表现为动机，动机亦即生存意志。求生之欲望是生命的基本原则，它支配意志，故意志也是不自由的，由此推衍出“自由是不存在的”结论，从而亦以不可知论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命”说作了评判。

从王国维对“性”“理”“命”三命题的探索中，清楚地看出他从康德、叔本华哲学体系中汲取近代西方哲学观念来解决中国哲学史上聚讼不已的问题。他的这些探讨、分析，对于介绍西方哲学入中国以及在中西哲学交通融汇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然而，综观王国维的哲学思想，主要来源于康德和叔本华，其核心部分并未超出二人的哲学范畴。偶有创见，则是借用西方哲学之概念、思想以阐述中国哲学问题所发挥者；虽有开创之功，但并无深刻而有系统之研究。

二、伦理学

（一）康有为的伦理观

1. 对自由平等博爱诸范畴的阐释

康有为对西方的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论等有初步了解。他借用其中的某些伦理道德范畴，并赋予一些新意。他认为，西方近代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学说，在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观念。他在阐释子贡“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时，说道：“子贡不欲之加诸我，自主自由也；无加诸人，不侵犯人之自立自由也。人为天之生，人人直隶于天，人人自立自由。不能自立，为人所加，是六极之弱而无刚德，天演听之，人理则不可也。人各有界，若侵犯人之界，是压人自立自由。悖天定之公理，尤不可也。子贡尝闻天道自立自由之学，以定人道公理，急欲推行于天下。”又说：“近者，近世升平，自由之义渐明，实子贡之为祖，而皆孔学之一支一体也。”(63)在此，与他在政治上宣扬孔子改制，把孔子打扮成改革鼻祖，加进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内容一样；把子贡改扮成提倡自由的鼻祖，实则借以宣扬西方卢梭等人的伦理观。

关于“平等”的政治伦理范畴，康有为在解释孔子“性相近，习相远”时，认为：“夫相近则平等之谓，故有性无学，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别声被色，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64)又说：“盖天之生物，人为最贵，有物有则，天赋定理，人人得之，人人皆可平等自主，故可以全世界皆善。”“人人皆天生，故不曰国民而曰天民；人人既是天生，则直隶于天，人人皆独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亲如兄弟。”(65)在此，康有为又认为从先秦儒家思想中找到了“平等”这一政治伦理的原型，实则其宣扬的正是西方的平等观。这正表现了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康有为的“博爱”观，表面上似乎沿用儒家传统道德的“仁爱”范畴，而实际上，从他对博爱观的论述内容来看，明显带有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博爱”观的色彩。他说：“生于大地，则大地万国之人类皆吾同胞之异体也，既与有知，则与有亲。”又说：“康子不生于他天而生于此天，不生于他地而生于此地，则与此地之人物，触地为缘，相遇为亲矣。”“日读数千年古人之书，则与古人亲；周览大地数十国之故，则与全球之人亲；能深思，能远虑，则与将来无量世之人亲。”(66)

2. 以人道主义批评封建礼教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位主张以人道主义批评并破除封建礼教的思想家。他认为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是天赋的，任何人不得加以剥夺。他说：“若夫名分之限禁，体制之压迫，托于义理以为桎梏，比之囚于囹圄尚有甚焉。君臣也，夫妇也，乱世人道所号为大经也，此非天之所立，人之所为也。而君主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沙，恣其残暴；夫之专制其家，鱼肉其妻孥，视若奴婢，恣其凌暴。在为君为夫则为乐矣，其如为臣民为妻者何！”又说：“人天所生也，托藉父母生体而为人，非父母所得专也，人人直隶于天，无人能间制之。盖一人身有一人身之自立，无私属焉。然或父听后妻之言而毒其子，母有偏爱之性而虐其孙，皆失人道独立之义而损天赋人权之理者也。”(67)康有为在此揭露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礼教的反人道性，要求恢复人类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自然权利。

在“三纲”中，有两纲涉及家庭伦理道德。因此，康有为在对封建君权进行激烈批评的同时，还斥责父权和夫权，主张“去除家界”、“男女平等”。

“去家界为天民”是康有为以人道主义伦理观破除封建礼教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认为人的自由、平等权利不能实现，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家人强合”。他说：“夫天下之至大者，莫如意见矣，强东意见而从西意见，既已相反，即难相从；不从则极逆，从之则极苦。”这样就违背了人人自主独立、人人自由平等的道德原则。他还说：“悍妇制妇而绝粒，恶姑凌妇而丧命”，“童媳弱妇，死于悍姑，孤子幼女，死于继母”，“名为兄弟姊姒，而过于敌国，名为妇姑叔嫂而怨于路人”，“其礼法愈严者，其困苦愈深。”不仅如此，一家之中，互为所累，互不自由：“一家之中分利者众，生利者寡，妇女无论矣，孩童无论矣，即壮岁子弟亦常仰食于父兄，故家长为一家人所累，终岁勤劳而犹不足自给，一家之人，亦为家长所累，半生压制，而终不得自由。”(68)总之，无论作为家长的父兄，还是作为家庭成员的一分子，都受到家庭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强合之苦”。实际上，家族宗法制和封建礼教不仅违背天赋人权的自由、平等原则，而且束缚劳动力之解放，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约束人们的言行，扼杀人的个性独立。

“三纲”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夫为妻纲”。康有为对此也进行了批评。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阐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是人们取得一切权利的始基：“故全世界人欲去家界之累乎？在明男女各自独立之权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私产之害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种界之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致大同之世、太平之境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69)。康有为指出人类走向文明过程中，女子最有功于人道：“全世界进化，日趋文明，凡吾人类所享受以为安乐利赖，而大别于禽兽及野蛮者，非火化、熟食、调味、和齐之食乎？非范金、合土、编草、削木之器乎？非织麻、蚕丝、文章、五彩之服乎？”“凡此皆世化至要之需，人道至文之具，而其创始皆女子为之，此则女子之功德孰有量哉！岂有涯哉！”(70)他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妇女所起的重大作用，以批评“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封建伦理道德。

（二）梁启超的功利主义伦理观

“功利主义”一词梁启超称之为“乐利主义”。这种伦理学说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的基本标准，认为个人的功利是伦理学的基础。功利主义伦理学创始于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的“智者”派，而最终形成于边沁、约翰·穆勒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伦理学。

梁启超深受功利主义学说代表人物边沁的影响，他提出的一些功利主义伦理范畴，有不少来源于边沁。

梁启超认为“利己”是人类的本性，不应受到指责。他说：“为我也，利己也，私也，中国古义以为恶德者也。是果恶德乎？曰：恶，是何言。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己而立者也。”“故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自放弃其权利，弛掷其责任，最终至于无以自立。”(71)

梁启超伦理观的特点之一，是边沁功利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有机结合。“利己”“爱己”的功利主义思想是以进化论为理论依据的。他说：“芸芸万类，平等竞存于天演界中，其能利己者必优而胜，其不能利己者必劣而败，此实有生之公例矣。”西语曰：“‘天助自助者’。故生人之大患，莫甚于不自助而望人助我，不自利而欲人利我。”(72)他认为，望人助我，欲人利我是一种恶习。不会利己，就不会利人、利群。只有首先学会利己以自立，然后才不至于因我而累及他人。

梁启超认为，从表面上看，利己与利他、爱己与爱他似乎是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的两个问题，但实质是“一而非二”，“异名同源”，两者最终统一于爱己，而非统一于爱他。他说，欧美近代一些哲学家们“谓人类皆有两种爱己心，一本来之爱己心，二变相之爱己心。变相之爱己心者，即爱他心是也”(73)。而所谓“爱他心”，又可分为两种：“感情的爱他心”和“智略的爱他心”。他对这两种“爱他心”分别作了解释：“何谓感情？盖己所亲爱之人，其所受之苦乐，几与己身受者为同一关系，故不觉以其自爱之心爱之，盖如是然后心乃安。其爱之也，凡为我之自乐也。”(74)对于“智略的爱他心”的解释是：“凡人不能以一身而独立于世界也，于是乎有群。其处于一群之中，而与俦侣共营生存也，势不能独享利益，而不顾俦侣之有害与否。苟或尔尔，则己之利未见而害先睹矣。故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而进矣。以一家论，则我之家兴我必蒙其福，我之家替我必受其祸。以一国论，则国之强也，生长于其国者罔不强；国之亡也，生长于其国者罔不亡。故其爱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爱国，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人、爱国人，于是乎，爱他之义生焉。凡所以爱他者，亦为我而已。”(75)

梁启超以“利己主义”为基础的近代伦理观念在当时对于唤醒人们的爱国热情，激发进步知识分子投身于救亡图存和社会变革的斗争中去，起到过积极作用。同时，他的伦理思想从根本上也是与封建主义“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道德伦理完全对立的。他主张保护个人私利，强调合理利己，这正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要求在伦理观念上的反映，是对封建统治者侵犯个人利益、扼杀个人私欲的伦理观的否定，是合乎时代潮流发展的。

梁启超伦理观的另一个特点是将一切欲望、苦乐都分成两类：精神的与肉体的。因为梁启超不仅受西方近代功利主义伦理观影响，还受佛学宗教伦理学说的熏陶。

他根据佛教伦理学说，认为“我之一身”具有两种生命，两个我，即“肉身之我”与“灵魂之我”，而两者之中只有“灵魂之我”才是“真我”，而“肉体之我”不过“躯壳”而已(76)。梁启超由轻视“肉体之我”进而轻视“肉体之乐”。他说：“真苦真乐必不存于躯壳，而存于心魂。躯苦而魂乐真乐也；躯乐而魂苦真苦也。”(77)这样，梁启超就公开向人们表明他的苦乐观和生死观，并劝告人们不要追求物质享受，因为他认为“物质上之欲惟患其多，精神上之欲惟患之少”(78)。由于梁启超的苦乐观和生死观是建立在佛教伦理思想基础之上，因此他晚年的苦乐观已远远偏离其曾大力提倡的“合理利己主义”的轨道，而最终走向它的反面。

（三）严复的“自由”伦理观

严复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命题(79)，认为“民主”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根本，只不过是“自由”这个伦理学范畴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因此，“自由”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和伦理思想的实质所在。“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从根本上破坏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冲决了封建伦常关系和道德观念的束缚，人人可以享受各种自由。

根据“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体系，严复将西方的民主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区别开来。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重点讲的是统治者应该发施仁政，从臣僚百官到普通百姓要普遍地赐予仁爱，其目的是为了不让载舟之水转而覆舟，以牢固地维护统治者一家一姓天下之长治久安。这种“民本君末”道德观念，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备受进步思想家信奉、宣扬和发挥，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实质上讲，“民本”道德观念仍然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因为它并没有给人民群众自由自主的权利，也没有给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他们只有在封建统治者所谓“仁政”下，充当安分守己的“顺民”。而西方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伦理观念。资产阶级享有自由自主权利，其中包括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权利等。西方“民主”思想主要侧重在承认“民”在政治经济方面应有的地位和在国家事务中的各种权利。无论国家的管理者是谁，资产阶级都能行使自己的各种权利，他们与统治者之间的伦理关系是不变的。

在自由与法律、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的伦理关系问题上，严复也受到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的直接影响。严复认为，不应该把自由理解为个人欲望的绝对放纵，而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他在论述自由的法律与伦理关系时，还引用孟德斯鸠的话说：“政府国家者，有法度之社会也。既曰有法度，则民所自由者，必游于法中。”“假使有国民焉，得取法所禁者而为之，将其群所常享之自由立失。何则？法律平等，一民之所为者，将尽民皆可为之也”(80)。但是，严复又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所谓的“法律”，根本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法律的实质。这种“法律”的作用，只能是“束缚其民，而国君则超乎法之上，可以随意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81)。严复所要求用以制约人们自由的法律，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而不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王法；他所要求的自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资产阶级法律所容许的范围内的各种自由，而不是封建王法所规定的君主一人的自由。

在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的伦理关系上，严复认为，个体自由并不是人们对群体和政府的绝对违背。个人应该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利，任何人，包括君主和政府都不能剥夺这种神圣的权利；但是，个体自由也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即个体自由从其伦理学的基本意义而言，必须服从群体自由，违背群体自由的个体自由是不能容许的。否则，这种个体自由最终也不能实现。

（四）谭嗣同“崇奢黜俭”的功利主义伦理观

在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黜奢崇俭”“安贫乐道”是普通百姓信奉与恪守的道德规范及生活习惯，并成为人们修身养性之道。而谭嗣同则认为，“黜奢崇俭”这种传统的道德观念对近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

首先，谭嗣同深入探讨了“黜奢崇俭”道德产生的历史根源。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工商业落后，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中，商业为末。造成这种局面的思想历史根源，一是“重农抑商”（亦称“重本抑末”）、“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二是道家所主张的“柔”“静”“俭”的伦理道德观。他重点批评了道家观念对社会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道德风尚的危害。他说：“李耳之术乱中国也，柔静其易知矣。若夫力足以杀尽地球含生之类。胥天地鬼神之沦陷于不仁，而卒无一人能知其非者，则曰‘俭’。”(82)谭嗣同认为，人们没有必要区分什么“奢”与“俭”。因为人们对奢与俭的区分没有任何理论及社会根据。他说：“夫俭之与奢也，吾又不知果何所据而得比较，差其第等，以定阙名，曰某为奢、某为俭也。今使日用千金，俗所谓奢矣，然而有倍蓰者焉，有什佰千万者焉。”谭嗣同指出，所谓“奢”与“俭”并设有什么具体标准而言。他说：“俗以日用千金为奢，使人万金焉，则固不名之奢而名之俭，以其尚储九千于无用之地也。俗以日用百钱为俭，使人不逮百钱，则不名之俭而名之奢，以其聪明才力仅足以及此也。溢则倾之，歉则纳焉，是俭自有天然之度，无待崇也。”(83)谭嗣同认为，如果说有谁是最奢的话，那么佛便是“奢至于极”，因为他是“金刚以为地，摩尼以为座，种种璎珞帝网，种种宝幢宝盖，种种香花衣云，种种饮食胜味”。以此来看世人，还有谁算得上“奢”呢？因此，“奢之名是不得而定的”。今使日用百钱，俗所谓俭矣，然而流氓乞丐，有日用数钱者焉，有掘草根、屑树皮，苟食以待尽，而不名一钱者焉。如果谁是最俭朴的话，那么禽兽便是“俭至于极”，因为禽兽“穴土栖木以为居而无宫室；毛羽蒙茸以为暖而无衣裘；恃爪牙以求食，而无耕作贩运之劳”。这与世人相比，还有谁能称得上如此“俭”呢？所以“俭”之名不得而定。他进一步推论说，既然世界上最奢的是佛，最俭的是禽兽，那么俭与奢的道德观念就与人类社会没有关系。他的结论是：“本无所谓奢俭，而妄生分别以为名，又为之教曰黜奢崇俭。”(84)因此，这种区分毫无道理，也是没有必要的。谭嗣同进一步指出，如果人们按照“黜奢崇俭”的说教从事，仅仅为养成自己的“俭、德”而不去发展农工商业，“今日节一食”，“明日缩一衣”，那么天下必有受其饥寒之人，“家累巨万”而无异于乞丐。这样，天下之人虽然都养成节俭的“美德”，却整日忍饥挨饿，久而久之，“羸瘠盈沟壑，饥殍蔽道路”。因此，他认为“愈俭则愈陋，民智不兴，物产凋窳”，“转辗相苦，转辗相累，驯至人人俭而人人贫，天下大势遂乃不可以支”(85)。至此，谭嗣同就道家伦理学说对社会的危害作了这样的推论：“惟静故惰，惰则愚；惟俭故陋，陋则愚。兼此两愚，固杀尽含生之类，而无不足。故静与俭，皆愚黔首之惨术，而挤之于死也。”(86)

谭嗣同还深入分析了“黜奢崇俭”道德观产生的政治根源。他认为“崇俭”是封建统治阶级“以剥削贫民为务”的兼并之术。他深刻指出，天下之人都以为“俭者美德也”，其实不然。因为这正“是以奸猾桀黯之资，凭借高位，尊齿重望”的豪强贵族们用以“欺世盗名”的“兼并之术”。这些富家贵族，虽然都“以俭为莫大之宝训”，但为了聚积“富宝”，他们不顾“左右比邻以及附近之困顿不自聊者”，不惜用“放债”“粜籴”的手段谋取厚利。于是，无以自养身家的贫民“遂不得不供其奴役而入租税于一家”。因此，所谓“节俭”之美德，不过是“乡愿之所以贼德，而允为佥人之尤矣”(87)。在揭露和批判“崇俭”之德的同时，谭嗣同还对“黜奢”的道德提出质疑。他一反几千年来对“奢侈”的传统看法，指出所谓“奢”，实质上是“富民”“利民”的代名词，是值得人们赞颂的美德。为此，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论证：“夫岂不知奢为害烈也，然害止于一身家，而利十百矣。锦绣珠玉栋宇车马歌舞宴会之所集，是故农工商贾从而取赢，而转移执事者所奔走而趋附也。”(88)在此，谭嗣同从发展社会生产的角度指出，如果说“奢”之为害，那也只是害于一身一家，对于千百万人是有利的。因为“奢”的结果，会使农工商各行各业都从中获利，有关各方之人“奔走而趋附”，可以使无业者得到就业的机会。于是，从事社会各行业生产的工商企业都会随之兴旺发达起来。

当时，封建顽固派利用传统的“黜奢崇俭”的道德观并将其推到极致，极力散布什么“机器夺民之利”的观点。他们利用中国自然经济状态下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十分普遍的现实，利用小生产者对机器生产的恐惧心理，煽动反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情绪。针对这种观点，谭嗣同首先明确指出，机器生产是否“夺民之利”，只要看一看欧美各国的实际情况就十分清楚了。他认为，使用机器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减轻劳动强度，节约劳动时间。机器可以使“货愈益饶，民愈益富”，是“广民利”的大好事。他说：“民之贫也，贫于物产之饶乎？抑贫于物产之绌乎？求富民者，将丰其物产以富之乎？抑耗其物产以富之乎？”有人发问道：“机器兴，物产饶，物价宜廉矣，而欧美反贵者，何也？”谭嗣同就这个问题分析说：“此机器之所以利民也。小民穷岁月之力，拮据辛劳，一成一物，岂不欲多得值钱？而价止于此，此其可哀甚矣。盖物价之贵贱，隐视民命之重轻以为衡。治化隆美之世，民皆丰乐充裕，爱惜生命，不肯多用人力，人亦从而爱惜之焉，故创造一物，即因其力之可贵而贵之。苟或不贵，固不急求售，亦将不复造。且贫皆富矣，虽多出值复何吝？然非机器，又何由皆富厚若此？机器兴而物价贵，又以见机器固非夺民利矣。”因此，大力发展机器生产，非但不是“夺民之利”，反而是“富国利民”的“弥天之德”。他进一步深刻指出，如果中国再不知变革旧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社会习俗，固步自封，墨守成规，那么，“不数十年，其醇其庞，其廉其俭，将有食槁壤、饮黄泉、人皆饿殍、而人类灭亡之一日。何则？生计绝，则势必至于此也”(89)。

（五）孙中山人格与国格乃“民族之魂”的伦理观

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的研究，并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熏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使他认识到伦理道德对社会政治革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他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某些内容大加称赞。“人格”“国格”观念则是孙中山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着重汲取的思想资料。他在演讲中不厌其烦地讲述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真谛”。他说：“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因为他们近来的物质文明很发达，所以关于人生日用衣食住行种种设备，便非常便利，非常迅速。关于海陆军的种种武器弹药非常完全，非常猛烈。所有这些新设备和新武器，都是由科学昌明而来的。”“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90)孙中山很推崇《大学》中的政治哲学，将其视为至宝。他说：“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发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到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91)不仅如此，而且还要用“中国政治哲学”去补救西方“科学之偏”，要以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去恢复中国在世界上固有的地位。

孙中山认为，一个革命者应从“修身”出发，以锻炼革命意志，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即振兴中华的目的。他强调“修身”必先“正心”，若不“正心”，革命党员“存心做官发财”，那“党员的人格，便非常卑劣”，就会丧失人心。他在《国民党员不可存心做官发财》的演讲中指出：“人心就是立国的根本。”“得人心的方法很多，第一要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92)他指出，人类的人格改好，社会当然进步；我们要造成一个好国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四万万人都变成好人格，以改良人格来救国。“合大家力量，用一种宗旨，互相劝勉，彼此身体力行，造成顶好的人格。”(93)他把人格与社会进步联系起来，认为好的人格可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可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这就赋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人格”和“国格”观念以新意，并把“人格”观念升华为革命者应具有的高尚品德。由此可以看出，孙中山虽然用的是古老伦理学的范畴，但却注入了时代的新内容。

孙中山还吸收了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的“天下为公”思想，从塑造完善人格的角度论证利己与利人这一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要求人们以一定的自我节制以至自我牺牲的方式妥善处理利己与利人的矛盾。他说：“重于利人的人，只要是于人家有益的事，每每至于牺牲自己亦乐而为之。这种思想发达，于是有聪明才力的人，就专用彼之才能，以谋他人的幸福，渐渐积成博爱的宗教和慈善事业。”(94)由此出发，孙中山将“利人”解释为“替众人服务”的高尚道德情操。他说：“现在文明进化的人类，觉悟起来，发生一种新道德，就是有聪明才力的人，应该替众人服务”，“聪明才力愈大的人，应尽其能力而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所谓‘巧者拙之奴’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全无聪明才力的人，也应该尽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这种替人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道德的新潮流。”(95)

孙中山在多次演讲中要求革命党人一定要将“现在将士之升官发财、自私自利之思想化除”(96)。认为只有如此，革命者才能立下大志气，为国家为民族努力奋斗。

孙中山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人格”与“国格”观念的重新解释，并赋予其新的革命内容。从理论上讲，他把崇高的“人格”解释为“利人”，即“替众人服务”，为国家社会贡献个人的一切。这是对传统的“人格”和“国格”观念的理论深化和道德境界的升华；从实践上讲，他批评革命队伍中某些借革命而图个人私利的投机分子，并且身体力行，“替众人服务”，不谋私利，为革命者树立了“舍身救国”的楷模。

从上述可以看出，孙中山的“人格”“国格”道德观念的核心是一个“公”字。他抽掉了传统道德观念中誓死效忠皇权的封建意识，代之以为国为民奉献一切的新观念，力图在传统的“人格”“国格”范畴内注入新内容，铸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民族之魂”。他把这种崇高的“民族之魂”作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群体意识和文化心理，作为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的重要精神武器和道德规范。这充分显示出孙中山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道德精华为实现革命目标服务时所具有的思想深度。

（六）章炳麟革命道德之伦理观

在《革命之道德》一文中，章炳麟提出了“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的观点，认为道德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兴亡，也决定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成败。他认为，革命者应该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否则革命是不能成功的：“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今日之革命，惟有道德可以取胜。”何谓“革命道德”？根据章炳麟的解释，这种道德是人与人之间互助关系的扩大与升华，即人人为共同的理想而献身的崇高道德境界：“今日之革命，非为一己，而为中国。中国为人人所共有，而战死亦人人所当有”，人们不能推诿应对国家所负有的责任，更不能以人才难得、保存实力为借口而害怕牺牲。他认为，人才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革命实践中造就的：“且人才非天成也，固以人事感发而兴之，前者以身殉中国矣，后者慕其典型，追其踵武，则人才方益众多，夫何匮乏之忧乎？”(97)假如社会上没有自我牺牲的崇高道德风尚，放弃对社会、对国家民族应尽的义务，就不会有人才辈出的局面，革命也不会取得胜利。

章炳麟还对革命者提出具体的道德要求，即“重然诺、轻生死”的人生价值观。他说：“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生死，则可矣。”他所说的“重然诺”就是要求革命党人必须言行一致，不能光唱革命高调，而无革命的实际行动；“轻生死”，就是希望革命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将生死置之度外，亦即能够破除个人的“功名利禄”和“妻子儿女”私念，“不执一己为我”，“一切以利益众生为念”。(98)为了实现“重然诺、轻生死”的道德观，章炳麟还提出革命者所必须具备的四种优良品德：知耻、重厚、耿介、必信。他认为，“举此四者”，“若能则而行之，率履不越，则所谓确固坚厉，重然诺，轻生死者，于是乎任”。(99)

为了完成革命任务，实现革命的目标，章炳麟十分注重革命者的意志和修养。究竟怎样才能培养革命者的坚定性和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高尚道德品质呢？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有两种：“第一，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之道德；第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100)章炳麟指出，中国传统孔教叫人生利禄之心，不可以利用；基督教崇拜上帝，更不能用。只有佛教在中国最能也最适用于增进国民之道德。他认为，当今之世，“非说天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有，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101)。由此可见，章炳麟利用佛教崇尚人们心力、意志的作用，并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含义：要求有强烈的革命意志，克服畏死心、拜金心、奴隶心、退屈心，乃至怯懦心、浮心、猥贱心、诈伪心等等，树立艰苦卓绝、勇猛无畏、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牺牲精神。因而这已不是佛教本来的含义。

三、佛学

在中国近代，出现了佛学复兴的局面。佛学在中国近代复兴的原因之一，就是进步思想家把佛学作为斗争的一种思想武器。鸦片战争后，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向何处去”时代课题摆在了人们面前。然而，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坚船利炮，不仅“夷夏之防”的古训失灵，而且传统经学的义理和思维方法也不能救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深沉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力量。佛学中的“济人救世”“自尊”“威力”“勇猛”“大无畏”“无我”等思想被知识界引为同调，一拍即合。于是，研究和推崇佛学成为知识界的一种风尚，顿成一股社会潮流。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直到章太炎，无一不是佛学的宣传者与信奉者。但是，由于家庭背景不同，个人经历各异，学术道路有别，因而他们的佛学思想不尽相同，具有各自的特点。现就几位有代表性人物的佛学思想进行分析探讨。

（一）龚自珍的佛学思想

1. 龚自珍皈依佛门的原因

其一，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龚自珍出生在杭州，这里名刹林立、高僧云集、佛迹遍布。其父母都尊崇佛教，并与当时的佛学大师来往密切。这样的生活环境使龚自珍从小就受到佛的熏陶。特别是佛门的庄严圣洁，僧师玄奥的讲法深深吸引了龚自珍好奇的童心，使其对佛渐渐产生了特殊的感情，自幼信佛。

其二，个人坎坷的遭遇。

龚自珍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但科场屡次失意。他从十九岁应试，二十七岁才考中举人。以后接连五次会试落第，直至三十八岁即六次会试方中进士，以三甲第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当上“内阁中书”。这是一个无职无权的小官。以后又任礼部主事等闲职。他屡次上书，指陈时弊，然不为当道者采纳。个人的怀才不遇与英雄无用武之地，使龚自珍愤懑和苦闷。于是他遁入佛学，一方面寻求精神慰藉，更重要的是以佛学作为经世的思想武器。

2. 龚自珍的佛学思想

在龚自珍的学术著述中，佛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成为其学术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撰写的《发大心文》《妙法莲华经四十二问》《中不立境论》《法性即佛性论》等佛学论文，阐述了佛学的精义。他还助刊《园觉经》，“刷印一百二十部，流传施送”。在《发大心文》中，他表述了对佛旨的看法：“当念众生因于粗重淫欲，不知厌苦，复有慧根男女，想阴炽盛，生诸疾病，种种粗细境界，我皆化为色身，为其成就如愿，然后解脱而以度之。我生天上，供养第一，当念贫穷众生，我以法力取龙宫宝贝，或美衣食，而以度之。”明确表达了要借佛法济度众生的愿望。(102)

佛学中的人物、典故不仅是龚自珍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而且还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龚自珍晚年创作的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以一首这样的绝句结束：“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佛学影响了龚自珍一生。

（二）杨文会的佛学思想

杨文会是既通佛学又通西学的人物。同治二年（1863），他在病后读《大乘起信论》，“不觉卷之不能释”，从此一心学佛，遍求佛经，认真阅读。他约好友十余人，募捐集资，于同治五年（1866）在南京创立金陵刻经处，从事刻经事业。光绪四年（1878）杨文会随曾纪泽出使英法，这期间除学习了西学知识外，并在伦敦结识了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南条文雄。后来，他与南条文雄书信往来，畅谈佛学，从而得知日本流传中国的佛书甚多，因而托其“广求中国失传古本”。并陆续由日本寻回中国久佚的隋唐古籍，其中有许多是唯识论书，如《唯识述记》《因明论疏》等，总计三百余种。有些属于寺庙中“尊藏之本，不能购买”者，还托当时在日本的苏少坡“抄稿寄回”。他从这些佛书中，挑选出一部分刊行，编入《大藏辑要目录》。

杨文会的佛学思想，据他给日本南条文雄的信中讲：“大乘之机，启自马鸣；净土之缘，因于莲池；学华严则遵方山，参祖印则景仰高峰。他如明之憨山，亦素所钦佩。”(103)但他有时却强调要“专心研究因明唯识二部，期于彻底通达，为学佛之楷模”。认为只有弄通了唯识思想，才能使人“不致颟顸侗，走入外道而不自觉”。并把它视为“振兴佛法之要门”(104)。因此，他在重兴法相唯识之学，开一代佛学义理研究之风方面，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唯识宗的基本思想是“唯识无境”，即主张“外境非有，内识非无”。杨文会继承了这一思想，并有所发展。他说：“现前山河大地，尽属假有，无非唯心所现。”又说：“大地山河，目前万物，唯识所现，了无实体。”在他看来，“大而天地日月，小而纤芥微尘，无一不是唯心变现。倘离心之外，实有山河大地，则尽法界众生，永无出生死之日”(105)。他把宇宙的一切，看成是心所变现，没有自己的实体。他进一步阐明这一思想，不仅日月山河大地，包括自身，都是“识”“心”所变现：“阿赖耶识变成根身器界，山河大地皆是心变，何况自身？”(106)他不仅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唯心所现”，而且佛教所追求的理想世界（西天、极乐世界）也是“唯心所现”：“婆娑（现实世界）既唯心所现，极乐（净土世界）岂外乎唯心？”(107)

杨文会作为中国近代佛教史上一位开拓佛学研究的著名人物，占有重要地位。

（三）谭嗣同的佛学思想

《仁学》是谭嗣同的代表作，内容十分庞杂。其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括儒学尤其是古代大同理想和佛学以及中国哲学史，又有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基督教。光绪二十一年（1895），强学会被封禁以后，维新变法运动遭受挫折，暂时进入低潮。光绪二十二年（1896），谭嗣同带着一种“悲凉”的心情开始了“北游访学”，同时也抱着“虚心受教”的宏愿去见更大的世面，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此期间，不仅见到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人物和著名的西方传教士，而且在北京还结识了吴雁舟、吴小村父子和夏穗卿等一批提倡佛学的人（这些人也都是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后来到南京又结识了杨文会）。他称吴雁舟“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文会“为第二导师”(108)。“北游访学”以后，谭嗣同在政治上参加了维新变法运动，在思想上则“沉醉于宗教”(109)。当时以佛解释孔、孟(110)等，以佛释儒，对谭嗣同有直接影响。谈西学则取证佛经(111)成为思想界的一股潮流，并成为维新思潮的一个特色。软弱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由于政治上害怕人民群众，感到自身力量缺乏；他们学来一些自然科学片断又上升不到唯物主义的高度。因此，深感缺乏理论武器，只好乞灵于宗教，尤其崇拜佛学，企图借宗教的力量来鼓舞自己的斗志。佛学成为《仁学》的主要来源并占据支配地位，绝非偶然。

谭嗣同皈依佛教“三界惟心，万法惟识”(112)。他认为，无始无终、不生不灭的“以太”并不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之外的物质实体，而是“唯识之相分”(113)。所谓“相分”，按照佛教唯识宗的说法，就是“似所缘相，说名相分”(114)。唯识宗认为，客观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们所感觉到的“境”（外界、对象）是不真实的，只不过是人们的主观意识（心）所变现出来的一“相分”。“相分”就是从属于“心”的可以被认识的形相。谭嗣同把以太说成唯识宗的“相分”，这就否定了以太是作为物质概念而客观存在的，从而把世界的统一性归于人们的识（心）。

谭嗣同还公开宣扬灵魂不灭和轮回因果报应之说：“今使灵魂之说明，虽至暗者犹知死后有莫大之事及无穷之苦乐，必不于生前之暂苦暂乐而生贪着厌离之想；知天堂地狱，森列于心目，必不敢欺饰放纵，将日迁善以自兢惕。”他还以“道力不足任世之险阻”，引述孟子所谓“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向人们鼓吹孔、孟的“修身俟命之学”。(115)

谭嗣同从“三界惟心，万法惟识”的主观唯心主义出发，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也否认人的感觉的真实性。他认为，人的感官（眼、耳、鼻、舌、身）是“不足恃”的，因为它们所接触到的仅仅是色、声、香、味、触五者而已。他说：“以法界虚空界众生界之无量无边，其间所有，必不止五也明矣。仅凭我所有之五，以妄度无量无边，而臆断其有无，奚可哉！”(116)在此，他以世界的无限性和人的感觉能力的有限性来否认世界存在的真实性。谭嗣同虽然承认世界是运动变化的，但认为世界是虚幻的、不断消逝着的，人的感官感觉到的外物都是靠不住的。他以光速和音速传播之迅捷为例，说明人们永远见不到真实的形象，听不到真实的声音，甚至说“悬虱久视，大如车轮；床下蚁动，有如牛斗”(117)，企图借此证明人的感觉是虚幻的，因而世界也是虚幻的。

由于谭嗣同否认认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因此，在名实问题上，他的主观唯心论也暴露得很清楚。他说：“名本无实体”，“由人创造。”(118)也就是说，名（事物的名称或概念）不是客观事物的特征和本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只不过是人们任意虚构的抽象观念。

“贵知不贵行”，崇拜灵魂，轻视实践，是谭嗣同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又一重要特点。他认为，“知”属于“灵魂之事”，即精神的东西；而“行”则属于“体魄之事”，即物质的东西。“行”是有限的，“知”则是无限的；而且“行不能及知”，因为“手足之所接，必不及耳目之远；记性之所含，必不及悟性之广”；“实事之所丽，必不及空理之精”。因此，他认为要得到“真知”，并不依靠直接经验，即“行”，而是靠他所谓“思之思之，鬼神通之”(119)那样的“悟性”。谭嗣同既然否认了人的感觉能力，否认了人的实践，也就根本不能得到真知。

由于谭嗣同否认人的感觉和思维能力，轻视实践的作用，因而也就必然转向崇拜“心力”（灵魂），无限夸大人的精神作用。他认为，人们所感觉到的客观世界不是真实的，只有产生感觉的“心力”才是真实的，而且“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120)，“虽天地之大，可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121)。谭嗣同虽然看到了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他并没有把这种进步看作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恰恰相反，他把科学的进步归结为“心力”，从而转到了以唯心主义否定科学的立场上去。他幻想由于将来科学愈加昌明、社会愈加进步的结果，必须使人们“日趋于灵”，出现一种没有体魂、“纯用灵魂”的所谓“灵人”(122)。于是，人类将进到一个脱离了物质的、纯粹的精神世界，即神仙世界。另一方面，谭嗣同作为一个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由于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也就不可能找到改造世界的真正动力。在现实世界的矛盾中，尤其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面前，感到“无术以救之”，只有向内求助于“心力”。他说：“缘劫既由心造，自可以心解之。”从而引出了“以心挽劫”的结论。他把中国社会的落后与痛苦解释为由于人们“心源不洁”的缘故，企图凭借“心力”，实际上就是企图凭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观愿望来摆脱现实的矛盾，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他所理想的“大同”世界就是一个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虚幻世界。这样，谭嗣同就从他的“心力”说通向了神学。

谭嗣同陷入主观唯心主义，是与他宣扬所谓“一多相容”“三世一时”的相对主义分不开的。“一多相容”和“三世一时”，是佛教华严宗的唯心主义理论。华严宗认为，“一”和“多”即一般和个别是没有差别的，“一即多，多即一”(123)；三世（亦称“三际”），即过去、现在、未来“相由成立，融通无碍，同为一念”(124)，都不过是人们的主观精神。华严宗企图通过这种相对主义诡辩论来否认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抹煞客观事物的矛盾，宣扬佛教僧侣主义。谭嗣同在佛学唯心主义影响下，把“一多相容”“三世一时”奉为“天地万物自然而固然之真理”(125)。从而使自己陷入了主观主义和怀疑论。他认为，“念念生灭”的世界是不可知的，譬如，眼睛是看颜色的，等到颜色进入眼里的时候，颜色就已经消逝了；耳朵是听声音的，等到声音传到耳朵里的时候，声音已经消逝了。他因此而怀疑一切事物的真实存在。并且在他看来，甚至连真和假的界限也是没有的：“何幻非真？何真非幻？”假的就是真的，真的也是假的，一切是非的客观标准都没有了。最后，他认为“一多相容”和“三世一时”本身都是“无可知”的。谭嗣同认定真实的物质世界是不存在的，人们只能追求这样一个理想的天国：“佛外无众生，众生外无佛；虽真性不动，依然随处现身；虽流转世间，依然满布法界。往而未尝生，生而未尝往。一身无量，一心无量。一切入一，一入一切。”(126)于是，谭嗣同就从绝对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最终通向了僧侣主义。

（四）梁启超的佛学思想

梁启超与佛学有不解之缘。早在戊戌变法前后，他就鼓吹、宣传佛学，企图以此作为维新派从事政治变革的思想武器。到了晚年，由于政治上失意，精神上苦闷，他又从佛学中寻找精神寄托，对佛学的笃信到了痴迷的程度。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大力宣传佛学；戊戌变法失败后尤其是晚年，他从理论上对佛学进行研究，形成了自己系统的观点和方法。他先后写了《印度佛教概观》《说无我》《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说四阿含》《说“六足”“发智”》《说大毗婆沙》《读修行道地经》等一系列佛学著作。梁启超对佛教推崇备至，认为“佛教是建设在极严密极忠实的认识论之上，用巧妙的分析法解剖宇宙及人生成立之要素及其活动方式，更进而评判其价值，因以求得最大之自由解放而达人生最高之目的者也”(127)。他的佛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从认识论出发的因缘观

梁启超认为佛教的“因缘”即世界万事万物互相依存的关联。他提出“有此则有彼，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的命题。也就是说，宇宙间不存在绝对的事物，都具有相对性，既有同时依存的关系，又有异时依存的关系，从而构成各种“因缘”。具体而言，按人从生到死历程，共有十二缘：无明（无意识的本能活动）、行（意志之活动）、识（能认识之主观要素）、名色（所认识之客观要素）、六入（感觉的认识机关，即眼耳鼻舌身意）、触（感觉）、受（爱憎的感情）、爱（欲望）、取（执著）、有（世界及各个体之物理的存在）、生（各个体之生存）、老死（各个体之死亡）。梁启超认为，这十二缘“为佛教一切原理所从出”“佛以为一个人的生命，并非由天所赋予，亦非无故而突然发生，都是由自己的意志力创造出来。现在的生命，乃由过去的‘无明’与‘行’所构成。当生命存在期间，‘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刹那刹那，辗转相缘，增长‘无明’的业力，又造出来的生命，于是乎继续有‘生’、有‘老死’”(128)。梁启超在此说“佛以为一个人的生命，并非天所赋予”，看来他是反对上帝造人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但是又认为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由自己的意志力创造出来的”，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关于生命的延续亦是如此。

2. 业与轮回

关于业与轮回，梁启超作了这样的解释：“‘世’梵名Karma，音译为‘羯磨’。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大约是各人凭自己的意志力不断的活动，活动的反应的结果，造成自己的性格，这性格又成为将来活动的根底支配自己的命运。从支配命运那一点说，名曰业果或业报”，“业果业报决非以一期的生命之死亡而终了。死亡不过这‘色身’——物质所构成的身体循物理的法则由聚而散。生命并不是纯物质的，所以各人所造业，并不因物质的身体之死亡而消灭。死亡之后，业的力会自己驱引自己换一个别的方向别的形式，又形成了一个新生命。这种转换状态名曰‘轮回’。懂得轮回的道理，便可以证明‘业力不灭’的原则。”他又进一步解释说：“依佛的意思，人生时时刻刻都在轮回中，不过有急性，有慢性。慢性的叫做‘生灭’，或叫做‘变’，急性的叫做‘轮回’。你看，我们肉体天天变化，我身上骨血肉，不到一个礼拜就已经变成了街上的泥粪土。何止生理上如此，心理上的活动，还不是时时刻刻变迁，现在站在讲堂上的梁启超和五十年前抱在他母亲怀里的梁启超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也很可以发生疑问。这种循环生灭之相，我们便叫它做轮回也可以。不过变异得甚微而且甚慢，我们不觉得不惊异。这种循环生灭，常人以为到死便全部停息。依佛的观察则不然。只要业力存在，生灭依然相续，不过经一个时期，划一段落，到那时忽然现一种突变状态。这种突变状态，给它一个特别名词叫做轮回。”(129)

“业”，按照佛经解释为造作之义；“业力”为：善业有生乐果之力用；恶业有生恶果之力用；“业果”为：业为善业恶业，果为其所感，人天鬼畜等之果报也；“业报”为：应于善恶业因之苦乐果报。实际上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梁启超只讲业果或业报支配自己的命运，至于什么命运他未讲，只讲轮回时业力仍在起作用。他把生人的轮回解释为人的身体与精神在不断新陈代谢，是科学的。但他按佛经本义解释人死后“业力”依然存在，生灭相续，出现“轮回”，则是唯心主义的。

3. 无常与无我

“无常”在佛经是指：世间一切之法，生灭迁流，刹那不住，谓之无常。无常有二：一刹那无常，谓刹那有生住异灭之变化也；二相续无常，谓一期相续之上有生住异灭四相也。也就是说，世界一切事物时时刻刻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之中，永无常态。而且这种运动变化是分阶段的，每个阶段运动变化的特点与规律又是不同的。“无我”按照梁启超的解释，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生命是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要素在特定时期的因缘和合。人的生命也是如此。其中物质的构成是多种多样的，精神的分布也是变幻莫测的，如果指出哪一部分是我，并不准确。其二，即使讲物质和精神的总和构成的是我，也不科学，因为“我”时刻变化，没有常态。因此，佛典认为所谓“真我”都是虚构的、不存在的，“无我”才是正确的。

4. 解脱的涅槃

“解脱”佛经谓之“离缚而得自在之义。解惑业之系缚，脱三界之苦果也”。也就是达到没有烦恼、脱离苦海之境地。这种境地只修行即自我修养才能达到。梁启超对此大加赞赏，认为这种修养是积极而有益于人类的。佛经有“二解脱”“三解脱”“八解脱”之说，梁启超采用《大乘义章十八·俱舍宝疏二十五》关于“二解脱”之解释“心解脱”与“慧解脱”。他认为前者从情意方面获解放，后者从哲理和智慧方面求解放。具体有三个方面：其一，智慧的修养。主要指从哲理上、知识上去理解佛经对人生价值的判断，“一面观察世相，深通因缘和合无常无我之理，不受世俗杂念之所缠绕；一面确认理想界有高纯妙乐之一境，向上寻求”。其二，意志的修养。分两个层次：一是向“无我”高峰攀登，去掉庸俗的欲望，不要做“我”的奴隶，不要为小事而烦恼；二是为大而高尚的目标奋斗不止，“勇猛”“精进”“不退转”。其三，感情的修养。就是让世人树立一种同情心，所谓“万法以慈悲为本”。梁启超对佛经作这样的解读，有其积极社会意义。

“涅槃”，旧译为“灭度、寂灭、不生、无为、安乐、解脱等”，新译为“圆寂”。《大乘义章十八》讲：“外国涅槃，此翻为灭，灭烦恼故，灭生死故，名之为灭；离众相故，大寂静故，名之为灭。”“涅槃”是佛教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一种最高境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佛经讲只有达到那种境界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实际上是“佛”的境界。梁启超解释说：“大概是绝对清凉无热恼，绝对安定无破坏，绝对平等无差别，绝对自由无束缚的一种境界。”

（五）章太炎的佛学思想

光绪二十九年（1903），章太炎因“苏报”案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研读佛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章太炎出狱任《民报》主编，此间他发表了一系列宣传佛学的文章，企图建立一种符合中国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新宗教”，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的思想武器。他说：“近日办事的方法，全在宗教、国粹两项。”(130)又说：“宗教之高下胜劣，不容先论。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131)依据章太炎的解释，所谓“不失真”，就是把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和政治要求加以神秘化，建立一种“新”宗教去“刺激”人们的“爱国心肠”，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封建主义的统治。

在论证所谓“新”宗教时，章太炎转向了佛教法相唯识宗。他说：“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识者云何？真如即是惟识真性，所谓圆成实也。”(132)他把“识”（精神、观念）看成是唯一真实存在，而物质世界只是“识”变现出来的虚假现象。

宣统二年（1910），章太炎进一步论证说：“宇宙本非实有，要待意想安立为有。若众生意想尽归灭绝，谁知有宇宙者？”他认为“意想”（思维、意识）是第一性的，而物质世界是派生的。又说：“即此万物见相有色、有声、有香、有味、有触者，惟是依它起性，属于幻有，故曰无有。”他否认感觉是事物作用于人们的感官的结果，认为感觉是由意识所造成的，是虚幻的，不真实的。(133)

章太炎也否认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他把时间观念的发生说成是“心法生灭，相续而已”，认为时间是主观意识所构成的前后连续的观念。(134)至于空间，他则认为是主观意识所制造的关于事物的界限。

章太炎由此进而否认因果律和自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他认为，“因果非物，乃原型观念之一端”，把因果律说成是由先验的观念制造出来的。他不认为自然规律为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而只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之中。

章太炎在世界本原、时间空间、自然规律等问题上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导致了极端的个人主义，竟然声称：人“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互为他人而生，故人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其对于他人，本无责任”(135)。在他看来，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都是对于个人“自主”的束缚，只有否认一切事物及其规律，然后才能求得所谓的“自由”。这种认识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章太炎所谓“自我意识”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平等观和“个性自由”之类。他把这些片面地膨胀为世界的本原，把一切归结为“自我”，从而走入否认客观真理、抹煞是非区别的虚无主义歧途。这正反映出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的软弱性。他们不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因而找不到科学真理，只能到佛学中去寻找思想武器。这样的思想武器既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不能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

四、诸子学

（一）儒学

1. 常州学派与今文经学的复兴

西汉出现的经学今古文之争，到东汉日趋激烈，今文经学逐渐衰微。魏晋南北朝以后，今文经学几乎失传，只有何休的《公羊解诂》流传下来。清代中叶以后，常州学派复兴今文经学。该学派的开创者是庄存与。他及其继承者宋翔凤、刘逢禄等人都是常州人，故这一派称为常州学派。这一派的今文经学，其学统为“公羊”学派，其中心思想是借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以表达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态度。其家法和理论体系是汉代的今文经学，主要依据《公羊传》及董仲舒、何休等人的著作。常州学派的兴起是对乾嘉学专研名物训诂的反动，并由于“惧陆沉之有日，觉斯民之待拯”，面对外国的侵略、压迫与日俱增，他们从《公羊传》中挖掘“张三世”“通三统”“受命改制”等学说，借经学以为倡言救国救民的护符。庄存与著《春秋正辞》，抛弃汉学家研究的名物训诂，专言“微言大义”，是常州学派的开山之作。但他还不是一个纯粹的今文经学者。到其弟子宋翔凤、刘逢禄，今文经学才逐渐确立。刘逢禄专主董仲舒、李育学说，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等，极力发挥“张三世”“通三统”思想，认为夏、商、周三统要变通，要改制，孔子作《春秋》，就是“绌周王鲁”“受命改制”。宋翔凤写了《拟汉博士答刘歆书》，以反对古文经学。

2. 今文经学在鸦片战争后的发展

刘逢禄的学生龚自珍、魏源对今文经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他们开始，出现了利用《公羊传》“讥切时政”，排诋专制，主张改制的思想倾向。但由于龚自珍原出自古文经学门户，其今文经学不如魏源纯正。龚自珍的今文经学代表作有《六经正名》《六经正名答问》等。魏源从《公羊》学出发，认为世分三等：治世、乱世、衰世，以衰世影射他所处的那个腐败的时代，因而提倡通经致用，“以经术为治术”，主张“更法改图”，改革弊政。其代表作有《诗古微》《书古微》等。与龚、魏同时，邵懿辰著《礼经通论》，认为《礼经》十七篇并没有残缺，所谓古文《逸礼》三十九篇全是刘歆伪造的。戴望舒又引用《公羊》义例注《论语》，于是今文经学的范围就更扩大了。此时，学术界辑佚之风甚盛，有关西汉今文博士的遗说，考辑颇备。如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迮鹤寿《齐诗翼氏学》、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等等，都给当时兴起的今文经学以有力的援助。

光绪年间，皮锡瑞著《经学通论》和《经学历史》，力主今文，但对各家的评价还算公允。曾任四川尊经书院山长的王闿运治《公羊》学，以今文学遍注群经，认为“《春秋》拟《易》而作，圣人之极功，终身研之而不能尽”(136)。然而，王闿运功在文学，其经学造诣并不深。其弟子廖平深于经学，长于《春秋》，善说礼制，著有《穀梁古义疏》《今古学考》等。认为古文经学乃刘歆等人所伪造，主张以礼制来区分古文和今文，强调《王制》为今文经学的根本，《周礼》为古文经学的宗主。这些观点对康有为影响很大。

3. 晚清经学的终结

康有为本来是治古文经学的，后从廖平《知圣篇》《辟刘篇》受到启发，“尽弃其旧学”。他继承了龚、魏以《公羊》义例批评社会政治的传统，著《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维新制造舆论。与康有为对立的是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其所著《国故论衡》等定鼎之作，对乾嘉以来古文学派的成就进行了总结。“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扩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137)康有为、章太炎分别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压阵大将。其二人之后，晚清经学遂告终结。

4. 理学

（1）曾国藩

在晚清理学家中，曾国藩最有代表性。他自称“一宗宋儒”(138)，在居京官期间，他成为唐鉴的门生弟子，奉唐鉴为“儒林”，“正轨”(139)，从其问学。

曾国藩继承了程朱理学关于“诚”的思想。他说：“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140)在此，他把原本属于道德范畴的“诚”说成是先验的存在，并将其膨胀为物质世界的神圣主宰。

在认识论方面，曾国藩继承了朱熹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即物穷理说”(141)，并据此攻击颜元对朱熹“即物穷理说”的批判。他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岂有他欤？即物求道而已”(142)。并且断定：“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143)。企图以此为朱熹“即物穷理说”制造历史根据。

曾国藩还鼓吹天命论，宣扬“穷通由天作主”(144)，“富贵功名，悉由命定”(145)，把自然的天说成是主宰人世间一切的至高无上的人格神，并在湘军中灌输“人之生死，有命存焉”。(146)

曾国藩在人性论方面继承了程朱区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前者为善、后者为恶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观点。他赞许程、朱“分出义理之性（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以明孟子性善说之无失”(147)，并认为“人性本善，自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日失，故须学焉而后复之”。(148)

为了给镇压农民起义寻找理论根据，曾国藩还继承了朱熹“存天理，去人欲”的反动说教。他竭力宣扬“力去人欲，以存天理”(149)，并认为“苟有术焉，可以驱民于醇朴而稍遏其无筹之欲，岂非士大夫有世教之责者事哉”(150)？他把自己血腥镇压农民起义说成是“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151)，即符合所谓“天理”的行为。

（2）唐鉴

唐鉴潜心研究性道，宗尚洛、闽诸贤，著《学案小识》十五卷。此书并无学术史之价值，只是在理学衰微之际，接承程、朱道统而已。倭仁、曾国藩、吴廷栋、宝垿、何桂清等均曾从其问学。晚年著《读易小识》，编次《朱子全集》。未刊者尚有《朱子年谱》《省身日课》《易反身录》《读礼小事记》等。

（3）倭仁

倭仁以理学颇负时望，号称理学大师，是封建顽固派的领袖人物之一。后曾国藩等转向经世致用，向西方学习，而他仍顽固坚持“用夏变夷”的陈腐观念。

倭仁与唐鉴皆为纯粹之理学家，在清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仍然空谈性命，故其成就甚微。

（4）罗泽南

与唐鉴、倭仁空谈道德不同，其欲正学术而挽世运。其学问及成就虽不如曾国藩，然为湘学一健将。其著作有《罗罗山文集》等。

罗泽南认为，“道德囿于功名，其道德不宏；功名出于道德，其功名乃大。古之人蓬户萧然，歌出金石，天理日以复，人欲日以净，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已尽备之于草野之中。及临大事，决大策，不动声色，已措天下于磐石之安。何者？其蓄之有素，而出之有本也。其所以抱负如此，故一旦出而任事，确然有以自建树，异于常人。然则所谓人才本于学术，而当时汉学家徒事训诂考订，蔑弃义理不谈者，其弊害亦从可推见矣。罗山（泽南）之学，大率推本横渠，归极孟子，以民胞物与为体，以强勉力行为用”(152)。他主张任事者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道德，应具备深厚的学问功底，并且要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这样，才能“临大事，决大策”，以安定天下。为此，他反对汉学家脱离社会现实，不问天下之事，不关心国计民生的做法。

（二）道家学

章太炎认为道家先于儒家。他说：“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败祸福之事，悉在人谋，故能排斥鬼神，为儒家之先导。”(153)他指出，后世道士，“依傍其说，推为教祖，实与老子无与”。这就把道教和道家学区别开来。章太炎还把老子的“道法自然”比附为资产阶级的“生存竞争论”。他说，“自然”是“道家之第一义谛，由其博览史事，而知生存竞争，自然进化，故一切以放任为主”(154)。这种解释牵强附会，实际上把道家思想拔高，或者说将其现代化了。他还认为孔子之权术乃老子所授。他说：“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155)。从先秦学术史来看，其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俞樾用治经的方法治诸子学，校勘、训诂、注释，为后来子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如《逍遥游》：“汤之问棘也是已。”俞樾按：棘，李云汤时贤人。此说得之矣。又引简文云：一曰汤广大也，棘狭小也，则以汤棘为寓名，是殆未读列子者。汤之问棘，见《列子·汤问》，上文所说鲲鹏及冥灵大椿，皆是本篇，故以此结之，名所言之有征也。(156)又如庄子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作了不同寻常的解释：陆存斋观察尝问余曰：“庄子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此圣人，孰谓也？”余谢不知。存斋曰：“若谓尧、舜、禹、汤诸圣人，则圣人之死久矣，何以庄子又发此议论乎？庄子所谓圣人，正谓当时诸侯耳。”余思此言极有理。当时田齐三晋，皆篡窃之国，而俨然列为诸侯，僭称王号，乃欲以治小民。锥刀之争，正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也。庄子未可明言，故悠谬其词，而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所谓圣人，正以名号推尊之，非以德言，亦犹古以君子为在位者通称也。《礼记·乡饮酒礼》篇注曰：“君子，谓卿大夫士也。”卿大夫士谓之君子，则诸侯王谓之圣人，亦其所矣。推庄子之意，欲治天下之盗，必先治天下之诸侯。鲁藏武仲有言：“子召外盗而大礼焉，何以治吾盗？”孔子之告季孙，亦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庄子之意，亦若是而已。不能善会其意，非能读古人书者也。(157)

（三）墨家学

梁启超以一种敬仰的心情阐述墨子的思想。墨子心目中的“天”是一种意志的化身。他把“意志”概括为“兼爱”和“实利”。认为“兼爱”是道德的归宿，“实利”是幸福的源泉，“天”则将二者调和起来。梁启超说：“墨子之所以言天志者，凡以为兼爱说之前提云尔。所谓天志者，极简单而独一无二者也。曰爱人利人是已。天犹父，人犹子。子有十人，爱之如一，利之若一。天之于人也亦然。”“子如父之所欲者，则父亦将如子之所欲，而因以得幸福，反是者则祸及之。天之于人也亦然。要而论之，道德与幸福相调和，此墨学之特色也。”“所谓幸福者何？实利主义是已。而所以能调和之者，惟恃天志。吾故以此三者为墨字之总纲，而宗教思想又为彼二纲之纲也”(158)。由此可见，利用带有宗教意义的“天”去调和“兼爱”和“实利”，是梁启超理解墨子思想的总纲。墨子反对儒家听天由命的“天命”观，主张积极奋斗。他关心国计民生，反对铺张浪费和追求享乐，崇尚节俭。梁启超肯定墨子注重实际利益的思想，但批评他忽视精神力量的方面。他认为墨子“知有物质上之实利，而不知有精神上之实利，知娱乐之事，足以废时旷业，而不知其能以间接力陶铸人之德性，增长人之智慧，舒宜人之筋力，而所得者足以偿所失而有余也”(159)。墨子的实利主义以兼爱为理论基础。“以爱治天下”是墨子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梁启超认为爱是人的天赋本性，古往今来的思想家理论家或宗教流派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墨子把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归之于人们不相爱。他认为，如果天下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天下祸乱自可消灭，和谐美好的社会就会出现。梁启超批评墨子空想性的社会理想蓝图，认为“其意不可谓不盛”，但“仅为一至善之理论，而断不可行于实际”。(160)

章炳麟认为“非命之说，为墨家所独胜”，肯定墨子反对儒家天命论的非命思想，同时也指出其不彻底之处。他说：“儒者既斥鬼神，则天命亦不可玄；若谓自然之‘数’，‘数’由谁设，更不得其征矣。然墨子之非命，亦仅持之有故，未能言之成理也。特以有命之说，使其偷惰，故欲绝其端耳。”章炳麟，看到了“墨家尊信鬼神而言无命”是“自相刺缪”的。(161)章炳麟认为，墨子劳身劳形、以忧天下的道德，是儒家、道家所不及的。墨子的“兼爱”学说也受到其赞赏。孟子“诋其兼爱，而谓之无父”。章炳麟指斥孟子的诋毁只不过是“末流之噧言”。(162)

《墨子》为诸子中最难懂的一部书，且颠倒错乱甚多。俞樾以句义为尺度，进行订正。如：“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此文句显然不通。俞樾按：“取”“不”二字，传写误倒，“而”字当在“取不”之上，“己”当为人己之“己”。此文本云：“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同方”谓同道也；“同己”谓与己意同世。圣人但取其与道同，而不必其与己意同，故曰“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传写错误，遂不可读，毕曲为之说，非是(163)。在晚清，出现了“西学源于中国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封建顽固派的说词，他们认为西方现代科技是窃中华之余绪，没什么可学的；另一种主张向西学习，认为中国古代祖先早已发明的科技为外人拿走，在中国失传，现在重新拿回来。以此说减少来自封建顽固派的阻力。他们都认为包括《墨子》一书在内的古代科技乃是西方现代科技的源泉。俞樾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中学和西学的知识提出质疑：“近世西学中，光学重学，或言多出于墨子，然则备梯、备突、备穴诸法，或即泰西机器之权舆乎？”俞樾指出：“窃尝推而论之，墨子惟兼爱，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讲备御之法”，因此“谓墨子因兼爱而非攻，其说良是。”但若“谓近世西方科学来自墨子，乃乾嘉以来学者的陋识，他既不晓西方科学，亦不谙中国之传统，非笃论也”。不过，俞樾认为“《墨经》中之科学思想及理论成就，丝毫不减于古代希腊”(164)。这种认识是比较客观的。

（四）法家学

梁启超认为，战国时代法制主义广为实行，并涌现出一批法学家和具体实行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他说：“法制主义，在古代政治学里头，算是最有组织的，最有特色的，而且较为合理的。当时在政治上，很发生些好影响，秦国所以强盛，确是靠它。”但对法制主义存在的严重问题，梁启超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我们虽崇拜法治主义，却要知道他的短处。短处要分别言之，一是法制主义通有的短处，二是先秦法家特有的短处。什么是法制主义通有的短处？法律权力渊源在国家，过信法制主义，便是过信国家权力，结果个人自由，都被国家吞灭了，此其一。法制主义总不免机械观，万事都像一个模型里定制出来，妨害个性发展，此其二。逼着人民在法律范围内取巧，成了儒家所谓‘免而无耻’，此其三。”“什么是先秦法家所特有的短处呢？他们知道法律要确定，要公布，知道法律知识要普及人民，知道君主要行动于法律范围以内，但如何然后能贯彻这种主张，他们没有想出最后最强的保障。申而言之，立法权应该属于何人，他们始终没有把他当个问题。他们所主张法律威力如此绝对无限，问法律从哪里出呢？还是君主，还是政府。他们虽然唇焦舌敝说‘君主当设法以自禁’，说‘君主不可舍法而心裁轻重’，结果都成废话。造法的权在什么人，变法废法的权自然也在那人，君主承认的便算法律，他感觉不便时，当然失了法律的资格。他们主张法律万能，结果成了君主万能。这是他们最失败的一点。因为有这个漏洞，所以这个主义，不惟受别派的攻击无从辩护，连他本身也被专制主义破坏了”。(165)

章太炎对于法家，尤其是对于商鞅、韩非论述较多，肯定也较多。关于法家，章太炎解释说：“故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后已。”(166)他所说的“西方政治家”亦即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这实在太过牵强附会。章太炎把法与律区别开来，认为“法者，制度之大名”，“（商）鞅之作法也，尽九变以笼五官，核其宪度而为治本”，“而非以刑为法之本也。”他把“法”视为国家的政治制度，而不同于维护国家制度的一般刑律。并且认为“法”是任何人不得违反的，“虽乘舆（天子）亦不得违法而任喜怒”。还以商鞅“辱大（太）子，刑公子虔，知后有新主能为祸福，而不欲屈法以求容阅”(167)作为例证。这是按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观点去肯定先秦法家的所谓“法不阿贵”“一断于法”的理论。章太炎把商鞅等先秦法家与汉以后的刀笔吏区别开来，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把同样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先秦的“法”与后世的“律”截然分开，不仅是一种形而上学，而且掩盖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由此看来，章太炎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立场上，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学理论来评价先秦法家的。

第五节
经济学

一、鸦片战争时期的经济思想

（一）龚自珍的经济思想

龚自珍的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平均篇》与《农宗》中，而《农宗》又是对《平均篇》的解释，是其具体的经济方案。

在《平均篇》中，龚自珍认为治天下之最高理想是“平”。他说：“有天下者莫高于平平之尚也。”他视三代以上为最理想的社会：“三代之极其犹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降是则勺者下侵矣，又降则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涸而踣。石而浮，则不平甚，涸而踣，则又不平甚。”(168)就此可以看出龚自珍所谓的“平”是指按本分，不是贫富拉平，更不是绝对平均，实际上就是要君、臣、民各守本位，即本分主义。其中也包括反对剥削阶级过分掠夺。他说：“浮、不足之数相去甚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又说：“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怨，或以骄汰，或以啬吝，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熢，为疫疬，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渐至丧天下。”(169)龚自珍是从经济方面探索天下兴亡治乱的原因。他认为造成社会不平的原因是有不安分的人出现，而最不安分者为高利贷资本的活动。为此，龚自珍提出消灭不平的办法，在于正风俗，正人心；而最根本的办法则在于“重农抑商”，甚至“以物易物”。他说：“食民者，土也。食于土者，民也。”“凡民以有易无，使市官平之。皆以稻、麦、百谷、竹、木、漆、陶、线、筐、筥、桑、柘、葛、苎、蔬、韭、木实、药草、牛驴马猪羊、鸡、鱼、蒲苇、盐、酒、苇、楮，使相当”。“其名田者赋于官，亦用是。”(170)主张赋税也以实物交纳。为了“抑商”，龚自珍主张限制通货流行：“百家之城，有银百两；十家之市，有钱十缗；三家五家之堡，终身毋畜泉货可也。”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富民所吝惜，非货焉；贫民所歆羡怨叹，非货焉；桀黠心计者，退而役南亩。”(171)从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看，要求繁荣商品货币经济，以促进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而龚自珍的办法正好相反，是扼杀资本主义因素的。因此，其办法是落后的，反动的。

在《农宗》中，龚自珍提出了经济改革方案。他把农民按照宗法制分为四等：大宗、小宗、群宗、闲民。规定大宗占田百亩；小宗、群宗各占田二十五亩；闲民不受田，“闲民以为佃”。规定：“百亩之田，不能以独治，役佃五；余夫（小宗、群宗）二十五亩，亦不能以独治，役佃一。”(172)根据宗法等级身份分田，排除对土地的竞争。闲民必须是同族中人，同族闲民不足时，才能雇外族闲民。强调以宗法为基础，强干弱枝。维护宗法制实则维护封建制。龚自珍还对封建宗法制下的经营方式做了具体规定：大宗有田百亩，役使五户佃户，“以什一为宅，以什一出租税奉上，以什一食族之佃”，“大宗有十口，实食三十亩，桑、苎、木、棉、竹、漆、果蔬十亩，粜三十亩，以三十亩之粜治家具。”对余夫（小宗、群宗）又做了这样的规定：“余夫家五口，宅五亩，实食十亩，以二亩米税，以二亩米食佃，以二亩半治蔬苎，以二亩半粜。自实食之外，宅、税、圃、粜、佃五者，毋或一废。”(173)这是一种自然经济模式，并加强了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

农宗占有制是一种封建世袭制，土地不能面向市场。主佃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主奴关系。这是与资本主义因素相对立的。龚自珍的经济思想是其思想中最黑暗的部分。

那么，如何解释龚自珍政治思想进步而经济思想落后、反动这一矛盾问题？

龚自珍作为不当权派，要求统治阶级内部平等。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即君臣关系；而其经济思想则规定了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他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在龚自珍本人则是统一的，即如何巩固封建秩序的问题。他一生不得势，处在封建社会的危机时代，自命怀才不遇，对社会黑暗现象深恶痛绝，把矛头指向当权势力。然而，龚自珍毕竟是地主阶级中的人物，其开明主张有限，不可能扩大到被统治阶级。另一方面，龚自珍看到社会上大量流民存在，认为是社会不安定的原因，想把这些流民附着在土地上，以重新建立安定的社会秩序。其实，他并未找到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

（二）魏源的经济思想

魏源是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思想的最主要代表人物。

在“本”与“末”的关系上，魏源对传统的“重本抑末”论作了修正，提出了“缓本急标”的理论。他说：“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174)也就是说，从一般意义而言，“本”比“末”重要，“食”居“货”先；而从当前形势需要来看，“标”（末）比“本”更急迫，“货”应放在优先地位考虑。这一新论点为魏源在鸦片战后更重视工商业和商品货币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以至提出传统经济思想不曾涉及的建立新式机器工业的问题。魏源虽然尚未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重本抑末”论，但初步打开了一个缺口，为后来的思想家彻底抛弃“重本抑末”论提供了思想资料。

在“利国”与“利民”的关系上，魏源鲜明地提出“利国”必先“利民”“益上”必先“益下”。他说：“专主于便民者，民便而国亦利；专主于利国者，民不便，而利归中饱，国乃愈贫。”(175)魏源“便民”的出发点在“富民”，尤其是“有田之富民”的利益。为此，他极力论证富民对社会的重要性。他说：“富民一方之元气，公家有大征发、大徒役皆倚赖焉；大兵燹、大饥馑，皆仰给焉。”(176)魏源反对向富人征收重赋。他说：“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尽不止。”(177)正是统治者这种剪韭式的赋税，结果破坏了富民的财产，从而破坏了国家本身的基础：“彼贪人为政也，专朘富民；富民渐罄，复朘中户；中户复然，遂致邑井成废。”(178)

（三）包世臣的经济思想

“本末皆富”是包世臣的一个基本经济观点。他认为封建国家不应再实行“重本抑末”政策，而应把“本末皆富”作为“千古治法之宗”与“子孙万世之计”。(179)这一观点是包世臣各种经济改革主张的出发点。

在漕运问题上，包世臣主张改河运为海运，改官运为商运。他的这种思想早于魏源。嘉庆七年（1802），包世臣进行了调查：当时上海有沙船三千五六百只，每只载货五六百担至三千担不等，每只船造价银五六千两。有的商人有船五六十只。他们把北方的大豆、小麦南运，北来时载茶、布，价格不一致，但经常放空。包世臣认为，如果以北来放空之船运漕粮对国家、商人都有利。他是把船商利益、政府支出、农民负担三者进行综合考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提出依靠一般商人的经营活动来代替封建官府漕运机构的主张。

包世臣的盐政改革计划，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他重视私人商业活动的思想。当时清朝的盐政沿袭了明朝的纲盐制度，即由封建国家给予特许的商人（官商）以收购和运销食盐的垄断权力，把一定产区的食盐分为若干纲，分给某些商人经营，称为“纲商”。封建国家又委派很多盐官征收盐税和管盐政。在全国形成许多官商勾结的封建割据性盐业集团。由于食盐购销中的指派、报效和其他各种弊端，盐价不断上涨，于是私盐大肆泛滥，国家收入减少，人民负担加重。包世臣提出裁撤大小官垣，不设商垣，普通商人领票号，自由运销。他的这种主张与魏源一致，但比魏源早二十年。

（四）谢阶树的经济思想

谢阶树是当时保守派的思想代表。他极力宣扬“世可变，道不可变”(180)的观点。谢阶树关于变法的观点，是其经济思想的主要理论基础。他的经济思想的实质是：维护当时社会中一切适合地主阶级利益的制度或关系，企图竭力压抑和“纠正”一切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有破坏作用的因素。谢阶树的经济思想，主要由三方面内容构成：“保富”论、“抑末”论、“明宗”论。

谢阶树的“保富”论是为地主阶级利益、尤其是为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作辩护的理论。他把“保富”宣布为封建国家的基本政策，认定“富者，生人之大命也；保富者，先王之大政也。”为何“保富”为“先王之大政”呢？其根据是：富人“养活”穷人。他说：“富民者，所以助君相养贫民者也”，“富甲一县者，则一县食之；富甲一乡者，则一乡食之；富甲一族者，则一族食之。”(181)

当时，地主阶级保守派一般都是“重本抑末”论者，但像谢阶树那样煞费苦心为“重本抑末”论寻找种种理由者，实不多见。其理由是：

一曰，“末业”的发展是造成社会普遍贫困的原因。他站在大地主的立场上，竭力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剥削，尤其是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和封建政权的横征暴敛开脱罪责；而把广大群众的贫困破产的原因完全归到商业资本上。他说：“今天下贫三而富一：君贫，臣贫，民贫，是三贫也；而富一，则商贾而已。”(182)

二曰，“末富”是剥削别人的，“与人争利”；而“本业”即封建农业是“与地争利”，是不剥削别人的，并造成“利均”即共同利益。他说：“与地争利曰本富，其利均；与人争利曰末富，其利偏。偏财争，争则困，困争穷。夫本富则农是已，末富则商贾是已。农者自安作息，终岁勤助，人皆贱其业而不恤；奸商黠贾操其奇赢之数不劳四体而利擅王侯，显荣逸乐终身，人皆慕效之，皆背本而趋末也。凡物，出于地者无穷，出于人者有制。”(183)

三曰，“民以食为天”，所以“本业”比“末业”重要：“食出于农，衣出于工，财货出于商。无财货则贫，无衣则寒，无食则死。三者食为急，故农尤重。”(184)

四曰，“本富”比“末富”更牢固可靠，也更能维持久远。他说：“凡致富之道，本与末异；本富劳，末富逸；本富迟，末富速；本富难，末富易。凡人之情，未有不好逸而恶劳，喜速而嫌迟，避难而就易者。故天下之背本逐末者多，亦其情也。敦本业者，虽无兼人之富，而亦得以长其业以食子孙；末富则虽兼擅天下之利而犹不厌，聚散之数不能相准，故世有十世之农而无三世之贾者，本富久，末富暂也。”(185)

谢阶树的“明宗”论就是重申严格的封建宗法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对付当时严重的流民问题。他深感当时社会上大量流民的存在对封建统治秩序的严重威胁；同时又看到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作用的增长对封建制度的侵蚀破坏作用，忧心忡忡，企图寻找一种长治久安之策。“明宗”论的主要内容是把封建国家的政治强制作用与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作用结合起来：首先用政府法令禁止人民迁移出所居住的乡村，然后用宗法关系将其严密控制起来。禁止迁徙的办法是：“凡寄民田宅契约，满百年始得占籍，寄籍五世始得与有司试；凡寄民虽已占籍，必别其籍，著其所自徙，有司以时稽核。凡商民，父母在，一岁不归者服不养之刑；父母没，五岁不祭者，服忘本之刑；妻子在，三岁不归者，服不慈之刑。若有故，则以告于有司；假一岁，犹不归，则夺其产。凡寄民之无归者别编为籍，有故而去亦必告于有司：归必告，娶必告，死必告，出入必告，有司亦以时稽核。如此，则民重去其乡，虽去，归必速，而族可合矣。”(186)以宗法关系加强束缚、控制的办法是：“合族之法，先修族谱，序次昭穆以示子姓兄弟，则尊卑定；尊卑定则礼让行；礼让行则廉耻立。”“若以时日祠祭某祖、某考，则必论说某祖、某考之先德以训示其子弟，子弟立而敬听之，退则率而行之，若不率者挞之，不勤者督之，无业无行者不得入于祖庙。游于外，必知其方，五年不返则除名，有故则假之时日，及期不返，虽归不录”，“子弟不考除名，不弟（悌）除名，非所宜者除名，去不知所往除名。贫不能娶者，族为之娶，不能葬者族为之葬，穷而无告者族食之，少者须其长，老者须其死然后已。凡族，必敛财以置族田，若族有周恤之事，则取给焉。如是，则民未治于官，先治于家矣，而天下无不可治之民矣。”(187)

（五）王瑬的经济思想

王瑬是当时的反动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集中在货币问题上。其中心内容是鼓吹无限制地发行不兑换纸币，并把这说成是解决一切财政、经济问题的万应灵丹，是既“利国”又“利民”的绝好办法。他说：“今钞法欲造百万，即百万，欲造千万，即千万，其富国固不待言”，“国家既富，则必有善政之施，而钱粮关税皆可以减，而谋生之途亦日宽矣。”(188)又说：“国用既足，则官加俸，吏增禄，田赋可减，关税可轻，鳏寡孤独皆养之，由是兴水利，垦荒田，积义仓，修学校，将使天下无一夫之不获，岂止利国已哉？”(189)

王瑬“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的观点，是针对“钞虚银实”的观点提出的。王瑬根本否认货币本身具有内在的价值，且根本抹煞金属币和纸币的区别。他诡辩说：“至谓钞虚而银实，则甚不然。言乎银有形质，则钞亦有形质；言乎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则银钞皆同。”(190)王瑬在此把“实”“虚”解释为是否有形质，是否可食可衣，实际上是采用一种混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手法，利用货币不具有某些特定的使用价值（可食、可衣）来“证明”货币本身没有价值。

既然他断言货币没有内在价值，那么，货币的价值又从何而来呢？王瑬认为是国家的权势所创造出来的。他说：“行钞之利，取之天地者也，故利无穷而君操其权。”(191)既然国家能创造货币的价值，那就可以滥发纸币而不必加以任何限制了。但他又顾虑到广大人民对于滥发纸币深恶痛绝，有时把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诡称自己也是主张限制纸币发行数量的。他说：“钞虽取之不尽，而国家制钞，但求足用而止，自可为之限量。”(192)然而，究竟达到什么样的“限量”才能“足用”呢？对此，王瑬有几种不同而且相互矛盾的说法。有时说发钞数量要达到足以“易天下百姓家之银而止”(193)；有时说“以天下论，银之行用本虑其少，则以银易钞，适如其数，虽倍加之，尚未至于多而轻也”(194)。这一说法比前一种说法一下增加了一倍。有时干脆直接用足“图用”作为“足用”的内容。他说：“若论国用，则当如《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使国家常有三十年之蓄可也。”(193)这一说法才真正暴露出王瑬所谓“足用”的真正含义，即清政府搜括民财的无尽欲壑。

（六）许楣的经济思想

许楣的经济思想也主要集中在货币问题上。他与王瑬针锋相对，对王瑬的反动货币观点进行详尽而全面的驳斥。

许楣认为货币本身必须是有价值的商品。金、银、铜等能作为货币，并不在于它们的形制或其他，而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价值。他说：“白纹、元丝、洋钱不同，而同归于银。”(195)又说：“有物于此，值银一两，有银杯于此，其重一两，因以杯市。推而至于十两、百两皆然。”(196)

能不能“以纸代钱”，是许楣与王瑬争论的焦点。他说：“钞以代钱之用，此著书者（王瑬）之症结。”(197)为什么不能“以纸代钱”呢？许楣认为：“夫天生五金，各有定品，银且不可以代金，而谓纸可以代钱乎？弗思耳矣。”(198)又说：“夫纸与银，其贵贱之相去也远矣。人之爱银与其爱纸，其相去也又远矣。千万之纸而易一星之银，则笑而不语，千万之银而易以一束之纸，则欣然与之，岂其明于爱纸而昧于爱银耶？不知爱银之甚于爱纸，而欲以其所甚贱，易其所甚贵，且欲以其贱而少者，易其贵而多者，乃曰：如是则天下皆争以银来易银钞，於乎！吾不知其何以来易也。”(199)在他看来，货币与货币交换，货币与商品交换，甚至货币与纸币交换，都应像商品与商品交换一样，必须以其实体价值为根据。

许楣还批判了王瑬关于国家权力决定货币价值的名目主义观点。他说：“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虽尽蠲天下之赋可矣，如不能何！”(200)王瑬否认滥发纸币会引起物价腾贵，并狡辩说，物价腾贵只是因为一般商品自身贵了，与纸币无关。许楣驳斥说：“谓行钞而物价腾涌，此论者不善立说之过。夫以万贯老钞易一饼，非饼之贵，乃老钞之贱耳。董石之乱，则诚米贵而非钱与金之贱也。”(201)

对于王瑬关于“造钞约已足天下之用，则当停止”的虚伪说法，许楣一针见血地批驳道：“宋、金、元之钞，未尝不欲足用而止也，而卒至增造无艺者，能足天下之用，而不能足国家之用故也。”“势不得不于常赋之外，诛求于民，而行钞之世，则诛求之外，惟以增钞为事，然不增则国用不足，增之则天下之钞，因已足用，而多出则钞轻，而国用仍不足。宋、金、元之末流，弊皆坐此。”(202)许楣在此指出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国家为财政目的而滥发纸币造成货币迅速贬值，使国家财政收入更感不足，从而更加滥发纸币。

二、太平天国时期的经济思想

（一）洪仁玕的经济思想

洪仁玕的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资政新篇》中。“因时制宜，审势而行”是其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

在经济改革方面，洪仁玕十分重视西方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对西方国家的生产、运输机械和科学仪器，赞赏有加，称之为真正的宝物：“中地素以骄奢之习为宝，或诗画美艳，金玉精奇，非一无可取，第是宝之下者也。夫所谓上宝者，以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圣神爷之风三位一体为宝”，“中者以有用之物为宝，如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皆有夺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此正正堂堂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永古可行者也。”

为了能够自行生产这些宝物，洪仁玕提出了建立和发展新式工、矿、交通事业以及其他经济事业的主张。在这一方案中，他主张建立制造“精奇利便”的“器皿技艺”的新式工业；主张“兴宝藏，即开发金、银、铜、铁、锡、琥珀、美石等矿藏”；主张“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制造“利便轻捷”的火车、轮船，修筑省、郡、县、市镇的公路，建立邮政，设邮亭、书信馆；主张建立水利工程，“凡水患河路有害于民者，准者申请，大者发库助支，小者民自捐助”。他还主张开办银行，建立保险公司，以利“商贾士民”。

洪仁玕不仅提出广泛建立和发展这些新式生产、流通等事业，而且十分明确提出兴办这些事业必须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变革旧的生产关系。

第一，他主张依靠“富民”的经济力量来实现他所提出的建立和发展生产、流通事业的方案，如“兴银行”，他提出“倘有百万家财者，先将家资契式禀报入库，然后准颁一百五十万银纸（银行券）”，“或三四富民共请立，均无不可也”。在“兴邮亭”项下，除“邮亭由国而立外”，余如书信馆、新闻馆等，“准富民纳饷禀明而设”。他如建立工厂、修筑铁路、制造轮船、开矿等，也主张由“富民投资”。

第二，洪仁玕明确主张在兴办这些生产、流通事业时，应采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如提出应效法西方国家，兴办新式工矿业“准富人请人雇工，不得买奴”。为保证“富民”得到所需的劳动力，他主张通过教育和行政强制手段，使“惰民”都有一定职业，即迫使他们接受资本主义劳动纪律。

第三，洪仁玕明确主张采用资本主义的利润制度。如对兴银行的富民，“准每两取息三厘”；对兴宝藏的富民，准其取得生产总值十分之二的利润，等等。

第四，洪仁玕主张效法西方国家，对投资兴办新式工商业的富民实行一些鼓励和保护措施。如主张实行西方国家的专利制度，对创造发明火车、轮船及其他工艺产品的，“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器小者赏五年，大者赏十年，益民多者年数加多，无益之物有责无赏。限满他人仿造”。

（二）王茂荫的经济思想

王茂荫的经济思想集中在货币问题上。“以实运虚”是他解释纸币流通的基本观点，也是他的货币改革方案的基本立足点。这一观点，是以“纸虚银实”的说法以及他对纸币的数量及其价值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为依据的。他从中国历史上发行纸币的经验看出：“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种种扰民，皆由此出”(203)；“造钞太多，则壅滞而物力必贵”(204)。他企图通过限制纸币发行数量并且使它保持同银一定联系的办法，来防止纸币贬值。

王茂荫把自己的两个货币改革方案都称作“以实运虚”之法。咸丰元年八月（1851年9月）他的第一个方案中，“以实运虚”的主要内容是“以数实辅一虚”，其具体办法是：发行以银两计算的“银钞”，面额分十两、五十两二种，最高发行额限定为一千万两，并且采用审慎的办法在若干年内逐渐发行到这一最高限额；银钞发行后，白银并不退出流通，而是以若干倍于银钞的数量和银钞同时流通。这就是王茂荫所说的“以数实辅一虚”。他认为这样就可保证纸币流通而不致贬值。他说：“请仿国初之法，每岁先造钞十万两，计十两者五千张，五十两者一千张，试行一二年，计可流通，则每岁倍之，又得流通，则岁又倍之。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盖国家岁出入不过数千万两，以数实辅一虚，行之以渐，限之以制，用钞以辅银，而非舍银而从钞，庶无壅滞之弊。”(203)

咸丰四年（1854），王茂荫为制止已经发生的通货膨胀，提出了第二个货币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共包括四条建议：1.“拟令钱钞可取钱也”，2.“拟令银票并可取银也”，3.“拟令各项店铺用钞可以易银也”，4.“拟令典铺出入均准搭钞也”。后两条属于商人之间相互往来中钞币的使用问题，前两条则是关于持票人同国家的关系问题，并且是这个方案的关键。

关于第一条，他说：“查市行钱票与钞无异，而商民便用者，以可取钱也。宝钞准交官项，本自贵重，而人总以为无可取钱，用多不便。若于准交官项外，又准取钱，自必更见宝贵。”(205)王茂荫所谓“取钱”，是指持票人向国家兑取现钱。为了保证兑现，他建议在户局每月解部之钱中扣下十万余串，三个月可积三十余万串，作为所发百余万钱钞的兑现准备金。他认为，“此法每年虽似多费数十万之钱，而实可多行百余万之钞”。(206)

关于第二条，他认为，“现行银票、钞票，均属天下通行，而行远要以银票为宜。欲求行远，必赖通商，欲求通商，必使有银可取”(207)，“今若于准交之外，再加准兑换一层，则钞益贵重”。(208)

王茂荫所提出的两个关于纸币问题的方案，虽然内容有所不同，但都体现着反对通货膨胀的精神：第一个方案是要通过事先严格限制纸币发行量，以防止纸币贬值；第二个方案则是要通过兑现，刹住继续增发纸币的势头，从而制止已发生的通货膨胀。

三、洋务运动时期的经济思想

（一）李鸿章的经济思想

“必先富而后能强”是李鸿章经济思想的核心，也是其兴办民用企业的总的指导思想。

李鸿章对机器生产十分赞赏。早在筹办军事工业之初，他就开始认识到，“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并且预言“数十年后，中国富商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求利益者”(209)。随着军事工业的开办和经营，原料、经费等困难日益严重，交通、通讯等也日感不便，这使李鸿章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军事工业需要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从而产生了推广机器生产的要求，产生了大力发展工商业的思想。他说：“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210)“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211)“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212)“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事，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未有不终受其敝者。”(213)

然而，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求富便不能不和外国侵略者“争利”。当时，中国沿海与长江的航运几乎全被外轮公司霸占，以纱、布为大宗的洋货正以日益增长的势头涌入内地，外国资本家还贪婪地觊觎着中国开采煤铁矿产、经营铁路电报、兴办纺织等工业的利权。主权不保，利源外泄，是中国日益穷蹙的根源。李鸿章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他就明确指出：“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214)，“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215)，“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216)经过与外国轮船公司长期“跌价相争”，终于站稳了脚跟，打破了外轮独占中国航运的局面。轮船招商局曾开辟外洋航线。李鸿章还支持创设赴英贸易的轮船公司，虽因外国竞争和刁难而未获成效，但李鸿章这种“自扩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庶土货可畅销，洋商可少至，而中国权利可逐渐收回”(217)，“俾补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218)的“商战”思想，是应当肯定的。他积极倡导“用洋法开采煤铁”。开平矿务局的兴办使他感到欣慰，认为“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致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矢”(219)。他很早就有“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220)的打算，认为“铁路、电线二者相为表里，无事时运货便商，有事时调兵通信，功用最大。东西洋各国富强之基，胥赖此以充拓”(221)。天津电报局的成立，限制了丹麦大北公司和英国大车公司在中国沿海各口间架设海线的既得利权，制止了英、法、美、德各国公使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的策划，并以“利权所在，军务、商务消息岂能使别国操之”(222)为由，抵制了德国在中国架设陆线的要求，确实起了“杜外人觊觎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223)的作用。他提出了建造南北四条铁路干线的计划，指出“铁路为富强要图，况洋人常以代中国兴利为词，今我先自兴其利，且将要路占尽，庶足关其口而夺其气，使之废然而返”(224)，并成立天津铁路公司，着手建造唐山到天津的第一条铁路。对于纺织等轻工业，李鸿章也很重视，他说：“溯自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推原其故，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225)为此，他积极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织布局毁于大火灾后又立即重建，“并厘定章程，号召华商多设分厂，以资推广”，“且恐洋商自运机器来华制造纱布，则中国自有之利权必至一网打尽”，因而主张“必须华商资本方准领照购机，择地开办”，“如果洋商贩运轧花、纺纱、织布及棉籽榨油机器进口自行制造”，必须“查明禁止”，“自保利权，断不容外人稍生觊觎”(226)。一方面，“购器设局，自行制造，以敌洋产”(227)，“渐期收回利源”(228)；另一方面，“杜渐防微，勿任（洋商）以机器推广制造各种土货”(229)，“保我自主权利”(230)。很显然，这是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的积极方针。外国侵略者曾一再企图染指中国的煤铁、纺织等工业，因为受到抵制，在甲午战争前始终未能得逞。

（二）陈炽的经济思想

陈炽十分重视经济问题，其《续富国策》就是一部专门论述经济问题的著作。他已认识到国家财政只能实现已有财富的再分配，只有生产才是“富国之源”。他说：“昔者吾友尝言之矣，曰：‘三代后之言财用者，皆移之耳，或夺之耳，未有能生之者。’移之者何？除中饱是也；夺之者何？加赋税是也。然亦未能移夺外国之财以归中国者。若生财之道，则必地上本无是物，人间本无是财，而今忽有之。”(231)

陈炽对流通和生产，商业和工、农、矿业的关系也作了分析，提出了“商之本在农”，“商之源在矿”，“商之体用在工”的观点。(232)实际上指出了各种生产部门才是财富的来源，而商业只不过是把工、农、矿业中所生产出来的商品加以流通而已。

陈炽主张发展大工业生产，但主要是从对外贸易差额的角度论证发展工业的必要性。他说：“外洋入口之货，皆工作所成，中国出口之货，皆土地所产，工拙相越，贵贱相悬，而中国金银山崩川竭矣。”(233)

在农业方面，他注意的主要是生产出口商品和工业原料的农业。他本来已经提出了财富来源于生产领域这一命题，但接下来又说：“农也，矿也，工也，商也，为华民广一分生计，即为薄海塞一分漏卮；为闾阎开一分利源，即为国家多一分赋税；为中国增一分物业，即为外国减一分利权。”(231)这种用国家主义的眼光来解释财富来源的观点，正是重商主义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他不曾意识到，这种观点和他自己前面所提出的财富来自生产领域的命题是直接违反的。

陈炽经济思想的重商倾向还表现在突出地强调财富的货币形式。他断言中国贫穷的根源，在于货币制度的不善，并由此出发，把货币改革的作用提到极为不适当的程度：“至今日而上下困穷”，“患寡患贫”，“寻源探本，则圜法之弊，一言蔽之矣。对症用药，则整顿圜法之弊，一方括之矣。”(234)

陈炽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思想很突出。他认为当时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造成的财富“不在上（朝廷），不在下（人民），不在中（官吏贪污中饱），而溢于外”(235)的情况，中国要谋自救，必须“振兴商务，开拓利源，出土地之所藏，以与之争，逐互市”(236)。他坚决反对外国侵略者所取得的协定关税、内河航行等特权，认为“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以假人”(237)，要求清廷将其废除。甲午战前，他已对列强在中国夺取修路、设厂权的企图感到严重忧虑，非常担心中国长此积弱，将会出现“西人于内地广驶舟车，大兴制造”(238)，而中国工商业却得不到发展的严重局面。

（三）张之洞的经济思想

张之洞提出“以工为本”论，即把发展近代新式工业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他说：“就外洋富强之术，统而言之，则百工之化学机器开采制造为本，商贾行销为末，销土货敌外货为先，征税裕饷为后。”(239)又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240)后来在《劝学篇》中，他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外国工商两业，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241)

工业与商业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生产与流通的关系。张之洞强调工业生产对商业流通的决定作用；同时又强调了商业流通对工业生产的促进作用，讲到了与商品生产有关的市场、成本、创新等问题。他说：“其精于商术者，则商先谋之，工后作之。先察知何器利用，何货易销，何物宜变新式，何法可轻成本，何国喜用何物，何术可与他国争胜，然后命工师思新法，创新器，以供商之取求。是商为主，工为使也。”(242)也就是说，商品生产必须进行周密的市场调查，包括产品的销路、样式、成本、消费者喜好等，这样才能掌握竞争的办法，努力降低生产成本，采用新技术，创造新产品，以适应市场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商为主，工为使”。很明显，张之洞在此所说的“工”是指以市场为目标的商品生产（以市场为导向）。

对于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张之洞对传统的“以农为本”思想作了新的诠释，提出发展本国工业产品，必须重视农业的思想。他说：“中国以农立国，盖以中国土地广大，气候温和，远胜欧洲，于农最宜”，“夫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所运。”(243)又说：“利民之事，以农为本，以工为用，中国养民急务，无过于此。”(244)在他看来，要达到“富民足国”的目的，只有发展本国工业产品的生产，而发展工业又必须首先重视农业，以便为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因为落后国家在工业化初期，轻工业和原料加工业在工业生产中占有主要地位，这就导致了对农业产品原料的较大需求，农业能够提供原料的多少，就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他强调“以农为本”。但这里的“以农为本”并非传统的“重农”思想，其所要发展的农业，是与工业化相联系的近代农业。

张之洞主张大力发展工业是要解决当时中国的两大现实问题：“养民”和“收漏卮”，即解决贫民的生计，减少中国财富的外流。他说：“中国生齿繁而遗利少，若仅恃农业一端，断难养赡，以后日困日蹙，何所底止！故尤宜专意为之（指工业引者注），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今宜于各省设工政局，加意讲求。查各关贸易册中每年出口易销之土货，则加工精造之，扩充之，以广其出；进口多销之洋货，则加工仿为之，以敌其入。”“中国人数之多，甲于五洲，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245)在此，张之洞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工业化模式？他所主张的工业化模式，类似于现代经济理论所说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普遍采用的模式，即利用本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通过实行“初级产品出口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来实现工业化。所谓“初级产品出口战略”即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发展农矿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所谓“进口替代战略”即发展过去依靠进口来满足国内需要的工业产品的生产，以节省经济发展所需的外汇，减少对外贸易中的逆差，达到国际收支平衡。即利用国际贸易所开拓的国内市场来发展经济，对于最初选择初级产品出口的国家而言，进口替代必然成为其国内工业化的起点。张之洞的工业化模式正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来考虑的。

四、维新运动时期的经济思想

（一）康有为的经济思想

康有为一直明确地把生产视为商业发展的基础。他说：“商之源在矿，商之本在农，商之用在工，商之气在路。”(246)又说：“大抵中国之土产、矿产、工作之事，患我无货，不患不销；患我不运售，不患彼不收买；患我不精良，不患彼不好尚。”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康有为特别重视工业，不但把建立和发展大机器工业看做“富国”“强兵”的首要措施，而且还论证了发展大工业对“智民”的重要作用。他驳斥了封建顽固派所竭力鼓吹的“重本抑末”“以农立国”的陈词滥调，指出“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247)。在列强环伺威逼下，中国若仍旧停滞在落后的农业国地位，而不急谋发展大工业，就难逃灭亡的厄运；只有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守旧、愚昧的状态，成为富强的“无敌于天下”的国家。

基于这种认识，他向光绪帝提出了把中国“定为工国”的主张。他说：“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傎乎？皇上诚讲万国之大势，审古今之时变，知非讲明国势，移易民心，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不能为国，则所以导民为智，自有在矣。”(248)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中最先提出资本主义工业化主张的人。

康有为很重视货币信用制度方面的改革，主张设官银行，集中全国现银准备，统一全国的纸币发行；以广东省已开铸的银圆式样成色为标准，在各省普遍铸造银币；并在将来黄金储备较多时，逐渐铸造金元。他之重视货币信用问题，是为了建立资本主义的货币、信用制度。他关于货币信用制度的主张，是其整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鉴于实行“新政”，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必须筹集大量资金；同时他看到当时中国货币流通中异常紊乱的状况，是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因而主张进行改革，以统一币制。他所要设的官银行，不但有给予政府贷款和代理国库出纳的作用，而且还要集中存储全国各银号的现银，便利各银号的周转流通；在银号资金不足或面临亏折时官银行也要给予支持和援助。这种官银行，实际已具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银行的雏形。

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关系问题上，康有为认识非常清楚。他说：“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249)又说：“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250)也就是说，仅从经济方面进行改革，还不能实现变法的目标。如何做到“全变”呢？康有为的建议是：设“制度局”统筹全局，实行变法。他所设计的制度局，是一个拥有制定国家政策，权衡变法大计的权力机构。制度局下设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局、矿物、游会、陆军、海军等十二局，对当时的“部”、“寺”等中央机构“分其事”。他又提出：制度局及其所属十二局的主管官吏，都要选拔主张变法或同情变法的“通才”来担任；对原来各种高级政府机构和负责这些机构的老耄守旧大臣，表面上都暂时维持不动，但所有新政事宜均不让他们过问。这样，制度局及其所属十二局事实上就成为了掌握实权的“维新内阁”。

（二）严复的经济思想

严复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为《原富》中译本所写的大量按语中。除按语外，严复为《原富》一书所写的“译事例言”也是研究其经济思想的重要材料。

在严复接触西方经济学时，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读过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著作，在基本理论观点上，他倾向于庸俗经济学，称赞其“勃理窟，法净精微”(251)，胜过亚当·斯密著作。他之所以挑选《原富》来进行翻译，并不是为了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而是为了借斯密宣扬经济自由主义、批判国家干涉经济的观点来批判清廷对民族资本的压迫。

严复根据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指出欲求“利民”和国家富强，就必须给予个人经济活动以最大限度的自由。他说：“盖财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民力之自由既侵，其收成自狭。”(252)又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253)他还把这种经济自由，说成一种“自然之机”和“必至之势”，亦即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并认为实行变法，废除一切妨碍私人资本自由活动的政策措施，是顺应这种自然规律的明智行为；而反对变法，则是逆天违理。

严复依据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反对国家干涉经济活动的思想，要求把国家的经济活动限制在以下方面：“一、其事以民为之而费，以官为之则廉，比如邮政、电报是已。二、所利于群大者，而民以顾私而莫为，比如学校之廪田、制造之奖励是已。三、民不知合群而群力犹弱，非在上者为之先导，则相顾趑趄。”(254)

（三）谭嗣同的经济思想

谭嗣同极力宣扬“人我通”，“中外通”的经济自由理论。“人我通”和“中外通”是谭嗣同在《仁学》中表达自己经济见解的两个基本概念。他把“人我通”在经济上的意义解释为在人与人之间做到“其财均以流”。(255)他所谓的“均”，并不是平均财富的意思。他一再解释说：“均以流”决不是把富人所占有的财富“悉以散诸贫无资者”(256)，只是要劝他们投资建立新式工商企业，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达和社会生产的增加，并且使雇佣劳动者可以获得就业机会。谭嗣同认为，如果富人肯这样做，就可以“收博施济众之功”(257)，亦即做到“其财均以流”了。

谭嗣同把发展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视为迅速增殖财富，活跃流通，达到贫富“两利”，实现“人我通”的关键。他说：“有矿焉，建学兴机器以开之，辟山通道浚川凿险咸视此。有田焉，建学兴机器以耕之，凡材木、水利、畜牧、蚕织咸视此。有工焉，建学兴机器以代之，凡攻金、攻木、造纸、造糠（糖）咸视此。大富则设大厂，中富附焉，或别为分厂。富而能设机器厂，穷民赖以养，物产赖以盈，钱币赖以流通，己之富亦赖以扩充而愈厚。”(258)

谭嗣同为了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实现其倡导的“人我通”，主张必须使人人能够“从容谋议，各遂其生，各均其利”(259)。这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曾倡导过的“自由放任”，即要求给予资本家以经营企业、雇佣劳动力的充分自由，给予雇佣劳动力以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在当时的中国，实现这种经济自由的最大障碍是使“君权日以尊”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因而强调以“兴民权”作为“人我通”的前提。

谭嗣同“人我通”不仅意味着要求国内给予私人资本以充分活动的自由，而且还要求在国与国之间实行自由的国际贸易，做到“中外通”。他认为这种“中外通”也是“人我通”“之一端”(260)。他从使用价值的角度看待对外贸易，认为两国通商，彼此都可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货物，又可免去自行生产的劳费，因此是彼此之间的“两利之道”。

（四）梁启超的经济思想

梁启超经济思想中最有特点的就是他的托拉斯思想。他把托拉斯的产生及其势力扩大说成是“物竞天择自然之运”(261)，并鼓吹在中国建立这种垄断组织。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薄弱，不可能在一般的工业中特别是重工业中建立起强大的垄断组织，于是他主张在一些为国际市场所需要的土特产，如丝、茶、皮货、瓷器等生产与贸易领域，建立托拉斯，并认为将会产生“使欧美产业界瞠然变色”(262)的效果。

梁启超知道鼓吹在中国建立托拉斯会受到人民的谴责，于是又制造了“大资本家利益至上”论。他说：大资本家的利益是“生计界进化之正轨”，“国民社会之公益”(263)，而工人、劳动群众的利益只不过是“小数”的利益。因此，即使建立托拉斯会使“劳力者”“劳庸”受害，他们也应为“社会进步”而“忍其痛苦”，决不应“以小数之不便不幸”而阻碍“全体”利益(264)。梁启超鼓吹“大资本家利益至上”论的另一个理由是：大资本家是抵制外国经济侵略，使中国独立富强的决定性力量。他说：“自今以往，我中国若无大资本家出现，则将有他国之大资本家入而代之，而彼大资本家既占势力以后，则凡无资本者，或有资本而资本不大者，只能宛转瘐死于其脚下，而永无复生之一日。”(265)

五、辛亥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

（一）孙中山的经济思想

1. 民生主义学说的产生及其特点

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其民生主义学说。民生主义学说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孙中山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和他自己的切身经历中，认识到要想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发展资本主义，是没有希望的；必须通过革命推翻清朝统治，才能解决土地和资本问题。但是，正当他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为争取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时，西方国家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孙中山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又受到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矛盾：世界历史已经向中国人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并不是天堂，然而当时中国人除资本主义外还不能找到其他道路，这种矛盾就使孙中山产生了矛盾的思想体系。他既希望中国能够学习西方走向富强，又幻想能够设法“避免”在将来产生欧美同样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因而产生了“与其医于已发，不如防患于未然”(266)的想法，产生了把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解释为社会主义的主观社会主义理论。

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直接来源于美国人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一书。该书写成于19世纪70年代末，后来在欧洲大为流行。书中的基本思想是把私人对土地的占有看做是阻碍社会进步、造成社会不平的根本原因，所以主张用征收单一地价税的办法把土地价格转归国有，以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不能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学说与亨利·乔治的学说等量齐观，因为二者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亨利·乔治在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达的美国，把土地国有化作为医治资本主义的“万应灵丹”，实际上把这种激进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为一种反动的、冒牌的社会主义理论。孙中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吸收了亨利·乔治的论点来建立自己“防止”资本主义的理论，这固然是一种错误的主观社会主义的理论；但是，孙中山并没有根据这种理论来制定阻碍、破坏资本主义发展的纲领，而是制定了反封建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纲领。列宁在评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这一特点时指出：“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267)

民生主义学说的形成也受到中国历史上某些思想的影响，“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及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268)。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对孙中山有很大影响。

2. 关于土地问题的纲领和理论

在旧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纲领中，孙中山只列入“平均地权”一项，表明了他对此问题的重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把“平均地权”作为民主革命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来，这本身就具有反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意义。他在解释这一纲领时，一再批判对土地的私人垄断，对地主土地所有制进行直接抨击。他说：“原夫土地公有，实为精确不磨之论。人类发生以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类消灭以后，土地必长此存留。可见土地实为社会所有，人于其间又恶得而私之耶？或谓地主之有土地，本以资本购来，然试扣其第一占有土地之人，又何自购乎。”(269)孙中山在此用资产阶级自然法观点，从理论上来否定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权。

但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对封建主义的认识还不够清楚，对中国土地占有的情况很不了解，错误地认为中国现实的土地问题还不严重，还没有大地主，只有将来革命后才会随着地租和地价的增长而出现地主靠垄断土地成为暴富的情况，才会出现严重的贫富不均的现象。因此，不是把“平均地权”看做当前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民主革命措施，而是看做防止未来的贫富不均和私人垄断的社会主义政策。

既然认为地主阶级占有土地是对自然资源的霸占和对社会所有物的盗劫，那么，逻辑的结论应该是：由国家没收地主所占有的土地，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是，孙中山虽然从理论上论证了土地国有的合理性，在实际上却不主张无偿没收地主土地，而是倾向于和平收买。他说：“求平均之法，有主张土地国有的，但由国家收买全国土地，恐无此等力量。”(270)倾向于收买地主土地，又感到没有那么多资金，于是，孙中山就主张采用约翰·司徒亚特·穆勒的办法，把土地原价归地主，增价归公作为实施平均地权纲领的具体措施。这种措施的具体内容是：在革命政权建立后，令地主自行申报地价，并准其保有这一地价，国家只照价每年征收一定比例的地价税，同时保留收归国有的权利，以防地主故意少报地价，减少纳税负担；在革命后土地价格增长时，增加的部分，则全部归国家。在《同盟会宣言》中，对这种措施作了原则规定：“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共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271)很显然，孙中山平均地权所规定的措施或实施办法，在激进的程度上是落后于其纲领和理论的，二者是有一定矛盾的。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贯穿于孙中山的土地纲领、理论和措施的最大缺陷是：都是从城市土地问题着眼，企图通过改革消灭城市和工业地区及铁路沿线的土地私人垄断，以便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扫除障碍，而没有直接提出农民土地问题。孙中山只是攻击了在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下地主坐享暴利，而没有致力于揭露中国广大农村中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也没有提出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正式主张和具体办法。

（二）章太炎的经济思想

章太炎的经济思想是很独特的。在反对代议政治时，他就提出：“凡是皆可以抑官吏而伸齐民也。政府造币，惟得用金、银、铜，不得用纸，所以绝虚伪也。”“不使钱轻而物益重，中人以下皆破产也。轻盗贼之罪，不厚为富人报贫者也。限袭产之数，不使富者子孙蹑前功以坐大也。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牧不自驱策者不得有。山林场圃不自树艺者不得有。盐田池井不自煮暴者不得有。旷土不建筑穿治者不得有。不使枭雄拥地以自殖也。官设工场，辜较其所成之值四分之一，以为饩禀，使役庸于商人者，穷则有所归也。在官者身及父子皆不得兼营工商”，“不与其借政治以自利也。凡是皆所以抑富强振贫弱也。夫是则君权可制矣，民困可息矣。”(272)

目睹国外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和面临国内资本主义的兴起，章太炎抱着强烈的怀疑、恐惧和敌对的情绪。他认为在欧美已是“以贫病棰挞死者，视以罢工横行死者，一岁之中，数常十倍”，在中国则将“以意絜量，不过十年，中年以下不入工场被棰楚，乃转徙为乞丐，而富者愈与晢人相结，以陵同类，验之上海，其仪象可见也”(273)。所以他主张不仅要“均配土田”，而且还要着重打击工商资本，甚至荒唐到反对一切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地步。

章太炎独特的经济思想具有一个相当鲜明而一贯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与进化论大不相同。他这时抛弃了他曾信奉的文明进步、物质幸福等等主张，走到宁肯要古代的俭朴生活也不要近代的繁华世界。他认为所谓进化并不带来幸福、快乐和道德，而是乐进苦亦进，善进恶亦进：“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274)所谓进化、幸福只是动物性的东西，无道德可言：“知文明之愈进者，斯蹂践人道亦愈甚。”(275)章太炎认为，不是生物进化而是社会心理和意识即道德才是社会发生和进步的动力。因此，他竭力倡导“增进国民的道德”。讲道德、重历史，始终贯穿于章太炎整个思想之中。用所谓道德来衡量品评一切，是章太炎非常突出的思想特征。

章太炎从所谓道德标准出发，把当时社会分为十六个等级，并认为这些等级是与人们的“职业”，即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客观地位、职能密切关联的：“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医生画家等），七曰通人（高级知识分子），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276)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行业分析。章太炎把下层人民自食其力不剥削压迫别人的“职业”与“不知诈幻”、“刚毅不屈”的道德品级联系起来，把上流社会的道德堕落与他们压迫剥削巧取豪夺的“职业”联系起来。矛头指向上流社会，独特地反映了他对上层社会腐败恶劣的愤恨与憎恶。

章太炎上述独特的经济思想，正反映出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向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武库中借取思想武器，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看到西方社会的黑暗面，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但是，这种揭露和批判，并未揭示其阶级实质；主观上想避免重蹈西方资本主义的“复辙”，但又提不出合乎科学的方案。

（三）张謇的经济思想

张謇的经济思想的主要的和最具特色的是他的以“棉铁主义”为中心的振兴实业的思想。他把“振兴实业”视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他说：“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根本则在实业。若鹜其花与果灿烂甘美而忘其本，不知花与果将何附而何自生。”(277)张謇是近代中国“实业救国”论的典型代表。

在各种工业部门中，张謇特别重视棉纺织和钢铁两种工业，认为要振兴实业，必须以建立和发展这两种工业作为中心。他之所以主张首先发展棉纺织和钢铁两种工业，主要是看到外国进口的这两类工业产品，在中国市场上销路最广，认为中国企业主办这两类企业，容易得到优厚的利润。在棉、铁两种工业中，他尤其重视棉纺织业，正是由于棉纺织业投资额较少，周转期短，因而比钢铁工业利润更高。他说：“救穷之法惟实业，致富之法亦惟实业。实业不能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举全世界所有实业之名，一时并举，则须究今日如何致穷，他日如何致富之业。私以为无过于纺织，纺织中最适于中国普通用者惟棉。”(278)

张謇说他提倡“振兴实业”的目的之一是“堵塞漏卮”。他说：“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卮，不知进出口货物相抵，每年输出，以棉货一项论，已二万一千余万两，缺已八千余万两，暗中剥削，较赔款尤甚。若不能设法，即不亡国，也要穷死。”(279)目的之二是对抗设在中国的外国企业。他说：“惟吾国尚有特别情形，如各通商口岸外人设立之工厂，类皆利用吾国丰富之原料，低廉之佣工，其制出之品，又能深投习尚，视销路为转移，最为心腹之患。”(280)目的之三是“养民”。他说：“中国生齿繁而遗利少，若仅恃农业一端，断难养赡。以后日困日蹙，仍何所底止？故尤宜专意为之。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281)

六、“五四”前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最先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传入中国的是京师同文馆。同治六年（1867），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同文馆开设“富国策”讲座，他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系统介绍到中国来。同治五年（1866）出版了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入门》，同时还出版了一些介绍西方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译本。到19世纪末，与西方经济学有关的著作出版仅十几种，对中国知识界的经济思想并未产生多大影响。

进入20世纪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逐渐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光绪二十七年（1901）出版了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受到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欢迎。光绪二十九年（1903）梁启超编写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史。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出版的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关的著作四十余种。

第六节
历史学与考古学

一、历史学

（一）传统史学的新发展

1. 纪传体著作

（1）《国朝先正事略》

李元度撰。同治五年（1866）成书。全书共六十卷，分名臣、名儒、经学、文苑、遗逸、循良、孝义七门。为清开国至咸丰朝五百人立传，附见者六百零八人。

（2）《碑传续集》

缪荃孙撰。共八十六卷，仿《碑传集》体例，为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人物传记，共收入一千一百十一人。

（3）《碑传集补》

闵尔昌撰。共六十卷，又卷末一卷。以清末人物为主，并补前集所遗漏者共八百余人。

（4）《清史稿》

赵尔巽任总纂。成书于民国年间。共五三六卷，本纪二十五卷，志一三五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一六卷。它记述了从努尔哈赤兴起至宣统三年三百余年的历史。该书主要根据《清实录》《清国史馆纪传表》《会典》《方略》《起居注》等，为研究者提供了有系统的有关清史的材料。

2. 纪事本末体著作

（1）清季五种《方略》《纪略》

《钦定剿平粤匪方略》（1850年6月—1866年4月）

四二〇卷。是关于太平天国的清方记载。其内容偏于军事方面，杂有关于太平天国活动的情报。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1851—1868）

三二〇卷。是关于捻军活动的文书汇编。捻军不同于太平天国，本身很少有文书传世，《钦定剿平捻匪方略》便成为研究捻军的主要书籍。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1855—1888）

三二〇卷。是关于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公文汇编，主要是有关谕旨和奏折。

《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1855—1879）

五十卷。提供了云南回民起义始末及清方镇压回民起义的主要史料。

《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1855—1881）

四十卷。是关于贵州苗民起义和教军起义以及清军进行镇压的清方文书汇编。

（2）《道光洋艘征抚记》

魏源著。二卷。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对鸦片战争进行了简洁而忠实的描述和记载。

（3）《中西纪事》

夏燮著。全书共二十四卷。成书于同治四年（1865）。该书较完整而客观地记录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史实。

（4）《圣武记》

魏源著。共十四卷。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该书旨在用清代前期的盛世武功激励清朝统治者，振兴武备，抵御外国侵略。

3. 编年体著作

（1）《湘军志》

十六卷。王闿运著，成书于光绪七年（1881）。论述曾国藩创建湘军及其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全过程。对湘军的抢掠、败北及内部矛盾也不讳饰。

（2）《湘军记》

二十卷。王定安著。该书记载了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湘军的情况，并征集了湘军、淮军将领所提供的史实，其内容比《湘军志》更丰富，更翔实可靠。

4. 蒙元史和南明史研究的代表作

（1）《元史新编》

九十五卷。魏源著。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刻。是书对明修《元史》进行了正误补阙、删繁弥漏的工作，并在体例上有所创新。

（2）《元史译文证补》

三十卷。洪钧著。成书于光绪十八年（1892）。作者曾出使俄、德、荷、奥等国，接触到西方蒙古史著作。他以《多桑蒙古史》和波斯文《史集》俄译本为主，参考其他资料，编成此书。书中对汉文史籍的薄弱环节，如蒙古早期历史及其兴起、西征、西北四大汗国世系及史迹、西北宗藩及元廷的战争、西北地理及蒙汗国境内各种复杂的民族关系与宗教关系等，都有所弥补，引起了当时元史研究者的广泛注意。

（3）《蒙兀儿史记》

四十八卷。屠寄著。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该书纠正了《元史》许多史实的错误，并补充了许多重要资料。在运用各种史料及参考他人成果时，都亲自进行了考证，自成一家。

（4）《元朝秘史注》

十五卷。李文田著。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行。征引史料六十余种，对《元朝秘史》中年代、史实、地理进行校勘、考释。此书是中国第一部有关《元朝秘史》的系统注释。

（5）《元朝秘史补注》

十五卷。沈曾植著。此书偏重史实考证，时有自己独到见解，并对《元朝秘史》记事的一些纰漏也作了有益的提示。

（6）《新元史》

二五七卷。柯劭态撰。成书于民国年间。其结构基本与《元史》相同，但比《元史》排列更合理。该书采取了多方面的材料，对《元史》增补、考订，除《蒙古秘史》《元典章》《蒙古源流》和残存于《永乐大典》中的《元经世大典》等资料外，还利用了金、元、明初人的文集、金石志和有关蒙元史的外文资料。因而史料价值较高。

（7）《小腆纪年附考》与《小腆纪传》

二书为姊妹篇，均为徐鼒撰。成书于咸丰十一年（1861），为南明史研究的代表作。《小腆纪年附考》二十卷。起自崇祯十七年（1644），讫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记载了南明各个政权的历史。他还就《纪年》同时期的各个重要人物，编写了《小腆纪传》六十五卷，《补遗》五卷，《补遗考异》一卷。二书记述史事、人物各有侧重。

（8）《明通鉴》

一百卷，首一卷。夏燮著。同治十二年（1873）刊行。此外他还著有《明史纲目考证》《明史考异》等。《明通鉴》将明代历史分为《明前纪》《明纪》《附编》三大部分。《附编》自崇祯十七年五月（1644年6月）清兵攻入北京，下讫南明灭亡，属于南明史部分。该书首尾完整，广征博引，而其鉴别与考证史料颇见功力，是传统史学佳作。

（二）政书与有关制度

1. 《清朝续文献通考》

四百卷。刘锦藻著。此书为政书《十通》之一，因《清文献通考》只写到乾隆五十年（1785），乃续之。起自乾隆五十一年（1786），讫于宣统三年。共分三十考（门）：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群祀、宗庙、群庙、五礼、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在每一考（门）下，又分若干目，共一三六个目。

2. 光绪朝《会典》《会典事例》与《会典图》

光绪年间，光绪帝命续修《清会典》，成书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起自嘉庆十八年（1813），讫光绪二十二年（1896）。此次续修，遵前人旧例和编纂规模，只是取材更加广博。光绪朝《会典》一百卷，另编《会典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会典图》二百七十卷。典则与事例的关系，大致“以典为经，例为纬”，“经纬殊途同归”。事例作为会典的辅助，是制度施行的具体情况。另外，把礼部的仪式、祭器、卤簿，户部的舆图，钦天监的天体图等，绘编成《会典图》，一目了然。

3. 清朝爵制与勋制合一

清朝仿明朝旧制，宗室与功臣分别封爵。

宗室，分十二等，其名号是：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

功臣爵号，除袭用五等爵外，又把前朝勋号中的名号搬来，成为爵、勋合一，分九位，二十七等：“一曰公，其等三；二曰侯，其等四；三曰伯，其等四；四曰子，其等四；五曰男，其等四；六曰轻车都尉，其等四；七曰骑都尉，其等二；八曰云骑尉，其等一；九曰恩骑尉，其等一。”(282)公、侯、伯为超品级，从子至恩骑尉，由正一品递减至正七品。封爵原则，一是“世袭罔替”；一是“计次加等”。(283)

（三）外国人著作

1. 外国人编译的外国史主要著作

〔英〕艾约瑟辑译的《欧洲史略》《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日〕冈本监辅著《万国史记》和冈千仞著《米利坚志》《法兰西志》等著作，被中国学者誉为佳作，在当时最有影响。光绪十二年（1886）译成的《俄史辑译》，是中国较早较全的俄国史译本。广学会编译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主要记述了19世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而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介绍尤为详备，对中国维新派影响很大。

2. 外国人著中国人翻译的中国史及中外关系史主要著作

〔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英〕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美〕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德〕《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日〕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美〕范勒魏克《中国早期工业化》等等。

（四）“史学革命”与新史学

1.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著作

70年代，王韬先后辑撰《法国志略》与《普法战纪》。前者于法国开国纪元、王朝更替、资产阶级大革命、对外和战等分门别类叙述，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国别史。后者比较全面地叙述了普法战争与欧洲形势，是当时人们了解世界大势的重要著作。是书不仅在国内流传，而且影响了日本。

80年代，黄遵宪撰《日本国志》，分国统、邻交、地理、职官、食货、礼俗、工艺等十二志，从各个角度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明治维新后的制度。同时也阐述了效法日本、学习西方，要求在中国维新变法的思想。

2. 维新运动时期的史学著作

戊戌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撰《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突厥削弱记》《波兰分灭记》《法国革命记》等，意在让清朝统治者汲取外国经验、教训，学习明治与彼得，变法维新，对内防止人民革命，对外挽救瓜分危机。

3. “史学革命”与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形成

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历史学初步形成。这时不仅有理论，而且有方法，并按照新理论与方法写出一批新著作。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开创者和理论奠基者。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二十九年（1903），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史界革命案》等史学论文。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新史学》中，梁启超鲜明地提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并主张破旧史学，立新史学，成为资产阶级新史学产生的标志。

梁启超认为古史书有以下弊端：为少数贵族而作，不是用于国民教育。为死人而作：人主纪其“盛德”以昭于子孙——隐恶扬善，而后世更不外为子孙者为其父祖而作——不客观。古代帝王家谱：是本纪、列传的汇集和史实的堆砌，不能说明社会进化与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不能指出社会发展的趋势。

于是，他提出下列主张：史以生人为本，为生人而作；史应近于客观性，各还其本来面目；史学范围应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将谱牒、嘉言、天文等划归各专门科学，而以总神经系自居，作综合的研究。中心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亦即帮助后人掌握这些公理公例以增进人们的幸福——规律的探求。

章太炎著《中国通史略例》，也批判古史书不能说明“社会政治盛衰蕃变之所原”，主张新史书应根据重大的历史事变，说明历史进化的情况。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对中国学术史的第一次尝试，对周秦诸子、两汉经师、五朝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学术，都有详论。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他主张：考镜源流：不同于理学家的心传，也不同于公羊学家的口授、托口；科学整理诸子：打破被中古传袭所封闭的神秘壁垒，拆散中古偶像崇拜的庙堂，根据自己的判断能力，重现一个近代人眼光下所看到的古代思想世界。

一些试图用资产阶级观点来阐述、解释中国历史的著作相继问世。光绪三十年（1904），梁启超以“扪虱谈虎客”的笔名出版了一部中国近代史，取名《近世中国秘史》。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中国近代史。同年，夏曾佑出版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称《中国古代史》），提出明“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宣统元年（1909）前后，刘师培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科书》，说明写作此书旨在使“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在体裁上，破本纪、列传等模式，按照历史分期，分段叙述。

不久，一大批新史学著作问世，并出现了一些史学大师。其中，王国维异军突起，不仅史学著作繁富，而且取得了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在史学方法上，王国维也进行了创新。他在总结自己治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此方法重视用可靠的、未经后人修饰的地下实物史料与古籍文献记载的史料相互印证，相互比勘，以得出更接近于历史事实的结论。这一方法的提出，不仅丰富了研究方法，大大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学科领域，而且使历史研究更加科学化。梁启超、王国维、夏曾佑被时人称为“史学三巨头”。

（五）学术史专著

1. 《清儒学案》

徐世昌著。二百零八卷。记述清代学术人物及其思想。正案记一百七十九人，其中附见者九百二十二人，“诸儒学案”记六十八人，共计一千一百六十九人。

2.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著。共三十三节，约六万字。本来是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与时代史》一书作序，而写作时大加发挥，以致不能收笔，遂单独成书。该书从学术思潮的角度，按启蒙期、全盛期、蜕变期、衰落期评述清代学术。由于许多事情梁启超亲自经历过，写起来得心应手，常有妙笔。此书为学术界所重视。

3.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著。共十六章，三十余万字。详述清代学术史。与《清代学术概论》为史论互补的姊妹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起明末，下讫“民国”（1920）。这部学术专著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继续《清代学术概论》启蒙、全盛、蜕变、衰落的分期做法，详细探索相互转变的原因；二是用大部分篇幅评述清代有一定影响的学派及代表人物和典型作品。该书受到学术界的青睐。

二、有关史料

1. 档案史料汇编

（1）实录

在十二部《清实录》中，有四部属于晚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四百七十六卷，另序例、目录、进表五卷；《文宗显皇帝实录》三百五十六卷，另序例、目录、进表四卷；《穆宗毅皇帝实录》三百七十四卷，另序例、目录、进表四卷；《德宗景皇帝实录》五百九十七卷，另序例、目录、进表四卷。这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官方所修的档案史料汇编。溥仪在位仅三年，辛亥革命时被推翻，没有修实录，仅有《宣统政纪》。

（2）咸丰、同治朝《东华续录》与《光绪朝东华录》

光绪年间，王先谦在潘颐福所辑《咸丰朝东华录》六十九卷的基础上，扩成百卷，称咸丰朝《东华续录》，又辑成同治朝《东华续录》百卷。合前朝《东华录》，称为《十一朝东华录》。宣统元年（1909），朱寿朋开始辑录《光绪朝东华录》，起自同治十三年（1874），下讫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共二百二十卷。其体例与蒋良骐、王先谦《东华录》相同。由于刊行时《德宗景皇帝实录》尚未编纂，其主要资料来源于《邸报》《谕折汇存》与个人文集及公开报刊，且多全文载录，内容更加丰富，其史料价值也在其他《东华录》之上。《光绪东华录》与前朝《东华录》合称《十二朝东华录》。

（3）《筹办夷务始末》

咸丰朝，由于外交事务日益增多，遂开始在实录馆另编外交史料。先后有文庆领衔编辑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八十卷，贾桢领衔编辑的《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八十卷，宝鋆领衔编辑的《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一百卷。这三种外交史料通常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

（4）《清季外交史料》

王彦威、王亮父子以私人之力，从军机处所藏外交档案抄录有关光绪、宣统两朝的外交史料，辑为《清季外交史料》二百六十九卷，另有《索引》为全书纲领。

2. 《皇朝经世文编》系列

（1）《皇朝经世文编》

为魏源替贺长龄辑。道光六年（1826）成书，搜集名宦奏稿、著名论文及书札等编纂成书，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后人仿此体例，一续再续，唯增加了洋务一类。

（2）《皇朝经世文续编》三种

盛康编，一百二十卷，辑录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奏稿、论文而成，光绪二十三年思补楼刊行。

葛士濬辑，一百二十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文盛书局刊行。

饶玉书辑，选辑道光初年至同治朝奏稿、论文而成。

（3）《皇朝经世文三编》

陈忠倚辑。八十卷。光绪二十三年刊行。

（4）《皇朝经世文四编》

何良栋辑。五十七卷。

（5）《皇朝经世文新编》

麦仲华辑。二十一卷。

（6）《皇朝经世文新编续辑》

甘韩辑，二十一卷。

3. 族谱史料

族谱，俗称家谱，也叫宗谱、世谱、支谱、房谱、世牒、家乘。

清朝皇族爱新觉罗氏的宗谱《玉牒》《星源集庆》现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牒》记载自所谓显祖皇帝塔克世以下子孙的名谱，内容有婚嫁、生育、继嗣、封爵、授职、升迁、降革及死亡。大体以帝系为统，长幼为序，男女各按宗支、房次排列。

在私家族谱中，目前收存最多的是孔氏族谱，仅山东省曲阜文管会收藏就不下百余种。其他像江南著姓大族，族谱也卷帙浩繁，并不断加以续修、补修。有清一代的私家族谱，在格式上大体沿袭宋代。每一部族谱，差不多都由谱系、朝廷恩荣、祠宇、家墓、传志、艺文等几方面组成。由于族谱数量十分庞大，全国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

族谱中保留了大量的人口、家法家族制度、经济史、文化史等方面的有重要价值的史料，因此，越来越引起学界的重视。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就已十分重视族谱的史料价值。他说：“年谱，一人之书也；族谱，一家之史也；方志，一州之书也；地理，天下之书也。四部之书治，而天下记载各有统率矣。”又说：“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家有史，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

4. 年谱史料

年谱是史籍中的一种人物传记，但它和一般的人物传记有所不同。它是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经纬，比较全面细致地胪述谱主一生事迹的一种传记体裁。年谱作为一种专用体裁，肇始于宋代，而到了清代，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蔚为大观。

（1）晚清年谱的分类

以谱主分，为八类：官僚军阀、文人、学者、艺术家、商人、和尚、妇女、其他（一些不太为人注意的人物）。以编者分，为四类：自撰类、家属所撰类、友生所撰类、后人补撰类。

（2）晚清年谱的表达形式

有四种：文谱、表谱（年表）、诗谱（诗文结合）、图谱（图文结合）。

（3）晚清年谱的编制体例

大致有三种：通谱，它的体例选材内容包括谱主字号、里贯、生卒、得年（享年），谱主的科名、仕历或经历，当代大事，谱主的“功业”，谱主的创作成就和学术造诣，谱主的交游及有关人物的生卒、简况，家事，恩宠或荣哀，附录；专谱（选择谱主一生中心事业为主干）；合谱（把有关人物合编为一个谱）。

（4）晚清年谱刊行与流传方式

有四种：稿本、抄本、油印本、刊印本。

（5）晚清年谱的史料价值

其一，年谱为人物的生平提供了必要的资料，使原有传志的人物得到了丰富，没有传志的人物填补了空白。

其二，为证史、论史提供了若干有关资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年谱的记载可与其他记载相互印证、补证；年谱所记资料为他书所不及，有助于论证问题使其更加全面、更加有力，有的甚至还能解决存疑问题。

5. 日记史料

日记大都依照年月日的次序，把处理政务的情况、学习心得、生活感受以及社会见闻等等，随时记录下来。由于日记的作者包括各个时代、各种人物，而记载的内容又各种各样，这就使得日记的内容丰富多彩。一般说来，日记属于第一手史料，它在晚清史史料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晚清日记分为巨册日记和记载某一历史事件的日记两类。

巨册日记时间跨度较大，少则延续十几年，多则长达几十年，为我们提供了各方面的史料。如《曾文正公日记》（曾国藩）、《李文清公日记》（李棠阶，官至军机大臣）、《翁文恭公日记》（翁同龢）、《能静居士日记》（赵烈文）、《越缦堂日记》（李铭慈）、《张謇日记》、《湘绮楼日记》（王闿运）等。

记载某一历史事件的日记使我们对某一历史事件的具体情况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和感性认识。如记载太平军的《乙丙日记》（汪士铎，南京著名学者）、记载中法战争的《请缨日记》（唐景崧）、记载中日甲午战争的《东征日记》（聂士成）、记载义和团运动的《庚子日记》（华学澜，翰林院编修）、记载辛亥革命的《宋教仁日记》等等。

6. 笔记史料

笔记，又称杂记、笔录、随笔、见闻录等。由于它体裁简洁，形式随便，因此，一些文人、学者往往将其作为寄托感情，或显示学问的方式。

笔记记载作者的见闻，常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为它比较确切地反映当时的情况，或人物的思想行动。若记载作者亲身经历及处理的事件，常有内幕消息，足以帮助读者了解事情发展的真实情况。笔记记载详尽而具体，往往不见于官修史书，可补史书之不足。此外，笔记叙事、说理、写景、抒情，均挥洒自如，不受内容和形式的限制，涉及内容非常广泛，能给读者提供多方面的知识，对于学术研究很有帮助。

然而，笔记也有其严重的缺陷。一些封建文人宣扬封道德伦理，美化统治阶级，诋毁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存在着神怪迷信内容。所叙事实，有的真伪杂糅。引用书证，往往只凭记忆，或删改原文。因此，在使用时，一要分析批判，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二要仔细鉴别，去伪存真；三是对其引证，必须核对原文，方能使用。

笔记大体有三大类：

（1）小说故事类笔记。志怪、轶事小说属于这一类。如吴沃尧的《趼廛随笔》“烟鬼”一条，记载了鸦片毒害的详细情况。

（2）历史琐闻类笔记。记野史、谈掌故、辑文献的杂录、丛谈等，属于这一类。如张焘的《津门杂记》“古迹”一门，叙述天津的掌故、地理；“盐坨”一门，记天津海盐的产销情况。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考据辨证类笔记。读书随记、读书札记属于这一类。如俞樾的《俞楼杂纂》《曲园杂纂》，记事、议论、考证、校订，无所不包，尤其是在史料考订方面有许多精到之处。

7. 新史料的发现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发现了对中国古代史，尤其对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具有极大价值的珍贵资料，即殷商甲骨文、汉晋木简和敦煌莫高窟古代经卷。

（1）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整理研究

殷墟甲骨文是商朝晚期（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占卜记事文字。甲是龟甲，骨是兽骨（主要以牛肩胛骨为大宗）。殷人非常迷信，殷王几乎每事必卜，每天必卜，以决定自己的政事和日常行止。占卜之后，将所问之事刻在龟甲或兽骨上，形成“甲骨文”。商朝灭亡后，商人将其深藏于地下，由于典籍失载，后人无从知晓。光绪二十四年（1898）至二十五年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当地人以为“龙骨”能治病，将其作为药材出售。古文字学家王懿荣发现有文字，收购得一千五百片。王懿荣死后归刘鹗，刘又继得五千片。孟定生、王襄得四千五百片。罗振玉得三万片。其他各家得三千片。至宣统三年，加上外国学者所得，共约十万片。

一些学者开始对甲骨文进行整理研究。光绪二十九年，刘鹗最早将墨拓的甲骨文影印为《铁云藏龟》，这是中国甲骨学史上第一部著录书。之后，罗振玉辑《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孙贻让开始考字义，作《契文举例》。罗振玉著《殷墟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及《待问编》。王国维著《戬寿堂所藏文字考释》。

（2）汉晋木简的发现与整理研究

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二十七年，英印政府派匈牙利人斯坦因访古于新疆天山南麓，得魏晋人木简数十枚。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斯坦因复游新疆、甘肃，于敦煌西北发掘得两汉木简近千枚，皆当时公牍文字及簿籍。罗振玉、王国维考订成《流沙坠简》《流沙坠简考释》《流沙坠简外余》。

（3）敦煌莫高窟古代经卷的发现与整理

甘肃敦煌莫高窟藏有六朝人、唐人所书经卷，光绪二十一年（1895）发现窟室。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三十四年，斯坦因与法国人伯希和先后到此，分别得三四千卷和六千卷，劫掠而去。劫余一万多卷，罗振玉曾刊《敦煌石窟遗书》。

三、考古学

道光二十年（1840）至五四运动前，是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奠基时期。传统金石学的空前发展与古器物学的形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奠定了学术基础；西方考古学思想的传入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西方人在中国探险的“考古”活动及其对中国出土文物的劫掠对学术界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同时传入了西方近代田野考古方法。

（一）中国传统金石学发展的高峰

“金石学”的“金”即“吉金”。主要“以钟鼎彝器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钱币，镜鉴等物，凡古铜器之有铭识或无铭识者皆属之”。“石”又称为“乐石”，主要“以碑碣墓志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经幢，柱础，石阙等物，凡古石刻之有文字图像者，皆属之”。而“金石学”，就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以及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订，文章义理，下至艺术鉴赏之学”(284)。中国“金石学”在宋代形成以后，历经元代、明代的中衰，到清初得以复兴，而晚清进入发达期。

1. 晚清著名金石收藏家

吴式芬，山东海丰（今无棣县）人。道光进士，官至内阁学士。“酷好金石文字”。据其《双虞壶斋藏器目》所记，他收藏铜器七十七件，汉封泥三百多方及其他古器物若干种。他曾就孙星衍著《寰宇访碑录》补其未备，书约六十卷，名曰《攈古录》。此外，荟萃金石目录，分州县编之，成《金石汇目分编》，约四十卷。后又编有《封泥考略》一书，于光绪三十年出版。

李佐贤，山东利津人。官至汀州知府。据《石泉书屋藏器目》所记，他收藏金石文物，计有刀币二千多品，拓本五千多张。还收藏有三代铜器48件，其中以易州六器为上品。著作有“《古泉汇》六十四卷，分元亨利贞四集”。(285)

陈介祺，山东潍坊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弃官回乡。因收藏著名铜器《曾伯簠》，故以“宝簠斋”为室名，号称“簠斋”。他“收藏金石之富，甲于海内”，收藏铜器达四百四十三件之多，“尤著者为《毛公鼎》，文七百余字，为天下金器之冠”。其他还有井人安钟、虢叔旅钟、兮仲钟等十余品，因而又号称“十钟山房”。在其收藏的铜器中，还有不少兵器，如郾王戈、吕不韦戈等。此外，还藏有“三代沙器数百件，周印数十方，汉印万余，秦诏版十余，魏晋六朝造像数百，自来收藏家所未有也”。(286)

潘祖荫，江苏吴县人。咸丰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节俸入购古器，藏六百余品。《盂鼎》《克鼎》《齐侯》为宇内重宝”。“又藏有古埙五品，为考古学家所未见者”。他还“曾得二匋罂，大容数石”。石刻方面也不乏珍品，如“梁永阳王萧敷及敬太妃墓志二品、汉夏承碑，俱世间孤本也”。除此而外，他还注意收集外国文物资料，“埃及古文刻石，我国人知之者希。公属人访得拓本数纸，以泰西水泥仿制二碑，拓赠同好。好古家始获见之”。对“山东古匋文字”，他也大力搜集，“所获至数千品，与簠斋（陈介祺）相埒”。(287)

吴大澂，江苏吴县人。同治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主陕甘学政，官至广东巡抚、河东河道总督与湖南巡抚。因得《周愙鼎》，故以“匋斋”为室名，别号愙斋。据《愙斋藏器目》所记，吴大澂所藏自商周至唐代器共二百四十件。《愙斋吉目》，共见三百四十一器。其金石著录有《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二卷及《愙斋集古录》二十六卷等。此外，他还有专门古玉研究著作《古玉图考》等。(288)

端方，满洲正白旗人。光绪举人，官至四川总督。据《匋斋吉金录》与《匋斋藏石记》所记，端方收藏彝器共六百余种。其最著名的收藏，为“得陕西凤翔县斗鸡台出土之铜棜禁，上置卣尊大小各一、觚一、斝一、爵一、觯一、盉一、角一，大卣内有勺一，共酒器十二件，为自来言彝器者所未见”。后陈介祺所藏之器，又为端方收得。端方将所藏铜器“特绘诸器形制，精拓文字，为《匋斋吉金录》十卷，又《续录》四卷”。此外，他还“搜汉至宋元碑碣至千余品，因录诸碑全文，加以考证，为《匋斋藏石记》十二卷，附藏砖四卷”。并将“所藏汉瓦当四百余品”，“拓其文字，为《匋斋藏瓦》六卷”。“集三代至汉匋器，模其形制款识”，编为《匋斋藏匋》十卷。将周秦汉官私玺印为《匋斋藏印》十卷。端方不仅大力搜集中国历代文物并加以著录出版，而且也注意外国出土古代文物。他“奉使欧美时，特至埃及、意大利，搜得石刻造像及陶俑、瓶匋、印记等百余品”。因此，端方成为我国晚清最为有名的金石收藏家。“公之所藏，桓碑彝器，实集古今中外之大成”。(289)

2. 金石著录的出版

（1）青铜器著录

吴云的《两罍轩彝器释》十二卷，同治十一年（1872）自刻本，收入铜器一百一十件，其中商器十九件、周器四十件、秦汉以后器五十一件。书中绘出器物原形，摹出铭文，标出尺寸、重量，并加以考释。本书图绘花纹与以前双钩不同，改用实笔而较为逼真。但有一些失传的器物，仍用双钩摹出。

潘祖荫的《攀古楼彝器款识》，同治十一年刻本，共收入五十器。此书乃著名学者吴大澂为其图绘器形、摹录铭文，铭文考释为其本人及张之洞、王懿荣、吴大澂等学者所作。考释广为吸收他家成果，因此较为精湛。王懿荣为其楷书，器形、铭文摹绘较精细。

方濬益的《缀遗斋彝器考释》三十卷，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十年（1884）间完成，共收录铜器一千三百八十三件。方濬益，安徽定远人，咸丰进士，官至知县。他收藏有《凤伯敦》《刺鼎》等数十器，并有饼金十余金品，是一位金石收藏家和研究家。他的《缀遗斋彝器考释》一书，将所收铜器铭文按钟、鼎、簠、盘等项分类，每一器摹写铭文，指出来源，并参考成说加以考释。卷首为彝器说上、中、下，实为考器、考文、考藏的三篇研究论文。此书收集丰富，是一部重要的金石著作。(290)

吴式芬的《攈古录金文》三卷，于光绪二十一年刻成。他广为收集诸家原器精拓本及传世摹本，集商周铜器铭文一千三百三十四件，以文字多少为序，结集为《攈古录金文》一书。书中每件器铭下附有释文，并有其考证和前人说解。当时所出重器，如《毛公鼎》等都已收入书中。此书“摹刻精善，木刻金文中以此为第一”。(291)

（2）石刻著录

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十六卷，同治十一年（1872）刊成。张德容，浙江西安（今衢县）人。咸丰进士，官至湖南常德知府。“好金石文字。尝以自来言碑刻者仅录文字，不见古人精神”，因而将周秦、两汉、六朝碑刻“俱取旧拓本，双勾其文，凡一百四十八通，辑为此书”。每碑目次之下，“凡已见著录者，书名一一条举”。并记尺寸以及“出碑之郡县”等，文后还加以考释。北魏以后则仅录其文而不加考释。(292)

杨守敬《望堂金石初集》，同治至宣统间飞青阁钩刻本，为杨守敬“取旧拓碑版，为世所罕见者，自汉至唐，凡四十六种双钩付刻”而成。由于他“好古博学，藏碑甚富，鉴别古拓，凡字画之齾缺沿革，无不精究”（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下卷）。此书每碑之下，都指出据何人拓本勾勒，并作有考释。

（3）古代钱币著录

李佐贤《古泉汇》六十四卷，续十四卷，补遗二卷。同治三年（1864），石泉书屋刻本。李佐贤为著名古币收藏家，将自藏及搜集到的历代钱币拓本纂为《古泉汇》一书刊出。全书将所辑历代古币分为元、亨、利、贞四目，元集主要为古布币，亨集主要为古刀币，利集主要为圜法正品，贞集主要为杂泉异品。该书历代古钱币网罗宏富，共收入五千种以上。而且不乏精品，编纂体例也有所创新。在所著录的历代圜钱中，尤以“农民军和地方割据势力所发行者”最为珍贵。而此书“将泉范及范母同钱币一起列入钱谱，则是李氏的创举”。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和水平，书中也收入了一些赝品，或把“虞化一金”误认为虞舜货币等等。“尽管如此，《古泉汇》仍是一部有价值的古钱学专著。在李氏以前，初尚龄的《吉金所见录》最为著名，但所收钱币仅一千五百余品，不过是李书所收的四分之一。以材料之丰富而言，《古泉汇》超过了以前诸家”。(293)

李佐贤、鲍康合著《续泉汇》十四卷、补遗二卷，于同治十二年（1873）编成，光绪元年（1875）刊出。此书仍按《古泉汇》的体例，收入历代古钱币上千种。《续泉汇》与《古泉汇》互相补充，也是钱币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上述二书，是集当时古钱币之大成式的著录。

3. 金石学研究著作

叶昌炽《语石》于光绪二十七年完稿，宣统元年出版。叶昌炽，江苏长洲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甘肃学政。叶昌炽“博学好古，藏碑拓数千通，经幢五百通，名所居曰‘五百经幢馆’”(294)。他对碑石“访求逾二十年，藏碑八百余通，朝夕摩挲，不自知其耄”。他将平日研究心得“辑为此编，以飨同志”，即《语石》，“都四百八十通，分为十卷”。本书“上溯古初，下迄宋元，元览中区，旁征岛素，制作之名义，标题之发凡，书学之升降，藏弃之源流，以逮摹拓装池，轶闻琐事，分门别类，不相杂厕。自首至尾，可析可并。既非欧赵之目，亦非潘王之例。非考释，非辑录。但示津涂，聊资谈囿”(295)。《语石》第一卷为三代古刻一则、秦一则、汉一则等二十八篇，介绍历代碑石。第二卷为宋元碑难得一则、总论各省石刻一则、陕西石刻三则、直隶四则、山东五则等二十九篇，论及各省及朝鲜、日本、安南等国碑石。第三卷为论碑石之名义缘起一则、碑穿二则、碑额七则及典章、谱系、界至等共十九篇，考证了碑石的起源及碑石种类。第四卷为诗文、墓志等六篇。第五卷为造像、画像、地图、桥柱等二十六篇，为各种碑石的杂记。第六卷为“总论撰书一则”等二十八篇。第七卷为“总论南北朝书人一则”等六十余篇。第八卷为“唐宋宸翰五则”等三十余篇。第九卷为“阳文一则”、“反文一则”等二十余篇。第十卷谈“古碑一刻再刻三刻”等二十七篇。本书涉猎广泛，是一部晚清研究石刻的重要著作。

陆心源的《金石学录补》于光绪十二年（1886）刊出。该书是道光四年（1824）刊刻的李遇孙《金石学录》的补编；而李氏《金石学录》全书四卷，“自三代以来，至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以及本朝诸家，凡为金石学者，得四百余人，兹有著述以传于世，即志一隅，说一事，无不备见于录”。此书卷三、卷四专列清朝自孙承泽至冯云鹓、姚观光等金石学家一百六十五人，并对其有关金石的搜集和著述都进行了介绍或评介，以使他们的“作述之精神，不至沉霾于后世”(296)。而陆心源的《金石学录补》，则补入了李书所未收的学者，“自汉至今，凡得一百七十人。今复搜采群书，证以闻见，又得一百六十余人，重加编次，定为四卷，合之李氏原书，都得八百余人”(297)。而清代的金石学家，在《金石学录补》中有一百五十七人之多，道咸以来的金石学家，诸如吴式芬、吴云、陈介祺的成就及生平，在书中都有所反映。因此，陆心源的《金石学录补》和李遇孙的《金石学录》互为表里，是研究中国金石学史与考古学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吴大澂最大的成就，是他《说文古籀补》十四卷于光绪十年刊出。他不仅是一位勤于著录的金石学家，而且还“工篆籀，研究古文，几忘寝馈。每释一字，皆能追造字之原”，又是一位有很高造诣的古文字学家。他“取古彝器文，择其显而易明，视而可识，约三千五百字，依《说文》部目汇录成编”，这就是《说文古籀补》一书的纂成。他在此书中，把收集到的铜器铭文，石鼓、古币、古玺、古陶上的古文字，都注明出处，并“参以故训，附申己意”，力图订正《说文》阙误，探讨文字的源流。至于一些“其旧释有可从而未能尽信，己意有所见而未为定论者，别为附录一卷”，对文字的考释，坚持科学态度。他还把多年积累的心得，著《字说》一卷，也在光绪十年刊出。该书“足正宋人王俅、薛尚功之误”。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等古文字学研究著作，“言金文者视为导师”(298)，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的古文字研究也有很大影响。

孙贻让在金石学方面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古籀拾遗》三卷，自刻于光绪十四年（1888）。其内容为校订《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和《筠清馆金石文字》等三书之误五六十处而成。他的《宋政和礼器文字考》一书，自刻于光绪十七年（1891），后收入《古籀拾遗》内。还有《古籀余论》三卷，则校订《攈古录金文》一书一百零五器之误，并对自己的误说也作了修订。孙贻让更为重要的著作，还有《名原》与《契文举例》二书。《名原》二卷，撰成于光绪三十一年。主要依据金文材料，并涉及石鼓文和一些甲骨文材料，探索文字的源流及演变的发展规律。《契文举例》一书是甲骨学史上“第一部考释文字的专著，成书于光绪三十年。该书在《铁云藏龟》出版仅仅一年，就能按甲骨文的内容分为月日、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类等十项，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且此书与《名原》互为表里，考释古文字的一些方法，诸如以《说文》为证，以金文互证等等，在《契文举例》中，基本都用上。这就是《契文举例》可贵之所在”(299)。以《名原》和《契文举例》为代表的孙贻让的古文字学研究，对后世的“最大贡献就是对不同时代的铭文作偏旁分析，借以追寻古文字的发展规律”。而且他的金文研究，“不像吴大澂那样局限于形体，对训诂假借也很通达，使金文研究方法有很大的改进”。(300)

（二）古器物学的形成

1. 外国人在中国探险式“考古”活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国家纷纷派遣考察人员潜入中国，以考古研究为名，掠夺珍贵文物。最早来中国进行“考古”活动的是日本人鸟居龙藏，中日甲午战后，在旅大、台湾等地活动。稍后是俄国人克列缅茨，光绪二十四年进入新疆吐鲁番地区活动。20世纪初年，外国探险家蜂拥而来：有英国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德国的格伦威尔德、勒柯克，日本的大谷光瑞、桔瑞超，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科兹洛夫、奥尔登堡等人。光绪二十六年以后的十余年间，他们在新疆、甘肃等地发掘的地点有：民丰尼雅遗址，罗布淖尔楼兰遗址，吐鲁番的高昌古城遗址，交河古城遗址，和阿斯塔那古墓群，吉木萨尔的北庭都护府城址，敦煌、酒泉和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西夏到元代的黑城遗址等。他们不仅窃取了汉晋简牍、高昌文书、汉唐丝织品和其他珍贵文物，而且窃取了克孜尔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库木吐喇石窟的精美壁画，还从敦煌石窟骗取学术价值很高的大量写本文书。同时，他们更以非科学方法进行野蛮发掘，致使许多古代遗址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了中国文化遗产的极大损失。

2. 西方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已进入成熟期，出现了一批近代考古学著作及其成果。这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将其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光绪二十六年，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论》中说：“今日话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是以补旧史所不逮者。”(301)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五日（1902年8月8日），章太炎在《致吴君遂书》中谈到撰述历史著作时，明确指出考古材料的重要性：“上古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302)同年，《译书汇编》发表了署名兖甫根据当时日本史学界最新成果而编译的《史学概论》一文，此文“是中国近代虽极简略但是比较系统的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研究方法的第一篇译作”，它“把考古学作为史学的辅助学科之一，这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还是第一次提到”(303)。关于西方考古学的内容，《史学概论》指出：“一般所谓考古学者，常分为书契以前与书契以后之两部。自人类学者言之，则书契以前之一部为最重，而自史家之眼观之，则书契以前尚为无史之时代，以关系较少，无待探求，从而史学上所谓考古学者，其意味必为书契以后之考古学”。即考古学应包括无文字记载的“史前考古学”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考古学”两部分内容。并且认为“通俗所谓考古者，颇误以为有骨董学之专门”。把“古董学”即古器物学作为近代考古学是不正确的。关于西方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史学概论》说明其广泛性，“自土木工事之类，若建筑、若道路、若桥梁，迄于器用、兵械、装饰品，及仪仗、礼式之变迁，皆属考古学之范围。即精密言之，又得分为古土木学、古器学，及掌故学”等等。但是，在进行历史研究时，这些资料需要与文献资料结合使用。因为“遗物者，虽为考古要件，然而不免断片散逸，或可谓偶尔发见者。故三种之资料（“遗物”“纪念物”“记录”），不得偏重其一”。关于西方考古学的手段、目的，《史学概论》简言之：“在研究古物，由其时代，而调查其制作意匠式样手法之变迁，即何时之社会，先有何物，及其次之时代，变为何风，如是网罗证明之，以备史学之参考。”也就是说，通过调查与考古发掘，得到古代的实物史料，用以说明历史的变迁，为历史学研究服务。

中国学者还把西方考古学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介绍到中国，以使中国学术界认识和了解。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介绍说：“1847年以来，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于是有史前以前之古物学，遂成为一学派。近所订定而公认者，有所谓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二铜刀期，其三铁刀期，而石刀期又为新旧二期，此进化之一定阶级也。虽其各期之长短久暂，诸地不同，然其次第则一定也。”他认为这是“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并以“三期说”来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据此种学者所称旧新两石刀期，其所经年代，最为绵远。其时无家畜、无陶器、无农产业。中国当黄帝以前，神农已作耒耜，蚩尤已为弓矢，其已经过石器时代，交入铜器时代之证据甚多。然则人类之起，遐哉邈乎，远在洪水时代以前，有断然也。”光绪三十三年正月（1907年2月）《湘学报》第1号，《历史》专栏发表吴渊民编译的《史学通义》中，也介绍了欧洲考古学“三期说”的创立：“丹麦地质学者法鲁柯翰麦尔、动物学者斯丁士卢布、考古学者威尔沙鲁，受北方考古学会嘱托，研究发掘出之遗迹。”“于是学者因人类使用之器具，及其器具之性质，察其智识及开化之程度，别有史以前为‘三时代’”。而石器时代的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时代，“为英国学者波苛氏所分，而世界各国学者所采用者”。并对“三期说”作了进一步分析：“所以分定此三时代之依据，虽有多端，然其最大者，则因丹麦大泥泽中之一事。泥泽中凡三层，其最上层有铁器，次层有青铜器，最下层则纯为石器。瑞士某湖中亦有此同一之事。”指出：“人类进化先后之秩序，各国皆同。惟各国进化之年代，不必尽同。如意大利之青铜时代，其他欧洲各地，则犹在石器时代，而希腊则已达铁器时代。观荷马诗中所言，知希腊进于铁器时代之时，在纪元前第十世纪以前。纪元后第十五世纪时，西班牙人发现加纳黎岛，其岛人犹在石器时代。”西方考古学最新成果，也被介绍到中国。如光绪二十七年法国学者在苏撒发现的《汉穆（谟）拉比法典》，也于光绪二十九年《新民丛报》（第33期、34期《历史》专栏）上，由署名观云的《世界最古之法典》一文予以介绍，认为此法典“为历史研究之要品”，是“世界最古之法律”。

3. 古器物学研究形成

19世纪末至五四运动前，是古器物学形成的时期。随着大批新史料的先后发现，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的研究高潮迭起，逐渐在中国形成几个全新的学科。这样，就给传统金石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促使其成为“广义的金石学”，即古器物学。

这一时期，金石学研究的范围空前扩大，主要表现在：对墓葬明器的收集；古器物范收集的增多；封泥（古代封检函牍之泥印章）的收藏及著录；西北地区“塞上”及古“丝绸之路”汉晋简牍的发现，为简牍学研究开了先河；敦煌经卷和佛教艺术的研究，为中国敦煌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王懿荣和罗振玉在推动传统金石学研究向古器物学研究转变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王懿荣开创了古器物学研究的先河，而罗振玉将古器物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王懿荣，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侍郎。他嗜金石，是晚清著名金石学家，翁同龢、潘祖荫均称道其学。王懿荣在其《天壤阁杂记》中说：“天下之地，青齐一带，河陕至汉中一路，皆古董坑也，余过辄流连不忍去。”他在山东、陕西、四川等地居官期间，大力搜求古代文物。《王文敏公年谱》光绪二十三年条记：“公性嗜古。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钩稽年代，补证经史。搜先达所未闻，通前贤所未解。”为购藏珍贵文物，甚至不惜典当举债。由于王懿荣收藏和研究了很多古代文物，又常与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潘祖荫、吴大澂、胡石查等切磋交流，因此在古代文物的鉴赏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其主要著作有：《汉石存目》《古泉精选》《天壤阁杂记》《翠墨园语》及《王文敏公遗集》八卷等。正因为王懿荣对金石文字有较为精深的研究，所以才成为中国鉴定和购藏甲骨文的第一人，对保护和发扬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和甲骨学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罗振玉自宣统三年至五四运动时期，潜心整理出版中国古代文物和典籍，使他的研究高于同代的金石学家，其成就超过了前人。“这期间是他著述极旺盛之时，每年必成书数种，文若干篇，有时一年竟成书十多种。甚至一月成书两三种”(304)。这期间，罗振玉出版的甲骨文和殷墟古器物著作有：《殷墟书契》八卷，《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考释》三卷，《五十日梦痕录》，《铁云藏龟之余》，《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待问编》，《殷墟古器物图录》。他出版的金石文字和古器物著作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四卷，《秦金石刻辞》二卷，《蒿里遗珍》一卷，《考释》二卷，《唐三家碑录》三卷，《芒洛冢墓遗文》，《西陲石刻录》一卷，《后录》一卷，《恒农冢墓遗文》，《海外贞珉录》，《殷文存》二卷，《古镜图录》三卷，《历代符牌图录》二卷，《古器物范图录二卷》，《附说》一卷，《金泥石屑》，《石鼓文考释》，《草堂吉金图》三卷、《续编》一卷，《六朝墓志》初、二编。他出版的古砖瓦和古明器著作有：《秦汉瓦当文字》《砖志征存》《恒农砖录》《楚州城砖录》《古明器图录》。从罗振玉在日本期间的著作目录，可以明显看出，他的研究是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国新史料的大发现密切相关。正是由于新史料的大发现，推动了我国传统金石学向古器物学研究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实现，与王懿荣、罗振玉等学者努力搜集和保护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珍品是分不开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振玉在日本八年期间，废寝忘食，并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方法，全力以赴对积累的大批材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出版了一大批著作，从而把古器物学研究推向了深入。因此，在传统金石文字研究之外，形成了甲骨学、简牍学与敦煌学等几门全新的学科。

第七节
舆地学与方志学

一、舆地学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经世派受到很大的刺激。他们对“天朝上国”被“蛮夷之邦”所打败大惑不解，迫切要求了解欧美各国的地理、历史和社会状况，以便寻求正确的答案，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于是，鸦片战争后出现了研究世界舆地的热潮。

林则徐是世界舆地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在他的主持下，由袁德辉把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部分章节译成中文，书名为《四洲志》，道光二十一年（1841）刊行。该书共八万七千字，概述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国的情势，详于记述各国现状，而略于介绍各国的历史沿革。书中对英、美等一些国家的人口、官制、政事、外交、军队、财政、税收、工业、教育、图书、文字、习俗等等，都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它不仅介绍了俄国的疆域辽阔，而且突出地讲述了彼得大帝亲自到欧洲先进国家参观学习造船、火器等技术，回国后发奋学习这些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与练兵方法，“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所练军队素质大大提高，国势大增，遂使俄国突飞猛进，由弱变强，成为“欧罗巴最雄大国”(305)。《四洲志》的编译与刊行，促进了近代舆地学研究的兴起。

道光二十年（1840）秋，魏源在钦差大臣伊里布幕府，有机会参与审讯英俘安突德，根据审讯口供并参照其他资料，于道光二十一年著成《英吉利小记》，详细记录了英国的地理、税收和文武员弁的薪俸、宫室、王位继承、民风、宗教等情况。还特别提到“英吉利不产鸦片，亦不食鸦片，而坐享鸦片烟之利，富强甲西域”(306)。他据此揭露英国的鸦片侵略。

道光二十一年五月（1841年6月），魏源受林则徐嘱托，编著《海国图志》，次年成书刊行，五十卷。道光二十七年（1847）增补为六十卷，咸丰二年（1852）扩编为一百卷。此书主要根据林则徐的《四洲志》、历代史志、明末以来至鸦片战争时期西方人所写的世界历史、地理著作、地图、有关科技资料，编排纂辑而成。这是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史地、科技知识的著作，堪称近代中国开端时期首部体制完备、内容宏富的世界舆地学著作。《海国图志》还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并对学习西方、如何富国强兵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索，提出了以“师夷”为手段、“制夷”为目的的爱国进步主张。该书不仅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重要的启蒙作用，而且传到日本后对明治维新有过重要影响。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1842年7月），台湾道姚莹根据所缴获的英国地图及英俘颠林的口供，详考各种地志，绘成详图，撰文解说，成《英吉利地图说》一卷。此书对英国与世界各国地理位置及有关情况的介绍和图示，比较清晰、完整。对英国的衣冠、风俗、民情、物产、国势等情况，在图中都有清楚的记载。其中，对英国在海外殖民通商码头的考察，尤为详备。

道光二十七年，姚莹撰成《康纪行》十六卷，并将其多年研究世界舆地成果合辑为《中外四海地图说》附刊于《康纪行》末卷。是书主要记载西南边疆的舆地情况，及其所历山川风俗人物，杂论古今学术、文章、政事。此外，还记载英、俄、印、美、法等国地质情形，以及英国、廓尔喀（尼泊尔）通接后藏的重要关隘；并对喇嘛和各国“佛教、回教、天主教源流支派，详考而辩论之。复绘图于卷末”(307)。姚莹研考海国情势不遗余力，尤为注意精心搜集和考订地图，重视地图的功用。所附《中外四海图说》，概述了从汉代至鸦片战争时期人们对世界舆地研究的情况，阐述了研究世界舆地的意义，是当时世界舆地研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

道光二十八年（1848），徐继畬撰成《瀛环志略》十卷刊行。此书对地球作了详细的概述，指明了东西两半球与南、北极，论定了赤道。全书以图为纲，依图立说，篇首均附较粗略的地图；按世界五大洲分国叙述地理位置、面积、人口、历史、风土、人情、宗教、与中国关系；还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殖民情况、科学文化及经济发展等情况。是书以考证精详、体例严谨、文词优雅、简洁而著称于世，成为与《海国图志》齐名的世界舆地名著。

梁廷枬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间，先后撰成《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图说》《兰偶说》《粤道贡国说》等四部著作，并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合刊为《海国四说》。这是研究英国历史沿革及其舆地情况，南洋各国与西洋一些国家在广州通商情况和耶稣教情况等方面的重要著作。

世界舆地的研究推动了边疆史地的研究。何秋涛充分利用俄国赠送给中国的俄文书籍，并博采官私载籍，深入地研究了俄国的地理、历史、社会状况、中俄边疆沿革、中俄交通始末等情况，于咸丰八年（1858）辑成《北徼汇编》六卷，而又增衍图说，扩大为八十卷，进呈“御览”。咸丰帝深为赞赏，尤其称道是书对于有关制度沿革、山川形势参证精详，特赐名为《朔方备乘》。该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最为详细而又系统的中俄边疆舆地著作，也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著作之一，其深远影响不下于《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

二、方志学

方志是地方志的简称，是记载某一地区自然、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和资料的一种体裁。它的写法与史笔不同。一般史书大都是以时代为中心，依时代的先后叙述史实，或通贯古今，或专详一代，都是围绕着当时的政权来服务的。这是历史事件“纵”的叙述方式。而方志则是以社会为中心，专详某一地区的情况；其中又依时代先后叙述各种事物的发展变化。

（一）方志的源流与方志学的形成

1. 方志的起源和发展

关于方志的起源，学术界意见分歧，众说纷纭。最早认为始于春秋时期，最晚主张起于隋代。我们认为，方志起源于战国时期，以《禹贡》的问世作为标志。《禹贡》记载了当时中国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交通，并对土壤、物产、贡赋分成若干等级。

关于方志发展阶段，学术界更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期。我们认为，大体上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战国至西汉。

战国时期，各国互相征伐，不仅需要了解本国的地理和其他情况，更需要了解别国的地理与其他情况。同时由于经济上出现了统一的趋势，政治上的大一统趋势也日益明显。《禹贡》正反映了当时经济、政治统一的要求。但是，比较详尽的全国性的区域志只有在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巩固以后才能出现。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是把《禹贡》以来至汉平帝的有关资料加以总结而写成的第一部全国性的区域志。

第二阶段，从东汉至隋以前。

这个阶段以地记为主。地记主要为豪门士族和地方割据势力服务。东汉以后，由于地方经济发展和豪门士族势力膨胀，地记有了显著的发展。三国、南北朝分裂时期，在地方割据局面下，地记大量增加。不仅有综合的，而且有大量专科性的。如记风土人情的《风俗记》《风土记》，记山水的《水道记》《山水记》，记寺观的《伽蓝记》《精舍记》，综户口的《户口簿记》，等等。

第三阶段，从隋至北宋。

这一阶段图经是方志的主要体裁。图经是一边有图，另一边有文字说明，左边是图，右边是文字说明。图表示某一地方的区划、物产、风俗等等。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几部图经，但就当时方志的总体而言，数量极少，并且文字说明过于简略。到了隋代，编修图经比较普遍，而且以经即文字说明为主了。“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308)。唐代图经的编修，更加普及，内容更加完善。如《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和《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都是概括全国的总志。《元和郡县图志》是一部影响颇大的著名方志，它以唐宪宗时十道所属四十七节镇为纲，分镇记载府州县户口、沿革、山川、道里、贡赋与古迹等。20世纪初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唐代所修《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的残存部分，除记载行政机构和区划外，还对天象、水泽、坛庙、城驿、祥瑞、学校、歌谣等有所描述，不仅证明边远地区也已修志，当时修志的普及性，而且说明其内容更加完备。从五代到北宋，图经继续发展，从《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图经情况看，其数量是相当大的。徽宗大观年间，还成立了“修九域志局”，并令全国修撰图经，而现存的《四明图经》初稿，便是那时纂修的。从地记过渡到图经，在内容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图经比地记的内容要完备得多。

第四阶段，从南宋至明代。

这一阶段方志有了显著的发展。南宋以后，图经改称地方志，如《华州图经》在南宋兴绍间的刻本改称《新定志》即其典型例证。图经与地方志在内容上没多大变化，只是由于地方志发展到这样完备的程度，图经的名称已不再适用了。根据一些书籍的著录，宋代所修方志约六百种左右。不仅编纂体例大致定型，而且内容门类包含较广，长篇巨制不断出现。如《太平寰宇记》不仅篇卷多，而且编纂体例完备。在记载地理之外，又编入姓氏、人物、风俗等门类，详细记录了人物的官爵、所撰诗词以及人事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地方志的内容，并为后世地方志的编写体例树立了基本模式。南宋时期，还开始了地方志的续修制度，如从孝宗到度宗的百年间，南宋首都临安就曾三修临安志，可见当时对修志工作的重视。元朝继续修志事业，而其所创修的《大元一统志》，则开启了明清两代“一统志”的编纂工作。明朝修志规模也相当可观，仅现存的明志就有近千种。明成祖永乐十年（1412）、十六年（1418）曾两次颁布修志条例，开始有了正式的官方修志法规，足见政府对修志的重视程度。

第五阶段，从清至民国（全国抗战前）。

这一阶段是方志纂修事业发展的高峰和方志学形成的时期。清代方志修撰出现了鼎盛局面。就其数量而言，粗略估算达六千四百多种，占全国现存方志的80%以上；就其范围而言，上起全国一统志和各省通志，下至府州县镇乡，旁及土司和盐井、风俗、关津等专志。其数量之多，层次之细，范围之广，可谓空前。就质量而言，由于清代许多著名学者亲自修志，若干种方志具有了较高的学术水平而成为名志，如谢启昆的《广西通志》、阮元的《广东通志》、戴震的《汾州府志》、章学诚的《永清通志》、洪亮吉的《泾县志》、李兆洛的《凤台县志》、王闿运的《湘潭县志》等等。清代官修地方志制度更加完善。康熙十一年，大学士卫周祚奏请分令天下郡县修辑志书，诏允其请；雍正七年，为了编纂一统志，又命各县撰修志书；不久，还明令各地六十年修志一次，遂成为此后清代的修志制度。这对推动地方志的编纂并形成高潮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清代学术界还对方志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

民国期间（全国抗战前），修志仍在继续，并出现了一些名志。在旧志的辑录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时期学术界对方志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使方志学最终形成。

2. 方志学的形成

关于方志学何时形成的问题，学术界见仁见智。有的认为前清已建立了方志学；有的认为前清已建立了修志的方法体系，形成方志编纂学，成为一门新的学问；有的认为前清为建立方志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先驱性工作。

我们认为，“民国”时期（全国抗战前的30年代）是方志学的形成时期。

这时修志制度已很完备：不仅自雍正年间起全国各地六十年一修志成为定制，而且各地都成立了修志局，具体负责各地的修志工作；由学正负责检查方志的质量；全国体例较统一。这时，除了一批极负盛名的方志外，一批专门辑古方志的学者，如王谟、马国翰、陈运溶、孙贻让等辑录了许多古方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还有如章学诚、戴震、孙星衍、洪亮吉、李兆洛等，在亲自修志的基础上，对修志的方法进行专门研究。虽然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新派”与以戴震为代表的“旧派”在修志方面观点不同，方法各异，但清代的修志传统为后世所继承和发扬。这一时期学术界在方志的研究方面尚未形成理论系统，而为民国时期方志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则是功不可没的。

民国时期，继承清代修志传统，继续修志，有的省份数量还很可观。如山东省在1929至1937年间平均每年修志十几部。这一时期除著名学者如鲁迅、赵万里、张国淦等辑录整理了一批古方志资料外，一些著名学者所修的方志，如李泰棻的《阳原县志》、余绍宋的《龙游县志》、黄炎培的《川沙县志》在当时颇负盛名。20世纪30年代，西方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传入我国，资产阶级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个时期都得到了发展，从而推动了方志学的理论研究，有多种方志学著作问世。如李泰棻的《方志学》、瞿宣颖的《志例丛话》、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黎锦熙的《方志今议》、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等等。方志学业已形成理论系统。这样，方志学作为一个新学科最终形成。

（二）方志的分类

方志的种类很多。按性质分，有官修与私撰两种。方志大多是官修的，私撰始于唐代，而数量最大是在清代；按时间分，有贯通古今的，也有断代成编的；从记事范围分，统括全国的称“一统志”，以一省为写作范围的称“通志”，联合二省或二省以上的称“总志”，依府、厅、州、县各自成书的称“志”，合二县或数县之事于一书的称“合志”，专载县以下一镇、一乡、一里之事的称“乡土志”；从编写体例分，有综合性的和专门性的。综合性的方志居大多数，而专志记事方面很广泛：有专载一方人物的，有著录一方诗文的，有叙述一方风俗轶闻的，有记氏族的，有记水道的，有记大事的。此外，像记禅林、寺庙、书院、名胜、关津以及某些专业的专志也不少。

（三）方志的内容及其价值

1. 方志的内容

由于方志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因而其内容非常丰富。

（1）经济史方面：赋税，手工业，商业，资本主义萌芽，果蔬，林业，畜牧业，渔业，盐业，茶业，建筑，造船，印刷，度量衡，矿业，交通，水利，货币，物价，等等。

（2）科技方面：医药，发明创造，自然地理，气候，水文，自然灾害的防治，天文，历法，动植物与水族的生长、迁移、灭绝，等等。

（3）社会史方面：人口、风俗习惯、方言、宗族，等等。

（4）少数民族方面：少数民族的形成、迁徙、风俗习惯、语言、服饰、生产与生活状况、土司、宗教信仰、民族关系，等等。

（5）宗教方面：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的教义、教派、传布情况、圣地、宗教建筑、教规、戒律，等等。

（6）人物传记：当地的杰出人物、文学家、艺术家、企业家，一些为正史所不载或虽有记载语焉不详者，均可见于方志。

（7）文化艺术文献方面：金石、艺术、诗文、歌谣、谚语，等等，方志中数量很大。

（8）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方面：农民起义、抗捐抗税、工人罢工；反对外国侵略、历次对外战争、军事工业、兵制、边防、海防，等等。

（9）其他方面：有关制度、历史人物、中外关系、名胜古迹、重要关隘、山水、书院，等等。

方志内容包罗万象，数不胜数，以上所列只是举例性质。

2. 方志的价值

（1）由于历代方志中保存了大量的各方面的宝贵文献，且延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因此，为行政单位、生产、科研提供了大量可资参考、利用的材料。

（2）有些资料为其他文献所不载，只能采自方志，是原始的第一手资料。

（3）方志中有的文献可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或纠正传闻之误。

（4）方志中的资料可以填补某些知识空缺。

（四）晚清方志示例

（1）省志

《广东通志》，三百三十四卷，阮元等纂，道光、同治刊本。

《畿辅通志》三百卷，黄彭年等纂，光绪刊本，宣统石印本。

《云南通志稿》，二百十六卷，阮元等纂，道光刊本。

（2）府厅县志

《续纂江宁府志》，十五卷，汪士铎等纂，光绪刊本。

《淡水厅志》，十五卷，陈培桂纂，同治刊本。

《龙门县志》，十六卷，张维屏纂，咸丰刊本。

（3）乡镇志

《甘棠（今江都县邵伯镇）小志》，四卷，黄醇纂，咸丰刊本。

《佛山忠义乡志》，十四卷，吴荣光纂，道光刊本。

（4）风土志

《深州风土记》，二十二卷表五卷，吴汝纶纂，光绪刊本。

(1)　参见《明清实学思潮史》“导论”，陈鼓应等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上卷，齐鲁出版社，1989年。

(2)　陈鼓应等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下卷，“引论”，齐鲁出版社，1989年。

(3)　应为成效不大，其失败也是某些方面。

(4)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属于维新运动范畴。

(5)　《梁启超选集》，第207页。

(6)　《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记选集》第1卷下册，第665页。

(7)　《说国民》，《国民报》1901年第2期。

(8)　《立宪法议》，《清议报》第81期。

(9)　《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新民丛报》第3期。

(10)　《定庵文集·补编》。

(11)　佚亡，反映了康有为的早期大同理想。

(12)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　《外交报》1902年第9、10期。

(14)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

(15)　《商君书·更法》。

(16)　《壬癸之际胎观第七》，《龚自珍全集》，第19页。

(17)　《默觚中·学篇一》，《古微堂内集》第2卷。

(18)　《默觚下·治篇一》，《古微堂内集》第3卷。

(19)　《默觚下·治篇五》，《古微堂内集》第3卷。

(20)　《默觚下·治篇五》，《古微堂内集》第3卷。

(21)　《日本书目志序》。

(22)　《上清帝第六书》。

(23)　《大同书》。

(24)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57页。

(25)　《原强》。

(26)　《天演论》卷上导言一察变按语。

(27)　《天演论》自序。

(28)　《进化论与伦理学》，第58页。

(29)　《热风·随感录二十五》。

(30)　《原富》译事例言。

(31)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文集》之六。

(32)　《新民议·叙论》，《饮冰室文集》之七。

(33)　《德育鉴·知本》，《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六。

(34)　《德育鉴·知本》，《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六。

(35)　⑦　《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饮冰室文集》之十三。

(36)　《新民说·论私德》，《饮冰室专集》之四。

(37)　《自由书·文野三界之别》，《饮冰室专集》之二。

(38)　《自由书·豪杰之公脑》，《饮冰室专集》之二。

(39)　《自由书·英雄与时势》，《饮冰室专集》之二。

(40)　《自由书·英雄与时势》，《饮冰室专集》之二。

(41)　《民权主义第一讲》。

(42)　⑤　《军人精神教育》。

(43)　《孙文学说》。

(44)　《孙文学说》。

(45)　《民权主义第一讲》。

(46)　《孙文学说》。

(47)　《民权主义第一讲》。

(48)　《民权主义第一讲》。

(49)　《孙文学说》。

(50)　《孙文学说》。

(51)　《訄书·公差》。

(52)　《訄书·原人》。

(53)　《訄书·原变》。

(54)　《民报》第8号，1906年。

(55)　《王国维先生全集》第5册，第95、97页。

(56)　《教育世界》第6、12期，《王国维先生全集》第5册，第1894—1902页。

(57)　《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静安文集》第32页，《王国维先生全集》第5册。

(58)　《红楼梦评论》，《王国维先生全集》第5册，第1718页。

(59)　《王国维先生全集》第5册，第46页。

(60)　王国维：《哲学辩惑》，《教育世界》第55号。

(61)　《王国维先生全集》，第1639—1640页。

(62)　同上书，第1674、1676页。

(63)　康有为：《论语注》第5卷。

(64)　康有为：《长兴学记》。

(65)　康有为：《孟子微》。

(66)　康有为：《大同书》，第3—5页。

(67)　同上书，第43—44页。

(68)　康有为：《大同书》，第182—184页。

(69)　康有为：《大同书》，第252—253页。

(70)　同上书，第149页。

(71)　《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72)　《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73)　《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74)　《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

(75)　《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76)　《德育鉴·存养》，《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六。

(77)　《德育鉴·存养》，《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六。

(78)　《自由书·无欲与多欲》。

(79)　《原强》。

(80)　《法意》。

(81)　《法意》。

(82)　《仁学一》，《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21页。

(83)　同上书，第322页。

(84)　《仁学一》，《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21—322页。

(85)　同上书，第321页。

(86)　同上书，第321页。

(87)　《仁学一》，《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22页。

(88)　《仁学一》，《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22页。

(89)　《仁学一》，《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22页。

(90)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36页。

(91)　同上书，第653页。

(92)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460—463页。

(93)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16页。

(94)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06页。

(95)　《世界道德的新潮流》，载《孙中山选集》。

(96)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485页。

(97)　《革命之道德》，《民报》第8号，1906年10月8日。

(98)　《革命之道德》，《民报》第8号，1906年10月8日。

(99)　《革命之道德》，《民报》第8号，1906年10月8日。

(100)　《演说录》，《民报》第6号。

(101)　《建立宗教论》，《民报》第9号。

(102)　《龚自珍全集》，第395页。

(103)　《与日本南条文雄书二》。

(104)　《与桂伯华书》。

(105)　《与释幻人书一、二》。

(106)　《答释德高质疑十八问》。

(107)　《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圆图跋》。

(108)　《金陵听法诗注》，《湖南历史资料》1960年第1期。

(109)　梁启超：《诗话》，《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上〕。

(110)　杨文会著有《论语发隐》《孟子发隐》。

(111)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

(112)　《仁学》，第80页。

(113)　同上书，第42页。

(114)　《成唯识论》第2卷。

(115)　《仁学》，第21页。

(116)　《仁学》，第28页。

(117)　同上书，第29页。

(118)　同上书，第11页。

(119)　《仁学》，第77、70页。

(120)　同上书，第66页。

(121)　《北游访学记》，《谭嗣同全集》，第319页。

(122)　《仁学》，第75页。

(123)　《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第4卷。

(124)　《大方广佛华严经金狮子章》。

(125)　《仁学》，第27页。

(126)　同上书，第28、80页。

(127)　《饮冰室专集》第五十九。

(128)　《饮冰室专集》第五十四。

(129)　《饮冰室专集》第五十四。

(130)　《演说录》，《民报》第6号，1906年。

(131)　《建立宗教论》，《民报》第9号，1906年。

(132)　《建立宗教论》，《民报》第9号，1906年。

(133)　《齐物论释》。

(134)　《齐物论释》。

(135)　《四惑论》，《民报》第22号，1908年。

(136)　《王湘绮（闿运）年谱》。

(137)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138)　《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第20卷，第45页。

(139)　《唐镜海先生二图》，《曾文正公全集》第1册，《诗集》，第37页。

(140)　《复贺耦耕中丞》，《曾文正公书札》第1卷，第1页。

(141)　《朱子文集》第17卷。

(142)　《答刘孟容书》，《曾文正公全集》第1册，《文集》，第56页。

(143)　《书学案小识后》，《曾文正公全集》第1册，《文集》，第35页。

(144)　《致诸弟》，《曾文正公全集》第4册，《家书》，第57页。

(145)　同上书，第77页。

(146)　《晓谕新募乡勇》，《曾文正公全集》第3册，《杂著》，第88页。

(147)　《曾文正公全集》第3册，《读书录》，第135页。

(148)　《笔记·勉强》，《曾文正公全集》第3册，《杂著》，第18页。

(149)　《日课四条》，《曾文正公全集》第3册，《杂著》，第32页。

(150)　《纪氏嘉言序》，《曾文正公全集》第1册，《文集》，第9页。

(151)　《与江岷樵、左季高书》，《曾文正公书札》第2卷，第13页。

(152)　《与郭意诚（昆焘）书》。

(153)　《诸子学略说》。

(154)　《诸子学略说》。

(155)　《诸子学略说》。

(156)　俞樾：《诸子平议·庄子一·逍遥游》，第326页。

(157)　俞樾：《春在堂随笔》第2卷，第17页。

(158)　《饮冰室专集》第三十七，第10页。

(159)　同上书，第24页。

(160)　同上书，第41页。

(161)　《诸子学略说》。

(162)　《诸子学略说》。

(163)　《诸子平议·墨子一·亲士》，第164页。

(164)　俞樾：《墨子间诂序》。

(165)　《饮冰室专集》第五十，第217页。

(166)　《扈书·商鞅》。

(167)　《扈书·商鞅》。

(168)　《平均篇》，《龚自珍全集》上册，第78页。

(169)　《平均篇》，《龚自珍全集》上册，第78页。

(170)　《乙丙之际塾议第十六》，《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页。

(171)　《乙丙之际塾议第十六》，《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页。

(172)　《农宗》，《龚自珍全集》上册，第50页。

(173)　《农宗》，《龚自珍全集》上册，第50页。

(174)　《军储篇一》，《圣武记》第14卷，第31页。

(175)　《元史新编》第88卷，《食货志盐法》。

(176)　《治篇十四》，《古微堂内集》第3卷，第43页。

(177)　《治篇十四》，《古微堂内集》第3卷，第43页。

(178)　《治篇十四》，《古微堂内集》第3卷，第43页。

(179)　《庚辰杂著二》，《安吴四种》第26卷，第1页。

(180)　《论世》，《约书》第6卷，第8页。

(181)　《保富》，《约书》第8卷，第5页。

(182)　《理财》，《约书》第9卷，第2页。

(183)　《保富》，《约书》第8卷，第5页。

(184)　同上书，第6页。

(185)　同上书，第6页。

(186)　《明宗》，《约书》第9卷，第21—22页。

(187)　《明宗》，《约书》第9卷，第21—22页。

(188)　《拟富国富民第一策》，《钱币刍言续刻》，第1页。

(189)　《钞币问答三十》，《钞币刍言》，第51页。

(190)　《与包慎伯明府论钞币书》，《钱币刍言续刻》，第14页。

(191)　《钱钞议九》，《钞币刍言》，第12页。

(192)　《与包慎伯明府论钞币书》，《钱币刍言续刻》，第16页。

(193)　③　《与包慎伯明府论钞币书》，《钱币刍言续刻》，第16页。

(194)　《钞币问答三十》，《钞币刍言》，第51页。

(195)　《钞利条论十四》，《钞币论》，第19页。

(196)　《行钞条论九》，《钞币论》，第31页。

(197)　《造钞条论一》，《钞币论》，第21页。

(198)　《造钞条论一》，《钞币论》，第21页。

(199)　《通论一》，《钞币论》，第1—2页。

(200)　《钞币论》，第16页。

(201)　《杂论三》，《钞币论》，第39页。

(202)　《造钞条论七》，《钞币论》，第24—25页。

(203)　③　《条议钞法折》，《王侍郎奏议》第1卷，第3页。

(204)　同上书，第2页。

(205)　《再议钞法折》，《王侍郎奏议》第6卷，第22页。

(206)　《再议钞法折》，《王侍郎奏议》第6卷，第22页。

(207)　同上书，第23页。

(208)　同上书，第23页。

(209)　《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9。

(210)　《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19。

(211)　《议复陈启照条陈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19。

(212)　《试办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43。

(213)　《复丁稚璜宫保》，《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16。

(214)　《复陈招商局务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36。

(215)　《试办招商轮船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20。

(216)　《复张振轩制军》，《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20。

(217)　《创设公司赴英贸易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41。

(218)　《议复陈启照条陈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39。

(219)　《直境开办矿务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40。

(220)　《复丁雨生中丞》，《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13。

(221)　《复王补帆中丞》，《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14。

(222)　《议驳德使请设电线》，《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19。

(223)　《商局接办电线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45。

(224)　《妥议铁路事宜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39。

(225)　《试办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43。

(226)　《扩广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78。

(227)　《议制造火柴》，《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20。

(228)　《复沈幼丹制军》，《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16。

(229)　《致左相》，《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20。

(230)　《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14。

(231)　④　《续富国策·自叙》。

(232)　《创立商部说》，《续富国策》第4卷，第2页。

(233)　《考工》，《庸书》外篇上卷，第19页。

(234)　《开矿禁铜说》，《续富国策》第2卷，第19页。

(235)　《商务》，《庸书》外篇上卷，第21页。

(236)　《庸书·自叙》，外篇下卷，第74页。

(237)　《税司》，《庸书》外篇上卷，第42页。

(238)　《养民》，《庸书》外篇下卷，第59页。

(239)　《张文襄公全集》第27卷，奏议27，第9页。

(240)　《张文襄公全集》第37卷，奏议37，第31页。

(241)　《劝学篇·农工商学》。

(242)　《劝学篇·农工商学》。

(243)　《张文襄公全集》第54卷，奏议54，第11页。

(244)　《张文襄公全集》第57卷，奏议57，第9页。

(245)　同上书，第37卷，奏议37，第31—32页。

(246)　《条陈商务折》，《知新报》第70册。

(247)　《请励工艺奖创新折》，《戊戌变法》（二），第226页。

(248)　《请励工艺奖创新折》，《戊戌变法》（二），第227页。

(249)　《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麦仲华编：《戊戌奏稿》下，第17页。

(250)　同上书，第16页。

(251)　严复译：《原富》，“译事例言”。

(252)　严复译：《原富》，第494页按语。

(253)　严复：《原强》，《严几道诗文钞》第1卷，第19页。

(254)　严复译：《原富》，第724页按语。

(255)　《仁学》，《谭嗣同全集》，第44页。

(256)　同上书，第40页。

(257)　《仁学》，《谭嗣同全集》，第41页。

(258)　同上书，第40页。

(259)　同上书，第43页。

(260)　同上书，第45页。

(261)　《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饮冰室合集》，文集14，第38页。

(262)　同上书，第61页。

(263)　同上书，第52页。

(264)　同上书，第53页。

(265)　梁启超：《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

(266)　《民生主义和社会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85页。

(267)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5页。

(268)　冯自由：《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13页。

(269)　《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方法》，《总理全集》第二集，第110页。

(270)　《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86页。

(271)　《同盟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9页。

(272)　章太炎：《代议然否论》。

(273)　《总同盟罢工序》。

(274)　章太炎：《俱分进化论》。

(275)　章太炎：《记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事》。

(276)　章太炎：《革命之道德》。

(277)　《对于救国储金之感言》，《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3卷，第31页。

(278)　《拟请酌留苏路股本合营纺织公司意见书》，《张季子九录》、《实业录》第5卷，第5页。

(279)　《辛亥五月十七日召见拟对》，《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3卷，第37页。

(280)　《遵拟整饬国货建议案办法呈》，《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9卷，第18页。

(281)　《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1卷，第20页。

(282)　《大清会典·吏部》。

(283)　《大清会典·吏部》。

(284)　朱剑心：《金石学》，第3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285)　陆心源：《金石学录补》第四卷。

(286)　同上书，又陈公柔：《陈介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67页。

(287)　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上卷。

(288)　陈公柔：《吴大澂》，《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548页。

(289)　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上卷。

(290)　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上卷。

(291)　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上卷。

(292)　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第14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293)　吴荣增：《古泉汇》，《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144页。

(294)　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下卷。

(295)　叶昌炽：《语石》序，光绪二十七年（1901）。

(296)　李遇孙：《金石学录序》。

(297)　陆心源：《金石学录补》序，1886年。

(298)　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上卷。

(299)　萧艾：《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300)　陈公柔：《孙贻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508页。

(301)　《訄书》第五十九，《哀清史》附。

(302)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72页。

(303)　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文物与考古》1983年第4期。

(304)　杨升南：《罗振玉传略》，《中国现代科学家传略》（第3辑）。

(305)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2帙。

(306)　同上书，第19册。

(307)　姚莹：《东溟文后集》第8卷。

(308)　《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叙》。

第十二章
晚清文化（下）

第一节
文学与艺术

一、诗歌

（一）经世派诗歌

经世派的诗歌以龚自珍最负盛名。他把自己的诗看做是“清议”或“评论”的工具。显然他把诗与史、诗人与史官在社会作用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龚自珍的诗，以其先进的思想，别开生面，真正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他的诗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社会现实，抒发感慨，纵横议论。“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或政治家的诗，有极强的现实政治意义。但是，他的兴趣，并不在于具体地、详细地描写现实政治事件，而是把现实政治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指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

魏源虽然不以诗人著称，但他对诗歌创作也是非常刻苦努力的。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的疾苦，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现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

林则徐从广东查禁鸦片到谪戍新疆伊犁时期的部分诗篇，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也表达了对投降派的指责与愤慨。

这时期许多诗人都表现了爱国主义立场，如张亮基的《浴日亭》，张维屏的《三元里》，都是很著名的。

后辈诗人贝青乔是一个“跌宕有奇气”，“生平具干济才”的爱国者。他在鸦片战争中参加过浙江沿海的抗英斗争。他的严峻的讽刺诗，有力地揭露了清王朝腐朽的军事史和昏庸误国的罪状。

（二）维新派诗歌

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出现了诗歌改良运动，即所谓“诗界革命”。“诗界革命”的发生，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需要，并成为这个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近代中国进步诗歌潮流的进一步发展。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人都提出“诗界革命”口号，并试作“新诗”。开始时所作“新学之诗”，只是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但诗界这种尝试，反映了人们对新思想新文化的要求，并试图解决诗歌为维新变法运动服务的问题，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其所著《饮冰室诗话》中，继续鼓吹“诗界革命”。他批评“以只满纸新名词为革命”的诗风，认为“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这是“诗界革命”的一个发展。

最早从理论与创作实践上给“诗界革命”开辟道路的是黄遵宪。他是“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也是龚自珍以后最杰出的一位诗人。黄遵宪是一位外交家与维新派的积极活动者，也是一位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企图改革腐朽的内政，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者和诗人。他在诗歌创作上提出比较进步的主张。早在他21岁时作的《杂感》诗里即反对传统诗坛的拟古主义，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的现实主义观点，“有别创诗界之论”。后于伦敦使署作诗集自序，他要求“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即要求诗歌要为事而作，反映现实生活和斗争；要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必去模拟古人，因为“今之世异于古，则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进一步明确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在表现手法上，他却主张利用古人优良的艺术传统，力求变化多样。对于语言材料，他认为要尽量利用那些切用的古今历史语言材料，并结合“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从而创造那种“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为我之诗”。他的诗论主张表现了变古革新精神，他的创作实践也表现了“新诗派”的风貌。黄遵宪的诗，反映新世界的奇异风物以及新的思想文化，开辟了诗歌史上从未有过的广阔领域。但更重要的是，他时刻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描写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尤其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诗有“史诗”之称。他知识渊博，当时所谓新学与新世界的见闻，以及传统的历史文化，无不用来作诗。他的作品多鸿篇巨制，给人以一种五光十色、博大宏深的感觉。在手法上，他努力使传统的诗歌形式与新内容谐和，使严整的韵律与散文化的笔法谐和，使“流俗语”、新名词与旧格调谐和，因而他确实创造了“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成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三）革命派诗歌

随着同盟会的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高涨，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它酝酿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式成立于宣统元年（1909），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柳亚子，主要成员还有苏曼殊、马君武等。南社大张旗鼓地反对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宋诗派、“同光体”诗，成为“诗界革命”与“同光体”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它“鼓吹新思潮，标榜爱国主义”，宣传推翻清政府，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积极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

陈去病是同盟会中一位活跃的革命分子。他的诗大抵歌颂宋明民族英雄、革命烈士与游侠剑客，借以抒发革命怀抱。

高旭是中国同盟会江苏主盟人。他汲取了“诗界革命”的进步因素，作了不少通俗诗歌，鼓动革命。他的诗，一般摆脱约束，开阔奔放，直抒革命怀抱。

柳亚子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加入同盟会，他是南社当中年轻的诗人。他的诗，追怀革命英雄，悼念革命烈士，揭露清王朝的腐朽黑暗，抒发怀抱与理想，表现了旺盛的革命热情与坚强的革命意志。他的诗风格朴实清新，流畅自如。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不像许多南社诗人那样容易消沉颓丧，并批判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妥协。在讨袁中，他的意志依然是昂扬的。柳亚子是南社诗人中一位少有的随着时代前进的爱国诗人。

（四）诗歌流派

1. 宋诗派

在诗界，宋诗派曾盛极一时。宋诗派又称“宋诗运动”，是道光、咸丰年间形成的一个脱离实际、思想保守、内容贫乏的诗歌流派。此派尊崇宋诗，其作品大多是官场应酬之作。或吟咏山水景物，或抒发士大夫个人情怀之类的陈词滥调，并走上了新的拟古主义道路。该派由汉学家程恩泽倡导，由其门生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人所推行，为宋诗运动奠定了基础。后经曾国藩极力推波助澜，至同治、光绪年间形成了宋诗派的末流——“同光体”诗派。它的代表人物有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陈衍等人。其作品大都是抒发封建文人悲伤、孤独与逃避现实的情感，而且诗句艰涩深奥，故弄玄虚。它限制了诗歌的社会功能，而使诗歌自身大有衰颓之势。

2. 汉魏六朝诗派

晚清诗派，以模拟汉魏六朝诗为尚，代表人物为王闿运与邓辅纶。陈衍曾称，王闿运的诗，“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1)。柳亚子则斥之为“古色斓斑直意少，吾先无取是王翁”。(2)

3. 晚唐诗派

晚清诗派，以标榜晚唐诗为尚，代表人物为樊增祥、易顺鼎。他们推崇李商隐、温庭筠、韩偓的诗作，实际上主要模拟“香奁体”，以善作艳体诗自夸。柳亚子曾斥之为“樊易淫哇乱正声”。(3)

二、词

（一）经世派词

据叶恭绰《全清词钞》载，晚清道光以后的词人约有一千三百余家。前期代表作家为龚自珍、蒋春霖。龚自珍的部分作品抒发了壮志不遂的感慨，表现出历史转折时期进步文士的伤时之情。《金缕曲》（我又南竹鱼）写于早年，“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它表现了一个年轻人救国济时的远大志向。《丑奴儿令》（游踪廿五年前到）写于晚年，“江也依稀，山也依稀，少壮沉雄心事违”，它表现了年华虚度，不能有所作为的怅惘。他的词自成一派，绵丽处如周邦彦，飞扬处似辛弃疾。陈去病曾称：“近代词人惟定庵龚氏足以名家。”(4)其虽属偏激之论，但可看出龚词在近代进步作家心目中的地位。与龚自珍同时，林则徐、邓廷桢虽不以词名家，但都写出了一些反映时事、具有爱国激情的词作。如林则徐《高阳台》（和嶰筠前辈）反映虎门销烟事件：“浮槎漫许陪霓节，看澄波，似镜长圆。更应传，绝岛重洋，取次回舷。”字里行间，洋溢着斗争胜利的喜悦。陈澧是学者，但他的词也很有特色。《水龙吟》（是谁前度登高）作于鸦片战争之后，“凭高酾酒，而今只愿，八荒无事”。约略地反映出时代的影子。他的《百字令》（江流千里）写夏日山雨，结句云“晚来新霁，一星云犹湿”，新颖而富于联想。蒋春霖喜好纳兰性德的《饮冰集》和项鸿祚的《忆云词》，因自署为水云楼，并以之作为词集名字。《台城路》（易州寄高寄泉）写仕途坎坷、穷愁潦倒的情绪。《渡江云》（燕台游踪，阻隔十年，感事怀人，书寄王午桥、李润生诸友）等写对清王朝的哀叹，表现出对太平军的敌视。他工于造境，注意练字练句，如《柳梢青》（芳草闲门）写“一片春愁，渐吹渐起，恰似春云”。谭献曾将他和纳兰性德、项鸿祚并提，誉为“二百年中，分鼎三足”。(5)

（二）维新派词

同治以后，外患日迫，词的政治性、现实性有所增强。梁鼎芬的十首《菩萨蛮》写中日甲午战争。他叹惜清军的失利，含蓄地指斥西太后弄权误国，对光绪帝表示同情。文廷式是帝党的重要人物，同情变法。他的《广谪仙怨》（玄菟千里烽烟）慨叹清廷臣僚懦弱怯敌，只图全身之计。《鹧鸪天》（劫火何曾燎一尘）曲折隐晦地反映光绪年间的政治斗争。“重重宿雾锁重”，含有对政局的比喻。《水龙吟》（落花飞絮茫茫）用“小游仙”的笔调，勾画出“万重苍翠”的“空中楼阁”，其正拟“骖鸾归去时”，“层霄回首，又西风起”，隐约写出了理想不能实现的悲哀。他的词，或慷慨激越，或清远深微，兼有豪放、婉约两派的特点，是戊戌变法前后最重要的词人。这一时期，以词影响较大的作家还有谭献、庄棫、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陈廷焯、夏敬观、王国维等。谭献是常州词派后起的理论家，他推崇比兴，力尊词体，所作小令文词隽秀，琅琅可诵。王鹏运和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并称为晚清四大词人，曾共同组织宣南词社。他提出“重、拙、大”的美学原则，主张“自然从追琢中来”。他的词风早年接近王沂孙，甲午战争后接近辛弃疾。朱孝臧被时人誉为“宗匠”。他取径吴文英，上窥周邦彦，旁及宋词各大家。《鹧鸪天》（野水剑桥又一时）悼念变法被杀的刘光第，其词多有关系时事之作。他精通格律，有“律博士”之称。

（三）革命派词

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词人崛起。秋瑾的词声情并壮，慷慨激烈，充分表现了一个女革命家的精神世界。《满江红》（小住京华）写“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鹧鸪天》（祖国沉沦感不禁）写“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都是传统词坛上从未发出过的声音。宣统元年成立的南社团结了革命派中的大部分词人，代表作家有柳亚子、高旭、陈去病、宁调元、庞树柏等。柳亚子大力推崇辛弃疾，反对周邦彦和吴文英，认为“词至美成而始衰，至梦窗而流极”(6)。他在南社成立大会上就说：“南宋的词家，除了李清照是女子外，论男性只有辛幼安是可儿，梦窗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段，何足道哉！”(7)曾因此和庞树柏展开激烈辩论。他的词也确实体现了辛弃疾的特点。《满江红》（禹甸尧封）祝革命喉舌《民吁日报》出版，鼓励编者“向昆仑顶上大声呼，撑天阙”，《金缕曲》纪南社在西湖的盛会，抒发“铁骑长驱河朔靖，勒石燕然山里”的志向，反映了一个革命志士的心声。

三、散文

（一）经世派散文

鸦片战争时期，清王朝危机四伏，以包世臣、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散文逐渐兴起。包世臣批评“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的现象，反对专讲孔孟程朱之道，提倡于国计民生有用的实学。魏源于道光六年（1826）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主张文章贵能联系实际，切合时用，明确树立了经世派散文的旗帜。他的《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都是为反对外国入侵而作。龚自珍的散文以政论为主，也写过不少寓言、小品和杂文。他上承先秦诸子，风格奇特，瑰丽中有古奥，简括中有铺陈，散行中有骈偶。由于不能畅所欲言，有时不免朦胧晦涩。他的《尊隐》描绘了当时“夜之漫漫，鹖旦不鸣”黑暗、死寂状态，期待着“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病梅馆记》寓意深长，表现作者摆脱束缚的愿望。龚、魏之后，继续发展经世派的是冯桂芬和王韬。冯桂芬尖锐批判桐城派的“义理”和“义法”，认为“道必非天命率性之谓”，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著之于文”(8)。他的《校邠庐抗议》即是其散文理论的具体实践。王韬长期在香港办报，面对广大读者，认为“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使人人知其命之所在”(9)，因此，他的文章明白畅晓，是近代报刊新派散文的萌芽。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曾发布《戒浮文巧言谕》，反对“古典之言”，要求“朴实明晓”，提倡“文以纪实，一一叙明，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这一主张在扫荡旧古文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却也反映出太平天国领袖们忽视了文学的特征。

（二）桐城派古文“中兴”

鸦片战争后，桐城派古文依然处于散文的“正宗”地位。所谓桐城派，本是清初以来为封建主义统治服务的“正宗”文学流派。它以“义理、考据、词章”相标榜，以维护封建主义道统和文统为己任，并极力排斥民间文艺、新兴小说和戏剧文学。直至清代中叶，这个代表封建统治阶级正统思想的文学流派才一度衰落下来。其代表人物有方苞、刘大槐、姚鼐。鸦片战争后，桐城派古文试图“中兴”。其代表作家有梅曾亮和曾国藩。梅曾亮师事姚鼐，为文清淡简朴，但缺少内容。曾国藩往来于梅曾亮之门近十年，以继承姚鼐的余绪自诩，声言“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10)。但他的文章与桐城派并不一致。他自称：“平生好雄奇瑰伟之文”，又于义理、考据、词章之外，标榜“经济”，因此被称为湘乡派。其弟子中著名的有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其中黎庶昌编《续古文辞类纂》，包括经、史、子、集等门类，补姚鼐《古文辞类纂》所未备。咸丰、同治年间，由于以理学与学术经世相标榜的曾国藩举起桐城派这面旗帜，并极力扩大桐城派古文的范围及其影响，遂使日趋衰微的桐城派古文为之一振。但桐城派的所谓“中兴”，实际上并无新意，文风上也未有任何建树。

（三）“文界革命”

所谓“文界革命”是指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倡导的散文改良运动。它是为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服务的。其代表作家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康有为的散文汪洋恣肆，富于想象和瑰丽之辞，有明显的龚自珍的影响。但较平实。谭嗣同的散文开始较多地出现新式词语和外来语，表现出时代的新色彩。戊戌变法前后的梁启超，大张“文界革命”的大旗，指斥桐城派与八股时文的僵化腐朽，积极倡导文体改革。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图存，发表了一系列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文章。这类文章思想新颖，文体流畅，笔锋常带感情，鼓动性与说服力极强，时人多相效仿，号称“新文体”，又称“时务文体”，风靡全国，从而取代了旧体散文。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后，相继创办《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继续用新文体宣传改良思想。因其极力鼓吹“新民”，故又有“新民体”之称。

（四）白话文运动

白话文运动是戊戌维新时期的新潮流。早在光绪十三年（1887）前后，黄遵宪就主张“语言与文字合”，要求书面语言能做到“明白畅晓，务期达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11)。光绪二十四年（1898），裘廷梁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认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在实践上，他率先创办了《无锡白话报》。此后，陆续出现了一批白话刊物，成为“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先导。

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日益成为文化战线上的活跃力量。在革命派作家中，邹容、柳亚子等继承了“新民体”的特点，以跳踉恣肆、感情洋溢的鼓动文字宣传革命的必要性。邹容的《革命军》犀利泼辣，淋漓痛快，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宣传读物。柳亚子的散文气势奔腾，剀切的说理与热烈的呼喊相结合，表现出一个年轻革命者的蓬勃精神。其代表作有《郑成功传》《中国立宪问题》《哀女界》等。陈天华更多地致力于通俗化。他的《猛回头》是白话说唱体，《警世钟》则是白话文。它们以明快的风格，节奏短促的语言表现出催人奋进的力量，在清末曾广为传播。这一时期，白话文运动继续发展。林獬（白水）先在浙江办《杭州白话报》，后又在上海办《中国白话报》，积极提倡白话文和白话作品。维新派、革命派作家的散文写作都表现出复杂的倾向。与维新派散文、白话文的发展潮流相反，严复、林纾、章太炎等崇尚古文。严复是著名的翻译家，提倡以“汉以前的字法、句法”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著作。《天演论》是其代表作。林纾以古文译述西方小说，获得了巨大的声名。章太炎以晚周、魏晋文相号召，写了许多广博渊深的宣传反清思想的文章，在当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诗集、词集与散文集

（一）《宋诗精华录》

宋诗选集。晚清陈衍编。入选作者一百二十余人，录诗近七百首。编者认为唐诗有初、盛、中、晚，宋诗亦同。本书即依此分卷，以元丰、元祐以前西昆体作家及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为初宋，元丰、元祐至北宋末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为盛宋，南渡之后曾几、陈与义、范成大、陆游、杨万里等为中宋，四灵以后至谢翱、郑所南为晚宋。

（二）《辽文存》

辽代诗文总集。晚清缪荃孙编。六卷。收辽代诗文二百余篇，以文体分类，分诗、诏令、策问、文、表、奏疏、铭、记等十六类。

（三）《辽文萃》

辽代诗文总集。晚清王仁俊编。本书收缪荃孙《辽文存》以外的作品，共一百余篇，四卷，又《补遗》一卷，《作者考》、《逸目考》各一卷，分类编次与《辽文存》大体相同。

（四）《金文雅》

金代诗文选集。晚清庄仲方编。十六卷。选入八十人的作品，分赋、五言古诗、七言古诗、诏令、册文、奏疏等二十七类，以文为主，书前有简明扼要的作者考。

（五）《金文最》

金文总集。晚清张金吾编。六十卷。凡已见于《金文雅》者，只存目，不录原文。全书包括赋、骚、册文、制诰、策问等四十二类，保存了大量金代文献资料。

（六）《古代诗词选集》

晚清曾国藩编。二十八卷。选诗六千五百九十九首，有少量点评和校注。该书于每一时代选取一些大家，以代表这个时代的主要风貌。魏晋南北朝取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唐代取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宋代取苏轼、黄庭坚、陆游；金代取元好问。每一家中，均取其一种或数种体裁，不求众体兼备，以代表其主要成就。

（七）《四印斋所刻词》

词总集。晚清王鹏运编。共六十二卷。刻于光绪十四年（1888）。收南唐冯延巳，宋代苏轼、贺铸、李清照、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张炎、王沂孙、朱淑真，金代蔡松年，元代白朴等十九家词集及《花间集》《草堂诗余》《蛾术词选》等三种。光绪十九年（1893），编者又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收宋代潘阆、朱敦儒，元代刘秉忠、陆文圭等人作品，共三十一卷，附入《四印斋所刻词》中，晚清大规模汇刻词集，自本书始。

（八）《清诗铎》

原名《国朝诗铎》。清代诗歌总集。晚清张应昌编。二十六卷。选入清初至同治年间诗人九百一十一家，诗二千余首。编者希图继承杜甫的《三吏》《三别》以及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乐府诗的传统，使诗歌有裨于封建统治，因此选入了大量有关时政和民生疾苦的作品，按题材内容分岁时、财赋、漕船、流民等一百五十二类，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清代的社会矛盾。其中鸦片烟类及岛夷类的部分作品，从不同侧面记载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九）《清文汇》

原名《国朝文汇》，清代散文总集。晚清沈粹芬、黄人、王文濡等辑刊。收作者一千三百六十五家，文一万余篇。其甲前集收明遗民文，甲集收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文，乙集收乾隆、嘉庆两朝文，丙集收道光、咸丰两朝文，丁集收同治、光绪两朝文。取材宏富，是一部大型的清代散文总集。

（十）《晚清簃词汇》

徐世昌编。二百卷。收诗人六千一百余家，诗二万七千余首。全书首录皇帝、亲王之作，然后依科甲次第选录各时期诗人的作品；无科甲的，略依生平卒年先后为序。它保存了大量的清诗资料。但所选作品代表性不够，很少反映社会矛盾和反帝、反封建斗争。

（十一）《全清词钞》

叶恭绰主编。四十卷。选录三千一百九十六人，词八千二百六十首。取材广泛，是收录清词最多的选本。此书受朱孝臧影响很大，其词学观点，也和朱氏一致，推崇周邦彦、吴文英。因此选词往往失之于偏。

五、小说

（一）“小说界革命”

“小说界革命”是戊戌变法前后兴起的小说改良运动。它最先由严复、夏曾佑等倡导。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们在天津《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这是近代中国首次论述小说社会功能的理论文章。由于他们极力鼓吹，小说的地位大大提高。接着，梁启超、吴趼人等相继发表论述小说的文章，使“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广泛传播。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编的《新小说》月刊，是为中国近代最早创办的小说刊物。他在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全面而深入地论述了小说的作用、影响、艺术特点及其在文学中的地位，并首次明确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认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则必自新小说始。”(12)此文一出，许多专论小说理论的文章争相发表，各种新小说作品不断问世。新的小说刊物相继出现。较著名的《新小说》、《绣像小说》（1903年）、《月月小说》、《小说林》（1907年），被称为清末“四大小说杂志”。其中，《月月小说》是第一个刊载短篇小说较多的文艺刊物，对提倡短篇小说的创作与翻译，起了开创性作用。

（二）谴责小说

20世纪初年，在文学方面小说异军突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仅宣统元年就创作小说达九十七种以上，是历年小说出版的高峰。就在小说创作的高潮中，出现了一批谴责小说。其中以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最有代表性，被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此类小说无情地揭露、鞭挞封建官场与当时社会的种种病态。但是，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在艺术上比较粗糙，对典型人物塑造不够，而且抓住一些社会新闻和官场丑闻草率成篇。而后来，这类小说便堕落为专门揭人阴私、进行人身攻击的黑幕小说。

由于谴责小说的堕落与西方侦探、侠情小说的大量翻译，在小说创作中出现了拟旧小说、写情小说、嫖界小说的创作逆流。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前后，写情与嫖界小说逐渐发展成为鸳鸯蝴蝶派小说，至民国初年曾风行全国。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有：徐枕亚的《玉梨魂》、陈蝶仙的《泪珠缘》、李定夷的《美人福》，等等。此派的主要刊物是《礼拜天》。

（三）狭邪小说与侠义公案小说

鸦片战争以后，封建文人的小说走向穷途末路。主要有两种：一是狭邪小说；一是侠义公案小说。

1. 狭邪小说

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不少描写妓院生活的长篇小说，它们大都把妓女写成色美艺绝的“佳人”，把嫖客写成品学高深的“才子”，把本来肮脏龌龊的关系，蒙上温情脉脉的面纱。这类作品有《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九尾龟》《海上尘天影》，等等。才子佳人式的狭邪小说，泛滥了五六十年。它公然赞美妓院制度，歪曲和丑化被蹂躏的妇女，露骨地宣扬地主阶级的腐朽生活，发泄封建知识分子的颓废没落情绪。它们在当时只能起到消蚀革命意志、维护旧制度的作用。相对于《红楼梦》来说，它们是言情小说的堕落。

2. 侠义公案小说

19世纪后期，侠义公案小说也风行一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侠五义》《彭公案》等。侠义公案小说主要描写所谓“清官”在侠客义士的辅佐下如何审案平冤、“除暴安良”、镇压农民起义的故事，以及侠客义士十足的奴才相，并大肆宣扬封建迷信。在艺术上也十分拙劣、粗糙。相对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来说，它们是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小说的堕落。

（四）翻译小说

近代中国翻译文学起于甲午战争后，而在20世纪初年形成高潮。光绪二十四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著名论文《译印政治小说序》，深刻阐述了翻译小说的重要性。他将西方一些曾在政治斗争中起作用的小说称之为“政治小说”，并大力提倡翻译政治小说以为宣传改良思想的工具。此后，翻译小说蔚然成风。20世纪初年，翻译小说猛增，至光绪三十三年前后进入鼎盛时期。就翻译风气倾向而言，前后期大不相同。前期以“政治小说”居多，而后期则侦探小说、言情小说泛滥成灾。最终的恶果是翻译侦探小说与谴责小说同流合污，导致了“黑幕小说”的兴起。

近代中国著名的外国小说翻译家以林纾最负盛名。林纾（1852—1925），字琴南，号畏庐，别号冷红生，晚称践卓翁。福建闽侯人。他是近代中国以古文笔法译西洋小说的第一人。他译书共一百六十余种，其中最著名的译著是《巴黎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等。此外，他翻译的言情小说《迦茵小传》也名噪一时。在其翻译的小说中，主要是英国小说，其次是法国、美国与俄国小说。林纾是特殊翻译家，他本人并不懂外文，全凭别人口译，他用文言文记录与润色。其译笔生动、流畅、传神，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除林纾外，著名翻译家还有周桂笙、吴梼、包天笑等。

六、音乐

（一）革命民歌

这是人民群众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进行宣传而创作的歌曲。如太平天国时期流行在山东的《四月榴花火样红》，歌颂“长毛兵，是天兵，杀富济须救百姓”，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太平军的拥戴。蒙古民歌《引狼入室的李鸿章》，愤怒地揭露了卖国贼的罪行。《义和团》则表现了义和团战士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行军歌》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湖北义军占领武汉三镇的胜利情景。此外还有诉说工农被压迫的苦情如《做工五更》《矿工苦》等等。这类民歌大都用民间小曲填词，简单明确，朗朗上口，便于广泛流传，对鼓舞人民的革命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二）学堂乐歌

19世纪末以后，废科举，兴学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在这些新式学校中设有音乐课，教授唱歌和课程，称为“学堂乐歌”。它的内容多以反帝、抗暴、御侮的爱国主义思想为主题，或者宣传妇女解放，破除迷信，要求民主和科学。如《中国男儿》《国耻》《劝用国货》《勉女权歌》《勉学》，等等。在《演说》歌曲中提出“政自由、教自由”的口号，在《婚姻祝词》中赞扬婚姻自主，都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当时，传唱学堂乐歌成为社会的新风尚。这些乐歌多数是填词歌曲，起初用欧美或日本的旧曲填以新词，后来也有用民间小曲填词或者创作新曲。随着学堂乐歌的发展，西洋的歌曲、演唱形式，钢琴、风琴、小提琴以及简谱、五线谱等也相继传入，并流传到社会，成为我国近代民主主义音乐文化的重要开端。著名的学堂乐歌作者有沈心工和李叔同。沈心工是国内学校唱歌教材的最早编辑者，他编辑的《学校歌唱集》，两年内刊印五版，深受民众的欢迎。李叔同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专事音乐教学，他填写的《祖国颂》风行一时。

（三）广东音乐

这是晚清在珠江三角洲兴起的民间器乐曲。它的前身主要是粤剧过场音乐和烘托表演用的小曲，又称“过场谱子”，按其长短又分为大调和小调。还有广东地方性的民歌，如山歌、儿歌、粤讴、南音等，外省人笼统地称为“广东音乐”。20世纪初年，有些小曲发展成独立的演奏曲。广东音乐也成为这些器乐曲的专有名称，如《梳妆台》《柳青娘》等。早期乐曲，节奏变化不大，多是民间群众的集体创作，后来经过作曲家演奏家的改编和创作，成为旋律谐和而又丰满的乐曲。如《旱天雷》从粤讴前奏的琵琶小曲改编，以活泼酣畅的旋律，表现人们在旱天喜逢降雨的欢乐心情，改变了原曲的平板格调，创造出新的意境。合奏时多用二弦、提琴、三弦、箫、笛等，独奏则多用琵琶或扬琴，19世纪50年代以来又加用大阮、中胡，还吸收了低音提琴、小提琴等乐器。著名的曲子有《雨打芭蕉》《赛龙夺锦》《平湖秋月》等。

（四）江南丝竹

这是近百年来流行在苏南、浙西和上海地区的器乐曲。由于以丝弦和竹管乐器演奏，故称之为“江南丝竹”。乐曲大都来源于民间，又称“细吹细打”，多用于婚丧喜庆和庙会的娱乐活动。20世纪初年以上海为中心，组织了若干演奏团体，演奏以花（花彩）、细（纤细）、轻（轻快）、小（小型）为特色。在农村中则以吹鼓手居多，再配以锣鼓，气氛热烈。著名的“八大曲”即《中花六板》《欢乐歌》《三六》《行街》《四合如意》《花三六》《慢六板》《元庆》等。从结构上大致分为三类：有以一个基本曲调的变奏，有近似西洋音乐的回旋曲式，还有多曲牌的联奏套曲。其中尤以多个曲调回旋演奏的《三六》流传最广。

（五）西方音乐的引进与吸收

早在元代，欧洲的键盘器乐就已传入中国。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向明政府赠送了四十音的古钢琴，宫廷特地派出太常寺的乐工学习了一首欧洲乐曲。清初的乐工又向欧洲的使者学习了西方的乐理和五线谱。清中叶宫廷印本《律吕正义续编》充分肯定了西方的记谱法，认为“从此法入门，实为简径”。但在晚清以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只在宫廷中流传，未能推广到民间。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的传播和教会学校的兴办，向中国的教民和学生传授了教会的赞美诗和一些音乐小品。同治十一年（1872）上海出版《圣诗谱》，编有三百多首欧洲流行的宗教乐曲。光绪九年（1883）出版的《小诗谱》，运用了中国民歌曲调作练习曲。这些乐书对西洋乐理的推广起了积极的作用。

20世纪初年，洋务派在军队中首先使用西洋钢管乐，接着中小学也陆续兴办军乐队，欧洲的乐器和乐曲从此大量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后簧风琴得到普及，钢琴也逐渐使用。1918年最早的钢琴谱《进行曲》出版。近代西方音乐的引进，扩大了中国人民的眼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音乐家吸收欧洲乐理进行创作，并成立了新型的音乐社团。著名的音乐家黎锦晖创作了我国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30年代风行一时。作曲家刘天华在民乐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演奏技巧，创作了一批民族乐曲，如《光明行》《良宵》《病中吟》等，已成为我国民乐的宝贵遗产。

七、绘画与书法

（一）晚清爱国宣传画

1. 新闻画

19世纪末，新闻画家吴友如根据中法战争的报道，绘制了一系列严惩法国侵略者的战争场面。《自取挠败》表现了黑旗军以千军万马包围法军的阵势。《角江战争》以传统的版画风格，描绘了中国军队的自卫反击战。《镇南关大败法军》则以凌厉的气势，抒发了抗击法军、大获全胜的景象。

2. 点石斋画报

甲午战争期间，画家又创作了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宣传画和时事画，在天津等大城市出售。《点石斋画报》经常刊载战争题材的画面，表现了中国海军与日军的殊死战斗，多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战斗激情。义和团运动期间，描绘团民攻打帝国主义租界的民间版画，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3. 《神州画报》与时事画

20世纪初年，全国各大城市爆发拒俄、拒法、抵制美货运动等，在画报中都有反映。《神州画报》《时事画报》揭露帝国主义列强肆虐的作品，人民群众抵制洋货的招贴画，都深入人心。这些绘画突破了旧传统的规范，在通俗化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4. 漫画

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绘画史上崛起一个新型的画种，即漫画。在古代，虽然也不乏有讽刺意义的作品，但从艺术手段与表现形式看还不同于近代的漫画。漫画又称时画、讽画、笑画、谐画、滑稽画，直到30年代，《文学周报》上首标丰子恺的漫画题头，才正式命名为漫画。中国的漫画，从一诞生就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战斗性。作者用极其夸张的手法抨击、讽刺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中国漫画鲜明的民族特色。早在鸦片战争时，讽刺英国侵略军怀抱古瓶、跪在地上觅宝的《英军劫掠队》，就在群众中不胫而走。

漫画《苛政猛于虎》，把清朝官吏画成头戴花翎的老虎，张牙舞爪，扑向一群被水淹没的羔羊。《官场之手眼》，画一侏儒，身穿朝服，两手伸入云霄，两眼死盯着钱眼，突出了官吏的贪婪。《老猿百志图》、《万人唾骂》等成为鞭挞袁世凯的声讨书。30年代的漫画更为发展，出现了丰子恺、张乐平等一批漫画家，绘制了大量讽刺国民政府对外妥协、对内压迫人民的漫画，深受人民喜爱。《三毛流浪记》等流传最广。

（二）民间绘画与太平天国绘画

1. 民间绘画

清代前期民间绘画本已兴盛，晚清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民间绘画作品出自民间画工之手。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生活贫苦，大多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创作，但其作品深受广大群众喜爱。民间绘画遍及全国，各地自有特色。民间画工的行当极多，绘画的范围极广，品种繁多。大的如画寺庙的壁画、画建筑图案、画船花；小的如画鸡蛋的彩蛋画。此外还有年画、彩灯、扇面、瓷器、窗花、纸鸢、扎纸冥屋、卷轴画(13)等等，应有尽有。晚清的民间绘画中，木板年画花样翻新，最为兴盛，咸丰、同治年间已空前发达，各地城乡村镇很普遍。年画已成为最普及、最大众化的艺术品，“在中国绘画史上，没有哪一种民间美术比得上民间年画接触群众多、影响广”(14)。年画生产与销量极大，全国有许多制造年画的中心。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县杨家埠、苏州桃花坞、福建泉州与漳州、河北武强、广东佛山、四川绵竹、陕西凤翔、浙江杭州，都是驰名中外的木板年画生产基地(15)。各地产品独具特色，内容丰富多彩。此外，江西、湖南、安徽、贵州等地，也都有大小不一的年画铺，所产年画颇具地方特色。

杨柳青年画早在乾隆年间就已进入兴盛期，晚清更有新的发展。仅光绪前后的著名画师就有高桐轩等二十余人。杨柳青年画构思新颖，布局雅致，人物刻画生动，绘刻、印刷精美，远销全国各地，经久不衰。

苏州桃花坞的年画历史悠久。在晚清，它首先采用西方传入的石印技术印刷，继而采用西方进口的“洋红”“洋绿”等颜料，后又改用洋连纸（油光纸）。遂使桃花坞年画的色彩更鲜艳，且价格低廉，备受各地群众欢迎。

年画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凡天下大事、巷里所闻、寿星、娃娃、财神、菩萨、风景、花鸟、人情风俗、戏曲故事、士农工商、男耕女织等等，无所不包。其中也有一些封建迷信等不健康的内容。民间年画偏重写实，色彩明快，生活气息浓厚，刻画人物简洁而又深刻，艺术感染力很强，因此在民间长期流传。

2. 太平天国绘画

太平天国的绘画独具风采，在绘画艺术上也有所创新。其中以壁画最为发达，其次是年画、卷轴画。其绘画的取材与内容，大都以反映太平天国的风物时尚、花卉鸟兽和军民英勇作战、战争情景为主。太平天国的壁画以天京最为兴盛，各王府内部都绘有壁画。在已发现的太平天国壁画中，以南京堂子街壁画中的《江防望楼图》最具有代表性。画面中以显著地位突出一座五层高的平顶望楼，真实地描绘了太平军守卫江防的实际情景。绩溪曹氏支祠的壁画场面壮观，细致地描绘了太平军英勇征战、架梯登城的真实情况。

（三）绘画革新与流派

1. 岭南画派

此派为辛亥革命时期广东地区的部分画家形成的新的国画派。他们受欧风美雨的影响，不满意画界的临摹、法古、守旧之风，认为“中国画至今日，真不可不革命”，“艺术关系国魂，推陈出新”，力主革新，创造新型的中国画。首先在题材上打破传统的格局，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如飞机、汽车、电线杆皆可入画，扩大了社会内容。强调写生，面向现实，吸收西洋的形理技术，充实以中国画的精神意境，兼采中西绘画之长，将人文画与工匠画熔于一炉，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所以又称“折中派”。其代表人物有号称“岭南三杰”的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和陈树人。他们还在广州开办美学馆，培养人才。他们所作的种种努力，对中国画的推陈出新，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2. 上海画派

上海画派又称海上画派，简称海派。它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即光绪、宣统年间在维新思潮影响下成长的中国画派，反映了上海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中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时代思想和新的审美趣味，该派敢于标新立异，突破传统藩篱。它继承了扬州八怪的传统，又吸收了西洋用色、解剖、光、投影的技巧，从内容到形式都创造了一种新的格调。海派的崛起及其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使道、咸、同三朝一度冷落的花鸟画盛极一时，大放异彩，对后世画家有深刻的影响，对近代花鸟画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16)。海派“起于赵之谦，盛于任颐、吴昌硕，是近百年绘画发展史上有着较大影响的画派”(17)。

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叔，浙江绍兴人，咸丰举人。集绘画、书法、篆刻于一身，尤以写意花卉为特长，笔力雄劲，用墨饱满，色彩浓丽，富有创新精神(18)。作画常取材于田园农家，所画地瓜、萝卜、蒜头，表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

任颐（1840—1896），初名润，字小楼，后字伯年，浙江绍兴人。早年在上海扇庄当学徒，曾一度入太平军司军旗，旋离军回上海，以卖画为生。所画花鸟画生动有神韵，画风清新活泼，富于创新，遂使“海派”绘画名声大振(19)。但他在画坛上的影响却是人物画远过于花鸟画。(20)

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后改俊卿，字昌硕、仓石，号缶庐等。浙江安吉人，寓居苏州、上海，曾任丞尉，旋升江苏东安（今涟水）县令，一月便辞去，因此常以“酸寒尉”自嘲。后复寓居上海，即工书法、篆刻，擅写“石鼓文”，能破陈规，自成一家；篆刻雄浑苍劲，自创面目。三十余岁始学画，能融各家之长，七十岁以后在艺术上成为“后海派”最杰出的大家(21)。专精花卉，亦能山水与人物。所画梅、竹、松、石、兰、葡萄、紫藤、荷花等最有特色，气势磅礴，着色独特，“成为历代写意画中最善于着色者”(22)。并以诗、书、画、印四者巧妙配合而见长，达到艺术上的高度结合，成为晚清画家中最有成就和最杰出的画家，对近代中国的绘画极有影响。其作品传世极多，其中《红梅》《水仙山茶》《荷花》《墨竹》等等，均为匠心独运的精品。

与任伯年、吴昌硕同时代的著名花鸟画家还有虚谷（海派）、蒲华等人。

3. 国画

中国画是以墨线和点造型，并不借重光色来表现物象。由于中国文字的方块结构，以及题诗、落款的书法，使得画与书、诗结合一体，形成统一的艺术意境，所运用的工具和材料又为中国特制的笔墨纸砚和绢，这些都构成了国画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画家借助水墨的作用，创造出表现物象的质感、运动感和空间感的多种多样的线条。晚清西洋画法的传入，更加丰富了国画的表现力。近代生活的广泛题材，画家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在美术创作方面展现了新的精神风貌，衰落了数百年的人物画在国画中重新崛起。道光、咸丰年间，人物肖像画盛极一时，著名人物画家有苏六朋、苏长春、费丹旭、任熊等人。光绪、宣统年间，人物画进一步发展，而人物画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画家，则首推任伯年。他精于写像，“是一位杰出的肖像画家”。(23)

（四）书法

1. 碑学与帖学

碑学指研究考证碑刻的源流、背景、体制和拓本真伪及其内容的学问。帖学则指研究考订摹刻在石（或木）版上的法书学或拓本真伪优劣及其源流、内容的学问。有时也指崇尚碑或帖本的书派。碑学与帖学经常相对称。碑与帖本常被今人混同。大致说来，帖本是指诗文卷尺牍，碑类则指摩崖碑碣、造像题名、墓志等。

清代前期的书法界墨守宋、明传统，重视在法帖上用功力，陈陈相因，而很少创新。虽然书法名家为数不少，但他们的成就则远逊于明代书法家。到了晚清，出土的汉、魏晋、南北朝的石刻极为丰富，且多精品，其中尤以北朝碑刻出土最多。从书法艺术上看，北朝碑刻的字体是一种极具艺术特性的“书体”，故有“魏体”之称，又称“魏碑”“北碑”。道光以后，汉魏碑志出土渐多，拓本流传日广，书家眼界大开，遂为书法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咸丰、同治之际，“碑学”以异军突起之势，称雄于晚清书坛，而一扫宋明帖学之积弊。今人祝嘉指出：“自碑学勃兴，一扫帖学纤弱衰颓之势，大家辈出，追攀高古，小而造像墓志，大而丰碑摩崖，无体不备，无妙不臻。”(24)于是把书法艺术推向新的境界。“碑”学以魏碑为主，亦包括秦篆、汉隶在内。清代最早正式写魏碑，并为碑学劈山开路的是乾嘉时期的大书法家邓石如；而最早倡导碑学的则是嘉道时期大学者阮元。其后“包世臣、康有为继之，主张更力”(25)，遂蔚然成风。包世臣、康有为一致推崇精于篆隶的邓石如为清代书法界卓然大家，认为他“各体兼善，千年来无与比者”(26)。包世臣、康有为之论虽有言过其实之嫌，而邓石如对晚清书法发展影响最大则是众所公认的。

邓石如（1743—1805），原名琐，字石如，后名石如，字顽白，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集贤关人。他既无功名，又不曾做官，但其书法则被清代书法界公推为“国朝第一”(27)，尤以篆、隶最精绝，用力最深。邓石如写魏碑（北碑），为书法界独辟蹊径，近世学书法者从之如流。因此，晚清及其以后魏碑风靡书坛，篆、隶诸书成就非凡，各有名家，各家自有特长。

晚清帖学也有新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名家。最著名的有：

包世臣，字慎伯，号倦翁，安徽泾县人。嘉庆举人，官新渝知县。他的字多取法邓石如，用邓氏的方笔之法写北碑，颇见功力。

何绍基，字子贞，号东洲，一号蝯叟，湖南道州人，道光进士，官编修。工各体书，隶书第一，真书其次。早年宗颜体，中年极意北碑，积数十年功力，上追秦汉六朝，探源篆隶，所取极博，功候殊深。他的隶书，用笔灵空，体态洒脱，当为第一流书家。

赵之谦，书、画、篆刻皆名噪一时。书法初学颜体，后习北碑，取法邓石如。其特点是把森严方朴的北碑写得宛转流利，自成一家，为时人所宗。

张裕钊，字廉卿，湖北武昌人，道光举人，官内阁中书。工北碑，自信能化北碑为己用，其书法劲法清拔，饱墨沈光，精气内敛，为咸丰、同治年间一大家。

吴昌硕，工篆书。作篆取法邓石如，但不主故常，“随时有新意出来”，字体凝练遒劲。常把三代钟鼎陶器文字的体势糅杂其间，风格不凡(28)。但也有的论者贬之为“纵挺横张，略无含蓄，村气满纸，篆法扫地尽矣”。(29)

康有为，提倡碑学不遗余力，于历朝碑版无所不摹，对邓石如、张裕钊倾心拜倒，作书时常参入邓、张的笔意。用笔力主运腕，笔力矫健，善作大字。

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叟，又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进士，官至安徽布政使。工草书。早年曾取法包世臣；晚年取法明代大书法家黄道周，但不拘一格。所作草书“遂尔抑扬尽致，委曲得宜”。“有清一代草书，允推后劲”。(30)

2. 篆刻与印章

清代随着金石考据之学的盛行，人们对古代文化艺术获得更深刻的理解，篆刻艺术从清代中叶开始，进入繁荣时期。丁敬用涩刀，仿汉印，朴实中不失灵秀，影响所及，形成浙派。邓石如把对篆书的理解运用在篆刻中，刚健婀娜。其后的艺术家多兼取两派之长，并从更广阔范围内（如权量、诏版、瓦当、泉布文字）取得借鉴，形成了晚清篆刻艺术群星璀璨的局面。

印章自清代以来，成为书法与绘画作品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诗、书、画、印的全面发展，成为艺术家明确追求的目标。

八、近代建筑艺术的引进与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各种西洋建筑在沿海沿江地区的通商口岸城市出现，同时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工程技术的进步，逐渐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近代建筑艺术。从鸦片战争前到“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建筑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大体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第二阶段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在第一阶段，中国近代建筑艺术随着列强的侵入而产生，主要分布在通商口岸的租界内。建筑类型多为领事馆、教堂、洋行、银行、学校与娱乐场所。建筑风格多为欧洲古典式及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券廊式”。这个时期引进的西式砖木结构，比传统的木架结构前进了一步。在第二阶段里，由于外国资本的流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近代建筑艺术有了初步发展。在建筑类型中，会堂、金融、商业、交通、教育、娱乐等各种各样的公共建筑类型更加多样。居住建筑突破了传统的民居模式，发展了近代化的独院式别墅和集体公寓。建筑风格保持着欧洲古典式和折衷主义式面貌。所谓古典式是指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流行于欧美各地的建筑形式，所谓折衷主义式是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流行于欧美各地的建筑形式。它们都以欧洲古典主义为美学基础。

九、戏曲与电影

（一）京剧的形成与发展

从清初以来，被统治阶级尊为“雅部”的昆腔渐趋衰落，而被贬为“花部”的（又称“乱弹”）诸腔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民间艺人的辛勤培育之下，至近代形成日趋繁盛的地方戏。最有影响的是梆子腔、高腔、皮簧三大声腔系统。其中，属于皮黄系统的，则有安徽、湖北、广西、广东、云南等省的皮黄戏。

皮黄指西皮和二簧。西皮起自湖北，是脱胎于西北梆子腔的新调；二簧是弋阳腔同安徽的某种曲调结合起来的四平调和湖北黄州一带民歌结合的产物。

京剧是在皮黄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关于京剧形成于何时的问题，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形成于道光年间，有的认为形成于光绪年间；有的认为形成于同治、光绪年间。后两种意见比较接近，而第三种意见并强调了形成的过程。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稍作一下考察。

道光年间，汉调（西皮）艺人进京，与早已进京的徽调（二簧）艺人结合，形成徽汉二腔合流，即皮黄戏。本来，皮黄戏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很快形成京剧，但是，咸丰年间由于清政府严令禁止演戏以“除奢靡积习”，使戏剧的发展大受挫折。同治、光绪年间，经过皮黄戏艺人的长期努力，吸收、融化了昆曲、京腔、秦腔及其他梆子剧种的精华部分，构成了本身一套完整的体系。在皮黄戏向京剧衍化过程中，伴奏乐器由笛子改为胡琴（即后来人们所称的“京胡”），并随之陆续出现了一批著名演员，同时通过集体创作和向其他剧种及说唱文学吸收了大量剧目，在长期的舞台演出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剧本，许多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剧种——京剧。

同治、光绪以后，京剧大发展，并有自己的战斗历程。辛亥革命前，许多京剧艺人激于祖国危亡的义愤，曾演了不少适应当时政治形势要求的剧目，有些爱国艺人还直接参加了革命斗争的实践。如汪笑侬，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而且是一位革命志士。袁世凯窃国后，他编演了《党人碑》，讽刺这个专制独裁者。刘艺舟曾亲身参加辛亥革命，并在袁世凯称帝后编演了《皇帝梦》，把袁世凯的丑态表演得淋漓尽致。

（二）话剧的产生与发展

话剧，初名新剧，后又称文明戏，话剧是后来才固定下来的名称。

传统戏剧中本来就有话剧的因素。但是，我国的话剧却是在外国文化影响下而产生的。甲午战争后，一些爱国知识青年曾介绍过欧洲的话剧。光绪三十三年，中国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人受日本新派剧的影响，组织了“春柳社”，并把林纾等人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为五幕话剧，并在日本正式公演。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演员们的出色表演和话剧这一新颖的艺术形式大大吸引了观众。当时看过这次演出的日本戏剧家也给以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剧中所揭示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黑人的主题思想，对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不能不引起强烈的同情和共鸣，这就更使此次演出受到热烈的欢迎。春柳社当时选择了这一小说改编的剧本，是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用来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和激发群众的民族意识的。

《黑奴吁天录》是中国正规的、完整的话剧的一次公开演出，它标志着中国话剧正式诞生。《黑奴吁天录》在日本东京的演出，影响很快扩大到国内。不久，王钟声等人在上海成立“春阳社”，演出该剧，而剧本是另外改编的。宣统二年（1910），在日本时就受“春柳社”影响的任天知，在上海组织了职业话剧团“进化团”。所演剧目多半是反映当时的政治问题，暴露清政府的腐败，宣传爱国和革命思想的。尤其是武昌起义后，进化团更是热情配合当时的革命需要，编演了《黄金赤血》（劝募爱国捐）、《共和万岁》（歌颂辛亥革命的胜利）、《黄鹤楼》（赞武昌起义）等剧目。1912年秋，进化团解体。而就在这一年，欧阳予倩等人组织了“新剧同志会”，建立“春柳剧场”，成为不同于进化团的话剧艺术的另一有影响的流派。

（三）著名地方戏剧

1. 评剧

评剧原流行于河北、天津、北京及东北地区，后流传至南北各地。最初由河北滦县、昌黎一带的对口莲花落发展为演唱“拆出”（小戏）的落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进入唐山市，成为唐山落子。唐山落子传到东北，形成高亢粗犷的大口落子（奉天落子）。“九一八”事变后，演员相继入关。白玉霜及其他一些演员在艺术上互相交流，使评剧的表演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音乐风格逐渐变得细致柔美，称为“小口落子”。评剧唱腔有流畅自然、明白如话的特点。基本板式有四种：慢板（一板三眼，板落，上下句反复，每句四小节，速度较慢，曲调性较强，宜于抒情，原为女腔专用）、二六板（一板一眼，应用广泛，具有抒情、叙述两种性质）、垛板（又名楼上楼，一板一眼。板起、板落，上下句反复，每句四小节，节奏鲜明，朗诵性强，用于表现激昂情节）、流水（有板无眼或散板，有紧流水、慢流水之分，用于表现悲愤、惊讶和呼号）。

2. 河北梆子

河北梆子曾名直隶梆子、京梆子，流行于华北、东北地区及山东北部。系山陕梆子流传到北京、河北地区，逐渐与当地语言结合，并吸收民间音乐成分演变而成。初期唱腔和念白都保留山陕梆子的风格特点。河北梆子音乐具有高亢激昂、慷慨悲壮的特点。不同地区的唱腔又各具特色。男女唱腔基本相同。青衣、老生唱腔比较丰富，净角唱腔比较简单。男演员唱腔一般在高音区用假声或将声腔移至下五度调演唱。唱腔为板腔体，或称板式变化体。梆子、皮黄系统剧种可作为板腔体的代表，在近代戏曲音乐的发展史上有重大影响。主要是徽调式。常见的板式有慢板、小慢板、二六板、快板流水、散板流水、尖板、哭板。弦乐曲牌多为河北梆子所独有。

3. 晋剧

晋剧又称中路梆子。流行于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自治区大部及河北张家口、陕西榆林等地区。源于山陕梆子，融合晋中一带秧歌等曲调演变而成。形成于清中叶，20世纪初为鼎盛时期。20年代有了第一批女演员。其中，丁果仙（须生）在革新唱腔和演唱技巧方面促进了晋剧的发展。晋剧音乐淳朴、亲切、委婉、流畅。唱腔以梆子腔为主，其次是各种“腔”（花腔），及少数昆腔、小曲、花腔四十余种，多系有腔无字。基本板式有七种，结构严谨。腔调和节奏形式的变化灵活多样。一般用真声演唱。男演员在高音区偶用假声。花腔唱法虽可用真声，更多则用“二音”（尖锐的高八度假声）。晋剧音乐为七声徵调式，sol、do、re、sol为其曲调骨干音，四、五度跳进与连续级进下行相结合的曲调进行为其明显特点。

4. 豫剧

豫剧又称河南梆子。流行于河南全省、长江以北和西北各省，以及新疆、西藏、台湾等省区。历史较长。清代乾隆年间被称为“土梆戏”或“汴梁腔”，已经相当兴盛。早期常与清戏、罗戏等同台演出，在成长过程中，先后受到青阳腔、罗戏、昆曲、同州梆子和湖北汉剧的影响。豫剧唱腔在流传中形成各种流派，其中以豫东调和豫西调为主。早期豫剧中曲牌占重要地位，后发展成为以节奏变化为基础的板腔体，豫剧演唱和演奏的曲牌约有四百余首。伴奏乐器原以皮翁（似京胡，形体稍大）主为，辅以笛子、月琴，称为三大件，后改用板胡为主，辅以小三弦、二胡和笛子，称为四大件，继又加入笙、坠琴。传统剧目达六百余部。

5. 秦腔

秦腔是陕西中路秦腔的简称。以西安为中心，在同州梆子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成，经近百年的发展成为秦腔的主流。现流行于西北各省（区）及西藏等地。秦腔为板腔体剧种。主要板式有：（1）慢板。一板三眼，起于中眼，落于板。唱词为十字句或七字句。（2）二六。一板一眼，起于眼，落于板。唱词为七字句或十字句。（3）带板。有板无眼，或紧打慢唱。（4）尖板。又名介板、垫板。属于散板，具有朗诵性质，旋律性较强。唱词为五字句、七字句或十字句。（5）滚白。散板，朗诵性强，用于表现悲剧，故只有苦音而无花音。常用乐器，文场有二股弦、板胡、月琴、笛、唢呐、海笛、笙等。武场有干鼓、暴鼓、堂鼓、战鼓、大锣、手锣、马锣、碰铃、铙钹、梆子、指板等。其音乐与同州梆子主要区别是拖腔中无闲字，主要乐器由同州梆子的二股弦改为板胡，音乐风格也发生了变化。打击乐器，对革了鼓面。还吸收了其他剧种特别是京剧的锣鼓经，丰富了打击乐器的表现力。

6. 黄梅戏

黄梅戏流行于安徽、湖北、江西、江苏等省。起源于湖北黄梅，成长于安徽安庆地区。20世纪初仍保持着锣鼓伴奏的“三打七唱”的形式，即三人打击乐器兼帮腔，七人演唱。40年代始试用胡琴托腔。旧时黄梅戏在农村大都为半职业性班社。1935年进入上海，腔调有“花腔”“彩腔”“主调”等三类。基本都是五声音阶，用自然声演唱。花腔是小戏腔调的总称，约有百首。多为“两小戏”“三小戏”的专用腔调。在大戏中则作为插曲使用。每个戏中都有一至数首旋律朴实优美、富有民歌特色的唱腔。彩腔又名四平、打彩调，由四句组成一段，有时也称为花腔。曲调欢快流畅，并派生出叙述性强的“对板”和补充句“迈腔”“切板”。男女演唱虽同宫，但曲调不同。主调又名正腔，是正本大戏里常用的腔调。腔调属板腔体，分男女腔，联用时形成同主音不同调式的转调。此外，主要腔调中还有“仙腔”和“阴司腔”两种男女相同的腔调。前者在传统戏中多为神仙所用，旋律优美；后者在传统戏中多为魂灵出场或人物病重时所唱，曲调低沉、凄苦。

7. 越剧

越剧原为浙江湖州一带民间曲艺“三跳”流传至嵊县，结合当地语言及“呼山牛歌”等，逐步融合而成的民间小型戏曲。宣统元年第一次登上农村舞台。剧目多反映农村生产活动和生活琐事。唱腔为上、下句变化反复，曲尾加“啊呵令哦今哦”人声帮腔的“令吓调”。只用一绰板及一扁小鼓压拍打花点伴奏，全由男性业余演员演唱。1912年进入上海，丰富曲调，扩大剧目，加上二胡、三弦等乐器伴奏，改名“绍兴文戏”。1923年在嵊县施家岙开办女子小歌班，改名“绍兴女子文戏”，以女子反串男角，盛极一时。男演员逐渐转为教师及工作人员。音乐进一步充实，吸收了皮黄过门及绍兴大班的曲、锣鼓等。1943年由著名演员袁雪芬、范瑞娟等成立“雪声剧团”，改称“新越剧”。在语音上吸收中州音韵与浙江官话结合；在音乐上逐步从上、下句变化反复发展为四句式的基本调，并逐步形成慢板、中板、快板、小板、弦下调、南调等不同板式。在伴奏音乐方面，兼用中西乐器，扩大了音色及多声部配合形式。在行当方面，老生、净角、小丑的唱腔也有所发展，初步形成几种生旦唱腔流派。曾一度实行过男女合演。唱腔属于板腔体，基本调为四句式，以上、下句为骨架，而第三、四句为下四度宫调对置，曲调多为五声音阶宫、徵调式级进。过门采用七声音阶为主的加花变奏形式。常用乐器有二胡、扬琴、三弦、箫、笛及打击乐器等。

8. 沪剧

沪剧起源于浦江两岸的田头山歌和民间俚曲，在流传中受到弹词及其他民间说唱的影响，演变成说唱形式的滩簧。清代道光年间，浦江一带的滩簧发展为二人自拉自唱的“对子戏”和三人以上演员装扮人物、另设专人伴奏的“同场戏”。光绪二十四年（1898），已有艺人流入上海，并固定在茶楼坐唱，称作本滩。1914年，由“本滩”易名为“申曲”。1927年以后，“申曲”开始演出文明戏和时事剧。1941年上海沪剧社成立，“申曲”正式改称为“沪剧”。

9. 湖南花鼓戏

湖南花鼓戏为产生和流行于湖南各地小戏的总称。是在民间歌舞如花灯、花鼓、采茶灯的基础上，吸收民歌、走场牌子和戏曲音乐发展起来的。据湖南地方志记载，至少在康熙、乾隆年间已经盛行，晚清已有职业班社。最初，由歌舞形式的地方花鼓发展为较有故事情节的对子花鼓，这一阶段时间较长。后来吸收其他剧种的腔调、伴奏和表演等艺术表现手法成为戏曲剧种。由于流行地区的不同，分为长沙花鼓戏、邵阳花鼓戏、衡阳花鼓戏、岳阳花鼓戏、零陵花鼓戏和常德花鼓戏等六种。唱腔主要有四类：（1）川调。是花鼓戏的主要腔调。（2）锣腔。以锣鼓于唱句间伴奏。曲调性较强，适于抒情和叙述。一唱众和。分正调和散曲小调两类。正调为锣腔的基本腔调，曲调发展较为丰富完整。（3）牌子。包括走场牌子和锣鼓牌子，由民歌、小调发展而成，仍然保持着“对子花鼓”载歌载舞的特点。（4）小调。包括各种民歌小调和丝弦小调，多作插曲用。伴奏乐器中以大筒为主要乐器，唢呐为色彩性乐器，并使用打击乐器。

10. 粤剧

粤剧流行于广东和广西的粤语区，远及东南亚、北美、澳大利亚、墨西哥、古巴等粤籍华侨聚居地区。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清中叶以前，由“外江班”过渡到“本地班”，吸收了昆曲、秦腔、徽调、汉调、湘剧、祁剧、桂剧诸腔。道光以后，又逐步糅进广东民间音乐。光绪十五年（1889）后，增加以当地传说为题材的剧目，以“白话”（粤语）取代“官话”，将假嗓改为“平喉”（真嗓），并在基本腔调“梆黄”以外，加入“南音”“龙舟”“水鱼”等曲艺的腔调，这种改变至清末民初尤为明显，并趋于稳定。音乐均属板腔体。此外，还有“梅花腔”（苦喉），属于粤剧特有的“乙反调”（即“乙凡调”）。曲调中突出“乙”（sì）“凡”（fa）两音，具有怨慕悲凉的情调，唱词结构基本上是七字句和十字句，现在则普遍用长句和自由句格。唱腔形成大喉、平喉、子喉三种。大喉高亢激昂，为武生专用。平喉稳重厚实，为小生、文武生专用。子喉清圆委婉，为旦角专用。伴奏乐器有管弦乐器及打击乐器。

11. 川剧

川剧流行于四川全省及贵州、云南部分地区。约有三百年的历史。音乐由几种主要声腔系统的腔调和演唱形式，结合四川地方语言、民歌和其他民间音乐融汇而成。包括昆腔、高腔、皮黄腔、梆子腔、灯戏或灯调五种声腔。各种声腔早期分班演出，辛亥革命后，逐渐汇合在一起。音乐以高腔最有代表性，约有三四百种曲牌。包括演唱、帮腔、打击乐伴奏三个方面。曲调富于抒情性和叙述性。皮黄腔约于道光中叶传入。昆腔，称为川昆。曲牌格律、唱词、腔调等与南昆几乎全同，唯唱法已具四川地方色彩，道白基本改用川白。梆子腔系秦腔传入四川后，与四川语言及地方音乐结合而成。灯戏曲调来源于四川民歌、小曲及说唱音乐。

12. 藏戏

藏戏藏语为堆嘎，通称拉姆（意为仙女），亦称朗达（意为传记，系唱腔专用名）。据传说，公元8世纪时，为镇魔酬神，宣传佛法，曾用西藏山南的民间舞蹈和佛经故事编成哑剧——跳神。这是藏戏的雏形。公元14世纪高僧汤东杰布以佛经中的传记和民间故事为内容，用简单的跳神仪式和民间歌舞吸引群众，开始形成歌舞化的藏戏。因此，汤东杰布被尊为藏戏鼻祖。17世纪藏戏从宗教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藏戏主要分布在山南、日喀则、拉萨等地区。演出时戴假面具，伴奏乐器一鼓一钹（即布哉），以人声伴唱帮腔。剧团分为白面具派（旧派）、蓝面具派（新派）和介乎两者之间的独角戏等几种不同流派。

（四）戏剧表演

1. 唱念做打

中国戏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表演艺术，它把文学、音乐、舞蹈、说白、武术、杂技、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相结合，表现丰富的生活内容，展现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戏剧中的唱念做打，是戏剧表演的基本手段，四者有机结合，构成了戏剧表现的形式特点。戏剧的唱，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之一。唱功的第一步是喊嗓，吊嗓，扩大音域、音量，锻炼歌喉的耐力和音色，还要分别四声的阴阳、尖团、清浊、五音四呼，练习咬字、归韵、喷口、润腔等技巧。唱词都是诗词体。一般在叙事、写景、争辩、斥责等场合，常发挥唱的功能。唱和念、做、打是相互结合的。念白与唱相互配合、补充，以表达人物思想感情。念白要掌握口齿、力度、亮度要领，还须根据剧情变化处理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节奏变化。念白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韵律化的“韵白”，一种是以各自方言为基础，接近生活语言的“散白”（如黄梅戏的安庆语，苏剧的吴语，京剧的京白等）。念白近乎朗诵体，具有节奏感和音乐性。做功泛指表演技巧。演员除练就腰、腿、手、臂、头、颈的各种基本功外，在创造角色时，手、眼、身、步各有多种程式，髯口、翎子、甩发、水袖各有多种技法。打是传统武术的舞蹈化，一般分为“把子功”、“毯子功”两大类。凡用古代刀枪剑戟等兵器对打或独舞的，均称把子功。在毯子上翻滚跌扑的技艺，称为毯子功。毯子功近似杂技，把子功近似武术，连贯在一起，成为舞蹈语言。

2. 戏剧音乐

戏剧音乐包括声乐和器乐两部分。声乐部分有唱腔和念白，器乐部分有伴奏、开场、过场等音乐。其中唱腔在戏剧中占主导地位。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口、齐唱和帮腔。唱腔的伴奏、过门和行弦，起到托腔保调、衬托表演的作用；开场和过场音乐则用以渲染、烘托舞台气氛；武功的打击乐对于统一和增强舞台节奏等起着重要作用。戏剧音乐可以使戏剧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戏剧音乐有其独特的结构形式和表现方法。在演奏中，有板式变化（如慢板、原板、快板等诸种板式的转换）、曲牌变化（各种曲牌联结成套）、声腔变化（如西皮转二黄、北曲转南曲）、调式调性的变化（如正调转反调、欢音转苦音），以及音色的变化（各种行当的不同唱法，多种乐器的配套与组合）等方法。各种曲牌种类繁多，名称各异，但戏剧唱腔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为抒情性唱腔，速度缓慢，旋律婉转曲折，字少腔多，抒情性强；二为叙事性唱腔，速度略快，旋律平直简朴，字多腔少，朗诵性强；三为戏剧性唱腔，是节拍自由的散板节奏，速度伸缩有极大灵活性，善于表现强烈激昂的情绪，具有节拍规整的曲调所不能达到的艺术效果。这三类具有不同性能的曲调交替运用，构成了戏剧音乐丰富多彩的戏剧性。

3. 脚色行当

史称角色、部色，昆曲称家门，通称行当，简称行。将不同性别、年龄、性格、身份的人物划分为若干类型就是行当。各剧种分类不尽相同。汉剧、粤剧等分为末、外、生、小生、旦、贴、净、丑、夫、杂十类。京剧发展至今，归并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各行当又有分支。习惯上把生、旦、净、丑作为行当的基本类型。

生，是扮演男性人物的角色，又分老生、小生、武生、娃娃生和红生等。旦，是扮演女性人物的角色，旦行又分青衣、花彩、花旦、刀马旦（武旦）和老旦等。净行扮演威重、粗犷、豪爽等特殊男性人物，其中又分铜锤、架子花脸、武净等。丑行中种类繁多，如文丑、武丑、丑婆或彩旦等。各行中唱功最重的是老生、青衣、铜锤（或黑头），其次为老旦、小生、花旦及架子花脸。老生（中年以上的正面人物）用真声（即本嗓），念用韵白。旦行中青衣（庄重的女性）、花旦（活泼的女性）都用假声（即小嗓），也可以真假声掺和着用。青衣的念白用韵白，花旦基本用京白。小生（男性青少年）用真假声相结合，念用韵白。老旦（老年妇女）用真声，念用韵白。净行重做派，特别着重工架和念白（韵白、京白两用），演唱偏重表演气势。丑重念白，着重插科打诨，嗓音要求结实脆高。多用京白和韵白，少用方言白口。

4. 表演基本功

戏剧演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包括练声、吊嗓和形体训练两个方面。形体训练分为共同训练项目、男女分别训练项目和行当分别训练项目。共同训练项目，首先是脚功，这是各门训练的基础，有“一腿扶千斤”之说。通过腿功训练，使腿部肌肉和关节松弛、柔软、灵活、较快，从而能熟练运用腿部技巧。练习的主要程序是耗、压、悠、踢、骗和劈、搬、抬等，依次进行。其次是腰功，从拿顶（倒立）开始，依次进行耗、担、涮、翻身等。腰是人体所有关节的总枢纽，四肢的活动，无不受腰的控制，“气沉丹田，头顶虚空，全凭腰转，两肩放松”是形体动作的要领，“腰硬”被视为一种“艺病”。通过腰的训练，达到表演身段的灵活优美。男女分别训练项目，首先从站法（步法）、手势、膀位开始训练。手和脚的基本功是基本功的基础，要达到“指有指法”、“站有站相”。然后练习台步、圆场和起霸、趟马。男演员以老生、武生为标准；女演员以青衣、刀马旦为标准。行当分别训练项目，有老生必练的髯口功、甩发功、靠背功；小生的翎子功、扇子功；旦角的水袖功、扇子功；丑角的矮子功；武生、武净的毯子功（即筋斗、斤斗）、把子功（即武打）、靠背功；武旦的出手功等。形体训练中有些项目，例如台步，不同行当和不同角色均有不同的走法，即使同行当同类型的角色，根据人物的年龄、身份、扮相、性格的不同，也有所差异。基本功只能使初学者学到基本要领，至于在具体人物身上则要由剧目要求去解决。在基本训练中学习程式的运用手法，掌握和运用基本程式是衡量基本功深线的尺度。

5. 舞台美术

舞台美术是戏剧人物造型和景物造型的总称。其中主要是人物造型，景物造型比较简单，只是晚清才发生变化。戏剧人物造型，在化妆方面主要有两种方法，即面具和涂面。汉唐百戏中都用过假面，以后不断提高丰富。戏剧涂面又称脸谱，大体可分为：美化化妆，通常为俊扮，为一般生、旦所采用；性格化妆，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净、丑脸谱；情绪化妆，俗称变脸，各种颜色都有；形象化妆，脸谱中有一类画各种动物形象图案，称为象形脸。戏剧服装称行头，又称戏衣。经过历代戏剧演员和戏装行业的民间艺人的辛勤创造，戏衣也不断丰富提高，使人物造型更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具体特点有三个方面：（1）可舞性。戏剧服装实际是种舞衣，许多戏衣缀有水袖，以便于舞蹈，其他如雉翎、纱帽翅、靠旗、鸾带以及化妆上的甩发、髯口等，都可以被演员用来加强表演的节奏感和美感。（2）装饰性。戏剧化妆和服装都重视装饰。净、丑脸谱是图案化的性格化妆；生、旦化妆虽不用图案花纹，但其描眉画眼、抹粉涂脂也有浓厚的装饰趣味。旦角的贴片子，可以起到勾勒面部轮廓和美化脸型的作用。生角髯口既是为了可舞，也是为了装饰。戏剧服装，在金、元多为“绘画之服”，后来采取刺绣，成为精美的艺术品。晚清戏衣的样式、色彩、花纹和质料更加丰富和多样化，对人物造型都很重要。（3）程式性。戏剧人物造型同戏剧表演一样，也有程式。在化妆上，无论生、旦、净、丑都有各自的基本谱式，在服装上则有一定的穿戴规则，其基本原则是能较好地表现所演人物的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生活境遇及人品特征，能给观众一个初步的概念。

（五）著名曲艺

1. 评书

评书流行于北京以及北方广大地区。相传形成于清代初年。清康熙年间李声振《百戏竹枝词》有咏“评话”一首，称“其人持小扇指画，谈今古稗史事，以方寸木击以为节，名曰‘醒木’”。当是早期北京街头说评书的情景。评书艺术以结构完整取胜。一部长篇评书常常包括几个大段落，俗称“柁子”，每个柁子围绕一个中心事件讲述。一个柁子又分几个“梁子”，每个梁子都有一个故事高潮。一个梁子中分为若干个“扣子”，扣子即扣人心弦的悬念。又分为大扣子和小扣子。大扣子以叙述故事为主，其中又贯穿着若干小扣子；小扣子以刻画人物为主。评书的基本要素是扣子。说评书时，以说书人口气叙述的，叫“表”；摹拟书中人物言谈笑貌，叫“白”；评骘书中人物行为、思想的，叫“评”。说书时要表、白、评三者浑然一体。说书的艺术技巧有描绘人物形象的手法，叫“开脸”。交待书中人物背景的叫“摆砌末”。赞美人物行为的，叫“赋赞”。用夸张手法描绘人物、事件、景物，用排比的“垛句”，也叫“串口”。评书的传统书目，经长期积累，已有四十余部，包括历史袍带书《列国》《西汉》《东汉》《三国》《隋唐》《精忠岳传》《杨家将》等十余部；神怪书《西游记》《济公传》及鬼狐书《聊斋》等；侠义短打书《水浒》《小五义》等十部。

2. 相声

相声是以语言为主要表演手段的喜剧艺术形式，产生于北方。它具有幽默多变、含蓄精练的特点，与秦汉时代的俳优以及由俳优发展而来的唐宋时代的参军戏等古代艺术表演形式有着渊源关系。宋以后，一些瓦舍技艺和金杂剧里，也经常有“滑稽含玩讽”的表演出现。明代以来称为“象相”的隔壁戏和说笑话发展而来，由摹拟形态和声音逐步过渡到现代的“说、学、逗、唱”兼备的艺术。现代形式的相声大约形成于乾隆时期。它最初流行于北京、天津地区，20世纪30年代，相声演员开始到南方演出。在相声形成的过程中，广泛地从口技、莲花落、把式（武术）、戏法、说书等艺术中汲取营养，丰富了相声的表演艺术形式。它以诙谐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它的特殊表现手段“包袱儿”，是引起人们兴趣的笑料。讽刺是相声艺术的主要功能。相声表演方式分单口、对口（二人合说，一人逗哏，一人捧哏）、群活（三人合说，也有三人以上合说的）。一段相声通常分“垫活儿”“瓢把儿”“活”“底”四个部分。这大致与文章的引子、过渡、正文和结尾相当。“垫活儿”的作用在于招徕和等待观众，或在剧场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后来，“瓢把儿”成了“引子”。“活”是一段相声的主要内容，“底”是用以结束全段表演的“包袱儿”。

3. 快板书

快板书由数来宝演变而成。因沿用数来宝的击节乐器——两块大竹板（大板儿）和五块小竹板（节子板儿）而得名。大小竹板儿合称为“七块板儿”。快板书突破数来宝原来的“三、三、七”的句式，在七言对偶的基本句式之外，增添了单字垛、双字垛、三字头、四字联、五字垛等句式，以及重叠、连叠句和长句式。随着句式的丰富，“七块板儿”的运用也有了新的演变，并且将评书、相声及西河大鼓等说唱艺术手法融合到快板艺术中，增强了刻画人物、描述情景的表现力。以竹板为击节乐器，类似快板书的还有山东快书、任丘竹板书、四川金钱板以及锣鼓书等。山东快书的唱词基本上是七字句的韵文，穿插一些口白、夹白或较长的说白。语言明快风趣，情节生动，表情动作夸张，节奏较快，长于演说英雄人物除暴安良的武打故事。四川金钱板，击节乐器为三片九寸长的楠竹片。演唱者一手执两片的下端，上端张合击拍；一手执一片竹片敲打那两片竹片击节。因三片竹片上端嵌有铜制钱，所以叫“金钱板”。可以打出风云雷雨九种不同的节奏、音响。唱词为七字句或十字句，可根据需要适当伸缩，两句一联。

4. 大鼓

大鼓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各省市。有西河大鼓、京韵大鼓、乐亭大鼓、梅花大鼓、山东大鼓、东北大鼓等曲种。由一人自击鼓、板演唱，以三弦为主要伴奏乐器。曲目短篇居多，也有长、中篇的。唱词多以七字、十字句为主。唱腔曲调与当地语言和民间音乐有密切关系。京韵大鼓流行于北京、天津和华北各地。是在木板大鼓的基础上与清音弟子书相结合，并不断吸收京戏、梆子及其他说唱艺术等发展而成，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梅花大鼓又称梅花调，起源于北京。其前身是清代中叶在八旗子弟中流行的“清口大鼓”，又称“北板大鼓”。晚清，南城艺人金万昌等对北板大鼓进行了改革，使唱腔旋律委婉曲折，常用大腔，并丰富了伴奏乐器。演出时，三弦、四胡、琵琶、鼓、板等五个伴奏者坐在台上，形似梅花的五个花瓣，因得名梅花大鼓。西河大鼓起源于河北省中部地区，由乾隆年间流行于冀中地区的“弦子书”和“木板大鼓”衍变发展而成，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乐亭大鼓产生于河北乐亭县。流行于乐亭、昌黎、丰润、滦县、唐山及华北、东北部分地区。系由木板大鼓衍变而成，约有一百八十年历史。东北大鼓旧称奉天大鼓，流行于东北各地。产生于东北农村，后逐渐流入城市，约有两百年历史。山东大鼓也叫犁铧大鼓、梨花大鼓。本是山东乡下土调，开始为业余演唱，后为艺人传习，立门户于明末清初，迄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

5. 山东快书

山东快书流传于山东鲁中南和鲁西南地区。形成时间说法不一，或谓咸丰年间，或谓明万历年间，或谓道光年间。看来开始形成于清代中叶。以后分为不同的流派，并曾在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演唱，扩大了影响。高元钧以注意刻画人物、表演生动风趣见长，被称为“高派”。山东快书自形成以来就以说唱武松故事为主，故演员被称为“说武者二的”，“唱大个子的”。唱词基本上是七字句的韵文，穿插一些过口白、夹白或较长的说白。语言明快风趣，情节生动，表情、动作夸张，节奏较快，长于演说英雄人物武松除暴安良的故事等。

6. 河南坠子

河南坠子流行于河南省及邻近各省，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是由河南、皖北的曲艺“三弦书”“道情书”“莺歌柳书”等结合而成。早期的演员，多是上述各路艺人。他们虽同用坠琴伴奏，也有大致相同的腔调，但三弦书、道情调的根底仍存，于是便形成了两大流派：一是由道情艺人改唱坠子后发展的东路调，一是由三弦书艺人改唱坠子后发展的西路调。光绪三十一年（1905）前后，开始有女演员，多唱小段儿，特别重视音乐唱腔。根据女声圆润婉转的特点，加了不少花腔。此外，还不断吸收民歌、小调、戏剧和其他曲艺的腔调。表现形式，早期为一人自拉自唱，后来有一拉一唱、对口唱的形式。一拉一唱是演员一人自打檀木简板，另一人以坠琴伴奏；对口唱为其中一人打单钹或书鼓。唱词以七字句、十字句为主。音乐唱腔有过板、引子、平腔、寒韵、牌子、五字嵌、十字韵、快扎板等。过板是唱段开始前的过门，引子是正书开始的引句。平腔是用得最多的唱腔。主要用于叙事部分。有慢、中、快三种速度，又有开唱句、叙述句之分。开唱句是四句式或三句式。叙述句是二句式的多次反复。寒韵用以表达悲切之情。牌子、五字嵌、十字韵等均作为独立的曲牌穿插运用于平腔之间。快扎板用于唱段的结束部分。主要伴奏乐器坠琴是由三弦改制成的拉弦乐器，音色悠扬动听。曲目中有长、中、短三类。长、中篇有说有唱，以说、表为主；短篇只唱不说。现代题材作品多为短篇。

7. 弹词

弹词有苏州弹词、扬州弹词、长沙弹词、四明南词等。表演者大都一至三人，有说有唱。伴奏乐器以小三弦、琵琶或扬琴为主，自弹自唱。唱词多为七字句。基本唱腔是上下句的反复变化，因地而异，用当地方言演唱。历史悠久。元末杨维桢所作《四游记弹词》（《侠游》《仙游》《梦游》《冥游》），是现知最早的以“弹词”命名的唱本。明代中叶，弹词在江浙一带已相当流行。如杨慎编写的《二十四史弹词》，就是当时著名作品之一。苏州弹词流行于江苏南部、上海和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唱腔丰富多彩，流派纷呈。大致可归为三个腔系，即陈调、俞调和马调。陈调，是乾隆年间陈遇乾所创，其特点是苍劲浑厚，宜于表现悲壮慷慨之情。俞调，是嘉庆年间俞秀山所创，其特点是速度缓慢，音域宽广，激越多变，清丽圆润，有“三回九转”之趣，富有阴柔之美，适于作旦角唱腔。马调，是同治年间马如飞所创，其特点是质朴、爽利，韵味深长，富于吟诵性，大段叙事，一气呵成。扬州弹词旧称弦词，用扬州方言说唱，流行于江苏扬州、镇江、南京及上海。乾隆六十年（1795）出版的《扬州画舫录》已有关于扬州小曲的记载，是以明、清两代流传各地的时调、小曲和本地民歌，小调为基础，紧密结合本地语言发展而成。清末民初最为盛行。长沙弹词，旧称道情，又称讲评，用长沙方言说唱，流行于湖南省的长沙、益阳、湘潭等地，约有一百年历史。四明南词流行于浙江宁波、镇海、慈溪、奉化和上海，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是一种唱、奏、念、吟、表、白相间的曲艺形式，曲调性强。

8. 道情

道情渊源于唐代的《承天》《九真》等道曲，以道教故事为题材，宣扬出世思想。原为徒歌（古代歌曲的一种演唱形式），南宋时，开始用渔鼓、简板等乐器击节伴奏，故又称“道情渔鼓”。元人杂剧《岳阳楼》等剧中有道情的穿插演唱。清代徐大椿、郑燮、金农等人曾采用道情形式写过不少作品。随着道教的衰落，道教故事渐为民间故事、神话、传奇、小说所取代，扩大了道情的题材，又同各地的民间音乐相结合，形成了同源异流的多种曲艺形式，如洪洞道情、神池道情、江西道情、湖北渔鼓、湖南渔鼓等。在四川则称为四川竹琴。道情多以唱为主，以说为辅，也有只唱不说的。唱腔各不相同。为坐唱、站唱、单口、对口等不同的表演形式。除渔鼓、简板外，也有加用其他乐器伴奏的。洪洞道情发源于山西洪洞县一带，流行于晋南临汾地区各县。其演唱形式为演唱者右手握简板，击强拍，左手抱渔鼓，拍花点，伴奏有四胡、枚笛、撞钟与八仙锣等。唱腔主要由平调、高调、宫调等三部分组成。神池道情又称晋北道情，发源于山西神池，流行于晋西北、雁北各县，及内蒙古和陕北部分地区。江西道情是流行于江西省各地道情、渔鼓的统称，有南昌、高安、宁都、吉安、抚州等地的道情；有鄱阳、湖口、宁冈、萍乡等地的渔鼓。也有称为鼓文或话文的，分于都、安康、石城鼓文和广昌、黎川话文等若干种。内容多为长篇故事，以唱为主。湖北渔鼓又称道情渔鼓、筒子腔、南话筒。相传乾隆年间道情传入湖北后演变发展而成。湖南渔鼓又称道情渔鼓，流行于湘南、湘西等地区。乾隆年间，道情传入湖南并与当地民间流传的乐曲、民歌小调合流，结合地方语言发展而成。曲调纯朴明朗，长于抒情。

9. 单弦

单弦也称单弦牌子曲、八角鼓。流行于北京、天津、东北地区和河北省各地。由明、清流行的时调小曲与清代岔曲合流后逐渐形成。其音乐结构是将岔曲分成曲头、曲尾两部分，中间插以各种牌子。传唱过程中又吸收了戏剧和其他说唱音乐，加上艺人自己的创造，曲牌日益丰富。常用的有《数唱》《太平年》《云苏词》《湖广调》《叠断桥》《剪剪花》《金钱莲花落》《打新春》《南锣北鼓》《怯快书》等数十支。现为一人演唱并手持八角鼓司节奏，另由伴奏者弹三弦。常由演员自弹自唱。现有“单弦联唱”等新的形式出现。

10. 莲花落

一作莲花乐。因唱词常以“莲花落，落莲花”做衬腔或尾声，故名。据说源出唐、五代时的“散花乐”。最早为僧侣募化时所唱的警世歌曲。宋代始流行于民间，丐者行乞时唱之，也多以因果报应为内容。宋代僧人普济的《五灯会元》中说：“俞道婆常随众参琅邪，一日闻丐者唱莲花乐，大悟。”又说：“莲花乐为丐者所唱曲名，由来已久。”元、明以来，渐有写景、叙事之作。莲花落最兴盛时期，当在乾隆以后，不惟出现了职业艺人，并广泛流行于民间，成为叙述民间故事的纯娱乐性的俗曲。其形式则在原来单曲清唱或二人对唱的基础上，发展为有锣鼓伴奏、载歌载舞的彩扮群唱“什不闲莲花落”。莲花落因演唱者的身份及演唱形式的不同，有清门、混门、大口、小口之分。凡子弟票友的班子称为“清门”，职业艺人的班社则称“混门”。这两派又统称为小口莲花落，后来发展为说唱的竹板书、太平调等。原先丐者所唱的旧形式改变不大的则为大口莲花落或大板落子。比较流行的小口落子，以竹板和节子板击节，无弦乐伴奏。其唱腔板式有平板、慢三眼、快三眼、垛板、散板等；腔调有平调、悲调、哭溜、云里翻等。

11. 凤阳花鼓

凤阳花鼓形成于安徽淮河两岸。明清两代，由于凤阳一带是“三年恶水三年旱，三年蝗虫灾不断”的长年灾区，每年秋后都有成群结队的妇女外出卖唱乞讨。同时也有身背花鼓的流浪艺人在各地卖唱。当年凤阳花鼓演唱者多为妇女，往往是姑嫂二人对唱。一人系细腰鼓，一人提碟形小锣，称为花鼓女。演唱时，一般是二人坐在一条板凳上坐唱，段落之间敲锣击鼓，无丝弦伴奏。后来又演变出一种双条鼓代替细腰鼓，即演唱者左手执小鼓，右手持双鼓箭击鼓。花鼓艺人到各地演唱的同时，又将各地民间歌舞带回凤阳，并演变出多种歌舞形式，但仍以传统的花鼓调为基础。最原始的唱词是：“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传说这首歌是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凤阳之后传唱起来的，含有动员农民揭竿而起的意思，因而在群众中代代相传。凤阳花鼓流传南北很多地方，对各地的曲艺曲调、表演形式等方面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凤阳花鼓没有长篇传统节目，演唱内容多为爱情故事。唱法比较自由，重点词句可以重唱，有时连说带唱。

12. 二人转

二人转属于走唱类。流行于东北各地。是以民歌、大秧歌为基础，吸收“莲花落”等演变而成。有二百多年历史。过去有蹦蹦戏、秧歌、小落子等名称，1952年定为二人转。原为三种演唱形式：一是二人对口演唱二人转，二是一人演唱的单出头，三是扮演固定的人物的拉场戏。近年又发展了坐唱、群唱等形式。二人转的音乐丰富，有曲牌三百多支。主要伴奏乐器为唢呐、板胡，打击乐器有竹板、锣鼓等。表演艺术有说（说白）、唱（演唱）、做（表演）、舞（舞蹈）、绝（绝技，如耍扇子、手帕等）五功，其中以唱为主。二人转有东、西、南、北四个流派。有“南靠浪（扭），北靠唱，西讲板头，东耍棒”之说。常演的传统曲目有《蓝桥会》《大西厢》《回杯记》《包公赔情》《双锁山》等。

（六）电影艺术的引进及其在中国的兴起

电影艺术在20世纪初年传入中国。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国商人林祝三从欧美带回影片和电影机，在北京打磨厂天乐茶园放映。从此，西方电影艺术开始输入中国。光绪三十一年，中国自制的第一部戏剧片《定军山》，由著名京剧大师谭鑫培主演，北京丰泰照相馆技师摄影。这部影片还只是片断无声片。宣统三年（1911），中国摄制的新闻纪录片《武汉战争》在上海谋得利戏园上映。这是中国记录武昌起义的唯一新影片。1913年，中国自制的第一部电影故事片《难夫难妻》上映，标志着中国电影艺术开始兴起。

十、文艺理论著作

（一）诗论

1. 《饮冰室诗话》

梁启超著。反映晚清“诗界革命”的历史风貌，评论“新诗派”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并注意总结经验的诗论专著。撰写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光绪三十三年，初刊于《新民丛报》，计二百零四条。梁氏用进化论观点论诗，热情地肯定现在，积极地着眼未来，坚定地相信今胜于古。他说：“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生平最恶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修，固不待善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遽让于古所云哉！”《饮冰室诗话》的突出特点，也就在于集中录、评当世新诗，推动“诗界革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是梁启超为改革旧诗界，开创新诗界提出的理论纲领。所谓“新理想”“新境界”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梁氏把黄遵宪的那些记述世界大事，抒发爱国深情，感慨民族兴亡的优秀诗篇，名曰“诗史”，表现了对国家危亡的深切关怀。梁氏还提倡诗乐结合，要求诗的语言通俗，“使合儿童讽诵，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

2. 《清诗话》

诗话丛书。丁福保编。此书专辑清人论诗之作，凡四十三种，五十一卷。其中王夫之《姜斋诗话》、叶燮《原诗》、沈德潜《说诗晬语》及王士祯、赵执信、翁方纲诸作，皆为清代诗论中有代表性的论著。此书有两点不足：一是搜罗欠广，取舍失当，“黜随园、瓯北诸家不录；时贤所作，概从屏弃”。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李杜诗话》、翁方纲《石洲诗话》等，亦以繁重不载。因此，不能反映清代诗论全貌。二是版本失择，校勘疏漏。

3. 《清诗话续编》

诗话丛书。郭绍虞编，富寿荪校点。共辑入清人诗话三十四种。所选以评论为主。其中如毛先舒《诗辩坻》、贺贻孙《诗筏》、贺裳《载酒园诗话》、吴乔《围炉诗话》、张谦宜《斋诗话》、乔忆《剑溪说诗》、赵翼《瓯北诗话》、翁方纲《石洲诗话》、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余成教《石园诗话》、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朱庭珍《筱园诗话》等，都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书中所收诗话，有几种以前绝少流传。本书于名家诗话后均附有富氏所撰的《校记》，共约三千余条，也很有参考价值。

（二）词论

《人间词话》，王国维撰。作者文艺哲学成熟的代表作，其中标举的“境界说”，则是其理论核心。该书沿用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形式，取康德、叔本华、尼采的美学观念与中国固有的词、诗、曲创作的丰富材料相结合，兴之所至，随感而发。仅于手定本略加编次，以突出中心论点。其开宗明义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接着他依次提出“有造境，有写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大境界，有小境界，有“隔”，有“不隔”，有“客观之诗人”，有“主观之诗人”，以及“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等一系列命题，从而构成王氏“境界说”的独立体系。王国维的“境界说”虽然使用了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中的大量材料，但理论的性质与传统文论中的“意境说”有着根本的不同。他说：“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这里表述的即是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为基础的文学观和美学观，它是王氏“境界说”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石。王氏取外来之观念与中国固有之材料相结合，使外来的理论、观念民族化，并用外来理论、观念对中国传统思想资料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这正是《人间词话》的特色。

（三）音乐理论

1. 《乐经律吕通解》

乐论律学著作合集。汪烜撰。五卷。同治元年（1862）据手写本刊行。卷一为《乐记》《乐经或问》；卷二、卷三为南宋蔡元定的《律吕新书》上、下，除原书本注外，并纂辑他说，且作附论阐述自己见解；卷四、卷五《续律吕新书》上、下，则为作者续蔡氏书而作，以“考证乐器，均调音节”，“亦以终西山（即蔡定元）之志云”。

2. 《今乐考证》

姚燮撰。全书十二卷。包括《缘起》《宋剧》各一卷，著录十卷。主要为录载宋、元至清咸丰以前的杂剧、传奇作家五百一十二人和作品二千零六十六种的名称。道光、咸丰时流行的地方戏部分剧目，以及摘录诸家有关论曲文字。《缘起》征引各书，考订了戏曲（南北曲、今曲流派）、曲艺（西曲、小曲、山歌、陶真、连厢等）、舞蹈、工尺、乐器的来历和演变。载有《乐府浑成》谱目和用宋俗字记录的《娋声谱》片断及关于琵琶指法的考释等。

（四）画论

1. 《绘事发微》

唐岱撰。论绘画之历史沿革、画法及修养等。分二十四节而论。由“正派”始，以“游览”终。曰正派，曰传授，概言画派之分合沿革，为历史之叙述；曰品质、画名，概言品质之如何提高，画名之如何得传；曰丘壑、笔法、墨法、皴法、著色、点苔、林木、坡石、水口、远山、云风、烟雨、雪景、林寺，为实言以如何用笔墨绘画之法，曰巧势、自然、气韵，则言于笔墨之外，更当有所注意者。曰临旧、读书、游览，则言画学家之养学。论次既得先后之次序，措词能尽浅深之义理，可谓山水画学有价值之著述。

2. 《写真秘诀》

丁皋撰。这是一部绘画人物之经验总结。此书以小引为首，分部位论、起稿论、心法论、阴阳虚实论、天庭论、鼻准论、两颧论，以及提神要法、纸画法、辑画法及笔墨论等。是一部人物画法的专著。

3. 《墨林今话》

蒋宝龄撰。全书十八卷，附《续编》一卷。用随笔、散记等手法译述画家艺术。书中记述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共一千二百八十六位画家。其论述内容主要是品译画家的艺术特点和优劣，并涉及篆刻、诗文、书法等，是《国朝画征录》的续书。

4. 《书画书录解题》

余绍宋撰。全书十二卷。著录从东汉至近代有关书画书籍共八百五十余种，按其性质，分为史传、作法、论述、品藻、题赞、著录、杂著、丛辑、伪托、散佚等十类，每类又分子目。除散佚外，作者都记述了这些书的卷数、版本、著作人和内容得失，并考订其疏漏错误之处。为中国书画论著书目提要，是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5. 《美术丛书》

邓实、黄宾虹合编。是一部中国美术论著的汇编。收辑历朝有关绘画和画学的著作二百五十七种，包括书画、雕刻、刻印、瓷铜、玉石、美学及杂论等。所辑间有稀见之本，但若干未录全文，存在割裂成篇的现象。总的说对中国画论的研究甚有益处。

（五）书法论

1. 《艺舟双楫》

包世臣著。计有论文四卷，论书二卷，称为“双楫”。论文多为品评古代书法作品，亦录有书序、碑传；论书着重总结书法的经验和用笔的源流。所论常有独创见解，受到艺林的重视。作者提倡学习北碑，这对晚清道、咸以后北碑的盛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 《广艺舟双楫》

又名《书镜》。六卷。康有为撰。该书承《艺舟双楫》中论书部分，扩为二十七篇，提倡碑版，攻击帖学，尊崇南、北朝诸碑。该书综述书体的变迁、论其优劣得失，使碑学独立并与帖学对峙，有重要影响。

第二节
新闻与出版

一、中国人自办的主要报刊

前面一些章节中提及的报刊，在此不再进行介绍。

（一）《中外新报》

伍廷芳于咸丰八年（1858）在香港创办。初为两日晚刊，后改为日报，用四开白报纸单张印刷。以商业消息为主。它在中国最先采用西方的报纸形式进行编排。

（二）《循环日报》

王韬于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1874年1月5日）创办于香港。分为三栏：第一栏选登《京报》新闻，次栏为羊城新闻，最后一栏是中外新闻。它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个以政论为主的报纸。

（三）《汇报》

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三日（1874年6月16日）容闳于上海发起创办。该报以英商开办的《申报》为对手。凡是遇到《申报》的言论报道中有不利于中国的事，立即发表评论予以批驳。

（四）《中外日报》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1898年5月11日）于上海创刊。汪康年任经理。曾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因得到张之洞等人的庇护而继续存在。以后拥护清政府新政，反对革命。

（五）《中国日报》

兴中会的第一个机关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00年1月25日）创刊于香港。陈少白任社长兼总编辑。除日报外，另有旬刊《中国旬报》。该报主张推翻清政府，实现民族革命。

（六）《教育世界》

我国最早的教育杂志。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5月）创刊。罗振玉发起，王国维主编。主要发表有关教育的言论、章程、学理、修身、学校管理、学制、教育史、学术史等论著，评介外国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认为中国处此列强竞争之世，欲图自强，必须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对教育改革和发展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七）《外交报》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1902年1月）创刊于上海，旬刊。张元济主编。该刊是一份改良刊物，内政上主张君主立宪，外交上主张“文明排外”，了解外国，讲究外交，几乎每期以一半篇幅译载英、美、日、俄、法、德等国主要刊物上最近发表的言论，及时提供有关情报，“以资鉴警”。这对于国人了解世界大事和本国的外交现状，以逐渐从对外国和外交蒙昧无知的境况下摆脱出来，确实起到很大作用。

（八）《大公报》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英华创刊于天津租界。英华思想倾向维新，反对西太后一系列腐化误国之举，曾一度著文讥弹。因而，此时的《大公报》以敢言而大受读者称道。

（九）《科学世界》

我国自办的最早的自然科学杂志。光绪二十九年二月（1903年3月）上海科学仪器馆创办。其宗旨是“发展科学基础实业，使吾民之知识技术日益增进”。指出国家民族危亡迫在眉睫，要救亡图存，必须发展实业，而实业的基础在于科学。认为吾国人“畏进取，陷迷信，格路矿以风水，掷金帛于鬼神，则无普通之知识矣。以此立国，虽无外患，犹不自保，而况列国竞争，经济问题日促以进，将于亚洲大陆演风毛雨血之剧乎”！强调发展科学及普及科学的重要性。着重介绍了当时世界上数学、物理学、地学、气象学、生物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对于普及科学知识及提高人们重视科学研究、破除迷信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十）《中国白话报》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3年12月）创刊于上海。设有论说、历史、地理、传记、新闻、时事问答、科学、实业、小说、戏曲、歌谣等栏目。主办人林獬。主要宣传反清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语言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启发国民觉悟，激励人民的爱国心，在当时的白话刊物中影响最大。

（十一）《时报》

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1904年6月12日）狄葆贤（楚青）创刊于上海，大型日报。开始时宣传改良主义思想，为立宪运动大造舆论。武昌起义后，上海、江浙相继独立，赞成民主共和。民国以后，保持进步倾向。

（十二）《东方杂志》

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1904年3月11日），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初为月刊，后改为半月刊。内容丰富，是一种选报性质的刊物，早期编辑人有徐珂、孟森、杜亚泉等。该刊从创刊到1949年终刊，中间除“一·二八”“八一三”因战争原因两度短期休刊外，先后出版达四十四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期刊之一。

（十三）《云南杂志》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1906年4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另有附刊《滇粹》一册。由云南同盟会员主持。揭露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云南的种种行径和历史，具有明显反帝色彩；抨击封建专制，宣传民主思想，强调振兴实业，发展教育。

（十四）《神州日报》

于右任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1907年4月2日）在上海创办的大型日报。内容重视刊登时论文章，针砭时弊，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名盛一时。

（十五）《民呼日报》

《神州日报》受火灾停刊后，于右任于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9年5月15日）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每期设有言论、纪事、丛录三大部分，下分时事商榷、天声人语、吉光片羽录、陆沉小识等二十多个栏目。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宣传同盟会的主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

（十六）《民吁日报》

《民呼日报》于1909年8月被封，此后于右任又创办了《民吁日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日（1909年10月3日），《民吁日报》正式出版。它继承了《民呼日报》的宗旨和风格。

（十七）《民立报》

宣统二年九月初九日（1910年10月11日），距《民吁日报》被迫停刊不到一年（1909年11月9日停刊），于右任又创办了《民立报》。《民立报》阵容强大。于右任自任社长，聘吴忠信、邵力子等负责经营管理业务，聘宋教仁、范光启、景耀月、章士钊、叶楚伦、张季鸾等担任编辑撰述工作。它在揭发清廷专制罪恶的同时，把立宪运动与宣传推翻政府的革命思想巧妙地结合起来，反复论证武装起义的必然性与正确性。

（十八）《国风报》

宣统二年正月（1910年2月），创刊于上海。发行人何国桢，而实际主持人是梁启超。宣传资产阶级民主立宪制，提出制定宪法，成立国会，限制君权，实行责任内阁，司法独立等。鼓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提倡振兴实业，建立和发展金融银行，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并且要改革财政，编制财政预算，国家发行公债，整顿和改革币制，实行铁路国有，改革盐制和地方财政。其主要文章反映了梁启超武昌起义前夕的政治、经济、财政主张。

（十九）《大江报》

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三日（1911年1月3日）创刊于汉口。创办人胡为霖任经理，詹大悲、何海鸣任正副主笔。不久，詹大悲接办，自任经理兼总编辑。该报先为湖北革命团体振武学社的机关报，后为文学社的机关报。《大江报》激烈抨击清政府，并积极站在保路运动前列。他发表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脍炙人口，轰动一时。

二、通讯社

（一）最先进入中国的外国通讯社

同治十一年（1872）路透社派记者科林兹到上海建立分社，享有在中国的独占发稿权。路透社上海远东分社刚成立时，主要采访中国新闻向总社发稿，其次是单独向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发稿。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始向上海的外文报纸普遍发稿。1912年向中文报纸发稿，当年有十八家中文报纸订阅路透社电讯。

（二）中国自办的通讯社

1. 中兴通讯社

光绪二十九年在广州创办。从目前资料看，中兴通讯社是中国最早的通讯社。当时广州、香港报刊较多，该社主要向这两地发稿。首次发稿日期是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1904年1月17日），发行人和编辑是骆侠挺。

2. 展民通讯社

宣统三年正月（1911年2月）由杨实公在广州创办。编辑毛诵芬。首次发稿日期是宣统三年正月（1911年2月）。

三、中国人创办的出版与发行机构

（一）大同译书局

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集股创设于上海，康广仁任经理。书局规定：首先译各国变法之书，以备取法；还要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大同译书局在短短几年里，曾编印《大彼得变政考》《经世文新编》《日本书目志》《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

（二）商务印书馆

光绪二十三年创办于上海。创办人为夏瑞方、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其时仅经营印刷一项。光绪二十六年，购买日人修文印刷局。次年，张元济、印锡章二人加入，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商务最初出版的图书，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编印刷新式教科书，二是翻译出版英语读本和编辑英汉辞典等工具书，三是印行西方学术著作译本。后来，商务将注意力投入古籍的整理与出版。先后影印了《四库珍本》《四部丛刊续编》以及《百衲本二十四史》，排印了《万有文库》和《丛书集成》等，并出版了大型辞书《辞源》。

（三）文明书局

光绪二十八年创办于上海。创办人俞复、廉泉和丁宝书等。是年7月，学部颁布学堂章程，该局于章程颁布前后，发行教科书多种，总称科学全书，冠以“蒙学”二字。到年底，文明书局广告所列出版书目达四十九种，可见其出版教科书之多，速度之快。该局还大量刊行笔记，如《说库》，收入笔记一百七十种；《清代笔记丛刊》分八函，一百六十册。后来，并入有正书局，以书画碑帖为营业重点。

第三节
图书、档案与博物

一、图书馆学与目录学

（一）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形式及其工作规律的科学。它所研究的内容与范围，主要是图书馆事业建设原理，图书馆方针任务，读者工作，藏书组织与目录工作，业务辅导，图书馆分工与协作，图书馆建筑，图书馆事业史等。图书馆学的对象及相关学科，是图书馆学基础、图书馆目录学、图书分类学、目录学、图书学、情报学、工具书和图书管理学等。

19世纪末，维新变法运动之后，在主张学习西方办学堂、开报馆的同时，提倡创办公共图书馆。辛亥革命后，公私立公共图书馆蓬勃发展，尤其是1917—1929年间，一批留美学习图书馆学的学生回国后，提倡开办近代式的图书馆，要求对外开放，反对以“保存国粹”为目的的封建式的藏书楼，鼓吹图书馆的社会教育作用。形成的新图书馆热，使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过渡，为图书馆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1920年，美国图书馆学家韦隶华女士来华，与沈祖荣、胡庆生等人在武昌文华大学创建图书科。1923年杨昭悊的《图书馆学》一书问世，1925年出版了杜定友的《图书馆学通论》，1934年又出版了杜定友的《图书馆学概论》，同年，又有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问世。图书馆学专著的不断涌现，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图书馆学属于社会科学，但它与自然科学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图书馆学也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不断发展，新学科不断涌现，原有学科也在不断充实和完善。人们需要大量信息，因而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愈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二）目录学

目录学是研究图书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科。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由文字发明到书籍大量出现，为目录学产生提供了条件。人们要利用图书资料，就要有个目录来检索。为了编制利用目录，目录学遂应运而生。目录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图书馆学有密切关系、互相依存；但也有自己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是一门独立学科。

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书目、索引、摘要、述评的编制原理和方法，也包括查明、著录、揭示和评定各种文献资料的理论和方法。因此，目录学亦可谓书目工作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中国目录学历史悠久，其内容非常丰富，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揭示文献的研究。要揭示文献，首先要认识与熟悉文献的知识，包括对文字记载或声像手段记载的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然后才能进行书目编制原理方法和报道手段的研究。第二是关于目录学发展史和现状的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产生发展，批判继承优良传统。另外是国内外目录学现状的研究。第三是关于文献利用的研究，通过二次和三次文献的编撰，为读者提供所需文献资料。

目录学是读书治学的门径，科学研究的指南。

二、晚清所建重要图书馆

（一）国家图书馆

它不仅在亚洲藏书量最大，而且是世界五大图书馆之一。其前身是清末筹建的京师图书馆，始建于宣统二年（1910），1912年正式对外开放。1928年改名为北平图书馆，1929年与北海图书馆合并，1931年新馆建成，面积为八千平方米。新中国成立后陆续扩建为四万平方米，更名为北京图书馆。每年图书入藏量约三十万册。由于图书量日增，原馆已不适应，现已迁入西直门外紫竹院北侧新馆，面积达十四万平方米，可藏书两千余万册，设备与管理现代化，并更名为国家图书馆。现藏书近一千八百万册。馆藏有联合国资料及一些国家政府的出版物，特藏包括革命文献、古籍善本、金石拓片、甲骨、著作家手稿等。它继承了南宋皇家图书馆缉熙殿、明代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部分藏书，建馆时以清朝内阁大库、翰林院及国子监南学藏书为基础，陆续收文津阁《四库全书》、敦煌石室写经、《永乐大典》等。现有数十个兄弟民族文字图书及一百数十种文种出版物，并与一百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数千个单位建立了交换关系。目前每天接待读者达数千人次。

（二）上海东方图书馆

原是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公共图书馆。光绪三十年（1904）张元济创建“涵芬楼”，藏书只供编译所工作人员参考研究。1924年始建公共东方图书馆，以涵芬楼藏书为基础，又广为搜罗，1927年正式开放。到1932年藏书达四十六万册，是当时上海甚至全国首屈一指的公共图书馆。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东方图书馆毁于战火，仅有五百七十四种珍本书，因事先移藏别处，才得以幸免。

（三）湖北图书馆

张之洞督鄂时创建，利用武昌博文书院改建而成，光绪三十年六月（1904年7月）正式开放，当时藏书四万余册。是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1926年北伐军进驻武汉时，为了宣传革命，总司令部在馆内附设“革命文化图书馆”向群众开放。大革命失败后，该馆图书遭受破坏，所剩无几。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曾接收敌伪图书十六万册，其中有很多名贵资料，华中各县志收藏也较齐全。现馆藏中有不少古籍和善本书。

（四）湖南图书馆

创办于光绪三十年，由梁焕奎、龙绂瑞、谭延闿等发起捐助，设在长沙城东定王台，全名为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后经湖南巡抚奏请拨款扩建，命名为湖南图书馆。1927年改名为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何叔衡任馆长。1930年7月毁于内战。1931年重建。解放后改名为湖南省图书馆，藏有不少古籍线装、善本、宋版书，本省方志较全。1984年新馆落成，占地三万五千平方米，可藏书四百万册。

（五）山东图书馆

位于济南市大明湖畔，光绪三十四年（1908）创建。1948年9月济南解放时，藏书三十余万册。现藏数百万册。其中古籍善本二千多种。该馆以收藏海源阁旧藏著称。宋元明清各代刻本、稿本、钞本甚多，其中尤以宋刻《文选》、元刻《注陆宣公奏议》、明刻《兖州府志》及蒲松龄手稿、林则徐手札最为著名。山东各府州县志较全，解放区出版物也有丰富收藏。该馆是中国十大图书馆之一。

（六）中山图书馆

位于广州市文德路，原名广东省立图书馆，宣统二年（1910）建立。解放后与广州中山图书馆合并改为现名。现藏书数百万册。以藏广东地方文献、孙中山资料、华侨史料和南亚地区资料为特色。该馆已迁往文明路新馆。

（七）天津图书馆

原址位于天津市和平区承德道，后迁往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新馆。其前身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建立的直隶图书馆，后改名为河北省立天津图书馆。解放后与天津通俗图书馆合并后而改为现名。现藏书数百万册，以藏国内外科技书刊和天津市地方文献为主，也有不少善本古籍及近现代文献。现迁入河西区文化中心新址。该馆是中国十大图书馆之一。

（八）浙江图书馆

位于杭州西子湖畔，成立于宣统元年（1909），其前身为浙江藏书楼、浙江官书局。1912年曾接管文澜阁旧藏《四库全书》残部，1915年前馆长钱念劬发起补抄《四库全书》，并设法收齐散佚的原抄本，到1922年补齐。解放后又获得南浔嘉业堂藏书、龙游寒柯堂藏书。现藏书数百万册。原文澜阁《四库全书》三万六千册，《古今图书集成》五千余册，古籍线装八十三万册，善本书十八万册，在善本中宋版二十二种，明抄本五十种，稿本五百四十六种。

（九）北京大学图书馆

其前身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建立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1912年改为北京大学图书部。1931年改为现名。李大钊曾任该馆主任。毛泽东曾任该馆助理员。1952年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图书馆也随校迁至西郊原燕京大学图书馆旧址。1975年新建馆落成，面积二万四千多平方米。目前其藏书是高校最多的。藏有古籍线装一百六十万册，其中善本一万五千多种，十五万多册。这些善本书多是近代藏书家李盛铎藏书。外文书五十万册，其中有精印本《莎士比亚全集》《神曲》和《席勒戏剧集》等。

（十）清华大学图书馆

创建于宣统三年（1911），原名清华学堂图书室，1928年改今名。该馆是1911年和1931年分别建成的。到解放前夕，藏书仅二十五万册。现藏书数百万册。其中科技书占三分之一，外文书刊占三分之二。古籍书五万种共五十万册，其中珍本、孤本、手抄本三千种共三万余册。该馆以学术性专著和书刊、会议文献、工程史料、地方志等为主。

（十一）南京大学图书馆

光绪二十八年成立。现在藏书数百万册。收藏善本一千四百余种二万余册；地方志三千五百种三万七千册，以江苏、四川两省最多。丛书八百余种，历代碑帖、拓片一万种，还有东方学、目录学与考古学方面著作。该馆编有《馆藏古籍善本图书目录》《馆藏地方志目录》等。

（十二）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建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原名南洋公学图书室。上海解放时藏书九万册。现藏书一百数十万册。关于造船和机电书刊较齐全。

（十三）同济大学图书馆

光绪三十三年建立，解放前夕有十万册藏书。现收藏达一百数十万册。关于土木建筑的书较齐全，德文图书也较多。

（十四）四川大学图书馆

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建，其前身最早为清末张之洞主持的尊经书院。解放后由成都大学等三所大学的图书馆合并而成。现藏有图书二百万册左右。以先秦史、唐宋文学、植物分类、数论和高分子书为重点。古籍线装三十万册，方志一千一百余种，其中四川方志较为齐全。丛书六千多种四万二千余册。该馆编有《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丛书目录》和《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

三、清代档案

（一）清代档案概况

清代档案，保存最多、最完整的，是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了清代中央机关和少数地方机关的档案九百多万件（册），七十五个全宗。

从时间上看，包括清帝入关前至溥仪三百多年的历史档案。

从所属全宗看，包括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理藩院、大理寺、翰林院、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钦天监、国史馆、方略馆、国子监、八旗都统衙门、神机营、健锐营、火器营、侍卫处，以及清末新设或改名的部门的档案。另外，还有一些地方部门或私人的档案，溥仪在天津张园、静园活动的档案等，也因陆续移入档案馆，立有专门全宗。

从文件性质看，有下行档、上行档、平行档等。下行档属于皇帝发布的命令，有制、诏、诰、敕、谕、旨等；上行档属于内外臣工向朝廷奏报的，有题、奏、表、笺、单、册等；平行档属于各衙门之间和本衙内部互相行文的，有咨呈、咨文、札文、呈文、移会、申文、关文、交片、牌文、照会、详文等。另外，还有专门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为皇帝和宗室修造的家谱以及各种舆图等。

从文字上看，绝大部分是汉文与满文合璧的，一部分是满文的，也有少量的蒙、藏等少数民族文字以及英、法、俄、日、拉丁等外国文字的。

清代档案的内容，几乎包括了有清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民族、外交、教育，以及天文、历法、地理、自然灾害等有关方面的许多珍贵资料。

（二）清代档案中的要档

清代要档主要是四个部门（内阁、军机处、宫中、外务部）、八种档案（朱批奏折、录副奏折、上谕档、题本档、起居注、随手档、黄册、外交文书档）。

1. 奏折

奏折，是清代高级官员向皇帝奏陈事务的主要上行文书之一。朱批奏折，是奏折的原件，因皇帝用朱砂红笔亲自批阅而得名；录副奏折，是根据朱批奏折原件由军机处抄录存档的副本。奏折档有一百多万件，数量很大。由于是秘密上奏皇帝，史料价值最高。奏折所反映的内容相当广泛，记载了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状况的各方面的情况。其具体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反映对外交涉方面的活动。包括清政府与亚洲、欧洲、南北美洲、大洋洲、非洲，近四十个国家办理交涉往来情况的奏折。它不仅反映和记载了清政府同这些国家交聘往来的情况，以及就边界勘划、通商贸易及其他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交涉、处理的情况，而且也反映了清政府对外政策、对外关系发展演变的一般情况，以及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行径和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情况。

（2）在反映镇压农民和资产阶级运动的奏折中，包括有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辛亥革命、民间秘密结社和其他反清斗争情况的有关内容。

（3）在反映清政府和国内少数民族关系的奏折中，记载了清政府统治期间三十个少数民族与汉族、满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互相交流融合的活动，以及清政府对一些少数民族镇压、剥削使他们起来反抗斗争的情形。也记载了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煽动分裂、叛乱或发动掠夺性战争的情形，以及清政府为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平定叛乱所作的种种努力。还有不少档案文件记载了少数民族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斗争的活动。

（4）在反映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活动的奏折中，集中反映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日俄战争、租界问题、教案问题等内容。从这部分档案中，充分暴露了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国逐步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暴行。同时，从这些档案中，也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在外国侵略威逼下那种腐败无能、屈辱投降、卖国求荣的奴才相。

在朱批奏折和录副奏折档案中，还有反映戊戌变法和筹备立宪的史料；反映兴办新式陆军、训练海军、举办军事工程的史料；反映和记载司法和民刑案件方面的史料；反映地丁、钱粮、租税、农田水利、工矿、商业、交通运输、工程建设方面的史料；反映科举、学校、留学、戏曲、音乐、日月蚀、历法、地震、气象、水文方面的史料，等等。

2. 上谕档

上谕档实际上是皇帝谕旨的汇集。谕旨是皇帝所发布命令的总称。而谕和旨又有区别：谕，一般指皇帝特发的命令；旨，是皇帝根据臣下的奏请而批示的意见。谕旨又分为“内阁奉上谕”和“军机大臣寄信（廷寄）”两种：内阁奉上谕是皇帝特降的命令或应官员的请示而批示的命令交由内阁传抄宣布中外的，所以也称“明发”上谕；军机大臣寄信亦称廷寄，是指皇帝的命令由军机处封交兵部捷报处寄给接受命令的官员个人。这种命令一般较秘密。

朱谕也分为两种：一种是皇帝亲笔起草的命令；一种是由大学士拟稿，经奏呈皇帝同意后，用朱笔誊写黄折，传关系衙门堂官亲领。后一种朱谕一般是颁给在京各部、院衙门的。

电旨，是在光绪十年以后，用电报发布的皇帝的命令。

上谕档内容所涉及的范围，与奏折差不多，是相当广泛而丰富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内对外各种问题的政策、策略、态度、措施和处理意见。

3. 起居注档

起居注是记载皇帝言行和王朝典章制度的史料长编。它记载了自康熙十年（1671）至宣统三年期间历朝皇帝每天起居言行的情况。其中价值最高的是特谕和面奏。面奏，是君臣之间当面对答，较真实，文字也朴实。

清代起居注档有一万三千零六十四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四千六百五十五册，其余保存在台湾。

4. 题本档

题本，也是清代官员向皇帝报告公事的主要文书之一。题本档保存下来的有二百多万件。其数量之大，内容之庞杂，在清代档案中是数一数二的。

（1）吏科题本

主要是有关官员的任免、考绩、奖叙、惩处、袭替、抚恤等方面的文件。

（2）户科题本

主要是有关户籍田赋、漕粮、税课、货币、库储、仓储、经费、农业、工业、商业、灾害、赈济等方面的文件。

（3）礼科题本

主要是有关典礼、印信、学校科举、对外交涉、天文气象等方面的文件。

（4）兵科题本

主要是武职官员升遣调补、奖惩抚恤、科举、防务、战争、马政、军需、驿站等方面的文件。

（5）刑科题本

主要是有关秋审、朝审、各种命案、盗案及其他刑名案件、监狱、缉捕以及审处各种秘密结社和反抗斗争的文件。

（6）工科题本

主要是有关建筑工程、军事工程、水利工程、造船工程等方面的文件。

5. 黄册

黄册随题本进呈，也是比较重要的档案史料，因以黄绫为封皮而得名。它是清代经济统计数字的簿册。其内容以经费奏销为主，如地丁、钱粮、仓储、工程费用等。其他方面的统计资料如职官京察、大计等也不少。

6. 外交文书档

外交文书档主要是总理衙门和外务部两个时期的文件，其内容包括各国照会、国书（任命状）、会谈简略等。现存的清代外交文书档共有五十三个国家、用二十四种文字写成的外交文书。

7. 随手档

随手档是收文、发文摘记，包括内阁、军机处和宫中的文件。实际上是一种大事年表。

以上几种要档以朱批奏折、上谕、起居注最为重要。

四、晚清创建的主要博物馆

（一）南通博物苑

位于江苏南通城东南濠河南畔。始建于光绪三十一年。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办的博物馆，创办人张謇。博物苑占地二万三千三百平方米，由中馆、南馆、北馆三座主要建筑以及谦亭、国秀亭、相禽亭、藤东水榭、花竹平安馆、假山、水池等园林建筑组成。早期主要将博物苑所藏的文物标本分别陈列于三馆：南馆楼前建有古像亭，周围环置大型石刻、石雕文物。楼上阳台两侧悬挂张謇手书木刻对联：“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中馆楼上陈列《华严经》文。北馆则以字画为主，兼展鲸鱼骨架标本。1938年博物苑一度为日军占用。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南通博物馆，增建曲桥、动物园等。1983年张謇故居亦并入博物馆。

（二）山东金石保存所

位于济南市大明湖畔省立图书馆内。图书馆创建于宣统元年，因金石搜罗颇多，后特修建博物馆陈列。所藏文物有铜器一百九十七件，钱币三千九百六十七品，石刻四百六十八件，甲骨刻辞七十一件，砖瓦九百七十一件，陶器三百七十五件，钱箔二百七十二件，礼乐祭器一千四百二十七件。辟有展室四个，分别是古物美术、碑龛、汉画堂、罗泉楼。出版物有书籍《两汉印帚》《汉魏石经残字》《齐鲁陶文》《邹滕古陶文字》《金石名家考略》等。

第四节
医药卫生与体育

一、晚清中医药学的研究

（一）医学文献的整理研究

晚清许多医家受考据学的影响，从事古医书的考证、校订工作，在医学理论研究和整理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这时分类、摘要校准《黄帝内经》的著作约有五十余种，如俞正燮的《癸巳类稿》；胡澍撰《黄帝内经素问校义》；高玉章及其弟子罗济川的《素问直讲》；周学海的《内经评文》及《内经药瀹》等等。注释《难经》的著作十几种，如叶霖的《难经正义》，邹汉璜的《难经解》，张骥的《黄帝八十一难经正本》和《难经丛考》等，都对研究《难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期间，整理、研究和发挥张仲景学说的著作有一百九十余种。陈恭溥的《伤寒论章句方解》，是以章句明晰的《伤寒论直解》（张锡驹）和阐发精义的《伤寒论集注》（张隐庵）为基础，对经文进行注释，阐述己见，内容较为简明。吕震名的《伤寒寻源》，是从六经辨证的角度阐述原文。还有周学海的《伤寒补例》、陆九芝的《伤寒论阳明病释》、高学山的《伤寒尚论辨似》等，都对学习《伤寒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沈灵犀的《读金匮要略大意》、黄竹斋的《金匮要略方论集注》、关考槃的《金匮要略五十家注》、陆渊雷的《金匮要略今释》、秦伯未的《金匮杂记》等，反映了他们对于研究《金匮要略》的体会。还有一些医家用中西汇通观点来注释、阐发张仲景原文的，如唐中海的《伤寒论浅注补正》、恽铁樵的《伤寒论研究》、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等等。

研究温病学说的著作有六十余种，如柳宝诒的《温热逢源》、杨尧章的《温疫论辨义》、黄星溪的《温病条辨医方撮要》，以及恽铁樵的《温病明理》，等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医药丛书工具书的出版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丛书、医案、医话、工具书的问世。丛书有丁松生的《当归草堂医学丛书》、陆九芝的《世补斋医书》、周学海的《周氏医学丛书》、裘庆元的《三三医书》、陈景岐辑《中国医学入门丛书》、曹炳章的《中国医学大成》、周禹锡的《中国医学约编十种》，等等。这些丛书都比较通俗易懂。

医话是医家用笔记或短文等形式写成的临证体会、心得、经验，以及有关医药问题的考证、讨论等。医案即病案，是中医临床实践的记录，体现了理、法、方、药的具体运用。医话、医案类著作有何廉臣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柳宝诒的《柳选四家医案》、陆以湉的《冷庐医话》等。工具书方面，有谢观的《中国医学大辞典》、陈存仁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丁福保、周云青等编的《四部总录·医药编》，等等，都是研究中医学比较重要的工具书。

二、晚清临证医学

（一）内科

晚清以来，临证各种经验的整理和总结都有一定的成就，内科尤为明显。内科专著有一百一十余种，其中包括若干综合性论著。如费伯雄的《医醇賸义》、文晟的《内科摘灵》、徐镛的《医学举要》、许半龙的《内科概要》、周禹锡的《内科约编》等。还有专门研究某一类疾病的经验总结，如专论中风的有张山雷著的《中风斠诠》、蔡陆仙的《中风病问答》；专论肺结核、虚痨等病的有沈灵犀的《虚痨要则》、秦伯未的《痨病指南》、蔡陆仙的《虚劳病问答》，等等。

（二）外科

晚清外科专家马培之著《外科传薪集》，较切合实用。外治法专家吴尚先著《理瀹骈文》一书，是传统外治法的一次系统总结。邹汉璜的《疮疡》、余景和的《外科医案汇编》、张山雷的《疡科纲要》，等等，都有一定的影响。

（三）伤科

伤科这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江考卿著《江氏伤科方书》，记载了当时做过骨折施行麻醉后切开复位的手术，并进行过移植术以治疗粉碎性骨折。

（四）妇科

妇产科有潘霨的《女科要略》、严鸿志的《女科精华》、恽铁樵的《妇科大略》，等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妇产科学的成就。

（五）儿科

这一时期对麻疹、惊风、瘟症的研究较为突出，如张霞谿的《麻疹阐注》、温存厚的《急惊治验》、陈景岐的《七十二种急慢性惊风救治法》、王廷钰的《儿科痘症歌》、卜子义的《中西症科合璧》，等等。当时还重视按摩疗法在儿科的应用，周松龄的《小儿推拿辑要》、张振鋆的《厘正按摩要术》等较有价值。

（六）五官科

这一时期，眼科著作有五十余种，有代表性的是陈国笃的《眼科六要》、陈滋的《中西眼科汇通》、王锡鑫的《眼科切要》。喉科著作有一百余种，较著名的有张绍修的《治喉捷要》、夏春农的《疫喉浅论》、耐修子的《白喉治法忌表扶微》、陈葆善的《白喉条辨》，等等。

（七）针灸科

这一时期，针灸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约有一百一十多种著作出版。如廖润鸿的《针灸集成》、赵熙与孙秉彝、王秉礼合编的《针灸传真》、承澹安的《中国针灸治疗学》、吴炳耀的《针灸纂要》，等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晚清医药学方剂学的成就

（一）药物学

这一时期，对本草学著作的辑佚、考订，也有一些进展。顾观光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辑成《神农本草经》四卷，为流传至今的《本草经》辑本之一，对整理和继承古代本草学有一定贡献。

（二）方剂学

在方剂学理论方面，费伯雄于同治四年（1865）作《医方论》，对《医方集解》中的各方进行了评论和阐发，有利于临证运用。总结性方书的整理编纂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吴克潜编写的《古今医方集成》、蔡陆仙的《中国医药汇海》等都是资料丰富、内容较好的著作。此外，在单方、秘方、验方的汇集整理方面也有发展，如鲍相璈的《验方新编》、丁福保的《中西医方汇通》、陈继武的《中西验方新编》，等等。

四、医药卫生事业

（一）晚清公立医院和医学校

1. 公立医院

京城官医院，是清政府在北京最早建立的近代公立医院。有内城官医院（1906年建立）和外城官医院（1908年建立）。宣统二年（1910）改属于内外城巡警总厅。分设中、西医两处，以及医官室、看护室、诊治室、手术室、敷药室、药房、传染病室、挂号室等等。工作人员中有中西医监督、中西医官、中西司药、看护生，等等。

2. 医学校

晚清，政府也办了一些医学校，如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在天津办的北洋施医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袁世凯在天津办的北洋军医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京师大学堂内设的医学实业馆等。20世纪初年，北京、广州、杭州、江苏省、江西省、直隶省、湖北省、山西省等地也陆续开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其中较著名的有：广东公立医科专门学校、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江苏省立医学专科学校，等等。

（二）太平天国医药卫生设施

1. 医院和疗养院

太平军为了军民的健康，积极兴办医院、疗养院。咸丰二年（1852）在武昌创设“能人馆”。定都天京后，又增设能人馆多处。该馆初期为收容太平军伤员的病院，后来兼有疗养性质。干王洪仁玕曾在干王府内建立医院，并亲自领导医院的工作，建议通过考试录用医生，以保证医疗水平。

2. 卫生管理

太平天国很重视环境卫生工作，并采取各种措施。如定都天京后，城市设“老民残废馆”，收养老幼及有残疾者，每天打扫街道。在乡村，设乡兵，管理洒扫街渠。此外，太平天国还实行禁烟、禁鸦片、禁止妇女缠足、禁娼妓等进步措施，对保障广大军民的健康起了重要作用。

3. 卫生组织

太平军各军设督医将军一人，总理医务。下设内医、掌医、拯危急、理能人、马医等。定都天京后，政府机构中设国医，其下也设有相应的组织。太平天国还积极招聘民间良医，并且安排六十名医生于天京各街道为人民治病，还设立总药库，统一调配供应药物。

五、体育

在晚清，近代体育逐步传入中国，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网球、体操以及游泳、田径等项目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得到了开展。

（一）篮球

篮球运动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前后由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的。在宣统二年的全运会上举行了男子篮球表演赛之后，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大、中学校逐渐开展起来。其中以北京、天津、上海开展得较普遍，水平也较高。

（二）排球

20世纪初年，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将Valleyball传入中国。当时中国的打法是每队十六人，排成四排，因而称为排球。排球开始由广州的几所中学陆续传到台山等地，北京、上海等城市也先后开展了这项运动。宣统三年（1911）上海举行了第一次排球表演赛。

（三）足球

19世纪末20世纪初，足球运动从西方传入中国。当时上海和香港是中国开展足球运动最早的城市，而后在南京、天津、北京等大城市和一些教会学校也相继有所开展。光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1904—1908），在香港、北京和上海出现了校际比赛。广州、武汉等城市也相继有了足球运动，以后发展到其他城市。光绪三十四年，在香港成立了中国足球运动的第一个组织“南华足球会”。宣统二年的第一届全运会上，足球比赛是正式比赛项目之一，南华足球队夺得冠军。在以后的六届全运会上，足球均被定为正式比赛项目。

（四）乒乓球

乒乓球起源于英国，它是从网球运动派生出来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日本教授坪井弦道游学英国，回国后，将乒乓球整套用具带回日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宣统元年（1910）前后，乒乓球运动又传入中欧的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北非的一些城市。光绪三十年，上海人王道平从日本带回十套乒乓球器材，在上海进行推销，并亲自进行表演，从此中国有了乒乓球运动。

（五）网球

中国的网球运动是在19世纪末由欧洲传入的。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七届全运会上都有网球比赛。

网球场长23.77米，宽8.23米，球网把球场分为两半场，网高91.4厘米。球拍为长柄椭圆形框子，用中筋线织成拍面。球为有弹性的橡胶球，直径为6.35~6.37厘米，重量为56.70~58.47克，比赛球必须使用黄色和白色。

（六）体操

“体操”一词希腊语叫gymnastiké，来源于希腊语gymnós（即裸体的意思）。希腊人把跑、跳、投掷、攀登、摔跤、舞蹈、骑马等统称为体操。这种概念被沿用了很长时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体操作为体育总概念逐渐演变为现在的概念。体操在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英美等国在鸦片战争后陆续在中国开办教会学校，成立青年会，并设置健身房和体操器械，在部分青年中开展了体操运动。清末，在北洋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等军事学校中，有外国教官讲授兵式操、徒手操和单杠、双杠、木马、平台、肋木、平梯等器械体操。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上海成立了中国体操学校。教学内容有徒手体操、器械体操、兵式操和武术、音乐舞蹈，以及教育学、体育学、解剖学、生理学等。

六、体育团体

（一）商团公会

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立于上海。由沪学会体育部、商业体操会、商余学会、商业补习会、沪西士商体育会等五个团体联合而成。其活动主要是进行军事操练。团的负责人还常常向团员讲演时事。许多青年勤奋锻炼体魄，学习武事。武昌起义后，上海商团攻占江南制造总局。

（二）松口体育会

体育学校。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成立于广东梅州（今梅县）。由同盟会员谢逸桥等组织创办。同年8月正式开学，有学生一百多人。师生多为同盟会员。设有专修、普通、简易三科。革命党人多编入专修科，授以战术、筑城、行军、攻击、战斗等军事知识和技能；有一定文化并愿从事教育的工作者编入普通科，授以一般体育知识和技术；各路洪门会来的青年编入简易科，授以持枪、射击等知识。各科均约定八个月毕业。此外还在兴宁、平远等地成立分会夜校。体育会不到一年便结束。此后，师生多参加反清斗争。

（三）精武体育会

群众性的武术团体。宣统二年二月（1910年3月）成立于上海。由霍元甲的学生陈公哲、姚蟾伯、王维藩等将原精武体操学校迁址改办而成。体操学校成立于宣统元年，由上海武术爱好者筹设，霍元甲任主任教师，其学生刘振声、赵汉杰任教师。霍元甲逝世后学校衰落，体育会设会所于万国商团中国义勇队故址。以研究武术、提倡近代体育和强国强民为宗旨。红黄蓝三色星旗为会旗。以传习、推广武术为主要活动。宣统三年（1911）在上海举行第一次武术表演。对各地武术，兼收并蓄，教师也都是南北武术流派中有专长者。随着会务的发展，除推广武术外，又逐渐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台球、单杠、双杠、平台、自行车、摔跤等十余种近代体育活动，另有京剧、音乐、书画、摄影等组和女子部。为扩大影响和便于教学，常组织武术表演和运动会，并派会员到一些学校和单位义务教学，传授武术。还编著出版《谭腿》《功力拳》《十字战》等武术书籍，并拍摄有关电影到各地放映。先后在绍兴、武汉、广州、佛山、汕头、厦门等地设立分会。

（四）中华武士会

民间武术社团。叶云表、马凤图等人发起组织。宣统三年在天津召开筹备大会。次年秋在天津河北公园举行盛大的武术表演。曾不断邀请各派武术家充任教师，传授拳艺，推动武术运动发展。

（五）宁波国民尚武分会

宣统三年成立。由浙江同盟会发起。会所设于宁波崇实学院。其宗旨为“提倡武风，挽救文弱，鼓吹革命，网罗人才”。主要活动是发行《武风鼓吹》旬刊，成立国民体操团，定期操练。《武风鼓吹》“阐明武德，激扬武风”，向群众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国民体操团的学习科目分普通体操、兵式体操、国技（武术）、军事学、生理学大要等等。学员名额为一百人，凡年在十六岁以上，身体健壮、品行端正者均可报名，但须有所属团体或商号的保证。以一年半为期。期满由该会发给证书，遇秋季大操时，仍须到会会操。该会与上海革命党人有着密切联系。辛亥革命前夕，宁波同盟会分会成立，其成员多为尚武分会会员。

第五节
丛书、类书与工具书

一、丛书

（一）《守山阁丛书》

一百一十二种六百六十五卷。钱熙祚辑刊。钱氏喜欢藏书又勤于校勘，道光初年得张海鹏《墨海金壶》残版，加上从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所录流传较少的书，辑成本书。当时参加校勘的有张文虎、顾观光等名家，质量较高。全书刻成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

（二）《珠丛别录》

二十八种八十二卷。钱熙祚编辑。钱氏在序中说：“一名一物，亦足以博闻多识。”因而收罗范围较广，除文史外，医学、农学、道家、艺术等书，都有收录。校勘质量较好，如宋孔平仲《珩璜新论》就补正了《唐宋丛书》中的几条。

（三）《指海》

九十种二百三十六卷。钱熙祚辑刊。以张海鹏《借月山房汇钞》残版为基础编成。钱熙祚在自序中谈到自己的收书标准：“凡古今书籍佚而仅存向无刊本；及虽有而道远不易购；或版废而不可再版者；又或碎金片玉，别本单行，易于散佚者；又道藏流传，未经著录；及近人著述有关学问、政治、风俗人情者皆罗而聚之。”他去世后，其子培让、培杰续刻八集，但流传很少。

（四）《得月簃丛书》

二十种五十二卷。荣誉辑刊。荣誉，满洲正白旗人，曾任河南鲁山知县。丛书初刻、次刻各十种，分别刻竣于同治十年（1871）、十二年（1873）。每种书前都有小序。荣誉自称要刻印世上罕见的书，但限于见闻，除毛晋《海岳志林》、薛俊《日本考略》外，都较为常见。

（五）《玉函山房辑佚书》

五百九十四种六百卷。马国翰辑。马国翰，道光进士。辑录唐以前古籍，分经、史、子三编，其中经编较完备，史编仅八卷，子编除儒家、农家外均无目录，舛乱无条理，当是未定稿。在各书前都有序录，说明内容源流。马国翰去世后，书版归章丘李氏，而由丁稚璜、文质夫等人补辑印行，但其中仍缺马氏提到过的九种另有目无书的四十余种。丛书后附马国翰自著《玉函山房目耕帖》三十一卷，均为考订经义心得。

（六）《汉学堂丛书》

二百一十五种二百一十九卷。黄奭编。黄氏为道光举人，曾任刑部郎中。其为江藩的学生，有志于辑佚，先后辑成二百八十余种以及郑玄遗著十一种。黄奭去世后，经过战乱，书仅存二百一十种左右。经部与马国翰所辑相比并无出色之处，子、史钩沉部分的史部有独到之处，这也是该书得以流传的原因。

（七）《宣稼堂丛书》

十二种二百五十卷。郁松年刊。郁松年藏书很多，选择其中的元明旧本，陆续刊行，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成。而宋代萧常、元代郝经两家的《续汉书》及秦九韶《数书九章》、杨辉《详解九章算法》等书都是珍贵罕见的版本。尤其是算书，可以补戴震所校《算经十书》之不足。丛书校刊精慎，各书后有校记。

（八）《连筠簃丛书》

十二种一百一十二卷。杨尚文校刊。杨氏好金石之学，他委托自己的家塾老师张穆编辑了本书。所收多是清人著述，涉及音韵、地理、金石、数学等方面。其中《元朝秘史》、李志常述《长春真人西游记》、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等都是较重要的著作。全书刊成于道光年间。

（九）《别下斋丛书》

二十七种九十一卷。蒋光煦辑刊。他先刻成《宣年堂丛刻》，后于咸丰六年（1856）重编为本丛书。多是清人著作，主要是词集、词话，亦有经学、史学，有的刊本后附赵德《诗辩说》。

（十）《涉闻梓旧》

二十五种一百一十四卷。蒋光煦辑刊。该丛书主要是经史、金石学方面的研究著作，选择了较好的刊本。书后附有自著《斠补隅录》，为蒋氏读书札记。

（十一）《粤雅堂丛书》

二百零八种一千零八十九卷。伍崇曜校刊。伍崇曜之父为大商人，家道殷实。他与文人学士交友，编有《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楚廷耆旧遗书》。丛书编于道光三十年（1850）至光绪元年（1875），由谭莹任校订。各书都有伍崇曜的跋文，述流传过程及作者生平，最后十种则由伍绍棠作。因散失或重编的缘故，丛书各刊本略有不同。

（十二）《琳琅秘室丛书》

三十种九十四卷。胡珽校刊，董金鉴重刊。胡珽之父喜藏书著书，他继承家学，以父书斋为名刻成此书。丛书所收品类较杂，大体以笔记、小说、佛道类为主。版本多据宋元旧本，用活字翻印，每种书前有叙录，后附校勘记，排版时的讹误，则另作《校讹》以正误。由于战乱，本书传本很少，光绪年间董金鉴重加编订，仍用活字版排印，成为现在的通行本。

（十三）《十万卷楼丛书》

五十种三百八十五卷。陆心源校刊。陆氏系咸丰举人，官至福建盐运使，清代大藏书家。本丛书依据他自己收藏的宋元旧本刻成。共三编，均按四部分类，多是流传较少的宋元人著作，如宋金履祥《书经注》、宋史熠《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等。但由于选材偏重版本，因而仍以小说、笔记、医书为多。

（十四）《古逸丛书》

二十七种一千一百八十六卷。黎庶昌校刊。黎氏曾就学于曾国藩，官至川东兵备道。他在出使日本期间，搜得许多中国古籍，经杨守敬校订，在日本影刻，于光绪十年（1884）完成。各书都有自撰解题，考订版本源流。书后大都有杨守敬跋语。其中较为重要的书有《文馆词林》、《太平寰宇记》等。

（十五）《畿辅丛书》

一百七十种一千五百三十卷。王灏辑刊。王氏，咸丰举人。他非常富有，在张之洞等人劝说下，收集了自秦至晚清的直隶（今河北省）乡邦文献，在保定设局，请黄国瑾、钱恂等人校订，书未刊完即去世。光绪二十年（1894）礼部右侍郎李文田任会试考官时，抽印其中三十五种。后由陶湘编定总目，书商集资刻成书。丛书所收均为校雠精流传少的书，其中包括颜恕、崔述等六人的全集。

（十六）《咫进斋丛书》

三十五种九十二卷。姚觐元编。姚氏道光进士，官至广东布政使。他承其祖父姚文田家学，精于考据，因而书中收录很多考据方面的著作，如凌曙《公羊礼疏》《公羊答问》等。丛书第三集所收《销毁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反映了清代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摧残文化的状况。初刻时并无全面计划，分类较为混乱，后由序言作者陈澧弟子陶春海编定，分为三集，刊成于光绪九年（1883）。

（十七）《灵鹣阁丛书》

五十七种九十三卷。江标校刊。江氏光绪进士，任湖南学政。丛书收集了很多金石著作，如阮元《积古斋藏器目》、王懿荣《天壤阁杂记》等。此外还有八种介绍西方政治、文化的书，如李凤苞的《使德日记》、徐建寅译《德国议院章程》，反映了编者的政治倾向。丛书于光绪二十年（1894）刻印。

二、类书

（一）《格致镜原》

一百卷。陈元龙撰。陈氏康熙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本书分为三十部，除皇亲、礼仪、武功、伦常、品行等部，还汇辑古籍中有关博物和工艺记载，对事物起源加以考订。采录书籍以经史为主，旁及杂记、俗说、野乘。编辑很有条理，首尾贯串，可供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科技史参考。“格致”，即“格物致知”的略语，义为考究事物原理以获得知识；“镜原”，即“考镜源流”之义。有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大同书局石印本。

（二）《壹是纪始》

二十二卷，补遗一卷。魏崧编。此书是考证事物起源的书，共分二十二类一千五百则，每条摘取书籍中有关事物起源的诗文词句，下面征引文献说明。收录常见习语较他书为多，但也有穿凿附会之说。有光绪间文奎堂刊本。

（三）《清稗类钞》

徐珂编。徐氏光绪举人，曾入袁世凯幕府，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他长于文学，喜收集清代轶事。本书仿《宋稗类钞》编成，收集野史笔记及新闻报刊中关于清代朝野遗闻及社会经济、学术、文化资料，分为九十二类，按性质、年代先后排列，可供研究清史参考。

三、工具书

（一）书目

1. 《书目答问》

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督学四川时所编。这是旧学书籍的综合性选目，历来被看作指导读书门径的重要导读书目。本书按照学术源流的发展实际分类，所收之书重学术、重实用、重后出。

2. 《泰西著述考》

光绪十五年（1889）王韬所编。本书介绍了自明末利玛窦至清初来华传教士所著自然科学书籍，目的是为了提倡新学。

3. 《西学书目表》

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编。该书介绍了甲午战前翻译出版的西书三百多种。

4. 《日本书目志》

光绪二十二年，康有为撰。此书把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书刊介绍到中国。

5. 《古越藏书楼书目》

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它开创了我国近代图书馆藏目录的先例，混合新旧图书为一编，分学、政两部，每部各分为二十四类，共三百三十二个子目。这是创造新的图书分类的尝试。

6. 《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

李兆洛编。用于查检古代地名建置沿革变化。

（二）图录

1. 《大清一统舆图》

同治朝在康熙朝《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的基础上改制与补充而成。

2.《历代舆地图》

光绪三十二年（1906），宜都观海堂杨氏朱墨重校本。杨守敬在李兆洛《历代舆地沿革图》的基础上，参考《水经注》及各史地志等，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精绘而成。虽绘制方法陈旧，也不甚精确，但它总结了我国历代地理沿革的一切资料，故至今仍为中国古代地图中最有价值的一部。

(1)　《近代诗钞》。

(2)　《论诗六绝句》。

(3)　《论诗六绝句》。

(4)　《病倩词话》。

(5)　《箧中词》第5卷。

(6)　《庞壁子遗集序》。

(7)　《南社纪略》。

(8)　《复庄卫生书》。

(9)　《弢园文录外编自序》。

(10)　《圣哲画像记》。

(11)　《日本国志·学术志》。

(12)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10页。

(13)　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677、679页。

(14)　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653页。

(15)　同上书，第654页。

(16)　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597—598页。

(17)　同上书，第666页。

(18)　同上书，第668页。

(19)　同上书，第672页。

(20)　同上书，第674页。

(21)　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677—678页。

(22)　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677—678页。

(23)　同上书，第639页。

(24)　祝嘉：《书学史》，成都古籍书店，1984年，第320页。

(25)　同上书，第321页。

(26)　祝嘉：《书学史》，成都古籍书店，1984年版，第321页。

(27)　《沙孟海论书丛稿》。

(28)　《沙孟海论书丛稿》，第45页。

(29)　《霎岳楼笔谈》，祝嘉：《书学史》，成都古籍书店，1984年，第403页。

(30)　祝嘉：《书学史》，成都古籍书店，1984年，第402页。

后记

自从郑天挺先生主编的《清史》上编出版以后，经常有读者投书或口头要求天津人民出版社尽快出版下编。为此，我们应天津人民出版社之邀，撰写了这本《清史》下编。从主观上讲，我们非常希望这本下编从体例到学术观点，都能以郑先生担任主编的上编为榜样，力争与之相一致、相衔接。但我们的学识有限，加之自郑先生仙归道山以后，学术研究在新环境下进展甚大，面对许多新问题我们已无法当面聆听其教导，甚至我们先后五易其稿的写作大纲，也不能如撰写上编时那样幸运而得以呈请先生过目，所以现在写出的这本下编，当很难令人满意。最初我们曾知难而退，敬请出版社另请高明。而出版社经过权衡各种因素，仍坚持相邀。鉴于出版社的盛情，又想到有总胜于无，最终我们只好答应下来。本编自第一章到第三章，为张怀安先生所撰写，自第四章至第十二章为傅美林先生所撰写。本人担任本编撰写的总体策划，并参与了写作体例和大纲的讨论修改事宜。著名史学家李喜所先生等对本编的撰写给予了热心的帮助。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张献忠、赵艺等友人对本编的出版则多方支持。对于撰写者和各位帮助支持者，本人作为主编谨表示衷心的感谢。而书中若有错误、不妥之处，负全责者唯在本人。敬请诸位方家、读者批评指正。

南炳文
2010年11月20日
于南开大学文科楼

新版后记

这部包括上、下两册的《清史》，原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上册除再版之外，还因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运作，在海外出版过。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又经过协商，将之纳入其“中国断代史系列”之中，重新再版。我和本书的各位撰写者，非常感激天津人民出版社之最初组稿、多次出版中所表现出的真诚爱护。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厚爱，其将本书纳入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的“中国断代史系列”之中，将使之能更广泛地与读者见面，从而有望得到更多读者的审查，有利于接受更多的教益。孙瑜先生为本书版权的转移进行了多次联络，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他和他的同事还对本书的修改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我和本书的各位撰写者，在此对他们表示特别的敬意。

这部《清史》从上世纪70年代酝酿撰写，到2011年全部写完出版，前后历时30余年之久，如果其中有可取之处，那是各位撰写者出于对职责的尊重和对学术的热爱，特别是出于对先师郑天挺先生的敬佩、感激，和对所在单位南开大学及其下属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学术声誉的珍视，从而刻苦阅读有关文献、努力学习郑先生的论著、认真从事有关研究的结果。但是我们自知学养尚甚不足，这部《清史》中一定还存在不少缺陷。放眼近年来国内以至国外清史研究新成果的持续大量出现，我们感到这部《清史》仍应争取进一步完善。希望广大读者读后，多予批评、帮助，以利将来有机会时将之充分吸收，把这部《清史》再加修订，使之以更理想的面目呈现于世人面前。

南炳文

2020年3月20日春分于廊坊